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桂06行初67号
原告防城港市防城区文昌街道三波村分水坳组。
诉讼代表人周子松，组长。
委托代理人张七华，东兴市法律服务中心法律工作者。
委托代理人黄权，防城港市防城区村民。
被告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防城港市防城区防北路。
法定代表人荣毅宏，区长。
委托代理人谢震，防城港市防城区林业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黎业剑，防城港市防城区林业局工作人员。
被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住所地：防城港市行政中心区。
法定代表人何朝建，市长。
委托代理人韦昊良，防城港市法制办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卢振佳，防城港市法制办工作人员。
第三人防城港市防城区珠河街道冲仑村东升组。
诉讼代表人陈如文，组长。
原告防城港市防城区文昌街道三波村分水坳组(以下简称分水坳组)不服被告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防城区政府)作出的防区政处【2015】7号处理决定和被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防城港市政府)作出的防政复决【2015】21号行政复议决定，于2016年9月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10月12日受理后，在法定期限内向二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1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分水坳组的诉讼代表人周子松及委托代理人张七华、黄权，被告防城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谢震、黎业剑，被告防城港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韦昊良，第三人防城港市防城区珠河街道冲仑村东升组（以下简称东升组）的诉讼代表人陈如文，证人李某1、何某、李某2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防城区政府于2015年6月29日作出《关于防城区文昌街道三波村分水坳组与珠河街道冲仑村东升组因山柴坜岭等五个山岭林地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防区政处【2015】7号处理决定)认定，申请人分水坳组与被申请人东升组争议的林地为山柴坜岭、冲仑路岭(东升组称锁匙铜岭)、黄狗蚁岭(东升组称松木山脚岭)、龙眼竹山独岭(东升组称黄狗蚁大岭)、龙眼竹山岭共五个山岭。(一)山柴坜岭四至界至为：东从东升组与分水坳交界田边直上岭顶再向东沿岭岐直落至东升组与分水坳组交界田边为界；南与东升组田边为界；西与东升组田边为界；北与东升组田边为界。此四至范围内的坡地除外。面积74亩。(二)冲仑路岭(东升组称锁匙铜岭)四至界至为：东从东升组与分水坳交界田边上岭顶坡地边再沿坡边直对岭岐直落东升组与分水坳组田边交界为界；南至东升组田边为界；西至东升组田边为界；北至东升组田边为界。面积l8亩。(三)黄狗蚁岭(东升组称松木山脚岭)四至界至为：东从东升组与分水坳组田边交界直上岭顶坡边再沿坡边向西转东坡至东升组与分水坳组田边交界直上坡地交接处为界；南至东升组田边为界：西至东升组田边为界；北至东升组田边为界。面积27亩。(四)龙眼竹山独岭(东升组称黄狗蚁大岭)四至范围：东至田边为界；南至田边；西至田边；北至田边为界。面积1O3亩。(五)龙眼竹山岭四至范围：东与田边为界；南至田边为界；西从田边路口直上岭顶再沿岭脊向西北至东升组田坜尾分水沿岭岐直上交接处为界；北至东升组田坜尾分水沿岭岐直上岭顶为界，面积58亩。现争议的林地从解放以来政府没有确权。2O04年8月，东升组向政府申请权属调处，分水坳组进行答辩，答辩书称黄湘余为分水组法定代表人，三波村委会也加盖公章证实。在当年11月11日，经原防城镇政府组织东升组、分水坳组群众代表及冲仑村、三波村干部到争议的五个山岭勘界，并组织双方当事人协商调解，签订了《划定山界协议书》，确认该五个山岭权属界至划分。东升组于2005年6月15日将争议的部分山岭租给广西斯道拉思索林业有限公司种植桉树，并一直进行经营，也没有任何单位及个人提出异议。2011年l2月初东升组按照《划定山界协议书》确认的界至进行耕作，在机械进场时，分水坳组村民进行阻拦，打伤钩机司机2人，损坏机械。2O11年12月6日，分水坳组以当时分水坳组组长没有在《划定山界协议书》签字为由向防城区政府申请权属调处。并认定，现争议的山柴坜尾东面有分水坳组群众在八十年代种植的茶叶树，分水坳组部分群众于2005年以后在争议山上陆续零星种植松树及桉树。
被告防城区政府认为，权属纠纷的调处，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考虑历史和现实状况，积极疏导，充分协商，遵循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的原则。该纠纷林地从土改以来政府没有进行确权，申请人和被申请人都没有长期经营管理事实，被申请人东升组主张签订《划定山界协议书》确认该纠纷林地权属界至划分，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九项“各级人民政府在职权范围内作出的处理决定、调解协议”的规定，应予支持；申请人分水坳组以《划定山界协议书》当时分水坳组组长没有签字为由，其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第三十四条第九项的规定，作出如下处理决定：争议的山柴坜岭西北面林地权属属被申请人(东升组)集体所有，四至界至为：东从东升组与分水坳交界田边直上岭顶再向南沿岭岐直落至岭岐坡地边直落岭嘴为界；西与东升组田边为界；北与东升组田边为界。