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民终308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裕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丰岭**号*楼。
法定代表人：蒋国荣。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旭荣、葛宗萍，浙江楷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裕丰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万利大厦*******室。
代表人：宓雪军，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祥甫，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厉健，浙江裕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浙江裕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丰投资公司）为与被上诉人浙江裕丰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裕丰律所）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5）杭西商初字第12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于2017年9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裕丰投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蒋国荣，委托诉讼代理人任旭荣、葛宗萍，裕丰律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祥甫、厉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裕丰投资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裕丰律所归还裕丰投资公司投资款（土地出让金）2512万元及居间费704万元，共计3216万元；2、裕丰律所赔偿裕丰投资公司损失1亿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裕丰律所承担。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6月4日，海宁科发化工有限公司(甲方)与裕丰律所(乙方)签订《协议书》一份。该协议约定，甲方有意在杭州市余杭区创新基地投资建设裕丰大厦项目，并决定委托乙方协助其办理相关事务，以取得该项目土地。协议还对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2009年8月28日，杭州余杭创新基地管理委员会(甲方)与裕丰律所(乙方)签订《投资协议书》一份，就乙方在杭州市余杭区创新基地投资建设裕丰大厦的项目概况、规模等情况进行了约定。2009年12月8日，杭州亚太化工有限公司、张红福、宓雪军、厉健、裕丰律所、海宁科发化工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一份。该协议就“裕丰大厦”项目作出进一步约定：“裕丰大厦”项目的拟出让土地暂定为25.11亩(16737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年限为50年；各方确定由裕丰律所出面参加项目土地的挂牌活动，摘牌后将土地登记与按本协议设立的“浙江裕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名下；杭州亚太化工有限公司与张红福向裕丰律所支付项目前期服务报酬，包括现金报酬450万元；杭州亚太化工有限公司与张红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裕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作为投资建设“裕丰大厦”的项目公司，并以公司名义从事建设经营活动；公司注册资金5000万元，其中，杭州亚太化工有限公司出资3500万元，由宓雪军代为持有，张红福出资1500万元，由宓雪军和厉健代为持有；实际出资缴纳人与股东权利义务人均为杭州亚太化工有限公司和张红福，宓雪军和厉健不承担任何出资义务；公司首期出资额2000万元，其余出资额在公司成立后一年内缴足；本协议自签署后生效，生效后，海宁科发化工有限公司与裕丰律所于2009年6月4日签订的《协议书》即告作废。2009年12月22日，裕丰投资公司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宓雪军。2010年6月7日，裕丰投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蒋国荣。2010年3月13日，裕丰律所(受让人)与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余杭分局(出让人)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一份，约定：编号为余政挂出(2010)19号的出让宗地总面积16737平方米，坐落于五常街道永福村，用途为商业办公用地(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等中介服务机构总部)；该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为2512万元，应于2010年9月13日前付清；受让人同意本合同项下宗地建设项目在2011年9月18日之前开工，在2013年9月18日之前竣工；受让人不能按期开工，应提前30日向出让人提出延建申请，经出让人同意延建的，其中项目竣工时间相应顺延，但延建期限不得超过一年；受让人造成土地闲置，闲置满一年不满两年的，应依法缴纳土地闲置费，土地闲置满两年且未开工建设的，出让人有权无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合同还对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2010年3月17日，裕丰律所(甲方)与裕丰投资公司(乙方)就合作开发余政挂出(2010)19号土地签订《项目合作协议》一份。