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长民二(商)初字第11651号
原告：上海华元典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
法定代表人：顾惠萍，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冰，上海市郑传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彦文，上海市郑传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总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
法定代表人：薛惊涛，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冰，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孔慧君，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上海华元典当有限公司诉被告上海总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典当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2月2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本案原由时任代理审判员陈宇琦审理，后因工作原因，由代理审判员李腾审理。原告于2016年1月5日将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由刘逊、陆彦文变更为夏冰、陆彦文。本院分别于2016年1月6日、2016年2月17日组织双方进行证据交换，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冰、陆彦文，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冰、孔慧君参加了上述证据交换。因案情复杂，本院于2016年2月17日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进行审理。2016年2月25日，被告申请延期举证。本院于2016年3月28日对被告以及案外人张拥军进行了调查，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冰、案外人张拥军到庭参加了调查。2016年4月1日，原告申请延期举证至2016年4月22日。本院于2016年6月27日组织原、被告进行证据交换，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冰、陆彦文，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冰到庭参加了证据交换。本院于2016年7月14日组织原、被告进行证据交换，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冰、陆彦文，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冰到庭参加了证据交换。因案情复杂，本院于2016年7月22日批准将本案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本院于2016年8月18日对原、被告进行调查，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冰、陆彦文，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冰到庭参加了调查。本院于2016年12月29日对本案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夏冰、陆彦文，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冰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应双方当事人申请，本案给双方调解期限一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上海华元典当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归还借款本金200万元；2.被告支付自2013年3月1日起至2015年10月31日止的逾期罚息1,664,000元，及自2015年11月1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的逾期罚息（以200万元为基数，按月综合费2.40%和月利率0.20%计算）；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在2016年12月29日的庭审中，原告将诉请2的计算方法明确为：被告支付逾期罚息（以200万元为基数，按月综合费2.40%和月利率0.20%计算，自2013年3月1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
事实和理由：原、被告于2009年6月23日签订《典当借款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借款（当金）500万元，月综合费率为2.50%，未约定月利率，借款期限自2009年6月23日至2009年8月22日。该日，原告向被告开具了当票，载明上述借款期限、金额，月综合费率为2.40%，月利率为0.10%。同日，原告将500万元扣除2个月综合费及利息共计25万元后，将475万元借款转至被告账户。后原告与被告通过签订续当协议，将借款期限延至2009年11月22日。期间，被告除按约支付综合费及利息外，共偿还原告本金300万元。
