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苏商外终字第00022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上海国泰创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合庆镇前哨路**号***室*座。
法定代表人：包建国，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唐建立，上海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第三人）：陈正荣。
委托代理人：张建义，上海管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赵箭冰，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潘永长。
委托代理人：田芳，江苏盐海中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何纪聪，山东舜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上海国泰创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公司）、陈正荣因与被上诉人潘永长因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盐商外初字第00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3月17日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6月2日、2015年11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国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朱晓红（庭后撤销代理），陈正荣的委托代理人张建义，潘永长的委托代理人田芳参加了两次庭审；国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袁方、潘永长的委托代理人何纪聪参加了第一次庭审；陈正荣的委托代理人俞琳琼（庭后撤销代理）参与了第一次庭审，陈正荣的委托代理人赵箭冰参与了第二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国泰公司一审诉称：江苏长龙置业有限公司（下称长龙公司）系2009年12月14日由潘永长和大丰市华弋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华弋公司）出资组成。其中潘永长出资600万欧元，占75%股份，华弋公司出资等值人民币200万欧元，占25%股份。由潘永长任公司董事长，陈正荣任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2010年3月30日，潘永长签署三份授权委托书，分别为《不可撤销之董事长授权委托书》、《不可撤销之董事授权委托书》、《不可撤销之授权委托书》，授权陈正荣代行董事长、董事、股东的全部权力，包括股权转让等，该授权委托行为得到了长龙公司董事会的确认。陈正荣接受委托后，于2011年12月29日代表潘永长与国泰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潘永长将所持长龙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国泰公司。而潘永长事后却不予承认，致使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不能办理，国泰公司无法享有合法股东的权益，同时长龙公司相应正常工作也无法开展。国泰公司认为，潘永长的授权委托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受托人陈正荣在授权范围内行使权力的法律责任应由潘永长承担。在受托人未损害委托人利益，且承诺委托为不可撤销的前提下，委托人是无权撤销委托的。故陈正荣代表潘永长与国泰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请求法院：1、确认2010年3月30日潘永长向陈正荣签署的《不可撤销之董事长授权委托书》、《不可撤销之董事授权委托书》、《不可撤销之授权委托书》合法有效；2、确认2011年12月29日陈正荣代表潘永长与国泰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代理行为合法有效，上列协议已依法成立。
潘永长一审答辩称：1、潘永长应陈正荣要求可能在一些空白A4纸上签过字，该三份授权委托书系虚假。2011年11月份，国泰公司曾以股权转让协议纠纷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下称上海一中院）提起诉讼，潘永长才发现有这三份委托书的复印件，潘永长考虑到可能股权被处分，即向江苏省大丰市商务局（以下简称大丰市商务局）发出通知，撤销之前给陈正荣的所有委托。潘永长也与国泰公司法定代表人及陈正荣当面说明陈正荣不能再处理潘永长的股权，所有股权处理事宜均由潘永长本人处理，其他人不得处理。故潘永长即使之前为了公司经营签订过一些空白的内容，有可能被他人利用，潘永长发现之后及时予以弥补。2、陈正荣在无权代理情况下与国泰公司合伙侵占被告的股权。2011年10月，国泰公司向上海一中院起诉时曾提供一份《江苏大丰经济开发区意丰国际商务中心项目合作开发补充协议书》（下称《合作开发补充协议书》），该协议载明国泰公司购买潘永长65%的股权的价格是人民币1.2亿元，签署的当天国泰公司支付给陈正荣人民币5300多万元。说明国泰公司本案主张的2011年12月2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是虚假的。3、三份委托书无论从内容及形式上看均不合法。潘永长没有授权陈正荣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代收股权转让款及对股权转让的价格作出决定的权利，故三份授权委托书不能作为陈正荣在2011年12月29日代表国泰公司与陈正荣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直接收取股权转让款的依据。4、国泰公司与陈正荣在签订涉案协议前，潘永长已撤销了相关的授权委托，国泰公司与陈正荣在2011年12月29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系陈正荣无代理权及国泰公司与陈正荣恶意串通的行为，涉案协议为无效协议。
