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粤0404行初286号
原告:华新环境工程（珠海）有限公司，住所地：珠海市香洲区前山西坑尾垃圾填埋处置场内。
法定代表人:杨宏兵，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许俊，该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王东方，该公司工作人员。
被告:珠海市环境保护局，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海滨北路11号。
法定代表人：张经纬，局长。
委托代理人：刘艳萍，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罗嘉熙，北京市大成（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华新环境工程（珠海）有限公司诉被告珠海市环境保护局环境保护行政处罚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华新环境工程（珠海）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许俊、王东方，被告珠海市环境保护局出庭应诉负责人贾建红及委托代理人刘艳萍、罗嘉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珠海市环境保护局于2017年4月21日作出珠环罚字[2017]4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在其2016年9月27日、2016年11月14日对原告进行的调查中，发现原告实施不按排污许可证要求排放污染物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第六十六条第一款及《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的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裁量标准》第六条的规定，对原告作出罚款20万元的行政处罚。原告对该处罚决定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
原告华新环境工程（珠海）有限公司诉称，被告于2016年9月27日、11月14日对原告进行调查，发现原告有不按排污许可证要求排放污染物的情况，并于2017年4月21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首先，被告认定原告存在违法排污情况的事实是依据2016年9月30日作出的监测报告，原告认为该报告不具有科学性和代表性，不能作为认定存在违法排污事实的唯一依据。其次，在听证程序中，原告明确告知被告，因珠海市环境保护局香洲分局对原告烟囱有组织排放许可量计算错误，其只以烟囱中间的监测口为起算点，按20米烟囱执行标准6000计算，对此原告当时正和被告香洲分局协商，香洲分局也同意修改并在办理中，但被告仍以错误的排污许可证上记载的6000数值作为依据认定原告违法排污，现原告排污许可证已经变更，但被告的行政处罚亦作出。原告认为香洲分局作为被告下属单位，对原告所称事实不调查直接认定违法，违背基本事实。再次，西坑尾区域存在交叉污染，被告作为执法机构，应依法排除干扰后再监测，但其在本次监测中没有实施该行为。最后，本次处罚是重复处罚行为，原告一共有三次被告责令整改和处罚。违法排污的事实发生在第一次责令整改的整改期限内，也是第二次责令整改作出的第二天，而我公司于9月19日已处于停产状态。我公司认为从第一次监测的8月14日开始起算，在一个半月内对原告所谓的违法排污行为进行了三次同依据同种类罚款，属于明显错误，违反了《广东省环保条例》第66条的规定。
综上，原告诉请法院要求判令：确认被告作出的珠环罚字[2017]4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并予以撤销。
原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珠环罚字〔2017〕4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营业执照、三次《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排污许可证、环境影响报告书（节选）、整改方案汇报材料、停产通知书、监测报告四份、日常巡检记录
被告珠海市环境保护局辩称，根据《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十四条赋予被告的行政处罚权，被告有权对原告的行政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
第一，原告行政违法行为证据确凿，事实清楚。原告于2013年2月5日取得珠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香洲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位于珠海市××前山西坑尾垃圾填埋场内，主要负责全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目前每日处理生活垃圾约800吨。原告主要采用工艺流程为：垃圾进场接收、破碎、生物干化、分选垃圾预处理；在垃圾预处理过程中，垃圾发酵与生物干化为主要污染环节，在垃圾分选破碎也有污染物产生，生产过程中主要污染物为废气（恶臭污染物）、垃圾渗滤液。原告2014年9月18日经珠海市香洲区环境保护局批复同意建设，但至今并未办理环保验收手续，即原告现有的污染物净化防治设施并未经过验收合格。原告于2016年6月7日申领了临时《广东省污染物排放许可证》有效期自2016年6月7日至2016年12月6日，该行政许可中明确载明原告应履行的排污标准及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根据《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原告的恶臭气体排放口（排放口编号：FQ-2-0498-1）臭气浓度限值为6000；无组织臭气排放臭气浓度为20。
被告于2016年9月27日——2016年9月28日委托监测机构分别对原告恶臭气体排放口（排放口编号：FQ-2-0498-1）有组织臭气排放及厂界无组织臭气排放进行了采样监测，并由谱尼测试集团深圳有限公司出具《监测报告》（编号：MDBUAXFU04054555）、《监测报告》（编号：MDBUAXFU04055555）、《监测报告》（编号：MDBUAXFU04057555）,确定原告有组织排放臭气浓度及无组织臭气排放浓度均超标。
针对原告的上述行政违法行为，被告的行政执法人员于2016年9月27日在原告场区现场制作了现场检查（勘察）笔录，该笔录载明监测当时原告正常生产，采样过程中原告负责人均在现场，且经原告负责人现场签名确认；2016年11月14日被告制作了《珠海市环境保护局调查询问笔录》告知原告监测结果，并经原告签字确认其实施上述行政违法行为的事实。并于2016年11月24日作出《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珠环违改字[2016]2434号），并经原告签收。被告依法对原告进行了现场检查及调查询问，上述执法人员的现场检查笔录及调查询问笔录等可以相互佐证，能够确定原告实施上述行政违法事实。故被告认定原告实施行政违法行为的证据确实充分，且全部证据的取得均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之前，程序符合法律规定。
