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606民初12306号
原告广东康富来药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容里成业路63号。
法定代表人李仲明。
委托代理人张军，男，1978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安乡县。是该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夏烨，男，1981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罗山县。是该公司员工。
被告合肥市昊冉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长江西路563号鼎金大厦1709号。
法定代表人宋业菊。
被告宋业菊，女，1972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郊区。
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方德斌，安徽邦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广东康富来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富来公司）诉被告合肥市昊冉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冉商贸公司）、宋业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7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刘德剑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于2016年9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张军，被告昊冉商贸公司、宋业菊共同的委托代理人方德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被告之间有多年的业务合作关系，被告宋业菊对被告昊冉商贸公司的货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截至2016年7月20日，被告昊冉商贸公司尚欠原告货款771996.46元。原告多次催要此款未果。为维护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令：一、被告昊冉商贸公司偿还原告货款771996.46元；二、被告宋业菊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三、本案的所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昊冉商贸公司、宋业菊辩称，原告与被告昊冉商贸公司之间是运输合同关系，被告不具有向原告支付对价的法律基础。2014年1月，原告与被告昊冉商贸公司之间签订了《代送货协议书》。该协议书期满后没有续签书面合同，但依然按原约定继续履行合同。原告将货物送到合肥，再由被告负责把货物送到原告指定的合肥市及周边地区家乐福、大润发等商场；各商家如果要求退货，被告根据原告的指令，再从商家将货物拉回。原告根据被告送货或退货价值的6%向被告支付运费。原告与被告昊冉商贸公司之间是运输合同法律关系，原告与各商场是买卖合同关系。至于出卖货物的品种及货款的结算，都是由原告和各商家之间进行，与被告没有关系。原告和被告昊冉商贸公司以货物价值作为基础只是计算运费的一个依据。原告依据一张2016年经销商的对账单请求被告支付771996.46元货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013年签订的《经销合同》第21条明确规定，原告未解除被告昊冉商贸公司经销权的情况下，双方未签订新合同，本合同自动延期一年。在销售合同期满后，2014年1月1日，原告和被告昊冉商贸公司签订了《代送货协议书》，用新的合同取代了以前原被告之间的经销合同法律关系。综上应当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原告在诉讼中提供如下证据材料证明其诉讼主张：
1.《经销合同》1份，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经销合同关系，2013年签订此合同，并于2014年自动延期一年；
两被告的质证意见：对真实性无异议。该《经销合同》已经终止。原告与被告昊冉商贸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从2014年1月1日以后，已经由书面的《代送货协议》予以确定。同时原告与被告昊冉商贸公司不可能同时存在销售和代送货协议两种法律关系。因为这两种法律关系的混同，会导致原被告之间无法结算运费与货款，对原被告双方的企业管理，都有很大的不利影响。
2.《代送货协议书》1份，第三条明确约定与《经销协议》并存生效，证明2013年和2014年经销合同与代送货协议是共同生效的。2015年和2016年没有签订合同，但是合作内容均是依照2013年和2014年的合同进行的；
两被告的质证意见：《代送货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代送货协议》只能够证明原被告之间有运输合同法律关系，不能够证明与经销合同的混同。
3.经销商对账单1份，证明截至2016年2月29日，被告欠原告1455036.34元，经销商对账单中的“经销商”三个字，就可以说明双方的往来业务包括了经销关系；2015年的12月31日有一笔被告向原告支付的货款400000元，也说明2015年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经销合同关系。2016年2月29日之后，有退货，被告欠原告的货款由1455036.34元减少至771996.46元。在2016年3月原告去被告公司谈了两次，要求被告将产品退回给原告。
两被告的质证意见：不能证明原告的诉请是771996.46元。从2014年2月29日以后的3月、4月、5月一直为原告送货共计700000元多，数额发生了变化。从往来明细账可以看出，被告是为原告送货，送到合家福、大润发等超市，是送货而不是买卖。在原告所说的771996.46元的货款中，本身原告与被告在同一时间内统计的标准不同所产生的一个误差。这个误差已经经过原告的员工进行了确认，误差有400000元多；
4.担保书一份，证明被告昊冉商贸公司法定代表人宋业菊为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两被告的质证意见：对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经销合同的担保，并不是对运输合同的担保。担保时间是2011年8月8日。对于本案中原告提交的销售合同以及运输合同，都是2013年和2014年。担保合同与本案无关，不是对本案进行的担保。
原告在诉讼中提供如下证据材料证明其诉讼主张：
1.《代送货协议书》1份，证明原告与被告指定的客户送货、退货并约定按照送退货的金额6%支付运输费，原被告之间是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不是买卖合同关系。原被告不具有支付对价的法律基础，被告要求原告支付771996.46元货款是错误的；
原告的质证意见：对真实性无异议，但2015年和2016年都是按照2013年及2014年签订的经销合同和代送货协议的内容继续履行合作关系。
2.汪凌自书对账单1份，证明被告与原告的员工汪凌于2016年2月对账确认公司账面金额是1455036.34元，同时被告昊冉商贸公司配送给第三方1047013.45元，合家福退货补差80705元，账面库存488727元。被告与原告的员工汪凌对好帐之后，出具了经销商对账单（原告证据3）。
