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赫章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黔0527民初1467号
原告：孙某1，男，1977年1月8日生，汉族，住赫章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川，贵州中创联律师事务所毕节分所律师。
原告：张大国，男，1972年11月12日生，汉族，住赫章县，
原告：张大军,男，1975年11月13日生，汉族，住赫章县，
原告：张某1，男，1986年2月14日生，汉族，住赫章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大军,系张某1之兄。
原告：张某2，男，1988年12月17日生，汉族，住赫章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大国，系张某2之兄。
被告：张某3，男，1970年9月16日生，汉族，住赫章县，
被告：陈某1，女，1976年7月16日生，汉族，住赫章县，
被告：杨某1，女，1943年6月16日生，汉族，住赫章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莉苇，赫章县司法局公职律师。
原告孙某1、张大国、张大军、张某1、张某2诉被告张某3、陈某1、杨某1继承纠纷一案，本院经审理于2015年12月5日作出（2015）黔赫民初字第87号民事判决。原告孙某1不服，提起上诉。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8日作出（2016）黔05民终754号民事裁定，以原判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为由，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院重新立案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川，原告张大国，原告张大军，原告张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大军，原告张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大国，被告张某3，被告陈某1，被告杨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莉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孙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陈某1、杨某1、张某3将170,443.63元土地征收款的一半及政府返还地基的一半给付给原告孙某1；二、判令被告陈大英、张某3将陈仁璋、陶润秀的瓦房的价值中的30,000.00元给付给原告孙某1；三、判令被告陈某1、杨某1、张某3将陈仁璋、陶润秀的房屋地基的一半交付给原告孙某1管理和使用；四、判令被告陈大英、杨某1、张某3将土地转让款的一半给付给原告孙某1；五、判令三被告将陈仁璋、陶润秀所承包的饲料地、荒地、山林地、茶园地交付给原告孙某1管理和使用。
事实和理由：原告孙某1是陈仁璋、陶润秀的亲外孙，陈正品是陈仁璋、陶润秀的儿子，是原告的亲二舅。陈正品的媳妇徐二全在1979年病逝，正式合法的姑娘陈某5早已出嫁到赫章县六曲镇拉乐村的张家，并于2006年病逝。陈某5生育了4个儿子。陈正品孤身一人。陈某1是徐二全在世时土地未承包之前陈正品和杨某1非法同居所生的女儿，陈某1早与陈正品断绝了关系，陈某1与陈正品已多年没有来往联系。陈某1长大后嫁给赫章县六曲河镇河边村村民张某3。2003年被告三人才突然出现。1995年农历7月11日，陈仁璋、陶润秀二位老人立下遗嘱，二老在遗嘱中明确由原告孙某1继承二老的一半房屋、一半地基以及二老与陈正品的一半承包地。2000年4月28日，赫章县司法局公证处对陈仁璋与陶润秀的遗嘱进行了公证，并作出了（2000）赫证字第11号公证书。2003年，被告陈某1、张某3以照顾陈正品为借口搬到了陈正品的房屋旁，并在屋边搭建了一间简易房居住，同时，陈某1、张某3把陈仁璋、陶润秀二老的房屋、地基以及二老与陈正品的承包地全部霸占，霸占至了2013年。2006年7月，被告陈某1、张某3将陈仁璋、陶润秀的价值约六万元的房屋拆除。2006年至2013年，三被告陆续将陈仁璋、陶润秀、陈正品在万家丫口的承包地变卖给张政学、彭某某等人作宅基地，约得款二十余万元。后政府征用了老房子背后的林业站坡坡的一块面积为365.06平方米的承包地，政府付了7,301.20元征用款并返还了地基，同时政府还征用了位于朝阳的299平方米的一丘田承包地，政府付了5,980.00元征用款并返还了地基。2013年，六曲河镇人民政府将陈仁璋、陶润秀、陈正品的承包土地征用，其中以张某3的名字征用的有高埂子的378.48平方米承包地，万家丫口的692.93平方米承包地，以及万家坪子的1,278.13平方米承包地，征用款分别是12,944.02元、23,698.21元和45,612.05元；以陈大英的名字征用的有周家田的395.5855平方米承包地，征用款是13,529.18元；以杨某1的名字征用的有茶园坡坡的1,794.72平方米承包地，征用款是61,379.00元。六曲河人民政府在征收土地的同时还返还了地基。前述的政府征收土地补偿款共计170,443.63元，均被三被告霸占。根据陈仁璋、陶润秀二位老人立下的遗嘱，原告孙某1有权继承170,443.63元征地补偿款的一半即85,221.82元，并有权继承政府返还地基的一半的土地权利，但三被告拒绝向原告孙某1交付土地补偿款及政府返还的地基。为此，原告孙某1向六曲河人民政府多次反映，政府派出调查组调查并作出按公证书处理的处理意见，但三被告拒绝按照公证书的内容进行处理。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孙某1特将三被告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如所请。
