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 n 民 事 判 决 书
＼n（2014）穗中法民二终字第738号＼n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天弟特种工程机械材料有限公司。＼n法定代表人：余水莲，该公司总经理。＼n委托代理人：周建强，广东德法理（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n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洞支行。＼n负责人：王小娟，该支行行长。＼n委托代理人：刘建华，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律师。＼n委托代理人：罗杫林，男，1963年5月8日出生，汉族，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职员。＼n上诉人广州天弟特种工程机械材料有限公司因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3）穗天法民二初字第30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n原审法院查明：2011年4月13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申请开立一般存款账户并填写了《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被上诉人经审核后同意开立。上诉人在该申请书对“凭证选择”选择为“支票”、“支付条件”选择为“密码加印鉴”，并在被上诉人处预留了财务专用章印鉴和法定代表人私章印鉴。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办理开立账户的《客户开户通知书》业务凭证记载“产品名称：单位活期存款；账户分类：一般账户；账户币种：人民币；凭证类型：本币支票；支取方式：凭印鉴／签名”。2012年9月14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申请开通短信通服务。上诉人在签约申请书中提供了两个手机号码作为签约号码接受短信。该申请书所附的《短信通服务单位客户须知》记载，“短信通服务是指利用移动通信运营商的网络，为客户提供短信金融服务。服务内容包括账户变动信息通知、金融信息通知、查询、安全提示、交易提醒以及其他信息等服务。”＼n2013年6月24日，上诉人财务刘爱兰到被上诉人处办理跨行转账汇款30万元的业务。刘爱兰填写了《业务委托书》一式三联交给被上诉人。刘爱兰在办理该业务期间，并向被上诉人出具了由其手书并加盖上诉人印章的《借据》。被上诉人为上诉人办理上述业务后，向上诉人出具了《业务凭证》，刘爱兰在《业务凭证》、《业务委托书》中签名。《业务凭证》记载，交易名称为“单位转账汇款发起”、金额为“300000元”、交易日期时间为“2013年6月24日16时45分01秒”。在本案庭审中，上诉人承认其法定代表人在2013年6月24日16时左右收到上述汇款转账的短信通知。＼n刘爱兰于2013年6月25日9时5分向公安机关报警，称被他人电话诈骗了上诉人30万元。刘爱兰向公安机关陈述：2013年6月24日12时55分许，我在公司办公室休息，期间公司的一固定电话来电，我接过电话，对方称我们公司的一座机8722×××9欠费了，又称我在潮州市湘桥区长春街88号营业厅开了个电话并欠了2196元的话费，问我是否去过潮州市，我称没有，对方称确实是用你身份证开的，如果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打电话报告并帮我转到号码为07682355588处报警。对方自称姓陈的警官，他称已经接受我的报警，叫我用手机打114确认对方的号码是否是潮州市公安局的报警电话，后来我确认是报警电话，他在公司的固定电话里问我当时是否有第三者在现场，说我牵涉到“李振中非法洗钱案中”，说这个是国家秘密的调查案，如果有第三者在场会对我不利，就叫我去住的地方把门关上。我到了住的地方后，就用手机联系07682355588的陈警官，警方开始要对我们的案件进行调查并电话录音，用我的名字开了多少个银行账户，我称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兴业银行到处都是我开的，还问我账户里分别有多少钱，我个人卡里都没有多少钱，然后他又问我在公司做什么的，我说是做财务的，对方称要我报公司的账户给他并问里面有多少钱，公司农商银行的账户有多少钱，我说有50多万，他问我能否拿到公司的章，当时我刚好拿着公司的章，“陈警官”开始称我公司的账户里50万有30万是“李振中洗钱案”给我的黑钱，要我将那30万打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检察院”的账户进行公证清查，还我清白，叫我不要将这事情说出来，要不然将受处罚，要求我6月24日16时后将钱打到指定的帐号，我称公对私打不出，对方就称我会跟银行打招呼。