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湘0302民初691号
原告：江麓机电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湘潭市解放北路四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3007968589411。
法定代表人：李刚利，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军，湖南森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红艳，女，汉族，1979年4月26日出生，该公司员工，住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
被告：贵州松洋佳诚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小河区尖山村中曹司大桥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100556606841A。
法定代表人：夏旭，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关全，贵州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发凯，男，1983年10月15日出生，苗族，贵州省晴隆县人，住贵州省晴隆县。
被告：张茜，女，1985年11月28日出生，苗族，贵州省晴隆县人，住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
被告：夏旭，男，1987年9月10日出生，汉族，贵州省贵阳人，住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关全，贵州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四被告委托代理人于斌，北京大成（石家庄）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湖南江麓重工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江麓重工）与被告贵州松洋佳诚机械有限公司（下称贵州松洋）、张发凯、张茜、夏旭代理、买卖、担保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7月17日立案后，原告于同日申请财产保全，本院作出（2015）雨法响民保字第133-1号民事裁定。2016年4月12日，本院作出了（2015）雨法响民初字第533号民事判决。被告贵州松洋、张发凯、张茜、夏旭不服，上诉至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月20日作出了（2016）湘03民终150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湖南省雨湖区人民法院（2015）雨法响民初字第533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重审。本院另行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4月28日、5月12日、8月10日、9月29日四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军、李红艳，被告贵州松洋、夏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关全，被告夏旭、张发凯、张茜及四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斌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诉讼过程中，江麓机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麓机电）认为本案的处理与其具有利害关系,其对江麓重工的诉讼标的享有诉讼权利，申请作为原告参加本案诉讼，本院依法予以追加。后因原告江麓重工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已申请注销，江麓机电作为江麓重工的唯一股东，向本院申请变更原告为江麓机电，作为江麓重工的权利承受人参加诉讼。本院于2017年8月17日作出（2017）湘0302民初69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江麓机电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本案原告参与诉讼，湖南江麓重工科技有限公司退出诉讼。
原告江麓机电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在原江麓重工的诉讼请求基础上）：一、判令被告贵州松洋支付江麓机电为21个终端客户垫付的逾期贷款1010.1225万元整；二、判令被告贵州松洋支付挖掘机货款货款660.7115万元{与江麓重工合同445.936万元（含价值184万元的三台样机）+江麓机电合同214.7755万元}；三、判令被告贵州松洋支付压路机货款80万元；四、判令被告贵州松洋从欠付货款之日起至结清货款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0%支付违约金；五、判令被告夏旭、张茜、张发凯对上述应付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六、由四被告承担所有的诉讼费用及原告因诉讼产生律师费、差旅费等相关费用。