原告张大国、张大军、张某1、张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三被告将陈正品遗留下来的房屋、宅基地、土地收益、饲料地、荒地、茶园地的一半份额给付给原告张大国、张大军、张某1、张某2。事实和理由：陈正品是原告张大国、张大军、张某1、张某2的外祖父，他遗留下来的遗产包括土地、荒山等应属于我们母亲陈某5继承。我们母亲陈某5享有一半的继承份额。现在我们的母亲陈某5已经过世了，因此，应由我们来继承我们母亲应该继承的份额。
被告陈某1辩称，五原告的诉讼请求均不应得到支持。原告孙某1的公证无效，承包地他没有资格继承。原告孙某1说赡养老人的事实不存在，承包地是我父亲承包的，孙某1没有权利索要涉案承包地的一半土地收益。张大国、张大军、张某1、张某2的母亲生前和我们之间曾经有过协议，他们无权分取陈正品的一半遗产。而且，本案的诉讼请求已经严重超过了诉讼时效。
被告杨某1辩称，五原告的诉讼请求均不应得到支持。原告孙某1所诉称的公证继承是不存在的。原告孙某1提供的（2000）赫证字第11号公证书一来仅仅是在“关于对故父陈仁璋、生母陶润秀的财产的处理决定”上的签字和按印进行公证，二来该公证书的公证并不属实，不是公证遗嘱，程序违法，是无效的。根据《土地承包经营法》第三十一条、第五十条的规定，承包土地只能在原承包经营户继续承包，不能继承。本案已经严重超过诉讼时效，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保护。政府征地范围限于张某3、陈某1、杨某1的承包地，与原告无关。
被告张某3辩称，五原告的诉讼请求均不应得到支持。原告孙某1所主张及要求的一切均不成立，公证书不合法，公证书上根本没有立嘱人的签名。张大国、张大军、张某1、张某2的母亲与我们签有协议，他们的母亲并非突然性死亡，故张大国、张大军、张某1、张某2也无权主张权利。原告把杨某1列为被告，政府征收的是杨某1本人的地，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万家丫口的地是后来我们对陶润秀老人进行照顾后从五个人的地里划出来给我们的，我们卖不卖与原告也没有关系。本案已经严重超过诉讼时效，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保护。
原告孙某1及三被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向本院提交了证据，原告张大国、张大军、张某1、张某2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合议庭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合议庭认定如下：一、对于双方当事人仅对证据证明目的有异议而对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没有异议的证据，合议庭予以采信，这些证据包括原告孙某1提供的身份证、户口本、“继承协议合同书”、“六曲河镇政府关于孙成能与张某3遗产纠纷的处理意见”、“关于陈田陶氏子女纠纷再次处理意见”、六曲河镇政府出具的“证明”、7张照片、“六曲河镇人民政府征地协议”，以及三被告提供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证、证人杨某2的证言；二、三被告认为原告孙某1提供的（2000）赫证字第11号公证书中的“陈正品”签名系伪造，且主张陈正品未参与过该项公证，但三被告并未提供相反证据对该公证书的真实性进行反证，且未申请对公证书中“陈正品”签名进行鉴定，合议庭对该公证书进行审查后认为该公证书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且与本案存在关联，合议庭予以采信；三、对于原告孙某1提供的“老场坝农场组村民签字证明”，三被告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但三被告并未提供相反证据证明“老场坝农场组村民签字证明”系伪造，加之“老场坝农场组村民签字证明”能够与“继承协议合同书”在真实性上相互印证，故对于“老场坝农场组村民签字证明”的真实性合议庭予以采信，该证据内容真实，来源合法，且能够证明六曲河镇××村农场组村民于1993年5月7日开会讨论并同意了原告孙某1在六曲河镇老场村民组进行落户，故合议庭予以采信；四、三被告认为原告孙某1提供的陶润秀与彭旭于2003年12月11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合议庭对该证据进行审查后认为该证据内容真实，来源合法，能够证明陈仁璋、陶润秀、陈正品共同承包的部分土地的使用权的变更情况，合议庭予以采信；五、三被告对证人陈某2的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但三被告并未提供反证进行证明，陈某2的证言中关于陈仁璋、陶润秀、陈正品属同一土地承包经营户的证言，关于陶润秀于1992年立下遗嘱并经公证处公证的证言，关于张某3、陈某1搬往六曲河镇××