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570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秀珊，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勇，广东合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灿彰，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
上诉人黄秀珊因与被上诉人江灿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4民初40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秀珊向本院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二项，改判江灿彰向黄秀珊偿还借款245157.78元及利息（利息以245157.78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计至江灿彰还清款项之日止）；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江灿彰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法院对我方与江灿彰2015年2月1日签署《借款合同》借款120000元的事实不予认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原审中，我方提供了与江灿彰于2015年2月1日签订的《借款合同》，并提供了2015年1月26日的银行转账流水19200元，2015年3月7日转账流水20000元，2015年3月11日转账流水30000元、20000元，2015年3月12日17400元。我方与江灿彰是同学关系，江灿彰于2015年1月26日向我方借款20000元，我方通过银行转账支付719200元，余款800元以现金方式支付。2015年2月1日，江灿彰再提出要追加借款100000元，即加上1月26日的20000元合共120000元，故双方签署了2015年2月1日，借款金额为120000元的《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120000元。因签约后我方的资金不充足，故分了多次向江灿彰支付剩余的100000元。即2015年3月7日转账支付了20000元，3月11日转账支付了50000元，3月12日转账支付717400元，及现金12600元。原审法院仅因为证据显示银行流水金额为106600元，与120000元不一致，并且以《借款合同》是对之后产生的银行转账借款确认，不符合逻辑经验法则为由对120000元全部予以否定，是错误的。我方已经对该笔120000元借款的成立及支付情况的客观事实进行了充分举证，在江灿彰缺席，而且并无提供任何足以反驳证据的情况下，二审法院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二条，依法认定我方出借120000元给江灿彰的客观事实成立。2、关于2015年2月9日出借30000元给江灿彰的事实，双方于2015年2月9日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我方出借自己名下的平安银行信用卡给江灿彰消费。我方在庭前提供了自己名下平安银行卡号为62706804499811211对账单给予法庭核实，但庭审中法官认定我方无证据证明是代江灿彰还款，庭后我方积极打印了银行卡转账还信用卡的流水情况并提交给法庭，却于2016年12月26日江灿彰知已作出判决，不能再补充举证。结果是该30000元的借款全额不予支持。我方虽然举证程序上存有瑕疵，但该流水证据需要向银行申请，再行补打调出，客观上需要时间。原审法院却对我方的延长举证期限的申请不予批准有误。3、对于2015年3月24日出借20000元的事实，我方提供了工商银行转账8500元的流水，当时我方另外以现金方式向江灿彰支付11500元。由于江灿彰借款后就逃避债务躲藏起来，我方大概在2015年6月期间才意外找到江灿彰，要求江灿彰出具总金额为250000元借条，对之前所欠总债务进行结算确认。因最后一笔借款20000元的出借时间为2015年3月，本想总借条落款日期签署最后一笔借款的时间，但当时具体日期记忆不清，故才书写了大概日期2015年3月12日。该笔借款也真实产生，有银行流水作为证据予以证明，因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认定。综合上述，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案件客观事实基础上，依法予以改判，支持我方的全部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江灿彰没有到庭发表答辩意见。
黄秀珊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江灿彰偿还黄秀珊借款25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25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标准，从起诉之日即2016年4月21日起计至江灿彰还清款项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江灿彰承担。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黄秀珊、江灿彰是初中同学关系。2014年11月12日，江灿彰以做生意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向黄秀珊借款50000元，黄秀珊同意后即通过工商银行以转账的方式向江灿彰支付了48000元，黄秀珊诉称另2000元以现金支付给江灿彰。江灿彰收到款后向黄秀珊出具了一份《借款合同》，载明江灿彰向黄秀珊借款50000元，借款期限从2014年11月12日至2015年5月11日止等内容。双方没有约定利息。
2014年11月17日，江灿彰向黄秀珊出具了一份《借款合同》，载明江灿彰向黄秀珊借款30000元，借款期限为2014年11月17日至2015年2月16日等内容。黄秀珊诉称江灿彰当日又向其借款30000元，其以现金方式支付了30000元给江灿彰，江灿彰向其出具了《借款合同》，双方没有约定利息。
