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4）汕中法刑二初字第13号
公诉机关广东省汕头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单位东莞凤岗天堂围某某纸品厂，登记负责人朱某某，实际全额出资人及负责人为李某某。
诉讼代表人曾某某，女，汉族，1965年8月24日出生，籍贯广东省信宜市，现为香港居民。
被告人李某某，男，汉族，1961年7月6日出生，籍贯广东省信宜市，现为香港居民。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于2013年11月1日向汕头海关缉私局投案，同日被监视居住（指定居所），同年11月22日被取保候审，2014年11月2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广东省汕头市看守所。
辩护人蒋志勇，广东中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广东省汕头市人民检察院以汕检刑诉（2014）4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单位东莞凤岗天堂围某某纸品厂（以下简称东莞某某纸品厂）、被告人李某某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于2014年4月23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广东省汕头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黄业山出庭支持公诉，被告单位东莞某某纸品厂的诉讼代表人曾某某、被告人李某某及其辩护人蒋志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广东省汕头市人民检察院指控，1996年4月3日被告人李某某以其在香港登记注册的香港某某国际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某某公司）的名义全额出资成立被告单位东莞某某纸品厂，并由其实际负责和管理。2010年初，被告单位东莞某某纸品厂因转型升级，提高工厂设备的科技含量，需要购置印刷机设备。被告单位某某纸品厂的实际负责人李某某经中间人熊某某介绍认识了从事二手印刷机销售的香港臻某印刷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臻某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刘某某（已判刑），联系购买事宜。被告人李某某在刘某某提供的备选境外二手印刷机中挑选了一台德国产海德堡牌二手四色印刷机（型号CD102-4LX，机身编码为：543170，2000年生产）。经与刘某某多次协商，被告人李某某在明知准备购买的旧印刷机在境外、被告单位东莞某某纸品厂无法申请到进口许可证等合法进口手续，且臻某公司不可能通过合法渠道报关进口，也无法提供任何合法进口手续后，仍约定以所谓“包税”、“包证”的“买方中国工厂价”、“到厂全包价”的方式购买臻某公司通过“特殊渠道”通关进口该台二手印刷机。2010年5月19日，被告人李某某以香港某某公司的名义与臻某公司签订了编号为J100425（JL）的《合约》，订购上述二手四色印刷机，实际成交总价格为人民币470万元，确定了相关内容。同时，双方还签订了一份总价格为人民币510万元的《合约》用于向香港中信银行贷款。2010年9月份，臻某公司将该台二手印刷机运抵香港，被告人李某某接通知到臻某公司香港上水的货仓进行验机确认。此后，臻某公司将运抵香港的该台二手印刷机装入2个集装箱（集装箱号为OYLU9880534和OYLU2965072），采用“包柜”、“对保”的方式，以支付人民币43万元的“包柜费”，通过香港“包柜人”周某某等人，未向海关报关，从香港偷运走私进境，并雇佣货柜车于2010年9月24日左右将该台二手印刷机运至被告单位东莞某某纸品厂拆柜。被告单位东莞某某纸品厂则支付了订金、货款等，交接该台二手印刷机安装、调试并就试机发现的问题与臻某公司进一步协商处理，后将该台二手印刷机用于工厂生产。经汕头海关计核，臻某公司、被告单位某某纸品厂等走私上述二手印刷机偷逃国家应缴税额人民币134.89万元。
广东省汕头市人民检察院针对上述指控当庭宣读和出示了以下证据：1、物证：走私进境的海德堡牌二手四色印刷机1台的照片；2、书证：涉案的合约、收据、装箱单、收付款凭证、银行凭证、被告单位东莞某某纸品厂、香港某某公司的企业登记资料、被告人李某某的身份资料，发案经过、到案经过、情况说明等；3、鉴定意见：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偷逃税款海关核定证明书等；4、证人周某某、黄志恒、熊某某、姚少斌、尧福祥等的证言；5、同案罪犯刘某某、毛某某等人的供述与辩解；6、被告人李某某的供述和辩解；7、同案罪犯刘某某、毛某某等人的刑事裁判文书。
