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粤高法审监民提字第76号
抗诉机关：广东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原申请再审人）：杜珺，女，汉族，住广州市天河区。
委托代理人：潘雯津、罗杨，广东沁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被申请人）：广东永康药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郁南县。
法定代表人：唐志强，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关健，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广东省药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
法定代表人：向卓文，副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春平，广东广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赖丽丹，广东广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一审被告：广州天仁药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
法定代表人：黄立明，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余钊杰，男，1972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江汉区馨苑里*号*楼*号。
杜珺因与广东永康药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永康药业公司）及广东省药材公司（下称：省药材公司）、广州市天仁药业有限公司（下称：天仁药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抗诉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8月3日作出（2012）穗中法审监民再字第52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2012年12月22日，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作出粤检民抗字（2012）388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3年2月22日作出（2013）粤高法审监民抗字第45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指派刘洁惠、邱正文出庭履行职务。杜珺的委托代理人潘雯津、罗杨，永康药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关键，省药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春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0年7月13日，永康药业公司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杜珺向永康药业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1598166元及其从2006年9月29日起至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省药材公司对杜珺应付的1252566元及其从2006年9月29日起至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天仁药业公司对杜珺应付的345600元及其从2006年9月29日起至付全部款项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杜珺、省药材公司、天仁药业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杜珺辩称，本案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永康药业公司最后一次供货日期是2003年，此后从未向杜珺主张过任何权利，因此，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而且，永康药业公司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杜珺是其主张的买卖合同关系中的买方，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送货单所记载的物品的单价以及具体的产品。因此，永康药业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省药材公司辩称，我公司与本案债务无关，永康药业公司对其公司的诉讼请求没有合法依据，本案债务人应为杜珺。其公司与永康药业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从未向永康药业公司订购过案涉货物，从未签收和收取过永康药业公司交付的任何案涉货物，也从未与永康药业公司进行过任何货款结算及以债务人的身份或名义向永康药业公司清偿过任何案涉货款。本案债务人应为杜珺，永康药业公司的起诉请求早已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依法应予驳回。
