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581民初2849号
原告：江苏金土木建设集团华顺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常熟市海虞镇海阳路35号，组织机构代码76589852-9。
法定代表人：刘生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文俊，江苏俞晓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通市通州区经济开发区世纪大道999号，组织机构代码13872357-8。
法定代表人：俞国兵，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鲲，男，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华元，江苏华元民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江苏金土木建设集团华顺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土木华顺公司）与被告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四建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3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分别于2016年5月10日、9月23日、12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金土木华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文俊、被告南通四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华元和张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金土木华顺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工程款4000万元，以及被告逾期支付工程款的利息200万元，合计420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1年10月10日，被告中标常熟市海虞城乡一体化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虞城乡一体化公司）招标的海虞镇农宅置换商品房周行安置区一期（以下简称海洲新城一期）工程项目。2011年12月1日，被告将中标范围内的海洲新城一期项目全部转包给原告，并和原告签订《协议》，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约定。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和被告的协议以及发包方的要求进行施工，按约定完成施工任务，项目已经竣工验收。但被告未能按照约定支付工程款，至今尚欠应付未付工程款4000万元以及逾期支付工程款的利息。原告认为：原告已经完成合同约定范围内的施工任务，但被告未能依法支付工程款。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向贵院起诉。
被告南通四建公司辩称，1.原告与被告之间从未发生过任何关系，本案原告主体不适格，所以要求法院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原告所称的转包关系。本案的事实是：被告承接了本案涉案工程，由于承接该工程主要是由钱某操作，所以被告就将该工程承包给了钱某，并由钱某进行独立核算，上交被告工程款开票额的2%-3%的管理费，在原告起诉以后，据被告向钱某了解，钱某称他在施工过程中又私自将该工程转包给了戴建余，同本案的原告没有任何关系。2.我方认为被告不应该向原告承担付款责任，也就是说即使原告起诉是合格的，本案也应该驳回原告的诉请。由于被告与钱某之间是承包关系，所以双方主体是平等的，钱某又将该工程转包给戴建余，所以应该由钱某个人向原告承担付款责任，由于涉案工程的甲方也就是海虞城乡一体化公司支付的工程款，被告也都已全部支付给了钱某，并没有克扣或者截留应该给钱某的任何工程款项，所以被告不应该向原告承担付款责任，本案应该驳回原告的诉请。3.本案原告恶意起诉，并恶意申请诉讼保全，冻结了被告4200万元，严重影响了被告的声誉以及增加了被告的财务成本，所以我们将另行起诉要求原告进行赔偿。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海洲新城一期工程协议》一份，落款时间为“2011年12月”、甲方为钱某、乙方为戴建余。原告称该份协议是2011年12月份由钱某和戴建余签订的。该协议载明：“甲方：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钱某）<以下简称甲方>乙方：江苏金土木建设集团华顺工程有限公司（戴建余）<以下简称乙方>由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总承包的海虞镇海洲新城一期工程分包给乙方施工，为明确各自的责任，加强相互配合协作，保质量保安全按期完成施工任务，结合本工程具体情况，经甲、乙双方协商确认一致签订本协议，甲、乙双方必须共同遵守，严肃履行。一、分包内容及方式：海洲新城一期工程中标范围内的工程量，乙方必须严格遵守甲方的各项规章制度，按甲方要求，乙方负责保质保量按期完成施工任务。二、约定甲方收取税金及管理费<包括个人部分>：税金及管理费的收取，按本工程开票额的10%收取，余额全部转入乙方账户内。三、约定工程成本发票额：乙方负责上报给甲方工程发票额数为约1.0亿元。四、进度款的支付：甲方负责收取完成的工程进度款按施工合同要求确保到账。五、工程的质量、安全：本工程的工程质量及安全均由乙方负责。六、本协议共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甲方：钱某2011年12月/日乙方：戴建余2011年12月/日”。
