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粤高法民四终字第98、99号
上诉人（一审本诉被告、反诉原告）：东莞恒海钢结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麻涌镇鸥涌村蒲基河洛围。
法定代表人：曾耀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彭世明，广东盈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婕，广东盈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本诉原告、反诉被告）：广州市盈浩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黄埔东路*号***房。
法定代表人：王妙贞，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弘，广东盈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东莞恒海钢结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盈浩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浩公司）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本、反诉两案，不服广州海事法院（2014）广海法初字第153、3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恒海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彭世明，被上诉人盈浩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弘参加了二审法庭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盈浩公司于一审起诉称：2012年11月，盈浩公司与恒海公司签订运输协议，盈浩公司为恒海公司组织船舶运输货物，并代恒海公司办理报关事宜。合同签订后，盈浩公司依约履行义务，但恒海公司欠付相关费用。请求判令：一、恒海公司向盈浩公司支付9船运费人民币471500元、后4船货物报关费人民币51828.50元及其利息（自盈浩公司起诉之日起至判决确定支付之日止，按年利率7.2%计算）；二、恒海公司承担本诉案件受理费和财产保全申请费。
恒海公司于一审答辩称：一、恒海公司对双方订立运输协议的事实予以确认。涉案协议明确约定，盈浩公司开具发票后，恒海公司才支付费用。盈浩公司至今未开具发票，故付款条件尚未具备。二、盈浩公司未履行运输协议的约定，仅为恒海公司安排了8船运输，恒海公司于律师函中确认的金额并非恒海公司实际欠付的金额，盈浩公司关于运费为人民币471500元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三、盈浩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其代恒海公司垫付了报关费用，其关于报关费用的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四、盈浩公司违约在先，恒海公司无需向其赔偿；且盈浩公司所主张的赔偿计算方式缺乏事实依据。
恒海公司于一审反诉称：恒海公司与盈浩公司签订的运输协议约定，盈浩公司应按恒海公司提供的装船期安排船舶，并及时办妥出口手续开航，确保船舶及时到港，但盈浩公司在履行过程中未能如期安排第9船运输，导致恒海公司自行安排船舶运输，给恒海公司造成损失人民币220727.58元。盈浩公司在安排第4船运输时由于该船无法安全靠泊，导致恒海公司产生额外费用人民币46035.60元。盈浩公司应对上述损失负责。请求判令：盈浩公司向恒海公司支付因未安排第9船运输给恒海公司造成的损失人民币220727.58元及第4船无法按约定靠泊给恒海公司造成的损失人民币46035.60元，并承担反诉案件的受理费。
盈浩公司针对恒海公司的一审反诉答辩称：一、双方之间的协议对合同期间和船舶数量有约定，盈浩公司并未与恒海公司就安排第9船运输达成合意。二、盈浩公司与恒海公司之间仅为货运代理合同关系，盈浩公司代恒海公司联系船舶并代办货物报关手续。在恒海公司不能证明盈浩公司存在过错的情况下，恒海公司关于第4船运输的损失与盈浩公司无关。三、盈浩公司与恒海公司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并未按每艘船的费用单独结算，协议约定的“出具发票”并不表示“交付发票”。
盈浩公司为证明其本、反诉主张，于一审提供了以下证据：1.运输协议；2.舱单及报关单；3.律师函；4.发票和收据；5.报关费收据；6.运费收据。
恒海公司为证明其本、反诉主张，于一审提供了以下证据：1.运输协议；2.盈浩公司与恒海公司之间电子邮件；3.盈浩公司与恒海公司就第9船运输的电子邮件；4.恒海公司与东莞市金龙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龙公司）之间的运输协议；5.金龙公司出具的函件、发票和证明；6.船舶所有权证书；7.第9船货物报关单和发货清单；8.承包合同、扣款函、会计单、加班工资清单、报关单（含水运和陆运）；9.收据；10.第4船舱单；11.照片、扣款函、会计单、加班工资清单、租用拖船协议、租船费收据、租用吊机协议和收据；12.收据；13.公证书；14.EMS详情单。
