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川01民终14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南博生医药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滨河路。
法定代表人牛广华，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泽亮，男，汉族，1977年11月23日出生，住河南省太康县，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郭力，河南郭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成都恒瑞制药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高新区西部园区百草路**号。
法定代表人沈柏清，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潘睿，四川谷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程容娟，女，1982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金牛区，系公司员工。
上诉人河南博生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生医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成都恒瑞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瑞制药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4）高新民初字第52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4月，恒瑞制药公司作为乙方与甲方案外人河南四方医药有限公司签订《药品经销年度协议》及《成都恒瑞制药有限公司销售合同书》，双方约定甲方向乙方购买罗格列酮等药品，约定了相应药品的名称及单价等，经销协议期限为2012年4月1日起至2013年3月31日。2013年7月，博生医药公司与恒瑞制药公司签订《药品经销年度协议》及《成都恒瑞制药有限公司销售合同书》，双方约定博生医药公司向恒瑞制药公司购买罗格列酮等药品，经销协议的期限为2013年7月1日起至2014年6月30日。
案外人罗某为恒瑞制药公司的销售经理。恒瑞制药公司开具给罗某的《授权委托书》载明的与结算、调货有关的授权内容有：代表恒瑞制药公司与药品经营企业办理供货、结算、开票、收款和账务核对等工作；涉及药品经营企业的调货及退货，需由恒瑞制药公司另行出具授权书才能办理；严禁被授权人现金收取货款。
2012年10月29日，罗某向彼时河南四方医药有限公司的业务员李泽亮出具《收条》确认其收到了河南四方医药有限公司承兑汇票一张，金额为5万元。2013年3月28日，罗某向彼时河南四方医药有限公司的销售代表李泽亮出具《收条》确认其收到了河南四方医药有限公司承兑汇票一张，金额为10万元。
2013年7月17日，恒瑞制药公司向博生医药公司发货：爱能14S药品2000盒，单价33.43元/盒，货款金额66860元；爱能7S药品2000盒，单价16元/盒，货款金额32000元。2013年10月9日，恒瑞制药公司向博生医药公司发货：爱能14S药品2000盒，单价33.43元/盒，货款金额66860元；爱能7S药品2000盒，单价16元/盒，货款金额32000元。以上发货的货款共计197720元。
2013年4月16日，博生医药公司向恒瑞制药公司退货：爱能14S药品2020盒，单价33.43元/盒，货款金额67528.60元；仙孚迪30S药品109盒,单价17.74元/盒，货款金额1933.66元；倍顺36s药品270盒，单价17.36元/盒，货款金额4687.20元；亿灵20s药品196盒，单价23.54元/盒，货款金额4613.84元。以上退货总金额共计78763.30元。
2014年3月21日，恒瑞制药公司的销售经理罗某于2014年3月21日向博生医药公司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河南博生医药有限公司退货一批，具体明细如下：爱能（14S）药品2020盒，合计金额67528.60元；仙孚迪30S109盒,金额1933.66元；倍顺36s270盒，金额4687.20元；亿灵20s196盒，金额4613.84元。共计退货金额78763.30元。
2014年4月16日，恒瑞制药公司向博生医药公司发出《询证函》，载明:2014年4月16日，博生医药公司欠恒瑞制药公司的款项金额为303247.11元，此款项在上述日期后已付清，仍请及时回复为盼；博生医药公司的员工徐倩在数据证明无误处签署“数据无误”字样，并签名。在数据不符及需加说明事项处，博生医药公司在已开票情况处注明金额为197720元，未达账项处注明未开发票的金额为105527.11元，博生医药公司并在尾部加盖了财务专用章。
