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大同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大民初字第476号
原告（反诉被告）：大同市同心精细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大同市樊庄咸通路51号。
法定代理人：刘春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伟，山西抱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刘林霞，女。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育杰，男系被告刘林霞之丈夫。
原告（反诉被告）大同市同心精细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同心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刘林霞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伟，被告（反诉原告）刘林霞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育杰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反诉被告）大同市同心精细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请求法院判决原告无须支付被告2007年1月至2015年8月最低生活费16848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因工资、社会保险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大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事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同开人劳仲字（2015）第107号仲裁裁决书，向法院提起诉讼。主要理由：一、原告（反诉被告）同心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刘林霞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同心公司于2007年已停产，而于2010年之后才给被告刘林霞代缴社会保险。在企业已停产的状态下，不可能与新的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原告（反诉被告）同心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刘林霞欠缺实际用工事实。本公司为刘林霞缴纳社会保险，只是因刘林霞挂名本公司，本公司是挂名于社保缴费单位，被告（反诉原告）刘林霞在仲裁申请书中也认可企业应当承担的保险费用部分由其自行承担。劳动者的社会保险金缴纳情况不能单独作为证据证明在劳动者与为其缴纳社会保险金单位之间形成劳动合同关系。二、仲裁委员会裁决原告（反诉被告）支付被告（反诉原告）从2007年1月至2015年8月最低生活费168480元是错误的。1、原告（反诉被告）同心公司仅是给被告（反诉原告）刘林霞代缴社会保险。在原、被告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的情况下，裁决原告（反诉被告）支付被告（反诉原告）生活费是错误的。2、仲裁委员会裁决原告（反诉被告）支付被告（反诉原告）从2007年1月至2015年8月最低生活费168480元，已超出被告（反诉原告）刘林霞的仲裁请求。被告（反诉原告）刘林霞在仲裁申请书中请求原告（反诉被告）每月发放544元补助，共计56576元，而仲裁委却裁决168480元生活费，显然是错误的。3、仲裁裁决适用法律错误。《国有企业富余职业安置规定》第十一条规定“按照本规定第八条、第九条规定发放的生活费在企业工资基金中列支，生活费标准由企业自己确定，但不能低于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标准，”该条规定生活费标准不得低于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标准，而非最低工资标准。《山西省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实施办法》第八条规定：发给职工的生活费的标准由企业自主确定，但不得低于省人民政府规定的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百分之八十，且历年来的最低标准不同，仲裁委员会将2007年1月至2015年8月的最低生活费按2015年山西省最低工资标准予以计算是错误的。《国有企业富余职业安置规定》第11条规定：经企业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同意并报企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企业可以对职工实行有限期的放假，职工放假期间，由企业发给生活费。《山西省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实施办法》第八条规定：“企业可以对职工实行有限期的放假，最长期限不得超过一年。”可见，企业可以对职工实行最长期限一年的放假，而非无期限的放假，也仅在此放假期限内发放生活费。三、被告（反诉原告）刘林霞的仲裁请求超出仲裁时效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时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被告（反诉原告）刘林霞主张的发放2007年至今及今后每月544元的生活补助费，共56576元，不属于劳动报酬的范畴，即上述请求不属于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的争议，理应适用一年的仲裁时效期间。被告上述仲裁请求已超过仲裁申请时效，该请求理应不予支持。
原告（反诉被告）同心公司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以证明其主张：
1、被告（反诉原告）刘林霞劳动争议仲裁申请书、仲裁裁决书复印件各一份，用以证明原、被告（反诉原告）没有形成实际的用工关系，不存在劳动关系，裁决书适用法律依据错误。2、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山西省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办法，用以证明仲裁裁决书中关于最低生活费的标准适用法律错误。3、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解我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晋政办发（2007）120号、晋政办发（2008）88号、晋政办发（2011）17号、晋政办发（2012）17号、晋政办发（2013）43号、晋政办发（2014）24号、晋政办发（2015）41号复印件各一份，用以证明2007年至2015年山西省最低工资标准每年均不同，大同市大同县地区适用山西省三类最低工资标准。
