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3民终1315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孙勇，男，1968年6月1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章俊屏（孙勇之妻），1974年8月17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小慧，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伴佳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大道2123号3D-1010室。
法定代表人：孙华琍，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砾心，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荣清，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侯维欢，男，1985年12月31日出生，住北京市西城区。
上诉人孙勇因与被上诉人上海伴佳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伴佳居公司）、第三人侯维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5民初381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孙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章俊屏、李小慧，被上诉人伴佳居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砾心、栾宇，第三人侯维欢到庭参加诉讼。伴佳居公司于2017年12月26日向本院书面解除对栾宇的委托，另委托苏荣清为其诉讼代理人。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伴佳居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伴佳居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孙勇与伴佳居公司之间根本不存在借名买房协议，也没有借名买房事实，不存在合同之诉的基础。一、不能因为款项来源于伴佳居公司而认定涉案房屋的款项是由伴佳居公司支付的，涉案房屋款项是伴佳居公司支付给孙勇的应得报酬。二、孙勇提供了伴佳居公司支付的款项系其向孙勇支付的收入的证据。三、一审法院认定换房居住没有证据证明、孙华琍以公司所有的意思占有使用涉案房屋的可能较大，与事实不符。四、与贷款相关的材料均在孙勇手中，伴佳居公司手中的材料是因为孙勇将票据拿到公司做账留下的，房屋办理贷款也与伴佳居公司没有关系。五、孙勇与侯维欢产生纠纷的原因就是孙勇为了归还银行贷款而出售房屋导致的。涉案房屋登记在孙勇名下，房屋的重要资料全在孙勇手中，所有费用是孙勇交纳，收房入住也是孙勇亲自办理，除了与孙华琍换房居住期间都是由孙勇控制使用的。
伴佳居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要求维持一审判决。孙勇的上诉请求和事实与本案事实不符。伴佳居公司购买涉案房产是用于公司在北京开展业务，因法定代表人长期出差不在北京，房屋抵押获取循环利息，所以选择用法定代表人的弟弟孙勇的名义买房。基于办理贷款便捷所以借用孙勇的名字，孙勇主张伴佳居公司在全国有很多房产还有限购政策，这两点与本案无关。房产证取得后，伴佳居公司用房产证获得银行循环贷款，借名买房并不一定需要书面形式。伴佳居公司是2009年装修房屋，2010年入住，双方一直配合默契。孙勇于2009年再婚，2015年向孙华琍提出索要1000万元，此无理要求被拒绝后便违背双方的约定。另外，第一，涉案房屋首付款是伴佳居公司直接打入开发商账户，这个是有证据的，不存在孙勇主张的个人买房。伴佳居公司转到孙勇名下还款账户是专款专用，产权是暂时用孙勇的名义，所以是以孙勇名义开设账户，并不是发给孙勇生活费和工资的账户。第二，孙勇在一审中并没有提交有效证据证明伴佳居公司是家族企业，伴佳居公司也不是家族企业，孙勇仅仅是公司的挂名股东。孙勇在公司仅仅能开车，处理简单事务，对公司毫无贡献。第三，伴佳居公司从来没有与孙勇换房居住，因为孙勇在北京就没有房屋，精装修房屋与涉案房屋软装修之后并不是一个概念，并非孙勇说是为了个人喜好的装修。涉案房屋长期以来一直是孙华琍居住，其于2009年开始装修，房屋经过装修成为在京的研发基地和办公场地，伴佳居公司对于房屋的装修使得杂志慕名而来。第四，一审中伴佳居公司提交办理入住手续、房产证、缴纳物业费等所有票据及法定代表人的刷卡存根。孙勇未缴纳费用，充分说明产权归伴佳居公司所有。如果是孙勇的房屋，为何费用均由伴佳居公司支出。孙勇现在仅有还贷款证据，钱款来源均是伴佳居公司支出。孙勇伪造法定代表人的借条，这笔伪造的借款孙勇已经提起诉讼，与本案毫无关联。第五，孙勇与侯维欢的买卖行为，是发生在确权案件审理的时候，孙勇隐瞒法庭私自出售房屋，这才是毫无诚信的行为，说明涉案房屋不是孙勇的房产，伴佳居公司是为了居住和经营，孙勇是为了出售房屋。孙勇说借款200万元是为了还银行贷款，但是当时并不需要还。伴佳居公司愿意替孙勇支付卖房款。综上伴佳居公司系与孙勇借名买房，孙勇的违约对伴佳居公司造成很大损失。孙勇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侯维欢述称：同意一审判决。侯维欢是被申请追加进本案的，在房屋买卖中已经支付了200万元。伴佳居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孙勇之间是亲姐弟，侯维欢的钱是打入了家族公司，帮家族公司归还了贷款，伴佳居公司和孙勇有利用重复诉讼来恶意拖欠侯维欢债务的可能，判决房屋归属和债务承担应在同一方。
