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1761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陈为合，男，1948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瑞丽市乐家红木工艺品厂，住所地云南省瑞丽市卡朗村。
经营者：陈为合。
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瑜才、李文海，均系广东金轮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黄坤著，男，1973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章莲，广东合慧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第三人):广州市花都区时利和服装辅料制品厂,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平步大道雅宝新城侧。
法定代表人：杨惜莲。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第三人):郭静波,男，1964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第三人):杨惜莲，女，1972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
上述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章莲，广东合慧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为合、瑞丽市乐家红木工艺品厂（以下简称乐家厂）、与上诉人黄坤著、被上诉人广州市花都区时利和服装辅料制品厂（以下简称时利和厂）、郭静波、杨惜莲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5)穗花法民二初字第15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为合、乐家厂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时利和厂、黄坤著、郭静波共同向陈为合、乐家厂支付货款人民币169000元及逾期利息21862元（从2014年1月1日起暂计至2015年8月10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杨惜莲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并驳回黄坤著的反诉请求;2.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时利和厂、黄坤著、郭静波、杨惜莲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本案所涉交易的货物款项总额为721500元，一审判决认定交易总额为491000元事实不清楚，证据不足。1.陈为合、乐家厂自2013年5月至2014年1月，与时利和厂、黄坤著、郭静波、杨惜莲多次发生红木家具的买卖，并先后通过物流公司向时利和厂、黄坤著、郭静波、杨惜莲提供货款为721500元的货物，该事实不但有合同、物流原始凭证证实，而且在一审中，陈为合、乐家厂还提供了物流公司对涉案货物运输并交付时利和厂、黄坤著、郭静波、杨惜莲的情况说明，以上证据形成链条，足以证实陈为合、乐家厂向时利和厂、黄坤著、郭静波、杨惜莲提供的货物价值总额为721500元。2.时利和厂、黄坤著、郭静波、杨惜莲辩称仅收到部分货物，货物价值总额为491000元，主张其不但未拖欠陈为合、乐家厂款项，反而存在多支付款项的情况，但其并未向法庭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实。时利和厂、黄坤著、郭静波、杨惜莲的该抗辩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根据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涉案交易发生在2013年，若陈为合、乐家厂存在多收款而少交货的情况，为何长达三年多的时间时利和厂、黄坤著、郭静波、杨惜莲并未向陈为合、乐家厂提出或主张过任何权利，而只是在本次诉讼中才以反诉形式提出?并且，诉讼过程中时利和厂、黄坤著、郭静波、杨惜莲多次向法庭进行虚假陈述，误导法院审理，故此其陈述不具有可信性。3.本案中，物流公司作为涉案货物的运输人也是交付人，其出具的一系列运输凭证、情况说明应系书证，一审判决错误的将其认定为单方证人证言，明显不当。且每一趟运输和交付货物的物流公司为固定相同的三家。该三家物流公司出具的涉案货物的运输说明与事发时的运输原始凭证及陈为合、乐家厂提供的合同及所陈述内容能够相互印证，因此，物流公司出具的涉案货物的运输说明能够作为认定本案交易的货物价款总额为721500元的重要证据。（二）时利和厂、郭静波应系本案所涉交易的相对方，依法应当对未支付货款承担支付义务，杨惜莲作为时利和厂的法定表人，依法应当对未支付货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根据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涉案的四份合同所记载的交易主体为时利和厂，交易的过程中，黄坤著、郭静波曾以时利和厂的名义向陈为合、乐家厂购买涉案货物，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时利和厂作为涉案交易的相对方符合本案的事实情况，另根据郭静波向一审法院提供的情况说明及收条亦证实，涉案货物是郭静波向陈为合、乐家厂购买的。因此，一审判决错误的认为时利和厂、郭静波不是涉案交易的相对方，依法不应当承担责任，明显不当。
