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114民初6670号
原告：北京华普莱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超前路5号产业基地A座503室。
法定代表人：廖秋苑,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衡,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白卫峰，男，1978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昌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涂晓菊，北京市诚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冉华生，男，1978年4月8日出生，土家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
原告北京华普莱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普莱特公司）与被告白卫峰、第三人冉华生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北京华普莱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衡、被告白卫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涂晓菊、第三人冉华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华普莱特公司起诉称：我公司不服北京市昌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做出的京昌劳人仲字[2018]第215号裁决。白卫峰自2008年5月6日开始在我公司工作，一直工作至2017年12月21日，这期间，双方一共签订三份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期限至2017年12月31日，在双方劳动合同期间，我公司一直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按期按月足额向被告支付相应的工资和绩效奖励，从不存在拖欠的情况，所支付的工资都是通过银行直接由公司财务汇入被告的个人账户，我公司也按时为被告缴纳了社会保险。2017年11月13日，被告向昌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确认与我公司的劳动关系及我公司向其支付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拖欠工资等，后该委裁决我公司与白卫峰在2008年3月1日至2017年11月1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并支付白卫峰2016年工资100000元。虽然被告在2008年5月6日才开始在我公司工作，但我公司对仲裁裁决第一项予以接受，但裁决我公司支付2016年工资100000元完全错误，被告在仲裁中称曾与原告就2016年每月工资20000元达成口头协议，平时每月支付1万，其与年底结清，至仲裁时还差100000元未付。被告向仲裁委提交一份由冉华生于2017年4月13日出具的100000元欠条，仲裁认为“冉华生的身份是华普莱特公司的经理、自然人股东，《欠条》中亦载明100000元的还款与白卫峰同华普莱特公司之间的合同情况及华普莱特公司的收益相关，华普莱特公司未能做出合理解释且未能提交证据予以反驳”，故仲裁采纳了白卫峰的主张，我公司认为这种说法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的：1、白卫峰未能证明他与原告之间存在2016年每月工资20000元的口头协定，双方在劳动合同中对工资有明确约定，我公司一直按时足额发放，实际发放的工资不到1万元，即使在2017年也是如此，本公司没有任何一位员工的工资超过1万元，不可能突然给一名员工发放每月20000元。但是白卫峰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双方曾达成了合意；2、《欠条》是由冉华生个人出具，且不存在代表我公司出具欠条的任何意思表示。冉华生虽然是我公司的自然人股东、经理，但是我公司是具有独立主体地位的法人，公司股东或者管理人员的个人行为与公司行为没有必然关联，除非有确凿证据证明其个人行为可归咎于我公司。欠条中虽然提及一些情况，但这都是个人陈述，无法表明有关行为可归咎于公司，此外，判断个人行为是否可归咎于公司也超出了劳动争议的范畴，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受案范围，昌平区劳动仲裁委无权作出任何裁判；3、白卫峰未能证明欠条所述100000元属于工资。即使假设欠条是冉华生代表我公司出具，也仅能表明双方之间可能存在100000元的债权债务，白卫峰还需要提交证据证明该债权债务的基础关系是应支付的2016年工资，但是白卫峰并未提交证据证明；4、我公司没有责任和义务就第三人出具的欠条所涉问题做出合理解释并提交证据，客观上也不可能做出任何合理解释、不可能提交任何证据。白卫峰未能证明他与我公司存在所称的口头约定，也未能证明所提交欠条上的债务应由我公司负责，更没有证明欠条所述的100000元属于我公司应当向其支付的工资，因此其所主张我公司拖欠其2016年100000元工资没有事实根据，依法应当予以驳回。
