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湘0111行初118号
原告付柏淋，男，1960年8月1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王华，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长沙市国土资源局，住所地长沙市雨花区劳动东路238号。
法定代表人陈晓阳，局长。
委托代理人廖薇，女，1982年1月6日出生，汉族，系被告不动产登记中心科员。
委托代理人刘双，上海建纬（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彭冬良，男，1954年5月21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黄冰波，湖南弘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刘振宇，男，1978年2月19日出生，汉族。
原告付柏淋（以下简称原告）与被告长沙市国土资源局（以下简称被告）及第三人彭冬良、刘振宇房屋管理行政登记一案，本院于2017年8月18日受理后，于同月25日向被告及第三人彭冬良、刘振宇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举证通知书等相关诉讼材料。2017年10月16日和2018年1月12日，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华，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廖薇、刘双，第三人彭冬良及其委托代理人黄冰波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刘振宇经本院公告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7年3月9日，被告依据醴陵市人民法院的执行裁定书、执行通知书和回函，将原告申请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查封的第三人刘振宇名下的坐落于长沙市雨花区韶山南路123号华翼府商住楼311房（权证号：7140042**）、312房（权证号：7140043**）、313房（权证号：7140041**）、305房（权证号:7140043**）转移过户至第三人彭冬良名下。
被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
证1、《长沙市不动产登记审批书》，拟证明被告对转移登记申请的审批情况；
证2、《长沙市不动产登记申请书》，拟证明第三人彭冬良申请转移登记情况；
证3、《审查建议函》，拟证明被告建议醴陵市人民法院与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协调涉案房屋的处置事宜；
证4、（2015）醴法执字第1091号《湖南省醴陵市人民法院函》，拟证明醴陵市人民法院书面答复被告审查建议并要求继续协助执行；
证5、（2015）醴法执第1091-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证6、（2015）醴法执第1091-2号执行裁定书，证7、（2014）醴法民一初字第1428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相关民事判决书、执行裁定书均已生效，涉案房屋所有权已转移至第三人彭冬良；
证8、李振兴、王启军工作证与执行公务证，拟证明执行人员身份证明；
证9、涉案房产房产证及国土证作废公告，拟证明刘振宇名下的涉案房屋房产证及国土证的作废事宜已进行公告；
证10、完税证明、相关费用收据，拟证明申请人已缴纳相关费用；
证11、彭冬良身份证，拟证明申请人身份证明；
证12、《不动产登记受理凭证》，拟证明被告受理第三人彭冬良转移登记申请。
法律依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关于依法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和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协助执行若干问题的通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机关根据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实施的行政行为是否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批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查封法院全部处分标的物后轮候查封的效力问题的批复》。
原告诉称：一、刘振宇名下的坐落于长沙市雨花区韶山南路123号华翼府商住楼311房、312房、313房、305房早已归属原告，不属于被告刘振宇、刘丽容所有。
2014年7月12日，原告与刘振宇、刘丽容夫妻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约定，刘振宇、刘丽容夫妻将其共有的刘振宇名下的位于长沙市雨花区韶山南路123号华翼府商住楼311房（90.3平方米）、312房（90.3平方米）、313房（90.3平方米）、305房（90.3平方米）房产卖给原告，总价款为150万元。双方就房屋款项的支付，房产交付、过户，违约责任等事项作出约定。合同签订后，原告即根据合同支付刘振宇购房定金6万元，刘振宇向原告出具了收条，后原告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将剩余购房款项144万元转账支付给刘振宇，刘振宇也按照合同约定将上述原告购买的房产交原告占有、使用。此后，原告一直催促刘振宇到长沙市住建委为原告办理房产过户登记手续，但刘振宇在准备为原告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时得知上述房产因债务纠纷被法院查封、冻结，导致无法办理变更过户。2015年初，原告根据购房合同中的仲裁条款依法向长沙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确认原告与刘振宇、刘丽容2014年7月12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并要求为原告办理过户手续。2015年3月24日，原告与刘振宇、刘丽容在仲裁庭的主持下达成调解。刘振宇、刘丽容明确承诺在2015年7月20日前向相关法院解除对原告所购上述房屋的查封、冻结并为原告办理房产的过户登记手续。但由于法院的查封、冻结原因，导致上述房产一直无法办理过户登记手续。为此，原告向长沙市开福区法院申请执行，长沙市开福区法院于2016年1月13日对原告买受的上述房产采取了查封措施，查封期限自2016年1月13日至2019年1月12日。
二、被告的不动产转移登记行为严重违法。
