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泰开民初字第01352号
原告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石桥社区居民委员会第二村民小组，住所地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石桥社区居民委员会内。
委托代理人袁艺、易敬红（特别授权），江苏弘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陈玉。
被告泰州鑫泰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泰州市青年南路经济开发区综合楼。
法定代表人周进，该公司董事长。
上述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孔祥健、高押华（特别授权），江苏天滋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寺巷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寺巷街道人民路。
法定代表人吴康强，该单位主任。
第三人泰州市兴城房屋征收中心，住所地泰州市迎春西路**号。
原告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石桥社区居民委员会第二村民小组（以下简称石桥二组）与被告陈玉、泰州鑫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泰公司）、第三人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寺巷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寺巷街道办事处）、泰州市兴城房屋征收中心（以下简称兴城征收中心）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9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5年10月13日、11月20日、12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于2015年12月16日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3月10日依法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庭审中，为查清案件事实，本院依职权追加了寺巷街道办事处、兴城征收中心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告石桥二队的委托代理人袁艺、易敬红，被告陈玉、鑫泰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孔祥健、高押华到庭参加诉讼，寺巷街道办事处、兴城征收中心经本院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石桥二组诉称：位于石桥二组的某房屋系原告于1989年年底筹集资金自行建造，原告在1990年至2013年期间，先后将该房屋租赁给原告“泰县光明纺织厂”、泰州市华东化纤制品厂并依约收取租金，租金作为集体经济组织受益曾发放给原告所在小组村民。在上述期间，陈玉对上述房屋权利归属未提出任何异议并领取部分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收益的上述房屋的租金。2015年8月26日，原告通过相关途径调查得知，陈玉、鑫泰公司于2014年12月15日签订的编号为3-2-38《住宅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货币补偿类），在该份协议中陈玉、鑫泰公司对拆迁补偿标的物进行相关处置，因该拆迁补偿标的物的补偿安置权利属于原告，该协议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决：1、确认陈玉与鑫泰公司于2014年12月15日签订的编号为3-2-38《住宅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货币补偿类）无效；2、陈玉、鑫泰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告石桥二组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供了以下证据：
证据1、2014年12月15日签订编号为3-2-38住宅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货币补偿类），证明两被告于2014年12月15日签订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
