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02民终256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青岛制革总厂。
法定代表人王忠先，厂长。
委托代理人孙晓飞，山东天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赵永辉，山东天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振纲。
委托代理人蔡锐，山东琴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晓，山东琴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青岛制革总厂（以下简称制革总厂）与上诉人高振纲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均不服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2015）李民初字第22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制革总厂在一审中诉称，制革总厂与高振纲多次签订书面劳动合同，1996年8月1日签订为期10年的劳动合同，2006年8月6日签订为期10年的劳动合同，2013年3月1日高振纲与制革总厂解除劳动合同，与青岛滨青皮革有限公司签订为期5年的劳动合同，2013年5月3日高振纲与青岛滨青皮革有限公司解除劳动合同，与制革总厂签订为期5年的劳动合同，期限至2018年4月30日，相关社会保险连续缴纳。制革总厂的规章制度《关于劳动纪律补充规定的通知》，已经公示并向高振纲告知，因高振纲连续旷工超过15日，制革总厂解除与高振纲间的劳动合同合法。2015年1月5日，制革总厂的职工大会做出《关于劳动纪律补充规定的通知》，规定旷工15天以上，企业可予以除名，该规章制度进行了公示和告知。高振纲自2015年4月21日至2015年6月23日连续旷工超过15天。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制革总厂有权与高振纲解除劳动合同，同时还有其他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青劳人仲案字[2015]第535号裁决书认定事实不清、裁决错误。请求法院确认制革总厂不向高振纲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98800元，本案诉讼费由高振纲承担。
高振纲在一审中辩称，制革总厂对高振纲做出除名决定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当依法支付赔偿金98800元。制革总厂没有依法与高振纲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应当支付高振纲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24240.8元。
高振纲在一审中诉称，1、高振纲于1996年6月到制革总厂工作，曾于1996年9月1日与制革总厂签订了为期10年的劳动合同，约定担任财务一职。高振纲在制革总厂工作满10年后至今，制革总厂未按规定与高振纲签订任何形式的劳动合同。制革总厂该行为违反《劳动合同法》，应当负起相应的法律责任。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高振纲主张自2014年9月1日至2015年5月31日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共计24240.8元合法合理，应当得到支持。2、制革总厂对高振纲做出“除名”决定，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支付赔偿金98800元。2015年5月，在已经停止生产经营的情况下，制革总厂无故将高振纲调离原岗位到销售部门任职，但高振纲仍坚持到岗工作。2015年6月23日，制革总厂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又以高振纲旷工为由，对高振纲予以除名，解除双方劳动关系。制革总厂没有将关于劳动纪律的规章制度告知高振纲，高振纲并不知道哪些行为属于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制革总厂也就无权以所谓的旷工对高振纲除名。请求依法判令制革总厂支付高振纲2014年9月1日至2015年5月31日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24240.8元；制革总厂支付高振纲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98800元；本案诉讼费由制革总厂承担。
制革总厂在一审中辩称，其与高振纲多次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并不存在漏签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形。高振纲主张支付其2014年9月1日至2013年5月31日期间的双倍工资与事实不符，无法律依据。高振纲在制革总厂工作期间，存在违反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二、三、四、六项的多种违法情形，故制革总厂单方与高振纲解除劳动合同符合法律规定，不应支付赔偿金。
