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1民终8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沈涤，女，1972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南京市建邺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友庆，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爽，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在南京市江宁区庄排路**号。
负责人：钱世云，该事务所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新毅，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博涵，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沈涤因与被上诉人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苏源律所）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2015)建民初字第32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5日立案后，于2017年2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沈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友庆、李爽，被上诉人苏源律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博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沈涤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苏源律所诉讼请求，并由苏源律所负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根据国家发改委、司法部2006年发布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发改价格[2006]611号）第四条、第十一条，《江苏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苏价费[2007]5号）（以下简称江苏省实施细则）第六条、第八条规定，涉及财产关系离婚案件律师费应按政府指导价收取，不得实行风险代理，此属强制性规定。该规定不仅系行政管理的内容，而且直接决定了律师费收取方式及金额，是委托代理协议双方当事人合同权利义务的重要内容，应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以下简称价格法）对服务收费规定了三种定价类型，即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2006年《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及江苏省实施细则是由价格法授权的机关制定并用以落实价格法关于政府指导价相关规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源于价格法，系价格法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案中，2012年10月29日《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第二条之3约定的律师费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为首期律师费5万元，另一部分为按沈涤在该案中最终获得的财产利益与该案一审判决确定的沈涤可获财产利益差额的10%计算的后续律师费（以下简称后续律师费），其中，后续律师费的约定属风险代理，违反了2006年《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及江苏省实施细则前述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应属无效。根据江苏省律师费收费标准，沈涤已付10万元，无需再就该案向苏源律所支付律师费。2.国家发改委于2014年发布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放开部分服务价格意见的通知》（发改价格[2014]2755号）（以下简称2014年发改委通知）仅系该委单方发布的通知，不能变更其与司法部共同发布的2006年《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效力；且根据不得溯及既往的原则，该通知不能适用于案涉纠纷。与此同理，江苏省物价局、司法厅于2016年发布、自2017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江苏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苏价规[2016]9号）放开对离婚案件进行风险代理的限制，亦不适用于本案。3.苏源律所在代理沈涤离婚案的过程中未尽职责，应扣减相应的律师费。苏源律所在二审和再审程序相关环节未经沈涤同意擅自发表调解意见，导致沈涤在最终的调解中处于被动局面，且在执行程序中，苏源律所亦未实质性参与，在此情况下，如让沈涤负担高额律师费有失公平。4.苏源律所作为专业机构，明知2006年《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及江苏省实施细则的禁止性规定仍与沈涤签订委托协议，明显存在过错，所致不利后果不应由沈涤负担。5.合同有效应以合同成立为基础，一审判决在先认定案涉协议的效力之后再认定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这一合同成立要素，存在逻辑错误。综上，一审判决割裂了2006年《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及江苏省实施细则与价格法之间的关系，机械理解法律规定，导致实体处理错误，二审法院依法应予纠正。
苏源律所辩称，沈涤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事实和理由：1.沈涤关于2006年《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及江苏省实施细则系价格法组成部分的上诉意见没有依据。所有下位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均源于上位规范性法律文件，但这并不意味着前者系后者的组成部分，否则所有违反部门规章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行为都构成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宪法》的违反，故该意见显然不能成立。且倘若如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一）第四条的规定亦将落空。2.价格法中并无关于律师收费的具体规定，2006年《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及江苏省实施细则达不到合同法解释一第四条规定的认定合同无效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等级，且所涉相关规定均为管理性规定，不能作为认定合同效力的依据。3.案涉委托协议履行过程中，2014年发改委通知及2016年《江苏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已经取消了涉及财产关系的离婚案件不得实行风险代理的要求。4.根据委托协议，苏源律所代理沈涤处理的主要是财产分割问题，并不涉及沈涤的婚姻关系，故后续律师费的约定与前述关于离婚案件不得实行风险代理的规定无关。5.沈涤离婚案涉及财产标的额高达1.5亿元左右，苏源律所指派的律师代理沈涤参与了该案二审、再审和执行三个阶段，其中仅二审阶段即参加听证2次、庭审3次和谈话5次，多次往返南京和宿迁两地，案涉三个问题涉及到的证据均在50件以上，以该案的复杂程度和代理律师的智力付出、工作强度，代理费应在300万元以上。但为了减轻沈涤的律师费负担，双方经多次磋商，确定了当前的收费方式，且将收费比例由12%降至10%，故沈涤关于后续律师费约定失于公平的上诉意见与事实不符。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
