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10654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王祖严，男，1951年9月2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
委托代理人：吴海滨、何春珍，均系广东百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从化支行。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
负责人：邹崇光，该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彭志贞，女，汉族，1965年7月11日出生，系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营业部职员。
委托代理人：陶峰，男，1979年6月10月出生，汉族，系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营业部职员。
上诉人王祖严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从化支行（以下简称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2015）穗从法民二初字第6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王祖严(委托人)与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受托人)签订时间记载为2011年10月20日的《委托代理协议》(编号为：2011年委托字第0057号)，约定王祖严委托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办理委托贷款业务，即委托人提供贷款资金，受托人按照委托人指定贷款对象、用途、金额、期限、利率等代为发放并协助收回贷款。该委托协议第二条约定：委托人应自行确定委托贷款的借款人，借款用途、借款金额、借款期限、借款利率等事宜，并与受托人、借款人签订《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委托人确定的借款人应具有合法的借款主体资格；贷款用途应符合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贷款金额不得超过委托资金的额度；贷款利率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上限。第三条约定：委托人应自行确定委托贷款是否实行担保。若实行担保，应对借款人选择的担保人或担保物进行确定，并对担保的合法性和可靠性等进行审查。委托受托人与担保人签订《委托贷款担保合同》。第六条约定：委托人应自行承担委托贷款的风险，不得以任何形式要求受托人承担贷款风险。借款人不能按期归还贷款本金或利息，委托人不得要求受托人承担还本付息责任。第八条约定：委托人应按委托贷款金额、期限、约定手续费率向受托人支付手续费。本协议项下委托贷款的约定手续费率为0.15％；手续费的支付时间和支付方式为在贷款发放时由借款人一次性支付，手续费支付不能以借款人是否按期还本付息为条件。第十二条约定委托人声明(一)本委托是委托人的自主行为；(二)委托资金来源合法，并为委托人自主支配；(三)委托人和指定的借款人身份合法；(四)委托贷款用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五)一切贷款风险由委托人承担，受托人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贷款风险。第十四条约定：委托贷款实行担保并由委托人委托受托人办理担保事宜的，受托人应根据委托人的书面通知，与有关担保人签订担保合同，并将担保合同交由委托人认可和出具书面意见。第二十四条约定：受托人在办理委托贷款业务中，应将贷款发放、管理、收回(或催收、诉讼)的办理情况及时向委托人报告。尤其是借款人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以及出现的任何可能或足以影响委托贷款安全的重大事项，应及时通知委托人，并根据委托人指示采取适当的措施。第二十五条约定：因委托资金来源、贷款对象、用途不合法等因素导致的一切后果由委托人承担。第二十七条约定：受托人未按本协议及本协议项下的《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和《委托贷款通知书》的要求发放委托贷款，导致委托人发生损失的，受托人应承担相应责任。王祖严出具时间记载为2011年10月20日的《委托贷款业务委托书》，王祖严委托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向指定借款人大翔公司委托贷款800万元用于临时资金周转。该委托书中载明：此项委托贷款的对象、金额、种类、用途、期限、贷款利率等由委托人确定，担保方式为空白。王祖严发出时间记载时间为2012年10月20日的《委托贷款通知书》通知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向借款人大翔公司发放800万元贷款，王祖严(委托人)、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受托人)、大翔公司(借款人)签订时间记载为2011年10月20日的《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编号为：2011年委借字第0057号)，约定贷款金额为800万；贷款的年利率为21.6％，按月结息，结息日为每月的20日；期限为7个月，从2011年10月20日起至2012年5月18日止；担保方式为空白；贷款用途为临时资金周转；委托人自行监督借款人对委托贷款资金的使用；受托人应及时以书面方式向借款人催收未按期归还的本金和支付的利息，对借款人确实无力归还贷款的，将催收借款人和保证人的情况报告委托人。2011年10月20日，王祖严向大翔公司转账支付800万元贷款。其后大翔公司自2011年10月26日起至2012年5月止陆续向王祖严支付利息，2012年5月18日归还本金1OO万元。2012年5月后再未向王祖严支付利息及本金。2012年5月31日开始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多次向大翔公司挂号信邮寄《中国工商银行催收逾期贷款本息通知书》，向大翔公司催收贷款欠息，未果。
王祖严(委托人)又与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受托人)签订时间记载为2011年11月8日的《委托代理协议》(编号为：2011年委托字第0063号)，约定王祖严委托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办理委托贷款业务，具体约定的内容与上述委托代理协议一致。王祖严出具时间记载为2011年11月8日的《委
托贷款业务委托书》，王祖严委托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向指定借款人大翔公司委托贷款700万元用于临时资金周转。该委托书中载明：此项委托贷款的对象、金额、种类、用途、期限、贷款利率等由委托人确定，担保方式为空白。王祖严(委托人)、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受托人)、大翔公司(借款人)签订时间记载为2011年11月8日的《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约定贷款金额为700万元；贷款的年利率为21.6％；期限为7个月，从2011年11月8日起至2012年6月7日止；担保方式为空白；贷款用途为临时资金周转；委托人自行监督借款人对委托贷款资金的使用；受托人应及时以书面方式向借款人催收未按期归还本金和支付的利息，对借款人确实无力归还贷款的，将催收借款人和保证人的情况报告委托人。王祖严发出时间记载为2011年月8日的《委托贷款通知书》通知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向借款人大翔公司发放700万元贷款。同日大翔公司收到王祖严转账支付的700万元贷款。该笔贷款未显示大翔公司向王祖严支付利息。2012年7月11日，王祖严收到大翔公司偿还的700万元本金。
