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杭刑初字第123号
公诉机关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单位浙江桥通进出口有限公司。
诉讼代表人吴木根。
辩护人石碧蕾、刘唯��
被告人严恒斌，曾用名裘潮水。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3年9月4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1日被逮捕，2014年10月14日变更为取保候审。经本院批准，于2015年10月28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萧山区看守所。
辩护人王建军。
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以杭检刑诉（2015）11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单位浙江桥通进出口有限公司、被告人严恒斌犯骗取出口退税罪，于2015年8月6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陈晓麒、谢凯及陆俊杰出庭支持公诉，被告单位浙江桥通进出口有限公司诉讼代表人吴木根及辩护人石碧蕾、刘唯，被告人严恒斌及其辩护人王建军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09年至2010年间，被告人严恒斌在任被告单位浙江��通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桥通公司”）业务员期间，与刘志炼（已判决）共谋并经被告单位桥通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某（另案处理）同意，决定为刘志炼代理出口木制品业务。该业务由刘志炼自行准备货物、自行报关出口，但伪造成由被告单位桥通公司经营出口并申请出口退税，以达到获取出口退税主体的资格。被告单位桥通公司每代理出口1美元货物，收取0.1元人民币左右的费用。被告人严恒斌在明知刘志炼意欲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的情况下，仍违反国家有关进出口经营的规定，协助伪造虚假的外贸合同。刘志炼联系砀山县鸿福木业有限公司、封丘县金湖木器加工有限公司、开封市金明区霖源木制品厂等多家企业向桥通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700余份。被告单位桥通公司以上述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和由刘志炼提供的报关单等单证，向国税部门申请出口退税��至案发，被告单位桥通公司以上述方式骗得出口退税款1019万余元。2010年至2011年间，被告人严恒斌又将刘志炼介绍给杭州弘阳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阳公司”）。后刘志炼伙同严恒斌通过弘阳公司采用上述同样手段，骗得出口退税款611万余元，另有46万余元税款因被税务机关发现而未得逞。被告人严恒斌从中获取好处费10余万元。
公诉机关为证实上列指控，当庭出举了增值税专用发票、报关单、购销合同、银行交易明细、工商资料等书证，证人刘志炼、杨某、何某等人的证言，手机录音等视听资料及被告人严恒斌的供述等证据。据此，认为应当以骗取出口退税罪追究被告单位浙江桥通进出口有限公司、被告人严恒斌的刑事责任，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单位浙江桥通进出口有限公司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和罪名均持异议，辩称不明知刘志���有骗税目的，不构成骗取出口退税罪。被告单位的辩护人对指控的事实和罪名均持异议，提出如下辩护意见：①指控桥通公司的管理人员、业务员对骗取出口退税目的明知的证据不足。桥通公司对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了核实且先行垫付退税款，并未从退税款中获利，无骗税故意；②严恒斌的行为并非公司授权行为，认为桥通公司不构成骗取出口退税罪。
被告人严恒斌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和罪名均持异议，认为其不知道刘志炼有骗税目的，不构成骗取出口退税罪。被告人严恒斌的辩护人对指控的事实和罪名均持异议，提出以下辩护意见：①严恒斌不明知刘志炼有骗取出口退税款的目的，不构成骗取出口退税罪。具体表现为刘志炼未明示或暗示严恒斌其有骗税意图，严恒斌在业务开展过程中已尽到注意和审核义务，桥通公司收取一定的代理费具有合理性。②如严恒斌构成犯罪，应以逃税罪定罪量刑。③严恒斌系在单位意志下开展业务，弘阳公司涉案部分事实亦应认定为单位行为。严恒斌系从犯、部分犯罪未遂、具有坦白情节，请求对严恒斌从轻处罚。
被告人严恒斌的辩护人提交以下证据：①桥通公司与威通达国际贸易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4份、运输发票复印件7份、出入境检验检疫收费收据16份，用于证明严恒斌尽到审核义务、足以相信刘志炼经营真实贸易。②弘阳公司聘任严恒斌为外贸经理的聘用协议复印件1份，用于证明弘阳公司涉案部分事实应认定为单位行为。
