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四会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1284民初1200号
原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会市支公司，住所地：四会市城中区海边坊八座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284895527187A。
负责人：何志荣。
委托代理人：丁涛、张晓楠，广东勤思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叶金泉，男，汉族，1978年7月11日出生，住四会市。
第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分公司，住所地：肇庆市古塔北路九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2008952730682。
负责人：吴智欣。
委托代理人：丁涛、张晓楠，广东勤思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会市支公司诉被告叶金���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8月31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丁涛、被告叶金泉到庭参加诉讼。因案情复杂、双方当事人争议较大，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因本案处理结果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分公司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依法追加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分公司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于2016年11月25日再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及第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丁涛、被告叶金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1997年9月被告被招募到专职的保险代理机构江谷保险站，从事保险代理工作，被告收入的高低完全取决于收取保费的数额。被告不纳入原告的员工编制，不享受原告员工的一切福利待遇。2006年8月，在原告上级省分公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下称广东人寿）的授权下，原告上级市分公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分公司（下称肇庆人寿）与被告签订了《个人代理人保险代理合同》，又于2008年6月及2011年11月双方签订了《保险营销员保险代理合同》，约定被告在肇庆市辖区（也××四会市）范围内从事保险代理业务，并依据业绩在保险手续费中取得佣金收入，明确约定被告为保险代理人，双方之间不构成劳动关系或劳动合同关系。被告在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代理销售人寿保险的同时，还为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代理财产保险销售业务（具体险种包括机动车辆保险等）。被告是基于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代理关系，从事的是人寿保险和财产保险的代理销售业务，收取的报酬均为代理费（佣金），由广东人寿统一发放（包括代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发放被告应收取的财产保险销售佣金）。2015年7月，由于被告没有达到《保险营销员保险代理合同》约定的维持保险代理合同最低业务标准，肇庆人寿解除了双方之间的代理关系，停止了被告的营销员代码。后被告向四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四会仲裁委）申请仲裁。2016年6月13日原告收到仲裁裁决书。原告认为，中国人寿公司与被告之间是一种松散的合作关系、保险代理关系，是相互独立的民事主体，被告不受中国人寿公司的支配，被告在展业过程中实行的是单兵作战的形式，独立地完成工作，工作上没有定量的目标和工作时限，双方之间并不构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一、四会仲裁委没有查明事实，适用法律错误，认定构成事实劳动关系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1、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实行的是层级授权管理的总分公司制，原告、肇庆人寿及广东人寿均是中国人寿公司的分支机构，并根据各自上级机构的授权开展民事活动，所有的法律责任均归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管理层次上，肇庆人寿对原告有指导、管理职能，原告是在肇庆人寿的转授权范围内开展民事活动。四会仲裁委认为原告与肇庆人寿是两个独立主体，是对法律认知的错误。更何况以肇庆人寿名义与被告签订的代理合同约定的代理地域范围为肇庆市（也包括四会市），被告在四会市从事代理保险销售业务也当然受此合同约束。2、关于保险站的性质问题。根据1986年4月1日施行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保险站管理试行办法》第二条规定，“保险站是集体性质的以代理手续费包干的专职保险代理机构，收入来源是依据业绩在保险手续费中提成…”。中国��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由上述规定可知，保险站是集体性质，并非是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分支机构。保险站属于专职保险代理机构，收入来源是依据业绩在保险手续费中提成。被告在保险站从事的也是代理保险销售并取得佣金（即保险手续费），其身份从一开始就是保险代理人的身份，而不是与原告建立劳动关系的员工。