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闽民终字第62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荷（上海）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住所地厦门市湖里区湖里大道6号北方商务大厦405单元。
负责人WimAndriessen。
委托代理人周垠，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君群，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泉州海日星工艺美术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清源田边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陈文来，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川，福建天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林建宝。
上诉人中荷（上海）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下称中荷货代厦门公司）因与泉州海日星工艺美术有限公司（下称海日星公司）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厦门海事法院（2014）厦海法商初字第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5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荷货代厦门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周垠、被上诉人海日星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川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海日星公司原审诉请法院判令中荷货代厦门公司赔偿因其擅自指示承运人电放提单项下货物造成的货款损失672，819.31元（依货款107，312.84美元，按电放之日2012年5月3日汇率6.2697折合人民币计算）及其利息损失69，086.40元（自2012年5月3日起至实际付款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暂计至2013年12月20日）并承担诉讼费用。
原审查明：海日星公司与荷兰OlympiaRetailBV签订了电子喷泉2，576台、总价为107，312.84美元的外贸合同（形式发票，PROFORMAINVOICE），付款条件为船开后，收到副本文件后100%付款。后海日星公司与中荷货代厦门公司通过电话、电子邮件往来联系，具体约定了该批货物装箱数量以及订舱、出运事宜。2012年4月15日，中荷货代厦门公司出具托运单加以确认。4月19日，海日星公司出具的商业发票载明了货物装运日期、品名、件数、付款条件、总价款等相关信息。4月21日，出口货物报关单（收汇核销联）记载，海日星公司以FOB方式出口荷兰鹿特丹2，009件、2，576台电子喷泉，分别装于五个号码为UACU5113943、UACU5327020、UACU5438173、UACU5596013、UACU8029369的集装箱内，总价107，312.84美元。4月23日，中荷货代厦门公司将号码为XMNRTM120480提单样本扫描件通过邮件发送给海日星公司核对无异后，在厦门签发了承运人为中荷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下称香港中荷货代公司）的多式联运记名提单，载明提单正本一式三份，海日星公司为托运人，收货人为荷兰OlympiaRetailBV，装货港厦门，卸货港鹿特丹，货物品名树脂喷泉2，009件，装于4个X40尺HQ（超高柜）和1个X40尺GP（普通柜）内，承运船名航次MALIKALASHTAR／V.1216W，运费到付。因双方口头约定拟电放，故提单正本留存于中荷货代厦门公司处。同日，中荷货代厦门公司将海运出口发票、费用确认单邮件发送给海日星公司核对。费用确认单中载明码头费、港杂费、电放费等10项内容，共计6，786元。4月28日，海日星公司支付了上述款项。中荷货代厦门公司机打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发票载明，代收港杂费6，786元。同日，中荷货代厦门公司通过电子邮件告知海日星公司，附件为其司新电放保函格式，请填写完整后盖章寄回，收到后会尽快安排电放；并随函载明了中荷货代厦门公司地址、联系人及电话。但海日星公司未在中荷货代厦门公司提供的电放保函上签认盖章同意。之后，双方业务员间或保持电话联系，中荷货代厦门公司告知海日星公司货柜尚在目的港，无人提取。与此同时，海日星公司一直向荷兰收货人催要货款，未果。
直至2013年3月26日，海日星公司通过电子邮件询问中荷货代厦门公司：国外的费用大概要多少，包括海运费和仓储费；若更改收货人，会出现什么问题；请求帮忙落实。中荷货代厦门公司同日回复称，截止至昨日，每个货柜滞港费约为19，500欧元；因海日星公司修改提单转卖后，国外代理无法向Olympia收到任何款项，如此对其（国外）代理风险太大，故不大同意修改提单；若需修改提单，海日星公司应支付目的港所有产生费用。此外，国外代理答复，收货人已陆续安排付这些旧单货款，是否再等等；若海日星公司确认承担所有目的港费用，请告知客人目前尚欠款项。2013年5月13日，海日星公司通过电子邮件告知中荷货代厦门公司目前尚未收到国外客人支付款项，并再次询问：收货人有无陆续提柜、1个（超）高柜自厦门至鹿特丹海运费、目的港代理清关费、国外仓储费以及若（国外）客户不要货，目的港会如何处理；其方催促无任何效果，国外有无好建议让客户提货等相关问题。中荷货代厦门公司回复称，国外目前未答复，请提供此票（货物）的清关发票。2013年5月28日，海日星公司业务员电邮中荷货代厦门公司业务员称，“早上我们经理和你说的话，请务必落实，你们催你们自己的钱，我们会自己催客人的货款。叫目的港最好不要以我们的名义去和客人谈，你们在你们自己的角度和客人协商海运费和仓储费。我们这边也会尽量和客人协商货款事宜，你们那边有什么消息的话可以电话通知我。”2013年6月9日，经海日星公司要求，中荷货代厦门公司将正本提单以邮件附件形式发送给海日星公司，显示号码为XMNRTM120480正本提单一式一份，提单抬头为香港中荷货代公司（AEL-
BERKMANFORWARDING（HK）LTD.），右下角加盖有“为并代表香港中荷货代公司”（ForandonbehalfofAEL-