经审理查明：2009年至2010年间，被告人严恒斌在任被告单位浙江桥通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桥通公司”）业务员期间，经桥通公司同意以公司名义为刘志炼（已判决）代理出口木制品业务。该业务由刘志炼自行准备货物、自行报关��口，但伪造成由被告单位桥通公司自营出口并申请出口退税，退税款垫付给刘志炼，被告单位桥通公司每代理出口1美元货物，收取0.1元人民币左右的费用。被告人严恒斌经被告单位桥通公司授权，在明知刘志炼意欲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的情况下，仍违反国家有关进出口经营的规定，协助伪造虚假的外贸合同。刘志炼联系砀山县鸿福木业有限公司、封丘县金湖木器加工有限公司、开封市金明区霖源木制品厂等多家企业向桥通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700余份。被告单位桥通公司明知刘志炼意欲骗取国家出口退税，为获取佣金，仍以上述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和由刘志炼提供的报关单等单证，向国税部门申请出口退税。至案发，被告单位桥通公司伙同刘志炼以上述方式骗得出口退税款1019万余元。2010年至2011年间，被告人严恒斌又将刘志炼介绍给杭州弘阳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阳公司”），并伙同刘志炼通过弘阳公司采用上述同样手段，骗得出口退税款611万余元，另有46万余元税款因被税务机关发现而未得逞。被告人严恒斌从中获取好处费10余万元。
另查明，刘志炼因犯骗取出口退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700万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当庭出举并经庭审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一）证明桥通公司、严恒斌行为过程的证据：
1、证人刘志炼的证言证明，2009年至2011年，其在“文生”的授意下骗取出口退税，“文生”负责提供外汇资金，其负责具体操作。具体骗税方式是：其先联系外贸进出口公司和生产厂家，再联系报关行以此前找好的外贸进出口公司的名义顶替真实的货物出口方进行海关出口报关，将盖有外贸进出口公司公章的空白单证提供给报关行，报关行报关后，其根据报关行提供的报关单、外汇核销单上显示的外汇金额计算出需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金额，让生产厂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给外贸进出口公司，由外贸进出口公司使用报关单据和增值税专用发票申请退税。同时“文生”将外汇汇给外贸进出口公司。外贸进出口公司收到外汇后，先行将外汇、垫付的退税款扣除代理费用后一并打给生产厂家，生产厂家扣除开票费用后打到“文生”控制的账户中。
之后，其通过网上查询的信息联系到桥通公司，并盗用深圳普昌荣供应链有限公司的名义与桥通公司的严恒斌商谈，称欲委托桥通公司代理货物出口，货源、增值税发票和报关均由其负责，桥通公司负责提供空白单证材料（包括外汇核销联、报关单、报关委托书和盖有公司印章的A4纸）、进行退税及先行垫付退税款，代理费用是每代理出口1美元0.1��人民币（实际操作中收取0.08元），严恒斌同意。后其盗用深圳普昌荣供应链有限公司的名义与桥通公司签订了一份代理协议，该代理协议是严恒斌拟定提供的。其通过网上查询找到了安徽砀山县鸿福木业有限公司、宁陵县鑫发木制品有限公司等9家生产厂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支付票面价税合计金额5%的开票费。桥通公司实际并无家具出口，与上述公司均无实际业务往来。报关行是其从盐田、蛇口两个港口找的，每出口1美元给报关行0.06元人民币好处费。生产厂家回款时，将款项先汇入企业法人的账号中，再转汇入其与“文生”提供的账号里，通过层层周转，资金已全部回流成功，刘志炼对相关银行交易明细进行核对确认无异议。后严恒斌称桥通公司的资金另有他用，又介绍了弘阳公司给其，仍由严恒斌操作，模式和桥通公司一样。其支付5-6.5%的开票费��联系了开封市金明区霖源木制品厂、开封市昌茂木业有限公司等5家单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给弘阳公司，弘阳公司与上述公司并无实际业务往来。
严恒斌于2010年至2011年间，和其去过一次河南开封看了两家工厂，工厂都只有十来个工人在加工销售到当地的家具配件，规模很小，但严恒斌未提出工厂生产能力的问题。2010年，在其与桥通公司的上述业务开展后，严恒斌要求其提供外贸合同，其就伪造了桥通公司与香港公司的外贸合同，合同内容包括出口家具的品名、数量等，系其根据报关单据伪造的，香港公司也是其虚构的。每月其会与严恒斌核对当月的海关数据上有几单货物报关出口、报关外汇金额，确定外汇汇率，此后才能计算出当月应当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数字。其与严恒斌核对数字无误后，就告诉严恒斌将开具这个数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安排外汇。在海关数据出来之前，其与严恒斌都不知道有多少增值税专用发票会开出。计算方法大致是外汇金额＊（外汇汇率-0.1）＋退税款。从表面看来，其作为中间人是没有利润的。另外，每家单位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给桥通公司的时候，萧山国税都要发函到当地国税，其会联系开票企业将回函弄好。其提供给桥通公司退税所用的海运提单是根据报关单、收汇核销单伪造的，桥通公司与生产厂家签订的内贸合同是生产厂家盖章后寄给其，其再寄给桥通公司签字盖章的。其虽曾提供运输发票与出口商品商检票据给严恒斌，但上述票据是由生产厂商及报关行分别在虚开发票及虚假报关后提供给其，其在业务完成后提供给严恒斌。
