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民终103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樊诚俊。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艺，上海泛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仲，上海市华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显华。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艺，上海泛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仲，上海市华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凯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博爱路129号。
法定代表人：高洪兴，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正平，江苏通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樊诚俊、周显华因与被上诉人江苏凯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琪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常民初字第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9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樊诚俊、周显华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艺、张建仲、被上诉人凯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正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樊诚俊、周显华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樊诚俊、周显华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凯琪公司未提供第六、七、八笔信用证议付所必须的进口合同、提单、装箱单、增值税发票，故该三笔信用证与凯琪公司提供的代理进口协议之间没有关联性，对应货物贸易并非真实存在，即使该三笔信用证对外议付，凯琪公司并非系因履行与温州汇朗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州汇朗公司）之间的代理进口协议对外议付，故温州汇朗公司无需支付该三笔信用证项下的款项。而且，前一份代理进口协议签订于2011年10月24日，第六笔信用证显示进口合同签订时间为2011年10月21日，即进口合同在先，代理进口协议在后，第六笔信用证开立时间为2011年10月28日，代理进口协议到港时间为2011年10月30日，只差两天，不符合常理。后一份代理进口协议对应的第七笔信用证按一审判决认定的时间为2011年11月7日，进口货物预计到港时间为2011年10月30日，到货在先，信用证开立在后，不符合常理。第八笔信用证开立时间是2011年11月11日，温州汇朗公司支付保证金275万元的时间是2011年11月18日，超出信用证对应金额20%，开证在先，保证金支付在后，无法看出该笔信用证项下款项与温州汇朗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凯琪公司主张第六、七、八笔信用证对应的保证金均系温州汇朗公司支付，但该三笔信用证对应的80%的尾款却由林某支付，不符合常理。温州耀芾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州耀芾公司）与凯琪公司的合作时间是在2011年12月，合作在先，林某付款在后，凯琪公司关于林某系为了温州耀芾公司继续与凯琪公司合作而代为付款的主张不成立。
凯琪公司辩称，凯琪公司已提供完整的的代理进口协议。代理进口协议明确约定信用证项下的货款、利息、开证费、代理费等均由温州汇朗公司支付。第七笔信用证的开证时间应为2011年10月27日，而非2011年11月7日。第六、七笔信用证项下的进口货物是乙二醇，上家是宁波保税区曼斯特化工有限公司，凯琪公司可以提供该公司出具的商业发票、海关进口关税、进口增值税缴款书、凯琪公司开具给温州汇朗公司的增值税发票等证据，均与代理进口协议及第六、七笔信用证上反映的货物品名、数量相符，故樊诚俊、周显华关于温州汇朗公司与凯琪公司代理进口协议项下货物贸易并不存在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林某汇付的三笔款项即为温州汇朗公司应支付的三笔信用证项下的货款，此也为汇款凭证底稿上载明的汇款性质为“货款”所印证。樊诚俊、周显华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款项系其委托林某给付的担保款。涉案款项在2012年1、2月就已经汇付，樊诚俊、周显华在2013年8月才首次提出返还担保款的主张，不符合常理。