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605民初962号
原告：廖敏霞，女，汉族，1980年9月10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委托代理人：陈嘉敏，广东文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慧，广东文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何博宁，男，汉族，1985年2月1日出生，住广东省增城市，
委托代理人：邝志强，广东天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何共权，男，汉族，1957年10月7日出生，住广东省增城市，
委托代理人：代明辉，广东济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何绮君，广东济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佛山市南海辉洋金属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
法定代表人：何博宁。
原告廖敏霞与被告何博宁、何共权、第三人佛山市南海辉洋金属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分别于2016年6月27日、2016年7月21日、2016年8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庭审原告廖敏霞及其委托代理人陈嘉敏、第三人佛山市南海辉洋金属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告何博宁、被告何博宁的委托代理人邝志强、被告何共权的委托代理人代明辉、何绮君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二次庭审原告廖敏霞及其委托代理人陈嘉敏、张慧、第三人佛山市南海辉洋金属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告何博宁、被告何博宁的委托代理人邝志强、被告何共权的委托代理人代明辉、何绮君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次庭审原告廖敏霞及其委托代理人陈嘉敏、张慧、第三人佛山市南海辉洋金属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告何博宁、被告何博宁的委托代理人邝志强、被告何共权的委托代理人何绮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两被告串通的行为损害第三人利益；2、第三人无需向被告何共权支付工资215000元；3、被告何博宁向第三人归还450000元及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4、依法追究被告何博宁、何共权伪造证据、制造虚假诉讼的刑事责任。
事实和理由：第三人佛山市南海辉洋金属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洋公司）于2014年4月21日经佛山市南海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成立，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0000元，原告与被告何博宁均为该公司股东，各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50%。辉洋公司成立后，由被告何博宁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主管公司的生产经营，业务需向原告报备，公司的公章印鉴由被告何博宁保管。因为被告何博宁经营不善，辉洋公司长期处于亏损状态。在2015年4月开始，原告曾多次要求与被告何博宁协商解散清算公司事宜，但被告何博宁却一直拖延至今。
在辉洋公司成立之初，被告何博宁告知原告需要购买生产设备，并告知原告该批设备需要750000元，但是被告何博宁从来不将购买设备的合同及购买发票提供给原告，导致不能将设备发票提供给税局作为认定公司资产的凭证及不能进行相关的抵税。原告一直以为该批设备的价值为750000元，但是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设备评估报告，该评估报告确认了即使全新设备也仅仅价值300000元左右，但是被告何博宁却告知原告花费了750000元，购买该设备的款项与该设备的实际价值严重不符，被告何博宁存在明显侵吞公司财产的行为，其行为严重了损害第三人辉洋公司利益。因此，被告何博宁应向第三人归还所侵吞的款项共计45万元及利息。
2015年4月29日，原告用微信、短信方式通知被告何博宁及公司员工黄燕斌、唐伟，要求被告何博宁结算全部工人工资，并商讨公司清算事宜。2015年5月1日，被告何博宁回复已经与包括黄燕斌、唐伟在内的员工交待公司解散事宜，并已经做好相关的工资结算表，让原告复核。2015年5月4日，经原告复核工资结算表后，第三人已经与包括黄燕斌、唐伟在内的所有员工结清全部工资。2015年7月30日，被告何博宁发微信给原告提出要退出公司。
