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4民终212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新区舜天路。
法定代表人:张玉柏，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施君，江苏德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远正，湖北真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河北华晨万渤彩钢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高碑店市辛桥乡孤株村。
法定代表人:李立成，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俊成，河北汉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双花，河北汉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江苏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都建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河北华晨万渤彩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华晨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2015）坛民初字第33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6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江都建设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施君和周远正、河北华晨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石俊成和张双花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江都建设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河北华晨公司的诉讼请求，并由河北华晨公司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河北华晨公司主张工程款，必须提交施工签证文件以及竣工结算文书，而河北华晨公司未能提交任何的证据，不能证明该公司已经按照合同做完工程。事实上，河北华晨公司在施工过程中，中途停工走人，后期工程全部是我公司组织施工并且经竣工验收的，我方所付的工程款也是按照其实际工程量给付的。二、我公司已付工程款3396万元。合同中载明的河北华晨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孙帅从未到过施工现场，现场的实际负责人是史某和胡某，所有的结算也由该二人代表河北华晨公司出面与我公司交涉。我公司根据河北华晨公司胡某出具的《工程质量承诺书》，认定史某是该河北华晨公司在工程中的项目负责人，并且将工程款交付给史某，有证据显示史某在收取了款项后将款项用于施工现场工人工资的发放及支付工程款等。史某的行为对河北华晨公司具有约束力。史某收取的款项应视为河北华晨公司的行为。现在河北华晨公司对于之前我公司给付的部分工程款不认可，重复索要工程款，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明显不公。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完全偏袒河北华晨公司。
河北华晨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一审认定我公司已经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客观公正。我公司提交的2014年1月8日多方签署的《单位工程竣工验收说明书》确认：施工单位已按设计及合同要求完成约定工程量，各分部、分项均符合设计要求及规范规定。这其中就包括了我公司的施工部分。对方提交的《工程质量承诺书》虽系伪证，但其中也确认了我公司全面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对方未提交工程量调整和调减的证据。二、一审认定江都建设公司对史某的支付行为是无效支付，证据充分。我公司从未授权史某负责接受工程款，对方也未能提交相关依据，我公司对江都建设公司支付工程款给史某的行为，从不知情。三、江都建设公司背信弃义，制造伪证。江都建设公司提交的《隆英（金坛）钢结构及其围护等承包合同》（以下简称《承包合同》）中史某的签名明显是事后添加。江都建设公司提交的《工程质量承诺书》中河北华晨公司的印章及胡某的签名均是假的。四、合同已经约定工程是死包价，为何非要另行搞一份结算书？
