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民终21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应鸿，男，1958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
委托代理人：陈胜华、罗凤兰，贵州本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汤邦智，男，1957年5月1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
委托代理人：程兵，贵州博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绍丽，女，1957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
委托代理人：程兵，贵州博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应鸿因与上诉人汤邦智、王绍丽合同纠纷一案，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作出(2016)黔05民初62号民事判决，张应鸿、汤邦智、王绍丽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应鸿在原审诉称：水城县杨梅龙泰煤矿系张洪毅于2006年11月1日登记设立的个人独资企业。因其矿区被水盘高速公路修建而压覆，遂通过贵州省国土资源厅重新划定矿区范围在毕节××××以那镇，拟取得采矿权，并新设立贵州杨梅龙泰煤业有限公司，具体承接该采矿权。2012年2月14日，汤邦智以其系杨梅龙泰煤矿“股东”的身份，在贵州杨梅龙泰煤业有限公司采矿权尚未实际取得的情况下，以“甲方—杨梅龙泰煤矿”的名义与张应鸿签订《煤矿引入新股东框架协议》，约定张应鸿以2亿人民币，受让贵州杨梅龙泰煤业有限公司股东权，从而实际交易杨梅龙泰煤矿在织金县××那镇可能开办成功的煤矿；张应鸿通过分期付款的形式支付价款；杨梅龙泰煤矿将有关行政机关“错误受理登记”的贵州杨梅龙泰煤业有限公司的股东—贵州富量矿业有限公司变更为张应鸿…但是，实际签订合同时由汤邦智签订，杨梅龙泰煤矿并未签章，投资人张洪毅也未签字确认。合同签订后，张应鸿通过张洪毅付款2400万元予汤邦智。而后，经张应鸿委托律师事务所尽职调查，发现汤邦智与张应鸿交易的拟开办的煤矿（股东权）实际已经由其先行与另一主体发生了交易关系。张应鸿因之而认为汤邦智不诚信，提出终止合同关系，汤邦智予以接受。双方并依照“谁用款，谁清退”的原则，就汤邦智作为实际收款人，分期退还张应鸿交付的2400万元，并按照每月2.5%的标准赔偿张应鸿资金占用费损失，事实达成一致协议。自2013年3月下旬到2016年4月16日，汤邦智陆续归还张应鸿本金2400万元。但是，对于资金占用费损失却分文未付。期间，汤邦智向张应鸿出具相关文函，一方面认可资金占用费的标准，一方面单方提出免除或者单方降低标准，但均未获张应鸿同意。另，汤邦智和王绍丽系夫妻关系。1998年2月15日，汤邦智、王绍丽共同出资1430万元，设立了贵州诚然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的财产与汤邦智和王绍丽的有财产混同化现象。
涉案《煤矿引入新股东框架协议》，杨梅龙泰煤矿并未签章，登记投资人张洪毅也未签字，合同项下款项也没有汇入杨梅龙泰煤矿对公账户，就该2400万元交易款汤邦智是实际权利、义务承受人。由于《煤矿引入新股东框架协议》项下标的物已为汤邦智等事先与其他主体发生了交易，导致实际不能继续履行，因而协议解除。协议解除后，就涉案2400万元，汤邦智与张应鸿在“谁用款、谁偿还”的原则指引下，经过要约、承诺的过程，达成了汤邦智分期偿还张应鸿交付的2400万元，并按照未付款的月2.5%的标准赔偿张应鸿资金占用费损失的协议。该一致意思表示，实质是双方就涉案《煤矿引入新股东框架协议》解除后的清理事宜形成的事实合同关系。该事实合同关系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在事实合同履行期间，汤邦智一方面支付本金，一方面计算相应利息损失，但是至今未付分文利息。汤邦智应当承担继续履行，支付张应鸿资金占用费损失的法律责任。另，汤邦智就本金在2016年4月16日偿还完毕之后，从管理上讲，利应随本清；从请求权行使的角度讲，双方实际就本金、利息的支付并未明确约定期限，因而，张应鸿可以随时行使请求权。所以，张应鸿主张汤邦智立即支付资金占用费损失，应获得支持。王绍丽与汤邦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就汤邦智对张应鸿所负债务应当认定为共同债务，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为此张应鸿请求：一、汤邦智立即赔偿张应鸿张应鸿《煤矿引入新股东框架协议》解除后的资金占用费损失1255.99万元；二、汤邦智自2016年3月29日起，以逾期未付款额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张应鸿利息损失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起诉时逾期未付款额为1255.95万元，实际履行过程中以实际支付额据实减扣）；三、王绍丽就汤邦智对张应鸿张应鸿应当承担的上述资金占用费损失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汤邦智、王绍丽在原审答辩称:对于张应鸿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在双方终止投资关系后至今，双方未形成真实有效的解除协议，1255万元仅是往来函件磋商的意思表示，磋商是附条件的，在条件未达成前，该款是缺乏依据和合意的，应予驳回。