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0103民初4009号
原告（反诉被告）：山东凯桥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济南市。
负责人：靳建，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慧，上海君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杨振国，男，1978年8月5日生，汉族，住济南市，现羁押于济南市监狱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鹏亮，山东泽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山东凯桥律师事务所与被告（反诉原告）杨振国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6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山东凯桥律师事务所的代表人靳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慧，被告（反诉原告）杨振国的委托诉讼代理王鹏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山东凯桥律师事务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按合同履行3万元付款义务并支付原告为被告垫付的1万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原、被告之间的委托合同法律关系。2014年7月，被告杨振国愿意全权委托案外人刘铭与原告指派律师沟通辩护事宜，刘铭也愿意代理。经原告与刘铭协商，2014年7月4日原告与被告杨振国签订委托合同，但至今拒绝依合同支付。二、在履行合同中，被告要求不合法以及原告依法履行合同的事实。被告的代理人刘铭尽管是刑警，但其不择手段，比如要求辩护人教控方证人如何作证、随意联系各方配合，要求指派律师帮助作伪证等。刘铭的不合理要求，给原告履行合同带来很多干扰。按原、被告协议时刘铭的提议（约定）：检察阶段与办案机关沟通都由刘铭协调负责，原告指派律师只负责出庭辩护。从公诉人第一次见被告，就认定被告“翻供”这一情况来看，刘铭讲的“我来做检察院工作，让检察院按撤销案件处理”这是不可能的。刘铭在公诉人这关都过不去，说动“检委会”认可“关键证据”就更没可能。退一步说，刘铭本是刑警，在公安阶段处理杨振国案时都没法向同行“释明证据使其采纳”关键证据，检察阶段其怎么有能力“释明证据使其采纳”。所以，仅仅到法院阶段才交给律师沟通，杨振国刑事案已经错过不是两个机会，而是两个诉讼阶段。为了尽力履行本案合同，原告指派律师提议：让杨振国以“租赁合同”为据，请求法院“确认合伙关系”，是否合伙由法院判决。如此，不仅律师能放心地提交“是否有证经营烟草”的关键证据，同时也合法规避了刘铭给律师带来的执业风险。刘铭对辩护人上述提议给予高度赞赏，并请原告指派律师靳建帮被告推荐了济南市其他所的程增刚律师完成上述“确认合伙关系”民事诉讼。在程律师立案后，刘铭承诺的律师费用没到位，原告为了履行本合同帮被告垫付了1万元律师代理费用。然而，被告不但不感谢，反而投诉到济南市司法局，称原告与程增刚律师联合一起想骗其钱。关于刘铭另外约定交给原告的7万元一事，原告出具收款票据只是处于“收钱开票”，手续上合法。因该7万元的“托付”实现不了、也办不到，所以从没打算使用、占有。后来，因原告指派律师靳建手机被刘铭及被告妻子抢走，该款才“留置”。该事项原告及指派律师另案寻求解决。综上，原告指派律师从没有机会与被告商谈；除非问案情，否则得到的回答永远是：“我哥说了算，你问刘铭，他做的一切我都认。”至于被告之妻孙传娥，开庭之前两指派律师就没见过。被告去司法局投诉，原告欢迎社会监督。但原告是否履行了自己的义务，是否诚实守信、勤勉尽责，不是原告自己说的事。
被告杨振国辩称：第一、被告杨振国已按合同约定支付了全部律师费，原告所说垫付1万元律师费的事实杨振国未见到相关发票；第二、杨振国超过合同范围多支付的钱款欠缺基础法律关系，原告应予退还；第3三、原告以留置作借口扣留被告多支付的钱款无法律依据且与本案委托合同纠纷无关。综上，原告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反诉原告杨振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反诉被告返还违反合同约定多收取的8万元；2、反诉案件受理费由反诉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反诉原告杨振国于2014年7月4日与反诉被告签署协议，委托反诉被告指派律师为杨振国辩护，合同约定律师服务费3万元，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反诉被告不断以各种理由向杨振国索要钱款，最终反诉被告累计收取反诉原告律师服务费达到11万元。但是反诉被告所指派的律师在工作中却未认真履行职责，也没有达到其所承诺的效果。反诉被告的负责人也承认除去合同约定的3万元，其余钱款应予退还，但反诉被告却长期扣留相应钱款，以种种理由推脱，甚至刻意躲避反诉原告及家属，严重侵害了反诉人的合法权益。
反诉被告山东凯桥律师事务所辩称：反诉原告的反诉不成立。一、反诉状不是原告本人签字，这不能形成反诉的法律后果，如果允许代理律师行使反诉权利，那么诉权与代理权的法律关系就混乱了。二、正如“反诉原告”代理人在本庭所说的刘铭作为案外人与原告之间发生的行为与本案无关，说明刘铭不到案查不清楚本案事实，另一方面反诉原告陈述交给反诉被告4万元之外的费用和反诉是两个法律事实，通过这句话能证明原告本诉与被告反诉是两个法律事实，基于两个法律关系，中间没有交叉，所以两个案子不能形成本诉和反诉的法律关系，换句话说尽管都是向原告律所交的费用，但前面4万元是一个法律事实即本诉的法律事实，后面交的7万元与本诉的法律事实没有关系。另外，本诉的原告代理事务结束前原告辩护律师靳建的手机被被告的代理人刘铭伙同孙传娥等三人抢走，从抢走之日起到今天反诉原告没有向反诉被告主张过退回7万元费用的要求，反诉被告也正是基于被抢走手机这一事实没有主动退回7万元费用，该事实已在原告诉状中提及，因为该7万元与本诉的法律事实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在本诉中没有涉及。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7月4日，杨振国（委托人）与山东比韬律师事务所（受托人）签订《刑事辩护协议》，约定受托人根据委托人选定，指派律师靳建及其指派的律师作为当事人的辩护人，参与案件公安、检查检察和一审阶段的诉讼活动。根据“司法部及律师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格标准”规定，结合本案的具体案情、难易程度、所需时间及受托人指派律师的专业水平，经委托方、受托方充分协商委托方同意向受托方交纳律师费3万元。合同签订后杨振国于2014年7月4日、2014年7月25日、2014年11月17日、2014年11月25日、2014年11月26日分别向山东比韬律师事务所交纳法律服务费1万元、2万元、1万元、5万元、2万元，山东比韬律师事务所为杨振国出具了收据。
