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辽01刑初62号
公诉机关辽宁省沈阳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单位辽宁中沈医药新产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和平区市府大路55号15A09、15A24、15A25室。
诉讼代表人王宏宇，男，1961年7月31日出生，汉族，系辽宁中沈医药新产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住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
被告单位辽宁科伦医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铁西区凌空一街53-4号，法定代表人段淑范。
诉讼代表人刘全，男，1975年6月2日出生，汉族，系辽宁科伦医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库管员，住沈阳市铁西区。
被告人夏云梅，女，1955年7月17日出生于辽宁省普兰店市，汉族，大学文化，系辽宁中沈医药新产品有限公司股东及实际负责人，户籍地沈阳市皇姑区，捕前住沈阳市皇姑区。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3年3月1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沈阳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付振东，辽宁宣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段立杰，女，1976年11月17日出生于黑龙江省鹤岗市，汉族，大专文化，系辽宁科伦医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实际负责人，捕前住沈阳市铁西区。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3年2月2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沈阳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张兴安，吉林创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夏云萍，女，1964年11月30日出生于辽宁省普兰店市，汉族，高中文化，系辽宁中沈医药新产品有限公司行政主管，捕前住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3年2月2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3日被逮捕，2016年8月25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邢阔，北京大成（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靳晓影，女，1979年9月23日出生于辽宁省义县，满族，大学文化，原系辽宁中沈医药新产品有限公司财务主管，住沈阳市铁西区。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3年2月27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曹英魁、隋金杉，辽宁正直律师事务所律师。
辽宁省沈阳市人民检察院以沈检刑诉（2014）14号起诉书，指控辽宁中沈医药新产品有限公司、辽宁科伦医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被告人夏云梅、段立杰、夏云萍、靳晓影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4年3月14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并于2015年4月20日作出（2014）沈中刑三初字第8号刑事判决。宣判后，被告人夏云梅、靳晓影、夏云萍、段立杰不服，上诉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5）辽刑二终字第79号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3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沈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梁立栋出庭支持公诉，被告单位辽宁中沈医药新产品有限公司的诉讼代表人王宏宇，被告单位辽宁科伦医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代表人刘全，被告人夏云梅及其辩护人付振东，被告人段立杰及其辩护人张兴安，被告人夏云萍及其辩护人邢阔，被告人靳晓影及其辩护人隋金杉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2010年1月至2012年4月间，辽宁中沈医药新产品有限公司（简称“中沈公司”）为牟取非法利益，在与开票单位无实际货物交易的情况下，由其实际负责人夏云梅让辽宁金胡药业有限公