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民一终字第177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义乌市矿业煤炭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石长征，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蒲富华，青海竞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大通县鸿瑞萤石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卫彪，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杨航胜，北京市同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永昌天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天胜，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徐继标，该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汪春虎，青海西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王天胜。
委托代理人：汪春虎，青海西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徐继标。
委托代理人：汪春虎，青海西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石长征。
义乌市矿业煤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义乌矿业公司）、大通县鸿瑞萤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瑞公司）与永昌天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永昌公司）、王天胜、徐继标及石长征合同纠纷一案，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16日作出（2014）青民一初字第23号民事判决，义乌矿业公司、鸿瑞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义乌矿业公司委托代理人蒲富华，上诉人鸿瑞公司委托代理人杨航胜，被上诉人永昌公司委托代理人汪春虎、徐继标，被上诉人王天胜委托代理人汪春虎，被上诉人徐继标及其委托代理人汪春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5年4月8日，青海省国土资源厅作为出让人与受让人大通县昌通萤石矿签订合同编号为2005-15的《采矿权出让合同》，大通县昌通萤石矿以33.96万元出让取得大通县花石掌（中段）萤石矿的采矿权，并办理了由青海省国土资源厅颁发的《采矿许可证》，矿区面积0.44平方公里，生产规模每年3万吨。大通县昌通萤石矿属企业非法人组织，是徐继标注册设立的个人独资企业。
2008年4月22日，青海崇源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接受大通县国土资源局的委托，就大通县其美萤石矿采矿权进行拍卖。大通县盛源萤石矿参与竞拍，以304万元竞拍取得大通县其美萤石矿的采矿权，并办理了由大通县国土资源局颁发的《采矿许可证》，矿区面积0.1913平方公里，生产规模每年1万吨。大通县盛源萤石矿属企业非法人组织，是王天胜注册设立的个人独资企业。
2010年7月9日，永昌公司大通分公司、大通县昌通萤石矿、大通县盛源萤石矿为甲方与义乌矿业公司为乙方签订《协议书（草签）》，约定：“甲方自愿将设立在青海省大通县昌通萤石矿、大通县盛源萤石矿的采矿权变更给乙方所有；将两个萤石矿在开采的井上、井下所有机械设备、变压器、高压线路和投入在大通县永昌公司的浮选厂，现在生产的一切机械设备、厂房、土地、锅炉、包括汽车3辆、铲车1辆，设在牛场地段的60吨地磅1台，以及两个萤石矿，一个分公司浮选厂所有备品备件，现库存的矿产品一次性转让给乙方义乌矿业公司。转让总价格共计人民币2660万元。在办理变更采矿权过程中所产生的生态环境治理备用金由乙方缴纳；两个萤石矿、一个分公司在移交乙方前的一切债权债务由甲方承担，移交后所产生的债权债务由乙方承担。付款方式：在协议签订生效后，乙方一次性付给甲方履约定金人民币300万元；采矿权变更给乙方及其他一切手续办好后，乙方付给转让款人民币1900万元；余款人民币460万元待甲方债权债务清晰，周边关系理顺，乙方具备正常生产条件后付清（时间自签订正式协议后暂为三个月）。乙方在接管两个萤石矿、一个分公司后，甲方有义务协助乙方做好平稳过渡工作。徐继标总经理留一段时间协助乙方做好协调工作。两个萤石矿、一个分公司的浮选厂交接后所有的设备设施由乙方全权管理，在矿山和浮选厂生产后所产生的费用、安全责任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本协议生效后，甲乙双方应坚守诚信，不得违约，如一方违约双倍返还履约定金给另一方；两个萤石矿、一个分公司的所有设备和物资应保持原封不动，如甲方有搬移视违约处理。甲方签字：徐继标，乙方签字：石长征”。协议签订后，同年7月10日，石长征通过银行向徐继标支付转让款175万元。7月14日，双方办理转让财产移交手续，将永昌公司大通分公司、大通县昌通萤石矿、大通县盛源萤石矿的相关资料和《协议书（草签）》约定转让的所有财产移交给了义乌矿业公司，义乌矿业公司的罗坚在《移交资料清单》上签字，徐继标和义乌矿业公司的赵嘉在《财产转让清单》上签字。7月15日，赵嘉通过银行向徐继标支付转让款125万元。8月3日，石长征通过银行向徐继标支付转让款50万元。8月19日，石长征通过银行向徐继标支付转让款250万元。10月21日，石长征通过银行向徐继标支付转让款200万元。11月5日，鸿瑞公司通过银行向永昌公司大通分公司支付转让款1581852元。12月15日，鸿瑞公司通过银行向永昌公司大通分公司支付设备款23万元。2011年1月11日，鸿瑞公司向徐继标支付现金10万元。同年3月30日，鸿瑞公司通过银行向永昌公司大通分公司支付转让款300万元。4月13日，鸿瑞公司通过银行向永昌公司大通分公司支付转让款200万元。9月15日，鸿瑞公司通过银行向徐继标支付转让款107200元。9月28日，鸿瑞公司通过银行向徐继标支付转让款169800元。2012年5月2日，鸿瑞公司通过银行向徐继标支付转让款50万元。2014年4月15日，鸿瑞公司通过银行向徐继标支付转让款55000元。至诉讼时，石长征共向徐继标支付转让款800万元，鸿瑞公司共向徐继标支付转让款932000元，鸿瑞公司共向永昌公司大通分公司支付转让款6811852元，共计付款15743852元。
