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3）川民提字第489号
抗诉机关：四川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王华珍，女，1954年9月20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王云彩，四川中豪律师事务所泸州分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焦新建，四川思创远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闵勇，男，1974年1月12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尹东风，四川竹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四川华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闵勇，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锋云，四川恒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进，四川恒智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申诉人王华珍因与被申诉人闵勇、四川华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华蜀公司）合伙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泸民终字第129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四川省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4月17日以川检民行抗（2013）第46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3年6月4日作出（2013）川民抗字第47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申诉人王华珍及委托代理人王云彩、焦新建，被申诉人闵勇的委托代理人尹东风，华蜀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锋云、吴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简称泸州二医院）与泸州鑫达房地产开发公司（简称鑫达公司）签订了《联合投资开发协议书》后，王华珍与闵勇于2005年3月l4日签订的《联合投资开发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对签约双方均具有约束力。该协议签订后，王华珍履行了与闵勇共同出资投入城北广场综合楼工程项目建设的义务。在履约过程中，因泸州二医院与鑫达公司解除了《联合投资开发协议书》，华蜀公司作为开发方另行与泸州二医院签订《联合开发协议书》，而闵勇、王华珍和华蜀公司虽未再签订相关的合同，但闵勇既是《联合投资开发协议》的相对方，同时又为华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该公司又于2008年6月17日、2009年4月23日收取了王华珍的投资款，其实质是华蜀公司对于闵勇、王华珍共同投资开发城北广场综合楼项目及二人合伙关系得以延续的认可。因闵勇未就其个人出资金额，华蜀公司亦未就该工程实际投资金额提交相关证据，闵勇、华蜀公司对于王华珍实际出资的具体金额所存在争议不足以抗辩王华珍所持其按约享有合伙项目50％份额的主张。王华珍请求确认其与闵勇就城北广场综合楼项目存在合伙关系，其占合伙份额50％的诉讼主张，应予支持。华蜀公司所持其独立享有从泸州二医院接收部分房屋所有权，闵勇、王华珍应向华蜀公司交纳管理费的主张，不属本案审查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的规定，遂判决：一、原告王华珍与被告闵勇就城北广场综合楼工程建设项目系合伙关系，二、原告王华珍享有该项目50％合伙份额。
