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7民终116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军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濮阳市开发区昆吾路西绪环路南。
法定代表人：张红伟,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军，四川众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庆堂,男,1971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恒,四川天府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应凯，男，1975年4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绵阳市游仙区，现住绵阳市游仙区。
原审被告：河南军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青羊区光华村街66号1幢4楼6号。
负责人：邓平。
上诉人河南军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军安公司）与被上诉人罗庆堂、被上诉人朱应凯、原审被告河南军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以下简称军安成都分公司）钢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人民法院（2017）川0704民初12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军安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人民法院（2017）川0704民初1237号民事判决，并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在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上诉人与案外人荣发钢材公司没有钢材买卖合同关系，朱应凯才是钢材的购买人，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虽然荣发公司刘某称罗庆堂是代表军安公司向其购买钢材，但当时荣发公司刘某并未要求罗庆堂、姚某、陈宗池出示军安公司的授权委托书，荣发公司签订的钢材供货及欠款协议上也没有军安公司的印章，因此罗庆堂、姚某、陈宗池等人的行为在形式上不具有代理或表见代理的客观表象，刘某在主观上也存在重大过失，因此一审法院以构成表见代理为由认定荣发公司是钢材供方、军安公司是需方，与基本事实严重不符。罗庆堂所提交的18份供货及欠款协议中，虽有一少部分显示需方为“河南军安建司”，但大部分显示的是“小枧624”或“624C5#-10#”，还有一部分需方为空白，这说明荣发公司并不要求供货及欠款协议上均填写军安公司的名称，荣发公司也不是以军安公司为交易对象。朱应凯也一直抗辩其已经支付完毕钢材款，军安公司与荣发公司之间没有发生过钢材价格商谈及付款的事实，朱应凯才是钢材购买人。2.罗庆堂与军安公司之间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一审判决姚某、朱应凯的行为构成对军安公司的表见代理，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罗庆堂知道朱应凯分包了小枧624C组团5-10号楼工程，罗庆堂也知道姚某是朱应凯的人员，罗庆堂清楚地知道姚某、朱应凯与军安公司之间的关系。姚某的证言中明确显示“因朱应凯资金缺乏，证人姚某以朱应凯的名义找到了罗庆堂协商由罗庆堂出面为案涉工地购买钢材，”这就证明罗庆堂清楚的知道交易相对人为朱应凯个人。结合本案证据可以看出，姚某、朱应凯均没有以军安公司名义委托罗庆堂购买钢材。姚某、朱应凯的行为不构成对军安公司的表见代理，罗庆堂与军安公司之间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罗庆堂提供的18份供货及欠款协议，也不能证明其垫付了1055192.6元钢材款。3.