被告（反诉原告）刘林霞辩称：一、1、同心公司与刘林霞是于2006年9月建立的劳动关系，同心公司掌握着公司与刘林霞的劳动关系资料。2、养老保险的参加及缴纳费是建立在劳动关系上的，劳动关系不存在，保险怎么能建立在同心公司户头上。另外从大同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保险管理中心提供的山西省参加企业基本养老保险人员证明看，刘林霞参加保险日期为1993年1月1日，而同心公司成立也是2001年以后的事，其开展的各项保险工作更迟，刘林霞在进入同心公司之前就有单位为其缴纳保险，怎能说同心为刘林霞代缴，这是不符合人类思维的，代缴的说法是错误的，站不住脚的，正确的理解是同心精细化工与刘林霞存在真实的劳动关系而为其缴纳各项保险的。3、同心公司为刘林霞缴纳社会保险不能因为当时法人代表是被告（反诉原告）的哥哥王育生就说成是代缴。王育生于2007年就不再在同心公司工作，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但同心公司仍为刘林霞缴纳各项社会保险，只能说明同心公司与刘林霞存在劳动关系。二、同心公司与刘林霞存在劳动关系，仲裁裁决每月1620元工资完全正确。
被告（反诉原告）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同心公司支付拖欠刘林霞从2006年9月至2016年3月的工资，工资标准以《2015年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我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标准计算1620元/月x114日=184680元。2、依法为刘林霞缴纳各项社会劳动保险，并退还从2012年至2015年刘林霞替单位缴纳的企业部分社会劳动保险金，3、解决就业岗位。
原告（反诉被告）同心公司针对被告（反诉原告）的诉讼请求辩称，该反诉不成立，主要理由与本诉的事实理由相同。
被告（反诉原告）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以证明其主张：
大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保险管理中心出具的山西省参加企业基本养老保险人员证明。2、2010年7月1日养老保险缴款单。3、2010年12月28日同心公司的收据。4、2011年6月14日同心公司的收款收据。5、2011年10月13日同心公司收款收据。6、2011年11月13日同心公司的收款收据。7、2011年6月15日同心公司的收款收据.8、2012年6月15日同心公司的收款收据.9、2011年6月14日同心公司的收款收据.10、2015年9月30日同心公司的收款收据.以上证据各一份，均用以证明原、被告（反诉原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11、被告（反诉原告）刘林霞从大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养老保险所调取的2011年同心公司向社保机构出具的“代扣代缴个人明细表及山西省社会保险专用票据”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同心公司的职工花名中有被告（反诉原告）刘林霞的名字及同心公司为职工缴费情况。12、同心公司原职工王世兆、郭忠燃、高文利、王利国、王日辉的书面证明一份，用以证明刘林霞于2006年9月经大同市劳动局由大同市再就业中心调入同心公司工作。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告（反诉原告）对原告（反诉被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原告（反诉被告）用以证明原、被告（反诉原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的意见不予认可。原告（反诉被告）对被告（反诉原告）提供的1、2、3、4、5、6、7、8、9、10、11号证据的内容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原告、被告（反诉原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对于12号证据，原告（反诉被告）质证认为，该证据在形式上把内容放在前面，证人高文利是这个系列案的当事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刘林霞是于2006年9月调入大同同心公司工作的，该案件的前置程序是仲裁案件，在仲裁案件中刘林霞主张自己是2007年调入同心公司工作的，在本案中又主张是2006年9月调入的，时间前后矛盾，并且证人高文利、王利国、王日辉当庭作证陈述只是开会见过刘林霞，具体工作岗位不清楚，故对该证据不予认可。本院分析当事人双方的证据认为，对于原告（反诉被告）所提供的证据，被告（反诉原告）质证后对证据内容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采信。对于被告（反诉原告）所提供的证据，原告（反诉被告）对1、2、3、4、5、6、7、8、9、10、11号证据的内容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采信。对于12号证据，即同心原职工王世兆、郭忠燃、高文利、王利国、王日辉的证明，结合高文利、王利国、王日辉当庭的陈述意见，本院分析认为，证人王世兆、郭忠燃未到庭作证，但证人高文利、王利国、王日辉当庭表示见过刘林霞开会，而刘林霞提供的2010年12月28日同心公司为其出具的收款收据记载“今收到刘林霞交来医疗保险个人部分及2001-2007.3企业部分肆仟壹佰贰拾捌元伍角陆分，¥4128.56”及刘林霞提供的2011年6月14日同心公司为刘林霞出具的收据记载“今收到刘林霞交来医疗保险个人部分代垫款壹佰柒拾元柒角陆分。”“今收到刘林霞交来养老保险个人部代垫款捌佰零伍元叁角”以上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刘林霞于2007年3月之前应由企业负担的养老保险金，实际上由刘林霞个人缴纳，说明刘林霞与同心公司于2007年3月之前没有建立养老保险关系，从而也确定2007年3月之前刘林霞没有与同心公司建立劳动合同关系。而2007年3月之后的养老保险的个人部分由刘林霞个人负担，企业并没有收取刘林霞养老保险费中由企业负担的部分，说明被告（反诉原告）刘林霞于2007年4月起与原告（反诉被告）同心公司建立了养老保险关系。故本院对12号证据证人书面证明刘林霞于2006年9月经市劳动局由大同县再就业中心调同心公司时间意见不予采信，对于刘林霞调入同心公司的事实意见予以采信。
根据原告（反诉被告）同心公司、被告（反诉原告）刘林霞在庭审中的陈述、答辩、举证、质证及本院的认证，本院确认以下事实：
