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终字第0110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汕头市达濠建筑总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汕头市濠江区赤港红桥城建办综合楼二、三楼。
法定代表人黄邦平，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田胜彩，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聂梦然，女，1982年10月4日出生，北京市百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飞雄，男，1967年7月27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陈鹏飞，北京市凯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汕头市达濠建筑总公司（以下简称汕头达濠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飞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2）大民初字第102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月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孙田辉担任审判长，法官石东、李晓波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飞雄在一审中起诉称：2007年11月23日，张飞雄借用北京明威金盛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威公司）与汕头市达濠建筑总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达濠北分公司）第八项目部签订了《钢材购销合同》，从2007年8月15日起，张飞雄给达濠北分公司承包的工地供应钢材，送货共计740018元。经双方结算，达濠北分公司第八项目部在2007年向张飞雄出具了欠条，内容为：“今欠到张飞雄钢筋、木材款740018元，南小街工地……”。达濠北分公司的上述工地涉及的款项实际供货人是张飞雄，张飞雄是借用明威公司名义给达濠北分公司供货。在达濠北分公司没有履行支付款项的相关义务后，张飞雄以明威公司起诉，后由于证据不足被驳回起诉。为了便于张飞雄主张权利，明威公司在2011年3月16日向张飞雄出具了《债权转让通知》，将欠条上的债权全部转让给张飞雄，事实上张飞雄就是实际供货人。张飞雄诉至法院，请求：1、判令汕头达濠公司给付张飞雄钢材货款740018元，并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张飞雄支付自2007年11月23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损失；2、判令诉讼费由汕头达濠公司负担。
张飞雄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沧民终字第1347号民事判决书、泊头市人民法院（2007）泊民初字第1553号民事判决书、询问笔录、《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租赁合同》、达濠北分公司工商登记材料、《承包经营协议书》、（2007）长证内经字第9259号《公证书》、京安拓普（2009）鉴（文）字第20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CCSJ鉴（文）字第2010－067号《司法鉴定意见书》、CCSJ鉴（文）字第2011－04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补充协议条款》、证人证言、2007年8月15日的《钢材购销合同》、明威公司出具的《债权转让通知》及说明、2007年11月23日的《欠条》、中国法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113号和141号鉴定意见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2）一中民终字第9602号民事判决书。
汕头达濠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一、不同意张飞雄的所有诉讼请求，汕头达濠公司与明威公司之间不存在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及任何债权关系，更涉及不到明威公司将债权转让给张飞雄的问题；张飞雄这次的起诉时间是2012年8月6日，其认为的明威公司与汕头达濠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也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丧失了胜诉权；汕头达濠公司没有承租过南小街工地，已经生效的判决书、裁定书及汕头达濠公司将要提供的相关证据可以证明，南小街工地工程的承包人及发包人不是汕头达濠公司，在该工程中，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签订工程承包合同，同时也有高达1110万元工程款的收支往来，汕头达濠公司从来没有承接过该工程，也没有和张飞雄之间发生买卖合同的需要，张飞雄提交的买卖合同上面加盖达濠北分公司第八项目部的印章，该印章已经经过刑事判决书认定是伪造的印章，汕头达濠公司认为用伪造的印章签订的合同没有法律效力，所以不能代表汕头达濠公司的行为。二、张飞雄提交的证据《承包经营协议书》中加盖达濠北分公司的合同专用章也是伪造的，该事实已经被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刑事判决书认定，合同专用章是犯罪分子伪造的，是犯罪的产物，因此不具有法律效力，也就是说张飞雄所提供的协议不能证明达濠北分公司与杨太锡、贾治福之间存在关系。三、在《承包经营协议书》上签字的人员即杨太锡、贾治福均不是汕头达濠公司的员工，其行为也不能代表汕头达濠公司，杨太锡已于2010年12月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0）一中刑初字第1280号刑事判决书以合同诈骗罪等判处刑罚，在该判决书中已经认定其犯罪事实，其是基于南小街工地以北京城建三城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平谷分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城建三公司平谷分公司）及汕头达濠公司等名义进行诈骗，因此汕头达濠公司请求驳回张飞雄的起诉，并将本案的材料移送公安机关，以追究杨太锡等人的刑事责任。综上，汕头达濠公司没有承包南小街服装楼工程，和张飞雄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也未接收张飞雄的货物。张飞雄的起诉是基于杨太锡的犯罪行为造成的，请求法院驳回张飞雄的起诉。