证据2、泰县光明纺织厂无个人投（出）资建厂证明书复印件【原“泰县光明纺织厂”是在1990年1月8日以泰计[1990]8号批文新建的，性质为寺巷镇办集体。新办厂组成人员：单位负责（法定代表）人姜德岭、总账会计黄松彬、副厂长韩金城、销售负责人钱士科、材料加工负责人袁永国、赵井荣等。新办厂免交国家增值税和所得税，免交镇政府管理费等优惠政策。新厂开办地址：租用镇影剧院对面房，即王真如楼下门面房。挂牌开店做中纺纱等货生意，生意很好，市场竞争激烈。新厂开办资金：一是向银行贷款，二是向个人（单位）集资（借款），三是预售货款，总之所筹集的资金，全都是还本付息，无个人投（出）资建厂。特此证明】、1990年3月10日、3月22日、4月13日收据复印件、长期投资凭证复印件、1990年3月15日陈玉交款收据复印件、2009年王恒山出具的证明书复印件。无个人投（出）资建厂证明书证明光明纺织厂的资产、讼争房屋所有产权属于原告，其中没有陈玉个人投资。1990年3月10日收据证明石桥二队将65000元的资金转到江都维纺厂。1990年3月22日15000元收据交款单位为光明纺织厂，证明光明纺织厂将15000元还给石桥二队。1990年4月13日10000元收据证明光明纺织厂还给石桥二队10000元。长期投资凭证是在石桥二队的记账凭证内，其中3300元是石桥二队对光明纺织厂的投资。1990年3月15日陈玉交款收据证明“借款用于筹建建房使用”，石桥二队向陈玉借款用于建讼争厂房。王恒山出具的证明书说明石桥二队的资金是由石桥二队的其他人因为搞生产经营所积累的资金，转到江都维纺厂，并不是陈玉所说的通过其经营所积累的资金；
证据3、石桥二队与泰州华东化纤制品厂签订的协议书【寺巷镇石桥村二组与泰州市华东化纤制品厂订立厂房租协议，约定：为壮大集体经济，减轻群众负担，现将石桥村二组厂房承包给乙方，达成如下协议：1、甲方将厂房和土地承包给乙方，时间从2005年3月24日至2015年3月24日为止，如需继续租用，双方协商解决。土地四亩半，其中厂房拾贰间，室外地坪完好。2、租金：每年按捌仟元正计算，在此期间，乙方保证租金的按时性，甲方不得找乙方任何麻烦】。证明讼争房屋实际是由石桥二队实际占有、使用，作为出租人，将讼争房屋租赁给泰州华东化纤制品厂，并由石桥二队收取租金，争议房屋受益的权力属于石桥二队；
证据4、1990年7月6日、1990年10月9日、1991年2月28日收据复印件，证明陈玉向石桥二队交纳讼争房屋相关租金。2011年分配租金的签字名单原件，证明石桥二队在收到泰州华东化纤制品厂缴纳的租金后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进行分配，陈玉作为成员之一也实际领取了他应分得的租金；
被告陈玉辩称：诉讼中所称的厂房12间是上世纪90年代初我设立石桥二队副业和光明纺织厂期间，由我个人出资自建，由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个人经营要挂集体牌子，于是，我在经营石桥二队副业时，是以原告名义对外经营的，厂房以石桥村和石桥二队的名义建造的，我将向法庭出示相关大量证据，证明厂房建造是我个人出资，所用的土地系我个人出资并以光明纺织厂的名义向石桥二队租用。后来光明纺织厂搬迁后，时任二组组长王德清请求我将诉争的厂房留给他们使用，但一直处于空置状态，2009年后被石桥村擅自转租给华东化纤制品厂使用，我曾委托律师发函给石桥村予以制止，同时也发函给二组部分村民，但他们一直向相关部门举报和上访，政府部门经过多次调查，确认他们无理取闹，现上述房屋被拆迁，政府与我签订安置协议，他们在相关部门不予理睬的情况下，起诉到法院，我非常欢迎他们通过司法程序解决，也希望人民法院公正审理，定止纷争。关于上述房屋产权的权属，2000年12月18日，原寺巷镇人民政府与我本人签订《资产处理协议书》，明确“原晨光合成纤维厂、光明纺织厂企业性质为镇办集体，现由法人代表陈玉独资创办……现对晨光合成纤维厂、光明纺织厂摘除“红帽子”，性质由集体更正为私营。”2001年2月21日，泰州市海陵区乡镇企业管理局、泰州市海陵区乡镇个体经营经济发展局下发《关于泰州市光明纺织厂转变企业性质的批复》，明确“根据资产评估、确认、界定，该厂集体未投入资金，所有资产由陈玉个人投资经营”。上述文件均说明上述厂房由我个人出资以集体名义建造，故财产所有权为我个人所有，不应该存在任何的财产权益争议。本人认为，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该乡镇企业改制摘除“红帽子”并且明确界定资产权属10多年后的今天，任何企图否定改革开放成果或者改变乡镇企业改制中的产权界定的做法都是没有依据和不合时宜的。这么多年来，某些人的非法欲望得不到满足，采取蛊惑群众、捏造事实、上访、阻碍拆迁、破坏投资环境为代价，以达到伤害被告和被告与石桥二队村民感情，满足个人私欲的目的，我请求人民法院能依照国家法律和党的政策作出公正判决。还我、还政府、还社会一个清静的环境，还我一个公道。
被告陈玉为支持其辩称理由提供了以下证据：
证据1、时任寺巷镇党委书记高寿强于2009年8月15日向相关部门出具的《关于原“泰县光明纺织厂”创办过程的情况反映》，证明陈玉创办光明纺织厂的过程和诉争房产的权属；
证据2、关于泰州市光明纺织厂转变企业性质的批复，证明讼争房产归陈玉所有；
证据3、公证书、资产处理协议书，证明讼争房产归陈玉所有；
证据4、袁永国之子袁金城的说明、袁永国的工资发放计算表，证明1990年前后袁永国系陈玉个人企业石桥二队副业聘用的会计，由此可以反驳原告提供的加盖袁永国私章的收据，不是公司开给原告的，而是陈玉属下工厂内部的结算凭证；
证据5、1998年12月30日结算单十页，证明陈玉建房用的土地是租用的石桥二队的，如果房屋是原告建造的，没有让被告作为承租人再支付土地租赁费的道理；
证据6、1990年3月15日24994.35元的收据，该证据显示陈玉在1990年3月15日缴款给石桥二队副业袁永国的，而不是原告，石桥二队和石桥二队副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石桥二队副业是陈玉经营的企业，袁永国系企业的会计，而当时石桥二队的会计叫陈红柏，之所以出现石桥村二组印章，这是特定时期的产物，名为集体实为个人，戴红帽子是当时的普遍现象，特别要说明的是收据的单位盖章的下面标注的是石桥二队副业，而不是石桥二队；
证据7、王德胜的情况说明，证明讼争房屋系陈玉建造。如果是原告建设的厂房，一个砖头都不会让人动，该证据显示遗留的厂房系陈玉所有；
