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11刑初71号
公诉机关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戴关渭，男，1950年1月12日出生，汉族，文化程度小学，原系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后周村村主任、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后周村经济合作社主任、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后周股份经济合作社董事长，户籍所在地杭州市富阳区，住杭州市富阳区，系杭州市富阳区第十五届人大代表。1996年12月7日因犯受贿罪被富阳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1997年8月8日经再审程序被富阳市人民法院改判为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因本案经杭州市富阳区人大常委会许可后于2015年8月27日被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10月2日被依法逮捕。
辩护人徐宗新、白争雄，浙江靖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陈合中，女，1953年6月18日出生，汉族，文化程度小学，经商，户籍所在地杭州市富阳区，住杭州市富阳区。因本案于2015年8月27日被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10月2日被依法逮捕。
辩护人朱春莲，浙ＸＸ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周德仁，男，1958年5月18日出生，汉族，文化程度初中，原系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后周村出纳、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后周村党总支部委员、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后周村村委委员，户籍所在地杭州市富阳区。因本案于2015年9月1日被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刑事拘留，于同年9月23日变更为取保候审。
辩护人章火明，浙江秦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戴建根，男，1956年7月27日出生，汉族，文化程度小学，原系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后周村党总支部书记、杭州市富阳区富春街道后周改制改革领导小组组长，户籍所在地杭州市富阳区。2009年11月16日因犯挪用公款罪被富阳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因本案于2015年9月2日被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区分局取保候审。
辩护人陈军文，浙江杭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检察院以富检公诉刑诉（2016）7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戴关渭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挪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被告人陈合中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告人周德仁、戴建根犯挪用资金罪，于2016年2月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经审查，于2016年2月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16年4月11日举行庭前会议，于2016年5月25日、2016年11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刘正海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戴关渭及其辩护人徐宗新、白争雄、被告人陈合中及其辩护人朱春莲、被告人周德仁及其辩护人章火明、被告人戴建根及其辩护人陈军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因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检察院提出延期审理建议，本院决定延期审理一次。本案经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检察院指控：一、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2004年初，上海万星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万星公司）下属的杭州万星银泰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万星公司）获悉富阳市富春街道孙权路戴家墩区块要进行旧城改造，上海万星公司董事长董某1指定时任杭州万星公司董事长王某2负责该项目的前期工作（即后期的碧云天项目）。