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06民终264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政府解甲庄街道办事处。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解甲庄街道办事处驻地。
法定代表人：刘典良，主任。
委托代理人：汤日剑，山东德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苏艳丽，山东德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烟台日新光伏灯具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开发区北京南路**号内*号楼***号。
法定代表人：张来团，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田晓青，山东君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政府解甲庄街道办事处因与被上诉人烟台日新光伏灯具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院（2016）鲁0613民初3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上诉人烟台日新光伏灯具科技有限公司在一审中起诉称，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于2014年签订灯具买卖合同，约定了商品价格、交货方式及违约责任等。被上诉人按合同约定如期完成了合同项下灯具的交付、安装工作，上诉人应按合同约定支付给被上诉人货款及施工费用共计303400元，但仅支付灯具款70000元，余款至今仍未支付。被上诉人多次向上诉人催收货款无果，为维护被上诉人合法权益，请求依法判令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货款及施工费用共计233400元，由上诉人承担诉讼费用。庭审中，被上诉人自愿变更诉讼请求的金额为133400元。
上诉人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政府解甲庄街道办事处在一审中辩称，款项已经全部付清，请求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另外，被上诉人方安装的商品存在质量问题，要求修复或者更换，并保留诉讼权利，但本案不提起反诉。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4月23日，被上诉人向案外人陈某出具“授权书”一份，载明：“委托人兹委托陈某为我的代理人，有效期一年，2013年4月23日至2014年4月24日，全权代表我烟台日新光伏灯具科技有限公司办理下列事项：一、太阳能路灯销售、安装、施工；二、在公司给的底价以上，有权自由定价。代理人在其权限范围内签署的一切有关文件，我均予承认，代理人无转委托权。”被上诉人在该授权书上加盖公章。
陈某持上述“授权书”到上诉人处为被上诉人联系路灯买卖事宜，经陈某与被上诉人、上诉人双方的沟通、联系，2014年3-5月份，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灯具买卖合同，约定：供方为被上诉人，需方为上诉人；商品名称为太阳能路灯、庭院灯、草坪灯；合同总金额为303400元(包括施工费)；生产工期25天，货到工地在3天内完成安装。合同还约定了违约责任、售后服务、维修承诺、质保期等内容。
合同签订后，陈某雇佣工人进行了路灯底座基础施工，施工完成后，被上诉人进行了路灯安装。2014年7月，被上诉人出具了金额为303400元的发票给上诉人。2014年8月29日、11月4日、2015年2月13日，上诉人分别给付陈某转账支票三张，出票日期分别为2014年8月27日、11月1日、2015年2月13日，金额均为100000元，陈某在转账支票的存根联签名。2015年3、4月份，上诉人将余款3400元支付给陈某。
2014年5月19日、8月29日、9月25日，陈某分别给付被上诉人10000元、50000元、10000元，共计70000元。
上诉人给付陈某的三张支票，经原审法院到银行依法调查，其中出票日期为2014年8月27日的支票，内容均为手写，收款人的名字为毕锡康；出票日期为2014年11月1日、2015年2月13日的支票，收款人的名字为陈某，系手写，支票的日期、金额等其他内容均为打印。2015年2月13日的支票用途一栏为空白，其他两张支票分别均载明了太阳能路灯款。
被上诉人主张，对于陈某从上诉人处拿走了合同款303400元无异议，但陈某不是被上诉人员工只是代理人，他帮被上诉人联系业务，联系成功的话被上诉人给予好处费。被上诉人给陈某出具授权书，只是通过陈某撮合合同的签订，工程的安装、施工、价格的商谈都是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张来团参与的，陈某没有参与。2014年5月份在上诉人处签订的合同，具体由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张来团与上诉人方经办人邵国庆签订合同，陈某也在签订合同的现场。6月份施工完毕，张来团把发票送给上诉人并多次找上诉人要钱，上诉人财务部门讲把钱给陈某了，被上诉人找陈某，陈某只给了70000元，再要就不给了。被上诉人没有授权陈某代收货款，被上诉人也没有收到收款人为被上诉人的转账支票。因为工程是陈某帮助承揽的，所以被上诉人就把路灯底座基础承包给他施工。对于被上诉人与陈某之间的关系，被上诉人明确告知了上诉人。
