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东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惠东法行初字第37号
原告：刘观文，男，汉族，1969年5月出生，住惠东县，
委托代理人：宋仕东，广东标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何小文，男，汉族，身份证号码4425281964********。
被告1：惠东县梁化镇人民政府。
住址：惠东县梁化镇东兴街1号。
法定代表人：陈忠杰。
委托代理人：原著闻，广东纬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2：惠东县人民政府。
住址：惠东县平山街道人民路23号。
法定代表人：徐毅，职务：县长。
委托代理人：刘永年，惠东县人民政府法制局副局长。
第三人1：刘造，男，汉族，1943年12月出生，住惠东县梁化镇吕屋坪村委新屋村小组，身份证号4425281943********。
第三人2：梁化镇吕屋坪村委新屋村小组。
负责人：刘东汉。
原告刘观文不服被告1梁化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土地权属争议行政处理决定书》，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告梁化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土地权属争议行政处理决定书》。本院于2015年7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追加惠东县人民政府作为本案的被告2参加诉讼，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宋仕东、何小文，被告1委托代理人原著闻，被告2委托代理人刘永年，第三人2负责人刘东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1梁化镇人民政府于2014年12月30日作出《土地权属争议行政处理决定书》决定：所争议的位于新屋村小组大万的2亩土地确定给刘造使用。
被告1梁化镇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提供的证据有：证据一，人民调解申请书，证明土地使用权争议要求调处；证据二，吕屋坪新屋村小组村民刘造与外迁户刘观文对本村“大万”争议水田现场踏查草图，证明争议地位置；证据三，刘东汉的调查笔录，证明土地调整和使用情况；证据四，吕才的调查笔录，证明土地调整和使用情况；证据五，刘造的调查笔录，证明土地调整和使用情况；证据六，刘田苟的调查笔录，证明土地调整和使用情况；证据七，刘田苟的调查笔录，证明土地调整和使用情况;证据八，刘观文的调查笔录，证明土地调整和使用情况；证据九，刘玉田的调查笔录，证明土地调整和使用情况；证据十，陈辉的调查笔录，证明土地调整和使用情况；证据十一，周瑞玉的调查笔录，证明土地调整和使用情况；证据十二，吕伟波的调查笔录，证明承包土地（争议地）情况；证据十三，刘造的《土地承包合同书》，证明刘造与新屋村承包土地的事实；证据十四，粮食任务底册，证明承担粮食任务事实；证据十五，关于吕屋坪村新屋村小组刘秉造与刘观文土地争议的情况调查，证明土地调整及该争议地的使用情况；证据十六，吕伟波承包刘造土地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证明承包土地事实；证据十七，关于吕屋坪刘造与刘观文土地纠纷调解会，证明组织调解事实。
被告2惠东县人民政府于2015年6月11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梁化镇人民政府于2014年12月30日作出的《土地权属争议行政处理决定书》。
被告2惠东县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提供的证据有：证据一，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据二，行政复议答复书及证据清单；证据三，立案呈批表；证据四，案件受理通知书；证据五，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证据六，延长行政复议审查期限通知书；证据七，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据八，送达回证。
原告刘观文起诉称：一、该案涉争议土地自1985年以来由原告一家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该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当归属于原告。1980年代农村土地下放时，第三人新屋村小组将包含位于大万的争议土地在内的10亩村土地发包给原告一家承包经营，1985年，原告的父景刘廉为代表依法与新屋村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约定承包经营期限自1985年1月1日至1999年12月30日。被告梁化镇人民政府在《土地权属争议行政处理决定书》查明：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集体土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时期，新屋村小组将争议土地发包给刘观文一家承包经营。承包土地后，原告一家在承包土地上辛勤耕种并按照国家规定缴交公粮。1986年，原告部分家庭成员迁入惠东大岭镇居委居住。原告一家外迁后，依然对承包经营争议地生产经营和缴交公粮至国家免收农业税政策时期，可见，这明显确认了原告一家承包合同合法有效和依法取得承包经营权的事实。二、《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原告与刘造之间没有承包和土地流转关系，本案不适用《农村土地承包法》，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原告一家与新屋村小组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缴交公粮凭证》是确认原告一家合法拥有争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依据；刘造后来虽然非法取得《土地承包合同书》，以达到用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侵占原告承包经营权的目的，但是其在形式上与原告一家的争议符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权属纠纷。