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宜良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宜古民初字第68号
原告刘开寿，男，汉族。
被告杨春琳，女，彝族。
被告杨春留，男，彝族。
被告吴远昆，男，汉族。
原告刘开寿诉被告杨春琳、杨春留、吴远昆健康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4月15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5年5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开寿，被告吴远昆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杨春琳、杨春留经传票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开寿诉称：我于2012年7月份认识杨春琳。我们认识期间她以各种理由和借口向我要了64500元。2013年8月2日我找到她家讨要说法，她把家人叫来打了我两次，经云南鼎丰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为轻伤，后经官渡派出所民警调解赔偿我60000元。在调解确定的期限内她们没有按时付款给我，2014年8月6日，吴远昆写了一份承诺书给我，承诺于2014年8月20日一次性付清欠我的所有现金，后她们仍未按承诺兑现。现特起诉要求：被告按承诺书上所写款项翻倍给付，即52000元翻倍为104000元，104000元翻倍为208000元，要求其一次性付清。2、由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被告吴远昆辩称：原告起诉我们，我们不服，也不认可。在官渡派出所写的协议是逼不得已所写，因为派出所偏向原告，当时我们还被派出所软禁三天进行调查，一点人身自由都没有。至于原告从银行里打给杨春琳的钱是不是真的我们都没有核实过。我不认识原告，只认识杨春琳后她跟我说了与刘开寿的事，她生病住院期间我去帮忙协调他们之间的事情，反而被迫一起签了字，本来是8500元，但原告一直叫赔钱，到杨春琳家闹，威胁人家要烧要杀的，现在他起诉208000元，我肯定是不赔的。
被告杨春琳、杨春留未出庭答辩。
综合原、被告诉辩陈述，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原告主张的费用与损伤有无关联，诉讼标的208000元是否应当支持。
原告刘开寿为证明其诉讼主张，举证如下：
1、刘开寿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1份。欲证明其主体资格；
2、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1份。欲证明因管辖异议，经昆明中院裁定由宜良县人民法院立案管辖；
3、昆明市官渡分局官渡派出所出具的《调解协议》1份。主要内容为：2012年7月以来因刘开寿与杨春琳交往期间，双方因情感纠纷，杨春琳向其索要了共计64500元现金，因刘开寿讨要该款项，2013年9月27日被两名男子持棍殴打，其伤情经鉴定为轻伤。后刘开寿到宜良县耿家营乡杨春琳家讨要说法，于2013年9月29日又被杨春留及另外两名男子打伤鼻梁及身体其他部位。经官渡派出所组织调解，双方达成协议：“由甲方杨春琳赔偿乙方刘开寿所有损失共计六万元整以解决此事，双方以此保证之后不再发生任何纠纷和矛盾，决不再相互纠缠，同时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再向甲方索赔。……刘开寿有权要求杨春琳、吴远昆及杨春留按照协议规定按期支付完毕所有款项，若未按期支付，刘开寿有权告知公安机关，并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若杨春琳无力赔偿或者拒绝赔偿，则该费用依法由吴远昆或者杨春留承担”。该协议有杨春琳的签字，吴远昆作为担保人的签字。欲证明被告欠其款项的事实；
4、由吴远昆署名的《承诺书（复印件）》1份。欲证明吴远昆在官渡派出所承诺于2014年8月20号以前将欠刘开寿的余款52000一次性付清，若不付清翻倍给刘开寿两倍；
5、户名为“刘开寿”的《银行卡客户交易查询》3份。欲证明打红钩的地方系杨春琳还钱的情况；
6、户名为“刘开寿”的《卡交易对帐单》4份。欲证明自己给杨春琳打钱的情况；
7、刘开寿打印的《事实》材料1份。欲证明自己与杨春琳相处的详细经过；
8、《接待报警案件三联单登记表》1份。欲证明为杨春琳以生病为由向自己借钱62500元的事情报警三次；
9、由官渡分局出具《立案告知书》1份。欲证明自己被故意伤害而经官渡分局立案；
10、宜良县公安局耿家营派出所的《询问笔录（复印件）》1份。欲证明自己在耿家营被打的事；
11、《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1份。欲证明其被告知享有的权利义务。
针对上述证据，被告吴远昆的质证意见是：只认可调解协议，对于原告与杨春琳的其他事情，自己不清楚。对于承诺书，是因在派出所被拘留了3天，呆不住了才写的。自己是2014年3月份才认识杨春琳的，他们之间发生的这些事，自己根本不清楚。
