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江蓬法民四初字第715号
原告：容顺明，男，1960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江门市蓬江区。
原告：黄淑颜，女，1959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江门市蓬江区。
上述两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盛权、左缅章，广东金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吕文伟，男，1995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江门市蓬江区，现羁押于江门市公安局看守所。
委托代理人：黄冠广，国信信扬（江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黄振恒，男，1996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江门市蓬江区，现羁押于江门市公安局看守所。
被告：吕文安，男，1997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江门市蓬江区。
委托代理人：贾喆，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郑文雄，男，1994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云浮市新兴县。
委托代理人：张开清，广东森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林岳，男，1975年10月19日出生，汉族，住江门市新会区。
委托代理人：陈少鸿、黄万科，分别是广东圭峰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
被告：李建良（蓬江区吉利租车服务中心实际经营者），男，1985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江门市蓬江区。8
委托代理人：王小菊、ＸＸ婧，广东金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史志强（新会区会城爱翼租车行经营者），女，1972年3月8日出生，汉族，户籍住址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经常居住地江门市蓬江区。
被告：张文才，男，1974年8月25日出生，户籍住址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经常居住地江门市蓬江区。
上述两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罗竞，广东三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市分公司，住所地江门市蓬江区东华二路9号。
负责人：蔡仕亮，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潘慧华，该公司职员。
被告：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市新会支公司，住所地江门市新会区会城惠民东路6号。
负责人：张悦锋。
原告容顺明、黄淑颜诉被告吕文伟、黄振恒、吕文安、郑文雄、林岳、李建良、史志强、张文才、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市分公司(下称“人民保险江门公司”）、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市新会支公司(下称“人寿保险新会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9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同年11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容顺明、黄淑颜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盛权，被告吕文伟的委托代理人黄冠广，被告吕文安的委托代理人贾喆、被告郑文雄的委托代理人张开清，被告林岳的委托代理人陈少鸿、黄万科，被告李建良的委托代理人王小菊，被告张文才及其与被告史志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罗竞，被告人民保险江门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潘慧华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黄振恒、被告人寿保险新会公司没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容顺明、黄淑颜诉称：2015年6月29日，被告吕文伟无证驾驶粤Ｊ×××××号小型轿车（搭载冯国敏、胡延聪、容卓坚、何伟）沿潮连大道往潮连大桥方向行驶，因被告黄振恒驾驶粤Ｊ×××××号车辆在明知被告吕文伟驾驶的车辆车速较快的情况下，为贪图一时刺激，刻意多次连续变道，恶意阻碍粤Ｊ×××××号车辆的正常行驶，当行驶至潮连大道大冈村前路段时，因被告吕文伟为了避让被告黄振恒驾驶的车辆，导致车辆失控与路边绿化带发生碰撞，致使车辆翻落道路右侧水沟，造成吕文伟、冯国敏、胡延聪受伤，容卓坚、何伟当场死亡及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本次事故造成原告损失1166086元。