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304民初7386号
原告深圳市某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街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032394D。
法定代表人何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惠勇，北京市炜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岑某，男，汉族，1968年8月19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被告王某，男，汉族，1975年10月25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冉秋林，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深圳市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991492。
法定代表人王某。
第三人仇某，男，汉族，1985年3月23日出生，住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
原告深圳市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诉被告岑某、被告王某，第三人深圳市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科技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惠勇，第三人某科技公司法定代表人暨被告王某，被告岑某、王某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冉秋林到庭参加诉讼。后本院依法追加仇元荣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再次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惠勇，第三人某科技公司法定代表人暨被告王某，被告岑某、王某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冉秋林，第三人仇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4年5月26日，原告某公司（受让方、乙方）与第三人某科技公司（转让方，甲方）签订《深圳市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转让某科技公司20%的股权给乙方，乙方支付70万元转让价款；受让方受让上述股权后，由新股东对原公司成立时订立的章程、协议等进行相应修改和完善，并办理变更登记手续。被告王某作为甲方法定代表人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名。合同签订后，原告某公司通过其法定代表人何某向被告岑某支付了70万元，被告岑某收到款项后未进行工商登记变更。由于第三人某科技公司无法转让自身的股权，《股权转让协议》中的权利义务应由第三人某科技公司的股东承担。被告王某系第三人某科技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知悉股权转让事宜，被告岑某系第三人沃邦科技公司的股东、股权转让价款的收款人，两被告应对股权转让价款的返还承担连带责任。据此，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岑某、被告王某立即向原告某公司归还股权转让款7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70万元为本金，自起诉之日起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暂计为5000元）；2、被告岑某、被告王某对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负担。后原告某公司变更诉讼请求，称，被告岑某系收款人，应作为第一被告承担清偿责任，被告王某作为合同签订人，应对被告岑某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被告岑某立即向原告某公司归还股权转让款7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70万元为本金，自起诉之日起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暂计为5000元）；第二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被告王某对被告岑某的上述债务向原告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两被告共同答辩称：1、本案合同当事人为原告某公司和第三人某科技公司，两被告不存在法定或约定的返还义务。2、原告某公司与第三人某科技公司签订的合同已由双方协商解除，其通过案外人何某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已变更为何某购买第三人某科技公司股权所支付的现金对价，原告某公司根本没有支付任何股权转让款给第三人某科技公司。3、两被告之间并不存在连带法律关系，既没有合同约定也没有法定依据，被告王某作为第三人某科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的行为本身是代表第三人某科技公司的公司行为，相关的法律后果应由第三人某科技公司承担。因此原告某公司要求两被告返还股权转让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港基电公司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某科技公司陈述意见称：与被告的答辩意见一致。
第三人仇某陈述意见称：被告岑学东确实收到了该笔款项，但我不清楚原被告之间是如何协商的，故两被告应否返还款项，我也不清楚。
经审理查明：第三人某科技公司原股东为被告岑某、被告王某和第三人仇某，出资比例分别为30%、30%和40%。2015年12月4日，第三人某科技公司的股东变更为案外人深圳某智能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智能公司）。
