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临罗民一初字第312号
原告张涛，男，1980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临沂市罗庄区。
原告张可花，女，1982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临沂市罗庄区。
原告张乃湛，男，1933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临沂市罗庄区。
原告陈兆兰，女，1931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临沂市罗庄区。
四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刘宗耀，山东铭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临沂市罗庄区农业局。住所地临沂市罗庄区。
法定代表人闫世文，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旭阳，男，1987年7月6日出生，汉族，临沂市罗庄区农业局工作人员，住临沂市罗庄区罗五路19号。
被告临沂市罗庄区褚墩镇人民政府。住所地临沂市罗庄区。
法定代表人李军祥，该镇镇长。
委托代理人王永娟，山东正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临沂市罗庄区褚墩镇农业服务站。住所地临沂市罗庄区。
负责人彭芝利，该站站长。
委托代理人张彬，山东鼎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舒永泉，男，1962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临沂市罗庄区。
委托代理人颜廷举，男，1955年5月5日出生，汉族，郯城天太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住山东省郯城县。
被告邵士永，男，1950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临沂市罗庄区。
委托代理人尤洪江，男，1948年7月1日出生，汉族，郯城益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住山东省郯城县。
原告张涛、张可花、张乃湛、陈兆兰与被告临沂市罗庄区农业局（以下简称罗庄区农业局）、临沂市罗庄区褚墩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褚墩镇政府）、临沂市罗庄区褚墩镇农业服务站（以下简称褚墩镇农业站）、舒永泉、邵士永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涛、张乃湛及四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刘宗耀、被告罗庄区农业局的委托代理人李旭阳、被告褚墩镇政府的委托代理人王永娟、被告褚墩镇农业站的委托代理人张彬、被告舒永泉及其委托代理人颜廷举与被告邵士永及其委托代理人尤洪江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涛、张可花、张乃湛、陈兆兰共同诉称，2012年11月8日，被告罗庄区农业局下属的被告褚墩镇农业站需要垒砌一个宣传农业政策及农业技术推广用途的广告牌，被告褚墩镇农业站的站长便找到被告舒永泉，由其供料，并找到被告邵士永，由被告舒永泉和被告邵士永负责广告牌的施工。被告邵士永找到原告张涛之父张之忠和邵昌乔等人干活。2012年11月11日，张之忠和邵昌乔、张保安、邵泽才在垒砌建造水泥墙过程中墙体倒塌，张之忠及工友邵昌乔被砸伤，张之忠被送到医院后因抢救无效于2011年11月17日不幸死亡。张之忠的不幸死亡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和财产损失。原告张涛的母亲也于几年前去世，原告张乃湛、陈兆兰都已八十多岁的高龄，也因白发人送黑发人极度悲痛而染病在身，需要人赡养和照顾。原告张涛、张可花没有正式工作，通过打零工补贴家用，生活非常困难。被告罗庄区农业局只是在张之忠抢救住院期间给了一部分医疗费，其他因张之忠死亡而产生的损失被告并未赔偿。因此，原告依法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因张之忠死亡所产生的损失共计30万元。