天仁药业公司辩称，一、其与永康药业公司并未签署买卖合同、并无买卖关系也并未签收其货物。永康药业公司要求其公司对杜珺应付的345600元及其从2006年9月29日起至付清款项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不成立。永康药业公司诉讼时效限届满已久，其早已丧失胜诉权。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2002年12月20日，永康药业公司与杜珺就永康药业公司授权杜珺经销“荣康”新鱼腥草素纳注射液的有关事项签订一份《销售代理合同》，约定：“...（二）合同内容：1、代理产品名称：“荣康”新鱼腥草素纳注射液；2、规格与含量：2ml：4mg／5支5ml：10mg／2支；3、销售范围：广东珠三角洲地区；4、供货价格：2ml供货价2.4元／支，批价25.48元／支；5ml供货价6.00元／支，批价59.39元／支。厂部提供发票，货到90天付清所有款项。5、乙方（杜珺）每月营业额不得低于125000支，如连续三个月未完成营业额的80%，甲方（永康药业公司）有权终止合同。...（五）附则...2、有效期：2002年12月21日起至2004年12月20日止，期满后，同等条件下杜珺有优先续约权。”永康药业公司主张其与杜珺存在购销合同关系，该合同上载明了货物的单价，该司将货物销售给杜珺后，由杜珺销售给其他的公司。杜珺主张该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其只是介绍客户给永康药业公司，并没有参与销售。永康药业公司及杜珺均确认双方之前没有签订过书面合同，至今也未进行过结算。永康药业公司主张杜珺、省药材公司、天仁药业公司在2000年7月19日至2001年12月20日共15次收取永康药业公司价值1307045.5元的货物；2002年1月15日至2003年1月16日共11次收取永康药业公司价值1592046元的货物，杜珺、省药材公司、天仁药业公司共付款1300925.5元。对此，永康药业公司提交了：证据一、2000年7月19日林志兴出具的收取永康药业公司“荣康”新鱼腥草素注射液2MLx5支12件的收条。证据二、永康药业公司的出库凭单、车队送货单，其中：1、首次送货日期为2000年7月20日，最后一次送货日期为2003年1月18日；2、上述单据上只记载了产品名称和数量，没有单价或货物金额，其中以省药材公司名义送货的有2000年7月20日、10月14日、2001年6月19日、9月5日、9月13日、10月19日、11月6日、11月14日、12月21日、2002年1月15日、4月29日、5月16日、7月11日、7月17日、8月24日共15单；以杜珺名义送货的有2001年3月26日、2002年11月26日、2003年1月16日共3单；以天仁药业公司名义送货的有2002年9月7日共1单。3、上述单据中2000年7月20日的收货人为林志兴，2001年11月6日、12月21日的收货人无法辨认，2002年8月24日的收货人为张应刚，其余的收货人均为杜珺。证据三、林北桂出具的证言，称其于2001年12月21日、2002年7月17日、2002年11月5日送的货是送给杜珺的。证人林北桂未出庭作证。证据四、银行进账单、银行贷方补充报单、收据、付款明细表，其中显示：以省药材公司名义支付562876元（其中69600元是由杜珺支付给永康药业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李湛明，170200元是用省药材公司开出的汇票支付、150000元由省药材公司市场经营部支付、113076元由省药材公司支付）、以天仁药业公司名义支付279600元（该款是从李湛明的存折转入永康药业公司账户）、以广东大翔药业有限公司名义支付458449.5元。证据五、增值税发票。
经质证，杜珺对证据一至证据三均有异议，认为上述单据中的收货单位并非杜珺，也未列明单价，上述证据不能证实永康药业公司与其存在买卖关系；对证据四、证据五均有异议，认为与其无关。省药材公司对上述证据均有异议，认为：证据一收条中的林志兴并非该司的员工或代理人；证据二所有送货单上均无该司或该司委派的人签收；证据三也证实永康药业公司的货物是交给杜珺的，故不能证明该司曾收取过永康药业公司的货物；证据四不能证明该公司就是真正的付款人，即使该公司有向永康药业公司付款也可能是基于代付或其他原因；证据五与本案无关。天仁药业公司对上述证据均有异议，认为：证据一、二上均无该公司员工的签收，不能证实与该公司有关；证据四中显示是该公司付款的凭证是由现金存入而非由该公司的账号转入，故与该公司无关：证据五与本案无关。
杜珺主张其与永康药业公司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永康药业公司与其所介绍的客户约定的付款方式是货到90天付款。对此，提交了伍国钊、吴昌奕律师向李堪明所作的询问笔录，李湛明陈述其于1999年至2004年7月份期间在永康药业公司处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同时是永康药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2000年到2003年期间，永康药业公司曾在杜珺的介绍和引荐下，和省药材公司、天仁药业等一些广州的客户发生过数批荣康新鱼腥草素纳注射液等药品的交易；永康药业公司和这些杜珺介绍的客户口头约定付款方式是货到90天内全部付清；其在职期间这些客户的货款均已基本结清；在永康药业公司与这些客户交易送货时，虽然杜珺没有委托，也不是订货单位的员工，但由于她介绍了一些业务，人也不错，永康药业公司比较信任她，所以一般都会同意让她代签；对于2002年的代理协议主要是当时杜珺介绍的广州客户担心永康药业公司卖药给广州其他同行影响他们的销售，为了稳定市场价格，就让共同介绍人杜珺和永康药业公司签订了这份协议，意思是永康药业公司不能卖货给杜珺介绍以外的客户，但这份协议后来没有履行，永康药业公司都是直接和省药材公司等交易，也有继续卖货给其他客户。经质证，永康药业公司对该证据有异议，认为李湛明未出庭作证，且李湛明因商业受贿和侵占公司财产被判处刑罚，故李湛明与永康药业公司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足为信。省药材公司对此有异议，认为李湛明未出庭作证。天仁药业公司对此有异议。