陈正荣一审答辩称：1、潘永长出具给陈正荣的三份授权委托书合法有效，对潘永长具有法律约束力，陈正荣根据合法有效的授权委托文件所实施的代理行为不存在任何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2、大丰市商务局已批准长龙公司本次股权转让行为，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工商局（以下简称大丰工商局）也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手续，本次股权转让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得到了政府机关的确认。故国泰公司要求确认授权委托书合法有效及股权转让协议已依法成立的请求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予以支持。3、三份授权书内容清晰，包括股权转让等，因此陈正荣代表潘永长处分其股权为合法有效的。国泰公司与陈正荣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只有一份，签订时间为2011年12月29日，并不存在先后有多份股权转让协议的说法。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2009年12月，潘永长和华弋公司共同出资组建了长龙公司，潘永长占75%股份，华弋公司占25%股份，潘永长任公司董事长，陈正荣任总经理、法定代表人。2010年3月30日，潘永长分别签署了《不可撤销之董事长授权委托书》、《不可撤销之董事授权委托书》、《不可撤销之授权委托书》各一份。其中，《不可撤销之董事长授权委托书》载明：委托方作为长龙公司的董事长，在此不可撤销地委托受托人陈正荣先生全权代表本人行使董事长职权，包括但不限于签署需要由董事长签署的一切文件，召集并主持董事会会议等。受托人代表委托人实施的上述行为委托人均表示同意并对其结果予以接受。本委托书自委托人签署时生效至受托人将委托事项处理完毕之日或委托人不再担任长龙公司董事长职务之日其中较早之日终止。《不可撤销之董事授权委托书》载明：委托方作为长龙公司的董事，在此不可撤销地委托受托人陈正荣先生全权代表本人行使董事职权，包括但不限于出席长龙公司董事会会议，就会议议案行使表决权，签署董事会决议及会议记录等需要由董事签署的一切文件等。受托人代表委托人实施的上述行为委托人均表示同意并对其结果予以接受。本委托书自委托人签署时生效至受托人将委托事项处理完毕之日或委托人不再担任长龙公司董事职务之日其中较早之日终止。《不可撤销之授权委托书》载明：委托人作为长龙公司的股东，在此不可撤销地委托受托人陈正荣先生在长龙公司存续及/或善后期间全权代表委托人行使公司股东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签署需要由股东签署的一切文件，领取股东的红利和可分配资产，代表股东参加各项会议并行使股东的表决权，处分股东权益及资产（包括但不限于股权转让、股权质押等）、向长龙公司委派董事和董事长等。受托人代表委托人实施的上述行为委托人均表示同意并对其结果予以接受。本委托书自委托人签署时生效至受托人将委托事项处理完毕之日或委托人不再持有长龙公司股权之日其中较早之日终止。
同日，长龙公司董事会作出决议，全体董事一致同意潘永长全权委托陈正荣在中国法律规定的所允许的范围内行使其作为股东、董事长及董事在长龙公司的权利或权力；确认由潘永长先生所签署的《不可撤销之授权委托书》、《不可撤销之董事授权委托书》、《不可撤销之董事长授权委托书》的效力。出席会议的潘永长、陈正荣及叶章焙均在决议上签字。
2010年11月11日，陈正荣代表潘永长，与长龙公司、包建国、国泰公司、华弋公司、国泰投资（香港）有限公司共同签订《合作开发补充协议书》，协议约定，鉴于各方订立了《江苏大丰经济开发区意丰国际商务中心任务项目合作开发合同》（以下简称《合作开发合同》），为加快该项目的建设步伐，各方通过友好协商，潘永长将其所持有长龙公司65%的股权转让给包建国，包建国受让转让之股权，华弋公司同意潘永长出让股权并放弃优先购买权。包建国收购潘永长在长龙公司65%股权应支付的总款项金额为人民币12242.7225万元，其中股权转让款为9612.5万元，垫付款为2630.2225万元。协议还约定了支付方式、违约责任、争议解决方法等条款。该协议潘永长一方均由陈正荣代签字。
2011年10月23日，国泰公司向上海一中院起诉称，2010年11月11日，国泰公司、长龙公司、潘永长及华弋公司四方共同签订《合作开发补充协议书》，约定潘永长将65%的股权转让给国泰公司，股权转让款为9612.5万元，该协议签订后，国泰公司全额支付了股权转让款，已具备股权变更条件。但潘永长迟迟未配合办理股权转让手续。请求法院判令：1、潘永长将其65%的股权变更至国泰公司名下；2、潘永长、长龙公司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3、如潘永长不履行第一、二项诉讼请求，则请求判决潘永长、长龙公司返还股权转让款及赔偿国泰公司实际损失人民币370万元。上海一中院受理后，潘永长提起管辖权异议，上海一中院作出（2011）沪一中民四（商）初字第45号民事裁定书，认为国泰公司以《关于江苏大丰经济开发区意丰国际商务中心任务项目合作开发合同诉讼管辖地的补充约定》（下称《补充约定》）来表明各方当事人曾在起诉前已经达成选择管辖权的协议。但现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来看，该《补充约定》中“潘永长”的签名并非潘永长本人所签，而是由他人代签的，且国泰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项代签行为曾得到潘永长的授权。故各方当事人并未就选择管辖达成一致意见，本案应由潘永长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遂裁定将该案移送一审法院审理。后国泰公司撤回起诉。
