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4民终2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伟常，男，1961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四百四十三分店，住所地：珠海市银香路9号-1号（南厦丰泽园）。
负责人：车贤芬，店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桂花，女，1990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系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法务人员。
上诉人李伟常因与被上诉人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四百四十三分店（以下简称大参林医药公司）产品责任纠纷一案，不服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粤0402民初84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判决后，李伟常不服提出上诉，请求：1.大参林医药公司返还李伟常本金1550元；2.大参林医药公司支付李伟常十倍赔偿金15500元；3.大参林医药公司负担涉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主要是对涉案商品认定错误。涉案商品显然不属于饮片，所以涉案商品为非正品品种，一审判决对西洋参药材及饮片与法典认定有误；2.大参林医药公司进货时没有履行查验涉案商品生产企业药品生产许可证和药品检验报告；3.大参林医药公司不能举证证明涉案商品符合《中国药典》2010年版西洋参药材标准，耽误李伟常进行食疗，客观上造成了消费者权益的侵害后果；4.涉案商品既是药品又是保健食品，西洋参已经被列为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因此大参林医药公司销售明知是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李伟常可以主张食品价款10倍赔偿金，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
大参林医药公司答辩称：一、西洋参（花旗参）作为中药饮片，是特殊的药品，其标签的标识内容应适用特别法对中药钦片的特别规定。《药品管理法》是针对所有药品尤其是西药作出的管理规定，中药饮片因其特殊性在标签内容上应相对于一般药品有着不同的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中药饮片的标签必须注明品名、规格、产地、生产企业、产品批号、生产日期，实施批准文号管理的中药饮片还必须注明药品批准文号。”另外根据《药品说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令第24号）》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中药材、中药饮片的标签管理规定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另行制定”，也即大参林医药公司在一审庭审中提供的证据4，即《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10年修订）》中药饮片等3个附录的公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公告2014年第32号），其中规定：“中药饮片应选用能保证其贮存和运输期间质量的包装材料或容器。包装必须印有或者贴有标签，注明品名、规格、产地、生产企业、产品批号、生产日期、执行标准。”大参林医药公司销售的西洋参（花旗参）在外包装上贴有标签，并注明了品名【西洋参（花旗参）】、规格【加种2g原尾】、产地【吉林】、生产企业【广东紫云轩中药科技有限公司】、产品批号【151101】、生产日期【20151102】、执行标准【《中国药典》2010年版一部】，全部符合法律的规定。李伟常诉称的未标明生产日期不符合事实，中药饮片的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保质期并非法律强制规定要求标示的项目。中药饮片作为特殊的药品，应当适用特殊法的规定，大参林医药公司销售的花旗参（西洋参）的标签标识并未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二、西洋参（花旗参）作为中药饮片，是特殊的药品，不适用《食品安全法》的规定，李伟常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诉求退一赔十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当驳回。三、李伟常为典型的职业打假人，其根本没有受到任何损害，其恶意诉讼的行为不仅给企业造成重大的人力物力投入，还严重浪费司法资源，应当受到严厉谴责。综上，大参林医药公司销售的西洋参（花旗参）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产品，该产品外包装的标示符合法律规定，产品质量也不存在任何问题，李伟常的诉求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恳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驳回李伟常的全部诉讼请求。
李伟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大参林医药公司返还李伟常购物本金1550元；2.判令大参林医药公司支付李伟常赔偿金15500元；3.大参林医药公司负担一审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查明，2016年5月27日，李伟常在大参林医药公司购买了2包500克西洋参（花旗参），支出1550元。2包西洋参均为块状，使用透明塑料袋包装，在塑料袋表面贴有标签，两包的标签均载明有以下内容：“广东紫云轩中药科技有限公司中药饮片品名：西洋参（花旗参）产地：吉林规格：加种2g原尾净含量：0.25KG生产日期：20151102生产批号：151101执行标准：《中国药典》2010年版一部条形码：204566935017”。塑料袋内装有合格证，均载明有以下内容：“广东紫云轩中药科技有限公司合格证品名：西洋参（花旗参）产地：吉林规格：加种2g原尾产品批号：151101执行标准：《中国药典》2010年版一部质检员：001”。在“合格证”字样处表面盖有“广东紫云轩中药科技有限公司质检合格”印章。李伟常称，上述标签、合格证内容违反了有关法律规定，具体表现在：1.条形码模糊不清，无法辨识；2.标签没有标明有效期和保质期；3.合格证没有标明生产日期、有效期、保质期；4.标签上未加盖公章；5.标签上没有标明用法用量；6.标签记载为中药饮片，但涉案药品实际上为中药材。大参林医药公司称，涉案药品有效期一般为2-3年，有口头告知李伟常有效期及用法用量。大参林医药公司并提交了广东紫云轩中药科技有限公司《药品GMP证书》复印件及《药品生产许可证》复印件各一份，经进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查询，该两份证书由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分别于2012年10月17日及2011年12月13日颁发，其中《药品GMP证书》认证范围为中药饮片（净制、切制、锻制、粉碎、蒸制、炒制、炙制），有效期至2017年10月16日，《药品生产许可证》载明生产范围为中药饮片（净制、切制、炒制、蒸制、锻制、炙制、粉碎），有效期至2016年12月12日。
李伟常在立案时向一审法院提交《情况说明》一份，称：“立案庭审查人员已向我释明，本涉案及侵权纠纷与合同纠纷相竞合的法律关系，李伟常方仍然选择以产品质量责任作为立案案由，特此说明。”