2009年11月23日，原告向被告开具了当票，载明借款期限为2009年11月23日至2009年12月31日，典当金额为200万元，月费率为2.40%，月利率为0.10%。2009年12月10日，原、被告就上述典当关系签署《典当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本金、借款期限同当票，但月综合费率为2.50%，未约定月利率。后通过签署续当协议，原告将借款期限延至2013年2月28日。期间，被告按约支付了月综合费、月利息。但到期后，被告未归还本金200万元，亦未申请续当。原告催讨无果，故起诉来院。
被告上海总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
第一，系争法律关系实际并非典当法律关系，而是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原因在于：质押的股权并未办理质押登记，没有形成质权，因此系争法律关系中并不存在当物，不成立典当法律关系，而应当按照借款法律关系认定。因此原告无权收取综合费，并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支付借款利息。照此计算，原告已经收取的利率高达每月2.50%至2.65%,超出了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故原告超出贷款基准利率收取的金额应当冲抵本金，因此被告已经支付的金额已经足以抵扣本金，因此原告的主张不能成立。
第二，即使认定为典当关系成立，续当应仅持续至2012年6月30日。原因在于：自2012年7月1日起的续当凭证、补充协议上的被告公章同之前的公章不同，因此被告不认可2012年7月1日之后被告印章的真实性。
第三，系争债务实际已经转移给案外人张拥军，原告不应再向被告主张。原因在于：被告原法定代表人案外人张拥军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在2013年2月28后一直有向原告付款，且案外人张拥军签订续当协议直至2013年12月31日，故系争债务自2013年2月28起已实际由被告转移给案外人张拥军。
第四，被告已经支付的费用实际超过了原告依约有权收取的金额。原告在第一份《典当借款合同》项下扣除了月综合费及月利息共计25万元，实际仅向被告放款475万元，故在原告认可被告已归还本金300万元的情况下，第二份《典当借款合同》实际借款本金为175万元，原告应当以175万元计息。为便于计算，被告对于2009年11月22日（不含该日）前所支付的超出年原告有权收取的贷款利率的部分不再主张抵扣。但此后被告仅应以175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础利率支付借款利息。同时，自2010年9月2日至2012年9月29日，被告实际向案外人邱平支付329.65万元，而案外人邱平为原告在本案系争债权项下的经办人，因此应当将该329.65万元均视为被告向原告就本案系争债权支付的金额。
第五，本案的债权到期日为2013年2月28日，而原告一直到2015年12月2日起诉，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
针对被告的抗辩意见，原告认为：第一，《典当管理办法》并未规定不得预先扣除综合费，故被告不得以此主张减少本金。虽《典当管理办法》规定不得预先扣除利息，但此后双方已通过2009年12月10日的《典当借款合同》确认了实际借款金额为200万元。基于此，被告对借款200万元已表示确认，不得再主张调整本金金额。第二，被告向邱平支付的金额中包含了案外人君元公司的债权，该部分不应当计算进原告的债权。第三，虽部分系争续当凭证中记载的综合费率超过《典当管理办法》规定的收费上限，但《典当管理办法》仅为部门规章，违反部门规章应接受行政处理，而非不能得到司法支持。鉴于该约定并不违反合同法，且民间借贷相关司法解释业已明确，已支付的利息不超过36%的无需返还，故原告有权按照续当凭证上约定的比例收取综合费和利息。第四，虽双方于2013年2月1日签订的续当补充协议约定，逾期未还应按6,000元一天计收罚息，但考虑到该比例过高，故原告自行按照2013年2月1日出具的《续当凭证》上约定的月费率2.40%及月利率0.20%主张逾期罚息。第五，原告曾经于2015年2月15日向本院就系争债权提起诉讼，因此构成时效中断，故原告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原告为支持其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
证据1、原告的营业执照，证明原告系经依法批准设立的专业从事典当业务的机构；
证据2、2009年6月23日、2009年12月10日签订的《典当借款合同》，证明原告与被告签订相关合同，对各自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
证据3、当票、付款凭证、当金收据，证明原告向被告开具当票，并按约定将当金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了被告；
证据4、《续当补充协议》以及相应的续当凭证，证明被告多次办理需当手续，将典当期限延续至2013年2月28日，并约定逾期罚息按每日6,000元计算；
证据5、（2015）长诉前调字第1712号通知，证明原告曾就本案系争纠纷于2015年2月15日诉至本院；