被告质证后认为对该份协议的真实性有异议，理由如下：1.被告南通四建公司根本不知道有所谓的这份协议。2.原告起诉以后，据被告向钱某了解，钱某称该份协议是不真实的。具体来说，钱某确实与戴建余在2011年12月份签过一份协议书，但并不是原告所提交的该份协议。当时签订协议的主体是钱某个人和戴建余个人，内容也是钱某将工程转包给戴建余，钱某收取工程开票款的10%，开票的税金5%以及南通四建公司3%的管理费也由戴建余负担，协议一式二份，是在戴建余处打印并起草的，两人当场签字。当时钱某在协议两页纸上都有签字，而现在原告提交的该份协议，第一页上没有钱某的签字，所以该份协议是假的。3.原告提交的该份协议第二页，不是原告所说的在2011年12月份签订的，而是在2015年10月初签订的。据钱某介绍，签订这份协议的经过是这样的：2011年12月份的协议签订以后，钱某办公场所从古里镇搬到了新的练塘镇，所以当双方在2015年下半年准备结账的过程中，钱某发现找不到2011年12月签订的协议，就打电话给戴建余，并叫戴建余将其双方签订的协议带到钱某那里，以便双方结账。戴建余到钱某办公室后，给了钱某30张的螃蟹券，还谈了一些工程上的事情，并说因为时间紧，2011年12月签订的协议没有找到，双方就在钱某的办公室回忆了2011年12月份所签订的协议内容，然后重新打印了2份，钱某在两份协议上分别签字，而且是在两张纸上分别签字，当钱某签好字之后，戴建余说让其带回去，与2011年的协议核实一下，如果能找到最好，找不到的话那就在这份协议上签好字以后再返还一份给钱某，谁知戴建余将钱某已经签字的两份协议书拿走后，就一直没有返还给钱某，虽然钱某多次讨要，但戴建余总是找借口一直不给，后来双方就发生矛盾，直至原告起诉。所以根据钱某的陈述，被告认为该份协议是假的，所以要求法院对该份协议上签字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审理中，被告坚持认为对于原告提交的《协议》第二页上“钱某”的签名为钱某本人于2015年10月份所签，且明确表示对于钱某所称的先后签订过的两份协议均无法提交。
审理中，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分别向钱某、戴建余进行了调查。钱某陈述：2009年开始，我和南通四建公司签订了协议也就是承包人合同，协议三年一签，我手头应该有书面协议，协议的内容主要是：质量、安全、债权债务全部由我个人负责，与南通四建无关，我是独立核算。原告作为证据提交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我经手办的，我先去和海虞镇顾镇长洽谈，洽谈好之后我以南通四建公司的名义签订了合同，合同上的南通四建公司的公章是我拿到南通四建公司苏州总部，由苏州总部审核后在上述合同上加盖了公章。合同中的项目经理季豪是南通四建公司的副总经理。项目负责人马建国原来是常熟市国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发公司）的员工，我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09年他的劳动关系转到了南通四建公司，可能后来又转回国发公司了。我的社会保险都是由国发公司交纳的。在上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我和南通四建是承包关系，我是独立核算的。对于涉案工程，我要向南通四建公司交纳5%的税金（由南通四建公司代缴代收）和2%-3%的管理费，管理费根据工程完工的实际情况会有浮动。2011年底该工程中标以后，南通四建公司确定让我来做这个工程，当时我正好在沙家浜××度假村施工，工程也要9万多平方米。当时我手下的管理人有点少，我的朋友也就是金土木华顺公司的董事长刘生华向我介绍了戴建余，说戴建余手下没工程做。戴建余以前是金土木华顺公司的人，他的劳动关系虽然在金土木华顺公司，但该公司不给他发工资的。其实戴建余和金土木华顺公司的关系与我和南通四建公司的关系性质一样的，都是挂靠承包。当时我就想让戴建余来帮我管理工地，后来我们实际见面谈了之后，戴建余要求转包。我说如果你要转包的话必须以个人名义转包，不能以华顺公司名义转包，由我本人和你签合同，因为南通四建公司苏州总部不允许公司出面转包给他人。戴建余就把标书拿回去看，后来双方协商确定同意转包给戴建余。我和戴建余先后签订过两份协议，第一次签协议是在2011年12月份。当时戴建余按照之前双方商谈好的内容事先打好协议（一式二份）来到我国发公司，在我办公室里签订的，当时只有我和戴建余两个人。我看了一下协议内容，跟我们之前谈好的是一致的，抬头就是甲方钱某，乙方戴建余，条款中也是一共扣18%的费用，包括交给我个人的10%管理费、5%的税金以及上交南通四建公司3%的管理费。口头协议是先收戴建余10%的费用，剩余8%在第二、三年的时候再扣。协议连封面共计3页，我在封面以外的协议第一页下方签了我的名字并写了日期“2011年12月1日”，在第二页的甲方处我签了我的名字并在日期处写了“2011.12”。戴建余和我一样也在协议的第一、二页签了他的名字，两份签好之后，他给了我其中一份。2015年9月上旬，我国发公司更换了地址，从古里镇搬到了鸳鸯村，搬完之后我在办公室和包里都找不到我和戴建余签订的那份协议了，我打电话给他说我那份协议找不到了，让他有时间把他的协议复印一份带过来。2015年10月中旬下午两点左右，当天他带了30张螃蟹券给我，我催他年底尽快把审计报告拿出来，不然拿不到工程款。