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沪海法商初字第1294号
原告中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
法定代表人韩瑞明。
委托代理人王英波，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燕，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洋浦华泓船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
法定代表人吴燕。
委托代理人赵世杰。
被告上海苏建仓储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
法定代表人林珂。
委托代理人秦文红，上海刘海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淞盛港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
法定代表人陈艳。
委托代理人余恩来，上海市天目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日照钢铁轧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日照市。
法定代表人胡文明。
委托代理人王庆建。
原告中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材公司）为与被告洋浦华泓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洋浦公司）、被告上海苏建仓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建公司）和第三人日照钢铁轧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钢公司）海上财产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于2013年7月11日向本院邮寄了起诉材料，本院经审查于8月27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2013年11月28日，中材公司申请追加上海淞盛港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淞盛公司）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2014年2月28日，本院予以准许。2014年2月27日和7月15日，本院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中材公司委托代理人王燕律师，洋浦公司委托代理人赵世杰，苏建公司委托代理人秦文红律师，日钢公司委托代理人王庆建到庭参加了两次庭审，中材公司委托代理人王英波律师到庭参加了第一次庭审，淞盛公司委托代理人余恩来律师到庭参加了第二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材公司诉称，2012年6月11日，其与日钢公司签订了工矿产品买卖合同，约定由日钢公司向其出售钢卷12，648.93吨，价款共计人民币51，013，153元。合同签订后，中材公司分别于2012年6月13日和6月18日通过银行汇款和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向日钢公司支付了全额货款，日钢公司将其中的人民币1，328，125.12元作为运费和仓储费代为转付洋浦公司。日钢公司指定洋浦公司与中材公司联系上述货物的运输事宜，2012年6月19日至7月26日，洋浦公司与中材公司签订了十四份国内水陆货物运输合同，合同记载承运人为洋浦公司，托运人为中材公司，但日钢公司和洋浦公司没有向中材公司出具任何运输单证。中材公司在货物到港后至上海苏建码头提货时被告知货物已被他人提取。中材公司认为，日钢公司与中材公司具有买卖合同关系和代办托运关系，日钢公司收到货款后，货物所有权转移给中材公司。洋浦公司与中材公司签订了运输合同，系涉案货物的承运人，有义务在约定的到达港上海苏建码头向中材公司交付货物，但洋浦公司不仅未能向中材公司交付货物，亦未向中材公司提供任何货运单证，致使中材公司失去对货物的控制权，洋浦公司对中材公司的货物损失负有责任。苏建公司在没有合法收货人和授权人授权的情况下，擅自从淞盛公司处提取4，000余吨货物，并将货物交付给中材公司之外的其他人，对中材公司的货物损失亦负有责任。淞盛公司作为货物到达港上海苏建码头的港口经营人，对于抵达其监管区内的货物有义务交付给合法的收货人，或根据合法收货人的书面委托和指示放货。中材公司为涉案货物的合法收货人，淞盛公司未将货物交付中材公司，亦未根据中材公司的书面委托和指示放货，导致中材公司货物损失。三被告对中材公司的损失均存在过错，构成共同侵权，应当向中材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据此，中材公司请求判令三被告向中材公司交付货物11，858.26吨，如不能交付货物，则连带赔偿中材公司货物损失人民币51，013，153元（其中包括运费、仓储费人民币1，328，125.12元）及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人民币基准贷款利率6.15％计算，自2012年7月29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并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
