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6）鲁15刑终8号
原公诉机关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聂超(曾用名聂英超)，男，汉族，工人。因本案于2014年9月28日被聊城市公安局东昌府分局刑事拘留，同年10月31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山东省聊城市看守所。
辩护人聂伟、张雷，山东信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允合，男，汉族，农民。因本案于2014年8月28日被聊城市公安局东昌府分局刑事拘留，同年10月1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山东省聊城市看守所。
辩护人周桂华、张慧，山东正唐律师事务所律师。
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审理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聂超、李允合犯伪造国家有价证券罪一案，于2015年12月17日作出（2015）聊东刑初字第120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聂超、李允合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7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山东省聊城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李润凯、田子国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聂超及其辩护人聂伟、张雷，上诉人李允合及其辩护人周桂华、张慧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13年10月份的一天，被告人聂超、李允合、李某甲（另案处理）经张某（另案处理）介绍，在未支付对价款的情况下，通过李某乙元（另案处理）伪造一张户名为“李某甲”的中国工商银行泰安分行、面额为四千八百万元的凭证式国债收款凭证（账号：16×××28），准备用此票据质押向银行骗取贷款。李允合支付李某乙元好处费35万元，支付聂超好处费4万元，支付张某好处费3万元。
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书证凭证式国债收款凭证、分款使用协议，证人证言，被告人以及共同作案人供述与辩解等证据。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聂超、李允合为骗取贷款，伪造国家有价证券，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伪造国家有价证券罪。据此，根据二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所处地位和所起作用，对被告人聂超、李允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之规定，以伪造国家有价证券罪，均判处被告人聂超、李允合有期徒刑十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六万元。
宣判后，被告人李允合不服，以“涉案国债凭证日期早于其汇款办理日期，其汇款前涉案假国债凭证已经存在，其是被设计受骗的；其没有伪造国家有价证券的故意和行为”为由，提出上诉。其辩护人所提辩护意见与上诉理由基本一致。
被告人聂超不服，以“其只是介绍李允合与张某认识办理国债进行质押贷款，没有伪造国家有价证券的故意和行为”为由，提出上诉。其辩护人所提辩护意见与上诉理由基本一致。