虽然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吕文伟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但是原告认为该事故认定书的责任认定有误，且该认定不完全等同于民事赔偿责任认定，人民法院应依法对本次事故的责任重新认定以及对本案的民事赔偿责任按照实际情况予以判决，理由如下：1、被告黄振恒驾驶粤Ｊ×××××号车辆，在明知被告吕文伟驾驶的车辆车速较快的情况下，为了一时生理刺激以及心理优越感，多次连续变道，恶意阻碍粤Ｊ×××××号车辆的正常行驶，被告吕文伟因躲避不及致使车辆失控，最终导致本次事故的发生，被告黄振恒的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第四十七条的规定，且与本次事故的发生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应当对本次事故承担责任。2、被告吕文安、郑文雄在明知被告吕文伟没有相应驾驶资格的情况下，将租赁的车辆交给其使用；被告林岳、李建良在明知粤Ｊ×××××号车辆并非郑文雄使用，在可以收回车辆的情况下没有收回车辆，在可以验证实际使用人吕文伟是否具有相应驾驶资格的情况下没有履行验证程序，违反法律规定以及行业规定，因此，被告吕文安、郑文雄、林岳、李建良的行为均对本次事故的发生有重大过错，应当承担本案的民事赔偿责任。3.被告史志强、张文才在租赁车辆时给被告黄振恒时，没有验证租借人的驾驶资格证，违反法律规定以及行业规定，让被告黄振恒在无相应安全文明驾驶知识及驾驶技术的情况下驾驶其出租的车辆并作出危险驾驶行为，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当对本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4.被告人民保险江门公司作为粤Ｊ×××××号小型轿车的保险承保公司，应对原告的上述损失在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5、被告人寿保险江门公司作为粤Ｊ×××××小型轿车的保险承保公司，应对原告上述损失在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据此，原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吕文伟、黄振恒、吕文安、郑文雄、林岳、李建良、史志强、张文才共同赔偿损失678640元，被告人民保险江门公司、人寿保险新会公司在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诉讼费用由十被告共同承担。
原告容顺明、黄淑颜对其陈述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提供如下证据：1、江门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蓬江交通警察大队江蓬公交认字[2015]第0045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1份；2、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江门市殡仪馆遗体火化证明各1份；3、证明1份；4、交通事故死、伤者抚养情况调查表1份；5、困难证明1份；6、吕文安询问笔录、李健良询问笔录、郑文雄询问笔录、工作收入证明各1份；7、史志强询问笔录、张文才询问笔录、粤Ｊ×××××小型轿车基本信息、蓬江区易天数码通讯店营业执照、个体户机读档案登记资料各1份；8、吕文伟询问笔录、冯国敏询问笔录、李礼劲询问笔录、吕文安询问笔录、交通事故现场图、新会区会城爱翼租车行基本信息、机动车保险单（正本）、人民保险江门公司基本信息及组织机构代码证各1份。
被告吕文伟辩称：1、我不应该承担此次交通事故全部责任，根据原告提交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可知事故发生时我驾驶粤Ｊ×××××号小型轿车（搭载冯国敏、胡延聪、容卓坚、何伟）沿潮连大道往潮连大桥方向行驶，因为被告黄振恒贪图一时刺激，阻碍我行驶，我为了避让被告黄振恒才发生交通事故，忽视了本次事故发生的根本关系，根据现有材料，被告黄振恒是恶意阻碍行驶，我是正常行驶，因此被告黄振恒是应负全部责任。2、该事故责任认定不完全等同于民事赔偿责任，应予以重新认定，其他责任人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3、原告计算有误，原告黄淑颜不符合被扶养人资格。
被告吕文伟就其辩解在举证期限内没有提供相关证据。
被告黄振恒没有答辩，在举证期限内也没有提供相关证据。
被告吕文安答辩称：一、涉案车辆是被告郑文雄所租，由被告吕文伟驾驶，该二人系涉案车辆的管理人、使用人。第一，租车合同系郑文雄所签，郑文雄系涉案车辆的承租人，即管理人。其一，根据郑文雄、李建良（租车公司经营者）笔录，郑文雄于2015年5月31日与租车公司签订租车合同，承租威驰小车（后更换为涉案车辆），直至事故发生之日，郑文雄与租车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仍延续有效。租赁合同系诺成性合同，在合同有效的基础上，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无论涉案车辆租出去后由谁驾驶，均不能否定郑文雄的承租人身份。其二，更换出租车辆仅须郑文雄同意，进一步印证郑文雄系承租人的客观事实。根据李建良笔录，吕文伟“要求更换一辆飞度小车，我致电郑文雄确认后，就将粤Ｊ×××××号飞度小车更换出租给对方”，租车合同的履行须征得郑文雄之明确意思表示，由此可见在涉案车辆的租赁关系中，郑文雄系唯一指向的承租人。第二，吕文伟系涉案车辆的××，即实际使用人。根据郑文雄笔录，在2015年5月31日租车后，“该车辆就一直由吕文伟使用”。并且在6月3日换车之日，也是由吕文伟本人驾车前往租车公司更换涉案车辆。郑文雄亦在2015年6月中旬看见吕文伟驾驶涉案车辆。由此可见，从租车之时至事故发生，均为吕文伟一人驾驶涉案车辆，虽系郑文雄所租，但吕文伟是实际使用人。另根据法院依法向公安机关调取的笔录，吕文伟在其笔录中多次明确供述系其找郑文雄帮忙租车，在另一次笔录中（第31页），亦供述为其与郑文雄一起租车。据此明确可见，租车行为仅系吕文伟及郑文雄的个人行为，与我并无关联，且我从无驾驶过所租车辆，故我并非本案车辆的管理人或者使用人。