云南省永善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云0625行初10号
原告夏实俊，男，1969年9月13日出生，住昭通市彝良县。
委托代理人刘官银（特别授权），男，1963年11月13日出生，住昭通市彝良县。系原告姐夫。
委托代理人刘友军（特别授权），云南意衡（彝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彝良县人民政府（组织机构代码01514624-8）。
法定代表人陈祥彬，系县长。
住所地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
委托代理人余汝波（特别授权），彝良县国土资源局职工。
委托代理人ＸＸ（特别授权），云南鹤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昭通市人民政府（组织机构代码73123248-9）。
法定代表人郭大进，系市长。
住所地昭通市昭阳区。
委托代理人翟桂敏（一般授权），昭通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毕玲（特别授权），云南振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李定全，男，1962年10月16日出生，住昭通市彝良县。
委托代理人周天进（特别授权），彝良县律正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原告夏实俊诉被告彝良县人民政府、昭通市人民政府、第三人李定全撤销行政决定一案，原告向彝良县人民法院起诉，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云06行辖52号《指定管辖决定书》，指定由永善县人民法院管辖。本院受理后，分别向被告彝良县人民政府、昭通市人民政府、第三人李定全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夏实俊及其委托代理人刘官银、刘友军，被告彝良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余汝波、ＸＸ，被告昭通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翟桂敏、毕玲，第三人李定全及其委托代理人周天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彝良县人民政府作出《彝良县人民政府公告》（第3号），对彝良县龙安镇龙安村仁和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08）第080101003号证书收回予以作废。对龙安镇龙安村仁和组村民夏实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08）第080101003号证书中的“花园”地块作变更处理，变更面积为154平方米。四至界限为：东至彝牛公路，南至徐某地界，西至韦某地界，北至宋某房屋墙体1米。由彝良县农业局和龙安镇做好档案资料的变更和完善，重新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夏实俊不服彝良县人民政府作出的第3号《公告》，向被告昭通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昭通市人民政府受理了该申请，并作出昭政行复决字〔2015〕1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彝良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彝良县人民政府公告》（第3号）。
原告夏实俊诉称，被告彝良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彝良县人民政府公告第3号》以彝良县龙安镇龙安村仁和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08）第080101003号证书，是龙安镇龙安村仁和组村民夏实俊根据1999年登记办理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换发所得。该承包经营权证书中所登记的“花园”地块，已于1985年经原龙安乡人民政府组织征为国有建设用地，并批给龙安镇龙安村仁和组村民李定权建房。2009年，彝良县国土局以“彝国土资建字（2009）第54号”文件依法向李定权下达了“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通知书”，批准用地面积为154平方米。该宗地在1999年全县土地第二轮延包时就已从农用土地征为国有建设用地，不应再纳入土地承包范畴为由，遂公告“彝良县龙安镇龙安村仁和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08）第080101003号证书”收回予以作废，被告彝良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彝良县人民政府公告第3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具体理由分述如下：