时利和厂、黄坤著、郭静波、杨惜莲共同辩称，不同意陈为合、乐家厂的上诉请求。1.陈为合、乐家厂与黄坤著形成买卖关系，认定实际交易的金额为491000元，是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黄坤著已经支付了602500元，已经支付货物价值高于陈为合、乐家厂提供的价值，故不存在尚欠陈为合、乐家厂货款的事实。这几份合同的履行主体都是陈为合、乐家厂与黄坤著，与本案其他人员无关。
黄坤著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和第四项，改判为陈为合、乐家厂向黄坤著退回多收货款人民币111500元及支付因逾期交货的违约金暂定人民币191000元给黄坤著；2.陈为合、乐家厂共同承担一审及二审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一审在事实查明上漏查事实，具体如下：1.根据黄坤著提供的证据，黄坤著支付了602500元款项给陈为合、乐家厂，陈为合、乐家厂才给了价值491000元的货物，所以应该退回多支付的111500元。2.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黄坤著与陈为合、乐家厂之间的买卖合同明确约定了交货时间，黄坤著也按时付款，但陈为合、乐家厂却没有准时交货，根据违约责任，陈为合、乐家厂应该支付因逾期交货的违约金暂定人民币191000元给黄坤著。陈为合、乐家厂不按时交货，应承担逾期交货的违约责任。
陈为合、乐家厂辩称，1.双方所交易的货物总额为721500元，根据陈为合、乐家厂在一审提交证据中显示，对方已付款总额为552500元，并非是602500元。2.黄坤著认为其多付陈为合、乐家厂60000元且没有欠付陈为合、乐家厂货款，与事实不符。其在一审判决中也确认收到的货物的总价值491000元，其中2014年1月货物的总价值为225000元，同期黄坤著支付最后一笔款项的时间为2014年1月30日支付70000元。黄坤著拖欠2014年1月货款为145000元，故少收货多付款的情况不存在。3.黄坤著最后支付货款的时间是2014年1月，陈为合、乐家厂起诉时间是2015年8月，但黄坤著从未向陈为合、乐家厂提出多付货款，故黄坤著的上诉与常理不符。陈为合、乐家厂在一审中已经提交了物流公司的证明，对陈为合、乐家厂交货是具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而且运费是现金到付的。郭静波也应是买卖主体，其购买的是货物总量的一部分，其也提供收据说其将货款支付给黄坤著，收据的时间为2013年，但是所用纸张的收据是2015年，原件存在于花都区纪委处，故其是虚假的，只为应付诉讼。
陈为合、乐家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时利和厂、黄坤著、郭静波共同向陈为合、乐家厂支付货款人民币169000元及逾期未支付货款的利息21826元（从2014年1月1日起暂计至2015年8月10日，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杨惜莲对上述债务承担无限连带偿还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时利和厂、黄坤著、郭静波、杨惜莲负担。
黄坤著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红木家具买卖合同》于2015年9月6日解除；2.陈为合、乐家厂退回多收取的货款人民币111500元；3.陈为合、乐家厂支付因逾期交货的违约金暂定191000元；4.本案的诉讼费由陈为合、乐家厂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5月7日，乐家厂（甲方）与时利和厂（乙方）签订《购销合同》，约定甲方销售总金额为17万元的家具货物给乙方，具体如下：1.清式虎脚乌木酸枝罗汉床1套（4件），价格为7万元/套；2.明式弯脚黑酸枝罗汉床1套4件，价格为3.5万元/套；3.明式圆脚酸枝餐桌1套9件，价格为2.5万元/套；4.天皇太师椅2套（3件套），价格为1万元/套；5.红酸枝原木1条，价格为2万元/条。付款方式及交货日期为：双方签订合同后，乙方支付甲方订金5万元，甲方承诺在签订合同计7日内将以上第5中约定的酸枝原木运送给乙方，其余产品必须于2013年9月份陆续交付给乙方，逾期作违约处理。约定事项：1.甲方保证所有产品按时、按质、安全、完整地送到乙方指定的地址（即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乙方厂内）……；2.乙方收货合格后付清余款给甲方；……4.如乙方逾期付款未经甲方同意，按违约处理，每天交付合同总金额5%每天给甲方，如甲方违约，每天将按合同金额5%交纳违约金给乙方。
2013年7月3日，时利和厂（甲方）又再次与乐家厂（乙方）签订《红木家具买卖合同》两份，约定由时利和厂向乐家厂订购家具，合同编号分别：GZ20130507及GZ20130507-2。其中，编号为GZ20130507的合同约定，时利和厂向乐家厂订购家具总价款168000元，具体如下：福宝沙发12件套，价格76000元；博古架6件套，价格为36000元；明式大床3套，价格为36000元；电视柜1个，价格为8000元；屏风1个，价格为12000元。上述家具的交货日期为2013年12月28日。编号为GZ20130507-2的合同约定，时利和厂向乐家厂订购家具总价款为18万元，具体如下：缅甸奥氏黄檀福宝沙发11件套，价格为6万元；缅甸奥氏黄檀福祥沙发15件套，价格为12万元。上述货物的交货日期为2013年10月28日。
