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2）珠香法民一初字第492号
原告：王全钦，曾用名刘国全，男，汉族，1968年X月X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四川省剑阁县，公民身份号码：510823********。
委托代理人：胡新玉，广东泰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卓志伟，男，汉族，1964年X月X日出生，住址：珠海市香洲区金鼎镇金峰东路**号，公民身份号码：440401********。
委托代理人：冷英华，广东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叶福锋，广东凯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珠海市瑞德丽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珠海市金鼎科技工业园花冠路6号1号厂房1楼。
法定代表人：曾志雄，执行董事、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徐昌良，广东运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武汉市第八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珠海分公司，住所地：珠海市翠前北路362号406号办公。
负责人：李永阳。
委托代理人：谢伟强，广东海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全钦诉被告卓志伟、珠海市瑞德丽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德丽公司”）、武汉市第八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珠海分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八建珠海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2年1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全钦的委托代理人胡新玉、被告卓志伟的委托代理人冷英华、被告瑞德丽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徐昌良及被告武汉八建珠海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谢伟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全钦诉称，2010年3月17日，因瑞德丽公司为验收其新建厂房，通知承建方武汉八建珠海公司的挂靠人卓志伟拆除建筑厂房时为解决工人临时居住而搭建的一栋平房（以下称为“案涉房屋”）。于是卓志伟便雇请包括原告在内的六人为其拆除。2010年3月20日，原告与其他5人进场施工，至当天下午四时许，案涉房屋的一面墙体倒塌，造成包括原告在内的6人全部受伤。当日，原告进入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住院治疗，住院75天，经医院诊断，此次事故造成原告“1、右耻骨上下支粉碎性骨折；2、左踝关节骨折脱位；3、左眼眶后壁骨折；4、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2011年5月31日，原告又入剑阁县中医院做取出内固定手术，住院6天。2011年12月3日，原告因左踝关节骨折脱位被广东正光法医临床司法鉴定中心评定为十级伤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据此，王全钦认为，卓志伟身为雇主，应对王全钦的人身损害承揽赔偿责任。同时瑞德丽公司、武汉八建珠海公司分别为案涉房屋的建设方与施工方，对本案案涉房屋负有管理义务，也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现王全钦为维持其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三被告向王全钦赔偿如下费用：一、误工费。29058元／年÷365×622天（2010年3月20日-2011年12月2日）=49518元（参照2011年年度珠海市建筑行业的工资标准29058元／年计算）；二、护理费。80元／天×75天=6000元（2010年3月20日至2010年6月3日）；三、交通费1000元；四、住院伙食补助补助费。50元／天×（75＋6）=4050元；五、鉴定费900元；六、病历复印费30元；七、残疾赔偿金。7890.25元／年×20年×10%=15780.5元（参照2011年年度珠海市农村人均纯收入7890.25元／年计算）；八、被抚养人生活费。儿子：5515.58元／年÷365天×961天×10%×1／2=3630元（参照2011年年度珠海市农村居民人均年消费性支出5515.58元／年计算）；九、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以上款项合计90908.5元。
王全钦为其诉称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如下：
1.2010年4月6日《关于珠海瑞德丽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施工工棚坍塌事件的协查报告》（珠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高新区执法大队出具）、2008年4月10日《委托书》（武汉八建珠海公司出具）各一份，用于证明瑞德丽公司和武汉八建珠海公司系本案涉案房屋的建设方和施工方、事故发生的经过以及王全钦在事故中受伤的事实；
