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106民初5753号
原告：魏尧成，男，1957年5月2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兰倩，湖北竟弘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骆欢，湖北竟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向朝刚，男，1968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委托诉讼代���人：张竹，湖北珞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瑾铄，湖北珞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万茂蓉，女，1971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
原告魏尧成与被告向朝刚、万茂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9日立案受理后，原告魏尧成于2017年7月31日向本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本院于2017年8月1日作出(2017)鄂0106民初5753号民事裁定，查封被告万茂蓉名下坐落于武汉市武昌区和平大道108号玉桥新都3栋1单元1层1室房屋，该裁定已依法执行。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7年8月24日、2017年12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魏尧成或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兰倩、骆欢，被告向朝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瑾铄，被告万茂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魏尧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向朝刚、万茂蓉向魏尧成偿还借款本金412万元；2、向朝刚、万茂蓉向魏尧成支付逾期利息659200元（暂计至2017年6月1日，应计至清偿全部款项之日止）；3、向朝刚、万茂蓉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和保全费。
事实与理由：2012年至2016年，魏尧成陆续出借412万元给向朝刚，用于经营向朝刚与万茂蓉共同设立的武汉锦炫灿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下称锦炫灿公司）。借款明细如下：2012年1月18日，魏尧成出借47万元；2012年5月2日，魏尧成委托彭源源代付50万元给向朝刚；2012年12月14日，魏尧成出借50万元；2013年1月11日，魏尧成委托彭源源代付50万元给向朝刚；2013年3月6日，魏尧成委托彭源源代付20万元给向朝刚；2016年8月30日，魏尧成出借100万元；2016年9月2日，魏尧成委托李建雄代付95万元给向朝刚。2016年9月2日，魏尧成、向朝刚就上述债务进行确认并签订了《借款协议》，约定向朝刚于2016年10��1日前归还全部借款412万元，逾期按月息2%计算。但向朝刚至起诉之日仍未归还任何款项。万茂蓉系向朝刚之妻，向朝刚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对外借款用于经营向朝刚、万茂蓉共同设立的锦炫灿公司，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万茂蓉负有还款义务。为此提起诉讼。
向朝刚辩称：借款事实存在，希望免除借款利息，本金分期付款。
万茂蓉辩称：万茂蓉与魏尧成素不相识，无业务往来，请求驳回魏尧成对万茂蓉偿还债款的诉讼请求。万茂蓉与向朝刚系夫妻，但向朝刚借款成立公司系个人行为，万茂蓉未参与其中。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关于离婚时债务清偿问题，一方未经对方同意，独自筹资从事经营活动的其它收入却未用于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由一方个人财产清偿。向朝刚未经万茂蓉同意筹建公司从事经营活动，收入未用于共同生活，万茂蓉不应承担向朝刚的债务。2017年7月，向朝刚、万茂蓉经判决离婚。万茂蓉从不涉及向朝刚经营的锦炫灿公司的盈利与亏损，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一方个人财产因物质形态变化所得财产归个人所有；夫妻以书面形式约定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的离婚时应按约定处理。万茂蓉与向朝刚离婚时，对于向朝刚经营公司所购买的房屋、车辆，除一套房屋在万茂蓉名下外，万茂蓉对于向朝刚过户在儿女名下的财产均已放弃。万茂蓉不清楚魏尧成与向朝刚之间的关系以及魏尧成向向朝刚提出债务偿还的真实性。向朝刚试图以此让万茂蓉净身出户，于理不容。
经审理查明，向朝刚名下银行账户交易清单流水显示：2012年1月18日，魏尧成向向朝刚的银行账户转账存入47万元，凭证摘要为备用金；
2012年5��2日，案外人彭源源向向朝刚的银行账户转账存入50万元；
2012年12月14日，魏尧成向向朝刚的银行账户转账存入50万元；
2013年1月11日，案外人彭源源向向朝刚的银行账户转账存入50万元；
2013年3月6日，案外人彭源源向向朝刚的银行账户转账存入20万元；
2016年8月30日，魏尧成向向朝刚的银行账户转账存入100万元；
2016年9月2日，案外人李建雄向向朝刚的银行账户转账存入95万元。
