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1334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国良，住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徽，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
法定代表人：鲁泮卿，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龚金良、王中凯，均系该公司工作人员。
原审被告：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
法定代表人：孙旭东，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赵国良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及原审被告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居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5）穗番法民二初字第3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赵国良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赵国良无需向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支付货款及利息，驳回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二审诉讼费由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未能查清事实，错误认定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与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事实是赵国良(广州市番禺区沙湾国友人造板加工厂)与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才有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一、本案基本事实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与赵国良有着完全不同的说法，同时买卖合同关系是否真实履行是本案争议的焦点。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提出的销售合同、转付委托委托书、结算清单和装箱单，都是赵国良因自己无法开具发票，为了给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发票，而按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的要求制作的文书，是为了代开发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并未在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与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发生，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也未提供货物。为证明此事，赵国良提供了自己与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销售合同，蔡某作为涉诉货物直接生产与管理人员也证明了货物由赵国良生产并提供给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此事的关键一方更是直接证明了其与赵国良才有真实的买卖关系。根据证据规则，就同一事实双方当事人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确认证明力明显大于另一方的证据，赵国良的证据细致完备，过程合情合理，且有其他多位共同参与人佐证，形成证据链。反观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仅提供了一套合同，空洞苍白，也无法与其他证据印证，更无法自圆其说，所以应当确认赵国良的证据的证明力。二、一审法院机械地理解证据规则，仅囿于书面证据，未察细节可疑，未见背景与关联证据。本案事实非黑即白，查明事实也必有其法，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三、为了给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准备涉案货物，赵国良分别向吴川市大山江豪丽华模压家具厂与罗某平采购材料与配件，再次印证了赵国良提供货物给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事实。四、判决所称赵国良与证人证言存在前后不一致或矛盾的情况，指的是赵国良提供的照片其生产的圆桌铺盖石面，但证人陈述桌面是木制品并无铺盖石面。其原因是涉案桌面确是木制品，但其表面贴了一层大理石纹的贴纸，从照片上看来仿佛是石面。所以，赵国良与证人证言并无不一致。综上所述，赵国良所提交的证据与其他相关证据相印证形成证据链，其证明力明显强于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使用虚假的证据，用诉讼手段启图蒙蔽法院达到欺诈侵财的目的，是不诚信的恶劣行为。
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在一审过程中，事实已经查明，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提交的证据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可以证明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是实际的履行人。而赵国良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存在很多矛盾，销售合同没有原件，提供的证人也是内部员工，不具有说服力，其他证据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
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赵国良和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带支付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货款128178元；2、赵国良和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带支付拖欠的货款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以128178元为本金计算至清偿之日止）；3、赵国良和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一份《销售合同》[合同号：DJ-
GY-001-2003（13BE1402034）]原件，拟证明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与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合同约定了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订购一批圆桌，并对品名、数量、价款，包装要求，质量标准及验收，交货期限，运输方式，付款方式，票据，争议解决途径等进行了约定。该合同有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和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盖章予以确认，合同显示签订地点是山西太原，日期：2013年7月10日。