洋浦公司辩称，中材公司诉请超过法律规定的一年诉讼时效；中材公司以财产侵权损害赔偿纠纷为由提起本案诉讼，其并非涉案货物的合法所有权人，主体不适格；洋浦公司已经按照与中材公司签订的十四份水路运输合同的约定履行了合同义务，将货物运抵到达港，且在货物装船和运抵到达港时已通知中材公司与日钢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中约定的收货人的联系人；根据中材公司与日钢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约定，合同上显示的收货人为“中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代上海中琦，朱永赞，XXXXXXXXXXX”，由此说明中材公司是代理人，上海中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琦公司）是被代理人，朱永赞是中琦公司的员工，中琦公司自行委托物流公司从码头提货后，涉案买卖合同和运输合同已经全部履行完毕；本案纠纷系因中材公司代中琦公司向第三人购货产生，中琦公司与本案有直接法律关系，应被追加为本案共同被告或第三人；即使中材公司在该案中存在损失，也是因其怠于向各被告主张货物灭失赔偿所造成，相关损失应由中材公司自行承担；中材公司计算损失方式不正确，侵权损害赔偿造成的损失应以起诉时货物的价值为具体损失数额，而不应以买卖合同中约定的金额为准，利息损失也不是因侵权造成的损失，不应支持。据此，请求驳回中材公司对洋浦公司的诉讼请求。
苏建公司辩称，中材公司诉请超过法律规定的一年诉讼时效；中材公司主体不适格，中材公司并非涉案货物的收货人，没有权利主张货物所有权，即使中材公司和中琦公司系代理关系，那么中材公司也系中琦公司的代理人，其不能作为诉讼主体，除非得到中琦公司的授权；苏建公司并非本案适格被告，其并非码头经营人或者承运人；苏建公司从淞盛公司经营的苏建码头处提取了涉案部分货物后，凭借由中材公司和中琦公司共同盖章的委托提货函将货物交付给了中琦公司委托的车队，车队将货物运至中琦公司指定仓库后与中琦公司进行了运费计算，苏建公司已完成了仓储和交付货物的义务，不应承担任何责任。据此，请求驳回中材公司对苏建公司的诉讼请求。
淞盛公司辩称，中材公司诉请超过法律规定的一年诉讼时效；中材公司主体不适格，本案系运输合同纠纷，中材公司并非该运输合同的当事人，其仅为中琦公司的代理人；淞盛公司并非本案适格被告，淞盛公司系接受洋浦公司委托，根据洋浦公司指示行事，与托运人及收货人无关；淞盛公司已合法地将货物交付给了中琦公司指定的车队，已完成了货物交付的义务，不应承担责任。据此，请求驳回中材公司对淞盛公司的诉讼请求。
日钢公司除同意洋浦公司的答辩意见之外，还认为，日钢公司并非涉案运输合同当事人，因此不应成为本案当事人；日钢公司已履行了货物交付义务，将货物交付给中材公司指定的承运人，法律规定动产所有权的转移以交付为要件，因此货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应由中材公司自行承担；中材公司称其与日钢公司有代办托运关系与事实不符，本案运输合同是中材公司自行与洋浦公司签订。
中材公司为支持其诉请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
1、中材公司与日钢公司订立的编号为CD-120611-0001-NJ的工矿产品买卖合同，用以证明中材公司与日钢公司订立了钢材买卖合同，日钢公司有义务代办托运并向中材公司交付运输单证，用于在到达港提货。洋浦公司对该买卖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买卖合同中约定的交货方式为买方提货，并非代办托运，日钢公司系代中材公司向承运人支付运费，涉案货物的收货人为中材公司代中琦公司，中琦公司系被代理人，中材公司系代中琦公司购买货物。苏建公司认为，该买卖合同与苏建公司无关，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确认。淞盛公司对该买卖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买卖合同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案纠纷系基于运输合同产生。日钢公司对该买卖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日钢公司没有向中材公司交付运输单证的义务。鉴于日钢公司作为买卖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对该买卖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该买卖合同可以证明中材公司向日钢公司购买了涉案钢材，双方就货物规格、数量、金额、提货地点、运输方式、收货单位等进行了约定。
2、中材公司向日钢公司支付涉案货款、运费和仓储费的凭证，用以证明中材公司已经履行了上述买卖合同项下的义务，取得了涉案货物的所有权，日钢公司有义务向中材公司交货和代办托运，并交付运输单证。洋浦公司对该付款凭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日钢公司已完成了向承运人交付货物的义务，承运人亦已将货物运至苏建码头。苏建公司认为，该付款凭证与苏建公司无关，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确认。淞盛公司对该付款凭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日钢公司对该付款凭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货物所有权转移应以交付为要件，中材公司的付款行为不代表其取得货物所有权，日钢公司已将货物交付承运人，履行了发货义务，不存在过错。鉴于日钢公司作为收款人对该付款凭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已收到该款项的事实亦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中材公司已向日钢公司支付了涉案货物的货款及相应的运费、仓储费。
3、中材公司与洋浦公司签订的十四份国内水陆货物运输合同，用以证明洋浦公司为涉案货物的承运人，有义务在到达港向托运人交付货物。洋浦公司对该十四份运输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确认洋浦公司系涉案货物的承运人，但认为其已按运输合同的约定将货物运抵到达港码头，并通知到达港码头将货物交付给收货人，完成了合同义务。苏建公司认为，该十四份运输合同与苏建公司无关，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确认。淞盛公司对该十四份运输合同的质证意见同洋浦公司发表的质证意见。日钢公司对该十四份运输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与日钢公司无关。鉴于洋浦公司作为该十四份运输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对该十四份运输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承运人身份亦无异议，本院对该十四份运输合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中材公司与洋浦公司就涉案货物运输订立了合同关系。
