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3）鄂刑二抗字第00004号
抗诉机关（原公诉机关）湖北省鄂州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廖来生，原系鄂州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10年6月4日被刑事拘留，同月18日被逮捕。2013年6月3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刘小军、李文，均系湖北中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湖北省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鄂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廖来生犯受贿罪、贪污罪一案，于2011年7月11日作出（2011）鄂州法刑初字第6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廖来生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四万元；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四万元。被告人廖来生不服，提出上诉。我院于2012年4月16日作出（2011）鄂刑三终字第136号刑事裁定，以原审判决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销原判，发回重审。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并于2012年12月24日作出（2012）鄂鄂州中刑初字第0002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廖来生犯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鄂州市人民检察院以该判决严重违背事实和法律，是错误判决为由，提出抗诉。原审被告人廖来生亦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王建伟、董丽依法出庭支持抗诉，上诉人廖来生及其辩护人刘小军、李文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重审判决认定：2007年8月的一天，被告人廖来生利用其兼任鄂州市城市福利中心基建小组组长的职务便利，为周某甲承建鄂州市城市福利中心土建工程第三标段提供帮助，收受周某甲所送0.3万美元，折合人民币22500元。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中共鄂州市委、市人大常委会相关文件、鄂州市民政局党组文件及鄂州市民政局关于城市福利中心基建有关情况的说明，中标通知书、协议书、建筑工程施工合同、水电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书、鄂州市民政局工程款拨付账证等书证，扣押物品清单，证人周某甲、谢某、张某甲、张某乙、周某乙等人的证言证实，被告人廖来生亦有供述，足以认定。关于廖来生及其辩护人提出廖来生关于受贿罪的有罪供述是刑讯逼供、诱供的产物，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应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的辩解和辩护意见。经查，廖来生2010年6月4日因涉嫌受贿被刑事拘留，2010年6月4日至13日、6月17日至18日、7月5日至8日羁押于鄂州市检察院办案区；2010年6月13日至17日、7月1日至5日羁押在鄂州市第一看守所期间，有两次连续提讯未当天还押；讯问笔录未全部移送；部分讯问笔录记载的讯问地点与实际讯问地点不一致；侦查机关提供的三次讯问的录音录像资料的起止时间与相应的讯问笔录的时间不一致。公诉机关对此所作出的说明和解释理由不充分，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廖来生审判前供述的合法性，不能完全排除非法取证的合理怀疑，故对廖来生审判前的供述，不予采纳。关于廖来生提出指控其收受高某、王某甲、周某甲超过1万元以上的贿赂不是事实以及其辩护人提出指控廖来生收受他人贿赂19.8万元并为他人谋利的证据不足的辩解及辩护意见。经查，三名证人对于行贿细节的陈述前后不尽一致，廖来生在庭审中予以否认，没有其他证据相印证。故对该辩解和辩护意见，予以采纳。关于廖来生收受吴宇翔0.1万美元事实。鉴于吴宇翔送廖来生美金时没有具体的请托事项，不具备受贿犯罪中为他人谋利的构成要件，故不以受贿论处。关于廖来生及辩护人提出收受周某甲美金已退还的辩解及辩护意见。经查，廖来生对其收受周某甲0.3万美金的事实已供认，其虽辩解已退还相当价值的人民币，但行贿人周某甲证实廖来生从未退还该款项。