原审另查明，2013年7月15日，恒瑞制药公司的销售人员罗某以恒瑞制药公司名义与博生医药公司的员工徐倩签订了关于销售返利的《销售协议》，该协议载明了各药品的含税供货价、商业配送价、促销费用，返利方式约定为：恒瑞制药公司在收到博生医药公司回款的次月20日之前，根据各品种促销费用约定现金返利给博生医药公司，如有逾期博生医药公司可从剩余货款中直接扣除，冲减货款。
原审判决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药品经销年度协议》及《销售合同书》、《询证函》、《销售协议》、《销售人员授权委托书》、收条等证据在卷佐证。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恒瑞制药公司、博生医药公司之间签订的《销售合同书》及《药品经销年度协议》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为合法有效之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均应当具有拘束力。对于双方争议的是否存在恒瑞制药公司从河南四方医药有限公司调货入博生医药公司仓库的问题，博生医药公司和证人罗某均否认调货事实，称仅为了给博生医药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由罗某虚构调货手续，恒瑞制药公司提供的罗某向恒瑞制药公司申请调货的调账申请显示，罗某2013年9月26日向恒瑞制药公司申请调账时已向恒瑞制药公司确认彼时河南四方医药有限公司调至博生医药公司处销售的部分药品已入博生医药公司仓库，且双方均确认恒瑞制药公司直接供货给博生医药公司的药品只有爱能14S和爱能7S,但第一次庭审时双方均陈述博生医药公司退给恒瑞制药公司的药品有爱能14S药品2020盒、仙孚迪30S药品109盒、倍顺36s药品270盒、亿灵20s药品196盒，恒瑞制药公司的销售经理罗某出具给博生医药公司的退货收条载明的收到的博生医药公司退货的药品名称、数量与的上述陈述一致，故若博生医药公司未收到调来自四方公司的相应药品，何以在博生医药公司向恒瑞制药公司的药品名录中会出现超出恒瑞制药公司直接供货给博生医药公司的爱能14S和爱能7S,之外的其他药品。博生医药公司和证人虽陈述从河南四方医药有限公司调货至博生医药公司处的手续都是虚构的不存在调货事实，但博生医药公司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与第一次庭审双方确认的退货内容及罗某出具的退货收条的内容相互矛盾，博生医药公司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证人的该部分证言亦不予采纳。
对于博生医药公司主张的河南四方医药有限公司已支付完调货药品博生医药公司无需再支付该批药品费用的主张，其未举证证明其主张，恒瑞制药公司提供的向博生医药公司销退药品的明细显示，恒瑞制药公司最早向博生医药公司发货的时间为2013年7月17日，即便存在调货，则调货的发生时间为2013年，而恒瑞制药公司提供的罗某向恒瑞制药公司申请调货的调货申请报告显示，罗某向恒瑞制药公司申请调货的时间为2013年9月26日，而5万元承兑汇票的收到时间为2012年10月29日，10万元承兑汇票的收到时间为2013年3月28日，因恒瑞制药公司与河南四方医药有限公司从2012年4月起也存在药品经销关系，亦存在货款的结算，故无法确认该10万元支付的是恒瑞制药公司与河南四方医药有限公司在调货之前的药品货款还是调货药品的货款，博生医药公司主张支付的是调货药品的货款，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也未得到恒瑞制药公司的认可，博生医药公司主张的事实因无证据支持，其主张不予采纳。
恒瑞制药公司实际向博生医药公司发货的货款为197720元，从河南四方医药有限公司调货至博生医药公司处销售的药品货款为184290.41元，博生医药公司向恒瑞制药公司退货的货款金额共计78763.30元，故博生医药公司还应支付给恒瑞制药公司的货款金额为303247.11元。关于双方争议的是否存在销售返利的问题，恒瑞制药公司授权其销售人员可以与药品经营企业办理供货、结算、开票、收款和账务核对等工作，并未授予其决定销售返利的权限，而双方已在签订的《药品经销年度协议》及《销售合同书》中约定了各药品的单价。恒瑞制药公司的销售人员罗某超越授权范围以恒瑞制药公司名义与博生医药公司员工签订的关于销售返利的《销售协议》，因恒瑞制药公司未授权罗某可以决定销售返利的事项，故该《销售协议》对恒瑞制药公司不具有拘束力，博生医药公司依据该协议抗辩款项已经付清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博生医药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恒瑞制药公司支付货款303247.11元。
