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1702民初560号
原告：菏泽市久龙棉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运启，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刘化伟，山东两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雷，市民。
被告：杨富安，居民。
委托代理人：毕美菊，山东君诚仁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郑丽平，山东君诚仁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菏泽市久龙棉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龙棉业公司）与被告王雷、被告杨富安返还原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8月2日受理后，被告杨富安退出诉讼，被告王雷申请追加杨富安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于2015年9月15日作出（2013）菏牡民初字第2128号民事判决书，第三人杨富安不服，提出上诉，经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于2016年1月12日作出（2015）菏商终字第42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4月12日、2016年5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2016年4月12日庭审时，原告久龙棉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化伟，被告王雷，被告杨富安及委托代理人毕美菊、郑丽平到庭参加了诉讼；2016年5月12日庭审时，原告久龙棉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化伟，被告王雷，被告杨富安的委托代理人毕美菊、郑丽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久龙棉业公司诉称：我单位是依法成立的公司，住所地在菏泽市牡丹区大黄集镇工业园。2004年2月26日，我单位与牡丹区大黄集镇人民政府签订协议，由我单位在220国道东侧牡丹区大黄集镇工业园投资建设棉花加工公司，我单位对牡丹区大黄集镇提供的56.25亩土地及变压器享有30年的使用权，我单位建设了厂房、宿舍及其他地面附属物。被告王雷在我单位未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与被告杨富安签订转让合同书一份，以95万元的价格将我单位享有使用权的土地、变压器及享有所有权的厂房、宿舍等地面所有附属物违法转让给被告杨富安。在我单位合同履行期间，二被告明知对我单位享有使用权的土地、变压器及享有所有权的厂房、宿舍等地上附属物无权买卖，但二被告仍恶意串通以不合理的低价进行买卖，二被告严重侵害了我单位的合法权益，被告杨富安应返还我单位涉案财物，该转让协议是无效协议。二被告的行为严重侵犯了我单位的合法权益，为此，特诉至人民法院，要求：1、依法判令二被告停止侵权，将我单位享有使用权的土地、变压器及享有所有权的厂房、宿舍等地面所有附属物返还给我单位。2、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被转让的我单位的财产有：厂房2排（每排10间）、生产车间一座（框架砖混结构，700平方米）、200千瓦变压器1台、棉检室4间、铁大门一个、门卫室1间、车库2间、巡视房2间、四面院墙、土地56.25亩。
被告王雷辩称：我将公司财产转让给杨富安时没有通知王运启，我与杨富安私自协商，自行变卖。当时我与杨富安协商时要告诉王运启，因为他是法定代表人，我变卖是无效的，杨富安说没事，我就以95万元的价格签订了买卖合同，后来大约在2012年8月份王运启知道此事后，多次找我协商，要求追回久龙棉业的合法权益，我也多次找杨富安协商，把钱款退还给杨富安，后未达成共识，王运启就把我起诉了。
被告杨富安辩称：一、在王雷转让久龙公司财产时王运启是明知并同意的，被答辩人之间恶意串通、违背诚信原则，侵害答辩人的合法权益。
1、王运启知道并同意2007年镇政府与久龙公司解除租赁合同
久龙公司2004年成立并与大黄集镇政府（以下简称镇政府）签订租赁合同，经营了两年后因停业不再经营，不再向镇政府交纳各项费用，一直到2007年没有年检被吊销营业执照（被吊销营业执照的法律后果就是不能进行经营），此后镇政府多次与其协调未果的情况下在2007年与久龙公司解除租赁合同并通知了王雷和王运启，而王运启作为久龙公司的负责人对此并没有提出异议，所以，王运启对于镇政府通知解除租赁合同是知道并同意的。
2、王运启知道并同意王雷转让久龙公司财产的行为
首先，王运启作为久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经理，依据公司章程执行着久龙公司的全部生产经营和内部管理等事务，从2007年镇政府要求久龙公司将租赁土地上的建筑物找买家转让时到2011年王雷与我达成转让协议，期间经过了近5年时间，该5年里，久龙公司与多个买主商谈财产转让价格，王运启作为公司的经理和董事长怎么可能不知道公司资产要转让。
其次，2011年，镇政府通知了王运启我要购买久龙公司的地上附着物，并要求久龙公司与我协商转让价格，随之王雷代表久龙公司出面通过镇政府以玖拾万元的价格与我达成购买协议并将公司财产向我交付。在此情况下，王运启还主张不知道或不同意王雷的转让行为显然是虚假的。