事实与理由：2011年至2014年期间江麓重工与贵州松洋签订四份江麓挖掘机《代理协议》，被告张发凯、张茜、夏旭向原告江麓重工及江麓机电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主债务履行期届满后六年的连带责任保证。根据2015年3月11日江麓重工与贵州松洋的对账，江麓机电、江麓重工共计发货给贵州松洋及其客户各种型号江麓挖掘机81台（除3台价值186万元的样机外全部售出），合同货款金额为4752.6万元，按揭费用为144.8655万元；贵州松洋支付给江麓机电、江麓重工挖掘机货款4257.127万元（含按揭放款2812.2万元），欠江麓机电、江麓重工挖掘机货款660.7115万元；江麓机电集团有限公司为被告松洋的客户向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华融湘江银行垫付按揭贷款为1010.1225万元。2013年10月11日原告江麓重工与周炜签订一份江麓压路机《产品买卖合同》，销售金额90万元的2台压路机给周炜，同年10月24日周炜付款10万元后，未按合同第五条约定的付款条款支付余下的80万元货款，贵州松洋向江麓重工提供主债务履行期届满后五年的连带责任保证。综上，贵州松洋合计欠江麓机电各类款项1750.834万元。
被告贵州松洋、被告夏旭、张茜、张发凯共同辩称：1、根据江麓重工自述签订的是代理协议，协议中有代理商享有的优惠政策，应在起诉金额中扣除各项代理费用，不扣除不公平，应当准确计算起诉金额。2、江麓重工只能起诉已经垫付的银行按揭款，没有垫付的无权起诉，因为没有实际履行担保义务就没有追偿权。综上，江麓重工的诉讼金额不符合客观事实。3、原江麓重工作为法人注销，其诉权和实体权利不存在继承关系，江麓机电参加诉讼，不应该属于追加，应属于原告主体变更的问题，江麓机电相对于被告并没有实体债权，也就是原告主体不适格。4、不同意多个江麓机电追偿权合成一个诉来合并审理。5、2011年至2014年，贵州松洋公司作为江麓重工的代理商在贵州省境内代理原告向终端客户销售江麓牌挖掘机，双方各签订四份代理协议，每份代理协议的有效期是一年，2011年松洋公司代原告销售挖掘机43台、2012年22台、2013年16台，以上按年份销售的挖掘机，每个单购合同受年份和代理协议约束，代理期间松洋本身向原告购买14台挖掘机，而终端客户向原告购买挖掘机买卖付款方式有两种，一种分期付款、一种向湘潭市本地银行贷款。6、以上事实产生了三种不同的买卖合同，不同的主体以及不同的合同之债，第一种贵州松洋和原告的买卖合同，贵州松洋应向原告支付货款，根据对账单显示贵州松洋欠付原告117.18万元，第二种买卖合同是终端客户与江麓签订的分期付款合同，目前没有证据显示终端客户所欠货款应由松洋公司承担，第三种买卖合同江麓机电、银行、终端客户签订的买卖贷款合同，在终端客户未还按揭贷款时，江麓机电垫付，那么产生的追偿权以及被追偿主体应该是终端客户，在江麓机电向江麓重工转让该债权的时候，他的被追偿主体仍应该是终端客户。即使法院认定松洋公司应该承担连带责任，也应根据担保法和司法解释核实清终端客户抵押车辆的价值，执行物保大于人保的物权法原则，如核实不清就应视为证据不足。7、江麓机电应给予贵州松洋减少货款：①根据双方签订的营销政策，售后服务协议，江麓公司应支付松洋公司返利费以及售后服务费，对于江麓公司应履行的合同义务，我们提供证据证实，返利费464万元，售后服务费136万元，如果法院认为我方提供的证据不足，那么应要求江麓公司提供证据其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这是根据证据规则的规定；②松洋公司有证据证实向原告退19台挖掘机，该挖掘机应减免的货款应按新车购置价减免，共计516万元。③江麓重工销售给终端客户的挖掘机，有质量问题，客户将质量问题反馈给松洋公司，松洋公司请示江麓公司销售经理苏士杰，苏士杰书面批复同意松洋公司先行垫付配件款为客户维修，然后由江麓公司实报实销，该部分费用共计940.7693万元。8、夏旭、张茜、张发凯并未签署担保书，不应承担个人担保责任。
原告江麓机电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1、《代理协议》四份，拟证明贵州松洋是江麓重工在贵州区域江麓挖掘机代理商的事实；
证据2、《样机协议》、样机发货单、2015年3月11日对账单，拟证明:①贵州松洋收到江麓重工机号为330192179CN330LC、90191168CN90、70193311CN70-6的三台挖掘机样机；②贵州松洋确认三台样机货款为184万元。
证据3、《压路机买卖合同》、压路机发货通知单、收货单、10万元付款回单、2014年12月22日对账单，拟证明：①周炜向江麓重工购买价值90万元的2台压路机，2台压路机已经交付给周炜的事实；②周炜支付10万元货款，尚欠江麓重工80万元货款的事实；③贵州松洋对《压路机买卖合同》的90万元货款在主债务期限届满后五年内向江麓重工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证据4、《挖掘机买卖合同》、《按揭买卖合同付款协议》、《补充协议》，拟证明：①贵州松洋的20个终端客户购买江麓机电挖掘机，1个终端客户购买江麓重工挖掘机的事实；②贵州松洋为该21个终端客户的货款或银行按揭贷款在主债务期限届满后五年内向江麓重工或江麓机电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证据5、《借款合同》、《借款借据》、《公证书》，拟证明贵州松洋的21个终端客户通过银行按揭贷款购买江麓机电或江麓重工挖掘机的事实。
