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甘12民终607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李某，住四川省华蓥市。
委托代理人：何某，四川省华蓥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湖南鸿源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旷某，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史某、赵文凤陇南星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文某，住徽县。
上诉人李某因与被上诉人湖南鸿源电力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源公司）及原审被告文某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徽县人民法院(2017)甘1227民初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某提起上诉称，请求：请求人民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责任。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原审法院没有追加王贵川为被告或者列王贵川为第三人，系程序违法。本案的事实是被上诉人将酒泉一湖南800Kv特高压直流输电线工程7标段的立塔工程承包给上诉人。王贵川(受害者)经其母亲带到工地玩耍，上诉人的雇工文某在开动索道送午饭时，其索道运转，王贵川在索道工地玩耍时，不慎被索道扎伤。就本案的事实而言，王贵川的受伤，是上诉人的雇工文某操作索道不当和被上诉人违法分包和王贵川的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责任共同过错造成的。不管王贵川在本案中是否承担责任，但是原审法院要查清王贵川的受伤事实，确定损失的大小，分清责任，应当追加王贵川参与本案的诉讼。原审法院没有追加参加诉讼系程序违法。二、原审法院没有认定监护人有过错，导致责任划分不当，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本案实际法律关系属于是侵权责任纠纷，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在本案中，上诉人认为王贵川监护人有重大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因为原审法院已经查明，受害人王贵川是其母亲带至施工现场的，作为王贵川的监护人，应当知道建筑工地是不允许小孩玩耍，更应当知道4岁的小孩在工地玩耍，有可能受到伤害，却任由受害人王贵川在施工工地玩耍，最后导致王贵川受伤，其母亲未尽到监护职责，具有重大过错，王贵川的监护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是原审法院对此不做评析。没有认定王贵川的监护人未尽监护责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导致责任划分不当。三、被上诉人与受害人王贵川家属达成的赔偿协议，无论上诉人是否知情，对上诉人就没有约束力。被上诉人与受害人达成赔偿协议，是合同之债，仅仅对合同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对上诉人是没有约束力的。原审法院以上诉人知道协议的具体内容，就推定被上诉人与受害人达成赔偿协议对上诉人具有法律效力是错误。四、被上诉人向王贵川支付的一次性赔偿金55万元超出了法律规定标准和范围。王贵川的伤情是左手食指中指和两无名指之问关节离断。根据人身损害鉴定标准，最多鉴定为7级伤残。根据最高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对于赔偿项目和标准规定，并结合四川广安的司法实践。其损失应当不超过11万元。然原审法院在确定损失的时候没有审查赔偿55万元赔偿金的构成项目和标准是否合法，也没有释名根据什么标准来确认55万元赔偿金，从而笼统的评析为”另结合受害人王贵川的残疾程度、实际年龄和对今后生活的影响等实际情况，原告向王贵川支付一次性赔偿金未超出法律规定的标准和范围”。来认定王贵川的经济损失580339．98元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对于被上诉人多赔偿的赔偿金应视为被上诉人的赠与行为。五、被上诉人在本案中相对于上诉人过错较大，应当承担更大赔偿责任。正如原审查明的事实，被上诉人将承建的工程分包上诉人，具有选任过失，且出事的工地由被上诉人管理使用，被诉人在此没有设置警示标志，也没有采取派人看守等安全防护措施。也有过错。且上诉人操作索道是经过被上诉人同意的，所以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相对于上诉人过错较大，应当承担更大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判决明显不公平，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纠正一审错误且极其不公正的判决，以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鸿源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未将王贵川追加为被告或第三人，程序并不违法。追加被告或第三人有两种方式：一是法院依职权追加。二是当事人申请：本案是系答辩人垫付人身损害赔偿款而产生的追偿权纠纷，双方当事人是答辩人与被答辩人李某．