2006年9月29日，永康药业公司向郁南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杜珺支付拖欠的货款744169.5元，该院于2007年3月13日作出（2006）郁法民初字第834号民事判决如下：杜珺支付给永康药业公司货款744169.5元及自2006年9月29日起的利息。在该案的执行过程中，杜珺向云浮市人民检察院申诉，云浮市人民检察院向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2010年11月18日，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9）云中法民提字第2号民事裁定，认定：省药材公司是该案所涉货款的债务人，杜珺的个人签名，只是证明其是货物的代收人；郁南县人民法院对该案没有管辖权。该院裁定：一、撤销郁南县人民法院（2006）郁法民初字第834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郁南县人民法院重审。郁南县人民法院将该案移送至一审法院。2010年6月10日，永康药业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撤诉，原审法院于2010年6月12日作出（2010）天法民二初字第821号民事裁定：准许永康药业公司撤回起诉。
2006年9月29日，永康药业公司向郁南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杜珺支付拖欠的货款853996.5元，该院于2007年3月13日作出（2006）郁法民初字第836号民事判决如下：杜珺支付给永康药业公司货款853996.5元及自2006年9月29日起的利息。在该案的执行过程中，杜珺向云浮市人民检察院申诉，云浮市人民检察院向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2009年9月1日，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9）云中法民提字第l号民事裁定认定：省药材公司和天仁药业公司是该案所涉货款的债务人，杜珺的个人签名，只是证明其是货物的代收人；郁南县人民法院对该案没有管辖权。该院裁定：一、撤销郁南县人民法院（2006）郁法民初字第836号民事判决；二、该案发回郁南县人民法院重审。2009年12月8日，郁南县人民法院作出；（2010）郁法民重字第1号民事裁定：对永康药业公司的起诉，该院不子受理。
永康药业公司主张其依据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上述两份裁定所作的认定要求省药材公司和天仁药业公司承担相应的责任。省药材公司主张其与永康药业公司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亦未收到过永康药业公司交付的货物。对此，提交了：证据一、（2009）云中法民再字第1号案的开庭笔录，在该案庭审时永康药业公司认为以广东大翔药业有限公司名义支付458449.5元是杜珺支付，只是由于杜珺没有药品经营资格，在杜珺付款后应其要求出票给广东大翔药业有限公司。杜珺确认该款项是对应永康药业公司提交的送货单，但认为该款项是广东大翔药业有限公司支付的。杜珺认为在与永康药业公司有生意往来期间，一直都只是介绍人，只因当时药材公司等三家企业与永康药业公司发生市场范围纠纷，其迫于压力与永康药业公司于2002年12月20日签订合同。证据二、（2009）云中法民再字第2号的开庭笔录，在该案庭审时永康药业公司认为该司将药送到南药门市部是根据杜珺的要求所送，林志兴也是杜珺派来的签收货物的人，在杜珺支付货款后，该公司就写回收据给杜珺，但发票不写杜珺，是因为她规避没有药品经营资质。杜珺不是代收货物，而是自己的货物自己签收。杜珺认为其只是受省药材公司委托才代签收货物。证据三、永康药业公司的律师于2009年6月24日发给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函，称：该司从2000年开始与杜珺发生业务来往，在2002年12月20日以前均是口头约定交货的数量和单价，没有签订书面合同。经质证，永康药业公司及杜珺、天仁药业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第一个焦点是：与永康药业公司存在买卖关系的主体是谁。永康药业公司主张其与杜珺存在买卖关系，杜珺对此予以否认，主张其只是中介，与永康药业公司存在买卖关系的是省药材公司和天仁药业。省药材公司和天仁药业公司对此予以否认。首先，永康药业公司提供的送货单中所记载的货物签收人绝大部分均为杜珺；而永康药业公司亦认为其余货物的签收人林志兴或张应刚也是杜珺派来的人，该公司是应杜珺的要求填写送货单位；且永康药业公司提供的送货单中无一张上加盖有省药材公司或天仁药业公司的印章。现杜珺主张其只是代省药材公司或天仁药业公司签收货物，但对此未能提供诸如合同、授权委托书等证据予以证实，不能证实其是代签。其次，本案中，在永康药业公司所主张的交易的发生期间，即2000年7月19日至2003年1月18日，永康药业公司与省药材公司和天仁药业公司均未签订过买卖合同。另一方面，永康药业公司只在2002年12月20日与杜珺签订过一份《销售代理合同》。从该合同的内容来看，既约定有货物的具体规格和单价，也有关于杜珺作为付款义务方的内容，故该合同实质上为永康药业公司与杜珺之间的买卖合同。第三、永康药业公司提供的银行进账单、银行贷方补充报单、收据中虽然有省药材公司和天仁药业公司的付款情况。但是，首先，上述付款有以杜珺的名义支付款项的，并非全部以省药材公司或天仁药业公司的名义支付。其次，以天仁药业公司名义支付的款项仅有一笔，且是以现金形式从永康药业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李湛明的存折转入，并非直接从天仁药业公司名下的账户支付。仅凭该证据不足以证实永康药业公司与天仁药业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再次，对于以省药材公司名义支付款项的情况，这只能证实省药材公司曾有向永康药业公司付款的行为，不能直接证实该付款行为确与本案有关。况且，永康药业公司亦确认本案所涉的送货单及发票是应杜珺的要求开具，相应的发票也是直接交付给了杜珺。也就是说，永康药业公司自认与其发生买卖行为的是杜珺而非省药材公司和天仁药业公司。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与永康药业公司存在买卖关系的主体是杜珺，而非省药材公司和天仁药业公司。永康药业公司要求省药材公司和天仁药业公司承担相应的付款义务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对于永康药业公司与杜珺所签订的《销售代理合同》的效力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无《药品经营许可证》的，不得经营药品”。杜珺在无《药品经营许可证》，不具备药品经营资质的情况下，与永康药业公司签订的《销售代理合同》明显违反上述法律规定，应属无效。