王祖严遂向广州市公安局从化分局报案，经过公安机关侦查，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张为群、招平、黄文辉犯合同诈骗罪、贷款诈骗罪、虚假出资罪；被告吴彩华犯合同诈骗罪、贷款诈骗罪；被告人梁建中犯贷款诈骗罪、虚假出资罪，于2013年7月22日提起公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一审审理，于2013年10月30日作出(2013)穗中法刑二初字第110号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查明：2011年6月至2012年2月期间，被告人张为群相继纠集被告人黄文辉、吴彩华、梁建中和招平，利用由其虚假出资取得或成立并实际由其控制的广东东汇融资担保公司、广东大翔投资有限公司、广州市国金贸易有限公司、广州振中市场投资有限公司、广州大翔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广州亿鹏贸易有限公司等空壳公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上述五公司实力，以虚假名义和伪造合同、提供虚假文件、加盖私刻印章等手段，骗取银行信任，从而相继通过振中公司和国金公司共骗取被害人王祖严的借款3000万元；通过大翔公司和国金公司共骗取被害人王祖严的借款1700万元；通过大翔公司和亿鹏公司分别骗取了银行贷款2000万元和600万元。并判决：“一、被告人张为群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并处罚金600万元；犯贷款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并处罚金50万元。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并处罚金650万元(罚金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次日起一个月内向本院一次性缴纳)。……六、侦查机关冻结的涉案广东东汇融资担保公司、广东国金投资有限公司、广州市国金贸易有限公司、广州振中市场投资有限公司、广州大翔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广州亿鹏贸易有限公司名下银行账户内的资金，系供犯罪所用之财物，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侦查机关冻结被告人张为群名下银行账户的存款、扣押的人民币57703元以及A077VE奥迪汽车一辆在拍卖折算现金后，充作本判决第一项中的罚金，上缴国库。七、继续追缴被告人张为群的犯罪所得发还被害人。”张为群、黄文辉、吴彩华、梁建中、招平不服提起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并于2014年2月28日作出(2014)粤高法刑二终字第3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3)穗中法刑二初字第1lO号刑事判决书已于2014年3月21日生效。
2013年9月5日，广东省从化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陈汝威、邝东宁、李淑辉、吴清寅犯违法发放贷款罪并向从化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从化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陈汝威、邝东宁、李淑辉、吴清寅身为国有企业的工作人员，在经办、审查、审批大翔公司、亿鹏公司贷款业务的过程中，没有正确履行职责，工作严重不负责任，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均已构成国有公司、企业单位人员失职罪，并判处了相应刑罚。关于本案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从化支行是否应就委托贷款部分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该判决认为：王某严、黄某西被张为群等人利用国金公司等四间空壳公司，以虚假名义和伪造合同、提供虚假文件等手段，通过签订《委托贷款借款合同》骗取借款，张为群等人诈骗的并非是银行贷款而是委托人王某严、黄某西的个人资产。如作为受托方的银行未全面、正确履行《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则委托人王某严、黄某西可追究银行方的违约责任。判后从化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被告人陈汝威、邝东宁、李淑辉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陈汝威、邝东宁、李淑辉、吴清寅的行为均不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不予支持。对于陈汝威、邝东宁、李淑辉、吴清寅是否应就委托贷款部分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评判如下：国有公司、企业单位人员失职罪客观要件要求“造成国有公司、企业破产或者严重损失，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委托贷款部分属私有财产，并非国有公司、企业财产，不属于本罪名调整、规范的范围，故陈汝威等不应就委托贷款部分承担刑事责任，检察机关对此的抗诉意见不予支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17日作出(2014)穗中法刑二终字第597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抗诉，维持原判。
另查明：2013年6月16日，从化市公安局委托广东流溪司法会计鉴定所对王祖严、黄某涉嫌被合同诈骗案的涉案资金的流向及涉及的公司、个人的财务状况等进行司法会计鉴定；广东流溪司法会计鉴定所于2013年7月20日出具穗司鉴字20131802900009号《鉴定意见书》记载：涉案贷款，根据现有资料不能显示资金的去向，对一些贷款资金的流向也无法继续追踪；涉案的贷款合同和程序等方面存在问题：(1)委托贷款合同内容对委托人的资金安全无法保障，借款用途不明确。王祖严的委托贷款无担保人，担保方式为信用，而且贷款用途为“经营周转”或“临时资金周转”，没有明确的贷款用途，令《委托贷款借款合同》中的“借款人要按约定用途用该项委托贷款，不得挤占挪用”的监管条款形同虚设，不符合《中国工商银行委托贷款业务管理办法》第五条的受托人不接受借款用途不明确的委托贷款的规定。(2)王祖严、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和大翔公司三方于2011年11月8日签订的《委托贷款借款合同》(2011年委借字第0063号)，该委托合同的借款人的签署人非法定代表人而是授权代理人黄XX(因签字字迹潦草难以分辨)，对黄xx是否有权签署有待进一步查证。(3)根据《中国工商银行委托贷款业务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在签订《委托贷款借款合同》之前，受托人应对借款人进行必要的审查，确认其具备合法的借款主体资格。”，对受托人是否实施了有效的必要审查存疑。
