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临罗民一初字第113号
原告邵昌乔，男，1957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临沂市罗庄区。
委托代理人邵明贵，男，1983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临沂市罗庄区。
委托代理人王可红，山东晨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临沂市罗庄区农业局。住所地临沂市罗庄区。
法定代表人闫世文，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金厚，男，1975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临沂市罗庄区农业局法律顾问，住临沂市兰山区东关居委。
被告临沂市罗庄区褚墩镇人民政府。住所地临沂市罗庄区。
法定代表人李军祥，该镇镇长。
委托代理人贾艳，山东正之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临沂市罗庄区褚墩镇农业服务站。住所地临沂市罗庄区。
负责人彭芝利，该站站长。
委托代理人张彬，山东鼎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舒永泉，男，1962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临沂市罗庄区。
委托代理人颜廷举，男，1955年5月5日出生，汉族，郯城天太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住山东省郯城县。
被告邵士永，男，1950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临沂市罗庄区。
委托代理人尤洪江，男，1948年7月1日出生，汉族，郯城益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住山东省郯城县。
原告邵昌乔与被告临沂市罗庄区农业局（以下简称罗庄区农业局）、临沂市罗庄区褚墩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褚墩镇政府）、临沂市罗庄区褚墩镇农业服务站（以下简称褚墩镇农业站）、舒永泉、邵士永健康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邵昌乔的委托代理人邵明贵、王可红、被告罗庄区农业局的委托代理人王金厚、被告褚墩镇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贾艳、被告褚墩镇农业站的委托代理人张彬、被告舒永泉及其委托代理人颜廷举与被告邵士永及其委托代理人尤洪江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邵昌乔诉称，2012年11月8日，被告褚墩镇农业站要垒砌和建造一个用以宣传农业政策及农林技术推广等用途的水泥墙，便雇佣被告邵士永、舒永泉和原告邵昌乔、张之忠共同干活。2012年11月11日，被告邵士永、舒永泉组织原告邵昌乔、张之忠、张保安、邵泽才垒砌建造水泥墙，在建构筑物水泥墙体倒塌将邵昌乔、张之忠砸在了底下。张之忠经抢救无效死亡，被告罗庄区农业局为其支付了抢救所花费的近80000元的医疗费。原告现在仍在抢救和治疗中，期间被告罗庄区农业局仅支付原告4000元医疗费，但原告已花费了3.7万元，现已欠医疗费3万余元，原告仍在重症监护室治疗，急需用钱继续治疗，但各被告都拒绝继续支付，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各被告先行支付原告医疗费7万元。本案在诉讼过程中原告于2013年3月8日将诉讼请求数额变更为471489.15元，于2013年5月17日将诉讼请求数额变更为835521.85元。
原告邵昌乔为证实自己的主张，提供以下证据材料，A1、原告及其护理人员邵明贵的身份证明和邵昌乔、邵明贵及梁本霞的户籍证明各一份，主张证明原告及护理人员的身份为城镇居民，属于临沂市罗庄区管辖，原告以及护理人员属于褚墩镇驻地居民，相应的赔偿标准应按城镇标准计算；A2、原告的诊断证明及住院病历，主张证明原告因为被告垒砌广告墙受伤住院的事实；A3、原告提供的医疗费单据，主张证明原告住院治疗花费113601.85元，因其他医疗费已由被告支付，要求被告赔偿28411.85元；A4、临沂沂蒙法医司法鉴定所于2013年2月28日作出的（2013）临鉴字第433号鉴定意见，主张证明原告的伤情构成二级伤残，属完全护理依赖；A5、临沂沂蒙法医司法鉴定所出具的票面金额为100元的发票12张及法医门诊挂号单据一张，主张证明原告支付鉴定费1220元；A6、原告提供的交通费单据一宗，主张证明原告因伤住院治疗花费交通费600元。
