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2民终615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贺某1，男，1986年4月15日出生，汉族。
法定代理人：张某（贺某1之妻），1986年5月26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金荣，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佳，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伟飞，男，1986年6月28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社库，男，1973年10月12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六达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龙口西路天河北商住楼B梯第二层302房。
法定代表人：黄柳玉，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志国，辽宁安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萍，辽宁安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魏有军，男，1966年10月11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锡林郭勒盟盟龙鑫吊装有限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亿兴嘉园小区2楼39号。
法定代表人：魏有龙，经理。
魏有军、锡林郭勒盟盟龙鑫吊装有限公司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灏辉，内蒙古蒙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安路通交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宏福路3号院1号楼5层507。
法定代表人：李伟飞，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任，北京市广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贺某1、李伟飞、广东六达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六达交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魏有军、锡林郭勒盟盟龙鑫吊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盟龙鑫公司）、北京安路通交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路通公司）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5民初107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贺某1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5民初10719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李伟飞、魏有军、安路通公司、六达交通公司连带赔偿贺某1各项损失4534662.04元。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贺某1系接受李伟飞指示从事高空作业，因魏有军的重大过失导致人身损害，李伟飞作为雇主应承担全部责任；魏有军对于本案事故存在重大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魏有军应与李伟飞承担连带责任；贺某1因伤致一级伤残，需长期住院维持生命，故后续治疗康复费用必然发生，相关鉴定意见亦对此予以确认，一审判决认为后续治疗及康复费被残疾赔偿金所吸收不当；根据《残疾人辅助器具基本配置目录》，引流袋属于残疾辅助器具。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审判决核定李伟飞在事发后垫付的费用金额与其实际垫付金额不符。
李伟飞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魏有军、盟龙鑫公司连带赔偿贺某1各项损失共计1567281.06元。事实与理由：魏有军通过李伟飞承接事发路段交通指示牌安装业务，二人之间系加工承揽关系；本案事发原因系魏有军在承揽作业期间使用不符合安全标准的起吊设备，造成贺某1人身损害，故魏有军应承担全部责任；盟龙鑫公司作为设备挂靠单位，应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判决确定20年护理期限不合理、子女扶养费应按照北京农村居民标准计算；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贺某1母亲丧失劳动能力，一审判决支持其被扶养人生活费不当。
六达交通公司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5民初10719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六达交通公司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或连带责任。如适用承揽人侵权赔偿，承揽人魏有军和盟龙鑫公司应承担主要责任，李伟飞应就定做、指示或者选任过失承担赔偿责任，贺某1本人就其自身过错承担责任；如适用雇主赔偿责任，贺某1在为李伟飞提供劳务过程中发生损害，如李伟飞承担雇主责任，安路通公司与李伟飞之间系分包合同关系，安路通公司作为分包人承担连带责任，因六达交通公司与安路通公司之间系购销合同关系，故六达交通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或者连带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不应作为认定六达交通公司承担责任的依据。