2015年8月5日，南海法院受理了（2015）佛南法狮民二初字第555号债权人佛山市南海区里水恒大装饰材料厂诉辉洋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债权人诉请辉洋公司归还借款本金171000.39元及利息。2015年9月17日，上述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开庭，被告何博宁作为辉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到庭参加了诉讼，并在庭上确认了辉洋公司对案外人债权人的债务，南海法院于2015年10月30日送达了该案判决，判决由辉洋公司向案外债权人归还借款本金171000.39元及利息。2015年9月16日（上述借款合同纠纷案开庭的前一天），被告何博宁与被告何共权、公司员工黄燕斌、唐伟串通，利用被告何博宁担任第三人法定代表人并掌握公司印章的机会，伪造劳动合同等相关资料，在原告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以何共权、黄燕斌、唐伟为申请人，第三人为被申请人，向佛山市南海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南海区劳动仲裁委）提起劳动仲裁。2015年10月9日，前述虚假劳动仲裁在南海区劳动仲裁委开庭审理，被告何共权及作为第三人法定代表人的何博宁均参加了庭审活动。庭审中，何博宁对于何共权所提仲裁申请的事实理由及要求（何共权要求第三人支付工资215000元及经济补偿金200000元），均全盘接收不加否认，双方在仲裁过程中配合默契，没有实质性诉辩，完全不合情理，以致南海区劳动仲裁委于2015年10月23日作出佛南劳人仲案字[2015]3103号仲裁裁决书，裁决辉洋公司应向何共权支付2014年5月至2015年8月的工资215000元。
2015年11月13日，被告何共权再一次以辉洋公司作为被申请人，向南海仲裁委提出要求被申请人即辉洋公司支付其2014年5月至2015年8月的工资差额100000元，该案案号为佛南劳人仲案字[2015]4011号。2015年12月8日，南海仲裁委公开审理了该案件，被告何博宁以第三人辉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与何共权出席了庭审。庭审中，何博宁对于何共权的无理要求全部接受，没有任何的反驳。被告何共权何博宁两父子如此默契，一而再，再而三地合谋串通，利用虚假事实，欺骗南海仲裁委，企图再一次利用合法的手段达到其转移辉洋公司财产的非法目的。
辉洋公司为刚成立的注册资本仅为3万元的规模较小的小型公司，若公司在成立之初已经聘任了被告何共权为公司总工程师，原告不可能不知晓（因为辉洋公司仅有原、被告何博宁两名股东），且以辉洋公司的规模，按照公司的财务预算支出，也不可能会给出已接近公司注册资本的月工资（20000元/月）；并且，假设被告何共权为辉洋公司的员工，其为被告何博宁的父亲，被告何博宁也不可能会全额拖欠其父亲工资近一年半；另从被告何共权两次提起劳动仲裁的行为，完全可以看出其仲裁所主张的数额为随意捏造的数额，不管其主张什么数额，被告何博宁作为辉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会代表公司全盘接受。上述完全不合乎常理的行为，足以表明两被告恶意串通达到逃避公司合法债务，侵占公司财产的目的。
2015年12月18日，在第二次劳动仲裁庭审结束后，被告何共权与何博宁再一次以辉洋公司作为被告，再次合谋串通向南海法院提起了追偿权纠纷的诉讼，该案件的标的为93364元，与其第二次劳动仲裁提起的100000元的标的相仿。原告知道该案件后就以第三人身份申请加入该案件。南海法院安排了多达四、五次开庭，但是每次不是因为何博宁不肯接收传票，就是何共权有事来不了。南海法院院在4月中旬作出（2015）佛南法狮民一初字第610号民事裁定，以何共权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为由，裁定该案件以何共权自动撤诉结案。从何博宁与何共权两父子两次仲裁和一次诉讼，可知其不止一次通过串通、合谋的方式，制造虚假的仲裁、诉讼，而是多次利用该方式去侵害原告及第三人辉洋公司的合法利益。
综上，被告何博宁与被告何共权串通的行为，已经违反了其对辉洋公司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严重损害了第三人辉洋公司及原告的合法权益。何共权与其子何博宁的行为完全符合虚假仲裁的特征，完全可以认定劳动仲裁案件为虚假仲裁。原告遂提起本案诉讼。
被告何博宁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1、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当，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告的第一项请求为确认两被告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该项请求既不是确认之诉，也不是给付之诉，更不是变更之诉，而诉求的客体是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即权利义务关系。在本案中，原告请求法院确认“两被告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不是请求法院确认一种法律关系，而是确认一种行为的性质，因此，原告此项请求的内容不属于诉求的范围。关于原告的第二项请求，被告何共权有权取得工资的依据为生效仲裁裁决书，而仲裁裁决书是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原告想达到第二项的请求目的，只有撤销该生效的法律文书，而撤销该法律文书，应当依法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而不能请求南海法院作出与已生效法律文书相反的判决。对于第三项请求，与本案无关，应该另案处理。被告何博宁没有损害第三人的利益的情况，因为购买设备是原告和被告何博宁一起购置的，当时是共同和厂家协商价格的，是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的，有厂家的正式的收据，所以并不是原告所称的被告何博宁侵害第三人利益的行为。关于第四项请求，是不属于民事审判法庭的审判范围。原告的四项诉求均不合符法律规定，应予以驳回。