原审法院查明，1996年7月17日，制革总厂出具《招用职工登记表》，同意录用高振纲，并经劳动部门批准。1996年8月1日，制革总厂、高振纲签订期限自1996年8月1日至2006年7月31日止的书面劳动合同，约定高振纲的工作岗位为会计。上述《劳动合同》甲方盖章处加盖有制革总厂公章，乙方签章处加盖有高振纲方形印章。
制革总厂称，双方于1996年8月1日签订了期限至2006年7月31日的劳动合同后，又于2006年8月6日签订了期限自2006年8月1日至2016年7月31日的劳动合同；2013年2月28日，双方解除劳动合同，高振纲与青岛滨青皮革有限公司签订期限自2013年3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的书面劳动合同；2013年4月30日，高振纲又与青岛滨青皮革有限公司解除劳动合同，与制革总厂重新签订了期限自2013年5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的书面劳动合同，因此，高振纲的劳动合同连续不间断，高振纲主张双倍工资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制革总厂对该主张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实：1、2013年4月制革总厂出具的解除高振纲劳动合同的《解除劳动合同报告书》，解除合同日期为2013年2月28日，解除合同原因为调动；2013年5月青岛滨青皮革有限公司出具的解除高振纲劳动合同的《解除劳动合同报告书》，解除合同日期为2013年4月30日，解除合同原因为调动；2、2013年3月青岛滨青皮革有限公司出具的招用高振纲的《招用人员登记表》，2013年5月1日制革总厂出具的招用高振纲的《招用人员登记表》。3、2006年8月6日制革总厂与高振纲签订的期限自2006年8月1日至2016年7月31日的劳动合同；2013年3月5日青岛滨青皮革有限公司与高振纲签订的期限自2013年3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的劳动合同；2013年5月3日制革总厂与高振纲签订的期限自2013年5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的劳动合同，上述劳动合同上均加盖有高振纲的长方形印章。4、高振纲的《青岛市职工社会保险参保证明》，参保证明显示2013年3-4月期间高振纲的社会保险由青岛滨青皮革有限公司缴纳。高振纲对《青岛市职工社会保险参保证明》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称《招用人员登记表》及《解除劳动合同报告书》均是制革总厂单方做出的，与高振纲无关；制革总厂的法定代表人是青岛滨青皮革有限公司的投资人，高振纲的劳动关系从制革总厂转到青岛滨青皮革有限公司，再从青岛滨青皮革有限公司转到制革总厂，都是制革总厂的行为，与高振纲无关；3份劳动合同均非高振纲与制革总厂签订，劳动合同中所加盖的印章是高振纲在工作中用于财务制单使用，该印章在高振纲无故被解除劳动关系时仍存放在制革总厂；劳动合同的签订，即使劳动者不签字，也应该使用个人私章，而不是使用在财务工作中用于制单的扁章，因此，制革总厂的主张不能成立。
又查明，2015年6月23日，制革总厂做出《青岛制革总厂关于对高振纲除名的决定》，相关内容为“鉴于高振纲连续旷工44天，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本企业《关于劳动纪律补充规定的通知》，经厂党政联席会研究决定对其除名。该决定经厂工会委员会讨论同意后生效。”2015年7月13日，制革总厂给高振纲出具《解除劳动合同报告书》，解除劳动合同日期为2015年6月23日，解除合同原因为除名（解合）。
制革总厂称，2015年1月5日，制革总厂全体职工大会做出《关于青岛制革总厂劳动纪律补充规定的通知》，并在制革总厂厂区及办公区域张贴公示；2015年3月6日，制革总厂劳工科长于某、辛某带领高振纲阅读该通知，但高振纲自2015年1月至7月期间多次旷工，至解除劳动合同之日连续旷工44天，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且高振纲于2005年12月21日入股开设青岛泰顺塑料配件有限公司并担任该公司监事和主管会计、财务负责人至今，与该公司实际建立了劳动关系，严重影响了制革总厂的工作任务；制革总厂和下属改制企业青岛滨青皮革有限公司于2014年发现大量财务凭证丢失，高振纲作为制革总厂和青岛滨青皮革有限公司的出纳有重大嫌疑，严重失职，涉嫌刑事犯罪；高振纲侵占青岛滨青皮革有限公司4000余万元资金，给单位造成重大损害，也涉嫌刑事犯罪，制革总厂有权与高振纲解除劳动合同。制革总厂对上述主张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实：1、《关于劳动纪律补充规定的通知》，相关内容为“旷工15天（含）以上，企业可以予以除名”。该通知落款时间为2015年1月5日，落款处有制革总厂法定代表人王忠先及22名职工的签字。2、《关于劳动纪律补充规定的通知》张贴于制革总厂厂区与布告栏的照片4张。3、于某、辛某出具的《关于向高振纲告知<关于青岛制革总厂劳动纪律补充规定的通知>的说明》。4、牟某出具的多次通知高振纲到厂上班的《证明》，以及2015年3月19日高振纲发送的短信截图，相关内容为“你好牟总，有点急事去趟北京看望亲人，月底回来。”