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2民终73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梁鉴均（又名梁鑑均），男，汉族，1963年3月26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俊杰，广东三昶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江涛，广东深宏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新丰县五福水电站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新丰县马头镇石角路下村。
法定代表人：潘希勤，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建，广东法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雄，广东众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梁鉴均因与被上诉人新丰县五福水电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五福水电站）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新丰县人民法院（2016）粤0233民初5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没有提出新的事实或者理由，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梁鉴均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五福水电站向梁鉴均支付2009年8月1日至2016年10月30日的发电收益及损失2932411.64元（以后的收益及损失另计）；二、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五福水电站需继续履行双方之间的《承包经营合同书》（以下简称《承包合同》）及《承包经营合同书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三、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五福水电站向梁鉴均支付电站修复费用360000元；四、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改判梁鉴均无需向五福水电站支付2015年3月20日以后的承包费；五、改判五福水电站向梁鉴均支付已垫付的电站维修费用22343.5元；六、本案一、二审诉讼费、评估费全部由五福水电站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五福水电站应支付梁鉴均2009年8月1日至2011年7月26日的发电收益及因涉案电站被广东电网韶关新丰供电局（以下简称新丰供电局）解网期间（即2011年7月26日至2015年3月20日）的损失，该归责问题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但适用赔偿标准错误，依法应当改判支持梁鉴均在一审提出的诉讼请求，即每月赔偿标准为88873.34元，2009年8月1日至2016年10月30日的发电收益及损失2932411.64元（之后的收益和损失另计）。
（一）一审判决以五福水电站与新丰供电局的合同纠纷案件（以下简称《与供电局纠纷案》）中确定的赔偿基数为每月57017元为由，认定本案的赔偿标准同为57017元，剥夺了梁鉴均的抗辩权利，显然不公平、不公正。
首先，《与供电局纠纷案》中确定的赔偿基数每月57017元不应适用于本案。理由有：1、与新电力发展总公司（新供电局）签订《发供电合同》的主体是梁鉴均，而不是五福水电站，五福水电站本来无权代表梁鉴均就履行《发供电合同》产生的纠纷对新丰供电局提起诉讼，但五福水电站隐瞒梁鉴均越位提起诉讼，致使法院认定的不能正常发电损失的定损基数远远低于梁鉴均的实际损失，五福水电站擅自提起诉讼的行为明显侵犯了梁鉴均的诉讼权利，并已对梁鉴均权益造成巨大损害。2、梁鉴均是《发供电合同》签订主体，作为发电方，对因断电无法上网所造成电费损失的客观事实更为清楚，但五福水电站忽视这一事实，擅自向法院提起诉讼，且在整个诉讼过程中，从未与梁鉴均进行沟通核实梁鉴均的实际损失，最后导致法院认定的赔偿基数仅为每月57017元，这与梁鉴均的实际损失相差巨大，这直接导致梁鉴均的实际损失得不到合理、合法的赔偿。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在《与供电局纠纷案》中，梁鉴均本应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诉讼第三人参与诉讼。因为，对五福水电站与新丰供电局双方争议的诉讼标的即未支付的上网电费和解网损失赔偿享有全部的独立请求权，有权提出独立的请求，从而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然而，因五福水电站未告知梁鉴均进行诉讼的事实，以及法院未依职权通知梁鉴均参加诉讼，最终导致出现不符合事实，且对梁鉴均不公平的判决。由上可见，《与供电局纠纷案》的判决结果对梁鉴均来说是极不公平、不公正的，剥夺了梁鉴均参与该案诉讼的合法权利。既然梁鉴均不是该案的诉讼当事人，当然就不受该案判决的约束，亦即不能强迫梁鉴均接受该案认定的赔偿基数每月57017元。
