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滨塘民重字第13号
原告：中援应急（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津塘公路1684号，组织机构代码67374452-2。
法定代表人：张文莹，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丹，天津安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齐相礼，男，中援应急（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职员。
被告：中信信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注册地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1191号16158室，实际经营地上海市四川北路859号中信广场23楼2305-2306，组织机构代码58872210-Ｘ。
负责人：王萌，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东伟，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中信信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注册地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马泉营村委会西北500米，实际经营地北京市朝阳区红军营南路15号瑞普大厦Ｂ座8层，组织机构代码67875200-3。
法定代表人：王萌，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东伟，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中援应急（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援应急公司”）与被告中信信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被告中信信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信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0月30日受理后，于2015年5月20日作出（2014）滨塘民初字第7171号民事判决。宣判后，被告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中信信通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4日作出（2015）二中民二终字第395号民事裁定，以二审出现新证据，导致原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为由，裁定撤销本院（2014）滨塘民初字第7171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重审立案后，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0月26日、11月25日、2016年1月15日、3月10日、10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丹、齐相礼，被告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中信信通公司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为，证人李某、张某、柴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中援应急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中信信通公司共同给付原告货款4381157.10元，并按日万分之五计算，支付自2013年12月20日起至实际付款日止的违约金（暂计至2016年3月10日共811天，违约金数额为1776559.2元），合计6157716.3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3年9月29日，原告与第一被告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约定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向原告购买二级冶金焦炭，数量为50000吨，单价为1350元/吨，于天津港港口交货，按实际数量及质量标准进行最终结算。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向第一被告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提供了焦炭，第一被告收到货物后，于2013年12月20日向原告出具了《焦炭结算单》，双方确认实际结算焦炭数量为：结算吨数1441.97吨，结算单价1391.55元/吨；结算吨数1770.03吨，结算单价1341.55元/吨，货款共计4381157.10元。原告向第一被告开具了相应金额的发票，但第一被告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至今未向原告支付货款。原告认为，第一被告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系第二被告中信信通公司下设分公司，第二被告中信信通公司应对其分公司的经营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故原告提起诉讼，望判如所请。
针对其主张，原告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如下：
1、《工矿产品购销合同》，证明被告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作为买方，原告作为卖方，双方于2013年9月29日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合同对买卖焦炭的数量、单价、结算方式等进行了约定，双方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