本案争议的第二个焦点是：永康药业公司的诉讼请求有无超过诉讼时效。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如前所述，在2002年12月20日之前（永康药业公司与杜珺签订《销售代理合同》之前），永康药业公司与杜珺之间就付款时间并无明确书面约定，且根据永康药业公司提供送货单和银行进账单、银行贷方补充报单、收据等证据显示的付款情况亦无法显示双方有确定的交易习惯。故依据《合同法》的上述规定，杜珺作为买受人应当在收到货物的同时付款。其次，即使永康药业公司与杜珺2002年12月20日签订的《销售代理合同》无效，但是对于无效合同产生债务的诉讼时效问题，在一方当事人履行合同义务后，因对方没有履行合同义务，而请求对方履行合同义务的，诉讼时效应从合同约定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计算。就本案而言，永康药业公司要求杜珺履行付款义务的诉讼时效应自《销售代理合同》约定的“货到90天付清所有款项”起算。综上，对于永康药业公司在2002年12月20日之前交付的货物，货款应在送货同时付款；对于在此之后交付的货物，货款应在送货后90天付清。本案中，永康药业公司最后一次送货是在2003年1月18日，故货款至迟应在2003年4月18日支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如前所述，永康药业公司最迟在2003年4月18日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但永康药业公司首次向杜珺主张权利的时间是在2006年9月29日，已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现永康药业公司亦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存在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故杜珺主张永康药业公司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有理，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0）天法民二初字第1500号民事判决：驳回广东永康药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790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广东永康药业有限公司负担。
永康药业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永康药业公司对一审判决认定交易是由永康药业公司、杜珺之间进行且无效，与省药材公司、天仁药业公司无关这一认定没有异议，但一审判决认定永康药业公司的起诉已过诉讼时效是错误的，一审判决以《销售代理合同》付款时间的约定认定永康药业公司的起诉行为已过诉讼时效，是错误的；一审判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作为依据认定永康药业公司起诉己过诉讼时效，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接照永康药业公司、杜珺之间的交易习惯可以确定杜珺的支付时间为永康药业公司可以随时要求支付，杜珺也可以随时支付。据此，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改判为：（1）杜珺立即向永康药业公司支付贷款人民币1598166元及其从2006年9月29日起至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杜珺承担本案的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
杜珺口头答辩称，不同意一审判决关于杜珺是实际买货人的认定，同意一审关于超过诉讼时效的认定。
省药材公司口头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
天仁药业公司口头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对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查明本案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永康药业公司在一审时提交的由杜珺签名的送货单，杜珺的委托代理人表示不能确认是杜珺本人的真实签名，但没有提交证据证实送货单上不是杜珺本人的签名。杜珺在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09）云中法民再字第l号及（2009）云中法民提字第2号案庭审时确认签收过永康药业公司的货物，但表示是代收行为。
2000年10月14日至2002年11月26日期间，永康药业公司交付给杜珺的药品在送货单中没有约定单价，具体交易情况如下：
l、2000年10月14日交付2m1x100盒荣康新鱼腥草素钠注射液217件共21700盒。
2、2001年3月26日交付2m1x100盒荣康新鱼腥草素钠注射液94件共9400盒。
3、2001年6月19日交付2m1x100盒荣康新鱼腥草素钠注射液200件共20000盒。
4、2001年9月5日交付2m1x100盒荣康新鱼腥草素钠注射液140件共14000盒。