由于该项目涉及后周村安置用地，作为开发商的杭州万星公司需返还一定比例的营业房、办公用房。为此，董某1和王某2找到时任后周村村主任的被告人戴关渭进行协商，双方就返还营业房的层数经多次协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期间，被告人戴关渭主动向杭州万星公司提出将其个人所有，在预开发区块外建筑面积为238.8平方米的四间二层房屋也一并纳入拆迁范围，并要求以1：1的比例给其安置兴达路路口第一、二间位置的营业房，后双方达成口头协议。随后，在被告人戴关渭的主导下，2005年1月11日，杭州万星公司与后周村签订了安置协议，后周村以5.3579亩安置土地指标获得杭州万星公司二层共计3000平方米营业房返还安置。2007年9月29日，接替王某2负责碧云天项目的杭州万星公司总经理俞某与被告人陈合中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按前期双方口头协议内容明确安置位于兴达路口第一至第二间一、二层连体营业用房238.8平方米，地下停车位2只。同日，被告人戴关渭代表后周村与杭州万星公司签订拆迁安置协议，约定返还后周村营业房3000平方米，地下停车位20只。
2009年1月，由俞某出面联系被告人戴关渭，表示以支付利息的方式向后周村经济合作社借款500万元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同年1月20日、21日，在被告人戴关渭的主持下分别召开了后周村村支两委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通过了杭州万星公司的借款要求，于1月21日签订了为期五个月的借款协议。2009年6月2日又同意延长借款期限五个月，后周村经济合作社从中赚取利息100余万元。
2011年碧云天项目进入竣工验收阶段，在营业房实际交付过程中，因返还的营业房面积、位置等问题，杭州万星公司与后周村发生纠纷，项目迟迟得不到后周村的安置确认，杭州万星公司面临支付大额违约金风险，而同期安置给被告人戴关渭、陈合中夫妻位于兴达路1-1号、1-2号的二间营业房面积达287.25平方米，超出协议约定面积48.45平方米，戴关渭、陈合中多次找到俞某交涉，以扣除公摊面积、支付过渡费等非协议约定内容为由，要求免除超出约定面积部分的款项并索要地下停车位1只。董某1和俞某为使杭州万星公司与后周村顺利签订安置交付协议，同意了被告人戴关渭、陈合中提出的要求。2011年12月16日，被告人戴关渭代表后周村与杭州万星公司签订了交付协议，由杭州万星公司向后周村经济合作社支付返还营业房面积不足部分的补偿款及延期交房违约金共计7475360元。因资金紧张，杭州万星公司提出由后周经济合作社向银行贷款700万元用于支付上述款项，该贷款由杭州万星公司担保并还本付息，该方案在被告人戴关渭的主导下，经后周村村支两委会议和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后通过。同年12月20日，杭州万星公司将位于兴达路1-1号、1-2号总面积为287.25平方米的营业房及地下停车位3只安置给被告人戴关渭、陈合中夫妻。2012年5月30日，戴关渭、陈合中夫妻将该营业房办理了合法的房产登记手续，产权为夫妻共有。经评估，上述营业房价值6032250元，地下停车位3只价值240000元，合计价值6272250元。
二、挪用资金罪
2000年8月29日，浙江富通集团将30万元（后周村厂房转让款）转入后周村农业银行账户。时任后周村村主任的被告人戴关渭得知后，利用其职务便利和影响，以其经营的富阳金升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升公司）需资金还贷为由，向时任后周村出纳的被告人周德仁提出借用村集体资金30万元要求，周德仁向时任后周村党总支书记的被告人戴建根汇报，经戴建根同意后，于同年11月15日与被告人戴关渭的妻子陈合中及其儿媳茅琴在富阳新车站农业银行内办理了相关手续，将后周村集体资金30万元转账至金升公司账户内。同年11月17日，该挪用的30万元集体资金返还至后周村农业银行账户内。
2001年5月22日，被告人戴关渭采用同样手段，经被告人周德仁将后周村集体资金30万元出借给其经营的富阳鼎立管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立公司），用于验证注册资金。同年5月28日，该挪用的30万元集体资金返还至后周村农业银行账户内。
2001年9月3日，被告人戴关渭采用同样手段，经被告人周德仁将后周村集体资金30万元出借给其经营的鼎立公司，用于购买设备。被告人戴建根在被告人周德仁向其汇报后，同意出借集体资金。2002年2月5日，该挪用的30万元集体资金返还至后周村农业银行账户内。
三、职务侵占罪
1995年4月，富阳市富阳镇后周村经济合作社成立了富阳振大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大公司）。因经营不善，1998年1月后周村经济合作社以695万元的价格将振大公司转让给蒋本强。根据转让协议规定，后周村经济合作社欠富阳市财务开发公司的80万元、欠富阳镇信用社的80万元，共计160万元由蒋本强负责归还，同时蒋本强再向后周村支付转让款74万余元。蒋本强接手该公司后，向后周村经济合作社支付转让款30万元后开始生产。到1999年1月因经营不善，蒋本强将公司主要股份转让给时任后周村经济合作社社长的被告人戴关渭，由被告人戴关渭出任法人代表。2000年1月，被告人戴关渭与后周村经济合作社就振大公司转让达成协商意见，由戴关渭承继蒋本强和后周村经济合作社的转让合同。被告人戴关渭接手振大公司后，利用职务便利，一直未将其应当支付的160万元欠款归还，也未向后周村经济合作社支付44万余元的转让款。1999年至2000年期间，后周村经济合作社被法院强制执行偿还了160万元贷款后，被告人戴关渭利用职务便利，未将应当由其支付给后周村经济合作社的160万元转让款列入村级财务账目，导致后周村经济合作社受损，其个人长期非法占有该160万元款项。