后来我问他协议带过来没有，他说来的急没找到，他说我们再凭印象重新打印一份，我就让我办公室的副总陶雪刚过来，告诉陶雪刚怎么写协议，陶雪刚就到下面办公室打印好一份包括封面一共3页给我们，我和戴建余看了协议，看完协议没问题，又复印了一份，我先签字，在协议第一页和第二页都签了名字和日期，当时我还问戴建余日期写什么时候，他说就写2011年12月1日，和以前一样。我签完之后给戴建余，他看了看又说他要拿回去再和家里的那一份核对一下，没问题再签字，他说拿回去签好了再拿给我，我就让他拿回去了。后来两个星期他都没有消息，我就打电话给他，让他有空把那份协议拿过来，他一直说好的。后来我又打电话给他，他说在南京。我一直没有拿到协议。原告提交的落款时间为2011年12月份的这份协议上第二页的签名是我签的，但是第一页的内容不是我们当时签订协议时的内容。当时签订的协议上只有我们两个个人的名字，载明甲方钱某，乙方戴建余，没有两个公司的名称。协议上当时约定的是10%的管理费、5%的税金，还有交给南通四建公司的3%的管理费都由戴建余负责。原告提交的这份协议第一页约定的内容不是我们当时约定的内容，应该是戴建余把我们原来协议中的第一页替换了，另行伪造了这一页，所以对于这份协议中第一页中的内容我不认可，我只认可第二页中的签名，而且签字时间也不是2011年，应该是2015年10月中旬签订的。南通四建公司向法院提交的情况说明是我出具的，情况说明的内容都是事实。南通四建不知道我和戴建余签订协议将工程转包给戴建余做。2015年9月份，戴建余自行到海虞城乡一体化公司领取了400万元的承兑汇票，没有报到公司，自己挪用了。后来我们对账的时候发现少了400万元，戴建余到年底的时候才承认拿了这400万元的承兑汇票，没有进账。后来戴建余就补了一张收条，写明从南通四建拿了400万元承兑汇票，后来我们国发公司的财务将该收条交给了南通四建公司，这样账才平掉。2016年春节前，因为我们担心戴建余或者他人再随意领了工程款转移到其他地方，我们就以南通四建公司的名义向海虞城乡一体化公司出具了一份函，我在2016年2月4日说明下方列明了承兑汇票的号码，告知海虞城乡一体化公司不要在这些承兑汇票上背书，以防戴建余将这些承兑汇票用在其他工程上。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所有的施工项目都是转包给戴建余做的，南通四建公司和我实际上都没有参与施工。南通四建公司每月会定期到现场进行安全、质量等方面的检查。因为南通四建公司只认我是承包人，所以我也要去现场看的。海虞城乡一体化公司已经付款3亿多元，超过了工程款的90%。每个月的工程量经过海虞城乡一体化公司委托的审计公司审计后，我们领取每个月当月工程款的50%。一开始都是由我到海虞镇财政所领工程款，有承兑汇票也有支票，领款的时候要提供相应数额的发票及由海虞城乡一体化公司出具的同意发款的审批手续，后来就由戴建余先从国发公司拿发票，再到海虞城乡一体化公司拿发款的审批手续，由他到海虞镇财政所领工程款。领取的工程款由戴建余交到国发公司的财务处，再由国发公司的财务将工程款交到南通四建公司苏州总部的财务处，由苏州总部审核后，其中部分材料款由南通四建公司直接支付，另外一部分工程款扣掉南通四建公司代缴的税金后以我的名义领取，我领取之后扣除10%再给戴建余。双方协议约定的是扣18%，扣10%是因为戴建余和我说前期工程资金紧张，让我先扣10%，剩余的8%第二、第三年再帮他扣掉。涉案工程款都是由我和戴建余结算，款项都是打到戴建余的卡上，我不清楚他拿到钱之后有没有给金土木华顺公司。戴建余曾经帮我垫付了634260元的税金。对于原告提交的2016年2月1日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真实性无异议。收款人常熟市广泰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泰公司）登记在我女婿名下，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操作平台，南通四建公司支付我的工程款，刚开始有几笔汇到了国发公司账户，后来的工程款全部都汇到了广泰公司的账户上。我支付戴建余的工程款，转账的都是从广泰公司账户转到戴建余个人账户，除此之外就是戴建余从我处领取承兑汇票。南通四建作为证据提交的发票复印件都是工程材料发票，涉案工程发包方要求除了人工之外，其他都要开材料发票，这些材料发票是戴建余对外购买材料时由供应商按照他的要求开具的，戴建余拿到这些材料发票之后又交给了国发公司，这些材料发票是南通四建公司需要入账的。这些发票金额涉及的只是购买材料的部分款项，另外一些实际上还没有开发票，或者根据合同约定不需要开发票，这样价格可以低一点。有的发票开在国发公司名下，有的发票开在南通四建公司名下，是因为当时有些材料商知道这个工程是我钱某的，所以他们要求跟我的国发公司签合同，不同意跟南通四建公司签合同，更不可能和戴建余个人签合同，所以有的合同是国发公司签订的，相应的发票也是开给国发公司的。2015年春节前，我发现戴建余领取了400万元的承兑汇票没有汇报，我担心戴建余把这些款项都挪用作其他工程的付款，所以我打电话去询问所有的材料商有没有拿到材料款，询问下来基本上按照合同约定，戴建余稍微少付给材料商材料款10%，挪用的不是太多，基本上做到了专款专用。钱某在接受本院调查时向法院提交了其本人的一张名片，名片上载明钱某是“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常熟分公司总经理”，钱某陈述：在南通四建公司内部，南通四建常熟分公司实际上就是507分公司，我就是507分公司的总经理，我负责南通四建公司承接的常熟市政府工程。