河北华晨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江都建设公司立即给付工程款828.5万元；二、江都建设公司赔偿因其迟延给付给河北华晨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67.39万元（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4年1月8日至2015年5月12日）及自2015年5月13日至实际给付工程款之日的按上述方法计算的经济损失；三、江都建设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河北华晨公司系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二级企业。2013年2月25日，河北华晨公司与江都建设公司就隆英（金坛）特钢科技有限公司高强度钢板加工线工程（以下简称金坛隆英工程）的建设签订了《承包合同》，约定：河北华晨公司承包范围为除基础、门窗、地面工程等以外的所有项目，包含主体钢结构、屋面、墙面等所有含铁项目及相关工作；合同工期至7月5日安装完毕；合同价格3600万元（一次全部包死价），并约定了付款进度，除质保金100万元于工程完工两年后2015年7月30日前一次性付清外，其余款项在工程施工过程中至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逐步支付；乙方（河北华晨公司）派驻工地的项目经理孙帅，技术负责人龚鹏飞。2014年1月8日，金坛隆英工程（包括但不限于本案承包合同所涉施工内容）经竣工验收合格。河北华晨公司认可江都建设公司已支付工程款2711.5万元，以余款未付为由于2015年5月13日诉至河北省高碑店市人民法院。因江都建设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该院审查后，裁定移送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审理。
一审中，双方均提交了2013年2月25日签订的《承包合同》，合同中发包方落款处均加盖江都建设公司的公章，承包方落款处均加盖河北华晨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并有其代表胡某的签字；但江都建设公司提交的合同在承包方落款处，胡某签名右下方增加了史某的签名。
江都建设公司为证明史某为河北华晨公司项目经理并有权代收工程款，另提交以下证据：1、落款为河北华晨公司及胡某的《工程质量承诺书》，其中载明施工现场项目负责人史某。2、史某、龚鹏飞、李某的身份证复印件及落款为上述三人的书面证明，内容均载明史某为涉案项目负责人，署名为“史某”的证明中还载明史某收到河北华晨公司工程款3396万元。河北华晨公司质证称，对证据1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2系证人证言，证人未出庭作证，不认可其效力。经辩认，该《工程质量承诺书》中加盖的公章不是《承包合同》中的合同专用章，与河北华晨公司在提交法院的相关诉讼材料中加盖的公章也有明显差异。
江都建设公司为证明其已支付工程款3396万元，向法院提交付款分类明细及相应的凭据一份，该分类明细将付款分为四类：直接汇到河北华晨公司账户1880万元；由江都建设公司工程负责人谢军、仇必定汇入河北华晨公司会计李洁个人账户250万元；承兑汇票背书转让给史某经办560万元；江都建设公司的工程负责人谢军、仇必定汇入史某个人账户或现金给付史某706万元。河北华晨公司对明细中所载前两类付款均予认可，第三类仅认可收到220万元承兑汇票，但河北华晨公司认可共收到江都建设公司付款2711.5万元。江都建设公司提交的付款凭证反映，部分款项由史某账户转入到李洁的账户。
一审中，河北华晨公司认为至2016年1月8日质保期已届满，增加诉讼请求，要求江都建设给付质保金100万元，并自2016年1月8日至实际给付之日以银行同期款利率支付利息。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于2013年3月25日签订的《承包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一、关于河北华晨公司是否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义务。因本案所涉工程于2014年1月8日全部竣工验收，合同约定的河北华晨公司义务是该工程的组成部分，自然全部履行完毕。