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林口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黑1025民初第714号
原告关树生，男，汉族，农民。
委托代理人王凤花，女，汉族，农民。
原告战海，男，汉族，农民。
原告蔡井莲，男，汉族，农民。
原告时秀福，男，汉族，农民。
委托代理人魏昌龙，男，汉族，农民。
原告李万全，男，汉族，农民。
原告蔡春生，男，汉族，农民。
委托代理人袁凤芬，女，汉族，农民。
原告李永福，男，汉族，农民。
原告杨纯福，男，汉族，农民。
原告徐兆先，男，汉族，农民。
委托代理人李春花，女，汉族，农民。
上述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毕井林，男，汉族，农民。
被告黑龙江梅亚种业有限公司。统一初会信用代码912308821319773560
法定代表人吉新文，职务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陈明军，男，汉族，梅亚种业公司副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张杰，男，汉族，黑龙江梅亚种业有限公司法律顾问。
被告何海臣，男，汉族，农民。被告甄志国，男，汉族，农民。原告关树生、战海、蔡井莲、时秀福、李万全、蔡春生、李永福、杨纯福、徐兆先诉被告黑龙江梅亚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梅亚公司）、何海臣、甄志国种植回收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关树生等于2016年5月3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适用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2016年7月26日、2016年9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关树生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凤花、战海、蔡井莲、时秀福的委托代理人魏昌龙、李万全、蔡春生及其委托代理人袁凤芬、李永福、杨纯福、徐兆先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春花、上述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毕井林、被告黑龙江梅亚种业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明军、张杰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何海臣、甄志国经合法传唤未出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关树生等诉称，2012年春被告梅亚公司采用公司加农户的模式在林口县繁育玉米杂交种子，梅亚公司与刁翎镇胜利村签订了3000亩玉米杂交种子繁育合同，又与各农户分别签订了繁育合同，上述合同均约定每公斤合格种子收购价格6元；2012年12月15日之前交售种子；如违约按合同价格5倍赔偿损失；乙方要服从甲方管理和技术指导。被告甄志国和何海臣以胜利村代表人的身份在合同上签名，但其二人又享受梅亚公司支付的服务费每公斤0.4元，因此其二人梅亚公司的代理人，是为梅亚公司服务的。
合同签订后各原告领取了亲本种子，在被告的监管下开始繁育种子，被告甄志国称其代表梅亚公司监管种子生产，如果哪块地跑粉了就把哪块地的玉米砍掉，因此如果有杂株的话也是被告梅亚公司提供的亲本有问题，原告都是在一个制种小区内生产种子，相邻种植的有3元每市斤收购的，有1.6元、1.3元收购的，还有拒收的。原告认为梅亚公司是种子生产的主体，而各原告只负责提供土地和劳动力，被告梅亚公司应该收购原告生产的种子，理由如下：1.被告梅公司派员管理；2.收获后梅亚公司统一组织固定场地脱粒，脱粒时被告组织专业人员进行选穗处理统一称重、统一封口，梅亚公司和各原告各一份扦样袋，检验人员说原告的种子合格了；3.种子收购时梅亚公司未告知原告种子不合格，直到2013年4月份才到原告处抽样检测；4.被告未按约定的时间即2012年12月15日之前收购种子，被告梅亚公司的室内检验不具有法律效力；5.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原告生产的种子不合格；6.被告梅亚公司拒收原告的种子是因为2012年种子市场供大于求；7.被告梅亚公司2012年在刁翎镇、三道通和建堂乡繁育的种子，拒收种子达40万斤之多，按照被告自认的说法，电溶检验三天检验七家，芽率检验七天只能做出十家，仅三道通镇、刁翎镇、建堂乡就有1000多户农民繁育了玉米杂交种子，可以推定，按照被告的检验方法需要检验将近两年的时间，而合同约定2012年12月15日之前种子收购结束，也就是说从2012年的10月中旬玉米下棒开始到2012年12月15日只有两个月的时间，被告根本不可能完成1000多农户的种子检验，因此可以推定被告所谓的检验是不真实的。