第三人彭冬良与刘振宇之间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彭冬良于2014年向湖南省醴陵市人民法院起诉刘振宇等人并申请了财产保全。2014年8月28日，湖南省醴陵市人民法院对刘振宇名下的坐落于长沙市雨花区韶山南路123号华翼府商住楼311房、312房、313房、305房采取了保全措施，冻结期限自2014年8月28日至2016年8月27日。冻结到期后，湖南省醴陵市人民法院并未续冻上述房产。湖南省醴陵市人民法院在2016年10月24日再次对刘振宇名下的坐落于长沙市雨花区韶山南路123号华翼府商住楼311房、312房、313房、305房采取冻结措施时，该法院已处于轮候查封地位，查封期限为2016年10月24日至2018年10月23日。醴陵法院作为轮候查封法院，在没有对房产的处置权的情况下，于2016年11月24日向长沙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发出（2015）醴法执第1091-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被告将其轮候查封刘振宇名下的上述房产全部过户至第三人彭冬良名下。被告在明知湖南省醴陵市人民法院属于轮候查封法院且没有处置权的情况下，仍办理了相关房产的转移登记手续，被告的行为严重违法且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三、原告早已对湖南省醴陵市人民法院对房产的执行提出了执行异议，醴陵市人民法院向被告发出过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严重违法。
原告在得知醴陵市人民法院对原告买受的上述房产采取执行措施时，已正式向醴陵市人民法院提起了执行异议之诉，醴陵市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请，原告向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14日作出（2016）湘02民终1288号《民事裁定书》，撤销了醴陵市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并发回重审。醴陵市人民法院对此根本置之不理，随即采取了违法的执行措施，被告却进一步配合了醴陵市人民法院的违法行为并进行了违法的转移登记。
综上所述，被告将第三人刘振宇名下的坐落于长沙市雨花区韶山南路123号华翼府商住楼311房、312房、313房、305房转移过户至第三人彭冬良名下的行政行为严重违法且直接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导致原告作为房产合法买受人的权利无法实现。故起诉请求：1、确认被告将第三人刘振宇名下的坐落于长沙市雨花区韶山南路123号华翼府商住楼311房（权证号：7140042**）、312房（权证号：7140043**）、313房（权证号：7140041**）、305房（权证号:7140043**）转移过户至第三人彭冬良名下的行政行为违法；2、依法撤销被告将第三人刘振宇名下的坐落于长沙市雨花区韶山南路123号华翼府商住楼311房（权证号：7140042**）、312房（权证号：7140043**）、313房（权证号：7140041**）、305房（权证号:7140043**）转移过户至第三人彭冬良名下的行政行为；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1、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2015）开执字第01574号《协助执行通知书》、长沙仲裁委员会[2015]长仲调字第190号《调解书》、物业公司《证明》及物业管理费发票、装修图片，拟证明原告因与第三人刘振宇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已通过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对原刘振宇名下的坐落于长沙市雨花区韶山南路123号华翼府商住楼311房、312房、313房、305房采取了查封、冻结措施且上述房屋已由原告装修并占有使用的事实；
证2、醴陵市人民法院（2014）醴法民一初字第1428-1号民事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醴陵市人民法院（2015）醴法执字第1091号-2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两套：一套为手写，一套为打印，内容不同），拟证明醴陵市人民法院对刘振宇名下的坐落于长沙市雨花区韶山南路123号华翼府商住楼311房、312房、313房、305房采取了查封、冻结措施并违法要求被告进行过户登记的事实；
证3、《审查建议函》、《湖南省醴陵市人民法院函》、登记在彭冬良名下的《不动产权证书》，拟证明被告明知醴陵市人民法院要求其协助执行事项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仍按照其要求办理房产过户登记的事实；
证4、醴陵市人民法院（2015）醴法执异字第49号执行裁定书、（2015）醴法民一初字第2805号民事判决书及原告材料，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湘02民终1288号民事裁定书及传票，拟证明醴陵市人民法院严重违反法律规定，在申请人提出执行异议以及提出执行异议之诉期间强行将异议财产过户的事实；
证5、醴陵市人民法院（2015）醴法执字第1091号-3执行裁定书，拟证明醴陵市人民法院严重违反法律规定强行将异议财产过户后又违法将已过户的相关财产予以查封、冻结的事实。
被告辩称：一、被告为涉案房屋办理转移登记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程序合法。
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可以持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生效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生效决定单方申请不动产登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动产登记机构直接办理不动产登记：（一）人民法院持生效法律文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登记的……。《最高人民法院、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关于依法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和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协助执行若干问题的通知》第三条规定：……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在协助人民法院执行土地使用权、房屋时，不对生效法律文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进行实体审查。