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14民终75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超，男，1970年3月28日���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现居住于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凤鸣镇凤鸣南路5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凤鸣纺织印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凤鸣镇凤鸣南路57号。组织机构代码：20760459-X。
法定代表人：李超，经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省彭山龙腾纺织印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凤鸣镇石集村三社。组织机构代码：73586139-7。
法定代表人：李超，经理。
上列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红，四川维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德全，眉山市彭山区城关法律服务所��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费欢，男，1985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现居住于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迎宾大道东段363号首创成南郡小区（原彭湖湾一期）15栋3层302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郝才荣，四川山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琦，四川山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超、四川凤鸣纺织印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凤鸣公司）、四川省彭山龙腾纺织印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龙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费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眉山市彭山区人民法院（2017)川1403民初454号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24日作出(2017)川14民终713号民事裁定，以一审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为由，撤销一审判决，本案发回重审。眉山市彭山区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后再次判决。上诉人李超、凤鸣公司、龙腾公司不服眉山市彭山区人民法院（2017)川1403民初2276号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超、凤鸣公司、龙腾公司共同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求，按虚假诉讼严肃处理，并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借款本金、尚欠本金、已付款、尚欠利息的认定错误。事实是：1.2013年5月15日发生的200万元借款实际的借款本金为197.34万元，理由是实际转款不是200万元，而是扣了利息2.66万元后的197.34万元。该2.66万元是预先收取的砍头息应在本金中扣减。2.上诉人不服一审法院（2017）川14民初454���判决提起上诉，并在二审中就费欢所主张的借款本金200万元及尚欠利息54万元提供了已经超额还款的反驳证据，即从2013年5月15日发生200万元借款后，截止2014年10月14日，李超向费欢转款54万元，向费欢指定的收款人员张某支付现金188万元、转款10万元，向费欢指定的收款人员余长清转款75万元，总计向费欢还款327万元。3.张某、余长清与上诉人无任何债权债务关系。证人张某提供的电话录音和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费欢的《承诺书》、《情况说明》以及费欢、余长清、张某的《结账清单》，已经形成证据锁链，充分证明了：张某、余长清不仅是费欢开办公司的工作人员，也是经费欢授权指定向上诉人催收借款的工作人员。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经结清。4.由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经结清，因此不存在尚欠利息的问题，故一审法院有关利息的判决错误。5.即使一审判决对尚欠本金的认定正确，在认定300万元本金、已归还154万元的情况下，却认定上诉人尚欠149万元，也属于明显错误。