经刘志炼核对，其共从桥通公司及弘阳公司涉案的生产厂家虚开金额111855429.08元、税额19015421.73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共骗取出口退税16311454.82元，另因被发现未得逞的出口退税款共计人民币466859.8元，并在相应清单和票据上签名确认。
2、证人胡某的证言证明，其系桥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负责人，裘某负责公司业务、张某负责公司财务，另有俞飞、严恒斌等业务员。2009年的一天，裘某和严恒斌到其办公室，称严恒斌找到一名港商要委托公司代理出口大量木制品，每出口1美元，公司可得0.08至0.1元人民币的管理费，但需公司垫付退税款。该业务性质是代理业务，因代理业务不能退税，故需按自营模式操作。裘某自称经她考察，业务没有问题，其向张某确认公司有足额资金用于垫付后就同意做该业务。此后其未过问该笔业务直至税务部门停止退税并要求公司退回退税款，此后，桥通公司的所有业务都停止了，等待国税局的调查结果。桥通公司并未收到上述业务中的货物，只负责在收到增��税专用发票后支付货款。桥通公司的财务支出流程是业务员提出申请，裘某、叶某和张某分别审核签字后支出，有时其也签字，严恒斌的差旅费数额不多。
3、证人裘某的证言证明，其系桥通公司的业务主管。2008年底，经严恒斌介绍，一名广东人到公司洽谈业务，欲委托公司代理货物出口，其与严恒斌共同接待，并一起向胡某汇报，称有客户委托公司出口大量木制家具，出货港和供货商都由对方指定，出货港在深圳、供货商在河南，货物由对方组织，退税款要公司先行垫付，代理费每1美元0.08或者0.1元人民币。胡某向公司财务总监张某确认有足额垫付款项后同意做该项业务。之后严恒斌去广东考察该公司，临行前还给其看过一份未签章的代理协议，内容主要是委托方和代理方各自的责任，回来后他就开始操作业务了。代理出口业务不需要验货、跟单、联系供货商或见外商，但不能退税。严恒斌所操作业务的流程是，严恒斌寄送报关单证给对方指定的报关行，对方传真一份载明出口货物信息的海关预录单给公司，叶某对预录单核实后，公司会收到生产厂家寄来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叶某核实发票真伪后，公司会收到一笔外汇，公司将外汇兑换成人民币，根据增值税专用发票上的金额汇款给开票企业（其中包括公司垫付的退税款），此后公司会收到报关单、外汇核销单等原件，由公司财务办理出口退税。
4、证人叶某的证言证明，其系桥通公司的会计。业务员从其处领取加盖公章的空白出口外汇核销单，做成业务后再联系其，其在互联网电子口岸系统内凭核销单编号查询业务是否出口，已出口的货物会在系统内会显示出口的时间、出发港、到达港、单价、总金额、出口的公司名称及报关单编码。一般情况下，货���先出口后外汇才会进来。外汇结算后，公司根据收到的供货商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将货款支付给供货商，支付的金额中包括公司垫付的退税款。这个过程中，其需审核公司收到的外汇金额与可退税金额之和是否大于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金额，如果大于，则公司有利润，如果小于，公司亏钱，其就不同意支付。其审核通过后，再由财务总监张某或老板胡某签字同意后支付款项。向税务机关申请退税时，需提供进项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出口发票和海关报关单，增值税专用发票和海关报关单都是业务员提供的。退税后，根据税务机关的要求需对退税业务归档，其就要求业务员再提供采购合同、销售合同、场站收据、提单等材料归档备查。桥通公司中裘某是业务员主管，业务员主要有严恒斌、俞飞、冯学光、韩啸等人，除严恒斌外，其他人的业务均是自营业务、可以退税，且均有运输费用产生。但严恒斌的业务量在业务员中最大。严恒斌所操作业务的生产商主要在河南，客户在香港，但其没有见过任何产品和生产厂家的人员，也没有运输费用产生，只有不多的几笔到河南、深圳的差旅费。因代理业务不能退税，故从账面上看，严恒斌的业务也是自营出口业务。税务机关到公司了解情况时，裘某曾要求工作人员对税务机关讲公司业务是自营业务。严恒斌的业务一共出口1000余万美元，公司的利润约100多万元人民币。