2.2010年3月30日珠海市公安局金鼎派出所对陈海清作的《询问笔录》、2010年4月2日及2010年4月12日珠海市高新区公安分局治安大队对陈海清作的《询问笔录》各一份，用于证明瑞德丽公司为验收其新建厂房，通知承建方武汉八建珠海公司的挂靠人卓志伟拆除建筑厂房过程中为解决工人临时居住问题而搭建的工棚、卓志伟为王全钦的雇主以及王全钦在拆除工棚过程中受伤的事实；
3.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住院病历》三页、《出院记录》一页、《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住院疾病证明书》一页、2010年6月3日《证明》（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出具）一份、剑阁县中医院《病历记录》二页及《出院证明书》一份，用于证明王全钦受伤住院病情，出院医嘱显示王全钦需定期门诊复查、择期取出内固定及中大五院住院期间需一人护理；
4.广东正光法院临床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及鉴定费发票各一份，用于证明王全钦伤残评定为十级，垫付鉴定费900元的事实；
5.原告户口簿复印件四页及2011年11月24日《证明》（剑阁县公安局鹤龄派出所出具），用于证明王全钦户籍及抚养人情况；
6.发票六张，用于证明王全钦复印病历垫付复印费30元；
7.（2011）珠中法民一终字第538号民事判决书一份，用于证明事故中受伤者赵兴用已向法院提出诉讼。
卓志伟辩称，一、王全钦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应当驳回其起诉。从本案的证据来看，王全钦主张其于2010年3月20日因事故而受到身体伤害，并自2010年3月20日起在中大五院住院治疗至2010年6月3日止，根据这一事实，卓志伟认为，王全钦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应予驳回其起诉。具体理由如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68条规定，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伤害明显的，从受伤害之日起计算。就本案而言，王全钦于2010年3月20日因房屋倒塌而造成身体伤害并在当天送院治疗，可见其伤害是明显的。王全钦从2010年3月20日起即已经知道其权利被侵害，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王全钦应于2011年3月20日前向一方主张权利，但王全钦并没有这样做。本案也没有证据证明，王全钦在这一期间有向一方主张权利，因此，王全钦自2012年方才提起诉讼，王全钦的起诉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二）对于上述观点，王全钦可能会抗辩其因为住院治疗而无法主张权利。卓志伟认为，即便王全钦在2010年3月20日至2010年6月3日这一期间，因住院治疗而无法主张权利，诉讼时效也应当从王全钦出院后开始计算，也即应从2010年6月3日起开始计算，然而，就算是从2010年6月3日开始计算，至王全钦的起诉时也已超过诉讼时效。（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对于该条的理解，卓志伟认为，可导致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必须是王全钦主动地向另一方主张权利，按照该条的规定，包括了提起诉讼或向另一方提出要求两种情况，但本案并没有证据证明王全钦在诉讼时效期间有向另一方主张权利或提起民事诉讼，卓志伟更没有向王全钦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因此诉讼时效期间未曾发生过中断的情形，诉讼时效不能重新计算。（四）卓志伟认为，即使王全钦体内安装了内固定，但内固定何时拆除并不影响王全钦的权利行使，首先，法律上并没有规定此种情况可以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或者延长；其次，法律上也没有规定，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可以从其定残之日起开始计算，而只是规定了误工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计算至定残日的前一天；最后，卓志伟认为，王全钦在没有定残之前，仍然可以就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项目先行提起诉讼，以使诉讼时效中断。因此，何时取出内固定、何时定残并不影响王全钦的权利行使，王全钦至2012年方才提起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通过上述观点，卓志伟认为，王全钦怠于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其现阶段向卓志伟提起诉讼已超过了诉讼时效，对其起诉予以驳回。
