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7）辽刑终281号
原公诉机关辽宁省大连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陈景辉，男，1965年4月7日出生。2016年2月4日因本案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1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大连市看守所。
辩护人刘海波，辽宁华轩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陈文超，北京市中冶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马世令，男，1965年1月6日出生。2016年6月6日因本案被监视居住，同年12月1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大连市看守所。
辩护人王西铭，北京市京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王晓静，辽宁文柳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正校，男，1952年12月16日出生。2016年6月6日因本案被监视居住，同年12月1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大连市看守所。
辩护人高恒、葛荣，辽宁住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大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陈景辉、马世令、王正校犯诈骗罪一案，于2017年6月6日作出（2016）辽02刑初194号刑事判决。宣判后，被告人陈景辉、马世令、王正校均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通过阅卷，讯问各上诉人，听取辩护人的意见，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10年11月，被告人陈景辉伙同被告人马世令、王正校及涉案人员林道竹（已去世），由马世令出资，王正校参与谈判，以35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大连协同食品厂。后陈景辉指使王正校将收购协同食品厂合同的标的额由3500万元人民币篡改成8000万元人民币，又让马世令干预评估公司出具虚高评估报告，致使国家以91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将该地块收储，给国家造成实际损失5600万元人民币。
原审法院经公开开庭审理，对本案涉案证据进行了庭审质证，并根据各被告人的具体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认定被告人陈景辉犯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马世令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被告人王正校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违法所得人民币5600万元继续追缴。
上诉人陈景辉的上诉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
陈景辉的辩护人刘海波的辩护意见：一审判决认为陈景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国家补偿款的事实及情节与客观事实明显不符，陈景辉主观上无犯罪故意，客观上没有证据证明其有犯罪行为，陈景辉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本案程序问题足以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
陈景辉的辩护人陈文超的辩护意见：一审判决认定陈景辉构成诈骗罪，认定陈景辉系主犯，定性错误，证据不足；关键证人未出庭，证人证言未经当庭质证。
上诉人马世令的上诉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恳请二审法院改判无罪。
马世令的辩护人王西铭的辩护意见：马世令在朝阳市看守所的讯问笔录和大北天复评字[2016]第0201号《司法复核评估报告》系非法证据，一审法院没有对非法证据组织法庭调查，审理程序违法；一审判决证据不足，认定事实错误，定性和适用法律错误，应当发回重审。
马世令的辩护人王晓静的辩护意见：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未排除证据，程序违法，上诉人马世令无罪。