苏源律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沈涤支付律师费239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0月29日，双方签订委托协议，约定：沈涤委托苏源律所代理沈涤与张辉离婚纠纷案（含阜宁中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与王秋洪等人房屋确认纠纷等相关案件，直至离婚纠纷以及财产分割结束）的有关法律事务；苏源律所指定孙韬律师负责代理上述纠纷；自双方签订委托协议之日，沈涤支付首期律师费人民币5万元，本案代理结束后，沈涤根据其分得财产价值超过一审判决部分的百分之十支付后续代理费，上述超过部分的计算不包含中正香格里拉32套房屋的认定和分配；苏源律所律师及其助理的办案费用包括不限于交通费、通讯费等由沈涤承担，沈涤需预付部分费用5万元；在苏源律所代理该案过程中，若沈涤单方撤销或终止委托，苏源律所无过错的，苏源律所已收取的律师费不予退还，协议自行终止，另按照沈涤增加获得3000万元财产支付苏源律所代理费。本案若沈涤变更委托代理事项内容的，苏源律所有权决定是否继续接受委托或终止协议，并由双方另行协商法律服务内容及收费标准，对原代理协议进行变更和补充。
一审法院另查明，2012年9月28日，江苏省泗洪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泗洪法院）就沈涤诉张辉离婚纠纷一案作出（2011）洪民初字第0774号（以下简称774号案）民事判决。该判决内容包括准予沈涤与张辉离婚，子女抚养，车辆、房产、股权、债权等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等八项。沈涤不服该判决，向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4年1月29日作出（2012）宿中民终字第1455号（以下简称1455号案）民事判决，对774号案判决关于财产分割的内容进行部分改判。该案生效后，沈涤申请执行，张辉不服，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江苏高院）申请再审，江苏高院提审该案。双方在再审中达成调解协议，江苏高院于2015年2月11日作出（2015）苏民再提字第00023号（以下简称23号案）民事调解书。除以上案件外，沈涤曾以张辉等为被告，向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股权转让纠纷之诉，后撤诉。以上各诉讼案件及执行案件，除774号案外，均由苏源律所指派律师担任沈涤的代理人参加诉讼。
一审中，双方确认，与泗洪法院774号案判决内容相比，江苏高院23号案调解书确定沈涤可获财产价值的数额多出2395.5万元。
一审法院再查明，2006年《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办理涉及财产关系的民事案件时，委托人被告知政府指导价后，仍要求实行风险代理的，律师事务所可以实行风险代理收费，但包括婚姻、继承案件等几类情形除外。
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委托协议属于律师费风险代理合同，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该协议是否有效。沈涤据以提出抗辩主张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中，仅2006年《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及江苏省实施细则明确规定离婚案件不得进行风险代理，但该两份文件属于部门规章，不能作为认定合同有效、无效的法定依据，故尽管案涉协议不符合该两份文件的规定，但并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且从双方当事人订立协议的过程看，双方意思表示真实，故该协议应为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苏源律所已履行合同义务，沈涤应按约定支付律师代理费用。根据协议关于首期律师费及后续律师费的约定，沈涤应支付的律师代理费用为244.55万元。关于合同约定的办案费用5万元，因苏源律所未举证证明该费用实际发生，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沈涤已付10万元，需另付234.55万元。综上，依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判决：沈涤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苏源律所律师代理费234.55万元。一审案件受理费25,92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30,920元，由沈涤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发改委通知第一条第四项“律师服务（刑事案件辩护和部分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国家赔偿案件代理除外）”规定，除律师事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机构（包括乡镇、街道法律服务所）提供的下列律师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外，其他律师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1.担任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以及刑事案件自诉人、被害人的代理人；2.担任公民请求支付劳动报酬、工伤赔偿，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代理人，以及担任涉及安全事故、环境污染、征地拆迁赔偿（补偿）等公共利益的群体性诉讼案件代理人；3.担任公民请求国家赔偿案件的代理人。该通知第四条规定，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按照本通知要求，结合修订地方定价目录，清理废止本地区制定出台的相关服务价格文件，尽快放开相关服务价格，并做好政策宣传解释工作；要依法加强对有关服务市场价格行为的监管，坚决依法查处串通涨价、价格欺诈等不正当价格行为，维护正常市场价格秩序，保持价格水平基本稳定，保障市场主体合法权益。2016年《江苏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律师事务所依法提供下列法律服务的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一）担任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以及刑事案件自诉人、被害人的代理人；（二）担任公民请求支付劳动报酬、工伤赔偿，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代理人；（三）担任涉及安全事故、环境污染、征地拆迁赔偿（补偿）等公共利益的群体性诉讼案件代理人；（四）担任公民请求国家赔偿案件的代理人。该办法第三十条规定，该办法自2017年1月1日起执行，有效期5年；《省物价局省司法厅关于印发<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江苏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及其他与该办法不相符合的规定同时废止。
