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17民终24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向仁东，男，生于1952年10月8日，汉族，城镇居民，住四川省宣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罗次伟，四川兴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省宣汉上峡煤焦有限公司，住所地：宣汉县上峡乡柳茂村，注册号：511722000001329。
法定代表人：陈曰海，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黄先平，四川远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格明，男，生于1963年2月8日，汉族，农村居民，住四川省宣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陈兵，四川省宣汉上峡煤焦有限公司职工。
上诉人向仁东因与被上诉人四川省宣汉上峡煤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峡煤焦公司）、李格明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宣汉县人民法院（2016）川1722民初3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4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向仁东及其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次伟，被上诉人上峡煤焦公司的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先平，被上诉人李格明的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兵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向仁东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四川省宣汉县人民法院（2016）川1722民初395号民事判决；2、确认被上诉人四川省宣汉上峡煤焦有限公司第二届一次股东大会2004年4月6日所作决议中涉及上诉人股权转让的部分无效及确认2004年4月16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上诉人向仁东不属于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的事实不清，上诉人领取安置补偿费不构成被上诉人上峡煤焦公司对上诉人持有的量化安置股的回购。上诉人系工商登记在册的股东，无上诉人转让股权的意思表示及合同，被上诉人伪造股权转让协议。上诉人诉请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及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未超过诉讼时效。
上峡煤焦公司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的股东资格不属于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是完全正确的，上诉人上诉称属于公司法调整与保护是另外的概念，二者不能等同，也不矛盾。2、上诉人领取原配置的安置费及交纳的现金股构成回购或特殊的股权转让，且不违反法律规定。3、股东资格的认定应依实质要件，而不简单的依据工商登记的形式要件，特别是国企改制的股东代表登记。4、上诉人主张的请求属于股权转让纠纷，属于债的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上诉人无异议，认为是2014年10月29日才知道权利被侵犯明显不当。5、上诉人的请求不属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应驳回起诉。6、国企改制有独特的历史特点和政策背景，而《公司法》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规范市场主体的重要法律，是建立在规范的公司建制基础上的。