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无论适用承揽关系还是劳务关系，均应首先确认侵权人即主债务人，再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确定其他主体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及追偿权。一审判决确定的赔偿数额不当。一审判决确定护理期限不合理；贺某1目前居住在户籍所在地，故应当按照户籍所在地标准计算护理费；贺某1未能举证证明符合北京市城镇居民的条件，故应当以其户籍所在地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本案被扶养人均生活在农村，故应当按照户籍所在地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且对于贺某1之母的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年限不合理；一审判决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过高。
安路通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贺某1的上诉请求，本案直接侵权人是魏有军和盟龙鑫公司，本案损害系在使用吊装设备过程中发生，魏有军、盟龙鑫公司应承担侵权责任；事故发生后，李伟飞借支款项垫付相关费用，保留了相关银行凭证和付款收据，李伟飞从公司借支金额是52万元；责任比例问题听从法院判决。同意李伟飞的上诉意见，本案设备出租人、管理人、使用人均是魏有军，故魏有军应承担责任。基本同意六达交通公司的上诉意见。
魏有军、盟龙鑫公司共同辩称，同意一审判决。贺某1、魏有军与李伟飞、安路通公司之间系劳务关系，本案损害发生在提供劳务过程中，故接受劳务一方承担责任；现无任何证据证明魏有军与盟龙鑫公司之间存在挂靠关系，故盟龙鑫公司不应承担任何责任；李伟飞作为雇主、贺某1作为雇员均存在过错，故均应各自承担一定比例责任；一审判决确定的护理期限过长，同意按照河北农村标准确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残疾赔偿金、误工费。
针对李伟飞的上诉，贺某1辩称认为李伟飞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李伟飞系贺某1的雇主，应依法承担雇主责任；护理费、被扶养人生活费均系按照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确定，合法有据。针对六达交通公司的上诉，贺某1辩称认为六达交通公司存在违法分包的事实，依法应承担连带责任，一审判决确定的护理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符合法律规定。
针对贺某1的上诉，李伟飞辩称不同意贺某1的上诉请求，具体责任比例由法院判定，残疾赔偿金吸收了后续治疗费，故支持了残疾赔偿金即不应再支持后续治疗费，同意一审判决核定的垫付费用金额。针对六达交通公司的上诉，李伟飞辩称表示同意六达交通公司上诉意见。
针对贺某1的上诉，六达交通公司辩称，贺某1自身未尽到注意义务，无论是基于雇佣关系还是承揽关系，一审判决认定贺某1承担20%责任是适当的；魏有军、李伟飞之间应当构成承揽关系，同意贺某1对魏有军所提上诉意见；评定残疾等级的前提是治疗终结，故一审判决认为后续治疗和康复费被残疾赔偿金所吸收并无不当；针对李伟飞垫付费用问题不发表意见。针对李伟飞的上诉，六达交通公司辩称表示同意李伟飞的上诉意见。
贺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李伟飞、安路通公司、魏有军、盟龙鑫公司、六达交通公司连带赔偿贺某1医疗费828026元、救护车费用14000元；2.李伟飞、安路通公司、魏有军、盟龙鑫公司、六达交通公司连带赔偿贺某1陪同人员住宿费5401元、陪同人员交通费4109.50元；3.李伟飞、安路通公司、魏有军、盟龙鑫公司、六达交通公司连带赔偿贺某1误工费112876.70元、护理费1112876.7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9750元、营养费41200元、伤残鉴定费10000.94元、残疾赔偿金124812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80410.30元、后续治疗及康复费4181000元、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710537.1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0月29日11时至12时许，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丹锡高速XLK14-370处安装标志杆门架横梁时，发生一起高处坠落致两人受伤事故，贺某1受伤较重，李创文受伤较轻；针对事故中的交通标志杆，六达交通公司（需方、甲方）与安路通公司（供方、乙方）于2016年6月30日签订“销售合同”，双方约定安路通公司向六达交通公司出售标志牌、标志杆，并负责标志安装，交货地点为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丹锡高速施工现场；事故中的吊装施工车辆的车牌号为×××，登记所有人为魏有军，车辆类型为重型非载货专项作业车，使用性质为非营运；魏有军取得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其从业资格类别为经营性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其取得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六达交通公司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许可范围为建筑施工，其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资质类别及等级为公路交通工程（公路安全设施）专业承包1级；安路通公司的工商注册经营范围包括销售交通设备及委托加工标志杆、标志牌等项目，对指路、指示、警告、禁令道路交通标志板，安路通公司取得交通工程产品批量生产合格证书。