原告对钱某的调查笔录质证后对钱某的陈述提出如下异议：1、涉案工程的协议只签订过一份，而且是原被告各有一份，钱某称其遗失一份后又补签了一份，不符合事实，因为从原告提交的协议书的落款日期是由钱某本人书写的，如果其认为是2015年补签的话，为何钱某的落款时间要写2011年签订。2、钱某提到管理费18%是不对的，转包协议载明管理费10%，而且钱某在笔录中也提到已经扣了10%的费用，再要扣8%，有违常理。目前根据行业惯例，收取的费用基本上都是10%。3、钱某还提到是转包给戴建余个人，而不是转包给原告，我们不予认可。4、钱某在笔录中对于原告在最后交付给他400万元的承兑汇票是承认的，但他认为戴建余挪用了之前400万元以后再垫付进去的，这个说法是没有依据的，我方不予认可。原告在之前已经提交了发包方付款的所有明细，包括所有的承兑汇票号码。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如果钱某认为戴建余挪用了工程款，那么其应当指出是发包方支付的哪些承兑汇票被挪用了，其应向法院提交证据。其他的说法是以戴建余的说法为准。
被告质证后认为对钱某陈述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戴建余陈述：我是原告金土木华顺公司的员工，担任项目经理，我是2000年到原告处工作的，并于2000年签订了劳动合同，合同大概三年一签，原告一直为我缴纳社保。我和钱某认识好多年了，钱某跟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生华很熟悉。当时南通四建公司中标海洲新城一期工程项目后，钱某就跟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生华谈要把这个项目转包给金土木华顺公司。当时谈的时候我也在场，基本上是刘生华和钱某在谈，我只是在旁边听。转包是因为钱某说当时手下没有人干这个项目。协议的大致内容谈好后隔了几天，我根据之前他们谈好的内容让工作人员在原告公司办公室打印好由刘生华看过后，2011年12月份的一天，我拿着打印好且用订书机装订好的协议（协议一式二份，每份三页）到钱某古里镇公司的办公室里，钱某看后认为没问题，就在两份协议的最后一页甲方处签字，甲方下面的日期也是钱某书写，之后我也在二份协议的最后一页上签了我的名字和日期。我拿了一份，给了钱某一份。涉案工程是南通四建公司转包给原告公司，原告公司承接后，就让我负责这个项目的施工，我是代表公司签订了上述协议。我和钱某只在2011年12月份签订过一次协议，就是原告提交的那份协议。协议中约定对方收取的税金及管理费是按本工程开票额的10%收取，其中的税金大概在4.5%左右，管理费是双方协商的，通常市场上的税金加管理费共10%，是合理的价格。因为钱某和原告公司都是在常熟地区做工程的，所以对钱某比较了解，钱某是代表南通四建公司在常熟地区的项目总负责人，具体是员工关系或其它关系我不清楚。据我了解南通四建公司承接的东南开发区的科技城项目、外国语学校项目、藕渠家园项目都是钱某在做。海洲新城一期项目都是由原告公司施工。钱某难得去工地上看施工情况，南通四建公司质量安全科的人员基本上每月都要来检查一下。海虞城乡一体化公司按照合同约定付款，要领款的时候，我会告诉钱某的财务要开具多少数额的发票，由南通四建公司开好发票后，钱某的财务通知我到钱某财务那里拿发票，然后我凭发票到发包方处领款。如果银行转账付款，就直接转账到南通四建公司账户上，如果支付承兑汇票，就由我和原告公司的会计一起去海虞城乡一体化公司财务部门领取，领取后送给钱某国发公司的财务，钱某公司的财务再把承兑汇票送到南通四建公司入账。我从发包方处领取的承兑汇票都交给了钱某的财务。通常入账后1-3天内，我会收到扣除税金、管理费共计10%之外的款项，刚开始时基本上是扣除10%给我，后来有时不止扣10%，这些钱都是钱某的财务付给我的，有承兑汇票，有银行转账。工程刚开始的时候，我从钱某处领取工程款基本上所有的款项都要填付款申请单，后来财务上要求没有那么严格，有的款项没有写付款申请单就直接领走了。工程是金土木华顺公司承接的，但对于转包的工程，因为违反财务制度，原告公司的财务不好做账，所以工程款都是付至我个人账户，接收工程款的账户虽然登记在我名下，但实际上该银行卡一直放在原告公司财务那里，由财务人员支取款项。我不掌控该银行卡，该卡的密码我也不知道。因为南通四建公司是总承包，所以对外购买材料都是以南通四建公司的名义。但钢材的供货商是钱某认识的，并由钱某去谈的，所以钢材的采购合同都是以钱某国发公司名义签订，可能我也在合同上签了字。被告作为证据提交的发票复印件都是材料发票，是由建筑材料的供货商将发票开具给我后，由我交给钱某财务，再由钱某财务交给南通四建公司的。
原告对戴建余的调查笔录质证后认为对于戴建余陈述的真实性无异议。
被告质证后对戴建余的陈述提出如下异议:1、戴建余和钱某签订的协议是双方个人私下签订的，和原告没有关系。2、从钱某和戴建余签订协议的构成来看，戴建余称代表原告公司与钱某签订协议不符合事实情况，也不符合情理。如果戴建余代表原告公司，则该份协议应该盖原告公司公章，而协议并未盖公章，而且戴建余从未陈述过其受原告公司的委托或授权签订该协议。戴建余在陈述中表示在钱某处，钱某先签字，戴建余在两份协议上签自己的名字，然后给了钱某一份，自己留了一份，这充分证明戴建余自己说了算，自己就是老板。
被告向本院提出鉴定申请，要求对原告提交的《协议》第二页中“钱某”、“戴建余”签字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用以证明该份协议不是在2011年12月签订的，原告所述情况不真实，被告所述情况真实。
由于被告对该份协议的形成时间及合同完整性提出异议，但仅对落款签字的形成时间提出了司法鉴定，却未对合同完整性提出鉴定。原告坚持认为合同是完整的，是同一时间形成的，不存在更换的情形。故原告也向本院提出鉴定申请，要求对《协议》是否同一时间形成、是否具备完整性同一性（包括是否存在更换页面、打印文字是否系同一时间同一部打印机打印形成、协议格式衔接是否存在拼凑等）进行鉴定。
