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迎刑初字第653号
公诉机关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ＸＸ，男，1978年12月19日出生于山西省灵石县，汉族，大学本科文化，中共党员，系山西省灵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副大队长，户籍地山西省晋中市灵石县，捕前住山西省晋中市灵石县。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受贿罪于2015年7月9日被逮捕。
辩护人闫宏亮，山西谦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陈海英，男，1968年12月28日出生于山西省灵石县，汉族，小学文化，系晋中市灵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临时工，户籍地山西省灵石县，捕前住山西省灵石县。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行贿罪于2015年6月2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9日被逮捕。
辩护人丁保杰，山西天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检察院以并迎检刑诉字[2015]第562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ＸＸ、陈海英犯滥用职权、受贿、行贿罪，于2015年10月26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侯强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ＸＸ及其辩护人闫宏亮，被告人陈海英及其辩护人丁保杰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3年9月至2014年12月，被告人ＸＸ担任晋中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副大队长，负责审批非现场处罚免记分工作期间，违反非现场处罚免记分业务的规定办理违章记录2万余条，并收受陈海英、王某、任某1、程某（另案处理）等人好处费29.5万元，共计对张某等2000多名违章司机或车主违反免记分业务的规定处理违章记录2万余条，致使这些违反规定处理违章记录的司机或车主，在违反规定免记分后，无视交通法规再次违章，多达700多辆车，违章条数2183条，违章分数9717分，发生交通事故29起，造成多人受伤的严重后果，其中三人身体损伤为轻伤，并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50余万元的严重后果，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给交通安全埋下了严重隐患。
2013年9月至2014年12月期间，被告人陈海英与被告人ＸＸ事前预谋，由被告人陈海英提供622辆违章车辆或车主信息，被告人ＸＸ利用审批非现场处罚免记分的职权，违反非现场处罚免记分的规定，对622辆违章车辆的3000多条违章记录，13262分的违章分数进行免记分处理。期间，被告人陈海英多次给被告人ＸＸ好处费共计人民币15万元。
案发后，上述赃款由被告人ＸＸ家属全部退回。
针对上述指控，公诉机关向法庭提供了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电子数据、视听资料、鉴定意见等证据。据此，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ＸＸ伙同陈海英利用职权，违反规定办理免记分业务，给他人造成50余万元经济损失并严重损害了国家机关声誉，造成严重社会影响，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滥用职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ＸＸ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钱财，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陈海英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钱财，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行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ＸＸ、陈海英均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特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
被告人ＸＸ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及犯罪事实均无异议。其辩称，我个人认为办理免计分业务和后期再发生交通事故，没有直接因果关系。
