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赣0102刑初903号
公诉机关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黄崇伟，男，1984年11月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捕前住南昌市，户籍地湖南省。2016年9月11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7日被逮捕。
辩护人崔日晶，系江西华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徐德昌，系江西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陈建雄，男，1992年8月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捕前住南昌市，户籍地湖南省。2016年9月11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7日被逮捕。
被告人陈石兵，男，1993年5月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捕前住南昌市，户籍地湖南省。2016年9月11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7日被逮捕。
被告人胡建军，男，1977年8月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捕前住南昌市，户籍地湖南省。2016年9月11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7日被逮捕。
被告人刘小峰，男，1988年5月1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捕前住南昌市，户籍地湖南省。2016年9月11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7日被逮捕。
被告人黄崇健，男，1992年2月1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捕前住南昌市，户籍地湖南省。2016年9月11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7日被逮捕。
被告人宋求富，男，1963年6月2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捕前住南昌市，户籍地湖南省。2016年9月11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7日被逮捕。
被告人李龙军，男，1972年4月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捕前住南昌市，户籍地湖南省。2016年9月11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7日被逮捕。
辩护人宗人华，系江西华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盛玲芳，系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龙利芳，女，1990年10月16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无业，捕前住南昌市，户籍地湖南省。2016年9月11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7日被逮捕。
被告人李涛，男，1992年4月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捕前住南昌市，户籍地湖南省。2016年9月11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7日被逮捕。
被告人廖冬成，男，1972年8月1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捕前住南昌市，户籍地湖南。2016年9月11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7日被逮捕。
