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285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润良，住广州市越秀区。
委托代理人：杨萍，广东金马波士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娥，广东金马波士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凤屏，1922年7月19日，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委托代理人：冯树斌，广东法制盛帮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曹强华，广东法制盛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廖柏强，住广州市越秀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雷淑英，住广东省阳山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廖云清，住广州市越秀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廖云乔，住成都市成华区。
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刁溟，广东科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廖鹏，住广州市越秀区。
上诉人黄润良、上诉人朱凤屏因与被上诉人廖柏强、雷淑英、廖云清、廖云乔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中，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4）穗越法民三撤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据查册时间为2009年9月23日的《房地产登记簿查册表》（房产登记号：惠广字311号）显示，广大路34号房屋产权人为陈某乙、刘某甲、刘某乙等、刘某丙、廖某甲，各占1/5产权份额；建筑面积：127平方米；结构：双隅（双木），结构层数：3，1；座数：1；建筑时间：战后；使用性质：商业；所有权来历：纲纪慎1944年5月向马穰喜买，陈某乙等1948年7月向纲纪慎买。另，据查册时间为2014年2月21日的《房地产登记簿申请表》显示，2010年1月28日陈某乙等人申请房屋面积更正登记，广大路34号建筑面积为172.29平方米。
1993年，广东省阳山县公证处出具（93）阳证内字第42号继承权公证书，内容为：被继承人廖洪沾于1985年12月3日因病在广东省阳山县死亡，根据（93）阳内字第41号继承权公证书，廖洪沾生前应与其弟弟廖某乙、廖柏强共同继承其父亲廖某甲的遗产。但廖洪沾在尚未实际取得遗产时死亡，其应得到的遗产份额转由其妻子雷淑英继承。同年9月20日，阳山县公证处出具（93）阳证内字第43号《公证书》，证实雷淑英委托廖柏强为其合法代理人，全权代表其前往广州有关单位办理继承广州市广大路34号房屋的事项。
1994年5月4日，原广州市东山区公证处出具（94）穗东内证字第1860号继承权证明书，证明广大路34号房屋已故产权人廖某甲所占的五分之一产权份额，由廖某乙、廖柏强、雷淑英3人共同继承，每人各占三分之一。
1994年5月8日，原广州市东山区公证处出具（94）穗东内证字第1921号继承权公证书，内容为：被继承人陈某乙于1974年3月9日死亡，以陈某乙名义登记的广州市广大路三十四号房屋（占全座五分之一产权）应由其女儿朱凤屏一人继承。广东省广州市公证处于2008年12月1日作出（2008）粤穗广证内字第163440号公证书，内容为：兹证明签名的复印件与原件相符。
廖某乙于2002年1月病逝，其法定继承人为其配偶杨阮君及女儿廖云乔、廖云清。
1996年1月8日，朱凤屏出具《收条》，内容为：“兹收到黄润良先生租用广大路34号地下及阁楼押金叁万元正。”1996年1月26日，广州市东山区东华东法律服务所出具见字（96）第201号内容为《协议书》的见证书，所见证的《协议书》的签署人为“业主兼代理人朱凤屏、廖柏强，借用人黄润良”，《协议书》内容为：“我们五人是广州市广大路34号房屋的业权人，我们自愿将广大路34号首层及阁楼借给黄润良黄某先生作商铺使用，请有关部门给予办理有关手续，借用期由1996年3月15日至2001年3月4日止，共5年。”见证书内容载明：兹证明廖柏强、朱凤屏、黄润良于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六日签订了前面的借用协议，签名（印章）属实。
2000年11月16日，朱凤屏出具字条，内容为：“兹收到广大路34号贰楼押金壹仟伍佰元正。”
2008年1月16日，廖柏强（甲方、业主方，代朱凤屏）与承租人伦福明（乙方、承租人）签订《租住（续租）协议》，约定将广州市广大路34号三楼出租给乙方至2013年2月7日止。
2008年5月20日，黄润良（为乙方租户）与朱凤屏（为甲方业主，代表刘某甲、刘某丙、刘某乙等廖某甲共五人）签订《租赁协议》，内容为：甲方提供广大路34号一楼阁楼、二楼租赁给乙方；租赁期为六年，即从2008年6月1日起至2014年5月31日止，月租共7500元，押金22500元。
