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4刑终321号
原公诉机关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冯康达，男，1951年1月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因犯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于2000年9月11日被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因本案于2015年10月22日被羁押并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20日被逮捕。
辩护人周洪林，广东运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王子百慧，广东华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刘宇彬刘某甲，男，1974年5月3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户籍地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因本案于2015年10月16日被羁押，同年11月20日被逮捕，2016年5月6日被取保候审。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审理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冯康达、刘宇彬刘某甲犯职务侵占罪一案，于2016年5月6日作出（2016）粤0402刑初第215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冯康达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审理后，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于2016年5月24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并于2016年6月14日作出（2016）粤0402刑初第821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冯康达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广东省珠海市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朱华春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冯康达及其辩护人周洪林、王子百慧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决认定，2004年12月7日，珠海豪胤杰企业发展公司（下称豪胤杰公司）为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需要，向珠海市香洲造贝股份合作公司（下称造贝公司）承租了位于珠海市前山造贝新村后的一块空地，双方签订了《租赁合同》约定合同租赁期限八年，即2005年5月1日起至2013年4月30日止，后因豪胤杰公司所建厂房遭风灾影响，2005年12月31日，双方再次签订了《补充协议》，将租期延长一年。
2011年9月2日，因金港路（翠屏路段）建设项目用地需要，珠海市国土资源局、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政府联合发布公告（珠国土公告（2011）8号），将对位于该路段的豪胤杰公司厂房用地进行征收。2014年1月至2015年2月，被告人冯康达利用担任造贝公司董事长的职务便利，擅自与豪胤杰公司负责人被告人刘宇彬刘某甲，签订新的《租赁合同》（其中两个条款予以变更），擅自延长租赁合同期限、擅自出具委托豪胤杰公司收款的《授权委托书》等相关材料的方式，将征地拆迁补偿款人民币11607744.09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由豪胤杰公司账户接收，被告人冯康达再擅自按造贝公司占补偿款45%共5223484.8元、豪胤杰公司占55%共6384259.29元的比例分配，由豪胤杰公司取得补偿款6384259.29元，造贝公司取得补偿款5223484.8元。后被告人刘宇彬刘某甲按照与被告人冯康达的约定，将其公司所得的征地拆迁补偿款的约30%共215万元以现金或转账的形式支付给被告人冯康达，其中两笔每笔20万元分别按照被告人冯康达的指示转入到刘某2的珠海农行账户和邓春流的珠海农商银行账户。
