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梅中法民二终字第1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仙桃市同心纺织有限公司。地址：湖北省仙桃市龙华山办事处青渔湖路*号。
法定代表人：王菊香，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许少华，湖北法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创盛工贸有限公司。地址：广东省五华县水寨镇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陈桂雄，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邓广，广东客中梅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余少彬，广东客中梅律师事务所实习助理。
上诉人仙桃市同心纺织有限公司（下称同心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东创盛工贸有限公司（下称广东创盛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法院（2014）梅华法民二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己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广东创盛公司是主要经营化纤产品、棉仿品的加工、销售的企业，被告同心公司及仙桃市爱欣纺织有限公司（下称爱欣公司）是主要经营纺纱、织布及棉纱的加工、销售的企业。从2011年9月22日起至2012年4月10日，爱欣公司与原告广东创盛公司发生化纤销售关系，原告广东创盛公司按照爱欣公司的要求生产一定数量的化纤产品，再按照双方约定的价格销售给爱欣公司。双方签订合同主要采用电话联系，商定价格、数量等，原告广东创盛公司作为承揽方（乙方）打印出格式书面《购销合同》，并盖上公司印章，然后传真给爱欣公司，爱欣公司作为定作方（甲方）确认无误后在合同的相应处盖上公司印章再传真给原告广东创盛公司。《购销合同》载明了合同编号、货物名称、数量、单价、总金额、生产数量的误差范围交货方式等，合同还载明有“签订地点乙方供应办”、“质量异议期限为甲方收到定购产品之日起10天内”、“货到之日起30天内付清全部货款。”、“逾期款项按日罚万分之五计付违约金”、“如协商未果，提交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解决”等等。原告广东创盛公司收到合同传真后则按合同约定发货，爱欣公司收货后即按合同约定将货款汇入原告广东创盛公司的账户内，原告广东创盛公司收到货款后，再按爱欣公司的要求，以爱欣公司传真件载明的“开票资料”的名称、数量、价格、账户等，开具增值税发票。2012年4月10日开始，被告同心公司为定作方与原告广东创盛公司为承揽方进行化纤产品的交易，由原告广东创盛公司按照被告公司的要求生产一定数量的化纤产品，再按照双方约定的价格销售给同心公司。具体交易过程中的订立合同、发货、付款、开具发票等模式或流程方式，与爱欣公司与原告广东创盛公司发生化纤销售关系一样，均主要由彭万婷与原告公司联系。至2013年6月10日止，原告广东创盛公司与被告同心公司、爱欣公司的交易总额为7505256.05元，已付货款21笔，合计金额为6979849.3元，其中，2011年10月14日、2012年2月29日2012年4月10日的三张“银行支付专用凭证”，合计1227475.25元，是爱欣公司支付给原告的货款，其余货款是由被告同心公司支付给原告的。2013年6月10日，原告广东创盛公司将被告同心公司及爱欣公司所欠的货款一并累结，共结欠货款525406元（取整数，实欠525406.75元），并打印出《对账单》给被告同心公司确认（诉讼中原告陈述是通过邮寄给被告）。该《对账单》备注载明：此欠款数额若有不符，请贵单位更正后并盖上单位公章于7日内寄还或传真到我公司（传真件视为结算凭证），逾期则视为数额无误。2013年11月16日，原告广东创盛公司持欠款单位栏加盖了被告仙桃市同心纺织有限公司的公章的《对账单》传真件，起诉到法院，要求被告同心公司偿还货款525406元并支付违约金，被告则做出上述答辩意见。经查，原告广东创盛公司持有的《对账单》传真件，左上角显示传真号码为0728—3270568，但无法查清具体传真日期。
另查，被告同心公司提交的三份打印的《购销合同》与原告提交的三份《购销合同》日期一样，数量、单价、金额不同。被告提交的合同存在如下手动修改内容：质量异议期限由10天内改为70天内，付款期限由30天内付清全部货款改为300天内，违约金处罚由按逾期款项的日万分之五计付违约金改为月万分之五计付，协议管辖条款由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解决改为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解决。改动之处只加盖了被告同心公司的印章，并无原告公司或其工作人员盖章或签名确认。合同其他内容完全一样。
再查，爱欣公司于2008年1月21日成立，是租用湖北添翼纺织有限公司的设备、器材、建筑、场地、道路及相关生活设施等进行生产的，租赁合同于2007年11月28日至2011年11月27日到期，营业期限至2012年1月21日止，经营范围：棉纺织、化纤制品的加工、销售，法定代表人彭长娥，对外使用电话号码（传真）：0728—3270568，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仙桃市支行，账号17-310201040008913，工商登记显示爱欣公司未被注销或撤销，仍属正常营业状态，未搬迁。同心公司于2012年1月10日登记成立，也是租用湖北添翼纺织有限公司的设备、器材、建筑、场地、道路及相关生活设施等进行生产的，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私营），经营期限至2032年1月6日止，经营范围：纺纱、棉纱加工等，法定代表人王菊香，对外使用电话号码（传真）：0728—3270568，开户行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仙桃沔阳支行，开户账号为：17-310201040011792，同心公司登记成立前，公司相关工作人员对外已经以公司的名义进行相关的民事活动。另，爱欣公司出任监事的彭万婷，也是任同心公司的财务负责人。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在原一审期间提交了如下证据：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复印件（与原件核对无异），证明原告主体资格；
