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上虞市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3）绍虞刑初字第379号
公诉机关上虞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冯某。因本案于2013年1月2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2月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上虞市看守所。
辩护人金尧坤。
被告人孟某。因本案于2013年1月30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胡瑞江。
被告人孙某。因本案于2013年1月30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厉海波。
被告人张某。因本案于2013年1月30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龚爱国、朱国宇。
上虞市人民检察院以虞检刑诉（2013）316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冯某、孟某、孙某、张某犯滥用职权罪，于2013年5月23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即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赵君芳、唐冠彪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冯某及其辩护人金尧坤、被告人孟某及其辩护人胡瑞江、被告人孙某及其辩护人厉海波、被告人张某及其辩护人龚爱国、朱国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上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1、2011年4月至5月间，被告人冯某、孟某、张某、孙某在查处上虞市银星包装箱厂无证从事印刷业务过程中，采用伪造证据等手段，违法降低法定处罚幅度，在明知该厂案发前存在同样违法行为后，未按规定查处，致使应缴纳的罚款2，700余万元、应没收包装箱7，780只（价值人民币8万余元）没有上缴国库。经被告人冯某决定，最终仅对该厂处没收纸箱20只，罚款1万元。该厂被处罚后仍继续从事无证印刷业务，截止2012年，又销售纸箱100余万元。
2、2011年1月至5月间，被告人张某、孙某根据被告人冯某指示，在查处上虞市妮可儿童装厂商标侵权案的过程中，伪造证据，故意违背事实减轻处罚，少没收童装704套和童裤48条，合计价值人民币7，000余元。
3、2011年1月至4月间，被告人张某、孙某根据被告人冯某指示，在查获毛某侵犯注册商标案后，不依法立案查处，违法解除封条，致少罚款人民币2，499元，少没收侵权童装147套（价值人民币2，499元），合计价值人民币4，998元。
4、2011年7月，被告人孟某、孙某、张某根据被告人冯某指示，在查获上虞市飞达纸箱有限公司无证从事印刷业务行为后，不依法立案查处，违法解除封条，致少罚款人民币90，650元，少没收纸箱900只（价值人民币6，300元），合计价值人民币96，950元。
5、2011年6月至7月，被告人孟某、孙某、张某根据被告人冯某指示，在查处上虞市爱子鸟童装厂商标侵权案的过程中，伪造证据，对其减轻处罚，致少没收童裤450条，价值人民币3，825元。
案发后，被告人张某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为证明上述事实，公诉机关提供了相应的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冯某、孟某、张某、孙某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查处无证印刷、商标侵权案的工作中，采用仿造笔录、篡改事实等手段滥用职权，违法降低法定罚款幅度或该立案而不立案，致使应缴纳的罚款、应没收财物没有上缴国库，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情节特别严重，均应当以滥用职权罪追究刑事责任。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冯某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孟某、张某、孙某起次要作用，系从犯。被告人张某犯罪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是自首。故对被告人冯某、孟某、张某、孙某应分别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之规定处罚。
被告人冯某辩解在查办上虞市银星包装箱厂无证从事印刷业务案中，其没有去过银星包装箱厂，对银星包装箱厂的生产情况和以前是否存在违法印刷的情况均不了解，对查获的非法印刷情况也是听了孟某、张某等人的汇报才清楚，其当时只是说轻一点，具体让孟某、张某去办，其对公诉机关认定其明知银星包装箱厂在查获前存在非法印刷违法行为有异议，同时对应处罚款2700万元也有异议；对起诉书所指控的第二节没有提出异议；关于毛某侵犯注册商标案，当时是集体商量，不是其个人指示；关于上虞市飞达纸箱有限公司无证从事印刷业务案，当时在查处时，其在湖州开会，事后是孟某向其汇报，其是没有阻止他们这样去办，但不是指示；关于爱子鸟童装厂商标侵权案，其根本不知情。其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是：一、公诉机关在事实认定中，对涉及到银星包装箱厂的非法印刷案值达2700多万元存在明显的错误：1、公诉机关将银星包装箱厂为春晖集团生产的全部包装箱价格认定为非法印刷经营额存在错误，在此总额中，不仅存在着委托他人印刷的情形，还有没有印字的白皮箱子、没有印字的小包装箱、还有包装箱内的内胆、围板、衬板、格档等，这些均应在违法总值中扣除。