综上，上诉人主张的股权转让纠纷，因与政府主导的改制相关，不属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且早已超过诉讼时效，加之上诉人量化取得的安置费及交纳的现金增量股金已全部领走，股东资格已丧失，公司回购上诉人的股权既是买卖股权的真实意思表示，也是股权转让的一种特殊形式，有利于国企改制的顺利推进、新出资认购的股东实际经营达十年之久，且股权多次变更，无论是97年的还是2004年的工商登记均是为了适应《公司法》的要求而选择的代表所作的公示登记，在上诉人股东资格丧失的情况下，实际股东又要如实登记于工商部门，公司股权如何变动与上诉人没有关联性，无论上诉人是否签字，均不影响股权转让效力，故应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李格明辩称，1、向仁东于2000年11月7日以“宣经贸政（2000）76号文件”按国有企业职工身份退休，不应享有量化的安置费，但向仁东根据县上的政策又要求选择享有量化的安置费，于2005年10月12日与公司签订《全民职工身份变更合同》，在扣除原退休时按国企职工享有的统外待遇后，将剩余的量化的安置费全部领走，同时向仁东在2003年10月30日将其1998年6月25日缴纳的现金增量股1000.00元领走，股东资格早已丧失，无权主张股权所涉及的相关利益，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请求正确。2、答辩人李格明原1997年的量化的安置费和缴纳的现金安置股在2003年10月27日与公司签订《全民职工身份变更合同》后全部领走。现在所有的600000.00元股权是用现金从公司购买的，是实际真实的股权，公司给答辩人李格明出具了股权出资证明，与向仁东无关；3、至于2004年登记时采用了向仁东与答辩人的股权转让协议，也与答辩人无关，是公司为了实现实际股东的登记，按照工商部门的要求完成的，答辩人购买了600000.00元的股权，工商登记机关也给答辩人登记了600000.00元的股权，不存在虚构，是公示的真实股权，因向仁东无股东资格，无实际出资，其转让协议仅是为了回归真实出资股东登记，无论向仁东是否签字，均不影响答辩人的股权效力。因此，一审判决正确，应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向仁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被告四川省宣汉上峡煤焦有限公司第二届一次股东大会2004年4月6日所作决议中涉及原告股权转让的部分无效；2、确认2004年4月16日原告与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7年11月8日，中共宣汉县委、宣汉县人民政府作出县委发[1997]40号《关于处理县属国有企业改革若干具体问题的试行意见》。县属国有企业上峡煤矿据此向原宣汉县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报送《关于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方案》和相关材料。1997年11月24日，原宣汉县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作出宣体改[1997]21号《关于县上峡煤矿产权制度改革方案的批复》：同意上峡煤矿改组为四川省宣汉上峡煤焦有限公司，按上年人均工资性收入4576.55元的2倍划给611名全民合同制职工，共5592548.00元，作为政府对企业职工的安置费，按职工工龄长短计算到个人，割断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以及国有企业全民合同制职工身份（职工与原上峡煤矿签订的劳动合同自行终止，重新与新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划给职工个人的安置费，一律作为个人股投入改建后的股份制企业，可以继承、转让、馈赠，但不得退股。对自愿申请自谋职业的职工，新公司可在3年内逐步将安置费发给个人。已离退休和提前离岗退养职工应一并转入新公司管理，其离退休养老金、提前离岗生活费等待遇，由改制后的新公司按国家有关政策规定落实。新公司应按安置费总额的20%的现金进行增量扩股，并坚持全员持股，董事会成员持大股的原则。1997年11月26日，宣汉县国有资产管理局作出宣国资企[1997]124号《关于将企业资产量化给职工的批复》：同意按企业职工上年人均工资收入4576.55元的2倍划给611名职工共5592548.00元，作为政府对企业职工的安置费。1997年12月3日，国营上峡煤矿作出宣上煤矿（1997）137号《关于调整职工安置补偿费的通知》：将国家划拨的安置费5236084.00元减去非经营无形资产166263.00元，即按3573454.00元给611名职工配置安置费，每月由70.00元调整为50.00元。1997年11月28日，上峡煤焦公司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召开首届股东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董事长，由陈曰海担任公司董事长，46名股东代表签章确认。1997年12月4日，上峡煤焦公司的46名股东代表委托唐扬线办理公司设立登记的相关手续，后国有上峡煤矿改制为四川省宣汉上峡煤焦有限公司。在登记时，在《股东名称、出资形式、出资额、住所一览表》的股东签名栏，均没有该46名股东的亲笔签字，而是加盖的由被告上峡煤焦公司统一雕刻的46名股东代表的印章。原告向仁东和被告李格明均为上峡煤焦公司的46名股东代表之一，该46名股东所代表的由职工安置费转入的注册资金均为77683.79元。根据宣汉县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宣体改[1997]21号文件的规定，在被告上峡煤焦公司提供的1997年全体职工安置费《职工配股表》中载明：原告向仁东应分得的配股金额为19200.00元，被告李格明应分得的配股金额为13950.00元。