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3）高行终字第62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东路8号。
法定代表人何训班，主任。
委托代理人杨是，该商标评审委员会审查员。
委托代理人马霄宇，该商标评审委员会审查员。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四川苏富比拍卖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人民南路二段80号499房、451房。
法定代表人李绍宁，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朱溟，男，1977年3月16日出生，四川苏富比拍卖有限公司法律顾问。
委托代理人李世端，男，1980年5月24日出生，北京世誉鑫诚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法律部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富比拍卖行，住所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伦敦W1A2AA新邦德街*****号。
法定代表人汤姆斯·基拉德·克里斯托佛森，公司秘书。
委托代理人赵淑瑞，女，1978年3月1日出生，北京安伦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商标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田晓东，北京市安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简称商标评审委员会）、四川苏富比拍卖有限公司（简称四川苏富比公司）因商标异议复审行政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简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2）一中知行初字第217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2月17日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8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商标评审委员会的委托代理人杨是、马霄宇，上诉人四川苏富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绍宁及其委托代理人朱溟、李世端，被上诉人苏富比拍卖行的委托代理人赵淑瑞、田晓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查明：2004年1月14日，四川苏富比公司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简称商标局）提出第3887284号“苏富比”商标（简称被异议商标，见下图）的注册申请，指定使用在第35类“广告传播、电视商业广告、广告代理、广告策划、公共关系、组织商业广告性的贸易交易会、饭店商业管理、投标标价、拍卖、艺术家演出的商业管理”等服务上。经审查，商标局对被异议商标予以初步审定并公告。
被异议商标
1993年9月30日，苏富比拍卖行向商标局提出第776055号“SOTHEBY’S”商标（简称引证商标，见下图）的注册申请，并于1995年1月21日获准注册，核定使用在第35类“拍卖业”服务上，专用权期限至2005年1月20日，后经续展，专用权期限至2015年1月20日。
引证商标
在法定异议期内，苏富比拍卖行向商标局提出异议。2010年4月10日，商标局作出（2010）商标异字第07129号《“苏富比”商标异议裁定书》（简称第7129号裁定），裁定：被异议商标予以核准注册。
苏富比拍卖行不服第7129号裁定，于2010年5月10日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复审申请，其主要理由为：苏富比拍卖行是世界著名拍卖行，苏富比拍卖行早于1993年即在第35类服务上注册了引证商标。被异议商标系抄袭苏富比拍卖行在先知名商标并使用在类似服务上，应依法驳回。“SOTHEBY’S”、“苏富比”商标作为苏富比拍卖行主要商标，已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获准注册，经过苏富比拍卖行多年的使用和宣传，具备了良好的声誉，获得了极高的知名度，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驰名商标，已在司法程序中被认定为驰名商标。“苏富比”经长期使用，与“SOTHEBY’S”已经建立紧密联系。四川苏富比公司的负责人作为一位拍卖师，对苏富比拍卖行商标的知名情况理应知晓，被异议商标的注册申请是对苏富比拍卖行在先驰名商标的恶意抄袭摹仿和复制，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简称《商标法》）的立法初衷，应依法驳回并禁止使用。四川苏富比公司的负责人作为一位拍卖师，故意将企业名为“苏富比”，在实践中使用被异议商标，其恶意昭然若揭，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同时，四川苏富比公司在商号中使用了“SOTHEBY’S”，其关联公司注册了若干侵犯苏富比拍卖行权利的商标，上述种种行为是对正常市场秩序的扰乱。“苏富比”作为苏富比拍卖行的商号，也具有较高的知名度，为公众所知悉，被异议商标的注册同时侵犯了苏富比拍卖行的在先商号权，不应予以核准注册。综上，苏富比拍卖行请求依据《商标法》第二十八条、第十三条、第三十一条、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简称《民法通则》）的规定，依法不予核准被异议商标的注册。