2015年10月16日，被告人刘宇彬刘某甲被公安机关抓获，同年10月22日，被告人冯康达被公安机关抓获；同年10月29日，公安机关冻结邓春流广发银行珠海分行62×××19的账户；11月16日，公安机关冻结刘某2招商银行珠海拱北支行62×××33的账户20万元。
另查明，豪胤杰公司于2013年1月-2015年4月缴纳租金等费用，双方实际履行了租赁合同；2016年5月6日，豪胤杰公司将实际所得补偿款共计4234259.2元划至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账户以待拆迁款项重新分配，并同意如果拆迁补偿款215万元能够追偿也归属造贝公司。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一）被害人郭某（造贝公司董事）陈述证实，2015年4月，我们公司股民发现，政府已将拆迁补偿款11607744.09元划至豪胤杰公司账户且该公司得到补偿款的55％。我们认为，按照相关拆地补偿文件精神，且按照《合同》约定及有关征地拆迁文件精神，补偿款应该划拨到造贝公司的账户上，豪胤杰公司租赁期限已到，在我们造贝村租用土地上的附属建筑物应该归造贝公司所有，政府征地拆迁补偿款应该归造贝公司集体所有，豪胤杰公司不应再拿到补偿款。
冯康达擅自以造贝公司名义，出具《授权委托书》致使政府补偿款划至豪胤杰公司账户。冯康达擅自按豪胤杰公司应得55％补偿款，致使造贝公司损失征地拆迁补偿款6384259元。冯康达将豪胤杰公司租赁期限延长至2015年4月30日的《补充协议》，我们一直没有见过，均不知情。冯康达授权将补偿款先划至豪胤杰公司账户，我们也是后来街道办回复才知道。这些事项均未经造贝公司股东大会开会通过。
（二）证人证言
1.证人李某1（造贝公司原董事长）的证言证实，我于2001年8月至2007年8月担任造贝公司董事长。2004年，豪胤杰公司老板杨某、李某2还有一个姓刘的来找我们，想租我们公司的地来盖厂房为格力电器配套。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研究后，认为可以租给他们，经过股东大会后，2004年12月7日，造贝公司和豪胤杰公司签订了合同，将公司在造贝新村后面的地租给豪胤杰公司，租赁期限自2005年5月1日起到2013年4月30日，后在第二届股东大会研究延长一年，签了补充协议。上述合同没有变更过，豪胤杰公司盖的厂房造贝公司没有出资过，租地、平地、拉电、盖厂房都是豪胤杰公司出的钱。指认其2004年12月7日签署的租赁合同及补充协议。
2.证人吕某（造贝公司主管物业出租的董事）的证言证实，豪胤杰公司租赁其公司土地建设厂房，双方的租赁合同在2014年4月底到期，具体日期以合同和有关资料为准。我见到过租赁合同的复印件，是档案室的冯某复印给我，没有见过原件。2013年7月，豪胤杰公司提出过续租，我们董事会就开会研究续租问题，但因为政府要征收拆迁，具体面积不能确认，所以续租的事情就一直拖下来了，公司董事会一直没有形成决定。指认了租赁合同。
3.证人冯某（造贝公司档案管理员兼财务）的证言证实，其提供的原董事长李某1与豪胤杰公司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复印件，出租方为造贝公司，法人代表李某1签名，承租方为豪胤杰公司，签名人为杨某，原件因为当时刮龙卷风厂房砸死人打官司，李某1借走了，归还后因为档案室搬动，没有找到。指认了租赁合同。
4.证人黄某1（造贝公司监事长）的证言证实，2005年左右，豪胤杰公司与李某1签订合同，租赁其公司土地建设厂房，盖厂房的钱是豪胤杰公司出的，合同到期后厂房就归造贝公司所有，签订的时间是租八年，后因为龙卷风砸死人问题，召开了股东大会，公司就同豪胤杰公司签过一份补充协议，同意续租一年，之后公司就没有因出租土地给豪胤杰公司盖厂房的事情再签过合同。租地到2014年到期，豪胤杰公司曾提出过续租，董事会和监事会研究过续租问题，但因为政府要拆迁，拆迁面积没办法确定，一直没有形成决定。
5.证人陈某1、吴某1、卓某（造贝公司董事）的证言均证实豪胤杰公司租赁造贝公司土地，后涉及土地征收、补偿，但具体经办情况不清楚，造贝公司没有与豪胤杰公司签订过新的租赁合同，董事会研究过续租的问题，一直没有形成决定。
6.证人陈某2（造贝公司董事）的证言证实，2014年董事会会议上听冯康达董事长说因为翠屏路要施工，政府下了文件要征收豪胤杰公司所租用的土地和厂房。豪胤杰公司厂房的补偿款已经到位，土地的具体补偿事宜还没有确定。
7.证人陈某3（造贝公司董事）的证言证实，2011年政府部门协调处理土地和厂房的时候我就知道翠屏路征收造贝公司和豪胤杰公司土地和厂房的事情，2014年开董事会的时候正式决定如何征收，但具体开会内容已经忘记了，董事会会议记录有具体记载。厂房是按照政府价钱来征收，补偿款已经在今年过年前召开股东会分给各个股民，但土地还没有征收，具体的土地面积和价格没有落实。