伴佳居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孙勇协助将北京市朝阳区安家楼38号院1号楼1层×单元×号房屋转移登记至伴佳居公司名下并交付房屋。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伴佳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华琍与孙勇系姐弟关系。
2015年10月24日，伴佳居公司向涉案房屋的开发单位北京善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转账支付50万元。
2006年3月21日，孙勇作为买受人与北京善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编号为Y217895的《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约定孙勇购买涉案房屋，房屋总价款4819755元。买受人需于合同签订后3日内向出卖人支付不低于房屋总价款40%的房价款，即1929755元，买受人在合同签订前已向出卖人交付的预付款50万元将自动转为房价款，剩余房款289万元将由买受人以申请银行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方式支付给出卖人。
2006年5月31日，孙勇作为借款人与兴业银行北京西直门支行作为贷款人签订编号为兴银京西直门（2006）个贷字003号《个人住房借款合同》，约定孙勇向兴业银行北京西直门支行借款289万元，借款期限为240个月，自2006年5月31日至2026年5月31日止。借款用途为用于孙勇购买涉案房屋。孙勇在贷款人处开立的还款账户为×××。兴业银行北京西直门支行的借款借据、孙勇签字的开立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的原件在伴佳居公司处。
2009年9月3日，涉案房屋登记至孙勇名下，该房屋建筑面积236.36平方米，产权证号为X京房权证朝字第XX**号。涉案房屋的契税票、北京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专用收据的原件在伴佳居公司处。
涉案房屋的首付款及按揭贷款的款项均来源于伴佳居公司或其关联公司。伴佳居公司提交的部分凭证显示2006年12月、2008年12月、2009年9月、2010年12月伴佳居公司分别向孙勇的还款账户支付31476.62元、23745.94元、23745元、23745.94元。
2011年11月10日，伴佳居公司向孙勇的还贷账户转账245万元。2011年11月16日，兴业银行西直门支行出具个人住房贷款借款人还清贷款证明，载明孙勇已于2011年11月16日清偿了其全部贷款本息，即日起合同号为兴银京西直门（2006）个贷字003号的借款合同终止，该行于同日出具的主动还款证明载明其扣收的贷款本息合计2446240.93元。
2012年，伴佳居公司以涉案房屋办理了循环贷抵押借款910万元用于公司经营。孙勇称，因公司经营需要，不仅涉案房屋，伴佳居公司名下的房屋也进行了循环贷抵押借款。
伴佳居公司提交物业费、供暖费发票原件，证明涉案房屋的各项费用由其支付。孙勇认可真实性，但提出部分款项系其支付，票据原件之所以在伴佳居公司处，是为了给伴佳居公司做账。
关于房款由伴佳居公司支付的原因，孙勇称其系伴佳居公司股东，伴佳居公司向其支付的款项系其应得的收入，公司向其支付收入后，其向开发商支付了房款，偿还了银行贷款，购房定金50万元系伴佳居公司的自愿赠与。伴佳居公司不认可孙勇的陈述，并提出孙勇2000年开始在公司任职，担任司机和接待工作，因其酗酒，故给其工资很低，但当时给孙勇前妻的工资较高。伴佳居公司还提交了2012年6月、2013年4月的工资表，证明伴佳居公司向孙勇及其妻章俊屏发放工资，不存在孙勇所称涉案房屋系公司给孙勇的福利。
关于涉案房屋居住使用情况，伴佳居公司称2009年5月，孙华琍接收了涉案房屋，自收房后至2016年4月1日一直由伴佳居公司使用涉案房屋。孙勇称其于2009年接收房屋，收房后偶尔放些东西，2009年年底孙华琍提出换房居住，孙华琍入住涉案房屋，其居住孙华琍名下京华豪园的房屋。后孙华琍提出要出卖京华豪园的房屋，2015年7月1日孙勇从京华豪园的房屋搬出，从京华豪园的房屋搬出后，孙勇提出要求孙华琍返还涉案房屋，但孙华琍不搬，且在2016年4月将涉案房屋门锁更换，后孙勇在2016年6月，更换了涉案房屋门锁，涉案房屋现由孙勇控制。伴佳居公司提出孙勇在2010年10月至2015年7月期间，确实在孙华琍名下的京华豪园的房屋居住，但并非换房居住，是因为孙勇没有地方居住，孙华琍将京华豪园的房屋借给孙勇居住。
关于涉案房屋装修情况，伴佳居公司称系由其装修，并向法院提交了记账凭证等证据材料。孙勇称涉案房屋为精装修房屋，孙华琍仅对涉案房屋的局部进行了改动。伴佳居公司提交《时尚家居》、《美好家园》杂志，证明伴佳居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对房屋的装修符合公司的经营理念，且以涉案房屋为装修的样板间，孙勇认可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
