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杭余刑初字第448号
公诉机关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陈建明。因本案于2014年6月2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11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余杭区看守所。
辩护人钟建伟，浙江人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以杭余检未检刑诉（2015）20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陈建明犯滥用职权罪、受贿罪，于2015年3月30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徐芬、代理检察员黄孙婕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陈建明及其辩护人钟建伟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一、滥用职权的事实
1、2009年3月和4月，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经过调查，认定星桥街道万乐社区乔司编组站和睦公铁立交旁国有土地上建设的3万余平方米的建筑物系违法建筑，并对沈某甲、叶某、杭州某甲电气设备有限公司（沈某乙）等相关人员和企业作出“责令30日内拆除上述违法建筑物”的行政处罚决定。同年9月4日，因上述违法建设行为人均未自行拆除，余杭区人民政府下发《责成拆除违法建筑通知书》责成星桥街道办事处组织力量对上述被责令限期拆除的违法建筑物依法进行强制拆除。然星桥街道办事处未按照该通知书对上述违法建筑进行强制拆除。
2009年12月，因杭州东站铁路扩建工程涉及上述沈某甲、叶某、沈某乙的部分违法建筑，杭州铁路枢纽建设有限公司委托星桥街道办事处进行拆迁工作。
2010年4月至2011年，被告人陈建明作为星桥街道城市管理和环境保护科科长参与了杭州东站铁路扩建工程（星桥段）的工作，在杭州某乙贸易有限公司（沈某甲）、杭州某甲电气设备有限公司（沈某乙）、杭州某丙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叶某）生产用房的拆迁过程中，明知上述生产用房系区政府要求强制拆除的违法建筑，但因涉及到领导亲属，在时任星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分管城建线的胡某甲（另案处理）提出对上述违法建筑进行动迁评估时未提出异议，并参与动迁方案协商、向星桥街道书记办公会议汇报该三家企业的动迁方案，导致本应强制拆除的违章建筑获得拆迁补偿，其中杭州某乙贸易有限公司获得8268351元补偿款，沈某乙获得29538元补偿款，叶某获得86459元补偿款，造成国家损失共计8384348元。
2、2010年4月至2011年1月，被告人陈建明担任星桥街道城市管理和环境保护科科长，负责杭州某丁地毯厂、杭州某戊地毯厂（以下简称地毯厂）拆迁过程中，在明知用足星桥街道认可的所有能提高补偿金额的政策后地毯厂只能获得15752767元拆迁补偿款的情况下，仍伙同胡某甲指使动迁、评估公司的经办人员采用虚增建筑面积等方式将地毯厂拆迁补偿非法提高至19693685元。之后由被告人陈建明将该动迁补偿方案向星桥街道书记办公会议汇报，同时胡某甲在会上提议将地毯厂拆迁补偿金额控制在22000000元以内并得到街道领导认可。经谈判协商后，星桥街道办事处最终以22787808元的补偿金额与地毯厂签订了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后被告人陈建明和胡某甲又指使动迁、评估公司以该补偿总额为依据出具虚假评估报告和动迁方案，造成国家损失6000000元左右。
3、2009年下半年，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根据杭州市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杭州余杭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协商、请示，确定由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星桥街道办事处作为征迁主体，对杭州市长睦大型居住区规划红线内涉及星桥街道周杨社区的土地，和周杨社区规划红线外的带征土地实施征地拆迁工作，由杭州余杭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责拨付资金等工作，征迁范围为周杨社区1、2、3、6、7五个小组全征全迁。
2009年8月，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巡查发现沈某庚、冯某在星桥街道周杨社区铁路沿线进行违法建设即出具《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要求立即停止违法行为，但沈某庚、冯某仍擅自继续建造。期间，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经调查并征求规划部门意见，明确上述建筑物系违法建筑。星桥街道办事处在测绘周杨社区1、2、3、6、7五个小组征迁红线图时，也未将沈某庚、冯某的建筑物所在土地划入红线图中。