汕头达濠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汕中法刑二终字第22号刑事裁定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0）一中刑初字第1280号刑事判决书、印章交接记录、2007年7月10日华成建设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侯振亮代表）与王景朝签订的《建筑工程承包合同》、2007年9月1日华成建设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侯振亮代表）与杨太锡代表的华成建设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工程十处签订的《单位内部承包协议书》、2007年9月1日发包人提供的华成建设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给杨太锡的委托书、2007年12月10日发包人提供的杨太锡代表华成建设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与发包人王景朝签订的关于支付部分工程款的《协议书》及附件、华成建设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收取发包人王景朝涉案工程款1110万元的收款收据、杨太锡给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的信、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08）大民初字第6324号民事裁定书、达濠北分公司2002年至2007年年检工商档案、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东城分局京工商东文（2011）43号回复函、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1）高民申字第4236号民事裁定书、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0）二中民再终字第09472号民事裁定书、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沧民申字第56号民事裁定书、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冀沧民申字第92号再审案件来访登记表、2011年12月公安部门对杨太锡的询问笔录5份、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09）大民初字第9471号民事裁定书、汕头市公安局濠江分局立案决定书及证明、张飞雄2011年5月16日的民事起诉状、汕头市濠江区人民法院（2013）汕濠法刑初字第27号刑事判决书、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汕中法刑二终字第24号刑事裁定书。
经一审法院庭审质证及审查核实，因双方当事人对以下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0）一中刑初字第1280号刑事判决书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2）一中民终字第9602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汕中法刑二终字第22号刑事裁定书和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汕中法刑二终字第24号刑事裁定书、汕头市濠江区人民法院（2009）汕濠法刑初字第1号刑事判决书和汕头市濠江区人民法院（2013）汕濠法刑初字第27号刑事判决书。
双方当事人对以下涉及本案争议焦点的证据持有异议：
一、张飞雄提交的证据《承包经营协议书》，证明达濠北分公司通过该协议授权杨太锡、贾治福2人组建达濠北分公司第八项目部，该第八项目部是达濠北分公司的一个职能机构，其民事责任应由达濠北分公司承担。汕头达濠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认为该协议书签订时间为2007年7月17日，是在达濠北分公司的公章已被汕头达濠公司收回后，杨太锡等使用伪造的印章签订的，不能代表汕头达濠公司，达濠北分公司从未设立过第八项目部，因此该证据不真实、不合法。
二、张飞雄提交的达濠北分公司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东城分局的《备案登记》，证明达濠北分公司从2002年3月5日合法成立至2008年3月13日申请撤销期间，一直正常营业。2008年3月13日汕头达濠公司申请撤销公司印章并注销公司，按照法律规定分公司注销后应当由总公司即汕头达濠公司承担民事责任。汕头达濠公司认为该备案材料中2006年度年检是在达濠北分公司印章已于2007年7月12日被汕头达濠公司收回，达濠北分公司被责令清理期间，胡命和私自进行的年检备案，该年度年检资料第3页中出现的备案印章合同专用章系胡命和伪造的印章，并非达濠北分公司的印章，达濠北分公司从来没有刻过合同专用章，在正常情况下年检报告必须加盖达濠北分公司的公章，但是2007年的年检报告只有合同专用章。
三、张飞雄提交的北京京安拓普文书司法鉴定中心的京安拓普（2009）鉴（文）字第20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承包经营协议书》中的达濠北分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印文与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东城分局备案的印章印文是一致的，同时也证明了《承包经营协议书》客观真实性和《承包经营协议书》中使用的达濠北分公司的合同专用章为真。汕头达濠公司对此证据不予认可，认为鉴定申请人不是本案当事人，与本案无关，样本印章与检材均为伪造，并非达濠北分公司印章，该鉴定无意义。
由于双方当事人对上述3份证据的争议涉及到本案所要认定的关键事实之一：即《承包经营协议书》中加盖的达濠北分公司的合同专用章是否为合法真实的印章。在与本案案情相似的王金花诉汕头达濠公司的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1）大民初字第1407号案件中，一审法院依职权对《承包经营协议书》中的达濠北分公司的合同专用章与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东城分局备案的印章印文是否一致提起鉴定，经司法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结论为二者一致。
针对汕头达濠公司提出的《承包经营协议书》中的达濠北分公司的合同专用章为胡命和伪造的抗辩意见，一审法院在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1）大民初字第1407号王金花诉汕头达濠公司案件中，依职权对《承包经营协议书》中的达濠北分公司的合同专用章与胡命和伪造印章案件中伪造合同专用章印模提起鉴定。在该鉴定中，在汕头市濠江区人民法院的胡命和伪造公章案件的一审刑事卷宗里，有两枚“合同专用章”的印模，分别是10号印模和14号印模。经鉴定，《承包经营协议书》中的合同专用章与10号印模一致、与14号印模不一致。但刑事判决书确认胡命和仅私刻了1枚合同专用章，但未明确是哪一枚。因此，不能得出《承包经营协议书》中的合同专用章系胡命和犯罪行为所伪造。后，汕头市公安局濠江分局补充侦查，经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汕中法刑二终字第24号刑事裁定书，确认了2007年7月17日胡命和与杨太锡、贾治福签订的《承包经营协议书》上加盖了2004年伪造的合同专用章的事实。
