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1民终245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翟某，女，1953年10月26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超，北京延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翟某1，男，1935年8月18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鹏，男。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建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延庆区八达岭经济开发区康西路2290号（中关村延庆园）。
法定代表人：蒋卫国，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冉德志，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翟某因与被上诉人翟某1、被上诉人北京建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延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9民初97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翟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杜超、被上诉人翟某1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高鹏、被上诉人建延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冉德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翟某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延集建（百眼泉）字第17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对应的宅院与翟某1的延集建（百眼泉）字第16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对应的宅院是两处不同的宅院，应该签订两份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我既没有同意也没有委托翟某1与搬迁人签订协议。
翟某1辩称，翟某2、何某已将房屋交给翟某1。翟某2去世后27年，无论是何某还是翟某均未踏入诉争宅院一步。翟某27年对自称其所有的房子没有进行任何管理，实际上这房子已经自然坍塌了，这个院子里剩下的就是翟某1的房子。
建延公司辩称，我方同意原审判决，没有其他意见。
翟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确认翟某1和建延公司签订的《搬迁安置补偿协议（房屋安置）》（以下简称《搬迁协议》）无效。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翟某3与朱某（朱某1）夫妻二人共生育二子二女，即长子翟某2（已去世）、次子翟某1、长女翟某4（已去世）、次女翟某5。1967年，翟某2与何某结婚，二人均系再婚，何某带长女翟某、次女翟某6与翟某2一起生活。四人曾在北京市延庆区22号院（以下简称涉案院落）北房4间中东边1间居住，翟某3、朱某、翟某1在西边2间居住，东边第2间伙用。翟某6、翟某先后于1976年、1977年出嫁离开涉案院落。1983年，翟某3去世。1986年11月5日，翟某2去世。1993年，何某搬离涉案院落随翟某一起居住。2003年，朱某去世。只有翟某1仍在涉案院落居住。
2017年，百眼泉村进行棚户区改造。建延公司系负责该项目的搬迁安置单位。2017年9月22日，建延公司作为甲方（搬迁人）与作为乙方（被搬迁人）的翟某1签订《搬迁协议》，内容包括：被搬迁宅基地及房屋位置为涉案院落，乙方宅基地面积为337.4㎡，乙方房屋建筑面积为80.35㎡。同日，翟某1作为承诺人向建延公司出具一份承诺书，内容为“本人翟某1为22号被搬迁人，承诺在本次搬迁过程中提供的所有身份证件、房屋权属证明及其他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均是真实有效的，如出现虚假材料本人自愿承担一切法律后果，与其他部门、公司及个人无关。”建延公司于2017年9月30日取得百眼泉村村域范围内宅基地房屋的房屋拆迁许可证。
另查，何某于2013年8月29日去世，翟某、翟某6系何某的法定继承人。翟某的户口簿显示其户籍为2号非农业家庭户。对于当事人上述无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翟某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分家协议证明涉案院落有何某的房屋，内容包括“母媳子三人商量同意将家房分开，四间东边一间半分给何某，西边二间半分给翟某1，今后各守各业，老人由翟某1奉养生活吃穿承担养老送终。现有家院各站各边立约为证，立字据文约人为朱某1、何某、翟某1，落款为1986年5月20日。”经质证，建延公司表示与其无关。翟某1表示未曾见过，后其母朱某1告知朱某1本人的签字非系自愿，庭审中口头申请做笔迹鉴定，但直至判决前未提交书面申请，亦未交纳鉴定费，本院推定其放弃鉴定申请。2、1994年的延集建（百眼泉）字第017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载明土地使用者为荷淑兰（与何某系同一人），用地面积265平方米，共有使用权面积120平方米。宅基地登记卡载明宅基占地东西5.7米，南北21米。经质证，翟某1表示不认可，但未提出相反证据证明。建延公司表示登记卡不应在个人手中。3、声明，内容包括“父亲翟某2、母亲何某生前在涉案院落四间北房，从东数一间半加胡同遗留下来的财产我自愿放弃继承，属于我那份遗产给姐姐翟某，声明人翟某6，落款时间为2017年11月7号。”经质证，翟某1表示请求法院审查。建延公司表示不确定是否为何某财产。