证据8、2005年3月24日寺巷镇石桥村委员会与泰州市华东化纤制品厂的协议书复印件【为进一步壮大集体经济，减轻农民负担，充分利用本村闲置厂房，经双方通过充分的酝酿，协商确定在本村二组原光明纺织厂的厂房和闲置地进行承包，现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确定将本村二组原光明纺织厂的厂房和闲置地承包给乙方作工业生产使用；二、甲方承包给乙方的厂房及闲置地时间为十年；三、乙方上交甲方承包金为每年
10600元，上交时间每年分为两次，即六月底前上交5000元，十二月底前上交5600元；四、甲方除将房屋和闲置土地承包给乙方外，其他不作任何投资，关于乙方要求砌造院墙、房屋维修、水电等均有乙方自行解决；五、乙方必须守法经营，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在经营中出现问题乙方自负，与甲方无任何牵连；六、甲方应负责为乙方提供良好的生产环境，周围一旦发生矛盾纠纷应根据各自责任进行协调处理；七、乙方在承包期间一旦土地被征用，凡乙方自建的建筑物其补偿归乙方所得，其他仍归集体所有；八、为了双方能履行此协议，体现到此协议的严肃性，在承包期间乙方如若中途退出，其自建的固定资产归村集体所有，而甲方要确保南北路道畅通，否则甲方负责】，该协议书是真实的租赁协议，表明出租的厂房系“原光明纺织厂的厂房”；原告曾经出示了另外一份与华东化纤纺织厂的租赁协议，那份协议系原告部分代表以阻碍该厂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于2009年3月胁迫泰州市华东化纤纺织制品厂法定代表人王长春篡改2005年3月24日同石桥村签订的原协议书，将协议书中的原光明纺织厂的厂房删除，并将实际签约时间2009年3月修改为2005年3月24日；
证据9、江苏君谊律师事务所的函，证明陈玉发现其所有的留给原告使用的厂房被原告擅自出租后，委托律师向村委会发函，要求返还，证明诉争房产系陈玉所有；
证据10、2010年1月8日的函、2010年3月16日的函，证明陈玉向部分原告村民发函以及以泰州市光明纺织厂名义向村委会发函，说明陈玉对诉争房产享有所有权，并希望原告通过司法程序解决，可惜原告未主张，直到房产被拆迁后的2015年9月才提起诉讼，原告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证据11、常某于2013年11月15日所作的关于石桥二队租金陈志银领取过程的说明，证明陈玉没有领取相关的款项，陈志银是陈玉的父亲；
证据12、石桥二队1988年至1989年的银行存折记账单、汇款单复印件，证明1988年年底石桥二队的银行存折余款只有49.12元，1989年1月12日上海南汇三墩布厂向陈玉购货，将货款15000元汇入石桥二队存折。此时陈玉以石桥二队的名义开始经营，于1990年1月23日对外经营终止，原告所举的“由石桥二队转江都维纺厂”的65000元是陈玉以石桥二队的名义汇给江都潍纺厂的购货款，而不是石桥二队的款项，如果65000元是石桥二队的，原告应当从时任会计陈红柏账册中找出相关的入账凭证。
被告鑫泰公司辩称：一、根据海陵区乡镇企业发管理局、海陵区乡镇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局《关于泰州市光明纺织厂转变企业性质的批复》，政府与陈玉签订《资产处理协议书》并经公正，确认讼争的厂房系陈玉所有，并不涉及他人的利益，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签订《补偿安置协议书》，该协议合法有效，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依法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二、讼争补偿安置协议书合同当事人，除两被告外，还有其他当事人参加，既然原告要求确认协无效，应追加或法院通知其他当事人参与诉讼，以便查明事实，公正审理。缺少合同当事人的参加，势必影响人民法院对事实的认定和相关证件的核实，同时也剥夺了合同当事人诉权，也不利于将来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和其他当人事的配合。三、本案是一起群众多年上访的案件，公安机关、检察院、政府机关及其职能部门早已介入，影响很大，稍有不慎可能影响社会的稳定，也影响民营企业财产保护问题。本案涉及的法律关系复杂，而且时间久远，只有深入了解民营企业发展过程，特别是名为集体实为个人的红帽子确权问题，才能正确认识和审理本案，离开企业改制，离开摘红帽子的历史背景，案件是非曲直将无法理清，根据谁投资谁拥有产权的原则，在确权和改制过程中，包含争议房产在内的产权性质，政府早已做了界定，不存在任何争议，鑫泰公司与陈玉签订的安置协议合法有效，原告拼凑的证据不能成为法院重新确权的依据，应当尊重历史，巩固党中央和政府改制的工作成果，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鑫泰公司未举证。
第三人寺巷街道办事处、兴城征收中心未答辩亦未举证。
原、被告的质证意见：
被告陈玉对原告石桥二组所举证据的质证意见：
证据1、2014年12月15日签订编号为3-2-38住宅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货币补偿类）是真实的；