村农场组居住并实际使用涉案土地的证言，关于六曲河政府对涉案纠纷进行过处理并作出处理决定的证言，能够与“继承协议合同书”、“六曲河镇政府关于孙成能与张某3遗产纠纷的处理意见”、“关于陈田陶氏子女纠纷再次处理意见”、六曲河镇政府出具的“证明”、“六曲河镇人民政府征地协议”相互印证，合议庭予以采信；六、三被告对证人陈某3的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但并未提供反证予以证明，证人陈某3的证言能够与本院依职权对陈勇进行调查所形成的调查笔录相互印证，能够与原被告双方承认的陈仁璋、陶润秀、陈正品属同一土地承包经营户的事实相互印证，能够与“继承协议合同书”相互印证，合议庭予以采信；七、三被告对证人叶某1的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但并未提供反证予以证明，证人叶某1的证言能够与陈某3的证言、陈勇的调查笔录、“继承协议合同书”相互印证，合议庭予以采信；八、对于证人孙某2关于“一家一半指的是陈正品姑娘（陈某1）一半，孙成伦一半”的证言，原被告均有异议，且证人孙某2的该证言与“（2000）赫证字第11号公证书”所记载的内容不符，合议庭不予采信；九、证人郭应培、叶某2并未出庭作证，未接受当事人的质询，对原告孙某1提交的证人郭应培、叶某2的证言，合议庭不予采信；十、三被告认为原告孙某1提供的陈某1与王明雪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与本案不存在关联，合议庭对该协议书进行审查后认为，该协议书所转让的是位于“万家丫口”的承包地，该承包地属于争议土地的范围，故，该“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合议庭予以采信；十一、被告杨某1提供的公证卷宗盖有赫章县司法局的公章，该证据内容真实，来源合法，与本案存在关联，合议庭予以采信；十二、被告杨某1提供的赫章县六曲河镇××村于2015年1月19日出具的“证明”，加盖有老场坝村委会的公章，该“证明”内容真实，来源合法，且与本案存在关联，合议庭予以采信；十三、对于被告杨某1提供的两份“协议书”，原告孙某1认为该两份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原告张大国认为该两份证据不具有真实性，但原告张大国并未提供相反证据对该两份证据的真伪予以证实，合议庭对该两份证据进行审查后认为，该两份证据内容真实，来源合法，能够证明陈正品在生前将其耕种的田、地交给陈某1耕种的事实，能够证明陈正品将其住房的一半产权交由陈某1继承，与本案存在关联性，合议庭予以采信；十四、原告孙某1认为证人陈某4的证言不真实，合议庭对陈某4的证言进行审查后认为，陈某4的证言与原告孙某1提供的“继承协议合同书”所记载的内容一致，两份证据能够在真实性上相互佐证，合议庭对陈某4的证言予以采信。
本案在重审过程中，本院为查明涉案土地中被征收的土地的权属，依职权向赫章县六曲河镇人民政府调查了被征收土地的权属情况，六曲河镇人民政府于2016年12月29日向本院出具了“关于陈仁璋、陶润秀、陈正品承包土地的情况说明”；原告为证明涉案土地的权属，向本院提交了赫章县六曲河镇人民政府于2017年1月8日出具的“证明”；被告为证明涉案土地的权属，向本院提交了赫章县六曲河人民政府于2017年1月13日出具的“证明”。虽然该三份证明材料在对被征收土地的登记主体的表述上有所差异，但结合合议庭依法采信的其他证据可以查明该三份证明材料所说明的土地权属情况及征收情况的实质内容是一致的，均说明了陶润秀、陈正品所承包的土地中被征收的土地在被征收时分别被登记在了陈某1、张某3、杨某1的名下，该三份证明材料的实质内容真实一致，材料来源合法，且与本案存在关联，合议庭予以采信。
为查明陈某1对涉案土地的转让情况，本院依法对陈某1进行了询问，依法对陈大江进行了调查，并依法调取了陈正品、张某3、陈某1与彭家云签订的转让土地的“协议”。对陈某1的询问笔录，对陈大江的调查笔录，以及陈正品、张某3、陈某1与彭家云签订的“协议”，能够在真实性上相互印证，该几份证据来源合法，与本案存在关联，合议庭予以采信。
根据依法采信的证据及双方当事人均承认的事实，合议庭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孙某1又名孙成伦、孙成能；被告陈某1又名陈大英；被告杨某1又名杨庆英。
赫章县六曲河镇××村农场组原村民陈仁璋、陶润秀夫妇育有子女陈正光、陈正品、陈正国、陈正权、陈正先、陈某2、陈正云、陈正萍八人，其中陈正光、陈正国、陈正权先于陈仁璋、陶润秀死亡。陈正品与其妻徐二全共同生育一女，名陈某5。陈某5出嫁至六××河镇江××组，其夫为张兴仁。陈某5与张兴仁共同生育四子，即：张大国、张大军、张某1、张某2。1976年陈正品与杨某1生育女儿陈某1。1978年3月24日陈正品的妻子徐二全死亡。
1981年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陈仁璋、陶润秀、陈正品三人组成同一家庭承包户，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向六曲河镇××村农场组承包了位于“万家地”的耕地2亩，位于“孤儿院门口”的耕地0.5亩，位于“煤炭包包”的耕地0.5亩，位于“张家田”的田地0.3亩，合计3.3亩。