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提供《转付委托委托书》原件，拟证明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委托赵国良收款的事实。内容如下：“兹委托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合同13BE1402034项下木餐桌货款共计人民币壹拾叁万叁仟壹佰柒拾元整（￥133170.00）转付广州市番禺区沙湾国友人造板加工厂，最终款项以实际装货数量为准多退少补。账户信息：公司户名：广州市番禺区沙湾国友人造板加工厂，开户行：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番禺支行，账号：00×××44”。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和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均盖章予以确认。
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提供中国光大银行借记通知复印件两份[均盖有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印章]，拟证明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于2013年7月30日和2013年9月22日给广州市番禺区沙湾国友人造板加工厂支付34779.12元预付款及98390.88元余款。赵国良确认收到上述款项。
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于2013年9月22日向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一份结算清单[附装箱单（合同号：DJ-
GY-001-2003）]列明：合同号：（DJ-
GY-001-2003）13BE1402034，实际发货数量726件，实际结算金额：人民币壹拾贰万捌仟壹佰柒拾捌元整（￥128178），应退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肆仟玖佰玖拾贰元整（￥4992）。双方盖章予以确认。
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提供增值税发票原件两份（总金额为128178元，开具时间为2014年3月3日，购货单位为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销货单位盖有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的发票专用章），赵国良书写的发票收据原件一份，拟证明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与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销售关系以及赵国良领取了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的发票。
一审法院另查明，赵国良认为合同实际履行人为赵国良，上述证据是由于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就本次交易需要开具增值税发票，而当时赵国良经营的广州市番禺区沙湾国友人造板加工厂不能开具增值税发票，故赵国良与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协商，制作上述证据用以开具增值税发票。为证明其主张，赵国良提供了购销合同打印件一份（“合同号：13BE1402034”为手写），订货单打印件一份，照片18张以及证人证言证明其陈述。
广州市番禺区沙湾国友人造板加工厂是个体工商户，其经营者为赵国良。该加工厂于2011年1月20日成立，于2014年4月23日注销。
证人蔡环金称其为广州市番禺区沙湾国友人造板加工厂的员工，2012年4月开始在上述加工厂工作，涉诉货物由其负责管理和生产，其生产的是0.9米、1.2米的圆桌，木压的，桌角是不锈钢钢管做的，没有铺石，圆桌9月22日完成，其直至一审第一次庭审时仍在广州市番禺区沙湾国友人造板加工厂工作。
一审法院再查明，根据赵国良提供的照片，其生产的圆桌铺盖石面，但根据证人的陈述，桌面是木制品，并无铺盖石面。
赵国良向一审法院提出调查取证申请，认为合同的实际履行人为赵国良，当时只是挂靠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开具相关的税票，因为税金问题双方产生争执，由此至广州市公安局番禺区分局紫泥派出所报警处理。一审法院至紫泥派出所调取相应的笔录，但笔录中并未有任何涉及本案纠纷的内容。
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称其没有到赵国良的工厂勘察过，不能确认货物由谁生产，但认为其取货是购货代表从赵国良处取货，其一直与赵国良联系发货及付款事宜。
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称委托赵国良与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洽谈涉诉合同，但并未签订书面委托合同。而赵国良称货物是其提供，只是要求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为其开具增值税发票，但其亦无与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签订书面合同约定代开增值税发票的事宜。
赵国良在书面答辩中称，涉诉货物是2013年9月25日交付给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后根据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显示，出口日期为2013年9月23日。后赵国良认为其答辩中为笔误。
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称赵国良收取了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的货款后，并未退还给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遂引致纠纷。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明确，由于赵国良并未返还其款项，故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亦无向赵国良支付佣金。
一审法院认为，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提供了《购销合同》原件、转付委托委托书原件、结算清单（后附装箱单）原件、增值税发票原件以及收条原件，证明其陈述。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提供的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与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委托赵国良代收货款。赵国良亦确认收到货款。故对于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要求赵国良返还货款128178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赵国良代收货款不退还给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无理，故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要求自赵国良收到货款后的2013年9月25日开始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合法有理，予以支持。