第三，吕文伟驾驶此前威驰小车的租车费系向我借支，吕文伟驾驶涉案车辆的1700余元租车费用则系由吕文伟本人支付。2015年5月31日，我同郑文雄、吕文伟一起前往租车公司，仅仅只是陪同该二人前往，并无参与。当时由郑文雄租车，租车费用是吕文伟向我借款支付，我方向吕文伟借出大约一周的租出费用。此后，吕文伟在2015年6月3日单独驾车至租车公司，将威驰小车更换为涉案车辆，并于此后陆续支付1700余元租车费用，涉案车辆的该笔租车费是吕文伟个人刷信用卡取现支付。综上所述，郑文雄是涉案车辆的承租人，吕文伟是涉案车辆的××，该二人为涉案车辆的管理人与使用人，是本案无可置疑的基本事实。二、原告没有证据显示我有租车的主观意思表示，或有驾驶涉案车辆的客观行为，我也不是涉案车辆管理人或使用人，没有承担赔偿责任的事实法律依据。第一，没有证据显示我作出过租车的任何意思表示，并无所谓“吕文安与郑文雄共同租车”的事实，我甚至根本没有参与租赁涉案车辆。如前所述，租车合同系诺成性合同，该合同系郑文雄与租车公司达成一致，并由郑文雄签署履行，郑文雄是租车意思表示的作出主体，是本案中唯一的承租人。而并无任何证据显示我有租车的意思表示，原告亦未有任何举证。故原告关于“吕文安与郑文雄共同租车”的主张理据不足。特别提请法庭注意的是，租车公司向郑文雄确认是否换租涉案车辆，以及吕文伟驾驶威驰小车独自去租车公司换租涉案车辆，均无任何人告知我或征得我意见，此即充分证明，郑文雄、吕文伟租赁使用涉案车辆与我没有任何关联，我并无参与其中！第二，我同吕文伟、郑文雄一并前往租车公司，以及我借款给吕文伟，均不构成我租车或所谓帮助吕文伟租车的事实。其一，我于2015年5月31日同郑文雄、吕文伟一起前往租车公司，仅系陪同二人前往租车，并非与二人共同租车。我方既无签署合同，也无事后驾驶车辆，显而易见即我不是租车人。其二，我借钱给吕文伟支付一周的租车费，双方之间系单纯的民间借贷关系。我借款给吕文伟，并不需要审查其使用借款的方式与目的，亦无任何法律规定我应对吕文伟使用借款的后果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原告仅凭借我有一同前往租车公司并借款给吕文伟，即认为系我租车或帮助租车，明显悖于客观事实、悖于经验逻辑。第三，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系我支付涉案事故车辆的1700元租车费。根据李建良笔录，其陈述系由我方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其支付的1700元租车费，但其既无银行转账流水，也无任何其他证据佐证，其主张完全系单方臆断。事实上，涉案事故车辆的租车费系吕文伟个人支付，我并无知情。而即使从日常经验及普通逻辑来讲，车辆非我使用，合同非我签订，我方还要支付租车费？显然李建良对其主张举证不足，其单方说辞纯粹是推衍卸责的虚假言论，不足采信。第四，我不会开车，没有驾驶证，从无驾驶过涉案车辆，不存我租车或驾车的事实。我没有驾驶经验，也未取得驾驶证，根本不会开车。其日常生活亦无驾驶机动车之客观需求。在郑文雄租赁威驰小车、涉案车辆期间，一直系吕文伟使用该车辆。故我没有租车、用车的事实，更无管理车辆、使用车辆的权利与义务。既无权利义务，而来担责？三、侵权责任是过错责任，其责任的承担必须具有明确法定依据。但我不是法定的责任承担主体，亦无过错，其行为与本案事故亦无因果联系，故原告要求我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之主张不能成立。依照《侵权责任法》第49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问题若干规定的解释》第1条，因租赁情形而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系由使用人或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而本案中，郑文雄、吕文伟才是涉案车辆的管理人、使用人，我与之没有关联。故在本案也没有证据足以证明我是管理人或使用人，或者我对事故发生具有过错，具有因果联系的情况下，要求我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基础。综上所述，本案没有证据足以证明我是承租人或使用人，我亦不构成涉案车辆的管理人或使用人。原告在不能证明我对事故发生具有过错的情况下，要求我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故恳请法庭查明案件事实，厘清责任，秉公司法，驳回原告之错误诉讼请求。
被告吕文安就其辩解在举证期限内没有提供相关证据。
被告郑文雄辩称：一、我不是肇事车辆的所有人，也不是使用人，我无须承担赔偿责任。吕文伟是肇事车辆真正的租用人及实际使用人，也是实际侵权人（××），应由吕文伟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一、牌号为粤Ｊ×××××的小汽车的实际承租人是吕文安，实际使用人是吕文伟。从公安机关的案卷材料及其他证据可以看出，粤Ｊ×××××的小汽车的租赁及使用过程是：2015年5月31日晚上，吕文安用其号码为188××××7474的电话打去蓬江区吉利租车服务中心（下称吉利车行）了解有什么车可以租用。然后，吕文安、吕文伟和我到吉利车行，用我的证件登记、由吕文安付清租金和按金，租得牌号为粤Ｊ×××××的小汽车，租期至同年6月7日（公安案卷第90页）。租车当晚，吕文伟就自己拿车匙把车开走了（公安案卷第98页），之后车辆一直由吕文伟使用（公安案卷第98页）。6月3日，吉利车行致电给我，问我是否要退车，我说是要退车，至此双方已确认牌号为粤Ｊ×××××的小汽车退车,关于牌号为粤Ｊ×××××的小汽车的租赁合同，已全面履行完毕。从上可见，租车是打电话联系租车、支付租金和押金的都是吕文安，在租车过程中，出租方处理车辆事宜时，也是打电话联系吕文安，6月3日也是吕文安通知吕文伟去退车。从常理来说，租车合同上登记的是我的手机而不是吕文安的手机，假如我是真正的承租人，出租方不可能不联系我而联系吕文安；假如我是真正的承租人，不可能不自己使用车辆而由吕文伟一直使用。可见，吕文安才是牌号为粤Ｊ×××××的小汽车的真正承租人。我只不过是因为站在前面，就在租车合同上签了名。此外，从上述证据可见，租车当晚，吕文伟就自己拿车匙把车开走了，之后车辆一直由吕文伟使用。