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渝0120民初161号
原告：张先文，男，1956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璧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宁，重庆奥嘉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何云勇，男，1969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璧山区。
被告：彭贵英，女，1969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璧山区。
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景，重庆景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先文与被告何云勇、彭贵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张先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宁，被告何云勇、彭贵英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景到庭参加诉讼。后因案情复杂，转为普通程序，并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张先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宁，被告何云勇及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先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二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1100000元及自2015年6月1日起至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二、二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庭审中，原告将其主张的利息变更为：要求二被告以借款本金11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支付原告自2015年6月20日起至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并支付2015年6月20日之前按月利率2%进行计算所欠的利息32666.67元。事实和理由：2010年6月和9月，被告以缺失资金为由向原告借款1100000元，其中2010年7月1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支付被告900000元，2010年9月25日支付200000元。因二被告未按时归还借款，2012年6月20日，二被告又将该借款归还时间延期一年至2013年6月，借款月利率为3%。借款到期后，二被告仍不能归还借款，又于2013年12月20日将借款归还时间延期至2014年12月20日。但是，截止起诉之日，经原告多次催收，二被告仍以各种理由拒绝归还借款。被告何云勇于2016年12月17日向原告出具“借款利息”单据一份，载明截止2016年12月20日被告尚欠原告利息款643000元未支付。被告的行为，严重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决上述诉讼请求。
被告何云勇和被告彭贵英共同辩称，一、二被告系夫妻关系，二被告曾经向原告借款属实，但借款金额为1090000元，另有10000元属于原告提前收取的利息。二、原、被告一直是很好的朋友关系，相互信任，在被告做工程、做企业期间，原告确实给予了被告支持，因此在借款时，双方真实的借贷关系并没有约定利息，只是口头承诺尽快归还。针对本案的借款，被告早就将该笔借款全部归还完毕，并且超额归还，在偿还过程中应原告提的要求多支付了相应的利息，在2015年9月16日最后一笔50000元打过去之后，双方就口头就明确了关于1100000元的借款彻底了结，等二被告回到重庆后抽借条。三、本案中之所以会出现两份《借款协议》，就是原告以合伙人名义提出无息借款不愿意为由，为了给合伙人一个交代，要求二被告去签书面的协议。正因被告很信任原告，认为两份《借款协议》只是为了给合伙人一个交代，所以在两份《借款协议》前后，都没有撕毁原有的借条。“借款利息”这张单据，事实上是原告在起诉之后又要求被告出具的一个说明，当时原告给被告的说法是称不拖欠相应利息的依据，只要在“借款利息”单据中签个字，该笔借款就了结。综上所述，二被告已经全部归还了原告的借款本金，也不拖欠任何利息，该笔债权债务已经彻底了结，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如下证据材料：
第1组证据，由原告张先文作为出借人与被告何云勇、彭贵英作为借款人于2010年6月21日签订的《借款协议》一份、由被告何云勇作为借款人于2010年6月21日向原告张先文出具的《借条》一份、2010年7月1日原告张先文通过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向被告彭贵英转账900000元的业务回单一份。以证明二被告共同向原告借款900000元的事实成立，双方约定的借款期间为一年，借款人每季的20日前无条件支付给出借人借款利息，月利率按2%计算，借款利息从款划入乙方账户之日起计算。
