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丰民初字第01593号
原告金×，女，1953年4月25日出生。
原告杜×1，1981年4月23日出生，北京瑞普北光电子有限公司。
原告兼原告金×、杜×1的委托代理人杜×2，男，1952年11月24日出生。
被告杜×3，男，1947年11月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蔡伏贵（系杜×3之妻），1953年2月20日出生。
被告杜×4，男，1981年5月17日出生。
原告金×、杜×1、杜×2与被告杜×3、杜×4析产继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兼原告金×、杜×1的委托代理人杜×2，被告杜×3及其委托代理人蔡伏贵、杜×4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金×、杜×1、杜×2诉称：2002年珠江骏景占地拆迁，其中一处住房是文革时期落实政策给杜天池和杜×2的安置房，杜天池以承租人的身份签订合同并领取拆迁款二十五万一千三百一十一元。该拆迁款由公租房、自建房、煤炭二厂补助费和其他部分组成，其中自建房为杜×2自建，并有金×的独立户口，另外煤炭二厂给的四万元补助款在协议中明确说明是杜天池、金×、杜×1三人所有。领款人杜天池和杜×3称拆迁合同是杜天池签的，领款人是杜天池，所有拆迁款为杜天池的，甚至剥夺了金×和杜×1二人的知情权。签订合同前，因杜×3夫妻称十五万元就能买房，于是杜天池放弃房屋转要拆迁款，但是一直未能买房，杜天池只好定居在被告家中，委托杜×2将拆迁款存入民生银行的保险箱中，并当众宣布除非老人患有重大疾病，不许任何人动用，如未用或有结余，身后由两个儿子继承。2014年5月杜天池病故，杜×2向政府部门和司法部门咨询，得知拆迁补偿款不归承租人独有，所有安置人均有份。杜天池去世后，没有留下遗嘱，因此拆迁款中属于杜天池的部分应由杜×2和杜×3共同继承，利息按比例分割。综上，要求被告返还金×自建房拆迁款六万六千元，煤炭二厂补助费一万三千三百三十元，公租房拆迁补偿款二万八千五百四十元，返还杜×1煤炭二厂补助款一万三千三百三十元，返还杜×2自建房材料费一万元，给付杜×2依法应继承款四万五千一百三十元，存款利息的百分之七十。
被告杜×3、杜×4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杜天池被拆迁房屋中的自建房为杜天池、杜×3及妻子蔡伏贵共同建造的。2002年拆迁时，杜×3的妻子因身体问题无法参与拆迁工作，杜天池当时头脑清醒，身体健康，没有任何精神方面的疾病，自行办理的拆迁手续。拆迁后，杜天池没有住房，搬来与杜×3一家同住，直至2014年去世共12年。拆迁据此发生已经过了13年之久，现在原告提起诉讼早已超过诉讼时效的规定。杜天池2014年5月27日病故，5月31日火化，2015年1月10日购买墓地，3月7日入土为安，期间所有事宜均由被告方处理，原告在老人去世的“头七”提出索要拆迁款，“三七”前后接到居委会的电话，“五七”前后接到派出所调解室打来的电话，被告未从丧失亲人的悲痛中恢复过来，原告就以各种方式索要拆迁款，并且原告在老人生前不抚养，死后不安葬，未尽到任何责任，没有权利分割老人的财产。
经审理查明：被继承人杜天池，生育二子，即杜×2、杜×3。杜天池与案外人刁大中曾系夫妻关系，二人于1952年9月离婚，离婚后杜天池未再婚。杜天池于2014年5月去世，享年93岁。原、被告均称杜天池的父亲杜绍林于文革前去世，母亲徐熙然八十年代去世。杜天池生前未收养过其他子女，亦没有其他丧失劳动能力依靠其生活的人。
2002年，杜天池位于丰台区海户屯95-16的房屋（下称95-**号）拆迁。2002年7月21日，杜天池与北京珠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将95-16号内的正式住宅房屋一间，面积18.8平方米的房屋拆除，给予拆迁补偿款、补助费211311元。2002年8月5日，杜天池与北京市煤炭总公司二厂签订《“珠江骏景”项目被拆迁住房困难户补助协议书》，给付杜天池补助费四万元。原、被告均称上述款项由其二人及杜天池共同领取。此后，杜天池委托杜×2将该笔拆迁款共计25万元存入民生银行的保险箱中。拆迁后，杜天池跟随杜×3一家生活，至其去世。2006年6月28日，杜×2将该笔钱取出交给杜天池，由杜天池本人保管。杜×3称杜天池于2006年将现金21万元交给杜×3，由其掌管，后因其生病，将钱交给其妻蔡伏贵掌管，直至2010年杜天池去世，该笔钱尚余16万元。截至杜天池去世前，其每月退休金2000元左右。自杜天池2004年至其2014年去世期间，其因病入院就医自费项目花费共计64691.17元。