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10民终72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繁君，女，1963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荆州市荆州区，现住江陵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富春，湖北居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荆州中心支公司，住所地荆州市沙市区长港路83号。
负责人：鲍英，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炳炎，湖北黄鹤楼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莉君，女，1976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荆州市沙市区。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李繁君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荆州中心支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江陵县人民法院（2017）鄂1024民初7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繁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富春，被上诉人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荆州中心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炳炎、胡莉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繁君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保险金200万元。事实和理由：一、一审作出不利于上诉人的判决，是在偏袒不守诚信���被上诉人。二、一审认定上诉人的意外受伤不属于重大自然灾害所引起，这是不尊重法律事实的认定。第一，2、3条保险责任约定：“重大自然灾害意外全残保险金=10*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这里设置的前提是“重大自然灾害”，也就是说只要能证明上诉人受伤是“重大自然灾害”所导致的“全残”结果，就应当由被上诉人支付保险金。第二，2、4条款中“责任免除”条款中所列的14中情况，都没有在上诉人的身上发生，所以对上诉人而言，被上诉人是无据免除其责任的。第三、合同第10条“释文”，上诉人理解：1、它只是被上诉人对合同条款中所涉一些字词进行其所认为的不科学的解释，根本不属于合同的约定条款。2、被上诉人未对“10、11”8种重大自然灾害提示和明确的说明，依法该“释文”内容不产生效力。3、这种所谓的自然灾害过去上诉人不知道被上诉人将其视为合同约定条款，更不知道法律后果。现在看来，这充其量也不过是被上诉人列举的几种自然灾害现象，根本没有穷尽所有的“重大自然灾害现象”。假设出现“鼠疫”、“非典”导致上诉人受伤致残，被上诉人是否也要免责呢？第三、上诉人受伤是属于重大自然灾害所引起。请求二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人支付上诉人所应得的救命钱——保险金。
李繁君向一审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承担保险责任支付保险金200元，鉴定费1300元，共计200.13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荆州中心支公司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李繁君受伤不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因“重大自然灾害”引起意外伤害导致的事故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偏袒不守诚信的被上诉人属于一种非理性的判断。三、上诉人将救命钱等同于保险金，该陈述不具有合理性合法性。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一审认定：2015年4月14日，原告李繁君向被告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荆州中心支公司投保2份险种为“安行宝两全保险”的个人人身保险，保险合同编号200081501693581，保险期间为20年，自2015年4月15日零时起至2035年4月14日二十四时止，基本保险金额为100000元/份×2份＝200000元。双方合同约定：在保险期间内，若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或全残，未满75周岁的“意外身故或意外全残保险金”按基本保险金额给付；若被保险人因地震、洪水、海啸、台风、龙卷风、冰雹、泥石流、滑坡等8种重大自然灾害而遭受意外伤害导致身故或全残，未满75周岁的“重大自然灾害意外身故或意外全残保险金”按10×基本保险金额给付。同时，该合同还对“意外���害”、“全残”、“龙卷风”等概念进行了释义。
