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湖民初字第328号
原告唐海俊。
委托代理人严兰珠、林义展（实习），上海锦天城（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小院。
被告赵雪彬。
被告何品忠。
被告福建采棉人纺织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锋，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黄艳娜、严卫其（实习），福建法正联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苏卫东。
原告唐海俊与被告何品忠、刘小院、赵雪彬、福建采棉人纺织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采棉人公司）健康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2月3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2015年2月10日第一次庭审时，原告唐海俊及其委托代理人严兰珠、被告采棉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黄艳娜、被告刘小院、赵雪彬、何品忠到庭参加诉讼。2015年3月3日，本院依职权追加苏卫东作为被告参加诉讼。2015年7月7日第二次庭审时，原告唐海俊及其委托代理人严兰珠、被告采棉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黄艳娜、被告刘小院、赵雪彬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何品忠、苏卫东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唐海俊诉称，2014年6月14日，原告受采棉人公司雇佣在厦门市湖里区华昌路1号粉刷外墙，约定工程按每平方27元计算，采棉人公司按所完成的实际施工进度拨付5000元预付款，工程全部竣工并验收合格后再付清余款。2014年6月27日，刘小院在原告施工时将施工主绳解开，导致原告受伤的后果。后经厦门市公安局湖里分局湖里派出所杨龙池警官查明：刘小院不是故意解开绳子，是不知道外墙有人的情况下将绳子解开，刘小院之所以解开绳子系何品忠的指使。另，赵雪彬系刘小院的雇主，苏卫东系何品忠的雇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此，刘小院虽在刑事方面不承担责任，但无法免除其在民事方面的赔偿责任，赵雪彬作为刘小院的雇主应对刘小院所造成的后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苏卫东是何品忠的雇主，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何品忠在本事故中指使刘小院解开绳子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应与刘小院、赵雪彬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采棉人公司作为原告的雇主，对原告的受伤与刘小院、赵雪彬、何品忠、苏卫东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原告因本次事故造成右桡骨远端粉碎性骨折，骨折线累及桡骨茎突及桡腕关节面；远侧端向尺侧、背侧移位；桡腕关节半脱位；下尺桡关节分离、脱位。经福建正大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构成十级伤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综上，原告请求判令被告刘小院、赵雪彬、何品忠、采棉人公司、苏卫东共同向原告支付人身损害赔偿金267913.29元（其中医疗费46091.63元、急救费270元、误工费17825元、被抚养人生活费92116.6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190元、护理费6200元、营养费4600元、交通费1000元、伤残赔偿金82720元、后续治理费9000元、鉴定费1900元、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元），扣除采棉人公司实际支付的46361.63元，五被告还应支付221551.66元。
被告刘小院辩称，刘小院无须承担赔偿责任，原告应自行承担责任。当天事故的过程如下：刘小院系受赵雪彬雇佣在事故工地打线槽。事发当天下午，何品忠在门口装木门，挡住刘小院打线槽，刘小院遂问何品忠“做好了没有”，何品忠说“做好了”，让刘小院帮忙把门扶起来。因为原告的绳子绑在一楼门及窗上，何品忠就问刘小院“绳子能不能解掉”。刘小院外出查看未看到有人在使用绳子，就和何品忠说没有人在用绳子，何品忠说“没有人就把绳子解掉”。刘小院把绳子解开后，与何品忠一起把绳子拉到旁边方便施工。之后原告就掉下来了。事后才知道当时原告在楼房的背面施工。原告对事故的发生应自行承担责任，因为原告不应该把施工的主绳绑在一楼门上，而且也没有在绳子上放置纸条提醒别人注意。另外施工的时候应该绑安全绳，原告只绑了施工绳即主绳，没有绑安全绳，亦没有戴安全帽，原告存在明显的过错。此外，原告诉求的赔偿金额都偏高。
被告赵雪彬辩称，赵雪彬不应承担责任。原告和采棉人公司签订了施工安全协议。原告没有根据协议约定的“高挂低用”施工，而是图方便把施工绳绑在大门上，而且也没有设置警示标志。虽然赵雪彬是刘小院的雇主，但此事与赵雪彬无关。赵雪彬长期给采棉人公司做不含料的轻工（主要是吊顶跟水电），双方之间没有签合同，赵雪彬认为其与采棉人公司是雇佣关系。关于原告的赔偿项目，对被抚养人生活费中原告母亲的费用有异议，其他赔偿项目由法院依法判决。
