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黔毕中民终字第117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义刚，男，1955年7月15日生，汉族，农民。
上诉人（原审原告）罗开先，女，1956年1月7日生，汉族，农民。
上诉人（原审原告）罗祥分，女，1975年2月18日生，汉族，农民。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虎，男，1996年7月6日生，汉族，农民。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胜，男，1998年4月12日生，汉族，学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涯，男，1999年12月27日生，汉族，学生。
上诉人徐胜、徐涯的法定代理人罗祥分，女，1975年2月18日生，汉族，农民。
上诉人徐义刚系上诉人罗开先、罗祥分、徐虎、徐胜、徐涯的委托代理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向荣举，男，1970年10月27日生，汉族，农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庭国，男，1970年9月10日生，汉族，农民。
上诉人徐义刚、罗开先、罗祥分、徐虎、徐胜、徐涯因与被上诉人徐庭国、向荣举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贵州省赫章县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20日作出（2013）黔赫民初字第635号民事判决。徐义刚、罗开先、罗祥分、徐虎、徐胜、徐涯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3月12日作出（2014）黔毕中民终字第72号民事裁定，以原判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为由，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贵州省赫章县人民法院重审后作出（2014）黔赫民初字第322号民事判决，徐义刚、罗开先、罗祥分、徐虎、徐胜、徐涯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徐义刚、罗开先、罗祥分、徐虎、徐胜、徐涯诉称：被告向荣举、徐庭国欲开凿位于徐庭国石场里的怪石出卖。2013年6月17日，被告向荣举到徐守卫家里雇佣徐守卫，称需要徐守卫帮助二被告一起弄下怪石，劳务费待出卖怪石后支付。吊机、电线等工具和用电由被告徐庭国提供。2013年6月19日起，徐守卫、王永学、周遵国在向荣举的指挥下开凿怪石。2013年6月25日，在开凿怪石的过程中，怪石从吊机的绳索上断垂下来砸在正在施工的徐守卫身上，导致徐守卫当场死亡。原告认为，徐守卫是在给二被告做工的过程中死亡，二被告负有赔偿责任。为此，特诉至人民法院请求判令二被告连带赔偿原告以下损失：1、死亡赔偿金374，010.12元，丧葬费15，729.00元；2、死者徐守卫的儿子徐虎、徐胜、徐涯共计八年的抚养费50，342.80元；3、死者徐守卫的父母徐义刚、罗开先的赡养费251，714.00元；4、精神抚慰金50，000.00元。
原审被告向荣举辩称：被告徐庭国的采石场洞中有一怪石长得像一尊菩萨，有老板愿意出十几万元人民币向徐庭国购买。2013年6月17日，徐庭国口头委托我给他雇佣小工，由他提供必要的工具，并管理开凿怪石的整个过程。2013年6月18日，我受徐庭国的委托带领七、八个工人去开凿，其中几个人看到危险就当场退出，只有王永学、徐守卫、周遵国参与开凿。开凿的整个过程都是徐庭国安排我在现场管理。2013年6月25日，的怪石从吊机上坠落，当场将徐守卫砸死。我只是受徐庭国的委托，徐庭国是被代理人，我是在徐庭国的授权范围内从事的行为。因此，徐守卫死亡所导致的赔偿责任应由徐庭国一人承担，故请求人民法院判决徐庭国承担全部赔偿责任。重审中，向荣举辩称：我的答辩和开始的答辩不一样。我和死者以及王永学是合伙关系。原告为什么不起诉王永学？我们三人约定一起去开采怪石，工具由我提供，所卖金钱待出卖后扣除我的成本三人平均分配，此事与徐庭国没有关系。出事后，原告曾三番五次去我家找我协商，要求我配合他们“整”徐庭国，因为徐庭国有两台挖机能够赔偿。
