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1012民初383号
原告：蒋文荣，男，1939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扬州市江都区。
委托代理人：王红，江苏江淮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丁桂林，江苏江淮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扬州市江都区邵伯镇中小企业服务站，住所在扬州市江都区邵伯镇高蓬村宏远路*号。
法定代表人：袁礼明。
被告：扬州市江都区邵伯镇人民政府，住所在扬州市江都区邵伯镇邵乔路6号。
负责人：刘晶晶。
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张庆高，江苏君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蒋文荣与被告扬州市江都区邵伯镇中小企业服务站（以下简称企业服务站）、扬州市江都区邵伯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邵伯镇政府）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蒋文荣及其委托代理人丁桂林、王红、被告企业服务站与邵伯镇政府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庆高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蒋文荣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补发原告1999年6月至2009年9月的退休金、医疗费94766.6元，及各项利息损失15162.7元（16年×10%），合计109929元。2、两被告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和理由：1、原告系原邵伯镇综合社职工，是城镇户口，1964年进入综合社工作，1967年调入邵伯电声厂。因本人从事无线电修理，于1988年向电声厂厂长张杰申请，经批准重回综合社并一直向综合社缴纳管理费（当时综合社领导仇某可以证明）。原告退休时间为1999年6月，但退休后原告并未领取到退休金，事后经过原来的工友了解到，工友从综合社60岁退休后就开始每月领取退休金。从此原告开始了自己的维权道路，不断上访，但至今未得到解决。2、原告从1964年参加工作到1999年退休，先后在综合社、电声厂，后又回到综合社，期间综合社按时向原告发放工资，对此许多工友可以证明。本人在电声厂上班，有张杰厂长可以证明；1988年又回到综合社上班，有仇某可以证明。本人的1981年、1984年救济报告都证明了原告是电声厂的职工。3、邵伯工业公司撤并改为现在的企业服务站。原邵伯工业公司经理李德太（已死亡）与本人及家属有过矛盾，对本人档案进行了抽藏，否则不可能没有原告在电声厂工作的档案。本人在该单位按月领取工资，但《职工工资登记表》上没有原告的名字，原告感到诧异，但发放的工资总额上却多了一个人的名字，不知如何解释。4、2009年江都市委、市政府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对全市下放知青、大集体人员落实政策，进“社保笼子”，本人无奈参加购买了养老保险。在办理养老保险过程中，企业服务站、江都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也帮助并认可本人系1999年6月退休，企业服务站也为本人补贴了8769.56元。综上所述，本人退休后直至2009年9月未领取到退休金是企业服务站和邵伯镇政府的过错，邵伯综合社解散及工改都没有将原告的名单列入其中，是原工业公司负责人的打击报复所致。本人是城镇老职工，理应享受国家的各种优惠政策，政府改革也好、工改也好，理应将各项政策、法律法规通知利害关系人，但原告从未收到综合社改革的通知。现本人是年近80岁的老人，生活困难，故诉至法院追索10年未发的退休金、医疗费和利息各项损失合计109929.3元。
被告企业服务站、邵伯镇政府辩称，1、原告所诉求的劳动争议纠纷早已超过诉讼时效，即使按原告诉状所称，综合社实际在1990年就已经倒闭，到现在为止已经超过二十年，法律规定的最长时效也已经超过；2、原告不能证明其最终与综合社存在劳动关系；3、原告诉状中第四条所称于2009年缴纳养老保险并领取退休金，这是2009年国家的一个政策，即参加过工作的城镇人口补缴5.4万元养老保险即可领取退休金，这不是对原告与原综合社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4、原告诉状所称10年退休金请求和利息损失没有法律依据。5、电声厂和综合社都是独立法人，如果说综合社需要承担原告的诉求，不应该由两被告来承担。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江都市电声厂（以下简称电声厂）开业于1989年8月30日，后于2000年8月31日注销核准，其1987年12月20日《职工工资登记表》中无原告名单。原江都县邵伯镇综合社（以下简称综合社）开业于1989年8月28日，后于1994年3月1日注销，其工商注销登记中载明“该企业的干部、职工陆续安排到其他单位，部分人员退休，原资产、权属均由邵伯镇人民政府接受。”原江都市邵伯工业公司邵工发（96）字第20号文件即“关于对原综合社富余人员安排落实到厂的处理决定”中，综合社富余人员的名单中亦无原告。