广州市房屋鉴定事务所于2009年7月7日作出《危险房屋鉴定报告》（报告编号：2009-0200），载明：委托日期为2009年6月30日，鉴定日期为2009年6月30日。鉴定广大路34号房屋整体危险性评定为C级，即为“局部危房”，房屋应作处理使用；“处理建议”为：鉴于该房屋建造年久，部分构件严重损坏或老化已形成危险构件，应立即对房屋作排危处理。若条件许可，可考虑对房屋作拆除处理。同月31日，广州市房屋鉴定事务所作出《危险房屋鉴定报告》（报告编号：2009-0288），载明：委托日期为2009年7月23日，鉴定日期为2009年7月29日。鉴定广大路34号房屋整体危险性评定为D级，即为“整幢危房”，房屋应作停止使用；“处理建议”为：鉴于该房屋建造年久，部分构件严重损坏或老化已形成危险构件，房屋结构拆改使承重结构多处存在危险隐患，建议对房屋作拆除处理。
2009年7月前，涉讼房屋一直由朱凤屏管业，由黄润良使用并向朱凤屏支付租金至2009年6月30日。2009年7月22日，被上诉人收回涉讼房屋，自该日起涉讼房屋由被上诉人控制。因涉讼房屋被鉴定为“整幢危房”，廖柏强于2010年3月10日向广州市规划局申请将涉讼房屋拆除重建，广州市规划局于2010年6月11日核发穗规建证[2010]1736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载明：建设单位（个人）为雷淑英、廖植良、廖柏强；建设规模为1幢，地上三层：138.5508平方米。
2011年，黄润良就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向原审法院提起对朱凤屏的诉讼，原审法院于2011年3月10日作出（2011）越法民三初字第312号民事调解书，内容为：黄润良、朱凤屏确认双方于2008年5月20日签订的《租赁协议》合法有效，但租赁期限延长至2016年5月31日。同日，原审法院作出（2011）越法民三初字第865号民事调解书，内容为：朱凤屏于调解书送达之日起30日内赔偿黄润良经营损失费30000元。同日，原审法院作出（2011）越法民三初字第874号民事调解书，内容为：朱凤屏于2011年10月1日将广州市越秀区广大路34号一楼、阁楼、二楼继续交回给黄润良使用。
因朱凤屏未履行（2011）越法民三初字第874号民事调解书，黄润良向原审法院申请执行，原审法院于2011年11月10日以（2011）越法执字第6006号立案执行，执行过程中，经勘察现场，发现涉讼一楼房屋已出租他人使用。廖柏强称其于2011年11月23日向原审法院执行部门对该案的执行标的提出了书面异议，原审法院于2014年7月23日出具（2011）越法执外异字第6001-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廖柏强提出的执行异议。
2012年，黄润良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朱凤屏、廖柏强、雷淑英、廖云清、廖云乔、杨阮君连带赔偿其经营损失费50000元，廖柏强提起反诉要求黄润良赔偿其部分经济损失100000元。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廖柏强、雷淑英、廖云清、廖云乔、杨阮君确认其于2009年7月22日对涉案房屋进行了换锁，并确认房屋拆除重建时间为2010年12月至2011年6月。原审法院于2013年9月26日出具（2012）穗越法民三初字第260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黄润良的全部诉讼请求和驳回廖柏强的全部反诉请求。判后，黄润良、廖柏强提起上诉。本法院作出（2013）穗中法民五终字第374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4年，朱凤屏以共有纠纷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对廖柏强、雷淑英、廖云清、廖云乔、杨阮君的诉讼，要求：1、廖柏强、雷淑英、廖云清、廖云乔、杨阮君向朱凤屏连带返还由2011年10月1日起至2014年4月16日的场地占用费（按每月200元/平方米×建筑面积172.29平方米×4/5）。2、廖柏强、雷淑英、廖云清、廖云乔、杨阮君连带向朱凤屏返还擅自出租房屋造成原告对外赔偿的损失6000元（按30000元×1/5计）。原审法院于2014年9月27日出具（2014）穗越法民三初字第56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廖柏强、雷淑英、廖云清、廖云乔、杨阮君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将2011年10月1日起至2014年4月16日的房屋使用费（按建筑面积172.29平方米，参考房管部门公布的同时期同地段同类房屋租金参考价乘以1/5计）支付给朱凤屏。二、廖柏强、雷淑英、廖云清、廖云乔、杨阮君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将赔偿款6000元（朱凤屏已付给黄润良的赔偿款30000元按1/5产权份额比例计）支付给朱凤屏。三、驳回朱凤屏的其他诉讼请求。因朱凤屏不服上述判决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3月13日出具（2015）穗中法民五终字第67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廖柏强、雷淑英、廖云清、廖云乔、杨阮君于2014年11月10日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共同诉称：（2011）越法民三初字第865民事调解书确认朱凤屏自愿赔偿黄润良经营损失30000元，该案件在调解中存在遗漏诉讼主体、违背事实、违反法律并侵害其他业主利益的严重问题，应依法予以撤销。请求：依法撤销（2011）穗越法民三初字第865号民事调解书。