协议约定：甲方已通过挂牌取得项目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土地出让金为2512万元，相应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已由甲方于2010年3月13日与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余杭分局签订，首期土地出让金503万元已支付(乙方垫付)，第二期出让金753.6万元须于2010年5月10日前支付，余款1255.4万元于2010年9月10日前付清；项目目前尚未开始建设；甲乙双方合作开发项目，甲方提供项目开发所需的土地，而项目的土地出让金、项目前期费用及项目开发建设所需的全部资金均由乙方承担，甲方不承担任何费用；现甲方已支付首期土地出让金503万元(乙方垫付)；项目前期工作、开发建设工作均由乙方负责，项目开发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债权债务均由乙方享有并承担；项目开发建设过程中需要甲方提供配合的，甲方予以配合；甲方有权监督乙方在项目开发建设过程中依法经营。协议还对双方的项目收益分配进行了约定。协议同时约定：乙方委托甲方为该项目开发建设的前期(项目开工之前)工作提供法律顾问服务，法律顾问费449万元，由乙方于本协议签订后五日内一次性支付，法律顾问合同不另行签订；乙方在项目开发建设中应遵守甲方与杭州市余杭创新基地管理委员会、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余杭分局等政府部门就该项目签订的协议书之规定。2010年3月17日，杭州亚太化工有限公司、张红福、宓雪军、厉健、裕丰律所、海宁科发化工有限公司、裕丰投资公司签订《确认书》一份，约定:同意解除各方于2009年12月8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合作协议书》自始无效;裕丰律所与海宁科发化工有限公司于2009年6月4日签订的《协议书》仍告作废；海宁科发化工有限公司、杭州亚太化工有限公司根据上述《协议书》、《合作协议书》已向裕丰律所支付的合计449万元，作为其代为裕丰投资公司根据《项目合作协议》向裕丰律所支付的法律顾问费。2010年6月，裕丰律所(甲方)与裕丰投资公司(乙方)签订《补充协议》一份，约定：双方一致同意对《项目合作协议》所述的法律顾问费增加255万元(税后)，即乙方委托甲方为裕丰大厦项目开发建设的前期(项目开工之前)工作提供法律顾问服务的法律顾问费为704万元(其中255万元为税后金额)；增加的法律顾问费255万元由乙方于本补充协议签订后五日内一次性支付。2010年6月，裕丰投资公司（甲方）与宓雪军（乙方）签订《居间协议》一份，约定：甲方拥有位于杭州市余杭区的“裕丰大厦”项目的开发经营权；甲方有意委托乙方为甲方提供居间服务，促成甲方与绿城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委托开发建设合同，由绿城集团负责项目前期报批、规划设计、工程营造、营销策划，直至交付使用的全部过程管理；甲方在本协议签订时向乙方支付居间服务报酬255万元。根据上述相关合同及协议，裕丰投资公司向裕丰律所支付法律顾问费合计704万元（其中255万元交付宓雪军）;同时，裕丰投资公司向裕丰律所转账合计2512万元。裕丰律所按照其与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余杭分局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支付了土地出让价款2512万元。国土部门于2011年1月31日颁发的编号为杭余出国用（2011）第118-107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载明：土地使用权人为裕丰律所，土地坐落余杭区五常街道永福村，使用权类型为出让，使用权面积16737.4平方米。杭州市规划局于2012年11月9日颁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杭州市余杭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2012年12月31日颁发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均载明建设单位为裕丰律所。2013年1月，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处罚决定书》，载明：裕丰投资公司未在法定2011年6月30日年检截止日期前参加2010年度企业年度检验，也未在责令期限内申请补检，经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告仍未接受年检，故该局决定吊销裕丰投资公司的营业执照。2013年10月21日，裕丰投资公司起诉至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1.登记于裕丰律所名下的建设用地(杭余出国用(2011)第118-107号)使用权回归裕丰投资公司所有;2.裕丰律所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停止工程施工);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裕丰律所承担。裕丰律所提出反诉，请求判令:1.解除裕丰律所与裕丰投资公司于2010年3月17日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及2010年6月签订的《补充协议》;2.裕丰投资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作出（2013）杭余民初字第248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解除双方的《项目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并驳回裕丰投资公司的诉讼请求。裕丰投资公司上诉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浙杭民终字第191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根据双方及相关主体签订的一系列合同，裕丰律所受裕丰投资公司的委托取得案涉土地使用权并代为持有，土地出让金由裕丰投资公司实际支付。现《协议书》和《项目协议书》已由双方通过2010年3月的《确认书》协商一致予以解除，《项目合作协议》和《补充协议》经法院判决解除。关于裕丰律所垫付的土地出让金2512万元的问题。因裕丰投资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无经营能力，案涉土地使用权不宜返还裕丰投资公司，仍由裕丰律所持有，故裕丰投资公司有权要求裕丰律所返还该2512万元，裕丰律所对此亦无异议，故予以支持。关于律师顾问费的问题。裕丰投资公司与裕丰律所之间的法律服务合同虽与双方的委托合同、合作合同分属不同法律关系，但一并约定于案涉一系列合同中。为避免讼累，本案中对法律顾问费一并予以处理。裕丰投资公司已向裕丰律所支付的律师顾问费704万元，包括《项目合作协议》中约定的499万元以及《补充协议》增加的255万元。其中449万元源于此前的《协议书》、《合作协议书》，而《协议书》、《合作协议书》中裕丰律所的主要义务为协助取得案涉土地使用权，而裕丰律所根据裕丰投资公司的委托已经取得案涉土地使用权，即已经提供了这一阶段相关的法律服务，故裕丰律所无需退还该笔律师顾问费。