对于张应鸿的第二项诉讼请求，基数不存在，该请求是资金占用费计算出来的损失，再以此为标准计算出的利息是属于复息，缺乏法律依据，也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关于第三项诉讼请求，汤邦智与王绍丽是夫妻关系，但汤邦智是煤矿实际投资人，双方往来均没有王绍丽的签名或意思表示，张应鸿对汤邦智实际投资的煤矿是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的家庭收入或家庭债务，煤矿的投资行为虽是汤邦智的个人行为，但实际是与张洪毅之间的股东合作关系，不应成为家庭债务，王绍丽不应当对张应鸿诉请承担连带责任。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水城县杨梅龙泰煤矿系张洪毅于2006年11月1日登记设立的个人独资企业。2012年2月14日，汤邦智以“甲方杨梅龙泰煤矿”的名义与张应鸿（乙方）签订《煤矿引入新股东框架协议》。协议约定：“鉴于：1、2006年12月，原水城县杨梅煤矿与原水城县杨梅龙泰煤矿签署了《杨梅煤矿与杨梅龙泰煤矿资源整合协议》，两家煤矿进行资源整合，新组合煤矿的企业名称确定为‘贵州杨梅龙泰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杨梅龙泰煤矿，即甲方）。2007年6月26日，甲方取得采矿许可证，证号为：5200000711275，采矿权人为贵州杨梅龙泰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张洪毅）。5、甲方将引入乙方参股到甲方煤矿。一、协议的标的。本协议的标的为甲方煤矿的全部股权，乙方通过逐步注入资金的方式从参股到控股再到完全持有甲方的股权，甲方自愿以人民币贰亿元的价格将杨梅龙泰煤矿的全部股权（包含但不限于杨梅龙泰煤矿的矿权、杨梅龙泰煤矿现有全部机器上很设备、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或使用权、一切生产生活用品等）最终转让给乙方所有。二、款项的支付。支付方式为：乙方在本协议签署之日支付伍仟贰佰万元首期款；第二次付款时间是在贵州省国土资源厅下文确认如下事项的七个工作日内，乙方再向甲方支付陆仟捌佰万元（一是贵州省国土资源厅确认现在由贵州富量矿业有限公司作为唯一股东的‘贵州杨梅龙泰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第三笔款的支付时间为甲方的采矿权证办理完毕且甲方的企业名称变更为‘贵州杨梅龙泰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同时通过贵州省国土资源厅的煤矿交易平台完成矿权转让交易（即杨梅龙泰煤矿的股权由甲方现有人员变更到乙方或乙方指定的人的名下后）的当日内支付完毕全部余款捌仟万元。……”。
协议签订后，张应鸿通过张洪毅支付2400万元给汤邦智。
2013年3月22日，汤邦智向张应鸿退款300万元、2013年3月25日退款300万元、2013年3月27日退款400万元、2013年7月4日退款20万元、2013年9月2日退款100万元、2013年9月23日退款100万元、2013年11月27日退款200万元、2014年1月26日退款100万元、2014年4月8日退款60万元、2014年4月28日退款20万元、2014年7月10日退款100万元、2014年7月17日退款200万元、2014年8月6日退款50万元、2014年8月12日退款100万元、2014年8月13日退款50万元、2014年12月12日退款100万元、2015年5月20日退款50万元、2015年7月24日退款20万元、2015年8月10日退款30万元、2016年3月14日退款10万元、2016年3月29日退款10万元、2016年4月14日退款80万元，共计退款2400万元。其间，汤邦智于2013年12月23日向张应鸿出具《关于恳请同意用我在毕节嘉信小贷公司资金支付退出〈煤矿引入新股东框架协议〉参股资金首期款项余款的商议函》，内容为：“张应鸿先生并张洪毅先生阁下：自2012年2月14日签署贵州杨梅龙泰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总价款2亿元人民币的《煤矿引入新股东框架协议》后，于2012年3月上旬接到转来人民币贰仟万元到我个人卡上，后来又于2012年4月18日经张洪毅先生同意从“贵州洪合煜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借款人民币肆佰万元到“贵州诚然房地产开放有限责任公司”，合计收到参股资金首期款贰仟肆佰万元整，由于多分原因该矿近期难以完善双方约定手续，我于2012年3月27日归还人民币壹仟万元给张应鸿先生后又再2013年11月还完向贵州洪合煜投资有限公司所借资金肆佰万元整……因此向二位提出恳请同意并请洪毅协调用我在毕节嘉信小贷公司的资金还付所欠张洪毅先生支付给我的2000万元中的1000万元为谢！”。汤邦智于2014年4月26日向张应鸿出具《关于〈煤矿引入新股东框架协议〉支付参股资金首期款额中汤邦智名下应收款额并在协议终止后已还款额的说明及未还余款部分的还款承诺》，内容为：“张应鸿先生：自2012年2月14日签署贵州杨梅龙泰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总价款2亿元人民币的《煤矿引入新股东框架协议》后，我名下收款2400万元，至2013年初终止协议起我从2013年3月开始陆续还款，到目前为止尚欠本金800万元。根据2014年4月25日张应鸿、张洪毅、汤邦智及肖竹四人在贵阳香堤雅409室商议：谁使用的参股资金谁写还款承诺的原则，本人力争在2014年7月31前还清此款，鉴于此次参股属项目投资合作协议，特向先生申请不计算利息。此承诺申请用杨梅龙泰煤矿股权作还款担保，请予同意为谢！”，同日，汤邦智向张应鸿出具《关于〈煤矿引入新股东框架协议〉支付参股资金首期款额中汤邦智名下应收款额并在协议终止后对拟还利息的说明与还款承诺》，内容为：“张应鸿先生：自2012年2月14日签署贵州杨梅龙泰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总价款2亿元人民币的《煤矿引入新股东框架协议》后，我名下收款2400万元，至2013年初终止协议起我从2013年3月开始陆续还款，到目前为止尚欠本金800万元。