面积55亩。山柴坜岭东南面林地权属属申请人（分水坳组)集体所有，四至界至为：东从岭顶坡地向东至第二个岭顶再向南沿岭岐直落至东升组田边岭嘴为界，南至东升组田边为界，西至岭顶坡地沿岭岐直落至岭岐坡地边直落岭嘴为界，北从东升组与分水坳组交界田边直上岭顶为界。面积19亩。冲仑路岭(东升组称锁匙铜岭)林地权属属被申请人(东升组)集体所有，四至界至为：东从东升组与分水坳组交界田边上岭顶坡地边再沿坡边直对岭岐直落东升组与分水坳组田边交界为界；南至东升组田边为界；西至东升组田边为界；北至东升组田边为界，面积18亩。黄狗蚁岭(东升组称松木山脚岭)林地权属属被申请人(东升组)集体所有，四至界至为：东从东升组与分水坳组田边交界直上岭顶坡边再沿坡边向西转东坡至东升组与分水坳组田边交接处为界：南至东升组田边为界；西至东升组田边为界；北至东升组田边为界。面积27亩。龙眼竹山独岭(东升组称黄狗蚁大岭)西北面林地权属属被申请人(东升组)集体所有，四至范围：东从东升组与分水坳组交界田边直对岭顶向西南直对东升组与分水坳组交界田边为界；南至东升组田边：西至东升组田边；北至东升组田边为界。面积71亩。争议的龙眼竹山独岭(东升组称黄狗蚁大岭)东南面林地权属属申请人(分水坳组)集体所有，四至范围：东至分水坳组田边；南至分水坳组田边：西从东升组与分水坳组交界田边直对岭顶向西南直对东升组与分水坳组交界田边为界；北至分水坳组田边为界。面积32亩。龙眼竹山岭西北面林地权属属被申请人(东升组)集体所有，四至范围：东从东升组与分水坳组交界田边直对岭顶为界；南从岭脊分水为界；西至东升组田坜尾分水沿岭岐直上岭脊交接为界；北以东升组田边为界为界。面积34亩。争议的龙眼竹山岭东南面林地权属属申请人(分水坳组)集体所有，四至界至为：东至分水坳组田边，南至分水坳组田边，西从东升组与分水坳组交界田边直对上岭脊交界处为界，北至东升纽与分水坳组交界田边直对上岭脊为界。面积24亩。根据以上决定制作的《防城区文昌街道三波村分水坳组与珠河街道冲仑村东升组因山柴坜岭等五个山岭林地权属处理界至图》与本决定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分水坳组不服该处理决定,于2015年9月1日向防城港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防城港市政府于2015年11月3日作出防政复决【2015】21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防城区政府作出的防区政处【2015】7号处理决定。
原告分水坳组诉称，被告作出的防区政处【2015】7号处理决定和防政复决【2015】21号复议决定,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不当，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具合法性，依法应当予以撤销。具体理由如下：一、防区政处【2015】7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错误。争议的龙眼竹山岭、龙眼竹山岭独岭(苦竹坜大岭和社山大岭)、黄狗蚁岭、冲仑路岭、山柴坜岭(以下简称五岭)，在解放前就属原告所有，因为该五岭都处于原告村民的屋后，村民称为屋后背岭或祖公岭，村民周胜宽在山柴坜岭岭腰上建有房屋居住，黄啟安、黄乃余在黄狗蚁岭岭腰居住，房屋的旧址乃清晰可见。解放后，原告分水坳组一直经营五岭，生产组和村民在岭上种植桐油树、木薯、松木、地菠萝、茶叶、芋头等经济作物。1973年冬三波村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创办村集体企业，经与原告友好协商，租用了原告的山岭60多亩，其中社山岭尾就有6.3亩,至岭底与第三人的山坜田相连，老茶树乃在。作为村的茶叶生产基地，兴建了村级茶厂。1981年落实生产责任制时，原告将争议的五岭中的山岭及坡田发包给村民，并登记造册送当时的三波村公所备案。争议的五岭中原告村民种植的40多年老树木到处可见，因此，五岭属原告所有是明确的，一直以来没有发生过争议。2011年12月,东升组部分村民到争议的山岭乱砍乱伐，并雇来机械在上述争议的山上开挖，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引起纷争。原告向防城区政府申请调处，请求将争议的五岭确权给原告所有。被告没有作深入细致的调查，偏听偏信，以一份没有法律效力的《划界山界协议书》作为定案依据，将原告所有的五岭确权给第三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对于被告作出的防区政处【2015】7号处理决定，原告有充分的理由和法律依据足以推翻。二、防区政处[2015】7号处理决定证据不足。据以确定五岭所有权的《划界山界协议书》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2004年11月上旬，防城区防城镇司法所召集原告与第三人东升组调处五岭争议。起初司法所通过村公所通知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组长)黄世胜参加调解，三波村支书曾东会、治保主任陈芳芪等人在场，黄世胜在调解会上坚决不同意将争议的五岭划给东升组，村委会也提出异议，因此，当天调解不成。2004年11月11日，司法所再次组织调解，但不知何故，没有通知原告参加调解，也没有通知原告到争议的山岭勘界，司法所擅自制作的《划界山界协议书》原告并不知情。从《划界山界协议书》的制作形式上看，司法所将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填写为黄湘余，事后发现当时做错了，又将其名划掉，改写为黄世胜，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并没有通知到原告法定代表人黄世胜参加调解，在该协议书中乙方的签字为黄湘余、周伯升、周伯任，虽然他们是原告的村民，但不是本组的法定代表人，也不是村民代表，原告从来没有委托过他们参加调解。