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绍商外初字第30号
原告：香港唯一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湾仔轩尼诗道***号华创大厦**楼****室。
法定代表人：沈宝英，董事。
委托代理人：胡元长，浙江越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姗姗，浙江越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昌井有限公司。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九龙九龙塘书院道***号博文阁*座*楼**室。
授权代表：王秀英，董事。
委托代理人：王贤，浙江鉴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建中，男，汉族，1955年1月15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人，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被告：李建林，男，汉族，1957年10月12日出生，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被告：绍兴建业纺织服装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绍兴市城南工贸园区。组织机构代码：74900523-3。
法定代表人：李建中，董事长。
上述三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章剑勇，浙江鉴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香港唯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唯一公司”）为与被告昌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井公司”）、李建中、李建林、绍兴建业纺织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业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于2014年2月20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年2月2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秦善奎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张万江、周荧参加的合议庭进行审理。被告建业公司于同年4月8日向本院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于同年10月13日裁定驳回建业公司对本院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本院于2015年1月8日请求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委托香港特别行政区向被告昌井公司协助送达传票、起诉状副本等法律文书，上述法律文书经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协助已于同年3月16日成功送达。本院于同年5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唯一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胡元长、被告昌井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贤、被告李建中、李建林、建业公司共同的委托代理人章剑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唯一公司诉称：2012年9月14日，被告昌井公司与原告签订了关于转让被告建业公司股权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被告昌井公司将其所占被告建业公司的100%股权转让给原告唯一公司，而由原告向被告李建中支付股权转让款。协议签订后，原告按约向被告李建中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共计人民币900万元，而被告昌井公司及被告建业公司均未按约向有关部门递交股权变更登记审批手续并办理移交。2013年9月16日，被告昌井公司与原告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解除合同》，约定解除在2012年9月14日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由被告李建中、李建林共同负责归还原告900万元股权转让款，并由被告建业公司提供保证担保。但截至到起诉日，仅被告李建中向原告归还了400万元，其余股权转让款经原告多次催讨仍不支付。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向本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昌井公司、李建中、李建林立即归还原告人民币500万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支付逾期利息（其中100万元自2013年10月25日起算；400万元自2014年1月15日起算）；二、判令被告建业公司对上述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昌井公司向本院提交答辩状称：一、昌井公司从来没有和唯一公司签订过《股权转让协议书》，也从来没有转让建业公司股权的想法和决定。二、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昌井公司从来没有看到过，更没有同意或者认可过。协议书上根本没有昌井公司的授权签字，协议书复印件上显示的“昌井”圆形小标签也不是昌井公司的。唯一公司与李建中、李建林签署协议书完全与昌井公司无关，一切后果也应当由他们自己解决和承担。