故该辩解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关于廖来生及其辩护人提出廖来生过年过节所收礼金已退还他人的辩解及辩护意见。经查，廖来生在案发前退还的金额，公诉机关在起诉书中并未作为受贿犯罪指控。关于廖来生辩解称指控其贪污公款39637元不是事实及其辩护人提出指控廖来生贪污公款人民币39637元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廖来生不构成贪污罪的辩护意见。经查，现有证据只能证明王某乙出面虚开了会务费，并分别由王某乙、余某到凤凰山庄取现的事实，不能证明二人将所得款项交给了廖来生。陈某甲的证言前后不一致，王某乙、余某的证言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公诉机关所提供的证人证言以及相关书证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锁链，不能排除合理怀疑。故指控廖来生贪污39637元会务费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审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廖来生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0.3万美元，折合人民币22500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公诉机关指控廖来生犯贪污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罪名不成立。遂判决：被告人廖来生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鄂州市人民检察院抗诉称：一审判决严重违背事实和法律，且程序违法，是错误判决。1、该判决错误适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在没有事实根据的情况下，无端怀疑检察机关依法取证行为，不采纳廖来生审判前的供述，实属判断证据适用法律错误。检察机关向审判机关提供了确实充分的证据完全能够证实侦查取证的合法性。一审判决没有认定廖来生审判前的供述是非法证据，却对取证合法性提出怀疑，有违事实，属不合理怀疑。即使将廖来生在检察机关办案区的笔录和笔录记录有误共8份笔录认定为瑕疵证据，另外4份有罪供述应当作为认定其犯罪事实的证据予以采信。即使将廖来生在检察机关办案区的自书材料认定为瑕疵证据，廖来生被羁押在鄂州市看守所和武汉铁路看守所期间所写的3份自书材料应当作为认定案件尚未属实证据予以采信。2、一审判决以证据不足为由否定廖来生收受贿赂19.8万元的事实，属于证据采信和运用错误。一审在本案三行贿人当庭证实廖来生收受贿赂19.8万元及3千美金情况下，仅因行贿人审判前的证言在行贿细节上的陈述有不尽一致之处，就片面否定行贿人的当庭证言和行贿人多数陈述一致的证言，是不符合客观规律和证据裁判原则的。3、一审判决对廖来生收受吴宇翔0.1万美金的定性错误。廖来生收受吴宇翔0.1万美金，应认定为受贿。4、廖来生贪污公款39637元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已经排除合理怀疑。5、一审诉讼程序严重违法，影响了案件的公正审判。综上，指控廖来生受贿19.8万元人民币、0.4万美金，贪污公款39637元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一审判决是错误判决，特提起抗诉，请依法判处。
湖北省人民检察院的出庭意见：鄂州市检察院的抗诉理由充分，应予支持：1、廖来生在侦查机关的供述不属非法言词证据，应该予以采信。鄂州市检察院在检察机关办案区讯问犯罪嫌疑人，没有对讯问进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只是违反了检察机关内部的办案规定，但并不违反当时刑诉法的规定，所取得的证据当然不是非法证据。即使该部分证据存在一定的瑕疵，但并不能因此否定这部分证据的客观性和关联性。2、证人高某、王某甲、周某甲的证言客观、真实，应予采信。3、廖来生收受吴宇翔1000美金应该认定为受贿。4、现有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廖来生构成贪污罪。
上诉人廖来生上诉提出：一审认定我收受周某甲3000美金构成受贿罪，属定性和认定事实错误。2007年8月，我出国前周某甲送我3000美金时，我说等我回来还他人民币。我回国后给他带回一床羊绒被，11月底有还其人民币2万元。且当时涉案工程还没开始招标，更说不上周某甲有行贿目的，周某甲中标，我根本不知情。恳请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宣告我无罪。
