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赣05民终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江莲，女，1973年9月18日生，汉族，江西省新余市人，住新余市渝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福文、王钦，江西配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木秀,女,1964年8月22日生,汉族,江西省新余市人,住新余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小勇，江西山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桂友春，男，1962年10月2日生，汉族，江西省新余市人，住新余市渝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思平、谭丽丽，江西至开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新余学院，住所地新余市高新区阳光大道****号。
法定代表人：史可，该学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平芳，男，1973年2月28日生，汉族，江西省新余市人，住新余市渝水区，系新余学院职工。
原审第三人：长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解放南路1566号。
法定代表人：虞学泽，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盛劲松，江西弘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沈江莲因与被上诉人杨木秀、原审第三人桂友春、新余学院、长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业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2016）赣0502民初22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沈江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福文，被上诉人杨木秀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小勇，原审第三人桂友春委托诉讼代理人谭丽丽，原审第三人新余学院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平芳，原审第三人长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盛劲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沈江莲上诉请求：撤销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2016)赣0502民初2279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其原审诉讼请求,即确认其依据与桂友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已经受让桂友春40%股权，并停止执行该股权对应的工程收益。事实和理由：首先双方签订协议时，不存在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问题，且免除了桂友春借款本息债务，实际已支付对价，股份转让协议已经履行完毕，产生了法律公示效力，因此原审认定双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是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该事实认定错误；其次对债权人认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的应当提起撤销权之诉，原审违背认定合同无效的程序规定，程序违法；最后双方属自然人合伙，合伙人之间签订的协议书属于合伙人内部事项，不需要经过法定公示程序实现法律效力，双方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应当受到法律保护。
被上诉人杨木秀辨称，上诉人要求停止对其受让的桂友春40%股权的执行及解除提取措施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双方2014年11月15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是违法的、无效的，不发生法律效力，没有通知到相对方。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桂友春述称，原审认定《股份转让协议》无效系错误认定，双方签订的协议是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并经全体合伙人同意，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协议应当合法有效，原审判决与民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则是相违背的，应予撤销。
原审第三人新余学院述称，上诉人与桂友春之间的合伙关系以及股权转让协议与其无关，新余学院新校区市政工程是发包给长业公司，且与长业公司的所有工程款已经结算完毕。
原审第三人长业公司述称，认可上诉人的上诉意见，请求依法判决。
沈江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与第三人桂友春于2014年11月15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并停止对其已受让40%股权的执行及解除提取措施；诉讼费用由被告杨木秀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06年底，沈江莲与桂友春、案外人龙玉山三人合伙，由桂友春与长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就新余××市政工程一事洽谈，由沈江莲出资1000万元并负责承建该工程，各方持股比例为沈江莲35%，龙玉山25%，桂友春40%。自2013年3月至2014年11月，桂友春向沈江莲借款本金533.9万元，扣除已归还本息，尚欠沈江莲410万元借款本金。2014年11月15日，经三合伙人确认，桂友春在新余××市政工程项目中应得利润530万元，以此冲抵应归还沈江莲的借款本金410万元及利息430万元，不足部分沈江莲自愿放弃。同日，桂友春向沈江莲出具《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桂友春自愿同意将长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新余高专新校区市政工程项目的股份全部转让给沈江莲。”案外人龙玉山作为证明人在该协议上签字。
2015年8月14日，杨木秀依据其与桂友春民间借贷纠纷民事调解书【涉案号（2014）渝民初字第00128号】，向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冻结桂友春以长业公司名义承建的新余学院新校区市政工程款253650元。