2016年9月1日，孙勇与侯维欢就涉案房屋签订《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侯维欢购买涉案房屋。2016年，侯维欢起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合同、退还房款200万元、支付违约金330万元。2016年12月20日，法院作出（2016）京0105民初6137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解除孙勇与侯维欢签订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孙勇支付房款及违约金共计300万元。该判决生效后，侯维欢向法院申请执行，法院于2017年3月13日查封了涉案房屋。
伴佳居公司称如法院支持其诉讼请求，同意承担（2016）京0105民初61378号确定的孙勇应履行的全部义务。
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伴佳居公司申请查封涉案房屋，法院依法采取了保全措施，轮候查封了涉案房屋，保全期限自2017年6月1日至2020年5月31日。
另查，2016年，伴佳居公司以所有权确认纠纷为由起诉孙勇，要求确认涉案房屋归其所有，法院于2017年2月28日作出（2016）京0105民初13096号民事裁定书，认为伴佳居公司对法律关系认识错误，驳回了伴佳居公司的起诉。伴佳居公司不服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2017年5月8日，本院作出（2017）京03民终5571号裁定书，准许伴佳居公司撤回上诉。
一审法院认为：伴佳居公司主张借用孙勇名义购买涉案房屋，应就双方之间存在借名的约定承担证明责任。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本案中，伴佳居公司与孙勇之间未签订书面协议，故就双方之间是否存在借名约定应从款项来源、房屋控制情况、权属文件的控制等方面综合判断。
具体到本案中，从伴佳居公司提交的证据看，伴佳居公司于2006、2008、2009、2010年向孙勇支付的款项均转入孙勇的还贷账户，孙勇在一次性偿还购买涉案房屋的贷款前，伴佳居公司也将款项全部转入其贷款账户内，且根据查明的事实也可知购买涉案房屋的款项均来源于伴佳居公司或其关联公司，故可以认定涉案房屋的全部款项系伴佳居公司支付。孙勇虽称伴佳居公司向其支付的款项系公司向其支付的收入，但伴佳居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孙勇就其主张也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法院难以采信。根据查明的事实，伴佳居公司法定代表人至迟于2009年底实际使用涉案房屋并对涉案房屋进行了装修，且负担涉案房屋使用期间的各项费用。孙勇虽称系换房居住，但就此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且从伴佳居公司提交的杂志以及房屋使用规范看，伴佳居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公司所有的意思占有使用涉案房屋的可能性较大。伴佳居公司留有与贷款相关的材料、契税票、物业费票等相关材料的原件，就此孙勇也未能给予合理解释，另结合2012年，孙勇以涉案房屋办理抵押循环贷，并将全部款项用于公司经营的事实，法院认为伴佳居公司主张的借用孙勇名义购买涉案房屋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孙勇虽予以否认，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反驳，故法院对伴佳居公司主张的借名事实予以确认。
涉案房屋因侯维欢申请执行被法院查封，现伴佳居公司同意偿还（2016）京0105民初61378号确定的孙勇应履行的全部义务，故法院判决伴佳居公司支付全部款项后，由孙勇将涉案房屋转移登记至伴佳居公司名下，并将房屋交付伴佳居公司。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一、上海伴佳居贸易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侯维欢（2016）京0105民初61378号判决书确定的孙勇应支付而未支付的款项；二、孙勇于上海伴佳居贸易有限公司履行判决第一项后的七日内将北京市朝阳区安家楼38号院1号楼1层×单元×号房屋转移登记至上海伴佳居贸易有限公司名下，并将房屋交付上海伴佳居贸易有限公司。
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具体内容如下：
孙勇提交证据：一、1.200万元借据的邮寄信封2张；2.2017年10月31日与办理并邮寄200万元借条的公司财务骆某手机通话录音光盘及文字版；3.孙勇、孙华琍母亲王某书证；4.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借款合同、个人账户明细查询。该组证据证明伴佳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当时为了公司经营需要向孙勇借款，孙勇以自有房屋即涉案房屋抵押贷款200万元并借给伴佳居公司；王某的书证还证明孙勇系家族公司股东、董事，为公司作出了重大贡献，涉案房屋是孙勇多年来为公司贡献所得的收入购得，以及2009年孙勇将涉案房屋与孙华琍的京华豪园房屋交换居住。二、2015年6月30日京华豪园物业费发票1张、2015年2月9日催缴物业费的温馨提示1张、2010年1月10日萃艺阁销售合同1张，2013年11月19日车位租赁合同及车位租赁费收据各1份、2012年5月29日清华同方中央空调报价合同及空调改造费收据各1张、2013年4月18日京华豪园物业维修收据1张、2010年11月25日交互机顶盒安装单及有线电视用户回执各1份、2016年10月8日和2017年11月11日供暖费发票各1张、2016年11月24日和2017年6月23日物业管理费发票各1张、2011年11月7日中央空调保养合同及2012年5月6日换季保养工作记录表各1份、2017年11月11日中央空调保养合同及换季保养工作记录表各1份。