被告拒收原告的种子，原告将种子全部转为商品粮出售，为了节省诉讼资源，原告将转商的种子价格定为平均每市斤1元，按合同约定被告还应该赔偿原告2元，原告又把被告每户必扣的每百斤的含水量、杂质、脱粒费、烘干费，亲本款按照每市斤扣除0.3元，即每市斤被告应赔偿原告差价款1.70元。原告请求三被告连带赔偿未收购原告种子给原告带来的损失即种子差价款：关树生30181.80元（17754市斤×1.70元）、战海23492.30元（13819市斤×1.70元）、蔡井莲9214元（5420市斤×1.70元）、时秀福46920元（27600市斤×1.70元）、李万全5610元（3300市斤×1.70元）、蔡春生6910元（4065市斤×1.70元）、李永福18601元（10942市斤×1.70元）、杨纯福25962元（15272市斤×1.70元）、徐兆先10200元（6000市斤×1.70元），合计金额177092.40元；要求三被告连带赔偿违约金按各原告赔偿数额的10%计算；诉讼费用由三被告负担。
被告梅亚公司辩称，被告不同意支付原告种子差价款和违约金，理由如下：
一、本案原告主体不适格。原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2012年玉米杂交种子生产合同》的乙方为林口县刁翎镇胜利村民委员会,代表人为何海臣、甄志国。合同主体应具有相对性相对性，合同相对性是指合同主要在特定的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拘束力，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能基于合同向对方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而不能向与合同无关的第三人提出合同上的请求，也不能擅自为第三人设定合同上的义务，合同债权也主要受合同法的保护。因此该份合同主体应该为被告梅亚公司与胜利村民委员会，只有胜利村民委员会才能向被告梅亚公司主张权利，成为适格当事人。虽然在庭审中，原告提交了《刁翎未回收不合格户明细表》，但是这证明不了原告就是合同相对人，这张明细表只能说明是胜利村民委员会的内部行为，为了便于区分，为被告提供检验样本时所用。故原告主体不适格，请法院依法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二、被告甄志国与何海臣应当是居间人，并非是委托代理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居间人是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的中间人。居间人既不是买家,也不是卖家,而是为交易双方提供交易信息及条件,在交易中牵线搭桥,因而整个活动中权利和责任归交易双方当事人。居间人代表合同双方当事人，委托代理人代表委托人一方当事人。本案中，被告甄志国和何海臣是代表胜利村民委员会与被告梅亚公司签订合同,说明二人是居间人，而不是委托代理人。假设法院认定各原告是合同的相对方，与被告有合同关系，那么二人在合同中即代表了原告，也代表了被告，那么应当为居间人，居间人有向当事人报告交易信息的义务；
三、原告种子不合格，合同违约事实清楚。按照繁种合同约定，原告关树生等9人种子质量必须达到国家规定标准被告方能收购。合格种子质量指标为：纯度≥96.0%，发芽率≥85%，净度≥99.0%，水分≤16.0%。经被告检测原告种子发芽率不达标4人：关树生52%、战海70%、时秀福47%、李万全78%。纯度不达标5人：蔡井莲94%、蔡春生93.5%、李永福92.5%、杨纯福91.6%、徐兆先92.5%。以上9人种子发芽率或纯度均低于合同标准，被告未收购符合约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原告需要向法庭提供证明其所繁种子合格的种子检验报告，如果有证据证明种子合格，被告无条件全额付款，原告以当年种子市场滞销诉被告拒收产种子没有证据予以证实。
原告是种子生产操作人，要对种植结果负。1．众所周知，谁种地谁管理，且对管理的结果承担责任，这是天经地义的事。结合诉状事实可知，原告是种子生产的直接操作人，种子不合格究其根源就是生产环节疏忽管理所致，有的农户播期推后，有的地势低洼，有的不能及时去雄，不能及时扒皮晾晒，加之2012年是50年一遇多雨早霜自然灾害之年，增加了管理上的难度。原告以被告延后收购为由影响其种子质量缺少科学依据，因为黑龙江乃至东北三省粮食作物种子哪个不是要经过越冬储存的？！如果种子水分降至安全水分，岂能降低发芽率？如果将田间母本雄穗及时拔净，岂能出现自交苗？这是一个通俗易懂的基本常识。为什么刁翎镇大部分农户的种子都能合格，就是他们认真管理。2．繁种过程中被告安排人监管生产，被告已将要干的农活告知了原告，这是被告的义务，但被告对农活完成的质量结果没有义务。拔蓼、去杂、扒皮晾晒属于农活范畴，应由原告自己完成，这是原告应尽的义务，那么原告就应该对种植结果负责。原告在诉状中表达了一个错误观点，被告方管理人到了现场，原告的种子就是合格；原告不论所产种子什么样质量，被告就得收购。以此推理，双方用不着签订繁种合同了，更用不着约定质量标准了，原告种了种子，被告就要收购，这个理论完全违背了繁种合同的意愿和签订合同的本质。3.原告诉被告“室内检验不具法律效力”缺少法律依据。首先国家《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第二章第七条规定，申请领取种子生产许可证，应当具备以下条件：杂交玉米种子及其亲本种子的，种子生产技术人员和种子检验人员各5名以上。被告企业检验人员资质符合国家要求，因此对本企业生产种子的检测结果具有合法性。其次国家并没有约束种子生产企业的产品必须拿到国家法定种子检测机构检验的规定。此外，被告检测结论不代表最终结果，被告有异议可以到有资质部门进行复检。被告在种子脱粒期间每个农户封存样品两袋，梅亚公司与每个原告都保留一袋，双方都在封口线上签了字，保存样本的目的就是原告在对被告检测结果不认同时到相关部门复检时使用，被告梅亚公司做到了与法有据，与理有证，符合种子生产检验中规定的扦样程序，被告检测结果出来后都用电话及时告知何海臣、甄志国，并让不合格户赶紧复检，合格种子公司仍然收购。时至今日，原告从未向被告或居间人何海臣、甄志国提出过到有资质部门进行重新检测的意见，原告自动放弃复检，又拿不出证明所繁种子是合格的证据，因此，被告检验程序符合国家种子检验法规，其检验结果应该得到法院支持。至于原告称被告检测结果未告诉他们一说，纯粹是无理之辩。其原因很简单，大部门农户种子被告拉回公司并付款，没拉原告种子，原告岂能不闻不问？
