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粤高法刑二终字第277号
原公诉机关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黄伟明，男，1974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专科文化，曾任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大鹏新区）葵涌街道劳动保障事务所副所长、大综管中心副主任、市政服务中心主任兼葵涌街道基础设施项目拆迁安置办公室主任，户籍所在地深圳市大鹏新区，经常居住地深圳市龙岗区。因本案于2013年9月17日被刑事拘留，同月30日被逮捕。
辩护人吴国权、李碧云，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黄伟明犯受贿罪和贪污罪一案，于2015年6月15日作出（2015）深中法刑二初字第34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黄伟明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1月25日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刘玉红、段韧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黄伟明及其辩护人吴国权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08年7月至2012年5月，被告人黄伟明在担任深圳市龙岗区葵涌街道办事处基础设施项目拆迁安置办公室主任、市政服务中心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拆迁安置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多次收受他人财物计人民币（下同）1047.60156万元。黄伟明将大部分赃款用于赌博，案发后未退赃。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有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及辩解等证据证实。
原判认为，被告人黄伟明的行为已构成受贿罪。黄伟明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并交代了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同种罪行及检举同案人受贿行为，应认定为坦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黄伟明将受贿所得大部分用于赌博致使未能退赃，在为他人谋利中致使加装、加建、抢建以及提高赔偿标准等非法行为得逞，给国家造成较大损失，在量刑时应予体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作出判决：被告人黄伟明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十万元。
上诉人黄伟明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黄伟明在“双规”审查期间如实交代了组织尚未掌握的大部分犯罪事实，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自动投案情形，应认定其具有自首情节；黄伟明在纪委调查期间主动交代连某等人的受贿犯罪，应认定其具有立功表现；原判量刑过重。请求对黄伟明从轻或减轻处罚。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建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2008年至2012年，上诉人黄伟明先后担任深圳市龙岗区葵涌街道劳动保障事务所副所长、大综管中心副主任、市政服务中心主任（期间兼任葵涌街道基础设施项目拆迁安置办公室主任）期间，利用自己职务上的便利，或者利用自己的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在拆迁安置补偿、工程建设等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或不正当利益，先后多次收受他人财物计1047.60156万元。具体事实如下：
