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湘03民终149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新明，男，汉族，1953年10月3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敏超，湖南湘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蔡利民，男，1966年1月25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白大鹏，湖南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湖南星光环保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湘潭县易俗河镇荷花南路西（湘潭天易示范区）。
法定代表人：蔡利民，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承志，湖南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新明因与被上诉人蔡利民、湖南星光环保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光环保公司，判决主文除外）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湘潭县人民法院（2016）湘0321民初5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新明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敏超，被上诉人蔡利民委托诉讼代理人白大鹏，星光环保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承志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新明上诉请求：1、撤销湖南省湘潭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湘0321民初501号民事判决书；2、判令变更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格，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620743元；3、判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鉴定费用80000元；4、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鉴定费用。事实和理由：1、股权转让协议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依法变更。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蔡利民2012年3月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事实认定错误。理由如下：上诉人不知道星光环保公司的真实股权价值。尽管上诉人之前担任公司的总经理，但在2010年12月17日，上诉人已经辞去了总经理职务，并随即去了上海儿子家定居半年。公司的名称变更为星光环保公司后，公司的财务就一直是由蔡利民一手把持，上诉人对公司财务的真实状况不知情。蔡利民是公司的控制人。蔡利民拥有公司49%的股权，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控制公司的财务。在蔡利民控制公司期间，除了本次股权收购事宜召开了数次股东会外，没有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召开过股东会会议，公司的股东会、监事形同虚设，没有行使公司章程约定的职权。蔡利民通过控制公司，三年中向国税局、地税局、工商局捏造虚假的年检报告，向股东传达公司亏损的假象，企图达到低价收购公司其他股东股权，谋取非法利益的目的。其他股东基于蔡利民一手导演的公司亏损假像，才在股东会会议记录中，附和蔡利民的意见，并同意低价出售股权。公司在蔡利民的控制下，虚开增值税发票、偷逃税款，因此已被湖南省湘潭县国税稽查局处以税收行政处罚，可以充分的证实审计报告的客观真实性和蔡利民、公司虚构财务信息的事实。股权转让协议应依法变更。根据《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二）意思表示真实”，因上诉人在签订该协议时不是真实意思表示，欠缺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的条件。《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中，上诉人请求变更合同，具有三个法定情形：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上诉人基于对公司的财务数据的信任和对蔡利民的信任，误以为公司在亏损，才低价出售股份给蔡利民。但经审计后发现公司实际上在盈利，故上诉人存在重大误解。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实际的股权价值为3420743.19元，而成交价格为2800000元，相差620743.19元明显有失公平。蔡利民以欺诈手段使上诉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因此，上诉人请求变更合同符合《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应依法对股权交易价格予以变更。2、上诉人并未请求分配公司利润，而只是参照审计报告调整利润额的方式，合理折算股权价值。原审判决直接套用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湘高法民二终字第70号民事裁定书的内容，认为：“公司利润属于公司财产，公司有权决定是否对利润进行分配，公司盈利并不当然归股东所有，公司未分配利润并不构成对原告股东权益的侵害，公司是否存在盈利与股东在股权转让当时基于真实意思确定的股权转让款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股权的转让与公司是盈利或亏损无关。”