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决书
(2016)黔23民终101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永友，男，1972年4月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贵州省兴义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兴义市地方海事处，住所地贵州省兴义市下五屯街道办事处峰林大道。
法定代表人：骆开林，系兴义市地方海事处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南雄，贵州天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余某3，男，1954年3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四川省合江县,系余正华之父。
原审第三人：余某1，男，2006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合江县,系余正华之子。
法定代理人：余某3（系余某1祖父），住四川省合江县。
原审第三人：余某2，男，2012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合江县。
法定代理人：余某3（系余某2祖父），住四川省合江县。
原审第三人：夏德江，男，1960年2月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系夏娟之父。
原审第三人：陈诗英，女，1963年9月2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系夏娟之母。
上诉人黄永友因与被上诉人兴义市地方海事处及原审第三人余某3、余某1、余某2、夏德江、陈诗英无因管理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2016)黔2301民初3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永友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严重错误。一审超越本案审理范围，对上诉人是否应对案件所涉及事故承担责任及责任大小进行了审理，致使本案应该审理的事实不清。（一）本案的焦点首先是被上诉人的行为���否属于无因管理行为。上诉人与死者家属发生民事赔偿纠纷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为死者家属主张赔偿的义务人，应由争议方向人民法院起诉。被上诉人作为行政机关超越职权范围，与死者家属达成赔偿协议后，又将上诉人列为责任人。被上诉人的行为不存在为避免上诉人利益受损的目的和效果，其管理的事务不是《民法通则》第九十三条规定的管理的物体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必尽义务。被上诉人的行为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无因管理行为，其支付给死者家属的款项也不能认定为代为上诉人支付。本案的事实是，被上诉人行使政府职权处理本次事故。被上诉人的行为是政府协调处理矛盾纠纷的行政行为，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需要有法律的授权，一审法院认定此行为构成无因管理，没有法律依据。一审忽略无因管理行为以“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的前提，对被上诉��的行为进行肯定完全不符合逻辑。被上诉人作为政府部门，在死者家属与上诉人产生纠纷时，超越职权，在没有获得上诉人授权，且赔偿责任和赔偿义务人没有明确等情况下，与死者家属达成赔偿协议，同时由死者家属签署授权委托书追偿。被上诉人超越法定职责，行使法律赋予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的职责，不构成法律上的无因管理。产生纠纷时当事人都在场，被上诉人也是赔偿义务人，仅仅因为各方对赔偿责任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支付能力大小等理由，政府行政部门就出面代为行使权利，完全没有法制观念。从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会议纪要》看，被上诉人的行为属于自愿承担赔偿和补偿死者家属的行为，与上诉人没有关系。被上诉人支付给死者家属的费用并非民法通则规定的管理发生的必要费用，一审法院认为其支付给死者家属的费用是代上诉人支付，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即使是垫付的费用，也不属于管理他人事务产生的必要费用。事实上，双方的赔偿义务并未确定，赔偿主体不仅可能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还可能包括邀约、组织进行包台钓鱼活动的组办人或召集人，同时还可能有制作、出售钓鱼棚的销售方。（二）本案焦点二是被上诉人与死者家属达成的协议是否对上诉人有约束力。因为被上诉人的行为不属于无因管理，在没有得到上诉人授权的情况下与死者家属达成的赔偿协议对上诉人没有约束力，没有法律依据。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证明，死者家属主张赔偿的义务人包括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在协调过程中，被上诉人同意赔偿，但上诉人不同意赔偿，被上诉人同意赔偿的意思表示并不及于上诉人。