2010年7月28日，石长征委托金伟海申请注册鸿瑞公司，同年8月6日鸿瑞公司注册成立，注册资本金200万元，系石长征个人独资企业。2014年8月11日，鸿瑞公司股东变更为石长征（100万元，占50%）、赵嘉（40万元，占20%）、金浩（40万元，占20%）和潘关云（20万元，占10%），石长征仍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2010年8月2日，大通县盛源萤石矿向大通县国土资源局申请，将大通县其美萤石矿的采矿权变更至鸿瑞公司名下。同年8月4日，大通县国土资源局以变更采矿权人的方式将原登记在大通县盛源萤石矿名下的《采矿许可证》直接变更至鸿瑞公司名下，至此，鸿瑞公司取得了大通县其美萤石矿的采矿权。同年11月17日，大通县国土资源局将原本开具给大通县盛源萤石矿304万元的发票原件（共31张）收回，向鸿瑞公司开具了采矿权价款304万元的发票一张，并注明换票情况。
2010年10月28日，以永昌公司大通分公司为甲方与乙方鸿瑞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甲方将设立在青海省大通县的永昌公司大通分公司选矿厂现有的生产设备及附属设施（房屋、土地、以及库存的材料一次性转让给乙方）。转让总价格为800万，公司转让之前的一切债权债务由甲方承担，转让交接后所产生的债权债务由乙方承担。付款方式：在协议签订生效后，乙方一次性付给甲方履约定金人民币300万元；待乙方新公司注册完毕及其他一切手续办好后乙方付给甲方转让费400万元，余款人民币100万元，待甲方债权债务清晰，具备正常生产条件后付清。（时间自协议签订后暂为三个月）自协议签订后乙方派管理人员入驻厂内，甲方有义务协助乙方办理各类证件和协调工作。本协议生效后，甲乙双方应坚守诚信，不得违约，如一方违约双倍返还履约定金给另一方；甲方应保持设备和物资原封不动，否则视为甲方违约。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甲方：永昌公司大通分公司盖章、法定代表人王天胜签字、徐继标在委托代理人处签字，乙方：鸿瑞公司盖章，法定代表人石长征签字。”
2011年7月6日，以大通县昌通萤石矿为转让人与受让人鸿瑞公司签订《采矿权转让合同》，约定“转让人通过协议的方式，将大通县昌通萤石矿花石掌（中段）萤石矿的采矿权转让给受让人。转让价格为人民币268万元（包括采矿权、电力设备），在协议签订生效后，受让人一次性付给转让人定金人民币100万元；待转让人给受让人负责把一切手续过户到受让人公司名下后，受让人付清余款人民币168万元。采矿权转让之前的一切债权债务由转让人承担，转让后的债权债务由受让人承担。受让人将根据法律法规进行开采，按时缴纳各项税费。本合同生效后双方应坚守诚信，不得违约，如一方违约双倍返还定金给另一方。本合同自青海省国土资源厅批准之日起生效。转让人：大通县昌通萤石矿盖章、法人代表徐继标签字，受让人：鸿瑞公司盖章、法人代表石长征签字”。
2011年10月10日，大通县国土资源局向西宁市国土资源局呈报的《关于大通县昌通萤石矿花石掌（中段）萤石矿采矿权人变更的审查意见》载明“大通县昌通萤石矿花石掌（中段）萤石矿，在开采期间严格按照开采方案开采，经核查未出现越界越层等违法现象，认真执行总量控制指标，生产情况基本正常，矿产资源补偿费按时缴纳。经审查拟同意办理采矿权人变更手续，由原采矿权人（大通县昌通萤石矿，法定代表人徐继标）变更为（鸿瑞公司，法定代表人石长征）”。
2011年10月18日，西宁市国土资源局向青海省国土资源厅呈报的《关于大通县昌通萤石矿花石掌（中段）萤石矿采矿权人变更的审查意见》载明“大通县昌通萤石矿花石掌（中段）萤石矿采矿权转让给鸿瑞公司，已经青海省国土资源厅批复准予转让（青国土资矿转字（2011）6号）。现该矿提出申请办理变更采矿权登记手续。经我局审查，该矿能严格按开发利用方案开采萤石资源，无越层越界、超能力生产等行为，回采率符合规范要求，四至界线清楚，无任何矿权纠纷，企业再生产资源量有保证，符合变更采矿权登记条件。特此上报，请省厅予以审核办理”。
2011年10月28日，以青海省国土资源厅为出让人与受让人鸿瑞公司签订《青海省采矿权出让合同（2005-15）补充合同》，约定“因青海省大通县花石掌（中段）萤石矿采矿权转让、变更，经双方协商一致，原2005年4月8日出让人与原采矿权人大通县昌通萤石矿签订的《青海省采矿权出让合同》（2005-15号）中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废止，并补充如下条款，作为原合同的附件。变更青海省大通县花石掌（中段）萤石矿采矿权受让人为鸿瑞公司。《青海省采矿权出让合同》（2005-15号）未废止的约定继续有效，该合同约定的采矿权人权利义务由现受让人继续履行。该采矿权评估价款33.96万元，转让前已由大通县昌通萤石矿全额缴清等。出让人：青海省国土资源厅盖章，受让人：鸿瑞公司盖章，委托代理人金伟海签字”。至此，大通县昌通萤石矿花石掌（中段）萤石矿采矿权变更到鸿瑞公司名下。2012年大通县昌通萤石矿注销。