从我收款时间起至2014年7月底按每月2.5%计算利息为1165万元，力争2014年7月底还清（本金800万元还款另文承诺），根据2014年4月25日张应鸿、张洪毅、汤邦智及肖竹四人在贵阳香堤雅409室商议：本向先生提出一是自本月起不再计息；二是在杨梅龙泰煤矿实行债转股的申请，请予同意为谢！”。2015年4月13日，汤邦智向张应鸿出具《关于〈煤矿引入新股东框架协议〉终止执行在退还参股资金后的利息实行债转股的承诺暨给煤矿股东的函告》，内容为：“张应鸿先生并杨梅龙泰煤矿各股东：2012年2月14日贵州杨梅龙泰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煤矿引入新股东框架协议》引入资金5200万元中，我名下于该年3月中旬收款2000万元（我拥有该煤矿股权50%）加上向张洪毅先生的“洪合煜”公司借款2000万元共计2400万元。2013年3月底终止协议至今，我已归还参股资金2200万元（尚欠参股资金200万元拟于2015年4月底还付），推迟归还参股资金所产生利息1225万元（从提出终止协议时起至2015年4月底利息为465万元），现将所欠张应鸿利息用我名下的杨梅龙泰煤矿股权予以置换，置换股权比例为我所持有的杨梅龙泰煤矿股权的20%。各位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有意优先受让我在该矿名下股权的请于15个工作日内复函”。汤邦智向张应鸿出具的所有函件均未得到张应鸿的回复。
现张应鸿认为涉案《煤矿引入新股东框架协议》没有煤矿签章也无登记投资人张洪毅签字，汤邦智是合同项下款项2400万元交易款的实际权利、义务承受人。协议解除后，就涉案2400万元，双方在“谁用款、谁偿还”的原则指引下，经过要约、承诺的过程，达成了汤邦智分期偿还张应鸿交付的2400万元，并按照未付款的月2.5%的标准赔偿张应鸿资金占用费损失的协议的一致意思表示，实质是双方就涉案《煤矿引入新股东框架协议》解除后的清理事宜形成的事实合同关系。在事实合同履行期间，汤邦智一方面支付本金，一方面计算相应利息损失，但是至今未付分文利息。汤邦智应当承担继续履行，支付张应鸿资金占用费损失的法律责任。因汤邦智、王绍丽系夫妻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二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就汤邦智对张应鸿所负债务应当认定为共同债务，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另查明，汤邦智与王绍丽系夫妻关系。
还查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8日作出的（2014）黔高民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的事实为：“2012年1月，杨梅龙泰煤矿投资人代表张洪毅、张应鸿经付浪介绍与姜伟洽谈杨梅龙泰煤矿的转让（投资合作）事宜。2012年9月28日，张应鸿、张洪毅、付浪签署《投资合作备忘录》……”，该事实已被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16日作出的（2015）民一终字第181号民事判决书所确认。
2016年12月8日，经原审法院向原、被告进行询问，要求双方确认解除《煤矿引入新股东框架协议》的具体时间，张应鸿特别授权代理人陈述内容为：“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就是2013年初，具体时间请法院根据日常经验法则来进行确定”；汤邦智特别授权代理人陈述内容为“1、1-3月份为一年的第一季度，亦可理解为年初；2、2013年春节为2月10日，春节放假后2月17日上班可以理解为年初；3、同时汤邦智在2015年4月13日《函告》中提及2013年3月底终止协议，故认为本案合同终止时间可以确定为2013年3月20日”。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张应鸿请求汤邦智支付资金占用费与利息损失是否符合约定与法律规定；二、王绍丽应否承担连带支付责任。
关于张应鸿请求汤邦智支付资金占用费与利息损失是否符合约定与法律规定的认定。2012年2月14日，汤邦智以“甲方杨梅龙泰煤矿”的名义与张应鸿（乙方）签订《煤矿引入新股东框架协议》，协议约定张应鸿通过逐步注入资金的方式从参股到控股再到完全持有杨梅龙泰煤矿的股权。协议签订后，张应鸿通过杨梅龙泰煤矿登记投资人张洪毅支付2400万元给汤邦智。虽然汤邦智在与张应鸿签订的合同上没有煤矿签章也无登记投资人张洪毅签字，但从支付2400万元参股资金是通过煤矿投资人张洪毅支付，结合汤邦智向张应鸿出具的函件内容可分析出《煤矿引入新股东框架协议》是得到煤矿及投资人张洪毅认可的，故《煤矿引入新股东框架协议》为有效合同。
后双方于2013年初解除《煤矿引入新股东框架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与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的规定，合同解除后，汤邦智占用张应鸿2400万元无法律依据，依法应予返还。对于张应鸿诉称的“经委托律师事务所尽职调查，发现交易的拟开办的煤矿（股东权）实际已经由其先行与另一主体发生了交易关系。汤邦智不诚信，提出终止合同关系，汤邦智予以接受”的事实因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的（2014）黔高民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书及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一终字第18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2012年1月，杨梅龙泰煤矿投资人代表张洪毅、张应鸿经付浪介绍与姜伟洽谈杨梅龙泰煤矿的转让（投资合作）事宜。2012年9月28日，张应鸿、张洪毅、付浪签署《投资合作备忘录》……”事实不一致，也即张应鸿与汤邦智签订合同时间为2012年2月14日，而张应鸿在2012年1月就与他人洽谈杨梅龙泰煤矿的转让（投资合作）事宜，故张应鸿诉称汤邦智不诚信（也即违约）导致终止合同关系以及汤邦智应当承担继续履行，向张应鸿支付解除合同前的资金占用费损失的意见及请求不予支持。