而王贵川受伤事宜，已经在《赔偿协议》处理完毕，因此，王贵川与本案无关，无需其加入本案诉讼。退一步讲，若被答辩人李某认为本案须追加王贵川到本案诉讼中，其也可以申请追加，并非只有法院依职权追加这一种途径，由此可见，是被答辩人李某怠于行使权利，其应承担由此所产生的不利法律后果。二、一审法院认定答辩人向王贵川支付的一次性赔偿款55万元符合法律规定，是合理合法的。1、《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本案中，王贵川是一个年仅四岁孩子，失去4个手指对他身体上和心里上都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对以后的生活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这都是多少金钱弥补不了的，一审法院从王贵川残疾程度、实际年龄、以及对今后生活的影响等考虑，认为答辩人向王贵川支付的一次性赔偿款55万元符合法律规定，是合理合法的。2、被答辩人李某虽认为答辩人支付一次性赔偿款过高，不符合法律规定，但根据《民事规则若干证据规则》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理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被答辩人李某仅仅只是口头辩解，并未提供相反的证据加以证明，因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三、答辩人在本案中没有过错或过失，应当由被答辩人李某、文某承担全部赔偿责任。1、就答辩人与被答辩人李某签订的《分包合同》来讲，答辩人是不负赔偿责任的。答辩人与被答辩人李某在《分包合同》第四条约定?在工程施工期间，乙方(李某)必须做到安全防范措施，确保劳务人员及第三人的人身安全。若发生劳务人员或第三人人身损害的，则由乙方(李某)承担赔偿责任，并由乙方(李某)负责处理，所有损失与甲方(湖南鸿源电力建设有限公司)无关。”该约定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由此可见。答辩人不负赔偿责任。2、上述合同中明确约定在施工过程中造成劳务人员或第三人人身损害的由被答辩人李某承担，现在被答辩人李某确以种种理由辩解，明显是推卸责任。3、本案中被答辩人李某作为施工方未设置警示标志和防护措施，并且其允许没有操作机器设备的资质的雇员文某擅自操作设备，其行为存在重大过错，应当由其二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查明真相，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原审被告文东奎辩称，一、原审判决书判决答辩人不承担责任是正确的。二、答辩人在王贵川健康权赔偿事件中没有过错，且系义务帮工开索道，对王贵川的赔偿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三、答辩人是一个打工的人，不论受雇于谁，劳动成果的受益和享有都与答辩人没有任何关系，都是老板的，那么根据权利和义务对等的原则，打工的人在干活中只要不是故意或有重大过失造成的责任都应当由受益者老板承担。
原告鸿源公司一审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李某返还原告代为垫付王贵川的人身损害赔偿款55万元；2、依法判令被告文某对原告垫付的55万人身损害赔偿款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系具有送变电工程专业承包贰级、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级等从业资质的企业法人。2016年原告承建酒泉-
湖南±800KV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工程7标段的基础和铁塔施工工程。2016年1月，原告法定代表人旷某向青海送变电工程公司出具了法人授权委托书，授权项目经理范兵为企业代表，以公司的名义参加工程投标、合同洽谈、签订等一切事务，并由公司承担全部法律后果，委托期限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2016年3月27日，原告与被告李某签订了《酒泉-
湖南±800KV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工程7标段立塔分包合同》，约定：”一、甲方（原告）将酒泉-
湖南±800KV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工程7标段，地点甘肃省徽县将4标，＿＿#至＿＿#立塔施工业务承包给乙方（李某）完成。工程施工期限自2016年3月1日至＿＿年＿＿月＿＿日止。二、施工劳务费及结算方式：......,立塔以1100元/吨计算（包括消缺、检修）。付款方式：立塔全部完成后，项目部结算款到后再支付，中途产生的生活费等，可以向甲方预支，结算时扣回。三、乙方在承接本工程施工业务后，所有劳务人员由乙方选定并指派相应工作，劳务人员的工资由乙方支付。四、在工程施工期间，乙方必须做到安全防范措施，确保劳务人员及第三人的人身安全。若发生劳务人员或第三人人身损害的，则由乙方承担赔偿责任，并由乙方负责处理，所有损失与甲方无关。......”。合同签订后，被告李某即组织工程队施工。2016年4月27日11时许，被告文某按照李某的安排给在徽县江洛镇立斗村山顶工地施工人员送午饭，当时向山上工地运输物资的3618-3620索道班人员（不隶属李某施工队）已经下班，文某向李某电话汇报了情况。为了不耽误山上施工人员吃午饭，李某遂与索道班工作人员联系，但索道班告知已下班让他们自行操作索道，李某遂电话安排文某自行开索道向山上工地送饭。后索道班人员给文某拿来了开启索道所需的摇把，文某便开启索道向山上送饭。