（二）被上诉人在一审法院（2017）川14民初454号案件中，以上诉人已经归还100万元借款的部分本息为由，自行撤回该借款100万元的诉讼请求，在该案被二审法院发回重审后又再次主张该笔借款，一审法院超范围审查，且在案涉借款已清结的情况下，继续主张借款本息，属于虚假诉讼，构成诈骗行为，依法应将本案移送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追究被上诉人的刑事责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严重错误，虚假诉讼金额巨大，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严惩并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费欢辩称，（一）其转款300万元给李超是事实，不存在虚假诉讼。（二）上诉人称张某和案外人的收款，与费欢没有��何关系。费欢和张某是各自的民事主体，且上诉人也没有证据证明张某是费欢的工作人员。（三）上诉人尚欠款项一审法院已经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费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李超、凤鸣公司、龙腾公司立即偿还借款354万元及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为：以本金为基数，从2013年6月15日起至付清时止，以利率每日5‰的标准计算）；2.判决凤鸣公司、龙腾公司对李超上述借款中的200万元及利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3.李超、凤鸣公司、龙腾公司承担诉讼费、保全费和律师代理费。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李超因经营企业，需周转资金，提出向费欢借款。2012年10月19日，费欢通过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向李超转账100万元，用途明确为借款，双方没有约定借款期限。2013年5月15日，费欢作为甲方、李超作为乙方、凤鸣纺织公司、龙腾纺织公司作为担保方三方签订《借款担保协议书》约定：“李超向费欢借款200万元,期限为：一个月，自2013年5月15日至2013年6月14日止，无利率约定，由费欢通过袁国容在民泰银行的帐号62×××68，将上述借款转入乙方（李超）在中国农业银行彭山支行东街分理处的指定帐户（银行帐号为62×××17）。李超在借款到期届满日将借款本息如数归还费欢，如李超违约，则每逾期一天按欠款总额5‰向费欢支付违约金。因李超延期还款导致所产生的诉讼费、保全费、律师代理费损失概由李超承担。担保方自愿为乙方在本协议中的全部义务和责任提供无限连带责任担保，直至乙方全部义务和责任履行完毕。如果发生法律纠纷，司法管辖权为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该《借款担保协议书》内乙方李超签名并捺印、担保方凤鸣公司、龙腾公司均加盖印章。2013年5月15日，李超、凤鸣公司、龙腾公司向费欢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到费欢，身份证号现金2000000.00元（大写）人民币贰佰万元正，借款人：李超（捺印）身份证号担保方：凤鸣公司（印章）、龙腾公司（印章）2013年5月15日”。协议签订后，费欢于2013年5月16日，通过袁国容在浙江民泰商业银行的账户62×××68向李超在中国农业银行彭山东街分理处帐号62×××17帐户内转款197.34万元。借款到期后，李超未按时归还借款，经费欢催收，李超在2013年5月15日向原告费欢出具的《借条》内和当日三方签订的《借款担保协议书》内注明：“此款延期至2015.6.14日，此款未还李超（捺印）”、“此款未还延期至2015年6月14日，李超（捺印）”。后双方于2015年4月9日对李超尚欠费欢借款的利息进行结算，截止2014年10月15日被告尚欠借款利息为54万元，李超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费欢现金54万元正，用于2014.10.15日前的利息支出。借款人：李超（捺印）”。
（二）李超分别于2013年2月1日、5月10日、6月20日、9月23日向费欢银行账户转款60万元、40万元、14万元、40万元，以上转款金额合计154万元。李超在2012年11月21日至2014年7月20日期间向余长清银行账户转款19次，金额共计109万元。李超在2013年10月24日至2014年10月14日期间向张某给付现金13次共计188万元（张某分别向李超出具收条，并载明“收款人张某代费欢”），另向张某银行账户转账两次共计10万元；李���通过以上银行转账及给付现金方式共计向张某支付198万元。
（三）2017年4月24日，张某与费欢在手机通话中就张某收取李超款项等事进行交流。
（四）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14民终713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庭审中，张某作为李超申请出庭的证人到庭作证。张某陈述：其从2013年7、8月起至2015年期间在费欢公司上班，此前并不认识李超。余长清担任费欢公司的副总，张某跟随其对外催收款项。费欢的公司表面是贸易公司，但也有向外借款的业务。张某每次找李超催收款项时，余长清均在场，由张某出具收条。李超交付的均系现金，对李超在庭审中出示的收条均予以认可。收取李超的款项后均交付费欢，费欢给余长清一些钱，余长清再给点给张某。