3、被告取得的佣金收入（无论是代理中国人寿公司的人寿保险销售佣金还是代理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的财产保险销售佣金）均是由广东人寿统一转账给被告的银行账户，并非原告转出也非肇庆人寿转出。如果按照四会仲裁委的荒谬逻辑，是不是应当认定与被告建立保险代理关系的是广东人寿？实际上，双方提供的证据显示，2014年7月至2015年6月，广东人寿支付给被告代理���国人寿公司人寿保险业务的佣金为4619.63元，支付给被告代理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中心支公司财产保险业务的佣金为16792.47元，两者合计21412.1元。四会仲裁委一方面认为肇庆人寿与被告建立了保险代理关系的同时，原告与被告又建立劳动关系，两种关系并存，但另一方面不仅将两家不同公司、不同性质（一为人寿保险业务的佣金，另一为财产保险业务的佣金）的佣金混为一谈，还将其全部认定为是原告支付给被告的劳动报酬。试问，按照四会仲裁委的逻辑，这些佣金全部是广东人寿直接转账给被告，怎么能张冠李戴到原告身上？既然四会仲裁委认为保险代理关系与劳动关系并存，那么就不能将被告收取的上述保险代理佣金认定为原告支付的劳动报酬，更不能将其作为计算经济补偿金的基数。4、肇庆人寿与被告建立的是保险代理关系，解除的也是保险代理关系。营销员代码是肇庆人寿基于代理关系而安排给被告用于查询客户资料、核实保费和佣金收入的系统操作凭证，肇庆人寿停止被告的营销员代码，从法律性质上来说是解除双方之间的保险代理关系，而不是解除劳动关系。退一步讲，既然四会仲裁委认为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那么原告一直没有解除与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相反是被告旷工，原告又何需支付经济补偿金？5、原被告之间不构成事实劳动关系。《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也即是说，必须同时具备上述三项条件，才能构成事实劳动关系。综观本案情形，首先，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的关于劳动方面的规章制度对被告并没有约束力，公司方面只要求被告遵守双方保险代理合同的约定以及与保险代理业务相关的管理制度；其次，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对被告的管理并非劳动管理。保险行业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因此《保险法》第一百一十二条“保险公司应当建立保险代理人登记管理制度，加强对保险代理人的培训和管理”要求保险公司对包括叶金泉在内的众多营销员进行培训，并从经营模式、拓展等方面进行培训和管理，故保险公司对营销员的监管符合法律关于对保险代理人的监管规定，在性质上属于行业监管，不属于劳动法规定的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理；再次，被告属于自主展业、自主营销，单位并没有强制安排被告的工作，被告工作上没有定量的目标和工作时限，也没有考勤等方面的要求；最后，被告所取得的收入完全与其代理业绩挂钩，而与其付出的劳动并没有直接关系，收入的性质是代理佣金，而非劳动报酬。部分月份被告甚至完全没有佣金收入，而被告至今对此没有异议，试问：如果双方是劳动关系，被告怎么会容忍整个月份没有一分钱收入？可见被告对双方之间纯粹依靠业绩取得佣金收入的关系和模式是完全知晓并接受的。因此，被告从事的代理销售保险业务只是其履行保险代理合同的表现，并不存在同一代理销售行为既构成与肇庆人寿的代理关系，又构成与原告之间的事实劳动关系。至于被告经手办理业务报账和付款收据，也是其履行代理义务的表现（见《保险营销员保险代理合同》第四条第（四）款的约定）。二、无论是根据中国人寿公司与被告签订的合同还是实际情况来看，双方之间是保险代理关系而非劳动关系，不属劳动法调整范畴。（一）、双方签订多份合同均约定被告叶金泉是保险代理人或保险营销员。1、双方于2006年8月签订了《个人代理人保险代理合同》，又于2008年6月及2011年11月签订了《保险营销员保险代理合同》。在上述合同首部明确约定“本合同仅构成甲、乙双方的保险代理关系，在任何时候均不构成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或劳动合同关系”，并以黑体字的方式提请叶金泉注意，叶金泉对此是知悉并同意的。2、从上述合同的内容看，约定叶金泉为保险代理人或营销员，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根据其完成的保险业绩、从而支付代理手续费。其约定的内容不是劳资关系方面的约定，而是一种保险委托代理关系的约定。整个合同没有一处体现劳动关系权利义务的内容；在违约责任方面，规定的也只是一方给另一方造成经济损失时，应为对方承担经济损失责任；发生争议时，双方应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提交肇庆市仲裁委员会解决（提请注意的是：争议解决机构是从事民商事裁判的仲裁机构，而非从事劳动争议裁判的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可见，该合同是保险代理合同，绝非劳动合同。我们认为，作为平等的民事主体，双方签订的合同是双方意思的真实体现，也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司法机关应当尊重双方当事人的合意。合同是确定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直接依据，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双方之间是保险人与保险代理人之间的关系，一方了解并同意双方之间不会因任何因素构成劳动合同关系。纵观合同各项约定，均是围绕授权与代理进行。因此，应属委托代理关系，而不存���事实劳动关系。叶金泉在与中国人寿保险公司订立合同之初就已经知道，他不是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的“在编员工”，不享受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员工的一切劳动福利，只是在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授权范围内从事保险代理业务，并从中收取一定比例的代理佣金。双方签订的是代理合同，而非劳动合同。这就从本质上决定了双方之间形成的是委托代理关系，而非劳动关系。