司（简称“金胡公司”）、辽宁科伦医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简称“科伦公司”）、河北悦康源通医药有限公司（简称“悦康公司”）、河北恒瑞阳光医药有限公司（简称“恒瑞公司”）为辽宁中沈医药新产品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1180组，价税合计人民币119,961,052.06元，涉及税款人民币17,430,353.42元，均向沈阳市国家税务局申报抵扣，给国家税款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其中，让金胡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16组，价税合计人民币21,087,088.80元，涉及税款人民币3,063,935.78元，已全部申报抵扣；让科伦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313组，价税合计人民币32,337,629.98元，涉及税款人民币4,698,630.47元，已全部申报抵扣；让悦康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20组，价税合计人民币22,230,300元，涉及税款人民币3,230,043.76元，已全部申报抵扣；让恒瑞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431组，价税合计人民币44,306,033.28元，涉及税款人民币6,437,743.41元，已全部申报抵扣。
期间，被告人夏云萍作为单位行政主管，按照夏云梅安排，负责联系恒瑞公司为其单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事宜，被告人靳晓影作为单位财务主管，按照夏云梅安排，为开票单位支付开票费用和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税款。
2010年1月至2012年4月期间，被告单位科伦公司实际负责人段立杰为牟取非法利益，在无实际货物交易的情况下，以科伦公司的名义为中沈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313组，价税合计人民币32,337,629.98元，涉及税款人民币4,698,630.47元，均已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
被告人靳晓影、夏云萍、段立杰分别于2013年2月26日、2月27日被公安机关抓获，被告人夏云梅于2013年3月11日到公安机关投案。
公诉机关为指控上述犯罪事实向法庭提供了证人证言、鉴定意见、书证及被告人供述等证据材料，并认为被告单位中沈公司在经营活动中，在无实际货物交易的情况下，采用支付开票费的方法，让他人为本单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被告人夏云梅作为被告单位的股东及实际负责人，直接决定并实施该单位的犯罪行为，是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靳晓影、夏云萍直接实施该单位的犯罪行为，是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责任人员。被告单位科伦公司在无实际货物交易的情况下，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被告人段立杰作为被告单位的实际负责人，直接决定并实施该单位的犯罪行为，是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行为均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的规定，应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单位中沈公司的诉讼代表人王宏宇在重审庭审中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表示因其未参与过公司的实际经营，故未发表意见。
被告单位科伦公司的诉讼代表人刘全在重审庭审中辩称，该公司从厂家进货销售给中沈公司都是真实的销售，没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
被告人夏云梅在重审庭审中对公诉机关指控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予以否认，辩称中沈公司的经营行为都是真实的，没有偷逃税款，没有向涉案四家药品经销公司支付过开票费，也没有收到过该四家公司返回的货款，中沈公司收到的货物与发票都是一一对应的，没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
