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7）湘01刑终494号
抗诉机关（原公诉机关）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潘民，男，1967年11月4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汉族，大学本科文化，曾任长沙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法制科科长，户籍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住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15年1月1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月3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湖南省益阳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喻拓，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审理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潘民犯受贿罪一案，于二○一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作出（2016）湘0112刑初33号刑事判决。原公诉机关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原审被告人潘民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0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彭某1出庭支持抗诉，上诉人潘民及其辩护人喻拓到庭参加诉讼。期间，本院通知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查阅案卷；因案情复杂，本院依法报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决定延长审限二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09年6月至2014年11月期间，被告人潘民单独或者伙同他人，利用担任长沙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法制科科长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者利用担任法制科科长的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单独或者伙同他人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共计人民币275万元，自己实得人民币193万元。
2014年11月28日，经长沙市纪委常委会研究并报湖南省纪委批准，决定对潘民涉嫌受贿一事立案并采取“两规”措施。当日，长沙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纪检监察部门告知潘民接受调查，潘民遂等待由长沙市纪委第一纪检监察室人员将其带回办案点进行调查，并于11月30日向某3宣布“两规”决定且由其在《两规决定书》上签字。2015年1月16日，因潘民涉嫌犯罪，经长沙市纪委常委会研究决定，解除了对潘民“两规”措施并移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被告人潘民归案后，如实交代了自己的涉案事实。被告人潘民的家属代其向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检察院退缴违法所得7万元。
被告人潘民被执行逮捕后，羁押于湖南省益阳市第一看守所。2016年5月3日，湖南省益阳市公安局赫山分局刑侦大队民警前往益阳市第一看守所，找潘民了解其于4月下旬反映的一条案件线索时，得知潘民与该队正在办理的一起盗窃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杨某2关押于同一监室。因犯罪嫌疑人杨某2拒不认罪，且只有案发现场提取的卫生纸上的血迹基因型与杨某2的基因型达到同一认定标准这一鉴定可以认定杨某2，缺乏其他证据材料，民警遂安排潘民贴近杨某2进行狱内侦查。潘民接受任务后，又积极安排同监人员李某5贴近杨某2了解情况。经多次打听，从杨某2处得知其作案的整个过程，并反馈给民警。2016年5月26日，杨某2因涉嫌盗窃罪被提请批准逮捕；6月6日，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检察院作出批准逮捕决定。同年10月14日，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对被告人杨某2犯盗窃罪一案作出一审判决，虽然杨某2辩解称其没有到过案发现场，也没有盗窃财物，但凭案发现场提取的卫生纸上血迹的基因型鉴定，以及潘民、李某5的证言佐证杨某2的详细作案过程，该院认为认定杨某2实施盗窃的证据确实、充分，最终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八千元。
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王某6、尹某涉嫌职务侵占罪案件材料，长沙市台办处理陈某5投诉材料，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陈某5与王某6、尹某等人合同纠纷的材料，刑事判决书，银行流水，购房合同及收据，长沙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监察室出具的证明，长沙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纪检监察室出具的《对潘民案进行调查的情况说明》，扣押物品清单及缴款书，关于潘民立功的材料，证人王某6、尹某、郭某1、严某1、彭某2等人的证言，户籍证明材料，潘民的供述和辩解等。