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渝0154民初5136号
原告：吴安秀，女，1935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云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建中，男，1947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系吴安秀表弟，特别授权。
原告：郑相平，女，1973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云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继孝，北京市浩盛律师事务所律师，系特别授权。
原告：解某1，女，2001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云阳县。
法定代理人：郑相平，女，1973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云阳县，系解某1母亲。
原告：解某2，男，2009年7月2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云阳县。
法定代理人：郑相平，女，1973年8月2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云阳县，系解某2母亲。
被告：刘琪源，男，1989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云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明，男，1966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云阳县，系特别授权。
被告：刘建明，男，1966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云阳县。
被告：黎庆，男，1988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云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明，男，1966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云阳县，系特别授权。
被告：谢志豪，男，1997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云阳县。
被告：蒲红俊，女，1981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云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明，男，1966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云阳县，系特别授权。
被告：廖祖俊，女，1990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云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明，男，1966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云阳县，系特别授权。
被告：滕波，男，1981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云阳县。
原告吴安秀、郑相平、解某1、解某2与被告刘琪源、刘建明、黎庆、谢志豪、蒲红俊、廖祖俊、滕波合同纠纷一案，2017年7月24日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渝02民辖16号指定管辖通知书，将本案指定我院审理。本院于2017年8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5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安秀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建中，原告郑相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继孝，原告解某1、解某2的法定代理人郑相平，被告刘建明、腾波，被告刘琪源、黎庆、蒲红俊、廖祖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建明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谢志豪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了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吴安秀、郑相平、解某1、解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撤销原、被告于2016年11月3日签订的《赔偿和解协议》；2、请求（对死者解书友）进行第3次遗体医学鉴定。庭审中，原告吴安秀、郑相平、解某1、解某2撤回了请求进行第三次遗体医学鉴定的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2016年11月3日，开州区法院发布了有关解书友故意伤害致死案的（2016）渝0234刑初147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认定此案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吴安秀、郑相平、解某1、解某2与被告人刘琪源等七人已达成和解协议，原告要求撤诉，意思表示真实，法院准予撤诉”。