5、许某等8人出具的《证明》，证实2015年3月6日于某、辛某陪同高振纲看公示的《关于青岛制革总厂劳动纪律补充规定的通知》。6、2015年1-7月的出勤簿。7、《私营企业登记信息查询结果》，以证实高振纲为青岛泰顺塑料配件有限公司的股东；经制革总厂申请，原审法院于青岛市四方税务局调取的《税务登记表》，证实高振纲为青岛泰顺塑料配件有限公司的财务负责人。8、《接处警登记表》2份、《青岛制革总厂若干财务资料丢失的报案说明》、《青岛滨青皮革有限公司、青岛海明辉皮革贸易有限公司若干财务资料丢失的报案说明》、《报案证明》。9、《青岛制革总厂工会委员会决议》，相关内容为“2015年6月23日，经过工会委员会讨论，同意《青岛制革总厂关于对高振纲除名的决定》”。10、证人于某、辛某、牟某、许某、孙某、程某、金某、黄某及郝某证人证言，证实2015年3月6日于某、辛某陪同高振纲一同阅读张贴于制革总厂办公区域内的《关于劳动纪律补充规定的通知》。
高振纲对上述证据质证称，1、对1-6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上述证据是制革总厂将高振纲除名后，制革总厂单方所作；2、对证据7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并不能证实制革总厂的主张，高振纲作为财务人员，利用业余时间替别人做账，作为其他企业的监事，并不会影响在制革总厂的工作；3、证据8均是制革总厂单方做出的，不能证明其主张，且高振纲从事出纳工作，会计凭证由会计保管；4、对证据9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份决议高振纲并未见过；5、对于证人证言，9名证人均是制革总厂的职工，或是制革总厂返聘的员工，与制革总厂存在利害关系，且9名证人在同一时间看到完全相同的同一事实，本身具有不真实性，上述证人证言不具有证明效力。
高振纲申请对制革总厂提交的《关于劳动纪律补充规定的通知》上职工签字的时间与落款时间2015年1月5日是否一致进行文检鉴定。经制革总厂、高振纲共同选择，原审法院委托青岛联科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2015年12月8日，青岛联科司法鉴定所以高振纲无法提供鉴定工作所必须的比对样本为由，将案件予以退回。
高振纲主张，其2014年6月至2015年5月的月平均工资为2600元。高振纲对该主张向法庭提交借记卡账户历史交易明细清单1份予以为证。借记卡账户历史交易明细清单显示，高振纲2014年6月至2015年5月的实发工资数额分别为：2663.20、2443.20、2479.20、2455.20、2455.20、2419.20、4124.47、2480.20、2789.20、2560.20、2685.50、1605.50元。制革总厂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称高振纲被除名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应为2014年8月至2015年7月发放的工资。制革总厂向原审法院提交《关于高振纲出纳工作调整和工资发放情况的说明》，相关内容为“因高振纲转走青岛滨青皮革有限公司和青岛海明辉皮革贸易有限公司巨额资金，并涉嫌监守自盗大量财务凭证，我厂自2014年3月起即停止其出纳工作职责，仍留财务室负责核对和转回其转走的资金。青岛制革总厂的出纳改由赵洁担任，滨青公司的出纳改由秦瑞香担任。自2015年1月5日起，高振纲不再到厂上班（2015年3月6日来拜年除外），为给其主动改正错误留有余地，我厂仍为其全额发放工资。但高振纲不思悔改，目前仍有千万余资金未交回滨青公司。我厂于2015年4月20日将其调离财务室，调至经营部，同时4月份工资不再全额发放，因其旷工扣减960元，5月份工资全额因旷工扣除，6月份工资因其旷工全额扣除，至2015年6月23日除名（解除劳动合同）…”。
又查明，高振纲于2015年7月30日到青岛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依法确认制革总厂解除劳动合同行为违法，制革总厂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98800元及2014年9月1日至2015年5月31日期间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24240.8元。青岛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关于劳动纪律补充规定的通知》中没有申请人签字，照片也不能有效证明被申请人将该通知进行公示，故上述证据均不能有效证明被申请人已将《关于劳动纪律补充规定的通知》告知申请人…”为由，认定制革总厂解除高振纲的劳动合同关系不符合法律规定，裁决制革总厂支付高振纲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98800元；仲裁委并以“自2009年1月1日以后，应视为双方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为由，驳回高振纲要求制革总厂支付2014年9月1日至2015年5月31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24240.8元的仲裁请求。制革总厂、高振纲均不服上述仲裁裁决，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制革总厂向法院提交的《关于高振纲出纳工作调整和工资发放情况的说明》，证实制革总厂自2014年3月即以“因高振纲转走青岛滨青皮革有限公司和青岛海明辉皮革贸易有限公司巨额资金，并涉嫌监守自盗大量财务凭证”为由，停止了高振纲的出纳工作，并于2015年4月20日将高振纲由财务室调至经营部。即制革总厂、高振纲自2014年3月起因工作原因产生严重分歧，高振纲已被制革总厂停止出纳工作。