第三，在王雷与我签订转让合同后，镇政府就联同区委区政府领导监督我在涉案土地上进行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包括修建厂房、院墙和建造大型的粮食储备仓库，该建设无法隐蔽的秘密进行，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施工完毕，王运启作为久龙公司的全权负责人，不会不知道久龙公司发生的这些变化，王雷也不可能隐藏的了，而王运启无论是在此后的建设施工中，还是在建设好以后经营的三、四年里，既没有向我主张过返还财产，也没有向镇政府提出过此事。所以，王雷转让公司财产的行为，王运启是知道并同意的。
第四，涉案财产因处于大黄集镇工业园区，所以，对该工业园区内土地的使用、公司的生产经营、基础设施的建筑、及财产的转让等行为都要受到镇政府的监督和管理，所以，本案财产转让的行为并不是单纯的个人之间的转让，而是在政府监督指导下实施的，而镇政府作为行政单位，比单纯的个人更懂得转让行为的合法性，在其促使的民事转让行为中，不存在不通知原有单位相关负责人的问题。所以，王运启主张不知道或不同意王雷转让的行为违背了民事交易中诚实信用的原则。
二、我的受让行为构成善意取得
1、我受让本涉案财产是善意的
首先，我想在大黄集镇工业园区租赁土地生产经营，就必须经过镇政府的指导和监督，由镇政府决定我对哪一处的土地进行租赁使用，所以，在我租赁涉案土地之前，是向镇政府提出申请后，镇政府决定将该土地租赁给我并要求王雷找我商谈地上附属物的价格。虽然王雷不是久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是因为是镇政府的指示，久龙公司是王雷出面我就给王雷谈，是王运启出面我就给王运启谈，所以，我没有必要审查王雷的身份，我有理由相信在镇政府的参与下王雷的出面就是王雷代表久龙公司，相信王雷能代表久龙公司处置资产。
其次，我在租赁涉案土地之前，知道久龙公司占用范围内的围墙已经被镇政府在几年前强拆，租赁的土地已被镇政府收回，几年来久龙公司也与众多的买家协商过地上附着物的价格，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理由怀疑王雷代表久龙公司的真实性。
另外，我购买久龙公司财产时，久龙公司已经停产六年之久，不存在有正在生产经营产生高额利润的情形，其厂房所占用的土地也是租赁政府的，不产生转租获取高额利润的问题，在转让时，久龙公司所有的就只是几间破烂的厂房和两排宿舍，所以，我与王雷串通客观上我不能获取什么不当利益，没有必要进行串通。
2、我以高于市场的价格购买
久龙公司从2007年开始寻找买主出售地上附着物，一直到2011年与我签订买卖合同，期间很多买主都在40至60万之间出价，而我当时急需地方修建仓库存放粮食，所以，我当时以95万的价格购买是高于市场价格的。
3、转让的资产已经向我交付
按照《物权法》关于善意取得的规定：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本案中，转让的涉案财产，久龙公司没有做任何原始登记，所以，合同签订后久龙公司也无需协助我办理过户登记的手续，但是，久龙公司在镇政府的督促下立即向我进行了交付，交付后我就在镇政府的督导下投资建造了粮库、院墙等，完全改变了原来久龙公司的面貌。
4、久龙公司主张我与王雷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负有举证的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我与王雷签订的买卖合同为有效合同，在该买卖合同已经履行的情况下物权也随之转移，久龙公司基于物权转移后再主张返还，应举证证明买卖双方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否则其主张不予成立.
综上,久龙公司的状况不存在我与王雷串通就能得到的利益,本案所转让的财产也已经交付,我的行为依法构成对涉案财产的善意取得,久龙公司主张我返还财产应当举证证明我与王雷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否则本涉案财产不能返还。
三、我与王雷签订的转让合同不包括土地使用权
根据久龙公司与镇政府的租赁合同约定，涉案土地久龙公司没有转租的权利，而该土地性质为集体用地，久龙公司更没有买卖的权利，所以，王雷与我签订的合同转让的是地上附着物，不包括涉案56.25亩的土地使用权。另外，涉案土地属于镇政府的工业园区，任何人使用该土地都需要经过镇政府的同意，转让协议是在镇政府的监督指导下签订的，镇政府不允许王雷将土地转让给我，否则镇政府不会就同一处土地再出租给我使用。
四、涉案土地不是56.25亩，而是48.38亩，不包括加油站所占用的7.87亩。
2005年，王雷、王运启在涉案土地上占地7.87亩建设久龙加油站，后镇政府单独就该7.87亩土地使用权与王雷、王运启签订租赁合同，此时，久龙加油站所占用的土地就独立出涉案56.25亩租赁的土地。2009年，王雷、王运启将久龙加油站抵偿给菏泽市华瑞物流配送有限公司，后菏泽市粮食中转储备库又将该加油站以115万元的价格抵偿给我。所以，本涉案土地不包括加油站占用的7.87亩，久龙公司占用的不是56.25亩，而是48.38亩，所以，久龙公司要求返还56.25亩土地没有依据。
五、我已经在涉案土地上进行了大面积的基础建设，转让的财产已经大部分不予存在。
六、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综上所述，王运启作为久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经理，主张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不知道镇政府对久龙公司的相应管理和监督及王雷转让公司资产的行为，违背了诚实信用的原则；我的购买行为构成对涉案财产的善意取得，久龙公司主张返还56.25亩土地及地上附着物没有合法依据，依法不能得到支持，请合议庭查明事实，驳回久龙公司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于2016年4月12日庭审时提交下列证据：证据1、原告菏泽市久龙棉业有限责任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复印件8份。