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12民终101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石桥社区居民委员会第二村民小组，住所地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石桥社区居民委员会内。
委托代理人易敬红（特别授权），江苏弘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圣奎。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玉。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泰州鑫泰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泰州市青年南路经济开发区综合楼。
法定代表人周进，该公司董事长。
两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孔祥健（特别授权），江苏天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寺巷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寺巷街道人民路。
法定代表人吴康强，该单位主任。
原审第三人泰州市兴城房屋征收中心，住所地泰州市迎春西路**号。
上诉人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石桥社区居民委员会第二村民小组(以下简称石桥二组)与被上诉人陈玉、泰州鑫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泰公司)，原审第三人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寺巷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寺巷街道办事处）、泰州市兴城房屋征收中心（以下简称兴城征收中心）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5）泰开民初字第0135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4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石桥二组向原审法院起诉称：位于石桥二组的某房屋系石桥二组于1989年年底筹集资金自行建造，石桥二组在1990年至2013年期间，先后将该房屋租赁给石桥二组“泰县光明纺织厂”、泰州市华东化纤制品厂并依约收取租金，租金作为集体经济组织受益曾发放给石桥二组所在小组村民。在上述期间，陈玉对上述房屋权利归属未提出任何异议并领取部分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收益的上述房屋的租金。2015年8月26日，石桥二组通过相关途径调查得知，陈玉、鑫泰公司于2014年12月15日签订的编号为3-2-38《住宅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货币补偿类），在该份协议中陈玉、鑫泰公司对拆迁补偿标的物进行相关处置，因该拆迁补偿标的物的补偿安置权利属于石桥二组，该协议侵犯了石桥二组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决：1、确认陈玉与鑫泰公司于2014年12月15日签订的编号为3-2-38《住宅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货币补偿类）无效；2、陈玉、鑫泰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陈玉辩称：诉讼中所称的厂房12间是上世纪90年代初我设立石桥二队副业和光明纺织厂期间，由我个人出资自建，由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个人经营要挂集体牌子，于是，我在经营石桥二队副业时，是以石桥二组名义对外经营的，厂房以石桥村和石桥二队的名义建造的，我将向法庭出示相关大量证据，证明厂房建造是我个人出资，所用的土地系我个人出资并以光明纺织厂的名义向石桥二队租用。后来光明纺织厂搬迁后，时任二组组长王德清请求我将诉争的厂房留给他们使用，但一直处于空置状态，2009年后被石桥村擅自转租给华东化纤制品厂使用，我曾委托律师发函给石桥村予以制止，同时也发函给二组部分村民，但他们一直向相关部门举报和上访，政府部门经过多次调查，确认他们无理取闹，现上述房屋被拆迁，政府与我签订安置协议，他们在相关部门不予理睬的情况下，起诉到法院，我非常欢迎他们通过司法程序解决，也希望人民法院公正审理，定止纷争。关于上述房屋产权的权属，2000年12月18日，原寺巷镇人民政府与我本人签订《资产处理协议书》，明确“原晨光合成纤维厂、光明纺织厂企业性质为镇办集体，现由法人代表陈玉独资创办……现对晨光合成纤维厂、光明纺织厂摘除“红帽子”，性质由集体更正为私营。”2001年2月21日，泰州市海陵区乡镇企业管理局、泰州市海陵区乡镇个体经营经济发展局下发《关于泰州市光明纺织厂转变企业性质的批复》，明确“根据资产评估、确认、界定，该厂集体未投入资金，所有资产由陈玉个人投资经营”。上述文件均说明上述厂房由我个人出资以集体名义建造，故财产所有权为我个人所有，不应该存在任何的财产权益争议。本人认为，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该乡镇企业改制摘除“红帽子”并且明确界定资产权属10多年后的今天，任何企图否定改革开放成果或者改变乡镇企业改制中的产权界定的做法都是没有依据和不合时宜的。这么多年来，某些人的非法欲望得不到满足，采取蛊惑群众、捏造事实、上访、阻碍拆迁、破坏投资环境为代价，以达到伤害我和我与石桥二队村民感情，满足个人私欲的目的，我请求人民法院能依照国家法律和党的政策作出公正判决。还我、还政府、还社会一个清静的环境，还我一个公道。