证据6、《工程机械按揭贷款合作协议》、《回购担保承诺函》、《贷款申请》、《江麓工程机械按揭补充协议》，拟证明：①江麓机电为贵州松洋终端客户的按揭贷款向银行承诺，承担逾期贷款的垫付及回购责任；②贵州松洋终端客户未按时足额向银行还贷，银行有权在江麓机电保证金账户扣款。
证据7、银行流水、《贷款本息代偿证明书》、扣划通知单、垫款回单，拟证明：①江麓机电为贵州松洋12个终端客户向华融湘江银行垫付逾期贷款8141689元；②江麓机电为贵州松洋5个终端客户向招商银行垫付逾期贷款2653276.38元；③江麓机电为贵州松洋4个终端客户向交通银行垫付逾期贷款2220683.8元。
证据8、2014年12月22日及2015年3月11日对账单，拟证明：①贵州松洋欠江麓重工货款6607115元（含价值184万元的三台样机）；②贵州松洋作为代理商确认，截至2014年11月30日江麓机电为21个终端客户向三家银行垫付逾期贷款6190343.38元。
证据9、夏旭、张茜、张发凯向江麓机电、江麓重工出具的《担保书》，拟证明夏旭、张茜、张发凯为贵州松洋所欠江麓机电、江麓重工的所有债务在主债务期限届满后六年内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证据10、原雨湖区法院一审开庭笔录，贵州松洋、夏旭、张茜、张发凯特别授权姚高全权代理本案的授权委托书，贵州松洋特别授权金关全全权代理本案的授权委托书，拟证明：①夏旭、张茜、张发凯为贵州松洋欠江麓机电、江麓重工的所有债务出具担保书的真实性，三人的全权代理人姚高没有提出异议；②夏旭、张茜、张发凯为贵州松洋欠江麓机电、江麓重工的所有债务出具《担保书》的真实性，夏旭予以确认；③贵州松洋对江麓机电为21个终端客户向华融湘江银行、招商银行、交通银行垫付的逾期贷款予以确认；④贵州松洋对四份《代理协议》、《回购担保承诺函》均予以了确认。
证据11、债权转让协议，拟证明2015年7月31日江麓机电将其在贵州松洋处1010.1225万元债权转让给江麓重工。
证据12、工商变更登记，拟证明江麓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更名为江麓机电集团有限公司的事实。
被告贵州松洋、夏旭、张茜、张发凯对江麓机电提交的上述证据共同质证认为：
对证据1的证据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无异议。
对证据2，样机发货单和样机协议未提交原件。
对证据3，合同的相对方，出卖方是江麓重工，买受方是周炜，交货人是江麓机电将压路机交付给了周炜，交付的两台压路机的型号和编号都与江麓重工与周炜签订的买卖合同的编号不一致，所以说被告不能确定合同约定的标的物和交付的标的物是不是同一份合同约定的同一个产品，所以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也不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对证据4，夏旭2011年3月21日的买卖合同无合同原件，对其他的合同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2011年10月21日张茜的三份买卖合同，合同主体江麓重工、张茜、贵州松洋，该三份合同未约定保证期间，那么根据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担保期间应为六个月，而原告是2015年6月8日起诉，张茜的三份合同一是主债务诉讼时效已经过了，二是担保期间时间已过。对吴继猛、肖佑光、秦桂红、冉富金合同的关联性有异议，合同主体是江麓机电，现起诉方是江麓重工，原告主体不适格。袁闯合同签订时间2012年9月12日，担保期间约定为两年，原告起诉时间是2015年6月8日，主债务诉讼时间和担保期间均已过。孙政祥合同签订时间是2012年6月13日，合同主体是江麓机电，未约定担保期间，担保期间仍应为六个月，主债务诉讼时间和担保期间均已过。何家义、杨承元、吴松的质证意见同孙政祥合同的质证意见，何家义和杨承元合同签订的时间是2012年6月10日。吴明友的质证意见同吴继猛、肖佑光、秦桂红、冉富金。张发凯合同签订时间是2011年11月11日，汪希虹合同签订时间是2011年5月20日，彭杰是2011年6月16日，杨万全是2011年6月23日，他们几个的质证意见同孙政祥。张棋勇合同签订时间是2011年8月5日，质证意见同孙政祥。张茜是2011年6月12日签订，质证意见同孙政祥。张洋、陶立柏、黎发祥质证意见同吴继猛、肖佑光、秦桂红、冉富金。
对证据5、6、7，一原告出示的交通银行四人汪希虹、杨万全、彭杰和张棋勇并无扣划明细。二对其真实性有异议，银行的书证证明效力不等同于行政机关公文和法院的判决，银行与客户之间的债权债务在双方没有到场核对的情况下，原、被告包括法院作为该债权债务的第三方无法核实具体的债务金额，江麓机电垫付终端客户未还贷款后，产生的追偿权的被追偿主体是终端客户，无论其转让债权是否成立生效，松洋公司作为被追偿主体不适格，也没有法律合同依据，原告对该部分证据并未尽说明义务，即该部分款项具体产生过程每个客户贷款金额和时间，逾期还款的时间及银行扣划江麓机电保证金的时间，单凭从银行调出的证据是无法说明的松洋公司应承担责任的。