故此，吕文伟是粤Ｊ×××××的小汽车的实际使用人。鉴于吕文安与吕文伟是堂兄弟关系，吕文安出钱租车由吕文伟使用，是不足为奇的。二、牌号为粤Ｊ×××××的飞度小车（肇事车辆）的实际承租人及实际使用人都是吕文伟。对吕文伟自己到吉利车行租赁粤Ｊ×××××的飞度小车一事，我并不知情。吕文伟自己作为承租人及使用人，驾驶粤Ｊ×××××的飞度小车发生交通事故，与我没有任何关系，我无须承担责任。从公安机关的案卷材料及其他证据可以看出，2015年6月3日，是吕文伟接到吕文安的电话后，自己一个到吉利车行，将牌号为粤Ｊ×××××的小汽车退掉，而向吉利车行另外租了粤Ｊ×××××的飞度小车，此后吕文伟一直自己使用，直到发生本次交通事故。关于吕文伟自己到吉利车行租赁牌号为粤Ｊ×××××的飞度小车一事，我从不知情。2015年6月12日，我见吕文伟驾驶JSB285的飞度小车，就问吕文伟，吕文伟说是用他二哥的证件租的，我就致电吉利车行核实，吉利车行说还是登记在我的名下，我立即明确反对用我的名义租这辆车，吉利车行就说会通知吕文伟过来补办手续。过了几天，我见到吕文伟，他说已更换了租车人的名（公安案卷第98页）。至此，我以为更名手续已办妥。直到事故发生后，我才知道吕文伟没有驾驶证，也没有变更租车人的名。可见，牌号为JSB285的飞度小车（肇事车辆），是与我没有丝毫关系的。肇事车辆是吕文伟于2015年6月3日自己到吉利车行租的。吕文伟是肇事车辆的实际租用人及实际使用人。吉利车行作为专营汽车租赁业务的企业，竟然没有审查吕文伟是否具有相应的驾驶资格，就将粤Ｊ×××××的飞度小车租给吕文伟让其开走，没有尽到应尽的谨慎审查义务，本身存在过错。而且，我在6月12日经向吉利车行核实被吕文伟盗用名义时，明确表示反对并要求更正，吉利车行更应立即通知吕文伟持相关驾驶资格前往审查，但吉利车行一错再错，再次疏于通知吕文伟前往审查，就算吕文伟拒绝前往，吉利车行完全有能力根据监控前往收回车辆，以防止吕文伟无证驾驶的危险状态继续下去。但是，遗憾的是，吉利车行该做的事没做，不该做的事却做，待事故发生后，其单方在粤Ｊ×××××的小汽车的租赁合同上加注“6月3号12：30分换JSB285”字样。这一加注行为，是其单方行为，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对我没有约束力。综上，吕文伟租粤Ｊ×××××的飞度小车，我方事前根本不知情。在6月12日经向吉利车行核实被吕文伟盗用名义时，我方明确表示反对并要求更正，吉利车行同意更正并表示会通知吕文伟补办手续。吕文伟不但没有去更正，反而向我诈称已更正，继续盗用，这本身就构成对我的侵权。吕文伟盗用我的名义，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吕文伟承担，而与我无关。三、我既不是粤Ｊ×××××的飞度小车（肇事车辆）的承租人，也不是使用人，无须承担赔偿责任。吕文伟是肇事车辆真正的承租人及实际使用人，应由吕文伟作为承租人及实际使用人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我不是粤Ｊ×××××的飞度小车（肇事车辆）的使用人，没有车辆的支配控制权。吕文伟才是肇事车辆真正的承租人及实际使用人，该车也是在吕文伟的实际支配期间、由吕文伟驾驶、使用而发生事故的，应由吕文伟作为承租人及实际使用人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四、原告容顺明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没有法律依据，不应支持。原告黄淑颜诉求被扶养人生活费，数额过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28条第2款规定，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本案中，原告容顺明为55岁，未达到退休年龄，没有丧失劳动能力，故不属于被扶养人范围。而黄淑颜是农业户口，应按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黄淑颜起诉时按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计算是错误的。五、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数额过高。《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29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容卓坚生前属于农业户口，其死亡赔偿金应按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计算。原告起诉时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是错误的。六、原告求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过高。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确定。建议法院据此酌情调整。七、原告求偿交通费、误工费，缺乏相应的证据，不应支持。《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22条规定，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原告没有相应的票据，应不予支持。至于误工费，也欠缺处理部门出具的相应误工证明，也不应支持。综上所述，我不是粤Ｊ×××××的飞度小车（肇事车辆）的承租人，也不是使用人，无须承担赔偿责任。恳请法院驳回原告对我的诉讼请求。
被告郑文雄就其辩解在举证期限内提供证据有：1、通话清单1份；2、申请证人陈某出庭所作证言。
