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4）鄂江夏刑初字第00127号
公诉机关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邓大伟，绰号“徐哥”，无职业。曾因犯盗窃罪，于2009年11月30日被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判处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2010年1月23日刑满释放。现因涉嫌犯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于2013年8月1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2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江夏区看守所。
辩护人蔡小祥，湖北清风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陈飞鸿，陕西省人民医院肾移植科主治医师。因涉嫌犯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于2013年8月2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2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江夏区看守所。
辩护人舒永华、邬红，湖北原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彭某，陕西省西安市济元医院麻醉医师助理。因涉嫌犯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于2013年8月1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2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江夏区看守所。
辩护人朱长征，湖北君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姚某，无职业。因涉嫌犯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于2013年8月1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2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江夏区看守所。
辩护人李平，湖北文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鲁某，陕西省西安市天坛医院护士。因涉嫌犯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于2013年8月1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2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詹靖明，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耿某，陕西省西安市华西医院护士。因涉嫌犯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于2013年8月1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2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甘泉，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朱某，无职业。因涉嫌犯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于2013年8月1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2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江夏区看守所。
被告人张某，曾用名潘卫国，无职业。因涉嫌犯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于2013年8月1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2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江夏区看守所。
辩护人黄春华，江苏兴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黄某，无职业。因涉嫌犯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于2013年8月1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2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江夏区看守所。