BERKMANFORWARDING（HK）LTD）印章与授权签名，于2012年4月23日在厦门签发，其他内容与上述提单样本扫描件相同。2013年6月24日，海日星公司业务员再次发邮件询问中荷货代厦门公司业务员：国外有无消息；周一其司经理有电话给她，让其帮忙落实迄今止，一个货柜在目的港产生的费用，能否当日回复；以及其国外代理地址、联系人和方式。中荷货代厦门公司回复让其直接和国外代理联系，并随附国外代理联系方式。2013年10月9日，香港中荷货代公司财务与行政部主管主动以电子邮件附件方式致函海日星公司，称其代表中荷货代厦门公司，案涉提单货物已于2012年5、6月在没有正本提单的情况下，电放给收货人OlympiaRetailBV。根据中国法，海上货物运输向承运人要求赔偿的请求权，时效期间为一年，自承运人交付或者应当交付货物之日起计算。即该案的诉讼时效最迟截止于2013年6月。其司既已免责，即拒绝承担因错误交付货物而产生的任何赔偿责任，且因任何一个主张都已过诉讼时效，拒绝承担任何责任，要求海日星公司与收货人直接处理货款纠纷。并加盖了中荷（上海）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下称中荷上海货代公司）印章。附件并随附案涉正本提单扫描件，显示提单左下角“运费与费用”一栏中加盖了“（20）12年5月3日电放”（TELEXRELEASE）印章。海日星公司即行派员至中荷货代厦门公司处交涉未果后，索要了正本提单，并于2013年12月30日，在原审法院提起诉讼。
原审另查明：中荷货代厦门公司为中荷上海货代公司依法设立的分公司，承办海运、空运进出口货物等国际运输代理业务，具备无船承运业务资质。中荷上海货代公司系香港中荷货代公司依法设立的全资子公司，香港中荷货代公司持有交通部颁发的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资格，案涉提单业经交通部备案登记。根据其在中华航运网网站公开信息显示，在国内设有上海、深圳、厦门、宁波和青岛办事处。中荷货代厦门公司格式空白电放保函特别以“备注”形式载明：收到200元电放费和正本电放保函及正本提单后，其司才可做电放。
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多年、多票次海运出口货物关系，先前交易惯例均为“电放”，国外收货人指定中荷货代厦门公司操作买卖合同项下货物出运事宜，并使用香港中荷货代公司提单。具体操作步骤为：先行由原中荷货代厦门公司通过电话／电子邮件进行联系，约定货物出运事项。根据海日星公司托运要求，由中荷货代厦门公司出具托运单、提单扫描件给海日星公司确认；海日星公司核对无误后回传，提单正本即行留存中荷货代厦门公司处；再行由中荷货代厦门公司出具费用确认单，海日星公司支付相关费用。关于货物交付，中荷货代厦门公司事先提供空白格式电放保函，由海日星公司填写、确认并加盖公司印章后，回传中荷货代厦门公司或另以电子邮件／电话通知形式明确告知。双方先前均采用一票一授权电放操作方式，中荷货代厦门公司先行收取电放费，再行根据海日星公司要求或通知电放，均未发生纠纷。
本案双方主要争议焦点为：1、双方之间是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还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2、中荷货代厦门公司是否有过失及海日星公司诉请损失依据；3、海日星公司诉请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期间。
对此，海日星公司认为，1、双方为货运代理合同关系，重点体现在其提交的证据托运单上，SHIPPINGORDER直译是“装船指示”，通常是给货代；BOOKINGNOTE直译是“订舱单”，通常是发给船公司。《费用确认单》中费用明细，中荷货代厦门公司有收取订舱费、码头费等，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货代司法解释》）第一条规定。在中荷货代厦门公司开具发票中，明确为货运代理费及代收港杂费，均可以佐证双方为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中荷货代厦门公司辩称其为承运人的代理人，但是其无法举证证明代理人的身份，且其应证明在业务发生中有向海日星公司披露其代理人的身份。即使中荷货代厦门公司同时作为承运人代理人，也不能否定其与海日星公司之间的货运代理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下称《海商法》）第七十二条规定，除非有相反的意思表示如指示电放，海日星公司有权要求承运人签发正本提单。承运人签发提单时，海日星公司为托运人，中荷货代厦门公司未把正本提单交给海日星公司而是将扫描件给海日星公司，落款加盖的是香港中荷货代公司印章，可见提单是承运人而非其代理人签发。2、海日星公司与中荷货代厦门公司虽无书面合同，但存在货运代理合同关系。本案中承运人为香港中荷货代公司，货款损失系因中荷货代厦门公司未接到海日星公司指示就放货（无单放货）导致。香港中荷货代公司设立在香港，而中荷货代厦门公司注册在内地，为不同的法律主体，并非香港公司的分支机构，也非中荷货代厦门公司辩称的集团关系，是各自独立的法人。且涉案提单原有备案，但此后对提单格式有改变。双方先前交易惯例为收到海日星公司书面电放保函或其他形式同意电放通知后，中荷货代厦门公司才能进行电放；且电放保函格式是中荷货代厦门公司提供给海日星公司，载明中荷货代厦门公司需要收到电放费、电放保函、正本提单后才能电放，内容也体现了双方先前交易习惯。海日星公司先行支付电放费，是预约电放，最终要以书面电放保函为准。但是本案中，中荷货代厦门公司没有收到电放保函就放货。中荷货代厦门公司恶意隐瞒，在货物被电放的情况下，中荷货代厦门公司却告知海日星公司称货物产生滞期费，后由香港中荷货代公司直接发来邮件，告知货物被电放且时间也已经超过一年。邮件落款写明是香港中荷货代公司，且代表厦门中荷货代公司，又加盖上海中荷货代公司的印章，该邮件也抄送给中荷货代厦门公司，由此可以认为电放是中荷货代厦门公司和承运人的共同行为，故中荷货代厦门公司存在过错。海日星公司是在货物被电放之后才拿到提单，即2013年10月9日之后，但在索取提单后，发现提单左下角载明2012年5月3日，并盖有“电放”字样章。海日星公司证据5与14中均为提单，区别在于前者为没有加盖电放章的提单扫描件，而后者为提单正本。2013年6月7日，中荷货代厦门公司向海日星公司发出邮件，以附件形式扫描了提单正本，扫描过来的正本提单并无电放章，但是货物当时早已被电放，说明中荷货代厦门公司那时还在蓄意隐瞒，要么是其后加盖电放章，要么是中荷货代厦门公司蓄意隐瞒。双方的电子邮件都提到海日星公司未收到货款，报关单、商业发票上也均体现货款损失价值。本案中总保函及单票电放保函都未签发，空白总保函中还约定要以书面的单票电放保函才能电放。根据双方以往电子邮件往来的交易习惯，中荷货代厦门公司都是应该收到海日星公司电放保函才能放货。但中荷货代厦门公司在和海日星公司发邮件的时候，明知已经放货却不告知，存在恶意隐瞒的情况；且在时间超过一年的情况下，才发邮件告知海日星公司，此时针对承运人的诉讼时效期间已经超过，海日星公司作为货运代理人存在过错。