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2民终486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岳国建，男，1992年5月18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河北省保定市定兴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柴根修，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白金鹏，男,1993年3月10日出生，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韩永芳，男，1981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通州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惠佳信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凯旋大街建设路18号-D47。
法定代表人：鲍丙符，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向阳，男，1978年4月19日出生，北京市惠佳信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工程部项目经理，住该单位。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爱康国宾健康体检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甲92号-4至24层6层603。
法定代表人：刘华，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悦，上海润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奚征宇，上海润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岳建国与被上诉人韩永芳、北京市惠佳信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佳信公司）、爱康国宾健康体检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康国宾公司）因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2民初126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岳建国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即按照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我的残疾赔偿金损失。2、一、二审诉讼费及鉴定费等由韩永芳、惠佳信公司、爱康国宾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为：我自2008年起到北京工作，2010年开始从事建筑工作，我已向一审法院提供了2010年、2012年、2016年的暂住证以及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的工作证、工作证明和广兴无线公司的出入证，我户籍所在地村委会的证明，我的北京市借记卡账户等。一审法院无视上述一系列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无视我本应享有的合法权益，否定我于事发前长期持续在北京工作生活的事实，错误采用北京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0569元作为计算依据。另，一审法院认定的护理费为每天80元，营养费为每天30元，显失公平公正。
韩永芳同意原判并答辩称，我们工作的流动性大，岳国建不可能提供长期居住的居住证明，之前岳国建是在天津的工地工作，他是第一天到我这里干活儿受伤的；岳国建提交其在北京务工的定兴县柳卓乡北连村民委员会证明，但其9岁时就随他母亲到中连村与他继父一起生活，他并没有在北连村居住。残疾赔偿金应当按照河北省的标准赔偿，一审已经过高支持了，不同意增加护理和营养费用。
惠佳信公司同意原判并答辩称，不同意岳国建的上诉理由及请求。
爱康国宾公司表示同意原判。
岳国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韩永芳、惠佳信公司、爱康国宾公司连带赔偿我误工费54620.70元（6600元/月÷21.75×180天）、住院伙食补助费450元（50元/天×9天）、护理费13500元（家属护理，150元/天×90天）、营养费9000元（100元/天×90天）、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残疾赔偿金422872元（52859元×20年×40%）、被扶养人生活费234508.8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226800元、后续治疗费5000元、鉴定费4350元、快递费20元、医疗费12700元、交通费28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工程发包及分包情况。2015年8月24日，爱康国宾公司作为发包方与惠佳信公司作为承包方签订《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合同》。2015年10月28日，双方再次签订两份《工程施工合同》。上述合同约定：爱康国宾公司将白云大厦二层、三层的装修工程发包给惠佳信公司；非经爱康国宾公司书面同意，惠佳信公司不得擅自将工程的全部或部分转包给其他方；惠佳信公司应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保证施工安全，发现安全隐患及时解决；由于惠佳信公司安全防护措施不到位或惠佳信公司施工人员违反相关安全操作规程造成安全事故的，由惠佳信公司承担全部责任及损失，若爱康国宾公司因此遭受损失的，爱康国宾公司有权向惠佳信公司追偿。庭审中，爱康国宾公司提供安全生产许可证等材料，证明惠佳信公司具备相应建筑施工资格，公司的发包行为未有违规之处。
