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湘04民终1894号
上诉人（原审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康国柱，男，1973年6月30日生，汉族，衡东县公安局公务员，住湖南省衡东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红芳，女，1980年10月11日生，汉族，个体工商户，户籍所在地湖南省衡东县，现住广东省东莞市万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彬，湖南楚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樊志军，男，1967年4月13日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湖南省衡东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衡东县金马汽车综合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衡东县城关镇金花村一组。
法定代表人：刘珍贵，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向飞跃，湖南海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康国柱为与被上诉人刘红芳、樊志军、衡东县金马汽车综合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马公司）股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衡东县人民法院(2017)湘0424民初5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康国柱，被上诉人刘红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彬，被上诉人金马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向飞跃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康国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确认争议的114246元股权归其所有；2、案件受理费由刘红芳、樊志军、金马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认定刘红芳为实际出资人，樊志军为名义股东、无权处分涉案的114246元股权错误，该事实的认定没有充分证据，更没有分清各方的法律关系；2、康国柱取得该股权是善意取得，该114246元股权已依法登记，并转移给了康国柱，一审认定该114246元股权没有发生转移，不能产生善意取得的法律效果与事实不符。
刘红芳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康国柱提出的上诉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樊志军辩称：其作为投资主体在金福祥实木门厂投资，经营了两三年，根据当时的经营状况无所谓利息和分红。当时，几个股东因经营亏损，要转向投资，合伙人提出出售股份产生了其11万多元的收益所得。刘红芳是其外甥女，其因投资缺钱，所以打了收条，表明收到了刘红芳40万元，但未说投资到哪里，如何投资，如何计算收益。后来因项目无法继续完成，其告诉刘红芳亏损没有收益，其将40万元还给了刘红芳，股东的收益转给了康国柱，转给康国柱的时间是在还40万元给刘红芳之前，一审认定其还给刘红芳的40万元合法有效，其转给康国柱的股权不合法没有任何依据。其是投资主体，刘红芳不是投资主体，请法院查明事实。
金马公司辩称：其主要协助法院查明事实，以其在一审判决中陈述的内容为准，对实体处理结果，其不发表倾向性意见，由人民法院依法进行裁判。
刘红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被告樊志军在第三人金马公司名下的114246元股金归原告刘红芳所有。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樊志军系原告刘红芳的舅舅。2010年6月原告以被告的名义在金福祥实木门厂投资40万元，被告向原告出具了收条。2012年，经批准，金福祥实木门厂变更为衡东县金马汽车综合服务有限公司（即第三人）。于2012年4月上述投资金福祥实木门厂的40万元及期间所产生的利息114246元一并转入第三人金马公司作为被告的股金。2012年5月1日，金马公司向被告樊志军出具了两张股金收据，一张是40万元，一张是114246元。2013年12月，原告要求被告将其投资的股金转入自己名下管理，双方于2013年12月19日在金马公司办理转股手续，金马公司向原告出具了40万元的股金收据。在办理过程中，被告隐瞒40万股金产生114246元利息并已转为股金的事实，只办理了40万元股金的转让手续。2013年12月7日，被告樊志军与第三人康国柱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被告将其在金马公司的114246元股金以同等价格转让给康国柱，并向康国柱出具了收到114246元股权受让金的收条，同时将其在金马公司的股权凭证-
收据交给了康国柱。2016年5月，金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并派发红利，金马公司通过被告樊志军的认可，将被告樊志军名下的114246元股金的红利支付给了康国柱，同时，原告知道被告隐瞒40万股金产生114246元利息并已转为股金的事实。
一审经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关于被告樊志军对诉争的114246元股权是否有处分权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16条规定“天然孳息，由所有权人取得；既有所有权人又有用益物权人的，由用益物权人取得。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法定孳息，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取得；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交易习惯取得。”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本案诉争的114246元股金是40万元产生的股息，是40万元的法定孳息。因原、被告在投资时未对投资产生的收益进行约定，法定孳息（利息、租金等），按照一般的交易规则，利息应由债权人取得，故诉争的114246元股金应为40万元现有股权持有人即原告所有。其次，对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也作出明确规定：“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原告刘红芳为实际出资人，被告樊志军为名义股东。且该114246元现已查明为原告投资的40万元所产生的利息，理应归投资人所有。故原告主张该114246元的股权归原告刘红芳所有的主张，予以支持。被告樊志军事前未经股权持有人即原告授权，事后原告拒绝追认，故对该笔股金被告无权处分。
二、关于诉争的114246元股权是否发生转移，第三人康国柱可否善意取得的问题。
