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杭民终字第355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方永娟，女，1981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代理人：邓军强，男，1974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上城区，系方永娟的丈夫。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住所地：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白杨街道文泽路8号，组织机构代码：66712617-0。
法定代表人：裘松良，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先锋、许健雅，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方永娟因与被上诉人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5）杭经开民初字第1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1月3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方永娟自2007年9月6日至2010年8月31日止与杭州江南人才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合同，被派遣至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处工作。2010年9月1日起，方永娟、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签订劳动合同，最后一份劳动合同期限自2013年9月1日至2016年8月31日止。合同第六条约定方永娟在签订合同时已经学习并完全知晓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现有的规章制度，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制定新的规章制度，通过学院内部网和下发到各部门、各系的文件等方式告知被视为已告知方永娟。
2014年，方永娟怀第二胎，并于同年9月30日办理了《浙江省生殖健康服务证》。2014年10月，杭州市下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向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下发了《行政指导意见书》，载明在方永娟领取《浙江省生殖健康服务证》后，天水街道计生办进行事后审查时发现方永娟与其丈夫的生育记录与其承诺内容不符，方永娟于2011年5月11日在美国生育过一个男孩，该男孩目前已连续在国内居住满2年以上，根据规定，该男孩应当计算在生育子女数中，因此方永娟办理的《生殖健康服务证》无效，要求其交回证件，现方永娟已怀孕，且尚未提出申请再生育许可，如该生育行为发生，方永娟夫妇涉嫌违反计划生育政策。
2014年10月20日，方永娟向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提交了书面申请，载明“本人自愿于10月24日提出辞职申请”。2014年10月24日，方永娟向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提交辞职信，载明“本人因个人原因提出辞职，将于11月24日正式办理离职”，后因办理手续需要将辞职信原件收回。2014年10月29日，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作出回复，同意方永娟的辞职申请，并要求方永娟于2014年11月24日办理辞职手续。方永娟未在上述日期办理辞职手续，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遂三次书面告知方永娟，要求其办理离职手续，办理档案调动事宜。后方永娟仍未办理离职手续，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于2014年11月26日作出停止方永娟一切工作安排的决定。方永娟自2014年11月29日起未再上班。
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于2010年制定的《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年度工作考核办法（试行）》规定，年度内违反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个人年度考核可直接确定为不合格。2010年至2013年，方永娟均参加了年度考核，等级均为合格。2013年12月，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制定的《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部门年度考核与教职工考核暂行办法》中再次明确规定，年度内违反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个人年度考核可直接确定为不合格。2014年，因方永娟计划外怀孕，违反了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将方永娟的年度考核等级确定为不合格。《浙江理工大学绩效工资实施办法》规定，绩效工资包括基础性绩效工资、奖励性绩效工资两部分，奖励性绩效工资按月预发，年终结算，年度业绩考核基本合格或不合格者不发。
方永娟向仲裁委申请仲裁，2015年1月9日，仲裁委作出浙劳人仲案字[2014]第84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了方永娟的全部仲裁请求。
另查明，方永娟已于2015年2月生育第二胎子女。
现方永娟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支付方永娟赔偿金133869.56元；2、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支付方永娟2014年年终奖18552.08元。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履行的，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支付赔偿金”。本案中，方永娟主张在受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胁迫和利诱的情况下，提交了将自愿提出辞职的申请，但未正式辞职，后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以向方永娟发送办理辞职手续、停止工作告知函的形式，解除了与方永娟的劳动关系，系违法解除，因此要求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支付赔偿金。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则辩称方永娟已于2014年10月24日正式提出辞职，不存在胁迫的情形，因辞职手续办理需要又拿走了原件，因此系方永娟主动离职。对此，该院认为，方永娟于2014年10月20日提交的申请明确表达了自愿辞职的请求，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虽未能提供辞职信原件，但根据方永娟陈述可以确定辞职信的笔迹系方永娟笔迹，二份证据相结合，可以认定方永娟主动提出辞职的事实。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在同意方永娟的辞职申请后，要求方永娟办理离职手续、停止工作的行为不应认定为单方解除劳动关系的行为，因此方永娟要求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支付赔偿金的请求，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