上述个人人身保险合同由被告公司原业务员代某经办，原告李繁君在个人人身保险投保单第四部分告知事项中，对于其中的列举式问题“是否有行动或智能障碍、视力、听力或中枢神经系统障碍、肢体畸形或缺损、跛行或其他缺陷？”“是否曾有下列症状、曾被告知患有下列疾病或因下列症状或疾病接受治疗？包括心血管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泌尿系统疾病、内分泌系统疾病、癫痫等精神、神经系统疾病等等”，全部选择答“否”。对此，代某在出庭作证时承认，自己是在知道李繁君以前动过手术的情况下，向原告推荐的此份人身保险。在签订合同时，没有逐项认真询问过原告，而是简单了解原告身体情况后，便由自己在选项上打钩交由原告签字，最后提交公司审核下发保单。
2015年6月1日晚8时30分许，江陵县境内出现暴雨伴有大风等恶劣天气，原告李繁君在其母亲黄发芝家门口摔倒，被家人发现时李繁君言语不清，腿脚处有明显外伤。后被送往荆州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22天，出院诊断为：①重型颅脑损伤，左侧基底节区脑内血肿破入脑室；②左侧额颞顶开颅去骨瓣减压术后，左侧额颞顶颅骨缺损，继发性癫痫；③全身多处软组织损伤；④2型糖尿病。6月24日，原告转入江陵县人民医院继续住院治疗174天，两家医院诊断意见一致。因原告家属怀疑李繁君是被车撞倒或他人伤害所致，在将原告送医同时，向江陵县公安局郝穴派出所报案，后经公安机关走访调查，排除了他人伤害李繁君的可能。同年10月10日，被告向原告李繁君发出人身保险解除合同通知单，以“兹因被保险人李繁君脑外伤、间断癫痫发作等病史”为由，单方解除保险合同，并于次日退还原告2年保险费9504元。在本案原审期间，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受法院委托作出同济司法鉴定（2016）法医临床L1415号法医学鉴定意见书，评定李繁君伤残程度为四级；护理依赖程度为完全护理依赖；外伤（2015年6月1日）参与度建议为60%-70%（供参考）。
一审另查明，原告李繁君于2008年3月14日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在江苏省某医院行左颞部去骨瓣减压术,同年4月2日又转入荆州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55天。
一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在订立合同时是否履行了如实告知义务，被告解除合同是否符合法定条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的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的规定，投保人的告知义务限于保险人询问的范围和内容。当事人对询问范围及内容有争议的，保险人负举证责任。原告李繁君在2008年因交通事故就医，并施行了开颅手术，术后遗留左侧额颞顶颅骨缺损、继发性癫痫等既往病史，依双方合同约定，这属于应当如实告知的事项。但结合证人代某的证言可以证实，原告在投保时曾明确告知其自己做过头部手术，代某也自认是根据原告的实际情况推荐的此份人身保险。且在通过电子数据形式签订保险合同时，代某对原告身体残障和患有疾病的情况，并没有进行详细询问，忽略了关键问题。虽然原告在个人人身保险投保单中对告知事项全部选择了否定回答，但并不能因此认为原告没有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被告行使合同解除权，不符合法律规定，对此一审不予支持。
二、原告受伤是否属于意外伤害导致的事故。被告认为，2015年6月2日，荆州市中心医院颅脑损伤科住院志中对原告李繁君的事故性质记录为车祸，且考虑到原告的既往病史，原告目前的现状不符合合同约定的“意外伤害”标准。对此，本院在庭审前实地查看了事故现场，并对事发当晚的在场人黄发芝进行了询问，其表示在发现李繁君后，家属均怀疑原告是遭遇了车祸，故选择向公安机关报案。在被告对原告弟弟李凡华的询问中，其也有同样陈述。因事发突然，从常理上理解，这属于原告家属的合理怀疑。荆州市中心医院住院志中虽然对事故性质记录为车祸，但这是基于原告家属李凡华的陈述，而不是依据科学诊断得出的结论。同时，本院��注意到，荆州市中心医院在对原告的诊断意见中，并未提及原告系因疾病原因导致受伤。在原告住院治疗后，公安机关通过调查排除了他人伤害李繁君的可能，被告在庭审中也未能提出充分证据足以证明自己的主张或者推翻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根据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原则，应认定原告李繁君受伤符合合同约定的“意外伤害，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这一情形。