因在（2012）潭中民三初字第39号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案件中，上诉人申请审计的是公司2009年7月8日至2011年12月31日期间的经营成果，并没有对公司在股权交易日的股权价值申请审计。据2013年4月24日由湖南国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湘国会审字（2013）第214号审计报告显示，以2011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审计前公司的资产负债状况表中，未分配利润为“-2734247.54”（即亏损2734247.54元），所有者权益合计“17265752.46”；2014年3月26日，湖南国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关于<湖南星光环保机械有限公司审计报告>的补充说明》，该说明称：“审计后，实现利润2103715.97”。据此，可以计算出审计后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应增加为：17265752.46（审计前所有者权益）+2103715.97（审计后利润）-（-2734247.54）（审计前利润）=17265752.46+2103715.97+2734247.54=22103715.97元。股权价值等于所有者权益，上诉人所持公司20%的股权价值即为：22103715.97×20%=4420743.19元。蔡利民已向上诉人支付了2800000元的股权转让款，若按照以2011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计算的股权价值，蔡利民还应向上诉人支付：4420743.19-2800000=1620743.19。因公司的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实缴资本为1500万元，各股东实际出资为认缴出资的75%，其中，上诉人认缴4000000元，实缴3000000元，故将上诉人未缴的1000000元出资予以扣除，即1620743.19-1000000=620743.19元，即为上诉人诉请被上诉人还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项额。在湖南省湘潭县人民法院的审理过程中，因考虑到重新委托审计机构对股权价值进行审计，将不必要的浪费司法资源和社会财富。原审计报告及其补充说明完全可以运用基本的财会常识，推算出股权价值，而无须另行委托审计机构进行审计。原审法院不仅机械的套用省高院不同案由的裁判内容，还将对利润的调整进而相应股权价值的调整简单的、错误的判断为对利润的分配，欠缺基本的财务常识，其裁判观点完全是错误的。3、原审判决对蔡利民提交的录音证据予以认定错误。在原审中，上诉人对蔡利民提交到录音证据予以否认，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原审法院以“对证据2系湘潭市中级法院生效裁定书已经认定的证据”为由予以采信。尽管在（2012）潭中民三初字第39号民事裁定书中认定了该证据，该裁定书所作出的裁定是以上诉人不具备股东资格为由驳回了起诉，而非依据该录音作为裁定依据。即使原审法院不认定该录音，既没有与（2012）潭中民三初字第39号民事裁定书的裁判主文相冲突，也不会影响人民法院裁判文书严肃性。原审法院仅以湘潭市中级法院生效裁定书已经认定的证据为由来认定该证据，明显欠缺事实和法律依据，也有违证据认定规则。退一步讲，即使该录音是真实的，那么可以证实，蔡利民在与上诉人商议退股事宜时，其秘密录音，蔡利民是在为其将来上诉人对其提起诉讼在作准备证据的应诉准备。蔡利民因捏造虚假的公司亏损信息而心虚，自知上诉人终究会了解事实真相而提起诉讼，故在上诉人尚不知内幕的情况下，录取上诉人因受其蒙蔽而“自愿”退股的录音材料。蔡利民提供的该录音证据，充分暴露了其险恶用心。4、本案系对蔡利民的合同之诉与对公司的侵权之诉的合并诉讼，故公司应基于其过错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的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时的选择其一主张权利的规定，其适用的前提是合同的相对方之间。在本案中，上诉人与蔡利民作为的股权转让合同的相对方，基于合同而发生的变更之诉、给付之诉。公司因出具虚假的财务数据，与公司控制人共同侵害了上诉人的股权这一财产权利。为简化诉讼程序，节约司法资源，故上诉人将对蔡利民的合同之诉与对公司的侵权之诉的合并起诉，一并请求蔡利民和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侵害上诉人的股权这一财产权利，应依法承担侵权责任。在蔡利民的控制下，公司隐瞒真实的财务状况，发布虚假的财务信息，误导其他股东低价出售股份。《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公司法》第四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股权属于财产权的范畴，侵害股权的，应当依法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赔偿。故对上诉人因公司发布虚假的财务信息低价转让股份应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公司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蔡利民因合同之诉应向上诉人支付全部诉请款项，公司因侵权亦应向上诉人支付全部诉请款项，但上诉人不能重复获得全部诉请款项，上诉人所得到的款项不能超过其实际损失，故公司应对上诉人的诉请承担连带赔偿责任。5、鉴定费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且应依法由被上诉人承担。原审判决认为，“原告张新明在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的侵权之诉中支付的鉴定费80000元，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原审判决对鉴定费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的认定错误。上诉人在本案的起诉状中的诉讼请求的第三项为：“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诉讼支付的鉴定费用80000元。”