1998年3月9日，被告上峡煤焦公司作出宣上煤司总（1998）009号《关于公司员工办理自谋职业的规定》：对公司自谋职业人员的量化安置费由公司按公司章程规定在三年内逐渐退给自谋职业人员。1998年6月25日，原告向仁东向被告上峡煤焦公司交纳增量入股金现金1000.00元。1998年7月3日，被告李格明亦向被告上峡煤焦公司交纳增量入股金现金1000.00元。2000年11月7日，原告向仁东按国企职工身份退休，并按国企职工身份享受相关待遇。2003年6月15日，宣汉县经济贸易委员会作出宣经贸（2003）43号《关于上峡煤焦公司拟完善改制中有关问题的答复》：“按照97年股份制改制的有关文件精神，用企业的国有净资产给在册职工按工龄进行配股，用以了断职工的全民所有制身份。由于企业没有规范运作，虽然量化了工龄安置费，但并没有割断职工与企业的关系。职工到了退休年龄，仍由企业按有关政策为其办理了退休手续，并享受了国有退休职工的各种待遇。因此，此类职工不能再享受工龄配置费。若本人要领取工龄配置费，则应与企业签订合同，解除与企业的供给关系，退回退休后享受的除退休统筹以外的其他待遇，并由本人承担移交社保局应交的每人1.5至2万元的管理费用”。2003年10月30日，原告向仁东又出具收条在被告上峡煤焦公司领取了交纳的现金股金1000.00元。2005年9月20日，上峡煤焦公司完善改制工作指导小组作出《关于上峡煤焦公司工作中部分人员反映问题的答复意见》：“由于职工身份未转变，到达法定退休年龄已按国有职工身份退休的人员，应由企业与其解除身份，全额计发国家配置的安置费，职工退休前以个体劳动者身份在公司务工，退休时应以社会自然人退休，退休后已按国企职工享受的福利待遇应予抵扣”。2005年10月12日，原告向仁东与被告上峡煤焦公司签订《全民职工身份变更合同》约定：“一、甲方（上峡煤焦公司）将1997年11月股份制改造时国家配置给乙方（向仁东）的安置费19200.00元一次性发给本人，解除全民所有制职工身份。二、乙方解除全民所有制职工身份后至退休前在公司务工期间，由甲方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850.00元；三、乙方退休后已按国企职工享受的福利待遇（含按余年一次性领取的医疗补助费和保险外福利待遇）12299.08元，如数退回甲方。四、乙方领取国家配置的安置费和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后，解除与甲方的所有关系，并且以社会自然人的身份进入社保。”原告向仁东出具收条领取了抵扣后的职工安置费4571.92元。同时查明，2003年10月27日，被告李格明与被告上峡煤焦公司签订《全民职工身份变更合同》，由被告上峡煤焦公司将被告李格明在1997年11月公司改制时应领取的安置费12900.00元一次性发给被告李格明，解除被告李格明的全民所有制职工身份，被告上峡煤焦公司可以根据生产需要，与被告李格明签订劳动合同，聘用被告李格明为合同制工人。同日，被告李格明出具收条领取了职工安置费9300.00元和交纳的现金股金1000.00元，后被告李格明又领取了差额安置费4650.00元。2003年3月19日，被告上峡煤焦公司召开公司董事会，并于3月20日下发了《关于自愿购股的通知》，将自谋职业职工领走的安置费（股本）和改制后按国有企业职工退休处理的安置费（股本）在内部转让，每1万元1股，必须现金购买，其他方式购买无效。到时如没有购买完，由公司董事会指令购买。2003年9月30日，被告上峡煤焦公司作出宣上煤司[2003]64号《关于国有职工退休股本金转让的决定》，再次决定对按国有企业职工办理退休的职工，其国家配置的安置费在公司内部转让，要求职工自愿认购。在规定时间内认购不完的，将进行分配认购。2004年1月11日，被告上峡煤焦公司召开股东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完善企业股份制改造的实施方案》和《关于对原安置费处置及股份认购办法的决议》：将1997年国家量化给职工的安置费由企业以现金的形式一次性发给本人，了断与企业的关系。按照入股自愿的原则，公司设若干小股，每股1万元，每10万元产生一名股东代表，公司暂定股本金371万元，购完为止。认购股本必须以现金的方式进行，其他方式一律无效。新购股本由公司出具出资证明，加盖公司公章、财务章、董事长章方能生效。2004年1月12日，被告上峡煤焦公司作出（宣上煤司[2004]05号）文件《关于对公司改制时至二00三年经营期段进行清算终了的决议》：对公司改制时至二00三年十二月经营期段进行清算终了。原国家配置给职工的安置费（即代入公司的股本）一律用现金清退给本人。公司下一经营期段由职工自愿重新用现金购股。后被告李格明分三次共计购买股权600000.00元，占上峡煤焦公司总股本10.81%。2004年4月6日，被告上峡煤焦公司召开第二届一次股东代表大会，同意公司增资扩股（在股东内部转让股份及扩股），将原注册资本357万元增加到555万元，股权可以在公司内部转让，股东人数由46人调整为22人，并进行了董事会、监事会的换届选举。2004年4月16日，被告上峡煤焦公司根据股东会决议，以原告向仁东的名义与被告李格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由原告向仁东自愿将原持有的股份77683.79元转让给被告李格明，其转让退出之后的法律责任、利益风险概由受转让人承担。