上诉人王正校的上诉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应当撤销，宣告其无罪。
王正校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王正校没有骗取政府补偿款的故意，且并未从事原审判决中所述行为，案涉事实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王正校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陈景辉、马世令、王正校的犯罪事实清楚。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关于本案的提议
1.上诉人王正校供述：大概在20年前我就认识陈景辉了。当时他在大连耐火材料厂当办公室主任，我在北良公司工作。当时耐火材料厂快黄了，陈景辉基本处于无业状态。我俩经常在一起研究能干点什么活，陈景辉说想干点服装、房地产等生意，但都没有干成。马世令和我是老乡，我认识。陈景辉和马世令是我介绍认识的。
2009年冬天，当时陈景辉是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海创集团的副总。有一次，他喊我和马世令、林道竹（2014年已经去世）一起到马世令的公司喝茶。期间聊天时，陈景辉说他想在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弄一块地干点项目。后来我们又聚在马世令公司喝茶时，陈景辉说他已经看中了一块地（协同食品厂），在旅顺龙王塘村，到时候由马世令和林道竹出资，我帮忙跑跑腿办办事，看看开发个房地产项目。过了几天，陈景辉喊我去龙王塘看了一个废旧的工厂，就是大连协同食品有限公司，厂长叫杨某。陈景辉领我在外面大体看了一下，进没进去我记不清了。
陈景辉提议说干房地产项目时，马世令并没有表示很感兴趣。因为他当时正在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干填海项目，只是表示可以帮忙一起弄。后来马世令还跟陈景辉、林道竹和我说：“这块地搞什么开发，根本就不能挣钱”。我的想法是如果搞地产开发，不需要我投资，政府部门也不用我协调，跑跑腿能挣点钱。
2.上诉人马世令供述，其中关于陈景辉提议及安排分工的情况与王正校供述一致。并供称：当时我还问陈景辉后续的土地收储、评估、土地招拍挂能办下来吗，陈景辉说这些由他来协调。
3.证人杜某证实：我妻子孔某是陈景辉妻子孔某乙的亲大姑，我是孔某乙的亲姑父。我们两家关系不错，经常走动。2010年春天，陈景辉说龙王塘的协同厂要处理，想以我的名义买下来，看看以后可以做点什么。我说我没有钱，陈景辉说他想办法找贷款公司。因为陈景辉是国有企业的老总，以他的名义买这个厂子不方便，我又是他距离较远的亲戚，这样可以避嫌。他也比较信得过我。他就是让我顶个名，我不需要做什么具体的事，其余的事都是陈景辉他们自己运作的，我没有参与。我没有去跟协同厂的人谈过，陈景辉说他安排林道竹去谈。
（二）关于收购协同厂
1.上诉人王正校供述：陈景辉安排我和林道竹去与杨某等人谈收购厂子的事。具体谈是以林道竹为主。当时对方要价我记不清了，三四千万吧，我们好像还价到3200万元。杨某提出来三点：一是必须一次性交钱；二是这块地是工业属性，将来要是变成房地产用的审批手续他不管；三是土地变性的税费他不管。因为我听陈景辉、马世令研究时说过这块地将来要通过政府部门将土地收储后挂牌，到时候再由马世令摘牌开发，所以林道竹和我就答应了这些条件。成交价是3500万，一次性付款。确定好价格之后，我和林道竹回去和马世令说了，马世令说行，当时陈景辉在不在场我忘了，但是马世令肯定和陈景辉说了。陈景辉让我起草了一份收购协同厂的资产转让协议。受让人写的是杜某。这是陈景辉、马世令、林道竹一起研究的，主要考虑以公司名义来收购涉及到将来交税还有资金的转移麻烦。杜某是陈景辉的姑父，陈景辉肯定考虑将来的钱可以由他控制，自己人比较放心。签订资产转让协议是我和林道竹去的协同厂，先让杨家兄弟签字盖章，然后把协议拿回来找杜某签字。具体是谁去找的杜某我记不清了。签完协议后，杜某是在浦发银行民主广场支行付的款。当时杜某打电话让我也过去，我到银行的时候，杜某、杨某和他女儿都已经到了，林道竹也在场。付完款，杨某就把土地证、房证等一些材料递给了林道竹。
付款之后，在马世令办公室，当时陈景辉、马世令、林道竹都在，陈景辉提议成立一个公司搞开发，以杜某和他老婆孔某作为股东，公司名称就叫大连协同投资有限公司。工商手续这块让我去办。于是我就找了一个中介办理了注册手续。公司实际上没有任何业务，后来在2013年下半年，陈景辉说给注销吧，我去跑的注销手续。
我们对协同厂的办公楼及一些厂房进行了简单的装修和粉刷，这些费用都是马世令出的。我和林道竹与杨某谈判的时候，杜某没有参与，他就是顶名签合同并注册了公司。后来付给杨某转让款之后，杜某才到协同厂一个小办公楼看厂子。杜某还参与什么了我不清楚。
2.上诉人马世令供述：在与协同厂谈判时，林道竹和王正校领着杨某到我的办公室来过一次，当时杨某说最少得3500万元，一次性付款，我说好。因为在此之前，陈景辉曾跟我说过这个厂子谈下来就是3500万元，所以我也就没再跟杨某过多还价，就答应了。
