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闽0481刑初646号
公诉机关永安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邓冠秋，男，1974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原永安市燕北街道飞桥村党支部书记，家住福建省永安市。因涉嫌贪污犯罪于2016年2月3日经三明市人民检察院决定，2016年12月6日逮捕。
永安市人民检察院以永检公刑诉（2016）66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邓冠秋犯贪污罪，于2016年12月20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永安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汪振恩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邓冠秋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永安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2012年至2013年期间，永安市燕北街道飞桥村党支部书记被告人邓冠秋伙同村委会主任邓日超、村委会副主任潘启生、村出纳江家长（以上三人均已判决），利用邓冠秋、邓日超担任永安市北部工业新城征地领导小组成员以及永安市北部工业新城燕北街道征地办公室成员，协助政府管理征地补偿工作的职务便利，虚构了在飞桥村马坑山场承包租赁集体林地的合同，并在该山场临时抢种树苗，向政府虚报了62.98亩林地的青苗补偿款，骗取了国家征地补偿款人民币400000元。
对于上述指控，公诉机关提供了相应的证据，并认为被告人邓冠秋伙同他人利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职务便利，共同贪污国家补偿款人民币400000元，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之规定，应当以贪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属共同犯罪。
被告人邓冠秋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
经审理查明：
2012年至2013年期间，时任永安市燕北街道飞桥村党支部书记被告人邓冠秋伙同村委会主任邓日超、村委会副主任潘启生、村出纳江家长（以上三人均已判决），利用邓冠秋、邓日超担任永安市北部工业新城征地领导小组成员以及永安市北部工业新城燕北街道征地办公室成员，协助政府管理征地补偿工作的职务便利，虚构了在飞桥村马坑山场承包租赁集体林地的合同，并在该山场临时抢种树苗，向政府虚报了62.98亩林地的青苗补偿款，骗取了国家征地补偿款人民币400000元。
2016年12月6日，被告人邓冠秋主动向永安市人民检察院投案。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供并经法庭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具有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
1、户籍证明，证实：被告人邓冠秋出生年月、住址等基本情况。
2、中共永安市燕北街道工作委员会任免通知和证明，证实：2009年6月至2012年6月，邓冠秋担任燕北街道飞桥村党支部书记。2012年6月，邓冠秋再次被任命为燕北街道飞桥村党支部书记。
3、永安市民政局证明和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审核花名册，证实：邓日超于2006年8月至2015年7月期间担任飞桥村村民委员会主任；潘启生于2009年8月至2015年7月期间担任飞桥村村民委员会副主任。
