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02民终292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林艺勇，男，1987年7月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漳州台商投资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涂添禄，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众泽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厦门市翔安区民安大道2815号。
法定代表人：黄卫平，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平、尤佳，上海段和段（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林艺勇因与被上诉人厦门众泽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泽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2018）闽0213民初27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林艺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涂添禄、被上诉人众泽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平、尤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林艺勇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1日作出的（2018）闽0213民初272号民事判决；二、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林艺勇原审的全部诉讼请求；三、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众泽公司承担。主要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过程中存在诸多遗漏。第一，未认定众泽公司在车展上展出的是“2017款的林肯MKX”，而双方是在展会现场签订的《汽车买卖合同》的事实；第二，根据林艺勇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和（2018）厦鹭证内字第05808《公证书》可以认定双方当时约定的车型是最新款的“2017款”，一审遗漏对此事实进行认定；第三，未认定林艺勇在购车时，林肯公司对外已经没有出售“2016款”MKX车辆的事实。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第一、本案讼争车辆属于召回范围，一审认定只召回部分车辆属认定有误；第二、原审法院关于“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未能证明车展上展示的为“2017款”车辆；其次……，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亦应以双方签订的合同为依据。故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存在欺诈情形缺乏依据，不能成立”的认定错误；第三、原审法院关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交付的车辆所涉的《货物进口证明书》……体现车型为“MKX2.7APref”，也未体现该车型为2016款或2017款。结合福特汽车……。因此，应认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交付的车辆符合合同的约定。”认定错误。第四、原审法院关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交付案涉车辆的时间在2017年10月25日，在……与召回实施时间（2017年6月30日至2018年6月30日）之后。该召回信息……，因此召回范围中的车辆在消除缺陷后仍可进行销售”认定错误。第五、原审法院关于“上诉人在2017年10月25日办理交车手续时，……的约定，应视为上诉人已对被上诉人交付的车辆进行验收，并已认可并接收该车辆。”认定错误。三、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第一，原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七条有误，应适用《合同法》第54条第2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合同法》第113条第2款的规定。第二，原审法院关于“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交付的车辆存在瑕疵的主张”的认定系适用法律错误，应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3条第2、3款、第20条和26条第2款。