8.证人黄某2（前山街道办城管办职员）的证言证实，我2011年开始参与金港路翠屏段的征拆工作，我们和国土分局、香洲区征收拆迁办、交通集团、前山居委会和征收对象一起开展翠屏段征拆工作。2011年现场测量初步确认豪胤杰公司为征收对象，后补偿阶段最后才能确认豪胤杰公司为征收对象，依据是该公司建设的厂房在翠屏段项目用地范围内，经测绘有127000平米的厂房是豪胤杰公司建设的，当时找了造贝公司的冯康达，他也说是租地给豪胤杰公司建设的，当时还没有确认豪胤杰公司厂房权属，也没有提交租赁合同给我们。2013年又重新启动征迁工作，于是2014年，我们按照港珠澳大桥珠海连线的补偿标准又到豪胤杰公司重测厂房高度。2014年12月，我和田杰去豪胤杰公司时，刘宇彬刘某甲提交了租赁合同和补充协议给我们，我们去冯康达办公室向他核实，他拿出的租赁合同内容与刘宇彬刘某甲的一致，我们重点核对了该合同的第八条第一款，关于政府拆迁补偿的那一项，因为该条关系补偿款如何补偿，我需要确认有几个补偿对象和补偿款如何分配，如果没有明确如何补偿的话，我们无法确认如何补偿。我核对完成后，就把刘宇彬刘某甲给我的合同和补充协议书交给交通集团做合同，在合同做出来之前，刘某1让我明确租赁合同的出资比例，他找我了解这个情况。于是我就问了冯康达，他告诉我造贝公司只出地，厂房全是豪胤杰公司建的，当时我就跟冯康达说要确定出资比例，以便我们将补偿款补给谁。过了几天，冯康达给我委托书，内容是造贝公司和豪胤杰公司约定按45％和55％分成，并且造贝公司委托豪胤杰公司代收补偿款。我就把授权委托书和其他资料整理成一套资料后交给香洲国土局，当时国土局问为什么要划给豪胤杰公司，我说因为造贝公司委托书要求委托把补偿款1160万元打到豪胤杰公司账号上。征拆的豪胤杰公司厂房建在集体和国有土地上的是7301.5平方米，具体多少完全建在集体土地上没有进行分割测算，完全建在国有土地上的是5438平米，这次政府拆迁豪胤杰公司共征拆12739.96平方米，这些都是无证建筑，当时有人提议要对7000多平米这部分跨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上建的厂房分开补偿，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测算。最后这7000多平方米是按照港珠澳大桥连接线补偿，每平方米1000多元，共1160万元，完全建在国有土地上的5438平米是按照每平米150元补偿给造贝村，这一部分是违章建筑，原则上是不予补偿的，是以扶持补助金的名义和拆其他违章建筑的补偿款230万元一次转到造贝股份公司的账户上。之所以补偿标准高是为了照顾村集体利益以及保持补偿工作的完整性。豪胤杰公司拿到610万元，造贝公司拿到500多万，是按照他们委托书来支付补偿款的。2013年底，我们街道办、香洲国土分局、征拆办等已经把豪胤杰公司列为了征收补偿对象。2011年开始征收时宣传过征收的政策、补偿标准和方案，2015年1月14日，补偿豪胤杰公司1160万元，公示在豪胤杰公司门口。
2004年，李某1与杨某签订的造贝公司和豪胤杰公司的租赁合同，与刘宇彬刘某甲给我的附在征迁资料后面的合同在第八条第一款的补偿方式不同，按照前者我个人认为造贝公司应该拿到1160万元大部分补偿款，如果2011年拆迁，豪胤杰公司可能可以拿到一定比例的补偿款，如果2015年拆迁，豪胤杰公司可能拿不到补偿款。
9.证人吴某2（前山街道办党工委委员）的证言证实，2013年，我接手拆迁补偿豪胤杰公司的工作，接手前已经确认豪胤杰公司为补偿对象。附在协议书中的造贝公司和豪胤杰公司的租赁合同和补充协议书我没有看过，因为有国土部门把关，我没有跟豪胤杰公司打过交道。豪胤杰公司与造贝公司有租赁合同，豪胤杰公司租了造贝村的地，在上面建了厂房，现在要拆厂房，应该根据有关租赁合同，把豪胤杰公司确认为征迁补偿对象。经过珠海市国土局香洲分局和规划局提供的红线图，经过测绘，确定了12700多平方米厂房哪些是位于国有土地上，哪些是位于集体土地上，其中有7300多平方米厂房是建在造贝村的土地上。豪胤杰公司租赁了造贝公司土地，建设的厂房12700平米，是按照市政府2014年225号会议纪要的规定集体土地上部分参照港珠澳大桥连接线补偿标准补偿，国有土地上部分由前山街道办牵头与造贝公司协商补偿金额，香洲区征迁办、国土资源局香洲局、珠海交通集团积极配合。后区政府2014年86号会议纪要确认了对豪胤杰公司的补偿标准。对造贝村位于国有土地上项目建设用地上的临时构建物支付的补偿款分为两部分，其中完全位于国有土地上的5400多平方米的厂房，按照150元每平方米的标准进行补偿，总共80多万元，连同其他应该给造贝村的补偿款合计230万元都打到了造贝公司账上。另外豪胤杰公司位于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上的四间厂房的1160多万元的补偿款，按照《区政府工作会议纪要》（2014）86号和103号文件的精神，也应该补给造贝村。但是造贝村提交了委托书，约定其公司拿45％，豪胤杰公司拿55％，并委托豪胤杰公司代为收取补偿款，所以街道办就把1160万元打到豪胤杰公司账户。
10.证人黄某3（香洲区征迁办工作人员）的证言证实，
2011年9月2日发布公告将豪胤杰公司列为金港路翠屏段的征收对象，因为其公司建筑物及附着物在用地范围内，1160万元补偿款是给豪胤杰公司和造贝公司的，至于如何分配是他们按照协议进行。