王祖严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工行广州从化支行赔偿王祖严贷款本金损失700万元；2、判令工行广州从化支行赔偿王祖严利息损失4788000元（利息按贷款年利率21.6%计算，自2011年11月8日暂计至2015年6月7日为5418000元，扣除借款人此前支付的630000元利息，王祖严的利息损失暂计4788000元；上述利息损失从逾期之日起计至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实际清偿之日止）；3、判令工行广州从化支行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争议的焦点为：1、本案是否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2、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应否赔偿王祖严的损失？关于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由此可见，属于继续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赃款赃物，应属于侦查、控诉工作的延续，不属于民事诉讼案件受理范围。而本案中王祖严起诉的主体非大翔公司，而是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并非上述刑事案件的被告人，亦未被判决承担刑事责任，故王祖严基于委托合同民事法律关系起诉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属于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关于焦点二，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可见，工行广州从化支行作为受托人是否应赔偿王祖严的损失，要审查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在签订和履行委托合同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过错程度以及造成王祖严损失的原因力大小，并应综合王祖严自身有无过错以及第三人的过错程度来综合认定。
首先，关于王祖严和工行广州从化支行签订的2011年委托字第0057号、第0063号两份《委托代理协议》的效力问题。王祖严和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在该协议中的签名和签章均是真实的，王祖严认为其签名时该委托协议的内容为空白，其对合同内容不清楚，但该委托代理协议主要内容在王祖严签字时均是事先拟定好的，只在关于手续费、违约金、纠纷解决方式的内容方面需要填写，王祖严签名时对于协议已拟定好的内容以及合同有需要填写的内容应当是知晓的，且双方已按照合同的约定办理了委托贷款业务、收取手续费，履行了合同的主要义务，故上述《委托代理协议》是王祖严和工行广州从化支行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委托合同关系成立，该委托代理协议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亦未被认定存在诈骗等犯罪行为，故合法有效，该协议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工行广州从化支行按照0.15％费率收取手续费，双方之间属于有偿的委托合同，如因工行广州从化支行的过错给王祖严造成损失的，王祖严作为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其次，关于王祖严认为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在签订、履行上述委托合同过程中存在如下过错，应赔偿王祖严损失的主张，一审法院作如下认定：1、王祖严认为工行广州从化支行违规介绍涉案委托贷款，违反了《中国工商银行委托贷款业务管理办法》第一章第五条以及《中国工商银行信贷管理手册》第八十七章第一节第(一)条第二款关于“不为委托人介绍借款人，不接受借款用途不明确和没有指定借款人的委托借款”的规定。工行广州从化支行抗辩认为，银行的管理规定是内部规定，不构成对王祖严的承诺，不属于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并且根据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第二条的约定，委托人应自行确定委托贷款的借款人。《中国工商银行委托贷款业务管理办法》、《中国工商银行信贷管理手册》是工商银行的内部管理规定和操作规范，工行广州从化支行作为工商银行的分支机构除了应当遵守与王祖严签订的委托合同中约定的义务以外，还应当按照上述规定的要求办理委托贷款业务，以尽到合理、审慎的注意义务。根据已生效的(2013)穗中法刑二初字第110号刑事判决书，以及陈汝威的讯问笔录可以证实，王祖严与大翔公司在前并不相识，陈汝威作为当时工行广州从化支行的副行长向王祖严介绍了涉案的委托贷款业务，违反了《中国工商银行委托贷款业务管理办法》第五条相关规定，工行广州从化支行作为专业机构没有按照管理办法规范自己的行为，未尽到审慎注意义务，从中介绍贷款，影响王祖严对借款人的确定，存在一定过错。2、王祖严认为本案的借贷双方是在互不认识，从未协商、见面的情况下，由工行广州从化支行主导完成的，内容由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填写，与《贷款通则》所规定的委托贷款不同，且工行广州从化支行虚假陈述借款人的实际情况，导致王祖严无法正常预判投资风险，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五条关于居间合同的居间人应当就有关订立合同的事项向委托人如实报告的规定。(1)合同订立的形式多样，能否成立的关键是双方能否就合同的主要条款达成合意。王祖严与借款人订立合同时虽未见面，但根据王祖严的陈述其是知道贷款对象是大翔公司的，三方签订的《委托贷款借款合同》亦具备合同的形式和内容，合同内容中部分手填之处主要是关于借款金额、期限、利率、用途、担保、违约金等条款，根据王祖严起诉状中的陈述其在签署借款合同前对于借款金额、期限、利率、用途、借款对象是清楚的，王祖严也按照合同约定的金额发放了贷款、支付了手续费、收取了利息，实际履行了合同的主要内容。王祖严认为其对借款人信用担保事宜不知情应由工行广州从化支行作信用担保，但《委托贷款业务委托书》在王祖严签名时担保方式处已标明为空白，并且王祖严在放款前并没有签署过任何担保合同，也未提出异议，亦无证据证明工行广州从化支行承诺为涉案贷款提供信用担保，且《中国工商银行信贷管理手册》第二节第(四)条明确规定了银行不能提供担保，王祖严应当意识到涉案委托贷款放款前没有任何形式的担保。因此，上述《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包括手填部分内容在内，缔约各方是达成了合意的，合同依法成立，在签订该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的过程中手填部分并不影响合同的成立，且与王祖严的损失并无因果关系，亦未实际影响王祖严的风险判断。(2)关于王祖严认为工行广州从化支行虚假陈述借款人实际情况的问题。根据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第二条的规定，王祖严应自行确定委托贷款的借款人、借款用途、借款金额、借款期限、借款利率等事宜，双方并未约定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具有调查借款人实际情况的义务。