“陈警官”在电话跟我讲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检察院”的账户，我于2013年6月24日16时45分许，在天河区龙洞迎龙路农商银行的柜台处按照对方的要求进行转账，而柜台的工作人员说公司不能对私人转账，我就跟银行的工作人员说是对方要求我这样做，工作人员还问我是否认识对方，我则称是我的表哥，工作人员又说叫我写个借据，于是我就写了个借款协议，银行便跟我转了30万元人民币的帐。由于我听“陈警官”说过，不能将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所以我也没有跟任何人讲，而我昨天整晚因这事都睡不好，到了2013年6月25日8时30分，对方“陈警官”又打电话给我，教我如何应付家人，再叫我去银行打20万，等公证完后，将一次性返还所有的钱，当时我二哥在旁边等我，便问我发生什么事情，在二哥的再三追问下，我将事情的经过讲了一次，二哥就知道是我被骗了，于是今天在二哥的陪同下到派出所报案。对于上述情形，上诉人在本案庭审中承认被上诉人在转账前并不清楚刘爱兰的内心想法。＼n在本案中，上诉人提供上述《业务委托书》的第二联（客户回单），被上诉人提供上述《业务委托书》的第一联（附业务凭证）。在该两联《业务委托书》中，均打钩选择了普通、跨行转账汇款，均手书了付款人上诉人名称及账号，收款人杜强及账号、收款行名称，以及30万元的内容。另外，在《业务委托书》第一联的“附加信息”栏手写有“还款”二字。上诉人对“还款”二字和收款行名称中的“农商行”三字，以及选择打钩的项目不确认刘爱兰书写，对其他手书的内容则均确认是刘爱兰书写。被上诉人承认上述“还款”、“农商行”五字不是刘爱兰书写，但称刘爱兰表示欠其表哥的钱，故即使该内容是其工作人员填写，亦是根据刘爱兰的意思且与其意思相符。刘爱兰则称其自去银行开始，就与叫其转钱的那人通电话而一直没有挂线，在填写单据到转账都没有挂线；当时银行询问汇款用途是什么，但因害怕就按骗子的意思对银行工作人员说我北京的表哥要做生意需要借款，然后银行的工作人员就要我提供借据。＼n在本案中，上诉人提供上述刘爱兰手书的《借据》，内容为“广州天弟特种工程机械材料有限公司在2012年12月3日向杜强借支300000万（叁拾万元），要到2013年4月24日还给杜强（叁拾万）。2013年6月24日。”在庭审中，上诉人称被上诉人还为其打印了一份借据，该打印的借据现在被上诉人处。被上诉人称基于上诉人上述借据的金额大、小写有错误，填写时间亦不合理才帮助上诉人打印了一份借据，但打印的借据内容与刘爱兰手书的《借据》内容相符。被上诉人并称打印的借据虽作为案涉转账汇款业务的付款依据，然由于《业务委托书》第一联“附加信息”栏已记载了“还款”内容，则依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改进个人支付结算服务的通知》的规定，没有必要将打印的借据附在业务凭证材料中，现该打印的借据未能找到。上诉人则认为被上诉人不能提供该项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n在本案中，上诉人提供案涉纠纷发生后与被上诉人交涉时自行拍摄的影像录音，内容包括，被上诉人职员表示“写个借据是可以转的，这是合规合法的，这个是没有问题，可以帮你把钱汇出去”；“她后来跑到这里撕了半张纸，写了个收据，写的不好，我就说，那我帮你打出来算了”；“她从头到尾不像被骗的人一样很紧张什么的，没有异常的表现，所以我们也确实放松了警惕，而且她是你们公司的财务，也经常来办业务，就熟了，每次都是她。这个我们确实承认放松了警惕。”＼n另查明，公安机关向刘爱兰询问：对方提供给你的账号情况。刘爱兰答：账号622138610244＊＊＊＊332，户名杜强，开户行北京市海淀新区支行农大分理处。问：你到农商银行柜台进行转账时，工作人员有否询问你情况？答：有啊，当时工作人员称我不能进行公对私的转账业务，并问我是否认识对方账号的人。只因我当时对工作人员谎称对方是我表哥。＼n公安机关向被上诉人职员罗杫林调查询问：你把当时的情况详细地说一遍。答：我不清楚当时被诈骗的具体细节，但听说受害人是我们银行的老客户了。是昨天在我们银行5号对公业务的柜台转账了30万。后发现被骗，受害人报了警。问：她转账时你们有无柜台人员向被害人讲述转账前是否是诈骗的提醒。答：当时柜台上班是我们员工，他说已经提醒了受害人，转账转给谁，是否确认不是骗子，受害人还当场打电话确认称是他表弟。然后我们工作人员才为他转账的。＼n公安机关向被上诉人职员谢培淮调查询问：你把当时的情况详细地说一遍。答：2013年6月24日15：00左右（具体时间我也记不清了），有一个女客户拿着业务委托书，要求转账，当时我发现业务委托书上缺少具体银行名称，而且金额较多，于是我就询问女客户是否认识转账的对方，女客户说对方是她的表哥，还说她的表哥要用钱，要转30万元过去。因为我们银行有规定，大金额转出需要双人复核，我又转身请我的同事复核完单据之后，接着我的同事就去请示主管。我就接着询问女客户转账的具体情况。女客户说不知具体转账银行名称，要打电话询问才知道，于是女客户就在现场打通了电话，核对了转账的银行的名称为北京农商银行。