广东省汕头市人民检察院认为，被告单位东莞某某纸品厂无视国家法律，为牟取非法利益，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在明知无法取得进口许可证，无法取得报关进口合法手续的情况下，仍然以所谓“全包价”方式向臻某公司购买境外的二手印刷机，放任追求对方将涉案二手印刷机走私进境交付其使用，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134.89万元，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走私普通货物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李某某作为被告单位东莞某某纸品厂的实际负责人，明知上述情况仍决定向臻某公司购买以走私方式入境的货物，并支付货款及交接货物，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应当以走私普通货物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单位东莞某某纸品厂当庭提出，东莞某某纸品厂没有走私，起诉书指控的内容不是事实。
被告人李某某当庭提出起诉书指控的内容与事实不符，不认同起诉书指控的内容，认为其没有走私，并提出以下理由：1、其购买机器是因被告单位东莞某某纸品厂要转型升级，一定要有正规的手续，其与臻某公司签订的合同中已经注明交易的二手印刷机必须合法进口；2、被告单位东莞某某纸品厂没有印刷经营许可证也可以买印刷机，不能证明其主观上明知要走私；3、臻某公司没有告知其机器是走私的，其主观上不存在明知走私的问题；4、其买二手印刷机没有获得利益，而走私罪是要有利益的。
被告人李某某的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李某某无罪，并提出了以下具体的辩护意见：1、被告人李某某没有走私犯罪的故意。被告单位东莞某某纸品厂购买二手印刷机的合同已约定批文、关税等费用，证人熊某某的证言及被告人李某某的当庭供述也和上述证据相印证。被告单位东莞某某纸品厂没有《印刷经营许可证》、被告人李某某知道被告单位东莞某某纸品厂不能办理免税，以及二手印刷机已经超过10年，海关不可能给予核准放行等，不能作为推断被告人李某某具有犯罪故意的理由。被告人李某某不具备参与走私作案的动机，也没有分享到走私带来的实际利益，虽然被告人李某某存在疏忽，轻信臻某公司方面的承诺，导致上当受骗，也导致国家税收损失，但没有“明知”或“放任”的犯罪故意，不应当承担刑事上的责任。2、被告人李某某在侦查阶段认罪的供述是在海关侦查人员采取不当取证方式所致，是迫于无奈违心所作出的，被告人李某某在庭审中推翻之前所做的有罪供述是纠正侦查机关的不当侦查行为，是值得赞赏的勇敢行为，而不是对抗司法、拒绝悔罪的表现。被告人李某某的讯问笔录和亲笔供述虽然与刘某某的讯问笔录保持了惊人的一致，却经不起推敲，不能做为定案的依据。3、汕头海关核算的本案偷漏税金额及其核算方式不合理，根据购机合约机价为人民币470万元，再根据海关计税规则，可推算出双方的裸机价应为人民币3651903元，实际履行中，由于合同部分履行不能，臻某公司也自动放弃了该人民币50万元尾款，因此，作为核算相关税款基础的实际成交价应为人民币3151903元。以上述裸机价为基础，核算出的关税为人民币315190元，增值税为人民币589406元，合计偷税金额应为人民币904596元。
被告人李某某及其辩护人当庭出示了广东坤元正量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东莞某某纸品厂单项资产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坤正评报（2014）0088号），主要内容为被告单位东莞某某纸品厂委托该资产评估公司对涉案印刷机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价值为人民币3048000元。被告人李某某的辩护人提供该证据材料为了证明涉案印刷机目前的市场价仅为人民币约300万元，汕头海关计税的数额虚高。