其余255万元系裕丰律所代裕丰投资公司取得案涉土地使用权后双方以《补充协议》约定增加的费用。裕丰投资公司在与裕丰律所签订《补充协议》的同时，又与宓雪军签订了《居间协议》，约定了关于委托绿城集团开发建设案涉项目的居间费255万元。宓雪军系裕丰律所的负责人，两份协议均针对案涉项目的开发建设，费用金额相同，且法律顾问费255万元的实际收款人系宓雪军，故《补充协议》中的法律顾问费255万元与《居间协议》中的居间费255万元实属同一笔费用。现裕丰律所未能与绿城集团签订委托开发建设合同，裕丰律所亦无证据证明在取得案涉土地使用权后提供了后续的法律服务，故该255万元所涉的合同内容尚未履行，裕丰律所应返还该笔律师顾问费。关于裕丰投资公司主张的赔偿损失的问题。根据《项目合作协议》，裕丰投资公司系项目开发的主体，裕丰律所仅负有配合义务，且裕丰投资公司应遵守裕丰律所与国土部门等政府部门之间的约定。根据裕丰律所与国土部门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如土地闲置满两年，土地使用权将被无偿收回。签订《项目合作协议》后，裕丰投资公司并未着手项目开发相关工作，裕丰投资公司亦无证据证明其工作需要裕丰律所配合而裕丰律所予以拒绝，故裕丰投资公司未履行合同项下的义务，已构成违约。此后裕丰投资公司因未参加2010年度企业年检而被吊销营业执照，丧失经营能力，亦属裕丰投资公司的过错。在此情况下，在土地闲置即将满两年之时，裕丰律所作为案涉土地使用权的名义持有人，自行办理相关许可手续并自行开发建设，系为避免双方损失扩大而采取的补救措施，并不构成违约。可见，《项目合作协议》、《补充协议》的解除系因裕丰投资公司自身的违约行为所导致，裕丰投资公司无权要求裕丰律所赔偿因裕丰律所自行开发建设而给裕丰投资公司造成的损失。裕丰投资公司称其未进行项目开发工作系因裕丰律所并未告知其应如何进行，其营业执照被吊销系因宓雪军未依约出资，年检无法通过故而未参加年检，对此，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各方协议，裕丰投资公司系开发主体，裕丰律所并无为裕丰投资公司安排相关开发工作的义务，且宓雪军系代持裕丰投资公司股份，并无实际出资义务，故裕丰投资公司该主张不能成立。此外，裕丰投资公司称裕丰律所与其他主体签订《投资协议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均违法，裕丰律所取得的各项行政许可证均无效，裕丰投资公司对此缺乏证据证明，且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故不予采纳。《项目合作协议》、《补充协议》被解除后，裕丰律所应当在合理期限内（原审法院酌情确定为3个月）返还裕丰投资公司垫付的2512万元及部分律师顾问费，裕丰律所未及时返还，裕丰投资公司有权要求裕丰律所赔偿其因此遭受的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浙江裕丰律师事务所返还浙江裕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垫付款25120000元；二、浙江裕丰律师事务所返还浙江裕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律师顾问费2550000元；三、上述第一、二项合计27670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四、浙江裕丰律师事务所赔偿浙江裕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利息损失（按年利率5.6%、自2015年2月15日计至上述款项付清之日止）；五、驳回浙江裕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026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707600元，由浙江裕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负担513411元，由浙江裕丰律师事务所负担194189元。
裕丰投资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四项，依法改判裕丰律所赔偿裕丰投资公司经济损失1亿元；2、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裕丰律所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法院无视裕丰投资公司与裕丰律所之间系委托合同关系的基本事实，是非不分，责任颠倒，应予以纠正。一、从始至终，裕丰投资公司与裕丰律所之间都是委托合同关系，即使双方于2010年3月17日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也并未实质改变双方的委托合同关系。1、关于裕丰投资公司与裕丰律所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双方前一个诉讼的生效判决中已明确认定：“裕丰律所在2010年3月13日以自己名义与杭州市国土资源局余杭分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实际是根据合同的约定完成受托人的义务。因此，裕丰律所依据上述出让合同取得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实质上是代为裕丰投资公司持有。”“裕丰律所并未因《项目合作协议》的签订而实质的转变为案涉土地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其代裕丰投资公司持有案涉土地的法律地位并未改变。”因此认为，“裕丰律所作为受托人取得案涉土地使用权，并一直代为持有，裕丰投资公司有权要求裕丰律所将案涉土地使用权予以归还。”显然，根据该生效判决，在双方合同被解除前，裕丰律所一直都是裕丰投资公司的受托人，并代为持有案涉土地使用权。2、据此分析，双方于2010年3月17日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体现的双方权利义务内容是原先委托合同的延续和发展，而不是裕丰律所主张的与委托合同截然不同的新的“合作建房”协议。《项目合作协议》主要内容有：（1）重申了双方在此前协议中约定的裕丰律所可以取得的固定报酬，包括以成本价购买5000㎡办公用房，取得10%的地下车库所有权，以及449万元的法律顾问费（该费用实际上就是2009年12月8日《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的完成委托事项的现金报酬，事实上不存在另外单独的法律顾问合同）；（2）明确项目的前期工作、开发建设工作均由裕丰投资公司负责，项目开发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债权债务均由裕丰投资公司享有并承担，除裕丰律所应得收益外，项目的开发建设成果均由裕丰投资公司享有，相应的税费由裕丰投资公司自行承担，即裕丰投资公司是项目的唯一权利人，享受收益，承担风险；（3）裕丰律所的义务，只是“提供项目开发所需的土地”，以及在甲方需要时提供配合的义务，但这里裕丰律所提供的土地本身是受裕丰投资公司委托代为持有，而不是裕丰律所真实提供的土地，因此，裕丰律所事实上只负有从属的配合义务，该义务符合委托合同下受托人为委托人事务的需要提供服务的行为特征，而不是与裕丰投资公司的开发建设权构成对价关系的义务。