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黔27民终74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冬梅，女，1949年11月9日生，汉族，贵州省贵定县人，住贵州省贵定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义明，何冬梅之子。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义明，男，1973年2月21日生，汉族，贵州省贵定县人，住贵州省贵定县，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思淦，女，1988年4月7日生，苗族，贵州省贵定县人，住贵州省贵定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义明，刘思淦之兄。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永福，男，1944年2月25日生，苗族，贵州省贵定县人，住贵州省贵定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士荣，男，1979年6月26日生，苗族，贵州省贵定县人，住贵州省贵定县,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朝柱，贵州行者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何冬梅、刘义明、刘思淦因与被上诉人刘永福、刘士荣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贵定县人民法院（2017）黔2723民初12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何冬梅、刘义明、刘思淦共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贵州正苍律师事务所对刘永福与刘文师（思）在1985年12月14日签订的《立卖屋文契》进行见证的经过，不能真实客观反映签订所谓《立卖屋文契》客观真实场景。1.贵州正苍律师事务所属事业法人，其对三十二年前发生的民事行为作出《见证文书》只能属该所的业务范围；2.贵州正苍律师事务所所作“见证”，不如说为“调查笔录”更为符合客观逻辑。正苍律师事务所的“见证文书”与司法行政机关公证处由合同主体双方当事人申请依法作出的合法公正文书没有可比性，为此,正苍律师事务所的“调查笔录”缺乏公信力;二、一审认定“《立卖屋文契》有立卖人刘文师签名”无事实依据。一审中刘永福、刘士荣未举证证明《立卖屋文契》刘文师的签名是刘文师亲笔签名。本案第一次起诉时，刘永福申请证人李某出庭作证已证明1985年12月14日的《立卖屋文契》是由其一人代书，没有合同当事人、评中人签名，只有盖私人印章或捺手印，此证词己记载于一审的卷宗档案并入卷；三、一审认定沿山镇政府作出的对《刘士荣宅基地安置补偿撤销的处理决定》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相对人刘士荣、何冬梅、刘义明、刘思淦进行审理明显不当。政府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相对人不服只能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审查行政诉讼主体当事人是否适格案件的主体只有行政审判的审判人员进行审查。一审审查行政相对人是否符合民事诉讼主体无法律依据；四、刘永福、刘士荣第二次起诉何冬梅、刘义明、刘思淦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属重复起诉，也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相矛盾。刘永福、刘士荣有义务举证证明刘文师与刘文思同属一人，但一审对何冬梅、刘义明、刘思淦提出的刘文师与刘文思不属同一人的抗辩主张认定为“未提供充分证据加以反驳，故本院不予采纳”不当。另外，刘永福、刘士荣的一审诉讼请求为：请求判决确认刘永福与刘文“思”签订的《立卖屋文契》真实、合法、有效。但是一审判决的表述是：刘永福与何冬梅之夫、刘义明、刘思淦之父刘文“师”签订的《立卖屋文契》成立并生效，请求的合同主体当事人与判决主体当事人不相符，属于查明、认定合同主体当事人及诉讼主体当事人事实不清；五、房屋买卖合同的签订需要当事人的签名，何冬梅、刘义明、刘思淦提供的相关证据可以证明刘文师有不错的书写能力，刘文师却没有在该协议上签字，由他人代书后也未经刘文师本人确认，从形式上可以确认刘永福、刘士荣所主张的房屋买卖合同不合法；六、即使《立卖屋文契》合法生效，也从未见到刘永福、刘士荣按合同的约定交付房屋价款，证明刘永福、刘士荣从未履行交付房款的义务。另外，双方所谓买卖合同生效后，该房屋已经因为贵定县人民政府的征收而灭失，合同已不可能继续履行，法院认定合同的有效己无实际意义。综上，请求二审改判支持何冬梅、刘义明、刘思淦的上诉请求。
