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南市民二终字第515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黄棋，男，1970年7月28日出生，壮族，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隆安县。
委托代理人：林靖波，广西国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广西国威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民主路**号。
法定代表人：王小恕，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刘晰，广西刘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罗云飞，广西刘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第三人）：广西骏杰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金湖路**号地王国际商会中心****号房。
法定代表人：何振垣，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答涛，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熊和斌，湖北敏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第三人）：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桃源路*号。
法定代表人：管跃庆，该委员会主任。
委托代理人：黄宇奇，广西创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韦伟，广西创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石磊，男，1965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
上诉人黄棋、广西国威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威公司）、广西骏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骏杰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广西国资委）因与被上诉人石磊国有不良资产债权处置纠纷一案，不服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法院（2014）兴民二初字第6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8月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0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棋的委托代理人林靖波，上诉人国威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晰、罗云飞，上诉人骏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答涛、熊和斌，上诉人广西国资委的委托代理人黄宇奇、韦伟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石磊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本案涉诉的玉林星火公司350万元债权，原债权人为广西投资公司，后根据2007年2月2日广西国资委《关于授权国威公司管理和处置监管企业清产核资核销不良资产（第二批）的通知》（桂国资发（2007）19号），广西投资公司对36户企业（包括玉林星火公司）享有的债权移交给国威公司。2008年4月17日，国威公司（甲方）与骏杰公司（乙方）签订一份《合作处置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部分债权资产合同》，约定双方合作处置广西国资委授权甲方接收处置的广西投资公司部分债权资产事宜，合同主要约定：一、合作处置的资产范围为广西投资公司移交的70户企业债权（含本案所涉350万元债权）；二、双方一致认可有关债权本金的具体数额为甲方根据广西国资委有关文件从原债权人处接受不良债权时的账面核销值，仅供参考，各项债权的实际状况应当以2008年4月1日为基准日，以基准日当日债权凭证、债权法律文书等相关债权资料中反映的数据为准（70户企业债权移交清单显示债权额为108009413.63元）；三、合作期限为三年，自2008年3月29日至20l1年3月28日止；合作期限届满时，已开始处置并进入执行阶段的债权可延期合作时间直至处置完毕；合作期限满三年还未处置或虽已处置但未进入法定执行程序的债权甲方无条件收回；四、乙方分两期向甲方支付人民币618万元作为对价付清后，乙方同时取得本合同约定债权的合作处置权和处置收益分配权。乙方支付的上述对价款为甲方处置本合同约定债权的保底收益，即使在实际处置过程中，乙方依据本合同的约定获取的处置分配所得少于上述对价款，甲方也不退回上述对价款的全部或者部分。乙方支付上述对价款后仅取得合作处置本合同约定债权的权利和依据合同约定的处置收益分配权，本合同约定债权的所有权并未转移给乙方仍属甲方所有；五、对于处置收益的分配，乙方处置本合同约定债权所回收的资金（处置收益）优先用于补偿乙方支付的对价款和乙方支出的处置成本；因此，处置收益在人民币818万元［其中：618万元为乙方为取得合作处置权支付的对价款，另200万元为对乙方处置本合同约定债权投入（仅限定于差旅费、诉讼费、基本接待费）的一次性补偿］以内的，作为对乙方的投资补偿，归乙方所有，甲方不参与分配。处置收益超过上述818万元的部分，由甲、乙双方按甲方20%、乙方80%的比例分配，每发生一笔处置收益计算一次；六、对风险的特别约定：（一）该资产包内的资产是经国资监管部门核销的不良资产。因此，诉讼时效可能过期，原债权企业申报核销时均有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认定这些资产为已损失资产。因此，该资产包内的资产可能是无效资产或零资产，甲、乙双方已经了解并愿意承担此项风险。（二）乙方愿意承担因债务已办理挂息、贴息、减息、免息等原因而导致债权无法收回的风险。（三）乙方愿意承担因债务人已向原债权人还款或将借贷款转为资本金、资产已重组等原因造成资产包内资产减少的风险。（四）乙方愿意承担因债务人不配合造成债权变更无法实现的风险。（五）乙方愿意承担因政策、行政干预而不能变现资产的风险。合同还对争议解决等内容作出了约定。合同签订后，骏杰公司在2008年4月22日至2008年5月28日期间，已将618万元对价款支付给国威公司。国威公司对此事实亦予以确认。