5、证人王某的证言证明，其系弘阳公司的业务主管。2010年1月份左右，严恒斌通过冯学光介绍给弘阳公司一笔业务，即河南一批木制品通过公司在深圳出口，公司需垫付预付款，每出口1美元货物，公司获得0.07元人民币，严恒斌获得0.03元人民币。弘阳公司老板韩松坤同意后，严恒斌从当年3月份开始操作业务。流程是严恒斌到财务部门领取空白外汇核销单、报关单并盖好公章，并自行打印装箱单和出口货物销售发票寄给报关行，货物出口后，公司财务通过外汇核销单上的号码查到出口情况，外汇汇入后，严恒斌将退税单证交给公司，公司在核实增值税专用发票真伪后，将外汇结汇后的金额减去公司利润、加上垫付的退税款后打款给生产厂商。严恒斌经手的木制品业务中有两家河南的生产厂商，其中一家叫昌茂。公司与生产厂商是否实际有业务往来、严恒斌有无跟厂商谈过采购事宜、见过外商、验货等其均不知道，但严恒斌在经手业务期间基本没有产生差旅费用。
6、证人傅某的证言证明，其系弘阳公司的会计。2010年5、6月，严恒斌介绍给公司木制品的出口业务。负责人韩松坤称该笔业务是自营出口业务，其就按照自营模式做账。但在做账过程中发现业务量很���且货源在河南、出口港在深圳，严恒斌基本未产生差旅费，遂判断应是代理出口业务，后韩松坤承认是代理出口业务，但要求其继续之前自营业务模式的做账及操作。流程是严恒斌从公司财务领取空白的外汇核销单、报关单等材料，货物出口后，严恒斌将增值税发票、收汇核销单、报关单、海运提单等退税材料交给其，其交由会计师事务所代办退税，同时在其核对金额、王某和韩松坤签字确认后由公司将款项支付给生产厂商。严恒斌在业务过程中几乎没有产生差旅费用。公司与生产厂商是否有真实业务其不知道。
7、调取证据通知书、调取证据清单、账务账册、申请出口退税的书面材料、复制件制作说明、退税清单证明，桥通公司从2009年6月27日至2010年8月24日，以木制品出口为名，向萧山区国家税务局成功申请出口退税款合计人民币10199804元，涉案的增值���专用发票分别来源于砀山县鸿福木业有限公司、民权金顺木制品有限公司、民权森海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海公司”）、宁陵县鑫发木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发公司”）、宁陵县鑫顺木制品有限公司、开封市金明区瑞林木制品厂（以下简称“瑞林公司”）、开封市金明区兆林木制品厂、开封市金明区霖源木制品厂、封丘县金湖木器加工有限公司等单位，发票金额合计人民币67，998，696.71元，发票税额合计人民币11，559，777.87元。弘阳公司从2010年4月1日至2010年9月5日，以木制品出口为名，向萧山区国家税务局成功申请出口退税款合计人民币6111650.34元，涉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分别来源于开封市金明区霖源木制品厂、开封市昌茂木业有限公司，发票金额合计40744333.76元，发票税额合计6926536.11元；另有466859.8元退税款因被萧山区国家税务局发现而未成功退税，���关增值税专用发票来源于砀山县森和家具有限公司、砀山县文锦家具有限公司及砀山亿友木业家私有限公司。
申请出口退税的书面材料包括退税发票、报关单、售货合同、出口产品采购合同、装运单、陆路进／出境载货清单、海运提单、出口收汇核销单、增值税专用发票等，其中森海公司、瑞林公司、鑫发公司与桥通公司签订的多份出口产品采购合同中，买卖双方的签名、公章均完全相同，上述合同明显异常。售货合同（即应与外商签订的合同）中均未注明买方名称、地址等信息，落款仅有手写英文签字。
8、桥通公司业绩考核指标及奖惩办法、考核表、劳动合同证明，桥通公司与严恒斌从2007年12月起签订过两份劳动合同，合同中规定了劳动期限、工作内容、劳动保护、报酬待遇、劳动纪律、争议处理等内容；桥通公司《2010年经营业绩考核指��及奖惩办法》中规定严恒斌的考核指标为500万美元，另一员工俞飞的考核指标为50万美元，桥通公司的团队考核指标为800万美元，即严恒斌的考核指标不仅远高于其他员工，也占团队指标六成以上；考核结果显示，严恒斌2010年完成796万美元指标，但因尚有退税款存在不确定因素，未给予严恒斌考核奖励。
9、桥通公司的自查报告及附表、询问笔录证明，桥通公司于2011年8月5日出具自查报告，本市萧山区国税局稽查局于2012年3月对叶某、裘霞虹及严恒斌进行询问调查。自查报告由胡某签字，报告中将桥通公司的涉案出口业务定性为自营出口业务，裘某、严恒斌在询问中亦称从事真实自营出口业务。
10、录音材料，其中胡某讲到“你现在把这件事讲出去是什么意思”，严恒斌解释是指其要将该笔业务实质是代理出口业务的事实跟税务机关讲清楚，胡某知道代理是不能退税的，所以问其是什么意思。
11、情况说明、关于调查核实出口货物税收有关情况的复函证明，萧山区国税局在审核桥通公司申报出口退税的木制家具时，发现存在异地供货、异地报关的情形，并在国内货源地方面存在疑点，经向桥通公司的供货企业主管税务机关发函调查，从2009年7月至2011年3月先后发出核实函16次，收到的回复函均显示为正常业务。
12、情况说明证明，弘阳公司以从砀山森和家具有限公司、砀山文锦家具有限公司、砀山亿友木业家私有限公司采购家具出口，申请出口退税的5份报关单，因萧山区国税局在审核中发现重大疑点，未予办理出口退税。上述5份报关单合计价款3112398.65元，税款529107.75元，涉及退税额466859.8元。
