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2195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黎迪初，男，汉族，1950年9月18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冬，广东凯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少霞，广东凯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雄艺，男，汉族，1975年1月2日出生，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市。
上诉人黎迪初因与被上诉人周雄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5民初78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黎迪初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周雄艺立即偿还黎迪初借款87430元并支付逾期还款利息（从起诉之日2016年9月26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事实和理由：一、黎迪初不仅有周雄艺事后签名按指模的《欠条》可以直接证实双方存在借贷法律关系，并且该事后补写的《欠条》结合黎迪初分别于2013年9月13日及2013年10月24日的三笔银行转账也可以证实借贷双方已经就借款完成了交收。即使三笔银行转账款项中只有农业银行的一笔8万元转账到周雄艺名下，但款项是否交到借款人本人名下只是考察是否真实发生借贷关系的一个因素而已，其并不影响民间借贷双方之间的借贷法律关系成立。再者黎迪初更有周雄艺的还款记录对双方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予以佐证。因此黎迪初就本案已经完成举证责任，并且形成证据链，足以证实周雄艺拖欠黎迪初的借款。二、周雄艺称8万元的农行转帐款是黎迪初欠其的加工款的说法没有证据证实，且有违常理。既然周雄艺尚未还清借款给黎迪初，那么从生活常理来说，黎迪初不可能再向周雄艺支付货款而不将货款抵扣还债。合理的解释就是该笔8万元系黎迪初交付给周雄艺的借款。周雄艺反复称其因“喝醉”而被哄骗在《欠条》上签名按指模，被偷走27000元支票的抗辩同样缺乏证据证实且也严重违反常理。周雄艺在拖欠黎迪初借款未还清期间，将25万元工商银行支票交由黎迪初兑现用以清偿债务符合生活常理，且符合双方的还款方式习惯。而周雄艺将上述25万元支票辩称为其客户想套现的工商银行期票，对此周雄艺应当举证。因此，周雄艺的所有抗辩均不能成立。三、案涉三笔借款均系由周雄艺在银行对黎迪初的工商银行卡和农业银行卡进行操作，由周雄艺自己输入接收借款的银行帐号。因此，黎迪初直到一审第一次庭审结束前都不知道其存款被周雄艺转账到何人何处。正由于是周雄艺以其自己个人名义向黎迪初借款，所以黎迪初对周雄艺将借款转账到何人何处不知情是符合日常生活常理的，且法律亦无规定出借人要有知道借款去向的义务。正因为《欠条》系借款发生后黎迪初补写的，黎迪初书写《欠条》时不知道借款的流向，结果才会出现该《欠条》用“通过银行卡转账”的文字进行表述，这符合前因后果的生活常理。从一开始双方形成借款合意到双方基于信任而“通过银行卡转账”交付借款，再到周雄艺使用假支票偿还借款一事败露令黎迪初不信任周雄艺，从而要求其在黎迪初书写好的《欠条》上签名按指模，同时周雄艺在签署《欠条》时当即交付27000元的支票给黎迪初以应付黎迪初的催讨，上述事实有黎迪初的举证印证，且符合逻辑和常理。因此，黎迪初已就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了举证责任。四、周雄艺开具给黎迪初的欠条按生活常理来说是对已经发生的欠钱没还的事实的确认，足以证实出借方与借款方是实际发生款项的交付关系。
周雄艺辩称，黎迪初的上诉事实和理由是虚假的，周雄艺根本没有向黎迪初借钱。周雄艺跟黎迪初互相有加工生意。27000元的支票是黎迪初从周雄艺办公室抽屉里偷的，欠条是黎迪初找人强迫周雄艺签名和按指模的。当时黎迪初找人说其儿子是车管所的所长，报警也没用的，周雄艺也不敢报警。周雄艺不同意黎迪初的上诉请求。
黎迪初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周雄艺向黎迪初偿还借款87439元（黎迪初在二审中称该金额系笔误，应为87430元），并从起诉之日2016年9月26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付利息（黎迪初在一审开庭时变更利息请求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处理，在二审中称系按照该司法解释规定的年利率6%计算）。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落款时间为2013年11月25日的纸张载明：“我周雄艺现欠黎迪初通过银行卡转账206000.00元正（贰拾万零陆仟元）”，该纸张下方留有“周雄艺”字样。周雄艺确认上述纸张中“周雄艺”字样由其本人签署，但系其在醉酒状态下被骗签署，所摁指模则是签字后几日由黎迪初找人强迫其摁的，并非己方真实意思表示。黎迪初认可上述纸张中除周雄艺签名外，其他字迹均由黎迪初书写。