2、《焦炭结算单》2张，证明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向被告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供货，双方对供货数量、质量、单价、结算金额等进行了确认，结算单载明：2013年10月24日至11月18日，结算数量1770.03吨，结算单价1341.55元/吨，结算金额2374583.75元；2013年11月19日至11月30日，结算数量1441.97吨，结算单价1391.55元/吨，结算金额2006573.35元；货款共计4381157.10元；
3、2013年9月29日至12月26日期间，原告公司员工赵欣与被告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工作人员王玉胜、吕美玉往来电子邮件截屏图片7张，证明原告与被告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签订合同、货物数量及单价的确认、出具检测报告、结算单、被告要求原告开具相应发票的整个交易过程，但由于谷歌邮箱现已关闭，导致该证据不能调取并进行证据公证；
4-1、天津港保税区恒通物流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车辆衡重汇总统计报表》20张，证明原告向被告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提供焦炭的情况，该证据与原告证据2《焦炭结算单》载明的焦炭数量相一致；
4-2、《接货登记表》2页（系原告方工作人员张某在接货时对运输车辆的车号及实收焦炭数量所作记录），证明案外人邯郸市峰峰华明煤化电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峰峰华明公司”）将涉案焦炭汽运至被告所属天津港散货物流Ｍ412库，由原告方工作人员张某与被告库管人员共同接货，磅码单由送货司机和被告人员持有，原告工作人员只能作以记录，但磅码单上有张某的联系电话，磅码单现存于被告处；另该证据系证据2《焦炭结算单》的计算依据，《接货登记表》载明的焦炭数量与被告的磅码单以及峰峰华明公司的发货单相一致，从而证明原告已经履行向被告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的交货义务；
5、原告开具的《天津增值税专用发票》5张（开票金额合计为4381157.10元），证明原告于2013年12月24日向被告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金额与结算金额相一致，原告已经履行合同约定的全部义务；
6-1、原告与案外人峰峰华明公司签订的《焦炭购销合同》及结算单1张，证明原告出售给被告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的焦炭是向案外人峰峰华明公司购买，双方约定的交货方式为由出卖人峰峰华明公司汽运至指定仓库，即被告所属仓库；另结算单可证实原告已与峰峰华明公司进行结算并付款的事实；
6-2、案外人峰峰华明公司开具的《河北增值税专用发票》4张（开票金额合计为4196033.75元）及收据3张、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8张，证明原告已向案外人峰峰华明公司支付货款，峰峰华明公司向原告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
6-3、案外人峰峰华明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1份，证明原告向被告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所供焦炭的来源以及实际交货的情况；
6-4、案外人峰峰华明公司物流部的记账凭证1张及运费清单3张，证明案外人峰峰华明公司按照原告方的指令向被告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发运焦炭的具体车辆、吨数等情况，发货情况与原告证据4相一致；
7、天津港保税区恒通物流服务有限公司的《车辆衡重汇总统计报表》17页，证明原告向被告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发运焦炭的情况；
8、被告公司员工吕美玉发送给原告公司总经理赵欣的电子邮件截屏，证明原告证据2《焦炭结算单》的来源，该结算单是被告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扫描后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原告，若被告没有收到货物，不会向原告发送结算单，因谷歌邮箱系统已关闭，该邮件现已无法调取；
9、峰峰华明公司过磅单8张（来源于被告方在原一、二审中提交的证据），证明被告提交的过磅单上有原告公司业务员张某的电话号码（139××××9001），该8张过磅单与原告接货记录相一致，从而可证实原告确实向被告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完成交货；
10、证人李某出庭作证证言及证人提交的峰峰华明公司的记账凭证、《中援应急焦炭运费统计表》和峰峰华明公司出具的证人身份《证明》，证明案外人峰峰华明公司按照原告的指令将焦炭汽运到天津港散货物流Ｍ412库，共83车，3337.06吨，由被告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工作人员签收，原告履行了供货义务；
11、证人张某出庭作证证言及证人提交的手机话费发票和《劳动合同书》，证明证人张某系原告公司的员工，是原告公司在Ｍ412库的接货人员，被告提交的过磅单上有张某的电话号码（139××××9001），从而证实原告将从案外人峰峰华明公司处购买的焦炭运送到被告处，并由被告方收货的情况。
被告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辩称：一、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其所述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首先，原告与被告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之间不存在真实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原告主张双方存在买卖关系的主要依据是电子邮件，该邮件的真实性现无法判断,作为证据而言，其不符合电子证据的要求，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另，相关邮件的发信人及收信人并非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的工作人员，而是江苏如泰兴淮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如泰公司”）人员，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未授权江苏如泰公司任何人员与原告签署任何协议；其次，原告没有证据证实已向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履行交货义务。