第2组证据，由邓福贵作为收款人于2010年9月25日向原告张先文出具的收条一份（载明“今暂代收张先文借给何云勇现金贰拾万元整，此条由何云勇本人回来后转为借条。”）、2010年9月25日原告张先文通过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向被告何云勇转账190000元的转账凭单一份，以证明被告何云勇于2010年9月25日向原告借款200000元的事实成立，该借款是用于被告归还邓福贵处的款项，所以由邓福贵向原告出具的收条，其中所出借的款项中有190000元是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给邓福贵，另外10000元是通过现金支付给邓福贵。
第3组证据，由原告张先文作为出借人与被告何云勇、彭贵英作为借款人于2012年6月20日签订的《借款协议》一份，同时该协议的下方还载明“在借一年2013年12月20日到2014年12月20日，借款人：何云勇，2013年12月20日。”以证明二被告共同向原告借款1100000元的事实成立，该款项是由2010年6月21日的《借款协议》中的900000元和2010年9月25日邓福贵出具的收条中的200000元组成的，双方约定的借款期间为一年，借款人每季度20日前无条件支付给出借人借款利息，月利率按3%计算，借款利息从款划入乙方账户之日起计算。同时，该协议约定的借款期限届满后，因二被告未能归还借款，故再延期一年归还。
第4组证据，被告何云勇于2016年12月17日向原告出具的“借款利息”单据一份，载明“今未负2015年6月20日至2016年12月20日利息款64.3万元大写陆拾肆万叁仟元整。属实，欠款人：何云勇，2016.12.17日。”以证明被告在2016年12月17日认可其向原告借款1100000元及自2015年6月20日之后的利息未支付，未付利息金额为643000元；未付利息金额是以借款本金11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3%计算18个月，再加上2015年6月20日之前未付的利息49000元，其中49000元的利息也是按月利率3%进行计算的。对于未付利息的计算标准，因超过法律规定，原告在庭审中明确表示均自愿按月利率2%进行计算。
第5组证据，（2016）渝0120财保280号民事裁定书1份，（2016）渝0120执保567号执行裁定书1份，保全费用票据1张，以证明原告为保障其权利，对被告的财产采取了保全措施，产生保全费5000元，应由二被告承担。
第6组证据，何森于2011年10月20日在其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璧山支行三合分理处的6228××××1985账户取款500000元的取款回单和银行对私客户对账单各1份，肖宗阳于2011年10月20日在其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璧山支行三合分理处的6228××××1373账户取款500000元的取款回单和银行对私客户对账单各1份，2011年10月20日的四川省农村信用社存款回单1份（金额为1000000元），以证明原、被告之间除了本案的债权债务关系外，还有一笔债权债务往来，即被告除了在原告处直接借款外，还通过原告向何森、肖宗阳借款1000000元，并通过原告支付利息和偿还本金给何森、肖宗阳，但双方之间的这笔债权债务关系已经全部了结，当时形成了书面借条，借款还完后几天，原告就把借条还给了被告，因此被告支付给原告的款项中包括支付给何森、肖宗阳的借款本金和利息，该部分应当从被告支付给原告的款项中扣除。
第7组证据，申请证人何森、肖宗阳出庭作证，以证明原告举示的2011年10月20日的四川省农村信用社存款单中向被告彭贵英的银行账户存款1000000元，系何森、肖宗阳各自出借500000元给二被告的，该款项系通过原告张先文出借给二被告，利息是按月利率3%计算，支付利息360000元和归还本金1000000元均由二被告支付给原告张先文，借款本金及利息均已归还完毕，本金是在2012年10月份还的，利息是分季度支付的。
被告何云勇针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第1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且被告收到原告900000元的借款，但是900000元的借款本金我早已归还完毕，而且在《借条》中是没有利息的，因为原、被告是非常好的朋友，被告在借到900000元后，因原告称他的款项来源于几个合伙人一起出资，因此要求被告配合他们签订一系列的《借款协议》，原、被告之间真实的借贷关系只有借条，所有的《借款协议》均是被告配合原告的要求来签订的。
对第2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事实上只有190000元的借款，另外10000元是原告提前收取的利息。
对第3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该协议中注明的借款金额是1100000元，其并未扣除2010年6月至2012年6月期间被告归还的借款，且被告在该期间归还了本金和利息共计120万元左右，原告称还有利息未归还完毕，双方也没有最后结算，因此应原告的要求，被告重新签订了该《借款协议》，用于原告向他的合伙人交代，并非2012年6月20日被告向原告真实借款1100000元。在2013年12月20日前，借款人应原告的要求也陆续归还了相应的本金和利息，因为双方一直没有结算，在2013年12月20日，被告又在《借款协议》上增加了一句“在借一年2013年12月20日到2014年12月20日”，也是用于原告与合伙人对账，而并非被告真实借到1100000元。