证据2、无个人投（出）资建厂证明书，原告应当提供原件，原告认为原件在公安经侦大队，应当提供公安部门复印的相关印章；所涉人员应当出庭作证，否则不能产生证明物权的效力；该证明与事实不符、内容虚假，没有证明效力，但该证据认为企业性质是寺巷镇办集体，既然是寺巷镇办集体，那说明企业与原告无关，原告也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1990年3月10日、3月22日、4月13日的收据，陈玉从1989年1月开始以石桥二队的名义经营后又创办光明纺织厂，1990年1月23日石桥二队（副业）终止对外经营，1990年3月10日收据中“此款由石桥二队转江都维纺厂的”根本不是原告的投资款，而是陈玉以石桥二队的名义汇给江都维纺厂的购货款。陈玉以石桥二队的名义与江都维纺厂发生购货关系，并汇款至江都维纺厂，后来光明纺织厂占用了这65000元，因石桥二队副业和光明纺织厂都是陈玉的企业，同时石桥二队副业挂集体的帽子，为保证账目清楚光明纺织厂以收据形式开给石桥二队副业进行转账结算，即光明纺织厂欠石桥二队副业65000元，用收据形式进行结转，所以收据上标注“此款由石桥转江都维纺厂，现与我厂结算”。1990年3月22日、4月13日的收据是基于上述事实，后来陈玉的石桥二队副业会计袁永国以石桥二队的名义逐步向光明纺织厂开具收据收回上述65000元货款，这种以石桥二队名义收、付款的经营方式，就是带红帽子的具体体现。如果认为65000元是原告的资金，原告应当举证证明65000元为其所有的证据，时任会计陈红柏账册中根本不存在65000元的任何记录，当时原告账上仅有49.12元，原告又不进行商业经营，只从事农业活动，可见65000元是陈玉创办的二队副业的款项，即陈玉自己的。原告有意混淆作为农业的石桥二队和陈玉所经营的石桥二队副业之间的关系。长期投资凭证原告应当出示原件，以证明真伪；该证据显示“长期投资”“上年结转3300元”，原告应当说明是谁向光明纺织厂投资？还是光明纺织厂向谁投资？是何时投资的？投资用途是什么？为什么投资？投资所占股份是多少？“长期投资”如果确实是原告的财务凭证，应当提供记载的依据，即出具光明纺织厂收到投资人投资3300元的原始发票。退一步，若不能出示原始发票，也可以让光明纺织厂的原总账会计韩金城对该账目证实；总之长期投资帐页纯属无中生有、弄虚作假，请求法庭不予采信。王恒山2009年2月25日出具的证明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符合证据的三性原则，同样原告应当提供原件，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等，不予认可。1990年3月15日收据“借款用于筹建建房使用”，缴款单位是陈玉，收款事由是借来建房资用，出具收据人是袁永国，而不是二队的会计，袁永国是陈玉的石桥二队副业的会计，实际上是陈玉的会计袁永国拿陈玉的钱为陈玉建房，为何要加盖石桥二队公章？如果不加盖公章，就是袁永国个人收款，当时加盖公章就是为了表明钱是石桥二队副业拿走的，原告在整个诉讼中有意把石桥二队作为农业生产队的实质与由陈玉实际经营的石桥二队副业混于一谈；
证据3、石桥二组与泰州华东化纤制品厂签订的协议书，原告企图通过该协议书来证明讼争房屋归原告所有，但该证据系伪造。原告应当出示房屋租赁给光明纺织厂的租赁合同，以证明讼争产权归原告所有，集体资产的出租以无合同来抗辩显然不合理。原告出示的租赁协议系伪造，具体理由在陈玉出示真实协议时予以阐述；
证据4、1990年7月6日、1990年10月9日、1991年2月28日收据复印件，从收据凭证上收款人印章或者签字都是“袁永国”，上述时间原告石桥二队会计陈红柏，袁永国是陈玉的会计。原告提供的三份证据是石桥二队副业袁永国开给光明纺织厂的收据，用来支付石桥二队副业租用生产场地和仓库的租金，即王圣宏、王德茂、王德文、王德圣、王恒涛、陈志宽的房租。原告应当提供原件，应当提供原告会计陈红柏开具记账联，否则该证据没有效力。收据实际上是光明纺织厂交给厂内会计袁永国发放该厂租赁其他村民的房租，收款人非常明确就是本厂的会计而不是原告的会计。相关租金收益分配的发放名单。2009年3月原告出租陈玉的厂房获取的租金是非法的，因为房屋的所有权人是陈玉，该租金收益应该返还给陈玉。各户名单中有陈玉的名字，不代表厂房的所有权就归原告所有，2003年光明纺织厂由石桥搬迁寺巷过程中，大部分厂房被陈玉拆除，当时的村主任兼原告组长王德胜到陈玉处请求保留部分厂房，为照顾相邻情面，陈玉在搬迁时未拆除讼争房屋，但不影响陈玉对该房屋的所有权，名单中的签字不是陈玉的签字，私章也不是陈玉的私章而是邻居常某从陈玉80岁老父亲手中拿来加盖的，租金记录是虚假的，房屋所有权不能仅凭一份领租金记录来证明；
总之，原告除拆迁安置协议书之外其余的八份证据，要么是虚假，要么与本案无关，不存在关联性，要么张冠李戴，移花接木，没有一个真实有效的证据。请求驳回原告诉请。
被告鑫泰公司对原告石桥二组所举证据的质证意见：原告所举证据均是复印件，无法证实其真实性，对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不予认可。
原告石桥二组对被告陈玉所举证据的质证意见：
证据1、时任寺巷镇党委书记高寿强于2009年8月15日向相关部门出具的《关于原“泰县光明纺织厂”创办过程的情况反映》，该证据只是一份情况反映，从证据的性质上来讲属于证人证言，作为证人应当到庭作证，接受法庭和当事人的询问，从内容上来讲与本案原告所提供的无个人投资证明书所反映的内容相矛盾，该反映只是说明光明纺织厂的创办过程，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讼争房屋的产权归谁所有，因此该情况反映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按照该情况反映其每年应向政府上交15000元，没有其他证据相佐证，同时该情况反映也未能全面客观的反映当时光明纺织厂的创办的真实情况。该反映也说明光明纺织厂车间是租用，这一点与原告提供的其他证据相印证；
证据2、3，关于泰州市光明纺织厂转变企业性质的批复，公证书、资产处理协议书，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从关于泰州市光明纺织厂转变企业性质的批复的抬头来看，上面涉及了两个主管部门，一个是海陵区乡镇企业管理局，一个是海陵区乡镇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局，在这份文件上盖章的单位一个是乡镇企业管理局，另外一个是海陵区委农村工作部，抬头所记名的部门与盖章的部门不一致。从这两份证据的形成程序上来看，通过对寺巷办事处的档案进行查阅，作出这样的批复以及办理这样的公证并没有经过公平公正的法定程序，而是仅仅依靠一个原在乡镇企业管理局工作的一名干部书写报告而作出如此重大的将集体性质的企业变为个人私营企业决定，也就是说该批复以及公证书没有严格依照农经发1998年第6号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资产所有权界定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合法的操作；