4、燕北工委（2012）4号文、燕北办（2012）37号文征迁工作职责，证实：燕北街道工作委员会于2012年2月17日成立永安市北部工业新城燕北街道工作领导小组，燕北街道办事处于2012年4月20日成立永安市北部工业新城燕北街道征地办公室，邓冠秋、邓日超为该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成员。邓冠秋、邓日超的征地办的工作职责是：1、做好各村民小组、村代表及群众的思想工作，宣传征迁工作相关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2、在具体工作中要对被征对象实地走访初步摸底和核实工作，协助各工作组做好林地、耕地、企业权属和资产的真实性调查工作。3、在企业资产登记测量现场，与征地工作人员一道监督企业测量和资产清查过程，并签字确认。4、发现群众有抢种、抢建等行为及时制止并上报征地办。5、征迁过程中协助征地办及时调处群众纠纷，提出参考解决方案。
5、永安市北部工业新城燕北街道征地办公室的征地工作流程，证实：征迁办工作人员、三明山水勘测规划有限公司测绘员、农户、村干部一起到实地勘测并在事后公示测量成果。公示无异议后与农户签定面积确认表、实地测量图、补偿协议、补偿表。公示有异议的要双方协商调解后再进行补偿手续。
6、永安市人民政府关于规范永安市城区征地工作及统一补偿标准的通知（永政文[2011]117号）和永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尼葛开发区和三明埔岭汽车园规划区内征地工作及统一补偿标准的通知（永政文[2011]118号），证实：
市政府征地公告发布后，凡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在拟征土地范围内抢栽、抢种、抢建的地上附着物、附属物、构筑物和青苗、林木等作物和经济作物，征地时一律不予补偿。
林木补偿的标准为：1、幼林：按造林工本费2倍补偿。杉木每亩补偿500元；马尾松每亩补偿400元；阔叶幼林每亩300元。2、中龄林：按成熟林亩材积产值的40%补偿，其中：杉木1300元／亩；马尾松1200元／亩，阔叶树1100元／亩。3、成熟林：按亩材积产值的30%补偿，其中：杉木900元／亩；马尾松850元／亩，阔叶树700元／亩。
7、征地委托协议，证实：永安市尼葛林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方委托永安市燕北街道办事处征用北部工业新城工业用地的情况。其中，征地补偿总包干标准中，耕地、林地上的地面附着物补偿总包干费：1.2万元／亩。
8、山场承包合同书和三明市山水勘测规划有限公司面积测量表，证实：2011年1月1日飞桥村民江家长与飞桥村委会签订《山场承包合同》，租赁飞桥村马坑山场177亩，租赁期限30年，租金11元／年亩。2011年1月1日飞桥村民邓某与飞桥村委会签订的《山场承包合同》租赁飞桥马坑山场89亩，租赁期限30年，租金11元／年亩。邓某、江家长于2011年1月1日分别与飞桥村委会签订了飞桥村马坑山场的承包租赁合同书。
9、北部工业新城征地办会议纪要（2012年4月18日），证实：2012年4月18日确定：林木由村林业社、小组集体种植的林地，林木补偿费按中龄杉木林1300元／亩、中龄松木林1200元／亩、中龄阔叶林1100元／亩补偿给甲方。为加快征地工作进度，经协商，对于6月30日前确认面积并完成补偿金分配的，乙方同意按中龄杉林木1300元／亩、中龄松林木1200元／亩、中龄阔叶林木1100元／亩标准奖励给林木所有者；林木由个人种植的林地，林木补偿费按标准分别补偿给林木所有人。
10、记账凭证、预借林木补偿款、借条、进账单和承诺书，证实：邓日超、邓冠秋、潘启生、江家长以借款的名义预支树木青苗补偿款的情况（2012年7月16日取得第一笔借款65万元）。江家长、邓某在2012年7月21日才支付了承包山场的租金3814元和1958元。
11、永安林业局关于潘启生、江家长、邓冠秋、邓日超辨认地块的说明及辨认地块位置图，证实：受永安市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的委托，该局规划队及永安市森茂伐区设计有限公司的技术人员会同资源站、城区林业站将永安市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提供的坐标和红线图及潘启生、江家长辨认的地块与2012年度资源建档数据及城区林业站造林地测量图进行了核对，永安市燕北街道飞桥村民潘启生、江家长、邓冠秋、邓日超辨认的地块位于永安市燕北街道飞桥村，4林班11大班8、11、13小班，属于林地，面积63亩。附：永安市燕北街道飞桥村潘启生、江家长、邓冠秋、邓日超辨认地块位置图。潘启生、江家长对林地图的划线和辨认情况。
12、到案经过，证实：被告人邓冠秋因涉嫌共同贪污犯罪在逃。2016年12月6日凌晨l时许，邓冠秋通过其朋友打电话给法警大队长陈莉莉，请求回来投案自首。陈莉莉向分管领导和反贪局负责人汇报该情况，尔后陈莉莉和干警余华清将邓冠秋从永安市兴坪村带至该院办案工作区。