合同解除后，汤邦智应于解除合同时及时返还张应鸿2400万元款项，但汤邦智却是从2013年3月22日起陆续向张应鸿退款，直至2016年4月14日才退还完毕。故汤邦智未及时退还，客观上占用款项的行为给张应鸿造成了资金被占用的损失。我国法律对资金占用费损失最大限度保护的规定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的，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对于张应鸿诉请的资金占用费损失以年利率24%予以保护。因汤邦智向张应鸿发出的所有函件中，内容既有承诺又有要约，在性质上都应认定为要约，而张应鸿均未回复，故对于张应鸿要求汤邦智应按其出具给张应鸿的函件中载明的计算资金占用费损失的时间起点及计算标准来计算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而对于张应鸿诉请要求汤邦智支付资金占用费损失的利息的请求，该请求本质上也即要求汤邦智支付其资金占用的损失，由于已最大限度保护了张应鸿的损失，故对其该诉请，不予支持。
因双方对解除《煤矿引入新股东框架协议》的具体详细时间均已记不清楚且不能确定，汤邦智于2014年4月26日向张应鸿出具函件中载明协议终止时间为2013年初，而在2015年4月13日向张应鸿出具的函件中载明协议终止时间为2013年3月底，但张应鸿则陈述协议终止时间为2013年初，故综合双方意见，本院采信协议终止时间为2013年初。根据日常经验法则，本院将2013年初推定为2013年1月中旬，也即2013年1月15日较为恰当。因汤邦智向张应鸿退款的时间和金额为：2013年3月22日退款300万元、2013年3月25日退款300万元、2013年3月27日退款400万元、2013年7月4日退款20万元、2013年9月2日退款100万元、2013年9月23日退款100万元、2013年11月27日退款200万元、2014年1月26日退款100万元、2014年4月8日退款60万元、2014年4月28日退款20万元、2014年7月10日退款100万元、2014年7月17日退款200万元、2014年8月6日退款50万元、2014年8月12日退款100万元、2014年8月13日退款50万元、2014年12月12日退款100万元、2015年5月20日退款50万元、2015年7月24日退款20万元、2015年8月10日退款30万元、2016年3月14日退款10万元、2016年3月29日退款10万元、2016年4月14日退款80万元，共计退款2400万元，故汤邦智应支付张应鸿资金占用损失为：以年利率24%为标准，1、以240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3年1月15日起计算至2013年3月22日止；2、以210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3年3月23日起计算至2013年3月25日止；3、以180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3年3月26日起计算至2013年3月27日止；4、以140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3年3月28日起计算至2013年7月4日止；5、以138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3年7月5日起计算至2013年9月2日止；6、以128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3年9月3日起计算至2013年9月23日止；7、以118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3年9月24日起计算至2013年11月27日止；8、以98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3年11月28日起计算至2014年1月26日止；9、以88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4年1月27日起计算至2014年4月8日止；10、以82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4年4月9日起计算至2014年4月28日止；11、以80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4年4月29日起计算至2014年7月10日止；12、以70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4年7月11日起计算至2014年7月17日止；13、以50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4年7月12日起计算至2014年8月6日止；14、以45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4年8月7日起计算至2014年8月12日止；15、以35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4年8月13日起计算至2014年8月13日止；16、以30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4年8月14日起计算至2014年12月12日止；17、以20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