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后，锡林浩特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对事故进行了调查；上述安监局于2017年1月12日对六达交通公司的工作人员谢伟所制作的询问笔录载明：“问：请你讲述一下事故经过？答：发生事故时我不在现场，在距离现场大概3公里的地方，当天11时50分许我接到了李伟飞的电话，他哭着跟我说出事了，让我赶紧过去。之后我立即赶到了现场，看到了伤员李创文、贺某1，李创文没怎么受伤，贺某1伤的是头部，比较严重，已经昏迷了。因为我们的施工现场比较偏僻，救护车找不到，然后我就去东郊收费站那里接救护车，12时25分许，救护车将两名伤者送到了锡盟医院接受治疗。据我了解他们是在进行标志构建安装时，吊车将横梁吊至约5M高的地方时，钢丝绳断裂，导致横梁上的李创文、贺某1两人坠落摔伤。问：你单位对施工现场是如何进行管理的？答：头一天晚上先安排好施工人员装哪个区域的牌子，然后第二天施工的时候，我和安全员杨小燕对各个施工面进行巡查。2016年10月29日那天有四个施工区，有双组份标线施工、限高门架安装、小件安装、标志安装……问：你单位所雇佣的施工人员是否进行过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答：就是每天都进行口头教育。没有书面形式的记录，也没有考试过。问：你单位对吊装作业是如何进行管理的？有没有施工方案？答：都有施工方案，施工前也给他们上课讲解过。没有书面记录。问：请你说一下吊装作业施工程序？答：先检查吊车的钢丝绳是否符合标准，检查吊车的支撑腿是否伸缩到位，然后绑扎吊装钢丝绳，并检查钢丝绳是否绑定在吊装物的平衡点上，起吊前先将吊装物吊起观察是否处于平衡状态，检查完以上步骤之后就可以进行施工了。在进行标志构建安装时，先将横梁吊起放好，之后施工人员再通过吊篮上去安装。问：2016年10月29日发生事故时的天气状况如何？答：天晴的，有风。问：你单位跟安路通公司签订施工合同和安全生产管理协议了吗？答：没有，就签订过销售合同。问：你单位在对施工现场日常检查中有记录吗？答：没有”。
上述安监局于2016年11月2日对六达交通公司的工作人员吴华佳所制作的询问笔录载明：“问：请你介绍一下该项目的具体情况？答：我公司在丹锡高速锡盟段建设管理处中的标，之后我公司成立了六达交通公司丹锡高速经锡公路锡盟项目部……负责安装高速公路上的标志和标线工作……2016年7月11号开始施工，截止到10月29日，标线的工程已经完成，安装标志的工程也接近尾声。问：受伤的工人李创文、贺某1是你单位员工吗？答：不是，他们是施工队的，属于安路通公司，负责安装标志的。我们公司将标志的制作和安装这部分施工包给了安路通公司，该公司一共派了三个人来干这活，分别是李创文、贺某1、李伟飞，又在当地雇了3个人一起干活。问：你单位对施工人员进行过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吗？答：都是口头上进行的教育培训。问：你单位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了吗？答：有。问：你单位建立安全生产隐患治理排查制度了吗？是如何进行的？答：建立了，我们项目部有专人黄道豪每天去施工现场巡查，发现问题现场就让他们整改，没有下过隐患整改通知单，有安全巡查日志。问：你单位与安路通公司签订安全生产协议了吗？答：这个我不清楚。问：你单位对施工人员进行过安全技术交底了吗？答：进行过。问：你认为你单位在此次事故中应负什么责任？答：还是存在管理不到位的问题。问：有没有制定施工方案？答：制定了。问：发生事故时所用的吊车是谁雇佣的？答：是李伟飞他们自己雇佣的，工钱也是他们自己支付的。问：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答：发生事故后，我单位积极对伤员进行抢救，并及时支付了医疗费用，还有对家属进行安抚工作”。
上述安监局于2016年11月2日对李伟飞所制作的询问笔录载明：“问：你在安路通公司是什么职务？具体负责什么工作？答：我是承揽安路通公司的安装限高架和钢结构标字标牌。问：2016年10月29日贺某1、李创文出事时你在现场么？答：我在现场呢。问：请你讲述一下你所知道的事情经过？答：2016年10月29日7时许我、李创文、贺某1、小货车司机（名字不知道）、吊车司机（姓魏……）和吊车司机的媳妇我们6个先去的丹锡高速主线干的活，干完主线的活后，10时40分许我们6个又到丹锡高速XLK14-370处安标字牌的门架，我们先把标字牌的立柱立了起来，11时30分许，李创文和贺某1准备连接立柱与横梁，当时李创文和贺某1在横梁内侧站着，在吊运横梁的过程中出现钢丝绳断裂，导致贺某1、李创文与横梁一起从高处坠落，贺某1和李创文在落地的时候一块从横梁内侧甩了出去，贺某1左侧脸部着地，李创文先摔在了护栏板上，又仰面摔到了地面上，贺某1当时面部全是血，李创文鼻子和嘴流血，呼吸困难，我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和110报警电话，然后又给六达交通公司项目部负责人谢伟联系，又给承接单位安路通公司负责人李萍打的电话，谢伟随后带着两个工人过来了，谢伟意思把李创文和贺某1抬到车上送往医院，我说120急救车快到了，让谢伟去东郊收费站接一下，中午12时许，谢伟带着120急救车到场现场，医护人员将贺某1放到担架抬到了车上，因为李创文受伤比较轻，就扶着他上了车，因为我要等110和安监局的人来，谢伟与吊车司机一块跟着120急救车一起去的盟医院，不到2分钟，吊车司机给我来电话，让我赶紧去医院，我就自己开车赶紧往盟医院走，12时50分左右我到达医院，李创文在留观室观察呢，贺某1一直在抢救室抢救。问：当时李创文和贺某1有戴安全帽和安全带么？答：系着安全带，没戴安全帽。问：李创文和贺某1接受过安全教育培训么？答：没接受培训。问：安路通公司与六达交通公司的关系？答：合作关系，安路通公司承接六达交通公司的活，我又承接的安路通公司安装的活。问：你与安路通公司签的什么合同？答：就签了一个劳务合同。问：你单位制定各项安全管理制度了吗？答：不清楚。问：你单位制定安全生产责任制了么？答：不清楚。问：吊车司机是谁雇的？答：六达交通公司项目部负责人谢伟帮着联系的，8月22号一直到10月29号我们一直用着这个吊车，我每天给他开工资，吊车司机每天跟着我一起干活。问：你们在施工过程中有检查过钢丝绳的情况么？答：我与吊车司机都没检查过……问：你与吊车司机签订安全协议了么？答：没有签订。问：你们在安装限高架和钢结构标字牌时安路通公司派人来检查过安全生产工作么？答：安路通公司法人来过一次。问：你与安路通公司有签订安全协议么？答：没有签订。问：六达交通公司有检查过你们安全生产工作么？答：没有检查过。问：医疗费是由谁支付的？答：现在是由六达交通公司垫付，然后他们从工程款里扣”。
