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铁路运输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年京铁民(商)初字第00502号
原告：北京大唐环宇国际货运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反诉被告），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雅宝路10号凯威大厦1606室。
法定代表人：张云龙，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隗吉良，北京市大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磊，北京市天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周海超（反诉原告），男，1985年3月21日出生，汉族，无业，住黑龙江省桦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贺英民，北京奇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尹建军，男，1978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无业，住黑龙江省大庆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延龙，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智敏，女，1978年11月9日出生，汉族，无业，住黑龙江省大庆市。
原告北京大唐环宇国际货运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反诉被告，以下简称大唐环宇货运公司）与被告周海超（反诉原告）、尹建军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5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范丽丽法官独任审理，于2015年7月14日组成由法官袁建华、范丽丽、王少杰的合议庭，由袁建华担任审判长进行审理，后于2016年1月14日组成由法官袁建华、刘建寅、丁晓云的合议庭进行审理，由袁建华担任审判长，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大唐环宇国际货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云龙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隗吉良、王磊，被告周海超委托诉讼代理人贺英民，被告尹建军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延龙、贾智敏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周海超委托诉讼代理人贺英民在最后一次开庭时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依法受理了被告周海超对原告大唐环宇国际货运公司的反诉，本院决定合并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称：1、判令二被告支付运费481603.53元；2、支付原告在莫斯科的仓储费126万卢布，拉包费76600卢布，折合人民币106928元；3、支付原告垫付国内短途运费6000元，以上共计594531.53元；4、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2014年11-12月，被告尹建军与原告联系，称有一批货物要从广州发往莫斯科，委托原告办理国际货运。2014年12月6日被告尹建军将四单货物从广州运到北京，原告垫付部分运费后将货物拉回公司库房称重、打包。2014年12月7日，原告与被告尹建军就发货明细、数量、重量、运费标准、莫斯科收货人及联系方式等问题进行沟通，制作了《运单》合同发给尹建军。2014年12月9日，被告尹建军对原告业务员说，派一个人去原告公司签个合同。被告周海超来到原告公司，与原告签订了《快陆运运输协议书》。2015年1月7日，原告将货物安全运抵莫斯科市留步里诺市场。2015年1月6日，原告及公司驻莫斯科办事处工作人员提前通知被告尹建军到货时间，需及时付款提货。原告与《运单》上载明的收货人weiwei联系提货，weiwei表示与此无关，拒绝提货。