4、运费发票，用以证明洋浦公司已收取涉案货物运费，并向中材公司开具了运费发票。洋浦公司对该组运费发票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该组运费发票表明洋浦公司、日钢公司和中材公司之间所签订的所有合同均已履行完毕。苏建公司认为，该组运费发票与苏建公司无关，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确认。淞盛公司对该组运费发票的质证意见同洋浦公司发表的质证意见。日钢公司对该组运费发票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与日钢公司无关。鉴于洋浦公司作为收取运费并开具发票之人对该组运费发票的真实性及已收到该运费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对该组运费发票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中材公司向洋浦公司支付了涉案货物的运费。
5、快递单，用以证明中材公司向上海海事法院寄出本案起诉材料的日期为2013年7月11日。洋浦公司认为，中材公司未提供该快递单的原件，快递单中亦没有托寄物内容，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中材公司的起诉时间应以法院收齐材料并立案之日为准。苏建公司对该快递单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快递单不属于合法证据，从该快递单表面来看，没有记载邮寄材料的内容，无法证明系本案的起诉材料；即使中材公司确系于2013年7月11日寄送了本案起诉材料，因中材公司与洋浦公司之间存在多份运输合同，每份合同应当独立计算诉讼时效，故中材公司的起诉除针对最后一份运输合同之外，均已超过诉讼时效。淞盛公司对该快递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根据该快递单显示的邮寄材料日期计算，中材公司的起诉仍然超过了诉讼时效。日钢公司认为，该快递单与日钢公司无关。本院认为，中材公司提供的快递单上显示的寄送时间为2013年7月11日，收件人栏处盖有上海海事法院收发章，签收日期为2013年7月12日，中材公司在同时段内亦未向本院寄送过除本案起诉状外的其他材料，故可以证明中材公司于2013年7月11日向本院寄送了本案的起诉材料，本院于次日收悉。
6、中材东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员工马雪出具的情况说明，用以证明涉案部分水路货物运单上显示的马经理的手机号XXXXXXXXXXX为马雪所有，在2012年6、7月间，马雪从未接到过三被告的电话，该事实与三被告陈述曾和马雪电话联系过的事实不符。洋浦公司对该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该情况说明系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该手机号码是否系马雪所有缺乏证据支持，该情况说明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苏建公司对该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该情况说明无法证明系马雪本人书写，马雪亦未出庭，马雪非中材公司员工，更说明收货人并非中材公司。淞盛公司对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无法确定马雪的身份，即使水路货物运单上的联系人没有收到通知，也不能证明收货人没有收到涉案货物，对该情况说明的关联性不予确认。日钢公司同意洋浦公司的质证意见，并认为其与中材公司签订的工矿产品买卖合同中的收货人信息及联系人均系中材公司提供。鉴于该情况说明系证人证言，马雪并未到庭接受质询，中材公司亦未提供其他证据对该情况说明予以佐证，本院对该情况说明的证据效力及证明力不予确认。
洋浦公司为支持其抗辩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
1、关于“华顺88”轮的委托函，用以证明“华顺88”轮运输的货物已被苏建公司提取。中材公司对该委托函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认为没有证据证明洋浦公司已将该轮运输的货物运至到达港并交付港口经营人。苏建公司对该委托函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苏建公司提货的事实。淞盛公司和日钢公司对该委托函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鉴于苏建公司作为出具该委托函的主体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于苏建公司实际从淞盛公司码头处提取了“华顺88”轮运输货物的事实亦无异议，本院对该委托函的证据效力及证明力均予确认。
2、关于“航宇6”轮的货物交接清单、委托函，用以证明洋浦公司已将“航宇6”轮运输的货物交付码头，并被苏建公司提取。中材公司对该货物交接清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没有异议，认为可以证明洋浦公司将该轮运输的货物交付给了到达港的港口经营人；中材公司对该委托函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确认，认为不能证明中材公司和中琦公司委托上海新普利物流有限公司提取货物。苏建公司认为该货物交接清单与其无关，因其并非码头经营人；苏建公司对该委托函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淞盛公司和日钢公司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鉴于淞盛公司作为码头经营人对该货物交接清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对洋浦公司已将“航宇6”轮运输的货物运抵其经营的码头的事实亦无异议，本院对该货物交接清单的证据效力和证明力均予确认；鉴于苏建公司作为出具该委托函的主体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于苏建公司实际从淞盛公司码头处提取了“航宇6”轮运输货物的事实亦无异议，本院对该委托函的证据效力及证明力均予确认。