13、刑事判决书，证实：同案犯邓日超等人因本案已被判刑的情况。
14、证人姜某的证言，证实：他在燕北街道办事处任纪工委副书记兼监察室主任。北部工业新城燕北街道征地办公室（以下简称征地办）成立以后，主要到征地办参与征地工作。在燕北征地办他是林业组组员，负责被征农户林地的摸底调查和确认工作。2013年以后还参与企业组的征迁工作。
在飞桥村被征林地上农户个人种植的林木青苗补偿工作中，他主要对江家长向飞桥村租赁的180余亩林地以及邓某向飞桥村租赁的80余亩林地上种植的林木进行文量、确认以及补偿。首先确认江家长和飞桥村的租赁合同，查看林业站对该片种植树苗的验收报告，还现场对林地面积进行丈量，丈量的面积和林业站验收报告的面积误差不大，当时这块块地上的林木已经有1米多至2米高了。邓某和飞桥村租赁合同上林地面积是80余亩，但经现场丈量实际面积是60余亩，该片林地上的林木比较稀疏，所种的香樟都是小树亩，都是在原来林木上空地上种植的，不是成片造林。这些调查确认的情况，他们都有向管太伟主任汇报。最终领导决定这两块的青苗补偿以每亩10000元人民币的标准补偿给江家长和邓某。
飞桥村的时任村主任邓日超、村书记邓冠秋有被征迁的林地，但是他们是以江家长、邓某分别挂名的两块林地。这两块林地是属于飞桥村集体的，上面的树木是邓日超他们的，他们补偿的是青苗费。2012年6月份的时候，邓冠秋、邓日超、江家长、潘启生四个人分别去征地办找过管太伟，过了几天管太伟在征地办办公室找邓世勤和他两个人，交给几份林地租赁合同以及林业部门的验收单，并交代他们要去核实邓冠秋、邓日超、江家长、潘启生等四人的林木。他们到现场后看到大部分种植的是桂花树、香樟树还有桉树。江家长的185亩林地长势还不错，林木大概有40、50公分以上高，个别树木有1、2米高。邓冠蛾的林地上的林木较为矮小，大概只有20、30公分高。邓某的林地上的林木那么小，他们怀疑可能是刚种不久的，所以他也有跟管太伟、邓世勤汇报，说邓某出面租赁的那块林地林木非常小，补偿可能会出现问题，他们不敢做。管太伟说具体的事情等领导商量了再说。
有两份合同，一份是飞桥村委将185亩林地租赁给江家长；另一份是飞桥村委将80亩左右的林地租赁给邓冠秋，江家长有主动找过他们，说其签字的那份合同有邓日超、邓冠秋、潘启生等人的股份，但是邓某没有找她核实。因为邓冠秋主动找他们说过邓某是其的姐姐，邓冠秋可以证明这块地也是邓冠秋、邓日超、江家长、潘启生四个人的。
测量结果出来以后，江家长那块林地是185亩，邓某那块林地是60余亩，具体数字记不清楚了。他们把测量结果告知邓冠秋、邓日超、江家长、潘启生等人，邓日超、江家长、潘启生等人认为测量结果不对，不肯确认测量面积，也不肯签订补偿协议。之后到了2012年7月左右，管太伟在征地办办公室找邓世勤和他，说邓日超等人有去找过燕北街道办事处的何瑞祥书记，何瑞祥答应先以1亩青苗费1万元的标准用预借形式支付青苗补偿费，他们就答应了。最后邓冠秋、邓日超、江家长、潘启生等人就陆陆续续找管太伟以预借的名义领走了征地青苗补偿费。
15、证人林某1的证言，证实：第一次大概在2011年秋天的时候，她按照潘启生的指示，带领8、9个人到飞桥村一个叫石坑的地方那里去种树，种的桉树、樟树等。第二次大概在第二年（2012年）2、3月份期间，还是在石坑那个地方，种的也是桉树、樟树等。第三次大概在2012年3、4月份期间，因为前一次树苗不够，所以又补种了一次，这次种树的地方是在马坑塘口那个地方附近，种的也是桉树、香樟树等。
16、证人林某2的证言，证实：时间大概在2012年的3、4月份期间，有和林某1等十来个人到飞桥村马坑塘口附近种树，种的是香樟树等树苗。
17、证人邓某的证言，证实：2012年3、4月份的一天，她弟弟邓冠秋到家里找他，说要借用她的身份证，邓冠秋问说要在马坑塘口承包一片村委的林地需要借她身份证用一下，她就把身份证借给邓冠秋了。过了几天，邓冠秋再次到她家，当时他拿了一份租地合同叫她在上面签字，她不会签字，邓冠秋就代替她签字。签字完，她弟弟叫她在合同上的名字按指纹，她就在上面按了指纹。
她在上述地块租赁活动中没有投资入股，也没有分红，她就是名字借她弟弟邓冠秋挂名用。
18、同案犯邓日超的供述，证实：他主要负责飞桥村村委会的全面工作，同时协助政府处理征地的全面事务。在北部工业新城征地的过程中，有担任燕北街道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及燕北街道征地办公室成员。
2010年年底永安市开始荒山造林，城区林业站和永安市燕北街道办事处找到他们飞桥村委，要求在马坑塘口有块荒地要求种上树木。因为村财没钱，村里没办法种树。然后他和村书记邓冠秋、副村长潘启生、出纳江家长决定自己出资来造林，四个人商量好一起种，由江家长出面和村里签订租赁协议，股份是一人四分之一。然后在2011年一直到年底都有种树和补苗，当时种的主要是桉树和香樟树。2011年年底的时候，城区林业站派人到他们种树地方进行荒山种林验收，验收结果是185亩林地。
