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惠中法民二终字第3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仲恺高新区支行。
委托代理人：林志晖，广东宝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江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市分行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第四被告）：李安。
委托代理人：方昀，广东明思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高艳岚，广东明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五被告）：李峰旗。
原审第一被告：惠州市博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谢爱国。
原审第二被告：惠州市丰湖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向阳。
原审第三被告：谢爱国。
原审第六被告：刘向阳。
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仲恺高新区支行（以下简称：工行仲恺支行）因与被上诉人李安、被上诉人李峰旗、原审第一被告惠州市博能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能公司）、原审第二被告惠州市丰湖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湖公司）、原审第三被告：谢爱国、原审第六被告刘向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3）惠城法民二初字第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郭志文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沈巍、陈金升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当事人原审的意见
2013年1月16日，工行仲恺支行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第一被告惠州市博能新能源有限公司立即归还借款本金2250万元及至本金还清日止的借款利息（其中本金790万元的利息，在2012年12月21日至2013年1月4日期间利息按7.216%年利计算，自2013年1月5日起按逾期利率10.824%年利计算；210万元的利息自2012年12月21日至2013年1月4日期间利息按9.84%年利计算，自2013年1月5日起按逾期利率14.76%年利计算；1250万元本金的利息自2012年12月21日至2013年1月4日期间利息按7.8%年利计算，自2013年1月5日起按逾期利率11.7%年利计算；2、第一被告博能公司承担原告支付的律师费用390000元；3、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仲恺高新区支行对第二被告惠州市丰湖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提供其所有的位于惠州市鹅岭北路xx号xx综合大厦xx层、x层的抵押房地产（粤房地证字第C7136934、C7136394号、C7136395号、C7136393号、C7136926号、C7136397号、C7136396号、C7136925号、C7136924号、C7136923号、C7136922号、C7136921号、C7136920号、C7136919号、C7136918号、C7136398号、C7136933号、C7136936号、C7136935号、C7136917号、C7136399号、C7136400号、C7136389号、C7136390号、C7136391号、C7136392号、C7136901号、C7164911号、C7164912号、C7136928号、C7136929号、C7164909号、C7136930号、C7136931号、C7136939号、C7136940号、C7136941号、C7136942号、C7136943号、C7136944号、C7136945号、C7136946号、C7136947号、C7136927号、C7164910号、C7136910号、C7136911号、C7136912号、C7136913号、C7136914号、C7164924号、C7164925号、C7136938号、C7164913号、C7164914号、C7164915号、C7164927号、C7164901号、C7164902号、C7164903号、C7164904号、C7164929号、C7164905号、C717164906号、C7164907号、C7164908号、C7136948号、C7136949号、C7136950号、C7164916号、C7164917号、C7164918号，共72套）的处置价款在最高额1000万元余额内享有优先受偿权；4、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仲恺高新区支行的对第二被告丰湖公司提供其所有的位于惠州市鹅岭北路xx号xx综合大厦x层xx号房、房产证号为粤房地权证惠州字第110003xx**号抵押房地产的处置价款在最高额1500万元余额内享有优先受偿权；5、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仲恺高新区支行对1250万元的债权及律师费对第六被告刘向阳提供其所有的位于惠州市河南岸xx号区第xx层xx号、房产证号为粤房地证字第C3653x**号抵押房地产的处置价款在最高额1500万元余额内享有优先受偿权；6、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仲恺高新区支行对1250万元的债权及律师费对第三被告谢爱国提供其所有的位于惠州市河南岸xx号小区xxx大厦第四层1号、2号和3号、房产证号为粤房地证字第C5064341、C3884645、C3884646号抵押房地产在最高额1500万元余额内享有优先受偿权；7、第三被告谢爱国、第四被告李安、第五被告李峰旗在最高额3000万元余额内为以上全部债权承担共同连带保证责任；8、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共同承担。
