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3民终505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曾景，男，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1960年4月19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喜红，广东雅尔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林金花（原名林金娃），女，香港居民，1934年2月12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金玉，北京市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大江，北京市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曾素华，女，汉族，1963年5月25日出生。
原审第三人：曾素珍，女，汉族，1966年2月5日出生。
原审第三人：曾小山，男，香港居民，1967年4月23日出生。
上述三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方金玉，北京市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三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大江，北京市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曾景因与被上诉人林金花、原审第三人曾素华、曾素珍、曾小山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3）深罗法民三初字第8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曾景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涉案房产为曾景所有，林金花不享有所有权。2、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鉴定费均由林金花承担。事实和理由：
一、一审法院对《公证书》的审理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依法应予以纠正。
（一）对《公证书》的复查已超出法律规定的最长时效。《公证程序规则》第六十一条,当事人认为公证书有错误的，可以在收到公证书之日起一年内，向出具该公证书的公证机构提出复查。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认为公证书有错误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项公证之日起一年内向出具该公证书的公证机构提出复查,但能证明自己不知道的除外。提出复查的期限自公证书出具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二十年。涉案《公证书》做出的时间是1991年，而林金花对《公证书》提出复查的时间是2013年8月21日，已经超出上述法律规定的最长时限，因此深圳市公证处作出《不予受理复查申请决定书》，林金花在20多年后再对《公证处》提出异议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
（二）对《公证书》的复查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审理范围。一审法院对《公证书》程序问题进行审理违反了法律规定。根据上述《公证程序规则》第六十一条，当事人对公证书的复查申请应当向出具该《公证书》的公证机构提出，可见撤销公证书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理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四十条,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对公证书的内容有争议的，可以就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公证程序规则》第六十八条,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对公证书涉及当事人之间或者当事人与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之间实体权利义务的内容有争议的，公证机构应当告知其可以就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可见，人民法院仅对公证书所涉及到的实体权利义务享有管辖权，无权对公证书所涉及的程序性问题进行审理。本案中，争议的焦点系林金花是否到公证处办理公证，林金花是否在公证人员面前签署“赠与书”，均属于公证的程序性问题，而不是公证书所记载的实体性问题，因此，一审法院的审理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超出人民法院的审理范围，应当予以纠正。综上，本案表面上是所有权确权纠纷，实质上是《公证书》效力纠纷，《公证书》是所有权确定的关键证据，《公证书》是否有效是曾景是否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的依据。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林金花对《公证书》提出异议的时间已经超出时效，不能否定《公证书》的效力。人民法院仅能对《公证书》所涉及的实体性问题进行审理，一审法院对涉案《公证书》程序问题进行审理。违反了法律规定，因此，曾景依据合法有效的《公证书》取得房屋所有权应得到法律保护。