黄润良原审辩称：不同意诉讼请求。我是涉讼房屋的承租人，我与朱凤屏签订的协议是真实有效的，关于租赁关系的合法性、真实性，在其他已生效的案件诉讼中都予以确认。如果廖柏强、雷淑英、廖云清、廖云乔、杨阮君对上述调解书有异议，应当在六个月内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廖柏强、雷淑英、廖云清、廖云乔、杨阮君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了六个月的诉讼时效。
朱凤屏原审辩称：不同意诉讼请求，撤销之诉的期限是6个月，廖柏强、雷淑英、廖云清、廖云乔、杨阮君的请求超出实效。根据（2015）穗中法民五终字第675号判决书，该判决书终审认可了865号调解书的法律效力，确认廖柏强、雷淑英、廖云清、廖云乔、杨阮君必须按1/5产权份额支付赔偿款。法院判决要求廖柏强、雷淑英、廖云清、廖云乔、杨阮君将其中的6000元返还给我方，廖柏强、雷淑英、廖云清、廖云乔、杨阮君未提起上诉，表示其同意承担1/5的款项，现在再提起本案撤销之诉与已生效的判决和之前的行为不相符。在2011年黄润良起诉我方时，我方与廖柏强、雷淑英、廖云清、廖云乔、杨阮君没有任何的诉讼纠纷，不存在恶意串通的问题。
原审庭审中，廖柏强、雷淑英、廖云清、廖云乔、杨阮君出示原审法院执行部门于2012年3月28日出具的《告知笔录》，其中到庭人为廖柏强的委托代理人廖鹏，告知内容为：“关于你方提出的执行异议是对本院生效的法律文书有异议，应当遵循审判监督程序处理，本案经听证后进行合议，本案不作出书面裁决文书，现将案件退回执行经办人，由执行经办人依法提起审判监督程序处理，处理结果由执行案件经办人通知你方”。廖柏强、雷淑英、廖云清、廖云乔、杨阮君陈述其此后一直等待原审法院通知有关审判监督程序的事宜，至2014年7月23日原审法院出具（2011）越法执外异字第6001-1号民事裁定书后，才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黄润良、朱凤屏对上述《告知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6006号案的执行异议所针对的是第874号调解书，与第312号和第865号调解书无关，该笔录落款时间为2012年3月28日，按照民诉法相关规定廖柏强、雷淑英、廖云清、廖云乔、杨阮君在当时可以选择审判监督程序处理，也可以选择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按该时间段算廖柏强、雷淑英、廖云清、廖云乔、杨阮君必须在6个月内提出撤销之诉，由此可见廖柏强、雷淑英、廖云清、廖云乔、杨阮君提出本案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涉及的（2011）越法民三初字第865号民事调解书的出具日期为2011年3月10日，该调解协议的内容与（2011）越法民三初字第312号、874号民事调解书的调解协议内容密切相关，但黄润良、朱凤屏并未就涉讼865号案件申请原审法院强制执行，故廖柏强、雷淑英、廖云清、廖云乔、杨阮君当时对上述案件并不知情。至于上述874号调解书，黄润良申请执行时间为2011年11月10日，廖柏强在原审法院强制执行过程中得知该调解书的存在，已于2011年11月23日向原审法院提起执行异议。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于2012年8月31日作出第二次修正，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首次提出“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诉讼制度，在此期间廖柏强一直在等待执行异议的处理结果，直至原审法院于2014年7月23日出具（2011）越法执外异字第6001-1号民事裁定书，廖柏强才得知其提起的执行异议不被采纳，并在法律规定六个月的诉讼时效内向原审法院提起了本案诉讼。另外，朱凤屏于2014年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廖柏强、雷淑英、廖云清、廖云乔、杨阮君按比例承担其已支付给黄润良的赔偿款30000元中的6000元，该案于2014年9月27日由原审法院判决确定廖柏强、雷淑英、廖云清、廖云乔、杨阮君应承担上述费用，并于2015年3月13日由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廖柏强、雷淑英、廖云清、廖云乔、杨阮君才得以确认涉讼865号案件调解书与其存在利害关系。综上所述，廖柏强、雷淑英、廖云清、廖云乔、杨阮君于2014年11月10日向原审法院提出本案诉讼，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故对黄润良、朱凤屏提出廖柏强、雷淑英、廖云清、廖云乔、杨阮君提起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根据上述查明事实可见，朱凤屏于2009年7月前对涉讼房屋享有管业权，其将涉讼房屋出租给黄润良使用，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是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已实际履行多年，期间廖柏强、雷淑英、廖云清、廖云乔、杨阮君并未提出异议，故黄润良、朱凤屏签订的租赁合同合法有效。