（一）2008年，上诉人黄伟明接受赖某的请托，向深圳市龙岗区葵政西路污水管道工程施工队负责人打招呼，促使该工程施工时改变规划，绕开赖某在葵政西路黄榄坑新村门口兴建的楼房。为表示感谢，赖某于2011年及2012年春节前先后送给黄伟明现金3万元和5万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1、深圳市人民检察院调取的银行对账单：赖某名下的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账户60×××55于2012年2月1日和2013年1月23日先后支取3万元和9万元（计12万元）。
2、深圳市人民检察院调取的收款收据及收条各一份：（1）该份收款收据的内容为“今收到葵丰赖生PVC管材料费2万元。经收人古”。
（2）该份收条的内容为“收到葵丰赖生交来项管附加工程款5万元。收款人深圳市罗湖区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葵涌污水处理厂配套干管工程第I标段项目经理部。”
3、证人赖某的证言：2008年上半年，我在葵政西路黄榄坑新村门口建楼，但是这部分用地正好在葵政西路污水管工程规划之内，这条污水管道按规划要从地面开挖，但是我的房子已经建至第三层。于是，我找到时任葵涌街道办事处基建拆迁办主任黄伟明，希望他能帮我找污水管道施工队协调一下，将这条污水管道从地底开凿以通过我的房子，他答应帮忙。后来，黄伟明介绍我认识了污水管道施工队负责人，我提出我负责更改管道费用，希望对方从地底开凿管道，对方基于黄伟明的面子同意了。后来，我将开凿费用大约7万元通过黄伟明交给施工队，后来黄伟明把给施工队的收据给了我。因为黄伟明帮了我的忙，我提出由他入股我的房子，房屋建好后分一份房租给他，他答应了，但是他实际上没有投入任何资金，我们也没有签订入股和租金分成协议。后来，我分两次交给黄伟明8万元好处费。第一次是2011年春节前，我在大梅沙一家餐馆吃饭的时候交给黄伟明3万元（装在银行的深蓝色袋子内），我对他说这是给你包红包的一点意思，他也知道这是什么钱，客气一下就收下了。第二次是2012年底，我在黄伟明的办公室交给他5万元（装在一个塑料袋内）。我说这是房屋的“租金”，他客气一下就收下了。我和黄伟明之前商谈时，希望他能投资入股我建造的房屋，但是他没有实际投资，我又不好意思向他要，他之前帮过忙，我就当作是感谢他，说是“租金”是为了我们之间的面子，不要把话说得那么明显。黄伟明没有将这8万元退还给我。
4、上诉人黄伟明的供述及辩解：2008年下半年，我朋友赖某到我的办公室找我，说他准备在葵政西路黄榄坑新村门口建楼，但是该处的部分用地正好位于葵政西路污水干管工程规划内，本来这条污水管道计划从地面开挖，但是他的房子已经建至第三层，他希望这条管道能从地底开凿以通过他的房屋，想让我介绍他认识污水干管工程的施工队，协调一下施工。我就介绍赖某认识了施工队负责人，说赖某是我的好朋友，希望对方关照一下。事成之后，赖某提出我如果有钱可以入股这个房子，以后的租金分我一份。2009年，赖某建成了一栋三层半、大约1000多平米的楼房。我没有实际出资投入于赖某的房屋，我们也没有签订入股协议。2011年春节前的一天，赖某请我到大梅沙的一家餐厅吃饭，饭后交给我3万元，说是那个房屋的租金分成。2012年春节前一天，赖某在我的办公室交给我5万元，也说是那个房屋的租金分成。我没有将这8万元退还给赖某。
（二）2009年，上诉人黄伟明接受深圳市龙岗区葵涌街道坝光社区洞梓村村长黄某甲的请托，向时任葵涌街道执法队副队长的连某打招呼，要求连某帮忙违规审批该村村民黄建成抢建的某间房屋的拆迁确权手续，从而使黄建成顺利获得该房屋的拆迁补偿款。之后，黄建成通过黄某甲送给黄伟明现金8万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黄某甲的证言：我于2007年至2010年担任深圳市龙岗区葵涌镇坝光洞梓村村长。2009年，洞梓村的黄建成（洞梓股份公司副董事长）向我借款15万元在村里建了一栋房子博赔，但因系抢建房无法通过确权，所以他让我找人疏通关系。我就找到原深圳市葵涌街道拆迁办主任黄伟明帮忙，还说事后会感谢他。后来黄伟明确实帮忙搞定了此事，他好像还打了招呼，该房的补偿款60多万元很快就下来了（当时补偿款一般要等很久才发放）。之后，黄建成通过我在黄伟明办公室送给黄伟明8万元。
