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甬慈商再字第7号
原审原告：杭州某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禇某某。
委托代理人：何建贵，浙江九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某甲机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某某。
委托代理人：钱宏伟，浙江煜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宁波某乙自行车工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某某。
委托代理人：王国权。
原审原告杭州某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与原审被告某甲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甲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经本院于2012年6月11日作出（2012）甬慈商初字第171号民事判决，原审被告某甲公司不服该判决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2年11月21日原审被告某甲公司撤回上诉。原审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于2012年12月25日作出（2012）甬慈商再字第7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本案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本院依法追加宁波某乙自行车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乙公司）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本院于2013年4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审原告某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禇某某及其委托代理人何建贵、原审被告某甲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钱宏伟、被告某乙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国权到庭参加诉讼。在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30天。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2012年1月31日，原审原告某某公司起诉称：2011年1月至9月期间，被告某甲公司多次向原告采购自行车配件，累计货款525002元，时至今日，被告仅支付原告货款322344元，尚欠货款202658元。现诉请：一.判令被告支付货款202658元；二.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审被告某甲公司答辩称：被告某甲公司没有收到过原告所诉货物，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案外人某乙公司才是原告合同的相对人和本案的适格被告，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原审查明，某乙公司成立于2009年12月29日，该公司股东为胡某某、卢立明，两人系夫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胡某某，公司注册经营地为慈溪经济开发区兴慈二路西、滨海二路南。该公司于2011年4月搬迁至新浦镇被告某甲公司厂房。被告某甲公司成立于2009年5月19日，原名称为某甲光电有限公司，于2011年3月30日变更为被告某甲公司，公司股东为徐某某、孙江，法定代表人为徐某某，但因徐某某年龄尚小，一直在外上学，某甲公司实际由徐某某父亲徐焕堂经营管理。2011年年底，某乙公司停止经营，胡某某夫妇均下落不明，为维护社会稳定，公司拖欠的众多员工工资由新浦劳保所联合慈溪市劳动局劳动仲裁院先行垫付。2011年11月至今，以某乙公司及卢立明、胡某某为被告的案件在本院已达12件。某乙公司卢立明和被告某甲公司徐焕堂系舅子与妹夫的关系。
2011年1月至9月期间，被告派其员工苏正勇等人向原告采购自行车配件，在采购过程中，被告员工赵某给了原告公司由某甲公司出具的授权函及企业名称变更函,该授权函内容为:“某甲光电有限公司所进行的采购业务以宁波某乙自行车工贸有限公司的名义进行操作，如有疑义，由某甲光电有限公司负责。特此授权某甲光电有限公司（公章）2011.03.01”，企业名称变更函的内容为：“尊敬的客户：你好，随着公司不断发展壮大，为了适应新的业务需要，经工商管理局核准，我公司原名称‘某甲光电有限公司’，现变更为‘某甲机械有限公司’。自2011年4月1日起正式启用。原公司所有业务，债务往来，均以新公司名称办理。其它经营范围，联系方式均不变。因公司名称变更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并予以支持配合。此致、感谢！某甲机械有限公司（公章）二0一一年四月一日”。被告总计向原告采购了货款价值为525002元的自行车配件，被告自行支付货款30600元，另以某乙公司名义支付货款291744元，尚欠202658元货款至今未付原告。对此欠款金额，某乙公司曾出具对账单予以确认。上述所采购货物的增值税发票原告根据被告某甲公司的要求有些开具为某甲公司,有些开具为某乙公司。