另查明，本案一审期间，苏源律所为了证明其在沈涤离婚案中工作量，提交沈涤离婚案二审、再审程序中的相关诉讼材料和法律文书等证据。沈涤对以上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苏源律所存在未尽职责的情况并提交了录音资料、沈涤离婚案二审开庭笔录等证据。苏源律所对沈涤提供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孙韬律师作为沈涤在该案中经特别授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陈述调解方案时，沈涤均在现场，如所述方案有违沈涤本人意愿，其完全可以当即纠正，且孙韬律师所述调解方案被张辉一方当场拒绝，该方案并未实现，对案件实体处理无实质性影响。双方提交的以上证据显示，苏源律所接受沈涤委托后，在该案的不同诉讼阶段制作了大量对应的诉讼材料，多次往宿迁市、江苏高院等地参加谈话、听证、开庭、调解等。2014年1月6日的沈涤离婚案二审开庭笔录显示，沈涤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韬律师均参加该次庭审，庭审中被问及调解意见时，孙韬律师陈述了调解意愿及方案，张辉一方则明确表示不同意调解，双方调解未成。该案再审期间，江苏高院组织该案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沈涤参加并签订调解协议，苏源律所称因沈涤故意隐瞒致孙韬律师未参加该次调解。沈涤提供的录音证据显示，沈涤与苏源律所在因案涉律师费发生纠纷后，双方见面协调处理，孙韬律师对沈涤一方提出的关于苏源律所未尽职责的指责不予认可。
二审中，沈涤述称，其在离婚案中的诉讼请求金额为4000万元，该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均按199,340元收取，可见该案诉讼标的额为4000万元，而非苏源律所所称的1.5亿余元。按4000万元标的额，依据普通代理收费标准计算并考虑苏源律所二审才开始代理案件的事实，苏源律所本案中主张的律师费明显过高；且苏源律所在本案一审中对后续律师费的诉讼请求为239万元，零头5500元并未主张，一审判决按239.55万元认定该部分律师费，属判超所请。苏源律所述称，沈涤离婚案中，沈涤的诉讼请求不仅包括现金部分，还包括股权、房产等财产，故该案标的额远超4000万元；提起本案诉讼时，苏源律所出于计算及表述方便，确将后续律师费主张为239万元，一审判决虽将此部分认定为239.55万元，但扣除已付部分和未支持部分后，最终支持金额为234.55万元，小于苏源律所诉讼请求239万元，不属于判超所请；一审判决送达时，沈涤本案一审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就此提出异议，因异议不成立未被一审法院采纳。
二审中，双方共同确认：1.江苏高院23号案调解书确定的沈涤的财产利益均已实现，该利益与泗洪法院774号案判决确定的财产利益相比，超出2395.5万元；2.就沈涤离婚案，苏源律所已完成委托协议约定的服务。
除以上事实外，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其他事实认定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1.案涉委托协议第二条第之3约定的沈涤离婚案后续律师费收取方式的效力如何；2.如该约定有效，苏源律所应收律师费是多少，一审判决认定的金额有无超出苏源律所的诉讼请求。
关于第1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根据合同法解释一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确定合同效力时，对合同法实施以前成立的合同，适用当时的法律合同无效而适用合同法合同有效的，则适用合同法。据此规定，人民法院在确定合同效力时，应遵循从旧兼从宽的原则，尽可能地避免或者减少合同无效，以促进并鼓励交易，维护交易的安全和稳定，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合同法解释一的该条规定虽然是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合同法适用范围的司法解释，但人民法院在适用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确定合同效力时，亦应遵循该条规定确立的规则。本案中，委托协议成立时，其中关于后续律师费收取方式的约定违反了2006年《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及江苏省实施细则的禁止性规定，但2014年发改委通知及2016年《江苏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均已不再就涉及财产关系的婚姻案件实行风险代理作禁止性要求，故根据合同法解释一第三条确定的规则，出于维护交易安全并综合考虑当前律师服务行业发展的现状，本院认定案涉委托协议关于后续律师费收取方式的约定合法有效。沈涤关于该约定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沈涤关于2014年发改委通知及2016年《江苏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不适用于案涉纠纷的上诉意见，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沈涤关于苏源律所在沈涤离婚案中存在未尽职责的上诉意见，因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亦不支持。
关于第2个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按照案涉委托协议的约定，苏源律所应收费用包括首期律师费5万元、后续律师费及预收办案经费5万元三个部分，根据沈涤离婚案的实际情况，其中的后续律师费金额应为239.55万元。本案中，苏源律所在认为办案经费5万元和首期律师费5万元部分沈涤已履行完毕、其已实际收取的情况下，提出本案的诉讼请求239万元，但并未明示放弃余下的5500元。针对苏源律所的诉讼请求，沈涤对三部分费用均提出抗辩，且其针对办案经费5万元部分的抗辩意见得到一审法院的支持。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依照委托协议的约定，计算首期律师费和后续律师费合计金额为244.55万元（5万元+239.55万元），扣除已付的10万元，认定沈涤应再付234.55万元，该金额小于苏源律所诉讼请求的金额，并无不妥。沈涤关于一审判决超出苏源律所诉讼请求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综合以上，沈涤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并无不当，依法可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5,564元，由上诉人沈涤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陆正勤
审判员 董岩松
审判员 曹廷生
二〇一七年三月九日
书记员 石晓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