被告人欧某，绰号“小王”，无职业。因涉嫌犯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于2013年8月1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2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江夏区看守所。
辩护人陈军，湖北舟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边某，无职业。因涉嫌犯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于2013年8月1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2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江夏区看守所。
被告人潘某，无职业。因涉嫌犯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于2013年8月1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2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江夏区看守所。
辩护人李建平、宋军，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检察院以武夏检刑诉（2014）15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邓大伟、陈飞鸿、彭某、姚某、鲁某、耿某、朱某、张某、黄某、欧某、边某、潘某犯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于2014年3月2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经审查，于当日立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5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徐敏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邓大伟、陈飞鸿、彭某、姚某、鲁某、耿某、朱某、张某、黄某、欧某、边某、潘某以及辩护人蔡小祥、舒永华、邬红、朱长征、李平、詹靖明、甘泉、黄春华、陈军、宋军到庭参加诉讼。因案情重大复杂，经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2年底至2013年8月间，被告人邓大伟、陈飞鸿与“许喆”（另案处理）合谋通过给他人进行肾脏移植的方式出卖人体器官，由被告人邓大伟负责购买手术器械、药品，并租赁本区藏龙岛开发区栗庙新村1059号私房作为手术室，由被告人陈飞鸿担任主刀医师实施肾脏移植手术。后被告人邓大伟又邀约被告人彭某担任麻醉师，被告人姚某担任手术助手，协助被告人陈飞鸿进行手术，由被告人鲁某、耿某担任手术护士，负责手术准备和辅助工作，由被告人张某、黄某、欧某通过互联网，介绍联络肾脏出卖者（以下称为“供体”）和肾脏植入者（以下称为“受体”）进行手术，由被告人朱某租用车辆接送人员，由被告人边某、潘某对手术后的“供体”进行看护。具体分述如下：
1、2012年底，被告人邓大伟通过互联网中介与被告人边某商议，由被告人边某作为“供体”将自己的一枚肾脏通过手术予以出卖，由被告人邓大伟组织他人通过互联网寻找“受体”，并由被告人欧某对被告人边某进行照看。2013年1月的一天，被告人邓大伟指使被告人朱某驾车将被告人陈飞鸿、彭某、姚某、鲁某等人先后接至上述手术室中为被告人边某进行肾脏移植手术，将被告人边某的右侧肾脏以人民币17万余元的价格移植给他人。事后，被告人邓大伟分别支付被告人陈飞鸿人民币8万元、被告人边某3万余元、被告人彭某人民币8000余元、被告人姚某人民币1万余元、被告人鲁某人民币3000元、被告人朱某人民币5000余元。余款由被告人邓大伟分得。
2、2012年9月，被告人邓大伟通过互联网中介与被告人潘某商议，由被告人潘某作为“供体”将自己的一枚肾脏通过手术予以出卖，由被告人邓大伟组织他人通过互联网寻找“受体”，由被告人欧某对被告人潘某进行照看，并带其前往医院体检。2013年1月的一天，被告人邓大伟指使被告人朱某驾车将被告人陈飞鸿、彭某、姚某、鲁某等人先后接至上述手术室中为被告人潘某进行肾脏移植手术，将被告人潘某的左侧肾脏以人民币20万余元的价格移植给他人。事后，被告人邓大伟分别支付被告人陈飞鸿人民币8万元、被告人潘某人民币3万余元、被告人彭某人民币8000余元、被告人姚某人民币1万余元、被告人鲁某人民币3000元、被告人朱某人民币5000余元。余款由被告人邓大伟分得。