3、关于“京华7”轮、“京华9”轮（2012年6月24日出运）和“京华5”轮的委托提货函、出库单，用以证明“京华7”轮、“京华9”轮（2012年6月24日出运）和“京华5”轮运输的货物由中材公司和中琦公司委托上海畅和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畅和公司）提取。中材公司认为，洋浦公司未提供与该三轮运输的货物对应的货物交接清单，不能证明其已将该三轮运输的货物运至到达港并交付港口经营人；鉴于洋浦公司未提供该委托提货函的原件，中材公司对该委托提货函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确认，认为中材公司从未出具过该委托提货函；中材公司对该出库单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确认。苏建公司、淞盛公司和日钢公司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本院认为，中材公司虽否认该委托提货函及出库单的真实性，但却未提供该委托提货函及出库单系洋浦公司伪造的证据，而苏建公司及畅和公司作为交接货物的双方当事人均确认了货物的提取过程，故该组证据材料可以证明畅和公司凭借该委托提货函向苏建公司提取了该三轮运输的货物。
4、关于“载誉7”轮、“京华10”轮和“中泰城”轮（2012年7月1日出运）的货物交接清单、委托提货函、中琦公司开具的发票、进账单、交易明细、送货单以及关于“航盛6”轮由中琦公司开具的发票、进账单、交易明细、送货单，用以证明“载誉7”轮、“京华10”轮、“中泰城”轮（2012年7月1日出运）和“航盛6”轮运输的货物由中材公司和中琦公司委托上海开源货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源公司）提取，开源公司与中琦公司进行了运费结算。中材公司认为，洋浦公司未提供与“载誉7”轮、“京华10”轮和“航盛6”轮运输的货物对应的货物交接清单，不能证明其已将该三轮运输的货物运至到达港并交付港口经营人；鉴于洋浦公司未提供该委托提货函的原件，中材公司对该委托提货函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确认，认为中材公司从未出具过该委托提货函；中材公司对于中琦公司开具的发票、进账单、交易明细、送货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认为即使货物的确被开源公司提取，亦不能证明洋浦公司的放货行为符合运输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中材公司对“中泰城”轮2012年7月1日出运的货物的交接清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没有异议，认为可以证明洋浦公司将该轮运输的货物运至到达港并交付港口经营人。苏建公司认为，该货物交接清单及中琦公司开具的发票等证据材料与其无关，因其并非码头经营人；苏建公司认为该委托提货函的格式及其上印章与苏建公司提供的同类证据材料相同。淞盛公司和日钢公司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鉴于淞盛公司对于洋浦公司已将“载誉7”轮、“京华10”轮和“中泰城”轮（2012年7月1日出运）运输的货物运抵其经营码头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对该节事实予以确认，“航盛6”轮运输的货物系运抵宝钢综合码头，与涉案货物运输不具有关联性；对于该委托提货函，本院认为，中材公司虽否认该委托提货函的真实性，但却未提供该委托提货函系洋浦公司伪造的证据，而淞盛公司及开源公司作为交接货物的双方当事人均确认了货物的提取过程，故可以认定开源公司凭借该委托提货函至淞盛公司经营的码头处提取了“载誉7”轮、“京华10”轮、和“中泰城”轮（2012年7月1日出运）运输的货物；对于中琦公司开具的发票、进账单、交易明细、送货单，本院认为，该组证据材料内容之间可以相互印证，开源公司对已收到中琦公司支付的运费的事实亦无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材料的证据效力及证明力予以确认。
5、关于“京华11”轮、“京华1”轮、“瑞远3”轮、“京华9”轮（2012年7月4日出运）、“中泰城”轮（2012年7月9日出运）的货物交接清单、委托提货函、上海百钢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钢公司）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洋浦公司已将“京华11”轮、“京华1”轮、“瑞远3”轮、“京华9”轮（2012年7月4日出运）和“中泰城”轮运输的货物交付码头，中材公司和中琦公司委托百钢公司提取了货物。中材公司对于除“京华9”轮（2012年7月4日出运）外的其余四轮运输的货物对应的货物交接清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没有异议，认为可以证明洋浦公司将该四轮运输的货物运至到达港并交付港口经营人，但认为因洋浦公司未提供与“京华9”轮（2012年7月4日出运）运输的货物对应的货物交接清单，故不能证明其已将该轮运输的货物运至到达港并交付港口经营人；中材公司对该委托提货函和百钢公司出具的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认为该委托提货函上仅有中琦公司和百钢公司的盖章，并无中材公司盖章。苏建公司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认为与苏建公司无关。淞盛公司和日钢公司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鉴于淞盛公司对于洋浦公司已将该五轮运输的货物运抵其经营码头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对该节事实予以确认；对于该委托提货函，本院认为，中材公司虽否认该委托提货函的真实性，但却未提供该委托提货函系洋浦公司伪造的证据，而淞盛公司及百钢公司作为交接货物的双方当事人均确认了货物的提取过程，故可以认定百钢公司凭借该委托提货函至淞盛公司经营的码头处提取了“京华11”轮、“京华1”轮、“瑞远3”轮、“京华9”轮（2012年7月4日出运）和“中泰城”轮（2012年7月9日出运）运输的货物；对于百钢公司出具的证明，本院认为，淞盛公司作为码头经营人，对百钢公司出具的该份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对百钢公司凭借委托提货函至码头处提取该五轮货物的事实亦无异议，故对该份证明的内容可予确认。