2、被告何博宁与被告何共权并没有恶意串通的行为。从辉洋公司筹备成立之时开始，即从2014年4月开始，直到2015年10月，被告何共权一直有实际参与公司工作，所以对于其在劳动仲裁时向辉洋公司提出要求支付2014年4月至2015年8月的工资请求，被告何博宁也同意。而在辉洋公司长期拖欠其工资的情况下，被告何共权通过法律程序维护自身权益，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所以，被告何博宁与被告何共权并没有恶意串通的行为。3、原告起诉状的陈述存在许多与事实不符的地方。原告声称从不知道何共权为公司员工，与事实不符，通过短信，工作照片，何共权签订的公司合同，发货清单，通话记录，证人证言等一系列的证据，都可以充分证明何共权不但是公司的员工，而且是公司的灵魂人物。出资方面，原告认为其与被告何博宁共同出资30000元创立辉洋公司，与事实不符，原告与被告何博宁实际出资为1109631元。工作分配方面，原告认为辉洋公司的全部工作由被告何博宁负责，原告则没有任何工作责任，与事实不符。事实上，被告何博宁负责辉洋公司的管理、设计、生产、人力资源管理；原告负责产品销售业务、财务管理、审查账务、每月将资料提供给财务公司审查出财务报表、管理展会、负责产品宣传工作。原告还称公司长期亏损是被告何博宁原因造成，这也不是事实。辉洋公司亏损的原因主要是在原告，原告是负责销售业务的，原告把业务拿到自己的公司(佛山市南海区里水大恒装饰材料经营部)和其父亲经营的公司(佛山市南海区里水恒大装饰材料厂)，所以才导致辉洋公司的业务量不足。公司解散方面，原告声称被告何博宁拖延不解散辉洋公司，与事实不符。通过被告何博宁与原告之间的短信可知，被告何博宁主动提出解散辉洋公司，但原告却以种种理由怠于清算辉洋公司、不接电话、敷衍不配合。对于原告上述的种种不诚信行为，希望法院查清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4、被告何博宁与被告何共权并没有恶意串通的行为，从公司筹备之日开始，即2014年4月开始到2015年10月，被告何共权一直有实际参与公司的工作，是公司的总工程师，掌握着公司的核心技术，没有被告何共权就没有公司的产品，所以向何共权支付20000元工资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因为公司处于起步阶段，生意不太理想，所以没有及时向被告何共权支付工资，而在公司长期拖欠工资的情况下，被告何共权通过法律程序维护自身的权益，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所以被告何博宁与被告何共权没有恶意串通的行为。
被告何共权辩称，意见与被告何博宁的意见一致。
第三人佛山市南海辉洋金属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述称，意见与被告何博宁的意见一致。
原告在诉讼中举证如下：
1、原告身份证、被告身份证（各1份，复印件），用以证明原、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
2、企业登记资料（1份，复印件）、公司章程（1份，原件），用以证明原告、被告何博宁均为第三人佛山市南海辉洋金属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的股东，各占50%的股权；被告何博宁为第三人佛山市南海辉洋金属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3、被告何共权劳动仲裁材料（1份，复印件），用以证明两被告串通，严重损害了佛山市南海辉洋金属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的合法权益。
4、微信及短信记录、2015年5月-6月对账单明细、2015年7月-12月佛山市南海辉洋金属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公账账单明细（各1份，复印件），用以证明原告已经于2015年4月29日用微信、短信方式通知两被告，要求被告何博宁结算全部工人工资，并商讨公司清算事宜；被告何博宁于2015年5月1日回复已经与员工交待公司解散事宜，并已经做好相关的工资结算表，让原告复核；辉洋公司于2015年5月4日已经与员工结算全部工资，自2015年5月份开始就没有任何经营收入，从2015年5月开始就已经处于停产状态。
5、辉洋公司法定代表人、经理、监事任职书，（1份，复印件加盖市场监督管理局信息公开专用章），用以证明原告是辉洋公司的监事，被告何博宁所做的辉洋公司重大事项的决定应该经过监事同意，但是何博宁在作出重大事项时并未告知原告，其行为违反相关公司法的规定，造成第三人公司的损失，应该进行相关的赔偿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6、2014年5月-2015年12月期间辉洋公司的报税记录（1份，打印件）用以证明辉洋公司的经营状况一直欠佳，根据该税务报表反映辉洋公司大部分月份的销售额仅为25000元，根据辉洋公司的经营状况，根本无法聘用一个月薪为20000元的员工。因为被告何博宁一直拖延办理公司清算事宜，自2015年6月，被告何博宁一直拒绝到税务机关办理申停税务，制造公司正常经营的假象。
7、2015年7月30日微信记录（1份，1页，手机截图打印件），用以证明被告何博宁在2015年7月30日也向原告表示要退出公司，且辉洋公司也欠租数月，故不可能在2015年6月-8月仍然在正常经营。
8、（2015）佛南法狮民二初字第555号判决书（1份，复印件），用以证明唐伟、黄燕斌、被告何共权与被告何博宁串通，合谋制造虚假劳动仲裁，是为了躲避案外人的合法债务，及转移辉洋公司财产。