2010年至2012年期间，被告人陈建明在担任星桥街道城市管理和环境保护科科长和周杨社区项目工作组成员期间，在接到胡某甲通知后在未核对征地拆迁红线范围的情况下，便指派星桥街道城建科工作人员周某（另案处理）去现场动迁、评估以上两处建筑物；且在明知上述两处建筑物系违章建筑物且成色较新、没有生产经营迹象，位置又距离铁路较近可能系铁路部门土地等问题后，未要求周某、动迁、评估公司对以上两处厂房的土地权属、建造情况和实际生产经营情况进行核实，也未向领导提出上述问题，同意对上述建筑物进行拆迁补偿并向星桥街道书记办公会议汇报补偿方案，导致不在带征红线范围的本应自行拆除的属于冯某、沈某庚等人的违章建筑分别获得拆迁补偿9998687元和2696207元，共计造成国家损失12694894元。期间，被告人陈建明接受被拆迁人员冯某请托，并收受其所送的财物。
据以指控的证据有证人证言、户籍证明等书证、被告人和同案人员的供述和辩解等。
二、受贿的事实
2004年至2014年间，被告人陈建明在担任余杭区星桥街道安乐村支部书记兼村民委员会主任、星桥街道城市管理和环境保护科科长期间，利用推进天都城项目征地拆迁及负责分管城建工作的职务便利，索取或非法收受浙江天都实业有限公司、郭某、冯某、朱某丙、蒋某、章某、赵某等人财物共计1866500元，实得846500元。具体如下：
1、2004年4月，被告人陈建明在担任余杭区星桥街道安乐村支部书记兼村民委员会主任期间，利用协助星桥街道推进天都项目征地拆迁工作的职务便利，向浙江天都实业有限公司索要购房的价格优惠后，购买了天湖苑某幢某室。被告人陈建明购买该房屋的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60000元左右。
2、2007年10月，被告人陈建明伙同郑某甲（另案处理）利用负责天都项目推进工作的职务便利，向浙江天都实业有限公司认购天都城爱丽山庄排屋各1套，每人交付定金5万元。2008年5月12日，被告人陈建明和郑某甲向天都实业有限公司索得9折的购房优惠，但均未按房屋认购书的约定签署购房合同并支付房款。2009年6月，因房价上涨，被告人陈建明和郑某甲约定将认购的2套排屋进行更名转让，并将差价款进行平分。2009年6月至9月，被告人陈建明和郑某甲认购的排屋先后通过房产公司销售员陈某乙（陈建明侄子）进行转让，买受人均将排屋“溢价款”存入陈某乙账户。最后，被告人陈建明和郑某甲实际共获得受让款1058000元，被告人陈建明分得533000元。
3、2010年下半年，被告人陈建明伙同胡某甲，利用负责星桥街道厂房拆除业务的职务便利，帮助蒋某、胡某丁共同介绍的朱某丙承接到杭州某己工贸实业有限公司的厂房拆除业务，共同收受朱某丙给予的好处费共计人民币370000元。其中，被告人陈建明通过其妻子戚某乙实际分得60000余元。
4、2011年上半年，被告人陈建明和胡某甲经商议后，由蒋某（另案处理）出面以被告人陈建明和胡某甲在负责郭某的杭州某丁地毯厂和杭州某戊地毯厂拆迁过程中为提高拆迁补偿金额而虚增的建筑面积，导致蒋某、胡某丁（另案处理）在该厂房的拆房业务过程中未赚钱为由，向郭某索得补偿款人民币250000元。其中，被告人陈建明通过其妻子戚某乙实际分得65000元。
5、2011年上半年，被告人陈建明利用负责分管城建的职务便利，通过其妻子戚某乙收受杭州星乐市政有限公司股东蒋某为与其搞好关系所送的人民币100000元。
6、2011年至2014年，被告人陈建明利用负责拆迁周杨社区和负责城建的职务便利，收受浙江某庚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余杭分公司负责人冯某所送价值11000元购物卡和价值6500元的水墨山水画2幅、龙泉双耳花瓶1只。
7、2012年，被告人陈建明利用负责分管城建的职务便利，收受江苏某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总经理章某所送价值3000元购物卡。
8、2011年至2014年春节和中秋节期间，被告人陈建明利用负责分管城建的职务便利，先后共计6次收受杭州某测绘有限公司的赵某所送购物卡，价值共计8000元。
据以指控的证据有证人证言、认购书等书证、价格鉴定书、被告人和同案人员的供述和辩解等。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陈建明的行为已分别构成滥用职权罪和受贿罪，其中滥用职权罪情节特别严重，并有徇私舞弊情节；部分受贿系索贿，且被告人陈建明一人犯二罪，应数罪并罚，提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六十九条之规定惩处。
被告人陈建明辩称，1、关于指控的滥用职权：1）万乐社区一节中涉及的相关建筑物系违章建筑的情况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星桥街道办事处的书记、主任及分管城建的副主任胡某甲等人均知情，即使其提出系违法建筑也不会对拆迁有影响，且拆迁补偿方案是通过铁路华东审计事务所审核的，故其不构成滥用职权犯罪；2）周杨社区一节中在整个动迁评估直至正式签约过程中领导没有让其参加有关拆迁会议，也没有要求其核实两处厂房的情况，故其不构成滥用职权犯罪；2、关于指控的受贿：1）其是凭个人关系在购买天湖苑某幢某室时获得了相应优惠，故该节不应认定为受贿，且因附近有变电器等原因，该房屋的实际优惠额未达到6万元；2）在其购买天都城爱丽山庄时未按认购书的约定交纳房款是经过房产公司负责人同意的，对方称需要交房款时会提前通知其，故其的上述购房行为是正常的市场交易行为；3）其和蒋某是30多年的朋友，且合伙做生意，关系一向较好，蒋某没有必要送其钱来搞好关系，故其虽不知道蒋某交给其妻子10万元钱的原因，但其认为该10万元不是贿赂款；4）冯某仅分2次送给其面额合计4000元的购物卡，且冯某均是在其搬新办公室时送其画和花瓶，故其认为冯某送其财物可能是基于与其有人情往来而在其搬新办公室时送其贺礼，也可能冯某是将财物送给其所在的单位或集体，故画和花瓶不是贿赂。
