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4）杭余刑初字第578号
公诉机关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宋国强。因本案于2013年8月26日被取保候审，2014年5月12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余杭区看守所。
辩护人汤国柱、金相成。
被告人李峰。因本案于2013年8月6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13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余杭区看守所。
辩护人杨慧丽。
被告人吴启忠。因本案于2013年8月26日被取保候审，2014年5月12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余杭区看守所。
辩护人李燕。
被告人姚某。因本案于2013年7月24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20日被取保候审，2014年7月31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余杭区看守所。
辩护人任小芬。
被告人董某。因本案于2013年7月24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31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余杭区看守所。
辩护人邹敏。
被告人虞某。因本案于2013年8月7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郎瑶、方婷婷。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以余检未检刑诉（2014）120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宋国强、李峰、吴启忠、姚某、董某犯滥用职权罪、受贿罪，被告人虞某犯滥用职权罪，于2014年5月1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徐芬、王慰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宋国强及其辩护人金相成、被告人李峰及其辩护人杨慧丽、被告人吴启忠及其辩护人李燕、被告人姚某及其辩护人任小芬、被告人董某及其辩护人邹敏、被告人虞某及其辩护人方婷婷到庭参加诉讼。现己审理终结。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一）滥用职权包庇容留卖淫犯罪及受贿的事实
2011年底至2013年3月左右，被告人宋国强、吴启忠、李峰作为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平安巡防大队队员，在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良渚派出所履行治安巡逻、查禁违法犯罪、收集和提供违法犯罪线索等职责。期间，戴某甲（已起诉）及其亲友、同乡为使其在良渚街道小洋坝村、长桥村等地经营的卖淫休闲店不被查处，经商议决定联合起来共同出资，由戴某甲牵头收买被告人宋国强、吴启忠、李峰等人充当“保护伞”。双方按照约定，以被告人宋国强为主统一、整体向戴某甲收取卖淫休闲店老板上交的保护费。其中，被告人宋国强、李峰共同收取保护费10万余元，被告人吴启忠至2012年12月底参与期间共同收取保护费约9万元。被告人宋国强等人还经常接受戴某甲的宴请以及安排的娱乐活动，戴某甲为此支付2万余元费用。
被告人宋国强、吴启忠、李峰共同收取保护费后，为徇私情、私利，在进行治安巡逻时不查处上交保护费的卖淫休闲店，在公安机关对涉黄违法犯罪活动进行查处和抓捕过程中给予怠于查处等庇护，使得当地休闲店的卖淫活动一定程度泛滥、猖獗，一度未能得到及时有效地打击，甚至发展到数十家休闲店同时从事卖淫活动，造成特别恶劣的社会影响。
（二）滥用职权包庇赌博犯罪及受贿的事实