4年12月13日起计算至2015年5月20日止；18、以15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5年5月21日起计算至2015年7月24日止；19、以13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5年7月25日起计算至2015年8月10日止；20、以10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5年8月11日起计算至2016年3月14日止；21、以9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6年3月15日起计算至2016年3月29日止；22、以8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6年3月30日起计算至2016年4月14日止。
关于王绍丽应否承担连带支付责任的认定。因汤邦智与王绍丽系夫妻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的规定，王绍丽与汤邦智未提供证据证明汤邦智与张应鸿有明确约定为汤邦智的个人债务，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故张应鸿主张王绍丽与汤邦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就汤邦智对张应鸿所负债务应为共同债务，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有法律依据，予以支持。
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原审作出如下判决：
一、汤邦智、王绍丽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原告张应鸿资金占用费损失（以年利率24%为标准，1、以240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3年1月15日起计算至2013年3月22日止；2、以210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3年3月23日起计算至2013年3月25日止；3、以180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3年3月26日起计算至2013年3月27日止；4、以140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3年3月28日起计算至2013年7月4日止；5、以138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3年7月5日起计算至2013年9月2日止；6、以128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3年9月3日起计算至2013年9月23日止；7、以118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3年9月24日起计算至2013年11月27日止；8、以98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3年11月28日起计算至2014年1月26日止；9、以88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4年1月27日起计算至2014年4月8日止；10、以82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4年4月9日起计算至2014年4月28日止；11、以80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4年4月29日起计算至2014年7月10日止；12、以70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4年7月11日起计算至2014年7月17日止；13、以50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4年7月12日起计算至2014年8月6日止；14、以45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4年8月7日起计算至2014年8月12日止；15、以35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4年8月13日起计算至2014年8月13日止；16、以30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4年8月14日起计算至2014年12月12日止；17、以20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4年12月13日起计算至2015年5月20日止；18、以15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5年5月21日起计算至2015年7月24日止；19、以13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5年7月25日起计算至2015年8月10日止；20、以10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5年8月11日起计算至2016年3月14日止；21、以9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6年3月15日起计算至2016年3月29日止；22、以80万元本金为基数，从2016年3月30日起计算至2016年4月14日止）；