证据6、2009年6月23日、2009年11月23日签订的《股权质押协议》2份，证明双方分别于上述两日签订了质押协议，由被告提供案外人上海英歌玛丽影健身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健身公司）的股权作为《典当借款合同》的当物；
证据7、案外人邱平出具的《情况说明》、《劳动合同》，证明案外人邱平是上海君元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案外人君元公司）的员工，在2010年9月2日至2012年9月29日间，由被告账户向案外人邱平个人账户打入的款项中，一部分（93万元）系用于支付系争典当借款费用，另一部分（236.65万元）支付给案外人上海顺乐典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案外人顺乐公司），支付给案外人顺乐公司的款项同本案无关；
证据8、案外人君元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借款合同>续借补充协议》、还款计划书、放款凭证、《咨询服务协议》、《确认函》、案外人顺乐公司工商机读档案，证明案外人张拥军作为原法定代表人的案外人顺乐公司同案外人君元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咨询服务合同等，经过案外人张拥军安排，案外人顺乐公司通过被告将应付给案外人君元公司的款项打入案外人君元公司员工即案外人邱平的帐户，再由案外人邱平转交回案外人君元公司。在2010年9月至2012年10月期间，案外人顺乐公司通过被告向案外人君元公司，并由案外人邱平转账支付的款项合计为236.65万元；
证据9、案外人君元公司的银行对公帐户对账单，证明被告所称的通过其帐户支付给案外人邱平帐户的钱款，实际是案外人张拥军通过案外人邱平转账给案外人君元公司的欠款，与本案系争债务无关；
证据10、《续借合同》，证明案外人君元公司与案外人顺乐公司之间的合同内容。该《续借合同》系对案外人君元公司与案外人顺乐公司之前合同的延续，相应内容没有变化，合同期限为2010年12月1日至2011年1月31日，同时，该合同也是被告在2011年2月17日向原告单独支付12.50万元款项的合同依据，即该合同第四条约定要求案外人顺乐公司应还案外人君元公司12.50万元，但案外人顺乐公司拖至2011年2月17日才予以归还；
证据11、案外人君元公司收款情况及相应的案外人君元公司同案外人顺乐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续借补充协议》、《续借合同》、贷记通知、确认书、付款通知书，证明案外人君元公司同案外人顺乐公司之间的应付款项的具体金额及计算方法。
被告为支持其抗辩，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
证据1、支付情况说明及账户明细，证明2010年4月20日至2012年9月29日期间，被告共向原告支付18笔共计339.65万元（其中2010年9月2日至2012年9月29日期间金额为236.65万元），该金额高出系争当票及续当凭证约定的费用近一倍；
证据2、案外人上海英歌玛丽影健身有限公司工商信息，证明本案系争合同的起源为2009年6月双方签订的典当合同，以被告持有的在案外人上海英歌玛丽影健身有限公司的150万股权作为质押，但没有办理过质押手续；
证据3、被告在2012年10月的股权登记情况、被告法定代表人的工商变更信息，证明自2012年10月起案外人张拥军已经不再是被告的法定代表人与股东，且工商变更登记具有公示效力，因此被告对原告同案外人张拥军之间的后续典当关系完全不知情；
证据4、被告交接文件，证明2013年2月20日，案外人张拥军与新股东、公司管理人之间完成公章等各种证件的交接，因此2013年3月开始，应视为案外人张拥军与原告继续签订续当协议；
证据5、原告以及案外人君元公司的工商信息，证明原告是由怀培勇控股的，而案外人君元公司是怀培勇持有100%股权的一人公司，目前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顾惠萍，系兄弟公司；
证据6、两份案外人张拥军签订的续当补充协议，证明案外人张拥军在2013年2月28日之后仍然同原告签订续当协议，故债务已经转移给案外人张拥军，被告不再是系争债务的当事人。
经质证，被告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1、2、3、6、9，以及证据4中2012年7月1日之前的续当凭证、证据8中的工商机读档案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而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11中的，虽然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但在2017年3月3日的调查中，本院当庭接通被告时任法定代表人案外人张拥军的电话，案外人张拥军确认证据11中的案外人君元公司同案外人顺乐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续借补充协议》、《续借合同》的签字为其本人所签，因此，本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1中案外人君元公司同案外人顺乐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续借补充协议》、《续借合同》的真实性确认。故本院对于上述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4中2012年7月1日之后的续当凭证以及补充协议、证据5、证据7、证据8中除了工商机读档案之外的其他部分、证据10、证据11除了案外人君元公司同案外人顺乐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续借补充协议》、《续借合同》之外的其余部分，根据双方质证意见以及查明事实综合认定。
