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中华人民共和国
崇明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2）崇民二（商）初字第S34号
原告上海欧普制衣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
法定代表人范耀飞，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振侯，上海市恒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嘉兴爱佳时装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
法定代表人片桐五三，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沈金华，浙江凯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有限会社IKA（株式会社衣商），住所地日本爱知县。
法定代表人片桐五三，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林起亮，上海市天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上海欧普制衣有限公司与被告嘉兴爱佳时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佳公司）、被告有限会社IKA（株式会社衣商）（以下简称：IKA会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2年1月1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3月16日、8月12日组织了两次证据交换，同年8月28日、9月18日、9月30日、12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法定代表人范耀飞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振侯、被告爱佳公司委托代理人沈金华、被告IKA会社委托代理人林起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法定代表人范耀飞和爱佳公司的朱某某系多年的朋友。2010年4月、6月，朱某某两次委托原告生产9个大款外销女装。双方约定：原告按爱佳公司提供的款式图纸、面辅料规格和尺寸等工艺要求制作服装，生产总数量为34，400件，总金额为325，840美元，交货日期分别为2010年8月底、9月底、11月10日，付款方式为货到一个月内无条件付款。此后，爱佳公司交付原告的生产指示书又明确要求原告生产总数量为34，600件，金额为341，120美元，每款船样10件。后原告根据爱佳公司要求组织生产，共为两被告生产外销女装34，041件，船样452件。因原、被告关系好，所以并非每次送货都要求被告签收，现根据与被告的对帐材料显示，爱佳公司已收货7个大款计26，641件（构成：已出口的8，160件＋传真件上的10，915件＋7，566件，计价233，009.20美元）、船样452件计价款11，286美元；两被告拒收大款计7，400件，货价为90，300美元。IKA会社已支付出口部分即8，160件服装款计60，693.6美元和出口部分的衣架费1，280.4美元。双方另约定，原告须按要求向被告提供确认样和船样，每小款11件，价格是合同价的3倍，运费由被告承担，被告在货款中一并支付。原告按约分批向被告邮寄了确认样452件，邮费为人民币12，996元。自2010年7月10日至2010年10月15日期间，爱佳公司共11次委托原告代为办理出运手续，原告为此垫付船运、空运费计人民币15，632.6元。同年7月，被告还委托原告代购纸箱965只计人民币13，510元，衬板纸1，908块计人民币954元。由于原告资金不足，原告于2010年7月10日以其法定代表人范耀飞私人房产作抵押向典当行借款人民币50万元用于生产服装，月利率2.1%；2010年9月1日，原告向范耀飞、侯某个人借款人民币487，900元用于为被告生产出口服装，月利率2%；2011年8月12日，因被告拖欠巨额货款，使原告无法清偿债务，原告又以范耀飞私人房产作抵押借款人民币300万元，其中人民币1，455，000元用于原告公司，月利率为2%。上述借款利息损失均因被告拖欠货款所致。被告于2010年拖欠原告货款273，902.2美元，按2010年12月31日人民银行发布的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6.6227元，加出口退税率为16%，折算人民币为2，104，207元。