2016年9月2日，魏尧成，向朝刚签订《借款协议》，载明，一、2012年至2016年期间，向朝刚陆续向魏尧成共计借到412万元，明细如下：2012年1月18日，收到47万元；2012年5月2日，收到魏尧成委托彭源源代付的50万元；2012年12月14日，收到50万元；2013年1月11日，收到魏尧成委托彭源源代付的50万元；2013年3月6日，收到魏尧成委托彭源源代付的20万��；2016年8月30日，收到100万元；2016年9月2日，收到魏尧成委托李建雄代付的95万元。二、向朝刚应于2016年10月1日前归还全部借款本金412万元，逾期按月息2%计息。
一份落款2017年8月3日的转款委托确认书，载明，受托人魏尧成于2012年5月2日、2013年1月11日、2013年3月6日分别委托彭源源代委托人向向朝刚支付借款50万元、50万元、20万元，合计120万元。该确认书仅有受委托人彭源源签字。
一份落款2017年8月4日的转款委托确认书，载明，受托人魏尧成于2016年9月6日委托李建雄代委托人向向朝刚支付借款95万元。该确认书仅有受委托人李建雄签字。
向朝刚、万茂蓉于1994年结婚，因原结婚证及结婚档案遗失，双方于2008年3月26日补办结婚登记。
2013年6月，向朝刚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与万茂蓉离婚。2013年6月24日，本院作出（2013）鄂武昌民初字第0327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该案按撤诉处理。
2016年3月，万茂蓉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与向朝刚离婚。2016年9月21日，本院作出（2016）鄂0106民初119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该案按撤诉处理。
2017年5月24日，万茂蓉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与向朝刚离婚。2017年7月11日，本院作出（2017）鄂0106民初402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准许万茂蓉与向朝刚离婚；二、坐落于武汉市武昌区和平大道108号玉桥新都3栋1单元1层1室房屋归万茂蓉所有；坐落于武汉市武昌区临江大道55号锦江国际1栋4单元4层1号房屋归向朝刚所有。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该判决书载明，坐落于武汉市武昌区临江大道55号锦江国际1栋4单元4层1号房屋，建筑面积136.42平方米，2009年4月10日核准登记，产权人登记为向朝刚。
坐落于武汉市武昌区和平大道108号玉��新都3栋1单元1层1室房屋，建筑面积114.64平方米，2011年9月29日核准登记，产权人登记为万茂蓉。
2016年7月，经本院委托房地产评估机构作出评估报告，向朝刚名下房屋价值为2483300元；万茂蓉名下房屋价值为1736000元。
该判决书还载明，向朝刚自述有共同债务400万至500万元，但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万茂蓉亦予以否认，因涉及案外人，债务是否成立尚未确定，对此不作处理。
另查明，2013年7月8日，向朝刚登记注册武汉市武昌区区佳优子足道馆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该执照于2016年5月10日注销。
武汉锦炫灿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于2008年3月18日登记成立，登记股东为向朝刚，出资比例78.18%；万茂蓉，出资比例21.82%。
上述事实，有向朝刚名下银行账户交易清单流水，2016年9月2日魏尧成，向朝刚签订的《借款协议》，��款2017年8月3日、4日的转款委托确认书，本院（2017）鄂0106民初4023号民事判决书，武汉市武昌区佳优子足道馆的个体工商户登记信息，武汉锦炫灿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登记信等证据加以证明。
上列证据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质证，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针对证据证明力有无以及证明力大小进行了质疑，说明和辩驳。
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对上列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和法定程序，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全面、客观的审核，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对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的上列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本院认为，本案争��的焦点是，案涉借款是否为向朝刚、万茂蓉夫妻共同债务。