证据4、袁永国之子袁金城的说明、工资发放计算单，该说明系证人证言，应当到庭作证，并接受询问，从说明所反映的内容来看，他只能说明由于其父亲保管的有关凭证和文件在1997年拆迁过程中流失，其他所说明的所谓受聘、承包、创办等内容由于不是当事人所亲身经历，其根本不具备作出该说明的资格要件，该说明不具有真实性。工资发放计算单，对于袁永国系泰县光明纺织厂的会计这一点予以认可，其他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证据5、1998年12月30日结算单十页，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首先从抬头来看是一个工资发放结算单，而不能由此说明村民领取的系耕地的租金，而且相关凭证均由王恒元单方制作，其制作这样的单据没有其他的相关资料予以印证，特别从1998年看，当时的土地管理法已经明确规定禁止占用耕地用于非农建设，因此其所谓给付租金系耕地租金，明显与法律规定相违背，同时也与当时的客观实际情况不符，事实上石桥二队村民所领取的是房屋的租金，也就是说在石桥二队的土地上村民自行建造了讼争的房屋，然后由他人承租缴纳房租，这才是本案的基本客观事实；
证据6、1990年3月15日的收据，真实性予以认可，事实上该证据充分说明讼争房屋的产权属于原告，首先在该收据的收款事由上明确的载明借来建房用，收款单位印章为泰县寺巷人民公社石桥大队第二生产队，这一事实充分说明原被告之间系一种债权债务关系，而不是一种投资关系，其次虽然上面有袁永国的印章，但并不能说明袁永国收了此款，或者说虽然袁永国收了此款，没有上交给原告，袁永国在此收据上盖章只是起一个证明的作用，最后虽然在此收据上有石桥二队副业6个字，但单位盖章仍然是泰县寺巷人民公社石桥大队第二生产队；
证据7、王德胜的情况说明，系证人证言，应当到庭作证，接受询问。从其说明的内容来看，他也是听王恒山所讲，从证据性质来讲属于传来证据，同时原告所提供的王恒山的证人证言来说，并未提及到王德胜所说明的情况，因此该情况说明不具有真实性；
证据8、2005年3月24日寺巷镇石桥村委会与泰州市华东化纤制品厂的协议书，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从真实性看，陈玉提供的是一份复印件无法与原件印证，且原告在法庭要求补证的情况下向泰州市华东化纤制品厂进行了求证，该厂在原告所提交的协议书复印件上盖章确认，并且在上面签署了王长春的姓名。从关联性来看，该厂所缴纳的相关租金均是交给原告，原告考虑村财政紧张，将其收取的一小部分租金给了村里，以补贴村财政开支，租赁关系是在原告与该厂之间发生；
证据9、江苏君谊律师事务所的函，鉴于该函没有相关的邮寄和送达回执，故对该函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
证据10、2010年1月8日函、2010年3月16日的函，鉴于相关函件虽然有邮寄的凭证，但由于没有相关的送达回执，相关函件有无到达相关人员手中不得而知，故对相关函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同时需要说明，陈玉在长达不到20年的时间里，其作为石桥二队村民也领取了讼争房屋的租金，到了2009年才了解到其个人所有的房屋被村及石桥二队擅自出租明显不符常理，已经超过最长的诉讼时效；
证据11、证人常某于2013年11月15日关于石桥二队租金陈志银领取过程的说明，性质上属于证人证言，应当到庭作证接受询问。该说明不具真实性，从常理上讲一个人去领取款项，特别是在农村，总要问一下拿的是什么钱，更进一步的说，还要问是怎么分的，该说明说只知道领钱，明显与日常经验法则相违背；
证据12、石桥二队1988年至1989年的银行存折记账单、汇款单复印件，陈玉所提供的该组证据属于断章取义，其应当向法院提供全面的原始账册，以便法院能够真实的全面的了解相关情况。从另一方面讲，该账到底是由谁记，复核人是谁，整个记账的过程是什么情况，应当由在该账册上记账复核的人到庭作证，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
被告鑫泰公司对被告陈玉所举证据的质证意见：请求法庭依法确认。
通过原、被告的陈述及举证、质证，本院的认证意见：
对原告石桥二组所举证据的认证意见：证据1是2014年12月15日签订编号为3-2-38住宅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双方对真实性无异议，均表示认可，本院予以确认；证据2泰县光明纺织厂无个人投（出）资建厂证明书复印件、长期投资凭证复印件、2009年王恒山出具证明书复印件，均是复印件，被告陈玉又不认可，本院不予确认；对1990年3月10日、3月22日、4月13日收据复印件尽管是复印件，但被告陈玉对该证据形成过程及记载内容进行了质证，陈玉质证意见与原告所举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一致，但本院认为该三张收据尽管是复印件，但反映了当事人在经营过程中客观形成的事实过程，应当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证据，但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