2015年1月31日，被告尹建军再次变更提货人为冯相清，冯相清到货场看货后也没有支付运费、提货，致使托运的货物至今未提。2015年3月至5月，被告周海超多次到原告公司，声称提货，却不支付运费及仓储费。原告已经完整的履行合同义务，在到货前就提前通知被告提货，被告已经知晓。在到货后，多次提醒通知被告提货，并通知其指定提货人，在被告变更提货人后，也没有履行付款提货义务。原告在2015年1月-6月不断的以各种形式通知被告二人提货，均遭拒绝，给原告带来损失。二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运费、仓储费及其他杂费等项损失。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支持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周海超辩称：原告在起诉状中所述与事实不符。我方与原告签订合同不是委托尹建军签订的，是我方与原告亲自签订的运输合同，与尹建军无关，尹建军只是介绍业务。从合同签订前后均没有向尹建军出示过委托书，具体原告向尹建军行使什么权利与我方无关。运输合同签订后，货物并不是像原告所述型号不同、大小不一的垃圾货物，而是从广东通过正规厂家购买的包及服装。国内有很多厂家向俄罗斯发货，到了港口后只有托运人和承运人才能知道哪家货物是自己的，不仅仅只有我方与原告方一家开展运输业务。之前的起诉状称货物一直在存放着，后来变更的事实与理由中称货物不存在了。事后，我方多次向原告催要货物，要求提货。当时是12月签订合同，要求在规定时间将货物运送到莫斯科，就是要抢占圣诞节的商机，但原告并没有按照指定的时间将货物运输到，给我方造成了巨大损失。虽然我方没有见到原告方到货信息，但原告强调一直是联系的尹建军要求提货。我方曾数次到原告的办公地要求赔偿损失，均遭到拒绝。原告为了逃避自己的赔偿责任，提起恶意诉讼，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支持反诉请求。
被告尹建军辩称：作为第二被告，我方同意第一被告的第一点答辩意见。我方只是作为联系和介绍业务，本案的合同主体应为原告和周海超。原告称该货物是由尹建军从广州运往北京的，但当时的货物已经在北京了，我方只是帮助联系货运公司。我方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反诉原告周海超向本院提出对本诉原告北京大唐环宇国际货运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1、要求被反诉人（北京大唐环宇国际货运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赔偿货物损失455393美元，折合人民币2788416.88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反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反诉人于2014年12月9日与被反诉人签订《快陆运运输协议书》，运输一批箱包和牛仔裤，价值共计455393美元，被反诉人接单后，至今也未将货物运至反诉人指定的地点，虽经反诉人多次与其交涉，至今未果，为维护反诉人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
反诉被告大唐环宇货运公司答辩称：一、答辩人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将运单合同载明的货物运抵莫斯科，没有丝毫违约，反诉原告周海超及尹建军在答辩人多次通知后，拒绝提货，在给答辩人造成无限期损失的情况下，周海超已经失去主张权利的条件和基础。从合同形式上讲，答辩人收到尹建军托运的货物后，已将货物运抵莫斯科，履行了合同义务，并通知尹建军和指定收货人联系提货。反诉原告周海超故意不留下任何联系方式，使答辩人无法与之进行正常的联系，等于放弃对货物主张权利的机会和条件，是一种失权行为。无论通知的形式和内容，大唐环宇货运公司已经用尽手段，没有任何瑕疵。此后，周海超却背离了正常贸易模式，采用非法手段进行讨债，其签约目的完全是利用合同来恶意实现其正常经营无法实现的利益。依据本案事实，货到后，反诉原告长时间拒绝提货，答辩人的责任已经免除，依据合同约定，答辩人有权作出处置，符合法律规定，无论答辩人放弃货物或者货物的灭失，均与答辩人无关。尹建军在交易的每个环节均直接参与，行使民法意义上的财产处分权，是显而易见的权利人。考虑周海超毕竟是合同签署人，我公司主张其与尹建军共同承担民事责任，符合实际情况，周海超提出的反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原被告围绕各自的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质证：
