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阿勒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2017）新43刑终6号
原公诉机关福海县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常宪海，男，1963年11月27日出生，户籍地阿勒泰市。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2015年12月20日经福海县人民检察院决定由福海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6年1月6日经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人民检察院阿勒泰分院决定由福海县公安局执行逮捕。2016年3月6日因发现另有重要罪行，由福海县人民检察院院反渎局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现羁押于布尔津县看守所。
辩护人刘向阳，新疆振鑫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沙吾列*和巴塔依，女，1971年2月28日出生，户籍地阿勒泰市。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2015年12月24日经福海县人民检察院决定被取保候审，2016年11月21日经福海县人民法院决定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谢晶，新疆克兰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图亚*巴勒生，新疆克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高永生，男，1975年8月1日出生，户籍地新疆阿勒泰市。因涉嫌犯贪污罪，2016年8月11日经福海县人民检察院决定由福海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6年8月19日经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人民检察院阿勒泰分院决定由福海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布尔津县看守所。
辩护人杜海燕，新疆新北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胡江帆，新疆新北律师事务所律师。
福海县人民法院审理福海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常宪海、沙吾列*和巴塔依（以下简称沙吾列）犯滥用职权罪、贪污罪、高永生犯贪污罪一案，于2016年12月7日作出（2016）新4323刑初39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常宪海、沙吾列、高永生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人民检察院阿勒泰分院指派检察员葛江河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常宪海及其辩护人刘向阳、上诉人沙吾列及其辩护人谢晶、图亚*巴勒生、上诉人高永生及其辩护人杜海燕、胡江帆、翻译人员叶尔肯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1年7月至2015年，被告人常宪海担任阿勒泰市阿苇滩镇副镇长。被告人沙吾列任阿苇滩镇农经站站长。2012年初，常宪海为完成上级下达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投保任务，要求全镇各行政村必须完成分配任务，如完不成可用村集体收入垫付保费，并安排沙吾列负责投保任务的分配、垫付及与保险公司接洽等事务。之后14个村村委会在未告知农户情况下，将虚报的11548亩油料、小麦、玉米等农作物投保亩数，放在村委会主任、村委会委员或其他农户名下，并用村集体收入垫付自交保费26784.9元，后在被告人高永生协助下，通过虚假理赔方式取得理赔款并用于归还村集体收入；2013年以同样方式14个村虚报投保26416.5亩，村集体收入垫付90884.7元；2014年13个村虚报投保26280亩，村集体收入垫付16931.95元。阿苇滩镇三年虚报投保面积共64244.5亩，中央、自治区、市财政补贴资金共计1834452.18元已由财险阿勒泰分公司获取，财险阿勒泰分公司又通过虚假理赔的方式将村集体垫付的保费返还村集体。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后财险阿勒泰分公司主动上交300000元国家补贴资金。