一、农村集体土地从1981年开始下放，实行家庭承包给农民耕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农民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并由地方人民政府（县人民政府）颁发了农村土地经营权证，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受其法律的保护。原告的父亲夏某1以其为户主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向龙安乡龙安村仁和社（组）承包了七块土地。原告之哥夏某2于1982年与林某订了婚约，择吉于1984年结婚。填发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合同证的时间是1983年，在1983年签订合同证时，原告户主夏某1将其承包的七块土地进行分配，其中夏某2耕种“缪家地、方方地、水口庙、宋家坡”四块；原告耕种“安家地、仙水丫口、花园”三块。经当时的社长王某填报上级政府审核确权，并颁发了第一轮土地合同证。1983年全家共同耕种一年，1984年原告之哥夏某2结婚全家共同耕种一年，1985年正月16日分家分居后，原告和夏某2就按其第一轮土地合同证的地块耕种至今，到1999年第二轮土地续签（延包）时，彝良县人民政府按第一轮承包的土地基本情况登记表中的原始依据登记造册签订了合同书，并收回第一轮土地合同证，同时又颁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其依据为中共彝良县委文件彝发[1992]22号。2008年属于第三次换证，其经营权证中的土地登记与第二轮的土地登记完全一样，原告所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按《物权法》应当受其法律保护，而且原告夏实俊1999年的合同属于有效合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属于彝良县人民政府所颁发。
二、彝良县人民法院认为：“本案诉争的同一宗地被设置了两种权属并发生冲突，应由设立两种所用权的人民政府予以处理”。其实，整个案件的焦点属于同一块土地经营权被侵害的纠纷案件。张三说的是张三的，李四说是李四的，该纠纷地到底归谁所有？其主要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与《物权法》，最有效的证件为《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和《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它是土地权属的确权依据，它载明了农户每块土地的地名、位置、面积与四至交界。李定权于1985年11月30日与原告之哥夏某2签订了一份征用土地合同，地名为“梁家坪子”。从夏某2的土地经营权证（合同书）上表明，夏某2与李定全签订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合同中的人民币500.00元只属于买卖性质，它不代表双方的真实意义。就像一个人拿五角钱上公厕一样，那公厕就是那个人的吗？夏某2没有人民政府颁发的地名为“梁家坪子”的土地经营权证，“梁家坪子”不属于夏某2的经营权和使用权，夏某2的实地显然属于“无权处分行为”，一份无效的“征用土地合同”对原告没有法律约束力。夏某2耕种的“缪家地、方方地、水口地、宋家坡”四块地位于从龙安去两河方向的龙安槽境内，其四块地的地名、位置、面积与四至界限在《合同书》和《经营权证》中清楚载明：夏实俊耕种的“安家地、仙水丫口”两块地位于从龙安去小草坝方向的龙安槽境内，其争议地“花园”位于从龙安去小草坝方向的现龙安中学大门斜对面的山脚处，该争议地其经营权和使用权都不属于夏某2。原告夏实俊承包地耕地，其地名为“花园”的四至界限已框定出该争议地“花园”属于“整块地”的范围。而李定全提供的争议地“梁家坪子”的四至界限仅属于“花园”整块地中的“一小部分”。李定全的征用土地合同中的“梁家坪子”却没有四至界限。该争议地经彝良县农业部（农经站）与龙安乡政府的工作人员于2013年6月25日，由原告与李定全到该纠纷地各自实地指界、拉尺度量，并由其工作人员拍照记录，原告与李定全双方签字盖手印为据可查。彝良县人民法院认为：“本案诉争的同一宗地设置了两种权属，但在本案中，李定全和彝良县国土局没有提供任何一份能证明该争议地是夏某2的合法的土地经营权和使用权的“有效证据”。
三、原告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到严重的侵害