一、原告提交了2014年12月9日与被告周海超签订的《快陆运运输协议书》（复印件）。以证明被告周海超受尹建军委托，与原告公司签订运输合同，合同明确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但被告周海超故意不留下任何个人信息。
原告认为合同中手写部分的455393万美元是托运人声明的保险价值，并不是货物价值。保险价值的建立前提是建立了保险关系，但尹建军或周海超都没有缴纳保费及国内运费，因而保险关系不成立。确定货物价值最有效的证据，需要提供购货的正规发票，或者有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仅根据手写的价值来确定保险价值是不合理的。周海超来签合同时称是尹建军让其来签约的，原告方认为其是尹建军的委托人而不是货主，原告方以为是与尹建军签订的，不知道是周海超的货物，所以不在乎周海超的联系方式。发货前尹建军反复更改路线，原告方要求其提供发票原件，但其没有提供。当时货物已经打包，原告方就没有进行合验。原告方是2015年5月7日在派出所才知道周海超电话的。
被告周海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并表示就是周海超与原告公司签订的，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是尹建军介绍给周海超业务，然后由周海超本人与原告签订合同。周海超已经提供了联系方式，只是没有写到合同中。合同中并没有约定运费、保费怎么支付，庭审中原告也承认货到付款。被告方认为合同中运价包含保费和运费，即北京至莫斯科每公斤3.2美元。
被告尹建军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据可以证明本次货物的实际托运人、货主为周海超。尹建军一直与原告有合作，从来没有委托他人签订过合同。此次签订合同是应货主要求，介绍周海超与原告订立运输合同。签合同时尹建军并不在场，如果是尹建军委托周海超签订合同，尹建军应会与原告协商合同内容，但根据原告举证的内容看，尹建军从来未与原告协商过合同内容，包括保障条款。周海超不是受尹建军委托去与原告签订合同，是周海超通过王译知道要签订合同。
二、原告提交了”351库房称重单”，编号从0048023至0048043，共21张。原告称，在称重时周海超还没有在场，是尹建军将货物运送到北京后原告方进行称重。被告周海超对该证据认可。被告尹建军对该证据不认可，因其与本次运输合同无关，且证据是原告自行提供，没有签字确认，故认为与其无关。
三、原告提交了2014年12月7日原告公司制单员刘洋洋与被告尹建军微信联系记录（打印件）。证明被告尹建军从广州运至北京原告的库房共383包货物，其中226包是箱包，其余是牛仔裤。当时是12月7日，周海超还没有介入此事。被告周海超表示没有见到该证据的载体，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并认为原告没有给其发过微信，且原告不是与周海超联系，周海超没有委托尹建军办理运输业务。被告尹建军对该证据不认可，认为该证据为微信记录属于电子数据，且没有提供载体，不符合合法证据的形式要件。
四、原告提交了网银转账付款凭单（原件），以证明原告给被告尹建军垫付货物短途运费6000元。原告称转帐交易第二页收款户名夏沿忠是尹建军指定的人。被告周海超对该证据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不认可，不清楚证据来源。被告尹建军对该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该笔转帐均不是本案当事人，且不能证明转帐目的系尹建军要求。
五、原告提供了《运单》、汇总表（A1124-226，A1205-55/56/57）以及来自QQ邮箱的货物结算单截屏（打印件），原告称该证据为原告员工2014年12月7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给尹建军（邮件中显示尹建军邮箱：×××.com），以证明原告已经将承运的货物发运莫斯科市，运单载明货物的包数、重量、立方米、运费价款、品名及被告莫斯科收货人姓名、电话等情况。原告称货物2015年1月7日到达莫斯科后，就开始联系运单合同中的weiwei，他拒绝收货，到1月31日尹建军变更收货人为冯相清，他看完货物后又拒绝提货。被告周海超对该证据不认可，表示是周海超亲自到北京与原告签订合同，之前并不认识尹建军，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从来没见过该证据，无法质证。被告尹建军对该证据不认可，weiwei是确实存在的，但与这次业务无关，是尹建军在海外的合作方。电子截图没有公证机关的公证，无法证明该邮件发送给尹建军。2014年12月6日尹建军已经将周海超确切联系信息发送给原告，也是周海超亲自将货物交给了原告。运单合同为原告自行提供，没有尹建军的签字确认，无法证明是尹建军为本次运输的承运人。