2011年11月9日，潘永长向江苏省大丰市行政服务中心工商窗口（以下简称大丰市行政工商窗口）和大丰市商务局发出通知，内容为：本人潘永长为江苏长龙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由于最近本公司内部发生一些重要事件，本人委托给陈正荣先生的委托书，即日起不能行使授权委托书的权利。在此恳请大丰市商务局（大丰市行政工商窗口），日后没有公司董事长潘永长先生亲自到场并亲笔签字，有关商务工商变更事项，务请不要给予办理相关手续。
2011年12月29日，陈正荣代表潘永长作为出让方，与受让方国泰公司签署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载明出让方同意将其在长龙公司的75%股权出售和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同意向出让方购买并接受该转让，一旦完成上述转让，受让方即成为长龙公司中拥有75%股权的股东，并且受让方应该接受并承担与该股权相关的所有权利、利益、责任和义务；双方同意出售转让该股权的对价（购买价）为600万欧元；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双方在长龙公司的股东身份发生置换，出让方不再享有股东权利不再履行股东义务，受让方开始享有股东权利并履行股东义务；受让方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3个月内向出让方支付全部对价，受让方应该以转账形式支付全部对价，支付对价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协议还约定，受让方支付对价以下述条件为前提：⑴该股权转让已经得到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取得了审批机关的正式批复并换发了经修订的批准证书；⑵相关登记机关已签发了新的营业执照；⑶本协议下出让方及受让方所作的声明和保证在本合同签署及付款之日皆是真实的。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经出让方与受让方签字盖章经批准生效。陈正荣、包建国分别在协议上签字并加盖了国泰公司印章。
2012年7月20日，长龙公司、国泰公司及江苏大丰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就股权转让一事进行磋商并形成会谈纪要，三方达成如下意见：陈正荣于2012年7月30日前一次性汇入潘永长指定账号人民币530万元，潘永长将剩余的75%股权转至国泰公司；潘永长在收到上述款项当日将签署后的股权转让相关材料交付给包建国；若陈正荣未在约定时间内支付上述款项，则本纪要及达成的530万元总额不生效。陈正荣、包建国、潘永长均在该纪要上签字。
2012年8月22日，国泰公司向江苏省大丰市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大丰市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2012年9月28日，大丰市人民法院作出（2012）大商初字第0520号民事判决，判决：一、确认2010年3月30日潘永长向陈正荣签署的《不可撤销之董事长授权委托书》、《不可撤销之董事授权委托书》、《不可撤销之授权委托书》合法有效；二、确认2011年12月29日陈正荣代表潘永长与国泰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代理行为合法有效，该协议已依法成立生效。宣判后，潘永长不服该判决，向一审法院提起上诉。在一审法院审理期间，大丰市商务局于2012年10月8日作出关于同意江苏长龙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变更企业类型的批复，内容为：一、同意潘永长先生将其持有的长龙公司的75%的股权以600万欧元的价格转让给国泰公司，原股东出资不足部分0.706247万欧元由新股东国泰公司以等额人民币补足。二、股权转让后，公司投资总额1600万欧元，注册资本800万欧元，华弋公司占注册资本的25%，国泰公司占注册资本的75%，公司类型变为内资企业，撤销原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同日，大丰工商局进行公司变更登记。
一审法院于2013年3月19日作出（2013）盐商终字第0031号民事裁定书，以大丰市人民法院无涉外商事案件管辖权，程序违法为由，撤销大丰市人民法院（2012）大商初字第0520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大丰市人民法院于2013年4月25日将本案移送一审法院审理。
一审法院认为：
一、关于本案准据法的适用，当事人均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且未提出法律适用异议，一审法院可以认定当事人就适用的法律作出了选择，一审法院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为本案的准据法。