原告主张交付货物的主要依据为两份《焦炭结算单》，而原告提交的《焦炭结算单》中所加盖的“11号业务专用章”与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所属“11号业务专用章”的样式明显不符，不具备真实性，且“11号业务专用章”仅用于入库和库内作业的申请及确认，不用于对外结算；再者，原告提交的《焦炭结算单》《接货登记表》《车辆衡重汇总统计报表》和法院调取的《作业量统计表》之间无法建立对应关系，且彼此之间存在矛盾之处，上述证据仅能证明一些车辆将相应的货物运输到天津港散货物流Ｍ412库，但并不能作为原告履行交货义务的证据。二、案外人峰峰华明公司交付的货物实际是向江苏如泰公司进行交付，并不是向被告交付货物。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与案外人河北省燃料经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燃料公司”）签有《焦炭购销合同》，河北燃料公司与江苏如泰公司签有《工矿产品购销合同》，Ｍ412库中的焦炭实际是江苏如泰公司采购的货物，然后原地转卖给河北燃料公司，河北燃料公司再转卖给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峰峰华明公司交付的货物实际收货人应为江苏如泰公司。而被告没有向任何发货方支付过货款，被告的直接交易对手为河北燃料公司。三、原告无有效证据证明其与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实际交付货物，在买卖事实不成立的情况下，其关于违约金的主张没有基础依据，应予驳回。四、原告要求第二被告中信信通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第一被告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是具有独立责任能力的实体公司，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原告与第二被告中信信通公司存有关系，即使承担责任也应由第一被告独立承担。综上，被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中信信通公司辩称，同意第一被告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的答辩意见。另，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虽为中信信通公司的分支机构，但其已经领取了营业执照，有自己的经营场所及财产，对外可以独立承担责任，故中信信通公司不应承担责任。
针对其答辩意见，被告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印章管理责任承诺书》2份，证明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11号业务专用章”的使用范围是天津港区货物出入库的申请和确认，办理港区内业务操作，不用于对外结算；
2、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11号业务专用章”印鉴样式，证明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11号业务专用章”印鉴相关字体与原告提交的《焦炭结算单》所显示的印鉴字体明显不符，原告提交的《焦炭结算单》属虚假证据；
3、案外人河北燃料公司分别于2013年11月15日、12月5日、12月23日出具的《结算单》，证明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用于结算加盖的印章为非刻有“11”的业务专用章，且与被告方进行焦炭买卖的交易对手是河北燃料公司；
4、江苏如泰公司的企业信息查询情况及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2013年9月至12月社保缴纳明细单，证明原告证据8往来电子邮件中显示的“李玉成”不是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的员工，而是江苏如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社保缴纳明细单可证明王玉胜和吕美玉亦不是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的员工；
5、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答复举报人通知书》，证明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原工作人员吴益群为了非法获取利益，与案外人李玉成、王玉胜和吕美玉等人虚构贸易合同，骗取、侵吞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资产，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已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举报，该案于2015年5月14日受理；
6、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与河北燃料公司于2013年9月10日签订的《焦炭购销合同》及该合同的附件收货确认函、采购通知单和业务联系信息表，以及河北燃料公司与江苏如泰公司于2013年11月5日签署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证明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向河北燃料公司采购焦炭，河北燃料公司向江苏如泰公司采购焦炭的事实；
7、案外人峰峰华明公司过磅单、天津港保税区恒通物流服务有限公司衡重单（共87份），证明案外人峰峰华明公司发运至被告仓库的货物实际收货单位为江苏如泰公司，继而证明河北燃料公司通过江苏如泰公司组织货源向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供货，而非原告向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交付货物；