六、原告提交了2014年12月7日-22日原告业务经理付中方的手机（××××××）通讯清单（打印件），显示对方号码××××××，原告称该号码为被告尹建军所有，以此证明双方就托运货物的问题，进行了密切的沟通，货主是尹建军。被告周海超对该证据不认可，认为该证据是原告公司人员与尹建军通话，周海超没有委托过尹建军办理本次货物的事情，也没有接到尹建军的电话。被告尹建军承认与原告有业务往来，但对该证据不认可，认为该证据为原告单方提供，无法证明内容。
七、原告申请其公司员工付中方、张凤云、霍桂伟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以证明货物到莫斯科后原告方多次通知被告尹建军来提货，履行了通知义务，但被告尹建军没有提货。被告周海超认为证人是原告公司员工存在利害关系，证言相互矛盾，不足以采信。被告尹建军认为通过证人的陈述，可以看出尹建军只是前后期联系，直到最后是周海超上原告公司讨债，都可以证明周海超是货主，同时是周海超与原告公司签订的合同，与尹建军无关。
八、原告提交了视频光盘及《莫斯科录像情况证明》。以证明证人张晓辉受邀于2015年5月份去见证靳兴隆在莫斯科留布里诺市场进行录像的情况，张晓辉亦作为证人出庭陈述录制过程并当庭用原始载体演示了拍摄内容。以证明货物是2015年1月6日到达莫斯科，原告履行了合同义务，涉案货物属于没有价值的烂货。被告周海超认为证人证言不可采纳。证人从主观上并不知道货主是谁，只是受到张云龙委托，没有明确是周海超货物。无法保证录像中拍摄到的货物就是涉案货物。证人通过作生意与原告法人张云龙相识，是原告的客户，与原告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录像中拍摄到的货物与签订合同时所涉货物是矛盾的。如果货物是破烂的话，原告不应该给周海超估价45万美金。被告尹建军认为证人所述事实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也与其无关，故不对证人证言进行质证。
九、原告提交了靳兴隆证言，以证明被告托运的货物全都是没有商业价值的烂货，被告托运货物具有不良企图。被告周海超认为证人证言与原告有利害关系，且证人没有出庭，录像中没有与本案无关的人员或者公证人员在场，故对证据不认可。被告尹建军对证据不认可，同视频质证意见一致。原告提交了原告公司驻莫斯科办事处员工贾龙证言，以证明被告尹建军发货到莫斯科后，其作为业务员曾经接到公司通知，通知收货人weiwei提货，遭到拒绝后，又带领变更的提货人冯相清到库区查看货物，以及在莫斯科留布里诺市场三次对库存货物进行录像的事实。被告周海超对该证据的质证意见与证人靳兴隆质证意见一致。被告尹建军对证据中提到收货人weiwei的事实不认可，没有给原告提供过weiwei是本次货物的收货人，提供的收货人为冯相清。
十、原告提交了其公司员工付中方2015年5月7日发送给周海超的短信记录，以证明原告员工在诉前最后一次发短信给周海超，催促提货和支付运费；付中方2015年5月份的电话通讯记录明细，以证明原告员工付中方在2015年5月电话联系周海超，通知尽快提货，但是被告拒绝接听；付中方2015年6月16日发送给尹建军的彩信记录，证明原告在诉讼期间，再次与被告尹建军、周海超联系，通知被告尽快提货；原告公司2015年4月～7月的电话通讯明细，以证明原告持续地与被告尹建军、周海超联系，催促提货，履行了通知义务。被告周海超对这四组证据均不认可，称没有收到这样的东西，由于原告没有按照合同所承诺的期限将货物运送到莫斯科后及时通知周海超，错过商机，造成被告方损失。被告尹建军只认可证据中尹建军的电话号码，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并表示已经收到了原告发的彩信，但都转发给周海超的介绍人王译了。
十一、原告提交了其法定代表人张云龙的证言，且张云龙本人在第二次庭审中到庭参加诉讼，以证明与被告尹建军、周海超交往的过程，二被告完全是在虚假交易，目的是制造原告违约假象，谋取不法利益。被告周海超认为张云龙作为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出庭，书面证言已经失去效力，对证据的证明目的不认可。被告尹建军对证据中与周海超有关的内容无法核实，与尹建军有关的内容不符合事实，周海超去签订合同，不是尹建军让他去的。尹建军与原告文员的聊天记录表明，在2015年1月5日货物马上到达莫斯科时，尹建军已经提前告诉原告收货人是冯相清。