证明原告于2004年2月10日成立，注册资本350万元，后增资350万元，原告是具有合法诉讼主体资格的法人；王运启为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是代表原告行使职权的负责人。证据2、原告与牡丹区大黄集镇人民政府于2004年2月26日签订的合同书原件一份。证明原告对本案争议的56.25亩土地及变压器享有合法使用权，对其它地上附属物享有合法所有权。证据3、被告王雷和杨富安签订的转让合同复印件一份。证明二被告明知涉案土地、变压器使用权和厂房等地上附属物属于原告；在原告合同履行期间，二被告明知对原告享有使用权的土地、变压器及享有所有权的厂房、宿舍等地上附属物无权买卖，但二被告仍恶意串通以不合理的低价进行买卖，二被告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杨富安应返还原告涉案财物，该转让协议是无效协议。
被告王雷对以上证据均无异议。
被告杨富安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1、该公司于2007年被吊销，不再经营；2、久龙公司于2007年公开对外出售公司资产，说明王运启作为公司负责人是知道并同意王雷转让行为的；3、公司注册资金数额不代表王雷转让时的资产价值，在2007年王雷不经政府同意强行将公司机器设备等拉走，所以转让时公司资产就只有几间厂房；4、王运启作为公司负责人，且其厂房占用的是镇政府的工业园区，其生产经营、土地使用等都要接受政府的管理，王雷的转让行为是政府通知久龙公司后，然后公司派王雷出面，政府让被告杨富安与王雷协商的，所以王运启作为公司负责人因政府的参与是知道并同意王雷转让行为的。对证据2有异议：1、久龙公司承租的涉案土地已于2007年解除了租赁合同，久龙公司从2007年就不具备对涉案土地的合法使用权；2、涉案56.25亩土地中，其中有7.87亩土地已于2005年从该56.25亩中剥离出来，归久龙加油站使用，久龙公司对该加油站占用的7.87亩不再具有任何权利；3、根据政府与久龙公司签订的合同，涉案土地上的变压器属于镇政府所有，该变压器已在2007年镇政府与久龙公司解除合同时，交还于政府所有。所以久龙公司对该变压器无权主张。4、久龙公司与镇政府签订的这份合同不是租赁合同，而是久龙公司在镇政府工业园区生产经营设立公司时，镇政府对久龙公司的一些管理约定，和久龙公司应当承担的各项税费所签订的合同，镇政府与久龙公司在2004年2月23日另行签订了租赁合同，该合同在镇政府与被告杨富安签订的租赁合同的附件中显示，所以，久龙公司的该证据不能证明对涉案土地的使用权。对证据3有异议：1、2001年，被告杨富安向镇政府申请用地，镇政府决定将久龙公司闲置的土地租赁给被告杨富安使用，就通知了久龙公司与被告杨富安商谈地上附属物价格，久龙公司派王雷到镇政府处理此事，然后镇政府让被告杨富安与王雷商谈该涉案土地上附属物的价格，因镇政府的参与和指导，所以久龙公司派谁出面被告杨富安就与谁商谈，被告杨富安没有理由不相信政府，怀疑王雷的代表行为；2、涉案土地久龙公司无权买卖，王雷与被告杨富安签订的转让合同是地上附属物的价值，镇政府与被告杨富安在同一土地上签订租赁合同就说明了该事实，所以95万元转让款不包括涉案土地；3、从2007年在镇政府的督促下，久龙公司就开始对外公开出售公司资产，到2001年前后5年时间，中间买家均出到40-60万元购买，而被告杨富安因急用地，远远超出了当时的市场价格，所以，被告杨富安与王雷不具备恶意串通的利益。王雷的转让行为不损害久龙公司的任何利益；4、久龙公司主张被告杨富安与王雷存在恶意串通，应举出相应证据，否则在转让财产已经有效转移的情况下，久龙公司的返还主张不能成立。5、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的若干规定的解释的第三条：被告杨富安与王雷签订的买卖合同为有效合同。
被告王雷为支持自己的主张，于2016年4月12日庭审时提交下列证据：转让合同书一份，证明被告王雷持有的合同书是真实的。
原告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该证据有异议，质证意见同原告提供证据3的证明目的，另外该转让协议第二项，转让范围及价格，包括土地使用权和所有建筑物。该证据也证明了被告杨富安所主张的不包括土地使用权与事实不符。该转让协议第一项转让的土地面积是按照久龙棉业以前所签合同具体面积计算的。
被告杨富安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该合同真实性无异议，该合同中显示的内容与被告杨富安提交的第二份证据内容是一样的，因为买卖合同，买卖双方各持一份，在合同签订后当天，被告杨富安就将合同约定的款项汇入到王雷指定的账户，所以，王雷在被告杨富安持有的那份合同书上书写了收条及日期。王雷书写的日期与被告杨富安转账的日期相符，另外，涉及到被告杨富安已向王雷支付95万元，所以为了慎重起见，让王雷在被告杨富安持有的转让合同上按了手印。以上是被告杨富安提交的转让合同与王雷提交的转让合同有区别的地方，但是内容一样。
被告杨富安为支持自己的主张，于2016年4月12日庭审时提交下列证据：证据1、2011年大黄集镇政府与被告杨富安签订的租赁合同一份，证明1、镇政府在2011年3月7日将涉案土地租赁给被告杨富安使用；2、证明涉案土地位于大黄集镇工业园，在该工业园中土地的使用、生产经营、基础设施的建设、各种费用的交纳等都要接受镇政府的监督与指导；3、该合同中的附件2说明镇政府在与被告杨富安签订租赁合同之前已经与久龙公司解除涉案土地租赁合同。证据2、2011年3月7日王雷与被告杨富安签订的转让合同一份，证明1、王雷代表久龙公司以95万元的价格将涉案土地附着物转让给被告杨富安；2、与第一份证据相印证证明王雷代表久龙公司转让的是涉案土地上的附着物，不包括涉案土地使用权，因为该涉案土地久龙公司没有转租的权利也更没有买卖的权利，否则镇政府不会就同一处土地再向被告杨富安租赁；3、与第一份证据相印证说明王运启知道并同意王雷代表久龙公司转让地上附属物的事实。证据3、2011年3月7日转账给王雷的95万元银行转账单一份，证明被告杨富安与王雷签订的转让合同已经履行完毕，被告杨富安已将购买款95万在合同签订当日向王雷交付。