辩护人提出，1、关于指控的滥用职权：1）万乐社区一节中，拆迁方杭州铁路枢纽建设有限公司及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办事处、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的相关人员均明知所涉建筑物系违法建筑，且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还下发了《责成拆除违法建筑通知书》，但相关部门却未按规定将违法建筑拆除才导致国家经济损失，不论被告人陈建明是否提出异议均不能影响（阻止）违法建筑的相关当事人取得拆迁补偿款这一结果，故被告人陈建明虽在拆迁工作中存在不尽职的工作错误，但不构成滥用职权犯罪；2）杭州某丁地毯厂、杭州某戊地毯厂一节中，拆迁补偿金额的决定权不在被告人陈建明，被告人陈建明仅是在星桥街道书记办公会议上对相关情况进行了汇报，而胡某甲也仅是基于郭某提出的拆迁补偿要求过高而提议将拆迁补偿金额控制在2200万元以内，最后拆迁补偿价格的决定是由参与星桥街道书记办公会议的人员集体作出的，故被告人陈建明仅应对采用虚增建筑面积等方式造成的国家损失80万元左右承担责任；3）周杨社区一节中，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已经对违法建筑进行了查处，但未按规定拆除违法建筑，也未在拆迁过程中向有关部门通报才导致国家损失，而被告人陈建明对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针对违章建筑作出过《行政处罚决定书》一事并不知情，仅是基于建筑物成色较新、没有生产经营迹象等因素作出了两处建筑物系违章建筑的主观辨别，并非法律意义上的“明知”，故被告人陈建明虽在拆迁工作中存在不尽职的工作错误，但不构成滥用职权犯罪，更不存在徇私舞弊；2、关于指控的受贿：1）被告人陈建明购买天湖苑某幢某室的行为属于正常的市场交易，被告人陈建明购买的房屋单价为2700元每平方米，该价格在广厦天都城天湖苑的在售房屋中及余杭区范围内的在售房屋中均属于高房价（2004年天湖苑开盘是均价在每平方米2300元至2500元之间），且天湖苑的房屋在出售过程中本就存在打折情况，其中有1户享受了5折、2户享受了8折、1户享受了8.1折、1户享受了8.4折、3户享受了8.5折、51户享受了8.6折至8.9折、89户享受了9折至9.5折，房产公司并未考虑被告人陈建明的干部身份给予优惠，被告人陈建明也没有就房屋的价格进行“讨价还价”，更没有利用职务便利索要购房优惠；2）被告人陈建明购买爱丽山庄排屋的行为属于正常的市场交易，被告人陈建明与房产公司签订《广厦天都城认购书》后，在被告人陈建明未按约定履行订立《商品房销售合同》的情况下，房产公司享有没收定金将房屋另行出售或者不另行出售房屋而对《广厦天都城认购书》的条款进行实质性变更即更名的选择权，房产公司与新购房者根据被告人陈建明与房产公司确定的房价进行交易并不会损害房产公司的既定利益，所谓“溢价款”实际是买受方支付给被告人陈建明的购房权转让的对价；且转让款系基于民事商业行为而产生，如何分配亦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愿，被告人陈建明和郑某甲没有共同受贿的故意；3）戚某乙从蒋某处收取的10万元钱款不是贿赂款，该钱款是颜某因蒋某帮忙联系打桩业务而送给蒋某的钱款中的一部分，而被告人陈建明在该业务承接过程中并未给予帮助，颜某没有送钱给被告人陈建明的必要；而蒋某与被告人陈建明系多年好友，蒋某为了与被告人陈建明搞好关系而送钱给被告人陈建明的指控也不符合实际；4）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陈建明收受冯某11000元购物卡证据不足，且冯某送画和花瓶均是在被告人陈建明搬新办公室的时候，明显是贺礼，不应认定为贿赂；3、被告人陈建明能积极配合调查，如实陈述自己知道的情况，且在工作中一贯表现良好，案发后真诚悔罪。综上，请求对被告人陈建明从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星桥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星桥街道办事处）系机关法人。被告人陈建明于2002年6月担任中共安乐村支部委员会书记，同年7月担任安乐村村委会主任；2006年1月被聘任为星桥街道文化广播体育中心主任兼任安乐村支部书记等职务，享受街道中层正职待遇；2007年担任星桥街道工业功能区块管委会办公室主任；2007年10月担任星桥街道农民多层公寓建设管理中心主任，负有区块内项目的立项审批、初始“三证”办理及多层公寓建设的日常工作和建设过程的各项监督管理等职责；2008年11月担任中共安乐社区总支部委员会委员、书记；2010年4月担任星桥街道城市管理和环境保护科（以下简称城管科）科长，负有土地综合规划和开发管理及协助区政府有关部门做好区规划、建设、管理等工作职责；2012年2月兼任星桥街道项目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期间还担任多个项目工作组成员，其中2014年5月担任周杨社区项目工作组成员。