对证据8，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贵州松洋向江麓重工出具的两份付账单，这是松洋向重工报的返利的账目，而且对账单上的内容也没有松洋向重工承诺还款的内容。对账单也是松洋公司履行代理义务，只是对终端客户的一个数目的核对。
对证据9，要求进行笔迹鉴定，该证据待原告委托鉴定机构作出鉴定后再进行质证。
对证据10，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张茜和张发凯并没有委托姚高，并就夏旭和松洋公司受托人金关全出庭一事，因为张茜和张发凯都是松洋公司的股东，如果因为夏旭在庭上作出不利于松洋公司和张茜和张发凯的不利陈述，张茜和张发凯表示不予认可，所以原告所举的证据不能推定担保书的真实性以及夏旭和松洋公司的陈述。
对证据11，原审开庭中对其三性不认可，合法性问题因商业银行法规定企业之间不准拆借资金，仅只有转让协议没有对价支付的协议，不能证明转让协议的合法性；对其真实性也不认可，该份转让协议签订的时间是2015年7月31日，而原告的起诉状的时间是2015年6月8日，就是说在债权转让之前，被告完全有理由怀疑债权转让双方为了应诉来串通转让协议的嫌疑。
对证据12证据三性无异议。
被告贵州松洋、夏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上述质证意见的基础上补充质证认为：对证据2，样机发货单不是购机款，达不到原告诉讼请求的目的，样机不是贵州松洋买的，只是放在贵州松洋那里，要贵州松洋支付样机的货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没有买卖合同，这个证据达不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3对账单贵州松洋还没有质证，是否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还不能确认，就现在的证据只能证明江麓重工和周炜签订了合同，至于交付等问题是不清楚的。对证据4，张茜的三份合同，这是没有约定担保期间，江麓重工与贵州松洋公司的对账就把担保期间延长是不对的。对证据5、6、7，向银行的借款合同还附有一个抵押合同，就是终端客户在贷款时将所购买的标的物抵押给银行，抵押合同25条规定，一方在行使抵押权时，有权依据法律规定直接变卖标的物，根据该约定以及担保法司法解释38条的规定，原告或者银行应当先执行物保权利再来追偿担保人的权利。对证据8，这份对账单只能是对账明细，不是欠款的依据，这个对账单还有返利和优惠政策的情况，在双方没有确认抵扣的债务之前，这是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对证据10，姚高并没有出庭参与审理，而且只有姚高的委托书，不能说明其知晓开庭的全部内容，更不能推定担保书的真实性。
被告贵州松洋、夏旭、张茜、张发凯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共同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1、贵州松洋设备返厂明细，拟证明返厂19台的挖掘机有质量问题，造成损失516万元；
证据2、配件返厂单据，拟证明由于江麓重工产品质量原因造成机械事故，且对配件未处理、更新造成贵州松洋垫付金额940.7693万元；
证据3、部分终端客户的收货单据，拟证明江麓重工没有及时配送贵州松洋退回的配件，只能自行购买配件，造成了损失;
证据4、贵州松洋与江麓重工的工作联系函，拟证明江麓重工的产品有质量问题，所产生的垫付按揭款应由江麓重工自行承担；
证据5、维修记录及单据，拟证明江麓重工的产品质量原因，致使贵州松洋垫资维修，所产生的维修费用940.7693万元和利润损失516万元；
证据6、维修过程中产生的费用，拟证明因江麓重工的产品质量不合格，贵州松洋所产生的调度等费用80800元；
证据7、房屋租赁合同，拟证明江麓重工准备把贵州松洋的销售打造成西南地区的典范，要求贵州松洋组建中心周转库，承租大量的房屋和场地，对市场进行了开发，共投入1500万元左右，但后来江麓重工挖掘机生产线停产，致使贵州松洋上述费用全部损失，该损失应由江麓重工赔偿。
证据8、代理商2012年奖励政策、2015年3月11日贵州松洋对账函、松洋公司进出库差价管理台账两张，拟证明代理商奖励政策证明江麓公司有给付松洋公司返利费的合同义务，对账函上返利为已批返利额534.9万元，松洋公司台账显示除对账函返利额以外还有返利额差价464万元。
证据9，售后服务协议书、江麓公司售后服务部长签字确认应该给付售后服务费1262790元，拟证明江麓公司有合同义务给付松洋公司售后服务费，刘新华作为江麓公司职工，他的签字确认代表江麓公司签字确认。在原告提供的代理协议，11年上面有刘新华的签字。
证据10、贵州贵州松洋设备返厂明细，拟证明返厂19台的挖掘机应该在结算的时候予以扣除，可是结算单并没有显示。
证据11、配件返厂报告67张，拟证明根据售后服务的约定，这笔费用应该由原告承担，如果是被告承担以后，原告结算应该扣除这部分费用。
证据12、收货单据35张，拟证明因为原告没有及时尽到售后服务的义务，致使终端客户维修困难，而被告为了维护原告的信誉，自行帮助其维修，垫款维修费共计93800元。
证据13、拖机费用说明21张，金额为335.808万元，拟证明因为原告产品出现故障需要维修，产生的拖机费用，经过原告公司销售代表鲁力同意产生的费用根据售后服务协议应该有原告承担，也应该在原告诉讼金额中减去这部分费用。