经审理查明，1996年4月，被告人李某某以其在香港登记注册的香港某某纸品厂在东莞全额出资成立被告单位东莞某某纸品厂，并由其本人实际负责经营管理。2010年初，被告单位东莞某某纸品厂因转型升级需要购置印刷机，被告人李某某经中介人熊某某介绍，认识了专门从事销售境外二手印刷机的臻某公司实际负责人刘某某（已判刑），并与刘某某洽谈购买印刷机事宜。被告人李某某在刘某某提供的备选境外二手印刷机中选中了1台德国产海德堡牌二手四色印刷机（型号CD102-4LX，机身编码为：543170，2000年生产）。经与刘某某多次协商，被告人李某某在明知准备购买的二手印刷机在境外，被告单位东莞某某纸品厂无法申请到进口许可证等合法手续，且臻某公司不可能通过合法渠道报关，也无法提供任何合法进口手续给被告单位东莞某某纸品厂的情况下，仍以其香港某某公司的名义与臻某公司签订合同，约定以所谓“包税”、“包证”的方式购买臻某公司通过走私渠道进口的该台二手印刷机。2010年5月19日，被告人李某某以香港某某公司的名义在香港与臻某公司签订了编号为J100425（JL）的《合约》，订购臻某公司上述二手四色印刷机1台，实际成交总价格为人民币470万元，并约定了其他相关内容。同时，为了能使香港银行提高按揭贷款的比例，被告人李某某还与臻某公司签订了一份总价格为人民币510万元的《合约》，用于向香港某银行贷款。2010年9月份，臻某公司将该台二手印刷机运抵香港，此后，臻某公司将该台二手印刷机装入2个集装箱（集装箱号为OYLU9880534和OYLU2965072），采用“包柜”、“对保”的方式通过香港“包柜人”周某某等人，在未向海关申报的情况下从香港走私进境，并于2010年9月24日运至被告单位东莞某某纸品厂交付给被告人李某某。至案发前，被告单位东莞某某纸品厂已支付了该台二手印刷机的货款，并将该印刷机用于生产。
经汕头海关计核，臻某公司、被告单位东莞某某纸品厂走私上述二手印刷机，偷逃国家应缴税额人民币134.89万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一）物证
走私进境的海德堡牌二手印刷机的相片（型号CD102-4LX，机身编码：543170，2000年生产）。证实该台二手印刷机已经走私进境，现在被告单位东莞某某纸品厂内。
（二）书证
1、被告单位东莞某某纸品厂的工商登记资料及朱某某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被告人李某某以香港某某纸品厂作为全额出资方于1996年4月在东莞登记成立被告单位东莞某某纸品厂，工商登记负责人为朱某某，实际投资者及经营者为被告人李某某。
2、被告人李某某的香港居民身份证及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复印件。证实被告人李某某为香港居民。
3、编号为J100425（JL）《合约》2份、臻某公司出具的收据7张、被告人李某某出具的收条1张、臻某公司代表人熊某某出具的保证书、臻某公司代表人熊某某与被告人李某某签订的《协议书》。证实被告人李某某以其在香港注册登记的香港某某公司与臻某公司签订购买二手海德堡牌四色印刷机1台，其中一份为真实的购机合同，一份为应付向香港中信银行贷款的虚假合同；臻某公司收到香港某某公司购买机器的款项；被告单位东莞某某纸品厂及被告人李某某已收到该台二手海德堡牌四色印刷机；该台海德堡牌二手印刷机已经在被告单位东莞某某纸品厂进行安装调试并用于生产。
4、汕头海关缉私局关于协助调取进口报关资料的请示及海关总署缉私局的批复。证实在2008年12月1日至2011年1月31日没有向中国海关申报品名为“旧印刷机（整机）”的编号为OYLU9880534和OYLU2965072集装箱柜号的记录，臻某公司装运涉案旧印刷机的集装箱未向海关申报。
5、东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出具的关于东莞某某纸品厂是否曾经申办《印刷经营许可证》情况的复函。证实截止2013年11月1日被告单位东莞某某纸品厂未申办过《印刷经营许可证》，该局也没有给该企业核发过《印刷经营许可证》，被告人李某某明知被告单位东莞某某纸品厂没有《印刷经营许可证》，不符合进口旧印刷机备案的条件。
6、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2）沪一中刑重字第2号刑事判决书、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沪高刑终字第181号刑事裁定书。证实同案罪犯刘某某、毛某某等人因走私39台二手印刷机，包括本案二手印刷机，被上述法院以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刑的事实。
7、汕头海关缉私局出具的关于计税的情况说明。证实涉案合同约定二手印刷机的成交价格人民币470万元虽然包括清洗、安装、保养等费用，但合同中并未单独列明各个分项目的具体金额，应视为未列明，不符合相关规定关于不计入货物的完税价格的情形，故汕头海关以合同中约定的成交价格为基础审核确定计税价格，对清洗、安装、调试、保养等费用均不予扣减。
8、立案决定书、受案登记表、发案经过、到案经过。证实汕头海关缉私局在侦查刘某某等人涉嫌走私普通货物案中，发现被告单位东莞某某纸品厂向臻某公司购买了1台旧印刷机，涉嫌共同犯罪，遂于2013年10月29日对被告单位东莞某某纸品厂、被告人李某某涉嫌走私普通货物一案立案侦查，被告人李某某于2013年11月1日主动到汕头海关缉私局投案。