为此，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两被告给付原告货款273，902.2美元（组成为10，915件货款86，848.2美元、2010年10月30日送货单上的7，566件85，468美元、船样52件货款11，286美元、两被告拒收的7，400件服装货款90，300美元）；2、两被告给付原告垫付的运费人民币15，632.70元，邮寄费人民币12，996元，空纸箱费人民币13，775元，无字纸箱费人民币217.50元，衬板纸费人民币954元，合计人民币43，575元；3、要求两被告赔偿原告汇率损失人民币140，292元，计算方式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人民币外汇交易中心发布的2010年12月31日与2013年12月18日的中间价的汇率差进行计算，具体计算公式为汇率差（6.6227-6.1105）×货款273902.2美元=140，292元人民币；4、要求两被告按退税率16%赔偿原告退税损失人民币290，235.53元，计算方式为2010年12月31日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6.6227×出口货物货价273902.20美元×16%=人民币290235.53元；5、要求两被告赔偿原告货款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按国家规定的罚息利率计算，具体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50%进行计算，从2012年12月底开始计算至法院判决生效之日止，以货款273，902.2美元×汇率6.6227作为本金计算；6、本案诉讼费及诉讼期间发生的翻译费等各项费用由两被告承担。
原告为此提交以下证据：
1、售货确认书2份、销售合同9份，证明两被告向原告订购外销服装；
2、代理出口协议书1份，证明原告委托上海某某纺织印染服装有限公司代为出口被告订购的外销服装；
3、生产指示书及款式图、工艺单，证明被告委托原告生产9大款女装共计34，600件，总价款为325，840美元；
4、付款凭证、装箱单和发票，证明被告已支付8，160件服装的货款及已出货部分的衣架费共计61，974美元；
5、被告收货凭证，包括爱佳公司提供给原告对帐的入库单8张、2010年7月24日的送货清单1张、2010年8月8日收货单1张、2010年8月20日爱佳公司签收单1张、2010年10月7日爱佳公司对帐传真件1张、2011年4月18日的信函1封、编号为0006890、0006895号由爱佳公司的马某某签收的送货单2张、2013年9月17日的录音资料、案外人上海某某货物运输有限公司于2010年11月8日向原告出具的运输收据1张、爱佳公司华某于2010年10月28日和2011年6月14日发给原告的传真各1份、捆包指示书4份、爱佳公司的出货单17张，以及原告为生产服装购进面料的一组证据［面料送货清单、（2012）崇民二（商）初字第242号民事调解书、吊牌送货通知书］，证明原告交付服装28，436件、纸箱965只（其中有字纸箱950只，无字纸箱15只）、纸板1，908块；
6、纸箱供销合同1份及相应的送货单2张，证明纸箱每只为人民币14.50元，有字纸箱费计人民币13，775元，无字纸箱费为人民币217.5元；纸板为每张人民币0.50元，纸板费为人民币954元；
7、货物运输发票3张，证明原告为被告出货支出运输费人民币15，627.60元；
8、货物邮寄费结算单及货物发票，证明被告委托原告邮寄船样452件，按3倍单价结算，被告应付原告船样货款为11，286美元，邮寄费人民币12，996元；
9、一组借款证据，包括借条、入帐凭单、汇款凭证、借款合同公证书等三笔借款，证明2010年7月10日，范耀飞向华联典当行贷款后出借给原告人民币50万元，月利率2.1%；2010年9月1日范耀飞、侯某个人出借给原告人民币487，900元，月利率2%；2011年8月12日，范耀飞向华联典当行贷款后出借给原告人民币1，455，000元，月利率2%。
被告爱佳公司辩称：其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提供的售货确认书上虽然有爱佳公司名字，但无爱佳公司盖章和签字，所以是原告单方伪造的；从原告提供的销售合同及付款凭证、生产指示书等证据可见，原告实际是与IKA会社发生业务往来；且从原告诉请要求赔偿出口退税等来看，本案也属于外贸合同而非内贸关系。在涉案业务中爱佳公司受原告的委托对其出口到国外的服装进行检验，且IKA会社也认可爱佳公司的检验。因此，原告主张的货款、出口退税损失、运费、包装费、邮寄费等与爱佳公司无关。在涉案交易中，收到原告提供的服装8，160件，经检验合格已出口运抵日本，另外尚有865件（构成：编号AK37为122件，编号AK39为19件，编号AK41为304件，编号AK42为420件）不合格的服装尚在爱佳公司，可以退还原告。编号为0006890送货单上的7，566件服装是原告于2011年10月31日送到爱佳公司，而非原告所述的2010年送货，已超出正常交付期1年，IKA会社不要，所以这批服装还在爱佳公司，既未开包也未进行检验。除此之外，没有收到原告交付的其他服装。原告提出的借款利息赔偿问题，没有证据证明原告所述借款真实存在，也没有证据证明借款与买卖业务之间的关联性，因此，该诉请没有依据。