二、三份授权委托书为潘永长亲笔签署。潘永长认为，其应陈正荣要求，可能在一些空白A4纸上签过字，对三份授权委托书真实性存有异议。一审法院经审查，2011年11月9日，潘永长向大丰市行政工商窗口和大丰市商务局发出通知，该通知内容认可其曾出具授权委托书给陈正荣。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潘永长亦未对三份授权委托书上签字的真实性申请鉴定，故一审法院认定三份授权委托书是潘永长亲笔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潘永长签署了三份授权委托书，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授权委托内容亦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损害于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委托关系是建立在委托人和受托人信任关系的基础上，若一方对另一方的信任有所动摇，应准许其解除委托关系。根据法律规定，双方当事人可随时行使解除权，无须征得对方同意。本案中，潘永长与陈正荣的三份委托书虽约定为不可撤销授权委托，但因委托合同的解除权是任意解除权，潘永长可以对三份委托书的委托依法予以解除。国泰公司认为在受托人未损害委托人利益，且承诺委托为不可撤销的前提下，委托人无权解除委托、原委托书合法有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三、潘永长与陈正荣的委托代理已经终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九条规定，被代理人取消委托或者代理人辞去委托，委托代理终止。2011年10月23日，国泰公司向上海一中院提起诉讼，要求潘永长将长龙公司65%的股权转让给国泰公司，由此说明潘永长不认可陈正荣的代理行为，不同意将股权转让给国泰公司。本案中，潘永长鉴于股权转让变更的报批手续需由相关部门审核、批准和备案，其在能够限制国泰公司和陈正荣关于股权转让的行为的范围内，又于2011年11月9日向大丰市行政工商窗口和大丰市商务局发出通知，声明其已取消对陈正荣的委托，故潘永长和陈正荣的委托关系已终止。
四、陈正荣的代理行为未被潘永长追认，国泰公司非善意相对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的合同，未被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的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因此，2012年7月20日，长龙公司、国泰公司及江苏大丰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就股权转让一事进行磋商并形成会谈纪要，国泰公司、潘永长和陈正荣达成一致意见，由潘永长在收到相关款项当日将签署后的股权转让相关材料交付给包建国，该会谈纪要内容证明陈正荣在2011年12月29日的代理行为没有得到潘永长追认。国泰公司曾因潘永长不同意履行陈正荣代签的2010年11月11日《合作开发补充协议书》，曾向上海一中院提起诉讼，国泰公司应当对陈正荣能否继续代理潘永长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产生合理怀疑。国泰公司在明知通过诉讼，潘永长不同意转让股权的情况下，又于2011年12月29日，与陈正荣签署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即本案诉争之协议。上述事实说明国泰公司在本案中不是善意相对人，陈正荣的代理行为亦不构成表见代理，故一审法院认定陈正荣的代理行为无效，《股权转让协议》亦属无效协议。
综上，潘永长已依法取消对陈正荣的委托，委托代理关系已终止，陈正荣的代理行为无效。国泰公司要求确认2011年12月29日《股权转让协议》依法成立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一审法院对国泰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国泰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国泰公司负担。
国泰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应由潘永长承担。事实与理由是：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陈正荣有关股权转让的代理行为合法有效。该授权委托书不可撤销,授权事项也包含了股权转让。且潘永长在其发给大丰工商局和大丰市商务局的函中没有关于撤销对陈正荣授权的内容，也没有向陈正荣发出过撤销授权委托的通知。2、国泰公司作为善意第三人并不知晓潘永长撤销授权，并已经支付了股权转让款。潘永长从未告知国泰公司其撤销了对陈正荣的授权，即使在涉案会谈纪要中，潘永长也仅是要求陈正荣支付其代持股费用530万元，并没有任何撤销股权转让授权的意思表示。二、一审判决超越了国泰公司的诉讼请求。国泰公司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是请求确认陈正荣在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签字行为合法有效，而非请求认定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陈正荣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国泰公司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潘永长承担。其上诉事实和理由及答辩意见是：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潘永长从未撤销过授权委托书，陈正荣的代理行为合法有效。1、陈正荣从未收到过潘永长关于撤销授权的书面或口头意思表示。2、潘永长如有解除委托合同的意思表示，应当通知陈正荣本人而非任何第三方。即便潘永长给大丰工商局和大丰市商务局发信，也不能认为通知了陈正荣撤销其授权委托。3、潘永长在上述信函中并未直接作出撤销授权的意思表示，仅是要求行政机关不要办理股权变更等相关手续。4、根据涉案会谈纪要，只要陈正荣向潘永长支付人民币530万元款项，潘永长就前往行政机关办理相关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由此可见，潘永长并不反对股权转让，没有撤销对陈正荣的委托，更没有认为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应当视为其同意陈正荣的代理行为。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潘永长无权任意撤销涉案授权委托书。1、涉案三份授权委托书均载明“不可撤销”，系潘永长与陈正荣对委托方抛弃其任意解除权的特别约定。