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抗诉书中指控廖来生受贿、贪污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理由：1、廖来生称所作的有罪供述与悔改材料均为特定条件下的产物，应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2、检察机关提供的2010年6月11日、6月18日、7月7日对廖来生的录音录像严重违反程序规定。3、高某、王某甲、周某甲三名行贿人与检察院有直接利害关系，不能排除其为脱罪，配合检察院办案人员栽赃陷害廖来生的可能，且其对行贿的目的、时间、地点、载体等细节均不清楚，在检察院的笔录中频繁更正其证言，其证言的真实性、可信度极低。4、廖来生收受周某甲美元0.3万元、吴宇翔美金0.1万元的行为不构成受贿罪。5、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廖来生贪污公款。王某乙、余某、马某、陈某甲和凤凰山庄的相关工作人员的言词证据、廖来生的言词证据与一些书证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且存在大量的传闻证据，不能仅凭这些存疑的言词证据和无关的书证来认定廖来生贪污39637元。抗诉书指控廖来生犯贪污罪不成立。
经审理查明：
一、受贿事实
2007年至2010年2月，上诉人廖来生在担任鄂州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鄂州市城市福利中心基建小组组长期间，利用审签合同、审批拨付工程款的职务便利，收受高某、王某甲、周某甲贿赂，共计人民币22.2万元，美金3千元，并为高某、王某甲、周某甲谋取利益。具体事实如下：
（一）廖来生先后六次收受鄂州市城市福利中心土建工程第一标段工程承建商高某所送人民币共计10.6万元。
1、2008年1月的一天，廖来生在其办公室内收受高某所送人民币5万元。
2、2008年8月的一天，廖来生在其办公室内收受高某所送人民币3万元。
3、2008年中秋节前，廖来生在其办公室内收受高某所送人民币2千元。
4、2009年春节前的一天，廖来生在其办公室内收受高某所送人民币2万元。
5、2009年11月的一天，廖来生在凤凰山庄酒店收受高某所送人民币2千元。
6、2010年春节前，廖来生在其办公室内收受高某所送人民币2千元。
（二）廖来生先后七次收受鄂州市城市福利中心土建工程第二标段工程承建商王某甲所送人民币共计7.6万元。
1、2008年春节前的一天，廖来生在其办公室内收受王某甲所送人民币2千元。
2、2008年端午节前的一天，廖来生在其办公室内收受王某甲所送人民币1万元。
3、2008年10月的一天，廖来生在其办公室内收受王某甲所送人民币2万元。
4、2009年1月的一天，廖来生在其办公室内收受王某甲所送人民币3万元。
5、2009年春节前的一天，廖来生在其办公室内收受王某甲所送人民币2千元。
6、2010年1月的一天，廖来生在其办公室内收受王某甲所送人民币1万元。
7、2010年春节前的一天，廖来生在其办公室内收受王某甲所送人民币2千元。
（三）廖来生先后六次收受鄂州市城市福利中心土建工程第三标段工程承建商周某甲所送人民币4万元、美金3千元。
1、2007年8月的一天，廖来生在其办公室内收受周某甲所送美金3千元。
2、2008年2月的一天，廖来生在其办公室内收受周某甲所送人民币5千元。
3、2008年端午节前的一天，廖来生在其办公室内收受周某甲所送人民币2千元。
4、2008年10月的一天，廖来生在其办公室内收受周某甲所送人民币1万元。
5、2009年春节前的一天，廖来生在其办公室内收受周某甲所送人民币2万元。
6、2010年春节前的一天，廖来生在其办公室内收受周某甲所送人民币3千元。
2009年6月，廖来生向鄂州市民政局上交人民币1万元，通过其妻周某乙退还周某甲人民币1万元，退还王某甲人民币4千元。2010年4月14日，廖来生在高某、王某甲等人因涉嫌行贿被查处后，上交鄂州市民政局人民币1万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高某的证言：为鄂州市城市福利中心土建工程一标段的工程，我先后送给廖来生人民币10.6万元。2008年1月份的一天，为了感谢廖来生使我顺利地与鄂州市民政局谈定鄂州市城市福利中心土建工程一标段施工合同相关条款，以及希望其在以后施工过程中给我照顾，我到鄂州市民政局廖来生的办公室，从随身携带的手提包内将事先准备好的5万元人民币给廖来生，廖来生收下后放到他的办公桌抽屉里了。2008年8月份，为了让廖来生同意与我签订城市福利中心食堂的施工合同，我到廖来生的办公室，从随身携带的棕色手提包内将事先准备好的用黑色塑料袋包着的3万元人民币现金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廖来生拿起塑料袋随手放到他的办公桌抽屉里了。2008年8月28日，我与鄂州市民政局签订了城市福利中心食堂施工合同。2009年春节前，为了在年前拿到儿童福利院及寿星公寓AD型工程的进度款，我到廖来生的办公室，从随身携带的棕色手提包内将事先准备好的用黑色塑料袋包着的2万元人民币现金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廖来生拿起塑料袋随手放到他的办公桌抽屉里了。2009年春节前，市民政局拨给了我150万元工程款。我还于2008年中秋节在廖来生的办公室送给他2千元人民币现金；2009年11月份左右，廖来生的女儿出嫁，我到凤凰山庄酒店给廖来生送了2千元人民币现金作为贺礼；2010年春节在廖来生的办公室送给他人民币现金2千元。至今，廖来生和其亲属从未退还给我一分钱。我和廖来生之间不存在礼尚往来，做工程之前，我根本就不认识廖来生。
