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陕06民终117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延安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延安市宝塔区文化沟口白云大厦。
法定代表人张建，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苇，女，汉族，1990年9月12日出生，系该公司职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成杰，男，汉族，1998年5月20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盈盈，女，汉族，2007年8月18日出生。
法定代理人呼双艳，女，汉族，1978年2月3日出生。系被上诉人刘盈盈之母。
上列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段世刚，陕西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延安中心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成杰、刘盈盈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人民法院（2017）陕0602民初9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延安中心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苇，被上诉人刘成杰、刘盈盈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段世刚及刘盈盈的法定代理人呼双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延安中心支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赔付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不清。合同编号为P170000004705728的主险为“智胜人生”，只要被保险人身故就进行理赔；而附加险为“无忧意外”，只有在符合条款约定的意外条款时才进行理赔。同样，合同编号为P170000012000800的主险为“平安福”，以被保险人的身故为理赔条件，附加险为“长期意外”，也只有在符合条款约定的意外条款时才进行理赔。而合同编号为P170000010452607的险种为“意外伤害”，该险种以被保险人发生事故是否属于意外为赔付标准，一审法院未说明任何判决依据，仅以“原告请求被告支付的赔偿金应予以支持”带过，显然缺乏事实依据和证据支持。二、一审判决证据不足。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中，与该案最具有关联性的是公安机关尸表检验证明，但该证据属无效证据，不应被采纳。该份证据出具的主体是“刑事科学技术室”，该科室作为宝塔分局的下设科室，并不具备出具证明的主体资格；依据形式相关法和行政法的规定，该份证明应当加盖“延安市宝塔分局”的公章，而非刑事科学技术室的印章，上诉人质疑这份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一审法院不仅未将上诉人的该项答辩观点写入判决，反而采纳了该份无效证据,没有依据。其次，证明中记载“被保险人系非外伤性意外猝死”，上诉人认为这份尸表检验证明虽有前缀“意外性”，但并不能说明被保险人系意外死亡，因为该检验结论仍然是“猝死”。依据合同条款P170000010452607第2.3条、P170000012000800第2.4条，均约定猝死属于上诉人的免责事项，不予赔付。在此情况下，上诉人提交的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医学证明书中死因记载为“猝死”，是依据临床经验并从医学专业角度作出的诊断证明，该证据来源合法，形式符合证据规则规定，应予采纳。三、一审法院对“猝死”的理解并未按照保险合同条款进行解释，违背合同双方意思自治原则，滥用司法解释权。人身保险合同中约定的“猝死”定义为：“指表面健康的人因潜在疾病、机能障碍或其他原因在出现症状后24小时内发生的非暴力性突然死亡，猝死的认定以医院的诊断或者公安部门的鉴定为准。”而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对“猝死”理解为细菌或病毒感染，这一结论没有依据。综上，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改判。
被上诉人刘盈盈、刘成杰辩称：上诉人以被上诉人父亲刘克军猝死为免赔事项的观点，无事实与法律依据，首先，上诉人无证据证实在承保时尽到了向投保人告知免赔责任义务，其次，上诉人提供的所谓延大附院医学证明书证明刘克军猝死，不能明确证实刘克军的死亡属于细菌或病毒感染的猝死，上诉人的拒赔理由不能成立，二审应当维持原判。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2年2月6日呼双艳（系二原告的母亲）与被告签订了编号为P170000004705728的人身保险合同，约定投保人为呼双艳，被保险人为刘克军，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为呼双艳，投保主险智胜人生，保险期间为终身，基本保险金额150000元，缴纳保险费6000元，附加“无忧意外险”120000元；2015年4月30日，刘克军（系二原告的父亲）与被告签订了编号为P170000010452607的人身保险合同，约定刘克军为投保人，被保险人为刘克军，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为法定，投保主险意外伤害，保险期间为一年，基本保险金额为200000元，缴纳保险费460元；2015年10月22日，刘克军与被告签订了编号为P170000012000800的人身保险合同，约定刘克军为投保人，被保险人为刘克军，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为刘克军，投保主险平安福，保险期间为终身，基本保险金额为300000元，缴纳保险费7740元，附加长险“长期意外险”，保险期间为31年，基本保险金额为400000元，缴纳保险费1840元。2016年4月24日刘克军死亡，经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分局刑事科学技术室检验，认为刘克军系非外伤性意外猝死而死亡，呼双艳与刘成杰向被告提出了保险理赔请求，2016年4月25日被告向呼双艳与刘成杰作出通知书并送达本人，2016年5月23日刘克军的父母刘继旺、高文珍放弃了对刘克军死亡所享有的保险权益。2016年8月2日被告作出理赔决定通知书，对编号为P170000004705728的保险合同中的主险智胜人生给付身故保险金150000元，附加险“无忧意外保险”未予理赔，保险责任终止；编号P170000012000800保险合同中的平安福给付身故保险金300000元，附加长险“长期意外”未予理赔，保险责任终止，对编号P170000010452607的保险合同“意外伤害保险”拒绝赔偿。并注明，被保险人本次事故，不符合《无忧意外》、《意外伤害13》、《长期意外13》条款约定之“意外伤害”释义，不符合条款约定的给付条件，本次理赔给付利息392.31元。