（2）被告同心公司企业机读档案、税务登记证（复印件），证明被告主体资格；
（3）化纤产品销售合同三份、购销合同二份（传真件及传真底稿）、出货单等，证明原被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4）2013年6月10日的《仙桃市同心纺织有限公司对账单》（传真件）（以下简称《对账单》）证明被告欠原告货款的数额及双方交易明细项目；
（5）增值税专用发票13张（复印件），证明原告根据被告的要求对双方交易的含税部分向被告开具的增值税专有发票；
（6）银行电子汇划收款回单21张，证明被告支付货款的情况，与《对账单》来款凭证所显示的数额是相互应证的；
（7）爱欣公司和被告同心公司传真给原告广东创盛公司的二份“开票资料”（复印件），证明被告向原告提供过开具增值税发票的开票信息。
（8）仙桃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公示信息（复印件）；
原告在重审时提交如下证据：
1、仙桃市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证明被告同心公司从2012年1月10日成立之日起至2014年8月19日，均未在公安机关办理企业印章的备案手续；
2、增值税专有发票抵扣信息资料，证明原告向被告开具的13份增值税专有发票，被告均办理了认证抵扣手续。
质证时，被告对原告原一审提交的证据1、2没有异议。证据3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合同是传真件，没有相应的证据佐证，购销合同的印章模糊，无法确认是被告的印章，购销合同没有被告的印章，也无被告法定代表人的签名，该合同并未成立。证据4真实性有异议，是复印件，没有相应的证据佐证。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6无异议，但原告遗漏了一张2013年5月3日451450元的汇款明细。对证据7认为是复印件，不予质证。对证据8无异议。对原告重审提交的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2无异议。
被告原一审时答辩称：一、原告提供的《对账单》上答辩人公章和传真号码都是伪造的。该印章的文字排列、角度、外圆直径等比对，明显不同，况且答辩人从未在这样的《对账单》上盖过公章。答辩人恳请原告提供此件的真正来源！原告附件4-②备注“7日内寄还或传真”作为凭证，不能仅凭（2014）梅中法立民终字第3号“民事裁定书”中“该合同及《对账单》传真件左上角显示的号码0728-3270568与上诉人提供的号码相同”就下定义裁定原告提供的传真件属实并予采信了。这个号码是答辩人工商注册时留的联系号码，这个号码早已注销了！二、原告提供的《对账单》上往来数据虚假并失实。1、从数量、单价、总金额上看严重不符，现附三份证据1-（1）、（2）、（3）；2-（1）、（2）、（3）；3-（1）、（2）、（3）供法院比对便一目了然。答辩人证据上的数量、含税单价、总金额都是对应一致并相互吻合的，同时也是盖有原告鲜红印章的原件。2、原告提供的《对账单》往来账目乱七八糟不清不楚。答辩人不可能在这样的《对账单》上盖章！例如原告附件3-（5）中法定代表人于2012年3月2日18点05分发来签字盖章的传真要货45s支纱15吨×15600元，从此开始了与答辩人一年多的经济往来。同时原告于3月4日委托货运公司伊建军领出15吨棉纱并运走【详见附件4-（1）、（2）】。这234000元的第一单买卖账至今还悬在哪里！《对账单》没有记录答辩人就盖了章，这合乎常理吗？3、爱欣纺织有限公司和答辩人是两个独立的经济实体，两者不存在任何联系。原告提出的“前身”说是毫无任何依据的虚构。原告提供的《对账单》上有4月10日前的8笔往来账：1449841.3元的巨额债务，答辩人无能力回答。因为爱欣公司，早已人去楼空不复存在。对这些账答辩人不可能承认也没有能力去承担如此巨大的债务。三、原告提供的2份复印件购销合同无根无据答辩人不予认可，而答辩人提供的3份购销合同，则是双方实际实施的正式合同。答辩人郑重申明：答辩人提供的确是双方盖有鲜红印章的购销合同【见附件1-（1）、（2）、（3）】。这些合同是由原告提供给答辩人的：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见附件上2-（1）、（2）、（3）】和送货单【见附件3-（1）、（2）、（3）】组成的。这些凭据无论是从购销数量、含税单价、总金额上看，都是一一对应相互吻合的。四、日万分之五高额滞纳金40193.56元无根无据，答辩人不予认可。答辩人提供的双方盖有鲜红印章的购销合同中约定的是“月”万分之五。综上所述：答辩人恳请按“举证责任通知书”第10条精神，对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印章进行真伪鉴定！同时申请贵院到仙桃市和五华县电信局调取原告《对账单》的传真收、发记录。有了这两样证据贵院就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判原告胜诉时，答辩人马上提出上诉。
被告在重审时口头答辩称，原告认为被告的前身是爱欣公司，没有依据，两者是无关联的两个公司，原告认为爱欣公司欠其货款应该起诉爱欣公司，而不应该起诉被告，被告没有与原告确认欠原告货款525406元，《对账单》是原告单方制作，与被告无关，且被告有证据证明该《对账单》是伪造的，原告的主张没有合法有效证据支持，应该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同心公司为支持其抗辩意见，在原一审时提交了如下证据：