原告江麓机电对被告贵州松洋、夏旭、张茜、张发凯提交的上述证据质证认为：贵州松洋对证据1-6损失多达1400多万元的相关损失只是估算没有实际发生依据；关于产品质量问题，必须依照合同约定和国家法律规定向有关部门申请质量鉴定，但是贵州松洋没有提供法定机构的检测报告；本案起诉的欠款问题与贵州松洋提出的所谓质量问题无直接因果关系。因为上述六组证据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且与本案原告的诉请没有关联，不能有效证明江麓重工的产品不合格，所以对上述证据1至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7，贵州松洋作为江麓重工的代理商，其认为由于江麓重工的产品生产线不生产给贵州松洋经营造成的经济损失，但没有向法庭提交损失数据的详细依据，该经济损失无法认定；就算应由江麓重工承担损失赔偿责任，被告也需反诉或另行起诉。对证据8中奖励政策和对账单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返利批了500多万，还有400多万没批。这个台账是其单方面做出的，任何的结算都要双方签字确认，否则只是一个数据，不代表对债权债务的明确。既然2015年3月份有对账且上面还有返利，就是对双方债权债务的确认，如果是以前没有算进来，那么就不会有对账单的签字，前两份证据与第三份证据没有关联性，反而证实以前的债务全部结清。对证据9，对售后服务协议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刘新华”的签字结算有异议，据被告说刘新华是服务部的总监，原告不能够肯定这是他的签字，就算是他的签字，他也没有权利代表公司跟客户确认售后服务结算的问题，除非他有公司的授权，对这份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对关联性也有异议。对证据10，没有看见原件，对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对方证明目的恰好说明这是已经被对账单覆盖的问题，而不是单独需要结算的问题。对证据11，对报告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报告与他们的证明目的没有关联性，这个报告是被告自己的一个认知，这个认知是不是原告也确认同意，并没有原告的回复认可。报告的日期绝大多数是双方对账之前，一份在2015年3月份以后，有回复是不予支持，之前都是对账之前的报告申请，都被2015年3月份最后一份对账单吸收掉了，要不被告方不可能在对账单上签字，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12，其真实性无法确认，收条即算是真实的，也只能证明收款人曾经收到这个钱，可是钱是怎么处理的不清楚，对证据三性均有异议。对证据13，其日期基本都是2012年，可是纸张是新的一样，原告不认为这是原件。“情况属实.鲁力”这几个字，是不是其本人签字，无法证实。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对关联性也有异议，即算证据是真实的，鲁力作为原告的一般工作人员，他只能对出现问题证明有这一回事，可是怎么产生的问题，他没有专业知识无法证实。关于经费的问题，鲁力更无法证实，也没有权利。无法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张茜和张发凯申请对2013年3月10日《担保书》落款处“张茜”、“张发凯”的签名和捺印的真实性申请进行鉴定，本院依法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18年1月15日，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7]文鉴字第520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2013年3月10日《担保书》落款处“张茜”的签名是张茜本人书写，捺印是张茜右手拇指捺印形成；“张发凯”的签名是张茜本人书写，捺印是张发凯右手拇指捺印形成。对该《司法鉴定意见书》，原告江麓机电质证无异议，被告贵州松洋、夏旭、张茜、张发凯质证无异议。
本院根据庭审举证质证情况，结合原审原、被告的当庭陈述，综合分析认证如下：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12，四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2、3、4、5、6、7、8、10，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本院予以采信。证据9，本院结合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7]文鉴字第520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予以认定；对于夏旭的签名和捺印，结合证据10夏旭在原审庭审中的确认予以认定，无需再进行鉴定，证据9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本院予以采信。对证据11，被告不予认可，原告没有提交充足证据证明已通知被告，对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
