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鄂05行初2号
原告熊运忠，男，1942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宜都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仁金，男，1954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告宜都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湖北省宜都市园林大道8号。
法定代表人谭建国，该市市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德斌，该市国土资源局政策法规科科长。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文金，湖北夷洋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
第三人王忠喜，男，1962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宜都市。
第三人宜都市高坝洲镇皓光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湖北省宜都市高坝洲镇皓光村。
法定代表人周发喜，该村村民委员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强，湖北亮节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原告熊运忠诉被告宜都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宜都市政府）土地行政登记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3日立案受理后，发现王忠喜、宜都市高坝洲镇皓光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皓光村村委会）与本案处理存在利害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通知王忠喜、宜都市高坝洲镇皓光村村民委员会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钟波担任审判长，审判员胡振元、代理审判员周铁金参加的合议庭，于2018年3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熊运忠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仁金，被告宜都市人民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德斌、赵文金，第三人宜都市高坝洲镇皓光村村民委员会的负责人周发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强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王忠喜经本院合法传唤拒不到庭，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熊运忠诉称：原告是皓光村村民，其在皓光村××组建有房屋一栋，并在该村承包土地经营。2000年2月11日，原告与皓光村委会签订《熊运忠申请变卖个人房屋及保留户籍协议书》，协议书中写明：熊运忠无偿退换其承包和享有的所有集体生产资料给皓光村委会，仅保留户籍（空挂），熊运忠的私有财产自行处置。当日熊运忠与案外人武德春签订《售屋协议书》，由于武德春未付款，该协议未实际履行，上述《熊运忠申请变卖房屋及保留户籍协议书》也失效。2002年11月25日，熊运忠与第三人王忠喜达成《卖房协议书》，约定将其所有的两层楼房以4万元的价格出售给王忠喜，房款付清后卖方移交该户所有有效证件，包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集体土地建设使用证》。后因为双方存在纠纷，原告并未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集体土地建设使用证》交给第三人王忠喜。但高坝洲镇国土资源所在未通知原告的情况下，以王忠喜2002年11月新建房为由审批通过了王忠喜的宅基地申请，被告为王忠喜办理了新的《集体土地建设使用证》（都市集用2009第020066号）。皓光村委会在未通知原告的情况下将属于原告承包经营的土地又发包给王忠喜，被告为王忠喜办理了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号：鄂EJ1020405115号）。王忠喜并不是新建房屋，而是买原告的房屋，高坝洲镇国土资源所和被告未找原告核实情况，直接给王忠喜办理了新的《集体土地建设使用证》，该行为直接损害了原告作为《集体土地建设使用证》（枝市集建（1992）字第021000236号）使用权人的合法权益，被告的行为明显违法。原告并没有将所承包经营的土地交给皓光村委会，被告将属于原告的承包经营的土地再次审批给王忠喜明显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被告颁发给第三人王忠喜的《集体土地建设使用证》（都市集用2009第020066号）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号：鄂EJ1020405115号），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宜都市政府辩称：一、关于本案的基本事实。（一）案涉宅基地的变更情况。原告熊运忠系原皓光村××组村民，其老宅于1970年11月建造，为土木结构房屋。1992年在地籍调查中，确定其房屋土地使用面积为202.47平方米，土地管理部门按照该面积向其发放了《集体土地建设使用证》。1994年1月29日，熊运忠申请将原土木结构房屋拆除，建造了占地面积为120平方米的两层楼房，土地管理部门审核批准了熊运忠的申请，并于1998年5月为其办理了《集体土地建设使用证》，占地面积为127平方米，但在此次办证过程中，熊运忠未将1992年发放的原202.47平方米土木结构老屋的《集体土地建设使用证》交回土地管理部门。1995年6月28日，熊运忠又申请40平方米土地建造猪栏屋，土地管理部门予以审核批准。熊运忠于2002年11月将房屋出售给本案第三人清江移民户王忠喜，王忠喜买房后就拆除了原来熊运忠的旧屋，并重新申请建造了新房，土地管理部门于2009年3月4日向王忠喜发了新的《集体土地建设使用证》（都市集用2009第020066号）。因建设宜岳高速公路的需要，王忠喜建造房屋于2013年被征用并拆除。