上述两份合同同时还约定，双方签订合同后，乙方收取货款总额的8%（不得超过8%）的定金，余款在所有货物送到甲方所在地并经验收合格后付清，交货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即甲方厂内），乙方未能按时/按质交货的，每天按合同总金额8%向甲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出10天的，甲方可自行在乙方（包括个人）所有的产业及物业中取得与违约金同额的任何物品做抵换。黄坤著在上述两份合同时利和厂委托代理人落款处签名，合同编号GZ20130507-2的《红木家具买卖合同》同时加盖有时利和厂的公章。
上述合同签订后，陈为合、乐家厂称向时利和厂、送货价值人民币721500元，具体如下：1.酸枝木一根，价值2万元；2.金京木茶台椅凳7件套1套，价格为2.9万元；3.郭局长酸枝大床3件套1套，价格3.6万元；4.郭局长花梨木福宝沙发11件套，价格7.6万元；5.郭局长花梨博古架5件组，价格3.6万元；6.郭局长花梨木电视柜1件，价格0.8万元；7.黄坤著酸枝大床3套，价格3.3万元；8.黄坤著酸枝木福宝沙发11件套，价格6万元；9.黄坤著花梨电视柜，价格为0.8万元；10.黄坤著甲壳，价格为1.05万元；11.黄坤著清式乌木虎脚罗汉床4件套2套，总价格16万元；12.黄坤著明式弯脚酸枝木罗汉床围屏单板水波纹4件套2套，总价8万元；13.黄坤著清式福祥沙发酸枝木要15件套，价格12万元；14.黄坤著清式办公桌配3张椅4件套，价格为4.5万元。
时利和厂、黄坤著、郭静波、杨惜莲确认收取上述1、3、4、5、6、8、13的货品及价格，上述货款的总价格为356000元；同时确认收取上述货品9，双方约定价格为1万元，收取上述货品11其中一套，双方约定价格为7万元；收取上述货品12其中一套，双方约定价格为3.5万元，上述货品价格共计11.5万元；陈为合、乐家厂一方另向时利和厂、黄坤著、郭静波、杨惜莲送货天皇太师椅2套/1万元套，总价2万元。综上，陈为合、乐家厂方向时利和厂、黄坤著、郭静波、杨惜莲送货总价格为491000元。不确认收到货品2、货品7、货品10、货品14。
一审庭审中，双方确认黄坤著以转账的方式向陈为合支付货款552500元（包括2013年5月7日支付5万元）。黄坤著称另于2013年5月7日以现金的方式支付定金5万元给乐家厂；陈为合认为当天黄坤著以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5万元定金后，其再立下定金收款收据，当天其只收取5万元而非重复计算的10万元。
一审另查明，时利和厂属个人独资企业，经营者为杨惜莲；乐家厂的组织形式为个人经营的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为陈为合。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1.本案的交易主体？2.陈为合、乐家厂向时利和厂、黄坤著、郭静波、杨惜莲的送货情况？3.时利和厂、黄坤著、郭静波、杨惜莲向陈为合、乐家厂支付款项的情况？
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四份涉案合同（包括手写“作废”字样的合同）所记载的买卖双方的主体均为时利和厂（买方）、乐家厂（卖方）；陈为合、乐家厂称黄坤著、郭静波以时利和厂的名义向陈为合、乐家厂订购红木家具；时利和厂、黄坤著、郭静波、杨惜莲确认虽然合同盖有时利和厂的公章，但该合同实际上由黄坤著签订，与时利和厂及郭静波无关。综合双方的上述诉辩意见及证据，一审法院确认该案的交易主体为陈为合经营的乐家厂（卖方）与黄坤著（买方）。
虽然部分货品送至郭静波住所，但本案的红木家具买卖合同相对方并非郭静波，本案的货款亦并非由郭静波支付，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陈为合、乐家厂认为郭静波为本案的交易主体，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为，交易主体均应对交易安全负谨慎注意义务，并在发生争议时对是否发生交易及对其履行义务的情况进行举证，如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则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本案中，双方对乐家厂向黄坤著供应没有异议的红木家具如下：酸枝木一根，价格为2万元；郭局长酸枝大床3件套1套，价格为3.6万元；郭局长花梨木福宝沙发11件套，价格7.6万元；郭局长花梨博古架5件组，价格3.6万元；郭局长花梨木电视柜1件，价格0.8万元；黄坤著酸枝木福宝沙发11件套，价格6万元；黄坤著清式福祥沙发酸枝木要15件套，价格12万元。上述红木家具的总价格为356000元。
黄坤著另确认收到如下红木家具：黄坤著花梨电视柜，价格为1万元（陈为合、乐家厂称价格为0.8万元）；黄坤著清式乌木虎脚罗汉床4件套1套，总价格7万元（陈为合、乐家厂称2套，总价16万）；黄坤著明式弯脚酸枝木罗汉床围屏单板水波纹4件套1套，总价3.5万元（陈为合、乐家厂称2套，总价8万元）；天皇太师椅2套，每套1万元，共计2万元（陈为合、乐家厂没有列有的送货货品）。对黄坤著确认收到的上述货品，一审法院亦予以确认，上述红木家具的总价格为135000元。