王雷已经将涉案土地附属物向被告杨富安交付，物权已经转移为被告杨富安所有。对于证明来源说明一下，当时合同签订后，王雷提供了一个账户为王强的账号，王强系王雷哥哥。被告杨富安将95万元购买款转到王强账户内后，由王雷在转让合同上出具证明，证明收到95万元，所以该95万元王雷实际收到。证据4、申请法院调取的菏泽市牡丹区大黄集镇政府说明一份，证明1、涉案土地为大黄集镇政府的工业园区，在该园区内使用土地、生产经营、开发基础建设等都要接受镇政府的监督和管理；2、久龙公司2004年成立，经营两年后停产不再经营并开始拖欠镇政府各项费用；3、2007年镇政府已经与久龙公司解除租赁合同并将久龙公司的部分建设强行拆除；4、从2007年开始久龙公司开始对外公开出售涉案土地上附着物，中间持续卖了五年，从而证明王雷转让公司资产王运启是知道并同意的；5、镇政府对久龙公司的一切事务都通知王运启，包括解除合同、出售地上附着物时要求久龙公司找被告杨富安商谈价格，所以，王运启是知道并同意王雷代表久龙公司将涉案财产以9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被告杨富安的，王运启主张不知道或者不同意王雷的转让行为违背了诚信原则，本涉案财产不应返还；6、证明被告杨富安与王雷签订转让合同后，王雷即向被告杨富安交付了涉案财产，被告杨富安在各级政府的监督指导下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改变了原来的面貌；7、证明被告杨富安与王雷的转让行为在镇政府的参与监督下不存在恶意串通，被告杨富安的受让行为构成善意取得。证据5、菏泽市牡丹区大黄集经济发展办公室与黄集村委会的收条5份（4份原件1份复印件），证明镇政府将涉案土地租赁给被告杨富安以后，被告杨富安就按照租赁合同向镇政府交纳土地租赁费，而久龙公司不再向镇政府就本案土地交纳租赁费，从而证明镇政府与久龙公司已经解除租赁合同。证据6、山东省地方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税收通用完税证、税收缴款书5份，证明杨富安与镇政府签订租赁合同后，按照合同约定投资经营，依法缴纳税款，而久龙公司不再向镇政府就本案土地交纳税费，从而证明镇政府与久龙公司已经解除租赁合同。证据7、（1）菏泽市久龙加油站土地使用证一份；（2）菏泽市牡丹区大黄集镇政府2009年8月20日证明（复印件）一份，证明2005年久龙公司成立久龙加油站，该加油站所占用的土地7.87亩自2005年从涉案56.25亩土地中剥离出来，该7.87亩土地使用权自2005年就归久龙加油站而不再属于久龙公司，现久龙公司要求返还56.25亩土地没有依据。证据8、2009年9月20日王雷、王运启与菏泽市华瑞物流配送公司签订的久龙加油站转让协议（复印件）一份，证明王雷、王运启在2009年将久龙加油站转让给了华瑞物流配送公司，至此，王雷、王运启对久龙加油站及加油站所占用的7.87亩土地不再享有任何权利。证据9、（1）2012年4月28日，被告杨富安与久龙加油站签订的久龙加油站转让合同一份；（2）2012年11月12日，被告杨富安与菏泽市粮油中转储备库签订的加油站款抵消小麦款协议一份；（3）2012年12月20日久龙加油站证件交接清单一份；（4）久龙加油站企业变更情况一份；（5）菏泽市牡丹区大黄集镇黄集村委会证明一份。以上5份证据证明久龙加油站已于2012年4月28日被被告杨富安购买归被告杨富安所有，并在工商部门变更了工商登记，与以上七、八份证据相印证，说明虽然该加油站所占用的土地在2004年被镇政府租赁给久龙公司使用，但是2005年该占用的土地已经从56.25亩中剥离，至2012年该加油站所占用的土地归杨富安投资所有的久龙加油站使用，而与王雷、王运启及久龙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久龙公司不能就该加油站所占用的土地向被告杨富安主张返还。以上证据7、8、9均是从二审法院复印并加盖二审法院印章的证据。证据10、（1）被告杨富安与姚树亮于2014年11月29日签订的工程承包协议书一份；（2）被告杨富安与邵春雨在2015年7月20日签订洗浴中心转让协议书一份；（3）王保正、姚树亮、王永安、丁怀远、沈连东、张忠华证明各一份；（4）李洪义、邵朋刚收条三份；（5）照片11张（以上证据均系复印件）。证明被告杨富安在与王雷签订转让合同后，王雷就将涉案财产向杨富安交付，杨富安在各级政府领导的监督下在租赁的土地上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建设。证据11、中级人民法院庭审笔录一份，证明1、与第三份证据相印证，说明久龙公司对王雷是否收到95万元转让款虚假陈述；2、与第四份证据相印证说明久龙公司对王雷转让时不知道为虚假陈述，违背了民事交易中的诚信原则。证据12、菏泽市牡丹区鸿展粮食购销有限公司工商登记档案一份。证明被告杨富安租赁涉案土地后就在该土地上注册了菏泽市牡丹区鸿展粮食购销有限公司，久龙公司不再使用该涉案土地。证据13、久龙公司的工商档案一份，证明久龙公司已于2007年被吊销营业执照，不能再进行生产经营活动。
以上证据综合证明王运启主张不知道或不同意王雷转让久龙公司财产违背了诚信原则，王雷的转让行为代表了久龙公司；被告杨富安的受让行为构成了对转让财产的善意取得，久龙公司的资产被告杨富安依法不应返还。
