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京0105行初421号
原告于海军，男，1979年1月9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李曦丹，北京京师（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朝阳交通支队呼家楼大队，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11号。
负责人高军，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许永辉，男，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朝阳交通支队干部。
原告于海军（以下称原告）不服被告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朝阳交通支队呼家楼大队（以下称被告）扣押机动车行政强制措施，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李曦丹，被告出庭应诉负责人李猛、委托代理人许永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于2015年8月27日对当事人李X开具编号第110502300013799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因其于2015年8月27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广渠路双井桥发生交通事故，为收集交通事故案件证据需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决定采取扣留×××号黑色“奥迪”牌机动车的行政强制措施。
原告不服诉称，被告于2015年8月27日因收集证据的需要扣留了涉诉车辆，并扣留了驾驶人李X的机动车驾驶证。此后，北京中机车辆司法鉴定中心接受被告委托对涉诉车辆进行了技术鉴定，并已出具鉴定报告。原告及车辆驾驶人积极配合被告对事故的调查，并多次要求被告退还车辆。但被告以还在调查为由不予返还。原告认为，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44条的规定，“检验、鉴定结论确定之日起五日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通知当事人领取扣留的事故车辆”，但被告至今拒绝退还车辆，已属超期扣押，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请法院要求：1、依法确认被告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超期扣押原告的×××小型轿车的行为违法；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在指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编号第110502300013799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证明被告扣押了涉诉机动车；2、《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朝阳交通支队呼家楼大队收集交通事故证据清单》，证明被告扣留了驾驶人李X的机动车驾驶证；3、北京中机车辆司法鉴定中心[2015]检字第SJ2402S1、SJ2402S2号《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和法大[2015]物检字第946、96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被告已完成了扣押机动车后的鉴定工作，应当通知原告或驾驶人领取车辆；4、京公交（朝呼）行传字[2015]第181号《传唤证》四张，被传唤人均为李X，证明被告已经调查清楚案件事实，但仍不通知驾驶人或原告领取车辆。
被告辩称，一、涉案交通事故的经过是，2015年8月27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广渠路双井桥下，吴甲驾驶×××黑色“尼桑”牌小型越野客车由北向东在待转区等候信号灯放行时，“未知名”驾驶×××黑色“奥迪”牌小型轿车由东向西行驶，该车右前部与吴甲车左车相撞，造成两车毁坏，“未知名”驾车逃逸。接到交通事故报案后，被告立即赶往现场勘查。经工作，于事发当日在双井优士阁地下停车场查获并扣留交通肇事后逃逸的×××黑色“奥迪”牌小型轿车。经调查，投案的交通肇事逃逸嫌疑人李X为冒名顶替者。二、被告实施的行政强制措施合法。在发生交通事故后，被告扣押涉诉车辆并委托鉴定的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四条的规定，“检验、鉴定结论确定之日起五日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通知当事人领取扣留的事故车辆、机动车行驶证以及扣押的物品”。由于该案属交通肇事逃逸案件，肇事逃逸人拒不到案且存在冒名顶替、阻碍公安机关执行职务的情节，被告无法确定交通肇事逃逸车辆的事故当事人，故无法通知当事人领取扣留的事故车辆。另，经交通事故调查取证，涉诉车辆所有权不属于原告，被告扣押车辆行为没有侵犯原告合法权益，原告不具有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
在法定期限内，被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和规范性文件依据：
（一）被告作出被诉强制措施执法程序的证据：
1、被告分别于2015年8月30日和2016年3月5日制作的《询问笔录》，被询问人均为涉案机动车登记的所有权人，即本案原告；2、被告于2015年8月31日制作的《询问笔录》，被询问人为中间人邹某某；3、被告于2015年9月7日制作的《询问笔录》，被询问人为涉案机动车实际所有权人褚甲，证据1-3用以证明交通事故肇事逃逸车辆所有权不属于原告，原告不具有行政诉讼原告资格；4、编号为110502300013799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5、法大[2015]物检字第94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及送达回证；6、法大[2015]物检字第96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及送达回证；7、北京中机车辆司法鉴定中心[2015]检字第SJ2402S2号《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及送达回证，证据4-7用以证明被告依法自事故现场调查结束之日起三日内委托具备资格的鉴定机构进行检验、鉴定，履行法定程序；8、被告分别于2015年8月27日、2015年9月16日、2015年9月17日、2015年10月8日、2015年10月13日、2015年11月17日、2015年12月4日对事故逃逸嫌疑人（后翻案）李X制作的《询问笔录》；9、被告于2015年8月27日制作的《询问笔录》，被询问人为事故当事人吴甲；10、被告于2015年8月27日制作的《询问笔录》，被询问人为乘客周某某；11、被告分别于2015年8月27日和10月13日制作的《询问笔录》，被询问人为乘客吴乙；12、被告于2015年8月27日制作的《询问笔录》，被询问人为乘客张某某；13、《122报警台事故电话记录表》；14、京公交（朝呼）受案字[2015]第181号《受案登记表》；15、《受案回执》；16、《交通事故现场图》及《现场图补充说明》；17、《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证据8-17用以证明涉案交通事故的基本情况；18、被告于2015年9月29日制作的《询问笔录》，被询问人为事故当晚与李X同行人毛某；19、被告于2015年9月19日制作的《询问笔录》，被询问人为李X同事王某；20、被告于2015年9月18日制作的《询问笔录》，被询问人为李X同事高某某；21、被告于2015年9月7日制作的《询问笔录》，被询问人为李X同事褚乙，证据18-21用以证明被告对交通事故询问调查的情况。
（二）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