根据双方数次签订的有承继关系的合同，以及合同的实际履行情况来看，2010年3月17日的《项目合作协议》是在裕丰投资公司认可裕丰律所完成委托事项后，为明确在后续项目开发建设过程中双方的地位，即裕丰投资公司是项目的真正权利人，保证裕丰律所获得预期的稳定的固定报酬而签订，是原先双方委托合同正常的延续，而不是双方之间具有对等权利义务关系的、通常意义上的“一方出地、一方出钱”的“项目合作”或“合作建房”协议。正如杭州中院在前诉中的判决中所认定的裕丰律所“并未因《项目合作协议》的签订而实质的转变为案涉土地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其代裕丰投资公司持有案涉土地的法律地位并未改变”。而正是因为裕丰律所代持案涉土地，以自己的名义与国土部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致使其后续可以实质控制项目的进展。二、本案中裕丰律所侵占裕丰投资公司的土地使用权和全部项目权利，自行开发建设，是不争的恶意违约行为，相反裕丰投资公司在发现裕丰律所恶意侵权行为后，不得不停止继续投入，是为防止损失扩大的正当行为，不构成任何违约。1、回顾本案事实，2010年3月17日的《项目合作协议》签订后，双方各自实施了以下行为：（1）2010年5月12日，裕丰投资公司打款753万元给裕丰律所，用于裕丰律所支付第二期土地款；（2）2010年6月，裕丰投资公司与裕丰律所负责人宓雪军签订《居间协议》，同意委托宓雪军提供居间服务，促成裕丰投资公司与绿城集团的合作，并同意为此支付宓雪军个人税后报酬255万元；后因该委托事项没有成功，又同意将该255万元作为追加的法律顾问费，转为裕丰律所的税后收入；（3）2010年7月5日，裕丰投资公司实际向宓雪军个人支付了前述255万元；（4）2010年8月27日，裕丰投资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之一蒋国荣同意将其持有的裕丰投资公司20%股权转让给宓雪军，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这意味着，除裕丰律所可以获得协议约定的高额报酬外，宓雪军作为裕丰投资公司的股东之一，还可享有项目的经营管理和分红权；（5）2010年9月13日，裕丰投资公司打款1256万元给裕丰律所，用于裕丰律所支付第三期土地出让款；（6）在裕丰投资公司按期支付了全部土地出让款后，2010年12月22日，裕丰律所办出《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011年1月31日，办出《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但这些证件全部办在了裕丰律所名下，形式上裕丰律所取得了案涉土地的使用权；（7）2010年12月18日，根据裕丰投资公司章程的约定，是股东第二期出资的实缴期限，此前股东蒋国荣，占50%，已缴足其全部的出资款2500万元；股东张红福占30%，应出资1500万元，已缴800万元；股东宓雪军占20%，应出资1000万元，但宓雪军迟迟不缴一分出资（见补充证据1）；（8）2011年3月，裕丰律所开始拒绝承认裕丰投资公司是项目的真实权利人，提出要与裕丰投资公司签订新的《合作协议》，要求“解除此前双方为该项目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及相关约定，重新根据本协议确定双方之间的合作关系”；要求确认案涉项目是由裕丰律所自主开发建设，裕丰投资公司应继续投入，投入的款项可作为按成本价向裕丰律所购买房屋的购房款等等（见补充证据2），裕丰投资公司明确拒绝签订该协议，在此情况下，裕丰投资公司对裕丰律所的信任逐渐动摇，乃至丧失；（9）2012年11月，裕丰律所办出《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工程开始动工建设。此后，裕丰律所就以项目真实权利人身份自居，视裕丰投资公司如无物，不仅不承认裕丰投资公司的真实权利人身份，又拒绝返还裕丰投资公司投资款项，直至裕丰投资公司无奈诉讼至法院。很显然，在双方签订《项目合作协议》后，为取得项目权利，裕丰投资公司积极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并且为笼络裕丰律所的负责人宓雪军，对其提出的各项要求均予以满足；但当裕丰律所在将所有项目证件均办在其名下，取得项目实际的控制权，而试图取代裕丰投资公司时，裕丰投资公司才不得不终止后续的继续投入，这是典型的为防止自身损失继续扩大而实施的正当行为。委托关系的建立和维护本身是以双方具有信任关系为前提，在信任关系逐渐丧失的情况下，裕丰投资公司有权终止投入。2、根据《项目合作协议》的约定，在任何情况下，不经裕丰投资公司的同意或转让，裕丰律所无权自行开发建设。《项目合作协议》明确约定，项目开发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债权债务均由裕丰投资公司享有并承担，除裕丰律所应得收益以外，项目开发建设成果均由裕丰投资公司享有，也就是明确裕丰投资公司是项目的唯一真实权利人，裕丰投资公司对裕丰律所的义务只是按照约定支付固定的报酬。因此，进行项目开发建设，是裕丰投资公司享有的权利，而非对裕丰律所的义务，既然是权利，裕丰投资公司就有权自行决定何时开发、如何开发，并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后果，裕丰律所对裕丰投资公司的权利行使，有义务予以尊重、配合，而无权干涉（根据《项目合作协议》第三条第三款最后一句的约定，裕丰律所最多是有权监督裕丰投资公司“在项目开发建设过程中依法经营”）。原审判决将裕丰投资公司对裕丰律所享有的项目开发权利，错误认定为是对裕丰律所的义务，并进而认为裕丰投资公司“未着手项目开发相关工作，亦无证据证明其工作需要被告配合而被告予以拒绝，故未履行合同项下的义务，已构成违约”，显然是完全无视裕丰投资公司是项目真实权利人和委托人的身份，根据这个逻辑，裕丰投资公司投入3000多万元的资金，换来的不是权益，只是对裕丰律所更多的义务？这样的交易还有起码的公平吗？退一万步讲，即使裕丰投资公司真的放弃项目建设，这也是裕丰投资公司自担风险的行为，遭受损失的也只能是裕丰投资公司本身，而不是裕丰律所。因为根据《项目合作协议》的约定，裕丰律所可以将所有的责任、风险转移给裕丰投资公司，并且事实上，裕丰投资公司已经支付了全部的土地出让金，如果发生土地被收回的现实风险，该笔资金也足以作为裕丰投资公司承担责任的担保。更极端地假设，如果最终导致裕丰律所不能取得约定地房屋和车库，裕丰律所原先对裕丰投资公司要求该项回报的债权，也可依法转为对裕丰投资公司要求损害赔偿的债权，这里也不存在裕丰律所可以干涉裕丰投资公司对自己权利进行处分的空间，更不要说是取代裕丰投资公司进行项目的开发建设。事实上，自双方发生争议以来，裕丰律所一直坚称自己就是项目的权利人，有权自行开发建设，坚决否认裕丰投资公司是项目的真实权利人，该行为本身就是裕丰律所恶意违约、侵占裕丰投资公司权益的直接证据。