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鄂0106民初3977号
原告：汪健，男，1972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红霞、杨哲文，上海建纬（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石燕群，女，1974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武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红霞、杨哲文，上海建纬（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袁志国，男，1967年9月10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北省汉川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冠男，湖北武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汪健、石燕群与被告袁志国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5月23日立案。
汪健、石燕群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决袁志国支付汪健、石燕群人民币（下同）1280000元；本案诉讼费由袁志国承担。事实和理由：汪健、石燕群与袁志国于2016年3月22日签订了武汉市武昌区波光园二期301栋2单元2层1室的房屋买卖委托书并办理公证。委托书载明全权委托袁志国代为办理以下事项：1、代为偿还上述房屋的银行贷款，办理解除抵押登记，领取银行结清证明及他项权证；……4、代为选择对象、确定交易价格并签署《房屋买卖合同》；5、代为办理上述的房屋买卖、过户以及该房屋的测绘、财产分割、财产变更等有关手续，并代为收割房款；……7、代为办理上述房屋银行按揭和贷款手续以及与买方签订银行贷款等有关手续，并在银行开立账户，并代收房款等。2016年4月6日，袁志国以周建华的名义实际支付给汪健、石燕群760000元卖房款，但事后才得知该房屋实际交易价格为2160000元，扣除汪健、石燕群已收到的760000元以及交易时未偿还袁志国的130000元贷款，还应支付给汪健、石燕群1280000元。袁志国经多次催要仍拒不支付，其行为损害了汪健、石燕群的合法利益，为此提起诉讼。
袁志国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袁志国与汪健、石燕群房屋买卖委托代理并不是双方争议的基础法律关系，双方真实关系是因汪健、石燕群向其诉状中所述的周建华借款（周建华所借款项系周建华和袁志国共同所借），因汪健、石燕群未能按约和其承诺还款，袁志国按照汪健、石燕群委托授权公证对案涉房屋进行了出售，以售房款抵偿其借款。汪健、石燕群认为所售房屋款项超过其认可的借款金额，就超出部分因袁志国及周建华无合法占有依据应返还其二人，袁志国及周建华拒不返还多余售房款损害其利益，其主张返还多余售房款而言就应属返还不当得利之诉，并不是单纯委托代理合同关系。汪健、石燕群诉状中所述事实歪曲事实、片面偷换概念，误导法院对案件定性，从而误导法院对该案行使管辖权。本案的真实事实情况，汪健、石燕群共计向周建华（实际是周建华和袁志国共同款项）共计借款2163000元，其中借款1180000元（2016年3月1日至2016年6月21日止）办理了抵押登记，2016年6月21日之后，汪健、石燕群又多次向周建华及袁志国借款983000元，未办理抵押登记。因汪健、石燕群期间向袁志国支付利息部分外，一直未能偿还借款，汪健于2016年11月16日作出书面承诺，承诺未能按期偿还部分借款，周建华有权处理其抵押的房产，如上述借款实际由周建华和袁志国共同借款，汪健授权周建华处理其房产，亦实际授权袁志国处理，为此袁志国依据其办理抵押公证同时所作的委托授权公证将汪健、石燕群抵押的房屋进行了出售，出售价格2000000元抵偿其借款。就此事实，袁志国和共同借款人周华健提供汪健、石燕群的借款凭证、民间借款抵押合同、汪健出具的承诺书及汪健支付部分利息明细等证据可予以佐证，并非汪健、石燕群诉状中所称仅仅系委托代理合同关系。现汪健、石燕群否认向袁志国及周建华借款2163000元，认为出售其房屋2000000元在抵偿其认可的借款后多余的部分应退还二人，其主张诉求依法就应属不当得利之诉。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因不当得利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法院管辖。本案袁志国的住所地为湖北省××水镇，借款资金系周建华和袁志国共同所有，以周建华个人名义向汪健、石燕群出借，本案即使存在返还不当得利，周建华也应作为本案的当事人共同参加诉讼，周建华的所住地亦为湖北省××水镇，本案的管辖权及方便诉讼而言，均应由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管辖。
