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沪二中民二(民)终字第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外高桥建筑安装发展公司。法定代表人廖渠勤。委托代理人张锴，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曼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金花。委托代理人吴海泉，上海市龙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沈军。委托代理人任宇奇。委托代理人吴敏。原审被告杨巧玲。原审第三人上海争光建筑装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宋炳辉。上诉人上海外高桥建筑安装发展公司(以下简称“外高桥公司”)因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2014)宝民三(民)初字第2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3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外高桥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锴，被上诉人上海曼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曼华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吴海泉，原审被告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任宇奇、吴敏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杨巧玲、原审第三人上海争光建筑装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争光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四建公司与外高桥公司签订《合同书》，主要约定，工程名称为宝山顾村镇新选址1号基地B3－3地块幼儿园项目，工程地点为沪太路西侧、沪联路南侧，工程内容为B3－3地块幼儿园土建施工，承包范围为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给四建公司的设计施工图纸所表明的土建部分、室外总体部分以及建设单位指定分包或建设单位自行分包项目的管理和配合等工程；工期暂定2010年12月8日至2011年8月31日。曼华公司于2013年12月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称，其于2011年8月17日与外高桥公司签订《合同书》，约定外高桥公司将宝山区顾村镇B3－3地块幼儿园装饰工程(以下简称“涉案工程”)交曼华公司施工，同时合同对工期、价款等均作了约定。合同签订后，曼华公司依约进行施工，总计工程款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4,572,930元。四建公司系该项目总包方，其非法将工程分包给外高桥公司，而杨巧玲系以外高桥公司名义经营(挂靠)。截至2013年3月1日，曼华公司共收到工程款295万元，尚余工程款1,622,930元未收到，故曼华公司要求判令外高桥公司支付工程款1,622,930元及利息11万元，四建公司、杨巧玲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审审理中，外高桥公司辩称，涉案工程是经杨巧玲介绍，由四建公司发包给外高桥公司并指定由杨巧玲具体操作，为此外高桥公司与四建公司签订了一份《合同书》，但这份合同的原件被四建公司拿走，也没有实际履行过；当时四建公司付给外高桥公司20万元，外高桥公司转交给杨巧玲后，杨巧玲就告失踪，至今没有下落，外高桥公司与四建公司也中断了联系，所以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情况与外高桥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曼华公司收到的工程款没有一笔与外高桥公司有关系。外高桥公司与曼华公司没有签订过合同，也不存在事实上的合同履行关系；诉讼发生前，曼华公司从未与外高桥公司联系过，而是一直与杨巧玲往来。对于工程款的金额，也不认可；外高桥公司没有委托任何人与曼华公司进行结算。综上，外高桥公司不同意曼华公司的诉讼请求。原审审理中，四建公司辩称，其与外高桥公司就涉案工程建立分包合同关系，并且已经履行完毕，工程已竣工，四建公司也已经向外高桥公司支付了对价。不清楚工程由谁实际施工，但应该是外高桥公司做的，因为四建公司是与外高桥签订合同。四建公司与曼华公司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也不存在实际承发包的关系，四建公司不应该作为案件被告。四建公司与争光公司签订劳务合同，但这是受外高桥公司的委托与争光公司就某一部分项目订立劳务外包关系，所以与争光公司发生合同关系的是外高桥公司。故四建公司不同意曼华公司的诉请。