该争议土地的所有权及使用权虽然××于××村小组，但原告与刘造在本案中争议的实质就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处理本案完全适用《农村土地承包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行政复议决定书》关于这一事实的认定是错误的。三、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超越其法定职权。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调解仲裁法》第三条、第四条的相关规定，乡镇人民政府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争议各方只有调解的职权，而没有确权的法定职权。确权主体是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因此，被告1梁化镇人民政府对案涉承包经营权争议进行确权超越其法定职权，应当依法撤销其具体行政行为。四、原告一家的《土地承包合同书》非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变更、解除，刘造的承包合同因违法而无效，被告缺乏据以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l、原告一家取得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后，依法履行承包合同，直到1997年7月，原告的家人还继续向国家缴交公粮并经被告梁化镇人民政府确认。因此，原告的承包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在原告一家外迁小城镇后没有交回承包土地，仍然愿意保留承包土地的情况下，刘造与新屋村小组在1992年背着原告一家签订的承包合同是违法的、无效的。无效合同自始至终无效，被告1梁化镇人民政府既然确认了原告的承包合同的效力，又以原告没有回村办理土地承包期顺延手续为由确认刘造承包合同有效，这种做法违反《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是完全错误的。2、既然原告一家的承包合同1999年才到期，那么在1997年按照国家政策办理承包期顺延手续时就必须通知原告办理顺延手续。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关于“坚定不移贯彻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确保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期稳定”的规定，即使1999年原告一家的承包合同期满也要顺延。新屋村小组在没有履行告知义务的情况下，原告一家的承包土地1999年期满后应当视为自动顺延。由此事实说明，在未收回原告的承包地的情况下，新屋村小组违反规定，不仅不告知原告要顺延承包期，还在原告一家不知情的情况下，在原告履行承包合同期间擅自与刘造签订承包合同。因此刘造的承包合同是非法的无效的。退一步来说，即便刘造的短期合同有效，也应当遵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妥善解决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紧急通知》第三条的规定，将承包收益和承包土地还给原告耕作。3、难道原告一家外迁落户到小城镇之后就被永远剥夺土地权利吗？1992是第三人新屋村小组和刘造在歪曲事实。首先，新屋村小组没有1992年当时收回外迁农户承包土地的村规民约；其次，退一步来说，即使有这种村规民约也是非法的无效的。新屋村收回外迁农户承包土地的做法直接违反了国务院批转农业部《关于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的意见》的通知第三条规定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实际上，无论在任何时候，党和国家的政策都没有规定户口不在本村的就不能享有土地。相反，坚持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历来是党和国家的基本国策，从一贯的国策到法律的制定都体现了这一宗旨。90年代初，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就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做了科学的总结，作出了稳定和发展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决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第二条第（二）项、第（三）项、《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都作出了明确、详尽的规定。从上述政策和法律可以知道，1992年的政策及法律明确规定了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基本原则。退一步来说，即使存在个别农村集体组织自行决定收回外迁人承包地的行为，也是非法的、无效的。被告梁化镇人民政府对国家相关政策和法律的理解有明显的偏差，导致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4、新屋村一直没有对村中原发包的土地进行调整。新屋村小组的绝大多数村民都可以证实：1992年时没有召开过村民会议或者户代表会议对调整争议土地的承包关系进行表决，第三人刘造和新屋村小组自始至终都没有举证证明他们按照法定程序调整承包土地的事实。被告梁化镇人民政府在没有村民大会决议或者户代表会议决议这一主要证据的情况下就采信上述调整承包争议土地的事实，是完全错误的事实认定。《行政复议决定书》也完全回避第三人没有出示主要证据证明承包土地依法调整的情况，不仅不认定第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反而认定1992年调整收回承包土地的事实，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从而导致适用法律错误。