本院经审查认为，汪健、石燕群以其与袁志国于2016年3月22日签订的武汉市武昌区波光园二期301栋2单元2层1室房屋买卖委托书而主张合同之债，所谓合同之债，是指当事人之间因存在合同关系而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若一方或双方违反合同义务而未履行合同，他方便可获得合同之债请求权，依该请求权请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包括如下含义：一是完全正确履行。所谓完全履行，是指当事人应当履行债务之全部，而不是债务之部分，否则构成部分不履行；所谓正确履行，是指当事人履行债务应当符合合同约定。二是合同之债的履行是债务人的义务。债权的实现依赖于债务的切实履行，合同之债的履行实际上是债务人依照合同约定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如果债务人不实施合同之债所确定之特定行为，即为债的不履行，为违约行为；如果债务人虽有履行行为，但该履行不符合合同约定，即为债的不完全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亦为违约行为。从汪健、石燕群的诉请来分析判断，其认为袁志国未完全向其支付卖房款1280000元，要求返还，其主张袁志国在履行行为上存在瑕疵，没有充分、完全地履行合同，该行为为不完全履行，构成违约，故本案应认定为合同纠纷。
袁志国认为汪健、石燕群主张返还多余卖房款应属返还不当得利之诉，所谓不当得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的规定，是指没有法律上或合同上的依据，使他人利益受损而自己获得的利益。不当得利之债，是指因不当得利而在当事人之间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该债的发生，是因其利益取得方式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或合同依据，即无合法原因所致。该行为非法律行为，而是事实行为。构成不当得利应当具备以下几个要件：一是必须是在事实上造成了受益方的财产利益增加或积累。所获利益仅应限定在财产利益范畴之内，即可用相关金钱标准予以衡量，受益方是否获得财产利益的判断标准，应是相对标准，不应是绝对标准。即应以受益方的现有财产利益情况和受损方所应有的财产利益情况比较而定，可以是现有财产利益上的绝对增加，也可以是现有财产利益本应减少而未减少，还可以是有损有益，损益相抵之后仍受益，这些都可以认定为受益方获得了利益。二是必须使他人利益受损。仅有受益方获益而无受损方受损，不能成立不当得利。与财产利益增加的方式同理，受损方所受损失，可以是现有财产利益的绝对减少，也可以是现有财产利益本应增加而未增加，还可以是损益相抵后仍有损失的情况。三是必须具有因果关系。是指受益方得利益和受损方遭受损失存在相当的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受益和损失的范围不必完全等同，无论受益和损失大小如何，均不影响因果关系的成立，只影响受益方返还义务的大小。同时，受益和损失的利益形态也不必完全相同，但这并不影响不当得利因果关系的成立。四是必须是受益方获得利益无法律上或合同上的依据。不当得利这一事实行为是债的发生根据之一，我国民法上称之为无法律上或合同上的依据，统称为无合法原因，而且无合法原因是获得利益上缺乏合法原因，而非指权利或者财产本身的取得上无合法原因。在受益方和受损方之间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便是不当得利之债。受损方因不当得利之债便获取了一种请求权即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受损方行使该请求权的目的是要求受益方返还其所获利益，而非要求受益方填补受损方所遭受的全部损害。所以，若受益方所获利益大于受损方所受损失,受益方仅在受损方所受损失的限度内负有返还义务；若受益方所获利益小于受损方所受损失，受益方也仅就其所获受益的限度内负有返还义务。从以上构成要件可以看出，是否获得利益是认定的关键所在。即在不当得利之债中，由于一定事实的发生，使利益所有人的财产总额减少，恰与利益取得人的财产状况相反。若受益人取得利益并未使他人受损,也不构成不当得利。本案中，从汪健、石燕群的诉请来分析判断，其认为袁志国未完全向其支付卖房款1280000元，要求返还，符合上述不当得利的四个构成要件，故本案也可以认定为不当得利纠纷。