1、《道路交通安全法》（2011年修正）；2、《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405号）；3、《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2008年修订，公安部令第105号）；4、《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公安部令104号，2009年1月1日实施）。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作如下认证：被告提交的证据均系在涉案交通事故发生后，为调查事故依职权制作或收集的，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能够证明涉案交通事故发生后，被告对涉诉机动车采取扣押强制措施及调查交通事故的基本情况，本院依法予以采纳。原告提交的证据均系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程序中制作的，经被告确认对真实性不持异议，且具有与本案的关联性，能够证明涉案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的基本情况，本院依法已予以采纳。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并结合当事人当庭陈述，本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8月27日凌晨，122报警台接交通事故报警电话称朝阳区双井桥下发生两车刮撞交通事故。被告立即前往现场进行勘查。经初步调查，被告在双井优士阁地下停车场查获×××黑色“奥迪”牌小型轿车及自称系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驾驶人李X。当日，被告以李X为交通事故当事人开具编号为110502300013799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对该车采取扣留的强制措施。该凭证向李X送达，李X在当事人栏签字。此后经被告委托，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分别于2015年9月19日和21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对从事故车辆上提取的漆片进行了比对鉴定和涉诉机动车的车速进行了鉴定。2015年9月23日，北京中机车辆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对涉诉机动车进行了技术检验。上述鉴定报告书均已向李X送达。
交通事故调查期间，被告与涉案车辆有关的人员本案原告、邹某某、褚甲进行了询问。初步查明，涉诉“奥迪”小型轿车登记的所有权人为本案原告，原告系购车指标的持有人，其取得购车指标后通过中间人邹某某介绍，将购车指标出借给案外人褚甲购买了涉诉车辆并实际使用。李X系褚甲经营的餐饮公司的员工。被告先后七次与李X进行询问制作了《调查笔录》，调取了发生交通事故后涉诉车辆驶回双井优士阁地下停车场的录像。录像中涉诉车辆驾驶人的体貌特征与李X明显不符。在被告进行的前六次询问中，李X均自称2015年8月27日凌晨驾驶涉诉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但对于交警请其解释录像中涉诉车辆驾驶人与其体貌特征不符一节，李X始终不予解释。在第七次询问时，李X推翻前六次的询问记录，表示发生交通事故的车辆不是其驾驶的，其系冒名顶替。但同时表示无人指使，只是自己想把事情扛下来，其也不知道发生交通事故车辆的实际驾驶人。
被告主张由于该起交通事故无法确认发生事故时的驾驶人，故至今未处理，涉诉车辆始终处于扣押强制措施实施过程中。
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被告实施被诉扣押机动车强制措施时的行政相对人为当时自认系驾驶人的李X。但由于本案中，被诉行政强制措施实施时的相对人与机动车的所有权人存在分离的情况，而扣押机动车的行政强制措施客观上导致被扣押的机动车不受所有权人支配，不能行使占有、使用和处分的权利，因此该强制措施对机动车所有人的合法权益也会产生实际影响。故原告作为被扣押机动车登记的所有权人，具有提起本次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
扣押财物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明确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之一，由法律设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交通警察应当对交通事故现场进行勘验、检查，收集证据；因收集证据的需要，可以扣留事故车辆，但是应当妥善保管，以备核查。据此，被告作为具有交通事故调查处理法定职权的行政主体具有在交通事故发生后为收集证据的需要对事故机动车采取强制措施的法定职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查封、扣押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情况复杂的，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但是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对物品需要进行检测、检验、检疫或者技术鉴定的，查封、扣押的期间不包括检测、检验、检疫或者技术鉴定的期间。公安部制发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四条规定“检验、鉴定结论确定之日起五日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通知当事人领取扣留的事故车辆、机动车行驶证以及扣押的物品。对驾驶人逃逸的无主车辆或者经通知当事人三十日后仍不领取的车辆，经公告三个月仍不来接受处理的，对扣留的车辆依法处理。”据此，无论是法律还是公安部自行制定的规章，都对扣押强制措施采取的期限、扣押事故车辆完成鉴定、检验后的处理方式、机动车发还对象等事项作出了相应规定。由于交通事故处理程序中，对事故车辆采取扣押强制措施的根本目的是为收集证据，在对事故车辆完成检验、鉴定工作后，扣押事故车辆的目的已经实现，再无扣押的必要性，因此扣押的机动车应当予以发还。在发还对象的认定上，分析《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四条的规定，无论是交通事故当事人明确还是逃逸事故的无主车辆亦或是当事人经通知不领取的情形，均未排除机动车所有人作为被扣押机动车的领受对象。因此在本案被扣押机动车有明确登记的所有权人的情况下，被告以该起交通事故无法确认发生事故时的驾驶人为由，始终扣押被诉机动车，违背了法律规定采取扣押事故车辆强制措施的立法目的，违反了法律和规章规定的扣押时限，该行政强制措施应确认违法，被告应将被扣押的机动车及时发还。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2014年修正）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被告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朝阳交通支队呼家楼大队于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作出的扣押机动车所有人为原告于海军、车牌号为×××“奥迪”牌机动车的行政强制措施违法。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朝阳交通支队呼家楼大队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同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朱军巍
人民陪审员 林克仙
人民陪审员 郝建丰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刘会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