对于陈为合、乐家厂诉请的金京木茶台椅凳7件套1套（2.9万元）、黄坤著酸枝大床3套（3.3万元）、黄坤著甲壳（1.05万元）、黄坤著清式办公桌配3张椅4件套（4.5万元），一审法院观点如下：首先，双方未在合同中约定，无法确定双方订购货物的种类、价格等合同基本要素；其次，陈为合、乐家厂提供的托运凭证记载的“货物名称”为“工艺品”或“涂料”,原始托运凭证无法判断货品的真实属性；再次，根据陈为合、乐家厂所称，上述货品与其他货品一起托运，但单从托运凭证记载的货品体积无法评估托运的实际情况；再次，涉案货物价值较大，涉案货品的送达又没有时利和厂、黄坤著、郭静波、杨惜莲的签收；庭后陈为合、乐家厂虽然补充提供了物流公司的情况说明及证明，但上述证据在送货两年多后再出具，在没有记载清淅的原始凭据佐证的情况下，该证据性质上属于单方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综上，一审法院对陈为合、乐家厂称向黄坤著送货的上述事实不予确认。
对于陈为合、乐家厂称向黄坤著送货清式乌木虎脚罗汉床4件套2套（陈为合、乐家厂称总价16万元；合同约定为1套，7万元/套）、黄坤著明式弯脚酸枝木罗汉床围屏单板水波纹4件套2套（陈为合、乐家厂称总价8万元；合同约定1套，3.5万/套），陈为合称其向黄坤著交付上述货物的数量、价格与合同约定不符，陈为合、乐家厂也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双方所约定的上述货品价格、数量变更，且基于同上理由，一审法院对陈为合、乐家厂所称的与合同约定的数量、价格不一致部分，不予采纳。
综上，一审法院确认乐家厂向黄坤著送货价值共计491000元（356000元+135000元）。
对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双方对黄坤著以转账的方式支付陈为合货款共计552500元的事实没有异议。黄坤著另提供2013年5月7日的《收款收据》，证实其除当天以转账的方式支付陈为合5万元外，还以现金的方式支付陈为合5万元，合共10万元；陈为合、乐家厂称该5万元是其收到黄坤著5万元转账后立下的收款收款，当天其实收取黄坤著5万元。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因2013年5月7日的《购销合同》第三条约定：“双方签订合同后乙方（时利和厂）支付甲方（乐家厂）订金5万元……”因争议的款项的支付时间与该合同签订为同一天，结合一般的交易习惯及《购销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付款金额，一审法院认为陈为合、乐家厂的陈述更为可信，并据此确认《收款收据》载明的收款5万元与银行转账5万元为同一笔。故黄坤著辩称其2013年5月7日其向陈为合共支付10万元（一审法院仅采信其中5万元）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黄坤著已向陈为合支付了货款552500元，但陈为合、乐家厂仅向黄坤著发货491000元，黄坤著向陈为合、乐家厂支付货款已超过陈为合、乐家厂向黄坤著发货，故陈为合、乐家厂要求时利和厂、黄坤著、郭静波、杨惜莲支付未付货款169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一审法院予以驳回；而黄坤著要求陈为合返还多支付货款61500元（552500元－491000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超过上述部分，一审法院予以驳回。
时利和厂于2014年1月21日最后一次向黄坤著送货后，双方均没有继续履行涉案合同，双方也没有继续履行涉案合同的意思，涉案合同已失去继续履行的基础，故黄坤著要求确认于2013年5月7日签订的《购销合同》及于2013年签订的两份《红木家具买卖合同》已解除的诉请，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于2013年7月13日签订的《红木家具买卖合同》（合同编号：GZ20130507，总价31万元），一审庭审中双方均确认该合同已作废，该合同事实上已解除，一审法院亦予以确认。
陈为合、乐家厂与黄坤著在履行的过程中一直存在争议，并非陈为合、乐家厂故意迟延交货或不交货，且双方约定逾期交货违约金过高，故对陈为合、乐家厂要求支付逾期交货违约金191000元，一审法院予以驳回。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乐家厂与时利和厂于2013年5月7日签订的《购销合同》及于2013年7月13日签订的三份《红木家具买卖合同》均已解除；二、陈为合、乐家厂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退回多收货款61500元给黄坤著；三、驳回陈为合、乐家厂的全部诉讼请求；四、驳回黄坤著的其他诉讼请求。本诉受理费4116元，由陈为合、乐家厂负担；反诉受理费2918.75元，由黄坤著负担2386.10元，由陈为合、乐家厂负担532.65元。
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二审审理过程中，各方均表示对一审判决第一项无异议。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主要焦点为：1.案涉合同的主体是谁；2.案涉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已供货物的价值为721500元还是491000元，已付款为552500元还是602500元；3.案涉合同在履行过程中是否存在迟延交货的违约行为，是否应计付违约金。
