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11民终27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管某甲，女。
上诉人（原审被告）：管某乙，男。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某，女。
以上三上诉人委托代理人：冯莅铧，莒县新城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某甲，男。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某乙,男。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管某丙，女。
以上三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于万慧，山东聚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管某甲、管某乙、高某因与被上诉人赵某甲、赵某乙、管某丙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莒县人民法院（2015）莒民初字第25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1年5月份，赵某甲与管某甲经媒人宋某介绍相识并确定恋爱关系。2011年6月18日，双方按农村风俗举行了订婚仪式，后双方因性格不合解除婚约，原审被告方将彩礼、三金退还给原审原告方。××××年××月份，赵某甲与管某甲再次确立恋爱关系。双方对第二次订立婚约过程中原审原告方是否给付原审被告方彩礼存在争议。
赵某甲、赵某乙、管某丙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供以下证据：
1、证人孙某的当庭证言。证人孙某陈述，××××年××月份，赵某乙将孙某及宋某叫到家中商量赵某甲与管某甲的结婚事宜，后孙某及三原审原告到原审被告家中将彩礼钱16000元及三金交给三原审被告，送日子时原审原告给原审被告家2000元，是由媒人宋某与赵廷文去给的。
2、证人宋某（媒人）的当庭证言。证人宋某陈述，赵某甲与管某甲解除婚约一年多后和好，后在赵某甲与管某甲两人快要结婚时散了。××××年××月份左右，赵某乙将宋某叫到家中商量赵某甲与管某甲定日子结婚事宜，赵某乙说孩子准备结婚，让宋某到对方家定日子结婚，宋某说不去，赵某乙拿出15000元，孙某说不好听，孙某又拿出1000元。宋某因有事未参与送彩礼钱及三金的事项。媒人宋某又证实送日子时原审原告给原审被告家2000元。
管某甲、管某乙、高某质证后认为：证人孙某与赵某乙系生意伙伴，与其存在利害关系，且孙某不能证实二人的恋爱关系及订婚、过红、送彩礼等的时间，其证言无法采信；证人宋某与管某乙系表兄弟关系，但双方早已反目成仇，其并未参与交付彩礼，证人陈述的看到彩礼及送日子都系编造，证言不具备证据效力。
管某甲、管某乙、高某为支持其答辩意见，提供以下证据：
管某乙与宋某的电话录音一份。录制人：管某乙，录制时间：2015年5月16日。录音内容：宋某在电话录音中称赵某甲与管某甲解除婚约一两年后又在一起，送钱的时候赵某乙叫宋某去，宋某没去，孙某也没去。
赵某甲、赵某乙、管某丙的质证意见为：录音的真实性无法确定，录音的内容也不予认可，原审原告从没有说是宋某去送的彩礼钱，是孙某到对方家中送的彩礼钱。
经庭审双方的举证、质证，原审法院对证据认定如下：孙某与宋某的证人证言与本案有关联性，且与原审原告方当事人的陈述能够相互印证。原审被告方提供的宋某的录音一份，经法庭向媒人宋某调查核实，宋某认可该录音的真实性。录音内容及庭审中宋某陈述其没有去送彩礼的事实一致，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录音内容中宋某陈述的孙某也没有去送彩礼的事实与庭审时作为证人的陈述与客观事实不符,媒人宋某自始至终认可没有去原审被告家送彩礼，既然宋某本人没有去原审被告家送彩礼，那么宋某在录音中陈述孙某没有去原审被告家送彩礼的事实，不具有客观真实性。故对录音内容中宋某陈述的孙某没有去原审被告处送彩礼的事实，原审法院不予确认。经法庭向赵廷文核实，在赵某甲与管某甲在第二次订立婚约过程中，赵廷文证实其与宋某一起到原审被告家送日子，并带有现金。
原审法院认为：赠送彩礼的行为系男女双方以缔结婚约为目的附条件的赠与行为，禁止当事人借婚姻索取财物。本案中，赵某甲与管某甲于2013年再次订立婚约，并在订立婚约过程中原审原告家给付原审被告家彩礼款16000元及送日子款2000元的事实，原审原告方的陈述与两名证人的证人证言能够相互印证，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原审原告按农村风俗习惯给付原审被告彩礼现金，现因赵某甲与管某甲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原审原告要求原审被告返还按习俗给付的彩礼，于法有据。管某甲与其余两原审被告作为家庭成员负有共同返还义务，对于原审原告要求原审被告返还彩礼的数额，因赵某甲与管某甲自第二次订立婚约后又悔约至今已过去两年多，原审法院酌情支持8000元。对于原审原告要求原审被告归还三金的请求，因原审原告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实三金的购买情况及三金的价值，对该项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原审判决：一、管某甲、管某乙、高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返还赵某甲、赵某乙、管某丙彩礼款8000元；二、驳回赵某甲、赵某乙、管某丙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用675元，由赵某甲、赵某乙、管某丙负担625元，管某甲、管某乙、高某负担50元。
