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辽08民终893、894、89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田宜桥，男，1954年11月22日出生，住大石桥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兴华，男，1956年12月25日出生，住大石桥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海，男，1988年2月12日出生，住大石桥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兴民，男，1954年10月17日出生，住大石桥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士福，男，1967年5月10日出生，住大石桥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红军，男，1970年3月1日出生，住大石桥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宋利军，男，1973年5月17日出生，住大石桥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迎祥，男，1973年9月22日出生，住大石桥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宫玉权，男，1956年12月9日出生，住大石桥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姜启明，男，1956年4月7日出生，住大石桥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姜宝元，男，1951年4月26日出生，住大石桥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薄永涛，男，1977年1月4日出生，住大石桥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姜启悦，男，1982年3月18日出生，住大石桥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绍祥，男，1957年1月4日出生，住大石桥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长利，男，1954年12月17日出生，住大石桥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绍东，男，1968年10月2日出生，住大石桥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姜世录，男，1952年9月23日出生，住大石桥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纪勇，男，1970年3月2日出生，住大石桥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巩庆利，男，1965年11月28日出生，住大石桥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喜家，男，1952年2月22日出生，住大石桥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姜电元，男，1947年9月24日出生，住大石桥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光，男，1982年5月27日出生，住大石桥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姜启运，男，1954年10月5日出生，住大石桥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忠佩，男，1948年8月23日出生，住大石桥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姜纪元，男，1959年11月2日出生，住大石桥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凌全林，男，1983年7月26日出生，住大石桥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姜平元，男，1956年5月18日出生，住大石桥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毛孝库，男，1952年4月2日出生，住大石桥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毛海洋，男，1985年9月25日出生，住大石桥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吕振山，男，1965年4月28日出生，住大石桥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毛孝礼，男，1961年10月1日出生，住大石桥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明，女，1970年11月10日出生，住大石桥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贺长久，男，1962年2月3日出生，住大石桥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董振发，男，1968年12月19日出生，住址同上。