苏建公司为支持其抗辩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
1、装船通知及水路货物运单，用以证明苏建公司从到达港码头提取了涉案部分货物，货物的收货人均为“中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代上海中琦”。
2、委托提货函，用以证明苏建公司从到达港码头处提取的货物均由中材公司和中琦公司共同发出委托提货函委托畅和公司提取。
3、畅和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提货车辆出门证，用以证明畅和公司持有中材公司和中琦公司出具的委托提货函，从苏建公司处提取了涉案部分货物。
4、上海纳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纳泰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发票及付款凭证，用以证明纳泰公司接受畅和公司委托，向中琦公司收取了运费。
对上述由苏建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中材公司认为，该装船通知系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无法判定电子邮件收发双方的身份，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不予确认；鉴于苏建公司未提供该水路货物运单的原件，中材公司对该水路货物运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确认；中材公司对该委托提货函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认为中材公司从未出具过该委托提货函；对畅和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中材公司认为，该情况说明系证人证言，畅和公司应出庭接受质询，该情况说明中的陈述内容与事实不符，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中材公司对该出门证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认为从该出门证上无法看出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中材公司对纳泰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认为运费的结算情况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
洋浦公司和淞盛公司对上述由苏建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日钢公司对上述由苏建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但认为与其无关。
对上述由苏建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本院认为，鉴于该装船通知系洋浦公司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对此洋浦公司并无异议，本院对该装船通知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装船通知上显示涉案由苏建公司提取的货物的收货人为“中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代上海中琦”，联系人为“马经理，XXXXXXXXXXX”；对该水路货物运单，本院认为，该水路货物运单系日钢公司将货物交由承运人运输的证明，洋浦公司对该水路货物运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对日钢公司已向其交付货物的事实亦无异议，故对该水路货物运单的证据效力和证明力予以确认；对该委托提货函，本院认为，中材公司虽否认该委托提货函的真实性，但却未提供该委托提货函系苏建公司伪造的证据，而苏建公司及畅和公司作为交接货物的双方当事人均确认了货物的提取过程，故该委托提货函可以证明畅和公司凭借该委托提货函向苏建公司提取了“京华5”轮、“京华7”轮和“京华9”轮（2012年6月24日出运）的货物；对畅和公司和纳泰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车辆出门证、发票及付款凭证，鉴于该组证据材料内容之间可以相互印证，畅和公司和纳泰公司对该情况说明系其出具及该情况说明的内容予以确认，本院对该组证据材料的证据效力及证明力予以确认，该组证据材料可以证明畅和公司委托纳泰公司至苏建公司处提取了涉案部分货物，纳泰公司将货物运至中琦公司指定仓库后与中琦公司进行了运费结算。
淞盛公司为支持其抗辩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
1、委托提货函、装船通知、送货回单、水路货物运单，用以证明由“华顺88”轮、“航宇6”轮、“京华7”轮、“京华5”轮、“京华9”轮（2012年6月24日出运）运输的126件、共计4，068.090吨货物均由苏建公司提取。