2015年10月，惠佳信公司将白云大厦水电部分劳务转包给韩永芳，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合同。双方约定，韩永芳所带的进场工人需向惠佳信公司报道，接受惠佳信公司管理，工人工资由韩永芳支付；安全防护用具由韩永芳购买后提供给工人，韩永芳可持购买凭据向惠佳信公司报销。庭审中，惠佳信公司表示其劳务转包行为并未告知爱康国宾公司。
二、岳国建工作及受伤情况。2015年11月27日，岳国建受韩永芳雇佣进入白云大厦工地工作。岳国建及韩永芳约定，每日工资为220元。当天下午，岳国建手持轻钢龙骨，由其工友朱常乐持切割机进行龙骨的切割工作。切割过程中，岳国建未佩戴护目镜，其左眼被溅出的铁皮扎伤。
庭审中，岳国建代理人提交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接待谈话笔录一份，证明韩永芳曾表示岳国建并非操作角磨机的人员，所以无需佩戴护目镜，故岳国建对其所受损害不存在过错。韩永芳对笔录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该份笔录记录不全，同时称岳国建的工作为电工，也需操作角磨机。
庭审中，惠佳信公司提供“新工人进场安全教育会”、“现场安全基础培训讲解”、“手动工具操作安全技术交底”等材料证明其已对在场工人尽到了安全教育义务；该公司同时提交护目镜及安全帽收据证明为工人配备了相应的安全护具。其中“新工人进场安全教育会”上有孙鹏、郭红伟等人的签名。岳国建对此不予认可，岳国建认为其并未在相关安全教育的材料上签名，且从材料的笔迹来看，上述签名应为同一人所签。另外，即使惠佳信公司购买了安全护具，也未向其发放。
庭审中，朱常乐、孙鹏作为惠佳信公司证人出庭作证。朱常乐、孙鹏原系韩永芳雇佣工人。朱常乐到庭陈述2015年11月27日下午1点左右，其和岳国建搭配工作。朱常乐本想在地上切割一块铁片，但岳国建说他用手拿着就行了。在切割过程中，岳国建说眼睛里进东西，很疼，后岳国建将铁片拔出。朱常乐表示其工作的时候戴着护目镜，而岳国建刚来半天并未佩戴护目镜。经询，朱常乐表示其进入工地的时候需要报道，并经过培训后才能上岗。安全护具固定给个人，上班的时候需要去库房领取佩戴，下班后再集中放在一起。孙鹏到庭陈述其于2015年9月到白云大厦进行施工工作，在施工之前都有进行安全培训，且韩永芳为工人购买了安全护具。所有的护具都放在库房里，上班的时候工人可自行领取，并未固定给个人。工人进场时需要报道。当天早上由其分配岳国建和朱常乐二人一组干活，且其在分配工作时都会提示工人佩戴防护工具。发生事故后，孙鹏陪同岳国建前往医院就医，当时医生说岳国建不应当自行拔除铁片。岳国建认为两位证人在安全护具的分配上存在不一致的说法，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
经询韩永芳，其表示岳国建当天刚到工地，确实未对其进行安全教育。
三、岳国建的各项损失。事故发生当天，岳国建被送往北京同仁医院就医。其门诊病历上记载：“左眼被铁片扎伤2小时，已自行拔出铁片”。同日，岳国建在该院行（左）眼角膜裂伤缝合+巩膜伤口探查术。2015年12月19日，岳国建在北京同仁福康眼科医院住院治疗。2015年12月21日，岳国建在该院行左眼球摘除+义眼台植入术。岳国建于2015年12月28日出院，实际住院9日，出院诊断为左眼球萎缩、左眼上睑下垂。2016年6月26日，岳国建在北京医达蓝天医学科技开发中心配制义眼。庭审中，根据岳国建所提交的医疗费票据，其自行支付医疗费12700元。韩永芳称该医疗费总额中含其提供的1500元义眼定金，但未向法院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
诉讼中，岳国建申请法医临床鉴定，法院委托北京博大司法鉴定所鉴定。2016年7月20日，该鉴定所出具鉴定意见：岳国建的伤残等级为人体损伤致残程度七级残疾；误工期120-180日、护理期60-90日、营养期60-90日。岳国建支付鉴定费4350元、快递费20元。
庭审中，岳国建提交金额为28元的出租车发票1张，证明其交通费支出，对此韩永芳、惠佳信公司、爱康国宾公司予以认可。
残疾赔偿金部分，岳国建要求按照2015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2859元计算。经查，岳国建为农业户籍。岳国建称其自2008年到北京工作，2010年开始从事建筑工作。庭审中，岳国建提交其2010年、2012年、2016年暂住证及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建公司）工作证、广兴无限公司出入证、其户籍所在地村委会证明及其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证明其长期在北京工作生活的事实。其中，二建公司工作证背面注明入场时间为2012年10月；广兴无限公司（高新大厦办公区工地）出入证的有效期为2015年9月23日至2015年12月31日；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上未能显示收取或支出金额发生地点。