第4组证据中落款处系被告何云勇签名，但其他内容是原告书写的。该单据中没有写欠利息款的“欠”字，且内容记载的是“今未负”，而不是“今未付”，当时被告何云勇与原告签署该单据时，是为了证明自己不欠643000元的利息，因为原、被告的借款中当时并没有约定利息，后来被告为配合原告称其要向股东交代，所以签了有利息的借款协议书，再后来又签了再借一年字样的协议书，为了证明自己不承担借款协议中载明的利息，因此双方私下签订了不承担643000元利息的协议，所以该证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对第5组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
对第6组证据中何森、肖宗阳分别在银行取款的取款回单和银行对私客户对账单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对2011年10月20日的四川省农村信用社存款回单真实性有异议，因为上面没有银行的盖章，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我方不予认可。我方没有直接收到何森、肖宗阳的1000000元，他们与原告之间的协议与本案无关，我们只认可在2011年10月20日收到原告存到被告彭贵英账户上的1000000元，该款项并非是民间借贷，没有利息，而是原告当初在被告占股的四川省德昌县环洁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投资的款项，该投资是被告何云勇以个人名义与原告进行的，签订有投资协议，双方各执一份，约定原告投资1000000元，利润约定如公司盈利就按市场的利息2%或3%进行分红，无盈利就不分红。后因经营不善，没有分配利润，被告于2012年10月13日两次打款将1000000元返还给原告，我方举示在银行交易记录中包含有这两次转账，我那份投资协议撕毁了，原告那份投资协议退还给我，我也撕毁了。故该款项与本案的民间借贷没有关联性，原告的这1000000元是在何处借来，如何计息，均与本案无关。
对第7组证据，二位证人当庭作证只能证明各自向被告打款500000元的事实成立，但均不能证明款项的性质及用途。首先，二位证人对于借条均不能形成真实的意思表示还原真相，对借款的金额是1900000元还是1000000元均自相矛盾，各自称收到利息却不能说明相应的金额，对原告与被告是否存在投资关系也不清楚。同时，二位证人与原告均系合伙投资关系，具有一定的利害关系。综上，二位证人要证明1000000元系借款的证明目的不能达到，证明归还有360000元的利息，这是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总结，并非二位证人证明的内容。另外，二位证人均证明在这1000000元发生之前多次到西昌进行考察，这实际是为投资环境进行考察，进一步说明该1000000元并非民间借贷，且均已证明该1000000元已了结，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无关联性。
被告彭贵英的质证意见与被告何云勇的质证意见一致。
被告为证明其辩称意见，二被告共同举示如下证据材料：
第1组证据，四川省农村信用社和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的业务凭证共7张（时间分别为：2012年2月17日、2012年7月17日、2012年9月21日、2012年10月13日（3张）、2013年8月16日，金额共计1268000元），四川省农村信用社业务收费凭证4张，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璧山支行三合分理处出具的对私活期账户明细查询单2张（被告自2013年8月16日起至2015年9月16日止共计12次向被告还款1104000元），证明二被告确实履行了还款义务，归还的金额远远超过1100000元，其中转账明细中备注的用途是银行系统自动生成，原、被告之间从未建立买卖关系，不存在货款事项。
第2组证据，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璧山支行璧泉分理处出具的原告张先文在该行的6228××××7114账户的对私客户对账单5张，其中存在13笔涉案的转账记录（时间分别是2010年12月21日、2011年3月22日、2011年5月14日、2011年6月23日、2011年9月4日、2011年11月17日、2011年12月17日、2012年1月18日、2012年2月17日、2012年3月17日、2012年4月5日、2012年4月19日、2012年5月16日），金额共计444000元，以证明二被告从2010年12月21日起至2012年5月16日共同归还原告借款本金444000元，即自2010年7月1日借款后，被告一直在归还借款，也证明这与后来签订的借款协议内容不符，归还金额在25000元、2500元、66000元不等，均是被告力所能及的归还行为，因为被告在2010年、2011年确实最困难，也是原告出借款项在借条中没有注明利息的原因。