2、上诉人黄伟明的供述及辩解：深圳市葵涌镇坝光洞梓村村长黄某甲曾对我说，他亲戚的一间房屋进行了加建抢建，担心在执法队那边无法通过确权，让我和连某打打招呼，使该房顺利通过确权。后来，连某主动打电话给我问黄某甲的房屋是怎么回事，我想黄某甲肯定也和他打过招呼，就对他说能帮就帮吧。后来，该房顺利通过确权并取得补偿款。之后，黄某甲在我的办公室给了我一个黑色塑料袋（我看了看，里面应该是8万元），他说这是感谢我、连某和饶国义等人的感谢费。后来，我在办公室给了饶国义、廖某甲3万元，给了连某5万元。黄某甲知道我把钱分给他们三人。连某、饶国义和廖某甲没有将这8万元退还给我。
（三）2010年，上诉人黄伟明帮助深圳市龙岗区葵涌街道坝光社区洞梓村某花木场承包人钟某顺利获得拆迁补偿款。2011年1月，钟某转账送给黄伟明293.0379万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1、深圳市人民检察院调取的深圳农村商业银行交易清单、账户交易明细：钟某于2011年1月28日将2930379元转入范某名下的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账户00×××68。
2、证人钟某的证言：我从2001年左右开始承包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街道坝光洞梓村的大约160多亩花木场。2010年左右，花木场开始拆迁。拆迁工作组通知我迁移花木，但一直拖着不给我评估测量。有一次，黄伟明（花木场拆迁负责人）带着工作组来到我的花木场，直接对我说如果不给他一定的好处费，就不给我补偿，我被迫答应他的要求。之后，黄伟明和我商量至少要300万元，我同意了。之后，黄伟明带领工作组对我的花木场进行测量、评估，并和我签订补偿合同。2011年1月，我获得2300余万元补偿款。黄伟明随后发信息让我将2930379元好处费转至范某的账户（我不认识范某，我们也没有生意上的往来或者借货关系）。2011年1月底左右，我到深圳市红岭路博爱医院对面的农村商业银行罗湖支行将这2930379元转给范某。黄伟明至今没有将这2930379元退还给我。（卷二P73P76）
3、证人范某的证言：我是深圳市龙岗区葵涌人，现在家待业。我从小就跟着葵涌拆迁办主任黄伟明，他是我的大哥，我按照他的交代去做事，他出去玩都会叫上我。2010年左右，黄伟明让我到农村商业银行开立了一个账户（账号00×××68）。我没有什么收入，也没有什么钱存入这个账户，基本上都是黄伟明在使用。2011年初，黄伟明让我把银行卡交给他。我在配合检察机关调查并到银行打印账单明细时，才知道我的这个账户于2011年1月28日转入293万多元。这些钱应该是黄伟明收的。经辨认账单明细，我记得当日黄伟明让我到银行支取76500元并交给他，之后又陆续指示我取现或转账至他提供的账号，反正这293万余元我差不多全部交给了黄伟明。
4、证人李某甲的证言：我于2007年3月至2012年2月担任深圳市格衡土地房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负责深圳市龙岗区葵涌坝光村整体搬迁咨询督导工作。期间，时任葵涌街道办事处基建拆迁办主任的黄伟明收受他人好处后，想让我关照一下，让我打“擦边球”并按照最高标准去补偿，他先后给了我两次钱。一次是2011年1月，黄伟明交给我5万元，让我去买车。另外一次是2011年5月左右，黄伟明让我帮严某尽快处理坝光田寮吓的一个餐厅拆迁事宜，事后在他办公室交给我10万元。
5、上诉人黄伟明的供述及辩解：我通过原深圳市龙岗区葵涌洞梓村村长黄某甲认识了该村的钟某（钟某是黄某甲的舅舅）。2010年，精细化工产业园拆迁项目开始启动对各村花木场的拆迁工作。我时任葵涌街道办基建拆迁办主任，按照街道办的指派协助各个拆迁工作组开展花木场拆迁的谈判、测绘、评估、确权、赔偿等工作。钟某的160多亩洞梓花木场在拆迁范围内。2005年，龙岗区政府就已经开始对花木场进行测绘、评估，但一直拖到2010年补偿款都没有下来。而这段时间花木场内的树木等都有变化，因此需要重新对花木场进行测绘、清点和评估。2009年5、6月，我们准备进场对洞梓花木场进行清点评估工作。进场前的一天晚上，钟某通过黄某甲约我到黄某甲的办公室（即黄某甲家里）商谈洞梓花木场拆迁事宜。当时我、钟某和深圳市格衡土地房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的李某甲在场。钟某说他估算可以获得2000多万元补偿款，希望我能够帮忙加快补偿进度，并且在补偿标准上关照他，不要让让他吃亏，他事后会拿出补偿款的10%作为好处费给我。我当时表态说没问题。但是一直到2010年5、6月，我们才正式进场（主要原因是财政没有钱）。2011年1月底，2000多万元补偿款发放后，钟某按照我的要求把293万多元好处费转至我朋友范某的账户（我和范某的关系很好。我主要是怕出事，所以通过他的账户来收钱）。我分多次从范某的账户将这笔钱提取出来，大部分是提现。我前期为了此事请测绘、评估和工作组的吃饭、娱乐花了一些钱，并送给他们一些钱（包括李某甲等人），这些钱累计大约100万元，我还拿出大约40万元购买了一些花木送给一些领导，其余140多万元都被我消费了。我没有将这290多万元退还给钟某。我和家人与钟某及其家人没有借贷关系。
