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深中法房终字第115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永增。
委托代理人：蔡华，北京市尚权（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冶金技术发展公司。
法定代表人：肖某，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海，重庆安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何意，重庆安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徐永增与被上诉人深圳冶金技术发展公司（以下简称深冶公司）因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4）深福法民三初字第1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深冶公司成立于1985年5月29日，性质为全民（内联），股东为重庆丙厂【后经三次更名，1996年变更为重庆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至今，2009年终结破产程序（未注销）】。徐永增由重庆丙厂委派至深冶公司处，徐永增1985年8月起担任深冶公司的总经理，1989年5月30日至2000年12月4日期间担任深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01年9月，重庆丙厂以重钢特人函（2001）344号文件免去了徐永增的深冶公司顾问职务，深冶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肖某。2005年2月，深冶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
在徐永增任深冶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1994年4月，徐永增与深圳市甲实业开发总公司【后改名为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甲公司】签订了一份《“甲花园”住宅集资统建合约》，约定徐永增参与集资涉案房产，集资房款为360500元（含订金2万元）。1994年4月27日、5月6日、10月12日、11月11日、1996年5月27日，深冶公司分别向甲公司支付2万元、88150元、108150元、5000元、181165元（深冶公司提交的公司财务账册上记载了深冶公司支付的此5笔款项）。1996年6月21日，徐永增又与甲公司签订了《深圳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甲公司将涉案房产卖给徐永增，建筑面积99.62平方米，售价402465元。甲公司并向徐永增出具了发票，深冶公司挂应收账款以固定资产入深冶公司账。同年9月26日，涉案房产证办出，房产证记载：权利人为徐永增、住宅用途、建筑面积99.62平方米、内销商品房。房产证办出后一直由深冶公司保管。
1998年5月，重庆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深冶公司自85年成立至98年3月期间的资产、负债、损益、投资情况进行审计，作出《关于深圳冶金技术发展公司的审计报告》，审计报告中列明涉案房产为深冶公司的固定资产，办公用房。落款处徐永增签署“同意”、签名、并加盖深冶公司公章。
2001年徐永增退休。2001年3月31日，徐永增与继任的深冶公司法定代表人肖某签署《深圳冶金技术发展公司法人代表交接工作纪要》，载明交接内容包括涉案房产的房地产证及深冶公司的公章。
2003年3月30日，深冶公司出具《关于深圳某路“甲花园206栋802房”产权属性的证明》，内容为：涉案房产于1996年8月由深冶公司出资402465元购买，由于历史原因办理房产证时权利人挂名为徐永增，但产权属于深冶公司。徐永增在该证明上签名予以确认。
2003年12月9日，徐永增与案外人曹某共同出具《关于﹤深圳冶金技术发展有限公司﹥财产的处理建议》，内容有：涉案房产是深冶公司主要财产之一，由于历史原因，房产不是以深冶公司名义购买。
2004年2月23日，徐永增就涉案房产再次出具一份《关于甲花园房地产问题说明》：涉案房产系深冶公司出资购入作为办公场所使用至今，名义落为徐永增户头，2011年退休时已与接班人交接清楚，房地产证长期存放于深冶公司处已归档……。
2007年1月30日，徐永增向重庆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组递交了一份《申请书》：徐永增是深冶公司的创建人和原法定代表人，由于长期辛劳，留下一身病痛，近闻深冶公司的资产正在处置，特向组织提出购房申请，希望组织将挂名在徐永增个人名下的涉案房产依法处置出售给徐永增，以解决徐永增的实际困难。
徐永增庭审时不确认深冶公司提交的2003年12月9日的《关于﹤深圳冶金技术发展有限公司﹥财产的处理建议》、2007年1月30日的《申请书》上徐永增的签名、捺印是徐永增本人所为，但明确表示不申请鉴定。
徐永增主张其是涉案房产的实际产权人，提交了以下证据：
1、落款时间为1993年10月8日并加盖深冶公司公章的《关于公司购入“安居房”决议》，载明公司制定房改原则：公司决定购买部分“安居房”若干套，解决长期在公司工作的职工住房问题；购房款项由公司多年经济效益利润中支付；公司员工（有条件者）也可暂先垫付房资款项的三分之一，余款由公司支付；购房后，卖方发放房产证可以公司名义，亦可以出资者名义代之，房地产证由公司统一管理，直至正式完全结算清，给予有条件且达标后者，公司以福利安居房给予职工。
2、落款时间为1993年11月18日并加盖深冶公司公章的《公司通知》，载明：甲公司开始商品房开盘，公司决定购入涉案房产，作为公司房改及解决徐永增长期住房问题，此房为徐永增所有；首期应付甲房地产公司约9万元，徐永增应缴于公司财务首期款，由公司财务统一与甲公司交款、结算；购房完成后，公司财务将与徐永增结算。