十二、原告提交了仓储费清单、仓储费收据及翻译件，以证明被告拒绝提货后，原告被迫支付仓储费存放货物，造成每月14万卢布的损失，拉包费76600卢布，证明原告为存储托运的货物，已经支付仓储费至2015年9月份。被告周海超对该证据不认可，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是对涉案货物支付费用，原告是长期从事物流业务的，不能合理排除是其他货物。不认识证据上的收货人，是货物到达后周海超再指定收货人。被告尹建军对该证据不认可，认为是原告自行提供，虽然提供翻译件，但未经过公证，无法核实真实性。证据上的各项费用无法证实是本次货物的费用，也无法证明尹建军是该货物的发货人和货主。
十三、原告提交了2015年1-4月原告业务员张凤云与尹建军微信（微信号为×××）联系记录（打印件）。证明原告已于2015年1月6日提前告知尹建军到货时间，通知尹建军提货，而尹建军逾期未提货。2015年1月31日，尹建军变更提货人为冯相清，之后也未提货。2015年3月21日尹建军提出让原告把货处理掉。2015年4月19日原告业务员再次催促尹建军并告知已造成每月14万卢布仓储费损失等。被告周海超对该证据不认可，认为这是尹建军与原告之间的联系，尹建军介绍给原告很多业务，无法证明是涉案物品。被告尹建军不认可证据真实性，认为该证据是微信记录，属于电子数据，没有将证据的载体进行演示。尹建军是通过王译向原告与周海超介绍业务，已经将相关信息传递给王×××。
十四、原告提交了周海超与朱××、王××等人之间的委托书一份（复印件）、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朝外大街派出所110接处警记录一份，以此证明被告周海超委托社会闲散人员以非正常手段向其追讨货物，其向公安机关报警的事实。被告周海超表示不清楚是否是周海超出具的委托书，听说因为向原告主张追偿权利，确实委托了北京的亲戚朋友到原告公司协商事情，并不是去打架。被告尹建军认为该证据与其无关。
十五、原告提交了原告与尹建军通话记录（打印件）。证明2014年12月-2015年4月间，主叫电话×××是原告大唐环宇货运公司固定电话，被叫电话××××××是被告尹建军手机号，以证明原告与尹建军就本案涉及的业务进行联系，催促提货付款，被告尹建军委托原告发运的货物，指定了收货人，也变更了提货人，中途又要求原告处理货物，说明尹建军具有对货物的处理权，对货物具有物权。被告周海超表示对该证据不清楚，无法质证。被告尹建军对证据不认可，认为该证据为原告单方提供，没有任何部门确认，且与本案无关，无法证明尹建军委托发货处理货物，或享有涉案货物物权，尹建军属于帮忙联系货物，所以与原告有通话记录也很正常。
十六、原告提交了其于2015年6月15日寄送给被告周海超的快递及文件（该快递被退回未拆封，本院当庭拆开进行质证），并表示该地址是社会人员写委托书时有周海超身份证复印件，按照身份证上地址邮寄的。以此证明原告2015年6月中旬，在诉讼期间仍然通知尹建军、周海超提货。对该证据，被告周海超称没有收到通知书，原告知道周海超一直在广州却将邮件邮寄到老家。周海超在签订合同前就将电话号码给原告了。根据合同约定，从合同签订之日起45日内货物必须达到莫斯科。邮件是2015年6月15日寄出的，远远超过货物到达时间。被告尹建军对证据不认可，该快递是寄给周海超的，与尹建军无关。
十七、原告在本案审理期间向本院递交了有关变卖标的物、提存所得价款的申请。
十八、被告周海超提供的证据在本诉与反诉一致。被告周海超提交了其与原告大唐环宇货运公司签署的《快陆运运输协议书》，与原告所提供证据一致，以证明被告与原告签订货物运输协议，依据该协议，原告应赔偿其货物价值。原告大唐环宇货运公司对证据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保险价值和货物价值是两回事。合同中载明，运单合同是计算赔偿依据，运单合同与书面合同是整体的。周海超至今也没有付清运费，没有留下联系方式。该合同无法证明原告未履行合同义务，存在违约行为。被告尹建军认为这组证据与己无关。
十九、被告周海超提交了与原告交接时的称重单21张（原件）。证明货物交给原告，原告对货物的数量、质量进行勘验。原告对该证据认可，并表示当时是原告公司员工付中方派司机按照尹建军指示取货，并没有跟周海超联系，也没有证明周海超到北京亲自交接货物，周海超也没有出现在取货这件事情中。当时没有每件查询、拆验货物，是库房人员说了多少件就填了多少件。因为涉及运费所以只量了重量和体积。被告尹建军认为该证据与己无关。