被告提供以下证据：
1、机主号139＊＊＊＊****与手机号139＊＊＊＊****于2011年11月1日、同月2日的往来短信6条，证明短信发生在爱佳公司员工朱某某和原告法定代表人范耀飞之间，内容是：编号为0006890由爱佳公司的马某某签收的送货单之送货时间是2011年，已超过正常交付期一年，所以IKA会社拒收；
2、移动电话业务受理（过户）单，证明机主号139＊＊＊＊****原客户是朱某某，于2008年7月23日过户至爱佳公司名下；
3、2010年10月9日、同年11月8日入库单2张，作为对编号为0006890由爱佳公司的马某某签收的送货单进行鉴定的比对材料。
4、中国农业银行特种转账贷方传票13张，证明马某某在爱佳公司工作至少到2012年3月，以反驳原告认为马某某不可能在2011年10月签收0006890号送货单的观点；
5、马某某在0006890号送货单复印件上所作的说明，其上载明：“以上货共计71袋，具体件数未清点，于收到来（注：此处文法不通，原文如此记载）的时间2011年10月30日晚上22：30分”，证明该送货单复印件的记载系在诉讼后爱佳公司找马某某书写的，以此说明送货时间不可能是2010年10月。
被告IKA会社辩称：其委托爱佳公司的员工朱某某向原告订购服装，由原告委托爱佳公司进行检验。IKA会社已收到原告交付的服装8，160件，已全额付清了相应的货款60，693.6美元和衣架费1，280.40美元。原告所述的运费、邮寄费、纸箱费等费用不应由IKA会社承担；由于双方是批量出口，所以原告主张的船样费用应该由原告自己承担；原告由于资金出现问题而产生的抵押利息等费用，也应当由原告自己承担。因此，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IKA会社提供以下证据：IKA会社与上海某某纺织印染有限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5份，在其下方“卖方签字”处有原告加盖的公章，证明原告与IKA会社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经审理查明：
（一）订购服装方面的事实
爱佳公司是IKA会社在中国设立的全资子公司。2010年4月、6月爱佳公司员工朱某某以需要订购服装为由，委托原告按其提供的款式图纸、面辅料规格和尺寸等工艺要求制作九大款式服装。双方谈妥价格，在未签订书面协议的前提下，原告即按照日文的IKA会社生产指示书、生产计划书、缝制规格书进行采购面料、组织生产，生产服装的编号（包含的款号）、数量、单价分别是：AK-37（其项下有203979、203980两个款号）为2，400件＋船样88件，单价9.5美元；AK-39（其项下有203983、203984两个款号）为2，400件＋船样88件，单价9.4美元；AK-41（其项下有203987、203988两个款号）为4，000件＋船样88件，单价7.4美元；AK-42（其项下有203989、203990、203991、203992四个款号）为12，000件＋船样176件，单价7.4美元；FU-08（其项下有104698、104699两个款号）为2，400件＋船样80件，单价14.9美元；FU-09（其项下有104401、104402两个款号）为3，000件＋船样80件，单价10.3美元；FT-12（其项下有104407、104408两个款号）为3，000件＋船样80件，单价9.3美元；FK-24（其项下有204713、204714两个款号）为2，400件＋船样80件，单价13美元；FK-25（其项下有204715、204716两个款号）为3，000件＋船样80件，单价13.5美元。在生产指示书上分别记载九大款服装编号、品牌、数量、单价、合同金额、中国爱佳交货期、装船交货期等内容，并载明：“确认缝制后，必须发送一件各种颜色的实物确认样品。请按照下面的数量，发送销售样品。在销售样品抵达日本，确认合格之前，请不要装船”等内容。