被告何品忠辩称，何品忠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事发当天下午，刘小院来打线槽，让何品忠移一下门，因为有绳子绑在何品忠装门的位置上，何品忠就问刘小院“绳子能不能解”，刘小院到外面看了一下说“没有人”就把绳子解掉了。绳子解开后，何品忠就跟刘小院一起把绳子拿开，把门框放进去。何品忠并没有指使刘小院解开绳子。关于赔偿项目的意见与采棉人公司一致。
被告采棉人公司辩称，一、原告与采棉人公司并不存在雇佣关系，双方系承揽合同关系。原告与采棉人公司签订的《施工安全协议书》明确约定采棉人公司将外墙粉刷涂料的工程发包给原告，原告在完成外墙粉刷工程后，经过采棉人公司的验收后按每平方米27元的单价，按所完成实际施工进度预先支付5000元的预付款，工程全部竣工并验收后再支付剩余的款项等。所以双方系承揽合同关系。原告违规操作，其所承受的伤害应该由其自行负责。
二、原告诉请的赔偿数额所采用的计算标准有误，且缺少相应的证据证明。1、原告主张误工费按155元／天计算，应有相应的收入证据证明，而原告在起诉时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所以应按照2013年厦门市建筑业的月平均工资3534元，即117.8元／天计算；2、原告主张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计算依据错误，根据原告提供的被抚养人唐世民、唐世杰、唐义国的身份信息，三人的户籍所在地均为永州市零陵区大庆坪乡，应按照2013年永州市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总支出7698元计算。即使按照2013年厦门市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的标准计算也仅为11228元／年。原告主张按照2013年厦门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证据不足，不应采纳；3、原告主张的住院伙食费偏高，应该是60元／天。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厦门市2014年的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费为60元／天，而非原告主张的70元／天；4、护理费偏高，按照厦门市护工的劳务报酬应为70元／天；5、营养费，医嘱及鉴定报告都没有体现加强营养，原告的主张没有依据；6、交通费，原告没有提供相应的票据，不应予以支持；7、伤残赔偿金偏高，应该按厦门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008元／年计算；8、后续治疗费及鉴定费没有异议；9、精神损害赔偿金，原告违规操作，应自行承担责任，原告该项主张没有依据。出于人道考虑，采棉人公司已经支付原告46361.63元，包括医疗费46091.63元及事故发生当天急救费270元。综上，采棉人公司对于原告所受损害后果无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即便承担责任，已经支付的费用46361.63元也应当予以扣除。
被告苏卫东未作答辩，亦未提交书面答辩状。
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如下：
一、采棉人公司将其址于厦门市湖里区华昌路1号工地的工程发包如下：
1、外墙粉刷部分发包给唐海俊。双方于2014年6月14日签订了一份《施工安全协议书》（采棉人公司作为甲方，唐海俊作为乙方），约定施工项目为外墙粉刷涂料，施工地点为厦门市湖里区华昌路1号，乙方的安全职责为：乙方进场施工，须经甲方同意，并指定施工负责人，施工现场设立安全监督，便于施工过程中的协调、联系。同时，在不影响甲方安全生产运行的前提下，甲方需为乙方提供施工便利条件和服务。施工队伍的安全防护器材必须配置到位，安全措施得力，否则不得开工作业；严禁酒后作业，必须按规定使用安全带，安全带必须高挂低用，挂设点必须安全、可靠；施工中因违章操作等原因造成意外的人身伤害、死亡或事故损失由乙方全权负责。双方还约定付款方式为验收完成后按每平方米27元的单价计算，甲方按所完成之实际施工进度拨付5000元预付款，工程全部竣工并验收合格后再付清余款。2014年6月24日，采棉人公司通过案外人王锋的账户向原告转账支付5000元作为工程预付款。庭审过程中，原告陈述其施工时所用施工绳、安全带、搅拌枪由其自行携带，人员由其组织，报酬由其发放。
2、水电等轻工部分发包给赵雪彬。虽然双方未签订相应的承揽合同，但是根据（2014）湖民初字第4793号案件的询问笔录，赵雪彬当时向法院陈述其承接了采棉人公司讼争工地的轻工装修。本案审理过程中，赵雪彬亦陈述人员由其组织，双方按照具体的工程量进行结算。赵雪彬雇佣了刘小院，负责讼争工地的水电安装。
另外，工地所需的木门系采棉人公司向苏卫东购买，由苏卫东负责安装。苏卫东电话通知案外人徐澳琦前去装门，报酬按实际安装的件数计算。徐澳琦又通知其老乡何品忠于2014年6月26日、6月27日一并前去采棉人公司的工地装门。之后，由徐澳琦至苏卫东处领取相应的现金报酬，徐澳琦与何品忠按照双方的实际工作量分账。