永昌公司、王天胜、徐继标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称：2010年7月9日，与义乌矿业公司及石长征签订《协议书（草签）》，约定将所有资产转让给义乌矿业公司，约定价款为2660万元，付款方式为合同签订后付300万元，采矿权等手续变更后支付1900万元，其他关系理顺，具备生产条件后支付460万元。合同签订后，义乌矿业公司及石长征成立了鸿瑞公司，将所有的协议资产办至该公司名下，但在支付了1560万元之后，对余款1100万元至今未予支付。请求：判令义乌矿业公司、鸿瑞公司、石长征共同支付转让款1100万元和延迟付款利息120万元。
义乌矿业公司答辩称：1.2010年7月9日签订的《协议书（草签）》甲方处列举了永昌公司大通分公司、大通县昌通萤石矿、大通县盛源萤石矿三家单位，但仅有徐继标个人的签字，大通县盛源萤石矿及投资人未在该协议上签字盖章。且协议仅就转让达成意向，未就实质内容加以约定，不具备生效及实际履行的客观要件。2.大通县昌通萤石矿和大通县盛源萤石矿的转让，未经相关机关审批，且目前已无法完成相应行政审批。根据《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四条、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该协议应为无效。3.大通县盛源萤石矿的投资人在取得该采矿权后并未进行采矿生产，时至今日该矿尚无道路通行，水电等基本生产条件均不具备，不符合《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六条的规定，不具备转让条件。4.永昌公司大通分公司、王天胜、徐继标已将采矿权及资产手续转让给鸿瑞公司，2010年7月9日《协议书（草签）》已无生效可能。
鸿瑞公司答辩称：1.鸿瑞公司受让了永昌公司大通分公司、大通县盛源萤石矿、大通县昌通萤石矿的资产，目前只欠40多万元未支付。（1）2008年4月大通县国土资源局通过青海崇源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对于大通县其美萤石矿的采矿权予以拍卖，拍卖价款为304万元。大通县盛源萤石矿拍得该采矿手续后，并未缴清有关费用，也未投资进行矿区建设和生产。经徐继标介绍，由鸿瑞公司直接支付采矿权价款304万元，采矿权变更至鸿瑞公司名下。2010年8月2日，大通县盛源萤石矿向大通县国土资源局提出变更申请，鸿瑞公司通过徐继标缴纳了该款项后，办理了采矿权证，该事宜已全部结束，不存在欠款。（2）永昌公司大通分公司资产和大通县昌通萤石矿资产，由双方按2010年10月28日《协议书》和2011年7月6日《采矿权转让合同》履行，目前尚有40多万元款项未支付。2.鸿瑞公司受让的永昌公司大通分公司、大通县昌通萤石矿、大通县盛源萤石矿资产总价款为1372万元，鸿瑞公司已支付13295852元，尚欠424148元。鉴于大通县盛源萤石矿采矿许可证注册登记中负责人尚未变更、审批火工品手持机未交付，资产转让款项仅提供了少部分发票，鸿瑞公司应在对方配合办理完其它手续并提供足额发票后给付剩余40多万元款项。3.合同具有相对性，永昌公司、王天胜、徐继标与义乌矿业公司间的合同事宜，应由其双方依约履行。义乌矿业公司并未将其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给鸿瑞公司，鸿瑞公司也从未同意承继义乌矿业公司的合同义务。永昌公司、王天胜、徐继标要求鸿瑞公司支付1100万元转让价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石长征答辩称：永昌公司、王天胜、徐继标与鸿瑞公司、义乌矿业公司间的合同纠纷，应由合同当事人依约界定各自的权利义务，石长征并非合同主体。永昌公司、王天胜、徐继标将石长征列为被告并要求承担合同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义乌矿业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称：2010年7月9日，义乌矿业公司与永昌公司大通分公司、大通县盛源萤石矿、大通县昌通萤石矿草签《协议书》。2010年7月10日，义乌矿业公司通过法定代表人石长征账户付款175万元，2010年7月15日付款125万元，共计300万元。但因该协议书存在诸多问题，永昌公司、王天胜、徐继标并未将双方签订的协议书送交审批，也未履行协议内容。嗣后又与鸿瑞公司签订合同，将采矿权及资产等变更登记给了鸿瑞公司，致使上述协议无法继续履行，应为无效。大通县昌通萤石矿、大通县盛源萤石矿已被徐继标和王天胜注销，但对义乌矿业公司已付款项并未解决，应由徐继标和王天胜承担相应责任。请求：1.依法确认义乌矿业公司与永昌公司大通分公司、大通县盛源萤石矿、大通县昌通萤石矿2010年7月9日签订的草签《协议书》无效；2.依法判令永昌公司、王天胜、徐继标向义乌矿业公司返还款项300万元。
永昌公司、王天胜、徐继标答辩称：1.2010年7月9日《协议书（草签）》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已实际履行大部分合同内容。2.2010年10月28日《协议书》、2011年7月6日《采矿权转让合同》，以及将大通县盛源萤石矿手续办至鸿瑞公司名下，同时将拍卖取得该矿发票退回后直接变更至鸿瑞公司名下等做法，均系为降低交易额减少交易费用，其中有关价款的约定不是真实意思表示。义乌矿业公司实际支付15743852元，已超出其主张的总价款，且2014年4月15日最后一次付款仍注明所付55000元系转让款，上述付款行为表明其系履行2010年7月9日《协议书（草签）》。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有：2010年7月9日永昌公司、王天胜、徐继标与义乌矿业公司签订的《协议书（草签）》的效力认定；石长征是否具有本案被告的适格主体；欠付转让款数额的确认；2010年7月9日协议书涉及的履约定金300万元应否由永昌公司、王天胜、徐继标返还等问题。
（一）关于2010年7月9日永昌公司、王天胜、徐继标和义乌矿业公司签订的《协议书（草签）》是否有效的问题