嗣后，原告与案外人上海某某纺织印染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签订《代理出口协议书》1份，约定原告委托某某公司向其指定的客户代理出口服务，协议有效期从2010年2月5日至2012年2月20日。协议签订后，某某公司陆续与IKA会社签订《销售合同》，并办理了部分服装的出口。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生产指示书及款式图、工艺单、原告与上海某某纺织印染服装有限公司签订的代理出口协议书，以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证实。
（二）买卖合同的履行情况
鉴于本案当事人对此部分的事实争议大，法庭结合当事人的陈述和相关证据，综合作出如下事实分析：
原告主张其直接向IKA会社邮寄的船样452件（以三倍货款计价为11，286美元）以及少量确认样，并向爱佳公司送大批货共26，641件服装，其中26，641件服装的构成有三笔：第一笔为已经出口日本的8，160件（三方当事人均自认），第二笔为爱佳公司出具的2010年10月7日对帐传真中确认的10，915件服装，以及第三笔为2010年10月31日夜间送到爱佳公司7，566件（证据：编号为0006890、0006895号由爱佳公司的马某某签收的送货单2张）。另外，原告还诉称，还有2个大款的服装7，400件，货款金额为90，300美元，尚未交付。
爱佳公司认为，8，160件服装已经检验合格交原告出口日本；从未向原告提供过对帐传真，对传真上的数据不予认可；7，566件服装是正常交货期的一年后送到，应由原告自行取回（证据：1、诉讼后马某某在0006890号送货单复印件上所作的说明；2、在爱佳公司员工朱某某和原告法定代表人范耀飞之间的短信）；另有865件检验不合格的衣服尚在爱佳公司（除自认外，没有其他证据），对452件直接邮寄给IKA会社的服装不是很清楚。
IKA会社认为对452件确认样已收到，但确认样的服装货款及费用应由原告自行承担；其收到8，160件服装，并且已经付清了相应的货款和衣架费，不欠原告货款。
庭审中，原告面对两被告针对上述传真件的否认，又于2013年9月3日向法庭提供8张入库单，主张该入库单是爱佳公司与原告对帐时提供给原告，其上显示原告交付给被告的服装共21，158件，现原告仍愿意按爱佳公司检验确认的A品货物的数量主张货款。
爱佳公司对上述8张入库单亦不予认可，认为一般爱佳公司会提供空白入库单要求客户填写，所以原告手头上有空白的入库单，所以上述8张入库单系原告伪造。
IKA会社称对上述8张入库单情况不清楚。
本院认为：
1、关于原告主张的第一笔：8，160件已出口日本的服装及原告直接向IKA会社邮寄船样452件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2、关于原告主张的第二笔：对于2010年10月7日传真，其上记载“欧普在库秋装A品明细”之台头及五大品号项下十个款号的库存数据，但两被告均未予认可，且该传真件既无传真方的电话号码，亦无传真收发双方的身份记载，故本院无法单独对该传真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庭审中，原告面对两被告针对上述传真件的否认，又于2013年9月3日向法庭提供8张入库单，主张该入库单是爱佳公司与原告对帐时提供给原告。对此，法庭注意到，在对编号为0006890由爱佳公司的马某某签收的送货单进行鉴定程序中，爱佳公司曾经提供给法庭二张马某某签字的入库单，该入库单与原告提供的8张入库单在印刷形式、格式内容上完全一致，其左上角印刷有“嘉兴爱佳时装有限公司”字样，应当认为原告提供的该8张入库单是爱佳公司内部使用的仓库入库文件资料。一般常识，这种公司内部使用的单据非经公司主动出具或存在被人盗用的情形外，不太可能为外人所持有。在本案中，爱佳公司虽辩称其公司入库单操作流程是由爱佳公司将入库单交给送货人填写后再由爱佳公司确认，但这与本案中多次出现的由爱佳公司门卫马某某签收货物的方式相矛盾，也未提供其公司入库单确实采取如此操作流程的相关证据，更未主张并提供证据证明存在被人盗用入库单的情形，而且，经与原告提供的2010年7月24日、8月8日、8月20日三张收货单进行比对可见，入库单的记载日期均为收货日的次日，货物的内容、数量基本一致。由此，本院认为，原告陈述该8张入库单是爱佳公司出具给原告进行对帐的材料，具有相当的可信度。尽管本院在审查该8份入库单时发现，其上存在计算错误、记载的品号与款号不匹配的情况，但这种人工操作中出现的差错不足以否认该8张张入库单本身的真实性，故本院确认该8张入库单的证明力。对于上述入库单中出现的错误，本院按合理性原则，对服装数量和价格以就低不就高的原则确定该8张入库单上的原告送货总数和相应货款，具体计量方法是：有计算错误的以入库实际数量计算入库数量；记载品号与款号不匹配的，鉴于服装实物上标牌只标记服装款号，故以入库单上记载的相应款号数量为准，且如此计数的价格最低。根据上述计算方法得出的各品号入库数量21，158件，再扣除已相应出口的服装数量8，160件之结果应为涉争未结算服装的数量，即21，158-8，160=12，998件，而本院将该数据与原告主张的2010年10月7日传真件上的数据进行比较发现，前者各品号项下的数量均大于后者。