二、生效判决已查明，卓志伟并非雇主，王全钦向卓志伟主张权利，纯属滥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是无需举证证明。卓志伟认为，除了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再举证证明外，生效裁判对于同一事件所作的责任认定、所作出的裁判结果，对于人民法院审理同一事件的案件也有极大的指引与适用作用。卓志伟需指明的是，2010年3月20日发生的伤害事故，与王全钦在同一事件中一同受伤的伤者还有侯朝北、徐小龙、李治强、赵兴用等人。上述四名伤者已先后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卓志伟承担责任。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认定卓志伟并不是案涉房屋的所有人，也不是事故伤者的雇请人，驳回了事故伤者要求卓志伟承担法律责任的诉讼请求，并最终认定瑞德丽公司是真正的雇主，判决由瑞德丽公司和武汉八建珠海公司向事故伤者承担法律责任。卓志伟认为，本案与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上述案件，无论是案件性质还是法律关系均是相同，而且本案中，王全钦与卓志伟提供的证据与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生效裁判所引用的证据除了王全钦提供的证明其伤情及损失的证据外，其余的证据均是完全一致的，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通过对这些证据的审核认定，已作出生效裁决认定卓志伟并非雇主。因此，卓志伟望法院能充分尊重终审判决的结果，并判令卓志伟无须向王全钦承担责任。需特别强调的是，从卓志伟提供的王全钦于2010年3月26日向金鼎派出所作的笔录来看，王全钦已明确地向公安部门陈述是一名叫管彦和的人通知其去拆除案涉房屋，并且谈好了价钱是80元／天。在笔录的第3页中，王全钦陈述了负责此次拆除房屋工程的工头是李益勇，意即王全钦的工钱是由李益勇支付。从笔录的内容可以清楚证明，是管彦和或李益勇而不是卓志伟让王全钦去拆除房屋的，王全钦对此是十分清楚的，知道卓志伟并非雇主，但王全钦在诉状中仍然将卓志伟列作雇主，其行为明显是不尊重客观事实的。另外，王全钦提供的证据中也包括了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系列案件作出的生效判决书，也就是说王全钦在起诉时也已清楚知道经过二审审理，已认定卓志伟并非雇主，无需承担责任，王全钦在明知的情况下，仍然罔顾事实将卓志伟列作雇主，其行为也明显有违民事活动应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卓志伟认为，王全钦的行为显属滥诉，极大地损害了卓志伟的合法权益，导致卓志伟不得不一次又一次聘请律师代理诉讼，维护自身的权益。对此，卓志伟不排除在案后追究王全钦滥诉的法律责任。
三、卓志伟并非案涉房屋的兴建人，亦非瑞德丽厂房工程的施工人，更非王全钦的雇主。（一）从卓志伟提供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可以证明，案涉房屋是由本案的另一被告武汉八建珠海公司所兴建，从王全钦提供的由珠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高新区执法大队出具的协查情况报告可以证明，案涉房屋是由武汉八建珠海公司在瑞德丽工地的红线范围内建造的。卓志伟认为，高新区行政执法大队从案涉房屋建造时已经参与事件中，并曾对案涉房屋是否在瑞德丽工地的红线范围内委托过相关单位进行了测绘，其作出报告认定房屋是由武汉八建珠海公司所建的结论应予采信。在此情况下，卓志伟认为，卓志伟不是案涉房屋的兴建人。卓志伟不存在任何理由、权利、意义去委托他人拆除一幢与己无关的房屋。（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就本案而言，王全钦在诉状中指称卓志伟是承建方武汉八建珠海公司的挂靠人，卓志伟认为是没有事实根据的。王全钦对自己的说法不仅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证实，而且也与卓志伟提供的证据相左，从卓志伟提供的武汉八建珠海公司与梁海潮所签订的《工程施工分包合同》来看，瑞德丽工程名义上的施工人是武汉八建珠海公司，但实际施工人是梁海潮，是由梁海潮而非卓志伟与武汉八建珠海公司签订挂靠合同。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卓志伟是该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另外，从卓志伟提供的高新区建设局的会议纪要来看，瑞德丽公司及武汉八建珠海公司在梁海潮出走以后，也从未向相关部门指称卓志伟是该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因此，王全钦指称卓志伟是挂靠人不仅没有证据支持，也与事实不符。（三）王全钦指称是由卓志伟雇请其去拆除案涉房屋，是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1、王全钦提供的陈海清笔录，从形式上而言属于证人证言，按照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规定，陈海清应当出庭作证，在其没有出庭的情况下，对其所作证言不应采信；2、在事故发生以后的第一时间内，陈海清向相关政府部门所作的笔录中，并没有提到卓志伟是案涉房屋的兴建人，也没有提到卓志伟是雇主，过后才提出卓志伟是雇主，这明显与事实不符。需特别指明的是，陈海清对其说法根本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支持，对其单方的说法又怎能采信呢？3、从李益勇的笔录及行政执法局的协查报告来看，案涉房屋之所以要拆除，是因为如果不拆除该房屋，则相关政府部门将不对瑞德丽公司厂房进行验收。