其次，一审判决认定：“双方签订的《承包合同》并未明确约定供电部门终止电站上网供电时计算损失的标准。”这是违背案件客观事实的。因此，不采纳梁鉴均提出的按解网前一年同期发电量计算发电损失，即每月平均发电损失88873.34元（注：这个损失已经是扣除了电价上浮后五福水电站应得部分的）；而按照电站在解网前三年的发电量的平均值确定电站停止发电损失，即每月发电损失57017元。对此，这显然是认定事实错误。具体事实和理由如下：1、双方执行的《承包合同》第十条第3款已经明确约定：如供电部门终止与乙方（即梁鉴均）的上网供电合同时，甲方（即五福水电站）应承担赔偿乙方的一切损失。第九条违约责任第1款约定：如甲方违反了本合同不给乙方继续承包时，甲方应无条件给乙方退回原保证金（人民币壹佰叁拾捌万元正）的五倍给乙方。第八条不可抗力的解决办法第1款约定：因遇到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对上述承包内容及其配套设备、设施造成破坏，导致不能正常发电时，甲方应承担全部责任，并且在上缴承包款中减除，由此造成不能发电的承包款（即不能发电损失），按前一年同期发电量计。由此可见，《承包合同》当事人已经明确约定，即使属于法定的不可抗力一般免责情形，仍按前一年同期发电量计算不能发电损失。更何况本案是属于五福水电站人为因素造成电站不能发电的情形呢？因此，本案理应按此约定计算不能发电的损失。2、事实上，电站被供电局解网的情形，属于广义的不可抗力，因此，按前一年同期发电量计算不能发电的损失，即每月88873.34元，符合《承包合同》的约定。在五福水电站与新供电局产生纠纷之前，梁鉴均依法依约履行合同义务，正常经营涉案电站，后五福水电站因自身原因与新丰供电局发生争议，导致电站被供电局解网，梁鉴均因此无法再发电上网，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对梁鉴均来说，五福水电站与新丰供电局产生纠纷，从而导致电站被供电局解网，是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依法属于不可抗力。根据《承包合同》第八条约定：“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对上述承包内容及其配套设备、设施造成损坏，导致不能正常发电时，甲方应承担全部责任，并且在上缴承包款中减除，由此造成不能发电的承包款（注：指发电损失）按前一年同期发电量计。”因此，梁鉴均因涉案电站被供电局解网造成的经济损失应按照《承包合同》约定的赔偿标准计算，即依据被解网前一年同期发电量计算，得出梁鉴均的实际损失是每月88873.34元，根据双方提交证据证实，在解网前的上一年度（即2010年）涉案电站的发电量为2650960度，扣除电价上浮五福水电站应得电度后，属于梁鉴均应得电量为2618414度，由此计得梁鉴均损失为：2618414度/12个月*0.4073元/度=88873.34元/月，而并非57017元/月。3、退一万步来说，即使不能将五福水电站与新丰供电局产生纠纷，从而导致水电站被供电局解网的情形认定为不可抗力，但根据梁鉴均与新丰供电局签订的《发供电合同》第二条第1款第（3）项可以证实，梁鉴均每年送入电网电量约为250万千瓦时；该合同第五条第1款约定由梁鉴均与供电局结算电费。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交易习惯确定。”因此，即使不按前一年同期发电量计算不能发电损失，也应当按每年平均发电量250千瓦时计算不能发电的损失。即每月不能发电损失为：2500000度/12个月*0.4073元/度=84854.17元/月，这虽然比每月损失88873.34元低一点，但也远远高于一审判决所认定的损失基数每月57017元。
（二）涉案电站从2011年7月27日开始被解网停止发电，计至梁鉴均提起一审诉讼时的2016年10月26日止，共计63个月，期间的不能发电损失为：63个月*88873.34元/月=5599020.42元，注：因为每月88873.34元的损失标准，是扣除了因电价上浮五福水电站应得部分的；解网前（自2009年8月1日起至2011年7月26日止）已发电未结算的电费收入为1471743.07元，扣除电价上浮五福水电站应得部分116351.85元，扣除这部分后五福水电站应支付给梁鉴均1355391.22元。自2009年8月1日（注：五福水电站通过拍卖取得电站所有权时间）至2011年10月30日，共27个月的承包款1152000元（即：27个月*42666.67元/月，合同约定：此期间每年承包款为512000元，每月为512000元/年/12个月=42666.67元/月），自2011年10月31日至2016年10月26日止，共60个月，此期间根据《承包合同》约定，每月承包款为41000元，据此，计得承包款2460000元，即：41000元/月*60个月=2460000元，2011年10月21日前，五福水电站支付梁鉴均应得的电费收入410000元。由上计得：五福水电站应支付给梁鉴均的电费收入及赔偿损失为：1355391.22元+5599020.42元-（116351.85元+1152000元+2460000元+410000元）=2932411.64元。显然不是一审判决所认定的307197元。
二、一审判决认定梁鉴均构成根本违约，并判决解除《承包合同》和《补充协议》，这是错误的，其错将五福水电站的违约责任判决由梁鉴均承担，这明显不当。