（四）2010年，上诉人黄伟明在负责洞梓水库项目转地拆迁补偿工作期间，帮助深圳市龙岗区葵涌街道坝光社区洞梓村某花木场承包人张某甲、陈某甲顺利获得拆迁补偿款。2011年4月，张某甲、陈某甲从获得的拆迁款中转账74.3326万元送给黄伟明。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1、深圳市人民检察院调取的《龙岗区葵涌街道转地适当补偿方案初审呈批表》：坝光社区洞梓居民小组地块GKC02196（面积9.461亩）补偿费计865266元的补偿方案于2005年10月14日获批。
2、深圳市人民检察院调取的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客户回单及账户交易明细：张某甲于2011年4月23日将743326元转至范某名下账户00×××68。
证人张某甲经辨认上述客户回单，指认黄伟明利用他们的花木场拆迁获得好处费743326元，该款由他转账至黄伟明提供的范某名下账户。
3、证人陈某甲的证言：我是深圳市龙岗区坝光人。2004年3月，张某甲向坝光洞梓村转包了一个花木场，让我和他一起合作经营（我和他各占股25%和75%）。2005年，深圳市人民政府拟征收坝光村委会的土地归国家所有，我们的花木场包括在内。当时，政府派工作组对我们的花木场进行测量评估后的补偿款近80多万元，但是后来征收及补偿因政府原因被搁置了。2010年左右，因为洞梓水库项目上马，我们的花木场再次被拆迁。时任葵涌基建拆迁办主任的黄伟明负责拆迁补偿工作。有一天，黄伟明带人到花木场和我们协调拆迁事宜，答应按照2005年的评估价格补偿给我们，我们也同意这个方案，但是黄伟明一直找理由拖延。最后，黄伟明打电话让我到他办公室并向我出示补偿协议（补偿款由原来的80多万元增加至160多万元，我不知道黄伟明如何能将补偿款增加一倍），他表示在这160多万元中，我们按照原来的评估价格获得80多万元，他也要拿一样多的80余万元，否则就一直拖下去，不给我们赔。我和张某甲说了此事，他也考虑了很久，后来我们被拖得实在没有办法，不得不同意了黄伟明的提议。之后，黄伟明就叫张某甲去签了补偿协议。之后，黄伟明对我说他的那80多万元等我们的补偿款到位后从银行取现给他。我和张某甲担心日后出事，就留了一个心眼，向黄伟明提出通过转账方式给钱。黄伟明同意并向我们提供了一个范某名下的银行账户，张某甲再转账给范某。因为我们原来和村里签订协议时约定，如果以后征地拆迁，村里要获得10%的赔偿款，所以在黄伟明获得的那80多万元中村里也要扣除其中10%的补偿款。村里将扣除10%后的补偿款打给张某甲之后，他也要扣除10%，因此转至范某的账户时只剩下大约74万元。其余的钱在扣除土地补偿费22万余元之后，我实际分得大约13万元，张某甲分得大约40多万元。黄伟明至今没有退还这80多万元给我们。
4、证人张某甲的证言：2004年3月，我和陈某甲在深圳市龙岗区坝光洞梓村一起转包了王某甲的花木场（我和陈某甲各占股75%和25%）。2005年，深圳市人民政府拟征收坝光村委会的土地归国有，我们的花木场包括在内。当时，政府派工作组到我们的花木场进行测量评估，评估价格近86万多元（包括要交给村里的22万多元土地补偿款及我们可以获得的大约63万地上附着物补偿款），但是征收和补偿后来因政府原因被搁置。2010年左右，因洞梓水库项目上马，我们的花木场再次被搬迁。时任葵涌基建拆迁办主任的黄伟明负责搬迁补偿工作。我将搬迁事宜交由陈某甲操作，并将2005年的政府征地补偿协议交给他，对他说至少要拿到2005年的63万元补偿款才行。有一天，陈某甲对我说拆迁补偿协议已经做好了，要我去签字。我到拆迁办的办公室签约时看到补偿协议上的补偿款从86万余元增加至160余万元，被吓了一跳，就不敢签字，还问陈某甲补偿款为何增加这么多，他要我放心，保证我们的那部分不会少，多出的那部分不用我管。我第一次就没有签字。过了10多天左右，陈某甲劝我说如果我不签就一分钱也拿不到，签了至少还能保证拿到2005年政府答应补偿给我们的63万多元，我问他我们只拿63万多元，剩余的一半要给谁，他说要给黄伟明。后来，我迫于无奈就签了字。