3、2012年底，被告人邓大伟通过互联网中介与被告人张某商议，由被告人张某作为“供体”以人民币3万余元的价格将自己的一枚肾脏通过手术予以出卖，由被告人邓大伟组织他人通过互联网寻找“受体”并带领被告人张某前往医院体检。2013年2、3月的一天，被告人邓大伟指使被告人朱某驾车将被告人陈飞鸿、彭某、姚某、鲁某等人先后接至上述手术室中为被告人张某进行手术准备，后被告人陈飞鸿通过查阅体检报告发现被告人张某的肾脏为双支血管，手术风险较大，遂与被告人邓大伟一起对被告人张某进行劝说，后被告人张某放弃手术。
4、2013年3月，被告人邓大伟通过互联网中介与周某商议，由周某作为“供体”将自己的一枚肾脏通过手术予以出卖，由被告人邓大伟组织他人通过互联网寻找“受体”并带领周某前往医院体检。2013年4月30日，被告人邓大伟指使被告人朱某驾车将周某及被告人陈飞鸿、彭某、姚某、鲁某、耿某先后接至上述手术室中进行肾脏移植手术，将周某的左侧肾脏以人民币25万元的价格移植给他人。后被告人邓大伟又指使被告人边某、潘某在该手术室及本市洪山区石牌岭路附近一旅馆内对周某进行看护。事后，被告人邓大伟分别支付周某人民币3万余元、被告人陈飞鸿人民币8万元、被告人彭某、姚某人民币各1万余元、被告人鲁某、耿某人民币各3000余元、被告人边某、潘某人民币各2000元、被告人朱某人民币5000余元。余款由被告人邓大伟分得。
5、2013年6月，被告人邓大伟组织被告人张某、黄某作为中介通过互联网寻找可供肾脏移植的“供体”和“受体”。后被告人张某、黄某分别将一男性“供体”及“受体”钟某介绍给被告人邓大伟，并在被告人欧某带领下前往医院体检。2013年7月7日，被告人邓大伟指使被告人朱某将该男性“供体”、钟某以及被告人陈飞鸿、彭某、姚某、鲁某、耿某等人先后接至上述手术室中进行肾脏移植手术。术后，被告人邓大伟、朱某又伙同“老高”（另案处理）将钟某送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61医院进行康复治疗，并指使被告人边某、潘某对该男性“供体”进行看护。事后，被告人邓大伟从钟某处收取手术费用共计人民币36万元，后分别支付被告人陈飞鸿人民币8万元、被告人彭某人民币2万元、被告人姚某人民币1万余元、被告人鲁某、耿某人民币各4000余元、被告人黄某人民币6万元、被告人张某人民币1万余元、被告人边某、潘某人民币各2000元、被告人朱某人民币5000余元。余款由被告人邓大伟分得。
6、2013年8月，被告人邓大伟组织被告人张某、欧某作为中介通过互联网寻找可供肾脏移植的“供体”和“受体”。后被告人张某、欧某分别将“供体”杨某及“受体”袁某介绍给被告人邓大伟，并在被告人欧某的带领下前往医院体检。2013年8月17日，被告人邓大伟指使被告人朱某将杨某、袁某以及被告人彭某、姚某、鲁某、耿某先后接至上述手术室中进行手术准备，并先后通知被告人陈飞鸿、边某、潘某到手术室。后公安人员接举报赶至上述手术室，将被告人邓大伟、朱某、潘某以及正在进行手术准备工作的被告人彭某、姚某、鲁某、耿某抓获。随后，在本区藏龙岛开发区“第一栈”旅馆内将被告人欧某抓获；在本区藏龙岛开发区栗庙新村一网吧内将被告人边某抓获；在武汉市武昌区南湖“风华天城”小区内将被告人张某、黄某抓获。同年8月26日，被告人陈飞鸿在陕西省西安市陕西省人民医院内被公安人员抓获。
指控上述事实，公诉机关提交了如下证据：
1、物证照片；2、户籍证明、抓获经过、前科材料、病历材料、扣押、发还清单、银行交易明细等书证；3、证人舒某、钟某、蔡某、袁某、韩某等人的证言；4、被害人周某、杨某的陈述；5、被告人邓大伟、陈飞鸿、彭某、姚某、鲁某、耿某、朱某、张某、黄某、欧某、边某、潘某的供述和辩解；6、勘验、检查、辨认笔录；7、视听资料。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邓大伟、陈飞鸿、彭某、姚某、鲁某、耿某、朱某、张某、黄某、欧某、边某、潘某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情节严重，其行为均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百三十四条之一，应当以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追究各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被告人邓大伟、陈飞鸿、彭某、姚某、鲁某、朱某在实施第3笔犯罪的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是犯罪中止，均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处罚情节。被告人邓大伟、陈飞鸿、彭某、姚某、鲁某、耿某、朱某、张某、欧某、边某、潘某在实施第6笔犯罪的过程中，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是犯罪未遂，均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处罚情节。被告人邓大伟、陈飞鸿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均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规定的处罚情节。被告人彭某、姚某、鲁某、耿某、朱某、张某、黄某、欧某、边某、潘某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是从犯，均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处罚情节。各被告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均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规定的处罚情节。提请本院依法惩处。