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原则，自1950年我国颁布首部婚姻法以来，婚姻法即以维护婚姻家庭稳定，保障家庭成员合法权益为理念，坚持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以举债用于共同生活为准则，将不为家庭共同生活所负之债务排除在共同债务之外。这不仅符合我国婚姻法倡导的家庭成员团结互助、共建幸福生活的立法精神，也有效地保护了夫妻非举债方的财产利益，是法正义价值在家庭法领域的具体体现。因此，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应当采取慎重的态度，在夫妻之间与债权人利益之间寻找一种符合公平正义的平衡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第十七条规定，夫妻为共同生活或为履行抚养、赡养义务等所负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离婚时应当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四十三条规定，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从事个体经营或承包经营的，其收入为夫妻共同财产，债务亦应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表述可以总结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或双方主要是基于夫妻的共同生活需要或为履行抚养、赡养等义务以及对共同财产的管理、使用、收益和处分而与第三人之间产生的一种债务。也即当夫妻离婚时，夫妻一方或双方所负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还是夫妻一方个人债务，以所负债务的目的和内容作为区别标准。凡所负债务是为了夫妻双方共同生活之用，即可明��为夫妻共同债务，反之，则为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为夫妻共同生活”是夫妻共同债务的本质特征、是夫妻共同债务与夫妻个人债务的本质区别，也是判断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法定标准。以负债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为标准，符合我国婚后所得共同财产制的立法精神。我国法定夫妻财产制采婚后所得共同制，其立法旨意在于鼓励通过夫妻合力，共同致力于婚姻家庭共同体建设，以维护婚姻家庭这一伦理实体的稳定运行。夫妻共同债务是夫妻共同财产的消极形式，以共同生活目的论作为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标准，符合夫妻财产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在法的范畴内，权利与义务相一致是永恒的经验法则，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夫妻债务法领域理应如是。夫妻一方或双方从所负债务中获益，其享受了此债务带来的权利，就相应承担清偿债务的义务。若所负债务未用于婚姻家庭生活，夫妻双方未从中皆获益，则非举债一方不应承担清偿债务的义务。
所以，在该问题的法律适用问题上，不应片面从债的性质考虑，继而适用有关债法原理，而应全面考察该债务发生的夫妻身份性特点。众所周知，债的法律关系是财产法范畴，带有浓厚的利己性特征，很多情况下，债务的发生是利他的。而夫妻间债务的分配和承担其特殊性在于紧密的人身关系，这种特殊性反映在债务承担问题上就是具有夫妻伦理关系的债务推定规则，这是单纯以债务公平分配为理念的财产法规则所不具备的。将债务是否发生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作为判断夫妻共同债务的唯一标准，举债行为只要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就推定为夫妻有举债的合意且分享了债务带来的利益，虽然有利于债权人的利益，却损害了夫妻中非举债一方的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三条规定，“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这是对夫妻关系主体地位的确立，即夫妻双方在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享有独立的人格，可以独立行使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并独立的对自己的行为结果负责，不能因为夫妻之间有财产的混同而认定夫妻人格上也混同，忽视了前述夫妻共同债务的本质。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的债权债务不考虑其特殊性，一味从财产关系角度去适用法律，不仅会导致法律适用错误，还会对夫妻间的身份关系带来彼此防范和诚信危机，甚至产生很严重的社会后果。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的所有债务均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而合法的婚姻关系所要承担的风险明显大于非法同居关系，其价值导向偏失；还有可能使得非举债一方的未来若干年的生活陷入困境，并对司法正义产生强烈质疑。既不利于保护夫妻非举债一方利益和婚姻家庭利益，于婚姻家庭立法基本宗旨相悖违，也无法发挥法律的调整社会关系解决纠纷的功能，反而会激化矛盾。公平与正义永远是法律的精髓，从立法目的审视，婚姻家庭领域立法应以保护婚姻家庭稳定、保障婚姻家庭当事人利益为宗旨，夫妻债务亦不例外。如果所引用的法律条文作出的判决结果有悖于公平与正义，那么该法律条文就不宜适用，应不为司法所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这是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即“谁主张谁举证”。夫妻一方对外负债，在债权人主张共同债务的情况下��根据证据法的一般原理,当事人只能对积极事实进行举证证明，无法对消极事实进行举证证明。