第3组证据，2013年1月2日的四川省农村信用社的业务凭证1份，以证明被告于2013年1月2日归还原告50000元，也证明二被告一直都在努力的归还借款，而并非《借款协议》中载明的还要再借一年，借款协议中何云勇签字载明时间为2013年12月20日，显然与何云勇的实际还款情况不符合，也印证了借款协议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第4组证据，调取的被告在凉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昌支行向原告还款的银行记录复印件12笔（加盖有银行的鲜章），时间分别为2011年12月17日，2012年2月17日、2012年3月17日、2012年4月5日、2012年4月19日、2012年5月16日、2012年6月30日、2012年7月17日、2012年8月17日、2012年9月17日、2012年9月21日、2012年10月13日。另外，调取的被告在凉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昌支行向原告还款的银行记录复印件3笔（未加盖银行的印章），时间分别为2010年12月21日，2011年3月22日、2011年6月23日。同时，被告之前举示的自2013年1月2日起至2015年9月16日止的13笔被告向原告转账的银行记录，以上28笔银行转账记录即为被告偿还本案原告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共计1738000元。以证明被告从2010年12月开始已经如实归还了在原告处借款的1100000元，并且应原告提的要求多支付了相应的利息，由于双方真实借款时并未约定利息，因此被告方已经如实的归还了该笔借款，故原告的主张不应得到支持。另外，被告之前举示原告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的6228××××7114账号于2011年5月14日进账2500元、2011年9月4日进账2500元、2011年11月17日进账25000元、2012年1月18日进账25000元的银行进账记录由法院依法认定，因为被告未调取到该4笔转账记录的付款人。
原告对被告举示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
对第1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原、被告之间存有交往的流水无异议，但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理由如下：第一，因原、被告之间还存在其他的借贷关系，被告所举示的证据不能证明本案借贷关系事实；第二，原告举示的2012年6月20日的《借款协议》上，被告最后批注的时间为2013年12月20日，即被告所举示的证据须在2013年12月20日之后产生的交易往来才对本案中双方具有约束力，而被告举示的该日期之前的经济往来与本案无关，因为借款协议上已批准再借一年时，被告如存在已经归还借款，则应当在借条中明确出来，但被告并未明确；第三，被告所举示的2013年12月20日之后的银行转账记录，其中注明用途中有部分未注明转账用途，有部分注明的转账用途是货款，仅一笔注明的是还款。
对第2组证据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被告的证明目的，被告列举的12笔银行转账记录，因没有记载对账账户名，即没有付款人信息，全部不是被告转给我的，故不能作为本案其向原告还款的证据。
对第3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认可，但支付的是本案借款2013年1月2日之前的利息。
对第4组证据中加盖有银行鲜章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未加盖有银行鲜章的证据不予认可，如果被告补充举示加盖银行鲜章的，则我方予以认可。在上述原告称的还款记录中包含有2011年10月20日至2012年10月20日期间被告按月利率3%支付给肖宗阳、何森二人的利息360000元。被告举示的第1组证据中2012年10月13日支付给原告的两笔500000元系归还肖宗阳、何森的借款本金500000元，因此被告举示的所谓支付原告及利息的金额应当扣除肖宗阳、何森的借款本息1360000元。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何云勇与被告彭贵英系夫妻关系。被告何云勇为向企业投资，于2010年6月21日由原告张先文作为甲方与被告何云勇作为乙方签订《借款协议》一份，协议落款处甲方有原告张先文的签名及捺印，乙方有被告何云勇、彭贵英的共同签名及捺印；同时，甲方见证人处有何森、肖宗阳的签名及捺印，乙方担保人处有邓福贵的签名及捺印，乙方合伙人意见处有朱堂强的签名及捺印。协议约定“经甲、乙双方协商，自愿达成以下协议：一、甲方将人民币玖拾万元（小写：900000元）借给乙方；二、乙方每季的20日前无条件支付给甲方借款利息，月利率按2%计算（利息用现金方式支付给甲方）；三、借款利息从款划入乙方账户之日起计算；四、借款时间为一年期，到期前，乙方无条件归还给甲方玖拾万元并结清全部利息；五、如遇特殊情况乙方到期不能归还，必须经甲方同意后，再协商办理；六、此借款到期不能归还，乙方自愿用位于西昌市德昌县小高乡环洁责任有限公司50%的股份及其家产作担保抵押，变卖后归还。希双方共同遵守以上协议，此协议一式二份，经双方签字生效，双方各执一份为据。”同时，在该协议底部手写记载“此条已转作废。邓福贵，2011.6.20。
2010年6月30日，被告何云勇向原告张先文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张先文人民币现金90万元正，大写玖拾万元正，此据。借款人：何云勇，2010年6.30日。”同时，在“借条”底部还记载“玖拾万元整。证实人：邓福贵。”
2010年7月1日，原告张先文通过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向被告彭贵英转账900000元。