5、2001年9月13日交付5%250m1x30瓶葡萄糖80件共2400瓶，10%250mlx30瓶葡萄糖100件共3000瓶，250mlx30瓶葡萄糖氧化钠25件共750瓶。
6、2001年10月19日交付5%250m1x30瓶葡萄糖300件共9000瓶；10%250m1x30瓶葡萄糖150件共4500瓶；5%100m1x100瓶葡萄糖80件共8000瓶；100m1x100瓶葡萄糖氧化钠80件共8000瓶。
7、2001年11月14日交付2mlx100盒荣康新鱼腥草素钠注射液351共35100盒。
8、2002年1月15日交付250mlx30瓶葡萄糖氧化钠70件共2100瓶；10%100mlx100瓶葡萄糖30件共3000瓶。
9、2002年4月29日交付2mlxl00盒荣康新鱼腥草素钠注射液50件共5000盒。
10、2002年5月16日交付2mlx100盒荣康新鱼腥草素钠注射液110件共11000盒。
11、2002年7月11日交付2mlxl00盒荣康新鱼腥草素钠注射液102件共10200盒。
12、2002年7月17日交付2mlx100盒荣康十二乙酰针131件共13100盒，永康药业公司认为交付的药品是荣康新鱼腥草素钠注射液。
13、2002年9月7日交付2mlx100盒荣康288件共28800盒。永康药业公司认为交付的药品是荣康新鱼腥草素钠注射液。
14、2002年11月26日交付2mlx400盒荣康新鱼腥草素钠注射液24件共9600盒；5mlx400盒荣康新鱼腥草素钠注射液10件共4000盒。
综上，永康药业公司在以上14笔交易中共交付给杜珺2mlx100盒荣康新鱼腥草素钠注射液共l36000盒；5ml荣康新鱼腥草素4000盒；5%250ml葡萄糖共111400瓶；10%250ml葡萄糖共7500瓶，250ml葡萄糖氯化钠共2850瓶；5%100ml葡萄糖共8000瓶；100ml葡萄糖氯化钠共8000瓶；10%100ml葡萄糖共3000瓶；荣康十二乙酰针131件共13100盒；“荣康”28800盒。
对于2m1荣康新鱼腥草素钠注射液每盒的单价，永康药业公司提供了其于2001年7月4日、7月27日、12月25日分别开具给广东圣济医药有限公司、广东健泽医药有限公司、省药材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证实该公司出售给其他商户2m1荣康新鱼腥草素钠注射液每盒含税单价为2l.5元或43.5元。2002年3月12日、10月23日开具给肇庆市药材公司、大连美罗集团有限公司的增值税发票，证实该公司出售给其他商户2ml荣康新鱼腥草素钠注射液每盒含税单价为21元或14.21元。永康药业公司在本案诉讼中要求2ml荣康新鱼腥草素钠注射液按照每盒单价12元计算杜珺应当支付的货款。
对于5m1荣康新鱼腥草素钠注射液每盒的单价，永康药业公司提交了2003年6月25日至2004年4月分别开具给其他商户的增值税发票以及2002年12月20日永康药业公司与杜珺签订的《销售代理合同》，《销售代理合同》约定5ml荣康新鱼腥草素钠注射液每盒的单价为12元。永康药业公司在本案诉讼中要求5ml荣康新鱼腥草素钠注射液按照每盒单价12元计算杜珺应当支付的货款。
对于5%250m1葡萄糖、10%250m1葡萄糖、5%100ml葡萄糖、10%100ml葡萄糖每瓶的单价，永康药业公司提供了其于2001年7月6日至2002年1月24日之间分别开具给广东省云安县红十字会药站、江门市奥华医药有限公司、省药材公司、阳春市医药物资供应公司、广西藤县医药公司、佛山市禅康药品销售有限公司等商户的增值税发票，证实5%250m1葡萄糖每瓶的销售单价在1.27元以上；10%250m1葡萄糖每瓶单价为1.27元以上；5%100m1和10%100m1葡萄糖每瓶的单价为0.92元以上。永康药业公司在本案诉讼中要求5%250m1和10%250m1葡萄糖每瓶的单价按照1.26元计算；5%100m1和10%100m1葡萄糖每瓶的单价按照l元计算。
对于250m1以及100m1氧化钠每瓶的单价，永康药业公司提供了其于2001年7月26日、2002年1月24日开具给江门市奥华医药有限公司、佛山市禅康药品销售有限公司等商户的增值税发票，证实每瓶250m1氧化钠的单价为1.33元：每瓶100m1氯化钠的单价为0.95元左右。永康药业公司在本案诉讼中要求每瓶250m1氧化钠的单价按照1.26元计算；每瓶100m1氧化钠的单价按照l元计算。
再查明，永康药业公司确认收到杜珺的货款共1300925.5元，对此，杜珺的代理人表示对付款情况不清楚，但认为根据永康药业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李湛明的陈述，杜珺已付清全部款项。
李湛明在担任永康药业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期间，因犯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挪用资金罪被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06）云中法刑终字第7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一）一审判决认定与永康药业公司存在买卖关系的主体是杜珺，而非省药材公司和天仁药业公司的事实清楚，理由充分，永康药业公司在上诉时对此亦没有提出异议，二审予以确认。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无《药品经营许可证》的，不得经营药品”。杜珺在无《药品经营许可证》，不具备药品经营资质的情况下，与永康药业公司在2000年10月14日至2002年11月26日期间发生的买卖合同关系以及双方于002年12月20日签订的《销售代理合同》明显违反上述法律规定，应属无效。杜珺在本案二审审理期间抗辨认为永康药业公司没有证据证明杜珺收取药品后用于销售，由此认为上述合同并不当然无效。对此，二审认为，杜珺基于上述合同收取了大量药品，况且，永康药业公司与杜珺签订的《销售代理合同》也明确杜珺收取货物是以销售为目的，在本案审理时，没有证据显示杜珺收取的大量药品不是用于经营，因此，杜珺认为上述合同并不当然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依据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杜珺依据本案无效合同取得的药品，由于时间较长，已不具备退还的条件，故应当采用折价补偿的方式由杜珺支付相应的对价给永康药业公司。