四、张飞雄提交的《钢材购销合同》和欠条，证明张飞雄以明威公司名义与达濠北分公司第八项目部签订买卖合同以及达濠北分公司第八项目部尚欠货款740018元。汕头达濠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认为达濠北分公司从来没有设立过第八项目部，也没有刻过项目部的公章，此合同对汕头达濠公司没有约束力。由于代表达濠北分公司第八项目部签订合同的杨太锡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一审法院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2年3月6日，汕头达濠公司投资设立汕头市达濠建筑总公司北京建筑装饰工程处，胡命和为负责人，资金数额为50万元。2006年，企业名称由汕头市达濠建筑总公司北京建筑装饰工程处变更为达濠北分公司，负责人仍为胡命和。2008年3月13日，汕头达濠公司申请注销达濠北分公司。2007年7月17日，达濠北分公司负责人胡命和代表达濠北分公司与杨太锡、贾治福签订《承包经营协议书》。发包方为达濠北分公司，承包方为杨太锡、贾治福，约定承包经营的期限为1年，即从2007年7月17日起至2008年7月16日止；合同第十条约定：由承包方组建工程项目部，为达濠北分公司第八项目部，承包方按照本部门所承包工程的合同标价额之双方商定的比例上缴发包方款项（款项包括利润、管理费等）。合同承包方处有杨太锡和贾治福签字，发包方处加盖了达濠北分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和胡命和人名章，该达濠北分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后经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汕中法刑二终字第24号刑事裁定书认定为胡命和所私刻的。
2007年7月15日，达濠北分公司第八项目部（甲方）与明威公司（乙方）签订1份《钢材购销合同》，约定明威公司为达濠北分公司第八项目部的南小街服装工业园供应钢材，合同约定了钢材规格和单价；供货数量以实际发生数量为准；付款方式为货到工地以实际数量计算为准，一个月内付清全部货款。甲方如逾期付款，乙方按超期3‰每日累计收取违约金，直到货款付清为止。该合同甲方代表为杨太锡，乙方代表为张飞雄。
2007年11月23日，杨太锡代表达濠北分公司第八项目部向张飞雄出具欠条：今欠到张飞雄钢筋、木材款740018元，南小街工地，备注：其他所有条据作废。后经一审法院向杨太锡核实及张飞雄确认，该740018元均为所欠钢材款。2011年3月16日，明威公司出具《债权转让通知》，将其持有的达濠北分公司第八项目部出具的欠条740018元及所有债权全部转让给张飞雄，由张飞雄与达濠北分公司进行诉讼，将来所得债权全部归张飞雄所有。2012年7月6日，明威公司出具说明如下：一、2007年8月15日在北京市大兴区南小街工地，明威公司与达濠北分公司第八项目部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该合同是张飞雄挂靠明威公司签订的合同，张飞雄是钢材的实际供货人。二、2011年3月16日明威公司为了张飞雄便于直接主张权利向其本人出具了《债权转让通知》。明威公司声明放弃全部相关债权，该债权全部归实际供货人张飞雄所有。三、以上明威公司说明属实，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一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杨太锡与汕头达濠公司之间的关系。据此，一审法院在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1）大民初字第1407号王金花诉汕头达濠公司一案中进行了司法鉴定，鉴定对象有两个：一是达濠北分公司合同专用章（即2007年8月14日《钢材购销合同》第3页，2007年7月17日《承包经营协议书》及《附件一：关于承包经营中不同动作方式的约定》上“汕头市达濠建筑总公司北京分公司合同专用章”印章印文的真实性）；二是达濠北分公司财务专用章（2008年1月16日、支票号码为E／0E／207049647的中国建设银行转账支票中“汕头市达濠建筑总公司北京分公司财务专用章”印章印文的真实性）。后一审法院委托中国法医学会司法鉴定中心对前述鉴定对象进行了鉴定，鉴定内容为：一、合同专用章与达濠北分公司工商档案中2006年年检使用印模（2007年7月12日进行）比对、与胡命和伪造印章案件中伪造合同专用章印模比对；二、财务专用章与达濠北分公司工商档案中备案印模比对、与胡命和伪造印章案件中伪造财务专用章印模比对。鉴定结论：1、经过与达濠北分公司工商档案进行比对，上述案件中出现的两处达濠北分公司合同专用章与达濠北分公司在2006年年检使用的合同专用章一致，出现的1处达濠北分公司财务专用章与达濠北分公司备案印模一致；2、关于去汕头市进行调取刑事卷宗后的鉴定结果：
（1）关于达濠北分公司的财务专用章
案件中出现1处的财务专用章与胡命和刑事犯罪所私刻印模不一致，即张飞雄提交的转账支票中的财务专用章并非胡命和私刻。
（2）关于达濠北分公司的合同专用章
汕头市濠江区人民法院（2009）汕濠法刑初字第1号刑事卷宗里，有两枚“合同专用章”的印模，分别是10号印模和14号印模。判决书确认了胡命和仅私刻了1枚合同专用章，未明确是哪一枚。经鉴定，《承包经营协议书》中的合同专用章的印章印文与10号印章印文是同一枚印章加盖形成、与14号印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加盖形成。
在胡命和伪造公章一案中，根据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汕中法刑二终字第22号刑事裁定书的认定，胡命和系达濠北分公司负责人，2006年12月，胡命和在得知汕头达濠公司准备派人到北京保管达濠北分公司的有关印章后，于2007年1月初通过何小平伪造了达濠北分公司的有关印章，分别是“汕头市达濠建筑总公司北京分公司”、“汕头市达濠建筑总公司北京分公司合同专用章”、“汕头市达濠建筑总公司北京分公司财务专用章”。2007年6、7月间，胡命和又通过何小平伪造了“汕头市达濠建筑总公司北京分公司第八项目部”印章，后交杨太锡使用。2009年2月23日，汕头市濠江区人民法院作出（2009）汕濠法刑初字第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胡命和私刻的4枚企业印章为“汕头市达濠建筑总公司北京分公司”、“汕头市达濠建筑总公司北京分公司合同专用章”、“汕头市达濠建筑总公司北京分公司财务专用章”、“汕头市达濠建筑总公司北京分公司第八项目部”，认定胡命和犯伪造企业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十个月。2009年5月19日，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汕中法刑二终字第22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胡命和的上诉请求，维持汕头市濠江区人民法院（2009）汕濠法刑初字第1号刑事判决。在汕头市濠江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刑事卷宗里，有两枚“合同专用章”的印模，分别是10号印模和14号印模。
由于汕头市濠江区人民法院（2009）汕濠法刑初字第1号刑事案件卷宗中的10号印章印文和14号印章印文中有1枚并非胡命和伪造，且10号印章印文与本案证据《承包经营协议书》中达濠北分公司合同专用章及达濠北分公司工商档案中2006年度年检备案的合同专用章印章印文是同一枚印章加盖形成，由于10号印章印文所使用的印章并未经刑事判决书确认系胡命和伪造，其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年检备案的效力并未被推翻。达濠北分公司未按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求使用公章进行年检备案并不是判断其进行年检备案所使用的合同专用章真伪的依据，一审法院据此在王金花诉汕头达濠公司等案件中认可该合同专用章为达濠北分公司的真实合法印章。
