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余干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干民一初字第1209号
原告：余干仁和医院（反诉被告），住所地余干县玉亭镇四衙路***号。
法定代表人：徐雨亮，该医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敢盛，余干县法律服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能康，代理权限，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提起上诉，代领法律文书，参与和解或调解。
被告：黄红霞（反诉原告）。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朝生，北京市中银（赣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晓东，江西方盈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原告余干仁和医院（反诉被告）诉被告黄红霞（反诉原告）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和反诉原告黄红霞诉反诉被告余干仁和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进行合并审理，依法组成合议庭，由罗骁担任审判长，审判员ＸＸ平、人民陪审员江高梦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本诉原告余干仁和医院（反诉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敢盛、王能康。反诉原告黄红霞（本诉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朝生、江晓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余干仁和医院（反诉被告）诉称，被告黄红霞，28岁。因孕(第二胎)39W，阵发性腹痛2小时于2014年5月9日21时20分入院要求剖宫取胎，三年前有剖宫产史。在做好术前各项检查及准备工作后，于当晚22点在腰硬联合麻醉下行剖宫产术，术中麻醉满意，被告无任何特殊反应，手术顺利，术中出血少，于23点40分返回病房。术后第二天，被告诉双下肢无力，感觉消失。请麻醉科医师会诊，认为手术时麻醉穿刺顺利，被告无特别反应，没有麻醉损伤脊髓的现象，考虑麻醉迟缓反应，也有××变，指导家属××被告双下肢按摩，使用甘露醇、地塞米松，并预防感染，××予对症支持治疗。术后第三天，被告双下肢无力、感觉消失等症状未见好转，便向医院领导汇报，医务科立即组织全院（外科、内科、妇产科、麻醉科等)专家会诊。行腰部MRI检查，黄韧带及椎管内末发现异常信号。考虑脊髓病变，使用抗生素预防感染、地塞米松抗炎，并××予对症支持治疗。术后第四天，被告双下肢感觉有所好转，但肌无力没有改善。按照家属要求于5月13日转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诊治，经胸椎磁共振提示”脊髓可疑异常信号，请结合临床除外脊髓炎”5月14日被告家属又强烈要求转上海诊治，于15日转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神经内科住院治疗。经反复磁共振、腰穿脑脊液等全面检查确诊为”急性脊髓炎”。××予抗炎、改善血液循环、营养神经、促进代谢、提高免疫力等综合治疗一月余，病情逐步好转，两侧感觉减退水平下降，双下肢肌力恢复至II级。于6月17日家属自行转至上海长海医院康复科进行康复治疗，至今仍在康复治疗中。由于被告家属胁迫，原告也担心麻醉损伤造成，
在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治疗费用3691.91元和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住院费用55729.91元全部由原告支付。在新华医院出院后，原告才设法得知被告是自己生病(急性脊髓炎)，而不是手术时麻醉损伤造成，便中止了被告的治疗费用。停止费用后，被告家属多次来医院威胁吵闹，并到县政府上访，利用政府“百姓无小事”和尽量化解”矛盾”的理政心态，两次迫使原告不得不支付费用，先后两次共支付现金64000元。
原告认为:1、被告第一胎有剖宫产史，为“疤痕子宫”，本次分娩具备手术指征，原告××予剖宫取胎完全正确;2、本次麻醉及手术操作非常顺利，手术过程中被告无特殊反应，术后本院磁共振检查末发现有脊髓损伤现象，可以排除麻醉损伤脊神经的情况;3、被告在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住院治疗33天，经反复磁共振和抽取脑脊液检查，确诊为急性脊髓炎。此病为脊髓非特异性炎症，是脊髓潜在××，当病人手术后，身体抵抗力下降时发病，其发病与原告无关，原告不应负任何责任。
综上所述，被告从原告处取得的123421.83元实属不当得利，应当予以返还，恳请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被告黄红霞（反诉原告）辩称，根据事实与法律，答辩人现答辩如下:一、原告的起诉没有事实依据。首先原告诉称答辩人T12平面以下截瘫是自己生病(急性脊髓炎)所致不是事实。答辩人原本一个神经、运动功能完全正常的人，在2014年5月9日因原告的麻醉穿刺后，当即出现瘫痪的临床表现，这完全是因为原告在麻醉穿刺中损伤了答辩人的脊髓所产生损害后果。