（二）案涉承包经营土地的变更情况。2000年2月11日，熊运忠与案外人武德春签订《售房协议书》，将其位于皓光村××组的房屋出售给武德春，售价33000元。协议同时约定，熊运忠的农田、堰溏等生产资料退还给皓光村委会，再由皓光村委会调配给武德春。同时，熊运忠与皓光村委会签订《熊应忠申请变卖房屋及保留户籍协议书》，主要内容为：熊运忠无偿退还本户承包和享受的所有集体生产资料（即农田、堰溏、宅基地），由村委会再行调配，而村委会同意保留熊运忠夫妻的户口为空挂户。后因武德春未按协议付款，该协议未实际履行。2002年11月25日，熊运忠与王忠喜签订《卖房协议书》，约定房屋售价为40000元。王忠喜于2002年12月14日支付了全部的购房款40000元，此次熊运忠在2000年2月11日与皓光村委会签订的《熊运忠申请变卖房屋及保留户籍协议书》的左下角签字确认“此协议生效推迟至二00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后皓光村委会依据熊运忠与王忠喜的卖房协议和签字确认“此协议生效推迟二00二年十一月十八日”的相关协议，将熊运忠退还的农田等生产资料发包给王忠喜，并在2004年12月31日完善二轮延包时重新与王忠喜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宜都市人民政府依据该合同，给王忠喜颁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号：鄂EJ020405115）。
（三）熊运忠在法院进行的与本案相关的民事诉讼审理情况。1、熊运忠与王忠喜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的诉讼审理情况。2009年2月25日，熊运忠在宜都市人民法院以王忠喜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熊运忠诉称：附属屋40平方米及柑桔树48棵、桑树666棵未出售给王忠喜，要求王忠喜返还40平方米房屋一栋，补偿经济作物的价值18120元，退还粮食补贴款1236元。宜都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的买卖协议第二条约定“交房后，由王忠喜租借一间房屋给熊运忠使用，使用期限至2003年春节前”，同时《卖房协议》书写人刘显国也当庭证实买卖双方的愿意是将全部房屋出售给王忠喜，故宜都市人民法院没有支持熊运忠要求王忠喜返还40平方米房屋的请求。宜都市人民法院依据熊运忠与皓光村委会签订的《熊应忠申请买卖房屋及保留户籍协议书》的内容，也没有支持其要求“补偿经济作物价值18120元，退还粮食补贴款1236元”的诉请。宜都市人民法院于2009年7月27日作出（2009）都民初字23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熊运忠的诉讼请求”。熊运忠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11月26日作出（2009）宜中民二终字第0025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终审后，熊运忠依旧不服，于2010年12月10日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查认为：“熊运忠申诉称40平方米的房屋未出售的理由不能成立，王忠喜系通过皓光村委会发包而合法取得原由熊运忠享有的权益的集体生产资料，故该与生产资料相关的经济林木和退耕还林补贴费等问题的处理，熊运忠可另行向皓光村委会主张权利”，进而作出（2011）鄂民申字第0007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熊运忠的再审申请”。2、熊运忠与皓光村委会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的诉讼情况。2013年1月17日，熊运忠以皓光村委会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决：1、归还建房用地48平方米和房屋一栋三间；2、归还原告1996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所属的土地5.24亩及堰溏1.5亩；3、支付原告1996年《土地经营权证》上所属林木款93760元；4、支付退耕还林款1236元；5、赔偿经济损失390000元。宜都市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熊运忠诉称的事实已经宜都市人民法院（2009）都民初字第234号《民事判决书》和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宜中民二终字第00254号《民事判决书》所确认，熊运忠再次起诉没有法律依据，从而作出（2013）鄂宜都民立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熊运忠的起诉不予受理。熊运忠不服，提起上诉，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8月6日作出（2013）鄂宜昌中立终字第0010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熊运忠依然不服，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月22日作出（2014）鄂民申字第0009号民事裁定决定提审该案，并于2014年1月22日作出（2014）鄂民立二再终字第00002号《民事裁定书》，指令宜都市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审理。