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7民终136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绵阳惠东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绵阳市游仙区东津路28号。
法定代表人：赵晓燕，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氢，四川万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旭良，系该该公司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蒋运洪，男，汉族，绵阳市人，1963年2月8日出生，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钱理堂，男，汉族，绵阳市人，1958年2月13日出生，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魏素琼，女，汉族，绵阳市人，1949年3月11日出生，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翁武琼，女，汉族，绵阳市人，1950年5月10日出生，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德华，女，汉族，绵阳市人，1950年1月11日出生，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德贵，女，汉族，绵阳市人，1938年7月24日出生，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孟仁菊，女，汉族，绵阳市人，1955年4月10日出生，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良志，女，汉族，绵阳市人，1948年10月15日出生，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玉莲，女，汉族，绵阳市人，1949年5月28日出生，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尹菊花，女，汉族，绵阳市人，1946年12月17日出生，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姜毓，女，汉族，绵阳市人，1938年2月20日出生，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钱易堂，男，汉族，绵阳市人，1963年12月31日出生，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秦代香，女，汉族，绵阳市人，1964年5月2日出生，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守义，男，汉族，绵阳市人，1936年4月17日出生，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丽，女，汉族，绵阳市人，1961年8月17日出生，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木兰，女，汉族，绵阳市人，1960年7月18日出生，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桂兰，女，汉族，绵阳市人，1951年9月2日出生，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白珍，女，汉族，绵阳市人，1953年1月21日出生，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术芳，女，汉族，绵阳市人，1956年2月7日出生，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成凤，女，汉族，绵阳市人，1960年7月22日出生，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朝芬，女，汉族，绵阳市人，1940年1月6日出生，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ＸＸ，男，汉族，绵阳市人，1952年2月9日出生，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上列众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永康，四川联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巩春梅，女，1985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原审被告：四川正农畜禽养殖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绵阳市涪城区关帝镇（老政府院内）。
法定代表人：王安廷，该公司执行董事。
