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川民终字第26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北京华安普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
委托代理人唐礼全，四川华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伟，四川华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励晓健。
委托代理人励丽（励晓健之姐）。
委托代理人周永孟，四川永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四川省华安普慧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法定代表人励晓健，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励丽（励晓健之姐）。
委托代理人周永孟，四川永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华安普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华安公司）、上诉人励晓健与被上诉人四川省华安普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华安公司）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本、反诉一案，原由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4月8日作出（2010）成民初字第610号民事判决，北京华安公司、励晓健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1年9月6日作出（2011）川民终字第327号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12年12月4日作出（2011）成民初字第1205号民事判决。宣判后，北京华安公司、励晓健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4月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3年5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北京华安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唐礼全、王伟，上诉人励晓健的委托代理人励丽、周永孟，被上诉人四川华安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励丽、周永孟到庭参加本案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一、涉案软件的基本情况。2003年6月，励晓健从事瓦斯安全监控软件开发工作，涉案软件开发完成的日期是2003年9月8日。2005年1月26日，励晓健委托其姐励丽代其办理了该软件的著作权登记事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以下简称国家版权局）向励晓健颁发了编号为“软著登字第033730号”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载明：登记号为2005SR02229，软件名称为煤矿安全全方式联网监控系统［简称：MSWNS（MineSecurityWatchNetSystem）］V1.0，著作权人为励晓健，权利取得方式为原始取得，权利范围为全部权利，开发���成日期为2003年9月8日，登记时间为2005年2月28日。
2006年7月16日，励晓健与北京华安公司签订《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励晓健将其“煤矿安全全方式联网监控系统”V1.0软件之著作权作价350万元转让给北京华安公司，作为其对北京华安公司的出资，并相应拥有该公司40%的股权；自签订协议之日起，如北京华安公司不能在3个月内办理完成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励晓健有权解除该协议，并向北京华安公司无偿索回该软件的著作权。该协议由北京华安公司总经理刘星签字并加盖北京华安公司的印章。事后，北京华安公司并未在工商部门办理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该协议未实际履行。
二、北京华安公司对涉案软件的销售及使用情况。励晓健主张北京华安公司的侵权行为即该公司销售、使用涉案软件的情况如下：1.2003年7月，北京华安公司与山西��洪洞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签订《洪洞县煤矿安全监控管理网络信息系统合同》；2.2004年10月18日，北京华安公司与河北省抚宁县煤炭事业管理局签订《抚宁县煤矿安全监控网络信息系统合同》；3.2005年1月31日，北京华安公司与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煤炭局签订《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煤矿安全生产远程监察综合信息系统项目合同书》；4.2005年3月28日，北京华安公司与河北省蔚县杨庄克乡煤管办签订《蔚县杨庄克乡煤矿安全监控联网系统合同书》；5.2005年3月28日，北京华安公司与河北蔚县南留庄乡煤管办签订合同；6.2006年1月16日，北京华安公司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政府采购中心、阿拉善盟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签订《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政府采购中心采购合同》；7.2006年9月18日，北京华安公司分别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煤炭局、伊金霍洛旗煤炭局、东��区煤炭局、鄂托克前旗煤炭局、达拉特旗煤炭局签订《鄂尔多斯市煤矿安全生产远程监控系统软件及接入系统（EMA01、EMA02标段）合同书》；8.2007年10月，北京华安公司在四川省成都市销售涉案软件。