原审另查明：2011年5月31日、7月2日，卢立明以某甲公司名义作为供方与案外人立顿公司签订购销合同2份；2011年8月30日、10月27日、12月14日，卢立明以某乙公司名义作为供方又与案外人立顿公司签订购销合同3份。该5份购销合同中，供方某甲公司及某乙公司的联系人均是赵某，地址均是慈溪市新浦西工业区纬三路，与某甲公司及某乙公司发给原告的采购单上的联系地址一致。2011年12月5日、12月6日、12月21日，某甲公司朱均给客户发电子邮件，要求客户将订单抬头改成某甲公司、将款项汇给某甲公司。
原审认为，原告已按被告采购计划单的要求向被告提供货物、被告接受货物并部分支付货款，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明确成立且合法有效，被告理应清偿原告货款。被告虽辩称某乙公司才是原告买卖合同的相对人，但其所举证据不能推翻原告所举证据的证明力，原告所持有的被告某甲公司出具的授权函已充分说明某乙公司的民事法律行为均应由被告某甲公司承受。故原审原告诉讼请求合理合法，本院应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之规定之规定，判决：被告某甲机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原告杭州某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货款202658元。
本案再审过程中，原审原告某某公司变更诉讼请求，要求判令：一.判令原审被告某甲公司支付货款202658元，被告某乙公司对某甲公司的付款义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二.判令本案诉讼费由原审被告某甲公司、被告某乙公司共同承担。
原审被告某甲公司坚持原审的答辩意见。
被告某乙公司未作书面答辩，在庭审中答辩称：与原审原告某某公司发生买卖关系的是某乙公司，某乙公司确实尚欠原审原告某某公司货款202658元，但现在某乙公司经营不善，无力支付该货款。
再审中，原审原告某某公司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原审被告向原审原告所发的授权函、企业名称变更函各1份。其中授权函内容为：“某甲光电有限公司所进行的采购业务以宁波某乙自行车工贸有限公司的名义进行操作，如有疑义，由某甲光电有限公司负责。特此授权某甲光电有限公司（公章）2011.03.01”；企业名称变更函的内容为：“尊敬的客户：你好，随着公司不断发展壮大，为了适应新的业务需要，经工商管理局核准，我公司原名称‘某甲光电有限公司’，现变更为‘某甲机械有限公司’。自2011年4月1日起正式启用。原公司所有业务，债务往来，均以新公司名称办理。其它经营范围，联系方式均不变。因公司名称变更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并予以支持配合。此致、感谢！某甲机械有限公司（公章）二0一一年四月一日”。该两份书证以证明原审被告以某乙公司的名义向原审原告采购货物的事实，从而证明原审原、被告之间确实存在买卖的法律关系。
2.原审原、被告发生买卖业务的相关凭证，以证明原审原、被告发生货款额为525002元的买卖关系，原审被告尚欠货款202658元的事实。具体包括：
（1）苏正勇所发的某甲机械采购计划单1份及对应的送货单5份、付款凭证和发票各3份；与某甲公司该采购单相对应的3张增值税发票编号为09707117、09707118、09707119，原审原告称均应某甲公司的要求开具给某乙公司并由某乙公司部分付款。其中，09707108号发票原在2011年9月22日开具给某甲公司，后应某甲公司的要求于2011年9月24日改开给某乙公司，发票编号是09707117。
（2）某甲公司付款凭证1张和原审原告为此开具给某甲公司的增值税发票1张、某乙公司付款凭证3张和原审原告开具给某乙公司的增值税发票3张、对账单1份。其中对账单内容为：“宁波某乙自行车工贸有限公司欠杭州某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总金额202685.00元，核对相互实欠202658元2011.12.21杭州某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公章）2011.12.22”
3.2011年1月30日某甲公司与赵某签订的劳动合同、赵某社保缴纳清单、王某、赵某的证人证言各1份。以证明赵某是某甲公司的职工，卢立明将上述证据1中的授权函交给赵某并让她持该授权函向原审原告等单位采购货物及原审被告某甲公司签收所采购货物的事实。其中证人王某所作证言的主要内容为：其原任某甲公司办公室主任兼仓库主管，某甲公司的仓库人员有陆江、林金右、祝灿阳、隆小叶等人，某甲公司向杭州袁氏、九堡、凌云、中旭、正芳、天星、邦杰、某某等单位采购的货物均已送到某甲公司仓库，并由王某和陆江、林金右、祝灿阳、隆小叶等人签收入库。证人赵某所作证言的主要内容为：其是某甲公司采购主管，某甲公司的采购人员还有陶西阳、赵剑浩、ＸＸ、苏正勇。某甲公司与杭州袁氏等公司的采购业务都是通过其联系，给杭州袁氏、九堡、凌云、中旭、正芳、天星、邦杰、某某等公司的采购计划单都是其为某甲公司所发，采购的自行车配件全部送到某甲公司仓库。采购计划单开始是以某甲公司的名义下发，到4、5月份的时候是某甲、某乙都有，到了8月份又是以某乙的名义。因为下单的时候，有些采购单位不相信某乙公司，所以卢立明给了她一份由某甲公司出具的授权函。采购业务的发票有的开到某甲公司，有的按某甲公司的要求开到某乙公司，但实际都属于某甲公司的采购业务。某甲公司负责收货的仓库人员有陆江、林金右、王某、吴正丽、祝灿阳、隆小叶等人。