原审审理中，原审被告杨巧玲未作答辩。原审审理中，原审第三人争光公司未作陈述。原审审理中，曼华公司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法院提供以下证据：1、2011年8月17日外高桥公司(甲方)与曼华公司(乙方)签订的《合同书》，主要内容为，工程名称为宝山顾村镇新选址1号基地B3－3地块幼儿园项目，工程地点为沪太路西侧、沪联路南侧，工程内容为B3－3地块幼儿园装饰施工，承包范围为根据乙方提供的图纸经建设单位、甲方、建设单位下属的设计院确认的设计施工图纸所表明的装饰部分，工期暂定2010年8月21日至2011年12月21日；工程价款暂定为600万元，执行甲方与建设单位签订的工程总承包合同中约定的计价方式，甲方收取本工程甲方与建设单位结算总造价26%作为项目总包管理费，含税；该合同甲方落款处盖有“上海外高桥建筑安装有限公司B3－3幼儿园项目章”印鉴及金国友的签名；2、四建公司(甲方)与外高桥公司(乙方)签订的《合同书》复印件，主要内容为，工程名称为宝山顾村镇新选址1号基地B3－3地块幼儿园项目，工程地点为沪太路西侧、沪联路南侧，工程内容为B3－3地块幼儿园土建施工，承包范围为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给甲方的设计施工图纸所表明的土建部分、室外总体部分以及建设单位指定分包或建设单位自行分包项目的管理和配合等工程，工期暂定2010年12月8日至2011年8月31日；工程价款暂定为1,358万元，执行甲方与建设单位签订的工程总承包合同中约定的计价方式，甲方收取本工程甲方与建设单位结算总造价5%作为项目总包管理费，不含税；甲方收取建设单位指定专业分包的总包管理费中，乙方可以收取其中的70%，甲方收取30%等；乙方任命金国友为乙方常驻工地代表，具体负责实施乙方的职责，协助甲方搞好工作；专业分包的工程由乙方委托甲方签订合同并得到乙方认可后，由甲方支付工程款，乙方负责合同的洽谈与结算，与甲方无任何关联，甲方支付工程款时，乙方指定金国友为负责人，代表乙方与甲方进行确认工程款(曼华公司称该证据是外高桥公司、四建公司均有人在场的时候，杨巧玲、金国友交给曼华公司的)；3、2013年3月1日《结算协议》，主要内容为，外高桥公司与曼华公司就涉案工程结算达成协议，工程结算价为4,397,930元，木材款175,000元，共计4,572,930元，已付295万元，尚欠工程款及木材款1,622,930元，于8月付20万元、10月付20万元、12月付60万元、2014年3月前全部付清，杨巧玲对外高桥公司上述欠款承担担保责任；2013年3月1日前杨巧玲、金国友所签字的单子全部作废等；落款处由杨巧玲代表外高桥公司签名；4、2011年11月15日杨巧玲出具的《委托(确认)单》，主要内容为，由外高桥公司委托四建公司代为支付顾村B3－3地块幼儿园精装修进度款，共计115万元；落款由杨巧玲签名；5、2011年12月1日、2012年1月17日中国农业银行进账单，争光公司以支票形式向曼华公司支付40万元、1,175,000元；曼华公司称其一共收到295万元，除了上述两笔付款，其他都是陆续给的现金，其中有外高桥公司给的现金，还有2012年春节时给的现金，当时外高桥公司、四建公司都在，不清楚哪家给的钱。外高桥公司表示，对曼华公司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其没有刻过这枚项目章，也没有委托金国友做过任何事情，即便委托也是委托杨巧玲，因为金国友不是外高桥公司的员工；证据2真实性无法确认，因为手上没有原件，当时签订之后合同就被四建公司收回，且没有实际履行；证据3真实性不予认可，结算协议只是杨巧玲个人行为，没有外高桥公司盖章，杨巧玲签字真实性无法确认，且这个时候杨巧玲已经没有权利代表外高桥公司；从形式上看，结算协议内容与一般的工程结算有很大出入，400多万元的工程不可能就凭这一张纸；合同约定的质保金在结算协议没有提到，甲方收取的管理费在结算协议也没有体现，无法评判结算款是否客观；证据4真实性不予认可，杨巧玲个人签字，没有外高桥公司盖章，而且外高桥公司对杨巧玲的授权是到2011年8月31日，即便是杨巧玲签字，当时授权也已经到期，而且四建公司是明知授权期限的；对证据5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与本案无关，且可以反映出，是争光公司与曼华公司确立合同关系，与外高桥公司无关。四建公司对曼华公司提供的证据表示，证据1真实性、关联性不认可；证据2认可真实性；证据3不清楚；证据4没有看到过，真实性不认可；证据5不清楚。原审审理中，外高桥公司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法院提供以下证据：1、2010年12月8日外高桥公司出具的《法人委托书》复印件，主要内容为，委托杨巧玲为我方与贵方签订工程分承包合同代理人，受委托人为此而签署的有关文件，我单位均予承认；委托期限自2010年12月8日至2011年8月21日止，受托人无转委托权等；除委托单位印鉴加盖外高桥公司公章及合同章，未加盖项目章；2、四建公司工程分承包合同中途付款申请审批表、中国建设银行支票复印件及付款凭证，证明争光公司向四建公司请款，四建公司向争光公司支付工程款1,420,070元的事实，因争光公司与曼华公司建立了合同关系，故之后争光公司再付款给曼华公司。