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1403刑初1号
公诉机关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单位四川意某家居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仁寿县视高工业集中区。
诉讼代表人周某，四川意某家居有限公司行政部经理。
被告人李某某，男，汉族，1972年1月5日出生，小学文化，四川意某家居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兼总经理，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因涉嫌单位行贿罪，于2017年6月5日经眉山市彭山区人民检察院决定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彭书洋，北京炜衡（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范某，男，汉族，1972年10月31日出生，中专文化，四川意某家居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因涉嫌单位行贿罪，于2017年6月5日经眉山市彭山区人民检察院决定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高玉林，中豪律师集团（四川）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舒某，男，汉族，1968年3月2日出生，中专文化，四川意某家居有限公司会计，住四川省仁寿县，因涉嫌单位行贿罪，于2017年6月5日经眉山市彭山区人民检察院决定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张竞，四川铁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眉山市彭山区人民检察院以眉彭检诉刑诉[2017]2号起诉书指控被告单位四川意某家居有限公司、被告人李某某、范某、舒某犯单位行贿罪，于2018年1月2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眉山市彭山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陈远萍出庭支持公诉，上列诉讼代表人、被告人及辩护人均到庭参加了诉讼。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2017年1月，被告单位四川意某家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意某公司)在接受仁寿县国家税务局稽查局检查后，因公司确实存在少报税的问题，公司法定代表人范某、实际控制人兼总经理李某某商量后，为了减轻或免除处罚，决定找仁寿县国税局龙正分局局长谭某等帮忙解决此事，并让公司负责税务事宜的会计舒某参与沟通联系。
后经过被告人李某某、被告人范某、被告人舒某与谭某及仁寿县国税局管理二科科长赵某的商量，最终商定由意某公司向国税相关人员行贿38万元，以获得税务的减轻处罚。在意某公司通过被告人舒某将该38万元交给赵某后，赵某和谭某进行了分配，两人各得10.5万元，给稽查局局长刘某10万元，稽查局副局长王某3万元，稽查局工作人员卢某、黄某、钟某、罗某1每人1万元。
2017年4月，被告单位意某公司因少缴税款只被仁寿县国家税务局稽查局追缴了增值税87093.86元及相应滞纳金，并没有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被处以罚款。
2017年6月，被告人范某、被告人李某某、被告人舒某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了行贿行为。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单位四川意某家居有限公司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38万元，情节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的规定，应当以单位行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并追究其直接负责人主管人员被告人范某、被告人李某某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被告人舒某的刑事责任。三被告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了行贿行为；鉴于被告人舒某只领取固定工资，且行贿事宜由被告人李某某、范某商定，舒某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依法认定为从犯。请法庭结合本案的犯罪事实、犯罪情节，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等综合予以量刑。公诉机关当庭提交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等证据材料，以支持指控。