（1）2012年4月10日、5月12日、5月14日三份《购销合同》；
（2）2012年4月25日、5月26日、5月29日三份增值税发票；
（3）2012年送货单二份、出仓单、货物运输协议各一份；
（4）2012年3月4日领料单一份。
以上四项证据均为复印件。
被告同心公司在重审时提交如下证据：
（1）被告同心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明被告主体资格；
（2）三份《销售合同》（即原审一审时已经提交证据1），证明合同成立的事实及案件应由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3）送货单、出仓单、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即原审一审时已经提交的证据2、3），证明合同履行、交易完成的事实；
（4）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仙桃分公司业务登记单，证明电话0728-327****，在2012年11月5日10时42分17秒就已经被注销，原告再也没有使用过该号码，更不可能在2013年6月10日接收和发送传真件，证明《对账单》是伪造的；
5、同心公司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真实印章样本及其与原告提供的《对账单》上所盖的被告印章对比件，证明《对账单》上所盖的被告印章不是被告真实的印章，也证明了《对账单》是伪造的。
庭审质证时，原告广东创盛公司对被告同心公司原一审提交的证据（1）三份《购销合同》有异议，认为合同存在多处有被告单方改动的情形，改动的内容没有原告的确认，并不符合交易习惯，三份合同时间上存在一定的跨度，假如2012年4月10日的合同是双方协商一致后改动的，那么相距一个月后的两份合同就不会出现手动改动的情形，这三份合同是开具增值税发票时存留备案的合同；证据（2）增值税发票没有异议；证据（3）送货单二份、出仓单、货物运输协议有异议，认为没有原件质证，复印内容看不清，并且与本案无关；对重审提交的证据（4）中的利润表，认为书面印章是复印件，无法证明被告的抗辩意见，并认为被告的印章没有备案，不具有排他性，利润表中的财会负责人彭万婷与爱欣公司的彭万婷是同一人。
原审法院依职权调取如下证据：
1、在原一审时复印了被告同心公司在仙桃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公示信息，证明被告公司的登记信息，证明同心公司是租用湖北添翼纺织有限公司的设备、器材、建筑、场地、道路及相关生活设施等进行生产的，租用期限为2012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0日止；
2、在重审时复印了爱欣公司在仙桃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公示信息，证明爱欣公司的基本信息，爱欣公司也是租用湖北添翼纺织有限公司的设备、器材、建筑、场地、道路及相关生活设施等进行生产的，租用期限为2007年11月28日至2011年11月27日止；
3、中国电信股份股份有限公司仙桃分公司打印的资料，证明“电话号码0728-327****”，在2012年11月5日拆机，2013年7月5日16：12：38重新开机使用。
质证时，原、被告对原审法院依职权调取、复印的上述证据均无异议。
据此，原告以被告延付货款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被告支付货款525406元给原告；二、被告支付从2013年6月10日起至被告还清货款之日止，按每日万分之五的利率计付迟延履行的滞纳金给原告（暂计至2013年11月10日为40193.56元，以后按合同约定由法院另行计算）；三、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原告主张被告仍欠其货款525406元，其提供了《对账单》传真件证实，该《对账单》是否真实有效？应如何认定？是本案争议的焦点，也是处理本案的关键。为解决争议问题，必须查清如下事实：一、如何认定原、被告提供的同一日的《购销合同》；二、如何认定《对账单》上的公章及电话（传真）号码0728—3270568；三、《对账单》上的往来数据中涉及爱欣公司的债务是否应由被告同心公司承担；四、如何计算违约金。
一、如何认定原、被告提供的同一日的《购销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一条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本案中，原告提交的《购销合同》是传真件的复印件，但符合原告陈述的双方的交易习惯，即主要是通过电话协商，后由原告出具合同版本传真给被告，被告确认后再传真给原告，或直接按照电话协商的内容履行。且与原告用于传真给被告盖章确认的原件相符。至于被告提供的《购销合同》，部分内容存在修改，且修改的内容均只有利于被告单方，但对修改处仅盖有被告公司印章，并无原告盖章或经办人签名确认，这不符合一般交易习惯。特别是2012年4月10日的合同已经进行了改动，时隔一个月后（5月12日、5月14日）签订的合同仍然存在同样修改的内容，这不符合一般的逻辑，更不符合原、被告双方签订合同前电话沟通，达成一致后再形成合同版本的交易习惯，被告又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修改合同内容的合理性，也未能提交其他增值税发票相对应的备案合同进行综合审查。另，对修改合同内容的陈述，被告在诉讼中认为是原告工作人员持盖章的合同到被告处签订，经被告修改后对改动处仅加盖被告的公章，这与合同明确载明签订地“乙方供应部办”不符，被告陈述的真实性难于认定。因此，原告主张认为被告提供的两份合同是用于开具增值税发票时的备案合同的陈述，更具有合理性。综上，纵观原、被告提供的合同，结合本案的其他事实，原告提交的合同载明的内容更符合双方交易的一般习惯，原审法院认定为真实、有效，并应予采纳。被告提交的经过改动的合同存在瑕疵，且无法充分说明合同内容存在改动的合理性，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二、如何认定《对账单》上的公章及电话（传真）号码。