合同法并未禁止当事人排除适用任意解除权，根据意思自治的民法原则，该约定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为合法有效。2、授权委托书是否解除应由该合同当事人提出诉讼请求。本案原告系国泰公司，其诉讼请求并不涉及授权委托书的解除，而潘永长、陈正荣也没有提出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因此，授权委托书能否解除及其效力属于另案法律关系，一审判决不应就此直接作出认定。3、潘永长系代陈正荣持有长龙公司75%的股权，陈正荣是实际股东，其转让股权的行为并未损害潘永长的权益，潘永长并无理由撤销涉案授权委托书。三、一审判决超越了国泰公司的诉讼请求。国泰公司诉讼请求第二项是请求确认股权转让协议中陈正荣的签字行为合法有效，而非请求确认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外商投资企业的股权转让合同未经审批机关批准的，合同效力待定。国泰公司仅请求确认该股权转让协议成立。一审判决不应当直接认定该协议无效。
潘永长二审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理由是：一、潘永长是长龙公司的实际股东，并非代陈正荣持有股份，且陈正荣是否实际投资人也与本案无关。二、涉案授权委托书可以撤销。合同法第410条规定了委托人的任意解除权，授权委托书不得违反上述规定，不得限制潘永长撤销其委托，潘永长可以随时行使解除权，无须征得陈正荣的同意。三、潘永长已经撤销对陈正荣的委托。1、国泰公司2011年10月23日曾向上海一中院起诉潘永长转让涉案股权，可以说明潘永长并不认可陈正荣的代理行为，不同意其签署2010年11月11日的《合作开发补充协议书》，不同意将股权转让给国泰公司。2、2012年1月5日国泰公司向上海一中院以本案双方正在协商为由，申请解除财产保全。可以说明潘永长并不同意国泰公司与陈正荣签署的《合作开发补充协议书》；3、潘永长于2011年11月9日发函给大丰工商局以及大丰市商务局，声明已取消对陈正荣的委托。4、国泰公司诉潘永长的案件尚在上海法院审理时，国泰公司与陈正荣又签订2011年12月2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但潘永长在该协议签订前已经解除了委托。四、国泰公司并非善意第三人。国泰公司在上海法院将前述案件移送至一审法院审理后，以双方达成和解为由撤回起诉。但后又以《股权转让协议》为由提起本案诉讼。国泰公司与陈正荣在《合作开发补充协议书》已履行的前提下，在国泰公司与潘永长诉讼过程中又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明显系国泰公司与陈正荣恶意串通，侵害潘永长合法权益。四、一审并未超越诉讼请求范围。国泰公司的诉讼请求第二项是：“确认陈正荣在股权转让协议的签字行为合法有效，上列协议已依法成立”。该请求即包含：1、确认陈正荣的代理行为合法，2、确认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如果协议无效，股权转让协议就不能够依法成立。国泰公司和潘永长的上诉理由并无法律依据。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陈正荣的代理行为是否合法有效
国泰公司、潘永长对一审查明的事实并无异议，陈正荣对潘永长于2011年11月9日曾向大丰市行政工商窗口和大丰市商务局发出通知这一事实提出异议，对其他事实并无异议，对于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国泰公司二审提供以下证据：
1、《协议书》、长龙公司章程及合同、华弋公司的章程、《委托持股协议》、长龙公司董事会决议。（1）陈正荣、叶章焙与潘永长于2009年10月28日签订的《协议书》中约定：“甲方（潘永长）为'江苏意丰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暂定名）'名誉董事长,'外资注册只是甲方（潘永长）为乙方（陈正荣、叶章焙）提供管道而已，其所有注册资金都为乙方（陈正荣、叶章焙）所有。'”（2）长龙公司合资经营合同及章程。其中载明，公司法定代表人叶章焙，潘永长持股75%，华弋公司公司持股25%。（3）华弋公司章程。其中载明，华弋公司股东是叶章焙和陈正荣。（4）陈正荣与潘永长于2010年3月30日签订的《委托持股协议》。该协议第一条约定：“委托方（陈正荣）在长龙公司设立时，以现金的方式认缴出资600万欧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75%（以下简称标的股权）。标的股权由委托方（陈正荣）委托受托方（潘永长）自己的名义代为持有，受托方（潘永长）自愿接受委托方（陈正荣）的委托以自己名义代为持有标的股权”。第二条约定：标的股权对应的600万欧元出资由委托方提供给受托方。受托方将委托方提供的600万欧元以自己的名义向公司出资，第三条约定：“受托方在此郑重声明……（二）其从未对公司进行实际出资，委托方是标的股权的事实上的完全的所有者，标的股权对应的股东权益由委托方享有。”（5）2010年3月30日长龙公司董事会决议。该决议中对2009年10月28日的《协议书》中约定给予潘永长的人民币600万元回报支付时间进行了修改。用以说明潘永长及陈正荣之间的委托持股得到了长龙公司所有股东的认可，陈正荣才是长龙公司75%股权的实际持有人。以上证据相互印证，用以证明潘永长仅是长龙公司的名义股东，实际股东为陈正荣，且长龙公司另一股东华弋公司也知晓并同意这一委托持股关系。因此，陈正荣有权处分潘永长名下的股权，并未损害潘永长的合法权益。国泰公司有充分理由相信陈正荣有权代潘永长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2、管辖权异议申请书的公证件。在管辖权异议申请书中，潘永长认为《补充约定》系伪造，但其同时述称“在补充协议所落款的2010年11月，本案当事人各方刚刚签署了合作开发合同的补充协议，合作正在有序的进行中”。用以证明，潘永长认可了陈正荣代签的《合作开发补充协议书》的真实性，认可了陈正荣代为转让股权的行为，也没有表明其终止对陈正荣的委托。