岳国建另提交二建公司工作证明1份，其上载明：“岳建国自2014年8月份入职我公司中国尊项目从事电工工作一职，并居住在我公司职工宿舍，后于2015年5月份从我公司离职”。该份证明上并无出证人的姓名及联系方式，且证明对象为“岳建国”，与岳国建名字不一。法院要求岳国建提供二建公司联系方式以核实其工作情况，岳国建称其系跟随包工头在二建公司干活，并非是该公司的正式职员，所以无法提供公司的联系方式。韩永芳、惠佳信公司、爱康国宾公司认为岳国建所提供的暂住证日期不连续，无法证明其长期在京工作生活的事实；对于工作证、出入证的真实性不认可，且认为根据工作证所记载的安全防护要求，岳国建应具备相关安全防护知识。惠佳信公司另认为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只能证明岳国建曾在京办理银行卡，但该卡并非工资卡，无法体现岳国建的工资来源；另对岳国建提供的二建公司及其户籍所在地村委会证明均不予认可。庭审中，韩永芳确认岳国建自2015年8月开始为其工作。
被扶养人生活费部分，岳国建之母李金香1962年7月27日出生，岳国建之继父张克来于1948年12月26日出生，岳国建之母与其继父于2000年7月28日结婚。岳国建之母与其继父为农业户籍，育有岳国朋（1987年12月10日出生）及岳国建二子。岳国建继父无其他子女。岳国建提供盖有定兴县柳卓乡北连村民委员会及定兴县公安局柳卓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一份，其上载明：“李金香、张克来因体弱多病，目前在家休养，没有工作及其他收入来源”。岳国建要求按照2015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6642元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韩永芳、惠佳信公司、爱康国宾公司认为岳国建所提供的证明无法证实其父母的经济情况，且认为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
误工费部分，岳国建要求按照每月6600元计算180日；护理费部分，岳国建称其由家属护理，要求按照每日150元计算90日；营养费部分，岳国建要求按照每日100元计算90日。岳国建就其主张的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证实。岳国建另主张的残疾辅助器具费及后续治疗费尚未实际发生。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谈话笔录、病历材料、诊断证明书、证明、医疗费票据、工作证、出入证、暂住证、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结婚证、户口页、交通费票据、代收快递费收据、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合同、工程施工合同、安全生产许可证、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情况说明、安全教育培训内容及签字材料、收据、鉴定报告、鉴定费发票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当事人争议焦点概括起来涉及以下两方面的法律问题：其一、责任主体及承担方式问题；其二、岳国建各项损失明细。针对焦点一，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岳国建系韩永芳雇佣，其在施工过程中受伤，故韩永芳应对其各项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爱康国宾公司作为发包方，其已将工程依法发包给惠佳信公司，现岳国建要求爱康国宾公司对其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惠佳信公司将涉案工程部分劳务转包给不具有资质的个人，对此存在重大过错，故应对岳国建的各项合理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关于岳国建自身是否存在过错问题，法院认为根据庭审中查明的事实，韩永芳在岳国建进场后确未对其进行相应的安全教育，惠佳信公司两位证人对于安全护具分配的陈述亦不一致，故法院认为韩永芳尚未给岳国建配置安全护具或告知其安全护具的取用事宜。岳国建在施工过程中因未佩戴安全护具导致其左眼被铁片扎伤且其事后自行将铁片拔除，对此岳国建虽存在不当之处，但考虑到事发时的具体情形，岳国建对其自身损害并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故法院对韩永芳、惠佳信公司、爱康国宾公司主张岳国建自身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的陈述不予采纳。针对焦点二，岳国建要求赔偿住院伙食补助费、鉴定费、快递费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法院予以支持。岳国建因伤支付医疗费，岳国建已提交相应的病历材料及医疗费票据，故法院对岳国建主张的医疗费亦予以支持。法院认为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书系根据岳国建客观情况作出，对其证明效力法院予以认可。