2、被告人冯某没有到过违法印刷的现场，不了解银星包装箱厂的情况，更不知道银星包装箱厂2005年至2011年4月前的违法印刷情况，主观上缺乏滥用职权的故意，故依据反渎局从春晖智能公司财务复印来的增值税发票的金额来认定滥用职权所致损失金额，无论从事实认定的证据方面还是冯某的主观方面看，都是错误的。二、公诉机关指控所适用法律错误：1、从《印刷业管理条例》看，包装箱的生产和制作是不包含在印刷经营活动范围之内，且包装箱的制作和印刷活动是实际可分离的两个不同生产阶段，并不是不能分离而合二为一的生产经营活动，以印字的包装箱全部价值认定为非法印刷额不符合《印刷业管理条例》的立法精神。2、行政机关依据法律对违法行为人应处罚款不能作为滥用职权罪构成客观要件中的直接经济损失，公诉机关将应处行政罚款作为国家的直接财产损失，显然是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的规定，也是极不合理的。三、如果法庭综合全案证据及国家法律规定，认定冯某构成滥用职权罪，辩护人请求法庭在量刑时能充分考虑以下情形给予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1、被告人冯某作出轻罚的原因是因为其认为银星包装箱厂的违法印刷行为情节并不严重，不能因为行政机关的一个处罚而使一个个私企业关闭；2、冯某平时工作表现较好，深得社会好评和肯定，其服务的上虞童装企业协会的很多会员均心怀感激并愿意为其请愿，足见其人身危险性的轻微；3、被告人冯某并无以权谋私。综上，辩护人请求作出公正判决。
被告人孟某对公诉机关认定应对银星包装箱厂处罚款2，700余万元有异议，同时辩解其并不明知上虞市银星包装箱厂以前存在违法印刷的行为，只是推测存在可能性。其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是：一、起诉书指控孟某等人在执法过程中涉嫌滥用职权，造成国家罚没款损失2，700余万元，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理依据，显然不能成立：（一）检察机关依据本单位侦查部门查明的事实认定国家罚没款损失缺乏法律依据，违背宪法确定的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权制衡原则。1、检察机关直接认定对银星包装箱厂和飞达纸箱有限公司的行政处罚数额，剥夺了行政相对人的抗辩权利，违背程序正义原则。2、检察机关不具备行政执法的知识和能力，不可能做出正确的行政处罚决定。3、检察院的侦查权力强于工商行政执法权力，检察院基于侦查权查明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工商部门亦应当查实并能够查实，检察机关自行查明的行政违法事实不能作为认定工商行政执法人员渎职的依据。4、检察机关先自己侦查“犯罪结果”，再自己侦查造成“犯罪结果”的责任人，违背检察机关的职责定位。综上，检察机关查处本应由工商部门负责的涉嫌行政违法案件既没有法律依据，也不具备相应能力，更与其法律监督机关的定位不符，其越俎代庖作出的行政处罚结论不能作为认定孟某等人涉嫌渎职犯罪的依据。（二）作为渎职犯罪结果的“经济损失”必须是已经造成的“损失”或者必然造成的“损失”，2，700万元的罚没款损失是不可能造成的，银星包装箱厂是一个小厂，开办资金为10多万元，能够缴纳的罚款数额最大限度也就是其资产数额，这部分数额才有可能是经济损失，超出的部分，原本就是空中楼阁，自然谈不上损失；（三）银星包装箱厂委托他人印刷的部分以及白皮纸箱、小包装箱等不印字的部分，不应计入“违法经营额”；（四）纸箱生产企业违规印刷企业标识的违法行为仅限于印刷，生产纸箱是依法进行的，“违法经营额”只能是印刷费数额，而不能以销售纸箱的“经营额”来认定。1、从立法本意上看，“违法经营额”应是“违反法律从事印刷经营活动的销售额”；2、从法律规定上看，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明确规定印刷费数额才是违规印刷的“违法经营额”。3、从法理原则上看，将白皮纸箱价值计入“违法经营额”对行政相对人极不公平，违背“罚责相一致”的基本法理。4、从执法实践上看，很多工商部门对纸箱厂违规印刷行为处罚时，对白皮纸箱的价值是扣除的，不认为是“违法经营额”。5、从常情常理上看，如果起诉书指控成立，一个投资仅10多万元、销售额100万元左右的银星包装箱厂的违法行为便是同类违法案件中的“全国第一大案”。6、从计算方法上看，银星包装箱厂的纸箱印刷费用是明确的，能够予以确定的。白皮纸箱的销售价格与印字纸箱的销售价格之差就是印刷费用，根据2010年1月份的相关发票，二者相差0.2564元，“印刷费”占印字纸箱价格的2.586%，以此类推，银星包装厂违法印刷行为的“违法经营额”便是“经营额”的2.586%，是完全可以推算出“违法经营额”的。（五）孟某等人滥用职权目的仅限于将现场查获的违规印刷7，800套纸箱的违法行为的处罚数额确定为1万元，对银星包装箱厂是否之前存在违法印刷行为不明知，根据“主客观相一致”的定罪处罚原则，银星包装箱厂之前的违法印刷行为未得到查处不应视为孟等人滥用职权行为的后果。综合上述五点意见，起诉书认定的行政处罚金额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孟某等人对银星包装箱厂的前期违法印刷行为不明知，对该厂之前的违法印刷行为所应受到的行政处罚金额不应认定为孟某等人的渎职犯罪后果。孟某等人应处罚而未处罚的违法事实仅限于银星包装箱厂违法印刷7，800只纸箱和飞达纸箱有限公司违法印刷900只纸箱。按照印刷活动的违法经营额认定，银星包装箱厂7，800只纸箱的“违法经营额”1，000余元，本应罚款1万元，原处罚决定是合适的。飞达纸箱有限公司900只纸箱的“违法经营额”更少，应罚1万元，实际未罚，造成了国家罚没款损失，本案的渎职行为造成的“国家经济损失”应当是1万元。二、起诉书认定应没收而未没收的违法产品价值为“国家经济损失”不当，该部分金额不应被认定为渎职犯罪数额。根据法律规定，工商行政部门在查处违法印刷和生产假冒他人注册商标行为时，没收物应当做销毁处理，本身就应当被销毁的财物是没有价值的，不能被计入应上缴国库的国家经济损失，不应被认定为孟某等人涉嫌滥用职权行为的后果，只应当作为情节来看待。三、被告人孟某在相关行政执法过程中，确实未依法正确履职，在行为性质上属于滥用职权，但其仅起次要作用，情节相对较轻。综上所述，孟某在相关案件的执法过程中确实有错，隐匿了原始证据，伪造了执法材料，错误性质是严重的。但孟等人的行为造成的“国家经济损失”仅是飞达纸箱有限公司应罚而未罚的1万元，未达滥用职权罪的定罪数额，对孟某等人的行为不应定罪处罚。请合议庭准确认定本案事实，纠正公诉机关的不当指控，对本案作出公正的裁决。