原告对于被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故本院对于被告提供的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本院查明如下事实：
2009年6月23日，原告向被告出具当票（编号为311415046），载明当物为健身公司股权，典当金额为500万元，月费率2.40%，月利率0.10%，典当期限为2009年6月23日至2009年8月22日。双方另签订《典当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月综合费率为2.50%，未约定月利率，还款方式为到期一次偿还本金，如逾期未还，被告按2,500元一天支付原告逾期罚息。该合同中将原告的法定代表人记载为怀培勇。
同日，原、被告共同签订《股权质押协议》。该合同约定，被告同意以其持有的健身公司股权作为500万元的质押担保，如被告未能按照《典当借款合同》履行全部义务，原告有权依照担保法、相关法律及本协议的规定处置质押股权并从处置质押股权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
该日，原告向被告出借475万元（预扣2个月综合费及利息共计25万元）。被告遂出具当金收据确认于收到原告发放的当金500万元。
2009年8月23日、2009年10月23日，原、被告就上述《典当借款合同》签署续当补充协议两份，分别约定续当期限为2009年8月23日至2009年10月22日及2009年10月23日至2009年11月22日，续当月综合费率均为2.50%，未约定月利率。借款还款方式及逾期罚息约定与《典当借款合同》相同。
续当期限届满后，因被告归还当金300万元，原告遂于2009年11月23日就剩余当金200万元重新出具当票一张，当金为200万元，当物仍为健身公司股权，月费率为2.40%，月利率为0.10%，典当期限为2009年11月23日至2009年12月31日。该日，原、被告双方又签署《股权质押协议》一份，约定被告同意以其持有的健身公司的股权作为200万元借款的质押担保。
2009年12月10日，原、被告又签署《典当借款合同》一份。该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同当票，但月综合费率为2.50%，未约定月利率，其余内容同前一份《典当借款合同》。其中第八条载明，借款还款方式为到期一次偿还。该合同中第十条第2款载明，借款方到期一次偿还本金，如逾期未还，出借方对借款方按2,500元/天计收逾期罚息。
此后自2010年1月1日续当至2013年2月28日，原、被告分别签署了34份续当补充协议及相应的续当凭证，将典当期限自2010年1月1日续当至2013年2月28日。其中，2010年8月1日之前的续当补充协议中载明，对于200万元的当金，如果逾期未还，应当按照每天2,500元计收逾期罚息。但2010年8月1日起以及之后的续当补充协议中载明，对于200万元的当金，如果逾期未还，应当按照每天6,000元计收逾期罚息。2010年1月1日至2010年5月31日间的续当凭证载明月费率为2.50%，未约定月利率，与对应的续当补充协议约定一致；2010年6月1日至2011年2月28日间的续当凭证载明月费率为2.40%，月利率为0.10%。对应的续当补充协议则约定月综合费率为2.50%，未约定月利率；2011年3月1日至2013年2月28日间的续当凭证载明月费率为2.40%，月利率为0.20%，与对应的续当补充协议约定一致。另原、被告于2013年2月1日签署的续当补充协议还约定，借款还款方式为到期一次偿还本金，逾期未还应按6,000元一天计收罚息。上述续当补充协议中将原告的法定代表人记载为怀培勇。
自2010年9月2日至2012年9月29日间，被告通过银行转账向系争当票及续当凭证记载的原告方经办人即案外人邱平个人账户支付17笔款项，共计329.65万元。上述17笔款项中，每一笔均分为两部分：清偿原告债权的部分以及案外人顺乐公司清偿案外人君元公司的债权的部分。其中清偿原告债权的部分的金额为93万元，属于案外人顺乐公司清偿案外人君元公司的债权的部分为236.65万元。
2012年10月12日，被告申请将法定代表人从案外人张拥军变更为王立。
自2013年3月1日起，原、被告双方未再签订续当凭证。截止至2013年3月1日，被告已经付清了2013年3月1日之前的应付利息以及综合费等费用，但并未归还当金本金。
2015年2月15日，原告向本院起诉被告，并进入诉请调解程序。诉前调解案号为（2015）长诉前调字第1712号。
另查明，原、被告双方至今未就当物办理任何质押登记手续，亦未将出质事宜记载于股东名册。
为进一步查明事实，本院于2016年3月28日对案外人张拥军进行调查，其陈述如下：1、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2、3、4、6的真实性及其中其本人签字的真实性；2、对2012年7月1日以后被告公章不同一事不清楚；3、因系争款系其本人在任期间借款且用于公司经营，故愿意由其个人承担还款责任，只是现无力偿还。另其并未向原告明确债务转移至其个人并获得原告同意；4、案外人邱平是原告的经办人，应原告要求，案外人张拥军基本将欠款打入案外人邱平的帐户；5、被告、案外人张拥军本人以及当时其所控制的多家公司分别向原告及原告关联公司进行借款，且均通过被告西渡账户向原告偿付过款项，其所还的款项即有针对本案系争债务的，也有针对其他债务的。