这块林地租地协议是在林业部门验收之后签订的，具体签订时间不记得了。协议由江家长代表他们和村委会签订了租地协议，他、邓冠秋、邓日超都没有签字。协议上的租地时间写的是2011年1月1日，租金是每亩11元每年，一年一付。
在这块地的旁边还有一块林地。2012年l、2月份，他和邓冠秋、潘启生、江家长四个人在永安市尼葛开发区一家叫茶博园的茶馆泡茶，四个人商量说北部工业新城要在飞桥村大面积征地，干脆把已经种树的那块地边上那块空地也种上树，在征地的时候，可以要点青苗补偿费。当时怕村民有意见，就商量好这块地由邓冠秋的姐姐邓某来挂名签订协议，还是他、邓日超、邓冠秋、江家长四个人每人四分之一股份。2012年的3月底4月初的时候，他跟潘启生、江家长、邓冠秋在永安市尼葛开发区那家叫茶博园的茶馆泡茶的时候，四个人商量以邓某出面租的地块协议的事情，大家经过商量，一致同意把协议时间写到2011年1月1日，时间写前面在征地的时候可以在跟政府谈征地的时候更有说服力，还可以造成跟2011年林业部门要求他们村荒山造林的地块是同一期造林的假象，从而顺利得到青苗补偿款。如果按照实际时间填写会拿不到青苗补偿款。
2012年3、4月份，潘启生和江家长负责现场管理，在那块地上抢种上了树，树种是香樟树。协议是在2012年3.4月份种完树以后签订的。邓某出面租的这块地租地协议上面的时间写的是2011年1月1日，当时是由邓某出面签字，也是每亩11元每年，一年一交，当时大家预估的面积是80几亩，具体亩数不记得了。邓某出面租地，没有实际股份，就是挂名。因为他们四个股东都是村干部，由他们自己挂名怕被村里人议论。
2012年6月份的时候，他、邓冠秋、邓日超、江家长四个人到燕北街道征地办找管太伟主任，说他们四个人有在村里种2块林地，也跟他说了下位置，问他能不能征地，能征地的话能补偿多少青苗费。管太伟说，可以征，还叫他们把协议等相关材料送到征地办。过了几天，燕北街道征地办就派人到他们租用的林地实地测量，以江家长名义租用的那块林地以林业部门荒山造林的验收测量结果为准，面积是185亩；以邓某名义签订协议的那块林地实际测量面积是62亩多一点。过了几天，他们让邓冠秋去和燕北街道办事处的书记何瑞祥协商下补偿价格的问题，青苗补偿价格尽量往高了靠。邓冠秋回来后告诉大家，何瑞祥答应以1万元每亩青苗补偿费的价格补偿。然后他们就开始找燕北街道征地办要补偿款，征地办说手续还没办好，只能先预借。
2012年7月的时候，他、邓冠秋、潘启生、江家长手头都没钱，所以去找了征地办，在那里办手续写了借条，然后预借了65万元。这笔钱他和邓冠秋、潘启生、江家长四个各分15万元，剩余5万元给了苏永生。第二笔的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四个人又去征地办借了120万元。一人分了25万元。邓冠秋告诉他，燕北街道办事处的书记何瑞祥让邓冠秋把剩下的20万元打到何瑞祥指定的旅行社的账户。第三笔的时间也不记得了，是他和邓冠秋一起到征地办借了35万元，他因为急于还债分到30万元，邓冠秋拿了5万元。这30万元基本被我用于偿还个人债务了。此外还有陆陆续续几笔钱是江家长、邓冠秋、潘启生三个人去借的具体借多少，怎么分配他不清楚，只知道最后他们四个一共借了258万元。
2011年年底他们就知道了政府要征飞桥村的地，当时燕北街道办事处有召集他们飞桥村几个村干部一起开会，他和邓冠秋、潘启生都有一块去，当时燕北街道办事处有通报了征地的基本情况，也告诉了大概的征地范围，并且强调了不得抢种和违规抢建搭建等情况。
这两块林地都是飞桥村村集体的林地。四个人在这两块地上种树平均每个人3万元左右，总共花了10多万。签订两份租地协议没有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和村委会讨论。因为他是村主任，邓冠秋是村书记，盖村里的公章他们直接就能决定盖章，不需要通过其他人。
街道为找他们要回20万元青苗补偿款他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他们征地的青苗补偿费标准较高，街道已经多给他们钱了；第二个是以邓某出面租用的地块虽然是抢种的，原本不能补偿的地块也按照正常的造林山地的青苗补偿费补偿给他们，所以这二十万何瑞祥向他们要，他们也就同意了。
19、同案犯潘启生的供述，证实：他在2009年至2015年期间担任永安市燕北街道飞桥村村委会副主任，担任永安市燕北街道飞桥村村委会副主任他主要负责农业和林业，还是飞桥村林业社的社长。
