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渝05民终852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昌伦，男，汉族，1974年7月2日出生，住四川省古蔺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建容，四川华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智邦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九龙坡区。
法定代表人：周波，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其顺，男，汉族，1953年7月4日出生，住重庆市武隆县。
原审第三人:杨泽良,男,汉族,1965年09月5日出生,住四川省古蔺县。
上诉人张昌伦与被上诉人重庆智邦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邦公司）、原审第三人杨泽良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2017)渝0107民初55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张昌伦上诉请求：撤销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2017)渝0107民初5538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原审原告智邦公司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智邦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与原告签订《工矿产品买卖合同》属实，但原告未按合同约定向被告交付挖机，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货款与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挖机总价款为644180元，被告与第三人已陆续支付货款358711元，实际尚欠货款285469元，原告诉求尾款与实际不符；本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过高，应予以调低；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智邦公司二审答辩称：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具体理由为:一、上诉人张昌伦是挖掘机的实际购买人，原审法院的认定是正确的。2012年4月16日上诉人与张昌伦签订了《工矿产品买卖合同》，张昌伦在合同尾部签名，张昌伦在2012年6月29日、7月29日向被上诉人转账6.5元，说明上诉人张昌伦是挖掘机的实际购买人。四川省古蔺县人民法院之所以裁定，杨泽良在一审中解释是上诉人为避免承担交通事故责任，让妻子王ＸＸ和杨泽良共同出具《承诺书》。且张昌伦向四川省古蔺县人民法院提出过执行异议，承认挖掘机是其自己的。张昌伦在被上诉人的《到访确认单》上签名是对债权、债务的确认。二、原审法院认定挖掘机总价为767484元，减云忆支付的358711元，上诉人还欠被上诉人货款408773元是正确的；三、原审法院按被上诉人的主张确认违约金20万元并不过高。
原审第三人杨泽良答辩称：挖机购买人是张昌伦，而不是第三人，第三人实际是担保人；每月支付的按揭款是张昌伦支付的，不是第三人支付的，故智邦公司诉称的挖机尾款与第三人无关。
原审原告智邦公司一审向人民法院诉讼请求：1.尚欠装载机货款408773元，由张昌伦支付给智邦公司；2、逾期付款违约金20万元，由张昌伦支付给智邦公司；3.本案诉讼费用由张昌伦承担。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4月16日，智邦公司（甲方，卖方）与张昌伦（乙方，买方）、案外人重庆创伟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丙方、担保方）签订《工矿产品买卖合同》（合同编号：THBACXG0004），主要约定：1.乙方因采购资金不足，特向甲方提出申请以分期付款方式向甲方购买本合同项下的设备。购买的产品为徐工XE150D型挖掘机一台(手写注明整机编号XCMG10150JBCU1469)，挖掘机单价644180元，购机总金额767484元（含裸车单价、代收费用及其他各项费用，不含履约保证金32209元）。2.首期应付款总额为148705元，提车之日乙方支付首期应付款100700元，欠首付48005元分期清偿（具体偿还方式为2012年6月15日8005元，2012年7月-10月期间每月15日支付10000元）。3.合同分期货款本金为579762元，利息总金额71226元。分期款总额为650988元，分期款项分36期（2012年6月-2015年5月），每月15日前的当月应还18083元；4.甲方代为收取设备保险费用，代乙方向保险公司购买保险；5.乙方若未按双方约定的任何一期付款期限、金额、方式向甲方支付货款，乙方自愿应自逾期付款之日起，每日按逾期金额的千分之一向甲方支付违约金；6.丙方为乙方向甲方提供担保，丙方的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7.提机之前应缴足合同约定的首付款付款及代收保险等各项费用。
2014年1月2日，四川省古蔺县人民法院作出（2014）古蔺执字第70号执行裁定书，该裁定主要载明：依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3）泸少民终字第8号民事调解书，向被执行人杨泽良送达执行通知书，责令被执行人杨泽良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但被执行人杨泽良至今未履行。扣留被执行人杨泽良挖机一台，型号XE150D,整机编号XCMG10150JBCU1469，由被执行人杨泽良（标注增加符号将“张超伦”字样添加到此处）自行保管。