被告白卫峰答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于2008年3月1日到原告处工作，系设计研发人员。作为公司的主要设计研发人员，被告入职后给原告公司创造了很大的收益，因此，公司负责人冉华生与被告约定2016年的每月固定月薪20000元，平时每月给一半（1万），年底最后结清。2014年4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被告并未与原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也并未对工资待遇进行书面约定。在劳动仲裁阶段，公司所提交的劳动合同期限应为2009年4月1日至2014年3月31日，公司对劳动合同的截止日期进行了篡改，将合同截止期限2014年3月31日篡改为2016年12月31日。双方所约定的年底结清剩余120000元工资于2017年已经实际履行支付了20000元，所出具的欠条直接证明原告仍欠被告100000元工资。被告提交的欠条充分说明原告欠被告100000元工资的事实，所提交的录音光盘、收据等证据也充分佐证这一事实，冉华生作为公司的实际负责人、经理及股东，其出具的欠条明确写明还款与公司的劳动合同情况及公司效益相关，并且原告于2017年2月实际支付了120000元中的20000元，可见双方对于2016年的工资约定是达成一致并且已部分实际履行。
第三人冉华生述称：我在公司是做销售的，被告白卫峰在公司做技术，销售主要靠技术支持，我在2015年谈的项目，我把样品就给被告了，被告称其收入低就找到我，当时项目刚谈下来，我说我做不了主，后来项目也没有做成，因为产品被告说改不了。我跟被告认识很长时间，被告来公司也是我介绍的。当时谈的这个项目如果做下来是有提成的，因为公司的项目总是做不出来，被告也不服从管理，该签字的也不签字，矛盾就越来越多，后来被告老是在公司闹，无法继续工作，才打的这个欠条，我也是从信誉上出发，为了他的事与公司闹成这样，我想等我分红后就把钱给他，但是他认为这钱是公司应当给他的，其实这都是我与他情谊上发生的事情，并不是给公司的劳动所得，被告也不直接找我，都是直接找公司要的。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白卫峰于2008年3月1日入职华普莱特公司，双方签署多份劳动合同，最后一份劳动合同到期日为2017年12月31日，根据最后一份劳动合同显示，签署日期为2016年12月30日，白卫峰担任研发、技术的岗位，在合同最后盖章页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处为冉华生。白卫峰称其2016年月工资为20000元，平时按月发放10000元，剩余120000元年底还清。2017年2月20日，华普莱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廖秋苑给付白卫峰20000元，华普莱特公司称该款项系廖秋苑与白卫峰个人之间的债务。2017年4月13日，冉华生出具《欠条》一张，内容为“今欠白卫峰2016年现金壹拾万元整，计划在3年内付清，如白卫峰合同到期不续签，于离职后1个月内付清。注：根据公司效益情况提前还清”。华普莱特公司与冉华生均称该债务与公司无关，系白卫峰与冉华生之间的个人债务，白卫峰对此不认可。白卫峰提交录音一份，录音中白卫峰提到2016年的剩余工资还差100000元没给，录音中冉华生在录音中称既然当时答应给的就会给的，从来没说过不给，给白卫峰写个条，写个支出凭证，能支了就给支，现在一点生意没有，现在拿不出，录音中冉华生问还差多少，廖秋苑答还差100000，白卫峰说“你上次没同意，16年的事了……”，廖秋苑答“什么叫没同意，我跟你说了，就算是我不同意，他（冉华生）只要是答应你的事……”，白卫峰要求在《欠条》中盖公章，录音中廖秋苑称盖什么章啊，他（冉华生）签的字还能不管用么。
2017年11月13日，白卫峰向北京市昌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1、确认双方在2008年3月1日至2017年11月1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支付2014年4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396000元；3、支付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工资及拖欠工资补偿金25000元，后该委做出裁决：1、白卫峰与华普莱特公司在2008年3月1日至2017年11月1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华普莱特公司支付白卫峰2016年工资100000元；3、驳回白卫峰的其他申请请求。华普莱特公司不服该裁决，在法定期限内诉至本院，白卫峰未针对仲裁裁决起诉。
根据华普莱特公司提交的公司章程显示，该公司股东有两名，即为廖秋苑和冉华生，其中廖秋苑持股比例为27.5%，冉华生持股比例为72.5%。根据工商登记显示，廖秋苑担任执行董事、经理暨法定代表人，冉华生担任监事。另，廖秋苑与冉华生为夫妻关系。
上述事实，有仲裁裁决书、劳动合同书、社保缴纳记录、银行查询明细、公司章程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冉华生向白卫峰出具的《欠条》是否系二人之间的个人债务及华普莱特公司是否应该向白卫峰支付《欠条》中载明的欠款100000元，本院分析如下：