其次，原告诉称是答辩人T12平面以下截瘫是自己生病(急性脊髓炎)所致，答辩人不知道原告是依据什么来对此作出判定，答辩人认为，这完全是原告的主观臆断。
二、原告先行支付相关费用，完全是其应当对答辩人承担的医疗损害赔偿责任，因而，原告的诉求没有法律依据。
从自己受到伤害的具体情形，结合答辩人到其他上级医院进行的检查与治疗，答辩人断定，答辩人的伤害完全是原告麻醉损伤所致，除原告先行支付的十余万元外，根据法律法规之相关规定，原告还须向答辩人赔偿××赔偿金、护理费等其他各项损失。答辩人已向人民法院提起反诉，要求人民法院判决原告对答辩的各项损失进行赔偿。当然，原告先行支付的相关费用，可以在其应当对答辩人承担的赔偿金额中进行扣除。
三、无论是原告认为答辩人现行损害是答辩人自己生病所致，还是答辩人认为自身损害是原告诊疗行为所致，这完全是一个医学专业问题，需要专业、权威的鉴定机构进行专门鉴定后才能确定本案到底是不当得利还是医疗侵权。为使本案得到公正、客观的处理，在此，答辩人再次恳请人民法院委托权威、专业、公正的司法鉴定机构，对本案作出科学、客观的鉴定。
反诉原告黄红霞反诉称，2014年5月9日，反诉原告因孕39周临产入住反诉被告处。在反诉被告对反诉原告完善相关各项检查无异常后，于当天22时”在腰硬联合麻醉”下对反诉原告施行剖宫产术。2014年5月10日，在麻醉作用消失后，反诉原告发现双下肢无力，不能抬起且大小便失禁。经反诉被告麻醉医生巡视，发现反诉原告双下肢肌力为零，感觉消失。反诉被告对反诉原告进行对症治疗三天后，反诉原告症状无改变，在反诉原告要求后，反诉原告于2014年5月13日转入到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治疗。入住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于2014年5月13日对反诉原告进行SEP检查，示双下肢体感诱发电位异常(脊髓-
脑干一皮层中枢传导通路损害);常规肌电图结全双下肢SEP结果，考虑
上运动神经元性损害;胸椎MRI检查示:T10-L1节段脊髓内似见不均匀片状长T2信号。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予反诉原告神经生长因子营养神经治疗二天，反诉原告麻木稍缓解，但T10平面以下痛触觉减退、位置觉消失，双下肢肌力0级。
2014年5月15日，反诉原告转入到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以下简称新华医院)诊治。新华医院在完善相关检查后，作出”脊髓病变”诊断，并对反诉原告进行发送血压循环、营养神经、促进代谢等对症治疗。6月17日，新华医院认为患者情况较前好转，遂对反诉原告予以出院。6月23日，反诉原告因双下肢感觉、运动功能丧失且双便仍不能自主，遂到上海长海医院诊治。上海长海医院根据反诉原告的病史及临床表现，对反诉原告作出“脊髓损伤”之诊断，并对反诉原告予以神经生长因子、甲钴胺等营养神经治疗。8月I2日，反诉原告双下肢肌张力仍低，双下肢腱反射减弱，Tl2平面以下针刺觉减退，位置觉减退，长海医院嘱出院并继续康复治疗。
反诉原告在神经、运动机能一切正常的情形下，在反诉被告的麻醉穿刺后，即出现双下肢感觉、运动功能障碍等脊髓损伤的相应表现，且经近半年的各处求治，相应功能依然未能恢复。反诉原告认为，反诉原告所遭受的损害，完全是反诉被告在麻醉中损伤了反诉原告的脊髓所导致。根据医学科学，神经组织受到伤害后，因神经组织几乎不能再生，所以反诉原告双下肢运动及感觉功能根本无法痊愈，反诉被告错误的诊疗行为，××反诉原告造成了终生的痛苦。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反诉原告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之相关规定，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人民法院在查明相关事实的基础上，对本案作出公正的裁决，判决反诉被告赔偿反诉原告500000元(具体赔偿项目与赔偿数额待相关鉴定明确后再确定)并承担本案的反诉费用。2015年8月11日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评定黄红霞构成三级伤残后，黄红霞治疗至2016年4月止的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赔偿金等增加至赔偿总额2445258.8元。完全护理依赖程度复函后赔偿总额增加至2635058.8元
反诉被告余干仁和医院辩称，一、简要治疗经过，患者黄红霞，28岁。因孕39W，阵发性腹痛2小时于2014年5月9日21时20分入住我院。三年前有剖宫产史。入院诊断：1、孕39W孕2产1临产;2、疤痕子宫。××患者及家属沟通后，于当晚22点在腰硬联合麻醉下行剖宫产术，术中麻醉满意，手术顺利，于23点40分返回病房。5月10日下午，医师在巡视病房时嘱家属××患者下床行走锻炼，发现患者双下肢无力，感觉消失。即请麻醉科医师会诊，麻醉科医师检查后认为：手术时麻醉穿刺顺利，患者无特别反应，可以排除麻醉损伤，考虑麻醉延迟反应，也可能为脊髓潜在病变，指导家属××患者双下肢按摩，使用甘露醇、地塞米松，并预防感染和××予对症支持治疗。5月12日，患者双下肢感觉有所好转，但肌无力没有改善。便向医院领导汇报，医务科立即组织全院(外科、内科、妇产科、麻醉科等)专家会诊。行腰部MRI检查，黄韧带及椎管内未发现异常信号。基本可以排除麻醉穿刺损伤和血肿，考虑“脊髓炎”。继续使用地塞米松抗炎、抗生素预防感染，××予对症支持治疗。