主要事实和理由是：2012年1月16日，工行仲恺支行与博能公司签订了《循环借款（网贷通）合同》，约定工行仲恺支行向博能公司发放流动资金借款790万元，期限从2012年1月17日至2013年1月15日，利率按年利7.216%计算，2012年1月17日，工行仲恺支行将该笔借款发放至博能公司。2012年4月13日，工行仲恺支行同博能公司博能公司签订了《网贷通循环借款合同》，约定工行仲恺支行向博能公司发放流动资金借款210万元，期限从2012年4月16日至2013年4月12日，利率按年利9.84%计算，2012年4月16日，工行仲恺支行将该笔借款发放至博能公司。2012年8月21日，工行仲恺支行同博能公司博能公司签订了220号《网贷通循环借款合同》，约定工行仲恺支行向博能公司发放流动资金借款1250万元，期限从2012年8月21日至2013年8月16日，利率按年利7.8%计算，2012年8月21日，工行仲恺支行将该笔借款发放至博能公司。
上述借款按月结息，借款到期，利随本清，逾期利率在借款利率基础上加收50%确定，工行仲恺支行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律师费由博能公司承担，借款到期（含被宣布立即到期未按约偿还的，工行仲恺支行有权自逾期之日起按合同约定逾期罚息利率计收罚息。
为担保上述债务的履行，工行仲恺支行与丰湖公司于2012年1月4日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丰湖公司提供其所有的位于惠州市鹅岭北路xx号xx综合大厦xx层、xx层的72套房地产为博能公司在2012年1月4日至2016年9月12日期间在工行仲恺支行处发生的借款，在最高额1000万元余额内承担抵押担保责任。抵押担保范围包含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律师费等，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
工行仲恺支行同丰湖公司、刘向阳、谢爱国于2012年8月2日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丰湖公司提供其所有的位于惠州市鹅岭北路16号智星综合大厦8层04号、房产证号粤房地权证惠州字第11000310**号的房地产，为博能公司在2012年8月2日至2016年9月12日期间在工行仲恺支行处发生的借款，在最高额1500万元余额内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刘向阳提供其所有的位于惠州市河南岸xx号区第1层3号、房产证号粤房地证字第C3653x**号的房地产，为博能公司在2012年8月2日至2016年9月12日期间在工行仲恺支行处发生的借款，在最高额1500万元余额内承担抵押担保责任，谢爱国提供其所有的位于惠州市河南岸xx号小区xxx大厦第四层1号、2号和3号，房产证号为粤房地证字第C5064341、C3884645、C3884646号的3套房地产，为博能公司在2012年8月2日至2016年9月12日期间在工行仲恺支行处发生的借款，在最高额1500万元余额内承担抵押担保责任。抵押担保范围包含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律师费等，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
2011年1月13日，工行仲恺支行同谢爱国、李安、李峰旗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三被告共同为博能公司在2011年1月13日至2016年1月12日期间在工行仲恺支行处发生的借款，在最高额3000万元余额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担保范围包含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律师费等。
博能公司在2012年12月21日结息日出现违约欠款，经工行仲恺支行多次催收才在年底将逾期利息结清，博能公司大股东谢爱国突然失踪并出现重大诉讼情况，已严重影响博能公司对上述借款合同的履行能力，工行仲恺支行同被告签订的借款及担保合同均有约定，工行仲恺支行为实现债权产生的律师费由违约方承担，39万元律师费是根据粤价（2006）298号《广东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规定的民商事财产案件计件收费最低标准，并按照本案起诉本金2250万元计算的。
第一被告博能公司、第五被告李峰旗共同答辩称，博能公司分别于2012年1月6日、2012年4月13日、2012年8月21日与工行仲恺支行签订借款合同，工行仲恺支行依据借款合同向博能公司发放贷款2250万元，但该借款部分被股东谢爱国私自转给与博能公司毫无关系的惠州市智星数码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谢爱国亦出逃，导致博能公司无法正常运作，损失巨大。工行仲恺支行仅提供《广东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而未提供律师代理合同及服务发票，不能证明39万元的律师费系工行仲恺支行为追索债权而发生的费用。除此之外，李峰旗答辩称，李峰旗未作3000万元的保证。
第四被告李安答辩称，李安根本不存在为3000万元担保事实，工行仲恺支行的主张严重与事实不符，依法应予以驳回。
第二被告丰湖公司、第三被告谢爱国、第六被告刘向阳未作答辩，也未向原审法院提供证据。
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1月4日，工行仲恺支行与丰湖公司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约定丰湖公司自2012年1月4日至2016年9月12日在1000万元的限额范围内为博能公司向工行仲恺支行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责任，抵押的范围为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及工行仲恺支行实现债权的律师费用等，双方明确了抵押物的清单，至2012年1月11日，抵押物全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抵押给工行仲恺支行。