原告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有异议。异议理由：1、因原告于2004年2月已经与大黄集镇政府签订了合同，被告杨富安明知原告合同正在履行期间并没有解除，故被告杨富安再与大黄集镇政府就涉案土地签订土地租赁合同是无效的；2、该证据所附的原告与大黄集镇政府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足以证明被告杨富安在签订土地租赁合同时，明知涉案土地是由原告租赁使用，法定代表人为王运启，其无权再租赁该土地，即使租赁也应当在原告与大黄集镇政府合同期满或解除合同以后，据此可见，被告杨富安应该知道王雷转让的财产是久龙棉业公司的财产且法定代表人是王运启的事实，显然，被告杨富安的行为不构成善意取得。3、涉案土地虽然位于大黄集镇工业园，与镇政府没有隶属关系，镇政府与原告之间应当按照所签订的合同履行权利和义务，而并非由镇政府单方面管理。4、镇政府无权单方解除与原告的合同，也从来未主张过解除与原告的合同，故原告与镇政府的合同仍在履行期间。5、对该证据附件土地租赁合同是复印件，对其内容真实性庭后向原告进行确认，确认后在代理词中向法庭进行说明。对证据2有异议，二被告明知涉案土地、变压器使用权和厂房等地上附属物属于原告，且原告与大黄集镇政府签订了投资建设意向合同；在原告合同履行期间，二被告明知对原告享有使用权的土地、变压器及享有所有权的厂房、宿舍等地上附属物无权买卖，但二被告仍恶意串通以不合理的低价进行买卖，二被告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杨富安不构成善意取得，其应返还原告涉案财物。该转让合同的内容包含了涉案56.25亩土地，该证据并不能证明王运启知道并同意王雷转让土地和地上附着物的情况，该合同内容第一行有涂抹的内容，因为被告杨富安提供的该转让合同与被告王雷在原一审中提交的转让合同不完全相符，所以对其真实性不能确认，另外，也能体现二被告签订合同时，都从自身利益考虑，存在串通及损害原告利益的情形。对证据3有异议，因二被告签订的转让合同王运启并不知情，是否履行以及王雷是否收到款项原告也不知情，在王运启不知情的情况下该转让协议无效，该转款凭证收款人是王强，因此是否为该转让合同的转让款不能确认，另外，款项没有支付到原告公司账户，或王运启指定的账户，对于该款项王雷也没有向王运启告知或支付给王运启，也印证了二被告私下自行交易并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对证据4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杨富安所要证明的问题，原告并非是单方面接受黄集镇政府的管理，因为双方有合同。因为被告杨富安提供的租赁合同附件内容显示原告是无偿使用黄集镇政府的土地，不需向其缴纳租赁费，也不拖欠镇政府其他费用，不存在2007年镇政府解除与原告的租赁合同这一事实，及强行拆除的情况，也不存在原告对外公开出售涉案土地上附属物的情形，该证据不能证明王运启知道并同意王雷将涉案财产转让的情形，对于镇政府是否对杨富安进行监督指导与本案争议事实无关，也不能证明改变了原来的面貌，也不能证明镇政府的监督与杨富安存在恶意串通有关联性，不能证明杨富安构成善意取得。该说明内容的真实性不能确认，王雷根据公司的章程是公司的监事，而非总经理，王运启是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是否电话通知王雷和王运启没有证据予以证明，对其他内容是否真实也没有证据予以证明。因为在原一审中，也是本说明中提到的司华良在原一审法院调查时已经向法庭证明，镇政府人员没有参与王雷和杨富安转让事宜，对于转让土地使用权和财产，镇政府均没有参与和过问。所以，司华良的证言与该说明不符，另外，镇政府应当履行与原告签订的合同，无权单方自以为已经解除合同，如解除合同应依照法律程序解除。但是，镇政府从未向原告主张过解除合同，被告也没有证据证明存在合同解除的情形。另外，没有出具人和负责人的签字，根据民诉法115条的规定，不符合证据要件。对证据5有异议，不能确定其真实性，该证据不能证明镇政府与原告已经解除租赁合同，对于杨富安是否缴纳租赁费纯属其个人行为，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其主张，所有的收条的印章不是镇政府财所加盖，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因为镇政府经济委员会办公室没有职权收取费用。对证据6有异议，不能确定其真实性，该证据不能证明镇政府与原告已经解除租赁合同，对于杨富安是否缴纳租赁费纯属其个人行为，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其主张，另外，纳税人名称和付款人名称也不一致，所以不能确认与本案的关联性。对证据7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杨富安的主张，该证据恰恰证明加油站所占用的土地是王运启作为久龙棉业法定代表人，代表原告租赁镇政府的土地，该土地使用权属于原告，该证据与原告提供的与镇政府签订的合同相印证，包含在涉案土地56.25亩范围内。对证据8有异议：1、该协议签订的前提并不是双方公平、友好协商签订，协议内容违法，特别是协议第四条是以取保候审进行交换，该过户协议是原告的法定代表人王运启及股东王雷在菏泽市看守所被无故关押期间由公安人员拿到看守所逼迫王运启、王雷签订，是乘人之危和显失公平的协议，为无效协议；2、该协议对加油站的价格没有进行评估，转让价格没有依据，显失公平，是被迫答应的价格；3、该协议不发生过户的效力；4、该协议不涉及对7.87亩土地转让和过户的内容，该土地仍属原告享有。对证据9有异议，该协议签订的主体是久龙加油站，显然与被告证据8相矛盾，久龙加油站，所有权人属于原告，但是该协议并非是原告进行转让，所以以久龙加油站的名义签订的该协议，是无效的。同时，因为被告证据8转让协议无效，所以该转让协议也是无效的，同时因为证据8转让协议的内容不涉及土地，所以该证据不能证明该土地已经从56.25亩中脱离，该土地使用权仍属于原告。加油站证件交接清单不包括原告享有使用权的久龙加油站占用的7.87亩土地，久龙加油站企业变更情况王运启没有签字确认，另外，变更情况与被告杨富安提供的转让协议的证据主体不相符，显然这些交易违法，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对证据10有异议，对这些协议及收条均不能确认其真实性，另外，被告杨富安在诉讼期间，对涉案财产如进行装修或其他建设，应征得审理法院允许，或采取证据保全措施，否则其应当承担不利后果，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的主张，对于该组证据是否实际履行不能确认，对于协议上的价款的真实性不能确认，该证据与原一审法院对现场勘验笔录相矛盾。