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是双务合同，也是有偿合同。2010年7月9日永昌公司、王天胜、徐继标与义乌矿业公司签订《协议书（草签）》，是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从合同的形式要件看，有出卖人、买受人，内容涉及买卖合同的主要条款，有甲、乙方代表签字；从合同的实质要件看，出卖人永昌公司大通分公司、大通县昌通萤石矿、大通县盛源萤石矿分别是转让标的物的所有权人，有权对《协议书（草签）》约定的标的物进行处分。买受人义乌矿业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双方均具有订立合同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从合同的内容看，永昌公司、王天胜、徐继标作为出卖人的合同义务是将设立在青海省大通县昌通萤石矿、大通县盛源萤石矿的采矿权变更给义乌矿业公司，将两个萤石矿在开采的井上、井下所有机械设备、变压器、高压线路和投入在永昌公司大通分公司的浮选厂，现在生产的一切机械设备、厂房、土地、锅炉、包括汽车3辆、铲车1辆，设在牛场地段的60吨地磅1台，以及两个萤石矿，一个分公司浮选厂所有备品备件，现库存的矿产品一次性转让给义乌矿业公司。而合同权利则是收取转让价款2660万元。义乌矿业公司作为买受人的合同义务是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转让价款2660万元，而合同权利则是接收转让财产；从合同的履行情况看，首先看作为出卖人的永昌公司、王天胜、徐继标履行合同情况：《协议书（草签）》签订后，永昌公司、王天胜、徐继标于7月14日就《协议书（草签）》约定的转让财产和相关资料向义乌矿业公司进行了移交。8月4日，经大通县盛源萤石矿申请，大通县国土资源局以变更采矿权人的方式将原登记在大通县盛源萤石矿名下的《采矿许可证》直接变更至鸿瑞公司名下。2011年7月6日，大通县昌通萤石矿与鸿瑞公司就大通县昌通萤石矿花石掌（中段）萤石矿的采矿权转让事宜签订《采矿权转让合同》。同年10月10日，大通县国土资源局向西宁市国土资源局呈报《关于大通县昌通萤石矿花石掌（中段）萤石矿采矿权人变更的审查意见》。10月18日，西宁市国土资源局向青海省国土资源厅呈报《关于大通县昌通萤石矿花石掌（中段）萤石矿采矿权人变更的审查意见》。10月28日，以青海省国土资源厅为出让人与受让人鸿瑞公司签订《青海省采矿权出让合同（2005-15）补充合同》，将青海省大通县花石掌（中段）萤石矿采矿权变更至鸿瑞公司名下。至此，大通县盛源萤石矿和大通县昌通萤石矿的采矿权在相关部门的审批下变更在鸿瑞公司名下。因鸿瑞公司是在石长征接收永昌公司大通分公司、大通县盛源萤石矿、大通县昌通萤石矿转让的资产后独资设立的，石长征同时也是义乌矿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永昌公司、王天胜、徐继标将大通县盛源萤石矿、大通县昌通萤石矿的采矿权变更在鸿瑞公司名下，可以认定为履行了《协议书（草签）》约定的“将设立在青海省大通县昌通萤石矿、大通县盛源萤石矿的采矿权变更给义乌矿业公司”的合同义务。综上，永昌公司、王天胜、徐继标在《协议书》中变更采矿权和交付转让财产的合同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其次看作为买受人的义乌矿业公司履行合同情况：《协议书（草签）》签订后的第二天，买受人义乌矿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石长征向徐继标支付转让款175万元。至鸿瑞公司成立前，义乌矿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石长征共向徐继标支付转让款800万元。鸿瑞公司成立后，共向徐继标支付转让款932000元、共向永昌公司大通分公司支付转让款6811852元。从徐继标出具给石长征和鸿瑞公司的《收条》以及鸿瑞公司向永昌公司大通分公司转账的《银行进账单》看，无论是石长征付款，还是鸿瑞公司付款，都是在支付永昌公司大通分公司、大通县昌通萤石矿、大通县盛源萤石矿的转让款，即在履行《协议书（草签）》约定的付款义务。至诉讼时，义乌矿业公司和鸿瑞公司共计支付转让款15743852元，履行了大部分的付款义务。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认定，《协议书（草签）》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并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协议书（草签）》涉及的大通县盛源萤石矿、大通县昌通萤石矿的采矿权变更问题，已经大通县国土资源局和青海省国土资源厅审批，变更在鸿瑞公司名下，《协议书（草签）》的主要内容也已得到履行，因此，该《协议书（草签）》合法有效。义乌矿业公司关于《协议书（草签）》未经审批至今未生效且已无法履行的抗辩理由与本案事实不符，不予采信。
（二）关于石长征是否具有本案被告的适格主体的问题
石长征系义乌矿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0年7月9日永昌公司、王天胜、徐继标与义乌矿业公司签订《协议书（草签）》，签约主体是义乌矿业公司，并非石长征本人，石长征签字和支付转让款是法定代表人履行职责的行为，代表的是义乌矿业公司，因此，合同的权利义务应由义乌矿业公司行使和履行，相应的合同责任也应由义乌矿业公司承担，不应由石长征个人承担，故石长征不具有本案被告的适格主体，石长征的辩解理由成立，应予采纳；永昌公司、王天胜、徐继标起诉石长征要求其承担相应的合同责任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其对石长征的诉求予以驳回。
（三）关于欠付转让款数额的确认问题