中荷货代厦门公司无单放货后，导致海日星公司未收到货款；海日星公司诉称损失的金额为货物价值，体现在报关单、商业发票上，证明货物价值是海日星公司起诉的金额，双方提交邮件中均有体现海日星公司有催收货款未果的情况。3、中荷货代厦门公司在法庭规定的答辩期里及当庭答辩中均未对诉讼时效提出异议，只是在法庭调查时提到诉讼时效抗辩问题，故对此是否在审判范围内持保留意见。本案应按照货运代理合同纠纷处理，适用二年诉讼时效。正本提单左下角电放章是重要事实，是中荷货代厦门公司加盖电放章导致货物被提取。中荷货代厦门公司在厦门提供正本提单，海日星公司不清楚货物在2012年5月3日是否到目的港。但中荷货代厦门公司在5月3日就盖了电放章，海日星公司在一年多之后才知道电放的事实。中荷货代厦门公司一直告诉海日星公司滞期费在产生，因未收到货款，海日星公司一直在追要，但是中荷货代厦门公司一直未如实告知海日星公司货物被电放事实，才会导致其拖到一年半后才起诉。海日星公司主张双方为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应适用二年诉讼时效；且在该时间内，海日星公司一直在向中荷货代厦门公司主张该权利。从邮箱和落款可以看出，邮件从香港发出，邮件正文落款职务上也明确为香港中荷财务和行政部，并明确代表中荷货代厦门公司，表明无单放货是中荷货代厦门公司和承运人的共同行为。对电放保函或总保函，总保函载明要有单票确认，海日星公司均未签认同意，故其诉请未超过时效期间，请求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
中荷货代厦门公司认为，1、双方不存在海上货物运输代理合同关系，海日星公司提交托运单、费用确认书、电放保函格式以及航运实践、案例，均可以证明托运单是托运人向承运人委托办理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的证明。根据托运书可知，不包含代理费，海日星公司也未向中荷货代厦门公司支付代理费，支付的费用都是办理货物运输需要的费用。海日星公司虽没有向中荷货代厦门公司出具电放保函，但是根据双方长期往来习惯和保函措辞，实践中，电放保函是出具给承运人或其代理的。若中荷货代厦门公司是海日星公司的代理，海日星公司即不需要出具保函。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下称《证据规则》）第二条，海日星公司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货代司法解释》）第三条，海日星公司应举证证明双方间的货运代理合同关系成立。本案双方并无书面货运代理合同，并非货运代理合同关系。涉案提单有备案，香港中荷货代公司是集团性公司，为了揽货需要，香港中荷货代公司在国内设立了上海中荷货代公司，中荷货代厦门公司是上海中荷货代公司的分公司。中荷货代厦门公司认可电放保函，货物确实为承运人在目的港代理一家荷兰公司电放。双方先前的交易惯例均为中荷货代厦门公司预收电放费并电放，未生争议。本案中，中荷货代厦门公司也是预收电放费300元，但因海日星公司未收到货款才产生纠纷。海日星公司出于诉讼目的，称其不知道货物情况，实际上其可通过集装箱流转情况查询货物状况，货物于2012年5月份到港，至其起诉之日有一年多时间可以查询。而且海日星公司在本票货物运输中有签过总保函，中荷货代厦门公司也提供总保函和单票货物保函。电放发生在目的港，是承运人作出的指示，中荷货代厦门公司也不掌握该情况。海日星公司称中荷货代厦门公司存在恶意或故意隐瞒，纯属猜测。中荷货代厦门公司是根据海日星公司邮件要求计算滞箱费，中荷货代厦门公司不知道是2012年5月3日货物被电放，货物是4月23日出运，厦门到阿姆斯特丹的航程大约是22-23天，货物到港应在5月15日左右，涉案货物未到港就发生了电放。如果中荷货代厦门公司是海日星公司的代理，其也不知道上述情况，中荷货代厦门公司不存在过错。报关单和商业发票可以证明货物价值，但是不等于损失金额。尽管海日星公司提出2013年1月份，案外人付款时收益人英文名称有误，导致其没有收到货款。但是这可以证明案外人曾经在2013年1月向海日星公司支付货款，故有必要进一步查明海日星公司是否收到全部或部分货款。根据海日星公司起诉状，海日星公司起诉金额是根据2012年5月3日，美元和人民币汇率计算的损失，但是如果按照货物买卖的正常履行，应收到美元货款，海日星公司不能证明5月3日的货款就能折合成人民币，5月3日货物还在海上。根据5月3日的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也不成立，海日星公司没有办法证明其5月3日起受到利息损失，无权请求该损失。海日星公司与中荷货代厦门公司之间不存在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海日星公司认为中荷货代厦门公司恶意隐瞒电放，中荷货代厦门公司对电放有操作失误，但是中荷货代厦门公司直至2013年6月7日也不知道货物被电放，故不存在恶意。海日星公司有能力通过查询集装箱流转记录等，了解货物具体情况。3、根据双方证据可以认定，海日星公司是通过中荷货代厦门公司与涉案承运人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应适用一年诉讼时效。海日星公司为规避风险，以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起诉中荷货代厦门公司。综上，请求驳回海日星公司的诉讼请求。
针对双方上述争议焦点，原审分析认定如下：
一、关于双方存在何种法律关系问题。原审认为，首先，根据《货代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认定货运代理企业因处理海上货运代理事务与委托人间形成代理、运输、仓储等不同法律关系的，应分别适用相关的法律规定。第三条进而明确规定，法院“应根据书面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性质，并综合考虑货运代理企业取得报酬的名义和方式、开具发票的种类和收费项目、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以及合同实际履行的其他情况，认定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是否成立”。本案双方并未签订书面的海上货物运输或代理合同，但业已存在多年的交易及其习惯做法，对此双方并无异议，应予认定。中荷货代厦门公司具有从事国际货物海运代理业务以及无船经营业务资质，接受海日星公司委托后，安排涉案货物运输事宜，在装货港签发提单、收取包括电放费用在内的相关费用；并根据海日星公司事先授权或指示，在目的港以电放形式交付提单项下货物。