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湘0104民初2843号
原告：邓任凭，男，1975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雨花区。
原告：赵祖明，男，1969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芙蓉区。
二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郑昌料，湖南海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湖南捞刀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沙市开福区三一大道349号君泰大厦701。
法定代表人苏义，董事长。
被告：赵立新，男，1969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岳麓区。
捞刀河公司、赵立新共同委托代理人：李莉，国浩律师（长沙）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黄晶，国浩律师（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坤，男，1974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长沙市开福区。
原告邓任凭、赵祖明诉被告湖南捞刀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捞刀河公司”）、赵立新、刘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4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7年7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邓任凭、赵祖明的代理人郑昌料，被告捞刀河公司、赵立新的委托代理人黄晶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刘坤经过本院合法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邓任凭、赵祖明诉称：2010年12月2日，捞刀河公司中标黄桥大道二段及南延线道路工程，该项目的建设单位为长沙先导公共设施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地点为岳麓区莲花镇五丰村，项目经理为刘湘，2011年1月，捞刀河公司与长沙先导公共设施投资建设有限公司签订《湖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施工范围为K0-840-K0+000的路基工程及市政桥梁工程，全长840m，包含道路土石方、路基防护、路面基层及人行道、排水工程和桥涵工程（挡土墙、雨九线跨线桥梁工程）。合同价款48381788.48元，最终按实际工程量结算。因该项目系赵立新借用被告捞刀河公司的资质中标，原告赵祖明经与赵立新多次协商沟通，达成施工承包意向，但要求原告赵祖明借用劳务公司资质进行承包施工并支付履约保证金1000000元。2011年3月5日，原告赵祖明和李光泽借用湖南辉跃劳动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资质，以湖南辉跃劳动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名义与赵立新委派的代表刘坤签订《黄桥大道雨九线跨线桥工程承包合同》（以下简称《承包合同》），《承包合同》约定：承包形式为包工包料；承包内容为K0-617.50-K0-353.50雨九线跨线桥桥梁施工部分（桩基、连梁、桥墩桥台、盖梁改良、小梁箱、桥面系及搭板等；工程计费为由甲方（项目部）扣除公司管理费、税金、项目投标费及项目配套费等费率总计18%后，计算本工程造价；履约保证金人民币1000000元，桩基完工后退还60%，主梁安装完成后退还40%;进度款支付为按月工程量60%（包括综合费用l8%），工程完工并验收一年后按合同总金额的20%（包括综合费用18%）支付，剩余合同总金额的20%(包括综合费用18%)在竣工验收合格后2年内付清。《承包合同》分别加盖“湖南捞刀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黄桥大道二段及南延线工程项目部”和“湖南辉跃劳动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合同专用章”印章，同时甲方刘坤签名，乙方赵祖明和李光泽分别签字。《承包合同》签订后，赵祖明随后向赵立新支付1000000元履约保证金。后因李光泽无资金投入施工，李光泽自动退出该项目的承包。原告赵祖明经朋友介绍认识邓任凭，邓任凭表示愿意与赵祖明承包该项目的施工。2011年3月25日，刘坤又以湖南捞刀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黄桥大道二段及南延线工程项目部的名义与赵祖明及借用长沙满合理劳务服务有限公司劳务资质的邓任凭签订《黄桥大道：雨九线跨线桥工程承包合同》（以下简称《承包合同2》），该合同的内容与《承包合同》内容一致，尾部分别加盖“湖南捞刀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黄桥大道二段及南延线工程项目部”和“长沙满合理劳务服务有限公司”印章，同时刘坤（实际代表赵立新）代表甲方签字，邓任凭代表乙方长沙满合理劳务服务有限公司签字，赵祖明单独签字。