2、证人王某甲的证言：我先后共送给廖来生人民币现金7.6万元。2008年5、6月份，为了感谢廖来生帮我顺利地与鄂州市民政局签订鄂州市城市福利中心二标段的施工合同，以及希望其在以后施工过程中给我照顾，我到鄂州市民政局廖来生的办公室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个黄色普通信封包着的1万元人民币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廖来生收下了。2008年10月份，为了感谢廖来生帮我承接了城市福利中心的单身宿舍和车库施工工程合同，我到廖来生的办公室从上衣口袋里拿出用银行的白色信封包着的2万元人民币现金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廖来生把信封随身放到他的办公桌抽屉里了。2009年春节前，为了感谢廖来生对我工作的帮助，并想要他帮忙尽快拨付我的工程尾款，我到廖来生的办公室从上衣口袋里拿出用楚天都市报包着的3万元人民币现金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廖来生放到他的办公桌抽屉里了。大约十几天后，经廖来生决定，市民政局给我拨付了150万元的工程款。2010年春节前的一天，我想要廖来生帮忙多给我拨一点工程尾款，就到廖来生的办公室从上衣口袋里拿出用橡皮筋捆着的1万元人民币现金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廖来生说不用客气并接下了这1万元现金。之后，经廖来生决定，市民政局给我拨付了90万元的工程款。为了处理好与廖来生的关系，我还于2008年春节前在廖来生办公室送给他人民币现金2千元；2009年春节前在廖来生办公室送给他人民币现金2千元；2010年春节前在廖来生的办公室送给他人民币现金2千元。我以前向廖来生借款45万元，至今一分钱都没有还给他，这与送钱给他没有任何关系。2009年下半年，廖来生的老婆周某乙退给我4千元钱，再没有退过钱给我。
3、证人周某甲的证言：我先后送给廖来生人民币4万元，美金3千元。2008年2月，为了让廖来生在工程施工和拨付工程款中给予我关照，我到鄂州市民政局廖来生的办公室从随身携带的棕色手包内拿出用一个红包包着的5千元人民币放到廖来生的办公桌上，廖来生说不用这样做，我说这是一点小意思拿去买烟抽，说完离开了。2008年6月份的一天，我到廖来生的办公室从随身携带的棕色手包内拿出用一个红包包着的人民币现金2千元送给他。2008年10月份的一天，为了让廖来生帮忙让我早日与市民政局签订增补工程合同，我到廖来生的办公室从随身携带的棕色手包内拿出一个用普通黄色信封装着的1万元人民币放在廖来生的办公桌上，他起身要推辞，我迅速离开了。2008年10月份，我与鄂州市民政局签订了城市福利中心B型加栋及综合楼加层增补工程合同。2009年春节前的一天，为了让廖来生帮忙拨付工程进度款，我到廖来生的办公室从随身携带的棕色手包内拿出用一个普通信封装着的人民币现金2万元放到廖来生的办公桌上，廖来生说了几句客套话便收下了这个信封。过了几天，市民政局给我拨付了150万元工程进度款。2010年春节前的一天，为了让廖来生帮忙把我的工程尾款尽快拨付给我，我到廖来生的办公室从随身携带的棕色手包里拿出一个装有3千元人民币的红包放到廖来生的办公桌上，便离开了。过了几天，市民政局给我拨付了70万元工程款。2009年下半年，廖来生的老婆周某乙退给我人民币现金1万元。2007年上半年的一天，廖来生要出国，为了能承接到城市福利中心的土建工程，我到廖来生的办公室从随身携带的棕色手包里拿出用一个普通黄色信封装着的3千元美金放到廖来生的办公桌上，廖来生客气了一番后就收下了。送了这3千元美金后，廖来生给我帮了两个忙：一是综合楼加层、B栋加栋问题上帮了忙，没有经过招、投标增补了近200万的工程量，二是在拨付工程款上帮了忙。
4、证人谢某的证言：经鄂州市民政局党组集体研究，决定组建市综合性城市福利院（即鄂州市城市福利中心）基建领导专班，由局长廖来生任该基建领导专班的组长。在与各承建商商定合同条款时，由廖来生拍板、最终决定合同条款。新增补的工程由谁来做是廖来生决定的。民政局支付给各承建商的工程款由我拿出资金分配方案，与张某甲协商达成一致后，张某甲将资金分配方案上交廖来生审批，由廖来生最终决定资金分配并签字。
5、证人张某甲的证言：鄂州市城市福利中心基建办组长是廖来生。城市福利中心主合同工程款支付由谢某拿方案，我复核，最后由廖来生拍板决定。城市福利中心新增补的附属工程基本上都是由廖来生决定的。
6、证人苏某的证言：鄂州市城市福利中心一标段的工程是高某借用我公司的资质承包的。鄂州市民政局先将工程款打到我公司的基本账户上，高某然后到我公司将工程款领走。
7、证人黄某的证言：鄂州市城市福利中心二标段的工程是王某甲借用我公司的资质承包的。为了让王某甲结工程款方便，我公司以湖北新农垦建设工程公司鄂州福利中心项目部的名义在工商银行开设了银行账户，鄂州市民政局支付工程款都是通过该账户支付的。