被告人孙某对起诉书指控其犯滥用职权罪没有提出异议，但其认为不构成情节特别严重。其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是：1、对本案构成滥用职权罪不持异议。2、行政处罚款的数额不应作为对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首先行政处罚款属于非税收入，具有不确定性；其次，行政处罚款只能作为国家的一种权益性收入，除行政相对人自觉缴纳外，很大部分行政处罚款需通过强制执行才能够得到实现或部分实现，能否足额收取具有偶然性，本案中，上虞市银星包装箱厂是钟某个人设立的个人独资企业，投资额为20万元，2011年企业所有者权益为39万余元，全厂职工3至4人，即使投资者需承担无限责任，但根据实际情况，上虞市银星包装箱厂及钟某个人均不可能缴纳2，700余万元的行政罚款。综上，就本案实际，不应属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中第一条第二款第二项造成经济损失150万元以上的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应属于第一条第一款第四项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量刑幅度应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考虑；2、对于渎职行为造成的损失不宜累计。首先，渎职犯罪系不纯正数额犯，对未达到渎职罪立案标准的渎职行为造成的损失数额累计不符合数额犯原理；其次，渎职犯罪一般刑法理论视为过失犯罪，不存在行为人反复故意实施的情形，累计过失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作为量刑依据不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再次，累计过失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混淆了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不符合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对多次实施渎职行为，单独造成的损失达不到构成犯罪的标准，累计多次的损失才能达到犯罪的标准，能否以累计数额定罪量刑，立法原意应是保持谦抑的，即能用行政处罚解决，决不动用刑法；最后，刑法规定累计计算的前提是每次行为均构成犯罪。由此可见，本案第二至五节能否以滥用职权罪定罪量刑值得商榷。3、被告人孙某系从犯，且不属于案件主办人员，只是协助办案人员，故其应承担的责任比张某要轻。其犯罪的主要原因是其文化水平较低，法律法规意识不强，对领导的错误决定未及时发觉和抵制，才酿成犯罪，但其所起的作用显属轻微。4、被告人孙某能自愿认罪，态度较好，无前科劣迹。综上，请求法庭对被告人孙某定罪免刑。
被告人张某对起诉书所指控的第二节、第三节、第五节没有提出异议，但对起诉书所指控的第一节，其辩解在查处上虞市银星包装箱厂无证从事印刷业务过程中，并不明知该厂在案发前存在非法印刷行为，是检察机关在侦查过程中通过查看以前的帐才查出来，起诉书认定他们明知不妥；同时根据省局的文件，处理这类案件，经营额是根据印刷的实际成本来认定违法经营额的，而检察机关是根据纸箱的销售价格来确定违法经营额，故导致应缴纳的罚款数认定数额为2，700万元，其认为该认定存在不当；同时在查处上虞市银星包装箱厂案中，当时在现场他们没有清点具体的纸箱的只数，具体的只数是不清楚的；对起诉书所指控的第四节其辩解没有到现场解除封条。其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是：1、对起诉书中指控的第一项事实，认定“致使应缴纳的罚款2，700余万元、应没收包装箱7，780只（价值人民币8万余元）没有上缴国库”的情节有异议。2、起诉书中指控的第四项事实存在错误。本案中，张某并未参与讨论立案，也未参与解封，因此，与本项事实没有关联，不应认定张某对此承担责任。3、被告人张某在本案中系从犯，依照法律，应当从轻、减轻处罚。被告人张某在案发前，在汤浦工商所的实际职务是巡查组组员，在本案全部四位被告人中职务最低。在本案的犯罪过程中，只是按上级领导的指示，依照其他被告人所制作的案卷材料，制作了询问笔录，所起的作用最小，参与的过程最少，应比照其他被告人从轻处罚。4、被告人张某在本案被侦查机关立案前，主动向侦查机关揭发、检举了本案的犯罪情况，直接引发了本案的调查、审理，属自首。5、被告人张某身体状况不是很好。综上，请求法庭对其免除处罚。
经审理查明：
1、2011年4月21日，被告人孟某、孙某、张某在上虞市银星包装箱厂检查时，发现该厂在没有取得《印刷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印制含“CHUNHUI®”注册商标标识的纸箱，并当场查获了非法印刷的纸箱7，000多只（没有清点）和两张订货单，一张为6，700只（实际为7，500只，另有白皮箱600只），一张为1，100只，在得到上虞市银星包装箱厂厂长钟某的认可后，现场查获的纸箱按订货单上的7，800只的数量计算。后在该案办理过程中，被告人冯某决定，对该厂处罚款1万元，没收纸箱20只左右，被告人孟某、孙某、张某按照被告人冯某的决定，让钟某提供了新的3张订货单及3张送货单，数量合计分别为1，000只和980只，原2张订货单不作为卷宗的证据使用，后由被告人孙某修改了上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现场笔录、上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财物清单，现场查获非法印刷的纸箱伪造为20只，被告人张某在询问钟某的基础下，制作了询问笔录，在询问钟某以前有没有从事过该类非法印刷的业务时，钟某表示没有。后在没有到订货单位浙江春晖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晖公司）取证的情况下，被告人张某、孙某按照被告人冯某的决定，提出了对该厂的行政处罚决定，被告人冯某表示同意，报局领导审批，后上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了虞工商处字（2011）7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本案处没收纸箱20只、印刷模板一块；没收违法所得1，078元，罚款10，000元。由于上述四被告人的行为致使上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错误的处罚，少罚款人民币40万元左右，应没收的纸箱7，000多只没有没收。另上虞市银星包装箱厂系钟某个人投资的个人独资企业，于2003年7月份成立，投资额为20万元，根据上虞市银星包装箱厂在上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所备案的资产负债表显示该厂于2011年12月30日的所有者权益合计为3，908，754.35元。