庭审中，励晓健与北京华安公司均认可在《洪洞县煤矿安全监控管理网络信息系统合同》中销售、使用了涉案软件，故该院对这一事实予以确认。该合同的资金总额为1569558元，其中系统硬件费用为656733元、应用软件费用为431000元、其他费用为481825元。
关于励晓健主张的涉及抚宁县、乌海市的合同，因双方当事人均将《抚宁县煤矿安全监控网络信息系统合同》、《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煤矿安全生产远程监察综合信息系统项目合同书》两份合同作为证据提交，故该院对该两份合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北京华安公司在原一审庭审中自认在2005年3月28日前销售、使用的是涉案软件，该两份合同签订的时间均在上述时间前。北京华安公司在重一审中对此予以否认，但未提供相反的证据推翻自己承认的事实，且北京华安公司在起诉状中陈述其参与了河北省抚宁县安全监控网络信息系统及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的煤矿安全生产远程监察综合信息系统的建设，在《关于北京华安普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煤矿安全监控联网系统”权属说明》中自认与抚宁县、乌海市煤炭部门签订的两份合同是以涉案软件为基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关于“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该院对上述两份合同中销售、使用了涉案软件这一事实予以确认。《抚宁县煤矿安���监控网络信息系统合同》的合同总价款为629880元；《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煤矿安全生产远程监察综合信息系统项目合同书》的合同总价款为4561979.22元，其中北京华安公司承担的接入系统价格为684040元、承担的应用软件价格为789880元。
关于2005年3月28日，北京华安公司分别与河北省蔚县杨庄克乡煤管办、南留庄乡煤管办签订的合同。庭审中，北京华安公司也将其与杨庄克乡煤管办签订的合同作为证据提交，该院对该份合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北京华安公司与南留庄乡煤管办签订的合同虽为复印件，但在北京华安公司提交的与河北省蔚县有关的现金存款凭证及发票的证据中，有客户名显示为“蔚县孟家堡拐西梁井”、“蔚县孟家堡南泉庄井”的发票，而孟家堡在行政区划中隶属于蔚县南留庄镇，说明北京华安公司与河北省蔚县南留庄镇的相关煤矿确实存在合同关系。经该院询问，北京华安公司否认签订过相关合同，但不能对存款凭证及发票作合理的解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之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故该院对上述合同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北京华安公司在原一审庭审中自认在2005年3月28日前销售、使用的是涉案软件，该合同签订的日期在北京华安公司自认的时间范围内，且其将杨庄克乡的合同及南留庄乡的相关发票作为证据提交，要证明的就是北京华安公司在励晓健取得涉案软件著作权登记前后均在以著作权人身份使用涉案软件。北京华安公司在重一审中对上述合同销售、使用的是涉案软件这一事实予以否认，但北京华安公司对此未提供能够推翻自己承认的事实的反证。据此，该院对上述两份合同中销售、使用了涉案软件这一事实予以确认。上述两份合同的总价款分别为25万元。
关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政府采购中心采购合同》的认定。2008年，成都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察处在对励晓健涉嫌职务侵占罪一案进行侦查时，曾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转让协议》中的北京华安公司签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北京华安公司将该份合同的原件作为鉴定检材予以提交。北京华安公司在庭审中举示的《科技查新报告》中也明确其在阿拉善盟建立了瓦斯远程联网监控系统，说明北京华安公司与阿拉善盟建立有合同关系，北京华安公司认为该份证据能够证明涉案软件的权属，说明在阿拉善盟建立的瓦斯远程联网监控系统中使用了涉案软件，故该院对《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政府采购中心采购合同》的真实性予以确��，对该合同中销售、使用了涉案软件的事实予以采信。该合同的总价款为880000元。
励晓健主张，法院调取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煤矿安全生产远程监控系统软件系统投标书》，能够证明北京华安公司在鄂尔多斯市煤矿安全生产远程监控系统软件系统投标时所使用的是涉案软件。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煤炭工业管理局的《关于印发煤矿安全生产远程监控系统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中第五条第（二）项规定，安装全市煤炭系统通用的“华安普惠”GIS煤矿安全远程监控网络信息系统软件，以保障与旗、市安全监控系统所使用的软件相兼容；在《东胜区煤炭局关于核拨煤矿安全生产远程监控系统建设资金的请示》东煤发（2006）75号文件中明确“根据《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加强煤矿安全监控系统装备联网和维护使用工作的指导意见》（安委（2006）21号）���《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转发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煤矿安全生产远程监控系统建设规划的通知》（鄂府函（2006）214号）的文件精神，按照市煤炭局的统一安排，要求在今年年底前旗区煤矿统一安装安全远程监控系统……”。