《承包合同2》签订以后，邓任凭与赵祖明合伙筹资共同进行施工，赵祖明负责材料采购，并委派肖某担任出纳，邓任凭负责施工现场的组织和管理。原告邓任凭投入自有资金2000000余元，与赵祖明共同借款3000000余元资金进场施工，包括代项目部向长沙市电力局支付变压器押金207900元，电力设施安装费用200000余元，购买的变压器500000元，伙食费和租房费用500000余元，前期垫付钢材和设施设备租金及人工工资3000000余元，退还的履约保证金全部用于支付劳务费和材料款。被告没有及时支付工程进度款，截止2012年6月工程进度款11216000元，加上向被告的借款1579700元，总共仅支付52795700元。导致欠付劳务费用、材料款、设备租金，特别是欠付长沙牛力混凝土厂款项达1580000余元，且面临支付巨额违约金，牛力混凝土厂多次催款。原告经过多次催要工程进度款，但是被告均没有予以支付，原告也无法筹集资金，实在没有办法，原告邓任凭于2012年9月9日向被告出具承诺书：于2012年9月18日前将黄桥大道一标雨九线跨线桥已完成工程部分所有经济、技术资料备齐移交，并与项目部签署项目转让协议，如未做到以上任何一条，本人承诺自愿承担商品砼货款产生的违约金额35万元支付给项目部。2012年10月6日，原告邓任凭未经赵祖明同意，即与被告刘坤签订《解除黄桥大道雨九线跨线桥工程承包合同协议书》。原告赵祖明因被相关债权人逼迫，且与邓任凭在承包本工程项目中产生很大矛盾和纠纷，均拒绝见面协商处理。两原告因在该项目亏损严重，原告邓任凭于2014年9月19日向开福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开福区人法院以(2014)开民一初字第040432号案件予以立案受理，因《承包合同2》中有原告赵祖明的签名，为维护原告赵祖明的合法权益，邓任凭于2016年6月2日申请撤诉。本案争议工程项目实际上是赵立新借用被告捞刀河公司的资质中标，由赵立新负责组织施工，赵立新聘请刘坤管理工程项目的施工，被告捞刀河公司没有参与本项目的施工管理，即使是中标通知单上项目经理刘湘，也从未来过施工现场，其签名均是他人伪造，项目管理机构的技术负责人龙自运、施工员缪建强、安全员陈东、质检员袁树、材料员谭波、预算员李正超、资料员骆志勇均没有到场。因此明显属于挂靠。另外长沙满合理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仅仅只有劳务分包资质，没有市政工程、桥梁施工资质，但是被告湖南捞刀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将中标的黄桥大道二段及南延线道路建设工程中的路基工程及市政桥梁工程肢解成路基和桥梁工程，将桥梁工程转包给原告邓任凭和赵祖明，明显违反《建筑法》第一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和《合同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三款的强制禁止性规定，显然无效。原告邓任凭未经共同承包人赵祖明的同意，即单方面与赵立新委派的代表刘坤签订《解除黄桥大道雨九线跨线桥工程承包合同协议书》．已经严重侵害原告赵祖明的合法权益，且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承包合同2》本身属无效合同，属于自始无效的，不存在解除的程序。因此，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确认2011年3月25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的《黄桥大道雨九线跨线桥工程承包合同》为建设工程转包且无效；二、确认2012年10月6日原告邓任凭与被告签订《解除黄桥大道雨九线跨线桥工程承包合同协议书》无效；三、三被告共同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被告捞刀河公司、赵立新共同辩称：原告邓任凭与被告捞刀河公司于2012年10月6日签订的《解除黄桥大道雨九线跨线桥工程承包合同协议书》（以下简称“解除协议”）合法有效。1、原告邓任凭系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其有权与被告捞刀河公司签订解除协议。
首先，两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主张系依据2012年3月25日与被告捞刀河公司黄桥大道二段及南延线工程项目部（以下简称“被告捞刀河公司项目部”）签订的《黄桥大道雨九线跨线桥工程承包合同》（以下简称“工程承包合同”），该合同抬头处列明乙方为长沙满合理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满合理公司”），乙方代表为原告邓任凭，合同落款乙方处则有满合理公司的盖章以及两原告的签字，因此该合同从合同签订形式来看，是被告捞刀河公司与满合理公司签订的，而不是与个人签订。而两原告在本案中提交的满合理公司于2014年7月9日出具的《情况说明》，明确表明工程承包合同系由原告邓任凭签订，由其自行组织人员施工，原告邓任凭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2016年8月，满合理公司再次出具证明，再次明确表明其仅同意原告邓任凭在工程承包合同上签字，原告赵祖明的签字与满合理公司无关，满合理公司从未参与工程的施工和管理，原告邓任凭是工程的实际施工人。由此可见，除满合理公司对原告邓任凭的实际施工人身份予以了认可以外，两原告均对原告邓任凭享有相应的合同签署权限予以了认可，故两原告自认了原告邓任凭系实际施工人的身份。