二、林金花对涉案房产主张权利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其请求，不应得到支持。
（一）林金花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本案中，涉案房产于1991年10月12日登记于曾景名下，而林金花首次提起诉讼的时间是2013年7月3日，距离房产登记达22年之久；按照上述法律规定，林金花对于涉案房产所享有的权利人民法院不予保护。
（二）林金花及曾素华、曾素珍、曾小山明知涉案房产登记在曾景一人名下，却在20多年的时间里从未提出异议。由于当年购买涉案房屋的目的就是要将妹妹接来住，因此1985年后，涉案房屋一直由曾素华、曾素珍、曾小山居住，曾景及父母一直居住在香港，1988年5月1日父亲曾X过世后，并未留下书面遗嘱，而是口头告知家人在其过世后涉案房屋的产权归曾景所有。1991年10月12日，曾景在家人的协助下办理了涉案房屋过户登记，但此时曾素华仍在涉案房屋居住，直到1997因曾景要求其交纳房租才搬离，曾素华搬离后，曾景将涉案房屋进行出租，2010年12月应曾素华的请求，曾景又将涉案房屋出租给曾素华，其每月交纳租金1600元，直到2013年6月。这之间，林金花与曾景一直在香港居住，林金花与曾素华、曾素珍、曾小山从未向曾景提起过房屋产权问题，在明知曾景将房屋出租后，亦未提出异议，可见，林金花与曾素华、曾素珍、曾小山对涉案房屋归曾景所有并无异议，一审中，林金花、曾素华、曾素珍、曾小山主张其对此不知情完全不合常理，林金花、曾素华、曾素珍、曾小山明知曾X死后留下一处房产，20多年过去了却从未有人提出要对房产进行分割，唯一的原因是林金花、曾素华、曾素珍、曾小山都明知房产已经归曾景所有。
三、一审法院以笔迹鉴定所得出的《公证书》中“赠与书”中林金花的签名倾向不是本人所签，从而否定《公证书》的效力，显然证据不足。
（一）《公证书》通过法定程序进行，合法有效，没有证据证明公证存在违法情况。涉案《公证书》系一审法院向深圳市公证处依法调取的，对《公证书》本身的真实性；各方均没有异议。可见，《公证书》确系深圳市公证处按照公证程序依法作出，具有法律效力。
（二）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出具的《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不能证明“赠与书”的签名不是林金花本人所签。1、鉴定结论为倾向性意见，而非确定意见。根据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出具的《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记载：由于检材签名为复印件，且缺少林金花签名的同期样本，笔划特征反映不充分，宣出具倾向性意见。可见，鉴定意见并非完全肯定，不能据此认定“赠与书”上的签名非林金花本人所签。2、鉴定程序本身存在诸多不合理因素，使得鉴定结论不具有科学性和准确性。(1)进行鉴定的检材为“赠与书”复印件，非原件。根据《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记载，作为检材的“赠与书”系复印件，而鉴定机构多次与一审法院沟通，要求提供原件，但一审法院在存在“赠与书”原件的情况下却没有提供原件进行鉴定，显然不符合鉴定规范，也影响了鉴定结论。(2)一审法院在能够提供同期样本的情况下，却没有采用，而进行鉴定的检材和样本相差23年之久，且一个为复印件，一个为原件，两者不具有可比性，其鉴定结论显然不具有科学性。进行对比鉴定的样本为2014年8月18日书写，而“赠与书”中的签名系1991年书写，两者相隔23年之久，签署“赠与书”时林金花尚是57岁中年人，而提供样本签名时林金花已经是年满80岁的高龄老人，两个完全不同时期的签名在运笔、书写习惯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更何况，老年人受年龄和视力的影响更为明显。事实上，鉴定过程中鉴定机构亦要求提供同时期的签名作为样本进行鉴定，在曾景对鉴定结论提出异议，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在给法院的回函中亦提到在“检材和样本签名相距二十余年，在不能补充同期样本及其他案前样本的情况下，依据目前样本的情况，仍然为倾向性否定意见”，据此可以推断，如果能够提供同期样本进行鉴定，结果可能发生改变。一审法院在林金花能够提供同期样本的情况下，却没有使用同期样本进行鉴定，导致曾景的合法权利不能得到公平对待，最终影响审判的结果。一审中，林金花有提供有其签名的回乡证原件、1984年9月17日签署的《登记身份证申请书》、1991年3月11日签署的《十八岁或以上人士的香港身份证申请书》、1991年9月2日签署的《十八岁或以上人士的香港身份证申请书》、1994年1月10日及1994年10月25日签署的《十八岁或以上人士的香港永久性居住身份证／香港身份证申请书》认证副本，均可以作为鉴定的样本，一审法院却没有采用同期签名进行鉴定，违反了司法公平公正的原则。(3)鉴定采用的样本系特意为鉴定而书写的，不能排除故意更改书写习惯，干扰鉴定的可能。本案如果鉴定笔迹不一致，则鉴定结论显然是对林金花有利的证据，从“利己”的角度出发，不能排除林金花在书写签名时故意更改书写习惯，对鉴定进行干扰的可能性。事实上，林金花作为80多岁的老人，其日常读书、写字均需要戴老花镜，而在书写鉴定样本时，其刻意没有戴眼镜，起诉状和补充起诉状上“林金花”的签名判若两人，亦从侧面说明林金花有意干扰鉴定。