9、起诉状、第三人参与诉讼申请书及传票（1份，原件）、（2015）佛南法狮民一初字第610号案应诉材料（1份，原件），用以证明被告何共权多次与被告何博宁串通，制造多起虚假诉讼，企图转移辉洋公司的财产。何共权提交的所谓收据全部都不是正式发票，且没有银行转账记录，无法证明何共权借款给辉洋公司，何博宁利用掌握辉洋公司公章的权利，两父子串通制造借款假象，企图损害辉洋公司利益；两被告在知道原告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该诉讼后，被告何博宁就拒收应诉文书，导致该案件庭审一拖再拖。
10、评估报告书及收据(1份，原件)，用以证明被告何共权已经将佛南劳人仲案字[2015]3103号申请强制执行，案号：（2015）佛南法执字第1559号，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对佛山市南海辉洋金属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设备价值进行鉴定，鉴定结论：该机械重置完全价值为365000元；被告何博宁没有向原告提供设备买卖合同、发票，只是向原告出具了一张750000元的收据，原告对于设备的真实价格一直不知晓，直至看到评估报告，才知道设备的价值只有365000元，但是被告何博宁以高出正常价钱的两倍欺骗原告，其损害辉洋公司利益的行为早在公司成立之初就开始，但是原告却一直被蒙在鼓里。可见何博宁一直有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11、（2015）佛南法狮民一初字第610号民事裁定书（1份，原件），用以证明何博宁、何共权两父子知道原告参加该案诉讼后，在法院多次合法传唤下不出庭应诉，南海法院在4月中旬出具（2015）佛南法狮民一初字第610号民事裁定书，以何共权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为由，裁定该案件以何共权自动撤诉结案。该案件是何共权与何博宁合谋串通制作的，与涉案的两个劳动仲裁案件的手法一样，由此可以认定涉案两劳动仲裁也是虚假仲裁。
12、佛南劳人仲案字[2015]4011号仲裁裁决书（1份，复印件），用以证明被告何共权与其子何博宁串通企图再一次通过劳动仲裁，侵害辉洋公司利益，转移辉洋公司财产。被告何共权在该案件主张的金额为100000元，与其在（2015）佛南法狮民一初字第610号案中，主张的金额93364及利息相仿，该案是被告何共权在前案被仲裁驳回后提出的另外一件虚假的仲裁案件。
证据13、手机短信截图（2份，打印件），与证据9中的两张开庭传票共同用以证明因为被告何共权和何博宁的原因，南海法院已经四次更改开庭时间，但是何共权和何博宁因为知道原告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该诉讼，故自知其虚假证据将会被原告揭穿故不敢出庭应诉，该案最终以何共权不应诉被法院裁定撤诉而终结，而不是被告何共权所称的原告不同意变更时间导致权利不能主张。
经庭审质证，被告何博宁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无异议，证据2的企业登记资料真实性无异议，对注册资本的事实有异议，事实上总共投资1109631元，对于公司章程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这个是备案用的公司章程，与实际履行有点不同。公司章程第六章第九条的出资不符合事实，实际出资是1109631元，第九章第十四条十五条约定对于公司的清算和解散只有股东会才有权利，原告一直说公司解散的问题，并不是被告何博宁单方可以决定。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该裁决是一个生效的裁决。对于证据4，信息明显有部分删除过，4月29日到5月26日这个过程中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原告与被告何博宁不可能都没有短信来往，中间有其他信息；信息的内容关于唐伟、黄燕斌工资方面只是原告单方面通知，并没有得到被告何博宁的同意。劳动者只要在公司一天，辉洋公司没有跟劳动者解除关系，都必须承担工资的业务，信息称以后不由原告承担，这是不负责任的，通过下面那句话也可得知原告是负责辉洋公司财务的。对5-6月对账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只能证明发了4月份的工资，不代表发了5月至7月的工资。对7至12月的对账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实原告想证明的事实，它只是体现辉洋公司7、8、9、10、12月的账单明细，2015年的5、6、11月没有体现，后期只剩下3个员工：何共权、黄燕斌、唐伟，主要负责产品研发设计产品。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原告是担任辉洋公司的监事，通过证据和辉洋公司章程的约定，可知原告在辉洋公司具有一定的职务，所以对公司的运作很清楚。对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对具体报税的销售额认为不符合事实的，与实际收入不符。原告负责辉洋公司的财务，该报表是原告聘请的财务公司（该财务公司是原告另外一间公司，即恒大公司），被告何博宁认为是原告作假账。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其内容，被告何博宁还没正式退出，还是在正常的合作的，而微信的发出时间是2015年8月，通过微信可以证明到2015年8月，原被告还在不断协商公司设备转让和租金的事务，进而证明公司在8月仍然运作，没有正式解散。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案中的原告是本案原告的亲戚，该判决的判决作出时间是2015年9月29日，而何共权申请劳动仲裁是2015年9月16日，在判决书还没作出时，被告何共权早就申请仲裁，所以原告称侵害案外人的合法债务是不符合常理的。对证据9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这是被告何共权确实为公司垫付费用，是被告何共权合法权益的主张。