（二）、在操作中，双方形成的也是一种代理关系。首先，《保险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保险佣金只限于向具有合法资格的保险代理人、保险经纪人支付，不得向其他人支付”，保监会《关于人身保险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保监发【1999】15号）第二条第（三）款也明确规定“对由保险公司员工承揽的业务，不得支付佣金、手续费”。叶金泉是按收取保费的一定比例收取手续费(佣金)，因此是保险代理人的身份。其次，叶金泉收入的高低完全取决于保险业务代理量，完全与其完成保险业务的结果挂钩，没有固定工资和其他社会福利待遇，这与劳动关系中取得相对固定报酬并受最低工资保障也不相同。从中国人寿公司提供的证据反映，很多时候叶金泉收取的佣金并未达到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可见该收入的性质完全是代理手续费，而非劳动报酬。再次，个人代理人需取得相关从业证书，《保险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个人保险代理人、保险代理机构的代理从业人员、保险经纪人的经纪从业人员，应当具备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资格条件，取得保险监督管理机构颁发的资格证书。”叶金泉取得了编号为19970144120000002547的保险代理人资格证书。最后，根据1986年4月1日实行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保险站管理试行办法》的规定，保险站是以代理手续费包干的专职的保险代理机构，因此叶金泉在保险站期间属于代理性质的保险员。（三）、我国法律、法规和规章的相关规定，也明确表示保险代理人与保险公司之间属于委托代理关系。1、根据中国保监会2006年10月9日《关于个人保险代理人法律地位的复函》中明确了个人保险代理人属于保险代理人的一种，其与保险公司之间属于委托代理关系。2、我国《保险法》、《保险代理人管理规定（试行）》和《保险营销员管理规定》明确规定，保险代理人（保险营销员）与保险公司之间是代理关系。《保险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保险代理人是根据保险人的委托，向保险人收取佣金，并在保险人授权的范围内代为办理保险业务的机构或者个人”。���保险代理人管理规定（试行）》第二条规定“保险代理人是指根据保险人的委托，向保险人收取代理手续费，并在保险人授权的范围内代为办理保险业务的单位或者个人”。《保险营销员管理规定》第二条规定“本规定所称保险营销员是指取得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保监会）颁发的资格证书，为保险公司销售保险产品及提供相关服务，并收取手续费或者佣金的个人”。三、即使2006年8月前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或事实劳动关系，但叶金泉的请求已经超过60日仲裁时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适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劳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6条规定，2008年5月1日后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适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但对于2008年5月1日前发生的劳动争议案件，有关仲裁时效和起诉权的规定仍适用《劳动法》。《劳动法》第82条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60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退一步讲，即使1997年叶金泉进入保险站工作时存在劳动关系，但双方于2006年8月签订的《个人代理人保险代理合同》已明确约定“本合同仅构成甲、乙双方的保险代理关系，在任何时候均不构成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或劳动合同关系”，因此即使之前存在劳动关系，那么该种劳动关系也已于2006年8月终止。叶金泉如认为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侵害其合法权益的，应当在2007年9月申请劳动仲裁，但叶金泉直至今日才提起劳动仲裁，叶金泉的仲裁请求早已超过仲裁时效。四、本案不应由四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管辖、审理。根据双方签订的《个人代理人保险代理合同》、���保险营销员保险代理合同》第十五条的约定，争议解决机构是肇庆市仲裁委员会，而非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本案也不属于劳动争议。因此，我们认为，四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受理叶金泉的仲裁申请已经超越了其职责和权限范围。综上所述，被告是保险代理人，是民法上的委托代理人，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不构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原告依法不用支付经济补偿金。