（三）一审法院在深圳市公证处调取的公证的材料并不完整，不能真实全面的反应当时办理公证的情况，使得案件事实不清。根据《司法部公证程序规则（试行）》（1990年12月12日司法部第13号令）第十五条、十六条的规定，当事人办理公证需提交申请书及相应的材料。《公证文书立卷归档办法》(1988年3月18日(88)司发公字第062号）第二条，公证机关必须严格按照公证文书材料立卷的要求，认真做好立卷归档工作。公证文书的立卷归档由承办人负责，归档前由公证事项的主要承办人负责立卷质量的检查。第十条公证案卷的排列顺序应为：1.卷宗封面；2.卷内目录；3.公证书正文；4.公证书签发稿；5.公证书译文；6.公证申请表；7.当事人的身份证明；8.当事人提供的有关证明材料；9.当事人申请证明咐文书材料原件，如遗嘱、合同、委托书等；10．接待当事人的谈话笔录；11.公证处审查、调查所取得的证明材料；12．其他有关材料；13.公证员承办公证事项的报批表；14．公证书发送回证；15.公证费收据减免收费领导审批意见；16.备考表；17.附件袋；18．卷剧。可见，涉案公证档案到资料中应当包含公证申请书、谈话记录、调查数据等材料，而一审法院从深圳市公证处调取的材料仅有一份《公证书》，而其他能够真实全面反应公证经过的公证申请书、调查笔录等材料法院均未进行调取，从而使得案件事实难以查，单凭一份“赠与书”并不能说明当时公证的全部事实，对房屋继承、赠与所进行的公证需要履行严格的程序，只有还原整个过程，才能反应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一审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中由于遗漏重要的公证数据，最终导致对事实的认定错误。综上，涉案笔迹鉴定缺乏科学性和严谨性，其所作出的倾向性意见根本不能确认“赠与书”中林金花的签名不是本人所签，一审法院在没有全面查清案件事实，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以存在诸多疑点的鉴定结论否定权威公证机关做出的《公证书》的效力，违反了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
四、一审法院以《公证书》上的落款时间与林金花出入境时间不一致为由，认定涉案公证事项不是林金花本人办理，依据不足。
（一）按照法律规定，涉案公证必须是当事人本人亲自办理，不能委托他人办理，在没有证据证明涉案《公证书》系伪造的情况下，有理由相信公证事项系林金花本人前往公证处办理的，否则公证机关无法出具《公证书》。《司法部公证程序规则（试行）》（1990年l2月12日司法部第13号令）第八条，当事人、当事人的法定代理人或法定代表人，可以委托代理人申办公证事项，但申办遗嘱、遗赠扶养协议、赠与、认领亲子、收养、解除收养、委托、声明、生存及其他与当事人人身密切关系的公证事项除外。涉案公证同时涉及继承和赠与，按照上述规定均需本人办理。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公证书》系伪造，且该《公证书》亦没有被撤销，据此可以推定涉案公证事项系林金花本人办理的。
（二）《公证书》及“赠与书”中的文字全部为机打，包括落款时间，而实际签字的时间并非落款日期。办理遗产公证需要履行严格的审查程序，通常在公证机关受理申请后，需要一定的时间对公证事项进行核实，待核实无误后，制作相应的公证文书，再通知当事人在相关文书上签字，因此，才会出现当事人签字的日期与文书上打印的日期不一致的情况，这是公证人员在程序上的疏忽，但是并不能据此否定公证书内容的真实性。
（三）对比林金花与曾景的《回乡证》，两人出入境时间存在一致性，符合一同前往公证处办理公证的事实。林金花的《回乡证》记载其1991年8月13日入境，1991年8月19日出境，曾景的《回乡证》记载其同样于1991年8月13日入境，当日出境，另外林金花的《回乡证》记载期1991年9月12日入境，曾景的《回乡证》记载1991年9月9日入境，1991年9月12日出境，且入境的时间分别是在公证书记载的时间1991年8月29日之前和之后，符合二人1991年8月13日一同先到公证处申请办理公证，待公证审核后，二人再1991年9月12日一同到公证处签署公证文书的推断。值得说明的是，一审法院以林金花1991年8月29日不在境内为由认定，公证事宜非其本人办理，然而，从曾景的《回乡证》看，这一天曾景亦不在境内，因此，曾景亦不可能在这一天到公证处办理公证，那么不禁要问这份《公证书》是从何而来呢？难道是公证处的人独自编撰的？很显然，这不可能，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由于公证处的工作人员提前打印好了文书，而林金花与曾景前来签字的实际日期与打印好的日期不一致。综上，单凭《公证书》记载的日期与《回乡证》出入境日期不一致，不能推断《公证书》不是林金花本人办理。
五、涉案房产系曾景出资购买，后通过合法程序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其依法享有房屋的全部产权。