被上诉人对其主张提供了灯具买卖合同加以证实，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提供的灯具买卖合同中被上诉人、上诉人双方均加盖了公章，均没有个人签名。
上诉人主张，上诉人已经向被上诉人员工陈某支付了转账支票三张及3400元的尾款，尾款是以现金方式支付的，上诉人已经付清全部款项。被上诉人员工陈某向上诉人提供了授权书，证明其全权代表被上诉人，且上诉人持有的灯具买卖合同中有陈某签名，合同的签订、履行、收付款等所有事项都是陈某经办的，款项都是陈某找上诉人要的，发票也是陈某给上诉人的，上诉人有理由相信陈某是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
上诉人对其主张提供了灯具买卖合同一份、授权书一份、转账支票存根三张、3400元的收据一张加以证实。灯具买卖合同的内容同被上诉人提供的合同一致，但上诉人提供的合同中落款处被上诉人方除了加盖的被上诉人公章外，在“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处还有陈某的签名。三张转账支票的存根联的用途一栏分别载明了设计费、太阳能路灯款。被上诉人对于灯具买卖合同、授权书、转账支票存根、收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但主张陈某没有参与合同的签订，当时没有在灯具买卖合同中签名。
上诉人提供证人陈某出庭作证。证人陈某陈述，其和被上诉人系代理合作关系，其给被上诉人承揽上诉人的路灯工程，按照被上诉人定的价钱卖灯具；其和政府人员邵国庆商谈工程方案、路灯价钱，之后与被上诉人沟通，在双方达成一致的情况下，2014年3月10日，其持被上诉人出具并加盖了被上诉人公章的两份书面合同到上诉人处，与上诉人签订了合同，上诉人经办人员是邵国庆；签订合同时，只有其一个人，被上诉人方没有其他人参与；4月份，其在当地找的老百姓开始路灯底座基础的施工，施工20多天后被上诉人派人安装路灯，安装完毕后，5月底6月初刮大风，路灯底座移动，路灯杆歪了，其又找人重新施工，7月份基本完工；2014年8月29日、11月4日、2015年2月13日，政府给其金额均为100000元的转账支票三张，2015年3、4月份，给其金额为3400元的转账支票，其都在支票存根上签字了，其拿的支票上只写了路灯款项、金额，收款人一栏均没有填写，是其后来在支票上全部填上自己的名字，到银行提取了现金；之后，其给了被上诉人170000元，其与被上诉人对过账，被上诉人认为其应该给他200400元，但因为被上诉人在院格庄街道北格庄村的路灯安装工程的业务中欠其22800元，所以其扣除一部分，给了被上诉人170000元，剩下的是其的施工费、工人费和其赚的代理差价；被上诉人、上诉人提交的两份合同都是当时签订的，合同中是其的签名，至于为什么只在一份合同上签名记不清楚了；向上诉人要款及给上诉人送发票都是其去的。
对于金额均为100000元的三张转账支票，因证人陈述系其全部填写上自己的名字后到银行提取的现金，原审法院当庭向证人出示了依法调取的支票，证人又陈述，三张支票即为上诉人支付涉案款项而给付其的，日期为2015年2月13日的支票中收款人的名字“陈某”是其写的，2014年11月1日的支票中收款人的名字“陈某”是银行的一名女工作人员代其写的，2014年8月27日的支票中收款人的名字“毕锡康”是其朋友毕锡康写的，毕锡康当时是农商银行的退休人员，其委托毕锡康提取支票款项，他在支票上写上自己的名字，是因为他们有拉存款的业务，即使退休了，他们也有自己拉存款的账户，毕锡康将支票提现之后，将钱给了其。对于证人陈述的尾款3400元的转账支票，证人称，支票收款人也是空白，是其填上自己的名字，到农商银行解甲庄支行支取的。但证人不能提供支票的票号等信息。
证人对其给付被上诉人170000元的陈述提供了被上诉人出具的五张收条，其中三张加盖被上诉人财务专用章，分别为2014年5月19日10000元、2014年8月29日50000元、2015年9月25日10000元，另外两张收条系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张来团出具，金额各为50000元。
被上诉人对五张收条的真实性无异议，认可已经收到了五张收条中的款项共计170000元，并自愿变更诉讼请求为133400元。
上诉人对证人陈述无异议，认为陈某向被上诉人支付款项的行为说明被上诉人认可陈某的代理。上诉人认可证人陈述的其给付陈某的三张转账支票收款人为空白，并解释为行业习惯都是这样，因为收款人收款后可能再给其他人。
被上诉人对证人陈述不认可，坚持自己的主张。但对证人陈述的路灯底座基础是由陈某施工并在大风后由陈某进行维修施工的事实无异议，称因为涉案业务是证人帮被上诉人承揽的，所以被上诉人将该部分工程承包给证人施工；被上诉人对证人陈述的在其他业务中被上诉人欠证人22800元不认可，称不欠证人钱。
原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签订的灯具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因只有上诉人提供的合同中有陈某签名，被上诉人主张当时陈某没有在合同中签名，上诉人主张系当时所签，双方均未提供证据证明，而陈某对此亦不能作出解释，故对于陈某在合同中的签名是否系合同签订当时所签，原审法院不予确认。被上诉人已经按约履行合同义务，上诉人已经支付全部款项。本案焦点在于上诉人的付款行为能否视为向被上诉人履行了合同付款义务？