众泽公司主要答辩意见：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过程中不存在遗漏。第一，展会上众泽公司并未展出案涉车型，而是展出“MKX2.7T总统系列”车型，双方签订的《厦门市汽车买卖合同》中明确约定林艺勇欲购买的是“林肯MKX2.7T尊耀四驱”车型，据此，林艺勇要求认定“车展上展出的是《厦门市汽车买卖合同》指向的标的”是严重与事实相违背的。第二，两份《微信聊天记录》的对话内容无法证明我方承诺销售的“林肯MKX2.7T尊耀四驱”是2017车款。况且，即便众泽公司的工作人员有给出什么承诺，未经过众泽公司确认并写入合同，也并不当然构成合同的一部分。林艺勇要求法院推定并认定“当初签订合同约定的标的物应该是'2017款'车辆”毫无事实根据。第三，林艺勇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林肯MKX2.7T尊耀四驱”仅2017款在售，其要求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在购车时林肯公司对外没有销售出售'2016款'车辆”毫无事实根据。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存在错误。第一，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发布召回信息明确写明召回的仅是部分车辆，VIN范围（不连续），因此并不是所有在生产日期范围和VIN范围内的车辆都属于召回对象。即便案涉车辆真的属于召回信息中召回对象，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本条例所称召回，是指汽车产品生产者对其已售出的汽车产品采取措施消除缺陷的活动”。本案中，召回信息发布时案涉车辆尚未售出，当然不属于“召回车辆”。召回信息中也明确载明“库存车辆将在消除缺陷后进行销售”，即便案涉车辆确在召回范围，但在缺陷消除后的对外销售行为也完全合法合规。案涉车辆作为进口车辆进口手续完备，经进出口检验检疫部门检验确认质量合格，对外销售完全合法。众泽公司不存在商业欺诈行为，原审法院认定“答辩人交付给上诉人的车辆不存在瑕疵”是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的，不存在任何错误。第二，（2018）厦鹭证内字第05808号《公证书》中我方销售人员陈倩微信发出的图片无法看出车展上展出的是“林肯MKX2.7T尊耀四驱2017款”车型；从我方提供的证据《商品车移仓确认单》中也并未出现上诉人所谓的“林肯MKX2.7T尊耀四驱2017款”车型。众泽公司提供给林艺勇的《货物进口证明书》、《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车辆一致性证书》以及车辆铭牌上都明确载明案涉车辆的生产时间是2016年10月，车辆所采用的操作系统也是16款的。在新车验车交付流程中，林艺勇从未对车辆生产年份提出任何异议。第三，上双方签订的《厦门市汽车买卖合同》中约定的标的车辆品牌型号为“林肯MKX2.7T尊耀四驱”，并未约定为2017款，原审法院认定众泽公司向林艺勇交付的车辆符合合同的约定是完全正确的。第四，众泽公司在签订、履行《厦门市汽车买卖合同》过程中，诚实守信并全面履行了合同的各项义务，根本不存在任何欺诈行为。三、原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存在错误。
林艺勇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林艺勇与众泽公司于2017年10月3日签订《厦门市汽车买卖合同》，林艺勇退还众泽公司案涉车辆（林肯MKX2.7ref尊耀四驱2016款），众泽公司退还林艺勇购车款507800元（人民币，币种下同）；2.判决众泽公司赔偿林艺勇支出的车辆购置税45200元、车辆保险费19604.61元、挂牌费3000元、综合费用3000元、公证费6200元；3.判决众泽公司支付林艺勇资金占用期间利息，利息以本金578604.61元为基数，从2017年10月5日起至被告付清全部款项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暂计算至起诉之日为7240.49元）；4.判决众泽公司赔偿林艺勇三倍购车款的损失15234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0月3日，以众泽公司为甲方（出卖人），以林艺勇为乙方（买受人），双方签订一份《厦门市汽车买卖合同》，约定：林艺勇向众泽公司购买品牌型号为“林肯MKX2.7T尊耀四驱”的车辆一台，合同单价为507800元，交车时间为2017年10月20日，交车地点为翔安林肯中心，交车方式为乙方自提，甲方向乙方交付汽车及随车文件时应当场验收，乙方应对所购车辆进行认真检查、确认，如有异议，应当场提出，验收完毕，双方需签署车辆交接书，即为该车辆正式交付。林艺勇于当日支付众泽公司定金51000元，于2017年10月5日付清全部购车款507800元。2017年10月25日，林艺勇与众泽公司办理交车手续。林艺勇在《新车交车单》的签约客户签字处签名，未提出异议。林艺勇在庭审中称其在办理交车手续时未对车辆进行验收，也未检查该车的铭牌。
案涉车辆的《货物进口证明书》《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载明商品名称规格型号为“林肯2694CC小客车MKX2.7APref”；《强制性产品认证车辆一致性证书》载明车辆型号为“MKX2.7APref”；《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的厂牌型号为“林肯2694CC小客车MKX2.7APref汽油型”。
林艺勇曾与众泽公司的工作人员就案涉汽车的生产日期等问题进行交涉。2017年11月份，林艺勇曾就购买案涉车辆的纠纷向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
2017年4月1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召回部分进口林肯大陆和林肯MKX系列汽车》，其中MKX车型的生产日期范围为2016年1月14日至2016年10月26日，召回实施时间为2017年6月30日至2018年6月30日，召回维修措施为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驾驶员侧气囊模块，以消除缺陷，库存车辆将在消除缺陷后进行销售。