13、被告人严恒斌的供述及辨认笔录、接受证据清单、付款条件申请书，供称其从2007���3月至2012年12月在桥通公司工作。2009年上半年，一个自称是深圳普昌荣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昌荣公司”）刘经理的人打电话到桥通公司，提出由桥通公司代理出口货物。当天下午，刘经理（经辨认确认系刘志炼）到桥通公司，其与裘某一起与对方商谈，刘提出由桥通公司代理货物出口，刘志炼办理出口手续、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将外汇汇入桥通公司，桥通公司需垫付退税款，因价格太高没有谈成。过了3个月左右，刘志炼电话联系要求降低代理费，其遂与裘某一起将上述操作流程和每1美元0.1元人民币的价格向桥通公司老板胡某进行汇报，其还表示按照上述流程资金是安全的，胡某同意操作。此后，其拟定好代理出口的协议并盖好公司公章，到刘志炼在深圳市太阳岛宾馆7或8层的公司与刘志炼签订了协议。内容主要有五点，一是委托桥通公司出口货物；二是手续费每1美元，收取人民币0.1元，如年总额低于50万美元，收取人民币0.12元；三是以桥通公司名义报关出口，桥通公司提供相关单证到刘志炼指定的货代；四是外汇汇到桥通公司后，桥通公司在24小时内结汇并垫付退税款给生产厂家；五是刘志炼保证增值税专用发票真实。其从深圳回来后就开始操作业务，流程是桥通公司将空白的外汇核销单等单证寄给刘志炼，货物出口后，刘志炼通知桥通公司，公司会计叶某到海关的电子口岸数据中凭外汇核销单编号查询确认，如成功出口，刘志炼会将一些河南的生产厂家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寄给其，其交给叶某验明真伪后，就有外汇汇入桥通公司账户，金额与报关单上的金额一致，桥通公司结汇后减去公司代理费，加上垫付的退税款一并汇给生产厂家，汇款数额同时是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后其将刘志炼寄回的报关单、���汇核销单等退税单证交给叶某，由叶某办理退税手续。因税务要求每笔业务的外销合同和内贸合同都要存档，故其伪造了外销合同，内贸合同是在货物报关出口后，由其起草并盖好公章寄给刘志炼，刘志炼给开票企业盖好章后寄回的。对于部分内贸合同上签章位置一模一样，其无法解释。桥通公司事先不知道刘志炼要出口货物的时间、种类及金额，未与外商见过面，也不负责货物从生产厂家到港口的运输。桥通公司与开票的生产厂家并无业务往来，但刘志炼称货物是从河南厂商购入的。因为没有增值税专用发票就不能退税，故代理货物出口需要操作流向生产厂家的虚假资金流。用报关单上的金额乘以（汇率-0.1）再乘以1.15就是所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价税合计金额。桥通公司出口业务中河南开票的有关木材的业务都是刘志炼的，这笔业务从2009年做到2010年7月，因为该笔业务是公司业务且无需具体操作，所以其在桥通公司2010年的考核指标是完成500万美元的出口业务，比其他业务员的任务额大很多，其仅领取工资，并未因该业务获得其他好处。
2010年初，刘志炼称业务量增大，需要垫付的退税款金额增加，因桥通公司流动资金不足，其通过冯学光又介绍弘阳公司给刘志炼代理出口货物。其将代理流程、价格向弘阳公司的王某和老板韩松坤进行了介绍，韩松坤同意做业务，每出口1美元货物，其拿0.03元人民币代理费，弘阳公司拿0.07元人民币。因其不能同时在两个公司任职，所以在弘阳公司是以其岳母的名义工作，实际均由其操作，模式与桥通公司一样，弘阳公司与生产厂家同样没有业务往来。弘阳公司的业务从2010年4月做到2011年9月左右，其获得代理费共计10余万元。
其曾到过河南生产厂家两次，一次是萧山税���部门发函给河南调查退税相关问题，河南税务部门的回函中有部分空白，萧山税务因此不同意退税，所以其与刘志炼一起到河南民权的一家公司，要求该公司将税务部门的回函搞好；另一次是与刘志炼、王某到河南，刘志炼想让他们代理出口毛皮，后未谈成。其也看过生产厂家的生产情况，因只有十几人在生产，其向刘志炼提出生产能力问题，刘志炼将其带到厂家的仓库里，内有很多成品及半成品。2012年年初时，萧山税务稽查称公司退税有问题、要求公司里的人去说明情况，胡某让其、叶某、裘某、张某一起商量后，要求公司里的人不能说是代理出口业务，而说是外商购货、桥通公司向河南厂家买货后出口的自营出口业务。核对发票是用外汇金额＊（汇率-0.1）＋发票金额＊15%与发票价税合计金额相较，如果所得为正表明公司有盈利，如果所得为负则刘志炼汇���的外汇少了，需在以后的业务中找平。严恒斌妻子王碧霞提供付款申请书1份，证明严恒斌申请桥通公司垫付退税款需胡某和裘某批示、签字
经严恒斌核对，其经手的桥通公司的出口业务发票金额共计67998696.71元，发票的税额共计11559777.87元，退税款共计10199804.48元；其经手的弘阳公司的出口业务发票金额共计40744333.76元，发票的税额共计6926536.11元，发票退税款共计6111650.34元，另有466859.8元退税款未成功退税，并在相应单据上签字确认。
（二）证明案涉相关单证系虚假单证的证据：
1、函、虚假提单情况统计表、证明、提单证明，本市萧山区国税局稽查局对桥通公司、弘阳公司立案检查过程中发现两公司的出口业务存在较多疑点。经查，桥通公司涉案的77份海运提单、弘阳公司涉案的65分海运提单均为虚假提单。其中，深圳市弘源昌国际��运代理有限公司、深圳市荣晖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深圳市鸿安货运代理有限公司、马鲁巴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太平船务（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上海威球船舶代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中海集装箱运输深圳有限公司等均证明相关涉案海运提单属于伪造其公司提单；关于涉案的津鹏海运有限公司7份海运提单，相关货代公司深圳市俊励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深圳联合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等公司出具情况说明证明其公司与津鹏海运有限公司（TSINPANGSHIPPINGLIMITED）没有船舶代理关系。