上述观点，已可以证明卓志伟不是案涉房屋的兴建人，也不是瑞德丽工程的施工人，因此，瑞德丽公司的厂房是否能获得验收，与卓志伟没有任何关系，卓志伟不可能去雇请他人为瑞德丽公司拆除房屋，为瑞德丽公司厂房的验收作准备；4、陈海清是瑞德丽公司负责厂房验收的人员，因为验收而拆除房屋并发生事故，陈海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卓志伟认为，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生效裁判中对陈海清的笔录所作认定是非常正确的，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与一方当事人或者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的规定，不予采纳陈海清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5、卓志伟认为，从李益勇的笔录、从行政执法局的笔录、从陈海清先前所作笔录来看，可以清楚地证明事故发生的原因是瑞德丽公司需拆除武汉八建在其红线范围内兴建的房屋（不拆除就无法获得验收），陈海清与李益勇洽淡后，由李益勇组织相关人员进行拆除，在拆除过程中因操作不当而导致伤害事故的发生；6、从证明力大小的角度来分析，高新区行政执法大队出具的协查报告是属于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的规定，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其证明力是远远大于其他证据的。协查报告第4页的内容已经可以充分证明本案的事实是瑞德丽公司（包括武汉八建珠海公司）为了达到规划部门的验收标准和条件，自行雇佣了没有资质的人员对余下工棚进行清拆。卓志伟认为，不管是王全钦没有证据支持的陈述还是王全钦提供的与瑞德丽公司有利害关系的陈海清笔录，其证明力均远远低于协查报告，对本案的事实认定应以协查报告的内容及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为准。综上所述，卓志伟认为，本案关于事故责任方面的证据与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同一事件所引用的证据是完全相同的，特别是在王全钦仅仅提供了瑞德丽公司负责验收人员陈海清笔录的情况下，从证据的角度来看，不能证明卓志伟是雇主，王全钦要求卓志伟承担雇主责任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对其请求应予以驳回。
卓志伟认为，人民法院的审判宗旨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而这里所指的事实必须通过符合证据规则的证据予以查明和认定。就本案而言，王全钦虽指控卓志伟是雇主，但仅为其个人的说法，并没有任何证据支持，法院应对其陈述不予采信。对于陈海清的笔录，因其与瑞德丽公司存在利害关系，且所作陈述存在前后不一、相互矛盾的情形，因此，对于陈海清的陈述也不应当采信。在这两方面证据都否定的情况下，王全钦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卓志伟是雇主。卓志伟与瑞德丽公司、瑞德丽工程、武汉八建珠海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卓志伟不可能也从来没有委托过王全钦去拆除一幢与已无关的房屋，各方无端将责任推给卓志伟，不仅造成卓志伟财产损失，更直接影响了卓志伟的工作与身心健康。为止，卓志伟恳请法院能充分考虑，驳回王全钦对卓志伟的诉讼请求，以维护卓志伟的合法权益。
卓志伟为其辩称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如下：
1.2008年4月18日《工程施工分包合同》（武汉八建珠海公司与梁海潮签订）一份；
2.珠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为珠城行罚字（2008）0804020008号}一份；
3.2009年11月12日《高新区建设局会议纪要》{文号为珠高建会纪{2009}4号}一份；
4.2009年11月24日《高新区建设局会议纪要》{文号为珠高建会纪{2009}5号}一份；
5.2010年4月20日珠海金鼎科技工业园投资开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珠海瑞德丽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建设情况的报告》一份；
6.2010年3月21日《询问笔录》（询问人为珠海市高新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被询问人为李益勇）一份；
7.2010年3月26日《询问笔录》（询问人为珠海市公安局金鼎派出所，被询问人为李益勇）一份；
8.2010年4月2日《询问笔录》（询问人为珠海市公安局高新分局治安管理大队，被询问人为李益勇）一份；
9.2010年3月26日《询问笔录》（询问人为珠海市公安局金鼎派出所，被询问人为王全钦）一份；
10.2010年3月26日《询问笔录》（询问人为珠海市公安局金鼎派出所，被询问人为徐小龙）一份；
11.2010年3月26日《询问笔录》（询问人为珠海市公安局金鼎派出所，被询问人为侯朝北）一份；
12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珠中法民一终字第540号民事判决书一份。