案外人某智能公司原名称深圳市某科技有限公司，于2015年10月21日变更为现名称。
2014年5月26日，原告某公司（受让方，乙方）与第三人某科技公司（转让方，甲方）签订《深圳市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主要条款约定甲方转让公司的20%股权给乙方。由甲方在本协议签署前办理或提供本次股权转让所需的公司股东同意本次股权转让的决议等文件。现甲方将公司20%的股权以7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乙方支付股权转让对价后即可获得股东身份。乙方按照本协议约定支付股权转让对价后立即依法办理公司股东、股权、章程修改等相关变更登记手续，甲方应给予积极协助或配合，变更登记所需费用由甲方承担。受让方受让上述股权后，由新股东会对原公司成立时订立的章程、协议等有关文件进行相应的修改和完善，并办理变更登记手续。股权转让后，受让方按其在公司股权比例享受股东权益并承担股东义务。
《股权转让协议（附件一）》显示：经股东仇某、王某、岑某讨论，一致同意吸收港基电公司作为公司新股东，将公司20%股份转让给某公司，变更后的股权比例如下：仇某出资55万元，注册变更后占注册资本的24.5%，岑某出资46万元，注册变更后占注册资本的20%，王某出资56万元，注册变更后占注册资本的25.5%，某公司出资70万元，注册变更后占注册资本的20%；上述均为货币出资；公司核心技术骨干人员以技术方式入股，占注册资本的10%，出资方式为核心技术。该附件的落款时间为2014年5月26日，全体股东签字处有何某、王某、岑某和仇某的签字。
原告同时提交了第三人某科技公司2014年5月26日的股东会决议，该股东会决议载明：同意增加新股东即原告某公司，同意将原股东仇某、王某、岑某三人所持有公司的股份分别按20%的比例转让给新股东某公司，原三位股东再各出让10%的股份建立公司原始股权池。各股东出资额、占股比例分别为：仇某出资55万元，占股比例24.5%，岑某出资46万元，占股比例20%，王某出资56万元，占股比例25.5%，某公司出资70万元，占股比例20%，公司核心技术骨干人员，以骨干技术出资，占股比例10%。被告岑某、王某，第三人仇某，案外人何某均在该决议上签名。原告某公司称何某是作为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名的。
2014年6月12日，案外人何某向被告岑某平安银行62×××04账户支付了70万元。
2016年5月6日，第三人某科技公司出具《证明》，称，被告岑某的上述账户用于第三人某科技公司收款和付款，2014年6月12日收到何某支付的70万元，2015年8月17日收到姚某支付的80万元，是公司按照相关股权转让协议收取的股权转让款。
据两被告提交的第三人某科技公司2015年6月10日的《股东会决议》显示，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增至1110万元，新增加注册资本110万元由新股东沈某认缴74.037万元，新股东姚某认缴36.963万元，其余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新股东沈某投资200万元，其中74.037万元计入公司实收资本，余下投资款125.963万元计入公司资本公积金，新股东姚某投资100万元，其中36.963万元计入公司实收资本，余下投资款63.037万元计入公司资本公积金。本次公司增资扩股以后，现股东出资情况如下：股东王某出资额300万元，占出资比例27%，股东仇某出资额400万元，占出资比例36%，股东岑某出资额300万元，占出资比例27%，股东沈某出资额74.037万元，占出资比例6.67%，股东姚某出资额36.963万元，占出资比例3.33%。被告岑某、王某，第三人仇某，案外人沈某、姚某均在该决议上签名。对于为何该决议上未将案外人何某列为股东，被告王某在庭审中称当时何某在工商登记上并不是公司的股东，出于对新股东沈某、姚某的公平考虑，在律师的建议下签署了该份股东会决议。
2015年6月10日，第三人某科技公司（甲方、转让方）与案外人何某（乙方、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将公司25.78%股权以现金及销售资源方式转让给乙方，其余条款与原告某公司和第三人某科技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一致。原告称协议中所指的销售资源是指深圳市为某科技有限公司（乙方，以下简称为某公司）的资源，对于现金部分的具体金额，原告某公司称该协议并未实际履行。两被告则主张原告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何某一开始想以公司的名义入股第三人某科技公司，后因案外人姚某、沈某等的加入，其又改为以个人的名义入股，其支付的70万元也就作为其个人的股权转让价款，原告某公司实际并未支付任何价款。
《股权转让协议（附件一）》显示：经股东仇某、王某、岑某讨论，一致同意吸收何某、沈某、姚某为公司新股东，变更后的股份比例情况如下：仇某注册变更后占注册资本的15.31%；岑某注册变更后占注册资本的11.79%；王某注册变更后占注册资本的28.12%；何某占注册资本的25.78%；沈某出资200万，占注册资本的6.67%，出资方式为货币资金；姚某出资1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33%，出资方式为货币资金；公司核心技术骨干人员以技术方式入股，占注册资本的9%，出资方式为核心技术。被告王某、岑某、第三人仇某、案外人何某、姚某和沈某均在该附件中签名。
2015年7月7日，第三人某科技公司（甲方）与案外人为某公司（乙方）签订《整体收购要约》，约定甲方拟对乙方进行整体收购，收购完成后，乙方以子公司名义保留名称及相关业务，收购价款为1000万元，于2015年10月30日前支付。
2015年8月8日，第三人仇某（甲方）与案外人戴某（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载明第三人某科技公司成立于2014年3月4日，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甲方占公司6%股权，甲方现将其占公司2.5%的股权以3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公司必须在2017年8月31日前完成新三板挂牌上市，如无法上市，则甲方退还乙方同等金额的股权转让款，并按年息8%支付利息。