证明上述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中共杭州市余杭区委办公室区委办（2006）179号《关于印发﹤星桥街道机构改革的方案﹥的通知》；中共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工作委员会党工发（2002）32号《关于公布村党支部换届选举结果的通知》、党工发（2002）41号《关于公布各村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结果的通知》、党工发（2006）6号《关于陈建明同志任职的通知》、星纪要（2006）5号文件、党工发（2007）2号《关于张锋等同志任职的通知》、余编（2007）34号《关于同意增挂农民多层公寓建设管理中心牌子的批复》、党工发（2007）65号《关于陈建明等同志任职的通知》、党工发（2008）53号《关于陈建明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党工发（2010）14号《关于徐晓斌等同志任职的通知》、党工发（2010）33号《关于调整星桥街道重点项目工作组及其成员的通知》、党工发（2011）27号《关于公布南星等社区党组织选举结果的通知》、党工发（2012）13号《关于陈建明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党工发（2013）4号《关于孙建明等同志任职的通知》、党工发（2013）133号《关于公布南星等社区党组织选举结果的通知》、干部任免审批表、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登记表；星桥街道办事处的组织机构代码证；户籍证明、公民有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被告人陈建明的供述和辩解等。上述证据确实充分且相互印证，足以认定。
一、滥用职权事实
（一）2009年3、4月份，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余杭城管局）经过调查认定位于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万乐社区（以下简称万乐社区）乔司编组站和睦公铁立交旁国有土地上的3万余平方米的建筑物系违法建筑，并对建筑物的实际建造者沈某甲、叶某等人及杭州某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作出责令30日内拆除违法建筑物的行政处罚决定。后因上述人员及企业未自行拆除违法建筑，同年9月4日，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区政府）下发《责成拆除违法建筑通知书》，责成星桥街道办事处组织力量依法进行强制拆除，但星桥街道办事处未按该通知书要求进行强制拆除。
2009年12月，因杭州东站铁路扩建工程（以下简称东站工程）建设需要需拆除由沈某甲实际建造的杭州某乙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乙公司）的部分厂房、由沈某乙等人实际建造的某公司的部分厂房、由叶某等人实际建造的杭州某丙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丙公司）的部分厂房，杭州铁路枢纽建设有限公司（系国有控股公司，以下简称铁路枢纽公司）委托星桥街道办事处对上述建筑物进行拆除。
2010年4月至2011年，被告人陈建明在参与上述建筑物拆除工作过程中，明知上述建筑物系区政府要求强制拆除的违法建筑，仍因人情关系等原因，在时任分管城建的星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胡某甲（另案处理）提出对上述违法建筑进行动迁评估时未提出异议，并参与动迁方案的协商、在星桥街道书记办公会议上汇报动迁方案使得动迁方案得到星桥街道办事处相关领导的认可。后铁路枢纽公司根据该动迁方案等材料向某乙公司支付补偿款8268351元，向沈某乙等人支付补偿款29538元，向叶某等人支付补偿款86459元，导致本应被强制拆除的违法建筑物获得拆迁补偿，造成国家和人民利益损失共计人民币8384348元。
证明上述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
1、证人沈某甲的证言，证实2007年，其向万乐社区租用了20亩杭州市余杭区配合铁路建设协调办公室（以下简称余杭铁办）委托万乐社区代管的国有土地，租期5年；2008年，其未经审批在租用的土地上建造了16000平方米的厂房，但在厂房建好后没多久，余杭铁办的工作人员雷某被相关部门查处，案件涉及万乐社区代管的土地，在上述土地上建造的建筑物（包括其建造的建筑物在内）被定性为违章建筑，余杭城管局也对其建造的建筑物进行了调查，并给予了行政处罚，要求自行拆除，但包括其在内所有违法建筑物的业主均因建筑物刚建成尚未产生收益等原因而未自行拆除，余杭城管局又将该情况上报区政府，区政府要求星桥街道办事处组织力量进行强制拆除；后因业主向政府反映了存在的实际困难，政府同意缓拆，待租期届满后再进行拆除；2010年左右，夏某告诉其铁路部门要在乔司编组站新增铁轨，征地拆迁涉及到其厂房，还带着评估、动迁公司的人员对需要拆迁的1万平方米左右的厂房进行了评估，其向动迁公司提供了向万乐社区租地的协议和某乙公司的工商资料；之后其和胡某甲、夏某、被告人陈建明及铁路部门的人员均就拆迁补偿金额问题进行过谈判，对方称要将评估价格报铁路部门审计后确定支付给其的补偿款金额，最后其与星桥街道办事处相关人员商定补偿价格为800余万元；上述补偿款中的400万元是其妻子孙某作为某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星桥街道办事处签定拆迁补偿协议后支付的，余款是厂房腾空后支付的；以及在厂房拆迁过程中，与其有接触的星桥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有胡某甲、夏某和被告人陈建明，其认为上述人员应该是拆迁的负责人的事实；