鑫泰公司辩称：一、根据海陵区乡镇企业发管理局、海陵区乡镇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局《关于泰州市光明纺织厂转变企业性质的批复》，政府与陈玉签订《资产处理协议书》并经公证，确认讼争的厂房系陈玉所有，并不涉及他人的利益，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签订《补偿安置协议书》，该协议合法有效，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依法应当驳回石桥二组的诉讼请求。二、讼争补偿安置协议书合同当事人，除陈玉与鑫泰公司外，还有其他当事人参加，既然石桥二组要求确认协议无效，应追加或法院通知其他当事人参与诉讼，以便查明事实，公正审理。缺少合同当事人的参加，势必影响人民法院对事实的认定和相关证件的核实，同时也剥夺了合同当事人诉权，也不利于将来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和其他当人事的配合。三、本案是一起群众多年上访的案件，公安机关、检察院、政府机关及其职能部门早已介入，影响很大，稍有不慎可能影响社会的稳定，也影响民营企业财产保护问题。本案涉及的法律关系复杂，而且时间久远，只有深入了解民营企业发展过程，特别是名为集体实为个人的红帽子确权问题，才能正确认识和审理本案，离开企业改制，离开摘红帽子的历史背景，案件是非曲直将无法理清，根据谁投资谁拥有产权的原则，在确权和改制过程中，包含争议房产在内的产权性质，政府早已做了界定，不存在任何争议，鑫泰公司与陈玉签订的安置协议合法有效，石桥二组拼凑的证据不能成为法院重新确权的依据，应当尊重历史，巩固党中央和政府改制的工作成果，驳回石桥二组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寺巷街道办事处、兴城征收中心未作答辩。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12月15日，鑫泰公司作为甲方、第三人寺巷街道办事处作为镇街、兴城征收中心作为实施服务单位与陈玉作为乙方签订编号为3-2-38号《住宅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货币补偿类）》，协议约定：因可胜科技二期项目建设需要，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经甲乙双方充分协商，就房屋搬迁补偿达成如下协议。一、被搬迁房屋概况：乙方被搬迁房屋坐落在石桥村二组，航拍图面积为536.84平方米，房屋产权性质私有；二、补偿安置方式为乙方自愿选择货币补偿方式；三、补偿金额的确定依据昌宏房屋搬迁补偿评估报告，住宅房屋的货币补偿金为被搬迁房屋的补偿价491612元（其中被搬迁房屋重置价491612元），房屋装饰装修补偿价72033元，住宅房屋各项补偿金额计人民币563645元；非住宅房屋的补偿金额为确营面积536.84元/平方米计491612元，搬迁补贴10737元，停产、停业损失补偿98322元，非住宅房屋的补偿金额合计600671元，本协议补偿总金额合计人民币116.4316万元……；十、双方协议签订送审后先付50%补偿款，待200天无诉讼请求再付剩余50%补偿款；十一、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委托单位一份，存档一份，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另查明：1989年前后石桥二队的会计为陈红（宏）柏。
1989年前后，陈玉承包经营石桥二队副业，并聘请石桥六组袁永国作为石桥二队副业的会计。在此期间，陈玉又同时开始创办“泰县光明纺织厂”，袁永国又兼任光明纺织厂的会计，光明纺织厂的生产场地设石桥二队本案诉争的地块。
1990年3月15日，袁永国作为石桥二队副业会计主管的身份向陈玉出具收据一份，收据记载：交款单位陈玉，人民币24994.35元，收款事由借款建房支用。该收据上加盖了“泰县寺巷人民公社石桥大队第二生产队”公章。
在陈玉经营石桥二队副业及创建泰县光明纺织厂初期，先建筑了6间房屋，后又建了6间房屋，在泰县光明纺织厂以后的经营过程中，又兴建了其他有关房屋。
后泰县光明纺织厂变更为泰州市光明纺织厂。1998年12月30日，泰州市光明纺织厂经陈玉审批将1998年度光明纺织厂租用石桥二队耕地租金计人民币6320元以发放工资的形式发配给社员每人20元。后泰州市光明纺织厂迁址，拆除了大部分房屋，在该地段遗留下建厂之初的建筑两排共12间房屋未拆除。
2000年12月26日，当时的泰州市寺巷镇人民政府与陈玉签订资产处理协议书，称：一、原晨光合成纤维厂、光明纺织厂企业性质为镇办集体，由现法人代表陈玉独资创办，经过10年的艰苦努力，企业上了一定规模，为明晰产权，合理确定性质，现对晨光合成纤维厂、光明纺织厂摘除“红帽子”，性质由集体更正为私营，其组织形式由乙方选择，并报工商部门重新变更登记。二、鉴于甲方曾给予两企业一定优惠政策和大力支持，使企业不断发展壮大。为此，乙方愿向甲方奉献人民币110万元，在签订本协议时支付50%，其余50%于2001年底前付清。（晨光合成纤维厂支付70万元，光明纺织厂支付40万元）。三、原企业自95年以来，所享受的国家减免税作为国家扶持基金暂存乙方，甲方不参与分红。今后对该项基金的处理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乙方必须按有关要求给予在职职工应有的工资报酬和福利待遇，同时对减免税部分应给甲方的退税分成仍按原规定执行。四、乙方应对现有职工解除劳动关系，实施工龄补偿，其工龄补偿金、工伤事故处理等所有安置费用均由乙方自行负责，与甲方无关。今后乙方应对重新用工人员根据企业实际情况签订劳动合同，健全职工保障机制，其费用亦由乙方自行承担。五、乙方对原有企业及企业今后的债权债务均由乙方自行处理，承担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均与甲方无关。六、乙方企业性质变更后，甲、乙双方应共同遵守国家和省政府的有关法律法规收取和缴纳各种税费。甲方有义务为乙方服务，维护乙方的合法权益。七、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并经有关部门公证。从乙方领取企业变更后的营业执照起，过去甲乙双方如有与本协议相悖的约定，一律按本协议精神执行。自签订本协议起，甲乙双方不得反悔和违约。本协议一式陆份，甲、乙双方及见证方各存一份，其余由有关部门保存。