第二，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珠环违罚字[2017]45号）所依据的事实、法律、法规正确。被告委托监测机构于2016年9月27日——2016年9月28日依照《恶臭排放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检测技术导则》（GB\\\T14675-1993）对原告厂区进行监测，并依照国家标准方法《空气质量恶臭的测定三点比较式臭袋法》（GB/T14675-1993）进行科学合理的布点监测，嗅辩员均持证上岗，监测设备、工具齐备，监测数据准确可靠。经过监测发现原告排放臭气浓度超过其《广东省污染物排放许可证》限值，违反《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第二十一条之规定，被告有权依法按照《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第六十六条之规定对原告实施行政处罚。故被告作出的上述行政行为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该责令改正的行政行为具备正当性、合理性、合法性。
第三，被告作出行政行为的程序合法。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对原告的行政违法行为进行了调查和检查。被告的执法人员（2人）在现场检查及调查询问的过程中均依法表明身份并向原告出示证件，且上述执法人员与被答辩人均无利害关系，也不存在需要回避的情形。被告对原告的现场检查及调查询问均制作了详细的笔录，并有执法人员（2人）签名及原告签名确认（或见证人签名）。
被告对原告的《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珠环违改字[2016]2426号）是依法经过被告的负责人决定作出，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要求。被告于2016年9月24日向原告送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珠环违改字[2016]2434号）告知原告其所实施行为的违法性，并引用相应法条、证据作为依据，且要求原告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并于2016年11月30日前将改正情况上报被告，该《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原告于2016年11月24日签收。
被告于2017年1月11日出具《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环听告字【2016】2号），原告于2017年1月13日签收送达。原告于2017年1月16日出具《听证申请》。并于2016年12月13日送达给被告。被告于2017年2月15日出具《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珠环听通字【2016】18号）告知原告听证的时间和地点等信息，原告次日签收该《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被告于2017年2月23日举行了听证会，听取了原告的陈述和申辩。
第四，被告在作出行政行为的过程中无超越职权和滥用职权之行为。被告依法行使行政法规赋予的行政管理职权，在法定的范围内，对行政违法行为进行了纠正和处罚，其内容合理，形式合法，程序正当，符合行政法原则和相关规定，不存在超越职权及滥用职权的行为。
第五，被告对于原告在《行政起诉状》中的观点予以回应。被告委托具备合格资质的第三方谱尼测试集团深圳有限公司实施了本案的监测，监测人员具备合格资质，按照国家标准规定的方式、方法、程序进行了采样、检测，并在布设采样点的过程中根据现场的位置、风向等客观因素合理的排除了其他干扰，所得到的结论客观真实，能够正确的反应原告的超标排污的情况。
第六，原告在相对长的时间内存在多次环境污染违法行为，其所诉的本次行政违法行为为违反排污许可证规定排放大气污染物超标，污染物是臭气。关于整改期限内处罚问题，根据《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办法》第16条第二款及《最高院、最高检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三项的规定，在责令改正期间，超标是加重情节，可以从重和加重处罚。关于要求其整改我方进行检查的问题。要求企业立即查明超标的原因，采取现场喷洒等实际有效临时性措施，停止其超标排放行为。要求企业在一定期限内针对自身存在问题实施技术升级改造等长效措施，保证达标排放。在原告被责令整改期间。我方依法加强监督管理职责和职能，对其改正行为予以监督检查，视情形进一步法处罚和限制生产等方式进行处理。本案中我方作出的行政行为要求企业限期整改，是为了企业依照上述的一贯整改行为改正违法行为，不存在重复处罚情形。原告称其停止生产，当初只是停止进料，对存料的处理并未停止。
综上所述，原告违法行为成立。被告对原告的违法行为予以纠正和处罚是实事求是的也是合法合理的，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向本院提交了证明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以下证据：《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珠海印发市环境保护局监察分局职责配置、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珠机编【2008】3号）、印发珠海市环境保护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珠府办【2010】11号）、原告营业执照、《关于珠海市生活垃圾生态处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珠香环建书【2014】7号）、《广东省污染物排放许可证》（许可证编号4404022015000018）、《监测报告》（编号：MDBUAXFU04054555）、《监测报告》（编号：MDBUAXFU04055555）、《监测报告》（编号：MDBUAXFU04057555）、环境项目外出采样前期确认和采样方案、臭气监测采样现场情况记录、无组织废气采样原始记录、采样点位分布图厂界环境臭气测定结果记录表、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监测机构资质证书及监测人员培训考核证、上岗证、校准证书、《珠海市环境保护局现场检查（勘察）笔录》及现场照片、《珠海市环境保护局调查询问笔录》及被询问人身份证复印件、《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珠环违改字[2016]243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珠环罚字【2017】45号）、《立案审批表》、《案件调查报告》、《送达回证》、《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珠环听告字【2017】2号）及送达回证、《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珠还听通字【2017】18号）及送达回证、2017年4月25日《送达回证》、《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第二十一条、第六十六条。
经审理查明，原告华新环境工程（珠海）有限公司于2013年2月5日成立，于2014年9月18日经珠海市香洲区环境保护局批复同意建设，取得《广东省污染物排放许可证》，有效期限为2016年6月7日至2016年12月6日。
