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川0703民初2478号
原告：谢晓芳，女，1968年11月2日出生，绵阳市涪城区人，住绵阳市涪城区。
委托代理人：彭东，四川蜀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罗自荣，四川蜀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绵阳佰腾数码广场有限公司，住所地：绵阳市临园路福星楼5楼9号。
法定代表人：罗仁玉，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易兴波，该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钟传辉，该公司员工。
被告：四川佰腾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四段一号。
法定代表人：刘梅，该公司董事长。
被告：唐立新，男，1963年3月24日出生，住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代理人：李莉，四川照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邹雪，四川照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梅，女，1969年2月10日出生，住北京市西城区。
原告谢晓芳与绵阳佰腾数码广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绵阳佰腾公司）、四川佰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佰腾公司）、刘梅、唐立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5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谢晓芳及其委托代理人平彭东、罗自荣，被告绵阳佰腾公司委托代理人易兴波、钟传辉，被告四川佰腾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梅，被告唐立新的委托诉讼李莉、邹雪，被告刘梅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谢晓芳诉称：2009年12月17日，原告与二被告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和三楼3-6-73号、3-6-75号、3-6-76号、3-3-91号商铺委托经营合同。合同约定：1、由被告四川佰腾担保，2、被告绵阳佰腾统一经营；3、2015年资产收益率为8.742%，2016年资产收益率为9.004%，2017年资产收益率为9.274%；4、按季度提前10天支付收益金；5、经营期间，原告不得以任何形式与理由影响对被告的统一经营，否则，造成被告损失由原告承担；6、被告不论经营好坏都必须按时足额支付收益金，否则，延期30天按当季收益金总额的100%支付违约金，延期60天按当季收益金总额200%支付违约金。被告自2013年起就出现不按时支付收益金的情况。从2015年第4季度起拖欠收益金至今未付。被告刘梅、唐立新对被告绵阳佰腾公司、四川佰腾公司资产进行了拆分。原告认为被告不讲诚信，致使原告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遂诉至本院，请求判决：1、四被告在合同有效期内连带履行支付原告收益金的义务，截止2016年3月31日应支付的收益金为11927.803元；2、四被告连带承担至收益金付清之日止的违约金（2015年4月起至2016年3月31日的违约金为27475.4222元×200%=54950.8444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绵阳佰腾公司答辩称：1、合同履行期间，原、被告双方就委托经营合同的资产收益条款进行了变更，返款标准已从2015年10月起至合同结束均按房款2.6%返款。被告已按变更后的返款比例支付到2016年3月31日。原告诉请按变更前的标准继续履行经营合同并支付2016年3月31日前的收益金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支持。2、原告诉求违约金，因原、被告双方对合同条款协商一致进行了变更，已不存在被告违约并追究违约金的情况。即使存在违约也应由第三承租人承担。违约金的计算标准及方式严重错误，且非常高，应依法予以调整。3、在市场经济如此严峻的时期，作为合同当事人，履行合同除应遵守合同约定之外，还应遵守客观经济规律。
被告四川佰腾公司答辩称：同意绵阳佰腾公司答辩意见。
被告刘梅答辩称：同意绵阳佰腾公司和四川佰腾公司的答辩意见。同时补充答辩称，个人与该案没有关系，是公司与公司之间签订的合同，就算要承担责任，也应该是唐立新承担，我方早在2013年就承担了该承担的责任。绵阳佰腾公司与四川佰腾公司的合同在2015年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变更，四川佰腾公司不再对绵阳佰腾承担连带责任。
被告唐立新答辩称：1、被告唐立新并非适格被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对被告唐立新的起诉；2、原告诉请被告唐立新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合同以及法律依据；3、唐立新早在2010年就退出了绵阳佰腾公司和四川佰腾公司的经营管理，且将持有的上述两公司股权依据生效判决全部转让给了刘梅。因此唐立新不应该承担清偿责任。