协同食品厂的资产转让协议是陈景辉安排王正校起草的。购买协同厂的资金是按照陈景辉的意思由我筹措的，是向一个搞资本运作的人贷的款，共4000万，约定2个月还，月息3.5%。这笔钱先转入我的天马公司和雪奥公司各2000万元。之后陈景辉告诉我给杜某转3500万元。当时为了不想体现出这笔钱是从我的银行卡付出的，我把3500万元先转到我朋友张某妻子刘某乙的银行卡上，再由刘某乙银行卡转给杜某。
与杨某签订购买合同是陈景辉安排以杜某的名义签订的合同，但在这之前都是我们四个人研究的，杜某没参与。
3.证人杜某证实:陈景辉拿着购买合同找我签过字，合同上写的多少钱我没有印象，直到打款的时候我才知道花了3500万元。2010年11月份，陈景辉让我去浦发银行开个卡，说马世令用公司担保贷的款要打到我的卡里。陈景辉说怎么支付要听他安排。当时陈景辉说应该给杨某3500万元，先打3400万元，剩下的100万元等买卖手续办好之后再打。给杨某转账时，我是和孔某一起去的浦发银行，林道竹领着杨某过来的。除了转给杨某3400万元外，我的账户还给栾某（王正校妻子）打了100万元，我不认识栾某，是陈景辉安排我打的。
2010年11月份付完款后，我就一直在家待着。有一天，陈景辉让我去协同厂帮着看看门。我到协同厂办公室时，看到杨某乙、刘某丙、老郝三人，他们也都是陈景辉安排过来看门的。三四个月后，因为协同厂被政府征收了，我们就离开了。
2010年12月左右，陈景辉让我和我妻子孔某当股东，由王正校具体办理，注册成立了一个公司，叫大连协同投资有限公司。我是十多年前通过陈景辉认识的王正校。我跟他之间没有办过事，都是通过陈景辉联系的。我和孔某并没有去工商部门，具体办理都是王正校给办的，王正校跟我说公司注册资金是500万元，找了一家中介公司，由中介公司具体出资，验完资之后又把注册资金抽走了。
4.证人栾某（王正校的妻子）证实:2010年前后，当时陈景辉是海创公司的老总，他与马世令、林道竹等人合伙要购买协同食品厂的地块搞房地产开发。当时已经谈的差不多了，准备在协同食品厂装修办公室。陈景辉找到我，让我帮着管理装修款。当时好像往我银行卡里打了100万元，用于装修进材料用。这笔钱有可能就是杜某打过来的100万元。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有一次，陈景辉当面跟我说，让我办个银行卡，他们准备给我打帮忙装修协同食品厂的工资。装修花了四五十万，剩下的钱都用于马世令的其他装修工程了。王正校具体帮着干什么我不太清楚，好像是帮着写了一些材料。另外就是在杜某成立公司时，帮着跑手续。
5.证人杨某（原大连协同食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证实：2009年左右，林道竹找到我，说他们新成立了一个房地产公司想在协同厂这块地上搞开发建设。他陆陆续续找了我很多次，持续了将近一年时间。我跟老林谈的价格是3500万元。当时老林自己也找了一家评估公司评估了一下，感觉3500万元价格合适，就准备和我签协议了。我当时就是和林道竹一个人谈的。
2010年11月份，老林拿了一份资产转让协议来找我签字。我看到买受人是一个叫杜某的人，我还问老林。老林说写他名字不方便，杜某是盘锦油田的老板，就写杜某吧。我当时觉得只要能拿到钱就行，没有多想就签了字。协议签订后不几天，老林领着我到民生街浦发银行说给我汇款。汇款时，杜某来了，还有一个女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杜某。打完钱，我就把土地证和房证等手续给了老林。
6.证人高某证实：大连澍景投资有限公司是我2009年8月份成立的，因为用我的名义开公司不方便，所以公司法人挂的是我姐姐高某乙的名，实际由我经营，从事房地产业务。这个公司在高新区龙王塘村开发了御龙湾楼盘。楼盘一期东侧就是协同食品厂。好像是2010年初前后，协同食品厂的杨某说可以把地卖给我，要价3500万元，要一次性付款，我没接受。后来，具体时间想不起来了，我听说这块地被陈景辉买去了，因为有人看到陈景辉经常到现场来。我不认识陈景辉，就没在意这个事。2010年九十月份，我看到有十几个人进到协同食品厂开始要装修施工了，我的工人跟这些人唠嗑，得知这块地被马世令买下了。我不认识马世令，但我想联系一下他，因为他想施工需要用我的路，我得跟他算一算。后来见到马世令时，他给我的感觉对这块地非常有信心，他说到时候和海创集团一起干。马世令这样一说，我就明白这块地是马世令和陈景辉一起干的。在这之后，我和龙王塘村书记王珍玖唠起这件事时，王珍玖说这块地杨某卖了3500万元。
7.杨某提供的《资产转让协议》证实购买协同厂的实际金额为3500万元。
8.杨某提供的银行明细证实杜某账户在2010年11月份分两次向其账户汇入3400万元。
（三）关于涉案土地收储
1.证人栾某乙证实：协同食品厂这块地我有印象。好像是2010年上半年，陈景辉找我，说协同厂那块地挺好的，马世令看好了，想要开发，想让园区将来把这块地收储了。2010年下半年，马世令也找过我，让我尽快把这块地收储了。我考虑陈景辉一来是我的学生，二来又是我调到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另外马世令的哥哥又是大连市的领导，我考虑到这层层因素，就答应了陈景辉和马世令的请求。当时土地储备中心的主任是张某乙，我就让张某乙着手启动协同食品厂收储的事，让他抓紧办这个事。