5、原告与第三人刘造两人持有的《承包合同书》均未依法登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的相关规定，原告的承包合同生效在先，应当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被告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综上所述，原告的承包合同合法有效，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应当依法确认刘造的承包合同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该争议地的承包经营权应归属于原告，刘造应当停止侵占、返还土地给原告。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刘观文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证据一，居民身份证，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证据二，土地承包合同书，证明原告一家与新屋村签订承包合同的事实；证据三，粮食任务通知书，证明原告一家连续多年缴交公粮的事实；证据四，粮所收购发票，证明原告一家连续多年缴交公粮的事实；证据五，证明，证明第三人与新屋村签订承包合同未经原告同意，也未经村民会议表决通过；证据六，居民身份证，证明证人的民事主体资格；证据七，行政处理决定书，证明被告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作出错误的确权决定；证据八，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被告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证据九，送达回证，证明原告在2015年7月2日签收复议决定书。
被告1梁化镇人民政府辩称：一、《土地权属争议行政处理决定书》（以下简称“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处理适当。1、争议地长期由第三人1刘造管理使用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刘观文与刘造争议地位于梁化镇××村委××村小组大万（地名）地段，面积2亩，所有权属于新屋村经济合作社。上世纪八十年代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时期，新屋村集体将该争议地发包给刘廉（刘观文的父亲）承包经营。1986年11月至1989年9月，刘廉、刘观文以及其他家庭成员的户口陆续迁入惠东大岭镇大岭居委，并在大岭镇大岭居委落户生活，其家庭户中只有原告长兄刘观友等2人户口留在吕屋坪村委新屋村小组并在本村生产生活，家庭承包的共10.274亩土地大部分丢荒。1992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期，土地发包方新屋村集体根据当时上级政府查荒灭荒的要求，并经家长会议同意，决定对发包的土地进行小范围调整，即户口迁出本村同时将承包地丢荒的土地由村集体收回，统一调整给家庭人口增加并愿意耕种的农户承包经营，其中原由原告家庭承包的包括上述2亩争议地在内的部分承包地被新屋村集体收回，调整发包给第三人刘造承包经营管理。调整后，第三人刘造在1992年10月13日与新屋村经济合作社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书》，承包期间由第三人刘造承担相应的粮食任务。1999年新屋村集体土地第一轮承包到期第二轮家庭联产承包时，争议地继续由刘造顺延承包经营管理，一直到2014年6月发生争议，第三人刘造已连续使用了20多年，原告从未提出过异议。对以上事实，有吕屋坪村民委员会及吕屋坪村新屋村小组提供的《关于吕屋坪村新屋村小组刘造与原村民刘观文土地争议的情况调查》、1992年新屋村与第三人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书》、2013年3月20日第三人作为流转方与受让方吕伟波承包签订土地流转合同、粮食任务通知单等证据予以佐证。2、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理适当。2014年6月，原告在上述争议地上种植桉树，第三人刘造提出异议，请求镇政府调处。为妥善解决土地权属纠纷，我梁化镇人民政府组成专门工作小组到现场勘测，组织双方当事人到现场共同确认争议面积和四至范围，调查走访吕屋坪村委的新老干部和新屋村小组的新老村小组长及一些知情群众，并于2014年9月29日在我镇综治信访维稳中心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但未能达成调解协议。梁化镇人民政府根据第三人依承包经营取得争议地使用权、并且一直管理使用20多年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九条、第十六条以及《广东省土地权属纠纷处理条例》第四条等规定，作出《土地权属争议行政处理决定书》具体行政行为，适应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二、原告主张争议地的使用权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1、原告刘观文既不是新屋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又未经授权委托，无权提出争议地权属主张。原告的户口已经于1986年迁出梁化镇××村委××村小组，新屋村小组的户口早已取消，并在大岭镇生产生活。根据《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等规定，原告的梁化镇××村委××村集体组织经济的成员资格也随户口注销而取消，当然不享有新屋村集体土地承包等成员权利，更没有资格提出争议地使用权的主张。2、原告认为争议地自1985年以来一直由其一家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没有事实依据。