四川苏富比公司答辩的主要理由：被异议商标具有特定含义和来源，与引证商标不近似，不构成使用在类似服务上的近似商标。在《牛津英美文化辞典》等权威词典中，苏富比拍卖行“SOTHEBY’S”对应的翻译为“索思比”，而不是“苏富比”。且苏富比拍卖行也往往将自己称呼为“索思比”。中国对外资拍卖主体有从业限制，苏富比拍卖行不能在中国从事拍卖行业，无法合法地使用其商标，更谈不上有较高的知名度。苏富比拍卖行拥有的第35类其他商标，申请时间晚于被异议商标。关于苏富比拍卖行“驰名商标”的主张，即使在其他案件认定为驰名商标，亦不能及于本案。中国对外资拍卖主体有从业限制，苏富比拍卖行不能在中国从事拍卖行业，无法认定其成为拍卖领域驰名商标。苏富比拍卖行于2008年3月14日（即被异议商标申请日之后）才正式登记中文“苏富比”字号，不能认定其享有在先字号权。四川苏富比公司在国内外持续宣传，使用“苏富比”商标和字号，在国内已经具有了极较高的知名度，已经成为公众识别的标志，并未发生损害苏富比拍卖行或其他同行业主体利益的事件。综上，请求核准被异议商标的注册。
2011年12月31日，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商评字（2011）第36315号《关于第3887284号“苏富比”商标异议复审裁定书》（简称第36315号裁定）。该裁定认为：《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是对公共利益和秩序的维护，不适用于对本案特定民事主体权益的保护。鉴于《民法通则》有关规定已在《商标法》相关条文中有所体现，故本案的焦点问题可归纳为：一、被异议商标与引证商标是否构成使用在相同或类似服务上的近似商标。二、被异议商标的申请注册是否构成《商标法》第三十一条所指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字号权之情形。
被异议商标与引证商标在文字构成、呼叫等方面区别较大。《牛津英美文化辞典》、《牛津当代百科大辞典》，将苏富比拍卖行“SOTHEBY’S”翻译为“索思比拍卖行”，而非“苏富比”。苏富比拍卖行提供的国内报道中也将苏富比拍卖行注解为“索思比”、“索斯比”等。因此，苏富比拍卖行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在被异议商标申请日前，苏富比拍卖行的“SOTHEBY’S”与“苏富比”已经成立唯一对应的关系。且鉴于被异议商标经四川苏富比公司大量使用，已经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与四川苏富比公司之间建立紧密联系。故双方商标即使共存于“拍卖”等类似服务上，亦不会导致相关公众对服务来源产生混淆、误认。被异议商标指定使用的除“拍卖”以外的服务与引证商标指定使用的服务不属于类似服务。故被异议商标的注册未违反《商标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
苏富比拍卖行在英国登记的字号为“SOTHEBY’S”，与被异议商标未构成近似。苏富比拍卖行所称的香港苏富比有限公司登记“苏富比”字号的时间为2008年3月14日，晚于被异议商标申请日，不构成在先权利。且苏富比拍卖行亦未能证明该公司为其香港子公司。苏富比拍卖行所称其在被异议商标申请日前代表处等亦无证据支持，且其经营范围也不包括拍卖等服务。故不能认定在被异议商标前，苏富比拍卖行已在拍卖行业使用“苏富比”字号并具有一定影响。故被异议商标的注册未违反《商标法》第三十一条关于商标注册不得侵犯他人在先权利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简称《文物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苏富比拍卖行不能成为合法的拍卖主体，难以在中国合法、有效的在拍卖服务上使用“SOTHEBY’S”、“苏富比”等商标。在苏富比拍卖行相关宣传、报道中，“SOTHEBY’S”往往被称为“索思比”，多数证据显示的时间在被异议商标申请日后。苏富比拍卖行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商标在被异议商标申请日之前在“拍卖业”服务上具有知名度，且鉴于被异议商标与“SOTHEBY’S”之未构成近似商标，不能认定四川苏富比公司具有复制、摹仿的故意。苏富比拍卖行提交的判决书等与本案没有必然联系。综上，不能认定被异议商标的注册申请违反《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三十一条关于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抢注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的规定。
综上所述，苏富比拍卖行所提异议复审理由不成立。依据《商标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裁定：被异议商标予以核准注册。
原审法院根据苏富比拍卖行在商标异议复审阶段提交的证据，另查明如下事实：
（一）苏富比拍卖行与香港苏富比有限公司的关系
苏富比拍卖行（SOTHEBY’S）于1744年在伦敦成立，是世界上历史悠久的拍卖行，也是目前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性拍卖行之一，主要经营古董、字画等高端艺术品的拍卖。