新余学院与长业公司2007年1月14日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长业公司承建新余学院新校区施工。新余学院已与长业公司结算完毕，未拖欠工程款，最后一笔工程款24743733元，其中11654647元已支付给了长业公司，剩余13089086元应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协助执行要求支付至法院账户。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2013年杨木秀将其位于仙来大道的茶楼转让给桂友春，同日桂友春出具一张30万元的茶楼转让款欠条。2014年11月15日，沈江莲与桂友春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桂友春将其在新余××市政工程款的股份全部转让给沈江莲。故，桂友春与杨木秀借贷关系发生在沈江莲与桂友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前。2014年11月15日，桂友春在未归还杨木秀和其他债权人欠款的情况下，擅自与沈江莲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明显损害了杨木秀和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该《股份转让协议》不具有公示力，对杨木秀没有法律约束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沈江莲与桂友春于2014年11月15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构成恶意串通，应属无效合同。因桂友春与沈江莲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属无效合同，该《股份转让协议》不具有公示力，对杨木秀没有法律约束力。故，沈江莲不享有桂友春对新余学院工程款的债权，其请求停止对其已受让40%股权的执行及解除提取措施的诉讼主张，明显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应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沈江莲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105元，由沈江莲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沈江莲提交2016年1月28日长业公司与其签订的《协议书》一份，拟证明：沈江莲与桂友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沈江莲就剩余工程款的支付问题与长业公司达成协议，沈江莲将桂友春股权转让事宜告知了长业公司；工程项目一直就是以沈江莲名义进行，桂友春仅为暗股隐藏沈江莲名下。被上诉人杨木秀质证认为该《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是为诉讼需要恶意制作；另该协议二审才提出，不属于新证据。第三人长业公司认可《协议书》的真实性，结合2016年5月19日长业公司与新余学院之间的协议书，可以反映出沈江莲是工程实际施工人，应当享有该工程相应权益。本院认为，长业公司作为《协议书》中的“甲方”对该《协议书》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对该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其与本案的关联性以及能否达到证明目的需要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和事实判定。
本院查明，2006年底沈江莲与桂友春合伙,从长业公司处承建新余××市政工程,其中桂友春负责施工和最终结算,占股40%；沈江莲出资并委托长业公司支付工程款项,沈江莲自认其名下还有龙玉山25%的暗股。2015年底桂友春在工程造价结算表上施工人处签字。2016年5月新余学院应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协助执行要求支付至法院账户的新校区市政工程款13089086元，包含本案申请执行人杨木秀执行标的额253650元以及另外两件申请执行案件执行标的额12835436元。沈江莲不服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执行措施提出异议，被驳回而引发本案诉讼。其他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的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属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件争议焦点是2014年11月15日沈江莲与桂友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是否有效，沈江莲依据《股份转让协议》是否已经受让桂友春40%股权，能否据此阻却执行、解除提取措施。
关于《股份转让协议》的法律效力，沈江莲上诉主张双方签订转让协议自愿真实，不存在恶意串通，转让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转让股份对价就是其410万借款本金及利息，并且2016年1月28日《协议书》能够证明股份转让已经告知长业公司，因此依据该《股份转让协议》其已经受让桂友春40%股份，享有足以排斥法院强制执行的实体权利。本院认为，合同自依法成立时生效，合同生效与否、有无约束力均应以合同成立为前提。股份转让合同属于有偿合同，除必须满足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合同主要条款达成合意以及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等条件之外，还应当确定协议的核心条款，即股权转让的对价，否则股权转让合同将因欠缺必备条款且无法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对股权转让价格进行补充而无法履行，即股权转让合同在当事人未就转让对价达成合意的情形下不成立，在当事人之间不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沈江莲与桂友春双方于2014年11月15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经甲、乙双方协商，甲方多次向乙方借款人民币合计肆佰壹拾万整，甲方自愿同意将长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新余高专新校区市政工程项目的股份全部转让给乙方。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双方签字生效。”该协议内容反映双方确有将股份转让的意思表示，但甲方（桂友春）向乙方（沈江莲）借款肆佰壹拾万元与甲方转让股份给乙方之间没有对应联系，股权转让对价没有确定，因此该《股份转让协议》因为欠缺股权转让对价条款而不成立，相应地该股份转让合同不发生法律效力。另外，沈江莲与桂友春之间属于自然人合伙，合伙人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是自然人合伙的基本特征，合伙人转让全部股份的实质意义就是退出合伙。但本案中，在2014年11月15日双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之后，至2015年底、2016年初工程造价结算审核仍然由桂友春签字完成结算，桂友春没有退出合伙事务的行为与沈江莲关于桂友春已经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将全部股份转让的主张也不相符合。因此，沈江莲要求确认其与桂友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真实有效并据此已经受让桂友春40%股权、足以阻却法院执行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沈江莲与桂友春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系恶意串通、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因而属无效合同，该认定不当，适用法律错误，但驳回沈江莲诉讼请求的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105元，由沈江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宋 彦
审判员 刘 杰
审判员 张 葳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陈梦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