原告为证实自己的主张，提供以下证据材料，A1、四原告的身份证明，主张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A2、原告陈兆兰的户口登记卡及临沂市罗庄区褚墩镇褚墩二村村民委员会于2013年3月2日出具的证明一份，主张证明张乃湛、陈兆兰为张之忠的父母；A3、临沂罗庄中心医院于2012年11月26日出具的居民死亡证明书，主张证明张之忠于2012年11月26日死亡；A4、临沂罗庄中心医院于2012年11月26日出具的诊断证明书，主张证明张之忠死亡的原因为因外伤死亡；A5、临沂罗庄中心医院于2012年11月24日出具的收费专用票据，主张证明张之忠住院花费的费用为80061.73元；A6、临沂罗庄中心医院于2012年11月30日出具的运尸费用收据，主张证明花费的运尸费为286元；A7、临沂罗庄中心医院于2012年11月30日出具的收据两张，主张证明花费的太平间管理费为5600元、运尸误时费600元；A8、受害者家属张涛于本案事故发生后两、三天制作的录音书面材料一份，该录音材料存储原始载体已经丢失，主张证明该标志牌是罗庄区农业局要求建造的，褚墩镇政府及褚墩镇农业站负责建造；A9、受害者家属张涛于本案事故发生后拍摄的照片12张，主张证明事故现场情况；A10、受害者家属张涛于本案事故发生后两、三天制作的录音光盘一个，主张证明事故现场情况；A11、张之忠的住院病历，主张证明张之忠的住院情况，张之忠的住院、出院时间分别是2012年11月11日、17日。
被告罗庄区农业局应诉后辩称，不予答辩。
被告罗庄区农业局未提供证据。
被告褚墩镇政府辩称，原告的亲属张之忠是在建设户外墙体广告牌过程中因墙体倒塌造成死亡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十六条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倒塌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承担连带责任。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赔偿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因其他责任人的原因，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倒塌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其他责任人承担侵权责任”，而答辩人褚墩镇政府显然既非涉案墙体的建设者也非施工者，因此也就不是该案的侵权责任主体，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被告褚墩镇政府为证实自己的主张，提供以下证据材料，C1、临沂市罗庄区农业局于2012年8月14日作出的罗农字（2012）74号《罗庄区农业局关于确定2012年测土配方施肥项目整建制街镇和村居的通知》及临沂市农业委员会与临沂市财政局联合作出的临农财字（2012）12号《临沂市2012年中央测土配方施肥补贴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各一份，主张证明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属于罗庄区农业局的一项工作，同时也证明涉案所建测土配方施肥项目标志牌系罗庄区农业局出资安排所建；C2、彭芝利于2012年10月16日制作的《国家测土配方施肥项目标志牌建设预算书》一份，主张证明涉案所建测土配方施肥项目标志牌系罗庄区农业局出资安排所建。
被告褚墩镇农业站辩称，张之忠系受雇于邵士永，在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受到伤害，原告的损失应当由邵士永承担赔偿责任。舒永泉系建筑材料的供料人，其所提供的建筑材料不符合质量要求，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亦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答辩人系褚墩镇政府下设的部门，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受罗庄区农业局委托建造该配方施肥标志牌，已经将该项目承包给邵士永和舒永泉，对施工过程出现的事故没有过错，故答辩人对原告的损失不应承担责任，如果法庭认定答辩人存在过错，答辩人的责任也应由罗庄区农业局承担，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被告褚墩镇农业站为证实自己的主张，提供以下证据材料，D1、临沂市农业委员会于2012年7月13日向各县区农业局印发的临农土肥字（2012）19号《关于实施测土配方施肥工作亮点工程的意见》的文件一份；D2、临沂市罗庄区农业局于2012年8月6日作出的《罗庄区2012年度测土配方施肥工作量化考核办法》的文件一份，被告褚墩镇农业站提供上述两份证据材料，主张证明涉案项目是罗庄区农业局为实施测土配方施肥工作亮点而规划建设；D3、彭芝利于2012年10月16日制作的《国家测土配方施肥项目标志牌建设预算书》一份，主张证明褚墩镇农业站按照罗庄区农业局的安排，对测土配方施肥项目标志牌建设编制《预算书》一份。D4、张涛、邵明贵于2012年11月12日出具的收到条一份，张涛于2012年11月22日出具的收到条一份，主张证明在事故发生后，彭芝利为原告方垫付医疗费86000元。D5、2012年11月21日，彭芝利作为甲方与张涛作为乙方签订的协议书一份，主张证明甲乙双方就事故赔偿问题达成协议，约定待张之忠安葬后，乙方申请有关司法机关立案，对张之忠死亡赔偿一事进行判决，在明确各方责任及承担的赔偿金额后，甲方支付的费用与实际判决金额差额部分，甲乙双方多退少补。上述证据材料综合证明了褚墩镇农业站是受罗庄区农业局的委托后落实标志牌的建设，褚墩镇农业站并不是建设单位也不是承建方。