2015年6月23日，制革总厂以“高振纲连续旷工44天”为由，做出《青岛制革总厂关于对高振纲除名的决定》。制革总厂虽向法庭提交了考勤表、短信截图，并申请9名证人出庭作证，但上述证据并不能有效证实高振纲在被停止出纳工作后存在无故旷工的情形，且制革总厂除证人证言外，亦无其他证据证实制革总厂曾因高振纲存在旷工行为而通知高振纲到岗工作，制革总厂以旷工为由解除与高振纲的劳动关系，因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制革总厂违法解除与高振纲的劳动关系，应向高振纲支付赔偿金。
高振纲提交的借记卡账户历史交易明细清单显示，高振纲2014年6月至2015年5月的实发工资数额分别为：2663.20、2443.20、2479.20、2455.20、2455.20、2419.20、4124.47、2480.20、2789.20、2560.20、2685.50、1605.50元，因此，2014年6月至2015年5月期间高振纲的月平均工资应为2596.69[（2663.20+2443.20+2479.20+2455.20+2455.20+2419.20+4124.47+2480.20+2789.20+2560.20+2685.50+1605.50）÷12个月]。制革总厂提交的《招用人员登记表》证实高振纲于1996年7月17日被录用，因此，双方的劳动关系于1996年7月17日起建立。至2015年6月23日制革总厂解除与高振纲的劳动关系，期间高振纲的劳动关系虽有变动，但制革总厂提交的《解除劳动合同报告书》证实，高振纲劳动关系变动的原因是工作调动，即高振纲劳动关系的变动非其本人意愿形成，因此，高振纲在制革总厂的工作年限应累计计算为18年11个月零7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之规定，制革总厂应向高振纲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98674.22元（2596.69元×19个月×2倍）。
高振纲主张制革总厂支付2014年9月1日至2015年5月31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24240.8元。对此，原审法院认为，高振纲对双方所签订的第1份期限自1996年8月1日至2006年7月31日止的书面劳动合同真实性并无异议，该合同落款处高振纲即以加盖其个人方形印章的形式进行确认，而非本人签字确认；而之后的3份劳动合同，虽加盖的是高振纲工作中使用的长方形个人印章，但综合考虑高振纲签订劳动合同的行为习惯，并结合高振纲社会保险关系的变动情况以及高振纲所从事的出纳工作的性质，原审法院对于2006年8月6日制革总厂与高振纲签订的期限自2006年8月1日至2016年7月31日的劳动合同、2013年3月5日青岛滨青皮革有限公司与高振纲签订的期限自2013年3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的劳动合同、2013年5月3日制革总厂与高振纲签订的期限自2013年5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的劳动合同的真实性予以采信。高振纲主张上述3份劳动合同非其本人签订，但并未提交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原审法院不予采信。且，高振纲对于加盖其工作印章的3份劳动合同的真实性均予以否认，仅认可双方签订的期限自1996年8月1日至2006年7月31日止的劳动合同，而该份劳动合同的届满期限为2006年7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于2008年1月1日起施行，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高振纲亦应向制革总厂主张自2008年2月1日起至2008年12月31日止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而非2014年9月1日至2015年5月31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综上，高振纲主张制革总厂支付2014年9月1日至2015年5月31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24240.8元，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八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青岛制革总厂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高振纲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98674.22元。二、驳回高振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给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元，减半收取10元，由青岛制革总厂、高振纲各自负担5元。