被上诉人主张陈某不是其员工，仅是代理人，且授权书中并无收取货款的授权，上诉人给被上诉人的转账支票中收款人亦不是被上诉人，不能视为向被上诉人付款。上诉人主张其认为陈某系被上诉人的员工，且在灯具买卖合同上代表被上诉人签名，参与了合同的签订、履行，陈某向上诉人出具了被上诉人的授权，上诉人向陈某付款，视为向被上诉人付款。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系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灯具买卖合同，且被上诉人已按约履行了合同义务，上诉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合同相对方即被上诉人支付合同款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规定：“公司、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陈某在向上诉人联系涉案业务时，向上诉人提供了被上诉人出具的授权书，授权书明确载明陈某系被上诉人的代理人，并未明确陈某系其公司员工，被上诉人及证人陈某亦均认可陈某在为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联系涉案业务时，与被上诉人之间系代理关系，且授权内容明确，并不包括收取款项。故上诉人应当知道陈某系被上诉人的代理人而不是被上诉人公司员工。上诉人主张，陈某在合同中代表被上诉人签名，并且参与了合同的签订、履行等，其有理由认为陈某系被上诉人的员工。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持有的合同中陈某的签名是否是签订合同当时所签，无法确认。退一步讲，即使陈某系签订合同当时在合同中签名，其系在“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处签名，与被上诉人出具的授权书亦相对应，可以确定陈某是作为代理人签名，而陈某参与合同的履行亦属于授权书载明的权限范围，不能以此认定陈某系被上诉人员工，故上诉人的该抗辩主张不成立。众所周知，基于转账支票的特性，收款人为空白的转账支票，填写上任何个人或公司名称，该个人或公司即可将款项取出。上诉人主张其给付陈某的转账支票收款人为空白，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明知陈某系被上诉人的代理人且未被授权收取合同款项的情况下，向陈某出具收款人为空白的转账支票，收款对象指向不明，而事实上，被上诉人亦未收到转账支票，而是陈某在转账支票上填写了自己及他人的名字将款取出，故上诉人的付款行为不能视为向被上诉人履行了合同付款义务。对上诉人的抗辩理由不予支持。被上诉人自认收到170000元款项并相应变更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确认。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一、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路灯款1334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果上诉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801元减半收取2400.5元，由被上诉人承担1028元，上诉人承担1372元。
一审宣判后，上诉人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陈某是被上诉人的代理人，其收款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故被上诉人无权再向上诉人主张权利。理由如下：一、陈某全程参与了本案合同的谈判、签署和实际履行，是被上诉人的代理人和实际上的施工人。二、陈某代被上诉人收取货款，构成表见代理并已得到被上诉人的追认。1、被上诉人向陈某出具的授权书虽未授权陈某代被上诉人收取货款且已经过期，但本案涉及工程的施工及收款均发生在授权书过期后，此时，陈某一直在施工现场并与上诉人联系施工及维修事宜，这足以让上诉人相信，陈某是被上诉人的人员并有权代表被上诉人。2、陈某代被上诉人从上诉人处收取货款，被上诉人是知道并认可的。上诉人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分四次共计向陈某支付303400元货款，被上诉人仅认可其中的17万元是说不过去的。如被上诉人不认可陈某转交的货款，就应在陈某第一次给其货款时拒绝收取并通知上诉人陈某无权代收货款，并要求上诉人直接向被上诉人付款，而不是在上诉人支付完全部货款后，因其与陈某算账不清才找上诉人要款。3、涉案发票是陈某提交给上诉人的，而发票是财务结算凭证，被上诉人将发票交给陈某，即说明陈某有代理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结算并收取货款的权限，其交付发票的行为，足以让上诉人相信其有权收取货款。最高人民法院（2004）民一监字第61号案例的裁判要旨中明确表述：“在判断代理行为是否有效时，在代理人作出代理行为时没有授权的情况下，还要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及证据进一步判断被代理人在事后是否明示或默示的追认行为。”本案被上诉人收到陈某从上诉人处收取并支付给被上诉人的货款后，向陈某出具了收条并接受了货款，应当视为对陈某代收货款的同意。