所以只能由主张举债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积极事实)的一方负举证责任，主张举债没有用于夫妻共同利益(消极事实)一方不负举证责任，这才是“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原理体现。所以，非举债方对非“为夫妻共同生活”不具有举证责任。债权人主张其债权，就应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以及权利产生的事实、理由承担举证责任，并且其有实际举证的能力。因为债权人在债务发生过程中，掌握了选择、决定是否与债务人发生债权债务关系的主动权，债权人作为与债务人订立合同的主体其对举债的事实最为清楚，对所借款项的去向、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也最了解。从证据的收集角度来看，相对于非举债方也有明显的优势，更容易收集证据。按照公平原则及举证责任的一般法理，���权人都应当要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即要认定一方举债为夫妻双方共同债务则需举证证明非举债一方在举债后获得了相应的权利或利益。如果一方并未享受任何利益而要求其为此承担债务显然违背公平正义的要求。
关于该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魏尧成没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也不能提供证据证明万茂蓉从中分享了利益。本案中，如果按照魏尧成在起诉状中所述，案涉借款用于向朝刚、万茂蓉夫妻双方共同经营的锦炫灿公司，那么该公司产生的债务应为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如果该公司为一方个人经营，且该企业还未产生效益或对方从未将经营收入用于家庭共同生活中，其为经营所负债务，就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首先，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向朝刚、万茂蓉从2013年开始即夫妻关系紧张，目前没有证据证明锦炫灿公司为向朝刚、万茂蓉夫妻双方��同经营且已产生效益并将经营收入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其次，该借款并未进入锦炫灿公司的银行账户，而是进入向朝刚的个人账户，虽然向朝刚为锦炫灿公司的控股股东，但也没有证据证明向朝刚将其获得的案涉借款投入到锦炫灿公司的经营活动中，即使案涉借款是向朝刚为锦炫灿公司产生的债务，在“为夫妻共同生活”的夫妻共同债务本质特征层面上不能得到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的规定，从婚姻法立法目的和民法学基本原理出发，以法律解释学原��中的文义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为角度，该条规定应解释为是在夫妻共同生活需要大前提下所负债务才归责于夫妻共同债务的法理阐释。该司法解释规定的用于“用于婚后家庭共同生活”这一立法目的非常明确，该条是对夫妻单方所举债务性质的司法推定，适用的前提应是债权人对涉讼债务的性质不明。如果涉讼债务的性质本来就明确不是夫妻共同债务，就不能再援引该条来“推定”为共同债务。所谓涉讼债务性质不明,仅指善意债权人依据债成立当时的客观情形，不能肯定债务非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若债权人当时就能肯定这一点，又没有表见代理的外观，就说明债权人一开始就知道了债务不可能是夫妻共同债务，就不能再适用该条将单方举债推定为共同债务。因此，当债权人没有理由相信该类单方举债是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时，一般应该认定债权人在债��立时就明知了债务的非共同性质，就不能再适用该条来推定为共同债务。按照民法理论中的日常家事代理权制度，只有从日常行为所负债务角度出发，才能把以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负债务归责责任得以确定，也即只有夫妻一方是为了家庭日常事务所负债务才能把最终债务承担责任归责与夫妻双方承担，这正是权利义务相一致的表现，也是民法总则所确定的民事交往中的公平原则。如果遇到债权人就夫妻单方举债主张权利的案件，不加甄别地援引该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进行判决，这同样是不适当地扩大了其适用范围。《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性质如何认定的答复》基本内容是，在不涉及他人的离婚案件中，由以个人名义举债的配偶一方负责举证证明所借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如证据不足，则其配偶一方不承担偿还责任。在债权人以夫妻一方为被告起诉的债务纠纷案件中，对于案涉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补充规定》补充增加了两款规定，分别作出了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务、夫妻一方在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不受法律保护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及夫妻债务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三条规定，债权人主张夫妻一方所负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应当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第十九条规定，结合当事人之间关系及其到庭情况、借贷金额、债权凭证���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债务是否发生。防止违反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仅凭借条、借据等债权凭证就认定存在债务的简单做法。在当事人举证基础上，要注意依职权查明举债一方作出有悖常理的自认的真实性。
