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802刑初65号
公诉机关湛江市赤坎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邓海林，男，1974年2月20日生，汉族，中专文化，户籍地址湛江市赤坎区，现住湛江市霞山区。因本案于2017年4月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5日被逮捕，同年5月26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陈贝纳，广东领会律师事务所律师。
湛江市赤坎区人民检察院以赤检公刑诉〔2018〕5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邓海林犯行贿罪，于2018年3月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湛江市赤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梁平波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邓海林及其辩护人陈贝纳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政府为解决企业职工养老保障问题，出台相关政策，允许在企业工作过但没有购买养老保险费的人员可以通过一次性补缴十五年养老保险费的方式参保，退休后可以享受退休养老金待遇。曾在湛江市远洋渔业发展公司（下称远洋渔业公司）负责过劳资工作的被告人邓海林为获取非法利益，虚构有关社会人员曾经是远洋渔业公司及湛江市吉某有限公司（下称吉某公司）员工的事实，伪造证明劳动关系的材料，并利用湛江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稽核科姚某1（另案处理）、湛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劳动合同鉴证工作的吴某1、以及湛江市麻章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局长陈某2、副局长陈某1（二人另案处理）、保险关系股股长苏某1的职权顺利办好补缴手续，为此邓海林先后向姚某1、吴某1、陈某1、苏某1、陈某2行贿人民币457116.86元，具体情况如下：
向湛江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稽核科干部姚某1行贿人民币362116.86元
2013年下半年至2016年上半年期间，邓海林组织多名社会人员以远洋公司和吉某公司的名义向某区、麻章区社保局递交办理一次性补缴十五年养老保险费业务申请，当中在姚某1居间协调赤坎区、麻章区社保局相关公职人员的情况下，为上述社会人员办成了补缴业务。为感谢姚某1的关照，邓海林先后多次送给姚某1好处费共计362116.86元。具体情况如下：
1、2013年下半年，邓海林想趁为远洋渔业公司职工办理养老费补缴之机，为一些非远洋渔业公司的人员办理社保补缴，以赚取非法利益。邓海林向姚某1说了上述想法，希望通过姚某1出面协调审批部门赤坎社保局的关系以顺利办成该事。姚某1表示同意，并提出将其联系的社会人员苏某2、黄某安插入远洋渔业公司第一批办理补缴名单中，还要求邓海林帮忙解决这两名人员的补缴费用（每人的补缴费用为29115.79元）。邓海林考虑姚某1作为市社保局领导为其协调补缴的事情才能顺利办成此业务，于是他同意并缴纳了该两人的补缴费用合计58231.58元，当作送给姚某1协调关系以顺利办理补缴的好处费。
2、2013年10月，在姚某1的协调帮助下，邓海林所代理的远洋渔业公司第一批人员社保补缴业务顺利通过赤坎区社保局的审批，为感谢姚某1的帮助，邓海林约姚某1到湛江市公安局附近的美南鸭汤店吃中午饭，期间送给姚某1现金人民币5万元。
3、2013年12月，姚某1找到邓海林，称其可以找到单位办理一次性补缴十五年养老保险费手续，让邓海林联系需要办理的社会人员挂入该单位办理。之后，邓海林联系了6、7名想办理补缴的社会人员并将名单交给姚某1操作，在此期间姚某1借机向邓海林提出要6.5万元费用，当作其帮邓海林协调办理上述7人补缴业务的好处费。为办好上述人员的社保补缴业务，邓海林同意，并在姚某1的家中送给姚某1人民币6.5万元。之后，因姚某1联系的单位出现问题不能办理补缴，于是邓海林与姚某1商量，让姚某1继续帮自己协调业务，操作以远洋渔业公司名义办理第二批人员的社保补缴业务，并将上述6、7名人员全部纳入第二批人员中办理。之前送的6.5万元就当作姚某1协调关系的好处费。在姚某1的协调下，该几名人员之后顺利办理了补缴。