并主动与家属商量并达成一致意见：由于目前病因不明，为××患者尽早康复，必须尽快转上级医院诊治，要求家属做好转院准备，医院帮助联系好省级医院。××患者转往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诊治。经磁共振检查提示：T10～L1节段脊髓可疑异常信号，请结合临床除外脊髓炎，并准备于5月15日行腰穿检查脑脊液。可5月14日晚，患者家属又决定转上海诊治，并说己联系好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以下简称新华医院)，要求我院派救护车和医护人员护送。15日一早，我院又派救护车和医护人员去南昌将患者转送至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神经内科诊治。在新华医院共住院33天，经磁共振、腰穿脑脊液等全面检查确诊为“急性脊髓炎”。6月17日治疗好转出院后，家属自行转至上海长海医院康复科进行康复治疗，至今仍在康复治疗中。
二、患者黄红霞双下肢感觉、运动功能障碍完全是其自身患急性脊髓炎所致，与我院麻醉穿刺无关。
黄红霞患病后，在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神经内科住院诊治33天，经反复胸腰椎核磁共振、腰穿抽取脑脊液以及全身综合检查，确诊为“急性脊髓炎”，并按急性脊髓炎医治：大剂量使用免疫球蛋白提高免疫力，鼠神经生长因子、甲钴铵营养神经，激素冲击，中频脉冲电刺激神经恢复及对症治疗，病情得到有效控制，共住院33天好转出院，转长海医院康复科进行康复治疗。因此，黄红霞在我院手术后突发急性脊髓炎造成双下肢感觉及运动功能障碍，纯属偶合，与我院麻醉穿刺无任何关系。
三、黄红霞的居住地是在农村。
黄红霞不管是在余干还是在象山，均是在农村居住，没有参照城镇标准计算损伤的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我院对黄红霞的医治过程完全符合诊疗规范，《民事反诉状》所述，毫无科学依据，是捏造事实的诬告行为，恳请人民法院查明事实真相，驳回反诉。
原告余干仁和医院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1、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母婴保健技术服务职业许可证，证明仁和医院是一家综合性的医院，本次医疗活动都是符合相关规定的，是正常的执业活动。
2、被告黄红霞的病历档案，证明本次医疗活动完金符合诊疗法规，不存在不当行为。
3、参与此次医疗活动的医务人员的各项证件，证明参与医疗的医务人员完全具有相关执业资质。
4、被告黄红霞方的收条13张及发票若干等，证明我院共垫付了296304.8元（包括诉讼费、车费、鉴定费，起诉时为123421.83元后增加至296304.8元）。
被告方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1，这两个许可证有效期分别是2014年10月2I到2016年12月21日和2015年1月1日到20l7年12月31曰，当时发生医疗事故的时候是2014年5月l0日，因此我无法查明当时是否符合相关规定，是否具备国家颁发的许可证。对证据2的质证意见为首先据家属反映，做手术、做检查，主要是毛宁波医师和江小艳做的，而原告提供的病历档案全都显示是王青、张柳英医师做的，因此我认为与事实不相符，医方没有如实提供相关病历档案，存在篡改病历资料的嫌疑。其次通过本诉原告提供的病历资料更加清楚地印证了本诉被告在手术前一切正常，更加说明了是本次诊疗造成对被告的损害。对证据3，麻醉医师李松林当时2O14年5月执业的时候，未取得医师执业证书，不具备执业条件，因此当时相关诊疗是不符合法律规定，对其他医务人员的资质及证书没有异议。对证据4诉讼费如何负担应有法院裁定，转院用的加油费、过路费、餐费没有任何发票，即使是真的，我们在请求赔偿里面没有计算这一部分，如果原告加进去，我方相应的诉请也可以增加这一项。
反诉原告黄红霞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1、出示身份证，证明反诉原告的身份；
2、余干仁和医院病历，证明被告（反诉原告）在该院就医后身体受到损害，双下肢肌力为0及相应感觉功能丧失。
3、反诉原告在南大二附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上海长海医院病历资料，证明反诉原告因反诉被告的诊疗行为导致其T10平面以下截瘫的后果，且因此住院180余天。
4、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意见书及鉴定费发票6000元，证明原告的伤残等级为三级。休息、护理至鉴定日，营养期为180天，鉴定费6000元，后续需康复治疗。
5、浙江象山市场监管局证明、暂住证、工商营业执照、租房合同、烟草专卖许可证、健康证、食品流通许可证，证明反诉原告自2010年到其产前在浙江象山开超市，有关赔偿项目应按浙江城镇标准计算。
6、反诉原告家户口本、出生证，证明其被抚养人情况（父母及两个儿子）。
7、上海长海医院医药费发票及用药清单、门诊发票，共253868元（不包括反诉被告垫付的医药费）。
8、购买纸尿裤发票、器具费票共31047元。
9、客椅费发票，证明陪护人员租客椅用费3160元。
10、交通费票1594元。