二、驳回张应鸿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97,157.00元，由汤邦智、王绍丽承担。
一审判决作出后，张应鸿及汤邦智、王绍丽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张应鸿上诉请求为：改判被上诉人汤邦智、王绍丽自2012年3月起以2400.00万元为基数、月利率2.5%为标准赔偿上诉人张应鸿资金占用费损失，即判决被上诉人汤邦智、王绍丽在原审判决第一项的基础上增加赔偿上诉人张应鸿资金占用费损失717.42万元。
理由在于：上诉人张应鸿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汤邦智本人制作的“2014年4月26日《关于<煤矿引入新股东框架协议>支付参股资金首期款项中汤邦智名下应收款额并在协议终止后对拟还利息的说明与还款承诺》”载明：“从我收款时间至2014年7月底按每月2.5%计算利息为1165万元，力争2014年7月底还清…。”，该份承诺下方汤邦智本人也是自2012年3月开始以未付款按月利息2.5%计算涉案资金占用费损失；2015年4月13日汤邦智向张应鸿出具的《汤邦智收张应鸿入股煤矿资金利息情况》中备注一栏再次明确：“利息计算规则遵张应鸿先生意见为月利率2.5%计算至2015年4月30日止。备注栏内数据为入股协议终止后所测算的利息额度。”据此，涉案煤矿采矿权转让合同虽于2013年1月解除，但汤邦智本人向上诉人张应鸿作出了从收款之日起按每月2.5%利率向张应鸿赔偿未付款的资金占用费损失的邀约并得到张应鸿承诺，双方对资金占用费损失的起算时间自2012年3月起算并按月利率2.5%计算达成了真实的一致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并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民商法合同意思自治原则应在双方当事人之间产生效力并得到法律保护。同时，本案关于资金占用费损失的赔偿属于合同法中违约责任的承担，并非民间借贷纠纷，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年利率24%的上限裁决本案。
汤邦智本人向张应鸿作出了从收款之日（即2012年3月）起按每月2.5%利率向张应鸿赔偿未付款的资金占用费损失的邀约并得到张应鸿承诺，系双方对终止涉案煤矿采矿权合同终止后权利义务一致达成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是依法成立的有效合同。汤邦智与上诉人张应鸿就资金占用费损失从收款之日（即2012年3月）起按每月2.5%利率起算达成的协议应受法律保护。一审法院不能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情理断案，改变本案资金占用费损失的起算时间与计算标准。
汤邦智、王绍丽二审辩称：一、本案系合作投资款退还纠纷，张应鸿主张从收款之日（即2012年3月）计算资金占用费损失有违“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合作投资原则。二、从2013年初双方终止合作关系后，我方就投资款归还及资金占用费事宜数次致函张应鸿，在本案证据中出现并经双方确认有效的函件就有5份（即2013年7月19日函、2013年12月23日函、2014年4月26日函、2015年4月13日函、2016年3月29日函）。整体函件意思可见：1、双方除煤矿合作外还存有其他合同及经济往来关系（详见2016年3月29日函）；2、2.5%及2%的资金占用费并未最终达成一致（详见2016年3月29日函）；3、2.5%资金占用费的承诺系以杨梅龙泰煤矿股份或毕节嘉信小贷公司股份置换为生效条件（详见2015年4月13日函）；4、投资合作期间不计算资金占用费（详见2014年4月26日函、2015年4月13日函）。张应鸿上诉状中仅仅引用“2014年4月26日函”、“2015年4月13日函”，认为应当从收款之日按2.5%计算资金占用费，完全系断章取义、以偏概全的言词。三、我方所做出函件作为一种要约，并未得到承诺，在张应鸿认可“从收款之日按2.5%计算资金占用费”的同时却否认“股权置换”的要约，该要约即已经失效，对双方并不能产生约束力。
汤邦智、王绍丽上诉请求为：1、撤销原判第一项，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理由在于：第一、适用法律不当。1、本案系合作投资款退还纠纷，而并非民间借贷关系。双方《煤矿引入新股东框架协议》实为股权交易合同，属于买卖法律关系，对于逾期付款、退款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4条“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之规定，一审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不当。
2、双方《煤矿引入新股东框架协议》没有对资金占用费标准进行约定，并且从合同解除到全部款项退还完毕期间，汤邦智的所有函件均未得到张应鸿的回复，双方就占用费标准自始至终均未达成一致合意，属于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9条规定为6%，因此即便可以适用该《解释》的情况下，一审适用第26条的24%也属条款适用错误。
第二、认定双方协议终止时间错误。关于双方协议终止时间，本案证据出现“2013年初终止”、“2013年3月底终止”两种情况，一审认定“原告张应鸿陈述协议终止时间为2013年初，故本院采信终止协议时间为2013年初，并根据日常经验法则，推定为2013年1月15日”（一审判决19页1-5行）。该认定难免武断、难避偏袒之嫌。