上述安监局于2017年1月22日对安路通公司的工作人员李社库所制作的询问笔录载明：“问：你单位安路通公司与六达交通公司的关系？答：六达交通公司购买我们单位的设备（高速公路用的标志牌、门架），我单位产品我们负责给他们运输、安装，丹锡高速上的标志牌门架就是我们负责给安装。问：李伟飞与你单位的关系？答：李伟飞承揽我单位的安装合同，丹锡高速上的标志牌由李伟飞他们安装……问：你单位与六达交通公司签订施工合同了么？答：没有与六达交通公司签订安装施工合同，只是签订了一个设备销售合同。问：你单位与六达交通公司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协议了么？答：没有与六达交通公司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协议。问：你单位与李伟飞签订安全生产协议了么？答：没有与李伟飞签订安全生产协议。问：你单位对李伟飞等人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了么？答：就进行了口头教育培训，没有考试卷，没有记录。问：你单位是如何对李伟飞等人进行安全管理的？答：开工前检查过，施工过程中也来过，进行了现场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让他们改正，没有下达整改通知书。问：你单位有没有安装标志牌的安装资质？答：我单位没有安装资质。问：你们什么时候知道贺某1出事的？答：2016年10月29日中午李伟飞通知我单位业务经理李永平。问：六达交通公司日常对你单位是如何进行现场管理的？答：我不太清楚”。
上述安监局于2016年11月9日对魏有军所制作的询问笔录载明：“问：请问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答：我自己有个汽车吊，型号为徐工牌X2J516400Z21，车牌号为×××，平常就在靠近东外环老伊利的院内停着，有活的时候就给人干活去。问：请你讲述一下事故经过？答：2016年10月29日11时30分许，我驾驶汽车吊（车牌号×××）和李伟飞、李创文、贺某1、李广清在丹锡高速连接线处安装龙门架子，当时架子两边的柱子已经立起来了，准备安装横梁。李伟飞、李创文、贺某1在地面将横梁的两端用钢丝绳固定好，然后李创文、贺某1站在横梁上，由我驾驶吊车将横梁吊起，在吊到约5M的时候钢丝绳断裂，李创文、贺某1摔到了地面上，我看到人摔下来了就赶紧上前查看，李创文当时还有意识，看起来伤的不太严重，贺某1是摔到了头部，流了挺多血，意识也不太清楚了。12时许李伟飞打了120,12时30分许120救护车到达了现场，将李创文、贺某1拉往了锡盟医院。问：当时李伟飞、贺某1为什么要站在横梁上？答：把横梁吊上去以后需要有人在上面固定，安装了15个同样的架子了，之前也是这么干的。问：李伟飞、贺某1当时佩戴安全帽、安全带了吗？答：没有戴安全帽，系着安全带呢，安全带在横梁上系着。问：是谁雇佣你去干活的？有没有签订合同？答：大概在2016年8月29日左右，李伟飞电话联系我去干活的，当时也没签订合同。问：施工方有没有对你进行过安全技术交底？答：没有。问：施工方没有没制定吊装方案？有没有办理特殊作业票证？答：都没有。一直没办过。问：施工方有没有对你进行过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答：没有。问：你的汽车吊（车牌号×××）有没有进行年检？答：车辆进行过年检，吊车没有进行过年检。问：吊装时所用的钢丝绳是你吊车上的呢？答：是。问：吊车上的钢丝绳有没有进行过质监？答：没有。问：施工现场有没有负责指挥吊装的人员？答：有，李伟飞说让我吊我就吊，说让我放我就放。问：你的工资是如何结算的？答：我的工资是干一天人民币壹仟元（￥1000.00），由李伟飞发给我，一天一结算，直接发给我现金。问：你日常有没有对吊车和钢丝绳进行过检查？答：检查过，大概一个星期检查一次，我自己上去看钢丝绳有没有起刺和断股的地方。问：汽车吊（车牌号×××）的起重性能是什么？答：最大起重量是12吨。问：龙门架子的横梁重多少？答：这个我不清楚。问：你觉得你在此次事故中有责任吗？答：有，但是我觉得我的责任不大”。
2017年2月9日，上述安监局对六达交通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六达交通公司存在违法事实：“未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未与安路通公司签订工程承包合同；未与安路通公司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对从业人员违章作业的行为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导致2016年10月29日在丹锡高速XLK14+370（一审误写为XLK14-370）处安装横梁时发生一起高处坠落致两人受伤事故”，处以罚款49000元的行政处罚；同日，上述安监局对安路通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安路通公司存在违法事实：“未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未及时督促从业人员在高处作业时佩戴安全帽；对从业人员违章作业行为未能及时制止，并消除事故隐患。导致你单位2016年10月29日在丹锡高速XLK14+370处安装门架横梁时发生一起高处坠落致两人受伤事故”，处以罚款30000元的行政处罚；上述行政处罚均已生效。
受伤后，贺某1先被送往锡林郭勒盟盟医院抢救，于2016年10月29日至2016年11月23日在该院住院治疗，其伤情经该院诊断为：“多发伤：1.急性重度开放性颅脑损伤、弥漫性轴索损伤、脑挫伤、蛛网膜下腔出血、硬膜外血肿（左右颞顶）、左颞骨粉碎性骨折、左眶骨粉碎性骨折、左视神经管骨折、视神经损伤、左颧弓骨折、左上颌窦骨折、左耳屏前皮肤软组织撕裂伤，2.双肺肺挫伤。3.腰1右侧横突骨折、左股骨干开放性骨折、右足骨折”；为求进一步治疗，贺某1于2016年11月23日至2017年3月15日在304医院2次住院治疗，其伤情经该院诊断为：“1.重度颅脑损伤、意识障碍、四肢肢体功能障碍，2.肺部感染、呼吸衰竭、气管切开术后，3.颅内血肿清除术后，4.弥漫性轴索损伤，5.多发伤：双侧颞骨、颧骨，眉弓，左耳颧弓，左侧上颌窦前壁、颅底，双侧眼眶后壁、左侧眼眶内壁多发骨折，6.双侧肺挫伤，7.右股骨颈骨折，8.腰1右侧横突骨折，9.左股骨干开放性骨折外固定术后，10.左侧跟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后，11.骨化性肌炎，12.肾结石、膀胱结石”；为求进一步治疗，贺某1于2017年3月22日至2017年5月12日在邯郸市永年区第一医院2次住院治疗；在上述2016年10月29日至2017年5月12日期间（合计196日），贺某1所提交各类病历材料中没有关于在2017年3月16日至2017年3月21日期间（合计6日）曾住院治疗的证据材料；上述各次住院所对应住院费合计827070.41元；贺某1主张除上述医疗费外，其还于2017年3月22日在邯郸市永年区第一医院支出955.64元，并主张此系2017年3月15日至2017年3月22日期间的费用支出，就该主张贺某1提交1张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该清单显示在2017年3月22日通过贺某1之妻的账户消费支出955.64元。