2012年1月16日，工行仲恺支行与博能公司签订《循环借款（网贷通）合同》，合同约定工行仲恺支行贷款790万元给博能公司，贷款利率为年利率7.216%，借款期限内固定不变，借款期限自2012年1月16日至2013年1月15日。2012年1月17日，工行仲恺支行向博能公司发放贷款790万元。
2012年4月13日，工行仲恺支行与博能公司签订《网贷通循环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工行仲恺支行贷款210万元给博能公司，贷款利率为年利率9.84%，借款期限内固定不变，借款期限自2012年4月13日至2013年4月12日。2012年4月16日，工行仲恺支行向博能公司发放贷款210万元。
2012年8月2日，工行仲恺支行与丰湖公司、谢爱国、刘向阳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约定丰湖公司、谢爱国、刘向阳自2012年8月2日至2016年9月12日在1500万元的限额范围内为博能公司向工行仲恺支行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责任，抵押的范围为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及工行仲恺支行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双方明确了抵押物的清单，至2012年8月14日，抵押物全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抵押给工行仲恺支行。
2012年8月21日，工行仲恺支行与博能公司签订《网贷通循环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工行仲恺支行贷款1250万元给博能公司，贷款利率为年利率7.8%，借款期限内固定不变，借款期限自2012年8月21日至2013年8月16日。2012年8月21日，工行仲恺支行向博能公司发放贷款1250万元。
合同履行至2012年12月21日，博能公司未按合同的约定向工行仲恺支行支付利息。2013年1月4日，工行仲恺支行向博能公司发送《合同解除通知书》，大意是博能公司未偿还到期利息，已构成违约，根据合同的约定，工行仲恺支行有权解除合同，要求博能公司提前还本付息，博能公司接收《合同解除通知书》之后未偿还本息。博能公司对借款事实没有争议，但提出借款被股东谢爱国挪作他用。
除上述合同外，工行仲恺支行还出示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签订时间是2011年1月13日，合同的内容是李峰旗、谢爱国、李安自2011年1月13日至2016年1月12日止为博能公司向工行仲恺支行的借款在3000万元的限额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抵押担保的范围为借款本金、利息、律师费等，工行仲恺支行请求李峰旗、谢爱国、李安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李安对《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真实性提出如下抗辩：第一，《最高额保证合同》中李安的签名是真实的，但签名时由谢爱国将合同签名的最后一页交给李安签名，合同的其他部分未交给李安阅读，李安向谢爱国询问为何合同只有一页，谢爱国称是2012年1月5日向工行仲恺支行1200万元借款办理抵押登记的合同，只有全体股东签名后银行才能放款，李安签名时并不清楚《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内容。工行仲恺支行未曾就3000万元的保证一事向李安作过要约，李安也未作过承诺，《最高额保证合同》未成立。
第二，李安出示了《最高额保证合同》（本存放在博能公司、工行仲恺支行未发放《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原件给李安）的原件，这一原件与工行仲恺支行所出示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原件有三处不同之处：第一、工行仲恺支行所出示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加盖了骑缝盖，李安出示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无工行仲恺支行的骑缝盖；第二、工行仲恺支行所出示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见证人徐某、胡某宏的签名；李安出示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无见证人的签名；第三，谢爱国作为法定代表人在工行仲恺支行出示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签名，李安出示的原件法定代表人签名一栏空白。
第三，李安申请原审法院向惠州市房产管理局查询本案争议的三笔借款在房产管理局的备案材料，原审法院依李安的申请向惠州市房产管理局调取相关的资料，查实如下事实：1、博能公司曾出具三份《股东会决议》，第一份决议的内容是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以李安名下的位于惠州市鹅岭北路xx号xxx1号楼第三层商场作为抵押物向工行仲恺支行贷款1200万元，决议时间是2010年12月30日；第二份决议的内容是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以惠州市鹅岭北路xx号xx大厦B1层部分车位及三层部分商场作为抵押物向工行仲恺支行贷款1000万元，决议时间2011年12月29日；第三份决议的内容是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向工行仲恺支行贷款1250万元，决议时间是2012年7月30日。