一）一审判决认为：“作为涉案电站的承包人在承包经营期间有义务对电站的设施进行管理和维护，而且《承包合同》第五条亦约定由原告负责对电站设备、设施进行检修维护。”对此，一审判决的这一认定，明显曲解了合同当事人的约定，偷换“对电站设备、设施进行维护检修”之概念，加重梁鉴均作为承包人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根据《承包合同》第五条之约定，明显可以看出：一是梁鉴均对涉案电站设备、设施进行检修、维护的责任，仅仅限于在电站正常生产发电的情况下，且是为了防止设备事故和错误操作的发生；二是仅负责一年维修费用小于人民币壹万元以下，一次性支出300元以下的维修责任（注：《承包合同》第五条第2点明确约定：“对于上述承包内容及其配套设备、设施的一年维修费用小于人民币壹万元正，由乙方（即梁鉴均）负责，但一次性维修支出300元以上的，须经甲方（即五福水电站）鉴定，费用总额大于人民币壹万元以上的超出部分由甲乙双方共同负担，其中甲乙双方各承担50%费用。”）可见，《承包合同》所约定由梁鉴均承担的检修、维护费用，绝不是一审判决所查明的、需要360000元这样巨大的修复费用。这就是说，《承包合同》所约定的“检修、维护”与“修复”明显属于不同概念。
在梁鉴均与××发包××（××新丰县石角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石角镇政府）签订《承包合同》和《补充协议》后，梁鉴均按约定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也根据《发供电合同》按时与供电部门结算电费后，并足额支付承包费给发包方，且履行向发包方承诺的向路下村村民免费提供电力的义务。可是，自五福水电站通过拍卖取得涉案电站所有权后，便擅自与新丰供电局结算电费，干涉梁鉴均的自主经营权，导致梁鉴均自2009年8月1日起至2011年7月26日前的上网电费一直未能正常收取，严重影响电站的正常生产经营。这段时间的工人工资、维护费等开支，一直由梁鉴均垫付。更有甚者，后五福水电站因自身原因与新丰供电局产生纠纷，导致涉案电站被供电局解网，尤其，在2015年3月20日供电局通知可恢复并网发电后，还拒绝履行修复电站，恢复电站正常运行发电的义务。这事实上，等同于五福水电站向梁鉴均提供的经营权存在不能使用的瑕疵。将完好的经营权交给梁鉴均，恢复电站解网前的正常发电状态，是作为电站发包方（又是所有人）及五福水电站应尽的合同义务。显见，是五福水电站的严重违约行为，造成梁鉴均自2011年7月26日起长期无法发电，造成梁鉴均巨大的经济损失，并无法实现签订合同的根本目的，这明明是五福水电站的行为构成根本性违约。
然而，一审判决却混淆了案件的基本事实，忽视了案件的起因是五福水电站违约擅自与新丰供电局结算电费产生纠纷，导致涉案电站被供电局解网，造成梁鉴均长年无法上网发电，从而直接导致电站整个机组及水渠等设备、设施都严重损坏，也直接导致梁鉴均资金陷入严重困境的客观事实。不顾事实地以梁鉴均未履行对电站设备、设施进行检修维护，导致2015年3月20日新丰供电局允许电站并网发电时，因设备、设施损坏而无法正常运行发电，且未向五福水电站缴交承包费为由，认定是梁鉴均构成根本违约。显见，一审判决是十分草率的，这分明是因为五福水电站单方违约导致梁鉴均的经营权被迫中断，不能正常行使，导致涉案电站因多年（注：2011年7月至2015年3月20日供电局通知可并网，时间将近4年；至今将近6年）停止发电、使用，已对电站设备、设施产生破坏性损坏。如果不是五福水电站擅自与新丰供电局结算电费产生争议，导致电站被供电局解网，就不会出现涉案电站损坏严重，也不会导致本案的发生。
事实上，梁鉴均已经完全履行了合同约定的正常合理的维修义务，从梁鉴均提交的维修单据可以证实这一点。但自2011年7月26日，五福水电站因其自身原因与新丰供电局发生争议，导致涉案电站被供电局解网后，这使得电站因停止发电多年，造成电站机组及水渠等设备、设施等都严重损坏。而且，由于五福水电站的违约行为，也直接导致了梁鉴均资金陷入困境。在解网期间，本来理应由违约方的五福水电站负责维护修复水电站和支付电站工人工资，但五福水电站一直没有履行维护、修复义务。尤其，在《与供电局纠纷案》执行完毕，五福水电站收到赔偿款后，仍一直不支付工人工资和梁鉴均垫付的44687元维护、检修费用。就算按一审判决的计算方法，至一审判决作出时，五福水电站仍欠梁鉴均赔偿款307197元。据此，也足以证明系五福水电站的违约行为，造成涉案电站不能恢复正常发电的。梁鉴均为了防止损失继续扩大，同时也不忍心让电站设施、设备快速损坏，梁鉴均在资金严重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垫资支付看守电站人员工资。后来在新丰供电局致函五福水电站允许电站并网发电时，梁鉴均曾经多次口头要求五福水电站出资修复电站，为电站并网发电做准备，以便电站能早日并网发电。但五福水电站时至今日仍拒绝履行出资、修复义务。2015年8月26日和9月10日，在梁鉴均的申请下，新丰县人民法院就双方因并网重新发电问题产生的纠纷进行了两次诉前联调，五福水电站在调解时承诺先预付款给梁鉴均进行电站维修（见2015年8月26日第一次诉前联调笔录第3页第2行）。在2015年9月10日联调时，法院的审判人员建议由五福水电站将35万元交到法院作为承包方维修电站的金额，再由承包方凭正规票据到法院领取，多除少补。五福水电站当时答应预付维修费23万元，且电站机组由五福水电站维修（见2015年9月10日下午的联调笔录倒数1至7行）。但最后五福水电站仍自食其言，既没有将维修预付款交到法院，至今也没有维修电站机组。一审判决却未对上述事实予以认定，错将五福水电站的违约行为，认定为梁鉴均违约，这明显错误。事实上，五福水电站不但严重违约，没有依《承包合同》约定将电站的正常经营权交给梁鉴均，且五福水电站不守在联调时作出的承诺，这也违反了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就本案而言，在供电局确认可以并网发电时，电站机组老化、残旧，因长期没有使用而严重损坏，电站的引水渠因供电局解网造成村民们无法供电使用，而被村民损毁严重等等，这些义务都必须由五福水电站先履行。这就是说，将涉案电站恢复到解网前的正常发电状态，是五福水电站必须先履行的义务，只有在这前提下，才产生梁鉴均正常的检修、维护义务。可见，只存在五福水电站违约之事实，根本不存梁鉴均违约问题。