原审被告徐庭国辩称：达依乡羊子岩采石场的溶洞中有一钟乳石。向荣举、王永学、周遵国、徐守卫等人得知这一钟乳石出卖可以获得高额价款，欲开采此石。向荣举打电话给我，要求准许其开凿此石，并称开凿的工具、人员等由其自己解决，安全及一切后果由其自己负责，并称开凿并出卖所得价款分一部分给我。考虑到安全问题，我没有答应，并再三警告不准进采石场开采怪石。但向荣举等人不顾我的警告，趁我没有在的时候进入采石场后的山洞准备开凿，采石场工人发现后阻止其进入开凿，但向荣举等人不听劝阻，强行进入溶洞中开凿。在开凿过程中，徐守卫被岩石砸中死亡。事故发生后，达依乡派出所对此事进行了调查，向荣举和王永学对此事的经过作了如实的陈述。后经派出所调解，由罗祥分代表死者家属与向荣举、王永学协商并写下协议，认可“徐守卫伙同向荣举、王永学在达依乡营庄村岩石洞中取钟乳石，徐守卫不慎被钟乳石砸死”，由向荣举、王永学分别支付死者家属100，000.00元，我与此事虽然没有任何关系，但出于同情和人道，自愿帮助死者家属5万元，并约定此事一次性了结。此后，向荣举向我提出要求继续去洞中开凿钟乳石，受到我的拒绝，向荣举便与原告及其他人串通，捏造事实，违背约定，企图将赔偿责任转嫁给我。同时，原告提供的现场照片、死亡照片、证人证言，均不能证明徐守卫的死亡与我有任何关系。而所谓“证人证言”除了死者与其他合伙人外，没有其他知情人，合伙人向荣举与王永学在派出所的陈述已证实徐守卫并不是为我从事劳务或者雇佣活动，徐守卫的死亡结果与我没有任何关系。再者，原告与死者为农村居民，死亡赔偿金只能按照农村居民的收入标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根据被扶养人的年龄、抚养义务人的人数及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标准等确定，原告要求赔偿的死亡赔偿金374，010.12元、抚养费50，342.80元、赡养费251，714.00元等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请求不能得到支持。原告关于精神抚慰金的请求，因徐庭国对死者的死亡不负有责任，不应向徐庭国主张。综上，原告起诉的事实和理由均不能成立，请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审查明：2013年6月19日，向荣举、徐守卫、王永学三人约定合伙开凿位于达依乡营庄村下富岩石洞中的钟乳石。2013年6月25日中午，在开凿钟乳石的过程中，钟乳石从吊机上坠落砸在徐守卫身上，导致徐守卫当场死亡。当日下午，赫章县公安局达依派出所对此事进行调查，调查中，向荣举和王永学皆称其二人与徐守卫合伙并请小工周遵国等人一起开凿。2013年6月26日，向荣举、王永学与死者妻子罗祥分达成一致协议，协议写明：向荣举伙同徐守卫、王永学在达依乡营庄村下富岩石洞中开凿钟乳石，徐守卫不慎被钟乳石砸死，经向荣举、王永学妻子罗祥分（徐守卫妻子）协商，达成了协议。协议内容概述为：由向荣举、王永学各支付死者家属100，000.00元，协议签订之日向荣举、王永学各支付死者家属20，000.00元，余款80，000.00元定于2013年12月31日和2014年6月30日前各支付40，000.00元。协议中徐庭国自愿帮助死者家属50，000.00元。协议签订后，原告收到了徐庭国支付的50，000.00元，向荣举、王永学各支付的20，000.00元，共计90，000.00元。2013年7月31日，原告称被告徐庭国和向荣举为死者徐守卫的共同雇主，应承担赔偿责任，诉至法院请求解决。
原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负有提供证据证明徐守卫系向荣举和徐庭国所雇佣的责任，因原告提供的证据未能达到充分的标准，且与法院调查的证据相互矛盾，因此，原告应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其次，赫章县公安局达依派出所在事发后即对向荣举、王永学进行调查，二人均承认死者徐守卫与其二人系合伙关系，该调查程序合法、处理得当，具有证明力，能客观反映三人系合伙关系的事实。再次，向荣举、王永学与原告罗祥分达成协议，该协议的当事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协议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故该协议合法有效。合法有效的协议对当事人具有拘束力，且协议当事人已履行了部分给付义务，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原告应按约定履行。为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徐义刚、罗开先、罗祥分、徐虎、徐胜、徐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86元，由原告徐义刚、罗开先、罗祥分、徐虎、徐胜、徐涯负担。
宣判后，徐义刚、罗开先、罗祥分、徐虎、徐胜、徐涯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并由被上诉人向荣举、徐庭国承担诉讼费用。主要事实和理由是：一、被上诉人与提供劳务死者徐守卫之间是属于雇佣关系而不是合伙关系。达依派出所和达依乡龙塘村委会调查来的事实是代表被上诉人徐庭国的主观利益的伪造事实。被上诉人向荣举与徐庭国具有共同利益关系，其自愿承认由徐庭国及派出所扭曲事实来伪造的合伙关系；案外人王永学是在案发后思维昏乱的情况下，受达依派出所的威胁被迫认可三人的合伙关系。向荣举、王永学与罗祥分达成的协议，是徐庭国与其所垄断和控制的派出所、政府预先策划伪造的，上诉人徐义刚等未在协议上签字，未满18岁的徐虎代其母签字，罗祥分是被逼签字的。该协议不是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向荣举提交的答辩状完全能够证实死者徐守卫系徐庭国委托向荣举叫他做工过程中死亡的事实。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能证明徐守卫的死亡系徐庭国及向荣举所雇的行为所致。二、两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徐义刚等人的连带赔偿应当按照城镇的标准赔偿。证人周训涛、刘昌海等人均证实了死者徐守卫死亡前生活在赫章县城，证人文贵文、杨大志能证实徐义刚、罗开先夫妻长期居住在赫章县城。