五、原告诉讼请求已经诉讼时效。按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五日内将起诉状副本发送被告。原告于2016年1月1日起诉，直到2016年4月15日法庭才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原告的主张已经诉讼时效，法庭应当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六、被告公司种子检验应当视为符合法律规定。《2012年玉米杂交种子生产合同》第二条第五项约定：经检验合格的种子及时收购，及时付款，保证不拖欠。该条约定了检验和收购的先后顺序。经被告检验，各原告的种子未能达到《合同》第一条第三款的约定，被告有权拒收。原告质疑，被告检验属于单方内部检验，不发生法律效力，属于原告理解错误。林口人民法院于2013年4月8日作出的(2013)林民初字第46号民事调解书，明确了农户种子质量由被告检测，该调解书是双方真实意思的体现，被告对种子进行检验是林口法院决定和允许的。原、被虽然没有在《合同》中约定检验的方式，但是在农户种子脱粒时，经原、被告共同对种子扦样、封存、签字，一式两份。2016年7月26日庭审笔录28页第9行至第15行记载“原告与被告已经确认了扦样的事实，被告带回一份扦样作为检验的标本，原告留有一份是为了让原告对被告检验结果提出质疑复检时使用。”被告检验后对不合格种子的结果及时通知了居间人，就是让原告在合理期间内进行复检，提供种子合格的依据。否则，留给原告的种子扦样有何用途，原告不能做出合理解释，难道是给原告做“纪念品”的吗？这是不可能的。按照林口法院调解书检验不合格种子的处理意见，原告对被告的检验结果有异议，认为自己的种子合格应当在合理期间内进行复检。截止目前，原告即未复检，又拒绝提供种子扦样，声称种子扦样灭失，是在推卸责任，规避法律风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原告应当对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同时，本案中原告与被告之间未明确约定检验的主体是原告，还是被告，还是第三方，通过双方各留一份扦样的事实行为，可以推定上述结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可以确定原告也具有检验的义务，但是未检验的这一事实存在。因此原告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种子检验不合格，法院应当认定被告检验种子符合法律规定，法庭应当给予支持；
七、原告的证人出庭证言不应被采纳。庭审中三道镇温艳军出庭作证，他在作证时先陈述了被告公司低价收购农户种子是作为商品粮处理，后又主观推断被告低价收购作为大田播种使用流入市场，该证言前后矛盾，并且该证人2012年在三道通镇繁育种子240亩，生产种子50760斤，经检验严重不合格，被告梅亚公司拒收。现在出庭作证歪曲事实，欲达到刁翎种子给补偿，证人就应得到补偿的目的，证人与本案的原告有共同的利益需求。并且该人作证后经法庭释明，并未在庭审笔录上签字，故该证人的证言不应被法庭采纳。
八、庭审笔录中原告提供的证据五意在证明时秀福繁育的种子出芽率、质量符合《合同》的约定，结合证人牛廷花、温波、时秀艳、李忠利的证言，意图达到证明时秀福生产的种子合格的目的。但是以上证明中缺少支持原告主张的播种量和后期产量的数据。发芽率实验是种子播种必不可少的环节之一，与水分、养分、光照有直接关系，发芽率的高低与播种数量有密切关系。证人没有提供播种量以及发芽率测算的全部过程的数据，仅对长势凭感官进行主观推断种子质量合格，根本形成不了证据链条，没有说服力，其证据不足及证言虚假也不应采纳；
九、被告拒收种子应该由原告自己承担责任。玉米杂交制种的关键技术就是母本雄穗在散粉前及时拔净，防止出现自交苗。去除雄穗属于农活范畴，是农户的义务，拔雄穗的好坏决定生产种子的质量问题，从黑龙江到新疆，母本去雄至少15遍以上，地块条件和管理条件差的需要20遍以上，去雄一天一遍，风雨不误，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种子合格。本案中原告种子检测不合格，就是因为自交苗多，自交苗多的原因是母本在散粉期原告不能按照合同约定每天坚持在田间去雄或者是去雄不彻底，出现跑粉现象。被告董事长吉新文和甄志国一同到田间检查时发现，最严重的一例有5亩地全部跑粉，这样怎么能是种子质量合格？田间管理是各原告应该履行的职责，各原告未按合同第三条第五款、第六款的约定尽到履行义务，致使田间管理不到位造成种子质量下降，被告有权拒收，责任应该由各原告承担；
十、原告陈述种子不合格是被告未及时收购造成的没有科学依据。原告以被告迟延收购种子造成种子质量降低为由主张权利，没有科学依据。只要种子水分达到小于或等于14%，在严冬低温贮藏的情况下，种子处于休眠状态，不会变质、降低出芽率。只有水分大于14%，经过严冬的贮藏才会降低出芽率，这是普遍的常识，至于纯度和净度是原告在种植管理（去雄）和脱粒筛选期间造成的一种固有状态，不因气候、温度变化而改变。以上情况说明，即使被告迟延收购种子，也不可能造成种子质量改变，除非种子水分过高，至于种子水分高低，原告应当十分清楚。生产合同第一条第三款明确约定了种子水分过高正是被告拒收种子的条件，所以原告陈述种子不合格是被告未及时收购造成的理由补充，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