被告罗庄区农业局辩称：答辩人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事故发生以后，临沂市罗庄区公安局褚墩派出所即对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调查取证，已查实本案的邵士永、舒永泉、邵昌乔和张之忠等人并非是答辩人所雇佣的工作人员。答辩人对于本案的发生无任何过错，根据公安机关的查证，本事故是发生在原告施工期间，而施工方的负责人并不是答辩人，本案所承建的仅是高不足3米的水泥墙，属于实践中所掌握的三层楼以下的工程，答辩人对事故的发生并无过错，应当由施工方及施工方的负责人承担雇主责任。
被告罗庄区农业局未提供证据。
被告褚墩镇政府辩称，原告邵昌乔是在建设户外墙体过程中因墙体倒塌造成的损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十六条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倒塌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承担连带责任。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赔偿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因其他责任人的原因，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倒塌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其他责任人承担侵权责任”，而答辩人褚墩镇政府显然既非涉案墙体的建设者也非施工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被告褚墩镇政府为证实自己的主张，提供以下证据材料，C1、临沂市罗庄区农业局于2012年8月14日作出的罗农字（2012）74号《罗庄区农业局关于确定2012年测土配方施肥项目整建制街镇和村居的通知》及临沂市农业委员会与临沂市财政局联合作出的临农财字（2012）12号《临沂市2012年中央测土配方施肥补贴项目实施方案》的两份文件各一份，该两份文件来源于褚墩镇农业站，系临沂市农业委员会、临沂市财政局以及罗庄区农业局下发给褚墩镇农业站的文件，主张证明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属于罗庄区农业局的一项工作，同时也证明涉案所建测土配方施肥项目标志牌系罗庄区农业局出资安排所建；C2、彭芝利于2012年10月16日制作的《国家测土配方施肥项目标志牌建设预算书》一份，该证据来源于褚墩镇农业站站长彭芝利，系彭芝利给罗庄区农业局针对涉案的标志牌施工所造的预算书，主张证明涉案所建测土配方施肥项目标志牌系罗庄区农业局出资安排所建。
被告褚墩镇农业站辩称，原告邵昌乔系受邵士永雇佣，在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受到伤害，原告的损失应当由邵士永承担赔偿责任。舒永泉系建筑材料的供料人，其所提供的建筑材料不符合质量要求，对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亦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答辩人系褚墩镇政府下设的部门，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受罗庄区农业局委托建造该配方施肥标志牌，已经将该项目承包给邵士永和舒永泉，对施工过程出现的事故没有过错，故答辩人对原告的损失不应承担责任；如果法庭认定答辩人存在过错，答辩人的责任也应由罗庄区农业局承担，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被告褚墩镇农业站为证实自己的主张，提供以下证据材料，D1、临沂市农业委员会于2012年7月13日向各县区农业局印发的临农土肥字（2012）19号《关于实施测土配方施肥工作亮点工程的意见》的文件一份；D2、临沂市罗庄区农业局于2012年8月6日作出的《罗庄区2012年度测土配方施肥工作量化考核办法》的文件一份，被告褚墩镇农业站提供该两份证据材料，主张证明涉案项目是罗庄区农业局为实施测土配方施肥工作亮点而规划建设；D3、彭芝利于2012年10月16日制作的《国家测土配方施肥项目标志牌建设预算书》一份，主张证明褚墩镇农业站按照罗庄区农业局的安排，对测土配方施肥项目标志牌建设编制《预算书》。D1、D2、D3综合证明了褚墩镇农业站是受罗庄区农业局的委托而落实标志牌的建设。D4、邵明贵于2012年11月16日出具的收到条1份，主张证明原告方在2012年11月16日收到了彭芝利垫付的4000元。
被告舒永泉辩称，在广告牌施工中，答辩人只是提供水泥大砖、水泥、沙子，不负责施工，施工由他人负责，答辩人不懂施工技术。2012年11月11日，在施工过程中因墙体倒塌导致原告受伤，答辩人既不是组织者，也不是施工者，更不是发包方，没有赔偿的法定义务，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被告舒永泉未提供证据。