《中国工商银行委托贷款业务管理办法》、《中国工商银行信贷管理手册》对于贷前调查的规定也主要是关于对委托资金来源、用途的合法性，以及对委托人、借款人的身份证明、合法主体资格和委托书要素的审查，对于委托人和借款人是企业的，受托人应要求其提供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和年检证明、会计报表，这主要是关于银行业务受理时贷款发放前审查方面的要求，并非贷后监管方面的规定。工行广州从化支行所作的委托贷款调查报告是内部审批流程的一部分，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审查了涉案贷款借款人的身份、主体资格、委托资金来源及用途，该贷前调查报告未提供王祖严参考，不会产生误导王祖严的后果。3、王祖严认为工行广州从化支行未审查借款人主体资格、银行流水、还款能力、经营状况、财务状况、不良记录，以及对借款人进行实地调查，违反了《中国工商银行委托贷款业务管理办法》第二十一、第二十三条规定的委托贷款发放手续应参照自营贷款发放手续办理。该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在签订《委托贷款借款合同》之前，受托人应对借款人进行必要的审查，确认其具备合同法的借款主体资格。”对借款人主体资格的审查主要是指借款人应具有合法的主体资格，该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委托贷款发放手续，应参照自营贷款发放手续办理”主要指合同签订后的贷款发放程序参照自营贷款，而未规定贷前手续的办理应参照自营贷款办理。此外该办法对委托贷款受托人是否应对借款人的财务状况、经营状况、还款能力进行调查，以及是否应进行实地调查方面没有明确规定。4、王祖严认为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在2012年2月29日对李淑辉作出《整改决定通知书》时就已发现涉案贷款存在风险漏洞、资料不齐全，但未如实告知王祖严，且在借款人出现欠息和不足额支付利息的重大事项情况下，未及时通知王祖严和采取相应补救措施，违反双方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第二十四条“受托人在办理委托贷款业务中，应将贷款发放、管理、收回(或催收、诉讼)的办理情况及时向委托人报告。尤其是借款人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以及出现的任何可能或足以影响委托贷款安全的重大事项，应及时通知委托人，并根据委托人指示采取适当的措施。”的约定，以及《中国工商银行委托贷款业务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每笔委托贷款在结算日期前3个工作日或贷款到期前10个工作日，受托人可通电话、传真、公函等形式提示借款人按时支付利息或到期还本付息，并做好通知记录”，第三十一条“受托人应按月同委托人核对委托业务明细账”，以及《中国工商银行信贷管理手册》第八十七章第六节第(七)条“受托人在委托贷款发放、管理和收回过程中，应履行必要的义务，及时将有关情况书面通知委托人。对借款人出现的任何可能或足以影响委托贷款安全的重大事项，受托人应及时书面通知委托人”的规定。工行广州从化支行于2012年对李淑辉的《整改决定通知书》要求其作为经办人补全所经办委托贷款欠缺的资料，不足以证明工行广州从化支行早已知道大翔公司出现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以及其他足以影响委托贷款安全的重大事项。但根据工行广州从化支行提供的贷款利息清单和转账凭证，2011委借字第0063号《委托贷款借款合同》对应的借款大翔公司自始未支付利息，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并未就该笔贷款向大翔公司寄送《中国工商银行催收逾期贷款本息通知书》，工行广州从化支行亦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有按照贷款管理手册的规定向借款人催收并将催收结果书面告知王祖严。5、王祖严认为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在贷款使用过程中未对贷款流向和用途进行必要的跟踪管理。《中国工商银行委托贷款业务管理办法》和《中国工商银行信贷管理手册》规定了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在贷前应审查贷款资金用途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和有关政策规定，本案借款用途约定为临时资金周转不违反法律规定。关于工行广州从化支行贷后是否还具有监督资金流向的义务，《中国工商银行信贷管理手册》第八十七章“委托贷款”第六节“管理与收回”第（一）条规定如委托人特别要求监督贷款使用事项，应在委托贷款借款合同中明确具体监督事项和监督措施，并加收手续费。《中国工商银行信贷管理手册》第十六条第（一）项规定：贷款金额1亿元人民币以下月手续费率1.15‰-3‰，委托贷款发放时一次性收取手续费的，年手续费率不低于1.15‰。本案双方在《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第十条中约定由委托人自行监督委托贷款资金的使用，并且工行广州从化支行收取手续费率为0.15‰，并未加收手续费。因此王祖严认为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具有监督贷款资金使用义务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6、王祖严认为贷款逾期后陈汝威要求王祖严不要报警，导致王祖严错过挽回损失的机会。此不属于委托事项，并且王祖严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是否报警应有自己的合理判断，不属于工行广州从化支行的过错。7、王祖严认为工行广州从化支行的工作人员在办理涉案贷款业务过程中接收张为群等人的财务贿赂、吃请，并申请法院调取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在二审期间提交的唐太军、张为群的证人笔录。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工作人员发放的贷款除本案贷款外还有其他委托贷款和自营贷款，关于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工作人员在自营贷款中的违法行为已经法院判决，但并未认定在本案委托贷款过程中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工作人员有犯罪行为，接受吃请应属于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工作人员的个人行为，与委托贷款的发放是否合法以及工行广州从化支行是否存在导致王祖严损失的过错没有必然关联性。8、王祖严认为广东流溪司法会计鉴定所于2013年7月20日出具穗司鉴字20131802900009号《鉴定意见书》说明涉案的贷款合同和程序等方面存在问题。该鉴定意见书提出：涉案委托贷款用途为“经营周转”或“临时资金周转”，没有明确的贷款用途，不符合《中国工商银行委托贷款业务管理办法》第五条受托人不接受借款用途不明确的委托贷款的规定；《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的签署有瑕疵，借款人签名字迹迷糊；对于工行广州从化支行是否根据《中国工商银行委托贷款业务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在签订《委托贷款借款合同》之前，受托人应对借款人进行必要的审查，确认其具备合法的借款主体资格。”实施了有效的必要审查存疑。对此，该鉴定的委托事项主要是涉案资金的流向和涉案公司、个人的财务状况。