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文吉，男，1963年8月18日出生，住大石桥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于学明，男，1984年12月20日出生，住大石桥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姜丽华，女，1969年10月8日出生，住大石桥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忠彪，男，1967年7月28日出生，住大石桥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明，男，1991年6月25日出生，住大石桥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树潭，男，1950年2月25日出生，住大石桥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永华，男，1950年9月7日出生，住大石桥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振余，男，1962年9月3日出生，住大石桥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树尧，男，1954年4月12日出生，住大石桥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英辉，男，1960年1月26日出生，住大石桥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启明，男，1970年1月28日出生，住大石桥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启东，男，1967年12月18日出生，住大石桥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亚风，男，1990年4月13日出生，住大石桥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邓家旺，男，1944年8月18日出生，住大石桥市。
诉讼代表人：姜平元，男，1956年5月18日出生，住大石桥市。
诉讼代表人：邓家旺，男，1944年8月18日出生，住大石桥市。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彦，男，辽宁久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内蒙古通辽岳泰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通辽市。
法定代表人：徐顺，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秀枫，辽宁同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颖，辽宁同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田宜桥等48人、上诉人内蒙古通辽岳泰股份有限公司因产品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大石桥市人民法院（2015）大沟民初字第00400号、00401号、004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田宜桥等人的诉讼代表人姜平元、邓家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彦、上诉人内蒙古通辽岳泰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秀枫、王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田宜桥等人上诉请求：一、请求贵院依法判决被上诉人立即赔偿诉讼保全费5000元；二、请求贵院依法判决被上诉人立即赔偿误工费108000元；三、请求贵院依法判决被上诉人立即赔偿差旅费1279元；四、请求贵院依法判决被上诉人立即赔偿打字费与复印费2430元；五、请求贵院依法判决被上诉人立即赔偿2015年1月1日至今的利息4408502.40元。事实与理由：我们48户养殖专业户收到一审判决后，进行认真分析与讨论，一致认为一审判决程序合法，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我们对一审判决事项无异议，但我们对一审判决中所未判决的五项不服，为此向二审法院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支持，确保我们48户养殖专业户的合法权益不再继续遭受侵害。
内蒙古通辽岳泰股份有限公司辩称，一、被答辩人首先不能证明是饲料的原因导致其狐狸出现死亡、流产等现象，即无法证明其损失与喂食答辩人的饲料之间有因果关系，除姜平元外的其他被答辩人不能证明购买喂食了答辩人饲料，也不能证明送检的是答辩人的饲料，最主要的是，被答辩人提供的检测报告证明所检测的饲料霉菌不超标！被擅自篡改的鉴定机构出具的明显错误的鉴定意见不应被采信。其次被答辩人不能证明其损失数额，因此其要求答辩人赔偿损失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被答辩人上诉主张的诉讼保全费、误工费、差旅费、打字与复印费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5000元的诉讼保全费并非本案的保全费用，而是另一案件（即被答辩人在营口中院起诉一审被驳回的案件）的保全费用，与本案无关。误工费是指身体遭受损害期间内因无法从事正常工作而实际减少的收入，本案中被答辩人并未遭受人身伤害，也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因为本案诉讼产生了误工费、差旅费、打字复印费，因此其主张不应支持。综上，被答辩人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贵院依法裁判，驳回被答辩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内蒙古通辽岳泰股份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贵院撤销大石桥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大沟民初字第00400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责任；2、本案全部诉讼费、保全费、鉴定费、鉴定人员出庭费等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多处程序违法，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利。