经查，被告同心公司一直未在公安机关办理企业印章的备案。客观上被告存在同时使用多枚印章可能，重审时被告又明确表示不申请对原告提交的对账单上的印章进行鉴定，导致无法审查被告同心公司印章的真伪，由此造成不利后果被告应当承担责任。虽然被告诉讼中提供的公司印章与《对账单》上加盖的印章不同，但被告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其公司使用印章的唯一性，因此，原审法院认定《对账单》上加盖的“仙桃市同心纺织有限公司”印章，就是被告公司使用的印章。被告抗辩认为《对账单》上加盖的印章是原告伪造的，缺乏必要证据，原审法院不予采信。至于《对账单》上显示的传真号码问题。原告提交的《对账单》是传真件，左上角显示的电话号码0728—327****，与被告同心公司在成立注册时留存在工商行政管理局的电话号码，虽然该电话在2012年11月5日拆机，但在2013年7月5日16：12：38重新开机使用至今，诉讼中被告提供法院的联系电话也是该电话，说明电话号码0728—327****现仍由被告公司使用。《对账单》的落款日期为2012年6月10日，是该传真电话的拆机时段，但该电话在2013年7月5日16：12：38已经重新开机，《对账单》是否在该电话的拆机时段传给原告，无法认定，诉讼中原告陈述《对账单》是邮寄给被告后，经催告被告近两个月后才传回，现该《对账单》传真件左上角显示有该电话号码，存在2013年7月5日重新开机后才传真该《对账单》的可能。现被告并无充分证据证明2013年7月5日后没有使用该电话，因此，《对账单》传真件左上角显示的传真电话号码0728—327****，原审法院予以认定。
三、《对账单》上的往来数据中载明爱欣公司的债务是否应由被告承担。
要解决这一问题，又必须弄清楚爱欣公司与同心公司的关系问题。经原审法院查明，爱欣公司是2008年1月21日核准登记成立的，是租用湖北添翼纺织有限公司的设备、器材、建筑、场地、道路及相关生活设施等进行生产的，租赁合同于2007年11月28日至2011年11月27日到期。同心公司于2012年1月10日登记成立，成立前，公司相关工作人员已经以公司的名义进行相关的民事活动，也是租用湖北添翼纺织有限公司的设备、器材、建筑、场地、道路及相关生活设施等进行生产的，租赁合同于2012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0日到期。爱欣公司与同心公司两个公司除租用湖北添翼纺织有限公司的相关设备外，本身并无财产。其中，爱欣公司出任监事的彭万婷，也是同心公司的财务负责人。均代表过两公司与原告进行业务联系。两份租赁合同内容基本相同，均明确约定有“不得随便解聘老员工”，说明湖北添翼纺织有限公司出租的不仅是公司固定资产，而是整个企业（也包括原公司的工人）。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上述事实，原审法院认为，爱欣公司与同心公司存在混同。1、公司住址相同，租用同一公司的同一厂房、生产设备，聘用同一公司的工人，对外使用同一电话号码等；2、公司部分人员相同，爱欣公司的出任监事的彭万婷，也是同心公司的财务负责人，均代表过两公司与原告进行业务联系；3、业务相同，经营范围：纺纱、棉纱加工等。工商登记显示爱欣公司未注销或撤销，仍属正常营业，未搬迁。综上，同一厂区出现两个正常营业的企业，且两个企业同时租用同一公司的厂房、设备、人员等，完全使人有理由相信同心公司承接了爱欣公司的业务，或者认为爱欣公司就是同心公司的前身。被告又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两个不同公司存在混同的合理性。因此，原审法院认定被告同心公司承接了爱欣公司在《对账单》上的债务。
另，诉讼中被告认可了原告提供证据6中关于“银行电子汇划收款回单”的事实。经合计原告通过该收款回单总共收取了6573539.3元货款，其中，2011年10月14日、2012年2月29日、2012年4月10日的三张“银行支付专用凭证”，合计1227475.25元，记载的是爱欣公司汇给原告的货款，其余才是同心公司的汇款，说明被告亦认可爱欣公司的汇款行为。特别是2013年6月10日的《对账单》，包括了原告与爱欣公司交易中已经支付的三笔货款1227475.25元，以及累欠的货款525406元，被告在《对账单》欠款单位栏加盖了仙桃市同心纺织有限公司的印章，也说明被告同心公司确认并承担了爱欣纺织有限公司的债务。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确认原告提供的《对账单》传真件真实、有效。被告抗辩认为《对账单》是原告伪造的，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理据不足，不能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关于“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的规定，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该《对账单》上确认的仍欠货款人民币525406元有理，应予支持。
四、关于违约金的计算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但对账单、还款协议等未涉及逾期付款责任，出卖人根据对账单、还款协议等主张欠款时请求买受人依约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在《购销合同》中约定：“逾期还款，乙方（原告广东创盛公司）有权停止供货，甲方（被告仙桃同心公司）除应还清逾期款项外，还应按逾期款项的日万分之五计付违约金赔偿乙方”，该约定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予以认定。根据《对账单》显示，原告主张的货款525406元，是被告在2013年4月16日之前所欠，结合双方《购销合同》第六条关于“货到之日起30天内付清全部货款”的约定，被告已构成违约，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有理，亦应支持。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计至2013年11月10日的40193.56元，因未经被告确认，本案暂不能确定。从2013年6月10日起至还清货款之日止，可按《购销合同》约定以实欠货款总额按日罚万分之五计算。至于被告同心公司抗辩认为，滞纳金日万分之五计算无根无据，不予认可，且提供了约定是“月万分之五”合同证实的问题，因被告提供的合同存在瑕疵，不予认可，因此，被告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信。