对于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要求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经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各方对该事实均予以确认，故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要求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赵国良返还货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无理，依法予以驳回。
对于赵国良和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辩称涉诉买卖的实际履行人为其二人，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只是代为开具发票。但赵国良和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其二人签署的销售合同为打印件，赵国良提供的照片及证人证言及其他证据，不足以推翻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赵国良陈述的合理性及真实性。并且，在赵国良及证人证言的陈述中，存在前后陈述不一致或者证据之间矛盾的情况。故对于赵国良和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答辩意见，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赵国良于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返还货款128178元及利息（以128178元为基数，自2013年9月25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被告赵国良清偿货款时止）；二、驳回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其余的诉讼请求。案件诉讼费3081元，由赵国良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赵国良提供以下证据：1、吴川市大山江豪丽华模压家具厂与赵国良的定货合同书，用以证明赵国良为履行与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圆桌买卖合同而购买的桌面；2、罗某平与赵国良的合同书，用以证明赵国良为履行与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圆桌买卖合同而购买的铁架；3、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市番禺新造新丰木制品厂的购销合同，用以证明为开具涉案圆桌的发票，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市番禺新造新丰木制品厂签订了数量、价款、合同号一致的合同；4、涉案圆桌剩余的实物（照片），用以证明涉案圆桌是赵国良生产的；5、2013年10月12日深圳市耀元某贸易有限公司出具的商检代理费收据；6、记录叶某银行账户的便签；7、涉案桌面颜色的纸板（照片），证据5、6、7证明涉案圆桌是赵国良采购回来后，生产完交给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1、证据1的真实性及关联性不予认可，证据1形成于2013年8月23日，吴川市大山江豪丽华模压家具厂成立于2013年9月17日，负责人颜某甲，是个人独资企业。证据1的签字人颜某乙与该厂没有任何关系，证据1表述的内容与一审涉及的事实没有任何关联性，不能证明赵国良所述事实；2、证据2不予认可，不清楚罗某平，证据2的附件送货单是2013年10月18日送货，但本案货物是2013年9月22日全部交付完并申请报关，所以附件送货单的货物与本案无关；3、证据3不予认可，广州市番禺新造新丰木制品厂不是赵国良个人的厂，证据3是2013年8月10日签订，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2013年7月30日预付货款，按行业惯例不可能是先付款后签合同，证据3的第六条约定合同签订才支付预付款，而本案预付款在十几天之前已经收到，证据3的附件载明合同总金额是131770元，本案合同总金额是133170元，因此不可能是同一单业务；4、证据4显示圆桌是铁架，而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货物报关显示货物是不锈钢架和木架板面，是出口到比利时而不是法国；5、证据5、6、7均不予认可，该三份证据恰恰证明赵国良提供的送货单是10月份的货物。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为证明其第1点质证意见，提供了在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网站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下载的吴川市大山江豪丽华模压家具厂的登记信息。赵国良回应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的质证意见称：1、吴川市大山江豪丽华模压家具厂在2013年8月23日赵国良取货时是个体户，之后应赵国良要求变更企业性质，同时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颜某乙的儿子颜某甲；2、罗某平在2013年只有一个小五金厂，没有办执照，当时赵国良与罗某平个人签订合同，把桌面底架交给罗某平做。2013年10月28日的送货单是因赵国良收到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汇款而没有开发票，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求赵国良补开送货单；3、赵国良曾找广州市番禺新造新丰木制品厂开具发票，所以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该厂签订购销合同，最后没有开成发票，赵国良才找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4、桌面是吴川市大山江豪丽华模压家具厂生产，固定架是罗某平生产，桌面下面不锈钢置架是赵国良采购回来，法国客户将货物运到哪里赵国良不清楚，运输地点是否比利时赵国良也不清楚。对赵国良提供的上述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提供的吴川市大山江豪丽华模压家具厂的企业登记信息显示该厂在证据1定货合同书签订之后才成立，赵国良称该厂在定货合同书签订时是个体工商户，没有证据证明，且定货合同书约定的货物是否本案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购买的圆桌（以下简称涉案圆桌）的桌面，仅有赵国良陈述，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故本院对证据1不予采纳；2、赵国良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证据2合同书的一方当事人罗某平的身份情况，该合同书所附送货单的日期2013年10月28日是在涉案圆桌出口日期之后，赵国良称该送货单是事后补开，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且合同书约定的货物是否涉案圆桌的铁架，仅有赵国良陈述，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故本院对证据2不予采纳；3、赵国良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证据3购销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广州市番禺新造新丰木制品厂的企业登记情况，且合同金额与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约定的购销合同金额不同，赵国良称该购销合同也是为涉案圆桌代开发票，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故本院对证据3不予采纳；4、赵国良称证据4是剩余的涉案圆桌，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5、赵国良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证据5的深圳市耀元某贸易有限公司的企业登记情况、证据6的叶某的身份情况、证据7是涉案圆桌桌面的纸板，以及证据5的商检代理费系为出口涉案圆桌而支出，该三份证据不能证明与涉案圆桌有关，故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赵国良二审提供的上述证据均不能证明其主张涉案圆桌系其生产并向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供应的事实，本院不予认定。