可知，鄂尔多斯市所属各区级煤炭局应鄂尔多斯市煤炭局的要求，与北京华安公司于2006年9月18日签订的《鄂尔多斯市煤矿安全生产远程监控系统软件及接入系统（EMA01、EMA02标段）合同书》中使用的是涉案软件。对此，该院认为，励晓健提交的涉及鄂尔多斯市的相关合同中写明的软件名称均为“煤矿安全生产远程监控系统软件及接入系统”，与涉案软件名称不一致；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煤炭工业管理局的《关于印发煤矿安全生产远程监控系统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中提及安装全市煤炭系统通用的“华安普惠”GIS煤矿安全远程监控��络信息系统软件，该通知中明确的系统软件名称与涉案软件名称不一致，且该通知仅为鄂托克前旗煤炭工业管理局的文件，对其他各旗并无约束力；在《东胜区煤炭局关于核拨煤矿安全生产远程监控系统建设资金的请示》东煤发（2006）75号文件中并未明确是涉案软件，且鄂尔多斯市煤炭局在2012年8月9日对该院的复函中称：“……我局未要求各联网煤矿全部使用北京华安普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中标的煤矿安全生产远程监控系统软件系统，只要求各联网煤矿的数据传输格式规范符合北京华安普惠公司的数据接口规范，煤矿是否使用北京华安普惠公司的软件系统属于企业自身行为……”。故即使上述合同是真实的，也不能认定北京华安公司在上述合同中销售、使用了涉案软件。励晓健未对上述合同中销售、使用的软件与涉案软件是同一软件提供足够的证据，该院对励晓健主张北京华安公司在上述合同中销售、使用了涉案软件的事实不予采信。
励晓健主张北京华安公司有在成都销售、使用涉案软件的侵权行为，因未提交合同和其他证据，该事实主张不成立。
北京华安公司认为，“煤矿安全全方式联网监控系统”V1.0软件系由北京华安公司调研开发，励晓健系该公司聘用的系统研发技术人员之一。励晓健在北京华安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采取隐瞒事实真相的欺骗手段，获得了涉案软件的著作权登记证书。励晓健在担任北京华安公司成都分公司负责人期间，利用职务便利，设立与北京华安公司名称相似的四川华安公司，并采用通知客户北京华安公司成都分公司变更为四川华安公司的手段，与四川华安公司共同非法使用、销售了北京华安公司开发取得著作权的软件系统，以此牟利并给北京华安公司造成巨大损失，故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一、确认北京华安公司为“煤矿安全全方式联网监控系统”V1.0软件的著作权人；二、励晓健与四川华安公司连带赔偿北京华安公司损失300万元。
励晓健、四川华安公司提起反诉称，励晓健系涉案软件的著作权人，著作权应当归励晓健所有。北京华安公司在明知软件著作权属于励晓健的情况下，仍以涉案软件著作权人的名义在河北、内蒙古、成都等地非法销售涉案软件，并拒绝支付其应支付给励晓健的软件使用报酬。北京华安公司的行为侵犯了励晓健享有的涉案软件著作权及获得报酬权，故请求法院判决：一、确认“煤矿安全全方式联网监控系统”V1.0软件著作权归励晓健享有；二、北京华安公司赔偿励晓健损失582万元；三、北京华安公司承担四川华安公司支出的律师费4.5万元，励晓健支出的公证费3000元、交通差旅费5.2万元；四、北京华安公司停止侵权���在《华西都市报》和《北京晚报》上向四川华安公司、励晓健公开道歉。
原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法律适用问题。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于2010年2月26日第二次修正，其自2010年4月1日起施行。现行《著作权法》第六十条规定，本法规定的著作权人和出版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权利，在本法施行之日尚未超过本法规定的保护期的，依照本法予以保护。本法施行前发生的侵权或者违约行为，依照侵权或者违约行为发生时的有关规定和政策处理。由于本案的被控侵权行为均发生于2010年4月1日前，故本案应适用2001年10月27日第一次修正后的《著作权法》。
二、关于涉案软件的归属问题。《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七条第一款规定：“软件著作权人可以向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认定的软件登记机构办理登记。软件登记机构发放的登记证明文件是登记事项的初步证明”。励晓健对涉案软件的著作权进行了依法登记，国家版权局向励晓健颁发了涉案软件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北京华安公司对此予以否认，并主张涉案软件系励晓健主要使用了北京华安公司的资金、专有设备、未公开的专门信息等物质条件所开发并由北京华安公司承担责任，应为职务作品。
根据《著作权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公民为完成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工作任务所创作的作品是职务作品；职务作品的著作权由作者享有，职务作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除署名权以外的著作权的其他权利：主要是利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物质技术条件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计算机软件等职务作品；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合同约定��作权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的职务作品。《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十一条规定，《著作权法》第十六条关于职务作品的规定中的“工作任务”，是指公民在该法人或者该组织中应当履行的职责；“物质技术条件”，是指该法人或者该组织为公民完成创作专门提供的资金、设备或者资料。《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十三条规定，自然人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中任职期间所开发的软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该软件著作权由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对开发软件的自然人进行奖励：（一）针对本职工作中明确指定的开发目标所开发的软件；（二）开发的软件是从事本职工作活动所预见的结果或者自然的结果；（三）主要使用了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资金、专有设备、未公开的专门信息等物质条件所开发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软件。