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潘民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单独或者伙同他人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或者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单独或者伙同他人收受请托人财物；其中，单独收受王某6、尹某、陈某4洪、郭某1、朱某、李某3、陈某2、邹某、廖某、肖某1、方某、李某4、黄某、彭某3、茅某、张某2、王某5、穰泽群、周某4等多名请托人财物共计204万元，伙同王某7共同收受王某6、尹某、陈某4洪15万元，伙同王某7共同收受郭某146万元，伙同鲁某共同收受黄某10万元，以上金额共计人民币275万元，个人获得193万元；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且数额巨大。被告人潘民在与王某7的共同犯罪中，以及与鲁某的共同犯罪中，均起主要作用，是主犯，依法对其参与的全部犯罪并参考其所起的作用进行处罚。被告人潘民自动投案，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是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潘民协助公安机关侦破其他案件，是立功，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潘民的亲属代其退交了违法所得7万元，可以酌情从轻处罚。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八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九条之规定，原审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潘民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十万元；二、被告人潘民退缴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七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尚未退缴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一百八十六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检察院抗诉提出：1、原审判决认定的第十笔共同受贿金额应为15万元；2、潘民向贺某1行贿15.5万元、向鲁某行贿22万元、向周某5行贿5万元的行为构成行贿罪，应与其所犯受贿罪数罪并罚；3、请求对潘民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支持刑事抗诉意见书提出：1、潘民受贿后将部分受贿款用于行贿有职权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该行为应同时构成行贿罪，与受贿罪数罪并罚；2、在受贿金额中应相应地将用于行贿的部分予以剔除。
上诉人潘民上诉提出：1、原审判决认定的第一笔第（三）小笔受贿事实中，其未收取王某6、尹某等人所送15万元，对该笔不应认定为犯罪；2、原审判决认定的第二笔受贿事实中，王某7隐瞒了一部分郭某1所送财物，对王某7隐瞒的该部分不应计入其犯罪数额；3、上诉人潘民及其辩护人提出原审判决认定的第一、二、六笔受贿事实中，请托人提出的请托事项并非不正当利益，且潘民未为请托人实际谋取到不正当利益，其行为不构成受贿罪；4、原审判决认定的第七笔受贿事实中，其未为邹某、廖某、方某谋取不正当利益，其向邹某、廖某、方某收取40万元的行为不应当认定为受贿；5、对支付给鲁某、周某5的金额，其不具有受贿的故意，应当从受贿犯罪数额中剔除；6、其有新的立功情节；7、请求在三年有期徒刑左右量刑。
上诉人潘民的辩护人辩护提出：1、原审判决认定的第一、二、六、七笔受贿事实中，潘民未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当利益，其行为不构成受贿罪；2、潘民有新的立功情节；3、请求对潘民从轻或减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2009年6月至2014年11月期间，上诉人潘民单独或者伙同他人，利用担任长沙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以下简称市局刑侦支队）法制科科长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者利用担任法制科科长的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单独或者伙同他人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共计240万元，违法所得共计193万元。具体事实分述如下：
一、2009年3月，长沙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以下简称市局经侦支队）接受了湖南世达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长陈某5(英文名DAVIDWANGLEECHEN)关于王某6、陈某4洪等人涉嫌职务侵占罪的报案，陈某5称王某6、陈某4洪等人相互勾结，利用职务便利，私自将美国世达公司所持有的湖南世达公司97.33%的股份转至他们控制的彩通公司名下，并于2008年5月14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2009年3月12日，长沙市公安局直属分局以陈某4洪等人涉嫌职务侵占罪立案侦查。上诉人潘民利用自身的职务便利或利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单独或伙同市局刑侦支队ＸＸ（另案处理）为王汉青、尹某、陈宇洪谋取让长沙市公安局直属分局撤销案件、维持长沙市公安局直属分局撤案决定、在与陈某5的民事诉讼中胜诉、让检察机关不进行立案监督、打听案情等不正当利益，收受王某6、尹某、陈某4洪77万元，自己实得57万元。具体事实如下：