但该协议应当被撤销，第一，该协议违反了《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和解协议违反法律程序，参加签订协议的人故意隐瞒法定的代理人；签订合同的时候，违反了先刑后民的程序，案件还没查清的情况下，用恶劣手段欺骗当事人作出了不应该有的让步，而这些让步完全失去了基本的人情，是荒唐、过分、违反常理的，同时也是违反国家法律规定的，如让受害人放弃起诉权，在审理过程中完全违反法律的规定，事实调查的过程中根本没有采纳受害方所列举的充分证据；在原告吴安秀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有其他人冒充代理人所作的手续是不合法的，是无效的，事后也没有得到受害人应有的补偿金，直接侵害了原告吴安秀的合法权利。第三，该协议显失公平，事实认定不清，真相被歪曲，案件性质由恶意他杀变为因病自毙，在这个基础上一切赔偿以及要求被告人的让步宽容必然就失去了根本存在的基础；赔偿金显失公平，按事实本身，案件发生时，当时政府调解的时候被告就同意直接赔偿150万元左右，但因为受害人要求更多，所以没有达成。2015年10月27日，在云阳县检察院的一个会议上被告的律师曾经同意默认我方提出的赔偿150万元至180万元的要求，后来，因为两份鉴定书，被告认为解书友是因病自毙，态度立刻转变。赔偿金应该依法赔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有四项赔偿项目，一是需要抚养人口赔偿金414582元，二是死亡赔偿金418585元，三是丧葬费3万元，四是精神抚慰金35万元，共计应赔1203000元，目前被告只赔偿了58万元，11万元的冷藏费是不能算作被告的赔偿，各被告以58万元很低的代价竟然换取了原告不情愿作出的多种让步，这是不公平的。第四，该协议存在重大误解，郑相平并不知道和解协议第四条中竟然写入了几条郑相平完全不知后果的荒唐的让步：（1）遗体火化；（2）从轻判决刘琪源；（3）放弃对其他犯罪嫌疑人的起诉，这三条都是不合情理，也是违法的，完全违背包括郑相平在内的全部受害人家属的内心意愿，由此来看，郑相平在重大误解下，违反本人的真实意愿，听信了法官的蒙蔽、蒙骗。第五、要求法庭通知原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如鉴定人不来，则依法认定其所作的鉴定结论无效。综上，原、被告于2016年11月3日签订的《赔偿和解协议》完全符合撤销的条件。
被告刘琪源、刘建明、黎庆、蒲红俊、廖祖俊、滕波共同辩称，根据开州区人民法院和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和查明的事实表明，2015年7月25日死者解书友本身有脑梗塞，在2015年7月25日死者在公司喝了一瓶半斤装的稻花香白酒，根据鉴定报告显示死者的血液中酒精含量为152.6mg/100ml，远远超过了醉酒的程度，我们是为了制止死者打人才将他按在地上，另外死者是因为冠心病发作。从这个事件来看，解书友本人对其死亡是有重大过错的。按照刑诉法及其刑诉法解释的规定，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作出的判决只有物质赔偿。我们在原、被告双方几次多轮谈判达成的和解协议中的赔偿金额是远远超过上述金额的，而且原告说不知道和解协议内容等，我们认为这是原告亲自参加的谈判，协议上白底黑字写得很清楚，双方的权利义务都不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的情况。关于解书明代理权限的问题，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该代理行为有效。基于解书明与吴安秀的特殊关系，我们是有理由相信他的代理权限，而且解书明一直在参加这个谈判。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谢志豪未作答辩。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5月4日，重庆市开州区人民检察院以开检刑诉（2016）117号起诉书指控刘琪源犯故意伤害罪，向本院提起公诉。诉讼过程中，原告吴安秀、郑相平、解某1、解某2向本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2016年11月3日，原告吴安秀之子解书明以吴安秀的名义及原告郑相平、解某1、解某2作为甲方与被告刘琪源、刘建明、黎庆、谢志豪、蒲红俊、廖祖俊、滕波作为乙方共同签订了《赔偿和解协议》，主要内容为“一、甲、乙双方共同确认，乙方一次性赔偿甲方因解书友死亡导致的各种损失共计58.4万元（伍拾捌万肆仟元）。此赔偿金额，若有不足部分，系甲方自愿放弃相关权利或免除乙方相关费用，若有超出部分，系乙方自愿对甲方的慰问。二、以上赔偿款项58.4万元的具体支付方式为如下：1、乙方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二日内向甲方直接支付4000元(该费用为甲方火化解书友遗体及骨灰盒用品等费用)。2、乙方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二日内向开州区人民法院支付58万元，由开州区人民法院将此款分三次支付给甲方，具体支付时间为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由开州区人民法院向甲方支付25万元，甲方妥善安置解书友遗体火化后七个工作日内凭火化手续由开州区人民法院向甲方支付25万元，甲方配合乙方及相关单位办理解书友遗体冰藏费减免手续后七个工作日内由开州区人民法院向甲方支付剩余8万元。3、甲方在收到上列费用后向乙方出具收条。三、解书友遗体在殡仪馆冰藏期间所产生的费用由乙方负责协调解决，甲方积极配合乙方办理殡仪馆、民政局等相关单位办理解书友遗体冰藏费用减免手续，该手续以甲方名义办理，由乙方负责办理各项手续，甲方负责包括提供身份、户口证件、死亡证明、火化证明，签署减免申请书等配合工作，甲方承担积极配合义务但不负担殡仪馆冰藏费用。四、甲方于本协议生效之日向乙方出具书面谅解书，对乙方的行为表示谅解，请求开州区人民法院对刘琪源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请求检察机关对刘建明、黎庆、谢志豪、蒲红俊、廖祖俊、滕波不起诉。