三、昌井公司没有收取过唯一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同时由李建中个人收取股权转让款的行为也根本不符合公司财务的要求以及税务条例等规定，由此也更加说明股权转让协议与昌井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四、《股权转让协议书解除合同》同样与昌井公司毫无关系，而且从解除合同内容来看，甲乙双方已经明确还款责任由李建中和李建林负责承担，进一步说明股权转让协议的责任人限于李建中和李建林。五、昌井公司系在香港注册成立的公司，而且也没有就管辖法院和适用法律等问题与唯一公司进行过任何约定，因此本院受理涉及昌井公司的案件并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进行审理显然是没有依据的，程序严重错误。故昌井公司要求本院依法驳回唯一公司对其提起的诉讼。综上，昌井公司请求本院依据事实，立即驳回唯一公司对昌井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告李建中、李建林未向本院提交答辩状，其在庭审中口头答辩称：一、2012年9月14日与原告唯一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主体不是昌井公司，而是李建中和李建林。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时被告李建林、李建中没有向昌井有限公司汇报，是无权代理行为；二、《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签订昌井公司没有签字盖章，因此完全不知情；三、原告的900万元股权转让款全部由李建中和李建林收去，后归还给原告400万元转让款也是由李建中归还，昌井公司自始至终并不知情；四、2013年9月16日与原告唯一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解除合同》的主体也不是昌井公司，而是被告李建中、李建林，昌井公司也不知情；五、原告要求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1.5倍支付支付逾期利息过高，没有相应的约定。鉴于上述几点，被告李建中、李建林同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被告建业公司未向本院提交答辩状，其在庭审中口头答辩称：一、建业公司作为本次股权转让的目标公司，对2012年9月14日签订的合同提供担保，是在股东昌井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作出的，完全是被告李建中的个人行为。二、《股权转让协议书》第九条第一款明确约定协议的生效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但实际上这两个条件都没有具备，所以该协议书自始至终没有生效，《股权转让协议书解除合同》也没有必要签订，被告建业公司的担保责任也不应承担。综上，请求驳回原告要求被告建业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
原告唯一公司为证明其诉称理由，在本院确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一、《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及附件两张。证明2012年9月14日由被告李建林、李建中出面与沈宝英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且在协议书中加盖了原告及昌井公司的印章，双方对股权转让进行了具体的约定，协议第八条对于法律的适用进行了明确的约定。
证据二、收条两份。证明李建中代为收取了股权转让款，及办理股权转让中的相关约定事宜。
证据三、《股权转让协议书解除合同》一份。证明2013年9月16日由李建中、李建林（××）与原告签订解除协议，双方对解除的主体明确约定为昌井公司和本案原告，该协议中李建中、李建林明确表达债务参与和承担的意思，并由被告建业公司承诺对双方的结算事宜进行担保。
被告昌井公司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有异议。首先，昌井公司在诉前从来没有见到过《股权转让协议书》，也没有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上签字或盖章。《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相关内容与客观事实有重大出入，如第一条基本情况描述中昌井公司在香港注册成立，股东为李建中和王秀英不是事实，昌井公司股东是王秀英，李建中没有任何股份。协议书第九条明确约定了该协议书由甲、乙方双方签字，并在乙方的股东变更后生效，然而这两个条件都没有成就，从法律效力来看该协议书只是意向书，并没有对行为人产生法律效力。其次，《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甲方的落款处虽然有昌井公司的小圆章，但是昌井公司并没有这个章，而且根据香港公司条例的相关规定，如果是有限公司，对外必须盖有“有限公司”字样的章，协议书上的昌井公司小圆章没有“有限公司”字样，所以并不是有效的章，这份转让协议书中其他的印章都有有限公司字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原告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与昌井公司也没有任何关系。且根据香港的法律规定及商业惯例，公司所作的行为须有授权代表签字才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而原告提供的协议书没有昌井公司任何代表签字授权。综上，这份协议书与昌井公司无关，对昌井公司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对证据二两份收条昌井公司并不知情，签字确认的都是李建中个人，不能产生任何法律效力。对证据三昌井公司并不知情，其从来没有与唯一公司签订解除合同书，这份合同也不能对昌井公司产生任何法律效力。从解除合同的内容上可以判断向唯一公司归还款项的行为人应当是李建中和李建林，与昌井公司没有关系，昌井公司不应承担法律责任；解除合同上虽然有建业公司的盖章，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对外行使担保必须提供股东会决议，但是本案中建业公司加盖印章的行为是李建中个人的行为，并没有经过投资人的同意，故建业公司也不应承担责任。