其次，从合同的实际履行过程看，除被告捞刀河公司支付长沙凯旺建材贸易有限公司的工程款中，原告赵祖明在收据上予以盖章确认以外，大部分合同均是原告邓任凭作为项目负责人予以签订，并加盖了被告捞刀河公司项目部的公章，而所有的款项结算也均是与原告邓任凭进行结算，具体体现在：
（1）原告提交的证据11与湖南志尚工贸有限公司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中，虽然甲方落款处仅有原告赵祖明签字，但是原告赵祖明系作为授权经办人签字，且合同附件一的《合同补充协议》明确表明被告捞刀河公司系授权原告邓任凭作为公司的钢材材料采购员负责一切事宜，而不是委托原告赵祖明。而在湖南志尚工贸有限公司起诉被告捞刀河公司、原告赵祖明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双方最后达成的还款协议也是由原告邓任凭单独签字确认，原告赵祖明并未签字。这说明原告邓任凭个人的签字即是代表该部分施工项目对外的有效签字，原告赵祖明仅为原告邓任凭的施工人员。对此，原告赵祖明也是认可的！
（2）原告提交的证据14被告捞刀河公司与湖南福云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钢材供需合同》、证据15被告捞刀河公司与周波签订的《金属钢绞线供需合同》、证据18被告捞刀河公司与钟湘林（长沙市天心区固源钢材经营部）签订的《钢材供需合同》，该三份合同均加盖了被告捞刀河公司项目部的公章，原告邓任凭作为负责人进行了签字。从该三份合同上原告邓任凭的签字和盖有项目部的公章对比上述证据11的合同中仅有原告赵祖明签字而无项目部的盖章，可以表明被告捞刀河公司认可的工程施工人只有原告邓任凭，原告邓任凭才有权使用项目部公章，而原告赵祖明仅为原告邓任凭的施工人员，其是按照原告邓任凭的指示进行工作，与被告捞刀河公司不存在任何关系。相反，两原告并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签署相关协议需经原告赵祖明同意。
（3）原告提供的证据16与牛力混凝土厂签订的《牛力商品混凝土买卖合同》中，虽然是原告赵祖明作为经办人予以了签字，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的调价、对账、付款承诺等均是与原告邓任凭对接沟通，也是由原告邓任凭自己签字予以确认，并出具付款承诺。
（4）原告邓任凭于2014年就本案向开福区法院提起了第一次诉讼，当时原告的诉讼主体仅为原告邓任凭一人，由此可见，原告邓任凭自己也实际认为其才是本案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
因此，涉案工程的施工、管理以及结算均是由原告邓任凭负责，原告赵祖明仅为部分工作的负责人，而不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
再次，即便退一步认定原告赵祖明是实际施工人，那也是两原告之间存在的内部关系，对外被告捞刀河公司认可的是原告邓任凭，且两原告之间也系合伙关系，根据《民法通则》第三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合伙负责人和其他人员的经营活动，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民事责任”，那么即便原告赵祖明在解除协议中没有签字，也不影响解除协议的效力。
2、在原告邓任凭有权单独签署解除协议的基础上，解除协议是被告捞刀河公司与原告邓任凭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其是独力于工程承包合同的合同，合法有效。
首先，工程承包合同的效力并不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效力。原告邓任凭与被告捞刀河公司签订的解除协议是双方因原告邓任凭自身资金短缺的原因而协商解除工程承包合同、对已完工工程的款项结算及工程整改等问题达成的合意，其与签订工程承包合同是不同的民事行为，形成不同的单独的债，应当分别对其效力进行认定。因此，工程承包合同和解除协议是相对独立的，不应简单地以解除协议是在无效合同基础上达成的而认定为无效。更何况工程承包合同并不必然无效，因为被告捞刀河公司是与满合理公司而不是原告邓任凭个人签订的合同。而如果工程承包合同无效，那么原告邓任凭与被告捞刀河公司对合同无效均存在过错，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双方对工程承包合同的签订均存在过错，应各自承担责任，但责任如何分担属双方意思自治范围，双方可以自行协商，而解除协议则是双方为此协商的结果，其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故解除协议合法有效。
