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陕02民终3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君燕，女，1974年4月5日生，汉族，无职业，住铜川市王益区,系韦建峰之妻。
上诉人（原审原告）：韦明瀚，男，2007年12月15日生，汉族，住址同上，系李君燕韦建峰之子。
法定代理人：李君燕，女，1974年4月5日生，汉族，无职业，住铜川市王益区，系韦建峰之妻。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新沟，铜川市印台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韦录，男，1930年10月22日生，汉族，铜川市印台区退休干部，住铜川市王益区，系韦建峰之父。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秀云，女，1939年5月21日生，汉族，原铜川市退休工人，住址同上，系韦建峰之母。
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建红，女，1972年6月9日生，汉族，无职业，住西安市灞桥区，系韦录、张秀云之女。
上诉人李君燕、韦明翰因与被上诉人韦录、张秀云共有纠纷一案，不服铜川市王益区人民法院（2017）陕0202民初6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君燕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新沟，被上诉人韦录、张秀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韦建红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君燕、韦明翰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对韦建峰因公牺牲一次性抚恤金按照配偶、父母、子女各三分之一进行分割，二被告应返还二原告因韦建峰因公牺牲应获得的抚恤金128327元。一审判决对抚恤金分配不均，应参照遗产分割进行分配。根据《人民警察抚恤优待办法》规定，“一次性抚恤金发给烈士、因公牺牲、病故人民警察的父母、配偶、子女”，且公安部、财政部下发的《因公牺牲公安民警特别补助金和特别慰问金管理暂行规定》规定，“父母、配偶、子女均有的，各发给三分之一”，按照此规定应按照三类人将抚恤金予以分配，而不是按照人数进行分配，且二被告系国家正式干部、职工，享有养老待遇，有其他子女赡养，上诉人李君燕无职业，韦明瀚系未成年人，双方经济差异巨大，应更多的考虑予以照顾。
韦录、张秀云辩称，原告韦明瀚作为未成年人，根据相关政策已享有国家每个月给予的1400多元的生活费及每年定期抚恤金19000多元。原告李君燕虽无工作，但未丧失劳动能力，李君燕明明有劳动能力而不工作，这不是多分抚恤金的理由。上诉人提到的配偶、父母、子女各三分之一的分配办法仅是针对特别慰问金、特别补助金，不适用本案的一次性抚恤金。国务院法制办、民政部等部门发布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释义》第十四条及民函（2004）334号《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民警察伤亡抚恤有关问题的通知》，都明确同一顺序亲属领取抚恤金的数额应均等。答辩人韦录、张秀云对韦建峰尽了抚养义务而且共同生活过，理应多分，答辩人在韦建峰生前给其购置了房产、为孙子单独存了127000元，还在韦建峰牺牲后将其公积金、医疗费、礼金等26600元都给了上诉人，主要就是考虑有孙子。
李君燕、韦明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对韦建峰因公牺牲一次性抚恤金按照配偶、父母、子女各三分之一进行分割，二被告应返还二原告因韦建峰因公牺牲应获得的抚恤金128327元。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二原告系母子关系，二被告系夫妻关系。原告李君燕系韦建峰的妻子，原告韦明瀚系韦建峰的儿子。二被告系韦建峰的父母。2000年8月24日，原告李君燕与韦建峰登记结婚。2007年12月15日，原告李君燕与韦建峰生育一子，即本案原告韦明瀚。韦建峰于1987年11月参加工作，2016年9月15日，韦建峰在森林公安派出所值班期间因公牺牲。2016年9月18日，铜川市印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铜印人社伤险认决字[2016]6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韦建峰受到的事故伤害为工伤。2017年9月6日，铜川市印台区森林公安派出所出具证明，证明“我所民警韦建峰因公牺牲，按照相关规定共争取到一次性抚恤金62.39万元，40个月工资14.606万元，丧葬费2.5155万元，因公牺牲特别补助金10万元（未到账），工伤保险20万元，以上共计109.5115万元。经多次调解，父母与配偶对一次性抚恤金和40个月工资未达成一致，共支付其父母一次性抚恤金和40个月工资共38.498万元”。另查明，原告李君燕无职业，交有职工养老保险。原告韦明瀚作为未成年人享有国家给予的每月1400多元的生活费及每年定期抚恤金19000多元。被告韦录、张秀云均有退休工资，有子女五人，除韦建峰外多在外地工作。