诉讼代表人对公诉机关指控单位构成单位行贿罪的罪名和事实均无异议，请法庭依法判处。
被告人李某某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和事实不持异议，同时认为系因法律意识淡薄触犯法律，认罪悔罪，希望法庭对其从轻处罚，给其改过自新的机会。
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某某犯单位行贿罪的罪名和基本事实不持异议，同时认为：1.被告人李某某是在眉山市彭山区检察院办理赵某涉嫌受贿一案过程中电话通知到案，应当认定自动归案，同时到案后，在本案正式立案前如实交代了全部行贿事实，属于自动归案并如实供述，应当认定自首，或者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规定的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具有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量刑情节；2.积极退缴涉案全部赃款，补缴了税款，未给国家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可以从轻处罚；3.系初犯、悔罪态度好，主观恶性不大，社会危险性小，可酌情从轻处罚；4.其创立的四川意某家居有限公司是当地解决就业的重点企业，该企业还需李某某组织和开展大量工作，需要支付大量供应商货款和农民工工资。建议对李某某免予刑事处罚或判处缓刑。
被告人范某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不持异议，认为其未与李某某商量，而是李某某与收受方商议好后让其送钱。请求法庭对其从轻处罚，给其改过自新的机会。
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范某犯单位行贿罪的罪名和基本事实不持异议，同时认为：1.被告人范某在接受彭山区检察机关询问和协助调查时主动交代了单位行贿行为，属于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认定为特别自首，对其从轻或者减轻处罚；2.范某虽是公司法定代表人，但行贿对象、金额和方式是由实际控制人李某某在操控，范某在本案中主要是辅助、协助公司行贿，所起作用很小，属于辅助人员，应当认定为从犯；3.范某系初犯，认罪、悔罪态度好，主观恶性不大，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建议法庭对其免予刑事处罚或者适用缓刑。并向法庭提交由天府新区仁寿视高管理委员会盖章出具的《关于四川意某家居有限公司相关情况的说明》，用于证实四川意某家居有限公司是视高工业集中区的重要招商引资企业和重点扶持企业，每年解决近300人的就业问题等。
被告人舒某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和事实不持异议，同时认为其是打工者，工作迫于无奈，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希望法庭对其从轻处罚。
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舒某犯单位行贿罪的罪名和事实均不持异议，同时认为：1.被告人舒某在单位犯罪中所起作用小，系从犯；2.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3.平时表现好，无前科或不良记录，当庭认罪；4.系下岗职工，作为意某公司的兼职会计，被追诉前，已主动交代了单位行贿行为，具有可以免除处罚的情节。综上，认为其犯罪情节较轻，无处罚必要，请求对其免予刑事处罚。
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公诉机关指控一致。
另查明，2017年6月1日，谭某与赵某商议后告知卢某除刘某外收受了意某公司的人退出的相应款项。王某、卢某、黄某、钟某、罗某1均在谭某处退回相应款项。当日，谭某分二次退回意某公司行贿款项共计38万元。2017年6月7日检察机关已将意某公司涉案款项38万予以扣押并作为待结案罚没收入。
又查明，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单位四川意某家居有限公司预缴纳罚金人民币20万元，被告人李某某预缴纳罚金人民币15万元，被告人范某预缴纳罚金人民币10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过庭审举证质证或庭外核实的如下证据，予以证实：
（一）书证
1.指定管辖决定书，证实本案由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本院管辖。
2.立案决定书、并案审批表、立案备案登记表，证实眉山市彭山区人民检察院于2017年6月3日对本案立案侦查。
3.四川省人口信息（户籍）证明，证实三被告人的身份信息。
4.三被告人到案情况说明，证实2017年6月2日侦查机关在掌握四川意某家居有限公司涉嫌单位行贿线索后电话通知三被告人接受调查，三被告人于当日前往交代了行贿事实；三被告人均无犯罪前科。
5.营业执照、章程、任命通知书，证实意某家居公司及法定代表人范某、实际控股人兼总经理李某某、会计舒某的主体信息。