因此应认定双方存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其次，根据《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管理规定实施细则》第2条，“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可以作为进出口货物收货人、发货人的代理人，也可以作为独立经营人，从事国际货运代理业务。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作为代理人从事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务，是指其接受进出口货物收货人、发货人的委托，以委托人名义或者以自己的名义办理有关业务，收取代理费或佣金的行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企业作为独立经营人从事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务，是指其接受进出口货物收货人、发货人的委托，签发运输单证、履行运输合同并收取运费以及服务费的行为。”显然中荷货代厦门公司接受海日星公司委托后，出具托运单供海日星公司填写，并据此签发货代提单，其行为即发生由代理向承运人转化，属于介入拟制。再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第七条，“经营无船承运业务，应当向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办理提单登记，并交纳保证金。前款所称无船承运业务，是指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以承运人身份接受托运人的货载，签发自己的提单或者其他运输单证，向托运人收取运费，通过国际船舶运输经营者完成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承担承运人责任的国际海上运输经营活动。在中国境内经营无船承运业务，应当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企业法人。”可见，我国并不限制货代企业或无船经营人签发提单，仅对其签发提单设置了限制条件而已。本案中荷货代厦门公司签发使用了香港中荷货代公司备案提单，但在承运人签章处并未显示其代理行为，故根据其签发提单情形，即应认定为承运人而承担责任。最后，根据《海商法》规定，“货物由承运人接收或装船后，应托运人要求，承运人应当签发提单。提单可以由承运人授权的人签发。由装船船长签发的，视为代表承运人签发。”《货代司法解释》第四条也明确规定，“货运代理企业在处理海上货运代理事务过程中以自己的名义签发提单、海运单或者其他运输单证，委托人据此主张货运代理企业承担承运人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货运代理企业在处理海上货运代理事务过程中以承运人代理人名义签发提单、海运单或者其他运输单证，但不能证明取得承运人授权，委托人据此主张货运代理企业承担承运人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条规定实际即为介入拟制。本案中荷货代厦门公司属具有无船承运资格的国际货运代理公司，但其并非使用自己总公司上海中荷货代公司提单，而是使用香港中荷货代公司提单。而案涉证据表明，中荷货代厦门公司系上海中荷货代公司依法设立的分支机构，上海中荷货代公司及其在内地依法设立的分公司，均属香港中荷货代公司在内地设立的办事处，专门从事揽货以及货运代理相关业务活动。故通常中荷货代厦门公司应属承运人授权的人，代表香港中荷货代公司签发提单，本身属于承运人的代理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下称《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规定，应由香港中荷货代公司作为责任主体，本案似乎存在中荷货代厦门公司主体不适格问题。但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中荷货代厦门公司违反法律规定，未经托运人同意即加盖电放章，擅自指示目的港代理电放提单项下货物的行为，损害了托运人或提单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应对此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对其电放行为，中荷货代厦门公司未举证证明得到承运人的事先授权或事后追认，故中荷货代厦门公司应属适格责任主体。但海日星公司诉请中荷货代厦门公司为货运代理人，经查明确认其实际为承运人代理人，而非海日星公司货运代理人，故海日星公司诉请依据不当，应予以改正。中荷货代厦门公司在诉讼过程中辩称其为涉案货物承运人，诉讼代理人也当庭承认无单放货的事实，根据《证据规则》第八条第一款与第三款规定，也构成诉讼上的自认，应予采信。中荷货代厦门公司自认的事实，既有免除对方当事人举证责任的作用，也有拘束法院的效力，故应认定本案双方存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
二、关于海日星公司诉请中荷货代厦门公司是否有过失及其损失依据问题。原审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无单放货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承运人违反法律规定，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损害正本提单持有人权利的，正本提单持有人可以要求承运人承担由此造成损失的民事责任。”可见，责任主体为“承运人”而非“货运代理人”。货物出运后，海日星公司应当关心货物流转及其是否安全、及时到达的情况，也可以通过主动查询装载货物的集装箱流转状况，明确箱内货物是否已合法交付。但是，根据《海商法》第七十一条规定，凭单放货或依据托运人指示进行货物交付，是承运人的法定义务。尤其是在双方交易惯例与本航次明确约定电放涉案货物，但应事先取得海日星公司书面同意（签认电放保函）时，中荷货代厦门公司更应谨慎操作，审慎查对，以免发生无单放货。涉案证据表明，中荷货代厦门公司先前出示提单扫描件为一式三份，而其最终提供给海日星公司正本提单仅为一式一份；在海日星公司主动查询货物下落时，中荷货代厦门公司刻意隐瞒货物实际已为其于2012年5月3日电放的真实情况；及至2013年3月26日，中荷货代厦门公司仍然采用哄骗手段，误导海日星公司相信货物至今仍在目的港堆存；直至2013年6月9日，中荷货代厦门公司在海日星公司索要正本提单后，仍蓄意掩盖提单项下货物实际已为其于2012年5月3日电放的事实，直接导致海日星公司提单项下货款无法回收。后至2013年10月9日，香港中荷货代公司财务与行政部主管主动以电子邮件附件方式致函海日星公司，称其代表中荷货代厦门公司，案涉提单货物已于2012年5、6月在没有正本提单的情况下，电放给收货人OlympiaRetailBV。