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十四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仙桃市同心纺织有限公司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付货款人民币525406元及违约金（从2013年6月10日起至还清货款之日止，以实欠货款总额按日万分之五计算）给原告广东创盛工贸有限公司。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9456元，管辖异议费100元，合计9556元由被告负担。此款已由原告预交4728元，不予退回，由被告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迳行付给原告。
宣判后，同心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主观臆断、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判决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提供的同一日签订的《购销合同》真伪的认定是错误的。1、被上诉人提供的《购销合同》传真件的复印件这一传来证据不能被采信。（1）该合同仅仅是传真件的复印件，也没有相应的证据加以佐证，是孤证。根据最高法院案例与观点，对传真复印件、原件证据效力审查标准应参照复印件的有关标准进行，并综合全案所有证据所证明的事项予以审查和确认。而一审判决并没有依此加以审查判断，仅仅凭被上诉人自己的陈述与一份可以造假的传真件的复印件就确认其真实性是错误的。一审重审确认被上诉人提供的《购销合同》传真件的复印件是真实的依据是：“原告提交的《购销合同》是传真件的复印件，但符合原告陈述的双方的交易习惯——且与原告用于传真给被告盖章确认的原件相符”，而所有这些造假的证据材料都是由被上诉人自己提供的。殊不知这是在以一个未经证明的事实来证明另一个未经证明的事实，实际上玩的是自我循环论证的把戏。（2）该合同本身与被上诉人自己提供的增值税发票及抵扣信息资料自相矛盾，同时与被上诉人签名盖章的送货单和出仓单原件相矛盾，也与被上诉人承认的上诉人提交的《购销合同》原件相矛盾。2、上诉人提供的《购销合同》原件这一原始证据应予以采信。（1）该合同是原件，盖有双方的公章，且被上诉人在原一审中质证时并没有对该证据的公章提出异议，只是认为改动处有异议；在原二审中，被上诉人在回答上诉人提问时，承认该合同上的公章是被上诉人的真实公章，在回答主审法官提问时，还承认与上诉人签有该合同；在一审重审质证时，被上诉人也承认上诉人提交的三份合同是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时存留备案的合同。（2）上诉人提供的该合同及其另外两份《购销合同》原件，均有相对应的送货单、出仓单，增值税发票及抵扣信息资料加以佐证。【送货单、出仓单，增值税发票均为原件，且有被上诉人盖章、签名，增值税发票抵扣信息资料是被上诉人在一审重审时提供的】且《购销合同》、送货单、出仓单，增值税发票及抵扣信息资料之间在货物数量、金额等方面相互印证，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共同证明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前三次交易中从合同签订到合同履行完毕的全过程。（3）关于合同原件修改处仅有上诉人盖章的问题，上诉人已经作出多次说明，上诉人根本不是通过传真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的，而是被上诉人主动带上盖好公章的合同文本到上诉人所在地来签约的。由于合同文本是由被上诉人提供的，合同有利于被上诉人，故对于合同中某些条款上诉人有不同看法，在此情况下，上诉人要求对原合同中质量异议期由“10天”改为“70天”，付款期限由“30天”改为“300天”，违约处罚金由按逾期款项的“日万分之五”改为“月万分之五”计付，协议管辖条款由“乙地法院”改为“甲地法院”。由于被上诉人当时没有随身带来公章（也许带来了，却故意谎称没有带来），便由上诉人在改动处加盖公章。被上诉人承认原合同上加盖的是被上诉人的章，并承认签过该合同，只是不承认改动处，却又不愿意向法庭提交其手中的另一份合同原件文本加以核对，其中奥妙，不言自喻。其实，只要看看被上诉人手中的合同原件改动处是否也有上诉人的章，事情就一清二楚了。如果有，那么，改动处就是经过双方认可了的，对双方都应有约束力。根据《证据规定》第75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另外，即使合同改动处被认定无效，也仅仅是涉及管辖权、违约金计算标准的问题，而合同的主要内容数量与金额有相应的证据链证明该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一审判决质疑合同载明签订地为“乙方供应办”，不可能去仙桃签订合同。那么，上诉人也要反问一句：被上诉人承认上诉人提供的《购销合同》原件上的章是被上诉人的公章，难道这原始红章是可以通过传真件来完成的吗？其实，合同约定的签订地可以与合同实际签订地不一致，这主要取决于当事人双方的意愿，属于正常现象，这点一审法院不应该不明白。（二）一审判决对《对账单》传真件的复印件真伪的认定是错误的。