宣判后，制革总厂、高振纲均不服原审判决，上诉至本院。
制革总厂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考勤表、短信截图、9名证人出庭作证不能有效证实高振纲在被停止出纳工作后存在无故旷工的情形，该认定是错误的。高振纲停止出纳工作后，也应到厂上班，制革总厂的考勤表、职工证言足以证明高振纲至2015年6月23日连续旷工44天。二、一审判决认定制革总厂无其他证据证实曾因高振纲存在旷工行为而通知高振纲到岗工作，该认定没有法律和规范性文件的依据。制革总厂的规章制度规定连续旷工超过15日，制革总厂即有权解除劳动合同，没有任何法律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在解除劳动合同之前应先通知到岗工作，制革总厂认为无需通知到岗，直接解除劳动合同合法。三、制革总厂并不是仅以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在一审过程中，制革总厂已提交了相关证据，高振纲还存在违反《劳动合同法》第39条第一款第（三）、（四）、（六）项的情形，对上述情形，一审判决未作认定是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确认制革总厂与高振纲解除劳动合同合法，制革总厂与高振纲的劳动合同于2015年6月23日解除，确认制革总厂不向高振纲给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98674.22元；本案一、二审费用由高振纲承担。
高振纲答辩称，制革总厂对高振纲作出除名决定属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行为，应支付高振纲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制革总厂在一审中提供其9名职工作为证人，其证言不能成立，且证人陈述的证言一致，他们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看到了相同的事情，存在串通作假的嫌疑，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制革总厂强调单位的规章制度规定连续旷工15日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因此解除劳动合同行为不合法，一审判决对该问题的认定是正确的。
高振纲上诉称，一审判决仅以制革总厂单方提交的3份劳动合同、社保关系变动情况和所谓的高振纲工作性质认定其与高振纲连续签订了劳动合同、不予支持高振纲主张的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该认定系认定事实错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第一，高振纲于1996年6月到制革总厂工作，制革总厂曾在1996年9月1日与高振纲签订了为期十年的劳动合同。此后制革总厂未按规定与高振纲签订任何形式的劳动合同，制革总厂也从未将劳动合同留给高振纲一份作为留存。第二，制革总厂单方提交了所谓的加盖“高振纲”印章的分别签订于2006年8月6日、2013年3月5日和2013年5月3日的三份劳动合同，但是这三份劳动合同中加盖的印章是高振纲专用于财务工作进行制单的扁章，仅在财务工作中使用。制革总厂提交的与高振纲之间在1996年签订的第一份劳动合同中使用“高振纲”字样的方章，可见，高振纲签订劳动合同的印章习惯为使用私人方章而并非一审判决中予以采信的使用财务扁章，也就是说在制革总厂提交的三份劳动合同中出现了“高振纲”的扁章，既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高振纲签订合同的行为习惯。另外，高振纲被制革总厂无故解除劳动关系时，并未将办公室的个人用品带走，其中就包括前述的财务用扁章。而且据高振纲所述，其抽屉被人撬开过，包括该扁章在内的物品被盗。希望二审法院予以查明，以理清案情。第三，制革总厂在劳动仲裁程序中并未提交上述三份劳动合同，而后却在一审程序中提交了该三份劳动合同，而且明显与第一份高振纲认可的劳动合同签章形式完全不同，该三份劳动合同的真实性存在严重造假嫌疑，无法证明真实情况。第四，我国劳动法明确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高振纲在制革总厂工作满十年之后，制革总厂应当与高振纲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且劳动合同是要式合同。故高振纲与制革总厂双方应当签订书面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方才符合法律规定。但实际上，高振纲在1996年与制革总厂签订了一次十年期劳动合同，此后制革总厂再也没有与高振纲签订过任何形式的劳动合同。制革总厂所提交的存在重大瑕疵的《劳动合同》无法证明其存在一式两份与高振纲签订的劳动合同，说明制革总厂没有按照法律规定与高振纲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应当负起相应的法律责任。高振纲所主张自2014年9月1日至2015年5月31日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合法合理，应当得到支持。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高振纲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即除支持高振纲诉请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外，同时支持高振纲主张的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2、本案诉讼费由制革总厂承担。