6.税务稽查任务通知书、税务稽查项目书、税务稽查立案审批表、税务检查通知书、税务稽查报告，证实仁寿县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对四川意某家居有限公司进行稽查的有关情况。
7.仁国税稽处〔2017〕7号税务处理决定书，证实四川省仁寿县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于2017年4月24日决定追缴四川意某家居有限公司2016年12月增值税87093.86元，并按日加收万分之五滞纳金。
8.费用报销单，证实被告人舒某于2016年12月至2017年3月，每月在四川意某家居有限公司领取工资各3120元。
9.记账凭证，证实2017年1月30日四川意某家居有限公司记账支付2016年全年招待费38万元。
10.李某某中国农业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证实被告人李某某尾号为9010中国农业银行账号于2017年1月6日上午10时19分现支人民币40万元。
11.王某建设银行卡交易明细，证实王某将有关款项存入其尾号2495建设银行账号。
12.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四川省政府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证实2017年6月7日检察机关已将涉案款项38万予以扣押并作为待结案罚没收入。
13.谭某、赵某、刘某等任职材料，证实受贿人的主体身份。
14.李某某、范某自书材料。
15.四川省政府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证实被告单位及被告人李某某、范某主动预缴罚金。
（二）证人证言
1.证人谭某的证言。我是仁寿县龙正税务分局局长。2016年年底，仁寿国税局稽查局刘某一行人对意某家居进行税收检查，李某某或者舒某打电话告诉我此事希望我出面向稽查局局长刘某说情关照意某家居税收处理。当时我回答不清楚检查情况，和刘某关系不是很好，不一定帮得上忙。赵某与我电话联系说意某在找他，让他出面找刘某关照意某的税收检查情况。我说我不清楚情况，我和刘某关系也不好。赵某说他和刘某关系比较好，他找刘某应该可以处理好。第二天，李某某到仁寿来约我和赵某在茶楼见面。赵某、我、李某某、舒某、范某一起在仁寿“皇家名邸”茶楼包间见面。舒某在包间里坐了一会儿就离开了。在包间里，李某某表示希望我和赵某尽量把稽查局检查意某税收的事情处理好，并表示会拿钱来感谢我们。但是记不清李某某说的具体拿多少钱。赵某和我说过李某某要拿38万出来处理意某公司被税收稽查的事情。在“皇家名邸”茶楼见面后的一二天，舒某把钱拿到仁寿来，交给赵某，赵某拿到钱后和我约好在“丽景时代”小区我的车库见面。在我的车上，我们商议我和赵某一人10.5万，稽查局局长刘某10万，副局长王某3万，四名经办人员卢某、黄某、罗某1、钟某每人1万。王某、刘某、罗某1的钱由赵某给，其余人的由我给。2017年6月1日赵某告知我卢某和刘某被带走调查，我们商议联系老板退钱，与舒某约定午饭后在“金手指”茶楼见面。我们告知舒某刘某已被检察机关带走，我们要把意某送的38万退还30万给他。我回到单位告知卢某让收了钱的把钱退出来，并按赵某说的去找他大姨子阳永红取了36万。下午四点卢某和钟某到我家里。卢某退了和王某收的，钟某退了和黄某、罗某1收的。晚上六点左右，在“金手指”我拿了意某的30万给舒某让他帮我退回去。晚上十一点左右，我又凑了8万，把舒某约出来在舒某住的小区“世纪春天”退了8万给他。
2.证人赵某（仁寿国税局税源管理二科科长）的证言。2016年11月或者12月一个休息日的下午，舒某或者谭某给我打电话，让我去“皇家名邸”茶楼见面。包间里的人有意某公司的实际控股人李某某、法人代表范某、会计舒某以及谭某。李某某和我寒喧，后又说仁寿国税在对意某公司进行税收检查，听说我和刘某比较熟悉，问我能不能找刘某帮忙。我让李某某介绍稽查的情况，李说稽查局有很多人去了公司检查，调走了一些财务账本和相关资料，害怕稽查局通过账本和资料查出更多问题，他愿意拿钱出来把事情处理好，记不清具体说的是愿意拿30多万还是20多万出来。当时我觉得很多年没和李接触，认为他介绍的税收稽查情况很复杂，也不知道稽查局的态度是怎样的，所以我当时没表态。谭某说的什么记不清了。晚上，舒某给我打电话，说李某某很困难，无论如何帮李某某一下。舒某还说他和谭某也联系过。我说这是企业的事，意思就是我帮不上忙。之后我给谭某也打了电话，告诉他舒某给我打过电话，谭某说第二天再说，还让我问下刘某愿不愿意帮忙。可能是第二天，我给刘某打电话，说意某公司通过谭某找到我，听意某老板说这个公司很恼火，问他能不能关照下，公司说了要感谢他。刘某表示同意。之后我和舒某、谭某见面商量，舒某问行不行，可以就回去做老板工作。我和谭某未表态。舒某说这个事情还是要找稽查局才行，请我们一定要帮这个忙，他再回去做老板工作。后来舒某和谭某联系，应该和谭某说的把老板工作做通了，拿38万来解决问题。之后谭某告诉我这个事情，我给刘某打电话告诉他意某公司找他帮忙，公司已经在准备钱了，刘某说好。过了二三天的中午，谭某给我打电话，说意某的人已经把钱准备好，舒某会和我联系，让我把钱先拿到。到了约定的“海峰酒店”背面的小巷子，舒某打开我的红色POLO车的后座门，把纸箱放在后座上，说东西在这里，就走了。拿到纸箱后，我和谭某约在他“丽景时代”的车位见面，当着他的面把纸箱打开清点，一共38万。