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02民终81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华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原名称为厦门华联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火炬高新区火炬园华联电子大厦。
法定代表人：范玉钵，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江娴，北京中伦文德（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投资创业中心金源路988号。
法定代表人：郑康定，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津津，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厦门华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联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强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16）闽0206民初36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3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华联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江娴，被上诉人华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津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华联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驳回华强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诉讼费由华强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第一，康强公司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应依法驳回华强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华联公司最后一次支付货款是2012年5月21日，本案的诉讼时效至2014年5月20日，康强公司起诉时间为2016年，已超过诉讼时效。一审判决认为“2014年5月7日康强公司以买卖合同纠纷为由起诉厦门华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联科技公司）要求支付金丝货款1108818.87元（人民币，下同），并在该案的诉讼过程中追加了华联公司为被告，可见康强公司就其与华联公司之间的金丝货款从未放弃主张权利，康强公司对诉讼主体的认识错误不影响诉讼时效的中断。”一审法院的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没有证据证明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同安法院）审理的（2014）同民初字第2945号案件与本案具有相同的标的，两案没有关联性，不构成诉讼时效中断。退一步说，即使两案为同一笔债务，一审法院认定康强公司于2014年5月7日向同安法院提交起诉材料是缺乏事实依据的。该案卷宗中没有康强公司于2014年5月7日邮寄起诉材料的挂号信信封，该案的立案审核表显示，立案庭收到起诉材料的时间为2014年7月30日，所谓的2014年5月7日“国内挂号信信函收据”是康强公司复印在该案证据清单中的，没有原件。康强公司于2014年8月20日才追加华联公司为共同被告。第二，即使（2014）同民初字第2945号案件能构成诉讼时效中断，康强公司在撤诉前变更诉讼请求为一万元，说明其在该案中主张的权利仅为一万元，华强公司对一万元的债权产生诉讼时效中断。
康强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本案审理的事由与（2014）同民初字第2945号案件的讼争标的是同一的。2014年5月7日康强公司向同安法院以邮寄方式提起诉讼有事实依据。华联公司已向同安法院复印了该份材料提交给一审法院，该份材料经同安法院核实后，加盖了复印件核对章。在同安法院审理该案前，康强公司于2014年2月、4月分别通过公司发函、律师发函的方式向华联科技公司进行了债务催收，华联科技公司确认收到律师函，可见康强公司从未懈怠、放弃主张讼争货款的要求，而是一直积极地行使诉讼权利，从未在法定期限内放弃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康强公司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康强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华联公司支付货款598188.37元并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逾期付款损失。诉讼过程中，康强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为：华联公司支付货款592890.37元并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逾期付款损失。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康强公司曾向华联公司出售金丝产品，时由康强公司的业务员潘宇赟负责具体联络。潘宇赟离职后，康强公司发现其在职期间涉嫌职务犯罪，遂向公安机关报案，后由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区经侦大队立案侦查。2015年7月14日，华联公司的财务主管骆文琼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经我与我们公司记录的与康强公司的往来账目，到目前为止，我公司只欠康强公司货款64713.87元，康强公司帐目记录的2012年1月30日金额318120元，2012年2月16日金额192510.5元、2012年2月22日金额28176.5元，我们公司没有收到这三笔金额的货物……同时经核对，我发现我公司在2012年3月2日支付给康强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NO.21476416，日期2012月3月2日，金额50万元，我公司在被背书人处注明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并加盖有我公司法人印章、财务印章，这份承兑汇票康强公司没有入他们的帐，而这笔货款我公司是支付给了康强公司的。