制革总厂答辩称，双方多次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并不存在漏签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形，高振纲主张支付其2014年9月1日至2015年5月31日期间的双倍工资与事实不符、无法律依据。制革总厂提交的三份劳动合同中高振纲的印章确系其本人所加盖，高振纲作为财务出纳人员，非常清楚个人印章的重要性，且该印章始终处于高振纲本人的掌控中，其他人不可能随便使用，其所谓的印章被盗应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驳回其该项诉讼请求，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驳回高振纲的上诉请求。
经审理查明，制革总厂与高振纲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制革总厂依法为高振纲缴纳了社会保险。二审中，制革总厂提交40名职工签字的证明复印件一份，以证明高振纲自2015年4月21日起一直未上班。高振纲对该证据不予认可。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案经调解，未能达成协议。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1、制革总厂于2015年6月23日作出的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决定是否违法；2、制革总厂应否支付高振纲2014年9月1日至2015年5月31日期间未签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故，制革总厂应对其解除劳动合同决定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2015年6月23日，制革总厂以高振纲自2015年4月21日起连续旷工为由解除与高振纲的劳动合同，高振纲对于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不予认可，称其正常工作至合同解除之日，则制革总厂应举证证明高振纲该期间存在旷工事实。制革总厂以其2015年1月至7月份的出勤簿及40名职工签字的证明复印件为据主张高振纲存在旷工事实，对此，本院认为，制革总厂提交的出勤簿有部分职工对本人当月出勤情况的确认签字，但高振纲并未在该出勤簿上签字确认，且该出勤簿载明在制革总厂解除与高振纲劳动合同之后仍对高振纲进行考勤，该记载不符合常理；制革总厂提交的职工签字的证明为复印件，且证人并未出庭作证，本院对该证明不予采信。故，制革总厂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高振纲自2015年4月21日起连续旷工，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审认定制革总厂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行为违法并据此判令制革总厂支付高振纲赔偿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制革总厂提交了其与高振纲于2013年5月3日签订的期限自2013年5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的书面劳动合同，高振纲认可该合同上加盖的长方形印章系其本人的，但主张该印章仅用于财务工作，其并未在劳动合同上加盖该印章。因高振纲认可的1996年8月份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上加盖的也是高振纲的个人方形印章，而无本人签字，且高振纲未提交证据证明合同上加盖的长方形印章仅用于财务工作且曾被他人盗用，故高振纲应对劳动合同上加盖其个人印章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原审法院认定双方于2013年5月3日签订了劳动合同，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因高振纲主张的期间双方存在书面劳动合同，故对于高振纲要求制革总厂支付其2014年9月1日至2015年5月31日期间未签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制革总厂与高振纲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元，由上诉人青岛制革总厂、上诉人高振纲各负担1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蕾
代理审判员 马 喆
代理审判员 齐 新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杨倩倩
书 记 员 于国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