2、委托提货函、送货回单、水路货物运单、开源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用以证明由“载誉7”轮、“中泰城”轮（2012年7月1日出运）、“京华10”轮运输的184件、共计5，525.380吨货物均由开源公司提取并送至收货人处，开源公司持有的委托提货函上有中材公司和中琦公司的盖章。
3、委托提货函、送货回单、水路货物运单、百钢公司出具的证明、百钢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用以证明由“京华1”轮、“京华9”轮（2012年7月4日出运）、“京华11”轮、“瑞远3”轮、“中泰城”轮（2012年7月9日出运）运输的65件、共计1，871.815吨货物均由百钢公司提取，并送至收货人处。
中材公司对上述淞盛公司提供的委托提货函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认为中材公司从未出具过该委托提货函，该委托提货函不能作为有效放货的凭证；对该装船通知，中材公司认为，该装船通知系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无法判定电子邮件收发双方的身份，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确认；中材公司对该送货回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认为涉案货物未经中材公司许可即被放行；中材公司对该水路货物运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认为淞盛公司提供的系到达港港口经营人存查联，并非收货人收据联，该单据无法证明淞盛公司的放货行为合法；中材公司认为开源公司和百钢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中材公司对百钢公司出具的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确认。
洋浦公司对上述由淞盛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苏建公司对上述由淞盛公司提供的第一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确认苏建公司从淞盛公司经营的码头处提取了4，068.090吨货物；对于淞盛公司提供的其他证据材料，苏建公司认为与其无关。日钢公司认为，上述由淞盛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系其放货的证明材料，与日钢公司无关，日钢公司已按买卖合同约定将货物交付给了中材公司指定的承运人。
对上述由淞盛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本院认为，淞盛公司提供该三组证据材料系为了证明涉案货物分别由苏建公司、开源公司和百钢公司提取，该三家公司均系根据中琦公司的委托提货，鉴于苏建公司、开源公司和百钢公司对提货的事实没有异议，亦确认系根据中琦公司的指示提货，本院对淞盛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的证明力均予确认。
日钢公司为支持其抗辩主张，提供了关于“华顺88”轮、“京华7”轮、“京华9”轮（2012年6月24日和7月4日出运）、“京华5”轮、“载誉7”轮、“京华10”轮、“京华11”轮、“京华1”轮、“瑞远3”轮、“中泰城”轮（2012年7月1日和7月9日出运）的货物交接清单、水路货物运单、通知函，关于“航宇6”轮、“航盛6”轮的水路货物运单、通知函，用以证明日钢公司已将该些船舶运输货物涉及的买卖合同通知了洋浦公司，并已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交付单据及货物的义务。中材公司对该水路货物运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没有异议，认为可以证明日钢公司将货物交付至指定船舶，但部分水路货物运单上收货人处显示的“马经理”及联系电话与中材公司与日钢公司签订的工矿产品买卖合同中约定的联系人不一致，不能证明货物系通过该联系人提取；中材公司对该货物交接清单和通知函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洋浦公司对该些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认为货物已经交付承运人并运抵到达港码头。苏建公司认为，该货物交接清单和水路货物运单可以证明中材公司并非涉案货物的唯一收货人，中材公司无权单独提起诉讼；苏建公司对该通知函不予确认，认为苏建公司并未收到过该通知函，对该通知函内容不知情。淞盛公司对该些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同洋浦公司发表的意见，并认为，中材公司并非水路货物运单上记载的托运人，亦非收货人，其主体不适格。鉴于各方当事人对该货物交接清单和水路货物运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可以证明日钢公司将涉案货物交由承运人运输；对该通知函，本院认为，该通知函系日钢公司发送给洋浦公司向其披露日钢公司与中材公司之间签订的工矿产品买卖合同内容所作，鉴于洋浦公司对该通知函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其证据效力及证明力予以确认。
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对开源公司副总经理钱晓英、畅和公司职员张静、纳泰公司经理苏德善以及百钢公司法定代表人尚金真进行询问，并制作了谈话笔录，开源公司、纳泰公司和百钢公司还提供了与涉案货物运输相关的证据材料。中材公司对该四份谈话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笔录里陈述的事实内容及与本案的关联性提出质疑，认为不管该四家公司如何根据中琦公司指示将货物运至仓库，均与对三被告的责任认定没有关系，不能以此认定三被告没有过错；中材公司对谈话笔录附件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三被告对该四份谈话笔录及附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日钢公司认为该四份谈话笔录及附件与其公司无关。鉴于该组证据材料系由本院向案外人调某，各方当事人对该四份谈话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亦无异议，本院对该组证据材料的证据效力予以确认，该组证据材料的内容可与前述由苏建公司和淞盛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相互印证，证明开源公司、百钢公司、畅和公司和纳泰公司提取涉案货物的情况。