11.吴某3（区征迁办原主任）的证言证实，2011年与国土局、前山街道办、交通集团开展翠屏段征收工作，我们征迁办是协调单位，国土部门是受偿协议的签约主体，街道办负责调查核实，交通集团是业主单位。2011年国土局已经牵头测量豪胤杰公司的厂房，后来因为T2标段工程停顿，到了2014年重新启动征收工作，当时造贝公司的冯康达说厂房是建在村集体的土地上，厂房是属于村集体的。国土局查了红线图证明豪胤杰公司的厂房建在了集体土地上，所以将造贝公司列为受偿对象，经多次开会研究参照港珠澳大桥连接线的标准补偿，建在国有土地上的厂房按照珠海市政府青苗附着物补偿标准（6号文）补给村里。经过多次开会研究，对造贝公司和豪胤杰公司的其中建在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上的4栋厂房经评估后，补偿共1160万元，原因是为了村集体利益和拆迁的完整性，至于造贝村拿到后要不要补偿给豪胤杰公司，是他们集体的事情，但肯定要按照程序，由村里表决后来决定。开会讨论时虽然没有明确讲到补给造贝股份公司，但是我们理解受偿对象是造贝公司。因为会议纪要都是讲为了照顾村集体利益，而且冯康达也讲过厂房是村集体的，国土部门证实厂房是建在村集体土地上。另外测量报告只标注豪胤杰公司，后来测绘报告更改为权属单位是造贝股份公司和豪胤杰公司，评估补偿报告上造贝公司是评估委托方之一，豪胤杰公司并不是评估委托方。2011年现场测量时初步确认，拆迁的是豪胤杰公司的厂房，但这些厂房是建在造贝村的集体土地和造贝村占用的国有土地上的，所以造贝公司是补偿的主体，但豪胤杰公司是利益关系方，因为2011年测量时确认拆的是豪胤杰公司的厂房。
12.证人刘某1（香洲国土局征拆科科员）的证言证实，我2011年参与翠屏段征拆工作，是2011年发布的公告，之所以将豪胤杰公司列为补偿对象是因为听工作组说的。征收的豪胤杰公司的厂房没有合法产权，补偿是按照市政府会议纪要维护村集体利益，补偿款直接打到豪胤杰公司账户是由前山街道办负责的。征收的豪胤杰公司7000多平方米的厂房没有对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分开测算，因为会议纪要没有说要分开补偿。豪胤杰公司与造贝公司的租赁合同（造贝公司与豪胤杰公司于2004年12月7日签订，没有签名）、补充协议（2014年2月20日签订，造贝公司和豪胤杰公司补充协议双方签名）、授权委托书（2015年1月19日签订，委托单位是造贝股份公司）等是由前山街道办黄某2提供给我们的，我们依据前山街道办提供的材料和珠海市测绘院出具的测绘报告确定豪胤杰公司为征拆对象。2014年11月或12月，我收到珠海市金港路翠屏段建设工程项目建筑物测绘成果报告书之后确定豪胤杰公司为征收对象，2011年时确定要拆豪胤杰公司的厂房。其中7000平米是占造贝村集体土地，参照港珠澳大桥连接线补偿标准补偿，补偿是对豪胤杰公司和造贝公司两个公司，另外5000平米临时建筑是完全建在国有土地上，港珠澳大桥珠海连接线补偿办法没有对建在国有土地上的临时建筑进行补偿，所以我们就没有评估补偿。另外我听说交通集团那边说想把钱给豪胤杰公司。具体和造贝公司去谈补偿方案的街道办可能是黄某2和吴某2，交通集团是陈某4和吴东平吴某平。
13.证人马某（香洲国土局征拆科科长）的证言证实，2011年翠屏段发布征拆公告，2012年正式对造贝段进行征收，将豪胤杰公司列为征拆对象，因为该公司是实际铁皮厂房的出资和使用方。豪胤杰公司租赁了造贝股份公司的土地，补偿临时建筑7000多平米，参照港珠澳大桥连接线补偿标准补偿，从每平方米1384元到1625元不等，共补偿1160万元。这个补偿标准是按照市和区的工作会议纪要的要求，前山街道办、区征拆办、交通集团、香洲区国土分局和造贝公司共同委托评估公司评估出具体补偿数额。区政府会议纪要（103号文）将豪胤杰公司位于造贝公司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上的4间厂房按照评估价整体补偿，补偿费用从项目征收补偿费用中列支。这个会议我没有参加，主要是为了照顾村集体利益，会议纪要没有明确村集体可以从1160万元中分得多少。2010年市政府6号文进行补偿的临时建筑是为种养服务的，但规定如果不是为了种养服务的，可以进行评估补偿。但豪胤杰的厂房是没有合法产权的，所以对豪胤杰的征收是一个特例，按照市和区政府会议纪要进行征收的。打款直接到豪胤杰公司是按照造贝公司的委托书（2015年1月19日），委托书是前山街道办给我们的，根据2004年租赁合同，造贝公司分得45%，豪胤杰公司分得55％。这个分配我认为和会议纪要没有矛盾，因为补偿款是他们内部之间的分配，不是我们来分配。根据（2014）225号会议纪要文件，集体用地上部分参照港珠澳大桥连线补偿办法进行补偿，国有用地上部分由前山街道办牵头与造贝村协商补偿金额，香洲区拆迁办、国土资源局、香洲分局、珠海交通集团积极配合的会议精神，集体用地上标准参照港珠澳大桥连线补偿办法进行补偿，通过中介机构进行评估，确定补偿价格。国有土地是由前山街道办牵头与造贝村协商补偿数额。豪胤杰厂房部分是建在国有土地上，部分是建在集体土地上，到底多少平米的厂房在国有土地上没有计算过。虽然我们有红线图、坐标和测绘队，但是没有计算建在国有土地上多少平米的厂房，而是进行了整体测算，没有分开测算，因为我们打算整体补偿。