（一）、原审法院违法委托鉴定事项，擅自篡改选定的鉴定机构，采信没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的错误鉴定意见，直接导致错误判决。1、鉴定事项不合法，不能实现证明目的。被上诉人申请对“饲料不合格是否能够导致狐狸内吸、早产、死胎、流产及死亡等情况”进行鉴定，这一鉴定事项并不能检测出被上诉人的狐狸流产、死亡等的真正原因，对认定责任主体没有任何意义。本案应该鉴定的是狐狸死亡的因果关系，因为可能导致狐狸死亡的原因有很多种，应查明的是哪种原因导致的本案中的狐狸死亡，而不是鉴定一种原因是否能够导致狐狸死亡。上诉人就被上诉人申请鉴定内容不合法一事反复与原审法院沟通，但原审法院放任不合法也不能实现证明目的鉴定进行，究其原因，无非是因为被上诉人起诉时既无死亡狐狸的尸体可供死因检验，也没有当时饲喂的仍在质保期内的饲料可供质量检验，为了能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做了这样一种没有任何证明意义的鉴定。2、擅自篡改选定的鉴定机构。原审法院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却擅自将双方选定的鉴定机构“承德科技事务司法鉴定中心”变更为“河北省科技咨询服务中心”，原审法院技术室甚至出具《情况说明》捏造事实、掩盖非法篡改原来选定鉴定机构的真相。上诉人已就此事向有关部门进行控告，也请求贵院查清这一直接关系到本案审判结果的事实。3、篡改后的鉴定机构河北省科技咨询服务中心没有鉴定资质，无权进行鉴定。经查，河北省2015年12月发布的《国家司法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名册（河北省*2015年度）》（以下称《名册》）中，被法院篡改后出具鉴定意见的这家鉴定机构“河北省科技咨询服务中心”没有《司法鉴定许可证》，《名册》中也没有四名鉴定人员张秋良、高文玉、王纯吉、武宝成的名字，四名鉴定人员都没有《司法鉴定人执业证》，均不符合《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可见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都没有畜牧养殖鉴定资质，根本无权出具《鉴定意见书》。4、鉴定机构河北省科技咨询服务中心的鉴定意见明显错误。依据检验机构辽宁省饲料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第二中心的《检验报告》，鉴定机构河北省科技咨询服务中心做出《鉴定意见书》，其鉴定意见为：“饲料霉菌数为60，明显高于﹤45的国家标准，其卫生指示超标为不合格产品。狐狸发病的临床症状完全符合霉菌中毒的特征。所以，48户养殖户狐狸发病与饲喂卫生指标不合格的金狐1号B饲料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这个鉴定意见明显是错误的。首先，《饲料卫生标准》GB13078－2001中规定猪、鸡配合饲料或猪、鸡浓缩饲料中每克产品中菌数﹤45×10³个，即小于45000个，此标准是针对鸡、猪的，并非是狐狸饲料的标准。其次，即使适用鸡、猪的标准，《检验报告》所检饲料霉菌的检出量为60CFU/g，即为60个/g，也完全符合﹤45000个/g的国家标准，因此霉菌含量并不超标，鉴定意见存在根本性错误。对于《饲料卫生标准》中猪、鸡饲料霉菌含量的允许值的单位问题，检验机构辽宁省饲料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第二中心已经进行了明确回复：饲料霉菌的检出量为60CFU/g，即为60个/g，完全符合﹤45000个/g的国家标准，所检测的饲料霉菌含量并不超标。鉴定机构河北省科技咨询服务中心却仍然错误解读《饲料卫生标准》，坚持认为：饲料霉菌国家标准是﹤45个/g，混淆概念颠倒黑白，已经失去了一个鉴定机构最起码的公正！5、鉴定机构河北省科技咨询服务中心超出鉴定范围，将未认定事实作为鉴定依据。（1）、在之前养殖户两年多的上访、诉讼过程中，无论是在营口中院的起诉和庭审，还是本次在原审法院的起诉中，养殖户均无“母狐全身多处脓肿溃烂”的描述。养殖户在2014年新闻报道中称“配完种，能看到肚子也有，什么都挺好，但一点点又消失了，就是产不下来”，根本未提过脓肿溃烂问题。而《鉴定意见书》中，狐狸的症状突然增加了“种狐耳部、口鼻部、腰腹部、背部等出现数量不等的脓肿和溃烂病灶”的描述。按照《鉴定意见书》的表述，这是鉴定机构根据现场调查询问得出的。所谓的调查询问上诉人未参加，即使进行了调查询问也是鉴定机构针对养殖户的单方询问，是养殖户的口述，并无任何证据证明。在死狐脓肿溃烂的症状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况下，鉴定机构不能将此症状作为鉴定依据，并得出狐狸发病的临床症状完全符合霉菌中毒特征的鉴定意见。（2）、技术分析第四项人工养狐基本常数，不属于鉴定事项。鉴定委托事项没有要求对狐狸损失数额出具意见，而技术分析第四项人工养狐基本常数，不属于鉴定机构接受委托的鉴定事项。鉴定机构无权对此发表意见。（3）、鉴定机构只能针对相关的专业性问题进行鉴定，对饲料生产者问题无权出具结论性意见，饲料生产者问题应是法院审查的问题。辽宁省饲料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第二中心的《检验报告》中饲料生产单位名称一栏中是空白的，即《检验报告》无法确定饲料生产者。也就是说，在2014年饲料送检当时辽宁省饲料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第二中心都无法确定饲料的生产者，而在两年后的今天，根据《检验报告》出具鉴定意见的鉴定机构河北省科技咨询服务中心却能十分确定该送检的饲料是上诉人生产的饲料，鉴定机构河北省科技咨询服务中心的客观公正性不能不让人质疑。（4）、《鉴定意见书》中案件基本情况中描述“2014年5月7日，上诉人有关领导等三人来大石桥地区养殖现场进行了调查并取走3袋饲料回公司化验，但一直没有结果”。没有上诉人取走饲料之事，这一描述也没有事实依据。在此前的诉讼中养殖户也从来没有提出过。现鉴定机构如何得出这一事实上诉人不知情。以上可以看出，鉴定机构河北省科技咨询服务中心没有任何客观性和公正性而言，也不具备鉴定最起码的职业操守。在没有死狐、饲料过期根本不具备鉴定条件的情况下，强行出具错误鉴定意见，失去了鉴定意见应具备的最基本的科学性和公信力，河北省科技咨询服务中心的鉴定意见不应被采信。