4、2015年上半年，姚某1称吉某公司因养老保险参保率低无法通过年审，要求邓海林召集社会人员以吉某公司的名义办理一次性补缴十五年社保业务，这样不仅可以帮助吉某公司解决参保率低的问题，还可以获取利益。姚某1还表示补缴过程中的关系由其负责跟麻章社保局有关领导协调。之后，在姚某1的引荐下，邓海林与吉某公司负责人关某1认识并开始操作相关事项。2015年上半年，在办理吉某公司第一批人员养老保险费补缴过程中，姚某1将其联系的社会人员何某安插其中，并要求邓海林帮忙解决何某的补缴费用。邓海林同意并缴纳了何某的补缴费用29905.35元，当作送给姚某1帮忙协调关系以顺利办理补缴的好处费。
5、2015年5月，邓海林以吉某公司名义办好第一批人员社保补缴手续后，考虑到这项业务时姚某1推荐给自己，并且也是姚某1给负责社保补缴资料审批工作的麻章区社保局副局长陈某1打招呼后，这项业务才能如此顺利通过审批。于是邓海林准备了人民币10万元现金后就约姚某1见面，之后邓海林在开发区中南酒店停车场送给姚某1人民币10万元，作为感谢姚某1帮忙协调办好该批人员养老保险费补缴手续的好处费。
6、2016年4、5月，邓海林在办理吉某公司第二批人员养老保险费补缴过程中，姚某1将其联系的社会人员彭某安插其中，并要求邓海林帮忙解决彭某的补缴费用。邓海林同意并缴纳了彭某的补缴费用人民币33979.93元，当作送给姚某1帮忙协调关系以顺利办理补缴的好处费。
7、2016年5、6月，邓海林以吉某公司名义办理好第二批养老保险费补缴业务后，为感谢姚某1的帮忙，邓海林约姚某1在赤坎区泰伦城美食城内的“湘鄂情”饭店吃饭。饭前，邓海林送给姚某1现金人民币2.5万元。
（二）向湛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主任科员吴某1行贿人民币1万元
2013年8月，邓海林在办理远洋渔业公司第一批人员养老保险费补缴手续过程中，为了帮助相关社会人员获得劳动合同鉴证证明劳动关系，以确保其申请补缴资料顺利通过社保部门的审核，邓海林通过姚某1认识湛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劳动合同鉴证工作的吴某1，并提交远洋渔业公司的劳动合同给吴某1鉴证。吴某1对其提交的合同履行了鉴证手续。为感谢吴某1的帮忙，邓海林约吴某1在霞山区金辉煌酒店的夜总会唱歌，并在包厢外送给吴某1现金人民币1万元。
（三）向湛江市麻章区社保局原副局长陈某1行贿人民币4万元；向麻章区社保局保险关系股股长苏某1行贿人民币2.5万元。
1、2015年上半年，邓海林在姚某1的介绍下认识了麻章区社保局负责社保补缴申请资料审批工作的副局长陈某1。此后邓海林为了相关社会人员以吉某公司名义办理社保补缴的事情找陈某1协调，陈某1让邓海林将要办理社保补缴的申请资料交给麻章区社保局时任保险关系股股长苏某1，到时他再来协调。2015年5月，麻章区社保局对邓海林代理以吉某公司名义办理第一批人员社保补缴业务通过审批后，邓海林考虑分别负责这项业务的审核、审批工作的苏某1与陈某1从中关照了自己，才使得业务如此顺利就通过审批，为了感谢他们的关照，并希望日后他们能继续关照自己，于是邓海林约陈某1和苏某1在霞山区鼎盛广场的黄记粥店吃饭。在饭席间，邓海林先是趁苏某1离席去洗手间的时候，送给陈某1人民币2万元。随后，邓海林又趁陈某1去洗手间的时候，送给苏某1人民币1万元。
2、2015年下半年或是2016年初，邓海林以吉某公司的名义又为一批社会人员申请办理了一次性补缴十五年社保业务。在此过程中，邓海林分别找苏某1与陈某1寻求关照。之后邓海林办理的这批二十多人的社保补缴业务在陈某1与苏某1的支持下顺利通过了审批，为了感谢他们对这项业务的关照，邓海林于2016年上半年的一天约陈某1和苏某1两人去霞山鼎盛广场旁边黄记粥店吃饭。在吃饭过程中，邓海林分别单独送给陈某1人民币2万元，送给苏某1人民币1.5万元。
（四）向麻章区社保局局长陈某2行贿人民币2万元
邓海林在2015年下半年、2016年初的时候准备以吉某公司的名义又为一批社会人员申请办理了一次性补缴十五年社保业务，邓海林为此事找此前负责这项业务审批工作的副局长陈某1协调。陈某1后来告知邓海林时任麻章区社保局局长陈某2已经于2016年初开始将社保补缴业务的审批权从其手中收回，以后的审批工作由陈某2负责。为了达到顺利通过审批的目的，邓海林亲自去陈某2的办公室找其协调关系，并将事先用信封装好的人民币2万元送给陈某2。之后，在陈某2的关照下，邓海林以吉某公司名义办理的第二批人员的社保补缴业务顺利通过审批。
针对以上犯罪事实，公诉机关提供了相关的证据予以证明。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邓海林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先后多次行贿多名国家工作人员共457116.86元，情节严重，应当以行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邓海林主动到检察机关投案自首，如实供述其犯罪行为，可以减轻处罚。