可见，判断计算机软件作品是否为职务作品，首先应审查该作品是否为软件开发者在履行工作职责过程中，基于职务而进行创作。因北京华安公司未举证证明开发涉案软件系励晓健的工作职责，故不能认定开发涉案软件系励晓健的工作职责。北京华安公司在2006年7月16日与励晓健签订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转让协议》中，认可励晓健是涉案软件的著作权人，现又主张涉案软件系励晓健主要使用了北京华安公司的资金、专有设备、未公开的专门信息等物质条件所开发并由北京华安公司承担责任，应为职务作品，北京华安公司对此应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北京华安公司为此举示了购买笔记本电脑的发票、购买GSM／GPRSmodem费用报销单、2004年2月10日励晓健从北京市往返洪洞县的差旅费报销单及火车票（2003年9月13日），2004年7月23日、9月18日、12月20日的费用报销单和差旅费报销单，2004年11月13日励晓健的预存话费发票联、城市新干线快递单、洪洞县所属煤矿基本情况表等证据。该院认为，笔记本电脑与GSM／GPRSmodem设备是办公用的普通设备，不能据此断定励晓健是使用了该设备开发了涉案软件；费用报销单、差旅费报销单的时间晚于北京华安公司与洪洞县签订合同的时间，且北京华安公司没有相关证据佐证上述证据是励晓健为开发涉案软件而产生的相关费用；预存话费发票联、城市新干线快递单、洪洞县所属煤矿基本情况表不能证明其与开发涉案软件有关。依前所述，该院无法认定励晓健是主要使用了北京华安公司的资金、专有设备、未公开的专门信息等物质条件开发了涉案软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任提供证据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因此，北京华安公司关于涉案软件为职务作品，应由北京华安公司享有著作权的主张不能成立。关于北京华安公司举示洪洞县煤炭工业局于2011年11月29日出具的《关于洪洞县煤矿安全监控管理网络信息系统开发情况说明》来证明涉案软件的权属，四川华安公司、励晓健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北京华安公司是与洪洞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签订的合同，洪洞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变更为洪洞县煤炭工业局，应当有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该院认为，该情况说明只能证明洪洞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与北京华安公司存在合同关系，不能证明涉案软件的权属问题，故该院对北京华安公司举示的此份证据，不予采信。
庭审中，北京华安公司向该院提出要求对其��供的2003年7月24日收条、2003年1月26日付款条、工商银行提款机通知书、2003年12月27日北京华安公司福利费表上“励晓健”的签名是否为励晓健本人书写进行鉴定的申请，以证明北京华安公司与励晓健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进而证明涉案软件为职务作品。对此，该院认为，在北京华安公司未举证证明开发涉案软件系励晓健的工作职责的情况下，即使上述书证中“励晓健”的签字是真实的，也不能以此来断定涉案软件属于职务作品，故该院对北京华安公司的鉴定申请不予准许。
三、关于本案诉讼时效的问题。庭审中，北京华安公司提出励晓健及四川华安公司侵权赔偿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该院认为，诉讼时效抗辩权是义务人的法定权利，但其行使权利的阶段应有一定的限制，以维护司法程序的安定性和司法裁决的权威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本案系历经一审、二审后发回重审的案件，现虽为一审案件，但该案件是原案件的延续，北京华安公司在原一审、二审中均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以其行为可以认定其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基于诉讼诚信原则，一旦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就不能在以后的程序中随意恢复。因此，北京华安公司在发回重审后提出诉讼时效抗辩，该院不予支持。
四、关于北京华安公司是否构成侵权及责任承担的问题。根据《著作权法》第十条之规定，著作权包括发表权、署名权、复制权、发行权等人身权和财产权。北京华安公司在与其他案外人签订合同时销售、使用涉案��件的行为，是对涉案软件的复制与发行，该行为侵犯了励晓健对涉案软件享有的复制、发行权。
根据《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北京华安公司未经著作权人励晓健的许可，复制、发行其作品的，应当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故该院对励晓健关于北京华安公司应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的主张予以支持。