陈仁璋于1991年5月1日去世后，陈正萍为赡养母亲陶润秀，在经陶润秀同意后，于1993年5月3日将其子孙某1派往陶润秀家赡养陶润秀，并向农场村民组、老场坝村委会、六曲河镇人民政府出具了“继承协议合同书”。“继承协议合同书”内容为：一、我（陈正萍）将三子孙成伦送往老人（陶润秀）居住处护理照顾老人，并承担国家、集体分配的一切任务；二、老人生前生活由我（陈正萍）护理，死后安埋一切费用由我（陈正萍）负责；三、要求孙成伦迁往老场村农场组落户；四、立合同人为达依乡陈正萍。1993年5月7日，农场村民组召开会议讨论后一致同意孙某1到本村落户，老场坝村委会、赫章县六曲河镇人民政府均同意群众及村民组意见，同意孙某1在老场坝落户，但赫章县六曲河镇人民政府同时认为“继承协议合同书”必须经过司法局公证。原告孙某1于1993年开始到陶润秀处扶养陶润秀。1995年农历7月11日，陈氏家族召开会议，参会人员包括陈正品、陈正先、陈某2、陈正萍、陈正云、孙某1，会议形成了“关于对故父陈仁璋、生母陶润秀的财产的处理决定”，其内容为：“'一九九五年农历七月十一日，为了明确故父陈仁璋，生母陶润秀的财产继承及陶润秀老人生前的赡养及故后的安葬问题，在陈勇主持的家族会上，陶润秀老人读了陈仁璋老人生前的遗嘱及本人意见，原有房屋及地基，以房子的堂屋中间为界划分，南面的房屋及地基及承包地的一半分给陈正品，即由陈正品继承；北面房屋的地基及承包地的另一半由女婿孙良金的儿子孙成能（孙某1）继承，同时，孙成能（孙某1）本人负责陶润秀老人生前的一切生活及故后的安葬，并一代接一代地负责经管两位老人的坟墓及祭祀，对陶润秀老人自己现有的自留地及分给孙成能（孙某1）的地基上的房产全部出售，用于安葬陶润秀老人及包两位老人的坟墓费用。'在陶润秀老人读了陈仁璋的遗嘱及意见后，经陶润秀老人的儿子，姑娘商议同意，以及家族到会人员的同意。现对陈仁璋、陶润秀两位老人的一切财产继承明确如下：1.房屋地基、承包地、自留山按陈仁璋的遗嘱及陶润秀的意见处理；2.孙成能在继承陈仁璋的遗嘱和陶润秀的意见内容后，必须履行赡养老人及老人故后的安葬，包坟，坟墓管理和祭祀的义务，若不履行上述义务，孙成能将无条件地被取消继承权利；3.此决定从签订之日起生效。”
1998年实行农村土地第二轮承包时，陶润秀与陈正品以陈正品为户主共同继续承包了陈仁璋、陶润秀、陈正品在第一轮土地承包中所承包的3.3亩承包土地。
2003年12月11日，陶润秀将其位于216省道旁的187.2平方米的自留地使用权转让给了六曲河镇燕子村营盘组村民彭旭。
2003年被告陈某1、张某3夫妇搬到陈正品处，在陈正品住处侧面搭建了一个简易棚居住，并照顾陈正品。
2004年2月21日，赫章县人民政府以陈正品为使用权人，向陶润秀、陈正品所在家庭户颁发赫集用（2003）字第0190号集体土地使用权证，确认宅基地面积为100平方米。
2004年7月孙某1因计生政策离开了陶润秀居住的六曲河镇××村，并外出打工。后由陈某2、陈正萍等人此后轮流照顾陶润秀。陶润秀于2004年12月5日死亡。
从2005年起，被告张某3、陈某1、杨某1开始耕种陈仁璋、陶润秀、陈正品三人所承包的土地。
2006年3月24日陈某5死亡。
2006年，被告张某3将陈仁璋、陶润秀生前居住的五柱四立三间板壁瓦房拆掉，并自行处理了房屋拆除后所余留的材料。被告张某3于2006年秋收期间以电话告知的方式，将房屋拆除事宜告知了原告孙某1。
2009年7月12日，陈正品与彭家云签订“协议”，将陶润秀、陈正品于1998年共同承包的位于“万家丫口”处的200平方米承包地转让给了彭家云，得转让款53,600.00元。六曲河镇××村的时任党支部书记陈大宽在“协议”上签字：“情况属实，同意本协议。”
2010年3月15日至5月底，六曲河镇政府在进行二期路网建设，以张某3作为土地征收相对人，征收了陶润秀、陈正品于1998年承包的365.06平方米土地,征地补偿款为7,301.20元，返还地基21.90平方米；在进行朝阳建设时，以张某3作为土地征收相对人，征收了陶润秀、陈正品于1998年共同承包的299.00平方米土地,征地补偿款为5,980.00元，返还地基17.94平方米。
2011年3月23日陈正品死亡。
2011年冬季，陈某1将陶润秀、陈正品于1998年共同承包的位于“万家丫口”处的190平方米承包地转让给了六曲河镇川硐村川硐组村民张自云，陈某1得转让款70,300.00元。
2012年6月17日，陈某1将陶润秀、陈正品于1998年共同承包的位于“万家丫口”处的190平方米的承包地转让给六曲河镇板房村板房组村民王明雪，陈某1得转让款102,600.00元。
2012年至2013年期间，陈某1将六曲河镇政府于2010年3月15日至5月底间所返还的39.84平方米地基转让给了陈大江，陈某1得转让款47,808.00元。
2013年2月28日，六曲河镇政府在进行乌蒙山学校建设时，以张某3作为土地征收相对人，征收了两块陶润秀、陈正品于1998年共同承包的土地。其中一块土地的面积为692.93平方米，征地款为22,450.93元，应返还地基41.58平方米；其中一块土地的面积为378.48平方米，征地款为12,262.75元，应返还地基22.71平方米。目前，六曲河镇政府尚未给付土地征收款，尚未返还地基。
2013年，六曲河镇政府在进行金叶大道项目开发时，分别于2013年4月20日、2013年4月25日，以陈某1作为土地征收相对人，征收了两块陶润秀、陈正品于1998年共同承包的土地。其中一块土地的面积为395.59平方米，征地款为12,817.12元，应返还地基23.74平方米；其中一块土地的面积为1,278.13平方米，征地款为41,411.41元，应返还地基76.69平方米。目前，六曲河镇政府尚未给付土地征收款，尚未返还地基。
2013年，六曲河镇政府在进行金叶大道项目开发时，以杨某1作为土地征收相对人，征收了两块土地。其中一块土地的面积为1,794.72平方米，征地款为58,148.93元，应返还地基107.68平方米；其中一块土地的面积为898.41平方米，征地款为29,108.48元，应返还地基53.90平方米。