2010年9月25日，被告何云勇为了归还邓福贵处的借款，再次向原告张先文借款。同日，由邓福贵作为收款人向原告张先文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暂代收张先文借给何云勇现金贰拾万元整，此条由何云勇本人回来后转为借条。此条，收条人：邓福贵，2010.9.25日。”同时，在“收条”底部还记载“此条已转作废。邓福贵，2011.6.20日。”2010年9月25日，原告张先文通过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重庆璧山县文星路支行向邓福贵转账190000元，且原告张先文陈述另支付邓福贵现金10000元。针对该笔借款，被告在庭审中辩称原告只支付给邓福贵1900**元，另10000元原告未支付给邓福贵，而是原告提前收取的利息，但对10000元是否由被告支付给邓福贵，被告在庭审中前后陈述不一致，其之前陈述是由被告何云勇支付给邓福贵现金10000元，其后又陈述被告何云勇未向邓福贵支付10000元。
2012年6月20日，由原告张先文作为甲方与被告何云勇作为乙方再次针对上述两笔借款签订《借款协议》一份，协议落款处甲方有原告张先文的签名及捺印，乙方有被告何云勇、彭贵英的共同签名及捺印；同时，甲方见证人处有何森、肖宗阳的签名及捺印，乙方合伙人意见处有朱堂强的签名及捺印。协议约定“经甲、乙双方协商，自愿达成以下协议：一、甲方将人民币壹佰壹拾万元（小写：1100000元）借给乙方。二、乙方每季度20日前无条件支付给甲方借款利息，月利率按3%计算（利息用现金支付给甲方）。三、借款利息从款划入乙方账户之日起计算；四、借款时间为一年期，到期前，乙方无条件归还给甲方壹佰壹拾万元并结清全部利息。五、如遇特殊情况乙方到期不能归还，必须经甲方同意后，再协商办理。六、此借款到期不能归还，乙方自愿用位于西昌市德昌县小高乡环洁责任有限公司50%的股份及其家产作担保抵押，变卖后归还。希双方共同遵守以上协议，此协议一式二份，经双方签字生效，双方各执一份为据。”同时，2013年12月20日，被告何云勇在该协议底部手写记载“在借一年2013年12月20日到2014年12月20日。借款人：何云勇，2013年12月20日。”
2016年12月17日，被告何云勇向原告张先文出具“借款利息”单据一份，载明“今未负2015年6月20日至2016年12月20日利息款64.3万元，大写陆拾肆万叁仟元整。属实，欠款人：何云勇，2016.12.17日。”针对643000元的组成，原告在庭审中陈述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时是以借款本金11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3%计算自2015年6月20日起至2016年12月20日止的18个月的利息；另一部分是2015年6月20日之前未付的利息49000元，该部分利息也是按月利率3%进行计算的。
针对二被告向原告支付款项的情况如下：二被告于2010年12月21日、2011年3月22日、2011年6月23日、2012年4月5日、2012年6月30日分别向原告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的6228××××7114账号转账66000元、66000元、66000元、66000元、91000元，共计355000元。二被告于2012年9月21日、2013年1月2日、2013年8月16日、2013年10月12日、2014年1月28日、2014年4月4日、2014年6月10日、2014年8月5日、2014年9月20日、2014年12月14日、2015年4月21日、2015年6月27日、2015年9月16日分别向原告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的6228××××7114账号、6212××××8888账号转账99000元、50000元、99000元、99000元、99000元、99000元、99000元、130000元、99000元、100000元、50000元、50000元、50000元，共计1123000元。同时，二被告于2011年12月17日、2012年1月18日、2012年2月17日、2012年3月17日、2012年4月19日、2012年5月16日、2012年7月17日、2012年8月17日、2012年9月17日、2012年10月13日、2012年10月13日、2012年10月13日分别向原告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的6228××××7114账号转账25000元、25000元、25000元、25000元、25000元、25000元、25000元、25000元、25000元、20000元、500000元、500000元，共计1245000元。以上二被告向原告转账的款项共计2723000元。
原、被告共同确认双方除了本案借贷关系外，仅有另一笔原告于2011年10月20日存入被告彭贵英账户1000000元的资金往来，无买卖合同关系。针对该1000000元的资金往来情况，原、被告均认可是原告于2011年10月20日存入被告彭贵英的银行账户1000000元，且均认可被告于2012年10月13日向原告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的6228××××7114账号分两笔每笔存款500000元的方式已返还给原告1000000元。原、被告双方对该笔款项存有争议的是其性质及来源，原告称系借款，是何森、肖宗阳出借给二被告的，2011年10月20日，何森、肖宗阳分别在西昌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营业部取款500000元，再由原告将1000000元存入被告彭贵英的账户，借款利息是按月利率3%计算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均已归还，且均是被告转入原告的银行账户中的。被告称该款项系原告张先文在其占股的公司的投资款，且双方约定公司有盈利则按市场的利息2%或3%进行分红，无盈利就不分红，因为公司没有盈利，则没有支付原告利润，被告与何森、肖宗阳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对此被告未举示证据予以证明。