一审法院查明：2012年11月，盈浩公司与恒海公司签订运输协议，约定：恒海公司委托盈浩公司安排船舶，由东莞装运钢架至黄埔港报关，再往香港启德机场码头卸货；日期暂定于2012年11月21日至12月31日装船共9船；恒海公司根据盈浩公司提供的船舱口尺寸进行配载装配，提供香港卸货的确实位置——香港启德机场码头；盈浩公司需提供9艘船舱口28-38米、舱口宽10.50-13.50米、深4米，载重1000吨的船舶，按恒海公司提供的装船期安排船舶，及时办妥出口手续后开航，船舶在装运货物过程中要安全靠泊、移位，配合港口装卸货物；运费按人民币34000-36000元／船计算，含税；船运费、滞期费及所产生的费用以实际结算为准；双方完成卸货后一星期由盈浩公司出具发票后，恒海公司以支票结算。
在涉案协议履行过程中，恒海公司通过电子邮件向盈浩公司提出用船申请，盈浩公司每次按恒海公司就装船时间、装载计划提出的要求，结合运输协议，联系船舶并将船舶具体信息提交恒海公司。盈浩公司委托广州力行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行公司）办理涉案9船货物的出口报关手续（报关单记载的发货单位均为恒海公司，前5船货物的报关费为人民币44065.25元，后4船货物的报关费为人民币31828.50元），并垫付报关费人民币75893.75元；委托海南鼎盛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盛公司）联系船舶实际承运（承运船舶及航次分别为：“丰达3”轮第121121000000航次、“穗航804”轮第121121000000航次、“丰达3”轮第121130000000航次、“金龙928”轮第121211000000航次、“穗航803”轮第121217000000航次、“丰达3”轮第121226000000航次、“粤友联6”轮第121228000000航次、“丰达3”轮第130122000000航次、“金龙928”轮第130201000000航次，前8船舱单记载的发货人均为恒海公司），并垫付运费人民币407173元（2012年12月20日，向鼎盛公司支付“穗航804”轮第121121000000航次费用人民币62500元、“丰达3”轮第121121000000航次费用人民币55000元及“丰达3”轮第121130000000航次费用人民币59000元；2013年1月24日，向鼎盛公司支付“金龙928”轮第121211000000航次费用人民币72673元、“穗航803”轮第121217000000航次费用人民币30000元、“丰达3”轮第121226000000航次费用人民币30000元及“粤友联6”轮第121228000000航次费用人民币30000元；2013年3月20日，向鼎盛公司支付“丰达3”轮第130122000000航次费用人民币32000元和“金龙928”轮第130201000000航次费用人民币36000元）。一审庭审中，盈浩公司确认恒海公司已向其支付前5船货物的报关费。2012年12月17日，恒海公司就“金龙928”轮第121211000000航次、“穗航803”轮第121217000000航次和“丰达3”轮第121130000000航次向盈浩公司支付人民币40353.25元，盈浩公司于2013年1月4日向恒海公司开具发票，恒海公司于庭审时主张该笔费用的支付时间为2013年1月4日之后，但未提交证据证明。
2012年12月5日，恒海公司向盈浩公司要求安排第4至第5船的运输，两船尺寸要求为长31米、宽不少于12.50米、高4米，长度可以调整至28米以上。盈浩公司按要求联系“金龙928”轮实际承运。恒海公司就“金龙928”轮第121211000000航次向景恒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恒公司）支付拖船、吊机和人工费共计港币59000元。恒海公司主张因该轮船尾缺少固定船舶的设备，导致无法在目的港靠泊并配合码头装卸。恒海公司提交的证据11中的照片虽为原件，但无法证明拍照时“金龙928”轮所处的位置，恒海公司亦无证据证明其向盈浩公司订第4船时要求该轮需具备船尾固定设备。
2013年1月22日，恒海公司联系盈浩公司安排第9船运输，要求船宽不少于13.50米、长不少于35米，计划29日装船。1月23日，盈浩公司回复称，承运船舶船舱尺寸只有宽不大于13.50米、长不大于31米或宽不大于12.40米、长不大于37米两种，并要求恒海公司提供具体构件外形尺寸。1月25日，恒海公司通知盈浩公司计划于1月30日早上6时装船，所订船舶为“丰达3”轮，要求盈浩公司通知该轮于上述时间到达恒海公司码头。盈浩公司于当日回复称，“丰达3”轮将于1月31日16时到达恒海公司码头；因农历新年将至，船宽不少于13.50米、船长不少于31米的船舶仅此一艘。1月26日，盈浩公司通知恒海公司：因农历新年将近，符合要求的船舶较少，如恒海公司在春节前后仍需用船，应于1月26日前定计划，否则盈浩公司不能保证可及时调动船舶；如恒海公司能安排“丰达3”轮于2月2日在香港卸货，则该轮可空船返回恒海公司码头装货，如确定安排该轮2月3日至4日返回恒海公司码头装货，应支付空船返回费用人民币6000元，如确定安排“丰达3”轮空船返回又取消计划，则应支付“丰达3”轮一半的运费作为违约金；如恒海公司确定安排的船舶舱口尺寸不需要“丰达3”轮，应尽早通知。恒海公司未对盈浩公司1月26日的邮件予以回复。2月1日，恒海公司与金龙公司订立运输协议，约定：承运船舶为“金龙928”轮，装船时间2月1日，金龙公司必须按恒海公司提供的装船期安排船舶，及时办妥出口手续后开航；船舶在装运货物过程中要安全靠泊、移位，配合港口装卸货物；运费人民币70000元（含税），双方完成卸货后一星期由金龙公司出具发票，恒海公司以支票结算。2月2日，货物卸载完毕。2月20日，金龙公司发函通知恒海公司支付运费人民币70000元；4月27日，金龙公司就该笔运费开具发票。恒海公司因“金龙928”轮第130201000000航次运输的交货时间违反了其与景恒公司签订的2322启德邮轮码头大楼及附属设施承包合同的约定，向景恒公司支付加班费、违约金共计港币239394.33元。