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的，应当制作和解协议书，和解协议书自各方当事人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后生效”和第二款“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经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应当制作调解协议书。调解协议书自各方当事人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调解员签名并加盖调解组织印章之日起生效”的规定，由于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黄世胜没有到场参加调解，也没有在协议书上签字确认，事后司法所也没有送达给原告，因此，该协议书没有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这是合同法原理基础上的“签字生效”条款，而防城镇司法所擅自制作的《划界山界协议书》没有申请人的签字，就没有生效。因此，该《划界山界协议书》不能作为处理山界林权纠纷确权的依据。被告在“处理决定”中承认原告部份村民在七十年代在山柴坜尾北面种植茶叶，却对原告解放前后都经营管理该五岭的事实视而不见，原告一直管理该五岭的事实十分清晰，有证有据，连第三人在答辩时也承认了原告在1952年在争议的五岭种植的事实。原告的村民一直在争议的五岭种植桐油树、木薯、松木、地菠萝、茶叶、芋头等经济作物，期间在1973年将龙眼竹山岭独岭(苦竹坜大岭和社山大岭)岭尾6.3亩借给三波村作村的生产基地，种植茶叶，成立茶厂。由于经营较好，该茶厂成为当时防城县乡镇企业的典型示范基地，这在被告的历史档案中可以查到。而“处理决定”认定“申请人和被申请人都没有长期经营管理事实”，这是错误认定。在“处理决定”里，原告没有看到第三人对五岭有过经营管理的事实和相关的证据材料，第三人对五岭主张权利的实际时间为2005年6月，但“处理决定”另查明部分认定，“东升组于2005年6月15日将争议的部分山岭租给广西斯道拉恩索林业有限公司种植桉树，并一直进行管理”，由始可见，第三人的所谓管理时间，是侵占原告五岭的起始时间，因此，被告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应予纠正。三、防区政处【2015】7号处理决定书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应予撤销。“处理决定”适用《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第三十九条第九项规定，第四条的原则是“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原则”。原告解放前后都经营管理了争议的五岭，并长期种植经济作物，行使管理权长达几十年，这是不容置疑的，无论从有利生产生活，有利于长期稳定经营管理，有利于社会和谐，都应该将争议的五岭确权给原告。而第三人自解放以来没有在争议的五岭经营过，也没有任何作物在争议的五岭上，第三人不具有“有利生产生活，有利经营管理”的规定条件。被告适用《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九项规定“当事人达成的协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撤销。国家土地管理局《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农民集体连续使用其他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满二十年的，应视为现使用者所有；连续使用不满二十年，或者虽满二十年但在二十年期满之前所有者曾向现使用者或有关部门提出归还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土地所有权”，从该规定中可以看出，即使争议的五岭以前属其他经济集体所有，但原告自解放后连续经营使用了60多年，而第三人从2004年起才提出异议，因此，对五岭的确权，亦应适用国家土地管理局《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虽然山跟田走是传统的习惯，但在本案中并不适用，因为历史的原因，五岭历来是分水坳组的祖宗山。处理山场和水田时，当风俗习惯与法律法规有抵触时，应以法律法规为准。四、防城港市防政复决【2015】2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所依据的主要证据不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应予撤销。防城区政府所作出的防区政处【2015】7号处理决定书依据的是《划界山界协议书》，但该协议书没有发生法律效力，原告从来没有与第三人自行协商过争议的五岭的山界林权事宜，因为该五岭历来属原告集体所有，但防城港市政府没有作过任何调查，主观臆断，将防城区政府违法认定的事实作为复议定案的事实，实属认定的事实错误，所依据的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其违法作出的复议决定应予撤销。综上，被告防城区政府和防城港市政府在处理该案时，在适用的程序上和实体处理上不具合法性。