（二）、原审法院违法分配举证责任。在上诉人提出鉴定机构被篡改问题之后，原审法院要求上诉人申请重新鉴定并要求上诉人缴纳重新鉴定费用不合法。证明损害原因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是被上诉人的举证责任，被上诉人申请鉴定是实现其证明目的。现鉴定机构被篡改，鉴定意见不具有合法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被上诉人负有继续举证的义务，重新鉴定也应由被上诉人申请并缴纳费用。上诉人因鉴定机构被擅自变更，变更后的鉴定机构没有鉴定资质等问题对鉴定机构合法性提出异议，是在行使当事人的权利，并不能因上诉人合法行使权利而改变举证责任的分配、增加本不属于上诉人的义务。本案举证责任的分配，应是由被上诉人举证证明狐狸死亡是由于喂食了上诉人的饲料，而不应由上诉人证明狐狸死亡是其他原因造成。原审法院却在判决第30页论述：“被告虽然提出了多种可能，但并未提供证据，众原告饲养的母狐出现的后果是由于其他原因造成的，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被告应当对原告产生的损失承担责任……”，原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明显违反法律规定，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利益。（三）、原审法院违法安排评估并采信错误的评估结论。1、违法安排评估、未依法送达《评估结论书》、未给予当事人对《评估结论书》申请复议权利的情况下进行安排庭审。损失评估的依据是《鉴定意见书》，在鉴定机构被擅自变更、鉴定机构河北省科技咨询服务中心不具备鉴定资质等重大问题尚未解决前，即本案狐狸死亡因果关系未确定前，本不应进行评估。上诉人也提出中止评估的申请，原审法院不仅安排评估机构在错误的鉴定基础上进行评估，而且在《评估结论书》未给上诉人送达、更谈不上给上诉人复议权利的情况下，坚持安排开庭，并要求上诉人在庭审时对《评估结论书》发表意见，明显程序错误。2、《评估结论书》所依据的材料不是客观真实的，《评估结论书》中专业数据的认定超出评估机构受托范围，也非其专业能够确认，且存在评估基准点错误、狐皮等级认定错误、狐皮价格显失公平等问题，评估意见不应被采信。（1）、《评估结论书》的基础和依据错误导致其评估结论必然错误。《评估结论书》第九条规定了价格评估的限定条件，其第一款即为委托方提供的资料客观真实。委托方提供的材料包括《鉴定意见书》、《营口市畜牧兽医局专家组勘验及初步论证意见书》（以下简称《论证意见》）、《消费者协议受理投诉（咨询）登记表》（以下简称《消协登记表》）等，《鉴定意见书》、《论证意见》、《消协登记表》均不客观、不真实，都没有经过开庭质证，仅因为被上诉人提交了该材料就直接作为出具《评估结论书》的基础文件，基础和依据错误，据此作出的《评估结论书》必然是错误的。《鉴定意见书》因涉及鉴定机构被违法篡改一事，其鉴定意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不适用于本案。而且《鉴定意见书》是对狐狸死亡的因果关系进行鉴定，鉴定机构和人员只能对因果关系发表意见，其中关于孕狐产仔平均率、孕狐产仔平均成活率、狐狸平均正常死亡率等不是因果关系鉴定的内容，鉴定机构无权发表意见，更不能作为评估机构据以计算的标准。《论证意见》的名头虽是“营口市畜牧兽医局专家组勘验及初步论证意见”，却连出具单位公章都没有，只有三个个人的签名和打印的工作单位。既然没有单位公章，该《论证意见》只能看作是三个签名人的个人行为。而这三个人评估专家的身份未经任何途径予以确认，既无法证明其专家身份，也无法证明其具有畜牧专业知识，根本没有进行论证的资格。因此《论证意见》不具备合法的形式要件，不具有证据的效力。《消协登记表》没有提供任何查看核实的证据，不能证明表上记载的数字真实。并且消协的这份表名称为“消费者协会受理投诉（咨询）登记表”，可见，仅是受理投诉的登记，而不是核实实际损失的记录，没有证明作用，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2）、《评估结论书》中孕狐平均产仔率、单只孕狐产仔平均成活率、狐狸正常死亡率、狐皮等级、出皮率的界定没有依据，且超出评估机构的接受委托的范围和工作内容。《评估结论书》中照抄了《论证意见》中的蓝狐和银狐的孕狐平均成活率。对《论证意见》的效力见此前论述，不再重复。其他四项数据上诉人未见评估机构采用数据的来源。评估机构接受委托的范围和工作内容是对经济损失进行评估。评估机构评估时，财物的名称、规格型号、结构、质材、成新率等都会对价格产生影响，对价格构成决定性影响的还有一项，就是损失的财物数量。评估机构接受委托的是对3302只母狐流产等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评估，委托时没有给出仔狐的数量。计算母狐应当产出多少仔狐、仔狐的成活率、死亡率等，甚至对狐皮等级的划分，都需要有合法有效的依据，不是评估机构按照自身专业能够直接认定的，这超出评估机构接受委托的范围。（3）、《评估结论书》中基准日不明确，应为2014年10月-11月。狐狸在4、5月份产仔后，在当年的10-11月份取皮。估价结论中按照仔狐取皮后的皮毛价格计算收益，那么，皮毛的价格应为2014年10-11月份时的蓝狐和银狐皮毛价格，而不能是2014年全年的价格。2014年1-4月份，被上诉人饲养的母狐尚未产仔，5-10月份，仔狐尚在生长期，此时的狐狸皮毛价格对本案不具有参照作用。上诉人查找了各个网站，也都是阶段性的价格。因此，基准日为2014年是不确定的，应为2014年10-11月份。（4）、《评估结论书》完全照抄了《论证意见》中的狐狸皮等级分类，将狐狸皮分为一级皮和二级皮，狐狸皮的等级分类没有依据且是错误的。上诉人调查了中国养殖业网、养殖商务网、中国皮毛信息网三个网站，都是按狐狸皮长度分为不同规格，四到六个规格不等，其中只有《论证意见》后附的养殖商务网又将每个规格又分为一等皮和二等皮。在三个网站中都没有将狐皮分为一级皮和二级皮。（5）、《评估结论书》狐皮价格计算显失公平。《评估结论书》按照《论证意见》确定一级皮和二级皮的价格。在网站上查询的每个规格狐皮长度相差5厘米左右，有的每个规格又分为一等皮和二等皮，有的每个规格分为生皮和熟皮，一个时期的狐皮会有十个左右的价格。从网站上查找的2014年狐皮价格可以发现，相邻两个规格之间价格相差百元左右，最高和最低规格相差四、五百元，甚至更多。按照《论证意见》后面附的养殖商务网上的价格可以看出，同一规格的一等皮和二等皮之间相差五十元至一百元。