被告人邓海林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均不持异议。
辩护人辩称，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和罪名不持异议，但被告人具有以下法定及酌定量刑情节：1、被告人主动投案，并如实交代犯罪事实，构成自首。2、被告人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可以酌情从轻处罚。3、被告人在案发前表现良好，没有犯罪前科，系初犯。综上，请求对被告人减轻处罚，适用缓刑。
经审理查明，一、被告人邓海林行贿湛江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稽核干部姚某1的事实
2013年开始，政府为解决企业职工养老保障问题，出台相关政策，允许在企业工作过但没有购买养老保险费的人员可以通过一次性补缴十五年养老保险费的方式参保，退休后可以享受退休养老金待遇。2013年下半年至2016年上半年期间，曾在远洋渔业公司负责劳资工作的邓海林在办理远洋公司和吉某公司人员社保补缴时，向某区、麻章区社保局递交办理一次性补缴十五年养老保险费业务申请，姚某1在当中居间协调了赤坎区、麻章区社保局相关公职人员，为上述社会人员办成了补缴业务。另外，邓海林为了获取非法利益，虚构有关社会人员曾经是远洋渔业公司及吉某公司员工的事实，伪造证明劳动关系的材料，在姚某1的出面协调下，为这些人员办理社保。为感谢姚某1的关照，邓海林先后多次送给姚某1好处费共计362116.86元。具体情况如下：
1、2013年下半年，邓海林想趁为远洋渔业公司职工办理养老费补缴之机，为一些非远洋渔业公司的人员办理社保补缴，以赚取非法利益。邓海林将上述想法告知姚某1，希望通过姚某1出面协调审批部门赤坎社保局的关系以顺利办成该事。姚某1表示同意，并提出将其联系的社会人员苏某2、黄某安插入远洋渔业公司第一批办理补缴名单中，还要求邓海林帮忙解决这两名人员的补缴费用（每人的补缴费用为29115.79元）。邓海林考虑姚某1作为市社保局领导为其协调补缴的事情才能顺利办成此业务，于是他同意并缴纳了该两人的补缴费用合计58231.58元，当作送给姚某1协调关系以顺利办理补缴的好处费。
2、2013年10月，在姚某1的协调帮助下，邓海林所代理的远洋渔业公司第一批人员社保补缴业务顺利通过赤坎区社保局的审批，为感谢姚某1的帮助，邓海林约姚某1到湛江市公安局附近的美南鸭汤店吃中午饭，期间送给姚某1现金人民币5万元。
3、2013年12月，姚某1找到邓海林，称其可以找到单位办理一次性补缴十五年养老保险费手续，让邓海林联系需要办理的社会人员挂入该单位办理。之后，邓海林联系了6、7名想办理补缴的社会人员并将名单交给姚某1操作。在此期间姚某1借机向邓海林提出要6.5万元费用，当作其帮邓海林协调办理上述7人补缴业务的好处费。为办好上述人员的社保补缴业务，邓海林同意，并在姚某1的家中送给姚某1人民币6.5万元。之后，因姚某1联系的单位出现问题不能办理补缴，于是邓海林与姚某1商量，让姚某1继续帮自己协调业务，操作以远洋渔业公司名义办理第二批人员的社保补缴业务，并将上述6、7名人员全部纳入第二批人员中办理。之前送的6.5万元就当作姚某1协调关系的好处费。在姚某1的协调下，该几名人员之后顺利办理了补缴。
4、2015年上半年，姚某1称吉某公司因养老保险参保率低无法通过年审，要求邓海林召集社会人员以吉某公司的名义办理一次性补缴十五年社保业务，这样不仅可以帮助吉某公司解决参保率低的问题，还可以获取利益。姚某1还表示补缴过程中的关系由其负责跟麻章社保局有关领导协调。之后，在姚某1的引荐下，邓海林与吉某公司负责人关某1认识并开始操作相关事项。2015年上半年，在办理吉某公司第一批人员养老保险费补缴过程中，姚某1将其联系的社会人员何某安插其中，并要求邓海林帮忙解决何某的补缴费用。邓海林同意并缴纳了何某的补缴费用29905.35元，当作送给姚某1帮忙协调关系以顺利办理补缴的好处费。
5、2015年5月，邓海林以吉某公司名义办好第一批人员社保补缴手续后，考虑到这项业务时姚某1推荐给自己，并且也是姚某1给负责社保补缴资料审批工作的麻章区社保局副局长陈某1打招呼后，这项业务才能如此顺利通过审批。于是邓海林准备了人民币10万元现金后就约姚某1见面，之后邓海林在开发区中南酒店停车场送给姚某1人民币10万元，作为感谢姚某1帮忙协调办好该批人员养老保险费补缴手续的好处费。
6、2016年4、5月，邓海林在办理吉某公司第二批人员养老保险费补缴过程中，姚某1将其联系的社会人员彭某安插其中，并要求邓海林帮忙解决彭某的补缴费用。邓海林同意并缴纳了彭某的补缴费用人民币33979.93元，当作送给姚某1帮忙协调关系以顺利办理补缴的好处费。
7、2016年5、6月，邓海林以吉某公司名义办理好第二批养老保险费补缴业务后，为感谢姚某1的帮忙，邓海林约姚某1在赤坎区泰伦城美食城内的“湘鄂情”饭店吃饭。饭前，邓海林送给姚某1现金人民币2.5万元。