2.证人张某乙证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对企业土地收储的一般流程是土地储备中心根据国土局的土地出让计划，由土地储备中心请求管委会将该地块列入收储计划并与收储企业对接，然后由土地储备中心委托评估机构对收储项目进行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评估报告由土地储备中心进行初审后，交园区财政局审批中心审核，审核通过后财政局出具《成本确认书》，然后上园区土地交易委员会会议上通过，通过后土地储备中心以《会议纪要》为依据与被收储企业签订土地使用权收购合同，土地储备中心将合同送给财政局，由财政局负责拨款。一般情况下，要等到土地挂牌成交后，财政局用土地的出让金支付给收储企业的补偿款。
2010年左右，土地储备中心副主任是邓某，负责企业土地收储的工作人员是孙某乙，后来在2011年的时候，于某乙也被任命为副主任。我是土地储备中心主任，负责大连协同厂土地收储工作，这个项目具体经办人是孙某乙。
2010年5月左右，栾某乙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龙王塘那有个协同厂，抓紧把这块地收储了。我当时对这块地没有任何了解，也没有前期获悉有关这块地的任何项目计划，我只是听从栾主任的意思办这个事。他当时没说这块地将来要干什么，就是让我加快推进这个事。我就安排孙某乙，按照栾主任的意思加快办这个事。栾某乙找我十几天后，陈景辉到办公室来找我，说这个协同厂是马世令、林道竹他们的，既然栾主任也都找过你，你就抓紧时间赶紧推进。我知道陈景辉跟马世令及其哥哥关系都很好，林道竹又是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林华的哥哥，所以我就明白了这里面的关系，我就答应了陈景辉。我当时就能感觉到陈景辉、马世令等人肯定已经跟栾某乙沟通过了，栾某乙才找的我。因为陈景辉跟栾主任关系非常好。我记不清是当时还是过后，陈景辉又来了，说他知道协同厂在哪。我就安排孙某乙跟着他去看现场。孙某乙回来后跟我说这个厂子里涉及收购的事，挺乱的。我当时告诉孙某乙这个事是栾主任交办的，就按上面领导的意思办。
3.证人孙某乙(案发时系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土地储备中心工作人员)证实：协同厂土地收储这件事是我经办的,当时主任是张某乙。这件事是陈景辉和马世令动作的,整个收储过程不是按照正常程序来的。大约是在2010年年中，张某乙在他的办公室和我说协同厂要收储。当时陈景辉也在他办公室里，张某乙让陈景辉领着我一起去看了现场。在协同厂陈景辉给了我一个马世令的电话号码，说协同厂的事由马世令全权代表。后来我就回单位了，怎么和张某乙汇报的我记不清了。
4.上诉人王正校供述：我不认识张某乙、孙某乙。但是2011年初的时候，陈景辉请过张某乙吃饭，当时在场的有我、陈景辉、马世令、林道竹、张某乙等，地点在中山广场附近万达大厦的老正兴饭店。吃饭的时候，是以马世令为主说的，就是跟张某乙寒暄说他在龙王塘买了块地，将来收储的时候给支持支持。感觉当时都是马世令出面协调这些关系，陈景辉不方便出面。
（四）关于评估及确定补偿金额
1.证人张某乙（土地储备中心主任）证实：2010年年中，栾某乙找我，说协同厂这个项目让华益和评估所干。当时他是否给了我这个评估所联系人的电话我记不清了。之后我就安排孙某乙去财政局的评估所备选库里选择华益和来进行评估。当时从未和华益和评估所合作过，如果不是栾主任发话了，土地储备中心应该不会找华益和评估所来评估。评估的整个过程持续了很长时间，有几个月。我没有去找过评估公司的人，应该是陈景辉、马世令等人找过评估公司的人协调过。
2010年10月左右，林道竹约我去万达大厦一个叫老正兴的饭店吃饭，当时马世令、陈景辉也在场，还有几个人我不认识。席间，马世令跟我说这个项目是他买去的，让我关照一下，陈景辉也帮着说了一些让我帮忙的客气话。我说好。
后来评估报告出来了，金额是7000多万。陈景辉、马世令他们挺不满意。2010年11月份左右，我记得是陈景辉还是马世令或者林道竹拿了一份收购协同厂的合同来找我，说这个协同厂是陈景辉、马世令他们花8000万元买的，评估金额怎么也不能少于9500万元。我当时把这份合同给了孙某乙。
2011年1月，林道竹又约我吃饭，马世令也在场，让我关照关照，尽快推进这件事。我当时理解就是评估环节很重要，陈景辉、马世令等人肯定会去找评估所协调这个事，协调好了报上来的评估值我不提反对意见就行。
过了不久，华益和出具了一份9000多万元的报告，我就让孙某乙赶紧报给了财政局审核中心。这份评估报告肯定是陈景辉、马世令等人找华益和评估所协调后的结果。因为栾主任让我快点推进，陈景辉、马世令等人也多次找我让我关照，所以我就没有再让孙某乙去初审，孙某乙便把报告给了财政局审批。这期间栾某乙找我问协同厂的事进展，我说报告是9000多万，正在财政局审核，栾主任让我抓紧办。2011年过完年，财政局发了一个函给土地储备中心，认为评估值偏高需要调整。孙某乙把意见反馈给评估所。后来评估所又上报了一份调整后的7000多万元的报告。