经审理查明：原告谢晓芳系案涉涪城区临园路东段78号福星商住楼1幢3-6-73号、3-6-75号、3-6-76号、3-3-91号商铺（总价值：309652元）业主。2009年12月17日，原告谢晓芳作为甲方（委托人）与作为乙方（受托人）的绵阳佰腾公司签订《委托经营合同书》，约定原告谢晓芳将其所有的两案涉商铺交由被告绵阳佰腾公司统一经营。被告绵阳佰腾公司按房产总价值一定比例支付原告谢晓芳收益。委托经营期限：自2009年10月1日至2017年9月30日止。合同第四条约定：“甲方资产收益：在委托经营期限内，经营前三年，甲方同意乙方前三年免费适用该商铺；从第四年起逐年递增（即第四年为8.24%、第五年为8.487%、第六年为8.742%、第七年为9.004%、第八年为9.274%）；……”。第五条：“收益支付方式：……；2、从第四年起乙方应按季度支付收益，提前十天内支付”。第九条：“……。乙方无论经营好坏，都必须按时足额向甲方支付收益金，若延期三十天，在乙方向甲方应付当季收益金的基础上再由乙方向甲方赔偿当季应付收益金总额100%违约金；超过六十天，在乙方向甲方应付当季收益金的基础上再由乙方向甲方赔偿当季应付收益金总额200%违约金，甲方同时有权终止委托经营合同，收回委托的经营权，并由乙方赔偿甲方的经济损失。”被告四川佰腾公司为绵阳佰腾公司支付收益金提供了担保，但未明确担保类型和范围。
另查明，被告绵阳佰腾公司从2015年4月起就拖延支付收益金。截止2016年3月，被告绵阳佰腾公司还欠到原告谢晓芳收益金9915.08元。被告绵阳佰腾公司拖延60天以上已付和未付的收益金25462.70元。
还查明，被告唐立新不是被告绵阳佰腾公司股东，但其与刘梅在股权拆分前均系四川佰腾公司的股东。
庭审中，被告认为违约金约定过高，请求依法予以调减。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房屋产权证、委托经营合同、银行流水、民事判决书等证据经庭审质证，在卷证明，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原告谢晓芳与被告绵阳佰腾公司签订的《委托经营合同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的关系并非委托合同关系，根据合同内容，可以认定双方实质系租赁合同关系。故本院变更该案案由为租赁合同纠纷。
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将案涉商铺交由被告绵阳佰腾公司经营。被告绵阳佰腾公司即负有按约支付收益金的义务。截止2016年3月31日，被告绵阳佰腾公司欠到原告谢晓芳收益金4470.10元未付，已构成违约，理应支付。
被告绵阳佰腾公司从2015年4月起累计拖延原告谢晓芳60天以上已付和未付收益金25462.70元，确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被告主张双方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法院依法予以调减。原告未就违约金是否过分高于损失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原告的损失实为被告迟延支付所造成的资金利息损失。本案中双方约定超过60天支付收益金，就赔偿当季应付收益金总额200%的违约金，应当认定为过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对违约金的计算标准予以调整为：拖延60天以上已付和未付收益金25462.70元的30%，即7638.81元。
被告四川佰腾公司在合同中未明确保证方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七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保证责任承担保证责任”之规定，原告谢晓芳主张被告四川佰腾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原告谢晓芳主张被告唐立新、刘梅作为股东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唐立新、刘梅滥用了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损害了原告的利益。原告谢晓芳的该项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绵阳佰腾数码广场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谢晓芳收益金9915.08元，违约金7638.81元，两项合计17553.89元
二、被告四川佰腾实业有限公司对前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如果未按本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三、驳回原告谢晓芳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收取案件受理费736元，由原告谢晓芳承担588元，被告绵阳佰腾数码广场有限公司、四川佰腾实业有限公司承担146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顾云川
审判员 孙 静
审判员 张梓入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肖晴月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实际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第七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保证责任承担保证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
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