2、李安向原审法院申请对2012年7月30日《股东会决定》中“李安”的签名是否其本人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由于双方未能协商选定鉴定机构，原审法院指定广东西湖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广东西湖司法鉴定所出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是2012年7月30日《股东会决议》中“李安”的签名不是李安本人书写，李安预交鉴定费35000元。3、2011年1月20日、2012年1月6日、2012年8月13日，徐某向惠州市房产管理局递交办理抵押资料，递交的资料大致分三类：一类是借款合同及抵押合同；第二类是工行仲恺支行及博能公司的主体证明材料；第三类是博能公司股东会决议（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贷款或抵押），未见其递交《最高额保证合同》；4、本案争议的借款分三笔出借：一是2012年1月16日的790万元；二是2012年4月13日的210万元，三是2012年8月21日的1250万元，这三笔借款均设有抵押，因而应当向房产局交付借款合同原件备案，在房产局备案的版本与本案借款合同并不一致，其备案的版本一是2012年1月4日的1000万元，二是2012年8月2日的1250万元，合同的部分细节也有不一致。
针对李安的抗辩，围绕《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签订过程，本院向各方当事人展开如下调查：第一，查实除本案争议的2250万元外，工行仲恺支行还向博能公司出借1200万元，2011年2月14日，双方签订《小企业循环借款合同》，工行仲恺支行向博能公司出借1200万元，这与2010年12月30日一致同意以李安名下的位于惠州市鹅岭北路xx号xxx1号楼第三层商场作为抵押物向工行仲恺支行贷款1200万元的《股东会决议》相对应。这一笔款由李安提供抵押担保，已清偿。同样，这一笔款的借款合同与其房产管理局备案的版本并不一致，房产管理局备案的借款合同签约时间在2011年1月13日，合同细节有多次不一致，如见证人名字不一致，借款利率不一致等。
第二、向徐某（本案争议2250万元借款的信贷员及《最高额保证合同》的见证人）询问，徐某证实如下事实：1、作为见证人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签名的见证人是徐某及胡某宏，胡某宏未见证合同的签订过程，徐某见证了合同的签订过程；2、《最高额保证合同》未在工行仲恺支行经营场所签订，签订时谢爱国、李峰旗、李安未同时在场，谢爱国、李峰旗先签名，在博能公司签名，李安最后一个签名，2011年1月20日在房产管理局签名，李安签名时工行仲恺支行尚未加盖公章，待李安签名后，工行仲恺支行再将《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原件交到房产管理局备案，但房产管理局告知保证不必备案，因而，拟将交付给房产管理局备案的合同原件销毁。原件只剩两份，一份由工行仲恺支行保存，另一份由博能公司保存。3、针对《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在哪一天签订的这一问题，证人徐某及工行仲恺支行的委托代理人前后出现三种说法：一是2011年1月13日；二是记不清楚哪一天；三是2011年1月20日。4、在庭审过程中，法庭向工行仲恺支行询问为何《最高额保证合同》现存的两份原件不一致，工行仲恺支行答：谢爱国在法定代表人一栏签名是错位，有没有加盖骑缝盖，见证人有没有签名，这些因素均不影响合同的成立，至于其他原件，工行仲恺支行没有过分的要求，所以就没有加盖骑缝盖也没有见证人签名。5、在庭审过程中，李峰旗对《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签订过程与李安的描述基本一致，李峰旗称《最高额保证合同》由谢爱国拿到博能公司办公室签订（工行仲恺支行无代表到场），谢爱国先签名，李峰旗第二个签，李安不在博能公司办公室签名，谢爱国要求李峰旗签名时只拿出合同签字的一页，未出示合同的其他内容，谢爱国称必须签名工行仲恺支行才能发放1200万元的贷款（李安、李峰旗、谢爱国是博能公司的股东，李安未实质参与经营）。6、没有证据显示，在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之前，工行仲恺支行曾对李安、李峰旗作过信用或资产状况进行调查，在发放贷款之前或之后曾通知李安、李峰旗，在博能公司未按期偿还欠款时曾通知李安、李峰旗等承担保证责任。
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工行仲恺支行向原审法院申请查封博能公司账户内23000000元的存款，工行仲恺支行为此提供了相应的信用担保。原审法院作出（2013）惠城法民二初字第70-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冻结惠州市博能新能源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惠州演达路支行账户6574xxxxxxxx内的存款23000000元（冻结期限为六个月）；二、若上述账户余额不足23000000元，不足部分冻结惠州市博能新能源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惠州惠环支行账户730257xxxxxxxx内相应的存款（冻结期限为六个月）。
同时，工行仲恺支行申请查封丰湖公司名下的73套房产、谢爱国名下的3套房产、李安名下的8套房产、刘向阳名下的1套房产，原审法院为此作出（2013）惠城法民二初字第70-2号民事裁定书。原审法院执行裁定后，冻结了博能公司账户657457762757内折合4110476.71元的存款，由于惠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责令博能公司发放工人工资，上述冻结的款项全部解除冻结，用于发放工人工资，原审法院为此作出（2013）惠城法民二初字第70-3号民事裁定书及（2013）惠城法执字第350号民事裁定书。
此后，工行仲恺支行申请冻结谢爱国持有的惠州市丰湖实业发展有限公司50%的股权；冻结李安持有的惠州市福远实业有限公司70%的股权，原审法院作出（2013）惠城法民二初字第70-4号民事裁定书，在执行裁定过程中，工商部门告知李安持有惠州市福远实业有限公司70%的股份已转让给他人，工行仲恺支行因而申请再次冻结博能公司在中国银行惠州演达路支行账户657457762xxxxx内500万元的存款，原审法院作出（2013）惠城法民二初字第70-5号民事裁定书，在执行裁定书过程中，发现上述账号余额为美元437元，余额甚微。