被告人邓大伟、陈飞鸿、彭某、姚某、鲁某、耿某、朱某、张某、黄某、欧某、边某、潘某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表示认罪。
辩护人蔡小祥的辩护意见是，被告人邓大伟具有坦白、认罪的从轻处罚情节；第3笔是犯罪中止，未造成危害后果，应当免除处罚；第6笔是犯罪未遂，未造成危害后果，应当减轻处罚；悔罪态度明显。
辩护人舒永华、邬红的辩护意见是，被告人陈飞鸿不是组织者，是受他人邀约参与犯罪，没有起到主要作用，应认定为从犯；第6笔犯罪应认定为犯罪中止；系初犯、偶犯，且自愿认罪，有悔罪表现。
辩护人朱长征的辩护意见是，指控情节严重不能成立；被告人彭某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是从犯；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第3笔是犯罪中止；第6笔是犯罪未遂。
辩护人李平的辩护意见是，被告人姚某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坦白，且当庭自愿认罪；第3笔是犯罪中止，第6笔是犯罪未遂。
辩护人詹靖明的辩护意见是，被告人鲁某主观上没有犯罪故意，客观上没有组织行为，情节非常轻微，不构成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不属于情节严重；具有未遂犯、中止犯的情节，且在从犯中起的作用较小；主观恶性较小。
辩护人甘泉的辩护意见是，指控情节严重不成立；被告人耿某系从犯；第6笔是犯罪未遂；如实供述罪行，有悔罪表现。
辩护人黄春华的辩护意见是，指控情节严重不成立；被告人张某具有从犯、坦白、犯罪未遂的量刑情节。
辩护人陈军的辩护意见是，指控情节严重不能成立；被告人欧某系从犯，且作用非常小；第6笔是犯罪未遂；如实供述罪行，是坦白；系初犯。
辩护人宋军的辩护意见是，被告人潘某系从犯，且系初犯、偶犯；犯罪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如实供述罪行，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第6笔是犯罪未遂。
经审理查明，2012年底至2013年8月间，被告人邓大伟、陈飞鸿与“许喆”（另案处理）合谋通过给他人进行肾脏移植的方式出卖人体器官，由被告人邓大伟负责购买手术器械、药品，并租赁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岛开发区栗庙新村1059号私房作为手术室，由被告人陈飞鸿担任主刀医师实施肾脏移植手术。后被告人邓大伟又邀约被告人彭某担任麻醉师，被告人姚某担任手术助手，协助被告人陈飞鸿进行手术，由被告人鲁某、耿某担任手术护士，负责手术准备和辅助工作，由被告人张某、黄某、欧某通过互联网介绍联络“供体”和“受体”进行手术，由被告人朱某租用车辆接送人员，由被告人边某、潘某对手术后的“供体”进行看护。具体分述如下：
1、2012年底，被告人邓大伟通过互联网中介与被告人边某商议，由被告人边某作为“供体”，将自己的一枚肾脏通过手术予以出卖，由被告人邓大伟组织他人通过互联网寻找“受体”，并由被告人欧某对被告人边某进行照看。2013年1月的一天，被告人邓大伟指使被告人朱某驾车将被告人陈飞鸿、彭某、姚某、鲁某等人先后接至上述手术室中为被告人边某进行肾脏移植手术，将被告人边某的右侧肾脏以人民币17万余元的价格移植给他人。事后被告人邓大伟通过“许喆”支付被告人陈飞鸿人民币5万元，另分别支付被告人边某人民币3万余元、被告人彭某人民币8000余元、被告人姚某人民币1万余元、被告人鲁某人民币3000元、被告人朱某人民币5000余元、被告人欧某人民币2000元。余款由被告人邓大伟分得。
2、2012年9月，被告人邓大伟通过互联网中介与被告人潘某商议，由被告人潘某作为“供体”将自己的一枚肾脏通过手术予以出卖，由被告人邓大伟组织他人通过互联网寻找“受体”，由被告人欧某对被告人潘某进行照看，并带其前往医院体检。2013年1月的一天，被告人邓大伟指使被告人朱某驾车将被告人陈飞鸿、彭某、姚某、鲁某等人先后接至上述手术室中为被告人潘某进行肾脏移植手术，将被告人潘某的左侧肾脏以人民币20万余元的价格移植给他人。事后被告人邓大伟通过“许喆”支付被告人陈飞鸿人民币5万元，另分别支付被告人潘某人民币3万余元、被告人彭某人民币8000余元、被告人姚某人民币1万余元、被告人鲁某人民币3000元、被告人朱某人民币5000余元、被告人欧某人民币2000元。余款由被告人邓大伟分得。
