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1034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牛建东，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
委托代理人：黄树平，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曾国坚，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委托代理人：廖莘，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丽，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被告：吴美娟，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
委托代理人：黄树平，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牛建东因与被上诉人曾国坚、原审被告吴美娟个人合伙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5）穗海法民二初字第39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10月18日，牛建东与曾国坚商谈一起投资办理代办马来西亚签证项目。当日，曾国坚分别将25万元、20万元支付给牛建东。2014年4月16日，牛建东向曾国坚返还5万元。
原审另查，2013年10���18日，牛建东通过其在中国工商银行的账户62×××66向户名为：CHAIWEIKHOON，账号62×××33转账75万元。
2015年11月30日，曾国坚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对双方合伙项目进行清算并判令牛建东返还合伙投资款人民币40万元给曾国坚；2.牛建东支付2014年4月17日至实际还款日止拖欠合伙投资款人民币40万元的同期银行贷款利息（利息暂计至起诉日为48000元）；3.吴美娟对上述合伙投资款及利息返还承担连带责任；4.牛建东、吴美娟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审法院认为：曾国坚与牛建东确认双方存在合伙投资项目，且曾国坚亦已将投资款项支付给牛建东，故原审法院对曾国坚与牛建东合伙投资项目的事实予以确认。牛建东主张合伙投资项目由其与曾国坚、刘某及一马来西亚人四人合伙，但无法提供书面合伙协议，亦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对该事实原审法��不予确认。牛建东提交的证据显示其于2013年10月18日转账75万元至CHAIWEIKHOON账户，然而未有证据证明该款是由刘某收取，故对牛建东主张其将75万元交给另一合伙人刘某的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信。现曾国坚要求对其与牛建东合伙投资项目进行清算，合法合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牛建东未能提交合伙项目财务账册或合伙资金使用情况，应承担返还投资款项的义务，曾国坚要求牛建东承担从2014年4月17日至实际还款日止的投资款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吴美娟应否承责的问题，牛建东与吴美娟是夫妻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现牛建东、吴美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涉案债务是否属于牛建东的个人债务，故原审法院依法认定上述债务应视为牛建东、吴美娟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曾国坚要求吴美娟对牛建东的涉案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有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于2016年4月8日作出判决：一、牛建东、吴美娟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曾国坚共同偿还投资款40万元;二、驳回曾国坚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8020元，诉讼保全费2520元，由牛建东、吴美娟负担。上述受理费已经由曾国坚预交，曾国坚同意由牛建东、吴美娟在履行判决时将其应承担的受理费直接支付给曾国坚。
