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政和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7)闽0725刑初128号
公诉机关政和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范治金，男，1966年2月7日出生于政和县，汉族，本科文化，原系政和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政和县第十届（本届）政协委员，住政和县。因本案于2017年4月2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政和县看守所。
辩护人卢健，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邹聪，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人何益智，男，1969年9月2日出生于政和县，汉族，大专文化，原系政和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控科科长，住政和县。因本案于2017年4月24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顺昌县看守所。
辩护人高机焕，福建宽达（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政和县人民检察院以政检诉刑诉［2017］8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范治金、何益智犯受贿罪，于2017年8月2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政和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张晓丽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范治金及其辩护人卢健，被告人何益智及其辩护人高机焕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
1、2010年4月，张某1请托时任政和县疾控中心疾控科科长的被告人范治金为其代理的福建天瑞医药有限公司“兰菌净”疫苗销售提供帮助，并许诺会给予相应的推广费。范于2011年初收受张送款3000元，同年9月收受张的雇员小涂送款3000元。
被告人范治金任某和县疾控中心副主任后，被告人何益智任疾控科科长，二被告人商定今后有关经销商所送的疫苗推广费由二人平分。2012年4月至2016年9月，范、何接受张某1请托，为其代理的疫苗销售业务提供帮助，先后多次收受张及其雇员小涂、张某2送款423040元，每次收款二人平分。
2、2011年12月，被告人范治金与何益智在参加南平市疾控中心会议期间认识福建省量源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业务员罗某1。后某向二被告人请托为其代理的疫苗销售提供帮助，并许诺给予相应推广费，范、何同意。之后，政和县疾控中心陆续申购罗代理的疫苗。2012年9月至2015年12月间，范先后七次共收受罗送款131570元，每次收款均与何平分。
3、2011年8月，被告人范治金与何益智在南平市疾控系统会议上认识福建耀升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业务员李某，李请托范对其代理的疫苗销售提供帮助，并许诺给予相应推广费，范同意并告知何。之后，政和县疾控中心申购李代理的疫苗。2012年5月至2013年年底，范、何先后多次收受李送款153765元，每次收款后二人平分。
4、2014年6月，被告人范治金与长春长生医药有限公司业务员陈某在南平市疾控中心会上认识。之后，陈请托范为其代理的疫苗销售提供帮助，并许诺给予相应推广费。范与何益智商定同意后，政和县疾控中心申购陈代理的疫苗。2014年12月至2016年3月，范先后七次共收受陈送款39910元，每次收款均与何平分。
2017年4月6日，政和县纪委调查组人员将被告人范治金带到县纪委谈话室，范主动交代了上述事实。同月21日被拘传到案，共退出赃款290000元；同年3月15日，政和县纪委调查组人员将被告人何益智带到县纪委谈话室，何主动交代了上述事实，并退出赃款240000元。同月24日被拘传到案。
针对上述指控，公诉机关提供了相应的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范治金在担任政和县疾控中心疾控科科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他人贿赂款人民币6000元；被告人范治金在担任政和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期间，被告人何益智在担任政和县疾控中心疾控科科长期间，为他人谋取利益，共同非法收受他人贿赂款共计人民币748285元，数额巨大，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受贿罪。提请依法判处。