（三）退一万步来说，即使按照一审判决确认，电站的修复费用360000元，由梁鉴均承担185000元，五福水电站承担175000元。再结合《承包合同》第五条没有约定超过10000元以上的维修费用应由梁鉴均垫付，以及该条约定“一次性维修支出300元以上的，须经五福水电站鉴定，费用总额大于10000元以上部份双方各承担50%”。明显可以看出，对维修费用总额超过10000元部分，梁鉴均没有垫付义务。对一次性维修支出300元以上的，梁鉴均单方无权支出。事实上，梁鉴均为了减少损失，在五福水电站收到赔偿款后，又不支付给梁鉴均的情况下，仍垫付维修费用44867元。这些维修费用是发生在2009年8月1日至2011年7月26日的两年间，期间电站的发电收入经双方确认并经一审法院核定为1471743.07元。在这些费用产生前的2009年10月13日，梁鉴均曾给五福水电站打了两份报告，要求五福水电站确认并支付这些维修费用，但五福水电站却不依《承包合同》第五条的约定确认、支付，这属于违约行为。但一审判决对梁鉴均提交的相关票据未予采信，凭空认定这些费用是2009年10月产生的，并以梁鉴均未能提供证据证实维修项目经过五福水电站鉴定或确认，驳回梁鉴均要求支付这笔费用的50%（即22343.5元）的诉讼请求。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案件事实证明，涉案电站的修复费用，双方在联调前没有确认，在诉讼过程中才确认为360000元，更不用说，五福水电站已经支付了其应承担的修复费用175000元了。显然，在这样巨大的一笔修复费用没有经双方确认，并收到一半修复费用之前。梁鉴均依约、依法都没有先履行修复电站的义务。况且，先前垫付的44867元维修费用，一审判决还以未经五福水电站鉴定或确认予以否认。因此，除非梁鉴均是没有行为能力的人，否则，是绝不会在没有五福水电站鉴定或确认的情况下，再先垫付360000元这样巨大的修复费用，去替五福水电站履行修复电站义务。
（四）从梁鉴均打给五福水电站的检修报告和提交的大量维修电站费用票据，已经足以证实，梁鉴均已按约履行了合同义务。一审判决认定梁鉴均构成根本违约，是错误的。
综上所述，五福水电站因其自身原因与新丰供电局发生争议，导致水电站被供电局解网，并且在供电局通知恢复并网时，拒绝履行修复水电站，将电站恢复到解网前正常运行发电状态，造成梁鉴均自2011年7月26日起长期无法发电，五福水电站严重违反合同约定，造成梁鉴均巨大经济损失，无法实现签订合同的根本目的，构成根本性违约。因五福水电站违约造成的电站破坏性损坏，不能正常运行发电的责任，理应由五福水电站承担，梁鉴均因此造成的巨大损失，也理应由五福水电站赔偿。由于是五福水电站根本性违约，当然就无任何依据要求梁鉴均支付承包费。梁鉴均在履行《承包合同》中没有任何违约行为，五福水电站向一审法院所提交的所有证据均无法证明梁鉴均存在违约行为。显见，一审判决认定梁鉴均根本违约，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理所当然会被二审法院所否定。
（五）鉴于本纠纷系因五福水电站根本性违约所导致的，因此，五福水电站无权要求解除合同，也无权要求梁鉴均向其支付185000元的修复费及其违约后的承包费。相反，其依法应当向梁鉴均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可见，一审判决解除《承包合同》和《补充协议》，判令梁鉴均返还涉案电站给五福水电站，并判令梁鉴均向五福水电站支付修复费185000元，以及支付自2015年3月20日以后的承包费。都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当然不会得到法律的支持。理由如下：
1、五福水电站除了应当赔偿梁鉴均因涉案电站被新丰供电局解网期间（即2011年7月26日至2015年3月20日）的损失外，还应当赔偿梁鉴均自2015年3月20日至涉案电站修复后，梁鉴均恢复上网售电时止的全部经济损失。这就是说，五福水电站赔偿梁鉴均自2015年3月20日至今的损失，是前提。在此前提条件未成就的情况下，根本不存在梁鉴均向五福水电站支付承包款问题。
2011年7月26日，五福水电站因其自身原因与新丰供电局发生争议后，导致水电站被供电局解网，造成梁鉴均长期无法上网发电，损失惨重。导致梁鉴均经营水电站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期间五福水电站的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自2015年3月20日，新丰供电局通知允许水电站恢复并网，此时电站因被解网已停止发电多年，相关设备、设施出现严重损坏。在此之前，梁鉴均曾多次要求五福水电站出资维护、修复相关受损的设备、设施，但因五福水电站拒绝履行修复电站，并恢复正常运行发电义务，导致电站至今无法运行发电。纵观全案，正是因为五福水电站违约擅自与新丰供电局结算电费从而产生争议，才会导致电站被解网多年而遭受严重损害，正是因为五福水电站拒绝履行修复电站，恢复正常运行发电义务，才会导致电站至今未能恢复正常运行发电。因此，无论是供电局解网期间，还是供电局通知可恢复并网后至今，五福水电站均应向梁鉴均承担违约赔偿责任。
而一审法院在一审判决书第23页第（2）点中确认对涉案电站被解网导致梁鉴均损失应由五福水电站按照《承包合同》第十条第三款的约定予以赔偿，却在判决书下文中认定五福水电站只需赔偿梁鉴均因涉案电站被新丰供电局解网期间（即2011年7月26日至2015年3月20日）的损失，对梁鉴均自2015年3月20日至电站修复后，梁鉴均恢复上网售电时止的全部经济损失，不但不予支持。反而，错误的认定梁鉴均构成根本性违约，需向五福水电站支付承包费、维修费。同时，判决解除《承包合同》和《补充协议》，判令梁鉴均返还电站承包经营权。一审法院作出这样的判决，前后矛盾，逻辑错乱。事实上，梁鉴均在整个案件过程中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受害者，本来正常发电，经营好好的电站，却因发包方（即五福水电站）违约的原因导致不但无法正常经营发电获取经济利益，还欠下巨额债务。因为，自电站停止发电至今已经近6年了，这期间的工人工资等费用均一直由梁鉴均支付。现一审判决不但没有公正判决五福水电站向梁鉴均支付合理、合法的赔偿款，反而判决守约方（即梁鉴均）需向违约的发包方（即五福水电站）继续支付承包费，此显属有失法理。