经审查，除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名称应为《购销合同》外，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其与赵国良存在居间合同关系，赵国良促成订立的合同是其与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涉案圆桌买卖的《购销合同》。赵国良则抗辩主张其与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是代开增值税发票的关系，其与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涉案圆桌买卖的《购销合同》，由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代其向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因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赵国良均不能提供各自主张的居间合同关系、代开增值税发票关系的书面合同，故与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涉案圆桌买卖合同的主体是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还是赵国良，是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也是本案二审审查的范围。
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主张其与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提供了其与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涉案圆桌买卖的《购销合同》、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盖章确认的该《购销合同》项下货物交付和价款结算的《装箱单》和《结算清单》、其向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具该《购销合同》项下货物的增值税发票。该四份证据能够证明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与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涉案圆桌买卖合同及履行合同义务的事实，故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是涉案圆桌买卖合同的主体。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还提供了其委托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上述《购销合同》项下货款转付赵国良经营的广州市番禺区沙湾国友人造板加工厂的《转付委托委托书》、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广州市番禺区沙湾国友人造板加工厂交付上述《购销合同》项下货款的银行转账凭证、赵国良收取上述增值税发票的收条等证据。该等证据与上述四份证据相结合，能够印证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提出其与赵国良存在居间合同关系、赵国良担心其不支付居间报酬而要求代收上述《购销合同》项下货款的主张。因此，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主张其与赵国良存在居间合同关系，赵国良促成订立的合同是其与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涉案圆桌买卖的《购销合同》，本院予以采信。
赵国良主张其与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在一审期间提供了广州市番禺区沙湾国友人造板加工厂与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圆桌买卖的《购销合同》复印件、《订货单》复印件、显示货物装车和存放及圆桌桌面和配件等情况的照片、广州市番禺区沙湾国友人造板加工厂的员工蔡某的证言。同时，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一审答辩时确认其与广州市番禺区沙湾国友人造板加工厂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及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代广州市番禺区沙湾国友人造板加工厂向其开具增值税发票，并提供了其与广州市番禺区沙湾国友人造板加工厂签订圆桌买卖的《购销合同》复印件、《订货单》复印件。虽然赵国良与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均确认双方存在涉案圆桌的买卖合同关系，但二者均不能提供《购销合同》及《订货单》的原件，与常理不符，仅凭《购销合同》及《订货单》的复印件不能真实反映合同的签订情况，而且二者也不能提供赵国良向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交付涉案圆桌的证据；上述照片不能反映其形成的时间及其中的货物系涉案圆桌；证人蔡环金系广州市番禺区沙湾国友人造板加工厂的员工，与赵国良有利害关系，在没有其他证据印证的情况下，其证言不能采信。故赵国良在一审期间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存在涉案圆桌的买卖合同关系。赵国良在二审期间提供的证据，经本院审查，亦不能证明其主张涉案圆桌系其向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供应的事实。因此，赵国良主张其与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存在涉案圆桌的买卖合同关系，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代其向山西大晋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本院不予采信。赵国良称其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广州希尔顿卫浴有限公司提供证据的证明力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赵国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864元，由赵国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庞智雄
审判员 曲卫东
审判员 丘 杰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书记员 谢东兴
付金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