3、两张时间分别为1993年12月12日、13日的收款收据，分别载明深冶公司收到徐永增订购涉案房产订金2万元、首期款9万元。
4、落款时间为2001年11月1日并加盖深冶公司公章的《关于深圳冶金技术发展公司与徐永增先生甲花园206栋802房产有关问题的说明》，内容为：涉案房产购买时权利人列徐永增，购房款由徐永增与深冶公司共同支付，产权属徐永增；2001年9月徐永增从深冶公司处退休，因涉案房产位于8楼，未装有电梯，徐永增患有高血压、心血管病，深冶公司考虑从公司其他房产进行置换；按深冶公司上级领导要求，易房后需把涉案房产权利人更名为肖某；徐永增因病暂迁出该房，借予深冶公司使用；待双方签约、易房、更名后，产权各得其所。
5、落款时间为2004年2月18日并加盖深冶公司公章的《书面解释》：公司拟同意将涉案房产出让于四川省内江市乙公司；徐永增可以按吴某要求写一个“说明”，以便办理出让手续；我们抓紧时间置换易房；办理置换易房一切费用均由深冶公司承担；涉案房产属于徐永增，现暂借给深冶公司使用，置换易房后，再行签约过户。
深冶公司对徐永增提交的1993年10月8日《关于公司购入“安居房”决议》、1993年11月18日《公司通知》认为不能证明涉案房产的权属；对1993年12月12日、13日的两份《收款收据》、2001年11月1日《关于深圳冶金技术发展公司与徐永增先生甲花园206栋802房产有关问题的说明》、2004年2月18日《书面解释》的文字及印章形成时间申请进行鉴定。经双方协商一致，本院委托广东某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广东某司法鉴定所于2014年12月16日作出粤南（2014）文鉴字第788号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1、两份《收款收据》手写体文字的形成时间分别与其标称时间“1993年12月12日”、“1993年12月13日”不符，均应形成于2004年7月前后；2、《关于深圳冶金技术发展公司与徐永增先生甲花园206栋802房产有关问题的说明》印刷体文字的形成时间与其标称时间“2001年11月1日”不符，应形成于2004年8月前后；3、深冶公司致徐永增的信函《书面解释》印刷文字形成时间与其标称时间“2004年2月18日”不符，应形成于2004年7月前后；4、四份检材印文形成时间均无结论（印章形成时间无法鉴定）。徐永增对上述鉴定结论提出异议，并申请鉴定人出庭作证。广东某司法鉴定所于2015年1月22日出具了粤南（2015）文函字第20号《函》，针对徐永增提出的异议作了答复，并派出两名鉴定人于2015年1月23日庭审时出庭作证。
另查，2008年8月7日，徐永增以案外人郑某为被告，向原审法院提起涉案房产排除妨害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追加了案外人吴某、游某、重庆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2013年4月原审法院作出（2008）深福法民三初字第1476号民事判决，判令第三人吴某、游某及未经物权人徐永增授权的其他居住人员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涉案房产返还给徐永增。郑某、吴某、游某不服，上诉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作出（2013）深中法房终字第1375号民事判决，查明并认定：自2004年起，涉案房产被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人民依法查封、续封至今，最后一次续封期限截至2015年4月1日；涉案房产登记在徐永增名下，而房产管理部门对涉案房产的登记行为实际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根据行政行为效力先定性原则，只要该登记行为未被否定或撤销，即仍具有法律效力；徐永增以涉案房产现登记在其名下为由要求吴某、游某返还涉案房产，证据充分，主体适格；徐永增是否真实权利人、其与重庆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或深冶公司之间是否构成借名买房关系，与该案审理无关，不予审查、评判。判令维持了（2008）深福法民三初字第1476号判决。
2008年9月1日，案外人吴某、游某还以徐永增为被告、重庆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组为第三人，向原审法院提起涉案房产所有权确认诉讼，吴某、游某在该案中请求依其与重庆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涉案房产《房产转让协议书》，徐永增应将涉案房产过户到吴某、游某名下。原审法院受理后，于2009年1月作出（2008）深福法民三初字第1649号民事判决，查明涉案房产现处于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人民法院查封中，判令驳回吴某、游某的诉讼请求。吴某、游某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年11月作出（2009）深中法民五终字第1156号民事判决，查明并认定：涉案房产迄今仍处于查封状态中，无论吴某、游某与重庆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有效，吴某、游某要求履行过户的合同义务不能对抗涉案房产已被查封的事实，在涉案房产未解封之前，吴某、游某无权请求办理房产过户手续；判令：维持（2008）深福法民三初字第1649号民事判决。