一审法院认为，李伟常在大参林医药公司购买西洋参（花旗参），与大参林医药公司之间形成消费者与经营者的法律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依照该规定，本案的关键在于大参林医药公司是否存在欺诈行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本案中，首先，涉案药品标签上的条形码数字可以通过肉眼清楚辨认，李伟常主张其模糊不清，无法辨识，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其次，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五十四条第一、二款规定：“药品包装必须按照规定印有或者贴有标签并附有说明书。标签或者说明书上必须注明药品的通用名称、成份、规格、生产企业、批准文号、产品批号、生产日期、有效期、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用法、用量、禁忌、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生产中药饮片，应当选用与药品性质相适应的包装材料和容器；包装不符合规定的中药饮片，不得销售。中药饮片包装必须印有或者贴有标签。中药饮片的标签必须注明品名、规格、产地、生产企业、产品批号、生产日期，实施批准文号管理的中药饮片还必须注明药品批准文号。”第四十五条规定：“药品包装、标签、说明书必须依照《药品管理法》第五十四条和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规定印制。药品商品名称应当符合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规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分别对中药饮片和药品的包装作出不同规定来看，中药饮片因其特殊性在标签内容上相对于一般药品有着不同要求，因此涉案药品标签中虽未注明有效期和保质期、用法及用量，但符合上述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因此大参林医药公司不存在故意告知李伟常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的情形。同时，上述规定均未要求标签上必须盖有公章，李伟常主张标签未盖公章而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再次，涉案药品的生产企业具有《药品生产许可证》及《药品GMP证书》，其亦为涉案药品出具了合格证，李伟常主张合格证没有标明生产日期、有效期、保质期，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合格证需要载明该部分内容，故对李伟常的该主张一审法院亦不予采纳。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0年版）一部-
凡例-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饮片系指药材经过炮制后可直接用于中医临床或制剂生产使用的处方药品。”附录20-附录Ⅱ-
D炮制通则中规定：药材凡经净制、切制或炮炙等处理后，均称为“饮片”。涉案药品虽为块状，但经过了生产厂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0年版）一部规定的标准炮制处理，应属中药饮片，故涉案药品标签注明为中药饮片，符合上述规定，李伟常主张涉案药品为中药材，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本案并无证据证明大参林医药公司存在欺诈情形，不适用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所规定的应赔偿情形。同时，由于李伟常向大参林医药公司购买的是西洋参（花旗参），属于药品，而非食品，因此本案也不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一千元的，为一千元。但是，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的除外。”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生产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支付价款十倍赔偿金或者依照法律规定的其他赔偿标准要求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李伟常依照该两条规定请求大参林医药公司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由于李伟常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使用涉案药品后受到损害，本案亦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消费者举证证明因食用食品或者使用药品受到损害，初步证明损害与食用食品或者使用药品存在因果关系，并请求食品、药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食品、药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能证明损害不是因产品不符合质量标准造成的除外。”规定的应承担侵权责任的情形。综上，李伟常主张大参林医药公司经营的涉案药品存在产品质量问题，并要求大参林医药公司退还价款及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五十四条第一、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驳回李伟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13元，由李伟常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0年版）的规定，“饮片是指药材经过炮制后可直接用于中医临床或制剂生产使用的处方药品”“药材凡经净制、切制或者炮炙等处理后，均称为‘饮片’”。本案所涉之西洋参属于经过净制之后的中药饮片，并非李伟常所主张的中药材。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生产中药饮片，应当选用与药品性质相适应的包装材料和容器；包装不符合规定的中药饮片，不得销售。中药饮片包装必须印有或者贴有标签。中药饮片的标签必须注明品名、规格、产地、生产企业、产品批号、生产日期，实施批准文号管理的中药饮片还必须注明药品批准文号。”李伟常从大参林医药公司处购买的2包西洋参经透明塑料袋包装，在塑料袋表面贴有标签并载明如下内容：“广东紫云轩中药科技有限公司中药饮片品名：西洋参（花旗参）产地：吉林规格：加种2g原尾净含量：0.25KG生产日期：20151102生产批号：151101执行标准：《中国药典》2010年版一部条形码：204566935017”。塑料袋内装有合格证，均载明有以下内容：“广东紫云轩中药科技有限公司合格证品名：西洋参（花旗参）产地：吉林规格：加种2g原尾产品批号：151101执行标准：《中国药典》2010年版一部质检员：001”。在“合格证”字样处表面盖有“广东紫云轩中药科技有限公司质检合格”印章。从本案所涉之西洋参的包装情况可以得知，大参林医药公司出售的西洋参包装标签符合行业规定。最后，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消费者举证证明因食用食品或者使用药品受到损害，初步证明损害与食用食品或者使用药品存在因果关系，并请求食品、药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食品、药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能证明损害不是因产品不符合质量标准造成的除外。”本案中，李伟常并未举证证明其食用在大参林医药公司购买的西洋参后受到损害，亦未能证明损害与食用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此本院对李伟常主张大参林医药公司返还本金1550元以及十倍赔偿金的诉请不予支持。涉案西洋参生产企业通过了药品GMP认定，并有药品生产许可证，李伟常购买的西洋参已纳入国家药品监管体系，故李伟常主张西洋参为食品，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李伟常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6元，由李伟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孟庆锋
审判员 谭炜杰
审判员 李 灵
二〇一七年三月三日
书记员 黄瑞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