上诉人管某甲、管某乙、高某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第一，原审确定的诉讼主体错误。作为定性为婚约财产纠纷的案件，原审原被告的主体显然不适格。婚约的主体是男女双方个人，而并非婚约男女双方的其他家庭成员。第二，原审认定事实错误。婚约财产纠纷是指婚约关系存在期间，订婚双方因维持婚约关系而产生的财产关系。本案中，虽然管某甲与赵某甲于2011年6月订立婚约，但因双方性格不合于8月份即解除了婚约并退回全部彩礼。至于××××年××月份双方曾恢复短暂恋爱关系，但由于管某乙和高某的反对，双方仅持续两、三个月便再次分手。期间既没有媒人参与，也没有通过订婚过红等形式赠送过彩礼，因此不存在婚约财产纠纷的事实。证人孙某是赵某乙的生意伙伴，双方关系密切，存在利害关系。宋某并未亲眼目睹被上诉人是否交付彩礼，虽然谎称在被上诉人家中看到被上诉人拿出15000元，孙某拿出1000元，但无法证实上述16000元送到了上诉人家中，更无法证实该款实际交付给谁。而且根据习俗，只有订婚才交付现金彩礼，况且订婚都是在男方家中，不会在女方家中。第三，原审程序违法。原审开庭时，三位被上诉人均未到庭，仅由一名实习律师出庭。上诉人于原审第二次开庭时提交宋某的录音证据，庭后法庭未组织双方及宋某共同质证。原审法院私自对赵廷文进行调查，对该调查笔录又不组织开庭质证。在原审判决18天送达判决书后，又让管某乙在质证笔录上签字。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赵某甲、赵某乙、管某丙辩称：第一，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诉讼主体应是给付和接受财物的人，既可以是缔结婚约的男女双方，也可以是接受或给付财物的双方父母。本案中，管某甲的父母接受了被上诉人给付的礼金及礼品，将其列为被告正确。而且按照习俗，即使女方自己接受了彩礼，大多用于购买结婚用品，受益的也是女方家庭。第二，被上诉人委托的代理人是2013年取得律师执业证，律师执业证编号为13711201311908784。原审程序合法，对宋某的录音已质证。原审在认定事实的情况下，只判决返还8000元对被上诉人是不公平的。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本院二审查明：原审法院于2015年10月29日对赵廷文作出调查，并通过电话向上诉人管某乙宣读了该份调查笔录的内容，管某乙在电话中作出质证；被上诉人赵某甲、赵某乙、管某丙到庭对该份调查笔录进行了质证。
原审第二次庭审中，上诉人提交了宋某的录音资料，双方当事人当庭对该录音资料进行了质证。原审法院于庭审后第二日对宋某作出调查，要求其对上述录音资料进行核实。
另查明，原审中赵某甲、赵某乙、管某丙的委托代理人系山东聚祥律师事务所律师吕德花、实习律师于万慧，均于原审两次庭审中出庭并在法庭审理笔录上签名。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在我国传统习俗中，儿女的婚姻一般由父母操办，一般由父母送彩礼，也是由父母代收彩礼。从给付彩礼一方的角度看，给付的彩礼一般是家庭共同财产或父母财产或亲属财产，男方本人通常不是权利人；从接受一方的角度看，给付的财产无论是被女方父母或亲属接受，还是被女方本人接受，女方及其家属都是共同受益人。本案中，赵某乙、管某丙作为赵某甲的父母，管某乙、高某作为管某甲的父母，将他们分别列为原审原、被告正确。上诉人管某甲、管某乙、高某关于原审诉讼主体错误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管某甲、管某乙、高某主张的原审程序问题。原审两次开庭时被上诉人的两名委托代理人均出庭应诉。原审法院对赵廷文进行调查，并通过电话向管某乙宣读调查笔录内容，其对该笔录亦发表了质证意见。上诉人提交的宋某的录音资料，原审庭审时双方当事人已进行质证，且原审法院亦向宋某核实了该录音资料的真实性。因此，对上诉人管某甲、管某乙、高某关于原审程序违法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根据当事人的陈述、证人孙某和宋某的证言，结合赵廷文的证言，认定双方订立婚约过程中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彩礼款16000元及送日子款2000元，并酌情判令上诉人返还彩礼款8000元并无不当。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75元，由上诉人管某甲、管某乙、高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春燕
审 判 员 王林林
代理审判员 刘 娜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叶 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