曼华公司表示，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当时杨巧玲出示过；证据2中的付款申请审批表载明分承包范围是幼儿园一结构、二结构，没有装修装饰，故与涉案工程无关。四建是向争光付款的。曼华公司与争光公司没有关系，争光公司付钱给曼华公司，是因为外高桥公司要求四建公司向曼华公司付款，而四建公司又要求通过争光公司付给曼华公司，可能是因为争光公司有劳务资质，为了规避违法分包的审查，所以这么做。曼华公司与争光公司没有关系，争光公司只是付款单位。四建公司对外高桥公司提供的证据表示，证据1没有原件无法确认真实性，应该是看到过类似的委托书，是否是这一份不能确定；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四建公司与争光公司有付款关系，付给争光公司是基于四建公司与外高桥公司的委托协议。原审审理中，四建公司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法院提供以下证据：1、四建公司与外高桥公司签订的《合同书》，与曼华公司提供的证据2相同；2、2011年4月20日外高桥公司出具的《委托(确认)书》，主要内容为，外高桥公司委托四建公司与争光公司签订关于顾村B3－3幼儿园工程一结构、二结构、装饰等的劳务合同，合同价款为280万元等；该委托书的委托人落款处，载明联系人为杨巧玲；3、四建公司与外高桥公司签订的《宝山顾村B3－3项目分包结算单》，证明涉案工程双方已经结算，结算价为16,100,379元；4、2013年7月22日杨巧玲、金国友出具的《承诺书》，主要内容为，顾村B3－3幼儿园工程由四建公司总承包，分包单位为外高桥公司，委托杨巧玲为该项目负责人，代表外高桥公司全权处理该项目各项事务，金国友为工程管理负责人，同时委托争光公司为该项目劳务单位，目前该工程已竣工备案，工程结算工作已完成；四建公司与外高桥公司结算造价为16,100,379元，扣除税金530,919元、罚款1万元、甲供材料款3,287,048.70元、零星付款52,504.53元、同凝结算数494,147元、明华公司结算数796,466元、利息29,000元、水电费5万元，实际结算造价为10,850,293.77元；目前四建公司已支付外高桥公司工程款20万元，已支付争光公司10,386,032元，尚余工程款264,261.77元；本次四建公司已向争光公司支付264,261.77元工程尾款后，四建公司与外高桥公司就顾村B3－3幼儿园工程价款已全部结清；外高桥公司杨巧玲和金国友已全部收到工程款10,850,293.77元，并承诺及时全额支付顾村B3－3幼儿园工程的劳务人工费、材料费、分包费用等各项费用，以及对于上述劳务单位、材料供应商、分包单位，不得向四建公司申讨任何费用，如有剩余债务，由外高桥公司杨巧玲、金国友全权处理、解决，与四建公司无关。曼华公司对四建公司提供的证据表示，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证据2与本案无关，因为四建公司与外高桥公司之间约定的施工范围与涉案工程不一样，而且曼华公司是包工包料的；证据3、4不认可，仅凭结算单、承诺书还不行，四建公司应当提供结算的具体依据以及所有款项支付的依据，还要证明是付款给正确的对象。外高桥公司对四建公司提供的证据表示，证据1无法确认真实性，因为双方签订合同后，合同原件被四建公司收走了；证据2真实性不认可，其中有手写添加“劳务”二字的痕迹，而且合同价款280万元与证据4中实际支付10,386,032元相差太大，也能证明四建公司关于受外高桥公司委托向争光公司付款的陈述不真实；证据3真实性不认可，对于1,600多万元的工程不可能如此简单进行结算；证据4真实性不认可，是杨巧玲个人单方面向四建公司作出的承诺，外高桥公司未对杨巧玲作出授权，对承诺的内容也毫不知情。原审法院认为，鉴于杨巧玲、争光公司经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可视其放弃抗辩及陈述事实的权利。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外高桥公司与曼华公司是否就涉案工程发生承发包关系，杨巧玲是否有权代表外高桥公司与曼华公司进行结算。曼华公司为此提供了其与外高桥公司于2011年8月17日签订的《合同书》，外高桥公司虽对该合同予以否认，但该合同甲方落款处有“上海外高桥建筑安装有限公司B3－3幼儿园项目章”印鉴及金国友的签名，而根据四建公司与外高桥公司签订《合同书》的约定，外高桥公司任命金国友为常驻工地代表，专业分包的工程也指定金国友为负责人，故金国友有权代表外高桥公司签订合同，该合同直接约束外高桥公司。根据四建公司的陈述，其将涉案工程发包给外高桥公司，并与外高桥公司进行结算，还根据外高桥公司的委托与争光公司签订劳务合同，向争光公司支付工程款，已结清全部工程款。虽然外高桥公司否认与涉案工程有关，但该工程已实际竣工，四建公司提供其与外高桥公司签订的《合同书》、《宝山顾村B3－3项目分包结算单》、外高桥公司出具的《委托(确认)书》、杨巧玲、金国友出具的《承诺书》，可证明四建公司所述属实。在外高桥公司否认且争光公司放弃抗辩的情况下，采信曼华公司的陈述，认定曼华公司对涉案工程进行了施工。在四建公司与外高桥公司签订的《合同书》中，杨巧玲作为经办人在乙方落款处签名；2010年12月8日外高桥公司出具的《法人委托书》，委托杨巧玲为外高桥公司的代理人签署有关文件；2011年4月20日，外高桥公司出具的《委托(确认)书》，联系人载明为杨巧玲。