3、2010年7月19日长龙公司、潘永长、大丰市、国泰公司等签订的《合作开发合同》。其中约定了股权转让和出资事项。后各方于同年11月11日又签署了《合作开发补充协议书》，国泰公司根据上述合同及协议书支付了部分股权转让款。该合同系国泰公司在上海法院起诉时提供的证据，用以证明因为股权转让中项目土地面积发生变化，导致各方发生争议，国泰公司向上海法院起诉，而潘永长对该合同及补充协议都是确认的，国泰公司并非与陈正荣恶意串通，也并不知道潘永长撤销了对陈正荣的代理，其有足够理由相信陈正荣有代理权。
潘永长质证认为：对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于证据1中的（1）《协议书》、（4）《委托持股协议》、（5）董事会决议，陈正荣已在一审中提交并经过质证，但其后又撤回上述证据，并非二审中的新证据，但上述《协议书》、《委托持股协议书》、董事会决议的内容未获双方实际履行，并不能证明陈正荣是实际出资人。《协议书》及董事会决议的约定是附条件的，条件是潘永长先从意大利转入600万欧元向长龙公司出资，陈正荣只有将等值600万欧元的人民币支付给潘永长后，才能成为实际股东。但这一条件并未成就。（2）长龙公司章程及合同、（3）华弋公司章程，与国泰公司的证明目的无关。根据长龙公司章程及合同，潘永长是长龙公司股东，华弋公司章程并不能证明陈正荣是长龙公司股东。证据2管辖权异议申请书不能达到国泰公司的证明目的，仅能够证明在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之前存在另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即《合作开发补充协议书》。而国泰公司在上海起诉潘永长是请求确认上述协议书合法有效，并主张其已经支付给了陈正荣9600多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反而能够证明国泰公司在诉讼过程中和陈正荣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是恶意串通。对于证据3，潘永长没有参与签字，无法确认该证据真实性，即使该份《合作开发合同》是真实的，《合同开发补充协议书》已经对该合同内容进行了变更，该证据并不能证明陈正荣是实际股东。
陈正荣质证认为：对证据1、2、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并认为潘永长提出管辖权异议时主张《补充约定》系伪造时陈述：“普通人仅凭肉眼观察便可以发现该签字与申请人在有关'授权委托书'上的签字具有明显的不同”，因此，潘永长并未在管辖权异议中撤销授权委托书，而是确认了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本院认证意见：对于证据1、2，由于各方当事人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证据3，由于该合同签字人陈正荣、包建国均认可其真实性，且该份证据与《合作开发补充协议书》相印证，本院对其真实性亦予以确认。对上述证据的证明力将在本院裁判理由部分予以论述。
陈正荣二审提供以下证据：1、潘永长在2010年1月20日出具的10万元收条；2、潘永长在2010年4月2日出具的收条；3、陈正荣名下卡号为62×××10的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明细对账单，分别为2010年1月21日、2010年12月15日、2010年12月18日、2011年4月18日、2011年4年26日、2011年5月5日向潘永长汇款人民币10万元（摘要借款）、20万元（摘要潘议长借）、10万元（摘要潘议长借）、50万元（摘要潘永长）、25万元（摘要潘永长）、25万元（摘要潘议长）。用以证明陈正荣和潘永长之间是委托持股关系，陈正荣已先后向潘永长支付人民币250万元的代持股报酬，否则陈正荣系潘永长的代理人，并无理由反而向潘永长支付款项。
国泰公司对上述证据并无异议。
潘永长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1、上述款项存在重复计算，不能证明潘永长收到了长龙公司250万元的事实。证据1的收条与证据3中1月21日的转账凭证相对应，证据2收条与证据3中2011年4月18日、4月26日、5月5日的转账凭证合计100万相对应。上述两笔款项是意大利往来中国的费用，余下2010年12月15日、12月18日的借款共30万元是潘永长在意大利买相关礼品和物品的相关费用。2、收条是潘永长出具给长龙公司的，并非出具给陈正荣。收条上注明的是长龙公司预付开支费用，银行对账单上反映出的用途都是借款，因此，即使付款人是陈正荣，上述费用也不是潘永长的代持股报酬。根据《协议书》以及董事会决议约定，潘永长往来意大利、中国的活动费用都由长龙公司支付，长龙公司有义务支付该费用，这一约定与潘永长出具的收条中的用途是一致的。3、潘永长的收款均以收条为准，凡是其收到的钱，其都出具过收条。
对于潘永长的质证意见，陈正荣补充提交以下证据：1、叶章焙出具的说明，内容是其在2010年4月2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潘永长人民币100万元，其系代陈正荣履行《协议书》的付款义务；2、叶章焙名下6228450030001874117卡号明细对账单，显示其于2010年4月2日转出人民币100万元；3、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闵行支行七莘路分理处出具的解决方案，内容是叶章焙的人民币100万元转到了潘永长名下62×××15账户中。以上证据用以证明叶章焙支付的人民币100万元与潘永长2010年4月2日出具的收条互相印证，足以证明潘永长确已收到100万元，即陈正荣给付的代持股报酬。该报酬系叶章焙一次性支付，并未分期支付。而且，倘若作为公司报销款项，员工不需要向公司打收条。潘永长出具的收条不能作为财务凭证入账。因此，潘永长出具的收条虽然写明是收到长龙公司支付款项，但实为陈正荣和叶章焙支付。
国泰公司对上述证据没有异议。