上述事实，由公诉机关提供，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被告人冯某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供述了2011年的时候，孟某刚到汤浦工商所任所长助理，分管经济检查案件的查办工作。在孟某带领张某、孙某到上虞市银星包装箱厂检查的过程中，发现此厂有非法印刷商标的违法行为。回来后，孟某到其办公室，向其汇报了案件情况，他汇报的意思是上虞市银星包装箱厂有非法印刷的违法行为，非法经营额至少有几万元，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要没收全部纸箱，罚款的金额肯定比较大的，这样罚款的话，企业也要倒闭，罚款也执行不了。孟某问其这个案子怎么办才好。其就对孟某说，那就少罚些好了，但要办成大案的，后来孟某、张某是按照这个意思去办理这个案件。办案期间，上虞市银星包装箱厂钟某托了陈越洲来求情，说让其帮帮忙，其说这事你找新来的孟所好了。其和孟某谈起过这只案件，最后一次时，孟某问其：“罚款1万元好不好？纸箱没收几只好？”其回答说：“罚款1万元好了，纸箱没收个二、三十只好了。”具体其是叫孟某他们去办理的。张某他们也是按照其定下的意思去办理的，最后处罚的结果是罚款1万元，没收了20至30只包装箱。违规的地方在现场查获的5，000多只包装箱按规定是全部要没收的，但只没收了20至30只，是违法的，其次是按此事的违法事实罚款额大的，但他们所只处罚了他1万元。从张某处提取的2011年4月21日《上虞市银星包装箱厂现场笔录》及《财物清单》和从上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上虞市银星包装箱厂行政处罚卷宗提取的《上虞市银星包装箱厂现场笔录》及《财物清单》不相一致，是经办人员修改过的，处罚卷宗的《现场笔录》和《财物清单》是伪造的。其看过案卷材料，里面有原物料订购单和送货单，说明案发前有违法行为；
（2）被告人孟某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供述了2011年4月的一天上午，其记得刚去汤浦所任所长助理不久，其、孙某、张某一起去上虞市银星包装箱厂检查，当场发现该厂擅自印刷含有商标的纸箱，仓库里存放了大量印有“春晖”和“CHUNHUI”商标的纸箱，因为当时老板钟某不在厂里，他们就回去了，简单跟冯某所长汇报了一下，但当时因为还没有清点数量，所以详细内容没有汇报，吃过中饭后，其和唐亮一起去钟某的厂里，防止钟某转移掉纸箱。下午的时候，钟某来了，张某和孙某也来了。他们就采取了查封的强制措施，对违法行为进行了拍照，清点了违法纸箱的数量，数量有7，000至8，000只，在办公室提取了几张春晖公司包装箱订购单，就回去了。其向冯某汇报说，现场查获非法印制的数量大，有7、8千只，单价也向他汇报过的。冯某说罚个1万元好了。案发以后处罚决定前，其向冯某汇报，罚款1万元，纸箱要不要罚没，冯某说，这个案件罚款1万元，纸箱不用没收了。最后罚款1万元，没收纸箱几十只。案卷中的笔录是他们重新制作的，真实的笔录不能用，所以重新制作了一份，少罚40来万元。其知道该厂在以前有同样的违法行为，因为没有去调查，该厂在案发前违法行为到底有多少到何程度其是不知道的。首先他们在现场发现两张春晖公司发给该厂的《原物料订购单》，说明该厂在案发前承接过春晖公司的印刷业务；其次，该厂无印刷经营许可证；还有，在案卷中就有他们收集的钟某的案发前2011年1月、2月和3月的送货单和订购单。所以从上述这些材料和事实，其就知道了该厂在案发前也有违法行为。张某和孙某应该是知道的。冯某审批了该案，也应该知道的；
（3）被告人孙某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供述了2011年上半年，孟某来其所没有多少时间，其、张某、孟某一起去上虞市银星包装箱厂检查，他们是上午去的，发现该厂在没有商标装潢印刷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非法从事商标印刷业务，仓库里存放了大量印有非法印制商标的纸箱，当时老板不在场，孟某电话和老板钟某取得了联系，说是下午回来，他们就回去了，其记得现场有人看牢的，下午钟某到厂里后，其和张某、孟某三个人又去了现场，现场由孟某具体指挥，张某采取强制措施即查封、扣押，当时数量有7，000多只，其制作了现场笔录和财务清单。因为这是大案由张某主办，其把材料交给张某。后来在办公室，其听张某对钟某说，所领导定下来了，罚款1万元，纸箱没收20只，你要配合好，需要的材料你要提供好。张某对其说，按照上面讲的罚款金额和没收数量要重新制作现场笔录和财务清单，后其就按照张某的意思重新制作了上虞市银星包装箱厂现场笔录和财物清单。过了段时间，张某将这个案子的案卷给其，让其签上字，因为办案需要两个人的。这个案件最后罚款1万元，没收纸箱20只，没收违法所得1，000余元。在办案过程中他们知道这些纸箱是销往春晖公司，但他们没有到春晖公司去调查过，对上虞市银星包装箱厂在被他们查处前，向春晖公司销售过纸箱的事情他们是知道，当时钟某在做询问笔录时也承认过，他提供的材料也说明上虞市银星包装箱厂在之前也销售过纸箱；