本案与（2014）黔高民初字第17号案件互为关联，张应鸿于2012年1月与姜伟签订《合作协议》，拟收购“杨梅龙泰煤矿股权”，其后张应鸿于2012年2月14日与汤邦智签订了《煤矿引入新股东框架协议》，可以看出张应鸿是有了收购的上家姜伟（即资金来源），才与下家汤邦智签订收购协议。同时两案的付款、退款时间顺序也可见其关联性，姜伟2012年1月4日-6日付张应鸿5000万元，张应鸿2012年3月-4月付汤邦智2400万元；2013年3月22日-27日汤邦智退还张应鸿1000万元，2013年3月28日张应鸿退还姜伟1000万元。而张应鸿与姜伟于2013年2月26日终止合作关系，并涉及款项退还事宜约定，鉴于上家合作关系的解除，张应鸿由此与汤邦智终止合作关系，因此本案“协议终止时间”认定在2013年2月26日以后更为准确、恰当。一审推定为2013年1月15日显然错误。
第三、王绍丽与本案无关联，不应承担连带责任。王绍丽与汤邦智虽系夫妻关系，但“杨梅龙泰煤矿”实际是汤邦智与张洪毅之间的股东合作关系，煤矿股份转让形成之收益，涉及到股东分配、煤矿完税等程序后才能成为汤邦智的个人收益，因此煤矿股权转让行为并不直接等同于汤邦智家庭的收入或债务，王绍丽不应对此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判决错误。
第四、一审判决诉讼费违法。《诉讼费交纳办法》第29条明确规定“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本案一审诉请金额为资金占用费1255.99万元及相应利息，而一审判决被告承担金额为资金占用费500余万元，却判决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97157元，显然违反诉讼费负担的法律规定。
张应鸿辩称：一、本案系采矿权合同解除后合同清理的纠纷，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故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年利率24%的上限裁决本案属于适用法律不当。2014年4月26日被答辩人汤邦智本人制作的“《关于<煤矿引入新股东框架协议>支付参股资金首期款项中汤邦智名下应收款额并在协议终止后对拟还利息的说明与还款承诺》”载明：“从我收款时间至2014年7月底按每月2.5%计算利息为1165万元，力争2014年7月底还清…。”，该份承诺下方汤邦智本人也是自2012年3月开始以未付款按月利息2.5%计算涉案资金占用费损失；2015年4月13日汤邦智向张应鸿出具的《汤邦智收张应鸿入股煤矿资金利息情况》中备注一栏再次明确：“利息计算规则遵张应鸿先生意见为月利率2.5%计算至2015年4月30日止。备注栏内数据为入股协议终止后所测算的利息额度。”据此，涉案煤矿采矿权转让合同虽于2013年1月解除，但汤邦智本人向张应鸿作出了从收款之日起按每月2.5%利率向张应鸿赔偿未付款的资金占用费损失的邀约并得到张应鸿承诺，双方对资金占用费损失的起算时间自2012年3月起算并按月利率2.5%计算达成了真实的一致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并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民商法合同意思自治原则应在双方当事人之间产生效力并得到法律保护。
二、合同具有相对性，我与案外人姜伟签订《合作协议》产生纠纷并经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认定双方合同解除的时间为2013年2月26日，但我与姜伟同涉案煤矿采矿权协议内容权利义务不同，约定的协议解除后的清理不同，二者并无任何法律关联。
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和《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只要王绍丽在不能举证证明存在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除外的，则其与汤邦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汤邦智对张应鸿所负债务就应当认定为共同债务，王绍丽应就该共同债务与汤邦智承担连带责任，况且一审中我方已举证证明汤邦智作出“谁用款，谁清退”的意思表示，汤邦智本人也承认其本人取得并陆续归还本金2400万元的事实，并无对方主张的要等到涉案煤股份转让形成收益经股东分配、煤矿完税成为汤邦智个人收益，再用于家庭收入或债务后才能承担连带责任一说。
原判查明的事实经查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汤邦智于2013年12月23日向张应鸿出具的《商议函》、2014年4月26日向张应鸿出具的《还款承诺》、2015年4月13日向张应鸿出具的《函告》均载明，汤邦智于2012年3月上旬收到张应鸿支付的2000万元，2012年4月18日收到张应鸿支付的400万元。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资金占用费的计算标准和起算时间；2、王绍丽是否承担连带责任；3、一审判决的诉讼费分担是否合法。
关于资金占用费的计算标准问题。张应鸿主张，汤邦智于2014年4月26日、2015年4月13日向其作出月息2.5%的标准的承诺，故应按此标准计算资金占用费。汤邦智主张，本案系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4条计算逾期付款损失，即便适用民间借贷的规定，也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9条的规定调整资金占用损失。本院认为，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系双方在签订《煤矿引入新股东框架协议》后，张应鸿支付部分款项，后双方事实上解除《煤矿引入新股东框架协议》，汤邦智因退款而产生资金占用损失的纠纷，本案并无买卖的标的物，亦不涉及标的物所有权的转让，不符合买卖合同的法律关系的特征，故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4条的规定计算逾期付款损失。