2011年3月，栾某乙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询问这件事的进展。我说之前评估所出了一份9000多万的报告，财政局说评估高了需要调整。后来评估所出了一份7000多万元的报告，现在企业不同意这个金额。栾某乙问我企业是什么意见，我说企业坚持要9500万元。栾某乙说之前不是出过一份9000万多一点的报告么，那补偿额就定9100万元吧，抓紧时间办。栾某乙让我马上打个请示给他，赶紧推进这件事。后来我就让孙某乙起草了一份请示，内容就是协同厂的评估金额是7000多万元，经过谈判协商，最终确定补偿金额为9100万元。然后这份请示的签批件由副主任于某乙和我签字后直接报给了栾某乙，栾某乙当天就批了，非常快。
9100万元这个数是栾某乙定的，9012万那个报告财政局没有通过，当时我手里只有一份7076万元的报告，所以我就通过“谈判”这个理由，落实了栾某乙提出的9100万这个金额。这份请示没有先报给财政局审核，这是栾某乙的意思，因为之前9000多万的报告财政局没有同意，所以栾某乙就让我直接报给他签字审批。
2.证人孙某乙证实：接下来就需要找评估公司了。我记得过了几天，张某乙把一个叫焦某的电话给了我，让我联系焦某对协同厂进行评估。正常程序是我在财政局的评估公司备选库里选择一家比较大的评估公司来评估。但协同厂这次的评估不是由我决定的，张某乙直接把焦某的电话给我，意思是他已经选好了评估所，让我直接负责下面的工作就行了。
2010年秋天，我给马世令打电话让协同厂准备配合评估，之后我和焦某到协同厂对资产进行了查验。当时厂子里比较乱，因为涉及到收购的事，厂子里也分不清哪些是协同厂的，哪些是收购方。回单位后我向张某乙反映这个事，张某乙说这个项目是上面领导弄的，我也没多问，后来我知道陈景辉是海创集团老总，我就明白这事与他有关。我给马世令打电话跟他要了协同厂所有材料的复印件。然后我把材料交给焦某，就开始评估了。
一开始焦某告诉了我初步的评估值，具体数额记不清了，后来焦某说评估值最多做到了7000多万，当时我感觉焦某评7000多万这个金额也是挺为难的，肯定是高评了。我把这个评估值按照张某乙的要求告诉了马世令，马世令说他买这个厂子就花了8000万，评估值太低了。我说你8000万买这个厂子有什么依据啊？过了几天，应该是2011年11月份，马世令到土地储备中心，应该是先把收购合同交给了张某乙，之后张某乙陪同马世令一起到我的办公室，给了我一份收购合同，合同金额是8000万元人民币，收购人叫杜某。马世令说：“我买这块地这么贵，怎么也得补偿一个亿”。张某乙在旁边也让我再和评估公司沟通一下。我之前不认识马世令。当时给我感觉就是陈景辉、马世令他们把协同厂买断了，马世令作为买断协同厂的代表跟土地储备中心联系。之后，我就给焦某打电话，说人家这块地花了8000万买的，领导让你再看看有没有漏评或者评低的情况，再给往高了评估一下。后来，焦某报上来一个9000多万元的评估报告，我把这个结果告诉张某乙，张某乙就直接让我报给了财政局审核中心。正常程序我肯定要初审一遍，但这个项目张某乙已经告诉我是上面领导的，我就没有初审。
财政局审核中心主任是赵萍，具体审核的是高某丙。高某丙审核后给土地储备中心发了一个函，认为9000多万的评估值需要调整。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张某乙，他没表态。过了不长时间，张某乙叫我直接向管委会打请示，还用之前7000多万元的那份评估报告，让我在请示中写明评估值是7000多万元，最后通过谈判确定补偿额是9100万元。其实根本没有经过谈判，只是一个说辞而已，就是想多补偿钱。请示报给当时的园区主任栾某乙后，非常快，当天就签字同意了。
后来的国有土地收购合同是我起草的，当时马世令还通过张某乙找过我，说合同能不能把被收购方写为杜某，我当时就表示不行，因为被收储主体是协同厂，不能写杜某。我把合同给了张某乙，具体张某乙怎么签的，我不知道。
协同厂是在2010年末列入土地收储计划的，是张某乙或者其他领导跟龙王塘街道打了招呼要求街道报一份将协同厂的土地列为储备计划的申请函给土地储备中心，土地储备中心收到后，张某乙让我再拟一份请求给管委会的领导审批。龙王塘街道是在2010年12月3日打的申请，我在12月6日起草的请示。正常做法是先将土地列入储备计划再由土地储备中心进行下一步评估等工作，协同厂这个项目就是反过来，还没列入土地储备计划土地储备中心就已经开始介入并组织评估了，这都是因为这个项目是陈景辉在当中运作的。
3.证人于某乙(土地储备中心副主任)证实：2010年土地储备中心主任是张某乙。协同食品厂具体的收储是孙某乙操作的。关于收购协同食品厂的请示是孙某乙起草的，当时我问过张某乙，张某乙让我直接报给栾某乙主任审批。
协同厂评估价格是7076.35万元,实际补偿价格是9100万,多出来的近2100万财政局是无法审核的，但是因为有栾某乙的签字审批，表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委会已审批过了这个价格，所以财政局只是走一个流程而已，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审核。关于2011年4月12日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委会的《会议纪要》，会议同意认定土地前期总成本为9100万元，实际开会之前管委会已经审批同意了，合同都签完了，这也是走个上会的程序而已。