（三）鉴定意见
1、汕头海关出具的汕关税计核字2012年第77号《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偷逃税款海关核定证明书》。证实经汕头海关核定，臻某公司与被告单位东莞某某纸品厂共同走私的德国产海德堡牌二手四色印刷机1台偷逃税款人民币134.89万元。
2、深圳市福田区国家税务局出具的《深圳市国家税务局发票鉴定书》。证实臻某公司交付给被告单位东莞某某纸品厂的增值税普通发票（No.01218890、01218891、01218892）为假发票，为了应付检查。
（四）证人证言
1、证人周某某【系香港金马运输有限公司老板】的证言。证实其根据臻某公司老板刘某某等人的要求作为中介人与香港“包柜人”“林先生”、“李先生”联系，在香港负责将臻某公司的旧印刷机从臻某公司仓库运至“林先生”、“李先生”指定的地点，还指使其公司国内人员尧福祥、李义正为臻某公司在国内厂家拆柜及搬运，2010年9月份其为臻某公司“包柜”进口二手印刷机1台，后臻某公司向其支付柜号OYLU9880534和OYLU2965072两个集装箱的“包柜费”。
2、证人黄志恒【系臻某公司物流主管】的证言。证实其受臻某公司老板刘某某等人的指示，负责在香港联系租柜事宜及与周某某等人联系运输事宜，并制作装柜图传真给毛某某。“J100425（JL）《合约》是刘某某提供给他的，该份合同是该司与香港某某公司签订的，由该司销售1台海德堡牌二手四色印刷机给香港某某公司，合同项下二手印刷机是刘某某通知他“放货”，并已顺利送达香港某某公司在东莞的下属工厂东莞某某纸品厂。该台印刷机由其租用柜号为OYLU9880534、OYLU2965072的2个货柜，后在香港装货，并由其通知周某某到仓库提柜。最开始刘某某交代这台机器是要交由友方公司进口的，但最终香港某某公司没办法去申请旧印刷机的进口批文。由于香港某某公司的老板坚持要进口该台旧印刷机，刘某某告知他通关过程中的风险要由香港某某公司自己承担。香港某某公司同意后，刘某某才让我安排装柜，并由我通知周某某到仓库提柜。
3、证人尧福祥【香港金马运输有限公司老板周某某在国内的雇员】的证言。证实其受周某某雇佣负责周某某客户旧印刷机的拆柜、卸货工程。2010年9月份，其受周某某的雇佣指使，带装卸队人员在东莞一家工厂内为一台德国产海德堡牌二手四色印刷机开展拆柜、卸货工程，其安排的装卸队人员及车辆到达周某某指定的地点后，客户就将我们带入东莞那家工厂，当时2辆悬挂汕头车牌的集装箱车已经运着1个40尺和1个20尺的集装箱在现场等候了，客户立即指挥装卸队人员打开集装箱门，将拆成散件的二手印刷机用吊车从集装箱内拖出，放在大手推车或小门吊上，慢慢送入东莞那家工厂的厂房内。
4、证人姚少斌【系“通关人”“林先生”的协助人员】。证实其于2009年10月份经朋友介绍认识了香港的“林先生”，协助“林先生”联系运输公司来承揽集装箱的运输业务，并帮助“林先生”代收部分集装箱内货物的货款。2009年12月至2010年9月，其先后共8次协助“林先生”委托汕头市潮兴运输有限公司派车到汕头海关关区下属的保税区、饶平、潮阳等地运载装机械设备的集装箱至珠三角地区及在卸货后将空柜运回原吊柜地点交还“林先生”。
5、证人熊某某【系东莞市华臻印刷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证言。证实其自2009年起为刘某某介绍有意购买二手进口印刷机的国内客户，并从中收取佣金。2010年初，其得知东莞某某纸品厂想购买印刷机后，就找到东莞某某纸品厂的负责人李某某，向李某某推介臻某公司的二手印刷机，没想到李某某在得知臻某公司有他想要的机器后，直接踢开熊某某，在香港直接和刘某某联系，并和刘某某于2010年5月中旬在香港签订合同，印刷机的货款是由李某某在香港直接付给臻某公司的。2010年9月的一天，其根据毛某某的指示到达东莞某某纸品厂，在询问李某某要把机器放在什么地方后，将2辆汕头车牌的集装箱拖头车带进东莞某某纸品厂。过了没多久，深圳一家装卸公司的负责人尧福祥带过来五六个搬运工将集装箱中的印刷机送入厂房内。根据刘某某的交代，我让李某某写了一张收条给我，由我转交毛某某，收条上列明东莞某某纸品厂于2010年9月24日收到臻某公司送来的海德堡牌四色加过油印刷机1台，机身编码543170。
（五）同案罪犯的供述
