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桂0103民初7189号
原告：蒋伟，男，1983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灌阳县。
委托代理人：陈振宇，广西欣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陆锦珍，广西欣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住所地：南宁市青秀区双拥路30号南湖名都广场A座20层。
负责人：孙朝，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钟兰，女，被告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赖米米，女，被告公司员工。
原告蒋伟与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16年7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6年12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蒋伟的委托代理人陈振宇、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钟兰、赖米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迟延出具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书面证明而给原告造成的损失253476.25元(税后);2、判令自2015年4月至2016年4月，被告应向原告支付“五险一金”合计78410.76元(包括原告负担及被告负担部分);其中,养老保险金为35816.4元、基本医疗保险金为12791.16元、工伤保险金为639.6元、生育保险金为1023.6元、失业保险金为2556元、住房公积金为25584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2月原告向被告提出离职申请，原告于2015年3月18日起不再在被告处上班，但是被告却迟迟不给原告办理离职手续，更没有向原告出具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书面证明。经原告多次催促，被告才于2016年3月31日将《解除劳动合同证明》通过邮政快递邮寄给原告。原告认为，被告拖延一年多的时间才向原告出具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书面证明，致使原告一年多以来无法找到新的工作，更加无法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给原告造成了巨额的经济损失。根据《劳动合同法》第89条的规定，被告应该赔偿原告相应的经济损失。原告原在被告处工作时，每月的平均薪资待遇扣除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后为22000元，2014年原告社保基金账户及公积金账户分别收入养老保险金35816.4元、基本医疗保险金12791.16元、工伤保险金639.6元、生育保险金1023.6元、失业保险金2556元、住房公积金25584元。被告扣除“五险一金”及个人所得税后实发给原告的工资及奖金为253476.25元。原告系主动辞职，根据其工作能力及经验，其新找的工作薪资不可能低于原工作的薪资。因此，应该根据原告在被告处工作的2014年的薪资待遇作为原告损失的计算依据。现仲裁裁决认为，原告分别在2015年4月13日成立的广西西部开拓科技有限公司和2015年8月27日成立的南宁市奇迹鱼科技有限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被告延迟向原告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既没有影响原告继续求职，也没有影响新用人单位决定是否与原告建立劳动关系，认为原告已与新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应由新的用人单位承担支付工资。事实上原告虽然是广西西部开拓科技有限公司和南宁市奇迹鱼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两家公司均没有进行营业，没有员工，原告也没有在该公司工作，原告根本没有任何的收入。根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和缴纳社会保险，而且劳动者不能同时与两个用人单位发生劳动关系。因为被告未出具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书面证明，也没有给原告办理社会保险及档案转移手续，原告不可能与上述两个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该两个公司也不可能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和公积金。因此，被告的行为已经造成原告巨额损失，应予赔偿。原告要求支付2015年4月至2016年4月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虽然是缴纳给相关社保基金及公积金基金，但是根据现有的政策，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不能补缴。原告长达一年不能缴纳“五险一金”，则原告的社保基金账户和公积金账户必然就减损相应金额。而这些金额在原告退休或身故后是可以领取的。也就是说被告没有出具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书面证明并不予办理社保及档案转移的行为，实际上已经造成了原告关于“五险一金”的损失，被告当然应该赔偿相应的损失。
被告辩称：一、平安玉林中心支公司已于2015年3月18日向原告开具了《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原告已签字确认并当场领取《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员工联”。被告于2016年3月31日寄出的《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乃是应原告的要求再次邮寄送达，因“员工联”已由原告领取，故被告只能寄送“公司留存联”复印件加盖公章，原件留存于公司，被告此时寄送的“公司留存联”复印件，并不能证明被告于此时才开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平安玉林中心支公司已于法定期限内向原告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并未延迟出具。二、原告在2015年3月18日离职后，即在2015年4月13日注册了广西西部开拓科技有限公司，2015年8月28日又注册了南宁市奇迹鱼科技有限公司，并担任两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注册和开设公司即为创业活动，说明原告选择了创业而非求职。至于两家公司是否正常营业，是否有盈利、缴纳税款，是否有发放收入给原告，均不可否认原告自行创业的事实。原告声称因被告延迟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致其无法找到新工作，却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何时到何单位进行求职，并因无《解除劳动合同证明》而遭拒绝。如其确实因此致求职受阻，应第一时间向被告要求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进行权利救济，其在这一年内却并未向被告提出开具《证明》的要求，说明其并没有进行求职，离职证明的有无对其未造成任何影响，其提交的离职前的收入材料并不能证明属于被告给其造成的损失。被告已在2015年4月30日向广西区社保局提交的《社会保险人员增减变动申请表》中申请对原告信息做“人员减少”处理，广西区社保局已于2015年5月7日受理了被告的申请。原告离职后的社保转移只需原告本人凭自己身份证即可办理社保缴交手续。原告已自行创业，其“五险一金”应由其创业的公司进行缴交或自行缴交，其要求被告赔偿其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三、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仲裁裁决书认定原告于2016年3月31日收到被告邮寄送达的解除劳动合同证明时才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仲裁时效才开始计算，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原告于2015年3月18日离职，如其在《解除劳动合同》上签名却未收到《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原告即于当天已知道其权利“受损”。退一步说，原告声称因被告拖延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致其无法找到新工作，此时也应知晓其权利受侵害，却一直未向被告主张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原告直至2016年5月13日才提起劳动仲裁，向被告主张权利，已经超过了一年的仲裁时效。
