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19民终724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吴道卫，男，汉族，1971年2月10日出生，住浙江省平阳县，
委托代理人：张建军，广东文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晓林，广东文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新泰粮食有限公司。住所地为广东省东莞市樟木头镇樟罗铁路货场**号。
法定代表人：黄启东。
委托代理人：胡胜岳，广东正大方略律师事务律师。
原审第三人：温州晨光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为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萧江镇104国道线。
法定代表人：王岳言。
上诉人吴道卫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新泰粮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泰公司）、原审第三人温州晨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光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6）粤1973民初43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吴道卫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新泰公司支付吴道卫货款605561.65元及利息（以605561.65元为本金自2014年6月1日开始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新泰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认定事实不清，没有对新泰公司拖欠吴道卫货款的实际金额、新泰公司是否多支付了货款以及新泰公司主张的2013年9月24日至2013年11月19日三笔付款是否应当在未付货款中抵扣的问题查清楚，以致出现错误判决。1.关于新泰公司欠款金额的问题。新泰公司拖欠吴道卫货款605561.65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首先，有新泰公司确认的三份货款明细清单，虽说在第二份清单中新泰公司有注明待核实的三项交易金额为7750元、7580元、8680元，共计24010元，但在后来吴道卫向新泰公司催款的过程中双方对此已经核实过，新泰公司从来对此未提出过任何的异议，应当予以认定。其次，关于2014年8月5日的8645元的货款，在货物托运单有7件货物的反映，而且在吴道卫与新泰公司的原采购部经理冼大智的短信记录里也明确有提到这笔货款。所以，对于这四笔款项吴道卫的证据是充分的，应当认定。2.关于双方2014年4月18日之后的交易中新泰公司是否存在多支付货款67300元的问题。原审认定新泰公司多支付货款67300元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正是因为新泰公司长期拖欠吴道卫货款，在后来的交易中吴道卫要求新泰公司对后面的交易要及时付款才继续交易。而且每次货物托运出去后，吴道卫都及时向新泰公司催款，从吴道卫提供的与新泰公司的采购经理冼大智的短信记录中可以清晰看出，每一次的交易金额，包括付款都能够完整地体现出来，新泰公司在2014年4月18日之后支付的货款金额为519732元，双方的实际交易金额也是519732.75元，每一笔交易都是对应的，根本不存在多支付货款的问题。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本身新泰公司就一直拖欠吴道卫的货款，怎么可能还存在有多支付货款的问题。至于吴道卫在原审中确认2015年8月2日的货款金额为14500元也只是为了计算的方便，而且因为8月2日的货款没有支付，吴道卫并没有计入到后面交易的总金额里去的。原审法院以此来认定新泰公司多支付货款67300元显然没有依据，完全忽视吴道卫与新泰公司的短信记录。3.关于新泰公司2013年9月24日至2013年11月19日所支付的三笔货款是否应当扣减问题。⑴吴道卫与新泰公司的交易付款几乎都是转账付款，在2013年9月24日、10月23日、11月19日，新泰公司分三次向吴道卫分别转账付款70344元、101241元、101050元，共计付款272635元，这三笔款项均是支付的以前（2013年7月份）的货款，与新泰公司确认的三张明细清单中的款项没有关系。⑵三张明细清单的结算时间是2014年5月31日，是在该三笔付款之后的，而且明细清单上明确注明的是已到期未付的货款，此前的付款怎么可能在之后的结算中进行抵扣。⑶从明细清单一第一行“2013.8.20日10千克好唯乐百搭米袋15180*1.55=23529—20=23509元—23509元=0元”可以看出双方结算的货款是结算到2013年8月20日的货款的，这笔货款新泰公司的付款时间是2013年12月23日，而上述三笔款项的付款时间显然是在这笔款项之前的，是付之前的款项，所以这三笔款项跟所欠的货款没有任何关系的，根本不存在抵扣的问题。