2、证人沈某乙（某公司股东）的证言，证实2006年，张某在万乐社区租用了土地，但缺少建造厂房的资金，其考虑到某公司的厂房有可能被拆迁而与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法根一起向张某租了5亩多土地建造了3000余平方米的备用厂房，后将厂房出租给其他公司使用；2008年左右，余杭城管局对包括某公司厂房在内的万乐社区公铁立交旁的违章建筑进行了调查和处罚，并针对某公司的3000余平方米厂房作出了行政处罚，要求自行拆除，但其等人未自行拆除违章建筑；之后区政府曾要求星桥街道办事处负责处理违章建筑，星桥街道办事处出于社会稳定考虑并未进行强制拆除，而是作出了缓拆的决定；2011年左右，星桥街道办事处一夏姓工作人员联系其称铁路部门拆迁涉及到某公司的部分厂房，之后动迁、评估公司对需要拆迁的面积为33平方米左右的公司传达室进行了评估动迁；因厂房是违章建筑，故其等人没有“资本”与星桥街道办事处协商补偿价格，最终补偿价格是星桥街道办事处决定的，也是夏姓工作人员通知其到万乐社区领取了由社区代发的29000余元补偿款的事实；
3、证人包某的证言，证实2006年左右，其和叶某经商量后，由叶某通过余杭铁办的雷某租用了余杭铁办委托万乐社区代管的位于万乐公铁立交附近的12亩左右的土地，其和叶某出资建造了5700多平方米的厂房，之后将厂房出租给他人；2008年，雷某被检察机关查处时牵涉到万乐社区公铁立交旁的土地和地上的违章建筑，当时余杭城管局对违章建筑进行过查处，并作出行政处罚，责令自行拆除，但因涉及十余家企业、500余工人，故经企业主与星桥街道办事处、政府部门协调，最终决定暂缓拆除；2011年左右，星桥街道办事处一工作人员打电话通知其铁路部门拆迁涉及到其等人建造的200余平方米的违章建筑，经评估后，其到万乐社区领取了由社区代发的8万余元补偿款；以及在出具评估报告之后，其曾询问星桥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能否多补偿一些，对方答复称是违章建筑，只能按评估价格补偿的事实；
4、证人阮某甲（曾任星桥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的证言，证实在东站工程建设过程中，因宣杭铁路扩建需要对万乐社区的部分建筑物进行拆除，该工作由星桥街道办事处的城建线负责，所涉的建筑物是被余杭城管局查处过、区政府要求星桥街道办事处组织力量处置的违章建筑物；在违章建筑拆迁时，其的意见是如果业主愿意自行拆除，星桥街道办事处可以给予130元／平方米的补助，如果不愿意自行拆除就要强制拆除；之后因其调离了星桥街道办事处，违章建筑具体如何处理其不清楚的事实；
5、证人杨某（中铁二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公司工程部副部长）的证言，证实东站工程（星桥段）的甲方单位是铁路枢纽公司，施工单位是中铁二十四局，相关的房屋征迁是由铁路枢纽公司（经办人是吴某等人）委托余杭铁办（主要领导是胡某戊，经办人是朱某甲）实施，再由余杭铁办委托星桥街道办事处（主要领导是胡某甲，经办人是夏某及被告人陈建明）等相关部门具体实施，拆迁补偿款是铁路枢纽公司通过余杭铁办拨付给星桥街道办事处等相关部门；但其中乔司编组站新增联络线的工程涉及与雷某的案子有关联的万乐社区公铁立交旁边的一部分土地和地上的违章建筑，故余杭铁办希望由星桥街道办事处作为征迁主体；后其一方找了星桥街道办事处的夏某，并在与星桥街道办事处对接宣杭复线建设的会议上向胡某甲及被告人陈建明提出由星桥街道办事处作为征迁主体，当时夏某、胡某甲及被告人陈建明虽未明说，但表达出来的意思是拆迁很难；按照规定违章建筑在拆迁过程中不能补偿，但不补偿业主又不同意拆除，故星桥街道办事处拖了半年左右的时间，迟迟未进行拆除；在实际拆除过程中，其根据铁路枢纽公司提供的红线图对所涉土地及违章建筑进行了2次放样，并与夏某确定了征迁范围，之后具体的征迁工作是由星桥街道办事处负责的，其没有参与的事实；
6、证人吴某（铁路枢纽公司前期办公室工作人员）的证言，证实铁路枢纽公司系国有公司；东站工程（星桥段）涉及3个项目即宣杭铁路新增铁轨建设、乔司编组站星桥段新增连接线的建设和星桥车站（南星社区）的扩建工程；扩建工程的甲方单位是铁路枢纽公司（其具体负责前期工作，其分管领导是李某），项目施工单位是中铁二十四局（现场负责人是杨某），铁路枢纽公司委托余杭铁办（主要领导是胡某戊，经办人是朱某甲）具体实施，再由余杭铁办委托镇街（星桥街道主要领导是胡某甲，经办人是夏某及被告人陈建明）等相关部门开展工作，而征迁图纸、资金均由铁路枢纽公司提供，其中资金系通过余杭铁办支付给相关镇街等部门，再由镇街等部门支付给被拆迁人；乔司编组站星桥段新增连接线工程涉及的万乐社区的土地已被铁路部门征用过，实际使用权归余杭铁办，经协商，余杭铁办同意铁路枢纽公司先使用土地后再进行补偿谈判，但正式施工前，余杭铁办相关人员提出红线范围内的土地和地上建筑物涉及前任余杭铁办主任雷某的案件，故余杭铁办不参与相关违章建筑物的拆迁工作，其遂找星桥街道办事处具体负责东站工程的胡某甲对接拆迁工作，胡某甲表示红线内涉及的都是企业，拆迁比较困难，没有办法按时完成，为此，其公司副总李某也二次找星桥街道办事处的书记协调，最后星桥街道办事处召开班子会议讨论决定将拆迁工作交给胡某甲负责，故乔司编组站星桥段新增连接线工程拆迁工作是由铁路枢纽公司直接委托星桥街道办事处负责的；之后其与胡某甲就补偿价格进行过商谈，但胡某甲提出的总价1600余万元的补偿价格太高，其遂要求星桥街道办事处先对建筑物进行评估，在提供建筑物的建设手续、租地协议等材料的情况下可以由铁路部门对评估价格进行审计，并按审计情况进行补偿；之后其将星桥街道办事处提供的评估报告提交铁道部委托的第三方审计单位进行审计，其公司再根据审计价格与星桥街道办事处签订了委托协议和补偿协议；签完协议后铁路枢纽公司先将补偿款的一半支付给星桥街道办事处，剩余钱款是建筑物拆迁完成后再支付的；以及星桥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没有介绍过万乐社区拆迁范围内的建筑物的情况，也没有提供建筑物的产权证明及相关租地协议等材料的事实；