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认为人民法院查封、预查封或者处理的土地、房屋权属错误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审查建议，但不应当停止办理协助执行事项……。本案醴陵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29日向被告送达（2015）醴法执第1091-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及执行裁定书，要求被告办理涉案房屋的转移登记，被告受理后发现醴陵市人民法院送达上述处置文书时，查封已过期失效。为避免产生新的纠纷，被告于2017年2月10日向醴陵市人民法院发出《审查建议函》。醴陵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24日出具（2015）醴法执字第1091号《湖南省醴陵市人民法院函》，针对被告的《审查建议函》进行书面回复：被告应当依据（2015）醴法执第1091-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及执行裁定书为本案第三人彭冬良办理涉案房屋的转移登记，相关法律后果由醴陵市人民法院承担。
因此，被告根据（2015）醴法执第1091-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2015）醴法执第1091-2号执行裁定书、（2014）醴法民一初字第1428号民事判决书以及（2015）醴法执字第1091号《湖南省醴陵市人民法院函》等材料为彭冬良办理转移登记，符合法律规定。
涉案行政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机关根据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实施的行政行为是否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批复》，“行政机关根据人民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实施的行为，是行政机关必须履行的法定协助义务，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但如果当事人认为行政机关在协助执行时扩大了范围或违法采取措施造成其损害，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本案中，被告依据（2015）醴法执第1091-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2015）醴法执第1091-2号执行裁定书、（2014）醴法民一初字第1428号民事判决书等材料为彭冬良办理转移登记，且协助执行时并未扩大范围或有违法举措，故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三、被告办理转移登记时，醴陵市人民法院已对案涉房屋进行处分，开福区法院的轮候查封自始未产生查封、扣押、冻结的效力.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查封法院全部处分标的物后轮候查封的效力问题的批复》〔法函（2007）100号〕的规定，人民法院对已查封、扣押、冻结的全部财产进行处分后，该财产上的轮候查封自始未产生查封、扣押、冻结的效力。同时，人民法院对已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进行拍卖、变卖或抵债的，原查封、扣押、冻结的效力消灭，人民法院无需先行解除该财产上的查封、扣押、冻结，可直接进行处分，有关单位应当协助办理有关财产权证照转移手续。本案中，醴陵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17日作出（2015）醴法执第1091-2号《执行裁定书》，将涉案房屋作价交付彭冬良抵偿刘振宇所欠债务，8月22日该裁定送达彭冬良并生效，醴陵市人民法院在查封期限内对已查封的涉案房屋进行处分，开福区法院的轮候查封自始未产生查封、扣押、冻结的效力。因此被告办理转移登记不违反法律法规。
综上所述，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原告的起诉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且缺乏法律依据。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第三条之规定，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第三人彭冬良述称：1本案所涉具体行政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理由与被告答辩意见一致。2、本案原告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诉权。3、本案原告请求法院判决确认被告为第三人彭冬良办理四套房屋的转移过户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并同时请求撤销转移过户具体行政行为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即提起确认违法之诉同时请求法院撤销被告的行政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4、被告为第三人彭冬良办理四套房屋的转移过户登记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应予依法维持。
第三人彭冬良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1、（2015）醴法执第1091-2号执行裁定书和送达回证及授权委托书，拟证明醴陵市法院依法裁定将本案争议房产抵偿给彭冬良，并且彭冬良可以持该裁定办理产权过户手续，该裁定书在2016年8月22日依法送达至彭冬良的事实；
证2、长沙仲裁委员会[2015]长仲调字第190号《调解书》，拟证明本案原告依法只能享有对刘振宇进行金钱债务追偿的权利，并不能证实原告对本案所争议的四套房产享有所有权等相关权利的事实；
证3、本案原告向长沙市开福区法院提交的强制执行申请书和执行裁定书，拟证明本案原告向开福区法院申请执行的事项为申请强制被申请人刘振宇返还借款本金150万以及相应的利息等费用，根据仲裁调解书申请强制执行金钱债务的事实。
原、被告及第三人所提交的证据在庭审过程中均进行了质证，各方当事人各自发表质证意见如下：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7、8、11没有异议，对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对合法性均提出异议，认为醴陵市人民法院在查封期限届满后对涉案房屋进行处分违法，被告在明知的情况下仍然违法办理了不动产转移登记。
第三人彭冬良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