关于上述争议的第一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经审查，一审判决认定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的当事人应为陈为合经营的乐家厂（卖方）与黄坤著（买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不予赘述。鉴此，虽然各方对一审判决第一项均无异议，本院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依法将一审判决第一项变更为“陈为合以瑞丽市乐家红木工艺品厂的名义与黄坤著以广州市花都区时利和服装辅料制品厂名义于2013年5月7日签订的《购销合同》及于2013年7月13日签订的三份《红木家具买卖合同》均已解除”。
关于上述争议的第二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陈为合、乐家厂为证实已向黄坤著交付价值721500元的货物，提交了案涉买卖合同、货物物流单据6份（记载陈为合将红木家具整体通过瑞丽双鹿物流公司运送到黄坤著指定的收货地址）、广州辉煌物流有限公司运输货物的物流明细单、货物照片、瑞丽市双鹿物流部承运货物情况说明，以及陈为合收取黄坤著货款的个人银行账号流水等证据。经审查，虽然上述证据中没有收货方签收货物的直接凭据，但上述证据可以互相印证，在一定程度上已可以证实陈为合、乐家厂主张的交货的事实。另一方面，案涉合同均约定，黄坤著在收到货物验收合格后才付清余款给陈为合。现各方均确认黄坤著已向陈为合汇付货款552500元，而黄坤著主张仅收到价值491000元的货物，对此，黄坤著对其已实际收取的货物的事实以及其主张的提前向陈为合汇付货款的事实均未提交有力证据予以证实。综合以上分析，本院认为，陈为合、乐家厂已基本完成对其主张事实的举证义务，而黄坤著并未提交有力反证，故本院对陈为合、乐家厂主张的已向黄坤著交付价值721500元货物的事实予以确认。一审判决对此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关于黄坤著已向陈为合、乐家厂支付的货款为552500元还是602500元的问题。经审查，一审判决对此问题的分析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不予赘述。
综上，陈为合、乐家厂主张黄坤著欠付货款169000元（721500元-552500元）有理，本院予以确认。同时，如上所述，案涉合同的当事人为乐家厂与黄坤著，故黄坤著应向乐家厂支付上述货款169000元。陈为合、乐家厂在一审诉讼中请求黄坤著支付2014年1月1日暂计至2015年8月10日的利息21826元，但并未提交黄坤著签收案涉货物具体日期的签收凭据，且于2015年8月28日才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故本院不予支持。黄坤著上诉主张应由陈为合、乐家厂退回多收取的货款111500元，据理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上述争议的第三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经审查，双方在履行案涉合同过程中，并未就乐家厂是否迟延交货产生争议。而且，如上所述，黄坤著尚欠付乐家厂货款169000元，显属违约。鉴此，对黄坤著主张乐家厂应向其负担迟延交货的违约责任，支付违约金191000元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陈为合、乐家厂的上诉部分成立，对其成立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对其不成立部分，本院予以驳回。黄坤著的上诉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处理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5)穗花法民二初字第1597号民事判决第二、第三、第四项；
二、变更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5)穗花法民二初字第159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陈为合以瑞丽市乐家红木工艺品厂的名义与黄坤著以广州市花都区时利和服装辅料制品厂名义于2013年5月7日签订的《购销合同》及于2013年7月13日签订的三份《红木家具买卖合同》均已解除；
三、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黄坤著向瑞丽市乐家红木工艺品厂支付货款169000元；
四、驳回陈为合、瑞丽市乐家红木工艺品厂的其他诉讼请求；
五、驳回黄坤著的其他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4116元，由陈为合、乐家厂负担346元，由黄坤著承担377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2918.75元，由黄坤著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9031元，由陈为合、乐家厂负担346，由黄坤著负担868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纯金
审判员 国平平
审判员 陈珊彬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三日
本
书记员 刘俊武
薛钰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