对1990年3月15日陈玉交款收据复印件，双方均表示认可，且被告陈玉也作为证据提交，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3石桥二队与泰州华东化纤制品厂签订的协议书，原告未提交原件，被告陈玉又不认可，与陈玉所持的复印件相矛盾，且也不能仅仅依此租赁合同来证明、判断财产的归属，故对该协议书的效力本院不予认定；证据4是1990年7月6日、1990年10月9日、1991年2月28日收据复印件，陈玉对三份收据的形成过程作了质证，应当认为客观反映了当事人在经营过程中客观形成的事实过程，应当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证据，但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对被告陈玉所举证据的认证意见：证据1时任寺巷镇党委书记高寿强于2009年8月15日向相关部门出具的《关于原“泰县光明纺织厂”创办过程的情况反映》，由于当事人未提交原件，原告又不认可，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证据2、3关于泰州市光明纺织厂转变企业性质的批复，公证书、资产处理协议书，是当时国家有关政府部门依据相关政策及法律法规对光明纺织厂作摘除红帽子处理的法定文件，客观真实，应当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证据使用；证据4袁永国之子袁金城的说明、工资发放计算单，原告不认可，证人又未出庭作证，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证据；证据5是1998年12月30日结算单十页，被告陈玉出示了原件，反映了当时的发放过程，尽管抬头是工资发放，但当时陈玉审批时明确注明是耕地租金，客观真实，应当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证据；证据6是1990年3月15日的收据，双方均作为证据使用，客观真实，应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证据；证据7王德胜的情况说明，原告不认可，证人又未出庭作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证据8是2005年3月24日寺巷镇石桥村委会与泰州市华东化纤制品厂的协议书，是复印件，原告又不认可，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证据9、10君谊律师事务所的函，2010年1月8日函、2010年3月16日的函，无证据证明有关人员已收到，且是复印件，原告又不认可，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证据11证人常某于2013年11月15日关于石桥二队租金陈志银领取过程的说明，原告不认可，证人未能出庭作证，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证据12石桥二队1988年至1989年的银行存折记账单、汇款单复印件，原告又不认可，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
经审理查明：2014年12月15日，鑫泰公司作为甲方、第三人寺巷街道办事处作为镇街、兴城征收中心作为实施服务单位与陈玉作为乙方签订编号为3-2-38号《住宅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货币补偿类）》，协议约定：因可胜科技二期项目建设需要，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经甲乙双方充分协商，就房屋搬迁补偿达成如下协议。一、被搬迁房屋概况：乙方被搬迁房屋坐落在石桥村二组，航拍图面积为536.84平方米，房屋产权性质私有；二、补偿安置方式为乙方自愿选择货币补偿方式；三、补偿金额的确定依据昌宏房屋搬迁补偿评估报告，住宅房屋的货币补偿金为被搬迁房屋的补偿价491612元（其中被搬迁房屋重置价491612元），房屋装饰装修补偿价72033元，住宅房屋各项补偿金额计人民币563645元；非住宅房屋的补偿金额为确营面积536.84元/平方米计491612元，搬迁补贴10737元，停产、停业损失补偿98322元，非住宅房屋的补偿金额合计600671元，本协议补偿总金额合计人民币116.4316万元……；十、双方协议签订送审后先付50%补偿款，待200天无诉讼请求再付剩余50%补偿款；十一、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委托单位一份，存档一份，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另查明：1989年前后石桥二队的会计为陈红（宏）柏。
1989年前后，陈玉承包经营石桥二队副业，并聘请石桥六组袁永国作为石桥二队副业的会计。在此期间，陈玉又同时开始创办“泰县光明纺织厂”，袁永国又兼任光明纺织厂的会计，光明纺织厂的生产场地设石桥二队本案诉争的地块。
1990年3月15日，袁永国作为石桥二队副业会计主管的身份向陈玉出具收据一份，收据记载：交款单位陈玉，人民币24994.35元，收款事由借款建房支用。该收据上加盖了“泰县寺巷人民公社石桥大队第二生产队”公章。
在陈玉经营石桥二队副业及创建泰县光明纺织厂初期，先建筑了6间房屋，后又建了6间房屋，在泰县光明纺织厂以后的经营过程中，又兴建了其他有关房屋。
后泰县光明纺织厂变更为泰州市光明纺织厂。1998年12月30日，泰州市光明纺织厂经陈玉审批将1998年度光明纺织厂租用石桥二队耕地租金计人民币6320元以发放工资的形式发配给社员每人20元。后泰州市光明纺织厂迁址，拆除了大部分房屋，在该地段遗留下建厂之初的建筑两排共12间房屋未拆除。