《中国工商银行委托贷款业务管理办法》规定由委托人确定贷款用途，受托人应对用途的合法性进行审慎的审查，本案《委托贷款业务委托书》及《委托贷款借款合同》中均约定用途为临时资金周转，不违反法律规定。王祖严、工行广州从化支行与大翔公司签订的《委托贷款借款合同》中借款人签名字迹模糊，但该合同中有大翔公司的盖章，不影响合同的成立。与王祖严损失没有因果关系。综上所述，上述王祖严认为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存在违反《中国工商银行委托贷款业务管理办法》第五条违规介绍贷款，影响王祖严对借款人的确定，以及违反《中国工商银行信贷管理手册》的规定在借款人逾期支付利息时未催收并将催收结果书面告知王祖严以提示风险的情况。委托贷款业务是银行的中间业务，《中国工商银行委托贷款业务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受托人不承担任何贷款风险。工行广州从化支行虽然存在上述违反管理规定的情形，但是本案中导致王祖严损失的根本原因和主要原因是案外人大翔公司等人的诈骗行为所致，王祖严自身亦存在较大过错：一方面王祖严和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在《委托代理协议》第二条中约定了王祖严应自行确定委托贷款的借款人，可见王祖严具有确定贷款对象的权利义务，其应审慎确定贷款对象。从王祖严陈述的事实来看，王祖严对于贷款的对象是大翔公司事先是清楚的，最终是否放贷给借款人的决定权在于王祖严，工行广州从化支行虽然在逾期支付利息时未催收并将催收结果书面告知王祖严，程序上存在瑕疵，但王祖严对于借款人每月是否足额支付利息的情况应当是知晓的，王祖严应注意采取有效措施防范风险。综上，虽然工行广州从化支行未按照《中国工商银行委托贷款业务管理办法》和《中国工商银行信贷管理手册》的要求对自己的行为尽到审慎注意义务，为王祖严介绍了涉案贷款，并在借款人逾期支付利息时未催收并将催收结果书面告知王祖严，但工行广州从化支行的过错对于造成王祖严损失的原因力较小，诈骗分子的主要因素以及王祖严在上述问题上自身存在较大的过错，均减轻了工行广州从化支行的责任。综合上述原因、理据，应由工行广州从化支行赔偿王祖严损失35万元(约占涉案未收回的委托贷款本金的5％)为宜。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作出判决：一、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应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赔偿35万元给王祖严；二、驳回王祖严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92528元，由工行广州从化支行负担6550元，王祖严负担85978元。
判后，王祖严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关于王祖严与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在订立涉案合同文件过程中发生的，且与本案有重大关联的事实，一审判决未予查明。因本案属于合同纠纷之诉，王祖严诉请要求工行广州从化支行承担赔偿责任的其中一个主要事实依据是认为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在合同订立过程中存在重大过错，且王祖严在一审期间就该事实提供了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关于工行广州从化支行有无故意隐瞒、虚构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大事项、其虚构银行己对借款人进行调查且借款人经济实力强的陈述是否会影响王祖严对风险的判断，以及工行广州从化支行订立合同时有无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等问题，均对本案的定性及判决结果产生直接的影响。但在王祖严提供了充分证据，且能客观反映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在合同订立过程中存在重大过错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却对该事实“视而不见”，有偏帮工行广州从化支行逃避责任之嫌。王祖严现根据(2014)穗中法刑二终字第597号案中司法机关依法调取的证据，就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存在重大过错的事实作如下简要概括：1、关于借款人是工行广州从化支行介绍、指定的事实，一审判决也予以认可。事实上，在签署委托贷款合同文件前，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在明知借贷双方互不认识、且未就借贷事宜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不仅未如实告知王祖严借款人的真实情况及信息，反而对王祖严谎称其工作人员此前已对借款人进行过贷前调查工作，甚至虚构了借款人经济实力强，资信好，已投资多个大型市场等事实，并自称借款人在银行申请的固定资产融资担保的企业贷款己通过银行的审批、银行会提供担保确保王祖严资金安全等。关于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在合同订立时虚构借款人经济能力强等问题，有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出具的《关于向国金公司发放1000万元委托贷款的调查报告》、《关于向广州大翔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发放800万元委托贷款的调查报告》、《关于向广州大翔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发放700万元委托贷款的调查报告》、《关于对广州大翔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调查情况汇报》、《关于广州大翔软件科技有限公司表外业务被公安机关调查取证的重大事项报告》、《关于广州大翔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及广州亿鹏贸易有限公司贷款调查情况》、《关于广东国金投资有限公司被公安机关调查的重大事项情况报告》，以及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对振中、伦惠、亿鹏等公司的贷款前后的调查报告等证据，以及被害人黄某、王祖严报案笔录，工行广州从化支行信贷部门工作人员吴清寅、邝东宁、郑桂华、陈惠芬，以及借款方的吴彩华、黄文辉等人的讯问、询问笔录等证据可以证实。其中，工行广州从化支行主管信贷工作的副行长陈汝威在接受公安机关调查时也曾多次表示悔意。其在2012年10月24日《讯问笔录》中表示：“…因为我没有亲自去审核上述四间公司的偿债能力和企业现金流情况，并将此情况告知黄某和王祖严，后来上述四间公司没有按期偿还本金和利息，最终导致黄某和王祖严损失，这些都是由于我没有为客户把好关而造成，假如当时我有对上述四间公司的偿债能力和企业现金流情况审核并把好关，然后将实际情况告知黄某和王祖严，我相信黄某和王祖严会审慎决定是否和上述四间公司签订委托借贷合同…”另借款方的实际控制人张为群则表示，其向陈汝威表达贷款意愿后，陈汝威除了表示同意帮其想办法外，甚至还指导张为群等诈骗分子需要制作、提供虚假的贷款审批文件(详见(2014)穗法刑二终字第597号案抗诉机关调取的张为群和唐太军笔录，王祖严在一审期间依法申请一审法院调取张为群、唐太军的调查笔录，但一审法院未予批准，现依法申请二审法院予以调取)。2、在签署委贷文件之前，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基于诚信原则，理应如实反映借款人的真实情况，但其明知王祖严不认识借款人，却未向王祖严提供任何与借款方有关的资料或信息，也未提供借款方的联系方式，更未警示王祖严应当如何调查了解借款方的情况。