（4）被告人张某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供述了2011年4月21日上午，其、孙某、孟某一起去上虞市银星包装箱厂检查，当场发现该厂超范围经营商标印刷业务，仓库里放了大量的印有“春晖”和“CHUNHUI”商标的纸箱。在当天下午该厂厂长钟某到后，孟某和孙某计算了数量，其负责拍照，并对印刷有商标的其中一堆纸箱贴了封条，在现场他们扣押了一块印刷模板。后来去了厂里的办公室，在钟某的办公室的墙上挂有两个架子资料，孟某看了后抽出两张春晖公司原物料订购单，并计算两张订购单上非法印刷纸箱的数量，其中一张数量是1，100张，另一张是6，700只，并得到了钟某的认可，作为现场查扣的纸箱数量，然后，孙某制作了现场笔录。过了几天，在孟某的办公室，孟某对其讲钟某的案件罚款1万元，纸箱没收个10至20只，数量按销售1，000只左右定，非法金额定个7千或者8千，因为在现场钟某说纸箱金额为每只7元或者8元。当时其问孟某为什么一下子减少这么多，他回答如果按7，800只算的话，非法经营额很大，如果照规定处罚，要处于5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现在所里要罚钟某1万元，必须要把非法经营额做到1万元以下，所以说销售数量按照1，000只左右定。后孟某来到他们办公室，叫孙某修改了材料，孙某将现场笔录和财物清单重新制作好给了其。其叫来钟某做笔录，但钟某在销售单价上只说每只3元至4元，非法印制数量定几十只算了，这样和孟某讲的差距太大，所以没有做笔录，叫他早点回去了。钟某走后，冯某来找其，问其钟某的案子办得怎么样了，其把孟某对其说的和实际做笔录的情况讲给了冯某听，冯某听后叫其将这个案子快点办办好。后其将这件事向孟某进行了汇报，孟某当时没有答复其。事后，孟某告诉其，非法经营的数量按1，000只来，销售价格按钟某说的3元至4元定。涉案的纸箱是春晖公司委托钟某生产的，工商案卷中的原物料订购单和送货单是钟某提供给其的。案发以后，他们也没有到春晖公司去调查，从当时钟某提供的材料能说明上虞市银星包装箱厂在之前也销售过纸箱。在查处上虞市银星包装箱厂非法从事印刷业务案件中，存在以下违法或者违规的地方，一是他们伪造了现场笔录和财物清单，违背事实的真实情况；二是所领导在没有调查清楚事实的情况下，就定了处罚结果，然后让承办人按照他们定下的处罚结果去收集材料，程序倒置；第三就是现场的销售记录没有全部拿来，还有就是现场有大量的纸箱，但没有清点违法印制纸箱数量；
（5）证人钟某证言：证明2011年4月份的一天上午，上虞市工商局汤浦工商所的2、3个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来其厂检查，发现其厂在没有包装印刷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却在开展包装印刷业务，在印刷“CHUNHUI”标记的纸箱，当时其不在厂里，姓孟的副所长打电话给其叫其回去处理一下无证印刷纸箱的事情。下午其回到厂里，汤浦工商所的工作人员就在现场作了现场笔录并拍照，其在笔录上签字的，其记得当时清点了纸箱有7，000多只并进行了查封，扣押了用于纸箱印刷的模板。孟副所长还清点了其厂自2011年1月份以来的送货清单。事情发生后其和其阿叔陈学洲去过冯某所长的办公室，向冯某所长求情能否减轻点处罚，冯某当时说罚款肯定是要罚的。从张某处提取的现场笔录、财务清单和工商案卷中的现场笔录、财务清单都是其签的字，工商案卷中的送货单也是案发后汤浦所的工作人员叫其送过去的，他们说这是要作为证据使用的，最后汤浦工商所姓张的办案人员拿着《处罚决定书》来其厂里，以无证从事纸箱印刷经营业务对其罚款1万元，没收纸箱20只，没收违法所得1，000多元，并没收模板一块。当时其的纸箱销售价DHF-9是10元5角一套，QRFWH的每套价格也和DHF-9差不多。2005年开始，其厂和春晖公司就有业务往来，直到其厂2012年12月份关闭，原来保存的单据都当废品处理掉了。在当庭证言中称其没有看到工商执法人员清点现场的纸箱；
（6）证人车涛证言：证人系春晖公司的采购经办人。负责公司包装纸箱采购工作。证明春晖公司有一部分包装纸箱是委托他厂生产的，委托上虞市银星包装箱厂生产就是“四通阀”和“汽车膨胀阀”两只型号，是从2004年或者2005年的时候开始的，其公司将要生产的纸箱的图纸、规格、要求发给上虞市银星包装箱厂，上虞市银星包装箱厂生产好后发货给其公司，生产纸箱的原料都是生产厂家自行解决的，其公司向上虞市银星包装箱厂的采购额，2012年59万元，2011年88万元，2010年123万元，2009年83万元，2008年101万元，纸箱的价格一般是每只10元左右；
（7）书证上虞市人民检察院从张某处提取的上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现场笔录及财物清单：证明2011年4月21日下午，汤浦工商所执法人员对位于汤浦工业园区的上虞市银星包装箱厂进行检查时，发现该厂无印刷经营许可证，但在厂房内堆放着大量印制有“CHUNHUI®”注册商标标识的纸箱，执法人员对现场堆放的纸箱进行清点，发现印有“CHUNHUI®磁四通换向阀”字的纸箱6，700套，“CHUNHUI®汽车空调膨胀阀”字的纸箱1，100套，执法人员对现场进行了拍照，执法人员提取了上述两件包装的纸箱原样，并对上述纸箱实施就地封存。财物清单写明是包装纸箱DHF-96700只、QRFWH1，100只；
（8）书证上虞市人民检察院从张某处提取的上虞市银星包装箱厂的原物料订购单：该份证据系现场查获的所谓数量为6，700套的原物料订购单，后一直由张某保存。证明春晖公司于2011年3月30日向上虞市银星包装箱厂订货，纸箱分别是DHF5白皮300套、DHF95，500套、DHF9白皮300套、DHF11U700套、DHF20500套、DHF20U800套，电话通知发货；
（9）书证上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对上虞市银星包装箱厂的行政处罚卷宗：上述卷宗中现场笔录记载，2011年4月21日下午，汤浦工商所执法人员对位于汤浦工业园区的上虞市银星包装箱厂进行检查时，发现该厂无印刷经营许可证，但在厂内堆放着印有“CHUNHUI®”注册商标标识的纸箱，经清点，上述纸箱共有20只，对上述纸箱及一块模板进行了就地封存。该案卷中还有企业的营业执照、三张原物料订购单、三张送货单、春晖公司的委托书、商标注册证，上述证据均系由钟某提供，用于证明2011年1月至3月间，春晖公司委托上虞市银星包装箱厂印制含“CHUNHUI®”注册商标标识的纸箱1，000只，已发货980只，价格为4.3元／只，同时对钟某作了询问笔录，钟某亦讲到了上述事实，还提到以前没有从事过违法印刷活动，依照上述证据材料，上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书，依照《印刷业管理条例》的规定，没收查封的含“CHUNHUI®”注册商标标识的纸箱20只、印刷模板1块；没收违法所得1，078元，罚款10，000元，二项合计11，078元，上缴国库；