对于本案争议的钢材款，证人姚某与罗庆堂之间存在利益纠葛、姚某在朱应凯和罗庆堂之间实施两头欺骗，本案应在查明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后作出相应处理，并依法驳回罗庆堂对军安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罗庆堂答辩称：1.一审法院根据查明事实的基础法律关系，将该案买卖合同关系变更为委托关系，显示对案件发回重审的高度重视。2.发回后对认定事实并无任何改变，仅仅是法律关系进行改变，对涉及到一个证人的问题才进行的发挥重审，与上述人所述不符。3.朱应凯的案涉行为系上诉人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4.朱应凯代表上诉方，姚某是案涉工地管理人员，足以使罗庆堂相信二人是上诉方工地的负责人，所以在刘某处购买钢材且注明用于案涉工地，且钢材也确实用于了上诉人的工地。
被上诉人朱应凯答辩称：我不认可一审法院判决，我的钢材款是全部支付了的，我是付给荣发公司的，我有所有凭证，姚某是从我处把票拿走的。我本身是要上诉的，但由于这几年资金困难，没有钱再请律师和支付上诉费。
原审被告军安成都分公司未答辩。
被上诉人罗庆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军安公司、被告军安成都分公司向原告支付钢材款1306471.6元及利息（利息从2012年1月20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被告朱应凯与被告军安公司、被告军安成都分公司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军安公司承包了绵阳市游仙区小枧沟镇624C标段1-17号楼工程后，将该工程交由被告军安成都分公司负责管理。被告军安公司陈述被告军安成都分公司与被告朱应凯签订有《工程分包合同》，将前述工程中的5-10号楼分包给被告朱应凯承建。被告朱应凯认可前述分包属实，并陈述自己系被告军安公司前述工程5-10号楼工程负责人，姚某、陈宗池均为自己工地上的工作人员，姚某是管理人员（负责资金支付和工程进度管理），陈宗池是工地收货员。
原告主张其以被告军安公司名义向绵阳市荣发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荣发公司）购买624C标段5-10号楼工程（以下简称案涉工程）案涉工程钢材18次，价款总计1787111.6元,其中350000元由姚某支付，381919元由被告朱应凯支付，1055192.6元由原告支付。为此，原告提交了《荣发公司供货及欠款协议》原件18份，其上需方载明为“河南军安建司624C段5#-10#”，需方代表人处有“陈宗池”或“姚某”的签名，时间及金额分别为：2011年4月20日（编号：0003556）货款金额为108496.85元，2011年4月20日（编号：0003557）货款金额为1486.60元，2011年4月24日（编号：0003558）货款金额为10365元，2011年5月11日（编号：0003563）货款金额为7227元，2011年5月11日（编号：0003562）货款金额为260177元，2011年5月12日（编号：0003565）货款金额为57287.2元，2011年6月2日（编号：0003562）货款金额为37818元，2011年6月2日（编号：0003566）货款金额为165247.75元，2011年7月6日（编号：0003571）货款金额为42384元，2011年8月11日（编号：0003581）货款金额为185081.15元，2011年8月11日（编号：0003582）货款金额为134648.10元，2011年8月28日（编号：0003584）货款金额为58662元，2011年9月10日（编号：0003587）货款金额为245360元，2011年10月20日（编号：0003589）货款金额为112960.10元，2011年10月20日（编号：0003590）货款金额为59429.45元，2011年11月5日（编号：0003591）货款金额为219839元，2011年12月14日（编号：0003593）货款金额为70640.80元，2012年1月10日（编号：0003594）货款金额为10001.60元，以上18张单据合计金额为1787111.6元。2.2013年1月30日姚某出具的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罗庆堂代购624C标段项目工地钢材的（荣发公司）供货及欠款协议票据，共计18张此款等624工地拨款后双方结算支付罗庆堂。