综上所述，被告企业检验人员具有检验资质，检测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视为有检测效力。被告拒收各原告的玉米种子，是原告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造成质量不合格的原因。被告公司是良心企业，并不是如原告所说那样，因为玉米种子超面积繁育，市场滞销而拒绝收购，只要原告种子合格，被告一定会按合同约定，不会坑农害农，致农户的利益而不顾。同时各农户对自己生产种子一定知道质量是否存在瑕疵，如果没有瑕疵，为什么不进行复检，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所以无论企业也好，农户也好，都要诚信为本，不能因为一己私利就失去信誉。请法院依法支持被告的答辩意见，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综合当事人的陈述，确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被告未收购原告的玉米种子，是否属于违约行为，拒收理由是否成立；二、原告所主张的被告应支付的种子价款和违约金的数额是否有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三、原告主张权利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四、原告的主体是否适格，是否是合同相对人；五、被告何海臣、甄志国是被告梅亚公司的代理人，还是原告与梅亚公司之间的居间人，原告要求甄志国和何海臣与梅亚公司负责连带责任是否有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六、被告梅亚公司对种子的检验是否符合双方的约定，原告是否对自身生产的种子质量有复检的义务；七、被告迟延收购原告的种子是否会导致原告种子质量的下降。
审理中，原告为支持其主张，向法庭举证如下：
证据一，2013年10月8日，林口县古城法庭的询问笔录一份、林口县人民法院询问笔录一份。意在证明2013年9、10月份间，各原告已经向人民法院主张权利，原告的起诉未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被告梅亚公司也是在上述时间才告知各原告所生产的种子不合格。
被告梅亚公司经质证认为，此询问笔录是法院询问被告何海臣时的记录，是否合同上加盖公章与本案无关，没有法院立案收据，不能证明各原告立案的事实，请求人民法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能证明原告于2013年9至10月份期间开始向人民法院主张权利，原告的起诉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对上述证据本院依法予以采信。
证据二，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生产许可证申请表一份、2012年被告与胜利村玉米杂交种子生产合同一份。意在证明被告梅亚公司在三道通镇一村和二村制种基地、胜利村制种基地、良种场制种基地、建堂乡大百顺村、藏富村、大发屯共制种16000余亩，被告重大的违法行为和拒收林口县几百户制种农民400多万斤种子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该证据证明了被告在刁翎镇胜利村基地只允许繁育1600亩玉米杂交种子，但被告却在胜利村签订了3000亩的制种合同，证明了被告违反了种子法的第二十二条禁止性规定，未按照种子许可证的许可生产种子，超繁了1400亩，农民不但有和被告签订了3000亩的总合同，而且所有原告都有和被告签订的分合同及领取亲本种子记录，被告的违法行为和原告维权之间不存在任何矛盾，被告超繁了1400亩，与原告没有任何关联性。被告梅亚公司经质证认为，此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该份证据无法证明原告欲证明的问题，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对上述证据依法不予采信。
证据三，2013年9月12日，刁翎未收购不合格户明细表一份。意在证明梅亚公司是在种子收获一年后，向法庭出示的原告种子不合格的证据，原告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表不能作为证据证明原告的种子不合格。
被告梅亚公司经质证认为，此证据没有梅亚公司公章，来源不清，请求法庭不予采信。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该份证据是复印件，未盖有梅亚公司公章，被告梅亚公司质证认为该证据来源不清，对该证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