补偿款到位后，陈某甲说黄伟明要我们将他的那份取现给他。我担心日后出事，就留了一个心眼，对陈某甲说希望通过转账方式把钱交给黄伟明，至少以后能有一个记录。黄伟明同意了并向我们提供了一个范某名下的账户。当时补偿款先打到洞梓村经济合作社，村里先收取22万多元土地补偿款。因为当时我和村里签约时约定如果以后遇到征地拆迁，村里将获得10%的补偿款，所以这63万多元（要扣除村里的那10%）中，我和陈某甲获得大约50多万元（我分得大约40多万元，陈某甲分得大约13万多元）。其余的钱在扣除一些费用后的743326元由我打到范某的账户（黄伟明获得的那一份中，村里也扣除10%的补偿款）。我不知道黄伟明如何能将补偿款增加一倍。黄伟明之前没有在我们的花木场投资。黄伟明至今没有将这74万多元退还给我们。
5、证人范某的证言：2011年4月的一天，黄伟明让我以短信将我的银行账号发给他。不久，我应黄伟明的要求查到有74万多元转至我的账户，我再打电话告诉他。过了两天，黄伟明发了赖某名下的一个银行账户给我，让我将535000元转给对方。又过了两天左右，即2011年4月27日，黄伟明让我从我的账户分两笔取款计20万元交给他。这74万多元全部按照黄伟明的指示交给了他。
6、上诉人黄伟明的供述及辩解：陈某甲、张某甲在坝光洞梓村的一个花木场于2005年因为洞梓水库项目转地被评估过（当时的评估价为80多万元），但是补偿款一直没到位。2010年重新评估开始后，我们拆迁办根据区政府的会议纪要将这个项目报至区转地办给予补偿。区转地办决定加快进度，不进行重新评估，按照年递增10%的标准来补偿，这个花木场的补偿款就从2005年评估的80余万元增加至160余万元。陈某甲找过我，希望我能够尽快将补偿款赔付给他们，他们能拿到原来的80多万元就可以了，他们愿意拿出增加的部分请我们拆迁办的兄弟们喝茶。不久，补偿款赔付后，陈某甲知道我和范某比较熟，提出将这笔好处费转账至范某的账户，我就让陈某甲联系范某。过了几天，范某对我说陈某甲转了74万多元到他的账户，我知道这是陈某甲给我的好处费。我用这笔钱中的大约15万元请大部分拆迁办的人员去了一次香港以及组织大家到省内某地漂流了一次，其余的钱用于自己的消费。我没有将这74万多元还给陈某甲。
（五）2010年至2011年，上诉人黄伟明先后帮助深圳市龙岗区葵涌街道坝光社区田寮吓村某餐厅经营者严某顺利获得餐厅及餐厅附近某间房屋的拆迁补偿款。2011年初和2012年初，严某先后送给黄伟明现金35万元和30万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1、深圳市人民检察院调取的银行对账单：严某名下的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账户62×××39于2011年1月21日支取35万元，同年12月30日支取25万元。
严某名下的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账户29×××67于2011年12月23日支取6万元。
证人严某经辨认上述对账单，指认他于2011年初送给黄伟明35万元，于2012年初送给黄伟明30万元。
2、证人严某的证言：我是深圳市大鹏新区葵涌街道上塘村村长。我在坝光田寮吓村经营一间餐厅“山海间”。这间餐厅位于坝光精细化工产业园的拆迁范围内，于2010年列入拆迁计划。因为我不是坝光人，不熟悉拆迁程序，就想到了时任坝光基建拆迁办主任和坝光精细化工产业园澳仔吓拆迁组组长的黄伟明，觉得他应该熟悉拆迁程序及过程且和测绘、评估等环节的人都很熟，为了尽快获得补偿款，我于2010年底到黄伟明的办公室找他。我对黄伟明说，希望他帮忙在各个拆迁补偿环节予以照顾，他答应了。2011年初，我顺利获得了大约300多万元补偿款，这些钱打到我的农村商业银行账户，我再从中取出35万元并到黄伟明的办公室交给他，我对他说这是给他的感谢费，请他以后继续关照。
我的餐厅拆迁后不久，我于2011年的一天收到通知说我位于该餐厅旁边的一间面积大约530平方米的房屋也要被拆迁。这一次我又想按照上次的方法找黄伟明帮忙，希望他帮我尽快拿到拆迁补偿款，他也答应了。我于2012年初获得了大约300万元拆迁补偿款。我从我的农村商业银行账户取了30万元并在黄伟明的办公室送给他。黄伟明没有将这65万元退还给我。