1974年5月7日，“SOTHEBYPARKEBERNET（HONGKONG）LIMITED”在香港成立。1984年6月6日，“SOTHEBYPARKEBERNET（HONGKONG）LIMITED”经由香港公司注册处登记将其名称更改为“SOTHEBY’SHONGKONGLIMITED”；2008年3月14日，又经由香港公司注册处登记将其名称更改为“香港蘇富比有限公司”、“SOTHEBY’SHONGKONGLIMITED”。
1994年5月17日，香港苏富比有限公司在上海设立代表处，经营范围为“从事工艺品进出口贸易的业务联络”。
苏富比拍卖行与香港苏富比有限公司存在商标、字号的授权使用关系。
（二）苏富比拍卖行及其关联公司对“苏富比”商标的使用情况
1988年6月5日，苏富比拍卖行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主办了“马可·波罗归来”义卖，该义卖作为“1988年国际拯救威尼斯及修复长城活动”的组成部分，其收入用于修复长城和拯救威尼斯。在该义卖的目录上突出使用了“苏富比”和“SOTHEBY’S”文字。1988年5月27日和6月6日的《人民日报》均对此进行了报道，其中5月27日的报道中指出主持拍卖的是“英国苏富比拍卖行”，而6月6日的报道中指出拍卖机构是“世界著名拍卖行──国际苏富比拍卖公司”。
1990年5月29日《人民日报》第7版“国际专页”刊登题为《英国拍卖旧战机》的消息，其中提及“今年3月，英国苏富比拍卖行被顾客围了个水泄不通。”
1995年10月6日至7日，苏富比拍卖行在北京王府饭店举行了大型拍卖品的预展。
1996年10月11日至12日，“苏富比”香港秋季拍卖会上海预展开幕，在开幕酒会上突出使用了“苏富比”标识。
1997年5月25日，香港苏富比有限公司为庆祝香港回归在香港举办了“沪港列车首开纪念品拍卖会”，并在上海举行了预展。
1997年10月22日，香港苏富比有限公司在上海主持1997上海艺术博览会组委会组织的中国书画、油画专场拍卖会，该拍卖会的宣传材料中使用了“SOTHEBY’S”和书法版的“蘇富比”标识。
2000年2月18日《上海商报》“商情专刊”发表《﹤独立宣言﹥打响苏富比旗舰网页头炮》一文，其中提到“有256年历史的著名拍卖行苏富比日前正式推出旗舰拍卖网页，并以一份美国《独立宣言》副本作为头炮，受到有关方面的关注……”。
2000年4月30日出版的《收藏》杂志中刊登《走近苏富比》一文，其中提到“提到拍卖，圈内外人士都知道苏富比拍卖公司……邦德街与头轴最负盛名的商业街──牛津街仅一步之遥，地段价值金贵，苏富比拍卖公司在这条街上的24号……”。
“全球CEO”网站（“http：／／ceoglobal.net”）在一篇标题为《苏富比富可敌国》的文章中提到：“它诞生于伦敦，是全世界历史最悠久的艺术品拍卖商之一……它创造了许多创纪录的艺术品拍卖价格，至今仍无人超越……它是第一家在网络上举办拍卖会的国际级拍卖公司……它就是享誉全世界的知名国际拍卖公司──苏富比……已经262岁的苏富比一直是拍卖业的符号和风向标，对于收藏圈的人来说，不知道苏富比，就好比画画的不知道毕加索一样……”
2002年至2007年，香港苏富比有限公司的拍卖会预展多次在上海、北京展出，关于香港苏富比有限公司以及苏富比拍卖行的有关拍卖信息在中国大陆各种相关媒体均有报道。比如，上海代表处在2003年4月《艺术市场》、2006年9月8日《东方早报》、2006年第9期《文物天地》等报刊、杂志上发布广告，宣传香港苏富比有限公司拍卖、预展活动以及相关拍品。此外，《荣宝斋──中国苏富比》、《香港苏富比二十周年》、《古董拍卖集成》、《古董拍卖年鉴》、《中国拍卖》、《收藏家》、《艺术市场》、《文物天地》、《东方早报》、《中国文物报》等书籍、报刊、杂志和《宋、明、清官窑瓷》DVD封面以及网络媒体，均刊登有大量文章，介绍苏富比拍卖行、香港苏富比有限公司以及其拍卖活动和拍品。
2006年8月22日，苏富比拍卖行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域名争议解决中心（简称域名争议解决中心）投诉，要求对宁波汇亚投资有限公司恶意抢注“苏富比·中国”和“苏富比·公司”域名问题进行裁决。同年12月15日，域名争议解决中心作出（2006）中国贸仲域裁字第0205号裁决书，认为苏富比拍卖行的字号“苏富比”“已在中国具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宁波汇亚投资有限公司的注册行为系恶意抢注，故裁决争议域名转移给苏富比拍卖行。
2007年10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文物局（简称北京市文物局）向香港苏富比有限公司发函，邀请其参加首届“北京·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2007年12月，北京市文物局市场处出具说明，认为“英国苏富比拍卖行为世界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著名拍卖企业……多年来苏富比在中国每年均举行非拍卖性的巡展，与中国大陆收藏界及艺术品收藏方面均有密切关系”。
（三）与四川苏富比公司及其股东相关的事实。
四川苏富比公司于2003年12月5日由李绍宁和周雅玲出资成立，其经营范围为“司法机关强制执行的物品的拍卖；金融机构抵货资产的拍卖；破产企业资产的拍卖；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拍卖；邮电部门、运输部门无主物品的拍卖；无形资产的拍卖；委托人委托的其他动产、不动产的拍卖”。2003年12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公安厅向四川苏富比公司核发《特种行业许可证》；2005年9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商务厅向四川苏富比公司核发《拍卖经营批准证书》。2004年以来，四川苏富比公司从事了石榴独家经销权、手机号码、神五搭载邮票冠名权、神六搭载品《长城ＸＸ图》以及普通书画作品、房地产等拍卖活动。