被告舒永泉辩称，在广告牌施工中，答辩人只是提供水泥大砖、水泥、沙子，不负责施工，施工由他人负责，答辩人不懂施工技术。2012年11月11日，在施工过程中因墙体倒塌导致原告受伤，答辩人既不是组织者，也不是施工者，更不是发包方，没有赔偿的法定义务，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被告舒永泉未提供证据。
被告邵士永辩称，被告褚墩镇农业站要垒广告牌，第一得用料，第二得有人员施工。2012年11月7日，褚墩镇农业站的站长彭芝利找到供料的舒永泉，后又找到答辩人给予施工，当时议定共用9个工，每个工100元，因需赶时间，第二天也就是11月8日答辩人即和张之忠及两个小工用一天的时间，按褚墩镇农业站的要求，把广告牌垒完，最后的工序就是抹墙（用水泥抹平墙的外面），因用的是水泥大砖，垒砌时所用水泥砂浆用量很少，考虑到水泥的凝固，9日、10日即停工，几个人定好到11日共同去抹墙。2012年11月11日答辩人到现场后，发现除张之忠、张保安、邵泽才他们三人外，邵昌乔也在，因就抹墙那一点活用不了多少人，加上那天答辩人不舒服，就去医院看病了。在抹墙时，他们是如何操作，事故是怎样发生的，答辩人不在现场，也不知情，与答辩人应毫无关系，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被告邵士永为证实自己的主张，提供以下证据材料，2012年11月15日彭之利、张涛、邵明贵分别向被告邵士永出具的收到条三张，分别证明被告邵士永分别向彭之利、张涛、邵明贵支付2000元、1700元、1000元。
在事故发生后，公安机关对彭之利、邵士永、舒永泉、张保安、邵泽才进行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本院调取上述笔录，其中彭之利在询问笔录中述称“…我就找到卖水泥的舒永泉，他说他能找着施工队，所以我们就又找到包工头邵士永，我带着他们俩到施工的地方看了看地形，简单的谈了下价格，当时我说2900元能否建起来，他们俩说干干看看吧，我说不行，你们必须给我一个价格，当时邵士永说得8个工干完，舒永泉说除了工钱，还有2100元，不一定够，我说够不够先这样，如果差点，我再到农业局争取，我当时认为他们说这个价格在预算之内，但是价格说的太低，我也就认同了，最后又给他们俩说，只要你们干好了，农业局来多少款我都给你们，他们当时也高兴地接受了。当天我去找（土）地的所有人，没有找到…我跟舒永泉和邵士永说好我给（土）地所有人协调好了再干的。他们俩不知什么原因就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先干活了…11月9日，我到工地看了看，墙已经垒起来了，我也没再说什么，就回区人民医院继续住院了…”
邵士永在询问笔录中述称“…彭之利说建6米长3米高，实际垒了2.8米高，6米长…我说4个人两天8个工，可能干不完，彭之利说再加一个工，共9个工，每个工每天100元，共计900元（完工）…11号我因牙疼没去干，我又找邵昌乔去给抹墙，还是两小工，两技工共4人…”
舒永泉在询问笔录中述称“…到中午快12点的时侯，当时正刮大风，两人正在‘抹墙’。一阵大风将墙刮倒了两人被压在砖下面去了…”
张保安在询问笔录中述称“…我一直和邵士永干小工，11月7日，邵士永通知我到褚墩中学西边垒墙，…上面抹完后，正抹下面时倒的（大约在10点钟左右）。因刮风把墙刮倒，他们两人被砸在下面…我干一天给我70元…工钱都是邵士永付…”
邵泽才在询问笔录中述称“…和邵士永干有一年多了…”，在回答“邵士永是工头吗？”时，回答为“是，都是他一起召集我们一起来的，揽活的…”，“约10：30，刮大风刮倒影背墙…开始抹的时侯风小，到10点左右刮大风…”
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于2013年5月23日、6月22日分别向舒永泉、邵士永、邵泽才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调查笔录三份，于2013年5月23日到事故发生现场进行勘验、制作勘验笔录及现场图并拍摄照片和提取水泥砖样品封存，现场封存取样（三整块标记为A、B、C和部分碎砖标记为D）。
舒永泉在调查笔录中述称“…刮风刮倒的，当时风怪大的，有8、9级强度，当时墙一下子倒了…”
邵士永在调查笔录中述称“…在褚墩干零活，拉个院墙，盖猪圈，修水泥地面等…”
邵泽才在调查笔录中述称“…邵士永叫我去的，2012年11月8日早晨6点左右邵士永过来找我，让我7点准时过去垒墙，我干小工活，拿砖、提灰，报酬一天60元左右，干完活主家给钱后邵士永再给我结报酬…大工是邵士永找的…邵士永给分的工，我和张保安是小工，张之忠和邵昌乔是大工，邵士永负责现场施工…抹墙没有戴安全帽…由六根木棒，两个‘高扎’，四个竹排…这些东西都是邵士永的，现在都在邵士永家里…当时风很大，刚去的时候风比较小，后来风越起越大，呼呼的吹…跟邵士永干了一年，报酬是60元一天，邵士永平时拉个院墙，盖个小平房，平时技工多时他就不干，技工少时他也干活…”
本院依法组织了质证，被告罗庄区农业局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为，对A10影像资料有异议，一是无法确认录音人及被录音人的身份及职务，二是无法确定与罗庄区农业局有关，三是墙体建设是乡镇为响应国家土地测土配方项目所建，是乡镇被考核的行政职能，不是罗庄区农业局的项目，工程支出列支国家财政。对其他证据不发表质证意见。