被告人郑波，男，1983年6月3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捕前住南昌市，户籍地湖南省。2015年2月27日因吸食毒品、赌博被湖南省新田县公安局罚款人民币500元。2016年9月11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7日被逮捕。
辩护人熊建勋，系江西朗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李日军，男，1980年5月21日出生，汉族，大学本科文化，无业，捕前住南昌市，户籍地湖南省。2016年9月11日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7日被逮捕。
被告人唐超，男，1988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大学本科文化，无业，捕前住南昌市，户籍地湖南省。2016年9月11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7日被逮捕。
辩护人肖亮斌、汪美珍（实习），系北京市盈科（南昌）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左林远，男，1990年11月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捕前住南昌市，户籍地湖南省。2016年9月11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7日被逮捕。
被告人龙利军，男，1989年8月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捕前住南昌市，户籍地湖南省。2016年9月11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7日被逮捕。
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检察院以东检公诉刑诉[2016]86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黄崇伟、陈建雄、陈石兵、胡建军、刘小峰、黄崇健、宋求富、李龙军、龙利芳、李涛、廖冬成、郑波、李日军、唐超、左林远、龙利军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6年12月14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并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况太兴、揭然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黄崇伟及其辩护人崔日晶、徐德昌，陈建雄，陈石兵，胡建军，刘小峰，黄崇健，宋求富，李龙军及其辩护人宗人华、盛玲芳，龙利芳，李涛，廖冬成，郑波及其辩护人熊建勋，李日军，唐超及其辩护人肖亮斌、汪美珍，左林远，龙利军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2011年5月至2015年12月，被告人黄崇伟、陈建雄、陈石兵、胡建军、刘小峰、黄崇健、宋求富、李龙军、龙利芳、李涛、廖冬成、郑波、李日军、唐超、左林远、龙利军等十六人陆续加入一名为“自愿连锁经营”的组织并先后来到本市。该组织既无营业场所，又无商品，完全依靠所谓“纯资本运作”的方式进行运营，即让每位参加者通过缴纳人民币3800元至69800元不等的现金获取加入资格，而后购买者通过发展自己的直接或间接下线，获取升级的资格和返利。组织内部分业务员、业务组长、业务主任、业务经理、业务老总等级别及大总管、总管、自律、申购、能力、经晨等职务，按照“生活经营管理二十条”、“复制规范”等规章制度进行管理。被告人黄崇伟、陈建雄、陈石兵、胡建军、刘小峰、黄崇健、宋求富、李龙军、龙利芳、李涛、廖冬成、郑波、李日军、唐超、左林远、龙利军均分别通过缴纳人民币69800元获取加入资格，并不断发展下线人员，共同组织、领导“自愿连锁经营”传销活动，先后升至业务老总级别。具体事实如下：
1.2011年5月，被告人黄崇伟经罗某2介绍在武汉市加入了上述组织，成为罗某2的直接下线，陆续发展了龙某2、罗某3和廖某2为直接下线，陈建雄、陈石兵和黄崇健等人为间接下线，先后担任自律、申购等职务，于2012年7月升为老总级别，后于2014年10月至本市。
2.2011年9月，被告人陈建雄经龙某2介绍在武汉市加入了上述组织，成为龙某2的直接下线，陆续发展了黄崇健、陈石兵为直接下线，黄某6、黄某5和刘小峰等人为间接下线，先后担任自律等职务，于2013年2月升为老总级别，后于2015年12月至本市。
3.2011年10月，被告人陈石兵经陈建雄介绍在武汉市加入了上述组织，成为陈建雄的直接下线，陆续发展了陈某3和黄某4为直接下线，廖冬成、胡某5、刘某5和彭某1等人为间接下线，先后担任自律、能力等职务，于2013年7月升为老总级别，后于2015年10月至本市。