二十、被告周海超提交了中国人民银行2014年12月9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授权发布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公告（打印件），显示该日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1美元对人民币6.1231元，证明反诉诉讼请求换算依据。原告表示庭下核实该信息，但一直未出具意见。被告尹建军表示该证据与己无关。
二十一、被告尹建军提交了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并当庭演示了载体。证明其已经将原告传递给他的信息传递给了王译，在本次运输中只是介绍人。在该打印件的第九页，有王译发的信息，有两个号码和一个叫”周超”的人的姓名，根据付中方的证言中提到的周海超的手机号，该微信证据中的电话号码就是周海超的。关于2015年1月7日原告主张的到货问题，在第33页显示尹建军已经将到货信息通知给王译，在第42页关于提货人信息，尹建军在2015年1月5日已经将关于提货人冯相清信息转发给原告。原告举证的彩信内容，尹建军也及时发送给王译。
原告认可载体与证据一致。但认为这是尹建军与王译之间的联系内容，原告没有与王译联系。尹建军作为代理人，王译已经将周海超电话告诉尹建军，与付中方的证人证言是一致的。这只能证明王译将周海超电话号码告诉尹建军，但并不能证明将周海超电话号码告诉了原告。原告是在2015年5月7日才知道周海超电话。在打印件的第9页2014年12月6日、第33页2015年1月7日的记录证明货物到达莫斯科，尹建军收到了原告的通知，在第42页2015年1月31日变更收货人均与本案有关,2015年1月7日的聊天记录可以证明原告已经将涉案货物运送到莫斯科，根据诚实信用原则第一时间通知了尹建军，因为存在商业秘密问题，原告只能和下家尹建军联系。现在周海超否认授权给尹建军或者王译，周海超应该明确表明指定的收货人是谁，但代理人一直在回避而没有指出。2015年1月30日，王译又将变更的收货人冯相清告诉尹建军，货主没有第一时间提货。被告尹建军提供的微信号、头像与原告方提供的微信记录是可以相互印证的。
被告周海超认可证据中周超的电话号码是周海超的，不清楚尹建军与王译怎么联系，没有委托王译和尹建军处理货物的有关事项。假设尹建军通知王译，王译也没有义务通知周海超货物到达。周海超与原告签订的合同很清楚，乙方在货物到达莫斯科前24小时内电话或者传真形式通知甲方，以便甲方做好收货和付款的准备，而原告未通知，尹建军提供的证据与周海超无关。
二十二、被告尹建军提供了尹建军发送给原告员工刘洋洋的微信记录（打印件），并当庭演示载体。以证明对于指定收货人问题，尹建军是在2015年1月5日前将收货人冯相清发送给原告员工刘洋洋。原告认可该证据，认为签订合同时原告给尹建军发送邮件是2014年12月13日，在这之前就已经确定收货人为weiwei，但收货人一直在变更，有时是冯相清、有时是weiwei。被告周海超认为该证据与其无关，并认为是原告亲自与其联系的这次业务，并未指定过收货人冯相清、weiwei，虽然认识王译，但与本次货物无关。
二十三、被告尹建军在本案审理期间提出王译作为证人出庭，王译于2015年10月22日到庭，法院遂对王译做了调查笔录。被告尹建军认为王译和尹建军只是中间介绍人并不是实际托运货主。对该调查笔录反映的内容，原告认为被告尹建军以此主要证明王译和尹建军是中间联系人，在笔录中记载货主是杨微，只是要求尹建军联系货运公司，让谁去签约他也不清楚。尹建军身份问题与实际情况不符。被告周海超认为笔录中反映出王译和尹建军起到的是中介作用，并不是实际的托运货主，对此情况认可。
被告尹建军在案件审理期间，再次提出要求王译出庭的申请，因未提供王译详细地址，所提供电话无法打通，本院无法通知王译再次出庭。
结合上述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一、2014年12月9日，被告周海超作为甲方经被告尹建军等人介绍与作为乙方的原告大唐环宇货运公司签订了《快陆运运输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运输内容、运输条件及费用标准，第一条规定：甲方委托乙方以陆运方式承运从中国到俄罗斯联邦莫斯科市甲方指定送货地址的货物运输，北京至莫斯科运费为每公斤3.2美元。甲方的责任和义务第3条规定：甲方须在乙方将货物承运到莫斯科前后，及时付清本合同所有费用。提供准确的收货仓库地址以及接货联系人姓名及护照号码。如在货物达到莫斯科后，甲方不能及时接货，则承担由此引起的所有费用及后果。乙方（原告）责任和义务第3条规定：乙方保证自货物离开口岸之日起25日内将货物运抵莫斯科，逾期按照每天每立方米赔偿5美元（从第26天开始做赔偿）；如全程超过45天，乙方未能将货物送到甲方指定地点，则视为货物灭失，由乙方负责赔偿。乙方在货物到达莫斯科24小时内，电话或传真通知甲方，以便甲方做好付款、接货准备。第4条：乙方负责自接货之日起，到运抵甲方指定仓库之间的货物安全保障。第5条：具体赔偿数额以运单为准。合同有效期为一年。附件一保险费计算方式为义务保险，每公斤10美元。原告方以手写方式加注了备注，其中写明：箱包11897个，保270000美元；牛仔裤22618条，保185393美元，共计455393美元。手写部分为原告员工填写，且有原告大唐环宇货运公司公章。协议书上的甲方只有周海超三个字，而没有任何联系方式、电话或地址。