2015年5月14日，四川省古蔺县人民法院作出（2015）古蔺执字第190号执行裁定书，该裁定主要载明：依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3）泸少民终字第8号民事调解书，向被执行人杨泽良送达执行通知书，责令被执行人杨泽良限期履行义务，但被执行人杨泽良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于2012年8月17日，以（2012）古蔺民初字第2220-1号民事裁定书查封了被执行人杨泽良所有的液压挖掘机一台（型号为XE150D）。嗣后，四川省古蔺县人民法院制作了《泸州市古蔺县人民法院关于拍卖杨泽良所有的液压挖掘机的公告》，公开对被执行人杨泽良所有的液压挖掘机（型号为XE150D）进行拍卖。
2016年5月25日，张昌伦在《重庆智邦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到访确认单》客户落款处签名。前述《重庆智邦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到访确认单》主要载明：1.张昌伦于2012年4月16日在重庆智邦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购买XE150设备（《工矿产品买卖合同》编号：THBACXG0004，车型：XE150D,整机编号：XCMG10150JBCU1469），因至今尚有部分合同价款未结清，特上门催收，并沟通解决该事宜；2.客户描述部分“因为杨泽良的原因，才造成今天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杨泽良的原因，挖机一直放起我也拖不走，杨泽良在中间搞鬼拖不走，现在我也没有办法，如果公司来我全力协助公司，结果还是拖不走，挖机是法院在卖设备，设备所欠款项441982元及违约金，本人近期筹集资金偿还”。
庭审中，智邦公司陈述：1.张昌伦、杨泽良与担保公司先签订了反担保合同，智邦公司据此认为张昌伦、杨泽良是一起的，就先交付的挖掘机，后签订的《工矿产品买卖合同》；2.张昌伦与智邦公司签订《工矿产品买卖合同》并支付货款，智邦公司认为张昌伦为购买人，至于杨泽良与张昌伦是什么关系，与智邦公司无关；3.《重庆智邦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到访确认单》的内容由担保公司的赵启明读给张昌伦听了才书写上去，张昌伦确认后才签字确认。
庭审中，张昌伦先后陈述：1.杨泽良向张昌伦借款10万元后，让张昌伦同其一起去购买挖掘机，否则之前的借款杨泽良就不认了，张昌伦是被杨泽良逼迫才去签订的挖掘机购买合同；2.张昌伦分别于2012年6月29日、2012年7月29日通过其本人账户向智邦公司转账共计3.5万元，张昌伦通过其妻子账户向智邦公司转账3万元；3.合同签订后，智邦公司将挖掘机交给杨泽良，分期付款也是杨泽良经手办理的，挖掘机权属证书也写的是杨泽良儿子的名字，因此杨泽良是挖掘机实际购买人；4.担保公司的赵启明书写《重庆智邦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到访确认单》的内容时，只说了是杨泽良的原因，没有谈货款和违约金；5.张昌伦记不清楚向智邦公司支付货款的金额，以智邦公司所述的付款情况为准,张昌伦之所以支付货款是在等智邦公司交付挖掘机，张昌伦通过电话的方式向智邦公司催要过挖掘机，现无证据证实；6.智邦公司找到张昌伦称调查杨泽良的情况，张昌伦受智邦公司误导和欺骗在《重庆智邦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到访确认单》客户落款处签字确认；7.王ＸＸ系张昌伦妻子属实，但张昌伦未授权王ＸＸ出具《承诺书》；8.张昌伦于2016年12月才收到案涉《工矿产品买卖合同》，张昌伦将《工矿产品买卖合同》原件交到法院去解除挖掘机的查封，但法院没有解封。
庭审中，杨泽良陈述：张昌伦为避免承担交通事故责任，让妻子王ＸＸ与杨泽良共同出具《承诺书》，《承诺书》虽载明挖掘机系王ＸＸ与杨泽良共同经营，但实际挖掘机并不是王ＸＸ与杨泽良共同经营，实际挖掘机系张昌伦所有，杨泽良只是帮张昌伦承担责任。
庭审中，杨泽良对新机交接服务单对“杨泽良”字样的签名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未在本院限定期限内提交书面鉴定申请。
一审法院认为，智邦公司与张昌伦签订的《工矿产品买卖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智邦公司、张昌伦对2012年5月11日至2013年11月26日期间张昌伦共计向智邦公司付款358711元的事实无争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焦点：一、智邦公司是否向张昌伦履行了挖掘机的交付义务？首先，第三人杨泽良虽对智邦公司提交的新机交接服务单中签名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既未在本院限定期限内提交书面鉴定申请，也未提交充分证据证实案涉挖掘机非由其签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根据现有证据材料对智邦公司向杨泽良交付案涉挖掘机的事实予以确认；其次，根据智邦公司、张昌伦及杨泽良的陈述，各方对张昌伦与杨泽良共同到智邦公司处购买案涉挖掘机的事实并无争议，智邦公司基于前述事实所产生的信任向杨泽良交付案涉挖掘机亦符合日常的交易习惯；第三，四川省古蔺县人民法院制作的执行裁定书、拍卖公告虽载明案涉挖掘机系杨泽良所有，但张昌伦自认其曾将《工矿产品买卖合同》原件交到法院去解除案涉挖掘机的查封，说明张昌伦对前述执行裁定书、拍卖公告所列内容存在异议，且执行裁定书、拍卖公告所载明内容也不属于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的生效