原审判决将裕丰律所意欲侵占裕丰投资公司权益，自行开发建设的行为，美其名曰“系为避免双方损失扩大而采取的补救措施，并不构成违约”，显然是荒唐的。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所谓为避免损失扩大采取补救措施，应当是在一方有现实的违约行为，并且实际造成对方合法权利遭受损失或有必然遭受损害的现实危险下进行补救。本案中，裕丰投资公司始终受制于裕丰律所，自己的权利全部登记在裕丰律所名下，只有自己受损的可能，而无损害裕丰律所的能力，谈何裕丰律所可以采取补救措施？再退一步说，即使认为裕丰律所可以为避免双方损失采取补救措施，裕丰律所也应当及时向裕丰投资公司进行报告并将项目权利予以移交，而不是堂而皇之地取代裕丰投资公司，以项目权利人自居。3、原审判决关于裕丰律所不构成违约的认定，与杭州中院此前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不符。前诉判决中，虽表述上没有对究竟是哪一方违约导致协议被解除进行明确，而是以“案涉土地上的房屋已经结顶，而裕丰投资公司也已经失去经营能力”的事实为由，认为《项目合作协议》实际已无法继续履行，因此判决解除双方的《项目合作协议》与《补充协议》。但在该判决中，杭州中院已明确认定：“裕丰律所作为受托人取得案涉土地使用权，并一直代为持有，裕丰投资公司有权要求裕丰律所将案涉土地使用权予以归还。但本院考虑到案涉土地现登记于裕丰律所名下，且土地上的房屋均由裕丰律所进行开发建设并已结顶……故对于裕丰投资公司要求返还案涉土地使用权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如果裕丰投资公司认为裕丰律所给其造成了其他损失，可另行进行依法主张。”显然是肯定了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并对裕丰律所非法侵占裕丰投资公司的土地使用权的事实进行了认定，且认为裕丰投资公司可以要求裕丰律所赔偿损失。三、裕丰律所的恶意违约行为造成裕丰投资公司的损失包括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损失，和案涉房地产项目开发建设权被侵占导致的可得利益损失，裕丰律所应予足额赔偿。《合同法》第406条第2款规定：“受托人超越权限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第113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具体到本案，裕丰律所的违约行为，已构成对裕丰投资公司享有权益的直接故意侵占，是对受托人应有的诚信负责精神的彻底违背，并实际造成裕丰投资公司享有的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损失和案涉房地产项目开发建设权被侵占导致的可得利益损失，该两项损失与裕丰律所的违约行为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裕丰律所应予以足额赔偿。关于损失金额的确定，裕丰投资公司认为，案涉土地使用权的损失金额应当根据该土地使用权目前的市场评估价确定，虽然双方的《项目合作协议》于2014年12月被判决解除，但裕丰律所并没有支付土地使用权的任何对价，并持续侵占至今，因裕丰投资公司是该土地使用权的真正权利人，该权利不因合同被解除而受影响，因此在此期间产生的土地使用权的增值，也应归裕丰投资公司所有。而案涉房地产项目开发经营权被侵占导致的可得利益损失，请求法院先行委托评估机构对该项目在合同被判决解除时至之后的合理建设周期内进行开发建设可以取得的净利润进行评估，然后在此范围内客观公正地酌情认定。以上两项损失，根据目前的市值估计，最少也应过亿元，原审判决仅要求裕丰律所返还裕丰投资公司最初的土地出让款，并且不用支付长期占用的资金利息，裕丰投资公司长期投资的价值被全部剥夺，实难让裕丰投资公司接受。综上，原审判决不尊重事实，也不尊重法律，为违约者代言，应予纠正。
裕丰律所答辩称：一、在正式答辩之前，首先申明：裕丰投资公司于2016年4月19日向原审法院提交民事上诉状，在7月13日又向二审法院当庭提交新的民事上诉状，其中上诉请求、事实与理由已经完全变化，特别是上诉请求与原审诉讼请求发生根本变化，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之规定。因此，裕丰律所坚决不同意针对7月13日上诉状的上诉请求进行答辩，只同意针对4月19日上诉状的上诉请求、上诉事实与理由以及当庭补充理由进行答辩，进一步理由如下：裕丰投资公司的原审诉讼请求一是归还投资款2512万元及居间费704万元，二是要求裕丰律所承担因委托建房造成其损失人民币一亿元。原审判决支持了返还垫付款2512万元和返还律师顾问费255万元、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驳回一亿元损失和449万元法律顾问费（居间费）的诉讼请求。裕丰投资公司4月19日上诉状的上诉请求是：撤销原审判决第二、三、四项内容，依法改判支持：返还法律顾问费（居间费）704万元、由裕丰律所赔偿经济损失一亿元。可见，裕丰投资公司对返还垫付款2512万元和返还法律顾问费（居间费）255万元是认可的。但是，裕丰投资公司7月13日上诉状的上诉请求突然变更为：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被裕丰投资公司因其违约造成裕丰投资公司的全部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暂定1.2767亿元（以评估价值为准）。裕丰投资公司随意变更上诉请求金额、款项性质，先是部分认可原审判决结果，而后全盘否定原审判决，这不仅涉及基础法律关系的变更，完全不尊重原审法院的审判程序，而且剥夺了裕丰律所相应的诉讼权利。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32条、233条、328条规定，裕丰律所不同意针对7月13日上诉状中的上诉请求进行答辩，本案二审应围绕4月19日上诉状的上诉请求及理由进行审理。二、原审判决认定的主要事实、适用法律和判决结果是正确的，因此不提出上诉，但原审判决认定本案系委托合同纠纷、案涉土地使用权委托代持等内容与事实不符，请求二审对此依法予以纠正并维持原审判决结果。裕丰律所坚持认为，双方基础法律关系是合作建房合同，并非委托合同，主要依据是2010年3月17日《项目合作协议》和2010年6月《补充协议》，裕丰律所和政府部门签订的《投资协议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以及余杭区法院、杭州中院、西湖区法院针对双方讼争查明的基本事实。原审判决之所以错误的认定本案系委托合同、案涉土地使用权委托代持，是因为沿用了前案杭州中院（2014）浙杭民终字第1914号民事判决对此作出的错误认定。杭州中院二审判决作出上述认定的主要依据是2009年6月4日《协议书》、2009年12月8日《合作协议书》，但事实上，这两份协议并没有约定“代持”，而且，这两份协议已被合同各方书面明确废止、自始无效。