被上诉人何荣举二审辩称，政府和派出所的处理决定是正确和公正的，上诉人的上诉无理，需承担各种费用。
被上诉人徐庭国二审未提供书面答辩。
经二审审查，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当事人之间争议的焦点是死者徐守卫与被上诉人徐庭国、向荣举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及对死者徐守卫的赔偿标准问题。
本院认为：2013年6月25日中午，向荣举、徐守卫、王永学在开凿钟乳石过程中，钟乳石从吊机上坠落将徐守卫当场砸死。当日下午，在公安机关调查处理该事故中，向荣举、王永学均称其二人与徐守卫一起商议共同开凿钟乳石，赚钱平分。次日，向荣举、王永学在与死者之妻罗祥分达成的协议中也称向荣举伙同徐守卫、王永学开凿钟乳石，徐守卫不慎被钟乳石砸死，二人同意各支付死者家属10万元抚慰金了结此事故。之后，二人也分别支付了2万元款给死者家属。二人的陈述及所签协议反映出向荣举、王永学、徐守卫三人开凿钟乳石共同投劳，共担风险，共享利润，三人为合伙关系。
上诉人徐义刚、罗祥分等上诉称徐守卫与被上诉人徐庭国、向荣举之间系雇佣关系，所举证据中，赫章县达依乡龙塘村委会《关于向荣举和徐庭国共同雇佣徐守卫去石场做工死亡的客观事实证明》载明徐庭国安排雇佣徐守卫等小工开凿怪石，该证明所依据的是证明人王永学、周训武、周遵国等人的证实，但这些证人没有相关雇佣事实的具体陈述，周遵国在原审庭审中称徐守卫与向荣举、王永学之间是合伙关系还是雇佣关系不清楚，周训武原审庭审中也称徐守卫是如何参与开凿钟乳石的不清楚，王永学在原审庭审中称他与向荣举之间不是合伙，开钟乳石之事是向荣举找他的，徐庭国没有和他联系过，因上诉人所举该村委会《证明》一是所依据的周训武、周遵国等人的证言不足以认定徐庭国安排雇佣徐守卫等小工开凿怪石的事实，二是王永学的庭审陈述也难以推翻其先前在公安机关有关合伙关系的陈述及向荣举、王永学在与死者之妻罗祥分达成的协议中有关合伙的认可，故该村委会的《证明》难以证明徐守卫与被上诉人徐庭国、向荣举之间系雇佣关系。上诉人所提供的证人郭老玉、罗祥才在原审庭审中的陈述也仅是听王永学讲过他们系徐庭国和向荣举喊他们做小工的，证人刘仕珍也仅陈述徐庭国在石场上安慰徐义刚等，说徐庭国只能拿3万元买三合棺材，因郭老玉、罗祥才的证言属传来证据，刘仕珍的证言未直接证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故这些证言也无法证明徐庭国安排雇佣徐守卫等小工开凿怪石的事实。至于向荣举原审诉讼中起初答辩称徐庭国口头委托他雇佣小工开采钟乳石，但因为该答辩与其之前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及所签订的解决纠纷的协议约定有矛盾，加之以后的一审庭审中其又称与王永学、徐守卫是合伙关系而不是雇佣关系，并陈述原告到他家协商配合“整”徐庭国，该答辩状系原告委托的律师所写，故向荣举的答辩因与其前后陈述矛盾，且无其他证据相印证，也难以作为认定徐庭国雇佣徐守卫开凿怪石的依据。
综上所述，上诉人徐义刚、罗祥分等人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徐庭国安排雇佣徐守卫等小工开凿怪石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本院对上诉人所主张的徐守卫与被上诉人徐庭国、向荣举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不予认定，其要求被上诉人基于雇佣关系而对徐守卫死亡承担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上诉所称达依派出所和达依乡龙塘村委会调查来的事实是代表被上诉人徐庭国的主观利益的伪造事实缺乏事实依据和充分的理由，其称王永学受威胁被迫认可三人合伙关系及罗祥分与向荣举、王永学签订协议是被逼所为的，也无充分的证据证明，本院均不予采信；其称被上诉人应按城镇标准赔偿其损失也因本案诉争的雇佣关系不成立而失去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86元，由上诉人徐义刚、罗开先、罗祥分、徐虎、徐胜、徐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雄
审 判 员 彭林勇
代理审判员 丁晓燕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王 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