2014年3月24日，宜都市人民法院对熊运忠诉皓光村委会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一案予以立案受理。熊运忠在法院受案后，申请追加王忠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同时增加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撤销原、被告于2000年2月11日签订的《申请变卖房屋及保留户籍协议书》；2、归还两层楼房一栋及建设用地127平方米；3、增加赔偿经济损失276785.35元。宜都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1、熊运忠诉请返还两层楼房及48平方米平房三间，属于重复起诉；2、对于熊运忠要求撤销原、被告于2000年2月11日签订的《申请变卖房屋及保留户籍协议书》的问题，由于该协议并不违法，且已超过行使撤销权的一年的除斥期间，人民法院不予支持；3、关于熊运忠要求返还承包土地5.24亩及堰溏1.5亩和支付林木款、退耕还林补偿款及赔偿经济损失问题，由于熊运忠自愿放弃了承包土地的权力，且皓光村委会已经将其交还的土地发包给了第三人王忠喜，故不予支持。宜都市人民法院于2015年2月10日作出（2014）鄂宜都民初字第0043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熊运忠的全部诉讼请求”。熊运忠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审判决无事实认定，属认定事实不清”,于2015年10月22日作出（2015）鄂宜昌民一终字第00340《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宜都市人民法院（2014）鄂宜都民初字第00436号民事判决；二、发回宜都市人民法院重审”。2016年1月5日，宜都市人民法院对熊运忠的案件重新受理，熊运忠将诉讼请求变更为：1、归还两层带帽楼房一栋及建设用地127平方米或按照王忠喜所得征地补偿金额赔偿；2、被告归还原告枝市集建（1992）字第021000236号《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所属土地48平方米及该土地上房屋一栋三间；3、归还原告于1996年《农村土地经营权证》属地5.24亩及堰溏1.5亩；4、支付原告1996年的《农村土地经营权证》属地上的林木款93760元；5、支付退耕还林补偿款1236元；6、赔偿经济损失794083.11元；7、支付精神伤害抚慰金50000元。宜都市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16年5月30日作出（2016）鄂0581民初字35号《民事判决书》，以和（2014）鄂宜都民初字第00436号《民事判决书》相同的理由，判决“驳回原告熊运忠的全部诉讼请求”。熊运忠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11日作出（2016）鄂民终180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熊运忠依然不服，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24日作出（2017）鄂民申261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熊运忠的再审申请”。至此，熊运忠已经穷尽民事诉讼手段。现熊运忠在相关民事诉讼无法胜诉的情况下，又以宜都市人民政府为被告提起本案行政诉讼。
（四）与本案相关的信访答复情况。熊运忠在民事诉讼过程中，于2012年3月1日向宜都市高坝洲镇人民政府信访，要求：1、皓光村委会返还其原承包耕地5.24亩；2、皓光村委会赔偿其经济损失61.2万元；3、要求皓光村委会返还48平方米平房一栋；4、皓光村委会返还退耕还林补偿款1236元；5、收回王忠喜《农村土地经营权证》和《集体土地建设使用证》；6、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宜都市高坝洲镇人民政府答复认为熊运忠信访的事实不成立，对熊运忠的信访请求不予支持。2012年8月26日，熊运忠向宜都市国土资源局递交了《关于皓光村委会伪造证据材料办理农业建设用地的举报信》和《关于皓光村委会利用农村土地承包合同重复申请办理6幅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举报信》，在《关于皓光村委会伪造证据材料办理农业建设用地的举报信》中，熊运忠称：王忠喜与皓光村委会共同作假、伪造证据材料，欺骗国土资源局为王忠喜办理了《集体土地建设使用证》（都市集用2009第020066号），要求注销该证。熊运忠在《关于皓光村委会利用农村土地承包合同重复申请办理6幅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举报信》中称：皓光村委会与王忠喜签订假的承包经营合同，使其骗取办理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号：鄂EJ1020405115号），要求注销该证。宜都市国土资源局于2012年9月20日作出《关于高坝洲镇××组熊运忠信访问题的答复意见书》，认为熊运忠与王忠喜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事，经法院二审终审，确认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皓光村委会将该宅基地重新安排给王忠喜并不违法，对于熊运忠原持有的该房屋土地使用权应予注销。同时认为熊运忠反映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问题应归宜都市农村经营管理局调查处理。宜都市国土资源局于2012年8月30日将熊运忠《关于皓光村委会利用农村土地承包合同重复申请办理6幅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举报信》移送宜都市农村经营管理局调查处理。宜都市农村经营管理局于2012年10月8日作出《关于高坝洲镇皓光村熊运忠举报事项的调查回复》，认为熊运忠与王忠喜于2002年11月达成房屋买卖协议，并在2000年2月11日与皓光村委会签订的《熊运忠申请变卖个人房屋及保留户籍协议书》上签字确认该协议书继续有效，皓光村委会将熊运忠退给村集体的农田等生产资料全部发包给王忠喜合法，熊运忠不再拥有原集体生产资料的承包经营权。