审理中，原告向仁东认为该《股权转让协议》中，“向仁东”的签名和指纹系伪造，不是其本人所签和所捺。2015年10月18日，原告向仁东委托达州金证司法鉴定中心对该签名和指纹进行鉴定。2015年11月6日，达州金证司法鉴定中心出具达金司鉴中心[2015]文鉴字第020号司法鉴定意见：2004年4月16日“股权转让协议”书上（自愿将原持有的股份77683.79元）股权转让人处署名“向仁东”的签名字迹，不是向仁东亲笔书写。被告上峡煤焦公司对该鉴定意见无异议。2004年5月16日，被告上峡煤焦公司向达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进行股东和资金的变更登记。2004年7月19日，达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上峡煤焦公司的变更登记，其注册号为511722000001329，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陈曰海，注册资本为555万元，登记的股东人数为22人，原告向仁东未在该登记股东名单内。2016年1月26日，原告向仁东以被告伪造其签名和指纹，转让其持有的量化股，使其丧失股东资格，严重侵犯其合法权益为由起诉法院，提出前述诉讼请求。审理中，原告向仁东提出与被告上峡煤焦公司签订的《全民职工身份变更合同》书及领取相关费用的签名系其子女代签，虽非本人亲笔签名，但事后其子女已将相关事实告知了原告向仁东。
一审法院认为：1997年，国营上峡煤矿按照政府改制要求进行改制，将国家配置给职工的安置费作为股本投入改制后的企业，即量化股。被告上峡煤焦公司从611名股东（职工）中推荐选举了46名股东代表，按每名股东代表均为77683.90元的注册资金，在工商管理部门进行股东登记。原告向仁东为46名股东代表之一，其持有的股权77683.90元系公司不特定股东的量化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称《公司法》）第二十七条“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的规定，原告向仁东持有的国家配置的安置费转化的量化股，不属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实际上，根据原宣汉县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宣体改[1997]21号文件的规定，原告向仁东应分得的量化股为19200.00元。2000年11月7日，原告向仁东以国企职工身份退休，享受国企资格退休的相关待遇。根据被告上峡煤焦公司2003年9月30日的董事会决议“对按国企职工身份退休的员工，在公司1997年改制时国家配置的安置费不再退给本人，归公司所有，并决定在公司内部进行转让”的规定，原告向仁东以国企职工身份退休后，其持有的量化安置股的股权归被告上峡煤焦公司所有。同时，原告向仁东作为公司原46名股东代表之一，其代表的量化安置股77683.79元，除本人应享有的量化安置股19200.00元外，其余量化安置股均系公司不特定股东的股权，仅仅是被告上峡煤焦公司为满足公司法关于股份制公司登记的需要而进行的企业管理行为。被告上峡煤焦公司根据股东会决议对该部分量化安置股的股权进行转让，与原告向仁东无关。因此，原告向仁东、被告上峡煤焦公司在1997年公司改制时作为股东代表，其名下持有的量化安置股77683.79元，在原告向仁东于2000年11月退休后，该股权已归被告上峡煤焦公司所有。被告上峡煤公司在2004年4月16日按股东代表大会的决议，对原告向仁东名下的量化安置股77683.79元进行转让，并据此进行股东变更登记，系被告上峡煤焦公司的企业管理行为，与原告向仁东无关，即原告向仁东是否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名，不影响该股权转让的效力。在被告上峡煤焦公司进行股东和资金的变更登记时，原告向仁东未登记在公司股东名册内，其已丧失名义上的股东资格。在被告上峡煤焦公司完成股东和资金的变更登记后，原告向仁东与被告上峡煤焦公司于2005年10月12日签订了《全民职工身份变更合同》，原告向仁东根据该合同的约定，将被告上峡煤焦公司在1997年公司改制时国家配置给原告向仁东的安置补偿费19200.00元领走，即被告上峡煤焦公司对原告向仁东持有的量化安置股进行了回购，该量化安置股的股权应归被告上峡煤焦公司所有。同时，原告向仁东在2003年10月30日出具收条在被告上峡煤焦公司领取了在1998年6月25日交纳的现金股金1000.00元，即原告向仁东在被告上峡煤焦公司的量化股和现金增量股均已领走。在被告上峡煤焦公司向原告支付安置费19200.00元和现金股1000.00元后，原告向仁东在被告上峡煤焦公司改制时持有的股权19200.00元和现金增量股1000.00元，已实际上转让给被告上峡煤焦公司，即被告上峡煤焦公司对原告向仁东持有的量化股和现金股进行了回购，该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因此，原告向仁东已丧失实际的股东资格。