关于方永娟主张的年终绩效奖金，该院认为，方永娟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情况属实，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确定方永娟2014年年度考核等级为不合格符合其考核办法的相关规定。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系浙江理工大学的二级学院，因此适用浙江理工大学的制度规定，根据《浙江理工大学绩效工资实施办法》，考核等级为不合格者不发年终绩效奖金，因此方永娟主张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发放2014年度的年终绩效奖金，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方永娟辩称当时仅是怀孕阶段，不属于违反计划生育的行为，对此该院认为，方永娟已于2015年2月生育第二胎子女，违反当时计划生育政策的情况属实，故其辩称与事实不符，该院不予采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方永娟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元，由方永娟负担。
宣判后，方永娟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歪曲和遗漏证据，程序违法。现分别阐述如下：一、一审判决对方永娟是否存在辞职行为事实认定不清。1、方永娟在2014年10月20日向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出具了一份“申请”，内容为“本人自愿于10月24日提出辞职申请”，从字面意思上解释，应当理解为方永娟将在10月24日向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作出辞职的意思表示，而不能就此认定该申请明确表达了自愿辞职的请求，一审判决混淆了决定辞职和将要辞职的概念。2、对案件起关键作用的10月24日的辞职信复印件，一审法院在真伪不明的情形下，直接作为定案的证据，没有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九条规定：“对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进行质证时，当事人有权要求出示证据的原件或者原物。”第六十九条第(四)项规定：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件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而一审法院却恰恰利用了无法与原件核对的复印件作为认定方永娟系主动辞职的依据。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证据不足。10月20日的申请不能证明10月24日提出过辞职，10月20日相对于10月24日来说是事前，不可能证明未来的10月24日提出过辞职申请。10月20日的申请与本案无关，而10月24日的辞职申请是个复印件属无效证据，而一审法院根据两个无效的证据证明一个有效的事件是违反基本逻辑的。一审判决第12页认为“两份证据相结合，可以认定方永娟主动提出辞职的事实”。两份证据没有可结合点，两份证据共同提及一件事情只是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人为制造的证据假象，共同提及不能代替证据本身。如果排除10月24日的辞职申请，只有10月20日的申请，是谈不上共同提及的。反过来，根据劳动合同法，如果是本人主动解除劳动合同，就一定有本人的辞职信，而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能提供的证据只有10月20的申请，事实上一审法官己经在把10月20日的申请当作了10月24日的辞职信使用。一审法院故意忽略“申请”不符合常理的一面，人为捏造“后因办理手续需要将辞职信原件收回”的事实。三、一审法官故意歪曲和遗漏有效证据。方永娟在一审中提交的录音记录了方永娟丈夫邓军强和院长王兆青协商解除劳动关系的整个过程。在协商中，王兆青院长首先谈及学校为什么要让方永娟辞职，然后谈及学校如何胁迫，引诱方永娟辞职，最后，在方永娟不愿意提出辞职申请的情况下，王兆青院长代表学校作出了辞退的决定。“方永娟在10月24日提出过辞职申请”，纯属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组织人事部编造的理由，歪曲了事实，也与王兆青院长的决定相冲突。在录音谈话中，王兆青还证实几个事情：1、学校诱导方永娟辞职；2、方永娟10月24日没有提出过辞职。四、一审在“方永娟是否违反计划生育，是否认可考核结果”的问题处理上，也存在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1、在美国出生的孩子需在国内连续居住满2年以上才应计算在生育子女数中，但方永娟在被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之时，孩子并没有出生，更谈不上在国内己经连续居住满2年。方永娟两个小孩均是在美国出生，而一审另查明部分方永娟第二个小孩出生的事实中遗漏了第二个小孩是在美国出生的事实，且一审法院也无权认定方永娟是否违反计划生育。2、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对方永娟的考核结果违反程序，应当认定无效。从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提供的历年考核材料看，考核程序应当是先由方永娟填写考核登记表并签字后交给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然后再由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进行考核认定，但方永娟2014年的考核被认定不合格是由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单方面认定的，并且其认定结果也没有告知方永娟。而根据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的《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部门年度考核与教职工考核暂行办法》第十条规定，教职工如果对考核不合格认定不服可以在接到考核结果通知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向考核工作监督与申诉处理小组申请复核，但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在方永娟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单方面考核也不出具考核不合格的有关通知，这剥夺了方永娟向申诉处理小组申诉补救的机会。显然，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对方永娟2014年的考核程序严重违反其自己制定的规章制度，应当认定为无效。3、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第12页认为“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系浙江大学理工大学的二级学院，因此适用浙江理工大学的制度规定”。但实际上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是独立注册的法人，不能随意使用其他单位的制度规定。五、一审判决程序不合法。1、一审审理期限超过法定期限。方永娟在2015年1月20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在2015年4月23日收到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的通知，到2015年11月2日本案判决，己超过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期限。2、一审中方永娟代理律师对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提交的证据作出过质证，而一审判决书认可了很多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提供的单方制作的证据，这种排除方永娟权利的行为玷污了法律公平和公正。3、一审法院无权受理本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条“公民的住所地是指公民的户籍所在地，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住所地是指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的住所地是杭州，本案的受理法院应该是余杭区人民法院。综上，请求：一、撤销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5)杭经开民初字第138号民事判决。二、改判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支付方永娟经济补偿金人民币133869.56元。三、改判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支付方永娟年终奖人民币18552.08元。四、一、二审诉讼费由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承担。