江都建设公司称河北华晨公司未完成约定的工程量，剩余工程由其自行组织完成，但并未提交催促河北华晨公司履行合同或与其解除、变更合同的相关依据。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主张合同变更的一方当事人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因此，江都建设公司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因其未举证证明，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江都建设公司另主张河北华晨公司延误工期构成违约，江都建设公司所承建的整个工程于2014年1月8日经竣工验收，河北华晨公司分包了其中的一部分，江都建设公司仅以其承建的整个工程竣工日期作为计算河北华晨公司延误工期的依据，而未提交其它证据，其主张不能成立，法院对江都建设公司的该项主张亦不予支持。二、关于江都建设公司支付的工程款金额。江都建设公司主张已支付工程款3396万元，对于其中直接支付到河北华晨公司账户、会计账户及部分承兑汇票，河北华晨公司并无异议；双方争议焦点在于史某收取的款项是否能认定为河北华晨公司收取。一般而言，法人之间的款项交付应当支付至法人在银行开设的账户，除非双方另有约定。本案中双方在合同中约定河北华晨公司项目负责人为孙帅，技术负责人为龚鹏飞，并未约定“史某”有代收款项的权利。虽然江都建设公司提交的合同中河北华晨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中出现了“史某”，但河北华晨公司提供的合同中却没有“史某”的签名，江都建设公司提交的承包合同存在明显的疑点，不排除添加的可能性。江都建设公司提交的《工程质量承诺书》落款处河北华晨公司的公章存在明显的瑕疵；相关的证人均未到庭作证，无法核其真实性。故法院对江都建设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不予采信，对江都建设公司主张史某系河北华晨公司的项目负责人、所收款项作为河北华晨公司收取款项的意见不予采纳。因此，法院根据河北华晨公司自认及相关收款凭证，确认江都建设公司已支付工程款为2711.5万元。三、关于江都建设公司欠付工程款金额。根据合同约定，工程价款为一次全部包死价3600万元，河北华晨公司已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并且全部工程款已届履行期，江都建设公司应支付余欠工程款即全部工程价款3600万元扣除已支付的2711.5万，余款888.5万元。对于上述欠付工程款部分，河北华晨公司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逾期之日起主张利息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河北华晨公司主张因设计变更增加工程量40万元，同样根据合同变更的举证规则，河北华晨公司未能充分证明，法院不予支持。判决：一、江都建设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支付河北华晨公司工程款（含质保金）人民币8885000元，并至给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上述工程款的利息（其中7885000元自2014年1月9日起计算；其余1000000元自2016年1月9日起计算）；二、驳回河北华晨公司其余诉讼请求。如江都建设公司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费81513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86513元，由河北华晨公司负担3727元，江都建设公司负担82786元（该款河北华晨公司已预交，江都建设公司应与上述给付义务一并给付履行）。
二审中，为证明其主张，江都建设公司提交如下证据：1.龚鹏飞于2016年7月19日上午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史某通过他给付过施工人员工资与设备款。2.龚鹏飞的照片一份，证明其被河北华晨公司的人扣住，不准其出庭作证。请求法院向龚鹏飞进行调查。另外申请证人杨某、史某、李某出庭作证。