2000年12月26日，当时的泰州市寺巷镇人民政府与陈玉签订资产处理协议书，称：一、原晨光合成纤维厂、光明纺织厂企业性质为镇办集体，由现法人代表陈玉独资创办，经过10年的艰苦努力，企业上了一定规模，为明晰产权，合理确定性质，现对晨光合成纤维厂、光明纺织厂摘除“红帽子”，性质由集体更正为私营，其组织形式由乙方选择，并报工商部门重新变更登记。二、鉴于甲方曾给予两企业一定优惠政策和大力支持，使企业不断发展壮大。为此，乙方愿向甲方奉献人民币110万元，在签订本协议时支付50%，其余50%于2001年底前付清。（晨光合成纤维厂支付70万元，光明纺织厂支付40万元）。三、原企业自95年以来，所享受的国家减免税作为国家扶持基金暂存乙方，甲方不参与分红。今后对该项基金的处理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乙方必须按有关要求给予在职职工应有的工资报酬和福利待遇，同时对减免税部分应给甲方的退税分成仍按原规定执行。四、乙方应对现有职工解除劳动关系，实施工龄补偿，其工龄补偿金、工伤事故处理等所有安置费用均由乙方自行负责，与甲方无关。今后乙方应对重新用工人员根据企业实际情况签订劳动合同，健全职工保障机制，其费用亦由乙方自行承担。五、乙方对原有企业及企业今后的债权债务均由乙方自行处理，承担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均与甲方无关。六、乙方企业性质变更后，甲、乙双方应共同遵守国家和省政府的有关法律法规收取和缴纳各种税费。甲方有义务为乙方服务，维护乙方的合法权益。七、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并经有关部门公正。从乙方领取企业变更后的营业执照起，过去甲乙双方如有与本协议相悖的约定，一律按本协议精神执行。自签订本协议起，甲乙双方不得反悔和违约。本协议一式陆份，甲、乙双方及见证方各存一份，其余由有关部门保存。
泰州市海陵区公证处于2000年12月28日对上述《资产处理协议书》进行了公证，内容如下：甲、乙双方于2000年12月28日向本处申请办理前面的《资产处理协议书》公证。经查，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订立了前面的《资产处理协议书》，甲、乙双方在订立协议时具有法律规定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双方当事人签订《资产处理协议书》意思表示真实，合同内容具体、明确，合同项下标的符合法律规定的资产处理条件。依据上述事实，兹证明泰州市寺巷人民政府的法定代表人的代表人袁延良与陈玉于2000年12月28日在我处，在我的面前签订了前面的《资产处理协议》，双方当事人的签约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条的规定，协议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协议上双方当事人的签字、印鉴属实。该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2001年2月20日，泰州市海陵区乡镇企业管理局、中共泰州市海陵区区委农村工作部以泰海乡企[2001]3号作出关于泰州市光明纺织厂转变企业性质的批复，称：你镇报来关于泰州市光明纺织厂由集体性质转为私营企业的报告收悉，根据资产评估、确认、界定等资料，该厂集体未投入资金，所有资产由陈玉个人投资经营，经审核符合泰州市海陵区委、区政府有关产权制度改革的要求，同意该企业由集体性质转为私营企业。原企业的债权、债务由陈玉负责。希接批复后，在三十日内到工商、税务等部门办理有关变更手续。
再查明：1990年3月10日，光明纺织厂会计黄松彬作为出纳开具的收据一张，收据记载：交款单位石桥二队，收款方式转帐，人民币65000元，收款事由此款由石桥转江都维纺厂，现与我厂结算。1990年3月22日，由袁永国出具的收据一张，收据记载：交款单位光明纺织厂，收款方式现金，人民币15000元，收款事由还石桥二队款，加盖了“泰县寺巷人民公社石桥大队第二生产队”公章。1990年4月13日，由袁永国出具的收据一张，收据记载：交款单位光明纺织厂，收款方式现金，人民币10000元，收款事由还款，加盖了“泰县寺巷人民公社石桥大队第二生产队”公章。1990年7月6日，由袁永国出具的收据一张，收据记载：交款单位光明纺织厂，收款方式现金，人民币3000元，收款事由房租，收款人袁永国，光明纺织厂会计韩金城作为审批人审批，收据上加盖了“泰县寺巷人民公社石桥大队第二生产队”公章。1990年10月9日，由袁永国出具的收据一张，收据记载：交款单位太县光明纺织厂，收款方式现金，人民币4000元，收款事由收房租费，收款人袁永国，陈玉作为审批人审批，收据上加盖了“泰县寺巷人民公社石桥大队第二生产队”公章。1991年3月1日，由袁永国出具的收据一张，收据记载：交款单位太县光明纺织厂，收款方式现金，人民币3000元，收款事由收90年房租，收款人袁永国，陈玉作为审批人审批，收据上加盖了“泰县寺巷人民公社石桥大队第二生产队”公章。
庭审中，原告对石桥二组是否存在副业，是否有副业会计前后说法不一，对副业的负责人情况表述不明。原告对于石桥二队、石桥二队副业、光明纺织厂的关系作出如下陈述，石桥二队是农业生产的组织，石桥二队副业是从事石桥二队非农业经营的，石桥二队副业发展壮大后演变成泰县光明纺织厂。原告在辩论时又陈述袁永国是陈玉聘请的会计。