再根据2013年7月22日杨巧玲、金国友共同出具的《承诺书》的内容，可以证明杨巧玲、金国友全权代表外高桥公司处理涉案工程各项事务，而且外高桥公司也陈述涉案工程由四建公司发包给外高桥公司并指定由杨巧玲具体操作，且有20万元工程款的支付事实。综上，原审法院认为杨巧玲有权就涉案工程代表外高桥公司进行结算，曼华公司也有理由相信杨巧玲具有结算权限，故2013年3月1日《结算协议》对外高桥公司具有约束力。外高桥公司应于2014年3月前向曼华公司付清工程款4,572,930元，《结算协议》明确外高桥公司已付295万元，曼华公司对此认可，故外高桥公司还欠1,622,930元未付，曼华公司要求外高桥公司支付该笔欠款及利息的请求，可予支持。杨巧玲在《结算协议》中承诺对该笔欠款承担担保责任，因未明确担保方式，应按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四建公司已提供杨巧玲、金国友出具的《承诺书》证明结清工程款的事实，曼华公司要求四建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据此判决：一、外高桥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曼华公司支付工程款1,622,930元及利息11万元；二、杨巧玲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曼华公司要求四建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判决后，外高桥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其与曼华公司之间就涉案工程并不存在承发包关系，金国友只是项目负责人，其没有权利代表外高桥公司签订分包合同。外高桥公司出具给杨巧玲的委托书明确授权期限至2011年8月31日止，故在没有外高桥公司特别授权的前提下，杨巧玲没有权利于2013年3月1日与曼华公司进行结算，且合同约定保修金需等建设单位与四建公司结算完以后才支付，但杨巧玲承诺支付的工程余款中并未扣除该笔费用；另，合同中涉及的26%的总包管理费在结算中也未有体现。故原审法院在未对《结算协议》本身是否真实及工程款的结算及付款情况进行实质审查的情况下作出判决明显影响处理结果的正确性。外高桥公司据此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曼华公司答辩称，其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其已收取的工程款是由四建公司通过争光公司转账的以及由政府部门协调支付的工人工资。金国友和杨巧玲有权代表外高桥公司签订分包合同及结算协议。故曼华公司不同意外高桥公司的上诉请求，请求维持原判。原审被告四建公司述称，其将包括涉案工程在内的宝山顾村镇B3－3地块幼儿园项目工程发包给外高桥公司，并根据外高桥公司的委托与争光公司签订合同。四建公司在原审中已提供了全部支付凭证证明其已履行了所有合同义务。故四建公司不同意外高桥公司的上诉请求，请求维持原判。原审被告杨巧玲与原审第三人争光公司均未到庭陈述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外高桥公司否认曼华公司与其之间就涉案工程存在承发包关系，但依据外高桥公司与四建公司签订的有关涉案工程所属幼儿园项目施工的合同书中金国友身份的记载以及外高桥公司出具给杨巧玲的委托书中载明的内容可证实曼华公司有理由相信金国友与杨巧玲有权代表外高桥公司处理涉案工程的各项事务。外高桥公司称其在杨巧玲失踪后即与四建公司中断了联系且对承接的相关工程一无所知的说法明显有违常理，且外高桥公司没有证据证明杨巧玲对外所签署的结算书及承诺书有悖其真实意思表示，外高桥公司作为委托人依法应就其代理人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本院对外高桥公司有关此节的意见不予采信。因2013年3月1日《结算协议》中记载的结算价并未明确其具体组成，故外高桥公司以该结算价未扣除相应的保修金及总包管理费为由进而否认《结算协议》的真实性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外高桥公司系其与四建公司签订合同中的承包方及其与曼华公司签订合同中的发包方，对于关系其自身权益的工程施工及结算情况应密切关注、控制并妥善保管相关资料，但外高桥公司在涉案工程早已完工的情况下至今未能提供任何有关该工程的施工及结算资料，不利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原审法院结合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陈述就案件主要争议事实所作认定并无不当，外高桥公司应按照涉案《结算协议书》向曼华公司履行工程余款的支付义务。综上，原审法院所作判决可予维持。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0,396元，由上诉人上海外高桥建筑安装发展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彭 辰
审判员 成 皿
审判员 邬海蓉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仇祉杰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