3、2012年底，被告人邓大伟通过互联网中介与被告人张某商议，由被告人张某作为“供体”以人民币3万余元的价格将自己的一枚肾脏通过手术予以出卖，由被告人邓大伟组织他人通过互联网寻找“受体”并带领被告人张某前往医院体检。2013年2、3月的一天，被告人邓大伟指使被告人朱某驾车将被告人陈飞鸿、彭某、姚某、鲁某等人先后接至上述手术室中为被告人张某进行手术准备，后被告人陈飞鸿通过查阅体检报告发现被告人张某的肾脏为双支血管，手术风险较大，遂与被告人邓大伟一起对被告人张某进行劝说，后被告人一伙放弃手术。
4、2013年3月，被告人邓大伟通过互联网中介与周某商议，由周某作为“供体”将自己的一枚肾脏通过手术予以出卖，由被告人邓大伟组织他人通过互联网寻找“受体”并带领周某前往医院体检。2013年4月30日，被告人邓大伟指使被告人朱某驾车将周某及被告人陈飞鸿、彭某、姚某、鲁某、耿某先后接至上述手术室中进行肾脏移植手术，将周某的左侧肾脏以人民币25万元的价格移植给他人。后被告人邓大伟又指使被告人边某、潘某在该手术室及武汉市洪山区石牌岭路附近一旅馆内对周某进行看护。事后，被告人邓大伟分别支付周某人民币3万余元、被告人陈飞鸿人民币8万元、被告人彭某、姚某人民币各1万余元、被告人鲁某、耿某人民币各3000余元、被告人边某、潘某人民币各2000元、被告人朱某人民币5000余元。余款由被告人邓大伟分得。
5、2013年6月，被告人邓大伟组织被告人张某、黄某作为中介通过互联网寻找可供肾脏移植的“供体”和“受体”。后被告人张某、黄某分别将一男性“供体”及“受体”钟某介绍给被告人邓大伟，并在被告人欧某带领下前往医院体检。2013年7月7日，被告人邓大伟指使被告人朱某将该男性“供体”、钟某以及被告人陈飞鸿、彭某、姚某、鲁某、耿某等人先后接至上述手术室中进行肾脏移植手术。术后，被告人邓大伟、朱某又伙同“老高”（另案处理）将钟某送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61医院进行康复治疗，并指使被告人边某、潘某对该男性“供体”进行看护。事后，被告人邓大伟从钟某处收取手术费用共计人民币36万元，后分别支付被告人陈飞鸿人民币8万元、被告人彭某人民币2万元、被告人姚某人民币1万余元、被告人鲁某、耿某人民币各4000余元、被告人黄某人民币6万元、被告人张某人民币1万余元、被告人边某、潘某人民币各2000元、被告人朱某人民币5000余元、被告人欧某人民币2000元。余款由被告人邓大伟分得。
6、2013年8月，被告人邓大伟组织被告人张某、欧某作为中介通过互联网寻找可供肾脏移植的“供体”和“受体”。后被告人张某、欧某分别将“供体”杨某及“受体”袁某介绍给被告人邓大伟，并在被告人欧某的带领下前往医院体检。2013年8月17日，被告人邓大伟指使被告人朱某将杨某、袁某以及被告人彭某、姚某、鲁某、耿某先后接至上述手术室中进行手术准备，并先后通知被告人陈飞鸿、边某、潘某到手术室。后公安人员接举报赶至上述手术室，将被告人邓大伟、朱某、潘某以及正在进行手术准备工作的被告人彭某、姚某、鲁某、耿某抓获。随后，在本区藏龙岛开发区“第一栈”旅馆内将被告人欧某抓获；在本区藏龙岛开发区栗庙新村一网吧内将被告人边某抓获；在武汉市武昌区南湖“风华天城”小区内将被告人张某、黄某抓获。同年8月26日，被告人陈飞鸿在陕西省西安市陕西省人民医院内被公安人员抓获。
综上，被告人邓大伟、陈飞鸿、彭某、姚某、鲁某、朱某参与作案六次，分别获利人民币32.9万元、人民币26万元、人民币4.6万元、人民币4万元、人民币1.3万元、人民币2万元；被告人欧某参与作案四次，获利人民币6000元；被告人耿某、边某、潘某参与作案三次，分别获利人民币7000元、人民币4000元、人民币4000元；被告人张某参与作案二次，获利人民币1万元；被告人黄某参与作案一次，获利人民币6万元。
认定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被害人陈述
（1）被害人周某陈述证实，2013年2月，我因为经济问题有了卖肾的想法，然后与江苏一收肾的中介商议出卖自己的一枚肾脏。在同年3月底的一天，我到武汉市161医院，在一中年男子带领下进行身体检查。检查后被该男子带到工农兵路一旅店住下，一个叫“徐哥”的人给我打电话，问我是否确定要做，我说确定要做，并跟我谈好了3万元加红包的价格。同年4月29日，我在“徐哥”安排下被一司机开车送到江夏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对面的一个叫“锦天旅馆”的地方住下。4月30日早上，他们开一辆银灰色面包车接我，我戴着眼罩被带至一栋楼房，在二楼休息室内进行术前准备，并在另一间手术室被麻醉。手术后我在该楼房内休息了5天，期间听到看护我的两个人交流的时候提到湖北美术学院，我用手机定位确定是在湖北美院附近。后我又被转移到石牌岭“经典”旅馆819房，被“潘某”等二人看护。5月2日，“徐哥”给我现金3000元，并将27000元打到我女朋友柯文娟中国银行的卡上（卡号60×××79）。手术时有人还给了我2000元红包。后“徐哥”要我做手术室的中介，前往山西太原寻找患者，在太原期间“徐哥”为我汇款两次，每次都是500元。之后在黄石又汇款过两次。
（2）被害人杨某的陈述证实，2013年8月的8号还是9号，网上卖肾的QQ群里有个网名叫“CEO”（张某）的发布消息，需要O型供体，价格3.5万元加红包。我看到后与其联系，表示愿意卖肾。2013年8月11日，我乘车到武汉后，这个“CEO”安排我住下，并由另一男青年于8月13号和14号带我乘鄂A×××××号面包车到161医院和陆军总医院进行了体检，并对我和“受体”进行抽血。8月16日，该男子把我带至“第一栈”旅馆休息，8月17日该男子又带我乘坐A9Z612号面包车到达手术地点，准备手术时被公安人员抓获。