关于赔偿损失的计算。根据《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当前经济形势下知识产权审判服务大局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认为，对于难以证明侵权受损或侵权获利的具体数额，但有证据证明前述数额明显超过法定赔偿最高限额的，应当综合全案的证据情况，在法定最高限额以上合理确定赔偿额。庭审中，励晓健虽向法庭举示了四川华安公司、北京华安公司成都分公司授权其他公司销售软件的价格为每个中心平台10万元、每个矿端8500元，但其并未举示出相应的销售合同及发票来证明其他公司按照此价格进行了实际销售，也不能据此认定北京华安公司按照此价格销售涉案软件，因此该院无法根据该价格计算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侵权人的侵权获利，但该价格可以作为法院确定赔偿金额的参考因素之一。励晓健举示的北京华安公司与其他案外人就涉案软件签订的合同中，附有合同款及价格明细，励晓健认可合同中软件明细的一小部份���属于涉案软件，将与涉案软件有关的价格款予以单独统计。因励晓健统计的各项软件款与涉案软件名称并不一致，北京华安公司也不予认可，该院无法根据合同计算出励晓健的实际损失及北京华安公司侵权获利的准确数额，故本案适用法定赔偿。该院认为，涉案软件涉及煤矿安全生产，技术含量高、影响范围广、软件价值大，从该院认定的北京华安公司销售涉案软件的合同可知每份合同涉及的金额均较高。北京华安公司虽不认可励晓健关于合同中涉案软件价款的统计，但并没有就合同软件明细中哪些项目不属于涉案软件进行详细说明并阐明理由，该院根据合同内容可以认定，合同中软件价款大部份属于涉案软件的价款，即使无法根据合同准确计算出励晓健因侵权遭受的损失或北京华安公司侵权获利的具体数额，也能够认定上述数额明显超过《著作权法》第四十八��规定的最高五十万元的法定赔偿限额，在法定赔偿限额内确定赔偿数额不足以弥补励晓健的实际损失，故该院在综合全案的证据、作品类型、合理使用费、侵权行为性质、后果、制止侵权行为支出的公证费等因素的情况下，合理确定赔偿数额为200万元。关于励晓健主张为本案支出交通差旅费5.2万元的诉讼请求，因励晓健未举示其为本案支出了交通差旅费的相关票据，故该院对其交通差旅费的主张，不予支持。关于四川华安公司主张的律师费，因四川华安公司不是著作权人，该律师费不是因制止侵权行为产生的合理开支，故对该主张该院不予支持。
关于赔礼道歉的主张。因四川华安公司非涉案软件的著作权人，故对四川华安公司要求北京华安公司向其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励晓健系涉案软件的著作权人，其有表明其作者身份，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的权利。���京华安公司在销售涉案软件时未向他人表明励晓健的作者身份，该行为侵犯了励晓健的署名权，北京华安公司应当承担赔礼道歉的民事责任，故该院对励晓健主张北京华安公司在《华西都市报》和《北京晚报》上向其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01年修正）第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十一条，《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七条第一款、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四条、第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煤矿安全全方式联网监控系统”V1.0软件著作权归励晓健享有；二、北京华安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复制、发行励晓健享有著���权的“煤矿安全全方式联网监控系统”V1.0软件；三、北京华安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励晓健赔偿经济损失200万元；四、北京华安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华西都市报》和《北京晚报》上向励晓健公开赔礼道歉（道歉内容需经该院事先审查），如逾期不履行，励晓健可申请该院在《华西都市报》和《北京晚报》上刊登判决书的主要内容，费用由北京华安公司承担；五、驳回北京华安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六、驳回励晓健、四川华安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如北京华安公司未按照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金钱给付义务，则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案件受理费30800元、保全费5000元，由北京华安公司承担。反诉案件受理费26872元、保全费5000元，由北京华安公司���担25000元，励晓健、四川华安公司承担6872元。
宣判后，北京华安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1.改判“煤矿安全全方式联网监控系统”V1.0软件著作权人为北京华安公司；2.改判由励晓健、四川华安公司赔偿北京华安公司损失300万元；3.改判驳回励晓健、四川华安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4.改判由励晓健、四川华安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与保全费。北京华安公司的主要理由为：1.原审法院判决涉案软件归励晓健所有，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一审法院认为“判断计算机软件作品是否为职务作品，首先应审查该作品是否为软件开发者在履行工作职责过程中，基于职务而进行创作。因北京华安公司未举证证明开发涉案软件系励晓健的工作职责，故不能认定开发涉案软件系励晓健的工作职责”，但根据《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十三条���（三）项的规定，自然人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中任职期间，主要使用了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资金、专有设备、未公开的专门信息等物质条件所开发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软件，该软件著作权由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可见，认定涉案软件是否是职务作品，并不需要以自然人的“本职工作”为前提。