请求撤销被告防城区政府作出的防区政处【2015】7号处理决定和被告防城港市政府作出的防政复决【2015】21号行政复议决定，责令防城区政府重新作出处理决定，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1、居民身份证，证明原告诉讼代表人周子松的公民身份情况；2、三波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证明周子松于2011年8月至今任分水坳组组长、村民代表；3、三波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证明黄世胜曾于1997年6月至2008年6月任水坳组组长、村民代表；4、三波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证明分水坳组三名村民黄湘余、周伯升、周伯任在2004年不是该组组委成员，也不是该组的村民代表；5、《划定山界协议书》，证实原告没有参加防城司法所组织的2004年11月11日的调解，《划定山界协议书》上没有原告当时的法定代表人黄世胜签字、盖章或捺指印确认；6、三波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证明三波村民委员在2004年11月11日未通知到黄世胜参加防城司法所组织的五岭权属纠纷的调解会议；7、三波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证明三波村在1973年冬向原告租用山岭63.8亩建茶厂，其中有6.3亩是争议的社山岭(决定书称龙眼竹山独岭)；8、防城县土产公司投资协议书，证明1982年2月4日防城县土产公司向茶厂投资购买机械设备，茶厂以实物偿还该投资款，因山岭属原告具体所有，村委会退组后山岭及茶厂要归还给原告，足可以认定为原告的投入及经营管理的事实；9、茅坪组村民骆文芳的证明材料，证明争议的五岭历来完整地属于原告所有，解放初期黄啟安等人在岭上居住，并经营管理该岭；山柴坜岭由周胜欢居住，并经营管理该山；冲仑路岭由黄祥纯居住，并经营管理该岭，现在他们居住的旧址还在，清晰可见；10、下茅坪组村民冯东益的证明材料，证明冯东益曾任茅坪大队大队长，分水坳组曾归茅坪大队管辖，争议的五岭(山柴坜岭、冲仑路岭、黄狗蚁岭、龙眼竹山岭、龙眼竹山独岭)历来属分水坳组所有，解放初期分水坳村民黄放安等人分别居住在争议的五岭上，第三人历来没有经营过，第三人的山坜田解放前属地主朱仁甫的，解放后土改时才分给第三人，但争议的五岭解放前解放后都属原告生产组所有，从来没有发生过权属争议；11、山权证，证明原告在1981年落实承包责任制时，已将争议的山岭发包给本组村民经营，并详细记录承包户经的位置和四至界限；12证明材料，证明分水坳组村民在争议的五岭自留山和责任山具体面积和经营山岭的位置，该证据材料与山权证相符；13、法律依据（摘录），《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国土资源部《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证明原告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
被告防城区政府辩称，一、防区政处【2015】7号处理决定程序是合法的。防区政处【2015】7号处理决定，其行政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处理条例》规定的有关程序。二、防区政处【2015】7号文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实体处理是实事求是的。东升组与防城区分水坳组争议的林地权属纠纷的名称为山柴坜岭、冲仑路岭(东升组称锁匙铜岭)、黄狗蚁岭(东升组称松木山脚岭)、龙眼竹山独岭(东升组称黄狗蚁大岭)、龙眼竹山岭共五个山岭,从解放后以来政府没有确权。2004年8月东升组向政府申请权属调处，分水坳组也依法进行答辩，答辩书称黄湘余为分水坳组法定代表人，三波村委会也加盖公章证实。在当年11月11日，经防城镇政府组织东升组、分水坳组群众代表及冲仑村、三波村干部到争议的五个山岭勘界，经双方当事人协商调解，签订《划界山界协议书》,确认该五个山岭权属界至划分。东升组于2005年6月15日将争议的部分山岭租给广西斯道拉思索林业有限公司种植桉树，并一直进行经营，也没有任何单位及个人提出异议。2011年12月初，东升组按照《划界山界协议书》确认界至进行耕作，在开机械进场时，分水坳组村民打伤钩机司机2人，损坏机械。2011年12月6日，分水坳组以《划界山界协议书》当时分水坳组组长没有签字为由向防城区政府申请权属调处。现争议的山柴坜尾东面有分水坳组群众在八十年代种植的茶叶树，分水坳组部分群众于2005年以后在争议山上陆续零星种植松树及桉树。权属纠纷的调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考虑历史和现实状况，积极疏导，充分协商，遵循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的原则。纠纷林地从土改以来政府没有进行确权，原告与第三人都没有长期经营管理事实，第三人东升组主张签订《划界山界协议书》确认该纠纷林地权属界至划分，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九项“各级人民政府在职权范围内作出的处理决定、调解协议”的规定，应予支持，原告以《划界山界协议书》当时分水坳组组长没有签字，其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三、防区政处【2015】7号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是正确的。防区政处【2015】7号处理决定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第三十四条第九项的规定作出的。综上，防城区政府作出的防区政处【20l5】7号处理决定程序合法，实体处理实事求是，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予以维持。