4.某甲公司及某乙公司与案外人宁波立顿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顿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5份（电子版打印件）、某甲公司发给其客户的电子邮件3份、卢立明和赵某的名片各1张、某乙公司通讯录2份、某甲公司通讯录1份。以印证某甲公司在日常经营中存在以某乙公司名义对外进行业务往来的情况，从而进一步证明某甲公司以某乙公司名义向原审原告采购货物的事实，具体有：（1）某甲公司、某乙公司与立顿公司签订的5份购销合同，其中有2份是卢立明签字、某甲公司盖章的，另3份是卢立明签字、某乙公司盖章的，该5份购销合同中某甲公司和某乙公司的联系人均为赵某。（2）某甲公司员工朱均发给客户的3份电子邮件（赵某均是抄送人之一）。其内容分别为：“各位好不好意思麻烦大家一下，敝司没出过的货抬头需要全部改成某甲机械有限公司，我会尽快把PI改好传给大家签字，谢谢朱均”、“你们好因为敝司抬头全部改成某甲机械有限公司了，手上没出的订单刚传真发过去更改的PI请麻烦查收程秀73DM7879订单MILI726订单ATS订单DANCYAAD订单，麻烦签字回传给我，带来不便请谅解谢谢朱均”、‘“tracy您好因为某乙公司账户某某原因用不了了，现在需要把所有未收到款的订单改成我们总公司某甲的头上去，您的的订单73DM757677三票信用证需要取消，取消信用证所产生的费用有我们承担麻烦协助我一起搞定这件事谢谢朱均”。这3份电子邮件目前仍可以通过互联网进入赵某邮箱查看。（3）卢立明名片印制的职务是“中国某甲有限公司、宁波某乙自行车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某名片印制的职务是“中国某甲有限公司、宁波某乙自行车工贸有限公司”采购经理，二人名片的背面均印有某甲公司及某乙公司的银行账户信息。（4）某乙公司和某甲公司的通讯录，其中某甲公司的通讯录中含有卢立明、职务是常务副总，同时有前述电子邮件的发件人朱均、职务是外贸部员工，此外，某甲公司的该通讯录还注明王某为其人力资源部员工、赵某和陶西阳为其采购部员工。
5.某乙公司参保人员花名册1份，以某乙公司为其员工胡霞芳缴纳社保的事实，反驳某甲公司关于其受某乙公司委托替赵某代缴社保的辩称，从而证明赵某代表原审被告与原审原告发生买卖关系的事实。
6.来源于绍兴市星烨车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烨公司）的证据材料。某甲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授权函的传真件、中国某甲(某乙)有限公司采购计划单一份、某甲公司银行汇款凭证五份、记账联一份、增值税发票五份（号码为01681157、14591298、14981302、01681129、01616949），证明某甲公司与星烨公司存在买卖关系；某甲公司曾于2011年3月5日向星烨公司传真过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和授权函；授权函不是针对某一客户而是针对赵某所联系的所有客户的事实。
原审被告为了证明自己的辩称成立，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某乙公司出具的证明1份。其内容为：“慈溪市人民法院：在贵院受理的杭州某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诉某甲机械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杭州某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向某甲机械有限公司主张的202658元货款系我公司与杭州某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发生的买卖合同项下的货款，与某甲机械有限公司无涉。特此证明！证明人：宁波某乙自行车工贸有限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胡某某2012年2月28日”。以证明某乙公司系原审原告的合同相对人，是系争款项的债务人，也与原审原告提供的由原审原告开具给某乙公司的发票、送货单、某乙公司的采购单、付款单相互印证。
2.某乙公司及某甲公司工商资料各1份，原审被告与某乙公司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1份、某乙公司支付凭证3份、电费发票3份、纳税凭证10份、杭州凌云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开具给某乙公司的增值税发票1份、某乙公司收料单1份、某乙公司出库凭证5份、某乙公司自行车规格表单34份、某乙公司销售发票10份、某乙公司库存材料收发存月报表10份。以证明某乙公司和某甲公司由不同的股东开设，虽然某乙公司和某甲公司在同一场所经营，但不构成法人人格混同。