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系原告王华珍要求确认合伙关系及合伙份额的诉讼，而对合伙事务中成本开支数额的最终确定，应在合伙清算时进行，依法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对于闵勇与王华珍在城北广场综合楼项目上是否存在合伙关系的问题。鑫达公司于2004年11月l9日与泸州二医院就城北广场综合楼项目签订了《联合开发协议书》，鑫达公司取得联合开发权。同年11月23日，鑫达公司与王华珍、闵勇签订了《开发项目内部合作协议》，王华珍和闵勇通过内部合作方式实际取得城北广场综合楼项目中鑫达公司享有的联合开发权，2005年3月14日，王华珍和闵勇签订《联合投资开发协议》约定，共同合伙投资城北广场综合楼项目，履行鑫达公司的权利和义务，确定了双方在该项目上的合伙关系及合伙份额。此后，闵勇于2005年7月购得华蜀公司95％股份，并于2006年7月以华蜀公司名义与泸州二医院签订城北广场综合楼项目的《联合开发协议书》。2007年1月，鑫达公司、泸州市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简称四建司）、泸州二医院和闵勇、王华珍签订《和解协议书》，解除了鑫达公司、四建司与泸州二医院的《联合开发协议》。由闵勇和王华珍补偿鑫达公司50万元，城北广场综合楼项目先期基础工程归闵勇和王华珍享有，由泸州二医院直接与闵勇、王华珍结算支付。虽然华蜀公司成为城北广场综合楼项目联合开发方，闵勇和王华珍也未与华蜀公司签订内部承包协议，但华蜀公司为闵勇的控股公司，《和解协议书》并未明确解除闵勇、王华珍在城北广场综合楼项目上的合伙关系，华蜀公司也未按与泸州二医院的《联合开发协议》承担相关费用即与王华珍和闵勇结算支付先期基础工程款，反而是在闵勇、王华珍前期投入近百万元的基础上继续开发，并且分别于2008年6月和2009年4月两次以华蜀公司名义收取王华珍投资款计152797元，足以说明王华珍与闵勇在城北广场综合楼项目上的合伙关系没有解除，并以华蜀公司名义对外从事联合开发的客观事实。故一审法院认定王华珍与闵勇在城北广场综合楼项目上存在合伙关系，并无不当。由于王华珍、闵勇实际以华蜀公司名义在该项目上从事联合开发，华蜀公司提供了相应资质、服务并承担了相应风险，华蜀公司由此主张相应管理费用，可另行依法解决。
对于如何确定闵勇与王华珍在城北广场综合楼项目上的投资金额及合伙比例的问题。王华珍主张自己在该项目上投入资金972797元，闵勇对其中三笔款项予以否认。第一笔系鑫达公司出具的保证金120000元和l80000元收条两张共计300000元，载明交款主体为闵勇和王华珍。根据收条载明的内容显示，鑫达公司收取的300000元保证金为王华珍和闵勇共同交纳，按照双方的交易习惯，王华珍个人交纳的100000元保证金，鑫达公司在收条上载明为王华珍交纳，印证了闵勇有关收条内容载明为王华珍、闵勇的300000元保证金为王华珍、闵勇共同缴纳的主张。同时，王华珍与闵勇签订的合伙协议也明确约定前期投资双方各投入一半，如果按照王华珍所说保证金300000元为王华珍个人垫付，那么王华珍在与闵勇签订合伙协议时也应按合伙协议约定结算前期投资，以达到双方各投资一半的约定。故王华珍所持的鑫达公司出具的收条载明为王华珍和闵勇共同交纳的保证金300000元，应认定为王华珍和闵勇共同出资交纳。第二笔为闵勇于2009年4月23日向王华珍出具的桃源山庄欠款120000元和第三笔为闵勇于2008年6月代王华珍偿还黄文华借款100000元。上述二笔争议款项，双方对款项金额及其存在的客观事实无争议，仅对款项是否作为增加或者减少投资款的性质存在争议，该二笔款项在书面手续上，均无直接与本案城北广场综合楼项目存在关联的内容或说明，但从资金数额上讲，均发生在本案王华珍与闵勇双方，要么均作为投资款予以增加和扣减，要么由双方另行依法解决。为节省诉累，简化双方资金关系均按投资款予以处理更显公平，即桃源山庄120000元欠款转为王华珍在城北广场综合楼项目的投资款，闵勇不再另行偿还，闵勇代王华珍偿迁黄文华的100000元借款，扣减王华珍在城北广场综合楼项目上的投资款，王华珍不再负有偿还闵勇100000元的义务。因此，王华珍在城北广场综合楼项目的实际投入资金数额为722797元。
闵勇主张本人在城北广场综合楼项目中投入几百万元，并在二审诉讼中提交了城北广场综合楼项目的相关财务资料供双方当事人协商指定的四川长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四川长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论为：截止2012年3月31日，该项目实现售房收入7023200元，与项目相关的成本费用为l3375162.76元（其中已实际支付项目相关成本费用l2223827．98元、应付账款1151334．78元、己开支成本中原始票据不齐的支出金额为2751992．37元），预付账款246850元（如经核实属该项目支出，则应计入工程成本费用），货币资金3639．3l元，闵勇实际投入资金数额为7951ll7．29元。虽然该审计报告中的部分成本开支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但可以肯定，闵勇的投入资金数额已经远远超过了王华珍实际投入资金数额722797元。