1、同案罪犯刘某某【系香港臻某公司负责人】的供述。证实其在2008至2010年与涉案人东莞友方企业咨询管理公司常平分公司经理方燕梅商定委托方燕梅办理二手印刷机进口批文及相关通关手续，以低报价格的方式走私进口二手印刷机；2009年至2011年其采用支付包柜费的方式通过周某某等人走私进口二手印刷机。2010年初，熊某某了解到东莞某某纸品厂想购买印刷机后，就找到了李某某，向他推介臻某公司的二手印刷机。由于李某某也是香港人，就要求直接与我洽谈。我就到香港某某公司位于香港的办公地址找到李某某，并拿了好几张照片给李某某看，每张照片上都有1台正在国外用于正常生产的印刷机，照片下面记载有机器的品名、型号、生产年份、机身编码等信息，并告诉李某某，这些印刷机都是从国外进口到香港的二手印刷机。此后，经过在香港的多次谈判，香港某某公司于2010年5月，在香港某某公司的香港办公地点与我签订了编号为J100425（JL）的《合约》，内容是香港某某公司向臻某公司购买1台海德堡牌二手四色印刷机，总价款为人民币470万元。这台机器原先李某某与我商议合同时，我是要求要用正规的手续为他报关进口的，李某某也答应会向我提供所需的文件给我去申请批文。所以我们在合同中才注明合同价格包括批文费用、进口关税（办理免税）、中国检疫费用及增值税。但货到香港后，李某某才告诉我，他的国内工厂没办法办理印刷经营许可证，也就没办法去申请旧印刷机的进口批文；此外，他的国内工厂也没办法办理免关税使用这台印刷机的批文，也就是说这台印刷机没办法以特定减免税的方式进口。由于责任在香港某某公司，所以我就向香港某某公司建议解除合同了事，我把这台印刷机转售其他客户即可。但是李某某不答应，说是他东莞工厂的订单已经接了，无论如何要让我想办法进口这台机器。我也跟李某某明确说明，我可以让人给他通关，但通关过程中的风险要由香港某某公司自己承担，且通关后通关人是不可能提供任何合法进口单证给李某某。李某某同意后，我就让黄志恒安排装柜通关。之后，黄志恒将上述印刷机在香港装入一个40尺和一个20尺的集装箱委托周某某“包柜”，负责这台印刷机从香港到国内的运输及通关，通关费共计人民币43万元，由毛某某按照黄志恒提供的账号在国内支付给周某某。香港某某公司用向香港廖创兴银行和香港恒生银行申领的支票，先后分7次总共向臻某公司支付了477.27万港元，按照当时的汇率，折合人民币420万元。此后，印刷机在安装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剩余的安装、调试、试印、保修服务如要执行臻某公司肯定会亏本，所以我决定终止这些服务，余款人民币50万元不要了，因此，关于这台印刷机的合同已经执行完毕，香港某某公司的货款已经足额支付给臻某公司。这台印刷机和其余38台印刷机的情况一样，没有任何合法手续。
罪犯刘某某辨认了《合约》、机器收条、付款凭证、涉案印刷机的照片。
2、同案罪犯毛某某【系臻某公司国内公司的负责人】的供述。证实臻某公司通过低报价格及委托通关人“包柜”的两种方式走私二手印刷机入境，其主要负责在境内安排人员交接二手印刷机，并根据刘某某的安排组织相关人员负责二手印刷机的安装、调试、维修等工作，向通关人支付包柜费用及向国内客户收取货款等工作。2010年5月份，经中间人熊某某介绍，臻某公司的老板刘某某认识了东莞某某纸品厂的老板李某某，2010年5月份臻某公司通过委托周某某“包柜”的方式将1台德国产海德堡牌二手四色印刷机以人民币470万元的价格卖给东莞某某纸品厂，据了解这台二手印刷机的付款都是在香港支付的。臻某公司在香港将这台二手印刷机交给通关人周某某通关，也是周某某负责派尧福祥等人到厂家拆柜，其根据黄志恒的通知在深圳支付了人民币43万元的通关费给周某某。
罪犯毛某某辨认了《合约》、涉案印刷机的照片。
（六）被告人李某某的供述及辩解。
我在香港的公司名字为香港某某公司，我1996年在东莞投资开设一家东莞某某纸品厂，工商登记的负责人是朱某某，但实际负责人是我。东莞某某纸品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营一直收益不大，2010年初我考虑将某某纸品厂转型升级，适逢当时香港政府帮助中小企业，我便打算向香港中信银行贷款购买一台印刷机。经过考察，我决定购买1台德国产二手胶版印刷机。过了一两个月，有一个自称熊某某的人找到我说，他是臻某公司在国内的中介人，可以介绍臻某公司的一些印刷机供我挑选，我听到是家香港公司后，就告诉熊某某我也是香港人，让他叫臻某公司的负责人直接跟我联系。过了几天一个自称臻某公司负责人刘某某的和我联系，并拿了好几张印刷机的照片供我挑选，每张照片上都有1台正在国外用于正常生产的印刷机，照片下面都记载有机器的品名、型号、生产年份、机身编码等信息。我从照片中挑选出所有德国海德堡牌印刷机并逐一向刘某某询问购买细节。此后经过在香港的多次谈判，我于2010年5月19日以香港某某公司的名义在香港的办公地点与臻某公司刘某某签订了编号为J100425（JL）的合约，以人民币470万元的价格向臻某公司购买一台海德堡牌二手四色印刷机（型号CD102-4LX，机身编号543170，2000年生产）该价格包括机身价格人民币440万元及安装、调试、试印、保修六个月的价格人民币30万元。签订合同时，刘某某告诉我，当时那台印刷机在德国正常生产，我公司购买后，臻某公司需通知德国工厂拆机，运至香港，再进口到中国内地并送至我在东莞的工厂。我香港某某公司与臻某公司签订的是香港交易的合同，由于合同项下货物最终是要在我在东莞的工厂使用，所以肯定要涉及从香港到国内的进口事项。