三、原告的损害后果是否符合合同约定的全残情形。双方合同第10.6条约定：“本合同所定义的全残是指至少满足下列情形之一者：（8）中枢神经系统机能或胸、腹部脏器机能极度障碍，终身不得从事任何工作，为维持生命必要的日常生活活动，全需他人扶助的（注④）。④为维持生命必要之日常生活活动，全需他人扶助系指食物摄取、大��便始末、穿脱衣服、起居、步行、入浴等，皆不能自己为之，需要他人帮助。”被告认为，李繁君经鉴定为四级伤残、完全护理依赖，远未达到合同约定的“全残”标准，并在本次审理中申请再次重新鉴定。本院认为，首先，我国人体损伤残疾程度共分1至10级，其中并不包含全残。也就是说，双方合同约定的“全残”，本身并非严谨的科学术语，也并不严格对应任一残疾等级。其次，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同济司法鉴定（2016）法医临床L1415号法医学鉴定意见书，对李繁君伤情进行了分析说明，评定“被鉴定人本次外伤所致左颞叶脑挫裂伤程度较重，出现右侧肢体偏瘫等神经系统后遗症，且症状明显加重”、“其生活自理各项总分值为10分，评为完全护理依赖”。该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具备相应鉴定资质，鉴定程序合法，结论依据充分，本院予以采信。对���告提出再次重新鉴定的申请，经合议庭评议不予准许，庭前已另行书面通知，在此不再赘述。再次，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说明和鉴定人赵某的询问笔录，也对伤残等级和完全护理依赖进行了解释，两者是从不同角度对原告伤情及生活自理能力作出的评定。因此，应认定原告李繁君的损害后果符合合同约定的“全残”情形。
四、原告受伤是否属于合同约定的重大自然灾害引起的意外伤害导致的事故。原告认为，事发当日江陵县境内发生了雷雨大风强对流天气，而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其中包含龙卷风。本院认为，第一，根据荆州市气象台出具的气象用语说明：“雷雨大风是指平均风力大于等于6级、阵风大于等于7级且伴有雷雨的天气。通常把只伴有阵雨的雷暴称为一般雷暴，把伴有暴雨、大风、冰雹、龙卷等严重灾害性天气现象之一���雷暴叫做强雷暴。一般雷暴和强雷暴都是对流旺盛的天气系统，所以常将它们通称为对流性风暴，它们所产生的天气现象叫做对流性天气。”由此可见，强对流天气中不仅包含龙卷风，同时还包含暴雨、大风等等，属于同类型天气现象的上位概念。雷雨大风作为一种特有气象术语，其本身就可称为强对流天气，而相反不能据此判断出强对流天气必然发生龙卷风。第二，双方合同第10.11条明确约定：“龙卷风，是一种强烈的、小范围的空气蜗旋，在极不稳定天气下由空气强烈对流运动而产生的，由雷暴云底伸展至地面的漏斗状云（龙卷）产生的强烈的旋风，风力达12级以上，以国家主管部门认定的为准。”而依据湖北省气象档案馆出具的证明，2015年6月1日20时至22时，荆州范围降水量分别为17.8、4.6和0.0毫米，风速分别为0.8米/秒、0.3米/秒和2.1米/秒；从2015年5月31日20时01分至6月1日20时，荆州范围日最大风速为4.0米/秒，日极大风速为6.1米/秒。无论瞬时风速和最大风速均未达到合同约定的条件。虽然原告在质证时提出，荆州范围内的数据不能准确反映江陵县境内的风力风速，但原告提交的气象实况证明中只记载了郝穴气象站事发当天降水量为37.4毫米，没有记录风力风速。且经过本院调查取证，省、市气象部门均无法提供精确到事发地的气象数据，没有证据显示事发当日江陵发生了龙卷风。第三，原告提出“东方之星”号客轮翻沉事件作为众所周知的事实，可以证明强对流天气的严重危害。但“东方之星”号翻沉事件发生在监利县长江水域，与原告李繁君发生事故的现场，从时间、地点、周边环境等各个方面来讲，无法进行比较，更无法以此推断出原告李繁君遭遇了龙卷风。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承担保险责任支付保险金200万元的诉讼请求，一审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原、被告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对于被告提出原告既往脑外伤与本次受伤具有关联性（外伤参与度）的问题，同济司法鉴定（2016）法医临床L1415号法医学鉴定意见书已明确“被鉴定人目前神经系统后遗症主要为本次外伤所致，本次外伤为主要因素，建议其外伤（2015年6月1日）参与度为60%-70%。”，据此可以认定原告意外摔倒在本次保险事故中起主导作用，是最直接、最接近的原因，被告应当承担保险责任。