3、上诉人黄伟明的供述及辩解：严某是葵涌一个村的村长，我们从小就认识。严某妻子的家族在田寮吓村经营一家餐厅“山海间”。这家餐厅位于坝光精细化工产业园的拆迁范围内，在2010年准备被拆迁。我时任基建拆迁办主任，还担任过精细化工产业园澳仔吓拆迁工作组组长，熟悉拆迁工作程序及测绘、评估人员，所以严某找到我，希望我帮他推进一下补偿的事情，尽快获得补偿款，而且帮他与测绘、评估人员疏通关系，在经营损失费和补偿标准等方面作出对他有利的安排，他当时承诺获得补偿款后会给我好处费。严某当时从餐厅先拿出两间房出来进行拆迁，我当时帮他与测绘、评估、督导公司的人打招呼以关照他，对方建议他先不要经营损失费（因为经营损失费只能赔一次，他这两间房只有几百平方米，赔了不划算，待餐厅整体赔偿时再使用“经营损失费”，可以让利益最大化）。而且严某的这两间房间还有小部分改建，原本是砖混铁皮房，但后来被工作组认定为住宅，赔偿标准就从600700元/平方米提高至4000多元/平方米，使他获得更多补偿款。严某在我的办公室将35万元送给我。我送给李某甲、测绘公司的孔某各5万元，其余25万元留给自己。
2011年中的一天，严某又找到我说，他在该餐厅旁边的房屋要被拆迁，让我做中间人向孔某、李某甲等人打招呼帮忙做好测绘和评估。2012年初，严某获得补偿款后给了我大约30万元。我没有留下这30万元，而是花了几万元请大家吃饭、唱歌等，其余的钱都分给了孔某、李某甲等人（我记不清具体每个人多少钱）。我没有将这65万元退还给严某。
（六）2011年，上诉人黄伟明帮助深圳市龙岗区葵涌街道坝光社区西乡村、横山村两个花木场的承包人缪某顺利获得拆迁补偿款。2011年1、2月，缪某送给黄伟明现金75万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1、深圳市人民检察院调取的银行对账单：缪某名下的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账户00×××46于2011年1月25日、26日及28日分别支取10万元、10万元及40万元（计60万元）。
证人缪某经辨认，指认该60万元是他送给黄伟明的75万元中的60万元。
2、证人缪某的证言：我现任深圳市大鹏新区南澳街道西涌社区沙岗村股份公司董事长。2009年，因深圳市龙岗区葵涌坝光精细化工产业园建设需要进行拆迁，我经营的两个花木场正好在拆迁补偿范围之内，其中一个在坝光西乡小组，大约17亩，补偿了170多万元；第二个在横山小组，大约43亩，补偿了583万元。2010年6月左右，我的两个花木场经测绘、评估后等了5、6个月都没有出评估结果（按照正常情况大约一个月就能出结果）。我为了尽快获得补偿款，就到原葵涌街道办事处基建拆迁办主任黄伟明的办公室，让他帮我尽快搞好协议的事情，说我拿到钱后会给他好处费，他答应了。过了三四天，黄伟明告诉我补偿款已经评估出来了，但没有说何时签补偿协议。又过了三四天，黄伟明对我说如果想尽快获得补偿，必须给他10%到15%的好处费，我被拖得没办法，只好答应他的要求。过了一周左右即2010年8月左右，拆迁办的工作人员叫我去签补偿协议。2011年1月，我拿到了第一笔补偿款（40%）。2011年4月左右，我拿到了其余60%的补偿款。2011年1月，我从我的深圳市农村商业银行账户分次取出10万元、10万元和40万元，再加上我手头上的15万元现金，准备用来感谢黄伟明的帮忙。我打电话给黄伟明说给他拿了一些“茶叶”，他让我送到他的办公室。我来到黄伟明的办公室楼下（当时是12时许，工作人员都下班了），他没有下来，从楼上窗户用遥控车钥匙打开他停在办公室楼下篮球场的一辆灰色奥迪小汽车后尾箱，我将钱放进去就离开了。这些钱装在一个农村商业银行的蓝色环保袋里。我记得因为75万元实在太重了，我就将两个环保袋套在一起。黄伟明肯定知道我送给他的是钱。本来关于钱的事情都是谈好的，而且黄伟明也看到我拿着这么重和这么大的袋子，不可能装着茶叶。我记得过了两三天，黄伟明还打电话给我说谢谢我，我就知道他知道我送的是钱。黄伟明没有把这笔钱退还给我。
3、证人史某的证言：我于2008年至2012年5月担任深圳市中项房地产评估资产有限公司技术总监。2007年，葵涌街道坝光社区开始拆迁，我公司负责对拆迁标的物进行评估。2011年至2012年，葵涌街道办事处拆迁办主任黄伟明先后送给我40万元，他说是被拆迁的花木场老板为了感谢我的帮助。另外，我几次在黄伟明的介绍下与拆迁户吃饭、娱乐时，每次对方会给我5000元至1、2万元不等的红包，大约有5万元。因为出具评估报告有期限，如果出具报告周期长就会影响拆迁进度及拆迁当事人的利益（因为拆迁中可能存在一些违规的问题，如冒用他人名义申请补偿、拆迁标的物可能存在抢建等情况，对方希望尽快完成拆迁补偿，尽快拿到钱以免被投诉或出现其他意外情况，总之就是希望尽快拿到现金），如果报告出得快，则拆迁对象的房屋也拆得快，这样他们就会额外获得一笔奖金（奖金是补偿款的3%）。所以当我们快出报告后，拆迁对象获得补偿款就会感谢黄伟明，他再给我一些钱感谢我。