原告据该《收条》主张，原告为了满足被告工地结算做账需求，才在未收到足额钢材款的情况下将18张《荣发公司供货及欠款协议》交付给姚某。对以上证据，被告军安公司质证认为以上单据未加盖军安公司印章，与被告军安公司无任何关系；被告朱应凯质证认为单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该18张《荣发公司供货及欠款协议》均是原告以欺骗方式在其财务人员处拿走的，无法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同时姚某出具的《收条》真实性无法核实。
被告朱应凯为了证实其安排姚某向荣发公司购买案涉工程钢材并支付了相应价款，提交了以下证据：1.《工业品买卖合同》一份，未载明签订时间，合同中出卖人为荣发公司，买受人载明为河南军安建工集团公司，合同主要内容有：“六二四所安置房C5-10工程所需钢材数量按买受人的计划单为准，每次供货的单价按市场价格计算，运费由买受人承担不含税费”，该合同落款出卖人处有荣发公司盖章及刘某签名，买受人处仅有姚某签名及捺印。2.农村信用社取款凭条、存款凭条、农业银行流水单各一份，显示：朱应凯于2011年8月24日向姚某的妻子罗芙蓉转款68000元、于2012年1月20日向姚某账户转款70万元、分别于2011年8月21日、2011年10月18日向顾彩华（荣发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之妻）转款121279元、130000元。被告朱应凯主张以上款项共计1019279元均为支付荣发公司钢材款。3.出具时间为2012年1月21日、编号为0003595的《荣发公司供货及欠款协议》一份，主要内容为：钢材款（2011.9.10-2012年1月21日）共计230640.00元（贰拾叁万零陆佰肆拾元整），2012年1月21日付款100000.00元，下欠钢材款130640.00元，若在2012年2月10日前付清欠款不计息，否则将从2011年9月10日起按1‰每天计算利息（千分之一）。供方处有刘某签名，需方处有姚某签名。该单据上方还备注有“2012.3月份已付10万元2012.7月29日已付2万元欠10640元”。4.姚某于2013年2月5日出具的《领款单》一张，领款事由为“支付钢材款余额人民币大写壹万零陆百元整￥10600.00元”。被告朱应凯据该《领款单》主张2013年2月5日姚某将前述第1项所列单据上载明的下欠尾款10600元领出支付给荣发公司，至此钢材款全部结清。5.（2015）游民初字第2390号案件证人姚某笔录一份，姚某在该案中作证称：朱应凯叫证人到624C标段工程任工地管理员，并安排证人组织购买624C标段工程钢材，证人就找到罗庆堂去组织购买，罗庆堂从荣发公司联系供应的钢材全部用于了前述工地，并从中赚取差价。现罗庆堂持有并提交法庭的18张《荣发公司供货及欠款协议》是证人从案涉工程会计罗某（朱应凯表亲）处取得属实，但这些票据本就是证人收集提供给罗某的，因罗庆堂没有拿到钱所以这些票据理应还给罗庆堂。据证人所知罗庆堂已经向荣发公司垫付了钢材价款，证人和朱应凯都没有支付过相应款项。证人2015年7月10日在法院调查时陈述钢材款不是全部由罗庆堂支付的陈述，与当庭作证陈述相悖，是因为时间久远记不清了。同时证人也陈述了罗芙蓉与姚某、荣发公司刘某和顾彩华是夫妻关系。
针对被告朱应凯提交的以上证据，原告质证认为：1.《工业品买卖合同》、编号为0003595的《荣发公司供货及欠款协议》是真实的，但因合同系事后补签，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2.农村信用社取款凭条、存款凭条、农业银行流水单各一份，仅认可被告朱应凯2011年8月21日付款121279元、2011年10月18日付款130000元，以及支付尾款130640元的事实，以上合计为381919元。对于朱应凯于2011年8月24日向姚某的妻子罗芙蓉转款68000元、于2012年1月20日向姚某账户转款70万元，是被告朱应凯与姚某之间的资金往来与本案无关，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3.姚某在另案陈述供货及欠款协议是原告在姚某处拿走的属实，因为姚某是被告朱应凯的管理人员，不存在骗取的问题。被告军安公司质证认为：对银行交易凭证均认可，说明本案出卖方是荣发公司、购买方是被告朱应凯，而且被告朱应凯履行了付款义务，被告不是钢材购买方；对姚某另案证人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对其他证据均不知情，也不予认可。