2014年因阿苇滩镇农业保险投保任务未完成，被告人常宪海便在原阿苇滩镇党委书记程某（另案处理）同意下，与任某联系并以王某（任某姐夫）名义在艾达尔塔勒村申报混播小麦种植面积1100亩，并从任某手中取得王某的邮政储蓄卡一直保管。2014年9月常宪海在明知王某的小麦未种植情况下，仍向阿苇滩镇财政所出具01lydyh01王某种植混播小麦情况属实01lydyh01的虚假证明,并逐级上报，2014年10月份152160元国家财政小麦综合补贴款和良种补贴款拨入王某卡内，此后一直由常宪海保管。2015年3月程明因工作原因安排常宪海从该卡中取出30000元用于支付宝石款，常宪海同时取出10000元用于村务支出。程某又于2015年4月安排常宪海将卡内留存45000元归还剩余宝石款，其余款项暂管。常宪海随即将剩余122534元（内含王某保险理赔款55125元）转入其新开的邮政储蓄卡内，并于2015年4月至5月陆续取款100000元用于给儿子购买住房。被告人常宪海在兼任萨斯克巴斯陶村村书记期间，在王某本人不知情下，于2014年5月以王某名义在萨斯克巴斯陶村虚假投保油葵1100亩，并用该村集体收入垫付保费4125元，后于2014年8月利用协助保险公司勘定核查灾情的便利，要求被告人高永生予以照顾，高永生核算出55125元并告知常宪海，获取同意后高永生制作虚假档案并上报，使55125元理赔款顺利通过并打入前述王某邮政储蓄卡内。常宪海将其中4125元返还村集体账，剩余51000元用于前述给儿子购买住房款项100000元内。被告人常宪海于2012年至2014年期间，以妻子郑某名义分别于2012年虚假投保小麦40亩，油葵60亩，并要求高永生予以照顾，高永生制作虚假档案并上报，使常宪海顺利骗取保险理赔款8640元；2013年虚假投保油葵100亩，通过高永生骗取保险理赔款25200元；2014年虚假投保小麦50亩，油葵40亩，通过高永生骗取保险理赔款14900元，常宪海于2015年1月从中取出10000元现金送给高永生作为01lydyh01好处费01lydyh01。案发后高永生主动上交此笔款项。综上，被告人常宪海利用职务便利共骗取国家小麦补贴款152160元，保险理赔款99740元，共计251900元，已扣押144615元。被告人高永生明知常宪海所报为虚假理赔，仍利用职务便利使常宪海顺利骗取保险理赔款99740元，构成共同犯罪。被告人沙吾列在协助阿苇滩镇办理农业保险期间，被告人高永生告知沙吾列可以家人名义多做理赔款作01lydyh01辛苦费01lydyh01。沙吾列遂于2013年以丈夫波某名义在该镇库布东村虚假投保油葵100亩，并通过高永生以虚假理赔方式骗取保险理赔款18000元，2014年又以波某名义虚假投保油葵100亩，通过高永生骗取保险理赔款4900元；2014年在担任克孜希力克村包村领导期间以村支部书记赛某名义虚假投保油葵4000亩，通过高永生骗取保险理赔款21750元用于归还个人贷款。案发后，沙吾列主动上交44650元。综上被告人沙吾列利用职务之便骗取保险理赔款共计44650元，被告人高永生明知沙吾列为虚假投保，仍利用职务便利为其进行理赔，两人构成共同犯罪。被告人高永生利用职务便利，2011年以岳母张某名义虚报投保亩数、制作虚假理赔档案等方式骗取小麦理赔款3780元、以妻妹朱某名义骗取4725元；2012年用同样手段以妹夫郭某名义骗取小麦理赔款5670元，以张某名义骗取小麦理赔款3780元、以朱某名义骗取葵花理赔款8100元；2013年以张某甲名义分别骗取小麦理赔款9450元、15750元、以郭某名义骗取9450元、以张某名义骗取9450元，以张某名义骗取葵花理赔款18000元、以郭某名义骗取18000元、以朱某名义骗取16000元、以张某名义骗取18000元；2014年以张某名义骗取小麦理赔款7500元、以郭某名义骗取7500元、以张某名义骗取7500元，以张某名义骗取玉米理赔款7000元，以张红霞名义两次骗取葵花理赔款12250元；2015年以张某名义骗取小麦理赔款12250元、以郭某名义骗取12250元、以张某甲名义骗取12250元，以郭某名义骗取葵花理赔款9800元、以张某甲名义骗取7350元。以上共计骗取国家理赔款235805元，其中228957元高永生私自支付给165位受灾农户，剩余款项用于个人支出。案发后，高永生及家人主动上交23455元。
原审经法庭调查认定的证据有，1、常住人口信息、户籍证明、结婚证复印件；2、常宪海考察材料、干部任免审批表、阿勒泰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正式候选人名册、阿苇滩镇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名册、阿苇滩镇委员会阿镇党发［2012］23号文件、阿镇党发［2014］34号、54号文件、阿镇党发［2015］13号文件、九四年大、中专毕业生安置工作通知单、阿勒泰地区事业单位首次岗位聘用人员登记表、干部履历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阿勒泰地区分公司阿人保财险发［2011］12号文件、会议纪要；3、证明各一份、农业保险