一审法院认为，案件的争议焦点为：一、韦建峰因公牺牲一次性抚恤金数额？二、韦建峰因公牺牲一次性抚恤金应如何分配？关于争议焦点一、韦建峰因公牺牲一次性抚恤金数额？根据2014年《人民警察抚恤优待办法》第十五条规定“人民警察死亡，根据其死亡性质和死亡时的月工资标准（基本工资和警衔津贴），发给其遗属一次性抚恤金，标准是：烈士、因公牺牲的，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加本人40个月的工资”。本案中，根据2017年9月6日铜川市印台区森林公安派出所出具的证明。韦建峰因公牺牲的一次性抚恤金应为623900元+40个月工资146060元=769960元。关于争议焦点二、韦建峰因公牺牲一次性抚恤金应如何分配？根据2014年《人民警察抚恤优待办法》第十八条规定“一次性抚恤金发给烈士、因公牺牲、病故人民警察的父母（抚养人）、配偶、子女；没有父母（抚养人）、配偶、子女的，发给未满18周岁的兄弟姐妹和已满18周岁但无生活费来源且由该人民警察生前供养的兄弟姐妹。”但父母、配偶、子女之间如何分配，没有明确规定。本案中，原被告均系韦建峰一次性死亡抚恤金的发放对象。二原告主张参照公安部、财政部下发的《因公牺牲公安民警特别补助金和特别慰问金管理暂行规定》中的关于特别慰问金、特别抚恤金的发放标准，配偶、父母、子女各三分之一进行发放。二被告认为可以参照《北京市〈人民警察抚恤优待办法〉实施办法》，且陕西省民政部咨询回复即按照人数等额发放，原被告未能达成一致。韦建峰所在单位共支付给二被告一次性抚恤金384980元。原被告作为韦建峰因公牺牲一次性抚恤金的发放对象，原告李君燕虽无工作，但未丧失劳动能力，交有职工养老保险。原告韦明瀚作为未成年人，享有国家给予的每月1400多元的生活费及每年定期抚恤金19000多元。二被告均有退休工资，虽有子女5人，但除韦建峰外，多在外地工作。原被告经济状况差异不大，在对一次性抚恤金如何分割未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应按照人数等额发放。二原告、二被告四人应按照人数等额发放，每人应得192490元。二原告应分得韦建峰一次性抚恤金769960元的一半即384980元，二被告应分得384980元。依据《物权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五条、第一百零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原告李君燕、韦明瀚，被告韦录、张秀云每人应分得韦建峰因公牺牲一次性抚恤金192490元。案件受理费2866元由原告李君燕、韦明瀚负担。
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供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无异。
本院认为，案件的争议焦点为韦录、张秀云应否返还李君燕、韦明翰128327元抚恤金。
死亡抚恤金是对与死者生前存在紧密关系的亲属的一种精神性抚慰与物质性帮助，作为一种兼具精神方面与物质方面的补偿，在发放时，综合考虑亲属与死者生前的紧密程度、照顾程度以及该亲属的自主生活能力。死亡抚恤金并非死者的遗产，将其作为遗产进行分配缺乏充分的理由与依据。死亡抚恤金的分配既应考虑到与死者之间存在的亲属关系，又要考虑与死者生前共同生活的紧密程度，以及自主生活的来源能力。韦建峰作为李君燕之夫、韦明翰之父，是三口之家的经济支柱，其牺牲后对于妻子儿子的精神打击是巨大的。同时，韦建峰作为被上诉人韦录、张秀云居住地距离最近的子女，生前尽的抚养义务相对其他子女较多，且韦建峰作为长子，其牺牲后对父母的精神的伤害同样也是巨大的。韦录、张秀云有退休工资，韦明翰有国家发放的每月生活费及每年的定期抚恤金,上诉人李君燕有劳动能力而不工作，称自己经济状况差，但这不是要求多分配抚恤金的正当理由。
根据民政部民函（2004）334号《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人民警察伤亡抚恤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三款规定，人民警察因公牺牲参照《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以及国务院法制办、中央军委法制局、民政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释义》第十四条规定父母、配偶、子女作为同一顺序的亲属领取一次性抚恤金的数额应予均等。经协商，也可不均等。上诉人李君燕、韦明翰提出按照父母、配偶、子女三等分抚恤金的意见无政策及法律依据，一审综合双方实际经济情况，参考上述法律规定认定韦建峰死亡后的一次性抚恤金应均等分配并无不当，在原告主张返还抚恤金之诉讼请求不能支持的情况下，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而非确认每个人应当享有的抚恤金数额，一审对此判决有误。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唯判决主文与原告诉讼请求不对应，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铜川市王益区人民法院（2017）陕0202民初658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李君燕、韦明翰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86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867元，均由上诉人李君燕、韦明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梁勇
审判员 张鲜
审判员 吴娜
二〇一八年三月六日
书记员 张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