2013年3月30日，恒海公司委托广东盈隆律师事务所向盈浩公司出具律师函，称：盈浩公司未按运输协议的约定安排第9船运输，导致恒海公司延迟交货被扣款，盈浩公司安排的第4船无法在装运过程中安全停泊、移位，导致恒海公司支付额外费用，且盈浩公司未按协议约定于卸货完成后一周内向恒海公司开具发票，上述行为均已构成违约；经恒海公司结算，恒海公司应向盈浩公司支付人民币453328.50元，盈浩公司应于收到律师函之日起3日内出具发票，恒海公司将支付相应款项；逾期不出具发票的，产生的一切后果由盈浩公司承担。一审庭审中，盈浩公司认可收到该份函件，并确认恒海公司欠付费用的金额为人民币453328.50元。
2014年4月3日，盈浩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4月28日，一审法院作出（2014）广海法初字第153-7号民事裁定，冻结、查封或扣押恒海公司价值人民币554885.19元的财产。盈浩公司为此交纳保全申请费人民币3294.42元。
一审庭审中，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处理本、反诉两案纠纷。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虽签订“运输协议”，但恒海公司委托盈浩公司为其联系船舶、以恒海公司名义办理货物托运及报关手续，双方因费用结算发生纠纷，因此双方之间成立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恒海公司为委托人，盈浩公司为受托人。本、反诉两案是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
涉案运输系自广东东莞经海上至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启德机场码头，故本、反诉两案具有涉港因素。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的规定，本、反诉两案由海事法院管辖。两案双方当事人的住所地均在一审法院辖区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六条第一款“海事诉讼的地域管辖，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的规定，一审法院对两案均具有管辖权。盈浩公司和恒海公司在庭审中一致同意适用中国内地法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参照适用本规定”并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的规定，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处理本、反诉两案纠纷。
涉案海上货运代理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本、反诉争议的焦点是：一、盈浩公司和恒海公司是否就安排第9船运输达成合意；二、恒海公司欠付盈浩公司费用金额和支付条件是否具备；三、盈浩公司是否需就第4船无法靠泊所致损失向恒海公司进行赔偿。
一、盈浩公司和恒海公司是否就安排第9船运输达成合意
盈浩公司主张，运输协议中关于船舶数量和合同期间的约定是双重条件，即盈浩公司在合同期间内为恒海公司安排9艘船舶，合同期外双方就每艘船舶达成新的合同；双方并未就第9船运输达成合意。恒海公司主张运输协议关于履行期间的约定只是“暂定”，而关于安排船舶数量的约定则是确定的。涉案协议相关条款约定为“日期暂定于2012年11月21日至2012年12月31日装船共9船”，一审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的规定，上述条款应理解为盈浩公司暂定于2012年11月21日至2012年12月31日按恒海公司提供的装船期安排9船运输。2012年12月31日之后，盈浩公司仍应为恒海公司安排第8和第9船运输，但因用船时间临近农历春节，双方需就装船期达成合意。双方关于安排第9船运输的往来邮件对装船期未达成合意，恒海公司自行与金龙公司达成运输协议，因此双方并未就安排第9船运输达成合意。盈浩公司为第6至第9船货物办理报关手续并垫付报关费用，其主张恒海公司向其支付后4船货物报关费的诉讼主张具有事实依据，应予支持；但双方未就安排第9船运输达成合意，盈浩公司要求恒海公司向其支付第9船运费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恒海公司主张盈浩公司按运输协议承担未安排第9船运输给其造成的损失人民币220727.58元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
二、恒海公司欠付盈浩公司费用金额和支付条件是否具备
盈浩公司庭审时确认恒海公司欠付费用总额为律师函中记载的人民币453328.50元，该金额为8船运费和后4船货物的报关费；恒海公司主张该金额并非实际欠付金额，而是恒海公司为解决纠纷而提出的和解数额，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七条“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七条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恒海公司律师函发出时间为2013年3月30日，盈浩公司于2013年11月4日提起本案诉讼，该律师函并非在诉讼中形成，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七条规定的情形。在无其他相反证据的情况下，该律师函的内容应视为恒海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即恒海公司确认其所欠付盈浩公司的费用为人民币453328.50元。盈浩公司共向鼎盛公司支付费用人民币407173元，向力行公司支付报关费人民币75893.75元，综合盈浩公司确认恒海公司已支付前5船货物的报关费44065.25元、盈浩公司向鼎盛公司支付“金龙928”轮第130201000000航次费用人民币36000元和双方并未就第9船运输达成合意的情况，盈浩公司已代恒海公司支付人民币403001.50元（407173＋75893.75-44065.25-36000）。盈浩公司确认律师函记载的欠费金额，故恒海公司应向盈浩公司就涉案运输支付人民币453328.50元。
