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09民终45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侯英红，宁阳某公司职工。
委托代理人高居防，宁阳民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温洪杰，宁阳县某局退休职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烨，香港某报记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秀恋，居民。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福祥，山东某公司退休干部。
以上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李小乐，北京博迪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宁阳县乐酷体育娱乐咨询服务中心（下称乐酷服务中心），住所地宁阳县城东街路南。
经营者张明。
委托代理人杨东贞，山东卓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翟光锋，山东卓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张明，乐酷服务中心经营者。
原审被告王业利，宁阳县某局职工。
委托代理人朱新峰，山东一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侯英红因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宁阳县人民法院（2015）宁民初字第14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死者朱某系原告高秀恋、朱福祥之子，原告温洪杰之夫，原告朱烨之父。死者朱某与被告王业利原系同事关系，与被告侯英红系朋友关系。2015年3月18日中午，桑勇、朱运涛与被告王业利三人共同参加一朋友的开业典礼并共同吃饭饮酒，下午15时许，三人吃饭饮酒完毕准备返回时，被告王业利、桑勇提议晚上一块聚聚，后被告王业利与朱某取得电话联系，商定晚上到“滕州菜馆”吃饭，之后桑勇与朱运涛先去了“滕州菜馆”，被告王业利返回家中休息。同日晚18时许，被告王业利开车在宁阳万达中心商场拐角处接上朱某后直接赶往“滕州菜馆”。王业利与朱某到达时，已有桑勇、朱运涛、马晓军、闫海峰、胡再利五人在场，后七人开始吃饭饮酒至晚21时许。期间，七人共喝了黑土地白酒两坛（每坛一斤八两）、啤酒多半箱，七人均饮酒，朱某喝了两杯白酒，未喝啤酒。此次吃饭饮酒由桑勇结账。饮酒快结束时，被告侯英红给被告王业利打电话，邀请王业利去唱歌，后王业利征求了朱某、桑勇二人的意见，其二人亦表示同意去唱歌。饮酒结束后，王业利开车载着朱某、桑勇、朱运涛离开“滕州菜馆”，王业利将朱运涛送回家后载着朱某、桑勇来到乐酷服务中心。朱某下车时将外套脱在了王业利的车内。21时03分许，朱某、王业利、桑勇三人乘坐电梯到达乐酷服务中心五楼吧台，乐酷服务中心的监控录像显示朱某在走廊内行走左右摇晃、步伐不稳，且桑勇对其有搀扶的动作。十几分钟后钱学军夫妻二人、刘芳及被告侯英红到达，由侯英红安排好包间并购买啤酒和吃的东西，之后朱某以桑勇与其他人不认识为由让桑勇离开。后六人在包间内唱歌，期间，六人均饮啤酒，共喝了约二十瓶小瓶青岛啤酒。22时22分许，朱某给侯英红说他先走了之后便离开包间，朱某出来包间在走廊内行走时身体左右摇晃、步伐不稳，还有一个身体蹭到走廊墙壁后身体倚靠墙壁休息的动作。22时24分许，朱某乘坐电梯到达乐酷服务中心六楼，离开电梯间之后，朱某在电梯门西侧面部朝上摔倒在地。乐酷服务中心超市工作人员李文玉发现有人乘坐电梯上了六楼，后李文玉通知乐酷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王畅去查看一下情况。王畅上了六楼之后发现有人（朱某）摔倒在地，王畅因未能喊醒朱某，便通知乐酷服务中心的张云良、殷立民前去帮忙，22时40分许，王畅、张云良、殷立民等四人将朱某拖拽至电梯间，22时43分许，乐酷工作人员将朱某抬出电梯间，放置于乐酷服务中心一楼大厅靠北墙的沙发上，后乐酷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便离开了。23时06分许，与朱某同来唱歌的其余五人离开乐酷服务中心。次日15时许，乐酷服务中心报警处理，后宁阳县公安局文庙派出所南关警务区出警处理，并拨打120将朱某送往宁阳县第一人民医院抢救治疗。经宁阳县第一人民医院行颅脑CT检查为“原发性脑干损伤，局灶性大脑挫裂伤，硬膜下血肿”。3月19日17时23分朱某被送到泰安市中心医院入院治疗，入院诊断为：1、原发性脑干损伤；2、局灶性大脑挫裂伤；3、创伤性硬膜下血肿；4、高血压。3月22日0时10分，朱某经抢救无效死亡，其住院病案记载的死亡原因为：颅脑损伤致脑干功能衰竭，呼吸循环衰竭而致呼吸停止，血压下降，心脏停搏，死亡诊断为：1、原发性脑干损伤；2、局灶性大脑挫裂伤；3、创伤性硬膜下血肿；4、高血压；5、脑梗死；6、脑干梗死。后宁阳县公安局作出了排除他人殴打致朱某死亡的结论。自朱某被放置于乐酷服务中心一楼大厅的沙发上至被送往医院治疗，乐酷服务中心并未采取有效措施联系朱某的家属或亲戚朋友，被告王业利、侯英红亦未与朱某联系。