4.2012年6月，被告人胡建军经罗某3介绍在武汉市加入上述组织，成为罗某3的直接下线，陆续发展了胡某4、罗某1为直接下线，胡某3、雷某1和郭某1等人为间接下线，先后担任自律、经晨、能力等职务，于2014年12月至本市，后于2015年9月升为老总级别。
5.2012年11月，被告人刘小峰经黄某6介绍在武汉市加入了上述组织，成为黄某5的直接下线，陆续发展了龙某4、刘某6和申某1为直接下线，庄某1、龙某3和刘某9等人为间接下线，先后担任自律、大总管等职务，后于2014年4月升为老总级别，于2015年10月至本市。
6.2013年2月，被告人黄崇健经陈建雄介绍在武汉市加入了上述组织，成为陈建雄的直接下线，陆续发展了黄某6、眭某1为直接下线，黄某5、刘小峰和余某2等人为间接下线，先后担任自律、自律配合等职务，于2014年5月升为老总级别，后于2015年2月至本市。
7.2013年2月，被告人宋求富经肖某2介绍在武汉市加入了上述组织，成为肖某2的直接下线，陆续发展了宋某2和刘某10为直接下线，刘某11、龙某2和宋某1等人为间接下线，先后担任经晨等职务，于2014年11月至本市，后于2015年12月升为老总级别。
8.2013年3月，被告人李龙军经刘某7介绍在南宁市加入了上述组织，成为刘某7的直接下线，陆续发展了李某5、李某8和李某7为直接下线，柏某2、费某1、柏某1等人为间接下线，先后担任经晨、能力、大总管等职务，于2013年12月升为老总级别，后于2014年12月至本市。
9.2013年7月，被告人龙利芳经龙某1介绍在武汉市加入了上述组织，成为龙某1的直接下线，陆续发展了宋某1、刘某8和昌某1为直接下线，龙利军、胡某6、刘某3等人为间接下线，先后担任大总管等职务，于2015年12月至本市，后于2016年3月升为老总级别。
10.2013年8月，被告人李涛经黄崇健介绍在武汉市加入了上述组织，成为黄崇健的直接下线，陆续发展了李某4、周某3和李某3为直接下线，陆某1、周某2和许某1等人为间接下线，先后担任能力、大总管等职务，于2014年7月升为老总级别，后于2014年10月至本市。
11.2013年10月，被告人廖冬成经陈某3介绍在武汉市加入了上述组织，成为陈某3的直接下线，陆续发展了唐某1、唐某3和周某4为直接下线，蔡某1、唐某2和陈某2、徐某1等人为间接下线，先后担任经晨、自律等职务，于2014年10月至本市，后于2015年8月升为老总级别。
12.2014年6月，被告人郑波经王某1介绍在武汉市加入了上述组织，成为王某1的直接下线，陆续发展了郑某1、谢某2和史某1为直接下线，随某1、周某1和陈某1等人为间接下线，先后担任自律、大总管等职务，于2015年5月至本市，后于2016年1月升为老总级别。
13.2014年10月，被告人李日军经谢某1介绍在武汉市加入上述组织，成为谢某1的直接下线，陆续发展了谢某3、李某1和余某1为直接下线，李某2、胡某1和肖某2等人为间接下线，先后担任经晨、大总管等职务，于2015年3月至本市，后于2015年10月升为老总级别。
14.2014年11月，被告人唐超经肖某1介绍在本市加入了上述组织，成为肖某1的直接下线，陆续发展了杨某1、刘某1和刘某2为直接下线，吴某1、李某6和刘某4等人为间接下线，先后担任大总管等职务，后于2016年2月升为老总级别。
15.2015年9月，被告人左林远经黄某2介绍在本市加入了上述组织，成为黄某2的直接下线，陆续发展了黄某1、廖某1和黄某3为直接下线，彭某1、苗某2和苗某1等人为间接下线，先后担任自律、能力等职务，后于2016年2月升为老总级别。
16.2015年12月，被告人龙利军经宋某1介绍在本市加入了上述组织，成为宋某1的直接下线，陆续发展了龙某1、胡某2和张某1为直接下线，赵某1、胡某1和冯某1等人为间接下线，先后担任大总管等职务，后于2016年9月升为老总级别。
被告人陈建雄、胡建军、廖冬成、龙利芳、龙利军于2016年9月10日6时许在本市红谷滩新区联泰香域尚城x栋x单元xxx室内被民警抓获归案；被告人黄崇健、陈石兵、李涛、刘小峰于2016年9月10日7时许在本市红谷滩新区联发江岸汇景小区xx栋x单元xxx室内被民警抓获归案；被告人郑波、左林远、唐超于2016年9月10日8时许在本市红谷滩新区联发江岸汇景小区xx栋x单元xxxx室内被民警抓获归案；被告人宋求富、李日军于2016年9月10日8时许在本市红谷滩新区红角洲地中海阳光x栋x单元xxx室内被民警抓获归案；被告人黄崇伟于2016年9月10日10时许在本市红谷滩新区奥克斯盛世经典小区xx栋x单元xxxx室地下停车场门口被民警抓获归案；被告人李龙军于2016年9月10日10时许在本市红谷滩新区绿湖豪城小区x期小区门口被民警抓获归案。