刘永福、刘士荣二审共同答辩称：一、刘永福与刘文师（思）签订的《立卖屋文契》成立有效。1.刘永福、刘士荣在一审中向法庭提交的贵州正苍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书》可证明：①《立卖屋文契》由执笔人李某所写；②执笔人李某向贵州正苍律师事务所律师吴刚、刘华姣表示，《立卖屋文契》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③《立卖屋文契》评中人罗秀章向吴刚、刘华姣律师表示：《立卖屋文契》由李某执笔所写，《立卖屋文契》上评中人罗秀章的名字由李某代写，罗秀章名字上捺印是其本人捺印。贵州正苍律师事务所对上述证明结果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一审中，何冬梅、刘义明、刘思淦对《立卖屋文契》执笔人李某、评中人罗秀章的证实未提出异议，对《立卖屋文契》的真实性也未提出异议，更未提出相反证据否定李某和罗秀章的证实，据此，一审认定《立卖屋文契》成立并生效是正确的。2.《立卖屋文契》合法有效。《立卖屋文契》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国家法律和相关行政法规规定，一审认定《立卖屋文契》成立并生效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二、何冬梅、刘义明、刘思淦关于刘永福、刘士荣属重复起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刘永福、刘士荣第一次起诉时，沿山镇政府对刘永福、刘士荣的征用土地划地安置工作未实际进行。在本案第一次裁判后，沿山镇政府才对刘永福、刘士荣划地安置，刘永福、刘士荣在建房中遭到何冬梅、刘义明、刘思淦阻挠引起纠纷，经沿山镇政府调解无果。镇政府明确表示：镇人民政府无法定职权对《立卖屋文契》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判定。故刘永福、刘士荣才再次起诉到法院，刘永福、刘士荣再次起诉正是按(2014)贵民初字第661号裁定书的要求主张自己的权利。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本案中，①后诉与前诉当事人不同；②(2014)贵民初字第661号民事裁定书对刘永福要求确认《立卖屋文契》合法有效的诉讼请求未作出裁判。不符合司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的“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的法律要求。综上，请求二审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何冬梅、刘义明、刘思淦的上诉请求。
原审原告刘永福、刘士荣共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决确认刘永福与刘文思签订的《立卖屋文契》真实、合法有效；2、涉案诉讼费由何冬梅、刘义明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永福、刘文思（师）父母遗留位于贵定县岩冲（地名）的瓦木结构房屋一栋三间，其父母病故后，刘永福、刘文思各自管理父母遗留的一间半房屋。1992年刘文思全家搬至沿山街上居住，之后，刘永福全家也搬到沿山街上居住，该房屋因年久失修后倒塌。2014年贵昌公路修建，征用刘永福、刘文思父母遗留已倒塌房屋的宅基地时，何冬梅前去阻止丈量。刘永福向贵定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确认其与刘文思签订的《立卖屋文契》有效，法院以起诉何冬梅属主体错误，作出（2014）贵民初字第661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刘永福对何冬梅起诉。该宅基地被征用后，沿山镇政府补偿安置位于沿××沿山村（菜园头）土地一宗给刘士荣，刘士荣在安置的土地上修建房屋时与何冬梅、刘义明、刘思淦发生纠纷，经协商未果，政府撤销了刘士荣的土地安置补偿。刘永福、刘士荣认为，何冬梅、刘义明、刘思淦之夫阻止修建房屋，遂诉至法院。一审另查明，刘士荣系刘永福之子，何冬梅系刘文师之妻，刘义明系刘文师之子，刘思淦系刘文师之女，1996年刘文师病故。贵州正苍律师事务所对刘永福与刘文师所订立的《立卖屋文契》进行见证，核实了代笔人李某、评中人罗秀章对签订《立卖屋文契》的经过。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1、《立卖屋文契》效力认定，《立卖屋文契》，内容为：“刘文师与刘永福分家，两兄弟各占老祖业的一半，刘文师将自己所得一半卖给刘永福，折合人民币叁佰元正。东抵屋前路、南抵坎下路，西抵地坝，北抵宋德明家洋沟，四至分明，从立契之日起，房屋随刘永福搬迁、整修，刘文师连同亲属、子孙后代不得干涉、退回，特此纸为据。卖屋人：刘文师（盖印刘文思），评中人：余兴文、罗秀章、鲁荣华、陈德书，代笔人：李某，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元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四日立契”；2、刘士荣、何冬梅、刘义明、刘思淦是否可作为本案诉讼主体；3、该案是否属于重复起诉。《立卖屋文契》有卖屋人刘文师签名，可认定刘文师有要约行为，刘永福当日接受保管了《立卖屋文契》，可认定刘永福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代笔人李某证实刘永福与刘文思确实有买卖房屋真实意思表示，罗秀章也证实在场签订立卖屋文契的事实，现刘永福、刘士荣主张该《立卖屋文契》成立并生效，予以支持。但不动产物权是否发生变动，双方均未提供证据加以证实且双方均未对不动产物权是否发生变动主张权利，不予审查。何冬梅、刘义明主张卖屋人刘文师签名并非刘文师本人，但未提供充分证据加以反驳，故不予采纳。何冬梅、刘义明主张刘士荣、何冬梅、刘义明、刘思淦不属于本案的适格主体，一审法院则认为，因政府安置刘士荣的土地，刘士荣在修建房屋时与何冬梅、刘义明、刘思淦产生纠纷，被政府撤销安置补偿的土地，其权益受到影响，故可以作为本案原告，何冬梅系刘文师之妻、刘义明系刘文师之子、刘思淦系刘文师之女，虽并非合同当事人，但刘文师死亡，何冬梅、刘义明、刘思淦因刘文师与刘永福订立的合同衍生的物权（政府安置的土地）产生纠纷，提出抗辩异议，可视为何冬梅、刘义明、刘思淦承接了因刘文师订立合同产生的权利义务，作为本案的适格主体并无不当。何冬梅、刘义明主张该案属于重复起诉应裁定驳回，首先，引起该案发生的事实为，政府安置补偿之后，刘士荣在修建房屋时与何冬梅、刘义明、刘思淦产生纠纷，（2014）贵民初字第661号案件引起的事实为政府在征收宅基地丈量时何冬梅有异议产生纠纷，引起纠纷事实不同；其次，本案当事人与（2014）贵民初字第661号当事人不相同，因为引起纠纷事实变动导致不同当事人权益受到影响，故该案不属于重复起诉。