泰州市海陵区公证处于2000年12月28日对上述《资产处理协议书》进行了公证，内容如下：甲、乙双方于2000年12月28日向本处申请办理前面的《资产处理协议书》公证。经查，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订立了前面的《资产处理协议书》，甲、乙双方在订立协议时具有法律规定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双方当事人签订《资产处理协议书》意思表示真实，合同内容具体、明确，合同项下标的符合法律规定的资产处理条件。依据上述事实，兹证明泰州市寺巷人民政府的法定代表人的代表人袁延良与陈玉于2000年12月28日在我处，在我的面前签订了前面的《资产处理协议》，双方当事人的签约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条的规定，协议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协议上双方当事人的签字、印鉴属实。该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2001年2月20日，泰州市海陵区乡镇企业管理局、中共泰州市海陵区区委农村工作部以泰海乡企[2001]3号作出关于泰州市光明纺织厂转变企业性质的批复，称：你镇报来关于泰州市光明纺织厂由集体性质转为私营企业的报告收悉，根据资产评估、确认、界定等资料，该厂集体未投入资金，所有资产由陈玉个人投资经营，经审核符合泰州市海陵区委、区政府有关产权制度改革的要求，同意该企业由集体性质转为私营企业。原企业的债权、债务由陈玉负责。希接批复后，在三十日内到工商、税务等部门办理有关变更手续。
再查明：1990年3月10日，光明纺织厂会计黄松彬作为出纳开具的收据一张，收据记载：交款单位石桥二队，收款方式转帐，人民币65000元，收款事由此款由石桥转江都维纺厂，现与我厂结算。1990年3月22日，由袁永国出具的收据一张，收据记载：交款单位光明纺织厂，收款方式现金，人民币15000元，收款事由还石桥二队款，加盖了“泰县寺巷人民公社石桥大队第二生产队”公章。1990年4月13日，由袁永国出具的收据一张，收据记载：交款单位光明纺织厂，收款方式现金，人民币10000元，收款事由还款，加盖了“泰县寺巷人民公社石桥大队第二生产队”公章。1990年7月6日，由袁永国出具的收据一张，收据记载：交款单位光明纺织厂，收款方式现金，人民币3000元，收款事由房租，收款人袁永国，光明纺织厂会计韩金城作为审批人审批，收据上加盖了“泰县寺巷人民公社石桥大队第二生产队”公章。1990年10月9日，由袁永国出具的收据一张，收据记载：交款单位太县光明纺织厂，收款方式现金，人民币4000元，收款事由收房租费，收款人袁永国，陈玉作为审批人审批，收据上加盖了“泰县寺巷人民公社石桥大队第二生产队”公章。1991年3月1日，由袁永国出具的收据一张，收据记载：交款单位太县光明纺织厂，收款方式现金，人民币3000元，收款事由收90年房租，收款人袁永国，陈玉作为审批人审批，收据上加盖了“泰县寺巷人民公社石桥大队第二生产队”公章。
庭审中，石桥二组对其是否存在副业，是否有副业会计前后说法不一，对副业的负责人情况表述不明。石桥二组对于石桥二队、石桥二队副业、光明纺织厂的关系作出如下陈述，石桥二队是农业生产的组织，石桥二队副业是从事石桥二队非农业经营的，石桥二队副业发展壮大后演变成泰县光明纺织厂。石桥二组在辩论时又陈述袁永国是陈玉聘请的会计。
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1、陈玉经营的石桥二队副业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泰县光明纺织厂是不是“红帽子”企业；2、本案搬迁的12间房屋是谁投资建筑的，相应的财产权益归属于谁，搬迁利益由谁享有；3、陈玉、鑫泰公司于2014年12月15日签订的编号为3-2-38《住宅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是否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属于无效合同。
原审法院认为：1、陈玉经营的石桥二队副业以及同时创办的泰县光明纺织厂是不是“红帽子”企业。本案的处理，应当结合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大背景，综合考虑分析和判断。庭审中陈玉提到了摘除“红帽子”的问题。什么叫“红帽子”企业，是中国改革开放后，人们对那些名为集体，实属个体私营企业一种形象说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理论的指导下，个体、私营经济迅速地发展起来，但从实际情况看，由于历史上“左”的思想影响和“一大二公”的传统观念的束缚，个体私营经济还不能与公有制经济平等竞争，不论是个体工商户还是私营企业主，得不到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同时政府管理者与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还存在上级下达的经济指标任务、税收、管理费、政策优惠等现实的经济利益及潜在的利益，导致很多个体工商户及私营企业挂靠政府或集体戴上“红帽子”，变成了“公家的企业”即集体企业或国营企业。1996年8月14日，国家财政部、国家经贸委、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了《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单位清产核资暂行办法》，对“红帽子”企业的处理作出了具体规定，体现了“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原则。