（一）涉案房产登记在曾景名下，曾景享有房屋的全部所有权。根据深圳市房地产管理处1991年10月12日出具的《房屋产权登记证》记载：涉案房产高家花园XX楼XX栋XX权利人为曾景，份额为全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6条不动产登记薄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本案中，《房屋产权登记证》没有被撤销，仍然合法有效，可以作为对涉案房产权属确认依据。因此，曾景为涉案房产的唯一所有权人。
（二）事实上涉案房产主要由曾景出资购买，其依法享有房屋的所有权。涉案房产购买于1985年，此时曾景年满25周岁，已经到香港从事货车司机，工作多年，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支柱，在香港工作稳定后，按照香港当时政策，1984年将父亲曾X、母亲林金花、弟曾小山接到香港生活。而曾素华、曾素珍、曾小山分别仅有22、19周岁，在海南生活，由于均已成年，按照当时政策，不能迁移到香港。为了使一家人能够团聚，也为了改善二个妹的生活，曾景在父亲曾X的提议下，将自己准备结婚的钱拿出来在深圳购买了涉案房产，供妹妹居住，从而将俩姐妹的户口迁移至深圳。按照中国人的传统，由于曾景并未结婚分家，虽然房屋主要系其出资购买，父亲依然是一家之主，所以房屋仍登记在父亲曾X名下。但是对房屋系曾景出资购买的事实，林金花完全知情，曾X也多次在家庭聚会中提到，曾素华、曾素珍、曾小山亦都知晓。虽然距房屋购买的时间已30年之久，当年出资购买的证据也难以查找，但是根据当时家庭客观经济情况，依然可以推断出曾景出资购房的事实。
（三）曾X过世后，曾景系通过合法途径办理的产权过户手续，获得房屋的全部产权。曾X过世后，按照其遗愿，曾景陪同其母亲林金花到深圳市公证处办理了相关公证手续，并最终通过房屋登记机关的审核，办理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曾景在办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的过程中存在任何违法的情形，曾景完全是通过合法的途径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综上，涉案房屋系曾景出资购买，并通过合法途径取得，且产权登记在曾景名下，曾景对涉案房屋享有全部产权。上诉人曾景作为家中长子，一直以来辛苦工作，承担着照顾母亲和弟妹的责任。为了能将妹妹接到深圳生活，拿出自己用于结婚的钱购买房子，更是让妹妹长期无偿居住，而母亲一直与曾景生活在香港，日常往来频繁。母亲的住房和生活费用全部是曾景负担，无论为人子还是为人兄长，虽然不能说尽善尽美，但也问心无愧。过去为家庭所做的一切都只当是尽为人子为人兄长的责任，也是遵守对已故父亲的承诺，故从未向弟妹要求过任何回报，只希望一家人能和和睦睦、健健康康的生活，不曾想，如今弟妹却受利益驱使，鼓动无辜的母亲挑起诉讼，被自己最亲的人无端诉至公堂，从此母子反目、兄妹无情，虽内心痛苦，不忍面对，却仍相信法律的公平公正，恳请人民法院还曾景一个公道，还世间善良一个公道。
二审庭审中，曾景补充称：一、一审认定不采信公证书的效力是基于对方对一审公证书中《赠与书》中“林金花”的签名作了笔记鉴定，同时认定林金花提交的公证书中的林金花签名的赠与书证明力大于曾景所主张的办理过户所依据的公证书的证明力从而对公证书没有采信。曾景认为一审法院的认定是对民事诉讼法以及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的错误解释和适用，根据民诉法第69条的规定，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证证明的除外。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63条也明确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其中第七项为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可见法律对于公证规定了高于其他证据的证明力，若没有相反证据证明事实与公证不符，则人民法院应该采信公证书公证的事实，不必对公证书进行实质性的审查。本案中笔迹鉴定结论为“倾向性”意见，不具有确定性。一审中也记载其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因此不能据此来认定公证书中的赠与书签名并非林金花本人所签。而打印的日期并非必然是签字，因此公证书中电脑打印的落款日期林金花不在深圳，并不能当然得出公证书上的签名不是林金花本人所签。可见，林金花的两项证据都并不足以推翻公证书所证明的事实。一审法院以优势证据规则而并不是高度概然性的规定判断，以存在疑点为由否定公证书的证明力，这种做法不符合公证应有的法律效力，显然与上述法律规定不符。因此本案应该采信公证书的效力，确认涉案的房产属于曾景合法取得。
二、从购房的出资来看，涉案房产的确系曾景出资购买，涉案房产购房款为10.8万元，这对于1985年一个普通的大陆家庭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曾景的父亲曾X、母亲林金花在到香港之前是海南的农场工人，每月工资分别为三十、四十元左右，不计算生活及养育子女的成本，两人工作二十年的工资总额也仅为1.68万元。曾X在1982年到香港，林金花于1984年到香港，曾X到香港后到五金厂上班，月工资约为900元，林金花约为600元，即便不计算任何的生活成本，到1985年买房时两人工资总额也不到4万元，离购房款10.8万元也相差甚远。曾景于1981年1月来到香港，1982年4月经营中港车承包业务，每月收入在1万元至1.2万元左右，正是曾景的收入才积攒了这些积蓄，因此从双方收入的情况也可以推断出当时购房款的确系曾景出的。综上所述，无论从购房出资还是公证书的效力，曾景都是涉案房产的合法所有权人，依法享有全部的产权。