二、熊运忠的起诉没有事实依据，要求撤销被告审批颁发给第三人王忠喜的《集体土地建设使用证》（都市集用2009第020066号）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号：鄂EJ1020405115号）的请求于法无据，其理由如下：
1、熊运忠与王忠喜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经一审二审再审，对案涉房屋所有权已有定论。宜都市人民政府依据王忠喜的申请，经审核批准，向王忠喜颁发的《集体土地建设使用证》（都市集用2009第020066号）合法有效。而熊运忠手中持有的《集体土地建设使用证》是1992年地籍调查中向其颁发的土木机构房屋的老证，在1994年熊运忠申请拆旧房建新房时就应当将该证交回土地管理部门。1998年5月，土地管理部门为其办理了新的《集体土地建设使用证》，该证已经被新证所取代，不再具有相应权属的证明效力。2、熊运忠与皓光村委会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已经人民法院数次判决，认定皓光村委会将熊运忠交还给村集体的土地发包给王忠喜合法。宜都市人民政府依据王忠喜与皓光村委会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向王忠喜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号：鄂EJ1020405115号）程序合法，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管理办法》的规定，该证合法有效，熊运忠要求撤销该证于法无据。在熊运忠将其原承包的土地等生产资料交还给皓光村委会后，其原持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已经失效。按照《宜都市农村经营管理局关于依法完善农村土地二轮延包工作中承包合同签订及经营权证发放有关问题的通知》（都农经〔2004〕11号）第五条第8项的要求，在2004年完善第二轮延包时，给王忠喜颁发的新证已经取代了原来熊运忠的老证，熊运忠原来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已经作废。3、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熊运忠于2012年8月30日向宜都市国土资源局信访，宜都市国土资源局于2012年9月20日作出答复意见书，明确答复熊运忠：“村委会有权将争议的宅基地安排给移民户王忠喜，对于熊运忠原持有的《集体土地建设使用证》应予以注销”，并给予其30日的复查期限，熊运忠在此期间内未申请复查也未向人民法院起诉。2012年9月1日，熊运忠向宜都市农村经营管理局举报皓光村重复申请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宜都市农村经营管理局于2012年10月8日作出调查回复，认定皓光村委会与王忠喜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有效，熊运忠手中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是二轮延包之前的老证，是已逾期作废了的证。熊运忠收到该回复后未申请复议，也未向人民法院起诉。两份回复均于2012年底送达熊运忠，熊运忠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未提起行政诉讼，现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超过了起诉期限。综上，熊运忠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请求法院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第三人王忠喜未参加庭审，也未提供书面答辩意见。
第三人皓光村委会亦未提供书面答辩意见，其在庭审中表示同意被告的答辩意见，并补充说明皓光村委会是依据熊运忠与王忠喜签订《卖房协议书》、双方卖房搭田的约定、《熊应忠申请变卖房屋及保留户籍协议书》及补充签字，将熊运忠退还的农田等生产资料发包给作为清江库区移民户的王忠喜，皓光村委会的发包行为合法。请求法院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根据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如下案件事实：原告熊运忠原系宜都市高坝洲镇皓光村村民，原有房屋一栋（两层楼房和三间附属平房），位于高坝洲镇××组。熊运忠为卖掉房屋，于2000年2月11日与皓光村委会签订《熊运忠申请变卖房屋及保留户籍协议书》，协议书中载明：熊运忠无偿退还承包和享有的所有集体生产资料给皓光村委会，仅保留户籍，熊运忠的私有财产自行处置等。当日，熊运忠与案外人武德春签订《售屋协议书》，由于案外人武德春未履行付款义务，该《售屋协议书》未履行。2002年11月25日，熊运忠与本案第三人清江移民户王忠喜达成《卖房协议书》，约定将房屋以4万元价格出售给王忠喜，房款付清后由卖方移交该户所有有效证件，包括农田经营权证、土地使用证。同时，熊运忠在2000年2月11日与皓光村委会签订的《熊运忠申请变卖房屋及保留户籍协议书》上签署了“此协议生效推迟二ＯＯ二年十一月十八日乙方熊运忠”字样，并将该份协议交由皓光村委会保管。