原告的质证意见：对真实性无法确认，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即使是汪凌所签，她也没有权限代原告与被告进行对账。
3.照片1组、2016年3月对账报表1份、出库单3份、入库单3份、2016年4月对账报表1份、出库单2份、入库单1份、2016年5月对账报表1份、出库单8份、原告员工汪凌手写的2016年3、4、5月报表一张，进货、出货、库存的数字与报表数字是一致的，证明2016年3、4、5月份，双方继续发生新的供货和退货往来。现存货483176元，已经由原告清点封存；
原告的质证意见：对照片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2016年3月原告去了被告公司两次，要求被告将货退还给原告，原告可以再卖给其他客户，但是被告拒绝退货，导致这批货已经过了可以销售的日期，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这个损失应由被告承担。
经审查，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1、2、3、4和被告提交的证据1，本院予以采信。对被告提交的证据2，因该对账单先于原告提交的经销商对账单出具，故截至2016年2月29日的货物款金额以经销商对账单为准。对证据3中的照片，本院予以采信。2016年3、4、5月对账报表、出库单、入库单，被告单方制作且无原告签字，本院不予采信。对于原告员工汪凌手写的对2016年3、4、5月报表，经审查，原告确认汪凌是其合肥办事处经理，其权限问题属于其内部管理问题，对外不具有约束效力。汪凌手写的对2016年3、4、5月报表，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但从该报表中，能够反映被告昊冉商贸公司于2016年3、4、5月继续代原告送退货的事实。
经审理查明以下事实：
原告与被告昊冉商贸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往来。2011年8月8日，杨斌与被告宋业菊出具《经销商财产担保书》载明：被告昊冉商贸公司与原告合作期间产生的货款不能偿还时，用杨斌、宋业菊的财产偿还货款。2013年，原告与被告昊冉商贸公司签订《经销合同》一份，约定：原告授权被告昊冉商贸公司作为原告系列产品在合肥地区特约经销商，被告昊冉商贸公司在规定的区域内销售原告提供的产品；本合同有效期为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在原告未解除被告昊冉商贸公司经销权的情况下，双方未签订新合同，本合同自动延期一年。2014年1月1日，原告与被告昊冉商贸公司签订《代送货协议书》一份，约定：原告已对合肥易初莲花、合家福、大润发、乐购等商场实行直销政策，将在其总部或分部直接开户、送货、退货、开票、结款等日常工作；就送货事宜与被告友好协商，达成共识，订立本协议；原告指定被告昊冉商贸公司为安徽省合肥市区域内原告执行客户（以上所写商场）的代送货商；自签约期限内，被告昊冉商贸公司受原告委托，代表原告按照规定程序对所指定的直销客户（商场、门店）进行代送货、退货事宜；运输费按送货金额（送货+退货）的6%结算（送货金额按原告的供应价计算）。该协议第三条约定，本协议有效期自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和《经销协议》并存生效。2016年2月，原告与被告昊冉商贸公司签订《经销商对账单》，载明：上期对账截至2015年9月30日累欠原告货款1795750.74元，本期对账期间自2015年9月30日至2016年2月29日；本期购货1276191元、回款400000元、调货1216905.4元，累计结欠1455036.34元（1795750.74元+1276191元-400000元-1216905.4元）。被告昊冉商贸公司与原告对账后，继续代原告往指定商场、门店送退货。对账后，原告与被告昊冉商贸公司对存放在被告昊冉商贸公司的存货（双方确认存货价款为483176元）进行盘点和封存。原告与被告昊冉商贸公司协商由原告取回，但被告昊冉商贸公司以原告需先付清运费为由未让原告取走。
另查明，庭审中，原告陈述称双方同时存在两种合同关系，一种为买卖合同关系，一种为代送退货的合同关系。本院向原告释明在本案中其主张何种合同关系，原告明确主张买卖合同关系。原告亦陈述称《经销商对账单》中的金额1455036.34元和本案中主张的货款771996.46元，均为两种合同关系项下混合在一起款项。被告陈述称原告与被告昊冉商贸公司之间自2014年起只存在代送退货的运输合同关系，上述款项均为《代送货协议》下的款项，并非是被告向原告购货所产生的货款。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原告以买卖合同关系向被告昊冉商贸公司主张货款，故依据上述规定，原告应当承担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以及买卖合同项下未结清货款具体金额的证明责任。2013年，原告与被告昊冉商贸公司签订《经销合同》，双方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2014年1月1日，双方签订了《代送货协议书》，建立了代送退货的运输合同关系。虽然依据该协议书第三条“《经销协议》并存生效”的约定，2013年双方建立的买卖合同关系顺延至2014年12月31日。但2015年1月1日起，在《经销协议》和《代送货协议书》有效期届满后，双方未再签订新的书面合同。原、被告既然可以在2013年买卖合同关系基础上增加运输合同关系，也即可以在买卖合同关系到期后不再存续买卖合同关系而只保留运输合同关系，故原告提交的《经销合同》、《代送货协议书》本身不能证明原、被告于2015年和2016年同样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提交的《经销商对账单》虽然使用“经销商”“购货”等反映买卖合同关系的字眼，并表述为“截至2015年9月30日累欠货款1455036.34元”，但原告在庭审中表示《经销商对账单》中的金额1455036.34元和诉求被告支付的771996.46元，均为两种合同关系项下混合在一起的款项，故本院亦不能据此认定对账单中的1455036.34元和诉求的771996.46元仅为买卖合同关系下拖欠的货款。并且，对账之后，原告与被告昊冉商贸公司继续进行代送退货的业务往来，且以退、调货的方式将对账款项1455036.34元减少至771996.46元，至于减少的款项和剩余的款项哪些是买卖货物的货款、哪些是运输货物的货款，本院无法区分。综上，原告未能尽到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以及买卖合同项下未结货款具体金额的证明责任，本院对原告基于买卖合同关系主张被告支付货款771996.46元的诉求，不予支持。因被告确认原告与被告昊冉商贸公司之间自2014年起只存在代送退货的运输合同关系，上述款项并非是被告向原告购货所产生的货款，而为《代送货协议》下的款项。原告可以另行主张权利。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广东康富来药业有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为5759.98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广东康富来药业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刘德剑
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三日
书记员 宋晓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