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皖15民终28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汉富，男，1970年10月26日出生，彝族，住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新华，安徽盛华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建水县普雄乡梨方珠铜矿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
法定代表人：杨汉富,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建水县普雄乡梨方珠铜矿，住所地云南省建水县普雄乡。
负责人：杨汉富，该铜矿投资人。
上诉人（原审被告）：建水县普雄五杰选矿厂，住所地云南省建水县普雄乡。
负责人：杨汉富，该厂厂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承江，男，1970年6月1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霍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一伟，安徽协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师，安徽协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汉富、建水县普雄乡梨方珠铜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梨方珠铜矿公司)、建水县普雄乡梨方珠铜矿(以下简称梨方珠铜矿)、建水县普雄五杰选矿厂(以下简称五杰选矿厂)因与被上诉人孙承江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霍山县人民法院(2017)皖1525民初11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汉富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新华，被上诉人孙承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一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汉富、梨方珠铜矿公司、梨方珠铜矿、五杰选矿厂上诉请求：一、撤销霍山县人民法院（2017)皖1525民初1127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各项诉讼请求，协议继续履行；二、本案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判认定孙承江是合同当事人，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股权转让协议》的受让方（乙方）名为孙承江，但在乙方（或代表人签字）一栏中签名的是吴子忠。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依此理解，当合同抬头与签字、盖章相冲突时，应当以签字、盖章为准确定当事人；其二，本次股权转让是由中间人吴某介绍上诉人杨汉富与吴子忠认识，并多次陪同吴子忠去云南考察，参与全程谈判及协议签订。期间，被上诉人从未出面。上诉人杨汉富与被上诉人一直未曾见面，互不相识，也不了解。协议签订时，被上诉人也未到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可以不到场，但必须出具对吴子忠授权委托书。作为合同另一方，如果被上诉人确是股权受让人，即使签订协议时不到场，上诉人不可能不要求吴子忠出具被上诉人授权委托书或事后也会及时要求被上诉人予以追认。上诉人之所以没有要求吴子忠出具授权委托书，是因为上诉人一直认为股权实际受让人是吴子忠。所以，吴子忠在协议签字一栏上签名，并非是以代表人身份签名，而是个人行为，股权转让协议受让方应认定为吴子忠，而非孙承江。此点，在证人吴某的《证明》中可以得到证实。原判认为，虽然被上诉人与吴子忠没有签订授权委托书，但在诉讼中，被上诉人对吴子忠的代理关系予以追认并按协议约定支付了2600000元保证金，应认定代理关系成立。对此，上诉人不予认可。关于对代理权的追认，根据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追认权是由合同相对方行使。本案中，上诉人并未要求被代理人孙承江对吴子忠的代理权予以追认，因此，追认代理权在本案中不成立，孙承江与吴子忠的代理关系依法也不能成立。关于收条中写有吴子志、马云代为孙承江或孙承江指示张霞合计支付2600000元保证金的问题，从字面上看似孙承江按协议约定支付了2600000元保证金，是协议一方当事人。实则不然，该收条只能证明杨汉富收到了2600000元现金，从资金往来上只能说明是吴子志、马云、张霞所汇，孙承江与吴子志、马云、张霞等人有无委托付款关系，无法确认，处于效力待定。该收条是由吴子忠事先打印好提交杨汉富签字，杨汉富也无法审查资金来源的真实性，因此，收条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不能作为有效证据，更不能证明孙承江是协议一方当事人；