同时，甲方在本协议生效后三日内向开州区人民法院撤回对乙方的附带民事诉讼和向其他组织、机关的申诉、控告等。五、本协议生效后，乙方不承担本协议之外的其他任何费用，甲方不再以提起民事诉讼等任何形式向乙方主张本协议约定之外的其他任何权利，否则将受领的全部款项退还乙方。七、本协议为双方协商一致后的处理结果，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对本协议内容及法律效力以及产生的法律后果充分知晓。”2016年11月3日，郑相平、解书明出具《收条》一张，主要内容为“今收到刘琪源、刘建明给付现金4000元整。（肆仟元整）此费用系解书友火化费及骨灰盒用品等费用。”后吴安秀、郑相平、解某1、解某2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要求撤回对刘琪源的附带民事诉讼，本院予以准许。2016年11月17日，郑相平给被告出具《领条》一张，主要内容为“我已经收到刘建明方支付的赔偿款共计58万（伍拾捌万整）”。2016年11月9日，云阳县殡葬服务管理中心经过结算，死者解书友的冷藏棺租用费为101500元。
2016年12月15日，本院作出（2016）渝0234刑初14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刘琪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判决后，刘琪源不服该判决而提起上诉，2017年4月10日，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渝02刑终79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刘琪源的上诉，维持原判。即，本院作出的（2016）渝0234刑初147号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
（2016）渝0234刑初147号刑事判决书确认了本案七被告与该刑事案件被害人解书友（即本案原告吴安秀之子、郑相平之夫、解某1和解某2之父）发生纠纷的过程。在该刑事案件中，经重庆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鉴定，解书友血液中乙醇含量为152.6mg/100ml。经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鉴定，解书友符合因患冠心病（左前降支狭窄约70％，右冠状动脉狭窄约60％）导致急性心功能障碍死亡。外伤、醉酒、情绪激动系急性心功能障碍发生的诱因。其中，外伤占诱因参与度（1%-20%）的1/2，醉酒及情绪激动等因素占诱因参与度的1/2。
另查明，原告吴安秀系死者解书友母亲，其育有三子一女，原告郑相平、解某1、解某2分别系死者解书友妻子、女儿、儿子。死者解书友生前从事旅客运输行业。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赔偿和解协议》、《收条》、《领条》、重庆市殡仪馆统一收据、委托书、（2016）渝0234刑初147号刑事判决书、（2017）渝02刑终79号刑事裁定书等证据在卷佐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原告吴安秀在庭审中既以自己未授权给解书明（注：解书明系在2016年11月3日的《赔偿和解协议》中作为吴安秀的委托代理人签名的）为由主张该《赔偿和解协议》无效；又以该《赔偿和解协议》显失公平、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形主张撤销，在合议庭进行释明后，四原告选择行使撤销权，要求撤销上述《赔偿和解协议》。本院将在下面的内容中对四原告提出的撤销权理由逐一进行分析和评判：
关于《赔偿和解协议》是否显失公平的问题。所谓显失公平，是指一方当事人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双方基于合同的权利义务和客观利益严重失衡，明显违反公平原则。因此，认定显失公平首先考虑合同对一方当事人是否明显不公平，对合同显失公平的认定应结合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是否对等、一方获得的利益或另一方所受损失是否违背法律或者交易习惯等方面综合衡量。本案中，四原告提出其应得的赔偿金为1203000元（其提交的《有关谢书友案件的赔偿金的计算公式》中列明：1、死亡赔偿金418585元；2、需要抚养人口赔偿金414582元；3、精神赔偿抚慰金35万元；4、丧葬费3万元。注：上述四项赔偿项目相加总和应为1213167元，但原告提交的清单中列明的总金额为1203000元），而实际得到的是58.4万元，二者相差约62万元，从而认为该协议是显失公平的。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了刑事被告人因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同时该条第四款规定了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调解、和解协议的，赔偿范围、数额不受第二款规定的限制。本案诉争的《赔偿和解协议》系四原告与七被告在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的庭外和解协议，按照上述法律规定，该协议达成的赔偿范围和赔偿金额本可以不受下列赔偿项目的限制（即下文中所列赔偿项目不代表四原告应该所得的赔偿金额）。但是为了分析四原告与七被告达成的《赔偿和解协议》是否显失公平的问题，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及本案查明的相关事实，即使按照民事案件中一般人身损害赔偿的最高标准计算，原告可获得的赔偿项目及金额如下（为说理，对数额仅概算）：1、丧葬费60543元/年÷2=30271.5元；2、死亡赔偿金27239元/年×20年=544780元；3、办理丧葬交通费3000元；4、办理丧葬住宿费1000元；5、办理丧葬误工费720元；6、被扶养人生活费182613.5元（吴安秀：19742元/年×5年÷4人=24677.5元、解某1：19742元/年×4年÷2人=39484元、解某2：19742元/年×12年÷2人=118452元，合计182613.5元）；7、精神抚慰金50000元；以上费用共计812385元。