被告李建中、李建林、建业公司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被告持有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与原告提供的不一致，原告提供的协议书上有昌井公司小圆章，被告的协议书上没有；被告提供的协议书中在最后一页有沈宝英签字，原告提供的协议书没有签字。根据协议书第九条第一款，三被告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书》自始至终没有生效。对证据二两份收条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没有异议，900万元确实由李建林、李建中收取。对证据三解除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建业公司认为，在《股权转让协议书》没有生效的前提下，并不存在对协议书解除的情形，所以担保责任不成立。
被告昌井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四、《唯一董事决议证明》证明书一份。证明昌井公司只有两枚印章，授权签字章和钢印，只有加盖这两枚印章所行使的商业行为，才对公司有相应的法律约束力，而且昌井公司唯一董事是王秀英，只有其作出授权签字的行为，才产生香港公司条例以及昌井公司章程所规定的对公司产生约束力的法律后果，除此以外任何行为都不产生法律约束力。
证据五、昌井公司2011年-2014年周年申报表。证明昌井公司唯一的股东是王秀英，与李建中、李建林没有任何关系，进一步说明原告提供的转让协议及解除合同都不能对昌井公司产生任何法律效力。
原告对被告昌井公司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为：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份证明书仅为昌井公司庭审中的陈述，并不是证据；小圆章与钢印是完全一致的，写着有限公司；香港公司注册登记时必须有三枚章，一枚小圆章，一枚签字章，一枚钢印，分别有不同的作用，小圆章用于签订合同，更改签收，签字章用于银行开户，钢印主要在香港使用，在大陆不太使用，原告认为证明书内容隐瞒事实。对证据五，对2014年的报表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内容也没有异议，但是之前几年周年申报表，只提供了复印件，并没有经公某人公某，故不符合证据要求，不予质证。
被告李建中、李建林、建业公司对被告昌井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没有异议。
被告建业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六、《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证明协议书最后一页只有李建中、李建林签字；协议书最后一页右下方三行字由沈宝英书写；协议书第九条第一款中“李翊”没有涂掉。
原告对被告建业公司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为：对证据六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持有人是本案的被告李建林、李建中，该份协议书原告签字盖章后给了出让方，出让方收到后没有加盖自己方印章。
被告昌井公司对被告建业公司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为：对原、被告提供的协议书从内容来比对，建业公司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中没有昌井公司盖章，原告的协议书中有圆章，建业公司提交的协议书进一步说明昌井公司没有签字盖章。香港公司条例明确规定，香港公司的章都必须注明“有限公司”字样，原告提交的印章也注明了“有限公司”字样，进一步说明原告提供的协议书中昌井公司的小圆章没有任何的法律效力。
被告李建中、李建林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为：《股权转让协议书》只有一式两份原件。
被告李建中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七、香港特别行政区区域法院暂准判令一份、暂准判令转为绝对判令证明书一份。证明王秀英与李建中于2010年2月23日解除婚姻关系。
原告唯一公司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为：该证据不符合我国证据规则的规定，没有办理香港律师的公某，无法证明其真实性，也不能证明李建中与王秀英之间的财产分配情况。
被告昌井公司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没有意见。该证据同样证明李建中、李建林与唯一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情况昌井公司并不知情，昌井公司无须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被告李建林、建业公司对上述证据无异议。
被告李建林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审核，本院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证据一，昌井公司对小圆章的真实性有异议，对协议书除小圆章以外部分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其证明力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证据二，被告李建中对其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没有异议，予以认定；证据三，被告李建中、李建林对其签字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其证明力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证据四，原告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其证明目的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证据五，对2014年周年申报表，原告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