（五）2017��2月27日，费欢起诉李超、凤鸣公司、龙腾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一审法院立案受理。同日，费欢委托四川山助律师事务所李琦、郝才荣二位律师为其诉讼代理人。2017年3月23日，费欢支付律师代理费20万元。该案经审理后于2017年4月20日作出一审判决。其后，李超不服判决，提起上诉。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将该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
（五）费欢一审庭审中陈述在2013年5月15日向李超交付借款现金2.66万元。对此，李超不予认可。费欢、李超双方均认可除本案借款外，无其他经济往来。
一审法院认为，费欢、李超双方均认可李超曾向费欢借款，结合费欢通过银行转账向李超出借款项的事实，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本案存在以下焦点。一、关于借款的本金数额：费欢主张自己于2012年10月19日向李超转款100万元。其后费欢通过袁国容于2013年5月16日向李超转款197.34万元，费欢另支付李超现金2.66万元，李超出具200万元的收条一张。一审庭审中，李超对2012年10月19日、2013年5月16日分别收到费欢借款100万元、197.34万元的事实予以认可。对此，一审法院予以认定。李超对费欢主张的交付借款现金2.66万元不予认可，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印证，结合李超出具的收条中载明2013年5月15日收到的借款本金为200万元，故一审法院对费欢主张的向李超交付借款现金2.66万元的事实予以认可。一审庭审中，费欢、李超均认可李超于2015年4月9日出具的借条中载明的54万元名为借款，但实为利息。综上，一审法院认定李超向费欢借款的本金总额为300万元。
二、关于利息的约定：针对2012年10月19日的借款100万元，双方对于利息并无书面的约定。费欢陈述，双方口头约定按月利率3%的标准计算利息；李超陈述，未约定利息。针对2013年5月15日的借款200万元，双方书面约定借款逾期超过2013年6月14日未还的，按每日5‰的标准计算利息。上述利息的标准超过民间借贷关系中法律规定的上限，一审法院认定逾期利率以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从2015年4月9日李超出具的借条来看，双方均认可借条中载明的金额54万元系利息。费欢、李超其结算利息的截止时间为2014年10月14日。结合李超第一笔借款时间2012年10月19日及借款金额，双方约定的上述利息54万元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予以认定。
三、关于还款的数额：李超主张自己在2012年11月21日至2014年10月14日期间分别向费欢银行转账154万元、向余长清转账109万元、向张��转账及支付现金198万元。以上通过直付及转付的方式向费欢支付共计461万元。对此，李超提供了相应的银行转款流水和张某出具的现金收条，以及张某的证言等证据。首先，费欢、李超一审庭审中均认可双方除本案所涉借款外无其他经济往来，且李超向费欢转款154万元有银行转款流水为证，故一审法院认定该笔款项为李超归还费欢的借款。其次，对于李超向余长清支付的款项，李超主张该笔款项为余长清代费欢收取的款项即李超归还费欢的借款。其理由为：余长清系费欢开办的公司工作人员，余长清系受费欢委托向李超催收借款。待余长清收到李超款项后再转交费欢，故余长清收到李超的款项视认为费欢收到。从李超提供的证据来看，李超在上述期间向余长清转款109万元是事实，有银行转款流水为证。但李超所提供的证据均不能证明费欢曾授权余长清代为接收李超归还的借款，且费欢对此不予认可。另从常理来看，借款人应当知道在双方无明确约定向第三人支付归还的借款情形外，借款人本应向出借人直接清偿。本案中，在此前李超归还费欢借款100万元时，亦直接向费欢转款。现对于该笔109万元，同样是转款，但李超选择转款的对象不是出借人费欢，而是余长清，缺乏合理的解释。现李超主张向余长清支付的109万元系用于归还费欢的借款，其理由不能成立，亦缺乏相应的证据，对此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另外，对于李超向张某支付的款项，虽然张某在前案二审庭审中出庭作证认可收到李超198万元，并陈述该笔款项系代费欢收取，且全部转交费欢。对此，费欢不予认可。李超所提供的证据即费欢与张某的手机通话录音中，费欢的陈述仅能证明费欢并未否认在张某收到李超款项后，张某再向费欢交付过款项。但上述行为并不能排���李超与张某个人之间存在债权债务的可能性，且李超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费欢曾授权张某代为接收李超归还的借款。李超抗辩，张某系费欢开办的公司工作人员，其事实即使属实，张某亦并非费欢个人雇请的人员，其张某收取李超款项的行为也不能代表费欢个人。故李超主张向张某支付的198万元系用于归还费欢的借款，其理由不能成立，亦缺乏相应的证据，对此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对李超归还费欢借款的金额，一审法院认定为154万元。