⑷吴道卫与新泰公司自2009年左右就开始交易，而且新泰公司以前也曾有将双方交易的采购入库单通过邮件发送过给吴道卫，吴道卫也有相关的邮件及银行转账记录，只是吴道卫认为所提交的证据完全能够清晰地反映出新泰公司欠款的事实，而且本身付款在前，结算在后，结算时就已经明确是当时所欠的金额，跟以前的付款所付的之前的款是没有关系的。4.原审中新泰公司提交了对其自身极其不利的一份证据，即2015年4月9日吴道卫到新泰公司出催款，新泰公司自己制作的付款单确认此前还欠吴道卫货款628757.85元的这一客观事实，新泰公司让吴道卫在付款单下面签名确认是收现金，同时在该付款单下面由吴道卫写了一份收款收据。但新泰公司在提供该证据的时候故意将上面付款单部分进行隐匿，在原审核对原件时，吴道卫多次提醒原审法院要对该证据作完整复印并存档。因为该证据是新泰公司自己财务制作并存档，里面所反映的拖欠吴道卫的货款金额与吴道卫提供的欠款金额基本上是一致的，这足以说明新泰公司没有如实地向法院陈述案件的客观事实。
新泰公司辩称：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一审中，新泰公司表示并未核实案涉三笔款项，不存在双方核实后没有异议的情况。吴道卫一审提交的证据材料货款明细清单二落款书写部分已经明确写明该三笔款项存在争议，尚未核实。2.新泰公司多付6万多元的事实，是经过一审法院核实比对计算出来，该货款应当抵扣本案的货款。3.吴道卫在提到关于新泰公司支付的三笔货款是否扣减问题，本案一审立案时间2016年3月份，应诉时间是2016年4月份，当时已经提交了支付相应货款的清单，双方都清楚支付了货款。吴道卫向一审法院提出该三笔款项不应当在本案中扣减，但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证明。吴道卫一审庭审中承认其作为晨光公司的业务经理与新泰公司进行业务往来的，吴道卫一审中提交的部分采购订单中明确写明生产商是晨光公司，订单时间是2013年9-12月份，说明2013年12月份前吴道卫是代表晨光公司与新泰公司进行业务往来的。因此，吴道卫没有及时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其陈述的事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请求维持。
晨光公司未予陈述意见。
吴道卫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新泰公司向吴道卫支付货款642975.50元及延期付款利息（以642975.50元为本金，从2014年6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2.新泰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吴道卫庭审时陈述其诉请的货款金额由以下几部分组成：货款明细清单一上记载的101090.50元、货款明细清单二上记载的337103元、货款明细清单三上记载的144223.65元、2014年8月5日送货的8645元、2015年8月2日送货的14500元，其庭审时明确的金额为101090.50元+337103元+144223.65元+8645元+14500元=605562.15元。
针对吴道卫诉请的上述各部分货款组成，吴道卫分别提交了以下证据予以证明：首先是三份货款明细清单，其上记载了送货的时间、货品、单价、数量、金额、已到期未付货款合计等内容，清单下方注明需方为新泰公司、供方为吴道卫，三份货款明细清单记载的核对日期均为2014年5月26日，并加盖了新泰公司的业务专用章。其中货款明细清单一记载的送货期间从2013年8月20日至2013年11月14日，送货金额共计385027.50元，减去新泰公司已经支付的23509元、20元、60388元、200000元、20元，已到期未付货款合计为101090.50元，清单上有冼大智的签名，手写时间为2014年5月31日，新泰公司庭审时对清单上记载的101090.50元无异议。货款明细清单二记载的送货期间为2014年1月6日至2014年1月20日，送货金额共计337103元，冼大智注明有两项送货待核实，新泰公司庭审时陈述需要待核实的项目所涉金额为7750元+7580元+8680元，应当从337103元中扣除。清单三记载的送货期间为2014年2月25日至2014年4月25日，金额共计144223.65元，新泰公司庭审时陈述对144223.65元没有异议。其次，吴道卫提交了一份货物托运合同，其上载明件数25+7件，对应2014年8月5日的送货单上却没有记载这加的7件货物，吴道卫主张这加的7件货物货款为8645元，为新泰公司未付货款。新泰公司庭审时对这8645元不予确认，新泰公司主张没有相应的采购订单、购销合同及对应的送货单证明这8645元交易实际发生。最后，吴道卫提交了一份证明，吴道卫主张该证明上载明2015年8月2日交付的货物款项为35513.50元，庭审时核实金额为14500元，收货公司签字人为薛颖志。新泰公司庭审时对这14500元的款项予以确认。综上，新泰公司庭审时认可的吴道卫已送货金额为101090.50元+337103元-（7750元+7580元+8680元）+144223.65元+14500元=581552.15元。