1、一审判决有意回避梅州中院（2014）梅中法民二终字第92号民事裁定中要求对《对账单》真实性审查的建议，而仅仅谈论公章和电话号码的问题。2、上诉人公章虽然没有在公安机关办理备案手续，并不能证明上诉人拥有多枚公章，其实，是否备案，只会引起行政法律关系的产生，不备案是应该受到行政处罚的行为，它本身与企业是否拥有多枚公章没有关联性，因为一个心术不正的企业，即使有公安部门的备案公章，也可以私刻其它公章进行诈骗等经济违法活动；而对于一个守法经营的企业来讲，即使由于领导人的无知导致公章没有在公安机关备案，一样可以刻制唯一公章诚信经营。上诉人在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原始书面《购销合同》上的印章与其在工商部门、税务部门以及银行系统使用的相关凭证上的印章均为同一印章，没有使用过另外的印章，这足以证明上诉人公司是诚信守法经营的。3、上诉人之所以一审重审时不申请印章鉴定，原因有三：一是因为被上诉人会认为上诉人提供的印章没有经过公安机关备案，无法确定是唯一印章而导致鉴定不能，且耗时费力。二是如果鉴定结论不利于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一样可以用没有经过公安机关备案，拥有多枚公章为由否认鉴定结论并受到当地法院的支持。三是因为没有必要进行鉴定了。（1）上诉人提供的印章与《对账单》传真件的复印件上的印章存在天壤之别。《对账单》传真上所盖上诉人的章，在文字字体、排列角度等方面与上诉人的原章相比，区别明显，尤其是其比原章小很多，经测量，同一位置的横径比上诉人的原章横径少了2.5mm。（上诉人已经调取并向法庭提交了上诉人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时使用的原章样本，同时，被上诉人也承认上诉人提交的《购销合同》原件是双方盖章签订的，这些样本都可以与《对账单》传真上所盖上诉人的章进行直观对比）因此，《对账单》上所盖上诉人公章非上诉人的真实公章，可以看出该章是通过技术拼接，然后在传真机上拷贝而成，或是用伪造的公章盖上去后在传真机上造假而成的。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条的规定，凭着法官职业道德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根据已知的公司印章和传真件上的印章进行对比，直观判断，也可以鉴别真伪。（2）《对账单》传真件的复印件上所显示的交易数量及金额与被上诉人自己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及抵扣信息资料自相矛盾。（3）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仙桃分公司提供的《业务登记单》可以充分驳斥被上诉人的谎言。《对账单》传真上所列时间为2013年6月10日，备注中要求上诉人7日之内确认后寄还或传真给被上诉人。由此可见，该传真应该是在2013年6月10日发出去，2013年6月17日之前传回来的。但是，从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仙桃分公司提供的《业务登记单》（该原件于2014年4月寄给梅州中院）上显示，该传真号码0728-3270568早在2012年11月5日10时42分17秒就已经注销。即上诉人从此就再没有使用过该号码，更谈不上用此号码进行传真。而被上诉人又没有相反的证据来证明这段时间该电话号码仍处于开通运营的状态，并属于上诉人所有。因此，2013年6月的《对账单》传真件显然是伪造的。即使被上诉人以上诉人没有提供电话注销后又重新开通的时间为由进行抗辩，又以传真件上有上诉人号码来自证清白，也是错误的，那实际上就是犯了逻辑上的错误。传真件本身是可以造假的，根据最高法判例及观点，传真件应按照复印件的标准结合全案进行综合审查，而被上诉人却以受到质疑的传真件本身来证明传真件的真实性，本质上是自证清白，进入了自我循环证明的逻辑怪圈。一审重审时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也显示，电话0728—327****的号码在2012年11月5日注销并拆机，2013年7月5日重新放号，由一个叫杜春荣的个人（非单位）所有，且地址也发生了变更。一审判决将个人开通的号码强加于同心公司是错误的。诉讼中上诉人之所以留存该号码，是因为上诉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既不懂法律，又没有聘请律师代理，自己按照原一审法院寄来的原告的诉状所列被告的内容照抄的。另外，上诉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菊香因该案而成为该公司员工的众矢之的，不得不到处躲藏，因此，也不便留存自己的真实联系方式。被上诉人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在被上诉人知道上诉人提供的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仙桃分公司《业务登记单》属实的情况下，又狡辩《对账单》是寄给上诉人的，不是传真给上诉人的【因为这段时间不可能传真了】，且认为是在上诉人收到《对账单》两个月后才传真给被上诉人的。在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一审（重审）判决违反举证原则与事实认定原则，竟然采信被上诉人的说法，属于枉法认定。更为严重的是，一审判决（重审）相信被上诉人陈述的“《对账单》是邮寄给被告的”与原一审判决中经审理查明的“《对账单》是传真给被告同心公司的”相互矛盾，这充分说明了被上诉人在一审重审时，知道自己遇到了不可逾越的坎后，没有办法不得不再次虚构事实，极力进行狡辩的事实。（三）一审判决违背梅州中院（2014）梅中法民二终字第92号民事裁定对“创盛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同心公司承接了爱欣公司的债务，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同心公司以爱欣公司的名义与其交易”这一基本事实的认定，以所谓的公司混同为被上诉人自圆其说。