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原告一户确实有10人分田，承包新屋村集体10.274亩土地，并与村集体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书》和承担相应的粮食任务。但在1992年后因原告及其他7名家庭成员户口迁至大岭镇大岭居委，并在大岭镇大岭居委落户生产生活，留下原告长兄刘观友等2人继续留在新屋村，原告家庭承包的土地部分荒芜。村集体收回承包户丢荒的土地重新发包，或者对人户矛盾突出的土地进行小范围调整，符合当时的政策规定。1992年新屋村小组对发包的土地小范围调整后，新屋村集体重新与承包户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书》。1992年小调整后，原告家庭户户主由原告父亲刘廉变更为原告长兄刘观友，承包地由原来10份10.274亩调整为2份3亩，粮食任务也作了相应调减；第三人刘造承包包括争议地在内的3份3亩村集体土地。原告认为争议地一直由其承包管理使用并承担粮食任务，没有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3、土地使用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不同的法律概念，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属于民事纠纷，为民法调整，不适用土地管理法，不是梁化镇人民政府的职权范围。土地发包方新屋村收回原告的承包地是否违法，与第三人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是否无效，应循法定途径确认，在未经法定程序确认违法或无效之前，应当作为处理土地权属的证据。原告混淆是非，一边申请土地行政确权，一边提出土地承包经营争议，把两个不同救济机制的纠纷混同。综上，第三人刘造通过承包经营依法取得争议地使用权，且一直管理使用了20多年，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告以八十年代初承包经营过该争议地为由主张使用权，没有法律根据。被告1梁化镇人民政府尊重历史，照顾现实，从“三个有利于”原则出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广东省土地权属纠纷处理条例》等有关规定作出《土地权属争议行政处理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程序违法，处理适当，请求维持。
被告2惠东县人民政府答辩称：一、《行政复议决定书》（惠东府行复[2015]2号）内容客观、真实、合法，依据充分。（一）原告与第三人刘造对“大万”土地发生的纠纷，属于个人与个人之间因土地使用权的归属不清所引发的争议。原告与第三人刘造均同属一个村民小组（生产队），都是土地承包者，都不能确定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存在发包方与承包方的关系，因而不属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范畴。况且第三人刘造向梁化镇政府请求调处的是第三人与原告之间的土地使用权纠纷，原告与第三人刘造提供的新屋村集体土地首轮《土地承包合同书》只是作为其对争议土地主张权属的依据，1999年二轮承包后，双方当事人均未实际取得二轮土地承包经营权，原告与第三人争议的实质是土地使用权纠纷。原告认为原告与第三人的纠纷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二）确权主体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乡镇人民政府具有调处个人与个人之间土地使用权争议的法定职权。土地使用权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前提和基础，梁化镇政府依第三人刘造的土地确权申请，立案调处，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照土地管理法的授权作出《土地权属争议行政处理决定》，主体合法，原告认为梁化镇政府超越职权没有任何依据。（三）争议地长期由第三人刘造管理使用。争议地位于梁化镇××村新屋村民小组大万（地名）地段，面积2亩，所有权属于新屋村集体。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时期，新屋村集体将该争议地发包给刘廉（刘观文的父亲）承包经营。1992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期，土地发包方新屋村集体根据当时上级政府查荒灭荒的要求，并经家长会议同意，决定对发包的土地进行小范围调整，即户口迁出本村且土地丢荒的，承包地由村集体收回，调整给家庭人口增加并愿意耕种的农户承包经营，其中原告家庭承包的上述2亩承包地被新屋村集体收回，发包给第三人刘造承包经营管理。调整后，第三人刘造在1992年10月13日与新屋村经济合作社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书》，承包期从1992年10月至1997年10月，共5年，承包期间由第三人刘造承担相应的粮食任务。1997年承包到期到第二轮家庭联产承包时，争议地继续由第三人刘造顺延承包经营管理，一直到2014年6月，第三人刘造已连续使用了20多年，期间原告从未提出过异议。（四）土地确权决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理适当。2014年6月，原告在上述争议地上种植桉树，第三人刘造提出异议，请求梁化镇政府调处。为妥善解决土地权属纠纷，梁化镇政府指定工作人员到现场勘测，组织双方当事人到现场共同确认争议面积和四至范围，调查走访所在村集体及知情村民，并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但未能达成调解协议。被告2惠东县人民政府根据第三人刘造顺延承包、经营管理使用20多年的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九条、第十六条以及《广东省土地权属纠纷处理条例》第四条等规定，本着尊重历史和有利于团结、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利于土地的利用的原则，作出《土地权属争议行政处理决定书》具体行政行为，适应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理适当。