8、河北燃料公司出具的《收据》1张及对应的承兑汇票11张（共计4035万），证明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曾以汇票方式向河北燃料公司支付部分货款；
9、北京银行受托支付通知单，证明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曾委托第二被告中信信通公司代为向河北燃料公司支付货款5000万元；
10、河北燃料公司向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开具的发票166张及税务机关出具的《认证结果通知书》12张，证明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是与河北燃料公司发生的真实焦炭交易，2013年9月至2014年5月期间，双方发生焦炭交易数量约15万吨；
11、证人柴某（系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库管员）出庭作证证言，证明2013年9月至12月期间，入库天津港散货物流Ｍ412库的焦炭均为江苏如泰公司组织的货源，约有10万吨，入库时，送货人员是与江苏如泰公司的工作人员进行交接。
另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本院依法调取了天津港保税区恒通物流服务有限公司2013年10月22日至2013年11月30日期间中信信通Ｍ412库入库焦炭情况的《车辆衡重汇总统计报表》。
对于当事人提交和本院调取的证据材料及证人证言，本院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二被告对原告提供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对原告证据1《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该份证据为复印件，来源于电子邮件的附件，从原告提交的证据3电子邮件截屏图片中无法看出原告是与被告建立的合同关系，电子邮件的收发人不是被告方的工作人员，被告亦不认可合同中所加盖被告公章的真实性。另因原一审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淑英与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涉嫌犯罪的总经理吴益群有关系，故对段淑英在原一审中发表的质证意见亦不予认可；对原告证据2《焦炭结算单》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邮件的发送方不是被告公司的员工，结算单中的印章也系伪造，与被告公司“11号业务专用章”不一致，且“11号业务专用章”只用于发货、收货，不用于货款结算；对原告证据3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邮件中显示的“李玉成、王玉胜、吕美玉”等人均不是被告公司员工，原告也无法证实邮件截屏具有真实性；对原告证据4-1、4-2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为复印件，没有体现出证据与被告之间的联系，且《接货登记表》与天津港保税区恒通物流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车辆衡重汇总统计报表》和法院调取的《作业量统计表》之间无法建立对应关系，且彼此之间存在矛盾之处；对原告证据5《天津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被告没有收到该发票；对原告证据6-1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均为复印件，结算单上未加盖印章，合同约定订货量为5000吨，而结算单显示焦炭数量为3201吨，货量不一致；对原告证据6-2中《河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收据和银行承兑汇票的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收据为自行制作收据，非正式的收据，收据显示的金额与原告和峰峰华明公司交易数额不相符。另从汇票背书情况来看，只有一张20万的汇票有原告公司字样，不能证明原告已向峰峰华明公司支付了涉案货物的货款；对原告证据6-3《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其证明事项不予认可，认为案外人峰峰华明公司与原告存有利害关系，《情况说明》中的供货数量为3337.16吨与结算单中3201.13吨数不一致；对原告证据6-4峰峰华明公司记账凭证及运费清单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原告与峰峰华明公司之间存在其他交易的可能性，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原告证据7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为复印件，且不能证明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对原告证据8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为复印件，收发邮件人员均不是被告单位的工作人员；对原告证据9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能证明原告完成交货的事实；对原告证据10证人李某证言不予认可，认为证人与原告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可信性值得怀疑，证人所提交的峰峰华明公司记账凭证及《中援应急焦炭运费统计表》无法证明原告向被告交货的事实；对于原告证据11证人张某证言，被告对证人的身份表示质疑，认为原告没有为证人缴纳社保记录，不能证明交货期间其是原告公司员工，证人也无法证明具体交接货物的人员。虽峰峰华明公司出具的过磅单上有证人的联系电话，证人亦提交了手机话费发票，但并不能证实在涉案期间证人使用该号码。过磅单虽然加盖了被告公司入库专用章，但仅能证明峰峰华明公司向天津港散货物流Ｍ412库卸货，不能证明被告与峰峰华明公司建立法律关系，亦不能证明完成了货权向被告公司的转移。