2011年，案外人吴某、游某又以重庆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组为被告、徐永增为第三人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涉案房产所有权确认诉讼，请求确认涉案房产归吴某、游某所有。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该案后追加了内江市市中区乙（贸）公司作为第三人进行审理，于2013年9月作出（2011）渝一中法民初字第0051号民事判决，查明并认定：吴某、游某基于《房屋转让协议书》，享有的是请求重庆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的权利，并通过合同的履行行为实现物权变动，本案中，双方并未进行产权变更登记，不能产生所有权变更的法律后果；吴某、游某享有债权请求权，但其基于债权债务关系的存在，而直接请求判决确认涉案房产归其所有不符合法律规定，该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判令驳回了吴某、游某的诉讼请求。吴某、游某不服该判决，上诉至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后又申请撤回了上诉。
原审原告深冶公司诉讼请求：1、确认涉案房产归深冶公司所有；2、徐永增协助办理涉案房产的权属转移登记手续。
原审法院认为，不动产登记簿是不动产物权归属的凭证，即不动产登记簿具有推定物权有效成立的证明作用，但如当事人有证据证明物权的实际状态与登记簿记载的状态不符，则可以通过诉讼方式予以变更或要求确认其物权。
经查，涉案房产权属问题的相关事实原审法院认定如下：1、徐永增在任深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期间，以徐永增名义与开发商甲公司签订涉案房产买卖合同、登记在徐永增名下，房款均由深冶公司支付。2、徐永增虽不确认2003年12月9日徐永增与案外人曹某共同出具的《关于﹤深圳冶金技术发展有限公司﹥财产的处理建议》、2007年1月30日徐永增向重庆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组出具的《申请书》上徐永增的签名、捺印是徐永增本人所为，但明确表示不申请鉴定，根据证据规则，原审法院依法确认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从该两份证据以及2003年3月30日《关于深圳某路“甲花园206栋802房”产权属性的证明》的内容看，徐永增自认涉案房产实际产权人是深冶公司，徐永增仅是挂名人。3、徐永增据以主张其是涉案房产的实际产权人提交了以下证据：落款时间分别为1993年12月12日、13日的两份《收款收据》、落款时间为2001年11月1日的《关于深圳冶金技术发展公司与徐永增先生甲花园206栋802房产有关问题的说明》、落款时间为2004年2月18日并加盖深冶公司公章的《书面解释》。经广东某司法鉴定所鉴定，结论是上述材料的文字形成时间与标称时间均不符，均形成于2004年7、8月份前后。徐永增虽对上述鉴定结论提出异议，但经与出庭的鉴定人质证，并未能推翻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原审法院依法采信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根据该鉴定结论，徐永增出示的该两份《收款收据》的真实性原审法院不予确认，在徐永增未能提交转款凭证，深冶公司账目亦未有徐永增向深冶公司支付11万元记载的情况下，对徐永增据该两份《收款收据》主张向深冶公司支付了涉案房产购房款11万元，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根据该鉴定结论《关于深圳冶金技术发展公司与徐永增先生甲花园206栋802房产有关问题的说明》、《书面解释》的真实性原审法院亦不予确认。上述证据徐永增涉嫌伪造。关于徐永增提交的1993年《关于公司购入“安居房”决议》、《公司通知》，原审法院认为，即使该两份证据是真实的，依《公司通知》，徐永增应向深冶公司交纳涉案房产的首期款，但经查，徐永增没有证据证明其向深冶公司交纳了该款项，徐永增主张涉案房产依这两份文件归其所有的事实不充分。综上，原审法院确认涉案房产实际所有权人为深冶公司，徐永增因历史原因为涉案房产挂名人。深冶公司请求确认涉案房产产权归属深冶公司、徐永增协助办理涉案房产的权属转移登记手续的诉讼请求，有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另，考虑到涉案房产登记在徐永增名下近二十年之久，引发本起纠纷深冶公司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故原审法院酌定深冶公司预交的鉴定费用由深冶公司全额负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深圳市福田区某路甲工业区甲花园206栋802室归深圳冶金技术发展公司所有；二、徐永增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将深圳市福田区某路甲工业区甲花园206栋802室转移登记至深圳冶金技术发展公司名下。本案案件受理费7337元，由徐永增负担；鉴定费70224元、鉴定人出庭费2500元（已由深冶公司预交），由深冶公司负担。
徐永增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确认涉讼房屋深圳市福田区甲花园206栋802号为徐永增所有，驳回深冶公司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深冶公司负担。
上诉事实和理由：一、关于深圳市福田区甲花园206栋802号涉讼房屋的购买和权属情况。涉讼房屋是徐永增原工作单位深圳冶金技术发展公司（深冶公司）的房改房，根据房改政策和当时深冶公司的房改规定，由徐永增个人承担购房款11万元，余款由深冶公司按照当时的房改方案承担而购置，该房屋从签订购买合同到产权登记，都是由徐永增个人办理，所有权是徐永增的。以下书面证据足以确认涉讼房屋的所有权归徐永增所有：