1986年，第三人李定全在该土地使用权不属于自己的“花园”上动工建房，当时原告和其姐姐夏某3等人拿出第一轮《土地生产合同证》来阻止未建房成功。假如李定权的《准建证》等建房手续很齐全到位，李定全为什么要在过二十多年后（2009）才建房。其实，李定全提供的《土地征用合同》和《准建证》是原告（1986年）阻止后才胡乱编造的，李定全通过龙安镇政府《现龙安村委会》镇长李定华（李定全的堂兄）采用欺骗手段所得。李定全1985年11月30日中的《征地合同》就可指出，其地名“梁家坪子”都编错，该地既无“四至界限”，又没有经仁和社（发包方）法人（社长）王某签字盖章的申请证明，同时也没有夏某2收到500.00元钱的“收据”证明，既然所谓的500.00元交给了龙安镇政府，并由龙安镇政府借给夏某2作经商之用，同时亦没有夏某2给龙安镇政府的“借条”证明，所谓“借”就必须要“还”。从而以表明夏某2没有收到这500.00元钱，既是卖地，又是借用，这样的征地合同有效吗？我们再看李定全提供的《准建证》与征用土地合同在1985年11月30日同一天完成。在其《准建证》中且仅有“东、南、西、北”，并无四至界限。第一轮《土地生产合同证》是1983年颁发，李定全1985年给夏某2买地的“梁家坪子”应该有“四至界限”。李定全采用非法欺骗手段买地和办证，其虚假证明不能掩盖真实的事实，这样的文字游戏连老百姓都能看得清楚明白，该纠纷地“花园”的土地经营权都不属于夏某2所有，该“花园”地的经营权人是夏实俊而不是夏某2。夏某2属于无权处分行为。所以，李定全的《准建证》1985年就不能证明该“花园”地属于李定全。其《准建证》对原告不具备任何的法律效力。同理，李定全采用的一系列的虚假证明骗取2009年4月16日的彝国资建（2009）第54号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通知书，对原告没有法律约束力。该争议地“花园”一直由原告耕种至今，原告没有超原则范围去耕种别人的土地，直到2009年原告才知道自己合法的土地经营权被人侵犯。按《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法》之系列规定：（1）双方有《合同书证》，同一块土地发生纠纷，以最先填发为准。（2）双方没有《合同书证》，同一块土地发生纠纷，以实际耕种者作为有效。（3）一方有、一方无《合同书证》同一块土地发生纠纷，以有《合同书证》方为证。原告已经采用“自立救济”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四、该争议地“四至临界人”是否签字
李定全征地合同的地名为“梁家坪子”，19丈，并无四至界限，李定全为达到霸占原告土地为目的，于2009年4月10日勾结当时的龙安土管所职工吴某，在土地有争议的情况下，也没有通知夏某2到场签字，更没有通知原告夏实俊到场，该争议地没有夏家任何人签字，就擅自做主对争议地块绘制了宗地草图。该宗地草图南至徐某地界，西至韦某地界，北为人行道，东至街道红线。经彝良县农业局和龙安乡政府工作人员于2013年6月25日，原告和李定全实地指界，拉尺度量勘察可表明，西至韦某地界，李定全拉尺度量所站位置后面还有一小台地（插竹竿处）之外才是韦某地界。北为人行道，（实质为宋某家住房），东至街道红线实质是从龙安至小草坝方向的一条公路）。李定全“宗地草图”中的邻宗地指界人，请出示该纠纷的证据。请问：宋某和郑某，谁才是真正的邻宗地指界人。
五、彝良县国土局采用“高压手段、不辨真伪”强行侵害原告耕地。
彝良县国土局征收原告的承包耕地有何依据，此“花园”地是无人耕种荒废多年或是原告无劳动能力耕种此地。国家征用农民的土地都要有一定的“补偿”，请国土局出示其补偿证据及原告的“证据”。原告的《农村土地经营权证》是属于彝良县人民政府颁发，国土局是何时撤销了原告的《土地经营权证》。
充分表明了：一、国土局颁发的《准建证》与《农村土地经营权证》效力相当。
二、原告的《农村土地经营权证》先颁发于国土局的《准建证》之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27条之规定，原告的承包耕地“花园”应受其法律保护。
六、虚假证明不能掩盖真相的事实
2009年4月10日龙安村委会给李定全出示的办准建证的证明是1974年7月李定全的宅基地，面积为514平方米，需“拆旧换新”。李定全1985年刚买地建房，为何该争议地又是1974年的宅基地，既然是自己的宅基地为何又要自己出钱500.00元钱来买自己的地，那么，1981年龙安村仁和社（发包方）又为何会将其李定全全家的宅基地承包给其原告户主夏某1，请李定全出示“老宅基地”的证据。还有，既然是“宅基地拆旧换新”，说明在该地上就有其“建筑物”等，按《物权法》建设用地之第135条中，“建筑物”是指人可以在其中进行生活或生产活动的，固定于土地之上的房屋或其它场所。试问“花园”地块有何建筑物。（毛房、瓦房或砖房，既然是宅基地，请李定全出示该宅基地的四至及邻居指界人，从而表明，李定全采用欺骗手段买地和办证。众所周知，国土局不辨真伪的程序合法吗?原告根本没有见着有关人民政府核发的关于将该争议地块征用为国有建设用地的征地文件等相关证据通知或公告，所以该地块并非是公告中所说的已从农用地征用为国家建设用地。
彝良县国土局就凭借李定全提交的虚假证明材料和李定全与夏某2签订的无关联征用土地合同，龙安土管所吴某绘制的宗地草图及李定全提交的虚假建房申请在未进行公示的情况下，就在2009年4月16日违法将原告彝良县龙安镇龙安村仁和组“花园”的争议地块以107800.00元出让给李定全，同时作出了彝良县国土资源局彝国资建字（2009）第54号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通知书。这些都严重违背了事实。李定全欲持此通知书到该争议地块建房，被原告拦下，然而彝良县人民政府在2015年9月1日所作的第3号公告中提及的“1985年的龙安镇人民政府”实际上相当于现在的龙安村民委员会，其没有征用国家建设用地的权限。且该公告认定的经龙安镇人民政府组织征用为国有建设用地，系仅凭1985年夏某2和李定全签订的合同进行认定的，李定全也无权征用土地，它不具备征用国家土地的主体资格，无其他的证据充分证实该土地属于原告之哥夏某2所有，所以夏某2与李定全所签订合同与争议地块无关联。因此，原告认为，彝良县人民政府于2015年9月1日作出的《彝良县人民政府公告第3号》，且被告昭通市人民政府对该公告予以维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该予以撤销。