瑞德丽公司辩称，王全钦在民事起诉状中已非常明确的指出，雇请其拆除平房的雇主是卓志伟，因此，王全钦的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理应由卓志伟承担。王全钦在拆除平房发生伤害事故时，建设工程项目尚未通过竣工验收，尚在施工单位武汉八建珠海公司的管理控制之中，没有移交给瑞德丽公司，因此，案涉房屋在事故发生时不在瑞德丽公司的管理中，瑞德丽公司没有管理义务，依法不应对王全钦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瑞德丽公司已向法院提出证据调查申请，要求法院调查核实谁是本案雇主的事实证据，根据该调查取得的证据，才可以充分证明谁是本案雇主。原告起诉时提交的（2011）珠中法民一终字第538号《民事判决书》是在缺乏事实证据的情况下进行的主观推断，不能将根据主观推断而来的推论事实作为确定本案雇主的客观证据。该判决书缺乏事实证据的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一）在事发后有关部门所作的笔录、报告，以及诉讼中当事人陈述和证人证言等证据存在前后不一致及互相矛盾的情况下，法院未调查大额医疗抢救费用是谁交纳的这样重要的事实，也未调查卓志伟、李益勇、陈海清等人的电话清单来帮助分析判断卓志伟、李益勇、陈海清等人的前后不一且互相矛盾的笔录和陈述的真伪，即主观臆断的认为事发后几天的陈述最为客观真实，而以后的陈述则不真实。瑞德丽公司认为，判决的上述推断和认定是缺乏事实证据和法律规定的臆断。根据常理，支付大额医疗抢救费用的人一般情况下都是责任人，可以据此确定谁是本案雇主；但判决书中没有查明如此重要的案件事实。在出现前后不一致和前后矛盾的笔录和陈述时，可以调取当事人的电话清单，从事故发生前后的通话记录中帮助甄别前后笔录和陈述的真假。但是，判决书没有调查核实相关通话记录。（二）判决书认定案涉房屋事件的雇主责任由瑞德丽公司承担所依据的事实和证据是：1、案涉房屋的拆除是因为瑞德丽公司厂房要办理竣工验收的事实；2、李益勇在高新区安监局和金鼎派出所陈述的内容；3、高新区行政执法局对本案事件所作的协查报告。瑞德丽公司认为，上述三个事实和证据均缺乏证明力，不能证明案涉房屋是瑞德丽公司员工陈海清雇请人员进行拆除的事实。首先，从瑞德丽公司厂房要办理竣工验收的事实是否可以得出瑞德丽公司雇请人员拆除案涉房屋的结论。瑞德丽公司厂房是由武汉八建珠海公司负责建设施工的，在完成竣工验收并交付以前，建设工地由武汉八建珠海公司管理并控制，工地上的工棚是武汉八建珠海公司及其挂靠人、分包人搭建，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从事故发生前高新区执法大队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来看，其处罚对象是武汉八建。武汉八建也根据处罚决定拆除了部分工棚和围墙，但剩余工棚仍未拆除。于是该工棚便成为瑞德丽公司办理竣工验收的障碍。瑞德丽公司认为，最有责任和义务拆除该工棚的人便是武汉八建珠海公司，因为竣工验收前清除工地上的工棚是其法定义务；其次是高新区城市执法大队，因为在武汉八建珠海公司未完全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只拆除了部分工棚，还有一部分工棚没有拆除的情况下，高新区城市执法大队依法应当强制拆除。瑞德丽公司要么要求武汉八建珠海公司拆除，要么要求高新区城市执法大队拆除，瑞德丽公司自己不可能实施拆除。因为瑞德丽公司当时尚未接收工程项目，无权管理和控制工地。因此，从办理竣工验收的事实来看，瑞德丽公司雇请人员拆除案涉房屋的可能性很小；相反，武汉八建珠海公司及其挂靠人、分包人雇请人员拆除案涉房屋的可能性最大。其次，李益勇在高新区安监局和金鼎派出所陈述的内容是否真实，是否可以采信。由于李益勇在高新区安监局和金鼎派出所陈述的内容与其在法庭上当庭陈述的内容前后不一致和前后矛盾，在没有其他证据进行佐证的情况下，如何判断以及能否判断其前后陈述的真假，需要有充分的证据进行佐证，并进行充分的论证。从证据性质和种类来看，笔录和陈述均属于言词性质的证据，属于证人证言类证据。根据言词证据的采信规则来说，开庭时经过庭审当面质证的当庭陈述的证明力，大于未经过当面质证的陈述。对于前后不一致的笔录和陈述，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最初陈述的可信度大于后面陈述的可信度。相反，很多弄虚作假的人当初说了假话，但以后在道德、良心或法律的规范下，又说出了实话，说出了事实真相的情况比比皆是。判决书所述的李益勇在未涉及追究赔偿责任的情况下的陈述最为客观真实，而在诉讼以后的陈述就不可信的推理，是没有任何依据的，是完全不成立的。无论在是否追究李益勇赔偿责任的情况下，李益勇均没有承认自己是雇主，因此，无论李益勇在诉讼前陈述是受陈海清雇请，还是诉讼中陈述是受卓志伟雇请，均无法回避涉及推脱他自己赔偿责任的问题。李益勇前后不一致和前后矛盾的陈述要么是受到了卓志伟的干扰，要么是受到了瑞德丽公司陈海清的干扰。到底受到了谁的干扰，只有在法庭上经过当面询问，并结合大额医疗费用是谁交纳的，李益勇、卓志伟、陈海清之间的电话记录等客观证据进行佐证，才能查明其前后陈述的真假情况。综上，判决书中认为李益勇事发当初的陈述的可信度大于诉讼过程中的陈述的可信度的推理，没有法律依据，不符合言词证据的采信规则，也不符合客观实际。至于赵兴用的前后陈述不一致的问题，因赵兴用是受李益勇的召集，既没有与卓志伟直接联系，也没有与陈海清直接联系，赵兴用并不直接知道谁是雇主，其陈述内容要么是听李益勇所说，要么是道听途说。因此，赵兴用的陈述没有证明力。因此，李益勇和赵兴用的笔录和陈述不能证明瑞德丽公司是雇主的事实。再次，高新区行政执法大队凭“初步了解”形成的“瑞德丽公司自行雇佣没有资质的人员在余下工棚进行清拆”的协查报告是否真实可信。从赵兴用一案来看，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开庭审理都没有查清是谁雇请工人拆除工棚的基本事实，而只能依靠分析和推理进行认定。高新区行政扫法局有何特殊本领，仅仅凭“初步了解”就能认定是瑞德丽公司雇请的呢？难道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查明事实的能力还不如一个行政执法大队？高新区行政执法大队并未亲自经历雇请工人清拆工棚的过程，其不可能直接知道谁是雇主，因此，其初步了解的情况只能是听他人所说，但到底是听李益勇说的，还是听卓志伟说的，还是听瑞德丽公司说的，协查报告并未进行说明。也就是说，高新区行政执法大队在协查报告中“初步了解”的“瑞德丽公司雇请没有资质的人员对余下工棚进行清拆”的情况，要么是道听途说，要么就是主观猜测。该判决怎么可以将这样的协查报告作为判决瑞德丽公司承担雇主责任的依据呢？从上述分析可见，赵兴用案判决的上述三个事实和证据均不能证明瑞德丽公司雇请李益勇等人拆除案涉房屋的事实，因此，该判决不能作为确定本案雇主的证据，否则将再次出现以讹传讹、一错再错的冤假错案。