2002年11月20日，李绍宁和周雅玲共同出资1万港元，在香港成立香港索斯比集团有限公司，2004年11月22日，该公司更名为中国苏富比出版集团有限公司（CHINASOFTBILLPUBLICATIONGROUPLIMITED）；
2002年12月18日，李绍宁和周雅玲共同出资1万港元，在香港成立香港佳士得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04年12月1日，该公司更名为香港苏富比金融投资有限公司（HKSOFTBILLFINANCIALINVESTMENTLIMITED）；
2003年10月3日，李绍宁和周雅玲共同出资1万港元，在香港成立香港苏富比国际拍卖有限公司（H.K.SOFTBILLINTERNATIONALAUCTIONLIMITED），中国苏富比拍卖集团是香港苏富比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分支机构。
2007年5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简称香港高等法院）在苏富比拍卖行（原告人）诉香港苏富比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第一被告人）、香港苏富比金融投资有限公司（第二被告人）、中国苏富比出版集团有限公司（第三被告人）一案中，作出2007年第685号判决，主要内容是：“各被告人被永久禁止，无论藉其本身、其董事、职工、雇员、代理人或任何人士，或以任何方式，利用名称‘蘇富比’或其他附有‘蘇富比’或任何与前述名称混淆性地及误导性地近似之名字影射或企图影射或致使、促使协助或令他人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影射非原告人之业务或生意为原告人之业务及或生意。各被告人被永久强止，无论藉其本身、其董事、职工、雇员、代理人或任何有关人士，或以任何其他方式，侵犯原告人的香港注册商标‘蘇富比’。各被告人须于本判决日期7天内至使或促使更改其于香港公司注册处登记的名称以遵守以上强制令。”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商标评审规则》第二十八条规定，商标评审委员会审理不服商标局异议裁定的复审案件，应当针对当事人复审申请和答辩的事实、理由及请求进行评审。在商标评审阶段，商标评审委员会仅需对当事人提交的事实、理由及请求进行审理即可，并不需要在裁定中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意见予以表述并罗列。本案中，商标评审委员会已全部审理了苏富比拍卖行提出的争议理由及相关事实，并不存在程序违法情形。因公开庭审并非商标评审案件的法定程序要求，故商标评审委员会对苏富比拍卖行提出的公开审理的要求未予支持，亦未构成程序违法。
苏富比拍卖行于1988年即开始在北京主办的义卖活动中突出使用了“苏富比”和“SOTHEBY’S”文字。虽然苏富比拍卖行是英国企业，但其在中国大陆有关其拍卖或拍卖信息的相关报道中多被简称为“苏富比”。苏富比拍卖行自1995年向商标局申请注册商标时就使用“苏富比”作为其企业名称的字号。苏富比香港有限公司及其上海代表处经苏富比拍卖行授权在中国大陆和香港使用商标和字号“苏富比”和“SOTHEBY’S”，且苏富比香港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自1994年成立后，在中国大陆多次举办预展、发布广告、向相关公众散发拍品目录等活动，均使用了“苏富比”或“蘇富比”文字。上述行为也属于苏富比拍卖行对“苏富比”商标的使用。苏富比拍卖行自1988年以来在中国大陆多次举行的艺术品义卖、慈善性拍卖、预展、广告宣传等活动，已经使中国大陆相关公众了解其在拍卖市场中的地位。北京市文物局市场处亦出具说明认为：“英国苏富比拍卖行为世界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著名拍卖企业……多年来苏富比在中国每年均举行非拍卖性的巡展，与中国大陆收藏界及艺术品收藏方面均有密切关系”。2006年和2007年域名争议解决中心和香港高等法院分别作出裁定和判决保护苏富比拍卖行的企业字号和商标，域名争议解决中心的裁定更进一步指出，“苏富比”在中国有一定的知名度。综合以上事实，“苏富比”已构成苏富比拍卖行的未注册驰名商标。
中国相关法律虽对外国拍卖公司在中国境内进行的拍卖活动有所限制，但其仅限制文物拍卖活动，并未禁止外国拍卖公司从事其他商品的拍卖活动，而由查明事实可知，苏富比拍卖行及其关联公司使用“苏富比”商标并未进行文物拍卖活动，其并未违反中国拍卖法、文物保护法的禁止性规定，据此，其因使用“苏富比”而形成的知名度当然受到法律保护。此外，“索斯比”、“索思比”和“苏富比”均是“SOTHEBY’S”的音译。部分国内媒体在报道苏富比拍卖行及其相关拍卖活动或者拍品时，使用了“索斯比”或者“索思比”的称谓，只能证明部分国内媒体将“SOTHEBY’S”译为“索斯比”或者“索思比”，并不能因此得出苏富比拍卖行没有将“苏富比”作为商标持续实际使用的结论。
综上，“苏富比”已构成苏富比拍卖行在拍卖服务上使用的未注册商标，第36315号裁定关于其未构成驰名商标的认定有误，依法应予纠正。
鉴于被异议商标“苏富比”与苏富比拍卖行的未注册商标“苏富比”为基本相同的商标，故判断被异议商标是否违反《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关键在于被异议商标指定使用的服务是否与苏富比拍卖行的“苏富比”商标使用的“拍卖”服务构成同一种或类似服务，并容易导致混淆。