7、证人朱某甲的证言，证实2009年，其作为余杭铁办的经办人参与了东站工程涉及余杭区的征地拆迁工作，该扩建工程星桥段有3个工程即宣杭铁路复线建设（涉及到星桥境内宣杭铁路新增铁轨的征迁和建设工作）、乔司编组站星桥段新增连接线建设和星桥车站（南星社区）的扩建工程，项目建设单位是铁路枢纽公司，星桥街道办事处的胡某甲、夏某，铁路枢纽公司的吴某、李某，中铁二十四局的杨某均参与了东站工程（星桥段）的建设；除乔司编组站连接线工程外的其他2个工程均采用铁路枢纽公司委托杭州东站扩建工程余杭区指挥部按照铁路枢纽公司提供的征迁红线图开展征迁工作，该指挥部再委托相关镇街具体实施征迁的操作模式；但2010年左右，铁路枢纽公司的吴某找其对接因乔司编组站连接线工程需要而对万乐社区公铁立交附近的建筑物进行拆迁的工作时，考虑到上述土地和地上的违章建筑与余杭铁办原主任雷某的案件有关，且上述违章建筑已被余杭城管局查处过、被区政府要求由星桥街道办事处具体负责强制拆除过，故余杭铁办认为不便参与征迁，要求铁路枢纽公司直接与星桥街道办事处对接拆迁事宜；之后应铁路枢纽公司的要求，其派雷某乙参加过相关会议，雷某乙告诉其由铁路枢纽公司直接委托星桥街道办事处对上述建筑物实施拆迁，补偿价格也大致商定了，但具体情况其记不清了；以及位于万乐社区公铁立交旁的红线范围内的土地在1995年左右因建设乔司编组站需要已被铁路部门征用，后经铁路部门与余杭区协商，上述土地使用权属于余杭铁办，在雷某将土地委托万乐社区管理之后，土地上建起了很多违章建筑的事实；
8、证人夏某（原系星桥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服务中心主任）的证言，证实星桥街道办事处在2009年下半年成立杭州东站铁路扩建工程（星桥段）领导小组，其中实际负责的人员是其和胡某甲及被告人陈建明（领导小组成立5个月左右，被告人陈建明接替郑某甲参与该工作）；2010年4、5月，中铁二十四局的杨某和铁路枢纽公司的吴某某（应为吴某）代表铁路部门与其对接，提出要对沪杭线乔司编组站进行扩建，在万乐社区新建一条铁轨，铁路部门要求星桥街道办事处做好相关的征地拆迁工作，其将上述情况向胡某甲及被告人陈建明进行了汇报；之后因杨某、吴某某要求尽快推进万乐社区的拆迁工作，其又向被告人陈建明进行了汇报，被告人陈建明询问其在万乐铁路环线内的建筑物是否一定要拆迁，其表示肯定后，被告人陈建明感觉很为难，让其去向胡某甲汇报，胡某甲听了其的汇报后也感觉很为难，还让其调查一下涉及拆迁的建筑物的范围及拆迁赔偿款由谁支付问题；后其和杨某一起到万乐社区对要拆迁区块上的建筑物及企业进行了实地调查，并根据杨某持有的铁路枢纽公司提供的红线图确定了征迁范围，还从万乐社区书记张某甲处得知需要征迁的建筑物为沈某甲的某乙公司的厂房中的1万方左右、沈某乙的几十平方的传达室、叶某的几十平方的彩钢瓦房；之后其将上述情况分别向胡某甲和被告人陈建明进行了汇报，胡某甲得知沈某甲的违章建筑有一万多方时感觉很惊讶，要求其弄清楚拆迁补偿款由谁支付；后其询问了杨某，杨某称上述建筑物均是要被强制拆除的违章建筑，不需要赔偿，铁路枢纽公司也不可能出钱赔偿，其汇报之后胡某甲和被告人陈建明均感觉很为难，但没有表态；过了一段时间，其到胡某甲办公室找胡某甲签字时听见胡某甲与被告人陈建明谈及万乐社区的违章建筑如何处理问题，并提及如果执行区政府关于违章建筑需强制拆除的意见就不需要再赔偿，但沈某甲是星桥街道办事处书记张某甲的亲戚，如此处理没有办法向张某甲交代，如果从铁路枢纽公司交付的拆迁款中进行补偿又不合法，按照违章建筑的成本价由星桥街道办事处出资给予补偿也存在星桥街道办事处拿不出这么多钱用于补偿的障碍，如果给予沈某甲的违章建筑补偿，其他类似的违章建筑也不能不补偿，在其离开胡某甲办公室时，胡某甲和被告人陈建明尚未商定如何处理；2010年9月左右的一天，胡某甲要求其找评估、动迁公司对上述违章建筑进行动迁评估，其将该情况向被告人陈建明汇报，被告人陈建明让其找浙江某辛房地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余杭分公司和杭州余杭城建房屋拆迁工程有限公司具体实施评估动迁，沈某甲公司的机器设备是由杭州某价格评估事务所评估的；按照当时星桥街道办事处的相关拆迁补偿政策（不算其他奖励）评估后总赔偿数额在1000万元左右，其先后就赔偿数额问题向被告人陈建明和胡某甲进行了汇报；之后一段时间内，因违章建筑迟迟未拆，杨某多次催促其尽快进行拆除，其也询问过胡某甲和被告人陈建明，胡某甲称星桥街道办事处无法开支赔偿款，并让其自行回复铁路部门；2011年春节后，胡某甲告诉其万乐铁路环线内新增铁路拆迁一事已与铁路部门对接好了，某乙公司、沈某乙、叶某的违章建筑的拆迁补偿款由铁路枢纽公司支付，补偿方案和评估报告需提交铁路部门审计，之后钱款通过星桥街道办事处发放，还让其联系评估、动迁公司人员制定动迁方案；之后其、胡某甲、被告人陈建明以及动迁公司的施某甲、评估公司的工作人员在星桥街道办事处会议室内讨论了动迁方案，当时胡某甲对动迁方案不满意，称动迁方案是要送铁路部门审计的，如果在动迁方案里多报补偿价格，且没有被审计出来就可以提高补偿金额了，还向施某甲提出按针对有产权证的建