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永昌公司、王天胜、徐继标依据2010年7月9日的《协议书（草签）》约定的转让价款2660万元，主张被告方支付尚欠的1100万元转让款；义乌矿业公司认为2010年7月9日的《协议书（草签）》未生效且已无法履行，故不予支付转让款；鸿瑞公司认为其受让的永昌公司大通分公司资产总价为800万元、大通县昌通萤石矿转让价为268万元、大通县盛源萤石矿成交价款304万元，共计1372万元，扣除其已支付的转让款13295852元，尚欠424148元未付。关于义乌矿业公司的辩解理由，已在上述第（一）个争议焦点的论述中进行了阐释，不再赘述。关于鸿瑞公司的辩解理由是否成立，涉及2010年10月28日永昌公司大通分公司与其签订的《协议书》和2011年7月6日大通县昌通萤石矿与其签订的《采矿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和履行。首先看这两份合同的效力问题，从《协议书》和《采矿权转让合同》的形式要件和主要内容看，符合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是依法成立的，其效力应予确认；其次看这两份合同的履行情况，《协议书》转让的是大通分公司的财产，转让价款为800万元。该协议签订后，大通分公司并未向鸿瑞公司交接转让的财产（因为该财产已在2010年7月14日交接），鸿瑞公司在2010年11月5日、12月15日分别向大通分公司转款1581852元、23万元，与约定的付款时间和数额相差甚远。《采矿权转让合同》转让的是大通县昌通萤石矿花石掌（中段）萤石矿的采矿权，转让价格为268万元（包括采矿权、电力设备）。该合同签订后，大通县昌通萤石矿亦未移交转让的电力设备（因为该财产已在2010年7月14日交接），鸿瑞公司也未支付合同约定的付款数额。可以看出，这两份合同双方当事人均未实际履行，因此，这两份合同约定的内容并不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再从《采矿权转让合同》约定大通县昌通萤石矿采矿权的转让价款268万元看，也不符合采矿权转让交易常理。大通县昌通萤石矿是2005年受让取得大通县花石掌（中段）萤石矿的采矿权，并办理了由青海省国土资源厅颁发的《采矿许可证》，矿区面积0.44平方公里，生产规模每年3万吨。而大通县盛源萤石矿是2008年以304万元竞拍取得大通县其美萤石矿的采矿权，并办理了由大通县国土资源局颁发的《采矿许可证》，矿区面积0.1913平方公里，生产规模每年1万吨。可见，大通县昌通萤石矿的矿区面积和生产规模均比大通县盛源萤石矿的大，但其采矿权的转让价格却不及矿区面积和生产规模小的采矿权价格，这与市场行情及交易习惯不符。最后，大通县盛源萤石矿的采矿权变更在鸿瑞公司名下，双方既未签订《采矿权转让合同》，也未支付相应对价。304万元拍卖价款是永昌公司向大通县国土资源局缴纳的，鸿瑞公司并未缴纳这笔款项。故鸿瑞公司主张的大通县盛源萤石矿的采矿权转让价款为304万元无事实依据，鸿瑞公司抗辩的永昌公司大通分公司资产转让价为800万元、大通县昌通萤石矿转让价为268万元、大通县盛源萤石矿转让价为304万元，共计1372万元，扣除其已支付的转让款13295852元，尚欠424148元未付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信。综观本案事实和各方当事人的履行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的规定，一审法院确认永昌公司、王天胜、徐继标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义乌矿业公司、鸿瑞公司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永昌公司、王天胜、徐继标主张的2010年10月28日《协议书》和2011年7月6日《采矿权转让合同》是为办理交易手续时降低交易费用所签、合同内容并不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的理由符合本案事实，予以采信。永昌公司、王天胜、徐继标以2010年7月9日《协议书（草签）》主张对方给付尚欠的转让款的诉求有事实依据和合同依据，予以支持；义乌矿业公司和鸿瑞公司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信。本案的转让价款应以2010年7月9日《协议书（草签）》约定的2660万元为准，扣除已付的15743852元，尚欠10856148元转让款未付，应予支付。义乌矿业公司、鸿瑞公司最后一次付款是在2014年4月15日，即在2014年4月15日时尚欠转让款10856148元，因此，欠款利息应从2014年4月16日开始计算。永昌公司、王天胜、徐继标主张义乌矿业公司、鸿瑞公司支付欠款利息有法律依据，其诉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鸿瑞公司于2010年11月23日转付的50万元和2011年10月28日转付的5万元应否计算在已付转让款中的问题。经查，50万元是鸿瑞公司转付给大通县昌通萤石矿的，大通县昌通萤石矿收取后直接转入青海省国土资源厅，作为环境治理保证金。根据双方在2010年7月9日《协议书（草签）》中“在办理变更采矿权过程中所产生的生态环境治理备用金由乙方缴纳”的约定，此笔费用应由义乌矿业公司缴纳，鸿瑞公司替义乌矿业公司缴纳了这笔费用，不应计算在已付的转让款中；5万元是大通县昌通萤石矿向供电部门支付的用电押金，现大通县昌通萤石矿由鸿瑞公司经营，用电押金应由鸿瑞公司支付，故5万元也不应计算在已付转让款中。
（四）关于2010年7月9日《协议书（草签）》涉及的履约定金300万元应否由永昌公司、王天胜、徐继标返还的问题
义乌矿业公司提起反诉主张2010年7月9日《协议书（草签）》无效，永昌公司、王天胜、徐继标返还履约定金300万元。关于2010年7月9日《协议书（草签）》的效力问题，一审法院在上述第（一）个争议焦点中已经论述，其效力是合法有效的，并且得到了大部分履行，因此，义乌矿业公司反诉主张该《协议书（草签）》无效的诉求于法无据，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关于要求永昌公司、王天胜、徐继标返还300万履约定金的诉求，因《协议书（草签）》合法有效，义乌矿业公司基于《协议书（草签）》的约定，支付300万元是履行合同义务，永昌公司、王天胜、徐继标也将这300万元已计算在已付转让款中，因此，义乌矿业公司的该项诉求也不予支持。故义乌矿业公司的反诉请求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予以驳回。