杜天池去世后，由杜×3操办杜天池的安葬一事，期间花费救护车费用90元，太平间服务费共计2070元，骨灰盒、包布、车、木棉等费用共计4000元，接尸车运输费280元，抬灵600元，火化相关费用共计1855元，墓穴租赁费、管理费共计5033元，购买墓地各项费用共计74634元，碑文、刻字共计1787元，上述费用均由杜×4支付，并开具发票或收据。杜×3称另有打车、请客吃饭、棺椁、护工等费用共计2万元，没有相关的票据。杜×2认可确实因杜天池葬礼请亲友在开阳楼吃了两桌，杜天池住院期间请了护工，每天八十元，请了十一天，后来每天四十元，请了十多天，加起来不到一个月，这些钱是蔡伏贵支付的，但寿衣是杜天池生前自己买的。
以上事实，有单位证明、医保消费记录明细、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困难户补助协议、保险柜办理、退租手续、丧葬各项费用发票、收据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原告杜×2与金×系夫妻关系，与杜×1系父女关系，被告杜×3与杜×4系父子关系，杜×2、杜×3系同胞兄弟关系。杜天池离婚后未再婚，其父母均先与其去世，故其继承人仅为其二子，即本案的原、被告。
杜天池拆迁时，取得货币补偿及困难补助共计25万元，拆迁补偿协议中虽列有金×、杜×4的名字，但拆迁款系杜×2、杜×3及杜天池三人共同领取，各方当时均确认了拆迁款的金额和协议内容，此后杜×2还代杜天池存放了上述拆迁款，杜×2与金×系夫妻关系，现杜×2称拆迁时隐瞒金×拆迁情况，有违常理，各方在明知杜天池拆迁款具体情况后，对以杜天池名义存放该款均未提出任何异议，故本院认为，即使当时拆迁款中确有其他人的权利，但其他权利人放弃了自己权利，均同意归杜天池所有和支配，且杜×2和杜×3均称自己在拆迁地建有自建房，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拆迁协议及补助协议中亦未涉及有关自建房的任何补助款项，故金×、杜×1、杜×4对拆迁款均无任何权利，该25万元为杜天池的个人财产。
关于杜天池遗产金额的确定，因2006年杜×2将拆迁款全额取出，交由杜天池个人保管，此后该款项未在存入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对于具体金额，现无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只能依据杜天池的花费及收入综合判定。截至2014年杜天池去世，其每月的收入2000元左右，自2006年拆迁款取出至其去世共9年时间，期间杜天池自费医疗将近6.5万元，因此虽然2006年之后杜天池将拆迁款交由杜×3保管，但仍应由部分支出，杜×3称其去世前尚余16万元，并不高出正常的消费范畴，杜×2表示杜天池还有其他收入或金钱，但均未向法庭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可以确认，在杜天池去世时尚余16万元。该笔款项扣除杜天池丧葬的必要费用，应作为遗产予以分割。根据杜×3提供的收据、发票及双方的陈述，可以确认杜天池去世后的丧葬费用均由杜×3一家从杜天池的财产中予以支付。各项费用加起来共计90349元。另据杜×3称，尚有一些费用没有相关票据，包括护工、请客吃饭、打车、棺椁等费用，共计两万元，杜×2除对棺椁提出异议外，其他花费项目均确认，本院酌定其他费用15000元。扣除上述费用，尚余54651元。杜天池在世时，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内一直随同杜×3一家生活，杜×3对其尽到了主要的赡养义务，并主要负责了杜天池的生养死葬，故杜×3应享有更多的继承份额。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杜天池去世后的财产归被告杜×3所有。
二、被告杜×3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杜×2应继承的遗产份额共计一万五千元。
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五千零五十元，由原告杜×2负担三千零五十元（已交纳），由被告杜×3负担两千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李 异
人民陪审员 盛洪芳
人民陪审员 白璆琳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尹 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