2013年7月，原告孙某1与被告张某3因涉案土地权益的继承问题发生纠纷，赫章县六曲河镇人民政府对纠纷进行处理后于2013年11月20日作出了“关于孙成能与张某3遗产纠纷的处理意见”，处理意见为：一、根据走访叶某1、郭应培等8名知情人的情况，我镇认为孙成能提供的《公证书》合法有效，建议双方按照《公证书》的相关协议执行；二、如双方不同意第一条处理意见，建议双方通过司法渠道解决该事项。
原告孙某1于2015年1月5日将三被告诉至我院，我院在审理过程中依法追加张大国、张大军、张某1、张某2为原告。本院经审理于2015年12月5日作出（2015）黔赫民初字第87号民事判决。原告孙某1不服，提起上诉。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8日作出（2016）黔05民终754号民事裁定，以原判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为由，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院于2016年7月26日立案后，重新对本案进行审理。
本案在重审过程中，本院依法询问陈某2、陈正云、陈正先、陈正萍对陈仁璋、陶润秀遗留的遗产的继承意见，陈某2、陈正云、陈正先、陈正萍均表示放弃继承陈仁璋、陶润秀的遗产，并在笔录上签字确认。
另查明：一、原告孙某1于2015年10月26日将户籍从赫章县达依乡磨石村坛厂组迁往赫章县六曲河镇××村农场组；二、被告陈某1、被告张某3的户籍所在地为赫章县××××民族组；三、被告陈某1、被告杨某1与案外人陈武全登记为同一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户，三人于1998年10月31日实行农村土地第二轮土地承包时，以陈武全为户主承包了位于“万家地”的耕地3亩，位于“万家丫口”的耕地1亩，位于“孤儿院门口”的耕地0.5亩，位于“煤炭包”的耕地0.5亩，位于“张家田”的田0.5亩，合计5.5亩，赫章县六曲河镇人民政府于2013年与陈武全签订了征地协议，征用了登记在以陈武全为户主的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户名下的3,962.39平方米土地；四、原陈仁璋、陶润秀的老宅基地及自留地除了已转让给彭旭的外，经原告申请，本院进行实地勘验后，测得宅基地沿212省道公路一方长为21米，公路往后进深为15.60米，靠许定周住房一方进深为18米，测得宅基地实际占地面积约330平方米（包含陈正品已办证的100平方米）。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关于对故父陈仁璋、生母陶润秀的财产的处理决定”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二、原告孙某1是否有权请求三被告将涉案房屋的价值中的30,000.00元给付给原告孙某1，以及是否有权请求三被告将房屋宅基地的一半交付给原告孙某1管理和使用；三、原告孙某1是否有权请求三被告将涉案土地征收款的一半、涉案土地转让款的一半、政府返还地基的一半、涉案饲料地、涉案荒地、涉案茶园地交付给原告孙某1；四、原告张大国、张大军、张某1、张某2是否有权请求三被告将陈正品遗留的宅基地的一半、政府返还地基的一半、土地转让款的一半、土地征收款的一半、饲料地的一半、荒地的一半、茶园地的一半交付给原告张大国、张大军、张某1、张某2。
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关于对故父陈仁璋、生母陶润秀的财产的处理决定”上载有陶润秀的姓名及捺印，并载有陈勇、徐元海等家族会议参加人的签名及捺印，因此，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认定“关于对故父陈仁璋、生母陶润秀的财产的处理决定”的内容是陈仁璋、陶润秀的真实意思表示。陈仁璋、陶润秀在“关于对故父陈仁璋、生母陶润秀的财产的处理决定”中所处分的“遗产”包括：一、陈仁璋、陶润秀所居住的五柱四立三间板壁瓦房及其地基；二、陈仁璋、陶润秀、陈正品所在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户的承包地。陈仁璋、陶润秀所居住的五柱四立三间板壁瓦房是陈仁璋、陶润秀的合法财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二项的规定，公民的房屋属于遗产范围，“关于对故父陈仁璋、生母陶润秀的财产的处理决定”中将涉案房屋作为遗产进行处分的内容，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保护；陈仁璋、陶润秀在“关于对故父陈仁璋、生母陶润秀的财产的处理决定”中所处分的宅基地、承包地的所有权人是集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8条的规定：“遗嘱人以遗嘱处分了属于国家、集体或者他人所有的财产，遗嘱的这部分应认定无效。”因此，“关于对故父陈仁璋、生母陶润秀的财产的处理决定”中关于处置房屋所有权的内容具有法律效力，关于处置宅基地、承包地的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承包经营权的内容不具有法律效力。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
陈仁璋、陶润秀在“关于对故父陈仁璋、生母陶润秀的财产的处理决定”中明确表示以涉案房屋堂屋中间为界，将北面的房屋的宅基地交由原告孙某1继承，并要求将北面的房屋进行出售，所得转让款由孙某1用于陶润秀的安葬和陈仁璋、陶润秀死后的坟墓管理及祭祀。按照“关于对故父陈仁璋、生母陶润秀的财产的处理决定”的内容，在陶润秀死亡后，应当由原告孙某1行使北面房屋的处分权及收益权。因此，按照“关于对故父陈仁璋、生母陶润秀的财产的处理决定”的内容，涉案房屋的北面的房屋的产权应由原告孙某1继承。