根据中国法，海上货物运输向承运人要求赔偿的请求权，时效期间为一年，自承运人交付或者应当交付货物之日起计算。即该案的诉讼时效最迟截止于2013年6月。其司既已免责，即拒绝承担因错误交付货物而产生的任何赔偿责任，且因任何一个主张都已过诉讼时效，拒绝承担任何责任，要求海日星公司与收货人直接处理货款纠纷，并加盖了上海中荷货代公司印章。附件并随附案涉正本提单扫描件，显示提单左下角“运费与费用”处加盖了“2012年5月3日电放”（2012-05-03TELEXRELEASE）章。故中荷货代厦门公司过失明显，根据《海商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二）项与第二款之规定，中荷货代厦门公司既以承运人身份主张免责，其即应负有举证责任。鉴于电放指示系中荷货代厦门公司在装货港错误发出，目的港代理人的过失也属承运人责任。况且，即便依据《货代司法解释》第十条规定，“委托人以货运代理企业处理海上货运代理事务给委托人造成损失为由，主张由货运代理企业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货运代理企业证明其没有过错的除外。”中荷货代厦门公司作为货运代理企业也负有举证证明其没有过错的义务。故对海日星公司诉称业经原审查实损失，中荷货代厦门公司未举证证明其没有过错，属于举证不能，其即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至于海日星公司损失是否属实问题，原审认为，根据《海商法》第五十五条规定，货物灭失的赔偿额，按照货物的实际价值计算，货物的实际价值，按照货物装船时的价值加保险费加运费计算。海日星公司诉求损失货物价款107，312.84美元，因有外贸合同、商业发票、报关单佐证，事实有据，其中保险、运费为国外买方负责，应予以采信。但是，海日星公司主张该款项自2012年5月3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银行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因海日星公司诉请理由为中荷货代厦门公司未经其指示擅自无单放货，而该日案涉货物尚未运抵目的港，并不具备交付条件。故应根据《无单放货司法解释》第十四条“自承运人应当交付货物之日”始计算利息。因其该项请求与时效何时开始计算有关，故留待下一焦点论述。中荷货代厦门公司辩称海日星公司业已收取部分款项，但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属于举证不足，根据《证据规则》第二条，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三、关于海日星公司诉请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期间问题。原审认为，海日星公司诉请本案案由为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但其诉因及主张损失发生的事实依据为中荷货代厦门公司未经其指示擅自电放提单项下货物，即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导致其失去对提单项下货物的控制权。根据《无单放货司法解释》第三条规定，“承运人因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造成正本提单持有人损失的，正本提单持有人可以要求承运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承担侵权责任。正本提单持有人要求承运人承担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民事责任的，适用海商法规定，海商法没有规定的，适用其他法律规定。”因此本案诉讼时效，应适用《海商法》第二百五十七条规定的一年诉讼时效期间，自承运人交付或者应当交付货物之日起计算。因本案为无单放货纠纷，自无“交付”适用余地，故应根据《无单放货司法解释》第十四条规定，“正本提单持有人以承运人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为由提起的诉讼，适用海商法第二百五十七条的规定，时效期间为一年，自承运人应当交付货物之日起计算。”
而判断本案承运人“应当交付之日”的关键，在于海日星公司何时知悉货物已安全运抵目的港，并具备交付的条件，即海日星公司何时具备《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本案中，双方存在多年交易关系，扣除货物在途运输时间，海日星公司理应合理推断出货物至迟于2012年5月下旬与6月初可以抵港，或者向中荷货代厦门公司直接查询货物抵港时间。但在海日星公司向中荷货代厦门公司电话查询货物下落时，中荷货代厦门公司却告知货物滞压在目的港无人提取，谎称货物产生滞箱费，隐瞒货物实际已为其于2012年5月3日作出“电放”指示，而为记名收货人实际提取的事实，甚至在2013年3月26日，中荷货代厦门公司仍然采用哄骗手段，误导海日星公司相信货物至今仍在目的港堆存并产生巨额滞箱费。直至2013年6月9日，经海日星公司索要正本提单后，中荷货代厦门公司采用欺诈手段，变造清洁提单，将未显示加盖电放章与日期的提单扫描给海日星公司，仍蓄意掩盖提单项下货物的真实情况。最后到2013年10月9日，才由香港中荷货代公司主动给海日星公司发送邮件，落款写明为香港中荷货代公司，但代表中荷货代厦门公司，又加盖上海中荷货代公司印章，告知货物已于2012年5月和6月被电放的事实，并称已经超过一年的诉讼时效，拒绝赔偿。至此海日星公司才知悉提单项下货物已为中荷货代厦门公司电放的事实，即行派员上门交涉无果后，索要提单正本，提起诉讼。因此本案应认定2013年10月9日为海日星公司知道权利被侵害，即货物“应当交付”之日，故此，本案海日星公司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中荷货代厦门公司辩称从其实际交付货物之日即2012年5、6月开始计算时效，无法律依据，也与《无单放货司法解释》第十四条规定不符，不予采信。