答辩时，李伟飞、安路通公司主张李伟飞为贺某1垫付各项费用合计521200元（含生活费20000元）；案件审理过程中，经李伟飞核对并提交垫付费用清单，李伟飞主张其为贺某1垫付各项费用合计501198元（含生活费20000元），贺某1认可李伟飞垫付各项费用合计418998元（含生活费20000元）。为证明垫付生活费金额，李伟飞提交1张借条（载明借支生活费20000元，从贺某1的赔偿款中扣除），贺某1予以认可；为证明垫付部分医疗费金额，李伟飞提交4张总额为45000元的锡林郭勒盟盟医院住院患者预交款凭证、1张由贺某1之妻出具的收条（金额为45000元，与前述预交款凭证对应）、7张患者姓名为李创文的锡林郭勒盟医疗服务门诊收费收据、11张总额为7570.20元的锡林郭勒盟医疗服务门诊收费收据（患者姓名为贺某1，均为发生事故当日的急诊支出），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贺某1均予以认可；为证明垫付部分医疗费金额，李伟飞提交1张2200元的内蒙古自治区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商品名称为人血白蛋白，开票时间为2016年11月14日，客户名称为贺某1），贺某1主张该项费用不在其所主张医疗费请求中；为证明垫付部分医疗费金额，李伟飞（一审误写为贺某1）提交总额为49000元的8张锡林郭勒盟盟医院住院患者预交款凭证，贺某1予以认可；在304医院住院期间，李伟飞于2016年11月24日垫付住院押金5000元，于同年11月28日垫付10000元，于11月30日垫付60000元（分2次，分别为50000元、10000元），于12月4日垫付10000元，于12月9日垫付15000元，于12月13日垫付30000元，于12月19日垫付80000元（分2次，分别为50000元、30000元），于12月22日垫付20000元，于12月25日垫付20000元，于12月28日垫付10000元，于12月30日垫付10000元，于2017年1月9日垫付10000元，于同年1月13日垫付10000元，于同年1月18日垫付9998元，于同年1月21日垫付20000元（分2次，每次均为10000元），于同年1月24日垫付20000元，于同年2月3日垫付20000元，于同年2月9日垫付10000元，于同年2月15日垫付15000元，上述金额合计384998元。
住院期间，贺某1为购买医疗床、一次性痰管、护理垫、湿厕纸、湿巾等支出合计5131.30元；为证明陪同人员所产生住宿费，贺某1提交总额为5401元的各类住宿费发票及结账单；为证明陪同人员所产生交通费支出，贺某1提交总额为4109.50元的各类交通费票；为转院治疗，贺某1支出救护车费14000元；为证明护理床价格，贺某1提交1张天猫网购页面打印件（载明瘫痪病人护理防褥疮垫的价格为408元至850元）；受法院委托，北京市红十字会急诊抢救中心司法鉴定中心于2017年12月15日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1.被鉴定人贺某1致残程度等级为一级；2.建议误工期及营养期至评残前一日；3.护理依赖程度为完全护理依赖；4.建议护理人数为1人；5.根据其实际情况可进行呼吸道管理、排便排尿护理及用品、预防感染的措施、预防肢体挛缩的措施及用品、肠道内外给予营养的措施；下肢及足部骨折可根据实际情况考虑行内固定物取出术；考虑配置辅助器具包括护理床、防褥疮床垫及引流袋等”；贺某1支出鉴定费10000.94元；贺某1系农业家庭户口，长期从事“e代驾”、建筑施工等非农产业工作；贺某1之妻为张某，二人共生育贺一铭（男，2010年5月出生）、贺某2（男，2012年8月出生）2名子女；贺某1之父为贺敬民（1959年5月出生），其母为宋某（1955年4月出生），贺敬民、宋某夫妇共生育3名子女；2016年11月15日，北京国科联培信息技术研究院出具离职证明，该证明载明张某自2015年2月1日至2016年11月15日在该单位任财务主管职务，因个人原因于2016年11月15日与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关系；2018年2月24日，邯郸市永年区正西乡后朱庄村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该证明载明该村村民贺敬民年事已高，因冠心病现长年服用冠心病药物，故无法从事体力劳动，其妻宋某眼花耳背，患风湿性关节炎，上述二人均无劳动能力，亦无生活来源。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各方主体在安监部门的询问笔录及安监部门的行政处罚可以认定，具有道路标志牌施工资质的六达交通公司将标志牌安装工程违法分包给不具备施工资质的安路通公司，安路通公司又将上述工程违法分包给不具备施工资质的李伟飞个人，由李伟飞个人雇佣贺某1等人进行施工作业，在向李伟飞提供劳务过程中贺某1受伤，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故李伟飞应当按照自己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李伟飞系不具备施工资质的个人，无论是对施工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抑或建立完善的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制度，还是为施工作业人员提供安全保障等方面，均存在重大过错，而贺某1未佩戴安全帽等防护设施进行高空作业，亦存在一定过错，综合考虑本案具体情况，法院酌情确定针对贺某1的合理损失，李伟飞应承担80%的赔偿责任。根据人身损害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六达交通公司、安路通公司应当与李伟飞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事发“汽车吊”登记在魏有军名下，并非登记在盟龙鑫公司名下，李伟飞亦直接与魏有军接洽，本案中不存在以盟龙鑫公司名下对外签订合同的情况，因举证不充分，故对当事人所主张魏有军与盟龙鑫公司之间存在挂靠关系的意见，法院不予采纳，对贺某1对盟龙鑫公司所提出各项诉讼请求，法院均不予支持。