予以认定；对2011-2013年周年申报表，因其是复印件，且未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不予认定；证据六，原告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其证明力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证据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是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形成的，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该证据是在香港地区形成，但没有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不予认定。
根据以上证据和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查明如下事实：原告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载明：昌井公司为转让方（甲方），唯一公司为受让方（乙方），甲方系在香港注册成立的公司，公司股东为李建中及王秀英，二人共占有公司100%的股权。乙方系在香港注册成立的公司，唯一股东为沈宝英，占公司100%股权；但为履行本协议书，在本次股权转让前公司股东需进行转让变更，变更后股东为沈宝英与李建明二人。建业公司系甲方在绍兴市投资成立的外商独资企业，公司总投资375万美元。协议书约定：甲方同意将其对子公司所持有的100%的股权全部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并支付转让价款。本次股权转让价款作价人民币2258万元，即甲方所占建业公司100%股权的对价为2258万元。本协议签订后30日内，甲乙双方共同至有关部门办理股权变更审批及登记手续，余款在办妥股权变更登记及董事人员变更所有手续及建业公司对外担保解除后30天内付清。上述钱款，甲方指定由李建中代为统一收取，乙方应汇入李建中开设于绍兴银行、账号为62×××42的账户。上述钱款，由乙方的股东沈宝英支付1196.74万元，乙方的股东李建明承担支付1061.26万元，二人承担支付的钱款作为股东对乙方的追加投资。自本协议生效后，乙方应向甲方支付人民币500万元定金及股权转让款人民币300万元（甲方已在2011年12月2日收到了乙方支付的500万元定金，在2012年3月15日收到了乙方支付的股权转让款300万元）。甲方在收到500万元定金及300万元转让款后，应负责在本协议签订后15天内向有关部门递交股权变更审批及登记手续。如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双方发生纠纷，双方自愿同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来解决纠纷，并由本协议订立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处理；但依据有关规定确需由香港裁决机构适用香港地区法律来处理的除外。违约责任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法律规定（不包括香港地区法律）。为保证本协议各条款的履行，对于甲方在本协议中的义务和责任、风险等导致产生的民事责任，甲方股东个人自愿代为直接全部承担。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可以并更或解除本协议，但需签订变更或解除协议书：1.由于不可抗力或由于一方当事人虽无过失但无法防止的外因；2.一方当事人丧失实际履约能力；3.由于一方违约，严重影响到另一方的经济利益，使协议履行成为不必要；4.因行政原因，无法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的；5.自本协议签订日起超过三个月仍无法办妥股权转让的审批及登记手续的。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并在乙方内部股东变更后（即股东变更为沈宝英与李建明、李翊）后生效。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建业公司备案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还对其他一些事项做了约定。协议书中“李翊”二字被涂掉。在协议书尾部协议双方签字盖章处加盖有双圈小圆章，外圈为与被告昌井公司《公司注册证书》所载英文名一致的“G-WELLCOMPANYLIMITD”字样、内圈为中文“昌井”字样；甲方股东处为被告李建中、李建林的签字。乙方处加盖有被告唯一公司长方形签字章，签字章载有被告中英文名称，在签字章签名处有沈宝英签字；乙方股东处为沈宝英的签字。协议书最后载明签订时间为2012年9月14日，签订地点为于绍兴迪荡北辰广场1幢十八楼。原告与被告李建中、李建林、建业公司均确认股权转让协议书只有一式两份。
被告建业公司亦向本院提交《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建业公司提交的协议书与原告提交的协议书不同之处为：协议书中“李翊”字样并未被涂掉；协议书签字盖章处没有加盖昌井公司的小圆章，乙方股东处有“李建明”签字字样；签订地点下方有沈宝英于2012年9月14日手写的如下字样“乙方承诺于2012年9月14日再支付人民币100万元（壹佰万元），于香港办理股权变更（变更投资人身份）前再支付100万元（壹佰万元），作为先行支付的股权转让款”。
2011年12月2日，被告李建中出具收条一份，载明“兹收到沈宝英小姐有关绍兴大明路88号绍兴建业纺织服装有限公司股份转让预付款伍佰万元人民币正”；2012年9月14日，被告李建中出具收条一份，载明“兹收到沈宝英女士股权转让款人民币肆佰万元正。（其中300万元在2012年3月15日收到，100万元在2012年9月14日收到）”。