1、《关于公司购入“安居房”决议（深冶字（93）1003号）》（1993年10月8日）。该“决议”是深冶公司根据深圳市市政府办公厅（93）103号文件，结合深冶公司自身情况，作出的单位购买“安居房”进行房改的原则以及职工购房的条件（详见该决议）。
2、《公司通知（深冶字（93）1007号）》（1993年11月18日）。深冶公司以书面通知的形式，告知徐永增符合单位文件规定的条件（深冶字（93）1003号），决定购房作为公司的房改及解决徐永增的长期住房问题（自1984年起直至1993年一直居住在办公室内），且明示，房屋为徐永增所有，通知徐永增将应付甲房地产公司的首期款约人民币9万元缴于深冶公司财务，由深冶公司统一缴款、结算（详见通知）。
3、《收款收据（1012644、1012645号）》（1993年12月12日、1993年12月13日）。徐永增按照深冶公司的通知规定（深冶字（93）1007号），于1993年12月12日向深冶公司缴纳了“订购甲花园206栋802号房首期款”人民币9万元。同月13日，又缴纳了“订购甲花园206栋802号订金”人民币2万元（详见收款收据）。
4、《“甲花园”住宅集资统建合约》（1994年4月26日）。证实由徐永增个人与深圳市甲实业开发总公司签订了集资统建“甲花园”的合约（实质就是商品房预售的合同），“房产为206栋8层802号，户型为3房2厅”，约定了付款方式和其他相关的权利和义务（详见合约）。
5、《深圳市房地产买卖合同》（1996年6月21日）。证实由徐永增个人与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合同，该合同明确显示“座落于深圳市福田区某路206栋802号”的买方是徐永增个人，约定了办理产权转移登记手续及房地产权的归属等事项（详见买卖合同）。
6、《付清房款证明》（1996年6月26日）。由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付清房款证明》明确显示是徐永增购买了该公司的甲花园206栋802号房，房款总额为人民币402465元，且己全部付清购房款（详见证明）。
7、《广东省深圳市转让（销售）房地产收入发票（№0008919号）》（1996年6月21日）。该发票明确记载购房的客户为徐永增个人，所购房屋为甲花园206栋802号，建筑面积为99.62㎡，购房金额为人民币402465元。
8、《深圳市房地产转移登记申请书》。该房地产转移登记申请书明确记载了房地产转让方权利人为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受让方权利人为徐永增个人，转让的房屋为甲花园206栋802号（详见申请书）。
9、《房地产证（深房地字第52092**号）》（1996年10月9日）。该《房地产证》是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深圳市人民政府经调查审定，确认徐永增申请登记的房地产合法，证明甲花园206栋802房权利人是徐永增，权利人性质为个人（详见房地产证）。
10、《分户产权登记》（2008年5月26日）。深圳市房地产权登记中心2008年5月26日出具的《产权资料电脑查询结果表》表明，产权登记机关于1996年9月26日为徐永增进行了甲花园206栋802房不动产登记。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与不动产登记簿登记的事项完全一致。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9条、第14条、第16条、第17条的规定，以上10份证据足以证明，徐永增是本案涉讼房屋深圳市福田区某路甲花园206栋802号唯一的、合法的所有权人，足以说明，原审人民法院的判决是错误的。
二、关于涉讼房屋纷争由来的情况：
l、徐永增是深冶公司的创始人，2001年9月退休。2001年11月1日，深冶公司考虑到徐永增身体不好，甲花园206栋802号房又没有电梯，就想为徐永增置换一套房屋，双方易房置换后再更名，同时约定，待双方签约、易房、更名后，产权各得其所，涉讼房屋借给深冶公司使用。徐永增欣然同意，便离开了涉讼房屋，将甲花园206栋802号房借给深冶公司作为办公场所使用，并将产权证交给了深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肖某。为此，深冶公司特地在2001年11月1日出具了《关于深圳冶金技术发展公司与徐永增甲花园206栋802房产有关问题的说明》（详见说明）。
2、2004年2月初，深冶公司经理吴某（非法定代表人，与本涉讼房屋后来有着利害关系的人）找到徐永增，说深冶公司想要将甲花园206栋802号房屋出让给四川省内江市乙公司，需要徐永增出一份证明，证明甲花园206栋802号房屋是深冶公司所有，只不过是挂在徐永增的名下。徐永增断然拒绝，并电话深冶公司法定代表人肖某，向其质问情况。2004年2月18日，深冶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肖某针对徐永增的质问，向徐永增出具了一份“书面解释”，意思是，深冶公司“拟同意将甲花园206栋802号房产出让于四川省内江市乙公司”，请徐永增按照吴某的要求写一个“说明”，以便吴某办理出让手续。同时再次声明：甲花园206栋802号的产权是徐永增的，是暂借给深冶公司使用，深冶公司抓紧时间为徐永增置换易房，并保证面积、楼层、地点让徐永增满意等等。徐永增于2004年2月20日收到该“书面解释”（详见该书证）。
3、徐永增在深冶公司的诱骗之下，于2004年2月23日按照吴某的要求，出具了2份《关于甲花园房地产问题说明》，称涉讼房屋是归深冶公司所有，并且称深冶公司拟将房屋转让或出售，可以根据深冶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委托办理或协助办理过户。同时还按照吴某的要求在一份落款为“深圳冶金技术发展公司吴某”、落时时间为“2003年3月30日”并加盖了深冶公司公章的《关于深圳某路“甲花园206栋802房”产权属性的证明》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且倒签时间为“2003年3月30日”。