被告邵士永辩称，答辩人和舒永泉及原告和张士忠共同受雇于褚墩镇农业站，答辩人和原告身份是同等的，都是雇员。2012年11月8日，答辩人和张之忠、张保安、邵泽才共同把广告牌垒砌完毕，原告根本没有去，也没有人找他。11月11日，答辩人到工地时发现原告已早在那里，是原告自己去的，与答辩人无关，因活不多，原告和张之忠是大工，张保安、邵泽才是小工，人多用不上，正好那天答辩人有病，见原告在那，答辩人就去医院看病了。答辩人和舒永泉既没有组织原告去施工，也没找原告去施工，墙体如何倒塌答辩人根本不知情，原告受的伤与答辩人没有任何关系，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被告邵士永为证实自己的主张，提供以下证据材料，2012年11月15日彭芝利、张涛、邵明贵分别向被告邵士永出具的收到条三张，分别证明被告邵士永分别向彭芝利、张涛、邵明贵支付2000元、1700元、1000元。
在事故发生后，公安机关对彭芝利、邵士永、舒永泉、张保安、邵泽才进行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本院调取上述笔录，其中彭芝利在询问笔录中述称“…我就找到卖水泥的舒永泉，他说他能找着施工队，所以我们就又找到包工头邵士永，我带着他们俩到施工的地方看了看地形，简单的谈了下价格，当时我说2900元能否建起来，他们俩说干干看看吧，我说不行，你们必须给我一个价格，当时邵士永说得8个工干完，舒永泉说除了工钱，还有2100元，不一定够，我说够不够先这样，如果差点，我再到农业局争取，我当时认为他们说这个价格在预算之内，但是价格说的太低，我也就认同了，最后又给他们俩说，只要你们干好了，农业局来多少款我都给你们，他们当时也高兴地接受了。当天我去找（土）地的所有人，没有找到…我跟舒永泉和邵士永说好我给（土）地所有人协调好了再干的。他们俩不知什么原因就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先干活了…11月9日，我到工地看了看，墙已经垒起来了，我也没再说什么，就回区人民医院继续住院了…”
邵士永在询问笔录中述称“…彭芝利说建6米长3米高，实际垒了2.8米高，6米长…我说4个人两天8个工，可能干不完，彭芝利说再加一个工，共9个工，每个工每天100元，共计900元（完工）…11号我因牙疼没去干，我又找邵昌乔去给抹墙，还是两小工，两技工共4人…”
舒永泉在询问笔录中述称“…到中午快12点的时侯，当时正刮大风，两人正在‘抹墙’。一阵大风将墙刮倒了两人被压在砖下面去了…”
张保安在询问笔录中述称“…我一直和邵士永干小工，11月7日，邵士永通知我到褚墩中学西边垒墙，…上面抹完后，正抹下面时倒的（大约在10点钟左右）。因刮风把墙刮倒，他们两人被砸在下面…我干一天给我70元…工钱都是邵士永付…”
邵泽才在询问笔录中述称“…和邵士永干有一年多了…”，在回答“邵士永是工头吗？”时，回答为“是，都是他一起召集我们一起来的，揽活的…”，“约10：30，刮大风刮倒影背墙…开始抹的时侯风小，到10点左右刮大风…”
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于2013年5月23日、6月22日分别向舒永泉、邵士永、邵泽才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调查笔录三份，于2013年5月23日到事故发生现场进行勘验、制作勘验笔录及现场图并拍摄照片和提取水泥砖样品封存，现场封存取样（三整块标记为A、B、C和部分碎砖标记为D）。
舒永泉在调查笔录中述称“…刮风刮倒的，当时风怪大的，有8、9级强度，当时墙一下子倒了…”
邵士永在调查笔录中述称“…在褚墩干零活，拉个院墙，盖猪圈，修水泥地面等…”
邵泽才在调查笔录中述称“…邵士永叫我去的，2012年11月8日早晨6点左右邵士永过来找我，让我7点准时过去垒墙，我干小工活，拿砖、提灰，报酬一天60元左右，干完活主家给钱后邵士永再给我结报酬…大工是邵士永找的…邵士永给分的工，我和张保安是小工，张之忠和邵昌乔是大工，邵士永负责现场施工…抹墙没有戴安全帽…由六根木棒，两个‘高扎’，四个竹排…这些东西都是邵士永的，现在都在邵士永家里…当时风很大，刚去的时候风比较小，后来风越起越大，呼呼的吹…跟邵士永干了一年，报酬是60元一天，邵士永平时拉个院墙，盖个小平房，平时技工多时他就不干，技工少时他也干活…”
本院依法组织了质证，被告罗庄区农业局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为，对A1有异议，认为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是城镇居民，恰恰证明原告的户口性质是农村居民，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区别应按照户口登记薄确定，原告的户籍地并没有划入城市规划区，其身份仍属于农村居民，其应获得的赔偿数额应按照农村居民的标准计算。对A2有异议，认为根据原告的入院陈述，在事故发生前，原告存在高血压及脑血栓病史，该二病情并非本次事故所致，其出院诊断中记载的该二病情与本案无关，其在住院期间所治疗该二病情的费用不在其主张权利的范围；对A3有异议，质证意见同对原告提供的A2的质证意见。对A4有异议，认为该报告所依据的鉴定依据错误，本案根据原告的陈述属于健康权的损害事故，而不是工伤事故，该鉴定机构依据职工工伤的鉴定标准作为鉴定依据是不正确的，应当依据人身损害的非工伤的其他标准作为鉴定的依据；对于原告上下肢肌力的零等级是由何原因所导致，有不同的意见，因为原告在事发前存在高血压和脑血栓病史，该病史也能引起鉴定报告的鉴定结论所确定的病情，而且该报告属于原告方单方委托制作，基于上述理由，对于该意见书及鉴定结论，不予认可，是否需要法院委托重新鉴定，代理人将于庭后7日内根据委托人的意见决定是否向法院提交重新鉴定的申请；对A5、A6有异议，认为应当以法院依据职权确定为准。