由于涉案软件是励晓健在北京华安公司任职期间开发完成的，是其从事本职工作活动的自然结果，北京华安公司为励晓健提供了资金、笔记本电脑、数据传输设备（调制解调器）用于软件开发，软件开发设计的基础信息均来源于北京华安公司对洪洞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下属煤矿的研究、调查，这些信息属于未公开的信息，且该软件的法律责任由北京华安公司承担，因此，该软件虽然登记在励晓健名下，但该作品属于职务作品，著作权应当归北京华安公司所��。励晓健在北京华安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涉案软件违法予以登记，并取得登记证书，侵犯了北京华安公司的软件著作权。根据《良辰鉴定所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截至2007年5月31日，北京华安公司应收励晓健和四川华安公司5019330.42元，故北京华安公司要求励晓健、四川华安公司赔偿300万元损失的诉讼请求应当得到支持。2.原审法院判决认定北京华安公司侵权，并承担200万元的赔偿金无事实依据，应当予以纠正。3.原审法院未依北京华安公司的申请对该公司提交的“工资单”、“费用报销单”等书证中“励晓健”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损害了北京华安公司的合法权益，应予纠正。4.原审法院认为在重一审中北京华安公司无权针对励晓健、四川华安公司的反诉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北京华安公司之所以未在原一审中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是因为原一审法院认为侵权损害赔偿请求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并明确本案只审理著作权权属问题，原一审主审法官还专门为此制作谈话笔录予以说明。由于原一审并未就双方侵权问题进行审理，故北京华安公司也未就诉讼时效问题举证。北京华安公司虽然是在发回重审的一审程序中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该程序依然是一审程序，且励晓健、四川华安公司的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故北京华安公司在此期间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应当得到支持。
被上诉人励晓健、四川华安公司答辩称：1.涉案软件的著作权归励晓健所有，该软件不是职务作品，励晓健和四川华安公司没有实施北京华安公司诉称的侵权行为。2.北京华安公司的行为已经侵犯了励晓健的软件著作权。3.根据涉案合同可以确定北京华安公司的侵权违法所得的准确金额，据此可以确��北京华安公司应向励晓健支付的损害赔偿数额。原审法院判决北京华安公司向励晓健支付200万元的赔偿金额不足以弥补励晓健因北京华安公司的侵权行为所遭受的损失。4.励晓健的反诉请求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第一，励晓健在原一审中提起的反诉，法院已立案受理并收取了诉讼费，在原一审中也对励晓健的反诉请求进行了审理，只是没有判决，而北京华安公司在原一审、二审中均没有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第二，励晓健一直要求北京华安公司支付软件使用费，且北京华安公司于2007年2月1日向励晓健的四川华安公司支付过20万元的软件使用费。根据法律规定，持续进行的侵权行为的诉讼时效，是从侵权行为终了之日开始计算。北京华安公司从2003年7月开始至今仍在非法使用励晓健的软件并进行恶意诉讼，且到现在一直未向励晓健支付软件使用费，北京华安公司的侵权行为到现在一直在持续进行中。第三，北京华安公司明知涉案软件归励晓健所有却进行恶意诉讼，企图通过诉讼方式将涉案软件据为己有，达到永不支付励晓健软件使用费的目的，北京华安公司的恶意诉讼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侵权行为，该侵权行为一直持续至今。
励晓健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判决：1.对一审判决第三项“北京华安普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励晓健赔偿经济损失200万元”中的赔偿数额予以增加，判令北京华安公司赔偿励晓健经济损失582万元；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北京华安公司承担。励晓健的主要理由为：1.原审判决关于“励晓健统计的各项软件款与涉案软件名称并不一致，北京华安公司也不予认可，法院无法根据合同计算出励晓健的实际损失及北京华安公司侵权获利的准确数额”的理由不能成立。��一，合同中的各项软件款的名称是组成涉案软件的各个功能模块的名称，作为组成部分的名称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与作为总体的涉案软件的名称一致；第二，原审判决已经认定北京华安公司与案外人就涉案软件签订的合同中，软件价款大部分属于涉案软件的价款；第三，励晓健将各项目合同中与涉案软件有关的价格款予以单独统计有充分的依据。因此，根据涉案合同可以计算出励晓健的实际损失及北京华安公司侵权获利的准确数额，故应根据励晓健单独统计出的北京华安公司与案外人就涉案软件签订的合同中的价格明细计算北京华安公司给励晓健造成的损失。2.判令北京华安公司向励晓健赔偿经济损失200万元无法弥补励晓健遭受的经济损失。第一，北京华安公司销售、使用涉案软件合同中的涉案软件金额远远超过200万元；第二，励晓健已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鄂尔多斯���的相关合同中销售、使用的软件与涉案软件系同一软件，不能因为鄂尔多斯市的相关合同写明的软件名称与涉案软件不一致，就认为在该市使用的软件与涉案软件不同，应将鄂尔多斯市五个旗的合同中的软件金额计入北京华安公司的侵权违法所得。第三，根据励晓健与北京华安公司签订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转让协议》，励晓健将涉案软件作价350万元转让给北京华安公司，虽然该协议最终因北京华安公司未在工商部门办理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而未实际履行，但该350万元的价格也能佐证涉案软件的价值远远超过了200万元。