2012年10月至2013年5月，被告人吴启忠、李峰、董某、姚某、虞某作为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平安巡防大队队员，在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良渚派出所履行治安巡逻、查禁违法犯罪、收集和提供违法犯罪线索等职责。期间，陆某（已起诉）等人为使其在良渚街道勾庄村浅港头组织开设的聚众赌博场所不被查处，由陆某出面收买被告人吴启忠、李峰、董某、姚某、虞某等人充当“保护伞”。双方按照约定，由被告人吴启忠、李峰共同收受保护费约4600元、被告人董某、姚某共同收受保护费约14000元、被告人虞某收受保护费约4600元。为徇私情、私利，被告人董某不仅违背职责隐瞒不报，还介绍陆某结识被告人吴启忠、李峰以寻求关照，帮助陆某向被告人虞某提出关照的请托，被告人吴启忠、李峰、虞某在进行治安巡逻时以不到赌场附近巡逻或者少巡逻等方式给予庇护，被告人姚某自行或者通过被告人董某数次将公安机关的清查活动事先告知陆某，使得陆某可以关停赌场避免被查处。
被告人吴启忠、李峰、董某、姚某、虞某为赌博犯罪提供庇护的行为使陆某等人的赌博犯罪长期得不到查处，规模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严重影响社会治安的恶性势力，以至2013年6月12日18时许，陆某、刘某（已起诉）因赌场纠纷，各自纠集数十人持械在良渚街道安溪村康门水库斗殴，造成特别恶劣的社会影响。当日下午，被告人董某事先得知陆某、刘某等人相约斗殴，不及时向派出所领导汇报。次日，被告人吴启忠、董某明知良渚派出所已经抓获刘某一方绰号小胡的胡某、绰号云南的余某（均已起诉），并正在查办该案，仍分别电话联系陆某，还一同前往良渚大酒店与刘某等人见面，相互交换案件进展等信息，并向派出所领导隐瞒不报。当月底，公安机关陆续抓获潜逃在外的陆某等27名涉案人员。
（三）滥用职权包庇盗窃犯罪的事实
2012年至2013年，被告人吴启忠、李峰明知张某（已起诉）等人长期在良渚街道运河村附近租用场地盗窃钢筋，仍分别收受张某给予的香烟等财物，为徇私情、私利，违背职责采取隐瞒不报、不巡逻或者少巡逻等方式给予庇护，为其盗窃犯罪提供“保护伞”，使张某等人的盗窃犯罪行为长期得不到查处，造成特别恶劣的社会影响。2013年7月，公安机关陆续抓获张某等16名涉案人员。
案发后，被告人董某、姚某、李峰、虞某、宋国强于2013年7月24日、8月6日、8月26日先后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因同案犯先后被抓，被告人吴启忠于2013年8月12日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据以指控的证据有：证人证言；户籍证明、情况说明、实施意见、起诉书；康门水库斗殴视频；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等。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宋国强、李峰、吴启忠、姚某、董某的行为已构成滥用职权罪、受贿罪，被告人虞某的行为已构成滥用职权罪，在共同受贿犯罪中被告人宋国强系主犯，被告人吴启忠、李峰系从犯，被告人吴启忠系自首，被告人董某具有立功情节，对被告人宋国强、李峰、吴启忠、姚某、董某应数罪并罚，提请本院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处罚。
被告人宋国强辩称其参与共同受贿的数额未达10万元，戴某甲的其他吃请等花费数额未达2万元，且其在共同受贿中并没有起主要作用，非主犯，对指控的其余犯罪事实无异议。
被告人宋国强的辩护人提出了基本相同的辩护意见，同时提出被告人宋国强归案后如实供述，积极退赃，且当庭自愿认罪，请求对被告人宋国强从轻处罚。
被告人李峰辩称在指控的第（一）节事实中，其系从2012年开始分钱，参与的共同受贿数额未达10万元，对指控的其余犯罪事实无异议。
被告人李峰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李峰等人滥用职权的行为未达情节特别严重，被告人李峰参与的共同受贿金额未达10万余元，在共同受贿、滥用职权犯罪中的作用均是次要的，均应认定为从犯，归案后如实供述，请求对被告人李峰从轻处罚。
被告人吴启忠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唯提出其系自首。
被告人吴启忠的辩护人提出：（1）在指控的第（一）节事实中，被告人吴启忠等人所包庇的卖淫店数量最多仅为12家，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吴启忠等人的行为直接导致当地卖淫店数量发展为数十家不当；（2）在指控的第（二）节事实中，被告人吴启忠等人的行为与斗殴的发生无必然的因果关系；（3）被告人吴启忠系初犯、偶犯，系自首，在共同受贿中起次要作用，系共同受贿的从犯，在审理阶段退出赃款，认罪、悔罪态度好。综上，请求对被告人吴启忠减轻处罚。