为证实上述指控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出示了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戴关渭、陈合中利用职务便利，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其行为应当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戴关渭、戴建根、周德仁利用职务便利，挪用村集体资金用于戴关渭个人企业进行营利活动，数额巨大，其行为应当以挪用资金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戴关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职务便利，将村集体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巨大，其行为应当以职务侵占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戴关渭在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应当数罪并罚。提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二百七十一条，第六十九条之规定予以惩处。
被告人戴关渭辩称，公诉机关的指控与事实不符，其不构成犯罪。1、关于戴家墩区块改造不是其跟开发商谈合作事宜，而是开发商主动联系富春街道党工委后，党工委叫其去富春街道开会协商。当时富春街道党工委书记、副书记和王某2在的，因为后周村当时打算将这块地纳入安置，所以后周村去的四名班子成员不同意开发方案。后富春街道打电话叫后周村班子成员去南国酒店开会，当时董某1、王某2、唐永富来的，后周村参加的人仍不同意开发方案，董某1提出想办法将后周村4亩土地指标置换到其他地方，返还的房子按照富阳市政府文件处理。由于领导的压力，后周村勉强答应，后来通知后周村说市政府同意方案了，王某2就带着一份合同到后周村，叫其签字，其说要村民大会同意的。其开始不同意给后周村两层营业房，后来其通过咨询了解到安置性用地合作开发项目不能得三层营业房，后周村班子成员讨论此事后要求增加提供车位以及第一层营业房要求造到6米高，村民大会同意后其签了协议。与万星公司的谈判不是其个人意思，是班子成员的意思，其是为了后周村集体利益而进行谈判，万星公司没有必要向其行贿。2、1997年其刑满释放回来后，由于村里欠其12万元，其向村里讨要，村里当时没有钱，就给其河浦。当时河浦周围都卖掉了，没有出路，其不想要，村里就把后周医院前面一块地给其作为出路，其只能接受。给其的土地是从兴达路路口传达室开始划到河浦边，通道在后周医院前面，暂定面积是三亩。当时其跟吴某商量想挂靠后周医院，其去办了土地证，土地是2亩9分多，其拿证后开始造房子，房子是其自己造的，房子所在的土地当时是村里给其的通道，其与村里的协议约定该通道所在土地是属于其的，其行为不是受贿。3、关于挪用资金罪问题。其不知道企业向后周村借款的事情，其没有时间管企业财务问题，企业财务是茅琴负责的，由陈合中帮忙。1997年开始其不管村里财务，没有权力挪用村里的资金。4、关于职务侵占罪问题。其在村里没有经济支配权，其开始投股在振大公司，股东都没有拿钱出来。振大公司生产后由于经营不善而求助于其，其当时说不来办的。当时镇里分管工业的人来村里叫其接手企业，其考虑到振大公司是其一手办起来的，就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由其占大部分股份，出任法定代表人。后其开始跑贷款的事情，贷了280万元。当时杭州法院来找其，说振大公司被查封的，不能生产，其在滨江法院和杭州租赁公司达成了调解协议。和村里约定年底清算后如果企业亏损的话，其拿出10万元。到年底蒋本强带着600多万元货款出逃了，其向戴建根说了这个事情，镇里叫其维持企业，说是杭州租赁公司的460万元由其承担，厂里其他欠款由其归还，超过695万元的去和村里结账。其实际已支付了800多万元，村里还应该返还其100余万元。村里没有叫其承担过原由蒋本强承担的160万元债务，蒋本强的债务跟其没有关系，其不构成职务侵占罪。
被告人戴关渭的辩护人徐宗新、白争雄提出，1、被告人戴关渭转让来的土地包括水域和陆地，其建造房屋在其购买的土地上，属于其所有，相关证据不能证明戴关渭主动要求拆除其房屋。其被拆迁房屋位于红线图内，且从项目规划来看是必须拆除的，属于拆迁范围，并经土管局确认，拆除合法有效，不存在“可不拆”的情形。拆迁安置补偿由陈合中出面协商，被告人戴关渭没有参与，陈合中不具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主体身份。被告人戴关渭的房屋系由其自己出资建造，不属于违法建筑，虽土地性质是国有划拨，但实质是戴关渭个人所有，没有他人主张过权利，城西村类似房屋均获得补偿，被告人戴关渭的被拆迁房屋应当获得补偿，且所获赔偿符合市场规律，没有多获得赔偿。戴关渭获得的安置补偿和其职务之间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后周村拆迁补偿决定、后周村与房产公司之间的借款等事项均由后周村集体作出，房产公司没有必要给戴关渭行贿600余万，戴关渭没有运用其村主任的职务便利为开发商谋取利益，另外价格鉴定不具有合法性，戴关渭不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2、被告人戴关渭不分管村里的财务，没有职务上的便利，而且戴关渭也没有指使他人违规出借资金，其不构成挪用资金罪，且该罪在本案中已过追诉时效。3、戴关渭从2000年1月起不分管后周村里财务，没有职务上的便利。1999年1月的入股协议没有明确160万元债务由戴关渭承担，2000年1月的转让会议记录没有明确160万元债务由戴关渭承担，后周村从来没有向戴关渭主张过160万元债务。后周村偿还160万元债务而产生新的法律事实，之后后周村没有重新和戴关渭约定该160万元由戴关渭承担的事情。戴关渭接手振大公司后实际支付款项超过695万元，相关转让协议已经履行完毕，戴关渭无需支付其他款项。公诉机关提供的审计报告不客观，案涉160万元与戴关渭无关。同时，该160万元债务仍挂在后周村账上，属于应收款，不成立职务侵占的犯罪结果。故戴关渭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没有证据表明其有承担该160万元的义务，戴关渭也没有通过非法方式把账“做平”，其不构成职务侵占罪。