虽然魏有军使用自有车辆进行施工作业，但其在施工现场受李伟飞直接指挥，与贺某1等人共同、协作进行施工作业，魏有军与李伟飞按日结算劳务费，故李伟飞、魏有军之间并非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承揽合同，双方应系劳务合同关系，魏有军系提供劳务一方，李伟飞系接受劳务一方；根据上文已论述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故魏有军因劳务造成贺某1损害，应由李伟飞承担侵权责任；需要指出，人身损害解释第九条第一款（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所作规定已因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施行而不再有效，在侵权责任法颁布施行后，对于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以及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均统一规定为由用人单位或雇主承担替代责任，对外不再由提供劳务一方承担责任；据此，对于贺某1对魏有军所提出各项诉讼请求，法院均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对于贺某1所遭受合理损失的80%，应由李伟飞、安路通公司、六达交通公司连带赔偿；对李伟飞所垫付费用，应在法院所认定总损失金额乘以赔偿系数后，再行予以折抵；同时，对于总损失的认定，如李伟飞已实际垫付，但贺某1未作为损失主张，亦应予以考虑；还需指出，因牵涉安路通公司、六达交通公司利益，对于李伟飞所认可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如所主张垫付款项数额，不产生直接确认的法律后果，具体金额由法院审核确定。
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贺某1于2016年10月29日至2016年11月23日在锡林郭勒盟盟医院住院期间、于2016年11月23日至2017年3月15日在304医院住院期间、于2017年3月22日至2017年5月12日在邯郸市永年区第一医院住院期间，经审核，贺某1因就医产生住院费合计827070.41元，对此法院予以确认；对于贺某1所主张于2017年3月22日在邯郸市永年区第一医院支出955.64元，其仅提交1张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未提交医疗费收费票据、诊断证明、住院病历等予以佐证，不能确定与本案医疗费支出的关联性，故法院不予确认；对于李伟飞所提交1张患者姓名为李创文的锡林郭勒盟医疗服务门诊收费收据，因患者并非贺某1本人，故法院不予采信；对于李伟飞所提交11张总额为7570.20元的锡林郭勒盟医疗服务门诊收费收据（均为发生事故当日的急诊支出），与贺某1所提交住院费收据并不重复，应作为医疗费支出进行核算，故法院予以采信；同理，对于李伟飞提交的1张2200元的内蒙古自治区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法院予以采信；综上所述，贺某1共产生医疗费损失836840.61元；经核算，李伟飞已垫付赔偿款（含生活费）508768.20元（包括生活费20000元、在锡林郭勒盟盟医院的住院押金45000元、在锡林郭勒盟盟医院的急诊支出7570.20元、购买人血白蛋白支出的2200元、在锡林郭勒盟盟医院的住院押金49000元、在304医院的住院押金384998元）。
受害人定残后，应视为治疗结束，对受害人因丧失劳动能力所产生的损失，以残疾赔偿金的方式加以赔偿，故原则上不存在后续治疗费和后续治疗期间的误工费赔偿问题；因后续治疗费已被残疾赔偿金吸收，故贺某1要求赔偿后续医疗费（按每日570元计算，计算20年）4161000元，无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虽然鉴定意见认定贺某1下肢及足部骨折可根据实际情况考虑行内固定物取出术，但未载明费用标准，故对贺某1要求赔偿内固定取出术费用20000元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可待该笔费用发生后另行解决。在转院过程中贺某1实际支出救护车费用14000元，对该项损失法院予以认定。
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贺某1所主张陪护人员为陪护贺某1所支出交通费系合理支出，根据就医复查情况及贺某1所提交交通费票据，对该交通费，法院酌定为3000元。
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合理住宿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考虑到贺某1在医疗期间处于植物状态，确需亲属进行陪护，亲属所支出住宿费系合理损失，综合考虑贺某1就医复查情况及所提交住宿费票据，对该住宿费，法院酌定为4000元。
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贺某1伤后呈植物状态，其因伤致残持续误工，根据鉴定意见，贺某1主张误工时间自受伤之日（2016年10月29日）计算至定残前一天（2017年12月14日）并无不当，经计算，上述期间为412日；贺某1所提交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其有固定收入，应视为无固定收入劳动者，其主张年收入为100000元，即月收入为8333元，远超个人所得税免征额，但未提交个人所得税纳税证明、工资发放记录等予以证明，故对其月收入，酌定按个人所得税免征额计算，即每月3500元；经计算，误工费为48066.67元。