经查看李某1和杨某签订的造贝公司与豪胤杰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与征迁资料里的租赁合同的主要区别是租赁财产的用途，征迁资料里的租赁合同是按照出资比例分成分配方式，土地补偿给造贝公司。如果按照李某1和杨某签订的租赁合同，我认为还是要按照市区政府会议纪要评估补偿，征收补偿对象也没有区别，仍是造贝公司和豪胤杰公司。对于豪胤杰公司得到大部分补偿610万元，造贝公司得到小部分500多万，我认为应该这样补偿，至于租赁合同涉嫌造假，但补偿对象仍是造贝公司和豪胤杰公司，只是按照租赁合同的补偿应该取消，以真实合同补偿。
14.证人向某（香洲国土局副局长）的证言证实，我于2014年7月参与金港路翠屏段征拆工作，征收补偿的对象是由规划部门核发的项目用地红线图确定征收范围，然后由征迁办牵头，由街道办负责调查落实。根据权属证明，用地手续等证明材料来确定补偿对象。我来之前已经确定将豪胤杰公司列为征收对象，因为他们公司租赁造贝公司的土地，是由前山街道办摸底调查，区征拆办核查后交给我们。根据工作实践和相关文件精神，应该将村集体列为征收对象，但是此次征迁工作将豪胤杰公司列为征收对象还是以区政府的意见为准。建在造贝集体土地上的厂房补偿给豪胤杰公司而不是直接补偿给村集体的情况我不清楚，我理解是造贝村建在集体土地上的厂房是豪胤杰公司建的，翠屏村的厂房是村集体建的，两种情况不一样。前山街道办在负责划补偿款的工作。经查看李某1与豪胤杰公司签订的原始租赁合同，我认为补偿主体没有变化，我们无法发现合同真假，只能形式审查，核实该合同真假的义务在前山街道办。
豪胤杰公司7300平米的厂房跨建在国有土地和村自留地上，绝大部分在村自留地上，这些留用地范围内的部分厂房都曾经报建过，但是已经过期。这些厂房是未办理合法产权的建筑物。鉴于此，市区政府对补偿问题进行专题讨论，明确为了照顾村集体利益，参照港珠澳大桥连接线标准补偿。按照造贝公司的建设用地批准书、租赁合同等，我们认为造贝村的和豪胤杰公司有租赁关系，所以初步确定豪胤杰公司和造贝公司都是补偿对象。一般来说，珠海市测绘院根据项目现场工作组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登记表，进行了数据测绘，该报告只对数据负责，该报告不是认定权属的依据，认定权属还需要根据相关程序。补偿款发放是前山街道办负责办理，根据现有材料反映豪胤杰公司和造贝公司是以村留用土地为载体的租赁关系，因为该厂房是豪胤杰公司建设的，豪胤杰公司是实际使用人，我个人理解原则上补偿合同应与土地的使用权人造贝公司签订，但实际工作中，合作方或利益相关第三人均要求作为补偿对象，否则拆迁工作无法开展。
15.证人陈某4（金琴高速有限公司工程部副经理）的证言证实，征迁办代表区政府作为拆迁主体，街道办牵头，国土局主要负责业务指导，把握政策；我们交通集团配合国土香洲分局、香洲区征拆办、前山街道办工作，交通集团是代建单位，负责图纸、现场确认、委托测量和跟踪评估。金港路翠屏段征地拆迁，拆了豪胤杰公司12000多平米厂房，其中临时建筑7000多平方米跨建在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上（红线图经过初步估算），这7000多平方米厂房中建在村集体土地上的是5000多平方米，2000多平方米是建在国有土地上，由于是准备整体补偿给村集体，所以就没有经过正式测算，另外还有5000多平方米厂房建在国有土地上。前山街道办负责收集用地单位资料，包括出租方、承租方、用地面积、用地合同、权属证书、用地单位法定代表人等资料。市测绘院出具红线图后，我们交通集团和国土香洲分局、前山街道办、香洲区拆迁办负责共同确认拆迁范围，核实哪些是国有土地，哪些是集体土地。2011年第一次测绘时，是以豪胤杰公司的名义出的测绘报告，当时不知道涉及村集体利益。2014年春节前和2014年6月，我们两次去了豪胤杰公司，通知他们马上修路要修到他们那里了，就叫他们不要组织新的生产了。2014年6月份，测绘局测绘重新测绘了豪胤杰公司厂房的高度，重新出具测量报告，后来国土香洲分局按照新的测量报告和评估报告作出补偿协议书，国土香洲分局把补偿协议书报到市国土资源局时，方文明说豪胤杰公司的厂房建在造贝村的集体土地上，不能直接补偿给豪胤杰公司，所以测绘报告的名称从豪胤杰公司改成豪胤杰公司和造贝公司。2014年8月24日，前山街道办牵头召集拆迁协调会议，对豪胤杰公司建在集体土地上的厂房参照港珠澳大桥连接线的标准补偿，由国土资源局香洲分局提供村集体的生产生活留用地的红线，市测绘院出红线图，落实红线图范围内的临时建筑和厂房。根据会议精神，进行实地考察。经现场测量，豪胤杰公司被拆迁的7000多平米厂房大部分在集体土地上。测绘成果出来以后，区府下发2014第103号文件确认了为维护村集体利益及保持征收补偿工作的完整性，同意将珠海豪胤杰公司中部分位于造贝公司集体用地及国有用地上的4间厂房按评估价整体予以补偿，补偿金额11607744.09元。会议上都没有明确这笔钱补给谁，但是出发点是为了照顾村集体利益。租赁合同和补充协议书主要确认豪胤杰公司与造贝公司是征收对象，以及拆迁补偿款如何分配；后按照造贝公司的委托书，由豪胤杰公司代收补偿款，分别按照45％和55％分配。这三份文书到底是豪胤杰公司还是造贝公司提供的不清楚，应该是他们双方提交给前山街道办交由国土局香洲分局进行审核。