（三）关于永康药业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永康药业公司与杜珺在2000年10月14日至2002年11月26日期间发生的买卖合同关系，并没有约定履行期限，依据交易习惯亦无法确定履行期限。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永康药业公司在2006年9月29日直接向郁南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杜珺支付货款，依据上述规定，永康药业公司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仅是规定了在买卖合同中对买受人支付价款的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情况下，确定买受人履行付款义务的时间，并非确定买受人履行义务的期限，不能认定为诉讼时效的起算依据。一审判决认定永康药业公司对上述货款提起诉讼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依据不充分，予以纠正。
永康药业公司与杜珺于2002年12月20日签订《销售代理合同》，约定的“货到”90天付清所有款项”，该合同对付款期限的约定是明确的。永康药业公司在2003年1月18日交付给杜珺的货物，货款至迟应在2003年4月18日支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永康药业公司最迟在2003年4月18日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但永康药业公司在2006年9月29日才首次向杜珺主张权利，已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一审对此笔货款认定永康药业公司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是正确的。
（四）关于永康药业公司交付给杜珺的货物认定问题。永康药业公司请求杜珺支付该公司在2000年7月20日、10月14日、2001年3月26日、6月19日、9月5日、9月13日、10月19日、11月6日、11月14日、12月21日、2002年1月15日、4月29日、5月16日、7月11日、7月17日、8月24日、2002年9月7日、11月26日、2003年1月16日交付给杜珺的19笔药品的货款。上述单据中除2000年7月20日的单据上收货人为林志兴、2001年11月6日、12月21日的单据上收货人无法辨认、2002年8月24日的单据上收货人为张应刚外，其余单据上收货人均为杜珺。永康药业公司在本案二审期间表示2000年7月20日、2001年11月6日、12月21日、2002年8月24日交付的药品虽不是杜珺亲自签收，但均是根据杜珺的授权送货或交给杜珺授权收货的人员。由于永康药业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将上述四笔货物交付给杜珺，杜珺亦不认可收取了上述四笔货物，故永康药业公司要求杜珺支付上述四笔药品的货款的依据不充分，不予采纳。2003年1月16日交付的药品因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故永康药业公司要求杜珺支付该笔货款的理由也依法无据。其他14笔货物杜珺收取后，应当支付相应的货款给永康药业公司，永康药业公司要求杜珺支付该14笔交易的货款依法有据，予以支持。
关于货物的品名的认定问题。永康药业公司提供的部分送货单上注明的药品的名称不规范。（1）品名标为“2m1x100盒荣康新素针”、“鱼腥草针”的药品，永康药业公司解释上述药品是2mlx100盒荣康新鱼腥草素钠注射液，“荣康新素针”、“鱼腥草针”实际为“荣康新鱼腥草素钠注射液”的简写。杜珺对此不确认，但没有作合理解释。二审认为，“荣康新素针”、“鱼腥草针”虽为简写，但包含了“荣康新鱼腥草素钠注射液”的关键字，永康药业公司的解释符合常理，予以采信。（2）品名为“2mlx100盒荣康十二乙酰针”的药品，永康药业公司认为根据国家药品标准新鱼腥草素钠的药品成分是十二酰乙醛的亚硫酸氢钠加成物，由此认为上述药品实际上是荣康新鱼腥草素钠注射液，杜珺对此不予确认，但在二审规定的期限内杜珺对药品的实际名称又没有做出合理解释，而永康药业公司的解释又符合常理，据此，二审只能按照永康药业公司的陈述认定。（3）2002年交付的药品送货单上注明“2m1x100盒荣康288件”，永康药业公司认为“荣康”是新鱼腥草素钠注射液的商标、因此认为上述药品即新鱼腥草素钠注射液，杜珺亦不予确认，但在规定的期限内对药品的实际名称没有作出合理说明。二审认为，从永康药业公司交付给杜珺的新鱼腥草素纳注射液可见，新鱼腥草素钠注射液的商标均为“荣康”，且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均有简写药品名称的习惯，杜珺对该药品名称无法做出合理解释，而永康药业公司的解释符合常理，据此，二审对永康药业公司的陈述予以采信。（4）送货单注明的“5%250m1糖”、“10%250m1糖”、“250ml钠”、“5%100m1糖”、“100m1钠”、“10%100m1糖”等药品，永康药业公司表示送货单上注明的“糖”、“钠”是指“葡萄糖”、“葡萄糖氯化钠”杜珺对该药品的名称不确认，但又无法说明具体是何药物。二审认为，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均有简写药品名称的习惯，送货单上简写的品名包含了药品实际名称的关键字，而永康药业公司的解释符合常理，予以确认。