2013年9月16日，工行仲恺支行向原审法院递交《撤回诉讼请求申请书》，请求撤销“要求李安在最高额3000万元的限额内为本案的债权承担共同连带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申请解除对李安名下的8套房产的查封。
原审法院裁判理由和结果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一是：工行仲恺支行能否对已办理抵押的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二是各债务人是否应当承担工行仲恺支行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师费39万元？三是《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对李安、李峰旗是否产生效力？
对于争议的第一个问题，工行仲恺支行与博能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的版本与办理抵押登记递交给房产管理局备案的版本在签订日期及细节上存在差异；但抵押合同在房产管理局的备案与各方当事人手中所持的版本一致，且其抵押合同是最高额抵押合同，只限定为特定段发生的定额债务作抵押，当借款发生后，工行仲恺支行本应将其与博能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的备份递交给房产管理局，但因其不严谨而出现差异，差异体现在合同签订时间及部分合同细节中，但借款总额是一致的，应当说明的是，在办理抵押登记时，抵押权人对其抵押担保的债务有充分的理解的，并未产生争议，在工行仲恺支行已实际发放贷款的情况下，《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效力并不因上述理由而产生瑕疵，合同有效，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在博能公司未能清偿债务的情况下，工行仲恺支行有权根据《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约定行使抵押权。
对于争议的第二个问题，至于工行仲恺支行主张39万元律师费用的问题，双方在借款合同及抵押合同中约定因博能公司违约而致使工行仲恺支行追索债权产生的律师费用由博能公司及各抵押权人承担，对于律师费是多少，工行仲恺支行提交的证据是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这一数额未超出广东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关于民商事财产案件的计价范围，参照（2012）惠中法民一终字第1098号民事判决书关于律师费的司法审查方式：借款人及出借人在借款合同中约定借款人违约应当向出借款人支付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律师费，对于出借人花费的律师费，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作为支付凭证。因而，工行仲恺支行这一部分请求有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对于争议的第三个问题，《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真实性是本案最大的争议点，合同是否成立有效并不以任何一方当事人的抗辩为准，但也不宜采用签名即生效的形式主义。应当解决本案中存在疑点之后再作认定，本案存在三个疑点：
疑点一：2012年7月30日博能公司出具的《股东会决议》中“李安”的签名并非其本人的签名，这对《最高额保证合同》或三份借款合同并不会产生效力性的影响，但可反证一个事实，李安对博能公司向工行仲恺支行的借款并不知情，且博能公司并不希望李安知情，否则没有必要冒签李安的名字。那么，在李安对借款不知情的情况下，他是否愿意对这一笔借款作连带保证担保？这应当进一步提供证据予以证明。
疑点二：工行仲恺支行对李安在《最额保证合同》的签约时间、地点并不清楚。对于签约时间，徐某作为本案争议的三笔借款的信贷员，及《最高额保证合同》的见证人，在庭审过程中作证，另一名见证人胡某宏未见证合同的签订过程，那么，只有徐某一人见证了合同签订过程，徐某确认《最高额保证合同》并未在工行仲恺支行的营业场所签订，而是由李峰旗、谢爱国、李安先签名，三人签名后再由工行仲恺支行加盖公章，对于李峰旗、谢爱国、李安三人的签名，徐某确认三人未同时签名，李峰旗、谢爱国于2011年1月13日在博能公司签名，李安在2011年1月20日在房产管理局签名，并亲眼见证了李安的签名，李安签名时工行仲恺支行尚未加盖公章，李安签名后，工行仲恺支行加盖公章，再向房产管理局办理备案，但房产管理局告知保证合同无需备案，最后，原拟备案的《最高额保证合同》销毁。2011年1月20日，徐某确实向房产管理局提交办理抵押登记的资料，但是办理与本案争议无关的另一笔款（1200万元，已清偿）的抵押登记，从徐某向房产管理局提交的资料来看，并没有《最高额保证合同》。若按徐某的陈述进行还原，可能出现如下两种情形：第一、徐某将《最高额保证合同》带去房产管理局，李安签名后返还工行仲恺支行盖章，盖章后，再返回房产管理局备案，备案过程中，房产管理局告知徐某《最高额保证合同》无需备案；第二、2011年1月20日，徐某向房产管理局递交资料办理抵押登记，全部材料备妥，只有《最高额保证合同》未完成签名盖章，徐某办妥抵押登记手续后，李安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签名，徐某将合同带回工行仲恺支行盖章，盖章后，特持《最高额保证合同》到房产管理局备案，房产管理局告知无须备案。上述两种情形违反常理，工行仲恺支行是专业的金融机构，竟然为保证合同是否需要到房产管理局的备案反复奔波。
上述两种情形又引起一个疑点，2011年1月5日，李安与工行仲恺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李安自2011年1月13日至2016年1月12日止为博能公司向工行仲恺支行的借款作最高额1200万元的抵押，为何同一笔债务再次要求李安再作保证？且作最高额3000万元的保证？