3.书证3组、证人证言2份、谈话笔录1份、仲裁调解书1份。以证明赵某、陶西阳、王某、陆江等人系某乙公司员工，代表某乙公司对外采购及收货。这些证据具体包括：（1）慈溪市英诺特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诺特公司）主体证明1份、徐焕堂等人居民户口簿1份、英诺特公司出具的工资发放证明1份及工资清单9份。主要内容为英诺特公司法定代表人与某甲公司法定代表人系母子关系，某甲公司员工工资由其关联企业英诺特公司代发，英诺特公司代发的工资清单上无赵某、陶西阳、陆江等人；（2）新浦镇劳动和社会保障管理服务所（以下简称新浦劳保所）证明1份、赵某委托其丈夫胡顺标代领工资的委托书1份、胡顺标及林金右等人从新浦劳保所领取垫付工资所出具的收条8份。其中新浦劳保所证明内容为：“兹由宁波某乙自行车工贸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胡某某因各种原因无故失踪，导致该公司195名职工工资无法兑现，为维护社会稳定，2012年1月5日由新浦镇政府劳动保障所出面，联合慈溪市劳动局劳动仲裁院已填付赵某等195名职工工资款。证明单位：新浦镇劳动保障所2012年3月5日”；（3）某乙公司关于胡顺标、赵某系某乙公司员工的证明1份、某乙公司关于王某等人的工资发放清单9份、林金右等员工档案5份、某甲公司与某乙公司签订的代缴社会保险协议书及某乙公司活期帐户明细查询单各1份、某甲公司参保花名册5份；（4）陶西阳证人证言1份，其主要内容为：其于2010年3月8日到某乙公司在杭州湾新区的厂区上班，2011年2月份某乙搬到了新浦，工作到12月份，某乙倒闭了，某甲的徐焕堂看他的工作情况还不错，就留他在某甲公司工作。其在某乙公司任采购员，赵某是某乙公司采购部经理，认识某乙公司仓库人员陆江、老王、祝灿阳、林金右、吴正丽，某乙的负责人是卢立明；（5）胡霞芳证人证言1份，其主要内容为：其是某乙公司会计，负责发放某乙公司管理人员的工资，赵某是某乙公司的职工，某乙的负责人是卢立明；（6）慈溪市新浦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新浦调委会）对赵某所作谈话笔录1份，其制作背景是：某乙公司停产之后部分员工催讨工资要求新浦镇政府解决，新浦镇政府为了解相关情况，向赵某所作。其主要内容为：赵某负责某乙公司的采购业务、其以某乙公司名义对外采购，配套厂商不大信任，要求某甲公司合作，某乙公司的卢立明给了赵某一张由某甲公司出具的授权函，由赵某持该函向杭州九堡、杭州天星等约100家单位采购；（7）宁波杭州湾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调解书1份。该调解书为赵某、陆江等人向某乙公司追索劳动报酬时双方达成。
4.新浦派出所向卢立明、胡某某、潘安达、徐某某、徐焕堂、韦桂月作的询问笔录各1份，制作时间为本案立案后。该组笔录的主要内容为：某乙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某某和实际管理人卢立明系夫妻关系，某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某某一直在外地读书，某甲公司的实际管理人徐焕堂系徐某某的父亲、卢立明的妹夫，潘安达和韦桂月系某甲公司的会计和出纳，某乙公司曾租赁某甲公司的厂房，卢立明称本案所涉授权函上某甲公司的印章系其偷盖，原审被告对此均不知情。以证明原审被告没有出具过授权函的事实。
原审被告某甲公司对原审原告某某公司所举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认可授权函上公章的真实性，但认为该函系某乙公司卢立明偷盖被告公章所形成，否认向原审原告发过该函。对证据2的意见分两部分：对原审被告的付款凭证及开具给原审被告的增值税发票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承认与之对应的买卖关系存在；但认为其他交易凭证反映的买卖关系发生在原审原告和被告某乙公司之间，本案中原审被告的采购单与其他关联案件中的采购单明显不同，且下单人也不是其他案件中的赵某、陶西阳等人，对账单内容证明是被告某乙公司的欠款。对证据3，认为原审被告是应某乙公司的要求代缴赵某的社保，否认与赵某签订过劳动合同，认为证人赵某系某乙公司员工，代表某乙公司采购，认为证人王某及其提到的相关人员均不是原审被告的员工，且证人王某在原审及再审庭审中均未出庭作证，证据形式不合法。对证据4，认为购销合同和电子邮件来源不合法，不符合电子证据形式，真实性也无法确认；认为名片可以单方印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某乙公司通讯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其能够证明原审原告提到的相关人员是某乙公司员工的事实；对某甲公司的通讯录有异议，否认某甲公司有这份通讯录。对证据5，认为不具有关联性。对证据6三性均有异议，某甲公司与星烨公司无买卖业务往来。
被告某乙公司对原审原告某某公司所举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认可授权函的真实性，对关联性有异议，该授权函系某乙公司负责人卢立明未经某甲公司同意私自偷盖某甲公司公章。对证据2的意见分为两部分：对原审被告的付款凭证及开具给原审被告的增值税发票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承认与之对应的买卖关系存在，但原审被告是通过某乙公司以原审被告的名义与原审原告发生该笔买卖关系；其他交付凭证相对应的产品买卖双方是原审原告与被告某乙公司，与原审被告某甲公司无涉。对证据3，认为原审被告是应某乙公司的要求代缴赵某的社保，赵某系某乙公司员工不可能与某甲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证人赵某系某乙公司员工，代表某乙公司采购，其并未提供过授权函给原审原告。认为证人王某及其提到的相关人员均不是原审被告某甲公司的员工，而是某乙公司的员工。对证据4，对购销合同和电子邮件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恰恰说明某乙公司与某甲公司各自以自己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朱均系某乙公司员工，其无权告知交易方将抬头改为某甲公司；认为名片可以单方印制，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某乙公司通讯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其能够证明原审原告提到的相关人员是某乙公司员工的事实；对某甲公司的通讯录无法确认。对证据5无异议，胡霞芳系某乙公司老员工，为减轻公司压力，故只为其一人缴纳了社保基金，但为鼓励赵某的工作积极性，而委托某甲公司代为缴纳。对证据6三性均有异议。