4、徐永增沉浸于易房置换的喜悦之中，根本不知道自己已坠入了深冶公司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吴某、游某等精心策划的圈套之中。
（1）重庆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四川省内江市乙公司在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人民法院有一执行案件，吴某在案件执行中，主动于2004年2月13日出具了《担保清偿债务意见》，2004年2月24日出具了《履行担保债务的复函》，并加盖了深冶公司的公章。深冶公司提供甲花园206栋802号房产可供执行，但由于该房产是登记在徐永增名下，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04年2月制作了查封甲花园206栋802号房产的《民事裁定书》，却没有具体的日期。
（2）2004年2月23日，吴某骗取了徐永增出具的《关于甲花园房地产问题说明》，第二天（2月24日）就自行签上“情况属实”字样并加盖了深冶公司的公章，出具给了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人民法院。该法院于第三天2月25日）．就下达了《协助执行通知书》，查封了甲花园206栋802号房产。
（3）其实，吴某、游某早在2003年12月30日就与重庆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所谓的《房产转让协议书》，莫名其妙地向重庆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购买”了属于徐永增所有的甲花园206栋802号房产。这就是为什么在本案之外还会有吴某、游某起诉的确权纠纷一案的原因所在。
（4）2005年4月16日，吴某、游某和郑某签订了《房屋转让协议》，又将本属于徐永增所有的甲花园206栋802号房以人民币35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了郑某，所以才有了郑某出租该房屋并收取租金的事实，也才有了深冶公司起诉郑某的排除妨害纠纷一案。
2008年5月，徐永增终于知道上当受骗，于是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后，随着案中案的不断产生，徐永增知道了事情的全部真相。需要明确的是，由于深冶公司对徐永增易房置换的承诺一直没有兑现，甲花园206栋802号房产的产权就一直没有任何变化，一直到吴某、游某、郑某不断败诉之后，现深冶公司才不得不最后登台表演。
三、关于涉讼房屋一系列案中案的情况。
l、2008年5月，徐永增从北京回深圳，想去看看房子，结果从深圳市甲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甲花园管理处获悉，甲花园206栋802号房屋的业主在管理处竟然登记的是重庆人郑某，而且还把房子给出租了他人。2008年8月6日，徐永增向福田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诉请郑某停止侵权，归还徐永增的房屋（（2008）深福法民三初字第1476号）。福田区人民法院于2008年10月9日，在排除妨害纠纷案已开庭审理的情况下，以需要等待另一案的结果为由（（2008）深福法民三初字第1649号），对排除妨害纠纷案作出中止审理的民事裁定。
2、由于徐永增起诉了郑某排除妨害纠纷案，郑某的利益受到冲击，郑某只能找卖房给他的吴某、游某。于是，引发了2008年8月28日吴某、游某向福田区人民法院提起对甲花园206栋802号房屋的确权诉讼（（2008）深福法民三初字第1649号）。2009年1月13日，福田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民事判决，驳回了吴某、游某的诉讼请求。2009年2月18日，吴某、游某不服该判决，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2010年11月17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吴某、游某的上诉，维持了福田区人民法院的判决（（2009）深中法民五终字第1156号）。
3、2011年1月21日，徐永增向福田区人民法院申请恢复（2008）深福法民三初字第1476号案件的审理，但吴某、游某却于2011年1月11日又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违法提起了甲花园206栋802号房屋的确权诉讼，福田区人民法院再次中止了对（2008）深福法民三初字第1476号案件的审理。
4、2011年1月6日，吴某、游某又以重庆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组为被告向福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涉案房屋归其所有。福田区人民法院于同日作出（2011）深福法立裁字第12号民事裁定，裁定不予受理。
5、2011年1月11日，吴某、游某再以重庆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被告，以徐永增为第三人，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涉案房屋的权属归其所有（（2011）渝一中法民初字第0051号）。2013年9月17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驳回了吴某、游某的诉讼请求。吴某、游某不服该判决，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3年12月16日又申请撤回上诉，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18日裁定准予撤回上诉。