8、证人张某乙的证言：鄂州市城市福利中心三标段的工程是周某甲通过我借用黄冈市玉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资质承包的。工程款都是由鄂州市民政局先打到黄冈玉环公司账户上，周某甲然后到黄冈玉环公司将工程款领走。
9、中共鄂州市委鄂州发干（2004）40号通知、鄂州市人大常委会鄂州常任（2004）8号文件通知、鄂州市民政局关于廖来生工作简历一份等书证证明：廖来生案发前担任鄂州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职务，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
10、鄂州市民政局党组鄂州民发（2007）5号文件及鄂州市民政局关于市城市福利中心基建有关情况的说明各一份等书证证明：廖来生系鄂州市综合性城市福利院基建领导小组组长，基建办依据合同和工程进度提出资金拨付计划，由经办人谢某签字后，再由张某甲审核，廖来生审定，证实工程拨款最后由廖来生审定。
11、中标通知书、协议书、建筑工程施工合同、水电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书证明：高某于2008年1月28日以鄂州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的名义与鄂州市民政局签订了鄂州市城市福利中心工程施工合同，2008年8月28日又签订了城市福利中心食堂增补工程施工合同；王某甲于2008年1月28日以湖北新农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名义与鄂州市民政局签订了城市福利中心工程施工合同，2008年8月28日又签订了城市福利中心职工宿舍增补工程施工合同；周某甲于2008年1月28日以湖北玉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名义与鄂州市民政局签订城市福利中心工程施工合同，2008年8月28日又签订了城市福利中心B型户型加栋及综合楼加层增补工程施工合同。
12、鄂州市民政局工程款拨付账证等书证证明：经廖来生审核决定，鄂州市民政局分别于2009年1月16日向鄂州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湖北新农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湖北玉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均拨付工程款150万元；2010年2月8日向湖北新农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拨付工程款90万元；2010年2月9日向湖北玉环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拨付工程款70万元。
13、侦查机关出具的扣押物品清单证明：案发后，侦查机关在廖来生家扣押美金1733元。
14、鄂州市民政局出具的两份收据证明：廖来生于2009年6月4日、2010年4月14日共向鄂州市民政局上交了2万元礼金。
15、上诉人廖来生的自书：2007年至2010年春节前，周某甲多次共计送给我人民币4万元、美金3千元。2007年我出国之前的一天，周某甲到我办公室拿出一个信封放在我办公桌上，我说了声谢谢就收下了。后我打开信封，里面装的是3千美金。周某甲送3千元美金给我，一是为了感谢他原先在做市殡管所石材生意时我给予他的照顾，二是为了方便他以后承接城市福利中心工程。这3千美金还剩下1700多元美金在家中休闲室的柜子上面放着。2008年2月份（春节前）的一天，周某甲到我办公室拿出一个红包放在我办公桌上，我推托一下就收下了。后我打开红包，里面是5000元人民币现金，他送钱给我是因为他刚和市民政局签订了城市福利中心工程施工合同，为了与我搞好关系，加深感情。2008年10月份的一天，周某甲在我办公室拿出一个信封放到我办公桌上，我起身要推辞，他迅速离开了。后我打开信封，里面是1万元人民币现金，他送钱给我是为了让我帮忙尽快使市民政局与他签订增补工程合同，后来，我最终拍板决定由市民政局与他签订了增补工程合同。2009年春节前的一天，周某甲在我办公室拿出一个信封放到我办公桌上，我说了几句客套话便收下了。后我打开信封，里面是2万元人民币现金，他送钱给我是为了让我帮忙尽快更多地拨付工程进度款给他，几天后，经我签字同意，市民政局拨付了150万元的工程款给他。2010年春节前的一天，周某甲到我办公室拿出一个红包放在我办公桌上，后我打开红包，里面是3千元人民币现金，他送钱给我是为了让我帮忙尽快将工程尾款拨付给他，几天后，经我签字同意，市民政局给他拨付了70万元的工程款。2008年6月份（端午节前）的一天，周某甲到我办公室送给我一个装有2千元人民币现金的红包，是为了让我在其施工和拨付工程款过程中给予他方便。