当时我根本没钱购买这台二手印刷机，而当时香港的银行对机器按揭贷款的可贷比例非常高，所以我就经与刘某某商议，与其签订了另一份总价为人民币510万元的《合约》供我向银行按揭贷款。到目前为止我公司的按揭款仍未付清，该台二手印刷机的所有权仍属于香港中信银行。2010年9月24日左右熊某某到我东莞某某纸品厂内，问我把机器安装在什么地方，我就把他带到厂房内，告诉熊某某安装机器的位置。当天下午，熊某某将2辆悬挂汕头车牌的集装箱拖头车带进我公司，随熊某某一同过来的还有深圳一家装卸公司的负责人尧福祥及五六个搬运工。熊某某就指挥尧福祥带领的搬运工，将机器搬进厂内。我写了1张收到臻某公司送来的印刷机的收条交给熊某某。这台机器我先后通过我香港某某公司向香港廖创兴银行、香港恒生银行申领的支票7次共计向臻某公司支付了477.27万港元，按照当时的汇率，共折合人民币420万元，因机器的安装、调试等出现一些问题，剩余的货款我不用支付给臻某公司。
我当时贪图方便选择了国内工厂买断的方式购买该台二手印刷机，概括来说就是“包税、包证”进口，刘某某当时向我打包票说没问题，并让我提供某某纸品厂的《印刷经营许可证》和工商营业执照用于申请进口批文，或者由我自己去申请自用生产设备的免税手续以便减免进口关税。但经我向东莞市文广新局、东莞市外经局、东莞市工商局分别咨询了办理许可证、申请免税和增加经营范围的情况后得到的全都是否定的答案，也就是说短期内我无法办妥许可证或免税、增加经营范围的任何一种手续，因此减免关税或是申请进口批文均是不可能了。2010年9月上旬，刘某某告诉我，订购的海德堡牌二手四色印刷机已经运抵臻某公司位于香港新界上水的货仓，让我到香港上水验货。我当时就和刘某某约在香港上水见面，由他带我去臻某公司的货仓验货，当时我有核对机器的品牌、型号、机身编码等，与合同内容均一致，我就向刘某某表示，验货没有问题。刘某某则让我提交申领批文及免税的手续。我当时明确答复刘某某我公司无法提供臻某公司要求的文件、证照，这台印刷机无法以东莞某某纸品厂的名义进口，也无法办理减免税进口。由于责任在我，刘某某知道我的情况后就向我建议退回定金、解除合同，他把机器卖给其他客户即可。但我已经接了许多订单，如果没办法生产的话我公司要赔偿客户的违约金；且我已经向香港中信银行申请了550万港元的贷款，解除贷款会影响我公司的商誉；此外我还是想利用香港政府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从事彩印行业，以便从纸箱行业升级到彩印行业。正是基于以上考虑，我就拜托刘某某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帮我进口这台二手印刷机。我在签订合同时就知道，这台机器不可能申领到批文，不可能免税进口，合同上有这样的内容是因为我之前与刘某某签订了一份虚假的合同用于向香港银行贷款，其中就包含了“上述价格包括批文费用、进口关税（办理免税）、中国检疫费用及增值税”等内容，但在签订真实合同时，由于我和刘某某的疏忽，未予删除，我与刘某某确定的价格为“包税”、“包证”到厂的全包价。签订合同时，这台机器在德国。我曾向刘某某说过要以臻某公司的名义进口这台机器并且必须手续齐备，但这只是我最开始的期望。事实上，在了解到我工厂无法申领到进口许可证且这台机器生产年限超过十年连臻某公司也不可能申请到进口许可证后，我就再没期望刘某某能为我工厂申领进口许可证并合法进口。刘某某也明确告诉我臻某公司不可能通过合法渠道报关进口，进口后也不可能向我提供任何合法进口手续。
按照中国内地的相关规定，从事包装装潢印刷品必须先行申请《印刷经营许可证》，再到工商部门申请增加经营范围，才可以从事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这些手续我已在办理，因为所需的条件太多，办理时间太长而暂时未能办成，假以时日是肯定可以办成的。因2010年我购买印刷机前，对相关的政策法规不了解，原以为办理相关的资质很容易，没想到实际办理的过程中限制的条件非常多，所需的时间非常久，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2010年签订购买二手印刷机的合同前，我有了解过相关的进口程序：1、向检验检疫机关申请“进口旧印刷机产品备案”，获得进口的备案许可；2、机器运至后，向在香港的中国检验检疫公司办理“中检”手续；3、货物运抵中国内地后持相关批文向海关、商检申报，缴纳关税、增值税、检验检疫费用，获得海关放行后才可运抵工厂使用。办理“进口旧印刷机产品备案”申请单位必须有《印刷经营许可证》，工商营业执照必须注明“包装装潢印刷品、其他印刷品”的经营范围，印刷机的制造年限不超过10年。东莞某某纸品厂不符合上述3个条件。当刘某某给我提供由臻某公司代办或由我公司自办的两种选择方案后，我就选择由臻某公司代办的方案。我当时就很明白这台印刷机是不可能以合法手续进口的。刘某某明白我的选择后，就向我强调臻某公司只能通过“特殊渠道”进口这台印刷机，进口过程中的风险要由我公司承担，臻某公司不会赔偿我公司之前缴纳的定金、货款，“特殊渠道”说白了就是走私渠道，但具体的走私方式由于属于臻某公司的商业秘密，刘某某不肯告诉我，我也不知道。我当时认为我在货到之前支付的款项仅有122万港币，占宗机器款的比例并不高，且臻某公司的通关实力很强，肯定遇到很多我这样的买家，之前又没听说臻某公司的货物在进口过程中出过事，所为我认为可以赌一把，大不了122万港币不要了。