被告人ＸＸ的辩护人闫宏亮提出辩护意见如下：ＸＸ受贿罪存在如下从轻、减轻处罚情节。一、受贿案件应当认定ＸＸ具有准自首情节：1、中国共产党山西省公安厅纪律检查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以下简称情况说明）可以证实：“2015年6月1日至7月9日，ＸＸ因严重违法违纪问题被山西省公安厅采取两规措施。调查期间，ＸＸ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如实供述了组织尚未掌握的受贿问题，详细说明了陈海英、任某1、王某、程某等人向其行贿的主要事实，并主动做程某等人的工作，使其很快向调查组交代了行贿过程。”。公诉机关没有认定ＸＸ具有自首情节的理由是从案件证据材料体现是陈海英交待先于ＸＸ。辩护人认为该观点不正确。理由如下：（1）、公诉机关指控所依据的证据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侦查阶段”形成的证据，公安厅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的是ＸＸ被采取“两规”措施的“调查期间”的客观情况。“两规”先于“侦查”并有部分区间与“侦查”同步，不能仅依据“侦查”证据而无故否决山西省公安厅出具的《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属政法机关出具的单位证言，公诉机关没有同阶段、同层次的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不应否定《情况说明》的证明效力。（2）、ＸＸ与陈海英分别羁押，无法串供，相互之间并不知悉对方的供述情况，因此，单纯以谁的供述在先而否决对方的自首也是不科学的。侦查机关在对ＸＸ以犯罪嫌疑人身份进行第一次讯问前有一个前置程序，就是先对ＸＸ以证人身份进行了询问，由此也可以说明侦查机关对ＸＸ在第一次讯问前对受贿15万元事实是根本谈不上“掌握”而仅仅是“怀疑”。（3）、如果公安厅纪检委因客观原因无法向贵院出具ＸＸ在“两规”期间的交待材料，以及ＸＸ给陈凯龙等人写的要求主动供述的材料，那也不能否定《情况说明》的效力。如果否定，那必然意味着山西省公安厅出具了虚假的单位证言，应当进行伪证罪的刑事侦查程序。在没有将该单位证言认定为虚假证据的前提下，不应否决它的证明效力。2、关于退赃应考虑三项从轻量刑因素：（1）退赃额度为全部退赃；（2）退赃时间节点为侦查阶段，接受机关为山西省公安纪检监察机关；（3）退赃是主动退赃而非被动追缴。二、ＸＸ滥用职权罪存在如下从轻、减轻处罚情节：1、滥用职权罪的后果与起诉书所述有重大偏差，起诉书认定ＸＸ滥用职权罪的后果主要有违规办理违章记录2万余条、三人身体损伤为轻伤、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50余万元，并严重损害了国家机关声誉，造成严重社会影响。辩护人认为衡量犯罪结果必须从刑法对该罪名的规定及法理学对该罪名犯罪构成要件的解析入手进行分析，《刑法》第397条规定中，定罪的主要参考标准是“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关键字眼是“致使”一词，辩护人认为“致使”实际强调的滥用职权与危害后果之间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那么ＸＸ滥用职权与张某发生交通事故显然不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三人轻伤、50万元的经济损失显然不能认定为滥用职权罪的危害后果，而只能认定为张某交通肇事罪的法律后果。交通肇事罪是过失性犯罪，即便ＸＸ违法给其免分，那也没有必然性，仅是一种或然性，着实构不成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如果依据本案的公诉逻辑，那必然会无形中扩大对一线公安交警队伍的打击面，只要有事故发生，那就有可能追根溯源去追究关联环节的交警滥用职权的刑事责任，这种理解是违背立法精神的一种理解，辩护人也非常深信审判长对此问题已经有清晰的认识。公诉机关当庭适用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即高检法发释字（2006）2号第一条第一项关于滥用职权罪的立案标准，已经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即法释【2012】18号不一致，依据两高解释第十条，高检法发释字（2006）2号第一条第一项关于滥用职权罪的立案标准已不适用本案的审理，故从法律适用层面来讲，只能适用两高的法释【2012】18号文第一条第三项，尤其强调独立的轻伤3人不符合该解释第一条第一项之规定。起诉认定的违规办理违章记录2万余条也与客观实际不符，滥用职权罪补侦卷第10页《关于王恩寿、任某2违规处理免计分的情况说明》中也认可，“经过王恩寿和任某2回忆，有少一部分是王恩寿和任某2为自己关系处理的，由于留档的数据不完整，无法确定王恩寿和任某2为自己关系处理的具体数据”。那么该二人违规处理的数据是ＸＸ“滥用”职权吗？在责任面前，该二人均与ＸＸ有重大利害关系，给ＸＸ推卸责任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事情，那么究竟有多少违规记录应由ＸＸ承担滥用职权的责任？