2018年2月27日，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向厦门建发林肯中心出具一份情况说明称：“经核实确认MKX2.7T尊耀版为MKX2.7APref的中文翻译，实际是同一款车型。”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众泽公司在合同订立过程中是否存在欺诈的情形？2.众泽公司向林艺勇交付的车辆是否符合合同的约定？3.众泽公司向林艺勇交付的车辆是否存在瑕疵？
1.关于众泽公司在合同订立过程中是否存在欺诈情形的问题。
林艺勇称众泽公司存在欺诈在于车展上展示的是“2017款总统版”车辆，并不是众泽公司实际交付的“林肯MKX2.7APref尊耀四驱2016款”。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林艺勇提供的证据未能证明车展上展示的为“2017款”车辆；其次，即使车展上展示的车辆与众泽公司实际交付的车辆不一致，车展的车辆展示仅是广告，属于要约邀请，不属于双方订立合同的内容，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亦应以双方签订的合同为依据。故林艺勇认为众泽公司存在欺诈情形缺乏依据，不能成立。
2.关于众泽公司向林艺勇交付的车辆是否符合合同约定的问题。
林艺勇称众泽公司交付的车辆非众泽公司在车展上展示的“林肯MKX2.7T尊耀四驱2017款”车型，而是“林肯MKX2.7ref尊耀四驱2016款”。众泽公司则称，虽然其向林艺勇交付的车辆相关文件中载明的汽车型号为“林肯MKX2.7APrefe”，与合同载明的“林肯MKX2.7T”不一致，但这仅是国内外市场从该款车不同特性出发做出不同的名称，指向的都是同一车型。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厦门市汽车买卖合同》约定林艺勇向众泽公司购买的车辆品牌型号为“林肯MKX2.7T尊耀四驱”，双方未约定该车型为2017款，众泽公司向林艺勇交付的车辆所涉的《货物进口证明书》《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强制性产品认证车辆一致性证书》体现车型为“MKX2.7APref”，也未体现该车型为2016款或2017款。结合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MKX2.7T尊耀版为MKX2.7APref的中文翻译，实际是同一款车型”的情况说明，应认定众泽公司关于“MKX2.7T尊耀四驱”与“MKX2.7APref”为同一车型的说法可以成立。因此，应认定众泽公司向林艺勇交付的车辆符合合同的约定。
3.众泽公司向林艺勇交付的车辆是否存在瑕疵的问题。
林艺勇认为本案所涉车辆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于2017年4月1日发布《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召回部分进口林肯大陆和林肯MKX系列汽车》召回车辆的范围内，因此案涉车辆存在瑕疵。一审法院认为，召回是指生产商对于有缺陷或有质量问题的商品无偿提供处理或收回生产企业的制度，其主要针对的是已经售出的商品。本案中，众泽公司向林艺勇交付案涉车辆的时间在2017年10月25日，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该召回信息（2017年4月1日）与召回实施时间（2017年6月30日至2018年6月30日）之后。该召回信息中的召回维修措施也包括“库存车辆将在消除缺陷后进行销售”。因此召回范围中的车辆在消除缺陷后仍可进行销售。林艺勇关于众泽公司向林艺勇交付的车辆存在瑕疵的主张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众泽公司与林艺勇签订的汽车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林艺勇提供的证据未能证明众泽公司存在欺诈的情形，双方订立的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应严格履行合同约定。林艺勇在2017年10月25日办理交车手续时，在《新车交车单》上签名，且未提出异议，根据合同关于“众泽公司向林艺勇交付汽车及随车文件时应当场验收，林艺勇应对所购车辆进行认真检查、确认，如有异议，应当场提出，验收完毕，双方需签署车辆交接书，即为该车辆正式交付”的约定，应视为林艺勇已对众泽公司交付的车辆进行验收，并已认可并接收该车辆。即使林艺勇未实际对车辆进行验收，也应视为其放弃权利。林艺勇以众泽公司存在欺诈为由，主张撤销双方签订的汽车买卖合同，并要求众泽公司赔偿车辆购置税、车辆保险费、挂牌费、综合费用、公证费、资金占用期间利息，并赔偿三倍购车款的损失均缺乏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林艺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674元，减半收取计11837元，由林艺勇负担。
除上诉意见中提出的一审遗漏查明事实、认定事实有误的意见之外，林艺勇对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没有异议。众泽公司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议。对双方无争议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中众泽公司补充提交以下证据：1、货物进口证明书、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证明“林肯MKX2.7T总统系列对应商品英文名为MKX2.7APres，上诉人所要购买的尊耀系列英文名为MKX2.7APref，上诉人主张其所购买的车辆型号为MKX2.7AReserve根本不存在；2、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证明案涉车辆在交付车辆给客户之前有进行过PDI检测，符合交车条件。