原审原告对原审被告所举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认为该证明涉嫌伪造，因为该证明上有胡某某的亲笔签名，而原审被告提供的新浦镇劳保所出具的证明显示胡某某下落不明。对证据2，某乙公司与原审被告有利害关系，某甲公司为逃避债务，存在与某乙公司串通伪造该房屋租赁合同的可能，付款凭证、电费发票、纳税凭证与本案无关，某乙公司的工资发放清单、员工档案、生产规格表、销售发票、配件库存表真实性均无法确认。对证据3的意见为：（1）英诺特公司出具的书证真实性无法确认，且英诺特公司法定代表人与某甲公司法定代表人系母子关系，其提供的证据不具有证明力；证据（2）-（7）不能证明赵某系某乙公司的员工，因为原审原告已提供了相反证据即劳动合同和社保清单，且陶西阳系被告员工、胡霞芳原系某乙公司的会计，某乙公司与某甲公司存在利害关系，因而该二位证人证词不能采信，证明力缺乏。对证据4，认为新浦派出所作为公安机关，无权就买卖合同关系的主体以及买卖合同关系中的授权委托书作出裁断，且这些笔录仅是公安机关向有关人员作的询问笔录，因此这些询问笔录与本案无关。
被告某乙公司对原审被告所举证据均无异议。
审理中，本院依职权向慈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保局调取了赵某、陶西阳、胡顺标自2011年3月至2011年9月期间慈溪市社会保险个人缴费明细各一份、胡霞芳自1999年7月至2012年5月慈溪市社会保险个人缴费明细一份、某甲机械有限公司自2011年1月至2013年3月社保缴费明细一份、宁波某乙自行车工贸有限公司自2011年1月至2012年5月社保缴费明细一份。原审原告某某公司、原审被告某甲公司及被告某乙公司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
本院综合本案各当事人以上质证意见，对上述证据认证意见如下：对原审原告所举证据1，本院对其证明力予以确认，理由如下：一、原审被告某甲公司认可该复印件所对应原件的真实性；二、原审被告所举证据反映了该授权函客观存在：原审被告所举证据3中新浦调委会对赵某所作的谈话笔录，全面的反映了该授权函的由来及使用情况；原审被告所举证据4，即新浦派出所向卢立明等人所作的询问笔录也印证了该授权函的真实性。三、原审被告虽称该授权函系某乙公司卢立明偷盖其公章形成，但是其提供的证据无法证实其辩称。原审被告提供了本案立案后新浦派出所向卢立明等人所作的询问笔录，但是基于制作笔录时，卢立明和胡某某开办的某乙公司已经停业，连工人工资都是政府出面垫付的背景，并基于卢立明等人与被告的直接利害关系，本院对该笔录中被询问人所述事实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另外，在本院已审结的（2012）甬慈商初字第101、103、104三案中，原审被告某甲公司为某乙公司借款提供反担保，原告起诉要求被告某甲公司承担反担保责任时，某甲公司也提供了本组证据以反担保合同上某甲的印章系某乙公司卢立明偷盖为由进行抗辩，本院对这些抗辩意见未予采纳。四、该函虽为复印件，但是其与（2013）甬慈商再字第1号案件中杭州袁氏实业有限公司提交的原件相符，而且能够与庭审查明情况及原审被告所举证据相吻合。具体如下：赵某在原审庭审中的陈述及原审原告在本案再审庭审中的陈述证实了赵某向本案原审原告交付该授权函的事实；原审被告所举证据3第（6）项，即赵某的笔录所述：卢立明仅给了赵某1份授权函，却让她持该函向约100家客户采购，故赵某通过交付复印件的方式进行采购符合情理。对原审原告所举证据2，因其与原审被告所举证据1完全吻合，本院予以确认。对原审原告所举证据3，原审被告虽称赵某系某乙公司员工，但却不能提供某乙公司与赵某的劳动合同，而原审原告提供了赵某与某甲公司的劳动合同，且有相应的来自国家机关的社保缴纳清单及赵某的证言相佐证，故对劳动合同和社保缴纳清单的证明力予以确认；王某和赵某两人虽在本案中未有体现，但在赵某证言中提到某甲公司的仓库管理人员有本案所涉采购单的制单人苏正勇，且在与本案同时进行诉讼的另外七个类似案件中，赵某和王某均为某甲公司及某乙公司进行对外买卖业务的直接经手人，其证言与对应的采购计划单、送货单上某甲公司及某乙公司的签字情况完全吻合，其所提人员身份也与某甲公司及某乙公司的通讯录反映的情况不相矛盾，赵某所述的授权函的来由及使用情况与原审被告所举的证据赵某笔录及卢立明笔录完全吻合，故对该两份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原审原告所举证据4，该组证据均来自赵某的电脑，原审被告及被告虽否认该供销合同的存在，但是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实；电子邮件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查看，具有真实性，发件者朱均的身份与被告公司的通讯录显示一致；原审被告某甲公司和被告某乙公司认可了某乙公司通讯录的真实性，否认名片和被告通讯录的真实性，但是原审被告提供的新浦派出所笔录中的人员潘安达、徐某某、徐焕堂、韦桂月及英诺特公司代发工资单上的人员韦桂月、岑国平、许益东、孙江、某甲公司参保花名册上的人员孙江、韦桂月、韦仁柳、徐焕堂、徐铁等多人的身份均与该通讯录吻合，且该通讯录包含了个人的手机号码、虚拟网号码及住宅号码，故对该通讯录的证明力予以确认；某甲公司和某乙公司在庭审中多次强调了赵某、卢立明某乙公司员工的身份，某甲公司的通讯录又证实了二人在某甲公司及某乙公司的身份，这与名片所显示的一致；综上，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确认。