原告对被告罗庄区农业局的质证意见，作出如下补充，1、罗庄区农业局单纯以户口登记薄来确定原告及其护理人的户籍性质，无法律依据，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判断依据应按照是否以土地和农业作为收入的主要来源来确定，而非单纯依据是否规划为城镇规划区来确定。2、病历记载的原告有高血压等病史只是医院在原告入院时对原告所做的全面的检查和记载，而并非是原告因该病史病发而住院，门诊病历明确记载的大多都是原告因外伤所导致的伤情，而且原告也并没有单纯针对高血压等病所做的治疗，即使存在部分对该病史的用药，因原告事发前系健康无病人员，在住院期间对此的用药也必定是因该事故对原告造成的损伤引发的病情发作，即使原告花费的医疗费中有治疗该病情的费用，被告对该项费用也应当承担。3、鉴定意见书中鉴定依据问题，本案是雇佣关系的纠纷，原告在工作中受伤，其损伤的鉴定标准就应当按照工伤的标准进行鉴定，况且原告是在伤情稳定出院后所作的伤情鉴定，因此该鉴定意见书可以作为有效证据使用。至于原告的上下肢肌力等级问题，原告事发前身体健康，并且是大工，不可能存在上下肢肌力为零的问题，所以鉴定意见书中所记载的上下肢肌力等级完全是由涉案事故所引发，不存在其他原因。
被告褚墩镇政府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为，对六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该六份证据的合法性同罗庄区农业局的质证意见，对六份证据的关联性，认为该六份证据与褚墩镇政府无关联性。
原告对被告褚墩镇政府的质证意见，作出如下补充，同对罗庄区农业局质证意见的补充意见。
被告褚墩镇农业站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为，1、对A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原告方提供的常住人口户籍证明，清楚记载了原告及其护理人员的职业是粮农，原告方所主张的各项赔偿标准应按农村居民的标准计算；2、对A2、A3、A4、A5、A6的质证意见同罗庄区农业局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
原告对被告褚墩镇农业站的质证意见，作出如下补充，户籍证明属于国家机关的法定文件，而这些文件的更新很缓慢，所以户籍证明上的粮农的记载是不准确的，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纯粹的农村居民进城务工一年以上的，相应的赔偿标准就应当按照城镇居民来计算，而这些人的户口登记薄上记载的职业一直是粮农，所以居民户口性质不能纯粹以户口登记簿上记载的粮农的职业判断为农村户口，而且褚墩镇镇驻地已经依法规划为褚墩社区，其他同刚才对罗庄区农业局质证意见的补充意见。
被告舒永泉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为，舒永泉仅对买料行为负责，与原告要求的赔偿没有关系，不发表质证意见。
被告邵士永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为，对原告提交的六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其他的质证意见同罗庄区农业局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该证据明确载明病人为成年男性，有高血压和脑血栓病史，高血压和脑梗死也可能导致偏瘫。
原告对被告邵士永的质证意见，作出如下补充：被告刚才陈述的病例记载有脑血栓病史，脑梗死是出院后记录的，原告事故发生前一直是健康的男性，显然涉案的事故才是导致原告所有损伤的根本原因。
原告对被告褚墩镇政府提供的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为，1、对C1两份文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及所要证明的问题均无异议，同时证明罗庄区农业局应对原告因建涉案标志牌受伤承担赔偿责任；2、对C2彭芝利所造预算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该预算书落款处为褚墩镇农业站，彭芝利系褚墩镇农业站的站长，该证据可证明褚墩镇政府也参与了管理和筹划，褚墩镇政府对原告的损失应与罗庄区农业局承担连带赔偿的责任。