本案中，原告李繁君因意外事故导致全残，被告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荆州中心支公司应按照原告投保的2份“安行宝两全保险”基本保险金额予以赔付，同时扣减已经退还原告的保险费9504元。具体计算方式为：100000元/份×2份-9504元=190496元。关于本案涉及的鉴定费用，被告在庭审时明确表示不要求法院处理，故对于被告原审时申请重新鉴定支出的5000元鉴定费不再作出处理；对于原告支出的1300元鉴定费用，根据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二条之规定“谁主张，谁负担”的原则，应由原告李繁君自行承担。对于被告提出原告在事故发生之后，没有及时通知被告，致使被告无法核定现场，对于无法确定的部分，不应支付保险金的主张，因被告并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一审不予支持。一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荆州中心支公司支付原告李繁君保险金190496元；二、驳回原告李繁君的其他诉讼请求。上列具有给付内容的事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400元，由原告李繁君负担8700元，被告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荆州中心支公司负担8700元。
二审中,上诉人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一：1、保险公司的《客户权益保障确认书暨保险合同回执（公司留存联）》；2、保险公司的《客户权益保障确认书暨保险合同回执（客户留存联）》；3、一审2017年5月2日开庭记录第7页（卷宗224页）证人代某的证言。证明：1、保险公司不能出示“（公司留存）”的《保险合同回执》。证明保险公司未尽合同���知义务。对合同的“释义”内容未作提示，也未明确说明，故依法“释义”内容不产生效力。2、保险公司出示的电子回执有作假的嫌疑，它根本不能取代纸质回执。
证据二：1、2015年6月5日湖北民政系统《应对“东方之星”翻沉事件》（报道）。2、2015年6月2日荆州市民政局《荆州遭受暴雨、大部分地区受灾》报道。证明：2015年6月1日荆州市遭受百年未遇的重大自然灾害。共造成400多人死亡，15万人受灾，造成136间房屋倒塌和损坏，1770亩农田绝收，直接经济损失达6000余万元，最严重的受灾地区为监利、江陵两县，上诉人属该自然灾害的受害者之一。
证据三：1、《“东方之星”号客轮翻沉事件调查报告》（节选）。2、江陵县减灾委员会《灾情报告》。3、湖北省气象局、荆州市气象局2015年6月1日气象资料。4、荆州市地图。5、荆州市金路达交通设���有限公司《证明》及所附照片两张。证明：1、湖北省、荆州市的气象资料不能排除2015年6月1日是否刮起了12级以上的大风，故该气象资料不能作为判案的依据；2、“东方之星”的调查报告证实，国家级的专家对风灾区附近360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观测得出的结论是：事发时该地区发生了13级大风，并且形成了龙卷风，可以证实荆州市发生了重大自然灾害。3、“东方之星”翻沉与上诉人受伤致残不仅处在同一天的同一时间段，而且所遭受重大自然灾害的风级也是相等的——13级大风、龙卷风，因为根据国务院的报告当天21点到22点所刮的是西北风，而江陵正好处在监利县的西北方，也就是说这股13级的狂风是先横扫了江陵之后，再刮向监利的。
证据四：1、（2016）鄂1024民初506号《民事判决书》（节选）；2、（2017）鄂1024民初755号《民事判决书》（节选）。证明：第一、两份判决均未对保险公司是否尽到告知义务作出判断，上诉人有证据证实被上诉人未尽到告知义务，故“释义”内容不产生效力。第二，两份判决对证实风灾由谁举证认定不一，因而作出了非常悬殊的判决结果。而《保险合同》对这一约定是不明确的。法律对格式合同作了明确的规定。所以在保险公司举证不能的情况下，法院就应该认定上诉人是被重大自然灾害所伤。因为“东方之星”的报告已证实当地发生了13级风灾，还产生了龙卷风。这一重大自然灾害现象，完全可以成为法院断案的依据。
被上诉人质证意见是:所列举的证据都不是新证据，不是新发现、新出现的，不符合新证据的条件。类似证据上诉人在之前的庭审都列举过。对证据一的证明目的有异议。我们公司是有电子版签字的尽到了告知义务，上诉人的证据是我们公司没有撕下来的不��作为我们是否尽到告知义务的依据。释义本身是保险合同的内容，用黑体字标注强调。上诉人认为保险公司出具电子回执有作假嫌疑需要上诉人举证证明。对证据二报道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因为报道因为形式局限性以及气象知识的非专业性，只能作为一个一般性的描述，不具有科学性、严谨性，不能作为被法院采信的鉴定报告等。即使根据报道，也只是荆州一部分地区受灾，并没有说这些地方产生了龙卷风或者说上诉人生活的地方产生了龙卷风。证据二的证据效力不够。对证据三，根据气象资料的反映，风速是逐步加大，东方之星水域开始是偏南风，风力总体不大，每秒6.3米，达不到龙卷风的风力。后来受外力影响在21点以后才转变为西北风，这个地点是在监利水域，与李繁君事发地点直线距离达50公里以上。不能证明风是从江陵刮到监利，而且荆州地区且李繁君��伤地点没有因为大风导致房屋倒塌树木倒塌等受灾事件的报道。所以这些证据不能证明李繁君受伤地点发生了龙卷风天气，达不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被上诉人尽到了告知义务，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我们尽到了告知义务。