樊诚俊、周显华提交的最高额抵押合同项下的唯一一笔162万美元的信用证，凯琪公司在2011年12月6日已经结清，进一步佐证樊诚俊、周显华的主张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樊诚俊、周显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凯琪公司向樊诚俊、周显华返还不当得利1572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约433.87万元（按1.2%月利率暂计算至起诉之日），合计2005.87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凯琪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7月18日，樊诚俊、周显华（××）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为确保××与凯骐公司（以下简称“债务人”）于2011年7月18日签订的金额为人民币伍仟叁佰肆拾万元整，编号为DY062211000028的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的履行，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与××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并遵守本合同项下所有条款。第一条抵押内容：××无条件地、不可撤销地向××保证，以抵押财产为××与债务人订立的主合同项下自2011年7月18日至2014年7月17日期间债务人所欠××的全部债务提供抵押担保。上述期限仅指贷款（授信）的发生期限，到期日不受期限约束。第二条担保范围：××在本合同项下担保的范围为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复利、罚息、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律师费、公证费、税金、诉讼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及债权人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其它相关费用等款项。第三条担保最高额：××在本合同项下承担的担保最高额为最高不超过人民币伍仟叁佰肆拾万元整。在此，担保最高额仅指本合同所述债务人与××签订的主合同项下及合同期间内债务人实际使用贷款总额或授信总额（指扣除保证金部分的授信敞口额度）扣除已还部分所形成的贷款（授信）本金余额，并未包括本合同第二条规定的除贷款（授信）本金之外的利息、复利、罚息等各项应付款项，但××对该部分款项仍应承担抵押担保责任……第五条抵押物：本合同确定的抵押物如下：上海市昆山路224号甲1层东间、2层东间、3层，1702平方米，确认净值5340万元，总计人民币伍仟叁佰肆拾万元……第九条抵押物的登记：一、本合同项下抵押物依法必须办理抵押物登记或××要求办理抵押登记的，合同双方应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持本合同及相关资料到相应的登记管理部门办妥抵押物登记。抵押登记相关事宜，按登记部门的规定办理。二、当全部抵押物债务及相关费用清偿完毕后，××应及时将抵押权利证明文件交还××，并向××出具债务还清证明，以注销抵押登记……
樊诚俊、周显华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所确定的抵押物上海市昆山路224号甲1层东间、2层东间、3层房屋，于2011年8月10日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浦东支公司投保了商业楼宇财产综合险，投保人、被保险人均为温州汇朗公司，赔款接受人为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另查明，林某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鹿城支行天雄分理处，分别于2012年1月20日向凯骐公司汇款736万元，未写明款项用途；同年1月30日汇款111万元，写明“货款”；同年2月9日汇款725万元，写明“货款”。以上三笔汇款合计金额为1572万元。除上述三笔汇款外，林某还于2012年3月15日向凯琪公司汇款154728元（用途：货款）、135万元（附言：保证金）、67900元（附言：无）。
还查明，温州耀芾公司成立于2007年6月25日，其股东于2010年9月28日由陈忆、程洲、程青芸变更为谷卡莉、周佳上；2011年10月9日，股东变更为谷卡莉、温州芾源控股有限公司；2010年12月20日，股东变更为林某、周佳上，林某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职务、周佳上担任监事职务；2013年4月28日，股东变更为徐姹、陈展化；现股东为ＸＸ、陈仙财，法定代表人为ＸＸ。温州汇朗公司成立于2009年5月19日，股东为陈忆、谷卡妮，法定代表人为谷卡妮，该公司因未参加2012年度年检，已被依法吊销。温州芾源控股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12月21日，其组织机构成员于2010年1月11日由周鸣铿（监事）、周显华（执行董事）变更为陈仙财（执行董事）、周鸣铿（监事）；2011年4月12日，股东由黄建仁、林某、陈仙财、周显春、周鸣铿、周显华变更为陈仙财、林某、周庆寰、谷卡妮、周佳上、周鸣铿、周显华；2011年12月20日，股东变更为陈超、林某、陈仙财、周庆寰、周佳上、周鸣铿、周显华；2014年10月31日，股东再次变更为林某、周庆寰、陈超、周佳上、周鸣铿、周显华。