四、尚欠的借款本息：结合上述事实认定，截至2014年10月14日，费欢出借的借款本金为300万元、约定的利息为54万元。上述期间内，李超向费欢偿还的金额为154万元。经查明，从2014年10月15日起李超未再支付款项。即上述利息54万元并未实际支付。故一审法院认定李超支付的154万元为归还的借款本金。即李超现尚欠费欢借款本金149万元、截至2014年10月14日的利息54万元。对于2014年10月14日之后的利息：因李超在借条中载明此款延期至2015年6月14日，且费欢对此予以认可。故此后的利息应当从借款逾期之日即2015年6月15日起，按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现费欢主张由李超归还借款本金354万元及利息的请求，一审法院支持合理部分，即归还借款本金149万元、截止2014年10月14日的利息54万元及从2015年6月15日起此后的利息。
五、关于律师代理费：费欢、李超2013年5月15日的借款担保协议书中明确约定了延期还款导致产生的律师代理费由李超承担。结合本案诉讼标的，费欢主张的律师代理费20万元，符合《四川省律师法律服务收费行业指导标准（试行）》的要求，故其主张律师代理费损失20万元的请求，理由正当、证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六、关于二被告公司责任：经查明，凤鸣公司、龙腾公司在《借款担保协议书》内以担保方的名义与费欢方约定：“担保方自愿为乙方在本协议中的全部义务和责任提供无限连带责任担保，直至乙方全部义务和责任履行完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李超作为借款人及凤鸣公司、龙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借款担保协议书》及《借条》中均注明“此款延期至2015年6月14日”，故凤鸣公司、龙腾公司的保证期间应当���2015年6月15日起算。另查明，费欢因案涉借款纠纷最早于2017年2月27日起诉至一审法院。故凤鸣公司、龙腾公司对李超所负债务的保证责任尚未免除。根据上述约定，凤鸣公司、龙腾公司应当对李超应支付的借款本金、利息及律师代理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现费欢主张凤鸣公司、龙腾公司仅对李超应支付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担保责任，故一审法院支持凤鸣公司、龙腾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范围为借款本金149万元、截止2014年10月14日的利息54万元及从2015年6月15日起此后的利息。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九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李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费欢借款本金149万元、截止2014年10月14日的利息54万元，并支付此后的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为:以本金149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6月15日始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按月利率2%的标准进行计算；若未按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本金，上述利息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二、李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费欢律师代理费损失20万元。三、凤鸣公司、龙腾公司对李超应履行的上述判决第一项中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驳回费欢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5120元（费欢已垫付），由费欢负担13295元、李超负担21825元(该款随借款本金一并向费欢给付)。
二审中，李超、凤鸣公司、龙腾公司为证明其上诉请求成立，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丹棱县公安局对张某的询问笔录1份，拟证明：张某和余长清的身份。第二组证据：丹棱县公安局对费欢的询问笔录1份，拟证明：费欢做人的本性极差。
对上述证据，费欢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第一、二组证据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理由是笔录是复印件，不符合证据规则，也不属于新证据，张某、余长清的身份与费欢在本案中没有任何关联性，费欢起诉李超偿还借款与张某没有任何关系，也不能证明张某受费欢的委托收取李超款项。
二审中，费欢未提交新证据。
对李超、凤鸣公司、龙腾公司二审中提交的新证据，本院认证意见如下：由于第一、二组证据均系复印件，而第二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在无法核实证��真实性的情况下，本院对上述两组证据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同时查明，（一）双方当事人于2013年5月15日签订的案涉《借款担保协议书》备注栏中注有“甲方通过袁国容在民泰银行的账号：62×××68将上述借款转入乙方指定账户。”手写字体。并且该协议书第二条还约定：甲方按乙方提供的银行账号将所借款转入下列账号：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彭山支行东街分理处；户名：李超；账号：62×××17。