被告人李某某辨认了《合约》、付款凭证、机器收条、发票、涉案印刷机的照片。
上列证据均经庭审举证、质证，证据确实、充分，且能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作为定案的依据。
关于被告人李某某及其辩护人提供的对涉案二手印刷机的资产评估报告，由于汕头海关以走私的二手印刷机的成交价格作为计税的基础价，符合相关法规的规定，涉案二手印刷机的现有市场价并不影响海关对偷逃数额的计核，该评估报告无法证明汕头海关的计税不合法，故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被告单位东莞某某纸品厂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在明知无法取得进口许可证，无法合法报关进口的情况下，与臻某公司串通，向臻某公司购买从境外闯关走私的二手印刷机，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134.89万元，情节严重，被告单位东莞某某纸品厂的行为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被告人李某某系被告单位东莞某某纸品厂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行为也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单位东莞某某纸品厂、被告人李某某犯走私普通货物罪的罪名成立。鉴于被告单位东莞某某纸品厂、被告人李某某在参与臻某公司走私共同犯罪中均系从犯，依法可予减轻处罚。被告人李某某虽在侦查阶段能主动到案并如实供述相应罪行，但在庭审中否认与臻某公司串通走私，也不承认明知臻某公司走私，说明其认罪态度发生变化，故不能认定被告单位东莞某某纸品厂及被告人李某某本人有自首情节。鉴于被告人李某某在庭审中没有认罪、悔罪的表现，依法不予从宽处罚。针对被告单位东莞某某纸品厂、被告人李某某及其辩护人的辩解、辩护意见，本院评判如下：1、被告单位东莞某某纸品厂及被告人李某某均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首先，从客观方面看，被告单位东莞某某纸品厂的实际负责人李某某以其香港某某公司的名义与臻某公司在香港签订订购涉案境外二手印刷机的合同、支付货款，臻某公司通过“包柜人”以所谓“包柜”“对保”的方式，将涉案境外二手印刷机偷运进境，交付被告单位东莞某某纸品厂使用，被告单位东莞某某纸品厂签约、支付货款、交接机器等行为与臻某公司共同完成该走私行为，造成偷逃国家应缴税额人民币134.89万元的客观事实。其次，从主观方面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规定，进口货物的收货人应当向海关如实申报，交验进出口许可证和有关单证，被告单位东莞某某纸品厂的实际负责人李某某应当知晓相关规定，但其在与臻某公司洽谈购买该台境外二手印刷机时就已经知道无法取得进口许可证，臻某公司无法提供报关进口的合法手续的情况下，仍然以所谓“包证”、“包税”的方式向臻某公司购买通过走私渠道进口的二手印刷机，应认定为主观上与臻某公司串通，有共同的走私犯罪故意。被告人李某某在侦查阶段供述，要臻某公司合法进口这台机器只是其最初期望，在得知被告单位东莞某某纸品厂因无法申领到进口许可证、印刷机的生产年限按国家规定也无法申领进口许可证等情况下，只能选择臻某公司提供的“特殊渠道”进口该台二手印刷机，“特殊渠道”说白了就是走私，同案罪犯刘某某及证人黄志恒的证言也与被告人李某某的供述相互印证，也与双方《合约》中约定价格“包证”“包税”的内容相互印证，真实可信。2、关于被告人李某某在侦查阶段的供述是否可以作为定案依据的问题。经查，本案侦查机关的取证程序合法，并无证据证明侦查机关在询问或讯问被告人李某某时有诱供或逼供等违法行为，被告人李某某在侦查阶段所作的供述不属于依法可以排除的非法证据，该供述的内容与同案罪犯刘某某的供述及证人黄志恒的证言以及本案的其他相关书证能相互印证，故应当作为定案的依据。3、关于汕头海关对本案偷逃税额计算是否合法的问题。经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计核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偷逃税款暂行办法》第十六条规定：“涉嫌走私的货物能够确定成交价格的，其计税价格应当以该货物的成交价格为基础审核确定。”