2015年8月10日，被告岑某（甲方）与案外人高某（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占第三人某科技公司5.01%的股权，现将公司2.5%的股权以3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其余条款与第三人仇某和案外人戴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一致。
2015年10月12日，被告王某（乙方）与案外人何某（甲方）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书》，约定甲方合法持有沃邦科技公司45.31%的股权，甲方愿意委托乙方依法代持某科技公司11.18%的股权，并代为行使相关股东权利。原告某公司对该协议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据原告提交的第三人某科技公司2015年10月12日的股东会决议显示，会议议题为“某所有股东将同比例稀释20%的股份来完成并购为某的债转股”，决议如下：“按2015年7月7日，深圳市某科技有限公司与深圳某科技有限公司合并要约第九条的特别约定：某科技公司承诺1000万元的收购资金将在不迟于2015年10月30日前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何某，如超过支付期限15日内何某未收到甲方的款项，沃邦公司需以公司（在合同签署日的2015年7月01日估值为5000万元）总股份中的20%即作价1000万元无偿转让给乙方，此估值双方认可。从目前A轮融资的进度来看，沃邦无法在规定期限内将1000万并购款给到何某。现全体股东同意公司将按照协议以20%的股份来冲抵对为谱的1000万元负债，沃邦所有股东将同比例稀释20%的股份来完成并购为谱的债转股。本次公司股权调整后，现有股东出资情况如下：王某、仇某、岑某、何某、高某出资比例分别为48.34%、1.2%、2.66%、34.13%和2.3%，沈某、姚某、戴某、刘某出资比例分别为4.98%、2.49%、2.3%和1.6%。被告王某、第三人仇某、案外人高某、何某在该《股东会决议》中签字。
据两被告提交的《投票权授权委托书》显示，案外人姚某委托案外人何某代为行使第三人某科技公司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讨论并商议事项的表决权。该委托书载明前述日期为2015年10月22日，委托人持股数量或比例为3.11%。
2016年，案外人戴某向深圳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告王宁、被告岑某、第三人仇某连带向其退还股权转让款30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律师费。2017年7月11日，该委作出（2016）深仲裁字第1537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全数支持案外人戴某的股权转让价款300万元的返还主张并部分支持了利息和律师费的主张。原告某公司主张本案纠纷与该仲裁案件案情基本一致，应比照进行判决。
另查，2015年8月27日，案外人王某与案外人何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王某将其持有的案外人沃邦智能公司33.3%的股权以1元的价格转让给何某。
据两被告提交的案外人某智能公司2015年9月7日的《股东会决议》显示，会议内容为“关于公司股东转让股权的决议”，内容为“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股东王某将其占公司33.3%的股权以1元的价格转让给何某；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公司注册资本为50万元）。股权转让前各股东的出资额、出资比例如下：王某出资16.7万元，出资比例33.4%；岑某出资16.65万元，出资比例33.3%；王潇出资16.65万元，出资比例33.3%。股权转让后各股东的出资额、出资比例如下：王某出资16.7万元，出资比例33.4%，岑某出资16.65万元，出资比例33.3%，何某出资16.65万元，出资比例33.3%。
2015年8月31日，案外人某智能公司的股东发生变更，变更情况与某智能公司2015年9月7日的《股东会决议》一致。
两被告提交了两份案外人某智能公司2015年9月9日《股东会决议》（以下分别称《股东会决议（1）》和《股东会决议（2）》），两份《股东会决议》的会议内容均为公司注册资本由50万元增加到500万元。其中《股东会决议（1）》载明王某出资157.25万元，出资比例31.45%，仇某出资7.5万元，出资比例1.5%，岑某出资16.65万元，出资比例3.33%，何某出资236.9万元，出资比例47.38%，沈某出资31.15万元，出资比例6.23%，姚某出资15.55万元，出资比例3.11%，戴某出资12.5万元，出资比例2.5%，高某出资12.5万元，出资比例2.5%，刘某出资10万元，出资比例2%。《股东会决议（2）》除王某的出资金额变更为238.35万元，出资比例变更为47.67%，何某出资金额变更为155.8万元，出资比例变更为31.16%外，其余股东出资金额及出资比例与《股东会决议（1）》一致。被告王某主张当时某智能公司需要在新三板上市，必须保持实际控制人不变，故其代持了何某的部分股权。
据两被告提交的日期为2015年11月2日的《深圳某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关于收购深圳市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股东会决议》显示，某智能公司分别以1元的价格受让王某、岑某和仇某持有的沃邦科技公司的股权。王某、岑某和何某在该决议上签名。
2015年11月19日，案外人某智能公司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注册资本由50万元增加到500万元，股东由何某、王某、岑某变更为沈某、岑某、刘某、沈某、仇某、王某、高某、何某和戴某。
2015年12月4日，第三人某科技公司的股东由王某、岑某、仇某变更为某智能公司。