被异议商标指定使用的“拍卖”服务，与苏富比拍卖行的“苏富比”商标所实际使用的“拍卖”服务构成相同服务。在被异议商标与苏富比拍卖行“苏富比”商标基本相同的情况下，被异议商标的使用在“拍卖”服务上易使相关公众产生混淆误认，据此，被异议商标在“拍卖”服务上的注册违反了《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被异议商标指定使用的“广告传播、电视商业广告、广告代理、广告策划、公共关系、组织商业广告性的贸易交易会、饭店商业管理、投标标价、拍卖、艺术家演出的商业管理”服务，其在服务的内容及性质等方面与“拍卖”服务虽有所差别，但考虑到上述服务具有一定的关联程度，并结合考虑苏富比拍卖行“苏富比”商标的知名度、被异议商标与该商标的近似程度以及四川苏富比公司的主观恶意，应当认定被异议商标如使用在上述服务上易使相关公众误认为该服务由苏富比拍卖行提供，故上述服务与“拍卖”服务构成类似服务，被异议商标在上述服务上的注册违反了《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综上，第36315号裁定关于被异议商标的申请注册未违反《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认定有误，依法应予纠正。
鉴于“苏富比”已被认定为苏富比拍卖行在先使用的未注册驰名商标，故其当然亦属于苏富比拍卖行在“拍卖”服务上在先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同时，虽然苏富比拍卖行是英国企业，但其在中国大陆有关其拍卖或拍卖信息的相关报道中多被简称为“苏富比”，故依据现有证据可以认定“苏富比”系苏富比拍卖行的字号。在苏富比拍卖行所使用的商标与其字号一致的情况下，“苏富比”商标经使用所带来的知名度当然同时及于苏富比拍卖行的“苏富比”字号，故苏富比拍卖行在“拍卖”服务上对“苏富比”享有在先的字号权益。在此情况下，鉴于《商标法》第三十一条仅能禁止他人在同一种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注册商标，这一要件与《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一款并无区别，故基于与《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相同的理由，应当认定被异议商标在全部指定使用服务上的注册均违反了《商标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商标评审委员会关于被异议商标的申请注册未违反《商标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认定有误，依法应予纠正。
苏富比拍卖行在实际拍卖服务中多将其未注册的“苏富比”商标与已注册的引证商标同时使用，考虑到“苏富比”商标所具有的很高知名度，应认定这一实际使用行为足以使相关公众在其心目中形成“苏富比”商标与“SOTHEBY’S”的对应关系，在此情况下，被异议商标的申请注册易使相关公众产生与引证商标的混淆误认，故被异议商标与引证商标构成近似商标。依据前述对《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一款及第三十一条评述相同的理由，应认定被异议商标指定使用的全部服务与引证商标核定使用的“拍卖”服务构成同一种或类似服务。被异议商标在全部服务上的申请注册违反了《商标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商标评审委员会关于被异议商标的申请注册未违反《商标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认定有误，依法应予纠正。
《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系基于对公共利益及公共秩序的维护，而非对私权的保护，故作为该规定兜底条款的第（八）项亦只有在涉及到损害公共利益及公共秩序的情形时才予以适用。因苏富比拍卖行并无证据证明被异议商标的申请注册存在损害公共利益及公共秩序的情形，故对苏富比拍卖行关于被异议商标的申请注册违反了《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八）项的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一、撤销第36315号裁定；二、商标评审委员会重新作出裁定。
商标评审委员会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维持第36315号裁定。其主要理由为：一、苏富比拍卖行在诉讼中提交的证据并非第36315号裁定作出的依据，亦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二条所指的“新的证据”，原审判决基于诉讼期间提交的证据撤销第36315号裁定，有违法律规定。二、苏富比拍卖行在商标评审程序中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商标已达驰名程度。部分国内媒体将“SOTHEBY’S”译为“索斯比”或者“索思比”，确实不能得出苏富比拍卖行没有将“苏富比”作为商标持续使用的结论，但更不能得出相关公众已将“SOTHEBY’S”对应为“苏富比”的结论。在苏富比拍卖行提交的《牛津英美文化辞典》、《牛津当代百科大辞典》摘页中，“SOTHEBY’S”翻译为“索思比拍卖行”而非“苏富比”。相对于苏富比拍卖行的自认，辞典更能体现出相关公众对词义的普遍认知。若相关公众不会将“SOTHEBY’S”对应为“苏富比”，则苏富比拍卖行与四川苏富比公司商标的共存不会导致相关公众对服务来源产生混淆，被异议商标的注册未构成《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一款所指情形。三、同样基于上述分析，被异议商标与引证商标未构成近似商标，且被异议商标指定使用的除“拍卖”以外的服务与引证商标核定使用的服务不属于类似服务，被异议商标的申请注册未违反《商标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四、苏富比拍卖行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在拍卖行业使用“苏富比”字号并具有一定影响，被异议商标的注册未违反《商标法》第三十一条所指“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之情形。