对四被告共同提交的证据1至证据6，系证明原告提供的产品不合格、配件质量不合格且不及时更换给被告造成了经济损失14648493元（940.7693万元+516万元+8.08万元），该几组证据仅提供被告单方列举的设备返厂明细、清单、申请报告等，原告质证不予认可，没有提供相关鉴定机构的检验报告，也未提供原、被告双方共同认可的损失数据，故该几组证据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且被告提出的产品质量问题，以及由于产品质量问题造成其重大经济损失未在本院限定的期限内提出反诉，对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7，房屋租赁合同与本案无关联性，就原告停产给被告造成损失被告未依法提起反诉，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8，对其中的代理商2012年奖励政策、2015年3月11日贵州松洋对账函证据来源合法，本院予以采信；对贵州松洋进出库差价管理台账，系被告单方制作，原告不予认可，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9中《售后服务协议书》，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本院予以采信；对江麓公司售后服务部长签字确认的售后服务费1262790元，因没有按《售后服务协议书》约定的方式由原告确认，原告不予认可，被告无其他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10，被告提交的证据只能证实2015年3月18日返厂设备为7台，其余12台无证据证实，其中机号0911171名下按揭款112万元、应收款30.527万元，机号90191169名下应收款39.5万元，机号0511240名下按揭款23.6万元，上述应收款在2015年3月11日对账单应收款660.7115万元范围内，按揭款在原告举证垫付的银行贷款范围内，该部分款项应当予以减除。对证据11报告单67份，其中原告员工苏士杰签字明确认可的部分本院予以采信，其余部分原告未予认可，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12收条35张，无法确定其真实性，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对证据13，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原告不予认可，无其他证据佐证，且均发生在双方对账确认之前，在对账数据中未提出，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根据采信的证据和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综合认定以下事实：
江麓机电（乙方）为促进产品销售和市场开发、加快销售资金结算，分别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甲方）签订了《工程机械设备贷款合作协议》，约定：各银行机构为购买江麓机电所生产或销售的机械产品的借款人发放按揭贷款，贷款担保方式为“借款人所购工程机械公证抵押+乙方对按揭工程机械回购担保+乙方按贷款余额10的比例存入保证金”；“回购担保”是指：当回购担保条件成立时，甲方向乙方发出《回购通知书》乙方收到甲方关于要求乙方承担回购担保责任的要求，需在协议约定时间内无条件按照甲方要求对本协议项下借款人所欠甲方的债务予以清偿；如借款人未按《借款合同》约定履行还款义务，甲方有权直接划收该保证金账户上的资金用于偿还借款人拖欠的贷款本息（含罚息、复利）。
贵州松洋是江麓重工和江麓机电在贵州全境范围内的地区代理商和销售商及客户。
2011年2月28日，江麓重工（甲方）与贵州松洋（乙方）签订《代理协议》（编号JLZK-2011-01）、《样机协议》、《代理商奖励指导政策》各一份；2012年1月1日，江麓重工与贵州松洋签订《代理协议》（编号JLZK-2012）、《样机协议》、《江麓液压挖掘机售后服务协议书》各一份；2013年1月4日，江麓重工和江麓机电共同与贵州松洋签订《代理协议》一份；2014年1月1日，江麓重工（甲方）与贵州松洋（乙方）签订《代理协议》一份。其中2011年、2012年《代理协议》约定“七、甲乙双方一致同意：乙方以银行按揭贷款、融资租赁方式销售甲方的货物，根据银行或融资租赁公司及甲方、乙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发生回购时，该回购责任最终由乙方承担。若银行或融资租货公司向甲方主张权利致使甲方承担回购责任的，甲方因承担回购责任而支付的款项即视为乙方拖欠甲方的债务，甲方除可以向借款人或者承租人追偿外，有权直接向乙方追偿。本条内容不受《代理协议》有效期的约束，甲方向乙方的追偿权不因《代理协议》有效期终止而失效。八、本协议签订前，甲方、乙方于银行或融资租赁公司已经开展的银行按揭贷款业务合作或融资租赁业务合作同样适用本协议第七条的规定”。2013年《代理协议》约定“甲方有权不定期对样机进行抽查、盘点，并有权随时取回或调拨样机，乙方应在接到甲方通知后七日内，按要求归还或交付样机，否则，乙方应按伍拾万元／台的标准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如发现样机存在保管保养不当、违规使用等情况时，乙方应立即按要求进行整改并赔偿甲方损失，如样机损毁、灭失或丢失的，乙方应承担全额赔偿责任，赔偿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损毁、灭失样机的全额货款及运费。”