（二）袁国容系费欢的母亲。四川天酿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酿公司）由费欢与其母亲袁国容开办。
（三）李超向费欢以及案外��余长清、张某支付款项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12年11月21日，李超向余长清银行转帐10万元；
2.2012年12月19日，李超向余长清银行转帐10万元；
3.2013年1月20日，李超向余长清银行转帐10万元；
4.2013年2月1日，李超向费欢银行转帐60万元；
5.2013年3月29日，李超向余长清银行转帐4万元；
6.2013年5月10日，李超向费欢银行转帐40万元；
7.2013年6月20日，李超向费欢银行转帐14万元；
8.2013年8月16日，李超向余长清银行转帐14万元；
9.2013年8月28日，李超向余长清银行转��4万元；
10.2013年9月23日，李超向费欢银行转帐40万元；
11.2013年10月18日，李超向余长清银行转帐10万元；
12.2013年10月24日，李超向张某支付现金16万元；
13.2013年11月20日，李超向张某支付现金17万元；
14.2013年11月22日，李超向余长清银行转帐10万元；
15.2013年12月23日，李超向余长清银行转帐5万元；
16.2013年12月25日，李超向张某支付现金14万元；
17.2014年1月10日，李超向张某支付现金16万元；
18.2014年2月25日，李超向张某支付现金10万元；
19.2013年3月19日，李超向余长清银行转帐5万元；
20.2014年3月26日，李超向余长清银行转帐3万元；
21.2014年3月26日，李超向张某银行转帐5万元；
22.2014年3月30日，李超向张某支付现金14万元；
23.2014年4月15日，李超向余长清银行转帐3万元；
24.2014年4月16日，李超向余长清银行转帐3万元；25.2014年4月25日，李超向张某支付现金13万元；
26.2014年5月25日，李超向张某支付现金15万元；
27.2014年5月30日，李超向张某银行转账5万元；
28.2014年6月23日，李超向张某支付现金15万元；
29.2014年6月24日，李超向余长清银行转帐10万元；
30.2014年7月14日，李超向余长清银行转帐5万元；
31.2014年7月20日，李超向余长清银行转帐3万元；
32.2014年7月28日，李超向张某支付现金13万元；
33.2014年8月24日，李超向张某支付现金16万元；
34.2014年9月24日，李超向张某支付现金15万元；
35.2014年10月14日，李超向张某支付现金14万元。
（四）本案本院第一次二审期间的相关情况。
1.李超主张称，张某、余长清为天酿公司及费欢的工作人员，证人张某提供了养老保险参���缴费凭证，主张费欢为其参保社会保险。张某提供了2015年6月12日费欢、张某、余长清结算后形成的《结账清单》，载明：1、余长清与费欢在2015年6月12日前二人合作期间的来往账务已全部结清，所有票据、借条已全部作废，双方从今日起无债权债务。2、费欢与张某的账务结算费欢补张某现金11万元，此款在3个月内付清。3、余长清的帕萨特川Ｚ×××××转到费欢的保安公司名下，此车权归余长清所有，在保安公司不开办后退还给余长清。同时，张某提交的费欢于2015年6月7日出具的《承诺书》，该《承诺书》载明：“因费欢2014年4月28日在成都市高新区金坤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2000万元整。由于张某为我公司聘用人员，担任四川彭山巴蜀原酒营销管理有限公司股东……”
2.张某作为李超申请的证人出庭作证。张某当庭陈述，其大约在2013年5、6月到费欢开办的公司上班，职务为业务员，主要任务是和余长清负责费欢以及公司外债的收取，包括费欢在李超处的债权的收取，为费欢以及公司服务时间从2013年5、6月至2015年6月12日，其和余长清在李超处收取的债款通过现金或银行转章的方式已全部交给了费欢。
3.李超还提供了张某与费欢之间的通话录音，在该通话中，费欢承认张某、余长清将其收到的钱已交回。
4.李超所主张的还款依据中，最后一笔发生在2014年10月14日，其陈述188万元现金是从其个人银行卡以及公司、业务员、财务人员卡上取出交给张某再由其出具收条，还有10万元通过银行转账给张某账户未打收条，当时费欢、余长清、张某均在场。
5.李超申请本院通知费欢本人到庭应诉，以便与其申请的证人张某当庭对质，本院通知了费欢代理人要求其通知费欢到庭，但第一次开庭时费欢未到庭，理由是在外地；第二次开庭称有事不能到庭。费欢在该案第一次开庭后提交了一份书面《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载明：“我（费欢，下同）认真看了李超提供的明细表、张某收条、银行明细等材料，现提出以下异议：一、张某13张收条与我无关，尤其是收条发生在所谓的2013年10月和2014年10月之间，我未授权，也不知道。我起诉的是李超签字认可延期至2015年6月14日的借款200万元。二、银行明细上的54万元，是2013年6月、9月两笔汇款，该两笔与我起诉的无关。从时间上看就知道，延期至2015年6月14日的款项与其银行转账没有关系（如有关系，李超肯定会在延期汇款签字时扣减或进行说明），这些都���明与本次起诉无关。特此声明我对真实性负责……”。