被告防城区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1、申请书，证明分水坳组向防城区政府申请权属调处；2、分水坳组提供材料，证明分水坳组所提供的《山权证》(2份)缺少政府公章盖印，所以未经审批核发的不生效；3、受理、答辩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防城区政府已依法受理并依法送达纠纷双方当事人；4、答辩书，证明东升组在调处阶段进行答辩；5、划定山界协议，证明原防城镇政府组织纠纷双方对现争议林地进行调解，并签订调解协议书；6、林业用地承包合同书，证明东升组将现争议部分林地承包种植桉树；7、权属争议现场勘察，证明防城区调处工作组组织纠纷双方林地进行现场勘察及附图。8、调查笔录。（1）调查李某1笔录，证明现纠纷林地于2004年11月11日双方当事人已经签订《划定山界协议书》，李某1是政府调解工作成员之一；（2）调查庞俊雄笔录，证明现纠纷林地于2004年11月11日双方当事人已经签订《划定山界协议书》，庞俊雄是代表冲仑村参加调解工作成员之一；（3）调查何某笔录，证明现纠纷林地于2004年11月11日双方当事人已经签订《划定山界协议书》，庞俊雄是代表冲仑村参加调解工作成员之一；（4）调查李某2笔录，证明现纠纷林地于2004年11月l1日双方当事人已经签订《划定山界协议书》，庞俊雄是代表冲仑村参加调解工作成员之一；（5）调查陈来笔录，证明该争议林地属东升组所有；（6）调查刘廷江笔录，证明该争议林地属东升组所有；（7）调查杨洪兴笔录，证明该争议林地是东升组所有；（8）调查陈如莲笔录，证明该争议林地属东升组所有并经营管理；（9）调查骆文芳笔录，证明现争议林地没有确权，近那组居住地的山岭，该组群众就经营该山岭；（10）调查曾东会笔录，证明现争议林地在2004年政府已调解并签订协议，曾东会代表三波村参加调解。9、调解会记录(二次)，证明经调处工作组依法召集纠纷双方进行调解二次，但未果；10、防区政处【2015】7号，证明防城区政府依法对纠纷林地进行确权；11、送达回执，证明政府已依法送达防区政处【2015】7号给双方当事人；12、复议决定书，证明防城港市政府经复议，维持防区政处【2015)】7号处理决定；13、法律条文，证明防城区政府作出防区政处【2015】7号处理决定所适用的法律、法规，有法律依据。
被告防城港市政府辩称，一、防政复决【2015】21号复议决定程序合法。1、防城港市政府依法有权受理分水坳组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分水坳组不服防城区政府作出防区政处【2015】7号处理决定，向防城港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三条规定：“对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防城港市政府作为防城区政府的上一级地方政府，依法进行受理涉案的行政复议。2、防城港市政府依法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复议机构防城港市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依法予以受理，对案件进行审查，组织当事人调解，调解不成后依法作出防政复决【2015】21号复议决定，该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和《广西壮族自诒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的有关规定。二、防政复决【2015)21号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经审查，防城区政府查明了本案事实。防城港市政府认为，争议山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未经县级人民政府确定权属，分水坳组以争议山原属其所有并长期经营管理为由主张争议山权属证据不充分，不予支持。2004年11月11日，经原防城镇政府组织东升组、分水坳组群众代表及冲仑村、三波村干部到争议的五个山岭勘界，经双方当事人协商调解，签订《划界山界协议书》，确认该五个山岭权属界至划分，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九项：“各级人民政府在职权范围内作出的处理决定、调解协议”的规定；东升组于2005年6月15日将争议的部分山岭租给广西斯道拉恩索林业有限公司种植桉树，并一直进行经营至2011年发生争议，没有任何单位及个人提出异议，防城区人民政府据此确定争议山权属理由充分，应予支持。分水坳组以《划界山界协议书》当时分水坳组组长没有签字为由，主张争议山林权属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防城区政府作出的防区政处【2015】7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防城港市政府予以维持。三、防政复决【2015】21号复议决定适用法律正确。经复议，防城港市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维持防城区政府作出的防区政处【20l5】7号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请求法院予以维持。
被告防城港市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1、行政复议申请书，证明原告向防城港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2、防区政处【2015】7号处理决定书，证明被申请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3、受理通知书、答复通知书、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证明防城港市政府依法受理；4、行政复议庭笔录及签到表，证明经组织调解，原告、第三人不同意调解，调解不成；5、防政复决【2015】2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防城港市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