被告人姚某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
被告人姚某的辩护人提出本案所涉聚众斗殴与被告人姚某等人无关，被告人姚某等人的行为不属于情节特别严重，被告人姚某系初犯、偶犯，归案后如实供述，退出赃款，认罪、悔罪态度好，请求对被告人姚某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董某辩称提供违法犯罪线索并非其职责，其没有介绍陆某认识被告人吴启忠、李峰并进行请托，事先只知道可能发生打架，但具体的情况不知道，事后也没有与刘某等人交换案件进展信息等。
被告人董某的辩护人提出：（1）被告人董某作为巡防队员，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不具有相应的职权，不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的犯罪主体；（2）被告人董某对于巡逻范围外的违法事项没有报告的义务，本案赌博犯罪的地点不在被告人董某的巡逻范围内，被告人董某没有利用职务之便给陆某的赌场提供便利，无权干预其他人员对赌场的处置，且认定董某就赌场事宜向他人请托的证据不足；（3）被告人董某与被告人姚某分属不同部门，在案件中所起作用不同，认定被告人董某与被告人姚某为共同犯罪不当，应予区分；（4）指控被告人董某等人的行为导致本案所涉赌博犯罪发展为恶势力并导致聚众斗殴发生的依据不足，不能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5）指控被告人董某包庇聚众斗殴犯罪证据不足；（6）被告人董某系初犯，归案后如实供述，主动退赃，检举揭发他人犯罪事实，经查证属实，系立功，且当庭认罪。综上，请求对被告人董某从轻处罚。
被告人虞某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
被告人虞某的辩护人提出本案所涉聚众斗殴与被告人虞某等人无关，被告人虞某等人的行为不属于情节特别严重，被告人虞某系初犯、偶犯，犯罪情节较轻，所起作用不大，归案后如实供述，认罪、悔罪态度好，请求对被告人虞某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经审理查明：
一、身份、职务情况
2006年5月，杭州市余杭区平安巡防支队成立，隶属于杭州市平安巡防总队，下辖各镇乡、街道、管委会平安巡防大队，巡防大队的工作任务包括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治安巡逻和重点部位值守、重点地区违法犯罪活动的集中打击和专项整治、公共场所治安管理和治安防范宣传、法制宣传、交通秩序整治、外来务工人员服务管理等。
被告人宋国强、李峰、吴启忠、姚某、董某、虞某均系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办事处招录的巡防大队队员，具体被安排至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良渚派出所从事协助治安管理工作等，并由派出所负责管理、考核。其中被告人宋国强、李峰、吴启忠、董某、虞某的具体工作岗位为辖区内治安巡逻，负有查禁违法犯罪、收集和提供违法犯罪线索等职责，被告人姚某为派出所民警的跟班辅警，负责协助民警处理各类事务。
证明以上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
1、证人朱某、欧某、叶某的证言，证实三人均系良渚派出所主要领导，被告人宋国强、李峰、吴启忠、姚某、董某、虞某均系良渚街道招录的巡防队员，实际被安排至良渚派出所协助民警开展工作，包括陪同民警处理案件、街面巡逻、接处警、特勤等，日常工作由派出所进行管理、考核，在外开展治安巡逻的巡防队员发现一般违法犯罪行为一般要先制止、控制，然后通知民警前来处置，发现涉黄涉赌的情况若不能先控制的也要及时通知派出所，等候进一步安排，同时巡防队员还有收集、提供违法犯罪线索的任务等事实；
2、证人金某甲、沈某的证言，证实二人均系良渚派出所民警，被告人姚某从2011年10月份起先后担任二人的跟班辅警，协助处理各类事务，能接触到内网信息、报案信息等事实；
3、组织机构代码证，证实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良渚街道办事处均系机关法人的事实；