事实上，1997年9月12日党的十五大后，非公有制经济被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个体私营经济正了名定了位，许多企业纷纷摘掉了“红帽子”，回归其本来的产权性质。因此人民法院在审理中对虚假的企业登记，应当尊重事实和法律，进一步理顺产权关系，准确认定企业的性质，妥善作出处理。1998年3月24日，国家财政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经贸委、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了《清理甄别“挂靠”集体企业工作的意见》，要求对“挂靠”的集体企业进行清理，文件对清理目的、对象、任务和要求都作了明确规定，对不清理或走过场的被“挂靠”单位的领导提出追究个人责任。同时，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也充分利用企业登记管理职能，及时发现、摘掉“红帽子”。在改革的历史大潮中，个体私营经济从限制利用到拾遗补缺、到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理论上的障碍已经一扫无遗，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2001年2月20日，泰州市海陵区乡镇企业管理局、中共泰州市海陵区区委农村工作部以泰海乡企[2001]3号作出关于泰州市光明纺织厂转变企业性质的批复，2000年12月26日，当时的泰州市寺巷镇人民政府与陈玉签订资产处理协议书，结合石桥二组庭审中陈述袁永国是陈玉聘请的会计的事实，可以分析出当时陈玉在石桥二队从事经营活动，是以石桥二队副业的名义从事私营经济，所有进出账目均要冠以石桥二队的抬头，特别在1990年3月15日24994.35元的收据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石桥二队与陈玉对这份收据均表示认可。这份收据记载内容为袁永国以石桥二队副业会计主管的身份向陈玉出具收据一份，交款单位陈玉，人民币24994.35元，收款事由借款建房支用。该收据上加盖了“泰县寺巷人民公社石桥大队第二生产队”公章。从这份收据中反映袁永国作为石桥二队副业会计主管，接受了石桥二队副业实际经营者陈玉或承包人所交款项，用于石桥二队副业建房，也就是说石桥二队副业的承包人陈玉向石桥二队副业交付了24994.35元，由石桥二队副业负责用于建房，也可以反过来讲石桥二队副业向石桥二队副业的承包人陈玉借了24994.35元用于建房，反映了石桥二队副业与石桥二队副业的承包人陈玉之间的关系。简单说，作为陈玉聘请的从事石桥二队副业会计工作的袁永国接受石桥二队副业承包人陈玉给的钱以石桥二队副业名义为陈玉建筑房屋。
石桥二组提交的7张收据复印件，反映石桥二队副业与陈玉、光明纺织厂的关系。1990年3月15日的收据在上一段已作阐述。再从石桥二组提交的另外5张收据来分析，1990年3月22日15000元收据、1990年4月13日10000元收据，袁永国作为财务主管出具的收据，收据上交款人文字体现为光明纺织厂，事由为还款，因袁永国是石桥二队副业的会计，反映了光明纺织厂与石桥二队副业的关系，并不是体现的光明纺织厂与石桥二队的关系。1990年7月6日3000元的收据、1990年10月9日4000元收据、1991年3月1日3000元收据，由韩金城、陈玉的审批意见，交款人是光明纺织厂，收款事由房租，实际出具收据的人是袁永国，但实际反映了光明纺织厂向石桥二队副业支付房租的情况，而不是光明纺织厂向石桥二队支付房租。上述石桥二队盖章的6份收据都是袁永国签字出具的，有的写的是石桥二队，有的写的是石桥二队副业，基于袁永国是石桥二队副业的会计的真实身份，以及其又兼任光明纺织厂会计身份的实际，充分证明了收据所体现的法律关系为光明纺织厂与石桥二队副业之间还款、转账、房租关系，名义上反映了光明纺织厂与石桥二队之间的关系。回过头来分析1990年3月10日65000元的收据，黄松彬作为出纳开具，其身份是泰县光明纺织厂的会计，收据上交款人文字体现为石桥二队，但交款事由为“此款由石桥转江都维纺厂，现与我厂结算”，表面反映了石桥二队与江都维纺厂的关系，石桥二队已转支的款项由石桥二队与泰县光明纺织厂结算，事实上石桥二队不从事经济活动，其与江都维纺厂没有关系，与江都维纺厂发生经济关系的应当是石桥二队副业，该收据实质反映了石桥二队副业与江都维纺厂的关系，该收据实质是开给石桥二队副业的。陈玉的有关解释是合理的、也是符合当时历史事实的，与本案的其他证据相印证。
7份收据中有6份收据上加盖了“泰县寺巷人民公社石桥大队第二生产队”公章，石桥二队在这份收据上又是什么身份呢。加盖“泰县寺巷人民公社石桥大队第二生产队”公章的行为真实地反映了石桥二队副业的承包人陈玉戴“石桥二队副业”的“红帽子”从事私营经济的生产活动，说明陈玉当时是戴着“石桥二队副业”、“石桥二队”这顶“红帽子”进行经营的，即陈玉对外经营应当以“石桥二队副业”、“石桥二队”的名义对外。对内必须以“石桥二队副业”、“石桥二队”的名义做账，这与当时的历史事实相吻合，也在后来的相关改摘“红帽子”工作中得到印证。所以在1989年左右陈玉承包石桥二队副业的事实应当得以确认，也就是陈玉是石桥二队副业的实际承包人。石桥二队在庭审中一开始陈述石桥二队存在副业，有两个会计，陈红柏是石桥二队的会计，袁永国是石桥二队副业的会计，后来又陈述石桥二队没有副业，也就没有会计，又讲袁永国是光明纺织厂的工作人员，对袁永国代表石桥二队副业收款、开票的行为不能作出合理解释，对袁永国的身份作出前后不一致的陈述，进一步证明了陈玉戴石桥二队副业的“红帽子”从事私营经济生产活动的事实。