为此，原告在庭审中解释其在履行交付货物的合同义务时不规范，没有让被告在每次送货后签单，这与原告无法通过提供全部的收货单证明其履行交货义务的情况相符，现原告在庭审中表示其实际交付的货物数量大于入库单上的记载，现仍愿意以爱佳公司对帐传真上记载的A品服装数据即10，915件主张货款，原告的主张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对此予以确认。而爱佳公司辩称品号为AK-39的服装除出口日本240件外，在其处尚有原告交付的865件不合格服装中AK-39仅有19件，既与爱佳公司落款为其工作人员华某在传真件（其上记载：AK-39修色共473件×4.5=2，128.5元）中所确认AK-39的修色数量有差距，更比2010年8月20日的送货签收单上该品号的数据少了很多，同时，爱佳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发现原告交付的服装存在不合格情形后以合理的方式通知原告，在法庭到爱佳公司进行实物现场勘查时，爱佳公司也未能提供这865件不合格服装存放之处，由此，本院认为，爱佳公司表示仅收到原告提供的8，160件服装出口日本和7，566件服装存放在其仓库，对于爱佳公司尚有原告提供的865件不合格服装的辩称意见不具有合理性，本院难以采信。
3、关于原告主张的第三笔：编号为0006890由爱佳公司的马某某签收的送货单上货物数量（其上记载合计数量为“7，556件”，原告和爱佳公司共同更正其上的合计数量应为7，566件）和规格，原、被告均无异议，但双方对于送货的日期产生分歧：原告认为是2010年10月31日送货，而爱佳公司认为送货时间是2011年10月31日。为此，爱佳公司提供朱某某和范耀飞之间往来短信6条。与此同时，爱佳公司还申请对该送货单上字迹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本院遂委托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于2013年7月23日向本院出具《情况说明》1份，认为：检材系《送货回单》的第四联，其上填写字迹系复写形成，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无法判断检材上填写字迹的形成时间。为此，原告于2013年9月18日又向法院提交一组证据证明上述7，566件服装的送货时间为2010年10月31日：1、案外人上海某某货物运输有限公司于2010年11月8日向原告出具的收据一张（证明上述7，566件服装原告于2010年10月委托案外人送货至爱佳公司）；2、2013年9月17日原告法定代表人范耀飞与马某某夫妻进行电话通话的录音（其中通话双方谈及马某某约于2011年3月离开爱佳公司，以证明马某某不可能于2011年10月作为爱佳公司的门卫收取原告的货物）。2013年9月20日，原告又向法院提交证据：马某某于同月18日才找到的上述7，566件服装的收货凭证两张，即编号为0006890的送货回单（第三联）、编号为0006895号送货回单（第三联），经比对，编号为0006890送货回单（第三联）与同编号的第二联、第四联字迹、内容完全一致，编号为0006895号送货回单（第三联）上记载：规格详见前面清单NO：0006890，日期：2010年10月31日；收货单位及经手人处记载：“收到71袋，马某某”。为此，法院于2013年9月26日专程找到马某某核实情况，马某某（1948年出生）陈述：1980年脑部受重伤，记性非常差，今天的事今天都会记不起来，对于在爱佳公司的工作时间记不清楚，对于涉案编号为0006890和0006895送货单、2010年7月20日和8月8日送货单上的马某某签名系本人所签，但对于送货单上记载的事情均记不得了。2013年9月30日，爱佳公司提交证据以反驳原告主张：2011年全年、2012年3月15日由爱佳公司向马某某账户支付工资的银行传票13张，证明马某某在爱佳公司工作至少到2012年3月，而非2011年3月，完全有可能在2011年10月签收0006890号送货单；马某某在0006890号送货单复印件上所作的说明：“以下货共计71贷，具体件数未清点，于收到来的时间2011年10月30日晚上22：30分”，证明该送货单是在诉讼后，爱佳公司找马某某书写的，以此说明送货时间不可能是2010年10月。