4、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党委会会议纪要，证实2007年3月13日，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党委会会议决定将良渚派出所、勾庄派出所合并，统一以良渚派出所名义办公执勤的事实；
5、杭州市余杭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文件《关于组建“余杭区平安巡防支队”工作的实施意见》，证实2006年5月按照上级要求成立杭州市余杭区平安巡防支队，隶属于杭州市平安巡防总队，下辖各镇乡、街道、管委会平安巡防大队，大队下辖直属中队和各村、社区、企业分队，巡防大队的工作任务包括进行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开展治安巡逻和重点部位值守工作；协助做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参与重点地区违法犯罪活动的集中打击和专项整治；参与公共场所治安管理和治安防范宣传、法制宣传；参与交通秩序整治；配合中心工作，参与保护性施工、拆除违章建筑；做好外来务工人员服务管理工作；参与反邪教斗争；参与消防安全和各项抢险救灾等事实；
6、良渚街道办事处出具的《关于董某等六人的情况说明》，证实六被告人原系良渚镇与良渚派出所共同招聘的临时工，后由余杭区劳动力资源服务中心分别与六被告人签订劳动合同，以劳务派遣形式派遣至良渚镇（后更名为良渚街道），人员归良渚派出所使用管理；2013年9月至10月，六被告人被解除劳动合同；至被解除合同为止，六被告人一直负责协助良渚派出所进行治安管理，良渚派出所受良渚镇（街道）委托对其进行日常管理和考核，工资福利待遇由良渚派出所核算，由良渚街道实际承担等事实；
7、良渚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良渚派出所使用的良渚平安巡防大队队员均按照公安分局辅警的标准进行公开招聘，其人事关系由良渚街道和第三方劳务公司签订，并实行劳务外派，日常的使用、管理、考核均由良渚派出所行使，人员工资、经费等由良渚街道开支的事实；
8、劳动合同，证实六被告人分别与杭州市余杭区劳动力资源服务中心签订劳动合同，期限从2010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该中心派遣被告人宋国强等人到余杭区良渚街道办事处工作，工作内容为协助治安管理，工资由用工单位良渚街道办事处发放等事实；
9、良渚派出所出具的《关于姚某等人的情况说明》，证实六被告人的工作岗位及职责，六被告人均系良渚派出所巡防队员，被告人宋国强、李峰、吴启忠、董某、虞某的工作岗位为巡逻，工作职责是穿便衣或制服以巡逻设卡、蹲点守候的方式抓各类侵财违法犯罪现行，另在民警的带队或指挥下协助对涉黄涉赌违法犯罪活动进行查处与抓捕，巡逻范围可延伸至整个良渚派出所辖区；其中被告人宋国强于2008年担任便衣巡逻组组长，2012年12月月底划分防区后调至K093防区，在勾庄和小洋坝村一带开展便衣治安巡逻工作；被告人李峰于2008年调至便衣巡逻组，2011年担任巡逻小组组长，2012年12月底调至K093防区，在勾庄村和小洋坝村一带开展便衣治安巡逻工作；被告人吴启忠于2008年任便衣巡逻小组组长，2012年12月底调至K091防区，在老良渚集镇及周边开展便衣治安巡逻工作；被告人董某于2009年7月参加巡防工作，为夜班便衣巡逻组组员，2012年9月调至老良渚集镇街面巡逻组穿制服巡逻，2012年12月底调至K091防区，在老良渚集镇及周边开展便衣治安巡逻工作；被告人虞某于2008年6月参加巡防队工作，2009年1月外借，2011年12月调回从事治安巡逻工作，巡逻范围为金家渡社区及周边，2012年8月调至勾庄夜班巡逻组并担任巡逻小组组长，巡逻范围为勾庄村；被告人姚某的工作岗位为跟班辅警，主要工作是协助民警办理各类案件、整理档案、调处纠纷、协助民警开展110接处警工作等，工作中其能接触到良渚派出所日常清查行动及涉黄、涉赌等举报信息等事实；
10、良渚派出所巡逻队员岗位职责，证实良渚派出所巡逻队员的岗位职责主要为开展门岗值守、治安巡逻等工作，制止现行违法犯罪活动，积极收集、提供社会治安信息和违法犯罪线索；协助民警开展防盗、防爆、防火、防治安灾害事故的宣传和安全检查；协助民警警戒突发性治安灾害事故现场，疏导群众，维护治安秩序；接受群众现场紧急报警并及时报告派出所；救助受伤、患病、遇险等处于无援状态的群众，帮助有困难的残疾人和其他群众；对巡逻中发现的重大案（事）件情况及时上报值班室并保护好现场；完成派出所交办的其他工作等的事实；