（五）原告主张争议地的使用权依据不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原告一户确实有10人分田，承包新屋村集体10.274亩土地，并与村集体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书》和承担相应的粮食任务。但在1992年后因原告及其他7名家庭成员户口迁至大岭镇大岭社区，并在大岭镇大岭社区落户生产生活，留下原告长兄刘观友等2人继续留在新屋村，原告家庭承包的土地部分丢荒。新屋村集体收回承包户丢荒的土地重新发包，对人户矛盾突出的土地进行小范围的调整，经调整，原告家庭户户主由原告父亲刘廉变更为原告长兄刘观友，承包地由原来10份10.274亩调整为2份3亩，粮食任务也作了相应调减，争议地开始由第三人刘造承包经营和管理使用。原告认为争议地一直由其承包弪营管理使用并承担粮食任务，没有任何有效证据证明。二、行政复议决定程序符合规定被告2惠东县人民政府依法具有受理原告行政复议申请、作出行政裁决的行政职权，行政复议决定主体是合法的。被告2惠东县人民政府收到原告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后，依法及时予以受理，对案件事实进行调查核实，在认定事实的基础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作出惠东府行复(2015)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综上所述，第三人刘造管理使用争议地20多年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告以八十年代初取得承包经营权主张争议地使用权，理由不成立。梁化镇人民政府尊重历史事实，从“三个有利于”原则出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广东省土地权属纠纷处理条例》等有关规定作出被诉确权行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理适当，依法应予维持。被告2惠东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惠东府行复(2015)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内容客观、真实、合法，依据充分，程序符合规定，请求维持。
原告对被告1提供证据有如下质证意见：证据一，人民调解书申请，三性有异议；证据二，三性不予认可；证据三，形式上有瑕疵，实质性无法证明刘东汉真实身份，是间接证据，不予认可；证据三至证据七，所有调查笔录质证意见同证据三；证据八，三性无异议；证据九至十二，质证意见同证据三至七；证据十三，不予质证，无原件；证据十四，无原件，不予质证；证据十五，三性有异议，形式上有瑕疵，内容上违法行政法强制性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物权法等相关法律，因此该证据不能作为认定刘造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事实；证据十六，三性有异议，该证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退一万步，未经发包方同意，擅自处分他人财产的行为；证据十七，三性无异议，对其部分内容有异议，“村里只能按92年调整后的管理，按80年分得的是不可能的”有异议。
原告对被告2提供证据有如下质证意见：证据一，申请书，三性无异议；证据二，答复书，三性不予认可，超过时效的规定，超时答辩；证据三至五，无异议；证据六，三性有异议，超过法定时效，被告2再做出延期，程序违法；证据七，三性有异议，超越职权的行为，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被告1对原告提供证据有如下质证意见：证据一，身份证，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证据二，合同书，合法性及真实性无法认定，关联性有异议；证据三，通知书，真实性由法庭认定，关联性与上面所说的一致，保留意见；证据四，无原件，三性有异议；证据五，收购发票，三性均不予认可；证据六，证明，合法性不予认定；证据七，身份证明，34份中其中真正属于本小组的人并没有在里面签名，反而签名的都是其他小组的人，所以真实性不予认可，关联性也不予认可，合法性请法庭予以核实；证据八，决定书，三性无异议；证据九，复议决定书，三性无异议。
被告2对原告提供证据有如下质证意见：同意被告1质证意见。证据三，通知书，对证明内容有异议，按照原告提供的1985年合同记载，原告承担的粮食任务是每年在变化的，梁化镇人民政府提交的粮食任务落实表中，说明粮食任务是有调整的，也就是土地是有调整的，并不是连续缴交的任务，根据被告1在复议提供的证据证实，刘造在1992年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刘造的任务在1992到1997中是无变化的，也就是承包的土地没有变化过；证据四，发票，无原件，对其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内容有异议，原告提交的两份发票证明所缴交的不是公粮任务，而是订购粮任务，也就是原告所主张的连续管理使用争议地是无依据的。
第三人2对原告提供证据有如下质证意见：同意梁化镇人民政府的质证意见。
第三人2对被告1及被告2提供证据均表示无异议。
第三人1未出庭，未对原告及被告1、被告2提供证据发表质证意见。
由于原告及被告在第一次庭审过程中，部分证据材料未出示原件予以核实，合议庭依法组织了第二次庭审。
原告出示了两份证据（发票及证明）及相关证据原件，用于证明承包经营权的事实存在。被告1的质证意见如下：对新提交的两份证明，关系和内容不予认可，只可以证明他们是父子关系，并不能证明承包经营权的事实，关联性不予认可，真实性由法庭核实，合法性也由法庭核实。对于原告提交原件的质证意见同庭审笔录第一次，真实性由法院核实，但是1997年的那份证据一直没有拿出来，粮食任务通知书的原件未提交，三性不予认可，关联性也无关联。