被告林岳辩称：我无需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的，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本案中，我是将粤Ｊ×××××号车租赁给被告李建良经营的蓬江区吉利汽车租赁服务中心的，而该汽车租赁服务中心拥有汽车租赁资质，涉案车辆在事发前购足保险，给依法依规进行年审，机动车性能符合安全规定，机动车没有存在安全瑕疵，适于运行，我作为涉案车辆的所有人在本案中因租赁行为已经失去了对涉案车辆的控制，该车转由承租人掌控、使用，我在本次事故中没有任何过错行为，不应当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对于本案原告的损失应当由事故的直接当事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被告林岳就其辩解在举证期限内提供如下证据：1、粤Ｊ×××××小型轿车行驶证正副页各1份；2、汽车长期租赁合同1份；3、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正本）、机动车保险单（正本）各1份。
被告李建良辩称：1、对于粤Ｊ×××××小型轿车是涉案的事实没有意见，对本案的事故事实及事故责任由法院认定。2、粤Ｊ×××××小型轿车是被告林岳出租给我的。3、原告诉求我承担共同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我对本案的发生不存在过错，根据本案证据我在办理租车手续，整个过程中以对驾驶员的身份、驾驶资格等进行了审核，并与其签订了《租车合同》，明确租赁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且交付的车辆性能良好，我已尽了作为出租人应尽的注意义务。其次在租赁期间，该车辆的妥善保管及安全使用责任不归我承担，我也无法预见该车辆会被无驾驶资格的人使用，并发生交通事故，且本案事故的发生，与该车的技术性能无必然因果关系，因此原告诉请我承担共同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
被告李建良就其辩解在举证期限内提供如下证据：1、汽车长期租赁合同、林岳身份证复印件、粤Ｊ×××××小型轿车行驶证正副页各1份；2、汽车租赁合同、郑文雄身份证复印件、郑文雄驾驶证正副页、蓬江区吉利租车服务中心营业执照各1份；3、通话记录2份。4、李建良手机138××××5569与188××××7474号手机在2015年6月7日至6月8日的通话记录、短信信息各1份；5、2015年6月8日工商银行到款通知短信1份；6、李建良手机138××××5569与188××××7474号手机在2015年6月11日至6月12日的通话记录1份；7、2015年6月8日工商银行到款通知短信1份；8、李建良手机138××××5569与188××××7474号手机在2015年6月23日的通话记录、短信信息各1份；9、2015年6月23日工商银行到款通知短信1份；10、银行帐户明细1份；11、微信联系信息1份。
被告史志强、张文才共同答辩称：一、关于被告黄振恒在事发时的心理状态。首先原告诉称：被告黄振恒驾驶粤Ｊ×××××号车辆在明知被告吕文伟驾驶的车辆车速较快的情况下，为贪一时刺激及心理优越，刻意多次连续变道，恶意阻碍粤Ｊ×××××号车辆的正常行驶，被告吕文伟因躲避不及致车辆失控，最终导致本事故的发生。在这里，我们很不明白，原告当时不在现场，怎么知道被告黄振恒的心理活动？“贪图”、“刻意”、“恶意”这些想法完全是原告为了把自己的损失转嫁到别人身上而恶意猜测！其次，驾驶机动车必须具备驾驶资格。被告吕文伟、黄振恒没有驾驶资格，根本不懂得如何驾驶机动车，各种驾驶知识也不具备。因此，在驾驶机动车时心慌及遇事失措等表现纯为正常。由于车速较快，驾驶员把握方向不稳定，易出现车辆摇摆不定的现象。在交警的笔录中，无论是驾驶车辆的两被告还是其他被询问的人都说明了两辆车的车速较快及出现车辆摇摆不定的情况。前车的摇摆不定不能说是恶意阻挡后车，不让后车，只能说驾驶员心理素质有问题。对于一个没有驾驶资格及不经常驾车的被告而言，在当时车速较快且心理素质有问题的情况下，驾驶的车辆摇摆不定是合理出现的现象。更何况，后车超车示意，前车在后车示意下让道让后车超车，对于没有驾驶资格的人来说，根据就不知道。这又何为恶意阻碍呢？所谓的追逐，后车超前车，一会儿前车在前，后车在后，但一会儿后车在前，前车在后，相互超车。但本案，前车一直在前，后车一直在后，怎么能相互追逐？第三，后车驾驶要与前车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第43条规定，超车时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驾驶中，因视野问题，后车对前车的情况清楚，前车对后车的情况不一定了解。因此，无论跟车还是超车，后车必须与前车保持足够的距离。如果，前车前面出现情况，前车一定会采取措施，相应后车也要采取措施，不然就会有追尾等事故必然发生。据了解，事故发生时，同向有三车道，对一个熟悉××来说，超车根本不会发生阻碍问题。正因如此，交警在《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中，没有对被告黄振恒认定责任，对其及其驾驶的车辆也只字不提，说明了在本次事故中被告黄振恒与事故发生没有关系，不应承担责任。二、过错问题。第一、合同约定我无须担责。2015年5月11日，被告史志强与被告黄振恒签订了《汽车租赁合同》，其中第一、第三条明确规定“不得使用车辆作违反法律法规的事……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所有经济及法律责任”、“对合同的内容作出了必要、全面的解释和说明”。签订合同时，我方曾向被告黄振恒说明了合同条款，并强调驾驶车辆的人必须具有相应的驾驶资格。这足以说明我方尽到了自己应尽的义务。我方将车辆出租给租车人，承租人有无驾驶资格法律并没有规定。在现实生活中，这一情况比比皆是。因为对于某些特种行业，国家的法律都有规定，只有具备资质的人才能操作。承租人应当知道这一常识，更何况日常生活中的车辆驾驶呢？出租人将车出租后，已完全不能控制出租的车辆，承租人应因违法违规，造成事故应自己承担责任，完全与出租人即与我方无关。特别强调的是，作为车主张文才被列为被告完全没有法律依据。第二，我方出租的车辆已购买保险，无须担责。张文才所有的粤Ｊ×××××号车辆已向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门中心支公司购买了交强险和第三者商业险，投保时，保险公司对免责条款并没有对投保人详细说明，投保单也不是投保人签名。因此，出现事故后，应由该保险公司承担责任。以上情况分析，我方没有过错，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综上，我方认为交警认定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事实清楚，责任明确，《汽车租赁合同》权利义务清楚，我方无过错，原告起诉我方既无事实，也没有法律依据。因此，请贵院依法驳回原告对我方的起诉，维护我方的合法权益。