庭审中，经原审法院释明，原告明确表示不申请追加其他共同吃饭饮酒者及唱歌者为被告，只要求本案四被告承担责任。原告主张从乐酷服务中心的监控视频来看，朱某在到达以及准备离开乐酷服务中心时其行为举止就已经表明其处于醉酒状态，被告王业利、侯英红分别作为宴请、唱歌活动的组织者，应当对参加活动的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同时，两人发现朱某醉酒后应有注意和照料的义务，这是基于两人的先行行为引发的后继义务。乐酷服务中心作为经营场所，负有安全保障义务，该中心在发现朱某摔倒之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延误救治时机，性质更为恶劣，应承担更大的过错责任。被告王业利对此不予认可，主张其并非宴请活动的组织者，而是由桑勇请客吃饭，是桑勇安排王业利打电话邀请朱某到场，且王业利没有对朱某实施劝酒、灌酒或者其他强制饮酒行为，因此，王业利也没有照顾朱某的义务，另外，其他共同饮酒人应当分担相应责任，原告放弃追加被告等于放弃要求其他人应当承担的份额，因此，亦应减少王业利与侯英红应当承担的责任。被告侯英红亦对原告的主张不予认可，主张其虽为唱歌活动的组织者，但并未邀请朱某去唱歌，对原告方的请求，侯英红既无法律上的义务，也无道义上的义务。
另查明，朱某于1959年12月19日出生，生前系宁阳县残疾人联合会干部。朱某兄弟姐妹4人，其父朱福祥系山东电力管道工程公司退休职工，原告要求被告按照二人（朱福祥、高秀恋）的标准支付被扶养人生活费45807.50元（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8323元/年5年÷4人2人），被告王业利、侯英红均对此提出异议，主张朱福祥系退休人员，有固定收入，因此，不能享受该项费用，对高秀恋的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标准无异议。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584440元（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29222元/年20年）、丧葬费25119元（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50238元/年÷12个月/年6个月），被告王业利、侯英红对该两项费用的计算方式无异议。另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殡葬支出费用9000元（宁阳县殡仪馆出具的殡葬收费通用票据一张605元，宁阳县殡仪馆出具的机打发票三张8395元）、办理殡葬必要支出3870元（宁阳县金鑫服务有限公司景秀商务宾馆发票，含住宿费740元、餐费3130元）、护理费360元（120元/天3天）、住院伙食补助费300元（100元/天3天）、精神抚慰金100000元，被告王业利、侯英红对原告提供的证实殡葬支出费用及办理殡葬必要支出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主张殡葬支出费用应包含在丧葬费内，不应重复计算，办理丧葬必要支出费用及精神抚慰金标准过高，护理费没有提供护理人员的基本情况及收入证明，住院伙食补助费应按当地标准计算。
再查明，2014年度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9222元，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18323元，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50238元。
原审认定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交的原告身份证复印件、结婚证、泰安市机关事业单位编制实名制登记表、火化证明、体检报告单、120调派出动单、泰安市中心医院住院病案、宁阳县殡仪馆票据、发票、朱某兄妹身份及单位证明、原审法院调取的宁阳县公安局文庙派出所询问笔录、监控录像、被告乐酷服务中心的工商登记档案、原审法院对乐酷服务中心经理ＸＸ的调查笔录以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等证据在卷予以证实。
原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各方当事人的责任分担问题。关于死者朱某的责任问题。朱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酒量、身体状况等应当是清楚的，对过度饮酒所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或者危害应该是有清醒认识的，是明知的，但其却不加以控制，任意放纵自己的饮酒行为，最终导致因饮酒过量摔倒致使脑干损伤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严重后果，故死者朱某应对自己本人的过错行为承担主要责任。关于被告乐酷服务中心、张明的责任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被告乐酷服务中心作为娱乐场所，应负有保障消费者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安全保障义务。