（一）2009年6月份，长沙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在立案侦查湖南世达公司的王某6、尹某和陈某4洪等人职务侵占一案过程中，尹某、王某6、陈某4洪为逃避法律追究，向市局刑侦支队二大队干警王某7提出请托帮忙疏通关系，以股权纠纷为由让长沙市公安局直属分局撤销刑事立案并解除冻结土地。王某7接受了王某6等人的请托，并请潘民予以帮忙，告知潘民事成之后王某6等人会表示感谢。潘民利用职务便利，通过公安办案系统了解案情后决定接受请托。此后，王某7向案件承办人市局经侦支队的干警龙某、王某1等人了解案情，并为王某6、尹某等人说情，请求撤销案件；潘民则向湖南省公安厅法制处和长沙市公安局法制支队的相关人员打听案情以及说情。同时，潘民向王某6、尹某等人推荐要律师龚某介入此事，让龚某以长沙市经侦支队插手经济纠纷为由起草“控告”材料，请求依法撤销错误立案、并依法解除冻结土地。该“控告”材料由潘民把关以后，被寄送给湖南省公安厅、长沙市公安局相关人员，以达到向长沙市经侦支队施压从而撤销案件的目的。2009年8月6日，长沙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决定撤销案件。为此，潘民通过龚某单独收受，或伙同王某7共同收受王某6、尹某等人给予的共计25万元，个人实得20万元。其中：
1、2009年7月份，上诉人潘民在长沙市韶山路鸿铭中心清吾源茶楼和长沙市通程大酒店茶楼以每次5万元，分两次通过龚某共计收受王某6、尹某等人送的10万元。第一次收受5万元后，潘民拿给龚某2万元；第二次收受5万元后，潘民拿给龚某3万元。
2、2009年上半年，上诉人潘民在确定与ＸＸ共同接受为王汉青、尹某、陈宇洪谋取使长沙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对三人职务侵占案撤案的请托后，王某7于5月左右的一天，在长沙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地下车库收受尹某代表王某6、陈某4洪等人给予的20万元；同年6月的一天，王某7在长沙市鸿铭中心附近收受尹某代表王某6、陈某4洪等人给予的20万元。2009年8月6日，长沙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决定撤销案件后，王某7于同年8月中旬来到潘民办公室，表示王某6等人为撤案一事给予了两人感谢费，将其中的15万元送给了潘民。
（二）2010年下半年，美国世达公司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王某6、尹某与陈某4洪等人。为了能在民事诉讼中胜诉，王某6、尹某、陈某4洪商量后，决定请潘民疏通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关系，潘民接受请托，并且在天心区法院门口收受尹某代表王某6等人给予的10万元。之后，潘民违反规定找到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案件承办人说情，请求关照王某6、陈某4洪、尹某等人。后陈某5撤回了诉讼。
（三）2010年10月，原湖南世达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长陈ＸＸ不服长沙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将陈某4洪等人涉嫌职务侵占罪一案撤销，请求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进行立案监督。王汉青、尹某等人得知后找到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处负责审查的具体承办人，请求关照未果。为了维持长沙市公安局直属分局的撤案决定，让长沙市人民检察院不对该案进行立案监督，王某6、尹某、陈某4洪商量后，遂决定请潘民疏通长沙市人民检察院的关系。潘民同意帮忙。王某6、尹某、陈某6商量送给潘民15万元。
2010年12月17日，上诉人潘民出面邀请时任长沙市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一处处长的贺某1在长沙“天地轩”酒楼吃晚饭，并通知王某6、尹某一起参加。王某6、尹某到了包厢后，告知潘民提来的袋子里面有准备好的烟酒、费用及相关材料，潘民让尹某把袋子先放着。贺某1到达包厢后，潘民向贺某1汇报案情，请求贺某1在审查陈某5控告案时关照一下王某6等人，贺某1表示会根据证据材料尽力关照。饭局中，因认为王某6等人准备的疏通关系费用是送给自己全权处理，潘民另行将5000元现金装进信封准备送给贺某1。饭后，潘民准备送贺某1离开时，尹某将事先准备好的装有15万元现金和烟酒的袋子交给潘民，随后潘民单独送贺某1离开包厢，因误认为尹某递过来的袋子只有烟酒和相关材料，而现金应该还在包厢里，潘民遂将尹某拿过来的袋子都送给了贺某1。贺某1实际收到了上述15.5万元现金，之后用于生活开支和购车。
2011年，长沙市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处承办人审查陈某5控告王某6职务侵占案时，认为该案证据不足，认同长沙市公安局的撤案决定，贺某1表示同意。
（四）2011年3月，陈ＸＸ不服长沙市公安局直属分局撤案决定，向中共长沙市委台湾工作办公室投诉求助。王汉青、尹某等人为了维持长沙市公安局直属分局的撤案决定，避免受到影响，请上诉人潘民帮忙疏通中共长沙市委台湾工作办公室的关系，潘民接受了请托。之后潘民违反规定找长沙市委台湾工作办公室协调处处长杨某1，为世达公司尹某等人打听情况及说情。潘民向杨某1打听省、市台办的意见，并要求杨某1尽可能帮助世达公司，少给公安局施压，不要市公安局再次立案。杨某1接受请托后，将省、市台办的相关意见告诉了潘民，并且没多过问市公安局对陈某5案件不予立案的情况。2011年5月份的一天，潘民在自己家车库收受尹某代表王某6等人给予的5万元。
（五）长沙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将王某6等人涉嫌职务侵占罪一案撤销后，由于陈ＸＸ陆续向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中共湖南省委台湾工作办公室、中共长沙市委台湾工作办公室等单位控告，中共长沙市委台湾工作办公室将相关控告材料转交长沙市公安局进行复核。2011年5月，长沙市公安局将陈ＸＸ的申诉材料转交给长沙市公安局法制支队进行复核。上诉人潘民在长沙市公安局法制支队联系工作时，看到陈某5的申诉材料，便将陈某5申诉事宜告知尹某等人。王某6、尹某与陈某4洪商量后，决定请潘民帮忙疏通相关单位的关系处理陈某5的申诉，潘民接受请托。之后，潘民违反规定分别向法制支队副支队长周某5、审核大队大队长胡某1、经侦支队法制科副科长王某2打听申诉复核情况以及说情。2011年5月的一天晚上，潘民在长沙市财信大厦金水湾酒店收受尹某代表王某6等人给予的10万元。