二、2014年6月27日14时许，唐海俊在采棉人公司址于厦门市湖里区华昌路1号工地粉刷外墙时，将施工主绳系在一楼门框与窗框之间的墙柱上，并将主绳绕过屋顶绑在身上翻到大楼背面施工。水电工刘小院误以为绳子无人使用，遂将绳子解开，导致原告坠落受伤的后果。事发当时，木工何品忠亦在一楼系绳处准备装门。2014年6月27日，厦门市公安局湖里派出所分别向唐海俊、刘小院、何品忠制作了《询问笔录》。关于事故发生的经过，各方当事人陈述一致的内容如下：2014年6月27日14时许，唐海俊在讼争大楼背面五楼高空粉刷外墙，其将施工主绳的一端系在身上，另一端系在一楼门框与窗框之间的墙柱上，当时现场无人看管该绳子。因何品忠将木门放在地上，影响刘小院打线槽，故刘小院询问何品忠能否将木门移开，何品忠表示因有绳子系在其要装木门的门框上，遂询问刘小院“绳子能不能解”，刘小院到室外观察后表示无人在使用该绳子，遂将该绳解开，后唐海俊从五楼坠落。另刘小院在讼争工地已施工多日，其庭审中明确表示在事故发生前有看到唐海俊绑着绳子施工作业。
三、事故发生后，唐海俊随即被送往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治疗，于2014年7月14日出院，共计住院17天，产生医疗费46091.63元、急救费270元，该费用由采棉人公司垫付。2014年10月13日，唐海俊自行委托福建正大司法鉴定所对其伤残等级、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以及后续治疗费进行鉴定。2014年10月20日，福建正大司法鉴定所作出闽正大司鉴（2014）临鉴字第31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为：1、唐海俊于2014年6月27日受伤，致右桡骨远端粉碎性骨折，右桡腕、下尺桡关节半脱位，经治疗与恢复，其后遗情况构成十级伤残；2、唐海俊因本次事故受伤，予以其受伤后误工期至定残前一日，营养期60日，出院后护理期45日；3、唐海俊后续需行右桡骨远端内固定物取出术治疗，约需人民币玖仟元整（￥9000.00）。唐海俊支付鉴定费1900元。各被告对上述鉴定报告及鉴定结论均无异议。
四、唐海俊与其妻江永梅于2009年10月19日、2013年5月26日分别生育两子，名唐世民、唐世杰。唐海俊的父亲唐义国（1953年10月7日出生）与母亲唐解英（1955年8月20日出生）共生育一子唐海俊和一女唐高秀。唐海俊于2011年9月19日首次办理厦门市暂住人口登记证，有效期至2012年9月19日；2013年6月13日，唐海俊第二次办理厦门市暂住人口登记证，有效期至2013年9月13日，到期后唐海俊申请延期，延期期限为2013年9月15日至2014年9月15日；2014年4月21日，唐海俊再次办理厦门市暂住人口登记证，有效期至2015年4月21日。
五、原告于2013年5月23日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该证的有效期限为2013年5月23日至2019年5月23日，第一次复审时间为2015年5月，第二次复审时间为2017年5月。
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施工安全协议书、（2014）湖民初字第4793号案件询问笔录、银行交易对账单、公安询问笔录、报警回执、门诊病历、诊断证明书、出院记录、医疗发票、厦门市医疗急救中心收费记录单、闽正大司鉴（2014）临鉴字第31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费发票、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户籍证明、人口信息查询表、暂住证、特种作业操作证以及法庭审理笔录、询问笔录为证。
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根据原告的先予执行申请，作出（2015）湖民初字第328号民事裁定，裁定采棉人公司应先行支付原告唐海俊内固定物取出术的费用9000元。采棉人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向本院申请先予执行复议。经本院审查后，认为该先予执行裁定正确，驳回了采棉人公司的复议申请。采棉人公司于2015年9月2日向原告先行支付了9000元。
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在于：一、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二、各被告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三、原、被告之间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四、原告诉求的赔偿费用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逐一分析认定如下：
一、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1、唐海俊与采棉人公司之间签订的《施工安全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与法不悖，本院依法予以认定。该协议约定“验收完成后按每平方米27元为单价”，采棉人公司“按所完成之实际施工进度拨付5000元预付款，工程全部竣工并验收合格后再付清余款”，可见双方是根据工程量来计算报酬的，而非定期给付劳动报酬。关于施工工具，唐海俊陈述施工绳、安全带、搅拌枪由其自行携带，可见主要的施工工具系由唐海俊自行携带，并非采棉人公司提供。唐海俊的施工具有相对独立性，采棉人公司仅是为其施工作业提供便利条件和服务。综上，本院认为唐海俊与采棉人公司之间系承揽合同关系，唐海俊主张其与采棉人公司之间系雇佣关系，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2、赵雪彬主张其与采棉人公司之间系雇佣关系，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根据（2014）湖民初字第4793号案件的询问笔录及赵雪彬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的陈述，人员由赵雪彬组织，双方系按照具体工程量进行结算，故赵雪彬与采棉人公司之间系承揽合同关系。