疑点三：《最高额保证合同》现存原件为何出现细节上的区别，这些细节反映了工行仲恺支行没有尽合同管理人的义务，在借款合同及抵押合同的签订过程中，工行仲恺支行无疑处于主导及主动的地位，同时，对合同的管理也应当处于主导及主动地位，但从本案争议的合同来看，工行仲恺支行未发挥相应的作用，其合同的签订随意、混乱，无旁证佐证合同的要约、承诺，签订过程，其管理上的过错是显然的。
在形式上，出现了三处重要的差异，在实质上，工行仲恺支行无法清楚地叙述李安在何时何地签名，这是一个重大的瑕疵，《最高额保证合同》成了李安作保证的唯一的证据，这些疑点足以致使具有普通理性的人对《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效力重新评价，那么，工行仲恺支行应当重新举证，以消除上述疑点产生的影响，而在第二次庭审过程，工行仲恺支行表示无新证据提交，这意味着无法完成相应的举证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原审法院采信李安、李峰旗的抗辩，认定李安，李峰旗在签订合同时受到误导，对合同的内容产生重大误解，不应当受到合同内容的约束，谢爱国以作保证的本意与工行仲恺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应当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根据《担保法》的规定：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物的担保的，保证人对物的担保以外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谢爱国在工行仲恺支行行使抵押权之后仍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保证责任。
综上所述，博能公司应当清偿欠款2250万元及其相应的利息，工行仲恺支行对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博能公司应当支付工行仲恺实现债权而花费的律师费，丰湖公司、谢爱国、刘向阳对律师费的清偿承担连带责任，谢爱国在最高额3000万元的限额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李安、李峰旗不承担保证责任。工行仲恺支行在本案判决之前申请撤销“要求李安在最高额3000万元的限额内为本案的债权承担共同连带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准许，但不影响原审法院对事实的认定。丰湖公司、谢爱国、刘向阳经原审法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公开审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原审法院缺席判决如下：一、第一被告惠州市博能新能源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仲恺高新区支行偿还欠款22500000元及相应的利息（第一笔借款本金7900000元的利息自2012年12月21日至2013年1月4日按合同约定的年利率7.216%，自2013年1月5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双方约定逾期年利率10.824%计算；第二笔借款本金2100000元的利息自2012年12月21日至2013年1月4日按合同约定的年利率9.84%，自2013年1月5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双方约定逾期年利率14.76%计算；第三笔借款本金12500000元的利息自2012年12月21日至2013年1月4日按合同约定的年利率7.8%，自2013年1月5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双方约定逾期年利率11.7%计算）；二、第一被告惠州市博能新能源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仲恺高新区支行支付律师费390000元；三、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仲恺高新区支行对第二被告惠州市丰湖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名下72套房的处置价款（具体见清单）对第一被上述欠款7900000元本金及其利息、2100000元本金及其利息及390000元律师费在10000000元的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四、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仲恺高新区支行对第二被告惠州市丰湖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惠州市鹅岭北路xx号xx综合大厦8层04号房的处置价款（产权证号第1100031xxxx，建筑面积375.04平方米），第三被告谢爱国名下的位于惠州市河南岸xx号小区xxx大厦第四层1号、2号、3号房的处置价款（产权证号分别为第C5064xx1号、建筑面积为414.95平方米，第C3884645号、建筑面积为478.24平方米，第C3884xx6号、建筑面积为540.04平方米），第六被告刘向阳名下的位于惠州市河南岸xx号区第xx层3号房的处置价款（产权证号为第C365xx80号、建筑面积为111.49平方米）对第一被告惠州市博能新能源有限公司欠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仲恺高新区支行12500000元的欠款本金及其相应的利息及390000元律师费在15000000元的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五、第三被告谢爱国对第一被告惠州市博能新能源有限公司欠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仲恺高新区支行上述债务在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仲恺高新区支行行使抵押权之后仍不能清偿的部分在30000000元的限额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六、驳回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仲恺高新区支行其它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56250元，保全费5000元，由第一被告惠州市博能新能源有限公司、第二被告惠州市丰湖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第三被告谢爱国、第六被告刘向阳负担。鉴定费35000元，由第三被告谢爱国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当事人二审的意见