岳国建在本次事故中造成七级伤残，其要求赔偿残疾赔偿金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但岳国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充分证明其事发前长期持续在北京工作生活，岳国建所提交的二建公司工作证及工作证明上所载明的工作时间并不一致，且法院亦无法与该公司核实岳国建工作情况，故岳国建主张按照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的请求依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法院按照2015年北京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支出20569元计算其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应计入残疾赔偿金，法院亦按照2015年北京市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5811元计算，岳国建残疾赔偿金共计268904.60元。法院参考鉴定意见，认定岳国建的误工期为180日、护理期为90日、营养期为90日。误工费部分，岳国建要求按照每月6600元计算，因韩永芳在庭审中已确认岳国建日工资为220元，故法院对岳国建主张的月工资标准予以认可。经核算，岳国建误工费共计39600元。护理费部分，法院酌定按照每日80元计算，共计7200元。营养费部分，法院考虑岳国建伤情，酌定按照每日30元计算，共计2700元。对岳国建主张的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过高部分，法院不予支持。岳国建主张的交通费尚在合理范围，对此法院予以认可。岳国建要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具体数额法院酌定为20000元。岳国建所主张的残疾辅助器具费、后续治疗费均尚未发生，对此法院不予认可，岳国建可待上述费用实际发生后另行主张。据此，一审法院判决：一、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韩永芳赔偿岳国建医疗费一万二千七百元、住院伙食补助费四百五十元、鉴定费四千三百五十元、快递费二十元、残疾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二十六万八千九百零四元六角、误工费三万九千六百元、护理费七千二百元、营养费二千七百元、交通费二十八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二万元。北京市惠佳信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对以上赔偿款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驳回岳国建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二审期间，岳国建称二建公司出具的工作证明系误将其名字写为岳建国。为证明其长期在北京工作生活，岳国建申请证人张某到庭作证，张某作证称，其与岳国建是朋友、邻村老乡，岳国建从2008年在开始一直在北京工作，其与岳国建一起干活到2011年，后岳国建学了电工，之后应该是在三元桥附近干电工，跟着谁干活其不清楚，其2015年去岳国建处和岳国建一起干了三天活儿。惠佳信公司认为该证人证言不能证明岳国建一直连续在北京工作。爱康国宾公司认为该证人证言不属于新证据，且无法证明岳国建在受伤时以及受伤之前一段时间内是否在北京。韩永芳对于该证人证言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经询，当事人对于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岳国建系在为韩永芳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韩永芳作为雇主应承担赔偿责任。因韩永芳并不具有相应资质，故惠佳信公司的转包行为存在过错，其应对岳国建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本案上诉争议焦点是岳国建要求按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其残疾赔偿金损失的请求能否得到支持；一审法院对其护理费、营养费损失的认定是否适当。
关于残疾赔偿金损失，岳国建提交的证据，其中2010年、2012年的暂住证不能证明其受伤前系长期连续在北京工作和居住生活；二建公司工作证及二建公司工作证明中载明的工作时间不一致，且工作证明中的名字并非岳国建，岳国建对其所称证明中的笔误问题亦未进一步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其借记卡账户亦不能证明其在北京的工作及收入情况，故其主张按照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的请求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依据北京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0569元计算其残疾赔偿金并无不妥。二审审理中，证人张某的证言仍然不能达到岳国建主张的其受伤前在北京工作、居住生活满一年以上的证明目的，本院对此不予采纳，岳国建的此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护理费、营养费损失，一审法院综合本案事实，结合岳国建的伤情，酌情确定的数额无明显不当。
综上所述，岳国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925元，由岳国建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任淳艺
审判员 宋 光
审判员 施 忆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史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