杨某陈述：我与河北华晨公司曾有雇佣关系，胡某和项目经理史某给我打电话，约我上金坛的工地上管理工地，主抓钢结构生产，人员全部是我组织和筹备的。我问史某待遇，史某说一个月2万元。后来胡某在车上告诉我，史某是工地项目经理。当时工地上平时有八十多人，最多时有九十多人。施工现场的河北华晨公司厂方人员一共有五个人，胡某一般不在现场，主要是史某在现场，技术负责人龚鹏飞，后勤有一个马良，还有一个女资料员，名字不清楚。我负责整个现场生产，马良负责现场考勤，财务由技术负责人龚鹏飞代管，每月发工资都是龚鹏飞造表。我从2013年3月底到11月底一共在金坛待了8个月，我的工资都是龚鹏飞发的。我的工人撤场时也是龚鹏飞负责结账，这笔钱是史某给的，这是我亲眼所见，因为给我工人工资，我都得签字。我找的工人工资总计大约200多万元，小面额是现金，大面额刷卡，我们工人撤场时我问了全部的五拨人，都说钱已经结清了，连路费都给了，工伤的也一次性都结清了。撤场时该做的工程没有都做完，还有一部分人留在那里，到2013年年底就基本撤光了，维修人员不是我留的。之所以活没干完就撤场了，因为用不了这么多人，我的费用高。我不认识孙帅，也从未在工地上见过。我可以提供当时工资发放表，材料和考勤表，证明我刚才所讲的话都是属实的。
史某陈述：我与胡某是朋友,我们从2007年、2008年左右开始合作做工程。比如在北京时，我接到工程，就让胡某参与做，我在现场，他做生产加工，双方按照协商的比例来分配。金坛隆英工程规模比较大，当时是我与胡某一起去谈的，工程揽到后，我们还是按以前的模式操作，胡某负责生产加工，我负责现场工作的一切安装，外围关系协调、人员组织。与江都建设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是以河北华晨公司的名义签的，因为胡某当时在里面当厂长。河北华晨公司没有对我发文任命，也没有授权我收取工程款，我与河北华晨公司以及胡某之间也没有合同。后来胡某拿来《工程质量承诺书》，体现了我为现场负责人，龚鹏飞为现场技术负责人，龚鹏飞是河北华晨公司的人。《承包合同》上面我的名字是我签的，因为我在现场，江都公司肯定要找我的，好多事情的协调，都要找我，我签名时，具体有没有印章记不太清楚。这样的合同应该是两份，但我只签了一次。我确实收到江都建设公司的部分款项的，大宗款项直接由江都建设公司直接汇到河北华晨公司李洁的账户，还有河北华晨公司的一个账户，具体记不清楚。到了工程后期，现场极度缺钱，有一部分款项江都建设公司就给我，具体数记不清楚，因为笔数比较多，有的款项我收到之后汇出了一部分给李洁，事实上我也支付了现场的工人工资以及工程款。江都建设公司汇出的款项，是我跟江都建设公司一致认可的。金坛隆英工程严格来说没有做完，后续的维保工作、资料工作都还没有做，我们就撤掉了。我不清楚具体什么原因导致后续工作没有做完就撤场，诉讼这个事情胡某没有与我沟通过。工地例会每周都有，我、胡某、龚鹏飞也都曾参与，我代表不了江都建设公司。史某在接受法庭的询问时补充陈述：当初是我找到胡某并告诉他，我与江都建设公司的谢军是朋友，我接到了钢结构的活。当时胡某刚到河北华晨公司当厂长，他一听这个活就特别主动，我俩就一起找谢军跟踪这个项目，谢军同意把这个活给我俩做，事情就谈成了。我和胡某两人口头约定：合同价3600万元包死，成本价大概是3300万元，我们俩能挣300万元，胡某说挣的钱我俩一人一半。在金坛隆英工程中，我和胡某以及龚鹏飞都参加过工地例会。因为我们是转包的，所以没有资格直接和甲方接触，只能以江都建设公司的名义参加会议并签名，胡某、龚鹏飞和我的签名也都列在江都建设公司名下，所以不能以我的签名在江都建设公司一栏内为由认定我是江都建设公司的人。金坛隆英工程我知情以及经手的款项一共3396万元，都是我出具收条给江都建设公司的，这些钱有的是江都建设公司或者谢军直接付给河北华晨公司或者该公司会计李洁的，也有我直接汇给李洁的。之所以工程初期的款项是直接给河北华晨公司，后期给了我，是因为在工程后期，河北华晨公司拨给金坛施工现场的资金非常有限，而施工现场的工程到了尾期，有100多工人等待发放工资。为了保障现场的正常运行，工人不乱，我就和胡某与谢军协商，部分工程款就直接打到我账上，用于支付现场费用。我也可以把工地进度日记交给法庭，日记中我也有与谢军对账的记录，双方均是没有异议的。在过去的两年里，胡某和河北华晨公司对此并未提出过任何异议。现在河北华晨公司对于其中的684.5万元不予认可，这个数目怎么来的我不清楚。我经手的钱都列了一个清单，大致如下：1.汇给河北华晨公司2581.5万元；2.承兑汇票利息支出28万元；3.人工费用支出279.35万元；4.吊车费用40.27万元；5.脚手架费用143360元；6.伙食费140300元；7.用途挖机费用28300元（给了龚鹏飞）；8.厂房抹水泥费用2万元；9.主电缆购买费用49600元；10.搭建职工宿舍费用15700元；11.刘昌的罚款费用2000元；12.窗口彩钢包边11000元；13.气楼工程款50万元；14.购买渣土及平路费用163900元；15.烟酒费用92850元；16.租房费用3万元；17.交通费用25000元；18.用车费用4万元（包括油费、过路费用）；19.招待费75000元；20.礼品19万元；21.现场空调租赁费用12000元。这些合计3083.021万元。另外还有一些费用是没有列明的，就是后期的一些维修费用以及我和胡某商量后给人打点的费用开支。第3笔人工费的开支279.35万元中，大部分款项是通过龚鹏飞发放给工人的，部分是现金，部分是汇到龚鹏飞的银行卡，现金龚鹏飞没有打收条给我，其余小部分我也曾直接打给工人。我直接汇给工人的有银行的业务凭证为证，有一笔15万元是直接汇给李保军班组的，还有一笔5万元是汇给龚鹏飞的。同时为了证明其所述的事实，史某提交如下证据：1、2013年12月12日，史某汇给李保军15万元的银行凭证；2、2013年12月12日，史某汇给龚鹏飞的5万元银行凭证；3、2013年12月12日，史某汇给夏彩霞用于购买气楼的50万元银行凭证；4、史某制作的支出账单；5、涉案工程施工班组负责人出具的结算清单；6、工地例会会议纪要，其中龚鹏飞、史某以及胡某均在江都建设公司与会人员一栏中签名。