本院依法委托南京金陵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该鉴定所于2016年8月30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载明：检材为落款时间为“2011年12月/日”的《海洲新城一期工程协议》原件一份，其尾页“甲方”落款处“钱某”签名字迹为JC1；其尾页“乙方”落款处“戴建余”签名字迹为JC2。样本为装订于案号2015年熟民初字第01123号卷宗（正卷）内、2015年10月22日上午9：05-9：42的《民事庭审笔录》中第5页，其上“原代”落款处手写笔迹为YB1。装订于案号2011年熟民初字第1325号卷宗（正卷）内、2011年12月19日下午13：30-17：00的《民事庭审笔录》中第16页，其上“原告代”和“被告代”落款处的手写字迹为YB2。受理鉴定事项为：1.要求鉴定检材《海洲新城一期工程协议》各页是否同机一次制作形成。2.要求鉴定JC1“钱某”签名字迹是形成在2011年12月左右还是2015年10月左右。3.要求鉴定JC2“戴建余”签名字迹是形成在2011年12月左右还是2015年10月左右。鉴定意见为：1.落款时间为“2011年12月/日”的《海洲新城一期工程协议》各页是同机一次制作形成。2.落款时间为“2011年12月/日”的《海洲新城一期工程协议》尾页“甲方”落款处JC1“钱某”签名字迹与YB1字迹是同时期形成，与YB2字迹不是同时期形成。3.落款时间为“2011年12月/日”的《海洲新城一期工程协议》尾页“乙方”落款处JC2“戴建余”签名字迹与YB1字迹是同时期形成，与YB2字迹不是同时期形成。原告支付鉴定费用36600元，被告支付鉴定费用57190元。
原告对于鉴定结论和鉴定费发票均无异议，认为协议虽然形成于2015年10月份，但不影响该协议的效力。由于该份协议的落款时间是由钱某书写的，原告也是根据钱某落款的时间推断当时是2011年签订的。
被告对鉴定结论和鉴定费发票均无异议，但认为需要说明：鉴定结论出来后，被告询问钱某是怎么回事，钱某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明明是戴建余回去后更换了协议的第一页，而钱某在两页上都是分别签字的，钱某肯定这第一页不是当初的，他就去问打印该文档的陶雪刚。据陶雪刚对当天打印经过的回忆，在打印过程中，戴建余曾经到过他打印的地方也就是在二楼，钱某办公室在三楼，戴建余指导陶雪刚如何打印，先打印了一份进行核对，陶雪刚看过以后觉得与当初在三楼钱某关照的意思不对，主要是：1.抬头不对，应该是两个个人之间。2.开票额的10%是不包括税金和南通四建公司的管理费的。陶雪刚提出来以后，戴建余也认可了，戴建余说你就按照你的意思重新打印一下，然后戴建余就走了。陶雪刚就重新在电脑中对协议书的抬头以及第二条内容进行了修改，修改后抬头是两个个人之间，第二条内容主要是开票额10%，不包括税金和南通四建公司的管理费。修改好后，陶雪刚就拿到三楼送给了钱某和戴建余。钱某看后，认为没有问题，就让陶雪刚复印了两份，然后钱某在上面签字，一共签了两份，第一页和第二页都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钱某叫戴建余签字的时候，戴建余说拿回去跟原来的核实一下，过两天签完字送过来。后来直至发生纠纷打官司，戴建余也没有送过来。上述情况，证人钱某可以当庭向法庭作证。被告想说明，根据陶雪刚的回忆，打印出来的草稿肯定被戴建余拿走了，估计戴建余回去后，将有钱某签字的第一页更换成了草稿的第一页，所以鉴定结论是同一台机器上同时形成，也能更进一步证明我方上述说法。
被告为证明其主张，申请证人钱某出庭作证，钱某陈述：鉴定报告出来后，我仔细看了一下鉴定结论为协议的三张纸是同一台机器同一时间形成的，我不相信这个结论。我当时在协议的第一页和第二页是同时签字的，我发现协议第一页的抬头跟我签字的那一页的抬头是不一致的，10%的管理费也不包括税金及南通四建管理费。2015年10月份，我公司因为搬迁，我发现我和戴建余签订的协议找不到了，我就叫戴建余将我们之前签订的协议带过来，他来了以后，我问他协议有没有带，他说没带。鉴定出来后，我看了鉴定结论，我不相信，我就问我办公室经理陶雪刚，我问他当时打印协议的情况，他说打印过程中，戴建余下楼到他的办公室里告诉他如何打，打印出来之后，陶雪刚一看发现不对，抬头不对和第二条的内容与我告诉他的不对，陶雪刚指出来之后，戴建余同意修改，之后戴建余就回到了我的办公室，陶雪刚过了一会将打印好的协议拿了上来，我和戴建余看了一下没有问题，我就在协议上签字了，签完之后我就把协议给了戴建余，他说要拿回去与之前签订的协议核对一下，签完之后再给我一份，但是直到现在也没有给我。
原告对钱某的证人证言质证后认为钱某的陈述存在很大不合理的因素，而且本案的转包协议已经经过司法鉴定确定是同一时间同一台机器形成的。在之前的庭审和调查中，钱某或被告都没有提出上述合同形成过程，而司法鉴定结论出来后，被告在没有任何书面证据的情况下，提出上述说法，原告认为被告有故意拖延诉讼的嫌疑，钱某的说法不合常理，不予认可。
被告对钱某上述证人证言质证后认为钱某是当初协议的经办人，今天他所述的也就是当时的真实情况，司法鉴定结论确定为同一时间同一台机器形成，更进一步证明钱某所述符合实际情况，并被科学所证明。而且，钱某的陈述完全符合人之常情，是可信的。