1、爱欣公司与同心公司是两家各具独立法人地位的不同公司。（1）从成立的时间来看，爱欣公司于2008年1月21日成立，经营期限至2012年1月21日；而同心公司则成立于2012年1月10日，经营期限至2032年1月6日。经营期限几乎没有重合。（2）从租用期限来看，爱欣公司租用湖北添翼纺织有限公司的设备、器材、建筑、场地、道路及相关生活设施等的时间为2007年11月28日至2011年11月27日止；而同心公司租用湖北添翼纺织有限公司的设备、器材、建筑、场地、道路及相关生活设施等的时间为2012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0日止。两者租用同一场地的时间完全不同。（3）从公司股东来看，两家公司的股东完全不同，没有任何交叉股东。（4）从法定代表人来看，爱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彭长娥；同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王菊香。至于一审判决所说的两家公司使用的电话号码相同、使用的厂房、生产设备相同，是因为爱欣公司与同心公司是在不同的时间段分别租赁湖北添翼公司的结果，同心公司成立时，爱欣公司已经经营期限届满。在不同时段租赁同一公司造成电话号码相同、使用的厂房、生产设备相同属于正常现象。而公司的部分人员在不同时段受聘于两家不同的公司也很正常，就像一个公司的员工在一家公司停止经营时，为了生计，寻找另外一家类似的公司工作一样。至于公司的经营范围相同，则是基于被租赁的添翼公司的厂房与设备的性质决定的，后来的同心公司租赁该公司场地后，不生产经营纺纱、棉纱加工等，还可以生产经营什么呢？一审判决牵强附会的将公司人格混同的实质问题抛开，却在无关紧要的问题上大做文章，其裁判的公正性令当事人存疑。2、同心公司如何以爱欣公司的名义与被上诉人交易？2011年9月22日至2012年1月10日同心公司尚未成立，认为同心公司以爱欣公司的名义与创盛公司交易，从而要求同心公司承担爱欣公司名义交易货款支付义务的观点纯属无稽之谈。（四）鉴于其《购销合同》、《对账单》传真件的复印件的伪造性、虚假性，一审判决认定的违约金也是错误的。（五）一审重审时的庭审笔录有错误和遗漏。1、对被上诉人质证意见记录错误，导致质证意见无法反映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该庭审记录是复制的原一审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两者完全相同，更为重要的是，一审重审时，上诉人并没有提交货物运输协议这一证据，何来对其的质证意见。上诉人明明提供的是原件，却被说成是复印件，明明内容清晰，却被说成看不清。2、对上诉人的质证意见记录不完整，导致一审判决认为“被告亦认可了爱欣公司的汇款行为”。（1）上诉人在一审重审中对证据6的认可仅仅是基于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是“银行电子汇划收款回单”，被上诉人不能作假，也不敢作假，故承认“银行电子汇划收款回单”的真实性，但并不承认爱欣公司三张“银行支付专用凭证”与本案的关联性，更没有承认其证明目的。（2）上诉人原一审、二审、重审过程中，一致强调爱欣公司与同心公司是两家完全不相关联的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企业，同心公司不可能承担爱欣公司的债务，这与一审法院对“被告亦认可了爱欣公司的汇款行为”的认定相矛盾。试想，如果上诉人承认了爱欣公司的汇款行为是上诉人的行为，那上诉人反复争辩，积极诉讼打这场官司还有什么意义呢？一审法院违背当事人的真实意愿、违背基本事实，牵强附会作出的认定是错误的。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有悖公正。（一）违反法律基本原则，举证责任分配错误。1、一审法院在调取证据时，明明知道该电话于2013年7月5日重新开通时，是由一个叫杜春荣的个人使用的，却要上诉人举证证明上诉人没有使用该电话，违反基本的举证责任原则，根据举证责任基本原则，上诉人并没有义务就不存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且被上诉人的举证责任并没有完成，也不可能将举证责任转移给上诉人。事实上，上诉人举证证明用于传真的电话号码注销后，上诉人已经完成了不可能再用此电话号码进行传真的举证责任，注销后仍可传真的举证责任已经转向被上诉人，重新开通后，是否由上诉人继续使用，在被上诉人举证责任没有完成之前，应该由被上诉人继续举证。2、企业工商登记信息资料的查询并非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收集的证据，完全有理由由被上诉人及其代理人收集，而一审法院却放弃中立态度，主动帮助被上诉人调取，其调取的结果也仅仅是企业工商登记信息，而无其他。如果一审法院调取了被上诉人及其代理人可能收集不到的证据材料，那么，应当在法庭上呈现给双方当事人进行质证，而法庭质证时，法院除了提交爱欣公司与同心公司的企业工商登记信息外，并没有其他属于被上诉人不可能收集的证据。因此，一审法院有越俎代庖之嫌。（二）违反《民诉法》与《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未按照自动撤诉程序处理被上诉人提起的诉讼。原一审案件受理费为9456元，而被上诉人起诉时只缴纳了4728元，一审法院擅自减半收取被上诉人应该预交的诉讼费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8条和《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44条、第46条、第47条、第48条、第49条的规定。作为一个财力雄厚的家族企业，是无论如何也不符合法律规定减交或缓交诉讼费用的情形的。在被上诉人没有缴清诉讼费用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却没有依据法律的规定，把被上诉人的起诉按照自动撤诉处理，而是给被上诉人以便利。