原审被告：王安廷，男，1975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上列三原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帅，四川林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绵阳惠东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绵阳惠东公司）与被上诉人蒋运洪等22位、原审被告巩春梅、原审被告四川正农畜禽养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正农公司）、原审被告王安廷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2016）川0703民初62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绵阳惠东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2016）川0703民初6200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的一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和原审其他被告承担，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对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与王安廷合谋骗取上诉人担保的事实未予审查确认。被上诉人在明知《股权转让合同》的实际受让人是王安廷并且也明知王安廷已无实际履约能力的情况下，与王安廷串通以被上诉人所不认识的巩春梅的名义与自己签订新的《股份转让合同》，并以王安廷自己和王安廷所属正农公司提供虚假担保的手法，隐瞒实际受让人是王安廷且王安廷已无实际履约能力的客观事实，恶意诱骗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供担保。一审判决在未对被上诉人与王安廷双方串通，骗取上诉人担保这一事实做出审查确认的情况下，却对上诉人的主张做出“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的错误认定。2.原审判决关于“原告要求延期即使要求被告绵阳惠东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认为，明显属于逻辑混乱、适用法律不当。合同一方当事人要求对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进行“延期”，是属于合同内容变更的范畴；而要求“承担担保责任”则是属于合同履行的范畴。一般而言，要求变更合同内容，本身就是不愿或不要求按照原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其指向是非常清楚明确的，那就是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要求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而不是要求保证人同意展期。本案被上诉人仅要求延期而未要求承担担保责任。
被上诉人蒋运洪等22人答辩称：1.上诉人所说骗取担保没有法律依据，被上诉人主观没有欺诈行为。被上诉人拿出的凯丰公司资产的实际价值是超过股份总价款450万元的。2.上诉人绵阳惠东公司作出担保函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王安廷及巩春梅与被上诉人商谈收购凯丰公司股权之前，被上诉人并不认识绵阳惠东公司，是王安廷带上绵阳惠东公司经理廖绪兵和所有被上诉人商谈。绵阳惠东公司出具合法的担保函后，凯丰公司才把所有印鉴、资料及资产移交给绵阳惠东公司。绵阳惠东公司也未在1年内行驶其担保合同的撤销权，撤销权已丧失。3.原审判决要求上诉人承担担保责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上诉人多次到绵阳惠东公司要求其履行义务的行为，就是要求上诉人承担担保责任的行为。录音也可以印证，且一审判决也认定被上诉人是要求绵阳惠东公司担保的，上诉人的总经理是说明了担保有效，在两年内可以起诉绵阳惠东公司，另被上诉人函告上也载明要求绵阳惠东公司承担责任。4.上诉人惠东公司保证期间是主债务起到履行届满后两年，被上诉人担保确认函对担保期限虽然有约定，但约定不明确，根据担保法解释，对担保期限约定不明的，担保期限为主债务起到履行届满后两年。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维持原判，驳回上诉。
原审被告巩春梅未答辩。
原审被告四川正农公司及王安廷答辩称：一审程序合法，实体认定事实清楚，应予以维持。1.对上诉事实不予认可，上诉人认为骗保与事实不符，不涉及欺诈行为。2.上诉人是否承担担保责任，请法院依法裁定。3.对金额是没有异议的，还钱的时间在今年6月份陆续支付，6月份资金才基本到位。