本案中，证人姚某、刘某、罗某均到庭作证。
证人姚某作证称：康东挂靠军安公司中标624C标段工程后，将案涉工程分包给朱应凯，证人接受朱应凯安排作为案涉工程现场管理人员。因朱应凯资金缺乏，就委托证人找人垫购案涉工程钢材，于是证人以朱应凯名义找到了罗庆堂协商由罗庆堂出面为案涉工地购买钢材，罗庆堂与朱应凯之间的结算方式为：按照供货当日钢材挂牌价结算，由朱应凯现买现付。但由于资金缺乏一直拖欠未付。证人于2013年1月30日出具的《收条》是真实的，因康东失去联系，军安公司为了做账需要收集发票，证人遂从罗庆堂处取得了《荣发公司供货及欠款协议》18张并出具了前述《收条》，随后又将18张《荣发公司供货及欠款协议》交付给了朱应凯会计罗某做账。证人出具《收条》时，基于双方朋友之间的信任，并未核算具体的欠付金额。后来，由于钢材款没实际支付所以又打电话给罗某要回了前述18张《荣发公司供货及欠款协议》。钢材价款总额中还有证人垫付的35万元，而朱应凯并没有向证人付款用于支付钢材款，仅2013年2月5日证人署名的领款单款项用于支付了荣发公司最后一笔款。
证人刘某（荣发公司法定代表人）作证称：2011年4月，罗庆堂找到证人称军安公司624安置房工地需要钢材，双方口头协商了钢材价格，未签订书面合同。直到后来钢材款付完后，姚某以军安公司需要合同做账为由找到证人，才补签了一份书面合同。罗庆堂当时是代表军安公司来与证人谈某购买价格的，至于罗庆堂、姚某或朱应凯三人的关系，证人并不清楚，证人起初只认识罗庆堂，是多年的朋友。每次钢材供应都是由罗庆堂电话与证人联系，先说好价格载明在送货单（一式两联）上，再由证人按照其要求安排人送货到案涉工程上，工地上的陈宗池在送货单上签字后，送货单一份留在工地上，一份交我持有。然后就由罗庆堂、姚某或朱应凯与证人凭送货单据结算，基本上是货到付款，偶尔有欠款。至于该三人各自支付金额证人记不清了，只记得有10万元朱应凯是转账支付。结算付款时的原则是谁将单据上载明的尾款结清，就由谁收回单据，具体单据给了谁记不清了。记忆中，罗庆堂付款额占了70%--80%左右。原告持有的18张《荣发公司供货及欠款协议》是在供货过程中形成的，编号为0003595这份《荣发公司供货及欠款协议》是最后结算用的，因为结算时将所有《荣发公司供货及欠款协议》原件都交付给付款人了，只剩下这一张，是一个挽总的单据。
证人罗某（系被告朱应凯侄女）作证称：证人2011年时作为案涉工程会计，根据姚某提供票据负责做账，收入和支付的现金流转和银行转账都由朱应凯、姚某负责。大概2011年时，姚某将18张《荣发公司供货及欠款协议》提供给证人，后来又以要对账为由要求证人将票据退还给了姚某，退还票据总金额约为180万元左右，退还票据中还包括了部分班组的票据。票据退还时，证人还征求了朱应凯的同意。按照会计制度，只要他们把凭据给证人入账就视为已付款了，至于到底有无实际支付到位，证人并未亲眼确认，也没有其他的资金出账依据。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当庭陈述、身份证、营业信息、荣发公司证明、荣发公司供货及欠款协议、收据、借款单、领款单、工业品买卖合同、取款凭条、存款凭条、农业银行流水单、民事判决书、证人证言等证据佐证，足以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案涉工程钢材买卖合同主体的确认问题，从案涉钢材交易过程中直接形成的18份《荣发公司供货及欠款协议》上载明的供需双方来看，供方为荣发公司，需方则是姚某、陈宗池作为“河南军安建司624C段5#-10#”代表人身份签名确认。结合被告军安公司系624C标段工程总包方将案涉工程分包朱应凯及姚某、陈宗池作为案涉工地管理人员、收货人的身份，且荣发公司所供钢材全数用于案涉工程的事实，足以认定姚某、陈宗池以案涉工程代表人身份在《荣发公司供货及欠款协议》上署名的行为构成对被告军安公司的表见代理，故将案涉工程钢材买卖合同主体认定为：供方荣发公司、需方为被告军安公司。这一认定，也与荣发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陈述原告以军安公司名义与荣发公司协商购买钢材事宜并进行交易、姚某陈述由原告代为购买案涉工程钢材，以及事后原告同意姚某以军安公司名义与荣发公司补签《工业品买卖合同》的事实相吻合。虽然，刘某陈述荣发公司同时与原告、姚某、被告朱应凯三人进行相应钢材价款的结算，但如前所述，从所购钢材实际用于案涉工程及该三人均以被告军安公司名义进行相应钢材交易的行为判断，这并不影响荣发公司以被告军安公司作为合同相对方的认定。至于原告以被告军安公司名义从中联系供应案涉工程钢材的行为，从原告及姚某一致陈述姚某接受朱应凯安排对外寻求并委托了原告垫资购买钢材的情况来看，因原告并未作为钢材买卖交易双方参与，无论其是否从中赚取差价，均不宜认定原告与荣发公司、被告与原告之间存在钢材买卖合同关系，而认定原告系接受委托向荣发公司购买案涉工程钢材为宜。本案案由应根据查实的基础法律关系更正为委托合同纠纷。