据此，请求判令：1、确认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2、原告无需向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3、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原告举证：1、营业执照，证明原告主体资格；2、身份证，证明被告主体资格；3、2006年个人代理人保险代理合同；4、2008年保险营销员保险代理合同；5、2011年保险营销员保险代理合同；证据3-5证明双方之间合同约定是保险代理关系，而非劳动关系；6、从业资格证书，证明被告取得从业资格证书，其身份是保险代理人；7、叶金泉代理人寿保险销售佣金计算表；8、叶金泉代理财务保险销售佣金计算表；9、两份《相互代理保险销售协议》、情况说明；10、账户交易明细（客户）；11、关于人身保险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证据7-11证明账户交易明细中的收入金额中，除中国人寿广东省分公司发放的人寿保险销售佣金，还有代肇庆财险公司发放的机动车辆保险销售佣金；款项的性质均为佣金而非工资；12、《关于个人保险代理人法律地位的复函》；13、中国人寿保险股份公司保险营销员管理办法；证据12-13证明双方之间是保险代理关系；14、罗劳仲案字【2010】第42-44号仲裁裁决书（第8页），证明保险站属于代理手续费包干的专职的保险代理机构；15、2006年转授权书、再转授权书，证明原告与肇庆人寿公司并非两个不同的独立主体，两者是同一法人的分支机构；16、仲裁裁决书，证明已经过法定的前置程序；17、（2012）粤高法民一申字第3817号民事裁定书；18、（2012）江中法劳终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证据17-18证明两案的事实基本相同，根据同案同判的原则，应当认定原被告之间属于保险代理人关系;19、《关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肇庆分公司机构变更有关问题的批复》（粤银复［1997］124号）、《关于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更名的批复》（保监复［1999］46号）、《关于设立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保监复［2003］115号）。
被告叶金泉答辩称：1.被告于1997年9月加入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四会支公司工作,在四会城区公司进行上岗学习培训后因公司工作需要由公司领导李志荣(当时工会主席与副经理负责四会市各乡镇保险站的��面工作)安排分配到四会市江谷保险站工作。2.被告到四会市江谷保险站（以下称：该站）工作后由于原来担任该站站长雷成泽在2002年辞职,被告接任该站站长并在2001年时因公司工作需要已经安排担任四会市地豆镇保险站站长并兼管罗源、威井两站。3.担任站长的主要职责为:在当地进行招聘增员发展团队建设和业务拓展,负责保险站办站之时发展的旧版型人身保险业务的收费和办理保险期满保险金支付领取事务,处理保险站人身保险各项赔付受理与赔偿跟踪服务,每月为四会市支公司直接承办的各镇村委会退休人员个人统筹养老金发放,并负责保险站其他保险员工收取回来的保险费实行缴存每月统一报帐给四会市支公司，所有的工作内容都是根据原告一直以来的工作要求实行的，并非原告在其民事起诉状中提到的：“原告与被告之间是一种松散的合作关系、保险代理关系，是相互独立的民事主体，被告不受原告的支配，被告在展业过程中实行的是单兵作战的形式，独立地完成工作，工作上没有定量的目标和工作时限，双方之间不构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4.原告在其民事起诉状中提到：“原告的前身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是全民所有制企业，保险站是集体性质，并非是原告的分支机构。”被告于1997年9月参加工作的单位是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四会支公司（当时工作的所有单据资料及证件都是此头衔），无论公司的名称和法人如何变更，被告的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都没有发生改变。原告在其民事起诉状中提到：“叶金泉在与中国人寿保险公司订立合同之初就已经知道……不享受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员工一切劳动福利。”根据证据五可以��现保险站是属于原告工作网点站员工并因病住院得到原告的医疗福利报销，其他网点站的工作人员（罗源江文、地豆黄洪添等）也是得到养老金待遇的，所以网点站员工从一开始就享受原告的员工福利待遇。5.被告的工作直到2009年6月公司转制改制发生了部份改变，2009年6月后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四会市支公司江谷保险站的所有业务工作转制按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营销服务部的要求操作（主要是不能像以往的工作一样直接与客户进行现金交易，所有各项工资也是全部由省公司统一银行支付）。被告的工作地不变，但职称由原来的站长变更为江谷营销服务部主任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会市支公司发展保险业务并为客户提供保险服务和咨询一直到2015年7月30日后公司在没有任何通知被告的情况下单方面取消被告的职业代码(职业代码：42030作为工号用于查询工��人员名下所有客户资料和交费情况也是公司改制后收取劳动报酬工资的唯一途径)并停止向被告支付所有的劳动报酬工资。6.原告在其民事起诉状中提到：“营销员代码是肇庆人寿基于代理关系而安排给被告用于查询客户资料、核实保费和佣金收入的系统操作凭证……”。事实上被告的职业代码42030从参加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四会市支公司工作开始就一直使用，并非原告所说的是肇庆人寿安排使用的。原告在其民事起诉状中提到：“即使2006年8月前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或事实劳动关系，但叶金泉的请求已经超过60日的仲裁时效。”虽然原告公司体制改制却没有改变被告的工作地方和提出其他新的工作要求，只是与肇庆人寿签多了一份代理合同表示可以从事肇庆人寿公司的营销业务，工号42030��继续正常使用，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四会市支公司江谷保险站公章被告还一直在保管持有，原告从来就没有提出解除被告职务或收回公章等事宜，所以被告认为还是在从事为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四会市公司江谷保险站站长职务工作，并非原告所说的请求已经超过60日的仲裁时效。7.被告从1997年9月加入原告（前身是：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四会市支公司）开始，每月领取的工资都是以现金方式收取的，并非原告在其民事起诉状中提到：“月份没有一分钱收入…。”工资包括两部份，一是原告支付保险站人员的工资，二是保险站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展新增业务的工资。