该判决依据“明确废止、自始无效”的这两份协议，主观认定裕丰律所是受托持土地使用权并代为持有，并以此进一步推论2010年3月17日《项目合作协议》签订后裕丰律所仍代持土地使用权，这明显是一错再错，有“越俎代庖”之嫌。根据《项目合作协议》，裕丰投资公司对裕丰律所此前签订《投资协议书》、《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是事先明知的，而且，裕丰投资公司也书面确认此前各方《合作协议书》自始无效、《协议书》仍告作废，在合同约定、基本事实如此明确的情况下，杭州中院二审判决认定案涉土地使用权“代持”是完全错误的。杭州中院二审判决完全无视裕丰律所通过招拍挂流程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裕丰投资公司按约垫付土地出让款、双方合作建房之基本事实，导致错误认定“代持”。根据裕丰律所和政府部门相关协议，明确约定：开发“裕丰大厦”写字楼，主要引进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服务机构，所引进的中介服务机构必须在本地纳税。主体建筑物性质：商业办公用地（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优秀中介服务机构总部）。可见，取得案涉土地使用权必须符合招拍挂文件特定要求，绝不是裕丰投资公司或其他案外人支付土地出让金就可以依法取得，这也进一步证明“代持”与事实不符。尽管前案杭州中院二审判决主要依据“明确废止、自始无效”的这两份协议，主观认定裕丰律所是受托持土地使用权并代为持有，置当事人的合同意思自治于不顾，自行创设了“代持”法律关系，但是，杭州中院二审判决最终驳回了裕丰投资公司的诉讼请求，并认定案涉土地使用权归属于裕丰律所。裕丰律所认为，双方讼争历经余杭区法院、杭州中院、西湖区法院审理，相关事实早已查明，二审应依法纠正“本案系委托合同、案涉土地使用权委托代持”之错误认定并维持原审判决结果。三、裕丰律所认为，原审判决除“被告作为案涉土地使用权当的名义持有人”认定有错之外，其余内容均符合事实、理由充分，足以认定裕丰投资公司构成根本违约、存在过错，裕丰律所没有违约行为。涉案项目的土地使用权人为裕丰律所，项目建设主体亦是裕丰律所。如果《项目合作协议》按约履行，裕丰投资公司从事项目建设亦必须以裕丰律所名义进行。根据裕丰律所与国土部门的协议，项目应在2011年9月18日前开工，由于裕丰投资公司未按约履行项目建设义务，为避免损失扩大（土地被收回、裕丰律所承担巨额违约金），裕丰律所不得不采取补救措施，办理相关权证、与施工单位在2012年11月18日签订《协议书》。但我们必须再次强调的是，当时这些行为仅仅是裕丰律所为避免损失扩大而采取的补救措施，不是裕丰律所撇开裕丰投资公司自行开发建设，裕丰律所未排斥裕丰投资公司根据《项目合作协议》享有的项目建设权利及义务，裕丰投资公司当时仍可积极履行合同义务。然令人遗憾的是，裕丰投资公司继续置自己的合同义务于不顾，不实施任何履约措施，更怠惰至营业执照被工商部门吊销，丧失经营能力。正是在裕丰投资公司已经完全无法履行合同的情况下，裕丰律所才最终要求解除与其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裕丰投资公司以被吊销营业执照时间、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首次发证时间、裕丰律所与施工单位签订协议书的时间来推论“裕丰律所侵权在先、裕丰投资公司丧失经营能力在后、裕丰律所违约”，明显是避重就轻、颠倒黑白。《项目合作协议》明确约定裕丰投资公司系项目开发的主体、裕丰律所仅负有配合义务、裕丰投资公司应遵守裕丰律所与国土部门等之间的约定，此前已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但是，裕丰投资公司声称对项目开工时间、竣工时间不知情，这明显与事实不符、违反常理，而且，与其代理人在此前多次庭审陈述自相矛盾。根据裕丰律所与国土部门的协议，项目应在2011年9月18日前开工，由于裕丰投资公司拒不按约履行项目开发义务，为避免损失扩大（土地被收回、裕丰律所承担巨额违约金）、采取补救措施，裕丰律所办理相关权证、与施工单位在2012年11月18日签订《协议书》当然不构成违约。关于704万元款项《补充协议》已有明确约定，裕丰投资公司指责裕丰律所未尽义务、存在过错，明显是依据不足。在土地出让合同明确约定违约责任的情况下，裕丰投资公司声称土地被收回，不会给裕丰律所造成损失，明显是混淆视听。裕丰投资公司因连续两年不参加年检被吊销营业执照，而且，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在2010年6月之后实际履行项目开发义务，因此，原审判决认定裕丰投资公司构成违约是正确的。关于裕丰投资公司称宓雪军未履行对裕丰投资公司的出资义务等内容，与本案争议焦点毫无关联，在裕丰投资公司根本违约、因未参加年检被吊销营业执照的情况下，三位股东继续履行出资义务已无必要，也无可能，裕丰投资公司明显是避重就轻、混淆视听。综上基本事实和理由，足以反驳裕丰投资公司关于裕丰律所构成根本违约的观点，足以认定裕丰投资公司构成根本违约。四、关于裕丰投资公司上诉“要求赔偿经济损失（可得利益的损失）一亿元”，其原审诉讼请求为“要求承担因委托建房造成损失人民币一亿元”。裕丰律所认为，“可得利益一亿元”完全是裕丰投资公司主观臆想，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裕丰投资公司除了垫付土地出让金、支付法律顾问费之外，根本没有履行《项目合作协议》项下合同主要义务，其凭什么来主张利润平均分享？更何况《项目合作协议》和《补充协议》已被依法解除，项目实际价值和预期利润根本无法认定，即便有利润也与裕丰投资公司无关。案涉土地使用权人系裕丰律所，由于裕丰投资公司未按约履行也根本无力履行《项目合作协议》项下合同义务，该项目实际由裕丰律所独立筹资开发建设。因此，该项目开发成果和经营风险均应由裕丰律所享有和承担。《项目合作协议》、《补充协议》的解除是因裕丰投资公司自身的违约行为所导致，裕丰投资公司无权要求裕丰律所赔偿因裕丰律所自行开发建设而给其造成的损失。裕丰投资公司要求赔偿损失“可得收益一亿元”既没有合同依据，也没有事实根据，原审判决支持垫付款利息损失并驳回其余诉讼请求是正确的。五、裕丰投资公司主张“案涉土地使用权只是代为持有…该土地无论是增值还是贬值都是裕丰投资公司的……应根据目前的市场评估价值给予补偿”，但这一请求系基于此前杭州中院二审判决关于“案涉土地使用权代持”的错误认定，既没有合同依据和事实根据，也没有法律依据，应予驳回。首先，案涉土地使用权不存在“代为持有”之情形，裕丰律所在第一部分已简要阐述理由，案涉土地使用权属于裕丰律所所有（裕丰投资公司仅是垫付土地款），裕丰投资公司是明知的，在裕丰投资公司未按约履行开发义务、构成根本违约的情况下，项目实际由裕丰律所投资、开发建设，裕丰投资公司根本无权主张所谓的“该土地的增值收益”。其次，退一万步说，即便案涉土地使用权属于“代持”，那么，在法院生效判决确认解除《项目合作协议》和《补充协议》之后，裕丰律所仅负有返还土地使用权垫付款和逾期利息之责任。关于裕丰投资公司主张“该土地的增值收益”，裕丰律所认为，其主张不能成立。1、土地只有被依法开发利用才会产生收益，未经开发利用不会产生所谓的“增值收益”。裕丰投资公司仅仅是垫付土地款，根本没有按约履行项目开发义务，因此，该土地根本不会产生所谓的“增值收益”。