反诉被告余干仁和医院对反诉原告黄红霞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对证据1没有异议，对证据2、3，以鉴定机构鉴定为准，不能达到反诉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4有异议，首先鉴定结论本来就有问题，该结论没有护理依赖程度，其次根据原来双方约定这个鉴定中心不在全国十大名牌鉴定机构之列，第三,2015年8月11号鉴定结果出来，患者一直在治疗，应该说有治疗就有好转。根据江西司法鉴定协会的文件，应该在治疗终结后再评定，而反诉原告还在治疗，并没有终结，因此应予否认鉴定结果，第四、根据双方达成了补充协议，应进行重新鉴定。对证据5，从这些证件，可以看出反诉原告是在农村居住，应适用农村标准，并适用行为地农村标准，对证据6，户口本、出生证没有异议，但反诉原告父母没有达到被赡养的年龄，小孩没有异议，对证据7我看不清楚，等庭后我再提供书面情况说明；对证据8，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9没有异议；对证据10合理费用承担，不合理的应剔除。
××本诉的原告补充一份证据中山大学法医鉴定意见(评定医方过错度为15%左右)，认为该鉴定意见应该予以采信。本诉的被告的质证意见为对中山大学法医鉴定意见，认为鉴定依据明显不足，所依据事实不客观，不科学，因此认为这个结论不足以成为本案的处理依据。在该鉴定意见书，是否具备执业资格并没有考虑在里面。
庭审中，双方均提交重新鉴定的申请，要求对黄红霞伤残等级及余干仁和医院的过错度进行重新鉴定，本院依法准许，但在规定的时间内，双方均未交纳重新鉴定费,视为放弃重新鉴定的权利。
通过庭审中双方的举证、质证。本案查明的案件事实如下：
2014年5月9日，反诉原告黄红霞因孕39周临产入住反诉被告余干仁和医院处待产。在反诉被告对反诉原告完善相关各项检查，发现孕妇无明显手术禁忌症，适合手术后，于当天22：30时”在腰硬联合麻醉”下对反诉原告黄红霞施行剖宫产术。于22：50顺利取出一男性活婴，23：40术毕安全返回病房，回病房时生命体征平稳，诉双下肢麻木，家属××予双下肢按摩几次未见好转，患者术后第一天诉双下肢无知觉，无肌力，按摩未见好转。反诉被告对反诉原告进行了三天的治疗后，反诉原告症状无明显改变，在反诉原告要求下，反诉原告于2014年5月13日转入到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治疗。入院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于2014年5月13日对反诉原告进行SEP检查，显示双下肢体感诱发电位异常(脊髓-
脑干一皮层中枢传导通路损害)，通过EMG检查，结合双下肢体感诱发电位结果，考虑上运动神经元性损害。胸椎MRI检查示:T10-L1节段脊髓内似见不均匀片状稍长T2信号。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予反诉原告鼠神经生长因子营养神经治疗二天，反诉原告麻木稍有缓解，但T10以下痛触觉减退、位置觉消失，双下肢肌力0级，建议至上级医院进一步诊治。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入院（2014年5月13日）诊断：急性脊髓炎。（2014年5月15日）修正诊断：脊髓病（脊髓炎？脊髓损伤？脊髓出血？）。
2014年5月15日，反诉原告转入到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诊治。入院诊断为”脊髓病变”，并对反诉原告予以抗炎、予以改善血压循环、营养神经、促进代谢、抗感染等对症治疗。6月17日，新华医院认为患者情况较前好转，遂对反诉原告予以出院。出院诊断为“急性脊髓炎”，放谢学诊断为“马尾神经异常强化，结合临床考虑感染性病变”。
6月23日，反诉原告因双下肢无力、感觉减退，大小便仍不能控制，遂到上海长海医院诊治。上海长海医院根据反诉原告的病史及临床表现，对反诉原告作出“脊髓损伤”之诊断，并对反诉原告予以鼠神经生长因子、甲钴胺、维生素B1、B6营养神经、补充钙质等治疗。现反诉原告黄红霞
一直在上海长海医院进行治疗。
反诉原告黄红霞认为，自己所遭受的损害，完全是反诉被告在麻醉中损伤了反诉原告的脊髓所导致，双方由此发生纠纷。2014年9月23日，双方在余干县医患纠纷预防与调处中心达成临时协议，自2014年9月24日起，由余干仁和医院每月支付黄红霞医疗费15000元，生活费2000元。期间为2个月。双方就黄红霞的医疗纠纷进行医疗过错司法鉴定。
反诉被告余干仁和医院为反诉原告黄红霞垫付的医疗费情况为：在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垫付3691.91元，在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垫付53769.92元。
2014年10月23日，余干仁和医院以本次麻醉及手术操作非常顺利，手术过程中被告无特殊反应，术后本院磁共振检查未发现有脊髓损伤现象，可以排除麻醉损伤脊神经的情况，被告在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住院治疗33天，经反复磁共振和抽取脑脊液检查，确诊为急性脊髓炎。此病为脊髓非特异性炎症，是脊髓潜在××，当病人手术后，身体抵抗力下降时发病，其发病与原告无关，原告不应负任何责任为由。遂起诉要求被告黄红霞返还支付（垫付）医疗费123421.83元及诉讼期间继续垫付的医疗费等共计296304.8元。
本案受理后，被告黄红霞提起反诉，要求余干仁和医院赔偿其因医疗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2635058.8元。双方再次因黄红霞医疗费发生纠纷，经本院及余干县公安局共同协调，余干仁和医院继续垫付黄红霞的医疗费至医疗过错司法鉴定结论作出时止，余干仁和医院共垫付（暂借）××黄红霞的医疗费共计220950元。