4.证人焦某证实：我在辽宁华益和评估事务所工作，该事务所的实际出资人是张某。协同食品厂的资产评估业务是我做的，但我不是资产评估师，不能签名，报告是当时这个所两个资产评估师，林某乙、王某乙签名，但他们实际没做这项评估工作。这个项目是在2010年五六月份，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财政局通知我与土地储备中心孙某乙联系的，该项目怎么确定由我们事务所来做，我不清楚。我接这个项目，开始张某不知道，我就正常评估，我记得评估值是3000多万元。这个数额我先告诉了孙某乙，因为他着急要先了解一下最终的评估数额。后来，七八月份，张某给我打电话，问我是不是在做这个项目，并问我评估价值是多少，我告诉了他。过了不几天，马世令到我办公室，说这个项目是他的，之后他就去了张某的办公室。过了一会儿，张某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马世令是他的朋友，让我帮帮忙，尽量把评估值往高了做，但他没说做到多少。之后马世令到我的办公室，让我想办法做到9000多万元。这之后，我就把数额往高调整，先是做到5000多万元，后来是6000多万元。这期间，马世令多次给我打电话，但每次我告诉他调整的数额，他都不满意。孙某乙也催问过我。这中间与马世令反复交涉了很长时间。大概是在10月、11月份，调整到7076万元。这个数额不是我故意做到的，而是不是马世令就是孙某乙说的，突破7000万就行，我才做到了7076万元，就这样马世令还不满意。后来，我接到孙某乙电话，要求我出报告。于是在2010年12月20日我正式出了报告。我一共给了孙某乙4份报告，他又给谁了我不清楚。
调高数额的具体办法，一是把房屋、构筑物的成新率取消了，没折旧，全按新建重置成本计算；二是把房屋、构筑物的价格逐步往高提，其中有证的房屋从2000元左右提高到4000元或3500元，无证的房屋从1000元左右提高到2800元，而且没按成新率折旧，无证的冷库从4000元左右提高到5250元，且未折旧。可搬迁机器设备，从200万出头提高到了672万元。土地的价值因为价格比较透明，没有虚增。
这份报告我没有恪守客观公正的原则，违反了评估行业的规程和流程，导致评估价值严重失实，也给政府在动迁中造成了经济损失。协同厂这个项目的合理评估值我觉得在三千六七百万元合适。
在出7076万元报告之前，我按马世令的要求出过一份9000万多一点的报告，这个报告的电子版我在2010年年底的时候给了马世令，马世令也肯定交给了土地储备中心及财政局审核，这件事过了两三个月，应该在2011年春节后，马世令跟我说9000多万的报告没有用了，让我再出一份7000多万的报告。我当时理解这份报告肯定是在财政局没有通过审核。后来我在这份报告上调整了一下，改成了最终上报的7076万元的报告。
7076万元和9012万元的这两个评估值，完全是人为操作的，这个价格是难以用技术解释的，很离谱。
政府最后补偿了协同食品厂多少钱我不清楚，但是评估报告肯定是最终补偿额的重要依据。
5.证人张某（华益和资产评估事务所投资人）证实：2010年左右，我在金州区成立大连金州融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亿元人民币，因为有规定每个股东持股不能超过10%，至少需要10个股东，我就找了朋友共同成立公司，其中就有马世令的天马房地产公司。成立融信贷款公司一年左右，我名下的华益和资产评估事务所在对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一个土地项目评估时，马世令曾找到我，让我关照一下，高点评估。之后我告诉了负责这个项目的焦某，让他就高不就低评估。过了一段时间，马世令来我办公室，说评估值有点低，让我再往高点评，我当时把焦某找来，当着马世令的面对焦某说，评估值按照马总要求的标准做，焦某说行。后来，马世令就直接和焦某商议评估事宜。
6.证人高某丙（财政局审核中心工作人员）证实：2011年初，收到孙某乙联系的华益和评估所针对协同厂的评估报告，评估值是9012.8万元。我去现场查验，感觉评估价格过高，遂经安克强副局长签批，向土地储备中心发函要求调整。这个函我给了孙某乙。具体讲，这份评估报告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工业用地的单价评估为1730元，这个价格太高了，实际上当时的价格应该不会超过每平方米1000元；二是有证的建筑物单价值过高，这个可以查一下同期龙王塘附近地块的评估价格；三是冷库作为无证建筑不应按照市场法评估，所以其评估的单价没有依据，当时全新的冷库也不会超过3000元每平方米；另外，这份报告中的厂房等地上物都没有算折旧率，这些厂房都建了20多年，正常情况下应该按50%左右的折旧率折算价值。