2、裕丰投资公司未按约履行项目开发相关工作、营业执照被吊销、丧失经营能力，裕丰投资公司因自身根本违约行为丧失了合法开发利用土地获得“增值收益”的权利和机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第三十条明确约定“土地闲置满两年且未开工建设的，出让人有权无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第三十三条明确约定逾期开工、逾期竣工违约责任（逾期按每日25120元支付违约金）。第二十一条明确约定完成开发投资总额的25%以上才能依法转让土地使用权。裕丰投资公司没有按约履行开发建设合同义务，构成根本违约，其根本违约行为将导致土地使用权被无偿收回，同时，还将导致裕丰律所承担巨额违约金，在这种情况下，裕丰投资公司将一无所有，又有什么正当理由主张“该土地的增值收益”？3、在裕丰投资公司根本违约的情况下，裕丰律所自行办理相关许可并自行开发建设，系为避免双方损失扩大而采取的补救措施，并不构成违约，裕丰律所实际投资高达数亿元，由此产生的开发风险和收益当然归属于裕丰律所，与裕丰投资公司无涉。六、关于裕丰投资公司主张“案涉房地产项目开发建设权被侵占导致的可得利益损失”并在二审要求予以评估，但其原审时并未明确提出这一诉讼请求，故在裕丰律所不同意的情况下，二审法院不应对这一请求进行审理。更何况，在裕丰投资公司根本违约、未依法履行投资开发义务的情况下，裕丰投资公司主张所谓的可得利益没有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七、关于704万元法律顾问费，裕丰投资公司原审认为其中449万元应当退还，二审首次法庭调查又自愿放弃退回449万元的诉讼请求，出尔反尔，明显在故意混淆款项性质。根据2010年6月签订的《补充协议》，已经明确该款为法律顾问费，同时还约定“解除顾问合同的，已支付的法律顾问费不予退还，裕丰投资公司对此无任何异议”，这完全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在生效判决依法解除《补充协议》后，裕丰律所当然无需返还该款，裕丰投资公司要求退还该款既没有合同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杭州司法局在回复函件中对704万元的认定属于行政部门调查认定，人民法院对案件事实和双方争议享有司法最终裁判权，因此，不能仅以回复函件观点推翻原审判决对其中449万元款项的认定和判决。八、裕丰投资公司认为原审判决“返还垫付款25120000元，从2015年2月15日起计至付清之日的利息损失（按年利率5.6%）”计算错误，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明显逻辑错误，应予驳回。关于垫付款归还产生的损失，原审法院在查明案情后，酌情认定合理还款期限三个月和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赔偿利息损失是正确的，符合司法实践中对逾期还款责任的处置。综上，裕丰投资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合同依据、事实根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纠正“本案系委托合同、案涉土地使用权委托代持”之错误认定，驳回裕丰投资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结果。
二审期间，裕丰投资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裕丰投资公司历次章程、章程修正案、以及股东出资凭证，用于证明：宓雪军是裕丰投资公司的股东之一，享有股权20%，应实际出资1000万元，但宓雪军至今未缴纳一分出资。实际出资情况是股东蒋国荣出资2500万，张红福出资800万元，这也是裕丰投资公司2013年未能进行年检的原因。2、2011年3月仅有裕丰律所单方盖章的《合作协议》，用于证明：2011年3月，在办出土地使用权证后不久，裕丰律所就提出解除双方之间的《项目合作协议》，要求重新确定双方之间的合作关系，确认涉案项目是由裕丰律所自主开发建设，并要求裕丰投资公司继续投入，后续可按成本价购房。由于该协议颠覆双方之前确定的法律合同关系，故裕丰投资公司拒绝签署。进一步证明根本违约方是裕丰律师。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浙民申字第1445号民事裁定书1份，用于证明：针对裕丰律所再审申请，浙江省高院在裁定书中认为，裕丰投资公司是诉争地块的实际出资人、实际使用权人，裕丰律所是作为受托人取得讼争土地使用权并代为持有，并部分驳回其再审申请。裕丰律所质证认为：首先，证据1、2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不同意对其进行质证；其次，若合议庭经评议认定该两份证据属于新证据，则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裕丰投资公司因为两年未参加年检被吊销执照，公司的三位股东均未履行后续出资义务，也不可能再履行出资义务。根据工商登记2000万元出资是到位的，其中就包括宓雪军的出资。宓雪军以股权受让方式和其他股东之间有纠纷，也与本案无关。故裕丰投资公司认为宓雪军未缴纳分文出资与事实不符。证据2未有原件相对比，故对其证据三性均有异议。证据3中有关“代持”一说与事实不符，裕丰律所并不认可。本院认证为：证据1与本案争议焦点没有直接关联性，故本院不予认定；证据2系复印件，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裕丰律所亦不认可，故本院不予认可；对证据3系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裁定书，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
裕丰律所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裕丰投资公司向本院申请以下评估事项：1、对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权证号为杭余出国用（2011）第118-107号，坐落余杭区五常街道永福村，使用权面积为16737.4m2]现在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2、对案涉房地产开发项目在双方合同被判决解除时及之后的合理建设周期内的市场条件下，进行开发建设可以取得的净利润进行评估。裕丰律所向本院申请增加案涉土地使用权2014年11月18日的市场价值作为评估对象。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评估事项与本案处理均有一定关联性，故予以准许并委托上海八达国瑞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对案涉土地使用权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并取得相应评估报告、补充说明及其他书面材料。