再查明，温州耀芾公司及温州汇朗公司与凯骐公司均有委托代理进口货物的业务往来，双方曾签订过多份代理进口协议，均约定温州耀芾公司、温州汇朗公司委托凯琪公司从国外进口货物，温州耀芾公司、温州汇朗公司于开证前将相当于进口总额20%的合同履约保证金汇入凯琪公司账户，凯琪公司收到保证金后五个工作日内开出信用证……温州耀芾公司、温州汇朗公司先付清货款、进口关税及增值税、报关费、海运保险费、开证代理费和仓储费等一切费用后提货……所有款项付清之前，本货物权属于凯琪公司。在信用证付款到期前七天以前，温州耀芾公司、温州汇朗公司应把货物的全部款项汇入凯琪公司账户，如果信用证付款日期到期后五天内，温州耀芾公司、温州汇朗公司仍未把货物的全部款项和第五款所列费用汇入凯琪公司账户，凯琪公司有权自行处理货物（包括但不限于变卖、拍卖等），并没收履约保证金，其全部损失由温州耀芾公司、温州汇朗公司承担。如果凯琪公司有损失，有权向温州耀芾公司、温州汇朗公司追索。预计银行费用和第五款所列费用以凯琪公司通知为准，据实结算；凯琪公司向温州耀芾公司、温州汇朗公司收取进口货物总额0.5%作为代理费（不含银行费用），代理费应于凯琪公司开证前付清等等。
凯骐公司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签订了1份开立信用证合同，该笔信用证开证币种及金额为USD壹佰陆拾贰万元整，该合同第六条担保项下约定：“由樊诚俊、周显华/杨××、周××与乙方另行签订编号为DY062211000028/DY062211000030/B7062211000177的《保证担保合同》及/或《抵（质）押合同》及/或《最高额保证合同》及/或《最高额抵（质）押合同》作为本合同的附件，为本合同债务提供担保。本合同采用保证金担保的，保证金币种及金额为人民币209万元。”2011年8月22日，凯琪公司在其江苏银行常州文化宫支行账户存入209万元作为保证金。2011年8月31日，凯琪公司从江苏银行常州文化宫支行开立信用证486000美元，开证日期2011年8月23日，到期日2011年11月28日；2011年9月9日开立信用证1134000美元，开证日期2011年8月23日，到期日2011年12月6日。上述信用证金额合计为162万美元。
凯骐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2011年10月28日开立的信用证金额为220937.63美元，远期付汇时间为2012年1月30日；2011年11月11日开立的信用证金额为158万美元，远期付汇时间为2012年2月10日；2012年3月16日开立的信用证金额为106.9万美元，远期付汇时间为2012年6月19日。
凯骐公司在交通银行常州分行2011年11月7日开立的信用证金额为1462500美元，远期到期日期为2012年1月26日。
一审期间，一审法院依法向凯骐公司的相关人员进行调查并制作了2份调查笔录。凯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彬陈述：“我是在2013年下半年到凯骐公司就任法定代表人的，对此前的具体情况不清楚。据我所知，我公司业务经理吴斌对这些事情比较了解，我通知他来反映一下。”凯骐公司外贸部业务经理吴斌陈述：“我是2007年11月份到凯骐公司的，主要从事代理进出口及一般贸易工作。在2013年8月份，周显华到凯骐公司来的时候认识了他，我不认识樊诚俊。2011年7月18日周显华、樊诚俊与江苏银行常州分行签订最高额抵押担保合同，当时我在非洲出差，他们签订合同是由我们外贸部业务员黄重奇负责经办的。林某汇来的三笔款项到账后，财务上跟我说过，我不认识林某，她也没有讲过是代周显华、樊诚俊支付的。我没有收到林某写明代周总还款字样的传真件，其他业务员是否收到过，我不清楚，如果其他人收到了，也应该给我看一下的。”
一审期间，樊诚俊、周显华申请证人林某到庭作证。林某陈述：“2012年1月20日付了736万元，2012年1月30日付了111万元，2012年2月9日付了725万元，这三笔款项是周显华叫我替他付给凯骐公司的。周显华把凯骐公司的账号给我，我是代周显华付的，付款以后，我还在银行凭证上用铅笔写了“代周总付”字样。每一笔付款的金额、时间，都是周显华告诉我的。我与周显华认识二十来年了，原来周显华是村书记，我是社区书记，他是人大代表，我是党代表，那时就认识了。我和周显华没有在一个单位工作过。2011年3月我向周显华借了900万元，11月又向周显华借了300万元，2012年1月还借了550万元。后来周显华称要用钱，叫我分批还，叫我直接把钱付到凯骐公司账上，算作我的还款。我以前和凯骐公司没有业务往来，后来在2012年我在温州耀芾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时候，与凯骐公司有了业务往来，主要是贸易、信用证等。我和温州汇朗公司没有关系，我个人和温州耀芾公司、温州汇朗公司都没有业务往来，和温州汇朗公司的相关投资人员不认识。我知道温州芾源控股有限公司的，我有股份，只有一点点。在2011年4月时有七个股东，除周显华外，其余的都不熟悉。周佳上的名字是知道的，但接触不多。我向凯骐公司汇过好多次款，2012年时比较多，本案中的三笔是代周显华付的，其他的是我在温州耀芾公司工作时与凯骐公司发生业务往来时支付的，都是用我个人的卡支付的，没有从温州耀芾公司的账走。我汇给凯骐公司三笔款后，就把银行回单给周显华了，告知他已替他付了。第一笔钱汇给凯骐公司之后，我打电话给周显华，周显华叫我将三笔款付清后一起把回单给他本人，后来把三张回单复印在一张A4纸上传真给了凯骐公司，是与凯骐公司经办人吴斌联系的。我去银行汇款时，周显华没有告诉我付款原因，银行称不能光写付款二字，我说那么写什么，银行说随便写什么，我就写了付货款。（向凯骐公司支付的其他很多款项，上面也有很多用途）那时温州耀芾公司与凯骐公司有业务往来，所以我知道付款用途，就写清楚了。本案涉及的三笔款项，是我从其他地方凑起来作为还款的，因为之前借了周显华的钱。我在2011年12月份受让了温州耀芾公司的股份，没有付钱，受让了温州耀芾公司之前法定代表人的股份，名字不记得了。温州耀芾公司与凯骐公司之间的往来主要是信用证，开立信用证主要是为了融资，真实的贸易也有的。融资的用途，拒绝回答。2012年3月5日向凯骐公司汇的三笔款，都是业务上的往来，有一笔是写的保证金，有一笔是写是货款，还有一笔没写，现在记不清了，分三次汇款是因为需要。向周显华借款一共1750万元，代周显华向凯骐公司支付了1572万元，还有差额部分已经归还，是在三笔款项之后还的，具体记不清了，应该是通过银行转账，因为这么多钱不可能用现金还。”