北京华安公司答辩称：1.原审认定的北京华安公司侵权行为中所使用的软件均系北京华安公司自行开发的软件。北京华安公司销售的所有软件在原审判决后均取得了国家版权局颁发的版权登记证书，北京华安公司还提供了洪洞县煤炭工业局、乌���市煤炭局、阿拉善盟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北京华安公司为其开发的煤矿安全系统软件，系由以上单位委托北京华安公司根据该单位实际情况独立开发的系统软件，这些软件的著作权系北京华安公司所有，并非励晓健所登记的“煤矿安全全方式联网监控系统”V1.0软件。一审法院根据北京华安公司在原一审中的“自认”及软件名称是否一致对侵权行为进行认定是错误的。2.原审法院认定的200万元赔偿金额无任何事实依据。第一，原审法院未查明所谓“侵权金额”，错误地将北京华安公司与相关客户之间的合同总金额作为本案所谓的侵权金额，并错误认定合同中大部分价款属于涉案软件的价款。在原审判决认定的赔偿金额中，很多是与煤矿安全监控系统无关的软件的价款。第二，原审法院认定的200万元赔偿金额明显超过了《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定的法定最高赔偿限额，且没有证据证明励晓健的损失明显高于法定最高赔偿限额，故原审法院突破最高赔偿限额进行判决于法无据，应予纠正。3.原审判决否定华安公司的诉讼时效抗辩于法无据。即使北京华安公司存在“侵权行为”，励晓健的起诉也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
四川华安公司的意见与励晓健的上诉意见一致。
在二审诉讼的举证期限内，北京华安公司向本院提交了6份证据材料：
第1-2份证据分别为乌海市煤炭局出具的《关于北京华安普惠公司承建我局煤矿安全监察系统软件的情况说明》和阿拉善盟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的《情况说明》。北京华安公司拟通过上述证据证明，乌海市煤炭局使用的“煤矿生产安全远程监察综合信息系统”V1.0软件及阿拉善盟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使用的“煤矿瓦斯远程综合监控系统”V1.0软件均由北京华安公司享有著作权，���京华安公司在乌海市和阿拉善盟未使用涉案软件。
第3-6份证据均为国家版权局颁发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著作权人均为北京华安公司，证书编号分别为：软著登字第0528670号、第0528879号、第0528681号、第0528693号，软件名称分别为：煤矿瓦斯远程综合监控系统V1.0、煤矿安全生产远程监察综合信息系统V1.0、煤矿图像监控及网络集中管理系统V1.0、煤矿安全监控网络信息系统V1.0。北京华安公司拟通过上述证据证明该公司销售、使用的是自身享有著作权的软件。
励晓健及四川华安公司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力均有异议，认为上述证据不属于新证据，是北京华安公司为了二审而制造的证据。并且，出具第1-2份情况说明的单位没有权力对涉案软件的所有权进行确认，该证据不具有证明力；第3-6份证据与北京华安公司在原一审、二审及重一审中的自认相矛盾，不能推翻北京华安公司在诉讼中的自认，不能支持北京华安公司欲证明的观点。
本院认为，第1-2份证据分别加盖了乌海市煤炭局和阿拉善盟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印章，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可，但以上证据仅能证明上述两个单位使用了北京华安公司提供的软件，不能证明北京华安公司对其提供的软件享有著作权，也不能证明该软件不是涉案软件，故本院对第1-2份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可；第3-6份证据为国家版权局颁发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可，但以上《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只能作为北京华安公司享有其所登记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初步证据，在励晓健、四川华安公司提出异议的情况下，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进行认定。
在二审诉讼的举证期限内，励晓健向本院提交了2份证据材料：
第1份证据为��二审庭审笔录中的第8页、第11页，拟证明北京华安公司在洪洞县、抚宁县、蔚县、乌海市、阿拉善盟等项目中使用的软件与涉案软件是同一软件。
第2份证据为北京华安公司的软件著作权登记查询信息，拟证明北京华安公司称其使用的是该公司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上登记的软件的主张不能成立。
北京华安公司质证认为：对第1份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无异议，对其证明力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北京华安公司销售的所有软件与涉案软件是同一软件。对第2份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
四川华安公司的质证意见与励晓健的举证主张一致。
本院认为，对于励晓健提交的第1份证据，该证据仅能证明北京华安公司在原二审庭审中承认其曾于2004年在内蒙古使用过涉案软件，但不能证明北京华安公司在洪洞县、抚宁县、蔚县、乌海市、阿拉善盟等项目中使用的软��与涉案软件是同一软件，故对其证明力本院不予认可；对于第2份证据，由于该证据是网页的打印件，并无其他证据对其真实性予以印证，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
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