案发后公安机关从上述被告人处依法扣押部分涉案赃款及用涉案赃款购买的财物：从被告人龙利军处依法扣押手机一部(VIVO牌)、吊坠一枚（镶黄色）、银行卡三张、人民币1000元；从被告人龙利芳处依法扣押手机一部（苹果牌）、手表一块（CALUOLA牌）、戒指三枚（黄色）、手镯一只（黄色）、项链一条（黄色）、银行卡一张（建行）、笔记本电脑一台、人民币600元；从被告人黄崇伟处依法扣押手机一部（OPPO牌）、手表两块（TITONI牌及LUMINORMARINA牌各一块）、戒指一枚（白色）、银行卡三十四张、笔记本电脑一台、宝马车一辆（车牌鄂Ａ×××××）、人民币1031800元；从被告人黄崇健处依法扣押手机两部（苹果牌及魅族牌各一部）、手表两块（OMEGA牌及EMPORIOARMANI牌各一块）、戒指一枚（白色）、项链一条（绿色，带吊坠）、银行卡十一张（建行三张、农行两张、中行三张、工行一张、邮政储蓄两张）、宝马车一辆（车牌鄂Ａ×××××）、人民币2500元；从被告人廖冬成处依法扣押手机一部（华为牌）、手表一块（NIVADA牌黄色）、项链一条（黄色）、银行卡四张（建行两张、工行一张、农村信用社一张）；从被告人李涛处依法扣押手机三部（华为牌两部、三星牌一部）、手表三块（LONGINES牌两块、ROAMER牌一块）、项链两条（绿色、其中一条配吊坠）、戒指一枚（白色）、银行卡五张（农行两张、中行两张、工行一张）；从被告人陈建雄处依法扣押手机两部（OPPO牌及VIVO牌各一部）、项链一条（黄色）、戒指两枚（黄色及白色各一枚）、手表一块（TANGIN牌）、银行卡九张（中行一张、工行两张、建行四张、农行两张）、奔驰车一辆（车牌鄂Ａ×××××）、人民币250元；从被告人李龙军处依法扣押手机三部（三星两部、华为一部）、手表两块（BOREL牌及VACHERONCONSTANTIN牌各一块）、戒指两枚（黄色）、项链两条（一条配白色吊坠、一条配绿色吊坠）、项链一条（黄色）、银行卡十七张、笔记本电脑一台、宝马车一辆（车牌鄂Ａ×××××）、人民币34000元；从被告人左林远处依法扣押手机一部（苹果牌）、手表一块（OMEGA牌）、戒指一枚（白色）、银行卡两张；从被告人宋求富处依法扣押手机一部（华为牌）、手表一块（TISSOT牌）、戒指一枚（黄色）、银行卡三张（建行两张、中行一张）、人民币4100元；从被告人李日军处依法扣押手机两部（SONY牌及苹果牌各一部）、吊坠一枚（白色）、手表两块（LONGINES牌黄色及褐色各一块）、银行卡五张（邮政储蓄一张、农行两张、中行两张）、笔记本电脑一台（LENOVO牌）、宝马车一辆（车牌号：湘Ｍ×××××）、人民币1000元；从被告人郑波处依法扣押手机一部（苹果牌）、戒指一枚（白色）、项链一条（黄色）、手表两块（OMAGA牌）、银行卡一张（建行）；从被告人唐超处依法扣押手机一部（苹果牌）、手表一块（BOREL牌）、戒指两枚（白色）、项链一条（黄色）、笔记本电脑一台（联想牌）、银行卡两张（建行）、人民币700元；从被告人刘小峰处依法扣押手机两部（OPPO牌及苹果牌各一部）、手表两块（GERUI牌及OGWAL牌各一块）、戒指两枚（白色及黄色各一枚）、项链一条（配绿色吊坠）、银行卡五张（建行三张、中行两张）、人民币54500元；从被告人陈石兵处依法扣押手机两部（三星牌及苹果牌各一部）、吊坠一枚（绿色）、手表一块（CARTIER牌）、戒指两枚（黄色及白色各一枚）、奔驰车一辆（车牌鄂Ａ×××××）、银行卡五张（中行两张、建行两张、农行一张）、人民币250元；从被告人胡建军处依法扣押手机两部（OPPO牌及XIND牌各一部）、手表一块（ORIS牌）、银行卡七张（建行四张、中行一张、农行两张）。
为支持上述指控，公诉机关当庭当庭宣读、出示了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与辩解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黄崇伟、陈建雄、陈石兵、胡建军、刘小峰、黄崇健、宋求富、李龙军、龙利芳、李涛、廖冬成、郑波、李日军、唐超、左林远、龙利军等十六人组织、领导无产品纯资本运作的“自愿连锁经营”传销活动，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钱财，扰乱了经济与社会的秩序，其行为均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依法应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上述被告人均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之情节。据此，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黄崇伟等全案十六被告人对起诉书指控其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并当庭自愿认罪。