2008年春节至2010年春节，我多次收受高某送给我的人民币现金共计10.6万元。2008年元月初的一天，高某到我办公室对我讲：“我承接的工程合同条款已与市民政局谈好了，希望廖局长在以后的施工过程中给予照顾。”随后，他从其随身携带的手提包内拿出一个用报纸包着的包裹放在我办公桌上，我推托了一下，还是收下了。后我打开包裹，里面是5万元人民币现金。他送钱给我是为了和我搞好关系，使他承建的工程顺利施工。2008年8月份的一天，高某到我办公室从其随身携带的手提包内拿出一个用报纸包着的包裹放在我办公桌上，我推托了一下，还是收下了，后我打开包裹，里面是3万元人民币现金。他送钱给我是希望我帮他承接城市福利中心食堂增补工程，增加工程量。2009年春节前的一天，高某到我办公室从其随身携带的手提包内拿出一个用报纸包着的包裹放在我办公桌上，我推托了一下，还是收下了，后我打开包裹，里面是2万元人民币现金，他送钱给我是希望我帮忙早日给他拨付工程进度款，后经我审核决定，市民政局拨付给高某150万元工程进度款。2008年中秋节，高某在我办公室送给我现金人民币2千元。2009年11月5日，我的大女儿廖薇出嫁，高某到凤凰山庄酒店给我送了2千元人民币的贺礼。2010年春节前，高某在我的办公室送给我人民币现金2千元，以上三笔共计6千元，高某是为了与我加深感情，处理好关系。高送我10.6万元人民币现金，无非是想与我搞好关系，让我使他承建的工程顺利施工并能及时拿到工程进度款。
2008年春节至2010年春节，我多次收受王某甲送给我的人民币现金共计7.6万元。2008年5、6月份（端午节前），王某甲到我办公室从身上口袋内拿出一个信封放在我的办公桌上，说过节了，这是一点小意思，我推托了一下，还是收下了。后我打开信封，里面是1万元人民币现金。他送钱给我是让我帮忙使他承建的工程顺利施工和及时拿到工程进度款。2008年10月份的一天，王某甲到我办公室从身上拿出一个信封放在我的办公桌上，我推托了一下，还是收下了。后我打开信封，里面是2万元人民币现金，他送钱给我是感谢我帮忙使他顺利承接到城市福利中心车库及宿舍增补工程，加大了他的工程量。2009年春节前的一天，王某甲到我办公室从身上拿出一个报纸包着的包裹放在我的办公桌上，我推托了半天还是收下了。后我打开包裹，里面是3万元人民币现金。他送钱给我是为了感谢我在他承建的工程中对他的支持，想让我继续帮忙尽快将工程尾款拨付给他。后经我审核决定，市民政局拨付给王某甲150万元工程进度款。2010年元月底的一天，王某甲到我办公室从身上拿出一匝人民币现金放在我的办公桌上，我推托了一下还是收下了这匝钱。后我数了数，是整整1万元人民币现金，2010年春节前，经我审核决定，由市民政局拨付给王某甲90万元工程款。2008年、2009年、2010年的春节，王某甲在我的办公室共送给我人民币6千元。他是为了与我加深感情，处理好关系，才以过节名义送给我上述共计6千元人民币的。
2009年6月份，我向市民政局监察室退了1万元人民币，其中包含高某送给我的节日礼金6千元；还安排周某乙退了周某甲1万元、退了王某甲4000元。2010年4月份，我得知高某、王某甲被检察机关带走后，我怕牵连自己，向市民政局监察室上交了1万元人民币。
上列证据，均经一、二审庭审质证，证据的来源合法，所证内容客观、真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2003年12月6日至8日，湖北省低保工作会议在鄂州市凤凰山庄召开，上诉人廖来生受时任鄂州市民政局局长陈某乙的委托负责本次会议的会务保障工作。为保证会议的顺利召开，湖北省民政厅及鄂州市财政局共拨付33万元会议经费至鄂州市低保中心帐上。会议结束后，廖来生要求会务组组长王某乙和凤凰山庄工作人员陈某甲在真实会务费用的基础上虚开4万余元的会务费。2003年12月9日，王某乙和陈某甲在会务费结算的过程中，向凤凰山庄收银部工作人员邬某提出虚开42000元的会务费发票，邬某按照王、陈二人的要求开具了两张发票，合计金额为150799元，其中包含虚开的会务费42037元。王某乙将该两张发票交给廖来生签字后转给市低保中心主任余某，余某安排低保中心相关工作人员在发票上签字后在低保中心入帐。2003年12月16日，市低保中心转款150799元至凤凰山庄帐上用于支付此次低保会议费用。后廖来生给陈某甲打电话，称其将派王某乙、余某等人来凤凰山庄拿虚开会务费发票套现的现金，并要求陈某甲提供帮助。2003年12月24日，王某乙、余某受廖来生的安排，先后到凤凰山庄由陈某甲提供帮助分别在凤凰山庄财务部领取了金额分别为15637元和24000元的现金支票。后王某乙、余某二人分别持票到凤凰山庄内信用社取得现金，并于当天分别将所取现金共计人民币39637元全部交给了廖来生。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王某乙（时任鄂州市民政局办公室主任）的证言：全省低保工作会议在鄂州召开，廖来生叫我跟凤凰山庄的陈某甲说要多开42000余元会务费，他也跟陈某甲说过此事。所以凤凰山庄和低保办在结帐时，是用人工手写的消费账单代替电脑打印出来的消费账单，其用意是达到虚开会务费的目的。会议期间实际消费且由电脑打印出来的消费账单全销毁了。陈某甲和邬某将多结的42037元摊到当时会务开支明细中去了。廖来生说留26400元凤凰山庄，其余的钱要我拿回给他，这样我就从多结（虚开）的42037元会务费中拿回15637元给他。我是从凤凰山庄的信用社储蓄点凭支票取的现金，钱取好后用信用社的信封装好，在民政局廖来生的办公室全都给他了。事后过了几天，他给了一张凤凰山庄康乐岛3000元的消费卡给我。