四川苏富比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维持第36315号裁定。其主要理由为：一、原审法院未严格依照《商标法》第十四条及相关规定，认定“苏富比”构成苏富比拍卖行的未注册驰名商标标准过低，有失司法公正。二、原审法院对苏富比拍卖行商标状况认识模糊，认定被异议商标指定使用的全部服务与引证商标核定使用的服务构成类似服务证据不足，认定被异议商标的申请注册违反《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有误。苏富比拍卖行提交的证据中，出现的“苏富比”绝大部分是作为主体简称，原审法院将其径直视为表明服务来源的标志，明显不符合《商标法》对商标概念的界定。《牛津英美文化辞典》、《牛津当代百科大辞典》收录的“SOTHEBY’S”中文注解均为“索斯比”，充分表明实践中相关公众自然达成的共识。原审法院无端扩大苏富比拍卖行使用的“苏富比”识别效果，将其等同于外形与读音均不同的“索斯比”与“索思比”，实属对公众认可的“SOTHEBY’S”规范音译中文的曲解。通过苏富比拍卖行申请注册的商标信息可知，在被异议商标申请注册日前，苏富比拍卖行从未就文字“苏富比”提出过注册申请，直至2005年苏富比拍卖行才开始申请商标且多数已被驳回。被异议商标指定使用的除“拍卖”以外的其他服务与“拍卖”服务不属于相同或类似服务，原审法院的相关认定缺乏事实依据，原审判决适用《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一款明显属于适用法律不当。三、苏富比拍卖行及其授权主体从未在先登记“苏富比”字号，且“苏富比”并非其外文名称唯一对应中文翻译，根本不构成《商标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在先权利。原审法院认定苏富比拍卖行对“苏富比”享有字号权，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四、苏富比拍卖行及其授权主体均非中国大陆法人主体，根据《文物保护法》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简称《拍卖法》）第十条和《拍卖管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不得在该地域范围内从事任何“拍卖”业务，不可能具备在先使用相关商标的事实基础。原审法院认定苏富比拍卖行将“苏富比”作为“拍卖”服务商标在先使用，明显忽略了其不具备从事拍卖业务法定主体资格，其在该领域在先使用商标的事实必然也不存在。原审判决根据《商标法》第三十一条“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的规定作出判决于法无据。五、被异议商标与引证商标并非对应的中英文互译，原审法院认定二者近似严重背离常规评判标准。在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中，并没有认定“苏富比”与“SOTHEBY’S”同时使用的情况。即使某一商标知名度较高，也不能仅因权利主体组合使用过，就赋予不具有直接关联关系的其他标志同等特殊保护，否则凡是拥有驰名商标的主体名下的全部商标保护范围都将不可估量。被异议商标指定使用的除“拍卖”服务以外的其他服务与引证商标核定使用的服务不构成相同或类似服务，原审法院适用《商标法》第二十八条明显不当。而且，如果原审法院依据《商标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对被异议商标不予核准注册，则苏富比拍卖行申请认定“苏富比”构成驰名商标就不构成本案的事实依据，完全没有必要再依据《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一款加以评判。原审法院在本案中同时适用一般规定和特殊规定进行审理，出现了明显的法条竞合现象。六、原审法院认可未经证实的香港公司的身份明显不当，尤其对在案证据整体事实认定错误，据此作出判决存在诸多疑点。四川苏富比公司对原审判决认定的苏富比拍卖行与香港苏富比有限公司“存在商标、字号的授权使用关系”明确不予认可并表示强烈质疑。苏富比公司自异议申请、异议复审到原审诉讼阶段，均未提交任何直接表明香港苏富比有限公司身份的文件。原审判决援引了大量香港苏富比有限公司及其办事处的证据材料，但香港苏富比有限公司与本案并无关联。
苏富比拍卖行服从原审判决。
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基本清楚，有被异议商标及引证商标的商标档案、商标局第7129号裁定、商标评审委员会第36315号裁定、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补充查明，苏富比拍卖行在商标评审期间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交了45份证据，其中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简称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2月23日分别作出的（2010）民申字第1179号民事裁定书（简称第1179号裁定）和（2010）民申字第1182号民事裁定书（简称第1182号裁定）复印件。