林艺勇质证认为：1、两份证据不属于一审终结后才产生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的范畴；2、证据1中货物进口证明书、检验单真实性不予认可，发票真实性予以确认，该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证据1反映的是案外人向被上诉人购买车辆的情况，从货物进口证明书及随车检验单、发票，无法证明被上诉人主张总统版的英文名为APres。证据2的表面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具有业务关联的主体，其出具的说明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根据汽车销售行业的交易习惯，PDI检测表要在交车时一并交付给购车人，被上诉人提交的这份PDI检测结果并未在交车是一并交付上诉人。且检测结果的最后一页是英文的，应当附中文译本。
经审理认定，一审查明事实属实。
本院认为，林艺勇诉称众泽公司存在销售欺诈证据不足，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一、众泽公司向林艺勇交付的车辆符合双方合同约定，不存在欺诈行为。
首先，林艺勇与众泽公司签订的《厦门市汽车买卖合同》中明确约定的品牌型号为“林肯MKX2.7T尊耀四驱”，并未约定必须是“2017版”。根据《货物进口证明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强制性产品认证车辆一致性证书》的一致记载，众泽公司交付给林艺勇的车辆型号为“MKX2.7APref”。另根据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2018年2月27日出具的《林肯MKX情况说明》，“经核实确认MKX2.7T尊耀版为MKX2.7APref的中文翻译，实际是同一款车型。”据此，一审法院认定众泽公司向林艺勇交付的车辆符合双方合同约定，证据充分，并无不当。
其次，林艺勇主张从众泽公司的整个销售过程来看，足以推定合同标的应为“2017款”车辆。但是，林艺勇二审中当庭陈述，车展中众泽公司展出的只有“总统”系列车辆，并没有2017款的MKX2.7T尊耀四驱。故不存在众泽公司车展中误导宣传的情况。而林艺勇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中，众泽公司的销售人员陈倩和售后人员梁龙，都未明确陈述双方约定的标的车辆特指“2017款”。故林艺勇的该项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
第三，根据《厦门市汽车买卖合同》第四条第5款的约定“甲方（众泽公司）向乙方（林艺勇）交付汽车及随车文件时应当场验收。乙方应对所购车辆进行认真检查、确认。如有异议，应当场提出。”讼争车辆的铭牌、《货物进口证明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强制性产品认证车辆一致性证书》都明确载明所交付车辆为2016款，林艺勇在车辆交付过程中有充分途径获知交付车辆为2016款，并不存在众泽公司故意隐瞒车辆年份信息的情况。此外，林艺勇庭审陈述其亲友多次介绍购买林肯品牌轿车，其本人对于林肯品牌车辆的信息也有了较为充分的了解，对于MKX2.7T尊耀四驱车型2016款和2017款在操作系统上的差别也是特别关注。综合以上信息可以断定，交车时林艺勇有充分的能力对众泽公司交付的车辆是否符合合同要求进行判断，其签字接收车辆的行为，系对众泽公司交付行为的充分确认。
二、林肯MKX系列2016年款部分车辆被召回的事实，不影响众泽公司履约行为的效力。
首先，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的召回公告于2017年4月1日公开发布，讼争车辆买卖合同签订于2017年10月3日，林艺勇在购买讼争车辆时完全可以通过公开途径获知该林肯MKX系列车辆存在部分被召回的事实，众泽公司并不存在故意隐瞒有关信息的行为。
其次，根据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发布的召回公告，被召回的仅是“2016年1月14日至2016年10月26日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2016年款林肯MKX系列汽车，共计5405辆”，车架号自“2LMPJ8L96GBL53002”至“2LMPJ8L96GBL90204”，可见并非该期间生产的所有2016年款林肯MKX系列汽车都存在安全隐患而需要被召回，本案讼争车辆是否属于被召回范围不得而知。林艺勇关于案涉车辆属于被召回车辆，众泽公司故意隐瞒召回事实构成消费欺诈的主张，缺乏充分事实依据，不予采信。
再次，即使本案讼争车辆确实在被召回的范围，根据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公开的召回维修措施“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驾驶员侧气囊模块，以消除缺陷。库存车辆将在消除缺陷后进行销售。”可见召回范围中的车辆在消除缺陷后仍可进行销售。案涉车辆作为进口车辆，已经取得完整的车辆进口手续，并经进出口检验检疫部门检验确认质量合格，不存在禁止销售的情形，众泽公司将该汽车销售并交付给林艺勇，履约行为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众泽公司在履约过程中并不存在欺诈行为，林艺勇的上诉请求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3674元，由上诉人林艺勇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朝阳
审判员 孙 仲
审判员 苏 鑫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徐佳茵
附：相关的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