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9民终50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兆芳。
委托诉讼代理人：管昌豹。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皋红艳。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皋红莉。
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功友，滨海县新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被告：孙海燕。
原审被告：于国军。
上诉人刘兆芳因与被上诉人皋红艳、皋红莉、原审被告孙海燕、于国军申请人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滨海县人民法院（2016）苏0922民初15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兆芳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1.刘兆芳已故丈夫于志祥于1988年交纳购房定金后，××不能行走，叫其子于国军拿着7000元的定金收据去签订购房合同，现刘兆芳持有1988年8月20日购买案涉房屋的定金收据，故案涉房屋产权依法应归持有收据人所有。且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刘兆芳将该房屋产权交于于国军，于国军既无权也无意将该房屋归其所有，一审法院仅以于国军签订购房合同，产权就归于国军所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更于情理不符。2.一审法院认定于志祥系盐城市韩场煤矿职工与事实不符。
皋红艳、皋红莉辨称：1.刘兆芳虽持有购房定金收据，但收据中明确支付人为许某，并不是于志祥，该收据与许某与于国军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相互印证，案涉房屋是许某转让给于国军。同时，由于刘兆芳与于国军系母子关系，不能排除于国军将该收据交于刘兆芳的事实。另外（2015）滨民初字第0091号调解书，进一步证明案涉房屋系于国军所有，与刘兆芳无关。2.关于刘兆芳已故丈夫于志祥是否是韩场煤矿职工，与本案没有关联。
于国军、孙海燕未作陈述。
皋红艳、皋红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许可对执行标的滨海县东坎镇阜东南路103号门面房的执行；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皋红艳、皋红莉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于2015年4月21日诉至一审法院，请求孙海燕、于国军归还借款，一审法院经审理，于2015年6月15日作出（2015）滨民初字第062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孙海燕、于国军归还借款本金60000元及利息，于2015年6月15日作出（2015）滨民初字第062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孙海燕、于国军归还借款本金620000元及利息。判决书送达后，于国军向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27日作出（2015）盐民终字第02256号、第0225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生效后，皋红艳、皋红莉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一审法院于2015年8月20日立案执行，在执行过程中依法查封了滨海县东坎镇阜东南路103号门面房。刘兆芳于2016年1月26日以案外人的身份提出执行异议，主张滨海县东坎镇阜东南路103号门面房是其所有，法院不应对该门面房执行。一审法院经审查，于2016年2月19日作出（2016）苏0922执异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中止对滨海县东坎镇阜东南路103号门面房的执行。皋红艳、皋红莉对（2016）苏0922执异9号民事裁定不服，于2015年3月15日提起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请求对滨海县东坎镇阜东南路103号门面房准许执行。另查明，孙海燕、于国军于1997年5月12日登记结婚，孙海燕于2015年1月26日诉至一审法院，要求与于国军离婚，经法院调解，于2015年2月6日作出（2015）滨开民初字第0091号民事调解书，载明：一、孙海燕与于国军自愿离婚；二、婚生男孩于浩随孙海燕生活，于国军承担抚养费每月500元，直到于浩独立生活为止；三、双方位于阜东南路101号门面、正鑫城市经典小区一套间赠与于浩所有，但于浩无权出售，如父母均同意出售，于浩可以出售；四、正鑫城市经典小区套间孙海燕有居住权，但孙海燕再婚时不得再居住，该套间所欠银行按揭款均由于国军告承担；阜东南路101号门面暂由于国军使用；五、双方债权、债务自行承担与对方无关。滨海县东坎镇阜东南路103号门面房与滨海县东坎镇阜东南路101号门面房是同一间房屋，门面房只是新旧编号不同。刘兆芳是于国军的母亲，刘兆芳的丈夫于志祥2007年9月23日去世。