原告蒋文荣于1999年6月达到退休年龄，2009年开始领取退休金。原告称其于2013年知晓政府对其原先在综合社的工友给予养老金补贴，故从此开始信访。2015年8月24日，企业服务站对原告信访问题均作出情况报告，当日邵伯镇政府作出答复意见书，上述情况报告及答复意见书中均陈述“原邵伯综合社是在1955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时期，由邵伯若干个体私营手工业组织起来的集体企业。改革开放后，因综合社经营的项目不能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加上人员老化、素质不高，1990年该单位解散。1996年原综合社10多名富余人员被落实安排到镇办企业钣金厂、二化机厂、电声厂等相关厂，富余人员名单中已没有蒋文荣。在综合社解散前，镇办企业钣金厂、二化机厂、电声厂为减轻原综合社负担，对富余人员做过适当的安置。据同原电声厂部分职工了解，蒋文荣曾被安置到电声厂，因其进厂前从事无线电修理，收入比镇办企业高，后其离厂自谋职业，所以原电声厂改制时也无此人。2009年，江都市委市政府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对全市下放知青、大集体性质等人员落实政策，进‘社保笼子’，缴纳养老保险金后在社保部门领取退休金。因蒋文荣系原综合社职工，视同大集体性质人员，其于2009年在按国家有关规定向社保部门缴纳养老保险金后领取退休证，并于10月开始按政策在社保部门领取退休金。”
另查明，原告蒋文荣在综合社期间，按月向综合社缴纳管理费，工作时间自行安排，综合社并不向其发放工资。
原告蒋文荣因与两被告支付退休金、医疗费、社会养老保险补贴以及相关利息等劳动争议，向扬州市江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员会于2017年1月3日作出扬江劳人仲不字（2017）第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决定不予受理。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第一，本案两被告主体是否适格；第二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第三，原告蒋文荣是否与综合社具有劳动关系并在综合社一直工作至退休。
关于本案两被告是否适格的问题，因原告主张其退休单位为综合社，而综合社工商注销登记中载明邵伯镇政府系综合社资产、权属的接受人，结合综合社的经济性质为集体所有制，故综合社的相关权利、义务承受主体应为邵伯镇政府，应当认定邵伯镇政府系本案的适格被告。而企业服务站与综合社并无关系，故不应列为本案被告。
关于本案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院认为，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因原告陈述其于2013年方知原综合社职工可以享受养老金补贴，故诉讼时效应当从2013年12月开始计算。2015年8月原告向被告邵伯镇政府通过信访方式主张权利、被告邵伯镇政府向原告作出信访答复意见书，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现原告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原告蒋文荣是否与综合社具有劳动关系并在综合社一直工作至退休的问题，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原告蒋文荣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综合社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亦不能证明其系在综合社工作至退休，相反，原告提供的职工工资表及综合社富余人员的名单中均无原告。即使是原告在综合社工作期间，原告提供的证人仇某、姜某出庭作证的证言均证实原告在综合社期间系自负盈亏、工作时间自行安排、定期向综合社缴纳管理费，并不从综合社领取工资报酬，且原告诉状中陈述“一直向综合社缴纳管理费”，因此原告与综合社之间的关系不符合劳动关系的属性，故对原告要求被告补发1999年6月至2009年9月间的退休金、医疗费94766.6元及各项利息15162.7元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蒋文荣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为5元，由原告蒋文荣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仇兆敏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七日
书记员 李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