2015年2月1日，江灿彰向黄秀珊出具了一份《借款合同》，载明江灿彰向黄秀珊借款120000元，借款期限从2015年2月1日至2015年12月30日等内容。黄秀珊诉称其于2015年1月26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19200元给江灿彰；于2015年3月7日转账支付20000元给江灿彰；于2015年3月11日转账两笔分别为30000元、20000元；于2015年3月12日转账支付17400元，共支付106600元给江灿彰，后江灿彰向其出具了该份总的《借款合同》。
2015年2月9日，江灿彰向黄秀珊出具了一份《借款合同》，载明黄秀珊贷给江灿彰信用卡30000元，2015年2月10日前交付给江灿彰，借款期限从2015年2月10日至2016年1月30日，信用卡号62×××21卡所产生费用及债务全部由江灿彰负责等内容。黄秀珊诉称江灿彰在2015年1月向其借款，因其手头不够现金，就办了一ＸＸ安银行信用卡给江灿彰使用，江灿彰用到2015年12月。2015年3月6日，其帮江灿彰还信用卡3600元；2015年4月6日，其帮江灿彰还信用卡1500元；2015年5月20日，其帮江灿彰还信用卡4500元；2015年6月29日，其帮江灿彰还信用卡1000元；2015年7月1日，其帮江灿彰还信用卡6000元；2015年8月2日，其帮江灿彰还信用卡1600元；2015年9月4日，其帮江灿彰还信用卡2780元；2015年10月7日，其帮江灿彰还信用卡2780元；2015年11月6日，其帮江灿彰还信用卡2780元；2015年12月3日，其帮江灿彰还信用卡2780元。
2015年3月12日，江灿彰向黄秀珊出具了一份《借条》，记载：“江灿彰因生意周转借黄秀珊人民币贰拾伍万元正。（￥250000.00元），江灿彰身份证号××。还款计划：从10月1日起每月30号还款人民币叁仟至伍仟元。（每年保证还伍万元）还款计划从2015年10月开始，五年内还清以上借款。（如经济许可情况或征地时需提前还款）”，该借条借款人处签有“江灿彰”的字样。黄秀珊诉称其于2015年3月24日找到江灿彰催款，后其支付了11500元现金给江灿彰，另外又通过工商银行以转账的方式向江灿彰支付了8500元，计20000元，加上前面出借的230000元，故江灿彰写了一个总的借款250000元的借条给黄秀珊，并将日期回签到2015年3月12日。
原审法院认为：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为实践性合同，自出借人提供借款时生效。黄秀珊主张于2014年11月12日出借50000元给江灿彰的事实，有黄秀珊陈述以及黄秀珊提交的《借款合同》、银行转账明细为证，黄秀珊向原审法院所提供的证据及黄秀珊所作的陈述因无相反的证据反驳，也无影响证明效力的因素，且黄秀珊保证若其提供虚假的证据和陈述，导致原审法院误认错判的，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原审法院予以采信，黄秀珊主张于2014年11月12日出借50000元给江灿彰的事实，原审法院予以认定。
黄秀珊主张于2014年11月17日出借30000元给江灿彰的事实，有黄秀珊的陈述以及黄秀珊提交的《借款合同》为证，黄秀珊诉称该笔30000元以现金的方式支付给江灿彰，具有高度的可能性，原审法院亦予以认定。
黄秀珊主张在2015年2月1日出借120000元给江灿彰，并提交了一份载明江灿彰向黄秀珊借款120000元的《借款合同》为证，黄秀珊诉称其于2015年1月26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19200元给江灿彰；于2015年3月7日转账支付20000元给江灿彰；于2015年3月11日转账两笔分别为30000元、20000元给江灿彰；于2015年3月12日转账支付17400元，共支付106600元给江灿彰，后江灿彰向其出具了该份总的《借款合同》，但《借款合同》载明的借款120000元与黄秀珊诉称转账支付的106600元数额不能对应，而且黄秀珊诉称转账支付的106600元款项中有87400元均是产生在《借款合同》之后，《借款合同》对之后产生的银行转账款项进行债务确认，明显不符合逻辑经验法则。因此，黄秀珊并未举证证明其确实支付了120000元出借款项给江灿彰，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黄秀珊主张于2015年2月1日出借120000元给江灿彰的事实，原审法院不予认定。
黄秀珊还主张于2015年2月9日出借30000元给江灿彰，并提交了一份双方于2015年2月9日签订的《借款合同》以及中国平安银行信用卡2015年3月份至2015年12月份的对账单为证，黄秀珊诉称江灿彰在2015年1月向其借款，因其手头不够现金，就办了一ＸＸ安银行信用卡给江灿彰使用，江灿彰一直用到2015年12月。2015年3月6日，其帮江灿彰还信用卡3600元；2015年4月6日，其帮江灿彰还信用卡1500元；2015年5月20日，其帮江灿彰还信用卡4500元；2015年6月29日，其帮江灿彰还信用卡1000元；2015年7月1日，其帮江灿彰还信用卡6000元；2015年8月2日，其帮江灿彰还信用卡1600元；2015年9月4日，其帮江灿彰还信用卡2780元；2015年10月7日，其帮江灿彰还信用卡2780元；2015年11月6日，其帮江灿彰还信用卡2780元；2015年12月3日，其帮江灿彰还信用卡2780元。黄秀珊、江灿彰双方在2015年2月9日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黄秀珊将一张卡号为62×××11的信用卡（平安银行信用卡，信用额度为30000元）交给江灿彰使用，信用卡所产生的费用及债务全部由江灿彰负责，黄秀珊诉称江灿彰使用该信用卡至2015年12月份，期间所产生的信用卡债务均由其代江灿彰予以偿还，但黄秀珊所提交的该信用卡2015年3月份至2015年12月份的对账单只能证明该信用卡每个月的消费情况、消费账单明细以及还款的明细，并不能证明该信用卡所有还款记录均由黄秀珊代江灿彰所偿还，对此，黄秀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因此，黄秀珊主张在2015年2月10日出借30000元给江灿彰的事实，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认定。