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八十五条、第八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刘永福与何冬梅之夫、刘义明、刘思淦之父刘文师签订的《立卖屋文契》成立并生效。案件受理费60元，由何冬梅、刘义明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经本院审理，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从何冬梅、刘义明、刘思淦的上诉主张看，本案二审争议的主要焦点是：1.刘永福、刘士荣提起本案诉讼是否构成重复起诉；2.刘士荣、何冬梅、刘义明、刘思淦是否可作为本案诉讼主体；3.《立卖屋文契》的效力。
关于刘永福、刘士荣提起本案诉讼是否构成重复起诉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本案中，虽然刘永福曾于2014年起诉何冬梅，要求确认其与刘文师签订的《立卖屋文契》有效，但该案经贵定县人民法院审理，以刘永福起诉何冬梅属主体错误，且案涉房屋征地补偿款未实际到位，划地安置工作亦未实际进行，刘永福亦不能提供证据证实何冬梅侵占了刘永福与其兄刘文思签订的《立卖屋文契》所指向的房屋、地基或领取了补偿款为由，作出（2014）贵民初字第66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刘永福的起诉。而本案系因政府对涉案房屋安置补偿后，刘士荣在修建房屋时与何冬梅、刘义明、刘思淦产生纠纷而引发，本案无论是在当事人主体上，还是引起纠纷的事实上均与（2014）贵民初字第661号案件不同，且贵定县人民法院在审理（2014）贵民初字第661号案件时并未对《立卖屋文契》的效力进行实质审查和认定。因此，一审认定刘永福、刘士荣提起本案诉讼不构成重复起诉，于法有据，本院予以确认。何冬梅、刘义明、刘思淦主张刘永福、刘士荣提起本案诉讼已构成重复起诉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刘士荣、何冬梅、刘义明、刘思淦是否可作为本案诉讼主体的问题。本案中，虽然刘士荣、何冬梅、刘义明、刘思淦均不是《立卖屋文契》的缔约人，但鉴于本案涉及刘士荣的安置补偿权益，而何冬梅、刘义明、刘思淦又对刘永福、刘士荣获得的政府安置补偿的土地提出异议，认为被征收房屋宅基地应属刘文师与刘永福共有，并且刘文师在本案诉讼前已去世，何冬梅、刘义明、刘思淦系刘文师的法定继承人，承继了因刘文师签订合同产生的权利义务。因此，一审将刘士荣、何冬梅、刘义明、刘思淦列为本案的当事人，并无不当。何冬梅、刘义明、刘思淦主张其三人与刘士荣都仅是沿山镇政府作出的对《刘士荣宅基地安置补偿撤销的处理决定》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相对人，并非本案的民事诉讼主体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立卖屋文契》的效力问题。本案中，刘永福为证实《立卖屋文契》系真实合法有效的合同，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立卖屋文契》的原件，以及贵州正苍律师事务所对李某、罗秀章就《立卖屋文契》所作的相关陈述进行见证的证据材料。虽然何冬梅、刘义明、刘思淦否认《立卖屋文契》上刘文师的签名是刘文师本人所签，并主张贵州正苍律师事务所对该《立卖屋文契》的见证经过缺乏公信力，但该《立卖屋文契》上除刘文师签名外，还加盖了刘文思的私人印章。同时，在贵州正苍律师事务所对李某、罗秀章就《立卖屋文契》所作的相关陈述进行见证的过程中，代笔人李某证实了该《立卖屋文契》系其所写，刘永福与刘文师确有买卖房屋的真实意思表示，该《立卖屋文契》中“代笔人李某”系其亲自所写；评中人罗秀章同样证实了该《立卖屋文契》的事他是知道的，是由李某代写，该《立卖屋文契》中“罗秀章”的名字也是李某代签后，由其本人在名字上捺印的事实。上述证据已形成证据锁链，可证实《立卖屋文契》确系刘永福与刘文师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该《立卖屋文契》的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审认定该《立卖屋文契》成立并生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何冬梅、刘义明、刘思淦虽然否认该《立卖屋文契》的真实性，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加以反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应由何冬梅、刘义明、刘思淦承担举证不力的不利后果。另外，对于何冬梅、刘义明、刘思淦主张《立卖屋文契》未实际履行、标的物现已灭失等问题。因刘永福、刘士荣起诉仅要求确认《立卖屋文契》的效力，合同是否履行以及标的物是否尚存涉及的是不动产物权是否变动以及不动产物权能否发生变动的问题，并不影响该《立卖屋文契》的效力，况且一审对此并未作出审查认定，故何冬梅、刘义明、刘思淦的此项上诉主张亦不成立，本院亦不予以采纳。
综上所述，上诉人何冬梅、刘义明、刘思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由何冬梅、刘义明、刘思淦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家荣
审 判 员 彭 浩
审 判 员 王 锦
二〇一八年七月三日
法官助理 郑 晔
书 记 员 杨 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