翟某1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1994年延集建（百眼泉）字第016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载明土地使用者为翟某1，用地面积265平方米，共有使用权面积158平方米。宅基地登记卡载明宅基占地东西7.2米，南北22米。经质证，建延公司表示认可。翟某表示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整个宅基地使用权都归翟某1，结合翟某编号为017和翟某1编号为016的两个本可看成两者不存在相互包含。2、翟某7的书面证人证言，内容包括“1972年，翟某1与翟某5共同出资承建了涉案宅基地的4间北房和2小间东配房。翟某3和朱某夫妻俩是翟某1和翟某5赡养并养老送终的。”经质证，建延公司表示认可。翟某表示不认可。3、翟某5的证人证言，内容包括“四间房屋是翟某3和翟某1拿工分盖的。翟某2未尽赡养义务。让翟某2住东头一间、共用走道。朱某1不知道分家协议写的内容，是翟某2写好强迫朱某1按手印的”。经质证，建延公司表示认可。翟某表示不认可。
建延公司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了一份书面证明，内容为“证明位于22号的宅基地院落及其地上物房屋、附属物为我村村民翟某1所有，该宗宅基地四至为东至张某、南至翟某8、西至穆某、北至穆某1。落款为百眼泉村村委会，2017年9月22日。”经质证，翟某1表示认可。翟某表示不认可，没有证明人签字。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举证责任分配，对于当事人双方上述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986年分家协议有效。
一审法院认为，1986年的分家协议约定涉案院落中北房四间东边一间半分给何某，西边二间半分给翟某1。翟某1虽当庭对分家协议提出异议，但自其知晓分家协议内容后至今历时二十多年均未提出异议。且对照延庆区人民政府为翟某1、何某颁发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宅基地登记卡载明的共有使用权面积（分别为158㎡、120㎡）、建筑占地面积（分别为40㎡、45㎡）等和分家协议中房屋面积大致相符，至于翟某1对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提出异议系双方对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争议，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对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故在无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本院结合现有证据，《搬迁协议》载明涉案院落被搬迁宅基地面积为337.4㎡，乙方房屋建筑面积为80.35㎡，综合认定翟某继承何某财产份额后，涉案院落属于翟某和翟某1共有状态。根据《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本办法所称被拆迁人是指对被拆除房屋拥有所有权的单位或者个人。”涉案院落的被拆迁人为翟某和翟某1。翟某1作为涉案院落被拆迁人的代表按照搬迁方案的相关政策规定与建延公司签订的《搬迁协议》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故此翟某主张上述协议无效，本院不予支持。但应指出《搬迁协议》虽由翟某1签订，并不表示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的利益均归翟某1个人所有。翟某作为被拆迁人之一其可得利益可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另案主张权利。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翟某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审理后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1986年的分家协议，22号涉案院落北房四间中，东边一间半归何某，西边二间半归翟某1，翟某1、何某分别持有不同编号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该证对于共有使用权面积、建筑占地面积作出明确记载，可见22号内的房屋系何某、翟某1共同所有。翟某1自述归何某所有的一间半房屋坍塌，已自然灭失，其所述不能成立，即使房屋自然坍塌，翟某1亦无权擅自处理。翟某1在拆迁时与建延公司签订协议，将22号内全部房屋列入协议，其主观上存在恶意；而建延公司完成了形式上的必要的审查，获取了百眼泉村村委会的证明，与翟某1签订协议的行为主观上无恶意，该公司亦未因此降低补偿标准，故翟某1与建延公司签订协议不属于无效合同，翟某要求确认合同无效不予支持。但是本院在此指出，翟某1根据搬迁协议取得的全部拆迁利益中包含属于翟某的份额，翟某可以通过法律手段主张权利。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翟某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柳适思
审 判 员 赵 蕾
审 判 员 辛 荣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李 想
书 记 员 舒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