本院认证意见：原被告对鉴定结论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鉴定结论予以认定。被告主张钱某与戴建余先后签订两份协议，且原告提交的协议内容的第一页已被更换。按照被告及钱某所称陶雪刚在戴建余指导其打印协议的时候，钱某已经告知其协议的内容，在陶雪刚明知戴建余和钱某要求打印的内容不一致的情况下，仍然按照戴建余的指示在电脑上打出协议并打印出来，明显不符合常理。被告上述主张仅由钱某的证言予以支撑，原告对钱某关于协议的陈述不予认可。考虑到钱某作为本案的利害关系人，其关于协议的陈述的可信度较低，且与鉴定结论相矛盾，在被告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本院对钱某关于协议陈述的真实性不予认定。据此，本院依据鉴定结论，对原告提交的《海洲新城一期工程协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该协议签订时间为2015年10月份。对于钱某、戴建余在接受本院调查时所陈述的其他内容，应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南通四建公司系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可承担各类房屋建筑工程的施工。金土木华顺公司系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资质。
2011年10月10日，海虞城乡一体化公司向南通四建公司发出中标通知书一份，内容为：“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常熟市海虞城乡一体化建设有限公司在海虞镇里泾村的海虞镇农宅置换商品房周行安置区一期（海洲新城一期）工程的评标工作已经结束，根据工程招标投标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工程招标文件的规定，确认你单位为中标人。我方将于本通知书发出之日起30日内，依据本工程招标文件、你方的投标文件与你方签订合同。请你方派代表于2011年11月5日前到常熟市海虞城乡一体化建设有限公司与我方洽谈合同。1、你方中标条件如下：中标总价：（大写）贰亿玖仟壹佰陆拾陆万玖仟元整（小写）29166.90万元。中标范围和内容：本次招标为海虞镇农宅置换商品房周行安置区一期（海洲新城一期）1#-15#楼、社区管理用房及地下车库（基坑围护、土方、土建、水电、商品砼、门窗、消防、通风、防水、涂料、外墙保温）工程，建筑总面积约146237平方米（其中地下车库面积约18715平方米）、最大单体建筑面积约18715平方米、最高17层、最高檐高49.6米、最大单跨8.4米。招标工期：673日历天。计划开工日期：2011-10-10，竣工日期：2013-8-12。中标质量：合格。……”。
2011年10月26日，南通四建公司（承包人）与海虞城乡一体化公司（发包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该合同第一部分协议书载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就本建设工程施工项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一、工程概况工程名称：海虞镇农宅置换商品房周行安置区一区（海洲新城一期）工程工程地点：周行镇里泾村工程内容：基坑围护、土方、土建、水电、商品砼、消防、门窗、通风、防水、涂料、外墙保温工程……二、工程承包范围承包范围：1#-15#楼、社区管理用房及地下车库工程，建筑总面积约146237平方米（其中地下车库面积约18715平方米）、地上最高17层，地下一层。三、合同工期开工日期：2011年10月10日（按实际的开工报告为准）竣工日期：2013年8月12日（按实际的竣工日期为准，工期顺延）合同工期总日历天数673日历天。……五、合同价款金额（大写）：贰亿玖仟壹佰陆拾陆万玖仟元整（人民币）￥：29166.90万元……九、发包人向承包人承诺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方式支付合同价款及其他应当支付的款项。十、合同生效合同订立时间：2011年10月26日合同订立地点：常熟市海虞城乡一体化建设有限公司本合同双方约定：签字、盖章后生效。”该合同第三部分专用条款第六条合同价款与支付约定：合同价款采用固定综合单价合同方式确定，承包人每月20日提供上月已完成工程量报告。双方约定的工程款（进度款）支付的方式和时间：工程款（进度款）支付的方式：采用银行转账。工程款（进度款）支付的时间：本工程按5：2：2：1付款，每月支付完成工程量的50%作为进度款至工程竣工结束，（即按月进度申报审计后支付，每月20日送审，于本月25日审计结束报给发包人，次月的5日付款，若两周内未付款，责任由发包方承担。上述付款方式遇特殊情况，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解决。其中工程款中的承兑汇票不应超过付款总额的30%，如超出范围发包人应向承包人支付按银行同期利率贴息，并在每次付款中支付）；本工程按承包人申报的土建工程竣工验收证明书之日起一年内付至工程总造价的70%，分二次付款（一年内按每6个月内各支付一次工程总造价的10%）；第二年内付至工程总造价的90%，分二次付款（一年内按每6个月内各支付一次工程总造价的10%）；工程总造价10%的余款第三年内分二次付清（一年内按每6个月内各支付一次工程总造价的5%）。
又查明：海洲新城一期工程1#、2#、4#、5#、6#、7#、8#、9#、10#、11#、12#、13#、14#、15#楼及地下车库于2013年11月28日竣工验收合格，并已实际交付使用。海洲新城一期工程3#楼于2016年11月18日竣工验收合格。
另查明：对于工程款的支付方式，海虞城乡一体化公司以转账支付工程款时直接汇至南通四建公司账户；以承兑汇票方式支付工程款时，由钱某或戴建余领取承兑汇票后，再由钱某拿承兑汇票至南通四建公司入账后，再由南通四建公司扣除相应费用后支付钱某，后钱某再扣除相应费用后将承兑汇票交给戴建余或转账至戴建余个人账户。审理中，原告及戴建余均确认戴建余收取的工程款均是代表原告收取，进入戴建余个人账户的工程款实际也由原告财务控制。