对证据10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评估报告的评估的金额有异议，该评估报告只是对涉案的设备的实体外部进行勘察，和对内部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解，没有对相关设备的技术数据和技术状态和结构附属物等组织专项技术检查，当上述限制条件发生变化时，将影响评估的结论。当评估员对相关的技术数据检查时，该评估结论将会受到影响，评估员还没有这种技术水平进行检测，他们只能检查一些市面上通用的标准的产品，而辉洋公司的产品是双曲形成技术，市面上基本都没有。由于当时评估员在评估设备时，设备的铭牌已经丢失，具体的信息未能准确核对，所以根据管理人员所称的设备的主要两个功能，主要用于建材的冲压成型，公称压力为500T，因此找了一台相似功能的500T成型设备的市场价格为参考，作出了对本设备的评估，所谓的相似参考设备是单曲的形成设备，即通用设备，市面上到处可以找到的，所以其价格是普通的，该评估报告中对双曲形成设备的重置评估价为300000元，不是辉洋公司所购置设备的真实价格，这个报告的目的是为了拍卖所提供的参考价值，真正该设备价值未能确定。对证据11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当时该案件开庭时该案的原告在北京，无法开庭，所以当时是当作撤诉处理了。对证据12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裁定书是何共权在劳动仲裁期间追加工资的差额，仲裁庭没有支持，所以没有造成任何损失。证据13是当庭提交的，已经违反了法定程序和举证规则，不予确认，该证据没有指出更改开庭时间的原因，不能证明原告想证明的内容。
被告何共权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12的意见与被告何博宁的质证意见一致。对证据13不予确认，变更开庭时间不是被告何共权造成的。
第三人佛山市南海辉洋金属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证据1-12的意见与被告何博宁的质证意见一致。对证据13不予确认，这个问题已与何共权商量尽快针对该欠款问题再次起诉。
被告何博宁在诉讼中举证如下：
14、临时收支登记（1份，原件），用以证被告明何博宁实际以货币出资了406229元(另外以生产配方与技术作价出资150000元)；廖敏霞实际以货币出资了553402元,两人共出资1109631元。购买设备是原告与被告何博宁合意共同商量一起购买的。
15、银行转账交易单（3份，原件），用以证明原告廖敏霞和被告何博宁的出资记录。转账时间是2014年4月16日，双方确认了该笔转账的用途，并不是原告所称的其不知情。因为辉洋公司是2014年4月4日正式成立的，而公账是2014年5月23日才设立的，所以在公账未成立之前，只能用被告何博宁的账户代替公司转账，对此原告是确认和知情的。
16、公司章程（1份，复印件），用以证明该公司章程与工商备案的章程内容不同，约定了实际出资和两股东各自的权利义务，其中被告何博宁负责管理、设计、生产、人力资源管理；原告廖敏霞负责财务管理(对外对内账)、审查账务、每月将资料提供给第三方(财务公司)审查出财务报表、管理展会、负责宣传部门(网络宣传及其他宣传资料)。
17、短信、邮箱截图（各1份，复印件），用以证明原告廖敏霞一直实际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包括联系客户、具体报价、设计图、合同管理等，不可能不知道黄燕斌是公司员工的事实；被告何博宁提出解散公司，但原告廖敏霞怠于清算公司、不接电话、敷衍不配合。其中有条短信内容原告称，“就是没有，就大概说个价，最后出图纸再说，你问你爸，先报个750行不行。”从该短信可知，原告是一直知道被告何共权负责辉洋公司的技术和报价，因为被告何共权是公司的核心人物和技术人员，所以很多业务上的产品价格是先咨询何共权后才实施的，可以证明原告是负责公司销售业务方面的工作。
18、银行对账单（1份，原件）、公司公账流水记录（1份，打印件），用以证明辉洋公司在2014年8月25日有50000元交易金额、2014年12月2日有50000元交易金额、2015年1月21日有36986元交易金额、2015年2月14日有30609元交易金额、2015年4月28日有114016元交易金额等；原告提交的《税务报表》中显示的每月只有25000销售额不是事实。原告一直在做假账，辉洋公司的收入不是原告所称的每月亏损请不起员工，真正亏损的原因是后来原告把业务都拉到恒大公司运作导致的，2015年1月表的附言显示，肖梦光10月份工资由何共权代领，2014年12月的附言显示，肖孟光9月份的工资4600元由何共权代收，2015年2月的附言显示，支付何工垫付三人两个月工资27000元，被告何共权一直参与公司的运作和上班，其向辉洋公司讨回应有的工资是维护合法权益的体现。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何博宁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对证据14临时收支财务登记表的真实性确认，但是认为并不能证明其所要证明的内容。反而该证据与原告提供的证据相互印证。临时收支财务登记表中关于设备款的投入，原告投入了400000元，被告何博宁投入了350000元，但是从原告提交机器评估报告可知该机器价值只有300000元，也就是说其实在机器购买上，被告何博宁根本就没有出资，被告何博宁从辉洋公司成立之初就通过购买机器的机会欺骗原告，将购买机器的余款中饱私囊，可见其一直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从该份证据中可以知道，辉洋公司成立之初，公司资金的运用是需要两股东签名确认的，而聘请总工程师这个重要的职务且薪酬待遇如此高的职位的员工，如果是确有此事的，原告不可能不知道，因为相应的薪酬支出也需要得到原告的签名确认后才可以支出的。