（六）2011年8月，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二处对王某6进行了询问，因此王汉青确认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在对已被撤销的陈某4洪等人涉嫌职务侵占案进行调查，开展立案监督工作。为了维持长沙市公安局直属分局的撤案决定，让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不对该案进行立案监督，王某6与尹某、陈某4洪商量后，决定请潘民疏通湖南省人民检察院的关系，潘民接受了请托。后潘民找到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二处承办人说情，请求关照王某6、尹某等人。与此同时，为了感谢龚某为他们撰写文字材料，王某6、尹某在长沙市湘江世纪城附近潘民所开饭店内将20万元交到龚某手中，并告知了潘民，要潘民将因疏通关系而产生的费用到龚某手中实报实销，目的是从中给潘民一些钱。后潘民从中拿了9万元。
（七）2014年5、6月份，尹某得知湖南省公安厅在重新调查王某6、陈某4洪等人涉嫌职务侵占案的消息后，向上诉人潘民提出请其帮忙打听、核查相关情况的请托。潘民接受请托后，违反规定套用省公安厅有关人员的案管帐号和密码登陆省公安厅执法平台，查询到王某6等人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立案侦查的信息，并违反规定将该信息泄露给尹某等人。2014年6月的一天，潘民在长沙市通程大酒店茶室收受尹某代表王某6等人给予的3万元。
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王某6、尹某涉嫌犯职务侵占罪案件材料，证明2008年9月，陈ＸＸ以王汉青、尹某涉嫌职务侵占罪向长沙市公安局提出控告，长沙市公安局于2009年1月接受其控告，于2009年3月12日正式立案侦查，并采取搜查、冻结国有土地使用权、传唤等侦查措施，先后于2009年4月1日、8日传唤李某1、王某6。王汉青等人以湖南世达公司名义于2009年6月向长沙市公安局递交了《关于请求市局依法解除土地冻结以维护我公司合法权益的报告》，长沙市公安局法制处于2009年6月22日向经济侦查支队下了案件督办函，经济侦查支队于2009年7月3日给长沙市公安局法制处进行了回复；2009年8月6日，因王某6等人涉嫌职务侵占罪的证据不足，长沙市公安局将该案撤案。
2、龚某与湖南世达公司签订的常年法律顾问合同、委托代理合同、龚某办理该案的工作日志，证明龚某代理王某6、尹某案的情况。
3、长沙市台办处理陈某5投诉材料，证明2011年2月，陈某5向长沙市台办投诉求助；2011年4月，长沙市台办要求长沙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就陈某5所反映的资产被王某6等人侵占案件撤案进行书面回复。2011年5月，湖南省台办请求省领导亲自督办陈某5诉公司高管职务侵占案，得到了省领导的批复。2011年11月14日，长沙市委副书记谢建辉主持研究了陈某5案件；2011年12月26日，长沙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对该案进行了汇报。
4、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陈某5与王某6、尹某等人合同纠纷的材料，证明陈ＸＸ与美国世达公司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王某6、尹某、陈某4洪等人，之后又撤诉。
5、湖南省人民检察院调查笔录，刑事控告书、律师意见书、来访登记表、转办函、控告信访线索办理情况反馈表、关于陈某5控告案的答复，贺某1的户籍证明、干部履历表、公务员登记表、干部任免呈报表、任职通知、车辆交易合同书、机动车档案登记资料、机动车转移登记表、机动销售统一发票、立案决定书、拘留决定书、逮捕决定书、起诉意见书、起诉书、刑事判决书，证明2010年10月26日，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处接到陈某5的控告材料，陈ＸＸ要求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对王某6等人职务侵占案进行立案监督，2011年8月18日，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二处卢某、徐某2对王某6进行了调查谈话，长沙市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一处审查后于2011年8月向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二处进行了答复。期间，王汉青等人为了让检察机关能维持长沙市公安局直属分局的撤案决定，请潘民帮忙疏通关系，潘民接受请托，找相关人员说情。2016年5月24日，贺某1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十万元。
6、湖南省公安厅直属公安局《提请批准逮捕书》、批准逮捕决定书、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证明2014年7月15日，湖南省公安厅直属公安局对王某6等人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立案侦查，以及之后王某6、尹某等人因涉嫌职务侵占罪被批准逮捕、提起公诉的过程。
7、证人王某6、尹某、李某1、秦某、龙某、王某1、罗某1、胡某1、王某2、曾某1、卢某、杨某1、龚某、贺某1等人的证言，证明在长沙市公安局直属分局以陈某4洪等人涉嫌职务侵占罪立案侦查过程中，王某6、尹某、陈某4洪为谋取不被公安机关拘捕、让公安机关撤销案件、维持公安机关的撤案决定、在与陈某5的民事诉讼中胜诉、让检察机关不进行立案监督等不正当利益，先后给王某7、潘民行贿。王某7、潘民收受财物后，帮忙找相关人员打听案情、疏通关系，潘民还指导王某6等人通过龚某以写控告材料的方式向承办案件的经侦支队施压，以达到撤销案件的目的。王某6、尹某等人的行贿资金来源均是从公司支取。
8、同案犯王某7的供述与辩解及户籍证明、长公委[2010]6号中共长沙市公安局委员会文件、干部任免审批表、人民警察警衔变动审批表、年度考核登记表及全年出勤统计，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2016）湘0112刑初34号刑事判决书，证明王某7系国家工作人员，自2004年调入长沙市公安局刑侦二大队，2010年起担任刑侦支队二大队三中队指导员，负责中队政治思想工作，同时承办支队的案件。王某7为王某6、尹某撤案的事情找了潘民帮忙，潘民了解以后认为这个案子属于经济纠纷，承办案件的市局经侦支队目前的证据不充分，有撤案的可能性，决定和王某7一起接受请托，并帮忙和市局法制方面衔接。为此王某7分两次收受了王某6、尹某的贿赂款40万，并将其中15万元给了潘民，但没有告知潘民王某6他们送了40万元。