根据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解书友的死亡原因系冠心病导致急性心功能障碍。外伤、醉酒、情绪激动为其死亡的诱因，且外伤占诱因参与度（1%-20%）的1/2，醉酒及情绪激动等因素占诱因参与度的1/2。换言之，解书友死亡原因中，心脏疾病占80%的比例，其他诱因占20%的比例，而外伤占诱因（1%-20%）的二分之一，即使将诱因全部算作被告方的责任，那么被告应承担20%的责任，即被告应支付的赔偿金额为162477元（812385元×20%）。此外，即使按照四原告提出的赔偿金额1203000元，再根据上述责任划分比例，得出各被告应支付的赔偿金额也仅仅为240600元（1203000元×20%）。然而，被告实际支付的赔偿金额为58.4万元，原告实际所得数额已远超其应得赔偿数额，并不存在对原告明显不公平的情形。原告提出显失公平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分析，原、被告在庭外自愿达成了《赔偿和解协议》，该协议中约定了58.4万元赔偿款的分期支付方式，还约定了第三次付款是在四原告妥善安置被害人解书友遗体火化后凭火化手续来领取其中25万元的内容，七被告也按照协议内容履行了全部给付义务，从四原告与七被告履行协议的过程来看，该协议的签订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关于《赔偿和解协议》是否存在重大误解的问题。所谓重大误解，是指误解者作出意思表示时，对涉及合同法律效果的重要事项存在着认识上的显著缺陷，其后果是使误解者的利益受到较大的损失，或者达不到误解者订立合同的目的。本案中，原告提出协议中“遗体火化”、“从轻判决刘琪源”、“放弃对其他犯罪嫌疑人的起诉”是其完全不知后果的让步，完全违背其内心意愿。首先，关于“火化”一词在协议中多次提到，协议签订时死者已去世一年有余，遗体之前一直在云阳县殡仪馆。根据一般生活经验法则，原告郑相平和吴安秀理应知道“火化”一词的后果，且从原告2016年11月3日出具的《收条》来看，收条中的4000元明确载明该费用为解书友火化费及骨灰盒用品等费用。由此可以看出，原告对协议中约定火化事宜的结果是明确知晓的。其次，从协议第四条的约定来看，原告是请求开州区人民法院对刘琪源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请求检察机关对其余被告不起诉，四原告提出该请求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刘琪源如何处罚及对其余被告是否提起公诉分别属于法院及检察机关的公权力职责范围，并不仅仅取决于原告的请求。原告的该请求与被告向原告作出赔偿正是双方达成和解的基础，亦符合原、被告双方签订《赔偿和解协议》的初衷。原告郑相平和吴安秀系具有正常心智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知晓其在协议上签字、捺印的法律意义，亦能够预见该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尽管原告吴安秀提出其并未授权儿子解书明签订《赔偿和解协议》，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之规定，解书明作为吴安秀之子，此前多次参加与被告方关于赔偿的事宜，在签订《赔偿和解协议》时，原告郑相平也未对解书明的代理权限提出任何异议，按照一般生活经验法则，各被告有理由相信解书明有代理权限，属善意无过失方，因此，解书明的代理行为有效，《赔偿和解协议》对原告吴安秀具有约束力。同时，《赔偿和解协议》第七条明确约定“本协议为双方协商一致后的处理结果，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对本协议内容及法律效力以及产生的法律后果充分知晓。”因此，原告提出《赔偿和解协议》系重大误解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四原告在庭审中要求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的问题。因生效的（2016）渝0234刑初147号刑事判决书中已经对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作出认定，不宜再在本案中对生效刑事判决书中已经认定的事实和证据作出重复评判，故本院对四原告提出的要求刑事案件中的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的主张不予采纳。
关于原告郑相平提出的签订《赔偿和解协议》是受刑事案件法官多次催促、威逼，听信了法官的蒙蔽、蒙骗的问题。《赔偿和解协议》中的“乙方”为本案七被告，除了被告刘琪源外均不是（2016）渝0234刑初147号刑事案件的被告人，该协议系四原告与七被告达成的庭外和解协议，而非诉讼过程中达成的调解协议，同时原告郑相平也没有提交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其说法亦不予采纳。
综上，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吴安秀、郑相平、解某1、解某2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9640元，由四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周 学 泉 & # x B ;
审 判 员 陈 秀 娟 & # x B ;
审 判 员 肖 曼 捷
二〇一八年八月九日
法官助理 魏久江 书记员王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