但闵勇具体投入资金多少，由于闵勇在华蜀公司取得联合开发权后独自经营，王华珍未参与该项目实际经营管理，尤其是成本开支及投资，合伙事务没有王华珍参与，全部为闵勇独立处理。因此，闵勇的投资数额只能根据该项目已经实际发生的真实成本开支减去已经实际取得的项目收入来核定，而本案一审诉讼为王华珍要求确定合伙关系及合伙比例，按照不告不理原则，本案审理范围依法仅限于王华珍有关确认合伙关系及合伙份额的请求，不涉及合伙清算及利润分配，以及由此相关的项目成本开支及收入的认定，项目成本开支及收入认定应当在合伙清算及利润分配中依法解决。因闵勇在城北广场综合楼项目上的投入资金数远远超过王华珍在城北广场综合楼项目上实际投入的722797元，并且闵勇独自完成了整个项目管理。因此，就城北广场综合楼项目而言，虽然依法认定王华珍与闵勇存在合伙关系，并以华蜀公司名义从事联合开发，但闵勇无论在投入资金上还是实际管理上，均多于王华珍，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仍然依据闵勇与王华珍签订的《联合开发协议书》中约定的50％确定合伙份额，明显不公平。按照双方的《联合开发协议书》约定，双方应当各投入资金900000元合计1800000元作为项目的启动资金，后期根据情况再投入，并且王华珍应当担任项目副经理，亲自参与经营管理，共同决定合伙事务。事实上，王华珍仅实际投入722797元，同时也未按约定参与项目管理，违反了双方签订的《联合投资开发协议书》的约定，应当依法适当调整双方的合伙份额，以彰显公平。鉴于本案系非正常合伙关系这一客观存在的特殊情况，因王华珍仅实际投入722797元，以此比例相应调整王华珍在城北广场综合楼项目的合伙份额为40．16％，闵勇在城北广场综合楼项目的合伙份额为59．84％。根据认定的双方合伙比例，闵勇的相应投资额应为1077203元，闵勇实际在城北广场综合楼项目投入资金数即实际真实成本开支减去项目实际收入后，超过1077203元部分应为闵勇在股本之外的额外投入，由闵勇与王华珍在城北广场综合楼项目清算及利润分配中依法解决。
对于闵勇与王华珍在城北广场综合楼项目的合伙范围是否包括泸州二医院分得部分房屋的问题。按照已经解除的鑫达公司与泸州二医院签订的《联合开发协议书》以及华蜀公司与泸州二医院另行签订的“联合开发协议书”，两份协议均约定泸州二医院提供土地使用权，分得负二层、正一层7-8轴线间房屋、正三层和正四层房屋，该部分房屋的所有权属泸州二医院所有，华蜀公司仅享有除泸州二医院所有以外的其余房屋所有权，虽依法认定王华珍与闵勇在城北广场综合楼项目上仍存在合伙关系，但该合伙范围也仅限于原来的鑫达公司和后来的华蜀公司所享有的联合开发权。因此，泸州二医院应分得部分房屋不属于王华珍与闵勇合伙协议范围。对于泸州二医院所分得部分房屋在联合开发过程中转让给华蜀公司，是否属于王华珍与闵勇新增加的合伙范围。首先，王华珍至始至终没有参与华蜀公司购买泸州二医院部分房屋的协商、谈判、签订合同、支付房款等事宜，并且王华珍也认可自己在本案诉讼前并不知道泸州二医院出售房屋一事，因此，王华珍并没有与闵勇协商过购买泸州二医院应分得部分房屋，双方根本无合伙购买泸州二医院部分房屋的意思表示和行为。其次，购买泸州二医院部分房屋的资金来源为华蜀公司或闵勇垫付，并非项目收入剩余资金。王华珍与闵勇约定在城北广场综台楼项目投入l800000元作为启动资金，事实上闵勇已经垫付的成本开支减去项目售房收入后远远大于此金额，因此，除双方约定投入1800000元外，闵勇仍实际垫付部分成本开支，根本没有剩余资金用于购买泸州二医院应分得部分房屋，王华珍所持华蜀公司向泸州二医院支付的购房款来源于城北广场综合楼项目售房收入的理由不成立。事实上，泸州二医院所得部分房屋是经泸县财政局批准，在评估价基础上上浮l0％价格对外出售给华蜀公司，华蜀公司支付200余万元后，泸州二医院通过诉讼方式向华蜀公司追讨其尚欠的购房款，在该案中并不涉及王华珍与闵勇的合伙关系，闵勇和王华珍均未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华蜀公司在购房中所支付的购房款也未进入闵勇提交审计的财务资料中。因此，泸州二医院按照《联合开发协议》所分得部分房屋，在其依法出售给华蜀公司后，属华蜀公司所有的合法财产，与王华珍和闵勇无关。王华珍和闵勇在城北广场综合楼项目的合伙范围，不包括泸州二医院出售给华蜀公司应分得部分房屋的所有权。一审法院对华蜀公司购得泸州二医院部分房屋不作审查，又在判决主文部分表示整个城北广场综合楼项目属王华珍和闵勇合伙范围，明显存在矛盾，损害了华蜀公司的合法权益。依法应予纠正。华蜀公司购买泸州二医院原分得部分房屋不属于王华珍和闵勇的合伙范围的上诉理由成立。