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1241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思英，住广州市开发区。
委托代理人：刘小芹，广东汇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开发区土地开发储备交易中心（原名称：广州开发区拆迁管理办公室），住所地广州市。
法定代表人：吕喜龙，职务：主任。
委托代理人：周明贵，广东法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丁振凯，广东法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东进新区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马以勇，职务：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杨泽辉，住福建省仙游县，系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刘思英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开发区土地开发储备交易中心（以下简称“土地开发交易中心”）、广州东进新区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进公司”）一案，不服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5）穗黄法民三初字第2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刘思英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程序不合法，导致认定事实不清，已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在查明事实清楚的情况下予以改判。由于被上诉人在没有与上诉人商量的情况下，单方拆迁上诉人的房屋，其拆迁涉案房屋的原始证据在被上诉人处，但被上诉人又拒绝提供给上诉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由于当事人因客观原因无法收集的证据可申请法院依法调取。为了澄清本案的事实，上诉人书面申请一审法院前往广州东进新区开发有限公司，对其在实施拆迁上诉人所有的广州市萝岗区岭头社区岭头茅坦村三界庙房屋的房屋实地测量图和实地测量面积等相关资料予以调取，以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可是，一审法院不但未予调取，反而主观认定上诉人被拆迁的房屋面积没有240平方米，直接影响了本案的正确处理，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二、一审判决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导致判决结果错误，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案外人袁某甲不是涉案土地的当地人，根据现有的法律法规规定，户口不在涉案土地的人，不得享有征地补偿相关待遇。可是，被上诉人既给案外人袁某甲征地安置房补偿，又给其征地房屋补偿款，这明显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可一审法院将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民事行为认定为属于上诉人对自己的权利的合法处分，这明显是错误的，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三、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签订合同时，只签订了后面无实际内容的空白一页，被上诉人也没有举证证明已经将合同的内容全部交给上诉人审阅并签字。可是，一审法院，主观认定上诉人该一主张有违一般生活经验，显然该事实是认定不清楚的。而且，上诉人签字后，被上诉人在签字的前面以其单方面的意思擅自添加一份内容不真实的协议，这不但违反了合同的真实性，而且违反了诚信原则，更是一份显失公平的合同。故此，被上诉人一直不敢将合同交与上诉人，直到几年后因上诉人强烈要求其给出合同时，才于2015年9月22日才将一份所谓的不真实的《协议书》交与上诉人。可是，一审法院对此，置之不理，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一、请依法撤销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5)穗黄法民三初字第260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二、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土地开发交易中心答辩称：一、上诉人在法定上诉期满后才提起上诉，依法应不予受理。一审判决是采用邮寄方式送达上诉人。根据上诉人上诉时提交的判决书EMS邮寄单，经查询，该邮件在2016年4月30日已被签收。上诉人称其2016年5月19日收到该EMS，与事实不符。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64条规定，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应在收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就本案来说，上诉人应在2016年5月15日前提起上诉，而上诉人在2016年6月才提起上诉，已超过法定上诉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320条关于“未在法定上诉期内递交上诉状的，视为未提起上诉”之规定，依法应不予受理上诉人的上诉。二、涉案《协议书》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不存在法定撤销事由。