截至2014年11月20日，海虞城乡一体化公司已支付南通四建公司工程款22304万元，南通四建公司已开具工程款发票金额28569万元，金木土华顺公司实际收到涉案工程的工程款179477600元。截至2016年2月1日，海虞城乡一体化公司已支付南通四建公司工程款30204万元，南通四建公司已开具工程款发票金额30204万元，金木土华顺公司实际收到涉案工程的工程款242556011.22元。之后，海虞城乡一体化公司未再向南通四建公司支付工程款，金土木华顺公司也未再收到涉案工程的工程款。
2016年2月1日，金土木华顺公司垫付工程款开票税金634260元。审理中，原被告一致确认该笔垫付款634260元在本案中一并处理。
2016年2月4日，南通四建公司向海虞城乡一体化公司出具一份函件，载明：“关于你公司目前以承兑汇票方式支付我公司的海虞镇农宅置换商品房周行安置区一区（海洲新城一期）工程款4550万元，其中1960万元承兑汇票我公司已交由下属项目经理戴建余支付供应商的材料款，并在汇票被背书人栏内写明材料供应商的单位名称。现我公司为防范承兑汇票款项被项目经理挪用的风险，确保相关款项准确支付给材料供应商，特告知你单位责成4550万元的承兑汇票收款人单位，未经我公司同意不得再另行出具被背书人单位名称书写有误的说明。请你公司务必协助为憾！另钱某同志系我公司海虞镇农宅置换商品房周行安置区一区（海洲新城一期）项目的负责人。以后该项目工程的收款等一切事宜均由钱某同志前来办理。其他任何人员均不能代表我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再查明：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常熟分公司于2009年11月5日设立，企业状态为在业。
审理中，钱某在接受本院调查时确认其与南通四建公司就涉案工程的结算为：钱某向南通四建公司交纳2-3%的管理费及5%的税金，被告先是认可钱某的上述陈述，后又认为实际是南通四建公司收取2.5-3%的管理费及5.6%的税费。南通四建公司认为其已将从发包方处收取的30204万元工程款在扣除开票税金后全部支付给了钱某。为此被告提供了收款凭证、付款申请单、汇款凭证、进账单（均为复印件），在收款凭证复印件、付款申请单复印件上均载明：“收款单位：南通四建507分公司项目名称：钱某”，被告称南通四建507分公司就是钱某的代号。原告对该组证据复印件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原告认为即使真实，也与本案无关。因为该组证据反映，有的款项是被告支付给国发公司或广泰公司，无法确认被告与该两公司是否有其他经济往来。对该组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
以上事实，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海洲新城一期工程协议、单位工程竣工验收证明书、资质证书、证明、劳动合同书、城保缴款明细、函、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开工报告、付工程款及收到工程款发票明细汇总、工程款付款明细、海洲新城工程开票及收款明细、询证函、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本院调查笔录、本院调取材料以及当事人庭审陈述等证据在卷予以佐证。
本案争议焦点为：南通四建公司与金土木华顺公司是否存在转包关系。
原告认为，钱某是被告南通四建公司在常熟区域的项目负责人。南通四建公司与金土木华顺公司存在转包关系。钱某作为被告的项目负责人代表被告签署了《海洲新城一期工程协议》，该协议的首部明确了签约主体为金土木华顺公司和南通四建公司。根据该协议内容，被告将中标的“海洲新城一期工程”转包给了原告，被告收取10%的管理费。
被告认为，钱某不是被告的员工，所以只能是转包或挂靠二种可能。本案所涉工程是政府的拆迁安置房，是必须强制招投标的工程，事实上，甲方海虞城乡一体化公司也是委托招标代理机构对外进行了公开的招标，故谁中标，谁能承接本案工程事先都是不确定的，钱某个人不可能事先从甲方处承接到工程，再借用被告的名义与甲方签订合同。本案只能是甲方对外进行公开的招投标，被告中标本案工程后，再行转包给钱某。至于钱某在前期所做的一些工作也只能了解相关的情况，并转达给被告，而非事先从甲方处确定无疑地承接到本案工程。如果钱某属挂靠被告，则说明钱某事先从甲方处承接到了工程，那本案招投标无疑只是走过场，海虞城乡一体化公司在招投标过程中弄虚作假，将严重违反招投标法的规定。如果法院认定钱某属挂靠，那引起的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请求法院对此予以充分考虑。本案被告与钱某都确认双方之间是外部承包，也即转包关系，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钱某与被告是挂靠关系，就连原告自己也陈述只知道钱某是被告常熟地区工程的负责人，至于被告与钱某之间的具体关系其并不清楚。
本案工程是南通四建公司转包给钱某，再由钱某转包给原告或戴建余，对于钱某欠付的工程款，南通四建公司只在欠付钱某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责任。被告从甲方处收取的30204万元工程款，扣除税金与管理费后都已支付给钱某，被告并不欠付钱某工程款，故即使钱某欠原告或戴建余工程款，也应由钱某个人偿还，与被告无涉。