由于张应鸿并未主张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故亦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9条调整资金占用损失；第二，汤邦智于2014年4月26日、2015年4月13日向张应鸿出具的书面承诺中，确实作出月息2.5%的标准的承诺，但均在承诺中发出要求此后不再计息，在杨梅龙泰煤矿实行债转股等的要约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条：“承诺的内容应当与要约的内容一致。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的，为新要约。有关合同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期限、履行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方法等的变更，是对要约内容的实质性变更”的规定，该承诺包含要约的内容，为新要约；第三，对金钱之债，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的，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月息2.5%的标准已经超出法律许可的最高标准，原审按照年利率24%予以调整资金占用费的计算标准并无不当；故张应鸿、汤邦智的相应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资金占用费的起算时间问题。对于汤邦智提出参照本院（2014）黔高民初字第17号案件中“张应鸿与姜伟于2013年2月26日终止合作关系，并涉及款项退还事宜约定，鉴于上家合作关系的解除，张应鸿由此与汤邦智终止合作关系，因此本案“协议终止时间”认定在2013年2月26日以后更为准确、恰当”的主张，因二个案件系不同的法律关系，且合同相对人不一致，并无法律上的关联性，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对资金占用费起算时间的认定，第一，汤邦智本人于2014年4月26日作出的《关于<煤矿引入新股东框架协议>支付参股资金首期款项中汤邦智名下应收款额并在协议终止后对拟还利息的说明与还款承诺》载明：“从我收款时间至2014年7月底按每月2.5%计算利息为1165万元，力争2014年7月底还清…”；2015年4月13日汤邦智向张应鸿出具的《汤邦智收张应鸿入股煤矿资金利息情况》亦显示，汤邦智作出自收款之日起计算利息的意思表示,但均在承诺中发出要求此后不再计息，在杨梅龙泰煤矿实行债转股等的要约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条：“承诺的内容应当与要约的内容一致。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的，为新要约。有关合同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期限、履行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方法等的变更，是对要约内容的实质性变更”的规定，该承诺包含要约的内容，为新要约，故不能以该承诺作为认定资金占用费起算时间的依据；第二，因双方对解除《煤矿引入新股东框架协议》的具体详细时间均已记不清楚且不能确定，汤邦智于2014年4月26日向张应鸿出具函件中载明协议终止时间为2013年初，在2015年4月13日向张应鸿出具的函件中载明协议终止时间为2013年3月底，张应鸿则陈述协议终止时间为2013年初。因双方均无证据证实协议解除的具体时间，原审根据双方的陈述认定协议终止时间为2013年初，再根据日常经验法则，将2013年初推定为2013年1月中旬，也即2013年1月15日并无不当。
关于王绍丽是否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因汤邦智与王绍丽系夫妻关系，原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以及王绍丽与汤邦智未提供证据证明汤邦智与张应鸿有明确约定为汤邦智的个人债务，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认定王绍丽与汤邦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就汤邦智对张应鸿所负债务为共同债务，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对此本院不再赘述。
关于一审判决的诉讼费分担是否合法的问题。根据《诉讼费交纳办法》第29条第2款：“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的规定，诉讼费的分配由人民法院决定，并不属于当事人的诉请范围，原审根据汤邦智拖延支付资金占用费的情况，判决汤邦智承担全部诉讼费属其自由裁量范围，并无不当。
综上，本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依法应予维持，张应鸿、汤邦智、王绍丽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应予驳回。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张应鸿、汤邦智、王绍丽的上诉，维持原判。
张应鸿缴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61990元、汤邦智、王绍丽缴纳的二审案件受理费97157元，由其各自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罗朝国
审 判 员 彭 强
审 判 员 李道鸿
二〇一七年九月一日
法官助理 杨 锐
书 记 员 何 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