被上诉人既以无因管理为由要求上诉人承担其无因管理发生的费用，又以追偿权为由要求在其承担赔偿责任���向上诉人追偿，以死者家属代理人的身份提起诉讼，逻辑混乱。（三）本案审理确定赔偿义务人，应当依法追加钓鱼棚出售方、死者钓鱼活动召集人为本案当事人。（四）上诉人出租钓鱼船给死者及其伙伴，期间钓鱼船由死者及其伙伴掌控，一审以上诉人钓鱼船未办理相关行政审批手续而判决上诉人承担事故的赔偿责任，不公平合理。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计算余正华死亡之被扶养人生活费时，违反法律规定。判决有9年赔偿义务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三倍农村居民人均年消费支出，有15年为两倍，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相违背。（二）一审判决引用《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无视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依法应当成为事故责任人的规定，有失公正，客观上加重了上诉人的责任。如果对上诉人的赔偿责任进行审理，应当追加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钓鱼船销售方为本案被告。（三）一审认为“出现不可抗力的情形应当在合理的期限提供证明”，但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均已认可事故原因是“由于灾害天气引发”，属于当事人一方承认的事实。被上诉人对赔偿款提起主张的权利依据只能来自死者家属的授权，因此死者家属承认的事实即视为被上诉人的承认，一审无视法律规定，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是错误的。
兴义市地方海事处辩称，上诉人称被上诉人系本案赔偿义务主体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在受害人余正华、夏娟死亡案件中没有过错，二人的死亡与被上诉人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被上诉人不是本案的赔偿义务主体。二、本案系无因管理。由于被上诉人不是本案的赔偿义务主体，在没有法定或约定义务的情况下，��避免第三人的利益受损失而支付必要费用，有权要求上诉人支付必要的费用。三、上诉人对余正华、夏娟的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首先，余正华、夏娟在上诉人管理的钓鱼船内进行钓鱼等娱乐活动，因遇恶劣天气导致钓鱼棚被颠覆而死亡。其次，上诉人已收取余正华等人使用钓鱼棚的费用。第三，钓鱼棚倾覆是因恶劣天气及钓鱼棚未达到标准而造成。上诉人在收到天气预警信息后未采取防范措施，其所有和管理的钓鱼棚未达到抗恶劣天气的标准。事故发生时，并非所有的钓鱼棚均被大风倾覆。一审认定本案不构成不可抗力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四、答辩人支付给第三人的相关费用系为上诉人垫付。虽然答辩人与第三人达成的协议对上诉人不具有约束力，但第三人在请求赔偿时要求上诉人赔偿，根据本案实际结合法律规定，上诉人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余某3、余某1、余某2、夏德江、陈诗英未作陈述。
兴义市地方海事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黄永友支付原告为其垫付给余某3、夏德江因余正华、夏娟死亡而产生的死亡赔偿金37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黄永友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5月7日11时57分，黄永友收到兴义市地方海事处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内容为：我市近期将出现雷电、阵雨、冰雹等天气，杜绝恶劣天气事故的发生。2015年5月8日下午，余正华（已故）、夏娟（已故）、任中奎、向兴明、雷光辉、李皓、罗永清（罗斌）、邓传彬（邓三）等8人贵州省××沧江××组组（小地名转播台）的南盘江水面上黄永友自行搭建的鱼棚（浮在水面上，底部为浮箱）上钓鱼，双方约定食宿费用每人每天80元，被告黄永友未将兴义市地方海事处发布的预警信息告知余正华等鱼棚上的8人。2015年5月9日凌晨1时30分许，任中奎、李皓在一个房间内睡觉，夏娟在另一个房间内睡觉；向兴明、罗永清、邓传彬在鱼棚内聊天；雷光辉在鱼棚上钓鱼，余正华在鱼棚外钓鱼。随后因下大雨，雷光辉叫醒其他睡觉的人，夏娟打开鱼棚叫余正华回来，余正华收拾渔具后进入钓鱼棚，与夏娟单独进入一个房间，后鱼棚发生倾覆，鱼棚上8人全部落水，被告黄永友开船赶到事故现场后，从水中救起任中奎、向兴明、雷光辉、李皓、罗永清、邓传彬，未发现余正华、夏娟二人。后被告黄永友与兴义市公安局沧江派出所干警及兴义市沧江乡政府工作人员在水面展开搜查，于2015年5月9日11时将余正华、夏娟从鱼棚内打捞上岸，经沧江乡卫生院医生确认余正华、夏娟已死亡。