以上事实，有经双方庭审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一）书证
姚某1履历表，证实：姚某1从2001年3月至今在湛江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工作。
（二）证人证言
1、姚某1的证言，主要内容：我是湛江市社保局公职人员，主要负责社保补缴业务。邓海林是远洋渔业公司的留守人员，他在2013年的时候为了他们公司职工补缴的事情找我了解养老保险费的相关政策。后其向我表示希望通过我出面协调相关审批部门，为其招揽的社会人员顺利办理社保补缴业务，事成之后再行感谢。我找到有关社保局审批人员协调，在2013、2014和2015年，邓海林先后以远洋渔业公司办了三批人员的社保补缴业务，当中有部分是15年以内的，大部分都是一次性补缴15年，而这些人员绝大部分都不是远洋渔业公司的职工，我在其中也安插了几名人员以远洋渔业公司名义让邓海林帮忙办理。2015年和2016年上半年，在我的协调下，邓海林操作了两批共四十多名社会人员挂吉某公司名义办理社保补缴业务，我在当中也安插部分人员办理。邓海林为了感谢我从中帮忙协调社保局人员的关系，他曾先后多次给我送钱。具体情况如下为，（1）2013年下半年的时候（具体时间我记不清楚了），在办理远洋渔业公司第一批人员补缴手续过程中，我安插了8、9名人员让邓海林办理。当中苏某2、黄某是直接联系我办理的，要办事的钱也直接交给了我。当时我心里想自己已经帮邓海林出面找社保局、人社局的领导，帮了这么多忙，于是我就向他提出上述我安插苏某2、黄某这两个人的费用让邓海林帮我解决。邓海林同意。之后邓海林在办理苏某2、黄某这两个人的补缴申请过程中确认她们每人应补缴的金额为29115.79元，两人合计的金额为58231.58元，这两个人的钱后来我没有交给邓海林，实质也等于邓海林送给我的。（2）大约在2013年10月的时候（具体时间我记不清楚了），远洋渔业公司第一批人员补缴业务由赤坎社保局顺利审批下来后不久，邓海林约我见面，我心里想邓海林应该是要给我送钱了。于是，我跟他约在市公安局旁边一家名叫美南鸭汤店的大排档喝汤。吃完饭后，邓海林交给我一个塑料袋，说是感谢我的心意，我客气几句就收下，之后回家打开一看是5万元人民币。（3）2013年12月的时候（具体时间我记不清楚了），我帮邓海林联系7个社会人员准备以一家纺织企业的名义办理社保补缴业务。在此期间因为我要湖南老家探亲，考虑到要用很多钱，于是我就产生了不如让邓海林送6.5万元给我用，也是当做我帮他联系上述7人找企业办理补缴的好处费。邓海林同意，并于随后将这笔钱送到我家里给我。后来，这7名人员补缴的事情办不成，邓海林就提出将这7名人员放入远洋渔业公司第二批的补缴名单中，让我跟有关社保局的人员打招呼，这件事办成后，邓海林说之前提前给我的6.5万元就当做我帮他协调远洋渔业公司办理第二批补缴业务的感谢费。（4）大约2015年5月份（具体时间我记不清楚了），吉某公司第一批人员补缴手续在我协调下办成后，邓海林约我到开发区中南酒店门口见面。我开着自己的本田CRV汽车去到约定地点后，邓海林坐上我车的副驾驶位，他说吉某公司办补缴的事情已经办成了，这跟我给麻章社保局负责审批的陈某1副局长打招呼是分不开的，他当即递给我一个塑料袋，说里面的钱是感谢我帮他吉某公司补缴这件事的感谢费。我客气几句就收下了。回到家我打开该塑料袋一看，里面装有10万元。（5）大约是2015年上半年的时候，我一个亲戚关系叫何某的人曾经在湛江打过散工，他之后回到湖南老家生活。后来听闻能通过特殊渠道办理补缴，于是何某在湛江生活的女儿何丹就找到我，要求帮他父亲操作办理补缴的事情。我让邓海林将何某挂在吉某公司第一批人员的补缴名单中。在2016年4、5月份，我有个远方亲戚关系叫彭某的人想办一次性补缴，于是我让邓海林将她安插在吉某公司第二批人员当中。这两个人的补缴费用分别为何某29905.35元、彭某33979.93元，两个人的补缴费用合计为63885.28元。这两个人的补缴的费用，我都叫邓海林帮我解决。邓海林同意后就帮我办成了这件事，两个人应该补缴的钱事后我没有给邓海林，相当于他送给我63885.28元。（6）2016年5、6月份的时候，邓海林以吉某公司的名义办完第二批人员的社保补缴手续后，我和他约在泰伦城美食城内的湘鄂情饭店吃饭。在这次吃饭前，起初邓海林只给我不到1万元，我当时有些生气，说我帮了他这么多就给这么点小钱打发我，于是我将该信封丢回去给邓海林，说我不要你的钱了。邓海林知道我生气后连忙给我道歉，然后他出去了一会，进来后他又塞给我一个信封，之后我打开信封一看，里面装着2.5万元。我知道这是邓海林已经在原来1万元的基础上增加多1.5万元，为2.5万元，我收下了。
以上我共收受了邓海林送给现金24万元，此外邓海林还支出122116.86元用于帮我的关系人缴纳的社保补缴费用，这些钱就当作邓海林送给我的，因此我总共收到邓海林送给的钱款为362116.86元。