对此，本院认为，上述到案证据中马某某的签字均真实，但证据反映涉案7，566件服装送货时间存在矛盾。原告补充的编号为0006890、0006895号由爱佳公司的马某某签收的送货单2张，编号为0006890的送货单真实性可予认可，但无法证明送货时间；0006895号送货单疑点重重，例如为何一笔送货出现两张送货单、两张送货单的编号不是连续的、同一天马某某的签字笔迹粗细不一致等问题原告均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故本院对该送货单的真实性难以确认。另外，原告还提供运输费收据证明7，566件服装于2010年委托案外人运送的，但从这张收据上并未显示运送的货物系7，566件争议服装，故对该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无法认定。而对于被告爱佳公司提供的诉讼后由马某某在0006890号送货单复印件上所作的说明：“以上货共计71袋，具体件数未清点，于收到来的时间2011年10月30日晚上22：30分”，该份证据对于收货的时间表述的过于精确具体，与马某某头脑受损，记忆力差不相符，其真实性难以认可。而对于被告爱佳公司提供的朱某某于2011年11月1日向范耀飞发出的短信，并不能确切地表明，短信中所指的衣服是特指7，566件服装，也不能必然得出短信中所指的服装是2011年10月31日送到的结论。由此，被告对于7，566件服装的收货日为2011年10月31日亦无直接证据予以证实。因此，本院难以确认7，566件服装的送货时间。
4、原告还诉称为被告制作2个大款的服装7，400件，货款金额为90，300美元，但至今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服装制作完成且目前真实存在，故对原告主张的该部分事实，本院不予确认。
根据上述对当事人陈述及证据的分析，本院确认如下事实：
原告在收到生产指示书、图样后，进行打样，通过海运和空运分别向IKA会社邮寄服装船样合计452件（包括：服装编号为AK-37的船样88件，服装编号为AK-39的船样88件，服装编号为AK-41的船样88件，服装编号为AK-42的船样176件，服装编号为FU-08的船样6件，服装编号为FT-12的船样6件），货款价值为3，762美元。2010年7月至8月间，原告又多次向爱佳公司交付服装共计21，158件，具体明细如下：AK-37为2，414件、AK-39为2，372件、AK41为4，020件、AK-42为12，352件。其中，8，160件服装（服装编号AK-37为696件，服装编号AK-39为240件，服装编号AK-41为2，408件，服装编号AK-42为4，816件）经爱佳公司检验合格，现该服装已由原告委托案外人某某公司代理出口，分11次出运日本由IKA会社收取，IKA会社亦于2010年8月27日、10月1日、10月28日分3次向某某公司支付货款共计61，974美元，原告也从某某公司处收到了上述货款。至此IKA会社已向原告付清8，160件服装全部的货款60，693.6美元及相应的衣架费1，280.4元。其余的货款，原告主张按2010年10月7日传真件上记载的“欧普在库秋装A品明细”与两被告结算，该传真件载明：AK-37项下203979款号服装库存629件，203980款服装库存723件；AK-39项下203983款号服装库存840件，203984款号服装库存779件；AK-41项下203987款号服装库存700件，203988款号服装库存506件；AK-42项下203989款号服装库存1，761件，203990款号服装库存1，902件，203991款号服装库存1，722件，203992款号服装库存1，352件，共计10，915件服装。上述传真件中载明的服装总价为86，848.2美元。
另外，爱佳公司还收到原告7，566件服装，共71袋，其中款号、数量分别是：104699为1，174件、104498为1，190件、104402为1，447件、104401为1，488件、104407为441件、104408为468件、AK-37为28件、AK-39为173件、AK-41为481件、AK-42为676件，货款总计84，361.8美元。经现场勘查，上述0006890号送货单上记载的71袋货物在爱佳公司指定的仓库中。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入库单8张、2010年7月24日的送货清单1张、2010年8月8日收货单1张、2010年10月7日爱佳公司对帐传真件1张、2011年4月18日的信函1封、编号为0006890由爱佳公司的马某某签收的送货单1张、2010年8月20日爱佳公司签收单1张、爱佳公司华某于2010年10月28日和2011年6月14日发给原告的传真各1份，2013年9月13日谈话笔录以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等证据证实。
（三）服装款以外的其他费用
1、关于邮寄费
经审理查明：原告通过海运和空运分别向IKA会社邮寄452件服装船样，发生邮寄费人民币12，996元。
以上事实，原告与IKA会社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2、关于空纸箱、无字纸箱和衬板纸的价款