2012年8月10日，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1）大民初字第1407号王金花诉汕头达濠公司等案件判决汕头达濠公司承担责任后，汕头达濠公司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维持原判。
2013年，汕头市公安局濠江分局补充侦查，汕头市濠江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汕头市濠江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3）汕濠法刑初字第27号刑事判决书，确认除了汕头市濠江区人民法院（2009）汕濠法刑初字第1号刑事案件确认的胡命和2007年私刻的4枚公章（包括1枚达濠北分公司合同专用章）以外，胡命和还于2004年私刻了1枚达濠北分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并在其于2007年7月17日与杨太锡、贾治福签订的《承包经营协议书》上加盖了该伪造的合同专用章的事实，判处胡命和拘役三个月，缓刑四个月。后胡命和上诉，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
一审法院另查明：根据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0）一中刑初字第1280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记载：杨太锡作为工程的实际负责人，分别以其挂靠的北京城建三公司平谷分公司的名义、华成建设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工程十处的名义和达濠北分公司第八项目部的名义，与大量的建筑材料供应商签订合同，购买建筑材料，但未全额支付货款。其中，杨太锡以北京城建三公司平谷分公司的名义分别与北京玉泉金源建材经销部、北京市市政四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物资设备管理中心签订的买卖和租赁合同，合同所涉及的建筑材料都由材料商送往本案所涉及的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南小街服装综合楼。就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的六起犯罪事实，其中第一起、第二起为杨太锡以其挂靠的四川天宇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第一项目部的名义与北京市京荣伟业商贸中心、北京世纪豪鼎建筑模板经营部签订买卖合同骗取货物；第三起、第四起系杨太锡以其挂靠的北京城建三公司平谷分公司的名义与北京玉泉金源建材经销部、北京市市政四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物资设备管理中心签订买卖及租赁合同骗取货物；第五起为杨太锡以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嘉泰兴业公司的名义与北京络特科技有限公司签订购销合同骗取电缆；第六起为杨太锡以分包工程为诱饵，以合同保证金、借款的名义骗取田印山的货款。法院确认检察院指控的其中第三至六起犯罪事实中，杨太锡在取得大量工程款的情况下，仍拒绝给付其所欠被害公司的极小部分货款，且给付对方空头支票、在履行与被害公司所签合同过程中，将被害公司的货物卖掉，用于抵偿其债务、或以将工程分包给被害人施工为诱饵，分别以收保证金、借款的名义，骗取被害人的钱款。说明杨太锡主观上具有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客观上也实施了骗取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诈骗罪构成要件，据以定罪。同时认定第一、二起事实具体情节杨太锡在取得对方给付的全部货物后，至案发未支付货款，但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杨太锡与发包方就该工程结账情况，就杨太锡是否将从被害公司购买的货物全部转卖一节，证人证言之间存在矛盾，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未予以认定。最终作出判决：一、以合同诈骗罪、诈骗罪判处杨太锡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二、继续追缴杨太锡的犯罪所得，按比例发还被害单位北京玉泉金源建材经销部、北京市市政四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物资设备管理中心、北京洛特科技有限公司和被害人田印山。上述犯罪事实均不涉及杨太锡以达濠北分公司第八项目部名义在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南小街工地施工所签订的买卖或租赁合同。
此外，为查明案件事实，一审承办法官赴四川省川东监狱对本案的关键涉案人员杨太锡进行询问，主要就以下几个问题进行了了解：第一，关于杨太锡挂靠达濠北分公司的情况，杨太锡认为其与达濠北分公司之间的挂靠关系是真实的，在其与胡命和签订承包协议时，当场交给达濠北分公司5万元的管理费，之后又陆续支付过管理费；在南小街工地施工的过程中，达濠北分公司人到工地现场进行监管（王宝庆全面监督，许少展负责管理资金）；第二，杨太锡称张飞雄提供的合同和欠条都是真实的，都是杨太锡以达濠北分公司第八项目部名义签订的，合同签订时杨太锡向张飞雄出具过达濠北分公司给其的授权委托书，合同中约定的货物全部用于南小街工程，杨太锡一直以达濠北分公司名义承建该工程，在2007年12月工地闹事时，杨太锡向张飞雄出具了其与达濠北分公司签订的《承包经营协议书》；第三，杨太锡认可张飞雄主张的欠款数额；第四，关于胡命和伪造公章案件，杨太锡表示对此并不知情。达濠北分公司第八项目部的公章系其与胡命和签订《承包经营协议书》后，胡命和派其女儿胡淑圆交付给杨太锡的，胡命和签订《承包经营协议书》所使用的合同专用章是否系胡命和伪造，杨太锡不知情，但其陈述胡命和系达濠北分公司负责人，其有理由相信胡命和代表达濠北分公司的身份。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胡命和代表达濠北分公司和杨太锡、贾治福于2007年7月17日签订的《承包经营协议书》的效力问题是本案争议的焦点，基于以下理由：一、达濠北分公司自2002年设立至2008年注销，胡命和一直担任达濠北分公司的负责人，汕头达濠公司对胡命和系达濠北分公司负责人的身份也不持异议，尽管该《承包经营协议书》上的达濠北分公司的合同专用章系胡命和私刻，也不能否定胡命和作为达濠北分公司负责人对外进行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二、杨太锡认可胡命和作为达濠北分公司负责人的身份，但对胡命和私刻公章的犯罪行为并不知情；三、该《承包经营协议书》上加盖的达濠北分公司的合同专用章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的公章一致，具有公信力，杨太锡并不知晓胡命和使用私刻公章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备案；四、汕头达濠公司何时收回达濠北分公司公章属于公司内部管理问题，汕头达濠公司在2006年12月收回公章后没有及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作注销登记，也未通过其他方式进行公示，应当对其收回公章至办理注销登记期间的不作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综上四点理由，法院对于该份《承包经营协议书》所产生的法律效力予以确认。达濠北分公司授权杨太锡、贾治福2人组建达濠北分公司第八项目部，并收取一定的管理费、利润，则应当对达濠北分公司第八项目部对外的民事行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杨太锡以达濠北分公司第八项目部名义与张飞雄（以明威公司名义）签订了买卖合同，并由杨太锡对欠货款数额进行了确认，达濠北分公司应当对所欠货款数额承担相应还款义务。达濠北分公司现已注销，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应由汕头达濠公司承担其合同权利义务。