经查，2007年7月17日，苏富比拍卖行因四川苏富比公司侵犯商标权纠纷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两案，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简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予以受理，并于2007年12月19日作出（2007）二中民初字第11593号民事判决（简称第11593号判决）和（2007）二中民初字第11594号民事判决（简称第11594号判决）。第11593号判决的判决内容为：一、四川苏富比公司立即停止其在拍卖和相关宣传活动中使用与苏富比拍卖行涉案“SOTHEBY’S”注册商标和“苏富比”商标相同或相近似的标识；二、四川苏富比公司在《光明日报》上就其侵权行为刊登声明，消除影响；三、四川苏富比公司赔偿苏富比拍卖行因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人民币六万五千元；四、驳回苏富比拍卖行的其他诉讼请求。第11594号判决的判决内容为：一、四川苏富比公司停止涉案不正当竞争行为，即在从事拍卖服务的经营活动中，停止使用涉案含有“苏富比”字样的企业名称，删除网址为“http：／／www.hkssb.com”的网站、四川苏富比公司印制散发的宣传材料、名片上的与苏富比拍卖行有关的虚假宣传内容；二、四川苏富比公司在《光明日报》上就涉案不正当竞争行为刊登声明，以消除影响；三、四川苏富比公司赔偿苏富比拍卖行因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人民币四万五千元；四、驳回苏富比拍卖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川苏富比公司不服第11593号判决和第11594号判决提起上诉，本院经审理，于2008年8月7日分别作出（2008）高民终字第322号民事判决（简称第322号判决）和（2008）高民终字第324号民事判决（简称第324号判决），分别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针对第322号判决和第324号判决，四川苏富比公司于2010年7月30日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作出第1182号裁定和第1179号裁定，分别驳回四川苏富比公司的再审申请。
在第1182号裁定和第1179号裁定中，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了以下事实：
1984年6月6日，“SOTHEBYPARKEBERNET（HONGKONG）LIMITED”经由香港公司注册处登记将其名称更改为“SOTHEBY’SHONGKONGLIMITED”；2008年3月14日，又经由香港公司注册处登记将其名称更改为“香港蘇富比有限公司”、“SOTHEBY’SHONGKONGLIMITED”。苏富比香港有限公司、香港苏富比有限公司均指该公司。
SOTHEBY’SHONGKONGLIMITED于1994年5月17日在上海设立香港苏富比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登记申请表中派驻机构名称中使用了“苏富比香港有限公司”，登记证上显示派出企业名称为“苏富比有限公司”。
苏富比拍卖行出具证明称：苏富比香港有限公司（香港苏富比）是美国苏富比的子公司，与苏富比拍卖行是关联公司，二者同属美国苏富比，苏富比拍卖行授权香港苏富比在中国大陆和香港使用商标和字号“苏富比”、“SOTHEBY’S”。
香港苏富比有限公司（SOTHEBY’SHONGKONGLIMITED）出具声明称：香港苏富比有限公司原名SOTHEBYPARKEBERNET（HONGKONG）LIMITED，由英国苏富比拍卖行成立，后更名为香港苏富比有限公司（SOTHEBY’SHONGKONGLIMITED）。自成立开始，香港苏富比有限公司就负责苏富比集团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业务。从1985年至1997年，经多次内部股权重组后，香港苏富比有限公司成为美国苏富比拍卖行的一家子公司，也因此成为英国苏富比拍卖行的关联公司。香港苏富比有限公司一直在英国苏富比拍卖行的控制和管理之下从事商业活动，并经英国苏富比拍卖行的授权使用“苏富比（SOTHEBY’S）”商标和字号。这种控制和管理没有因内部股权的变动而终止或改变。
最高人民法院在第1182号裁定和第1179号裁定中认为，“索斯比”、“索思比”和“苏富比”均是“SOTHEBY’S”的音译。一个英文名称有若干个中文音译实属正常。部分国内媒体在报道苏富比拍卖行及其相关拍卖活动或者拍品时，使用了“索斯比”或者“索思比”的称谓，只能证明部分国内媒体将“SOTHEBY’S”译为“索斯比”或者“索思比”，并不能因此得出“苏富比”不是苏富比拍卖行的字号的结论。四川苏富比公司关于原审判决认定中文“苏富比”是苏富比拍卖行的字号错误的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