此份证据同时也可以证明被告何共权提交的现金月报表是伪造的，因为辉洋公司的相关支出是需要由两股东签名确认，但是被告何共权提交的所谓现金月报表根本就没有辉洋公司两股东的签名。对于证据15的转账记录的真实性确认，对关联性有异议，第一机械厂是在西安的生产厂家生产的，当时购买设备是被告何博宁一人去西安洽谈，原告没有参与。根据汇款记录，款项是汇到位于广西的卢嘉怡的私人账户上。结合原告提供的生产厂家收据，上面没有任何生产厂家的盖章，只有被告何博宁及陈业福的签名，收款人与收据上签名的是不同的人。按照常理价值如此巨大的机器设备，应该有对应的购买合同，机器发票等，但是被告何博宁都没有向原告提供。被告何博宁种种不合常理的行为，证明其在购买机械的时候就已经在损害公司利益，侵吞公司资产。对证据16公司章程的真实性确认，从该章程可以知道，公司的相关管理运营是由原告和被告何博宁共同负责的，被告何博宁虽然是负责人力资源的管理，但是原告同时是负责财务和行政管理的，如果辉洋公司真与何共权存在劳动关系，原告不可能不知情。被告何共权提起的劳动仲裁案件是一件虚假仲裁案件，其与其儿子被告何博宁串通伪造劳动合同，期满劳动仲裁部门，用表面合法的手段达到其转移辉洋公司财产的非法目的，严重损害了辉洋公司的利益。根据该公司章程第六章第9条第2点，被告何博宁以生产配方和技术作价出资150000元，在另案的庭审中确认了该技术是专利技术，因此在购买设备时，被告何博宁以防止原告窃取技术为由不允许原告参与。对证据17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被告何共权和何博宁是父子关系，被告何共权曾在多家单板厂就职，熟知每家单板厂的双曲车间，有什么模具，厂与厂之间的调货（俗称炒货）非常正常。双曲面的单板含有两个半径R，才组成双曲，所以在短信中，被告何博宁一直询问原告剖面的半径，没有模具的话，价格很贵，导致接不下单，有模具相对简单，价格相对便宜。短信中称“问你爸”是指被告何共权知道哪个厂有相应的模具可供调货，而不是询问被告何共权的价格。对证据18银行对账单真实性确认，对关联性有异议，从该对账单可以知道被告何博宁多次在辉洋公司账户提取现金，而无相关票据交回辉洋公司，存在挪用公司资金的嫌疑。辉洋公司支付工人工资都是通过公司账户划转的，这个是惯例也是符合公司财务管理规定，被告何共权根本不是辉洋公司的员工，所以一直没有向其支付工资的记录。2014年12月和2015年1月的转账附言上备注肖孟光的9月和10月工资由被告何共权代领，因为肖孟光是散工，辉洋公司不够人手时，会请临时工，被告何共权介绍肖孟光给辉洋公司做临时工，因此辉洋公司向其支付肖孟光的工资。报税是财务公司做的，每个月的扣税记录是在公账单有显示，被告何博宁对报税知情且同意，如果财务公司报税有问题的话，也是被告何博宁不能及时提供所有的单据给财务公司造成。公司公账上显示的经营收入超过25000元的只是个别月份，但有些月份的经营收入为0元，原告在证据提到的是每个月的报税额约为全部月份的平均数。
被告何共权对被告何博宁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4、15无异议。对证据16无异议，根据公司章程，被告何博宁负责人力资源管理，有权聘请被告何共权，原告对此是知情的。对证据17无异议。对证据18无异议。该对账单中显示的收入并非是总收入，原告负责辉洋公司的财务，掌握着财务单据，具体的金额只有双方经过统计后才能确定。
第三人佛山市南海辉洋金属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对被告何博宁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4无异议。对证据15无异议，该设备的购买方式和汇款方式以及生产的情况，原告是知情的。对证据16无异议。对证据17无异议，辉洋公司最初合作就由被告何博宁的父亲何共权以及原告的父亲廖汉柱、被告何博宁与原告参与，并且在谈合作条件时，四人均同意对被告何共权的聘请和薪资要求。因为原告已经有一家经营了20年的单板厂，所以原告称业务方面让被告何博宁不要担心，原告公司的业务量很大，让被告何博宁和何共权只要负责好技术和生产技术的工作。辉洋公司在接单时，客户都是有已经确认的图纸的，并不存在于需要对建筑图纸的尺寸进行更改，原告在短信中称的“750”是询问价格，因为辉洋公司无权对设计院的图纸进行更改。对证据18无异议。
被告何共权在庭审中举证如下：
19、购销合同、发货清单、名片（佛山市南海辉洋金属装饰材料有限公司）、证人证言（各1份，原件），用以证明被告何共权是辉洋公司的员工。购销合同（2014年8月22日）证明被告何共权履行职务，代表公司签合同；发货清单（2014年10月15日）证明被告何共权履行职务,证人证言是房东出具的，证明被告何共权从2014年4月到2015年9月都在辉洋公司上班。
20、照片（11份，打印件），用以证明至2015年10月底被告何共权仍为公司工作。拍摄照片时间是2014年9月21日，9月29日，11月23日，2015年6月23日，7月24日，10月21日，10月29日，被告何共权从2014年到2015年10月底，一直在为辉洋公司工作。
21、资格证、学位证（各1份，原件），用以证明被告何共权具备工程师资格，具有相关的专业技术。
22、合作合同（1份，原件），用以证明2010年同类公司聘用被告何共权的条件是月薪税后18000元加提成。所以在辉洋公司20000元的工资是偏低的。
23、名片、工资流水（各1份，复印件），用以证明广州金霸建材有限公司向被告何共权支付的月薪超过24000元。
24、车票、报表（各1份，复印件），用以证明被告何共权是辉洋公司的员工。因为原告是负责财务的，所以每月的公司报表是原告制作后通过电子邮件发给被告何博宁确认，原告认可被告何共权履行职务，所以才给予出差费用报销。