11、良渚派出所巡防队员涉黄涉赌抓现行工作模式的说明，证实涉黄涉赌的查处抓捕工作必须由民警带队或者民警指挥下进行，巡防队员不得直接对涉黄涉赌场所进行查处、检查；在针对涉黄涉赌行为进行定点巡逻或抓捕的行动中巡防队员抓获涉黄涉赌人员后进行现场控制，通知相关民警到现场进行处置；大型赌博的抓捕工作必须由民警带队，巡防队员协助民警抓捕、看管嫌疑人；日常巡逻中巡防队员发现可疑人员经盘查后，发现有重大违法犯罪嫌疑的，可进行控制，并立即向派出所报告，由值班民警到现场进行处置，有继续盘问必要的由民警带回派出所进行审查等事实；
12、良渚派出所巡逻队考核办法，证实良渚派出所对就巡逻队抓现行、提供检举揭发线索等工作上有积极表现的分类给予经济奖励，未达考核要求的给予一定经济惩罚，同时也规定了违反保密纪律、为违法人员通风报信或者受贿等的处理措施等内容的事实；
13、《公安派出所正规化建设规范》，证实公安部于2007年印发了该份文件，就公安派出所的机构性质、职责等进行了规定，其中有收集违法犯罪活动信息、抓捕违法犯罪嫌疑人、注意并发现正在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人员、严格保密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的具体工作部署及行动方案等、严格保密正在侦查的案件进展等事实；
14、户籍证明，证实六被告人的自然人身份情况；
15、被告人宋国强的供述和辩解，证实2002年1月至2013年9月，其一直在良渚派出所工作，是巡防队员，起初主要是进行治安巡逻，2005年其是专门打击两抢一盗犯罪的便衣巡逻组组员，2007年担任巡逻队大组长直至2011年，2012年任巡逻队队长直至年底，2013年开始任勾庄片区便衣巡逻组组长，其任大组长或队长期间，平时单独或者带人巡逻，主要是打击两抢一盗等街面现行刑事犯罪，有时协助民警查处黄赌毒类案件，巡逻中如发现涉黄赌毒的需要立刻通知派出所领导，并根据指示进行现场控制等事实；
16、被告人李峰的供述和辩解，证实2007年6、7月份其通过良渚派出所和良渚街道的共同招录作为巡防队员进入良渚派出所工作，一开始主要是夜间制服巡逻、抓捕现行犯，2008年8、9月份至2012年12月底在便衣巡逻组工作，期间在2011年担任便衣巡逻组组长，主要工作是打击现行犯罪和收集犯罪线索，2012年12月底划分防区后在勾庄小洋坝防区担任便衣巡逻组组长，平时巡逻的时候不需要民警带队，抓获现行犯之后控制并通知民警，也会参与派出所的大型抓捕行动，被告人吴启忠是便衣组组长，经常与其搭档，被告人董某、虞某也都是负责巡逻的，被告人姚某是民警的跟班辅警，有报案的话与民警一起出警，对派出所的行动、布控等情况知道得比较早等事实；
17、被告人吴启忠的供述和辩解，证实其于2002年1月通过招录进入良渚派出所担任巡防队员，2008年以前为夜巡队队员，负责大陆村、安溪村的夜间巡逻、设卡，主要是抓捕盗抢现行犯和发现其他犯罪之后的控制，2008年至2009年负责开巡逻车在街面巡逻，2009年至2013年是巡防队便衣组成员，主要在良渚街道范围内巡逻，抓捕盗抢现行犯和发现其他犯罪后的控制，巡逻时发现涉黄涉赌的案件要控制嫌疑人和现场并向派出所报告等事实；
18、被告人姚某的供述和辩解，证实其于2005年5月通过良渚街道和良渚派出所的共同招录作为良渚平安巡防大队的队员进入良渚派出所工作，2007年年底开始做民警的跟班辅警，协助民警从事接处警工作及日常事务，跟班辅警与巡防队员性质一样等事实；
19、被告人董某的供述和辩解，证实其于2009年通过良渚街道和良渚派出所的公开招录作为巡防队员进入良渚派出所工作，并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在勾庄运河村作为夜巡队员进行制服巡逻，2012年夏天转为白天制服巡逻，2012年年底划分防区后被分到被告人吴启忠的便衣巡逻组巡逻，巡逻范围为104国道收费站以北，主要是针对两抢一盗，巡逻队员发现现行犯罪的嫌疑人要进行控制然后立即通知民警，等候民警到现场处置，如果发现涉黄涉赌则要通知副所长，听安排行事，对于抓卖淫嫖娼、抓赌场等所里每月也会下指标，日常工作中还有收集犯罪线索、协助排除破案、抓捕犯罪嫌疑人等工作等事实；
20、被告人虞某的供述和辩解，证实其于2008年6月到良渚派出所平安巡防大队工作，期间外借，2012年1月回到良渚派出所巡逻队，负责治安巡逻，2012年8月下旬调到勾庄片负责夜间治安巡逻，9月底担任勾庄片区组长直至案发，巡逻主要是针对两抢一盗，如果巡逻中遇见不能直接处理的情况，需要向民警或者巡逻队长被告人宋国强汇报，涉赌涉黄案件一般由派出所统一安排，如在巡逻中碰到则需要向派出所汇报，不能不闻不问，平时工作中发现违法犯罪线索需要提供，是工作职责的要求等事实。
证据确实充分且相互印证，足以认定。