……我们的财务人员是把这张承兑汇票写好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再加盖公司印章后，把汇票给我公司业务员，由我公司业务员张骏具体操作把这份汇票邮寄给康强公司的业务员。最后康强公司在盖有他们公司财务章和法人章的汇票复印件邮寄给我公司入帐。……经过我上面的讲述，合计金额刚好是1108818元，所以我公司同康强公司往来款是清楚的。到目前为止我公司帐面显示欠康强货款64713.87元。其余的货款已全部结算清楚。……我公司从2012年6月开始未与康强公司有业务往来，也未收到康强公司往来询证函件。”同日，华联公司的员工张骏在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陈述：“潘宇赟是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销售，我是厦门华联电子有限公司的采购。2010年以来，我们公司向康强公司购买金丝，一直到2012年5月左右终止了和康强公司的业务往来，其间金丝的业务一直是我和潘宇赟在处理的。……平时我发采购单给潘宇赟，潘宇赟就发金丝到我们公司。但其中2012年1月30日一笔金额为318120元、2012年2月16日一笔金额为192510.5元、2012年2月22日一笔金额为28176.5元，这三笔订单我没有收到过金丝。……这张汇票（编号为1040005221476416的银行承兑汇票）是我向康强公司下金丝订单后，潘宇赟给我们公司邮寄金丝，这批金丝到货后，我们公司给康强发了这张面值为50万元的承兑汇票的复印件，让潘宇赟盖康强公司章后再发给我们。……我公司在汇票背书处注明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加盖华联公司盖章后寄给潘宇赟。”
庭审过程中，华联公司确认张骏在调查笔录中所述的50万元汇票的交付过程属实并确认华联公司最后一次付款时间为2012年5月21日，此后康强公司与华联公司再无业务往来。
另查明，康强公司曾以华联科技公司为被告于2014年5月7日向同安法院邮寄起诉材料，该院于2014年7月30日立案受理[案号：（2014）同民初字第2945号]。该案诉讼过程中，康强公司追加了华联公司为被告。该案庭审过程中，康强公司陈述与其发生交易往来的是华联公司。之后，康强公司于2014年9月3日向同安法院申请撤诉。
诉讼过程中，应康强公司申请，一审法院委托福建历思司法鉴定所对以编号为1040005221476416中国银行承兑汇票涉及康强公司背书栏的“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郑康定印”法人章的真实性和华联公司提供的加盖在该汇票复印件上的“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郑康定印”法人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2017年3月2日，福建历思司法鉴定所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书》，其鉴定意见为：1.依委托方提供的现材料，认为送检的加盖有“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郑康定印”印章印文，编号为：“1040005221476416”的《银行承兑汇票》转印件中加盖的“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印章印文与所提供的样本中“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印章印文是出自同一枚印章所盖印。2.依委托方提供的现材料，认为送检的加盖有“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郑康定印”印章印文，编号为：“1040005221476416”的《银行承兑汇票》转印件中加盖的“郑康定印”名章印文与所提供的样本中正面个人签章栏的“郑康定印”名章印文是出自同一枚印章所盖印。3.依委托方提供的现材料，认为送检的加盖有“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郑康定印”印章印文，编号为：“1040005221476416”的《银行承兑汇票》转印件中加盖的“郑康定印”名章印文与所提供的样本中背面原个人签章栏的“郑康定印”名章印文不是出自同一枚印章所盖印。4.依委托方提供的现材料，认为送检的背书栏加盖有“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郑康定印”印章印文，编号为：“1040005221476416”的《银行承兑汇票》中加盖的“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印章印文与所提供的样本中的“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印章印文不是出自同一枚印章所盖印。5.依委托方提供的现材料，认为送检的背书栏加盖有“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郑康定印”印章印文，编号为：“1040005221476416”的《银行承兑汇票》中加盖的“郑康定印”名章印文与所提供的样本中的“郑康定印”名章印文不是出自同一枚印章所盖印。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康强公司与华联公司最后一次交易往来是在2012年5月21日，故康强公司至迟应于2014年5月20日前向华联公司主张权利。2014年5月7日，康强公司以买卖合同纠纷为由起诉华联科技公司要求支付金丝货款1108818.87元，并在该案的诉讼过程中追加了华联公司为被告,可见康强公司就其与华联公司之间的金丝货款从未放弃主张权利，康强公司对诉讼主体的认识错误不影响诉讼时效的中断。据此，康强公司于2014年5月7日向同安法院提起诉讼并于2014年9月3日撤诉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康强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二、关于康强公司诉求的货款金额598188.37元能否支持的问题。1.华联公司对尚欠康强公司货款28176.5元不持异议，对此予以确认。2.康强公司主张华联公司尚欠货款64713.87元有调查笔录为证，华联公司对调查笔录的内容不予认可，但未提交反驳证据，亦未举证证明其已付清该款，故康强公司要求华联公司支付货款64713.87元，合法有据，予以支持。3.华联公司辩称其于2012年3月25日以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向康强公司支付货款50万元，提交了经康强公司盖章签收的汇票复印件，康强公司虽予以否认，但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故华联公司的上述抗辩，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采纳。康强公司要求华联公司支付该50万元货款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综上，华联公司尚欠康强公司的货款应为92890.37元。华联公司逾期付款，康强公司还有权要求其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故康强公司要求华联公司支付货款92890.37元及该款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损失，与法不悖，予以支持。康强公司诉讼请求中超过的部分，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华联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康强公司货款92890.37元及逾期损失（以92890.37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自2016年5月9日计至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二、驳回康强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48元，由康强公司负担218元，华联公司负担1130元。