汕头达濠公司抗辩明威公司债权转让给张飞雄不合法，张飞雄主体有问题且超过诉讼时效。由于明威公司在其说明中明确了张飞雄以明威公司名义签订合同，并由张飞雄个人实际供货的事实以及张飞雄以明威公司名义起诉汕头达濠公司的事实，因此，法院对于该抗辩不予支持。
汕头达濠公司抗辩称本案的纠纷系杨太锡个人犯罪行为导致，案件事实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0）一中刑初字第1280号刑事案件中确认的杨太锡犯罪事实相似，故本案张飞雄应通过刑事诉讼的程序追究杨太锡的相关责任，以追偿其损失。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0）一中刑初字第1280号刑事案件中公诉机关指控杨太锡实施的上述六起犯罪事实，其中第三至六起犯罪事实中，杨太锡在取得大量工程款的情况下，仍拒绝给付其所欠被害公司的极小部分货款，且给付对方空头支票、在履行与被害公司所签合同过程中，将被害公司的货物卖掉，用于抵偿其债务、或以将工程分包给被害人施工为诱饵，分别以收保证金、借款的名义，骗取被害人的钱款。说明杨太锡主观上具有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客观上也实施了骗取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诈骗罪构成要件，据以定罪。同时认定第一、二起事实具体情节杨太锡在取得对方给付的全部货物后，至案发未支付货款，但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杨太锡与发包方就该工程结账情况，就杨太锡是否将从被害公司购买的货物全部转卖一节，证人证言之间存在矛盾，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未予以认定。综合前述判决认定及诈骗罪、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本案存在以下客观情况：（1）刑事案件中确认的犯罪事实并不包括杨太锡以达濠北分公司第八项目部名义实施的行为；（2）达濠北分公司第八项目部的合同相对人也没有到公安机关报案；（3）存在支付部分货款以及签署欠条确认所欠货款的事实，杨太锡向法院陈述其购买的张飞雄的钢材全部用于南小街服装楼。综上，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杨太锡存在虚构事实，将张飞雄的钢材变卖后自用或据为己有的行为。据此，法院对汕头达濠公司的上述抗辩意见不予采信。
对于汕头达濠公司主张达濠北分公司并非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南小街服装工业园工程实际承建方、本案买卖合同与汕头达濠公司无关的抗辩意见，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杨太锡经达濠北分公司授权组建达濠北分公司第八项目部，与张飞雄（以明威公司名义）签订买卖合同，并对合同欠款进行确认，应当认定该合同已生效并实际履行，故法院对该抗辩意见不予支持。
综上，对于张飞雄主张的欠款本金740018元，法院予以认可，就其要求汕头达濠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欠款本金740018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计算标准计算）的主张，因汕头达濠公司逾期付款的行为构成违约，张飞雄主张的逾期利息计算时间及计算标准并无不当，法院予以认可。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二十六条的规定，判决：汕头市达濠建筑总公司给付张飞雄货款本金七十四万零一十八元及逾期付款利息（逾期付款利息以本金七十四万零一十八元为基数，自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计算标准计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汕头达濠公司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为：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遗漏重要事实，适用法律不当，不能客观公正地审查证据，导致判决错误，具体如下：
一、刑事判决载明的证据和事实认定由国家强制力取得，一审法院判决的事实认定与生效的刑事判决认定相反，应予纠正。生效的汕头市濠江区人民法院（2009）汕濠法刑初字第1号刑事判决认定胡命和伪造了“汕头市达濠建筑总公司北京分公司第八项目部”印章并交杨太锡使用。生效的汕头市濠江区人民法院（2013）汕濠法刑初字第27号刑事判决认定胡命和擅自在年检材料中加盖了2004年伪造的合同专用章进行违法年检，胡命和在与杨太锡、贾治福签订的《承包经营协议书》上加盖了2004年伪造的合同专用章，授权杨太锡组建达濠北分公司第八项目部，其行为已构成伪造企业印章罪。而一审法院判决却作出“达濠北分公司授权杨太锡、贾治福2人组建达濠北分公司第八项目部，并收取一定的管理费、利润，则应当对达濠北分公司第八项目部对外的民事行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及“该《承包经营协议书》上加盖的达濠北分公司的合同专用章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的公章一致，具有公信力”的认定，与生效的刑事判决的事实认定完全相反。生效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院（2010）一中刑初字第1280号刑事判决认定华成建设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委托杨太锡代理该公司接洽工程项目，后杨太锡以该华成建设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工程十处名义承包王景朝转包的南小街服装工业园工程，杨太锡2007年11月1日收到华成建设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拨付的南小街工程款200万元；2007年10月10日，收到工程款610万元。而一审法院判决却认定在南小街工地施工的过程中，达濠北分公司人到工地现场进行监管，杨太锡一直以达濠北分公司名义承建该工程。胡命和伪造并非法使用达濠北分公司合同专用章和南小街工地承包人为华成建设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工程十处的事实已被生效的刑事判决作出明确的认定，一审法院判决应明确予以采信。但一审法院判决一方面明确认可生效的刑事判决的法律效力，另一方面又将相关刑事判决认定的前述事实完全推翻，实属不妥，汕头达濠公司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