被告人范治金、何益智均提出两人不是共同受贿，而是代理商明确两人各一半，收取人收款后将另一半转交给另一人，应按个人所得额来认定的辩解理由；被告人范治金、何益智的辩护人同意公诉机关对自首和退赃情节的认定，但提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共同受贿案件中受贿数额认定问题的研究意见》规定行贿人的贿赂款分别或者明确送给多人，且按照各被告人实际所得数额处罚更能实现罪刑相适应的原则。二辩护人提出本案第1、3起的证人张某1和李某已明确是送给二被告人的，受贿处罚数额应以实际收受的金额来认定的辩护意见。被告人范治金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范治金是被动受贿的辩护意见。被告人何益智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何益智是从犯、初犯，并有自首情节，且退出大部分赃款，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建议对被告人何益智适用缓刑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
1、2010年4月起，代理福建天瑞医药有限公司“兰菌净”疫苗的销售人员张某1请托时任政和县疾控中心疾控科科长的被告人范治金为其销售疫苗提供帮助，并许诺会给予相应的推广费。后范为张提供帮助，范于2011年初收受张送款3000元，同年9月收受张的雇员小涂送款3000元。
被告人范治金任某和县疾控中心副主任后，被告人范治金与时任疾控科科长的被告人何益智商定今后有关经销商所送的疫苗推广费由二人平分。2012年4月至2016年9月，范、何接受张某1请托，为其代理的疫苗销售业务提供帮助，先后多次收受张及其雇员小涂、张某2送款423040元，收款二人平分。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供并经庭审质证的以下证据予以证实：
（1）被告人范治金的供述，证实张某1是圣泰公司药品销售商，代理销售天瑞公司“兰菌净”疫苗。2010年4月，张到政和县疾控中心来找其帮忙，说每支给30元的推广费。之后，其向各乡镇卫生院对“兰菌净”疫苗作宣传，并要求尝试使用，当年共销售100支，2011年初张单独送其3000元。同年9月收张的业务员小涂3000元。2011年1月，其升任中心副主任，就开始指导何益智接手疾控科工作，2012年3月把疾控科的业务都交给何，因疫苗推广费瞒不住，而且离不开何的参与，则告诉申报疫苗有推广费可以收，今后所有的推广费二人各分一半，何听后比较乐意。由于何与张不熟悉，张的推广费暂由其收，2013年1月后由何收。2012年4月后，张电话告知他增加代理了圣泰公司的“甲肝”、“AC流脑”疫苗，耀升公司的“HIB”疫苗，雅立峰公司的“流感”疫苗，并向其报了各种疫苗的回扣比例。其称没意见会与何商量。后张陆续增加赛诺菲公司的“23价肺炎”疫苗，上海生物公司和厦门卫健公司的“水痘”疫苗，圣泰公司的“乙免球”疫苗，玉溪沃森的“HIB”疫苗。其等会倾斜使用有约定回扣比例的疫苗，与何共收取张给的疫苗回扣款423040元（不含其单独收取的6000元），其个人分得218000元。
（2）被告人何益智的供述，证实2012年3月其升任某和县疾控中心疾控科科长后，在范治金的办公室里，范说我们申购的一些二类疫苗中部分有回扣款，我们二人平分。他还说与推广疫苗的业务员较熟，先由他出面去收回扣，叫其先熟悉疫苗申购的业务流程。2013年开始张某1的疫苗回扣款由其去收取。至2016年9月共收取张疫苗回扣款423040元，其个人分得211520元。
（3）证人张某1的证言，证实其系福建天瑞医药公司销售人员，从2000年开始从事药品销售工作。2010年初代理“兰菌净”疫苗销售，并认识南平市疾控中心原主任谢克锦，通过谢的帮助，该疫苗进入南平市场。同年4月左右其找政和县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科科长范治金请求帮助推广“兰菌净”疫苗，承诺会感谢范。2011年春节前来政和送给范3000元推广费。其有聘用小涂作为业务员去付推广费。2012年下半年其到圣泰公司兼职，把增加代理的疫苗品种介绍给范，后把疫苗推广费标准电话告知范，范答应会尽量帮助，会与疾控科科长何益智商量确定下来，叫其也与何说一下。后范将推广费的事情交给何益智做。2013年初又兼职厦门卫健医药公司销售水痘疫苗，还代理长春生物科技公司的水痘疫苗，2014年代理置换为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的水痘疫苗。疾控中心采购其推广的疫苗越多，其利润就越多，从自己的利润中提取部分送给在采购上有决定权的范和何。至2016年9月，共给范、何疫苗推广费429040元。
（4）证人张某2的证言，证实其是疫苗销售代理商张某1的堂叔。2013年3月的一天，张让其陪他到政和县送推广费，并带其认识政和县疾控中心疾控科科长何益智。在每个月下旬，张会到南平市疾控中心查询他代理销售的疫苗在各个县市销售情况，并按照回扣标准计算出该给各个县市多少推广费，之后他会写张计算好应该给多少推广费的条子，其根据张计算好的推广费金额送给何，直至2015年12月底。
（5）疫苗回扣统计表、药械器材调配单、客户销售明细表，证实经被告人范治金、何益智、证人张某1核实疫苗的数量及回某。南平市疾控中心提供疫苗代理时间及政和县疾控中心采购疫苗清单。