被告人夏云梅的辩护人认为：1.根据现有书证和本次重审期间重新进行的会计司法鉴定意见，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夏云梅及被告单位中沈公司实施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缺乏事实依据。药品生产企业以出厂价向金胡公司、科伦公司、恒瑞公司、悦康公司等四家药品经销公司销售涉案三种药品，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四家公司将药品价格抬高后，再给中沈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虽然涉及医药行为普遍存在的“三票制”销售模式，但该模式只是抬高了药价，并不必然导致国家税款的流失，卷中证据显示无论是货物流还是资金流均能证实中沈公司与经销公司、生产企业间存在着真实的购销关系，不应以部分言辞证据否认客观事实，并非控方指控的“无实际货物交易”；2.即使如部分药品经销公司人员所称以其单位非法结余的销项发票等造假行为为中沈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造成国家税款的损失，亦无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夏云梅对此明知或有犯意串通，税款损失应由经销公司自行承担；3.控方提供的涉案公司账目并不齐全，税务报告、鉴定意见、账目凭证、另案判决显示的犯罪数额互不一致，并未查清全部交易过程是否真实，也未查清国家税款有无损失及数额大小，故认定涉案全部发票均为虚开，事实不清，证据不足。4.被告人夏云梅在案发后自动投案，具有自首情节。综上，辩护人请求法庭查清案件事实，依法公正判决。
辩护人并向法庭提交了部分证据，旨在证明中沈公司与涉案四家药品经销公司、生产企业间存在真实交易的情况，不应全部认定为虚假交易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
被告人段立杰在重审庭审中对公诉机关指控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予以否认。辩称，科伦公司与中沈公司都是真实的货物交易和支付货款，在交易过程中不存在收取所谓开票费用的情形；科伦公司是根据实际购买和销售药品的真实数额获得和对外开具发票并合法的向税务机关缴税，没有偷税、漏税。
被告人段立杰的辩护人认为：1.公诉机关指控科伦公司及段立杰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错误。科伦公司先于中沈公司获得医药配送资质，因此中沈公司选择科伦公司为其从厂家进货并通过其销售给医院，并非为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货物的购进、卖出均有证据证明，且此种“三票制”的销售方式亦非当时法律法规所禁止，双方之间是真实的、实际的交易行为；2.科伦公司向生产厂家购买涉案药品并获得进项发票，经加价后再将相关药品销售给中沈公司并如实出具销项发票，据此足额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税款，并未给国家造成任何经济损失，其没有牟取非法利益和为中沈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故意和行为；3.公诉机关依据部分不真实的言词证据指控被告人段立杰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没有客观证据支持，不应作为定案的依据；4.即使认定被告人段立杰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亦是在被告人夏云梅的指使下所为，应认定为从犯，且系初犯，应依法从轻、减轻处罚。
被告人夏云萍在重审庭审中辩称，其是受其姐姐夏云梅指示与恒瑞公司联系业务，当时并不知道这些业务的具体性质。
被告人夏云萍的辩护人认为：1.仅凭目前的证据认定中沈公司与恒瑞公司之间所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全部为虚开，认定方法有误、证据不足，中沈公司与恒瑞公司之间存在真实交易，有购货合同及出入库单等予以证实，该存在真实交易的部分，应当从指控的虚开金额中扣除。同时，对中沈公司与恒瑞公司之间是否构成虚开或高开、是否为非法购买、虚开或高开、购买发票的涉税金额等应当予以重新认定；2.公诉机关指控中沈公司让恒瑞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相关数据与石家庄国税局所出具的已证实虚开通知单载明及司法鉴定意见认定的数据明显不符，且缺乏有效证据体系支持；3.中沈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造成的国家税款损失认定有误，仅按照虚开票面金额的17%税额相加计算，导致对于国家损失税款认定过高，如果按照“三票制”流转，纳税环节中，涉及到两家销售公司缴纳的税款都要纳入考虑范围，进项税与销项税不能同时计算为犯罪数额；4、被告人夏云萍在犯罪中仅起到次要、辅助性作用，应认定为从犯，且有自首情节。综上，辩护人请求法庭对夏云萍从轻、减轻处罚。
被告人靳晓影在重审庭审中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表示认罪、悔罪，辩称自己在犯罪中只起到被动的帮助作用。
被告人靳晓影的辩护人认为，靳晓影在案发过程中仅起到帮助作用，系从犯，且具有自首情节，在庭审中能够认罪、悔罪，应从轻、减轻处罚；其是初犯、偶犯，所在社区也出具证明认为适用缓刑不会有危害性，并向法庭提交了沈阳市铁西区艳粉街道办事处永合社区出具的“社区日常表现证明”，请求法庭对其判处缓刑。