该组证据证明孙勇与伴佳居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华琍换房居住，涉案房屋系由孙勇实际居住和管理，包括换房居住期间涉案房屋仍由孙勇管理。三、1.孙勇前妻张某的书证；2.股东孙勇行使知情权查询、复制文件：包含目录表及附件各1页、2010年至2017年的合并资产负债表8页和合并利润表8页、2005年11月14日股东会决议、2011年7月1日股东会决议。证明孙勇是家族公司的创始人、股东，对公司作出了巨大贡献，涉案房屋系孙勇房屋，不存在借名买房，以及孙勇系家族集团总公司锦鸾宫公司的股东。四、1.伴佳居公司及其关联公司为家族成员购买房屋及大额消费的支出情况；2.章俊屏的社保对账单。该组证据证明公司股东的基本生活费用包括买房、买车均由家族公司负担，孙勇的妻子章俊屏有自己的工作，不需要伴佳居公司安排工作。五、1.伴佳居公司会计账目和支付凭证；2.孙华琍发送给章俊屏的邮件1份。该组证据证明公司股东的基本生活费用包括买房、买车均由家族公司负担，以及孙勇作为股东在公司的重要作用，并非伴佳居公司所述的司机或无所事事的角色。伴佳居公司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不符合二审提交新证据的要求。邮寄的信封无法看出邮寄内容；骆某的通话不是当庭陈述且证明不了任何事实；王某的书证无法证明是其亲自书写，且内容颠倒黑白；200万元贷款合同及还款证明与本案没有关联，孙勇在诉讼前一直配合到银行签字、付款等，以满足公司发展需要。第二组证据除一审庭审后孙勇强占房屋后缴纳的物业、供暖费票据外，其他均不符合二审新证据的要求，对这组证据的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不存在换房居住的情况，以孙勇名义代为持有涉案房屋是为了个人办理银行房屋抵押贷款更为便捷，该组证据中孙勇在京华豪园居住期间的费用均由伴佳居公司替其交纳，也不能说明孙勇承担过管理义务，涉案房屋自2009年5月办理入住到2016年7月被孙勇强占，期间所有费用均是伴佳居公司交纳。第三组证据不符合二审提交新证据的要求，对张某书证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内容与本案无关，张某与孙勇存在利害关系；对该组证据2的关联性、证明目的不认可，孙勇不是公司原始股东及创始股东。第四组证据不符合二审提交新证据的要求，对该组证据1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不存在家族公司的说法，孙勇还贷金额是伴佳居公司汇到其账户上，还贷是其作为代持人的义务，对该组证据2的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第五组证据不符合二审提交新证据的要求，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孙勇提供的会计账目不是伴佳居公司的会计账目，伴佳居公司没有义务给股东支付生活所需。针对第五组证据中证据1，孙勇提供了（2016）京0105民初13096号卷宗复印件说明该证据来源，伴佳居公司未在法庭限定期限内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作出答复。侯维欢表示对上述证据不发表意见。
伴佳居公司、侯维欢未提交新证据。
对当事人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对孙勇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中，证据1的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2因伴佳居公司不认可其真实性，孙勇亦未提交进一步佐证，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确认；证据3因证人未到庭接受质询，故对其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4关联性不予确认。对孙勇提交的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明目的本院综合予以认定。对孙勇提交的第三组证据中，证据1因证人未到庭接受质询，故对其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对孙勇提交的第四组证据中，证据1真实性不予确认，证据2关联性不予确认。对孙勇提交的第五组证据中，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确认，证明目的本院综合予以认定；证据2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于当事人二审争议的其他事实，本院将结合本案具体情况在本判决裁判理由部分予以说明。本院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上述事实，有《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及补充协议、《个人住房借款合同》、房产证、物业费发票、供暖费发票、契税票据、记账凭证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诉辩意见及举证情况，本案双方争议焦点为孙勇与伴佳居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借名买房关系。