被告对原告证1中的物业公司《证明》及物业管理费发票、装修图片的三性不予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2中醴陵市人民法院（2015）醴法执字第1091号-2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手写版本）的三性不予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对原告证据1-5中涉及到原告相关的法律文书的关联性提出异议，认为与本案房屋转移登记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第三人彭冬良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基本与被告相同。
原告对第三人彭冬良提交的证1的合法性提出异议，认为醴陵市人民法院（2015）醴法执字第1091号-2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违法。对证2、3的证明目的提出异议，认为不能证明原告只拥有债权，对房屋没有所有权。
被告对第三人彭冬良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原、被告及第三人的证据认定如下：
被告提交的证据，其来源合法，证据形式符合法定要求，作为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均予以认可。其内容是否合法，能否证明被告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由本院审查。
原告证据中的物业公司《证明》及物业管理费发票、装修图片与本案审查无关，本院不予确认。其余证据，其来源合法，证据形式符合法定要求，且能够证明部分案件事实，作为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均予以认可。能否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由本院审查。
第三人彭冬良提交的证据，其来源合法，证据形式符合法定要求，且能够证明部分案件事实，作为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均予以认可。能否达到第三人彭冬良的证明目的，由本院审查。
根据上述证据，本院确认以下案件事实：
2014年7月12日，原告与刘振宇、刘丽容夫妻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刘振宇、刘丽容夫妻将其共有的刘振宇名下的位于长沙市雨花区韶山南路123号华翼府商住楼311房、312房、313房、305房房产以150万元卖给原告。原告支付了全部价款。
第三人彭冬良因与刘振宇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于2014年向湖南省醴陵市人民法院起诉刘振宇等人并申请了财产保全。2014年8月28日，湖南省醴陵市人民法院对刘振宇名下的坐落于长沙市雨花区韶山南路123号华翼府商住楼311房、312房、313房、305房在被告处采取了保全措施，查封期限自2014年8月28日至2016年8月27日。
2015年，原告与刘振宇、刘丽容达成仲裁调解，刘振宇、刘丽容承诺在约定的时间前向相关法院解除对原告所购上述房屋的查封、冻结并为原告办理房产的过户登记手续。因一直无法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原告向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申请执行，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月13日对原告买受的上述房产在被告处采取了轮候查封措施，查封期限自2016年1月13日至2019年1月12日。
至2016年8月27日，醴陵市人民法院未在被告处办理续封，轮候登记在先的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在被告处自动成为首封法院。
2016年10月24日，醴陵市人民法院执行人员持手写的，落款日期为“2016年8月26日”，内容为查封的（2015）醴法执字第1091号-2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在被告处再次办理了上述涉案房屋的查封，并注明均为轮候查封。2016年11月24日，醴陵市人民法院执行人员持打印的，落款日期为“2016年8月17日”，内容为办理转移过户的相同文号的（2015）醴法执字第1091号-2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到被告处办理上述涉案房屋的转移过户，要求被告转移过户登记至第三人彭冬良名下。
被告收到醴陵市人民法院转移过户文书后，于2017年2月10日向醴陵市人民法院发出书面《审查建议函》，内容为“……贵院查封期限至2016年8月27日，在此期间贵院未对上述房屋续封。因此，贵院送达处置文书时，查封已过期失效，登记在先的轮候查封即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已自动生效。……恳请明确回复”。2017年2月24日，醴陵市人民法院书面回函被告，内容为“……本院在查封期内对涉案房屋已处分完毕，贵中心在收到（2015）醴法执字第1091号-2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后应为彭冬良办理过户手续，相关法律后果由本院承担”。
2017年3月9日，被告办理了转移过户手续，将上述涉案房屋转移过户登记至第三人彭冬良名下。
另查明，2015年9月11日，原告在醴陵市人民法院对涉案房屋的查封提出执行异议，被裁定驳回。2015年10月21日，原告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被醴陵市人民法院判决驳回。2016年11月14日，株洲市中级人民院将醴陵市人民法院执行异议之诉的判决发回重审。至2017年3月9日之前，该发回重审案件仍在审理期间。2017年3月21日，醴陵市人民法院再次查封了已过户登记至第三人彭冬良名下的涉案房屋。
本院认为，一、本案原告是否享有诉权和涉案行政行为是否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问题。
1、原告与第三人刘振宇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后，支付了全部价款，接收且实际占有了涉案房屋，并受生效仲裁文书和法院执行行为保护。涉案行政行为将涉案房屋转移登记至他人名下，与原告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告在本案中具有诉的权利。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机关根据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实施的行政行为是否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批复》〔法释（2004）6号〕规定：行政机关根据人民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实施的行为，是行政机关必须履行的法定协助义务，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但如果当事人认为行政机关在协助执行时扩大了范围或违法采取措施造成其损害，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本案中，经审查原告诉讼证据材料，符合该批复“但书”规定，本案诉讼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应当予以受理。