其实该项证据是不充分的，达不到刑诉法规定的证据标准。根据疑点利益归于被告的刑事裁判原则，辩护人认为，只能认定ＸＸ收受29.5万元贿赂、违规处理6000条左右免分记录的法律事实。2、起诉指控ＸＸ滥用职权尚有如下从轻情节应在量刑评议时考虑。滥用职权侦查2卷第52页任某2的笔录讲“2013年9月至2014年4月，ＸＸ和王恩寿只要由他两任何一人签字就行”。53页“因为我从2012年开始办理免计分业务就没有台账，直到2014年4月以后，才开始建的台账”。54页“日常处理免计分业务，是你找ＸＸ或王恩寿签字处理还是他两人找你处理？答：正常的是我找他俩签字处理，不正常的都是他俩拿着东西来让我处理”。不再赘述，大量证据可以证实辩护人前述观点，即不能让ＸＸ替任某2、王恩寿承担违规处理违章的责任。三人轻伤、50万元经济损失均发生在张某交通肇事案件中，郑春生是张某的表哥，是灵石县交警大队秩序科的督查，在其找ＸＸ办理免分时，ＸＸ让其拿上亲戚车的行驶证、驾驶证、身份证的复印件到二楼任某2那儿按程序办理，也就是说张某交通肇事案件的损失不仅与ＸＸ没有任何关联，而且郑春生给张某办理免计分也是按正常程序办理的，郑春生的证言可以证实，该次处理违章过程中，ＸＸ并没有任何滥用职权的行为，故3人轻伤、50万经济损失与ＸＸ无任何关联。受贿卷106-107页灵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关于车辆所有（管理）人申请免计分处理的规定》第三条：“4、符合本规定的，由秩序科科长审批；5、其他情况免分处理的，由分管副大队长审批”。从该文可以看出，对不符合规定的免分处理，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大量客观存在的，故灵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其实是为解决现实问题而对ＸＸ一定程度的授权。本案让ＸＸ承担滥用职权的刑事责任不得不考虑该项因素，否则罪刑不相适应，故辩护人认为只能认定ＸＸ受贿29.5万元、违规处理6000条左右（按每条50元计算）的刑事责任。三、ＸＸ是初犯，认罪态度良好。其从2001年9月进入灵石县公安局工作期间至案发前，在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多次被山西省公安厅、晋中市公安局、灵石县公安局、灵石县人民政府等单位授予多项嘉奖，故在量刑时应予以考虑。
针对上述辩护意见，辩护人向法庭提供了以下证据：
1、山西省公安厅纪检委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2015年6月1日至7月9日，ＸＸ因严重违法违纪问题被山西省公安厅采取“两规”措施，调查期间，ＸＸ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如实供述了组织尚未掌握的受贿问题，详细说明了陈海英、任某1、王某、程某等人向其行贿的主要事实，并主动做程某等人的工作，使其很快交代了行贿过程。7月9日，ＸＸ委托其家人向公安厅纪委主动上缴受贿所得29.5万元”。证明受贿罪应认定为特别自首。
2、奖状21份：证明ＸＸ参加工作以后，曾获得山西省公安厅、灵石县公安局颁发的奖项。
被告人陈海英对公诉机关指控的行贿罪认可，不认可滥用职权罪，其辩称，其只是临时工，不构成滥用职权罪。
被告人陈海英的辩护人丁保杰提出辩护意见如下：一、关于陈海英涉嫌滥用职权罪。公诉机关对被告人陈海英涉嫌滥用职权犯罪的指控不能成立：1、公诉机关的指控缺乏事实方面的证据。公诉机关指控陈海英涉嫌滥用职权犯罪的上诉“事实”是经不住推敲的，当然也是不成立的。首先，公诉机关的起诉书及公诉人发表的公诉词在指控中讲2013年9月至2014年12月期间，被告人陈海英与被告人ＸＸ事前“预谋”的事实根本不存在。何谓预谋：打开现代汉语词典，预谋的解释为预先计谋、参与计议。通俗地讲就是在做某件事之前，一起商议并进行分工等。在本案中，陈海英不是国家工作人员，无职无权，他自己无法滥用职权。陈海英若要构成滥用职权罪，只能是与国家工作人员形成共同犯罪，但是陈海英若要与国家工作人员形成共同犯罪，必须要有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犯罪的事实，就本案而言，也就是要有陈海英与ＸＸ一起商议并分工进行实施滥用职权的犯罪行为的事实，那么，在本案中陈海英有无这样的事实呢？辩护人在查阅了整个案卷材料，根本没有找到被告人ＸＸ和陈海英“预谋”的时间、地点及预谋的内容的事实。公诉人在整个法庭调查中，也没有提供二被告如何“预谋”、“伙同”的具体的事实证据，对此，我们可以从二被告的供述材料中得到应证。从陈海英在2015年6月27日的供述中所讲，他找被告人ＸＸ做违章免分，是因ＸＸ以前是办公室主任，和他挺惯的，他想帮别人办理免分从中挣点钱，当时ＸＸ表示同意。又据被告人ＸＸ在2105年7月1日的供述中讲：“2013年10月份，因陈海英的儿子找我办理违章免分，我没给他儿子办，事后，我把陈海英叫到我的办公室和他说以后不要让你的儿子来找我，你要是有违章需要处理的话，你直接来找我办理。”，从二被告供述的内容来看，这其中根本没有二人预谋、商议的意思，更没有所谓“预谋”由陈海英提供622辆违章车辆或车主信息，被告人ＸＸ利用审批非现场处罚免记分的职权免分的分工的意思，如此，二人预谋的事实在哪里？如果硬要将二被告以上供述的内容，解释为二人的预谋的话，这是不是有些强加的味道？其次，公诉机关的起诉书及公诉人在指控中讲被告ＸＸ“伙同”陈海英利用职权违规办理免记分业务。