恒海公司主张按涉案协议的约定，应由盈浩公司出具发票后，恒海公司再以支票结算。盈浩公司主张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并非每船逐一结算费用，且“出具发票”不等于“交付发票”，并举证证明恒海公司于2012年12月17日就“金龙928”轮第121211000000航次、“穗航803”轮第121217000000航次和“丰达3”轮第121130000000航次向盈浩公司支付人民币40353.25元，盈浩公司于2013年1月4日向恒海公司开具发票。恒海公司虽主张该笔费用于2013年1月4日之后支付，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涉案协议关于运费的规定包括“船运费、滞期费及所产生的费用以实际结算为准”，故报关费用属于运输协议约定的“运费”范围。最高人民法院依照《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恒海公司应对此承担不利后果，故盈浩公司出具发票并非付款条件。恒海公司在已经自行完成结算的情况下，要求盈浩公司应先向其出具发票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盈浩公司在按照恒海公司概括委托权限完成海上货运代理事务后，要求恒海公司向其支付费用及自起诉之日起的利息的诉讼请求既有事实依据，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货运代理企业按照概括委托权限完成海上货运代理事务，请求委托人支付相关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故应予支持。但盈浩公司主张按年利率7.2%计算利息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
三、盈浩公司是否需就第4船无法靠泊所致损失向恒海公司赔偿
恒海公司主张第4船即“金龙928”轮第121211000000航次的运输中因船尾缺少用于固定船舶的设备导致无法安全靠泊，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订第4船时曾向盈浩公司提出关于船尾必须具备固定设备的要求，亦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该轮的船尾缺少用于固定船舶的设备，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恒海公司应对此承担不利后果。盈浩公司按恒海公司2012年12月5日电子邮件中关于船舶的要求联系“金龙928”轮进行运输，已履行其作为货运代理的义务。恒海公司关于第4船损失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恒海公司确认欠付盈浩公司人民币453328.50元，盈浩公司的诉讼请求部分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恒海公司反诉要求盈浩公司承担“金龙928”轮第121211000000航次和“金龙928”轮第130201000000航次损失则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恒海公司向盈浩公司支付人民币453328.50元及利息（自2013年11月4日起至判决确定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盈浩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恒海公司的诉讼请求。以上金钱给付义务，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349元，由恒海公司负担7637.90元，盈浩公司负担1711.10元。本诉财产保全申请费人民币3294.42元，由恒海公司负担。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651元，由恒海公司负担。
恒海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将一审判决的第一项改为恒海公司向盈浩公司支付人民币453328.50元，而无需支付其相应利息；撤销一审判决的第三项，改判盈浩公司向恒海公司赔偿第4船运输损失人民币46035.60元、第9船运输损失人民币220727.58元；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全部由盈浩公司承担。其理由是：一、盈浩公司未按约定履行出具发票的义务构成违约，恒海公司不应因其违约行为而承担支付利息的责任。双方合作已久，盈浩公司清楚恒海公司的制度规定须由对方出具发票后，财务才能根据发票向总公司申请款项，故涉案协议第五条明确约定先由盈浩公司出具发票，然后恒海公司才以支票结算费用。盈浩公司于一审起诉时就承认并强调该项约定。按通常理解，发票应由收款方开具并交给付款方，盈浩公司关于“出具发票”不等于交付发票的主张有违常理。盈浩公司虽在一审提供发票和收据作为证据，用以证明恒海公司先付款、盈浩公司后出具发票的实际运作方式，但该部分费用并非运费、不受涉案协议的限制且金额较小、不属于恒海公司必须以发票请款之类，故不足以证明盈浩公司的主张。盈浩公司至今未开具发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恒海公司享有先履行抗辩权，有权拒绝支付运费。就发票及结算有关事宜，恒海公司曾多次主动联系盈浩公司协商解决，并曾于2013年4月发出律师函强烈要求其予以处理，然盈浩公司均置之不理、拒开发票，致使恒海公司无法以支票结算运费。