经审理查明：被告单位辽宁中沈医药新产品有限公司于2010年1月至2012年4月间，在分别从沈阳志鹰制药厂（以下简称“志鹰药厂”）、山东宏济堂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济堂”）、北京普罗瑞成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罗瑞成公司”）采购长春西汀氯化钠注射液（又称杰力纾、以下简称“长春西汀”）、奥拉西坦注射液（又称欧兰同、以下简称“奥拉西坦”或“欧兰同”）、匹多莫德口服液（又称普利莫，以下简称“普利莫”）三种药品，并向医院销售的过程中，为了达到虚增药品采购成本、少缴增值税等税费的目的，由中沈公司的实际负责人被告人夏云梅以支付开票费或费用补贴的方式联系到河北恒瑞阳光医药有限公司、河北悦康源通医药有限公司、辽宁金胡药业有限公司、辽宁科伦医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等药品经销企业，在无真实货物交易或与实际交易不符的情况下，让恒瑞公司、悦康公司、金胡公司、科伦公司为中沈公司开具增值税进项专用发票共计1173组，合计金额人民币103,113,139.95元（以下币种同），税额17,529,233.85元，价税合计120,642,373.80元，均已向沈阳市国家税务局申报抵扣。其中，恒瑞公司为中沈公司开具奥拉西坦、普利莫、长春西汀三种药品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417组，金额37,864,525.80元，税额6,436,969.20元，价税合计44,301,495元；悦康公司为中沈公司开具奥拉西坦、长春西汀二种药品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220组，金额19,000,256.45元，税额3,230,043.55元，价税合计22,230,300元；金胡公司为中沈公司开具奥拉西坦、普利莫二种药品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215组，金额17,982,691.29元，税额3,057,057.51元，价税合计21,039,748.80元；科伦公司为中沈公司开具奥拉西坦、普利莫二种药品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321组，金额28,265,666.41元，税额4,805,163.59元，价税合计33,070,830元。
被告人夏云萍在担任中沈公司行政主管期间，按照被告人夏云梅安排，负责联系恒瑞公司为其单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事宜，被告人靳晓影在担任中沈公司财务主管期间，按照被告人夏云梅安排，为科伦公司、金胡公司、恒瑞公司、悦康公司支付开票费用并负责为中沈公司记账和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税款。
被告单位科伦公司实际负责人段立杰应夏云梅的要求，以科伦公司的名义向药品生产厂家为中沈公司采购奥拉西坦（欧兰同）、普利莫二种药品，并向中沈公司开具相应的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帮助中沈公司虚增药品进价，套取货款，少缴中沈公司药品购销环节的增值税等税费。
案发后，被告人靳晓影经公安机关联系，主动到案并如实供述了参与单位犯罪的主要事实；被告人夏云萍、段立杰分别于2013年2月26日、27日被公安机关抓获；被告人夏云梅于2013年3月11日到公安机关投案。
上述事实，有下列由公诉机关提供，并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予以证明：
1.河北恒瑞阳光医药公司相关人员证言
（1）证人冯某秋（系恒瑞公司法定代表人）证言证明：中沈公司为长春西汀注射液的全国总代理，恒瑞公司从中沈公司购进长春西汀等药品代为销售，中沈公司为恒瑞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的业务都是真实的，但恒瑞公司为中沈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的业务都是不真实的，中沈公司实际上没有从恒瑞公司购进过任何药品，只是为了增大进货成本，少缴税款。2010年1月至2012年4月间，恒瑞公司按照中沈公司的要求为中沈公司虚开增值税进项专用发票是由该公司业务员冯某春负责与中沈公司夏云萍联系，开票费收取事宜由恒瑞公司财务人员白某某、郜某和业务员冯某某与中沈公司的夏云萍对账确定。
（2）证人白某某（系恒瑞公司财务经理）证言证明：在其任职期间，按照恒瑞公司法定代表人冯某秋的指示，在无真实交易的情况下，根据业务员提供的虚假销售清单给中沈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按比例收取开票费；2012年4月冯某秋得知中沈公司出事后，让其（当时已因病离职）回公司参与商议修改恒瑞公司与中沈公司的相关财务账簿以逃避税务稽查。
另经证人白某某指认，确认侦查机关向其出示的2010年至2012年2月间恒瑞公司开具给中沈公司货物名称为长春西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数据和票号准确无误，均为虚开。