本院认为，根据原告提供的2010年7月2日原告与案外人上海某某彩印包装厂签订《供销合同》一份，其上载明：4种不同尺寸、用途对应为日本IKA（AK-37、39、41、41）4款服装编号的七瓦楞出口纸箱，以及用途对应为“日本IKA（无字周转用）”的五瓦楞出口纸箱单价均为人民币14.5元，用途为“日本IKA（秋装用）”的瓦楞出口衬纸版单价为人民币0.50元。原告于2010年7月8日收到案外人提供的纸箱及衬版。2010年7月24日，爱佳公司工作人员马某某签收原告出具的“嘉兴爱佳时装送货清单”一份，其上确认收到：203980款式2箱共134件、203987款式12箱共480件、空纸箱950只、无字纸箱15只、衬板纸1，908块、船样2箱99件。在原告提供的捆包指示书中，对货物的品号、生产预订数量、纸箱数量概算、箱子标识指示以及捆包的必要事项等内容均作出详细规定。在整个涉案买卖服装的过程中，交易双方当事人对空纸箱、无字纸箱、衬板纸的数量、单价、由谁负担相关费用没有书面约定。综合上述事实，本院认为，对于上述纸品的交易数量应以实际交付的为准；鉴于涉案服装的定购方对于服装的捆包有特殊的要求，由此，原告向案外人采购的纸箱务必符合服装定购方的要求，原告与案外人在纸箱《供销合同》中载明用途，符合涉案交易的实际情况，因此，以原告与案外人在《供销合同》以及送货单上记载的纸品单价作为本案涉争纸品单价较为合理。据此，本院进一步确认如下事实：
原告于2010年7月24日提供给两被告空纸箱950只（单价为人民币14.5元，计价人民币13，775元）、无字纸箱15只（单价为人民币14.5元，计价人民币217.5元）、衬板纸1908块（单价为人民币0.5元，计价人民币954元），合计人民币14，946.5元。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2010年7月2日原告与案外人上海某某彩印包装厂签订《供销合同》一份、2010年7月24日爱佳公司工作人员马某某签收的“嘉兴爱佳时装送货清单”一份、捆包指示书，以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等证据证实。
3、关于运费。
原告在本案中主张在将8，160件服装分多批出运日本的过程中，为被告垫付运费三笔，分别是人民币6，081元、人民币8，930元、人民币616元。为证明上述事实，原告提供2010年9月9日、10月15日、11月10日的发票三张。爱佳公司对于上述发票发生的情况不清楚，IKA会社认为运费应由原告自行负担，不应当由其承担。本院认为，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IKA会社已支付的款项中并不包括8，160件服装的运费，而该运费已实际发生，且两被告也未对运费金额的合理性提出异议，故本院确认如下事实：
原告在将8，610件服装出运日本时支出三笔运费，分别是人民币6，081元、人民币8，930元、人民币616.6元，合计人民币15，627.6元。在整个涉案买卖服装的过程中，交易双方当事人对于运费的承担无书面约定。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2010年9月9日、10月15日、11月10日的发票三张，以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等证据证实。
4、关于翻译费。
经审理查明：原告为本次诉讼，对部分含日文文字的证据材料进行了翻译，发生2笔翻译费，分别是人民币5，160元、人民币420元。
以上事实，有翻译费发票两张、在案的翻译材料，以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等证据为证。
另查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2010年12月31日、2011年12月30日（2011年12月31日为周六，因此使用前一个交易日的汇率中间价折算）、2013年12月18日1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中间价分别为6.6227、6.3009、6.1105。
本院认为：鉴于本案被告之一的IKA会社为日本公司，故本案为涉外民商事案件。在当事人对于本案的法律适用无特别约定的前提下，本院依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法律。本案的原告、被告爱佳公司均为中国法人，作为主要经营地的住所在中国境内，也就是说本案卖方住所也在中国境内，卖方提供服装需要运至中国企业爱佳公司进行检验，故依照我国的法律处理本案纠纷最为适宜，由此，本院明确本案适用中国法律。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如何确定原、被告之间的合同关系及涉案合同关系中的交易相对方？2、如何确定实际交易的货款金额？3、服装款以外的其他费用应当由何方承担？4、原告主张的汇率、利息和退税损失是否合理？