被告人陈合中辩称，不是其去找万星公司要求拆迁补偿的，是万星公司打电话给其说其家里的房子在拆迁范围内。其当时说其房屋已经出租的，万星公司说其家是第一间房子，要腾出来给他们做办公室。其说其房子已经出租的，腾出来要赔偿的。当时城西村的被拆迁人在拆迁后还拿到重置补偿费的，其没有拿到。其被拆迁房子是按照实际面积补偿的，不包含公摊面积，其比城西村拿到的补偿款要少。其被拆迁房屋的土地原是河浦，其不构成犯罪。
被告人陈合中的辩护人朱春莲提出，1、被告人陈合中并未在后周村任职，不具有职务身份，不符合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主体要件。2、被告人陈合中对于案涉被拆迁房屋享有实质上的所有权，相关土地是戴关渭以富阳后周医院名义申请办理的，陈合中和房产公司进行拆迁补偿协商是正当合法行使自己的权利，除此之外，其未收受房产公司任何财物。其出面协商拆迁事宜与戴关渭并无犯意联络，公诉机关未提供戴关渭、陈合中存在利用职务便利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进行通谋的相关证据，不能成立共同受贿犯罪。3、在万星公司碧云天项目开发中涉及后周村安置用地，在拆迁安置补偿的法律关系中万星公司和后周村作为平等的主体进行接触沟通协商和讨价还价，是正常的商业行为。后周村的会议纪要以及后周村村干部的证言可以证明后周村相关决策的作出均是依照规定程序进行，是经过集体研究后决定的。戴关渭时任后周村主任，代表后周村与万星公司的沟通协商均是正常的履职行为，在履职中没有违反后周村的管理制度，没有去游说其他的干部、委员、代表，没有利用职务之便索取或收受万星公司的任何财物。其所获得的拆迁安置补偿并非基于其职务，而是缘于确实有自己建造的房屋在拆迁范围内。本案不存在权钱交易，没有侵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以及后周村职能的正常履行和正常的管理制度，指控戴关渭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受贿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控陈合中构成该罪则是无源之水。4、涉案拆迁房屋在签订拆迁协议七八年前就由陈合中、戴关渭出资建造并进行出租收益的，陈合中、戴关渭为房屋实际权利人，没有任何第三人主张过权利。陈合中签订合同是基于自家房子被拆迁，其作为被拆迁人与拆迁人房产公司进行拆迁安置事宜的协商并签署协议是理所应当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是真实、合法、有效的民事合同，并非为了掩盖权钱交易的非正常合同。陈合中与房产公司从签订安置协议开始到交房结束，自始至终并没有任何人向陈合中提出任何请托事项，也从未有人向陈合中说起房产公司与后周村拆迁安置的事情，陈合中对后周村的安置情况也一无所知。陈合中既无主观上索取或收受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又无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客观行为，所获拆迁安置的房屋并非索取或收受的财物。5、起诉书称“戴关渭、陈合中多次找到俞某交涉，以扣除公摊面积、支付过渡费等非协议约定内容为由，要求免除超出约定面积部分的款项并索要地下停车位1只”与客观事实不符。依据陈合中的供述和辩解，关于自家房屋的拆迁事宜都是其一人与房产公司去交涉的，从未与戴关渭同去。被告人陈合中、戴关渭是否多次找俞某交涉，在案证据并无达到排除合理怀疑而能得出唯一结论的确实充分要求，即使是戴关渭两夫妻共同前去交涉办理交房事宜也不能得出就是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索取贿赂的结论。陈合中不存在要求免除超出约定面积款项的情况，至于比协议约定多增加的一只车位，并不是万星公司无偿赠送的，而是最终结算时将车位价值折抵了部分评估费、过渡费，是万星公司为了最终双方不用互相支付现金，并非陈合中要求免除。6、被告人陈合中所获拆迁补偿安置是基于有房屋被拆迁的事实而并非“权钱交易”，将所获拆迁补偿安置认定为受贿，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在双方洽谈拆迁补偿事项时，万星公司工作人员从未有认为此房无证不应获赔但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而给予赔偿的意思表示。房产公司同意陈合中提出的评估费、过渡费要求是与城西村拆迁户进行比对后做出的决定，并非从行贿的角度决策的，是正常的拆迁安置，没有明显高于市场价格，不属于以交易形式受贿。
被告人戴建根、周德仁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无异议，并表示自愿认罪。