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管理暂行办法、阿勒泰地区行政公署阿行办发［2009］9号文件、［2010］11号文件、阿行办发［2012］35号关于印发地区政策性农业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地区行署办公室关于做好2013年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的通知、转发财险公司关于地方政策性设施农业保险承保方案的通知、2013年阿勒泰地区政策性农业保险实施办法、阿苇滩镇2016年1月12日出具证明、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阿勒泰市财政局出具的关于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中央补贴部分资金的说明、人保财险阿勒泰分公司出具的关于无法退出政策性农业保险费中央补贴资金的说明、阿苇滩镇各村农业保险垫付统计表、2014年度阿勒泰市政策性种植业（葵花）保险理赔分户清单、2013年度（玉米）保险理赔分户清单、（油料）分户清单、保险公司种植业保险投保单、2012、2013年阿苇滩镇各村投保分户明细表、政策性种植业保险财政补贴申报函，2013年6月4日、2014年7月7日、2012年中央和自治区财政合计共补贴2027658.84元、2013年中央应补贴3023514.4元、自治区财政厅应补贴1889696.61元、地级财政应补贴377939.41元、2014年中央3858832元、自治区2411770.15元、地级财政482354.15元及汇总表、2014年度种植业市财政补贴、2013年度市财政种植业补贴、2012年度市财政种植业补贴、阿苇滩各村2012-2014年垫付农业保险情况统计表、阿苇滩镇农业保险名单、村务民主管理议事卡、农经站报账单、保险公司种植业保险分户凭证、乡镇会计核算村级资金使用报账审核单及记账凭证、阿勒泰市2014年农作物播种面积统计表、收款收据、现金缴款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记账凭证、保险公司农业保险赔款、费用计算书、保险灾害确认函、保险理赔分户清单及照片、营业执照、人保财险阿勒泰营业部班子成员调整分工、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管理暂行规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对违法违规责任人处理的暂行规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劳动纪律管理暂行规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用工管理暂行规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案件责任追究暂行办法、2015年工资支付暂行规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公司转授权书、被告人高永生工资明细；4、证人加某、木某、跌某、加某甲、哈某、赛某甲、赛某乙、海某、穆某、海某某、叶某、胡某、木某某、阿某、哈某某、阿某某、叶某某、王某甲、张某乙、吴某、刘某、普某、于某、董某、赛某丙、曾勇、巴某、赛某丁、袁某、托某、胡某、程某、任某、王某、张某、古某、董某甲、刘某甲、王某甲、宫某、王某乙、陈某、古某甲、郑某、常某、波某、张某甲、李某、朱某、郭某的证言；5、阿苇滩镇2014年度小麦补贴汇总表、阿苇滩镇艾达尔塔勒村2014年度小麦补贴发放表、证明、明细表、账户明细、中国储蓄银行取款凭单、个人账户申请书、交易明细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卡号为×××的绿卡通、王某所提供字条、草场转让协议、王某草场承包费明细、记账凭证、农村信用社进账单、自治区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资金报账审核单、新疆农村信用社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北阿铁路土地赔偿费、委托书、北阿铁路线工程建设项目地类调查表、北阿铁路建设项目重用补偿协议书、2012年、2013年阿苇滩镇阿苇滩村小麦、油料投保分户明细表、2014年阿苇滩镇墩克尔曼村小麦投保分户明细表、萨斯克巴斯陶村葵花投保分户明细表、现金缴款单、农业保险单及相关理赔材料、2011年阿苇滩镇阿苇滩村油料、小麦投保分户明细表、阿勒泰市2012-2014年阿苇滩村农作物播种面积统计表、账户流水账、供销协议、任某出具的内容为01lydyh01收到萨斯克巴斯陶村的购水泥预制板预付款5万元01lydyh01的收条、萨斯克巴斯陶村2014、2015年财务公开及相关付款凭证、机动车信息、私房产权信息、工商银行卡查询清单、土地承包证发放登记表、农作物播种面积统计表、收款收据；6、被告人常宪海、高永生、沙吾列的供述等证据。