林金花辩称：一、一审法院对《公证书》证明效力及证明内容的审查符合法律规定。二、本案涉及两份公证书内容违法，曾景将登记在父亲曾X名下的房产通过（91）深证字第4165、4166号两份公证书更名到其个人名下违法。三、曾景在一审程序中并没有提出诉讼时效抗辩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四、曾景称林金花早就明知涉案房产登记在曾景一人名下，曾景并没有证据证明。五、曾景主张其出资购买涉案房产，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综上所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维护林金花的合法权益，依法维持原判，驳回曾景的全部上诉请求。
曾素华、曾素珍、曾小山辩称：答辩意见与林金花的答辩意见一致。
林金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位于深圳市罗湖区春风路XX花园XX楼XX栋XX房产（现产权证号码：XXXXX）一套为林金花、曾景双方按份共有（其中：林金花占50%份额，曾景50%份额）；2、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曾景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曾X、林金花是曾景及曾素华、曾素珍、曾小山的父母，曾素华、曾素珍、曾小山是曾景的亲弟妹。曾X于1988年5月1日在香港病逝。位于深圳市罗湖区春风路XX花园XX楼XX栋XX房产系1985年以曾X的名义购买的，登记在曾X的名下。曾X去世后，涉案房产于1991年10月10日转移登记至曾景名下。
（二）曾景主张，其父亲曾X去世后，其母亲林金花，曾素华、曾素珍、曾小山共同到深圳市公证处，办理了（91）深证字第4165、4166号两份公证书。其中（91）深证字第4165号《公证书》内容为：被继承人林金花、曾景、曾小山，继承人曾X，涉案房产为夫妻共有财产，其二分之一产权属死者的妻子林金花所有，另二分之一为死者遗产，应由其妻林金花、儿子曾景、曾小山、父母曾X坚、钟X共同继承，现因曾X坚、钟X均已死亡，林金花、曾小山均声明放弃继承权，故死者曾X的上述遗产应由其儿子曾景继承。其中（91）深证字第4166号《公证书》内容为：赠与人林金花，受赠人曾景，林金花是深圳市XX花园XX楼X楼X单元房产的二分之一产权的所有人，现自愿将上述房产赠给曾景所有，其他人不得干涉。两份公证书的落款时间均为1991年8月29日。
（三）林金花主张其本人未到深圳市公证处办理上述两份公证。其提交了林金花的回乡证，回乡证显示林金花于1991年8月19日出境，1991年9月12日入境，林金花主张此段时间林金花未在大陆。林金花同时主张上述房产的继承人除了公证书上出现的林金花、曾景、曾小山以外还应当有曾素华、曾素珍二人；林金花、曾小山二位继承人也从未做过关于放弃上述房产继承权的公证声明；另外，公证书将林金花错写成了被继承人，而将曾X错写成了继承人。林金花和曾素华、曾素珍、曾小山在2013年8月21日曾向广东省深圳市公证处提出复查公证书申请，要求复查并撤销（91）深证字第4165、4166号公证书。广东省深圳市公证处2013年8月30日作出不予受理复查决定书。在审理过程中，林金花申请对（91）深证字第4166号《公证书》中“赠与书”中林金花的签名进行鉴定。经一审法院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该所出具粤南（2014）文鉴字第97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检材签名与林金花签名样本差异特征数量多、质量高，其特征总和反映两者是不同人的书写习惯，由于检材签名为复印件，且缺少林金花签名的同期样本，笔画特征反映不充分，宜出具倾向性的意见”，从而得出鉴定结论为“检材标称日期1991年8月29日赠与书落款赠与人处‘林金花’签名与林金花签名样本倾向不是出自同一人的笔迹”。
一审法院认为，在曾X去世后，曾景将涉案房产转移登记至本人名下，占有涉案房产100%的份额。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曾景将涉案房产转移登记至本人名下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曾景主张将涉案房产过户到自己名下的依据是（91）深证字第4165、4166号两份公证书，内容为林金花、曾小山均声明放弃继承权；且林金花是深圳市XX花园XX楼X楼X单元房产的二分之一产权的所有人，自愿将上述房产赠给曾景所有。为此曾景取得100%的房屋产权。而林金花则主张林金花并未到深圳市公证处办理过上述两份公证，故曾景将涉案房产过户到自己名下并不合法。林金花提交的证据为自己的回乡证，回乡证显示上述公证书林金花签字的时间林金花未在大陆。并且经林金花申请，对（91）深证字第4166号《公证书》中“赠与书”中林金花的签名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为“检材标称日期1991年8月29日赠与书落款赠与人处‘林金花’签名与林金花签名样本倾向不是出自同一人的笔迹”。