第三人东升组述称，一、防区政处【2015】7号处理决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处理条例》规定的有关程序，程序是合法的。二、防区政处【2015】7号文，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实体处理是实事求是的。东升组与分水坳组争议的五个山岭林地权属，各个山岭的四至界至、面积清楚，从解放后以来政府没有确权。2004年8月，东升组向政府申请权属调处，分水坳组进行答辩，答辩书称黄湘余为分水组法定代表人，三波村委会也加盖公章证实。在当年11月11日，经防城镇政府组织东升组、分水坳组群众代表及冲仑村、三波村干部到争议的五个山岭勘界，经双方当事人协商调解，签订了《划界山界协议书》，确认该五个山岭权属界至划分。东升组于2005年6月15日将争议的部分山岭租给广西斯道拉恩索林业有限公司种植桉树，并一直进行经营，也没有任何单位及个人提出异议。防城区政府调处该纠纷时，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考虑历史和现实状况，遵循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的原则，作出该处理决定是适当的。三、防区政处【2015】7号处理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第三十四条第九项的规定作出，适用法律是正确的。综上，防城区政府防区政处【2015】7号处理决定程序合法，实体处理实事求是，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予以维持。
第三人东升组申请证人李某1、何某、李某2出庭作证。
证人李某1在庭上证明，当时其是防城镇司法办的主任（新成立的司法所负责人），东升组要求政府处理五个岭权属争议的问题，由政府交到司法所再给分水坳组答辩。2004年8月30日，分水坳组提交答辩书，分水坳组法定代表人签名处是“黄湘余”，村委会也盖章证明并提出要求上级部门依法调处。2004年11月5日，通知双方到镇政府进行处理，分水坳组的黄湘余、黄世胜等人都来参加并签字，处理结果是双方抽时间到现场划界。在这个情况下，2004年11月11日，又召集东升组、分水坳组的代表及各自所在的村委会支书等人到争议现场进行踩界、划界，后来经协调，产生了协议书中的内容，协议书也是在当时制作的，各方代表也签字，分水坳组由黄湘余和两个姓周的签字。
证人李某2在庭上证明，当时其担任冲仑村治保主任。东升组和分水坳组争议的山岭权属问题纠纷，当时有双方的村干部在场参加，划定山界协议书是在当场制作的，双方都签字，山界的划分也是当场确认下来的。
证人何某在庭上证明，当时在司法所李某1主任的组织下，争议双方进行踩界和签订协议，签字后送达是司法所去的。
经庭审质证，被告防城港市政府、第三人东升组对被告防城区政府提供的证据没有异议，被告防城区政府、第三人东升组对被告防城港市政府提供的证据没有异议，被告防城区政府和被告防城港市政府对第三人东升组申请到庭作证的证人李某1、何某、李某2的证言没有异议。
原告分水坳组对被告防城区政府提供的证据1、2、3、9、10、11、12、13无异议。对其他证据提出如下异议：证据4答辩书中法定代表人的签名不是其本人签的，而且答辩书中的内容也不是其所书写，对村委会的盖章是什么情况不清楚，要求提供原件。证据5是一份没有生效、违法的协议书。首先，程序违法，没有通知原告参加，原告也没有委托任何人参加，只有一方到场不能称为协议，不发生效力；其次，勘界时没有原告法定人参加，原告也没有委托代表参加，没有法律效力；第三，原告至今没有收到过划定山界协议书，对协议内容并不知情，同时划定山界协议书法定代表人原来写的是黄湘余后面改成黄世胜，究竟当时是怎么回事不清楚。证据6属于无效合同，因为该林地属于原告所有，并且现在在处理中，按照法律规定要维持原样有待处理，属于合同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第三人承担。证据7原告法定代表人没有参加也没有委托人参加。证据8调查笔录中，调查李某1的笔录，他当时是负责人，违法协议书是其作出的，在处理过程中把黄湘余作为分水坳组长参加，但当时分水坳组长已经不是他，而是黄世胜，生产组从未委托他处理山界林权的事情，也证实黄世胜没有参与调解；参与调解的人员可能有利害关系；李某2的笔录证实山上种植的树木是原告的，由原告管理，90年代原告种有茶树是事实；陈来的笔录，三波组从未有这个人；刘延江的笔录，刘延江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杨洪兴的笔录，是歪曲事实；骆文芳、曾东会的笔录，反映情况属实。
原告分水坳组对被告防城港市政府提供的证据1、3、4没有异议，但对证据2、5即防区政处[2015]7号处理决定书和防政复决【2015】2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存在认定事实错误，与事实不符，法律法规适用不当，不具有合法性。
原告分水坳组对第三人东升组申请到庭作证的证人李某1、何某、李某2的证言提出如下质证意见:李某1的证言有些是不真实的，其中他说以为黄湘余是分水坳组法定代表人，而不懂黄世胜是不是,这不真实,李某2都知道黄世胜是组长，所以李某1说的不是真实的。
被告防城区政府对原告分水坳组提供的证据1、5无异议。对原告分水坳组提供的其他证据提出如下异议:证据2、3、4，没附有具体出证人的身份证明；证据6、7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8，与本案没有关系；证据11未经政府审核盖公章核发，不予认可；证据12是原告单方制作的，对该证据的三性均质疑；对证据9、10、13提出异议。
第三人东升组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提出异议，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明材料没有身份证佐证，不能证明其主张。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对各方当事人提供相同的证据，即被告防城区政府提供的证据10、12和被告防城港市政府提供的证据2、5，以及原告提供的证据目录中的证据4、5（未在庭上出示、提交供质证）相同，实际是防区政处[2015]7号处理决定书和防政复决【2015】2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因涉及被诉行政行为，故对其真实性和关联性予以确认，但是否合法应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依据法律法规予以裁判。