9、上诉人潘民的供述与辩解，证明2009年6月份，长沙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在立案侦查湖南世达公司的陈某4洪、王某6、尹某等人职务侵占一案过程中，王某7找到潘民，请潘民为王某6、尹某帮忙撤销案件，潘民了解案情后决定与王某7一起接受请托，并向相关人员打听案情及说情。同时，潘民向王某6、尹某推荐要律师龚某介入此事，让龚某以长沙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插手经济纠纷为由起草“控告”材料，寄送给湖南省公安厅、长沙市公安局相关领导，向长沙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施压以达到撤销案件的目的。经侦支队因证据不足将案件撤销后，陈某5不服，向多个部门申诉。为了应对陈某5的申诉控告，王某6等人不断请托潘民疏通关系、说情，先后对陈某5向台办、人大内司委的控告情况进行了解、疏通关系，谋取维持公安机关撤案的决定；确保他们在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与陈某5进行的民事诉讼能够胜诉；确保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对已经撤销的职务侵占案件不进行立案监督，维持公安机关撤案的决定；确保市公安局在复核该案时能维持之前的撤案决定；确保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对已经撤销的职务侵占案件不进行立案监督，维持公安机关撤案的决定；在省公安厅重新立案后打探案件情况。潘民接受王某6等人的请托，为此分多次收受共计77万元，通过找相关国家工作人员打听案情、说情、送钱等方式为王某6等人谋求上述不正当利益。
二、上诉人潘民伙同王某7利用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郭某1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郭某146万元。
2011年4、5月份，严某1因涉嫌抽逃出资罪被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立案侦查并网上追逃。同年10月左右，严某1的委托律师郭某1向市局刑侦支队干警王某7提出为严某1撤销网上追逃的请托，并承诺事成之后给予好处。ＸＸ接受请托后请潘民向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相关人员打招呼，撤销对严某1的网上追逃，并告知潘民郭某1会给二人好处费50万元，潘民接受请托。于是，王某7介绍潘民给郭某1认识，三人就案件情况进行了商议。之后，潘民利用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违反规定向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副局长周某2、经侦大队大队长周某1等人说情，提出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在严某1不到长沙投案的情形下撤销对严某1的网上追逃。2011年11月，因严某1一直未到长沙投案，经潘民从中联系，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同意先安排侦查人员去南京就此案取证，潘民安排王某7予以陪同。因严某1仍拒绝与办案人员见面，此次亦未对严某1撤销网上追逃。12月15日，因严某1在南京市雨花台公安局共青团路派出所投案，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再次安排干警来到该派出所，在对严某1进行讯问后撤销了对严某1的网上追逃，且未将严某1押回审理，在南京为其办理了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
2011年11月7日，郭某1通过网络转账给王某713万元前期活动费用；2011年12月下旬，在撤销了对严某1的网上追逃后，郭某1在长沙市华天大酒店附近给予王某733万元。2011年12月份的一天，王某7将上述46万元中的18万元在长沙市长岛路怡海大酒店附近交给潘民，并告知潘民资金的来源且自己也分了一部分，潘民予以收受。
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办理的严某1抽逃出资案材料，证明严某1涉嫌抽逃出资罪被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立案侦查、决定刑事拘留、网上追逃、撤销网上追逃、决定监视居住的过程及该案的情况。
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关于实行“破案追逃”新机制的通知》（公某字[1999]9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关于管理维护“全国在逃人员数据库”有关工作的通知》（公某字[2000]1302号）、《关于完善“破案追逃”新机制有关工作的通知（公刑[2002]351号）》及附件、《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关于实施日常“网上追逃”工作考核评比办法的通知（试行）》，证明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在南京为严某1撤销网上追逃并办理监视居住，而未将其押回的做法不符合公安部的相关规定。
3、华天大酒店出具的情况说明，网上银行电子回单，记账回执，支出凭单，北京世界律师事务所账户流水，农业银行账号明细查询及银行卡取款凭证，郭某1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郭某1于2011年下半年在长沙华天大酒店入住的情况以及其送出46万元的资金来源。
4、证人郭某1的证言，证明2011年下半年，郭某1代理了严某1抽逃出资一案，主要负责为严某1办理撤销网上追逃事宜。郭某1通过他人认识了王某7，并经王某7介绍，与潘民见了面，商议此事。郭某1先后分两次送给王某7共计46万元，一次是在2011年11月7日，通过北京世纪律师事务所的账号一共转账13万元给王某7；一次是在2011年12月21日，从农业银行账号中取款后，直接给了王某733万元现金。