宣判后，博生医药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1.上诉人博生医药公司与被上诉人恒瑞制药公司不存在184290.41元药品的实际调货事实。博瑞制药公司与河南四方医药有限公司发生交易的金额为261616元，河南四方医药有限公司已经付款15万元，未付款药品只有111616元，哪有184290.41元的药品可调。实际情况是经销商退货，李泽亮离开河南四方医药有限公司到上诉人博生医药公司处工作，就将未开发票的金额以调货的名义给上诉人博生医药公司，这样就可以将发票开到上诉人博生医药公司名下，以便于双方结算。2.原审法院认定罗某与上诉人博生医药公司签订的《销售协议》对被上诉人恒瑞制药公司不具有约束力是错误的。罗某所有签字行为即使没有明确授权，对上诉人博生医药公司来说也构成表见代理，对被上诉人恒瑞制药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被上诉人恒瑞制药公司在原审庭审中曾经提出即使有底价回款、销售返利或者促销费用，也只能给销售人员，而不是直接给上诉人博生医药公司。为了证明存在底价回款，上诉人博生医药公司还向原审法院提交了调货申请报告、罗某签字的新药产品定价表、对账函、价格差价。3.上诉人博生医药公司并不否认至今仍拖欠被上诉人恒瑞制药公司货款，但应该实事求是地将被上诉人恒瑞制药公司销售人员执行被上诉人恒瑞制药公司的底价回款或者支付促销费用的政策贯彻执行下去，并且被上诉人恒瑞制药公司将相应的增值税发票开给上诉人博生医药公司，上诉人博生医药公司愿意将所欠余款款项结清。请求撤销原判，驳回恒瑞制药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诉讼费用由恒瑞制药公司负担。
被上诉人恒瑞制药公司答辩称：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实，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1.上诉人博生医药公司称只有调票没有调货，没有证据证明，且与罗某签字的应该返还促销费用的单子不相符，上诉人博生医药公司既主张没有调货，又根据调货的货单来主张返还促销费用，自相矛盾。2.博生医药公司与河南四方医药有限公司是两个不同的主体，不能将两个公司的账目混同。河南四方医药有限公司只支付了15万元货款，实际上我方已经发货26万余元。3.上诉人博生医药公司关于销售潜规则的主张，应当理解为交易习惯，但其没有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存在交易习惯。4.上诉人博生医药公司明知罗某没有相应授权，还与其签订促销返利协议，属于无权代表，而不是表见代理或者职务行为。5.被上诉人恒瑞制药公司只支付给销售人员提成款，而不是直接支付给上诉人博生医药公司促销费用，且与上诉人博生医药公司的盈利多少无关。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在二审中，上诉人博生医药公司出示了河南四方医药有限公司的证明，内容为：李泽亮系挂靠在我公司经营药品的业务人员。2012年4月1日，李泽亮以我公司名义与恒瑞制药公司签订药品销售合同，合同涉及金额261616元，我公司对该7笔业务涉及的药品没有向博生医药公司进行调货行为。恒瑞制药公司仅向我公司开具部分发票，李泽亮2013年调出我公司之后，恒瑞制药公司一直没有将剩余发票向我公司开具。被上诉人恒瑞制药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且河南四方医药有限公司、博生医药公司系两家不同的公司，与本案没有关联。
本院二审另查明：恒瑞制药公司向其销售人员罗某出具《授权委托书》1份载明：授权销售区域：河南省博生医药有限公司，授权期限从2013年7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止。……。3、被授权人代表我公司（即恒瑞公司）为药品经营企业办理销售首营资料或其他相关资料；4、被授权人代表我公司与药品经营企业办理供货、结算、开票、收款和账务核对等工作；5.涉及药品经营企业的调货及退货，需由我公司另行出具授权书才能办理。
2014年3月30日，罗某签字确认的结算单载明对河南四方医药有限公司的总发货金额为459336元，其中向博生医药公司发货197720元，促销共计费用为198384.1元，其中应向博生医药公司支付的促销费用为70100元，应向河南四方医药有限公司支付的促销费用为128284.1元，已回款金额为150000元，实际欠款金额为24116.01元。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以下几个：一是被上诉人恒瑞制药公司与上诉人博生医药公司之间的货款金额。该争议焦点的核心是否存在上诉人博生医药公司向河南四方医药有限公司调货的问题。二是罗某与徐倩所签订的《销售协议》是否应当约束恒瑞制药公司。该争议焦点的核心是罗某是否有权代表恒瑞制药公司与博生医药公司决定返利事项。