（3）证人冯某春（系恒瑞公司部门经理）证言证明：2011年3、4月份其接替封某某负责恒瑞公司与中沈公司之间的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业务；恒瑞公司为中沈公司总代理的长春西汀在河北地区的代理商，2010年3月至2012年4月中沈公司销售给恒瑞公司长春西汀约9万瓶，含税价格为每瓶7.56元；恒瑞公司在2012年4月之前与长春西汀的生产厂家沈阳志鹰制药厂没有任何业务往来，恒瑞公司销售给中沈公司的由志鹰药厂生产的长春西汀实际均为虚假的交易；恒瑞公司开给中沈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除了长春西汀外，还有山东宏济堂的奥拉西坦，北京普罗瑞成公司的普利莫等，恒瑞公司和上述企业亦没有真实货物交易，恒瑞公司没有收到过上述药品，办理的均是虚假出入库手续，货款主要由中沈公司直接支付给相关厂商；中沈公司夏云萍与厂商协商后将销售发票开给恒瑞公司，再由恒瑞公司按中沈公司的要求将涉案药品价格抬高向中沈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收取中沈公司开票费，中沈公司方面负责人为夏云萍，整个销售过程恒瑞公司与涉案药品的厂商没有任何联系和接触。还可证明2012年4月之后由于中沈公司被查处供货中断，恒瑞公司才开始与志鹰制药厂取得联系，直接从志鹰制药厂购进药品。
另经证人冯某春指认，确认侦查机关向其出示的恒瑞公司对公账户对账单中，2011年11月7日一笔362,037元、2011年11月24日一笔359,435元是中沈公司付给恒瑞公司的开票费。
（4）证人封某某（原系恒瑞公司业务员）证言所述内容与证人冯某春证言内容基本一致，并经封某某指认，确认由石家庄市公安局经侦支队调取的涉案期间封某某名下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账号：9559980630543793313）对账明细单中，在2010年1月26日至2011年2月28日期间，该账户共有15笔入账是中沈公司支付给恒瑞公司的开票费，共计2,724,651元。
（5）证人王某田（系恒瑞公司副总经理）证言证明：恒瑞公司在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以向中沈公司销售药品的名义为中沈公司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及恒瑞公司向中沈公司收取“开票费”是经过股东研究决定，也作为公司利润按照股东比例进行了分红等相关事实。
（6）证人郜某（系恒瑞公司会计）证言证明：其于2012年6月接替白某某担任恒瑞公司财务主管，恒瑞公司在为中沈公司等单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过程中，采用制作两份不同的销货清单及出库单，以该公司已实际销售但未开具销项发票的其他商品抵顶通过税控防伪系统开具给中沈等其它公司的发票随附清单上商品的方法，使恒瑞公司进销项记账平衡，消化未实际收到的进销项货款，逃避缴纳由此产生的增值税款的目的；2012年4月中沈公司受到审计署查办后，白某某在财务室让财务人员把涉及中沈公司的现金日记账、库存明细账、往来账和记账凭证进行了更改。
（7）证人吴某某（系恒瑞公司会计）证言证明：恒瑞公司在对外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过程中，存在变换销货清单的情况，即一组发票打印两份不同的清单，一份是通过税控机打印的销货清单交给对方单位，另一份清单是使用“707软件”打印的加入其他已销售但未开具销项发票的商品，作为恒瑞公司的记账凭证，以平衡账目，降低税赋；恒瑞公司在为中沈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过程中收取过“开票费”，并在中沈公司被查处后更改过公司相关账目。
（8）证人王某莲（系恒瑞公司出纳员）证言证明：在其任职期间持有王某田、冯某秋、冯某坡的共三张银行卡，恒瑞公司收取中沈公司的开票费，是由业务员冯锁春拿着财务经理白某某或者郜某计算好开票费数额的便条到其处，其根据便条收取开票费存入到这三张卡上。2012年4月左右，白某某让其将2011年的现金日记账重新抄一遍，把涉及中沈公司业务的款项全部删除。
（9）证人赵某某（系恒瑞公司财务人员）证言证明：其负责打印记账凭证所附的货物销售清单，是通过恒瑞公司的“707”软件打印的，因该软件不与药监局的系统联网，故可通过制作虚假入库的方式把虚开的销项填平。2012年4月左右，因为恒瑞公司对中沈公司的销项太多，白建华组织公司财务人员修改了与中沈公司有关的公司账目和记账凭证，将涉及中沈公司的现金科目全部改成了应收账款。
（10）证人王某（系恒瑞公司会计）证言证明：恒瑞公司分别登记业务员带入公司的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开票员（按照业务员提供的“开具发票审批单”、随货同行单）开出的销项增值税专用发票并进行汇总，开具的销项发票记账联后随附的销货清单未通过税控机打印，而是用公司自装的“707软件”根据有进项的发票拼凑出来的；经其辨认，由其记录的恒瑞公司2011年5月至10月库存商品明细账，曾被人改动过数量和金额。
（11）证人赵某辉（系恒瑞公司储运部工作人员）、杨某兰（系恒瑞公司储运部负责人兼库管员）、陈某霞（系恒瑞公司库管员）的证言证明：恒瑞公司货物入库分为实际货物入库和无货物入库二种情况，其中无货物入库（又称“直销”）的流程是：业务员持随货同行单、药检单及由质管部经理邓某签字的货物入库单、出库审批表，到储运部同时办理入库、出库手续，之后由业务员将手续拿走；由杨某兰、陈某霞填写的“购进药品验收记录”单是有实际货物入库，而由赵海辉填写的则为无实际货物入库；杨某兰曾在恒瑞公司仓库中见过志鹰药厂生产的长春西汀药品，但不清楚发货人志鹰药厂还是中沈公司。
2.河北悦康源通医药销售有限公司相关人员证言
（1）证人王某周（原系悦康公司法定代表人）证言证明：2008年1月至2012年12月间其任悦康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其将公司的经营权交给谢某某（2012年11月份左右因病去世）、杨某保，其不再管理公司的任何事务。