判后，上诉人牛建东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原审判决认为“牛建东主张合伙投资项目由其与曾国坚、刘某及一马来西亚人四人合伙，但无法提供书面合伙协议，亦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对该事实本院不予确认”事实不清。理由如下：1.曾国坚对合伙人的人数完全清楚。曾国坚原审起诉称：“被告牛建东向我提议一起投资办理代办马来西亚签证项目……称该项目一共由4个投资人出资，每人出资约20万元。”，可见，曾国坚对于合伙项目、合伙人的人数及合伙出资比例等均是知悉的，实际上牛建东与曾国坚于2013年曾共赴马来西亚考察本案合伙人之一刘某的公司���及对筹划争取马来西亚驻中国之一站式签证中心代理权一事进行洽谈，且曾国坚对合伙项目的开展表示乐观，否则也不可能仅凭交情即愿意出资甚至为牛建东垫付出资。以上事实，有刘某、牛建东、曾国坚三人的合照、短信记录等为证，故涉案合伙项目的合伙人为四人，合伙清算也当是四名合伙人共同进行清算，而非牛建东与曾国坚之间进行清算。2.原审中，牛建东已提供证据显示牛建东于2013年10月18日转账75万元至CHAIWEIKHOON账户，对此，原审法院已予查明。然而，牛建东还提供了刘某（英文名：lauKiWai）担任负责人（directer）的WAYGOODENTERPRISESDN.BHD.于2013年10月18日出具的收据，证明WAYGOODENTERPRISESDN.BHD.以CHAIWEIKHOON账户收取了牛建东的75万元资金，且注明资金用途为筹划争取马来西亚驻中国之一站式签证中心代理权，即涉案合伙投资项目；此外，WAYGOODENTERPRISESDN.BHD.即为曾国坚原审提交证据中的《申请成为马来西亚-
中国签证事务合法注册机构意向书回函》的被回函人，而回函单位为马来西亚入境处，回函时间为2013年10月17日，与牛建东与曾国坚商量出境事宜，并转账合伙资金75万元至CHAIWEIKHOON账户的时间存在先后关系，符合常理；以上可以证明刘某与牛建东、曾国坚存在合伙关系。故牛建东原审主张刘某是本案合伙人之一的证据充分，原审法院应追加刘某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以查明本案事实。（二）牛建东提交了新的证据。牛建东提交了聊天记录、《通知书》、《明细信息打印》及支出传票等新证据，以更清晰地反映本案客观事实。（三）本案的合伙关系实际上是由四位合伙人组成的，并不是原审认定的由牛建东与曾国坚组成的。在（2015）穗海法民二初字第2580号案，即曾国坚第一次以借贷关系起诉的案件中，曾国坚在诉状中明确承认，2013年10月18日牛建东向其建议一起投资项目，共4个投资人出资。该陈述是曾国坚在其起诉状中陈述的，是无需经过质证的，证实本案的合伙关系是由4个合伙人组成的。牛建东曾电联另一个合伙人刘某，其也愿意回来作证。牛建东在原审时已经向原审法院申请追加刘某和另一个合伙人作为本案当事人，但原审法院没有追加，也没有答复牛建东的请求，就直接进行判决，造成认定事实不清。原审将四位合伙人合伙的事务变成了牛建东与曾国坚两位之间的合伙，导致牛建东无法提供有关的资金去向、无法进行清算的后果。本案遗漏当事人，真正执行合伙事务资金的刘某并没有作为本案的当事人，故牛建东无法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合伙的资金的去向或有关的票据。综上，牛建东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2.依法改判驳回曾国坚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3.本案上诉费用由曾国坚承担。
被上诉人曾国坚答辩称：不同意牛建东的上诉请求，同意原审判决。原审确认双方存在合作项目基本属实。牛建东称有四个投资人投资，在曾国坚参与投资后，事实发生了变更，导致只有曾国坚与牛建东两方进行投资。牛建东要求曾国坚为其垫付出资款20万元，即曾国坚出资25万元，代牛建东出资20万元，共45万元。在原审调查时，牛建东称由曾国坚出资45万元，牛建东出资30万元，刘某以关系出资。在上诉状中牛建东又承认曾国坚为牛建东垫付20万元。牛建东单方面称有4个合伙人，每人出资20万元，但实际上另外两名合伙人未参与到合伙中。刘某以关系出资，是对合伙的重大变更，而另一个马来西亚的合伙人从未出现，该项目实际变更为双方的合伙项目。二审证据存在重大瑕疵，不存在证据效力。牛建东申请追加刘某为本案第三人，目的是为了拖延审理过程，延迟返还款项的时间。牛建东与刘某关系非常密切，但其一直没有提供刘某的真实住址和联系方式，故其申请追加刘某是为了拖延审理过程。牛建东称曾国坚在另案中自认有4个合伙人，这不是事实。另案的民事起诉书的表述为：被告一向原告建议一共有4个合伙人出资……。这是牛建东向曾国坚建议的，并不是曾国坚自认的。