被告褚墩镇政府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为，对原告提交的11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原告提交的A8、A10充分证明了涉案墙体系罗庄区农业局安排的一项工程，该墙体的建设方非褚墩镇政府，该录音材料没有体现该工程系褚墩镇政府考核的范围，该项目款项的支出虽然是财政支出，但并不列为褚墩镇政府的财政支出，反而是列入罗庄区农业局的财政支出，该证据也无法证实具体施工人是褚墩镇农业站的工作人员。
原告针对被告褚墩镇政府的质证意见，提出如下不同意见，虽然墙体是由罗庄区农业局安排建造的，却是褚墩镇农业站具体负责实施的，褚墩镇农业站作为褚墩镇政府的职能部门，褚墩镇政府对褚墩镇农业站具有直接领导、监督、管理职能，因此，褚墩镇政府对褚墩镇农业站的行为应当负责。A10显示了彭之利作为褚墩镇农业站的站长，也认可了该墙体是褚墩镇农业站具体建造的。
被告褚墩镇农业站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为，对原告提供的A1、A3、A4、A5、A9、A11均无异议，对A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证明中的“陈兆英”和《常住人口登记卡》中的“陈兆兰”不一致，原告方应作出合理解释，并进一步举证证明张乃湛的户口性质以及张乃湛、陈兆兰的子女状况；对A6、A7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损失应包括在丧葬费之中，原告不能重复主张；对A8、A10有异议，认为该证据材料能够反映出褚墩镇农业站是受罗庄区农业局的委托来落实配方施肥标志牌的建设，响应配方施肥政策是罗庄区农业局建设本案标志牌的动机，响应配方施肥政策是罗庄区农业局建设本案标志牌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所在，因为罗庄区农业局对褚墩镇农业站的业务存在管理关系，罗庄区农业局才委托和安排褚墩镇农业站来具体落实该局的标志牌的建设，费用凭发票在罗庄区农业局领取，因此罗庄区农业局与褚墩镇农业站是一种委托与被委托的关系，产生的责任应当由罗庄区农业局承担。
原告对被告褚墩镇农业站的质证意见，作出如下补充，褚墩二村出具的《证明》中的“陈兆英”和《常住人口登记卡》中的“陈兆兰”不一致，应该属于笔误。张乃湛没有户口本，但已经到庭。太平间管理费和运尸费、运尸误时费属于丧葬费外实际发生的费用，不应当计算在丧葬费中。被告褚墩镇农业站承认与罗庄区农业局是业务管理关系，对委托关系的说法不予认可。双方应是具体负责落实的关系。
被告舒永泉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为，对该11份证据材料均无异议。但A9中照片显示墙体倒塌的是水泥砖五层以上的部分，如属于大砖质量存在问题，应从墙的底层出现坍塌情况，因此大砖质量合格，施工也符合施工要求。
被告邵士永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为，对该11份证据材料均无异议。
原告对被告褚墩镇政府提供的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为，对两份证据材料均无异议。被告褚墩镇政府提交该证据材料同时证实了倒塌的墙体系由褚墩镇农业站承建。
被告褚墩镇政府对原告的质证意见，作出如下补充，褚墩镇农业站只是受罗庄区农业局指派找人承建，而不是承建人。
被告罗庄区农业局对被告褚墩镇政府提供的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为，对C1两份文件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于其证明的问题有异议，建设的墙体是为了作为宣传标识而进行的，该行为并非罗庄区农业局的民事行为，而是临沂市农业委员会、市财政局为了响应中央测土配方施肥补贴项目实施方案而进行的建设，临沂市农业委员会安排罗庄区农业局，罗庄区农业局又安排乡镇的业务对口单位，所有的费用是列入国家财政开支的，在实际的操作中，经办单位和施工方形成的是民事上的承揽，对墙体的建设罗庄区农业局没有任何过错，是为了改善农村土地的配方改良，而不是为了罗庄区农业局的单方利益，所以说上述证据材料不能证实褚墩镇政府的主张。对于C2有异议，认为该预算不符合国家财政报销的依据，报销需要工程结算书、发票和付款凭证。
被告褚墩镇政府对被告罗庄区农业局的质证意见，作出如下补充，罗庄区农业局已经认可该标志牌的建设是罗庄区农业局安排了业务对口单位，其安排的业务对口单位应当是褚墩镇农业站，而其费用列入政府财政开支，也应当是罗庄区农业局向政府列支，而非褚墩镇政府向政府列支。
被告褚墩镇农业站对被告褚墩镇政府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被告褚墩镇政府提交的两份证据材料均无异议。