原告对被告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提供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对被告证据1《印章管理责任承诺书》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属被告内部的承诺书，形成时间为2014年4月22日，与本案不具关联性，该承诺书也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被告证据2不予认可，认为原告方在询问被告“11号业务专用章”是否做过备案时，被告代理人回答未备案，在没有新证据情况下，被告方的陈述前后矛盾，因此该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被告证据3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被告与案外人河北燃料公司的结算单与被告证据6《焦炭购销合同》约定的焦炭数量不符，也与法院调取的Ｍ412库入库焦炭吨数不相符，不能证明被告与案外人有焦炭交易和结算；对被告证据4中江苏如泰公司的企业信息情况不予认可，该证据并不能证明与原告有过电子邮件往来人员的身份情况，被告公司的社保缴纳明细同样达不到被告方的证明目的，但社保缴纳明细中有段淑英和李丽君二人，在交易过程中有段淑英、李丽君的邮件往来；对被告证据5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原告与吴益群之间无邮件往来，该证据与本案不具关联性；对被告证据6不予认可，认为河北燃料公司与江苏如泰公司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没有原件，被告陈述的交易流程没有证据相依托，该组证据与被告证据1、3、4相互矛盾；对被告证据7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被告没有将该组证据向峰峰华明公司出庭证人李某出示进行辨认，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而被告持有过磅单只能证明被告收到了峰峰华明公司的货物，但不能证明被告主张的交易过程；另被告应提交双方争议期间天津港散货物流Ｍ412库入库焦炭完备的资料及相关过磅单，用于查明案件的事实；对被告证据8、9、10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且证据8、9、10与被告证据3、6、7之间不能相互对应，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另，证据8、9、10亦不能证实是江苏如泰公司组织的货源；对于被告证据11证人柴某出庭作证证言，原告认为：（1）在被告提供的社保缴纳名细中无证人柴某名字，证人自称为被告公司负责Ｍ412库的管理人员，但其无法说明具体工作职责及负责的业务，故无法确认证人的身份情况；（2）证人自述不清楚入库货物的具体收货人是谁，因此证人称不认识原告工作人员张某，不能作为原告未实际交货的依据；（3）证人陈述货物在入库时工作人员根本不看收货单位，即使过磅单上载明了收货人其也不作登记，说明被告公司管理混乱，导致其在收到原告货物后，查不到涉案货物是因其公司记载问题所致。
另，对于本院在原审中调取《作业量统计表》及本案重审期间调取的天津港保税区恒通物流服务有限公司《车辆衡重汇总统计报表》，原告及二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原告认为，法院调取的证据与原告提交的合同、结算单、发票及证人证言等证据可相互印证，原告提交的相关单据与法院调取证据相吻合，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可证实原告将涉案货物交付给被告。被告提交的87张过磅单与法院调取的证据也不矛盾，与原告主张的货物是不同的两批货物，不重合。被告则认为，该证据只能证实有相应的车辆将货物运送到Ｍ412库，并不能证明运送的货物是本案争议的原告交付的货物，也不能证明货物的买方是被告。原告提交的《接货登记表》与该证据在数据上存在矛盾之处，因此，原告没有证据证明与被告存在交易关系，并交付货物。
本院对双方当事人所举证据材料的分析认定：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1《工矿产品购销合同》，虽被告不认可其真实性，并对原一审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段淑英的质证意见予以否定，但根据“禁止反言”的原则，被告应就变更原代理人质证意见的合理性举证加以说明。庭审中，虽被告主张段淑英与涉嫌犯罪的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总经理吴益群有关联，但该理由不足以说明其变更原代理人段淑英的质证意见具有合理性，被告也无充分证据证实存在原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负责人或代理人与原告串通损害被告公司利益的事实。根据段淑英在原一审中认可“合同具有真实性及在合同上盖过公章”的质证意见，结合原告提交的证据3中（2013年10月16日）电子邮件截屏显示的发件人<ｌｉｊ×××＠163.ｃｏｍ>发给原告方工作人员“赵总”的“中援应急合同扫描件”同时抄送段淑英<139×××＠163.ｃｏｍ>邮箱的情况，可证实《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上买方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所加盖公章具有真实性，故本院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于原告证据2《焦炭结算单》的证明效力问题，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3、8原告公司员工赵欣与王玉胜、吕美玉往来电子邮件截屏显示，就供应焦炭数量、单价、质量、扣款等情况双方进行了协商确认，原告并依结算单确定的数额开具了发票，该证据可与原告提供的《接货登记表》、原告开具的《天津增值税专用发票》、峰峰华明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及该公司的记账凭证和运费清单、本院调取的天津港保税区恒通物流服务有限公司《车辆衡重汇总统计报表》及证人李某、张某证言等证据相互印证，可证实结算单是在原告供货后，双方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协商确认的结算金额，该结算单具有客观性。