其中，被告人黄崇伟的辩护人认为：黄崇伟自身也是受害者、系从犯、有坦白情节，可依法及酌情从轻处罚；扣押在案的其本人手机、手表等属其个人生活的基本用品，与本案无关，应予退还；被公安机关扣押的大部分银行卡系其上线交由其保管，100余万元资金也是其系上线交给其用于发放团队人员工资的，均不应计算在其名下。被告人李龙军的辩护人认为：本案并非共同犯罪，李龙军有坦白情节，且属初犯、偶犯，可依法及酌情从轻处罚。其购买的车辆不能作为犯罪工具收缴。被告人郑波的辩护人认为：郑波有坦白、从犯情节，且其本人也是受害者，可依法及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唐超的辩护人认为：唐超有坦白、从犯情节，且属初犯、偶犯，其本人亦是受害者，可依法及酌情从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2011年5月至2015年12月，被告人黄崇伟、陈建雄、陈石兵、胡建军、刘小峰、黄崇健、宋求富、李龙军、龙利芳、李涛、廖冬成、郑波、李日军、唐超、左林远、龙利军等十六人陆续加入一名为“自愿连锁经营”的组织并先后来到本市。该组织既无营业场所，又无商品，完全依靠所谓“纯资本运作”的方式进行运营，即让每位参加者通过缴纳人民币3800元至69800元不等的现金获取加入资格，而后购买者通过发展自己的直接或间接下线，获取升级的资格和返利。组织内部分业务员、业务组长、业务主任、业务经理、业务老总等级别及大总管、总管、自律、申购、能力、经晨等职务，按照“生活经营管理二十条”、“复制规范”等规章制度进行管理。被告人黄崇伟、陈建雄、陈石兵、胡建军、刘小峰、黄崇健、宋求富、李龙军、龙利芳、李涛、廖冬成、郑波、李日军、唐超、左林远、龙利军均分别通过缴纳人民币69800元获取加入资格，并不断发展下线人员，共同组织、领导“自愿连锁经营”传销活动，先后升至业务老总级别。具体犯罪事实如下：
1.2011年5月，被告人黄崇伟经罗某2介绍在武汉市加入了上述组织，成为罗某2的直接下线，陆续发展了龙某2、罗某3和廖某2为直接下线，陈建雄、陈石兵和黄崇健等人为间接下线，先后担任自律、申购等职务，于2012年7月升为老总级别，后于2014年10月至本市。期间，获取违法所得人民币200余万元。
2.2011年9月，被告人陈建雄经龙某2介绍在武汉市加入了上述组织，成为龙某2的直接下线，陆续发展了黄崇健、陈石兵为直接下线，黄某6、黄某5和刘小峰等人为间接下线，先后担任自律等职务，于2013年2月升为老总级别，后于2015年12月至本市。期间，获取违法所得人民币100余万元。
3.2011年10月，被告人陈石兵经陈建雄介绍在武汉市加入了上述组织，成为陈建雄的直接下线，陆续发展了陈某3和黄某4为直接下线，廖冬成、胡某5、刘某5和彭某1等人为间接下线，先后担任自律、能力等职务，于2013年7月升为老总级别，后于2015年10月至本市。期间，获取违法所得人民币100余万元。
4.2012年6月，被告人胡建军经罗某3介绍在武汉市加入上述组织，成为罗某3的直接下线，陆续发展了胡某4、罗某1为直接下线，胡某3、雷某1和郭某1等人为间接下线，先后担任自律、经晨、能力等职务，于2014年12月至本市，后于2015年9月升为老总级别。期间，获取违法所得人民币50余万元。
5.2012年11月，被告人刘小峰经黄某6介绍在武汉市加入了上述组织，成为黄某5的直接下线，陆续发展了龙某4、刘某6和申某1为直接下线，庄某1、龙某3和刘某9等人为间接下线，先后担任自律、大总管等职务，后于2014年4月升为老总级别，于2015年10月至本市。期间，获取违法所得人民币20余万元。
6.2013年2月，被告人黄崇健经陈建雄介绍在武汉市加入了上述组织，成为陈建雄的直接下线，陆续发展了黄某6、眭某1为直接下线，黄某5、刘小峰和余某2等人为间接下线，先后担任自律、自律配合等职务，于2014年5月升为老总级别，后于2015年2月至本市。期间，获取违法所得人民币200余万元。期间，获取违法所得人民币90余万元。
7.2013年2月，被告人宋求富经肖某2介绍在武汉市加入了上述组织，成为肖某2的直接下线，陆续发展了宋某2和刘某10为直接下线，刘某11、龙某2和宋某1等人为间接下线，先后担任经晨等职务，于2014年11月至本市，后于2015年12月升为老总级别。期间，获取违法所得人民币10余万元。
8.2013年3月，被告人李龙军经刘某7介绍在南宁市加入了上述组织，成为刘某7的直接下线，陆续发展了李某5、李某8和李某7为直接下线，柏某2、费某1、柏某1等人为间接下线，先后担任经晨、能力、大总管等职务，于2013年12月升为老总级别，后于2014年12月至本市。期间，获取违法所得人民币100余万元。
9.2013年7月，被告人龙利芳经龙某1介绍在武汉市加入了上述组织，成为龙某1的直接下线，陆续发展了宋某1、刘某8和昌某1为直接下线，龙利军、胡某6、刘某3等人为间接下线，先后担任大总管等职务，于2015年12月至本市，后于2016年3月升为老总级别。期间，获取违法所得人民币10余万元。