黄红霞的医疗费为：在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仁和医院垫付）3691.91元，在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仁和医院垫付）53769.92元，至2016年4月2日止，上海长海医院250503.67元。
××查明，反诉原告黄红霞来余干仁和医院行剖宫产术前在浙江省象山县丹东街道后洋村439号经营嘉友超市，系回家生育小孩，其共生育二个儿子占浩宁（2014年5月9日出生）、占浩宇（2010年11月4日出生），其父黄某（1960年3月17日出生）、其母倪某（1962年10月10日出生）。
××查明，余干仁和医院的麻醉师李松林于2012年6月19日注册时执业级别为“执业助理医师”，执业地点为鹰潭市人民医院。2014年5月4日执业地点变更至余干仁和医院。2014年6月25日，经余干县卫生局审批，麻醉师李松林的执业级别为“执业医师”。由此可见，麻醉师李松林在为黄红霞实行手术麻醉时（2014年5月9日）仍为“执业助理医师”。
本案经本院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对余干仁和医院的医疗行为进行了过错鉴定，该法医鉴定中心认为被鉴定人黄红霞剖宫产术后第一天突然出现双下肢无力，感觉消失，大小便功能障碍等症，虽然在时间上与剖宫产前麻醉穿刺术高度偶合，但其临床表现与辅助检查均无法支持麻醉穿刺导致脊髓损伤的临床诊断。综合被鉴定人发病后的临床表现、实验室及辅助检查结果分析，黄红霞剖宫产术后突发双下肢无力、感觉缺失、大小便功能障碍等症符合急性脊髓炎的临床诊断，但被告江西省余干县仁和医院对被鉴定人黄红霞所患急性脊髓炎的早期处理存在轻微不足。医方的医疗不足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被鉴定人所患××急性脊髓炎的早期治疗效果，与被鉴定人目前后果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属轻微因素。依据因果关系判定原则，参照《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医疗损害鉴定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十七（五），原因力大小为轻微因素的过错参与度为1-20%，综合考虑医学科学目前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医疗行为的高风险性及被鉴定人自身××的特殊性等客观因素，建议本例医疗行为的过错参与度以15%左右为妥（供法庭参考）。
鉴定意见1.医方江西省余干县仁和医院对被鉴定人黄红霞的医疗行为存在轻微不足。2.医方江西省余干县仁和医院的医疗不足行为与被鉴定人黄红霞目前后果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原因力大小为轻微因素，参与度拟15%左右（供法庭参考。）
患方对鉴定意见不服，认为：中山大学［2015］医鉴字第Y0697号鉴定意见书不能成为本案的处理依据：
（一）该鉴定认定黄红霞的损害不是麻醉损伤神经所致，该观点无依据:
首先，鉴定书认为，在麻醉穿刺过程中无剧痛、双下肢触电感、麻木尖叫等不是事实。就麻醉穿刺过程，代理人曾认真询问黄红霞，黄红霞明确表明，在穿刺过程中确实存在双下肢触电感及疼痛的症状，在鉴定听证时，也接通了黄红霞的电话，黄红霞已明确向鉴定人员表达了该事实。
其次，鉴定书认为三家医院MRI均未作出脊髓损伤的诊断，该观点无依据。据脊髓损伤的权威著作《实用骨科学》，脊髓损伤一般都表现为T2长信号，而且只在损伤后5至7天内的急性期才有相应表现。在本案中，仁和医院于2014年5月12日所作的MRI及南昌大学二附院于2014年5月13日的MRI均有T2长信号的表现，时间正好与脊髓损伤急性完全吻合，且后来的MRI因超出急性期间时限因而T2长信号表现消失，这些都完全符合《实用骨科学》的论述。
（二）该鉴定认定黄红霞为急性脊髓炎无依据
该鉴定书一方面直接摘抄贾建平、陈生弟主编的本科教材《神经病学》中相关急性脊髓炎的内容为鉴定依据，一方面却完全忽视该书中急性脊髓炎的内容，其结果完全自相矛盾，不以为信。
1.根据该教材，急性脊髓炎患××前有上呼吸道感染或疫苗接种史。但本案中，黄红霞根本不存在且医方也未能证明患××史，因此该鉴定结论无发病史依据；
2.根据该教材，急性脊髓炎患××部位为胸3到胸5脊髓，其次为颈部脊髓，腰部最为少见。但本案中，发病部位完全与教材不相符，且根据仁和医院2014年5月12日的MRI，黄红霞最早发病的部位为腰1-2的脊髓圆锥，其发病部位反而与可能的麻醉穿刺点腰1-2（L1-2）完全相符。因此，该鉴定结论与发病部位不相符。
3.根据该教材，急性脊髓炎为非感染性××，患者的脑脊液为无色透明，蛋白含量正常或轻度增高。而本案中，上海新华医院于2014年5月16日最早为黄红霞进行的脑脊液检查，却表现为淡黄色，且潘氏蛋白阳性，IgG、IgA和IgM含量都大为增高。根据该教材，脑脊液颜色呈黄色，则为陈旧性出血；而IgG、IgA和IgM增高，则提示为感染。同时，结合上海新华医院后续MRI检查结果，提示黄红霞胸腰段脊膜强化、马尾神经强化等感染性表现，这都不符合非感染性××--急性脊髓炎。该鉴定完全无视黄红霞的上述情况，认定黄红霞为急性脊髓炎，显然既无事实依据，也无科学依据。
（三）该鉴定严重遗漏鉴定事实