另查明，山东比韬律师事务所现已将名称变更为山东凯桥律师事务所。
原告（反诉被告）、被告（反诉原告）对以下事实存有争议。原告（反诉被告）主张，杨振国的委托代理人刘铭提议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刑事辩护协议》的律师费为3万元，这3万元包括被告委托原告代理其非法经营罪一案到检查阶段；另包括被告与他人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该价格为双方在政府指导价的标准下进行协商确定。被告已经实际支付了该律师费3万元，同时原告为被告垫付1万元民事诉讼代理费，该民事诉讼是为了取得刑事案件的证据，该证据能够证明在被告涉嫌刑事犯罪期间，其与刘宽一共同租赁房屋进行烟草经营这一行为是合伙行为，从而证明杨振国是有证经营烟草，该民事案件由案外人程增刚代理。该民事案件立案后，原告所律师靳建在历下法院立案大厅外给程增刚现金3500-4500元，剩余部分由原告律所分两次给了程增刚但支付方式记不清了。程增刚未出具收款收据，程增刚所在律所开具了发票，但不清楚发票原件在何处。另被告向原告支付的7万元是刘铭交付给原告所律师靳建的，支付时刘铭要求该款用于辩护律师就杨振国的刑事案件找法官，辩护律师明确告知其不可能，如果非交的话只有一个合法理由，就是会见杨振国的时候杨振国如果判实刑要上诉，可作为上诉的律师代理费。由于被告抢了辩护人的手机，故辩护人辞去了对其上诉案件的代理。另外，被告杨振国在天桥法院的民事诉讼没有交纳律师代理费，但该民事案件没有约定代理费数额。被告用7万元再委托原告办理其他事务，在委托意向尚未书面形成的情况下，被告用犯罪的手段抢走了原告所律师的手机，无论从法律上、道德上被告都是要付出法律后果的。被告的委托意向尽管没有达成合意，但其抢走手机也在该委托事务期间，所以原告认为该7万元与抢走手机的事实，事实上有交叉，法律关系上有交叉，应当一并处理。被告（反诉原告）主张，对3万元代理费的数额没有异议，是双方协商达成的一致意见。被告与程增刚也签订过民事代理合同，并且约定律师代理费1万元，该委托代理合同现已履行完毕，因对方一直未开具发票所以没有直接向程增刚支付过律师代理费。但该代理费1万元应当向程增刚律师支付，被告无法确认原告已经垫付的事实。原告与被告签订合同，约定律师服务费为3万元，另外8万元原告表述为办案需要，如果杨振国最终被判无罪，该8万元不予退还，作为律师代理费，如果杨振国被判实刑，该8万元退还杨振国。
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刑事辩护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成立并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原、被告均认可且有证据证实被告已按协议约定向原告支付3万元律师费，故原告在已经收到上述3万元律师费的情况下又重复起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虽主张已为被告向案外人另行垫付民事案件律师代理费1万元，被告仅认可应向案外人支付该1万元代理费，但对原告垫付的事实不予认可，原告亦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实。故对原告关于返还垫付的1万元律师代理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原告可待证据充分后另行主张权利。对于反诉原告要求反诉被告返还违反合同约定多收取的8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反诉原告委托代理人的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该授权范围包括代为提起反诉，故其代反诉原告本人提出该反诉请求符合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且该收款行为是在履行《刑事辩护协议》的过程中发生的，本院应当予以审理。反诉原、被告在《刑事辩护协议》中约定的律师费为3万元，而在该协议的履行过程中，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共计收取11万元，反诉被告虽主张多收取的8万元中的7万元用于反诉原告再委托反诉被告办理其他事务，但由于反诉被告主张的上述委托事务双方并未达成委托的合意，亦未实际履行，而反诉被告主张的反诉原告“用犯罪的手段抢走了反诉被告律所律师的手机”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亦不能成为其收取不返还多收取费用的理由。故反诉被告另行收取8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返还反诉原告。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山东凯桥律师事务所的诉讼请求。
二、反诉被告山东凯桥律师事务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反诉原告杨振国返还8万元。
案件受理费800元，减半收取400元，由原告山东凯桥律师事务所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1800元，减半收取900元，由反诉被告山东凯桥律师事务所负担。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杨 华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日
书记员 陈淑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