被告人周德仁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周德仁挪用资金从2000年8月开始到2002年，本案案发是2015年。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被告人周德仁属于犯罪数额较大，本案已经过了13年才被发现，对被告人周德仁的行为依法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
被告人戴建根的辩护人提出，本案挪用资金不是被告人戴建根提起的，也不是其操办的，其不是获利人员，其在本案中属于从犯，请求法庭不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戴关渭的辩护人在庭审中提供下列证据：
1、证人姜某的证言，以证明被告人戴关渭被拆迁房屋旁边有一间一层平房，不可能该房屋纳入拆迁而戴关渭的房屋不在拆迁范围内。
2、申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审批表，以证明戴关渭将3亩土地申请仓库用地，该3亩土地是挂靠后周医院的。
3、关于富阳市后周医院中药仓库项目建议书的批复，以证明3亩土地包含了道路用地，建在通道上的被告人戴关渭的房子在3亩土地内。
4、对证人戴某1、戴某2的调查笔录，以证明碧云天项目中开发商对没有房产证的村民也予以赔偿，且赔偿金额经双方协商确认。
5、经辩护人申请而由本院调取的浙江省租赁有限公司和戴关渭的执行和解材料，以证明相关设备拍卖前双方已经滨江法院达成和解协议，剩下的欠款以设备抵偿，被告人戴关渭和浙江省租赁公司之间的债务已经清偿，但调取的材料尚不完整。
经审理查明:1998年5月26日戴关渭与周立仁代表的后周经济合作社签订河浦（水面积）转让合同，以每亩4万元的价格转让后周医院边水面积，合同确定河浦面积为3亩，按划定四至范围实量确定实数；后周村应按村镇建设规划，规划给戴关渭通道，道路规划在医院前，后双方确定转让河浦面积为6.26亩。富阳后周医院为后周村办医疗机构，性质为集体所有制。1998年8月18日富阳市土管局收到富阳后周医院以中药仓库项目名义提出的用地申请，征用富阳后周医院边断头河浦废地三亩，后经富阳市人民政府批准用地面积2000平方米。1998年11月24日富阳后周医院提出土地使用权登记申请，1998年12月3日确权登记2000平方米，颁发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土地使用者为富阳后周医院，使用权类型为划拨，登记为富国用(98)字第91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之后戴关渭、陈合中在上述土地使用证范围中位于后周医院传达室南面、兴达路西面位置建造四间二层房屋。经杭州市富阳区国土资源局确认，富阳后周医院富国用(98)字第91号宗地范围的实测面积为1297平方米，其中原河浦边线内面积为923平方米，河浦边线外面积为374平方米，河浦边线外374平方米为原后周村集体所有土地。戴关渭、陈合中建造四间二层房屋位于后周医院传达室南面、兴达路西面，其土地在河浦边线外374平方米范围内。
2004年初，上海万星公司下属的杭州万星公司获悉富阳市富春街道孙权路戴家墩区块要进行旧城改造，上海万星公司董事长董某1指定时任杭州万星公司董事长王某2负责该项目的前期工作（即后期的碧云天项目）。由于该项目涉及后周村安置用地，作为开发商的杭州万星公司需返还一定比例的营业房、办公用房。为此，董某1和王某2找到时任后周村村主任的被告人戴关渭进行协商，双方就返还营业房的层数经多次协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期间，被告人戴关渭主动向杭州万星公司提出将其个人建造，在预开发区块外建筑面积为238.8平方米的四间二层房屋也一并纳入拆迁范围，并要求以1：1的比例给其安置兴达路路口第一、二间位置的营业房，后双方达成口头协议。随后，在被告人戴关渭的主导下，2005年1月11日，杭州万星公司与后周村签订了安置协议，后周村以5.3579亩安置土地指标获得杭州万星公司二层共计3000平方米营业房返还安置。期间，涉及戴关渭、陈合中建造的四间二层房屋经评估的价值为135485元。2007年9月29日，接替王某2负责碧云天项目的杭州万星公司总经理俞某与被告人陈合中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按前期双方口头协议内容明确将被告人戴关渭、陈合中的上述四间二层房屋安置位于兴达路口第一至第二间一、二层连体营业用房238.8平方米，地下停车位2只。同日，被告人戴关渭代表后周村与杭州万星公司签订拆迁安置协议，约定返还后周村营业房3000平方米，地下停车位20只。
2009年1月，由俞某出面联系被告人戴关渭，表示以支付利息的方式向后周村经济合作社借款500万元，同年1月20日、21日，在被告人戴关渭的主持下分别召开了后周村村支两委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通过了杭州万星公司的借款要求，于同年1月21日签订了为期五个月的借款协议。2009年6月2日又同意延长借款期限五个月，后周村经济合作社从中赚取利息100余万元。
2011年碧云天项目进入竣工验收阶段，在营业房实际交付过程中，因返还的营业房面积、位置等问题，杭州万星公司与后周村发生纠纷，项目迟迟得不到后周村的安置确认，杭州万星公司面临支付大额违约金风险。而同期安置给被告人戴关渭、陈合中夫妻位于兴达路1-1号、1-2号的二间营业房面积达287.25平方米，超出协议约定面积48.45平方米，戴关渭、陈合中多次找到俞某交涉，以扣除公摊面积、支付过渡费等非协议约定内容为由，要求免除超出约定面积部分的款项并索要地下停车位1只。董某1和俞某为使杭州万星公司与后周村顺利签订安置交付协议，同意了被告人戴关渭、陈合中提出的要求。2011年9月1日，陈合中与杭州万星公司签订文件，确认接收A15-17三只地下车位。2011年12月16日，被告人戴关渭代表后周村与杭州万星公司签订了安置交付协议，由杭州万星公司向后周村经济合作社支付返还营业房面积不足部分的补偿款及延期交房违约金共计7475360元。