工行广州从化支行作为银行机构，是法律、制度规范的国有企业，王祖严相信工行广州从化支行不会故意隐瞒、虚构借款人真实情况，并在签署委贷文件时未对其提供的空白格式文本提出异议，也未对工行广州从化支行提供的虚假的借款人情况持怀疑态度，属于人之常情；另从银行机构的交易习惯来看，工行广州从化支行提供的格式合同是不允许修改，因此，王祖严没有就上述问题提异议，并不能据此减免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因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而产生的赔偿责任。3、关于王祖严签署空白格式文本、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工作人员私下填写其他内容的事实，除了工行广州从化支行信贷部门的吴清寅、巢某等人的证言，以及被害人黄某的报案笔录可以证实外；借款方的张为群、黄文辉、吴彩华、招平、唐太军、熊伟强等人表示，在贷款前，借款方通过贿送巨额现金、财物、吃请等方式，与银行的陈汝威等人打好关系了，否则，类似的空壳公司是不可能贷到款的。换而言之，工行广州从化支行仅仅向王祖严提供了空白的格式合同文本交由王祖严签署，同时，工行广州从化支行提供的借款人的信息也是虚假的，王祖严根本不可能从中了解到借款人的真实信息，更无法进行相应调查。另工行广州从化支行作为受托人，在明知委托人不了解借款人，且未掌握借款人任何真实信息的情况下，理应审慎履行受托人义务，维护委托人的资金安全，这是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4、王祖严同意出借1700万元资金支持工行广州从化支行贷款业务后，并按工行广州从化支行的要求签署空白格式文件后，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并没有按正常的交易习惯将相关文件交给王祖严。除了“王祖严”是由本人签署外，其他内容都是工行广州从化支行私下填写的。5、关于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在办理委托贷款过程中，违规向王祖严介绍借款人的事实，有陈汝威、邝东宁、陈惠芬、吴清寅、巢某，以及借款方黄文辉、吴彩华等人的证言，生效的裁判文书等证据可以证实，一审判决亦认定该事实。如前所述，本案委贷业务是工行广州从化支行介绍的，借贷双方从未谋面，也未进行过任何协商，双方都是在工行广州从化支行主导操作的情况下在委贷文件上签名或盖章，故涉案的借款人、贷款用途、金额、期限、利率等客观上是工行广州从化支行指定并确定的。即查明的事实己认定上述贷款事项实际上是工行广州从化支行确定的，王祖严客观上也无法做到自行确定前述事项，因此，一审判决理应立足于该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认定评价工行广州从化支行有无过错，以及应承担多少责任，而不应该将相关的全部责任及风险“推卸”给无辜的王祖严。根据本案事实，王祖严与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前述的《委托代理协议》、《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等文件，实际上是工行广州从化支行为了“走程序”而制作的手续文件，其本身并不能客观反映本案事实，亦无法全面反映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判决理应立足于生效裁判及证据反映的客观事实认定双方各自责任，而非机械地按照委贷文件的表面文字认定本案事实。一审判决对上述关键事实只字不提，或对主要的客观事实“避重就轻”无非是为了帮助工行广州从化支行逃避责任。在此前提下作出的判决结果，谈何公平、公正？综上，在合同签订时，因工行广州从化支行故意隐瞒其不了解借款人以及未对借款人进行调查等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并提供了借款人经济实力强等虚假情况，导致王祖严无法正常预判风险，进而导致王祖严涉案本息损失，根据《合同法》第42条的规定，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应当赔偿王祖严的全部损失。一审判决未查明该事实，且未对工行广州从化支行的上述过错行为作相应评判，恳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二、一审判决未采纳生效裁判，以及司法机关依法调取的证据所反映的工行广州从化支行未全面、正确履行合同义务的事实，导致认定事实不清，违反了“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原则。根据(2013)穗中法刑二初字第110号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借款人(即诈骗分子)利用由其虚假出资取得或成立并实际由其控制的大翔、国金等空壳公司，以虚假名义和伪造合同、提供虚假文件、加盖私刻印章等手段，骗取工行广州从化支行信任后，通过工行广州从化支行骗得王祖严的1700万元借款本金。该生效裁判实际上已认定王祖严的损失是由于工行广州从化支行被骗所致。如工行广州从化支行根据实际的调查情况如实制作贷前调查报告的话，大翔、国金作为空壳公司，是不可能通过银行各级部门批准的。同理，如果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尽了调查义务，并将真实的调查结果告知王祖严，王祖严也绝对不可能将1700万元出借给负债累累的借款人，何况王祖严根本不认识借款人。据此，工行广州从化支行被骗的原因，工行广州从化支行有无能力和义务避免被骗，以及其被骗的事实与王祖严损失之间有无直接的因果关系，是一审判决应当查明的主要关键点，进而才能根据客观事实，依法评判所谓的损失责任分摊的问题。一审判决刻意回避工行广州从化支行被骗这一事实，实属不当。1、王祖严的本息损失与工行广州从化支行被骗的事实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根据(2013)穗中法刑二初字第110号刑事判决、公安机关出具的破案报告、司法鉴定意见书、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出具的针对借款人作出贷前、贷后调查报告、借款方、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工作人员的陈述以及王祖严的报案笔录等证据足以证明王祖严的损失是因为工行广州从化支行违规办理委托贷款业务，对借款人审查不严所致，故两者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一审判决亦认为工行广州从化支行的过错与王祖严的损失存在因果关系。2、工行广州从化支行未按约定、法定以及行业的规定履行受托人义务是其被骗的主要原因。根据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及相关证据材料，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过错，导致诈骗分子成功骗取其信任：(1)工行广州从化支行没有按规定审查借款人主体资料及其提供的贷款资料，也未按规定审查确定借款人的贷款资格。根据借款方的陈述，贷款合同不是公司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签的，而是随便找人签的；其中黄碧清根本就不认识大翔或国金公司的人，但却代为签署申请贷款的合同文件。所谓的项目合同也全是伪造的，且相关资料漏洞百出，但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却轻信诈骗分子而没有对其提供的资料和贷款资格进行必要的审查，导致受骗。另根据工行广州从化支行信贷部门的经办人巢某、吴清寅、邝东宁等人反映的情况也与借款方相关人员的说法基本印证。