1．北京华安公司提交的《北京华安普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负责人履历表》中载明，励晓健2001年5月至2004年6月，在亿阳信通网管事业部工作；2004年6月至今在北京华安普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工作。填表时间为2005年6月16日。
2.北京华安公司提交了该公司2003年1-2月、5-12月的薪资表，其中2003年1-2月的薪资表上有励晓健的工资记录，但该薪资表上没有励晓健的签名；5-8月份的薪资表上有励晓健的工资记录及签名；9-12月的薪资表上没有励晓健的工资记录。
3.北京华安公司提交的2003年7月24日收条的内容为“收到伍百元旅差费”；2003年1月26���的付款条的内容为“今给付励晓健工作补贴及过年费壹仟元整”；工商银行提款机通知书上未记载给付款项的原因；2003年12月北京华安公司福利费表上记载励晓健的福利费为1000元。以上证据上有励晓健的签名。
4.北京华安公司提交的购买电脑的费用报销单上经手人为刘星，该单据上标注有“此电脑用于励晓健开发软件用”，但该报销单上没有励晓健的签名；北京华安公司提交的购买调制解调器的费用报销单上“领款人签章”处有励晓健的签名。
5.北京华安公司出具的《关于北京华安普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煤矿安全监控联网系统”权属说明》中载明：“以‘洪洞县煤矿安全监控管理网络信息系统为基础’，公司在该系统的推广使用和进一步拓展市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针对不同地区进行了系统需求分析，使系统更具有一般性和普遍适用性。2004年10月18日，公司与河北省抚宁县签订了《抚宁县煤矿安全监控网络信息系统合同》；2005年1月31日，公司与内蒙古乌海市煤炭局、内蒙古煤矿安全监察局签订了《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煤矿安全生产远程监察综合信息系统项目合同书》”。
6.北京华安公司提交的《科技查新报告》载明：“煤矿数字化瓦斯远程监控和应急救援系统已于2004年8月至今在四川省省级瓦斯远程联网监控系统、山西洪洞瓦斯远程联网监控系统、河北抚宁瓦斯远程联网监控系统、河北蔚县瓦斯远程联网监控系统、内蒙古乌海瓦斯远程联网监控系统、内蒙古阿拉善瓦斯远程联网监控系统……等单位运行，用户反映效果良好”。
7.原一审法院于2011年2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2011年4月1日，原一审法院告知励晓健、四川华安公司其第二、三项反诉请求系独立的诉讼请求，可以另案提起诉讼，并询问励晓健、四川华安���司是否愿意撤回其反诉的第二、三项诉讼请求，励晓健、四川华安公司表示不撤回其反诉的第二、三项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为，二审诉讼涉及的主要争议问题是：1.涉案软件的归属问题；2.本案诉讼时效的问题；3.北京华安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及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一、关于涉案软件的归属问题。北京华安公司上诉主张涉案软件著作权应归其所有。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均认可，涉案软件为软著登字第033730号《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中登记的“煤矿安全全方式联网监控系统”V1.0计算机软件。根据该登记证书的记载，该软件的著作权人为励晓健。根据《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七条第一款关于“软件著作权人可以向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认定的软件登记机构办理登记。软件登记机构发放的登记证明文件是登记事项的初步证明”的规定，涉案软件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可以初步证明，涉案软件的著作权人为励晓健。另外，在北京华安公司于2006年7月16日与励晓健签订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转让协议》上有该公司总经理刘星本人的签名并加盖了该公司的印章，虽然该协议并未实际履行，但该协议能够证明北京华安公司知悉并认可励晓健享有涉案软件的著作权。
根据《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十三条关于“自然人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中任职期间所开发的软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该软件著作权由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对开发软件的自然人进行奖励：（一）针对本职工作中明确指定的开发目标所开发的软件；（二）开发的软件是从事本职工作活动所预见的结果或者自然的结果；（三）主要使用了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资金、专用设备、未公开的专门信息等物质技术条���所开发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软件”的规定，北京华安公司主张其享有涉案软件的著作权，应以该软件系励晓健在北京华安公司任职期间开发为前提。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均认可涉案软件于2003年开发完成。北京华安公司提交了该公司2003年的薪资表、有励晓健签名的收条、付款条、公司福利费表以及工商银行提款机通知书等证据，证明励晓健在2003年期间与北京华安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由于北京华安公司提交的2003年的薪资表并不完整，该公司未提交2003年3-4月的薪资表，而1-2月的薪资表上没有励晓健的签名，9-12月的薪资表上没有励晓健的工资记录，且北京华安公司也未提供劳动合同、社保缴纳证明等证据证明励晓','2018-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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