根据《侵权责任法》、《执业医师法》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机构在执业过程中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诊疗常规，客观、全面地记载、保管包括麻醉记录在内的病历资料。本案中，根据麻醉诊疗规范，麻醉记录中要清楚地记录麻醉穿刺点、麻醉置管方向和置管长度、麻醉用药及用量等。同时，因麻醉后患者出现神经系统症状，该当及时进行麻醉会诊；在进行术后镇痛时，麻醉人员还要进行麻醉查房，观察是否存在麻醉置管部位是否存在感染及麻醉术后镇痛的效果及不良反应。但在本案中，麻醉记录根本没有记录麻醉穿刺点、麻醉置管方向和置管长度，黄红霞在麻醉后出现神经功能障碍时也从来没有进行麻醉会诊，也没有对术后镇痛进行麻醉查房。这些都严重违反了法律法规及诊疗规范，存在重大过错。但该鉴定对这些事实置若罔闻，不作鉴定。因而，该鉴定不全面、不客观。
综上所述，本案中，黄红霞的损害要么是麻醉损害神经，要么是麻醉不规范导致其神经感染，而不是该鉴定书所说的系“自身急性脊髓炎”所导致。依据《民事诉讼法》及最高院《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中山大学的鉴定结论显然不能成为本案的处理依据。
××患方黄红霞提出余干仁和医院的麻醉师李松林系无资质行医，属非法行医，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答复函：医疗损害鉴定属技术鉴定，非法行医（过错）不属于本中心的鉴定范畴。
本案经本院委托，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患方黄红霞的伤残等级、“三期”及护理依赖程度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黄红霞因剖宫产术后出现双下肢无力，现双下肢瘫痪，肌力II-
III级，并大小便困难，评定为三级伤残，酌情××予伤后休息、护理至鉴定日，营养180日，此后护理依赖至功能恢复之日，被鉴定人目前仍需康复支持治疗。2016年5月27日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回函写明：被鉴定人黄红霞的护理依赖程度为完全护理依赖。
余干仁和医院认为：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的（医方）过错鉴定意见客观、公正，而且完全符合法定程序，应该作为本案的判决依据，不容否定。而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患方黄红霞的伤残等级鉴定意见，要求法庭不予采纳。理由为：1、该鉴定机构不在国家十大鉴定机构之列，且被告属单方进行鉴定。2、伤残等级鉴定时机选择不当。患方一直在进行康复治疗，去年被鉴定为三级伤残，到现在还是××患××情高度保密不得知晓。3、2015年8月17日在法院和公安局共同调解下双方签订了一个补充协议，黄红霞必须协助进行重新鉴定。××外麻醉师李松林是否具备执业医师资格问题，应该由颁发该证的机构（即卫生部）认定为准。怎样认定是否具有资格，应由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认定，而不是我们瞎想乱猜。麻醉师李松林于2013年12月18日取得《医师资格证书》，不属非法行医。
××查明浙江省宁波市2015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4155元/年,职工平均工资53748元。××查明江西省2015年度的统计数据为；农村居民人均年消费性支出7548元/年。
以上事实有双方提供的证据及庭审笔录及各省公布的统计数据相印证，本院予以认定。
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如下：1、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对余干仁和医院的医疗行为进行的过错鉴定所作出的错鉴意见是否采信。2、余干仁和医院聘用的麻醉师李松林是否属非法行医之行为。3、黄红霞的××赔偿金适应什么标准计算。4、黄红霞的伤残等级及护理依赖程度鉴定是否采信。
本院认为，1、余干仁和医院的医疗过错鉴定，患方对鉴定意见不服，提出了理由，提出了异议。认为中山大学［2015］医鉴字第Y0697号鉴定意见书不能成为本案的处理依据，并申请重新鉴定。但该鉴定是通过法院依法对外委托而进行的，并且在合议庭准允重新鉴定的情况下，患方黄红霞未在规定时间内缴交重新鉴定费，视为放弃重新鉴定的权利，故本院对该份司法鉴定意见将结合案情予以综合考量。
患方黄红霞的代理人认为：从余干县卫生局出具的执业医师李松林查询资料来看，麻醉师李松林取得执业医师资质的时间是2014年6月24日，换言之，李松林在2014年5月9日为黄红霞进行麻醉时，根本不具备执业医师资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十四条“未经医师注册取得执业证书，不得从事医师执业活动”之禁止性规定及第三十条“执业助理医师应当在执业医师的指导下，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按照其执业类别执业。在乡、民族乡、镇的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工作的执业助理医师，可以根据医疗诊治的情况和需要，独立从事一般的执业活动”之规定，作为在县城且为二级医院的仁和医院，任用无执业医师资质的李松林为麻醉医生，显然严重违法。