新泰公司庭审时主张其在2013年9月24日支付70324元+手续费19.72元，在2013年10月23日支付101221元+手续费20.20元，在2013年11月19日支付101050元+手续费8.70元，三笔付款共计272643.62元，未在货款明细清单一、二、三签订时从未付货款金额中扣减。吴道卫确认新泰公司前述三笔付款金额及时间，但主张与案涉交易无关，吴道卫主张前述三笔付款是支付2013年8月20日之前交易的款项，双方在2014年5月31日结算的三份清单是2013年8月20日-2014年4月25日期间的交易。对于2013年8月20日之前的交易，吴道卫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
另，新泰公司主张在2014年4月18日-2015年6月18日期间向吴道卫付款519732元，吴道卫庭审时确认新泰公司付款的期间和金额，但主张前述已付款项519732元与案涉交易期间无关，系支付2014年4月18日-2015年6月18日期间双方交易的款项，并主张在2014年4月18日-2015年6月18日期间双方交易的金额共计519732元。对于2014年4月18日-2015年6月18日期间的交易，吴道卫提交了2014年7月4日的产品购销合同以及2014年5月-2015年2月期间的11份货物托运合同、9份送货单。吴道卫庭审时称其与新泰公司口头约定单价，每次送货后通过短信确认货款金额，但其自身对于货物托运合同及送货单上签收人员的名字无法辨认。从吴道卫列明的货款清单可见：2014年4月18日交易金额为6512元、2014年7月3日交易金额为7976元、2014年7月23日交易金额为54048.75元、2014年8月5日交易金额为20536元、2014年8月25日交易金额为40012元、2014年9月15日交易金额为27566元、2014年9月23日交易金额为57543元、2014年9月27日交易金额为45899元、2014年10月3日交易金额为40479元、2014年11月8日交易金额为57429元、2014年12月16日交易金额为31428元、2015年1月7日交易金额为32104元、2015年2月5日交易金额为16400元，总计437932.75元，吴道卫主张以上交易新泰公司均已付款，另外2014年8月5日交易金额8645元及2015年8月2日交易金额35513.50元为未付款在本案中一并起诉。
新泰公司提交了一份对账差异表，对账差异表记载了“吴道卫提供数据”，对于与实际送货不一致的情况，新泰公司注明了实际收货的金额，在2014年4月25日那一行的内容之后出现了一列小计，备注栏注明差异196344.55，从2014年4月18日那一列往后的内容分别是吴道卫主张的未出现在三张货款明细清单上的交易金额及新泰公司主张的付款金额，金额基本一致。按照新泰公司提交的表上列明的从2014年4月18日那一行到2015年8月2日那一行，“吴道卫提供数据”一栏共计473446.25元（即吴道卫主张双方在2014年4月18日之后发生且新泰公司已经付款的各项交易金额相加共计437932.75元+吴道卫主张的2015年8月2日的交易金额35513.50元），“我公司实际付款”一栏共计519732元，但是2015年8月2日那一行，“吴道卫提供数据”为35513.50元，而新泰公司在同一行注明“实际收货16000元，退货19513.50元”，按新泰公司备注的“实际收货16000元”与其他“吴道卫提供数据”（即吴道卫主张双方在2014年4月18日之后发生且新泰公司已经付款的各项交易金额相加共计437932.75元）相加，合计453932.75元，“我公司实际付款”一栏共计519732元-453932元=65800元，新泰公司在此表的最后一栏备注“我司多付65300元”，表外标注“应付余额196344.55元-65300元=131044.55元”。新泰公司在2016年10月11日的庭审笔录中确认欠吴道卫货款11-12万元。新泰公司在2016年10月11日的庭审时先是陈述为表上记载的“吴道卫提供数据”是指送货的金额，后来又陈述为“只是用来对照，不是承认送货”。
新泰公司申请一审法院追加晨光公司调查吴道卫的身份情况，晨光公司以书面陈述方式明确吴道卫不是晨光公司的员工；新泰公司申请冼大智出庭，但新泰公司庭审时陈述证人不愿出庭；新泰公司申请对产品购销合同上的落款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后当庭撤回该申请。
一审法院认为：虽然新泰公司主张案涉买卖合同相对方为新泰公司与晨光公司，在晨光公司明确否认与新泰公司存在交易并否认吴道卫系代表晨光公司与新泰公司进行交易的情形下，吴道卫持有案涉交易的原始凭证，交易凭证上也注明供方为吴道卫，且新泰公司也曾向吴道卫付款，故吴道卫与新泰公司系案涉买卖合同关系相对方的事实清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吴道卫向新泰公司送货金额如何确定？二、新泰公司已付货款金额如何确定？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首先，吴道卫提交的三份货款明细清单对于2013年8月20日至2014年4月25日的交易详细列明了明细，冼大智作为新泰公司的代表对每份明细上的交易作出了核对，并对有问题的几项注明“待核实”，并加盖了新泰公司的业务专用章，新泰公司提出应当扣减冼大智注明的“待核实”的三项交易，金额为7750元+7580元+8680元，共计24010元，吴道卫应当提交这三项交易的原始凭证予以证明，但吴道卫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应当证明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三份货款明细清单的金额应当为101090.50元+337103元-（7750元+7580元+8680元）+144223.65元=558407.15元。