嗣后，双方先后就债权处置事宜签订了四份补充协议：于2008年7月17日签订《合作处置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部分债权资产合同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一）］，对共管账户进行约定，并约定国威公司授权骏杰公司以代理方式开展债权处置工作；于2009年1月8日签订的《债权转移协议》［补充协议（二）］，主要对海渊糖厂债权处置进行约定；于2010年6月10签订的《合作处置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部分债权资产合同补充协议（三）》，主要约定双方处置的债权由70户变更为36户，该36户债权（含玉林星火公司的债权）以拍卖方式进行公开处置，宁明海渊糖厂债权处置根据补充协议（二）执行，其余33户债权由国威公司收回自行处置；同时约定若36户债权拍卖成交，双方按照主合同和补充协议（二）的约定进行收益分配，双方解除合作处置关系。于2010年7月29签订的《合作处置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部分债权资产合同补充协议（四）》，双方确认骏杰公司最高价1143万元竞得36户债权的事实，并约定涉及本案债权的付款方式：36户债权之一的玉林星火公司的债权350万元，处置收入为70万元。该款项存于双方开设的共管账户中，由骏杰公司于2010年8月31日前将该款付至国威公司指定的账户。上述四份补充协议是国威公司与骏杰公司的签订合同的组成部分。
在补充协议（三）签订后、补充协议（四）签订前，2010年6月24日，国威公司委托广西飙雷拍卖有限公司将36户企业债权资产60305864.61元进行打包处置，并就上述资产包向竞买人作出风险提示，其中在《拍卖债权资产包风险提示说明》提示为：“债权资产包中玉林星火公司的350万元债权，我公司已经与他人合作处置，处置收入为人民币70万元。竞买人参加竞拍视为接受该项债权的处置方式和结果，竞买人成为债权资产包的买受人并办理相关债权移交手续后，70万元的处置收益归买受人所有。”骏杰公司作为竞买人，2010年7月27日，经拍卖，以1143万元的最高应价成为36户企业债权资产的受让人。经过上述拍卖程序后，2010年9月20日，国威公司（甲方）与骏杰公司（乙方）签订一份《债权资产包转让合同》，主要约定：第一条转让标的36户企业（债务人）债权（包括玉林星火公司的350万元债权）。第二条转让价款甲方同意乙方以1143万元受让本合同第一条所述的转让标的。第三条支付方式乙方已经于2010年9月把相应转让价款全部支付给甲方。第四条债权的转让和资料的移交一、在本合同签订后的10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将与转让标的有关的权属证明和有关资料移交乙方（移交资料限于原债权人移交给甲方的资料及甲方处置和转让债权的资料，具体以双方签署的资料交接清单为准）。二、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转让标的产生的收益和损毁、灭失的风险转移至乙方。乙方应负责标的管理过程中的一切事务和费用支出，在标的权属办至乙方名下之前，乙方不得将标的作为非法用途第六条乙方声明和保证第六点乙方参加转让标的的竞买时已充分理解《拍卖债权资产包风险提示说明书》各条款的含义，并承诺遵照该说明书中各项要求进行竞买和债权处置工作。
2009年1月初，国威公司为处置玉林星火公司债权问题，由其资产管理部制作了1份《债权资产处置审批申报表》，载明“骏杰公司经过调研，发现玉林星火公司已经被吊销，企业无法查找；且玉州区财政局以各种理由拒不付款。现骏杰公司来函，因玉林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变现难度很大，故拟以70万元的价格转让该债权。”经国威公司内部评审委员会讨论，“同意以70万元转让债权，但转让前应先书面通知玉州区财政局。”2009年3月26日，玉州区财政局向国威公司发函，请求以50万元的价格回购玉林星火公司的债权。2009年3月31日，经国威公司内部决策，不同意玉州区财政局提出50万元价格回购玉林星火公司的债权的请求。2009年4月16日，国威公司（甲方）与黄棋（乙方）签订一份《合作处置合同》，主要约定：第一条合作处置债权本合同合作处置的债权为甲方拥有的对玉林星火公司的债权，债权为350万元（利息、罚息和复利另计）；第二条合作处置期限本合同约定的合作期限为三年，自2009年4月10日至20l2年4月9日止；第三条合作处置对价（一）乙方在合同签署后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向甲方支付70万元作为对价，取得本合同约定债权的合作处置权。自甲方收到乙方支付的上述对价款后，乙方即拥有对本合同约定债权的合作处置权，以及本合同约定的处置收益分配权。（二）乙方支付的上述对价款为甲方处置本合同约定债权的保底收益，即使在实际处置过程中，乙方依据本合同的约定获取的处置分配所得少于上述对价款，甲方也不退回上述对价款的全部或者部分。（三）乙方支付上述对价款后仅取得合作处置本合同约定债权的权利和依据合同约定的处置收益分配权，本合同约定债权的所有权并未转移给乙方仍属甲方所有；第四条处置收益分配甲乙双方约定：乙方处置本合同约定债权所回收的资金全部归乙方所有。第六条对风险的特别约定甲乙双方一致认可并同意：（一）本合同约定债权资产是经国资监管部门核销的不良资产。因此，本合同约定债权资产可能是无效资产或零资产，乙方已经了解并愿意承担此项风险。（二）乙方愿意承担因债务人被吊销、注销、解散、停业等原因而导致债权无法收回的风险。（三）乙方愿意承担因债务已办理挂息、贴息、减息、免息等原因而导致债权无法收回的风险。（四）乙方愿意承担因债务人已向原债权人还款或将借贷款转为资本金、资产已重组等原因造成资产包内资产减少的风险。（五）乙方愿意承担因债务人不配合造成债权变更无法实现的风险。（六）乙方愿意承担因政策、行政干预而不能变现资产的风险。合同还对争议解决等内容作出了约定。
合同签订后，黄棋为支付约定的对价70万元，于2009年4月23日通过银行汇款到国威公司账户中。而对余款24万元是否支付问题，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存在争议。黄棋为证明该款已经支付，提供了两份由案外人秦进华于2010年3月19日将24万元汇入国威公司账户电汇凭证，电汇凭证上明确记载汇款用途为：（秦进华）代黄棋付款。在诉讼中，国威公司、第三人骏杰公司、广西国资委认为该证据不真实，也不认可汇款系黄棋的行为，理由是黄棋对汇款人秦进华系何人，于何时汇款等事项均不知情，不足以证明黄棋已经支付了该款。