二、一审法院将犯罪分子杨太锡的个人供述作为判决依据，造成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明显偏袒张飞雄。一审法院承办法官在审理本案期间赶赴四川省川东监狱对杨太锡进行询问，并根据杨太锡的供述认定：达濠北分公司第八项目部是达濠北分公司授权组建的，杨太锡向达濠北分公司交纳了承包费，《承包经营协议书》已履行，张飞雄提供的合同和欠条都是真实的，合同签订时杨太锡向张飞雄出具过达濠北分公司给其的授权委托书，合同中约定的货物全部用于南小街工地工程，而该工程由达濠北分公司承建，杨太锡对胡命和伪造印章不知情等。但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的上述“事实”除了杨太锡本人的供述外，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由于杨太锡是本案利害关系人，其供述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而且在2012年12月29日，杨太锡在接受汕头市公安局达濠分局的调查时，对上述事实曾做出完全相反的供述。杨太锡前后内容完全相反的两份供述证明杨太锡的供述缺乏真实性和客观性，另外，杨太锡的供述是孤证，没有任何旁证可以证明其是客观事实。一审法院判决采信杨太锡的恶意供述，将生效裁定书已认定的伪造授权委托书作为证据，将杨太锡早已使用的伪造的达濠北分公司第八项目部印章认定为《承包经营协议书》签订后使用，并认定达濠北分公司收取了管理费，《承包经营协议书》已经履行，均属认定事实错误。因此，一审法院判决根据杨太锡的供述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是适用法律和认定事实错误。
三、根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规定，胡命和即使是达濠北分公司负责人也没有资格对外从事建筑活动，一审法院判决却将伪造合同专用章且没有权利对外从事建筑活动的胡命和的犯罪行为，认定为合法的对外进行的民事法律行为，是适用法律错误、认定事实错误。2007年2月胡命和与汕头达濠公司的承包期满，此后胡命和已不再是达濠北分公司的负责人。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不能否定胡命和作为达濠北分公司负责人对外进行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这一认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是适用法律不当、认定事实错误。达濠北分公司工商备案材料和营业执照均在达濠北分公司经营范围一栏中载明：“在隶属企业授权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即没有得到汕头达濠公司授权，达濠北分公司不得对外从事建筑活动。胡命和即使是达濠北分公司负责人，如果没有汕头达濠公司的授权，也不具备对外签订合同、承揽建筑项目的资格。
四、一审法院判决遗漏胡命和用伪造的合同专用章进行工商年检是违法年检的重大事实，做出用伪造的合同专用章进行工商年检具有公信力的结论完全错误。汕头市濠江区人民法院（2013）汕濠法刑初字第27号刑事判决书载明：“2011年11月24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东城分局向汕头市公安局濠江分局出具回复函，载明：按照工商部门年检规定，分公司申报年检时应在有关材料上加盖分公司的公章，企业年检时应提交真实有效的年检材料并对提交的材料负责，工商部门对加盖的公章没有鉴定真伪的责任”。由此可以看出，胡命和用伪造的合同专用章进行工商年检，且年检材料上没有按规定加盖分公司公章，已违反了企业年检的相关规定，其行为是违法年检，不可能具备社会公信力。
五、本案是张飞雄为转嫁损失而进行的恶意诉讼，张飞雄在本案中没有尽到注意义务，不是善意第三人，一审法院判决遗漏该重大事实，应予以纠正。首先，张飞雄在与杨太锡签订《钢材购销合同》时未核实达濠北分公司和所谓的达濠北分公司第八项目部是否具备对外从事建筑活动的资格，未尽任何合理的注意义务，应对导致的后果承担责任。其次，张飞雄无视胡命和违法工商年检的重大事实，不是没有过错的善意第三人。第三，张飞雄在签订合同时未查看达濠北分公司工商年检材料，未尽任何的合理注意义务，所谓的“公信力”对张飞雄来讲并不存在。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杨太锡在2007年12月南小街工地闹事时才向张飞雄出具《承包经营协议书》，因此张飞雄看见《承包经营协议书》的时间晚于签订《钢材购销合同》的时间，这说明张飞雄在签订《钢材购销合同》前未查看达濠北分公司工商年检材料，也没有看到《承包经营协议书》，更不可能就两份文件是否一致进行比较。在本案诉讼中，张飞雄是在产生损失后为将这些损失转移到汕头达濠公司身上而捏造的事实，纯属恶意诉讼。
六、2007年7月17日杨太锡与胡命和出于恶意签订《承包经营协议书》，杨太锡不是善意第三人，胡命和不构成表见代理，《承包经营协议书》是无效协议，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从签订《承包经营协议书》的时间看，胡命和、杨太锡恶意串通，伪造的达濠北分公司第八项目部印章使用在前，《承包经营协议书》签订在后，一审法院判决对此事实认定错误。杨太锡与供货商所签订的15份买卖、租赁、劳务合同中，有5份分别于2007年7月1日、5日、6日、10日、15日签订，上面加盖的就是达濠北分公司第八项目部的印章。这证明杨太锡取得第八项目部印章在前，2007年7月17日签订《承包经营协议书》在后，存在杨太锡知道胡命和伪造印章、两人恶意串通的嫌疑。杨太锡用伪造的达濠北分公司第八项目部印章与相对人签订合同后，为进一步骗取相对人的信任，便与胡命和一起用伪造的该印章又签订了《承包经营协议书》。其次，杨太锡在与胡命和签订《承包经营协议书》的同时签下内容相反的保证书，不是善意第三人。杨太锡保证书的内容为“承建南小街工业区综合楼当中所有一切工程上发生的债权债务，均由我杨太锡全部负责，无论经济法律责任，与汕头市达濠建筑总公司北京分公司没有任何关系。”第三，杨太锡伪造达濠北分公司的授权委托书行骗，证明其不是善意第三人。一审法院判决认定《钢材购销合同》签订时杨太锡向张飞雄出具过达濠北分公司的授权委托书，该授权委托书在另案中进行过司法鉴定，结果为：“该授权委托书上的‘汕头市达濠建筑总公司北京分公司’印文是喷墨打印机打印而成，不是盖印形成的。”杨太锡伪造达濠北分公司的授权委托书，并多次向合同相对人出示该授权书，目的就是用伪造的文书欺骗他人供货。一审法院判决将生效裁定书认定伪造的授权委托书作为杨太锡代理行为合法的依据，是认定事实错误。第四，杨太锡在与华成建设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签订承包协议后，继续用达濠北分公司第八项目部的名义与他人签订向南小街工地供货的合同心怀恶意，杨太锡是蓄意骗得货物后，将其债务转嫁给汕头达濠公司。综上，杨太锡恶意取得《承包经营协议书》，并不是善意第三人，杨太锡伪造了达濠北分公司的授权委托书，胡命和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承包经营协议书》属于无效协议。
七、杨太锡的行为是无权代理行为，杨太锡与张飞雄签订合同不构成表见代理。首先，杨太锡不是汕头达濠公司及达濠北分公司的工作人员，汕头达濠公司也未给其出具相应的授权委托书，杨太锡的行为是无权代理行为。其次，杨太锡伪造达濠北分公司的授权委托书证明其不是善意第三人，不构成表见代理。第三，杨太锡用伪造印章对外签订合同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