二、原告大唐环宇货运公司与被告周海超均提交了351库房称重单，编号从0048023至0048043，共21张，票号均为A1124-226，重量24441.1公斤，116.42立方米，383包，在0048043号称重单上注明了”351库房提383件刘振国2014.12.5号。称重时间：12.5”。
三、2015年1月7日货到莫斯科后，原告公司工作人员通知被告尹建军提货，被告尹建军通知原告方提货人为冯相清，冯相清看货后未作表示。尹建军多次给王译发微信要求其对351库的货物进行提货和处理，王译一直未予处理。本案所涉货物一直处于无人提取的状态。
四、被告周海超于2015年4月27日及5月7日到原告公司主张本案所涉货物的价值损失，原告要求其支付费用后提货，被告周海超未做处理。原告于2015年5月7日发短信给被告周海超要求其支付运费和仓储费后提货，周海超未支付该笔费用亦未提货。本案审理期间，周海超始终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已经将自己的联系方式提供给原告，未指明所涉货物的收货人，也无法提供证据证明所托运货物价值的原始凭证。
本院认为，原告北京大唐环宇货运公司与被告周海超为托运货物签署的《快陆运运输协议书》未见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情形，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遵守。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是否支持原告所主张的运费及其他费用；二、是否支持被告周海超要求货物价值损失的诉讼请求；三、被告尹建军是否应承担责任。
一、对原告主张的运费及其他费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零九条的规定，货物运输到达后，承运人知道收货人的，应当及时通知收货人，收货人应当及时提货。经查，本案原被告签署的《快陆运运输协议书》中明确约定了乙方的责任和义务，即运输过程全程超过45天，乙方未能将货物送到甲方指定地点，则视为货物灭失，由乙方向甲方支付赔偿。本案中，从原告及被告尹建军提供的证据可以相互佐证，原告大唐环宇货运公司虽按期将被告周海超托运的货物于2015年1月7日运抵目的地，但原告履行通知义务的对象是作为中间介绍人的被告尹建军，在当时没有通知到托运人被告周海超，其履行通知义务存在瑕疵。依据原告所述，其正式通知周海超的时间是在2015年5月7日，已经超过合同约定的时间，使得货物的到达行为对托运人和合同相对方周海超来说超过了合同约定的45天，未将货物到达的事宜在合同约定应该到达的期限内通知给合同相对方周海超，致使周海超订立合同的目的未能实现。原告在缔约之初未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未要求合同缔约方留下明确的联系方式而轻率的与其订立了运输合同关系，存在缔约过失责任，在签订合同时，原告应该预见到未尽到审慎义务会导致并可能会承担的不利后果，而该不利的后果直接会导致原告运费及其他费用无法主张，因此原告在签订及履行运输合同的缔约和通知义务时存在的瑕疵导致了其运费及其他费用无法实现的不利后果，原告理应承担该不利后果，无权主张运费和其他相关费用。
对原告主张的6000元短途运费，因原告所提交的单据和网络银行支付凭证不足以证明系原告为被告尹建军垫付，本院不予支持。
对原告向本院递交的提存货物的申请，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一十六条明确规定，收货人不明或者收货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货物的，依照本法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定，承运人可以提存货物。本院认为提存是法律赋予承运人的权利，无需向法院申请。
二、关于被告周海超要求原告赔偿货物损失的诉讼请求