事发后，余正华亲余某3明，夏娟亲属夏德江、陈诗英多次到兴义市、黔西南州、贵州省等有关部门上访，兴义市人民政府要求兴义市沧江乡人民政府、兴义市地方海事处及钓鱼棚所有人黄永友承担赔偿责任。2015年5月12日，第三余某3明余某1潜余某2宸与兴义市地方海事处、兴义市沧江乡人民政府签订《调解协议书》，明确由兴义市地方海事处一次性补助和垫付（黄永友应当赔偿的余某3明220,000元（含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老人赡养费、小孩抚养费、精神赔偿金等一切费用）。2015年5月20日，第三人余某3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原告兴义市地方海事处向被告黄永友追偿，2015年5月21日，第三人余某3从兴义市地方海事处领走220,000元。2015年6月1日，第三人夏德江、陈诗英与兴义市地方海事处、兴义市沧江乡人民政府签订《调解协议书》，明确由兴义市地方海事处一次性补助和垫付（黄永友应当赔偿的）夏德江150,000元（含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老人赡养费、小孩���养费、精神赔偿金等一切费用），第三人夏德江、陈诗英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原告兴义市地方海事处向被告黄永友追偿，当日，第三人夏德江、陈诗英从兴义市地方海事处领走150,000元。事后第三人余某3、夏德江、陈诗英作出罢访息诉承诺。
另查明，事发时被告黄永友的鱼棚面积约70平方米，棚内两室一厅，卧床6张，卫生间1个，棚外阳台1个。余正华与夏娟为夫妻。余某1、余某2现随余某3生活，余某3为余某1、余某2的法定监护人。第三人余某3仅有一个子女，即余正华。余正华母亲在事发前已身故。
一审法院认为，不可抗力是指主观上不可预测，客观上不可避免、不能克服的情况。即便是主观上不可预测，但采取可行的、谨慎的、合理的措施进行预防，仍不能避免损害结果发生的，则可构成不可抗力。被告黄永友收到兴义市地方海事处发��的预警信息后能够预见天气情况，应当通知鱼棚上的人采取安全防范措施，或者自行采取防范措施避免事故的发生，但黄永友未告知鱼棚上的人，主观上存在过错。被告所搭建鱼棚靠近岸边，出现大风时可以从后门上岸或采取其他措施避免，但受害人没有及时采取类似合理的措施，从而导致可以避免的事故发生。出现不可抗力的情形，应当在合理的期限内提供证明，原、被告及第三人均未举证证明本案系不可抗力。本案不构成不可抗力，不存在免责事由。
第三人余某3、余某1、余某2与兴义市地方海事处、兴义市沧江乡人民政府签订的《调解协议书》以及第三人夏德江、陈诗英与兴义市海事处、兴义市沧江乡人民政府签订的《调解协议书》系第三人与原告兴义市地方海事处及案外人兴义市沧江乡人民政府单方面的行为，其约定不能约束被告黄永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三条：“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者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的规定，本案系死者余正华、夏娟与被告黄永友的侵权赔偿问题，原告兴义市地方海事处不是责任主体，不负赔偿责任，与死者家属没有法定和约定的义务。当时在被告黄永友无赔偿能力以及死者家属四处上访的情况下，兴义市地方海事处为防止事态恶化，维护社会稳定和维护处于弱势地位的死者家属的合法权益，代黄永友垫付赔偿款，其行为系为公共利益而主动管理他人事务的行为，实质是在既无法定义务又无约定义务的情况下，管理他人事务，属于干预他人事务的范畴，是法律鼓励和倡导的助人为乐、危难相助、见义勇为的行为，属于受法律保护的行为。因此，原告兴义市地方海事处与被告黄永友之间形成无因管理之债，故原告兴义市地方海事处有权向被告黄永友追偿黄永友在本次事故中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原告兴义市地方海事处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对原告兴义地方海事处要求被告黄永友支付垫付款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但对超过债务代偿部分的请求不予支持。
被告黄永友搭建的鱼棚具备多人居住、钓鱼和水上娱乐等条件，该鱼棚具备娱乐场所的性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宾馆、商城、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事发时被告黄永友主观上未尽到安全提示义务，客观上未能采取安全防范措施，导致事故发生，应承担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余正华（已故）、夏娟（已故）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钓鱼时应当能够判断所处的环境是否安全或可能会出现的危险，在事故发生前未采取相应措施或离开鱼棚，导致事故发生，自身存在一定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的规定，由被告黄永友承担余正华（已故）、夏娟（已故）死亡所受损失的60%赔偿责任。
至于赔偿范围和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参照《2015年贵州省交通事故赔偿标准》数据，各项损失计算如下：
一、余正华死亡所造成的损失：
1、丧葬费：42815元/年÷12月×6月=21407.50元；
2、被扶养人生活费：
（1）余���3（事发时61岁，赔偿19年）：5970.25元/年×19年=113434.75元；
（2）余某1（事发时9岁，赔偿9年，母亲为夏娟）：5970.25元/年×9年=53732.25元；
（3）余某2（事发时3岁，赔偿15年，母亲为夏娟）：5970.25元/年×15年=89553.75元；