对证据11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不能证明原告对王雷转让知情，不存在虚假陈述的情况，没有具体指明庭审笔录内容。对证据12有异议，该工商登记信息只显示在开发区登记注册，具体地址不详，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3有异议，对该证据本身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被告的主张，该证据只能证明2007年12月份被吊销营业执照，但该企业法人依然存在。以上证据均不能证明王运启对王雷的转让知情，王雷的转让并不能代表原告久龙公司，在二被告转让过程中，二被告均明知王运启为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和负责人，但二被告故意隐瞒，并且在原告与镇政府合同未到期的情况下，被告杨富安在明知王运启为原告法定代表人的情况下另行与镇政府签订租赁合同，明显存在恶意不构成善意取得，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被告王雷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2有异议，同原告的质证意见。对证据3有异议，杨富安当时以现金方式支付的转让费95万元，被告王雷收到了，杨富安转账给王强的事与被告王雷无关。对证据4有异议，与事实不符。对证据5有异议，镇政府从未解除过合同，也从未通知被告王雷或者久龙公司。对证据6有异议，同原告的质证意见。对证据7有异议，久龙加油站从未从56.25亩久龙公司脱离出来。对证据8有异议，2009年9月20日，当时被告王雷被限制人身自由，羁押在看守所，公安干警和粮食局领导胁迫被告王雷签订的协议（菏泽市牡丹区久龙加油站过户协议），此协议是被告王雷本人签名。王运启也在看守所，王运启的名字是谁签的被告王雷不知道。久龙加油站从未签署过任何土地过户协议。对证据9有异议，因为签协议时是过户给菏泽市华瑞物流配送公司，而不是签订给李明红个人，至于杨富安怎样取得的加油站存在违法行为。对证据10有异议，同原告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1有异议，与事实不符，被告王雷转让公司财产是被告王雷与杨富安个人联系的，杨富安是被告王雷亲表妹夫，被告王雷和被告杨富安私下协商，杨富安以现金方式支付被告王雷95万元，另外在以后经营过程中给被告王雷25%的干股，被告王雷当时从看守所出来，经济困难，加上亲戚关系，被告王雷就同意了。对证据12有异议，同原告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3有异议，同原告的质证意见。
被告杨富安于2016年5月12日庭审时提交下列证据：证据1、2011年3月9日，王雷的哥哥王强出具的收条一份，证明王雷在转让资产时久龙公司只有残余的围墙等地面建筑物，久龙公司所有厂房及院内没有其他值钱东西，原告所主张的王雷转让时公司资产350万元不是事实，该收条中显示除加油机外，所有物品归乙方所有，因为当时杨富安不知道加油站是粮局的下属单位所有。除了加油站里面的房屋及钢结构厂棚，其他没有任何东西，里面长满了草，这是这句话产生的背景，另外，该收条证明涉案土地转让后，即完成了交付。该交接是由王强和杨富安在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庞安军的证明和监督下完成的。证据2、照片10张，证明在合同签订后，镇政府就监督杨富安在涉案土地上进行大规模建设，改变了原状。证据3、被告杨富安陈述。1、关于久龙公司使用的56.25亩与杨富安租赁使用的54.45亩的面积不符的情况：在2011年签订协议时，杨富安认为久龙加油站是久龙公司，认为租赁的土地包括加油站，因为当时加油站已经荒芜，里面长满了草，不知道该加油站早已经被王雷和王运启卖掉，所以就按原来久龙公司使用的面积56.25亩作为基础计算杨富安租赁的面积，但是在杨富安租赁时，久龙公司南面有一部分土地（约1.8亩），当时镇政府作为通行的道路划给了北域建筑公司，所以将该部分路减去，就是杨富安与镇政府租赁合同上约定的54.45亩。2、关于久龙加油站所占用土地在2005年予以从久龙公司剥离情况：杨富安与镇政府签订租赁合同，不知道久龙加油站已经转让给粮库所有，所以，杨富安签订的合同中包括久龙加油站所占用的土地，合同签订后，杨富安在加油站里面进行了粮食收购，一直到2012年。因杨富安与粮库有经济往来，后因粮库欠杨富安粮款，粮库就让杨富安购买加油站，并用其欠杨富安的粮款抵账，然后杨富安才知道加油站是粮库所有，抵账后粮库交给杨富安加油站的一些手续，杨富安才知道在2005年，镇政府就将加油站所占用的土地租赁给加油站使用，2009年，王雷、王运启又将该加油站转让给粮库的下属单位，至此，根据土地跟着房屋走，和房屋跟着土地走的房地一体原则，该加油站所占用的土地与久龙公司没有任何关系。3、关于杨富安与王雷是否有亲戚关系：2011年杨富安没有租赁涉案土地之前，杨富安并不认识王雷，认识王雷也是通过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介绍后，与王雷签订合同后，就一直没有联系。直到2013年起诉之前，王雷找杨富安要加油站，想以杨富安购买粮库的价格转让给他，杨富安没有同意，随之久龙公司就起诉了。杨富安与王雷没有任何亲戚关系，如果硬拉关系，应该是这样：王雷他父亲是杨富安媳妇的姥爷的外甥，且王雷的父亲和杨富安媳妇的姥爷早就不在了，是王雷说后杨富安回家问了以后才知道，这种关系说出来太绕口，杨富安从来也不知道，就是王雷在法庭上说后，杨富安问了才知道。另外，王雷在原一审开庭时，多次提到王雷、杨富安是通过镇政府的一个人与杨富安签订的转让合同，现在王雷用这扯不着的关系来说明王雷、杨富安之间的转让行为隐瞒了原告，损害了原告的利益，显然王雷与原告恶意串通，对本案事实进行虚假陈述。