本院于2016年6月27日对案外人邱平进行调查，其陈述如下：1、其为案外人君元公司员工，基于案外人君元公司与原告的关联关系，其受案外人君元公司指派负责经办原告相关业务；2、其负责的事项包括系争债务的入账还款事宜；3、对于系争债务以及案外人君元公司与案外人顺乐公司之间的借款，在最初阶段采用公对公的银行转账方式还款，但因案外人张拥军表示通过被告的建设银行帐户还款可以减少拖延，故让其将其本人的建设银行个人帐户提供给案外人张拥军，由案外人张拥军将被告以及案外人顺乐公司所需要支付给原告以及案外人君元公司的款项统一划至其个人的建设银行帐户，再由其根据原、被告以及案外人君元公司同案外人顺乐公司之间的合同约定将款项进行分配，大部分以现金方式分别转交给原告以及案外人君元公司，但相应签收或者入账凭证未予保留；4、对于案外人张拥军支付款项的分配方式主要为口头约定，原告和案外人君元公司收到款之后才和案外人张拥军签订续当合同；5、对于案外人张拥军支付的款项，每次由案外人邱平告知案外人张拥军，因此案外人张拥军应当知道案外人邱平分配支付的款项；6、对于一些不定期的单独合同，案外人张拥军单独打款给案外人邱平。
在2017年3月3日的调查中，本院当庭接通案外人张拥军电话，案外人张拥军在电话中告知本院，原告证据11中案外人君元公司收款情况及相应的案外人君元公司同案外人顺乐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续借补充协议》、《续借合同》中的字是本人所签，同时对于交给案外人邱平的款项中属于案外人君元公司和原告的具体金额也知晓，但对于其他情况已记不清楚。
审理中，原、被告均确认系争当金相关的月费率、月利率均以当票、续当凭证记载为准。另经本院释明及询问，被告明确无反诉请求。
再查明，案外人君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顾惠萍，与原告目前的法定代表人相同。《典当借款合同》以及续当补充协议中载明的原告法定代表人怀培勇为君元公司以及原告的股东。案外人顺乐公司成立于2007年1月31日，张拥军曾为其法定代表人，在2015年6月4日变更为卫忠。张拥军目前仍系案外人顺乐公司的股东和董事长。
案外人君元公司同案外人顺乐公司于2009年12月签订了借款合同，其中003号合同的借款金额为100万元，001号合同的借款金额为500万元。案外人君元公司同案外人顺乐公司在2010年6月1日至2012年8月1日就上述合同签订多份续借补充协议以及续借合同，此过程中利率约定的变化与本案《典当借款合同》以及续当凭证的变化一致。经过调查核实，原告区分出的属于原告的债权金额同本案《典当借款合同》以及当票约定的应付息、费金额相对应；原告区分出的属于案外人君元公司的债权金额与其签订的《<借款合同>续借补充协议》、《续借合同》等约定的应付本息及费用相对应，而案外人张拥军也确认了这些协议中其签字为其本人所签。
本院认为，系争《典当借款合同》、续当补充协议、当票等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因此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
本案争议焦点为：1、原、被告间是否构成典当法律关系；2、被告应付本金的金额；3、本案系争债权的债务人是否变更为案外人张拥军。对于上述争议焦点，本院分析如下：
一、对于原、被告间是否构成典当法律关系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典当管理办法》第三十条以及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当票是典当行与当户之间的借贷契约，是确定双方权利义务内容的主要依据，当票载明的事项包括了当物名称、数量、质量、状况、估价金额、当金数额、利率、综合费率、典当日期、典当期、续当期等内容，并未要求载明抵押或者质押的情况。本案中双方虽未办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但已经签订《典当借款合同》，对当物、当金等约定明确，股权作为典当业务的标的亦符合相关规定。而原告也向被告发放了当金，并制作了当票和续当凭证。以上事实显示原、被告之间已经确立了典当关系，符合《典当管理办法》第三十条以及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即使没有完成质押登记手续，其法律后果是原告不能依法获得股权质押权，被告就此构成违约，故股权质押是否设立并不影响典当关系的效力。被告关于本案法律关系不属于典当法律关系而应为借款法律关系的抗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原、被告之间构成典当合同法律关系，不应认定为借款法律关系。被告基于借款法律关系，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并以此认为其已经还清债务的抗辩不具有事实以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二、对于被告应付本金的金额问题，本院认为，第一，根据查明的事实，案外人张拥军向案外人邱平支付的金额涵盖了本案系争债权以及案外人君元公司同案外人顺乐公司之间的债权。而案外人张拥军确认案外人君元公司同案外人顺乐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续借补充协议》等为其本人所签订，也承认在向案外人邱平支付款项时明知款项中同时存在原告以及案外人君元公司的债权，并对于应分配给原告、案外人君元公司的部分的金额系知情。因案外人张拥军当时为被告法定代表人，因此应当认定被告对于案外人邱平收取的金额中包含了案外人君元公司债权金额的情况系明知，其中属于归还君元公司债权金额的部分不应当计入归还原告的债权中。
第二，案外人邱平以及原告在庭审中都对于收取的金额中属于原告债权以及属于案外人君元公司债权的具体金额进行了详细的区分。经过调查核实，原告区分出的属于原告的债权金额同本案《典当借款合同》以及当票约定的应付金额相对应；原告区分出的属于案外人君元公司的债权金额与其签订的《<借款合同>续借补充协议》、《续借合同》等约定的应付本息相对应，而案外人张拥军也确认了这些协议中其签字为其本人所签。因此原告作出的区分具有事实依据，本院予以采纳。