（五）关于鸿瑞公司对欠付的转让款是否承担返还责任的问题
从人员组成来看，石长征系义乌矿业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而鸿瑞公司又是石长征独资设立的公司，两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2010年7月14日永昌公司、王天胜、徐继标向义乌矿业公司交接财产时，接收人是赵嘉，7月15日赵嘉还支付了125万元的转让款，而从现在的鸿瑞公司的工商登记看，赵嘉又是鸿瑞公司的股东；从公司的资产看，2010年7月14日永昌公司、王天胜、徐继标向义乌矿业公司交接财产时，鸿瑞公司尚未成立，而在庭审中鸿瑞公司承认已经接收了永昌公司大通分公司的资产，且两个萤石矿的采矿权也已变更在鸿瑞公司名下；从付款情况看，鸿瑞公司成立前，石长征向徐继标付款800万元（包括赵嘉转账125万元），鸿瑞公司共向徐继标支付转让款932000元，鸿瑞公司共向永昌公司大通分公司支付转让款6811852元。因此，义乌矿业公司和鸿瑞公司之间存在人员、资产和财务混同，应当共同承担欠付款项的返还责任。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为，永昌公司、王天胜、徐继标的诉讼请求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义乌矿业公司的反诉请求无事实依据，予以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八十五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第九条，《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义乌矿业公司、鸿瑞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偿还永昌公司、王天胜、徐继标转让款10856148元；二、义乌矿业公司、鸿瑞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支付永昌公司、王天胜、徐继标转让款10856148元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4年4月16日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三、驳回永昌公司、王天胜、徐继标对石长征的诉讼请求；四、驳回义乌矿业公司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案件受理费950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30800元，分别减半交纳47500元、15400元，共计62900元，由义乌矿业公司、鸿瑞公司共同承担。
义乌矿业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将2010年7月9日《协议书（草签）》认定为有效并已全部履行，并以此为基础驳回义乌矿业公司的反诉请求，判决义乌矿业公司承担共同给付责任，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1.2010年7月9日《协议书（草签）》依法未生效。（1）该协议的甲方签约主体大通县昌通萤石矿为徐继标的个人独资企业，大通县盛源萤石矿为王天胜的个人独资企业，永昌公司大通分公司负责人为王天胜。三家转让主体之间不存在人员、财产等混同的情况，合同的签订者徐继标未得到相应人员的授权，永昌公司大通分公司也未在草签协议上盖章。截至一审法庭调查结束，无任何证据能证实该协议主体有追认协议书的意思表示，故该协议尚未成立和生效。（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和《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采矿权转让合同属批准后才生效的合同。2010年7月9日《协议书（草签）》中约定的受让主体是义乌矿业公司，而实际审批受让主体则是鸿瑞公司，故该协议未经审批并未生效。（二）一审判决将2010年7月9日《协议书（草签）》定性为普通买卖合同，并认定此后鸿瑞公司和被上诉人之间另行签订协议转让采矿权及资产行为是履行该协议，明显不当。被上诉人与鸿瑞公司嗣后重签协议，另报审批，履行主体并不一致，两次转让之间无关联性。（三）义乌矿业公司一审反诉请求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应予认定，一审判决予以驳回，与事实不符。2010年7月9日《协议书（草签）》约定将采矿权变更给义乌矿业公司，但截至一审法庭审理终结，变更采矿权需要办理的审批手续未完成，实际上亦无法完成。义乌矿业公司仅在2010年7月10日、7月15日支付定金300万元，此后双方均再未履行任何义务。嗣后大通县盛源萤石矿、大通县昌通萤石矿、永昌公司大通分公司和鸿瑞公司签订合同转让采矿权和资产，一审法院既认定鸿瑞公司成立前已受让大通县盛源萤石矿的采矿权，又认为鸿瑞公司未成立前石长征（认定为义乌矿业公司的行为）已支付800万元自相矛盾。2010年8月2日后鸿瑞公司支付500万元和之前义乌矿业公司支付的300万元之间无关联性，被上诉人应将义乌矿业公司已支付的300万元定金予以返还，一审法院以2010年7月9日《协议书（草签）》合法有效为由，驳回义乌矿业公司的反诉请求，于法无据。（四）一审判决判令义乌矿业公司和鸿瑞公司承担共同偿还责任，认定事实错误。1.赵嘉并非义乌矿业公司的职工，其在接收的《财产转让清单》上未写明转让日期，被上诉人在出示证据时将两份材料装订一处，一审法院据此认为两份清单为同一日交付是主观判断。赵嘉通过银行支付转让款的行为系石长征所付定金，并非赵嘉个人或义乌矿业公司的付款。2.2010年8月2日，被上诉人和鸿瑞公司签订协议，转让资产，款项由鸿瑞公司支付。