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还对中琦公司法定代表人宋光宇进行询问，并制作了谈话笔录。中材公司对该谈话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关联性及内容不予确认，认为宋光宇的陈述内容存在矛盾之处，且其陈述与承运人和港口经营人是否依法、依约履行交货义务以及错误交付责任的认定之间没有关系。三被告及日钢公司对该谈话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本院认为，该询问笔录系本院向案外人调某，各方当事人对该询问笔录的真实性亦无异议，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该询问笔录内容可与上述本院对相关运输单位员工所作的谈话笔录的内容相互印证，证明涉案货物的运输及提取的过程。
根据对上述证据材料的分析认定，并结合庭审调查及当事人陈述，本院查明事实如下：
2012年6月11日，中材公司与日钢公司签订了编号为CD-120611-0001-NJ的工矿产品买卖合同，合同约定：由日钢公司向中材公司出售热轧带钢，重量共计12，648.93吨，总价值为人民币51，013，153元；交（提货）地点、方式为日照轧钢仓库或指定地点提货；运输方式及到达港（站）为船舶运输，到上海苏建库，费用参照日钢公司当期指导价人民币112元／吨，运费由中材公司委托日钢公司代收代付；收货单位（或收货人）为中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代上海中琦，朱永赞，XXXXXXXXXXX。中材公司确认合同中约定的到达港“上海苏建库”即为上海苏建码头，中材公司并不认识朱永赞，亦不清楚朱永赞的身份，并称该收货单位的记载系日钢公司与中琦公司商量的结果，注明中材公司代中琦公司系因日钢公司与中琦公司之间存在协议价，但日钢公司对中材公司的该说法予以否认。随后，中材公司向日钢公司支付了上述全部货款。
2012年6月19日至7月26日，中材公司和洋浦公司共签订了十四份国内水陆货物运输合同，约定由洋浦公司承运中材公司向日钢公司购买的上述钢材。合同中显示承运人为洋浦公司，托运人为中材公司，船名分别为“华顺88”轮、“航宇6”轮、“京华7”轮、“京华5”轮、“京华9”轮、“载誉7”轮、“京华10”轮、“京华11”轮、“中泰城”轮、“京华1”轮、“瑞远3”轮、“航盛6”轮，运费价格为人民币92元／吨，仓储费为人民币20元／吨，起运港为岚山，到达港除“航盛6”轮为上海宝钢码头之外，其余货物的到达港均为上海苏建码头。淞盛公司确认上海苏建码头系由其经营管理。洋浦公司确认中材公司已向其支付了全部运费，其向中材公司开具了运费发票。
2012年7月27日，日钢公司向洋浦公司发送通知函，向洋浦公司披露了上述十四份国内水陆货物运输合同运输的货物系其与中材公司签订的上述买卖合同项下的货物，通知函随附了该买卖合同。
2012年6月下旬开始，洋浦公司依据上述与中材公司签订的运输合同，安排涉案货物出运。在出运货物的水路货物运单上均记载：起运港岚山港，到达港上海苏建。托运人为日钢公司，收货人为“中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代上海中琦”。除“京华9”轮（2012年7月4日出运）、“瑞远3”轮和“中泰城”轮（2012年7月9日出运）的水路货物运单收货人的地址电话处显示为“朱，XXXXXXXXXXX”之外，其余船舶的水路货物运单收货人的地址电话处均显示为“马经理，XXXXXXXXXXX”。日钢公司陈述，涉案货物均系由其交付承运人进行运输。洋浦公司陈述，水路货物运单上关于收货人的记载系根据日钢公司向其披露的中材公司与日钢公司签订的工矿产品买卖合同内容所作，其在发货时与日钢公司和中材公司签订的工矿产品买卖合同记载的收货人朱永赞进行过电话联系，因朱永赞没有时间，故其让洋浦公司将马经理记载于水路货物运单的收货人处，洋浦公司在发货和到货时均与马经理取得过联系，马经理称其系中琦公司员工。
2012年6月底至7月中旬，除由“航盛6”轮运输的货物运抵上海宝钢码头外，涉案其余货物均陆续运抵上海苏建码头，淞盛公司在货物交接清单上盖章确认收到货物。淞盛公司陈述，货到码头后，洋浦公司通过电话指示其将货物交给中琦公司，随后提货人会持有委托提货函至码头提货，涉案货物分别交予苏建公司、开源公司和百钢公司，提货人提货后均会在送货回单上签字确认。
2012年6月底，苏建公司至淞盛公司经营的上海苏建码头处提取了涉案由“华顺88”轮、“航宇6”轮、“京华7”轮、“京华5”轮、“京华9”轮（2012年6月24日出运）运输的共计4，068.090吨货物。苏建公司称其与中琦公司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其系根据中琦公司的指令提货。
2014年6月11日，上海海事法院向畅和公司员工张静进行询问。张静称：畅和公司与中琦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往来，中琦公司告知畅和公司涉案货物的其中一部分存放在苏建公司仓库中，并指示畅和公司前往提货，同时将委托提货函传真至畅和公司，与畅和公司具体联系的是中琦公司的“小朱”。因畅和公司业务繁忙，故将该单业务委托了纳泰公司具体操办，货物运费系由纳泰公司直接与中琦公司进行结算。畅和公司并不认识中材公司，畅和公司就运输过程中的相关事项均服从中琦公司的指令，整个运输过程并无其他单位参与，只有中琦公司。
2014年6月11日，上海海事法院向纳泰公司经理苏德善进行询问。苏德善称：涉案存放于苏建公司仓库中的货物系由畅和公司委托纳泰公司提取，纳泰公司提货时向苏建公司出具了委托提货函，纳泰公司提货后根据中琦公司的指令将货物送至上海市宝山区飞乐路XXX号的宝源旺库。在运输过程中，纳泰公司均与中琦公司的“小朱”联系，主要联系货物入库、费用结算等事宜。纳泰公司就运输过程中的相关事项均服从中琦公司的指令，整个运输过程并无其他单位参与，只有中琦公司。货物运费系由纳泰公司直接与中琦公司进行结算，纳泰公司已将相关货物运至宝源旺库并由宝源旺库的相关人员确认收货的证据交予中琦公司用于运费结算，如果不提供该些证据给中琦公司，中琦公司不会与纳泰公司结算运费。苏德善并提供了中琦公司向纳泰公司支付运费的付款凭证及纳泰公司向中琦公司开具的运费发票以佐证其陈述的事实。