二、原判认定上诉人已构成违约，并判决解除《股权转让协议》，明显错误。根据协议第三条第3、4项约定，自协议签订之日起90日内重新为目标公司二申请办理新的合法有效的《采矿许可证》，180日内为目标公司二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210日内为目标公司三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并完善尾矿库手续。如果未能按期办理，视为违约。协议约定的是“申请办理”，而非“办理完毕”并交付。按通常理解，“申请办理”与“办理完毕”是两个不同概念。“申请办理”是指要求某项工作从何时开始，重点强调启动工作。“办理完毕”是指某项工作要求在一定期限内完成。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就是协议约定的“申请办理”是指两证“办理完毕”还是开始两证“申请办理”。上诉人有理由认为，协议中“申请办理”就是指两证工作申请办理的开始。其一、从字面上这种理解符合正常人逻辑思维。其二、根据协议第一条第3项“甲方新的合法有效《采矿许可证》办理完毕后通知乙方准备支付第二笔股权转让款”文字表述，如果协议第三条第3、4项约定“申请办理”本意是“办理完毕”，那么，为了文字表述统一性，避免错误理解，这里完全可以用90天或180天“办理完毕”的文字表述。这里之所以使用“申请办理”表述，是因为何时“办理完毕”非主观因素所决定。其三、符合办证工作实际情况。若规定一定期限办理完毕根本不现实、不客观。办理《采矿许可证》和《安全生产许可证》是个较长过程，需要组织各类专家重新对矿储量评估、环境评估、安全评估及改造升级验收，涉及土地、环保以及乡、县、州、省政府等多个部门审核报批，手续繁杂，能否办结，受多个因素制约，非申请人主观愿望所能及，因此，不可能承诺在一定时间内办理完毕，所以，协议约定在规定时间内“申请办理”，而非办理完毕。这次股权转让有个历史背景是：2015年，国家对所有矿场进行整治，涉案的建水县普雄乡梨方珠铜矿所在地政府已将该铜矿列为整改项目上报州、省相关部门，这一情况，在协议签订时，已明确告诉受让方。2017年3月初，梨方珠铜矿取得州联席会议办公室证明，确定该矿山为改造升级类企业，时间上要求企业在2017年底完成“改造升级”。协议第三条第3、4项约定的本意是转让方应在协议约定时间内一边进行矿厂改造升级，一边着手办理两证申报。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证实，申报工作已从2017年元月份开始。1月4日，为办理《采矿许可证》，上诉人委托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昆明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做办理前期的《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开发利用方案》、《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及土地复垦方案》工作，并支付服务费100000元。为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1月7日与昆明观马矿业有限公司签订《铜矿开采设计、安全设施设计、安全现状评估、协助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延续合同》，并支付了80000元服务费。3月底相关资料已上报主管部门审批。7月份，被上诉人向法院提起诉并查封了上诉人公司资产，导致申报工作无法进行。由此可见，在协议履行过程中，上诉人并未违约，被上诉人要求解除协议无事实及法律根据。
孙承江辩称，一、从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内容看，协议的转让方和受让方约定清晰，被上诉人是合同一方，主体资格适格，吴子忠仅为代表人，而该协议也得到了履行，一审对主体的认定正确；二、合同中关于90日、180日办理许可证的约定，一审认定正确，两证之间办理环环相扣，既符合常理，也符合双方股权转让的合同目的。
孙承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解除原告与被告杨汉富于2017年1月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二、被告杨汉富返还原告已付股权转让款2600000元，支付违约金5000000元，并赔偿原告前期投资损失1000000元；三、被告梨方珠铜矿公司、梨方珠铜矿、五杰选矿厂对上述第二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四被告共同承担。诉讼过程中，原告孙承江放弃要求杨汉富赔偿前期投资损失1000000元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1月3日，被告杨汉富作为转让方(甲方)与受让方孙承江(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杨汉富将其持有的梨方珠铜矿公司(目标公司一)、梨方珠铜矿(目标公司二)、五杰选矿厂(目标公司三)等三目标公司100%股权全部转让给原告；双方股权转让完成后，原告持有三目标公司100%的股权并对目标公司负责经营管理，杨汉富不再持有目标公司的股权并退出具体的经营管理活动；价款及支付方式：三目标公司100%股权转让价款合计14800000元；协议签订当日，原告向杨汉富支付股权转让定金2600000元；杨汉富新的合法有效《采矿许可证》办理完毕后通知原告准备支付第二笔股权转让款，自原告收到杨汉富通知后十日内，应将5000000元转入双方共管账户，该笔款项原告于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且杨汉富将目标公司新的合法有效的《采矿许可证》等办理完毕移交原告当日，原告配合杨汉富将该笔股权转让款支付杨汉富；余款7200000元原告应于目标公司项下梨方珠铜矿建成正式投产后30日内一次性支付；双方的权利和义务：鉴于梨方珠铜矿目前《安全生产许可证》以及涉及梨方珠铜矿的《采矿许可证》、五杰选矿厂目前《安全生产许可证》均已过期，杨汉富承诺，自协议签订之日起90日内重新为梨方珠铜矿(或梨方珠铜矿公司)申请办理新的合法有效的《采矿许可证》、180日内为梨方珠铜矿(或梨方珠铜矿公司)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210日内为五杰选矿厂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并完善尾矿库