后来由于原告公司改制实行非现金操作后才变为银行转帐收取。8.原告在其民事起诉状中提到：“本案不应由四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管辖、审理”。意思是原告否定了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对此类案件的仲裁资格，但却又提供了其证据十四：罗劳仲案字【2010】第42－44号仲裁裁决书为此案来作证据，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原告的行为才是所谓的“张冠李戴”。根据上述答辩和证据，说明被告自1997年9月应聘到原告单位通过岗前培训考核后安排到乡镇网点站工作，从1997年9月至2015年6月是存在劳动关系的，工作到2015年7月原告解聘(没有任何通知和告知理由)共18年10个月,根据劳动法有关同行同薪同酬原则之规定被告应该得到原告18个月的经济补偿金.以解聘前2014年肇庆市非私营单位（原告也承认其前身是所有制）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3722元为标准,原告应向被告赔偿经济赔偿金66996元(3722元×18个月=66996元)。望法院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和事实证据，保障被告的合法权益。
被告叶金泉举证：1、工作证，情况说明，四会县支公司文件，李志荣工作证、拟调干部登记表、荣誉证书、商调干部函，证明被告开始工作时间、工作内容原因；2、站长培训学员名单、站长培训班课程表、目标责任书、人身保险交费登记簿，证明保险站长职务和原站长雷成泽的身份；3、工作证、名片，电话缴费发票，证明被告的职务，电话费缴费发票证明名片上电话号属于被告使用；4、江谷保险站收信信封、四会市支公司通知、江谷保险站保险费报账单、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四会支公司付款收据、地豆保险站业务报账单、各办事处和保险站任务表，证明保险站站长工作内容，按原告工作要求操作，单据的头衔都是原告前身；5、被告医疗给付付款收据、站长培训学员名单、江文、黄洪添保证书，证明保险站是原告的网点站，享受员工医疗和养老金待遇；6、被告工作证、名片、营销员保险代理合同变更书，证明因原告公司改制，被告的工作发生改变；营销员保险代理合同变更书，证明原告证据4的2008年5月18日的代理合同的不完整性，被告提交的变更书是该份代理合同的补充协议；7、管理信息系统、首期保险费预收收据，证明工号42030一直在使用；8、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四会市支公司江谷保险站公章，证明公章还由被告持有保管，站长负责人身份未取消；9、工资收款单，证明被告收取工资情况；10、广东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情况表，证明赔偿经济补偿金的标准；11、工作证，证明被告在1997年进入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会市支公司，该公司颁发给被告的工作证也备注在四会市内工作，发工作证的是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会市支公司，聘请被告工作的是原告方，不是第三人，与第三人无关；12、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收款收据4份，每一份收据上面的工号不一样的，证明四会市劳动人事仲裁委作出的裁决书上有一点，被告的工作是重叠的，被告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会市支公司工作的同时，也代理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分公司的业务；13、保费发票2份，证明被告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会市支公司工作的同时，也代理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分公司的业务；14、团体保险单（短险），证明2004年的业务人是被告，在代理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分公司的时候，被告已经在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会市支公司工作了。
第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分公司述称：我方同意原告的意见。我方与原告是上下级的关系。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分公司对中国人寿���险股份有限公司四会市支公司有管理的职能。我方与原告都是人寿公司的分支机构。
第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分公司举证：1、《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广东省分公司文件》（86）粤保发字020号（关于印发《保险站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证明保险站的性质，保险站的来源是代理手续费的包干，被告在保险站所的得到的收入也是代理手续费。2、《关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肇庆分公司机构变更有关问题的批复》（粤银复［1997］124号）、《关于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更名的批复》（保监复［1999］46号）、《关于设立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保监复［2003］115号）。