4、上诉人黄伟明的供述及辩解：缪某有两个花木场，一个在西乡村，大约10多亩，还有一个在横山村，大约43亩。这两个花木场都在葵涌坝光精细化工产业园的拆迁补偿范围内。我时任葵涌街道基建拆迁主任，花木场拆迁工作中遇到的测量、评估问题由我从中协调，所以很多人都来找我帮忙。2010年7、8月，缪某到我的办公室对我说，希望我能帮他协调测量、评估等各个环节，横山这个花木场每亩能评估到11万多元、总额达到500万元左右就行了，如果我能够协调评估、测绘人员提高每亩的补偿价格，超出500万元的部分就拿给我和评估人员作为感谢费。后来我把此事告诉负责评估的史某，他说会处理好。2011年6、7月的一天，缪某来到我的办公室楼下，对我说补偿款已经到位了，感谢我从中协调和帮忙，他拿了一些感谢费给我喝茶。缪某从他的车里取出一个袋子（内有75万元）并放入我的奥迪车后尾箱。这些钱用银行的环保袋装着。我将这75万元中的50万元送给了深圳市中项评估公司的史某，将另外3万元送给了李某甲，剩余的钱被我用于日常开销。我没有将这75万元退还给缪某。
（七）2011年，李某乙等四名香港业主委托赖某办理深圳市龙岗区葵涌街道葵丰社区某房屋的拆迁事宜。期间，上诉人黄伟明接受赖某的请托，协调帮助李某乙等人顺利获得拆迁补偿款。2012年，李某乙等人委托赖某送给黄伟明现金15万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赖某的证言：2011年，四名香港业主（李某乙、梁某、卢某、还有一个不记得姓名了）委托我办理葵丰社区居委会旁边一栋房屋的拆迁事宜。我找到黄伟明，希望能尽快走完程序及获得补偿，答应事成之后给他一些好处费，他答应了。之后，黄伟明尽量帮了我，好像还把这件事情提请到街道一个拆迁会议上。大约2012年，大约800多万元补偿款打到我的账户。我和几个业主商量后，为了感谢黄伟明的帮忙，送给黄伟明15万元作为感谢费，但我忘记是以现金还是通过转账交付。黄伟明没有将这15万元退还给我。
2、上诉人黄伟明的供述及辩解：2011年，葵丰社区居委会旁边的一栋楼涉及金岭西路拆迁，该楼的业主通过赖某找到我们，希望在拆迁过程中得到关照，以顺利获得拆迁补偿款。赖某告诉我这几个业主是香港人（当时市政府有一项规定，香港、华侨等外籍人士主动配合拆迁的，还可以获得一笔金额为补偿款3%的奖金），他说如果我能帮忙尽快走完程序及拿到补偿款，业主愿意把政府的奖金拿出来给我作为感谢费。我答应了。2012年上半年，赖某到我的办公室，说补偿款已经到位了，并将大约15万元感谢费交给了我。我将这笔钱用于组织拆迁办及测绘、评估人员去泡了几次温泉和去了一次香港，基本上都花完了。我没有将这15万元退还给赖某。
（八）2010年至2011年，上诉人黄伟明将深圳市龙岗区葵涌街道坝光社区田寮吓村某花木场即将被拆迁的信息提供给该村村民张某乙，建议其购买该花木场并最终帮助其获得拆迁补偿款。2012年2月，张某乙送给黄伟明现金25万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1、深圳市人民检察院调取的银行对账单、账户明细：张某丙名下的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账户29×××08于2012年2月20日支取31万元。
2、证人张某乙的证言：我在葵涌拆迁办工作时黄伟明是拆迁办主任，我们的私交很好。2010年9月，整个坝光花木场的征收工作正在逐步开展。当时我叔叔张某丁和欧某甲在田寮吓村合伙承包了一个花木场（欧某甲负责出资，张某丁出地）。欧某甲因资金周转出现困难，想尽快获得征收补偿。张某丁找我打听。我就去问黄伟明，他建议我把花木场买下来，评估时可以把价格做高一点，肯定有钱赚。因为黄伟明当时是坝光花木场征收工作组组长，具体负责这一块工作，知道一些内情，所以我和张某丁就各自出资40万元向欧某甲购买了这个花木场。不久，黄伟明告诉我，田寮吓村的花木场要征收了，让我抓紧走程序。评估公司的评估师王某乙给出了每亩11万元的评估价格（我觉得略高于市场价格），她在征求我和张某丁的意见时，我说只要黄主任那里能通过，我们同意以这个价格征收。这是因为我知道这个评估价格最终要由黄伟明来审核的，所以这么说。最后，2011年9月左右，拆迁组核定这个花木场的补偿款大约为176万元，按照承包合同，扣除村里的佣金15万元后我和张某丁各自可以分得80.5万元。但是张某丁不愿分钱给黄伟明，我就从自己分得的钱里面取出25万元在黄伟明的办公室送给他。当时我对黄伟明说一共赔付了176万元，扣除成本80万元及村里的抽佣25万元（实际是15万元，我骗黄伟明说是25万元），还有71万元。张某丁提出要分30万元，其余41万元中黄伟明拿25万元。当时张某丁全权委托我妻子谭某甲办理花木场拆迁补偿事宜，所以补偿款转账到谭某甲名下的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账户，我再将钱全部转至我母亲张某丙名下的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账户，从中将80万元转给张某丁以及支取31万元，再将这31万元中的25万元送给黄伟明。