因资金紧张，杭州万星公司提出由后周经济合作社向银行贷款700万元用于支付上述款项，该贷款由杭州万星公司担保并还本付息，该方案在被告人戴关渭的主导下，经后周村村支两委会议和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后通过。同年12月20日，杭州万星公司与陈合中签订结算单，载明杭州万星公司将位于兴达路1-1号、1-2号总面积为287.25平方米的营业房及地下停车位3只安置给被告人戴关渭、陈合中夫妻，其中确认去除公摊面积后的面积差为13.6平方米，应收戴关渭、陈合中夫妻款项444420元，万星公司应付延期违约金24万元，鉴于戴关渭、陈合中夫妻未领取房屋评估费及过渡费，将戴关渭、陈合中夫妻应支付的204420元与评估费、过渡费抵去，另增加地下车位1只，陈合中应支付万星公司的款项为0元。同日，陈合中向杭州万星公司支付维修资金2775.6元、物业费2796.8元，共计5572.4元。2012年5月30日，戴关渭、陈合中夫妻将该营业房办理了合法的房产登记手续，产权为夫妻共有。经评估，上述营业房每平方米价格为21000元，地下停车位每只价值80000元，共计价值6272250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证人周某1的证言，证实其系原后周村村委委员、股份经济合作社董事。其于1994年下半年起任后周村治保主任，2009年开始任后周村村委委员、股份经济合作社董事，但仍分管村里的治保、调解等工作。股份经济合作社分为两块，一是董事会，戴关渭是董事长，戴某3、戴建华、周德仁、其是董事，负责村全面工作；二是监事会，主任李苗奎，戴关林、周景樟是监事，负责村财务工作。后周村将水果市场交万星公司开发的具体时间其记不清了，只记得当时村里五楼会议室开村民代表大会，有戴建根、戴顺月、周立强等30多人参加。当时讨论万星公司要开发碧云天项目，后周村有5亩土地，戴关渭说水果市场给房地产公司，建好项目给村里3000平方米营业房，村民代表都投同意票。村民代表大会之前召开了村二副班子会议，会上戴关渭提出方案，村班子成员都通过了才到村民代表大会表决。会上戴某3提出来要增加层高，一楼层高要达到6米，可以隔成二层房子用。这两次会上戴关渭没有公布征用土地的补偿标准，不过万星公司补偿后周村20个车位是戴关渭提出来的。后周村房子的事情归李苗奎、周德顺办理，他们去接收营业房的时候发现万星公司给的营业房是摊公摊面积的，后周村不肯，开了二辆车把宕渣倒在万星公司售楼处。后来万星公司负责人董某1到村里来谈判，结果万星公司把卖出去的二间营业房收回来给后周村，但面积仍不够，最后由万星公司赔钱给后周村。万星公司赔的钱是由后周村出面贷款、万星公司担保，最后由万星公司偿还本金及利息方式支付的，当时是万星公司提出来的，后周村董事会同意的。后周村里五个董事为了公摊面积、营业房的位置和房产公司商量，最后协商结果是后周村要求营业房在一块正方形的位置，房子交付要除掉公摊面积，最后交付的面积只有2500多平方米，不够的用货币补，最后由戴关渭拍板定下与万星公司的协议。万星公司向后周村里借款500万元是因为万星公司造房子钱不够，后周村因为这笔借款赚了点钱。后周医院前面的四间店面是戴关渭建造的，有无办手续其不清楚，当时村里分管土地、建筑的是周德仁，村里造房子要先到周德仁处领表格，然后由戴关渭签字，最后到街道办审批就可以了，戴关渭这四间房子拆迁补偿的情况其不清楚。2005年1月11日万星公司与后周村签订的协议其听说过，但没有看到过，村两副班子和村民代表大会开过的，2005年8月3日后周村向富阳国土局打报告要求返还3000平方米营业房的报告其不知道。2007年9月29日万星公司竞拍土地成功，后周村与富阳国土局签订协议其知道的，是戴关渭作为村法定代表人去签的，戴关渭个人和万星公司签订协议的情况其不知道。戴关渭在后周村地位威信高，村里的事都是戴关渭说了算，村里跟他唱反调的人很少等事实。
2.证人何某的证言，证实其系杭州万星公司职员，2011年4月进入碧云天项目的，当时该项目马上进入交房验收阶段，其主要工作是负责协助做好项目竣工验收，主要跟政府部门打交道，递交图纸、报告等，协助做好拆迁户的交房工作。公司交房前把与拆迁户签订的合同书、现状测绘成果书交给其，其先计算出两个款项制作结算单：合同约定的安置面积与现面积差额，乘以合同的价格算出差额款，多退少补；根据合同中签订的交房时间，计算出违约交房金额。其计算后制作交房结算清单，大部分写有面积补差、延期违约金、拆迁户支付或应退还款金额，少数补偿车位的拆迁户其还写明安置多少只车位。如果拆迁户对结算清单没有意见，其会让拆迁户到公司财务结账，结完之后拆迁户到物业公司验房，符合办证条件的，公司会给拆迁户开发票，凭发票去交税办证。发票上的金额是财政部门制定的，由公司打报告，财政部门给公司回函，住宅面积为600元/平方米、营业房为1500元/平方米，再乘以面积得出金额，但这个钱拆迁户是不用支付的。对结算单有异议的只有城西村营业房、后周村营业房、戴关渭和陈合中夫妻营业房。城西村交付时因为一楼面积小、二楼面积大，所以合同写的一、二层各570平方米，不含公摊，城西村提出意见并和公司协商后二楼多给了一些面积补偿给城西村。后周村交付时因为合同中写了建筑面积，后周村提出要参照城西村不含公摊的方式，这样营业房交付面积不够了，最后公司跟后周村交涉后，由公司出面把孙权路68弄内街已出售给内部员工的三间营业房收回来给后周村，但面积仍不够，就以700万元左右补偿给后周村，因为公司没有现金赔付，公司就让后周村贷款，由公司偿还本金、利息。关于戴关渭夫妻营业房，其记得是戴关渭夫妻一起到公司来，戴关渭提出以前的房子是套内面积，现在给他们的是建筑面积，要求去掉公摊面积，还提出他们以前拆的房子没有赔偿过拆迁款。其说不清补偿合同的事情，戴关渭夫妻就去找俞某了。拆迁合同是陈合中签的，只写了按面积1：1补偿营业房面积，交房违约金10000元/月，而城西村村民的合同写有公司赔偿拆迁户重置价、拆迁户给公司应补结构价、差额面积单价、公司赔偿违约金、过渡费、装修费、停业损失费等，这些款项在签合同时都赔付掉了。