当事人约定一方以他人名义购买房屋，并将房屋登记在他人名下，借名人实际享有房屋权益，借名人依据合同约定要求登记人（出名人）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的，可予支持。但是该房屋因登记人的债权人查封或其他原因依法不能办理转移登记，或者涉及善意交易第三人利益的除外。当事人一方提供证据证明其对房屋的购买确实存在出资关系，但不足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名登记的约定，其主张确认房屋归其所有或要求登记人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的，不予支持；其向登记人另行主张出资债权的，应当根据出资的性质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处理。是否存在口头约定借名买房关系应当综合以下四点进行判断：房屋的出资、房屋的占有使用、购房票据及产权证书的持有以及对于借名购房有无合理解释。
首先，关于涉案房屋的出资情况。伴佳居公司与孙勇均认可涉案房屋的首付款及按揭贷款的款项均来源于伴佳居公司或其关联公司，但对于款项性质，双方说法不一，伴佳居公司认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华琍与孙勇系姐弟关系，故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关系，但形成事实上的借名买房关系，而孙勇不认可双方之间系借名买房关系，其认为相关款项系家族公司为家族成员即孙勇购置房产支出，系其对公司贡献所得。对此，孙勇提交了（2016）京0105民初13096号案卷卷宗档案材料等证据佐证。从伴佳居公司在该案中提交的记账凭证显示部分摘要为“孙勇北京房贷”、“孙华琍北京房贷”、“付北京花园按揭”、“付碧云房按揭款”、“付捷豹车按揭款”、“代北京分公司付Susan房贷/孙勇房贷”、“代孙某付房贷/车贷”等内容，会计科目中有“其他应收款/个人往来制作部孙某”、“其他应收款/个人往来行政部孙勇”等内容，孙勇认为孙某系其与孙华琍的大姐，该证据可以体现出伴佳居公司为孙华琍、孙勇等人支付相关房屋款项的内容，伴佳居公司对上述记账凭证的真实性在法院限定期限内未予答复，且对记载内容未能作出合理解释。
其次，关于涉案房屋房产证及相关税费票据的持有情况。对于涉案房屋房产证，双方均认可涉案房屋房产证登记的所有权人为孙勇，房产证最初由抵押贷款银行持有，2016年贷款还清后房产证由孙勇持有。对于相关税费票据，票据登记人均系孙勇，双方均持有部分票据，伴佳居公司认为2016年孙勇与孙华琍发生争议后，孙勇将房产证与部分票据抢走，故其现仅持有房屋契税票据、北京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专用收据及办理房产证等收费票据等部分票据，孙勇认为伴佳居公司报销涉案房屋的相关费用，当时将票据交与公司做账使用，故现仅持有房款发票、测绘费发票等部分票据。
再次，关于涉案房屋的占有使用情况。双方均认可2009年涉案房屋交付后曾作为伴佳居公司的装修样板间，2016年后涉案房屋由孙勇实际占有。孙勇认为系应孙华琍要求换房居住，故其在2015年7月前居住在孙华琍名下的京华豪园的房屋，伴佳居公司则认为2016年孙勇与孙华琍发生争议后，孙勇强占涉案房屋。
最后，关于借名买房之合意。伴佳居公司主张其借孙勇之名购房是为了方便办理手续，按公司规定，公司就在京购房并借孙勇之名购房无需经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由执行董事孙华琍决定即可。孙勇则认为涉案房屋购买时间为2005年，北京尚未有任何限购政策，伴佳居公司完全可以以公司名义购买和持有，双方之间不存在借名买房关系。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伴佳居公司主张其与孙勇之间存在借名买房关系，但未提供书面协议或其他直接证据能够证明借名买房关系存在，结合上述涉案房屋的出资、房产证及相关税费票据的持有、占有使用及合意情况来看，双方是否形成事实借名买房关系尚存多处明显疑点，且伴佳居公司未能作出合理解释，伴佳居公司对其主张的举证未能形成完整证据链，亦不足以形成该法律关系存在的明显证据优势。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故对于伴佳居公司的诉讼请求，本院无法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另，孙勇以其与伴佳居公司另存在借款纠纷案尚在一审审理中，该案所涉借据对本案有重大作用为由申请本案中止审理，本院认为该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之规定，不予准许。
综上所述，孙勇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5民初38134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上海伴佳居贸易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保全费5000元，由上海伴佳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一审案件受理费22679元，由上海伴佳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45358元，由上海伴佳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全奕颖
审 判 员 何灵灵
代理审判员 刘 栋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法官 助理 陈 雁
书 记 员 田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