10.2013年8月，被告人李涛经黄崇健介绍在武汉市加入了上述组织，成为黄崇健的直接下线，陆续发展了李某4、周某3和李某3为直接下线，陆某1、周某2和许某1等人为间接下线，先后担任能力、大总管等职务，于2014年7月升为老总级别，后于2014年10月至本市。期间，获取违法所得人民币70余万元。
11.2013年10月，被告人廖冬成经陈某3介绍在武汉市加入了上述组织，成为陈某3的直接下线，陆续发展了唐某1、唐某3和周某4为直接下线，蔡某1、唐某2和陈某2、徐某1等人为间接下线，先后担任经晨、自律等职务，于2014年10月至本市，后于2015年8月升为老总级别。期间，获取违法所得人民币20余万元。
12.2014年6月，被告人郑波经王某1介绍在武汉市加入了上述组织，成为王某1的直接下线，陆续发展了郑某1、谢某2和史某1为直接下线，随某1、周某1和陈某1等人为间接下线，先后担任自律、大总管等职务，于2015年5月至本市，后于2016年1月升为老总级别。期间，获取违法所得人民币7万余元。
13.2014年10月，被告人李日军经谢某1介绍在武汉市加入上述组织，成为谢某1的直接下线，陆续发展了谢某3、李某1和余某1为直接下线，李某2、胡某1和肖某2等人为间接下线，先后担任经晨、大总管等职务，于2015年3月至本市，后于2015年10月升为老总级别。期间，获取违法所得人民币10余万元。
14.2014年11月，被告人唐超经肖某1介绍在本市加入了上述组织，成为肖某1的直接下线，陆续发展了杨某1、刘某1和刘某2为直接下线，吴某1、李某6和刘某4等人为间接下线，先后担任大总管等职务，后于2016年2月升为老总级别。期间，获取违法所得人民币10余万元。
15.2015年9月，被告人左林远经黄某2介绍在本市加入了上述组织，成为黄某2的直接下线，陆续发展了黄某1、廖某1和黄某3为直接下线，彭某1、苗某2和苗某1等人为间接下线，先后担任自律、能力等职务，后于2016年2月升为老总级别。期间，获取违法所得人民币4万余元。
16.2015年12月，被告人龙利军经宋某1介绍在本市加入了上述组织，成为宋某1的直接下线，陆续发展了龙某1、胡某2和张某1为直接下线，赵某1、胡某1和冯某1等人为间接下线，先后担任大总管等职务，后于2016年9月升为老总级别。期间，获取违法所得人民币10余万元。
黄崇伟等全案十六被告人均系2016年9月10日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并扣押了上述被告人以下财物（现金来源包括随身携带及从所扣银行卡中取出）：
1.从黄崇伟处扣押手机一部（OPPO牌）、手表两块（TITONI牌及LUMINORMARINA牌各一块）、戒指一枚（白色）、银行卡三十四张、笔记本电脑一台、宝马车一辆（车牌鄂Ａ×××××）、人民币1031800元；
2.从陈建雄处扣押手机两部（OPPO牌及VIVO牌各一部）、项链一条（黄色）、戒指两枚（黄色及白色各一枚）、手表一块（TANGIN牌）、银行卡九张（中行一张、工行两张、建行四张、农行两张）、奔驰车一辆（车牌鄂Ａ×××××）、人民币250元；
3.从陈石兵处扣押手机两部（三星牌及苹果牌各一部）、吊坠一枚（绿色）、手表一块（CARTIER牌）、戒指两枚（黄色及白色各一枚）、奔驰车一辆（车牌鄂Ａ×××××）、银行卡五张（中行两张、建行两张、农行一张）、人民币250元；
4.从胡建军处扣押手机两部（OPPO牌及XIND牌各一部）、手表一块（ORIS牌）、银行卡七张（建行四张、中行一张、农行两张）；
5.从刘小峰处扣押手机两部（OPPO牌及苹果牌各一部）、手表两块（GERUI牌及OGWAL牌各一块）、戒指两枚（白色及黄色各一枚）、项链一条（配绿色吊坠）、银行卡五张（建行三张、中行两张）、人民币54500元；
6.从黄崇健处扣押手机两部（苹果牌及魅族牌各一部）、手表两块（OMEGA牌及EMPORIOARMANI牌各一块）、戒指一枚（白色）、项链一条（绿色，带吊坠）、银行卡十一张（建行三张、农行两张、中行三张、工行一张、邮政储蓄两张）、宝马车一辆（车牌鄂Ａ×××××）、人民币2500元；
7.从宋求富处扣押手机一部（华为牌）、手表一块（TISSOT牌）、戒指一枚（黄色）、银行卡三张（建行两张、中行一张）、人民币4100元；
8.从李龙军处扣押手机三部（三星两部、华为一部）、手表两块（BOREL牌及VACHERONCONSTANTIN牌各一块）、戒指两枚（黄色）、项链两条（一条配白色吊坠、一条配绿色吊坠）、项链一条（黄色）、银行卡十七张、笔记本电脑一台、宝马车一辆（车牌鄂Ａ×××××）、人民币34000元；
9.从龙利芳处扣押手机一部（苹果牌）、手表一块（CALUOLA牌）、戒指三枚（黄色）、手镯一只（黄色）、项链一条（黄色）、银行卡一张（建行）、笔记本电脑一台、人民币600元；
10.从李涛处扣押手机三部（华为牌两部、三星牌一部）、手表三块（LONGINES牌两块、ROAMER牌一块）、项链两条（绿色、其中一条配吊坠）、戒指一枚（白色）、银行卡五张（农行两张、中行两张、工行一张）；