一审法院认为，按照法律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于林某汇付的1572万元款项已由凯骐公司收取的事实均无异议，双方争议的焦点为凯骐公司所收取的上述款项是否属于不当得利。基于给付是有意识、主动实施的行为，樊诚俊、周显华作为使财产发生转移变动的民事主体，应对给付原因或目的进行举证，同时还需证明自身给付原因的欠缺及对方取得利益的不当性。
从樊诚俊、周显华提供的证据来看，樊诚俊、周显华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樊诚俊、周显华以其所有的上海市昆山路224号房屋作为抵押物，为凯琪公司提供授信担保，该事实可予认定。林某提供了书面情况说明及视频光盘，后又到庭作证，证明其系受樊诚俊、周显华委托向凯琪公司汇付了1572万元款项。但凯琪公司对林某陈述的内容不予认可。一审法院依法调取林某的3份个人业务凭证（填单）中，并未注明汇款用途系代樊诚俊、周显华付款。经向凯骐公司业务经理吴斌进行调查，其称不认识林某，也未收到林某写明“代周总付款”字样的传真件。此外，樊诚俊、周显华在起诉时向一审法院提供的3份林某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上，均没有手写“代周总付汇”字样。在一审法院庭前组织双方当事人对该证据进行质证后，樊诚俊、周显华于第一次开庭时又提供了3份有手写“代周总付汇”字样的林某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鉴于樊诚俊、周显华提供的上述证据内容不一致，不能排除手写“代周总付汇”字样系事后添加的可能性，故一审法院对樊诚俊、周显华提供的3份有手写“代周总付汇”字样的林某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不予采信。
从凯琪公司提供以及一审法院根据其申请向相关单位调查的证据来看，温州耀芾公司及温州汇朗公司与凯骐公司均有委托代理进口货物的业务往来，双方曾签订过多份代理进口协议，约定由凯琪公司向银行开立信用证，相关费用由温州耀芾公司、温州汇朗公司承担。其中：①2011年7月18日樊诚俊、周显华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是樊诚俊、周显华为凯琪公司的债务进行担保，樊诚俊、周显华提供的抵押物上海市昆山路224号房屋，由温州汇朗公司作为投保人、被保险人向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浦东支公司投保了商业楼宇财产综合险，赔款接受人为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根据樊诚俊、周显华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签订的上述最高额抵押合同，凯琪公司又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签订开立信用证合同，并开立了2份信用证，合计162万美元，开证日期为2011年8月23日，最后一期至2011年12月6日到期已结清；②凯骐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2011年10月28日开立的信用证金额为220937.63美元，远期付汇时间为2012年1月30日；③凯骐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2011年11月11日开立的信用证金额为158万美元，远期付汇时间为2012年2月10日；④凯骐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2012年3月16日开立的信用证金额为106.9万美元，远期付汇时间为2012年6月19日；⑤凯骐公司在交通银行常州分行2011年11月7日开立的信用证金额为1462500美元，远期到期日期为2012年1月26日。
根据凯骐公司提供的其2011年10月24日与温州汇朗公司签订的代理进口协议约定，凯骐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2011年10月28日开立的信用证（即凯琪公司主张的为温州汇朗公司开立的第六笔信用证）金额为220937.63美元，折合人民币为1399772.45元，扣除温州汇朗公司已付的保证金29万元，余款为1109772.45元，在收到林某2012年1月30日支付的111万元后，凯骐公司于当日即向银行一次性付清信用证本金；根据凯骐公司提供的其2011年10月24日与温州汇朗公司签订的代理进口协议约定，在交通银行常州分行2011年11月7日开立的信用证（即凯琪公司主张的为温州汇朗公司开立的第七笔信用证）金额为1462500美元，折合人民币9266107.5元，扣除温州汇朗公司已付的保证金190万元，余款为7366107.5元，在收到林某2012年1月20日支付的736万元后，凯骐公司于2012年1月30日向银行一次性付清信用证本金；凯骐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2011年11月11日开立的信用证（即凯琪公司主张的为温州汇朗公司开立的第八笔信用证），金额为158万美元，折合人民币为9976063.86元，扣除温州汇朗公司已付的保证金275万元，余款为7226063.86元，在收到林某2012年2月9日支付的725万元后，凯骐公司于2012年2月10日向银行一次性付清信用证本金。