原告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解除合同》载明:昌井公司为甲方，唯一公司为乙方。鉴于李建明不依约受让乙方的股权，至今乙方唯一股东仍然为沈宝英。经双方协商一致约定：一、甲、乙方双方协商一致，同意解除双方曾于2012年9月14日就建业公司股权转让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甲方不再将建业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乙方。二、甲方同意将已收取的玖佰万元（900万元）归还给乙方，该玖佰万元（900万元）由李建中、李建林负责承担及归还。该玖佰万元（900万元），李建中、李建林应于2013年10月25日前归还500万元（伍佰万元），余下的400万元（肆佰万元）应于2014年1月1日前归还。乙方指定由沈宝英女士收取李建中、李建林归还的玖佰万元。三、本解除合同，双方约定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解决纠纷，并由《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法院处理。本合同中的甲方的责任、义务，由建业公司提供保证担保，担保至本合同签订后二年。四、本合同一经签订，立即生效。解除合同甲方签字人为李建中、李建林；乙方签字人为沈宝英（章根法代）；建业公司作为保证人在合同上盖建业公司印章并由李建中签字。合同最后载明，时间：2013年9月16日；地点：绍兴城南建业公司内。原告唯一公司与被告李建中均确认李建中已经归还其中400万元股权转让款。
另查明，根据唯一公司的公司注册证书，唯一公司于2009年12月7日在香港根据《公司条例》注册为有限公司；根据昌井公司的公司注册证书，昌井公司于1989年9月6日在香港依据公司条例注册成为有限公司。根据绍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外商独资企业登记信息，建业公司成立于2003年4月7日，投资人为昌井公司，投资额为375万美元，投资比例为100%。
本院认为，本案系涉香港特别行政区商事纠纷，应参照涉外商事纠纷处理。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本案的法律适用和管辖问题。二、昌井公司的责任承担问题。三、李建中、李建林、建业公司的责任承担问题。对于以上争议焦点，本院分别评判如下：
关于争议焦点一。被告建业公司于2014年4月8日向本院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于2014年10月13日裁定驳回建业公司对本案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昌井公司认为本院受理本案并适用我国法律属程序错误。本院认为，如果本院认定昌井公司为涉案协议书和解除合同的主体，协议书和解除合同均约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解决纠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之规定，协议书和解除合同签订地均位于绍兴，本院对本案有管辖权，且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如果本院认定昌井公司并非涉案协议书和解除合同的主体，则昌井公司并未与本案其他当事人约定发生争议的管辖法院和法律适用。因本案被告李建林、建业公司住所地均位于绍兴，故本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因涉案协议书和解除合同的签订地、涉案股权转让的目标公司建业公司均位于绍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故绍兴与涉案协议书和解除合同有最密切联系，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综上，无论昌井公司是否为合同主体，本院对本案均有管辖权，且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对昌井公司所提关于本院管辖和法律适用之抗辩，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昌井公司不应当承担股权转让款的返还责任。理由如下：本案中李建中、李建林认为其系无权代理，原告唯一公司在庭审中认为其有理由相信李建中、李建林有代理权，本院认为，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李建中、李建林的行为系职务行为或有权代理，亦无充分的证据证明李建中、李建林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因此，表见代理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
首先，关于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本院认为其包含两个要素，一是该表象是客观存在的表象，二是该表象是相对人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表象。原告在庭审中陈述李建中、李建林有代理权的表象是，协议书的签订主体为原告与被告昌井公司，李建中实际控制昌井公司和建业公司，李建中和王秀英系夫妻关系，涉案协议书上加盖昌井公司的印章。本院认为，关于协议书的签订主体，协议书和解除合同的首部虽为昌井公司，但落款签字为李建中、李建林，其二人的签字行为可能为有权代理也可能为无权代理；关于李建中与昌井公司的关系，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李建中实际控制昌井公司，其认为是李建中系昌井公司的股东，但李建中与昌井公司均否认李建中为昌井公司股东，原告在庭审中也陈述其签订协议时并没有核实昌井公司及其股东的相关情况；关于李建中与王秀英的关系，原告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二人系夫妻关系，且李建中在庭审中陈述其与王秀英在涉案协议书签订时已离婚；关于李建中与建业公司的关系，被告昌井公司在庭审中承认其没有参与实际经营，没有分红，但没有参与实际经营并不等同于李建中实际控制建业公司，即使李建中实际控制建业公司，其更有可能和便利实际越过昌井公司而与原告签订合同。因此，原告认为李建中享有代理权的以上权利外观事实应均存有疑问。关于涉案协议书上昌井公司的小圆章，原告认为是被告李建中加盖，被告李建中否认其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上加盖此章，被告昌井公司认为其并没有该小圆章。本院认为，本案并无证据证明协议书上的小圆章存在某一方当事人盗窃、盗用、或私刻的情形，因此协议书上加盖的小圆章应认定能够作为原告认为李建中有代理权的表象事实。