2、一审判决梁鉴均承担360000元修复费用中的185000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在上述意见中，已经详细阐述了将涉案电站恢复至解网前的正常发电状态，是五福水电站依约、依法应承担的义务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这就是说，双方所确定的这笔360000元的费用，属于修复电站的费用，不属《承包合同》第五条所指的正常维修、维护费用。这笔费用依约、依法都理应全部由五福水电站承担。显见，一审判决确认梁鉴均承担185000元的修复电站费用，是完全错误的。
（5）一审判决驳回梁鉴均要求五福水电站支付垫付的检修、维护费用22343.5元。同样，是错误的。根据《承包合同》第五条约定，五福水电站对于电站配套设施设备的一年维修费用金额大于人民币一万元以上的超出部分有义务与梁鉴均平均分担。梁鉴均在一审提交的大量维修单据证明：在2009年8月1日，五福水电站通过拍卖方式取得涉案电站至2011年7月27日该电站被供电局解网时，共产生维修费44687元。且在这些费用产生前的2009年10月13日，梁鉴均曾打了两份书面报告给五福水电站。虽然对此五福水电站未予以鉴定或确认，但五福水电站长时间不提出书面异议，据此，依法应认定其对此已默示。可见，五福水电站依约、依法都应当向梁鉴均支付维修费22343.5元，即44687元的50%。
（5）一审判决确认五福水电站已缴纳的税金118869.8元，全部由梁鉴均承担，明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根据《承包合同》第六条约定：“甲乙双方根据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现定供电价格每度0.3元，国家的一切税费由乙方（梁鉴均）负责。如遇电费升价，升价部分甲方占30%，乙方占70%，如降价甲方负担30%，乙方负担70%。”显见，根据本条约定，梁鉴均只负担电价在0.3元每度及升价后70%分成税费，五福水电站应当承担升价后分成30%税费。显然，一审判决确认梁鉴均承担五福水电站擅自代缴纳的税费118869.8元的全部，也是错误的。
（5）虽然一审判决认定了从2009年8月1日起至2011年7月26日止，新丰供电局解网是造成承包经营权中断的原因，但这也是五福水电站违约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本案是新丰供电局与五福水电站产生纠纷，不管是村民反输电的原因，最终还是因为五福水电站与新丰供电局的纠纷致使承包经营权的中断。即使按照一审所认定的每月57017元的标准，最终五福水电站还欠30多万的电费收益未支付。何况五福水电站已经获赔400多万的款项，而五福水电站在此之前也清楚支付条件及账号。由此可以认定五福水电站存在违约责任。一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第四款认定单方违约也是错误的，实际上本案的违约是五福水电站造成的。即使按照57017元每月的标准计赔算至供电局通知可以上网发电，五福水电站仍应赔付梁鉴均30多万。按照《承包合同》约定超出300元的每次维修需经五福水电站核定，虽然没有明确约定核定的时间，但是从该约定可看出维修费用在支出之前就必须由五福水电站完成核定。在与石角镇政府承包经营期间，都是发现需要维修时就打报告给石角镇政府，石角镇政府派人核定就可以确认梁鉴均去维修，按照合同约定承担维修费用。但在五福水电站接手后，梁鉴均曾打过维修报告给五福水电站的管理人员，但五福水电站并未予以答复。而在五福水电站接管电站后，从2009年8月1日至2011年7月27日，梁鉴均总共垫付44867元的维修费用，在此期间所产生的电费收入是1471743.07元。至今五福水电站尚未核定该维修费用，也是导致本案纠纷发生的直接原因。既然垫付后，五福水电站仍不予核定维修费用，还怎么可能继续垫付过多的维修费用。一审判决要求五福水电站承担维修费用17万多，就足以证明五福水电站的违约事实。在五福水电站2016年10月份提起反诉之前，双方对维修费用达不成一致意见，五福水电站只能委托第三方对维修费作了鉴定，由此可以看出双方在此之前就维修费是有争议的。其次，2009年8月1日到2017年4月八年时间，梁鉴均须支付工人工资及补贴1336700元，这点也可证实我方为了维护电站的正常运作所支出的费用，但一审法院未予查明。所以一审判决解除合同，梁鉴均不但拿不回电费损失，也无法补偿工人工资，还要梁鉴均垫付相关费用，这有违事实及法律。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理应被法律所否定，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支持梁鉴均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五福水电站二审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足，且适用法律准确，其判决公正、合法、合理，依法应予以维持；而梁鉴均的上诉请求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上诉的理由均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全部上诉请求。理由如下：