在运送过程中，王贵川来到索道工地玩耍，不慎被正在运行的索道将左手手指扎伤。事发后李某等人及时将王贵川送到成县人民医院治疗，后因伤势严重转到西安红会医院治疗，经治疗王贵川左手除大拇指外其他四指均被截肢。王贵川治疗期间李某共支付医疗费28339.98元、交通费2000元。王贵川治疗终结后因民事赔偿问题未能及时得到解决，其家属遂多次组织人员围堵工地、项目部。2016年9月11日，王贵川家属再次围堵工地，原告无奈报警，徽县公安局江洛派出所民警处警了解情况后组织各方进行了调解，被告李某在场知情，但拒绝参与原告与王贵川家属协商赔偿事宜。次日原告与王贵川父亲王华林签订了补偿协议，约定”1一、由甲方（原告，下同）先行一次性补偿乙方（王贵川，下同）人民币伍拾伍万元整，（该笔补偿费包括后期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伤残补助费、误工费、护理费、精神抚慰金等一切损失）......。三、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确认后，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以同一事实向甲方和承建单位主张权利。本协议的处理作为甲方对乙方的一次性了断处理”。当天下午，原告通过范明生的银行账户向王华林转账支付补偿款550000元。现原告以被告李某为实际赔偿义务人为由，要求由被告李某向其支付代为向王贵川支付的赔偿款遭拒，故而成讼。
另查明：被告李某无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及其他建设工程承包从业资质。被告文某与原告之间无雇佣或者劳动关系。
该院认为，本案原、被告各方争议的焦点为：一、原告与被告李某之间是分包合同关系，还是劳务关系？二、被告李某、文某之间是雇佣关系还是运输合同关系？原告与被告文某之间有无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三、原告追偿有无法律依据？四、原告向王贵川支付的一次性赔偿款有无法律依据，赔偿金额是否超出了法律规定的标准和范围？五、王贵川受伤后所造成的具体经济损失应如何认定及本案民事责任应如何承担？评述如下：
一、原告与被告李某之间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还是劳务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建设工程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建设工程合同包括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合同。
本案原告与被告李某于2016年3月27日签订的《酒泉-
湖南±800KV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工程7标段立塔分包合同》，经过了要约和承诺，是双方当事人在主体地位平等的基础上设立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是原告将其承建的建设工程分包给李某，由李某组织工程队负责具体施工建设，原告按照所完成的工程量向李某支付工程价款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因此原告与被告李某之间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
二、被告李某、文某之间是雇佣关系还是运输合同关系？原告与被告文某之间有无劳动关系、雇佣关系或劳务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八条规定：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前款所称”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
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及实践经验，雇佣关系与运输合同关系之间存在以下区别：1、雇佣的标的为无形的劳动力，以供给劳务本身为目的，而运输合同的标的是货物或者旅客，以通过劳动产生的工作成果为目的；2、雇佣以直接提供劳务为目的，而运输合同中承运人提供的是运送行为，承运人必须借助交通工具完成工作；3、雇佣关系中雇员的报酬体现为工资，而运输合同中承运人获取的是运费；4、雇佣活动中雇主有权对雇员的劳务活动进行安排、指挥，而承运人完成工作成果具有独立性，不受指示与监督。本案中被告文某驾驶其机动车辆在李某处务工，按照李某的安排给其施工工地提供运输服务，车辆燃油费由李某承担，在完成具体工作过程中接受李某的安排、指挥和支配，以提供劳动换取李某支付的劳动报酬为目的，符合雇佣关系的构成要件，因此本案被告李某、文某之间的关系应认定为雇佣关系。
劳动关系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依法所确立的劳动权利义务关系。劳务关系是劳动者与用工者之间约定的，由劳务者向用工者提供一次性或者特定的劳动服务，由用工者支付劳动报酬的一种有偿服务法律关系。因此结合原、被告各方的陈述及庭审查明的事实，被告文某系被告李某雇佣人员，为李某提供劳动服务并由李某个人向其支付劳动报酬，与原告之间并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的劳动关系、劳务关系或者雇佣关系。