苏某2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实：其在社会上听说国家对于曾经在国有企业工作过的职工没有购买过社保的，可以通过一次性缴费换取每个月发放退休金，但是由于其不是国有企业的职工，所以不符合办理补缴的范围。随后，其通过社会上的人员介绍联系了社保局的姚某1，并付给姚某1办理费用4.3万元。其在2013年年底开始领取养老金，起初是500多元，每年都按规定增加，现在每个月可以领取1080元。其是以湛江市远洋渔业发展公司办理补缴的，但没有在湛江市远洋渔业发展公司工作过。
经其辨认，其对冒认属于远洋渔业公司员工办理社保的资料进行确认。其在混杂的照片中辨认出姚某1。
3、彭某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实：其不知道一家名为湛江吉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某公司”）的相关情况，也没有在吉某公司工作过。大约在2015年下半年的时候（具体时间我记不清楚了），其在老家听说现在国家有政策可以为对一些单位的群体办理一次性补缴十五年社保费用，然后在达到退休年龄后，申请人就可以每个月领取一笔退休养老金。像我这种常年在外地打散工的从来都没有购买过社保，到时年纪大了打不了工就没有任何收入保障了，为此其也想看能不能办这种社保补缴，以保障自己的年老生活。我将这个情况跟其女儿张某说以后，张某找到在湛江市社保局工作的老乡姚某1，姚某1答复说可以出面帮其找个符合补缴条件的单位，并让其提供了身份证、户口本等个人信息资料。大约在2016年上半年的时候，姚某1告知张某已经帮其办成办理补缴的事情。其从2016年4月份开始领取养老退休金，每个月可以领几百元。听说办理补缴要几万元，具体要多少钱其不清楚，没有付过钱给姚某1。其听张某说之前姚某1托她办了几宗官司，这几宗官司都没有支付过律师费给张某，所以姚某1就说为其办理社保补缴的费用就由他来解决，不用其付钱。其及家人与姚某1没有存在债权债务及生意往来关系。
经其辨认，其办理补缴社保资料当中除了身份证和户口本复印件是其提供的以外，其余资料上的签名都不是其本人的签字。
4、张某的证言，证实：其是彭某的女儿，是其联系湛江市社保局的工作人员姚某1负责办理彭某养老保险费补缴一事的。其不清楚彭某以什么单位办理养老保险费补缴的，这些都是姚某1负责操作的，而其只是按照他的要求交了彭某的身份证和户口本复印件给他。彭某没有在湛江工作过，更没有在湛江市吉某有限公司工作过。姚某1在帮彭某办理养老保险费补缴过程没有收取过费用。办理过程其一直问姚某1要交多少费用，姚某1说等办好再说。2016年3月份补缴办下来之后，其又问姚某1需要多少费用，他说不急，迟一点他还有其他的事情要麻烦其。2016年4、5月份，姚某1因姐夫在株洲市体育馆工地工伤的事情找到其帮忙，让其代理索赔案件。其考虑到姚某1在彭某办理养老保险费补缴一事上帮了很大的忙，而且姚某1之前所说的需要麻烦其的就是他姐夫的事，其综合考虑之后答应他帮忙在株洲市寻求法律援助以及做一些简单的调查取证工作。至今其都没有支付过补缴费用给姚某1，彭某办理养老保险费补缴需要支付多少补缴费用其不清楚。大概从2016年4月份起，彭某开始领取退休金，每个月的标准大概8、9百元。
（三）被告人邓海林供述与辩解，主要内容：（1）2013年下半年的时候（具体时间我记不清楚了），我以远洋渔业公司的名义办理第一批人员补缴手续审批下来后，就要到赤坎地税局办理缴款手续。这时姚某1向我提出，他为我在办理社保补缴业务过程中给予了关照，他提出要将苏某2、黄某的补缴费用由我负责处理。我知道苏某2、黄某是姚某1安插在我公司第一批办理补缴业务的社会人员，他要求我解决两个人的费用（每个人的费用为2.9万多元），意思也就是让我送约6万元给他。从内心来讲我是不愿意这样送钱给姚某1的，但考虑到姚某1不仅帮我联系了市人社局的吴某1搞掂劳动合同鉴证的业务，还利用其作为市社保局领导对于赤坎社保局的影响力，协调赤坎社保局时任局长陈某4帮我办成这批人员的社保补缴业务，考虑到以上两点，为了能令姚某1日后能继续关照我，于是我就同意了姚某1的要求。2013年9月中旬的时候，我到赤坎地税局办理远洋渔业公司第一批人员的补缴手续过程中，我帮苏某2、黄某缴纳了每人的补缴费用29115.79元（该金额由司法机关从相关书证材料中获取），两人合计的费用为58231.58元。事后黄某、苏某2以及姚某1都没有给我这笔费用。（2）2013年10月份的时候（具体时间我记不清楚了），赤坎社保局审批通过我办理远洋渔业公司第一批30个人的补缴业务，其中有24人是办理一次性补缴15年业务，这些人员在社保局办理了退休手续之后，就开始每月领取养老退休金。虽然之前姚某1叫我帮他解决了苏某2等人的补缴费用，这些钱也等于是送给他的了，但是除此之外，我觉得还是要给他送一些费用，毕竟这些人社会人员申请补缴的资料都是通过事后补做的，如果不是姚某1协调社保局人员的关系，对于我办理的这些人员资料审核开绿灯，这些人是不能通过补缴申请审批的，这当中姚某1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于是我决定送5万元给他，希望他日后能继续关照我做的补缴业务。