原审被告吴美娟述称：同意牛建东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牛建东认为：原审遗漏查明合伙事务的准备，并不是牛建东与曾国坚商讨投资，还有刘某一起商谈的，另一位由于是马来西亚的政府官员，不方便出面，且身份资料只有刘某知道，牛建东不清楚。曾国坚本人去过马来西亚与刘某商谈。牛建东当时陈述曾国坚对该项目做了充分的考察，是很清楚本案的合伙事���是如何运作、应该如何争取的。曾国坚去马来西亚一个多月，是充分了解了项目设立的手续等，且其清楚该项目如果能够成功，利益将是无限的。曾国坚基于对前景的期望等才愿意投资，并不是曾国坚代理人所称是被骗的。另外，原审遗漏对曾国坚在原审提交的（2015）穗海法民二初字第2580号判决书上其本身在诉状承认的事实，该事实即牛建东向其建议一个项目，共4人投资，当时牛建东已说明了是4个投资人投资合伙。该诉状上的事实对于本案的事实有很明确的证明作用。各方对原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原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二审审理期间，牛建东补充提交了下列证据：1.《通知书》，内容为：“致牛建东先生烦请将筹组马来西亚驻中国一站式签证中心代理之投入资金一百万人民币存入以下户口：姓名：ChaiWeiKhoon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账号：62×××33存入后请通知刘某……”，拟证实牛建东将75万元款项转账至CHAIWEIKHOON账户是根据另一合伙人刘某的指示，刘某担任负责人的WAYGOODENTERPRISESDN.BHD.才是该款项的实际收取人；
2.牛建东中国工商银行账号为62×××66账户的明细信息打印，拟证实刘某于2014年3月29日向牛建东转账6万元，后牛建东将其中5万元转账给曾国坚；
3.支出传票（书写内容均为外文）（无原件），拟证实75万元合伙资金的使用情况；
4.短信记录（牛建东称是刘某手机内容），拟证实曾国坚、牛建东曾至马来西亚拜访刘某，且合伙初期关系良好。
对此，曾国坚质证认为：1.对证据1通知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牛建东提交的通知书是由境外的刘某提供的，根据我国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该类证据的真实性需经过所在国的公证及我国驻所在国使领馆的认证才具有法律效力。该份证据由于缺乏前述证明，故三性不予确认；2.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只能证明该账户在2014年3月29日至3月31日发生过四笔交易，但交易对象不清晰，曾国坚认为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可；3.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理由与对证据1的质证意见一致。且没有经过翻译；4.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理由与对证据1的质证意见一致。且由于牛建东已向法院申请刘某到庭，若有必要，可进一步向刘某进行核实。
二审审理期间，牛建东向本院申请证人刘某出庭作证。2016年8月29日，刘某到庭，并发表证人证言称：“牛建东告诉我曾国坚以欺诈为由起诉牛建东，当时的情况是4个人说要合伙，我和马来西亚内政部部长的秘书认识，那时我让其帮我申请在中国大陆成立一个签证中心，这将是马来西亚在中国的第二个签证中心，第一个中心也是私人公司，当时该秘书说还不是时候，一直到2013年10月中旬的时候，因为马来西亚内政部部长需要拉票选举，需要经费，该秘书就问我是否能帮忙，如能帮忙，其就可以请该部长批签证中心的牌照给我方。我就联系牛建东，看能否提供100万元人民币的资金。当时大家谈好，中国方面负责出资金，我在马来西亚负责跑关系，直到取得签证中心的资质为止。我就通知牛建东，2013年5月21-22日，牛建东曾带曾国坚到马来西亚沙巴进行考察，5月26日曾国坚回到广州曾发短信给我谢谢我的招待。在前述考察过程中，曾国坚提出看有什么项目在沙巴可以合作，到了10月份，有上述开办签证中心的机会，我就打电话给牛建东讲述该情况，而且筹款时间只有2-3天，我告知牛建东，如时间太急���建东无法筹集到足够款项的话，可询问曾国坚是否有意向投资。因为曾国坚在5月份时曾询问有什么项目可以合作。当时在那2天内牛建东只能筹集到75万元人民币给我，而正常银行汇款时间需3-5天，我就让牛建东将款项放到我朋友的账户上，而我朋友在马来西亚支付我马币。之后我将筹到的75万人民币折合35万多马币交给前述的内政部部长的秘书。后来，部长秘书交给我一封文件，告诉我可以进行，我就拿着文件去马来西亚移民局要求建立签证中心，但移民局对此事一直在拖延，最终未能办成新建签证中心的项目”。同时，刘某还确认以下事实：曾国坚在2013年5月份到马来西亚沙巴考察时，没有提到签证中心的项目。案涉合伙项目的另一个合伙人是马来西亚内政部部长的秘书，名字是JUHARIHAJIJANANJP，该秘书只是与刘某单方联系。各合伙人并未签订合伙协议，关于合伙��出资及盈余分配，当时约定中国方面出资，马来西亚出关系，在广州建立的签证中心的费用由中国方面出，所得利润先扣除相关费用，然后平分，并未约定亏损如何处理，亦未对终止合伙进行约定。针对案涉签证中心项目，刘某并未曾联系曾国坚，也没有问曾国坚与牛建东的出资比例，只是曾建议牛建东可以联系曾国坚。此外，刘某曾委托牛建东代其催收债权。