3、采棉人公司向苏卫东购买木门，故二者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
4、赵雪彬与刘小院一致确认双方之间系雇佣关系，本院予以采信。
5、苏卫东与何品忠之间并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何品忠需完成木门安装工作才可获得报酬，且该报酬系按照工作量来计算，故苏卫东与何品忠之间系承揽合同关系。唐海俊主张苏卫东系何品忠的雇主，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
二、各被告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
本院认为，根据上述查明的事实，因刘小院解开唐海俊的施工绳导致唐海俊从高处跌落摔伤，因此唐海俊受伤与刘小院解开绳子的行为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刘小院在讼争工地已施工多日，其庭审中明确表示在事故发生前有看到唐海俊绑着绳子施工作业，故其应知道绑在一楼门窗上的施工绳的作用，而刘小院在解绳前未进行仔细的查看及询问，未尽到充分的注意义务，故其对唐海俊受伤存在重大过失。赵雪彬系刘小院的雇主，刘小院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故赵雪彬应对刘小院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行为承担赔偿责任，刘小院应与赵雪彬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刘小院、赵雪彬抗辩唐海俊摔伤是因为其自身的过错导致，其应该自行承担责任。本院认为唐海俊具备高空作业操作证，其应知道施工绳挂设在一楼门柱上的危险性，同时该挂设点的选择也违背了安全绳必须高挂低用的作业要求，且该挂设点在一楼，来往的人员较多，唐海俊未让人在挂设点看管，也未在挂设点设置警示牌，故唐海俊其对损害后果的发生亦存在一定过错，可以适当减轻刘小院、赵雪彬的民事责任。赵雪彬辩称其与采棉人公司是雇佣合同关系，应由采棉人公司负责。如前所述，赵雪彬与采棉人公司系承揽合同关系。采棉人公司作为定作人，在赵雪彬完成承揽工作的过程中并不存在过错，故赵雪彬应自行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原告与采棉人公司之间存在承揽合同关系。采棉人公司作为定作人，应对施工现场进行管理和协调，特别是施工现场存在不同施工班组同时操作的情况下，采棉人公司更应加强安全监管，但是采棉人公司并未尽到对施工现场的监督管理职责，存在一定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之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采棉人公司应对唐海俊因本案事故造成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唐海俊主张何品忠指使刘小院解开施工绳导致其受伤，故何品忠应对唐海俊损害后果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刘小院亦陈述何品忠指使其解开绳子。对此本院认为，刘小院并无相关证据证明何品忠指使其解开绳子，根据查明的事实，何品忠只是询问刘小院“绳子能不能解”，何品忠与刘小院并无隶属关系，其也非刘小院的雇主，在其向刘小院询问“绳子能不能解”时，刘小院作为一个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其可以根据自身经验及常识来决定是否解开施工绳，何品忠的询问行为本身并无过错，唐海俊据此主张何品忠承担赔偿责任，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唐海俊主张苏卫东系何品忠的雇主，应与何品忠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
三、原、被告之间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二人以上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但其分别实施的数个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应当根据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之规定，本案各被告应根据其过失大小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结合上述第二部分对各被告民事责任的分析，本院酌定赵雪彬、刘小院承担40%的民事责任，采棉人公司承担30%的民事责任，唐海俊承担30%的民事责任。
四、原告诉求的各项损失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1、医疗费
唐海俊主张医疗费46361.63元有医院的医疗发票、厦门市医疗急救中心收费记录单予以证明，本院予以采纳。
2、误工费