综上所述，原告是彝良县龙安镇龙安村仁和组的村民，依法对争议地块享有使用权，彝良县人民政府一地颁发两证、重复颁证的行为是本案纠纷产生的根源，且原告具有合法完备的土地承包经营手续，这些手续均在第三人李定全的相关手续之前办理。处理争议地块权属纠纷，应当查明争议土地的历史归属及使用现状，被告彝良县人民政府完全回避了对上述事实的查明，在事实依据不充分的情况下作出的上述行政行为进行公告，完全背离了基本事实与法律常规，是极端错误的。恳请昭通市人民法院以纠正，公平公正处理本案，依法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诉讼请求：
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彝良县人民政府于2015年9月1日作出的《彝良县人民政府公告第3号》；
2、请求依法确认彝良县龙安镇龙安村仁和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2008）第080101003号证书合法有效。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原告夏实俊的主体资格。
2、彝良县人民政府公告第3号，证明被告彝良县人民政府将原告依法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撤销于法无据，是错误的。
3、昭通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被告昭通市人民政府维持彝良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公告”是错误的。
4、征用土地合同，证明彝良县国土资源局据以作出具体行为的主要依据与争议土地“花园”无关联，是一份无效协议。
5、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证明彝良县国土资源局非法将原告承包土地批准给第三人李定全的事实。
6、彝良县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通知，证明彝良县国土资源局非法将原告的承包地“花园”批准给第三人李定全建商住房的事实。
7、李定全的宗地草图，证明该草图中，邻宗地指界人郑某在该宗土地四面并没有土地，其充当指界人，充分说明该草图是虚假的。
8、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证明1999年1月1日，原告依法承包“花园”这块耕地，取得该块地承包经营权的事实。
9、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证明1999年1月1日，原告依法承包“花园”这块耕地，取得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事实。
10、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证明2009年，原告再次依法承包“花园”这块耕地，仍然是该块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和管理人的事实。
11、承包土地基本情况登记表，证明原告的承包地有三块及安家地，花园和仙水丫口，花园地为12丈，东至公路，南至徐某地界，西至韦某地界，北至陈某地界的事实。
12、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证明夏某2的承包地中并没有“梁家坪子”地名的事实。
13、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证明夏某2的承包地中并没有“梁家坪子”地名的事实。
14、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证明2009年夏某2的承包地中并没有“梁家坪子”地名的事实。
15、原告夏实俊“花园”的现状图，证明“梁家坪子”与原告所承包的“花园”没有关联，各是一块地的事实。
16、中共彝县委文件彝发[1999]22号，证明第一轮土地承包期满，原告再次根据第一轮土地承包的土地继续延包的事实。
17、指认笔录，证明原告与第三人李定全所争议的地块属于同一地块的事实。
18、争议地的照片，证明争议地块的西面还隔着原告耕种的一台地之外才是韦某1的地，而韦某1却在“邻宗地草图”作虚假签字。
19、分家协议，证明1985年正月16，原告与其哥夏某2分家另户，分家时，“花园”分给原告夏实俊，夏某2没有分到该块土地，因而夏某2无权处理该块土地的事实。
经质证，被告彝良县人民政府的质证意见是：
1、对第1-7组证据三性无异议；但就原告的举证目的，原告认为第7组证据郑某没有土地，指认虚假，但郑某是作为丈量者，丈量者与是否有土地没有关系。