宣判后，上诉人工行仲恺支行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六项，改判被上诉人李安、李峰旗对被告惠州市博能新能源有限公司欠上诉人的债务在上诉人行使抵押权后仍不能清偿的部分在30000000元限额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惠州仲恺高新区支行。2、被上诉人承担上诉费用。
主要的事实和理由是：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承担保证责任举证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均是各方当事人真实签名，合同内容完整，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原审判决分析的三个疑点，从而否定《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成立及生效，显然是错误的。
具体理由如下：一、根据证据规则，对书证原件提出异议的一方应承担举证责任，用于证明其异议成立。然而，本案两被上诉人虽然提出没有为3000万元作保证一事，但却并没有提出足以反驳《最高额保证合同》成立及效力的证据，一审判决仅仅根据该合同形式要件上的一些暇疵就认可了被上诉人的异议，十分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0条，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一）书证原件。因此，被上诉人必须提出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否则就应确认《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效力。
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证据主要有：1、2012年7月30日的股东会决议及“李安”签名的鉴定结论，用于证明李安对借款不知情。2、上诉人留存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同被告博能公司留存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存在合同细节上的差别，主要是有无盖骑缝章、有无见证人签字、谢爱国有无在法定代表人处签字。3、证人刘某伟的证言，用于证明李安签字的过程。4、被上诉人申请法院调取的本案涉案借款在房产局的备案资料，用于证明备案中并未见《最高额保证合同》及备案的借款合同同本案上诉人提交的借款合同存在一些合同细节上的差别。5、法庭询问上诉人的信贷员关于合同签订时间、地点及对《最高额保证合同》拿去房产局备案的理由陈述。
上述证据显然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李安、李峰旗对其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乙方处签名不是作保证的意思。理由如下：1、一审判决书16页第一段末尾的总结是“在李安对借款不知情的情况下，他是否愿意对这一笔借款作连带保证责任这应当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这段逻辑推理显然是十分错误的。最高额保证是一种对将来一定期间内发生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的形式。保证人既然是对将来发生的债权做保证，显然不要求保证人对将来债权实际发生时一定要知情，只要在最高额限度内，无论其是否知情，都不应成为其是否愿意承担责任的判断依据。
退一步说，即使认可一审这样的逻辑思路，但鉴定结论仅仅针对的是2012年7月30日的股东会决议，该决议仅涉及1250万元贷款，而上诉人起诉的总金额中还包括其他两笔合计1000万元贷款，即2011年12月29日股东会决议的内容。该决议被上诉人并未申请鉴定，应依法认定其真实性并认定李安是知情的。上诉人起诉的是全部贷款2250万元，要求被上诉人承担的也是对全部贷款的保证责任。两份决议一份被上诉人不知情，一份知情，而一审却仅根据不知情的那份决议为基础去分析全部贷款，做何解释而且，李峰旗并未对两份股东会决议中的签字提出异议，即李峰旗是知情的，但却将其同李安作出同样的判定，做何解释？显然，以被上诉人对1250万元贷款的不知情为基础去做进一步的分析，本身就相当多的矛盾，依法应允纠正。
《最高额保证合同》两份原件合同细节上的一些差别，不应成为要求上诉人再举证以证明合同的要约、承诺过程的理由。两份合同原件的差别，主要是有无盖骑缝章、有无见证人签字、谢爱国有无在法定代表人处签字等三个。这些差别显然不是合同实质内容上的差别，仅能反映上诉人信贷员对合同管理方面存在的一些不严谨。两份合同的实质内容保持高度一致，如关于担保的主债权、保证期间、保证责任形式、最高额、争议的解决方式、三个保证人均在合同乙方处签名等，这些内容是直接判定保证人保证内容的依据。而被上诉人提到的三处差别，显然不能对实质内容的判定产生任何影响。