关于中荷货代厦门公司在法庭调查阶段提出时效抗辩主张，是否不属本案审理范围即构成程序失权问题。该问题实际涉及答辩权的行使期间，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明确规定，“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即我国诉讼立法采“答辩随时提出主义”，而非“答辩失权主义”。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八十二条与一百八十四条规定，诉讼请求应在一审期间提出，而抗辩权与请求权相对，基于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抗辩权也应限制在一审期间提出，故关于时效抗辩权原则上也限制在一审期间。至于其应限制在何阶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第一审经济纠纷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开庭审理的若干规定》第19条规定，法庭调查阶段的重点是双方争议的事实，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反驳对方主张的，也应当提供证据或者说明理由。该规定第30条明确双方就本案争议的问题进行辩论。而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八条“法庭调查按下列顺序进行：…6、原告出示证据，被告进行质证；被告出示证据，原告进行质证。…”第九条第一项规定，“案件有两个以上独立存在的事实或者诉讼请求的，可以要求当事人逐项陈述事实和理由，逐个出示证据并分别进行调查和质证。”本案中荷货代厦门公司在法庭调查阶段，针对海日星公司诉求及其所依据的证据，提出时效抗辩问题，符合上述司法解释规定。故在庭审调查阶段直至法庭辩论结束前，中荷货代厦门公司有权提出诉讼时效问题，且原审法院未主动提出诉讼时效问题，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故中荷货代厦门公司可以提出时效抗辩。
综上，原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五十一条第二款、第五十五条、第七十一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和第十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中荷（上海）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一次性赔偿泉州海日星工艺美术有限公司货款损失107，312.84美元；中荷（上海）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也可在判决生效确定给付期限内依据其实际支付之日，按照人民币兑换美元汇率进行换算，支付等额人民币。二、中荷（上海）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同时支付上述款项自2013年10月9日始至判决生效确定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如果中荷（上海）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驳回泉州海日星工艺美术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1，219元，泉州海日星工艺美术有限公司负担1，219元，中荷（上海）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负担10，000元。
判决后，原审被告中荷货代厦门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原审判决程序违法，应予撤销。根据有关规定，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民事行为的效力与法院根据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法院应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但是，被上诉人原审主张的是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原审曾向其释明涉案纠纷系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但被上诉人没有变更诉讼请求。但在此情况下，原审却认定上诉人系承运人的代理人，构成程序不当，剥夺了上诉人的合法权利。上诉人原审主张自己为承运人的代理人及有关放货的事实，是对被上诉人请求的抗辩，不能变更被上诉人所主张的法律关系或诉讼请求。原审认定这构成自认，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2、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应予改判。原审认定上诉人在被上诉人主动查明货物下落时，刻意隐瞒货物实际已电放的事实，但是，被上诉人举证的证据表明其一直在向上诉人询问集装箱在目的港产生的仓储费，却从未询问货物的下落，上诉人只是提供计算所得的费用金额，从未声称这是实际产生的费用，也从未向被上诉人主张该费用。相反，上诉人建议被上诉人等待收货人付款，以免被请求支付上述费用。而且，被上诉人根本就不准备承担仓储费，并打算自行解决货款问题。原审判决既然已经认定双方存在多年交易关系，理应合理推断货物最迟于2012年5月下旬到6月上旬抵港，或向上诉人直接查询到港时间，但被上诉人却选择在货物抵港近一年后，才询问仓储费，因此，在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原审认定上诉人刻意隐瞒事实，属于认定事实不清。原审既然已经认定上诉人与香港中荷货代公司成立代理关系，以代理人身份签发香港中荷货代公司的提单，但却又认定上诉人未举证证明其电放行为得到承运人的事先授权或事后追认，显然自相矛盾，也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此外，原审认定上诉人擅自指示目的港代理电放货物，却未说明依据何在。3、原审在认定诉讼时效起算点上存在适用法律错误。鉴于在2012年5月13日承运人已经同意电放，则一旦货物运抵目的港就具备交货条件，因此，本案中的“应当交付货物之日”就是货物运抵目的港之日，约为2012年5月16日，最迟应在2012年5月下旬或6月初。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索赔时效期间应从2012年5月下旬或6月初起算，被上诉人在2013年12月30日起诉，显然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4、本案被上诉人的货款损失与无单放货无关。被上诉人与收货人在买卖合同中约定的付款条件为“船开后，收到副本文件后100%付款”，同时，2012年4月23日，上诉人将涉案提单样本扫描件通过邮件发给被上诉人核对后，在厦门签发了香港中荷货代公司多式联运记名提单，上诉人已经协助被上诉人满足了货款支付的条件，被上诉人无法取得货款是收货人违约所致，原审认定是上诉人实施电放导致被上诉人无法收回货款，显然与买卖合同约定相违背。事实上，上诉人根本无意通过提单保障其收回货款，货款与正本提单没有关联。