2007年8月23日黄松彬等人出具泰县光明纺织厂无个人投（出）资建厂证明书，说明光明纺织厂是镇办企业，法定代表人为姜德岭等，表面上看与陈玉无关，那么为什么在许多光明纺织厂的票据上审批人又是陈玉，如何解释，后来又为什么将企业最终改制给陈玉，作为光明纺织厂法定代表人姜德岭为什么几十年都没有提出异议，于情、于理、于法都无法讲得通，唯一的解释当时光明纺织厂大家公认是陈玉的私营企业，仅仅是戴“红帽子”经营而已。2000年12月26日当时的泰州市寺巷镇人民政府与陈玉签订资产处理协议书、2001年2月20日泰州市海陵区乡镇企业管理局、中共泰州市海陵区区委农村工作部以泰海乡企[2001]3号作出关于泰州市光明纺织厂转变企业性质的批复，对上述情况进行了进一步确认。相反，泰县光明纺织厂无个人投（出）资建厂证明书从另外一个侧面印证了泰县光明纺织厂戴“红帽子”从事私营经济生产活动的事实，也印证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陈玉戴石桥二队副业的“红帽子”从事私营经济生产活动的事实。包括在石桥二队副业基础上形成的泰县光明纺织厂与石桥二队副业之间也要冠以集体的名义进行生产经营，契合了当时的历史事实，因此，陈玉经营的石桥二队副业以及在基础上形成的泰县光明纺织厂是“红帽子”企业，实质是陈玉个人经营的私营经济或企业。
根据石桥二组陈述石桥二队副业发展壮大演变成光明纺织厂，也就是说石桥二队副业与光明纺织厂在法律上已融为一体，石桥二队副业的财产也已归并到光明纺织厂，类似于企业的变更。照这种说法，石桥二队副业以及以后演变成的光明纺织厂应当归石桥二队所有。那么在后来光明纺织厂迁址过程中，陈玉公开、光明正大的从石桥二队地段拆除相关设备和厂房，作为光明纺织厂的所谓的投资人、所有人石桥二队当时为什么没有人制止，村民也没有阻止，这种情况于情、于理、于法也讲不通，从另外一个侧面也反映了陈玉对纺织厂、石桥二队副业建筑的房屋享有权利。
2、本案搬迁的12间房屋是谁投资建筑的，相应的财产权益归属于谁，搬迁利益由谁享有。基于前述对7张收据的论证，再从陈玉提交的有关光明纺织厂资产处理协议书、转变企业性质的批复等证据分析，可以证明陈玉经营的“石桥二队副业”、光明纺织厂是戴“红帽子”的经营的私营经济。再结合1998年12月30日工资结算单证明光明纺织厂租赁石桥二队土地并支付土地租金从事生产经营，从另外一个侧面也证明陈玉当时是租赁了石桥二队的耕地并不是租赁石桥二队的房屋，也说明本案诉争的房屋系陈玉出资建筑的。由于陈玉未能提交以石桥二队副业建筑房屋的产权证或其他许可建设的手续，原审法院不能对其产权的合法性予以确认，由于该争议房屋已经拆除，作为物也已客观不存在，但因搬迁产生了搬迁利益，这是合法的财产权益，根据1996年8月14日，国家财政部、国家经贸委、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了《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单位清产核资暂行办法》规定“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原则，该房屋原始是由陈玉以石桥二队副业的名义投资建筑的，该建筑应当属于陈玉，其产生的搬迁利益也应当有陈玉享有和承担。
3、陈玉、鑫泰公司于2014年12月15日签订的编号为3-2-38《住宅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是否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属于无效合同。鑫泰公司作为甲方、第三人寺巷街道办事处作为镇街、兴城征收中心作为实施服务单位与陈玉作为乙方签订编号为3-2-38号《住宅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货币补偿类）》，从现有证据分析看不出合同当事人存在导致合同无效的行为，同时石桥二组所举证据也不能证明合同当事人存在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而导致合同无效。因此，石桥二组所举证据不能证明陈玉、鑫泰公司于2014年12月15日签订的编号为3-2-38《住宅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无效。
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石桥社区居民委员会第二村民小组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279元，由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石桥社区居民委员会第二村民小组负担（已交纳）。
上诉人石桥二组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一审法院认定石桥二队副业是“红帽子”企业，这一认定明显系以审判权代替行政权、滥用审判权的行为，从各级政府文件可以看出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中资产所有权的界定权力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而不是人民法院，一审法院认定陈玉经营的石桥二队副业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泰县光明纺织厂是“红帽子”企业明显错误。2、一审法院以上诉人、被上诉人提供的部分证据即认定陈玉系石桥二队副业的实际经营者或承包人错误，一审中被上诉人并未能提供有承包合同或缴纳承包金的证据，从而证明石桥二队的承包人是陈玉；一审法院对1990年3月15日的收据性质认定错误，完全不顾被上诉人向上诉人缴付租金、领取租金收益且长达20年的时间不向上诉人主张权利等客观事实，以一些片面的证据来否定收据上明确载明的“借来建房用”这一事实。