本案一审已查明：涉案《协议书》(穗萝迁【2010】001号)是在上诉人及案外人吴某某共同向原广州开发区拆迁管理办公室(下称“区拆迁办”)提出申请(共同提交《刘思英、吴某某提出的安置要求及承诺》)后，经双方协商一致于2010年3月签订。《协议书》签订后，上诉人按协议约定领取了临时安置补助费；2013年1月，上诉人出具声明书，表明其已与区拆迁办签订了上述《协议书》；2013年8月，上诉人与区拆迁办就该《协议书》签订了《补充协议书》(穗萝迁补【2013】006号)，约定根据新拆迁政策，给予上诉人增加部分补偿安置待遇；同时，双方还就上述《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约定的安置面积签订了《安置房购房合同》，上诉人也按约定支付了安置房购房款。以上一系列申请、签约及履约的事实，具有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和约定内容上的承前启后，足以表明《协议书》系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否则，在不知道前一协议内容的情况下，不可能签订后一协议，并主动履行约定义务。上诉人称其签订《协议书》时只签订了无实际内容的空白页，不知道协议内容，显然与事实不符。并且，《协议书》的内容也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及显示公平的情况。因此，答辩人认为涉案《协议书》经协商一致签订，合法有效，不存在可撤销的事由。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批程序合法，应予以维持；并且，上诉人超过法定上诉期才提起上诉，依法应不予受理。
被上诉人东进公司答辩称：同意土地开发交易中心的意见。
刘思英于2015年11月13日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撤销刘思英与土地开发交易中心、东进公司于2010年3月9日签订的穗萝迁[2010]001号/20041213606502001/《协议书》。二、本案的诉讼费由土地开发交易中心、东进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刘思英是广州市国营岭某农工商联合公司（以下简称“岭某公司”）职工。1995年，刘思英与其丈夫吴某某、哥哥刘某乙共同出资，以刘思英的名义向岭某公司购买了位于该公司茅坦村三界庙的座北向南，从东至西依顺序四间旧平房，共计84平方米。
1995年12月26日，刘思英以其名义填写《村镇建房（用地）申请表》，就上述购买的旧屋地向广州市白云区国土部门提出建房用地申请，用地四至范围为东离张田禺尾1米，西离傅江尾80公分，南离公路14米，北为山，共计100平方米。
1998年，刘思英与其丈夫吴某某产生离婚诉讼，法院判决二人离婚，上述四间平房靠东面的两间房由吴某某居住使用，靠西面的两间房由刘思英居住使用。
2000年6月2日，刘思英与案外人袁某甲签订转让协议，约定刘思英将上述四至范围内100平方米的宅基地使用权转让给其，其则通过岭某公司将刘思英原填写的《村镇建房（用地）申请表》中的申请人姓名直接涂改为“袁某甲”，并申领了由广州市白云区萝岗镇人民政府核发给其的萝字第0008004号《农村（圩镇）宅基地使用证》，核发日期为1997年2月25日。
2003年，广州市白云区萝岗镇撤镇改街，并于2005年划归广州市萝岗区管辖。2006年11月22日，为实施省道永顺大道的扩宽工程，广州开发区土地建设中心与案外人袁某甲签订《房屋拆迁临迁补偿协议》，约定袁红光将上述宅基地范围即茅坦东街X号的房屋（以下简称“案涉房屋”）交由拆迁公司拆迁，该址房屋所在的宅基地被依法征收，袁某甲取得拆迁补偿安置款，被拆迁房屋所在土地被征用为国有土地。
2007年，刘思英向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萝岗区分局（以下简称“萝岗国土局”）申请查实萝字第0008004号《农村（圩镇）宅基地使用证》使用人被涂改原因并予以纠正。萝岗国土局分别于同年9月19日出具穗萝国房函[2007]130号《关于查实0008004号宅基地证的复函》及于同年12月6日出具穗萝国房函[2007]1**《关于刘思英申请返还宅基地证的复函》，答复刘思英所申请查实的萝字第0008004号《农村（圩镇）宅基地使用证》的使用人为袁某甲，但袁某甲非本村村民，违反了《广州市农村居民住宅建设用地管理暂行规定》，现已立案调查。
2008年10月23日，刘思英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判令撤销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核发萝字第0008004号《农村（圩镇）宅基地使用证》的具体行政行为或确认核发上述宅基地证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并将该宅基地使用证的使用人更正为刘思英。2009年1月15日，广州市萝岗区人民法院作出（2008）萝法行初字第17号《行政判决书》，认为原广州市白云区萝岗镇人民政府向袁某甲核发涉案宅基地使用权证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虽然涉案宅基地使用证尚未办理注销手续，但鉴于涉案土地已被依法征用为国有土地，不具有可撤销内容，故无撤销必要，并依法判决：“一、确认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核发萝字第0008004号《农村（圩镇）宅基地使用证》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二、驳回刘思英的其他诉讼请求”。该判决现已生效。
2008年10月30日，为做好广州市国营黄某农工商联合公司、岭某公司范围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工作，土地开发交易中心办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制定并印发了穗萝拆迁办[2008]260号《广州市国营黄某农工商联合公司、广州市国营岭某农工商联合公司范围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确定东进公司为岭头公司范围内房屋拆迁实施单位对相关房屋实施拆迁具体工作。