即使按原告提供的伤残等级来看，原告提出的部分赔偿费用也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和客观实际。王全钦提起的本案诉讼超过了人身损害赔偿诉讼1年诉讼时效期限。原告于2010年3月20日受伤住院治疗，2010年6月3日即治愈出院。但原告2012年1月11日才提起诉讼，因此，王全钦的诉讼已丧失诉讼时效。
综上所述，瑞德丽公司不是本案雇主，事发当时也没有管理案涉房屋的义务，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请法院慎重考虑瑞德丽的上述答辩意见，驳回王全钦对瑞德丽公司的诉讼请求。
根据瑞德丽公司的申请，本院依法向珠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市监督管理局调取说明材料一份，向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调取《情况说明》及《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自费费用明细清单》各一份、《住院收费收据》三份。
武汉八建珠海公司辩称，一、本案是雇主与雇员之间的人身损害纠纷，武汉八建珠海公司与雇主没有任何关系，与原告王全钦也没有任何法律关系，因此，该公司没有理由承担赔偿责任；二、在2009年11月5日，项目经理梁海潮出走，经过高新区有关部门协调，武汉八建珠海公司与瑞德丽公司达成协议，武汉八建珠海公司从2009年11月中旬撤出该工地，剩余的工程由瑞德丽公司自行筹资完成。武汉八建珠海公司已于2009年11月中旬撤离该工地，对临时建筑的拆除并不知情，也没有管理的义务。因此拆除建筑造成的人身伤害与武汉八建珠海公司没有任何关系。
被告武汉八建珠海公司未为其答辩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审理查明，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珠中法民一终字第538号、第540号民事判决查明如下事实：
瑞德丽公司将其厂区研发楼、宿舍工程发包给武汉八建珠海公司建设。2008年4月18日，武汉八建珠海公司与案外人梁海潮签订一份工程施工分包合同，合同约定：武汉八建珠海公司将珠海瑞德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厂区1-4#厂房研发楼、宿舍工程分包给梁海潮，梁海潮向武汉八建珠海公司支付400000元总包管理费。案涉房屋位于珠海市金鼎科技工业园华冠路西侧、瑞德丽公司用地红线附近，其中案涉房屋有部分占用的土地位于瑞德丽公司用地红线内。案涉房屋属临时违章建筑，未办理相关报建、产权手续。2008年珠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以案涉房屋未经规划部门批准，责令武汉八建珠海公司停止案涉房屋的违法建设行为。
工程分包人梁海潮出走后，珠海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局于2009年11月27日为协调解决瑞德丽公司厂房工程建设纠纷问题召开会议，根据珠高建会纪（2009）6号会议纪要反映，武汉八建珠海公司负责处理好工程遗留的工人工贸及未结清材料款，确保瑞德丽公司工地不发生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并配合好瑞德丽公司办理工程竣工验收手续等。
2010年3月20日上午8时，李益勇与李治强、赵兴用、徐小龙、侯朝北、王全钦等六人一起到珠海市金鼎科技工业园关中厂房后拆除案涉房屋。施工至下午4时许，房屋的一面墙体倒塌，造成上述六人受伤。
事故发生后，珠海市公安局高新分局、珠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珠海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部门对事故的发生进行了相应的调查。2010年3月25日，珠海市高新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对卓志卫做了询问笔录，卓志卫称倒塌的房屋是武汉八建珠海公司梁海潮2007年7、8月左右建的，工人的医疗费是卓志卫出的，只是提供信息给李益勇，和他没有金钱交易。2010年3月30日，珠海市公安局金鼎派出所对案外人陈海清作了询问笔录，主要内容有：陈海清称其在瑞德丽公司工作，负责公司工地的验收筹备工作。公司围墙外的民房是唐家供电所一个叫卓志伟的在2007年建的，民房所占有的地一部分属于瑞德丽公司，另一部分属于国家的公共用地，因厂房要验收，高新区规划局说占用瑞德丽公司红线内土地的民房要拆除才能通过验收。期间陈海清通知卓志伟拆房子，3月18日下午15时许，卓志伟开车载着李益勇来到工地找陈海清，查看要拆的房子，陈海清就告诉卓志伟要拆的房子，卓志伟看完后对陈海清说他会叫工人在3月20日把房子拆掉，到了3月20日下午16时许，卓志伟打电话给陈海清说，他叫去拆房子的工人在拆围墙时墙体倒下，将6名工人压伤了。卓志卫是卓志伟的弟弟，卓志伟为了防止压伤工人的事情影响到他的工作，就叫他的弟弟卓志卫出来顶替，他在3月22日上午找陈海清，要求陈海清帮他隐瞒，说房子是他弟弟卓志卫的。