关于委托人的认定。前述已评析案涉工程钢材买卖合同主体为供方荣发公司、需方被告军安公司。原告对外以被告军安公司的名义联系案涉工程钢材购买和供应，这一点得到了荣发公司刘某的证言证实；对内则在与姚某协商接受案涉工程钢材购买委托时，姚某作为被告军安公司承包案涉工程的工地管理人员，被告朱应凯更是作为案涉工程负责人身份，原告有理由相信该二人有权代理被告军安公司进行案涉工程钢材采购的对外委托，该二人的行为亦构成对被告军安公司的表见代理。据此，认定被告军安公司作为委托人应当承担原告垫支钢材款项的支付义务。
现原告基于其持有的18份《荣发公司供货及欠款协议》主张其已向荣发公司支付了案涉工程钢材价款中的1055192.6元，并据此要求三被告支付该款。关于原告垫付款项1055192.6元是否属实的问题。首先，从刘某所述的《荣发公司供货及欠款协议》的形成及结算过程来看，《荣发公司供货及欠款协议》的持有人支付了该单据上所载全部或部分价款的事实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其次，被告朱应凯认为原告持有的该18份《荣发公司供货及欠款协议》系原告伙同姚某从案涉工程会计罗某处骗取。但证人罗某陈述该单据退还时已征得了被告朱应凯的同意，且退还理由是用于对账。故被告朱应凯关于骗取退还单据的主张缺乏证据证实。至于原告罗庆堂此前将18份《荣发公司供货及欠款协议》交付给姚某转交财务人员罗某的行为，能否代表原告罗庆堂已经收到了票据所载明的全部垫支款项，就此分析判定如下：1.姚某出具的《收条》显示：原告向其交付18份《荣发公司供货及欠款协议》时，相应价款尚未结付。该内容与被告朱应凯此后同意姚某取回18份《荣发公司供货及欠款协议》的行为能够相互印证。且姚某作为工地管理人员，其履行职务的行为具有法律效力。2.被告朱应凯作为付款方，在其主张的付款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负有举证责任，但被告朱应凯所举示的支付钢材款1019279元的凭证中，仅有朱应凯2011年8月21日付款121279元、2011年10月18日付款130000元，以及支付尾款130640元的证据与案涉工程钢材价款具有关联性，原告对此也予以认可。除此之外，对于朱应凯于2011年8月24日向姚某的妻子罗芙蓉转款68000元、于2012年1月20日向姚某账户转款70万元，金额共计76.8万元的凭据，仅显示被告朱应凯与姚某之间的经济往来状况，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能证实为支付了案涉钢材价款。对于被告朱应凯与姚某之间的经济往来可通过协商或另行主张权利来解决争端。综上，被告未举证证实其向原告或向荣发公司支付全额价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据此认定，被告朱应凯仅支付了案涉工程钢材总价款1787111.6元中的381919元，其余价款除原告罗庆堂自认由姚某支付的35万元外，另外1055192.6元由原告罗庆堂向荣发公司支付。原告作为向荣发公司购买钢材的受托人，其垫付的钢材价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之规定，应由委托人被告军安公司承担。
关于利息支付，原告主张从2012年1月20日起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从被告提交的编号0003595、时间为2012年1月21日的《荣发公司供货及钱款协议》内容判断，在2012年1月21日之前，除原告认可由被告朱应凯交姚某经办支付的尾款130640元外，其余钢材价款应已实际支付给荣发公司，即原告罗庆堂垫支款项在此之前已支付到位，相应利息应予计算，对于原告该项诉请予以照准。