综上，被告认为案外人邱平收取的全部款项都应当抵扣原告债权的抗辩意见缺乏事实依据，被告仅支付了系争合同下的费、息。
对于被告所辩称的由于原告在发放500万元当金时预扣费用及利息，故应当以175万元作为债权本金金额的意见，本院认为，典当业务不同于一般的借款，双方已通过2009年12月10日的《典当借款合同》另行缔结了新的典当合同关系，确认了实际借款金额为200万元，双方关于此前500万元的典当合同已经结清，视为无异议，因此被告对于债权本金金额为200万元已表示确认，被告该项抗辩不具有事实以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原告有权要求被告偿付的本金金额应当为200万元。
三、对于本案系争债权的债务人是否变更为案外人张拥军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案外人张拥军在2012年10月12日前为被告的法定代表人，而被告所称的续当凭证上的公章发生变化的时间为2012年7月1日，即公章发生变化时，案外人张拥军仍然为被告的法定代表人。且在全部的续当凭证中，所记载的被告联系人一直为案外人张拥军。因此，原告有理由相信被告仍然在续签续当凭证。且根据被告陈述，被告认为其在2010年4月20日至2012年9月29日均存在向案外人邱平的付款，并抗辩要求在原告的诉请中予以抵扣，而该期间已经超过了2012年7月1日的时间点，因此虽然2012年7月1日之后的被告公章同之前的公章有所不同，但上述情况证明被告为系争典当债权的债务人，被告应就相应债务承担责任。
第二，被告认为原告在案外人张拥军不再担任被告法定代表人后，仍然于2013年2月28日后还款，但并无证据证明。即使存在这样的情况，由于原告的债权本来就未得到清偿，故原告继续接受还款并无不当，该情况不足以说明债务人实际变更为案外人张拥军。
综上，被告认为债务仅持续至2012年6月30日，且债务人已经变更为案外人张拥军个人的抗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四、对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院认为，原告于2015年2月15日向本院起诉被告，起诉的事实和理由同本案一致，构成诉讼时效中断，故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被告的相应抗辩不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原、被告之间的典当法律关系成立，原告发放了当金，而被告确认当金的金额为200万元，但被告逾期未能还清本息，故被告应当向原告偿还当金本息，并承担违约责任。根据查明的事实，原、被告之间最后一张续当凭证的截止时间为2013年2月28日，故原告自2013年3月1日起计算罚息的诉请并无不当。对于罚息的金额，原告要求以最后一张续当凭证上的记载，即按照月2.60%（月综合费率2.40%+月利率0.20%）计算。对此，本院认为，典当行仅在典当关系存续期内有权按照合同约定收取综合费，典当期限届满之后无权再收取综合费，而只能主张逾期违约金。原告主张按月综合费率加上月利率的标准计算逾期罚息，实质与逾期之后继续收取综合费无异，本院不予支持。
由于双方在《典当借款合同》中第十条约定，对于200万元的当金，如果逾期未还，应当按照每天2,500元计收逾期罚息。因此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逾期罚息计算标准为日0.125%，即月利率3.75%，而在2010年8月1日起的续当补充协议中，更改为按照每天6,000元计收逾期罚息，上述约定显然过高，故本院综合本案实际情况，酌情将逾期违约金的计算标准调整为年利率24%。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总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上海华元典当有限公司借款本金2,000,000元；
二、被告上海总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上海华元典当有限公司逾期违约金（以2,0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的标准，自2013年3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36,112元，由被告上海总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亚玲
代理审判员 李 腾
人民陪审员 张 晋
二〇一七年三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张妍琳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十五条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十八条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
第三十条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十二条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的，诉讼时效从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日起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