李某陈述：2003年左右我就认识了胡某，在金坛隆英工程中，我是受胡某委托到工地施工的。我带的班组连我自己一共十五人。我是2013年6月到工地，当时胡某、龚鹏飞、史某在工地负责，之前我不认识史某。2014年春节前活干完了，我就离开了。期间有过两次维修。胡某有时不在，他告诉我史某是项目负责人，龚鹏飞是负责技术的，事实上史某是指派我们干活的。我们的工资及相关费用是史某给的，我经手的工程款总共是50多万元，陆续给的。我没去过河北华晨公司，不记得河北华晨公司有没有给我支付过工程款。因为我们在工地见到胡某的时间很少，要钱都是找史某。我不知道河北华晨公司有无授权给史某收取工程款。龚鹏飞没有给我发过工资，他只是说史经理（史某）给我们发多少钱，他做个记录。工程款由我签字，史某认我讲话，我代表我的班组签字，具体下面我怎么发给工人，他们不管。
河北华晨公司质证称，证据1、2不真实，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人应出庭作证，不出庭作证没有相关证明力，所附照片没有显示受胁迫内容，其现在请求法院调查取证，不符合法律规定。龚鹏飞是我公司在涉案工程中聘请的技术负责人，工程竣工即离开我公司，现在不知其身在何处，江都建设公司说龚鹏飞受到胁迫，既不合理也没有证据支持。对于杨某的证言，他所述不实，他说工程没有结束就撤场了，事实上，他的工资支取日期截止2014年1月16日，涉案工程的验收日期是2014年1月8日。我公司可以提交杨某的工资表证明其所述虚假，其证言无证明力。对于史某的证言以及证据，首先，史某与江都建设公司有利害关系，这个利害关系从他可轻易从江都建设公司处支取款项就能判断；其次，从他的证言可见，他不是我公司的人，没有项目经理任命书，不是项目负责人，领受工程款没有我公司的授权，甚至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代表河北华晨公司与外界签过一个协议，他证实他多次代表江都建设公司参加工程进度会，所以说他代我公司领取工程款是没有根据的；再次，从他在证言中对于《承包合同》上的签字的模糊表述，可以判断他的证言是虚假的，史某的名字是在双方完成签字之后，甚至是在起诉之后加上去的。史某谈到他领取款项的合理用途的情节，基本上都没有相应的证据证实。提到与胡某的关系，我方认为，首先，他混淆了金坛隆英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是河北华晨公司而不是胡某这个事实，其次，他在第一次听证中表述他与河北华晨公司没有具体谈合作条件，而在补充的询问笔录中提到合同价3600万，承包价大概是3300万元，他和胡某能挣300万元，胡某说挣的钱他们俩一人一半，这种说法前后不一，请求法庭判定证言不真实。另外，说到分工时，史某说胡某负责生产运输，他负责关系协调、人员组织，而实际上江苏建设公司并没有拿出一份史某负责这个项目的证据，史某也没有相应的证据，反而江都建设公司提交的证据证实是胡某、龚鹏飞等人，不包括史某。关于史某与李保军的银行转账记录，是一张复印件，也没有相关银行的核实，也不能确定李保军曾在本案涉及的工地上参与劳务，我方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关于史某向龚鹏飞转账的记录，我方对证据三性都有异议。关于史某与夏彩霞的转账记录，我方对证据三性均有异议。关于史某提交的钢结构支出账单，没有证据证实，我方对证据三性不认可。关于其他的证人证言部分，因为证人没有出庭，均不合法。对于会议纪要，史某只提供了两页而不是全部，不反映任何问题，不能支持史某的主张。对于李某的证言，李某是一审没有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他的证言可以证实胡某和龚鹏飞是现场的负责人，是人、财、物的管理者，不能证明史某有领取工程款的授权。但他对工资的发放是模糊、不清楚的，例如他说不记得河北华晨公司给他发过人工费，他说史某给他发工资，却没有相关证据证实。恰恰通过李某的陈述，证明这个工程已经完工，而且是由河北华晨公司组织施工完工的，并且尽到了维修保养义务。