4、关于王雷所说杨富安承诺给他25%的干股：杨富安租赁镇政府的土地时，王雷说杨富安承诺给他25%的干股，这全是谎话，杨富安与王雷签订合同之前，久龙公司院内没有任何机器设备，有的只是破烂的几间厂房，这一点原告在原一审开庭时提交的财产清单也可以清楚的说明，另外，双方在交接的时候是王雷的哥哥王强与杨富安办理的，有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庞安军在场监督和证明，当时久龙公司院内和厂房内所有的物品（包括树木和种植的小麦、楼板）只有价值21000元，不是原告所述的350万元，对于这部分价值杨富安以95万元购买，远远超出了市场价值，在这种情况下，杨富安还许给王雷25%的干股，这可能吗？另外，王雷说杨富安承诺给他25%的干股，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杨富安租赁后，先后在涉案土地上经营了粮食收购、饭店、洗浴中心、板材加工等，这些生意杨富安哪部分按照25%的比例向他提取利润，所以，王雷说杨富安承诺给他25%的干股不是事实。5、关于法院调取镇政府的说明的效力。在举证期限内，杨富安申请法院到大黄集镇政府调取了关于租赁涉案土地情况的说明，法院依据职权调取了该证据，根据2015年发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七条的规定，法院调取证据，只要求被调查人签名、按手印或者盖章就可以，没有要求在该证据上必须有单位负责人签名，而原来的民诉法解释77条的规定对该调取证据负责人的签字的要求已被现行民诉法解释删除不再适用，所以，该法院调取的证据符合法律规定，具有合法性与真实性，应作为有效证据使用。
原告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有异议，该收条是案外人王强经手，无法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该证据也不能证明被告杨富安的证明目的。并且其证明目的与庭审中提交的相关证据以及与其在原一审中对勘验笔录的质证意见相矛盾。对证据2有异议，无法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对证据3有异议，不能确认其真实性，另外，黄集镇政府在本案中，与被告杨富安明显存在利害关系，镇政府在没有与原告解除租赁合同的前提下，自身存在违法行为，在这种情形下，镇政府对事件的说明本身就是违法和不客观的，该证据本身不具合法性。
被告王雷庭审时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上次庭审前，杨富安和王雷攀谈时，告诉王雷以后尊重他的律师毕律师的意见，王雷只需同意就行，他对王雷的股权，一定会承诺，王雷现在对毕律师及杨富安提交的证据无异议。杨富安是王雷表妹夫，王雷信任他。对证据3王雷不认可，杨富安岳母和王雷父亲是亲表姊妹，杨富安岳母是王雷爸爸舅家的女儿，杨富安的父亲和王雷母亲是高中同学，和王雷爸爸是发小，王雷家离他家300米。
被告王雷庭审结束后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内容不实。对证据2有异议，该证据与事实不相符。对证据3的质证意见不变。
被告杨富安针对2016年4月12日庭审时提交的证据，补充提交了一部分原件，提交的原件情况如下，证据5中的收条5份，证据6中5份票据中的4份，证据7中的（1），证据9中的（1）、（2）、（3）、（4）、（5），证据10中的(1)、（2）、（3）中王保正、姚树亮、丁怀立证明、（4）。
原告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除证据10外，其他质证意见同上次庭审质证意见。证据10除同第一次庭审质证意见外，另外对于王保正、姚树亮、丁怀立证明有异议，属于证人证言，没有出庭接受质询，无法确认其真实性。
被告王雷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上次庭审前，杨富安和王雷攀谈时，告诉王雷以后尊重他的律师毕律师的意见，王雷只需同意就行，他对王雷的股权，一定会承诺，王雷现在对毕律师及杨富安提交的证据无异议。杨富安是王雷表妹夫，王雷信任他。
原告对原一审卷宗第85页勘验笔录无异议。
被告王雷对原一审卷宗第85页勘验笔录发表如下质证意见：无异议，以上财产均系原告菏泽市久龙棉业有限公司所建。
被告杨富安对原一审卷宗第85页勘验笔录发表如下质证意见：有异议，勘验笔录中记载的财产经过杨富安改造了，已不是久龙棉业原来所建情况了。
根据前述证据，本院确认以下法律事实：菏泽市牡丹区大黄集镇人民政府《土地情况说明》内容如下：“2003年，王雷、王运启找到镇政府要求租赁土地经营棉花收购，后成立菏泽市久龙棉业有限公司，王雷、王运启都是股东，各占50%的股份，王雷是总经理，王运启是法人。此后，该公司在租赁合同签订后经营了两年就进入了停产状态，并拖欠土地租赁费，期间镇政府负责同志和黄集村委会有关成员及村民多次找王雷催要租赁费，甚至到王雷家多次催要，王雷都没给土地租赁费。该公司在2007年8月由于未进行年检而被牡丹区工商局吊销营业执照。后来王雷与王运启不经镇党委政府同意，私自将厂内设备变卖，镇党委政府派分管负责同志司华良、姜世峰、庞安军等人前去制止，被王雷强行将设备运走，后经镇党委研究，决定与久龙公司解除租赁合同，并电话通知了王雷和王运启，但是久龙公司一直不予搬离也不向政府缴纳土地租赁等费用，让土地继续处于闲置荒芜状态。2007年在全市开展的土地违法百日活动整治中，该公司被市列为土地违法拆除重点，由牡丹区委、区政府督导，大黄集政府负责实施，两日内将久龙公司院内的棉花晾台、院墙进行拆除并将院内场地进行复耕种上树苗。土地违法百日活动整治后，土地一直闲置，土地租赁费也没按时缴纳，鉴于这种情况，镇党委政府又与王雷、王运启沟通让他们自行联系客商或买家，在短时间内将该宗地方对外出售或招商引资、腾龙换鸟，将该宗土地盘活。此后，陆续有人出价40万至60万的价格购买该公司，但是都没能与王雷达成一致意见，没有成交。