八、杨太锡冒用达濠北分公司第八项目部名义、伪造达濠北分公司授权书、将合同当事人的货物卖掉清偿债务涉嫌诈骗，汕头达濠公司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侦查。综合杨太锡利用南小街服装工业园工地以至少三家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供货合同的事实，杨太锡代表的华成建设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与发包人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总价2056万元，况且杨太锡还没有完工。而现在关于该工地因涉及达濠北分公司第八项目部而起诉汕头达濠公司的租赁费、劳务费及货款就已高达2500余万元，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刑事判决已查明发包人向杨太锡支付了1100万元，杨太锡已经收取工程款，仍旧欺骗供货商供货而不付款，杨太锡存在诈骗犯罪的重大嫌疑。杨太锡明知不是汕头达濠公司的工地，仍以达濠北分公司第八项目部名义对外签订合同，骗取货物，在取得大量工程款后，却不向供货人付款，而且将部分货物用来清偿债务，显然，杨太锡在本案中的行为涉嫌刑事诈骗犯罪。
九、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张飞雄是实际供货人，进而推断出张飞雄的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是错误的。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曾于2009年11月18日作出（2009）大民初字第9471号民事裁定，驳回明威公司对汕头达濠公司的起诉，此后明威公司没有再向汕头达濠公司主张过权利。故明威公司请求法院保护的诉讼时效期限应于2011年11月17日届满。尽管明威公司2011年3月16日出具《债权转让通知》，但其未履行通知义务，该债权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更不能视为是明威公司主张了权利。尽管2011年5月26日张飞雄曾起诉汕头达濠公司，但明威公司与张飞雄是两个诉讼主体，二者不能混为一谈。因此张飞雄的诉讼时效已于2009年11月22日届满，张飞雄已经丧失了胜诉权。
综上，汕头达濠公司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张飞雄的诉讼请求，并判令张飞雄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张飞雄在二审中答辩称：服从一审法院判决。本案汕头达濠公司成立达濠北分公司，并任命了胡命和作为负责人，胡命和代表达濠北分公司与杨太锡签订《承包经营协议书》系职务行为，根本不是表见代理。杨太锡是本案关键证人，其在监狱中接受一审法院承办法官的询问作出的陈述是真实可信的，汕头市公安局濠江分局在胡命和伪造印章案侦查结束后就没有权力再讯问杨太锡违法干涉本案审理。《承包经营协议书》已经履行事实确凿。达濠北分公司有无建筑资格不影响其承担民事责任。胡命和用达濠北分公司合同专用章年检是代表达濠北分公司的行为，其后果应当由汕头达濠公司承担。杨太锡作为达濠北分公司第八项目部的负责人，其行为也是职务行为，在《承包经营协议书》、授权委托书、《补充协议条款》上明确表示授权杨太锡成立达濠北分公司第八项目部负责南小街工地，故杨太锡的行为是职务行为。生效刑事判决认定南小街工地为华成建设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承建，但通过层层转包，实际承包人是达濠北分公司。综上，张飞雄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汕头达濠公司的上诉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和当事人在法庭上的陈述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胡命和以达濠北分公司的名义与杨太锡、贾治福于2007年7月17日签订《承包经营协议书》的行为的性质是本案争议的焦点。本案中，达濠北分公司自2002年设立至2008年注销，胡命和一直担任达濠北分公司的负责人，虽然汕头达濠公司提出胡命和在2007年2月承包期满后已不是达濠北分公司的负责人，但直到2008年在达濠北分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中登记的负责人仍然是胡命和，其作为达濠北分公司的合法负责人，拥有对达濠北分公司的经营决策权。尽管《承包经营协议书》上加盖的达濠北分公司的合同专用章经生效刑事裁判文书认定系胡命和私刻，但这并不能否定胡命和作为达濠北分公司负责人代表达濠北分公司对外进行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效力，且杨太锡亦表示对胡命和私刻印章的行为并不知情，故胡命和在《承包经营协议书》上加盖个人名章的行为系代表达濠北分公司的职务行为。根据达濠北分公司与杨太锡、贾治福在《承包经营协议书》中的约定，达濠北分公司授权杨太锡、贾治福2人组建达濠北分公司第八项目部，并收取一定的管理费和利润，故达濠北分公司应当对达濠北分公司第八项目部对外的民事行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杨太锡代表达濠北分公司第八项目部与张飞雄（以明威公司名义）签订了《钢材购销合同》，并出具欠条对欠张飞雄货款的数额进行确认，达濠北分公司应当对上述欠款承担清偿义务。鉴于达濠北分公司现已注销，达濠北分公司对张飞雄所欠货款应由汕头达濠公司承担。因此，汕头达濠公司提出的《承包经营协议书》无效、杨太锡签订《承包经营协议书》时不是善意第三人、杨太锡签订《钢材购销合同》时是无权代理、张飞雄签订《钢材购销合同》时不是善意第三人的上诉主张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汕头达濠公司提出的本案纠纷系杨太锡个人犯罪行为、本案应移交公安机关处理的上诉主张，本院认为，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0）一中刑初字第1280号刑事判决书认定的杨太锡诈骗行为所涉的受害人并无张飞雄或明威公司，故本案应属民事纠纷，汕头达濠公司的该项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汕头达濠公司提出的达濠北分公司并非南小街工地承包人的上诉主张，就本案来看，虽然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0）一中刑初字第1280号刑事判决书载明：“华成建设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委托杨太锡代理该工程接洽工程项目，后杨太锡以该公司名义（工程十处）承包王景朝转包的南小街服装工业园工程”，但该判决书亦载明：“证人王景朝的证言证明：华成建设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作为承包方在与其签订合同时，将该工程直接转给刘雪臣，后他又把这项工程转给了自称汕头市达濠建筑总公司北京分公司的杨太锡。郭良友的证言证明：杨太锡施工是以汕头市达濠建筑总公司北京分公司名义，但资质是以华成建设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出具的该人挂靠在其公司工程十处的名义”。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沧民终字第1347号民事判决书载明：“可以认定：北京南小街服装工业园区综合楼工程由王景朝、牛国连、杨培民、崔广狮、梁晓苏5人合资投建，华成建设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中标承建后，分包给了刘雪臣（即华成建设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第八工程处），刘雪臣又把工程转包给杨太锡，杨太锡以汕头市达濠建筑总公司北京分公司第八项目部名义，承包的该工程”。