其代理人认为，本案完全可以按交通事故认定过程中，在一方无驾驶资质而驾驶车辆时，应当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的原理，判决仁和医院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十三条规定“国家实行医师执业注册制度。”第十四条规定“未经医师注册取得执业证书，不得从事医师执业活动”。第三十条规定执业助理医师应当在执业医师的指导下，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按照其执业类别执业。在乡、民族乡、镇的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工作的执业助理医师，可以根据医疗诊治的情况和需要，独立从事一般的执业活动的相关规定。麻醉师李松林注册时作为一名执业助理医师而在县城二级综合医院（非乡、民族乡、镇的医疗）执业，余干仁和医院任用无执业医师资格证的李松林作为麻醉医生为黄红霞进行麻醉手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十四条、第三十条之禁止性规定。
黄红霞的××赔偿金的计算标准问题，黄红霞来余干仁和医院做剖宫产手术前，在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丹东街道后洋村439号经营“象山丹城嘉友超市”。提供了市场监管局证明、暂住证、工商营业执照、租房合同、烟草专卖许可证、健康证、食品流通许可证，证明黄红霞自2010年起到其产前在浙江象山开超市，后因发生医疗事故才于2014年9月3日将“象山丹城嘉友超市”转让××他人，超市面积为188平方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三十条规定，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故其有关赔偿项目中××赔偿金应按浙江城镇标准计算。现黄红霞所经营的“象山丹城嘉友超市”已经转让××他人，其户籍在余干县农村且为农业户口（包括其二个儿子），故残后护理费及被扶养人生活费应按原户籍江西省的标准计算。
黄红霞的伤残等级鉴定及护理依赖程度是否采信问题。黄红霞的伤残等级,“三期”及护理依赖程度鉴定，是本院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依法对外委托有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所作出的鉴定意见，医方虽然提出异议，但不能提供相关证据对该鉴定意见予以否定，本院对该鉴定意见原则上予以采纳。但对护理依赖程度鉴定为“完全护理依赖”本院认为不妥，理由为(护理依赖程度补充鉴定意见出来之前，反诉原告是按大部分护理依赖诉请，可以说反诉原告对自己的依赖程度比较了解。(通过本院向有鉴定资格的专业人士了解，认为反诉原告构成大部分护理依赖更符合实际情况。(反诉被告（医方）在庭审中对鉴定人的质询意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故本院认为黄红霞的护理依赖程度应为大部分护理依赖。××患者黄红霞现一直在进行康复治疗，虽然效果不明显，但存在康复的可能性，故护理期限暂定10年为宜，若仍未康复，到期后可继续主张权利。
本院认为，原告余干仁和医院（反诉被告）与被告黄红霞（反诉原告）双方属医患关系，余干仁和医院作为××患者黄红霞的信赖，故在医方进行执业活动时，应负有高度注意、救死扶伤、努力完成患方委托的工作义务。无论是诊断还是麻醉学都应在临床中遵守医疗法律和规章。麻醉医生作为临床医生也应当经过严格的考试考核、取得合法资格并通过卫生行政部门认证通过、依法注册。麻醉医生李松林自2014年5月4日从鹰潭市人民医院转注册至余干仁和医院时就是执业助理医师，院方本不应由其独立从事医疗执业活动，但院方未尽到法定义务，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更何况麻醉是行“腰硬联合麻醉”与脊髓关系紧密，司法鉴定中（注明供法庭参考）的意见认为：被鉴定人黄红霞剖宫产术后第一天突然出现双下肢无力，感觉消失，大小便功能障碍等症，虽然在时间上与剖宫产前麻醉穿刺术高度偶合，但其临床表现与辅助检查均无法支持麻醉穿刺导致脊髓损伤的临床诊断意见无法令患方信服，并注明供法庭参考。本院认为因麻醉医生的资质问题医方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一定的责任。患方认为医方任用无执业医师资质的李松林为麻醉医生，应当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应认定任用无执业医师资质的李松林为麻醉医生违返法律禁止性规定，应承担一定的过错责任。
余干仁和医院起诉患者黄红霞的不当得利问题。因该案的事实是因医患纠纷而发生，余干仁和医院在发生事故后不但自身对患者黄红霞积极抢救治疗，在效果不理想的情况下又抓紧时间护送至上级医院救治，自愿垫付黄红霞的医药费，且在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的医药费均由余干仁和医院直接结帐支付。××患者黄红霞凭医药费发票暂借用于支付。从上述情况来看，患者黄红霞实际上并未非法获得利益，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该款项可在责任划分后，用于对赔偿款的抵扣。
本院认为公民的身体健康受法律保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参照《江西省2015年度统计数据》和浙江省2015年度的统计数据。反诉原告黄红霞在此次事故中赔偿的范围和具体数额：