（一）如何确定原、被告之间的合同关系及涉案合同关系中的交易相对方
本院认为，在本案中，原告委托案外人某某公司代理出口服装，并与IKA会社签订销售合同，且IKA会社自认其委托爱佳公司朱某某个人向原告订购服装，而原告提供的证据显示，朱某某提供给原告的相关资料均使用日本文字，并注明来源于IKA会社，服装生产完毕后必须送爱佳公司检验合格后出运日本IKA会社，由此，应当认为原告明知实际向其订购服装的对象是IKA会社，且原告也清楚爱佳公司是IKA会社在中国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同时，从原告履行合同的行为来看，原告在将生产服装交付给爱佳公司经检验合格后，由原告委托某某公司代理出口服装至日本，由某某公司向IKA会社出具发票，IKA会社也直接将货款解入某某公司的账上，由某某公司再与原告进行结算。因此，涉案交易完全符合外贸买卖合同关系的一般流程，因此，应当依据外贸合同的约定确定本案的法律关系。本案外贸合同名为《销售合同》，三方当事人在庭审中一致确认该合同性质为买卖合同，由此，本院确认本案的案由为买卖合同关系，且与原告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交易相对方是IKA会社。
对于爱佳公司在本案中的地位问题，原告主张其与IKA会社为共同的买方，爱佳公司认为其是原告委托的检验人。对此，本院认为，在本案中，除了爱佳公司对涉案服装进行验货之外，并无证据显示其有与原告进行买卖服装的意思表示，在实际履行过程中，也是由原告委托出口代理公司与IKA会社签订买卖合同，由IKA会社付款给出口代理公司，故本院对原告上述主张难以支持。在涉案买卖交易中，出卖人的义务主要是交付货物、接受检验，而买受人应当接收货物，并在及时验收货物后支付货款。一般由买受人本人或其委托方对交付的货物进行检验，且买受人总是基于信任而委任具有相当检验能力和符合忠诚要求的主体担当。在本案中，爱佳公司系IKA会社在中国成立的全资子公司，也自称有能力进行服装检验，完全属于IKA会社在中国指定检验货物的最佳人选。而按常理，原告作为卖方一般无需委托检验人，退一步而言，即便委托，原告也希望委托一家尽可能更多地认为其产品合格的公司进行检验，完全没必要选择可能更严格检验的买受人IKA会社的全资子公司进行货检。而且在本案中，IKA会社的生产指示书上载明“中国爱佳交货期、装船交货期”等内容，也可反映出IKA会社指定先将货物交付爱佳公司检验，且原告从未支付过爱佳公司检验费，也没有证据显示爱佳公司曾向原告催要过检验费，不符合爱佳公司作为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市场经营主体的一般价值判断。因此，本院确认，爱佳公司受IKA会社委托对原告交付给IKA会社的服装进行检验，并非与原告发生买卖关系的相对方，故对原告要求爱佳公司与IKA会社共同承担支付货款及延迟付款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本院认为，与原告发生买卖合同关系的交易相对方是IKA会社，而爱佳公司收到原告提供的服装应当视为原告向IKA会社履行交付的义务，而爱佳公司理应在接受IKA会社委托的范围内及时对原告提供的服装进行检验。IKA会社在收到原告货物后理应及时组织检验并在合理的期限内向原告支付货款，延迟支付的，应当承担延迟支付货款的违约责任或按实际给原告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二）如何确定实际交易的货款金额
本院认为：
1、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原告在2010年7月至8月间向爱佳公司交货21，158件，扣除出运日本的8，160件，在爱佳公司的库存服装应为12，996件，现原告仅主张以2010年10月7日名为“欧普在库秋装A品明细”传真中记载的10，915件各款服装计算货款，即86，848.2美元。为此，本院将在爱佳公司处应有的12，996件库存区分品号、款号与原告主张的2010年10月7日传真件上的数据进行比较发现，前者各品号项下的数量均大于后者。因此，本院认为，原告选择少的数量主张货款，属于自行处分权利的行为，并未违反法律，本院予以支持。
2、原告与爱佳公司共同确认，原告还向爱佳公司送货7，566件服装，但对于送货时间是2010年10月31日还是2011年10月31日真相不明。对此，本院认为，对于货物交付时间的举证责任在原告，故送货单形成时间无法判','2018-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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