本院认为：原告所举证据能够客观证实原告刘开寿与被告杨春琳因经济纠纷及感情问题而发生矛盾。后原告刘开寿向被告杨春琳索要款项的过程中，被杨春留及另外的人员打伤。为此，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官渡派出所相关人员调解达成协议，由杨春琳赔偿刘开寿所有损失共计60000元以解决此事，并由杨春琳、吴远昆（担保人）、刘开寿签字确认。后被告杨春琳方支付了8000元现金，剩余款项至今未付。2014年8月6日，原告刘开寿向官渡派出所反映未收到应付款项，经官渡派出所通知，被告吴运昆到场承诺，若在2014年8月20日前不将剩余52000元款项一次性支付，则向刘开寿翻倍支付，该款项至今未付。上述内容，原告所举证据能相互印证，故对该部分证据本院予以采信。对其他证据内容，本院结合所采信证据作综合评判。
三被告未提供证据。
诉讼中，根据原告申请，本院依职权向宜良县公安局耿家营派出所调取了“2013年9月30日刘开寿”在派出所”的询问笔录1份。本院当庭出示了笔录。
该笔录证明：刘开寿因2013年9月29日到耿家营杨春琳家讨要说法，后被杨春留开车送出，并被其叫人打伤。刘开寿遂于2013年9月30日向耿家营派出所报案。
针对该笔录，原告刘开寿认可；被告吴运昆认为与自己无关。
本院认为：该笔录与本院所采信的官渡派出所出具的《调解协议书》相关内容能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
根据原、被告诉辩陈述及所采信证据，本院确认以下法律事实：2012年7月以来，原告刘开寿与被告杨春琳相互交往，后在谈及结婚事宜时，因杨春琳不同意而产生矛盾，其间原告刘开寿认为被告杨春琳以各种借口先后向自己索要现金共计人民币64500元。后因原告刘开寿谎称杨春琳是其妻子并称与其结婚已有一年，被告杨春琳认为刘开寿已经侵犯其名誉，对其本人形象和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双方即为此发生纠纷。2013年9月27日20时许，原告刘开寿在昆明市官渡区官渡镇六谷村被两名男子持铁棍实施殴打。2013年9月29日17时许，被告杨春琳的哥哥杨春留驾车将前来讨要说法的原告刘开寿送出耿家营，被被告杨春留及另外两名男子打伤。2014年7月18日经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官渡派出所组织双方调解，达成协议：由杨春琳赔偿刘开寿的所有损失60000元以解决此事，双方以此保证之后不再发生任何纠纷，决不再相互纠缠，同时刘开寿不得以任何理由再向杨春琳索赔。协议甲方为杨春琳、担保人为吴远昆、乙方为刘开寿，三人均在协议上进行了签名按印确认。协议签订后，被告杨春琳方支付过现金8000元，剩余款项至今未付。2014年8月6日，原告刘开寿向官渡派出所反映未收到应付款项，经官渡派出所通知，被告吴运昆到场承诺，若在2014年8月20日前不将剩余52000元款项一次性支付，则向刘开寿翻倍支付，但到期后仍未支付赔偿款项。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原告刘开寿与被告杨春琳相互交往中，因感情及经济问题发生矛盾，导致其两次被人打伤。后经公安机关组织调解，双方就经济问题及原告刘开寿的人身损害等赔偿事项达成了协议，即由杨春琳赔偿刘开寿的所有损失60000元以解决此事，并由被告吴远昆以担保人的身份担保款项的赔偿。被告杨春琳方支付了8000元款项后，在剩余款项未按期支付的情况下，被告吴远昆又再次向原告刘开寿承诺“翻倍给刘开寿两倍”。从派出所两次组织协议解决的情况可以看出，原、被告之间是基于经济占用及人身损害而进行的赔偿责任的分担。诉讼中，经本院向原告刘开寿释明合同之诉与人身损害赔偿之诉的区别，原告坚持以人身损害赔偿之诉进行诉讼。我国民事司法救济的立法目的，是为了平补因侵权行为而造成的被侵权人的相应的经济损失而设立。且本案中，原告无证据证实被告吴运昆系直接的侵权行为人，但其愿意为被告杨春琳因侵权行为而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作担保，不违背相关法律的规定，故应在其担保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而对于其所作的逾期翻倍赔偿的承诺，不符合我国民事司法救济的立法目的，故对原告刘开寿要求被告翻倍赔偿款项的请求，不予支持。另，原告要求被告杨春留承担赔偿责任，因其所举证据即《调解协议书》据以确认的赔偿款项无杨春留的签字认可，故原告刘开寿对被告杨春留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杨春琳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刘开寿人民币52000元。由被告吴远昆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
二、驳回原告刘开寿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140元，减半收取570元，由原告刘开寿负担427元，由被告杨春琳、吴远昆负担143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两年。
审判长 李正波
二〇一五年五月七日
书记员 许芷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