证据四，林口县三道通镇制种结算表三张、刁翎镇2012年繁种结算表一份三张。意在证明被告梅亚公司对含水量在18%、19%、20%的种子都予以收购，并按合同约定价格3元计算，种子的含水量只要在收购期内收购，不能成为种子不合格的质量标准，作为生产责任主体，作为生产许可证准入的制种单位，必须承担对种子的烘干达到标准水的责任和义务。被告梅亚公司经质证认为，对三道通镇的结算表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种子含水量高不代表芽率和自交苗不够，如果芽率够，自交苗符合种子法规定，梅亚公司一样收购，此表证明了合格的种子公司还是收购的；对刁翎镇的结算表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表不是梅亚公司制作的，这个表出处不清楚，拒收原告生产的种子的原因不是水分原因，而是纯度和芽率不够。本院认为，被告梅亚公司虽然对刁翎镇的结算表的真实性有异议，但是该表对结算种植户的信息记载详细具体，且有梅亚公司工作人员林守超的签名，上述证据能证明梅亚公司对水份超过合同约定的标准的部分种子，按照合同约定的每公斤6元进行了收购，对上述证据本院依法予以采信。
证据五，关于刁翎镇胜利村、保安村村民申请现场勘查梅亚公司2012年生产的玉米种子弃收后的情况说明一份。意在证明种子管理站和刁翎镇政府到李忠利和张国兴种植的玉米地，用弃收种子进行种植，并进行了现场录像和取样，证明经被告检验芽率为47%的种子是不存在的，李忠利种植的种子芽率为86%，完全符合国家规定的种子芽率质量标准。被告梅亚公司经质证认为此证据没有法律依据，不予质证。本院认为，该证据出自林口县种子管理站，结合原告提供的证据十一（张国兴的证人证言），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依法予以采信。但该证据记载对两块地的种子来源和播种量情况不详，无法证明原告欲证明的问题，对原告欲证明的问题本院依法不予采信。
证据六，收据、证明各一份。证明关树生的种子是0.85元每市斤出售的，蔡春生的种子是以0.8元每市斤出售的。被告梅亚公司经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不清楚该证据的来源。
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是自然人书写，属于证人证言的性质，证人无法定理由未出庭作证，被告梅亚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本院依法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证据七，证人李忠利的证人证言。证言主要内容：2013年4月17日左右，证人购买了原告时秀福的种子，证人自己生的芽，芽率是86%，证人将种子种在了自己的地里，玉米出苗良好，后来种子管理站工作人员、刁翎镇政府工作人员、原告代理人和原告关树生到证人的地里去察看玉米的长势，还录像了。意在证明原告时秀福被拒收的种子，被证人买了160斤，种了3.5垧土地，种地之前做的芽率试验，出芽率为86%，而且种了3.5垧地之后，秋天喜获丰收，种子管理站和刁翎镇政府有关领导到现场进行了勘测，玉米长势良好，说明了时秀福的种子芽率根本就不是47%。
被告梅亚公司经质证认为对该证人证言有异议，证人证明的种子发芽率不是种子权威部门出具的种子检验报告，不能证明原告欲证明的问题。
各原告经质证认为对该证人证言无没有异议。
本院认为，证人李忠利的证人证言与证人温波、时秀艳的证人证言能够相互佐证，证明证人李忠利购买了原告时秀福的玉米种子这一事实，但关于李忠利购买种子的发芽率这一事实只有李忠利的证言，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原告提供的证据五即林口县种子管理站出具的证明亦不能证明李忠得的种子来源的播种量，故对原告欲证明其种子发芽率合格的证言内容本院依法不予采信。
证据八，证人温波的证人证言。证言主要内容：证人和时秀福是东西院邻居，证人从自家大门口出来，看到甄志国和李忠利在时秀福家装苞米籽，李忠利买了时秀福的苞米籽，用摩托车拖走了。意在证明李忠利购买了时秀福被拒收的种子。被告梅亚公司经质证认为，证人是在院内看见拿时秀福的种子，未证明该种子是否用于种植，对证人证言不予质证。原告经质证认为对证人证言没有异议。
本院认为，该证人证言与证人李忠利、时秀艳的证人证言能够相互佐证，证明李忠利购买了原告时秀福的玉米种子，对该证人证言本院依法予以采信。
证据九，证人时秀艳的证人证言。证言主要内容：时秀福是证人的哥哥，2012年时秀福去山东，玉米种子卖不出去，就将20000多斤玉米种子卖给证人作猪饲料，证人用一部分种子在院子里种了十多根垄，也产了100多斤粮。意在证明时秀福的种子以每斤0.9元的价格，卖给证人做猪饲料，证人未将种子运回养猪场，全部存放在时秀福家里，后来甄志国告诉证人，其将玉米种子卖给李忠利两袋，每市斤0.9元。
被告梅亚公司经质证认为，证人与原告时秀福是亲属关系，证言不连贯，与种子的出芽率没有关联性。
原告经质证认为对该证人证言没有异议。
本院认为，证人证明李忠利购买了原告时秀福的种子这一事实，与证人李忠利、温波的证人证言相互吻合，对该部分证言内容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对原告时秀福的种子出售价格为每市斤0.9元的证言内容，没有其他证据相互佐证，本院依法对证明原告时秀福的种子价格的证言内容不予采信。
证据十，证人牛廷花的证人证言。证言主要内容：证人与时秀福亲家关系。时秀福在2012年没有钱种种子，是证人给时秀福抬的100000元钱，到秋天收购种子时，说时秀福的种子合格，腊月二十八那天时秀福的种子都要装车了，时秀福雇佣装卸工郭明江、张亚福还有赖祥军三个人给装的车，后来甄志国的儿子要杀何海臣，就没收时秀福的种子，把甄志国儿子的种子拉走了，甄志国说过了年再收购，过了年又说不合格了，就没拉走。意在证明时秀福种子是合格的，芽率不是47%。
被告梅亚公司经质证认为证人与时秀福是亲属关系，其证言不真实，请求人民法院不予采信。
原告经质证认为对该证人证言没有异议。
本院认为，证人证言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被告梅亚公司对该证人证言真实性有异议，本院依法对该证人证言不予采信。