三、原告追偿有无法律依据，是否应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十四条规定：连带责任人根据各自责任大小确定相应的赔偿数额；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支付超出自己赔偿数额的连带责任人，有权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禁止承包人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建设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必须由承包人自行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建筑工程实行直接发包的，发包单位应当将建筑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关资质条件的承包单位。第二十九条规定:建筑工程总承包单位可以将承包工程中的部分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分包单位；......。禁止总承包单位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
本案中被告文某在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不慎致他人人身遭受损害，被告李某作为雇主和实际接受劳务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原告将其承建的建设工程分包给无相应资质条件的被告李某组织工程队负责具体实施，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具有选任过失，故应对李某在施工过程中所产生的民事法律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因此事故发生后在李某怠于承担责任，以致王贵川家属围堵建设工地等场所维权，严重影响工程正常施工的情况下，原告作为发包方及连带责任人有义务及时向王贵川进行赔偿。为了解决王贵川的民事赔偿问题，原告与王贵川家属协商后达成了一次性赔偿协议并全额支付了赔偿款，已经超出了自己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范围，因而取得了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的权利，故原告现向被告方进行追偿有法可依，依法应予支持。另李某辩称对原告与王贵川之间协商处理赔偿事宜并不知情、也未参与，双方之间签订的补偿协议对其不具有法律效力，结合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及相关证据，足以证明被告李某怠于承担赔偿责任后，王贵川家属为解决赔偿事宜纠集人员围堵原告工地，后在公安机关调解下原告与王贵川家属达成了调解协议及李某对此知情的事实，因此该抗辩理由不能成立。
四、原告向王贵川支付的一次性赔偿金是否超出了法律规定的标准和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因此致他人人身遭受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后续治疗费、残疾辅助器具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经济损失。本案中，被告李某以王贵川监护人具有重大过错应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原告向王贵川支付的赔偿金额明显过高为由，主张超出法律规定范围的赔偿款应视为原告的赠与行为，由原告自行承担。但其未能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原告向王贵川支付的赔偿款（或具体赔偿项目及相应金额）超出了法律规定的范围的事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民事责任，故李某的上述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另结合受害人王贵川的残疾程度、实际年龄和对今后生活的影响等实际情况，原告向王贵川支付的一次性赔偿金未超出法律规定的标准和范围。
五、王贵川受伤后所造成的具体经济损失应如何认定及本案民事责任应如何承担？
王贵川受伤后治疗过程中，被告李某为其支付医疗费28339.98元、交通费2000，为了彻底解决民事赔偿问题，原告向王贵川支付了一次性赔偿金55万元，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的规定，故王贵川受伤后给原、被告方造成的经济损失总金额应为580339.98元。原告作为建设工程承建单位，将其承建的工程分包给无相关资质条件的李某个人，具有一定程度的过错（即选任过失），另其未按照相关要求在施工现场规范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并采取适当的安全防范措施，亦具有过错；被告李某作为被告文某的雇主，应对文某在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给他人造成的损害承担无过错责任，因此结合原、被告各方的过错程度，双方向王贵川已经支付的赔偿款共580339.98元，应由原告承担40%即232136元，由被告李某承担60%即348204元，减除其已经向王贵川支付的医疗费和交通费30339.98元后，应再承担317864元，鉴于原告已经先行向王贵川予以赔偿，故超额支付的赔偿款317864元应由李某向原告返还。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此被告文某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王贵川受伤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应由其雇主李某承担，另无证据证明文某在该事故中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故文某不再承担本案民事责任。