本案当事人合作处置的债权来源：广西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玉林星火公司、玉林市财政局、玉州区财政局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南宁中院经审理后作出（1999）南市经初字第291号民事判决，判决：一、玉林星火公司应返还广西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借款350万元；二、对上述债务经法院强制执行玉林星火公司的财产后，仍不足以清偿的，由玉州区财政局对玉林星火公司的债务承担三分之一的赔偿责任。判决生效后，广西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向南宁中院申请强制执行，案件于2001年进入执行程序。在执行过程中，因广西投资公司（原广西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将其对玉林星火公司享有的，（1999）南市经初字第291号民事判决确定的债权转移给国威公司，故南宁中院裁定变更国威公司为申请执行人，国威公司以申请执行人的身份参与到执行案中。2010年12月16日，国威公司与玉林星火公司达成一致意见，双方同意以780万元（含玉林星火公司名下位于玉林市玉州区德兴小区D48-9101号房、D48-9102号房、D48-9103号房、D48-9104号房、D48-9105号房共计208万元的抵债款）和解执结案件。南宁中院（2010）南市执恢字第10-5号执行裁定书显示南宁中院已分两次将执行款共572万元转入国威公司账户；2011年12月6日将玉林星火公司的上述五套房产依法裁定过户给国威公司所有。2011年12月26日，国威公司出具两份《收据》，确认收到执行款、诉讼费、执行费、评估费等费用共计5773508元。
国威公司在起诉时曾主张“原告黄棋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但在庭审中自愿放弃了这一答辩意见。
国威公司系由第三人广西国资委全资出资成立的国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在诉讼过程中，广西国资委以《验资报告》（桂天辰会师验字（2008）318号）、《关于授权国威公司管理和处置监管企业清产核资核销不良资产（第二批）的通知》（桂国资发（2007）19号）等证据，主张对玉林星火公司350万元债权的权属是广西国资委，其授权给国威公司进行管理和处置。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在本案中，当事人向法庭提交了三套合同，分别为：（1）国威公司与骏杰公司于2008年4月17日签订的《合作处置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部分债权资产合同》（含四份补充协议）；（2）国威公司与黄棋于2009年4月16日签订的《合作处置合同》；（3）国威公司与骏杰公司于2010年9月20日签订的《债权资产包转让合同》。上述三套合同均不同程度上与本案所涉的，权利人对玉林星火公司享有的350万元债权有关。因各方在本案中并未以国威公司与骏杰公司于2010年9月20日签订的《债权资产包转让合同》主张权利，故该合同的性质和效力应如何认定，不在本案审查范围，本案不予评判。
一、关于国威公司分别与骏杰公司和黄棋签订的《合作处置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部分债权资产合同》和《合作处置合同》的性质问题。上述《合作处置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部分债权资产合同》和《合作处置合同》的性质应确定为合作处置合同，而不是债权转让合同。理由如下：从两份合同的条款来看，《合作处置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部分债权资产合同》明确约定“合作期限满三年还未处置或虽已处置但未进入法定执行程序的债权甲方（国威公司）无条件收回乙方（骏杰公司）支付上述对价款后仅取得合作处置本合同约定债权的权利和依据合同约定的处置收益分配权，本合同约定债权的所有权并未转移给乙方仍属甲方所有”《合作处置合同》明确约定“合作处置期限为三年乙方（黄棋）支付上述对价款后仅取得合作处置本合同约定债权的权利和依据合同约定的处置收益分配权，本合同约定债权的所有权并未转移给乙方仍属甲方（国威公司）所有”从这些条款可以看出，国威公司签订合同的意思表示明确，即保留债权的所有权、包括债权不能收回的风险，出让的只是将三年内的合作处置权和收益权，这一点从国威公司始终以申请执行人身份参与到本案所涉债权的执行程序中的事实中也可以得到印证。而且，国威公司在与黄棋签订合作处置合同后，还将该笔债权与其他债权一起公开拍卖，并最终由骏杰公司竞拍获得债权的所有权，可见其与黄棋订立合同的本意并不是转让债权的所有权。综上，上述两份合同应认定为合作处置合同，而不是债权转让合同。
二、关于两套合同的效力问题。国威公司与骏杰公司签订的《合作处置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部分债权资产合同》（含四份补充协议）（该合同涉及若干笔债权的合作处置，仅就与本案有关的债权进行评析）及国威公司与黄棋签订的《合作处置合同》，均系缔约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合同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理由如下：（一）现有证据未反映两套合同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或者因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或者是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而无效的情形。国威公司、广西国资委提出这一主张的基础是认为合作对价偏低，涉嫌低价转让国有资产。但从本案的证据来看，涉案债权系国有企业剥离核销的不良资产，在签订两份合作处置合同时，该债权已经法院强制执行近十年而无果，明显存在较大的变现难度，因此，不能仅仅以债权的本息数额来衡量转让价格的合理性，而应当结合实现债权的风险和费用来考虑。国威公司先后与骏杰公司、黄棋签订的一系列合同中，都明确记载了债权不能实现的风险。而且，骏杰公司在竞买债权时已经得知国威公司将该笔债权作价70万元与他人合作，但骏杰公司当时并没有提出异议。