陶润秀于2004年12月5日去世，因此，陈仁璋、陶润秀对原告孙某1的遗赠应于2004年12月5日开始发生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原告孙某1从2004年12月5日起即得到了涉案房屋的北面的房屋的产权。
原告孙某1在2004年12月5日取得涉案房屋的北面的房屋的产权后，根据地随房走的原则，原告孙某1在取得该一半房屋的产权的同时，即获得了该一半房屋所在宅基地的使用权。涉案宅基地现由三被告实际占有，原告孙某1有权请求三被告将涉案宅基地的一半交给原告孙某1管理和使用。因此，对于原告孙某1请求三被告将涉案宅基地的一半交给其管理和使用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被告张某3在未经原告孙某1允许的情况下，于2006年将涉案房屋全部拆除，侵犯了原告孙某1对涉案房屋的产权，原告孙某1有权请求被告张某3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三被告提出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的规定，原告孙某1应当在知道或应当知道被告张某3拆除了涉案房屋后的2年内请求被告张某3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本案中，原告孙某1自认被告张某3于2006年秋收期间曾打电话告知其拆房事宜，则原告孙某1应当从2006年秋收期间起2年内要求被告张某3承担赔偿责任。在原告孙某1未举证证明其在2006年秋收期间至2008年秋收期间存在诉讼时效中止或中断的情况下，原告孙某1于2015年1月5日向本院起诉要求三被告向其给付涉案房屋价值中的30,000.00元，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故，对于原告孙某1要求三被告向其支付涉案房屋的价值中的30,000.00元的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
陶润秀、陈正品于1998年以同一家庭承包户进行了第二轮土地承包后，陶润秀与陈正品分别于2004年12月5日、2011年3月23日死亡，因此，陶润秀与陈正品所在的家庭承包经营户在2011年3月23日即告消亡。虽然陶润秀与陈正品所在家庭承包户已于2011年3月23日消亡，但集体经济组织并未据此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收归集体所有，而是允许陶润秀、陈正品的后人继续管理和使用土地，且六曲河镇政府在对陶润秀、陈正品生前所承包的土地进行征收时，并未以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土地征收的相对人，而是将张某3、陈某1及杨某1登记为土地征收相对人。从集体经济组织以及政府的做法可以看出，集体经济组织以及政府并未在承包经营户消亡后当然地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收归集体经济组织，而是充分考虑了我国农村的土地耕种的世代承袭观念及习惯，允许承包人的后人在承包经营户消亡后继续享受土地权益。
集体经济组织及政府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户的后人在土地承包经营户消亡后继续享受土地权益的做法，与我国农村的土地风俗及土地耕种习惯是相适应的，对于维护农村经济秩序的稳定以及家庭伦理关系的稳定有着重要意义。因此，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应当尊重集体经济组织以及政府在处理土地问题时的这一通常做法，应当在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作为遗产继承的前提下，确认陶润秀、陈正品的子孙后人可以享受陶润秀、陈正品所承包的土地的土地收益。
对于陶润秀、陈正品所承包的土地的土地收益能否按照陈仁璋、陶润秀在“关于对故父陈仁璋、生母陶润秀的财产的处理决定”中的意思进行分配的问题，本院认为，在处理该问题时，除了应当尊重集体经济组织和政府的一般做法外，还应当尊重我国农村社会的一般土地观念、家庭伦理观念及风俗习惯，并应按照公平、等价有偿的民事法律基本原则，在最大限度上实现个案的公平正义。虽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8条的规定，陈仁璋、陶润秀在“关于对故父陈仁璋、生母陶润秀的财产的处理决定”中将其承包的土地作为遗产进行处分的行为是无效的，但在判断原告孙某1是否对土地收益款享有权利时，不应机械地适用法律而完全排除原告孙某1对土地收益所享有的权利。根据本案的具体案情，结合我国农村社会的家庭伦理观念、土地风俗习惯以及农村养老模式的现状，并兼顾到判决结果对社会的引导效果，本院认为，应当按照公序良俗、公平、等价有偿的民事法律基本原则，依法确认原告孙某1对涉案土地收益享有权利