被告人董某辩称提供违法犯罪线索非其职责，辩护人提出被告人董某对于巡逻范围外的违法事项没有报告的义务的辩护意见，经查，在案的书证与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能相互印证，证实被告人董某等在治安巡逻岗位的巡防队员的职责包括了收集违法犯罪线索，对上述辩解及辩护意见，本院均不予采纳。
二、滥用职权包庇容留卖淫犯罪及受贿的事实
2011年，戴某甲（已起诉）及其亲友、同乡在良渚街道小洋坝村、长桥村等地开设了卖淫休闲店，为了不被查处，戴某甲等人经商议决定联合起来共同出资并由戴某甲牵头负责收买巡防队员充当“保护伞”。经戴某甲请托并与被告人宋国强等人商量，约定由戴某甲按月将卖淫休闲店老板支付的保护费送给被告人宋国强、吴启忠、李峰等人，以换得被告人宋国强等人的不查处关照。2011年10月至2013年上半年期间，被告人宋国强等人收到戴某甲按月上交的保护费共计10万余元，其中被告人吴启忠参与部分数额为约95000元，被告人李峰参与部分数额为约89000元。期间，戴某甲还请被告人宋国强等人吃饭、娱乐，花销均来源于卖淫休闲店老板。
被告人宋国强、吴启忠、李峰共同收取保护费后，为徇私情、私利，在进行治安巡逻时对上交保护费的卖淫休闲店不予查处，在公安机关对涉黄违法犯罪活动进行查处和抓捕过程中给予怠于查处、通风报信等庇护，使得小洋坝、长桥一带休闲店的卖淫活动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打击，且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加剧，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证明以上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
1、证人戴某甲的证言、辨认笔录，证实其与良渚派出所巡防队长宋国强认识较久比较熟悉，2011年7、8月份，良渚小洋坝村、长桥村一带有很多卖淫休闲店，休闲店老板为了店里的卖淫嫖娼行为不被派出所查处，就找其商量，让其出面送保护费给巡防队长宋国强，寻求“保护”，其遂和宋国强联系并请宋国强吃饭，吃饭的时候吴启忠也在，其对宋国强说下面有5、6家休闲店需要照顾，宋国强则称手下还有人的，后商定每家店每月上交保护费800元，其与其他休闲店老板商量后，一致同意每家交1000元，除了800元上交之外，另外200元让其留着用于请宋国强等人吃饭唱歌搞好关系，之后其开始收钱，并从2011年9月20日开始于每月的20日送钱，直至2013年3、4月份，其中有两个月（正月）没有送，总共送了17个月，平均每月6000-7000元，总共10万余元，期间其请宋国强等人吃饭唱歌共计花费2万余元；吴启忠有时候也和宋国强一起来拿钱，有时候宋国强没空就吴启忠来拿，因此其知道吴启忠也是分到钱的，另外巡防队的李峰也经常和宋国强一起与其吃饭，宋国强告诉其李峰也是分到钱的；2012年年底，吴启忠调走后，李峰接替吴启忠拿钱；在其送钱之后，宋国强等人平时就不去交保护费的卖淫休闲店一带检查，也不抓卖淫嫖娼，派出所有行动的话宋国强或吴启忠会打电话给其让其通知那些休闲店关门，这样的通知总共有10多次，相对的没有交保护费的休闲店被检查的次数较多；送钱期间，其自己也在良渚街道小洋坝村长斗14号开了卖淫休闲店，宋国强等人知道的，但没有去检查过，后该店被公安机关查获，但不是被宋国强等人查获等事实；
2、证人戴某乙的证言，证实2012年4、5月份，其在良渚街道长桥村开卖淫休闲店，当时小洋坝、长桥一带很多永嘉老乡开卖淫休闲店，很多都是戴某甲带过去的，其中有戴某甲的弟弟、妹夫等，其开店期间听老乡说戴某甲与良渚派出所的人比较熟悉，因此有些开卖淫休闲店的老乡每个月会交钱给戴某甲，戴某甲再把钱送去给派出所的人，标准是每家每月1000元，其听说之后也几次托戴某甲送钱，共计3000元左右；每个月良渚街道长桥村有3、4家，小洋坝村多的时候有20家，少的时候4、5家在送钱，戴某甲自己也曾在小洋坝开过休闲店，后在2012年下半年被查获；以及送钱的原因是店里有卖淫嫖娼行为，如果被查获要罚款坐牢，送钱能让派出所的人尽量不要来查，如果有清查行动的话能提前得到消息等事实；
3、证人田某的证言，证实其系戴某甲的妻子，良渚街道小洋坝一带有很多永嘉老乡开卖淫休闲店，戴某甲帮老乡与派出所的人搞好关系，给派出所的人送钱、请客吃饭等，让派出所的人不去查这些休闲店，或者有检查的时候及时通知，派出所的人有时候会打电话给戴某甲，戴某甲再去通知各个休闲店，刚开始每家每月交800元，后来到1000、1200、1800元，交上来的钱戴某甲留下差不多3、4千元，其余都用于和派出所搞关系，小洋坝一带交钱的休闲店数目不固定，多的时候10多家，少的时候7、8家，期间其与戴某甲也在小洋坝长斗开了一个卖淫休闲店，后被查获等事实；