经审理查明：2010年4月1日至2013年3月27日期间，原告与被告建立劳动关系，岗位为运营中心车险意健险理赔部副经理。2013年3月28日至2014年3月25日期间，原告与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岗位为总经理室副总经理。2014年3月26日，原告与被告下属的玉林中心支公司签订了期限为2014年3月26日起至2019年3月25日的劳动合同，约定原告从事管理工作，原告具体的工作岗位为被告玉林中心支公司总经理室副总经理。
2015年3月18日，原告向被告递交了《辞职信》，主要内容为：“本人由于个人原因，另有发展，要求辞职。”同日，原告还填写了《辞职申请表》，辞职原因处载明“个人原因，主动提出辞职”，拟离司时间处主要载明“本人于2015年3月1日提出辞职，预计在2015年3月18日前办理完部门交接手续”。原告自2015年3月18日起没有再为被告提供劳动。被告玉林中心支公司于2015年3月18日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记载于2015年3月18日与原告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原告认可《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中“员工签名”处签名“蒋伟”为原告所签，但主张下附的签收时间“2015年3月18日”和“本人已于2015年3月18日收到此证明”均不是原告填写，而是由被告工作人员填写。
被告处的《解除劳动合同证明》有三联，其中第一联为经办人留存联，第二联为存入员工档案联，第三联为交由员工本人联。2016年3月31日，应原告要求，被告玉林中心支公司以邮寄方式将《解除劳动合同证明》第二联，即存入员工档案联复印后加盖被告玉林中心支公司公章后送达原告。
原告与被告劳动关系存续期间，被告已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并从2015年4月起停止缴纳原告的社会保险费。被告于2015年4月30日填报《社会保险人员增减变动申报表》，人员减少名单中包含原告在内，广西壮族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局于2015年5月7日受理了该申请。
2016年5月，原告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裁令被申请人即本案被告：1、赔偿申请人因迟延出具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书面证明而给申请人的损失253476.25元（税后）；2、将2015年3月至2016年4月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包括被申请人负担及申请人负担部分）以现金形式支付给申请人。2016年6月29日，该委作出桂劳人仲字[2016]第9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如下：对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不予支持。原告不服，遂诉至本院。
庭审中，原告当庭提交了一份广西南宁在路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2015年3月24日出具的《入职通知书》，主要记载该公司聘请原告为其公司员工，于2015年3月31日前办理公司相关入职手续，入职所需文件及资料中包括离职证明原件等。原告称2015年3月30日左右该公司与原告电话联系后明确表示没有离职证明和社保转移手续，无法办理正式入职，主张该证据证明因被告延迟出具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书面证明，致使原告无法入职，给原告造成巨额经济损失。被告则称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证明原告已于2015年3月24日获得新岗位，如果原告被拒绝了当时就应该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了，2015年5月才申请仲裁，已过仲裁时效。
另查明，原告与被告解除劳动合同后，分别在2015年4月13日成立的广西西部开拓科技有限公司和2015年8月27日成立的南宁市奇迹鱼科技有限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
本院认为：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原告认可《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中“员工签名”处签名“蒋伟”为其所签，现又未能举证证实其签收该《解除劳动合同证明》的具体时间，且被告于2016年3月31日向原告邮寄送达的是《解除劳动合同证明》第二联，即存入员工档案联的复印件，而非交由员工本人持有的第三联，故本院对原告关于其在原、被告双方解除劳动关系时未收到《解除劳动合同证明》的主张不予采信，对被告关于其下属的玉林中心支公司已于2015年3月18日向原告开具了《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原告已签字确认并当场领取《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员工联”的主张予以采信。被告下属的玉林中心支公司既已于2015年3月18日为原告开具了《解除劳动合同证明》，现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因迟延出具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书的书面证明而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及2015年4月到2016年4月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的“五险一金”，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本案诉讼请求是否超过仲裁时效期间的问题。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原、被告双方劳动关系于2015年3月18日解除，若被告未为原告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书面证明，原告应当自2015年3月18日起便知道其权利受到了侵害，截至2016年3月18日，原告无证据证实其有向被告主张过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过权利救济，或者被告同意履行义务，故原告于2016年5月份日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已超过了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一年时效期间。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蒋伟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蒋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在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减交和免交申请的，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林利扬
人民陪审员 邱 静
人民陪审员 张晓燕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黄一滴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第六条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十三条当事人能够证明在申请仲裁期间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申请仲裁期间中断：
（一）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
（二）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
（三）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
申请仲裁期间中断的，从对方当事人明确拒绝履行义务，或者有关部门作出处理决定或明确表示不予处理时起，申请仲裁期间重新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