而面对一个由下岗职工组成的赖以维持生存的小企业，在银行账户被被上诉人申请冻结的情况下，却不按照法律规定，既不给被上诉人减交或缓交上诉费用，也不比照原一审被上诉人预交的4728元预交上诉费用，却让上诉人预交了9456元。两相对比，这既违反了法律法规的规定，又违背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加大上诉人的诉讼成本，让经济困难的上诉人知难而退。（三）被上诉人列错被告，一审既不要求被上诉人变更诉讼主体，又不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既然法院帮助被上诉人调查的资料显示，虽然爱欣公司期限届满，但并没有注销，那为什么不把爱欣公司起诉了呢？连被上诉人自己伪造的《对账单》传真件的复印件都显示，是爱欣公司欠被上诉人的钱，而不是同心公司欠被上诉人的钱。如果被上诉人认为两者有连带关系，那也应该是列爱欣公司与同心公司为共同被告，而不是单独将不欠钱的同心公司列为被告。总之，一审判决以被上诉人提供的几份【《购销合同》、《对账单》】造假的传真件的复印件等传来证据为依托，加上被上诉人的陈述与辩解，相互循环论证，主观臆断，来支持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从逻辑上讲，没有一个确定无疑的真实有效的证据作为推论的前提是没有证明效力的。一审判决既不把被上诉人认可的上诉人提交的《购销合同》原件与被上诉人提交或签名盖章的那些不可以造假、不敢造假的原始证据（增值税专用发票及抵扣信息资料、送货单、出仓单等）相对比，来考察上诉人提交的《购销合同》这一原始证据是否真实合法有效；也不把被上诉人提交的《购销合同》、《对账单》等传真件的复印件与被上诉人提交或签名盖章的那些不可以造假、不敢造假的原始证据（增值税专用发票及抵扣信息资料、送货单、出仓单等）相对比，来考察被上诉人提交的《购销合同》、《对账单》这一传来证据是否真实合法有效，是完全错误的。一审判决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两相对比，就会发现被上诉人提供的或签名盖章的不能造假、不敢造假的原始证据材料都与上诉人提交的《购销合同》原件一致，在交易货物数量和金额方面完全吻合；而被上诉人提交的或签名盖章的不能造假、不敢造假的原始证据材料都与被上诉人自己提交的《购销合同》、《对账单》传真件的复印件不一致，互相矛盾，在交易货物数量和金额方面完全不同。综上，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予以改判。2、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广东创盛公司辩称：一、广东创盛公司提供的五份《购销合同》是真实可信的。二、同心公司提交的三份《购销合同》包括但不限于存在如下问题：1、多处单方涂改，且涂改处没有广东创盛公司的盖章确认。2、涂改处的内容不符合交易习惯。3、三份合同显示的签订日期分别是2012年4月10日、5月12日和5月14日，如果4月10日的合同内容更改是经过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那么就不可能对一个多月后的5月12日、5月14日两份合同再去手动更改。4、该《购销合同》显示的交易时间、产品数量、合计金额等与广东创盛公司提供的、有被告盖章确认的《仙桃市同心纺织有限公司对帐单》所显示的内容不符。5、如果责令同心公司提供与增值税发票相符的十三份备案合同原件，孰是孰非便可一目了然。三、同心公司上诉状所阐述的理由不成立。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属买卖合同纠纷。双方争议的是广东创盛公司提交的《仙桃市同心纺织有限公司对账单》的真实性，对账单载明的交易量、款是否真实发生，2011年9月22日至2012年4月10日之间的货款由谁承担，同心公司是否付清对账单载明货款问题。双方对2012年4月27日至2013年6月8日间，同心公司共支付5752374元货款给广东创盛公司的事实无异议，予以确认。广东创盛公司依据对账单传真（复印件）、同心公司付款凭证、增值税发票向原审法院主张判令同心公司支付货款525406元。从双方当事人举证情况看，广东创盛公司向法庭提交部分《购销合同》传真件（复印件），同心公司向法庭提交部分《购销合同》原件，双方均未能提供全部交易合同，双方提交的同一日、同一编号合同载明买卖涤纶化纤数量、总金额，验收方法、付款方式及期限，诉讼管辖内容不一，同心公司提交的合同内容有明显涂改，属瑕疵证据，真实性难以认定。根据双方提交合同“本合同书面及相关资料的传真件具有原件同等法律效力”的约定，广东创盛公司提交的对账单、《购销合同》虽为传真（复印件），但该证据符合双方合同约定，广东创盛公司完成了基本的举证义务。同心公司否认对账单中印章的真实性，认为并非同心公司所盖，双方无对账事实。经查，同心公司登记成立至今未在公安机关备案公司印章，广东创盛公司提交的《购销合同》、对账单盖有同心公司字样的印章，因同心公司未对公司印章进行备案，致使印章真实性鉴定失去了条件，故同心公司虽否认该对账单印章的真实性，但因其未备案公司印章造成失去鉴定条件的不利后果应由同心公司承担。另，根据同心公司在原一审答辩及上诉状中陈述企业经营艰难，法定代表人四处躲债，二审诉讼过程中陈述第一笔交易超额支付货款，整个交易过程其己超过双方交易货款额支付了货款，前后陈述显然矛盾，不能自圆其说，亦不符合常理。综观全案，广东创盛公司提供《购销合同》、对账单传真（复印件）的证明力明显大于同心公司提供《购销合同》的证明力，根据对账单载明至2013年6月10日同心公司仍欠广东创盛公司货款525406元。原审判决同心公司支付上述货款给广东创盛公司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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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申请执行人姜金荣、宁云盛与被执行人王太有排除妨碍纠纷一案执行裁定书\\\\\",\\\\\"PubDate\\\\\":\\\\\"2015-1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