（6）购销合同，证实南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向大连汉信生物制药有限公司、长春百克生物科技股份公司、玉溪沃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宁波荣安生物药业有限公司采购疫苗。
2、2011年12月，被告人范治金与何益智在参加南平市疾控中心会议时，认识福建省量源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业务员罗某1。后某向二被告人请托为其代理的疫苗销售提供帮助，并许诺给予相应推广费，范、何同意。之后，政和县疾控中心陆续申购罗代理的疫苗。2012年9月至2015年12月，范先后多次共收受罗送款131570元，收款均与何平分。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供并经庭审质证的以下证据予以证实：
（1）被告人范治金的供述，证实2011年12月其带何益智去南平参加市疾控中心的年终会。期间，一个叫罗某1的人向其与何自我介绍他是建瓯人，是福建量源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在南平地区的医药代表，并推荐该公司的疫苗，表示会感谢，且互留了联系方式。会后某私下告知其疫苗推广费标准。回单位上班在其办公室有对何说可申购量源公司代理的疫苗，当时何还没正式担任疾控科科长。2013年3月的一天，其在办公室告诉何，罗的疫苗具体回扣标准，收到罗的回扣二人平分。后某还代理长春祈健水痘疫苗、广东诺诚狂犬疫苗。经计算共七次收罗的回扣131570元，其与何每人分得65785元。
（2）被告人何益智的供述，证实2011年年底其与范治金在南平参加市疾控中心的会议，并认识量源公司在南平地区的业务员罗某1。2013年3月其担任县疾控中心疾控科科长后，有天在范的办公室，范对其说罗代理的疫苗也有推广费，收到后会分一半给其，叫其在申购时可报罗的产品。随着罗陆续增加代理品种定下来，罗也有电话与其联系有关事宜，范收到罗送来的推广费，都会分给其一半，共收131570元，其分到65785元。
（3）证人罗某1的证言，证实其于2010年8月起担任福建省量源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业务员。2011年底开始负责量源公司南平地区的业务至2016年初。2011年12月的一天，其在南平市疾控中心年会期间，认识政和县疾控中心疾控科科长范治金和另一名工作人员何益智，后到范住的宾馆，将其代理的疫苗介绍给范，并表示会给推广费的标准。2012年初在政和县推广国家二类疫苗有兰州HIB疫苗、华北制药CHO乙肝、北京绿竹ACYW流脑疫苗、默沙东23价肺炎、广东诺诚狂犬疫苗、长春祈健水痘以及深圳康泰。每个月下旬，南平市疾控中心疫苗出库后，其会找南平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吴某将政和县疾控中心购买的疫苗销售量记下，从2012年9月开始共七次把回扣款送给范计131570元。
（4）疫苗回扣统计表，证实经被告人范治金、证人罗某1核实疫苗的数量及回某。
3、2011年8月，被告人范治金与何益智在南平市疾控系统会议上认识福建耀升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业务员李某，李请托范对其代理的疫苗销售提供帮助，并许诺给予相应推广费，范同意并告知何。之后，政和县疾控中心申购李代理的疫苗。2012年5月至2013年年底，范、何先后多次收受李送款153765元，收款后二人平分。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供并经庭审质证的以下证据予以证实：
（1）被告人范治金的供述，证实2011年8月的一天，其与何益智（时任政和县疾控中心疾控科副科长）去南平市疾控中心开会。休会在场外李某前来自我介绍并推销她代理耀升公司的疫苗。同年12月底的一天，李打电话告知她代理的疫苗给回扣的标准。后其在县疾控中心召集各乡镇防疫科负责人会议期间，将李销售的疫苗做了讲解和推荐。2012年1月开始申报李销售的疫苗，并在何接任科长之后也交代继续申购。除2014年4月左右其经手李交给的33430元外，之后的钱都是何经手收的。经计算李共送推广费153765元，其与何平分。
（2）被告人何益智的供述，证实2012年3月其升任某和县疾控中心疾控科科长。有次在范治金的办公室，范说我们申购的一些二类疫苗中部分有回扣款，回扣款二人平分，其同意。同年5月范在办公室给其一个信封，说是李某拿来的疫苗推广费，其中一半是给其的。随后范说让其下次开始与李联系并收取疫苗回扣款，并说了回扣标准。回家开信封内有1万余元。之后到2013年年底，都由其和李联系收取疫苗回扣款，大概收七、八次回扣款共17万余元，其分得约8.5万余元。
（3）证人李某的证言，证实2011年其进入耀升公司后，在一些疾控系统疫苗开会的场合，公司领导带其陆续认识政和县疾控中心副主任范治金和科长何益智，双方互留联系方式。在认识范时有请范多支持，并答应会给相应的推广费。2012年1月开始到政和县开展业务，推广无细胞百白破、流感、乙免球、乙肝、水痘、HIB等疫苗，同年4月其送给范推广费33430元，后期的推广费都是送给何，总计送给范、何推广费是153765元，都是通过南平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吴某那里拿到政和县的销售数量来计算推广费的。