6、2012年7月15日，徐永增再次向福田区人民法院申请恢复（2008）深福法民三初字第1476号案件的审理。福田区人民法院依法将重庆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冶金技术发展公司列为第三人，于2013年4月18日作出判决，判决吴某、游某及未经物权人徐永增授权的其他居住人员……将涉案房屋返回给徐永增（（2008）深福法民三初字第1476号《民事判决书》）。2013年5月22日，吴某、游某、郑某不服该判决，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4年9月28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吴某、游某、郑某的上诉，维持了福田区人民法院判决（（2013）深中法房终字第1375号《民事判决书》）。
7、2013年12月2日，本案深冶公司在（2013）深中法房终字第1375号案件尚未终结的情况下，又向福田区人民法院提起本案的诉讼，而福田区人民法院在深冶公司还是（2008）深福法民三初字第1476号案件第三人的前提下、在二审尚未终结的情况下，竟然予以了立案受理（且不通知徐永增，徐永增是在（2013）深中法房终字第1375号案开庭的过程中才得知这一事实）。再后来，福田区人民法院完全不顾在（2013）深中法房终字第1375号民事判决中已然将深冶公司排除在物权人之外的事实，完全不顾相关证据已经生效判决确认的结果，依然违法作出本案的错误判决。
四、关于本案的一审审理和判决情况。
（一）关于本案深冶公司的主体资格。
1、徐永增2014年10月16日第一次参加本案的一审审理，即对深冶公司的主体资格表示异议，提出深冶公司早在2005年就被吊销了营业执照，该公司根本就不存在了，而其股东重庆丙厂也已经破产且破产程序已终结，深冶公司也是破产的一部分，到底是谁代表深冶公司来提起诉讼。2、徐永增发现深冶公司的起诉书上所加盖的深冶公司公章与原来的公章不一样，提出需要进行鉴定。3、在法庭上，徐永增质问深冶公司，案件受理费和鉴定费是谁出的？4、请第二审人民法院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只要从公安局调出深冶公司的公章印模，无需鉴定，凭目测比对就能发现深冶公司加盖在起诉书上的公章和证据材料上的公章是不一样的，一眼就可以看出是伪造的（徐永增已经过对光重叠比对）。5、同时，徐永增认为，深冶公司在（2008）深福法民三初字第1476号案件中是被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依法追加的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而且参加了（2008）深福法民三初字第1476号案件的诉讼，在庭审中，深冶公司向法庭明确表示涉讼房屋的真正产权应属于第三人吴某、游某所有，而不是主张归其自己所有。所以，其参加过另案的诉讼，是否还能提起本案的确权诉讼，请第二审人民法院查明。
（二）关于本案的一审证据问题。事实上，本案中徐永增所提交的所有证据，特别是主张涉讼房屋所有权归徐永增的10份证据均已在已生效的（2008）深福法民三初字第1476号、（2008）深福法民三初字第1649号、（2009）深中法民五终字第1156号、（2013）深中法房终字第1375号民事判决中得以确认，特别是在（2008）深福法民三初字第1476号案件中，深冶公司是该案的第三人，也并没有提出反驳的意见理由。徐永增认为，本案一审判决不能对业经人民法院（其本院及上级法院）认定的有效、合法证据作出相反的评价（除非启动审判监督程序）。深冶公司对徐永增提交的由深冶公司出具的（1）1993年12月12日的《收款收据》、（2）1993年12月13日的《收款收据》、（3）2001年11月1日的《关于深圳冶金技术发展公司与徐永增甲花园206栋802房产有关问题的说明》、（4）2004年2月18日《书面解释》申请了文字及印章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原审人民法院认为，经鉴定，徐永增对上述证据涉嫌伪造，并称，徐永增虽对鉴定结论提出异议，但经与出庭的鉴定人质证，并未能推翻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但是，徐永增在本案中所提交的上述证据，业经生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现，本案的判决是利用鉴定意见来推翻人民法院判决确认的证据效力，这显然是违反诉讼规则的，请第二审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上，在本案的法庭质证中，出庭鉴定人根本不能对其鉴定结论自圆其说，鉴定人答非所问、漏洞百出。广东某司法鉴定所出具的粤南（2014）文鉴字第788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违反了相关规定，且极不具科学和正确性，根本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详细理由如下：
其一、广东某司法鉴定所严重违规受理超出其技术条件能力的委托，违反了程序正义。最高人民法院法司（2008）12号《关于对外委托文件制成时．间鉴定有关事项的通知》的第一项明确规定：“对外委托文件制成时间鉴定时，应要求送检单位提供对比样本。若送检单位不能提供样本，目前只有少数鉴定机构用多次测定法能鉴定三个月以内的制成文件；极个别公安部门的鉴定机构能鉴定六个月以内的制成文件，由于受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送检鉴定的检出率不高。”本案送检的文书1、2的落款时间分别是1993年12月12日和13日，送检时已远远超出6个月时间而达到21年之久，送检的文书3、4的落款时间分别是2001年11月1日和2004年2月18日，也分别达到13年和10年之久。按最高院的规定只有个别公安部门的鉴定机构能鉴定，广东某司法鉴定所显然不属于个别公安部门的鉴定机构，因此该所不具备做该项鉴定的条件。司法部《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鉴定要求超出本机构技术条件和鉴定能力的”，司法鉴定机构不得受理。广东某司法鉴定所明知本案该项鉴定超出其技术条件和鉴定能力，却违规受理并出具了鉴定意见，这是违反正义的。