被告乐酷服务中心向死者朱某等人出售了啤酒，其应当给予消费者最大限度的帮助、救助等义务，特别是对于酒醉而可能危及其人身和生命安全的消费者，应当将其置于能够提供照看业务的单位和个人掌控之下或者协助将其送往医疗机构救治，帮助其脱离危险的境地和状况。本案中，乐酷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虽然及时发现了朱某错乘电梯上了六楼并摔倒在地，但是其工作人员未将朱某置于前来唱歌的朋友掌控下，亦未与其亲属、朋友联系或者将其送往医疗机构救治，而是将其置于一楼大厅北墙的沙发上，将其置于一种危险的境地，乐酷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在次日下午15时许才报警处理，此时距离朱某被置于沙发上已过去了十四个小时。根据医学原理，如果朱某摔倒后及时得到救助，有可能避免死亡结果的发生。因此，被告乐酷服务中心对朱某的死亡存在较大的过错。被告张明作为乐酷服务中心的经营者，应共同承担责任。关于被告王业利的责任问题。被告王业利系邀请朱某吃饭饮酒的邀请者，在前往“滕州菜馆”及乐酷服务中心时均是由王业利驾车载着朱某，王业利的该邀请行为并不必然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果，但从监控录像中均可以看出：不管是在朱某到达乐酷服务中心时，还是在其离开包间准备离开时，朱某均存在身体摇晃、步伐不稳等醉酒的表现，此时，王业利邀请的先行行为，使朱某处于醉酒的危险之中或升高了危险，王业利即负有了保障朱某安全的后继义务，但王业利既未将朱某置于安全的环境之中，又未在朱某离开后与之联系确保其已安全回家，其并未尽到相应的后继义务，加之朱某将外套脱在王业利车上等事实，应当认为被告王业利未尽到保障朱某安全的后继义务，其行为存在一定的过失，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关于被告侯英红的责任问题，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被告侯英红作为唱歌活动的组织者，其负有保障参与人安全的安全保障义务，朱某在唱歌活动中有饮酒的行为，加之朱某行为举止所反映出来的醉酒表现，更提高了侯英红的安全保障义务，在朱某离开时，侯英红未有保障朱某安全回家或将其交予具有相应照看义务的人掌控之下的积极作为，而上述应作为的义务对侯英红来说具有现实可能性，但其并未积极履行，因此，侯英红的行为亦存在一定的过失，亦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其余吃饭饮酒人及唱歌人对参加活动的损害后果一般均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不宜对其提出过高的安全保障义务要求，本案中，未有证据证明其他吃饭饮酒人及唱歌人对朱某的死亡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因此，其他吃饭饮酒人及唱歌人不应承担责任。被告王业利、侯英红要求其他扣除因原告放弃追加其他共同饮酒人及唱歌人而应当承担责任的部分的观点，原审不予采信。基于上述几个方面的分析，原审法院酌定各方当事人对朱某的死亡承担责任的比例为：由朱某本人承担60%，由被告乐酷服务中心、张明共承担30%；由被告王业利、侯英红各自承担5%。
二、关于赔偿数额的问题。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关于四原告的各项损失，经审核后认为：1、死亡赔偿金。死者朱某是城镇居民，故其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2014年度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222元的标准计算20年为：29222元/年20年=584440元。2、丧葬费。按照2014年度山东省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50238元/年的标准计算6个月为：50238元/年÷12个月/年6个月=25119元。3、精神损害抚慰金。朱某因醉酒摔倒后经抢救无效后死亡，给其家人造成严重的精神伤害，四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的规定，综合考虑本案的实际情况，原审法院酌定由被告乐酷服务中心、张明共同支付20000元，由被告王业利、侯英红各自支付1000元。4、被扶养人生活费。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本案中原告朱福祥系单位退休职工，有固定收入，原告要求支付朱福祥被扶养人生活费，于法无据，原审不予支持。被告王业利、侯英红对高秀恋的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方式无异议，原审予以确认，其标准为：2014年度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8323元/年5年÷4人1人=22903.75元。5、住院伙食补助费。按照20元/天的标准计算3天为60元。6、护理费。按照2014年度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222元的标准计算3天为：29222元/年÷365天/年3天=240.18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根据上述规定及丧葬费定额赔偿的原则，加之朱某在宁阳本地死亡的事实，原告主张的殡葬支出费用9000元及办理殡葬必要支出3870元，理由不充分，原审不予支持。