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1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20年。本案中，至定残时，贺某1年仅31岁，鉴定意见认定贺某1的护理依赖程度为完全护理依赖，贺某1目前系植物生存状态，综合考虑本案具体情况，对护理时间，法院酌情确定为20年（含定残前时间）；贺某1主张定残前的护理费按照每年100000元计算过高，对护理人员的收入水平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贺某1主张定残后的护理费为每年50000元，即每月4166元，参照本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该护理费标准合理；据此，对20年期间护理费，统一按每年50000元计算，经计算，该护理费为1000000元。
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参照本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差旅费标准，贺某1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为每日50元并无不当；关于住院时间，贺某1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在2017年3月16日至2017年3月21日期间（6日）住院，剔除上述期间，贺某1在2016年10月29日至2017年5月12日期间住院合计190日；经计算，住院伙食补助费为9500元。
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鉴定意见认定营养期计算至评残前一日，即412日；综合考虑贺某1伤情具体情况，其主张营养费为每日100元并无不当；经计算，营养费为41200元。
残疾辅助器具，是因伤致残的受害人为补偿其遭受创伤的肢体器官功能、辅助其实现生活自理或从事生产劳动而购买、配置的生活自助器具，如瘫痪后购买的轮椅、截肢后购买的假肢、失明后安装的义眼、听力减弱购买的助听器等；对于贺某1所主张已发生的残疾辅助器具费2901.30元，因有相关票据佐证，故法院予以认定；贺某1所主张引流袋、湿纸巾、护理垫等一次性用品费73000元（计算20年）的依据是鉴定意见，而鉴定意见认定上述项目的主要依据是《人体损害后续诊疗项目评定指南》，换言之，上述项目并非残疾辅助器具费，而系后续诊疗费；因受害人定残后，应视为治疗结束，对受害人因丧失劳动能力所产生的损失，以残疾赔偿金的方式加以赔偿，故原则上不存在后续治疗费赔偿问题，故对贺某1要求赔偿引流袋、湿纸巾、护理垫等一次性用品费73000元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对于贺某1主张残疾辅助器具费中包括护理床费用3000元（2张，每6年更换1次）、防褥疮床垫费用1500元（5张，每4年更换1张）的意见，因上述物品属于残疾辅助器具，且费用标准符合普通适用器具的合理费用标准，更换周期亦合理，故法院予以采纳；综上所述，残疾辅助器具费合计7401.30元。
根据人身损害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事故发生时贺某1正值青壮年，其离开原籍，长期从事“e代驾”及建筑行业施工等非农产业工作，贺某1要求残疾赔偿金按照2017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2406元）计算并无不当，以62406元乘以20年，残疾赔偿金为1248120元；根据人身损害解释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贺某1之子贺一铭（至贺某1定残时，7周岁）、贺某2（5周岁）系未成年人，应判决给付被扶养人生活费；贺某1之母宋某系农民，至贺某1定残时为62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已丧失劳动能力，难以再从农业耕作中取得生活来源，应判决给付被扶养人生活费；贺某1之父贺敬民系农民，至贺某1定残时为58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贺某1所提交证据材料不足以证明贺敬民已丧失劳动能力，故对贺某1要求赔偿贺敬民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法院不予支持；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标准应按照受害人的情况确定，贺某1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2017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40346元）计算并无不当；贺一铭、贺某2、宋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年限分别为11年、13年、18年，因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故应协调计算；在前11年，对被扶养人贺一铭、贺某2的生活费，均以每年40346元乘以11年，再除以2，结果均为221903元；在前11年，对被扶养人宋某的生活费，以每年40346元乘以11年，再除以3，结果为147935.33元；前11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总额为591741.33元，年均为53794.67元，已超法定最高限额40346元，故法院对前11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确定为最高额443806元；同理，经计算，对第12年、第13年（合计2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贺某2、宋某的费用分别为40346元、26897.33元，合计67243.33元，年均为33621.67元，未超法定最高限额40346元，法院予以确认；同理，经计算，被扶养人宋某在第14年至第18年（合计5年）被扶养人生活费为67243.33元，未超年均最高限额，法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经核算，总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578292.66元；将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总的残疾赔偿金为1826412.66元。
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贺某1的伤残等级为1级，目前处于植物生存状态，需要完全护理依赖，综合考虑本地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对该精神损害抚慰金，法院酌定为100000元。