义乌矿业公司再没有行使权利、承担义务。义乌矿业公司和鸿瑞公司之间无财务、人员混同的情况，不存在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的基础。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四项内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要求义乌矿业公司支付转让款的本诉请求；2.依法改判支持义乌矿业公司一审反诉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鸿瑞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在认定2010年7月9日《协议书（草签）》效力时，将嗣后签订的2010年10月28日《协议书》和2011年7月6日《采矿权转让合同》及相关政府审批行为认定为有效；计算转让价款时，在作出两合同的形式要件和主要内容符合法律规定，是依法成立效力应予确认情况下，又以履行情况来否定前述两协议的效力，自相矛盾，应予撤销。（二）矿业权转让合同属审批生效的合同。2010年7月9日《协议书（草签）》并未得到相关行政机关的审批，且现已无法审批，应认定无效。一审判决认定2010年7月9日《协议书（草签）》有效，显属错误。（三）鸿瑞公司与义乌矿业公司系不同法人主体，不存在隶属关系和交叉持股情形。双方之间亦不存在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的任何事实。一审判决将2010年7月9日《协议书（草签）》作为双方欠款金额计算依据，显属错误。（四）一审判决关于鸿瑞公司欠付转让款的认定错误。1.一审判决在查明义乌矿业公司支付300万元定金，鸿瑞公司已支付1372万元基础上，无视相关证据，将两个不同法人主体的行为混为一谈，并错误以2010年7月9日《协议书（草签）》作为付款基础，以被上诉人提出的15743852元认定已付款，导致认定鸿瑞公司欠付款项为10856148元错误。2.一审法院有关鸿瑞公司注册成立前石长征向徐继标已支付800万元款项认定错误。2010年7月28日，鸿瑞公司进行预先核名，8月6日领取营业执照，但2010年8月2日大通县盛源萤石矿即向大通县国土资源局申请将采矿权变更到鸿瑞公司名下，8月4日大通县国土资源局审批同意。一审法院认定该转让手续合法有效却于款项支付方面认为鸿瑞公司不具备付款资格，自相矛盾。3.一审法院关于2010年鸿瑞公司支付的50万元环境治理保证金和5万元的用电押金不属于转让款的认定错误。（五）一审判决以鸿瑞公司与义乌矿业公司存在人员、财务和资产混同为由，判令两公司承担共同给付责任，让鸿瑞公司履行2010年7月9日《协议书（草签）》的约定金额，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六）一审判决对被上诉人应履行开具发票和交付审批火工品手持机等义务未进行认定不当。本案中，被上诉人尚未履行提供转让款发票、变更大通县盛源萤石矿采矿许可证负责人、交付审批火工品手持机等义务，鸿瑞公司不予支付剩余款项，系同时履行抗辩权的行使。一审判决无视税法、合同法相关规定，置鸿瑞公司同时履行抗辩权于不顾，致国家巨额税收流失，判令鸿瑞公司承担欠付款利息，显属错误。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依法改判鸿瑞公司向被上诉人支付421148元（支付时被上诉人提供1372万元发票）；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永昌公司、王天胜、徐继标答辩称：（一）2010年7月9日《协议书（草签）》合法有效，而且已经得到大部分履行。协议签订后，被上诉人即将永昌公司大通分公司的全部资产移交义乌矿业公司，后经过相关部门批准，应义乌矿业公司要求将大通县盛源萤石矿和大通县昌通萤石矿变更出售给鸿瑞公司，已全部履行了合同义务。义乌矿业公司陆续支付了15743852元转让款。（二）对三项资产分别办理手续是对2010年7月9日《协议书（草签）》的具体履行行为，而非上诉人所称重新签订合同。2010年7月9日《协议书（草签）》中包含了三项独立的资产，按照相关规定，采矿权的转让须单独办理相关审批手续。应上诉人要求和实际情况，在2010年8月4日，将大通县盛源萤石矿变更给鸿瑞公司；2010年10月28日签订了转让永昌公司大通分公司资产的价款为800万元的协议书；2011年7月6日签订了转让大通县昌通萤石矿的价款为268万元的《采矿权转让合同》，分别办理了转移手续。在此过程中为减少交易成本，除了将大通县盛源萤石矿的手续直接变更外，后两份办手续的协议中均少写了交易价款，但这一价款并非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三）义乌矿业公司、鸿瑞公司存在人员、资产和财务混同，案涉资产转移给鸿瑞公司应视为履行了2010年7月9日《协议书（草签）》。（四）2010年7月9日《协议书（草签）》中明确约定，办理变更采矿权过程中产生的生态环境治理备用金由乙方交纳；电费押金理应由实际经营人鸿瑞公司承担，50万元环境治理保证金和5万元电费押金不包含在已付的转让款中。综上，请求依法驳回义乌矿业公司、鸿瑞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本院二审查明，2010年8月6日，鸿瑞公司注册成立时，系石长征投资设立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一审判决有关鸿瑞公司系石长征个人独资企业的性质认定有误，予以纠正。二审庭审中，鸿瑞公司主张大通县盛源萤石矿、大通县昌通萤石矿于本案受理前已注销，债权债务亦清算完毕，王天胜、徐继标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并提供大通县盛源萤石矿、大通县昌通萤石矿的企业信息查询单作为新的证据材料予以佐证。被上诉人对此发表质证意见称，认可该份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应予确认，可以证明大通县盛源萤石矿、大通县昌通萤石矿于2013年5月27日注销。