2、调取证据通知书、调取证据清单、海运提单、说明证明，公安机关根据桥通公司及弘阳公司部分报关单上的集装箱号为检索条件，分别从地中海航运公司和马士基船运公司调取海运提单，在集装箱号相同、时间相近的情况下，桥通公司的报关单上的目的地与海运提单上的目的地均不相同，且提单上的发货人均非桥通公司或弘阳公司；其中一份海运提单的签发地即获取提单原件所在地远在新加坡，另一份海运提单的发货人为东莞一个体工商户。
3、证人杨某的证言证明，上述调取的其中两份地中海航运公司海运提单（集装箱号与桥通公司、弘阳公司申请出口退税报关单上的一致）的发货人是其所在的广东省广州市诚壹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两单业务均是一名外国客户从东莞或顺德购买家具后委托其公司运至国外（即与本案桥通公司、弘阳公司进出口木制品业务无关）。
4、证人何某的证言证明，上述调取的其中一份马士基船运公司的海运提单的发货人系其所在的广东省东莞市寮步上耀家具工艺制品厂，该厂是个人工商户，没有出口退税资格。该批货物是一名马来西亚客户下的订单，由其公司生产���运往英国费力克斯托港。货物由公司自行购买原料、自行生产，与杭州萧山区的单位没有任何关系。
5、证人孙某甲、周某的证言证明，砀山县森和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和公司”）曾开具14张增值税专用发票给弘阳公司，但二公司之间并无业务往来，森和公司收取4%的开票费、虚开了上述发票。森和公司只有10多台机器、20多名工人，已吊销。
6、证人孙某乙、郑某、闫某的证言证明，开封市金明区兆林木制品厂由孙某乙实际控制。该公司经刘志炼联系，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给桥通公司并收取5%的开票费，公司有30余名工人和一套生产设备，已吊销。
7、证明、用电表证明，封丘县金湖木器加工有限公司与新乡市金湖化工有限公司合用电表除2009年10月用电292度、11月用电482度外，至2010年12月用电量均为0；开封市金明区霖源木制品厂2010年5月25日新装电表，2010年9月1日销户，总用电量为0；开封市金明区瑞林木制品厂、开封市金明区兆林木制品厂无新装及用电记录；民权森海木业有限公司仅于2010年10月、12月有用电记录，分别为6800度和6700度。显与上述几家企业所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反映的生产规模极为不符。
（三）证明涉案资金流向情况的证据：
1、桥通公司与开票单位之间货款流向表、协助查询财产通知书、情况说明、银行账户交易明细、电汇凭证、电子转账凭证、资金流向汇总图、活期存款明细表、法人账户信息证明，桥通公司、弘阳公司将涉案资金转至相应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企业账户后，该企业随即将全部或者绝大部分资金转出，其中开封市金明区兆林木制品厂、开封市金明区瑞林木制品厂、开封市金明区霖源木制品厂、开封市昌茂木业有限公司、砀山县��和家具有限公司、砀山县文锦家具有限公司、砀山亿友木业家私有限公司等企业将资金又通过郑某、蒋琳琳、李风莲（分别系前三家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开封市金明区源霖木材购销站、李占军、戴翠芳、孙某甲（森和公司法定代表人）、韩建党、蒋青青等账户再次转出流向刘志炼、刘乌奴、谢泽建、刘敏、刘振文、詹彩凤、张旭等多名个人银行账户，其中刘乌奴、谢泽建、詹彩凤等人在不同公司的资金流转接收方中重复出现。
上述银行明细记录印证本案中资金走账情况，即先由桥通公司、弘阳公司将涉案发票价税总额及退税款转至开票企业，再由开票企业通过个人或其他单位账户将该笔资金转出，最终流转回被告人刘志炼及其方控制的其他个人账户的过程。开封五家开票企业、砀山三家开票企业的银行明细完全证实上述资金流转过程，但除此之外的开���企业资金流向对手信息不清，仅能证明资金转至开票企业银行账户后立马被转出，这与常情不符，且与本案认定事实能吻合。
2、协助查询财产通知书、银行账户明细对账单、税收收入退还书、业务委托书、现金支票、特种转账贷方凭证证明，桥通公司从2009年1月至2011年9月收入退税款情况。
（四）证明案涉公司情况的证据：
1、桥通公司、弘阳公司工商登记资料证明，桥通公司于2004年2月设立，法定代表人为胡某；弘阳公司于2005年12月设立，法定代表人为韩水坤，未参加2012年度年检被吊销。