综上所述，贺某1因此次事故所产生合理损失为医疗费836840.61元、救护车费用14000元、交通费3000元、住宿费4000元、误工费48066.67元、护理费1000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9500元、营养费4120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7401.30元、残疾赔偿金1826412.6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合计3890421.24元；对上述损失，李伟飞、安路通公司、六达交通公司应连带赔偿80%，即赔偿3112337元，因李伟飞已先行赔偿508768.20元，故还需赔偿2603568.80元。
据此，一审法院判决：一、李伟飞、北京安路通交通科技有限公司、广东六达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连带赔偿贺某1医疗费、救护车费用、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残疾辅助器具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二百六十万零三千五百六十八元八角；二、驳回贺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贺某1对于一审判决核算李伟飞垫付费用金额持有异议，主张李伟飞垫付费用总额为428768.2元；李伟飞认可一审判决核算其垫付费用金额。安路通公司述称魏有军与盟龙鑫公司法定代表人魏有龙系兄弟关系；魏有军、盟龙鑫公司对此予以认可。六达交通公司认为一审判决认定贺某1长期从事非农产业工作缺乏依据，亦不认可邯郸市永年区正西乡后朱庄村村民委员会就宋某身体及劳动能力状况所出具证明内容。
应法庭要求，贺某1之法定代理人张某与贺某1护理人员通过微信视频连线，通过视频实时展示贺某1目前状态；除六达交通公司代理人外，李伟飞、安路通公司、魏有军及盟龙鑫公司之代理人均当庭确认视频中显示被护理人员为贺某1。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无异。
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争议焦点为：1.一审判决确认的本案损害赔偿义务主体是否适当；2.一审判决确定各赔偿项目及金额是否适当。
关于争议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所记载的事项推定为真实，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本案中，2016年10月29日，贺某1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丹锡高速XLK14+370处进行标志杆门架横梁安装作业时发生事故受伤。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李伟飞认可贺某1系在为其提供劳务过程中发生本案损害，根据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李伟飞作为接受劳务一方，应当承担相应过错责任。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李伟飞不具备施工资质、其对于施工作业人员未进行必要安全生产教育、亦无证据显示其建立了完善的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制度并为施工作业人员提供充分有效的安全生产保障措施，故一审判决认定其存在重大过错并无不当。贺某1作为成年人，对从事高空施工作业的高度危险性应当具有相应的认知能力，但本案事发时，其在未佩戴安全帽并采取必要安全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即进行高空施工作业，故其自身存在一定过错。一审判决结合本案情况，认定李伟飞应承担80%责任、贺某1应自行承担20%责任适当，应予维持。贺某1就此所提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魏有军与李伟飞之间法律关系问题，劳务关系外在表现为提供劳务者按照接受劳务者的指示提供劳务，由接受劳务者给付报酬；承揽法律关系外在表现为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并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本案中，魏有军虽然使用自有车辆参与施工作业，但相关询问笔录显示魏有军在施工现场接受李伟飞直接指挥，与其他施工人员共同协作完成施工作业，李伟飞按日与魏有军结算劳务费用，结合上述法律关系的外在特征，一审判决认定魏有军与李伟飞之间构成劳务关系并无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本案损害发生的直接原因虽系吊车钢丝绳断裂，但因魏有军与李伟飞之间系劳务关系，故李伟飞作为接受劳务方依法应对损害承担赔偿责任。贺某1、李伟飞、六达交通公司有关此节上诉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本案事故发生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对事故进行了调查，询问了相关人员并制作笔录，并于2017年2月9日分别对六达交通公司、安路通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对六达交','2018-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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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在提交答辩状期间提出。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应当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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