（五）关于药品的价格认定问题。永康药业公司交付给杜珺药品的送货单上均没有注明药品的价格。永康药业公司认为可参照该公司同期供应给其他商户同类药品的价格计算，对此，永康药业公司提供了该公司同期供应给其他商户同类药品的发票予以证实。杜珺对永康药业公司提供的发票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因不同级别的采购商的购货价格不相同，永康药业公司提出的供货给其他商户的价格与供货给杜珺的价格没有可比性，但又表示不清楚其向永康药业公司所购买的药品的价格应当如何计算。据此，二审认为，由于在永康药业公司与杜珺的交易过程中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对药品的交易价格进行了明确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可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现永康药业公司提供了同期供应给其他商户同类药品的价格的相关证据，在杜珺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对交易的价格有约定的情况下，可参照永康药业公司提供给其他商户的同期同类药品价格认定双方的交易价格。由于永康药业公司同期提供给其他商户同类药品的价格不一致，可参照永康药业公司同期提供给其他商户同类药品的最低价并结合永康药业公司的诉求确定价格。永康药业公司提交的销售给其他商户的5ml荣康新鱼腥草素钠注射液的增值税发票并非本案交易发生时的支票，不能作为本案认定的依据。可参照同期永康药业公司与杜珺签订的《销售代理合同》中约定的5ml荣康新鱼腥草素钠注射液的单价计算。因此，根据查明的事实，2mlx100盒荣康新鱼腥草素针每盒的单价为12元，永康药业公司交付了177900盒，货款应为2134800元；5ml荣康新鱼腥草素针每盒单价为12元，共交付4000盒，货款应为48000元；5%250ml葡萄糖每瓶单价为1.26元，共11400瓶，货款应为14364元；1O%250ml葡萄糖每瓶单价为1.26元，共7500瓶，货款应为9450元；250ml葡萄糖氯化钠每瓶单价为1.26元，共2850瓶，货款应为3591元；5%100m1葡萄糖每瓶单价为0.92元，共8000瓶，货款应为7360元；100m1葡萄糖氯化钠每瓶单价为0.95元，共8000瓶，货款应为7600元；10%100m1葡萄糖每瓶单价为0.92元，共3000瓶，货款应为2760元。以上杜珺应当支付的货款共为2227925元。扣减杜珺己支付的货款1300925.5元，杜珺实际仍应支付永康药业公司货款926999.5元。杜珺在二审期间抗辨认为根据李湛明的证言可证实杜珺已全部付清货款问题。二审认为，李湛明在担任永康药业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期间，因犯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挪用资金罪被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其与永康药业公司有利害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李湛明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由于杜珺没有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已付清所有货款，因此，杜珺认为已付清全部货款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六）关于利息计算问题。由于永康药业公司与杜珺没有就付款时间和利息进行约定，永康药业公司主张从2006年9月29日其向郁南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杜珺支付本案项下的货款时开始计付利息依法有据，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予以纠正。永康药业公司的上诉理由部分有理，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911年8月30日作出（2011）穗中法民二终字第529好难民事判决：一、撤销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0）天法民二初字第1500号民事判决；二、杜珺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一个月内支付货款926999.5元给广东永康药业有限公司，并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从2006年9月29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的利息。三、驳回广东永康药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279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以及二审案件受理费22790元由杜珺负担。
杜珺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称，从送货单上写的收货人是省药材公司和天仁药业公司、省药材公司和天仁药业公司向永康药业公司支付货款、永康药业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的事实，可证明与永康药业公司存在买卖关系，买卖关系的主体是省药材公司和天仁药业公司，杜珺仅是从事中介服务，为永康药业公司和省药材公司等销售药品牵线搭桥，原永康药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大股东李湛明也证明杜珺仅是中介人；永康药业公司的起诉已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依法应驳回永康药业公司的起诉。请求：1、撤销二审判决；2、确认杜珺不是本案买卖关系的主体；3、确认永康药业公司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4、诉讼费用由永康药业公司承担。
永康药业公司辩称，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杜珺的再审申请没有依据，应予驳回。
省药材公司表示同意一、二审判决。
天仁药业公司表示同意一、二审判决。