筑物的政策进行补偿即按评估价格的2.5倍计算厂房赔偿价格，并加算腾空奖、搬迁补助等；动迁方案确定后，其将该方案交给了吴某某，吴某某提出违章建筑的补偿标准过高，其称是领导的意见，具体金额由铁路部门审计确定；一星期后，吴某某打电话告诉其审计结果即认可方案中厂房面积、装修、设备的补偿价格，但是2.5倍的厂房赔偿标准、腾空奖等奖励不认可，最多只能再支付搬迁补助，其将该情况向胡某甲及被告人陈建明进行了汇报；之后其、胡某甲、被告人陈建明以及动迁公司工作人员与沈某甲进行了3次谈判，并最终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而叶某和沈某乙因涉及的违章建筑面积较小，故很快就同意了补偿方案，补偿款也是其经手拨付的，其中沈某甲的826万元补偿款是分3次支付的，分别是400万、300万、126万，叶某和沈某乙的赔偿款是一次性支付的事实；
9、同案犯胡某甲的供述和辩解，证实万乐社区和睦公铁立交桥东西两侧国有土地上的违章建筑物在其2009年担任星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之前就已经存在；2009年8、9月，区政府对上述地块上的违章建筑下达了《责成拆除违法建筑通知书》（余政拆违责字（2009）第1号）要求强制拆除，因其当时分管防违控违工作，故星桥街道办事处主任张某甲将上述工作交其负责落实；之后其从拆违办的沈某丁及万乐社区的张某甲处了解到违章建筑所在土地是国有土地，由万乐社区代管，其将上述情况向张某甲进行汇报并提出违章建筑应由余杭城管局组织拆除，星桥街道办事处作为拆除主体不适格，同时还提及有17家企业租用违章建筑，涉及500余名职工，强制拆除可能有维稳压力等，后张某甲与余杭城管局相关人员协调后达成了缓拆的决定，准备等违章建筑的租期届满（2013年左右）后再让承租户自行拆除，但其未就主体不适格的问题及缓拆的决定向区政府报告；2009年12月底，东站工程开始推进，区政府下达了星桥街道办事处配合汤家、南星、枉山、太平社区境内的宣杭铁路扩建工程推进的任务，星桥街道办事处还成立了其任组长的工作组，具体负责人是被告人陈建明，经办人是夏某；星桥街道办事处受区政府和铁路枢纽公司的委托具体实施铁路红线范围内的土地征迁工作，余杭铁办负责衔接星桥街道办事处和铁路部门的工作；2010年春节之后，余杭铁办的胡某戊等人联系星桥街道办事处称要对东西向的沪杭铁路进行扩建，要求星桥街道办事处配合涉及万乐、周杨社区的征迁工作；其遂让夏某进行现场摸底调查，后夏某向其汇报称铁路部门要拆迁的万乐社区公铁立交附近的土地上有三家企业，其中涉及拆除面积最大的是张某甲连襟沈某甲的某乙公司（大概8、9千平方米），另两家企业拆除面积很小；之后其就该情况向张某甲进行汇报，并提出如果没有问题就先让动迁评估公司去现场固定实物量，张某甲表示同意；之后的一天，阮某甲书记向其询问东站工程的工作进度及万乐社区违章建筑物的拆迁情况，在听取其的汇报后，阮某甲书记明确表态万乐社区的违章建筑应强制拆除，如果业主愿意自行拆除，可以给予130元／平方米的补助；其将阮某甲书记的意见告诉过张某甲，但张某甲没有表态；后其在自己的办公室内与被告人陈建明商量过如何处理万乐社区的违章建筑，并提及了阮某甲书记的意见，同时也提出违章建筑可套用星桥街道关于非公企业拆迁中涉及历史遗留问题的政策即可以补偿成本价，但是如此操作违背了阮书记的意思，而阮书记和张主任不就违章建筑如何处理进行协商，也不给其一个明确的意见，且有很大一部分违章建筑是属于张某甲的连襟沈某甲的，如何处理其感到很为难，之后其又提出先对拆迁范围内的违章建筑进行评估，了解一下建筑的情况，被告人陈建明表示同意；之后其让夏某联系了动迁、评估公司，夏某将评估报告交其看过之后，其、夏某、被告人陈建明及铁路枢纽公司、余杭铁办的工作人员开过讨论会，会上介绍了违章建筑的评估情况，并讨论如何赔偿问题，当时代表铁路部门的一杨姓工作人员提出评估价格偏高，其表示按照星桥街道办事处的政策可以达到上述补偿金额，后杨姓工作人员要求将评估报告送到铁路部门的华东审计署进行审计，最终赔偿数额以审计结果为准；过了几个月，杨姓人员将审计结果交给其（铁路枢纽公司在评估清单上加盖了公章表示认可评估结果），之后其等人与沈某甲、沈某乙、叶某就拆迁补偿进行了协商，沈某甲的赔偿问题是其亲自谈的，最终按审计价格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补偿款由铁路枢纽公司直接汇入星桥街道办事处账户；2011年5月，其从广东挂职回来后在一份铁路部门委托星桥街道办事处拆迁叶某、沈某乙等人建造的建筑物的协议上签了字；以及关于拆迁补偿价格，其和被告人陈建明在将动迁方案送铁路部门审计前召开的一次星桥街道书记办公会议上进行过汇报，张某甲表示同意，审计出结果后，其也告诉过张某甲的事实；
10、行政处罚决定书，证实2009年3、4月，余杭城管局就沈某甲、某公司及包某、叶某、郑某在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情况下在租用的位于万乐村乔司编组站和睦公铁立交旁的土地上建造厂房而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当事人30日内拆除上述违法建筑物的事实；