被上诉人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答辩称：一、方永娟为主动提出辞职，经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同意后双方解除劳动关系，劳动关系解除为双方合意，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一审判决正确。一审判决中已指明方永娟于2014年10月20日提出离职申请，并于2014年10月24日正式提出离职，并由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人事部胡某出具了关于方永娟拿回离职申请原件的情况说明，该证据于一审中作为书证提交，而一审判决认定该证据是证人证言，因证人未出庭而不予认可，故本次庭审中申请证人胡某、刘某出庭作证，证明方永娟2014年10月24日提交了离职申请，并由方永娟本人于10月30日拿回，理由是便于方永娟办理离职手续；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出具的关于方永娟辞职回复函已经由方永娟签收，其应知晓已经离职的事宜。二、关于管辖问题，一审法院为方永娟选择起诉的管辖法院，一审法院也是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注册地址所在地法院，且方永娟也未提起任何管辖权异议，故一审法院有权就本案进行审理。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上诉人方永娟向本院提交了其第二个子女的出生证，欲证明其第二个子女是在美国出生的。
被上诉人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申请证人胡某、刘某出庭作证，欲证明方永娟于2014年10月24日提交了离职申请，为便于办理离职手续方永娟在2014年10月30日取回，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关于方永娟辞职回复函已经由方永娟签收。
经质证，被上诉人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认为方永娟提交的出生证为域外证据，应该经过翻译、公证，未经翻译和公证不应采纳,并且认为该证据与本案也缺乏关联。上诉人方永娟认为证人胡某旁听了仲裁及一审庭审过程，并且直接参与胁迫方永娟，与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存在利害关系，胡某出庭作证不合法。而刘某是在作伪证，其证言与其在一审中写的函件送达证明相冲突，函件送达证明中只写了回复函没有写辞职信，并且刘某与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也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应该采纳。
本院经审查认为，方永娟提交的出生证是在域外形成的，应当经公证认证或者履行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才能作为证据使用，现方永娟并未办理证明手续，故对该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不予确认。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的证人胡某旁听了仲裁及一审庭审过程，因证人不得旁听法庭审理，故对胡某证言的证明力本院不予采纳。证人刘某现为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在职员工，与一方当事人存有利害关系，本院对其证言的证明力亦不予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本案方永娟上诉请求改判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和2014年年度的年终奖，针对其请求，本院作如下评述：一、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方永娟的该项请求若要成立，其首先需举证证明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现有证据表明:方永娟于2014年10月20日向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提交书面申请，作出其将于2014年10月24日提交辞职信的意思表示,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也提交了笔迹为方永娟的2014年10月24日出具的辞职信复印件。方永娟虽否认10月24日辞职信的真实性，但是其认可该辞职信上笔迹，根据民事诉讼证据的高度盖然性标准，结合10月20日申请内容，原审法院有理由相信方永娟于10月24日向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正式提交了辞职申请，而方永娟一审中提交的录音证据，即使内容真实，录音内容也不能证明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主动辞退方永娟。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在同意方永娟辞职的情况下，要求其办理离职手续、停止工作并不构成违法解除。故原审法院认定系方永娟主动辞职并无不当。二、关于2014年年终奖问题。首先，方永娟认可其主张的年终奖是指奖励性绩效工资，该奖金与考核挂钩。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每年的考核办法中均规定年度业绩考核为不合格者，不发放该奖金。其次，下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作为计划生育主管部门向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下发了《行政指导意见书》，意见书中告知方永娟已办理的《生殖健康服务证》无效，建议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约谈方永娟并督促其尽快向相关部门申请第一胎子女的国籍鉴定，如果符合再生育政策，应尽快办理再生育许可；若不符合再生育政策，应及时采取补救措施，避免出现违法行为。在方永娟未采取建议措施的情况下，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根据计划生育主管部门的指导意见书认为方永娟已经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并无不当。而根据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的考核办法，年度内违反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个人年度考核直接确定为不合格。结合上述两点，方永娟请求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支付2014年年终奖缺乏事实依据。至于方永娟上诉主张的一审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本院经审查认为，一审法院审理期限虽已经超过6个月，但是一审法院已经依法办理了延长审理期限手续，故不存在程序违法。而本案系方永娟主动起诉至原审法院，表明其对原审法院对本案行使管辖权的认可，另原审法院系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营业执照登记地法院，本案为劳动争议，原审法院对本案行使管辖权也不违反管辖规定。综上，方永娟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方永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 丹
审 判 员 金瑞芳
代理审判员 毕克来
二〇一六年二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吴梦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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