其次，关于原告相信李建中、李建林有代理权是否善意且无过失。本院认为，原告并非善意且无过失。理由如下：其一，关于假象的掩蔽程度。李建中是否是昌井公司的股东及其与王秀英是否是夫妻关系，是原告唯一公司较为容易核实的事项，假象的掩饰程度较低，原告如能稍加注意，略加查证，即能明辨识别，但其却疏于核实，应认定其存在过失。其二，关于交易的效率。表见代理制度的立法宗旨并非仅仅在于牺牲被代理人的利益以保护善意相对人的利益和交易安全，其中也蕴含着鼓励交易、提高效率的要求，这也与商事交易的迅捷原则相符。若交易双方对交易效率要求极高，以致相对人为核实代理权所付出的时间和经济成本会妨碍交易目的的实现，则未核实代理权限可不予认定存在过失，但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股权转让属公司重大事项，对交易效率并非有过高的需求，原告在此情形下疏于核实，应认定其并非善意且无过失。其三，关于涉案协议书的履行。本案并没有证据证明昌井公司参与合同的履行，涉案的股权转让款均由李建中收取，也没有证据证明其已收归昌井公司账户。并没有证据证明昌井公司享受合同履行所带来的利益，判定表见代理成立，对昌井公司显失公平。其四，关于交易的性质。相对人注意义务的高低应与交易的性质相对等。一般而言，交易事项越重大，交易越复杂，交易双方的重视程度应当越高，谨慎程度也应随之提升。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股权转让合同不同于一般交易合同，只有相对人对公司股东和公司经营情况充分了解的前提下，才会签订该合同。但法庭询问原告签订协议时的情况，其称不了解昌井公司的相关情况，显然其未尽到与交易性质相对等的注意义务，应认定其并非善意且无过失。其五，关于印章与表见代理的关系。在我国大陆地区，实行印章备案制度，一般情形下相对人对盖章合同的信赖程度要高于没盖章的合同；而在香港地区，并无行政部门印章备案的要求，合同当事人的签字显得尤为重要。据此，同样作为香港公司的原告应知悉上述事实，其在审查义务应当非常高的股权转让合同中应着重审查李建中、李建林签字的效力，其在李建中在签字时是否为昌井公司股东都没有审查的情况下，单凭刻有“昌井”字样小圆章之事实，难以认定其没有过失。
综上，李建中、李建林的行为应认定为无权代理，且不构成表见代理，从昌井公司在庭审中的答辩和陈述来看，该二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并未得到被告昌井公司的追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之规定，李建中、李建林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股权转让协议书解除合同》的行为对昌井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昌井公司不承担依据该两份合同返还股权转让款的责任，对原告要求被告昌井公司归还5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三。关于李建中、李建林的责任承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之规定，《股权转让协议书》未经昌井公司追认，应由李建中、李建林承担责任。《股权转让协议书解除合同》中甲方签字为李建中、李建林，乙方签字为沈宝英（章根生代），原告方陈述沈宝英与章根生系夫妻关系，关于章根生签字能否代表代表原告唯一公司，本院认为，李建中、李建林在解除合同上签字，且无相关证据表明其提出过异议，表明其认可章根生代表沈宝英签字的行为；同时，李建中履行解除合同，归还原告唯一公司股权转让款400万元的行为进一步表明认可解除合同的相对方为唯一公司。此外，被告李建中、李建林在庭审中亦自认解除合同的另一方主体为原告唯一公司，故该解除合同的乙方应为唯一公司。虽然该解除合同的抬头注明甲方为昌井公司，但该合同未经昌井公司追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之规定，其对昌井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应由李建中、李建林承担责任，因此该解除合同实际系李建中、李建林就股权转让款的归还与原告唯一公司达成的协议，其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共同利益，应为有效，且李建中、李建林在庭审中亦自认股权转让款全部由李建中、李建林收去，故原告唯一公司要求被告李建中、李建林归还股权转让款500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建业公司的责任承担。基于上述分析，建业公司实际担保的是唯一公司与李建中、李建林约定的关于李建中、李建林的股权转让款返还责任。该担保在解除合同中加盖建业公司印章及由李建中签字确认，故建业公司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对于保证方式，解除合同未作约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之规定，建业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建业公司抗辩认为股权转让主合同自始至终未生效，担保合同无需签订，约定的担保责任不存在。本院认为，涉案协议书与解除合同并无主从之分，且建业公司担保的是李建中、李建林在解除合同中与唯一公司关于归还股权转让款的约定，而并非担保股权转让协议，故对于建业公司的上述抗辩，本院不予支持。昌井公司抗辩认为公司对外担保必须提供股东会决议，本案中建业公司在解除合同中加盖印章是李建中的个人行为，并没有经过昌井公司同意，故建业公司也不应当承担责任。本院认为，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李建中、李建林系建业公司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本案并无证据证明建业公司提供过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或唯一公司要求建业公司提供过该决议，且建业公司的股东昌井公司在庭审中否认其知晓涉案股权转让一事，在此情形下很难令人相信其作为被代理人会同意为李建中、李建林无权代理的行为后果作担保，故本院依据现有证据认定建业公司提供涉案担保，并未通过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李建中作为建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让建业公司为自己和李建林的债务作担保，系越权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虽并未规定公司越权对外提供担保的效力，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可见，对于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形，如认定其为有效担保，需以相对人善意为要件。