2011年，杨富安因经营粮食收购需要扩大生产，找到镇政府说要建设面粉厂，想要租赁久龙棉业公司或买断。后镇政府通知王雷、王运启找杨富安具体商谈土地租赁及买断土地上建筑物、附着物事宜，待他们商谈好价格签订协议后，由镇政府将该土地租赁给杨富安使用。2011年3月，王雷与杨富安达成一致协议，地上建筑物及附着物被王雷以95万元的价格卖给杨富安，王雷与杨富安签订该买卖协议后，镇政府与杨富安随之签订了土地租赁协议，将原来租赁给久龙公司的土地租赁给了杨富安，并在给杨富安的土地租赁合同上注明：本租赁合同签订后，镇政府与久龙公司在2004年签订的租赁合同自行终止。
与杨富安签订租赁合同后，为加快工程施工进度，镇政府明确副镇长杨邦华到杨富安施工现场督促尽快建设，经委主任韩根信负责办理有关证照。期间马恒书记也多次到场检查指导工作督促抓紧施工，尽早投产，区领导刘若亮主任也几次到场视察。”
原告菏泽市久龙棉业有限公司于2004年2月10日成立，2007年12月29日因未参加年检被吊销营业执照。菏泽市久龙棉业有限公司共有两名股东，分别是王运启、王雷，王运启、王雷各出资175万元。王运启为法定代表人，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董事长，王雷为监事。
原告（乙方）于2004年2月23日与菏泽市牡丹区大黄集镇人民政府（甲方）签订《土地租赁合同》一份，该合同载明：“一、甲方与黄集村签订了租赁土地56.25亩，使用期限30年的合同，甲方把此土地无偿租赁给乙方经营棉花加工和浸出油加工。”、“三、甲方租赁给乙方土地的界址、面积：西至220国道；南至园区路；东至：黄集行政村一队耕地；北至：黄集行政村二队院地。”“三、（11）乙方因经营方面的原因导致企业停产一年以上，乙方所用土地租金由乙方承担。（13）乙方如有违约，甲方可提出终止合同”。2004年2月26日，原告与牡丹区大黄集镇政府达成协议，该协议载明：牡丹区大黄集镇政府为原告提供相应的基础设施，提供200千瓦变压器一台，院内修柏油路，路桥两座，机井一眼。原告因经营不善破产，土地使用费用（1200斤小麦∕每年每亩）由原告承担。
2011年3月，被告王雷与被告杨富安签订《转让合同书》一份（双方对签订合同日期有争议），王雷将原告使用的土地及该土地上的附属物转让给了被告杨富安。该《转让合同书》载明：甲方：王雷乙方：杨富安甲乙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双方协商达成一致，就甲方将其权属的用地、厂房、其地面附属物等转让给乙方及有关事项达成如下协议。一、用地','2018-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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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Items:[{法条名称:\'第六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六条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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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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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六条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
（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
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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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
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Items:[{法条名称:\'第六十四条\',法条内容:\'第六十四条
系统尚未收录或引用有误
\'}]},{法规名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Items:[{法条名称:\'第十七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十七条
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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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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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条 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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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条
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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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条
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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