综上，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错误，请求二审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陈玉和鑫泰公司共同答辩称：1、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原石桥二队副业系“红帽子”企业是审判权的滥用，这一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中被上诉人陈玉出示的经过公证的《资产处理协议书》和泰州市海陵区乡镇企业管理局、泰州市海陵区乡镇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局作出的《关于泰州市光明纺织厂转变企业性质的批复》都非常明确地表明了对光明纺织厂企业性质的认定，这并非法院的认定，而是政府的确认，原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仅仅是对政府确认行为的肯定，并非审判权的滥用。2、原审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认定石桥二队副业系陈玉实际经营正确。上诉人作为原告有义务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但其所提供的证据要么就是复印件，要么就是不能说明证据的来源，要么就是程序、形式不合法，其所举证据都是拼凑的无效证据，无法证明其诉讼主张；而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供了大量政府改制文件和原始证据资料，无可辩驳地证明企业和石桥二队副业的性质。3、承包人与实际经营者在本案中并没有本质区别，而上诉人却认为二者不同，原审中大量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是实际经营者，因此二审中不再赘述。4、关于上诉人所谓的三个客观事实的说明：（1）租金缴付问题，被上诉人实际缴付的是土地使用权的租金，而不是上诉人所说的房屋租金。（2）所谓的房屋租金的领取本身就是非法的，被上诉人搬迁过程中应请求留下部分厂房，该厂房的所有权并未发生变化，但被上诉人非法出租，侵害了被上诉人的利益，为此，被上诉人曾经委托律师多次发函，要求予以纠正；同时上诉人所谓领取租金的既不是陈玉本人，也不是陈玉的父亲，而是证人常某用陈玉父亲陈志银的印章代领的，上诉人以此领取几十元租金的证据来证明房屋产权的性质未免太草率了。（3）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长达二十年不主张权利的主张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房屋的产权本身就属于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作为所有权人无需向任何人主张权利。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寺巷街道办事处和兴城征收中心均未作答辩。
二审期间，上诉人石桥二组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1、第一组证据：编号分别是0763306、0091250、0091501、0091735、0091733、007055的收据6份，时间分别是1991年12月20日、1993年10月27日的记账凭证2份，编号分别是7886539、7886542的转账支票2份，用以证明被上诉人所付的租金性质非土地租金，而系房租，尤其是在1991年9月3日的收据上，村委会的印章旁有一个“陈洪白”的签名，陈洪白是二队的会计，说明被上诉人认为该房租收据是交给村委会的、与二队无关的质证意见不能成立。
2、第二组证据：泰州市寺巷镇信访办公室于2009年5月6日出具的《信访举报调查答复意见》，该意见是对案外人韩金城的书面举报作出的书面答复，用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而非所谓的摘红帽子；从该答复意见第三条即可说明当时没有书面厂房租赁协议，答复意见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关系是民事权益关系而非红帽子关系。
3、第三组证据：泰州市寺巷镇人民政府于2008年12月26日出具的《委托书》和江苏中兴会计师事务所于2009年4月1日出具的《关于泰县光明纺织厂、泰县晨光合成纤维厂举报情况的专项审核意见》，用以证明泰县光明纺织厂1990年建厂和93年该厂西北车间等厂房的建造，均未有被上诉人的投资；结合上诉人一审提供的收据，可以看出是由上诉人向陈玉借钱建厂房的。
以上三组证据材料，上诉人仅提供了复印件，称上述证据材料均来源于案外人韩金城提供，韩金城是原光明纺织厂被辞退的会计，其手中持有该厂的账务账册资料，因韩金城跟寺巷镇政府私下达成了协议，就光明纺织厂的遗留问题不允许向其他人提供任何资料，所以他拒绝向我们提供相关原件。上诉人据此向本院申请至寺巷街道办事处调查核实上述证据。
被上诉人陈玉和鑫泰公司共同质证认为：
1、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不清楚上诉人所说韩金城是否持有光明纺织厂账册；该证据不是法定的新证据，该证据材料早已形成，但上诉人为何一审不提供，这是典型的证据突袭，应不予采信；上诉人有义务提供原件以便法庭审核。上述证据也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如第一份收据是被上诉人以纺织厂名义交给石桥村委会的款项，而不是上诉人，因为被上诉人在石桥二队建房，多次受到有关人员阻止，因此被上诉人以房租形式交给村委会部分款项，由村委会用于出面协调处理相关事务，故与本案无关。2、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也无法认可，因上诉人没有提供原件，且即便真实存在，综合审计意见也可进一步证明信访局也认定光明纺织厂是名为集体实为个人的红帽子企业，该企业产权属于被上诉人。3、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同样无法认可，是复印件，从这份证据材料可以看出是因为韩金城多次向寺巷镇政府反映案外人谢华东涉嫌弄虚作假等问题、要求政府进行答复，寺巷镇政府根据举报人韩金城提供的材料进行了审核，在审核意见中会计事务所明确表明“仅对举报人韩金城提供的相关会计资料及其他证明材料进行梳理，最后以上意见仅供泰州市寺巷镇人民政府使用”，因此该份证据并不能达到上诉人所要的证明目的，其仅仅是寺巷镇政府作为信访答复所使用的依据，并没有涉及到光明纺织厂企业的性质问题。