公诉机关及公诉人使用“伙同”一词与使用“预谋”一词一样，目的是要说明陈海英与ＸＸ形成滥用职权的共同犯罪，但既然认定“伙同”，就一定要有伙同的事实。要弄清“伙同”的事实，首先要搞清“伙同”一词的意思。打开现代汉语词典，“伙同”的解释为：跟别人合在一起做事。既如此，辩护人就要问，陈海英在ＸＸ利用职权为他人办理违章免分的电脑操作过程中，究竟和ＸＸ一起做了什么事。是帮ＸＸ操作电脑啦？还是为ＸＸ站岗放哨了？辩护人的回答非常明确，这一切都没有。正如2015年6月27日，在侦查人员讯问陈海英“ＸＸ是如何给你办理的，你是否清楚”，陈海英回答“不清楚”。陈海英自己都不知道ＸＸ如何办理免分的，又如何能与ＸＸ“伙同”呢？第三，公诉机关及公诉人指控“给他人造成50万元经济损失”事实，辩护人认为：首先，在我国刑法第397条中只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规定，而没有将“给他人造成损失”作为该罪条件，而且法律在这里规定的重大损失，是指给国家造成的重大损失或者虽然不是直接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但这种重大损失是需要国家埋单的损失，而不是指他人的损失，因此法律在这里没有使用“公民”的概念，更没有使用“他人”概念，而是使用“人民”这个广义的概念。据此，公诉机关以及公诉人将“给他人造成50万元的损失”作为被告人滥用职权罪的事实证据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其次，公诉机关将被告人ＸＸ违规办理违章免记分的车辆后来再次发生违章给他人造成损失，作为本案指控的事实依据，同样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因为我国刑法第397条所讲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是指由于滥用职权的行为直接引起的损失，而非后来又一事件所造成的损失。而ＸＸ为违章车辆违规办理免记分与该车辆后来再次违章并发生事故所形成的损失之间根本没有法律上的直接因果关系。换句话说，就是说ＸＸ的违规办理免记分，不必然导致该车辆以后必然会发生事故。第三、公诉机关及公诉人指控的本案“给他人造成50万元的损失。而案件证据表明该损失是张某交通事故案中的损失，与被告人陈海英没有任何关联，陈海英没有为张某办理过违章免记分，假如这种损失能够作为滥用职权罪的定罪的损失的话，这只能是ＸＸ或其与他人滥用职权所造成的损失，与陈海英没有任何关联。我们退一万步讲，即使陈海英与ＸＸ构成滥用职权的犯罪，那么这起损失也不是陈海英与ＸＸ行为共同行为的结果。如此，假使陈海英与ＸＸ构成滥用职权罪，但他们共同的部分却没有造成法定的损失，陈海英如何能构成滥用职权罪？第四、公诉机关及公诉人指控“造成严重社会影响”。辩护人认为，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中只有“造成恶劣影响的”才能追究刑事责任，“造成严重社会影响”不在其列。“严重”和“恶劣”在程度上有着严格的不同。2、公诉机关以及公诉人的指控不符合犯罪构成主客观要件相统一的原则。首先，从犯罪构成的要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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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方面看。犯罪的主观方面是指犯罪主体对其实施的犯罪行为及其结果所具有的心理状态。从本案被告陈海英当时送钱给被告ＸＸ，请求ＸＸ为其代办的违章车辆免分的主观心理状态看，其目的很简单，那就是别人都在找人办理挣钱，自己在交警队干临时工，又和被告ＸＸ熟惯，也想通过ＸＸ为他人代办违章免分挣钱，陈海英的心理状态就这么简单，如果说陈海英还有什么其他主观心理状态比如与ＸＸ共同滥用职权，那只能是一种强加。如果说陈海英通过给ＸＸ钱，而达到为他人办理免分的目的这种行为构成犯罪的话，那只能构成行贿罪，而非它罪。辩护人不予否认，陈海英在一次、两次、三次找ＸＸ代办违章免分并给ＸＸ好处费后，二人确实在内心形成了一种各自为达到各自目的的默契，即从陈海英来讲，他知道给ＸＸ钱，ＸＸ就会给自己办，自己也能挣点钱；从ＸＸ来讲，为陈海英办理免分，陈海英会给自己钱。该二人的这种默契是行贿受贿的典型表现。辩护人认为，尽管二人为达到各自的目的，久而久之形成这种默契，但这种默契绝不是“预谋、伙同”，而且与“预谋、伙同”相差十万八千里，完全是分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其次，从犯罪构成的要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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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方面看，犯罪的客观方面是指犯罪行为的具体表现。心里学告诉我们，一个人的行为是受心理支配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干了什么，正是他的心理想要干的。辩护人在前文中客观的分析了陈海英当时的主观心理状态，现在，让我们再客观的看被告人陈海英在公诉机关及公诉人指控的滥用职权罪中干了什么，有什么具体行为表现。