被告史志强、张文才就其辩解在举证期限内提供如下证据：1、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单（正本）、机动车保险单（正本）各1份；2、汽车租赁合同1份。
被告人民保险江门公司辩称：一、我司仅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对合理的项目承担赔偿责任。粤Ｊ×××××号车辆在我司投保了车上人员责任险，保额1万元/人。保险期间为2014年12月23日至2015年12月22日，本案事故发生在2015年6月29日，根据交警作出的江蓬公交认字[2015]第00459号《责任认定书》，粤Ｊ×××××号车辆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二、针对原告提出的各项诉讼请求，根据本案事实及证据，我司作如下答辩：1、本案为单方事故，根据交警认定书显示，吕文伟为无证驾驶肇事车辆并肇事后逃逸，依据《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责任免除第六条“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对车上人员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均不负赔偿：……（六）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或事故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七）××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无驾驶证或驾驶证有效期已届满……”、第十六条第二款“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机动车改装、加装或被保险家庭自用汽车、非营业用汽车从事营业运输等，导致被保险机动车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以上条款，肇事车辆向我司投保的是家庭自用汽车条款，吕文伟为无证驾驶肇事车辆并肇事逃逸，且该车辆用于出租而肇事的，并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规定，结合江门中院的指导意见第20条的规定，原告的损失应属于责任免除，故对于原告的诉求，我司不予承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2、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误工费及交通费，本案存在两车追逐情形，原告的损失应由全责方承担，请求法院依法核实并驳回诉讼请求。3、诉讼费。我司不是本次事故的当事人，也不负任何责任，故本案诉讼费不予承担。综上，请求法院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依法给予公正的判决。
被告人民保险江门公司就其辩解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的证据有：1、机动车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正本）、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费率浮动告知单各1份；2、保险费发票、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条款各1份。
被告人寿保险新会公司没有答辩，在举证期限内也没有提供相关证据。
本院依职权向江门市交通管理局蓬江交通警察大队调取的江蓬公交认字[2015]第00459号交通事故卷宗资料1份。
经审理查明：2015年6月29日2时10分，被告吕文伟驾驶粤Ｊ×××××小型轿车（搭载冯国敏、胡延聪、容卓坚、何伟），沿潮连大道往潮连大桥方向行驶至潮连大道大冈村前路段时，车辆与路边绿化带发生碰撞，致使车辆翻落道路右侧水沟，造成被告吕文伟、冯国敏、胡延聪受伤，容卓坚、何伟当场死亡及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被告吕文伟弃车离开现场，于2015年6月29日10时30分到江门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蓬江交通警察大队自首。同年7月8日，江门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蓬江交通警察大队作出江蓬公交认字[2015]第00459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吕文伟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分别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七十条规定，是导致此事故的根本过错；无证据证明胡延聪、容卓坚、何伟、冯国敏有导致事故的过错。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吕文伟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胡延聪、容卓坚、何伟、冯国敏不承担此事故的责任。
2015年7月8日，被告吕文伟支付原告丧葬费30000元。