被告舒永泉对被告褚墩镇政府提供的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为，舒永泉仅是送料的，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被告邵士永对被告褚墩镇政府提供的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为，对两份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
原告对被告褚墩镇农业站提供的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为，对4份证据材料本身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几份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褚墩镇农业站是受罗庄区农业局委托而建造了该墙体，罗庄区农业局和褚墩镇农业站作为上下级业务领导关系，罗庄区农业局安排建造该墙体，褚墩镇农业站应当是具体落实承建该项工作，系一种具体负责实施的行为。
被告褚墩镇农业站对原告的质证意见，补充如下，褚墩镇农业站受罗庄区农业局的委托来落实该墙体的建设，墙体的建设方应该是罗庄区农业局。
被告罗庄区农业局对被告褚墩镇农业站提供的证据材料未发表质证意见。
被告褚墩镇政府对被告褚墩镇农业站提供的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为，对4份证据材料本身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
被告舒永泉、邵士永对被告褚墩镇农业站提供的证据材料均无异议。
原告对被告邵士永提供的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为，对被告邵士永分别向彭之利、张涛支付2000元、1700元予以认可，对向邵明贵支付1000元不清楚。
被告罗庄区农业局、被告褚墩镇政府、褚墩镇农业站、舒永泉对被告邵士永提供的证据材料均无异议。
本院的认证结论为，对原告提供的A1、A2、A3、A4、A5、A6、A7、A9、A11的真实性，各被告均无异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认定。对A6、A7即原告主张的运尸费、运尸误时费、太平间管理费均不是法定的赔偿项目，该费用应包含在丧葬费中，对其证据效力本院不予认定。A8、A10系录音材料及对录音材料整理成的书面内容并无疑点，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的问题，将结合其他证据进行认定。
对褚墩镇政府及褚墩镇镇农业站提供的C1、C2、D1、D2均是有关政府部门作出的规范性文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证明的问题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对褚墩镇政府提供的C3与褚墩镇农业站提供的D3系同一份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对该证据材料的证据效力予以认定。对D4、D5中涉及的当事人均予以认可，是涉事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对被告邵士永提供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各方均无异议，对其证据效力予以认定。
原告、被告罗庄区农业局、被告舒永泉、被告邵士永对公安机关的五份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被告褚墩镇政府对邵士永的询问笔录有异议，认为其他四人的询问笔录证明涉案墙体的施工是由邵士永作为包工头承包的，而邵士永的询问笔录中刻意回避了这一事实，不能与其他四位证人的证词相互印证，邵士永是在故意回避墙体工程系由其承包这一事实。对其他人的询问笔录无异议，对彭之利、舒永泉、张保安、邵泽才的询问笔录的证据效力予以认定，对邵士永的询问笔录，结合其他证据进行分析后进行综合认定。
原、被告各方对本院向舒永泉、邵士永、邵泽才制作的调查笔录、勘验笔录均无异议，对其证据效力予认认定。
经审理查明，2012年9月下旬，罗庄区农业局安排褚墩镇农业站在褚墩镇建设一个宣传测土配方施肥用的墙体，建设费用由褚墩镇农业站作出预算到罗庄区农业局支出。2012年11月7日，褚墩镇农业站的负责人彭之利找到舒永泉、邵士永，让其找几个人建一个6米长、3米高的墙体，墙宽为空心砖的长度（约40厘米），用于宣传测土配方施肥政策，三人共同到褚墩镇褚墩三村邵昌春的承包地里选定施工地址，共同商定由舒永泉负责供料，料款2000元，邵士永负责找人施工，共9个工，每个工每天100元，共900元。2012年11月8日，邵士永、张之忠负责垒墙等大工工作，邵泽才、张保安从事送沙、和灰、送泥、递砖等小工工作，舒永泉负责供料，当天将墙体垒砌完毕。2012年11月9日、10日因下雨而停止施工。2012年11月11日，邵士永找到邵昌乔让其去抹墙，邵昌乔、张之忠负责抹墙等大工工作，邵泽才、张保安从事和灰、送泥等小工工作。其中张保安干一天邵士永支付70元，邵泽才干一天邵士永支付60元。施工现场状况为：在墙南北两边各用一根木棒分别插入墙体和地面，中间竖立两个“高扎”，在木棒和“高扎”上放上竹排搭建架子，搭架子用的木棒、“高扎”、竹排均由邵士永提供。当日11时左右，邵昌乔和张之忠正在抹东面墙下半部分时，墙体突然倒塌，邵昌乔被空心砖全部覆盖，张之忠下半身被空心砖覆盖。邵昌乔、张之忠被砸伤后，张之忠被送到医院后抢救，后因抢救无效于2012年11月17日死亡。张之忠住院期间共花费医疗费80061.73元，舒永泉支付2000元，彭之利支付84000元，邵士永支付3700元。