可见涉案运费未能如期支付并非因恒海公司故意拖延，而是盈浩公司拒绝配合，所致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恒海公司无需支付费用的利息。二、第4船运输中，因船舶无法安全靠泊、配合码头卸货而造成恒海公司损失，盈浩公司应予赔偿。涉案协议第二条第③项约定“船舶在装运货物过程中要安全靠泊、移位，配合港口装卸货物”，要达到这一要求，固定船舶为首要条件。船上用于固定的必要设备为锚，其一般配置是主锚设于船头两侧、艉锚设于船尾。然而盈浩公司在第4船运输中安排承运货物的“金龙928”轮的船尾缺少用于固定船舶的艉锚，致使该轮无法在目的港安全靠泊、无法配合码头卸载货物，收货人不得不另行租用拖轮来协助该轮靠泊、固定，才能进行卸货，为此额外支付港币16200元；又因该轮无法如期靠泊、卸货，导致本已安排好的卸货吊机及工作人员闲置1日，收货人为此多支付1日的吊机租用费港币25000元、人工费港币17820元。以上费用折合人民币共计46035.60元，收货人从应付给恒海公司的货款中予以扣除，即恒海公司实际承担了上述费用。此系盈浩公司未能提供符合要求的船舶进行运输所致损失，其应予赔偿。双方协议的约定已包含船舶应配备艉锚之意，恒海公司的一审证据亦可证明“金龙928”轮无法自行安全靠泊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的规定，船舶配备艉锚的证明责任在于盈浩公司，一审判决驳回恒海公司该项诉请的理由不当，属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三、盈浩公司未履行安排第9船运输的义务，致使货物无法按期运抵目的港，其应承担违约责任。涉案协议约定，盈浩公司需为恒海公司安排9船运输、日期“暂定于2012年11月21日至2012年12月31日”，可见需提供运输的次数是确定的，具体履行时间则可能在履行过程中随实际情况而有所变化，但此并不影响盈浩公司应安排运输的次数及协议所约定“必须按甲方（恒海公司）提供的装船期安排船装运”的义务。就是否对安排第9船运输达成合意的问题，恒海公司一审证据3电子邮件足以证明双方已对此达成共识、恒海公司还着手安排装船事宜，盈浩公司于起诉状中主张其“已完全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于一审庭审中亦确认其曾准备安排第9船运输，一审判决认定“双方未就第9船运输达成合意”明显违背事实。自2013年1月22日起，恒海公司曾多次与盈浩公司沟通，双方最后形成了1月31日16时派船到达恒海公司码头装货的约定；然而直至1月31日晚，仍无船舶抵达码头，盈浩公司于一审庭审中对此予以承认。盈浩公司作为专业的货运代理企业，对于船期重要性的认知水平应高于普通人，其未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如期安排船舶到港承运货物，已构成违约。盈浩公司的上述违约行为导致恒海公司在迫于无奈的情况下支付高额运费另请他船完成运输而多支出费用人民币34000元；因迟延交货而被收货人要求按双方合同的约定支付违约金港币211587.60元、收货人为尽快卸货而产生的加班费港币27806.73元，此两项额外支出均由恒海公司实际承担。盈浩公司的违约行为直接造成恒海公司上述多项损失折合人民币共计220727.58元，其应承担赔偿责任。二审法庭调查中，就向景恒公司支付的违约金，恒海公司主张应按景恒公司出具收据之日即2013年3月6日的汇率进行换算。
盈浩公司于二审答辩称：恒海公司拖欠有关费用至今，其应按约定向盈浩公司履行支付义务。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虽对盈浩公司的部分请求未予支持，但盈浩公司对此予以接受。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本院对其予以确认。此外，一审审理过程中，盈浩公司、恒海公司为证明其各自主张，均将运输协议作为证据提交。恒海公司为证明涉案协议履行过程中的船舶安排及第9船运输联系等情况，分别提供了证据2盈浩公司与恒海公司之间电子邮件、证据3盈浩公司与恒海公司就第9船运输的电子邮件；为证明其因第9船运输发生延误而向景恒公司赔偿损失，提供了证据8承包合同、扣款函、会计单、加班工资清单、报关单（含水运和陆运），证据9收据；为证明第4船运输中因船舶无法靠泊所致的各项损失和费用，提供了证据11照片、证据12收据等。上述证据8、9、11、12中形成于香港的证据均办理了相关证明手续。一审判决对上述证据的证明力基本予以确认。根据上述证据，补充查明以下事实：
盈浩公司、恒海公司签订的运输协议中，第一条“甲方（恒海公司）责任”第①项的表述是“日期暂定于2012年11月21日至12月31日装船共9船”；第二条“乙方（盈浩公司）责任”第①项的表述是“船舱口28-38米，舱口宽10.50-13.50米，深4米，载重1000吨，共9只船运输”，第②项的表述是“必须按甲方（恒海公司）提供的装船期安排船舶装运，应及时办妥出口手续后及时开航，确保货物按时运抵目的港”；第三条“运费”第①项的表述是“按包船9只船，34000-36000元／船，共计约人民币306000-324000元，含税”。
涉案协议履行过程中，恒海公司通过电子邮件与盈浩公司联系船舶安排事宜时，除告知船舶尺寸要求、装船日期等信息外，还将“发货清单”作为附件提供。各份发货清单中均记载了“工程编号：2322-A”、“工程名称：香港启德游轮码头”、“接收单位：香港景恒工程有限公司”等内容。
恒海公司一审证据11中的数张照片显示，装载钢架货物的“金龙928”轮正位于码头附近，旁有拖轮协助，拍摄时间为2012年12月20日的14时左右；但拍摄地点不明。