衡东县金马汽车综合服务有限公司是一家有限责任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转让有严格的法定程序，且第三人金马公司在其公司章程的第十二条也有明确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份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由此可见，金马公司对股权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与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相同，被告樊志军虽不是公司工商注册登记的股东，但属于公司股东投资名册登记的股东，享有公司股东的权利，参与了公司重大决策会议和分配等具体活动，因此被告樊志军向公司股东以外的康国柱转让股权，违背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故被告樊志军与康国柱的股权转让合同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属效力待定合同。至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康国柱可否善意取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之规定，善意取得应当符合以下三个条件：1、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动产时是善意的；2、以合理的价格受让；3、受让的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根据本案事实，第三人康国柱受让该财产时虽然是善意的，也支付了对等转让价格，但股权属于特殊动产，特别是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有严格的法律程序和要求，在上述程序完成后还需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履行相应的变更登记手续。因此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不能以转让人与受让人达成合意即生效，而是要严格依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和程序，才能达到股权变更的目的。故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康国柱虽与被告樊志军就诉争的114246元股权签订合同，但合同内容违反法律规定，属效力待定，而效力待定合同在被有权人追认前是不确定的，不能产生法律效力。故本案诉争的股权所有权没有发生转移，不能产生善意取得的效果。因此，第三人康国柱不能善意取得诉争的114246元股权。
一审认为，无处分权人将他人所有的财产转让给受让人，所有权人原则上有权追回。但为了保护交易安全，民法上设置了善意取得制度，即在前述情况下，受让人受让该财产构成善意取得的，则受让人可以依法取得该财产的所有权，原所有权人无权向受让人追回该财产。被告樊志军隐瞒诉争的标的物，擅自转让给第三人康国柱，侵害了原告财产所有权，与原告形成侵权关系，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同时，被告樊志军向股东以外的第三人康国柱转让诉争标的物时，其转让合同为效力待定合同，而效力待定合同在未得到合同效力补正前不能发生合同当事人期望的法律效力。故标的物的所有权未转移，而不构成善意取得，其与第三人康国柱仍然是一种债的关系。
综上所述，对第三人康国柱的诉讼主张不予支持。但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康国柱与被告樊志军基于转让合同关系而产生的债权纠纷，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处理，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康国主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九条、第六十五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一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被告樊志军在第三人衡东县金马汽车综合服务有限公司名下的114246元股权归原告刘红芳所有；二、驳回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康国柱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由被告樊志军负担2585元，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康国柱承担2585元。
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争议焦点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各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刘红芳提供的证樊某锋出庭证实，其外甥女刘红芳拿了40万元作为向金马公司投资入股，这件事其家里人都知道，但对40万如何交付等具体事情不清楚。本院认为樊某锋陈述的有关刘红芳拿了40万元作为向金马公司投资入股的事实与刘红芳一审提供的证据能相互印证，故本院予以采信。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樊志军对涉案的114246元股权是否有权处分？2、康国柱是否构成善意取得？
关于樊志军对涉案的114246元股权是否有处分权的问题。
刘红芳一、二审提供的证据证实了樊志军系金马公司的名义股东，其系隐名股东，是投资40万元股金的所有权人，而涉案的114246元股权是该40万元产生的利息即收益，系法定孳息，故一审判决樊志军在金马公司名下114246元股权的归投资人刘红芳所有不违背法律的相关规定，樊志军无权处分。由于康国柱未提供证据证实樊志军与刘红芳对有关40万元股权产生的收益约定归樊志军所有或者事后有刘红芳的授权处分或事后追认，故康国柱上诉提出一审认定刘红芳为实际出资人，樊志军为名义股东、无权处分涉案的114246元股权错误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康国柱是否构成善意取得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股权不属于一般动产，转让股权需严格依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和程序进行。本案中，康国柱虽然与樊志军签订了《股权股份转让协议》，并按约定向樊志军支付了转让款，且康国柱还提出金马公司在2016年4月11日向其转帐28561元，而金马公司陈述该笔款是根据樊志军的要求支付给康国柱的，故不能以此认定康国柱就是金马公司的股东。康国柱及樊志军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樊志军已就其股权转让事项向金马公司的其他股东发出了书面通知、公司已注销了樊志军的出资证明书、向康国柱签发了出资证明书或者金马公司的股东名册中已记载康国柱为公司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三款及金马公司章程第十二条第二、三款“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三条“依照本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转让股权后，公司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对公司章程的该项修改不需再由股东会表决”的规定，樊志军与康国柱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未生效，即该114246元股权所有权并未发生变更，故一审认定康国柱不构成善意取得于法有据。
综上，康国柱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2585元，由上诉人康国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ＸＸ东
审判员 蒋立新
审判员 邓婕晖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李妍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解释（三）》二十五条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
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六条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
名义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实际出资人请求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