在2013年10月份的一天，我和姚某1约好在湛江市公安局旁边一家名叫美南鸭汤店的大排档吃中午饭。我和姚某1吃完午饭后，在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我从公文包内将事前用塑料袋装好的5万元拿出来送给姚某1，我说这笔钱是感谢元哥（指姚某1）对我办理远洋渔业公司补缴业务的关照，希望以后能继续支持我。姚某1客气几句就把钱收下了。（3）2013年12月的时候（具体时间我记不清楚了），姚某1跟我聊天的时候提到可以找到一间符合补缴的条件的单位，如果我还有亲戚朋友想办社保补缴业务的，他可以帮我将人安插在这间单位的名额内一并办理。而我在做保险代理业务过程中收集到还有6、7个社会人员想办社保补缴业务，所以我让姚某1帮我将这些人挂以上述单位职工名义操作办理。大约在2013年12月底或是2014年初的时候，姚某1以他湖南老家的亲戚急用钱为由，让我拿7万元给他。我从姚某1要钱的意思中听出是他帮我操作7个人的补缴业务，所以他找我要的钱就是提前预支好处费给他。我觉得我代理这些社会人员的补缴业务除了应缴费用以外，我还可以每人额外赚取1万多到2万元之间的办事费，只要姚某1能帮我办成此事，送些钱给姚某1也是应该的，但是我当时可周转的钱只有6.5万元。我将实际情况跟姚某1说了，他说那就给6.5万元吧。随后我准备好6.5万元现金，就将钱送到姚某1家里交给他。之后姚某1他帮我联系符合补缴的单位出现问题，没有办法操作我召集的7名社会人员办理社保补缴手续。可能他觉得收了我的钱又不想退，于是他就提出让我再次以远洋渔业公司的名义办理补缴，到时他会帮我协调赤坎社保局领导的关系帮我办成此事，并将这7名人员全部纳入远洋渔业公司第二批次的办理名单当中。办成第二批人员的社保补缴业务之后，我向姚某1提出之前他拿的6.5万元就不用退给我，而是当做我感谢他在办理远洋渔业公司第二批社保补缴过程中帮我协调有关社保人员关系的好处费。（4）2015年上半年的时候（具体时间我记不清楚了），在以吉某公司名义办理第一批人员的社保补缴通过审批后，我就准备到麻章地税局办理缴款手续。这时姚某1跟我说他安插在第一批中叫何某是他的关系，何某应缴约3万元的费用让我出钱帮他解决。由于之前姚某1已经有这样的做法，于是我知道他的意思是叫我送这笔钱给他，考虑到他是我办理吉某公司补缴业务上的关键人，我是通过他向麻章社保局的领导打招呼才能办成此事，在我办理这项业务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所以我就同意了。之后在补缴费用的时候我帮何某交了应缴费用29905.35元。（5）2015年5月份的时候，在麻章社保局审批通过吉某公司第一批人员的补缴申请后，我就考虑要送一些利益给姚某1，毕竟麻章社保局补缴业务审批人员是看在他的份上才会通过审批的。随后我集齐10万元现金后就打电话给姚某1，我说吉某公司第一批人员的补缴申请批下来了，我想约他见个面。姚某1明白我的意思，他让我直接到开发区中南酒店门口的停车场见面。之后我去到中南酒店停车场，姚某1早已经坐在他的本田CRV吉普车上等我了。我拿着装有10万元现金的塑料袋坐上其副驾驶位置。我跟姚某1说了一下办理第一批吉某公司补缴业务的情况，然后我将装有10万元现金的塑料袋放在他的车内，我说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他说了几句客气话，然后我就下车离开了。（6）2016年4、5月份的时候（具体时间我记不清楚了），姚某1安插了一个叫彭某入吉某公司第二批办理社保补缴名单中。在完成审批后需要缴交补缴费用的时候，姚某1向我提出帮他解决彭某3万多元的补缴费用。姚某1主动叫我解决这笔钱，按照他的惯例就意味着送给他这笔钱，我考虑他能出面帮我找麻章社保局负责审批的人员打招呼，对于我办成这件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我就同意了他的要求。之后我就帮彭某到麻章地税局缴交了33979.93元的补缴费用，这笔钱姚某1从来没有还给我。（7）2016年5月份的时候（具体时间我记不清楚了），在以湛江市吉某有限公司的名义办完第二批人员的社保补缴手续后，我清算了一下开支费用，觉得这次办理费用开支过多，于是我就准备送1万元给姚某1。之后我约姚某1吃饭，他说定在赤坎区泰伦城美食城内的湘粤情饭店吃饭。这次饭席前，我将1万元送给姚某1，结果他嫌少，还对我发脾气。为了不影响大家的关系，于是我马上将钱添加至2.5万元，姚某1这样才满意，不再对我有意见。所以，以上我先后因为远洋渔业公司和吉某公司补缴业务总共送了362116.86元给姚某1。
二、被告人邓海林行贿湛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主任科员吴某1的事实