2、证人证言
（1）证人舒某的证言证实，2012年10月6日，我将位于藏龙岛栗庙新村1059号的三层楼房以年租金32000元的价格出租给朱某，他在租房时说他是搞服装批发的，租我房子作仓库。
（2）证人钟某的证言证实，2013年3月，我因患尿毒症在网上与江西老乡“小黄”取得联系，商议由“小黄”带我在私人设立的手术室以36万元价格进行肾脏移植手术，后去正规医院进行康复。2013年6月，我与妻子蔡某到武汉，在“小黄”的介绍下，乘一白色面包车到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传媒学院附近，在一个叫“徐哥”设立在一别墅二楼的手术室参观。2013年7月3日，我又在“小黄”的联系下到武汉，并被“小黄”和另一男子带往161医院体检。7月7日，我与妻子乘同一面包车被“徐哥”带至上述手术室进行了肾移植手术，并在术后被送至161医院进行康复治疗。术前和术后，我的堂哥和妻子分别支付了“小黄”和“徐哥”18万元现金。
（3）证人蔡某的证言证实，我丈夫钟某因患尿毒症需要换肾，在“小黄”介绍下以36万元的价格在“徐哥”设立的手术室进行换肾手术。2013年6月，我与丈夫钟某到武汉，在“小黄”的介绍下，乘一白色面包车到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传媒学院附近，参观由“徐哥”设立在一别墅二楼的手术室。6月底，“小黄”通知我老公在7月6日前到武汉，7月3日，我和老公到武汉后，被“小黄”和另一男子带往161医院体检。7月7日，我与老公乘同一面包车被“徐哥”带至上述手术室进行了肾移植手术，并在术后将我老公送至161医院进行康复治疗。术前和术后，我老公的堂哥和我分别支付了“小黄”和“徐哥”18万元现金。
（4）证人袁某的证言证实，我是一名尿毒症患者，需要换肾，但在医院一直没有排到。后听一个朋友说网上有人可以换肾，他告诉我一个电话号码，我就打这个电话，机主自称“小王”，我们初步谈好以38万元的价格进行肾移植手术，后“小王”带我和手术的“供体”到医院抽血体检，并于8月17日乘一银灰色的商务车将我带至手术地点，还没有开始做警察就过来了。
（5）证人韩某的证言证实，我陪男友袁某在“小王”的介绍下到武汉以约36万元的价格进行“黑”肾移植手术，8月17日6时许，“小王”将袁某从居住的“第一栈”酒店带走去做手术去了。
（6）证人任某的证言证实，我与王某、谢某、古某等人来武汉陪朋友袁某进行换肾手术，我于2013年8月17日7时许与袁某从“第一栈”酒店出发，被一辆商务车带至一个民房的二楼，在休息室准备手术时被公安人员抓获。
（7）证人王某、谢某、古某、李某的证言证实的内容与证人任某、韩某的证言证实的内容基本一致。
3、书证
（1）门诊病历、诊断证明书、超声检查报告单、CT检查报告证实，经彩超及CT检查，被害人周某左肾区未见明确肾脏显示，肾动脉开口区可见金属夹影，考虑为术后改变；被告人边某右肾区及腹腔内未见右肾显示，右肾缺如；被告人潘某左肾区及腹腔内未见左肾显示，左肾缺如。
（2）住院病案证实，钟某因患尿毒症于2013年7月7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61医院外行同种异体肾移植术，后于当日23时47分转入该院至7月18日进行康复治疗的事实。
（3）武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江夏分局出具的调查笔录、现场检查笔录、查封扣押物品通知书、清单证实，被告人邓大伟在未办理药品、医疗器械、医疗机构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从九州通医药公司和网络上购买手术台、手术衣、手术垫、盐酸纳洛酮等医疗器械、药品的事实，现场查获的麻醉药品为被告人彭某从西安带至该手术室。上述药品、医疗器械均已被该局扣押。
（4）执业医师执业证书、执业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注册申请审核表、医师执业聘用书证实，被告人陈飞鸿的医师资质及在陕西省人民医院肾移植科工作的事实。
（5）民航湖北机场公安局出具的乘机记录，证实各被告人自2012年10月至2013年8月16日期间搭乘飞机来往武汉的情况。
（6）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实，被告人邓大伟于2013年5月1日向被害人周某女友柯文娟的账户存款人民币27000元的事实。
（7）房屋租赁合同证实，被告人朱某与舒某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承租了舒某位于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岛开发区栗庙新村1059号房屋，承租期为2012年10月6日至2013年10月5日。
（8）扣押、发还清单、用车合同书、机动车销售发票、机动车驾驶证证实，被告人朱某于2013年7月30日租用武汉赢时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鄂A×××××号东风风神商务车的事实，该涉案车辆已被公安机关扣押并发还。