虽被告不认可电子邮件中显示的“李玉成、王玉胜、吕美玉”等人是其公司员工，并主张结算单上加盖的“11号业务专用章”不具有真实性，且“11号业务专用章”不用于结算，但王玉胜、吕美玉等人以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的名义通过电子邮件与原告签订合同，并向原告提交了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的相关资质，原告有理由相信上述人员能够代表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与原告签订合同并进行货款结算，且原审被告代理人段淑英亦认可了合同的真实性，原告所开具发票付款人的名称亦为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另，被告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在原审中提交的证据8（电子邮件截屏）显示，被告认可代表该公司与峰峰华明公司交易的发件人（DidiWang<527×××＠ｑｑ.ｃｏｍ>）与原告证据3中显示的代表被告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与原告进行交易的王玉胜的邮箱信息相同，且该证据中显示的收件人小吕<308×××＠ｑｑ.ｃｏｍ>亦与原告证据3中显示的吕美玉<308×××＠ｑｑ.ｃｏｍ>邮箱信息相同。综合全案证据材料分析，结合相关证人证言及证人提交的书证，王玉胜、吕美玉与原告签订《焦炭结算单》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至于结算单上加盖的“11号业务专用章”的真伪，并不影响双方签订《焦炭结算单》事实的认定，故本院对原告证据2的证明力予以确认。对于原告证据3、8（电子邮件截屏图片），虽因谷歌邮箱的关闭导致无法调取电子邮件原始数据，但根据本案实际交易情况，结合其他证据材料、煤炭买卖的交易习惯及被告原代理人在原审的质证意见，该电子邮件反映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本院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5《天津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据6-2中《河北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据6-3峰峰华明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据9峰峰华明公司过磅单，被告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上述证据材料与本案亦具有关联性，本院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对于原告提供的其他证据材料及证人李某、张某证言和证人提交的相关材料，虽原告提交的《接货登记表》与本院调取的《车辆衡重汇总统计报表》存在个别记载误差，但并不影响证据本身的证明效力，上述证据之间可相互印证，已形成证据锁链，可证实原告与案外人峰峰华明公司之间存在买卖焦炭关系，并指示案外人将焦炭运送至被告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经营管理的天津港散货物流Ｍ412库等情况，对其证明力本院予以确认。
对于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1、2、3及证人柴某证言，可证实被告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存在“11号业务专用章”及该章用于天津港区业务的事实，虽被告主张该章不用于对外结算，但上述证据尚不足以否定原告证据的证明力及王玉胜、吕美玉与原告进行货款结算的事实。被告提供的证据4《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江苏如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李玉成，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2013年9月至12月社保缴纳明细单中无王玉胜和吕美玉的姓名，但该证据不足以说明李玉成、王玉胜、吕美玉与被告之间不存在代理关系，且被告认可的员工证人柴某亦未在社保缴纳明细单中体现，基于原审被告代理人段淑英认可合同盖章真实性的意见，该证据也无法否定李玉成、王玉胜、吕美玉代表或借用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资质与原告进行焦炭交易的事实。被告提供的证据5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答复举报人通知书》，虽可证实检察机关接收了被告举报吴益群的材料，但该证据不足以证明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负责人吴益群及案外人李玉成、王玉胜、吕美玉等人与原告串通损害被告公司利益的事实。被告提供的证据6、8、9、10，虽可证实被告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与河北燃料公司存在买卖焦炭关系及支付部分货款的事实，但该证据无法否定原、被告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的事实，也无法证实双方交易的货物中包含涉案焦炭。被告提供的证据7（峰峰华明公司过磅单及天津港保税区恒通物流服务有限公司衡重单），虽过磅单显示的收货单位为江苏如泰公司，且峰峰华明公司运送焦炭的时间亦发生在涉案期间，但该过磅单显示的运输货物车辆牌照号与证人李某提交的峰峰华明公司《中援应急焦炭运费统计表》中显示的车辆牌照号不一致，根据本院调取的《车辆衡重汇总统计报表》，2013年10月22日至2013年11月30日期间中信信通Ｍ412库入库焦炭数量远超双方争议的焦炭数量，上述过磅单显示的货物与原告主张的货物是不同的两批货物，并不重合，故该证据无法达到被告方的举证目的。对于被告证据11证人柴某证言，由于证人与被告存在一定利害关系，且证人当庭陈述其只负责统计入库焦炭数量，并不清楚的实际货主及焦炭交易情况，证人证言也缺乏其他证据加以佐证，对其证明力本院不予确认。综上，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及证人证言难以否定原告证据的证明力，无法达到被告举证的证明目的，本院对其证明效力不予确认。
对于本院调取的证据材料（《作业量统计表》及《车辆衡重汇总统计报表》），原告及二被告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该证据可作为审核原、被告证据效力及认定案件事实的参考依据。