一审诉讼中，黎迪初提交工商银行明细信息，证实从黎迪初名下工商银行62×××73账号于2013年9月13日转出10万元至6222083602005634867账号；另提交农业银行交易流水，证实从黎迪初名下6228480083127471312账号于2013年10月24日转出8万元给案外人林效苹、同日转出8万元给周雄艺。对此，周雄艺仅确认黎迪初于2013年10月24日向其转账8万元用于支付货款，对其他转账记录均不予确认。为查明本案事实，一审法院依法查询黎迪初于2013年9月13日转出的10万元对应的收款人名称，查询结果为6222083602005634867账号对应的户名为林效苹。对此，黎迪初表示，其与周雄艺共同到银行柜员机，并将银行卡交周雄艺操作，故周雄艺将款项转至何处，其在所不问。周雄艺对黎迪初该种陈述不予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黎迪初应对其主张的事实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本案中，黎迪初表示其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周雄艺分三次向周雄艺借款共计26万元，但其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仅有8万元转入周雄艺账户，另外18万元均转入户名为林效苹的账户。黎迪初并无举证证实其转入案外人林效苹账户的款项系其向周雄艺出借的款项，而周雄艺对此亦不予确认，则黎迪初的陈述与其提供的证据之间存在矛盾之处，加之黎迪初自认有周雄艺签名的纸张，除周雄艺签名之外，其他内容均由其自行书写，则黎迪初更有义务提供内容相互吻合且证明力较强证据，但因黎迪初在本案中无法提交充分的证据对其主张予以证实，故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对黎迪初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黎迪初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86元，由黎迪初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黎迪初提供以下证据：1、黎迪初于2016年8月15日向周雄艺出具的收据（黎迪初在一审开庭后向一审法院提供该收据的照片及复印件，在二审中出示了该收据的原件，该收据内容为收到周雄艺在2013年11月25日至2016年8月15日的还款共118570元，系还206000元的欠条）、黎迪初自行制作的与周雄艺的对数表（列明黎迪初诉请金额87430元的计算过程，其中上述还款118570元中包含了黎迪初所称周雄艺于2013年11月25日交付的27000元支票），用以证明双方在2016年8月15日对数确认周雄艺的还款数额，还款中有部分系周雄艺为黎迪初加工而冲抵借款；2、案外人陈传发、袁照明于2018年1月6日出具的证明（内容为案外人陈传发经营的广州市番禺区伟鸿塑料厂于2013年11月收到黎迪初交来的61800元期票，交由案外人袁照明经营的佛山市顺德区永兴隆塑料日用品厂入银行），用以证明周雄艺借款后用支票还了6万元给黎迪初；3、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对案外人林效苹犯票据诈骗罪作出的（2016）粤0104刑初498号刑事判决书，申请本院到案外人林效苹服刑的监狱向其调查本案所涉其银行账户收取黎迪初转账的18万元是否周雄艺向他人所借款项。经质证，周雄艺的意见为：其不记得黎迪初有无给其证据1中的收据，但118570元是真实的，是双方加工往来对数后其应付给黎迪初的加工费；不认可证据1中黎迪初制作的对数表；不清楚证据2的情况；同意向案外人林效苹调查。经审查，本院准许黎迪初提出的上述调查取证申请，并于2018年3月14日到案外人林效苹服刑的监狱向案外人林效苹调查。案外人林效苹称：周雄艺是其彩色包装的供应商，除此之外双方没有其他经济往来包括借贷关系；其客户用支票向其支付货款，其将支票给周雄艺用于支付其欠周雄艺的彩色包装款，付款后还有多余的款项，周雄艺就将多余的款项转账给其，其不清楚周雄艺用谁的账户转账，其银行账户收取黎迪初转账支付的18万元就是上述多余的彩色包装款，但其不认识黎迪初，与黎迪初没有经济往来包括借款。经质证，黎迪初称周雄艺欠其款项后，带其向案外人林效苹追款，其才认识案外人林效苹。黎迪初认为案外人林效苹的陈述可以印证周雄艺拖欠黎迪初借款的事实，涉案18万元是周雄艺操作黎迪初的银行卡将其多余的款项给回案外人林效苹，周雄艺与案外人林效苹之间款项往来是何关系并不影响周雄艺与黎迪初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周雄艺否认案外人林效苹对涉案18万元的陈述，称案外人林效苹与黎迪初经其介绍认识，该18万元是案外人林效苹让其帮忙套现两张金额均为103000元的支票，其将支票给黎迪初，黎迪初套现后给案外人林效苹的款项。