2016年9月27日，被告执法人员对原告进行现场检查并制作笔录，被告检查了原告生产车间及废气处理设施，现场检查时原告正常生产，对垃圾存量进行处理，进料车间停止进料工作，废气处理设施正常运行，被告执法人员及监测人员进行了采样监测，采样过程均有原告工作人员在场确认。
受珠海市环境保护监测站的委托，谱尼测试集团深圳有限公司对原告排放的废气进行监测。2016年9月27日至9月28日，谱尼测试集团深圳有限公司分别在原告公司西边厂界外监控点1#、厂界下风向2#、3#、废气排放筒进行了采样。2016年9月30日，谱尼测试集团深圳有限公司作出《监测报告》（编号:MDBUAXFU04054555、MDBUAXFU04055555、MDBUAXFU04057555），监测结果显示“臭气浓度”超过标准限值。
2016年11月2日，被告对原告涉嫌违反排污许可证要求排放污染物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立案。
2016年11月14日，被告执法人员对原告公司工作人员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其对被告于2016年9月9日到原告处采样的事实进行了确认。11月24日，被告向原告出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在该《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中，被告认定原告实施了不按排污许可证要求排放污染物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和《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第六十六条第一款有关规定，责令原告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并于2016年11月30日前将改正情况书面报告被告。
2017年1月11日，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并依原告申请进行听证。
2017年4月21日，被告作出珠环罚字[2017]4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在被告2016年9月27日、2016年11月14日对原告进行的调查中，发现原告实施不按排污许可证要求排放污染物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第六十六条第一款及《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的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裁量标准》第六条的规定，对原告作出罚款20万元的行政处罚。
另查明，被告于2016年8月14日对原告进行现场检查及采样监测，并于8月30日向原告出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认定原告实施了不按排污许可证要求排放污染物的违法行为，责令原告于2016年9月30日之前改正违法行为，并于2016年9月30日前将改正情况书面报告被告。后于2016年10月31日作出珠环罚字[2016]1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罚款20万元。
被告于2016年9月9日再次对原告进行现场检查及采样监测，并于9月26日向原告出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原告于2016年10月25日之前改正违法行为，并于2016年10月25日前将改正情况书面报告被告。后于2017年1月11日作出珠环罚字[2017]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罚款20万元。
本院认为,《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县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环境行政处罚。”依照上述规定，被告有权对原告进行行政处罚。
《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及时作出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的行政命令。责令改正期限届满，当事人未按要求改正，违法行为仍处于继续或者连续状态的，可以认定为新的环境违法行为。”本案中，被告于2016年8月14日对原告进行检查监测后，向原告出具《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责令原告于2016年9月30日之前改正违法行为，并于2016年9月30日前将改正情况书面报告被告。但是，2016年9月9日，被告再次对原告进行检查监测，因该次检查监测结果不合格，认定原告实施不按排污许可证要求排放污染物的违法行为，作出珠环罚字[2017]1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016年9月27日，被告第三次对原告进行监测，并作出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由此可见，在第一次责令改正期限尚未届满时，被告又将原告未按要求改正的行为认定为新的违法行为，并作出珠环罚字[2017]4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进行处罚，违反上述规定。
被告辩称根据整改期限内原告也不得因任何原因而超标排放，《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办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就有相关规定“被限制生产的排污者在整改期间，不得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重点污染物日最高允许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污染物”。《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办法》第二条规定：“县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以下称排污者），责令采取限制生产、停产整治措施的，适用本办法。”故该办法仅适用于“责令采取限制生产、停产整治措施的”的情况，本案中，被告对原告作出《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不适用该办法。对该辩解意见，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被告珠海市环境保护局作出珠环罚字[2017]4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适用法律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珠海市环境保护局于2017年4月21日作出的珠环罚字[2017]4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珠海市环境保护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吴郁郁
审 判 员 吴作栋
人民陪审员 林千章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法官 助理 林业森
书 记 员 刘 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