原审原告所举证据5，其来自国家机关，内容真实、来源合法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原审原告所举证据6，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能够与授权函相对应，且授权函与原审原告提供的证据1中的授权函一致，抬头为中国某甲（某乙）有限公司及中国·某甲的两份采购计划单上所列地址及电话均与原审原告提供的采购单一致，同时有相应的付款凭证、增值税发票及入账通知书予以佐证，能够证明原审被告及被告以与原审原告相同的授权方式与星烨公司发生买卖交易往来，该组证据作为补强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原审被告所举证据1,因为其所述金额能够与原审原告所举证据2相吻合，本院对金额一项予以确认，但是不能据此否认原审原告与原审被告某甲公司及被告某乙公司之间买卖关系的存在，对其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对原审被告所举证据2，租房合同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其他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证据3，被告某乙公司及英诺特公司都和原审被告某甲公司具有利害关系，其提供的书证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陶西阳和胡霞芳与原审被告具有利害关系，其证言的证明力不及原审原告所举劳动合同及社保清单，且能够与本院依职权向慈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调取的证据相互印证，新浦劳保所的证明及仲裁调解书的证明力也是如此；新浦调委会对赵某所作笔录能够反映出本案授权函的由来及实际使用情况，但是不能据此否定原审原告与某甲公司及某乙公司之间买卖关系的存在；对原审被告所举证据4的认证意见已在对原审原告证据1的认证意见中阐明，不再赘述。再综合分析原审原告所举证据，从采购单上看，抬头为某甲机械采购计划单，制单人为苏正勇，其中某乙公司的通讯录中反映苏正勇系某乙公司质技部经理，赵某的证言反映苏正勇系某甲公司的采购人员；从送货单上看，收货单位既有某甲公司又有某乙公司；从发票开具情况看，出现将已经开具给某甲公司的发票（票号为09707108）作废后改开某乙公司（票号为09707117）的情况，上述情况表明某乙公司与某甲公司在公司人员、业务范围、财务管理方面存在混同，这与原审原告所举的购销合同、电子邮件、名片、通讯录、赵某及王某证言反映的情况完全一致，能够相互吻合。综上，原审原告诸证据内容之间能相互印证，能形成证据链。再综合分析原审被告所举证据，其主要分为三部分：一是通过卢立明等人的笔录证明授权函系卢立明偷盖；二是通过某乙公司提供的证据证明某乙公司与某甲公司不构成混同；三是通过某乙公司及英诺特公司出具的证明、胡霞芳及陶西阳证言、新浦调委会笔录及仲裁调解书等证明涉案买卖业务的直接经手人员赵某、陆江等人系被告某乙公司员工而不是原审被告某甲公司员工；但鉴于某乙、英诺特、某甲三公司法定代表人之间的近亲属关系、鉴于笔录涉及人员及证人与被告的直接利害关系、鉴于某乙公司负巨债停产无偿付能力、连工人工资都由政府垫付的特殊背景、其所举证据的证明力明显低下，胡霞芳及陶西阳证言、新浦调委会笔录及仲裁调解书虽然显示了赵某等人某乙公司的员工身份，但是其证明力明显不及原审原告所举劳动合同及社保清单，不能推翻赵某等人系某甲员工的事实，而且原审原告所举证据中的送货单、采购单、发票、购销合同、电子邮件、通讯录、名片等都反映了某乙公司和某甲公司在人员等各方面存在混同状况。
本案再审查明本案事实如下：被告某乙公司成立于2009年12月29日，该公司股东为胡某某、卢立明，两人系夫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胡某某，经营范围为：自行车、童车、电动自行车及配件、塑料制品制造、加工；自行车、童车、电动自行车及配件等的批发、零售等。公司注册经营地为慈溪经济开发区兴慈二路西、滨海二路南。该公司于2011年4月搬迁至新浦镇被告某甲公司厂房。原审被告某甲公司成立于2009年5月19日，原名称为某甲光电有限公司，于2011年3月30日变更为被告某甲公司，公司股东为徐某某、孙江，法定代表人为徐某某，但因徐某某年龄尚小，一直在外上学，某甲公司实际由徐某某父亲徐焕堂经营管理，公司经营范围为：机械设备、光机电一体化技术研究、开发，自行车及配件、五金配件、电动自行车及配件制造、加工等。2011年年底，某乙公司停止经营，胡某某夫妇均下落不明，为维护社会稳定，公司拖欠的众多员工工资由新浦劳保所联合慈溪市劳动局劳动仲裁院先行垫付。某乙公司卢立明和被告某甲公司徐焕堂系舅子与妹夫的关系。