另查明，2015年4月3日，鸿瑞公司法定代表人由石长征变更为陈卫彪，其股东构成情况由石长征持股50%、赵嘉持股20%、金浩持股20%、潘关云持股10%变更为陈卫彪持股50%、赵嘉持股20%、金浩持股20%、潘关云持股10%。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2010年7月9日《协议书（草签）》的效力及履行情况应如何认定；（二）本案中，义乌矿业公司与鸿瑞公司是何种关系，二公司应如何承担法律责任；（三）本案已付款和未付款的数额应如何确定；（四）王天胜和徐继标是否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
（一）关于2010年7月9日《协议书（草签）》的效力及履行情况应如何认定的问题
2010年7月9日《协议书（草签）》系永昌公司大通分公司、大通县昌通萤石矿、大通县盛源萤石矿作为甲方，义乌矿业公司作为乙方签订，转让标的物为永昌公司大通分公司资产、大通县昌通萤石矿采矿权和大通县盛源萤石矿采矿权，永昌公司大通分公司负责人（总经理）、大通县昌通萤石矿（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徐继标作为甲方代表签字，义乌矿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石长征在乙方落款处签字。虽协议名称中含有“草签”字样，但协议内容明确、具体，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并均有相应的履行行为，现义乌矿业公司上诉主张该协议仅为意向性协议尚未成立，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协议签订后，被上诉人一方于2010年7月14日将约定转让标的物的相关资料和财产转让清单移交义乌矿业公司。2010年8月4日，大通县国土资源局以变更采矿权人的方式将原登记在大通县盛源萤石矿名下的《采矿许可证》变更至鸿瑞公司名下。2011年10月28日，以青海省国土资源厅作为出让人与鸿瑞公司签订《青海省采矿权出让合同（2005-15）补充合同》的方式，将大通县昌通萤石矿花石掌（中段）萤石矿采矿权变更至鸿瑞公司名下。至此，2010年7月9日《协议书（草签）》中约定的标的物均已实现转让，两萤石矿的采矿权变更亦已被相应的审批管理机关批准。二审庭审中，鸿瑞公司提交2015年8月拍摄的大通县盛源萤石矿现场照片作为新的证据材料，拟证明该矿并未进行开采，不符合转让的法定条件。被上诉人对此发表质证意见，对照片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不能反映交易当时大通县盛源萤石矿的实际情况。本院认为，《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六条有关“矿山企业投入采矿生产满1年”的规定，并非采矿权转让合同的生效要件，鸿瑞公司以大通县盛源萤石矿未开采为由主张转让协议无效，于法无据，亦与该矿采矿权已被审批变更的事实不符，不能成立，对鸿瑞公司提交的该份新证据材料，本院不予采信。
至于2010年7月9日《协议书（草签）》签订后，又签订2010年10月28日《协议书》、2011年7月6日《采矿权转让合同》的原因，上诉人未作说明，仅主张2010年7月9日《协议书（草签）》未成立、未生效，应依据嗣后签订的协议以1372万元确定转让价款。被上诉人则主张，因2010年7月9日《协议书（草签）》涉及永昌公司大通分公司的资产转让和两个萤石矿的采矿权转让，且两萤石矿采矿权转让的审批管理机关不同，为方便办理审批手续、降低交易费用而签订后两份合同，后两份合同所涉价款并非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仅为履行前一合同而签订。本院认为，石长征个人支付800万元转让款、鸿瑞公司的嗣后付款行为以及徐继标于2010年7月10日、2010年7月15日、2010年8月3日、2010年8月19日、2010年10月21日出具的五张收条均能证明，上诉人并未就永昌公司大通分公司资产、大通县昌通萤石矿采矿权、大通县盛源萤石矿采矿权的转让予以区分，而系一体支付转让价款。且王天胜和鸿瑞公司未就大通县盛源萤石矿签订采矿权转让合同，该矿采矿权的转让系由大通县国土资源局以直接变更采矿权证上采矿权人名称的方式实现，304万元仅系大通县盛源萤石矿拍卖取得采矿权时的原价款；永昌公司大通分公司和鸿瑞公司虽于2010年10月28日签订《协议书》约定资产转让价款为800万元，但相关材料和资产已于2010年7月14日移交义乌矿业公司；徐继标和鸿瑞公司虽于2011年7月6日签订《采矿权转让合同》约定价款为268万元，但该矿采矿权的转让是以青海省国土资源厅与鸿瑞公司签订采矿权出让合同补充合同的方式实现。由此可知，2010年10月28日《协议书》、2011年7月6日《采矿权转让合同》的签订，两萤石矿采矿权的变更，永昌公司大通分公司的资产转让以及石长征个人和鸿瑞公司的付款，均系2010年7月9日《协议书（草签）》的实际履行行为。虽一审法院有关2010年10月28日《协议书》、2011年7月6日《采矿权转让合同》并非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认定不当，但上述履行过程中所涉标的价款数额确实并未构成对2010年7月9日《协议书（草签）》中有关总转让价款约定的变更，鸿瑞公司主张应以1372万元计算转让价款，缺乏事实依据。综上，2010年7月9日《协议书（草签）》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所涉采矿权转让已经相应审批管理机关批准，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
（二）关于义乌矿业公司与鸿瑞公司是何种关系，二公司应如何承','2018-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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