廖柏强、雷淑英、廖云清、廖云乔、杨阮君自2009年7月22日起将涉讼房屋自行收回管业，并已明确表示须对当时属危房的涉讼房屋进行拆除重建，要求黄润良终止承租，虽然廖柏强、雷淑英、廖云清、廖云乔、杨阮君的上述行为属于产权人合法行使对房屋进行处分的权利和承担其应履行的修缮义务，但事实上确实因提前解除租赁关系而造成承租人黄润良的实际损失，在此情况下，黄润良向租赁合同的相对方朱凤屏主张赔偿损失的请求合理合法，双方协商确定30000元的赔偿标准亦属合理，并无证据显示黄润良、朱凤屏的该调解协议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或显失公平的情形。原审法院于2014年9月27日出具的（2014）穗越法民三初字第562号民事判决书中判决廖柏强、雷淑英、廖云清、廖云乔、杨阮君应于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将赔偿款6000元（朱凤屏已付给黄润良的赔偿款30000元按1/5产权份额比例计）支付给朱凤屏，而廖柏强、雷淑英、廖云清、廖云乔、杨阮君并未对该案提起上诉，可见其当时亦认可该判决内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的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是指判决、裁定、调解书中的裁决事项有错误，主要是因为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导致的实体处理错误，应当仅限于实体处理内容。现廖柏强、雷淑英、廖云清、廖云乔、杨阮君提供的证据未能证明原审法院出具的（2011）越某三初字第865号民事调解书的实体处理内容有误，故对廖柏强、雷淑英、廖云清、廖云乔、杨阮君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三百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廖柏强、雷淑英、廖云清、廖云乔、杨阮君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廖柏强、雷淑英、廖云清、廖云乔、杨阮君负担。
判后，上诉人黄润良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本案的被上诉人提起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二审人民法院应驳回起诉。本案中，原审人民法院查明被上诉人于2011年已经知道调解书的存在，根据法律规定应当在半年内提起诉讼。假如一审法院认为第三人撤销之诉是在2013年1月1日施行，被上诉人应在2013年6月份以前提起撤销之诉。但被上诉人未提出任何起诉，而法律不保护权利上的睡眠者，因此，其诉讼时效已经届满。二、在程序上，被上诉人已经放弃了起诉的权利，其行为不能得到新、旧民事诉讼法的保护，提出第三人撤销之诉于法无据。根据原审法院的描述，被上诉人出示了越秀法院执行部门于2012年3月28日的《告知笔录》，告知内容为：“关于你方(被上诉人)提出的执行异议是对本院生效的法律文书有异议，应当遵循审判监督程序处理。”从前述内容可得知，在2012年3月份，如被上诉人对涉案调解书有异议应当进行再审申请，而无权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但在人民法院明确告知后，被上诉人根本没有提起再审申请，而人民法院也无提起审判监督程序。可见，其提出执行异议与撤销调解书或提起再审是没有关联。法律是公示的，在期限内无提出再审，在新法律公布后又无在期限内提出第三人撤销之诉，所带来的法律后果应自行承担。但一审法院想方设法为被上诉人延续诉讼时效有失程序正义，有为执行部门掩盖三年不作裁定的过错之嫌。三、涉案的调解书合法有效，黄润良本是涉案房屋的承租人，但在租期未届满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强行将黄润良清出门外，擅自收回他人所有的房屋并造成黄润良经营损失。被上诉人的无理行为不应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综上，请求撤销原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
上诉人朱凤屏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本案被上诉人提起的诉讼已经严重超过诉讼时效且原审判决出现了严重认定事实不清及遗漏查明事实。涉案的调解书作出的时问为2011年3月10日，而该调解书上诉人己在与被上诉人之间的(2011)穗越法行初字第144号案作为证据出示给被上诉人质证，该案的判决时间是2012年7月31日。因此，被上诉人在2012年7月31日之前已经清楚知悉调解书的存在及内容。而涉案调解书生效后进入执行阶段时被上诉人在2011年11月23日向越秀法院提出执行异议，声称在执行阶段才知悉涉案调解书显然与事实相违背。原审法院对此并无查明在(2011)穗越法行初字第144号案中被上诉人已对涉案调解书质证的事实，被上诉人的陈述也出现自相矛盾。另外，原审认定被上诉人在2011年11月23日提起执行异议，但提起执行异议并不能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断，而且被上诉人更没有提起执行异议之诉，被上诉人的行为并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能中断时效的情形，而且其行为并无一例是针对涉案调解书而为。