经审理查明：原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会市支公司成立于1997年6月2日。被告辩称于1997年9月入职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四会市支公司，经培训学习后被安排在江谷保险站工作并任站长，与原告之间是劳动关系。被告提供了上述证据1中的工作证拟证明其入职时间。原告诉称被告上述证据1中提供的不是工作证而是保险营销员证，被告是从1997年9月就加入了江谷保险站，与原告形成保险代理关系。根据被告提供的该证件显示，被告叶金泉的工作单位在四会，入司日期在1997年9月，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分公司个险销售部在该证上盖章；该证附页上的“持证须知”列明保险营销员信用级别从高到低依次为AAA、AA、A、B、C级，级别评定每半年进行一次；该证记录叶金泉2007年1月至2007年月信用考评登记为AA级。原告提供了被告的从业资格证，资格证书编号为19970144120000002547，发证日期为2013年8月14日。原、被告一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原告也未为被告购买��会保险。被告在诉讼中提交了三个工作证，显示的内容分别是“姓名叶金泉职务业务员有效期98年9月30日至2000年9月29日授权范围：在四会市范围内为本公司销售人寿保险单、收取保险费及售后服务。发证机关中保人寿四会支公司编号043030”，“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姓名：叶金泉单位：江谷保险站职务：站长”，“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会市支公司姓名：叶金泉部门：江谷营销服务部职务：主任编号：42030”。原告提交了落款日期为2006年8月的《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个人代理人保险代理合同》一份，诉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分公司（甲方）与被告叶金泉（乙方）于2006年签订了《个人代理人保险代理合同》，合同约定：本合同仅构成甲、乙双方的保险代理关���，在任何时候均不构成甲、乙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本合同对外不作任何身份证明；甲方授权乙方在见展业证行政区域从事以下保险代理业务：1、代理销售甲方指定的人身保险产品；2、向客户收取保险费，同时出具加盖甲方印鉴收据；3、按照甲方有关管理规定，为客户提供售后服务：（1）以甲方名义代为收取续期保费；（2）进行客户回访；（3）当客户发生保险事故时，协助客户及时通知甲方理赔部门处理……；甲方根据乙方代理的保险费收入支付乙方代理手续费，具体支付标准由甲方按不同险种、不同缴费期限和不同缴费方式等确定；甲方每月根据乙方上一个月的业务情况向其支付代理手续费；甲方依照国家及地方的有关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对乙方的保险代理活动进行监督、管理、检查；根据保险监管政策的变化和业务��展的需要，制定与保险代理业务相关的各项规章制度，并要求乙方遵守；有偿或无偿地向乙方提供必要的培训。被告叶金泉对该合同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否认曾在该合同上签名。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分公司（甲方）与被告叶金泉（乙方）分别于2008年和2011年11月签订了《保险营销员保险代理合同》。该两份合同均约定：乙方已知悉并了解本合同仅构成甲、乙双方的保险代理关系，在任何时候均不构成甲、乙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本合同对外不作为任何身份证明；甲方授权乙方代理销售甲方指定的人身保险产品，按照甲方有关管理规定，为客户提供售后服务；经甲方正式书面授权，代理销售甲方指定的财产保险产品；经甲方正式书面授权，组织其他保险营销员开展保险代理活动；甲方根据乙方代理销售的保险合同的保险费收入支付乙方代理手续��（佣金），具体支付标准由甲方按不同险种、不同缴费期限和不同缴费方式等确定；依照国家及地方的有关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对乙方的保险代理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对乙方履行管理职责；有偿或无偿地向乙方提供必要的培训。2008年签订的《保险营销员保险代理合同》约定乙方以甲方名义代为收取首年保险费和续期保险费，同时出具加盖甲方印鉴的收款收据。2009年4月30日，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分公司与被告又签订了《保险营销员保险代理合同变更书》，双方协议对上述2008年签订的《保险营销员保险代理合同》作出如下变更：乙方不得以甲方名义代为收取长期险业务保险费和保险合同单次保险费金额超过500元的短期险业务保险费，但需正确指导客户选择银行转账、银行代收等非现金缴费方式、并协助客户办理相关交费手续；对于保险合同单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500元的短期险业务保险费，可以甲方名义代为收取，同时出具加盖甲方印鉴的限额收款收据。2011年11月签订的《保险营销员保险代理合同》约定乙方不得以甲方名义代为收取保险费（含首年及续期保险费），但需正确指导客户选择银行转账、银行代收等非现金交费方式，并协助客户办理相关交费手续。上述三份代理合同均显示被告的保险代理从业人员基本资格证书号码为：19970144120000002547。根据被告提供的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的付款收据显示，被保险人叶金泉领取了“团身附医险”的医疗给付650元，该保险的投保人是四会人寿公司网点站。被告与原告因确认劳动关系和解除劳动关系的工龄经济补偿金等问题产生争议而提起仲裁，四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查明：2015年7月，原告在系统内停止了而被告的工作号及相关业务工作的操��，并没有通知和书面送达告知被告；被告的工作号不能在系统内操作相关的业务工作后，才知被解除了；被告向原告提出经济补偿等事项，被回复不符合条件。原、被告对四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查明的该部分事实予以确认。四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6年6月9日作出了四劳人仲案字[2016]53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如下：一、申请人与被申请人1997年9月至2015年6月存在劳动关系；二、被申请人应自裁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申请人工龄经济补偿金人民币32118.15元。原告不服仲裁裁决，遂诉至本院。