陈海清一时糊涂就答应了卓志伟。2010年4月12日，珠海市公安局高新分局治安大队亦对陈海清做了询问笔录，陈海清陈述的内容与2010年3月30日的笔录一致。2010年4月2日，珠海市公安局高新分局治安大队对卓志伟做了询问笔录，卓志伟称不知道倒塌的房子是谁的，只认识李益勇。李益勇在2010年3月26日金鼎派出所的笔录中陈述：2010年3月17日下午，李益勇问“阿卫”（卓志卫）有没有活干，“阿卫”告诉其戒毒所附近的工地有活干，去找“阿清”（陈海清）就行。第二天李益勇就找到“阿清”，“阿清”告诉李益勇要拆房子，并问一天能否拆完。第三天，李益勇与管彦和联系了五个老乡。3月20日在李益勇和徐小龙等五人来到工地拆房，不久“阿清”来到现场，并让他们快点拆。对于为何在2010年3月21日的笔录中没有提到“阿卫”，李益勇称其认为“阿卫”只是中间介绍人，真正要请工人干活的是“阿清”，所以没有提到“阿卫”。李益勇在2010年4月2日的笔录中陈述与3月26笔录的内容基本一致，并谈到没有与“阿清”谈好价钱，说拆完再给钱。王全钦、徐小龙、侯朝北在2010年3月26日金鼎派出所的笔录中陈述，他们由李益勇或管彦和叫去拆房，并谈好了工钱是80元／天，其中侯朝北还陈述李益勇的老板来过现场，但并没有说当时有说过老板的名字。王全钦、徐小龙则没有相关陈述。
珠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高新区执法大队（以下简称“高新区行政执法大队”）于2010年4月6日出具了一份《关于珠海瑞德丽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施工工棚坍塌事件的协查情况报告》，该报告反映瑞德丽公司施工工棚的情况为：2008年4月初，瑞德丽公司在建5间施工工棚占用了金鼎科技工业园区的排洪渠边的部分国有土地，该土地属于金鼎工业园国有存量地和排洪渠控制区用地，阻碍了珠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排污管理建设。在高新区建设项目局牵头下，组织了金鼎工业园管理公司、瑞德丽公司（包括武汉八建珠海公司）、高新区执法大队等单位的负责人到现场进行沟通协调，后多方达成口头协议，先由珠海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委托珠海市国土测绘大队放点测绘，结果出来后，被认定挤压工业园排污管道施工线路的工棚，瑞德丽公司（包括武汉八建珠海公司）要在限期内拆除，如逾期不拆除，则由高新区执法大队想办法强制拆除；余下的工棚，则同意由瑞德丽公司在建设工程竣工后自行拆除。在测绘结果出来后，瑞德丽公司（包括武汉八建珠海公司）仍不愿意自行拆除用地红线外违法工棚。2008年4月29日，高新区行政执法大队向武汉八建珠海公司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其限期拆除违法建筑。武汉八建珠海公司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后及时拆除了挤压工业排污管道施工线路的部分工棚（详见绘图1、2标号）和围墙。另外，据初步了解瑞德丽公司（包括武汉八建珠海公司）为了达到规划部门的验收标准和条件，自行雇佣了没有资质的人员对余下的工棚进行清拆（详见绘图3、4、5标号），结果在清拆4标号工棚（该建筑物大部分在用地红线内）时出现了工程安全事故，造成了现场清拆人员受伤（包括瑞德丽公司验收筹备人员陈海清）。
2010年7月7日，珠海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政办公室出具了一份《关于“3·20”拆房倒塌事故伤者家属侯昆明上访要求的复函》，该复函称倒塌房屋于2008年4月29日已由珠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判定为违章建筑并作出处罚，此次拆房工程是由名为李益勇的伤者组织参与的，伤者住院期间的医药费是由倒塌房屋的所有者之一卓志伟垫付的，另一所有者梁海潮不知去向。
本案中又查明如下事实：珠海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局分别于2009年11月12日、11月24日召集有关人员召开专题会议，会后作出珠高建会纪（2009）4、5号会议纪要，纪要显示武汉八建珠海公司负责处理后续有关工程问题，处理好工程遗留的工人工资及未结清材料款，确保瑞德丽公司工地不发生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并配合好瑞德丽公司办理工程竣工验收手续等。瑞德丽公司负责在武汉八建珠海公司的配合下组织厂房未完工工程内容的施工，达到工程验收基本标准后尽快办理工程验收。
王全钦受伤后，自2010年3月20日至同年6月3日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住院治疗。出院医嘱显示：“1、休息壹月，避免抬重物及重体力劳动，左下肢暂不能完全负重。2、进行骨盆及下肢功能锻炼。3、定期门诊复查，半年内每月至少一次，如有不适，随时就诊。4、待骨折愈合后，可择期手术取内固定。”2010年6月3日，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骨一科出具《证明》一份，称王全钦住院期间（2010年3月20日至同年6月3日）留陪一人。自2011年5月31日至同年6月6日，王全钦到四川省剑阁县中医院进行治疗，出院诊断显示：左双踝骨折术后骨性愈合，院内完善辅查，明确诊断，2011年6月1日在腰麻下行左双踝内固定物取出术，手术顺利，术后换药、对症治疗，好转出院。