其次，从合同相对方的角度来说，如果债权不能实现，也要面临70万元的投入无法收回的风险。事实上，国威公司与黄棋于2009年4月签订合作合同后，该债权也没有立即实现，而是在20个月以后才最终执行完毕，在时间跨度上也没有明显的可疑之处。第三，关于变现价格的问题，虽然涉案债权在转让时未经评估，但结合案情可以有几个衡量的参考值：一是国威与骏杰公司合作处置的价格，国威公司以618万元与骏杰公司合作处置总价108009413.63元的资产，这一比例远远比国威公司以70万元与黄棋合作处置玉林星火公司债权更低（国威公司和广西国资委主张涉案债权在转让时实际价值约840万元），虽然当时双方还约定了合作分成，但国威公司只占20%的分成比例，远远低于骏杰公司80%的分成比例，处置收益依然很低；二是国威公司通过公开拍卖程序转让60305864.61元的资产，总共也只拍得1143万元，这一比例与国威公司以70万元与黄棋合作处置玉林星火公司债权相差不大；三是国威公司内部曾要求在签订合同前与玉林财政局协商，而玉州区财政局当时只愿意出50万元的价格回购债权，相比之下，国威公司与黄棋合作处置玉林星火公司的债权，国威公司可以获得70万元，收益显然更高。而对于变现价格过低的主张，被告和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并不充分。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国有企业清产核资办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企业对经批复同意核销的各项不良债权、不良投资及实物资产损失，应当加强管理，建立账销案存管理制度，组织力量或成立专门机构积极清理和追索，避免国有资产流失。”可见，国家鼓励企业采取积极手段追索不良资产。具体到本案的情况，虽然涉案债权的合作处置价格与本金之间的差距较大，但由于涉案债权在处置前已经法院执行长达十年而无法收回，国威公司已经通过诉讼和与骏杰公司合作等手段穷尽救济，收回的可能性很低，国有资产面临全部流失的风险。在这种背景下，国威公司确定以70万元的价格寻求合作处置，是挽回国有资产损失的正常途径、而不是以损害国家利益为目的的恶意转让，从前述参考值来看，这一价格在当时的背景下也没有显失公平，如果未能收回，损失也由合作方自行承担，也就是说，合作方参与合作的风险和对价是相匹配的，合作处置也经过国威公司集体讨论决定。虽然《债权资产处置审批申报表》对玉林星火公司已被吊销等内容的记载存在失实之处，但该申报表属于国威公司的内部管理问题，尚不足以认定合同相对人有恶意串通的情形，也不足以作为认定合作价格是否过低的依据。至于石磊等国威公司相关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是否尽职尽责，是否存在失职甚至涉嫌犯罪等行为，不属于民事案件的处理范围。事实上，合同签订已多年，而国威公司和第三人广西国资委至今都没有就此要求刑事侦查机关介入侦查。国有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应当诚信经营，信守承诺，如果其对合同效力提出异议，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仅以企业内部管理疏漏对抗善意的合同相对人缺乏法律依据。综上，各方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均不足以证实在合同签订过程中，存在欺诈、胁迫或恶意串通的情形，故国威公司、广西国资委主张合同因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而无效，缺乏依据，不予支持。如果国威公司内部对该债权的管理确实存在违法违纪行为，国威公司应通过其他手段加以惩处，不应姑息。
（二）现有证据未反映两套合同存在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有关规定，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一方面，本案所涉合同的性质为合作处置国有不良资产合同，对该类合同并未为我国法律所禁止；其次，我国法律对“合作处置”国有资产是否需经过评估、批准和公开拍卖没有明文的强制性要求；第三，即使将该合同认定为转让债权、而不是合作处置，也没有违反法律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国威公司与骏杰公司、黄棋的合作处置合同分别签订于2008年4月和2009年4月，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尚未实施，故该法的规定并不适用于对上述两套合同效力的认定。虽然在该法实施前，《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第三条和《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规定，国有资产转让应当经评估和公开交易，但这些法规主要用于规范国有企业内部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管理事项，目的是为了保护国有资产，避免国有资产因低价转让而流失，而不是加于市场交易相对人的义务，故这些规定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而不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违反上述规定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从民商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和保护交易安全的角度考虑，只要转让价格没有明显偏离市场价，就不宜单纯以这些管理性规定否定民商事合同的效力。国威公司作为国有企业代表国家管理国有资产，对涉及国有资产的相关审批手续应比普通公民承担更多的注意义务，而且，国有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更应该以身作则，严格遵守诚实信用原则。现国威公司以自己未依法履行相关手续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明显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故对其主张，不予支持。
此外，至于国威公司与骏杰公司签订的合同是否有保底条款、是否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的规定的问题，因双方只是合作处置关系，不属于联营合同，而且也没有证据证明其中有违反金融管理规定的情形，故国威公司的这一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三、关于本案的收益权应由谁主张的问题