5、上诉人仅仅是承运人在装货港的代理人，无法指示承运人及其目的港代理人无单放货，承运人及其目的港的代理人与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原审引用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货运代理的司法解释，认定上诉人应举证证明对委托人的损失没有过错，但是，既然原审已经认定本案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上诉人作为承运人的代理人而非被上诉人的代理人，不存在对被上诉人的损失承担举证责任的问题。为此，请求二审撤销原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海日星公司答辩称：1、本案为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被上诉人委托上诉人安排货物运输，上诉人进行了订舱、缮制提单、检验检疫、码头作业等业务操作，被上诉人支付了相应费用，此后发生了上诉人迟延交付运输单据、违约电放货物并最终交付已加盖电放章的提单，这些业务范围及所产生的纠纷符合《货代司法解释》第一条的范围，根据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发来的《费用确认单》及开具的《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发票》，发票开具的项目为“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代收港杂费”、收费明细包括码头费、检验检疫费、订舱费、电放费等，均为货运代理操作费用，符合上述规定第三条有关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的认定标准。其次，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并不排除上诉人在成立案涉业务中同时出现多重身份，包括货运代理及上诉人主张的所谓承运人或承运人代理人等。上诉人为了规避法律责任在不同身份之间摇摆变换，避重就轻，法院应当追究上诉人的责任，不能让其规避法律责任的企图得逞。一审中，上诉人反复辩称其与被上诉人之间成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目的是为了以一年的诉讼时效规避自己的责任。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过程中，认为上诉人签发了货代提单，其行为即由代理人向承运人转化，因此判决上诉人承担承运人的责任，这在程序上并不违法，因为基础的法律关系仍是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依照上述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仍在人民法院审理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的范围之内，上诉人关于一审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何况，上诉人在一审时不仅针对被上诉人提起的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进行答辩和举证，还就其主张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进行抗辩和举证，其诉讼权利得到充分的行使，一审并未剥夺其合法权利。实际上，被上诉人并不认可一审判决有关上诉人的身份已经转化为承运人因此不再承担货运代理人责任的认定。上诉人从未以自己的名义签发提单，也未披露自己是承运人或承运人代理人的身份，其是以香港中荷货代公司作为承运人并由其直接签发提单，上诉人是以货运代理人的身份接受并转递提单。即使上诉人因“拟制介入”成为承运人，只能说是构成多重身份，并不影响其同时作为货运代理人承担法律责任。即使上诉人同时还是香港中荷货代公司的代理人，只能说明其构成双重代理，并不能否定其是货运代理人的身份。何况，上诉人从未披露其香港中荷货代公司代理人的身份，被上诉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的有关规定，也有权选择上诉人作为相对人主张权利。2、上诉人作为货运代理人，其过错首先表现在超越代理权擅自发出电放指示，导致被上诉人失去对货物的控制而无法收回货款。其次，上诉人刻意隐瞒货物被电放的事实，并一直假意与被上诉人商谈目的港费用以拖延时间，直至2013年才通过香港中荷货代公司发来函件，告知被上诉人货物于2012年5、6月间被无单放货，并要求以过了一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免责，违反了诚信告知的义务。上诉人即使作为承运人也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上诉人一审庭审中已经明确承认其因为操作失误导致货物被电放的事实。上诉人上诉时狡辩这是对事实的自认而非对法律关系的自认。所谓自认，是指当事人对于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证据的认可，而非只承认对己方有利的部分，一审判决根据上诉人的“自认”认定其身份转化为承运人并承担承运人的违约责任，但前提应是上诉人不能因此以诉讼时效期间已过而免责。3、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关于二年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并从被上诉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算。被上诉人直到2013年10月9日收到香港中荷货代公司的函件才知道货物被电放，其于2013年12月20日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即使按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认定诉讼时效期间，也应考虑上诉人刻意隐瞒货物被电放的事实，货物“应当交付”的时间也应为2013年10月9日。此外，本案还存在上诉人刻意隐瞒货物被电放的事实，导致被上诉人无法行使权利，构成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中止的情形。4、上诉人主张案涉买卖合同中约定的付款条件为“船开后，针对文件副本100%付款”，因此被上诉人未收到货款与其无关，其不承担责任，但这是误解。针对单据副本付款是外贸实务中的提示付款，卖方仍掌控货物的物权，直到收到货款后才会将正本提单交付买方或电放货物。上诉人擅自电放货物，导致被上诉人失去对货物的控制而无法收回货款，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除了对一审判决关于双方法律关系的认定外，被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庭审中，上诉人向本院提交二份证据：1、“阿拉伯航运”网站上关于案涉5集装箱的流转记录，拟证明集装箱于2012年5月28日至30日之间到达目的港；2、案涉5集装箱签收记录，拟证明集装箱最晚于2012年6月12日由收货人签收。