再查明，案外人彭大刚曾以原告的身份起诉许某、盐城市新光集团有限公司、第三人于国军集资建房纠纷一案，一审法院于2000年6月13日受理后，于2000年10月20日作出（2000）滨民初字第615号民事判决书，许某及第三人于国军不服，上诉至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1年5月19日作出（2001）盐民终字第6号民事裁定书，撤销本院判决，发回重审。重审时，许某、第三人于国军及委托代理人孙海燕到庭参加诉讼。彭大刚诉称，新光集团的原下属单位韩场煤矿授权许某代表我们住房困难户职工进行全额集资建房，我预交房款3万元，明确综合楼底层由南向北第5间门面房归我使用，而许某在综合楼尚未竣工，亦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情况下即将该门面房高价出售给于国军，损害了我的合法权益，现要求许某、盐城市新光集团有限公司将综合楼底层由南向北第5间门面房交归我使用，并判令许某与第三人于国军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许某辩称，煤矿综合楼属合伙投资建造，彭大刚集资的根本不是门面房，集资款收据存根的“5号”字样根本不是我书写的。同时，我受韩场煤矿的委托，有权出售此门面房。于国军述称，我与许某签订的综合楼底层门面房买卖合同，交付了房款，已取得该房的使用权，彭大刚主张我让出该房屋归其使用理由不足，请求驳回彭大刚对我的诉讼请求。该判决书查明，彭大刚、许某均系盐城市韩场煤矿工人。该矿原驻滨海办事处有一块闲置土地，煤矿在即将宣布停产时，决定将此块土地转让给他人进行开发建设，后在该矿住房困难户职工的要求下，经矿领导的同意转让给职工（16户）进行全额集资建房。彭大刚、许某也为集资户。经集资户协商，推选许某为职工代表，集资户即先后向许某或陈菊华交集资款。1998年4月19日，彭大刚向许某交集资房款2万元，在彭大刚之妻陈菊华处保管的集资款收据的存根联上有“5号”字样，另二联没有该字样。另一集资户刘华的收据存根联上亦有“4号”字样。1998年4月19日，许某与韩场煤矿签订了土地转让协议，约定许某给付煤矿土地转让款9.6万元、补偿费1万元。集资建房的批准手续由韩场煤矿办理等条款。协议签订后，许某交付了款项，并刻制了“滨海煤矿办事处综合楼筹建办公室”印章一枚。1998年5月21日，原告彭大刚又交集资款1万元。1999年6月，韩场煤矿职工集资建综合楼的手续先后经有关部门的批准办妥。2000年6月，综合楼基本建成。主体为5层，16个套间，门面房9间（其中小的3间）。在综合楼施工期间，原有部分集资户因种种原因，放弃集资要求，与许某办理了集资退款手续。许某于1999年10月18日出具给韩场煤矿的报告中退房的6户中有彭大刚的名字，但至今未与彭大刚办理退款手续。1999年11月13日，许某以滨海县煤矿办事处综合楼筹建办公室为供方与于国军为需方签订了房屋销售合同，将有争议的“5号”门面房以约1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于国军。在该案审理期间，经委托中国建设银行滨海支行，对该争议的“5号”门面房进行价格鉴定。结论为：该营业用房准成本价（非市场销售价）为人民币57120.48元。根据查明的事实，于2002年2月26日作出（2001）滨民初字第48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彭大刚要求盐城市新光集团有限公司交付所集资的“5号”门面房及确认被告许某与第三人于国军房屋买卖关系无效的诉讼请求。于国军与许某于1999年11月13日签订涉案房屋销售合同一份，载明：甲方（供方）：煤指综合楼筹建处，乙方（需方）：于国军，一、房屋概况，门面房，砖混结构，建筑面积约34.49平方米，房屋装修设施，地面水磨石内墙粉刷，磁性涂料，水电接通，铝合金卷闸门，铝合金推拉窗。二、房屋售价及结算方式，1、该房每平方米售价2480元，合计售价约拾万元，2、该房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五日内乙方向甲方预付房款捌仟元，以后按形象进度付款，余款待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房屋交付前一次性付清。3、乙方逾期付款，按实际应付额3%每天支付甲方滞纳金。三、房屋交付，房屋交付日期为2000年元月30日。四、产权归属，乙方付清全部购房款三个月内，由甲方向乙方办妥房屋交接手续。五、房屋保修，凡属施工质量问题，甲方负责按有关规定及时修理，其中土建一年、水电半年、屋面二年，凡因使用不当造成问题的，由乙方自负。六、其它事项，1、甲乙双方任何一方违约，应支付对方违约金占该房总价的5%，2、本合同售价中不包括税款、契税及有关费用，3、补充说明：（1）产权证土地证归甲方办理，（2）水电进户费、契税归乙方办理。七、本合同一式贰份，双方各执壹份，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房屋保修期满失效，此房款先付陆万元，余款待2000年底结清。