二审期间，本院依法至原审第三人寺巷街道办事处调查核实上诉人提供的部分证据，原审第三人寺巷街道办事处质证称：1、对于2008年12月26日的委托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系原审第三人寺巷街道办事处因案外人韩金城举报原光明纺织厂企业改制存在不合法行为而委托第三方进行审计。2、对于2009年4月1日的《关于泰县光明纺织厂、泰县晨光合成纤维厂举报情况的专项审核意见》真实性无异议，但该意见仅供原泰州市寺巷镇人民政府使用，不作他用，该意见仅对举报人韩金城提供的部分会计资料及其他材料进行了梳理。3、对于2009年5月6日的《信访举报调查答复意见》真实性无异议，但综合上述审计意见和调查了解的情况，90年成立泰县光明纺织厂时政府没有投资、出资；2001年企业改制时政府根据名为集体实为个人的事实，对企业的资产处置以摘红帽子的方式清理纠正，理顺了经济关系，保障集体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对此，寺巷街道办事处已于2009年5月6日通过上述答复意见的形式，给予举报人韩金城明确的回复，未发现举报人所反映的问题；且在此后，也曾有人向市委书记信箱反映过原光明纺织厂厂房归属的问题，泰州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于2009年11月7日也曾对此作出过回复，称：原泰县光明纺织厂和后来的晨光合成纤维厂在2000年改制时是以“名为集体、实为个人”企业“摘红帽”方式处理资产的，光明纺织厂创办时政府没投资，村里也没有出资，是陈玉个人出资筹资办起来的集体性质企业，通过以上两次建房资金的投入，厂房的所有权应属陈玉。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以上事实，有住宅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关于泰州市光明纺织厂转变企业性质的批复、公证书、资产处理协议书、收据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等证据在卷佐证，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因韩金城举报原泰县光明纺织厂（晨光合成纤维厂）厂长陈玉以及原镇工业公司经理谢华东涉嫌弄虚作假等问题，原泰州市寺巷镇人民政府于2008年12月26日委托江苏中兴会计师事务所对原泰县光明纺织厂（晨光合成纤维厂）1990年以来的部分情况进行审计。江苏中兴会计师事务所仅对举报人韩金城提供的相关会计资料及其他证明材料进行梳理，并出具了《关于泰县光明纺织厂、泰县晨光合成纤维厂举报情况的专项审核意见》。泰州市寺巷镇信访办公室据此于2009年5月6日出具《信访举报调查答复意见》，答复称：综合审计意见和调查了解情况，90年成立泰县光明纺织厂时政府没有投资、出资；2001年企业改制时政府根据“名为集体实为个人”的事实，对企业的资产处置以“摘红帽子”方式清理纠正，理顺了经济关系，保障集体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健康、稳定发展。
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期间的主要争议焦点为：1、案涉被搬迁房屋的权利主体如何认定，相关补偿安置权益由谁享有。2、案涉《住宅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效力如何认定。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事实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等进行判断；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而言，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也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本案中，关于案涉被拆迁十二间厂房的原始建造者和权利人的问题，上诉人石桥二组和被上诉人陈玉均主张其是该厂房真正的权利主体。对此，一审期间上诉人石桥二组虽向原审法院提供了相关证据材料，但其提供的大部分证据材料均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原审法院在综合对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以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等案情的基础上，对上诉人提供的7张收据复印件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其证明目的未予认可。综合分析上述7份收据复印件，从收据记载的表面内容来看，仅反映了光明纺织厂与石桥二队以及石桥二队副业之间在1990年间存在的还款、转账、交付房租等经济往来关系，并不能充分有效地直接证明上诉人的主张。相反，被上诉人陈玉为证明其系以上诉人名义对外经营石桥二队副业、并在此期间出资自建案涉厂房的主张，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公证书、资产处理协议书、批复等证据材料，上述证据材料系国家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和经公证机关公证的书证，证明力较大于上诉人提供的上述收据复印件。从被上诉人陈玉提供的上述证据材料可以确认，9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初期，被上诉人陈玉个人承包经营石桥二队副业，以集体的名义对外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在此期间开始创办泰县光明纺织厂，并自筹资金建造包含案涉12间房屋在内的厂房。