（2）证人杨某保（系悦康公司销售部经理）证言证明：悦康公司业务分实际业务和非实际业务两部分。非实际业务，就是对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业务，由王某周和马某某负责的公司财务室开具，悦康公司以票面金额的7.5%至8.5%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再以加收1%至2%开票费的方式对外开出。在其任职期间负责公司实际业务的营业大厅和仓库没有向中沈公司出售过任何货物，在审计署调查期间王某周指示其将悦康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推到王红周爱人的舅舅谢某某身上。
（3）证人马某琴（系悦康公司财务部开票员）证言证明：其在悦康公司负责报税、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及销货清单，悦康公司有两处办公地点，王某周负责的其所在的财务部和杨某保负责的业务部是分开的，各有一套财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业务是由王某周和马某国负责，悦康公司在买进增值税专用发票后，根据需票单位的要求，以分别制作不同内容的虚假销售清单，加盖虚假发票专用章，收取开票费的方式，在无真实业务的情况下，向中沈公司等单位开具过增值税专用发票；在2012年7月审计署审查悦康公司账目期间，王某周让其谎称该项业务由杨某保和谢某某负责。
另经侦查机关向证人马某琴出示悦康公司财务记账联发票、清单以及中沈公司财务发票、清单，马某琴确认，2011年、2012年悦康公司开具给中沈公司的284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及所附销货清单，均是由其打印的，随附清单的内容均与实际不相符。
（4）证人王某青（系悦康公司财务部工作人员）证言证明：其于2010年10月左右到悦康公司财务部跟着吕某某管理购销存电脑系统，后接手此项工作；在其任职期间没有见过货物入库和验收药品入库，只是根据杨某保、号某某提供的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及随货同行单上的药品资料在电脑上录入入库单；在接到公司人员的出库要求时，按照需方要求的货品的总金额，对应电脑中的库存，编造虚假的出库单一式二份，内容与需票方提供的购货清单不一致，一份交给马某琴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另一份自己留存装订交给杨某保。另证实悦康公司给中沈公司等单位出具过这种内容与需票方购货内容不同的出库单，经其辩认悦康公司记账凭证中开给中沈公司的284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所附的出库单，均系其按照上述方法拼凑打印的。
证人吕某某证言的主要内容与王建青一致，明确证明悦康公司制作的出库单只要是受票方销货清单与悦康公司记账凭证销货清单不一致的都是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是根据领导指示按照受票方所需发票金额，从库存中找药品拼凑的。
（5）证人郭某（系悦康公司财务部兼职会计）证言证明：其从2010年初开始在悦康公司任兼职会计。期间，其发现悦康公司的库管员不在仓库验货入库登记，出库时也未清点，只是在财务室电脑上根据经理提供的进项票据做入库登记，在出库时也是根据对方要求在电脑上开出库清单，之后就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入帐，因此其怀疑悦康公司在做假账；另外其根据悦康公司现金账上记载了大规模现金往来而银行账上却没有体现，也未见有人来交现金等现象，怀疑悦康公司没有真实的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6）证人王某叶（系悦康公司财务部出纳）证言证明：其在悦康公司担任出纳期间，公司有按票面金额支付或收取一定比例费用买卖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现象；悦康公司在为需票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时，由其在发票和随票清单上分别加盖真假发票专用章；虚开发票上的货款悦康公司在扣除开票费后通过资金回流方式转回需票方，或者由公司开具虚假现金收据平账；悦康公司与中沈公司的业务应该是虚开业务。
（7）证人赵某秀（系悦康公司财务部记账会计）证言证明：在其任职期间，对于悦康公司开出增值税专用发票，但实际未收到货款的业务，如王某周标注不再付款或回款，就用虚假的现金凭证做账，把账做平，与中沈公司的业务即涉及此类“卖票”行为；马某琴交给其记账的销项增值税专用发票记账联随附的销货清单和由吕某某或王某青制作的出库单与给需票方的内容不一致。
3.辽宁金胡药业有限公司相关人员的证言
⑴证人胡某秋（系金胡公司实际负责人）证言证明：金胡公司根据业务员从药厂低价购得药品时购买的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编造虚假的入库单并入账，在业务员抬高药价向各大医药公司销售药品的过程中，又根据受票人（各大医药公司）提供的开票信息编造出库单，为受票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将医药公司支付货款的高出部分返给医药公司，用于逃税和向医生行贿。