证据十一，证人温艳军的证人证言。证言主要内容：2012年证人和杨振文给梅亚公司收购玉米种子，所得利润一人分得25000元，每斤额外给证人0.2元的劳务费。有一次证人和吉新文、杨振文在陈显民家喝酒，吉新文让证人给收点低指标的种子，要求每市斤1.30元收购，证人说收不了，后来杨振文以每市斤1.60元给收了两车。证人和杨振文给梅亚收购的种子有质量好的，也有质量差的，质量差的收回去就转商品粮了。意在证明梅亚公司法定代表人吉新文让证人以1.30元每市斤收购刁翎镇的种子，梅亚公司给证人1.80元每市斤，差价归证人，证人和杨振文（已故）收购了27万斤种子，被压价收购的种子是合格的。
被告梅亚公司经质证认为，温艳军的证言证明不了关树生等九人种子是否合格，与本案无关，请法庭不予采纳。原告经质证认为，被告梅亚公司法定代表人吉新文授意证人和杨振文压价收购低指标种子，每斤给证人好处费0.2元，授意证人以每市斤1.3元收购刁翎镇的种子，被告梅亚公司法定代表人吉新文是压价收购种子的幕后支持者。
本院认为，证人出庭作证后，经本院依法当庭释明，拒绝在庭审笔录上签名，被告梅亚公司对该证人证言有异议，本院依法对该证人证言不予采信。
证据十一，证人张国兴的证人证言。证言主要内容：杨纯福的苞米籽没拉走，第二年证人用杨纯福的玉米种子种植了玉米。意在证明证人购买了原告杨纯福的不合格种子，却喜获丰收，被告的所谓权威性种子检验是没有任何依据的。
被告梅亚公司经质证认为证人与原告杨纯福有亲属关系，证人没有种子权威部门出具的种子检验报告，请法庭不予采信。
原告经质证认为对该证人证言没有异议。
本院认为，证人证言没有其他证据佐证，原告提供的证据五即林口县种子管理站的证明亦不能证实证人的播种量和种子来源，被告梅亚公司对该证人证言有异议，对该证人证言本院依法不予采信。
审理中，被告梅亚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法庭提供证据如下：
证据一，梅亚公司的生产许可证、检验员证、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各一份。意在证明梅亚公司具有合法生产、批发、零售、繁育、检验种子等资质。
原告经质证认为，被告的资质只能说明被告是制种生产主体，是制种的唯一责任人；无论被告有怎样的资质和技术人员，都不可能在2012年的10月中旬到12月中旬两个月内检验完刁翎镇、三道通镇、建堂乡近1000户农民的种子，事实决定了任何制种公司必须以田间检验为主，1000户农民的种子，需要检验将近两年。
本院认为，上述证据能够证明被告具有批发、零售、种子检验等资质，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依法对该证据予以采信。
证据二，原告的种子检验结果报告单一份。意在证明原告种子不合格。原告经质证认为，该证据不真实，不是原始报告单，按照梅亚公司自认，三天检验六家，九位原告不应该在同一个报告单上，这份报告单和梅亚公司其他报告单内容和形式都不一致，没有证明力；从2012年12月15日至今，原告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份报告单，也就是说即便不伪造，这份报告单也没有任何的证明力，是无效的，如果被告在2012年的12月15日之前，如约进行检验，就应该把报告单送到原告手里，被告根本没做到。该份报告单纯属亡羊补牢，于事无补。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的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合同未约定具体的质量检验机构、检验方式、检验期限，就种子质量检验问题属于约定不明，被告梅亚公司虽有种子检验资质，但检验过程原告未参与，检验结果未及时通知原告并告知原告复检，原告对被告梅亚公司的检验结果提出质疑符合常理，故对该证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
证据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一份。意在证明梅亚公司的种子生产技术人员的资质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所做出的检验报告具有权威性。原告经质证认为，该办法是规范制种生产单位合法经营、合法生产的一项重要制度，办法对制种单位的资格要求非常严格，原告不怀疑被告具有这样的生产和经营能力，但是再有实力，技术力量再雄厚，被告始终不能说明是如何检验三道通镇、刁翎镇、建堂乡近1000户农民的种子的，该证据与本案争议焦点没有任何关联性。
本院认为，该证据属于部门规章，对该证据本院依法予以采信。
证据四，农作物检验规程一份。意在证明被告检验原告的种子纯度是具有权威性的，符合国家规定。
原告经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证明不了被告真实的履行了这个规程，被告的举证与本案的争议焦点没有任何关联性，根本不能作为原告种子不合格的证据，没有证明力。
本院认为，该证据属于部门规章，对该证据本院依法予以采信。
证据五，2012年玉米杂交种子生产合同书一份。意在证明该份合同相对方是被告与林口县刁翎镇胜利村民委员，并非本案各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合同，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本案原告主体不适格，同时可以证明甄志国、何海臣并不能代表被告事实代理行为，因为二人是该合同乙方的代表人。
