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3民终776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琳，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委托代理人黄素红，广东中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亚良，身份证住址江苏省江都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峰，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上诉人张琳因与被上诉人刘亚良、朱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5)深罗法民一初字第48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5年2月16日，原告向被告刘亚良转账20万元。2015年3月13日，原告与被告刘亚良签署借款合同，载明原告向被告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借款20万元，借款期限从2015年2月16日起至2015年5月16日止，借期内利息按月利率2.5%计付，逾期还款利息按月利率3.5%计付。被告已向原告偿还借款利息共计3.6万元。至今被告刘亚良尚未清偿剩余款项，故原告诉至原审法院，请求：1、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200000元（人民币，下同）以及2015年10月份利息4000元，并对以上借款本金从2015年10月17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付逾期利息给原告，暂计至起诉之日，逾期利息为1333.33元，合计205333.33元;2、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等全部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在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刘亚良拖欠其借款，有其提供的借条、转账记录及庭审陈述为证，故借款事实清楚、明确。关于原告主张被告偿还利息，因原告与被告刘亚良已约定利息，且原告主张利息按年利率24%计付，符合法律规定，故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被告朱峰承担还款责任，因无证据证明原告与被告朱峰之间存在借款的事实，故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刘亚良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原告张琳借款本金人民币2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从2015年2月16日起算至判决确定的还款日止，利息标准按年利率24%计付，执行时应扣除已支付的利息人民币3.6万元）；二、驳回原告张琳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190元，由原告承担190元，被告刘亚良承担2000元。
上诉人张琳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刘亚良、朱峰共同偿还张琳借款本金200，000元（人民币，下同）及2015年10月份利息4000元，并对以上借款本金从2015年10月17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付逾期还款利息给张琳，暂计至一审起诉之日，逾期利息为1333.33元，合计205，333.33元；2、判令刘亚良、朱峰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理由：一、张琳与刘亚良、朱峰形成《借款合同》关系，刘亚良、朱峰应共同履行还款义务。1、张琳与朱峰之间产生借款合意。本案中，出借的过程是朱峰致电张琳提出借款，张琳同意后，朱峰要求张琳将借款转至指定账号即刘亚良的账号，有一审证据三《短信记录》为证。这证明了张琳与朱峰之间产生借款合意。
2、朱峰也是借款人，负清偿责任。虽然朱峰否认其向张琳借款的事实，但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反而朱峰在庭上表示其很清楚借款的情况，可代表刘亚良发言，且多次表述借款过程时用“我们”自称。而且一审开庭完毕后，在法院门外，朱峰向张琳及其母亲表达了无力偿还借款的悔意，张琳对该对话进行了录音，并制作成光盘和文字记录（详见一审补充证据：录音光盘及录音内容）递交给一审法院。然而，一审法院在签收该证据后，并未查看该证据，甚至把该证据遗忘了，待张琳收到一审判决书后向一审法院询问时，一审法院才想起该证据，这是对张琳极其不负责任的，更不利于查明案件事实。在张琳所提交的录音中，朱峰提到“我们比你们更想把这钱给还上”、“我们一天都不想赖这个钱”、“我手头宽裕了，我也会还她”、“三个月是刘亚良讲的，我说三个月怎么可能结得出来，一出来我就骂他”、“刘亚良要是兜不住了，我朱峰一分钱不少地还你”等都证明了朱峰实际上与刘亚良共同向张琳借款，朱峰也是借款人之一。朱峰在录音中还提到“这个月跟花样年把结算协议签下来，下个月应该就正常”、“这个月签结算协议，下个月付款，花样年就这个模式”、“她（张琳）20万、我50万、刘亚良40万，都压在里面”等，这可证明朱峰与刘亚良合伙承建花样年工程，两人向张琳借款是用于花样年工程的资金周转。以上的录音及一审庭审笔录等证据均证明了朱峰与刘亚良合作负责花样年工程，因工程资金周转共同向张琳借款，也就是说朱峰是借款人之一。
3、张琳按照借款人之一的朱峰的要求，将借款汇至刘亚良账号上，此时张琳已履行出借义务。关于《借款合同》的问题，张琳要求与刘亚良、朱峰共同签订，但朱峰以各种理由拖延时间，张琳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决定先由刘亚良签订。后朱峰为了逃避责任，拒绝在《借款合同》上签字。而张琳所提交的录音中，当张琳代理人提到原本以为借款三个月很快就可以还款时，朱峰说“三个月是刘亚良讲的，我说三个月怎么可能结得出来，一出来我就骂他”。这完全可以证明朱峰一直了解并掌握签订《借款合同》的事宜，为了逃避责任，只由刘亚良来签订。
综上，张琳认为，借款关系的形成并不以书面的《借款合同》为标志，即使没有书面合同，但产生借款合意、达成口头约定并履行出借义务，即可发生《借款合同》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借款合同》生效。本案中，张琳所提供的证据已形成较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张琳与刘亚良、朱峰之间形成借款合同关系，且张琳已按朱峰的要求将借款转入刘亚良账户上，履行了出借义务，即使朱峰没有在《借款合同》中签字，并不影响张琳与朱峰之间借款关系的存在。故一审法院只认定刘亚良为借款人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二、一审法院将本案借款期内的利率和逾期还款利率全部调整为24%明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中，刘亚良已支付借款期内（即2015年2月16日至2015年5月16日）的利息及部分逾期还款利息（即2016年5月17日至2015年9月）。根据民事案件“不告不理”的规则，张琳诉求的是刘亚良、朱峰偿还借款及逾期还款利息（即2015年10月份利息4000元及从2015年10月17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然而一审法院判决的利息是从借款之日起算，明显超出了本案的审理范围。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利息约定无效。《杜万华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答记者问》中关于年利率24%与36%之间利益平衡的问题，杜万华回答为“24%与36%之间的，这一段的债务我们把它叫做自然债务。