2、对第8-14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希望法庭关注，前述承包经营权证均形成为1999年二轮承包与2009年换证，原告持有的均为1999年的二轮承包证，同时，填写相应的承包面积，杨某明确表示不知情整个面积，经办人张某的签字不是本人，基于两点瑕疵，我们对争议地的花园地的前述是不予认可的。
3、对第15组证据三性不认可，没有明确的丈量人，照片拍摄人及相关当事人签字。
4、对第16组证据三性无异议。
5、对第17组证据指认笔录，仅只能代表双方当事人对争议地块的指认情况，并不能达到原告认为其争议地块属同一地块的事实。
6、对第18组证据照片三性不予认可，无拍摄时间，拍摄人，拍摄地点。
7、对第19组证据分家协议真实性不予认可，该分家协议没有第三方的证实，本身不排除原告基于诉讼目的与其整个家庭捏造的分家事实。
被告昭通市人民政府的质证意见是：1、对第1组证据三性无异议。
2、对第2-7组证据三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用公告来证明公告是错误，是不成立的。
3、对第8-14组证据同意彝良县人民政府的代理意见，没有新的补充意见。
4、对第15证据三性不认可，照片没有拍摄时间、地点、人，没有相关人签字。
5、对第16组证据三性无异议。
6、对第17组证据不能达到原告证明目的。
7、对第18组证据三性不认可，与第15组一样。
8、对第19组证据夏实俊与夏某2是兄弟，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我们对该证据真实性不认可。
第三人李定全的质证意见与二被告的质证意见一致。
被告彝良县人民政府辩称，一、被告所做出的3号公告合法有效，依法应予以维持。
1、第三人李定全1985年与夏某2签订了《征用土地合同》，约定将位于龙安镇龙安村仁和社名为梁家坪子土地用于建房使用，原龙安乡政府在该合同上盖章确认行为的合法性。同日，李定全办理相关准建证。后第三人依法在2009年向彝良县国土局申请办理用地批准手续，经实地勘验，依法审查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颁发了《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通知书》。对于该宗土地的征地行为，在整个办证确权中，无论是原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还是村、镇人民政府均没有任何异议。据此，本案涉案土地权属清晰，四至界限明确，并无任何的产权争议。
2、被告所作出的3号公告符合法律规定，也符合本案客观事实。基于李定全已与夏某2签订了征用合同，该征用行为合同有效。1999年土地延包时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导致该征用土地错误填发承包至夏实俊承包证的“花园”地块中。通过地块使用权争议调查复核，基于该宗土地1985年就已发生使用权人的实际变更，不该再纳入土地承包范畴，被告根据《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对原告的承包经营权证予以作废，对错误发包的地块予以变更处理，符合法律规定。
二、原告主张的诉求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1、原告所有的诉讼观点都基于其1999年所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但该证所涉及到的争议地块面积已发生使用权人的实际变更，并不能作为最终确权的依据，同时，原告至今为止均未提供有效证据来否决第三人在办证过程中，所提交证据的不真实性。被告基于对书面证据的客观审查，所提交证据的不真实性，被告基于对书面证据的客观审查，在复核土地征用行为后，及时纠正办证的疏忽行为，并不为过。
综上所述，在整过土地确权过程中，被告彝良县人民政府2015年9月1日所作出的3号《公告》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以维持。原告的诉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
被告彝良县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征用土地合同。
2、准建证。
3、收款凭证。
4、收条。
5、建房合同。
6、证实和证明四份。
7、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
8、夏时楷农村集体土地续签延包件。
9、夏时俊农村集体土地续签延包件1。
10、夏时俊农村集体土地续签延包件2。
11、《彝良县国土资源局关于办理龙安国土管理所上报1宗国有协议出让用地手续的请示》（彝国土资请（2009）第56号）。
12、彝良县人民政府请示处理笺（2009）年顺序326号。
13、彝良县国土资源局《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通知书》（彝国土资建字[2009]第54号。
14、申请。
15、李定全身份证复印件。
16、彝良县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审批表。
17、现场勘验笔录表。