被上诉人蒋运洪等22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众原告系绵阳市凯丰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丰公司”）股东，2015年3月28日，被告巩春梅与众原告达成股份转让协议，原告将凯丰公司全部股份转让给被告巩春梅，转让金额为540万元。被告四川正农公司、绵阳惠东公司为被告巩春梅所欠原告转让款提供担保。同日，被告四川正农公司与原告签订保证合同，明确约定担保金额、违约责任等。被告四川正农公司、绵阳惠东公司向原告出具了担保确认函。2015年12月7日，被告王安廷向原告出具承诺书。但四被告均未按期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起诉来院，请求判决：1、四被告连带偿付原告股份转让款540万元，并承担从原告起诉之日起至付清转让款之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资金利息；2、由被告王安廷、正农公司承担违约金54万元；3、诉讼费、保全费、原告聘请律师的代理费等原告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3月29日，本案22原告（甲方）与被告王安廷的委托代理人即被告巩春梅（乙方）签订《绵阳凯丰商贸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合同》，约定：“甲方同意将持有绵阳凯丰商贸有限公司100%的股份共80万元出资额，以480万元转让乙方，乙方同意按此价格及金额购买上述股份；乙方一次性补偿买断在职下岗人员养老保险及医疗保险共计60万元，两项合计540万元；乙方必须在甲方转让后3个月内分批支付甲方全部股份转让金；乙方保证在规定期内支付全部股份转让金及买断养老、医疗保证金，并由惠东融资担保公司和四川正农畜禽养殖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担保，并出具担保函，逾期按4‰月支付利息；乙方在未结清股权转让款前，甲方拥有该公司股权实际控制权及所属物业控制权，甲方负责收取该公司物业租赁费，直至乙方全部结清合同价款并完成甲乙双方物业交割，在此期间收取的物业租赁费，在物业交割时进行结算（主要用于抵扣逾期利息）；在交易过程中，如甲、乙单方面违约，违约方承担守约方所发生的一切费用”。
2015年3月28日，被告四川正农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同意本公司为巩春梅向债权方绵阳市凯丰商贸有限公司全体股东申请债务提供担保，金额为540万元。特别说明：我公司四川正农畜禽养殖有限责任公司承担保证在期限内支付全体股东股份转让金540万元，否则我公司将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同日，被告四川正农公司作为甲方与22原告作为乙方签订《保证合同》，载明：“保证人担保的主债权为主合同项下欠款，金额540万元，欠款期限：自2015年月日至2015年月日止，共天；保证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债权本金、违约金和债权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限自主合同生效之日至欠款人完全履行还款合同义务之日为止；保证人未履行或者未完全履行代偿义务，应按本合同约定给付义务的基础上加收10%的违约金”。该保证合同首页载明“甲方（保证人）：四川正农畜禽养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安廷”，合同尾页“甲方”处由被告王安廷签字，加盖被告四川正农公司印章。
同日，被告四川正农公司还向原告出具《担保确认函》，载明：“我公司同意为巩春梅股份转让债务欠绵阳市凯丰商贸有限公司全体股东转让金540万元，期限从2015年月日至2015年月日止提供担保”。
同日，被告绵阳惠东公司向原告出具《担保确认函》，载明：“我公司同意为巩春梅股份转让债务欠绵阳市凯丰商贸有限公司全体股东转让金540万元，期限从2015年月日至2015年月日止提供担保”。同日，被告绵阳惠东公司副总经理廖某向原告出具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绵阳市凯丰商贸有限公司办理含权益交所列文件、办理产权移交所列文件、材料、具体材料、文件清单如下：……。收件单位：绵阳市惠东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经办人：廖某，2015年3月28日。”
此后，原告配合被告王安廷、巩春梅完成了股东变更手续，绵阳市凯丰商贸有限公司的股东变更为了被告巩春梅。
2015年12月7日，众原告因收取股权转让款一事到被告绵阳惠东公司与被告王安廷、被告绵阳惠东公司的廖某、总经理冉方席沟通案涉股权转让事宜，期间，某一原告谈到“我们反正不可能让担保公司给我们脱保，这是一，必须要他们担保公司做一个延期或者是做一个保证才得行”，另一原告谈到“你们担保期限也是月底，他月底付不出来怎么办？我们找哪个？我们的意见就是说，按你们的工作流程另外办个担保函，他又没有办出来，在我们原来的那个担保函高头，你们签个字盖个章，延期一个月，他12月底付完了，就对了，大家就了了。我们信的还是你们担保公司，他这门说起来是空事”，冉方席谈到：“我们的所有签字也好、盖章也好，现在必须要审批、必须要走流程，晓得不？不走流程，现在是莫法签字，也莫法盖章的。那么你要想喊我们延这个期的话，不仅是我们内部要走流程，我们还要报政府，只有等政府同意了，我们才敢，政府不同意，那就莫法。那么，现在正常延期这个事情根本不可能了”。经协商，被告王安廷向原告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本人支付凯丰公司转让款定于2015年12月15日内支付180万元正（大写：壹佰捌拾万元正），2015年12月31日前在支付180万元正（大写：壹佰捌拾万元正），余款在2016年之内付清，未付清余款之前租赁费由甲方收取”，廖某在其上签“见证人：廖某”。