（9）刑事判决书、释放证明证实，被告人邓大伟的前科情况。
（10）户籍信息证实，各被告人及受害人、证人的身份情况。
（11）抓获经过证实，各被告人的到案情况。
4、勘验、检查、辨认笔录
（1）勘验、检查笔录及现场照片证实，案发现场的基本情况。
（2）辨认笔录证实，通过辨认，杨某辨认出袁某是准备接受其肾脏的人、被告人朱某是接送其体检及手术的司机、被告人欧某是术前带其去医院体检的“瘦子”、被告人张某是在网上联系其卖肾的人；被告人张某、彭某、边某、朱某、潘某、欧某、姚某均辨认出被告人邓大伟是其称呼为“徐哥”的人；被告人边某辨认出被告人朱某是开车接送的“朱哥”；被告人邓大伟、姚某、朱某辨认出被告人陈飞鸿是给他人做肾脏移植手术的主刀医生；钟某、蔡某辨认出被告人邓大伟是“徐哥”、被告人黄某是中介“小黄”、被告人欧某是带其体检的人、被告人朱某是接送其体检及手术的司机。
5、视听资料
银行监控录像证实，被告人邓大伟于2013年5月1日、7月29日通过自动存取款机向被害人周某支付出卖肾脏款及生活费某
6、被告人供述
（1）被告人邓大伟的供述证实，2012年初，我因赌博输了钱，听说肾可以卖钱，就在网上搜卖肾的信息，通过一个QQ群和“许喆”认识，他说自己卖肾还不如自己开手术室，并商议在武汉建立手术室进行肾脏移植手术。后经“许喆”介绍，我认识了陕西省人民医院的陈飞鸿，我们一起商量建手术室的情况，陈飞鸿告诉我手术的流程、手术器械、药品清单，要我去准备。我们达成一致意见，建手术室的钱由陈飞鸿出，他来主刀进行手术，每台手术他提8万元，陈飞鸿要我为他出资的事保密，所以我一直对外说手术室是我一个人出资五六十万建的。因为医生是“许喆”介绍的，他说要每台提2万。前三台手术我都是通过“许喆”联系的主刀医生。在筹建手术室期间，我在网上认识朱某，他说他会开车，我就请他为我的手术室开车，车子是我给钱朱某出面租的。我在网上选建手术室的房子，最后看中了江夏区藏龙岛栗庙新村的一栋三层别墅，我给钱朱某，让他出面将那栋别墅租下来建手术室。第二层便为手术室和医生休息室、供体病房、受体休息室。组建手术室一共花了十五万左右，陈飞鸿在2012年8月至9月间分三次给了我十六万现金。药品是我在武汉九州通医药公司买的，卖药给我的看我是私人买药，就没有给我票据。器械是在网上买的。后我在网络上认识“老高”，商议以1.5万元一人的价格由“老高”将术后的病人转至解放军161医院做康复治疗，并由“老高”提供排斥针、支架等部分药品、器械。麻醉师彭某是“许喆”通过“张叔”介绍来的，手术助手姚某和护士鲁某、耿某则是彭某联系带来的。边某和潘某都曾在我的手术室出卖过肾脏，后来在我的手术室帮忙看护“供体”术后的康复，欧某、黄某、张某都曾作为中介，为我介绍“供体”和“受体”。手术室建好后做过6、7台肾脏移植手术，每台手术收取“受体”费用25万、17万、26万不等，陈飞鸿分8万，彭某、姚某、鲁某、耿某共拿6、7万，司机朱某5000元到1万不等，供体、受体的中介费5000元左右。“供体”3到3.5万，边某、潘某每人得2000元，剩下的钱归我所有。第一台手术患者只给了17万，不够分。
我是在互联网上认识张某的，他想卖肾还钱，准备到我的手术室做手术，由中介带去医院体检，体检单交到我手上，正好有中介联系了一个“受体”，我就联系陈飞鸿来到武汉准备给张某进行手术，陈飞鸿医生到了看了体检单后说张某是双支肾血管，手术风险大，表示不愿进行手术，我听后也跟张某说了做手术的风险和术后对生活的影响，建议张某不要做。张某当时也反悔了，不愿意卖肾做肾摘除手术，我也没有勉强张某做手术。我把张某反悔不愿意做手术的事情告诉陈飞鸿医生，他本身也不愿意张某做手术，当天就离开了武汉。
2013年4月30日，手术室给“供体”湖北人“小周”做过肾摘除手术，“受体”支付了25万元。术后“小周”静养了几天就走了，5月1日，我将3万元从ATM机上汇给了“小周”指定的柯文娟中国银行账号。“小周”的摘肾手术除医疗团队外还有我与朱某、潘某、边某参与，潘某、边某是看护。后“小周”找我说想当中介，我便让“小周”去山西找患者，还向“小周”汇过生活费。给“小周”卖肾的3万元中3000元是现金，27000元是和“老高”在2013年5月1日汇款过去的。
2013年7月，黄某介绍一个40岁深圳患者在手术室进行肾脏移植，收取36万元，黄某分得6万元，陈飞鸿分8万，彭某、姚某、鲁某、耿某共7万，术后该患者被我与“老高”送至解放军161医院康复，“老高”分得2万，肾脏“供体”是张某联系的一个20岁左右男青年，张某分得2000元中介费，“供体”得3万元，术后由边某、潘某看护，每人得2000元，“供体”和“受体”均由欧某带去医院体检。
8月17日被抓的这次手术的“受体”是欧某联系的，“供体”是张某联系的，之前手术是其他中介联系的。陈飞鸿与我电话约好9点来，但还未到现场，他每次都是最后一个到手术现场的，手术室消毒，手术器械消毒，药品摆好后才会让司机朱某去接他。这次手术谈好的是30万，钱还没拿到。
被告人邓大伟在庭审中的供述证实，前两笔手术后交给“许喆”8万元，再由“许喆”将钱交给陈飞鸿。