3、死亡赔偿金：6671.22元/年×20年=133424.40元；
各项合计411,552.65元。
二、夏娟死亡所造成的损失（被扶养人余某1、余某2的生活费用已计算在余正华名下）：
1、丧葬费：42815元/年÷12月×6月=21407.50元；
2、死亡赔偿金：6671.22元/年×20年=133424.40元；
各项合计154,831.90元。被告黄永友应承担余正华死亡所产生的各项费用411,552.65元的60%即246,931.59元，应承担夏娟死亡所产生的各项费用154,831.90元的60%即92,899.14元。
原告兴义市地方海事处与第三人余某3签订《调解协议书》时明确由原告兴义市地方海事处一次性补助和垫付被告黄永友应当承担的赔偿款共220,000元，因实际应垫付款应为246,931.59元，故原告兴义市地方海事处垫付的220,000元即全部为垫付款。
原告兴义市地方海事处与第三人夏德江、陈诗英签订《调解协议书》时明确由原告兴义市地方海事处一次性补助和垫付被告黄永友应当承担的赔偿款共150,000元，垫付款为92,899.14元。
被告黄永友对余正华、夏娟死亡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为：220,000元＋92,899.14元=312,899.14元，原告兴义市地方海事处只能追偿该部分，多垫付部分不具有追偿权。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黄永友偿还原告兴义市地方海事处先行垫付的赔偿款312,899.14元；二、驳回原告兴义市地方海事处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50元，由原告兴义市地方海事处承担450元，被告黄永友承担1800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本案是否构成无因管理；二、上诉人黄永友在本案中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三、本案是否应当追加钓鱼棚出售方、钓鱼活动召集人为本案当事人；四、上诉人出租钓鱼船的行为的法律定性；五、一审法院计算赔偿金额是否正确，举证责任分配是否错误。
关于本案争议焦点一，本案是否构成无因管理。本案发生后，被上诉人兴义市地方海事处无赔偿责任，因上诉人黄永友无赔偿能力，在死者��属到省、州、市多次上访的情况下，为维护社会稳定和保护死者家属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兴义市地方海事处与死者家属达成调解协议，支付赔偿款370,000元给死者家属。被上诉人的行为是为公共利益主动管理他人事务的行为，属于受法律保护的行为。被上诉人兴义市地方海事处与上诉人黄永友之间已形成无因管理之债，因此，一审确定兴义市地方海事处垫付赔偿款的行为构成无因管理并无不当。
关于本案争议焦点二，上诉人黄永友在本案中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黄永友在未办理相关手续的情况下私自搭建钓鱼棚，并将钓鱼棚出租给他人进行钓鱼等娱乐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上诉人黄永友的钓鱼棚具备娱乐场所的性质，黄永友对在钓鱼棚上游玩的人员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事故发生前，被上诉人兴义市地方海事处已于2015年5月7日11时57分发布了天气预警信息，上诉人黄永友在公安机关对其询问时也认可收到该信息。2015年5月8日，上诉人黄永友将钓鱼棚出租给余正华、夏娟等人时，在明知天气预警有可能发生安全事故的情况下，未尽提示义务，也未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导致本次事故发生造成余正华、夏娟死亡的严重后果，上诉人黄永友对余正华、夏娟死亡所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被上诉人兴义市地方海事处作为行政主管部门，在预见天气可能产生变化且容易造成事故的情况下，向钓鱼棚的所有人及管理者黄永友发布了天气预警，尽到了必要的管理职责，其对余正华、夏娟的死亡无过错，不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被上诉人兴义市地方海事处与死者家属达成赔偿协议，支付一次性补助和垫付黄永友赔偿款共计370,000元给原审第三人余某3、余某1、余某2、夏��江、陈诗英后，是基于其垫付赔偿款370,000元的事实构成无因管理起诉请求实际侵权人黄永友支付其垫付的赔偿款，并非根据被上诉人与第三人达成的协议以及第三人对被上诉人的授权委托起诉请求上诉人支付赔偿款。一审根据事发时死者及钓鱼棚经营者各自的过错判决上诉人承担余正华、夏娟死亡所造成损失的60%符合法律规定。
关于本案争议焦点三，本案是否应当追加钓鱼棚出售方、钓鱼活动召集人为本案当事人。上诉人黄永友认为本案赔偿义务主体包括上诉人、被上诉人、此次钓鱼活动的召集人以及钓鱼棚的出售方，应当将此次钓鱼活动的召集人、钓鱼棚的出售方追加为本案当事人。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本案法律关系为无因管理责任，不是特殊侵权赔偿责任，故无需追加活动组织者与鱼棚销售方。至于黄永友承担责任后，是否以共同侵权人为由另行主张活动组织者与鱼棚销售者分担责任，则不是本案审理范围。