《论证意见》后面附的养殖商务网上显示2014年6月时的蓝狐一等皮的最高价格为900元，最低价格为300元，二等皮的最高价格为800元，最低价格为250元；银狐一等皮的最高价格为550元，最低价格为300元，二等皮最高价格为500元，最低价格为250元。《评估结论书》中蓝狐一级平均收购价格为900元/张，二级及以下平均收购价格700元/张；银狐一级平均收购价格550元/张，二级及以下平均收购450元/张。对比可以看出，《评估结论书》中不管蓝狐还是银狐的一级平均收购价格都与养殖商务网上2014年6月时最高规格的一等皮价格相等；而二级皮平均收购价格都是最高规格的下一规格的二等皮价格。评估机构说给出的价格是“平均收购价格”，实际上是每一品种狐狸的价格一个是养殖商务网上的最高价，一个是次高价，那么这个价是怎么平均的呢？这意味着狐狸皮都是100厘米以上，不存在小于100厘米的狐狸皮？如果评估机构不能举出一级皮、二级皮分类的合法依据，应将狐狸皮按规格分类，对每一规格评估价格。（6）、《评估结论书》死亡母狐的价值认定没有依据且显失公平。《评估结论书》中死亡蓝狐每只950元，银狐每只475元。上诉人不知评估机构如何得出该价格。（7）、《评估结论书》仔狐应得收入的计算方法不明。上诉人按照估价结论中给出的平均产仔率、成活率等计算不出蓝狐仔狐12151只、银狐仔狐2070只的只数。（四）、原审法院应追加姜平元为本案第三人。本案案情特殊，上诉人的饲料只销售给被上诉人之一的姜平元，姜平元除销售上诉人生产的饲料外，还销售其他厂家饲料。如不能证明姜平元销售饲料给其他被上诉人，那么其他被上诉人就不具有原告主体地位。那么具体姜平元将饲料销售给谁、销售的是何厂家的饲料、销售数量等情况，就是本案被上诉人需要首先证明的问题。姜平元作为销售商，应追加其为第三人以查明案件事实。即使上诉人不申请追加，原审法院也应依职权追加。但原审法院不仅未依职权追加，在上诉人申请追加后，原审法院根本不进行审查，直接拒绝追加，程序严重错误。（五）、原审法院违法查封案外人财产。姜平元曾以其所有的大石桥市平元特种皮毛动物养殖场为原告在贵院起诉上诉人，在那个案件中，受上诉人委托，姚青峰曾以个人银行账户为上诉人提供担保。该案件审理后贵院裁定驳回其起诉，案件已于2015年6月审结。姚青峰提供担保的银行账户也已被贵院依法解封，与该案件再无任何关联。而本案中，原审法院在姚青峰未以个人财产给上诉人提供担保、且被上诉人未提供任何担保的情况下，径行查封了姚青峰个人银行存款近三年之久，查封对象、查封程序严重错误。（六）、原审法院违法决定审判人员回避。原审主审法官孙永义在审理本案过程中，委托进行不合法的鉴定事项，采信没有资质的被法院擅自篡改的鉴定机构出具的错误鉴定意见，违法分配举证责任，在鉴定机构合法性问题未解决前违法安排评估，《评估结论书》未送达、未给复议权利情况安排庭审，采信错误评估意见，不依法追加第三人，违法查封等行为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利，已经不能保证本案得到公正审理，原审法院理应决定其回避。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检验报告》所检测的饲料霉菌不超标，也不能证明检测的是上诉人的饲料，被上诉人损失的真实性、客观性无法确认，被上诉人不能证明其损失与喂食上诉人生产的饲料有因果关系，其他被上诉人不能证明购买了上诉人饲料，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一）、《检验报告》所检测的饲料霉菌不超标，也不能证明检测的是上诉人的饲料。原审法院判决第29页径行认定“河北省科技咨询服务中心作为司法鉴定机构，做出的《鉴定意见书》的证明效力优于做为检验机构的辽宁省饲料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第二中心作出的《检验报告》的证明效力，本院以河北省科技咨询服务中心做出的《鉴定意见书》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合法有效证据。”首先这两个机构没有上下级或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其次也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规定了司法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就优于检验机构的检测报告，再有，鉴定机构一方面把《检验报告》作为出具《鉴定意见书》的基础，一方面又否认其效力本就自相矛盾，原审法院的这一认定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检验报告》首先确定了所检测的饲料霉菌不超标。另外《检验报告》并没载明检验的是上诉人生产的饲料，也无法证明送检的是上诉人生产的原装饲料，样品送检程序和抽检程序不合法，《检验报告》送检人是邓家旺，对除邓家旺外其他被上诉人没有证明力，检验的样品与原告主张的损害后果之间不具有关联性，邓家旺单方送检的行为使被告丧失了对《检验报告》提出异议的权利等问题。1、《检验报告》中没有载明检验的是上诉人生产的饲料。《检验报告》中仅载明样品名称为颗粒饲料，而关于样品标示商标、规格型号、样品等级、生产单位名称、生产日期等均为未填定。样品是否是上诉人所生产的饲料，是否是在保质期内的饲料，这些都不得而知。其后省饲料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第二中心出具了补充说明，补充说明中写明“该报告中的产品名称“颗料饲料”，其产品具体名称为“狐专用颗粒状配合饲料”（该名称有客户提供产品标签中的名称）”。这恰好说明检验材料的名称是依据邓家旺提供的产品标签写的，不能证明检验的样品就是上诉人生产的。2、《检验报告》的样品是否为上诉人生产的原装饲料无法证明。饲料不同于不可分割物。打开包装后，饲料可以分批次取出，也可以进行掺杂。只有当时送检的饲料真的是上诉人生产的饲料之时，才有认定上诉人产品存在质量问题的可能，但都不能证明与被上诉人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而现在被上诉人提供的《检验报告》中载明仅送检1公斤，存在不是上诉人的产品或混杂了其他东西的可能。被上诉人必须充分证明这份送检产品就是上诉人产品且无其他成分。3、《检验报告》中的样品送检程序不合法。《产品质量仲裁检验和产品质量鉴定管理办法》第十八条第五项规定，产品质量争议双方当事人有权向省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管理部门提出质量鉴定申请。