2000年12月28日，原寺巷镇人民政府与陈玉签订资产处理协议书，明确原晨光合成纤维厂、光明纺织厂企业性质为镇办集体，由现法人代表陈玉独资创办，为明晰产权、合理确定性质，现对晨光合成纤维厂、光明纺织厂摘除“红帽子”，性质由集体更正为私营，其组织形式由陈玉自行选择；企业原有及今后的债权债务均由陈玉自行处理，承担相应的权利义务；协议同时对陈玉应承担的职工安置、经济奉献和各种税费缴纳义务等作了明确约定。泰州市海陵区公证处于同日对上述协议书进行了公证。后寺巷镇人民政府据此向泰州市海陵区乡镇企业管理局提出关于泰州市光明纺织厂由集体性质转为私营企业的报告，泰州市海陵区乡镇企业管理局和中共泰州市海陵区委农村工作部于2001年2月21日共同发文，对上述报告作出回复，明确：根据资产评估、确认、界定等资料，该厂集体未投入资金，所有资产由陈玉个人投资经营，同意该企业由集体性质转为私营企业，原企业的债权债务由陈玉负责。原审法院依据上述行政机关作出的公文书证以及其他证据材料，同时综合考虑当时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确认陈玉经营的石桥二队副业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泰县光明纺织厂是“红帽子”企业、陈玉系实际承包经营者并无不当，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以审判权代替行政权、滥用审判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在明确××××县光明纺织厂的企业性质和实际经营者之后，原审法院进而据此认定案涉12间厂房系陈玉以石桥二队副业名义投资建筑、陈玉系案涉被拆迁厂房的原始建造者和权利人亦无不妥。上诉人仅以陈玉未能提供承包合同或缴纳承包金的证据，从而主张否认上述事实，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被上诉人陈玉系以石桥二队集体名义从事私营经济，故其对内、对外的经济往来均需以集体名义作出。1990年3月15日的收据从文字表面看反映了石桥二队和石桥二队副业向陈玉借款24994.35元用以建房、并出具收据的过程，但综合考虑陈玉挂靠集体名义从事私营经济的特殊经营模式，可以看出该份收据实际反映了作为石桥二队副业的实际承包经营者陈玉自投资金、以石桥二队副业的名义建造房屋的事实。此节事实亦可与上诉人二审期间提供的《信访举报调查答复意见》中载明的“经调查了解，建厂时的主要资金为陈玉个人往来款，但在财务上没有标明是投资款”的内容相吻合。原审判决对上述收据证明力的认定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石桥二组二审期间提供的6份收据复印件，因其未能提供原件，真实性无法确认；且收据表面记载的内容虽系上缴村房租，但根据被上诉人陈玉的自述以及原审第三人寺巷街道办事处的相关陈述可以看出，因陈玉当时系以集体名义从事经营活动，其与集体之间发生的部分经济往来均系冠以房租名义，因此上诉人仅凭上述6份收据尚不能充分证明被上诉人陈玉系租赁集体厂房进行经营的主张。上诉人又称案涉厂房系石桥二队向陈玉个人借款所建，但其并未能提供其他足以证明其与陈玉间存在借款事实的证据，且该主张亦与后来企业改制时相关政府职能部门认定的“该厂集体未投入资金、所有资产由陈玉个人投资经营”的认定不符，故对其该上诉主张，本院亦难以支持。至于上诉人二审期间提供的《委托书》、《信访举报调查答复意见》等证据材料，经本院至原审第三人寺巷街道办事处核查，上诉人提供的上述三份证据材料仅能反映因案外人韩金城举报原泰县光明纺织厂（晨光合成纤维厂）企业改制等问题，原泰州市寺巷镇人民政府委托审计部门进行审计，并据此出具信访回复意见的事实，上述审计报告仅系审计机构在对举报人韩金城提供的部分会计资料和证明材料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作出的，原泰州市寺巷镇人民政府也并未据此作出任何认定2000年企业改制不合法或否定2000年企业改制文件的意见；相反，泰州市寺巷镇信访办公室在其答复意见中最后明确回复称：综合审计意见和调查了解情况，90年成立泰县光明纺织厂时政府没有投资、出资；2001年企业改制时政府根据“名为集体实为个人”的事实，对企业的资产处置以“摘红帽子”方式清理纠正，理顺了经济关系，保障集体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由此可见，上诉人依据上述三份证据材料主张案涉厂房系集体向陈玉个人借款投资建造的上诉理由，亦难以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因案涉被搬迁房屋系被上诉人陈玉原始建造所成，故相关补偿安置权益亦应由陈玉享有，陈玉有权与原审第三人鑫泰公司及相关单位签订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且该协议不存在任何法定的无效情形，故原审法院对上诉人要求确认案涉搬迁补偿安置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正确。
综上，上诉人石桥二组所持诸项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难以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279元，由上诉人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石桥社区居民委员会第二村民小组负担。（已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于 焱
审判员 王小莉
审判员 刘艳生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日
书记员 侯永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