这足以说明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受骗的原因不是因为诈骗分子的手段有多高明，而是因为工行广州从化支行根本就没有按操作流程审查诈骗分子提供的贷款资料所致。即使工行广州从化支行自称其无须对借款人进行实地调查，但工行广州从化支行作为受托人，明知借款人非王祖严指定，且王祖严对借款人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也应当审慎履行受托人的法定义务，维护委托人的资金安全。(2)在发放贷款前，工行广州从化支行没有履行必要的调查义务，既未按借款人提供的资料进行必要的调查，也未审查借款人是否有无经营场所及实质经营项目，更未就借款人的还款能力作任何调查，甚至还根据虚假的资料和事实制作贷前调查报告，“误导”银行各级部门批准发放贷款；也未如实将未调查借款人实际情况的事实告知王祖严。根据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在贷款逾期后作出的调查报告及其工作人员的证言，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在贷款前没有按照相关操作办法对借款企业进行实地调查，只是根据诈骗分子提供的虚假资料制作贷前调查报告，没有到现场实地调查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忽略了企业提供资料的真实性等。在进行调查报告撰写时，没有做到尽职原则，使得贷前调查报告失去了客观性和真实性。工行广州从化支行按诈骗分子提供的虚假资料制作的贷前调查报告，也直接“误导”银行各级部门批准同意发放本案的贷款，进而导致王祖严本息损失。关于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应当对借款人进行调查但未作任何调查的事实，属于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在调查报告中自认的事实，且在签订合同时，工行广州从化支行也明确作出会对借款人进行实地调查的承诺；另工行广州从化支行的经办人对该事实也供认在案。对于双方认可的事实，一审判决依法应当采纳。由于工行广州从化支行是否应当对借款人进行调查的事实与本案的判决理由和结果均有重大的关联，但一审判决却违背双方自认的客观事实，机械地引用《委托代理协议》的表面文意将调查借款人的义务强加给王祖严。暂且不管一审法院违背客观事实和法律就本案作出裁判是基于何原因，只需要结合本案发生的前因后果，以及工行广州从化支行违规办理自营贷款导致国家巨额经济损失的事实，就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即：无论是国家损失，还是王祖严的个人损失，都是因为工行广州从化支行的工作人员不尽职，违法、违规办理贷款业务所致。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关于对借贷双方互不了解，且未进行任何协商，以及工行广州从化支行未对借款人进行任何调查的事实是明知的，其作为受托人未如实将真实情况告知王祖严，更未作任何提醒和警示；其作为受托人，不仅没有按约定、法定及行业规定为委托人提供优质服务，反而按借款人要求为借款人“殚精竭虑”；其工作人员为了完成贷款业务冲量及个人私利，将王祖严的资金安全置于“水深火热”之中。关于上述事实，王祖严已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却违背客观事实和法律，作出毫无原则和底线可言的判决理由及判项，其司法职业操守不得令人怀疑。（3）在委托资料不齐全，且借款人签署的合同文件不符合贷款要求的情况下，工行广州从化支行违反规定办理贷款发放手续。根据工行广州从化支行于2012年2月29日出具的《整改决定通知书》，可以证明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在委托贷款资料尚不齐全的情况下，发放了本案的贷款。另根据《中国工商银行委托贷款业务管理办法》、《信贷手册》的规定，以及陈汝威、陈慧芬、邝东宁、吴清寅、巢某等证人证言，发放委托贷款应当参照自营贷款的程序办理相关手续，即应依照《商业银行法》、《贷款通则》，以及工行广州从化支行行业规定的自营贷款的流程，对借款人进行实地考察，核实其主体资料的真实性，有无不良记录，审查其银行流水和财务状况有无异常，以及考察其真实的经营状况等，特别是对于信用担保的，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应对借款方的信用额度、账户流水、公司财务等必须严格审核等。但根据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借款公司工作人员的证言，以及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出具的调查报告，可以证实工行广州从化支行是违反规定发放贷款的。(4)正因为张为群等诈骗分子通过巨额贿赂、吃请、送财物等方式与工行广州从化支行信贷部门的工作人员“搞好关系”，而工行广州从化支行的工作人员因为收受了诈骗分子的好处，便对其广开绿灯，不对借款人的贷款资料和贷款资格作任何审查，对诈骗分子毫无防备，进而导致国家和个人的巨额经济损失。3、工行广州从化支行作为受托人，只须尽一般的审慎义务便足以避免王祖严的本息损失。在签署委托贷款合同文件之前，大翔公司、国金公司是空壳公司，没有经营场所，没有经营任何项目，且此前已对外发生了诸多贷款，其中欠工行广州从化支行的借款就高达2000万元，早己负债累累等。以上事实有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在案发后出具的《关于对广州大翔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调查情况汇报》、《关于广州大翔软件科技有限公司表外业务被公安机关调查取证的重大事项报告》、《关于广州大翔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及广州亿鹏贸易有限公司贷款调查情况》、《关于广东国金投资有限公司被公安机关调查的重大事项情况报告》，以及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和借款方工作人员证言等证据可以证实。既然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在案发后能通过自行调查获取借款人真实信息，也就直接说明工行广州从化支行是完全具备履行调查义务能力的。另据本案证据材料显示，张为群控制的空壳公司大部分的贷款都发生在工商银行，其中大翔公司的借款就高达2000万元，信贷经办人对此也是知情的。如工行广州从化支行通过内部系统稍作调查，完全可以发现大翔公司负债累累这一事实，对于大翔、国金此类空壳公司，本来是不具备贷款资格的，是因为工行广州从化支行不尽职，轻信诈骗分子，而完全致王祖严(委托人)的利益于不顾。换而言之，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只需要尽一般的审慎义务，就能完全了解借款人的真实情况，避免被骗。关于工行广州从化支行未按规定履行审查、调查义务后出具的错误的贷前调查报告，结合其在案发后作出的调查报告，也进一步说明工行广州从化支行确实对王祖严故意隐瞒了借款人的真实状况，且该错误的贷前调查报告，以及流于形式的报批手续正是导致银行各级部门最终批准同意向借款人发放贷款的主要原因。一审判决一方面认可该贷前调查报告是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内部审批流程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认为未提供给王祖严参考不会产生误导后果，但一审判决似乎对委托贷款的流程不了解，仿佛“忘了”该错误的贷前报告会直接影响银行各级部门是否批准向借款人发放涉案贷款。