原审认为，被告人常宪海、沙吾列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工作中滥用职权，常宪海作为主管农业保险的负责领导，不能正确履行自身职责，随意为其所管辖的行政村安排保险任务并明确指示其下属沙吾列用村集体资金垫付保费，沙吾列作为该行为的具体操作者，不能正确分辨是非，二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达1834452.18元，情节特别严重，二被告人构成滥用职权罪。被告人常宪海利用其职务便利骗取国家小麦补贴款、保险理赔款共计251900元，数额巨大。被告人沙吾列利用职务便利共骗取保险理赔款44650元，数额较大。二被告人构成贪污罪。被告人高永生身份属国家工作人员，其利用职务便利为被告人常宪海、沙吾列共骗取保险理赔款144390元，被告人高永生分别与常宪海、沙吾列构成贪污罪共犯，高永生以亲戚名义骗取保险理赔款235805元，共计380195元，数额巨大。被告人高永生构成贪污罪。被告人常宪海、沙吾列在其滥用职权行为中有坦白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滥用职权行为造成损失已追回30万元，其滥用职权行为目的是完成保险任务，主观恶性不深，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沙吾列作为常宪海的下级，受常宪海领导和安排，对此量刑时酌情予以考虑。被告人常宪海犯贪污的51000元理赔款后用于村防渗渠建设，且多次被评为先进，主观恶性不深，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沙吾列贪污罪因有坦白情节，依法可从轻处罚，且案发后赃款已全部上缴，主观恶性不深，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高永生贪污罪有坦白情节，依法可从轻处罚，其共同犯罪赃款均由另外两被告人实际占有，个人犯罪部分赃款大部分理赔给受灾农户，个人骗取小部分赃款已上缴，量刑时可酌情从轻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实行数罪并罚，合并执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九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第二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严格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常宪海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被告人常宪海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200000元；实行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200000元。二、被告人高永生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200000元。三、被告人沙吾列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被告人沙吾列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100000元；实行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零两个月，并处罚金100000元。四、继续追缴被告人常宪海贪污所得剩余赃款97285元（251900元-144615元-10000元），上缴国库；继续追缴被告人高永生贪污所得保险理赔款212350元（235805元-23455元），上缴国库。
上诉人常宪海及辩护人上诉提出，一、用村集体经费垫付保费都是经镇里开党政联席会同意决定的，14个村村委会在未告知农户情况下，虚报的投保亩数与上诉人没有关系，原审认定上诉人常宪海滥用职权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二、原审对任某的小麦补贴款152160元认定为贪污，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上诉人在2014年12月左右知道任某的小麦补贴款发放后，及时向镇领导程某作了汇报并告诉程某任某没有种植小麦，小麦补贴款不应该给任某，程某明确告诉上诉人这笔钱不能给任某。程某安排镇财政所所长张某丙将任建辉的未种植的小麦补贴款退回，市财政局说不能退。程某与任某协商，将其应发放的铁路补偿款258300元用小麦补贴款顶，任某也同意。后程某安排常宪海、张某丙将铁路补偿款106140元让任某从镇财政所领取，让任建辉打了收到铁路补偿款258300元的条子。上诉人按照程某的安排，用小麦补贴款顶了任某的铁路补偿款后，剩余的卡上的钱给了任某，在给任某剩余铁路补偿款时，常宪海说要用点钱，向任某借用10万元，任某也明确表示同意。用任某的小麦补贴款顶了任某的铁路补偿款后，152160元小麦补贴款现在仍然在镇财政所账上，没有在上诉人手中，该事实，由财政所张某丙的证言中可以证明。因此，上诉人在主观上没有直接非法占有该小麦补贴款的故意。