过了一会我们的业务主管上来，核对了资料，并询问了一些情况，确认其证件及相关资料符合转出的要求。于是我按要求办理了该业务。今天上午警察到我们银行时，我才知道昨天办理的这个转账出了问题，所以我才被带来派出所协助调查。问：你是否对女客户的30万元的大金额转账产生怀疑？答：我按照规定对女客户进行了询问情况，而且对方很平静，像是在办理正常的样子，主管也核对资料进行了确认，所以当时没有怀疑。＼n公安机关向被上诉人调取了2013年6月24日16时30分至17时的视频录像。视频录像反映：刘爱兰独自在被上诉人的营业大厅书写材料，然后走到尚有其他储户正在办理业务的柜台处，自行在其书写的材料上盖章后，递给正在办理其他储户业务的被上诉人柜员，然后由被上诉人的另一职员接过该材料。此后，刘爱兰在营业大厅等待。等待期间，被上诉人一职员在营业大厅将一材料递交刘爱兰，刘爱兰持该材料再次回到柜台处，在该材料上盖章后交回被上诉人职员。在庭审中，刘爱兰表示视频录像反映的第一次盖章是上述其手书的《借据》，第二次盖章就是被上诉人打印的《借据》。经法庭审查，视频录像反映刘爱兰从书写《借据》、在等待期间、到办理转账业务的整个过程，均神态自若没有异常，亦没有手持电话进行通话的情形，且在输入交易密码时表现平静，是一次输入成功。＼n再查明，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第四十条规定，单位从其银行结算账户支付给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的款项，每笔超过5万元的，应向其开户银行提供下列付款依据：（六）借款合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改进个人支付结算服务的通知》规定，简化从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向个人银行结算账户支付款项的处理手续。从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向个人银行结算账户支付款项单笔超过5万元人民币时，付款单位若在付款用途栏或备注栏注明事由，可不再另行出具付款依据，但付款单位应对支付款项事由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n上诉人一审起诉请求判令被上诉人赔偿损失30万元及利息（从2013年6月25日至实际赔偿之日止）。＼n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将填写有付款人名称及账号、收款人名称及账号、收款行名称、转账金额等内容的《业务委托书》交被上诉人柜员，是向被上诉人作出转账的意思表示，此为要约；被上诉人柜员收取上诉人《业务委托书》进行审核并办理了跨行转账，是接受上诉人办理转账业务的意思表示，此为承诺。由此，双方的意思表示达成一致而使合同关系成立。被上诉人按照上诉人《业务委托书》的内容将款项转账给第三方，实际是接受上诉人的委托，为上诉人处理款项转账的事务，故上诉人、被上诉人案涉的合同性质是委托合同关系。在本案中，被上诉人办理案涉款项转账业务时，是否存在过错而致上诉人损失，是本案的争议焦点。对此，原审法院分析如下：一、通过本案查明的事实反映，案涉款项属于被诈骗的情形仅有刘爱兰向公安机关的报案陈述，本案未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二、通过能够客观反映事情经过的2013年6月24日16时30分至17时的视频录像，反映刘爱兰从书写《借据》、在等待期间、到办理转账业务的整个过程，并非情绪焦虑、心神不定的样子，亦没有手持电话持续或频繁地进行通话等异常情形，而且输入交易密码时表现平静且一次成功。由此表明，刘爱兰并没有有别于常人的异常行为，没有足以引起被上诉人应当特别注意的异常表现。上述两点表明被上诉人在办理案涉转账业务时仅需履行一般的注意义务；三、案涉账户属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刘爱兰在案涉款项转账后向公安机关陈述“我称公对私打不出，对方就称我会跟银行打招呼”，这表明刘爱兰在办理款项转账前清楚知道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向个人银行结算账户支付款项有限制；四、被上诉人在刘爱兰回答“表哥要用钱，要转30万元过去”的情况下，依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改进个人支付结算服务的通知》的规定，提议刘爱兰出具借据即提供借据，是符合刘爱兰的意图。被上诉人在此时并不清楚刘爱兰的内心想法。因此，被上诉人在履行一般注意义务情况下的上述提议只能作善意的理解；五、案涉《借据》是刘爱兰独自在被上诉人的营业大厅书写并自行加盖印章后才递给被上诉人柜员，被上诉人的人员自始至终并未参与该过程。由于《借据》体现的意思是还款，故被上诉人柜员在《业务委托书》填写“还款”，是属于对交易凭证业务内容记载的完善。被上诉人柜员根据《借据》在《业务委托书》补填“还款”内容，与刘爱兰的意思表示相一致，并无不妥。