案件事实表明，在公诉机关以及公诉人指控陈海英滥用职权案中，被告人陈海英就是干了给ＸＸ送了钱，ＸＸ给免了分的行为，除此之外，再无其他任何行为。也正如前文所讲，被告人陈海英在ＸＸ利用职权办理违规免记分时，既没有与ＸＸ事前预谋，更没有帮助或伙同ＸＸ操作电脑，还没有为ＸＸ站岗放哨，而且陈海英根本不知道ＸＸ是如何办的，陈海英在ＸＸ滥用职权中根本没有任何犯罪行为的具体表现。没有犯罪行为客观表现的犯罪天下有吗？辩护人非常明白，公诉机关以及公诉人是把陈海英给ＸＸ送了钱，ＸＸ给免了分，二人久而久之形成的这种默契，作为陈海英与ＸＸ共同滥用职权的事实。辩护人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也是非常可怕的，如果这样，我们的法律将会被任意适用，行为也将被任意解释，事实也将不再是事实；如果这样，将会形成封建社会那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无法状态；如果这样，在所有的行贿受贿案件中，行贿人与受贿人都会形成滥用职权的共犯，无形之中加重当事人的刑事责任。而这在法治社会中将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公诉机关的起诉书以及公诉人的公诉词指控陈海英涉嫌构成滥用职权罪，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无论从我国刑法第397条中，还是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中寻找法律依据，只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渎职犯罪并收受贿赂，同时构成受贿罪的，除刑法另有规定外，以渎职犯罪和受贿罪数罪并罚的规定，而没有行贿人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共同构成渎职罪的规定。对没有法律依据的指控又如何能够成立。二、关于陈海英涉嫌行贿罪。首先，辩护人对公诉机关及公诉人指控被告陈海英涉嫌行贿犯罪的事实和定性不持异议。其次，被告人陈海英具有自首情节，法庭应当予以认定。案卷材料表明：被告人陈海英第一次被讯问的时间是2015年6月25日，第二次被讯问的时间是2015年6月27日。而被告ＸＸ第一次被讯问的时间是2015年6月31日，第二次被讯问的时间是2015年7月1日。从这两个时间比较，陈海英向侦查机关交代行贿的犯罪事实在前，被告ＸＸ交代受贿的犯罪事实在后，也就是说侦查机关掌握陈海英行贿的具体犯罪事实以及ＸＸ受贿的具体犯罪事实，是在陈海英主动交代后掌握的，此其一。其二、案件事实同样表明：侦查机关在传讯陈海英时，是以涉嫌滥用职权的罪名传讯的，而不是以行贿罪的罪名传讯的，这也就是说，在侦查机关2015年6月27日第二次讯问陈海英前，侦查机是不掌握陈海英行贿的犯罪事实的，而陈海英在侦查机关第二次讯问时就如实交待了自己为让ＸＸ免分而向ＸＸ行贿的方式、数额等具体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的规定，辩护人认为被告人陈海英符合自首的条件，据此，希望法庭予以认定并在量刑时予以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第三、被告人陈海英归案后，认罪态度非常好，体现了该从内心的悔罪，法庭在量刑时也应当予以考虑酌情从轻处罚。第四、被告人陈海英无前科，在此次犯罪前，表现一贯良好并无任何违法现象，因此，尽管其行为构成犯罪，但其品性和主管恶性并不是非常坏，辩护人希望法庭在对被告人陈海英量刑时予以考虑这一点，酌情从轻处罚。第五、尽管陈海英的行为触犯法律，构成犯罪，应当得到法律的制裁。但深究其走上犯罪的道路的原因，仍有值得我们谅解的一面。陈海英在灵石县交通警察大队干临时工十几年，付出不少，但收入非常微薄，每月工资仅仅几百元，就连山西省的最低工资标准都达不到，在当今社会物欲横流现实下，陈海英每月所得到的劳动报酬连基本的温饱水平都达不到。在如此困囧下，陈海英随波逐流，为了挣钱，干起了涉嫌犯罪的事，实属违法陷于困境。不能不让我们深思。辩护人不否认被告人陈海英的行贿行为在法律上构成犯罪且该行为也应得到法律的制裁。但辩护人想对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说的是，法律上早就规定有行贿犯罪的法条，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行贿案件不计其数，比陈海英行贿数额大的案件比比皆是，但真正追究行贿人刑责的案件却凤毛麟角。辩护人这样讲，不是认为陈海英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也不是法庭不应当追究陈海英的刑责，而是想请法庭能够考虑我们司法实践中的这种现实，在对陈海英量刑时，本着教育，挽救、感化和宽严相济的刑罚原则，对被告人作出适当的刑罚。我相信陈海英一定会吸取教训，痛改前非，成为一个奉公守法的好公民。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ＸＸ于2011年12月至今担任灵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副大队长（副科级），负责审批非现场处罚免记分等工作。