该请求不属于行政案件、刑事案件专属审理范围，属于民事诉讼审理范围。诉请请求的范围即为本案审理范围。为合理对股权价值进行评估，审计报告作为本案的重要依据，鉴定费的支出具有必要性和正当性。在原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案中，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委托审计机构进行审计，可见该审计的作出是通过合法程序进行的。尽管在原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案中，上诉人因主张的案由错误，历时两年后，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才以上诉人不具备股东资格为由驳回起诉。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没有履行释明权，未及时告知上诉人变更案由，并同意委托审计，导致上诉人支付了该80000元鉴定费用。该费用为本案的正当、必要的维权成本，且为查明案情所必需，故应由被上诉人承担。综上所述，股权转让协议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股权转让协议应依法变更，上诉人并未请求分配公司利润，而只是参照审计报告的利润额的方式，合理折算股权价值，本案系对蔡利民的合同之诉与对公司的侵权之诉的合并诉讼，故公司应基于其过错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鉴定费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且应依法由被上诉人承担，原审判决错误，请求贵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蔡利民辩称，原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理由如下：1、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潭中民三初字第39号民事裁定和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湘高法民二终字第70号民事裁定是生效的民事裁定，上述裁定对证据的采信、事实认定、法律关系及性质的分析和评价具有确定力，应当予以遵守。上诉人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已在上述案件中提交，所以不能证明股权转让协议是在被上诉人蔡利民控制公司、隐瞒真实财务数据等情况下签订的。2、公司的资产状况与股权转让定价没有必然关系，本案中的股权转让价格符合定价的基本原则，不存在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的情形。而且，上诉人变更股权转让协议的主张已远远超出合同法第五十五条所规定的一年除斥期间，不能予以支持。3、鉴定费不是本案中发生的，是由其未获得支持的主张造成的，应由其自身承担。上诉人上诉理由违背客观事实，没有法律依据，应当不予支持。
被上诉人星光环保公司辩称，同意被上诉人蔡利民的答辩意见。同时，上诉人上诉将普通诉讼和必要诉讼等法律观念混淆，将公司列为被告存在主观恶意，本案系两股东的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双方达成的合意与第三人没有关联。上诉人主张的合同变更所涉及股权转让协议已在生效判决予以确定，真实有效，上诉人要求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无法律依据。
张新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变更张新明与蔡利民之间2012年3月18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2、给付张新明股权转让金620743元；3、星光环保公司因过错责任承担连带给付责任；4、由蔡利民承担鉴定费80000元、5、由蔡利民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11月15日，张新明成立了“湘潭星光环保机械有限公司”。2009年7月8日，“湘潭星光环保机械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湖南星光环保机械有限公司”。张新明出资3000000元，占股20%；蔡利民出资6750000元，占股45%。公司另有股东尹石根、陈少云、傅强、董晓武，蔡利民担任公司董事长，张新明担任公司总经理。由于公司经营不佳，2012年3月12日，星光环保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张新明、蔡利民、尹石根、陈少云、董晓武、傅强等股东参加了会议，会上张新明表示同意按2800000元退还股金。2012年3月18日，张新明与蔡利民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张新明将其在星光环保公司的股份作价2800000元全部转让给蔡利民，蔡利民同意接受。蔡利民已付清该款给张新明，协议履行完毕。2012年3月29日，星光环保公司在湘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对公司的股东进行了变更。2012年8月26日，张新明认为蔡利民隐瞒了经营情况，侵害了他和其他股东的权益，导致其误认为该公司亏损而做出了转让股份的决定，遂向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蔡利民、星光环保公司损害股东利益。请求判令：1、蔡利民、星光环保公司赔偿张新明股本金、红利、工资、业务提成等4060000元，2、由蔡利民、星光环保公司承担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评估审计费。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追加了股东尹石根、陈少云、傅强为第三人，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张新明的申请，委托湖南国信会计师事务所对星光环保公司2009年至2011年12月31日期间的经营成果进行审计。根据星光环保公司提供的财务资料，审计结果为星光环保公司在此期间实现利润2103715.97元，张新明支付鉴定费80000元。