一、原审认定“五福水电站应从2011年7月26日起至2015年3月20日止，按每月发电损失57017元向梁鉴均支付涉案电站被新丰供电局解网应获得赔偿的电费损失。”，这一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足，是完全公正、合理的。梁鉴均对此的反驳毫无理据，均不成立。
（一）梁鉴均声称“原审以五福水电站与新丰供电局的合同纠纷案（[2013]韶新法民二重字第01号、[2014]韶中法民二终字第49号）中确定的每月57017元的赔偿基数，来认定本案的赔偿标准同为57017元，剥夺了梁鉴均的抗辩权利，显然不公平、不公正”，这是毫无事实与法律依据的，其上诉理由不成立。
1、原审按（2013）韶新法民二重字第01号、（2014）韶中法民二终字第49号案中确定的涉案电站被解网的赔偿标准适用于本案，这是完全公正、合法、合理的。
（1）梁鉴均声称其为与供电局签订《发供电合同》的主体，这是不对的。首先，《发供电合同》第二页双方主体部分与尾页双方确认签章部分均明明白白写明发电方为“石角镇伍朱洞电站”，而非自然人“梁鉴均”，梁鉴均声称其为《发供电合同》的主体，是错误的。其次，根据签署发供电合同的基本常识和规范，作为发电方的一方主体只能是发电企业，而不能是一个自然人，“梁鉴均”仅仅是当时签订《发供电合同》的签约代表而已，原新××石角镇伍朱洞水电站（现五福水电站）才是与供电局签订《发供电合同》的主体。
（2）原新××石角镇伍朱洞水电站经拍卖后，五福水电站依法成为《发供电合同》的发电方主体，继续履行该合同。因此，五福水电站就履行该合同中的纠纷提起诉讼原本就是合法、合理，也没有由此对梁鉴均的权益造成任何损害。
（3）（2013）韶新法民二重字第01号、（2014）韶中法民二终字第49号案中确定的涉案电站被解网的赔偿标准，是法院根据电站在解网前三年发电量的平均值来确定的。实际上，水利部门计算水电站年均发电电度的行业惯例，就是以该电站近三年的发电量为基础计算年平均发电电度的。该案中法院计算涉案电站被解网停止发电的损失所使用的计算方法正是依据和使用了上述行业惯例，而且依据的涉案电站解网前三年的发电量是客观、准确、真实的，所以该赔偿标准是合理、合法、客观、专业的，是实事求是的，不可能由此损害梁鉴均的合法权益。
2、梁鉴均主张的每月平均发电损失88873.24元的标准毫无依据，理应不被支持。
（1）本案依法不适用《承包合同》第八条第1款的约定，不适用不可抗力的解决办法。首先，《承包合同》第八条第1款是关于“电站因遇到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破坏而不能发电时”的责任承担办法，而本案是要解决电站被供电局违法解网后的损失计算方法，因此明显不能引用以上合同条款解决非“自然灾害”的责任承担办法。其次，电站被供电局非法解网的情形，也绝对不属于法律上不可抗力的范畴，绝非不能避免和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形。法律规定的“不可抗力”情形除“自然灾害”外，还包括“战争”等其它情形，然而《承包合同》第八条第1款约定恰恰是出现“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情形责任承担的办法，而且合同约定的“自然灾害”并不是小的灾害，也不是中型的灾害，而是属于不可抗力的特别严重的自然灾害的特殊情况下责任承担的办法。
（2）本案不适用《承包合同》第十条第3款的约定。根据（2013）韶新法民二重字第01号、（2014）韶中法民二终字第49号案，供电局与涉案电站的发供电合同仍一直有效，应继续履行【详见（2013）韶新法民二重字第01号民事判决书第16页最后一行至第17页第二行；及（2014）韶中法民二终字第49号民事判决书第28页倒数第二行至最后一行。】；而且，2015年3月20日，新丰供电局已做好涉案电站计量点前的线路维修、检校工作，允许电站并网发电。因此，本案不存在梁鉴均声称的所谓“供电部门终止与电站的上网供电合同”的事实，依法不适用《承包合同》第十条第3款的约定，梁鉴均要求五福水电站依据此条款的约定向其赔偿损失毫无依据。
3）《发供电合同》第二条第1款第（3）项的具体约定是“发电方必须执行供电方发电计划，根据电站装机容量及用电趸售情况，推算出乙方每年必须送入电网电量约250万千瓦时。”。众所周知，供电局与电站签订的《发供电合同》中所指的“250万千瓦时”电量，仅仅是供电局为了顺利实行电力调度，按照各个电站的装机容量计算的理想生产指标而已；然而，电站每年的实际发电量，既与电站的装机容量、设备运行管理等自身因素有关，更与当年的降雨情况、水流水量、自然灾害等客观因素有关。因此，上述合同中提及的250万千瓦时，完全不能作为涉案电站的每年实际发电量。
（二）原审认定的涉案电站被解网的损失计算期限是准确、合理的，梁鉴均要求计算至2016年10月30日，这是毫无依据的。2015年1月12日，新丰供电局已致函给电站：该局已做好涉案电站并网发电的相关准备工作，请电站尽快做好恢复电站运行所需的设备检修等各项工作，确保电站恢复并网后能正常运行发电。五福水电站在接到上述函件的当日即通过特快专递方式向梁鉴均送达了该函件。2015年3月20日，新丰供电局、电站工作人员及新丰县人民法院执行人员已到场确认新丰供电局已完成电站计量点前的线路维修、检校工作。因此，涉案电站被解网的损失从2011年7月26日计算至2015年3月20日是正确、合理的；电站2015年3月20日之后无法发电售电的后果是梁鉴均自身的过错造成的，理应由其自己承担。
二、原审判决依法解除《承包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理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一）根据《承包合同》第五条的约定，承包人梁鉴均有义务定期对涉案电站及其配套设施、设备进行检修，防止设备事故和错误操作的发生；而且，根据电站承包的交易习惯和要求，按照电站安全运行维护操作规范履行好电站设施设备的管理、维护事宜，也是承包人责无旁贷的义务和责任。梁鉴均诡辩“其对电站检修、维护的责任，仅仅限于在电站正常生产发电期间”，这是错误的。