2、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查询单、个人独资企业设立登记申请书、申请变更登记表、公司注销登记申请书、清算报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合伙企业营业执照证明，开封市金明区瑞林木制品厂法定代表人蒋��琳，成立于2009年5月，已吊销；开封市金明区兆林木制品厂法定代表人郑某，成立于2010年3月，已吊销；开封市金明区霖源木制品厂法定代表人李风莲，成立于2010年2月，已吊销；民权森海木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金海，成立于2006年10月，2011年底已注销；民权金顺木制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守霞，成立于2008年9月，2010年8月公司名称、股东、法定代表人等均进行了变更，已吊销；宁陵县鑫顺木制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蒋伟，成立于2010年5月；宁陵县鑫发木制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乔正红，成立于2009年8月，2010年6月变更法定代表人；封丘县金湖木器加工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振云，成立于2009年10月，已吊销；砀山县鸿福木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建东，已吊销；砀山县森和家具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某甲，成立于2010年12月，已吊销；砀山县文锦家具有限公司法定代���人李文锦，成立于2011年1月，已注销；砀山亿友木业家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海潮，成立于2011年1月，已吊销。
3、批准逮捕决定书、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拘留证证明，涉案人员李金海（民权森海木业有限公司、民权金顺木制品有限公司实际经营者）、孙某甲（砀山县森和家具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海潮（砀山县亿友木业家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因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采取强制措施；河南省开封市金明区兆林木制品厂因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刑事立案。
4、公司设立登记审核表、申请书、验资报告、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股权转让协议、协助查询财产通知书、汇票申请书、汇票、进账单、银行账户明细证明，浙江中浩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浩公司”）的验资账户于2004年1月30日汇入2000万元，验资后该2000万元转���中浩公司，经多次转汇，其中1900万元汇至浙江明日房地产有限公司，80万元汇至江苏明日房地产有限公司，剩余近17万元被提现，中浩公司账户中仅余3万余元。此后中浩公司于2006年2月变更为浙江一拖汽车贸易有限公司，2006年11月变更为桥通公司，仅变更公司名称、住所、股东及经营范围等事项，未增资。
（五）证明案件事实的其他证据：
1、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明，本市萧山区国税局于2013年4月9日向公安机关移送线索称桥通公司在办理出口退税时，向税务机关提供虚假海运提单，以此骗取出口退税，金额约689万元；弘阳公司在办理出口退税时，向税务机关提供虚假海运提单，以此骗取出口退税，金额约615万元。公安机关于次日立案。
2、证人倪某的证言证明，其系萧山区国税局税源管理科工作人员。所谓“四自三不见”是指中���人自带客户、自带货源、自带汇票、自行报关，出口企业不见出口产品、不见供货企业、不见外商。在实际过程中，国税局没有发现有正常退税资格的企业使用“四自三不见”等退税方式通过出口企业代理退税的情况，如果有这种情况，出口企业不能享受出口退税，并被移交稽查部门进一步进行业务真实性的调查。“四自三不见”的买单业务涉嫌骗税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往往会被不法分子利用。如果是正常的代理出口业务，委托方要么不具备进出口经营权，要么出于操作便利性、降低操作成本的需求委托熟识或者方便的出口企业出口，且出口企业仍要承担报关、订舱、退税等一系列工作。如果出口企业除了退税其他什么都不用管，出口企业应当知道其中有问题。如果在实际是代理出口的业务中，委托方开发票给出口企业，出口企业以自营出口的名义向税务机关申��出口退税，就是“假自营真代理”的情况。国税发（2006）24号文件规定，出口企业以自营名义出口，其出口业务实质上是由本企业及其投资的企业以外的其他经营者假借该出口企业名义操作完成的；出口企业未实质参与出口经营活动、接受并从事由中间人介绍的其他出口业务，但仍以自营名义出口的，一经发现，该企业已退税款予以追回，未退税款不再办理，骗取出口退税款，涉嫌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3、证人韩某、孔某的证言证明，二人均系萧山区的外贸进出口公司的经营人员。一般出口业务主要有三种，一种是公司自行生产后自行出口；第二种是公司自行采购、联系外商后出口，即自营出口模式；第三种是国内生产厂家委托公司将货物出售给外商，公司收取代理费，即代理出口模式。实践中具有退税资质的外贸企业委托其他外贸企业代理出口退税的情况很少，原因多为流动资金不足、防止同类品牌竞争等，如出现这种情况且资金量大、周转迅速，则骗税可能性较大。“四自三不见”存在运送禁运品或骗税风险，是禁止从事的。货源地、出口地及外贸公司所在地均不在同一地点，又以“四自三不见”的模式运行，就更可能涉及骗税。