原、被告均确认涉案的民间借贷关系以及另一笔1000000元的资金往来双方均是通过银行转账进行的，双方之间无现金交易。
另查明，原告张先文针对本案债权于2016年12月7日向本院申请对被告何云勇、彭贵英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本院裁定准予保全，原告张先文为此垫付保全措施费5000元。
上述事实，有原告张先文、被告何云勇及双方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当庭陈述，两份《借款协议》，借条，收条，“借款利息”单据，银行转账单据，民事裁定书，诉讼费票据等证据证明，并经庭审质证，本院依法予以采信。
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民间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中，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涉案的借款本金数额；二、涉案的借贷关系中是否存在利息；三、二被告尚欠原告借款本金及利息数额的认定。
一、针对借款本金数额的认定。二被告均认可其曾向原告借款的事实，借款由两部分组成，其中一部分是2010年7月1日借款900000元，双方对该笔借款本金数额均无异议，且原告举示的借条、借款协议以及转账凭证均能证明借款本金数额为900000元，故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对于另一部分，即2010年9月25日的借款，原、被告均认可该笔借款是被告借来用于归还邓福贵处的借款，且由原告将款项交付给邓福贵，邓福贵向原告出具收条，收条载明收到的款项为200000元，同时原告举示有当日进行的190000元的银行转账凭证，并陈述另支付邓福贵现金10000元。而被告只认可原告支付给邓福贵1900**元，另外10000元是原告提前收取的利息。对此，本院对该笔借款本金认定如下，首先，该借款本金是由原告交付给邓福贵的，用途系为被告偿还邓福贵处的借款，且由邓福贵向原告出具收到200000元款项的收条，若由原告提前收取10000元利息，这不利于被告与邓福贵之间债权债务的处理，与常理不符；其次，2012年6月20日原、被告之间再次签订的《借款协议》中明确二被告向原告借款金额为1100000元，印证了2010年9月25日被告向原告借款本金数额为200000元；再次，被告在庭审中对于其是否向邓福贵支付10000元的现金前后陈述矛盾，且被告也未举示证据证明其仅欠邓福贵借款190000元。故，本院对二被告关于2010年9月25日的借款本金只有190000元的辩称意见不予采纳。综上，本院认定二被告向原告张先文借款的本金数额为1100000元。
二、本案借贷关系中是否存在利息的问题。
第一，根据本案原告所举示的“借条”、两份《借款协议》来看，其中对于2010年7月1日二被告向原告所借的900000元，既有被告何云勇向原告张先文出具的借条，又有原、被告共同签名的两份《借款协议》，且原、被告对于《借条》、两份《借款协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根据《借条》和《借款协议》所载明的内容来看，《借条》所载明内容较为简单，仅载明借款人、出借人、借款金额以及借款时间以及见证人，而《借款协议》除了对上述内容进行约定外，还对借款期限、借款利息的计算标准和起算时间、借款到期无法归还的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同时，《借条》中载明的是“今借到张先文人民币现金90万元正……”，《借款协议》第三条载明的是“借款利息从款划入乙方账户之日起计算”。综合该笔借款的数额，900000元的借款发生于自然人之间，数额较大，且原、被告之间并无特殊关系，从常理而言，双方应是经过充分思考、且谨慎发生的借贷关系，在出借之时必然会对借款期限以及借款到期不能归还的违约情况进行约定，且出于利益角度考虑，被告借款是用于作生意，那么约定有利息更符合常理，即2010年6月21日的《借款协议》是原、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认定双方约定该笔900000元的借款自2010年7月1日起至2011年7月1日止是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对于2010年9月25日二被告向原告所借的200000元，该款项系由原告直接支付给邓福贵，仅由原告举示了当日由邓福贵出具给原告的收条，原、被告均未举示证据证明自2010年9月25日起至2012年6月19日止双方对于该笔借款出具书面借条并约定利息，故对于该笔借款自2010年9月25日起至2012年6月19日止是否约定有利息，本院将在下文中结合被告转账给原告的金额中进行认定。自2012年6月20日起至2013年6月20日止，针对涉案借款1100000元的利息问题，因原、被告于2012年6月20日重新签订《借款协议》，约定借款期限为一年，协议中的借款本金1100000元双方均认可是由2010年7月1日二被告向原告所借的900000元和2010年9月25日二被告向原告所借的200000元所组成，且协议中明确约定借款利息及利率标准，故本院确认该期间双方对于利息的约定为以1100000元的借款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3%进行计算。同时，在该协议的底部由被告何云勇于2013年12月20日签字确认再借一年，借款期间为2013年12月20日起至2014年12月20日，对于该期间是否约定有利息，本院认为，被告何云勇在约定有利息的《借款协议》中与原告约定再借一年，即对原借款协议中借款期间的延长，且其签字确认的内容仅包含借款期间，并未载明借款本金、借款利息等，这足以说明双方是在《借款协议》的基础上仅对借款期间进行补充约定，借款本金、借款利息等双方权利义务仍以该《借款协议》上所载明的原协议内容为据，故本院认定自2013年12月20日起至2014年12月20日期间，原、被告对于利息的约定为以借款本金11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3%计算。