对此，裕丰投资公司认为：该估价结果是由法院经过法定程序指定合法的评估机构作出的结论，程序合法。另外，评估机构就涉案国有土地市场价值出具了两份评估结果，一份价值时点为2016年11月7日的评估价格为11492万元，2014年11月18日的评估价格为7030万元；另一份价值时点为2016年11月7日的评估价格为12156万元，2014年11月18日的评估价格为7213万元。之所以有两个结论，是因为评估过程中，裕丰律所提交了一份总平面图，经裕丰投资公司向有关部门核实真实性的情况下，对之前数字进行了调整。故裕丰投资公司对调整后的数据予以认可，即评估价格为12156万元的结论。另外，应以2016年11月7日来确定涉案国有土地的市场价值，因为尽管双方的项目合作协议是在2014年11、12月被杭州中院判决解除，但是该合同解除并不实质变更双方的代持关系，且至今裕丰律所未支付任何土地对价或赔偿损失，故土地代持关系仍存在，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仍属于裕丰投资公司，故应以最新的价值时点来确认。而且，根据评估报告可以看出，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有良好的市场前景，裕丰律所将裕丰投资公司所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占为己有，也是看好其市场前景，故理应对裕丰投资公司进行赔偿。裕丰律所发表质证意见认为：首先，本案鉴定程序违法，因为裕丰投资公司原审中并未提交土地价值评估的申请，原审庭审也始终未涉及此点。二审中，裕丰投资公司提出该鉴定申请，且未征得裕丰律所的同意，违反法定程序。若合议庭认为需要进行评估，则裕丰律所认为，评估机构出具的两次评估报告，共四项数据结论，也是程序违法，结论错误。1、评估机构第一次出具的两个评估结果系采信错误的经济技术指标而得出，且评估人员现场查看时，对地下室三层变成两层的基本事实都未搞清楚，显然是错误的，裕丰律所对此次评估的程序和结论均有异议。2、裕丰律所提交最新经济技术指标后，评估机构于2017年5月出具的补充评估结论中遗漏了2014年11月18日这一评估时点，却在2017年7月再次出具的评估报告中悄悄将该评估时点的土地市场价值予以补充，严重违反程序。况且，2017年7月出具的评估结论明显违反商业逻辑和常理，因为地下室变更后，容积率发生变化，而土地价值不减反增；评估报告中评估机构采用不同的计算、评估方法，得出的结论居然是一样的，可见错误严重。3、2016年11月7日不应作为价值时点进行评估，因为委托代持土地和事实不符，是错误认定。即使法院认为代持成立，根据2014年11月18日杭州中院的生效判决，双方协议也已解除，此时无论土地价值是涨是跌均与裕丰投资公司无关。且涉案土地从来登记在裕丰律师名下，裕丰投资公司要求对合同解除两年后的土地价值进行评估，相当于推翻杭州中院的生效判决，也推翻了物权法相关规定。如果据此认定，则合同解除根本毫无意义。综上，裕丰律所认为本案根本没有评估必要，而且评估机构再三犯错，已丧失公信力，若要评估也应由法院重新委托评估机构对2014年11月18日的价值时点进行评估。本院审查后，对评估机构根据裕丰律所提供的《总平面图》及技术经济指标得出的评估结论予以采纳，即评估对象于价值时点为2014年11月18日时的市场价值为7213万元；于价值时点为2016年11月7日时的市场价值为12156万元。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除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外，另查明：本院作出的（2014）浙杭民终字第1914号生效民事判决作出如下阐述：（一）“裕丰律所系作为受托人取得案涉土地使用权，并一直代为持有，裕丰投资公司有权要求裕丰律所将案涉土地使用权予以归还。但本院考虑到案涉土地现登记于裕丰律所名下，且土地上的房屋均由裕丰律所进行开发建设并已结顶，开发建设所设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建设工程施工许可等各项行政许可的对象均为裕丰律所；而裕丰投资公司已被吊销营业执照，无经营能力，返还案涉土地使用权显然不利于土地的后续开发和利用，故对于裕丰投资公司要求返还案涉土地使用权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如果裕丰投资公司认为裕丰律所给其造成了其他损失，可另行进行依法主张。”（二）“庭审中，双方已经确认案涉土地上的房屋已经结顶，而裕丰投资公司也已经失去经营能力，故《项目合作协议》实际已经无法继续履行，故原审法院判决《项目合作协议》与《补充协议》解除并无不当。”
本院认为：一、关于裕丰投资公司是否有权向裕丰律所主张损失赔偿。首先，裕丰投资公司提出的损失赔偿请求权，其实质在于裕丰投资公司基于其投资人身份要求分配案涉土地使用权的增值收益，即其对土地使用权增值部分可得利益损失的赔偿请求权。其次，原审法院认为裕丰投资公司因其违约行为而丧失了请求赔偿的权利，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前案判决理由，双方当事人签订的《项目合作协议》与《补充协议》系因当时的客观情形导致实际无法继续履行而被法院判令解除；同时，《项目合作协议》虽然约定项目的开发建设工作由裕丰投资公司负责，但案涉土地使用权及相关行政许可均登记于裕丰律所名下，故依据现有证据，难以直接认定讼争土地未被按时开发的原因在于裕丰投资公司的根本违约行为。退一步说，即便裕丰投资公司对其营业执照被吊销事宜存在过错，其产生的后果亦在于丧失了对土地进行后续开发的权利和对地上建筑物价值的分配权利；至于案涉土地使用权，则在此之前裕丰投资公司早已付清全部出让价款并将权利登记于裕丰律所名下，并未受此影响。因此，裕丰投资公司要求裕丰律所赔偿其代持期间因土地使用权增值而产生的可得利益损失，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二、关于损失赔偿的金额。首先，应确定案涉土地使用权市场价值的增值部分金额。前案中，为保障案涉土地的后续开发和利用，法院对裕丰投资公司要求返还土地使用权的主张未予支持。据此，裕丰律所提出应以2014年11月18日作为土地市场价值的认定时点，理由充分，本院予以采信。此时讼争土地的市场价值应为7213万元，扣除裕丰投资公司的原始资本投入后，该宗土地使用权市场价值增值部分金额为4701万元。其次，应确定双方对土地使用权增值收益的分配比例。案涉土地出让金系裕丰投资公司股东及关联公司全额投入，该投资行为系土地产生增值收益的源头和基础；但如果裕丰律所未及时进行开发，则该土地使用权将可能面临被政府收回的风险。综合考虑本案双方对土地增值收益的贡献程度，本院酌情确定裕丰投资公司可以获得案涉土地使用权市场价值增值收益的60%，即裕丰律所应当赔偿裕丰投资公司可得利益损失2820.6万元。综上，对于裕丰投资公司提出上诉请求中的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原审判决处理不当之处，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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