二、被告为涉案房屋办理转移登记的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
1、被告对本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认识理解上存在错误，办理涉案转移过户登记的证据不足。《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可以持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生效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生效决定单方申请不动产登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动产登记机构直接办理不动产登记：（一）人民法院持生效法律文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登记的……。《最高人民法院、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关于依法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和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协助执行若干问题的通知》第三条规定：……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在协助人民法院执行土地使用权、房屋时，不对生效法律文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进行实体审查。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认为人民法院查封、预查封或者处理的土地、房屋权属错误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审查建议，但不应当停止办理协助执行事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查封法院全部处分标的物后轮候查封的效力问题的批复》〔法函（2007）100号〕规定：人民法院对已查封、扣押、冻结的全部财产进行处分后，该财产上的轮候查封自始未产生查封、扣押、冻结的效力。同时，人民法院对已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进行拍卖、变卖或抵债的，原查封、扣押、冻结的效力消灭，人民法院无需先行解除该财产上的查封、扣押、冻结，可直接进行处分，有关单位应当协助办理有关财产权证照转移手续。
首先，上述《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九条以及法函（2007）100号的条文中规定的“人民法院”是特指对查封财产有处置权的人民法院，而不是泛指任意人民法院。只有当有处置权的人民法院要求对涉案财产进行实质处分时，行政机关才能办理财产权证照转移的协助执行事项，否则，不应予以办理。而对办理财产权证照转移的人民法院是否具有处置权，被告有审查的义务。
其次，醴陵市人民法院在本案中已经丧失了对查封财产的处置权，被告不应为其办理转移登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三十条规定：查封、扣押、冻结期限届满，人民法院未办理延期手续的，查封、扣押、冻结的效力消灭。本案中，醴陵市人民法院未在被告处办理续封，其查封的效力消灭。轮候查封在先的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在被告处自动成为首封法院，此时，房屋处置权已归于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再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查封法院全部处分标的物后轮候查封的效力问题的批复》中规定的“人民法院对已查封、扣押、冻结的全部财产进行处分后，该财产上的轮候查封自始未产生查封、扣押、冻结的效力”中的“处分”，应当理解为在合法期限内产生法律效力的处置处分，仅凭落款日期在查封期间内的执行裁定书，显然不能产生对抗其他人民法院的轮候查封的效力。
2、被告在发现问题后的处理，不符合法律规定。被告的《审查建议函》确认：醴陵市人民法院的查封已过期失效，登记在先的轮候查封即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已自动生效。此时，醴陵市人民法院作为轮候法院，被告为其办理转移登记的前提，应当得到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的确认和承认，被告仅凭醴陵市人民法院的回函即办理转移登记，违反法律规定。
3、被告的行为对人民法院间司法活动的秩序产生了妨碍。查封冻结的司法领域之所以有诸多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目的是为了规范司法执行行为，否则，查封与轮候查封则毫无意义。对此，被告在本案中没有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
三、醴陵市人民法院的执行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不属本案审查的范围，本院对此不予评判。
综上，原告与本案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案诉讼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被告为涉案房屋办理转移登记不符合法律规定，证据不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长沙市国土资源局2017年3月9日作出的，将第三人刘振宇名下坐落于长沙市雨花区韶山南路123号华翼府商住楼311房、312房、313房、305房过户登记至第三人彭冬良名下的行政行为。
本案受理费50元，公告费560元，由被告长沙市国土资源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 昕
代理审判员 曹 敏
人民陪审员 廖 翠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尚巧玉
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