11.从廖冬成处扣押手机一部（华为牌）、手表一块（NIVADA牌黄色）、项链一条（黄色）、银行卡四张（建行两张、工行一张、农村信用社一张）；
12.从郑波处扣押手机一部（苹果牌）、戒指一枚（白色）、项链一条（黄色）、手表两块（OMAGA牌）、银行卡一张（建行）；
13.从李日军处扣押手机两部（SONY牌及苹果牌各一部）、吊坠一枚（白色）、手表两块（LONGINES牌黄色及褐色各一块）、银行卡四张（邮政储蓄一张、农行两张、中行一张）、笔记本电脑一台（LENOVO牌）、宝马车一辆（车牌号：湘Ｍ×××××）、人民币1000元；
14.从唐超处扣押手机一部（苹果牌）、手表一块（BOREL牌）、戒指两枚（白色）、项链一条（黄色）、笔记本电脑一台（联想牌）、银行卡两张（建行）、人民币700元；
15.从左林远处扣押手机一部（苹果牌）、手表一块（OMEGA牌）、戒指一枚（白色）、银行卡两张；
16.从龙利军处扣押手机一部(VIVO牌)、吊坠一枚（镶黄色）、银行卡三张、人民币1000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证据证实：
1.公安机关提取的传销组织内部管理制度、传销人员活动照片、银行账户明细等。证实：黄崇伟等十六名被告人组织、领导的“自愿连锁经营”传销组织用于约束、管理参加人员的制度、组织传销人员旅游、晋升等活动及参与“连锁经营”组织人员之间的银行往来明细等。
2.归案经过。证实：黄崇健等全案十六名被告人均系2016年9月10日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3.身份信息材料若干。证实：黄崇伟等全案十六名被告人犯罪时均已成年，被告人郑波曾因吸食毒品、赌博被湖南省新田县公安局罚款人民币五百元。
4.扣押清单、暂扣款专户进账单等。证实：从黄崇伟等十六名被告处扣押财物的明细、特征等相关情况。
5.被告人黄崇伟的供述与辩解及其手绘的伞下体系人员结构图等。证实：2011年5月，我经罗某2介绍在武汉市加入了“自愿连锁经营”，是罗某2的直接下线，我加入后发展了龙某2、罗某3和廖某2为直接下线，陈建雄、陈石兵和黄某某等人为间接下线，先后担任自律、申购等职务，于2012年7月升为老总级别，主要负责管理团队申购，并且按照行业的规章制度管理自己的下线传销人员，包括新发展的人员见面激励、发工资、上传下达等，为庆祝我升总，上线老总按照传销行业内的规定给了我15000元（含5000元的升总旅游费用）的复制费，并带我乘飞机去了云南旅游，之后我购买了梅花牌男士手表、皮包、衣服等贵重物品，于2013年4月还购买了一辆宝马汽车（车牌号鄂Ａ×××××），目的是给下面的人造梦，起到一个激励的作用，让他们相信升总后就会和我一样。后我于2015年12月将团队迁移到南昌。传销组织先后一共给我发了200万元以上，一般都是通过银行卡以转账给我，还有一部分是以现金的形式发给我的。我被公安机关抓获时所扣银行卡大部分都不是我本人办理的，都是我的上线蒋某1给我的，我用这些银行卡收取新晋人员的申购款项、每个月按份额数派发给下线人员的工资等。被公安机关查扣的100多万元钱也不是我个人的，是我的上线给我，委托我发放团队人员工资的款项。
6.被告人陈建雄的供述与辩解及其手绘的伞下体系人员结构图。证实：2011年7月，我经龙某2介绍在武汉市加入了“自愿连锁经营”，成为龙某2的直接下线，先后发展了黄某某、陈石兵为直接下线，黄某6、黄某5和刘小峰等人为间接下线，先后担任自律等职务，于2013年2月升为老总级别，主要工作是按照行业的规章制度管理自己的下线传销人员，包括新发展的人员见面激励、发工资、上传下达等，为庆祝我升总，上线老总按照传销行业内的规定给了我10000元的复制费，并带我乘飞机去了云南大理旅游，之后我购买了手表、金戒指、金项链等贵重物品，于2013年10月还购买了一辆奔驰汽车（车牌号鄂Ａ×××××），目的是给下面的人造梦，起到一个激励的作用，让他们相信升总后就会和我一样。后我于2015年12月将团队迁移到南昌。传销组织先后一共给我发了100万元以上，一般都是黄崇伟给我发工资、返利，大部分钱款是以转账方式给我的。
7.被告人陈石兵的供述与辩解及其手绘的伞下体系人员结构图。证实：2011年10月，我经陈建雄介绍在武汉市加入了“自愿连锁经营”，成为陈建雄的直接下线，先后发展了陈某3和黄某4为直接下线，廖冬成、胡某5、刘某5和彭某1等人为间接下线，先后担任自律、能力等职务，于2013年7月升为老总级别，主要负责管理自己伞下团队人员，按照行业的规章制度管理自己的下线传销人员，包括新发展的人员见面激励、发工资、上传下达等。为庆祝我升总，上线老总按照传销行业内的规定奖励了我15000元（含5000元升总旅游费用），并带我乘飞机去了内蒙古呼和浩特旅游，之后陪我购买了金戒指、金项链、手表、衣服、钱包等贵重物品，后于2015年10月购买了一辆奔驰汽车（车牌号鄂Ａ×××××），目的是用于下家庭时给下面的人造梦，让他们相信升总后就会和我一样，从而激励他们继续从事这个行业。后于2015年10月将团队迁移到南昌。传销组织先后一共给我发了100万元以上，大部分钱款是以银行转账方式给我的。