，“乙方应积极督促客户向甲方支付货款或向银行履行还贷义务，且乙方应对所有客户的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于逾期还款的按揭客户，乙方应承担第一垫款责任，如因客户逾期严重而导致甲方回购该按揭贷款时，甲方有权向乙方进行追偿。如乙方违反本款规定，每违反一次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一万元”，“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与甲方任何个人发生财务结算、实物移转、金钱借货或其他任何经济往来，如有发生，甲方有权不予认可，并由乙方承担由此导致的所有责任及损失。”2014年《代理协议》约定“乙方有义务做好所有销售产品的货款回收工作，并应对所有客户的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对于逾期还款的按揭客户，乙方应承担第一垫款责任；对于因客户逾期严重而导致甲方或第三方回购该按揭贷款时，乙方应承担最终偿还责任”、“未经甲方书面授权，严禁乙方与甲方任何职员发生财务结算、实物移转、金钱借贷或其他任何经济往来，如有发生，甲方有权不予认可，并由乙方承担由此导致的所有责任及损失。”
在2011年2月至2015年12月期间，贵州松洋及其终端客户向江麓重工、江麓机电购买江麓挖掘机78台，贵州松洋借用江麓挖掘机样机3台（分别是机号为330192179价值118万元的CN330LC挖掘机,机号为90191168价值39万元的CN90挖掘机，机号为70193311价值26.5万元的CN70-6挖掘机）；2015年3月11日江麓重工与贵州松洋对账，确认贵州松洋欠江麓重工挖掘机货款660.7115万元；2013年3月10日，被告张发凯、张茜、夏旭共同向江麓机电和江麓重工出具《担保书》，载明：担保人夏旭、张茜、张发凯自愿为被担保人贵州松洋提供连带保证责任，具体如下“一、就被担保人应向贵公司承担的所有债务，担保人自愿以所有资产和权益，向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二、担保范围：被担保人欠贵公司的主债务、被担保人为客户承担担保责任而向贵公司所负的担保债务、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息、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本担保是被担保人的连续性义务和责任，其连续性不受任何争议、索赔和法律程序的影响，本担保书始终独立并有效，不受任何其他合同、协议、文件的制约；五，本担保函自签署之日起生效，担保期限为主债务期限届满后六年”。
一、江麓机电与贵州松洋之间的业务往来方面，江麓机电与贵州松洋的终端客户签订买卖合同21份，对所应付货款及银行按揭贷款均由贵州松洋向江麓机电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分别如下：
2011年3月21日，江麓机电（出卖人）与夏旭（买受人）、贵州松洋（担保人）签订《产品买卖合同》一份，销售合同总金额为153.6万元的2台江麓履带式液压挖掘机给夏旭，付款方式为银行按揭，约定“买受人须按期足额付款，否则出卖人有权要求买受人支付货款逾期部分同期贷款利息两倍的罚息”。
2011年5月20日，江麓机电（出卖人）与汪希虹（买受人）、贵州松洋（担保人）签订《产品买卖合同》一份，销售合同总金额为88.6万元的1台江麓履带式液压挖掘机给汪希虹，付款方式为银行按揭，约定“买受人须按期足额付款，否则出卖人有权要求买受人支付货款逾期部分同期贷款利息两倍的罚息”。
2011年6月16日，江麓机电（出卖人）与彭杰（买受人）、贵州松洋（担保人）签订《产品买卖合同》一份，销售合同金额为88万元的1台江麓履带式液压挖掘机给彭杰，付款方式为银行按揭，约定“买受人须按期足额付款，否则出卖人有权要求买受人支付货款逾期部分同期贷款利息两倍的罚息”。
2011年6月23日，江麓机电（出卖人）与杨万全（买受人）、贵州松洋（担保人）签订《产品买卖合同》一份，销售合同总金额为87万元的1台江麓履带式液压挖掘机给杨万全，付款方式为银行按揭，约定“买受人须按期足额付款，否则出卖人有权要求买受人支付货款逾期部分同期贷款利息两倍的罚息”。
2011年8月5日，江麓机电（出卖人）与张棋勇（买受人）、贵州松洋（担保人）签订《买卖合同》、《补充协议》各一份，销售合同金额为86.8万元的1台江麓履带式液压挖掘机给张棋勇，付款方式为银行按揭，约定“每逾期一日，按逾期款的千分之一支付违约金；……对于乙方选择按揭方式付款的，如因乙方违约导致甲方回收设备，甲方有权随时选择将乙方尚欠贷款银行的款项结清并对乙方予以追偿。乙方及担保方有任何违约行为时，除承担违约责任外，还应赔偿因此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该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利息、违约金、拖机费、差旅费、律师代理费、诉讼保全费等相关实现债权的费用”，“担保人为本合同乙方全部货款（含贷款）的支付及违约责任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限至乙方足额还清所有货款（含贷款）之日止”。
2011年10月21日，江麓机电（出卖人）与张茜（买受人）、贵州松洋（担保人）签订《买卖合同》三份，销售合同总金额为360万元的7台江麓履带式液压挖掘机给张茜，付款方式为银行按揭，违约责任与担保方式跟张棋勇所签上述《买卖合同》的约定一致。