2014年6月5日，上海海事法院向开源公司副总经理钱晓英进行询问。钱晓英称：开源公司与中琦公司于2012年3月开始业务合作，中琦公司委托开源公司运输钢材。2012年7月3日和4日，开源公司接受中琦公司委托从苏建码头将“载誉7”轮、“中泰城”轮（2012年7月1日出运）、“京华10”轮运输的5，000余吨热轧带钢运送至中琦公司指定的位于上海市宝山区飞乐路的宝源旺库，开源公司提货时持有由中材公司和中琦公司盖章的委托提货函。就该单业务，中琦公司与开源公司签订了书面合同，开源公司制作运输费用结算清单与中琦公司核对结账，中琦公司已将该单业务的运输费用支付给开源公司，开源公司亦向中琦公司开具了运费发票。该单业务系中琦公司的“朱益波”与开源公司联系，包括货物运输、入库等事项，开源公司就运输过程中的相关事项均服从中琦公司的指令，整个运输过程并无其他单位参与，只有中琦公司。钱晓英并提供了中琦公司和开源公司签订的运输合同书、开源公司与中琦公司的运输费用结算清单、中琦公司的付款凭证、开源公司开具的运费发票以及开源公司将货物全部运至宝源旺库的送货单以佐证其陈述的事实，在该送货单上显示收货单位为“上海中琦”，送达仓库为“宝源旺”，送货单上均有相关人员的收货确认。
2014年8月15日，上海海事法院向百钢公司法定代表人尚金真进行询问。尚金真陈述：百钢公司于2011年起开始帮中琦公司运货。2012年7月，百钢公司根据中琦公司的指示提取了涉案由“京华1”轮、“京华9”轮（2012年7月4日出运）、“京华11”轮、“瑞远3”轮、“中泰城”轮（2012年7月9日出运）运输的共计1，871.815吨货物。具体的业务过程是中琦公司将委托提货函通过传真发送给百钢公司，百钢公司的调度员看到委托提货函的传真后在该函上盖章确认接受委托，并回函给中琦公司，随后，百钢公司持委托提货函至码头提货。中琦公司在委托提货函上注明“送宝源旺”，百钢公司根据该指令将货物送至宝源旺库。涉案由百钢公司提取的货物已全部运至宝源旺库，宝源旺库亦已在送货单上签字确认收货，该送货单用于百钢公司与中琦公司结算运费时交予中琦公司，涉案运费中琦公司仅支付了部分。百钢公司并不认识中材公司，百钢公司就运输过程中的相关事项均服从中琦公司的指令，整个运输过程并无其他单位参与，只有中琦公司。关于由“中泰城”轮（2012年7月9日出运）运输的货物的委托提货函因时间太久，已找不到。
2014年7月29日，上海海事法院向被羁押在广州市天河区看守所内的中琦公司法定代表人宋光宇进行询问。宋光宇称：中琦公司于2006年成立，目前未注销，但2013年起歇业。就涉案货物，中琦公司与中材公司签订有工矿产品销售合同，由中琦公司支付中材公司20％－30％的保证金，中材公司将全额货款支付给日钢公司后，日钢公司将该批钢材发往码头。货至码头后，由中琦公司委托相关运输单位至码头提取并运至宝源旺库，相关委托提货函系由中琦公司传真至相关运输单位。宝源旺库实际由中琦公司控制，上海宝源旺仓库有限公司系中琦公司出资成立，相当于中琦公司的子公司。相关运输单位在把货物送至宝源旺库后，将经宝源旺库相关人员签收后的入库单传真至中琦公司，中琦公司核对货物数量无误，即可与相关运输单位结算运费，通常中琦公司已支付运费的，表明相关运输单位已将货物运至仓库。涉案并无相关运输单位提取货物后，未运至仓库的情形。宋光宇同时确认日钢公司与中材公司签订的工矿产品买卖合同收货单位处的“朱永赞”系其公司员工。就涉案货物下落，宋光宇表示，因中琦公司与除中材公司之外的其余几家公司均存在业务往来，中琦公司快要歇业时，货物即被该几家公司提取，或者已被销售。中琦公司和中材公司长期保持合作关系，在整个运输过程中，中材公司并未参与。
中材公司陈述，其与中琦公司就涉案货物确实订立了工矿产品销售合同，由中琦公司向中材公司支付保证金后，中材公司向日钢公司购买钢材。中材公司和中琦公司之间只发生过两票业务，涉案业务是其中一票。
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财产损害责任纠纷。本案争议焦点是：一、本案各方当事人的主体地位；二、三被告是否有义务向中材公司返还涉案货物，如不能返还，应否赔偿中材公司的货物损失，如需赔偿，中材公司的损失依据及具体金额；三、中材公司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
关于各方当事人主体地位的问题。本院认为，日钢公司与中材公司签订的工矿产品买卖合同依法成立，该合同显示，日钢公司为涉案货物的卖方，中材公司系货物买方。同时，中材公司与洋浦公司签订了国内水陆货物运输合同，在运输合同中显示中材公司系托运人，因此，中材公司既是涉案货物买卖合同中的买方，亦是货物的托运人。洋浦公司系与中材公司签订涉案运输合同之人，在运输合同中载明洋浦公司为承运人，各方当事人对于洋浦公司系涉案货物承运人的事实并无异议，本院对其承运人身份予以确认。苏建公司陈述其与中琦公司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其系根据中琦公司的指令至淞盛公司经营的苏建码头处提取货物，因此在本案中苏建公司应视为中琦公司的提货代理人。淞盛公司陈述其系洋浦公司的代理人，系根据洋浦公司的指令将货物予以交付，洋浦公司对此予以确认，由此可以认定淞盛公司在本案中系根据承运人洋浦公司的委托操作涉案货物到达码头后的装卸船作业，并将货物予以交付，其应为洋浦公司的代理人。
关于洋浦公司和宝钢公司是否有义务向中材公司返还涉案货物，如不能返还，应否赔偿中材公司货物损失的问题。本院认为，中材公司以财产损害赔偿为由提起本案诉讼，要求三被告承担连带侵权赔偿责任。根据法律规定，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包括行为的违法性、损害事实的存在、违法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以及行为人主观上存在过错。事实表明，日钢公司和中材公司签订的工矿产品买卖合同上约定到达地为“上海苏建库”，中材公司确认“上海苏建库”即为上海苏建码头，该到达港与洋浦公司与中材公司签订的国内水陆货物运输合同中约定一致。该工矿产品买卖合同上的收货单位（','2018-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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