手续，否则，视为杨汉富违约，原告除有权选择是否解除协议外，仍有权要求杨汉富承担违约责任；自目标公司取得新的合法有效的《采矿许可证》后十日内，双方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至原告或原告指定的第三人名下，并向原告移交目标公司的相关经营证照；杨汉富承诺并同意，协议签署后，原告即可对三目标公司项下的梨方珠铜矿采矿点、五杰选矿厂及尾矿库等进行投资建设，相关的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及相关证照，杨汉富按约办理；违约责任：对违约责任有约定的按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股权转让总价款的20%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如杨汉富未能按期为梨方珠铜矿或梨方珠铜矿公司申办新的《安全生产许可证》、《采矿许可证》以及为五杰选矿厂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和完善尾矿库手续，从而导致原告选择解除协议的，杨汉富应全额退还原告已支付部分股权转让款，并全部承担原告向目标公司的投入损失，同时应向原告承担逾期可得利益损失和违约金合计5000000元”。杨汉富在该协议的甲方处签名，吴子忠在该协议的乙方(或代表人签字)处签名。此外，梨方珠铜矿公司、梨方珠铜矿、五杰选矿厂自愿为杨汉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范围为原告主张的全部诉请数额；担保期限为自前述情形出现后两年内止。同日，杨汉富收到孙承江向其支付的梨方珠铜矿公司、梨方珠铜矿、五杰选矿厂股权转让定金2600000元。截至2017年7月7日，杨汉富未能办理取得相应的《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等相关证照，导致本案诉讼。
另查明：梨方珠铜矿公司为自然人独资公司，杨汉富为唯一股东；梨方珠铜矿为个人投资企业，投资人为杨汉富；五杰选矿厂为个人投资企业，投资人为杨汉富。梨方珠铜矿于2015年被当地政府列为改造升级类矿山，转型升级工作应于2016年4月至2017年12月完成。杨汉富于2015年5月15日开始重新办理梨方珠铜矿《采矿权许可证》、于2017年1月开始办理梨方珠铜矿《安全生产许可证》、于2017年2月开始申请办理五杰选矿厂《安全生产许可证》的相关证照手续。2017年9月4日，建水县国土资源局对建水县普雄乡梨方珠铜矿提交的申请，以“申请人资格不符合云政发[2015]49号文件规定的要求，请成立独立企业法人单位并按规定申请变更登记”为由，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2017年11月17日，建水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关于建水县梨方珠铜矿<安全生产许可证>办理情况说明》中载明：“因为矿山采矿证超期，请企业在办完采矿证延期手续取得合法有效的采矿证后，按相关规定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原告诉讼主体是否适格；二、对杨汉富办理取得矿山《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五杰选矿厂《安全生产许可证》等证照是否约定了期限；三、股转协议约定的违约金是否过高。
一、关于原告诉讼主体是否适格问题。杨汉富作为转让方、孙承江作为受让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杨汉富对吴子忠代为孙承江签署协议的行为未提异议，此后，原告通过本案诉讼方式对吴子忠的代理行为予以追认，吴子忠的行为系有权代理，且原告作为受让人，其主体身份与付款行为均未损害被告各方利益，被告合同目的也已实现，故双方当事人就股权转让的主要内容已协商一致，且意思表示真实，应当认定股权转让协议依法成立。被告提出“孙承江非合同当事人，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应驳回起诉”的抗辩，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二、关于对杨汉富办理取得矿山《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五杰选矿厂《安全生产许可证》等证照是否约定了期限问题。首先，原告受让股权的目的在于取得被告公司股权后，依法开采运营梨方珠铜矿，协议签订之前，杨汉富持有的梨方珠铜矿《采矿许可证》于2015年6月17日到期，且杨汉富已于2015年5月15日向相关部门提交了该矿山采矿证的办理手续。鉴于此，协议第三条第三款约定，自协议签订之日起90日内(即2017年4月3日前)重新申请办理新的合法有效的《采矿许可证》；第二条第三款约定，杨汉富新的合法有效《采矿许可证》办理完毕后，原告支付第二笔转让款5000000元；第三条第五款约定，自目标公司取得新的合法有效的《采矿许可证》后十日内，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第三条第十二款约定，相关的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及相关的证照，杨汉富承诺并同意按约办理；第四条第二款约定，如杨汉富未能按期办理新的合法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采矿许可证》，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从协议的内容看，协议本意是要求杨汉富在约定期限内办理取得相关证照，原告在此时间段交纳转让款及双方办理股权转让等。