被告人陈海英自1992年起至今被灵石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口头聘为停车场门卫，始终未与该大队签订劳动用工合同。
2013年9月至2014年12月，被告人ＸＸ在担任晋中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副大队长期间，接受被告人陈海英、王某（另案处理）、任某1（另案处理）、程某（另案处理）的请托，利用审批非现场处罚免记分的职权，违反非现场处罚免记分的规定，办理违章记录2万余条，并收受陈海英、王某、任某1、程某好处费共计人民币29.5万元。
2013年9月至2014年12月期间，被告人陈海英多次找被告人ＸＸ违规办理违章车辆免计分，先后送给ＸＸ好处费共计人民币15万余元。
2015年7月8日ＸＸ的家属向山西省公安厅纪检监察部门退缴受贿款人民币29.5万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庭审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告人ＸＸ的供述：我是在2011年12月31日被任命为灵石县交警大队副大队长的，我刚被任命为交警大队副大队长的时候，分管交警大队的宣传、法制、科技工作，2013年6月份至今分管大队的秩序管理，交安委工作。秩序管理工作具体的讲就是分管大队秩序科和各中队的道路秩序工作，交警大队秩序科除内部行政工作外，对外业务是对车辆及驾驶员现场和非现场违法行为的处罚处理工作，包括简易程序处罚和一般程序处罚。简易程序处罚包括对确定驾驶员的违法行为的处罚，和对不确定驾驶员的违法行为的处罚。如果不能确定驾驶员的违法行为，经查验审核后，予以免计分处罚。一般程序处罚主要针对车辆和驾驶员采取强制措施的处罚。非现场违法行为处罚免记分业务的流程是非营运小型车辆的所有人或管理者，携带行驶证，本人身份证、驾驶证复印件，到交警大队秩序科，提出对车辆违法行为免计分处理的申请，秩序科任建勇受理并查验核实后，对符合免计分处理的车辆，填制免计分审批单，报我审批，我签字同意后，打印免计分处罚决定书。我分管秩序科期间，没有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办理，在未确定是否能分辨驾驶员的情况下就予以了办理，简化了流程，开始时我还补办了手续，但后来大多数情况下我没有按规定对违章车辆进行审核，并未一一确认是否符合免计分条件，我也不知道是否全部符合免计分条件，就直接在微机上进行了免计分处理，违反非现场处罚免记分规定办理业务2万条左右，并在办理过程中收受陈海英15万元、王某7万元、程某3万元、任龙峰5万元，四人共送我好处费约29.5万元人民币。我在灵石交警大队担任办公室主任期间，陈海英是灵石县交警大队的勤杂人员，我分管他的工作，我担任交警大队副大队长后，2013年9月份左右，陈海英找我处理几个违章，因为是单位同事，我就给他处理了，后来陈海英就陆续让我给他办理免计分，次数逐渐多起来，我都给他做了免计分处理，为了感谢我，在2013年10月份左右，他送给我约3000元好处费，我收下了，从2013年10月份左右至2014年后半年，陈海英就以处理一条违章给我50元的标准多次给我好处费，每次3000元至5000元不等，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我印象中给陈海英办理了3000多条违章，具体数量记不清了，陈海英共送给我好处费约150000元，陈海英给这150000元我没有向纪检部门和领导反映过，也没有将这150000元归还陈海英。王某以前是灵石县交警大队教导员的司机，当时教导员分管秩序科，王某对免计分业务比较熟悉，我担任交警大队副大队长分管秩序科后，他经常找我给他办理免计分，我都给他办理了，办理过程中为了感谢我，在2014年3月份左右王某第一次送给我2000元现金，至同年9月份，王某先后五次送给我好处费65000元，我记不清楚了给王某办理了多少违章。任某1是我的高中同学，在灵石县阳光保险公司工作，我担任交警队副大队长后，2013年10月份左右，他就经常将违章车辆让我处理，我都给他做了免计分处理，大约在2013年11月的一天，他到我办公室，送给我7、8千元（具体金额记不清了），此后，他又陆续给了我几次钱，每次给我7、8千元，最多的时候给过我1万元。每次给我的都是现金，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任某1共送给我50000元，任某1没有明确跟我说好处费的标准，但我认为是按每条违章50元的标准给我的，我印象中给任某1办理了约1000条违章，具体数量记不清了，这好处费我没有和单位纪检部门和领导反映过，也没有将这50000元还给任某1。程某是灵石县交警大队协警，我在交警大队任办公室主任期间，他是我的司机，我担任交警大队副大队长他还给我开车，我分管秩序科后，因为我跟他这种特殊关系，他经常让我给他办理免计分业务，从2013年底至2014年底，他先后几次给我好处费，每次给我5000元左右，总共给了我约30000元好处费，我记不清给他办理了多少次违章，这些钱我没有跟单位纪检部门和领导反映过，也没有将这30000元归还给程某。以上四人共送我好处费约295000元，这些钱有一部分我陆续存在我二姐王海红的建行卡上，这个银行卡平时由我保管和使用，有一部分用于我个人消费了，具体数额我记不清了。