误工费应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本案中，唐海俊于2014年6月27日受伤，定残日为2014年10月20日，故唐海俊的误工时间应为115天。同时，因唐海俊未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故其收入状况应参照2013年度厦门市建筑业在岗人员人均劳动报酬42403元／年计算，现唐海俊主张误工费按照4655元／月计算，超出上述行业标准，超出部分本院不予采纳。故唐海俊的误工费应为115天×42403元／年÷365天＝13360元。
3、被扶养人生活费
唐海俊的被扶养人包括婚生子唐世民、唐世杰，父亲唐义国，母亲唐解英。唐海俊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2013年度厦门城市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26864元计算，与法不悖，本院予以采纳。被告抗辩被扶养人为农村户籍，唐海俊要求按照2013年厦门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6864元为基数计算标准过高，但是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来源是唐海俊在其经常居住地获得的工作收入，因此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基数应以唐海俊经常居住地的人均消费性支出为准。被告提出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故唐海俊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如下：唐世民26864＊（18-5）÷2＊10%=17461.6元，唐世杰26864＊（18-1.42）÷2＊10%=22270.26元，唐义国26864＊［20-（61-60）］÷2＊10%=25520.8元，唐解英26864＊20÷2＊10%=26864元，合计92116.66元。
4、残疾赔偿金
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唐海俊在事故发生前一年的经常居住地为厦门市，故应按2013年度厦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根据鉴定结论，唐海俊构成十级伤残，故唐海俊的残疾赔偿金应为41360元／年×20年×10%=82720元。
5、住院伙食补助费
唐海俊住院17天，住院伙食补助费的标准为100元／天，现原告主张按照每天70元计算，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故住院伙食补助费应为1190元。
6、护理费
唐海俊主张护理费按照每日100元的标准计算，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酌情认定护理费按照每日70元的标准计算。唐海俊住院17天，出院后护理期45天，故护理费应为4340元。
7、营养费
唐海俊因伤致残，加强营养在所难免，鉴定报告亦体现营养期60天，其请求营养费按照4600元计算合法合理，本院予以采纳。
8、交通费
虽然唐海俊没有提供相应的交通费票据，但是其住院17天，必然产生相应的交通费用。唐海俊主张交通费1000元过高，本院酌情认定交通费为340元。
9、后续治疗费
唐海俊主张后续治疗费9000元，有鉴定报告的结论为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采纳。
10、鉴定费
唐海俊主张鉴定费1900元，有鉴定费发票为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采纳。
11、精神损害抚慰金
唐海俊因伤致残，但其本身也存在一定疏忽大意的过失，对损害后果的发生亦有责任，因此本院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
综上，唐海俊因本次事故遭受医疗费等物质性损失合计255928.29元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刘小院、赵雪彬依法应当连带承担104081元（255928.29＊40%＋3000＊57%=104081元，采棉人公司应当承担78068元（255928.29＊30%＋3000＊43%=78068元），扣除采棉人公司已经先行支付的55361.63元（46361.63元＋9000=55361.63元），采棉人公司应支付22707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三条第二款、第九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刘小院、赵雪彬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原告唐海俊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后续治疗费、鉴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合计104081元。
二、被告福建采棉人纺织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唐海俊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后续治疗费、鉴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合计2270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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