二审中，河北华晨公司提交如下证据：1.从相关银行复印的开立单位银行结算申请书及变更申请书合计5页，证明我公司的用章情况的唯一性。2008年10月15日我公司开立时有一枚印章，至少从2011年5月20日起，公司印章已经变为现在使用的鹰形章。2.从高碑店市工商局调取的我公司自成立起至今的公司全部工商登记资料和年检资料共计八册（其中2册年检资料）。从该登记资料显示，至少自2011年4月21日起，我公司就已启用现在的鹰形章，也就是涉案合同所加盖的公司印章。需要说明一下，年检资料自2008年公司设立到2012年年度，之后的就已经采用网上申报，没有纸质版的。网上申报的没有公司印章，需要工商局从他们的系统里面打印出来再加盖印章。3.高碑店市国税局新城分局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据我公司自2008年均是电子申报纳税，没有纸质申报资料。
另外，河北华晨公司申请证人胡某到庭说明情况。胡某陈述：河北华晨公司一共有四枚印章，分别公章、合同专用章、财务专用章、法人章各一枚，一般在公司出具证明时、对外签署文件时会加盖公章，河北华晨公司没有其他的印章。《施工合同》中的签名是我签的，我签的时候下面并没有“史某”这几个字，我不知道后来怎么有的。《工程质量承诺书》中的签署的“胡某”二字不是我写的，其中河北华晨公司的印章也明显不真实。2011年3月至2015年3月，我在河北华晨公司工作，2011年3月到2012年8月担任该公司业务经理，2012年8月至2015年3月担任该公司总经理职务，我没有担任过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该公司也没有股份。金坛隆英工程是2013年2月河北华晨公司和江都建设公司签订的合同，合同约定的施工时间是2013年3月到2013年8月，合同中没有约定款项怎么给付，但上面也写了公司账号的。签合同时必须要有一个人具有项目经理证，孙帅是有这个证的，所以就挂了他的名，实际上孙帅没有去过。工程从当年3月就开始进场施工，到2014年1月施工结束。工程之所以延期，是因为当时对金坛天气情况不了解，2013年4-7月份总是下雨，现场条件特别差，下完雨，机械设备进不去，没法施工，土建的基础有的打得不合格，我们不能安装，所以导致工期晚了四五个月。当时我是河北华晨公司的总经理，也经常去施工现场。工程现场有龚鹏飞和马良两人，龚鹏飞全面负责现场施工进度、物资采购，马良辅助龚鹏飞做一些辅助工作。这两人都是我招来的，因为我当时在河北华晨公司任总经理，所以他们两人也属于河北华晨公司的人，他们二人的工资也是河北华晨公司直接发放的，龚鹏飞月薪大概是6500元，马良月薪大概是2500元，现在这两个人的去向我不知道。江都建设公司那边，我主要跟谢军、史某接触。这个项目中谢军是江都建设公司的总负责人，史某是谢军的助手，帮助谢军打理这个项目。史某不是河北华晨公司的人，我也没给他工资，也不是我找来的。工地需要钱，龚鹏飞他们就跟我打电话，我再通知财务给他们汇钱，涉案工程中河北华晨公司共计向龚鹏飞、马良汇了100万元左右。我与史某应该是2009年认识的。当时我在别的公司上班，他给我介绍了一个北京人民大学的项目，所以就认识了。金坛隆英工程里面，我没有向他收过钱，具体我不清楚。涉案工程的款项一般是打到我公司账户，江都建设公司当时是叫南京分公司直接打到我们公司账户上，其他的我也记不太清。他们打完钱就告诉我，我就跟财务人员说一下，其中也有几次款项汇到河北华晨公司财务人员的个人账户。史某没有汇给河北华晨公司财务或者公司账户汇款的情况。现场施工人数最多时有八九十个，其中有河北华晨公司从河北找的刘昌班组，二十多个工人。另外还找了王志强班组，大概有十四五个人。还有一个李某班组，四川人的队伍，大概二十多个人。还有史某给河北华晨公司介绍的杨某班组，我之前不认识杨某，大概有二三十人，最后撤场时工程已经完工了，所有工人工资都结算清了。刘昌、王志强、李某班组的工资都是河北华晨公司直接汇给他们的。杨某班组的工资是由龚鹏飞现场支付给他们的。用于工人工资等现场开支额合计大约有220-230万元左右，这些钱均是河北华晨公司支付出来的。还有机械费用55万元，这笔费用也是河北华晨公司向租赁公司支付的，其他应该没有什么费用了。这个项目主要是原材料比较贵，原材料所占比例较大，占到合同总价的60%左右，运输费用占到合同总价的6%左右，工人工资占到合同总价的12%左右，还有就是辅材、油漆、焊条占到12%，现场安装费占到10%左右，我刚才所讲的费用就是现场的安装费用（上述人工和机械费）。
二审中，河北华晨公司对于其公司在金坛隆英工程中现场实际已经支付的花费确认如下：龚鹏飞91万元（用于现场支付人工费），李某人工费66.5万元，王志强人工费32.5万元，张永吊车费27万元，张之峰吊车费34.8万元，刘昌人工费27万元，任卫军5万元，合计2838000元。还有部分因为发生纠纷还在协商，李某的部分费用是河北华晨公司直接支付的。杨某的工人工资应该是现场龚鹏飞支付的，杨某本人的工资是河北华晨公司直接支付的。李保军工资支付情况不太清楚。二审中，双方均确认：在金坛隆英工程中，龚鹏飞系河北华晨公司技术负责人，河北华晨公司认可龚鹏飞同时担任该施工现场的财务工作。