1、根据《承包合同》及交易惯例，梁鉴均作为电站承包人，其对电站设施设备的管理、维护责任，贯穿于整个承包经营期间，而绝非仅仅限于在电站正常生产发电期间。特别是在电站非正常生产发电期间和面临各种灾害及破坏时，承包人的管理、维护义务更要加强及担当，而不是免除及不作为。现因梁鉴均未能履行其对电站的管理、维护义务，导致电站各项设施设备严重损坏，需要36万元巨资用以修复。
2、梁鉴均将“五福水电站与供电局结算电费及供电局违法解网”作为其不履行电站管理、维护义务的借口，这是不当的。
（1）五福水电站与供电局结算电费的行为完全合法合理，不属于违约，而且根本不可能因此造成梁鉴均的损失。五福水电站取得电站的所有权之后，供电局与各电站的结算方式发生了变更，从原来由新丰供电局统一与电站结算售电电费，并由新丰供电局将电站的售电电费支付给各电站，变更为售电电费由广东电网公司韶关供电局（以下简韶关供电局）直接支付给各电站业主（企业法人单位），即是韶关供电局是各电站售电的收购方及售电电费的支付者，而不是原来的新丰供电局，新丰供电局由原来的电站售电的收购方、售电电费的支付者变为仅仅是电站反输电的供应方和反输电费的收费方。韶关供电局不允许将电站的售电电费支付给自然人的银行账户，而是要求将电站售电电费支付到电站业主依法注册的企业法人单位的银行账户上；如果承包人梁鉴均为此注册企业法人承包电站，反而需要承担双重税费，严重增加运营成本。而且在五福水电站通过拍卖取得涉案电站所有权后，五福水电站从未阻止梁鉴均与新丰、韶关供电局结算售电电费，而恰恰是因为市、县供电部门有结算支付售电电费的相关规定要求，新丰、韶关供电局只能与符合规定的企业法人五福水电站结算并支付售电电费。
（2）（2013）韶新法民二重字第01号、（2014）韶中法民二终字第49号案已充分证实，涉案电站被解网的责任并不在五福水电站，而是属于新丰供电局的违约行为。因此梁鉴均指称“五福水电站单方违约导致其经营权被迫中断”，这是没有依据的。相反，五福水电站在电站被解网后，及时提起诉讼，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时间以维护电站发包人、承包人的合法利益，这有生效裁判证明。
（3）五福水电站在自身尚未收取到供电局支付的售电电费的情况下，在2011年6月3日、6月13日和10月21日先后向梁鉴均授权的受托收款人戴某支付了三笔分别为30万元、5万元、6万元的售电电费，五福水电站先行垫付了梁鉴均依约应得的售电电费一共41万元人民币。参照（2013）韶新法民二重字第01号《民事判决书》对涉案电站正常发电期间的售电电费计算方法和解网期间的经济损失赔偿标准计算，（1）在2009年8月1日至2011年5月31日承包人梁鉴均依约应得的售电电费为266885.72元，五福水电站在2011年6月3日支付给承包人梁鉴均300000元，此阶段五福水电站多垫付了33114.28元给承包人梁鉴均；（2）在2011年6月1日至2011年7月26日（即是新丰供电局断网之日）承包人梁鉴均依约应得的售电电费为13057.94元，五福水电站在2011年6月13日支付给承包人梁鉴均50000元，加上一阶段五福水电站多垫付给承包人梁鉴均的33114.28元，则此阶段五福水电站多垫付了70056.34元；（3）在2011年7月27日至2011年10月31日承包人梁鉴均依约应得的售电电费为25076元，五福水电站在2011年10月21日支付给承包人梁鉴均60000元，加上一阶段五福水电站多垫付给承包人梁鉴均的70056.34元，则此阶段五福水电站多垫付了104980.34元给承包人梁鉴均；（4）在2011年11月1日至2012年10月10日承包人梁鉴均依约应得的售电电费为104695.97元，减去上一阶段五福水电站多垫付给承包人梁鉴均的104980.34元，则此阶段五福水电站多垫付了284.37元给承包人梁鉴均（详见五福水电站一审提交的证据16）。由此可见，在2012年10月10日前，五福水电站在没有收到供电局给付的售电电费的情况下，已经足额垫付了梁鉴均依约应得的售电电费，也即是说，在涉案电站被新丰供电局解网后一年零三个月时间内，五福水电站已经足额垫付给梁鉴均依约应得的售电电费，在此期间梁鉴均没有任何理由不去依约履行其承包经营义务。
此后，梁鉴均要求五福水电站赔偿巨额的解网期间的发电损失，五福水电站明确表示梁鉴均的要求不合法、不合理。在2013年梁鉴均曾到法院起诉五福水电站，后撤回了起诉。五福水电站在2014年与供电局的合同纠纷案胜诉后，又一直催促梁鉴均依约进行结算及恢复电站并网运行发电。但是，梁鉴均一直拒绝与五福水电站进行结算，拖欠五福水电站巨额的承包款未付。因此，梁鉴均以资金困难为借口不履行电站管理、维护义务，这是与事实不符。
（5）梁鉴均声称其已完全履行了合同约定的正常合理的维修义务，这不符合事实。
（1）梁鉴均一审提交的所谓维修单据的真实性根本无法确认，不能证实梁鉴均实际支付过有关费用，而且上述单据的发生时间均发生在电站被解网时间2011年7月26日之前。梁鉴均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其在电站解网后对电站履行了其作为承包经营管理者应尽的管理、维护义务。
（2）从五福水电站一审时提交的证据15《小型水电站安全运行维护操作规范及五福水电站2011年7月26日后的运行维护情况说明》明显可知：根据对涉案电站的现场查验及实地拍摄的照片可见，电站承包经营管理者梁鉴均在已收到电站业主先行足额垫付的承包人依约可分得的售电电费后的五年多时间里，完全将电站的维护管理义务置之不理，维护管理不作为、不到位，造成了电站引水渠、水轮机、发电机、变压器等各项设施设备的严重损坏。同时，这也是电站在2015年3月20日被供电局允许并网发电后，却因设备设施严重损害无法恢复运行发电的真正原因。
4、五福水电站在收到供电局纠纷案的赔偿款后，一直有催促梁鉴均进行电站承包各项费用的结算，但是梁鉴均至今仍一直坚持其“每月88873.24元发电损失”的无理结算标准，这才是双方不能达成结算协议的真正原因。