本案原审诉讼期间，苏富比拍卖行补充提交了12份证据：1、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7）二中民初字第11593号、第11594号案件卷宗材料；2、四川苏富比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绍宁辱骂苏富比拍卖行代理人的录音光盘；3、与“苏富比”商标相关的异议裁定；4、部分媒体对苏富比拍卖行及其“苏富比”商标的报道；5、苏富比拍卖行在部分媒体上刊登的声明或者广告；6、1999年苏富比拍卖行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海关等单位的信函；7、北京市文物局首届北京-
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邀请函；8、北京市文物局关于苏富比拍卖行有关情况的说明；9、中国商报社提供的刊登证明；10、苏富比（香港）公司的合作伙伴出具的证明；11、香港苏富比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12、四川苏富比公司的香港关联公司在香港的注册登记的现状信息摘录。
本案二审期间，苏富比拍卖行为证明苏富比拍卖行是世界著名的拍卖企业，“SOTHEBY’S”和“苏富比”是其主要商标，经过多年的使用和宣传，这两个商标在中国树立了良好的声誉，获得了极高的知名度，补充提交了下列证据的复印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图书馆2012年9月11日出具的编号为2012-NLC-GCZM-483和2012-NLC-
GCZM-485的《文献复制证明》及其附件；
2、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东方公证处2012年9月13日出具的（2012）京东方内民证字第5783号公证书，公证内容为苏富比拍卖行的委托代理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图书馆查阅相关报刊并对相关页面扫描、打印的全过程。
四川苏富比公司在二审期间，补充提交了商标局作出的（2012）商标异字第06196号《“索斯比”商标异议裁定书》、（2012）商标异字第11149号《“索斯比”商标异议裁定书》、（2012）商标异字第11153号《“索斯比”商标异议裁定书》、（2013）商标异字第23108号《“索思比”商标异议裁定书》的复印件，用以证明“SOTHEBY’S”与“索斯比”和“索思比”已形成对应关系。
另查：2010年2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简称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四川苏富比拍卖有限公司”的企业名称变更为“四川苏富比拍卖行有限公司”；2010年2月23日，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决定准予“四川苏富比拍卖行有限公司”变更登记。2011年12月20日，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四川苏富比拍卖行有限公司”的企业名称变更为“四川苏富比拍卖有限公司”；2012年5月9日，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决定准予“四川苏富比拍卖有限公司”变更登记。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相关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原告或者第三人提出其在行政程序中没有提出的反驳理由或者证据的，经人民法院准许，被告可以在第一审程序中补充相应的证据。”第五十九条规定：“被告在行政程序中依照法定程序中要求原告提供证据，原告依法应当提供而拒不提供，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新证据，人民法院一般不予采纳。”由此可见，法律并不禁止行政相对人在诉讼过程中提交证据。人民法院对于新证据不予采纳的限定条件是其应当提供而拒不提供，且不提供的后果是一般不予采纳，而非一概不予采纳。苏富比拍卖行在商标评审阶段为支持其相关主张，提交了45份证据，其中包括第1179号裁定和第1182号裁定的复印件。但商标评审委员会对上述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所认定的事实未予认定，在此情形下，苏富比拍卖行补充提交了包括相关案件一审卷宗的全部材料在内的12份证据，作为对其在商标评审阶段提交的证据的补强，原审法院采纳上述证据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商标评审委员会的相关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商标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申请注册的商标，凡不符合本法有关规定或者同他人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已经注册的或者初步审定的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由商标局驳回申请，不予公告。”审查判断相关服务是否类似，应当考虑相关服务的功能、用途、生产部门、销售渠道、消费群体等是否相同或者具有较大的关联性，是否容易使相关公众认为相关服务是同一主体提供的，或者其提供者之间存在特定联系。认定商标','2018-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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