综上，樊诚俊、周显华称凯骐公司通知其因开立的信用证将到期，无法偿还银行全部本息等费用，需要樊诚俊、周显华先承担担保责任，代其偿还银行相关款项1572万元，否则银行将对樊诚俊、周显华提供担保的房产采取措施。对此，樊诚俊、周显华并未提供凯骐公司通知其付款1572万元的相关证据。而林某本案三笔款项的支付时间、金额，与温州汇朗公司应向凯骐公司支付开立信用证代垫费用的时间、金额基本吻合，所涉及开立信用证的银行分别为工商银行和交通银行，并未涉及到樊诚俊、周显华为凯骐公司提供抵押担保的江苏银行，也不存在凯骐公司拖欠银行债务需要由樊诚俊、周显华承担担保义务的情形。凯骐公司从相关银行开立的信用证，与樊诚俊、周显华及温州耀芾公司、温州汇朗公司均存在相应的利益关系。林某与温州汇朗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谷卡妮、周显华等曾系温州芾源控股有限公司的股东，林某自称向周显华借过大额款项，其在温州耀芾公司与凯骐公司的业务往来中，都通过个人银行卡支付。故林某与樊诚俊、周显华、温州耀芾公司、温州汇朗公司等相互之间均存在利害关系，其曾多次向凯骐公司汇款，虽部分款项是为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温州耀芾公司支付，但并不能排除其代温州汇朗公司支付部分款项的可能，其所作证人证言，不予采信。樊诚俊、周显华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本案讼争的款项系樊诚俊、周显华委托林某代为支付，也不能证明樊诚俊、周显华是在接到凯琪公司通知后，为了免除承担最高额抵押合同项下担保责任而支付。樊诚俊、周显华对不当得利法律关系基本事实的举证证明尚未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七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樊诚俊、周显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2094元，由樊诚俊、周显华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凯琪公司提交了商业发票、海关进口关税专用缴款书、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以证明上述票据与代理进口协议及第六、七笔信用证上反映的货物品名、数量相符，说明第六、七笔信用证项下的货物贸易真实存在。樊诚俊、周显华质证认为，凯琪公司未提供提单、进口合同及温州汇朗公司收到上述单据的凭证，也未提供第八笔信用证对应的代理进口协议及相关履约材料，故樊诚俊、周显华有理由相信温州汇朗公司因此拒付了第六、七、八笔信用证所对应的80%的款项。鉴于樊诚俊、周显华对凯琪公司二审提交证据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除查明第七笔信用证的开证时间应为2011年10月27日，而非一审判决认定的2011年11月7日外，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与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涉案1572万元款项是否属于不当得利。
本院认为，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构成不当得利，受益人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受益人受领他人基于给付行为而转移的财产或利益，因欠缺给付目的而发生的不当得利，构成给付型不当得利。给付型不当得利是因请求人的给付行为而产生，即请求人实施了有意识的、基于一定目的而增加他人财产的行为。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除非请求人确实存在逻辑上和现实上不能证明的情形，否则请求人应对产生该权利或法律关系的法律构成要件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即对无法律上原因的不当得利要件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当事人对于林某汇付凯琪公司1572万元的给付事实没有异议，樊诚俊、周显华主张凯琪公司收取该款项构成不当得利，即应对无法律上原因的要件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第一，樊诚俊、周显华虽提供了其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为凯琪公司提供授信担保，但从凯琪公司提供的开立信用证合同、江苏银行进账单、借记通知、贷记通知等证据来看，凯琪公司仅在2011年8月31日和2011年9月9日在该合同项下开立过共计162万美元的信用证，并于同年12月已全部结清，樊诚俊、周显华并没有证据证明凯琪公司在由其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的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还有其他贷款，其主张凯琪公司通知其因开立信用证将到期，无法偿还银行本息，需要其先代为偿还因开立信用证所欠银行本息，否则银行将对其提供担保的房屋采取强制措施，对此，樊诚俊、周显华亦未提供证据证明。