此份《检验报告》是48户养殖户中的邓家旺个人委托，由邓家旺单方送检，无上诉人工作人员一同送检。送检样品需经争议双方确认，其结果才对双方具有约束力。《检验报告》的送检程序不符合规定，不具有证据效力。4、抽检程序不合法。根据《产品质量仲裁检验和产品质量鉴定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批量产品仲裁检验的，抽样按照下列要求进行：（1）国家强制性标准对抽样有规定的，按规定进行；（2）国家强制性标准对抽样没有规定的，按争议双方当事人约定进行；（3）争议双方当事人不能协商一致时，由质检机构提出抽样方案，经上诉人确认后抽取样品。第十三条规定，产品抽样、封样由质检机构负责的，应当由申请人通知争议双方当事人到场。争议双方当事人不到场的，应当由申请人到场或者由其提供同意抽样、封样的书面意见。在《检验报告》的注意事项中明确表明“委托送样检验，检验结果仅对来样负责”。参照国家质检总局出具的配合饲料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规范6.2和8.1条，在密封的包装袋中取样，不管采用水平或垂直角度，都必须经过包装物的对角线。而且，只有采样的份数等达到要求才能适用于该批次产品。饲料的存储环境对饲料品质影响至关重要，合格的饲料如果存储不当也会造成霉变等变质情况。因上诉人从未将饲料销售给邓家旺，所以邓家旺送检的饲料如果是上诉人的饲料只能是从姜平元处购买。邓家旺送检的饲料至少在姜平元和邓家旺两处存储过，其他被上诉人也存在同样问题，因此，在没有证据证明送检饲料是从各养殖户处综合取样的情况下，邓家旺送检的饲料无法代表同批次的其他饲料，更无法代表其他批次的饲料。本案中，邓家旺送检的时候没有通知上诉人，如何进行的抽样上诉人更不知情。《配合饲料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规范》对抽样方法、基数及数量进行了明确的规定。邓家旺没有证据证明其送检的饲料符合抽样的相关规定，抽检程序不合法。5、《检验报告》对除邓家旺外其他被上诉人没有证明力。《产品质量仲裁检验和产品质量鉴定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质检机构负责对批量产品抽样的，仲裁《检验报告》对该批产品有效。本案中，质检机构没有对该批产品进行抽样，自然只对邓家旺提供的样品有效，即使其他被上诉人使用的是同批次产品也是无效的。更何况姜平元在2014年1月至5月份鉴定前的共购进4批饲料，4月9日发现母狐出现问题时购买了两批货物，3月9日和4月5日，其后在4月19日或20日又购进一批，5月10日再次购进饲料。送去检验的是哪一批的无法证明。其他被上诉人的饲料是哪一批次，含量多少更不能证明。检测的饲料并不是省饲料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第二中心进行抽样，而是由邓家旺自己送检，属于委托送样检验。《检验报告》上明确写明“委托送样检验，检验结果仅对来样负责”，也证明检验结果仅能代表其送检的1kg饲料,并不能代表任何其他饲料。邓家旺送检的饲料不能代表本批饲料，更不能说明除邓家旺以外的其他被上诉人的饲料存在相同问题。6、检验的样品与被上诉人主张的损害后果之间不具有关联性。上诉人生产狐狸饲料分为生长期、冬毛期、繁殖期和泌乳期几种，繁殖期和泌乳期又名金狐1号F和金狐1号B。在标签和外包装上都有明显的文字，用于区别每种狐狸饲料的饲喂阶段。被上诉人主张狐狸出现的问题是母狐流产、内吸、死亡，均发生于繁殖期，而非泌乳期发生的问题。如果要检验也是针对金狐1号F即繁殖期的饲料进行。即使邓家旺送检的金狐1号B确为上诉人生产的，也与被上诉人主张的母狐流产、内吸、死亡无关。7、邓家旺单方送检的行为使上诉人丧失了对《检验报告》提出异议的权利。《产品质量仲裁检验和产品质量鉴定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上诉人或者争议双方当事人任何一方对仲裁《检验报告》有异议的，应当在收到仲裁《检验报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受理仲裁检验的质检机构提出，质检机构应当认真处理，并予以答复。对质检机构的答复仍有异议的，可以向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指定的质检机构申请复检。因为是邓家旺单方送检，检验机构不接待上诉人，更不接受上诉人提出的质异，这剥夺上诉人本应享有的向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指定的质检机构申请复检权利。《检验报告》无论从主体、程序等各方面都不具备证据效力，仅凭此份《检验报告》无法对上诉人的饲料质量作出判断。而由于养殖户到国家农业部进行投诉，农业部已经指定内蒙古农牧业厅、内蒙古农牧业厅要求通辽市农牧业局进行调查，未查验出上诉人饲料有任何的质量问题或者需要整改之处。（二）、其他被上诉人无法证明购买了上诉人的饲料。上诉人的饲料只销售给姜平元，从未销售给其他被上诉人，其他被上诉人主张购买上诉人的饲料必须提供证据证明。其他被上诉人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使用上诉人饲料的情况下，他们的损失与上诉人无关。因为姜平元除销售上诉人生产的饲料外，还销售其他厂家饲料，如果其他被上诉人主张从姜平元处购买了上诉人的饲料，应该提供证据证明从姜平元处购买饲料的生产厂家、数量等，否则，同样无法证明他们的损失与上诉人有联。而若认定其他被上诉人是从姜平元处购买上诉人饲料的话，那么姜平元作为经销商就应追加为本案的第三人。（三）、被上诉人损失的真实性、客观性无法确认。48名被上诉人主张怀孕母狐3302只，都是喂食上诉人生产的饲料，这些除自己口述之外，无任何有效证据能够证明。首先，如何确定被上诉人有这些狐狸并且是母狐、是成功受孕后的待产母狐？被上诉人没有任何的证据。其次，上诉人的饲料只是销售给姜平元，并未销售给其他被上诉人，与其他被上诉人无任何往来，2014年3、4月份，这48户养殖户每家养了多少只狐狸，购买了多少饲料，有多少只狐狸怀孕，存活了多少仔狐等情况，除了被上诉人的自述，无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其所主张的损失无事实依据。（四）、被上诉人不能证明其主张的损失与喂食上诉人生产的饲料有因果关系。上诉人承担责任的前提不是饲料霉菌是否超标，而是被上诉人的狐狸死亡与喂养上诉人生产的饲料具有因果关系。