16.证人刘某2的证言证实，我在前山皇室按摩中心做技师，冯康达经常来按摩，后他让我做他的女朋友，我们发生过性关系，冯康达答应给我钱买车。2014年底冯康达介绍我认识了刘宇彬刘某甲。2015年1月28日冯康达安排刘宇彬刘某甲通过其农业银行账户给我招商银行账户62×××52转账20万元，给我买车用，我用这钱买了辆途观，车牌号码为CFD615。现在我得知20万是犯罪所得，车交公安机关。辨认出被告人冯康达、刘宇彬刘某甲。
17.证人邓某的证言证实，我在太平洋按摩中心做技师。2013年我认识了冯康达，我们关系不错。冯康达答应给我钱开美容院。2015年2月15日冯康达让刘宇彬刘某甲通过其农商银行账户给我转账20万元至我掌握的户名为我弟邓春流62×××56的账户。4月23日，我又把钱转到我华润银行账户62×××15，我用这钱买了理财产品。现在我得知20万是犯罪所得，钱退还政府。辨认出被告人冯康达。
18.证人李某2（豪胤杰公司公司股东）证言证实，豪胤杰公司成立于2000年，后因为我工作原因没有参与公司事务。2003年刘宇彬刘某甲出资入股公司，2004年12月7日，杨某代表我们公司与造贝公司签订了租赁土地合同，当时与李某1签订，2005年12月31日签了补充协议，延长租赁一年到2014年4月30日。后来我听刘宇彬刘某甲说和冯康达商量签了第二份租赁合同，因为是刘宇彬刘某甲负责商量，我没有参与，我只记得合同是由冯康达起草的，刘宇彬刘某甲把冯康达起草好的底稿交给我打印，我记得修改过的内容大概有合同到期前如遇到政府拆迁或征用的话，补偿收入按照甲乙双方出资比例分配。政府划拨拆迁厂房补偿款1100多万后，我听刘宇彬刘某甲说冯康达提出过要刘宇彬刘某甲给他好处费，我不知道刘宇彬刘某甲事前事后给了冯康达多少钱，公司账上没有体现这笔费用，均由刘宇彬刘某甲个人账户支出。听刘宇彬刘某甲说1100多万补偿款按照冯康达委托书上写的分配比例给了造贝村500多万，我们公司得了600多万，具体是刘宇彬刘某甲操作负责。辨认出被告人冯康达、刘宇彬刘某甲。
19.证人杨某（豪胤杰公司股东）的证言证实，2004年底，我代表公司与造贝公司的李某1签订了租赁造贝村后空地（具体按建设用地批准书《珠海市（2001）准字116号》用地面积）的租赁合同，后来我公司以造贝公司的名义向相关部门申请报建临时厂房，我公司出全资将临时厂房建好之后投入生产使用。当时合同约定如因政府拆迁或征用土地时，甲方需提前两个月书面通知乙方，并协助乙方追讨赔偿，所得赔偿应按合同所定租赁年限扣除已租用年限后余额，意思是如合同租期为九年，我们公司有二年半到期，我们公司获得的赔偿款就是2.5／9。另外如果政府征拆，造贝公司应该协助我们追讨赔偿，分为两部分，第一是在集体土地上的建筑物赔偿按照合同约定租赁年限扣除已租年限比例分成，第二在国有土地上的厂房赔偿归我们公司。事后我听刘宇彬刘某甲说政府在赔偿方面上要求我们公司跟造贝公司双方协商好赔偿分配的事情，这个过程中冯康达让刘宇彬刘某甲更改合同，是按照冯康达拟好的稿子让刘宇彬刘某甲打印出来，至于冯康达有没有经过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刘宇彬刘某甲不知道。我听刘宇彬刘某甲说为了拿到拆迁款，答应给冯康达提出拿补偿款30％即215万元，具体公司得到政府拆迁款之后怎样支配我不清楚。
（三）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
1.被告人冯康达的供述及辩解证实，2014年4月至5月，前山街道办和交通集团要征和我们造贝股份公司合作的豪胤杰公司的12700平方米的厂房，其中5000平方米国有土地上的是违章建筑，政府以每平方150元的标准补偿，补了80多万，另外7000平方米在集体和国有土地上的是报建过的，政府怕我们不同意拆迁，就参照珠港澳大桥连接线的标准补偿，每平方1000多元，政府补偿款1160万元转到了豪胤杰公司账户，是按照政府的会议纪要转的，我们造贝股份公司分了520万，占45％，豪胤杰公司分了600多万，占55％。这个比例是按照我和豪胤杰公司的刘宇彬刘某甲和李某2商量确定的。因为之前按照豪胤杰公司和我们原来签的合同，我们造贝公司一分钱也拿不到，因为他们租的我们集体的土地，我认为建在集体土地上的厂房补偿款归我们造贝公司，国有土地上的归豪胤杰公司，最后谈成45％和55%。这是我一个人去谈的，造贝公司只有我一个人经手。