第二，樊诚俊、周显华主张系委托林某向凯琪公司三次汇款1572万元，虽然得到了林某的认可，但一审法院调取的林某在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单（填单）中载明的款项用途并非是代樊诚俊、周显华还款，甚至其中两笔款项用途载明为“货款”，林某陈述是随便写的，显然不符合交易习惯。樊诚俊、周显华另提供的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填单）传真件上虽有林某书写的“代周总汇付”字样，但与一审法院调取的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单（填单）不一致，且樊诚俊、周显华在一审起诉时提供的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单（填单）上均没有手写“代周总汇付”字样，故无法排除该字样是事后添加的可能。因此，对于林某的陈述及樊诚俊、周显华提供带有“代周总汇付”字样的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填单）传真件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现樊诚俊、周显华同样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委托事实的存在。第三，对于第六、七、八笔信用证，根据凯琪公司提供的代理进口协议、付款凭证、信用证开立确认书、承兑通知书、付款通知书、信用证开单付汇通知书及二审期间提供的商业发票、海关进口关税专用缴款书、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证据，凯琪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开立第六笔信用证的时间为2011年10月28日，远期付汇时间为2012年1月30日，金额为220937.63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1399772.45元，扣除温州汇朗公司已付的保证金29万元，余款为1109772.45元，林某于2012年1月30日支付111万元，凯骐公司于当日即向银行一次性付清信用证本金；凯骐公司在交通银行常州分行开立第七笔信用证的时间是2011年10月27日，远期到期日期为2012年1月26日，金额为1462500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9266107.5元，扣除温州汇朗公司已付的保证金190万元，余款为7366107.5元，林某于2012年1月20日支付736万元后，凯骐公司于2012年1月30日向银行一次性付清信用证本金；凯骐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开立第八笔信用证的时间是2011年11月11日，远期付汇时间为2012年2月10日，金额为1581042.8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9976063.86元，扣除温州汇朗公司已付的保证金275万元，余款为7226063.86元，林某于2012年2月9日支付725万元，凯骐公司于2012年2月10日向银行一次性付清信用证本金。林某汇付三笔款项的时间和金额与温州汇朗公司应向凯琪公司支付开立信用证代垫费用的时间和金额基本吻合，且所涉银行为工商银行和交通银行，而非樊诚俊、周显华提供担保的江苏银行，对此樊诚俊、周显华无法做出合理解释。虽然樊诚俊、周显华对第六、七、八笔信用证项下是否存在货物贸易关系提出质疑，并主张有理由相信温州汇朗公司拒付了第六、七、八笔信用证所对应的80%的款项，但未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实，且对于凯琪公司针对第六、七、八笔信用证提供的代理进口协议、信用证付款凭证、商业发票、海关进口关税专用缴款书、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证据均未提供证据予以反驳，故对其关于第六、七、八笔信用证对应货物贸易并非真实存在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经查，凯琪公司与温州耀芾公司、温州汇朗公司之间均存在委托代理进口货物业务关系，而林某与温州汇朗公司股东兼法定代表人谷卡妮、周显华均曾系温州芾源控股有限公司股东，林某与温州芾源控股有限公司又曾系温州耀芾公司的股东，故林某与温州汇朗公司、温州耀芾公司及周显华之间存在利害关系，结合林某在温州耀芾公司与凯琪公司的业务往来中，也是通过自己的银行卡支付凯琪公司为温州耀芾公司开立信用证代垫的费用，而林某汇付涉案三笔款项的时间和金额与温州汇朗公司应向凯琪公司支付开立信用证代垫费用的时间和金额又基本吻合，故凯琪公司主张林某汇付凯琪公司的1572万元系林某代温州汇朗公司偿还开立信用证欠款的主张，有相关证据佐证，具有较大的可信性，本院予以采信。综上，樊诚俊、周显华主张凯琪公司收取1572万元款项构成不当得利，但对无法律上原因的要件事实未尽到举证责任，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综上所述，樊诚俊、周显华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2094元，由樊诚俊、周显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娅
审 判 员 薛爱娟
代理审判员 吴晓玲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日
书 记 员 闫 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