三、本案的实际情况是，陈某是灯具买卖合同中被上诉人的全权代理人，包括价格商谈、合同签署、履行和货款的收取，其与被上诉人双方是另行结算的。1、本案中，上诉人在施工完毕后的2014年8月27日开始支付货款，而陈某早在2014年5月19日即支付给被上诉人1万元，如果仅是代理关系，可能吗？2、涉案工程施工完毕后，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曾与陈某核对工程价款及付款情况，并要求陈某支付涉案工程货款。这也说明被上诉人对陈某收取涉案工程货款是明知并认可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本案的一审和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诉讼中，上诉人提交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书写的其与陈某就涉案工程进行对账的对账单，欲证明涉案工程实际由陈某施工，并且由陈某与被上诉人进行结算，从而证实上诉人将款项交付陈某是合法的，也是得到了被上诉人的认可。经质证，被上诉人认为：1、根据证据规则这个证据是上诉人在二审提交的，不能作为证据采信；2、该证据是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书写，但其并未在该证据的下方签字确认，且该证据内容记载的是被上诉人在涉案买卖合同中的产品成本，是被上诉人与陈某商议好处费时形成的，仅是一些数字的陈述，根本不能支持上诉人的主张，也不能看出该证据与上诉人的主张存在任何的关联性。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陈某收取上诉人货款的行为是否构成对被上诉人的表见代理，该行为是否得到被上诉人的追认。
表见代理是指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从事民事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灯具买卖合同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上诉人应按照合同约定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同时，陈某向上诉人出具的授权书中明确记载了陈某系被上诉人代理人的身份、代理事项、有效期及法律后果，其中的代理事项仅包括路灯的销售、安装、施工和定价，并没有收取货款的代理权限。故上诉人在与被上诉人签订涉案买卖合同并知晓陈某的具体代理权限而非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且自认授权书已经过期的情况下，将货款交付给陈某系支付对象错误，被上诉人对该行为不认可亦未实际收到全部货款，因此该支付行为的效力不应及于被上诉人。上诉人主张的陈某参与涉案灯具价款的商谈、合同的签订及施工等事实，不足以推翻被上诉人向陈某出具的授权书的内容和效力，上诉人以此理由主张陈某对被上诉人构成表见代理，有权代被上诉人收取本案货款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另，上诉人无有效证据证实陈某代被上诉人向其交付涉案合同发票，被上诉人亦不予认可，故上诉人以此主张陈某有权代表被上诉人收取本案货款亦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向陈某支付本案货款的行为是否得到被上诉人的追认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的规定，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本案中，首先，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向陈某支付货款的行为没有明示的追认行为。其次，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的行为即表明其否认了陈某以其名义收取上诉人货款的行为效力，依法不能视为被上诉人对该行为的同意和追认。另，上诉人二审提交的手写材料虽系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书写，但基于被上诉人与陈某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二者之间也会存在费用结算的问题，故该证据记载的费用情况并不能证实涉案合同是由被上诉人与陈某结算。因此，上诉人主张陈某代被上诉人收取货款已得到被上诉人的追认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原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㈠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968元，由上诉人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政府解甲庄街道办事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秀波
审 判 员 张建庆
代理审判员 纪晓静
二〇一六年八月四日
书 记 员 董昭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