（五）在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张某起诉费欢、陈佳玲（费欢之妻）、天酿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中，张某主张其在天酿公司及为费欢务工期间，垫支相关费用及部分劳动报酬。2015年6月12日，经费欢、公司副总余长清、张某三人结算，费欢应支付张某欠款11万元，并出具结账清单，载明“此款在3月内付清”，期限届满后，经多次催促，费欢才分三次共付款15000元，尚欠本金95000元及利息。此案经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由费欢在签订调解协议时一次性支付张某8万元（当庭支付），张某放弃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本案中，由于李超对费欢主张的��涉两笔借款发生的真实性并无异议，只是对出借本金数额、利率标准以及是否清偿等问题持有异议，故本案所涉两笔借款的发生是真实存在的，故不存在虚假诉讼。因此，李超有关本案属于虚假诉讼以及构成诈骗行为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
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1.案涉2013年5月15日借款本金的认定。2.案涉借款利息的认定。3.李超已还款以及尚欠借款金额的认定。4.龙腾公司、凤鸣公司是否应承担担保责任。
关于第一个焦点。
费欢在本案诉讼中主张的债权本金由三笔构成即2012年10月19日的100万元、2013年5月15日的200万元以及2015年4月9日的54万元。关于案涉2012年10月19日的借款。李超抗辩称，该借款是事实，但已结清，且借条已��李超收回并销毁。对此，承办人认为，首先，费欢并不能提供双方就该笔借款达成借贷合意的借款合同或借条等原始债权凭证等证据予以证明。其次，双方虽对案涉借款的利息说法不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关于“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对借款人已按年利率36%支付出借人的利息，应受法律保护。因此，该100万元借款按年利率36%计算其在2012年10月19日起至2013年5月10日的利息为20万元（100万元×3%×6个月+100万元×3%÷30×20天），由于李超自该笔借款发生后至第二笔借款发生前的最后一次付款2013年5月10日向费欢已累计共计付款134万元，已经超额支付14万元。第三、费欢在向一审法院第一次诉讼过程中以被告已归还部分本息为由，撤回了对该借款100万元的诉讼请求，在本院发回重审后，又再就该100万元借款提起诉讼。因此，李超关于案涉2012年10月19日的借款100万元的本息已清结的抗辩主张，依法应予采信。
关于案涉2013年5月15日借款本金，费欢主张是由银行转账197.34万元和现金支付2.66万元构成，并提交了197.34万元的银行转款凭证以及李超收到200万元的《借条》予以证明。而李超辩称，该笔借款本金实际金额是197.34万元，所谓现金支付的2.66万元是费欢预先收取的砍头息。对此，承办人认为，首先，双方案涉《借款担保协议书》备注栏明确���定：借款通过袁国容在民泰银行账号转入李超指定账户，故费欢述称该2.66万元是通过现金形式支付，并不符合双方合同约定。其次，《借条》与《借款担保协议书》是2013年5月15日，而袁国容转账是在次日，这表明是先出具《借条》后转账，在李超否认收到该2.26万元、且银行转款凭证载明的转款金额为197.34万元的情况下，费欢仅有李超收到200万元的《借条》，不足以证明李超在收到了197.34万元外，还已实际收到了该2.66万元借款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费欢对2013年5月15日现金出借2.66万元的主张，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对案涉2013年5月15日借款本金应以费欢通过袁国容的银行账号实际转给李超的197.34万元作为出借的本金予以认定。
另外，李超2015年10月15日出具的《借条》虽载明“今借到费欢现金54万元正，用于2014.10.15日前的利息支出……”，但该54万元系双方结算的利息所形成而非费欢实际出借的借款本金，因此，该54万元依法不应作为借款本金，而应纳入2013年5月15日借款的利息一并评析。
综上，由于李超已结清案涉2012年10月19日的借款100万元的本息，故对该笔借款依法不在本案中进行审查。案涉第二笔借款即2013年5月15日借款本金为197.34万元。
关于第二个焦点。
首先，关于案涉借款的利息，费欢主张，借款协议上没有约定利息，但双方口头约定借款期限内月利率2%，逾期未还则按月利率5%，后又主张约定的利息是月利率3%。李超辩称，案涉借款利息借款期限内是月利率0.8%。对此，承办人认为，双方2013年5月15日签订的《借款担保协议书》并未约定该笔借款利息，但根据该协议书有关逾期归还李超需按逾期一天按欠款总额5‰支付违约金的约定，以及李超在发生第一笔借款100万元后在支付完134万元的情况下称借款本息已付清的陈述，以及李超在2015年4月9日出具的54万元利息欠条的事实，可以推定在案涉两笔借款中费欢存在高息放贷的行为，双方当事人都没有向本院如实陈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对尚未支付的利息，按年利率24%予以支持；对借款人已经支付的利息，按年利率36%予以支持。