2004年12月7日李某1代表造贝公司与豪胤杰公司签的合同和我们后来补签的合同条文不一样。后来补签的是我和豪胤杰公司的刘宇彬刘某甲、李某2补签的，合同的章是我盖的，落款时间也是我写的，两者不同的是：一是将第一款“甲方将坐落在前山造贝新村后空地，具体按照建设用地批准书用地面积租赁给乙方使用”变更为“甲方将坐落在前山造贝新村后空地，具体按照建设用地批准书用地红线面积租赁给乙方使用”。二是将原合同第八款第1项“如因政府拆迁或征用土地时，甲方需提前两个月书面通知乙方，并协助乙方追讨赔偿（所得赔偿应按合同所定租赁年限扣除已租用年限后余额，若遇上不可抗力的原因时，届时本合同自行中止，甲乙双方不做任何赔偿”，更改为“如因政府拆迁或征用土地时，甲方需提前两个月书面通知乙方，并协助乙方追讨赔偿，土地补偿收入归甲方所有，厂房及附着物补偿收入甲乙按照出资比例分成分配方式，若遇上不可抗力的原因时，届时本合同自行中止，甲乙双方不做任何赔偿”。是刘宇彬刘某甲和李某2提出更改合同的，造贝公司这方是我一个人签的，没有告诉造贝公司其他人。对补签合同后实际上补偿款下来后也没有按照补签的合同执行分配补偿款，因为没有履行该合同。
政府在2011年开始就说翠屏路要拆迁厂房，但是每次都落空了，影响了豪胤杰公司的运营，为了补偿豪胤杰公司的损失，我和刘宇彬刘某甲在2014年2月20日签了补充协议书，没有经过股东会或董事会通过，因为我当时已经看到了政府的对补偿拆迁款的文件，2014年225号文件、2014年103号文件、2014年136号文件，知道政府要支付拆迁补偿款。街道办很早也说了盖在国有土地的厂房补偿标准是每平方米赔偿150元，盖在集体土地上的厂房补偿标准是按照评估价来赔偿。
造贝公司获得的610万补偿款我们分给股东了，我和股东讲是政府修翠屏路，拆了豪胤杰公司12700平方米的厂房，按照国有土地上5300平米的厂房补了88万，另外7300平米厂房按照每平方700多标准补，补了520万，一共610万。实际上7300平米厂房是参照港珠澳大桥连接线的标准每平方1000多元补的。当时政府之所以按照这个标准补偿，一是因为这7300多平方米厂房有部分是盖在造贝公司集体土地上，当时还有报建手续，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顺利拆迁。我没有告诉股东实际补偿标准，如果我把政府实际补偿标准告诉股东的话，数目是对不上的，所以真实的补偿标准只有我知道。我们分配1160万元补偿款造贝公司股东会、董事会也没有讨论。
另外，我还和豪胤杰公司签订了延长租赁期限的《补充协议书》，是在2014年2月20日和刘宇彬刘某甲签订，内容是延长租赁期限到2015年4月30日，因为豪胤杰公司说政府发出拆迁公告后影响公司业务经营，希望延长租赁期限补偿损失，没有经过董事会或股东大会研究。
关于豪胤杰公司厂房被征地拆迁公告，是2011年发布公告，正式拆迁是在2014年5月。我不认识刘某2和邓春流，没有收取豪胤杰公司刘宇彬刘某甲给予的215万元。指认了两份租赁合同及补签的《补充协议书》。
2.被告人刘宇彬刘某甲的供述证实，豪胤杰公司位于前山造贝新西片工业区，一共占地面积约3万平方，厂房面积大约1.8万平方，其中8500平方的厂房建在租用造贝村的1.9万平方土地上，其余的1万平方厂房建在临近的国有性质土地上。国有性质那块空地一直以来都没有人管，我们建的厂房也没有接受过任何政府部门的管理。股东是我和李某2、杨某，因为其他股东管理其他公司，我在2009年开始管理公司全面工作，主要是公司的产品生产销售、合同签订工作。我们公司租赁的造贝公司116号的土地作为建设厂房，第一份合同是我们公司杨某与时任造贝股份公司董事长李某1签订的。我只记得合同约定期限是八年，到2013年4月31日，每月租金是45000元，2014年的时候我们和造贝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将租用期限延长一年至2014年4月31日。
在造贝公司换届后，我主动拜访造贝公司的冯康达，我跟他提出我所经营的豪胤杰公司租用了造贝村的土地建厂房，现在政府要拆迁补偿。按照双方的合同，合同届满后建在造贝村土地上的厂房归造贝村所有，建在国有土地上的厂房归豪胤杰公司所有，希望他帮我争取属于国有土地上的厂房补偿款。他说按照原来的合同规定，豪胤杰公司想要得到补偿款可能有风险，他提议豪胤杰公司和造贝公司可以重新签订一份合同，表示可以代表造贝公司向国土部门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豪胤杰公司取得补偿款，再按照比例返还部分款项到造贝公司账户。事后我们就签订了新合同及委托书。
2014年下半年，政府准备拆迁我们的厂房，前山街道办让我们提供豪胤杰公司与造贝公司签订的合同原件，我将公司存档的原件复印件交给冯康达，冯康达说要修改下合同，新合同与原合同内容不一致，原合同规定：豪胤杰公司赔偿为合同所规定的租赁期限扣除已使用年限的余额；但新合同规定：土地补偿收入归甲方所有，厂房及附着物补偿收入由甲乙双方按出资比例分配。新合同是在2014年下半年，我和李某2约冯康达在北京酒店见面，冯康达事先用手写的合同交给我，我按照上面的内容打印一份合同，后到我公司办公室盖上我们公司的章，他也拿出随身携带的公章盖上，2015年1月份，他出具了一份授权委托书，委托我们公司代收补偿款，委托书也交给了国土局，新合同落款是按照旧合同2004年12月7日书写的，冯康达说要修改一下合同，我不同意更改合同，冯康达说改了也不怕，所以我就同意了。原合同上规定，豪胤杰公司所得赔偿为按合同所规定的租赁年限扣除已租用年限后的余额。按照新合同约定，厂房附着物补充由双方按照出资分配，但实际上造贝村没有出资。