对被告防城区政府提供的证据1、2、3、9、11、13，被告防城港市政府提供的证据1、3、4，原告分水坳组提供的证据1、5，第三人东升组申请到庭作证的证人何某、李某2的证言，对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故予以确认。
对被告防城区政府提供的证据4、5、6、7，具有关联性，原告分水坳组虽提出异议，却未能提供证据、依据足以否认或反驳，故对其关联性和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合法性，应结合其他证据并依据法律法规综合裁断。对被告防城区政府提供的证据8调查知情人的笔录以及第三人东升组申请到庭作证的李某1的证言，原告分水坳组提出异议，却未能提供证据、依据足以否认或反驳，因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参考，并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裁断。
对原告分水坳组提供的证据2、3、4、6、7，这些证明材料均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证据类型，且仅盖有三波村委会的公章，不附有存档等资料出处，也没有知情人的签字确认并附有其身份证复印件以供查证，因无法审查属实，故本院不予确认；对原告分水坳组提供的证据8，因缺乏关联性，故不予采纳；对原告分水坳组提供的证据9、10，即“骆文芳”、“冯东益”的证明材料，因未经行政程序核实，原告亦未申请骆文芳、冯东益到庭作证经质证审查，且证明材料未附有骆文芳、冯东益身份证复印件以供查证，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四）项的要件要求，无法审查属实，故本院不予确认；对原告分水坳组提供的证据11，即防城公社三波大队分水坳生产队的《山权证》复印件，存于三波村委会，因未经当时的大队、公社审批层报，更没有得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审核、盖章、核发，不具有合法性和真实性，无确权的证明力，故不予确认；对原告分水坳组提供的证据12，是原告单方制作，无其他证据佐证，对方当事人不予认可，证明力弱，故不予确认。原告分水坳组提供的证据13，实际是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不属于证据，本院在适用法律时结合案件实际酌情考虑。
经审理查明，分水坳组与东升组争议的林地为山柴坜岭、冲仑路岭(东升组称锁匙铜岭)、黄狗蚁岭(东升组称松木山脚岭)、龙眼竹山独岭(东升组称黄狗蚁大岭)、龙眼竹山岭共五个山岭。(一)山柴坜岭四至界至为：东从东升组与分水坳交界田边直上岭顶再向东沿岭岐直落至东升组与分水坳组交界田边为界；南与东升组田边为界；西与东升组田边为界；北与东升组田边为界。此四至范围内的坡地除外。面积74亩。(二)冲仑路岭(东升组称锁匙铜岭)四至界至为：东从东升组与分水坳交界田边上岭顶坡地边再沿坡边直对岭岐直落东升组与分水坳组田边交界为界；南至东升组田边为界；西至东升组田边为界；北至东升组田边为界。面积l8亩。(三)黄狗蚁岭(东升组称松木山脚岭)四至界至为：东从东升组与分水坳组田边交界直上岭顶坡边再沿坡边向西转东坡至东升组与分水坳组田边交界直上坡地交接处为界；南至东升组田边为界：西至东升组田边为界；北至东升组田边为界。面积27亩。(四)龙眼竹山独岭(东升组称黄狗蚁大岭)四至范围：东至田边为界；南至田边；西至田边；北至田边为界。面积1O3亩。(五)龙眼竹山岭四至范围：东与田边为界；南至田边为界；西从田边路口直上岭顶再沿岭脊向西北至东升组田坜尾分水沿岭岐直上交接处为界；北至东升组田坜尾分水沿岭岐直上岭顶为界，面积58亩。现争议的林地从解放以来政府没有确权。2O04年8月，东升组向政府申请权属调处，分水坳组进行答辩，答辩书将黄湘余列为分水组法定代表人，三波村委会也加盖公章认可。2O04年11月5日，由防城镇政府召集东升组、分水坳组群众代表及冲仑村、三波村干部进行调解，分水坳组由黄湘余、黄世胜作为代表参加，东升组由陈如连、陈如兴、陈立宝作为代表参加，但因存在分歧未达成协议，并约定下一步由镇政府和村干部组织争议双方群众代表再到现场划分界线，商议妥当。同年11月11日，经原防城镇政府组织东升组、分水坳组群众代表及冲仑村、三波村干部到争议的五个山岭勘界，并组织双方当事人协商调解，签订《划定山界协议书》。参加人员有：镇司法所李某1、朱伟宏；镇林业站杨伯；三波村干部曾东会、周子新、陈芳茂；冲仑村干部庞俊雄、李某2、何某；分水坳组黄湘余、周伯升、周伯任；东升组陈如连、陈如兴、陈立宝。上述人员均在现场划定山界记录和《划定山界协议书》上签字，并盖有防城司法所公章确认。该《划定山界协议书》主要内容为：经双方讨论一致达成如下协议：一、山柴坜岭（即舍岭）的山界线从现舍岭鞍部南面的茶带西头边线经东南面合水线的松木树至东南面突出部茶带上的坡地上边线为界，划断的舍岭尾西头为冲仑村东升组。二、松木沥岭、锁匙铜岭、山柴坜岭（舍岭）除各岭田边向岭上四丈属冲仑村东升组。三、松木沥岭、锁匙铜岭、山柴坜岭（舍岭）各岭田边上四丈内林木在五年内现各所有人必须清除掉，现在各山岭上的田地、坡地的耕作人不改变。本协议一式五份，从签订之日起即生效。
另查明，东升组于2005年6月15日将争议的部分山岭租给广西斯道拉思索林业有限公司种植桉树，并一直进行经营。2011年l2月初，东升组按照《划定山界协议书》确认的界至进行耕作被分水坳组村民阻拦，发生冲突纠纷。2O11年12月6日，分水坳组以当时分水坳组组长没有在《划定山界协议书》签字为由向防城区政府申请权属调处。
还查明，现争议的山柴坜尾东面有分水坳组群众在八十年代种植的茶叶树，分水坳组部分群众于2005年以后在争议山上陆续零星种植松树及桉树。