另查明：粤Ｊ×××××小型轿车在事故发生后经检验车辆安全技术状况有效、合格。本次交通事故发生时，被告黄振恒驾驶粤Ｊ×××××小型轿车（搭载吕文安、李礼劲、林浩晖等人）在同一方向在前行驶。被告吕文伟、黄振恒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资格。被告郑文雄具有驾驶小型轿车的资格。容卓坚与被告吕文伟、黄振恒是朋友关系。
容卓坚于1993年7月26日出生，其容顺明（1960年8月27日出生）与母亲黄淑颜（1959年10月20日出生）生育女儿容燕仪容燕仪（1988年9月出生）、儿子何伟2人，均是农村居民家庭户口。
粤Ｊ×××××小型轿车的登记车主是被告林岳，使用性质为非营运。2014年12月22日，该车辆向被告人民保险江门公司分别购买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商业保险。其中商业保险约定投保的险种包括车上人员责任险（乘客）及不计免赔等，保险金额为10000元/座×4座，保险期限均从2014年12月23日起至2015年12月22日止。同时，被告人民保险江门公司向被告林岳交付了《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条款》。该条款中责任免除部分第六条规定，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对车上人员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均不负赔偿：。（六）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或事故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七）××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无驾驶证或驾驶证有效期已届满。被告人民保险江门公司对上述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字体进行了加黑处理。同日，被告林岳在被告人民保险江门公司出具的机动车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投保单（正本）中投保人签名/盖章栏上签字。投保单中载明：“投保人声明：保险人已向本人详细介绍并提供了投保险种所使用的条款，并对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包括但不限于责任免除、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赔偿处理、附则等），以及本保险合同中付费约定和特别约定的内容向本人做了明确说明，本人已充分理解并接受上述内容，同意以此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已向本人详细解释有关保险条款内容，并清楚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等内容。
粤Ｊ×××××小型轿车的登记车主是被告张文才，使用性质为非营运。2014年7月2日，该车辆向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门中心支公司分别购买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商业保险。其中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有责任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有责任医疗费赔偿限额10000元，有责任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商业保险约定投保的险种为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及不计免赔等，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金额为500000元，保险期限均从2014年7月3日起至2015年7月2日止。
再查，2015年1月31日，被告李建良以蓬江区吉利租车服务中心的名义与被告林岳签订《长期汽车租赁合同》，约定被告李建良向被告林岳租用车牌号码为本田飞度粤Ｊ×××××车辆，租赁期限从2015年1月31日起至2016年1月31日，每月租金2600元。之后，被告林岳将车辆交付被告李建良。
2015年5月31日，被告郑文雄与蓬江区吉利租车服务中心签订《汽车租赁合同》，合同规定被告郑文雄向蓬江区吉利租车服务中心租用车牌号码为粤Ｊ×××××车辆，租赁期限从2015年5月31日21时12分起至2015年6月7日21时12分止，每日租金180元，按金1000元。被告郑文雄租赁期间将所租赁车辆转让、转借、出售、转租、出售、抵押、质押，蓬江区吉利租车服务中心有权随时随地收回所租车辆，因此造成的经济损失，被告郑文雄负所有责任并作相应赔偿，蓬江区吉利租车服务中心不承担租赁车辆于租赁期间引发的第三者责任。被告郑文雄必须提供身份证、驾驶证登记并留备份，租赁期间应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法令、安全行车，因驾驶不当、违法、违纪、违章造成的所有责任由其负责，并承担给蓬江区吉利租车服务中心造成的经济损失。被告郑文雄发生交通事故应立即通知甲方及保险公司，并承担有关部门的所有裁定责任。由于被告郑文雄的原因造成的保险公司拒赔及免赔的所有损失及相关费用由其承担，备注栏上载明已收租金等内容条款。被告郑文雄将其身份证、机动车驾驶证复印件交付蓬江区吉利租车服务中心，被告吕文安代付按金1000元和租金后将车开走。后来被告郑文雄将该车辆交由被告吕文伟一直使用。同年6月3日，被告吕文伟驾驶粤Ｊ×××××小型轿车归还蓬江区吉利租车服务中心。随后，蓬江区吉利租车服务中心将粤Ｊ×××××小型轿车交付被告吕文伟使用，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协议，蓬江区吉利租车服务中心在上述《汽车租赁合同》中手写添加“6月3号12:30分换JSB285”内容。