原审法院判决严重与程序法相违背，被上诉人在2011年已得知调解书存在的情况下在2014年才提出第三人撤销之诉己严重超过诉讼时效。二审人民法院应依法认定被上诉人超过诉讼时效，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二、原审法院对诉讼时效的理解完全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以2012年8月31日《民事诉讼法》首次提出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诉讼制度为由结合被上诉人一直等待执行异议结果而认为未超过诉讼时效的观点，显然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施行时未结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相违背，二审人民法院应对其纠正。首先，涉案调解书是已结案件，如对调解书提起撤销可依据2013年1月1日施行的《民事诉讼法》第56条提起诉讼，即“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上诉人既然已经在2011年知道调解书的存在，那么假如调解书损害其利益时，应遵守2013年1月1日实施的民事诉讼法在2013年6月前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因为第三人撤销之诉属于全新的诉。被上诉人提起的原审起诉均严重超过诉讼时效。其次，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于2011年11月提起执行异议”，但直到2014年7月才作出裁定，历时三年之久才作出裁定而非在法律规定的15天内作出裁定显然严重违反法律规定。而且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执行笔录可以顺延诉讼时效，何况执行行为与本诉没有任何关联。加上被上诉人消极行使第三人撤销之诉、再审申请的权利应当自行承担后果。更重要的是，被上诉人并非不知道生效调解书的存在，反而在等一个与调解书存留无关的执行行为决定而放弃起诉。对于违法作出执行裁定、被上诉人弃权的法律后果现在要上诉人承担显然不公。三、根据被上诉人陈述，被上诉人就执行案件提出执行异议。在执行异议期间作出的《告知笔录》全部属于被上诉人和法院的单方行为而并未告知上诉人。因此，上诉人对《告知笔录》的落款日期有异议并申请形成时问的鉴定。
综上所述，两上诉人黄润良、朱凤屏均请求二审：1.撤销（2014）穗越法民三撤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书；2.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3.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连带承担。
被上诉人廖柏强、雷淑英、廖云清、廖云乔答辩同意原审判决，不同意黄润良、朱凤屏的上诉请求。
二审另查明，杨阮君于2016年2月13日死亡，其法定继承人廖云清、廖云乔，廖云清、廖云乔均表示继承杨阮君的遗产并愿意参加本案诉讼。
经查，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被上诉人提起的本案诉讼是否应该驳回起诉。2012年8月31日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第五十六条规定了“第三人…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廖柏强于2011年11月23日向原审法院执行部门提出书面异议时，表明其当时知道了案涉调解书的存在后，便依法主张了自己的权利。原审法院执行部门于2012年3月28日出具的《告知笔录》表示“由执行经办人依法提起审判监督程序处理，处理结果由执行案件经办人通知你方”，廖柏强因此一直等待处理结果符合情理。原审法院于2014年7月23日出具执行异议裁定书后，廖柏强于2014年11月提起了本案诉讼。上述事实表明廖柏强没有怠于行使权利。两上诉人上诉以法律不保护权利上的睡眠者为由要求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于2014年7月23日出具的执行异议裁定书明确驳回了廖柏强的执行异议后，廖柏强此时才应当知道案涉案件已不能通过执行经办人依法提起审判监督程序处理。廖柏强在收到执行异议裁定书之后的六个月内提起了本案诉讼，不能认定为超过了诉讼时效。上诉人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要求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经审查原审判决并无不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黄润良、朱凤屏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梁淑敏
审 判 员 陈珊彬
代理审判员 李 焕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杨 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