遂判决：一、撤销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法院（2010）江阳民初字第125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二、四川华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联合开发的城北广场综合楼项目中依照双方签订的《联合开发协议书》约定属于四川华蜀房地产开发公司享有的权利和义务（除已出售给四川华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原分得的城北广场综合楼负二层、正一层7—8轴线间、正三层、正四层房屋外）为王华珍和闵勇合伙开发、经营，其中闵勇占59．84％份额，王华珍占40．16％份额。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30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共计28000元由王华珍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0元由闵勇预交。一、二审诉讼费合计51000元，由闵勇和四川华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同负担40800元，王华珍负担10200元。由闵勇和四川华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支付王华珍诉讼费17800元。
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抗诉称，二审判决认定闵勇在城北广场综合楼项目的投资额远远大于王华珍的投资额，缺乏事实依据，证据不足，二审法院以此调整合伙双方的投资比例不当。二审判决对王华珍与闵勇的合伙范围进行审理与认定，已超出原告王华珍的诉讼范围，已违反“不告不理”的诉讼基本原则。故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违反“不告不理”的诉讼基本原则。
本院再审过程中，申诉人王华珍的申诉理由除与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一致外，另称，王华珍在城北广场综合楼项目中的出资额应为972797元，二审判决认定王华珍的出资只有722797元有误。在联合开发城北广场综合楼项目中，泸州二医院不是转让房屋的所有权而是以此转让其土地使用权，应属王华珍与闵勇的合伙范围。闵勇和华蜀公司应属人格混同，闵勇无证据证明向城北广场综合楼项目进行投资，二审判决却认定闵勇的投资大大超过王华珍的出资额，并对合伙份额进行调整有误。
被申诉人闵勇和华蜀公司辩称，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审判决基本采用经过法院委托的中介机构作出的审计结论证实，闵勇在城北广场综合楼项目的投资额远远大于王华珍投资额是正确的。申诉人王华珍在一审中的请求是确认合伙关系和合伙份额，二审判决对双方的合伙范围进行审理并未超出其诉讼请求。闵勇及华蜀公司均认为，闵勇与王华珍的合伙关系分为两个阶段，是以2007年1月16日四方签订的《和解协议》为分界点。在之前，王华珍与闵勇以鑫达公司名义进行联合开发时，双方存在合伙关系，但是四方签订了《和解协议》而解除《联合投资开发协议》后，该项目已由闵勇和华蜀公司进行投资开发，王华珍没有任何投资和参与经营，此时闵勇和王华珍已不存在其合伙关系。二审法院按照闵勇和王华珍在城北广场综合楼项目中实际出资以及实际经营状况，合理的调整双方合伙比例的份额正确。在华蜀公司与泸州二医院签订了《联合投资开发协议》后，长达四年的时间中，王华珍均未主张与闵勇和华蜀公司之间有合伙关系，而现在却要求确认合伙关系以及合伙份额进行分配显示公平。
本院再审认为，在开发城北广场综合楼项目中，鑫达公司与泸州二医院签订了《联合开发协议书》后，鑫达公司取得联合开发权。因鑫达公司与王华珍、闵勇签订了《开发项目内部合作协议》，实际上是王华珍和闵勇以鑫达公司名义与泸州二医院联合开发城北广场综合楼项目。2005年3月14日，王华珍和闵勇双方又签订《联合投资开发协议》约定，共同合伙投资城北广场综合楼项目，共同履行鑫达公司的权利和义务，确定了双方在该项目上的合伙关系及合伙份额。王华珍已履行了与闵勇共同出资投入城北广场综合楼工程项目建设的义务。此后，在联合开发该项目的过程中，由于闵勇购得华蜀公司95％股份后，并于2006年7月以华蜀公司名义与泸州二医院另行签订了城北广场综合楼项目《联合开发协议书》。于是在2007年1月，鑫达公司、四建司、泸州二医院和闵勇、王华珍四方签订了《和解协议书》，解除了鑫达公司、四建司与泸州二医院的《联合开发协议》，并约定由闵勇和王华珍补偿鑫达公司50万元，城北广场综合楼项目先期基础工程归闵勇和王华珍享有，由泸州二医院直接与闵勇、王华珍结算支付。对此，鑫达公司退出了联合开发，并由华蜀公司承接。