一审法院认为，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关于刘兆芳主张滨海县东坎镇阜东南路103号门面房是其所有，该主张能否成立以及是否能阻却执行的问题。根据生效判决查明的事实，许某系盐城市韩场煤矿工人。该矿原驻滨海办事处有一块闲置土地，在该矿16户住房困难户职工的要求下，经矿领导的同意，转让给职工进行全额集资建房，经集资户协商，推选许某为职工代表，韩场煤矿职工集资建综合楼的手续先后经有关部门批准办妥。许某给付煤矿土地转让款9.6万元、补偿费1万元，故涉案的楼房应该属许某个人开发的房屋，自负盈亏，门面房不应该是职工的福利房，许某个人有自主销售的权利。2000年6月，综合楼基本建成。主体为5层，16个套间，门面房9间。在综合楼施工期间，有6名集资户因种种原因，放弃集资要求，与许某办理了集资退款手续，许某于1999年10月18日出具了退房的6户名单给韩场煤矿。1999年11月13日，许某以滨海县煤矿办事处综合楼筹建办公室为供方与于国军为需方签订了房屋销售合同，将涉案房屋以约1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于国军，当时该营业用房准成本价为人民币57120.48元。刘兆芳的丈夫是煤矿职工，应该属16户住房困难户职工中的成员，应该享受16个套间房的相关福利待遇。许某在6名职工退房后，才和于国军签订了涉案门面房的销售合同，由此可以看出，于国军此时购买涉案房屋和盐城市韩场煤矿职工没有身份上的关系，有职工退房后，于国军才可以购买涉案房屋。再从合同签订的内容看，没有享受职工的任何优惠待遇，完全是按市场价销售的。于国军在诉讼过程中，对涉案房屋没有提供任何代表其父亲意思表示的证据，只是口头辩解，可以推定涉案房屋和于国军父亲的职工身份也没有关系。许某与于国军已经签订了涉案房屋的书面买卖合同，因刘兆芳的申请，许某作为证人到庭作证，作出否定其本人签字的书面材料和收据的陈述，在无任何其他书面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作出自相矛盾，且否认生效判决书已认定的事实的证言，故对证人许某的证言依法不予采信，刘兆芳在庭审中只提交了一张煤指综合楼筹建处陈菊华1998年8月20日收许某7000元的买房款定金收据，主张是其丈夫交的房款，没有提供其他书面证据，许某作为证人为刘兆芳出庭证明该事实，但皋红艳、皋红莉否认该事实的存在，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及其他证据的印证，7000元的买房款定金收据不能认定是被告刘兆芳丈夫的交房款。再根据生效的调解书看，孙海燕、于国军将涉案房屋和正鑫城市经典小区一套间房赠与其长子于浩所有，在此不分析孙海燕、于国军这种处分房屋行为是否合法，根据生活常理，孙海燕、于国军对涉案房屋是享有处分的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应当审查案外人是否是权利人;该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是否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从庭审查明的事实看，刘兆芳没有提交合法有效的充分证据，刘兆芳主张是涉案房屋的权利人，不应得到认可，故不能排除涉案房屋的执行。孙海燕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对皋红艳、皋红莉主张的事实及诉讼请求自行放弃其抗辩的权利。判决：准许执行滨海县东坎镇阜东南路103号门面房；（2016）苏0922执异9号民事裁定书失效。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刘兆芳承担2000元，孙海燕、于国军承担680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未提交新的证据。对一审查明事实，除认定刘兆芳的丈夫是盐城市韩场煤矿职工外，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系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被人民法院裁定中止执行后，申请执行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的，人民法院应审查案外人就执行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本案中，1999年11月13日，许某以滨海县煤矿办事处综合楼筹建办公室为供方与于国军为需方签订了房屋销售合同，将案涉房屋以约1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于国军。该事实已被生效的（2001）滨民初字第487号民事判决书予以确认。于国军辩称，该合同系代表于志祥所签订，但没有提供任何其代表于志祥签订该合同意思表示的证据，故应当推定案涉房屋的购买人系于国军，于国军系实际权利人。上诉人刘兆芳主张购房人系其丈夫于志祥，于志祥系案涉房屋的实际权利人,仅向法院提交7000元的购房款定金收据予以证明,但该定金收据中交款单位为许某，除许某的证人证言外，未能提供其他证据相佐证，故不能认定7000元的购房款定金就是刘兆芳丈夫于志祥所交。同时由于刘兆芳与于国军系母子关系，在没有其他证据相佐证的情况下，也不能认定持有该收据者系交款人。即便该定金系于志祥所交纳，在没有提供全部房价款系于志祥所交及于国华签订合同系受于志祥委托的相关证据的情况下，也不能认定于志祥系案涉房屋的实际购买人。故一审法院未予支持涉案房屋的权利人系刘兆芳，并无不当。关于于志祥是否是盐城市韩场煤矿职工的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于志祥系盐城市韩场煤矿职工依据不足，但于志祥是否是盐城市韩场煤矿职工，与本案的处理结果并无关联性。
综上，一审法院虽认定于志祥系盐城市韩场煤矿职工不当，但判决结果正确，故上诉人刘兆芳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刘兆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吕伟平
审 判 员 荀玉先
代理审判员 朱 倩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谢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