本院再查明,1.经查阅原审卷宗，原审法院于2016年3月24日对本案进行开庭审理时，告知牛建东、吴美娟：“被告庭前申请追加刘某与马来西亚朋友为本案第三人，鉴于被告无法提供刘某与马来西亚朋友的确切身份资料，本院依法不予追加”，牛建东、吴美娟表示“清楚”。2.原审诉讼中，曾国坚提交的原审法院作出的（2015）穗海法民二初字第2580号《民事判决书》证实，曾国坚在该案中诉称“2013年10��18日，被告牛建东向我建议一起投资项目，项目一共由4个投资人出资，每人大概出资20万元。……”。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上诉争议的焦点，一是案涉争议的合伙关系的合伙人为牛建东与曾国坚两人之间还是牛建东、曾国坚与刘某及另外一方共4人之间；二是本案是否应追加刘某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参与诉讼；三是牛建东是否应向曾国坚返还案涉争议的款项40万元。
关于案涉争议的合伙关系的合伙人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第三十一条规定：“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0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曾国坚、牛建东对其二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并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牛建东主张合伙关系还应包括刘某及另外的1名马来西亚人的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证实，虽然曾国坚在（2015）穗海法民二初字第2580号案的起诉状中自认牛建东曾告知其案涉的合伙项目一共由4个投资人出资，但经审查，第一，根据刘某的证言证实，另外的一名马来西亚人与牛建东、曾国坚并不认识，亦无意思联络；第二，2015年5月，牛建东、曾国坚到马来西亚旅游时，刘某并未与曾国坚提及案涉签证中心的项目，各方也没有提及要合伙开展案涉合伙事务；第三，��于案涉合伙项目，刘某与曾国坚并未曾直接协商。各方也没有签订书面的合伙协议，也没有对合伙的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进行协商；第四，关于合伙的出资数额问题。曾国坚称，牛建东向其建议每位合伙人出资约20万元，而牛建东辨称该合伙是由曾国坚出资45万元、牛建东出资30万元、刘某以关系出资，但刘某出庭作证称其与牛建东联系时谈好是由中国方面负责出资金，刘某在马来西亚负责跑关系，直到取得签证中心的资质为止。可见，各方也未对合伙出资数额达成一致协议。综上，牛建东、曾国坚、刘某及另外的一名马来西亚人之间并不具备符合上述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合伙条件，故本院对牛建东有关于此的上诉主张不予采纳。原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本案是否应追加刘某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参与诉讼的问题。本院认为，经审查，原审不予追加刘某作为第三人参与本案诉讼并无不当。而且，如上所述，案涉合伙关系存在于牛建东与曾国坚之间，刘某及另1名马来西亚人并非案涉合伙关系的合伙人，故本院对牛建东上诉主张本案应追加刘某参与本案诉讼的意见亦不予采纳。
关于牛建东是否应向曾国坚返还案涉争议的款项40万元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及双方的诉辩意见可知，牛建东除与曾国坚存在合伙关系外，还与刘某存在合伙投资申办案涉签证中心项目的关系，而曾国坚与刘某之间并无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曾国坚已向牛建东支付合伙款45万元，后牛建东已向曾国坚返还5万元，尚余40万元。现各方均确认案涉的合伙事务已无法继续，牛建东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实曾国坚投入的合伙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和盈亏情况，故原审判令牛建东应向曾国坚返还案涉争议的40万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牛建东对此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牛建东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上诉人牛建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国平平
审判员 张纯金
审判员 徐 艳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六日
书记员 介晨飞
陶智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