聊城市人民检察院提出以下出庭意见：张某、李某甲、李允合、聂超在侦查阶段的有罪供述相互吻合，书证合作协议也载明双方协议开具的国债是“配合票”，与上述有罪供述相互印证，证明各上诉人对开具伪造的国债凭证以骗取银行贷款是明知的，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量刑适当，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二审审理查明：2013年10月份的一天，上诉人李允合为筹集资金，经他人介绍由上诉人聂超帮助其办理国债凭证用于银行质押贷款。10月17日，聂超、李允合经张某介绍联系到李某乙元等人，商定由李允合负责出资30余万元作为前期开票费用，李某乙元等人为李允合办理一张4800万元的国债凭证（配合票）用于银行质押贷款，李某乙元等人负责质押贷款时核行事宜。在办理过程中，因李某乙元等人称不能以李允合泰安本地的身份证办理，聂超等人又联系到李某甲，商定由李某甲提供身份证，以李某甲的名义办理。几日后，在李某甲、李允合均未支付对价款的情况下，通过李某乙元等人伪造了一张户名为“李某甲”的中国工商银行泰安分行面额为四千八百万元的凭证式国债收款凭证（账号：16×××28）。后聂超、李允合将该国债凭证交给李某甲，约定由李某甲联系贷款银行进行核行，并约定将扣除相关费用后的贷款款项由李允合、李某甲分款使用。因李允合、聂超、李某甲多次联系李某乙元等人核行未果，未能质押贷款。
另查明，在办理涉案国债凭证过程中，李允合实际支付李某乙元办票费用35万元，支付张某、李某乙元好处费6万元，支付聂超好处费4万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一）书证
1、鲁B14351717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凭证式国债收款凭证（账号：16×××28）一张，该国债凭证显示户名李某甲、购买日期2013年9月10日、面额RMB肆仟捌佰万元整，证实二上诉人参与伪造的国家有价证券的情况。
2、分款使用协议，该协议载明李允合负责在泰安工行开出持票人为李某甲的五年国债，李某甲负责找到贷款银行，以此国债作为质押物而融资，李允合要保证质押银行派工作人员前往开出国债的银行核实查询时积极配合。李某甲用该国债贷出款后再各人使用一半。
3、合作协议，证实2013年10月份，李允合、李某甲（乙方）与李某乙元（甲方）签订合作在泰安工商银行开具4800万元国债凭证（配合票）的协议，约定由李某乙元负责开具国债凭证交给李允合、李某甲作为质押品从银行贷款或质押使用；李某乙元保证该国债凭证在本行系统可以网上查、网上核，核行时由两名银行工作人员接待，接待人员身份真实，否则视为违约，应退还费用并赔偿损失；办理核行止付手续7个有效工作日内，乙方如不能兑现国债面值额度的18%贴息给甲方视为违约，乙方支付的所有费用不退，业务终止；甲方安排核行，乙方不得以任何方式私自核行；甲方需确保乙方在办理贷款或质押手续期间能在银行系统网上查询票据基本信息，在乙方贷款或质押出款后，经乙方事先通知甲方后，两个工作日可再次在银行系统网上查询票据基本信息。张某、聂超作为见证人签字。
4、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安分行出具的证明，证实该行无鲁B14351717号码中华人民共和国凭证式国债收款凭证，也未刻制使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安分行国债业务专用章”。
5、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凭证，证实2013年10月17日，李允合通过其妻子雷爱荣账户向李某乙元打款35万元的事实。
6、发破案经过，证实二上诉人被抓获归案的情况。
7、户籍证明，证实二上诉人自然身份的情况。
（二）证人证言
1、证人汤某的证言，证实2013年李某甲曾拿过两张国债凭证，一份他的名字，另一个记不清了，让其看看是真的假的，其在网上查了一下，没找到，认为他拿的这个国债是假的，他想干什么没跟其说。
2、证人孙某的证言，证实2013年的一天下午，李某甲打电话说他在平阴大桥那里撞车了，让其开车过去。到了后，他让其去泰安送他的身份证，在泰安八速宾馆其把李某甲的身份证给了一个男的就回聊城了。
（三）辨认笔录
聊城市公安局东昌府分局制作的辨认笔录，证实二上诉人及其他共同作案人相互辨认的情况。
（四）上诉人、共同作案人供述与辩解
1、上诉人聂超的供述与辩解，证实通过赵某认识李允合，因李允合融资缺钱，让其帮忙贷款，其说需要点前期费用，赵某给了其1万元，后来这事一直没办成。2013年秋天，刘某乙打电话说如果能开出来国债，他那边能作质押；这时张某给其打电话说他能找人开出国债，其跟李允合说了。过了几天，其、李允合与刘某乙见了面，刘某乙介绍说只要李允合这边能开出国债，他就能找到银行办理质押贷款，后来其和李允合就回去了，路上张某打电话问是否开国债，李允合说开，并让其和张某联系。第二天，其、李允合与张某见面商量怎么开国债，商定开4600万以上5000万以下的国债，张某让李允合交30万元开国债的费用，说是交到工商银行里，在工商银行开国债。