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1、张新明与蔡利民之间股份转让协议系双方自愿，合法有效且已履行完毕，张新明称股份转让协议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是受蔡利民欺骗、不清楚公司账目的情况下签订，认为蔡利民、星光环保公司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侵害、侵占张新明和其他股东的权益，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且未提出变更或者撤销该股份转让协议的请求。张新明提出的工资，业务提成费赔偿请求属于劳动争议范围，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故张新明请求依法判令损害股东利益的蔡利民、星光环保公司赔偿其股本金、红利、工资、业务提成费及公司资产财物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2、张新明与蔡利民于2012年3月18日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星光环保公司于2012年3月29日在湘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对公司股东进行了变更，因为股份转让协议合法有效且已履行完毕，故张新明已经不具有股东身份，其无权提起损害股东利益之诉；且在张新明作为星光环保公司股东期间，公司是否存在利润属于公司财产问题，公司盈利并不当然归股东所有，公司有权决定是否对利润进行分配，公司未分配利润并不构成对张新明股东权益的侵害。张新明提出诉讼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裁定：驳回张新明的起诉。并将案件受理费20000元退还给张新明，但对于鉴定费80000元，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没有在裁定书中确定由谁承担。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后，张新明不服上诉至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称：1、一审法院违反程序，严重超期审理案件，从立案到下达裁定书前后用时间两年零四个月。2、原审认定事实不清，案由定性及适用法律错误，张新明因蔡利民在公司财务上弄虚作假，将公司盈利做成亏损，使其在股份转让中应退给的原始投资和应分配的可得利润受损，故张新明提起侵权之诉成立，应确认张新明和蔡利民之间的股份转让协议部分无效。原判适用法律错误，张新明提起的是合同侵权之诉，而不是股东纠纷之诉，原判将合同侵权之诉案由改变为股东纠纷案由，以此裁定张新明诉讼主体不适格，剥夺了张新明的诉权。3、一审法院不顾客观事实，显失公平公正，对审计报告不采信，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裁定，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张新明是否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根据查明的事实，张新明与蔡利民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系其真实意思表示，虽然张新明提出蔡利民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隐瞒了公司真实财务资料，导致其基于错误的认识而将股权低价转让给蔡利民，但根据现有的证据，不能证明蔡利民在受让张新明股权时存在故意隐瞒公司真实财务资料，导致张新明基于对公司真实情况的错误认识而转让股权。在没有证据证明蔡利民存在欺诈的情况下，张新明依据审计结论认为公司当时存在盈利，请求按原20%的股份分配盈利，没有法律依据。因为公司是否存在盈利与股东在股权转让当时基于真实意思确定的股权转让款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在没有证据证明蔡利民存在故意隐瞒公司真实资料，对公司真实情况向张新明作虚假陈述以致构成欺诈并且张新明是基于蔡利民的欺诈而转让股权的情况下，张新明要求参与分配公司盈利没有法律依据。根据我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请求公司分配盈利的权利属于公司股东，并且应当是提起诉讼时仍是公司股东的人，张新明在已将股权转让出去，至此不再具备公司股东身份的情况下提起分配公司盈利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其起诉不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省高级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此后，张新明以要求变更其与蔡利民之间的股份转让协议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原审法院认为：1、张新明与蔡利民2012年3月1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张新明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蔡利民故意隐瞒公司真实财务情况，而导致其作出转让股权的错误决定，在没有证据证明是受蔡利民的欺诈情况下做出的股权转让而要求变更《股份转让协议》,法院不予支持。2、公司利润属于公司财产，公司有权决定是否对利润进行分配，公司盈利并不当然归股东所有，公司未分配利润并不构成对张新明股东权益的侵害，公司是否存在盈利与股东在股权转让当时基于真实意思确定的股权转让款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股权的转让与公司是盈利或亏损无关。3、张新明与蔡利民之间股权转让发生在股东之间，与第三人星光环保公司没有法律关系，张新明要求星光环保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4、张新明在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的侵权之诉中支付的鉴定费80000元，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故对张新明提出由蔡利民承担该鉴定费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新明对被告蔡利民及第三人湖南星光环保机械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808元，由原告张新明负担。