（一）如前所述，本案当事人合作处置的债权来源系国威公司受让广西投资公司对其享有的玉林星火公司的350万元债权。国威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权利人，既有相关的债（股）权转移及催收通知书为证，在执行程序中其亦作为权利人申请参与其中并为南宁中院予以认可。本案的诉讼标的是国威公司与骏杰公司和黄棋之间的合同权利义务，系合同之诉，第三人广西国资委以《验资报告》及其下发的相关文件等作为证据，主张对玉林星火公司350万元债权的权属是广西国资委，混淆了不同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至于本案债权实质上究属国威公司还是广西国资委，属双方之间另一法律关系，本案中不作评判。
（二）关于第三人骏杰公司的主张应否支持的问题
根据查明的事实，依法认定上述两套合同均系合法有效的合同。国威公司与骏杰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三）中双方约定：对包括玉林星火公司债权在内的36户企业债权以拍卖方式进行公开处置，若拍卖成交，双方按照主合同和补充协议（二）的约定进行收益分配，双方解除合作处置关系。结合随后骏杰公司参与竞买，作为受让人与国威公司签订《债权资产包转让合同》的事实看，补充协议（三）约定的双方解除对36户企业债权合作处置关系的条件已成就，双方已解除对玉林星火公司债权的合作处置关系。现骏杰公司请求国威公司依据2008年4月17日签订的《合作处置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部分债权资产合同》的约定支付处置收益款及赔偿利息损失，缺乏依据，不予支持。虽然骏杰公司在参加拍卖后竞得该债权，但其在诉讼中明确表示己方诉讼请求的依据是合作处置合同、而不是竞拍所得的转让合同，经释明后，骏杰公司仍坚持这一主张，故对骏杰公司是否有权依据竞拍所得的转让合同取得债权的问题，不在本案中处理，如有必要骏杰公司可另案起诉。
（三）关于黄棋的主张应否支持的问题。
黄棋与国威公司签订的《合作处置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恪守履行。签订合同时，双方均已知晓合同所涉的债权已由权利人申请法院执行，该笔债权需通过法院执行程序才能兑现。国威公司提出黄棋未全额支付对价70万元的抗辩。黄棋于2009年4月23日支付了46万元给国威公司，该事实是否均无异议；对于余款24万元，黄棋主张其已通过案外人秦进华代其于2010年3月19日将24万元汇入了国威公司账户，并已提供了汇款凭证，对此国威公司予以否认，骏杰公司与广西国资委也不予认可。黄棋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其已履行了支付24万元给国威公司的义务。理由如下：1、黄棋提交了由银行提供的电汇凭证，首先，该电汇凭证的用途栏中已明确载明“（秦进华）代黄棋付款”，该书证具有客观性，可以支持其主张。虽然黄棋未能提供付款人秦进华的证言，但黄棋支付这笔对价的款项来源与本案无关，款项是否为其自有资金不足以否定付款事实。故对黄棋提供由玉林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两份裁决书，因与本案处理事项无关，不予采纳。2、对于收取秦进华的上述24万元是基于什么原因，国威公司没有作出解释，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双方之间有其他经济往来。因此，根据民事诉讼的盖然性证明标准，对黄棋已履行支付24万元付款义务的主张，予以支持；国威公司虽予以否认，但其未能提供相反证据予以推翻，不予支持。黄棋已履行了支付了70万元对价款的义务，合同所涉债权亦已通过执行程序取得执行款572万元和价值208万元的房产，故黄棋有权依据其与国威公司签订的《合作处置合同》主张权利。
关于国威公司认为合同约定的收益仅限于执行款、而不包括房产的问题。这一主张不符合双方的立约意图，理由如下：1、双方的《合作处置合同》第三条第（一）项约定：“自甲方收到乙方支付的上述对价款后，乙方即拥有对本合同约定债权的合作处置权，以及本合同约定的处置收益分配权。”第四条约定：“甲乙双方约定：乙方处置本合同约定债权所回收的资金全部归乙方所有”，从这两项约定来看，合同既有“收益分配权”的表述，也有“资金”的表述，而合同中没有再对“收益”的形态做其他划分，因此，将“资金”理解为合作处置债权所得的全部收益、而不仅仅限于流动资金，更符合合同的本意。2、在本案所涉债权执行案中，国威公司与玉林星火公司最终是以执行和解的形式实现债权，以房抵债的形式是国威公司与黄棋签订合作合同时所没有预见到的。债权执行最终获得价值为780万元的收益，尽管其中208万元的价值形态为房产，但仍属处置债权获得的收益。因此，国威公司认为黄棋无权请求五套房产的主张，有违诚实信用原则。黄棋请求国威公司将五套房产向其移交并协助办理房屋权属变更登记手续以及支付收益款，符合合同约定，予以支持。国威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向黄棋支付债权处置所得的收益，占用黄棋的资金572万元，黄棋请求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赔偿利息损失，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利息应以处置收益款572万元为基数，从起诉之日即从2014年6月17日起计至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由于双方在合同中对执行程序中产生的执行费、拍卖评估费等费用如何分担并未进行约定，故黄棋主张上述费用缺乏依据，不予支持。
四、关于骏杰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
（一）国威公司在诉讼过程中自愿放弃“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的辩解意见，这是国威公司依法行使其诉讼处分权的行为，予以准许，故对黄棋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案中不再评析。