《合同法》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时合同成立。上诉人已举证《最高额保证合同》书证原件，双方签字是真实的，应认定上诉人已完成举证责任。要约、承诺无非是双方当事人合同内容磋商的过程，合同内容已经是双方磋商的最终版本，除非双方各持合同在实质内容上存在歧义，要求当事人再去举证合同的要约、承诺过程，还原合同签约过程从而最终对歧义部分作出认定，才显得必要。如果合同实质内容并无歧义，还要求当事人去举证合同的要约、承诺过程，显然是在无理加重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实际上，商业银行要求借款企业股东提供保证责任基本是惯例，合同签订过程也很简单，因是商业银行提供格式合同，并没有来来回回多次修改的过程。因此，双方的要约、承诺过程其实都是在签订合同时一并完成的。且股东不签名做保证是放不了贷款的。所以，要求上诉人举证合同的要约、承诺过程，并不符合该份合同的实际签订情况。证人刘某伟证言，一审也并未将其作为否定《最高额保证合同》效力的证据。
法院调取的抵押借款备案资料清单中没有《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情况及法庭关于合同签订时间、地点的询问，不能作为认定上诉人对合同签订时间、地点不清楚依据。上诉人是专业的金融机构，但不能保证上诉人的所有工作人员一定是懂得保证无需提交房产局备案的道理。个别工作人员的理解错误应当是非常正常的，但这种错误显然同保证人是否有作保证的意思表示毫无关系。一审判决无限夸大上诉人工作人员的错误，并作为其判定否定保证人保证责任的依据，根本不具有任何关联性，据此，原审判决书17页第二段末尾作出“约定李安作1200万元的抵押，为何同一笔债务再次要求李安作保证？且作最高额3000万元的保证”的分析，更是十分的荒谬。
同一笔债务既可以要求同一个人提供抵押担保，也可以提供保证担保，法律并无禁止，从债权人维护债权安全的角度，要求更多的担保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吗？对于3000万元最高保证额，这仅是一个最高额并不是实际发生额，是考虑到未来一段时间博能公司持续借款且借款额根据公司发展将不断提高的需要而定，况且，本案债权本金已达2250万元，加上利息、费用等，离3000万元并不远，最高额定在3000万元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吗？
再次，法庭对证人徐某的询问，徐某是非常清楚的回答了合同签订时间、地点。2011年1月13日谢爱国、李峰旗在博能公司签的该份合同，2011年1月20日李安在房产局签的该份合同。而关于签订时间，代理人回答同徐某不一致也属正常，因保证人有三个，合同落款处是2011年1月13日，代理人按该落款日期回答并不错误，而三个人中有一个人即李安是在该日期后签订的，当然只有亲自办理合同事务的徐某清楚，一审法院据此认定上诉人无法清楚的叙述李安在何时何地签名，是一个重大暇疵的理由错误。
被上诉人对为何在《最高额保证合同》空白处签字的解释，也是疑点重重，不符合常理。一审判决既然罗列了上诉人提供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存在的三处疑点，为何不对被上诉人的解释是否合理进行分析呢？李安在其答辩状中称“谢爱国拿着合同最后一页给其签名，问及为何只有最后一页，谢称是办理1200万元借款抵押登记的合同，只有全体股东签名后银行才放款，于是便要求谢在法定代表人处签名后签了名”。这样的解释显然是不能成立的。疑点很多：1、既然是办理抵押登记，该笔借款只有李安作抵押，如是抵押合同，就不应有其他两股东签名及谢在法定代表人处签名。如是借款合同，既然借款人是博能公司，乙方处就应盖博能公司章而不应要求股东签名。李安是一个有合同签订经验的人，没有理由不懂得这些道理。只有一个解释是成立的，就是银行需要全体股东在保证合同签名后才能放款，所以在乙方处出现的是三个股东签名。
既然要求谢在法定代表人处签名，为何另一份《最高额保证合同》即博能公司的留存份又不要求谢签名只能反证李安的解释是狡辩，根本不是答辩状中陈述的理由而签的名。保证合同是双方保证关系成立的重要依据，是商业银行重点管理的合同，根本不可能交由第三人转签。退一步说，假设交由谢爱国转签是真，既然谢能作股东会决议的假，为什么保证合同不作假不是更方便他控制博能公司资金吗被上诉人关于为何签字的解释疑点重重，一审判决却只字不提，显然是不公平的，从未导致错误的认定。
综上所述，被上诉人根本没有提供充足的证据用于支持其反驳保证关系不成立的异议，其一方面又承认签名的真实性，一方面又作出漏洞百出的解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予以纠正。
被上诉人李安答辩称，一审证据足以表明，本案争议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下称0108号保证合同）没有成立，答辩人不应承担保证责任。0108号保证合同的最后签字页答辩人签字的时间是2011年元月13日，签字地点在惠州市鹅岭北路xx号xxx1号三层答辩人李安办公室内，证据证明被答辩人在0108号保证合同签订时没有如实告知答辩人有关该合同的性质、标的及内容，没有向答辩人出示完整合同文本、没有向答辩人发出过为其提供个人保证的要约。
第一，根据刘某伟的情况说明，证实0108号保证合同是由被答辩人委托博能公司法定代表人谢爱国给答辩人签字的，但谢爱国未如实告知答辩人合同性质及内容，且其于2011年元月13日仅将该合同的最后一页签字页拿到答辩人办公室交答辩人签名的，被答辩人在保证合同签订时根本就未告知答辩人有关该合同的性质、内容，没有向答辩人发出保证的要约。前述事实还有元月13日当天答辩人李安的报销凭证及李旗峰等的陈述佐证。
第二，根据一审证人徐某自相矛盾的陈述，本案保证合同的所谓见证人根本没有进行所谓现场见证，合同上的见证人是事后伪造的虚假见证，没有任何证据被答辩人在合同签署时已向答辩人出示完整合同文本和释明保证合同内容。
第三，根据被答辩人向法庭提交的0108号保证合同文本与博能公司保存的0108号保证合同文本的比对可以发现，被答辩人向法庭提交的0108号保证合同上的骑缝章和合同见证人签名等是在其骗取答辩人李安签字之后加盖和伪造的，这说明，0108号保证合同是一本可以分拆的合同文本。
答辩人李安并无为博能公司向被答辩人借贷提供个人保证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在本案诉讼前对0108号保证合同的内容完全不知道，其在0108号保证合同签字页上的签字受谢爱国欺骗和答辩人的误导。第一，答辩人在0108号保证合同签订前一周即2011年元月5日确实有为博能公司1200万贷款提供房产抵押担保的事实，但不是保证担保，更未对3000万借款的保证担保','2018-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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