王忠喜付清购房款4万元后，即占有了熊运忠所有的房屋，并拆除旧房申请建造新房，被告宜都市政府根据王忠喜的申请，经审核批准于2009年3月4日给王忠喜颁发了《集体土地建设使用证》（都市集用2009第020066号）；皓光村委会将熊运忠退还的农田等生产资料发包给王忠喜，并在2004年12月31日完善二轮延包时重新与王忠喜签订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被告宜都市政府依据该合同，给王忠喜颁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号：鄂EJ020405115）。原告认为因买卖双方存在纠纷，其并未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集体土地建设使用证》交给王忠喜，但被告在没有核实和通知原告的情况，以王忠喜2002年11月新建房为由给王忠喜颁发了《集体土地建设使用证》（都市集用2009第020066号）；皓光村委会在原告未退田及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属于原告承包经营的土地又发包给王忠喜，被告为王忠喜办理了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号：鄂EJ1020405115号），被告上述两个审批颁证行为直接损害了原告作为《集体土地建设使用证》（枝市集建（1992）字第021000236号）使用权人和案涉土地原承包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原告于2018年1月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受理。
同时查明：1、2009年2月25日，原告熊运忠以“三间附属平房未出售给王忠喜”等为由，在宜都市人民法院以王忠喜为被告提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之诉（案号为（2009）都民初字第234号）。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王忠喜提供了其所有的《农村土地建设使用证》（都市集用2009第020066号）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号：鄂EJ1020405115号）作为证据，原告在2009年6月17日的庭审中对上述两证发表了质证意见，认为王忠喜的《农村土地建设使用证》（都市集用2009第020066号）是起诉后补办的，未经原告同意，过户无效；对王忠喜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号：鄂EJ1020405115号）没有异议。2、2014年3月24日，熊运忠以“皓光村委会未经原告同意，将本属原告所有的《集体土地建设使用证》（枝市集建（1992）字第021000236号）属地、属屋交给王忠喜使用，并将原告承包的六宗土地共计5.24亩交给王忠喜承包，剥夺了原告的集体土地建设使用权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为由，在宜都市人民法院以皓光村委会为被告、王忠喜为第三人提起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之诉（案号为（2014）鄂宜都民初字第00436号），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王忠喜提供了其所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号：鄂EJ1020405115号）作为证据，原告在2014年9月23日的庭审中对该证发表了质证意见，认为王忠喜没有提交该证的原件核对。3、2012年3月1日，原告向宜都市高坝洲镇人民政府信访，要求收回王忠喜《农村土地经营权证》和《集体土地建设使用证》；2012年8月26日，原告向宜都市国土资源局递交了《关于皓光村委会伪造证据材料办理农业建设用地的举报信》和《关于皓光村委会利用农村土地承包合同重复申请办理6幅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举报信》，在两封举报信中，原告要求注销王忠喜的《农村土地建设使用证》（都市集用2009第020066号）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号：鄂EJ1020405115号），对原告的信访要求，相关部门均不予支持。4、因建设宜岳高速公路的需要，王忠喜建造的房屋于2013年被征用并拆除。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主要有：熊运忠与武德春售房协议书；熊运忠与王忠喜卖房协议书；王忠喜支付购房款的收条；熊运忠申请变卖个人房屋及保留户籍协议书；变卖个人房屋及保留户籍申请、1992年宅基地登记审批表、1994年建房申请书及审批表、1998年宅基地登记审批表、1995年申请建猪栏屋申请书，王忠喜2009年宅基地登记审批表、2002年建房用地审批资料、王忠喜《集体土地建设使用证》（都市集用2009第020066号），皓光村2018年1月15日出具的证明，熊运忠1996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农村经济承包合同书、土地山林使用证，王忠喜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号：鄂EJ1020405115号）、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薄；皓光村的情况说明；熊运忠2009年的起诉状；宜都市人民法院2009年6月17日庭审笔录、（2009）都民初字第234号《民事判决书》；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宜中民二终字第00254号《民事判决书》；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