（10）书证上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的证明：证明上虞市银星包装箱厂从未申请办理过《印刷经营许可证》；
（11）书证春晖公司的证明：证明上虞市银星包装箱厂为其公司印制产品包装纸箱，其中“汽车空调膨胀阀”的规格型号有三种，分别是510＊340＊220、510＊400＊120和470＊280＊220；
（12）上虞市银星包装箱厂销售给春晖公司纸箱的明细清单：证明2005年至2011年4月20日，上虞市银星包装箱厂销售给春晖公司纸箱金额合计为5，504，526.9元，发票中显示其中白皮箱金额为11，300元，2011年4月22日至2012年的销售金额合计为1，194，118.8元，发票中显示其中白皮箱金额为74，625元；
（13）被告人张某提供的三张照片：证明查获现场有带有春晖标识的型号为DHF-5的纸箱，同时还有一份绍兴山川纸业有限公司定作产品交付单，因该份交付单除了被告人张某称在现场查获后予以了拍照，其余被告人均予以了否认，又没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故该份照片不作为本案的证据予以认定；
（14）被告人冯某的辩护人提供的证人徐某证言：证人系春晖公司的收料员。证明上虞市工商局对上虞市银星包装箱厂的行政处罚卷宗中收集的上虞市银星包装箱厂送货单上的“文娟”两字不是其书写的，同时证明没有印字的箱子也有的，有二、三成；
（15）被告人冯某的辩护人提供的物证纸箱一套及相关照片：证明一套纸箱是由外包装箱体和里面的配件组成的事实；
（16）被告人孙某的辩护人提供的上虞市银星包装箱厂的独资企业基本情况、资产负债表、利润表：证明上虞市银星包装箱厂系个人独资企业，于2003年7月份成立，投资额为20万元，根据其在上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所备案的资产负债表显示该厂于2011年12月30日的所有者权益合计为3，908，754.35元。
公诉机关提供的类似非法印刷的行政处罚案例和被告人孟某的辩护人提供的相关类似案例均为证明此类案件的违法经营额如何计算的问题，且违法经营额的认定上存在明显的差异，但判例不能作为证据进行使用，故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定。被告人孟某的辩护人提供的新闻出版署关于处理白孝琪非法出版《半色曝光》一案中如何计算非法经营数额的批复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于2011年9月13日发布的公告，亦用来证明违法经营额的认定，但本案该节的情况与批复的内容存在差异，无法直接引用该批复，故对上述二份证据亦不予认定。被告人冯某的辩护人提供的称是从上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取的对上虞市银星包装箱厂的电脑检查结果查询打印件，没有上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盖章，无法辨明真伪，提供的二份书证即上虞市汤浦镇人民政府所写的冯某同志的工作表现和上虞市童装协会所写的关于请求对冯某从轻处罚的报告，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对上述三份证据均不予认定。
关于本节滥用职权的行为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如何认定的问题。本院认为，四被告人在查获上虞市银星包装箱厂无证从事印刷业务案后，从现场查获了订货单，后为了造假的需要，又让钟某提供了2011年1月至3月的原物料订货单和送货单，四被告人从上述证据可推测出上虞市银星包装箱厂以前可能存在非法印刷的业务，四被告人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均称是明知，后在法庭又辩解存在可能性，从上述证据分析，采信四被告人在法庭上辩解存在可能性的说法，且钟某在工商的询问笔录中也称以前没有违法印刷行为，故现没有足够充分证据来证实四被告人已掌握了涉案企业以前存在其他违法印刷事实，对本节的行政处罚应按照现场查获的违法行为来认定违法经营额。对于违法经营额的认定，虽白皮箱属上虞市银星包装箱厂可以正常生产的范围，但印制商标后，整个产品属于违法产品，已属不可分离的一个整体，对方定制的单位需要也是该产品，工商部门没收的也是该产品，如剥离载体即纸箱，那工商部门没收违法产品时该如何处理，故当产品部分不违法，部分违法，又有机构成一个整体的情况下，该整体又系违法产品，违法经营额还是按整个产品进行计算更加妥当，能达成没收与罚款的有机统一。鉴于本节的违法经营额已达8万多元，按照《印刷业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上的，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上1０倍以下的罚款，同时该厂又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所规定的从轻或减轻情形，故至少罚40多万元，考虑到以前已处罚款1万元，故少罚款应在40万元左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该解释规定的“经济损失”，是指渎职犯罪或者与渎职犯罪相关联的犯罪立案时已经实际造成的财产损失。根据上虞市银星包装箱厂的实际经营状况，所罚的款项并未超过被罚企业的实际支付能力，应认定造成国家经济损失40万元左右。对相关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应按现场查获的违法纸箱进行行政处罚的意见，予以采纳，但提出违法经营额的计算应剥离载体即纸箱的意见，不予采信。对公诉机关提出该节应认定罚款数额为2，700余万元的起诉意见，不予支持。
2、2011年1月至5月间，被告人孙某、张某根据被告人冯某指示，在查处上虞市妮可儿童装厂商标侵权案的过程中，伪造证据，故意违背事实减轻处罚，少没收合计价值人民币7千余元的童装704套和童裤48条。