2016年4月12日，被告王安廷向原告作出承诺，其上载明：“1、2016年5月31日前受让方向转让方指定账户（蒋运洪账号）支付人民币50-80万元；2、2016年6月至2016年12月，受让方每月向转让方支付人民币50万元；3、待股权转让金支付完毕后，双方根据合同约定，清理过渡期支付资金，及股权未完成分割前的经济往来清算；4、根据受让方生产经营、若其他融资情况好转，也可提前支付转让金，若受让方用凯丰商贸公司福安巷6号两处房产融资贷款，必须全额支付股权转让金；5、如2016年12月31日止，受让方未完全履行转让金支付，受让方应按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廖某在其上签字“见证人：廖某”。
原告认为四被告应当向其支付股份转让款等相关费用，故起诉来院请求判如所请。
还查明：1、2014年3月4日，被告王安廷及案外人蓝某某与原告签订《绵阳凯丰商贸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合同》，被告王安廷于2013年12月24日、2014年3月13日分别向原告支付了股权转让款20万元、100万元，共计120万元。被告王安廷支付的120万元转化为了本案股份转让合同项下的转让款。
2、被告巩春梅于2016年4月13日、同月20日、6月21日、7月18日分别向原告支付案涉股权转让款10万元、5万元、2万元、2万元，共计19万元。
综上，被告王安廷共计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139万元。
3、原告与四川联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就本案签订了《委托代理协议》，并支付了律师代理费18.23万元。
5、原告收取了2015年4月至2017年5月期间房租费295300元（顺河后街25100元、福安巷2楼62200元，福安巷1楼208000元）。
6、本案中未产生保全费。
庭审中，原告还举出了2015年11月25日制作的《函告》一份及2017年1月26日的原告钱理堂和廖某的录音一份，据此证明录音中廖某认可其收到了《函告》，《函告》中原告向被告绵阳惠东公司主张其承担担保责任。被告绵阳惠东公司质证称录音中的对话不能体现出原告向被告送达了《函告》、廖某认可收到《函告》，且《函告》的内容未体现原告主张其承担担保责任。
该《函告》上载明：“致绵阳惠东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贵公司于2015年3月28日为我单位提供的担保事项，即关于绵阳市凯丰商贸有限公司全体股东股权转让金540万元的担保……为保全我单位资产不受重大损失，经全体股东（职工）讨论，大家一致形成以下决定：1、受让方如果有诚意购买我单位资产，必须在2015年11月30日前将所欠款项全部转入我单位。2、如果受让方不能在约定时间内转入款项，我单位将立即终止资产转让协议，受让方必须在2015年12月5日前在工商局等有关部门恢复我单位已更换的股权、资产的相关证件，返回我单位资产的各项证件。同时，受让方自行承担2015年3月28日至证件转回期间的一切债权债务及法律责任。3、如果上述两个条件都不能达到，为避免出现资产重大损失，我单位会立即采取法律手段，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陈述，被告巩春梅签订的绵阳凯丰商贸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合同、被告四川正农公司的保证合同、股东会决议、担保确认函，被告绵阳惠东公司的担保确认函，绵阳惠东公司职员廖某出具的收条，被告王安廷出具的承诺书、被告王安廷出具的凯丰商贸公司股权转让金支付方案、原凯丰公司股东向被告绵阳惠东公司出具的函告、原告钱理堂与廖某的通话录音，众原告与冉方席的谈话录音，原告与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委托代理协议及相应发票、收条、电子回单等证据经庭审质证，在卷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巩春梅签订的《绵阳凯丰商贸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被告巩春梅系被告王安廷的委托代理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之规定，其行为引起的法律后果，应当由被告王安廷承担，故该股份转让合同对原告与被告王安廷具约束力。原告主张被告巩春梅在本案中承担责任，无法律依据，该院依法予以驳回。
原告主张被告王安廷支付股份转让款540万元。案涉股份转让合同2015年3月29日生效，其上约定“乙方必须在甲方转让后3个月内分批支付甲方全部股份转让金”，现已到支付期。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转让款已经支付了139万元的本金，故被告王安廷应当向原告支付股份转让款401万元。
案涉股份转让合同约定被告王安廷逾期付款承担4‰/月的利息，该院确认被告王安廷应当按照该约定承担相应的利息，原告超过该标准的利息主张，与事实不符，该院不予支持。股份转让款401万元从起诉之日（2016年12月27日）截至本案庭审（2017年5月15日），产生逾期利息72773.26元（401万元×138天×4‰/月×12个月÷365天）。