2009年2月6日，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对刘思英的信访作出穗国房群字[2008]3136-2号《信访复函》：“来访提出萝字第008004号《农村（圩镇）宅基地使用证》被涂改的问题，我局认为，萝岗区人民法院[(2008)萝法行初字第17号]已就萝字第008004号《农村（圩镇）宅基地使用证》的效力问题作出了判决，您可待上述判决书生效后，持《行政判决书》到萝岗区国土房管分局办理相关手续……”。
2009年2月底，及案外人吴某某共同向土地开发交易中心出具《刘思英、吴某某提出的安置要求及承诺》，要求“在岭头新村安置160平方米安置房，即两套80平方米户型安置房，一套安置到刘思英名下，一套安置到吴某某名下”等，并保证“如满足以上条件，对茅坦村三界庙的宅基地房屋补偿安置争议不再提出任何要求，也不再到任何部门诉讼或信访”。
2009年3月11日，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萝岗区分局向刘思英的信访问题作出穗萝国房函[2009]73号《关于茅坦东街x号拆迁补偿问题的复函》：“一、根据萝岗区人民法院（2008）萝法行初字第17号判决书判决，袁某乙不具备申请使用宅基地的法定条件，原萝岗镇人民政府1997年2月25日核发萝字第0008004号《农村（圩镇）宅基地使用证》的行为违法。该宅基地证不能作为拆迁补偿的合法依据。我局已责成拆迁管理部门停止发放此证相关的拆迁补偿费和临迁费，停止办理此证相关安置手续，并依法追回已发放的拆迁补偿费和临迁费……”。
2010年3月，土地开发交易中心（甲方）与东进公司（代理人）、刘思英（乙方）签订了穗萝迁[2010]001号/20041213606502001/《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因拆迁位于广州市国营岭某农工商联合公司茅坦东街x号房屋（宅基地证号为00080**号，后经广州市萝岗区人民法院“（2008）萝法行初字第17号”《判决书》判决持证人袁某甲不具备申请使用宅基地的法定条件，原萝岗镇人民政府核发上述宅基地证的行为违法）补偿安置事宜，经各方协商一致，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协议书约定：原址房屋补偿款归房屋买受人袁某甲所有，乙方不再就原址房屋要求任何补偿款；给予乙方80平方米安置面积，安置于岭头新村，具体安置房位置、面积待安置新村建成交付后由甲、乙方签订安置房购房合同予以约定；按其安置面积及每月18元/平米给予临时安置补助费，自2009年2月1日起发放至甲方通知乙方签订安置房购房合同之日后90日止；本协议签订后，乙方不再就原址房屋拆迁补偿安置事宜向甲方主张其他任何权利，不再向任何单位进行信访”。
2010年5月13日，刘思英领取了上述协议约定的临时安置补助费存折，款项金额为20160元，名目为14个月临迁费。2013年1月8日，刘思英出具声明书，表明其对区拆迁办与案外人吴某某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无异议，同意分配给吴某某80平方米的安置面积。
2013年8月30日，土地开发交易中心（甲方）与东进公司（代理人）、刘思英（乙方）签订穗萝迁补[2013]）006号/20041213606502001/《补充协议书》，约定给予乙方宅基地土地使用权区位补偿96000元，人口奖励10000元；选择位于黄陂新村安置住宅小区的80平方米安置房作为原协议约定的安置房。同日，土地开发交易中心（甲方）与东进公司（代理人）、刘思英（乙方）签订《安置房购房合同》，就购买黄陂新村安置房具体事项予以约定。刘思英于2013年11月12日支付了购房款158778.9元。
原审法院另查，区拆迁管理办公室（即现在的土地开发交易中心）的组织机构代码证上显示的机构名称为：广州开发区拆迁管理办公室（广州市萝岗区拆迁管理办公室、广州开发区征用土地办公室、广州市萝岗区征用土地办公室）。
原审诉讼中，刘思英、土地开发交易中心、东进公司均表示对于案涉合同撤销后财产返还等问题，须待案涉合同是否撤销最终确定后另行主张。
以上事实有关于印发《广州市国营黄某农工商联合公司、广州市国营岭某农工商联合公司范围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的通知、村镇建房（用地）申请表、农村（圩镇）宅基地使用证、岭头公司的证明和情况说明、白云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萝岗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复函、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萝岗分局复函、穗萝迁[2010]001号/20041213606502001/《协议书》、穗萝迁补[2013]）006号/20041213606502001/《补充协议书》、刘思英、吴某某提出的安置要求及承诺、临迁费签收表、声明书、安置房购房合同、选房确认书、广州银行进账单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原审法院予以采信。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刘思英请求撤销其于2010年3月与土地开发交易中心、东进公司签订的穗萝迁[2010]001号/20041213606502001/《协议书》，应当举证证明协议书的签订过程或内容存在前述法律规定的可撤销的情形。