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华联公司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康强公司曾以华联科技公司为被告于2014年5月7日向同安法院邮寄起诉材料有异议。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查明，康强公司于2016年3月3日向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华联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浙0212民初1846号民事裁定，将该案移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管辖并向该院移送了全部卷宗材料。该案卷宗中有华联公司向同安法院复印（2014）同民初字第2945号案件的起诉书、答辩状、庭审笔录及相关证据等材料：1、邮戳时间为2014年5月7日的“国内挂号信函收据”，体现寄达地为厦门，收件人为立案庭，（2014）同民初字第2945号案件的承办人于2014年7月30日对该收据进行了核对并加盖了“复印件核对章”。2、康强公司在起诉书中称“2014年4月3日原告（即康强公司）委托浙江正甬律师事务所向被告（即华联科技公司）发出律师函”，华联科技公司在答辩状中称“2014年4月上旬，我司收到浙江正甬律师事务所发出的律师函”。3、2014年1月22日康强公司发出的《企业询证函》，左上角为：“敬启者（厦门华联电子有限公司）”，左下方加盖“厦门华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公章。4、康强公司在2014年9月3日同安法院庭审时就《企业询证函》的加盖印章过程陈述如下：“企业询证函是通过邮寄往来，加盖公章予以认可，我方是先邮寄给被告厦门华联电子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范玉钵。”“是会计师事务所邮寄给厦门华联电子有限公司，如果不是厦门华联电子有限公司的内部人员，没有机会接触到企业询证函原件并加盖公章寄给杭州天剑会计师事务所。”5、2014年8月20日康强公司以华联科技公司系华联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在生产、管理、财务上混同，确认企业询证函时公章混同为由，申请追加华联公司为该案的共同被告。
另查明，厦门华联电子有限公司于2017年1月3日变更为厦门华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华联科技公司系华联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本院认为，华联公司仅对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提起上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本院仅就华联公司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不行使权利的事实状态持续经过法定期间，其权利即发生效力减损的制度。诉讼时效制度虽具有督促权利人行使权利的立法目的，但其实质并非否定权利的合法存在和行使，而是禁止权利的滥用，以维护社会交易秩序的稳定。本案中，一审法院认定康强公司于2014年5月7日向同安法院邮寄起诉材料，有相应的“国内挂号信函收据”为证，同安法院审理该案的承办法官对该收据进行了核对并加盖“复印件核对章”、签字予以确认，华联公司主张康强公司无法提交原件，以此否认该收据的真实性，理由不能成立。康强公司2014年5月7日向同安法院邮寄起诉材料，表示其向人民法院就讼争货款提出了权利主张，且未超过诉讼时效。该案中，虽然康强公司系以华联科技公司作为被告提起诉讼，但综合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可以证实康强公司于2014年1月22日通过相应的会计师事务所向华联公司发出《企业询证函》要求确认欠款时，华联公司并未以自己的名义向康强公司回复，而是华联科技公司加盖印章向康强公司进行回复，这一过程导致康强公司在邮寄律师函及向同安法院起诉时，对诉讼主体的认识错误。康强公司于2014年8月20日以华联科技公司系华联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在生产、管理、财务上混同，确认企业询证函时公章混同为由，向同安法院提出申请，要求追加华联公司为该案的共同被告。康强公司通过发函、向同安法院起诉等行为，均表明其从未放弃主张权利。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并无不当。华联公司主张康强公司于2014年9月3日向同安法院撤诉时，将诉讼请求变更为一万元，以此为由主张本案即使存在诉讼时效中断，也仅是针对一万元的请求，华联公司的该项意见，缺乏法律依据，也不符合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华联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并无不当，依法应予以维持。但一审判决确定的诉讼费有误，本院依法予以调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9729元，减半收取4864.5元，由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负担4102.5元，厦门华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负担76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212元，由厦门华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光辉）
审 判 员 （林 勤）
审 判 员 （师 光）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龚 妍 ）
附：相关的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