据此，分析判断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虽然向朝刚对魏尧成主张的412万借款本金并无异议，但魏尧成提供的用以证明向向朝刚提供借款的银行交易明细凭证，是向朝刚名下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凭证，正常情况下，个人的银行交易明细凭证涉及户主的经济来源、交易习惯等私人隐私信息，应由本人保管，不会轻易交付他人。但魏尧成持有向朝刚名下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凭证作为自己主张权利的依据之一，该银行凭证只能是向朝刚向其交付，且该银行凭证为连续、不间断的交易明细，涉及向朝刚与案外多人的长期的经济往来，向朝刚将涉及自己商业秘密的银行交易明细凭证全部交付给魏尧成，用来向自己主张权利，完全不符合用日常生活经验、逻辑推理所能得出的正常结论。且双方款项往来均系通过银行转账往来完成，魏尧成完全有能力持己方的银行交易明细凭证主张权利，却舍近求远、去简就繁，对此又作不出合理解释，明显不合常理。
除魏尧成向向朝刚的银行账户直接付款197万元之外，其他案涉款项均系案外人彭源源、李建雄支付，虽然魏尧成提供了落款2017年8月3日、4日的转款委托确认书，用以证明系受其委托，由彭源源、李建雄代付，但该转款委托确认书，仅有受委托人签名，作为一方嘱托另一方代为处理自己的某种业务或权利的委托协议书，是一种带有托付性质的协议���该转款委托确认书上载明，“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委托人负责”却没有委托人的签名，明显缺乏法定委托合同的形式要件。且该所谓转款委托确认书，不仅形成于案涉《借款协议》之后，更形成于本案立案之后，魏尧成也自认“是为打官司做准备”，如果确是该所谓转款委托确认书所述代为支付借款，案涉各方人员完全有充分的时间在此之前就此形成相关的书面文件，而在魏尧成起诉之后再组织材料，“为打官司做准备”，明显不合常理。彭源源、李建雄所谓受魏尧成委托向向朝刚支付借款，依据不足，不能成立。彭源源、李建雄可以依法另行向向朝刚个人主张权利。
即使涉《借款协议》、所谓转款委托确认书均成立，从2012年1月至2016年9月，魏尧成向向朝刚出借多笔借款，前债未还的情形下，后债仍陆续出借，且后债数额大于前债数额，正所谓越借��多，魏尧成对此作不出合理解释，明显不合常理。
向朝刚在本院多次离婚案件诉讼中，虽然提及对外负有债务，但每次陈述的债务对象、数额均不相同，没有一笔与本案案涉《借款协议》所指向的债务相同，明显不合常理。
魏尧成在向朝刚、万茂蓉离婚判决作出后向本院申请诉讼保全，请求查封判归万茂蓉所有的坐落于武汉市武昌区和平大道108号玉桥新都3栋1单元1层1室房屋，魏尧成系与向朝刚签订的案涉《借款协议》，向朝刚名下另有坐落于武汉市武昌区临江大道55号锦江国际1栋4单元4层1号房屋，魏尧成申请诉讼保全之时，该房无查封无抵押，评估价值为2483300元，明显大于万茂蓉名下房屋的评估价值1736000元，在完全可以足额查封的情形下，魏尧成舍大就小，弃主求次，明显不合常理。
综上，案涉《借款协议》有悖常理，本院不予确认。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魏尧成向向朝刚出借款项共计197万元，向朝刚对此没有进行抗辩，可以确认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向朝刚应当按照约定的利率向魏尧成支付利息。
如前所述，案涉借款非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万茂蓉在本案中不应承担民事责任，在此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判决如下：
一、被告向朝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魏尧成借款本金1970000元；
二、被告向朝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魏尧成借款利息，从2016年10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息。
三、驳回原告魏尧成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2254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向朝刚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预交案件受理费，款汇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7×××67；开户行：农行武汉民航东路支行。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预交诉讼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审 判 长 ＸＸ睿
人民陪审员 廖 瑶
人民陪审员 唐勋光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八日
书 记 员 秦怡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