三、原审中，证人杨某的证言中可以证明，2012年、2013年因杨某属兵团人，不能在阿苇滩镇进行农业保险，常宪海为了完成农业保险任务，经杨某同意，用常宪海妻子的名义进行了农业保险投保，两年的投保亩数均为100亩。2012年、2013年杨某种植的农作物均受到了灾害，常宪海拿到该二笔保险理赔后将该钱给了杨某。在2012年、2013年以郑某名义投保的杨某的地，是真实发生了农业保险事故，保险公司的理赔也是真实的，不存在虚假理赔。
四、对保险理赔款51000元、14900元应认定上诉人有自首情节。检察机关于2015年10月12日立案，上诉人涉嫌的罪名是滥用职权罪，这时并未有贪污的犯罪嫌疑，是常宪海在涉嫌滥用职权罪的讯问中将该贪污的事实向侦查机关进行了供述，后侦查机关才追加了涉嫌贪污的罪名，故应对该贪污的事实以自首论。
上诉人沙吾列及辩护人上诉提出，一、上诉人沙吾列在滥用职权罪中仅为辅助、次要作用，应当被认定为从犯。理由：1、上诉人为阿苇滩镇农经站站长，是常宪海副镇长提议上诉人协助2012至2015年的农业保险工作。上诉人是被动接受领导安排参与保险工作的，其职责也仅仅是协助、配合，执行领导的决策而已。2、上诉人是按照常宪海的错误指示用村集体收入垫付保费以及虚报投保亩数，导致保险公司违法获得了财政补贴款，致使国家遭受到了重大的经济损失，但从公诉机关出示的14各村领导的证人证言以及部分镇领导的证言证实，用村集体收入垫付保费是常宪海副镇长在开大会的时候给村上安排的，并且通过证人证言以及村集体收入支出凭证能够证实，在本案中用村集体收入垫付保费的程序是完全按照村级财政程序办理的，每一笔的支出都有相关领导的审批和签字，最后才是农经站，此时上诉人作为农经站站长签字的行为仅仅是程序上的执行，上诉人既不是垫付行为的提议者，也不是决策者，更没有起到与主管领导同等的作用。3、在每年年初的动员大会上，是常宪海安排上诉人把各村的应投保亩数制成表格交给常宪海，常宪海审查同意之后让上诉人复印，再由常宪海在党政联席会上交给每位包村领导，此时上诉人按照常宪海的指示制成的应投保亩数，是按照每个村实际耕地亩数确定的，应投保亩数应当是真实客观的。而虚报投保亩数是在14个村委会在具体投保时，在未告知农户的情况下虚报了投保亩数，在村委会这个阶段，报多少亩数以及登记在谁名下，并不是上诉人具体操作的。
二、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沙吾列在贪污罪中不构成自首，违反法律规定。刑法总则六十七条规定：01lydyh01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01lydyh01本案中，上诉人因涉嫌滥用职权罪被检察机关传讯后在，在贪污罪尚未立案的情况下，主动交代了检察机关尚未掌握的其贪污的犯罪事实，其行为应属自首。
三、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沙吾列构成贪污罪，上诉人没有异议，但在贪污罪中，上诉人应当被认定为从犯。理由：依据侦查卷宗中第七卷高永生2016年3月9日11时的第2次询问笔录证实，是高永生提出沙吾列收保险费辛苦，在理赔时给予照顾，常宪海也给高永生打过此类招呼，能够证实贪污罪犯意的提起不是上诉人沙吾列，故上诉人在贪污罪中应当被认定为从犯。
上诉人高永生及辩护人上诉提出，一、原审判决对上诉人高永生量刑明显过重。1、上诉人高永生无论是共同犯罪还是自行涉嫌贪污的犯罪数额，绝大部分的贪污款项，均不是为了其自行占有使用。本案中，上诉人高永生贪污部分涉案金额是235805元，其中有228957.5元违规赔偿给了165户农户，上诉人实际获得赃款23455元，占涉案总金额的9%。之所以有91%的费用都赔给了农户，也是因为保险公司的理赔定损人员存在工作失误的原因，造成无法按照保险公司的理赔流程给农户进行理赔，上诉人由于法律意识淡薄，采取了自认为只是违规的行为进行了赔偿，如果当时知道这种行为是触犯法律，上诉人也不会以这种方式给农户赔偿。这一点也能反映，上诉人主观恶性较小。而在共同犯罪144390元的指控中，所有非法所得均是由另外二上诉人实际占有，只有常宪海事后给了上诉人10000元所谓的好处费。2、原审认定上诉人全部贪污罪犯罪的数额是380195元，上诉人已经退赔了全部所得23455元，其他犯罪所得上诉人并未实际占有，符合依法酌定从轻情节，在量刑时原审法院并未考虑该情节。