8.被告人李涛的供述与辩解及其手绘的伞下体系人员结构图。证实：2012年5月，我经黄某某介绍在武汉市以我母亲眭某1的名义加入了“自愿连锁经营”，成为黄某某的直接下线，先后发展了李某4、周某3和李某3为直接下线，路桥胜、周某2和许某1等人为间接下线，先后担任能力、大总管等职务，于2014年7月升为老总级别，主要负责按照行业的规章制度管理自己的下线传销人员，包括新发展的人员见面激励、发工资、上传下达等。为庆祝我升总，上线老总按照传销行业内的规定奖励了我15000元（含5000元升总旅游费用），并带我乘飞机去了内蒙古呼和浩特旅游，之后我购买了金戒指、金项链、手表、衣服等贵重物品，目的是用于下家庭时给下面的人造梦，让他们相信升总后就会和我一样，从而激励他们继续从事这个行业。传销组织先后一共给我发了70万元以上，大部分钱款是以银行转账方式给我的。后我于2014年10月将团队迁移到南昌。
9.被告人胡建军的供述与辩解及其手绘的伞下体系人员结构图。证实：2012年6月，我经罗某3介绍在武汉市加入“自愿连锁经营”，成为罗某3的直接下线，先后发展了胡某4、罗某1为直接下线，胡某3、雷某1和郭某1等人为间接下线，先后担任自律、经晨、配合、能力、大总管等职务，我于2014年12月份将武汉的团队迁移到南昌。后于2015年9月升为老总级别，主要负责按照行业的规章制度管理自己的下线传销人员，包括新发展的人员见面激励、发工资、上传下达等。为庆祝我升总，上线老总按照传销行业内的规定奖励了我15000元（含5000元升总旅游费用），并带我乘飞机去了成都旅游，之后陪我购买了金戒指、金项链、手表、钱包、衣服链等贵重物品，目的是给下面的人造梦，让他们相信升总后就会和我一样，从而激励他们继续从事这个行业。后我于2015年12月将团队迁移到南昌。传销组织先后一共给我发了50余万元，基本上是以银行转账方式给我。
10.被告人黄崇健的供述与辩解及其手绘的伞下体系人员结构图。证实：2013年2月，我经陈建雄介绍在武汉市加入了“自愿连锁经营”，成为陈建雄的直接下线，先后发展了黄某6、眭某1为直接下线，黄某5、刘小峰和余某2等人为间接下线，先后担任自律、自律配合等职务，于2014年5月升为老总级别，主要负责按照行业的规章制度管理自己的下线传销人员，包括新发展的人员见面激励、发工资、上传下达等。为庆祝我升总，上线老总按照传销行业内的规定奖励了我10000元（含5000元升总旅游费用），并带我乘飞机去了海南三亚旅游，之后陪我购买了金戒指、金项链、手表等贵重物品，后于2015年5月购买了一辆宝马汽车（车牌号鄂Ａ×××××），目的是用于下家庭时给下面的人造梦，让他们相信升总后就会和我一样，从而激励他们继续从事这个行业。后于2015年2月将团队迁移到南昌。传销组织先后一共给我发了90万元以上，大部分钱款是以银行转账方式给我。
11.被告人宋求富的供述与辩解及其手绘的伞下体系人员结构图。证实：2013年2月，我经肖某2介绍在武汉市加入了“自愿连锁经营”，成为肖某2的直接下线，先后发展了宋某2和刘某10为直接下线，刘某11、龙某2和宋某1等人为间接下线，先后担任经晨窗口等职务，于2014年11月将团队迁移到南昌，后于2015年12月升为老总级别，主要负责自己的下线团队，参加老总会，负责上传下达。为庆祝我升总，上线老总按照传销行业内的规定奖励了我15000元（含5000元升总旅游费用），并带我乘飞机去了三亚、海口旅游，之后我自己购买了金戒指、天梭手表等贵重物品，目的是用于下家庭时给下面的人造梦，让他们相信升总后就会和我一样，从而激励他们继续从事这个行业。传销组织先后一共给我发了10万元以上，通过现金、银行转账形式发给我的。
12.被告人李龙军的供述与辩解及其手绘的伞下体系人员结构图。证实：2013年3月，我经刘某7介绍在南宁市加入了“自愿连锁经营”，成为刘某7的直接下线，先后发展了李某5、李某9和李某7为直接下线，柏某2、费某1、柏某1等人为间接下线，先后担任经晨、能力、大总管等职务，于2013年12月份升为老总级别，工作职责主要是叫团队人员遵守生活经验管理二十条规定，升总之后负责团队的经晨和自律，同时居住在本市红谷滩新区继续对本市象湖新城的下线传销人员进行管理发展，包括新发展的人员见面激励、发工资、上传下达等。为庆祝我升总，上线老总按照传销行业内的规定奖励了我15000元，并带我乘飞机去了海南海口旅游，之后我购买了手表、金戒指、玉石项链等贵重物品，约2014年3月还购买了一辆宝马汽车（车牌号鄂Ａ××××','2018-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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