在车上商量好给刘某10万、副局长王某3万，其余4名工作人员（罗某1、卢某、黄某、钟某）每人1万元，我和谭某每人10.5万。我去送刘某、王某、罗某1的钱，卢某、黄某、钟某的由谭某去送。2017年6月1日，卢某告诉我他和刘某被眉山市检察院找去谈话了，他深夜回家，刘某没有回家，估计出事了。当时卢某说，根据市检察院找他谈话的内容判断，应该不会是意某送钱的事，但还是怕刘某把意某的事说了，让我心里有个底。卢某走后，我去找谭某，把卢某说的话转告了谭某。随后我和谭某去了“陵楠酒店”的房间，谭某用座机给意某的舒某打电话，大意是告知他们刘某被市检察院带走了，估计不会牵涉到他们，为了保险还是把钱退给他们。打完电话后我们就回了单位，在单位的过道上碰到了卢某，谭某告诉卢某转告收了钱的人把钱退出来。午饭之后，我和谭某与舒某见面，告诉舒某意某的钱除了刘某的8万（当时我和谭某以为意某的38万中我们给了刘某8万），我们把剩下的30万退给他，舒某同意。隔了一会儿，我接到市检察院电话，说在仁寿国税局对面等我。当时谭某说，让我去接受调查，但是钱还是要退。我当时说让他找我妻子，如果我妻子钱不够，就喊妻子向某某红借，之后是否退还我不清楚。
3.证人王某的证言。我是仁寿国税局稽查局副局长。2017年春节前的一个工作日中午，赵某中午电话联系我，说找我有事。当时我在单位旁边“陵楠酒店”对面的茶楼里打牌，我下楼后到他的车上，他从副驾驶的箱子里拿出3万元，钱没有包装，1万1扎。同时赵某问我是否去调了意某的账，我说是的。赵某说意某公司的老板很恼火，前两天老板也找了他，这钱是意某老板的一片心意，希望我能关照下。我说我关照不了，帮不上忙，不能要这个钱，我就下车走了。第二天或者第三天的上午，总之是周末，当时我在家里，赵某给我打电话说在小区门口，让我下楼，找我有事。我心想可能是意某的事情，没有下去。赵某又打了第二个电话，让我下去。我便到小区门口见他。他还是开的他的红色POLO车，我坐在他副驾驶位置上。他说正门人多，载我停在“晓宇火锅”附近街边上。赵某说你们去调了意某的账，这个公司的老板很恼火（资金困难），这次稽查局去了那么多人调账，该打点的已经打点了（应该是已经给刘某送过钱），让我放心把钱收下，能关照就多多关照一下。我说我这个位置做不了主，他让我放心，其他问题他去解决。我收下钱放在衣服兜里，把钱存入我的建行卡。我们调了意某公司的账，发现意某公司向国税局申报的销售收入与实际的销售收入不符，存在偷漏税的行为。意某公司送钱给我是希望我能在税务稽查方面给予关照，但是我只是在开始调查的时候去调了账，之后的办理过程未参与，所有的处理过程中刘某在过问。2017年6月1日，卢某到我办公室找到我，让我把通过赵某收的钱准备好，拿给他，他去拿给谭某。我把意某的钱拿给了卢某。
4.证人卢某的证言。我在仁寿国税局稽查局上班。2016年12月或者2017年1月我们稽查局去检查意某公司是否存在偷、漏税情况。黄某和罗某2一个组，负责检查该公司的一个车间；刘某、钟某和罗某1一个组，负责检查办公室的财务资料；我和王某一个组，到仓库里调取了意某公司部分发货单。资料调回来后不是王某负责就是罗某1负责，我没有负责意某公司的案子。我们发现该公司申报的账务有问题、税幅偏低，可能存在偷税漏税的行为。如果发现公司有偷漏税的行为，根据具体情况处理，故意偷漏的，除了补交偷漏的税额和滞纳金，还要处以偷漏税额的0.5倍至5倍罚款。2017年元月份的一个周末，我和妻子到成都去看我女儿。下午，我接到黄某电话，让我回仁寿联系她。下午六点左右，联系黄某后，她让我在小区门口等她几分钟。她拿了一个牛皮纸信封给我，说是谭某转交给钟某的钱，钟某又转交给她的，说是意某公司老板送给我们的过年钱，我就把钱收下了。回家之后发现是一万元。2017年6月1日下午大概三点，谭某到我的办公室走廊外让我们把收的视高家居厂的钱退出来，让我一个一个去问哪些收了钱，把钱准备好之后拿到他家里。我回到家把钱拿上。大概过了半个小时，罗某1载着王某过来把钱给我。我在小区花园碰到了钟某，和他一起去找谭某，把钱退了。
5.证人刘某的证言。我在仁寿县国税局稽查局任局长。2017年1月，我们一行人到意某进行稽查，调取了该公司账务的电子档和部分纸质资料，王某、卢某、钟某、罗某1和黄某应该都去了。当时我们依据已有的资料发现该公司存在少报收入的问题，会导致少缴税收，可能存在偷税漏税的问题。不久后，该公司老总找到以前管理他们片区的赵某找我关照税务稽查问题。2017年1月的一天，赵某电话约我见面，在车上赵某告诉我意某公司的老板还在峨眉做建设项目，资金很紧张，意某公司的生意也不是很好，喊我多关照一下意某公司的税务稽查。说完赵某就拿了个袋子给我，并说是意某公司老板转交给我的，里面是10万元现金。
6.证人钟某的证言。我在仁寿国税局稽查局工作。2017年春节前的一个星期天下午，我接到谭某电话，并开车来找我。上他车的副驾驶室后他拿了3个牛皮颜色的信封给我，说是意某公司给的拜年钱，还说这3万元（每个信封1万）我和黄某、卢某每人1万，并让我转交给二人。下车后，我给黄某打电话约她见面，并把两个信封给她，告知她是谭某转交的意某公司给的拜年钱，让她转交1万元给卢某。在意某公司送钱之前，我们稽查局去稽查了意某公司的税务情况，并且调取了相关账务资料。我估计意某公司送钱是希望对他的处理能够网开一面。账务资料调回来后，经办人是我和罗某1，但是具体的工作是罗某1在做，我在签字的时候，看到报告上写的意某公司存在销售不入账，也就是漏税的行为。我们在稽查企业税务情况时，发现企业有偷漏税情况时，一般会给予补缴税款以及处以偷税、漏税金额0.5至5倍的罚款。此次意某公司稽查后公司补了税款，具体有没有交罚款我不清楚，罗某1和刘某才清楚。2017年6月1日下午，大概4点左右，我接到黄某的电话，告知我刘某和赵某被市检察机关带走了，她要把钱退了，我得的1万元也要退，并拿了1万给我让我拿给谭某。我回家把钱拿上，准备出门时，接到卢某电话，说意某的拜年钱要退出来，让我去谭某家里。到谭某家后，卢某先把他那里的钱退给谭某，之后我过去把装有2万元的两个信封拿给谭某。并告诉他这是我和黄某每人得的1万元。