（4）回扣统计表、客户销售明细表，证实经被告人范治金、何益智、证人李某核实疫苗的数量及回某。南平市疾控中心提供疫苗代理时间及政和县疾控中心采购疫苗清单。
4、2014年6月，被告人范治金与长春长生医药有限公司业务员陈某在南平市疾控中心会上认识。之后，陈请托范为其代理的疫苗销售提供帮助，并许诺给予相应推广费。范与何益智商定同意政和县疾控中心申购陈代理的疫苗。2014年12月至2016年3月，范先后多次收受陈送款共39910元，收款均与何平分。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供并经庭审质证的以下证据予以证实：
（1）被告人范治金的供述，证实陈某是长春长生医药有限公司销售员，2014年上半年一次南平市疾控中心组织开会，休会期间陈某找其并自我介绍，请政和县疾控中心尝试使用长春长生公司的疫苗。会后，陈向其介绍他代理的几种疫苗，表示会算推广费。其回单位告诉何益智说陈某代理的疫苗有回扣，并告诉疫苗具体的标准，何表示可做。其提议陈送的回扣由其来收，二人平分。从同年9月开始，政和县陆续申购长春长生的疫苗，陈也计算给其推广费。2015年1月，陈增加代理狂犬疫苗，2016年1月增加代理北京民海公司HIB疫苗，都有告知推广费标准，其还叫陈要与何联系。其分七次从陈那里收取推广费39910元，每次收到都与何平分。
（2）被告人何益智的供述，证实2014年7、8月的一天，范治金来其办公室说陈某是长春长生医药公司医药代表，陈推销的疫苗有推广费，二人平分，在申购时往陈这边靠，并告知推广费标准，其同意后在申报时尽量倾斜。从2014年下半年到2016年年底，范六次来其办公室将陈送来的疫苗回扣款用信封装好交给其。经计算陈送了39910元推广费，其分到19955元。
（3）证人陈某的证言，证实2014年6月的一天，在南平市疾控中心系统组织的会议期间，其找政和县疾控中心副主任范治金作了自我介绍，并互留了联系方式。会后又找范介绍其代理的长春长生公司的几个疫苗，请范关照并告知推广费的标准，2015年增加代理狂犬疫苗，都有告诉范推广费标准，2016年年初短暂代理北京民海公司的HIB疫苗。每个月下旬，南平市疾控中心疫苗出库后，其会找工作人员吴某，在她工作电脑上查发往政和县疾控中心的疫苗品种和数量，并通过手机拍照或纸笔记下进行计算推广费。从2014年12月开始分七次送给范推广费39910元。
（4）疫苗回扣统计表、客户销售明细表，证实经被告人范治金、证人陈某核实疫苗的数量及回某。南平市疾控中心提供疫苗代理时间及政和县疾控中心采购疫苗清单。
其他证据：
1、证人吴某的证言，证实其是南平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与传染病防治科的科员。在南平市开展疫苗推广销售的业务员一般比较固定，其会认识的有张某1、罗某1、陈某和李某等人。张销售的“兰菌净”疫苗挂靠在天瑞公司，还是福建圣泰（莆田）医药公司的业务员；罗某1是量源公司的业务员；陈某是长春长生公司的业务员，还兼北京民海HIB疫苗的推广销售；李某是耀升、博研公司的疫苗销售员，以南平市疾控中心出具的书面材料为准。上述四名业务员在代理疫苗销售期间，会定期或不定期来南平市疾控中心来找其了解他们所代理的疫苗销售相关数据，有人用手机拍，有的用纸笔记录。
2、任职通知，证实被告人范治金于2007年10月12日被聘任为政和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控科科长，2011年2月6日被聘任为中心副主任兼疾控科科长；被告人何益智于2012年3月任某和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控科科长。
3、户籍证明，证实被告人范治金、何益智作案时均已达完全刑事责任年龄。
4、到案经过，证实2017年4月6日，政和县纪委调查组人员将被告人范治金带到县纪委谈话室，范主动交代了上述事实。同月21日被拘传到案；同年3月15日，政和县纪委调查组人员将被告人何益智带到县纪委谈话室，何主动交代了上述事实。同月24日被拘传到案。
5、退赃情况，证实被告人范治金、何益智在纪委调查阶段分别退赃240000元。此外，被告人范治金在检察阶段退赃50000元，在审判阶段退赃90142.5元；被告人何益智在审判阶段退赃134142.5元。
关于辩护人提出二被告人有自首情节，并退出大部分赃款，具有法定和酌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的辩护意见，公诉机关亦予以确认，本院均予以采纳。
关于被告人范治金、何益智均提出两人不是共同受贿，应按个人所得额来认定的辩解理由；辩护人提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共同受贿案件中受贿数额认定问题的研究意见》规定行贿人的贿赂款分别或者明确送给多人，且按照各被告人实际所得数额处罚更能实现罪刑相适应的原则。二辩护人提出对本案第1、3起的证人张某1和李某已明确是送给二被告人的，受贿处罚数额应以实际收受的金额来认定的辩护意见。经查，范治金和何益智有共同受贿的共谋，事中二人利用各自职权相互配合，应当认定为共同受贿。张某1和李某均是先通过联系范治金商议推广费，后范治金交代推广费由何益智收取，张和李遂将推广费交由何益智。关于推广费，张和李并未表示明确送给二人，不属于依法按照实际所得数额进行处罚的情形，应以参与的共同受贿数额认定。故对二被告人的辩解及辩护人的上述辩护意见不予采纳。但在量刑可酌情予以考虑。