依据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及本院确认的证据材料，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9月29日，被告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买方）与原告中援应急公司（卖方）以电子邮件方式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约定被告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向原告中援应急公司购买二级冶金焦50000吨，单价为1350元／吨，合同价款为6750万元，交货港口为连云港／天津港／京唐港。合同第七条约定：“交货日期：合同签订后分批均匀发货，每批5000吨，以实际发生为准。”合同第八条约定：“货款结算方式：买方在收到货后30天内按批次结算一次，双方根据实际结算，卖方在每月25日前向买方开具增值税发票。”合同第九条第3项约定：“如甲方（被告）未按合同约定及时给乙方（原告）付款，除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货款外，甲方另支付乙方违约金（违约金＝已发货总货款*万分之五*违约天数）。”另，合同还对产品质量标准、包装要求等事项进行了约定。为履行上述合同，原告（买方）于2013年10月12日与案外人峰峰华明公司（卖方）签订《焦炭购销合同》，约定原告向峰峰华明公司购买冶金焦炭（规格型号25-80ｍｍ）5000吨，单价1310元／吨，货款以实际业务量结算。该合同第三条约定：“合理损耗及计算方式：以送达天津港计量为准。”合同第四条约定：“交（提）货方式、地点：出卖人送货到天津港指定仓库。”合同第五条约定：“运输方式和费用担负：汽运，费用由出卖人承担。”合同第七条约定：“结算方式及期限：价格以本合同为基准随市场变化。买受人投入一定数量资金循环使用，发货后，出卖人根据买受人提供的结账通知单开具17%增值税发票到买受人处结算。”上述合同签订后，案外人峰峰华明公司根据原告指示于2013年10月24日至11月30日期间，将原告购买的焦炭直接运送至被告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经营管理的天津港散货物流Ｍ412库，由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在峰峰华明公司过磅单上盖章，接收了货物。同时，原告方派人到现场对货物数量进行了登记。峰峰华明公司共运送焦炭83车，累计3337.16吨。2013年12月24日，峰峰华明公司向原告开具了合计数额为4196033.75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原告依约向峰峰华明公司支付了相应货款。2013年12月21日，代表买方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的经办人吕美玉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原告方出具了加盖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11号业务专用章”的《焦炭结算单》2张，结算单显示：收货日期2013年10月24日至11月18日，实收数量1839吨，结算数量1770.03吨，结算单价1341.55元，结算金额2374583.75元；收货日期2013年11月19日至11月30日，实收数量1498.16吨，结算数量1441.97吨，结算单价1391.55元，结算金额2006573.35元。二份结算单合计结算金额为4381157.10元。2013年12月24日，原告向被告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开具了5张数额合计4381157.10元的《天津增值税专用发票》，但被告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至今未向原告支付货款。经原告多次催要未果，故成讼。
另查明，被告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系被告中信信通公司的分支机构，领取了营业执照，有自己经营的场所和管理的财产，并独立核算。
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主要争议焦点为:1、原告与被告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买卖焦炭的合同关系；2、原告是否履行交付货物的义务，被告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应否承担给付原告货款及违约金的责任；3、被告中信信通公司应否承担连带付款责任。
一、关于原告与被告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是否存在买卖焦炭合同关系问题。
本院认为，根据前述本院对原告证据1《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效力的认定，可证实原告与被告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通过电子邮件方式签订了《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双方建立了买卖焦炭的合同关系，至于代表被告方的经办人王玉胜、吕美玉等人是否与被告存在隶属关系或享有代理权，因合同上加盖的被告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的公章具有真实性，故不影响合同关系的成立。综上，本院对原、被告之间存在焦炭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关于原告是否履行交付货物的义务，被告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应否承担给付原告货款及违约金责任问题。