刘思英在诉讼中已明确请求撤销的依据及事由主要有四点：其一是认为土地开发交易中心、东进公司只给其看了协议书的最后一页，并据此认为协议内容不真实；其二是认为每户补偿安置房应为240平方，刘思英与其前夫在补偿时候是独立的户，应每人享有240平方补偿，而实际只补给刘思英及前夫各80平方，并据此认为协议书显失公平；其三是土地开发交易中心、东进公司将拆迁安置房补偿给不享有补偿资格的案外人袁某甲80平米，违反法律规定；其四是协议书的内容违反了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及土地开发交易中心、东进公司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对于第一点，刘思英主张的土地开发交易中心、东进公司仅出示了协议书最后一页就让刘思英签名的事实明显有违一般生活经验，该主张亦与刘思英从签订协议书后领取协议书约定的相关款项并根据协议书选定安置房、签订购房合同、支付购房款等一系列履约行为不符，且该主张亦非合同法规定的可撤销事由，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第二点，刘思英未能举证证明其应享有240平方米的补偿，相关宅基地申请表及判决书确认的被拆迁房屋的面积亦非240平方米，其据此主张协议书显示公平缺乏事实基础，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第三点，在确认刘思英及案外人吴某某为案涉房屋的权利人后，为解决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核发萝字第0008004号《农村（圩镇）宅基地使用证》的具体行政行为被法院确认违法的相关后果，土地开发交易中心、东进公司及刘思英在平等自愿的原则下根据《刘思英、吴某某提出的安置要求及承诺》中的内容签订穗萝迁[2010]001号/20041213606502001/《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刘思英及案外人吴某某作为案涉房屋的权利人，自愿在该协议书中确认原址房屋补偿款归房屋买受人袁某甲所有，属于对自己实体权利的合法处分，没有违反相关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且该事由亦非合同法规定的撤销合同的法定事由，刘思英据此主张撤销合同缺乏理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第四点，刘思英未在诉讼中明确协议书中违反广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的具体所指，亦未提供相关证据证实该事实的存在，且该事由亦非合同法规定的撤销合同的法定事由，刘思英据此主张撤销合同缺乏理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刘思英与土地开发交易中心、东进公司签订的穗萝迁[2010]001号/20041213606502001/《协议书》，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与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合同当事人均应恪守履行。刘思英要求撤销该协议书缺乏事实基础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于2016年4月20日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原告刘思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刘思英承担。
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刘思英向本院提交相关证据，证据1、2006年11月22日签订的房屋临迁补偿协议，拟证明涉案房屋实际上是两处宅基地，东进公司把涉案房屋宅基地作为附属物进行补偿，证明附属物的宅基地与涉案房屋的宅基地是两处宅基地。证据2、提供2004广州科学城村庄搬迁补偿安置实施办法补充规定供法庭参考。拟证明安置房购房价按照拆迁房屋按照优惠价购买的，按照规定优惠价是1000元，但是补充协议是按照1800元购买的，当时协议我方是没有看到内容，如果有看到不会按照1800元购买。证据3、提供涉案房屋的主协议，拟证明我方只签了该协议的最后一页，证实主协议我方是不清楚内容的。被上诉人质证称：证据1签订时间是没有原件，我方是不予质证的。该协议是在2006年12月22日已经签订了，本案一审是在2015年，该份证据在2015年但是并未提交，所以已经超过了举证期间了。证据2是复印件也没有原件，我方对真实性不予确认。上诉人通过补充规定证明安置房的价格是1000块而不是1800，但是协议书中并没有约定购房价的价款。我方认为对方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对方签订协议书时不知道协议书内容的事实。证据3是复印件没有原件，我方不予质证。该证据跟涉案的协议书是一致的，我方可以理解为对方是把该协议书最后一页复印下来，不能证明签订时只有该页，该证据的左上角有明显的装订的痕迹。不能说明签订时是单独的一页。
二审审理期间，因机构职能调整，被上诉人广州开发区拆迁管理办公室主体更名为广州开发区土地开发储备交易中心。二审庭询后，上诉人刘思英申请撤销其代理人刘小芹代理职务，本院予以确认。经审核，上诉人二审提交材料并不符合新证据采用条件。本院经审理，确认原审查明事实。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
本案原审是上诉人以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协议书》未经其审阅及显失公平为由，提起撤销之诉。原审依据合同撤销的相关法律规定，结合本案实际进行分析，论述完整合理，并无不当。上诉人在签订该《协议书》后，再次签订了《补充协议书》(穗萝迁补【2013】006号)，合同双方亦实际履行，两份协议书均对上诉人涉案房屋拆迁补偿及权益行使进行确认。上诉人对于被上诉人隐瞒上述协议具体内容的陈述并无充分证据证实，且与双方实际履行的事实相悖，有违一般认知，本院不予采纳。至于上诉人坚持其拆迁补偿面积应为240平方米，诉讼中并无充分举证，而案外人关于涉案房屋补偿如何处置属于被上诉人与其另一法律关系，并不直接影响本案对涉案协议是否应当撤销的审理，原审基于上诉人的撤销之诉对双方协议进行审核，并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上诉理据不足，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刘思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韩志军
审判员 郭东升
审判员 刘 卉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书记员 冯冠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