第二天，其三人与李某乙元、姓宋的等人见了面，李某乙元介绍说他带来的那个姓宋的负责去银行开国债，姓宋的说他是代表“老陈”来办业务，双方商定把30万元打到李某乙元账户上，李允合与李某乙元还签了份协议，其作为见证人签了字，李允合给李某乙元打完款后，姓宋的拿着李允合的身份证走了，后又回来说不能用泰安本地人的身份证，银行不给开，李允合让其给刘某乙打电话问有没有合适的人选，刘某乙提出来用李某甲的名字去开国债，经电话联系李某甲同意了，下午来送身份证时李某甲出了车祸，由他的司机把身份证送到了泰安，其接到身份证后给了张某。几天后，张某、李某乙元拿出来一张户名为李某甲、面额为4800万元的国债和一份协议，李允合在协议上签了字，然后放在桌子上6万元钱，算是给他们的好处费。第二天，李允合与李某甲签了一份协议，他二人还与其签订了一份居间协议，内容是如果贷出款来，给其几个点的佣金。后来其和李某甲、李允合多次找李某乙元等人核行，均没有什么进展。办理这张国债只有李允合投资了36万元，其他人没有任何投资，其得到好处费4万元。
2、上诉人李允合的供述与辩解，证实2013年赵某介绍聂超给其融资，其给了赵某1.6万元的前期费用，但一直没有结果。中秋节后，聂超说他朋友能开出国债，能在银行质押贷款，然后聂超带其去找刘某乙询问贷款的事情。后其通过聂超找张某等人开国债凭证，以此在银行申请贷款，开一张价值不超过4800万元的国债凭证，需支付30万元的费用，贷款时核行以后再支付70万元费用，钱全部由其出，其问该国债凭证的合法性，张某说这张国债查询时不显示数额，不让问来源，质押时保证能核行。后其、聂超经张某介绍与李某乙元、一滕州男子等人见了面，其打给李某乙元30多万元，那个滕州男子就拿着其身份证出去了，后又回来说泰安的身份证不能在泰安工行出票，最后用的聂超联系的聊城李某甲的身份证办的票。三四天后，其和聂超从张某、李某乙元处拿到了国债凭证和李某甲的身份证，第二天其和李某甲见了面并签订了分款使用协议，又和聂超签订了一个居间协议，内容是贷款后给聂超部分费用。办出票后其又给了聂超、张某、李某乙元10万元的费用，聂超得到4万元。后其和李某甲多次催聂超找李某乙元、张某等人办理核行，如果核不了行，钱就白花了，票也是废票，但一直没有进行下去，知道国债是假的了。
3、共同作案人李某甲的供述与辩解，证实2013年因其经营需要钱，刘某乙打电话说用其身份证办国债，并让其用一部分资金，还说聂超跟其联系。后聂超打电话提出来在泰安以其名义开一张国债在聊城质押贷款，其用一部分贷款，另一部分他们使用。一开始做这个国债凭证时，聂超和李允合说只要其在聊城找到银行质押贷款，就能在泰安找到银行在聊城这边到泰安核行时出证证明这张国债是真的。当时其就认为他们开的是假的国债凭证，于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想让他们给其弄一张国债凭证，他们也同意。其去泰安送身份证的路上出了事故，就安排驾驶员去送的身份证。五六天之后，李允合、聂超就把其的身份证和一张面值4800万元的国债凭证给其送来了，其和李允合签订了分款使用协议。办理这张国债其没给他们一分钱，所以当时其就知道李允合、聂超给其的是一张假票，不知道他们是通过谁办理的。后来拿着票去咨询汤某，未查询到，贷款没办成。
4、共同作案人张某的供述与辩解，证实2013年夏天认识聂超，后聂超打电话说“老李”（经辨认系李允合）想自己开一张国债凭证，让其帮忙。半个月后，其和聂超、李允合见面商量了如何开凭证式国债，其提出来济南的李某乙元可以开，人家要30万元的费用，聂超提出来给其6万元好处费，其说其中3万元给李某乙元。第二天，其和聂超、李允合与李某乙元、“老宋”见了面，李某乙元说由“老宋”负责开具国债，“老宋”说他是替“老陈”来办事的，后来商定开一张4800万元的国债凭证，由李允合把30万元的开票费直接打给李某乙元并与李某乙元签订协议。中午李允合打款后，“老宋”拿着李允合的身份证去开国债后又回来了，说泰安本地的身份证不能开，聂超就联系了聊城的一个老板来送身份证，下午聊城那个老板打电话说在黄河大桥附近碰车了，派另外一个人到出车祸的地方把身份证拿来送到泰安，下午四点身份证才送过来，其发现是李某甲的身份证。三四天后，李某乙元打电话说票开出来了，其通知聂超第二天见面拿票，见面后李某乙元把票给了聂超，李允合也把票拿过去看了看，聂超还给了其6万元钱，其把3万元给了李某乙元。后来聂超打电话问为什么网上查不到这张票，其让他们去济南找李某乙元、“老陈”，“老陈”说一定能查到，但后来也没有查到。办理这张国债凭证，只有李允合投入了30万元，又给了其和李某乙元6万元，李允合等人都知道这张国债是假的。