××赔偿金44155∕年×20年×80％=706480元；2、医药费（上海长海医院252668.17至2016年4月2日止）+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3691.91元+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的医药费53769.92元=310130元；3、××器具费（左右大腿假肢）15600元+轮椅1608元+购买尿不湿7465.26元（斥除271.79元饮料）=24673.26元，后期××器具费待实际发生后再主张；4、误工费（应按15个月××2天，但诉请15个月应予支持）53748∕12×15=67185元；5、护理费（至2016年4月6日止，因患者至今一直在上海长海医院进行治疗时间已达二年之久，诉请23个月应予支持）42746元∕12×23=81929.8元；6、后续护理费诉请按130元一天不予支持，因患者在浙江经营的超市已转让，其非浙江的户籍，老家在江西应按江西省的标准计算，故计算为42746元（江西省2014年服务行业工资）∕年×10年×0.4=170984元；7、营养费（诉请8000元不予支持）应为20元∕天×180天=3600元；8、被抚养人生活费（同样因因患者在浙江经营的超市已转让，其非浙江的户籍，老家在江西应按江西省的标准计算）7548元×13年×80％=78499.2元。（多子女抚养期）为7548元×4年×80％元=24153.6元÷2（单子女抚养期）=12076.8元。患者父母均未满退休年龄，又未提供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证明，故暂不支持其被扶养人的生活费诉请；9、鉴定费6000元+11100=17100元。10、交通费发票（1874元），因原告诉请1594元应予支持，××余干仁和医院护送费用酌情考虑为2000元。11、鉴定误工费310元不予支持；12、精神抚慰金40000元。13、住院陪客椅费3160元。14、资料打印费500元不不予支持。以上各项费用共计1519412.06元，
××查明，余干仁和医院为黄红霞支付的医药费57461.83元；鉴定费11100元；交通费酌情为2000元，暂借××黄红霞的医疗费共计220950元，余干仁和医院在事故中的总开支为291511.83元。
本院认为，余干仁和医院聘用的麻醉师李松林自2014年5月4日从鹰潭市人民医院转注册至余干仁和医院时为执业助理医师，在2014年5月9日为反诉原告黄红霞实施麻醉手术时系执业助理医师在二级综合医院单独执业，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即使麻醉师李松林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而未经注册取得医师“执业证”同样不能执业。
原告余干仁和医院（反诉被告）与被告黄红霞（反诉原告）双方属医患关系，在此关系中，余干仁和医院作为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专业机构而赢得患者黄红霞的信赖，故在医方进行执业活动时，应负有高度注意、救死扶伤、努力完成患方委托的工作义务。无论是诊断还是麻醉学都应在临床中遵守医疗法律和规章。麻醉医生作为临床医生也应当经过严格的考试考核、取得合法资格并通过卫生行政部门认证通过、依法注册。
该案的主要争议是麻醉手术（腰硬联合麻醉）过错问题。而术前余干仁和医院对反诉原告黄红霞所做的各项检查一切正常，发生事故后鉴定机构认定患者自身疟病（急性脊髓炎）引起下肢知觉消失难以令患者信服。“腰硬联合麻醉”与脊髓关系紧密，司法鉴定中的意见认为：被鉴定人黄红霞剖宫产术后第一天突然出现双下肢无力，感觉消失，大小便功能障碍等症，虽然在时间上与剖宫产前麻醉穿刺术高度偶合，但其临床表现与辅助检查均无法支持麻醉穿刺导致脊髓损伤的临床诊断意见，患方表示强烈不满，并提出合理的抗辩，鉴定机构注明该意见供法庭参考，仅限技术过错进行鉴定。
本院综合考虑以上因素，认为对黄红霞的治疗医方存在主要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患方认为医方任用无执业医师资质的李松林为麻醉医生，属非法行医，应当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认定医方过错责任为70％。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一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八条之规定，本案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判决如下：
一、余干仁和医院赔偿黄红霞医药费、残疾赔偿金、护理费等共计1519412.06×70％=1063588.44元，扣除余干仁和医院已经垫付和借用给黄红霞的医药费及其他开支共计291511.83元后。由余干仁和医院再支付给黄红霞各项损失共计772076.61元。并于判决生效10日内付清。
二、驳回原告余干仁和医院的诉讼请求。
三、驳回反诉原告黄红霞的其他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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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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