上述各项损失为：死亡赔偿金607343.75元（584440元+高秀恋的被扶养人生活费22903.75元）、丧葬费25119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2000元（20000元+1000元+1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0元、护理费240.18元。由被告乐酷服务中心、张明共同承担其中的30%，即（607343.75元+25119元+60元+240.18元）30%+20000元=209828.88元；由被告王业利、侯英红各自承担其中的5%，即各自承担（607343.75元+25119元+60元+240.18元）5%+1000元=32638.15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二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第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乐酷服务中心、张明共同赔偿四原告死亡赔偿金（含高秀恋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共计189828.88元。二、被告王业利赔偿四原告死亡赔偿金（含高秀恋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共计31638.15元。三、被告侯英红赔偿四原告死亡赔偿金（含高秀恋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共计31638.15元。四、被告乐酷服务中心、张明共同支付四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被告王业利、侯英红各自支付四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五、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以上第一项至第四项各项损失，由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给四原告。案件受理费5900元，四原告负担3540元，被告乐酷服务中心、张明共负担1770元，被告王业利、侯英红各自负担295元。
上诉人侯英红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责任分摊比例不合理，漏列诉讼主体。一、本案中被上诉人亲人朱某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喝酒过量所致。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泰安市中心医院死亡诊断证实被上诉人的亲人朱某生前患有高血压，而高血压患者对饮酒量是有限制的。根据一审审理查明，死者朱某当晚在“滕州菜馆”和另外六人共喝白酒，朱喝了两杯（大约半斤）。又跟随一审被告王业利等人到乐酷去唱歌，期间又饮了啤酒。患者的朱某应该认定为带病酗酒，是造成其受伤致死的主要原因，应承担绝对主要责任。与其共同吃饭饮酒者应当意识到患有高血压的朱某超量酗酒会造成身体危害或不良后果，也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为此，一审法院在庭审时释明被上诉人可以申请追加与朱某共同吃饭饮酒者赔偿，而被上诉人放弃追加，是对应该享有的赔偿权利的放弃，其该部分应得的赔偿数额应从总损失中扣减。一审法院认定与朱某共同吃饭饮酒者对朱某的死亡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不应承担责任，是错误的。一审法院根据查明的朱某死亡原因，应依法追加与朱某共同吃饭饮酒者承担相应的赔偿而未追加，遗漏诉讼主体，属于程序违法。二、上诉人没有义务送死者朱某回家。上诉人邀请唱歌的人中没有被上诉人亲人朱某，他是跟随一审被告王业利去的盲从者，不在受邀之列。并且，上诉人情况特殊，是离婚的女同志，送朱某回家不方便，且上诉人也未发现死者离开时有异常情况。一审被告乐酷服务中心对朱某的死亡应负有赔偿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温洪杰、朱烨、高秀恋、朱福祥辩称，一、侯英红在上诉状中提到的死亡原因是喝酒过量所致，这个说法我们是不认可的，因为当时医院的诊断证明上并没有写明死亡原因与高血压之间具备法律上的因果联系，其实死亡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及时救治，耽误了最佳抢救时机。二、原审法院判决中己经充分考虑了死者作为成年人未对自己尽到照料义务所应当承担责任的责任，因此死者自身承担了60%的责任。