其次，在现代社会，为保障当事人意思自治、促进经济往来和便利贸易发展，立法对无效情形规定得更加详细和严格，将行为无效限定在少数情形，在司法中也应体现这一立法理念。因此，解除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其内容本身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特不存在法律的规定的无效情形，应当认定为有效。
3、原告以显失公平以及胁迫为由主张解除协议无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不予采信。
首先，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解除协议内容显失公平，且其是受胁迫而签订的，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事实也并非如原告所言，根本问题在于原告资金短缺、管理不善，才导致工程未完工的情况下签订解除协议。其次，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合同无效情形的规定，显失公平不是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而胁迫签订的合同必须损害国家利益，而解除协议并未损害国家利益，因此原告主张合同无效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第三，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关于合同可变更可撤销情形的规定，原告主张合同显失公平以及受胁迫签订的理由，符合合同可变更或可撤销的法定情形，但原告并未提起该向诉求，且撤销权的行使期限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该期限为除斥期间，不因任何事由而中止、中断或者延长。而本案的解除协议系2012年10月6日签订，至今已过四年多时间，原告的撤销权早已消灭，其已无权再提起相关主张。综上，解除协议合法有效，原告邓任凭及被告捞刀河公司应当按照解除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义务。
二、原告邓任凭与被告捞刀河公司已实际按照解除协议的约定进行了工程款结算，且已经履行完毕。
被告捞刀河公司提供的第二组证据，充分证实了双方在签订解除协议之前，被告捞刀河公司共向原告邓任凭支付了14353700元，双方在解除协议中对该事实也予以了确认。同时，双方在解除协议中明确被告捞刀河公司还应付的444.6万元中413.7万元用于原告邓任凭的债务偿还或债务转移，并明确了债务范围，附有原告邓任凭未付款项明细单；余下30.9万元作为整改预留金。而被告捞刀河公司提交的第三组证据则充分证实被告捞刀河公司在解除协议之后按照协议约定代原告邓任凭偿还的款项，共计4104400元。被告捞刀河公司提交的第四组证据则充分证实了被告捞刀河公司就整改问题实际支付了487249元，比预留整改保证金30.9万元还多支付178249元。由此可见，原被告双方已按照解除协议书的工程款结算约定予以履行完毕，且原告邓任凭在庭审过程对该事实也予以了自认。
三、被告赵立新、刘坤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在本案中不承担任何责任。
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系有关工程承包合同以及解除协议的效力问题，而两份合同的签订主体均不是被告赵立新以及被告刘坤，因此本案与被告赵立新、刘坤没有任何关联，该两被告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原告主张赵立新系借用被告捞刀河公司的资质中标涉案工程，与被告捞刀河公司系挂靠关系。对此，原告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且原告邓任凭提供的证据中仅有原告邓任凭自己出具的检讨书中提到赵立新以及在与志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中赵立新对被告捞刀河公司的还款提供了担保，但该证据不能证明赵立新与被告捞刀河公司系挂靠关系。因此，被告赵立新与本案不存在任何关联，不承担任何责任。而被告刘坤系对工程款的支付予以确认的工作人员，其在各款项支付的凭据上予以签字均为职务行为，其个人对本案不承担任何责任。
综上，两原告请求确认解除协议无效的诉求，既无法律依据，也无事实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被告刘坤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本院提交答辩状，未提交证据材料，本院视为其放弃答辩、举证、质证的权利。
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原告邓任凭、赵祖明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据一、中标通知及项目管理机构；
证据二、湖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证据三、竣工验收证书；