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军安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罗庆堂支付钢材款1055192.6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式为：以本金1055192.6元为基数，从2012年1月2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本金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若未按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本金，上述利息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罗庆堂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征收案件受理费16558元，由原告罗庆堂负担2261元，由被告军安公司负担14297元（该费用已由原告罗庆堂预付8279元，该预付费用由被告军安公司在履行判决义务时一并支付给原告）。”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案涉钢材买卖合同的主体问题。
首先，要确定案涉钢材买卖合同的供方主体是荣发公司还是罗庆堂。买卖合同是一方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于另一方，另一方支付价款的合同。转移所有权的一方为卖方，支付价款而取得所有权的一方为买方。本案的钢材买卖合同是由朱应凯安排姚某去购买钢材，而姚某陈述其系向罗庆堂购买钢材。从荣发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的陈述可以看出，荣发公司也认可其系与罗庆堂建立钢材买卖合同关系，并未直接与姚某达成买卖合同关系，而是罗庆堂来购买钢材，再按罗庆堂的要求将钢材送到指定工地。案涉钢材买卖合同是罗庆堂购买荣发公司的钢材并取得钢材所有权以后，再卖给姚某，与姚某达成钢材买卖合意的是罗庆堂而非荣发公司。荣发公司与姚某所签订的合同虽载明卖方为荣发公司，买方为军安公司，但刘某陈述该合同并非达成案涉买卖合同的真实合同，仅是为了军安公司收集材料而补签的合同，不能以此合同来认定案涉钢材买卖合同的合同主体，而要根据真实的买卖双方来认定案涉钢材买卖合同的主体。因此，案涉钢材买卖合同的供方主体是罗庆堂。其次，案涉钢材买卖合同的需方主体是军安公司还是朱应凯。朱应凯是案涉工地的实际施工人，案涉工地的承建单位是军安公司，无论朱应凯与军安公司是否是挂靠关系，案涉工地对外的承建单位都是军安公司，朱应凯对外系代表军安公司。姚某作为朱应凯聘请的案涉工地管理人员，其在与荣发公司补签合同时系以军安公司的名义补签，可以看出姚某就案涉工地对外进行活动时系以军安公司的名义。姚某虽然在向罗庆堂购买钢材时未订立书面合同，但《荣发公司供货及欠款协议》上载明需方为军安公司，钢材也确实送到军安公司所承建的工地，足以使罗庆堂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其系向军安公司供应钢材。军安公司作为有资质的施工单位，让无施工资质的朱应凯个人挂靠在其名下，就案涉工地进行施工，也应当就此对朱应凯的行为承担相应责任。姚某向罗庆堂购买钢材的行为，构成对军安公司的表见代理，案涉钢材买卖合同的需方主体系军安公司。综上，案涉钢材买卖合同的主体系军安公司和罗庆堂，军安公司使用了罗庆堂供应的钢材，应当向罗庆堂支付相应对价。案涉钢材总价款1787111.6元，朱应凯主张其已向荣发公司支付了所有钢材款，但并未未举证证明。罗庆堂自认朱应凯已支付钢材款381919元，还余1055192.6元钢材款未支付，军安公司及朱应凯也未举证证明其已向罗庆堂支付了剩下的钢材款，一审法院认定军安公司应当向罗庆堂支付1055192.6元钢材款，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上诉人河南军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相应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公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558元，由上诉人河南军安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光明
审 判 员 李华峰
审 判 员 李 维
二〇一八年六月四日
法官助理 欧泳如
书 记 员 顾鸿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