2010年下半年永安市开始荒山造林，林业站和永安市燕北街道办事处分管林业工作人员找到他，因为他兼任村林业社社长，要求飞桥村在马坑塘口有块荒地种上树木。但是因为村财没钱，村里没办法种树。于是就找村长邓日超、村书记邓冠秋还有村出纳江家长商量怎么办，最后决定由他们四个自己出资来种，股份是一个人占四分之一。之后在2010年年底，请了工人到马坑塘口那块荒地进行土地整理，大概在2011年3、4月份开始种树。2011年年底的时候，城区林业站派人到他们种树地方进行荒山种林验收，验收结果是185亩林地。等林业部门验收过以后，确定了面积，就由江家长出面和村委签订了租地协议。这块地租地协议上面的签订时间是2011年1月1日。
大概在2011年底到2012年年初期间，最后一次补苗以后，他跟江家长到山上巡视树木的生长情况，江家长跟他说旁边还有一块疏林地，把剩余的树苗种上去，政府要征地了，可以多赔点青苗费，他当时说可以。过了几天，他和江家长找邓日超、邓冠秋在永安市尼葛开发区一家叫茶博园的茶馆泡茶，江家长说起他们荒山种林旁边还有一块疏林地，江家长和他提议租下来种树，征地的时候可以要点青苗补偿费。邓日超和邓冠秋也当场表示同意。之后，他们怕村民有意见，就商量好这块地由邓冠秋的姐姐邓某来挂名签订协议，邓某实际是没有股份的，还是他、邓日超、邓冠秋、江家长四个人每人四分之一股份。他和江家长在永安市公安局附近的一家复印店打印协议的时候，两个商量时间写前面一点，把协议时间提前到2011年1月1日，一个是可以和他们之前荒山造林的那块地捆绑在一起，另一个是树龄可以显得长一年，到时候政府征地的时候青苗费价格能补偿更高一点。他们按照2011年1月1日的时间草拟好协议后，由江家长拿去找邓冠秋和邓日超，他们也同意了。
邓某出面租的这块地租地协议是在2012年3月份左右才签订的，当时是由邓某出面签字，也是每亩每年11元，一年一交，当时他们预估的面积是80几亩，以协议上写的为准。协议签订之后，他和江家长负责现场管理，将那块地种上了树，树种是香樟树。
2012年6月份的时候，他、邓冠秋、邓日超、江家长四个人到燕北街道征地办找管太伟主任，说他们四个人有在村里种2块林地，说了下位置，问管太伟能不能征地，能征地的话能补偿多少青苗费。管太伟说，可以征，还叫他们把协议等相关材料送到征地办。过了几天，燕北街道征地办章江、姜某等人带着测量队到他们租用的林地实地测量。以江家长名义租用的那块林地以林业部门荒山造林的验收测量结果为准，当时没有测量，而是采用了林业部门的验收结果面积是185亩；以邓某名义签订协议的那块林地实际测量面积是62亩多一点。过了一段时间，四个人商量决定由邓日超、邓冠秋出面去找燕北街道征地办和燕北街道办事处的领导谈青苗补偿价格的事情，青苗补偿价格尽量往高了靠。之后邓冠秋、邓日超就去找燕北街道征地办和燕北街道办事处的领导去谈。邓冠秋、邓日超谈回来以后，跟他和江家长说已经定下来可以征他们租的那2块土地，青苗补偿费最高只能到每亩1万元，他和江家长就同意了。
2012年7月的时候，他、邓冠秋、邓日超、江家长手头都没钱，去找了征地办，问能不能快点结算青苗费补偿款。征地办领导说征地手续还没办好，不能结算。之后，邓冠秋、邓日超去找征地办和街道办事处的领导协商以后回来说，领导已经同意先以预支的方式先借给他们。他们就以预借的方式得到了258万元。记得的有以下几笔：第一笔是四个人一起去征地办，在那里办手续写了借条，然后预借了65万元。这笔钱他和邓冠秋、邓日超、江家长四个各分15万元，剩余5万元给了苏永生。第二笔的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四个人又借了120万元，一人分了25万元。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借了120万元，却只拿出100万元出来分，事后听邓冠秋说剩下的20万元是打到旅行社的账户，说是燕北街道办事处要用的。第三笔的时间也不记得了，是他和江家长一起到征地办去办手续写借条，借了10万元出来，一人分了5万元。还有最后一次借款就是邓冠秋、江家长、他三个人到征地办去借了25万元，邓冠秋分了85000元，他和江家长一个人分了82500元。后来还听江家长说，江家长自己还有找征地办借了3万元。还有一笔也是事后知道的，邓冠秋和邓日超到征地办预借了35万元。
2011年年底他们就知道了政府征飞桥村地的事情，当时燕北街道办事处有召集飞桥村几个村干部一起开会，邓冠秋、邓日超和他都有一块去，当时燕北街道办事处有通报了征地的情况，当时已经知道主要在飞桥村马坑地块征地，也知道了飞桥村要征地3000亩。
