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505民初5955号
原告：唐福林。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良才，江苏经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素敏，江苏经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区支公司，住所地苏州高新区御风路66号（风驰大厦4楼402室）。
负责人：王银龙，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波，男，该公司员工。
原告唐福林与被告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区支公司责任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2月2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2月8日、6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素敏（参加2017年2月8日庭审）、孙良才（参加2017年6月12日庭审），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唐福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原告保险赔偿款150000元；2、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5年11月17日，原告雇员石某某向被告递交机动车责任保险投保单一份，该保单载明，被保险人为原告，保险车辆为2369电动车；保险期间为2015年12月20日零时起至2016年12月19日二十四时止，共20个月；投保明细为主险累计赔偿限额150000元，每次事故赔偿限额150000元，保费230元，附加驾驶人员保险累计赔偿限额15000元，每次事故赔偿限额150000元，保费120元。被保险车辆一直由原告允许的驾驶员石某某使用。同日，被告还向石某某交付了《非机动车责任保险条款》一份。该责任保险条款第三条载明：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及其允许的合法驾驶员在使用保险车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者财产直接损失，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损失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2016年1月13日，原告允许的驾驶员石某某驾驶车牌为2369货运电动三轮车沿苏州市相城区227省道由南向北行驶至第639号路灯杆路段时，与胡某某驾驶的无牌自行车相撞，事故导致两车受损，胡某某受伤后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经交警部门认定，石某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胡某某不负事故的责任。其后，石某某与胡某某的家属达成赔偿协议，石某某赔偿胡某某家属280000元。原告认为，原告允许的驾驶员在使用保险车辆的过程中发生保险事故，被告理应赔偿，故原告诉至法院。
被告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区支公司辩称，该案件是非机动车责任保险案件，被告的保险单上载明被保险人是唐福林，特别约定：（1）本保险单附加驾驶员为唐福林；（2）本保单仅承保被保险人即保单特别约定中注明的驾驶人员在驾驶被保险车辆过程中发生事故依法承担的责任。在2016年1月13日发生的该起交通事故中，肇事驾驶员是石某某，事后石某某与死者胡某某家属达成谅解协议并赔偿280000元。另据了解，该类型挂牌的非机动车属于载客载货的营运性车辆，其驾驶员必须办理服务卡才能驾驶，而石某某一直未按规定办理此服务卡，属违规违法驾驶。原告并非该起事故的肇事驾驶员，也没有向死者家属作出任何经济赔偿，其向被告诉请保险赔偿，缺乏法律依据，与保险的补偿基本原则相违背，属于谋取不当得利，请求法院予以驳回。石某某并非被告保单上载明的被保险人或者特别约定的合格驾驶员，其发生交通事故和赔偿与被告无关。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非机动车责任保险条款、非机动车责任保险投保单、收据、事故认定书、刑事判决书、协议书、讯问笔录、服务卡的真实性无异议，原告对被告提交的民事裁定书、投保单、服务卡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4年12月18日，相城区蠡口家具行业协会向原告发放编号为2369的货运三轮车服务证一份，后原告于2015年11月、2016年11月通过审验，确认有效。
原、被告均提供的非机动车责任保险投保单载明：被保险人为原告，保险车辆信息中记载的厂牌型号为电瓶三轮车，车牌号为2369，保险期间自2015年12月20日零时起至2016年12月19日二十四时止，共20个月。投保的主险累计赔偿限额为150000元，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为150000元，车辆数为1，保费230元；附加驾驶人员保险的累计赔偿限额为15000元，每次事故赔偿限额为15000元，车辆数为1，保费120元。“免赔条件”一栏以加黑字体记载，主险免赔为绝对免赔额500元或者损失金额的10%，两者以高者为准；附加驾驶人员保险免赔为意外医疗费用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100元，扣除100元以后按90%赔付。总保险费为350元。在“特别约定”一栏以加黑较大字体记载：1、本保单附加驾驶员为唐福林。2、本保单仅承保被保险人及保单特约中注明的驾驶人员在驾驶被保险车辆过程中发生事故依法承担的责任。在投保单尾部载明“投保人声明：贵公司已向本人交付《非机动车责任保险条款》，并详细介绍了条款内容，特别是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和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的内容做了明确说明，本人已知悉其涵义，同意投保并以此投保单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石某某在该投保单上签字，落款时间为2015年11月17日。
《非机动车责任保险条款》的“保险责任”部分第三条为：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及其允许的合法驾驶员在使用保险车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直接损毁，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非机动车责任保险条款》中的附加驾驶人员保险条款载明，兹经双方同意，鉴于被保险人已支付相应附加保险费，本保险扩展承保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及其允许的合格驾驶人员在驾驶非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驾驶人员遭受人身伤亡所需相关费用。