被告李某辩称按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四条规定，应由原告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对王贵川进行赔偿。按照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等原则的法律精神，原告与实际侵权行为人文某之间并无直接或间接的雇佣关系，其承担责任是基于选任过失而产生的连带责任，因而致王贵川人身损害的赔偿义务主体应为作为雇主的李某，故该项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告作为连带赔偿义务人，向受害人王贵川支付一次性赔偿金后，对超出其责任范围的数额有权向实际赔偿义务人进行追偿，因此由被告李某向原告返还超额部分赔偿款317864元于法有据，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八条、第三十二条、第二百六十九条、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三款、第二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拟提出判决意见如下：一、由被告李某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向原告湖南鸿源电力建设有限公司一次性返还超额部分赔偿款317864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三、被告文某不再承担民事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9300元，由原告承担3720元、被告李某承担5580元。
本案二审期间，上诉人李某、被上诉人鸿源公司及原审被告文东奎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对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中原审被告文某驾驶其机动车辆给上诉人李某的施工工地提供运输服务，以提供劳动获得劳动报酬，符合雇佣关系的构成要件，故本案上诉人李某与原审被告文某之间的关系属于雇佣关系。本案中原审被告文某在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不慎造成王贵川左手四个手指截指的人身损害，上诉人李某作为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在事故发生后，王贵川家属围堵建设工地等场所维权，严重影响工程正常施工的情况下，2016年9月12日被上诉人鸿源公司作为上诉人李某所承包工程的发包方就民事赔偿问题与王贵川家属协商后达成《补偿协议》，该《补偿协议》载明由甲方（上诉人）先行一次性补偿乙方（王贵川）人民币伍拾伍万元整，（该笔补偿费包括后期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伤残补助费、误工费、护理费、精神抚慰金等一切损失），并全额支付了补偿款。因该《补偿协议》系被上诉人鸿源公司为保证其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正常进行与受害人王贵川家属自愿达成的。上诉人一、二审中均未提交证据证明该《补偿协议》系被上诉人鸿源公司与受害人王贵川家属恶意串通所为，故该《补偿协议》合法有效。上诉人一审未申请追加王贵川为第三人，即使追加王贵川为第三人，也不能改变《补偿协议》的效力。故一审法院未追加王贵川为被告或者第三人，并未违反法定程序。王贵川的监护人虽然在王贵川受损害过程中有过错，但并不影响《补偿协议》的效力。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向王贵川支付的一次性赔偿金55万元超出了法律规定标准和范围，但未提交证据证明《补偿协议》系无效协议。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与受害人王贵川家属达成的赔偿协议，无论上诉人是否知情，对上诉人就没有约束力以及被上诉人在本案中相对于上诉人过错较大，应当承担更大赔偿责任。该理由与其作为乙方在2016年3月27日与甲方鸿源公司签订的《立塔分包合同》第四条”在工程施工期，乙方必须做到安全防范措施，确保劳务人员及第三人的人身安全。若发生劳务人员或第三人人身损害的，则由乙方承担赔偿责任，并由乙方负责处理，所有损失与甲方无关”的约定不符。但是，一审认为上诉人将其承建的建设工程分包给无相应资质条件的被上诉人李某组织工程队负责具体实施，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并结合上诉人、被上诉人各方的过错程度，确定被上诉人承担40%的责任，由上诉人李某承担60%的责任，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综上，上诉人李某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
综上，李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300元，由李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宋振飞
审 判 员 王彩霞
审 判 员 尤 巍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李 婷
书 记 员 孙思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