案涉股份转让合同约定了违约方承担守约方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原告为主张自己的权利，发生了律师代理费18.23万元，该费用标准符合法律规定，被告王安廷应当依约承担该费用。
案涉股份转让合同约定原告收取的租赁费主要用于抵扣逾期利息，再依照《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之规定，该院认为本案中原告收取的租赁费295300元抵充的顺序应为利息72773.26元、律师费18.23万元、转让款本金401万元。冲抵后转让款本金为3969773.26元（295300-72773.26-182300-401万元）。因律师费已经冲抵，故原告关于律师费的主张，无事实依据，该院予以驳回。
综上，该院认为被告王安廷应当向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3969773.26元，并承担该款从2017月5月16日至付清之日按照4‰/月标准计算的利息。
被告四川正农公司与原告签订保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原告根据该保证合同主张被告四川正农公司承担保证责任，被告四川正农公司予以认可，该院予以确认。
该保证合同约定了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债权本金、违约金和债权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被告四川正农公司应当按约承担相应的责任。如前所述，律师费已经被租赁费全部冲抵，故该院认为被告正农公司应当承担股权转让款3969773.26元，及该款从2017月5月16日至付清之日按照4‰/月标准计算的利息，原告超过该部分的诉请，该院依法予以驳回。
原告根据该保证合同“保证人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代偿义务，应当按本合同约定给付义务的基础上加收10%的违约金”的约定，主张被告王安廷与被告四川正农公司承担54万元（540万×10%）的违约金。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被告王安廷并非该保证合同的相对人，不受该合同的约束，故原告的该项主张，与事实不符，该院依法予以驳回。原告未主张并举证证明其在本案受理前，要求被告正农公司承担担保责任，故被告四川正农公司未履行代偿义务并非其违约导致，故该院认为原告主张被告四川正农公司承担违约金，无事实依据，该院依法予以驳回。
被告四川正农公司辩称股东会决议、担保确认函中均载明了保证范围仅为转让款540万元本金，未对违约金、律师费等作出约定，故其不应当对保证合同中超出股东会决议、担保确认函保证范围的债权承担责任。该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立法本意在于限制公司主体的行为，其十六条的规定目的是防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损害公司、小股东或者其他债权人的利息，其实质是内部控制程序，不能以此约束交易相对人，故股东会决议载明的担保范围不能约束原告。对于担保确认函，该院认为，该函系被告四川正农公司单方向原告出具，系被告四川正农公司单方意思表示，保证合同系原告与被告四川正农公司签订，保证合同的内容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故担保确认函载明的保证范围不能约束原告。综上，被告四川正农公司的该项辩称，于法无据，该院不予采信。
原告主张被告绵阳惠东公司承担保证责任。被告绵阳惠东公司向原告出具担保确认函，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三人单方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出具担保书，债权人接受且未提出异议的，保证合同成立”之规定，原告与被告绵阳惠东公司之间的保证合同成立。该担保合同系原告与被告绵阳惠东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故该保证合同合法有效。被告绵阳惠东公司以从合同担保确认函时间在前（2015年3月28日），主合同股份转让合同时间在后（2015年3月29日）；出具担保确认函时不知道被告巩春梅与被告王安廷的委托代理关系，其提供担保的对象是被告巩春梅并非被告王安廷；该担保确认函未经内部监管部门法定流程，系违规担保为由，主张保证合同无效，于法无据，该院不予采信。
该担保确认函未载明保证方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之规定，被告绵阳惠东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保证。该担保确认函于2015年3月28日出具，其上载明“期限从2015年月日至2015年月日”。根据2015年12月7日的原告与被告绵阳惠东公司副总经理廖某、总经理冉方席、被告王安廷的录音可知，原告与被告绵阳惠东公司均认可保证期间截至2015年12月31日，被告惠东公司主张保证期截至2015年12月31日，与事实相符，该院予以采信。原告关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6个月的主张，与事实不符，该院不予采纳。