被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于2016年12月1日庭审前向本院提交了一份由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与钱某签订的《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内部经济责任承包书》，载明：“由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承接的常熟市工程项目由钱建（国）承包施工（2013-2015）期间的项目（工程名称），现经公司合同评审后，已正式与业主方签订了合同，公司就施工合同的全部条款向项目经济责任承包人（以下简称承包人）钱某进行了合同交底，承包人在全面了解合同的基础上，愿意作为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内部经济责任承包人，与公司签订以下内部经济责任承包书：一、对承包人的基本要求：(1)承包人已充分理解了公司与业主方所签订的工程施工合同全部条款，愿严格按照工程施工合同履约，承包全部的合同风险及经济责任，即施工合同中有关南通四建公司对外的一切义务和责任，最终均由承包人实际完成和承担；（2）承包人在工程正式开工前，必须将项目部管理人员名册及上岗证书复印件等报公司核查备案，确保持证上岗率100%；项目负责人必须是承包人本人；……三、费用的收取：（1）经公司内部核算并经承包人确认，本工程承包人应上交的净利润为工程总造价的/%或固定壹佰万元/年；该费用应在承包人每笔工程款到帐时公司按比例扣回（特殊情况由承包人与公司领导商定具体扣款时间）；税及各级主管部门收取的有关费用由承包方负责和承担；（2）承包人工程所在地税率标准为（按当地实际标准及相关规定执行），工程税……”。
原告对上述证据质证后认为，1.对该证据的签订方不是原告，我方无法质证。原告不清楚钱某是否承包被告工程，原告认为钱某是被告常熟地区的项目负责人，不是承包方。2.该证据的提交时间超过举证期限，该证据原告不是签订方，对原告没有约束力，不属于案件审理的关键证据，请求法庭对该证据不予质证。3.从该份协议的内容来看，是属于内部承包书，应该是属于公司与公司内部人员之间签订的协议。在协议中也多处体现了类似内部经济责任的字眼，我方认为是属于公司的营销人员与公司之间的一种考核协议。另外，根据协议第1条第2款最后一句，项目负责人必须是承包人本人，能够印证本案所涉工程的项目负责人为钱某。根据第1条第5款，项目部全体人员必须按公司规定要求签订正式劳务用工协议，也可以看出是公司与公司职员之间的协议，不是对外的转包协议。协议第4条的内容也可以看出钱某一方也是受到公司制度的约束的。
审理中，被告确认被告与钱某就涉案工程未签订书面协议，且确认钱某与被告签订《内部经济责任承包书》即转包协议后钱某对外可以称为项目负责人。
本院认为，对于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转包关系，结合双方的举证、质证、本院向钱某和戴建余所作的调查笔录及本院调取的相关材料，具体分析如下：
一、对于戴建余和钱某于2015年10月份签订的落款时间为2011年12月份的《海洲新城一期工程协议》，该协议抬头为“甲方：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钱某）、乙方：江苏金土木建设集团华顺工程有限公司（戴建余）”，即明确了签约主体为本案的原、被告。审理中，根据原告提供的劳动合同、社保缴费明细等可以认定戴建余系原告的员工，原告及戴建余亦均确认是由戴建余代表原告在上述协议上签字并负责工程的具体施工。故本院认定，戴建余有权代表原告在上述协议上签字，该份协议的乙方即受转包方为原告。
二、《海洲新城一期工程协议》的甲方即转包方载明为被告，由钱某在甲方处签名。钱某是否有权代表被告在协议上签字。本院认为，钱某有权代表被告在上述协议上签字。理由如下：
1.钱某在接受本院调查时陈述，其是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经办人，其先去和顾镇长谈，谈好后又以南通四建公司的名义签订了合同，合同上的南通四建公司的公章也是其拿着合同至南通四建公司苏州分公司加盖的。被告在对钱某调查笔录质证时对钱某的上述陈述无异议。
2.钱某在接受本院调查时曾向本院提交其名片一张，名片上载明其身份之一为“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常熟分公司总经理”。钱某表示在南通四建集团公司内部，南通四建公司常熟分公司实际上就是507分公司，其是507分公司的总经理，负责南通四建公司承接的常熟政府工程。被告在对钱某调查笔录质证时对钱某的上述陈述无异议。被告作为证据提交的收款凭证复印件、付款申请单复印件上均载明：“收款单位：南通四建507分公司项目名称：钱某”，被告称南通四建507分公司就是钱某的代号。
3.南通四建公司于2016年2月4日向海虞城乡一体化公司出具的函件中，确认钱某系被告公司海虞镇农宅置换商品房周行安置区一区（海洲新城一期）项目的负责人，以后该项目工程的收款等一切事宜均由钱某前来办理，其他任何人员均不能代表我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4.原告、被告均确认南通四建公司在常熟市承接的多个工程：东南开发区科技城、外国语学校、藕渠家园等都是由钱某负责施工。
5.依据南通四建公司苏州分公司与钱某签订的《内部经济责任承包书》约定的内容无法认定南通四建公司与钱某系转包关系。且该协议中约定项目负责人必须是钱某本人。审理中，被告也确认钱某与被告签订《内部经济责任承包书》后对外可以称为南通四建公司的项目负责人。
6.原告及戴建余均称钱某是被告常熟地区工程的负责人，至于被告与钱某之间的具体关系并不清楚。
钱某实际以南通四建公司名义签订了《海洲新城一期工程协议》，基于上述几点分析，本院认为，钱某有权代表南通四建公司签订《海洲新城一期工程协议》，原告也有理由相信钱某系南通四建公司涉案工程的项目负责人，有权代表南通四建公司签订《海洲新城一期工程协议》，即该份协议的甲方即转包方为被告。
据此，对于该争议焦点，本院认定涉案工程系由被告南通四建公司转包给原告金土木华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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