2、被告人陈海英的供述：2007年10月份，ＸＸ从灵石县公安局调到交警大队办公室任主任，我是交警队的临时工，给交警队看停车场，这样就认识了ＸＸ。2013年9月，ＸＸ当时已经是灵石县交警大队副大队长，分管秩序工作，其中就有一项职责是对违章的免计分处理，我听说有人找他办理违章免分的事，我就想找ＸＸ试试问他是否也能给我办理违章免分，因为我想给别人处理违章从中挣点钱。11月的一天，我到ＸＸ办公室，当时只有他一个人在，我和他说“王队，我想办理几个违章免计分，你能不能给我办办？”ＸＸ说“你想办就拿过来吧”。从2013年11月开始找ＸＸ办理，都是我通过短信发给ＸＸ处理的，交通违章车辆的信息来源有的是车主，也有熟人，还有信息部介绍的，他都给办了免处分处理，我不清楚ＸＸ如何给我办理的，我用这种方式一共办理了600多辆车，有3000多条，1万多分，我按处理每条违章80元向车主收了钱，我给ＸＸ按处理一条违章50元计算。2013年11月至2014年12月，我一共给了ＸＸ15万左右，全给的是现金，是在ＸＸ办公室或路边给的他。我在给了他第一次钱后，我们之间就形成了共识，办了违章免分给他钱，我也可以挣钱。我找ＸＸ办理这些违章不是按正常程序处理的，按照正常程序是由车主自己去办理，同时车主还需提供车辆行驶证、驾驶证、身份证复印件，并提出免计分的申请，然后进行操作员、秩序科长、分管队领导审批后，打出违章处罚决定书，再由当事人交罚款。像我办理的这些违章，都是只给ＸＸ发了违章车辆和车主信息后，ＸＸ就办理了违章免计分。我还听说过ＸＸ给他的同学任某1，还有一个人寿保险公司的老温办过。我的这种行为不合法，我清楚这种行为会给车主或驾驶员造成以后驾车行驶中不严格遵守交通法规，以及再次出现违法交通法规驾车的情况的后果。
3、证人任某2的证言：我刚到秩序科工作时，从事内勤工作，从2012年开始，我负责对全县电子监控监测到的违章车辆开具罚单，对违章司机进行扣分，免分处理工作。从2013年9月至2015年1月份，我负责办理对违章司机的免分业务。2013年9月至2014年4月初，在ＸＸ的办公室办理免分业务，2014年4月份以后，在二楼211房间办理免分业务。处理免分业务的流程是：先由违章车主来我队提出要免计分处理的车辆，然后我再从微机中调出违法的监控录像，看是否能分辨出驾驶人的相貌，如果能看清楚驾驶人的相貌，就不能做免计分处理，在看不清楚的情况下，由我填写免计分的审批表，然后找秩序科王恩寿签字，最后找ＸＸ签字，他俩人签完字后，我再到微机上插入ＸＸ的数字证书，进行免计分业务的处理。2013年9月至2014年4月，ＸＸ和王恩寿只要由他俩任何一人签字就行，2014年4月以后，必须由ＸＸ和王恩寿同时在审批表上签字。办理免计分业务的条件是：1、七座（含）以下（七座微型载客面包车除外）非营运性质的小型机动车辆发生的违法行为；2、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抓拍的违法行为；3一次性计分在3分（含）以下的一般违法行为；4、本车其他违法行为已经处理的；5、不能确定驾驶人的；6必须由车辆所有人或管理人本人亲自办理。办理免计分业务需要提供的材料：1、单位介绍信或车主本人申请及证明材料；2、行车证原件（留存复印件）；3、车主身份证、单位机构代码证原件（留存复印件）；4、管理人身份证或驾驶证原件(留存复印件)；5、车主本人亲自办理。先是由我填写申请免分审批表，查询是否符合免计分条件和能否确定驾驶人（调出每起违章视屏进行核对），然后再找王恩寿和ＸＸ逐级进行审批。处理免计分业务直到2014年4月以后，才开始建的台账，是因为一个人签字是不符合规定，按照队里的规定王恩寿和ＸＸ同时在免计分审批表上签字，才是签字手续完整。有签字手续不完整的是因为ＸＸ或王恩寿都是他们各自拿来让我做免计分处理。2013年9月至2014年底，ＸＸ或王恩寿个人拿来让我做免计分处理的具体记不清有多少条了，以微机实际记载为准。ＸＸ和王恩寿个人拿来让我做免计分处理的，我不填写审批表，因为不符合规定，只要是没有审批表的就是他俩其中一人拿来要求让我处理的，他们有时拿驾驶人行车证、身份证复印件、有时拿违章清单，这不符合规定。ＸＸ或王恩寿要求我进行免计分处理时，我没有按照免计分的规定进行审查。我们队里共有两台微机可以进行免计分业务的处理，一台是我二楼办公室使用的，一台是ＸＸ办公室使用的，我办公室里的微机是从2013年9月份开始使用的，2014年4月以后我才知道ＸＸ办公室的微机也能处理免计分业务。2014年4月以后，我在ＸＸ办公室的微机上处理过计分业务，但是不多，因为处理免计分业务权限的数字证书就ＸＸ有一个。数字证书和普通的U盘一样，每次处理免计分业务都是必须插数字证书，ＸＸ每次找我处理免计分违章的条数最多一次一辆车处理140或150条，最少一次一辆车处理3、4条。ＸＸ一般都是上班时间让我处理，我办公室的微机和ＸＸ办公室的微机不能同时使用数字证书。免计分业务的处理没有时间限制，只要插入数字证书什么时候都可以处理。2013年9月至2014年12月，我处理过的违规免计分业务具体有多少条我记不清了，数量太大，以微机记载为准，没有免计分业务审批表的是违规的，没有台帐也是违规处理的。我办过ＸＸ、王恩寿说的免计分业务，ＸＸ占90%左右，王恩寿站10%，我自己也办过，我给家人或朋友办了200多条。ＸＸ让我办有时和我说是他朋友的，有时说是政府、医院、公安局、劳动局、财政局的等，说他朋友占得比例比较大。2014年3月11日我办理过一辆晋Ｋ×××××车的免计分业务，我在办理这起免计分业务中，没有严格按照流程和规定办理，当时应该不是车主本人来处理免计分处理业务的，应该是ＸＸ拿来的行驶证、驾驶证、身份证复印件让我办理的，我就没有对违章的视频资料进行审核，按照规定我们只能处理扣3分的车辆，扣6分的车辆就不能处理，该车其中有8起违章是扣6分，所以我们没权利对这辆车免计分处理，但因为是ＸＸ拿来的，所以我做了免计分处理，我清楚自己违规办理免计分业务的行为是错误的，是一种滥用职权的行为。