综合当事人举证、质证情况，本院对上诉人所列证据审查认为,上列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上诉人受伤发生保险事故后，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是按基本保险金赔付，还是按重大自然灾害意外全残保险金赔付。
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保险合同合法有效。在案涉安行宝两全保险条款第2-2.1中，约定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按份计算，每份为人民币10万元。在第2-2.3中，关于重大自然灾害意外身故保险金和重大自然灾害意外全残保险金项上约定，若被保险人身故或确定全残时未满75周岁（不含75周岁），“重大自然灾害意外身故保险金”或“重大自然灾害意外全残保险金”=10×本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在第10.11条款中列举了八种重大自然灾害为地震、洪水、海啸、台风、龙卷风、冰雹、泥石流、滑坡等。其中对龙卷风的定义为：是一种强烈的、小范围的空气蜗旋，在极不稳定天气下由空气强烈对流运动而产生的，由雷暴云底伸展至地面的漏斗状云（龙卷）产生的强烈的旋风，风力达12级以上，以国家主管部门认定的为准。在本案中，上诉人认为，江陵县境内发生了雷雨大风强对流天气，而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其中包含龙卷风。本院认为，首先，荆州市气象台出具的气象用语说明：“雷雨大风是指平均风力大���等于6级、阵风大于等于7级且伴有雷雨的天气。通常把只伴有阵雨的雷暴称为一般雷暴，把伴有暴雨、大风、冰雹、龙卷等严重灾害性天气现象之一的雷暴叫做强雷暴。一般雷暴和强雷暴都是对流旺盛的天气系统，所以常将它们通称为对流性风暴，它们所产生的天气现象叫做对流性天气。”由此可见，强对流天气中不仅包含龙卷风，同时还包含暴雨、大风等等，属于同类型天气现象的上位概念。雷雨大风作为一种特有气象术语，其本身就可称为强对流天气，而相反不能据此判断出强对流天气必然发生龙卷风。其次，依据湖北省气象档案馆出具的证明，2015年6月1日20时至22时，荆州范围降水量分别为17.8、4.6和0.0毫米，风速分别为0.8米/秒、0.3米/秒和2.1米/秒；从2015年5月31日20时01分至6月1日20时，荆州范围日最大风速为4.0米/秒，日极大风速为6.1米/秒。无论瞬时风速和最��风速均未达到合同约定的条件。虽然上诉人在一审质证时提出，荆州范围内的数据不能准确反映江陵县境内的风力风速，但其提交的气象实况证明中只记载了郝穴气象站事发当天降水量为37.4毫米，没有记录风力风速。且经过一审调查取证，省、市气象部门均无法提供精确到事发地的气象数据，没有证据显示事发当日江陵发生了龙卷风。第三，上诉人提出“东方之星”号客轮翻沉事件作为众所周知的事实，可以证明强对流天气的严重危害。但“东方之星”号翻沉事件发生在监利县长江水域，与上诉人李繁君发生事故的现场，从时间、地点、周边环境等各个方面来讲，无法进行比较，更无法以此推断出原告李繁君遭遇了龙卷风。对此，上诉人提出的受伤是因遭受重大自然灾害意外全残的主张没有足够的事实依据，其要求被上诉人承担保险责任支付保险金200万元的诉讼��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此外，在案涉保险合同条款中，对八种自然灾害的释义部分是整个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在被上诉人提供的个人人身保险产品投保提示书中有上诉人的签名，因此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未对八种自然灾害进行提示和明确的说明，该释文内容依法对上诉人不产生效力的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1086元，由上诉人李繁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时中
审判员 谢成勇
审判员 全 华
二〇一八年八月一十三日
书记员 程 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