2011年1月31日，赵某与某甲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工作岗位为采购，合同期限为3年。2011年1月至9月期间，由赵某、苏正勇等人经手向原审原告采购自行车配件。在采购过程中，赵某另给了原审原告由某甲公司出具的授权函及企业名称变更函,该授权函内容为:“某甲光电有限公司所进行的采购业务以宁波某乙自行车工贸有限公司的名义进行操作，如有疑义，由某甲光电有限公司负责。特此授权某甲光电有限公司（公章）2011.03.01”，企业名称变更函的内容为：“尊敬的客户：你好，随着公司不断发展壮大，为了适应新的业务需要，经工商管理局核准，我公司原名称‘某甲光电有限公司’，现变更为‘某甲机械有限公司’。自2011年4月1日起正式启用。原公司所有业务，债务往来，均以新公司名称办理。其它经营范围，联系方式均不变。因公司名称变更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并予以支持配合。此致、感谢！某甲机械有限公司（公章）二0一一年四月一日”。期间，原审原告共供应货款总额为525002元的自行车配件，所有的购销均是通过采购方向原审原告下单，原告送货，采购方签收的方式运作。原审原告提供的证据中，以原审被告某甲公司名义下达的采购单1份，原审原告送货单5份。其中采购单制单人为苏正勇，系某乙公司技质部经理，送货单中单号为0002794、0002795的送货单抬头为宁波某乙自行车工贸有限公司，0002798、0002799、0002800的送货单抬头为某甲机械有限公司。原告销售的上述产品，向原审被告某甲公司开具发票30600元，向被告某乙公司开具发票494402元。原审被告某甲公司支付货款30600元，被告某乙公司支付货款291744元，现原告尚有202658元货款未予收回。
2011年5月31日、7月2日，卢立明以某甲公司名义作为供方与案外人立顿公司签订购销合同2份；2011年8月30日、10月27日、12月14日，卢立明以某乙公司名义作为供方又与案外人立顿公司签订购销合同3份。该5份购销合同中，供方某甲公司及某乙公司的联系人均是赵某，地址均是慈溪市新浦西工业区纬三路，与某甲公司及某乙公司发给原告的采购单上的联系地址一致。2011年12月5日、12月6日、12月21日，某甲公司朱均给客户发电子邮件，要求客户将订单抬头改成某甲公司、将款项汇给某甲公司。
另查明：原审被告某甲公司曾于2011年与案外人绍兴市星烨车业有限公司发生买卖关系，并将纳税人名称为：某甲光电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为徐某某的税务登记证及内容为“某甲光电有限公司所进行的采购业务以宁波某乙工贸有限公司的名义进行实际操作，如有异议，由某甲光电有限公司负责。”的授权函以传真件形式发送给绍兴市星烨车业有限公司。原审被告某甲公司于2011年3月4日、5日分别向绍兴市星烨车业有限公司下采购计划单，其中3月4日的采购单抬头为中国某甲（某乙）有限公司采购计划单，3月5日的采购单抬头为中国·某甲采购计划单，地址均为慈溪市新浦镇西工业区纬三路。
还查明，赵某、陶西阳、胡顺标的社保基金自2011年3月起至2011年9月均由原审被告某甲公司为其缴纳。其中赵某系原审被告某甲公司采购部经理又系被告某乙公司采购经理，陶西阳系原审被告某甲公司及被告某乙公司采购部人员，胡顺标系某甲公司烤漆主任，同时也是某乙公司员工，卢立明系原审被告某甲公司的常务副总又是被告某乙公司的总经理，丁和满既是原审被告某甲公司的生产副总同时又是被告某乙公司的生产副总。张南、胡盼、周利君、朱均、姚维维均既是某甲公司的外贸部工作人员又是被告某乙公司的外贸部工作人员，其他在公司仓管、预装、总装检验、烤漆、油漆、钢圈组等岗位，原审被告某甲公司与被告某乙公司也存在人员混同的情况。
本案争议焦点，原审被告某甲公司与被告某乙公司是否存在公司人格混同？责任应如何承担？
本院认为，从本案查明的事实及本院对原审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认证情况看，原审被告某甲公司与被告某乙公司人格混同。理由如下：一是两公司人员混同。两公司的主要经营管理人员，其中主要负责人、采购人员、仓库管理人员均相同，存在交叉任职的情形。二是主要经营业务混同。某甲公司与某乙公司工商登记注册的经营范围重合，尽管某甲公司的经营范围较某乙公司广，但两公司实际经营中均涉及自行车生产业务，导致两公司的主要经营项目存在同一性。同时两公司对外广告宣传信息混同，具有承继性。三是两公司经营方式相同、办公地点相同、办公电话相同，使用相同格式的采购单。虽然原告提供的增值税发票分别以两公司各自的名义开具，但发票对应的采购单及送货单却交叉混同，两公司混合运作导致原审原告无法分清交易的相对方。以上特征已明确表明两公司之间在表征人格因素上高度混同，已丧失独立人格，故原审被告某甲公司与被告某乙公司已实际构成公司法人人格混同。我国民商法规定公司在从事民商事活动中，必须讲究信用，诚实不欺，依法行使民事权利，依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否则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某甲公司和某乙公司为逃避债务而混同人格，其行为违背了法人制度设立的宗旨，违反了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损害了相对债权人的利益。因两公司法人人格混同，导致其责任财产也发生了混同，故基于两公司责任财产产生的债务应由原审被告某甲公司与被告某乙公司承担共同清偿责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八十四条第二款、第一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2）甬慈商初字第171号民事判决；