关于被上诉人恒瑞制药公司与上诉人博生医药公司之间的货款金额的问题。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均确认被上诉人恒瑞制药公司直接供货给上诉人博生医药公司的药品只有爱能14S和爱能7S,但原审第一次庭审时双方均认可上诉人博生医药公司退给恒被上诉人瑞制药公司的药品有爱能14S药品2020盒、仙孚迪30S药品109盒、倍顺36s药品270盒、亿灵20s药品196盒，被上诉人恒瑞制药公司的销售经理罗某出具给博生医药公司的退货收条载明的收到的博生医药公司退货的药品名称、数量与的上述陈述一致。并且，双方当事人对被上诉人恒瑞制药公司向上诉人博生医药公司发货的货款197720元无异议，而上诉人博生医药公司在被上诉人恒瑞制药公司关于其欠合计货款303247.11元的询证函上签字和盖章确认，可以印证存在上诉人博生医药公司从河南四方医药有限公司调货的事实。上诉人博生医药公司二审中提交河南四方医药有限公司的证明，因真实性无法核实，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从河南四方医药有限公司调货至上诉人博生医药公司处销售的药品货款为184290.41元并无不当。上诉人博生医药公司上诉称，被上诉人博瑞制药公司与河南四方医药有限公司发生交易的金额为261616元，河南四方医药有限公司已经付款15万元，未付款药品只有111616元，不可能有184290.41元的药品可调。本院认为，河南四方医药有限公司支付的货款是否超过应付金额，系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处理无关。
罗某与徐倩所签订的《销售协议》是否应当约束恒瑞制药公司。本院认为，结合审理过程中恒瑞制药公司的陈述及其于2013年7月10日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的内容看，罗某作为恒瑞制药公司的销售人员的身份可以得到确认，其权限范围包括：“在2013年7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内，就办理销售首营资料或其他相关资料、办理供货、结算、开票、收款和账务核对等工作代表恒瑞制药公司与博生医药公司进行业务联系”；同时，双方当事人间所签订的《销售合同书》是由罗某代表恒瑞制药公司签订。结合前述事实分析，作为确定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主要依据即合同，罗某都有权代表恒瑞制药公司签订，再加上恒瑞制药公司对罗某的明确授权即：“办理供货、结算、开票、收款和账务核对等工作”，足以说明在恒瑞制药公司与博生医药公司的买卖交易中，罗某的行为是代表恒瑞制药公司履行职务的行为，其权限包括从订立合同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到最后的结算从而确定双方的债权债务金额，显然包括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对于合同的一些变更，诸如本案涉及的返利约定，当然也可能包括货物的品种、数量、运输方式等等，故罗某与博生制药公司人员徐倩所签订的《销售协议》应当约束恒瑞制药公司，其法律后果应当由恒瑞制药公司承担。罗某签字的结算已经确认被上诉人恒瑞制药公司支付促销费用70100元。根据《销售协议》、博生医药公司从河南四方医药有限公司调货以及博生医药公司向恒瑞制药公司的退货情况，恒瑞制药公司还应因调货向博生医药公司支付的促销返利金额为89070.5元。恒瑞制药公司诉讼主张的303247.11元是其向博生医药公司所供货物的总金额，并未扣减前述促销返利金额。同时，从恒瑞制药公司所提供的《询证函》所载明的内容看，该《询证函》亦未就促销返利款作出处理。
综上，博生医药公司应付恒瑞公司货款303247.11元，扣减恒瑞制药公司应向博生医药公司支付的返利款159170.5元后，博生医药公司还应向恒瑞制药公司支付的余款为144076.61元。原审认定事实清楚，但对销售协议是否对恒瑞制药公司有约束力的认定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博生医药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一百六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4）高新民初字第5251号民事判决；
二、河南博生医药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成都恒瑞制药有限公司支付货款144076.61元。
三、驳回成都恒瑞制药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924元，由成都恒瑞制药有限公司负担1543元，由河南博生医药有限公司负担139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849元，由成都恒瑞制药有限公司负担3071元，由河河南博生医药有限公司负担277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侯文飞
代理审判员 唐欣欣
代理审判员 刘玉琬
二〇一六年四月六日
书 记 员 曾 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