被上诉人对上述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支持上诉人的主张。本案中，上诉人刻意隐瞒货物被电放的事实，而被上诉人基于双方的交易习惯，认为己方没有发出电放保函，货物就不具备交付条件，因而诉讼时效就不能从此时起算；对于证据2的真实性和证明对象均有异议。
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上述证据经过有关公证处公证，真实性应予认定，但该证据是否能支持上诉人的主张，应结合本案的其它事实加以综合分析。
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对原审认定的本案基本事实没有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庭审中，上诉人承认其是基于承运人的指示在提单上加盖电放章，是在2012年5月3日由其员工加盖，但当时该员工混淆了单据，并承认自己存有过错。
当事人双方对下列问题存有争议，本院予以分析认定如下：
一、关于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的性质问题。本院认为，上诉人系上海中荷货代公司依法设立的分公司，专门从事海运、空运进出口货物的国际运输代理业务并具备无船承运业务资质，其与被上诉人存在多年的业务关系，在接受被上诉人委托后，安排案涉货物的运输事宜，以自己的名义向被上诉人出具托运单，收取包括电放费用在内的相关费用，此后又以自己的名义出具机打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发票和《费用确认单》，向被上诉人交付提单或根据被上诉人的指示，在目的港以电放形式交付提单项下货物，因此，应当认定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成立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虽然上诉人辩称其与香港中荷货代公司之间订立了代理协议，系香港中荷货代公司的代理人，但在办理案涉货物运输事务的过程中从未向被上诉人披露其系香港中荷货代公司代理人的身份，故即使存在上述代理协议，也不能约束被上诉人。上诉人又以《费用确认单》上所列明的收费项目中没有代理费为由辩称其并非货运代理人，但没有以代理费名义收取费用并不足以否定双方之间存在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另一方面，根据上诉人在办理案涉货物运输过程中向被上诉人发出的提单样本扫描件和此后交付的提单正本，案涉提单抬头为香港中荷货代公司（AEL-
BERKMANFORWARDING（HK）LTD.），右下角加盖有“为并代表香港中荷货代公司”（ForandonbehalfofAEL-
BERKMANFORWARDING（HK）LTD）的印章与授权签名，显示提单载明的承运人是香港中荷货代公司，而非上诉人。最高人民法院《货代司法解释》第四条虽然规定货运代理企业可以承担承运人的责任，但该条规定适用的前提一是货运代理企业以自己的名义签发运输单据或者虽然是以承运人的名义签发单据但不能证明取得承运人的授权，二是委托人主张货运代理企业承担承运人的责任。而在本案中，上诉人并未以自己名义签发提单或者虽以承运人的名义签发提单但又不能证明取得承运人的授权，被上诉人也未主张由上诉人承担承运人的责任，因此，上述规定并不适用于本案。其次，上述司法解释的立法本意在于保护托运人的利益，防止货运代理企业规避责任，而在本案中，上诉人主张其系承运人代理人的意图是想利用《海商法》第二百五十七条关于海上货物运输赔偿一年的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规避责任。因此，原审认定上诉人系承运人，和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显属适用法律不当，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二、关于原审程序是否合法问题。本院认为，鉴于上述分析，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原审认定双方之间属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虽然有误，但程序上并未违法，也未因此影响上诉人行使抗辩和举证等诉讼权利，上诉人主张原审程序错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三、关于上诉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以及该过错是否与被上诉人的损失存在因果关系问题。本院认为，首先，上诉人已明确承认案涉货物被电放是其员工操作失误所致，明显存在过错，而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上诉人明知货物已被电放却不明确告知被上诉人，反而以与被上诉人商谈目的港滞港费用金额以及该费用由谁承担等手段敷衍拖延，直到2013年10月9日才通过香港中荷货代公司告知被上诉人货物已被电放，上诉人刻意隐瞒货物实际已电放的事实，其企图利用海上货物运输赔偿请求权一年的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规避责任的意图明显，原审对该事实认定并无不当。其次，虽然案涉货物买卖合同约定在货物装船后买方见单据副本付款，但这并不等于卖方收回货款与货物的控制权无关，相反，被上诉人作为卖方必须通过控制货物来保证买方依约付款。无论是上诉人，还是承运人，均有义务保证被上诉人对于货物的控制权。但上诉人错误操作导致货物被电放，使得被上诉人通过控制货物保证从买方收回货款的意图落空。因此，上诉人的违约行为与被上诉人损失之间明显存在因果关系，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无意通过提单保障其收回货款，货款与正本提单没有关联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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