为了让冯康达帮忙，我从2010年中秋节到2015年春节期间，每年中秋节和春节都会送给冯康达3000元的购物卡，共3万元。根据我们提供的材料和评估机构的测量评估报告，国土局最终决定拆迁豪胤杰公司1.27万平方米的厂房。同时国土局还决定将位于造贝村集体性质用地和国有性质空地的7300平方米厂房按照每平方米约1500元的标准进行补偿，补偿款按照豪胤杰公司与造贝公司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进行分配。剩下位于国有性质空地的5300平方米厂房按照每平方米150元的标准补偿，补偿款归造贝公司所有。豪胤杰公司向国土局提供的材料有公司的营业执照、厂房临时建筑的报建手续、豪胤杰公司与造贝公司签订的新租赁合同等文件，授权委托书是由造贝公司提供的，豪胤杰公司7300平方米厂房最终根据补偿方案获得补偿款约1100万元，其中豪胤杰公司分得补偿款约600万元。
我和冯康达几次商谈，商量怎么样拿到补偿款，最后他同意帮我尽快拿到补偿款，但要收取我所得的拆迁补偿款的30％作为回报，我同意了他的要求，从2014年2月至2015年2月拆迁补偿款到账，我前后分14次一共支付了冯康达个人215万元。详细情况是2014年3月18日下午，我开车到造贝消防队门口，冯康达上我的车，我将10万元现金给了他；2014年4月2日，我开车到拱北龙轩停车场，然后冯康达上我的车，我将20万元给了他；2014年4月9日，我开车到造贝东片工业区停车场，然后冯康达上我的车来，我将20万现金人民币给了他；2014年7月2日下午，我开车到拱北龙轩停车场，然后冯康达上我的车来，我将5万元现金给了他；2014年7月24日，带冯康达去旅游，同行人员有杨志强、珠信达的吕总、李某2、刘宇彬刘某甲，首站到江苏苏州、徐州，当晚给冯康达现金2万元；25号去安徽合肥，27号去宜昌，29号返回；2014年9月29日中午1点，我开车到前山舒域洗脚城229房，冯康达上我的车来，我将10万元现金给了他；2014年11月30日下午2点多钟，我从农行卡尾号是26073的卡上提取现金2万元，然后在冯康达办公室给了他；2014年12月1日，我从我工行号为0084的银行卡上提取现金6万元；于12月2日中午2点钟在舒域洗脚城给了冯康达；2014年12月26日，我通过邱伟萍在我的农行账号上提取现金5万元，下午4点钟，我在造贝停车场后面交给冯康达；其中还有一笔5万元给了冯康达，但具体时间地点我不记得了；2015年1月28日，在刘宇彬刘某甲农行账号尾号为6073的账户上提取现金48万元，外加拆厂房的2万元押金，共计50万元，在舒域洗脚城交给冯康达；2015年1月28日，经冯康达授意，我将人民币20万元转入招商银行拱北支行刘某262×××52的账户上；2015年1月29日中午11点，我在阳江渔港交给了冯康达40万元；2015年2月15日，按照冯康达的意思，从我的私人账户上转入冯康达指定的账号20万元，该账号是私人账户62×××19的珠海农商行明珠支行邓春流账户。我给冯康达的这些钱我都记录在一个笔记本上，都是现金，除了两笔转账20万元，分别是汇给刘某2工行61×××12账户和邓春流珠海农商银行62×××19。刘某2和邓春流我都不认识，是按照冯康达的意思转账给他们，保存有单据。我每次送给冯康达现金都是没有包装，直接从银行取现一沓一沓的现金给冯康达的，最后两次一次50万元和一次40万元是用黑色的电脑包装好后连包交给冯康达的。
2015年1月，冯康达出具一份《授权委托书》，委托豪胤杰公司代收拆迁补偿款，他的目的是方便操控资金，拆迁款项一旦到账，冯康达立刻可以拿到我公司30％的拆迁款，委托书也递交给了国土局。后来我们公司按照香洲区政府工作会议纪要（2014年103号文件），我公司获得厂房拆迁款11607744.09元，经我和冯康达商量，我们公司分得55％拆迁补偿款6384259.29元，造贝公司得总补偿款的45％为5223484.8元，另外我公司补偿款的30％我给了冯康达。我在记录本上详细记录了送钱的地点和时间，我们没有开股东会讨论。
被告人刘宇彬刘某甲指认上交香洲国土局的原始租赁合同。被告人刘宇彬刘某甲指认经被告人冯康达修改后签订的租赁合同。
（四）书证、物证
1.到案经过证实，被告人刘宇彬刘某甲于2015年10月16日被公安机关抓获；被告人冯康达于2015年10月22日被公安机关抓获。
2.搜查笔录及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证实，公安机关于2015年11月11日扣押造贝公司公章1枚及通知、公告等手写稿7张；2015年10月26日扣押刘某2大众吉普车一辆并予以发还。
3.银行转账结算业务单证实，被告人刘宇彬刘某甲于2015年1月28日从农行账户62×××73转账到刘某262×××52农行账户20万元、2015年2月15日，从农商银行62×××56账户转账20万元给邓春流农商银行62×××19的账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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