5、根据本案一审判决，五福水电站要支付给梁鉴均发电收益及赔偿款307197元，但同时判决梁鉴均要支付五福水电站电站修复费用185000元及自2015年3月20日起的承包款（每年492000元）。因此，在双方上述互负债务冲抵之后，不是五福水电站欠梁鉴均的钱，而是梁鉴均拖欠五福水电站近百万元未付！
6、在新丰县人民法院组织的两次诉前联调中，五福水电站从未承诺过预付款项给梁鉴均进行电站维修，更不存在任何出尔反尔的行为。在上述调解过程中，法院曾提出由五福水电站预付一定的款项给梁鉴均进行维修电站，但由于双方对预付款的金额及操作流程没有达成共识，所以最后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因此不存在五福水电站违反承诺的事实。梁鉴均声称“五福水电站答应预付维修费23万元，最后自食其言”，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二）将涉案电站恢复到解网前的正常发电状态，这绝非五福水电站的责任与义务，更不是所谓的“必须先履行的义务”。如前所述，根据《承包合同》及交易惯例，梁鉴均作为电站承包人，其对电站设施设备的管理、维护责任，贯穿于整个承包经营期间，而绝非仅仅限于在电站正常生产发电期间。而且，电站各项设备设施在解网期间的损坏，完全是作为承包经营管理者的梁鉴均将其维护管理义务置之不理，维护管理不作为、不到位而造成的。因此，将涉案电站恢复到解网前的正常发电状态或者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修复费用，这是梁鉴均依法、依约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三）梁鉴均“主张其曾垫付维修费用44867元”的证据不足，也不是事实，所谓的费用支出更加没有按照承包合同取得五福水电站的鉴定或者确认。此外，五福水电站也没有收到过梁鉴均关于维修电站的有关报告。梁鉴均有关其已按约履行了合同维修义务的辩解均不属实。
（四）综上，由于梁鉴均长期未按照《承包合同》约定履行对电站的管理、维护义务，导致2015年3月20日供电局允许电站并网发电时电站因设备、设施损坏而无法正常运行发电。由于梁鉴均长时间不采取有效措施恢复电站运行发电，亦未向五福水电站缴交承包款等，导致五福水电站作为发包人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梁鉴均的行为已构成根本性违约。而五福水电站没有任何违约行为。因此，原审判决解除《承包合同》及其补充协议，这是合法、合理，应予以维持。
由于是梁鉴均的过错导致自2015年3月20日起电站无法运行发电的，所以原审判决违约方梁鉴均自该时间点起继续向守约方五福水电站依约支付承包款这也是合法、合理的，请二审法院予以支持。
（5）涉案电站被解网后各项设备、设施严重损坏的后果，完全是梁鉴均违约不履行其管理、维护义务而造成的，36万元的电站修复费用依法、依约本应由梁鉴均全部承担及支付。现在一审判决梁鉴均只需要承担其中的185000元，已减轻了梁鉴均的应有之责。
三、原审判决驳回梁鉴均所谓垫付检修、维护费用22343.5元，这是正确的。
四、原审判决五福水电站已缴纳的税金118869.8元由梁鉴均承担，这也是合法、合理的。根据《承包合同》第六条的约定，电站运营所涉的国家的一切税费由梁鉴均负责。因此，梁鉴均要求五福水电站承担电费升价后分成30%的税费，这是明显违反合同约定的。另外，正是考虑到梁鉴均需要承担全部税费，所以电费升价部分的分成梁鉴均占了70%，而五福水电站只有30%而已。
综上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足，且适用法律准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梁鉴均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五福水电站支付2009年8月1日至2016年10月30日发电盈利及损失共2932411.64元，并自2009年8月1日起至还清本金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二、判令五福水电站支付发电站维修费用22343.5元，并从起诉之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三、判令五福水电站支付梁鉴均重新维修水坝、水坝开关、水渠、前渠、压力管、水轮机、配电盘、线行、避雷针、发电机组等设施的维修费用（以评估价格为准）；四、判令五福水电站承担本案的所有诉讼费、评估费。
五福水电站向原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一、判令梁鉴均立即向五福水电站支付拖欠的承包款及电费分成款合共727174.66元（暂计至2016年9月30日，此后承包款按每月41000元，电费分成款按每月4506.20元计算，计至梁鉴均将电站的承包经营权交还给五福水电站为止；以上款项已全部扣除梁鉴均可分得的上网电费和无法上网售电的经济损失），并自2016年10月1日起至还清欠款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二、判令解除双方之间关于五福水电站的《承包合同》，梁鉴均立即将电站的承包经营权交还五福水电站。三、判令梁鉴均立即向五福水电站赔偿维修电站水坝、水圳（引水渠）、前渠、压力管、发电机组、变压器等发电设施设备至可重新正常发电状态的全部维修费用319612.03元','2018-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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