二、原审被告某甲机械有限公司和被告宁波某乙自行车工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共同支付原审原告杭州某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货款202658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原审案件受理费4340元，再审财产保全费1533元，合计诉讼费用5873元，由原审被告某甲机械有限公司、被告宁波某乙自行车工贸有限公司共同负担。其中案件受理费434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财产保全申请费1533元因原审原告已预交，由原审被告某甲机械有限公司、被告宁波某乙自行车工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直接交付原审原告杭州某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收到本院送达的上诉案件受理费缴纳通知书后七日内，凭判决书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大厅收费窗口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如银行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财政局预算外资金，帐号：81×××01，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宁波市分行。如邮政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室。汇款时一律注明原审案号。逾期不交，作自动放弃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孙红莲
审 判 员 岑丽芬
代理审判员 何秀坤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七日
代书 记员 胡利娜
附判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八十四条第二款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
第一百一十一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条件的，另一方有权要求履行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
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
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
执行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8条：人民法院受理执行案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1）申请或移送执行的法律文书已经生效；（2）申请执行人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人或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3）申请执行人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申请；（4）申请执行的法律文书有给付内容，且执行标的和被执行人明确；（5）义务人在生效法律','2018-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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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条
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申请进行书面审查，对符合本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且行政决定具备法定执行效力的，除本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情形外，人民法院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七日内作出执行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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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三条 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
（一）不予受理；
（二）驳回起诉；
（三）管辖异议；
（四）终结诉讼；
（五）中止诉讼；
（六）移送或者指定管辖；
（七）诉讼期间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或者驳回停止执行的申请；
（八）财产保全；
（九）先予执行；
（十）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
（十一）补正裁判文书中的笔误；
（十二）中止或者终结执行；
（十三）提审、指令再审或者发回重审；
（十四）准许或者不准许执行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
（十五）其他需要裁定的事项。
对第（一）、（二）、（三）项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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