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1、陈玉经营的石桥二队副业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泰县光明纺织厂是不是“红帽子”企业；2、本案搬迁的12间房屋是谁投资建筑的，相应的财产权益归属于谁，搬迁利益由谁享有；3、陈玉、鑫泰公司于2014年12月15日签订的编号为3-2-38《住宅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是否违返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属于无效合同。
本院认为：1、陈玉经营的石桥二队副业以及同时创办的泰县光明纺织厂是不是“红帽子”企业。本案的处理，应当结合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大背景，综合考虑分析和判断。庭审中陈玉提到了摘除“红帽子”的问题。什么叫“红帽子”企业，是中国改革开放后，人们对那些名为集体，实属个体私营企业一种形象说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理论的指导下，个体、私营经济迅速地发展起来，但从实际情况看，由于历史上“左”的思想影响和“一大二公”的传统观念的束缚，个体私营经济还不能与公有制经济平等竞争，不论是个体工商户还是私营企业主，得不到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同时政府管理者与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还存在上级下达的经济指标任务、税收、管理费、政策优惠等现实的经济利益及潜在的利益，导致很多个体工商户及私营企业挂靠政府或集体戴上“红帽子”，变成了“公家的企业”即集体企业或国营企业。1996年8月14日，国家财政部、国家经贸委、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了《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单位清产核资暂行办法》，对“红帽子”企业的处理作出了具体规定，体现了“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原则。事实上，1997年9月12日党的十五大后，非公有制经济被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个体私营经济正了名定了位，许多企业纷纷摘掉了“红帽子”，回归其本来的产权性质。因此人民法院在审理中对虚假的企业登记，应当尊重事实和法律，进一步理顺产权关系，准确认定企业的性质，妥善作出处理。1998年3月24日，国家财政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经贸委、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了《清理甄别“挂靠”集体企业工作的意见》，要求对“挂靠”的集体企业进行清理，文件对清理目的、对象、任务和要求都作了明确规定，对不清理或走过场的被“挂靠”单位的领导提出追究个人责任。同时，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也充分利用企业登记管理职能，及时发现、摘掉“红帽子”。在改革的历史大潮中，个体私营经济从限制利用到拾遗补缺、到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理论上的障碍已经一扫无遗，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2001年2月20日，泰州市海陵区乡镇企业管理局、中共泰州市海陵区区委农村工作部以泰海乡企[2001]3号作出关于泰州市光明纺织厂转变企业性质的批复，2000年12月26日，当时的泰州市寺巷镇人民政府与陈玉签订资产处理协议书，结合原告庭审中陈述袁永国是陈玉聘请的会计的事实，可以分析出当时陈玉在石桥二队从事经营活动，是以石桥二队副业的名义从事私营经济，所有进出帐目均要冠以石桥二队的抬头，特别在1990年3月15日24994.35元的收据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石桥二队与陈玉对这份收据均表示认可。这份收据记载内容为袁永国以石桥二队副业会计主管的身份向陈玉出具收据一份，交款单位陈玉，人民币24994.35元，收款事由借款建房支用。该收据上加盖了“泰县寺巷人民公社石桥大队第二生产队”公章。从这份收据中反映袁永国作为石桥二队副业会计主管，接受了石桥二队副业实际经营者陈玉或承包人所交款项，用于石桥二队副业建房，也就是说石桥二队副业的承包人陈玉向石桥二队副业交付了24994.35元，由石桥二队副业负责用于建房，也可以反过来讲石桥二队副业向石桥二队副业的承包人陈玉借了24994.35元用于建房，反映了石桥二队副业与石桥二队副业的承包人陈玉之间的关系。简单说，作为陈玉聘请的从事石桥二队副业会计工作的袁永国接受石桥二队副业承包人陈玉给的钱以石桥二队副业名义为陈玉建筑房屋。
原告提交的7张收据复印件，反映石桥二队副业与陈玉、光明纺织厂的关系。1990年3月15日的收据在上一段已作阐述。再从原告提交的另外5张收据来分析，1990年3月22日15000元收据、1990年4月13日10000元收据，袁永国作为财务主管出具的收据，收据上交款人文字体现为光明纺织厂，事由为还款，因袁永国是石桥二队副业的会计，反映了光明纺织厂与石桥二队副业的关系，并不是体现的光明纺织厂与石桥二队的关系。1990年7月6日3000元的收据、1990年10月9日4000元收据、1991年3月1日3000元收据，由韩金城、陈玉的审批意见，交款人是光明纺织厂，收款事由房租，实际出具收据的人是袁永国，但实','2018-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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