7.证人罗某1的证言。2017年1月中旬的一个星期五的中午，我在家午休，接到赵某电话，约我见面。他开了他红色的POLO车，我坐上他车的副驾驶位置，他拿出一张A4白纸包的一叠钱给我，说是意某公司给的拜年钱。我说不收，推辞了几下。他说收下就行了，没事的。回家之后我数了一下，是1万元。我心里想着这个钱不能要，要退给赵某才行。下午上班的时候，我在单位斜对面的邮政储蓄买了个信封，把1万元钱装在信封里，把钱装好后，我去赵某的办公室找他。他办公室没有人，我便把钱放在他办公桌左边的抽屉里，并给他打电话，告诉他东西退给他了，放在他办公桌抽屉里，他没说什么。接下来的星期六或者星期天，赵某又给我打电话约我，我想到可能是关于拿钱给我的事，便告诉他我不在仁寿，在成都。星期天的晚上，刘某给我打电话，让我把钱收下，我说我知道了。之后几分钟，赵某又给我打电话约我。这次他也是开的他红色的POLO车，我上了他的车，坐在副驾驶位置上，他把我退给他的装有1万元的信封又拿给我，让我收下，我便把钱收下回家了。我觉得是因为2017年1月我们稽查局调取了意某公司相关账务，并且发现了意某公司在税收方面有问题，意某公司想要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才送钱给我。意某公司的一部分出库单没有入账，从而少缴了税，属于漏税行为。2017年6月1日的下午，接卢某通知，我把钱退给了卢某。
8.证人黄某的证言。我是仁寿国税局稽查局工作人员。2017年春节前的一个周末的下午，我接到钟某的电话，约我见面。钟某拿了两个牛皮颜色的信封给我，说是谭某委托他交给我的意某公司拿的拜年钱，并让我转交1万给卢某。我当时听后觉得挺多的，但是看到卢某也有，就把2万元收下了。下午五六点，我见到卢某后把剩下的一个牛皮信封给他，并告诉他钱的来历。意某公司送钱之前，我们稽查局检查了意某公司的税收情况，并调取了相关账务资料，我也参与了检查。我估计意某公司送钱是希望在此次稽查税收上对他们公司的处理能够关照一下。意某公司存在销售收入少记的情况，从而少缴了税款，属于漏税行为。一般情况下发现企业有偷漏税情况，会给予补缴税款以及处以偷漏税金额0.5至5倍的罚款。意某公司税务稽查的结果是补了8万的税款及滞纳金，没有交罚款。2017年6月1日下午三点左右，我接到卢某电话说刘某出事了，让我把收的意某的钱退出来。我把钱拿好后把钱退给钟某，并告诉他卢某说刘某出事了，还说意某的钱要退出来。
（三）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
1.被告人李某某的供述与辩解。四川意某家居有限公司2010年在仁寿县工商局注册登记成立。2010年至2015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我，我一直是控股股东。2015年之后，我占股93%，范某占股7%，在公司章程上我的股份是范某在帮我代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成了范某，但实际控制人是我。2015年之前，我只是掌握公司大的情况，公司经营的具体细节我没有管理，都是交给范某在负责。2015年以后，因公司经营比较困难，我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公司管理上，我负责公司的销售和采购，范某负责公司财务和生产，但是公司的大事情还是我在决策，最近这两年公司的大小事情我都清楚。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主要是缴纳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具体情况我不清楚，是范某在负责。2016年年底或者2017年1月，有七八名仁寿县国税局稽查局的人员到我们公司查税，调取我们公司财务资料。范某是公司法定代表人，我让他出面接洽，我就立即给分管视高片区的仁寿县国税局龙正分局局长谭某打电话，告诉他仁寿县国税局稽查局在查我们公司的账，问他该咋办。谭某说只有等他们查，不可能不让他们查。稽查局把我们公司账务资料调走之后的当天或者第二天，我和范某就商量我们公司要出点钱，请公司兼职会计舒某出面协调摆平国税局的人。我在仁寿县国税局就只与谭某比较熟悉，我请他出面帮我们公司把这件事情处理好。谭某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和刘某不熟悉，赵某与刘某比较熟悉，可以请赵帮忙。我们约好当天晚上在仁寿县老政务中心旁一家茶楼见面。当天下午下班后，我把舒某接上去茶楼。我和舒某、谭某、赵某四人在茶楼的一个包间里，舒某向谭某和赵某说我们公司账务方面比较困难，请谭某和赵某多多关照，然后他就离开茶楼包间了。随后我告诉谭某和赵某公司具体情况，请他们想办法找稽查局的人帮我解决一下查我公司账的事情。谭某、赵某当时说稽查局有很多人都到现场参与调查，牵扯面太广不好处理，风险太大。我说公司本来就很困难，如果不帮我，公司就只有死了，公司可以拿三四十万元出来交给他们，让他们帮公司把这件事情处理好。赵某说他下来问一下刘某局长，但还是强调要协调这件事情难度很大。我给谭某、赵某说，请他们尽量帮我想办法，如果钱不够，我还可以再加点。