被上诉人虽未能提供打印的借据，但被上诉人是在刘爱兰书写大、小写金额有错的情况下帮助打印，两者内容相一致与常理相符。故被上诉人按规定在《业务委托书》补填事由后未保留打印的借据不影响本案事实的认定；六、由于被上诉人对转账的事由仅是作形式审查，而刘爱兰在整个转账业务办理期间的神态表现，使被上诉人有理由相信刘爱兰是在办理一笔正常的业务；七，被上诉人办理每笔业务不可能都以怀疑被骗的角度去审查对待。因此，上诉人在案涉转账第二天向被上诉人反映被骗时，被上诉人表示放松了警惕，只是事后针对刘爱兰在转账时的正常表现，表达其无法觉察和意识有被骗情形存在而已。＼n综上所述，被上诉人接受上诉人转账委托，在按照上诉人的要求处理转账事务过程中，根据刘爱兰的行为表现所履行的注意义务是适当的，并无过错，转账事务处理完成后，亦依约向上诉人发送了交易信息。被上诉人没有造成上诉人损失。上诉人诉请被上诉人赔偿损失30万元及利息缺乏理据，依法应予驳回。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n驳回上诉人广州天弟特种工程机械材料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n一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广州天弟特种工程机械材料有限公司负担。＼n上诉人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关于上诉人财务刘爱兰在办理转账业务时有无异常表现，被上诉人是否尽到注意义务的问题。1、原审认为上诉人财务刘爱兰从书写《借据》到办理转账业务的整个过程，并非情绪焦虑、心神不定的样子，亦没有手持电话持续或频繁地进行通过等异常清醒，而且输入交易密码时表现平静且一次成功。由此表明，刘爱兰并没有有别于常人的异常行为，没有足以引起被上诉人应当特别注意的异常表现。这些表明被上诉人在办理案涉转账业务时仅需履行一般的注意义务。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如此认定是错误的。刘爱兰并非内心没有焦虑，她和其他被电信诈骗的人一样与诈骗者一直通话，也表现出烦躁与焦虑，只是被上诉人认为刘爱兰是熟人，就没有尽到自己的注意义务。被上诉人明知刘爱兰知道公对私大笔金额是不能转账的，但刘爱兰仍要求转账，其行为本身就不正常。作为有应付电信诈骗经验的金融机构，被上诉人本应就此引起警觉，查明刘爱兰转账的实质情况，从而把关保证客户的利益。但被上诉人视而不见，并明确表示确实放松了警惕，从而使上诉人遭受重大损失。被上诉人自己已承认“确确实实放松了警惕”，没有尽到应该尽到的注意义务，在上诉人财务刘爱兰办理转账业务中存在过错。而一审判决仍然认为被上诉人没有过错，显然不当。2、被上诉人明确告知刘爱兰，公对私转账超过5万元无法办理，却又主动向刘爱兰建议，如果写借据就可以办理。刘爱兰在当时焦虑的心态下，不知道要怎么写借据，她以为是让写一个诈骗者来借公司30万元的借据就可以了，被上诉人又“好心地”告诉她，不能这样写，要写公司借了对方30万元，现在是还钱给对方。结果刘爱兰根据被上诉人的好心帮助手写了一张借据，但任何人一看就明白这是在并没有事实借款的情形下胡乱书写，根本不符合正常的逻辑与思维。做为有经验的金融机构，在这种情况下一定可以看出刘爱兰是存在“巨大的的异常表现”才对。可是，“放松了警惕的被上诉人”不但没有看出刘爱兰的异常，而是更进一步的“帮忙”--越俎代庖的主动帮刘爱兰打印一份“借据”，让刘爱兰盖公司公章，使其“符合”公对私转账超过5万元的条件，从而帮忙把上诉人30万元转账到了诈骗者的账户上去了。从上可知，做为金融机构的被上诉人不但是没有尽到一般注意义务，而且更是好心办坏事，麻痹大意，过度热情，为刘爱兰代写并不存在真实借款关系的借据，最终导致上诉人损失30万元。被上诉人在案涉款项转账业务中是存在明显的过错的，应该依法承担赔偿责任。＼n二、关于如何适用《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改进个人支付结算服务的通知》的问题。一审判决认为本案应当适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改进个人支付结算服务的通知》，即《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改进个人支付结算服务的通知》（银发（2007）154号）第一条第三款规定：“（三）简化从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向个人银行结算账户支付款项的处理手续。从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向个人银行结算账户支付款项单笔超过5万元人民币时，付款单位若在付款用途栏或备注栏注明事由，可不再另行出具付款依据，但付款单位应对支付款项事由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而且认为，被上诉人事后在《业务委托书》“附加信息”后补填“还款”内容的行为并无不妥，所以被上诉人在该过程中并没有过错。一审判决的这种认定也明显是错误的。