5、证人周某1、刘某1、周某2、陈某1、李某2、黎某的证言，证明（1）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对严某1涉嫌抽逃出资罪立案、决定刑事拘留、上网追逃和最终撤销上网追逃的过程。（2）潘民向周某1、刘某1、周某2了解该案案情，提出严某1不构成犯罪的意见，及请求帮忙在严某1不来长沙投案的情况下撤销对其网上追逃。潘民还从中协调，安排王某7陪同周某1、刘某1去南京为该案取证，但严某1仍不愿露面。2011年12月15日，李某2、陈某1赶到南京为严某1办理了撤销网上追逃的手续后，严某1未随同公安干警返回长沙。（3）潘民、周某2、周某1等人都知道，根据公安部发布的相关规定，撤销网上追逃必须由网上追逃的发布机关来进行，即使网上追逃在全国其他地区公安部门投案，也会将逃犯接送回网上追逃发布机关所在地来取消网上追逃，潘民提出严超群不回长沙投案而撤销网上追逃是不符合规定的。
6、证人严某1、王某3、董某的证言，证明严某1因涉嫌抽逃出资罪被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立案侦查并网上追逃后，其通过董某的介绍，将撤销网上追逃的事情委托给了郭某1律师处理。之后，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的干警于2011年11月份到南京取证，并于12月15日来南京对严某1撤销网上追逃，办理了监视居住的相关法律手续。
7、同案犯王某7的供述与辩解，证明2011年下半年，王某7接受郭某1的请托，伙同潘民，利用两人的职务之便或职务形成的便利条件，违规查询案件信息、打听案情并说情，以达到为严某1撤销网上追逃的目的。王某7将郭某1承诺至少愿意出50万元作为疏通关系费用一事告知了潘民，并分别收受了郭某113万元、33万元共计46万元，将其中的18万元分给了潘民，但没有告知潘民其实际收受了46万元。
8、上诉人潘民的供述与辩解，证明王某7接受郭某1的请托后，请潘民一起帮忙并告知其郭某1承诺愿意出50万元到80万元费用。潘民违规在公安内部办案系统查询郭某1所代理的严某1抽逃出资案的案件信息，并通过严某1案的承办单位天心区经侦大队的办案人员打听案情，疏通严某1不到长沙来投案而实现撤销网上追逃一事。经潘民做工作，天心区经侦支队的干警周某1、刘某1在王某7的陪同下去南京取证。2015年12月，因严某1在南京投案，天心区经侦大队到南京帮严某1办理了撤销网上追逃。撤销网上追逃一事办成后的一天，王某7告知潘民郭某1只给了20多万元，并将其中的18万元给了潘民，潘民予以收受。
三、上诉人潘民利用职务便利，为袁某1谋取利益，收受袁某1的前妻朱某通过单某1给予的3万元。
2012年7月，市局刑侦支队一大队在办理袁某1等人非法获取公民信息一案的过程中，袁某1的前妻朱某先后通过唐某、单某1向上诉人潘民提出为袁某1办理取保候审的请托，潘民接受请托。2012年8月底的一天，潘民在办公室收受单某1给予的3万元。2012年9月6日，袁某1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2012年9月7日，潘民作为法制科负责人在《呈请对被告人袁某1、夏某、谭某凤取保候审的报告》的呈批表中签署拟同意的审核意见，当日，袁某1被长沙市公安局取保候审。
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呈请传唤报告书、刑拘报告、取保候审报告审批表、案件集体研究记录、起诉意见书、刑事判决书，证明袁某1、周某7等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案，潘民在袁某1取保候审的审批表中签署了“拟同意对袁某1等三人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并依法直诉”的审批意见。
2、证人唐某、朱某、袁某2、袁某1、易某1、单某1、史某、王某4、阳某的证言，证明潘民作为长沙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法制科长，其工作职责包括对刑侦支队在办案过程中变更强制措施进行审批。袁某1因涉嫌犯非法获取公民信息罪被刑事拘留后，其前妻朱某通过唐某找到单某1，由单某1向某3提出为袁某1办理取保候审的请托，并为此给予现金3万元，潘民予以收受，随后找承办人易某1说情，并在袁某1的取保候审审批中签字同意。之后，潘民在案件进入法院审理阶段后又到法院找到承办人阳某说情，希望判处袁某1缓刑。
3、上诉人潘民的供述与辩解，证明潘民作为刑侦支队的法制科科长具有审批变更强制措施的职权。袁某1、周光宇案系长沙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一大队办理的案件，2012年8月底，潘民接受请托后，收受了朱某通过单某1给予的现金3万元，并在袁某1、周某7取保候审的审批表中，作为法制科负责人签署了“拟同意对袁某1等三人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并依法直诉”的审批意见。
四、上诉人潘民利用职务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直接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贺某2宁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贺某2宁的妻子李某3通过单某1给予的5万元。
2014年3月份，市局刑侦支队一大队在办理贺某2宁伪造印章一案的过程中，贺某2宁的妻子李某3聘请了曾某2作为贺某2宁的辩护律师后，曾某2为李某3介绍了单某1。李某3通过单某1向某3提出为贺某2宁办理取保候审的请托，潘民接受请托，并先后向长沙市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处以及湖南省宁乡县人民检察院的相关人员打招呼。
2014年3月份的一天，上诉人潘民在芙蓉中路明城国际中心停车场收受李某3通过单某1给予的5万元。2014年3月27日，宁乡县人民检察院因证据不足对贺某2宁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2014年3月28日，潘民在贺某2宁案《呈请取保候审报告书》中签署拟同意的审核意见，当日，长沙市公安局决定对贺某2宁取保候审。