被告褚墩镇政府对原告的质证意见，作出如下补充，原告认为褚墩镇政府也参与了管理和筹划该标志牌的规划和管理，没有证据证实，也没有证据证实褚墩镇政府参与了该标志牌的具体施工。
被告罗庄区农业局对被告褚墩镇政府提供的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为，对C1两份文件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于其证明的问题有异议，建设的墙体是为了作为宣传标识而进行的，该行为并非罗庄区农业局的民事行为，而是临沂市农业委员会、市财政局为了响应中央测土配方施肥补贴项目实施方案而进行的建设，市农委安排罗庄区农业局，罗庄区农业局又安排乡镇业务对口单位，所有的费用是列入国家财政开支的，经办单位和施工方形成的是民事上的承揽，对墙体的建设罗庄区农业局没有任何过错，是为了改善农村土地的配方改良，而不是为了农业局的单方利益，所以说上述证据材料不能证实褚墩镇政府的主张。对于C2有异议，认为该预算不符合国家财政报销的依据，报销需要工程结算书、发票和付款凭证。
被告褚墩镇政府对被告罗庄区农业局的质证意见，作出如下补充，罗庄区农业局已经认可该标志牌的建设是罗庄区农业局安排了业务对口单位，其安排的业务对口单位应当是褚墩镇农业站，而其费用列入政府财政开支，也应当是罗庄区农业局向政府列支，而非褚墩镇政府向政府列支。
被告褚墩镇农业站对被告褚墩镇政府提供的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为，对被告褚墩镇政府提交的两份证据材料均无异议。
被告舒永泉对被告褚墩镇政府提供的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为，舒永泉仅是送料的，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被告邵士永对被告褚墩镇政府提供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
原告对被告褚墩镇农业站提供的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两份文件不仅证明了罗庄区农业局系涉案墙体的建设单位，同时根据被告的陈述，褚墩镇农业站系具体实施单位。4000元钱没有计算在主张赔偿的标的额中。
被告罗庄区农业局对被告褚墩镇农业站提供的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为，对于D1、D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问题有异议，墙体的建设是市农委、罗庄区农业局及褚墩镇农业站为了落实中央一号文件和实施测土配方工作而进行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不是单纯的民事行为。建设涉案的墙体是各乡镇街道必须完成的行政任务，也是各乡镇被考核的工作范围，对于该墙体的建设，并不是罗庄区农业局的民事行为，更不是委托行为，对于其他的质证意见同对褚墩镇政府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对于预算书，不认可，对于4000元钱的事予以认可。
被告褚墩镇农业站对被告罗庄区农业局的质证意见，作出如下补充，罗庄区农业局认为其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不予认可，因为具体行政行为的特点必须有行政相对方，建设墙体并不具备具体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罗庄区农业局也承认是为了完成上级的要求，而安排褚墩镇农业站建设墙体，这是一种民事行为也是一种委托行为。
被告褚墩镇政府对被告褚墩镇农业站提供的证据材料均无异议。
被告舒永泉对被告褚墩镇农业站提供的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为，舒永泉仅是送料的，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被告邵士永对被告褚墩镇农业站提供的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为，对上述证据材料均无异议，对预算书的质证意见同对镇政府的质证意见。该4000元应当包括邵士永给的2000元。
被告褚墩镇农业站对被告邵士永的质证意见，作出如下补充：预算书所造的费用是4960元，包括其他材料在内的才达到4960元，而不仅仅是邵士永施工过程中的费用，而且这个预算是与农业局沟通后作出的预算。
原告对被告邵士永提供的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为，无异议，但没有在本案主张的赔偿额范围之内。
被告罗庄区农业局、被告褚墩镇政府、褚墩镇农业站、舒永泉对被告邵士永提供的证据材料均无异议。