本案相对人为原告唯一公司，对于涉及较大数额款项的股权转让行为，其相信李建中、李建林具有代理权的前述表象事实如能稍加注意，略加查证，即可明辨识别，但唯一公司怠于查实，主观上无疑非善意且无过失，应认定为其知道或应当知道李建中、李建林为无权代理。在此情形下，其也知道或应当知道被告昌井公司不会同意建业公司为李建中、李建林无权代理行为所导致的返还转让款的法律后果承担担保责任，即唯一公司知道或应当知道建业公司作担保为李建中的越权行为。此外，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解除合同均约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此系唯一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作为法律规范性文件，具有公开宣示的效力，其对公司对外担保能力的特殊限制，唯一公司应当知晓。因此其有义务根据该条的规定审查建业公司的章程，并根据章程的规定审查相应的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本案并无证据证明唯一公司要求建业公司提供相关决议，其知道或应当知道李建中为越权行为故其非善意相对人，建业公司的担保行为应认定为无效行为。前述唯一公司知道或应当知道建业公司担保没有经过公司决议，其存在过错；建业公司未经合法决议程序而为他人提供担保，其在内部经营管理上亦存在过错，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之规定，建业公司承担返还股权转让款的责任，不应超过李建中、李建林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涉案股权转让款未返还部分为500万元，且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债务人李建中、李建林是否仍有清偿能力，故本院酌情认定建业公司在250万元的范围内对被告李建中、李建林的债务负连带清偿责任。
原告唯一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存在一定的利息损失，其起诉要求被告李建中、李建林、建业公司支付利息，应予支持；因昌井公司无需承担股权转让款的返还责任，故其要求昌井公司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利息的计付标准，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及其解除合同均未约定，原、被告事后也未能协商确定，原告请求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支付利息，本院认为原告在签订涉案协议书时未尽合理注意义务审查合同相对人的身份，存在一定过错；同时，被告李建中、李建林也未在解除合同约定的期限内还款，被告建业公司自起诉时起未归还股权转让款，亦存在一定的过错，因此，本院酌定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来计算原告唯一公司的利息损失。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李建中、李建林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归还原告香港唯一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500万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支付至上述款项实际还清日止的逾期利息（其中100万元自2013年10月25日起算；400万元自2014年1月15日起算）；
二、被告绍兴建业纺织服装有限公司对于上述李建中、李建林应承担的债务本金中的250万元负连带清偿责任；对上述李建中、李建林应承担的相应利息以250万元为基数负连带清偿责任（其中50万元自2013年10月25日起算；200万元自2014年1月15日起算）；
三、驳回原告香港唯一投资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47192元，财产保全费用5000元，共计52192元，由原告承担1000元，被告李建中、李建林承担51192元，被告绍兴建业纺织服装有限公司对其中25996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7192元（具体金额由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确定，多余部分以后退还），应在递交上诉状时预交，缴款汇浙江省财政厅非税收入结算分户，帐号：19000101040006575401001，开户行：农行杭州市西湖支行。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缴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秦善奎
代理审判员 周 荧
代理审判员 张万江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徐 青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三十四条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八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
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第五十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十六条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
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
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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