原告经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要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胜利村委会已经不存在了，甄志国代表不了胜利村委会，各位原告和梅亚公司之间都有分合同。
本院认为，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依法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该合同虽是胜利村民委员会与被告梅亚公司签订，但胜利村委会不是生产玉米种子的主体，胜利村委会只是代表本案原告与梅亚公司签订了繁育玉米种子的总合同，然后将繁育玉米种子的面积落实到各位原告，梅亚公司为各位原告发放了玉米种子亲本，并对各原告的生产过程进行监管，梅亚公司已经与各原告形成了事实的种植玉米种子合同关系，原告作为合同相对方向梅亚公司主张权利符合法律规定，故对被告梅亚公司欲证明的问题本院依法不予采信。
证据六，黑龙江省林口县人民法院（2013）林民初字第46号民事调解书一份。意在证明农户生产种子由被告负责检验，被告检验不合格种子，农户自行处理，自行处理部分种子提取样本由双方委托林口县农业委员会重新进行检验，如检验合格，由被告按照种子收购价格补偿农户的损失，经被告检验后确定各原告种子质量存在严重瑕疵，但各原告并未提出异议，对种子进行复检，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责任。
原告经质证认为，种子扦样样本已经不存在了，种子也转为商品粮出售了，就算现在种子还在，经过这么多年以后，种子质量也不可能合格了。
本院认为，该调解书是另案原告与本案被告梅亚公司达成的一致意见，该协议的内容对另案原告与本案被告梅亚公司之间具有约束力，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故对该证据本院依法不予采信。
通过法庭调查及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确定本案的事实如下：
2012年4月15日，林口县刁翎镇胜利村民委员会与被告梅亚公司签订繁育杂交玉米种子合同，梅亚公司为甲方，胜利村委会为乙方，合同约定胜利村委会为梅亚公司繁育杂交玉米种子3414亩。合同主要条款：乙方为甲方承制杂交种子面积“73品种”2700亩、“2252品种”314亩、“102品种”400亩，合计3414亩；合格种子的质量标准：纯度≥96%、发芽率≥90%、净度≥98%、水价≤14%，达到此标准的种子收购价格每公斤6元；脱粒筛孔不得小于6毫米，水份高于14%至16%之间，梅亚公司扣水收购，水分高于1%至18%时，需烘干降水，降水费用乙方担负，水分高于18%及种子视为不合格的种子，甲方有权拒收；经检验合格的种子及时收购，及时付款，保证不拖欠；甲方保证回收乙方合格种子，如违约需向乙方赔偿合同价5倍的经济损失；乙方如不能按时交种，流失部分需向甲方赔偿合同价5倍的经济损失；乙方按时交种，甲方付给质量合格种子服务费每公斤0.40元；任何人领取并种植本合同杂交亲本种子，均视为事实合同，都要执行本合同之规定；交种日期2012年11月1日至2012年12月15日，如需改变时间，经甲乙双方协商修订最终交种日期，在规定的时间内不能交种，视为违约，按照第三条第11、12款处理；种子收购后经检验合同的杂交种子和自交系种子现金结算。合同签订后，胜利村委会支部书记甄志国与何海臣在胜利村和保安村落实种植面积，本案各原告到甄志国家领取了梅亚公司发放的亲本种子，在梅亚公司的监督管理下种植杂交玉米种子，2012年秋，梅亚公司组织各原告统一脱粒、统一封袋、统一称重，对各原告的种子进行扦样封存两份，梅亚公司与各原告各持一份，梅亚公司将扦样封存的种子运回公司检验，并告知各原告如果种子被检验不合格，各原告持有扦样封存种子样本可以作为得检的证据。后梅亚公司迟迟未收购各原告的种子，各原告将生产的种子转为商品粮出售。各原告转为商品粮的重量：关树生17754市斤、战海13819市斤、蔡井莲5420市斤、时秀福27600市斤、李万全3300市斤、蔡春生4065市斤、李永福10942市斤、杨纯福15272市斤、徐兆先6000市斤。各原告与被告梅亚公司共同确认上述种子转为商品粮的价格为每市斤1元。
本院认为，被告甄志国作为刁翎镇胜利村党支部书记，与何海臣一起以刁翎镇胜利村的名义与被告梅亚公司签订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合同，合同约定任何人实际领取种植了梅亚公司发放的亲本种子，即视为与梅亚公司建立事实合同关系；梅亚公司按合格种子每公斤0.40元给付甄志国、何海臣服务费。合同签订后胜利村委会与甄志国、何海臣并未实际种植杂交玉米种子，而是在胜利村和保安村的村民中落实种植面积（胜利村和保安村均是刁翎镇内村屯，两村居民交叉居住），由本案的各原告实际领取了梅亚公司发放的玉米种子亲本，在梅亚公司的监管下种植了玉米种子，且梅亚公司具有生产杂交玉米种子的资质，故应认定本案各原告与被告梅亚公司之间形成了事实的种植回收杂交玉米种子合同法律关系，本案各原告主体适格。
被告甄志国、何海臣受被告梅亚公司的委托，为梅亚公司提供订立合同的机会，在各原告与被告梅亚公司之间起到媒介的作用，并以此在被告梅亚公司领取服务费的行为符合居间人的法律特征，故应认定被告甄志国和何海臣是被告梅亚公司委托的居间人。