4、关于深圳市普昌荣供应链有限公司协查情况的说明、纳税人信息表、情况说明证明，深圳市普昌荣供应链有限公司于2009年5月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黄因，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东门南路2020号太阳岛大厦19A，为一般纳税人。办案人员至涉案深圳普昌荣供应链有限公司的上述注册地址调查，未发现深圳普昌荣供应链有限公司的标示，19A室无人员进出。
5、刑事判决书证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骗取出口退税罪判处刘志炼有期徒刑十五���，并处罚金人民币1700万元。
6、案发经过证明，案件来源于萧山国税局稽查局发现桥通公司及弘阳公司申请出口退税的业务存在较多疑点，经调查，两公司提交退税的海运提单为虚假提单，遂移送公安机关。后公安机关立案后，了解案涉业务的经办人为严恒斌，并证实桥通公司提交的报关单为伪造单据、增值税专用发票系虚开发票。2013年9月4日上午，公安侦查人员在本事萧山区商汇大厦将被告人严恒斌抓获归案。
7、情况说明证明，公安机关将联合当地公安对案涉开票企业及人员涉嫌犯罪进行侦查；胡某、裘某、叶某已被取保候审，张某尚未归案。
8、人口详细信息表证明严恒斌的身份情况。
9、扣押清单证明从严恒斌处扣押HTC牌手机1部。
10、萧山区国税局出具关于浙江桥通进出口有限公司等3户企业的情况说明证明���萧山区国税局暂扣桥通公司其他已审核通过的应退税款2291656.17元，弘阳公司在2011年12月申报的涉及虚假提单的退税款466859.8元暂停办理退税。
上述证据均经庭审质证无疑，予以确认。
关于被告单位桥通公司、被告人严恒斌及辩护人所提桥通公司、严恒斌不明知刘志炼具有骗取国家出口退税目的的辩解及辩护意见。
经查，本案中刘志炼的证言证明增值税专用发票在货物已出口、与严恒斌就出口金额和发票金额核对后开具，严恒斌对于刘志炼与其核对出口金额予以认可，并曾供称根据报关单据计算需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金额，与刘志炼的证言可以相互印证，结合严恒斌曾至仅有十几名工人的生产厂家查看，严恒斌对生产厂家的生产能力亦应明知，证明严恒斌明知增值税专用发票系虚开。在案退税备检的售货合同（即外贸合同��中均无买方外商的信息，仅有英文签名，严恒斌自认合同是其伪造。虽严恒斌当庭改称上述合同是其根据刘志炼提供的总销售合同制作，其辩护人亦提供了总销售合同予以佐证，但刘志炼的证言证明总销售合同是在2010年业务已开展较长时间后提供，合同上产品的数量、金额等内容系其根据报关单据上的数据累加伪造；上述总销售合同与在案报关单上产品的累计数量、金额亦基本一致，与刘志炼的证言可以相互印证，证明总销售合同是刘志炼根据一段时间内的报关单累计伪造，故严恒斌取得上述合同的时间只能是商品申请出口报关之后，在业务开展过程中严恒斌无法取得总销售合同，严恒斌提交公司备检的售货合同显系其自行伪造。在案多份内贸合同中，存在桥通公司与生产厂商的签名、公章在样式和位置方面一模一样的异常情况，根据严恒斌的供述与刘志炼的证��，内贸合同由严恒斌与刘志炼经手，严恒斌对于内贸合同具有上述异常显然明知，故严恒斌明知刘志炼与生产厂家并无真实贸易关系。本案中桥通公司、严恒斌与刘志炼的操作模式系“四自三不见”模式（即不见出口商品、不见供货货主、不见外商的情况下，允许他人自带客户、自带货源、自带汇票、自行报关的行为），“四自三不见”为我国明令禁止的违规行为。明知包括知道及应当知道，即便刘志炼未将骗税目的明确告知被告人严恒斌，但严恒斌在从事“四自三不见”违规业务中，交易活动又存在上述不合常理的情况，即可推定严恒斌主观明知刘志炼意欲骗税。至于辩护人提交的运输发票和商检发票，严恒斌及刘志炼均称严恒斌于业务完成后获取，不能证明严恒斌在业务进行时的主观明知状态、亦不能证明严恒斌已尽到审慎义务。
严恒斌作为桥通公���的业务人员，代表桥通公司对外接洽业务，且严恒斌操作与刘志炼的业务事先经过桥通公司认可，桥通公司对于严恒斌从事“四自三不见”、“假自营真代理”的业务亦明知（具体表现在桥通公司提供空白单据，在未见货物、外商的情况下以自营模式操作退税，在税务部门稽查时要求公司人员做存在真实自营交易的虚假陈述，严恒斌的业务考核标准是其他业务员的10倍等异常情况）。在桥通公司授权的情况下，严恒斌未超出桥通公司授权实施、且获利绝大部分归属于桥通公司的行为应认定为桥通公司的行为，严恒斌在此行为中体现出的意志就是桥通公司的单位意志，故桥通公司亦明知刘志炼具有骗税目的。综上，在案证据足以证明被告单位桥通公司、被告人严恒斌均具有骗税目的，桥通公司及其辩护人、严恒斌及其辩护人所提相关辩护意见与查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关于严恒斌的辩护人所提弘阳公司涉案部分事实应以单位犯罪定性的辩护意见及为佐证该意见提交聘用协议1份。经查，通过对比桥通公司与弘阳公司分别与严恒斌签订的劳动／聘','2018-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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