被告辩称在90日内“申请办理”仅系该时间段“提交申请”，显然不符合常理，那么，对于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时间、第二笔5000000元转让款的付款时间、违约责任等合同事项都将无法确定，从而导致协议无法履行，原告受让股权开发矿山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也违背了原、被告双方订立合同的初衷，故对杨汉富的辩称理由，不予采纳。其次，办理矿山《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前提是取得《采矿许可证》，由双方约定180日内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可知，90日内办理《采矿许可证》意在“取得”而非“申请”。本案中，杨汉富因未能按期办理相关证照，导致原告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杨汉富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综上，杨汉富既然承诺在约定的期限内办理相关证照，应该预见不能取得相关证照的风险，基于本案股权转让协议无法实际履行的客观事实，原告孙承江提出解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返还原告已付转让款2600000元的请求，予以支持；
三、关于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违约金是否过高问题。针对被告提出违约金过高，请求减少的辩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关于“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的规定，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由杨汉富按原告给付金额的20%承担违约责任为宜。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规定判决：一、解除原告孙承江与被告杨汉富于2017年1月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二、被告杨汉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孙承江股权转让款2600000元；三、被告杨汉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孙承江违约金520000元(2600000元×20%)；四、被告建水县普雄乡梨方珠铜矿有限公司、建水县普雄乡梨方珠铜矿、建水县普雄五杰选矿厂对本判决第二、三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驳回原告孙承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规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20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77000元，由原告孙承江负担45864元，被告杨汉富、建水县普雄乡梨方珠铜矿有限公司、建水县普雄乡梨方珠铜矿、建水县普雄五杰选矿厂负担31136元。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上诉人于2017年9月4日正式向建水县国土资源局申请办理采矿许可证，不能证明上诉人在协议签订后90日内为梨方珠铜矿重新申请办理采矿许可证。
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有以下两点：一、原判认定孙承江系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当事人，是否错误；二、上诉人有无违约行为。
关于焦点一。杨汉富作为转让方，孙承江作为受让方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时，孙承江虽未到场签字，但由吴子忠代孙承江在协议书上签名，杨汉富未提出异议。同日，杨汉富出具的2600000元收条上明确标明收到的是孙承江支付的股权转让定金，说明杨汉富对股权受让人系孙承江是认可的。现孙承江对吴子忠的签名行为予以认可，且未损害上诉人利益，故原判认定孙承江系股权转让合同当事人，并无不妥，应予确认；
关于焦点二。杨汉富与孙承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前，杨汉富持有的梨方珠铜矿《采矿许可证》已于2015年6月17日到期。鉴于此种情形，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自协议签订之日起90日内重新申请办理新的合法有效的《采矿许可证》，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180日内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如杨汉富未能按期办理，视为杨汉富违约”。杨汉富在协议签订后于2017年9月4日才正式向建水县国土资源局申请办理采矿许可证，已超出合同约定的办理期限，原审认定杨汉富构成违约，判决解除《股权转让协议》正确，应予维持。
综上所述，杨汉富、梨方珠铜矿公司、梨方珠铜矿、五杰选矿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2000元，由上诉人杨汉富、建水县普雄乡梨方珠铜矿有限公司、建水县普雄乡梨方珠铜矿、建水县普雄五杰选矿厂共同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关德全
审 判 员 高 华
审 判 员 卢文乐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蔡金贺
书 记 员 夏雅俊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