原告与被告梅亚公司均确认双方是按照被告甄志国、何海臣与梅亚公司之间签订的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合同的条款履约的，故双方权利义务应按照该合同确定，该合同约定经检验合格的玉米种子梅亚公司以每公斤6元回收，但未约定检验的主体、检验的方式和期限，属于约定不明。被告梅亚公司与各原告扦样封存检验样本后，梅亚公司单方检验并未及时通知各原告检验结果，各原告在被告梅亚公司迟迟不予收购玉米种子时未持样本复检并将种子转为商品粮出售，致使现无法查清原告所生产的种子是否符合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对此后果各原告与梅亚公司过错相当。原告主张被告迟延收购玉米种子会造成种子质量下降，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具体的种子收购时间及造成种子质量下降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原告该主张本院依法不予采纳。
各原告与被告梅亚公司均确认玉米种子转为商品粮的价格为每市斤1元，原告主张每市斤种子应扣除亲本、杂质、水份等0.3元，符合玉米交易的实际情况，故各原告的实际损失为每市斤1.70元，各原告与被告梅亚公司各承担50%的责任，即被告梅亚公司应赔偿各原告未收购玉米种子造成的损失每市斤0.85元。对各原告请求被告梅亚公司赔偿未收购玉米种子造成的损失每市斤1.7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支持梅亚公司赔偿各原告每市斤0.85元。具体赔偿数额：关树生15090.90元（17754市斤×0.85元）、战海11746.15元（13819市斤×0.85元）、蔡井连4609元（5420市斤×0.85元）、时秀福23460元（27600市斤×0.85元）、李万全2805元（3300市斤×0.85元）、蔡春生3455.25元（4065市斤×0.85元）、李永福9300.70元（10942市斤×0.85元）、杨纯福12981.20元（15272市斤×0.85元）；
；因各原告与被告梅亚公司之间对造成的损失均有过错，故对各原告请求被告梅亚公司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被告甄志国、何海臣是被告梅亚公司与各原告之间的居间人，故对各原告要求甄志国、何海臣与梅亚公司负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被告梅亚公司辩解原告起诉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对该辩解本院依法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一百零七条、一百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判决如下：
一、被告黑龙江梅亚种业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各原告玉米种子差价款共计83446.20元。其中关树生15090.90元、战海11746.15元、蔡井连4609元、时秀福23460元、李万全2805元、蔡春生3455.25元、李永福9300.70元、杨纯福12981.20元；
二、驳回关树生等9原告对黑龙江梅亚种业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三、驳回关树生等9原告对甄志国、何海臣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842元，由关树生等9原告负担1956元元，由被告梅亚公司负担1886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2018-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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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下列重大立功表现之一的，应当减刑：
（一）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的；
（二）检举监狱内外重大犯罪活动，经查证属实的；
（三）有发明创造或者重大技术革新的；
（四）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舍己救人的；
（五）在抗御自然灾害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有突出表现的；
（六）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的。
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下列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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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六十二条罪犯在服刑期间又犯罪的，或者发现了判决的时候所没有发现的罪行，由执行机关移送人民检察院处理。
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罪犯，在执行期间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应当依法予以减刑、假释的时候，由执行机关提出建议书，报请人民法院审核裁定，并将建议书副本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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