关于本案争议焦点四，上诉人出租钓鱼船的行为的法律定性问题。上诉人黄永友提出一审法院径行认定上诉人经营娱乐场所与事实不符，以上诉人钓鱼棚没有办理相关行政审批手续判决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不合理，不公平。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上诉人黄永友搭建钓鱼棚供游人从事居住、钓鱼和水上娱乐等活动，按照每人每天80元收取费用，符合2006年1月29日国务院颁布的《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娱乐场所，是指以营利为目的，并向公共开放、消费者自娱自乐的歌舞、游艺等场所。”的规定，因此，上诉人黄永友搭建钓鱼棚提供给他人使用收取费用的行为，属于经营娱乐场所的行为。一审认定上诉人黄永友所有的钓鱼棚性质为娱乐场所并无不当，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本案争议焦点五，一审法院计算赔偿金额是否正确，举证责任分配是否正确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的规定，一审将被扶养人生活费分别计算为：（1）余某3（事发时61岁，赔偿19年）：5970.25元/年×19年=113434.75元；（2）余某1（事发时9岁，赔偿9年，母亲为夏娟）：5970.25元/年×9年=53732.25元；（3）余某2（事发时3岁，赔偿15年，母亲为夏娟）：5970.25元/年×15年=89553.75元，超出了年赔偿总额累计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数额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现对余某3、余某1、余某2的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如下：（1）余某3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59702.50元（5970.25元/年÷3人×9年+5970.25元/年÷2人×6年+5970.25元/年×4年=59702.50元）；（2）余某1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7910.75元（5970.25元/年÷3人×9年=17910.75元）；（3）余某2的生活费为35821.50元（5970.25元/年÷3人×9年+5970.25元/年÷2人×6年=35821.50元）。对余正华、夏娟死亡所造成的损失作如下确认：一、余正华死亡所造成的损失：1、丧葬费21,407.50元；2、被扶养人生活费：（1）余某3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59,702.50元，（2）余某1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7,910.75元，（3）余某2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35,821.50元；3、死亡赔偿金133,424.40元。以上各项合计268,266.65元。二、夏娟死亡所造成的损失（被扶养人余某1、余某2的生活费已经计算在余正华名下）：1、丧葬费21,407.50元；2、死亡赔偿金133,424.40元。以上各项合计154,831.90元。余正华、夏娟死亡的各项损失共计423,098.55元。根据前述，上诉人��永友承担余正华死亡的各项费用的60%，即为268266.65元×60%=160,959.99元，承担夏娟死亡的各项费用的60%，即为154,831.90元×60%=92899.14元。余正华、夏娟死亡的各项费用共计为253,859.13元，上诉人黄永友应当将该部分费用返还给被上诉人兴义市地方海事处。至于兴义市地方海事处基于与死者家属签订《调解协议书》多支出的部分，因超出无因管理限度，对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黄永友所提一审将出现不可抗力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上诉人错误的上诉理由，本案发生虽然是由于灾害性天气诱发，但灾害性天气可经人为采取必要防范措施有效避免或减小损失，具体至本次事故发生而言，通过采取加固钓鱼棚或拒绝余正华、夏娟等人钓鱼或提前告知后通知余正华、夏娟等人在灾害性天气发生前离开钓鱼棚均可有效避免本次事故发生，故本次事故并非因不可抗力的原因造成。上诉人主张本次事故因不可抗力造成，本院对此上诉理由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一审审理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对第三人余某3、余某1、余某2的被扶养人生活费超出年赔偿总额累计进行计算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2016）黔2301民初390号民事判决；
二、由上诉人黄永友返还被上诉人兴义市地方海事处支付给原审第三人余某3、余某1、余某2���夏德江、陈诗英的赔偿款253,859.13元。
一审案件受理费2250元，由黄永友负担1350元，兴义市地方海事处负担9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250元，由上诉人黄永友负担1350元，被上诉人兴义市地方海事处负担9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尹慧兰
审判员 程 鹏
审判员 陈映桃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日
书记员 黄礼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