黄秀珊主张其在2015年3月24日又出借了20000元给江灿彰，并诉称其于2015年3月24日找江灿彰催款，后其支付了11500元现金给江灿彰，另外又通过工商银行以转账的方式向江灿彰支付了8500元，合共20000元，加上前面四笔出借的230000元，合共250000元，故江灿彰向其写了一张总的借款250000元的借条，并将借条日期回签到2015年3月12日。但黄秀珊找江灿彰催还借款，江灿彰并未归还的情况下，黄秀珊没有原由地再出借20000元给江灿彰，有违常理，而且，《借条》书写的时间是2015年3月12日，黄秀珊向江灿彰转账支付8500元的时间在2015年3月24日，黄秀珊诉称借条产生在2015年3月24日，只是江灿彰将日期回签到2015年3月12日，至于江灿彰为何将借条日期回签，黄秀珊则无法解释清楚，因此，黄秀珊的陈述更似将两件毫无关联的事情牵强地联系在一起，不符合逻辑，故黄秀珊主张在2015年3月24日再次出借20000元给江灿彰的事实，亦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认定。
综上，黄秀珊出借80000元给江灿彰的事实，原审法院予以认定，超出部分，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认定。故黄秀珊要求江灿彰偿还借款80000元及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超出部分，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江灿彰经原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原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
为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作出判决：一、江灿彰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黄秀珊支付借款8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80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标准，从起诉之日即2016年4月21日起计算到江灿彰付清款项之日止）。二、驳回黄秀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黄秀珊负担3434元，由江灿彰负担1616元。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黄秀珊在二审期间提交如下证据：1、黄秀珊平安银行信用卡账单（2016年1-4月），拟证明黄秀珊为江灿彰还信用卡款的情况；2、黄秀珊尾数为9146工行银行卡流水情况，拟证明黄秀珊以转账方式为江灿彰还信用卡款的情况；3、黄秀珊尾数为5015工行银行卡流水情况，拟证明黄秀珊以转账方式为江灿彰还信用卡款的情况；4、黄秀珊尾数为2388中行银行卡流水情况，拟证明黄秀珊以转账方式为江灿彰还信用卡款的情况。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黄秀珊为向江灿彰主张借款，提供了江灿彰于2015年2月1日出具的借款金额为12万元的《借款合同》一份以及2015年1月26日至2015年3月12日期间共计106600元的转账记录予以证实，而剩余的13400元并不排除存在现金交易的可能性。因江灿彰一、二审经本院依法传唤并未到庭就此作出说明，视为其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本院对黄秀珊提出的12万元借款的事实予以认定。原审法院以黄秀珊未能举证证明确实支付了12万元为由，不予支持黄秀珊的该项请求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黄秀珊为向江灿彰主张借款，提供了江灿彰于2015年2月9日出具的《借款合同》一份，并在一、二审期间提交了卡号尾数为1221的平安银行信用卡对账单及户名为黄秀珊的银行流水明细，上述证据足以证明黄秀珊偿还尾数为1221的平安银行信用卡的事实，也能够与江灿彰于2015年2月9日出具的《借款合同》相互印证，而江灿彰并未到庭答辩，故本院对黄秀珊的主张予以采信。江灿彰应当向黄秀珊返还代还款25157.78元。
黄秀珊认为，2015年3月25日出借20000元给江灿彰，对此原审法院已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本院予以确认，对此不再进行赘述。
至于江灿彰提出利息的主张，因上述款项均超过借款期，黄秀珊主张利息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上诉人的部分上诉成立，对成立部分予以支持；对不成立部分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4民初401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4民初401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江灿彰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黄秀珊支付借款225157.78元及利息（利息以225157.78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为标准，从起诉之日即2016年4月21日起计算到江灿彰付清款项之日止）；
三、驳回黄秀珊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5050元，由黄秀珊负担373元，由江灿彰负担4677元。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3606元，由黄秀珊负担403元，由江灿彰负担320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茹艳飞
审判员 丁阳开
审判员 谢国雄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李苇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