首先，冉华生与廖秋苑系夫妻关系，根据公司章程和工商登记显示，二人为华普莱特公司的唯二股东，冉华生持股比例为72.5%，廖秋苑持股比例为27.5%，廖秋苑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二人之间的亲属关系有别于一般有限公司或者股份公司股东之间的关系，庭审中华普莱特公司出示一份2015年4月18日的《通知》，内容为“鉴于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现决定任命廖秋苑同志为公司总经理，全面负责公司的所有事务。冉华生任公司销售经理，专注市场销售业务。冉华生同志将不再决定公司内部事务，全面由廖总经理决定……”，白卫峰对该《通知》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在不考虑该《通知》真实性的前提下，该《通知》的内容可以推出冉华生与廖秋苑在公司内部职责分工方面，冉华生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是可以决定公司的内部事务的，华普莱特公司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该份《通知》曾向包括白卫峰在内的员工公示。此外，根据华普莱特公司提交的《劳动合同书》显示，2016年12月30日，在华普莱特公司与白卫峰签署最后一份劳动合同时，在“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委托代理人”处签字的即为冉华生，可见冉华生不仅仅只专注于公司销售业务，至少参与了公司的人事管理，这也与《通知》中载明的内容不符。
其次，白卫峰出示的《欠条》中显示“如白卫峰合同到期不续签，于离职后1个月内付清。注：根据合同效益情况提前还清”，显然，该《欠条》中所载的付款时间、付款条件等均与华普莱特公司有密切的关联，并非一般个人之间债务之间的约定。冉华生在庭审中也称所谈项目是代表华普莱特公司谈的，所签合同的主体也并非其个人而是华普莱特公司。2017年2月20日，廖秋苑给付白卫峰20000元，华普莱特公司核实称该笔款项系廖秋苑与白卫峰之间的个人债务，白卫峰对此不予认可，华普莱特公司也并未针对该陈述进行举证证明。本院认为白卫峰为华普莱特公司的员工，冉华生、廖秋苑为华普莱特公司的股东和主要管理人员，双方存在劳动法意义上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在华普莱特公司没有明确出示证据证明双方之间的金钱往来为个人债务的情况下，本院对华普莱特公司的陈述难以采信。
再次，白卫峰提交了其与冉华生、廖秋苑之间的谈话录音，虽然提交的录音光盘显示创建时间为2007年1月1日，但根据录音中的内容，显然不可能是2007年的内容，且2007年白卫峰尚未入职，在录音中白卫峰明确提到2016年的工资120000元，给了20000元，还有100000元没给，冉华生在录音中认可曾答应过该笔款项，也多次陈述会给的，没说不给，廖秋苑在录音中也承认还差100000元，认可冉华生承诺过的事、签了名字的《欠条》，本院认为即使在冉华生签署《欠条》的时候未经过廖秋苑同意，但从录音可知，廖秋苑后来知情后，不仅已履行了20000元，在录音中亦认可还欠100000元。
综上所述，冉华生作为华普莱特公司的管理人员之一，在代表华普莱特公司谈下项目后，与白卫峰达成了2016年工资增加的约定，且华普莱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廖秋苑至少在事后也知晓二人之间关于2016年工资的约定，且已经履行20000元，庭审中出示的证据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使本院认为《欠条》中载明的100000元、廖秋苑已支付的20000元并非所谓的个人之间的债务，上述款项的形成均是在白卫峰与华普莱特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前提下，白卫峰利用其技术提供劳动，华普莱特公司的主要管理人员承诺或者支付其相应劳动报酬的行为，故本院对白卫峰要求华普莱特公司支付2016年剩余工资100000元的诉求予以支持，对于华普莱特公司、冉华生称系个人之间的债务的陈述不予采信。关于白卫峰与华普莱特公司在2008年3月1日至2017年11月13日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一节，因双方均不持异议，本院不再赘述。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北京华普莱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被告白卫峰2016年剩余工资100000元；
二、被告白卫峰与原告北京华普莱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2008年3月1日至2017年11月13日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三、驳回原告北京华普莱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如果原告北京华普莱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北京华普莱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交副本，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姚小锋
人民陪审员 李新立
人民陪审员 杨晓燕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张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