2、证人余某（时任鄂州市最低生活保障管理办公室主任）的证言：全省低保工作会议，市民政局是廖来生负责。我负责写此次会议的所有材料及参观点的协调。当时我是按廖来生的指意在全省低保工作会议费的二份发票上签的字，并将二份发票总金额为150799元的钱安排彭芬付给凤凰山庄的。开会期间的住宿及餐饮等后勤保障工作都是廖来生负责，他作为负责人肯定要在发票上签字。但这个会议费实际的开支情况，我们低保办尤其是我本人不清楚。在二份发票上我是最后签批的，只有我签字才能报销。24000元是廖来生叫我去凤凰山庄拿的，廖来生还叫我去凤凰山庄找陈某甲拿消费卡。廖来生没有跟我讲拿钱的具体金额，24000元的金额是凤凰山庄财务人员告诉我的。我去凤凰山庄拿这笔现金时，叫马某跟我一起去的，廖来生不知道我拿钱时喊了马某。我叫马某一起去一是怕以后有什么事可以让马某帮我证实一下，二是怕拿现金不安全，叫他帮忙办手续。我到凤凰山庄找到陈某甲后，她先带我到财务部门去拿现金支票，然后带我到凤凰山庄内的信用社储蓄点取的钱。我回来以后在廖来生的办公室将所取的24000元现金全都给他了，还给了他一张3000元的康乐岛消费卡。
3、证人马某（时任鄂州市低保办副主任）的证言：2003年12月全省低保工作会议结束后，我和余某到凤凰山庄财务去拿过钱，是余某叫我陪他去拿的。他跟我说是拿此次全省低保工作会议剩余的钱，是廖局长叫他到凤凰山庄去拿钱，金额比较大，他一个人去拿怕今后说不清楚，出于安全考虑，叫我做个伴。事后不久的一天，余某跟我说那次他从凤凰山庄拿的二万多元钱在廖来生的办公室把钱送给廖来生了，但他最后实际有没有把钱给廖来生，我不清楚。
4、证人陈某甲（时任凤凰山庄公关部经理）的证言：2003年全省低保会议结束后，廖来生和王某乙在凤凰山庄当面跟我说想多结（虚开）4万元的会务费，我请示了当时分管收银的副总孙晓敏。因要我帮他多结会务费，只能由人手写的帐单代替电脑打印的消费帐单，故此次会议电脑打印出来实际消费开支清单就销毁了。消费清单是邓某用信纸写的，帐单金额不是真实的。廖来生跟我打电话说要我协助他安排的王某乙和余某来把这些多结的42000余元钱拿走，并由余某拿一张康乐岛消费卡。王某乙来时，我把他带到邬某办公室，让他和邬某接上头并落实多开发票的事。会务费发票是邬某开的，42037元的金额怎么来的邬某清楚，邬某开的二份金额为80799元和70000元发票金额不是真实的。我分别带王某乙和余某到财务部去见费某，拿现金或现金支票的话是王某乙和余某分别跟费某提出来的。王某乙拿了15637元，余某拿24000元钱。
5、证人邬某（时任凤凰山庄收银部经理）的证言：全省低保会开支总金额为150799元，结账时分成金额为80799元、70000元两张发票开的，是我在收银部办公室开的。消费清单的金额不是真实的，有一部分是我应王某乙的要求帮他多开的。多开发票是我请示当时凤凰山庄分管副总孙晓敏同意的，从清单上加盖的财务专用单可以说明这一点，因为只有孙晓敏同意并由她协调财务部才能在清单上加盖财务部印章。王某乙到我们凤凰山庄去对消费单子后由我将发票开好给他，同时我也把凤凰山庄收款帐号给王某乙，让他把钱打入我们凤凰山庄。消费清单上的财务专用章是我到财务部门去找费某盖上去的。我按王某乙的要求及陈某甲的意思，将王某乙提出要求多开42000元金额分摊到此次会议真实的消费项目中去，就形成了42037元的金额，并且有尾数。我先手写了一份清单草稿，草稿写完后，我交给邓某抄一遍，形成正式的低保会议清单后，让费某盖上财务专用章。
6、证人邓某（凤凰山庄收银部员工）的证言：低保会议消费清单是邬某叫我开的，我是完全按照邬某打出来的一个草稿来篆写的。这份清单的金额肯定有一大部分是真实的，只有一小部分是我按市民政局负责的人要求而多写的。
7、证人费某（时任凤凰山庄财务经理兼出纳）的证言：全省低保会议在凤凰山庄召开前的会务洽谈及会议期间协调等工作都是陈某甲负责的，她知道市民政局低保办给凤凰山庄打的低保工作会务费有没有多余的钱，会议开完后经结算会务费多了。陈某甲和王某乙一起来我办公室时，跟我说王某乙在外面有些费用不好处理需要现金，和余某到我办公室来时，也说余某在外面有此费用不好处理需要现金，我才同意退现金的。是陈某甲分别带王某乙和余已昌去我办公室拿钱的。开15637元现金支票是王某乙或陈某甲告诉我的。24000元现金支票是陈某甲告诉我说让拿钱人余某把低保会议多开（虚开）的钱全都拿走才开的。15637元的现金支票是先开的，24000元的现金支票是后开的。也就是说王某乙拿金额为15637元的现金支票在前，余某拿金额为24000元的现金支票在后。
8、证人周某丙（时任凤凰山庄财务部会计）的证言：150799元是市低保办于2003年12月17日通过市财政局财会核算中心付给凤凰山庄的全省低保会议的会务费。平衡表上有其他应付款43637元，说明的是市低保办有43637元会议余款没有用完。我将费某开的号码为04345676支票存根冲减了市低保办在凤凰山庄结余会议费43637元中的24000元，支票存根上的签字人“余某”将24000元现金支票拿走了。我将费某开的号码为04345200支票存根冲减了市低保办在凤凰山庄结余会议费43637元中的15637元，支票存根上的签字人“王某乙”将15637元现金支票拿走了。余某在康乐岛拿了一张面值3000元消费卡，打八折，实际价值2400元，我冲减了市低保办结余43637元会务费中的2400元。
9、证人陈某乙（时任鄂州市民政局局长）的证言：全省低保工作会议筹备及开会期间的会务保障等工作我委托廖来生负责。会议结束后，廖来生、王某乙及余某没有跟我汇报从低保办转入凤凰山庄的会务费没有用完的事情。会议结束后，廖来生没有跟我讲由他安排余某或王某乙去凤凰山庄拿低保会议多余的钱的事情。