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黎迪初提供的证据1均系其自行书写，周雄艺不予认可，故本院不予采纳，但双方确认周雄艺曾交给黎迪初一张27000元支票、周雄艺共向黎迪初支付118570元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周雄艺对上述27000元支票交付的事实，在一、二审中的陈述不一，故其认为向黎迪初交付上述27000元支票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的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周雄艺主张上述118570元均系加工费，以及周雄艺在一审中主张黎迪初于2013年10月24日向其转账支付的8万元是货款，均没有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黎迪初提供的证据2属于证人证言，该两名证人没有到庭，且其陈述的事实没有相应证据佐证，故本院不予采纳，但黎迪初作为债权人，自认债务人已还款6万元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案外人林效苹对其银行账户收取黎迪初转账支付的涉案18万元的陈述，以及周雄艺否认该陈述而提出涉案18万元产生的事实，说明涉案18万元的产生与周雄艺有关，结合黎迪初于2013年10月24日转账支付8万元给周雄艺、黎迪初和周雄艺在一审中确认周雄艺曾在2013年11月交给黎迪初一张25万元支票套现不成、涉案欠条记载的周雄艺欠黎迪初款项的内容、周雄艺曾交给黎迪初一张27000元支票及周雄艺共向黎迪初支付118570元等事实，本院确信黎迪初于2013年10月24日转账付给周雄艺的8万元、黎迪初分别于2013年9月13日、10月24日转账付给案外人林效苹的10万元、8万元，合计26万元系黎迪初出借给周雄艺的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本院认定该事实存在。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应的证据支持，本院予以确认。此外，本院还查明，黎迪初分别于2013年9月13日、10月24日向周雄艺出借款项合计26万元并约定利息为6000元，其中8万元于2013年10月24日直接付给周雄艺，其余18万元分别于2013年9月13日、10月24日付给周雄艺指定的案外人林效苹。周雄艺借款后返还了6万元给黎迪初，尚余本息206000元周雄艺于2013年11月25日向黎迪初出具欠条确认。之后周雄艺合计返还118570元给黎迪初，包括以支票形式返还27000元，现周雄艺尚欠黎迪初借款87430元未还。
本院认为，黎迪初与周雄艺讼争的问题是双方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本院对黎迪初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及其在二审中向本院申请调取的证据，经审查并结合双方陈述的事实，依法采用高度盖然性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认定黎迪初与周雄艺之间存在金额共26万元的民间借贷关系且已生效。黎迪初提出其与周雄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主张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周雄艺否认其与黎迪初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抗辩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至于周雄艺与案外人林效苹之间关于涉案18万元的争议，属于另一法律关系，周雄艺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周雄艺借款后返还了部分款项，尚欠87430元未还，故黎迪初诉请周雄艺返还该欠款并支付该欠款占用期间的利息，合法合理，本院予以支持。因周雄艺向黎迪初出具206000元的欠条时，双方没有约定还款期限及逾期利率，黎迪初主张从其起诉之日2016年9月26日起按照年利率6%计算逾期还款利息，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本院予以采纳。因黎迪初在一审中未充分举证，在二审中才提出向与涉案借款有关的案外人林效苹调查取证的申请，故黎迪初应承担相应的诉讼过错责任。本院根据黎迪初的诉讼过错及双方胜败诉情形，确定一审案件受理费由周雄艺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黎迪初负担。
综上所述，黎迪初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依据一审期间的证据作出的判决并无不当，因二审出现新的证据，故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5民初7843号民事判决；
二、周雄艺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返还借款87430元及支付该借款利息（自2016年9月26日起至清偿该借款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给黎迪初。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986元，由周雄艺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986元，由黎迪初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庞智雄
审判员 李 琦
审判员 刘 欢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江亭利
林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