关于饮酒这个问题，原审法院己经充分考虑过了。三、在原审查明的事实中，原、被告双方都提到了死者酒量不错，事发当天其实唱的并不算多，不属于上诉状中提到的酗酒。四、侯英红作为唱歌的组织者，并且王业利明确提到死者并不是单纯的跟随去唱歌，侯英红与死者也是朋友，当时也同意死者一起去参加唱歌活动，因此，侯英红认为自己不是组织者，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五、侯英红自认死者走之前跟她打过招呼，从一审的证据中可以多处表明死者当时己经处于醉酒状态，比如无法自行行走，还有步伐蹒跚，因此，侯英红作为组织者本身就应当承担相应的照料义务。六、是否追加其他被告的问题，其余的参加者确实不存在过错，因此也不存在扣除的情形，没有上诉状中所说的侯英红替其他参加者承担了赔偿责任。
原审被告乐酷服务中心辩称，乐酷中心尽到了自己应尽的义务，不承担赔偿责任。
原审被告张明经本院传票合法传唤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原审被告王业利辩称，一、原审被告王业利既不是当天晚上饭局的组织者和邀请者，也不是唱歌的组织者和邀请者，不应当承担组织者和邀请者的责任。二、在吃饭和唱歌过程中，原审被告王业利没有对朱某实施劝酒或恶意灌酒的行为，朱某在唱歌后是自行离开歌厅，并未向原审被告王业利告知，故原审被告王业利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三、一审法院未追加当天晚上所有共同饮酒者及唱歌者为共同被告，既违反法定程序，又使案件的处理结果显失公平。综上，原审被告王业利支持上诉人侯英红的上诉意见。
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各方诉辩主张，本院二审的争议焦点归纳为：一、上诉人侯英红对朱某的死亡后果是否存在过错，原审法院对于其承担的责任比例是否适当；二、原审法院审理程序是否违法，是否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现分述如下：
一、关于上诉人侯英红是否存在过错及原审对责任比例的认定问题。经一、二审庭审查明，上诉人侯英红于事发当晚电话邀约原审被告王业利等人到乐酷服务中心唱歌，其系该次唱歌活动的组织者，对唱歌活动的参加者，应负有一定安全保障义务。原审被告王业利在接受上诉人侯英红邀约后，又征求了朱某意见并一同赴约，二人较上诉人侯英红先行到达，上诉人侯英红到达后，对朱某的参加亦未反对，并结合其自认的之前与朱某亦认识，也存在共同吃饭唱歌之类的交际，故应认定朱某亦是该次唱歌活动的参加者，故上诉人侯英红对其应承担一定的安全保障义务。上诉人侯英红主张朱某仅系跟随原审被告王业利的盲从者，不在受邀之列，其不具有安全保障义务的主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从原审调取的乐酷服务中心的监控录像可以看出，在朱某与原审被告王业利进入乐酷服务中心的走廊内，已呈现出行走左右摇晃、步伐不稳的醉酒状态，在其在包间内唱歌、饮酒后，离开包间之前向上诉人侯英红进行了告别，走出包间后仍呈现左右摇晃、步伐不稳等醉酒表现，而这些表现，均没有得到作为唱歌活动组织者的侯英红的充分注意，在朱某离开时，亦未实施保障朱某安全回家或将其交予具有相应照看能力的人掌控之下的积极作为，原审据此认定其对于损害后果的发生具有一定过错，并综合全案事实认定其应承担5%的赔偿责任，正确适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对上诉人侯英红的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二、关于原审审理程序是否违法，是否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的问题。上诉人侯英红的该项上诉主张，主要是认为对于事发当晚与朱某共同在“滕州菜馆”吃饭喝酒的其他人员以及在乐酷服务中心唱歌的其他人员就本案亦应承担相应责任。本院认为，事发当晚与原审被告王业利共同在“滕州菜馆”吃饭喝酒者虽有多人，但在饮酒结束后，由原审被告王业利开车载朱某离开，故相应安全保障义务应由原审被告王业利承担，再要求先前共同吃饭喝酒的人员共同履行安全保障义务，过于苛责。而进入乐酷服务中心唱歌后，除原审被告王业利和上诉人侯英红外，其余唱歌人员与朱某并不相识，原审综合考虑上诉人侯英红唱歌活动组织人的身份，认定应由其承担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是正确适当的。原审认定其他吃饭饮酒人及唱歌人对损害后果的发生无故意或重大过失，不应承担责任是正确的，亦不存在遗漏诉讼主体的程序违法事实，故对上诉人侯英红的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侯英红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900元，由上诉人侯英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宋许科
审判员 张 岩
审判员 王 玥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日
书记员 高学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