2015年5月11日，被告黄振恒与新会区会城爱翼租车行签订《汽车租赁合同》，约定被告黄振恒向新会区会城爱翼租车行租用车牌粤Ｊ×××××车辆，租金为每天200元。当日，被告黄振恒将其身份证复印件交付新会区会城爱翼租车行，支付租金200元后，新会区会城爱翼租车行将粤Ｊ×××××车辆交付被告黄振恒。同年5月12日，经协定，新会区会城爱翼租车行将粤Ｊ×××××车辆更换为粤Ｊ×××××小型轿车租赁给被告黄振恒使用。
又查，蓬江区吉利租车服务中心的性质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为汽车租赁（不含汽车营运），登记经营者为廖海奇，实际经营者为李建良。新会区会城爱翼租车行的性质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为汽车租赁服务、汽车信息咨询服务，登记经营者为史志强，张文才与史志强是夫妻关系。
本院认为：本案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次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问题；2、本次交通事故造成原告容顺明、黄淑颜的损失；3、被告吕文伟、黄振恒、吕文安、郑文雄、林岳、李建良、史志强、张文才、人民保险江门公司、人寿保险新会公司的民事责任承担。
关于本次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问题。被告吕文伟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分别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2018-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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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1月20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以（2004）渝高法刑执字第207号刑事裁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剥夺政治权利九年。2007年4月20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以（2007）渝五中刑执字第1740号刑事裁定减刑一年十个月。2009年5月14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以（2009）渝五中刑执字第1401号刑事裁定减刑一年八个月。刑期至2020年5月19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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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Items:[{法条名称:\'第七十八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七十八条
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下列重大立功表现之一的，应当减刑：
（一）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的；
（二）检举监狱内外重大犯罪活动，经查证属实的；
（三）有发明创造或者重大技术革新的；
（四）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舍己救人的；
（五）在抗御自然灾害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有突出表现的；
（六）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的。
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下列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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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根据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判处管制、拘役、有���徒刑、无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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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确有侮改表现”是指同时具备以下四个方面情形：认罪服法；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政治、文化、技术学习；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对罪犯在刑罚执行期间提出申诉的，要依法保护其申诉权利。对罪犯申诉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应当一概认为是不认罪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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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减刑、假释的条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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