上述证据，已经一、二审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上诉人李允合及其辩护人所提“涉案国债凭证日期早于其汇款办理日期，其汇款前涉案假国债凭证已经存在，其是被设计受骗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书证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凭证证实李允合是在2013年10月17日汇款35万元给李某乙元的；上诉人李允合、聂超以及共同作案人张某、李某甲等均供认，李允合是在汇款给李某乙元后，通过李某乙元等人办理涉案国债凭证的，汇款后聂超、李允合又通过他人联系到李某甲，并商定以李某甲的名义办理，李某甲同意后来送身份证的途中发生车辆事故，又安排司机将身份证送来，该供述相互一致，与证人即李某甲的司机孙某的证言相印证，能够认定涉案国债凭证系在李允合汇款后才联系李某甲办理，所提“系被他人设计受骗，汇款前涉案假国债凭证已经存在”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与在案证据相矛盾，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聂超、李允合及其各自辩护人所提“没有伪造国家有价证券的故意和行为”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审查认为：
第一,在案证人证言、书证、上诉人及同案犯供述与辩解等证据能够证实，上诉人李允合、聂超等人仅支付了30余万元费用用以开具4800万元国债凭证。李允合虽辩解还有后期费用70余万元，但是在取得质押贷款后支付，办理涉案国债凭证，实际只有李允合支付了30余万元费用，这与国债凭证的等价购买特性严重不符，明显违背常理。
第二，在案书证合作协议证实,李允合、李某甲与李某乙元合作开具的是4800万元的国债凭证（配合票），由李某乙元负责开具并交给李允合、李某甲作为质押品从银行贷款或质押使用，李某乙元保证该国债凭证在本行系统可以网上查、网上核，负责贷款时核行事宜；共同作案人李某甲的供述与辩解证实,一开始李允合、聂超找其做涉案国债凭证时，聂超和李允合说只要其在聊城找到银行质押贷款，就能在泰安找到银行在聊城这边到泰安核行时出证证明这张国债是真的，当时其就认为他们开的是假的国债凭证；共同作案人张某的供述证实,李某乙元要的30多万元是开票费用，李允合等人都知道这张国债是假的；上诉人聂超的供述与辩解证实,张某让李允合交30万元开国债的费用，后双方协议如果做不出来质押贷款，要赔偿损失；上诉人李允合的供述与辩解证实，其通过聂超找张某等人开具一张不超过4800万元的国债凭证，以此在银行申请贷款，需支付30万元的费用，贷款时核行以后再支付70万元费用，张某说这张国债查询时不显示数额，不让问来源，质押时保证能核行。上述事实能够认定，上诉人李允合、聂超与李某乙元等人商定开具的仅是能在银行配合质押贷款的国债凭证,即合作协议所载明的“配合票”，而非正规合法的国债凭证，二上诉人对此是明知的，故李允合、聂超与李某乙元等人在开票前后均以能够核行为中心，在涉案国债凭证开出后，李允合、聂超多次催促李某乙元等人核行，否则正如上诉人李允合供述的“如果核不了行，钱就白花了，票也是废票”,而不是想着利用国债凭证的可提前兑付特性实现其获得巨大款项的目的；此外，二上诉人在收到购买日期与办理日期明显不符的巨额涉案国债凭证后，不提异议，而是进一步就质押贷款事宜与李某甲进行商定，亦能印证该事实。
综上,在案事实足以认定上诉人李允合、聂超作为智力正常的成年人,主观上应当知道开具的涉案国债凭证并非真实的票据凭证，而系伪造；客观上其虽未直接实施伪造的行为，但与李某乙元等人进行商议，让李某乙元等人办理开票,具有伪造国家有价证券的故意和行为，二上诉人与李某乙元等人构成共同犯罪，应当对李某乙元等人直接伪造国家有价证券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因此，上诉人聂超、李允合及其各自辩护人所提“没有伪造国家有价证券的故意和行为”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聂超、李允合为骗取贷款，伙同他人伪造国家凭证式国债收款凭证，其行为均已构成伪造国家有价证券罪，且数额特别巨大。在共同犯罪中，上诉人聂超、李允合均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依法惩处。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刘振全
审 判 员 户凤英
代理审判员 何林林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茹 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