关于第三个焦点。
关于李超已还款金额的认定。对案涉两笔借款，费欢认可一审法院有关李超已归还154万元的认定。对此，李超辩称，其已经支付费欢461万元，借款已经还清，还存在超额支付的情况。通过上述第一个焦点的分析，本院仅需审查2013年5月15日的借款197.34万元的本息是否已经还清。对此，承办人认为，双方对李超向余长清支付109万元以及向张某支付198万元是否用于清偿案涉借款存有争议。费欢认为，李超向余长清、张某支付款项与费欢无关。而李超则认为，余长清、张某均是受费欢的委托，代费欢收取案涉借款款项。对此，承办人认为，李超对其已经还清案涉借款本息的主张提供了张某的现金收条、向张某、余长清、费欢的转款凭证、张某的出庭作证的证言、张某与费欢的通话记录、结账清单等证据，虽费欢对以上证据均不予认可，但张某本人到庭作证，并对其出具的现金收条及通话记录予以确认，且李超申请通知费欢本人到庭与证人张某当面对质，但费欢经通知两次均不出庭参加诉讼，且李超主张的最后一期2014年10月14日（向张某支付现金14万元）与2015年4月9日李超出具给费欢的54万元借条载明的用于2014年10月15日前的利息支出的时间能够对应，即2014年10月14日李超向张某支付了费欢最后一次还款，故本院对以上证据予以采信。因此，本院对李超2013年8月16日至2014年10月14日期间向余长清支付75万元、向张某支付198万元的事实予以认定，同时加上李超向费欢支付的54万元，李超在此期间共计支付327万元。
自此，争议焦点为余长清、张某的上述收款是否应作为李超的已还款。关于余长清的收款是否作为李超的已还款。余长清作为费欢开办公司的副总经理，同时结合张某2017年8月4日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等证据均能够证明余长清向李��的上述收款行为均是受费欢的指派。同时，费欢2017年8月8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也只是否认张某向李超的收款行为，而并未否定余长清向李超的收款行为，该《情况说明》也再次印证了余长清受费欢的指派向李超收取债款的行为。关于张某的收款是否作为李超的已还款。对此，承办人认为，张某的收款也应作为李超的已还款。理由如下：第一，费欢2015年6月7日出具的《承诺书》明确自认张某2014年期间系其公司聘用人员。第二，费欢、余长清、张某2015年6月12日签订的《结账清单》以及张某与费欢2017年4月24日的通话录音以及张某2017年8月4日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等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锁链，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张某向李超的上述收款行为均是受费欢的指派。第三，张某前后13次向李超收取现金出具的13份《收条》均载明有“收款人张某代费欢收”的字样，也再次印证了张某代费欢向李超收取案涉借款款项的事实。第四，在李超向余长清支付109万元、向张某支付198万元的情况下，费欢仅仅抗辩称，其与余长清、张某的上述收款项行为与无关，在费欢不能提交证据证明李超向余长清、张某支付上述款项是基于其他债权债务关系的情况下，费欢依法应对上述抗辩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李超向余长清支付75万元、向张某支付198万元均应作为李超的已还款予以认定。
关于尚欠借款金额的认定。通过上述分析和认定可知，由于案涉借款本金为197.34万元，按月利率3%计算，截止2014年10月14日，利息为100.6434元。由于李超已经还款327万元，故李超的还款数额已超过以上本息，故李超所主张已还清该借款本息的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由于李超已经清偿案涉两笔借款，故费欢关于要求李超归还借款及利息的请求，依法应予驳回。因此一审判决关于李超已归还154万元、尚欠149万元的认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导致法律适用错误，依法应予纠正。
关于第四个焦点。
根据上述分析，由于本院已作出李超已经清偿案涉两笔借款的认定，在此情况下，费欢关于要求凤鸣公司、龙腾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也就没有了事实依据，依法应予驳回。
综上，李超、凤鸣公司、龙腾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眉山市彭山区人民法院（2017)川1403民初2276号判决；
二、驳回费欢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351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0010元，共计55130元，由费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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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长 魏东
审判员 王敏
审判员 覃棱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喻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