（二）前已述明，对第三人骏杰公司的诉讼请求在实体上依法不予支持，故对骏杰公司是否丧失了胜诉权进行评析，已无意义，本案中不再评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国威公司向黄棋支付处置收益款572万元；二、国威公司向黄棋赔偿利息损失（利息计算：以处置收益款572万元为基数，从2014年6月17日起计至本案生效判决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三、国威公司将位于玉林市玉州区德兴小区D48-9101号房、D48-9102号房、D48-9103号房、D48-9104号房、D48-9105号房的五套房产移交给黄棋，并协助其办理房屋权属变更登记手续；四、驳回黄棋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骏杰公司的诉讼请求；六、驳回广西国资委的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73775元，由国威公司负担；骏杰公司参加之诉的案件受理费31565元，由骏杰公司负担；广西国资委参加之诉的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广西国资委负担。
上诉人黄棋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国威公司应支付收益款5773508元给上诉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6日作出的（2010）南市执恢字第10-4号执行裁定书第二项载明，五套房产作价出卖所得208万元交付国威公司抵偿星火公司所欠2051270元债务（五套房产作价所得208万元，扣除评估拍卖费用28730元，剩余2051270元）。换言之，（2010）南市执恢字第10-5号执行裁定书所称五套房产的208万元抵债款，实际上抵偿星火公司债务的是2051270元，其余28730元用作抵偿评估拍卖费用（评估费为上诉人委托梁厚宽支付），该28730元包含在国威公司于2011年12月26日出具给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第3041762号收据中的4773508元之内。若该28730元不属于上诉人所有，则上诉人所得的收益就不足2010年12月16日《协调笔录》记载的780万元，只有7771270元（572万元＋五套房产执债款2051270元=7771270元），两者相差的就是评估拍卖费用28730月。第3041761号收据证实，国威公司收到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转来的100万元；第3041762号收据证实，收到4773508元，共计5773508元，扣除572万元及评估拍卖费28730元，剩余24778元属于诉讼费、执行费等，其亦为合作处置期间内取得。根据《合作处置合同》的约定，应属于上诉人所有。因此，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转给国威公司的执行所得款5773508元，全部属于上诉人所有，一审判决仅支持其中的572万元不当。二、国威公司应自2011年12月6日起并按7824778元为基数赔偿利息损失给上诉人。（2010）南市执恢字第10-4号执行裁定书载明，抵债的五套房产自该裁定送达国威公司之日起转移，抵债数额为2051270元；国威公司出具给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上述两份收据证实，国威公司于2011年11月8日收到转来的100万元，于2011年12月6日收到转来的4773508元。因此，国威公司名义取得的收益款数额为7824778元（2051270元＋100万元＋4773508元=7824778元），取得的最晚时间为2011年12月6日，上诉人请求国威公司自2011年12月6日起按7824778元为基数赔偿利息损失有理。一审判决确定自2014年6月17日开始，以572万元为基数计算，显然损害了上诉人的利益。请求二审法院：一、维持一审判决第三、五、六项，撤销第四项；二、变更一审判决第一项为：国威公司向上诉人支付处置收益款5773508元；三、变更一审判决第二项为：国威公司向上诉人赔偿利息损失（利息计算办法：以7824778元为基数，自2011年12月6日起至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上诉人国威公司针对上诉人黄棋的上诉，答辩称：一、国威公司与黄棋于2009年4月16日签订的《合作处置合同》实质为债权转让合同，该合同系无效合同。黄棋依据该无效合同要求国威公司向其支付收益款5773508元、交付价值208万元的五套房屋及利息，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二、按照一审法院的逻辑，无论《合作处置合同》处置的债权的权利人是区国资委还是国威公司，均不影响《合作处置合同》的效力。如果一审法院的上述理由成立，假设一审法院关于前述《合作处置合同》系有效合同的认定是正确的，但因上述《合作处置合同》“处置”的债权的权利人系区国资委。国威公司只是受托接收、管理、处置该债权，国威公司并非该债权的权利人，国威公司“处分”了区国资委的财产（债权），但因区国资委对该无权处分未予追认，故该债权之收益仍属于区国资委，这造成该《合作处置合同》履行不能。黄棋要求国威公司支付该债权的收益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三、假设一审法院关于前述《合作处置合同》系有效合同的认定是正确的，且假设黄棋关于《合作处置合同》处置的债权属于国威公司的主张是正确的，其上诉请求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1、用于抵债的玉林市玉州区德兴小区D48-9号101-105房五套房屋的价值为208万元，并非只值2051270元。执行法院之所以裁定该五套房屋只抵债2051270元，是因为其中的28730元要用于抵偿国威公司支付的评估拍卖费用。执行法院裁定用其中的28730元先行抵偿该五套房屋的评估拍卖费用，恰好证明该评估拍卖费用是国威公司垫付的，而不是由梁厚宽支付。黄棋要求得到该补偿的28730元评估拍卖费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评估拍卖费、诉讼费、执行费等并不在《合作处置合同》约定的“合作处置”的“债权”范围内，也不在国威公司与被执行人星火公司、玉林市玉州区财政局达成和解的780万元内，因此，黄棋要求得到该等费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合作处置合同》并未约定国威公司须于何时将该合同项下债权的收益支付给黄棋，且双方对该合同的效力存在争议。一审法院判决从国威公司起诉之日起计付利息是正确的。综上所述，国威公司认为，《合作处置合同》是无效的，黄棋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二审人民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上诉人骏杰公司针对上诉人黄棋的上诉，答辩称：黄棋与国威公司签订的合作处置合同是债权转让合同，没有履行相关的法律程序，是无效合同，请求驳回黄棋的一、二审诉讼请求。
