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鄂10行终6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伟，男，回族，1975年3月21日出生，住荆州市沙市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马强，男，回族，1979年8月2日出生，住荆州市沙市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住所地：荆州市沙市区公园路42号。
法定代表人胡家寿，主任。
原审第三人杨祖珍，女，汉族，1959年8月24日出生，住荆州市沙市区。
上诉人刘伟、马强因房屋行政征收一案，不服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2018）鄂1002行初1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原告刘伟、马强系刘世桥与马晓凤之子，后刘世桥与马晓凤离婚，刘世桥与杨祖珍于1989年登记结婚，双方共同生活直至2012年刘世桥因病去世。涉案房屋由刘世桥于2007年通过荆州市建筑工程总公司房改购得，并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2017年8月9日，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政府作出《关于迎喜街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决定的通知》并进行了通告，决定对迎喜街片区棚户区实施房屋征收补偿。2017年8月18日，被告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以下简称沙市区征收办）与第三人杨祖珍签订《荆州市沙市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对刘世桥名下位于沙市区迎喜街1栋4门6楼5号的房屋进行征收补偿，被告于2017年9月20日向杨祖珍支付全部房屋征收补偿款250189.3元。原告认为，其作为刘世桥之子，对涉案房屋具有继承权，被告对涉案房屋进行征收时未取得原告同意，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涉案征收补偿行为违法。
原审法院认为：刘世桥与第三人杨祖珍系合法夫妻，涉案房屋为双方婚后所得，杨祖珍在与被告签订《协议》时，提交了结婚证、户口本、死亡户口注销单，且户口簿上的全户人员基本情况并没有记载原告刘伟、马强的有关信息，仅有户主杨祖珍及女儿刘杨。依据第三人杨祖珍提交的材料不能得知被征收人刘世桥有其他继承人，故原告提交的证据3《沙市区迎喜街棚户区改造项目分指挥部签约流程图》中关于被征收人死亡所需提交材料的要求，并不全部是被告与第三人签订《协议》的必备要件。且被告在与第三人杨祖珍签订《协议》前，对《荆州市沙市区迎喜街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方案》进行了通告和宣传，期间原告并没有向被告提出对涉案房屋具有继承权的主张，被告作为房屋征收部门，已经履行了充分的审查义务。涉案房屋已经被征收，被告于2017年9月20日向第三人杨祖珍支付全部房屋征收补偿款。被告不仅是《协议》当事人，同时具有实现公共利益或者行政管理目标的职能，《协议》已经履行完毕，关于对涉案房屋继承权的纠纷，原告可通过提起民事诉讼主张解决争议。综上，被告与第三人签订《协议》，内容合法，程序正当，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伟、马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伟、马强承担。
上诉人刘伟、马强上诉称：一、原审判决采信证据违法，认定事实错误。被告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被告对涉案房屋作出了征收补偿，具有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但不具有证据的合法性。本案争议的关键不在于被告是否对涉案房屋作出了征收补偿，而在于补偿行为是否合法。本案中，被上诉人在房屋所有权人已去世的情况下，仅仅与其中一个继承人签订补偿协议并向其支付全部补偿款，显然是不合法的，侵犯了其他继承人的权利。然而，一审法院罔顾法律规定，武断认定被上诉人提交的《协议》具有合法性，从而先入为主地认定被上诉人的征收补偿行为合法。二、被上诉人作出的征收补偿行为缺乏合法性的事实依据。第一、从第三人提交给被上诉人的死亡户口注销单，可得知被上诉人明知房屋所有权人已去世，被上诉人就有义务对涉案房屋继承情况进行审查。被上诉人应当自行调查或要求第三人提交涉案房屋有无其他继承人以及其他继承人是否放弃继承的材料。如果被上诉人经调查得知，或第三人提交材料证实，涉案房屋无其他继承人或其他继承人已放弃继承，则被上诉人可单独与第三人签订补偿协议，否则不能。