2011年3月18日，土地局土地交易中心的闫立新给我打电话，说协同食品厂地块要在近期上交易委员会，让我抓紧把《成本确认书》做出来。我当天就给孙某乙打电话，问他情况怎么样了。孙某乙说评估公司重新评估了，评估值是7000多万元，最终谈判价格是9100万元，管委会主任已经签批了，让我先把《成本确认书》做出来。当天我就先草拟了一份《成本确认书》。3月21日，孙某乙将收购协同食品厂的请示以及栾某乙主任的签批件、初审意见、土地收购合同这些材料带给我，我向领导说明情况后，就出具了《成本确认书》。
因为栾主任已经签批了，合同也已经签完了，所以财政局就没有再对评估报告进行审核。
证人安克强（案发时任高新园区财政局副局长）和证人赵萍（案发时任高新区财政局审核中心主任）证实的内容与高某丙证实内容一致。
7.证人栾某乙证实：2010年12月，土地储备中心上报了一份将协同厂土地列入土地储备计划的请示，我签批了。就在这个请示上报的时间，张某的评估公司的初评结果出来了，金额是7000多万。2011年3月，土地储备中心给我上报了一个审批件，上面写着协同厂地块评估了7000多万，经过谈判，最终确定补偿额为9100万元。我签字表示同意。这件事没有经过财政局的审核，而是直接报给了我签批，之后就直接上了土地交易委员会通过了。这件事我做得确实不规范，有重大疏漏。马世令曾到我办公室时送了我一个黄色犀牛角小碗。
8.辽宁华益和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的华益和评报字（2010）第049号大连协同食品有限公司搬迁补偿涉及的相关资产评估报告书证实该所对大连协同食品有限公司搬迁补偿涉及的相关资产的评估值为人民币7076.35万元。
9.关于龙王塘街道原协同食品厂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事宜的请示证实，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土地储备中心于2011年3月18日直接向管委会报送请示，确定涉案地块补偿价格为9100万元，栾某乙于当日批复同意。
10.杨某签字提供的《资产转让协议》和王正校签字确认的《资产转让协议》证实，协同厂真实的转让金额为3500万元，改动后金额为8000万元。
11.公安机关在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土地储备中心调取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合同、土地储备中心初审意见、财政局成本确认函等证实，张某乙、孙某乙、高某丙证言中签署土地使用权收购合同，财政局于2011年3月18日出具成本确认函，土地储备中心于2011年3月21日出具初审意见的情况。
12.关于将协同食品厂地块列入土地储备计划的申请函、请示及规划批复文件证实将协同食品厂地块列入储备计划的情况，其中龙王塘街道于2010年12月3日上报函，土地储备中心于2010年12月6日向管委会请示，2011年1月25日高新区规划局下发《储备用地规划批复》。
13.上诉人王正校供述：评估事务所是马世令在劳动公园东面一个大厦里找的一家评估事务所。我还去这家评估事务所给一个叫焦某的人送过土地证、房证复印件等评估资料。
协同厂的资产转让合同后期改动过。当时双方签完字后，陈景辉让我将总价款3500万元改成8000万元。当时马世令、林道竹都在场。改完我就把原来写有3500万元的那一页给替换出来了。为什么要改合同，应该是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土地收储部门谈判需要转让合同，陈景辉觉得太亏了，就将3500万元改成8000万元，这样可以拿这份假合同多申请补偿款。最后提交给土地部门的也是这份假合同。
另外，在陈景辉等人与土地储备中心谈判的时候，不知道是陈景辉还是马世令说这块地给评估了9000万多一点，能不能再争取多评估一点。林道竹说与杨某谈判的时候，听杨某说要建新厂，林道竹提议再加上建新厂所需的贷款利息、搬迁停产损失、安置费、税款等费用。他们几个在说的时候，陈景辉让我拿笔记着，我回家之后用电脑整理出来，第二天拿到马世令办公室打印出来交给了马世令。后来这份材料是否交给了土地储备中心我不知道。
案发后公安机关在王正校家中电脑删除文件中恢复的《关于大连协同食品有限公司搬迁补偿价格的函》证实，王正校曾向土地储备中心拟函，要求补偿价格1.1亿元。落款日期为2011年3月13日。王正校于2015年11月4日在该份材料上签字：我在该时间用自家电脑起草过这份材料。
14.上诉人马世令供述：大约在2010年夏天，陈景辉告诉我协同厂的资产评估已经由土地储备中心指定华益和资产评估所来做了。评估所老板是张某。陈景辉让我找张某，托他安排评估人员把资产评估尽量往高了做，要做到9000万元。于是我联系了张某，让他评估时帮忙往高做。张某当时还把负责协同厂评估的焦某叫过来，让他按我的意思，往高做一做。之后我到焦某的办公室，和他说“这个项目是我的，一是你尽快做，另外你尽量往高评估，做到9000万元吧”。焦某这个人挺谨慎的，说土地储备中心和财政局审核时能通过么，我说这个不用他管，我都能协调。焦某说尽量往高了做，但没给我肯定的答复。评估资料听陈景辉说是他安排林道竹和王正校送过去的，我没经手。