4、证人李某甲的证言，证实2012年9月至11月，其在戴某甲位于良渚街道小洋坝村长斗14号102室的休闲店内卖淫，11月22日卖淫时被查获，至被抓获时其共卖淫200次左右的事实；
5、证人王某甲的证言，证实2012年11月22日下午，其在位于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小洋坝村长斗一无名休闲店嫖娼时被公安机关抓获的事实；
6、证人邱某甲、盛某、邱某乙、郁某、邱某丙的证言，证实各证人均系良渚街道长桥社区的居民，近两年长桥社区卖淫女站街招揽嫖客的现象比较严重，造成社会风气、治安恶化，社会影响很差，派出所虽然也在查处，但效果不大，2013年下半年派出所统一整治后情况好转等事实；
7、证人阮某、金某乙、王某乙、王某丙、王某丁的证言，证实各证人均系良渚街道小洋坝村村民，2010年开始外来人员在该村租房开休闲店的很多，店里的女子站街招嫖现象严重，造成了很不好的社会影响，对治安也产生了负面作用，公安机关虽有查处但效果不大，2013年公安机关集中整治之后才有很大的好转等事实；
8、证人周某的证言，证实其于2008年8月进入良渚街道平安巡防大队巡逻组工作，2013年任K093防区小洋坝中班巡逻组组长，负责街面巡逻防控、抓现行，如果看到休闲店开门的话也要驱赶，2013年4、5月份，宋国强曾请其与巡逻组的马某吃饭，席间介绍一名姓戴的温州人给其等人认识，并提出该人在小洋坝开了休闲店，让其等人巡逻的时候照顾一下，意思就是少去那一带检查、巡逻，去了也不要赶，事后姓戴的人送了其和马某香烟等物，之后又通过宋国强请其和马某吃饭、唱歌并送其1000元现金等事实；
9、证人马某的证言，证实其系良渚平安巡防大队队员，良渚小洋坝一带有很多卖淫休闲店，都是与便衣队队长宋国强有关系的，凡是有关系的宋国强都不让查，2013年4月份的一天，其与队友在小洋坝巡逻时休闲店纷纷关门，当天宋国强打电话给其称休闲店的老板是自己认识的，让其等人不要去巡逻，并请其和周某吃饭，席间有一个姓戴的休闲店老板，是温州人，饭后戴老板还请宋国强与其等人洗脚，之后戴老板还通过宋国强请其与周某吃饭唱歌并送了1200元现金，之后其巡逻的时候就会有意避开小洋坝长斗一带的休闲店等事实；
10、证人谢某的证言，证实其于2010年进入良渚派出所工作，具体是在便衣巡防队，队长是宋国强，副队长是李峰、吴启忠，宋国强、李峰、吴启忠三人与有些休闲店的老板关系不错，其等人平时在巡逻的时候如果没有接到宋国强等人的命令一般不会去查那些休闲店，如果所里有命令要查休闲店，也是宋国强、李峰、吴启忠带队，他们说查哪里就查哪里，2013年3、4月份的一天，其和李峰在勾庄木材市场巡逻时让几家卖淫休闲店关门，后宋国强找到其并让其不要再去查这些休闲店并称过几天这些休闲店的老板会给其香烟，几天后宋国强给了其1000元钱等事实；
11、良渚派出所2011年10月至2013年上半年间金家渡、小洋坝周边涉黄举报统计表，证实在上述期间内，良渚派出所接到的上述地点的涉黄举报共计有近百起的事实；
12、《良渚派出所2013年组织统一行动清单》，证实良渚派出所2013年登记在册的统一行动情况，其中2013年6月24日起的一个月对小洋坝长斗一带涉黄场所进行了集中查处等事实；
13、《良渚派出所防区划分情况》，证实良渚区块K093防区包括勾庄村、小洋坝村等的事实；
14、起诉书，证实余杭区人民检察院指控戴某甲犯行贿罪、容留卖淫罪于2014年4月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的事实；
15、被告人宋国强的供述和辩解，证实其与戴某甲在2009年认识，2011年10月，戴某甲请其和吴启忠吃饭时称自己在勾庄有7、8个卖淫休闲店，让其等人帮忙照顾不要去冲击检查，会给好处费，其和吴启忠同意，同时决定分给李峰一部分，并告诉了戴某甲，2011年10月至2012年12月戴某甲共给了14次钱（2012年的正月没有给），都是三个人分的，一开始是6000元每月，2012年正月过后说好每家店800元，每个月平均有8家店在交，即平均每个月6400元；2012年年底分防区吴启忠调走之后又给了三次，分别为5000-6000元、4000元、3000元，第一次分给吴启忠、李峰一部分，后两次没有分给吴启忠，是其和李峰等人分的；另外，戴某甲还请其等人吃饭、唱歌等，各有3、4次，都是戴某甲付钱的，这些钱也是从休闲店老板那里拿的；送钱的那些休闲店都是从事卖淫嫖娼活动的，其等人是巡逻队的，平时要进行查处，送钱的目的是让其等人在巡逻的时候不要去查处这些休闲店；在收了戴某甲的好处费后，其和吴启忠等人就没有去冲击过这些店，平时巡逻的时候会有意避开，如果派出所安排抓嫖娼，交钱的店也不去冲，所里有行动的话会有人通知戴某甲等事实；