这类债务如果当事人依据合同，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保护这个区间的利息，人民法院是不予法律保护的。所以起诉到法院不予以保护，但是这个合同如果约定利率以后，借款人按照合同的约定偿还了利息，这个偿还是有效的，如果偿还以后又反悔，向法院起诉要求返还超过24%部分利息的，不能支持”。本案中，《借款合同》第六条约定在合同规定的借款期内，借款月利率为本金2.5%；借款方如果不按期归还款，逾期部分加收利率1%。可见，借款期内的年利率为30%，虽超过24%，但并未超过36%，属于自然债务区间，而刘亚良已实际履行该部分利息，这部分履行是有效的，法院不应干预。且即使合同约定逾期还款利率超过36%，但刘亚良已实际支付2015年5月至8月的逾期还款利息，而刘亚良也并未就此要求返还超出的部分。由此可见，一审法院直接将本案借款期内的利率和逾期还款利率全部调整为24%且要求在执行时应扣除已支付的利息3.6万元明显是错误的，一审法院并未充分理解和运用上述法条，这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三、涉案借款利息应计算至借款本金付清之日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规定，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本案中，《借款合同》第六条明确约定了还款日期为2015年5月16日，在合同规定的借款期内，借款月利率为本金2.5%；借款方如果不按期归还款，逾期部分加收利率1%。既然借款人与出借人约定了逾期还款利息，即表示双方在签订合同时意愿是逾期还款利息计算至全部还清借款之日，并不局限于某个固定日期。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一定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从该条款的文字表达中，可以看出立法本意是逾期还款利息的计算时间段应为从逾期还款日开始计算的资金占用期间，也就是说从逾期还款之日起至借款本金全部还清之日止。故，本案逾期还款利息应计算至借款本金付清之日止。一审法院判决“利息从2015年2月16日起算至判决确定的还款日止”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强制剥夺了张琳追偿刘亚良、朱峰占用借款本金期间利息的权利。
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1)规定加倍计算之后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包括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和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迟延履行期间的一般债务利息，根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生效法律文书未确定给付该利息的，不予计算。加倍部分债务利息的计算方法为：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在执行阶段迟延履行期间，一般债务利息与加倍部分债务利息不存在重复计算利息的情况，因为两者所对应的依据和处罚不一样。一般债务利息是法院结合当事人之间约定的计算方式和法律规定来确定的，是在遵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尊重当事人意愿、尊重契约精神的体现；而加倍部分债务利息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而制定的，旨在惩罚那些不履行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给付金钱义务的被执行人，加倍部分债务利息是按照日万分之一点七五来计算，是固定的，这与一般债务利息并不存在重复计算的情况。本案中，加倍部分债务利息比按年利率24%计算所得的逾期还款利息要少4倍之多，一审法院用加倍部分债务利息代替被张琳占用借款本金期间的逾期还款利息明显是显失公平，更不利于对刘亚良不履行还款义务行为的惩罚。
被上诉人刘亚良答辩称，确认向张琳借款20万元，在张琳起诉之前刘亚良有支付利息至2015年9月份，张琳起诉之后刘亚良就没有支付利息了。
被上诉人朱峰未作答辩。
本院经审理查明,张琳在二审提交一份录音光盘。录音中对话人员一方为张琳的妈妈、一方为朱峰，朱峰在录音中提到：“我们比你们更想把这钱还上，我们一天都不想赖这个钱，我手头宽裕了也会还她，三个月是刘亚良讲的…”等，都证明了朱峰实际上是和刘亚良一起向张琳借款，朱峰也是借款人之一，朱峰在录音中还提到“这个月跟花样年把结算结下来…”等内容均证明朱峰和刘亚良一同搞花样年的工程，两人共同向张琳借款，是用于该工程的资金周转。刘亚良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认为借款合同中没有朱峰的签名，朱峰不是借款人而是借款的介绍人，刘亚良才是借款人。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有二：1、朱峰是否借款人；2、借款利息的计算。
关于争议焦点1，张琳主张刘亚良与朱峰为共同借款人，刘亚良与朱峰对此不予确认，均认为朱峰只是借款的介绍人。本案中，朱峰既没有与张琳签署借款合同，也没有接受张琳出借的款项，从张琳提交的录音来看，朱峰也只是帮助刘亚良协商还款事宜，并没有明确认可自己为借款人，故张琳关于朱峰为共同借款人的主张依据不足，不能成立。
关于争议焦点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因双方约定借款期限内按月利率2.5%计算，逾期还款利息按月利率3.5%计算，双方均确认刘亚良已偿还截至2015年9月的利息3.6万元，根据上述规定，刘亚良应支付的利息应从2015年10月起按年利率24%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刘亚良之前所支付的利息即使超过年利率36%，因刘亚良未请求返还，本院亦不再处理。原审法院将刘亚良之前已支付的利息按年利率24%重新予以调整且仅计算至判决确定的还款日止，并扣除已支付的利息，该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张琳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对成立部分予以支持，对不成立部分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有误，导致本案处理结果有不当之处，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5)深罗法民一初字第483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5)深罗法民一初字第483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被上诉人刘亚良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上诉人张琳借款本金人民币2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按年利率24%标准，自2015年10月1日起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
三、驳回上诉人张琳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190元，由张琳承担120元，刘亚良承担207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380元,由张琳承担4000元，刘亚良承担38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黎 康 养
审判员 刘 向 军
审判员 梁 媛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方佳娜（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