2016年1月14日8时57分许，石某某驾驶装载货物超长的悬挂“家具城2369”号牌的电动三轮车沿苏州市相城区S227省道由南向北行驶至639号路灯杆路段时，与同向行驶的胡某某驾驶的自行车相撞，事故致两车受损，胡某某受伤后送医院抢救无效于次日凌晨死亡。
2016年1月14日16时18分至2016年1月14日16时40分，苏州市公安局相城分局交通警察大队民警至苏州市第一看守所给石某某做讯问笔录。在讯问中，石某某自称不识字，只会写自己的名字，并称“三轮车是我自己花钱买的，车辆的号牌是登记在杨某某借的一个亲戚的，他亲戚叫汤付林（音）名下的。这个号牌是杨某某去借过来后，放我车辆上使用的。”“平时在他（杨某某）那边拉货的，拉一次货算一次运费的。”
2016年1月19日，石某某与胡某某家属签署协议书一份，双方达成协议：石某某一次性赔偿胡某某家属280000元，其中50000元已赔付，剩余230000元于2016年1月19日付清，胡某某家属收到赔偿款后出具谅解书给石某某。此协议双方签字后立即生效，双方以后再无瓜葛，且与交警队无关。
2016年1月26日，苏州市公安局相城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苏公相交认字[2016]第Z502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事故形成原因为石某某驾驶装载货物超长的电动三轮车行驶至事发地，未确保安全，是造成该起事故的直接原因，胡某某无与该起事故发生有因果关系的违法行为，并认定石某某负该起事故的全部责任，胡某某不负该起事故的责任。
2016年6月16日，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苏0507刑初274号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查明石某某赔偿胡某某近亲属280000元，并取得了谅解。该判决书判决主文内容为：被告人石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拘役五个月，缓刑六个月。（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2016年7月19日，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石某某与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区支公司责任保险合同纠纷一案。2016年11月11日，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苏0507民初3561号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查明，唐福林系车牌为2369货运电动三轮车的所有人以及相城区蠡口家具行业协会作为发证单位出具的该车服务证上载明的人员，车牌为2369货运电动三轮车长期由石某某驾驶。该裁定书认为，案涉的非机动车责任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系案外人唐福林，如因保险事故要求紫金财险新区支公司作为保险人承担给付保险金的保险责任的，理应由被保险人唐福林进行主张，并裁定驳回石某某的起诉。
另查明，被告向原告开具入账日期为2015年11月16日的收据，载明交款单位为原告，并注明“2369”，金额为350元。
庭审中，原告称其不能提供保险单原件，投保时被告未向其交付保险单，仅交付了投保单，但其与被告的保险合同的约定与投保单一致。特别约定中“唐福林”三个字是由被告的工作人员写上去的，石某某文化程度不高，只会写自己的名字，从笔迹上也可以看出来不是石某某写的，且特别约定作为免责条款，被告并未对其作出足以引起原告注意的提示和明确说明，该免责条款不生效。涉案车辆一直由石某某驾驶为原告送货，服务卡是唐福林的，只能保唐福林，该车辆已经投保过好几年了，每年都是石某某去投的，实际的投保人是石某某，投保单上也是石某某签字。原告因经营不规范，并没有与石某某签订合同。原告确认赔偿胡某某家属的款项是由石某某支付，原告并未支付，但是保险理赔款其同意全部支付石某某。原告明确其向被告理赔的依据为石某某作为原告雇员，其赔偿责任实际由原告承担。
庭审中，被告称其已向原告提供了保险单，应由原告提供，其确认原告有就本案所涉保险向其投保，保险内容与投保单的内容一致，法院可以通过投保单来确认双方的权利义务。关于特别约定中“唐福林”三个字是谁写的，被告不清楚，但石某某签字是其本人所签。
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保险合同关系，双方均认可保险合同的内容与投保单内容一致，故双方均应按投保单中确定的权利义务履行。
关于投保单中载明的“1、本保单附加驾驶员为唐福林。2、本保单仅承保被保险人及保单特约中注明的驾驶人员在驾驶被保险车辆过程中发生事故依法承担的责任”的特别约定，内容上属于保险人对承保范围及承保情形的界定，实际上是对保险条款第三条约定的“保险责任”的补充，并在保险责任的范围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缩，二者共同构成了保险合同关于保险责任范围的最终界定，即在保险期间内，只有被保险人即原告唐福林及保单特约中注明的驾驶人员也即原告唐福林在驾驶被保险车辆过程中发生事故依法承担的责任，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虽然该“特别约定”的内容在保险责任范围上与保险条款的约定相比具有一定程度的限缩，但根据投保单显示的内容，该“特别约定”一栏系以较大字号加黑字体印刷，且在版面设计上占据相对较大空间，并与“投保人声明”及“投保人签章”一栏上下紧密相连，足以引起投保人的注意。另，虽然石某某在讯问笔录中自称其不识字，但对此本院无法确认，而且石某某就涉案车辆并非第一年投保，而是投保过好几年，其手持的投保单中“特别约定”部分书写的姓名也非其本人，而是原告唐福林，但石某某仍在该投保单上签名，应视为其对该特别约定内容的认可。
本案中，保险车辆在发生事故时，车辆驾驶人石某某并非原、被告在投保单中约定的被保险人，也非特别约定中附加的驾驶人，根据双方的保险合同约定，该起事故不属于保险责任的承保范围，被告作为保险人按约不承担保险责任。另，原告自称石某某是其雇员，但无法提供相应的证据，而石某某在事发后第一时间的公安讯问笔录中陈述其平时在杨某某那边拉货的，拉一次货算一次运费，三轮车是其花钱买的，车辆的号牌是登记在杨某某借的一个亲戚即原告名下的，该号牌是杨某某去借过来后，放起车辆上使用的。综合上述情况，显然原告与石某某的陈述存在矛盾，本院无法确认双方存在雇佣关系，就本案所涉交通事故，赔偿款系石某某支付，原告并未支付赔偿款，现有证据也不足以证明原告应对本案事故承担责任，故被告对原告也不承担保险责任。
关于被告辩称的石某某系借用原告的号牌，系违规行为的意见，本院认为，根据原、被告双方提交的服务证，该服务证的发证单位系相城区蠡口家具行业协会，该协会并非国家行政机关，其所发证照也非国家法律法规强制办理的证照，属于内部管理使用的证照，法律上并无相关禁止性规定，而事故认定书中也未记载石某某借用他人号牌、服务证系违规行为，故本院对被告的该项辩称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唐福林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300元，减半收取165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555301040017676。
代理审判员 刘志华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朱 凤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