景恒公司于2000年1月19日在香港注册成为有限公司并办理了商业登记。2012年1月6日，景恒公司与恒海公司于广东东莞签订《2322启德游轮码头大楼及附属设施承包合同》，其中第一条“工程承包范围”约定，承包工程编号2322，承包形式为来料加工制造（含运输），承包工程制造地点为恒海公司工厂，工程开工日期为2012年3月1日、完工日期为2013年1月31日，每吨构件制造承包单价为港币15000元，工程制造总重量约700吨；第十条“违约责任”约定，因乙方（恒海公司）的原因不能在合同约定的期限或合同允许的期限内完工与交货，其工期逾期的违约责任为每天扣罚总工程款的1%，按此赔偿甲方（景恒公司）的损失等。2013年2月28日，景恒公司向恒海公司发出扣款函，该函记载：由于恒海公司未能按合同约定时间（景恒公司要求2013年1月31日早上8：00前交货，而恒海公司实际于2013年2月2日才交货，延误2天）将构件送到指定位置，造成景恒公司损失人工加班费港币27806.73元；根据合同第十条（违约责任），恒海公司不能在合同约定或允许的期限内完工与交货，工期逾期的违约责任为每天扣罚总工程款的1%，按此赔偿景恒公司损失，故恒海公司应承担违约金港币211587.60元（重量按705292公斤计算）。2013年3月6日，景恒公司出具1478号收据，载明其收到恒海公司支付的违约金及加班费（第9船）共计港币239394.33元。
二审法庭调查中，恒海公司、盈浩公司一致确认：双方之间签订的运输协议的性质为货运代理合同；除第9船运输外，第8船运输亦发生于2012年12月31日之后的2013年1月22日。盈浩公司确认：关于涉案第9船运输事宜，盈浩公司原拟派“丰达3”轮负责运输；由于恒海公司要求船舶须于2013年1月30日早上6时到达该公司码头装货，而“丰达3”轮只能于1月31日下午约16时才能到达，双方未能就运输时间达成共识——此于2013年1月25、26日双方往来电子邮件的内容可见；由于不能按恒海公司所要求的1月30日早上6时到达，“丰达3”轮未实际到达恒海公司码头，盈浩公司亦未安排其他船舶执行第9船运输。
另查明：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2013年3月6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港币1元兑换人民币0.8090元。
本院认为：
本案是具有涉港因素的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管辖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解决涉案实体争议等均无异议，一审法院的处理亦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双方当事人对其间签订的“运输协议”实为货运代理合同，恒海公司尚欠盈浩公司涉案协议项下有关运费、报关费等人民币453328.50元等均无异议，根据上诉、答辩及法庭调查情况，本院确定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恒海公司是否应支付所欠费用的利息；盈浩公司是否应向恒海公司赔偿第4船运输中与靠泊有关的费用损失；盈浩公司是否应向恒海公司赔偿第9船运输中迟延到达所致的损失。
恒海公司是否应支付所欠费用的利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
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就有关费用的支付，双方于涉案协议中约定“完成约定卸货后一星期由盈浩公司出具发票后，恒海公司以支票结算”，此表明双方在费用支付方面有明确的义务履行顺序约定，即先由盈浩公司出具发票，然后才由恒海公司以支票方式付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的规定，在盈浩公司出具发票之前，恒海公司有权不予支付相应费用。涉案协议项下第1船至第8船运输均已完成，具备结算相关费用的条件，恒海公司于2013年3月30日向盈浩公司发出的律师函中载明了涉案运输有关费用的总金额为453328.50元及收到该函之日起3日内出具发票的要求等内容，盈浩公司收到该律师函并认可所欠费用金额为453328.50元，盈浩公司如要求恒海公司付款，则应先依照上述约定出具相应发票。双方当事人对上述协议条款中“出具”的理解存在分歧，盈浩公司主张“出具发票”不等于“交付发票”。无论协议条款中“出具”应作何种理解，盈浩公司既未向恒海公司交付相应发票，本案亦无证据显示盈浩公司曾就其所主张的费用开具了发票，即本案有关证据和事实不能证明涉案费用的相应支票客观存在，故盈浩公司关于要求恒海公司支付费用的前提条件不具备，恒海公司不支付相关费用并未违反双方之间的约定。一审判决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的规定，认定盈浩公司有权要求恒海公司向其支付相关费用，此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并导致处理结果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所规定的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承担应以当事人存在违约行为作为前提，盈浩公司至今未出具发票，恒海公司不支付相关费用不构成违约，无需承担违约责任。在双方协议之外计付所欠费用的银行利息系对资金的孳息损失的赔偿，此属于违约责任的承担，故盈浩公司关于支付银行利息的违约赔偿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因此，恒海公司在涉案协议项下的支付义务应以相关费用的本金人民币453328.50元为限，一审判决关于恒海公司还应支付该笔费用的利息的处理不当，应予纠正。
二、盈浩公司是否应向恒海公司赔偿第4船运输中与靠泊有关的费用损失