25、（2016）粤0605民初1352号民事调解书（1份，原件），证明黄某是出具证人证言的房东，该案中的被告是何博宁和辉洋公司，辉洋公司的地址也写着是房东所经营的毛巾厂区内，由于公司拖欠租金、门卫工资、房产税等费用，辉洋公司被房东起诉，而原告不愿意共同承担。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何共权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于证据19的购销合同，该证据并非原件，不予确认。原告对于这份购销合同的签订完全不知情，被告何共权在这次购销活动中就是一个介绍人的角色，他介绍生意给辉洋公司，辉洋公司也支付相应的介绍费，被告何共权就不是辉洋公司的员工。发货清单并不是证据的原件，原告不予确认。该发货单没有辉洋公司的盖章，也没有收货单位的盖章，仅有何共权的签名，该证据是被告何共权单方制作的，不具任何证明效力。被告何共权不是辉洋公司的老板或者员工，没有权限扣除1000元货款。对名片不认可，该名片只是何共权单方制作提供，被告何共权不是辉洋员工，辉洋公司也没有为其印刷名片，名片可以随意印刷。对证明不予认可，证明属于证人证言，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证人是需要出庭接受质询。被告也没有提供相关权属证明，无法证明证明人就是辉洋公司厂房的出租人。证明人不出庭，无法认定该证明的真伪，该证明不具任何证明效力。对证据20的照片均不予认可。该组照片是被告单方提供，无法确认照片拍摄的时间、地点，而且，所有照片没有拍到正面，无法确认照片中人是何人，不排除照片存在人工合成的可能。照片上显示的时间应该是手机上面的时间，手机上的时间可以任意设置，所以根本无法确认其形成的真实时间。该组照片也无法证明被告何共权是辉洋公司的员工，也无法证明何共权在辉洋公司工作。证据21与本案无关，无相关出证机构的证明无法确认真伪。对于证据22、23真实性无法确认，对于关联性有异议，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从其提供的该组证据反而恰恰可以证明被告何共权不是辉洋公司的员工。对证据2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于高铁车票被告未提供原件核对，无法确认该高铁票是否真实存在。该高铁票及定额发票与本案无关，被告何共权去长沙与其是否是辉洋公司员工无关。购销合同签订时间是2014年8月22日，而高铁票的时间是2014年8月18日和2014年9月16、17日，也与合同签订时间不符。现金月报表是被告何共权自行制作，没有任何证明效力。从这份现金月报表也可以看出，是被告何博宁捏造出来提供给何共权的。财务数据是辉洋公司机密文件，被告何共权无可能获得，除非就是何博宁与其串通，制造虚假证据提出给法庭，企图欺瞒法院。对证据25的真实性确认，对关联性有异议，因为证人黄某没有出庭，无法确认房东的证明是黄某本人出具。民事调解书中仅仅证明黄某是房东，与被告想要证明的内容无关联。该案件原告并不知情，根据相关的公司法规定，如果公司有诉讼案件，应告知股东，但是被告何博宁没有履行责任，对于民事调解书的结果原告是有异议的。
被告何博宁对被告何共权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9购销合同无异议。被告何共权是签约代表，代表辉洋公司签订的合同，并非原告所称炒货介绍人。发货清单中被告何共权在发货人的位置签字，代表辉洋公司发货，上面签注何共权同意扣款1000元，意味着其在履行职务行为。对证据20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照片能反映了何共权本人在操作产品，照片都是以办公室和厂房为背景，可以证明被告何共权一直是参与辉洋公司的业务运作的。对证据21无异议。被告何共权的专业是金属材料及工艺系锻压专业，该专业是辉洋公司的核心技术，被告何共权的每个月工资20000元在该行业是属于很正常的工资范围。对证据22、23无异议，合作合同说明被告何共权具有独有传统工艺。当时何共权是应原告的父亲廖汉柱的请求，要求他帮原告和何博宁发展这个行业创立辉洋公司，才放弃稳定的工作过来辉洋公司。对证据24无异议。对证据25予以确认，从房东追讨辉洋公司的租金至2015年12月证明了辉洋公司至2015年12月一直没有清理场所交接给房东。
第三人佛山市南海辉洋金属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对被告何共权提供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9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确认。购销合同因为是其他业务人员把该业务介绍辉洋公司，所以要收取介绍费，该购销合同的介绍费是给了业务员，而并非是给被告何共权。对发货清单扣款事宜，原告是知道的。名片是辉洋公司建立之初与被告何博宁与原告的名片共同印刷的，原告是知情的。从辉洋公司的工商营业执照可以看到租赁的是该证人公司所在地之内的厂房，所以证人每天都可以看到辉洋公司的员工。对证据20无异议。对证据21无异议，意见与被告何博宁的意见一致。对证据22、23、24无异议。对证据25无异议，该厂房租金辉洋公司曾多次要求原告来公司解决，并告知原告房东因厂房租金拖欠问题将起诉辉洋公司，在房东起诉公司后，也有通知原告。
26、根据原告的申请，本院向佛山市南海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调取佛南劳人仲字[2015]3103、4011号案的庭审笔录。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证据26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于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从该笔录中第三页，被告何博宁在仲裁庭的陈述辉洋公司因为效益不好已经有两到三个月没有生产开工，这与被告何博宁在庭审上说的被告黄燕斌、唐伟一直在公司工作研发的说法是完全矛盾的。被告何共权提起仲裁的时间是2015年9月，可以推出6月份辉洋公司就已经处于完全停工的状态，不可能产生6-8月的工资。被告何博宁在仲裁时对于被告何共权提出的无理要求全部确认，被告何共权还提出了佛南劳人仲字[2015]4011号劳动仲裁案件主张工资差额，被告何博宁对该主张也全盘接受，由此可见何共权和何博宁是相互串通制造虚假仲裁案件，损害公司利益。