二审期间，上诉人张新明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银行流水单，拟证明2010年年底，张新明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张新明之后未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对公司的真实经营状况不知情。
证据二、税务处理决定书，拟证明星光环保公司在蔡利民的控制下偷逃税款。蔡利民是星光环保公司的控制人。蔡利民隐瞒公司收入、虚增成本，造成公司亏损的假象，欺骗税务机关，也欺骗张新明等股东低价出售股份。
证据三、财务凭证，拟证明蔡利民是公司财务负责人，是星光环保公司的控制人。
证据四、财务凭证，拟证明蔡利民是财务负责人，是公司的控制人。莫金花是公司的出纳，公司通过莫金花的账户支付张新明工资。
证据五、一审庭审笔录，拟证明张新明于2010年12月26日在股东会上辞去了总经理职务，以后就没有参与星光环保公司的经营管理，对公司的经营情况不知情。蔡利民承认了公司的财务由其负责，蔡利民应当是公司的控制人。
证据六、公司章程，拟证明星光环保公司在蔡利民的控制下，未按章程规定每个季度召开股东会。蔡利民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应对公司编造虚假的财务文件负责。张新明在担任总经理期间，对蔡利民负责，蔡利民才是公司的控制人。
证据七、庭审笔录，拟证明星光环保公司和蔡利民均认可了张新明在本案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中的资产负债表。
证据八、庭审笔录，拟证明公司承认了张新明辞去总经理的事实。
被上诉人蔡利民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第一，上诉人在本次庭审中所提交的证据都不是新证据，法庭不应当接收。第二，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三、四、六已经作为审计报告的基础资料在双方股东利益损害责任纠纷中提交，对该证据的采信和认定应当遵循已经生效的民事裁定。上诉人在本次庭审中提交的证据五、七、八全部都是法庭的庭审记录，庭审记录反应的内容法院均以裁判文书的形式归纳和认定，所以不应当作为证据在本次庭审中使用。对证据一，真实性没有异议。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虽然上诉人于2010年年底辞去了总经理职务，但是直到股权转让前仍旧是公司的股东，该证据无法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对证据二，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公司的税务安排与股权转让没有任何关联性，而且如果扣除应当补缴的税款，公司的亏损应当是进一步扩大的，而不是收入增加。该证据反映的追缴税款的内容大部分发生在上诉人担任总经理期间，或者是由上诉人经手的。指责被上诉人蔡利民隐瞒公司收入虚增成本毫无道理。对证据三，真实性需要原件予以核对，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无法反映出蔡利民是公司的财务负责人或公司负责人。对证据四，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里面的每张白条支出中都有上诉人张新明的签字。对证据五，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上诉人对公司经营情况不知情，也不能证明公司是处于公司是在蔡利民的控制下。对证据六，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公司章程不仅注明的各股东的持股比例而且明确约定股东或股东会各项职权，上诉人作为公司原股东有权利、义务，而且在事实上完全可以做到了解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对证据七，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据八，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作为庭审笔录应当全面审查，而不是只复印几页。
被上诉人星光环保公司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质证认为：同意被上诉人蔡利民的质证意见。同时补充如下：该证据从提交的时间、证据的内容、形式均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举证的规则要求，不应当予以采信。对证据一，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二，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证据内容与证明目的没有关联，是上诉人对其偷税漏税的认可。对证据三，白条都是成本支出，都有成本支出去向，并非蔡利民个人行为，与其证明是公司控制人不存在关联性。对证据四，同意被上诉人代理意见。对证据五，不符合证据规则，请人民法院审核。对证据六，如果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未履行职责，可以在其作为股东的时候通过法律程序主张权利。上诉人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已经对上诉事实是明知的。对证据七，不符合证据规则，请人民法院审核。对证据八，同意被上诉人质证意见。该八份证据系复印件，没有提供原件予以核对，除第一、二份外，其他都应该提交原件予以证明。
因本案涉及湘国会审字（2013）第214号审计报告中相关问题，上诉人张新明向本院申请专家证人尹志平出庭进行说明，拟证明审计报告及其补充说明中已审计出股东权益为2200余万元，且土地增值部分未考虑到股权价值中。违法设置的内帐不受法律保护，应依法不予考虑。并且上诉人对专家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予以认可。