上诉人广西国资委针对上诉人黄棋的上诉，答辩称：黄棋上诉的事实和理由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
上诉人国威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黄棋于2009年4月16日签订的《合作处置合同》的性质为合作处置合同。该认定是错误的。1、双方签订的合同应为债权转让合同。（1）双方签订的《合作处置合同》主要内容为：双方合作处置上诉人享有的对玉林国家星火技术密集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下称星火公司）的债权；黄棋支付给上诉人70万元，取得合同约定债权的处置权和处置收益分配权，债权之所有权仍属上诉人所有；黄棋处置合同约定债权所回收的资金全部归黄棋所有。从合同约定的上述主要权利义务内容上看，虽然合同约定债权之所有权仍属上诉人所有，但同时约定，处置债权所回收的资金全部归黄棋所有，而债权乃请求权，并非对物的支配权，在涉案借款债权所回收的资金全部归黄棋所有的情况下，上诉人对债权的“所有”徒具形式，已没有实质意义，在实质意义上，涉案债权已归黄棋。（2）如合同为合作处置合同，应当对双方在合作处置过程中的权利和义务进行约定，但该合同对双方的“合作处置权利与义务”没有任何约定，由此也证明双方的真实意思是签订“债权转让”合同，而非“合作处置”合同。（3）该合同虽约定有三年的合作期限，但该期限实质为合同解除条件一既附期限，也附条件：期限为三年，条件为对星火公司的债权在三年期限内未执行完毕。如果在三年期限内该债权已执行完毕，则该条款无任何意义。该期限之约定并不妨碍双方签订的合同实质为债权转让合同。而且，从合同的履行过程来看，黄棋于2010年5月26日向石磊出具《关于将合作处置期限顺延至执结的申请》，要求将合作处置期限由原来的三年延长至案件执结为止，石磊对此予以同意，这实质上也否定了三年期限的存在。这清楚地表明了双方的真意并不是合作处置，而是债权转让。2、从前述债权的处置过程看，双方签订的合同应为债权转让合同。（1）上诉人于2008年4月17日与第三人广西骏杰投资有限公司（下称骏杰公司）签订了《合作处置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部分债权资产合同》（以下简称《合作合同》），约定对包含星火公司的350万元债权在内的70户企业债权进行合作处置。上诉人与骏杰公司已在合作处置对星火公司享有的350万元债权，如在找第三方进行合作处置，实无必要。（2）2009年1月5日，骏杰公司出函给上诉人，要求将对星火公司的债权向社会出售，上诉人经内部讨论后，同意以70万元出售该债权，而不是合作处置该债权。（3）上诉人与黄棋签订的合同之所以未明确为债权转让合同，而采用“合作处置合同”的名称与方式，石磊在兴宁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8月15日对其所作的《询问笔录》和其于2011年6月21日在南宁中级人民法院所作的《执行询问笔录》中对此说得很清楚：2003年最高法的海南会议研究的不良资产处置办法，原则上不再受理民间个人买卖不良资产案件，当时作为变通，处理这些资产的过程中以合作处置的方式进行处理，实际上是债权的所有权人国威公司名称不变更，但除了合同规定的合作处置款外，国威公司不再享受资产处置带来的收益权；对星火公司债权的处置权以及处置收益权归黄棋所有，国威公司的所有权只是名义上的所有权。这清楚地表明上诉人与黄棋签订的合同实质为债权转让合同。综上，上诉人与黄棋签订的《合作处置合同》名为合作处置合同，实为债权转让合同，一审法院定性错误，应予纠正。二、上诉人与黄棋签订的《合作处置合同》未生效。1、上诉人将区国资委授权其管理、经营的对星火公司的350万元债权通过《合作处置合同》转让给黄棋，属无权处分。第一、该350万元债权的权利人为区国资委，而非上诉人。该350万元债权的原权利人为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该债权经区国资委批准核销后，根据《自治区国资委监管企业清产核资核销资产管理暂行办法》（桂国资发（2006）229号）第六条“接收管理。自治区国资委对清产核资中核销的不良资产，在批复文件下达后将已核销的不良资产产权收归自治区国资委，自文件下达之日起，各核销企业不能自行处置已核销的不良资产。自治区国资委授权广西国威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负责接收、管理、经营和处置各企业已核销的不良资产。”之规定，该350万元债权的权利人为区国资委。区国资委并未将该债权资产划拨给上诉人，而只是授权其接收、管理、经营和处置。因此，该债权的权属并未转移给上诉人，而仍属于区国资委。第二，该债权的处置收益也不属于上诉人。根据《自治区国资委监管企业清产核资核销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三条“资产处置收入在扣除应支付的资产管理费和资产处置费用后，经自治区国资委批准，可转为广西国威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国有资本金”之规定，该债权的处置收益也不属于上诉人所有，而属区国资委。区国资委批准以增加上诉人资本金的方式将该收入投入上诉人后，该收入才成为上诉人的法人财产。第三，上诉人将该债权通过《合作处置合同》转让给黄棋，该处分属无权处分。因区国资委对该处分不予追认，上诉人事后也未取得处分权，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之规定，该合同因无权处分而未生效。2、本案所涉《合作处置合同》依法属于应当办理批准手续才生效的合同，但未得到批准或不具备批准条件，故该合同未生效。（1）按照国有资产转让的有关法律规定，该350万元债权的转让应经过两次审批。首先，根据《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第十八条“委托单位收到资产评估机构的资产评估结果报告书后应当报其主管部门审查；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后，报同级国有资产管理行政主管部门确认资产评估结果。”、《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施行细则》第三十条“国有资产占有单位收到资产评估报告书后提出资产评估结果确认申请报告，连同评估报告书及有关资料，经上级主管部门签署意见后，报批准立项的国有资产管理行政主管部门确认。”