原告诉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实行的是层级授权管理的总分公司制，原告、第三人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均是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分支机构，并根据各自上级机构的授权开展民事活动���所有的法律责任均归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证明这一说法，原告提供了转授权书和再转授权书。转授权书列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2006年1月15日授予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分公司在其业务经营区域范围内行使包括法律事务、短期险产品定价管理权、业务管理、团险业务、企业年金业务、中介代理、财务和资产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管理、个人代理人管理、团体销售人员管理、审计监察管理、业务风险管理、宣传管理、工商登记和保险业务许可证事务方面的经营管理权限，被转授权人可在授权权限内向其所属分支机构转授权。但本转授权书明确规定不得转授权的事项除外。本次转授权期限为两年，自转授权人签发之日起生效，期满后转授权人未签发新的转授权书，本转授权书的效力持续至签发新的转授权书之日止。2006年4月3日，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分公司授予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会支公司在其业务经营区域范围内行使包括法律事务、短期险产品定价管理权、业务管理、团险业务、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管理、个人代理人管理、审计监察管理、工商登记和保险业务许可证事务方面的经营管理权限，本次授权期限为两年，自再转权人签发之日起生效，期满后转授权人未签发新的转授权书，本转授权书的效力持续至签发新的转授权之日止。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于1997年3月3日批复中国人民银行肇庆分行【《关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肇庆分公司机构变更有关问题的批复》（粤银复［1997］124号）】：一、撤销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肇庆分公司；二、批准已分设的中保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肇庆分公司、中保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肇庆分公司正式对外挂牌；……四、中保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肇庆分公司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核定的中保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的章程开办业务；……。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于1999年3月22日批复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关于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更名的批复》（保监复［1999］46号）】，同意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更名为“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分（支）公司同时更名为“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分（支）公司”，并核准《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章程》；公司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核准的章程开展业务，并接受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监督、管理。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03年6月27日批复中保人寿保险公司【《关于设立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保监复［2003］115号）】，批复同意该公司独家发起设立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于1986年4月1日试行的《保险站管理试行办法》第二条规定“保险站为集体性质的以代理手续费包干的专职的保险代理机构，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县（市）支公司的辖属机构。”第八条规定“保险站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以开展业务提取的代理手续费作为集体收入，多劳多得。……保险站的福利基金，按保险公司的规定，可用于为保险员办理养老金保险、医疗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及其他劳保福利补助开支。……”被告辩称2009年之前是以现金的方式收取酬劳，并提供了2004年个别月份的工资单，该部分单据显示被告领取款项的金额是按保费的费率计算��被告辩称领取的该款项不是全部工资，工资包括固定工资加佣金、手续费、奖励、管理津贴，但被告未能提供相关的依据证明。原告认为被告提供的上述单据不是工资单而是佣金收款单，被告是按照保费的一定比例收取佣金。