16、被告人李峰的供述和辩解，证实2011年其开始担任便衣巡逻组组长，巡逻范围是整个派出所辖区，当时勾庄木材市场一带有很多从事卖淫活动的休闲店，看见巡逻队会马上关门；从2012年年初开始，吴启忠每月会给其钱，说是从宋国强处拿的，是卖淫休闲店老板给的烟钱，其都是收下的，至2012年年底划分防区后吴启忠调走，吴启忠一共给了其11次钱共计11600元，后戴某甲开始直接给其钱，一共三次，分别是1000元、3000元、2000元，宋国强、吴启忠具体拿了多少钱其不清楚，戴某甲给的钱是休闲店老板给的，其从开始收钱时候就知道，送钱给其是因为其平时巡逻时会查休闲店的卖淫情况，吴启忠等人就拉其入伙，让其在巡逻的时候按他们意思查哪些、不查哪些，并在巡逻的时候或不查交钱的店或不汇报，戴某甲直接给其钱的时候告诉其木材市场一带都不要查，就是对交钱的店予以关照等事实；
17、被告人吴启忠的供述和辩解，证实其与宋国强在巡逻的时候认识戴某甲，当时其等人每个月都会按派出所的要求查处卖淫嫖娼，多的时候3、4次，少的时候1、2次；2011年年底，宋国强找其吃饭，饭桌上戴某甲提出希望其等人能关照一下自己和老乡开在邱家桥和长斗附近的卖淫休闲店，说每个月会给好处费，其与宋国强答应，当时戴某甲还提出要不要给下面的人钱，其和宋国强决定给李峰一部分，之后从2011年12月左右戴某甲开始送钱，一般是戴某甲打电话给宋国强，然后其和宋国强去拿钱，有时候宋国强没空就其去，李峰的钱是其交给的，李峰也知道钱的来源，开始的几个月每月6000多元，2012年的正月没送，正月过后戴某甲按每个月每家店800元的标准送钱，基本每月固定8000元，直至2012年12月；之后其调离，调离之后没有从戴某甲处拿到过钱；戴某甲请客的娱乐活动其参与不多，但听戴某甲说起过宋国强经常让戴某甲安排吃饭洗脚之类的活动；送钱的休闲店开在小洋坝、木材市场、长桥村、邱家桥一带，少的时候6、7家，多的时候10多家，收了戴某甲送的钱之后，戴某甲将送钱的休闲店那条弄堂指给其等人看，其等人平时巡逻的时候就不去查处，派出所有任务的时候其等人就去检查没有关系的店等事实。
证据确实充分且相互印证，足以认定。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峰参与的共同受贿数额为10万余元，被告人宋国强、李峰均辩称参与的共同受贿数额未达10万元，二被告人的辩护人也均提出了相同的辩护意见，经查：（1）在案的被告人宋国强、吴启忠、李峰的供述与证人戴某甲的证言相互印证，证实戴某甲送钱期间被告人宋国强均参与分钱；被告人宋国强、吴启忠的供述与证人戴某甲的证言相互印证部分证实戴某甲从2011年10月起送钱，至2012年12月共送钱14次，共计约95000元；被告人宋国强、李峰的供述与证人戴某甲的证言相互印证部分证实2012年年底之后戴某甲又送钱3次，共计约12000元；综上，在案的证据足以认定被告人宋国强参与共同受贿数额已经超过10万元，对被告人宋国强的辩解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2）虽被告人宋国强、吴启忠均称从戴某甲开始送钱，二人即将一部分分给李峰，系由被告人吴启忠交给，但被告人李峰称其于2012年年初开始从被告人吴启忠处分得钱，故在案能证明被告人李峰2011年也拿到钱的仅有被告人吴启忠的供述，证据不足；被告人宋国强、吴启忠、李峰的供述与证人戴某甲的证言相互印证部分证实2012年戴某甲共送钱11次，共计约77000元；被告人宋国强、李峰的供述与证人戴某甲的证言相互印证部分证实2012年年底之后戴某甲又送钱3次，共计约12000元，综上，在案的证据能认定李峰参与的共同受贿部分数额为约89000元，未达10万元，公诉机关的指控依据不足，本院予以更正，被告人李峰的辩解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宋国强等人接受戴某甲的宴请以及安排的娱乐活动，戴某甲为此支付2万余元费用，被告人宋国强及其辩护人提出戴某甲吃请等花费数额未达2万元的辩解及辩护意见，经查，在案证据仅能证实戴某甲有宴请被告人宋国强等人以及安排娱乐活动的事实，不能证明戴某甲的花费数额，公诉机关的指控依据不足，对上述辩解及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0) {$(\"#divTool_Summary\").ContentSummary({ data: dirData });}});$(function()
{\r\n var jsonHtmlData =
\"{\\\\\"Title\\\\\":\\\\\"管登权容留他人吸毒罪二审刑事裁定书\\\\\",\\\\\"PubDate\\\\\":\\\\\"2017-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