二、上诉人高永生在本案中应当认定为自首。侦查机关对上诉人高永生从2015年12月19日至2016年5月4日先后进行了7次询问，并制作多份询问笔录，所有的笔录均可以证实上诉人一直如实供述贪污的犯罪事实。在2015年10月12日，检察机关对常宪海立案，上诉人高永生在配合调查时，侦查机关并未掌握其涉嫌贪污的事实，福海县检察院于2016年8月10日对常宪海、沙吾列及上诉人高永生贪污罪的补充立案决定之前上诉人既不是嫌疑人，也未被立案调查，也未采取强制措施，能够积极供述自己涉嫌贪污的犯罪事实，符合认定自首的条件。
三、上诉人就一个罪名，贪污实际占有数额只有23455元，但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反而比起诉书指控的其他二上诉人更重，这未能体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人民检察院阿勒泰分院认为，本案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但原审判决存在瑕疵。1、原审判决第四项未对侦查机关已经追回上诉人的赃款予以判决上缴国库；2、原审判决应当对侦查机关已经追回的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30万元予以判决上缴国库，并对未追回经济损失的继续追缴。建议二审法院依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25条第1款第1项之规定，对本案驳回上诉，维持对上诉人的定罪量刑判决，对判决中第四项予以纠正。
经审理查明，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对原审查明的事实和证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常宪海、沙吾列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为完成农业保险任务，在工作中滥用职权，虚报农业保险项目，常宪海为其所管辖的行政村安排保险任务并明确指示其下属沙吾列用村集体资金垫付保费，由沙吾列具体操作，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1834452.18元，情节特别严重，二上诉人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的规定，构成滥用职权罪；上诉人常宪海利用其职务便利骗取国家小麦补贴款、保险理赔款共计251900元，数额巨大。上诉人沙吾列利用职务便利共骗取保险理赔款44650元，数额较大。二上诉人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的规定，构成贪污罪，应依法惩处，数罪并罚；上诉人高永生身份属国家工作人员，其利用职务便利为上诉人常宪海、沙吾列共骗取保险理赔款144390元，上诉人高永生分别与常宪海、沙吾列构成贪污罪共犯。上诉人高永生以亲戚名义骗取保险理赔款235805元，共计380195元，数额巨大，上诉人高永生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的规定，构成贪污罪，应依法惩处。
关于上诉人常宪海及辩护人提出用村集体经费垫付保费都是经镇里开党政联席会同意决定的，是14个村的村委会在未告知农户情况下虚报的投保亩数，与上诉人常宪海没有关系，上诉人常宪海不构成滥用职权罪的辩解和辩护意见，经查，对于用村集体经费垫付保费是否经镇党政联席会同意决定，侦查机关对镇党委成员进行了调查，镇党委成员均证实党政联席会议从未讨论过用村集体资金垫付保费的事宜，案件中也没有相关的会议记录和记载等证据予以证实。上诉人常宪海作为主管农业保险的副镇长，为了完成农业保险任务的考核要求，无视农业保险自愿投保相关规定，不遵循法定程序开展工作，明知会给国家造成损失，主动与保险公司人员协商私自进行操作，亲自安排和积极推动各行政村用村集体收入垫付保费，虚假理赔后将理赔款用于归还村集体保费，上述行为均有常宪海决策，给国家造成严重经济损失，在滥用职权犯罪中常宪海是主要责任人。对上诉人常宪海及辩护人的上述辩解和辩护意见，不予采信。
关于上诉人常宪海及辩护人提出常宪海只是借任某的10万元，原审认定常宪海贪污小麦补贴款152160元，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辩解和辩护意见，经查，上诉人常宪海明知王某没有混播小麦，仍然向镇财政所出具虚假证明，使该补贴款顺利下拨，且任某的银行卡也在上诉人常宪海的控制之中。2014年12月王某手机收到有款到账的短信后，任某询问常宪海该笔款项时，常宪海称和其没关系，也未告诉是小麦补贴款。常宪海将钱款取出后没有及时入到镇财政所，而是将钱款置于自己和程某控制下并进行支取使用。证人张某丙证实2014年多领9万多元小麦补贴款给市财政局汇报过，对于152160元补贴款是在2015年6月才知道，而市财政局局长王某和农业局局长宫某均证实常宪海和程某没有汇报过152160元补贴款的情况。上诉人常宪海称在给任某剩余补偿款时说要借用10万元钱，但任某证实没有借钱给常宪海，而是证实2015年常宪海让任某只领12万元，剩余13万元由常宪海个人给任某，上诉人常宪海关于向任某借款的辩解没有证据证实。上诉人主观上对该款项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该笔款已经脱离了镇政府控制，实际已经掌握在上诉人手中，贪污犯罪已经构成。对上诉人常宪海及辩护人的上述辩解和辩护意见，不予采信。