2013年8月，邓海林在办理远洋渔业公司第一批人员养老保险费补缴手续过程中，为了帮助相关社会人员获得劳动合同鉴证证明劳动关系，以确保其申请补缴资料顺利通过社保部门的审核，邓海林通过姚某1认识湛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劳动合同鉴证工作的吴某1，并提交远洋渔业公司的劳动合同给吴某1鉴证。吴某1对其提交的合同履行了鉴证手续。为感谢吴某1的帮忙，邓海林约吴某1在霞山区金辉煌酒店的夜总会唱歌，并在包厢外送给吴某1现金人民币1万元。
以上事实，有经双方庭审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一）书证
吴某1履历表，证实：吴某1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关系科科员。
（二）证人吴某1的证言，主要内容：我是湛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我被安排在市政府行政服务中心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服务窗口工作期间负责劳动合同鉴证工作,劳动合同鉴证是对劳动关系进行确认的业务。由于存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不签订劳动合同等导致劳动关系难以确定的情况，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劳动部出台相关文件要求劳动行政部门要对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的劳动合同进行鉴证，规范劳动合同的使用，依法确定劳动关系，以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减少劳动争议。之后省劳动厅也出台了相关文件规范劳动合同鉴证工作，具体规定要查阅文件。劳动合同鉴证业务具体包括劳动合同签订、续订、合同变更、合同补办、市内转移、固改等方面的鉴证，在我负责这项工作期间，除了一般的形式对近期签订的劳动合同进行审查鉴证以确认劳动合同真实、合法之外，其余的主要是为了办理补缴而申请对劳动关系进行确认而做的劳动合同补签鉴证。社保（养老保险费）补缴是政府为了解决劳动者养老保障历史遗留问题而出台的政策，对于一些早期离开国企、机关、事业单位等缴纳社保不连续情况的，若劳动者缴纳养老保险费满15年并且达到退休年龄就可以按月领取退休金。按照这种形式办理补缴可以以较低的基数缴纳补缴费用，但必须要提交劳动合同或者其他资料证明劳动关系。姚某1是市社保局稽核科的人员，而我在人社局劳动关系科工作，大家是同事关系。平时我有些工作也需要他的支持，所以工作上联系多了，大家的关系不错。稽核科的工作职责主要是案件稽核，分为内部和外部监控，其中对于我平时经办劳动鉴证合同（该合同作为申请人申办社保补缴的依据）的真实性他们也可以进行稽核，而案件稽核工作一般都是姚某1负责。
大约在2013年7、8月份（具体时间我记不清楚了），姚某1为了湛江市远洋渔业发展公司办理社保补缴所需的劳动合同鉴证一事找过我打招呼，要求我帮忙对该单位二十几人的劳动合同鉴证开绿灯。在2013年7、8月份（具体时间我记不清楚了），姚某1约我到足鼎阁休闲中心洗脚。我去到现场后，我见姚某1跟一个中年男人在一起。姚某1说这个人是湛江市远洋渔业发展公司留守职工邓海林，他准备以该公司的名义办理社保补缴，因为需要劳动合同鉴证，所以要找我帮忙。我当时说你提供齐全资料，到时我审核后就可以办。姚某1随后单独跟我说，邓海林办理这批人员的资料不齐，很多人都没有资料，所以才出面找我帮忙，希望我在这件事上开绿灯，意思就是不要审核资料，直接就把劳动合同鉴证给办了。我考虑到姚某1是湛江市社保局稽核科的人员，所以我就同意帮他的忙。之后邓海林找我办了劳动合同鉴证，我就直接提供空白合同让他拿回去补填，完成后在没有资料核实的情况下，我就按照姚某1的意思帮他完成了这二十几个人的劳动合同鉴证。远洋渔业公司这批办理补缴的人员资料或者身份有问题，应该安插了很多不符合补缴资格的社会人员，所以邓海林找姚某1出面跟我打招呼，然后顺利通过这批人员的劳动合同鉴证，用以办理社保补缴。在办成远洋渔业公司这件事后，邓海林送给我1万元好处费。
（三）被告人邓海林供述与辩解，主要内容：我在姚某1的介绍认识吴某1。在2013年8、9月的一天，我将一事事后补做有关补缴人员的工资单拿到湛江市行政服务中心的窗口找到吴某1，我对吴某1说因为资料不齐全，所以只能提供这些资料给你看。可能是姚某1跟吴某1打招呼的缘故，他没有看我送给他看的工资单等资料，而是按照我要求申办的人数将空白合同交给我，让我拿回去补签完再拿回来给他盖章。他还叮嘱我这些合同的落款时间先不要填写，好像他说社保局那边对于2013年之后的劳动合同不能作为办理补缴的依据，到时他会将鉴定的时间调整在2013年之前。我按照吴某1的要求将这些合同拿回来让有关办理补缴的人员填写好之后就马上送回去，然后很快就将这件事情办好了。在上述第一批30个人的合同鉴定办妥以后，为了感谢吴某1的帮忙，我约他在霞山区金辉煌酒店的夜总会唱歌。当时还有几个朋友也一起参加，在此过程中，我把吴某1拉到包厢外面，我将事先准备好的装有1万元人民币的信封送给吴某1，并对他表示感谢，吴某1客气几句就把钱收下了。