其次，吴道卫主张2014年8月5日的交易金额为8645元，但新泰公司不予确认，且吴道卫提交的货物托运合同和送货单并未显示出其主张的“加7件”货物已经由新泰公司签收，故对吴道卫主张的8645元货款，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再次，吴道卫主张2015年8月2日的送货金额35513.50元为未付货款，并提交了证明一份，双方庭审时确认该份证明记载的2015年8月2日的送货金额为14500元，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最后，对于吴道卫主张的双方在2014年4月18日之后发生且新泰公司已经付款的各项交易金额相加共计437932.75元，虽然新泰公司对吴道卫提交的原始交易凭证不予确认，但结合新泰公司在庭审时的陈述及对账差异表上新泰公司将吴道卫主张的2014年4月18日之后的交易总数与新泰公司已付货款相减得出“我司多付65300元”的结论，综合以上原因，一审法院确信新泰公司在2014年4月18日之后的付款是针对吴道卫主张的2014年4月18日之后的交易这一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故一审法院采信吴道卫主张。但吴道卫主张的2014年4月18日之后的交易金额和新泰公司已付货款之间存在差异，吴道卫主张的交易金额在新泰公司提交的对账差异表上得到新泰公司认可的金额为453932元，其中包括吴道卫主张的2015年8月2日交易的金额35513.50元，经新泰公司备注实际收货为16000元，因双方在庭审时明确2015年8月2日的交易金额为14500元，故双方在2014年4月18日之后交易的金额应当为453932元-16000元+14500=452432元，新泰公司已付金额为519732元，新泰公司多付金额实际为67300元。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新泰公司主张存在三笔付款共计272643.62元应当扣减，吴道卫确认收到该款项，但主张该款项系支付2013年8月20日之前的交易，针对2013年8月20日至2014年4月25日期间的付款已经在货款明细清单中予以扣减。该272643.62元支付的时间在2013年9月24日至2013年11月19日期间，即案涉交易发生期间，且未在三份货款明细清单上予以扣减。货款明细清单上代表新泰公司签名的冼大智确认的内容为数量、单价无误，虽然加盖了新泰公司的业务专用章，但在新泰公司提交了相反证据证明存在其他付款未予以扣减的情形下，吴道卫应当提交足以反驳的证据。吴道卫主张双方在2013年8月20日之前存在其他的交易但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吴道卫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272643.62作为新泰公司的已付货款应当在新泰公司的未付货款中予以扣减。如前所述，新泰公司在2014年4月18日之后多支付的67300元也应当作为已付货款在新泰公司的未付货款中予以扣减。
综上所述，因吴道卫主张的2015年8月2日的货款（吴道卫起诉时主张为35513.50元，庭审时双方确认为14500元）新泰公司已经付清，吴道卫主张的2015年8月5日的货款证据不足，对于三份货款明细清单上新泰公司代表冼大智提出异议的三项交易吴道卫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应当予以扣减，故新泰公司应付货款金额应当为101090.50元+337103元-（7750元+7580元+8680元）+144223.65元=558407.15元，新泰公司已付的272643.62和新泰公司多付的67300元应当在新泰公司的应付货款中予以扣减，故新泰公司未付货款应当为558407.15元-272643.62-67300=218463.53元，吴道卫起诉要求新泰公司支付的货款金额超过218463.53元的部分，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吴道卫主张利息从2014年6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另，新泰公司要求吴道卫返还铜板，新泰公司可另案起诉要求吴道卫返还。新泰公司要求吴道卫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但税收征收管理不属于一审法院的职权范围，一审法院对此不予审查。
据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一、限新泰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吴道卫支付货款218463.53元及利息（以218463.53元为本金从2014年6月1日开始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吴道卫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0954元，由吴道卫负担7232元，新泰公司负担3722元；保全费3020元，由吴道卫负担1994元，新泰公司负担1026元。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中，吴道卫提交了电子邮件及其附件（统计表），主张系新泰公司采购经理徐远志于2013年10月30日向吴道卫发送的交易明细能够佐证双方在2013年1月至10月21日的交易是延续的。新泰公司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二审应针对吴道卫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亦即新泰公司拖欠吴道卫的货款金额如何认定。