关于上诉人常宪海及辩护人提出2012年8640元、2013年25200元的保险理赔款是杨某以郑某名义投保，理赔款已给杨某，不存在虚假理赔，上述两笔款项常宪海不构成贪污的辩解和辩护意见，经查，上诉人常宪海在侦查阶段供述，01lydyh012011年开始我就把自家的地对外承包出去了，截止2015年家里就没有种植过农作物。2012年高永生对我说：让我以我妻子郑某名义投保，到时他给我做些理赔，做辛苦费。所以2012年至2014年我都以我妻子郑某的名义虚报亩数进行了投保，高永生给做的假理赔。2012年理赔了8640元，2013年理赔了25200元，2014年理赔了14900元，其中10000元我给了高永生。郑某不知道她名下理赔款的事01lydyh01。阿勒泰市2012、2013、2014年阿苇滩村农作物播种面积统计表证实2012年郑某名下有10亩玉米，2013年、2014年郑某名下无播种农作物。上诉人常宪海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中未提到杨某以郑某名义投保情况，从杨某的证言可以证实杨某是农十师181团人，在军分区农场承包了100亩地，按规定其不能在阿苇滩镇投保。证人杨某是否以郑秀丽的名字投保，投保的费用如何交纳，理赔款是否交给杨某，只有杨某的证言，没有其他的相关书面证据证明。对上诉人及辩护人的上述辩解和辩护意见，不予采信。
关于辩护人提出上诉人常宪海贪污51000元、14900元保险赔款有自首情节的辩护意见，经查，上诉人常宪海在2015年12月19日供述称，01lydyh012014年5月以王某名义参加农业保险，后面出险理赔后用5万元买了预制板给村里用01lydyh01。在2016年1月7日供述称，01lydyh01针对滥用职权我没有什么要说的，其他事情我考虑一下01lydyh01。而高永生在2015年12月19日的供述中证明王某是虚假理赔，因此常宪海对于51000元并不是在查处滥用职权犯罪事实时主动交代的，在侦查机关询问时也未如实供述，常宪海的行为不能认定为自首。对于郑某虚假理赔14900元也是在贪污事实立案后在2016年3月24日供述中承认，而2016年3月9日高永生的询问笔录中已证实郑某名下的虚假理赔。常宪海于2015年12月20日被拘留，2016年1月6日被逮捕，在侦查机关已经掌握其贪污事实后，才逐步交代犯罪事实，其行为不符合自首的规定。对辩护人的上述辩护意见，不予采信。
关于上诉人沙吾列的辩护人提出在滥用职权罪中，沙吾列仅为辅助、次要作用，应当认定其为从犯的辩护意见，经查，上诉人常宪海作为主管农业保险的副镇长，亲自安排和积极推动各行政村用村集体收入垫付农业保险，沙吾列作为镇农经站站长，具体操作，二人的共同作用才导致犯罪结果的发生，并给国家造成严重经济损失，在共同犯罪中，二人的犯罪地位和作用相当。对辩护人的上述辩护意见，不予采信。
关于上诉人沙吾列的辩护人提出沙吾列在贪污犯罪中构成自首的辩护意见，经查，从2012年阿苇滩镇库布东村政策性农业保险名单证实，沙吾列的丈夫波某投保的农作物是100亩，而波某实际种植的是80亩。侦查机关于2016年1月19日对上诉人沙吾列进行了讯问，讯问的内容是针对波某的农业保险问题，仍然是对滥用职权行为的调查，沙吾列如实供述了实际种植的亩数，并交代了高永生多给其保险费的事实，该事实是司法机关没有掌握的贪污事实，沙吾列的行为符合自首的法律规定。对辩护人的上述辩护意见，予以采信。
关于上诉人沙吾列的辩护人提出在贪污犯罪中沙吾列应认定为从犯的辩护意见，经查，虽然沙吾列的贪污是由高永生提出的，但沙吾列作为一名国家干部，没有坚守住自己的信念和清正廉洁的相关规定，在贪欲的驱使下同意了高永生的提议，并利用职务便利将虚假亩数上报，通过高永生的帮助顺利骗取保险理赔款归自己使用。且贪污的赃款全部由沙吾列使用，因此在贪污犯罪中沙吾列不应认定为从犯。对辩护人的上述辩护意见，不予采信。
关于上诉人高永生的辩护人提出原审对高永生量刑过重的辩护意见，经查，上诉人高永生利用职务便利，以其亲属的名义虚假理赔贪污235805元，为常宪海、沙吾列共骗取保险理赔款144390元，其分别与常宪海、沙吾列构成贪污罪共犯，贪污款项共计380195元。虽然高永生将贪污款中的228957.5元赔给165位农户，但国家财产具有不可侵犯性，只有按规定才能依法取得和占有。由于高永生工作上的失误，使受灾农民无法得到理赔，高永生不向上级领导汇报，不愿承担工作失职的责任，私自用贪污款进行赔偿，赃款的去向不影响高永生的犯罪构成。上诉人高永生贪污38万余元，原审法院量刑时充分考虑了高永生具有坦白、赃款理赔给受灾农户等事实和情节，已对高永生从轻处罚。对辩护人的上述辩护意见，不予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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