其二、广东某司法鉴定所严重违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文件制成时间鉴定规定。1、最高人民法院法司（2008）12号《通知》明确规定，“若送检单位不能提供样本，目前只有少数鉴定机构用多次测定法能鉴定三个月以内的制成文件。”而广东某司法鉴定所是否属于这少数鉴定机构暂且不论，就其使用的是作业指导书也与《通知》规定的多次测定法明显不符；《通知》要求：“人民法院的司法技术人员应对委托案件的鉴定条件和鉴定机构的资质、能力进行审查，对落款时间和怀疑时间超过六个月的，要求送检单位必须提供比对样本。”而在本鉴定中，广东某司法鉴定所并未要求送检单位提供比对样本，并且在送检单位未提供比对样本得情况下贸然做出了鉴定，这明显严重违背了最高院的以上规定。2、最高人民法院法司（2008）12号《通知》第二款明确规定，“由于检材与样本在纸张、墨水、油墨、保存环境等方面的不同都会对鉴定结果产生决定性影响，鉴定机构自备的样本不可能满足与送检材在纸张的种类及颜色，墨水、油墨的色料及染料的主要成份，保存环境的温度、湿度等方面相同。因此，不能使用鉴定机构的自各样本进行文件制成时间鉴定。”该规定表明，样本在“纸张、墨水、油墨、保存环境等方面”不同，鉴定结果就不准；“鉴定机构自备的样本不可能满足与送检材在纸张的种类及颜色，墨水、油墨的色料及染料的主要成份，保存环境的温度、湿度等方面相同。因此，不能使用鉴定机构的自各样本进行文件制成时间鉴定。”
因此，审查粤南（2014）文鉴字第788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应当注意以下问题：（1）不能将鉴定机构的样本作为比对样本。（2）送检单位提供的样本同样必须满足：样本与送检材在纸张的种类及颜色，墨水、油墨的色料及染料的主要成份，保存环境的温度、湿度等方面相同。（3）既然不能用鉴定机构的样本进行比对，那么就不存在通常鉴定机构讲的“所谓鉴定机构数据库”比对的问题。（4）由于该鉴定是比对性鉴定，因而鉴定中对比对样本是否合法起决定性的作用。（5）鉴定机构在进行鉴定前必须审查样本是否符合法定条件。对于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共同认可的样本进行鉴定；对于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不能形成一致意见的样本，应该要求送检单位提供样本符合上述法定条件的证据，否则鉴定机构不能进行鉴定。（6）样本与送检检材在纸张的种类及颜色，墨水、油墨的色料及染料的主要成份是否相同属于“物质材料的鉴定”它不属于“文件技术鉴定”的范畴。所以，由于法定条件中样本与检材在保存环境的温度、湿度等方面是否相同，鉴定机构根本就没法进行分辨。结论就是，广东某司法鉴定所使用的鉴定样本不具备样本合法的资质，其无法保证样本的合法性。
其三、广东某司法鉴定所的鉴定不具有科学性，严重违背鉴定的基本要求。司法部《司法鉴定文书规范》第七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检验过程要载明：“写明鉴定的实施过程和科学依据，包括检材处理、鉴定程序、所用技术方法、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等内容。”但是，在该鉴定不仅没有对检材的纸张和墨水的成分进行客观分析，更没有考虑保存环境的影响。
1、检材1、2为蓝色复写字迹，检材3、4为印刷文字，鉴定机构采用的样本与检材1、2是否同种类复写纸，染料成分是否一致，二者的色泽是否相同？采用样本库中样本与检材3、4是否同种类打印机打印形成，碳粉成分是否一致，二者的色泽是否相同？
2、复写字迹在书写后，经过长时间的保存，受温度、湿度及氧化等影响，其染料成分、色泽均会发生变化，那鉴定机构采用自己的样本库样本，能否保证采用样本与检材两者间的保存条件是否一致？印刷文字经过长时间的保存，其字迹的墨粉会缺损，受温度、湿度及氧化等影响，其色泽、光泽感均会发生变化，那鉴定机构采用自己的样本库样本，能否保证采用样本与检材两者间的保存条件是否一致？
如果以上两个条件不能满足，则该鉴定机构使用色阶检验方法对检材、样本的色阶值比对，从而判断检材的形成时间，必定是会存在较大的误差，从而也会影响最后的鉴定意见。在文件形成时间的司法鉴定中，比对样本是鉴定结论科学公正的关键。如果比对样本选用不慎，鉴定结论就毫无用处。对文书形成时间鉴定，需要选择纸张、墨水、保存环境等方面与检材都相同的样本，否则，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就是站不住脚的，这是鉴定界的共识。正是充分认识到比对样本在文件形成时间鉴定的关键作用，最高人民法院法司（2008）12号明确规定：“由于检材与样本在纸张、墨水、油墨、保存环境等方面的不同都会对鉴定结果产生决定性影响，鉴定机构自备的样本不可能满足与送检材在纸张的种类及颜色，墨水、油墨的色料及染料的主要成份，保存环境的温度、湿度等方面相同。因此，不能使用鉴定机构的自各样本进行文件制成时间鉴定。”根据这一规定，任何鉴定机构，如果利用自备样本进行鉴定，其结论都是不足为凭的。本案中，送检单位未提供任何经过质证的比对样本，广东某司法鉴定所利用自备的年份相差10年以上的所谓比对样本得出结论，显然违背了最高院的禁止性规定。