本院认为，虽原告无法提交向被告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直接交付货物的证据，但原告提供的证据4-1《车辆衡重汇总统计报表》、证据4-2《接货登记表》、证据6-1原告与案外人峰峰华明公司签订的《焦炭购销合同》、证据6-2峰峰华明公司开具的《河北增值税专用发票》及收据和银行承兑汇票、证据6-3峰峰华明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据6-4峰峰华明公司物流部的记账凭证及《中援应急焦炭运费统计表》、证据9被告方在原一、二审中提交的峰峰华明公司过磅单、证据10证人李某证言、证据11证人张某证言，以及本院调取的天津港保税区恒通物流服务有限公司《作业量统计表》《车辆衡重汇总统计报表》，已形成证据锁链，可证实原告自案外人峰峰华明公司处购得焦炭，并指示峰峰华明公司将焦炭运送至被告中信信通上海公司经营管理的天津港散货物流Ｍ412库的事实，且被告在庭审中亦认可确已收到峰峰华明公司所供焦炭。虽被告否认峰峰华明公司的供货是为履行与原告之间的合同，但根据峰峰华明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及峰峰华明公司内部记账凭证和《中援应急焦炭运费统计表》、证人李某证言，可证实峰峰华明公司是按原告指示的交货地点为原告方送货。另，在盖有被告中信信通上海公司入库专用章的峰峰华明公司过磅单上，留有原告方工作人员张某的电话号码，且张某亦到现场进行了货物登记，进一步说明峰峰华明公司是为原告供货的事实。再者，被告主张实际供货流程为“峰峰华明公司→江苏如泰公司→河北燃料公司→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虽被告提供了其与河北燃料公司及河北燃料公司与江苏如泰公司之间的购销合同，但根据本院调取的天津港保税区恒通物流服务有限公司《车辆衡重汇总统计报表》显示，在涉案供货期间入库Ｍ412库焦炭数量远超双方争议的焦炭数量，而被告提供的证据7峰峰华明公司过磅单虽显示收货单位为江苏如泰公司，但该过磅单上显示的运输车辆牌照号与证人李某提交的峰峰华明公司《中援应急焦炭运费统计表》中显示的运输车辆牌照号不一致，上述过磅单显示的货物与原告主张的货物是不同的两批货物，并不重合。对比原、被告双方的证据，原告方的证据效力优于被告方的证据，故本院对原告已履行向被告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供货义务的事实加以确认。综上所述，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焦炭的合同关系，原告业已履行供货义务，故被告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应承担付款责任。
依据峰峰华明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及原告提供的《焦炭结算单》，可证实货款结算金额为4381157.10元，现原告要求被告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支付该款，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原告该项主张予以支持。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的主张，本院认为，原告依约履行供货义务后，被告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未按期向原告支付货款，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支付违约金的责任。双方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第九条第3项虽对违约金计算标准（违约金＝已发货总货款*万分之五*违约天数）进行了约定，但该约定明显过高，本院予以调整。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本院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违约金。另，原告主张从结算单载明的日期（2013年12月20日）起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但该时间早于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故本院不予确认。根据合同第八条关于货款结算方式的约定，即买方在收到货后30天内按批次结算，参考最后一批焦炭送货时间2013年11月30日，本院酌情确定计算违约金的起算时间为2014年1月1日。
三、关于被告中信信通公司应否承担连带付款责任问题。
本院认为，被告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是中信信通公司隶属的分支机构，由于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法人承担。但基于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有自己经营管理的财产，故在中信信通上海分公司经营管理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被告中信信通公司应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综上所述，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信信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中援应急（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货款4381157.10元；
二、被告中信信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援应急（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违约金计算方式：以货款4381157.10元为基数，自2014年1月1日起至本判决指定期间实际付款日止，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
三、被告中信信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在被告中信信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其经营管理的财产不足以清偿上述债务时，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54904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59904元，由被告中信信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被告中信信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2018-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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