另查明，涉案墙体位于临沂褚墩中学南大门向西800米十字路口西南角、在褚墩三村邵昌春承包地的东北角小桥西侧，东邻大路，西邻麦地，北邻大路，南邻麦地，桥长4.25米、宽2.7米、高0.85米。墙体南北走向，墙体由青石和空心砖构成，现存墙体长6.45米、宽0.4米、高1.2米，每块空心砖长40厘米、宽20厘米、高20厘米。墙体从底到上分别为青石两层、空心砖三层。青石长35厘米、宽28厘米、高30厘米，青石基础共两层，分别沿小桥南北两侧各延长0.9米、1.3米。空心砖基层三层，下面两层完整，最下面一层31块，中间一层16块，最上面一层22块空心砖，最上面一层自北向南1.95米没有空心砖。墙体西面没有抹水泥，墙体东面空心砖自南向北抹有水泥，东面其他部分没有抹水泥。墙体中间无砖垛，墙体南北两端有砖垛，砖垛20厘米。对墙体空心砖中间一层北侧、中间、南侧部位各取一整块空心砖作为样本，分别标记为A、B、C，对墙体空心砖最上层的碎砖一小块作为样本，标记为D，用保鲜膜和封条进行密封保存。
又查明，张之忠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是张乃湛、陈兆兰、张涛、张可花。
再查明，庭审中，经现场检测，原告委托代理人邵明贵及审判长邵照学对现场取样的标记为S的两块碎砖用大拇指和食指即可掰开，经向其他各被告询问，各被告表示无需再掰其他整砖，对上述事实，原、被告各方均无异议。
以上事实，主要根据原、被告陈述、举证及法庭调查的事实所认定，证据、庭审笔录均已收录在卷。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是：1、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什么？2、各方当事人之间法律责任如何分担？3、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的项目、数额、标准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案中，被告邵士永与被告褚墩镇农业站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达成的关于垒砌墙体的口头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邵士永自备木棒、竹排等工具，以自己所掌握的建筑知识、技术和劳动，组织相关人员，按照约定的标准和规格，从事建设墙体工作，虽然费用尚未支付，但区分雇佣关系与承揽关系的因素很多，二者的主要区别是雇佣合同是以直接提供劳务为目的，承揽合同是以完成并交付工作成果为目的，提供劳务仅仅是完成工作成果的手段，结算方式只是区分二者的一个因素，邵士永的工作时间都由其自主决定，工作时间的长短，是根据工作量的多少而确定的，不受褚墩镇农业站的控制和支配，褚墩镇农业站的主要目的是让邵士永交付墙体的工作成果而非单纯让邵士永提供劳务，提供劳务仅仅是完成墙体的工作手段，被告邵士永与被告褚墩镇农业站之间的法律关系，符合承揽合同关系的构成要件，双方之间构成承揽关系。张之忠系被告邵士永所雇佣，由邵士永安排建墙、抹墙工作，工钱由邵士永按天支付，张之忠与被告邵士永之间构成雇佣关系。被告罗庄区农业局安排被告褚墩镇农业站负责建设墙体的行为，实质上是一种委托法律关系。褚墩镇农业站的业务受罗庄区农业局的领导，但其为被告褚墩镇政府下设的一个职能部门，人员职级的配备、工作人员的工资均由褚墩镇政府配备、发放，褚墩镇农业站与褚墩镇政府具有行政隶属关系。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它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因本案的墙体是正在施工过程中倒塌的，此时墙体的管理人应是具体的施工人。被告罗庄区农业局安排业务对口单位褚墩镇农业站建设墙体，是对有关文件要求的落实，由于该墙体尚未交付使用，在罗庄区农业局与褚墩镇农业站二者之间讲，此时的责任主要应由褚墩镇农业站承担。褚墩镇农业站在知道高达近3米的墙体在一天内建成后，未提出异议，同时，对提供的空心砖未进行必要的质量检验，空心砖的质量存在明显的瑕疵（用手即可掰开），未到现场监督，指示上有过错，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褚墩镇农业站是褚墩镇政府的一个行政职能部门，没有独立的法人资格，褚墩镇农业站的负责人彭之利找人建设墙体过程中履行的是工作上职务行为，其行为后果应由褚墩镇政府承担。