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呈请立案报告书、呈请拘留报告书、取保候审报告书审批表、提请批准逮捕书、不批准逮捕决定书、不批准逮捕案件补充侦查提纲、呈请取保候审报告书、取保候审决定书、释放通知书，证明贺某2宁伪造公司印章案从立案侦查被刑事拘留到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检察机关因证据不足对贺某2宁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的诉讼过程。2014年3月28日，潘民在贺某2宁案《呈请取保候审报告书》中签署“拟同意对被告人贺某2宁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的审核意见，当日，长沙市公安局决定对贺某2宁取保候审。
2、证人周某3、苏某1、易某2、单某1、李某3、曾某2、史某、王某4的证言，证明潘民作为长沙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法制科科长，其工作职责包括对刑侦支队在办案过程中变更强制措施进行审批。贺某2宁因涉嫌犯伪造印章罪被刑事拘留后，其妻子李某3和律师曾某2通过单某1向某3提出为贺某2宁办理取保候审的请托，并为此给予现金5万元，潘民予以收受。潘民为此找了苏某1、易某2说情，之后因检察院作出存疑不捕决定，公安机关为贺某2宁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潘民予以审核同意。
3、上诉人潘民的供述与辩解，证明2014年3月份，单某1为了给长沙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一大队侦办的一起伪造印章案的犯罪嫌疑人贺某2宁办理取保候审，向某3提出请托，并在明城国际大酒店停车场送了5万元给潘民。该案向宁乡县人民检察院报请逮捕过程中，潘民找宁乡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易某2和长沙市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一处处长苏某1说情。后该案嫌疑人贺某2宁因证据不足被检察院不批准逮捕，长沙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遂为其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潘民予以审核通过。
五、上诉人潘民利用职务便利，为孙某谋取利益，收受孙某的妻子陈某2通过喻某给予的3万元。
2014年3月，市局刑侦支队四大队办理了孙某、吴某敲诈勒索一案。因孙某于2014年3月27日被刑事拘留，孙某的妻子陈某2遂先后通过胡某2、喻某向上诉人潘民提出为孙某办理取保候审的请托，潘民接受请托。2014年4月份，潘民分两次收受陈某2通过喻某给予的现金共计3万元。2014年4月22日，潘民作为法制科负责人在该案《呈请取保候审报告书》中签署拟同意的审核意见，当日，孙某被长沙市公安局取保候审。
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喻某、胡某2、孙某、陈某2、刘某2、余某、史某、王某4的证言，证明潘民作为长沙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法制科科长，其工作职责包括对刑侦支队在办案过程中变更强制措施进行审批。孙某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被刑事拘留后，其妻子陈某2通过胡某2找到喻某，由单某1喻某向某3提出为孙某办理取保候审的请托，并为此给予现金3万元，潘民予以收受。因孙某符合取保候审条件，承办干警提出对孙某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潘民在取保候审审批表上签字同意。
2、呈请立案报告书、传唤报告书、刑事拘留审批表、取保候审审批表、侦查终结报告书、起诉意见书、判决书，证明孙某、吴某因犯敲诈勒索罪一案被立案侦查、刑事拘留、取保候审的诉讼过程。其中，潘民作为法制科负责人在取保候审呈批单中签署“拟同意对两人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的意见。
3、上诉人潘民的供述与辩解，证明2014年3、4月份，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四大队办理孙某、吴某敲诈勒索一案过程中，喻某找潘民请求帮忙对孙某取保候审，并分两次送给潘民共计3万元，潘民予以收受。之后，潘民向史某支队长请示，孙某顺利被取保候审。潘民将收受的3万元用于平时开支。
六、上诉人潘民利用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向某1、向某2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李某4通过单某2给予的10万元。
2014年11月份，长沙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办理了向某2、向某1等人开设赌场一案。在报请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过程中，向某1、向某2的亲属通过李某4找到单某2帮忙疏通关系，为二人办理取保候审，单某2遂向某3提出请托，同时表示为此事可以支付10万元费用，潘民接受请托。之后，潘民违反规定向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检察院有关人员打听情况并说情。潘民收受了李某4通过单某2给予的10万元。2014年11月4日，因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向杰、向荣被长沙市公安局变更强制措施为监视居住。
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李某4、单某2、郑某、陈某3的证言，证明为向荣、向杰在岳麓区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事，李某4通过单某2向某3提出请托并支付10万元给潘民，潘民予以收受。潘民为此事找郑某说情，经郑某审批对向某1、向某2不批准逮捕后，把这个结果告诉了潘民。之后，向某1、向某2被取保候审了。
2、起诉意见书、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拘留证、监视居住决定书、释放通知书、提请批准逮捕书、不批准逮捕决定书、审查逮捕意见书、审批表、不批准逮捕理由说明书，证明向某1、向某2等人因开设赌场被立案侦查、刑事拘留、提起批准逮捕、不批准逮捕、变更强制措施为监视居住的诉讼过程。