本院认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经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应当制作调解协议书。调解协议书自各方当事人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调解员签名并加盖调解组织印章之日起生效；第三十四条第九项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在职权范围内作出的处理决定、调解协议，可以作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确权处理的证据材料。本案中，原告分水坳组和第三人东升组争议的林地从解放以来政府没有确权。2O04年8月，在政府调处过程中，分水坳组提交的答辩书将黄湘余列为分水坳组的法定代表人，三波村委会盖章认可。同年11月5日，由防城镇政府召集争议双方群众代表及冲仑村、三波村干部进行调解，分水坳组由黄湘余、黄世胜作为代表参加，东升组由陈如连、陈如兴、陈立宝作为代表参加，同年11月11日，防城镇政府进一步组织争议双方群众代表及冲仑村、三波村干部到争议的五个山岭勘界，并组织协商调解，签订《划定山界协议书》，参加人员均在现场划定山界记录和《划定山界协议书》上签字，并盖有防城司法所公章确认。该《划定山界协议书》的签订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第三十四条第（九）项的规定情形，经争议双方群众代表、村委员干部协商、勘界之后形成的该协议切合历史和当时的实际情况，可作为本案山林权属纠纷确权处理的证据材料，且东升组于2005年6月15日将争议的部分山岭租给广西斯道拉思索林业有限公司种植桉树，并一直进行经营，至2011年l2月按照该《划定山界协议书》确认的界至进行耕作时被分水坳组村民阻拦、发生纠纷，亦印证东升组对争议部分山岭的管业事实。经审查，涉案的《划定山界协议书》当时对现争议的五座山岭中的龙眼竹山独岭、龙眼竹山岭并未划定山界，防城区政府根据上述事实、证据，结合查明现争议的山柴坜尾东面有分水坳组群众在八十年代种植、分水坳组群众于2005年以后在争议山上陆续零星种植这一事实，将争议的山柴坜岭东南面面积19亩的林地、龙眼竹山独岭东南面面积32亩的林地、龙眼竹山岭东南面面积24亩的林地确权归分水坳组集体所有，其余争议林地权属确权归东升组集体所有，既考虑了历史经营、管业和签订协议的事实，又考虑现状，遵循《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关于“调解、处理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实行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先行调解、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原则”的规定精神，兼顾争议双方的利益，其作出防区政处【2015】7号处理决定有事实和法律、法规依据。退一步而言，原防城镇政府组织争议双方达成的《划定山界协议书》即使存在瑕疵，但防城区政府经调处作出的处理决定并没有违背历史经营、管业和签订协议的事实，也没有违背上述调处原则，能够结合本案实际兼顾争议双方的利益，其对涉案事实、证据的综合判断、裁量，所作出的确权处理决定，本院亦应给予充分尊重。被告防城港市政府经审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正确。原告分水坳组提出的诉讼请求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防城港市防城区文昌街道三波村分水坳组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防城港市防城区文昌街道三波村分水坳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凌旭芳
代理审判员 田 海
人民陪审员 郑锡金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黄琳杰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七十九条复议机关与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被告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对复议决定和原行政行为一并作出判决。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乡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
3、《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
第四条调解、处理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实行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先行调解、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原则。
第十四条第二款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经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应当制作调解协议书。调解协议书自各方当事人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调解员签名并加盖调解组织印章之日起生效。
第十六条个人之间','2018-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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