第三十三条“资产评估报告凡符合本细则第二十九、第三十和第三十二条要求的，应予以确认，由负责审批的国有资产管理行政主管部门下达确认通知书，不符合要求的，分别情况做出修改、重评或不予确认的决定。经国有资产管理行政主管部门确认的资产评估价值，作为资产经营和产权变动的底价或作价的依据。”《关于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有关事项的通知》“一、关于省级以上国资监管机构对协议转让方式的批准：（三）协议转让项目的资产评估报告由该协议转让的批准机构核准或备案，协议转让项目的转让价格不得低于经核准或备案的资产评估结果。”之规定，该350万元债权转让须经评估，并须经区国资委对评估报告审核认可后，以资产评估值作为确定转让价格的依据。其次，根据《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第三十三条“所出资企业中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的重大资产处置，需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依照有关规定执行。”、《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八条“经公开征集只产生一个受让方或者按照有关规定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可以采取协议转让的方式。”、《关于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有关事项的通知》“一、关于省级以上国资监管机构对协议转让方式的批准：（二）所出资企业协议转让事项的批准权限，按照转让方的隶属关系，中央企业由国务院国资委批准，地方企业由省级国资监管机构批准。相关批准机构不得自行扩大协议转让范围，不得下放或分解批准权限。”、《广西壮族自治区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七条“采用协议转让方式转让企业国有产权需经自治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之规定，上诉人与黄棋以协议转让方式转让该350万无债权，双方签订的《合作处置合同》应经区国资委批准。（2）《合作处置合同》未得到有权机关批准。第一，由于该350万元债权根本未经评估，因此，区国资委审核确认的可能。也就不存在由区国资委确认的可能。第二，根据桂国资复（2013）37号《关于广西国威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未公开处置国有产权转让行为有关问题的批复》及区国资委对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法院协助调查的答复，区国资委认为上诉人与黄棋签订的《合作处置合同》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违法的、无效的，因此，其也不可能批准该《合作处置合同》。（3）《合作处置合同》属未生效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九条“依照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手续，或者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生效，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办理批准手续的，或者仍未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之规定，本案所涉《合作处置合同》》依法属于应当办理批准手续的合同，需经区国资委批准才能生效，但如前述，区国资委已以其行为明确表示不会批准该《合作处置合同》，故该《合作处置合同》属未生效的合同。一审法院认定该合同为有效合同是错误的。三、即使假设前述无权处分和区国资委未审批不影响《合作处置合同》的效力，该《合作处置合同》也是属于无效合同。1、上诉人与黄棋签订的《合作处置合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黄棋支付70万元对价后取得该350万元债权资产的处置权和收益分配权，但债权之所有权仍归上诉人，且约定合作期限为三年。表面上看，似乎是双方合作共同处置涉案国有债权资产，但根据合同第四条“乙方（即黄棋）处置本合同约定债权所回收的资金全部归乙方所有”之约定，实质上是上诉人将该350万元债权资产转让给了黄棋。双方之所以采取这种表面上似乎合法的形式，目的就是为了规避国有资产转让的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使黄棋以低价取得高额的国有资产。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该合同是无效的。2、双方签订的《合作处置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及行政规章的强制性规定，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该合同是无效的。（1）转让的国有债权资产未依法评估。根据《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第三条“国有资产占有单位（以下简称占有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资产评估：（一）资产拍卖、转让；”之规定，上诉人转让该债权资产给黄棋时应当依法评估，但该国有债权资产在转让给黄棋时未依法评估，违反了前述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2）该350万元债权资产未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公开转让。根据《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不受地区、行业、出资或者隶属关系的限制。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转让方应当将产权转让公告委托产权交易机构刊登在省级以上公开发行的经济或者金融类报刊和产权交易机构的网站上，公开披露有关企业国有产权转让信息，广泛征集受','2018-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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