1、上诉人提供的录音录像资料中被上诉人员工谢培淮在刘爱兰说明来银行办理公对私转账30万元的时候，就清楚表明，这个大额转账（超过5万元）因为没有付款依据，不能办理。这说明被上诉人一直是依据《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第四十条“单位从其银行结算账户支付给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的款项，每笔超过5万元的，应向其开户银行提供下列付款依据：……（六）借款合同……”的规定来办理业务的。正因为刘爱兰没有提供任何付款依据，所以，被上诉人本来是拒绝为其办理该转账业务的。不可思议的是，被上诉人在根本不知道上诉人与诈骗者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的情形下，却建议并帮忙打印借据，最终转账成功，导致上诉人的巨大损失。而在庭审中当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出示那份“借据”原件时，被上诉人却说此“借据”原件已经丢失不见了。被上诉人称是按《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办理转账业务，且认为是只要做形式审查即可，但现在却提供不了当时办理业务时所依据的“借据”。这不是说明被上诉人虽然要按《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办理转账业务，却同时又缺乏付款依据吗，这是完全自相矛盾的。故只能理解为：上诉人为刘爱兰打印的“借据”存在重大问题，被上诉人故意不出示。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上诉人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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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被上诉人办理转账业务存在明显过错应赔偿上诉人之损失。2、一方面，被上诉人以《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的规定来要求储户提供付款依据才办理转账业务，另一方面，当上诉人被诈骗30万元的事实发生后，被上诉人却又认为，应当适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改进个人支付结算服务的通知》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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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付款单位若在付款用途栏或备注栏注明事由，可不再另行出具付款依据，”从而认为即使刘爱兰没有提供付款依据，被上诉人也可以为其办理转账30万元的业务。怎么对自己有利就怎么适用法律。被上诉人既然是依据《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的规定来办理业务的，就也应依据《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的规定来承担责任。如果其行为不符合《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的规定，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3、一审判决认为被上诉人事后在《业务委托书》“附加信息”后补填“还款”内容的行为并无不妥，与刘爱兰的意思表示相一致，所以被上诉人在该过程中并没有过错。这也是明显错误的：（1）这并不是刘爱兰的真实意思表示，而只是刘爱兰被诈骗时的虚假意思表示，刘爱兰的一系列表现已经表明了这一些，只是被上诉人“放松了警惕”，没有发现而已。（2）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改进个人支付结算服务的通知》第一条第三款规定：“（三）简化从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向个人银行结算账户支付款项的处理手续。从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向个人银行结算账户支付款项单笔超过5万元人民币时，付款单位若在付款用途栏或备注栏注明事由，可不再另行出具付款依据，但付款单位应对支付款项事由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该通知的规定很明确，因为付款单位应对支付款项事由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所以，应当由付款单位在付款用途栏或备注栏自己注明事由，而不得由他人越俎代庖填写。