陶润秀、陈正品在1998年进行第二轮土地承包时继续承包了原由陈仁璋、陶润秀、陈正品承包的土地，前后两次承包的土地均为同一土地，这种继续承包的做法，符合农村家庭的土地承袭观念和习惯，因此，在农村的一般观念上以及习惯上，陈仁璋、陶润秀在“关于对故父陈仁璋、生母陶润秀的财产的处理决定”中所处理的土地与陶润秀、陈正品在第二轮土地承包中所承包的土地应是同一土地。另外，原告孙某1从1993年至2004年期间均在扶养陶润秀，在土地进行了第二轮承包以后，原告孙某1仍然继续按照“关于对故父陈仁璋、生母陶润秀的财产的处理决定”的内容持续对陶润秀履行了扶养义务，且未对“关于对故父陈仁璋、生母陶润秀的财产的处理决定”中所处分的土地进行变更。因此，应认定陈仁璋、陶润秀在“关于对故父陈仁璋、生母陶润秀的财产的处理决定”中对承包地的处理意思，应当适用于陶润秀、陈正品在第二轮土地承包中所继续承包的土地。
我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农业文明史的农业大国，在长期的农业生产、生活过程中，我国农村社会形成了与土地息息相关的家庭伦理观念和习惯，这些观念和习惯既是长期的农业生产、生活活动的必然结果，也是维系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基础。土地作为农村人口最为重要的一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是农村老年人口用以解决自身生养死葬问题的重要资源。农村老年人在自己的子女或扶养人对自己履行了赡养或扶养义务后，往往将其土地作为一项遗产馈赠给子女或扶养人；同时，对于对老人尽了赡养或扶养义务的子女或扶养人来说，其耗费了相当的时间和精力来扶养老人，其在经济收入上通常会遭受到较大的不利影响，因此，其往往也亟需得到老人遗留的土地作为经济上的补偿以弥补其因赡养或扶养老人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可以说，将承包地作为遗产以馈赠后人，既是农村老年人解决自己的生养死葬问题的一项重要手段，也是子女或扶养人据以赡养或扶养老人的一项重要经济基础。
村民陈勇、王志友、陈哲在询问笔录中，以及证人陈某2、陈某3、叶某1在证言中，均表示孙某1对陶润秀尽了长达11年之久的扶养义务，在此过程中，原告孙某1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在经济上作出了重大牺牲。在本案中，如果机械地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8条的规定完全否定原告孙某1对土地收益款的权利主张，并同时根据陈正品后于陈仁璋、陶润秀死亡的事实认定陶润秀死后至陈正品死亡期间的全部土地收益均归陈正品所有的话，则既有违公平、等价有偿的民事法律基本原则，造成权利义务的明显失衡，也背离了农村群众在处理老年人赡养、扶养问题时的一般观念和习惯，将无疑会极大地打击扶养人的积极性，不利于对农村养老问题的解决形成积极影响。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的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的原则”，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条的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本院认为原告孙某1有权分取陶润秀、陈正品所承包的土地的土地收益。由于“关于对故父陈仁璋、生母陶润秀的财产的处理决定”是原告孙某1据以履行其对陶润秀的扶养义务的重要基础，因此，陈仁璋、陶润秀在“关于对故父陈仁璋、生母陶润秀的财产的处理决定”中对承包地的划分意思，可以作为孙某1分取涉案土地收益的依据。
关于陈仁璋、陶润秀在“关于对故父陈仁璋、生母陶润秀的财产的处理决定”中所称的“承包地的另一半由女婿孙良金的儿子孙成能继承”是指家庭承包地的一半还是指陈仁璋、陶润秀所占份额的一半的问题，本院认为陈仁璋、陶润秀所称的“承包地的另一半”是指家庭承包地的一半。首先，陈仁璋、陶润秀作为其家庭的最高长者，在农村的一般土地伦理观念中即是家庭承包土地的“所有权人”，按照一般习惯，老人在处分家庭承包的土地时通常是将家庭承包的全部土地作为自己的土地来进行处分的，将“承包地的另一半”理解为家庭承包地的一半，更符合农村的一般土地伦理观念和习惯。其次，证人陈某2、陈某3在其证言中均称“承包地的另一半”是指家庭承包地的一半，陈某2、陈某3的该证人证言既能够相互印证，也与农村的一般土地伦理观念和习惯相契合，足以证明陈仁璋、陶润秀所称的“承包地的另一半”是指家庭承包地的一半。
陈仁璋、陶润秀以家长身份对家庭承包的全部土地进行处分的行为符合农村土地伦理观念和习惯，能够在观念和习惯的到认可，且“关于对故父陈仁璋、生母陶润秀的财产的处理决定”上载有陈正品的签名，加之孙某1对陶润秀照顾了长达11年，因此，根据公序良俗、公平正义以及等价有偿的一般原则，应当认定陈仁璋、陶润秀在“关于对故父陈仁璋、生母陶润秀的财产的处理决定”中对家庭承包土地的处分意思对陈正品具有约束力。
综上所述，原告孙某1有权对涉案土地征收款的一半、土地转让款的一半、政府返还的地基的一半主张权利。
陈正品向彭家云转让涉案土地所产生的53,600.00元土地转让款中，有一半份额应归原告孙某1所有。该53,600.00元土地转让款产生后实际由陈某1收取和占有，孙某1作为该土地收益的权利人，其有权请求陈某1向其给付该53,600.00元土地转让款中的一半即26,800.00元。
2010年3月15日至5月底，六曲河镇政府向张某3给付了13,281.20元土地征收款，返还了39.84平方米地基。原告孙某1作为该13,281.20元土地征收款的权利人，有权请求张某3向其给付该13,281.20元土地征收款的一半即6,640.60元。原告孙某1在诉讼请求中要求判令张某3将六曲河镇政府于2010年返还的39.84平方米地基的一半使用权交付给原告孙某1，但被告陈大英已经于2012年至2013年期间，以47,808.00元的价格将该39.84平方米地基转让给了陈大江，且陈大江已经在该土地上修建了房屋，该土地在客观上已经无法返还。在该土地已经无法返还的情况下，原告孙某1作为该39.84平方米地基的权利人，有权请求陈大英向其给付47,808.00元土地转让款的一半即23,904.00元。