证据一至三共同证明被告湖南捞刀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为黄桥大道二段及南延线工程竣工总承包单位，发包方为长沙先导公共设施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工程竣工日期2013年10月30日，根据施工合同专用条款4.2（27）和4.3的约定，不得肢解分包，更不得转包。证明二原告与三被告签订的《黄桥大道雨九线跨线桥工程承包合同》及其《解除黄桥大道雨九线跨线桥工程承包合同协议书》均无效。
证据四、黄桥大道雨九线跨线桥工程承包合同（赵祖明）；
证据五、黄桥大道雨九线跨线桥工程承包合同（邓任凭、赵祖明）；
证据六、长沙满合理劳务服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及资质；
证据四至六共同证明被告刘坤以湖南捞刀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黄桥大道二段及南延线工程项目部的名义于2011年3月5日与赵祖明、李光泽及其借用湖南跃辉劳动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承包合同，2011年3月25日，刘坤又以该项目部的名义与邓任凭及其借用的长沙满合理劳务服务有限公司和赵祖明签订承包合同，根据内容，该两份承包合同均系将黄桥大道二段及南延线工程肢解成路基和桥梁施工后进行转包，且长沙满合理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仅具有劳务分包资质，不具有桥梁或市政桥梁施工资质，两份承包合同均应属于无效，且二原告均系该工程的共同承包人，也系工程项目的实际施工人。
证据七、情况说明；
证据八、证明；
证据九、加工定作合同；
证据十、湖南志尚工贸有限公司民事起诉状、民事裁定书；
证据十一、证据目录、钢材购销合同及补充协议；
证据十二、还款协议书；
证据十三、检讨书；
证据七至十三共同证明赵祖明以其设立的个人独资公司长沙凯旺建材贸易有限公司于衡水恒力通工程橡胶有限公司签订《加工定作合同》，同时以个人名义与湖南志尚工贸有限公司签订《钢材购销合同》，与证据五共同证实赵祖明是该项目承包合同的主体，享有合同权利，承担合同义务，与邓任凭一起为该项目的实际施工人，长沙满合理劳务服务有限公司非承包合同的履行主体。邓任凭向赵立新出具的检讨书证明赵立新是该工程的挂靠人，被告湖南捞刀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仅仅只是被挂靠单位。且原告是适格原告，被告是适格被告。
证据十四、邓任凭与湖南福云物资贸易有限公司签订《钢材供需合同》；
证据十五、邓任凭与周波签订《金属钢绞线供需合同》；
证据十六、赵祖明签订的《牛力商品混凝土买卖合同》；
证据十七、调价函、对账单、催款函、长沙牛力混凝土厂发货三；
证据十八、邓任凭与钟湘林（长沙市天心区固源钢材经营部）签订《钢材供需合同》；
证据十四至十八与证据五共同证明二原告是该项目承包合同的主体，是该承包合同权利和义务享有人和承担人，长沙满合理劳务服务有限公司非承包合同的履行主体，不享有合同权利也不承担合同义务。二原告一起为该项目的实际施工人。
证据十九、进账单；
证据二十、长沙银行账务信息；
证据二十一、长沙顺和城市建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
证据二十二、长沙凯旺建材贸易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
证据二十三、收据；
证据十九至二十三共同证明:1、2011年8月16日湖南顺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通过43001785061052501675账户支付40万元至长沙凯旺建材贸易有限公司800100608508014账户；2、2011年9月13日由赵立新委托长沙顺和城市建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通过80081110002385737012账户支付138万元至长沙凯旺建材贸易有限公司800100608508014账户；3、2011年10月28日由湖南捞刀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通过80080000031106623012账户支付155万元至长沙凯旺建材贸易有限公司800100608508014账户；4、2011.11.8由湖南捞刀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通过80080000031106623012账户支付106万元至长沙凯旺建材贸易有限公司800100608508014账户；5、2011.12.27由湖南捞刀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通过80080000031106623012账户支付152万元至长沙凯旺建材贸易有限公司800100608508014账户；6、长沙顺和城市建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为赵立新独资设立，长沙凯旺建材贸易有限公司为赵祖明独资设立，且湖南捞刀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将应付二原告的绝大部分工程款是赵祖明出具收据，再通过长沙凯旺建材贸易有限公司支付给800100608508014账户支付，再由长沙凯旺建材贸易有限公司支付给牛力混凝土等收款单位。另外赵立新将赵祖明交纳的履约保证金中50万元通过长沙顺和城市建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退还至长沙凯旺建材贸易有限公司。与证据七、八共同更进一步证实二原告是黄桥大道雨九线跨线桥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是该工程项目承包合同的履约主体，长沙满合理劳务服务有限公司并不是该工程项目的施工主体。