（2）证人金某（系金胡公司业务部员工）证言证明：2009年8月至2012年3月其在金胡公司工作期间，金胡公司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购买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编造入库清单入账；又根据受票企业提供的开票信息，编造虚假出库信息，为全国各省市100余家受票企业虚开销项增值税专用发票，收取开票费，并将受票企业支付货款的差额返给相关业务员。
（3）证人于某（系金胡公司开票员）证言，除可佐证金锐证言的相关部分外，还可证明金胡公司没有存放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所列药品的库房，其只是根据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内容编写入库单，再根据销项发票内容编写出库单，金胡公司从未实际购买或者销售过增值税专用发票上列明的药品。
另有证人王某荣（系金胡公司出纳员）、王某利（系金胡公司临时会计）、李某颖（系金胡公司办公室主任）的证言，可佐证证人金某、于某证言的相关内容。
4.辽宁科伦医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相关人员证言
（1）证人王某（系科伦公司代账会计）证言证明：科伦公司与中沈公司主要业务为向中沈公司销售普利莫和欧兰同两种药品；科伦公司大部分是使用中沈公司给付科伦公司的承兑汇票向厂商支付货款，货款是否实际支付给厂商其不清楚；其只是按照科伦公司的实际负责人段立杰交给其的承兑汇票复印件和进项、销项增值税专用发票记账，每笔入库、出库明细保存在公司电脑软件中，故不记载到财务账里；科伦公司在报税时将向中沈公司销售上述两种药品与其他品种的药品混同申报，用一部分其他药品没有开出的销项发票抵扣当月的税款。
（2）证人亓某（系科伦公司出纳员）证言证明：大约从2010年开始，科伦公司与中沈公司业务往来特别频繁，其收过中沈公司支付的承兑汇票、转账支票和现金，其中大部分为承兑汇票，转账支票次数较少，现金大概有20余万元，主要是“税款”，偶尔有一些小额货款的零头。其收到的承兑汇票在记完帐后都交给了公司的实际负责人段立杰，具体承兑汇票付给哪个单位其不清楚；中沈公司交现金的时候都是先与段立杰联系，段告诉其这笔钱里有税金和货款，其收完现金记载到现金账上，但不标明是税金。
另有证人冯某（系科伦公司综合部内勤）、李某峰（均系科伦公司网络管理员）的证言，可证明科伦公司实际经营者为被告人段立杰，另可证实科伦公司有经营业务，有配送中心、仓库等经营场所。
⑶证人刘某（系科伦公司库管员，被告人段立杰丈夫）证言证明：被告人段立杰为科伦公司实际经营人；科伦公司向中沈公司销售欧兰同（奥拉西坦）和普利莫两种药品的业务是段立杰与中沈公司的负责人洽谈的，先由厂家把发票和药品开到科伦公司，科伦公司再将药品加价卖给中沈公司。
5.涉案药品普利莫（匹多莫德）、奥拉西坦（欧兰同）、长春西汀（杰力纾）生产或代理厂商相关人员的证言
（1）证人黄某（原系沈阳志鹰制药厂副厂长）证言证明：中沈公司系沈阳志鹰制药厂（简称“志鹰药厂”）在九个省的总代理，恒瑞公司和悦康公司是中沈公司在河北省的代理商，志鹰药厂只与中沈公司签订长春西汀购销合同，中沈公司支付货款后，增值税专用发票只开给中沈公司，药品也全部发往中沈公司；志鹰药厂没有与恒瑞公司和悦康公司签订过销售合同，也没有向两家公司发过药品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中沈公司没有要求志鹰药厂向悦康、恒瑞二家公司发货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志鹰药厂开给悦康公司的发票，可能是个人买药开具的，开给恒瑞公司的发票是在中沈公司被查处停业后，志鹰药厂与恒瑞公司的正常买卖业务。
（2）证人姚某某（系志鹰药厂财务经理）证言证明：其于2012年7月到志鹰药厂（当时已转制为沈阳志鹰药业有限公司）工作，原志鹰药厂的财务和销售人员在转制后均已辞职；其通过查找志鹰药厂原财务账目显示，2010年1月至2012年4月期间销售中沈公司的长春西汀药品均有出库记录，显示都发往中沈公司；开具给悦康公司的9组长春西汀药品增值税专用发票，货款均已收回，随货通知单显示是发往悦康公司；开具给恒瑞公司的7组及金胡公司的20组长春西汀药品增值税专用发票，货款均已收回，但无出库记录，不知发往何处。
（3）证人王某敏（系宏济堂销售部业务员）证言证明：欧兰同由哈尔滨三联药业有限公司生产，宏济堂是哈尔滨三联药业有限公司的分销商。宏济堂向中沈公司、金胡公司及经夏云萍介绍的科伦公司、恒瑞公司销售欧兰同，价格（价税合计）均为每支15元。科伦公司、恒瑞公司、金胡公司与该公司无购销合同，宏济堂在收到金胡公司及中沈医药传真的科伦、恒瑞公司的付款凭证和货款后，组织发货，收货人由中沈公司指定，开给三家公司的发票和出库单均随货发给收货人或寄给中沈公司。
（4）证人历某（系宏济堂财务部主管）证言证明：2010年1月至2012年3月末，宏济堂向中沈公司、恒瑞公司、科伦公司、金胡公司提供过奥拉西坦（欧兰同）药品，通过税控系统向中沈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222组、向科伦公司开具59组、向恒瑞公司开具92组、向金胡公司开具96组，销售欧兰同的价格均为每支15元左右。
（5）证人刘某夫（系普罗瑞成公司副总经理）证言证明：普罗瑞成公司向科伦公司、中沈公司、恒瑞公司销售普利莫，其曾听以前的销售经理杨振魁及其手下的业务员说恒瑞公司、科伦公司、中沈公司这三家公司所提供的首营资质合格，都是授权夏云梅提供资质互换的，夏云梅在不同时间段分别代表以上三家公司与其普罗瑞成公司开展业务。