这两块林地都是飞桥村村集体的林地。他们四个人在这两块林地上植树平均每个人花了3万元左右，总共花了10多万元。签订两份租地协议没有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和村委会讨论。因为村长是邓日超，村里就由邓日超签字就可以了，盖村里的公章邓日超直接盖章就行了。林业合作社的公章是他保管的，他也是直接在租地协议上盖章了。
20、同案犯江家长的供述，证实：2006至2015年他在永安市飞桥村担任出纳，他主要负责飞桥村的财务收入和财务支出的报账。2010年年底永安市有荒山大造林任务，飞桥村在马坑塘口有一块林地需要造林。因为村财没钱，村里没办法种树。他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就找到潘启生要求说由他来租地，个人出资来种树，当时林业站的领导和燕北街道的包村干部也在现场，觉得这个方案可以，潘启生当时也同意了。之后他和潘启生就找村长邓日超、村书记邓冠秋说租地种树的事情，也邀请邓日超和邓冠秋一起参与出资种树，他们也同意了。最后是由他和邓日超、邓冠秋、潘启生四个人，按照每人四分之一的股份出资来种树，约定好由我出面跟村里签订租地合同。在2010年年底，他们请了工人到马坑塘口那块荒地进行土地整理，在2011年3、4月份开始种树。2011年11月份的时候，城区林业站派人到他们种树地方进行荒山大造林验收，并且有测量造林面积，当时验收结果是185亩。他们是在2011年下半年年林业部门验收之后才签订的合同，由他出面代表四个股东和村委会签订了租地协议，签字只有他自己。协议上的签署时间写的是2011年1月1日，租金是每亩每年11元，一年一付，协议上的具体面积以验收面积185亩为准。实际上他们在2010年年底就开始清理荒山种树了，但当时赶着造林，再加上造林的确切亩数还没有测量，没想到签订协议的事情，所以后来补了这份协议，时间就写在2011年1月1日。
2012年2月份的时候，他跟潘启生在山上看林地树木的存活情况，两个人不知道是谁先提议，提出旁边还有一块稀稀拉拉的疏林地，政府马上就要征地了，可以把它租下了种上树，到时候北部工业新城征地后就可以多获得一些补偿款，搞点生活费。过了几天，他跟潘启生、邓日超、邓冠秋在永安市尼葛开发区一家叫茶博园的茶馆泡茶，他和潘启生说起他们荒山造林的地块旁边还有一块疏林地，可以租下来种树，在征地的时候就可以得到青苗补偿费。邓日超和邓冠秋当场表示同意。他提出不要以他自己的名义再来租赁这块地，他们就商量好这块地以邓冠秋的姐姐邓某的名义签订协议，实际上还是他和邓日超、邓冠秋、江家长四个人出资，每人占四分之一股份。2012年3月底左右，他们在永安立尼葛开发区一家叫茶博园的茶馆泡茶，四个人商量以邓某名义签订协议的事情，后来大家一致同意把协议时间写到2011年1月1日，因为把协议上写的时间提前到2011年1月1日一方面可以造成和2011年荒山大造林的185亩林地同时种植的感觉，如果按照真实的时间写成2012年3月，这89亩的青苗补偿费街道就会认为他们是抢种；另一方面，可以在征地的时候增加树龄，作为提高补偿款的条件。
当时他们预估的面积是89亩，具体面积等征地测量才知道。之后他和潘启生负责现场管理，然后潘启生叫上村里的妇女，在那块地种上了香樟树幼苗。
2012年6、7月份的时候，他和邓冠秋、邓日超、潘启生四个人到征地办找管太伟主任，说他们四个在村里2块林地有种树，地块在征地范围内，问他现在能不能征地。管太伟说，只要在红线范围内都可以征，还让他们把租地协议等材料送到征地办。之后，他就把相关材料送到征地办去了。过了几天，征地办派人和潘启生一起到现场去测量，测量结果是以邓某名义出面租的那块地实际测量结果是62亩多一点，而以他名义租的那块地直接使用了林业站荒山造林验收的面积185亩，就没有再实际测量。测量面积出来以后，四个人商量决定由邓日超、邓冠秋出面去找燕北街道征地办和燕北街道办事处的领导谈青苗补偿价格的事情，青苗补偿价格尽量往高了靠。之后邓冠秋、邓日超就去找燕北街道征地办和燕北街道办事处的领导去谈。过了几天，邓冠秋、邓日超跟他和潘启生说已经定下来征他们租的土地青苗补偿费最高只能到每亩l万元。
价格确定以后，他们就以邓冠秋、邓日超出面去问下征地办的领导能不能把青苗补偿款结算掉。邓冠秋、邓日超回来以后跟他和潘启生说，结算是不可以的，但是可以先预借。2012年7月的时候，他和邓冠秋、邓日超、潘启生四个人就一起去征地办办手续写借条，然后预借了65万元。四个人各分15万元，剩余5万元给了苏永生。第二笔是在2012年9月份，四个人预借了120万元，实际上只拿了100万元出来分，每人分了25万元，因为剩余的20万元村书记邓冠秋说是活动经费，要打到一个旅行社的账户，叫他们三个人不要多问。第三笔大概在2012年11月份，邓冠秋和邓日超偷偷到征地办预借了35万元，他和潘启生、邓冠秋拿走5万元，邓日超分走30万元。第四笔是在2013年1月份，他和潘启生一起到征地办去办手续写借条，预借了10万元出来，一人分了5万元。第五笔是在2013年6月，因为他父母亲生病需要用钱，经过何瑞祥书记同意后，自己到征地办预借了3万元。第六笔是在2014年1月份，他和邓冠秋、潘启生三个人到征地办去预借了25万元，邓冠秋分到85000元，潘启生和他一个人82500元。一共预借了258万元。