工行广州从化支行作为制度健全且关系国计民生的国有企业，其严格的内部审批制度是其取得办理委托贷款业务资格的条件之一，这也是王祖严信任工行广州从化支行的原因。既然工行广州从化支行获得了办理委托贷款业务的资格，并介绍、受理王祖严的委托贷款，就应当严格按规定的流程及操作规范办理，同时也应按《民法通则》、《合同法》的规定审慎履行受托人义务，不能因为王祖严信任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就可以减免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应承担的责任。4、工行广州从化支行作为受托人，在发现涉案的信贷业务存在漏洞和重大风险时，未及时告知王祖严并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根据工行广州从化支行于2012年2月29日出具的《整改决定通知书》，工行广州从化支行至少在2012年2月29日就己发现其工作人员未能严格按照工商银行公司业务章程及信贷业务管理办法认真履行职责，并发现其经办的信贷业务都存在不少漏洞和重大风险，以及资料不齐全就发放贷款的情况，但工行广州从化支行从未如实将该事实告知王祖严，或自行及时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5、贷款发放、管理与收回是双方约定的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应当履行的义务。《委托代理协议》第二十条关于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应当履行贷款发放、管理和收回义务，但未按约定履行该义务的事实，王祖严提供了《委托代理协议》、鉴定意见等证据予以证实，工行广州从化支行至今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全面履行了该义务，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三、一审判决遗漏查明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应当履行的监督借款人对贷款的使用是否符合本合同规定的用途，以及协助监督借款人生产经营管理情况的义务。由于工行广州从化支行未履行该约定义务，导致王祖严资金损失，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一审判决认为工行广州从化支行无须履行该义务的观点有违客观事实。关于委托人委托受托人监督借款人对委托贷款资金使用，委托人委托代为监督事项的约定详见《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第十条。四、一审判决遗漏审理王祖严依法提出的诉讼请求。因工行广州从化支行的过错，导致王祖严的本息损失，因此，王祖严根据本案事实，依照国家法律的规定，要求人民法院判令工行广州从化支行赔偿利息损失部分的诉请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但在一审判决查明、认定事实部分，甚至在判决理由和判项部分，均对王祖严依法提起的该项诉请只字不提。一审判决遗漏审理当事人依法提出的诉讼请求，侵犯了《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赋予王祖严的诉讼权利；一审判决遗漏该诉请未处理，等同于剥夺了王祖严的诉权，二审法院应当依法予以纠正。五、关于司法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依法调取的证据，能全面反映本案的客观事实，且与本案有重大的关联，一审判决却未依法予以采纳，也未在判决书中阐明证据不被采纳的理由，违反了法定程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有关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关于司法机关委托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当事人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的，可以认定其证明力。另从法理上来讲，对于民刑交叉的案件，审理民事诉讼部分的法院理应尊重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案件中依法调取的证据，并根据证据反映的情况对民事诉讼案件进行相应的评判，且刑事诉讼案件的证据要求和证明标准本已远远高于民事诉讼案件，因此，以刑事判决结果和司法机关依法调取的证据来判定民事案件，才能最大程度地查明案件事实。为了便于二审法院了解本案证据，王祖严就一审判决未采纳的部分关键证据主要作如下简要概括：(1)关于向国金公司发放1000万元委托贷款的调查报告；(2)关于向大翔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发放800万元委托贷款的调查报告。(3)关于向大翔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发放700万元委托贷款的调查报告。上述三组证据是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在未对借款人的贷款资格严格审查，以及对借款人进行贷前调查的情况下，违规作出的调查报告。该报告是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在案发前单方出具的，结合本案的证人证言，能直接反映工行广州从化支行未全面履行受托人义务的客观事实。该报告虚构借款人经济实力强、信誉好等事实，直接导致银行各级部门批准向诈骗分子发放贷款，与王祖严的损失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4)、广东流溪司法会计鉴定所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是司法机关依法委托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文书，在工行广州从化支行没有提供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一审判决径行否定该鉴定意见实属不妥。且该鉴定意见反映的不仅仅是证明“贷款资金用途不明”这一项事实，还能证实借款人提供的申请委托贷款资料是虚假的、涉案贷款资金去向不明、无法对资金流向进行追踪、合同内容对王祖严的资金安全无任何保障、贷款合同的签署有瑕疵，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对借款人审查不严，以及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在本案中存在失职等过错。(5)整改通知书。该《整改通知书》是工行广州从化支行针对其工作人员未按岗位职责及要求办理贷款业务而单方作出的整改决定。该证据是工行广州从化支行自认的事实，能直接反映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在2012年2月29日前发现其工作人员在委托贷款的资料不齐全的情况下将涉案贷款发放给借款人。一方面可以证明工行广州从化支行未按规定发放涉案贷款，另一方面可以证明工行广州从化支行发现贷款存在问题后没有及时告知王祖严，也未向王祖严作任何警示提醒。(6)关于对广州大翔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调查情况汇报；(7)关于广东国金投资有限公司被公安机关调查的重大事项报告；(8)关于大翔软件科技有限公司表外业务被公安机关调查取证的重大事项报告','2018-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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