上述事实，由公诉机关提供，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被告人冯某的供述：供述了2011年1月的时候，张某和唐亮在陈某童装厂验照的时候，发现该厂在生产注册商标的假冒童装。张某在现场的时候，汤浦镇政府有一位领导打电话给其，说陈某是他的亲戚，让其在处罚上轻一些。随后，其立即打电话给张某，问他这件事，他说有的。回来后，张某到其办公室向其汇报童装的事情，告诉其现场查扣的童装数量有700件左右，销售单价是每件6元左右。其说当地政府的领导向其来说情，让张某在这个案件处罚上轻一点，罚款罚1万元，少没收些童装，没收个200套好了。因为案子发生时快过农历新年了，所以当时没有立即处理，而是到了3月份或者4月份处理的。后来，张某具体经办案件没收200套童装时，陈某不配合，张某打电话给其，汇报了此事，在这过程中，镇里先前打过招呼的领导又打电话给其，意思是再轻些，后来其打电话给张某，张某当时不接电话，后其打给司机周坚，意思是告诉张某，再少扣几套，查扣个50套好了。后来张某按照其的意思，做好材料，报其审批，其知道这个案子材料上面现场查扣童装数量的材料是不真实的，但其也同意了，因为张某就是按照其的意思去操作的，让孟某审核，但当时孟刚来其所，实际上是不知道的，孟审核后报局法规科审批的。这个案件最后罚款10，000元，没收童装55套；
（2）被告人张某的供述：供述了2011年1月的时候，其和所里的同事唐亮一起在给个体工商户验照的过程中发现陈某的妮可儿童装厂在生产PUMA童装，他们便询问陈某，问他有没有商标授权，他说没有，其和唐亮让陈某暂停生产，并对生产的童装进行了清点，童装有759套，童裤48条，后在现场制作了现场笔录，并进行了拍照，同时采取了查封的强制措施。其回到所里后，冯某叫其去他的办公室，问陈某案子的事，其说这个案子现场侵权的童装数量大，要办大案子。冯说他们所里自己办，违法金额定5，000元，罚款1万元，童装单价20元一套，定250套。这之后，其、陈某一起在冯某的办公室，冯当着他们的面说，陈某的案子罚款1万元，没收250套。后来陈某来其办公室说能不能少没收几套，其说话好了，不能改了，陈某再次去冯的办公室，然后冯叫其上去，再减去一点，没收200套好了。2011年2月22日上午，其和唐亮、驾驶员周坚在下漳村验照后，路过陈某的厂，他们顺便去厂里看了一下，发现封条也撕了，查扣的童装也转移了，其到里面，发现涉嫌侵权的服装在包装，陈某说这就是那批查扣的服装。看到这一情况，其回到所里，发现冯某不在所里，其就打电话向冯某汇报陈某擅自拆封的事情，冯说按原先说好的办。其重新到陈某的店里，要查扣200套，陈某不肯，双方僵持。后冯某打电话给其，其故意没有接，后打给周坚，周坚把电话给其，意思没收50套算了。服装当场没有扣，其让陈某自己拿到所里来，每种颜色各1套，共55套。后来，这个案件就按程序办了，对陈某罚款1万元，没收侵权童装55套；
（3）被告人孙某的供述：供述了陈某的案子是张某主办的。事后其知道这个案子处理过程中对当事人减轻了处罚。这个案子是张某和唐亮查获，后来张某主办，其在笔录上及相关材料上签了名字，具体情况其不知道；
（4）证人陈某证言：陈述了其开办了一家叫上虞市汤浦妮可儿的童装厂。2011年1月份的时候，汤浦工商所的一个姓张的工作人员和另外一个年纪轻的讲普通话的工作人员来其厂里验照，在其厂里现场查获侵犯注册商标PUMA的童装，具体数量是700多套童装和几十条童裤，他们制作了现场笔录、扣押清单，并拍照，其签完字以后他们就回去了。汤浦工商所的工作人员说罚款在经营额的1至3倍，其就托了人去说情。后来姓张的工作人员对其讲：“罚款1万元，童装就没收个50多套，笔录要重新制作过。”意思是可以少没收几套，后来现场笔录等处罚的依据是重新制作过的。最后是罚款1万元，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侵权童装50多套；
（5）书证张某提供的上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现场笔录、财物清单：证明2011年1月14日上午，上虞市工商局执法人员张某、唐亮在上虞市汤浦妮可儿童装厂进行检查时，发现该厂在生产标有“PUMA”文字、图案的童装，经现场清点，发现有各种颜色的标有“PUMA”文字、图案的童装759套，裤子48条；
（6）书证上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实施行政强制措施通知书、上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案案卷：证明上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案卷中的现场笔录及财物清单已与张某提供的现场笔录、财物清单不相一致，在该案卷中现场笔录记载现场发现标有“PUMA”文字、图案的的童装共55套，财物清单登记也是55套，最后处罚结果是：一、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二、没收并销毁扣押的侵犯“PUMA”注册商标专用权的童装55套；三、罚款10，000元，上缴国库。
3、2011年1月至4月间，被告人孙某、张某根据被告人冯某指示，在查获毛某侵犯注册商标案后，不依法立案查处，违法解除封条，致少罚款人民币2，499元，少没收合计价值人民币2，499元的侵权童装147套。
上述事实，由公诉机关提供，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被告人冯某的供述：供述了2011年1月份，是陈某案后的几天，孙某和吴中华在验照过程中，发现毛某的','2018-09-26
00:31:30',0,'web',NULL),(18613167,'ade7c416-6275-4f6a-9ff5-37d8a3e19b4e','$(function(){$(\"#con_llcs\").html(\"浏览：28次\")});$(function(){var