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张昌伦仍需提交其他证据证实案涉挖掘机权属情况，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第四，张昌伦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虽未直接书写《重庆智邦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到访确认单》内容，但张昌伦在前述到访确认单客户落款处签字时理应对签名的法律后果应有清楚的认识，其有义务确认前述到访确认单载明内容是否系其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五，张昌伦主张其未收到智邦公司交付的案涉挖掘机，同时又在签订案涉挖掘机买卖合同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陆续向智邦公司支付了358711元货款，该陈述有悖常理；结合前述理由，一审法院根据现有证据认为张昌伦收到智邦公司交付的案涉挖掘机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故对智邦公司已向张昌伦交付案涉挖掘机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张昌伦是否应支付智邦公司货款、违约金？智邦公司履行了交付挖掘机的义务后，张昌伦应按约支付货款；智邦公司、张昌伦约定购机总金额767484元（含裸车单价、代收费用及其他各项费用），现张昌伦向智邦公司支付了358711元，其余货款逾期未支付，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智邦公司、张昌伦约定从逾期付款之日起每日按应付金额的千分之一支付违约金，该违约金计算标准过高，一审法院依法调整为按月利率2%计算，经核算张昌伦从最后一次付款次日即2013年11月27日起至起诉之日即2017年3月9日止的违约金为322113.12元，现智邦公司主张违约金20万元，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尊重；结合前述理由，张昌伦应支付智邦公司货款408773元及违约金20万元。
张昌伦辩称挖掘机总价款为644180元，张昌伦与杨泽良已陆续支付货款358711元，实际尚欠货款285469元的意见，首先，智邦公司、张昌伦明确约定购机总金额为767484元，除挖掘机裸机单价644180元外，还包含了代收费用及其他费用；其次，智邦公司、张昌伦约定了提机前应缴足合同约定的首付款及代收保险等各项费用及提机后分期支付剩余货款，可以确认张昌伦支付的款项先冲抵首付款付款及代收保险等各项费用，后冲抵分期货款；结合前述理由，张昌伦的该项辩称意见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张昌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重庆智邦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货款408773元；二、被告张昌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重庆智邦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违约金20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888元，由被告张昌伦负担（因原告已预交，此款由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给付原告）。
本案二审中，张昌伦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作为新证据：第一组：三张智邦公司《配件销售出库单》，上面收货单位写作杨泽良或杨泽良的父亲杨德江。第二组：收款收据一份，内容为杨泽良交付定金2万。第三份证据：（2015）古蔺执字190号之一、之二的执行裁定书，裁定内容之一为查封杨泽良的挖机，之二为解除对杨泽良挖机的查封。以上三组证据拟证明案涉挖掘机实际使用人为第三人杨泽良，挖机是杨泽良的。
智邦公司对张昌伦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不予认可，认为这三份配件单不能证明与本案设备有关联，上面没有记载名称。第二组证据不予认可，认为从证据上看不出是付的什么钱，收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第三组证据不予认可，裁定书上没有加盖法院印章。
第三人杨泽良发表质证意见认为第一组证据只能证明杨泽良在张昌伦工地上做事的时候，代表张昌伦代收了挖机配件。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上面内容有涂改；至于收款收据，是代上诉人张昌伦缴纳的费用。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上面没有法院的盖章。
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另查明：《工矿产品买卖合同》第二条交货地点、方式、时间条款载明交货时间是2012年4月16日，交货地为四川。提机地点为智邦公司展场，收货人：乙方指定张昌伦为收货经办人，如有变更，张昌伦提前书面通知智邦公司或向变更的收货人出具收货授权委托书，否则智邦公司有权拒绝交货，由此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由张昌伦负责。合同第十条关于保险条款约定设备需要购买保险，费用由张昌伦承担，智邦公司代为收取保险费用，代张昌伦向保险人购买保险。第十一条约定所有设备都必须安装GPS定位系统，定位系统售价每台50**元。特别约定条款规定：提机之前应缴足合同约定的首付款及代收保险费等各项费用，若首付款及保险费等各项费用未付清，将不能办理相关手续。