二审中，应江都建设公司的申请，本院向龚鹏飞、周洪生进行了调查。龚鹏飞陈述，我与胡某原来都是中铁建金属结构公司的，后来胡某把我招过去，我就作为河北华晨公司的工作人员参与了金坛隆英工程，河北华晨公司从江都建设公司那里分包了部分钢结构工程，我在现场主要负责技术，当时的主要负责人有我、马良，史某当时也在，孙帅我不认识，也没见过。我之前并不认识史某，我去工地时他就已经在了，在工地上，我是听他安排的。胡某不经常在工地上，有什么事情我就和史某商量，再向胡某电话商量。工地上最多的时候有一百二十人左右，人员原来是胡某招的，后来是史某招的。2013年6月以前，都是胡某向河北华晨公司财务要钱，财务人员就将款项汇到我个人账户，这个银行卡账户是我在金坛办理专门用于接受这些款项的，我一共收到了河北华晨公司的汇款90万元左右。到了后来，我向河北华晨公司的人要钱，但是钱就是迟迟没有汇过来，所以后来的生活费和工资就都是从史某那里拿的，拿了200多万，不到300万元，史某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我不清楚，我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拿工资。史某给我的钱，我也没有出具相关的手续，他给我的钱我就以工资表的形式发下去，电子版的做好后给胡某看，要多少钱就从史某那里拿，当时也没有多想。我造的工资表以及全部的工程资料在我离开河北华晨公司的时候就已经全部交给河北华晨公司了。除了工资，史某支付的还有吊车费用，气楼费用，总费用应该超过300万元，具体数目不清楚。工地上没有河北华晨公司的印章，一般我经手的事项我就签我的名字，与监理以及甲方联系都是史某出面联系的。与甲方沟通，我们都是以江都建设公司的名义进行的。因为我们是分包的工程，没有权利直接与甲方沟通，所做资料也都是以江都建设公司的名义（做的）。对于史某与河北华晨公司的关系，我一直不敢确定，但是在现场我都是认他说话的，我也没有向胡某证实过，我认为他是代表河北华晨公司的，具体情况只有胡某和史某本人最清楚。另外，我是2014年5月离开金坛隆英工程的工地的，2014年7月我就离开了河北华晨公司。就河北华晨公司和江都建设公司的纠纷，双方都曾找过我，因为我在工地上走不开，现在也不想到法庭上去，但是我所讲的均是事实。
周洪生陈述，靖江市奥翔采光通风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翔公司）法定代表人夏彩霞是我妻子，我作为经办人，代表奥翔公司与河北华晨公司签订了合同，合同金额共计200多万元，2013年12月12日，夏彩霞尾号为1863的工商银行卡上收取了史某汇出的50万元，这笔款项就是上述合同款项中的一部分。另，周洪生向本院提交《通风天窗制造机安装合同》及《完工单》各一份。其中，《通风天窗制造机安装合同》系河北华晨公司向奥翔公司订购通风天窗，约定了合同价款2669160元等内容，在合同尾部，胡某、周洪生分别在河北华晨公司委托代理人、奥翔公司委托代理人处签字，河北华晨公司及奥翔公司均加盖了印章。《完工单》中主要内容为：今有奥翔公司承建的隆英(金坛)特钢生产线主厂房项目屋顶气楼安装工程已经安装完成，屋面已经清理，经项目部相关人员验收合格，未经甲方及监理验收。落款为“华晨钢构公司”，时间为2014年1月6日，龚鹏飞和史某均在其后签名，同时也各自签署了当天的日期。在《完工单》的最后，江都建设公司证明上述内容属实并且加盖了项目部印章。
江都建设公司质证称，对龚鹏飞以及周洪生的谈话笔录从形式到内容均无异议，对周洪生提交的合同即完工单也无异议。从龚鹏飞的证言可以证明其身份是技术负责人，史某是项目负责人，相关事宜都是龚鹏飞出面的，龚鹏飞从史某处拿了300多万元。周洪生的证言及其提供的证据均证明史某就是河北华晨公司的项目负责人。
河北华晨公司质证称，龚鹏飞的证言否定了史某是河北华晨公司项目负责人的说法，也不能证明江都建设公司将款项转给史某行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即使有龚鹏飞在现场向史某借支工程款的事实，也与本案争议问题无关。对《通风天窗制造及安装合同》真实性无异议，对《完工单》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不认可，《完工单》中史某签字的真实性我方认为是后补的。对于调查笔录涉及的内容和证明内容只证明了史某曾经支付过该配件的50万元费用，不能证明其他，即使史某支付这50万元是真实的，也与本案争议的事实和焦点没有关联。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案在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为：一、史某收取的款项是否应算作河北华晨公司的已收工程款；二、河北华晨公司是否有权按照合同约定的价格向江都建设公司主张权利。