被告王安廷2015年12月7日、2016年4月12日出具的《承诺书》、《凯丰商贸公司股权转让金支付方案》载明主债务的履行期限延长，被告绵阳惠东公司据此主张债权人、债务人对主债务的履行期变更，未取得保证人被告绵阳惠东公司的同意，在原保证期间已过期的情况下，被告绵阳惠东公司不再承担保证责任。该院认为，即便认定原告接收《承诺书》、《凯丰商贸公司股权转让金支付方案》系同意主债务履行期限的延长，且未取得被告绵阳惠东公司的同意，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条“……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履行期限做了变动，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期间为原告合同约定的或者法律规定的期间……”之规定，保证期间截至2015年12月31日。
原告根据其2015年11月25日制作的《函告》、其与被告绵阳惠东公司副总经理廖某2017年1月的电话录音主张其在保证期间内要求被告绵阳惠东公司承担保证责任。该录音中，无法反映出廖某认可收到《函告》，且《函告》的内容未反映出原告要求被告绵阳惠东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原告据此主张被告绵阳惠东公司承担保证责任，与查明的事实不符，该院不予采纳。
原告根据2015年12月7日的谈话录音以及同日的承诺书，主张被告绵阳惠东公司应当承担担保责任。2015年12月7日的录音系原告在法庭辩论终结后提出，该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的基本事实有关，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二条之规定予以采纳，并要求被告绵阳惠东公司质证。被告绵阳惠东公司主张其在录音中已拒绝了原告关于担保期限延期的要求，原告未明确表示要求被告绵阳惠东公司承担保证责任，故其不应当承担责任。录音中，原告谈到“我们反正不可能让担保公司给我们脱保，这是一，必须要他们担保公司做一个延期或者是做个保证才得行”“我们的意见就是说，按你们的工作流程另外办个担保函，他又没有办出来，在我们原来的那个担保函高头，你们签个字盖个章，延期一个月……”，该院认为原告要求延期即是要求被告绵阳惠东公司承担担保责任。故原告在保证期内主张过权利，被告绵阳惠东公司应当在本案中承担保证责任。
被告绵阳惠东公司出具的《担保确认函》载明“我公司同意为巩春梅股权转让债务绵阳市凯丰商贸有限公司全体股东转让金540万元……提供担保”，该院认为被告绵阳惠东公司的担保范围系股东转让金540万元本金，故被告绵阳惠东公司应当对被告王安廷下欠的股权转让款本金3969773.26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告超过此部分的诉请，与事实不符，该院依法予以驳回。
被告绵阳惠东公司在原告要求其承担担保责任后，未在合理期限内付款，已构成违约，给原告造成了损失，故原告主张被告绵阳惠东公司承担起诉之日（2016年12月27日）起至付清转让款之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计算的资金利息，于法无悖，该院予以支持。
本案未产生保全费，故原告关于四被告承担保全费的主张，无事实依据，该院予以驳回。
综上，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安廷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蒋运洪、钱理堂、魏素琼、翁武琼、杨德华、张德贵、孟仁菊、周良志、杨玉莲、尹菊花、姜毓、钱易堂、秦代香、王守义、陈丽、张木兰、张桂兰、李白珍、杨术芳、刘成凤、曾朝芬、ＸＸ支付股权转让款3969773.26元，并承担相应利息。计算方法为：以本金3969773.26元为基数，从2017月5月16日始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本金给付之日止，按4‰/月为标准计算。若未按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本金，上述利息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二、被告四川正农畜禽养殖有限责任公司对前述第一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绵阳惠东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对前述第一项中的股权转让款本金3969773.26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被告绵阳惠东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支付资金利息，计算方法为：以本金3969773.26元为基数，从2016年12月27日始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本金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人民币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若未按