三、被告人邓海林行贿湛江市麻章区社保局原副局长陈某1和保险关系股股长苏某1的事实
1、2015年上半年，邓海林在姚某1的介绍下认识了麻章区社保局负责社保补缴申请资料审批工作的副局长陈某1。此后邓海林为了相关社会人员以吉某公司名义办理社保补缴的事情找陈某1协调，陈某1让邓海林将要办理社保补缴的申请资料交给麻章区社保局时任保险关系股股长苏某1，到时他再来协调。2015年5月，麻章区社保局对邓海林代理以吉某公司名义办理第一批人员社保补缴业务通过审批后，邓海林考虑分别负责这项业务的审核、审批工作的苏某1与陈某1从中关照了自己，才使得业务能顺利通过审批，为了感谢他们的关照，并希望日后他们能继续关照自己，于是邓海林约陈某1和苏某1在霞山区鼎盛广场的黄记粥店吃饭。在饭席间，邓海林先是趁苏某1离席去洗手间的时候，送给陈某1人民币2万元。随后，邓海林又趁陈某1去洗手间的时候，送给苏某1人民币1万元。
2、2015年下半年或是2016年初，邓海林以吉某公司的名义又为一批社会人员申请办理了一次性补缴十五年社保业务。在此过程中，邓海林分别找苏某1与陈某1寻求关照。之后邓海林办理的这批二十多人的社保补缴业务在陈某1与苏某1的支持下顺利通过了审批，为了感谢他们对这项业务的关照，邓海林于2016年上半年的一天约陈某1和苏某1两人去霞山鼎盛广场旁边黄记粥店吃饭。在吃饭过程中，邓海林分别单独送给陈某1人民币2万元，送给苏某1人民币1.5万元。
以上事实，有经双方庭审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一）书证
1、陈某1履历表，证实：陈某1系湛江市麻章区社保局原副局长。
2、苏某1履历表，证实：苏某1系湛江市麻章区社保局保险关系股股长。
（二）证人证言
1、陈某1的证言，主要内容：我收受邓海林的好处费有两次共4万元。2015年上半年的时候，邓海林作为麻章区吉某公司的业务代表来到我局申请办理该公司二十多位职工的工龄补缴业务，经我局关系股长苏某1签名后由我审批同意办理他们该批人的工龄补缴业务。在审批通过吉某公司第一批人员的补缴申请后，大约在2015年4、5月份的时候，邓海林打电话约我和苏某1到霞山黄记海鲜粥城吃饭。我同意了，这次一起吃饭的就我、苏某1和邓海林三个人。在吃饭过程中，邓海林多次感谢我们对其办理吉某公司社保业务的支持。吃饭期间，邓海林趁苏某1上卫生间，房间只有我跟他在场的情况霞，他拿出一个黑色胶袋给我，并说里面是香烟，多谢我对他在办理社保业务上的关照。我当时以为只是香烟就直接收下来了。我回家后打开袋子才发现，发现袋子里面除“芙蓉王”香烟外，还有个装有人民币2万元（均是百元面额，共两扎，每扎1万元）的信封。我看到钱后就马上打电话给邓海林并叫他拿钱回去，他说我为他审批吉某公司相关人员的工龄补缴业务辛苦了，那是感谢我的一点心意。我见他怎么也不肯过来将钱拿回去后，自己一时糊涂也就收下了。
在办理了第一次业务后，我们与邓海林比较熟悉了。2016年上半年（具体时间我记不清楚了），邓海林又来我局办理吉某公司第二批次二十多位职工的工龄补缴业务。邓海林提交的资料同样经过苏某1初核，我审核之后再报送局长陈某2审批。这批人员的社保业务办理完毕后不久，邓海林又打电话约我和苏某1到上次吃过的黄记海鲜粥城吃饭。一起吃饭的也是我、苏某1及邓海林三个人，吃饭期间邓海林多次表示感谢我们对其办理业务的帮忙。吃饭期间，邓海林趁苏某1离开时又拿出一个黑色胶袋放给我，并说辛苦了，这是他的一点小心意。自从有了上次收受邓海林的好处后，我对邓海林说声谢谢后就收下了。我回家后发现胶袋里面有香烟及装有人民币2万元（均是百元面额，共两扎，每扎1万元）的信封。
在办理业务之前，我不认识邓海林。只是在邓海林第一次报送社保业务资料的过程中，市局姚某1亲自打电话给我说邓海林是他好朋友，希望我关照一下邓海林。
邓海林应该会送钱给苏某1。我记得第一次的时候，邓海林也给一个我一样的黑色胶袋给苏某1。但里面有什么，我不知道。我认为邓海林是一个很会做人的人，加上办理吉某公司相关社保业务上苏某1也帮了他很大的忙，既然他送钱给我，我想他肯定也送钱给苏某1。具体情况你们要向苏某1了解。
2、苏某1的证言，主要内容：我在麻章区社保局担任养老综合科股长期间，负责早期离开机关事业单位、上山下乡知青、企业补缴等社保补缴业务，还有养老关系转移、信息错漏修改等方面的业务。邓海林作为吉某公司社保补缴业务的代理人来麻章社保局办','2018-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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