汕头海关根据该规定，按照成交价格方法，审定涉案合同约定二手印刷机的成交价格人民币470万元为计税价格符合法律规定。涉案二手印刷机的市场价及合同履行过程中尾款未付并不影响海关对本案走私印刷机计税价格的审定。综上，被告单位东莞某某纸品厂、被告人李某某及其辩护人的辩解辩护意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和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走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单位东莞凤岗天堂围某某纸品厂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五万元。
（罚金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缴纳。）
二、被告人李某某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2013年11月1日至2013年11月22日被监视居住的22日折抵刑期11日，即刑期自2014年11月21日起执行至2016年11月9日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判长 周 洵 升
审判员 张 章 宜
审判员 林 澄 辉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沈士栋（代）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百五十三条走私本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三百四十七条规定以外的货物、物品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较大或者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二）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三）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对多次走私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走私货物、物品的偷逃应缴税额处罚。
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七十四条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期限应当折抵刑期。被判处管制的，监视居住一日折抵刑期一日；被判处拘役、有期徒刑的，监视居住二日折抵刑期一日。
第二百一十六条被告人、自诉人和他们的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裁定，有权用书状或者口头向上一级人民法院上诉。被告人的辩护人和近亲属，经被告人同意，可以提出上诉。
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和他们的法定代理人，可以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裁定中的附带民事诉讼部分，提出上诉。
对被告人的上诉权，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剥夺。
第二百一十七条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认为本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时候，应当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第二百一十九条不服判决的上诉和抗诉的期限为十日，不服裁定的上诉和抗诉的期限为五日，从接到判决书、裁定书的第二日起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走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四条单位犯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之罪，依照本解释规定的标准定罪处罚。</di','2018-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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