3、上诉人潘民的供述与辩解，证明2014年11月4日，单某2找到潘民，想要潘民疏通岳麓区人民检察院的关系，对一起开设赌场案中的两名被告人向某2、向某1不批准逮捕，并表示愿意支付10万元作为疏通关系的费用，潘民接受请托。随后，潘民向岳麓区人民检察院侦监科科长郑某打探情况，得知将对向某2、向某1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后，将该信息反馈给了单某2。当晚，单某2在汇富茶楼地下停车场送给潘民10万元，潘民予以收受。之后，为感谢郑某和陈某3帮忙，潘民试图送给郑某1万元，送给陈某31万元，但被两人拒绝。
七、上诉人潘民利用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肖某1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肖某1共计20万元，自己实得17万元，送给鲁某3万元。
2014年5月，因不想在本地投案并争取只作行政处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邹某、廖某、肖某1在彭某3（另案处理）的帮助下先后到长沙市工商局岳麓分局打传办投案。长沙市工商局岳麓分局打传办负责人熊某接受邹某、廖某投案，并收取罚款，等调查后再对其二人作出行政处罚，而肖某1因案情重大已涉嫌犯罪，未接受肖某1投案。肖某1请求彭某3找人帮忙，让自己和妹妹肖某3英、儿子钟某平能在工商投案并作行政处罚。之后彭某3带着肖某1找上诉人潘民，请潘民帮忙肖某1、肖红英、钟小平等三人在长沙市工商局岳麓分局投案并作行政处罚，潘民接受请托。经磋商，肖某1表示愿意支付20万元费用。之后肖某1给了彭某320万元，由彭某3于2014年6月的一天在长沙市广场文化用品商店的地下通道口送给潘民，潘民予以收受。之后潘民利用其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法制科科长的身份找到熊某了解情况并说情，熊某同意接受肖某1、肖某3英、钟某平三人投案。于是，肖某1在长沙市工商局岳麓分局投案并接受了行政处罚，肖红英因被崇义县公安局抓获而无法投案，钟小平因肖红英被抓便未去长沙市工商局岳麓分局投案。
潘民得知肖红英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江西省崇义县公安局刑事立案并被刑事拘留后，与熊某商量。熊某提出投案的肖某1、邹某、廖某不能作行政处罚了，而是要他们去公安机关投案，再把材料移交公安机关。潘民将该情况转告了彭某3。之后，肖某1、邹某、廖某等人在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投案。邹某、廖某、肖某1以及廖某下线方某，获悉可能因涉嫌刑事犯罪被刑事立案和刑事拘留，为争取能取保候审、判缓刑，遂要彭某3找潘民帮忙。潘民答应可以办取保、判缓刑并提出要一些费用。潘民表示肖某1之前投案出了20万元，这次就不要出钱了，其他人另外再凑40万元。之后邹某凑了15万元，廖某凑了15万元，方某凑了10万元，将共计40万元交给了彭某3。2014年7月的一天，潘民在长沙市天心区政府附近收受彭某3给予的40万元。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根据长沙市工商局岳麓分局移送的线索，对肖某1等人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一案立案侦查，并对邹某、廖某、肖某1刑事拘留后，提请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方某因怀孕由刑事拘留变更强制措施为监视居住。因检察院不批准逮捕邹某、廖某，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同意对邹某、廖某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肖某1被批准逮捕。肖某1被逮捕后，彭某3找到上诉人潘民帮忙，请求对肖某1取保候审。2014年10月的一天，潘民找到鲁某，希望鲁某帮忙将肖某1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鲁某表示同意。后经鲁某、周某5等人签字审批同意，肖某1被变更强制措施为监视居住。肖某1被决定监视居住后的一天，潘民在湖南省建工集团附近送给鲁某3万元。
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指定管辖决定书、立案决定书、拘留证、逮捕证，证明彭某3因犯行贿罪被立案侦查、逮捕。
2、肖某1、邹某、廖某、方某的工商行政处罚决定书、询问笔录，证明邹某、肖某1、廖某分别因组织、领导传销到长沙市工商局岳麓分局投案并被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麓分局行政处罚的过程。
3、肖某1、邹某、廖某、方某等人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案卷材料，证明（1）2014年6月7日，崇义县公安局决定对肖某3英等人组织、领导传销案立案侦查，并对肖某3英刑事拘留、批准逮捕的过程。（2）肖某1、邹某、廖某、方某等人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岳麓分局立案侦查、决定刑事拘留，以及先后被监视居住、取保候审的具体过程。对于肖某1的《呈请逮捕转监视居住报告书》，鲁某签署了同意意见，变更强制措施的理由为“因办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适宜”。
4、证人彭某3、肖某1、邹某、廖某、方某、熊某、蔡某、鲁某的证言，证明肖某1因案情重大已涉嫌犯罪，在长沙市岳麓区工商局打传办投案未果，于是找到彭某3帮忙，希望自己及妹妹肖某3英、儿子钟某平均能在长沙工商部门投案作行政处罚处理。彭某3遂向某3提出请托，并将肖某1支付的20万元疏通关系费用转交给潘民，潘民予以收受。之后潘民找到熊某说情，熊某表示同意接受肖某1、肖某3英、钟某平等三人投案作行政处罚，于是肖某1去了工商局投案。熊某等人调查后发现邹某、廖某、肖某1等人已涉嫌犯罪，便将该案移送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处理。邹某、廖某、肖某1、方某找到彭某3，请求找人帮忙在立案刑事拘留之后，能取保候审、判缓刑，彭某3遂向某3提出请托，潘民表示同意。之后，邹某凑了15万元、廖某凑了15万元、方某凑了10万元，共计将40万元','2018-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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