4、证人张某的证言（车主）：我不认识灵石县交警大队的ＸＸ，但听说过这个人，2014年下半年，我替老丈人照看洗车店时，碰到前来洗车的人打问，是否能帮忙审车，给我点跑腿费，我说可以。在跑腿帮助审车的过程中又有人问我能不能帮助办理车辆过户缴纳罚款等，于是我找到灵石县交警队附近的信息部大厅，得知ＸＸ是灵石县交警大队副大队长，分管免计分和罚款等工作，交警队附近的信息部是个人成立的部门，应该和交警队内部人有关系，帮助协调处理审车、过户、处理违章等。我在信息部打听办理相关处理违章程序后，就想通承揽一些车主，通过信息部帮助处理违章、上户、缴纳保险等，从中挣点跑腿费。于是在我老丈人洗车店的玻璃门上张贴了个小广告，留了我的电话，帮助别人审车、处理违章、处理扣分及给车过户（洗车店前来洗车的人多，有的人懒得自己跑，会给我打电话寻求帮助）。我自己没能力办理相关违章罚款事宜，主要是找交警队附近的信息部，由他们给帮助处理扣分、买本的事，我从中挣差价。我没有找过ＸＸ，但我通过一个开皮卡的人，帮助车主贺年秀办理过车辆违章的相关事宜，听他说他找的交警队ＸＸ办理免分，我一共给过这个人10600元，这个人是到我丈人洗车店洗车是认识的（2014年7月份左右），他看我张贴的小广告，就问我处理违章、扣分、审车、过户的收费情况，我告诉他我揽上业务后再找信息部的人，从中赚取差价。那个开皮卡的人问我信息部处理免计分得多少钱，我说一分40元，他说找他办能便宜，3分收80元，让我以后找他，并给我一个电话号码。2014年8、9月份，贺年秀在洗车时让我帮助他处理三辆车的违章、审车等事宜，我就给开皮卡的人打电话，说有车主找我处理违章，看他是否能帮助免分，我将霸道车和CRV车的行车证复印件交给这个人，说好3分70元办理免计分，过了几天（2014年10月份左右），这个人给我将违章单子打印出来，其中违章代码能显示出相应的罚款数，根据我们事先讲好的3分70元，这个人共处理了456分的免分，我应该给他10600元，我分两次将这笔钱给了他，第一次是在他打出罚单后第二天在水头桥铁梅超市门口给了他10000元，第二次记不清时间，是在我家门口给了他600元，这600元中不包含违章罚款，违章罚款是另外算的，他只管违章扣分，违章单子显示是456分是免分，我只是听说他在灵石县交警队找ＸＸ去办的，挺难办。这个人一共帮我办理过两次违章免扣分，一次是2014年9月份，也是一个洗车的人找的我，具体车型记不清了，办理了20分的免分，按照3分80元给了他；第二次是给贺年秀办的。贺年秀让我帮他处理过三辆车的违章、审车、免扣分。车为白色丰田霸道越野车，当时车牌号为晋Ｋ×××××（过户后车牌号为KＸＸ**），办理过户、交保险、缴纳罚款、免分456分,6个12分的的买分；红色本田CRV越野车，车牌号为晋Ａ×××××,办理审车、交保险、交罚款，一个12分得买分；工具车办理审车、交保险、交','2018-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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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一十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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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六条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
（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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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
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保险公司不予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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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的责任限额。责任限额分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医疗费用赔偿限额、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以及被保险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无责任的赔偿限额。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由保监会会同国务院公安部门、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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