3、上诉人黄伟明的供述及辩解：田寮吓村人张某乙是葵涌街道基建拆迁办工作人员，也是我原来的手下，我们的关系很好。葵涌街道的多数花木场于2005年转地时已进行评估、测绘，很多花木场的土地已经转为国有，但是这些花木场尚未获得政府的搬迁补偿款。2010年7月，整个坝光花木场的征收工作重新启动，工作组开始进场开展清点、评估。我时任葵涌街道办基建拆迁办主任，负责协助坝光精细化工产业园项目的各个拆迁工作组开展花木场拆迁工作。我和张某乙谈及了田寮吓村的花木场（我之前就知道他叔叔张某丁在这个花木场有股份，而且听说张某丁和另外一个股东在2005年转地时产生过矛盾），就建议张某乙让张某丁处理好和另外一个股东的关系，避免补偿时出现纠纷。过了一段时间，张某乙说他和张某丁花了70、80万元把那个花木场的股权全部买下来了，还说希望我入股，补偿款到时分给我一份（我没有实际投资入股）。2011年底左右，张某乙在我的办公室交给了我25万元，还说一共分得170多万元，扣除成本80多万元及交给村里的大约10%，其余的钱大约80万元。但张某丁不愿意分给我一份，要求分得一半的利润即40万元，所以这25万元是从张某乙的那一份里面抽出来的。我想张某乙可能是为了感谢我提供了花木场要拆迁的信息给他，要他和张某丁购买另一个股东的股份，他们因此从花木场的拆迁中获利。另外我估计张某乙作为我的下属，可能为了讨好我，而且我之前也确实在他的房屋确权一事上帮过忙，他可能一并感谢我。我没有将这25万元退还给张某乙。
（九）2011年，上诉人黄伟明协调帮助深圳市龙岗区葵涌街道坝光社区横山村某地块承包人吴某甲、邹某甲等人顺利获得拆迁补偿款。2011年5月，吴某甲、邹某甲先后送给黄伟明现金计110万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1、深圳市人民检察院调取的银行对账单：（1）黄某乙名下的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账户60×××37于2010年5月17日、18日先后支取5万元、10万元和35万元（计50万元），2011年5月19日分别支取30万元和转出30万元。
（2）邹某甲名下的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账户31×××50于2011年5月19日转入30万元，同月21日支取30万元。
2、深圳市人民检察院调取的租地合同：深圳市龙岗区葵涌镇坝光村横山村小组与邹某乙于2003年6月1日签订租地合约，约定前者将横山浪至大埠头的50亩田地出租给对方用作种养花木，每年租金计2.5万元；如国家征用该地，土地补偿归前者所有，土地上的青苗及其附着物补偿归对方所有等。
3、深圳市人民检察院调取的不动产权益转让申明书：邹某乙于2011年4月26日作出声明称，其于2008年1月1日将上述土地使用权及地上花木、附着物征收补偿所得利益转让给黄某乙。
4、证人吴某甲的证言：我是深圳市大鹏新区叠福村村长。2003年，深圳市南澳新大社区平山仔村村民黄某乙向葵涌坝光横山村委承租了50亩土地用于种植花木。当时这块土地有六个股东，分别是我、邹某甲、黄某乙、邹某乙、李某丙、张某戊，其中我占股15%。从2009年开始，政府因开发坝光精细化工厂项目而对相关范围内的土地及地上附着物进行拆迁补偿。我们那块土地附近的土地及地上附着物在2010年就补偿了，我们的土地补偿款已补偿给村里，但花木一直没有补偿（当时我们以邹某甲叔叔邹某乙的名义与横山村签订租地合约，邹某乙于2008年1月委托黄某乙办理测绘、补偿等手续）。2011年上半年，我和邹某甲一起去找时任拆迁办主任的黄伟明，请他帮忙确权赔偿，他答应并要求我们给他好处费。之后，黄某乙的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账户于2011年5月13日转入计662万多元补偿款。同月17日，黄某乙和邹某甲从黄某乙的账户支取5万元，次日再分别支取10万元、35万元。','2018-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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