被告1出示了相关的证据原件，原告有如下质证意见：第三人刘造土地承包合同，三性有异议，从整个合同的内容看，不可以证明刘造当时是单身的，他有个父亲，两个人分得的三份田，内容上并没有看出与本案的涉案土地有关联性，与涉案土地四至界限与合同上的不符合，这个合同不具有排他性，合同亩数与本案争议的亩数也不同，退一万步来说，这份合同书无论土地在哪里，这份合同违反了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从第三人包括被告都不能够加以证实小调整的合法性，并且无法提供是调整土地的法定证据，只是口头陈述；缴交粮油证据，交粮油的数量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交粮油并不能代表和这两亩地的任务，不能够代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认，这只是政策性义务，交公粮数量是逐年减少的；土地承包合同，质证意见同庭审笔录第一次，形式上有瑕疵，刘造从来没有去耕过，没有拥有使用收益权利，内容上违反法律规定，是越权的行为；其余证据质证意见按照庭审笔录第一次。
经审理查明：刘廉又名刘兼，系原告刘观文之父。第三人刘造，又名刘秉造。原告刘观文与第三人刘造土地使用权争议的土地位于惠东××××村新屋村民小组大万地段，面积约2亩，该地所有权属梁××镇××村新屋村民小组集体所有。一九八五年以刘兼出名与梁化镇××村新屋村集体签订承包合同，以家庭承包的方式承包包括争议地在内的约十亩土地，当时刘观文是该家庭承包成员。签订承包合同后，刘观文等陆续迁出梁化镇××村新屋村小组到惠东××××等地居住，造成刘兼的承包土地有丢荒的情况。同村其他承包户也有丢荒的情况，造成梁化镇××村新屋村民小组的税收（农业税）及其他粮食任务无法完成。于是，在当时政策允许的情况下，于一九九二年召开梁化镇××村新屋村民小组村家长会议，将部分外迁户丢荒的承包土地进行调整，将以刘兼为承包人的现原告与第三人刘造争议的土地调整给刘造。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三日，刘造与梁化镇××村新屋村民小组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即《惠东梁化镇吕屋坪管理区新屋村经济合作社土地承包合同书》，该合同书的原件在惠东档案馆，惠东档案馆出具相关证明证实该合同复印件的真实性；承包期限从一九九二年十月到一九九七年十月。调整后刘兼户主变成刘观友，承包人剩下2人，其余外迁，土地调整为2份3亩，农业税收及其他粮食任务也进行相应调整。开会调整的会议记录第三人2梁化镇××村新屋村民小组没有提交；但刘造提交的《土地承包合同书》，第三人2新屋村民小组等提交的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惠东梁化镇吕屋坪区粮食任务落实表》、《惠东梁化镇吕屋坪区新屋村粮食任务落实表》原件对调整后各户的人员、粮食任务记录得非常清楚。刘观友2人土地3、4亩。被告1梁化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也询问了刘东汉、原吕屋坪管理区书记、主任吕某等均证实一九九二年吕屋坪新屋村小组土地调整的情况。一九九九年十月以后，刘兼及其家属、第三人1刘造均未与梁化镇××村新屋村民小组签订争议土地的承包合同，该土地由刘造管理使用；2013年3月20日刘造将包括争议土地在内的土地流转给梁化镇××村红忠村民小组村民吕伟波承包，并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二0一四年六月，原告与第三人1刘造发生争议地土地使用权争议，被告1惠东梁化镇人民政府于二0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作出《土地权属争议行政处理决定书》，将争议土地使用权确定给第三人1刘造。原告不服，向被告惠东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惠东县人民政府于二0一五年六月十一日作出惠东府行复[2015]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1梁化镇人民政府的《土地权属争议行政处理决定书》，原告不服复议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审理认为：本案是土地使用权纠纷。原告家庭及第三人1刘造均与第三人2梁化镇××村新屋村民小组就争议土地签订过承包合同；但双方在签订合同到期后均未与第三人2梁化镇××村新屋村民小组续订承包合同。一九九九年第二轮承包开始后，原告与刘造均未就争议地与第三人2签订承包合同。原告与刘造均未实际取得争议土地的使用权即承包经营权。因此，本案属土地使用权纠纷。刘观文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刘观文原系第三人2的村民，也是争议土地的原承包人之一；虽然刘观文的户籍迁至本县，但其是否具有第三人2集体成员资格，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权益，应放宽其诉讼主体资格以保障其合法权益。本案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起诉。本案涉及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土地使用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或者使用是比较复杂的，不同于其他债权，应参照不动产相关司法解释来界定其诉讼时效。第三人新屋村一九九二年部分调整承包土地适用当时的政策，不适用《农村土地承包法》。本院审理认为，被告惠东梁化镇人民政府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立案处理原告刘观文与被告刘造之间的土地使用权纠纷，主体适格。被告梁化镇人民政府依据争议土地的管理事实及有利于生产生活，确认争议土地归刘造使用，认定事实清楚，主要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处理适当，应予维持；原告请求撤销该决定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被告2惠东县人民政府复议事实认定清楚，主要证据确实、充分，复议程序合法，应予以维持。依《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观文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观文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钟石良
审判员 肖映红
审判员 罗晓燕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三日
书记员 朱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