第二，根据本案二被告举示的其偿还原告款项的银行记录分析，第一阶段，自2010年12月21日起至2012年6月30日止二被告向原告转账的5笔转账记录中，前4次的转账金额均是66000元，第5次的转账金额虽为91000元，但该转账期间涉及本案中原、被告均认可的2011年10月20日原告向被告彭贵英转账1000000元的交易往来性质的认定。针对该笔1000000元交易往来，原、被告对其性质存有争议，原告称是借款且约定有利息，并称借款是案外人何森、肖宗阳通过原告出借给被告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均是原、被告通过银行转账进行的，且已归还完毕，何森、肖宗阳对此出庭作证，且原告举示有何森、肖宗阳于借款当日的取款记录；被告称是原告向其占股的公司的投资，因公司没有盈利则没有按双方投资协议约定的标准分红，但被告未向本院举示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对此，本院结合被告举示的其自2011年12月17日起至2012年10月13日止向原告转账的12笔转账记录分析，以及被告辩称其于2011年11月17日还向原告转账25000元，不难发现，除了原、被告均认可的被告于2012年10月13日向原告转账返还该1000000元外，二被告自2011年11月起至2012年10月止，除2012年6月外，每月均向原告转账25000元，且2012年10月13日的转账金额为20000元，故前述被告于2012年6月30日向原告转账的91000元存有66000元加上25000元两部分组成的可能，则该组11笔25000元的转账记录以及最后一笔20000元的转账记录共计295000元，上述转账均是按月进行的，且每月的转账时间较为固定，转账金额较为固定，其计算标准不排除是以1000000元为基数自2011年10月20日起至2012年10月13日止（含当日）按月利率2.5%进行计算的。同时，结合原、被告的诉辩意见，以及该期间前后被告向原告转账的金额、时间因素分析，295000元的转账金额并非是按本案《借款协议》的约定所支付的利息，也非被告所偿还的本金，不排除是2011年10月20日原告张先文向被告彭贵英转账1000000元的利息，故二被告关于2011年10月20日原告张先文向被告彭贵英转账的1000000元是原告的投资款且未分红的辩称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鉴于此，再次分析2010年12月21日起至2012年6月30日止二被告向原告转账的5笔转账记录，并结合2010年6月21日的《借款协议》，以及原、被告的诉辩意见，足以推断该期间的转账金额66000元是按11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支付的利息。第二阶段，自2012年9月21日起至2015年9月16日止被告向原告转账的13笔转账记录中，其中有七次的转账金额均是99000元，对此，结合转账的金额、2012年6月20日的《借款协议》以及原、被告的诉辩意见，足以认定自2012年9月21日起至2015年9月16日止的上述转账金额是按11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3%计算支付的利息。
第三，根据被告何云勇于2016年12月17日向原告出具的“借款利息”的单据分析，不论是按照原告所称的被告还尚欠其中所载明的相应利息未支付，还是被告辩称的其在单据中签字是证明自己不承担借款协议中载明的利息，但均能说明原、被告在本案借贷关系是约定有利息的，且其中所载明的利息金额是双方对该期间未付利息数额的结算。
另外，根据本案原、被告的诉辩意见，原告称该案民间借贷约定有利息，被告辩称借贷不存在利息，两份《借款协议》是因原告自称款项来源于几个合伙人一起出资，为给合伙人交代，因此要求被告配合他们签订一系列约定有利息的《借款协议》。根据被告的辩称意见，则存在以下两种情况，其一，原告出借给被告的款项系来源于几个人共同出资，原告是为向合伙人交代，让被告配合其签订约定有利息的《借款协议》，这种情形下，如原、被告之间的借贷没有约定利息，那么原告又何来利息向其合伙人支付。其二，原告出借给被告款项系其个人所有，为让被告配合其签订约定有利息的《借款协议》而称款项来源于几个人的共同出资，这种情形下，则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是要收取相应的利息，且二被告也在约定有利息的《借款协议》中签字。
综上，综合本案的《借款协议》、被告向原告转账的银行记录中的金额及时间节点、被告向原告出具的“借款利息”单据以及原、被告的诉辩意见，本院足以认定原、被告对本案1100000元的借款约定有利息，其中自2010年7月1日起至2011年7月1日止是按月利率2%计算利息，自2012年6月20日起至2013年6月20日止是按月利率3%计算利息，自2013年12月20日起至2014年12月20日止是按月利率3%计算利息，且二被告在本案民间借贷的履行过程中按照《借款协议》约定的利率标准向原告实际支付了部分利息。
三、对二被告尚欠原告借款本金及利息的数额认定。