证据二十四、解除黄桥大道雨九线跨线桥工程承包合同协议书，与证据二至五共同证明，该解除协议为无效协议，且只有邓任凭的签字，没有赵祖明的签字，另外该协议书无任何结算依据，原告与被告签订解除协议显失公平。
证据二十五、邓任凭民事起诉状、案件受理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送达回证（开福区人民法院）；
证据二十六、邓任凭民事起诉状、案件受理通知书、传票（岳麓区法院）；
证据二十五、二十六共同证明原告邓任凭依法及时向被告主张权利。
证据二十七、开福区法院的庭审笔录，拟证明捞刀河公司的全权委托代理人邓志荣称工程款支付给了邓任凭及其合伙人及其妻子，证实涉案项目的实际施工人是二原告。
证据二十八、证人肖某、邓某的证人证言，拟证明：1、涉案项目实际施工人是二原告；2、赵立新通过刘坤将项目进行质检，将桥梁部分转租给赵祖明施工，转租合同实际无效；3、刘坤和赵立新、捞刀河公司之间是挂靠关系，捞刀河公司没有按照中标通知书上的项目部组成人员的要求派驻人员，仅仅是挂靠。承包合同及解除承包合同均无效
被告捞刀河公司、赵立新对原告的证据材料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至三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解除黄桥大道雨九线跨线桥工程承包合同协议书》系无效合同。
对证据四至五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自己提供的证据结合被告捞建公司的证据可以证实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仅为原告邓任凭，原告赵祖明并非实际施工人。如果以该合同证明原告赵祖明也为实际施工人，那么长沙市满合理劳务服务有限公司在该合同上予以了盖章，该公司也应当为实际施工人，应当作为本案的共同原告参与诉讼。
对证据六至八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证明原告赵祖明是工程实际施工人，该证据恰恰证明系原告邓任凭借用满合理公司的资质与被告捞建公司签订合同，原告邓任凭是工程的实际施工人，由其自行组织工作人员进行施工均有异议，也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对证据九至十二的三性无异议，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该3份证据不能证明原告赵祖明是工程承包主体，也不能证明赵立新系工程挂靠人。首先，志尚工贸公司在证10民事起诉状中将原告赵祖明列为被告，但雨花区法院并未作出生效判决认定原告赵祖明系工程实际施工人，且原告赵祖明在钢材购销合同中系作为授权经办人在甲方处签字，而合同补充协议中明确了被告捞建公司系委托邓任凭作为钢材购销的负责人，而不是委托原告赵祖明，因此原告赵祖明是作为原告邓任凭的施工人员代表原告邓任凭在合同及补充协议中予以了签字。其次，还款协议书中，抬头乙方写的是赵祖明，但是最后落款签字的是原告邓任凭，由此可见，原告邓任凭个人的签字即是代表该部分施工项目对外的有效签字，对此，原告赵祖明也是予以认可的！原告邓任凭才是工程实际施工人。而赵立新仅作为担保方在还款协议中签字，并不是原告所称的挂靠人。
对证据十三检讨书系原告邓任凭单方面出具，不符合有效的证据形式，证据三性均有异议，也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对证据十四至十八的三性无异议，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该组证据中的四份合同除证16外，其余三份均是被告捞建公司签订的，均有被告捞建公司项目部的盖章，原告邓任凭作为负责人进行了签字，因此原告邓任凭才是被告捞建公司认可的工程施工人，有权使用项目部公章，而证据16的合同系由原告赵祖明作为经办人予以了签字，但在证据17显示该合同履行过程中的调价、对账、付款承诺等均是与原告邓任凭对接沟通，也是由原告邓任凭自己签字予以确认，并出具付款承诺。因此，原告提供的该组证据恰恰证明了原告邓任凭才是实际施工人，原告赵祖明是原告邓任凭的施工人员，与被告捞建公司无关。