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恒海公司在盈浩公司预定第4船运输时只告知了船舶尺寸的要求，并未提出任何关于船舶设备的特殊要求；证据中的照片虽显示“金龙928”轮使用了拖轮协助，但不能显示其使用拖轮协助的具体原因。恒海公司主张执行第4船运输的“金龙928”轮由于船尾缺少固定船舶的设备而无法在目的港安全靠泊并配合码头进行卸货作业，却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盈浩公司对此亦不予认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恒海公司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上述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该次运输中拖轮、吊机和人工费等额外费用港币59000元的支出与“金龙928”轮缺乏相关设备的因果关系不能确定，本案亦无证据证明盈浩公司存在船舶选择不当的情况，故不能认定盈浩公司在第4船运输中存在违约行为。恒海公司关于盈浩公司应向其赔偿相关额外费用损失折合人民币46035.60元的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的该项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三、盈浩公司是否应向恒海公司赔偿第9船运输中迟延到达所致的损失
从涉案协议第一条“甲方（恒海公司）责任”、第二条“乙方（盈浩公司）责任”、第三条“运费”的有关内容看，当中明确约定了运输的次数为9船次；而关于合同履行期间的表述为“日期暂定”，按通常理解，相应“2012年11月21日至2012年12月31日”的期间在具体履行过程中应是允许调整、变动的。结合双方无争议且同样发生于该暂定期间届满后的2013年1月22日的涉案第8船运输的事实，可以认定第9船运输虽发生于约定的暂定期间之外，但仍属于涉案协议项下的内容，根据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双方均应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涉案协议条款强调盈浩公司“必须按甲方（恒海公司）提供的装船期安排船舶装运、确保货物按时运抵目的港”，此表明具体的装船日期由恒海公司单方指定，盈浩公司的义务是在恒海公司指定的具体时间内安排符合要求的船舶到港、将货物装船起运，而无需双方另行协商装载时间。恒海公司在2013年1月25日就告知盈浩公司安排符合尺寸要求的船舶于1月30日早上到达恒海公司码头装载货物，已提前给予必要的准备时间；在恒海公司对盈浩公司提出的1月31日下午派船到达码头的方案明确表示不同意的情况下，盈浩公司应按恒海公司指定的时间安排船舶完成运输。一审判决认定双方未就装船期形成一致意见、从而未就第9船运输达成合意，其理据不足，不能成立。盈浩公司未能在恒海公司上述指定时间内安排适合的船舶完成运输任务，甚至在其曾承诺的时间1月31日下午亦未实际安排船舶到港，且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办理第9船运输有关事宜中没有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委托人以货运代理企业处理海上货运代理事务给委托人造成损失为由，主张由货运代理企业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货运代理企业证明其没有过错的除外”的规定，盈浩公司应对由此造成的恒海公司的损失予以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恒海公司、盈浩公司就涉案各船次运输的往来邮件中均包含关于恒海公司、景恒公司之间承包合同的信息，结合货物实际运输情况，盈浩公司对恒海公司、景恒公司之间合同关系的存在及履行理应知晓。恒海公司、景恒公司在承包合同中明确约定，由于恒海公司的原因不能在合同约定或允许的期限内完工、交货的，相关工期逾期的违约责任为每天扣罚总工程款的1%，第9船货物迟延2天到达，恒海公司为此按上述合同的约定支付了违约金港币211587.60元，该事实有景恒公司出具并办理相应证明手续的扣款函、收据等证据予以证明，故应予认定。该笔违约金支出系因盈浩公司未依约安排船舶执行运输任务的违约行为而直接导致，客观上造成了恒海公司工程款收入的损失，恒海公司据此提出的赔偿请求于法有据，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当事人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违约方承担。”盈浩公司未按要求安排船舶执行原定运输任务，在迟延事实已经发生的情况下，恒海公司自行联系其他船舶，当天签订协议并当天装船起运，以避免延误的继续和逾期违约金的增加，此措施并无不当。恒海公司为完成第9船运输需支付运费人民币70000元，其价格虽高于涉案协议中约定的人民币34000元-36000元的标准，但本案并无证据证明该运费在当时情况下存在明显不合理，故其高于原运费标准的部分属于恒海公司为防止违约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应由违约方盈浩公司承担。恒海公司以较低的计算结果主张该项运费差额损失为人民币34000元，此于盈浩公司有利且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此外，本案并无证据证明第9船货物迟延到达与卸货所发生的工人加班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亦难为盈浩公司在订立涉案协议时所能预见，故恒海公司关于将加班费港币27806.73元列为迟延损失的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因此，盈浩公司应向恒海公司承担的违约责任为赔偿违约金损失港币211587.60元、运费差额损失人民币34000元。