2016年1月26日，原告向仁东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被告上峡煤焦公司第二届股东大会2004年4月6日所做决议中涉及原告股权转让的部分无效，该诉讼请求属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根据原告向仁东在庭审中的陈述，其子女在代其签订《全民职工身份变更合同》和领取安置补偿费后，将相关情况进行告知，表明其对被告上峡煤焦公司股东会议决定予以了认可。同时，原告向仁东未向法院提交其不服该股东会决议的相关证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之规定，原告向仁东要求确认2004年4月6日被告上峡煤焦公司第二届股东大会所做决议中涉及原告股权转让的部分无效的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原告向仁东请求确认2004年4月16日原告与被告李格明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该诉讼请求属股权转让纠纷，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原告向仁东未提供证据证明在本案中有诉讼时效中断、中止的情形，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九条“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权利的，诉讼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诉讼时效期间继续计算”、第一百四十条“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原告向仁东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故被告上峡煤焦公司辩称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辩称主张，予以支持。判决：驳回原告向仁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原告向仁东负担。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向仁东系1997年国营上峡煤矿按照政府改制文件要求选举推荐的46名股东代表之一，按每名股东代表均为77683.90元的注册资金，在工商管理部门进行股东登记。因此，上诉人向仁东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的股份系代表公司不特定股东的安置量化股，不是上诉人向仁东的实际出资，且依据改制文件规定该安置量化股只存在于与企业存在劳动关系的职工之间。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向仁东持有国家配置的安置费转化的量化股不是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是正确的。上诉人向仁东将现金增量股1000.00元及改制时的安置量化股金与退休时享受的国企职工退休待遇相抵扣后领取的行为，已表明其同意将其应享有的安置量化股的股权转让给被上诉人上峡煤焦公司，属于协商回购的情形，该回购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且上诉人向仁东以国企职工身份退休后，根据相关政策规定，其持有的量化安置股的股权应归被上诉人上峡煤焦公司所有。因此，上诉人向仁东已丧失股东资格，亦不能再担任股东代表。被上诉人上峡煤焦公司在2004年改制时，对不具有股东代表资格的股东进行变更登记，是被上诉人上峡煤焦公司为满足公司法关于股份制公司登记的需要而进行的企业管理行为。被上诉人上峡煤焦公司根据股东会决议对股权进行转让的企业管理行为，无论上诉人向仁东是否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名，均不影响股权转让的效力。上诉人向仁东请求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向仁东上诉称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自己的主张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上诉人向仁东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且上诉人向仁东在以国企职工身份退休及领取现金增量股和安置量化股金后，已不是被上诉人上峡煤焦公司的股东，不再具有被上诉人上峡煤焦公司的股东身份，其无权对被上诉人上峡煤焦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和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向仁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向仁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牟春艳
审判员 胡光俊
审判员 谭 兴
二〇一七年五月九日
书记员 高 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