关于吴道卫的送货金额。其一，货款明细清单二虽记载2014年1月6日至2014年1月20日送货金额共计337103元，但冼大智批注有两项送货待核实，待核实的项目所涉金额合计为24010元，吴道卫无法举证证明实际发生上述交易，其主张双方事后进行了核实亦无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判决应当从337103元中扣除该笔款项，并无不妥。其二，吴道卫主张2014年8月4日的货物托运合同上载明件数25+7件，次日的送货单上没有记载加运的7件货物，对应的货款8645元新泰公司尚未支付，新泰公司予以否认。因吴道卫提交的货物托运合同与送货单之间存在矛盾，应以吴道卫提交的载有其本人签字的送货单为计算依据。据此，一审法院对于案涉期间新泰公司收取吴道卫货物金额的认定是正确的，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付款金额。1.新泰公司主张于2013年9月24日支付70324元+手续费19.72元，于2013年10月23日支付101221元+手续费20.20元，于2013年11月19日支付101050元+手续费8.70元，以上三笔付款共计272643.62元，以其付款时间发生于案涉交易期间为由主张应当从上述欠款中扣减。但是，新泰公司确认于2011年开始与吴道卫发生交易。根据吴道卫提交的账户交易明细，也可以佐证新泰公司在2013年1月4日前即与吴道卫存在交易关系。而新泰公司于2013年12月23日向吴道卫支付23509元，可与货款明细清单一、对账差异表中2013年8月20日的已付货款23509元相对应，可以佐证新泰公司至2013年12月23日才向吴道卫支付2013年8月20日的货款。以此来判断，吴道卫主张上述3笔付款应当是支付2013年8月20日之前的货款，具有高度可能性，本院予以采纳。一审法院将上述3笔款项作为对案涉货款的付款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2.新泰公司在2014年4月18日至2015年6月18日期间实际付款为519732元，吴道卫对此并无异议。吴道卫辩称上述期间双方实际交易金额为519732元，缺乏证据支持，且与吴道卫自己提供的货款清单统计中的数据相矛盾，本院不予采纳。故，一审法院认定新泰公司多付此期间货款67300元，将之与案涉期间的欠款金额相抵扣，并无不妥。
以此计算，新泰公司尚欠吴道卫货款应为558407.15元-67300元=491107.15元。至于逾期利息，双方于2014年5月26日即已对账，一审法院支持吴道卫从2014年6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逾期付款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吴道卫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6）粤1973民初430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6）粤1973民初430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限东莞市新泰粮食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吴道卫支付货款491107.1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以491107.15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4年6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三、驳回吴道卫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能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0954元，保全费3020元，合计13974元，由吴道卫负担3301元，由东莞市新泰粮食有限公司负担10673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106.47元，由吴道卫负担2101.2元，由东莞市新泰粮食有限公司负担5005.2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何 飞
审判员 谢佳阳
审判员 殷莉利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聂敬烜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