虽然该鉴定结论为倾向性意见，但对本案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综上，林金花提交的证明其未签订“赠与书”的证据的证明力大于曾景所主张的办理过户所依据的公证书的证明力，故曾景主张林金花将涉案房产的50%产权赠与给曾景，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林金花请求确认深圳市罗湖区春风路XX花园XX楼XX栋XX房产（现产权证号码：XXXXX）一套为林金花、曾景双方按份共有，其中林金花占50%份额，理由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判决：确认深圳市罗湖区春风路XX花园XX楼XX栋XX房产一套为林金花、曾景双方按份共有，其中林金花占50%份额。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949元（一审法院预收了人民币3898元，多收部分人民币1949元退还林金花），诉讼保全费人民币3520元，鉴定费人民币4040元，均由曾景负担。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所有权确认纠纷。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涉案（91）深证字第4165、4166号公证书的证明效力如何认定？2、曾景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是否成立？3、曾景能否以其出资购房并已办理产权过户手续为由主张享有涉案房屋的全部产权？
关于第一项焦点问题，涉案（91）深证字第4165、4166号公证书系曾景支撑其抗辩理由的核心证据，人民法院对上述证据进行审查，不属于对公证书内容的复查，而是对公证书作为证据的证明力大小的审查判断。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而本案中，现有证据已经推翻了上述公证书的证明效力：首先，林金花提交了回乡证证明在公证书所落款的时间林金花本人并未在深圳。曾景虽上诉称其自己的回乡证与林金花的回乡证出入境时间具有一致性，系公证处的原因导致双方办理公证签字的实际日期与公证书打印日期不一致，但曾景并无充分证据证实其上述主张，而且曾景自己的回乡证的出入境时间更加反映出公证书的落款时间存在明显疑点。其次，经原审法院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对（91）深证字第4166号公证书中林金花的签名真实性进行鉴定，结论为倾向于非林金花的笔迹，该结论进一步削弱了公证书的证明力。曾景虽对该鉴定结论持有异议，并认为林金花的签名样本与检材时间相距过久，但林金花曾在原审期间提交了1984年至1994年期间林金花签署的五份文件签字样本，曾景在一审期间经法庭询问后，明确表示不同意作为本案笔迹鉴定的样本，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应由曾景承担。再次，上述公证书将被继承人与继承人的身份错列，本身存在明显的文字错漏。基于上述理由，本院认为涉案（91）深证字第4165、4166号公证书存在诸多疑点，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曾景关于林金花已经放弃涉案房屋继承权并同意将其所有的房屋产权份额赠与曾景的主张，事实依据不充分，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第二项焦点问题，林金花在本案中提出的诉讼请求属于物权请求权，其诉请并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曾景关于林金花的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并无法律依据；而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由于曾景在本案一审期间并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其在二审期间才主张林金花的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对此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关于第三项焦点问题，虽然涉案房屋产权登记在曾景名下，但在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对真实权利人的所有权确认请求予以支持。涉案房产原为林金花与曾X共有，而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曾X去世后林金花已将其享有的产权份额赠予曾景，故原审法院对林金花关于确认其享有涉案房产50%产权的请求予以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曾景虽上诉称其实际支付了购房出资，但该情况并不影响涉案房屋所有权归属的判断，且曾景确认涉案房产的部分款项为其父曾X支付，故关于其应享有涉案房屋全部产权的主张依据不充分，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综上，曾景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949元由曾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唐 毅
审 判 员 张 睿
代理 审 判员 王丹妮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书记员（兼） 李全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