（2）被告人陈飞鸿的供述证实，我是陕西省人民医院肾移植科主任医师。2012年底，“许喆”带着邓大伟来找我，提出请我出去做手术，他们先是说到外地三甲医院做手术，后来带我到武汉看手术地址，我发现是他们自己租的别墅建的手术室，我当时没有同意，之后他们又跟我多次联系，我就同意到他们自建的手术室做手术了。我没有向邓大伟投资建手术室。我总共在那个手术室做了七八台肾移植手术，我是主刀医师，负责摘肾和移植，还有麻醉师“小彭”，“小姚”是我的医师助手，“梦露”和“小耿”分别是器械护士和巡回护士。邓大伟是手术室负责人，“小江”（也叫朱哥）是司机。邓大伟给我打电话说有病人做手术，我就答复他，要他把病人的术前检查做好，约好时间我再坐高铁或飞机过去。其他人都是邓大伟和“小彭”联系，“小彭”再去联系其他人。我做一台手术分8万元，每次都是给的现金。我手术前先要看病人资料和体检报告，身体不好不符合要求便不会进行手术。我有三次到武汉到邓大伟的手术室进行手术没有成功，一次是因为“供体”尿常规不合格，一次是因为“供体”肾造影为双支血管，风险很大，不合格，还有一次是“供体”手术前反悔了。
被告人陈飞鸿在庭审中的供述证实，前两笔的手术后，“许喆”给了5万元。
（3）被告人彭某的供述证实，2012年11月，我在网上看见“徐哥”留下的招聘信息，要招聘麻醉师一名，我就与“徐哥”联系，11月中旬，“徐哥”来到西安，我们见面后，“徐哥”告诉我“每做一次手术，费用给我八千元”。我当时不知道他是要我去做“非法摘除和移植人体器官”手术，所以我就答应了。他让我找两个护士和一个医师助理，费用是每个护士2000元，医师助理5000元，我说帮忙去找。后我与姚某联系由其做医师助理，与鲁某、耿某联系做护士，他们都同意去做。2013年1月，我们去武汉做了2台手术，4月做了一台，另一台因为肾脏有问题没有做成，7月做了两台，被抓当日手术未进行就被抓获。
2013年1月份做的2台手术，每次“徐哥”都通过“张保成”给我8000元，给姚某5000元，给鲁某3000元。2013年4月一天，我与姚某、鲁某、耿某坐高铁到武汉，在原地点和陈医生给一个“供体”（20多岁男孩）和“受体”（36岁女性）做了肾移植手术，术后“徐哥”给我32000元，我给姚某12000元，鲁某、耿某各4000元。7月份只做了一台手术，“徐哥”给我43000元，姚某15000元，鲁某和耿某各4000元。8月16日，我与姚某、鲁某、耿某坐飞机到武汉，8月17日到相同地点准备手术，现场有“供体”、“受体”、“受体”家属、“徐哥”、“小帅”和“朱司机”，主刀医师还未到便被公安人员抓获了。
（4）被告人姚某的供述证实，从2012年12月至今，我与鲁某、耿某在彭某的联系下到武汉配合“高医生”在栗庙新村1059号二楼一个手术室中进行了约6、7次肾脏移植手术，每次都是彭某跟我联系。鲁某和耿某是护士，彭某是麻醉师，小徐每次手术都在，小朱负责开车接送我们，主刀医师自称姓高。2012年12月底做过一台，2013年1月中旬、下旬各做过一台，5月1日前做过一台，6月底做过二台，7月上旬做过一台。8月17日，朱司机和“小徐”将我、彭某、鲁某、耿某接到手术地点，主刀的“高医生”还没来，在做手术准备工作时就被公安人员抓获了。每次手术后都是彭某给钱我，分别给过一次10000元，两次15000元，两次18000元，两次19000元。耿某是最近几次手术才参与进来的。
（5）被告人鲁某的供述证实，我和彭某、耿某以前是五环医院的同事，2012年12月左右，彭某打电话联系我，要我去外地做一台手术，他没具体说是什么手术，只是说是做护士的工作。当时谈好一台手术给两千元报酬。我直到2012年12月20日左右第一次来武汉做手术开始才知道是做的非法肾移植手术。2012年12月20日左右，我和姚某、彭某一起来武汉一栋三层楼的别墅的二楼的房间改建的手术室，做了两台肾脏移植手术，获得报酬6000元。第二次是2013年4月，我和耿某、姚某、彭某一起来的，做了两台手术，获得报酬8000元。第三次是2013年7月初，我和耿某、姚某、彭某一起来的，做了两台手术，获得报酬10000元。第四次是2013年8月16日，我和姚某一起乘飞机来的，彭某和耿某先来，这次手术刚准备做就被抓，主刀医生还没来。手术室由“小徐”负责，并负责通过彭某联系其他人，还在术后发钱，手术室有专门司机开车接送。
（6）被告人耿某的供述证实，我受彭某邀约乘高铁和飞机来往武汉三次，参与了四台换肾手术，分别是2013年4月和6月底、7月初，每次做二台，每台手术获利3000元。参与者有彭某、鲁某、姚医生、主刀医师、手术室老板及司机，主刀医生每次都是我们做好术前准备了他才来。2013年8月16日，我乘飞机来武汉，于8月17日在原手术室做换肾手术准备，在主刀医生还未到现场时被公安人员抓获。
（7）被告人朱某的供述证实，2013年初，我开始帮邓大伟开车，主要负责接送邓大伟联系的“供体”、“受体”，到火车站、飞机场接送手术的外地医生、护士，所用车辆先后有银灰色富康和银色东风小型客车等六辆车，是由我租用的。我一共接送过四、五批，时间不记得，每次邓大伟付我5000至1万元，共付了3、4万元。手术后“供体”会在手术的三层别墅中休息几日，“受体”被我和邓大伟送往161医院做排斥治疗，“老高”有时也在医院。手术室于2012年底建成，设备由邓大伟在网上购买，我负责运送，资金由邓大伟和主刀医生陈飞鸿各出部分，我曾在西安见到陈飞鸿给钱邓大伟。我与小张（张某）、小王（欧某）、小黄（黄某）住在风华天城1栋2单元301室，三人是中介，负责在网上联系“供体”和“受体”，潘某和边某在手术室看护和打杂。潘某曾在邓大伟的手术室做卖肾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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