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应受法律的保护,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其义务。原告父母与被告平安人寿保险延安中心支公司签订保险合同，该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在保险期间，被保险人刘克军意外死亡，二原告因保险理赔与被告发生争议，该案件中双方的争议焦点系刘克军的死亡是否属于意外死亡及被告的责任免除条款。根据被告保险公司的理赔决定通知书，对编号为P170000004705728、P170000012000800的保险合同中的主险“智胜人生”、“平安福”分别给付身故保险金，已认定被保险人刘克军为意外死亡，对附加险“无忧意外保险”、“长期意外”未予理赔。被告提供的平安附加无忧意外伤害保险条款与平安附加长期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生效约定，如果本附加险合同与主险合同同时投保，本附加险合同的生效日与主险合同相同,即该附加险合同与主险合同具有同等的效力，被保险人刘克军在同一日投保了人身意外保险的主险合同与附加险合同，被告对编号为P170000004705728、P170000012000800作出的理赔决定通知书，对主险合同约定的保险给予理赔，唯对附加险合同约定不予理赔，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故原告请求被告支付编号P170000004705728附加险“无忧意外保险”赔偿金120000元、编号为P170000010452607的人身保险合同赔偿金200000元，编号P170000012000800附加险“长期意外”赔偿金400000元，应予以支持。被告辩称在人身保险合同中对免责条款均已经加粗加黑阴影字体标注，并引起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注意，提示其注重阅读免责条款的内容，刘克军死亡系猝死，不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范围。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对于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因被告提供的三份保险投保提示书、电子投保确认书均系复印件，未提供原件，不符合证据规则中应提交原件的要求，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根据被告提供的保险责任免除条款的内容，“猝死”是细菌或病毒感染，原告提供的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分局刑事科学技术室的证明刘克军系非外伤性意外猝死而死亡，被告提供的延安大学附属医院死亡医学证明书证明刘克军系猝死，但均不能明确刘克军的死亡属于细菌或病毒感染“猝死”，故被告的该辩解理由也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第十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第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平安人寿保险延安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刘成杰、刘盈盈编号P170000010452607的保险合同“意外伤害”保险金200000元、编号P170000004705728的保险合同“无忧意外保险”保险金120000元、编号P170000012000800保险合同“长期意外”保险金400000元，并承担自2016年5月25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100元，原告已预交，实际由平安人寿保险延安中心支公司承担，于支付案件款时一并支付原告。
本案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刘克军的死亡是否属于意外。上诉人提供的平安附加无忧意外伤害保险和平安附加长期意外伤害保险两份制式合同中对意外伤害有相同的解释，解释为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本案的双方当事人均承认刘克军的死因为猝死，被上诉人则进一步证明刘克军的死因为非外伤性意外猝死。根据上诉人对意外伤害的解释，只要是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都应当认定为意外伤害，刘克军显然是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而猝死，完全符合上诉人对意外伤害的解释，显然是意外。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主张的平安附加无忧意外伤害保险和平安附加长期意外伤害保险拒赔的理由是“不符合《无忧意外》、《意外伤害13》、《长期意外13》条款约定之“意外伤害”释义，不符合条款约定的给付条件”，从上诉人拒赔的理由能够看出，上诉人承认刘克军的猝死属于意外，只是认为该意外猝死不符合其的赔付条件，所以拒赔。上诉人为了悔约，故意曲解刘克军的猝死非其规定的“意外伤害”，否认刘克军的猝死为意外，是一种无理解释，显然不能得到法律的支持。且双方对“意外伤害”的理解及解释不同，由于双方采用的是上诉人提供的格式合同，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因此应当认定刘克军的死亡属于“意外伤害”。关于刘克军的意外猝死，上诉人应否赔偿的问题。上诉人在平安附加无忧意外伤害保险免责条款中并未约定被保险人猝死的免除其的赔偿责任，故对被上诉人主张的无忧意外伤害保险，上诉人应当按基本保险金额向受益人被上诉人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对于平安附加长期意外伤害保险，《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刘克军的意外猝死持不同的解释，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应当采信被上诉人对刘克军的猝死属于意外的解释，因此对被上诉人主张的平安附加长期意外伤害保险，上诉人也应当按基本保险金额向受益人被上诉人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
综上，上诉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延安中心支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适用法律正确，二审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518元，由上诉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延安中心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俊杰
代理审判员 但 勇
代理审判员 祁泽胤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刘荣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