被上诉人虽然申请了鉴定，但其申请鉴定内容达不到证明因果关系的目的。既然是因果关系鉴定，就是按照受损害的结果鉴定其形成原因，而非从一个原因去讨论是否可以出现一种结果。本案应鉴定的是母狐内吸、流产、死胎的原因是什么，是饲料引起的，还是其他原因引起的；而不应是鉴定饲料不合格会不会引起母狐内吸、流产、死胎。这就像鉴定汽车开不走的原因是什么，是没有油了还是发动机坏了；而不应鉴定没有油了的汽车能不能开走。被上诉人提出的鉴定申请恰恰属于后一种情况，根本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损失与喂养饲料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五）、被上诉人大量饲喂了其他饲料，即使是饲料原因导致了狐狸流产死亡也不能证明就是上诉人饲料的原因。被上诉人称在2014年4月9日时就发现母狐内吸、流产、死亡，此时，姜平元仅向上诉人购买了两批饲料，一批为3月10日购进的金狐1号F，共4吨，一批为4月5日购进的金狐1号B，共6吨。F用于喂养繁殖期的狐狸，B用于喂养泌乳期的狐狸。狐狸出现流产、死胎的现象狐狸是处在繁殖期，喂食繁殖期的饲料金狐1号F。而金狐1号F只有4吨，如被上诉人怀孕母狐真的有3898只，母狐妊娠期喂食量为200~250克/天，那么这4吨料喂食3898只狐狸的话只够喂食4.5天（4吨/225克/天/只/3898只），也就是说被上诉人从上诉人处购买的繁殖期饲料仅够3898只狐狸食用4天半。而狐狸繁殖期为50-58天，平均为52天左右，4天半连其中的十分之一都不到，那么其他50多天里狐狸必然喂其他饲料和食物。在狐狸繁殖期内，喂食上诉人生产饲料才4天半，而喂食其他食物50多天，在没有死亡狐狸可供鉴定死因的情况下，如何能确定造成狐狸内吸、流产、死胎不是其他饲料的问题，而就是上诉人饲料的问题呢！（六）、饲料原因造成死亡应是大面积、多种动物的同时暴发死亡，而出现本案单单是在姜平元养殖场配种的怀孕母狐出现流产死亡更应该是配种原因造成的。本案不可忽视的一个事实是死亡的母狐都是银狐，而且都是在姜平元养殖场配种的母银狐。姜平元不是单纯的养殖户，其向上诉人购买的饲料除自用外，主要是进行销售，还经营其他饲料，最主要的是他的养殖场还经营配种，对狐狸等动物进行人工配种。上诉人所有的饲料主要原料都是经过膨化后的玉米、全脂大豆等，饲料的原材料都是分别存放，根据喂食动物的不同进行不同的配比和添加。若真如被上诉人主张那样是饲料问题，那就是原材料出现了问题，就应该不仅仅是狐狸饲料出现问题，而是狐狸、貉子、猪、鸡等全部饲料都应出现问题，销售到其他地区的其他养殖户的饲料也应该出现问题，姜平元与狐狸饲料一同购买的貉子饲料，貉子也应出现问题。可是，除由姜平元养殖场配种的母银狐出现问题外，一样喂食的公狐、貉子等没有出现问题，上诉人销售到其他各处的饲料也没有出现问题，姜平元曾在2014年给销售上诉人饲料的另一经销商徐洪财打电话，也没出现同样问题。被上诉人的貉子也没有出现问题，因为貉子不进行人工受精繁殖。在2014年4月9日出现问题、4月18日向消协投诉后，4月19日和5月10日姜平元竟然又向上诉人购买了10几吨的狐狸颗粒饲料和3吨的貉子饲料，如果真的是饲料出现问题，姜平元还会继续购买上诉人饲料吗？可见本案中怀孕母狐出现流产死亡，最大可能是姜平元养殖场在进行配种时没有做好消毒等措施，致使母狐配种时交叉感染了传染性疾病，从而导致大量母狐出现内吸、流产、死胎等现象。而姜平元牵头与其他养殖户一同起诉上诉人，并全部垫付其他养殖户的诉讼费、鉴定费等，就是为了推脱自己的责任。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会出现作为饲料销售商和狐狸配种商、与本案其他被上诉人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姜平元，不仅没被列为被告，也没被追加为第三人，反而做为其他被上诉人的诉讼代表人这一与常理不符的现象。综上，原审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多处程序违法，严重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利。本案《检验报告》检测的饲料霉菌不超标，也不能证明检测的是上诉人生产的饲料，被上诉人损失的真实性、客观性无法确认，被上诉人也不能证明其损失与喂食上诉人生产的饲料有因果关系，其他被上诉人不能证明购买了上诉人饲料，因此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原审法院错误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不能公正审理案件，具有明显的倾向性。请求贵院查明事实，依法纠正一审错误且极不公正的判决，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田宜桥等人辩称，一、《鉴定意见书》合法有效，依法具有证明力；二、本案应依法谁主张权利，谁负举证责任；三、《价格评估结论书》合法有效，依法具有证明力；四、被上诉人姜平元是本案的被害人而不应将其追加为本案第三人；五、原审法院依法查封案外人姚青峰账号存款300万元，公正、合法、有效；六、原审法院未认定审判人员回避，继续审理本案是公正、合法、有效的；七、《检测报告》公平、公正合法有效，其检测霉菌总数超标。
田宜桥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立即赔偿因其饲料产品质量不合格致使狐狸死亡所造成的损失共计八百多万元（以评估价格为准）；2、由被告承担诉讼费、评估费等。