重置价是公司赔付给拆迁户的，应补结构价是拆迁户给公司的。过了些天，戴关渭夫妻又到公司，戴关渭和俞某在办公室谈，陈合中在外面，后来俞某从办公室出来，将陈合中的结算清单改了一下，给其一个数字，要求其把数字加减后支付变为0，其就根据数字倒推出支付0元。俞某给其是每平方米价格还是总价其记不清了，另外在结算单上原来2只车位基础上又增加了1只车位，按俞某要求重新制作了结算清单。城西村村民补偿住宅、营业房包含公摊面积，按照建筑面积赔。陈合中营业房违约金是10000元/月、城西村村民营业房违约金是1000元/月的差别其不清楚原因，其2011年进公司时城西村的拆迁补偿合同都签好了，戴关渭的合同在2007年就签了。最初的结算清单戴关渭要补40多平方米的面积差，参考周边最低拆迁补偿营业房价格12000元/平方米，要交近60万元。交付给戴关渭、陈合中营业房与后周村营业房的时间差不多，比城西村晚。碧云天项目交付办证需要拿到后周村盖章的交付协议后再到国土局进行土地复核验收，然后才能办理相关证件，如果没有交付协议是不能办房产证、土地证。当时项目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写有办证期限，如果超期要付违约金，对整个楼盘的业主都要赔偿，不是小数目。戴关渭有无以交付协议威胁公司其不清楚，因为戴关渭提出来补偿面积不包含公摊面积、支付停业损失费、增加车位1只都是和俞某谈的，最后俞某跟其讲要求双方支付金额为0等事实。
3.证人戴某3的证言，证实其系戴关渭之弟，曾任后周村支部委员、股份经济合作社董事。2005年其任后周村支委时，后周村和万星公司就碧云天项目已初步达成协议，项目建成后万星公司返还村里3000平方米营业房，一楼的层高要在6米，另补给村里十个停车位，在后来几次村委会上，戴建根或戴关渭主持会议，通报说补偿3000平方米是市政府政策规定的，不能再争取了，而且村里水果市场的土地指标置换到金桥北路何家埭区块，车位从十个增加到二十个，后班子内基本通过。之后戴关渭主持召集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了该方案，后戴关渭代表后周村和万星公司签订了正式协议。后周村借给万星公司500万元是万星公司俞某向戴关渭提出来的，后由戴关渭或戴建根在村委会提出来由村集体向银行贷款500万元借给万星公司以赚取利息差，同时由戴关渭和戴建根的企业做担保。而万星公司补偿后周村营业房不足面积的钱款是万星公司向后周村提出的，由后周村出面贷款700万元，本金利息由万星公司归还以及其不清楚戴关渭拆迁房的谈判情况，其曾经问戴关渭有关他原来的四间二层房子手续问题，戴关渭说安置给他的营业房超出面积是用钱补掉的等事实。
4.证人候某的证言，证实其是2007年3月左右进入万星公司的，在碧云天项目中主要负责拆迁户的赔偿商谈工作及项目开工后的全面工作。项目主要涉及城西村及后周村的土地，拆迁补偿方案是在2007年6、7月份出台的，之后报国土局备案，应该是参照富阳市政府出台的征用土地补偿标准的。拆迁标准中沿街面的房子以1：1面积补偿，一楼是营业房的赔偿营业房面积，二楼以上的赔住宅面积，被拆迁户支付建造成本的差价。戴关渭的营业房及后周村的拆迁补偿合同是谁订的其不清楚，最后安置给戴关渭兴达路上最前面的两间营业房等事实。
5.证人王某1的证言，证实其2008年在万星公司工作，在碧云天项目中负责城西村个人拆迁户的调查，拆迁方案基本上就按1：1赔付，对营业房按营业执照上的面积赔偿，没有营业执照的，一层按1：1赔付营业房，2层按住宅房赔付。城西村没有2层都按营业房赔付，其印象中都是一层按营业房面积赔付，二层按住宅面积赔付以及其上级是俞某，没有单独或与俞某一起和戴关渭谈判过的事实。
6.证人董某2的证言，证实其系杭州万星公司出纳，当时公司老总是俞某。碧云天项目中拆迁户交房时涉及的费用主要有面积补差、车位费、维修基金、违约金，戴关渭家的店面交房手续是陈合中来办理的，结算单是何某制好后交给其的，内容有应收陈合中面积补差444420元，应付违约金24个月计240000元，根据协议安置两个地下停车位，因陈合中未领取被拆迁房屋的评估费及过渡费等，经协商万星公司应支付的204420元与陈合中未领取的评估费、过渡费抵去，另增加地下车位一只，陈合中应付万星公司0元。其他拆迁户安置的营业房面积是包括公摊面积的以及万星司开给拆迁户的销售发票是为了拆迁户办证用的，没有实际支付的，如本案类似最终结算数字为0元的情况只有这一个。陈合中结算单上的维修基金2775.60元及物业费2796.80元是实际支付的等事实。
7.证人吴某的证言，证实其系原后周医院负责人，戴关渭个人建造的四间二层房屋是在当时后周医院传达室南边空地上的，是在2000年左右造的，这块地应该是后周村的集体土地。后周村当时给戴关渭在后周医院和水果市场北边中间留了一条通道，宽度约在3米左右，在通道和兴达路交叉口的南边是一块三角形的空地，最后戴关渭在这块三角形的空地加上沿兴达路的通道上建造了四间二层的房子，差不一间门面是建在通道上，三间门面是建在三角形空地上的。后周医院的土地是集体土地性质，医院的固定资产属于后周村集体所有。在其承包后周医院后，戴关渭将医院旁边的河浦填上土地，并向吴某提出以后周医院仓库的名义将该通道空地办理土地使用权证，相关的手续及医院公章都是戴关渭在操作，具体该土地使用权证有无办出其不知情，但后周医院仓库最终没有建造等事实。
8.证人郭某的证言，证实好多年前，其在后周医院传达室与水果市场的空地上为戴关渭造过四间二层房子，造价9万余元，是戴关渭个人出钱的事实。