后来，我把在茶楼与谭某、赵某之间谈的具体情况给范某讲了，他也同意拿三四十万出来把这个事情解决好。最后我和范某经过商量决定拿38万元交给谭某和赵某，让他们帮忙去把这件事情解决好。舒某是我们公司的兼职会计，主要负责处理税务方面的事情，平时与谭某、赵某的联系比较多，相互比较熟悉，所以我就给舒某打电话说我们公司愿意拿38万元交给他，让他去把这38万元拿给谭某、赵某，请他们出面帮我们公司把国税局稽查局查我们公司的事情处理好，如果这38万元不够，我们公司还可以再拿几万元出来，舒某答应了。第二天，我安排公司出纳何屹去银行取现金40万元，留了2万作为公司备用金，剩下的38万元就交给了范某，让范某拿到仁寿县城去交给舒某。当天，范某到仁寿县城把38万元交给舒某后打电话告诉我说38万元已经给舒某了，舒某也把钱送出去了。具体谭、赵二人把钱送给了哪些人我不清楚，他们自己是否从中拿好处、拿多少我们都不管，只要他们把这件事情办好了就行。我们是民营企业，如果完全照章纳税的话企业生存就很困难，我们公司在纳税方面的确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有漏报、少报税收的情况。2016年6月左右，我们公司在厂区里开了一个家具展厅，用于零售一些家具，按照相关政策要求，这需要单独申报并缴纳相关税款，而我们公司至今都没有去申报过，也没有缴纳过这方面的税。钱送出去之后，仁寿国税局对我们公司还是做了处理，但是处理得很轻，只是补缴了一点税，对我们公司也没什么影响，具体情况范某才清楚。2017年6月1日中午，舒某给我打电话说刘某“出事了”，赵某也被调查了，他们（具体是谁舒某没说）要把之前交给他们的38万元退还30万元。随后我让范某去舒某那里拿了30万。当晚十一点左右，舒某又给我打电话说要把剩余的8万元退给我。我开车和范某一起，到舒某住的小区楼下马路边上，舒某就把用塑料口袋包裹后装在一个纸袋里的8万元现金放在了我车里后排座。在车里，舒某说国税局那边有人被抓了，国税局的人都慌着退钱，并告诉我们如果以后有关机关找我们调查，我们要把这8万元说是在我们送了38万元之后的二三天谭某就退还给我们的。舒某在我们公司担任兼职会计有五六年了，需要做外账（针对税务局的账）的时候就找他，每个月3000元。我们公司会计不熟悉做外账的方式，做外账都有一些技巧，舒某的外账做得好，能帮我们公司节约一定的税费，我和范某都是外地人，舒某是仁寿人，他与税务局的人比较熟悉，方便帮我们公司协调一些关系。我们聘请他来主要就是协调与税务方面关系的，每个月只给他发工资，平时偶尔过节会有些礼品，没有额外给过他其他报酬。
2.被告人范某的供述与辩解。我在公司占股7%，2015年初李某某与我商议由我担任名义上的法定代表人。2017年1月初，仁寿县国税局稽查局的工作人员到我们厂里来检查，他们是五六个人一起来的，其中有一个刘姓局长，还有一个女同志。李总安排我作为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全程陪着。他们发了一张税务检查通知单，看了我们厂区、库房、车间、展厅，到我们公司账务调取了家居展厅销售数据和财务电子账薄。税务人员认为我们企业家居展厅要按照商场销售来征税。我们解释虽然展厅有3000平米，平时只有本地人购买产品，主要是展示产品，不应该按照商场来核税。后来刘局长说这个事情还需要进一步调查。税务局的人走后，我马上给李某某老总汇报检查的情况，同时提出税务局针对我们企业开展厅销售家居这种“擦边球”可能要处罚或者要求公司补税的担心。李总当时在外地，听说这个情况后当天下午赶回公司。我和李总两个人商量花点钱送给税务局的人才把这个事情摆得平。但是如果我们直接送钱去，与税务局的人不熟悉，可能别人不会收。我们就想到，我们企业的兼职会计舒某平时在负责报税，与税务局的相关人员比较熟，就决定找他去负责联系办理勾兑国税局人员的这个事情。我的记忆中，这个事情，我后来没有安排过舒某，应该是李总在具体安排。之后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李总喊我和他一起到仁寿县城，让我陪他到一家茶楼，说要和税务局那边的人谈谈之前说的那个事情，看能出多少钱把事情搁平。到了后，李总就进了一个雅间，我在大厅喝茶等他。后来舒某也到大厅里和我一起喝茶，舒某说他约了仁寿县国税局管理我们企业的领导和李总谈。李总出来后叫上我一起离开。此后李总说他已和县税务局管理企业的赵某、谭某谈好，大概我们送三四十万给他们就可以把这个事情搁平。又过了两天，李某某安排我从公司出纳何屹那里拿38万元到仁寿交给舒某，舒某负责送给县税务局的人。我把钱装在一个装过水果的空纸箱里，用透明不干胶把箱子封好后放在我车的后备箱。我一个人开车到把舒某接上后，他和对方联系。在一个街边，我们把车停下，我把装了钱的箱子交给舒某，看到舒某拿上往前走了一段路，转了个弯，我就看不到人了。十来分钟后，舒某回来了，说钱已经送出去了，我们委托他办的事情已经办好，他要我给李总报告下。我回到厂里，给李总报告了舒某已经把钱送出去。我不清楚38万元到底送给了县国税局的谁，但是我当时想肯定有赵某、刘局长的一份，那天来我们企业检查的稽查局的工作人员也可能有。钱送出去后，税务局那边有关检查的事情一直没有消息，县税务局稽查局和属地管辖我们企业的龙正国税分局都没有到我们公司来过，也没有通知过我们公司。后来，李总和我、舒某都谈到过，希望能把这个事情处理完。我记得舒某说过，找别人帮忙不好催。今年3月，稽查局通知我去了二次，做了笔录，还在相关材料上盖了我们企业的公章。我问稽查局的同志有关我们企业的事情，结果好久出来，他们回答还需要研究。我从稽查局回到企业后就给李总报告了这个事情，李总让我不用着急。