caseinfo=JSON.stringify({\"法院ID\":\"1637\",\"案件基本情况段原文\":\"\",\"附加原文\":null,\"审判程序\":\"一审\",\"案号\":\"（2015）武执保初字第577号\",\"不公开理由\":null,\"法院地市\":\"德州市\",\"法院省份\":\"山东\",\"文本首部段落原文\":\"\",\"法院区域\":null,\"文书ID\":\"ade7c416-6275-4f6a-9ff5-37d8a3e19b4e\",\"案件名称\":\"申请人武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被申请人王同州、杨秀芹、刘保祯、王佃明、李风豹、王同春、李云山财产保全一案民事裁定书\",\"法院名称\":\"武城县人民法院\",\"裁判要旨段原文\":\"\",\"法院区县\":\"武城县\",\"补正文书\":\"否\",\"DocContent\":\"\",\"文书全文类型\":null,\"诉讼记录段原文\":null,\"判决结果段原文\":\"\",\"文本尾部原文\":\"\",\"上传日期\":\"\\\/Date(1447555297000)\\\/\",\"案件类型\":\"执行案件\",\"诉讼参与人信息部分原文\":\"\",\"文书类型\":null,\"裁判日期\":null,\"结案方式\":null,\"效力层级\":null});$(document).attr(\"title\",\"申请人武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被申请人王同州、杨秀芹、刘保祯、王佃明、李风豹、王同春、李云山财产保全一案民事裁定书\");$(\"#tdSource\").html(\"申请人武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被申请人王同州、杨秀芹、刘保祯、王佃明、李风豹、王同春、李云山财产保全一案民事裁定书
（2015）武执保初字第577号\");$(\"#hidDocID\").val(\"ade7c416-6275-4f6a-9ff5-37d8a3e19b4e\");$(\"#hidCaseName\").val(\"申请人武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被申请人王同州、杨秀芹、刘保祯、王佃明、李风豹、王同春、李云山财产保全一案民事裁定书\");$(\"#hidCaseNumber\").val(\"（2015）武执保初字第577号\");$(\"#hidCaseInfo\").val(caseinfo);$(\"#hidCourt\").val(\"武城县人民法院\");$(\"#hidCaseType\").val(\"执行案件\");$(\"#HidCourtID\").val(\"1637\");$(\"#hidRequireLogin\").val(\"0\");});$(function(){var
dirData = {Elements: [\"RelateInfo\", \"LegalBase\"],RelateInfo: [{ name:
\"审理法院\", key: \"court\", value: \"武城县人民法院\" },{ name: \"案由\", key:
\"reason\", value: \"\" },{ name: \"审理程序\", key: \"trialRound\", value: \"一审\"
},{ name: \"裁判日期\", key: \"trialDate\", value: \"2015-11-11\" },],LegalBase:
[{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3年）》\',Items:[{法条名称:\'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一百零一条利害关系人因情况紧急，不立即申请保全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前向被保全财产所在地、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对案件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采取保全措施。申请人应当提供担保，不提供担保的，裁定驳回申请。[ly]
人民法院接受申请后，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出裁定；裁定采取保全措施的，应当立即开始执行。[ly]
申请人在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后三十日内不依法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保全。[ly]\'},{法条名称:\'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一百五十四条 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ly][ly] （一）不予受理；[ly] （二）对管辖权有异议的；[ly] （三）驳回起诉；[ly]
（四）保全和先予执行；[ly] （五）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ly] （六）中止或者终结诉讼；[ly] （七）补正判决书中的笔误；[ly]
（八）中止或者终结执行；[ly] （九）撤销或者不予执行仲裁裁决；[ly] （十）不予执行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ly]
（十一）其他需要裁定解决的事项。[ly] 对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裁定，可以上诉。[ly]
裁定书应当写明裁定结果和作出该裁定的理由。裁定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口头裁定的，记入笔录。[ly]\'}]}]};if
($(\"#divTool_Summary\").length > 0) {$(\"#divTool_Summary\").ContentSummary({
data: dirData });}});$(function() {\r\n var jsonHtmlData =
\"{\\\\\"Title\\\\\":\\\\\"申请人武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被申请人王同州、杨秀芹、刘保祯、王佃明、李风豹、王同春、李云山财产保全一案民事裁定书\\\\\",\\\\\"PubDate\\\\\":\\\\\"2015-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