10、侦查机关在鄂州市低保中心提取的账证证明：2003年12月全省低保工作会的会议开支情况及凤凰山庄开具的两张金额为150799元的发票经廖来生等人签字后在低保中心入账，低保中心支付给凤凰山庄150799元。
11、侦查机关在鄂州市民政局提取的现金支票及存根证明：王某乙、余某二人分别从凤凰山庄拿走虚开的会务费15637元、24000元。
12、凤凰山庄陈锐出具的说明证实：2003年低保会议于2003年12月18日召开，会议实际消费107162元，余下金额43637元，分两次以开具现金支票的方式共领走39637元，余下的4000元用于在凤凰山庄消费。2003年12月24日由余某签字领走24000元；同日，由王某乙签字领走15637元。消费的4000元是在康乐岛买储值卡2400元，余下的1600元是消费。
13、侦查机关在余某处提取的记事本记录单页复印件及说明一份证实：余某在2003年12月24日将低保会议经费24000元钱交给了廖来生。
上列证据，均经一、二审庭审质证，证据的来源合法，所证内容客观、真实，本院予以确认。
针对抗诉机关的抗诉理由、上诉人廖来生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所提的辩护意见，根据本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法律规定，本院评判如下：
1、对于抗诉机关认为廖来生审判前对受贿罪的有罪供述均是合法有效，依法应予采信的抗诉理由和上诉人廖来生及其辩护人提出廖来生在侦查阶段对受贿罪的供述系刑讯逼供、诱供的产物，依法应予排除的辩解和辩护意见。
经查，廖来生于2010年6月4日被刑事拘留后，至当月8日一直在鄂州市检察院讯问室，上述行为违背了“人民检察院作出拘留决定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的规定。2010年6月4日至13日、6月17日至18日、7月5日至8日期间，检察机关将廖来生羁押于鄂州市检察院办案区进行讯问，且2010年6月11日、6月18日、7月7日对廖来生的录音录像也均在鄂州市检察院讯问室，上述行为违背了“讯问在押犯罪嫌疑人，除法定情形外，应当在看守所进行”的规定。鄂州反贪押（2010）08号《提押证》证实，侦查人员于2010年6月14日提解廖来生，同月17日16时0分才还押；2010年7月1日17时30分提解廖来生，同月5日7时10分才还押。侦查人员提解廖来生的上述行为明显违背“不得超过12小时”的规定，但其间所做的讯问笔录没有超过12小时。侦查机关对以上行为虽作出了相应解释和说明，但解释的理由不充分，故对廖来生在该期间的供述，本院不予采信。但廖来生于2010年6月16日、7月14日、7月24日在鄂州市看守所和武汉铁路看守所的自书材料和亲笔供词，明确注明其收受他人贿赂的事实系其自主作出的，不符合非法证据排除条件。同时，廖来生供认犯罪的自书材料和亲笔供词的内容与证明其犯罪事实的证人证言及相关书证、物证能够相互印证，足以确认其书写内容的真实性。故廖来生以上的自书材料和亲笔供词内容真实，来源合法，可以作为定案根据予以采信。故廖来生及其辩护人认为廖来生在侦查阶段的所有供述均应排除的辩解和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抗诉机关认为应采信廖来生在武汉铁路看守所所做的自书材料和亲笔供词的抗诉理由，本院予以采纳。
2、对于抗诉机关认为廖来生收受吴宇翔美金0.1万元属受贿的抗诉理由。
经查，廖来生出国前，身为鄂州市殡葬管理所所长的吴宇翔与副所长饶仁杰为了单位的利益，经商议后，由单位出资送廖来生0.1万美金。吴宇翔个人与廖来生之间不存在利益交换，依法不应认定为受贿。故抗诉机关的该抗诉理由不成立。
3、对于廖来生提出其收受周某甲3000元美金不构成犯罪的上诉理由。
经查，廖来生对其于2007年8月收受周某甲3000美金的事实没有否认，但其辩解周某甲送其美金没有行贿目的且该笔资金已退还周某甲，对此，证人周某甲予以否认，廖来生的辩解没有证据证实，故一审认定其收受周某甲3000美金属受贿性质正确。廖来生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4、对于抗诉机关提出廖来生贪污公款39637元人民币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以贪污罪追究廖来生刑事责任的抗诉理由。
经查：证人王某乙、余某均证实廖来生叫其二人到凤凰山庄去拿虚开的会务费，王、余二人将拿回来的共计39637元人民币均交给廖来生，证人陈某甲证实廖来生当面要求其虚开会务费并告知王某乙、余某二人来拿虚开的会务费，后其带王、余二人去财务部领走了虚开的会务费。证人王某乙、余某的证言与证人陈某甲的证言相吻合，且有证人马某、费某、周某丙、邬某等人的证言、书证现金支票及存根、记事本记录页等相印证，以上证据已形成锁链，足以认定廖来生贪污公款39637元的犯罪事实。','2018-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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