鄂民申字第00077号《民事裁定书》；熊运忠2013年起诉状；宜都市人民法院（2013）鄂宜都民立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鄂宜昌中立终字第00103号《民事裁定书》；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鄂民立二再终字第00002号《民事裁定书》；宜都市人民法院2014年9月23日庭审笔录、（2014）鄂宜都民初字第00436号《民事判决书》；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鄂宜昌中民一终字第00340《民事裁定书》；熊运忠2016年起诉状；宜都市人民法院2016年3月2日庭审笔录、（2016）鄂0581民初字35号《民事判决书》；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05民终1803号《民事判决书》；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鄂民申2615号《民事裁定书》；高坝洲镇人民政府高信复字（2012）3号答复意见；《关于皓光村委会伪造证据材料办理农业建设用地的举报信》；宜都市国土资源局的答复意见书；宜都市国土资源局移送函；《关于皓光村委会利用农村土地承包合同重复申请办理6幅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举报信》；宜都市农村经营管理局调查回复；宜都市经管局送达快递回执；宜都市经管局给国土局的复函等。
本院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是：原告熊运忠的起诉是否超过起诉期限。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
本案中，从原告在宜都市人民法院以王忠喜为被告提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之诉〔案号为（2009）都民初字第234号〕的庭审笔录（2009年6月17日）及判决书中，可以清楚看出，原告对王忠喜提供的《农村土地建设使用证》（都市集用2009第020066号）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号：鄂EJ1020405115号）发表了质证意见，认为王忠喜的《农村土地建设使用证》（都市集用2009第020066号）是起诉后补办的，未经原告同意，过户无效；对王忠喜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号：鄂EJ1020405115号）没有异议。也就是说，早在2009年6月17日，原告就知道被告宜都市政府为王忠喜审批颁发了被诉的两证及两证的具体内容，原告要求撤销两证，应当在知道被告为王忠喜颁证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内起诉，即应该在2010年6月16日之前起诉，其在2018年1月3日才提起本案诉讼，明显超过了起诉期限且没有正当理由。即使按照当时生效的司法解释其起诉也超过了二年的最长起诉期限。在2018年3月14日进行的本案庭审中，本院询问原告是什么时候知道王忠喜办了两证的，原告回答称在2012年就知道王忠喜办了两证且对违法办证行为进行了书面举报，即使按照原告称的2012年才知道被告的颁证行为，其也应该在2013年起诉，但原告只是向相关部门进行了举报，在相关部门书面答复对其信访请求不予支持并告知其可以申请复查后，原告并没有申请复查，也没有向法院提起诉讼。更退一步说，原告于2009年在宜都市人民法院以王忠喜为被告提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之诉，在2011年被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和双方诉争的房屋于2013年被征用并拆除后，原告仍没有提起撤销颁证的行政诉讼，已经超过了一年的起诉期限，超过起诉期限的不利后果应由其自己承担。
综上，本案原告熊运忠早在2009年6月17日就知道被告宜都市政府为第三人王忠喜颁发了被诉的两证，其在2018年1月3日才提起本案诉讼，已经明显超过了起诉期限且没有正当理由。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熊运忠的起诉。
本案按规定不收取诉讼费。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钟 波
审 判 员 胡振元
代理审判员 周铁金
二〇一八年五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杜 璐
附：本裁定书引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
（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
（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
（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
（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
（六）重复起诉的；
（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
（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
（十）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
前款所列情形可以补正或者更正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期间责令补正或者更正；在指定期间已经补正或者更正的，应当依法审理。
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