他们2011年11、12月的时候就知道了政府要在飞桥村征地了，当时整个飞桥村都在谈论征地的事情。当时已经知道主要在飞桥村马坑地块征地，而且整个要征地3000亩。邓冠村、邓日秋是村干部，肯定比他知道得更早更清楚。
这两块林地都是飞桥村村集体的林地。他们四个人在这两块林地上植树平均每个人花了3万元左右，总共花了10多万元。他们签订两份租地协议没有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和村委会讨论。因为村长是邓日超，村里就由邓日超签字就可以了，都没有通过其他人，盖村里的公章邓日超直接盖章就行了
21、三明市人民检察院明检技鉴[2016]9号司法会计鉴定书鉴定意见，证实：
1．与邓某和江家长分别签订的“山场承包合同》付款时未作区分，于2012年7月18日、2012年9月7日、2012年11月8日、2013年2月1日、2013年6月6日、2014年1月27日共六次预付林地青苗补偿款，已由永安市北部工业新城燕北街道征地办设立在福建省农村信用合作社永安茅坪信用社“9030412010010000028917”账户或设立在兴业银行永安支行“182010100100148802”账户转账支付至邓某等人账户中，至发案累计支付258万元整。
2．与江家长签定的《山场承包合同》，合同记载造林面积为177亩，经林业有关部门造林验收面积198亩（其中飞桥村马坑地块13亩无合同），经三明山水勘测规划有限公司实地测量造林面积190.44亩。付款时按198亩（每亩1万元）给予确定青苗补偿面积，采取预借补偿款的形式出账，至2016年4月未作归还处理。
3．与邓某签定的《山场承包合同》，合同记载造林面积为89亩，该地块没有林业有关部门的造林验收单，经三明山水勘测规划有限公司实地测量造林面积62.98亩。付款时按每亩1万元给予确定青苗补偿面积，采取预借补偿款的形式出账，至2016年4月未作归还处理。
22、被告人邓冠秋的供述，供认：他担任永安市燕北街道飞桥村党支部书记的职责是主要负责飞桥村的党政工作及飞桥村的新村建设，同时协助政府处理征地的相关事务。在北部工业新城征地的过程中，有担任燕北街道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及燕北街道征地办公室成员。
当时永安市燕北街道有出台成立“永安市北部工业新城燕北街道工作领导小组”的正式文件，大概是2012年2月份左右，该文件有任命他和邓日超为永安市北部工业新城燕北街道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组长是时任燕北街道党工委书记何瑞祥。2012年4月份的时候，永安市燕北街道有出台成立“永安市北部工业新城燕北街道征地办公室”的正式文件，该文件任命他和邓日超为永安市北部工业新城燕北街道征地办公室，征地办主任是时任燕北街道人大主任管太伟。
他担任永安市北部工业新城燕北街道征地办领导小组成员及永安市北部工业新城燕北街道征地办公室成员的工作职责主要是在燕北街道征地办的领导下，在征地工作中做好征地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宣传，协助做村民的思想工作，对被征对象实地走访初步摸底，落实土地面积，进行核实，做好林地、耕地等真实性调查工作。如果有发现群众有抢种，抢建等行为要及时制止并上报燕北街道征地办等上级部门。
北部工业新城项目在飞桥村征地的时候，他有和村主任邓日超、副村长潘启生、村出纳江家长一起，将一片原本没有造林的荒山抢种下一批树苗，并虚构了一份他姐姐邓某承包集体山场的合同，骗取国家的青苗补偿款。2012年春节前，他了解到江家长在飞桥村马坑山场种植林木，而村主任邓日超和副村长潘启生都有股份，他作为飞桥村书记不知道这回事，当时非常生气，就打电话给江家长，说你们在马坑山场植树造林，也没有给他股份，都不要跟他说下，江家长当时没有说那么细，说到时候由征地补偿的时候会分一点给他。过了几天，江家长打电话，让他到尼葛兄弟茶博园和江家长、邓日超、潘启生商量马坑山场林地的事情。到了茶博园后，四个人在泡茶的时候，江家长提出，他和邓日超、潘启生2010年底植树造林的山场也分一份股份给他，他占四分之一，之前植树及租赁山场的成本他也要分担四分之一，同时希望以他姐姐邓某的名义将这块地隔壁的山场也租下来，抢种树苗，这样能够在燕北街道征迁的过程中获得更多的青苗补偿，抢种的林地中股份他们四人也是平均分，成本和收益各占四分之一，他跟邓日超、潘启生都表示同意。同时商量决定由潘启生和江家长负责现场管理，抢种林木，他和邓日超负责协调这两块林地征地青苗补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一致同意把协议时间写到2011年1月1日，时间往前写在征地的时候才能领取山场的青苗补偿，如果按照实际时间填写会拿不到青苗补偿款。