在二审中，张昌伦与杨泽良均否认双方存在合伙关系。二审中，张昌伦陈述其于2017年才向四川省古蔺县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但得知四川省古蔺县人民法院已于2015年即解除了诉争挖掘机的查封，故撤回了执行异议申请。智邦公司、杨泽良对此陈述并无异议。
根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归纳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张昌伦是否应作为买卖合同相对方承担还款责任；二、本案挖掘机总价款应按644180元还是767484元来认定；三、本案一审主张违约金是否过高。
本院认为，关于张昌伦是否应作为买卖合同相对方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其一，张昌伦与智邦公司订立《工矿产品买卖合同》，对产品、价款等进行了约定。该《工矿产品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张昌伦作为该合同的相对方应受该合同约束，承担按约定支付货款的义务。杨泽良并未与智邦公司就诉争挖掘机订立买卖合同，杨泽良并非合同相对方，也不应直接对智邦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张昌伦还辩称《工矿产品买卖合同》系被胁迫情况下签订，但张昌伦对此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该辩解意见不予采信。其二，张昌伦辩称其未收到挖掘机，智邦公司并未向其履行交付挖掘机的义务。对此，智邦公司对向杨泽良交付挖掘机的原因解释为：杨泽良与张昌伦共同到智邦公司看产品，且张昌伦、杨泽良为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故智邦公司认为张昌伦与杨泽良是合伙关系，故在张昌伦电话委托的情况下即把产品交给杨泽良。智邦公司对挖掘机的交付确实未严格按照双方《工矿产品买卖合同》约定进行。智邦公司的交付虽存在瑕疵同，但这并不足以否认张昌伦实际上收到挖掘机的事实。具体来看：第一，张昌伦在《重庆智邦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到访确认单》客户落款处签名，并且该《到访确认单》上注明有“设备所欠款项441982及违约金，本人近期凑集资金偿还”字样。张昌伦虽称客户描述内容并非其亲自书写，故不代表其真实意思表示，但上述书写内容并无明显添加痕迹。张昌伦作为理性的成年人，在客户栏处签名即应对签字后果有清晰的认识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张昌伦在《到访确认单》上签字，又否认收到挖掘机不符合《到访确认单》内容。第二，张昌伦承认其为挖掘机支付了首付款，张昌伦是2012年向智邦公司交付首付款，如按其辩解意见，其在未收到挖掘机的情况下直到本案诉讼时，始终未向智邦公司请求过返还首付款148705元。张昌伦在未收到挖掘机情况下，始终未要求智邦公司返还首付款的行为不符合生活常理。张昌伦虽辩称首付款之后的款项均为杨泽良支付，但张昌伦对此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且杨泽良对此并不认可，而只是陈述杨泽良向智邦公司交付他部分款项，是基于张昌伦的委托代为交付的。其三，张昌伦辩称挖掘机不是其所有，智邦公司以其实际行动表明智邦公司认可挖掘机实际买受人为杨泽良。在本案中，张昌伦在四川省古蔺县人民法院将诉争挖掘机查封、拍卖后，向该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说明张昌伦是认可该挖掘机的所有权归张昌伦自己所有的。四川省古蔺县人民法院在张昌伦提出执行异议前也对该诉争挖掘机解除了查封，并未以该挖掘机抵偿杨泽良的对外债务。故张昌伦以四川县古蔺县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执行裁定书为证据不足以证明生效裁判文书确认了诉争挖掘机归杨泽良所有。
关于本案挖掘机总价款应按644180元还是767484元来认定的问题。双方《工矿产品买卖合同》明确约定挖掘机单价644180元，购机总金额767484元（含裸车单价、代收费用及其他各项费用，不含履约保证金32209元），智邦公司对购机总金额767484元与挖掘机单价644180元间的差额表示为代收费用及其他各项费用，这一解释与双方合同约定内容相符。因为《工矿产品买卖合同》约定设备需购买保险，费用由张昌伦承担，智邦公司代为收取后代为缴纳，还约定所有设备都必须安装GPS定位系统。特别约定条款也规定：提机之前应缴足合同约定的首付款及代收保险费等各项费用，说明767484元合同总金额中包括了代收费用及其他各项费用。既然为合同约定价款，张昌伦称只应承担裸机部分资金偿还义务，而不承担挖掘机其他费用的辩解意见不能成立。
关于本案一审主张违约金是否过高的问题。双方合同约定违约金按每日千分之一计算。该约定违约金过高。智邦公司主张张昌伦支付违约金20万元。经一审法院计算，张昌伦从最后一次付款次日即2013年11月27日起到智邦公司起诉时止按24%年息计算的违约金远高于智邦公司主张的违约金，因此，同意按智邦公司请求的20万元主张违约金。一审法院这一认定并无不当，即使从挖掘机分期付款到期日2015年6月起计算违约金，智邦公司主张的20万元违约金也并不过高。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张昌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888元由张昌伦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玉妹
审判员 吴贵平
审判员 沈 娟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李 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