2011年11月11日，江麓机电（出卖人）与张发凯（买受人）、贵州松洋（担保人）签订《买卖合同》、《补充协议》各一份，销售合同总金额为957万元的10台江麓履带式液压挖掘机给张发凯，付款方式为银行按揭，违约责任与担保方式跟张棋勇所签《买卖合同》的约定一致。
2012年5月20日，江麓机电（出卖人）与吴松（买受人）、贵州松洋（担保人）签订《买卖合同》一份，销售合同金额为61.8万元的1台江麓履带式液压挖掘机给吴松，付款方式为银行按揭，违约责任与担保方式跟2011年8月5日江麓机电与张棋勇所签《买卖合同》的约定一致。
2012年6月8日，江麓机电（出卖人）与杨承元（买受人）、贵州松洋（担保人）签订《买卖合同》一份，销售合同金额为63.8万元的1台江麓履带式液压挖掘机给杨承元，付款方式为银行按揭，违约责任与担保方式跟2011年8月5日江麓机电与张棋勇所签《买卖合同》的约定一致。
2012年6月10日，江麓机电（出卖人）与何家义（买受人）、贵州松洋（担保人）签订《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各一份，销售合同金额为87.8万元的1台江麓履带式液压挖掘机给何家义，付款方式为银行按揭，违约责任与担保方式跟2011年8月5日江麓机电与张棋勇所签《买卖合同》的约定一致。
2012年6月10日，江麓机电（出卖人）与张茜（买受人）、贵州松洋（担保人）签订《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各一份，销售合同总金额为202万元的3台江麓履带式液压挖掘机给张茜，付款方式为银行按揭，违约责任与担保方式跟张棋勇所签《买卖合同》的约定一致。
2012年6月13日，江麓机电（出卖人）与孙政祥（买受人）、贵州松洋（担保人）签订《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各一份，销售合同金额为140万元的1台江麓履带式液压挖掘机给孙政祥，付款方式为银行按揭，违约责任与担保方式跟2011年8月5日江麓机电与张棋勇所签《买卖合同》的约定一致。
2012年9月12日，江麓机电（出卖人）与袁闯（买受人）、贵州松洋（担保人）签订《买卖合同》、《首付款分期协议》及《补充协议》各一份，销售合同总金额为230万元的2台江麓履带式液压挖掘机给袁闯，付款方式为银行按揭，约定“每逾期一日，按逾期款的千分之一支付违约金；……对于乙方选择按揭方式付款的，如因乙方违约导致甲方垫款或回收设备，甲方有权随时选择将乙方尚欠贷款银行的款项结清并对乙方予以追偿。乙方及担保方有任何违约行为时，除承担违约责任外，还应赔偿因此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该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利息、违约金、拖机费、差旅费、律师代理费、诉讼保全费等相关实现债权的费用”，“担保人为本合同乙方全部货款（含贷款）的支付及违约责任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限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2013年5月21日，江麓机电（出卖人）与秦桂红（买受人）、贵州松洋（担保人）、杨光木（担保人）签订《买卖合同》及《按揭买卖合同付款协议》各一份，销售合同金额为36.8万元的1台江麓履带式液压挖掘机给秦桂红，付款方式为银行按揭，约定“对于乙方选择按揭方式付款的，如因乙方违约导致甲方垫款或回收设备，甲方有权随时选择将乙方尚欠贷款银行的款项结清并对乙方予以追偿。乙方及担保方有任何违约行为时，除承担违约责任外，还应赔偿因此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该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利息、违约金、拖机费、差旅费、律师代理费、诉讼保全费等相关实现债权的费用”“每逾期一日，按欠付总额的千分之二支付逾期违约金”，“担保人为本合同乙方全部货款（含银行按揭贷款）的支付及违约责任向甲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五年”。
2013年5月22日，江麓机电（出卖人）与陶立柏（买受人）、贵州松洋（担保人）、陶波（担保人）签订《买卖合同》及《按揭买卖合同付款协议》各一份，销售合同金额为61.8万元的1台江麓履带式液压挖掘机给陶立柏，付款方式为银行按揭，违约责任约定和担保方式与秦桂红所签上述合同一致。
2013年5月23日，江麓机电（出卖人）与吴明友（买受人）、贵州松洋（担保人）、吴明贵（担保人）签订《买卖合同》及《按揭买卖合同付款协议》各一份，销售合同金额为61.8万元的1台江麓履带式液压挖掘机给吴明友，付款方式为银行按揭，违约责任约定和担保方式与秦桂红所签上述合同一致。
2013年5月24日，江麓机电（出卖人）与吴继猛（买受人）、贵州松洋（担保人）、陈昌玉（担保人）签订《买卖合同》及《按揭买卖合同付款协议》各一份，销售合同金额为36万元的1台江麓履带式液压挖掘机给吴继猛，付款方式为银行按揭，违约责任约定和担保方式与秦桂红所签上述合同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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