大概在4月份，税务局又通知我最终处理是补缴税款加上滞纳金一共11万多，让我们到税务局去办手续。稽查局给我一份处理通知书，我开了税票，工作人员从我们企业的纳税账户上扣了税款和滞纳金。我现在记不清我是在去处理之前还是之后给李总汇报的这个事情，李总没说什么，我也觉得这个处罚结果能够接受。送这38万元，我们有几方面的考虑：一是这次仁寿县税务局在检查我们企业的缴税情况，作为企业来讲，要查税的话，肯定是有问题的，我们送钱给仁寿县税务局相关工作人员有希望他们在这次检查中能够对企业从轻处理的意思；二是我们企业是开办在仁寿县视高经济开发区的企业，辖区管理我们企业国税业务的是龙正分局，同时还要接受县国税局的监管，我们送钱给仁寿县国税局工作人员，也有想和他们搞好关系，在以后的税务工作中关照我们企业不卡我们企业，特别是我们企业办展厅打“擦边球”这个事情，他们能够不再查这个事情；三是我们企业生产方面每年接近一二千万的销售额，但实际在账上每年只反映了七八百万元的纳税销售基数，我们也担心税务局来查到这个情况，并针对这个情况处罚我们。2017年6月1日下午二点过，李总让我到仁寿去，舒某要给我一个东西，李总并未说是怎么回事。见面后，舒某拿出一个里面装有东西的塑料手提袋给我，说袋子里面是上次送给税务局的30万元，因为这个事情“翻水”了，所以税务局那边的人要把这个钱退给我们。我向李总汇报这个事情后，李总说他已经知道了，厂里管理人员几个月没发工资了，让把这30万拿到财务上去发工资。晚上十点过，李总又叫我和他一起到仁寿县城去，在路上我们还谈到咋个税务局的人没有把38万全部退完，是不是我们送钱给他们的事情有什么问题，被有关机关发现了。车到了舒某的小区停下，五分钟左右，舒某提了一个塑料袋出来，说袋子里有8万，是税务局的谭某退的，如果有关调查的话，就说这后面退的8万是我们送了38万后的两天就退给我们了，舒某说这样是要保护一下谭某。我们都答应了。这8万是李总保管的。我们企业从2011年左右开始聘请舒某来当我们企业的兼职会计，他负责代表企业申报国税和地税，负责做接受税务机关检查的财务账。我听李总说过，我们企业是从外地搬到仁寿来，舒某是本地人，他也要帮其它企业申报纳税，与相关税务部门的人员很熟，能够处理好涉税方面的问题。我们每月支付舒某3000元工资。在这个事情上，我们没有单独支付舒某酬金。
3.被告人舒某的供述与辩解。我下岗后在仁寿县视高工业园区做公司的兼职会计，分别做过四川意某家居有限公司、仁寿特耐尔家居有限公司等兼职会计。2017年1月初，仁寿县国税局稽查局局长刘某带领六七个工作人员到意某公司进行税务检查。我当时不在公司。大概中午时间，李某某和范某以及仁寿国税局龙正分局局长谭某分别给我打电话通知我仁寿国税局来公司检查，让我去公司。我去公司后，稽查局的工作人员已经检查完了，还没有离开公司，不清楚检查过程。稽查局的工作人员离开后，李某某和范某就把我叫到了李某某的办公室。李某某说，这次检查有点问题，意某家居检查仓库和展厅的单据和我申报纳税的单据有出入，这个事情比较严重，大家想办法处理好这个事情。当时李某某就安排我和谭某联系。我对李某某说，你是领导，应该你给谭局长联系，我是会计，联系谭局长不合适。具体李总有没有跟谭局长联系我记不得了。之后，我就电话联系谭某，说仁寿国税局稽查局检查意某公司税收的事，还对赵某说谭某说他才能办好这件事，让赵某帮忙解决，赵某表示同意。我给谭、赵二人打电话的第二天下午晚饭前，李某某、范某到仁寿与我会和后，李某某安排我跟谭某打电话，谭某让我们到仁寿新检察院对面“高家庄”饭店旁边的茶楼见面。于是，我们三人就去了茶楼包间里等他。隔了一会，谭某就到了包间里与我们见面，寒暄几句后，谭某告诉我，赵某要过来。隔了一会，赵某过来后，范某介绍了企业被检查的情况和企业存在的情况。当时范某告诉谭某和赵某企业申报数据和被检查的数据，出入大，企业有问题。李某某说这个事情很麻烦，企业遇到事情了，希望两个领导关照一下。当时李某某的心情很压抑，红了眼眶，他叫我和范某在茶楼大厅去等他，他单独和谭某、赵某谈。我和范某就去了茶楼大厅等他。大概过了半个小时左右，李某某、谭某、赵某从茶楼包间出来。谭某和赵某就走了，我听见他们都说这个事情不好弄。他们走了之后，李某某当着我和范某的面说，这个事情没弄好，35个处理好还可以接受，从李某某的表情看，应该没有谈成。范某当时说，还是要弄才行。李某某就安排我再和谭某、赵某联系，最多再增加3个，尽量把这个事情办好。当天晚上或者第二天晚上，我电话联系谭某面谈。在谭某住的小区门口，我告诉他，“李总说再增加三万，总共38万，你们把这个事情办好”。他表示同意。谭某让我给赵某也打电话，我就当着谭某的面给赵某打电话。电话里我告诉赵某，企业比较困难，李总说再增加3万，共38万元，谭局长也同意了，麻烦你出面把事情办好。赵某电话里说，他尽量办好。我和谭某分开后，我就联系李某某，告诉他谭、赵二人同意38万元办这个事情。隔了一二天，范某早上联系我让我在家等他，和他一起去办事。中午十二点左右，范某到我住的小区外面接我，我和范某一起到仁寿县行政服务中心背后的一条街见赵某，到了之后看到赵的车停在街边。于是范某把车停在离赵某车十多米远的地方，范某下车从后备箱拿出一个牛皮颜色的纸箱交给我，他让我把38万拿给赵某。赵某坐在车上，我把车门打开，把纸箱放在他车后排的座位。我说，“李总让我把钱给你带过来了，麻烦你把这个事情尽量弄好”。赵某当时说尽量办好。他就开车走了。我回范某的车上，范某还说，“不知道能不能把这个事情弄好，希望能够弄好”。今年春节后，大概3月份，范某让我到国税局稽查局做过一份笔录。后来听说稽查局让意某公司补缴了十多万的税款，这个事情就完了。