2010年六七月份到九月，我陆续几次打电话给焦某，问他评估做完没有，评估值是多少。他每次告诉我一个数值，我都让他再往高做些，最后12月份左右给做到了7000多万元。2010年11月，陈景辉安排王正校起草了协同厂的资产转让协议，合同金额是3500万。真实的资产转让协议是否提供给土地储备中心我不知道。但有一次，就是在资产转让协议签订后不久，在我办公室，陈景辉让王正校把合同金额3500万元改成8000万元，用于提交给土地储备中心，这样好多获得补偿。我和林道竹在场，知道这事。后来这份假协议陈景辉安排谁提供给土地储备中心的我不知道。
2010年12月份，陈景辉告诉我最终评估价格7000多万他不满意，陈景辉让我找一下张某乙，就说这个项目是我的，是花8000万元买的，找他帮忙联系评估所再往高些评，超过9000万元。陈景辉为什么不直接找张某乙我不知道，但因为我在高新区干填海工程，陈景辉给了我不少帮助，所以我想这件事就按他意思，帮他挣钱，也是对他的回报吧。于是我就给张某乙打电话，说这个食品厂是我花8000万元买的，怎么也得评估超过9000万元。之后不几天，陈景辉让我出面请张某乙在大连万达大厦的老正兴酒店吃饭，陈景辉、林道竹、王正校都去了。席间，张某乙答应帮忙。
2011年1月份，张某乙给我打电话，说协同食品厂的评估做好了，9000万多一点。事后陈景辉安排我请张某乙吃了一次饭。同年4月份，陈景辉通知我要还钱，我才知道补偿款下来了。
另外，在第一次评估报告出来后，陈景辉让我去找过栾某乙，让我跟栾某乙说这个项目是我买的，快点评估、收储。我给栾某乙送了一个黄红色犀牛角材质的小碗，我花10万元左右买的。当时市场价值20多万。
陈景辉还曾让王正校起草了一份书面材料，提出协同厂的补偿款应在1.1亿元。这份材料谁送给了土地储备中心我不知道。但最终补偿额确定为9100万元，说明这份材料没有起到作用。
（五）关于签订收购合同及领取补偿款
1.证人张某乙证实：栾主任签完（土地储备中心的请示）后，我就给林道竹打电话，让他们过来签合同。林道竹领了一个50多岁的男的到我办公室把合同签了。签完合同，我就让孙某乙把9100万元的请示及审批件附上合同、评估报告等材料一同报给了财政局审核中心。审核中心根据栾某乙的签批件直接出具了《成本确认书》。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土地被摘牌之后财政局通知被收储企业来领款。而协同厂这个事还没有等摘牌，财政局就通知土地储备中心可以领款了。后来林道竹领着签合同的那个人拿着协同厂9100万元的发票来找我领款。我就让孙某乙领着他们去财政局领款。
证人孙某乙证实：2011年三四月份，陈景辉、马世令等人已经跟张某乙协调完了，当时还有一两个人拿着协同厂9100万元补偿款的发票来找张某乙，张某乙就让我领人去财政局领款。
2.证人刘某丙（林道竹的朋友）证实，认识林道竹、陈景辉、王正校。2011年3月陪同林道竹到土储中心找张某乙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合同》，林道竹让其在大连协同食品有限公司公章下面位置签“杨某”三个字。同年4月，其陪同林道竹到龙王塘税务所拿土地补偿款发票的事实。
3.证人高某丙证实：协同食品厂最终的收款人是杜某，因为当时孙某乙给我的土地收购合同上明确写着如果收购款需要支付给第三方，必须提供有法律效力的协议文件。另外，土地储备中心还向我们提供了两份情况说明，称是杜某将协同厂收购了，将补偿款直接打给杜某。
情况说明二份证明，高某丙证言中提到的资产转让协议签订后全部权利归属于杜某的情况。
（六）关于摘牌
1.上诉人王正校供述：合同改完后，政府最终确定的补偿款是9100万元，接下来就该是挂牌搞开发了，可是一直没有具体做这件事，之后就不了了之了。补偿款下来之后根本没用于搞开发,直接打到陈景辉姑父杜某的卡里让陈景辉控制起来了。陈景辉根本不想搞开发，就是想骗政府的补偿款。
2.上诉人马世令供述：陈景辉跟我说这块地要挂牌了，让我拿我的公司挂名去摘牌，当时我根本不想去干，我也没有交保证金。是王正校拿着我公司的执照去报名摘牌的。后来陈景辉让我给栾某乙解释一下，就说资金没有到位。我想既然已经答应陈景辉这个项目由我顶名，我就做到底吧，然后我就联系了栾某乙,说我这边资金没到位,所以就没有摘牌。
3.证人高某证实：2010年11月底或12月初，栾某乙主任私下里找过我，希望我能把协同厂这块地摘牌。他说“大哥不是在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吗，以后可以通过其他项目给你找找”。当时我想地方的一把手都这样说了，就答应了。2011年下半年，政府将协同食品厂这块地公示挂牌了，价格是1.26亿，这个价格确实比较高，我当时都答应栾主任了，所以准备摘牌，王珍玖还劝我，说价格太高了，你能摘下来吗？我说栾主任答应我了，将来别的项目上给我补一补。这样，我就准备摘牌了。当时报名的只有两三家公司，我记得海创集团也报名了，但是后来没有参与。我的澍景公司以挂牌价1.26亿元将这块地摘牌。我在这块地开发玉龙湾二期','2018-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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