9.证人董某3的证言，证实其在浙江瑞联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工作，杭州万星公司开发的碧云天项目方案深化设计是其公司完成的，该方案的概念设计方案是上海一家方案咨询公司提供的，之后由其公司进行深化设计，以符合当地规划管理规定及相应建筑设计规范，另外还根据开发商的要求，进行图纸修改。在拆迁谈判过程中，开发商遇到客户提出的要求后，就会把信息反馈给其公司，其公司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做局部的修改及房产面积的大致框算，然后反馈给开发商，直至定稿并报批规划审批通过。经查看图纸，其认为位于项目东北角兴达路、孙权路路口的商业用房调整过，是根据万星公司的意见进行修改的，上海提供的设计概念图中兴达路口子为四间两层营业房，两间朝兴达路，路口第一间第二间每间约为43平方米，上面两层，两间是朝孙权路的，每间面积约为50平方米，上下两层，其公司根据万星公司要求对该区域进行了调整修改。调整后，该区块仍然分割为四间，朝孙权路靠近兴达路口子上的第一间比较大，其中一楼尺寸约为93平方米，二楼尺寸约为129平方米，两层总面积约为222平方米，朝孙权路靠近兴达路口子上第三间面积约为48平方米，上下两层，朝兴达路第二间面积约为47平方米，分上下两层等事实。
10.证人周某2的证言，证实其于1983年至2005年任富阳城西村村长。万星公司进行碧云天项目时董某1、王柏民与其谈了近一年后签订协议，开始谈的时候确定万星公司赔给城西村1140平方米营业房，赔给村民的房子以1:1赔偿，再补贴300元/平方米，村民开始是答应的，后来要求将标准提高到700元/平方米。最后城西村和万星公司签订了协议，确定万星公司赔给城西村1140平方米营业房，村里协助万星公司做村民的拆迁工作。在国土局土地收购审批表中，城西村土地为18.759亩，其中1.5亩为开发性安置用地，这1.5亩是村集体土地。开发性安置用地指标是指国家收购村里的农用土地后按比例返回给村里安置用地指标，按当时的政策是10%左右等事实。
11.证人黄某的证言，证实1984年至2004年4月期间其是富阳城西村村书记，当时其和王柏民吃饭时，王柏民说要在城西村里改造戴家墩地块，之后村里和万星公司合作，村里有一块空地被征用了，村民宅基地也有被征用的。城西村安置用地补偿没有标准的，就是自己谈的等事实。
12.证人陆某的证言，证实2005年3月开始其在城西村担任党总支副书记，同年9月任党总支书记，一直到2009年卸任，2009年至今担任城西股份经济合作社董事。2006年、2007年左右，城西村与土地储备中心签订合同，要征收城西村里大概18亩左右的土地，其中1.5亩为安置性用地，土地储备中心要返还城西村1140个平方米两层营业房，其中一楼、二楼各570平方米。后来又征收了两次，一次是村民的农居点土地，具体是村长周某2去谈的，还有一次是因为万星碧云天项目的土地红线在规划时和城西村旁边自主开发的城西文化娱乐中心项目有重叠。为了整体布局考虑，万星公司要城西村的项目让一点通道出来，后来通过集体讨论，又由土地储备中心再收了0.5亩土地。营业房赔付过程中，验收的时候一楼少了20-30平方米，房产公司在二楼上以1：2的比例多还了40-60平方米等事实。
13.证人戴某4的证言，证实其家原来住在孙权路、戴家墩区块，有两幢房子，一幢是孙权路70号，是五层楼房加车库；一幢是孙权路76号，是三层老房子，是其父亲留给其的。其家拆迁的房屋建造都是按照正规手续来的，证件齐全的。一开始其是按照农村建房手续造起来的，后来其给自己的两幢房子办出了房产证，其中70号房子办在其儿子戴立鹏名下，76号房子办在其名下。拆迁的房地产公司是万星公司，主要是俞某出面来谈的，当时营业房按营业房赔，住宅按住宅赔，按1：1赔面积的。本来万星公司要把兴达路1-1号的店面房给其的，但是万星公司后来说弄错了，说该店面房要给戴关渭的，最后其没有办法，就只能同意万星公司把兴达路1-1号店面收回去，但当时其要求按其报价由万星公司收回，万星公司开始不同意，后来由董某1出面谈好，换到了德邑上城楼下等事实。
14.证人徐某的证言，证实2008年、2009年左右，其在万星公司碧云天项目中购买了一间商铺，面积有近30平方米，每平方米大概是16000元左右，总价50万元左右。后来万星公司要求其返还商铺，说商铺是后周村的，其听说给后周村的面积不够，所以万星公司要求其退还商铺。其是万星公司的员工，考虑这个情况就同意了等事实。
15.证人金某的证言，证实其曾在碧云天项目中购买了一间商铺，总价70多万元，但是后来万星公司又以200万元的价格回购商铺，听说是为了后周村营业房事情的事实。
16.证人董某1的证言，证实其系上海万星公司董事长，杭州万星公司为上海万星公司的子公司。2003年左右其获悉富阳市政府要对戴家墩地块进行旧城改造，当时涉及到城西村的地块，其叫杭州万星公司总经理王某2去跟进这个事情，和城西村去沟通了。到了2005年左右，其公司和政府发现戴家墩地块东南角圈进去的话对于整个项目的开发会更好，由于该处是后周村的，其叫王某2和后周村去沟通。2005年初万星公司和城西村、后周村初步谈妥并草签了补偿协议，2007年万星公司通过富阳市政府招拍挂程序获取了该地块的开发权，万星公司就和城西村、后周村签署正式的拆迁补偿协议，2010年左右整个项目基本完工，2011年开始实际交付。当初是王某2向其提出将水果市场纳入项目内共同开发，其同意后王某2和政府相关部门沟通，政府从城市美观的角度考虑也同意。万星碧云天项目的出让土地面积总共是28亩左右，其中涉及城西村是22亩左右，后周村是6亩左右，可建总面积大概是在60000多平方米。2007年万星碧云天项目土地招拍挂前项目由王某2负责，俞某可能参与一部分，2007年招拍挂之后王某2已经调任上海，项目由俞某具体负责。整个项目具体开发过程中，无论王某2还是俞某都将该项目需要决策的重大事项向其汇报，其同意后他们才继续开展工作。因为当时戴关渭是后周村主任，而且他当时在后周村是一言九鼎的，所以万星公司要对后周村进行开发首先肯定要和戴关渭谈。因为王某2和戴关渭不认识，而其和戴关渭还算互相认识，所以有一天其带着王某2去戴关渭的办公室拜访。戴关渭当时提出要赔付三层营业房的面积，听后其和王某2认为后周地块开发可以谈的，之后其就让王某2继续跟进这个项目，继续和戴关渭沟通，王某2具体和戴关渭谈判了几次其不知道。当时万星公司要求赔付的营业房面积不能超过3000平方米，戴关渭要求赔付的','2018-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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