潘永长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于证据1，认为叶章焙是利害关系人，其说明不具有法律效力。对于证据2，收条是按公司要求出具，在公司入账。其中载明是收到叶章焙代长龙公司支付的款项，付款主体是长龙公司。而《协议书》付款主体是陈正荣，且付款期限是工程竣工验收后支付人民币100万元，但该工程尚未竣工，陈正荣不可能在2010年4月付款给潘永长，不符合协议约定。陈正荣出具给潘永长承诺书也能证明《协议书》并未履行。因此，叶章焙支付的人民币100万元并非是履行《协议书》中的付款义务。
对此，陈正荣认为，国泰公司提交的董事会决议和潘永长出具的收条内容互相印证。2010年3月30日董事会决议中对《协议书》的第二条支付时间作出了明确的修改，陈正荣、叶章焙均为《协议书》的甲方，在2010年4月2日向潘永长支付100万元，是在履行董事会决议。虽然潘永长出具的收条是写明该款项系长龙公司支付，但并无证据证明长龙公司有义务向潘永长支付100万元。因此，《协议书》已经履行。
本院认证意见：由于各方当事人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上述证据的证明力将在裁判理由部分予以论述。
潘永长二审中提供以下证据：1、2010年3月30日陈正荣出具给潘永长的《承诺书》，其中载明：“陈正荣先生承诺在受托期间，维护潘永长先生的合法权益，履行2009年10月28日及2010年3月3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的付款义务，如有违约，潘永长先生有权撤销对陈正荣先生的所有相关委托，陈正荣负责赔偿由此而造成的对潘永长先生的声誉及经济损失。如陈正荣先生转让长龙公司的外方股权，则应当先付清2009年10月28日签订的《协议书》及2010年3月30日《补充协议》中的全部余款，……”。2、2010年3月30日《补充协议》。潘永长作为甲方，陈正荣、叶章焙作为乙方，约定将《协议书》第二条的内容修改为：“……在项目开工时付给甲方100万元，此后，2010年12月31日付给甲方200万元，2011年12月31日再付给甲方300万元，超出600万元的部分项目结束前结清。乙方在付款期满日七个工作日后，每延迟一个月需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十万元人民币。”上述证据用以证明，陈正荣没有事先将600万欧元的人民币转让潘永长的境内账户，也没有按照《补充协议》履行，支付600万元人民币。《承诺书》中所附转让股权条件并未成就，《委托持股协议》并未实际履行。
国泰公司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只能由陈正荣确认。《补充协议》超过了举证期限，并不属于新证据。从内容来看，上述证据只能说明陈正荣与潘永长之间存在委托持股报酬的承诺，不能证明股权属于潘永长，潘永长仅是名义上的股东，陈正荣在《承诺书》中的违约赔偿责任并不影响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
陈正荣质证认为：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承诺书》、《补充协议》印证了《协议书》所约定的委托持股的事实，足以证明潘永长仅系名义股东，受陈正荣委托代持长龙公司股权。《承诺书》约定的“2009年10月28日及2010年3月3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的付款义务”是指不少于人民币600万元的代持股报酬，而陈正荣在2010年1月20日、1月21日已分别向潘永长支付了人民币10万元，故该协议书中要求陈正荣付清的余款，仅是指《承诺书》签署之前尚未支付的不少于人民币580万元的余款。
本院认证意见：由于陈正荣对其《承诺书》、《补充协议》的真实性并无异议，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证明力在裁判理由部分予以论述。
本院经审理查明：
2009年10月28日，潘永长作为甲方，陈正荣、叶章焙作为乙方，签订《协议书》。《协议书》约定：“一、甲方为'江苏意丰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暂定名）'名誉董事长……甲方往返于意大利、中国的相关费用，乙方为其实报实销。二、乙方给甲方该项目5%的股份（甲方实际不出资）作为回报。该项目无论盈、亏，乙方都确保甲方所得不低于600万元人民币。甲方指派专人监管该项目的财务状况及盈利情况（其享受乙方公司职员待遇），乙方承诺确保甲方的上述所得：在项目竣工时付给乙方100万元，此后，一年内付给乙方200万元，第二年在付给乙方300万元，超出600万元的部分项目结束前结清。三、甲方提供该项目外资入境的渠道，确保2009年12月15日前，从意大利将600万欧元汇入该项目的资本金账户，乙方事前需将相应的人民币打入甲方在境内的人民币账户。因此，外资只是甲方为乙方提供管道而已，其所有注册资金均为乙方所有。”
2010年3月30日，潘永长、陈正荣、叶章焙签订《补充协议》，将《协议书》第二条的付款内容修改为：在项目开工时付给甲方100万元，此后，2010年12月31日付给甲方200万元，2011年12月31日再付给甲方300万元，超出600万元的部分项目结束前结清。乙方在付款期满日七个工作日后，每延迟一个月需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十万元人民币。
同日，陈正荣还向潘永长出具《承诺书》，承诺在受托期间，维护潘永长的合法权益，履行2009年10月28日签订的《协议书》及2010年3月3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的付款义务，如有违约，潘永长有权撤销对陈正荣的所有相关委托，陈正荣赔偿潘永长所受声誉及经济损失。如陈正荣转让长龙公司的外方股权，则应当先付清2009年10月28日签订的《协议书》及2010年3月3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中的全部余款，但以信托方式融资时除外。
同日，潘永长、陈正荣、叶章焙在上海舜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会议室作出长龙公司董事会决议，对上述授权委托书、《补充协议》及《承诺书》的内容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