本院的认证结论为，对原告提供的A1的真实性各被告均无异议，主要对证明的问题即本案相应的赔偿标准是按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计算有异议，本院认为，在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的身份主要应按照户口登记薄确定，同时还要结合居住区域、收入来源等因素综合确定，原告及其护理人员的户口均为农村户口，原告家中还有地耕种，除农业收入外没有其他固定收入来源，因此，确定原告的有关损害赔偿项目宜按农村居民的标准计算。A2、A3入院记录中记载原告患有高血压、脑血栓，均是对原告既往病史中的记载，原告系因外伤而住院，并非是原告因该病史病发而住院，被告未举证证明该证据材料中的用药及费用为专门治疗高血压、脑血栓所产生，故对该两份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A4系原告自行委托临沂沂蒙法医司法鉴定所作出的鉴定意见，被告虽有异议，但未在本院指定的期限内书面申请重新鉴定，对该鉴定意见，本院予以采用。A5系原告花费的鉴定费用，根据原告提供的单据，数额认定为1210元。A6系原告及护理人员因就医实际发生的费用，该费用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
对褚墩镇政府及褚墩镇压农业站提供的C1、C2、D1、D2均是有关政府部门作出的规范性文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定，对证明的问题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对褚墩镇政府提供的C3与褚墩镇农业站提供的D3系同一份证据，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D4虽不在原告主张的赔偿数额内，但确系原告受伤后，褚墩农业站的站长彭志利为原告治疗而支付的医疗费，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对其证据效力予认定。对被告邵士永提供的三张收到条的真实性，各方均无异议，具有真实性，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认定。对被告邵士永提供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各方均无异议，对其证据效力予以认定。
原告、被告罗庄区农业局、被告舒永泉、被告邵士永对公安机关的五份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认定；被告褚墩镇政府对邵士永的询问笔录有异议，认为其他四人的询问笔录证明涉案墙体的施工是由邵士永作为包工头承包的，而邵士永的询问笔录中刻意回避了这一事实，不能与其他四位证人的证词相互印证，邵士永是在故意回避墙体工程系由其承包这一事实，对其他人的询问笔录无异议，对彭芝利、舒永泉、张保安、邵泽才的询问笔录的证据效力予以认定，对邵士永的询问笔录，结合其他证据进行分析后进行综合认定。
原、被告各方对本院向舒永泉、邵士永、邵泽才制作的调查笔录、勘验笔录均无异议，对其证据效力予认认定。
经审理查明，2012年9月下旬，罗庄区农业局安排褚墩镇农业站在褚墩镇建设一个宣传测土配方施肥用的墙体，建设费用由褚墩镇农业站作出预算到罗庄区农业局支出。2012年11月7日，褚墩镇农业站的负责人彭芝利找到舒永泉、邵士永，让其找几个人建一个6米长、3米高的墙体，墙宽为空心砖的长度（约40厘米），用于宣传测土配方施肥政策，三人共同到褚墩镇褚墩三村邵昌春的承包地里选定施工地址，共同商定由舒永泉负责供料，料款2000元，邵士永负责找人施工，共9个工，每个工每天100元，共900元。2012年11月8日，邵士永、张之忠负责垒墙等大工工作，邵泽才、张保安从事送沙、和灰、送泥、递砖等小工工作，舒永泉负责供料，当天将墙体垒完。2012年11月9日、10日因下雨未干而停止施工。2012年11月11日，邵士永找到邵昌乔让其去抹墙，邵昌乔、张之忠负责抹墙等大工工作，邵泽才、张保安从事和灰、送泥等小工工作。其中张保安干一天邵士永支付70元，邵泽才干一天邵士永支付60元。施工现场状况为：在墙南北两边各用一根木棒分别插入墙体和地面，中间竖立两个“高扎”，在木棒和“高扎”上放上竹排搭建架子，搭架子用的木棒、“高扎”、竹排均由邵士永提供。当日11时左右，邵昌乔和张之忠正在抹东面墙下半部分时，墙体突然倒塌，邵昌乔被空心砖全部覆盖，张之忠下半身被空心砖覆盖，邵昌乔、张之忠被砸伤后，邵昌乔被送到临沂罗庄中心医院治疗，于2013年1月3日出院，共住院53天。2013年2月28日经临沂沂蒙法医司法鉴定所鉴定，邵昌乔的伤情构成二级伤残，属完全护理依赖。邵昌乔住院期间共花费医疗费113601.85元，临沂市罗庄区农业局垫付40000元，邵昌乔经新农合报销36000元，舒永泉支付2000元，彭芝利支付2000元，邵士永支付1000元。