庭审中，根据瑞德丽公司的申请，本院依法向珠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市监督管理局调取说明材料一份以及向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调取《情况说明》及《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自费费用明细清单》各一份、《住院收费收据》三份，《情况说明》内容显示：“患者王全钦，住院号码00121404，于2010年03月20日至2010年06月03日在我院骨外一区住院治疗。住院期间共发生医疗费用45326元，分别开具三张医疗发票，其中医疗费用为3000元的发票由曾石军在2010年12月8日领取，医疗费用为36326元的发票由王全钦本人在2010年6月3日领取，另有一张医疗发票金额为6000元的未领取，仍在我院财务科。目前该患者无欠费行为。”王全钦、瑞德丽公司表示王全钦的全部医疗费用由卓志卫缴交，王全钦还表示医疗发票已由卓志卫取走。卓志伟表示并无证据显示卓志卫缴交医疗费用并取走单据。对于珠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市监督管理局的说明材料，卓志伟表示并不能推翻原协查报告认定的事实。
2011年12月3日，王全钦自行委托广东正光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进行伤残鉴定，广东正光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于同日作出《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编号为广正司鉴所（2011）法临鉴字第816号}，鉴定意见为王全钦的伤残等级评定为十级。本次鉴定产生的费用为900元。本案诉讼过程中，瑞德丽公司向本院申请对王全钦的伤残情况和伤残等级进行重新鉴定。本院依法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进行鉴定。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于2012年4月16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文号为中大法鉴中心（2012）临鉴字第L45024号}，鉴定意见为：王全钦伤残等级评定为道路交通事故十级伤残。本次鉴定费用为700元，已由瑞德丽公司垫付。
又查明，王全钦配偶为王小利，两人的儿子王嘉洋（曾用名王兴洋）于1994年11月5日出生。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包括诉讼时效问题和本案拆房事件的雇主是谁以及赔偿责任主体如何确定的问题。
一、关于诉讼时效
《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其内容应当包括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具体的侵权人及侵权结果。如果权利人知道权利被侵害，但不知道明确的侵权人及侵权结果，在此情况下，权利人不能提出请求，时效也不能开始计算。王全钦于2010年3月20日发生事故遭受损害，至2011年6月6日，王全钦至四川省剑阁县中医院进行治疗，取出左双踝内固定物，至此王全钦受损害的结果才完全确定。王全钦于2012年1月11日提起诉讼，距离2011年6月6日未超过一年，故本院认定本案诉讼没有超过时效。
二、本案拆房事件的雇主以及赔偿责任主体问题
首先，由于案涉房屋属临时违章建筑，未办理相关报建、产权登记手续，无法直接明确谁是案涉房屋的所有者或建设者，当事人之间也没有签订书面雇佣合同，各方对于谁是雇主存在很大争议。各方当事人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主要有案涉房屋所在工地的相关会议纪要、事发后有关部门所做的笔录和报告以及诉讼中当事人陈述，而这些证据存在前后不一致及互相矛盾的地方。根据受雇人员王全钦等人以及李益勇在事发后在高新区安监局、金鼎派出所三次笔录的陈述，可以认定李益勇是拆房活动的召集人、组织者，本身亦是受雇佣的人员，不是雇主。因李益勇为拆房活动的组织者，其对于谁是雇主应是最清楚的，李益勇对事件情况的陈述更能显示卓志伟是否本案事件的雇主。现有证据中李益勇的三次笔录显示李益勇系经卓志卫介绍与陈海清接洽拆房事宜，并没有提及卓志伟是否案涉房屋的所有人或拆房事件的真正雇主，珠海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局为协调解决瑞德丽公司厂房问题的两份会议纪要也未显示卓志伟与案涉房屋有何关联，王全钦等人的笔录中均陈述是李益勇或管彦和组织他们进行拆房，但并未涉及卓志伟，也未提及卓志伟曾经到过施工现场。而陈海清为瑞德丽公司的员工，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的规定，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从《高新区党政办复函》的内容来看，其认定卓志伟与梁海潮是案涉房屋的所有人也是依据高新的区安监局和金鼎派出所的笔录作出的，亦即陈海清等人的笔录，故《高新区党政办复函》的内容同理也不能采纳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的收费情况亦未显示王全钦入院治疗的费用由卓志伟所缴交。综上，本院认为，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卓志伟是案涉房屋的所有人及其雇请王全钦等人拆除案涉房屋的事实，王全钦主张卓志伟向其支付误工费等费用，本院不予支持。
其次，案涉房屋的拆除是因为瑞德丽公司厂房要办理竣','2018-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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