因此，汕头达濠公司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达濠北分公司并非南小街工地的承包人，汕头达濠公司的该项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汕头达濠公司提出的杨太锡供述不应当作为证据采信的上诉主张，本院认为，杨太锡作为本案关键涉案人员，其在一审法院询问下作出的供述与本案其他证据相印证，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汕头达濠公司的该项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汕头达濠公司提出的张飞雄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主张，本院认为，在《钢材购销合同》上，张飞雄作为明威公司代表进行签字，达濠北分公司第八项目部2007年11月23日向张飞雄出具欠条，明威公司于2009年起诉汕头达濠公司，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09年11月18日作出（2009）大民初字第9471号民事裁定驳回明威公司的起诉，诉讼时效中断。2011年3月16日，明威公司出具《债权转让通知》将达濠北分公司第八项目部2007年11月23日出具欠条上确认的债权转让给张飞雄，并出具说明认可明威公司与达濠北分公司第八项目部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是张飞雄挂靠明威公司所签订，张飞雄是实际供货人。尽管汕头达濠公司否认明威公司就债权转让的事实向其进行了通知，但张飞雄于2011年5月18日起诉明威公司，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后张飞雄又于2012年8月14日提起本案诉讼，亦未超过诉讼时效，故汕头达濠公司提出的张飞雄提起本案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汕头达濠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2018-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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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Items:[{法条名称:\'第二百六十四条\',法条内容:\' 第二百六十四条
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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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六十四条
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一）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
（二）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的。
\'},{法条名称:\'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三百一十二条
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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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一十二条
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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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一十二条
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或者代为销售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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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 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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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九条
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
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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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九条
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
如果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
\'},{法条名称:\'第六十五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六十五条
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和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
前款规定的期限，对于被假释的犯罪分子，从假释期满之日起计算。
\'},{法条名称:\'第六十五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六十五条
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除外。
前款规定的期限，对于被假释的犯罪分子，从假释期满之日起计算。
\'},{法条名称:\'第六十七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六十七条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法条名称:\'第六十七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六十七条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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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四条
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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