被上诉人蔡利民对专家证人的证言质证认为：对本案专家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无法达到上诉人所述的证明目的。理由如下：1、审计报告的基准日、委托事项都与股权价值无关，更与股权转让价格没有关联性。2、根据专家证人对外帐、内帐的说明，并结合原审计报告的补充说明，通过内帐支出为2487097.99元，减去外帐所实现的利润2103715.97元，可知星光环保公司处于亏损状态。3、审计报告是对历史性的审计，并没有涉及不良资产率等其他重要的财务数据，也没有对公司发展前景进行预测。所以，无论该审计报告的结论如何，都与股权转让价格的确定没有必然关系。
被上诉人星光环保公司对专家证人的证言质证认为：首先，专家证人的证言是客观真实的。对审计的客观描述是真实的，对审计结论还是有疑问，对合法性没有异议。对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我们的股权转让协议是2012年3月18日签订，而审计机构是2013年4月才接受委托，股权作价和审计之间不存在关联性。上诉人在2013年3月12日股东会议纪要中对股权作价的客观因素有明确认知。
被上诉人蔡利民、星光环保公司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及专家证人证言本院认证如下：证据一、二、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对其真实性均不持异议，本院对证据一、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三、四为湘国会审字（2013）第214号审计报告中的基础材料，本院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故仍以湘国会审字（2013）第214号审计报告中确认的事实为准。证据五、六、七、八，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专家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专家证人出庭证实，国家税务机关对没有发票的成本是不允许列出的，所以企业将这些作为内帐单独处理。根据《关于<湖南星光环保机械有限公司审计报告>补充说明》，关于星光环保公司对外会计账目期间经营成果说明：审计后，实现利润2103715.97元。关于星光环保公司内部账目审计情况：被审计单位于2013年6月3日向法院提供了企业内部账目的部分单据，法院向我们提供了这部分单据的复印件交由我们审计。经审核，未入账的白条费用2383974.19元，物资采购103123.8元，合计为2487097.99元。我们认为，帐外设帐不符合《会计法》的规定。无论何种原因，被审计单位应提供完整、真实的财务资料，只提供部分财务资料会直接影响到经营成果的最终确认。
本院认为，张新明提出蔡利民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隐瞒了公司真实财务资料，导致其基于错误的认识而将股权低价转让给蔡利民，其最主要的依据是湖南国信会计师事务所对星光环保公司2009年至2011年12月31日期间经营成果的审计报告，星光环保公司对外会计账目，审计后，实现利润2103715.97元。该审计报告是否能证明蔡利民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隐瞒了公司真实财务资料，本院认为，上诉人张新明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理由如下：1、审计报告不单只对外帐进行了审计，而且对部分内帐也进行了审计，外帐实现利润2103715.97元，内帐支出是2487097.99元，两者相抵，星光环保公司实际上是亏损的。企业帐外设账确实违反我国会计法的相关规定，但是张新明直至2010年年底，在星光环保公司一直担任总经理职务，从上诉人自己提交的证据来看，很多报销单及白条上均有其签名，由此可认定，张新明对星光公司设有内帐是明知的，故对审计报告的内容不能割裂只看外帐，应该内帐和外帐结合考虑。2、从2012年3月12日星光环保公司的股东会会议记录上显示，张新明转让其股份，其考虑了几个因素，国际大气候不好，加之行业不景气，几年来效益不佳，最终考虑家庭原因，同意按2800000元退还股金。由此可见，股权转让价格受多方因素影响，并不单只看审计报告中企业一段时间的经营成果。再者，蔡利民虽然占星光环保公司45%的股份，但其并没有达到控股股份，且张新明提交的财务凭证、税务处理决定书等证据只能证明星光环保公司的财务审批流程，并不能达到上诉人所要证明的蔡利民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目的。故此，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达到其证明目的。
本案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蔡利民与张新明为合同相对人，星光环保公司并不是合同的相对人，上诉人诉请要求星光环保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依据不足，一审法院对此处理并无不妥。
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诉讼过程中因鉴定、公告、勘验、翻译、评估、拍卖、变卖、仓储、保管、运输、船舶监管等发生的依法应当由当事人负担的费用，人民法院根据谁主张、谁负担的原则，决定由当事人直接支付给有关机构或者单位，人民法院不得代收代付。由此可见，鉴定费用由负有举证义务的一方承担，本案中，审计报告为上诉人一方列举的证据，由此支付的鉴定费用应由其承担。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得当，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808元，由上诉人张新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明智
代理审判员 许 姣
代理审判员 钟贻云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唐 灏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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