18、关于李某2因滇川公路占地的情况说明。
19、证明。
20、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21、出让金收据。
22、建房用地批准通知书工本费。
23、彝良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2010]4号）。
24、云南省彝良县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0）彝行初字第6号。
25、关于撤销夏时俊《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的申请。
26、照片3张。
27、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4）昭中行初字第16号。
28、龙安镇人民政府关于夏实俊与李定全土地纠纷调查笔录。
29、双方当事人现场指认地块照片。
30、龙安镇人民政府关于变更农户夏时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请示（龙政请[2013]34号）（龙政请[2014]3号）。
31、彝良县国土资源局关于变更农户夏时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处理建议的报告（彝国土资[2010]102号）。
32、彝良县农业局关于对龙安镇村民李定全与夏时俊土地纠纷的处理意见。
33、彝良县人民政府行政第3号公告。
34、昭通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昭政行复决字[2015]15号。
以上证据证明本案所诉争的土地系第三人1985年与夏某2签订了土地合同，而后办理了相关的手续，相关职能部门对该土地争用的行为进行了合法审查，审查后，彝良县国土资源局，依法颁发了国有使用土地权通知书，证明了第三人对取得争议土地使用权证程序合法，被告所作出的认定事实以及适用程序均符合法律规定；客观证实了被告作出的3号公告无论是适用程序还是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无不当之处，本案涉案土地前述明确，四至界限清楚。前述证据客观证实了原告所持有的承包证上载明的花园地块系承包发包工作人员疏忽所至，将本已征用的地块纳入土地承包范畴，被告依据前述争议调查核实情况，纠正撤销发错证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
经质证，原告夏实俊的质证意见是：
1、对第1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
2、对第2组证据与本案无关。
3、对第3组证据收款凭证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是夏某2的收据，与原告无关。
4、对第4组证据收条是原告哥哥夏某2的行为，与原告无关。
5、对第5组证据三性无异议。
6、对第6、7组证实，对合法性持有异议。
7、对第8组证据证明，证明只能证明第三人与夏某2两人，与原告没有关联性。
8、对第9、10组证据与第8组证据质证意见一样。
9、对第11组证据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只能证明夏某2承包的土地，与争议土地无关。
10、对第12组证据质证意见与第11组证据一样。
11、对第13、14组证据，证明了夏实俊通过合法手续承包了争议地花园地块。
12、对第15组证据《彝良县国土资源局关于办理龙安国土管理所上报1宗国有协议出让用地手续的请示》，它是违法作出的，原告不予认可。
13、对第16组证据申请要由原所有权与现所有权人申请，但这里只有第三人单方申请，所以它是一份不合法的申请，对它合法性持有异议。
14、对第17、18组证据质证意见与第16组证据质证意见一致。
15、对第19组证据第三人身份证复印件三性无异议。
16、对第20组证据，在开庭前我们申请了李定全作出说明，因此我们对该份证据合法性有异议。
17、对第21组证据，因为由于指定人为郑某，郑某非争议土地的所有人，因此对此证据合法性有异议。
18、对第22组证据，与本案无关，原告不作任何说明。
19、对第23组证据，第三人李定全证明已争议的土地不是宅基地，因此对该证据关联性有异议。
20、对第24组证据，对合法性有异议，与争议土地无关，原告未作任何说明。
21、对第25、26组证据与第24组证据质证意见一样。
22、对第27组证据，对合法性有异议。
23、对第28组证据裁定书三性无异议。
24、对第29组证据由于是因为夏某2与李定全签订的无效合同作出的行为，对该证据关联性有异议。
25、对第30、31组证据，对照片真实性有异议，不知道是谁拍摄，没有拍摄人签字和盖印章。
26、对第32组证据三性均无异议。
27、对第33组证据调查笔录，对笔录内容真实性有异议。
28、对第34组证据质证意见与第33组证据质证意见一样。
29、对第35组证据请示三性无异议。
30、对第36组证据三性无异议。
31、对第37组证据对关联性、真实性有异议。
32、对第38组第3号公告合法性、真实性有异议。
33、对第39组证据行政复议，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真实性有异议。