陈正荣的代理行为无效，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并非潘永长的真实意思表示。
一、陈正荣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系无权代理行为
1、潘永长有权依约解除其对陈正荣的委托授权
虽然涉案授权委托书名为“不可撤销”，但实际上附有条件。在潘永长出具涉案授权委托书当天，陈正荣向潘永长出具《承诺书》，承诺如其不履行《协议书》、《补充协议》中的付款义务，潘永长有权撤销对陈正荣的所有相关委托；如其对外转让股权，必须先付清上述全部余款。陈正荣对此主张，其自2010年1月20日至2011年5月5日共向潘永长支付了人民币250万元。本院认为，根据陈正荣主张的付款时间及数额，即便存在该等事实，陈正荣也未按照《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潘永长因此有权依约解除其对陈正荣的委托授权。
陈正荣关于其系实际股东因而转让股权并不损害潘永长利益的主张依据不足，故本院不予支持。
2、潘永长已经对陈正荣解除了委托授权
在国泰公司于上海起诉潘永长、长龙公司后，潘永长即于2011年11月9日向大丰行政工商窗口、大丰市商务局发出通知，称涉案授权委托书“即日起不能行使授权委托的权利”。该等事实已由上述部门相关人员在一审法院调查过程中签字确认，陈正荣对调查笔录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未能提出相反证据，本院对其主张应不予支持。本院认为，潘永长鉴于陈正荣可能依据涉案授权委托书办理股权转让及变更手续，在诉讼中向大丰行政工商窗口、大丰市商务局发出通知，解除陈正荣代理权并无不当。陈正荣的代理权因此已被解除。
国泰公司主张，潘永长在《管辖权异议申请书》中述称，“2010年11月，本案当事人各方刚刚签署了合作开发合同的补充协议，合作正在有序的进行中”，因此，潘永长认可了陈正荣代签的《合作开发补充协议书》，认可涉案股权转让行为，并未终止对陈正荣的委托。对此，本院认为，潘永长仅认可陈正荣代签《合作开发补充协议书》，而非认可其代签《股权转让协议》。即使潘永长认可陈正荣之前有权代签《合作开发补充协议书》，但在陈正荣违约后，潘永长有权对陈正荣解除代理权。
3、国泰公司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存在恶意
国泰公司因潘永长拒绝履行《合作开发补充协议书》，其无法受让股权及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在上海提起诉讼。其作为原告应当明知陈正荣已无权继续代表潘永长转让股权。
国泰公司主张，其在上海诉讼是希望解决国泰公司与陈正荣履行《合作开发补充协议书》的工程尾款争议，《股权转让协议》解决了该争议，国泰公司因此撤诉。潘永长未通知国泰公司其已经撤销了陈正荣的代理权，故基于涉案授权委托书和《委托持股协议》，国泰公司有理由认为陈正荣有权代签《股权转让协议》，其为善意第三人。对此，本院认为，国泰公司所述的起诉原因与其诉状内容并不一致，其主张并无事实依据。同时，潘永长作为公司登记股东明确拒绝履行《合作开发补充协议书》，国泰公司应当知道陈正荣无权继续以潘永长名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因此其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因此，国泰公司仍然与陈正荣另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存在恶意。
二、潘永长没有追认陈正荣的无权代理行为
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系陈正荣被解除委托授权后签署，未获得潘永长追认。国泰公司、陈正荣主张，在2012年7月20日涉案会谈纪要中，潘永长表示，只要陈正荣向其支付人民币530万元，就愿意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故潘永长并未终止委托，且同意《股权转让协议》。对此，本院认为，潘永长仅是附条件地对《股权转让协议》予以追认，但由于陈正荣并未支付该款项，潘永长追认行为的条件未成就，其追认行为未发生效力。
三、一审法院认定合同无效并无不当
国泰公司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是确认《股权转让协议》依法成立。其起诉时，该协议并未办理报批手续，合同未生效。但大丰市商务局、大丰工商局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审批同意了上述协议并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合同经审批生效。本院认为，潘永长拒绝追认无权代理行为，《股权转让协议》对潘永长不发生效力。该协议系陈正荣与国泰公司恶意串通签订，合同内容损害了潘永长的利益。因此，经审批机关审批的合同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一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并无不当。
四、陈正荣不具有上诉人的诉讼权利义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权利义务。陈正荣系一审中没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一审判决并未判令其承担民事责任，故其不具有上诉的权利，对其上诉请求应当不再理涉。
综上，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但裁判结果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0元，由国泰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天红
代理审判员 陈 亮
代理审判员 鲍颖焱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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