陈某1向张自云转让土地后产生了70,300.00元土地转让款，原告孙某1作为该70,300.00元土地转让款的权利人，其有权请求陈某1向其给付该70,300.00元土地转让款的一半即35,150.00元
陈某1向王明雪转让土地后产生了102,600.00元土地转让款，原告孙某1作为该102,600.00元土地转让款的权利人，其有权请求陈某1向其给付该102,600.00元土地转让款的一半即51,300.00元。
对于六曲河镇政府在乌蒙山学校建设项目中以及在金叶大道开发项目中对涉案土地进行征收所产生的88,942.21元土地征收款以及应返还的164.72平方米地基，由于目前六曲河镇政府尚未支付该88,942.21元征收款，且尚未返还该164.72平方米地基，因此，原告孙某1请求三被告向其给付该88,942.21元土地征收款和164.72平方米地基的一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孙某1可以向该土地征收款的给付义务主体以及该地基的返还义务主体主张权利。
另外，对于六曲河镇政府于2013年以杨某1作为土地征收相对人而征收的面积为1,794.72平方米土地，由于该土地既包含了杨某1的承包地，也包含了原由陶润秀、陈正品承包的土地，且六曲河镇政府在对该土地进行征收时是将杨某1、陶润秀、陈正品的位于同一处的1,794.72平方米土地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征收的，各块土地的四至界限现无法查明，故，本院无法查明原告孙某1对该土地的征收款的权利份额。因此，对原告孙某1要求三被告将该土地的58,148.93元征收款的一半给付给原告孙某1的诉讼请求，不应予以支持。原告孙某1可在陶润秀、陈正品的承包地在该1,794.72平方米土地中的份额被明确后，另行主张。
三被告在诉讼中提出了原告孙某1要求分得土地收益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的抗辩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原告孙某1应当在知道或应当知道三被告侵犯其权利之日起2年内要求三被告承担责任。本案中，原告孙某1于2004年7月便因计生政策而离开了六曲河镇外出打工，且三被告均未举证证明其向原告孙某1告知土地转让事宜及土地征收事宜，故原告孙某1在客观上不存在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了侵害。原告孙某1于2013年11月20日请求六曲河政府处理其与被告张某3因涉案土地、房屋问题产生的纠纷，六曲河政府于2013年11月20日作出了“六曲河镇关于孙成能与张某3遗产纠纷的处理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原告孙某1对土地收益的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于2013年11月20日中断，该诉讼时效从2013年11月20日重新起算。截止原告孙某1于2015年1月5日将三被告诉至我院，原告孙某1提出的请求权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故，对于三被告提出的原告孙某1对土地收益的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主张不予支持。
对于原告孙某1请求三被告将陈仁璋、陶润秀承包的饲料地、荒地、茶园地交付给原告孙某1管理和使用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陈仁璋、陶润秀已经死亡，二人的民事主体资格已经消失，二人生前承包的饲料地、荒地、茶园地的承包经营权应归集体所有，原告孙某1请求三被告将陈仁璋、陶润秀承包的饲料地、荒地、茶园地交付给原告孙某1管理和使用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同理，原告张大国、张大军、张某1、张某2要求三被告将陈正品生前承包的饲料地、荒地、茶园地的一办交付给原告张大国、张大军、张某1、张某2管理和使用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原告张大国、张大军、张某1、张某2要求三被告将陈正品遗留的宅基地、涉案土地收益的一半份额给付给张大国、张大军、张某1、张某2的诉讼请求。根据陈正品在2003年3月4日所确认的“协议书”的内容以及陈正品于2003年5月25日所确认的“协议书”的内容，陈正品仅明确将其宅基地的一半交由陈某5“继承”，其承包的土地均交由陈某1“继承”。根据陈正品对其“遗产”的处分意思，陈某5仅能继承陈正品的房屋产权的一半。陈某5于2006年3月24日死亡，其死亡时间先于陈正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原告张大国、张大军、张某1、张某2能够代位继承陈正品的房屋产权的一半，即能继承涉案房屋的四分之一的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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