被告何博宁对证据26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所说的内容，该仲裁笔录恰好证实被告何共权有上班的事实，毕竟公司一天没解散就必须有员工支持，公司需要开展业务进行还债，因此员工还需要进行工作，笔录有显示被告何共权一直在工作，原告方也知道。
被告何共权对证据26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26的真实性无异议，辉洋公司一直在做产品研发，黄燕斌和唐伟和被告何共权一直在车间不断寻求一种更好的产品推向市场，在这段时间一直在工作。4月29日收到短信到后，原告与辉洋公司并没有找到黄燕斌、唐伟和被告何共权商议解雇的事宜。被告何共权第一次申请仲裁时，确实是由于金额计算错误，少算了100000元，才提出第二次劳动仲裁，但是并没有超出劳动合同约定的时间和金额。
第三人佛山市南海辉洋金属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对证据26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真实性无异议，原告所说的辉洋公司6-8月没有生产，但是辉洋公司是在寻求新的业务，一直在做新产品的研发生产及改进工作，该工作由何共权、黄燕斌、唐伟三人在负责，且原告并没有来辉洋公司明确解雇及商量解散事宜。
经审核，被告何博宁、何共权及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3、证据4的对账单及公账账单明细、证据5-12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原告、被告何共权及第三人对被告何博宁提供的证据14-18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被告何博宁及第三人对被告何共权提供的证据25真实性无异议，原、被告及第三人对证据26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4的微信及短信记录，被告何博宁对其内容进行了确认，本院对证据4的的微信及短信记录真实性亦予以确认，证据13被告及第三人均不予确认，该证据系原告收到的另案的开庭通知，本院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对于被告何共权提供的证据19的购销合同、发货清单、名片、证据20、21、22，有原件核对，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19的证人证言，证人没有出庭作证，对该证据证据效力不予确认。证据20、23、24，无其他证据佐证，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不予确认。
综合本院采信的证据及原、被告及第三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确认本案法律事实如下：
第三人佛山市南海辉洋金属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洋公司”）于2014年4月4日成立，注册资本为30000元。投资者为原告廖敏霞和被告何博宁。被告何博宁担任辉洋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兼经理，原告廖敏霞担任公司监事。
2014年4月28日，辉洋公司与被告何共权签订劳动合同，约定辉洋公司聘请被告何共权为总工程师，合同期限从2014年4月28日起至2017年4月28日止。
2015年9月16日，何共权向佛山市南海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提出劳动仲裁，请求辉洋公司支付2014年5月至2015年8月工资215000元及经济补偿金20000元。佛山市南海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经审查认定何共权于2014年4月28日进入辉洋公司工作，其主张辉洋公司拖欠的2014年5月至2015年8月工资共215000元，辉洋公司予以确认，双方并确认辉洋公司没有解散，目前还在经营，双方均没有提出过解除劳动关系，并作出佛南劳人仲案字[2015]3103号仲裁裁决，裁决辉洋公司应支付何共权2014年5月至2015年8月工资215000元。该仲裁裁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2015年11月13日，何共权向佛山市南海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提出劳动仲裁，请求辉洋公司支付2014年5月至2015年8月工资差额100000元。佛山市南海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经审查认定何共权在本次仲裁中主张拖欠工资时间与佛南劳人仲案字[2015]3103号案件所主张的时间段相同，佛山市南海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不再裁决，后作出佛南劳人仲案字[2015]4011号仲裁裁决，裁决驳回何共权的仲裁请求。
另查明，被告何共权于2015年11月20日依据佛南劳人仲案字[2015]3103号仲裁裁决向本院申请执行，案号为（2015）佛南法狮执字第1559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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