另查明，涉案墙体位于临沂褚墩中学南大门向西800米十字路口西南角、在褚墩三村邵昌春承包地的东北角小桥西侧，东邻大路，西邻麦地，北邻大路，南邻麦地，桥长4.25米、宽2.7米、高0.85米。墙体南北走向，墙体由青石和空心砖构成，现存墙体长6.45米、宽0.4米、高1.2米，每块空心砖长40厘米、宽20厘米、高20厘米。墙体从底到上分别为青石两层、空心砖三层。青石长35厘米、宽28厘米、高30厘米，青石基础共两层，分别沿小桥南北两侧各延长0.9米、1.3米，空心砖基层三层，下面两层完整，最下面一层31块，中间一层16块，最上面一层22块空心砖，最上面一层自北向南1.95米没有空心砖，墙体西面没有抹水泥，墙体东面空心砖自南向北抹有水泥，东面其他部分没有抹水泥。墙体中间无砖垛，墙体南北两端有砖垛，砖垛20厘米。对墙体空心砖中间一层北侧、中间、南侧部位各取一整块空心砖作为样本，分别标记为A、B、C，对墙体空心砖最上层的碎砖一小块作为样本，标记为D，用保鲜膜和封条进行密封保存。
再查明，庭审中，经现场检测，原告委托代理人邵明贵及审判长邵照学对现场取样的标记为S的两块碎砖用大拇指和食指即可掰开，经向其他各被告询问，各被告表示无需再掰其他整砖，对上述事实，原、被告各方均无异议。
以上事实，主要根据原、被告陈述、举证及法庭调查的事实所认定，证据、庭审笔录均已收录在卷。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是：1、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什么？2、原、被告之间法律责任如何分担？3、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的项目、数额、标准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案中，被告邵士永与被告褚墩镇农业站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达成的关于垒砌墙体的口头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邵士永自备木棒、竹排等工具，以自己所掌握的建筑知识、技术和劳动，组织相关人员，按照约定的标准和规格，从事建设墙体工作，虽然费用尚未支付，但区分雇佣关系与承揽关系的因素很多，二者的主要区别是雇佣合同是以直接提供劳务为目的，承揽合同是以完成并交付工作成果为目的，提供劳务仅仅是完成工作成果的手段，结算方式只是区分二者的一个因素，邵士永的工作时间都由其自主决定，工作时间的长短，是根据工作量的多少而确定，不受褚墩镇农业站的控制和支配，褚墩镇农业站的主要目的是让邵士永交付墙体的工作成果而非单纯让邵士永提供劳务，提供劳务仅仅是完成墙体的工作手段，原告与被告褚墩镇农业站之间的法律关系，符合承揽合同关系的构成要件，双方之间构成承揽关系。原告系被告邵士永所雇佣，由邵士永安排抹墙工作，工钱由邵士永按天支付，原告与被告邵士永之间构成雇佣关系。被告罗庄区农业局安排被告褚墩镇农业站负责建设墙体的行为，实质是一种委托法律关系。褚墩镇农业站的业务受罗庄区农业局的领导，但其为被告褚墩镇政府下设的一个职能部门，人员职级的配备、工作人员的工资均由褚墩镇政府配备、发放，褚墩镇农业站与褚墩镇政府具有行政隶属关系。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它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因本案的墙体是正在施工过程中倒塌的，此时墙体的管理人应是具体的施工人。被告罗庄区农业局安排业务对口单位褚墩镇农业站建设墙体，是对有关文件要求的落实，由于该墙体尚未交付使用，在罗庄区农业局与褚墩镇农业站二者之间讲，此时的责任主要应由褚墩镇农业站承担。褚墩镇农业站在知道高达近3米的墙体在一天内建成后，未提出异议，同时，对提供的空心砖未进行必要的质量检验，空心砖的质量存在明显的瑕疵（用手即可掰开），未到现场监督，指示上有过错，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褚墩镇农业站是褚墩镇政府的一个行政职能部门，没有独立的法人资格，褚墩镇农业站的负责人彭芝利找人建设墙体过程中履行的是工作上职务行为，其行为后果应由褚墩镇政府承担。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罗庄区农业局作为墙体的定作人，应对定作的宣传墙的用料、施工尺寸等作出必要的指示，尤其是在墙体长度超过4米的情况下（定作的墙体长度为6米），中间应当加砌砖垛，被告罗庄区农业局对定作的墙体未作必要、合理的指示，是造成此次事故的原因之一，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被告邵士永作为该墙体的承揽人，在施工过程中未注意雇佣人员的人身安全，未发放劳动保护用品，在连续两天下雨的情况下，继续组织人员施工，墙体倒塌前已有大风，作为具有施工经验的雇主没有在现场进行指挥、监督，对安全隐患缺少预见和足够的防范，没有尽到谨慎管理责任，对事故的发生存在明显过错，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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