本院认为，关于李某的身份，从胡某的陈述以及河北华晨公司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中可以确认李某在涉案工程中工作过；河北华晨公司对于其与奥翔公司签订的合同真实性无异议，周洪生的身份也是真实无误的；河北华晨公司及江都建设公司对于龚鹏飞的身份也是一致认可的。李某、周洪生、龚鹏飞三位证人，目前均与本案双方当事人无利害关系，且三人的证言之间能够相互吻合，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本院对于该三人的证言予以采信。
对于争议焦点一，构成表见代理需具备如下构成要件：1.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进行了代理行为；2.相对人在客观上有理由相信无权代理人有代理权；3.相对人主观上是善意的且无过错；4.无权代理人与相对人之间的民事行为具备成立要件。本案中，首先，根据龚鹏飞、李某等人的陈述可见，在金坛隆英工程的施工现场，相关的联络与组织工作系由史某出面，史某为河北华晨公司招聘工人，并指派现场工人的施工，向施工班组发放工资，与胡某、龚鹏飞一起参加工地例会，从河北华晨公司的内部施工人员的角度看，史某就是河北华晨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其次，史某曾向河北华晨公司的供货商奥翔公司支付过购买通风天窗的工程款；最后，《施工合同》里面约定的项目经理孙帅确实一直没有到场，史某实际一直行使着项目经理的职权。综上，在金坛隆英工程中，史某对内对外均行使着河北华晨公司项目负责人的职权，江都建设公司有正当理由相信史某是有代理权的。至于工程款项的交付，虽然《施工合同》中明确了河北华晨公司的财务账号，但其中并未限定款项的支付方式，且从双方实际的款项交付情况来看，部分款项是江都建设公司直接或者通过史某间接汇给河北华晨公司的财务人员李洁的，相关操作虽不符合财务规定，但河北华晨公司对于汇给李洁个人账号的款项均表示认可。且作为河北华晨公司以外的人，是无法获知李洁的个人账户的，因此可以认定工程款汇给李洁的行为应是在河北华晨公司的授意下进行的。在向江都建设公司出具的《工程质量承诺书》中，明确了史某系河北华晨公司的项目负责人，鉴于双方在款项交付的过程中并未作明确的约定，江都建设公司据此向史某付款，主观上是善意无过错的。史某与江都建设公司之间的民事行为具备了成立要件。综上，史某收取工程款的行为构成了表见代理，其收取款项的行为对河北华晨公司具有法律效力，史某收取的款项均应认定为河北华晨公司的已收工程款。
对于争议焦点二，双方对于河北华晨公司是否已经完成全部工程持有争议，现在涉案工程确已完工并经验收合格，江都建设公司认为其中部分工程是另请他人施工的，但是其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另行施工的工程量以及工程价款的金额，故依据现有证据，本院推定金坛隆英工程系由河北华晨公司施工结束。《施工合同》约定的工程总价款为3600万元，江都建设公司已付工程款为3396万元，剩余的工程款204万元（包括质保金）应向河北华晨公司支付。关于河北华晨公司的利息损失，对于104万元，应从工程竣工的次日即2014年1月9日起计算，对于100万元质保金，自质保金期满即2016年1月9日起计算。
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2015）坛民初字第3384号民事判决；
二、江都建设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向河北华晨公司支付工程款（含质保金）204万元及利息（其中104万元的利息自2014年1月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质保金100万元的利息自2016年1月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三、驳回河北华晨公司其余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费81513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86513元，由河北华晨公司负担62279元，江都建设公司负担2423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1513元，由河北华晨公司负担58585元，江都建设公司负担2292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已由江都建设公司预交，江都建设公司同意本院不再退还，由其向河北华晨公司履行给付金钱义务时一并处理）。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卢文忠
代理审判员 是飞烨
代理审判员 袁海燕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见习书记员 方 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