其四、广东某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与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相矛盾，并且不具有明确性。在庭审过程中，深冶公司主张徐永增是为了提起诉讼而伪造证据；徐永增主张送检的文书l、2的落款时间分别就是1993年12月12日和13日，检材3、4的落款时间分别就是2001年11月1日和2004年2月18日。而鉴定意见的时间是2004年7、8月前后，即该鉴定结论是当事人双方都排除的时间（深冶公司是2008年5月第一次提起诉讼），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可能性，从这点上就已经说明该结论是完全错误的。并且该鉴定结论在用语上含糊其辞，不具有明确性，“2004年7月前后”和“2004年8月前后”是什么时间概念？“前”，前到什么时候？“后”，后到什么时候？
关于鉴定结论的明确性，司法部和最高人民法院是相通的，观点也是一致的。司法部《司法鉴定文书规范》第七条第一款第七项规定检验结果要：“写明对委托人提供的鉴定材料进行检验后得出的客观结果”。第八项是要求：“鉴定意见：应当明确、具体、规范，具有针对性和可适用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五项也因此要求司法审判人员对鉴定结论的明确性进行必要的审查，但广东某司法鉴定所的该项鉴定根本未达到以上要求。
其五、广东某司法鉴定所的鉴定结论不符合常理。假设送检的文书1、2、3、4的落款时间是鉴定意见上的时间，那么，徐永增何以取得深冶公司单位的财务专用章和行政印章？这显然是不合情理、极端荒谬的。
所以，广东某司法鉴定所在鉴定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违法、违规、违反科学精神的现象，以上任何一条理由都足以否定该项鉴定结论。作为鉴定人，徐国强、李笑千、关彦君应当了解最高院和司法部的相关规定，他们在明知违反相关规定的情况下，受理并出具该漏洞百出且已经足以证明完全错误鉴定意见，不是极其不负责任就是存在营私舞弊的情况，而且，72724元的鉴定费和出庭费就足以说明问题。
综上所述，徐永增请求二审法院高度重视鉴定机构在鉴定的过程中所使用的不合法的样本问题，以及样本和检材高度差异的问题，正确评判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意见在本案中的证明力，对本案作出公正的裁决。
被上诉人深冶公司答辩称，一、一审判决程序合法，查明事实清楚准确，判决结果合法合理，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徐永增于二审期间对深冶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提出异议，但并无充分证据证明该公司在起诉状中加盖的公章非公司公章，亦未申请对公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因此，对徐永增关于深冶公司起诉不是该公司真实意思表示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信。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一、徐永增提交的1993年12月12日、13日两份《收款收据》、2001年11月1日《关于深圳冶金技术发展公司与徐永增先生甲花园206栋802房产有关问题的说明》、2004年2月18日《书面解释》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如何认定；二、登记在徐永增名下的涉案房产是否实际为深冶公司所有。
关于争议焦点一，原审法院委托广东某司法鉴定所对徐永增提交的1993年12月12日、13日两份《收款收据》、2001年11月1日《关于深圳冶金技术发展公司与徐永增先生甲花园206栋802房产有关问题的说明》、2004年2月18日《书面解释》的文字及印章形成时间进行鉴定。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行政装备管理局2008年2月29日《关于对外委托文件制成时间鉴定有关事项的通知》（法司（2008）12号）的规定，鉴定过程中使用的检材与样本由于在纸张、墨水、油墨、保存环境等方面的不同都会对鉴定结果产生决定性影响，鉴定机构自备的样本不可能与送检检材在纸张的种类和颜色，墨水、油墨的色料及染料的主要成份，保存环境的温度、湿度等方面都相同，因此，不能使用鉴定机构的自备样本进行文件制成时间鉴定。本案中，广东某司法鉴定所使用了该鉴定机构的样本库样本，鉴定结论系采用最高人民法院明令禁止的方法作出，违反了法定程序，因此对该鉴定结论本院不予采信，亦不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深冶公司主张1993年12月12日、13日两份《收款收据》、2001年11月1日《关于深圳冶金技术发展公司与徐永增先生甲花园206栋802房产有关问题的说明》、2004年2月18日《书面解释》系虚假证据，但深冶公司不能提交有效证据推翻上述文书的真实性，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述文书系由徐永增伪造，本院认定1993年12月12日、13日两份《收款收据》、2001年11月1日《关于深圳冶金技术发展公司与徐永增先生甲花园206栋802房产有关问题的说明》、2004年2月18日《书面解释》真实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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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七条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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