关于辩护人提出被告人范治金是被动受贿，被告人何益智是从犯的辩护意见。经查，行贿人与受贿人是在销售与采购疫苗商谈中达成交易意向，并付诸实施，共同兑现承诺的行为，不存在被动受贿的说辞。二被告人在共同犯罪过程中是相互配合共同谋取非法利益，并不存在主从犯的关系。故对上述辩护意见不予采纳。但辩护人提出何益智是初犯的辩护意见可以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范治金在担任政和县疾控中心疾控科科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贿赂款人民币6000元；被告人范治金在担任政和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期间，被告人何益智在担任政和县疾控中心疾控科科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合谋共同非法收受他人贿赂款共计人民
币748285元，两人各分得374142.5元，数额巨大，二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受贿罪。鉴于二被告人在县纪委调查期间能主动交代受贿的犯罪事实，并在案件判决前退清全部赃款，可视为自首和有悔罪表现，依法可以减轻处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第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九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范治金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10000元（刑期自2017年4月21日起至2020年1月20日止）。
二、被告人何益智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刑期自2017年4月24日起至2019年10月23日止）。
（上述刑期均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罚金限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
三、被告人范治金退出的赃款人民币380142.5元，被告人何益智退出的赃款人民币374142.5元，均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依法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叶繁春
人民陪审员 叶 帆
人民陪审员 黄建平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日
书 记 员 陈旭杏
**本案依据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八十三条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
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第三百八十五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第三百八十六条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
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
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
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条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巨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十九条对贪污罪、受贿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应当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金；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二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对刑法规定并处罚金的其他贪污贿赂犯罪，应当在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判处罚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
（一）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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