对证据十九至证据二十二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无法显示与本案的关联性，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二十三的三性无异议，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对证据二十四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邓任凭系涉案工程实际施工人，原告赵祖明是否签字与该协议的效力无关，且该证据也不能证明协议内容显失公平。对证据二十五、二十六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对证据二十七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二十八，原告申请证人出庭及提交证人证言均系当庭提交，已经超过举证期限，不应予以采纳。两位证人均与原告存在亲属关系，且又是原告的施工人员，其与原告有一定的利害关系，证言的证明效力不可信。因此对证人证言的三性有异议。证人证言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原告以此证明项目的实际施工人是邓任凭和赵祖明，但双方提供的书面证据材料中只能证实原告邓任凭才是实际施工人，捞刀河公司仅认可邓任凭的实际施工人身份。对于二原告在施工过程中的职责应当是二原告的内部关系，不能以此认定赵祖明就是实际施工人。
为证明其抗辩主张，被告捞刀河公司、赵立新共同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一、中标通知书；
证据二、湖南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证据一、二共同证明被告湖南捞刀河建设公司经招投标程序依法承包了黄桥大道二段及南延线道路工程，包括路基工程及市政桥梁工程。
证据三、2011年3月25日《黄桥大道雨九线跨线桥工程承包合同》；
证据四、解除黄桥大道雨九线跨线桥工程承包合同协议书；
证据五、情况说明、证明；
证据三至五共同证明被告湖南捞刀河建设公司将黄桥大道雨九线跨线桥工程进行分包，原告邓任凭是实际施工人，因原告邓任凭施工管理不善及经济实力等各种原因，导致原告邓任凭无法将承包的上述工程施工完毕，原告邓任凭与被告湖南捞刀河建设公司协商一致解除工程承包合同，双方对已完成工程量的工程款结算方式以及后续工程整改等内容进行了明确约定。
证据六、竣工验收证书，拟证明被告湖南捞刀河建设公司承包的黄桥大道二段及南延线道路工程于2013年10月30日竣工。
证据七、黄桥大道桥梁付款明细表、收据11张、银行进账单2张、工程款发票2张、完税证2张、借条2张，拟证明被告湖南捞刀河建设公司在与原告邓任凭解除工程承包合同前已与原告共支付14353700元，双方在解除工程承包合同协议书中对此也予以了确认。
证据八、黄桥大道代付桥梁工程款明细表，拟证明被告捞刀河建设公司按照证据四解除工程承包合同的约定代原告邓任凭偿还债务及公司借款共计4104400元。具体付款明细风证据九至证据十九。
证据九、收款收据5张，拟证明被告捞刀河建设公司向刘恒下构班组共支付811600元。
证据十、收据5张，拟证明被告湖南捞刀河建设公司向张云伏上构班组共支付628000元。
证据十一、补充协议、委托书、收款收据，拟证明被告湖南捞刀河建设公司向王凯（预应力）支付10000元。
证据十二、授权委托书、浦发银行个人跨行汇款汇出回单，拟证明被告湖南捞刀河建设公司向上海天演建筑物移位工程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20000元。
证据十三、湖南省长沙市往来结算凭证7张，拟证明被告湖南捞刀河建设公司向长沙牛力混凝土厂支付砼款共计1558000元。
证据十四、收款收据4张，拟证明被告湖南捞刀河建设公司支付支座款项共计133600元。
证据十五、协议书及收款收据，拟证明被告湖南捞刀河建设公司支付钢筋网片工程款580000元。
证据十六、收款收据，拟证明被告湖南捞刀河建设公司支付桥梁声测管材料50400元。
证据十七、收款收据4张、欠条、借条，拟证明被告湖南捞刀河建设公司支付工资款项共计104000元。
证据十八、转账通知单、收据，拟证明被告湖南捞刀河建设公司从工程款中向原告邓任凭提供借款208800元。
证据十九、原告邓任凭整改预留金支付明细表及对应的结算单、收据等材料，根据证据四拟证明被告湖南捞刀河建设公司应付原告邓任凭款项中预留30.9万元作为整改预留保证金，但被告湖南捞刀河建设公司就整改问题实际已支付487249元，多支付178249元。
证据七至证据十九共同证明原告邓任凭与被告湖南捞刀河建设公司签订的《解除黄桥大道雨九线跨线桥工程承包合同协议书》已全部履行完毕。
原告邓任凭、赵祖明对被告捞刀河公司、赵立新的证据材料发表以下质证意见：证据一、二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根据项目管理机构一览表，根本就无刘坤的任职资格，刘坤根本就不是该项目的管理人员，而且项目经理刘湘、技术负责人龙自运、施工员缪建强、安全员陈东、质检员袁树、材料员谭波、预算员李正超、资料员骆志勇根本就没有到施工现场。实际上该工程是赵立新借用捞刀河公司资质参加招投标，中标后由赵立新与刘坤管理，赵立新和刘坤将该项目的桥梁施工转包给赵祖明和邓任凭施工。同时根据施工合同专用条款2.2和4.2的约定，电源应由发包方承担。因发包方和被告没有向原告提供电源接驳点，原告为解决工程项目施工的电源接驳点所花费的全部费用应由被告承担，或将发包方结算确认的该部分费用全部支付给原告；且根据合同4.2（27）和4.3规定，禁止工程项目分包、转包。