（6）证人黄某（系普罗瑞成公司财务经理）证言证明：普罗瑞成公司向中沈公司、科伦公司、恒瑞公司销售普利莫药品，该公司财务部门依照货物出库单，开具相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然后交给业务部门转给客户，由业务部门将货款交给账务部门后存入银行。2010年1月至2012年3月间，普罗瑞成公司向中沈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2组，价税合计191,969.98元，涉及出库8张；向科伦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52组，价税合计4,725,367.87元，涉及出库单21张；向恒瑞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27组，价税合计2,785,049.98元，涉及出库单24张。
6.辽宁中沈医药新产品有限公司相关人员证言
（1）证人陈某凤（系中沈公司办公室内勤）证言证明：中沈公司实际经营人是夏云梅，夏云萍是公司的办公室主任，会计主管是靳晓影；中沈公司主要在宏济堂购买奥拉西坦（欧兰同）药品；其曾按照夏云萍指示将科伦公司、金胡公司、恒瑞公司给宏济堂的汇款底联传真给宏济堂的销售人员王某敏，王收到电汇底联后安排发货，收（提）货单及增值税专用发票通过快件方式交由中沈公司。
（2）证人赵某艳（系中沈公司质量验收员）证言证明：中沈公司经销的长春西汀、欧兰同、普利莫三种药品的进销存数据，均办理了入库、出库信息，并上传到食药监局的数据库中；中沈公司为上述三种药品的一级代理商，可直接从生产或代理的厂商处进货，进货单价分别为长春西汀6元、欧兰同15元、普利莫54.5元。同时恒瑞公司、悦康公司、科伦公司、金胡公司也向中沈公司销售上述药品，价格要高于中沈公司直接从厂商处进货的价格，这种进药方式由夏云梅与厂家以及上述四家公司商定。
另有证人孟某（系中沈公司开票员、出纳员）证言，可佐证赵某艳证言的相关部分，还可证明恒瑞公司、科伦公司、悦康公司、金胡公司都为中沈公司开具过增值税专用发票，其曾根据被告人夏云梅的指示用夏的个人农业银行卡和中沈公司的银行账户给上述四家公司汇过款，但不知是什么项目。
（3）证人石某某（系中沈公司财务人员）证言证明：中沈公司的销项发票是由靳晓影到税务机关购买的；2010年9月至2011年6、7月间，其曾根据夏云梅的指示保管过夏的三张银行卡（交行、农行、工行），并向与中沈公司有业务往来的个人或企业汇款，其根据银行回执登记流水账后，将回执交给靳晓影，靳将部分回执记在公司对税务局的账册凭证上，无法入账的就返给石佳星，由石粘在其记录的流水账里，该账本在案发前被夏云梅收走。
（4）证人张某妍（系中沈公司记账会计）证言证明：中沈公司销售的长春西汀、欧兰同、普利莫三种药品都是由公司统一从厂家进货，业务员不与药品的生产厂家联系，只负责向各医院和医药公司销售；其负责根据开票员开具的销项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增值税普通发票记载公司的销售收入和销项发票的税金，由靳晓影向税务机关报税；中沈公司向各医药公司和医院销售药品并开具销项增值税专用发票时与受票方之间都有真实的货物交易，受票方定期为中沈公司结款，不存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问题。
上述证人证言，还可证明中沈公司实际经营人为被告人夏云梅，靳晓影任该公司财务主管，负责报税，夏云萍任该公司行政主管等相关事实。
7.被告人夏云梅在侦查阶段的供述证明：其是中沈公司的实际经营人，中沈公司主要销售的药品有长春西汀、欧兰同、普利莫这三大品种。销售分两种方式，一种是销售给其他医药公司，再由其他医药公司销售给医院，该流通环节中厂家、中沈公司、其他医药公司之间的发票、货款、药品流程都是一致的。另外一种是直接销售给医院，一般都是在中沈公司的销售员利用中沈公司的资质向医院销售的这三种药品，实行“三票制”的销售方法，即药品生产厂家先将发票开给恒瑞公司、悦康公司、金胡公司、科伦公司等其他医药公司，再由其他医药公司将发票提高价格后再开给中沈公司，而药品则由药品生产厂家直接先发到中沈公司（科伦公司除外，该公司的货、票、资金流向基本一致）。中沈公司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在帐目中缩小进药价格与销售价格的差价，以达到少缴纳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目的。还可证明被告人靳晓影在2010年1月至2012年3月期间历任中沈公司会计、财务主管，中沈公司报税及购买和开具销项发票均由靳晓影负责，夏云萍受夏云梅安排负责中沈公司与恒瑞公司的开票业务等相关事实。
8.被告人靳晓影在侦查阶段的供述证明：其于2001年到中沈公司任会计，2011年5月任财务主管。中沈公司主要销售长春西汀、欧兰同、普利莫三种药品，为一级代理商。中沈公司在取得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过程中存在虚开的问题，由于这三个品种的销售价格远远高于进货价格，公司为了少缴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就让','2018-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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