本院于2011年11月15日作出（2011）粤高法民一申字第2226号民事裁定，指令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查明，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属实，再审予以确认。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是：杜珺与永康药业公司是否存在买卖关系？永康药业公司主张其与杜珺存在买卖关系，杜珺主张其只是中介人，买卖关系主体是省药材公司和天仁药业公司，省药材公司和天仁药业公司予以否认。首先，本案发生交易在2000年7月19日至2003年1月18日期间，没有证据证明永康药业公司与省药材公司和天仁药业公司签订过书面买卖合同；而永康药业公司与杜珺在2002年12月20日签订的《销售代理合同》中，约定了货物的具体规格和单价、付款期限等内容，足以说明永康药业公司与杜珺在交易期间内存在买卖关系。其次，永康药业公司提供的送货单中载明的收货单位虽为省药材公司（部分是天仁药业公司），但货物的实际签收人绝大部分均为杜珺，送货单中并无收货单位印章或省药材公司、天仁药业公司的职员签名，杜珺主张其只是代省药材公司或天仁药业公司签收货物，证据不足。最后，永康药业公司认可已交付的货物所收取的货款均为杜珺支付，虽然有部分支票付款为省药材公司，但不能对应与哪一批货物的金额相符。已付的货款中以天仁药业公司名义支付的款项仅有一笔，且是以现金形式从永康药业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李湛明的存折转入，并非直接从天仁药业公司名下的账户支付。对已开的增值税发票，永康药业公司也确认是应杜珺的要求开具的，相应的发票也是直接交付给了杜珺。没有证据证实以省药材公司、天仁药业公司名义支付的款项与本案买卖有关。因此，一、二审认定与永康药业公司存在买卖关系的主体是杜珺正确，再审予以维持。
本案争议的另一问题是：永康药业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永康药业公司与杜珺在2000年7月19日至2003年1月18日期间共发生19笔交易。其中2000年10月14日至2002年11月26日期间发生的14笔买卖，双方并没有约定履行期限，依据双方的交易习惯亦无法确定履行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八条第二款第（2）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4）项的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向债权人履行义务，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最高人民法院关干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永康药业公司在2006年9月29日向郁南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杜珺支付货款，依据上述规定，永康药业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永康药业公司在2003年1月18日交付给杜珺的货物，是永康药业公司与杜珺于2002年12月20日签订《销售代理合同》之后发生的交易，受合同约定的“货到90天付清所有款项”的约束，货款至迟应在2003年4月18日支付。但永康药业公司在2006年9月29日才首次向杜珺主张权利，已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其余4笔交易因永康药业公司证据不足以证实货物交付给杜珺，不能认定永康药业公司与杜珺发生交易。
综上，审查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杜珺再审请求的理由不成立、其请求不予支持。经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8月3日作出（2012）穗中法审监民再字第52号民事判决：维持本院（2011）穗中法民二终字第520号民事判决。
2012年12月22日，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向本院提出抗诉认为，终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
本案主要争议焦点是：1、杜珺与永康药业公司的法律关系性质；2、永康药业公司相关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第一个焦点。永康药业公司主张，其与杜珺之间是药品买卖合同关系，但其提供的除系列《送货单》上有杜珺在收货人处签名之外，《广东省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对账单》等均无“杜珺”字样，故仅上述证据无法佐证永康药业公司主张的药品买卖关系。经对相关证据材料和法院相关庭审笔录审查后，我院认为，杜珺与永康药业公司之间应当是药品销售代理合同关系，而非永康药业公司主张的药品买卖合同关系。理由如下：1、永康药业公司提供的系列《送货单》“收货单位”一栏，除几张显示为“杜珺”外，均显示为“广东省药材公司”或“广州市天仁药业有限公司”；且在永康药业公司提供的系列《广东省增值税专用发票》“名称”一栏，均显示为“广东省药材公司”“广东康乐药业公司”等药业企业，并没有显示有“杜珺”的名称内容；至于永康药业公司提供的系列《对账单》，亦没有杜珺的签名确认，故仅凭上述三个证据无法证明永康药业公司主张的其与杜珺在药品买卖关系，更无法确认双方之间关于药品价格、质量等核心内容存在何种约定等。2、在（2011）穗中法民二终字第520号案，2011年3月23日15时30分的庭审笔录中，永康药业公司主张杜珺向','2018-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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