证据三至五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和合法性有异议。被告刘坤以湖南捞刀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黄桥大道二段及南延线工程项目部的名义于2011年3月5日与赵祖明和李光泽及其借用的湖南跃辉劳动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承包合同，2011年3月25日，刘坤又以该项目部的名义与邓任凭及其借用的长沙满合理劳务服务有限公司和赵祖明签订承包合同，根据内容，该两份承包合同均系工程转包，应属于无效，且系将该项目的全部桥梁工程进行转包，劳务公司根本就不具有建设工程专业分包资质，特别是桥梁施工资质，显然是无效的。且邓任凭和赵祖明均系该工程的共同承包人，也系工程项目的实际施工人；解除黄桥大道雨九线跨线桥工程承包合同协议书系刘坤对邓任凭实施乘人之危，根据月度工程量清单计算，邓任凭和赵祖明至2012年5月的工程量至少已经达到2700万元，按照82%计算，至少应得工程款2214万元，被告仅仅补偿1880万元对邓任凭显失公平，且该解除协议没有经过赵祖明的同意和授权，赵祖明有权不予认可。另外该解除协议中14353700元系邓任凭没有经过项目出纳肖某核对，其中的1558000元明显没有支付；公司借款的利息220000元是高利贷，超过法定月利息2分标准，按照2012年8月1日借款1332700元，计算至2012年10月6日，仅2个月6天，按月利息2%计算仅仅58638元，2012年8月28日借款259000元，计算至2012年10月6日，仅1个月8天，按月利息2%计算仅仅6561元，利息总计仅仅65199元，但是利息却高达208800元，利息相差143601元。而且证实邓任凭、赵祖明为实际施工人，另行组织施工员邓某、预算员刘曙光、资料员何冰测量员王蝶飞等管理人员。同时能够证实长沙满合理劳务服务有限公司根本就没有派任何人员对施工现场进行管理，仅仅只是邓任凭挂靠而已。
证据六只能证实竣工日期为2013年10月30日，但是该工程的施工是挂靠，从项目经理刘湘在竣工验收证书和其他文件上的签字可以证实。
证据七对1558000元领条的真实性有异议，被告根本就没有支付该笔款项。同时能够证实长沙满合理劳务服务有限公司没有收取任何劳务工程款，仅仅只是挂名而已，工程款均由赵祖明收取，并打入赵祖明个人设立的长沙凯旺建材有限公司的账户，包括退还的保证金总计收取该项目资金达到641万元，除了代付的钢材款377万元、现金169万元、借款1591700元外，该工程款项全部由赵祖明管理和支付，证实赵祖明是实际施工人。
证据八、九的关联性有异议，同时证实能够证实长沙满合理劳务服务有限公司根本就没有组织劳务人员进场施工，而是刘恒个人组织劳务人员组织施工，且跟长沙满合理劳务服务有限公司无任何关系。
证据十的关联性有异议，同时证实能够证实长沙满合理劳务服务有限公司根本就没有组织劳务人员进场施工，而是邓任凭和赵祖明将桥梁工程的劳务分包给张云伏，张云伏个人组织劳务人员组织施工，且跟长沙满合理劳务服务有限公司无任何关系。
证据十一的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恰恰能够证实被告捞刀河公司将黄桥大道二段及南延线项目工程肢解成道路工程和桥梁工程，而将桥梁工程转包给没有施工资质的邓任凭、赵祖明施工，赵祖明和邓任凭再将预应力工程的施工分包给王凯，满合理劳务公司根本就没有参与施工，也没有管理施工，仅仅只是挂靠而已。
证据十二的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恰恰能够证实被告捞刀河公司将黄桥大道二段及南延线项目工程肢解成道路工程和桥梁工程，而将桥梁工程转包给没有施工资质的邓任凭、赵祖明施工，满合理劳务公司根本就没有参与施工，也没有管理施工，仅仅只是挂靠而已。
证据十三除一张发票外无异议，其他的三性均有异议。长沙牛力混凝土厂将湖南捞刀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标的项目分为黄桥大道二段1标项目部跨雨九线桥和黄桥大道二段1标道路工程项目部，而将桥梁工程转包给没有施工资质的邓任凭、赵祖明施工，满合理劳务公司根本就没有参与施工，也没有管理施工，仅仅只是挂靠而已。并分别送货和办理结算，同时分别开具税务发票，同时将黄桥大道二段1标项目部跨雨九线桥标注为“4094高凌”，将黄桥大道二段1标道路工程项目部标注“3071高凌”；被告提供的长沙牛力混凝土厂2013年6月6日和2014年1月27日的付款凭据均为收据，且均标明为黄桥大道二段1标道路工程项目部，标注“3071高凌”，根本就不是支付桥梁的混凝土款，而是支付道路工程的混凝土款。2012年6月6日的1558000元已经包括2012年10月15日支付的85万元。
证据十四的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恰恰能够证实被告捞刀河公司、赵立新、刘坤将黄桥大道二段及南延线项目工程肢解成道路工程和桥梁工程，而将桥梁工程转包给没有施工资质的邓任凭、赵祖明施工，赵祖明和邓任凭自行负责采购桥梁支座。满合理劳务公司根本就没有参与施工，也没有管理施工，仅仅只是挂靠而已。
证据十五的关联性有异议，均是由挂靠人刘坤办理付款，捞刀河公司仅仅只是被挂靠单位。该证据恰恰能够证实被告捞刀河公司将黄桥大道二段及南延线项目工程肢解成道路工程和桥梁工程，而将桥梁工程转包给没有施工资质的邓任凭、赵祖明施工，赵祖明和邓任凭自行负责采购桥梁钢筋网片。满合理劳务公司根本就没有参与施工，也没有管理施工，仅仅只是挂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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