虽闵勇和华蜀公司主张四方签订了《和解协议》后，其各方的权利义务均已终止，且包括闵勇与王华珍的合伙关系也随之终止，但从该四方签订的《和解协议》的主体看，四方即为泸州二医院、鑫达公司、四建司以及闵勇和王华珍，其中王华珍与闵勇为一方；从其权利义务上看，闵勇与王华珍是以合伙的形式作为共同一方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该《和解协议》中并未涉及和处置闵勇与王华珍之间合伙关系中的相关权利和义务。为此，不能以四方签订《和解协议》为由而认定闵勇与王华珍的合伙关系已解除。《和解协议书》签订后，鑫达公司虽退出了联合开发，而由华蜀公司成为城北广场综合楼项目联合开发方，但华蜀公司为闵勇的控股公司，且闵勇是华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华蜀公司在成为联合开发方后并未按与泸州二医院的《联合开发协议》约定承担相关费用即与王华珍和闵勇结算支付先期基础工程款，反而在闵勇和王华珍前期投入近百万元的基础上继续开发。在再审中，华蜀公司虽举出茜草华蜀苑商品房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证明2008年和2009年收取王华珍两笔投资款不是城北广场综合楼项目的合伙投资款，而是双方在其他项目的合伙投资款。虽该证据证明此项目与华蜀公司有关，但该证据不能证明此项目与王华珍有关并存在合伙关系。对此，华蜀公司于2008年和2009年收取王华珍两笔投资款计152797元应认定收取是城北广场综合楼项目的投资款。因此，在四方签订了《和解协议》后，闵勇作为华蜀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华蜀公司名义承接了鑫达公司对城北广场综合楼项目开发后，不仅未与王华珍解除合伙关系，而且还在2008年、2009年以华蜀公司名义收取了王华珍的投资款，故闵勇与王华珍在开发城北综合楼项目中的合伙关系仍在继续，并未解除。一、二审法院认定王华珍与闵勇在城北广场综合楼项目上存在合伙关系正确。从本案原告王华珍的诉讼请求看，其真实目的是通过本案诉讼，在城北广场综合楼项目中确认王华珍与闵勇即华蜀公司之间存在合伙关系，按其出资比例分配该项目的利润。一、二审判决虽认定王华珍与闵勇在城北广场综合楼项目中存在合伙关系，且双方在协议中约定了合伙份额各占50%，但在实际履行协议的过程中，王华珍只是在前期参与了联合开发，而由闵勇即华蜀公司继续开发后，王华珍并未参与开发经营活动，对此项目双方的出资情况以及经营状况并不完全知晓，故而请求确认其出资份额。由于一、二审法院在没有查清双方出资金额及比例以及对该项目的成本和收入双方均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对双方的出资比例进行调整和认定均为不当。为了便于查清本案事实，化解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八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泸民终字第129号民事判决及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法院（2010）江阳民初字第1254号民事判决；
二、本案发回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法院重审。
审 判 长 陈 红
审 判 员 宋荣萍
代理审判员 张 忠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六日
书 记 员 陈明克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审裁判】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第（三）项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再审审理】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三十八条人民法院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再审案件，发现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认定事实不清的，应当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但原审人民法院便于查清事实，化解纠纷的，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原审程序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且无法达成调解协议，以及其他违反法定程序不宜在再审程序中直接作出实体处理的，应当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