对彝良县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被告昭通市人民政府和第三人李定全对证据三性均无异议，认为该证据证明彝良县人民政府作出的第3号公告是依法成立的，合法有效。
被告昭通市人民政府辩称：一、答辩人作出的昭政行复决字[2015]1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所依据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人民法院应当对判决予以支持。
本案昭通市人民政府提交给人民法院审查的行政复议申请书、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材料、申请人和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被申请人答复通知书、行政复议被申请人答复书、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清单及证据材料、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告知书，行政复议决定书、行政复议文书送达回证，证明昭通市人民政府对被答辩人申请复议事项和请求严格按照法律程序依法受理，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情况下，依法做出了维持2015年《彝良县人民政府公告》（第3号）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即昭政行政复决字[2015]1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应当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
二、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人民法院应当予以驳回，不予支持。
1、彝良县人民政府2015第3号《公告》依法成立，不应当撤销。
彝良县人民政府2015年9月1日作出的《公告》（第3号）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昭通市人民政府维持被申请人2015年9月1日作出的《彝良县人民政府公告》（第3号）。
2、彝良县龙安镇仁和组（2008）第080101003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不应当判决合法有效。
该承包经营权证书涉及的土地使用权，在发生争议的情况下，依法定职能由县级人民政府的国土资源管理局进行调查处理，报人民政府下达处理决定或报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土地管理局部门下达处理决定。人民法院对于土地权属争议，依法无权进行确权处理。彝良县人民政府依法行使法律规定的土地确权职责，确认该承包经营权证书无效作废，被答辩人要求人民法院确认该承包经营权证书合法有效的诉讼请求，违背法律规定，不应当得到支持。
综上所诉，请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维持彝良县人民政府2015年第3号《公告》。驳回被答辩人夏实俊的诉讼请求。
被告昭通市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行政复议申请书。
2、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材料。
3、申请人和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
4、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
5、行政复议被申请人答复通知书。
6、行政复议被申请人答复书。
7、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清单及证据材料。
8、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告知书。
9、行政复议决定书。
10、行政复议文书送达回证。以上证据证明昭通市人民政府对被申请人提供的相关证据材料，作出全面的客观收集，作出了认真的核实，在查明彝良县人民政府所作出的《彝良县人民政府公告第3号》依据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因此作出了行政复议决定书；同时证明昭政行复决字[2015]1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所依据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法院予以维持。
经质证，原告夏实俊的质证意见是：
1、对1-3组是原告提交的证据，原告无异议。
2、对第4组证据三性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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