关于二被告尚欠原告借款本金数额的问题，一方面，根据前述分析，本院针对两份《借款协议》约定的借款本金、借款利率对相应借款期限内的利息进行计算可知，二被告在借期内理应向原告支付的借款利息金额为1008000元，该借款利息仅计算截止2014年12月20日，且尚不包含2010年9月25日二被告向原告所借的200000元借款自2010年9月25日起至2012年6月19日（含当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83333.33元、2010年7月1日二被告向原告所借的900000元自2011年7月1日起至2012年6月19日（含当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逾期利息209400元以及上述两笔借款总额1100000元自2013年6月20日起至2013年12月19日（含当日）止按月利率3%计算的逾期利息198000元。另一方面，根据二被告所举示的其向原告转账的银行记录进行统计分析，二被告自2010年12月21日起至2015年9月16日止分30次共计向原告转账2723000元，仅扣除原、被告均认可的其中包含有二被告返还原告的另一笔债务1000000元，则剩余款项为1723000元，那么若仅扣除二被告理应支付的借期内利息，二被告尚欠原告的借款本金也未还清，更何况还应扣除两份《借款协议》所约定的三个借款期间之间所存在的逾期利息以及最终的借款期间届满后的逾期利息。同时，结合被告何云勇于2016年12月17日向原告出具的“借款利息”单据，虽该单据中记载的是“今未负……”，不是“今未付……”，但“负”与“付”系同音字，且该单据的落款处载明的是“欠款人：何云勇”，再综合本案的两份《借款协议》、被告向原告转账的银行记录以及原、被告的诉辩意见，足以认定其中的“负”字是笔误，其真实意思是二被告尚欠原告“借款利息”单据所载明的利息未付，且单据中所记载的利息应是以未付本金11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3%计算的。那么在二被告尚有利息未向原告付清的前提下，且双方也未约定之前所还款项为本金，则二被告辩称借款本金1100000元已偿还清的意见不成立。综上，本院足以认定二被告尚欠原告借款本金1100000元。
对于二被告尚欠原告借款利息的数额，虽被告举示了其向原告转账的银行记录，但无法确定其是否举示了所有的转账记录，且其中还可能涉及非本案诉争借贷之外的另一笔1000000元款项的利息，故仅根据被告举示的其向原告转账的银行记录无法核算出尚欠的利息数额。为此，本院在核算二被告向原告转账的金额基础上，再结合被告何云勇向原告出具的“借款利息”单据，以及原、被告对“借款利息”单据的诉辩意见，足以认定原、被告所签订的“借款利息”单据是双方按照《借款协议》约定利率标准以未还本金1100000元为基数所核算的截止2016年12月20日尚欠的利息数额，这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本案原告诉讼请求中所主张的利息即为“借款利息”单据中所载明的利息，综合本案二被告向原告转账的记录、两份《借款协议》的约定以及“借款利息”单据中载明的所欠利息金额，则原告所主张的利息之性质应为逾期利息。针对该逾期利息，本案原、被告之间未约定逾期利率，但约定的借期内的利率为月利率3%，超过年利率24%，庭审中原告自愿按月利率2%进行计算逾期利息，并同意对“借款利息”单据所载明的尚欠利息金额按月利率2%进行折算，二被告对此标准无异议，且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其中截止2016年12月20日尚欠的逾期利息，根据“借款利息”单据所载明的尚欠利息金额，按月利率2%进行折算后为428666.67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九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九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何云勇、彭贵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原告张先文借款本金1100000元及逾期利息（截止2016年12月20日尚欠的逾期利息为428666.67元；自2016年12月21日起至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以借款本金11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进行计算）。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4700元，保全措施费5000元，共计19700元，由被告何云勇、彭贵英承担（此款原告已预交12350元，由被告在给付案款时一并给付原告；剩余7350元由二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立案庭交纳，否则本院将予以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本判决生效后，权利人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两年，从本判决所确认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算。
审 判 长 杨 波
代理审判员 游海兵
人民陪审员 彭传政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肖 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