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本金，上述利息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五、驳回原告蒋运洪、钱理堂、魏素琼、翁武琼、杨德华、张德贵、孟仁菊、周良志、杨玉莲、尹菊花、姜毓、钱易堂、秦代香、王守义、陈丽、张木兰、张桂兰、李白珍、杨术芳、刘成凤、曾朝芬、ＸＸ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26690元，由被告王安廷、被告四川正农畜禽养殖有限责任公司、被告绵阳惠东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9279元，原告蒋运洪、钱理堂、魏素琼、翁武琼、杨德华、张德贵、孟仁菊、周良志、杨玉莲、尹菊花、姜毓、钱易堂、秦代香、王守义、陈丽、张木兰、张桂兰、李白珍、杨术芳、刘成凤、曾朝芬、ＸＸ负担7411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对于双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绵阳惠东公司是否知晓案涉股权转让的实际受让人是王安廷。首先，绵阳惠东公司于2015年3月28日提供担保确认函的当天，出具了一张收条,该收条系廖某以绵阳惠东公司的名义出具的，该收条载明：“……六、王安廷向绵阳凯丰商贸有限公司出具的收条信件一张，收条内容为绵阳市凯丰商贸有限公司名下房屋两套……”。王安廷于2015年12月7日给绵阳市凯丰商贸有限公司所出具的支付案涉股权转让款的承诺书上面有廖某的签名。2016年4月12日的凯丰商贸公司股权转让金支付方案上载明受让方王安廷，见证人廖某。前述三份证据都显示王安廷是案涉股权转让的实际受让人，而前述三份证据都有廖某的签名，可见，廖某对于王安廷是案涉股权的实际受让人是明知的。廖某是绵阳惠东公司员工，绵阳惠东公司所出具的担保确认函上经办人也是廖某，担保确认函也有绵阳惠东公司的公章，绵阳惠东公司对于担保确认函的真实性是认可的，可见，绵阳惠东公司对于廖某所经办的向巩春梅提供担保是知晓并认可的。其次，2015年12月7日的整段录音并未有巩春梅的出现，仅有绵阳惠东公司的总经理冉方席、王安廷以及原告方代表的谈话，这个录音中所体现的都是王安廷向原告方支付转让款，可见冉方席对于真正的受让人是王安廷是知晓的。综上，绵阳惠东公司的员工廖某、冉方席对于案涉股权转让的实际受让人是王安廷是知晓的，而廖某和冉方席都是履行职务的行为，应当认定绵阳惠东公司对于案涉股权转让的实际受让人是王安廷是知晓的。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绵阳惠东公司出具的担保确认函是否有效；2.被上诉人是否在保证期间内向绵阳惠东公司要求过承担担保责任。
对于绵阳惠东公司出具的担保确认函是否有效的问题。绵阳惠东公司的担保确认函主张其是为巩春梅提供担保，而本案中案涉合同的实际受让人是王安廷，其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但本案查实，绵阳惠东公司对于真正的受让人是王安廷是知晓的，而被上诉人向王安廷转让股权也是基于对绵阳惠东公司提供担保的信任。绵阳惠东公司主张王安廷与被上诉人恶意诱骗其提供担保，本院不予采信。绵阳惠东公司认可担保确认函的真实性，其系在知晓实际受让人是王安廷的情况下自愿出具的担保确认函，被上诉人与王安廷不存在欺诈绵阳惠东公司的情形，该担保确认函应当有效,绵阳惠东公司应当承担担保责任。
对于被上诉人是否在保证期间内向绵阳惠东公司要求过承担担保责任的问题。虽然案涉《担保确认函》上未约定具体的担保期限，但根据2015年12月7日的录音可知，上诉人以及被上诉人、王安廷均对保证期间截止2015年12月31日不持异议，因此案涉保证期间截止至2015年12月31日。2015年12月7日的录音是上诉人、被上诉人与王安廷三方的共同谈话，录音中被上诉人明确提出不能让上诉人对案涉债务脱保，要让其做个延期或者保证。被上诉人既然在保证期间届满前找到绵阳惠东公司，说明其真实目的是要绵阳惠东公司承担担保责任，虽然被上诉人未明确说出要求绵阳惠东公司立即承担担保责任，但被上诉人都属于年龄较大且文化程度并不高，其行为已经表现出要求绵阳惠东公司承担担保责任，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在保证期内主张过权利，本院予以认可。
绵阳惠东公司就案涉股权转让向被上诉人提供担保，且被上诉人在保证期内要求绵阳惠东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绵阳惠东公司应当在本案中承担担保责任。
综上，上诉人绵阳惠东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相应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公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0176元，由上诉人绵阳惠东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光明
审 判 员 李华峰
审 判 员 李 维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四日
法官助理 欧泳如
书 记 员 顾鸿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