2016年10月份左右，李某某将他的君德家具公司（李某某的另一公司，与意某公司是独立的）在华阳的展厅搬回视高工业园区零售家具。因为销售的家具权属混淆不清，造成了国税局认定的税收票据出入大，所以稽查就出了问题。2017年6月1日早上十点左右，谭某给我打电话，说有事和我商量。中午1点左右，我到了约定的“金手指”茶楼，当时谭某和赵某已经在茶楼包间等我，谭某说刘某遭了，意某的事包不住。让我告诉李某某和范某，如果有司法机关找他们，就说没给谭、赵二人送过钱。我从茶楼出来几分钟，又接到谭某的电话，说眉山检察院已经传讯赵某。当天下午谭某拿了30万让我退给李某某和范某，我还当着谭某的面，给范某打电话，告诉范某给意某送钱的事出事了，谭某要把钱退给公司，让他马上过来拿。一个小时之后，范某过来了，我把钱拿给他。晚上9点，谭某给我打电话，让我在“世纪春天”一期等他。谭某开着了辆白色的轿车来接我，载着我在街上转路。他拿了一个较硬的塑料口袋，说是8万元，让我拿去退给李总，并告诉李总如果司法机关找到他们，就说这8万元是他收了钱之后隔了几天就退的。我给李总打电话，告诉他谭某又退了8万元，让他当晚就来拿。当晚11点左右，李某某和范某就到我住的小区门口，我把8万元交给范某，还让他数了一下钱，并把谭某的话转达给李某某和范某。范某拿到钱还说，送出去的38万元就全部退回来了。
（四）视听资料。讯问光碟3张。
以上证据均由有权机关依职权调取，与本案有关联，能够证实本案事实。
本院认为，被告单位四川意某家居有限公司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单位行贿罪；被告人李某某、范某作为该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舒某作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均应当以单位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予以确认。
三被告人均在司法机关刑事立案前，案件调查阶段，经电话通知到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依法对被告单位及三被告人从轻处罚。积极退缴受贿人退回的38万行贿款，按仁寿县国税局的处理意见补缴了税款，予以酌情从轻处罚。被告单位及被告人李某某、范某预缴罚金，在量刑时予以酌情考虑。
被告人舒某领取固定工资，且行贿事宜由被告人李某某、范某商定，舒某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系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被告人李某某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在行贿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根据《四川意某家居有限公司章程》，“法定代表人是代表公司行使职权的签字人。法定代表人在国家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行使职权、履行义务，代表公司参加民事活动，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管理全面负责……”，被告人范某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在仁寿县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对公司进行检查时出面接待，事后与被告人李某某商议，并从公司以其名义开具的银行卡内取出行贿资金等，其行为在共同作用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对辩护人认为范某系从犯的意见，不予采纳，但在量刑时可考虑其具体作用与实际控制人李某某有所区别。
对诉讼代表人以及三被告人关于请求从轻处罚的意见，予以采纳。对三被告人的辩护人关于悔罪态度好，主观恶性不大，社会危险性小的意见，予以采纳；对辩护人发表的辩护意见与前述综合评判一致的意见，予以采纳；其余意见，不予采纳。
鉴于被告单位已补缴12万余元税款并上交受贿人退回的行贿款项，被告人李某某、范某案发后认罪悔罪态度较好，认为对其适用缓刑不具有再犯罪的危险。被告人范某具有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的情节，结合其具有的诸多量刑情节，认为被告人舒某的犯罪情节轻微，可以对其免予刑事处罚。
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七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单位四川意某家居有限公司犯单位行贿罪，判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
（罚金已缴纳。）
二、被告人李某某犯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已缴纳）
三、被告人范某犯单位行','2018-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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