由此产生请求权竞合，所谓请求权竞合，是指一个法律事实，同时符合多个请求权的法律构成要件，从而发生了请求权的法律竞合现象。我国司法理论和实践允许请求权竞合存在，关于请求权竞合的解决方法，即请求权自由竞合论和请求权相互影响论。请求权自由竞合论主张，因同一个法律事实而发生多个请求权，而且这些请求权有同一的给付目的时，各个请求权可以同时并存。各个请求权在成立要件、举证责任、赔偿范围、时效以及抵销等方面可以相互独立。此时，当事人可以任意选择其中一个请求权来主张权利，可以同时主张所有的请求权，还可以先后主张不同的请求权，更可以让与部分请求权，保留部分请求权，或者请求权让与不同的他人。请求权相互影响论主张，因同一个法律事实而发生多个请求权，而且这些请求权有同一的给付目的时，当事人只可主张其中的一个请求权，不得重复或同时主张多个请求权，但允许不同的请求权之间可以相互影响，以克服不同请求权在管辖法院、诉讼时效、赔偿范围、举证责任等方面的差异而给原告带来的不方便或不平等。本案中，实为两种请求权的竞合，即合同之债请求权和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竞合，被告法律行为的多重性必然导致双重请求权的存在，即原告既可以基于不当得利提起不当得利返还之诉，也可以基于违约行为提起合同之诉。根据前述请求权竞合的解决方法，原告可以在两项请求权中作出选择，一项请求权因行使受到障碍，可以行使另一项请求权。但是，原告虽然能选择请求权，却不能在法律上同时实现两项请求权。否则受损方将获双重赔偿，被告将承担双重责任。
本案立案案由为委托合同纠纷，案由是民事案件名称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案由，根据民事诉讼法的处分原则，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自由支配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允许原告选择请求权,充分尊重了原告的意愿和权利，在法院管辖权的确定上也应当适当的体现该处分原则，即应当围绕当事人立案时主张的法律关系确定管辖。因此，本案应当按照委托合同来确定管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立他字第39号批复意见，合同履行地一般是指当事人履行合同约定义务的地点。最高人民法院法经（1993）249号复函指出，委托合同中委托人的主要义务是办理委托事务，因此，受托人办理委托事务的地点就是委托代理合同的履行地。案涉2016年3月22日的委托合同，受托人袁志国处理委托人汪健、石燕群的事务是代为办理武汉市武昌区波光园二期301栋2单元2层1室的房屋的偿还银行贷款、解除抵押登记、上述房屋的买卖、过户以及财产变更等有关手续等，袁志国办理委托事务的地点为武汉市武昌区波光园二期301栋2单元2层1室，位于本院辖区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原告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六条规定，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先立案的人民法院不得将案件移送给另一个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本院依法享有管辖权。
袁志国在管辖权异议中提出，汪健、石燕群共计向周建华和袁志国借款2163000元，因汪健、石燕群期间向袁志国支付利息部分外，一直未能偿还借款，汪健于2016年11月16日作出书面承诺，承诺未能按期偿还部分借款，周建华有权处理其抵押的房产，汪健授权周建华处理其房产，亦实际授权袁志国处理，为此袁志国依据其办理抵押公证同时所作的委托授权公证将汪健、石燕群抵押的房屋进行了出售，出售价格2000000元抵偿其借款等，该主张所涉的权利义务与本案案涉委托合同是否有关联性，系案件实体问题，需进行实体审理才能查明，如果袁志国的主张符合客观事实的发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之规定，本院可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进行实体审理。而人民法院对管辖权异议的审查是形式审查，因为管辖权异议制度是一项程序性救济制度，其救济效果发生时案件仍处于程序审查阶段，尚不涉及实体问题。如果对管辖权的审查渗入了实体审查的因素，则属于诉讼程序的非法超越，案件因此提前进入实体审理阶段，显然违背了审判的基本原理。
综上，汪健、石燕群向本院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袁志国的异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五条、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袁志国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ＸＸ睿
人民陪审员 廖 瑶
人民陪审员 于 艳
二〇一七年七月七日
书 记 员 秦怡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