恒海公司向景恒公司支付违约金系通过扣罚应付款的方式进行，景恒公司开具收据即其收到之日可视为恒海公司支付违约金之日，故恒海公司关于按景恒公司开具收据之日即2013年3月6日的汇率进行换算的主张合理，可予支持。按当日港币1元兑换人民币0.8090元的汇率计算，港币211587.60元的违约金损失折合人民币171174.37元。上述两项损失共计人民币205174.37元。一审判决关于盈浩公司不构成违约、无需向恒海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的认定错误、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处理结果部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恒海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有理，本院对其有理的部分予以支持，对其无理的部分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变更广州海事法院（2014）广海法初字第153、338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为：东莞恒海钢结构有限公司向广州市盈浩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支付费用人民币453328.50元；
二、撤销广州海事法院（2014）广海法初字第153、338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第三项；
三、广州市盈浩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向东莞恒海钢结构有限公司赔偿损失人民币205174.37元；
四、驳回广州市盈浩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五、驳回东莞恒海钢结构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以上给付金钱义务，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履行完毕。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349元，由广州市盈浩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负担1683元，东莞恒海钢结构有限公司负担7666元；一审本诉财产保全申请费人民币3294.42元，由广州市盈浩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负担593元，东莞恒海钢结构有限公司负担2701.42元；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302元，减半收取2651元，由东莞恒海钢结构有限公司负担610元，广州市盈浩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负担2041元。广州市盈浩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预交了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349元、一审本诉财产保全申请费人民币3294.42元，由一审法院向其分别退还7666元、2701.42元；东莞恒海钢结构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其所应负担的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7666元、一审本诉财产保全申请费2701.42元。东莞恒海钢结构有限公司预交了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651元，由一审法院向其退还2041元；广州市盈浩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一审法院交纳其所应负担的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2041元。
二审本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00元，由广州市盈浩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负担；二审反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302元，由东莞恒海钢结构有限公司负担1219元，广州市盈浩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负担4083元。东莞恒海钢结构有限公司预交二审本、反诉案件受理费共人民币5839元，由本院向其退还4620元；广州市盈浩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本院交纳其所应负担的二审本诉案件受理费1300元、二审反诉案件受理费408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杜以星
代理审判员 李民韬
代理审判员 莫 菲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潘万琴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六十七条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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