而且事实上，在办理业务的当时，业务委托书附加信息处并无任何填写内容，只是被上诉人为推卸责任才事后补写“还款”二字。在第一次开庭时，被上诉人还以上诉人方刘爱兰填写了“还款”二字，符合通知的规定来抗辩，因为上诉人指出“还款”二字并非刘爱兰书写，并要求做笔记鉴定，被上诉人才承认是其员工补写的。这一方面说明被上诉人企图伪造证据，歪曲事实，另一方面说明被上诉人办理转账业务过程也是不符合《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改进个人支付结算服务的通知》的规定的。被上诉人同样应当承担过错责任。综上，上诉人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30万元及自2013年6月25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利率标准计算）。＼n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双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n二审另查明：刘爱兰于一审期间作为上诉人的代理人到庭，并陈述：“我与叫我转钱给他的那人，从我去银行开始电话就一直没有挂线，填写单据到转账都没有挂线，当时银行问我汇款用途是什么，当时我害怕就按照骗子的意思与银行工作人员说，我北京的表哥要做生意需要借款，然后银行的工作人员就要我提供借据。”“当时电话里面的人说在北京做生意叫我借30万元给他，我说银行公对私是转不了，电话里的人就叫我说是借钱给表哥的，后来我手写的借条写得不好，银行的人员就用电脑帮我打了借条，然后就在借条上面盖章。”＼n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被上诉人在为上诉人办理涉案款项转账业务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而致上诉人损失。根据本案查明事实，被上诉人在办理涉案款项转账时，已由上诉人财务人员刘爱兰填写《业务委托书》交付被上诉人柜台人员，同时被上诉人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第四十条的规定要求刘爱兰提供相应借据，此后在刘爱兰正确输入交易密码的情况下，完成涉案款项的转账。在整个转账业务的办理流程中，被上诉人的行为完全符合各项操作规程，亦完全符合上诉人财务人员刘爱兰所作出的转账意思表示，不存在违规操作之情形。关于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不应主动建议刘爱兰书写借据并帮助修改、打印借据的问题，本院认为，被上诉人作为专业金融机构虽负有保障客户资金安全的相关义务，但该项义务主要包括提供安全有序的金融交易环境、遵循行业规范谨慎进行业务操作等各项内容，而不应扩张为要求被上诉人在正常业务办理过程中审查客户声称的交易关系是否真实存在，或查知客户是否遭受欺诈等违法犯罪情形。本案中，根据被上诉人提供的视频录像、公安调查笔录等各项证据，均清晰反映刘爱兰在整个转账业务办理过程中并无明显异常情形，且在被上诉人工作人员提示询问其是否认识收款方的情况下，刘爱兰还明确表示是其表哥。至于被上诉人建议刘爱兰书写借据的问题，根据刘爱兰一审到庭陈述，其是在被上诉人工作人员询问其汇款用途时，按照通话方的提示自称“我北京的表哥要做生意需要借款”，在此情况下，被上诉人告知刘爱兰依照规定需提供借据及在刘爱兰书写不规范的情况下帮忙打印，均不违背刘爱兰自行作出的借款意思表示，因此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主动建议刘爱兰书写借据存在过错，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确认。而被上诉人事后未保留打印的借据以及自行在《业务委托书》中补填“还款”，并不影响前述事实的认定，亦与本案法律责任的认定无直接关联。关于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已自行承认“确确实实放松了警惕”，从被上诉人作出该项陈述的语境，其只是在事件发生后上诉人前往交涉时的一种常规性表述，并非确认自身在业务办理过程中存在过错或失职行为，对被上诉人的责任认定仍应依据其具体业务办理情况作出确认，故本院对上诉人提出的该项上诉意见亦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n驳回上诉，维持原判。＼n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广州天弟特种工程机械材料有限公司负担。＼n本判决为终审判决。＼n审判长莫芳＼n代理审判员马莉＼n代理审判员江志文＼n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二日＼n书记员李泳筠＼n廖嘉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