11、关于要求强制拆除星桥街道万乐村乔司编组站和睦公铁立交东侧地块违法建筑的请示、责成拆除违法建筑通知书，证实余杭城管局接到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反映星桥街道万乐村乔司编组站和睦公铁立交东侧的国有土地上有大量违法建筑的书函后成立专案组展开全面调查，发现2005年下半年，余杭铁办将71.812亩土地委托万乐村管理，后万乐村将土地出租给张某某、张某、叶某和沈某甲，上述四人承租土地后均用于违法建造厂房；经调查后，余杭城管局于2009年3、4月份对相关当事人做出责令30日内拆除违法建筑物的行政处罚并均已送达，由于当事人拒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未拆除违法建筑物，故余杭城管局于2009年8月18日请示区政府，并建议区政府责成星桥街道办事处牵头，组织执法、公安等部门配合进行强制拆除；区政府于2009年9月4日作出《责成拆除违法建筑通知书》，责成星桥街道办事处组织力量对违法建筑物依法进行强制拆除的事实；
12、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浙杭刑终字第36号刑事裁定书，证实1995年，余杭铁办利用建设乔司编组站需要征用土地之机，通过上海铁路局工程总公司第四工程公司征用了乔司编组站附近一带共71.812亩土地归其使用，按规定，该土地用途是国家基建性质，不得出租或转让；2006年至2008年间，时任余杭铁办副主任的雷某未经上级批准，擅自决定将上述部分土地出租给叶某、沈某甲、张某某、张某等人用于建造厂房；上述四人租得土地后，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即在该土地上建造厂房，或将土地转租给他人用于建造厂房，用于经营活动；此后，该地块上已建造违法建筑物约3万平方米，有十七家企业在该违法建筑物内生产经营；余杭城管局于2009年一季度对相关单位做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当事人限期拆除上述违法建筑物，区政府于2009年9月4日发出《责成拆除违法建筑通知书》，责成星桥街道办事处组织力量对上述违法建筑物依法进行强制拆除，并责成相关部门配合执行，以及雷某因该案等事实已被判刑的事实；
13、公司基本情况，证实铁路枢纽公司系国有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的事实；
14、关于要求加快东站枢纽项目用地农转用、征收报批的紧急通知及附件、关于沪杭客专、杭州铁路枢纽工程推进工作的专题会议纪要，证实为加快东站枢纽项目用地报批速度，区政府于2009年9月11日发出通知，要求相关单位立即组织专门工作班子，按用地报批要求分工完成各项工作；后又于2009年12月2日就沪杭客专、杭州铁路枢纽工程推进工作召开会议，要求沿线街道要梳理好乔司编组站扩建和宣杭北环线增建二线工程征迁涉及本辖区内的征地数量、拆迁户数、面积等的事实；
15、中共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工作委员会党工发（2009）65号《关于成立星桥街道杭州东站铁路扩建工程（星桥段）领导小组的通知》、星桥街道办事处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2009年12月，胡某甲担任东站工程（星桥段）领导小组副组长，城管科系职能科室，2010年4月之后由新任城管科科长被告人陈建明接替郑某甲成为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的事实；
16、委托拆迁协议书、星桥街道涉及铁路杭州东站扩建余杭段拆迁户、（企业）拆迁户已签名单、发票、星桥街道工程项目支出申请表、房屋拆迁委托评估协议、评估业务结算表、汇总表、资产评估业务委托协议书、收费函、星桥街工程项目支出申请表，证实星桥街道办事处委托杭州余杭城建房屋拆迁工程有限公司动迁东站工程余杭段项目涉及汤家、万乐、周杨、枉山社区规划红线范围内的农户及企业，动迁名单中包括叶某、张某（实际建造者系沈某乙）和某乙公司，胡某甲作为星桥街道办事处的代表在委托拆迁协议书上签名，协议书落款时间为2011年8月；星桥街道办事处委托浙江某辛房地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余杭分公司评估东站工程涉及星桥街道的拆迁户的财物，其中包括某乙公司、张某（实际建造者系沈某乙）、叶某；星桥街道办事处委托杭州某乙价格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评估东站工程星桥段企业的拆迁资产，评估名单中包括某乙公司，胡某甲作为星桥街道办事处的代表在委托协议书上签名，协议落款时间为2011年9月的事实；
17、评估报告，证实2010年4月，杭州某乙价格评估事务所对某乙公司所有的设备搬迁补偿估价为344316元，2010年12月，浙江某辛房地产评估事务所对某乙公司厂房及装修附属物估价为7061363元，对沈某乙的厂房及装修附属物估价为29538元，对叶某的厂房及装修附属物估价为86459元的事实；
18、星桥街道书记办公会议记录，证实在某年（结合在案证据应为2010年）11月15日召开的星桥街道书记办公会议上，被告人陈建明汇报了铁路工程万乐区块涉及的三家企业的情况，其中某乙公司评估价值（重置价）为878万元，且该企业无三证，张某的企业评估价值为2.3万元，叶某的公司评估价值为8.214万元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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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上海掌尚广告有限公司与刘传宾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PubDate\\\\\":\\\\\"2015-0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