按照被告周海超所述，其托运本案所涉货物目的是在圣诞节前后抢占商机，如此巨大数额的货物，作为托运人更应该加倍关注货物是否按时运到、是否有损、是否丢失、收货人是否按时正常提货，并进而促成收货人提货，但其在圣诞节前后及其后较长时间，包括货物在应当到达目的地之前、之时和之后，在合理范围内能够获得原告方联系方式的前提下，始终未联系原告以进一步询问货物是否到达以及货物的去向，而仅是在托运货物四五个月后直接到原告公司主张货物的货值，在原告要求提货的情况下仍然未付清费用提货，原告在2015年5月7日正式通知周海超提货亦无果，被告周海超在整个交易过程中的行为不符合正常的托运行为和交易习惯，未尽到合理缔约人应尽的义务。按照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同，因原告在货到后，未按照《快陆运运输协议书》的要求通知合同中的托运人，时间已经超过45天，视为货物已经灭失，按此被告周海超可以向原告主张赔偿损失，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零四条的规定，托运人办理货物运输，应当向承运人准确表明收货人的名称或者姓名或者凭指示的收货人，货物的名称、性质、重量、数量，收货地点等有关货物运输的必要情况。因托运人申报不实或者遗漏重要情况，造成承运人损失的，托运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快陆运运输协议书》也约定了周海超需在货物运送到莫斯科前后及时付清本合同运费，提供收货人及联系方式。因托运人即被告周海超在订立合同时亦未向承运人准确表明收货人的名称或者姓名或者凭指示的收货人，遗漏重要情况，被告周海超主张原告应在货到后通知周海超本人而后由周海超指定提货人，但被告周海超在合同中亦未留下明确联系方式及地址，其不留下明确具体的地址和联系方式的行为致使原告在货到后不能正常履行通知义务，致使原告在超过合同约定的45天时间内始终无法通知到合同相对的提货人，按照合同约定，货物已视为灭失，被告周海超在订立和履行合同过程中亦存在缔约过失责任及履约瑕疵，也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快陆运运输协议书》后所附的保险费计算方式有保价条款之意，作为托运人周海超未支付对价，该条款不生效。对其主张的货物赔偿价值，因其无法证明货物的实际价值和货物到达地的市场价值，且无法按时提货的前提亦是周海超在缔约过程中未履行先合同义务所致，对被告周海超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被告周海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最后一次开庭时经本院依法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应诉，视为放弃在此次庭审中的权利，不影响本案审理。
三、关于被告尹建军是否应承担责任
从《快陆运运输协议书》中无法确认尹建军是合同当事人，被告尹建军等人介绍促成原告大唐环宇货运公司与被告周海超签署《快陆运运输协议书》，被告尹建军在本案所涉货物的运输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为中间介绍人，不是《快陆运运输协议书》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的当事人和实际托运人，不是货运合同的主体，原告认定尹建军是运输合同的托运人没有证据和法律依据。被告尹建军不承担责任。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零四条、第三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缺席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北京大唐环宇国际货运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驳回反诉原告周海超全部诉讼请求。
本诉案件受理费九千六百四十七元，由原告北京大唐环宇国际货运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反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一万四千五百五十四元，由反诉原告周海超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长 袁建华
审判员 刘建寅
审判员 丁晓云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一日
书记员 刘晗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