本案中，被上诉人在作出与第三人单独签订补偿协议并向其支付全部补偿款的行政行为时，没有收集涉案房屋无其他继承人或其他继承人已放弃继承的材料，因此该行政行为缺乏合法性的事实依据。被上诉人仅要求第三人提交了一份“如发生纠纷由第三人自行承担责任的”《承诺书》，目的是为了逃避对涉案房屋继承情况进行审查的义务，企图将自己的责任全部转嫁给第三人。如果仅凭《承诺书》就可以单独签订补偿协议并领取补偿款，则势必引发大量损害其他继承人权益的矛盾纠纷，甚至发生政府征收补偿工作人员与房屋共有人相互串通损害其他房屋共有人利益的违法行为。第二、依据第三人提交的户口簿虽然不能得知房屋所有权人刘世桥有其他继承人，但该户口簿也不能证明刘世桥没有其他继承人。众所周知，户口簿只是公民户籍信息的载体，不能必然证明公民之间的亲属关系。不在同一户口簿上，不代表没有亲属关系。要证明亲属关系，除了户口簿外，还应当根据其他亲属关系材料予以证明。如果仅仅依据户口簿，上诉人连本案起诉资格都没有。第三、依据第三人提交的结婚证和户口簿，被上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第三人的女儿并非被征收人刘世桥与第三人共同生育。第三人女儿的出生时间为1984年，而刘世桥与第三人的结婚时间为1989年，不难得知刘世桥与第三人并非原配夫妻。刘世桥出生于1947年，如果被上诉人稍微尽到审查义务，必然对刘世桥的婚姻及家庭情况有所怀疑，必然会要求第三人提供其他证据证明或自行调查刘世桥的亲属关系情况。遗憾的是，被上诉人没有尽到基本的审查义务，导致作出错误的补偿行为。三、因被上诉人的违法行为导致补偿错误，被上诉人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与上诉人是否向第三人主张继承权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上诉人的权利被侵害的根源在于被上诉人违法作出错误补偿行为，故上诉人有权向被上诉人主张权利，被上诉人也应当对其行为承担责任。即使补偿协议已经履行，也不能代表被上诉人没有过错，更不能改变征收补偿行为的违法性。综上所述，被上诉人在进行征收补偿时，未尽合理审查义务，未依法收集必要证据，导致所作出的征收补偿行政行为违法，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财产权益。人民法院作为司法监督机关，应当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监督，而不是给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进行背书，否则将放纵行政机关违法行政。上诉请求：撤销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2018）鄂1002行初10号行政判决，改判确认被上诉人对沙市区迎喜街1栋4门6楼5号房屋所作的征收补偿行政行为违法。
被上诉人沙市区征收办与原审第三人杨祖珍二审中未提交答辩和陈述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求，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涉案房屋征收补偿行为是否合法，核心问题在于，原审第三人杨祖珍是否有签订涉案征收补偿协议的主体资格。《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以下称被征收人）给予公平补偿。”从上述规定可知，在房屋征收过程中，房屋所有权人即为被征收人，有权获得补偿。本案中，根据查明的事实，涉案被征收房屋登记的产权人虽为刘世桥，但该房屋系刘世桥与原审第三人杨祖珍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二人1989年结婚）于2007年通过荆州市建筑工程总公司房改购得，刘世桥于2012年去世后，其妻子杨祖珍一直居住其中。据此实情，在涉案房屋被征收过程中，杨祖珍作为该房屋实际产权共有人即是被征收人，有权签订征收补偿协议。被上诉人沙市区征收办与杨祖珍协商一致签订涉案征收补偿协议并依约支付补偿款的行为并无不当。上诉人认为杨祖珍只是涉案被征收房屋的继承人之一，无权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及领取补偿款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至于涉案房屋征收补偿款的继承问题系另一法律关系，不是本案审理范围，当事人可寻求其他法律途径解决。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刘伟、马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何炳松
审判员 孙开炎
审判员 王 阳
二〇一八年八月七日
书记员 李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