再查，2015年8月13日，第三人某科技公司与北京市某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签订《新三板专项法律顾问委托合同》，约定盈科所为某科技公司提供新三板上市的法律服务。两被告还提交了纪某的书面证言，纪某称其是盈科所的律师，也是某科技公司聘请的新三板专项法律顾问，在提供法律服务期间，提出了以下法律意见：某科技公司成立不满2年，不符合新三板挂牌的资质要求，需要将挂牌的主体由某科技公司变更为某智能公司，某科技公司的全部股东通过增资的方式同比例平移到某智能公司，由沃邦智能公司收购某科技公司，实现对其100%控股，而王某、岑某作为某智能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需要达到51%，由王某通过代持其他股东部分比例的方式实现。
庭审时，原告某公司称港基电公司或何某均未成为第三人某科技公司的股东，因某科技公司已被吊销营业执照，其也不可能成为公司的股东，故要求被告返还款项；何某在股东会决议等一系列文件中签字是为了上市需要。两被告称股权平移是项目律师的意见，通过该种方式，某科技公司也实际由某智能公司的股东所控制。第三人仇元荣则主张其有在相关的协议、决议上签名，但其基于对被告王宁的信任，没有认真考虑，签字过于草率。
以上事实，有工商登记信息、《深圳市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附件一）》、股东会决议、付款凭证、《证明》、《股权转让协议》、《整体收购要约》、《股权代持协议书》、《投票权授权委托书》、（2016）深仲裁字第1537号仲裁裁决书、《深圳某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关于收购深圳市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股东会决议》、《新三板专项法律顾问委托合同》、书面证言等证据及开庭笔录为证。
本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是原告某公司与第三人某科技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效力和履行情况。
关于合同效力。本院认为，第三人某科技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是股东设立的，公司本身并不持有自身股权，股权转让的主体只能是股东，因此，从形式上看，该《股权转让协议书》确有瑕疵，但是，从协议书的附件以及相关的股东会决议来看，第三人某科技公司的全体股东对对外转让股权达成一致，并明确了各股东的转让份额，故该《股权转让协议书》应认定为有效。
关于合同的履行。本院认为，原告某公司与第三人某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已被原告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何某与第三人某科技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所替代，而何某也获得股东身份，参与了公司的经营，行使了股东权利，原告某公司主张返还股权转让价款缺乏依据。理由如下：1、2014年5月26日的股东会决议中记载原告某公司作为新股东入股，该决议中有何某的签名，原告某公司主张何某是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签名的，而在2015年6月10日何某与第三人某科技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后，此后的股东会决议中均记载何某为股东，而原告某公司则不再是股东，何某在该等股东会决议中签名，其作为原告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从未就此提出过异议，与常理不符。2、第三人某科技公司与何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载明了何某取得25.7%股权的对价是“现金和销售资源”，从该表述来看，对价包括了现金和销售资源，原告某公司称该销售资源指的是某公司的资源，对于现金的金额是多少，其又称该协议没有实际履行，这显然存在逻辑上的矛盾之处。3、如果第三人某科技公司与何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没有实际履行，其在没有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的情况下，不可能获得股东身份，也不可能出席股东会并参与表决，这与何某以股东身份签署股东会决议的事实存在矛盾，本院不予采信。4、从第三人某科技公司和案外人某智能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中所记载的股东及持股比例以及第三人某科技公司于2015年12月4日的工商登记信息变更情况来看，两被告关于各股东通过增资的方式将股权转移至案外人沃邦智能公司，再由案外人某智能公司100%控股第三人某科技公司，从而实现对第三人某科技公司的实际控制的主张更符合事实，本院对此予以采信。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由此可见，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仅产生对外的公示效力，并不影响股东权利的行使，原告某公司仅以未进行工商变更登记为由主张返还股权转让价款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戴某仲裁案件中所涉的《股权转让书》为对赌协议，明确约定了回购的条件，本案与戴某仲裁案并不相同，没有约定股权转让价款的回购条件，对原告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深圳市某贸易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0850元，保全费4020元（均已由原告预交），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应在收到交费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向该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预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曾 雅 斯
人民陪审员 戴 京 鸣
人民陪审员 井 梅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日
书 记 员 曾鸣（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