被告（反诉原告）刘林霞原系下岗职工。2007年4月，经大同市劳动局下岗职工再就业中心安排，被分配调往同心公司，由于同心公司经济效益不良，被告（反诉原告）刘林霞属于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公司无法安排岗位，一直在家待岗。从2007年4月至今，同心公司未给刘林霞发放最低生活费。从2007年4月起，同心公司为被告（反诉原告）刘林霞缴纳养老保险，个人部分由刘林霞自己负担。公司收取个人部分后统一于大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保险管理中心办理了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从2012年7月起，同心公司中断了刘林霞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2015年9月30日，同心公司收取了刘林霞从2012年7月至2015年12月的养老保险费26922元、医疗工伤、生育保险金10075.32元，共36997.32元，为刘林霞续接缴纳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经本院对比与刘林霞养老保险缴纳基数相同人员缴纳的养老保险金、医疗工伤、生育保险金的个人部分与企业部分，确定刘林霞所缴纳的36997.32元养老、医疗、工伤、生育、保险金中个人应承担部分为9656.88元。2015年9月18日，被告（反诉原告）刘林霞向大同市经济开发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请求，要求原告（反诉被告）同心公司：1、企业交本人2012年退休期间的养老、医疗等几项保险金的企业部分金额；2、返还企业收取本人垫交的应由企业缴纳的部分养老金。3、提供岗位、解决就业。4、发放从2007年至今及今后的职工生活费及国家要求的职工基本待遇。2015年12月15日，大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仲裁委员会作出同开人劳仲裁字（2015）第107号裁决书，裁决同心公司支付被告（反诉原告）刘林霞从2007年1月至2015年8月的最低生活费1120x104=168480元，驳回了刘林霞的其他要求。本案原告（反诉被告）同心公司不服仲裁裁决，随向本院提起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是刘林霞与同心公司是否具有劳动关系，依据本案中被告（反诉原告）刘林霞提供的同心公司向其收取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收款收据，本人陈述及其同事的证明，本院确认被告（反诉原告）刘林霞与同新公司具有劳动关系，刘林霞属于同心公司的企业富余职工，故对原告（反诉被告）同心公司提出的请求确认原告（反诉被告）与被告（反诉原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不予支持。根据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八条的规定，“企业下岗待工人员，由企业依据当地政府的有关规定，支付其生活费。生活费可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下岗待工人员中重新就业的，企业应停发其生活费；”第七十四条规定“企业富余职工，请长假人员，请长病假人员，外借人员和带薪上学人员，其社会保险费仍按规定由原单位和个人继续缴纳，缴纳保险费期间计算为缴纳年限。”本案中，被告（反诉原告）刘林霞在待工期间，同心公司没有支付过其生活费，同心公司应当履行企业义务支付其生活费，保障其基本生活，并且承担缴纳社会保险的义务。对于刘林霞请求同心公司支付拖欠刘林霞从2006年至2016年3月的工资，工资标准以《2015年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我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标准计算，共计1620元/月x14月=184680元的问题，本院认为，虽然关于职工的最低生活费用国家、省、市都有相应的规定，但是，依据《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法律、法规既保障劳动者通过劳动依法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同时也应尊重用人单位根据自身特点决定工资分配方式的自主权。原告（反诉被告）同心公司自2008年以来，多数职工的基础工资为每月488元。因此，本院认为由同心公司以每月488元的标准支付刘林霞从2007年4月至2016年3月的工资，即488元/月x108月=52704元，较为合理。对刘林霞请求同心公司缴纳刘林霞各项社会劳动保险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社会保险费征缴系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或者税务机关的职能。故刘林霞的该项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本院对刘林霞的该项请求不予支持。对于被告（反诉原告）刘林霞要求同心公司退还其从2012年—2015年替单位缴纳的企业部分社会劳动保险金的问题，本院认为，企业为职工负担企业部分的社会保险是企业的法定义务。本案中，经本院核实刘林霞所缴纳的从2012年—2015年的保险费36997.32元，其中企业应负担的部分为27340元。故同心公司应当返还被告（反诉原告）刘林霞保险金27340元。刘林霞的该项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于被告（反诉原告）刘林霞要求同心公司解决就业岗位的问题，因不属司法调整的范围，故刘林霞的该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五十条、第七十二条判决如下：
原告（反诉被告）大同市同心精细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被告（反诉原告）刘林霞（反诉原告（反诉被告）从2007年4月至2016年3月的最低工资（生活费）52704元。
原告（反诉被告）大同市同心精细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刘林霞从2012年-2015年为企业垫付的保险费27340元。
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刘林霞的其它诉讼请求。
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大同市同心精细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大同市同心精细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发天
人民陪审员 曹继来
人民陪审员 陈金金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贾补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