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罗庄区农业局作为墙体的定作人，应对定作的宣传墙的用料、施工尺寸等作出必要的指示，尤其是在墙体长度超过4米的情况下（定作的墙体长度为6米），中间应当加砌砖垛，被告罗庄区农业局对定作的墙体未作必要、合理的指示，是造成此次事故的原因之一，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被告邵士永作为该墙体的承揽人，在施工过程中未注意雇佣人员的人身安全，未发放劳动保护用品，在连续两天下雨的情况下，继续组织人员施工，墙体倒塌前已有大风，作为具有施工经验的雇主没有在现场进行指挥、监督，对安全隐患缺少预见和足够的防范，没有尽到谨慎管理责任，对事故的发生存在明显过错，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十二条“产品质量应当检验合格，不得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及第四十三条“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要求赔偿。属于产品的生产者的责任，产品的销售者赔偿的，产品的销售者有权向产品的生产者追偿。属于产品的销售者的责任，产品的生产者赔偿的，产品的生产者有权向产品的销售者追偿”的规定，被告舒永泉生产的空心砖经当庭测试，用两个手指即可掰开，并成粉碎状，灰缝明显不饱满，砂浆配合比不合理，质量明显不合格，存在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隐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六项“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产品的生产者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被告舒永泉对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但被告舒永泉未能举证证明其可予免责，舒永泉将生产的不合格的空心砖提供给邵士永使用，对墙体的安全存在一定的隐患，是造成本次事故的又一个原因，对原告的损害有一定过错，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根据《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3—2011第3.0.19条的规定“正常施工条件下，砖砌体、小砌块砌体每日砌筑高度宜控制在1.5m或一步脚手架高度内；石砌体不宜超过1.2m。”，而本案中近3米高的墙体一天就建成，不符合施工工艺的规范要求。同时，高达近3米的墙体竖立在周边空旷的田野中，在遇到大风的情况下，风荷载较大，对墙体的冲击力、破坏力较大，对墙体的稳定性影响较大，加之墙体中间没有砖垛、墙体下面地基松软，其允许的自由高度应有所限制。另外，进入施工现场的人员未戴安全帽，不符合施工安全要求，张之忠作为一个具有正常生活经验的施工人，应当预见到可能存在的危险但疏于防范，未采取足够的安全措施，对造成自身的损害亦存在一定过错，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综上，张之忠正在给墙体抹灰时因墙体倒塌致伤后死亡，是客观事实，各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张之忠又是在从事受雇于被告邵士永的工作中受伤，参照事故发生后的现场勘验以及庭审过程中对墙体所用空心砖的现场检测分析，可知墙体的抗倾覆稳定性不满足规范设计要求，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张之忠、被告褚墩镇农业站、罗庄区农业局、邵士永、舒永泉对事故的发生均存在一定的过错，结合过错程度和致害行为的原因力比例，各方承担责任的份额分别认定为10%、20%、20%、30%、20%。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原告在事故中造成的损失及其所主张的赔偿费用数额，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的范围、项目、标准进行计算。
1、医疗费。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医疗费80061.73元，有正式票据证实，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2、误工费。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张之忠住院期间为2012年11月11日至11月17日，共6天。张之忠无固定工作，其误工收入可参照2012年度山东省农民人均纯收入（8342元）及农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5901元）之和14243元／年计算。误工费认定为234.12元（6天×14243元／年÷365天）。
3、护理费。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2018-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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