2012年夏天，他和邓日超、江家长、潘启生在茶博园有一起商量征地的事情，决定由他出面去找燕北街道征地办和燕北街道办事处的领导谈这个事情。之后，他就单独找燕北街道办事处的书记何瑞祥去谈，经过商量，谈妥青苗补偿费为到l万元每亩。过了一段时间，征地办的工作人员就带着测量人员到马坑山场林地进行实地测量。
在青苗补偿协议签订之前，他跟邓日超一起去找时任燕北街道党工委书记何瑞祥，经过何瑞祥同意，他们以预借的形式将青苗补偿款领出来，正式结算的时候可以进行折抵。2012年7月份左右，他、邓曰超、潘启生、江家长四个各分15万元，剩余5万元给了苏永生。之后几笔他就记不住时间了，具体以征地办的财务凭证为准，只知道最后他们四个一共借了258万元。其中有一次预借青苗补偿费后，何瑞祥联系他，叫他借20万给燕北街道用于燕北街道干部旅游开销。他一共从燕北街道征地办领了大概50万元人民币左右的征地青苗补偿款，具体要以相关财务凭证为准。
2011年年底他们就知道了政府要征飞桥村的地，当时燕北街道办事处有召集他们飞桥村几个村干部一起开会，他和邓日超、潘启生都有一块去，当时燕北街道办事处有通报了征地的基本情况，也告诉了大概的征地范围，并且强调了不得抢种和违规抢建搭建等情况。
这两块林地都是飞桥村村集体的林地。他们签订两份租地协议没有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和村委会讨论，就他们4个人商量了一下。
他们虚构合同这片山场没有真实的开荒种植过，只有为了应付街道办，在山场上抢种了一些小苗木，是由江家长和潘启生负责的。如果没有邓某这份协议书，这片山场是没有林木补偿的，只有林地的补偿款，也是属于集体所有的。
燕北街道干部旅游开销要用钱找他们借他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他们征地的青苗补偿费标准较高，街道领导认为已经多给他们钱了；第二个是以邓某名义租用的山场树苗是抢种的，街道将原本不能补偿的地块也按照正常的造林山地的青苗补偿费补偿给他们，所以何瑞祥向他们要他们也就同意了。
本院认为，被告人邓冠秋伙同他人利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职务便利，共同贪污国家补偿款人民币40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系共同犯罪。案发后邓冠秋主动投案，并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属自首，可以减轻处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邓冠秋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5万元（罚金应于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6年12月6日起至2019年5月5日止）。
二、继续责令被告人邓冠秋退出赃款人民币40万元，发还被害单位。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树苏建
审 判 员 刘 珊
人民陪审员 郑 婕
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林金华
附：本案所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八十二条【贪污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
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
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
第三百八十三条【对犯贪污罪的处罚规定】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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