另，被告辩称原告提交的2006年签订的《个人代理人保险代理合同》不是被告本人签订的，申请对该合同后的乙方签字栏后的“叶金泉”是否是被告本人签名进行笔迹鉴定。被告后来又以“已经对该证据的关联性进行了否认，认为已经没有鉴定的必要”为由撤销了上述鉴定申请。本院已在庭审中向其释明，若其不申请鉴定又不能提供其他的相关依据证明其上述反驳意见，其有可能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被告表示清楚。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证据以及庭审笔录等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被告主张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原告则认为双方之间是保险代理关系。劳动关系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通过订立劳动合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的行为。劳动关系的特征在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从属关系，劳动者必须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遵守用人单位规章制度，在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工作地点、工作内容、工作规程以及社会保险、劳动保护等方面均存在严格的规定，劳动者提供劳务是根据用人单位的指示而为。保险代理关系是指保险代理人根据保险委托合同在授权范围内，以保险人的名义代理保险业务，并向保险人收取报酬的法律行为。保险代理人在授权范围内提供劳务可以采用相对灵活的方式方法，没有严格的工作时间、地点、工作制度、工作量的限制，在履约过程中，注重的是劳务成果而非提供劳务之过程，且是根据劳务成果计付佣金。上述《保险站管理试行办法》明确规定了保险站的性质属于保险代理机构，以开展业务提取代理手续费作为其集体收入。被告作为保险站站长，对此理应知悉。《保险站管理试行办法》上述规定足以说明，保险站开展的业务是保险代理业务，保险站的工作人员是以保险代理人的身份开展工作。事实上，被告自进入保险站以来，从未与原告签订过劳动合同，原告也未为被告购买社会保险。《保险站管理试行办法》也规定，保险站的福利基金可用于为保险员办理养老金保险、医疗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及其他劳保福利补助开支，四会人寿公司网点站为被告投保“团身附医险”也符合该规定。这些都能印证双方是按《保险站管理试行办法》的规定执行。被告虽对原告提供的2006年签订的《个人代理人保险代理合同》的真实性予以否认，但未能提供相关的反驳证据，故本院对该合同的内容予以采信。从2006年至2011年期间，被告三次与原告的上级单位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分公司签订的代理合同，已经明确依据该合同确定双方是保险代理关系，在任何时候均不构成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由于保险人与保险代理人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保险人为了代理人便于开展保险业务而颁发工作证等证件，符合保险代理这一特殊行业的特征，并不因此改变双方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的性质，也不能仅以此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2006年10月9日发布的《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个人保险代理人法律地位的复函》中也明确了个人保险代理人属于保险代理人的一种,其与保险公司之间属于委托��理关系。原、被告双方确认被告领取了保险佣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保险佣金只限于向保险代理人、保险经纪人支付，不得向其他人支付。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关于人身保险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二条第三款规定，对由保险公司员工承揽的业务，不得支付佣金、手续费。被告虽辩称工资包括固定工资加佣金、手续费、奖励、管理津贴，2009年之前是以现金的方式收取酬劳，但其提供的2004年个别月份的单据显示，被告领取款项的金额是按保费的费率计算，领取一定的提成，被告未能提供其他的依据证明其有固定工资和其他社会福利待遇，这与劳动法律法规规定的劳动关系中取得的报酬由最低工薪保障存在本质的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建立保险代理人登记管理制度，加���对保险代理人的培训和管理，不得唆使、诱导保险代理人进行违背诚信义务的活动。根据这一规定，保险人有义务对保险代理人进行培训和管理，但这种培训和管理有别于双方基于劳动关系所产生的从属关系的管理，不能以此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综上所述，原、被告之间存在的是保险委托代理关系，被告主张确认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及要求被告支付工龄经济补偿金，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故本院对原告要求确认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原告无需向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诉求，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判决如下：
一、原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会市支公司与被告叶金泉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二、原告无需向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
本案受理费10元，由被告叶金泉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邱 毅
审 判 员 夏睿娜
人民陪审员 潘瑞连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何倩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