一审查明事实：经原告申请，本院委托，2016年8月25日河北省科技咨询服务中心出具鉴定意见书1份，鉴定结论为按照国家《饲料卫生标准》GB13078－2001，根据现场调查及法院提供的双方提交的具有关联性和时效性的相关资料数据进行分析，内蒙古通辽岳泰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饲料不合格与48户养殖的怀孕母狐内吸、死胎、早产、流产、仔狐死亡、怀孕母狐死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被告于2016年9月26日，对鉴定提出异议：1、鉴定机构和鉴定人中不具有司鉴定资格，无权出具鉴定意见书；2、养殖户提出的鉴定事项，可能导致狐狸出现内吸、早产、死胎、流产及死亡的原因有很多，基因、人工配种、疾病、用药不当、饲料、环境不适及外界刺激等因素均有可能导致，狐狸是因为哪种原因导致上述情况，才是本案应该鉴定的内容；3、鉴定机构超职权范围，将未认定的事实作为鉴定依据；死狐的症状是调查养殖户得知，不能作为鉴定依据；技术分析第四项人工养狐基本常数，不属于鉴定事项，鉴定机构只能针对专业性问题进行鉴定，对饲料生产单位问题无权出具结论性意见；鉴定意见书中案件基本情况描述，被告取走三袋饲料没有事实依据；4、鉴定意见书中的鉴定结论，不客观、不公正，失去了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和公信力，不应被采信，没有死狐、饲料过期，鉴定机构明知不具备鉴定条件，却强行出具鉴定意见，国家《饲料卫生标准》霉菌允许量是鸡、猪的，并非是狐狸饲料的标准，鉴定机构在鉴定意见书中也明确指出，而后作出饲料霉菌指标超标，明显自相矛盾、错误的鉴定意见；河北省科技咨询服务中心于2016年11月2日答复：1、我中心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核批准的科技类综合性专业鉴定机构，属于法医、物证、声像资料三类外的鉴定机构，不属于司法行政部门登记管理的范围（附：人民法院对外委托专业机构、专家名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咨询服务中心〈申请司法鉴定机构入册报告〉的回复函》）；2、鉴定范围是按照法院委托书要求的鉴定内容进行的，被告如有异议，可按程序向法院提出申请，由法院确定是否进行鉴定；3、狐狸出现的各种病症临床表现的表述，均为专家组分组分户调查时各养殖户具体介绍的情况，在进行现场勘察与调查前，法院已通知被告，被告未参加现场调查是其自行选择的；人工养狐基本常数是养殖正常状态的数据，通过正常状态数据与调查数据的比较，可以反映出狐狸病症的程度；在辽宁省饲料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第二中心的补充说明中明确说明：该报告中产品名称为“颗粒饲料”，其产品具体名称为“狐专用颗粒状配合饲料”，规格型号为“金狐1号B”；此条内容是依据材料反映的基本情况和现场调查时养殖户介绍情况的表述，该内容不影响鉴定机构的鉴定结果；4、鉴定报告中阐明“本次鉴定根据双方提供的相关证据材料、结合现场调查情况进行技术分析和判定”，说明是根据相关原始数据结合调查研究来科学的分析事故原因，完全不存在强行出具鉴定意见的因素；国家《饲料卫生标准》中无狐狸饲料的卫生标准，不说明生产狐狸饲料可以不设置、不控制卫生指标。被告企业标准中的技术要求第4.4条规定“卫生指标”符合GB13078《饲料卫生标准》要求。所以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并不存在矛盾，完全符合被告企业标准的规定；2016年11月17日，被告对鉴定意见书及异议回复提出意见：1、河北省科技咨询服务中心未证明自己具有“科技类综合性”或“畜牧养殖”鉴定资质的证明，连营业执照都没有；畜牧养殖鉴定资质明确列入司法行政部门登记管理范围的；2、回复中提供的《人民法院对外委托专业机构、专家名册》中有一家名为“河北科技咨询服务中心”与“河北省科技咨询服务中心”不同，不能确定是同一个机构；没有载明资质范围，无法证明具有畜牧养殖鉴定资质；名册是2011年的，本案鉴定时间为2016年，需要提供鉴定具有鉴定资质；3、确定鉴定机构时，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技术室确定的鉴定机构是“河北科技事务司法鉴定中心”，而非河北省科技咨询服务中心；4、鉴定意见书上附的鉴定人员身份证明中，没有1份属于司法鉴定执业人员证书；5、为司法鉴定人员发放证书是由司法行政部门审核，确定司法鉴定人员是这方面的专家，鉴定机构无权代替司法行政部门的审查；6、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失去了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和公信力，不应被采信。案件基本情况中描述没有事实依据；辽宁省饲料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第二中心补充说明，无法体现饲料是被告公司生产的；国家《饲料卫生标准》中无狐狸饲料的卫生标准，鉴定机构无权制定狐狸饲料标准；饲料中除霉菌外都合格，狐狸中毒的脓肿溃烂症状在2年来从未出现，对鉴定意见公信力表示怀疑；2016年12月12日，河北省科技咨询服务中心再次答复：1、我中心为最高人民法院和河北省高院审核批准入册的科技咨询综合性司法鉴定专业机构，非法医类、物证类、声像资料三类鉴定、非环境损害鉴定机构，不属于司法行政部门登记管理机构，不需要其颁发的《司法鉴定许可证》及《司法鉴定人执业证》；2、“河北省科技咨询服务中心”与“河北科技事务司法鉴定中心”属不同的管理的批准机构，河北省科技咨询服务中心的详情可查询河北省法院系统《对外委托专业机构名册》；3、“河北科技咨询服务中心”是“河北省科技咨询服务中心”的笔误，不存在河北科技咨询服务中心这个单位；畜牧养殖鉴定资质不是必须由司法厅批准的；4、“承德科技事务司法鉴定中心”是“承德市科技咨询服务中心”，因未能批准进入河北省法院对外委托专业机构名册，在鉴定工作实务中不能承接法院委托的鉴定业务，后于2012年办理了停业手续，司法鉴定业务均由承德市科技咨询服务中心承办。自2015年起，承德市科技咨询服务中心承接的鉴定项目均由河北省科技咨询服务中心统一管理和承办。在接受本鉴定委托时，我们向法院通报了上述情况，所以《司法鉴定委托书》的受托单位为河北省科技咨询服务中心。2016年8月8日，在大石桥市人民法院技术室，我中心专家组成员向双方代理人告之我单位本次鉴定的程序和方法，并同双方代理人就补充相关证据资料进行了沟通，双方当事人对我中心承办本次鉴定未提出任何异议。之后，被告按时向我中心提交了补充证据材料；5、鉴定意见书中案件基本情况是对法院所提供的本案证据材料和调查养殖户们反映当时情况的总体概括，通过调查了解案件发生时的情况，来验证所反映的共性问题与原告有证据材料记载的情况是否具有关联性，所以调查工作对了解核实事实与分析原因都是必要的；辽宁省饲料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第二中心补充说明明确说明：检验报告中的产品名称为“颗粒饲料”，其产品具体名称为“狐狸专用颗粒状配合饲料”，规格型号为：','2018-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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