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602民撤7号
原告：上海电气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枣庄路729号316室,实际营业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江宁路212号11楼。
法定代表人：秦怿，系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周文骏，上海市金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孟宪泽，男，1990年1月23日出生，汉族，系该公司员工，住上海市嘉定区。
被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住所地：诸暨市暨阳街��高湖路76号1幢。
负责人：张军，系该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余洪，男，1981年6月27日出生，汉族，系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员工，住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毛盈佳，女，1990年4月22日出生，汉族，系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员工，住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
被告：诸暨市昌美针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诸暨市大唐镇黄金东路。
法定代表人：陈才昌。
被告：诸暨市五泄斌丽针织厂（个人独资企业），住所地:浙江省诸暨市五泄镇五泄村下朱自然村*号。
投资人：郭丽。
被告：朱斌，男，1973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
被告：郭丽，女，1980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
被告：陈才昌，男，1965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
被告：陈菊伟，女，1965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诸暨市。
被告：诸暨市天元针织厂（个人独资企业），住所地:浙江省诸暨市草塔镇庄余霞村。
投资人：杨勤伟。
被告：杨勤伟，男，1968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
被告：诸暨市大唐昌达加弹厂（个体工商户），住所地:浙江省诸暨市大唐镇黄金街道。
经营者：陈才昌。
原告上海电气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租赁公司）因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与诸暨市昌美针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诸暨昌美公司）、诸暨市五泄斌丽针织厂（以下简称诸暨斌丽厂）、朱斌、郭丽、陈才昌、陈菊伟、诸暨市天元针织厂（以下简称诸暨天元厂）、杨勤伟、诸暨市大唐昌达加弹厂（以下简称诸暨昌达厂）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6）浙0602民初7095号生效判决，向本院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本院于2017年9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上海租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文骏、孟宪泽、被告华夏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洪到庭参加第一次庭审��原告上海租赁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文骏、被告华夏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毛盈佳到庭参加第二次庭审活动。被告诸暨昌美公司、诸暨斌丽厂、朱斌、郭丽、陈才昌、陈菊伟、诸暨天元厂、杨勤伟、诸暨昌达厂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上海租赁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撤销本院（2016）浙0602民初7095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即原审原告华夏银行对原审被告诸暨昌美公司提供的抵押物【诸工商抵登字（2015）第165号动产抵押登记书，其中型号为EJP438自动络筒机一台】（以下简称本案讼争设备）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判决内容；2、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诸暨昌美公司于2012年4月1日签订了合同编号为FL2012-020077的《融资租赁合同》，约定原告向其提供融资租赁服务。租赁期限为2012年5月5日至2015年5月4日止，该合同项下租赁物为上海二纺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纺机公司）生产的型号为EJP438自动络筒机一台。合同约定：“甲方（本案原告）根据乙方（本案第二被告）对供应商、租赁物的要求和选择，同意支付价款购买租赁物并出租给乙方使用；乙方同意按本合同条款以融资租赁的方式租入租赁物”，并约定租赁期满且租金等其他应付款项未结清前，租赁物所有权归原告所有。合同签订后，原告履行了全部合同义务，并取得了租赁物所有权。合同履行过程中，因被告诸暨昌美公司违反合同规定，在租赁期限内擅自将租赁物抵押给华夏银行，并于2014年1月7日在诸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动产抵押登记，故原告持（2014）沪黄证执字第180号《执行证书》向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然而，原告近期得知，被告华夏银行诉被告诸暨昌美公司等九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2016）浙0602民初7095号】，经审理并判决：被告华夏银行有权对被告诸暨昌美公司提供的抵押物【诸工商抵登字（2015）第165号动产抵押登记书】折价、拍卖或变卖后所得款项享有优先受偿权。抵押物即包含了本案讼争的1台设备。经查，动产抵押登记时间为2015年12月7日。于此，原告认为，根据《合同法》第242条规定：“出租人享有租赁物的所有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13条规定：“以自己不享有所有权或经营管理权的财产作抵押物的，应当认定抵押无效。”所以，被告诸暨昌美公司以��资租赁物作为抵押担保应属无效，法院判被告华夏公司对讼争设备享有优先受偿权，侵犯了原告对租赁物的所有权。再者，原告认为，被告华夏银行在办理抵押手续时未尽审慎义务，在抵押物贷款审查时未审核讼争设备的买卖合同、增值税发票原件及付款凭证，存在重大过失或者故意忽略，不构成善意，不能善意取得讼争设备的抵押权。法院判决其对讼争设备享有优先受偿权，事实认定不清，判决内容明显错误。
综上所述，原告认为（2016）浙0602民初709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内容，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6条及民诉法司法解释之规定，提出诉讼。
被告华夏银行辩称，一、关于本案的诉争事实。1、原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主要围绕其与诸暨昌美公司之间的融资租赁事实及原告事后提起公证的事实，即便原告与诸暨昌美公司之间的融资租赁事实成立，也无法对抗被告华夏银行基于善意取得而享有的抵押优先权。2、原告没有向法庭举证证明其基于所有权保留而对讼争设备采取了任何公示行为。相反，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足以认定，原告得知诸暨昌美公司于2014年1月将讼争设备非法抵押后，于2014年4月30日就取得了公证处的执行证书，但迟至2017年6月6日原告才向诸暨法院申请执行，在此三年多时间内原告既未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也未要求司法机关对涉案设备进行财产保全，更未采取有力措施阻止抵押人的违法行为，甚至都没有向银行发出任何书面通知，在此期间银行又连续办理了三次抵押，因此原告方自身严重疏于管理是造成本案的根本原因。3、银行已举证证明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属于善意第三人。业务办理前诸暨昌美公司向银行出��了由股东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的股东（大）会决议，内容为“同意本公司所有的两台自动络筒机作抵押”；银行派员现场查看，确认抵押设备位于诸暨昌美公司厂房内，现场无第三人明示的权属情况；经审查增值税专用发票系原件，真实性及合法性无误，发票载明购货单位为诸暨昌美公司，该记载与抵押人描述、抵押物占有情况一致；派员到登记机关查询抵押物登记状态，确认不存在被查封扣押情形；经查询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权属统一登记，未查询到抵押物融资租赁业务登记情况。银行已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属于善意第三人。4、原告没有向法庭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被告银行属于事先明知或恶意串通的恶意第三人。二、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为正确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2014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纷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其中第九条规定：承租人或者租赁物的实际使用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让租赁物或者在租赁物上设立其他物权，第三人依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善意取得条款）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或者其他物权，出租人主张第三人物权权利不成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出租人已在租赁物的显著位置做出标识，第三人在与承租人交易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物为租赁物的；（二）出租人授权承租人将租赁物抵押给出租人并在登记机关依法办理抵押权登记的；（三）第三人与承租人交易时，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行业或者地区主管部门的规定在相应机构进行融资租赁交易查询的；（四）出租人有证据证明第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交易标的物为租赁物的其他情形。根据上述司法解释，本案显然不存在第（一）、（二）项情况。根据第（三）项规定，目前尚无法律、行政法规、行业主管或者地区主管对银行必须事先对抵押物进行融资租赁交易查询做出强制性规定，仅有的规定为2014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使用融资租赁登记公示系统进行融资租赁交易查询的通知》，要求银行办理资产抵押业务时登录融资租赁登记公示系统查询有关标的物的权属情况。本案银行办理抵押时曾查询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权属统一登记，未查询到讼争抵押物融资租赁业务登记情况（事实上原告至迟于2016年12月15日才在该系统上登记该笔融资租赁业务）。故本案不存在银行违反法律法规或行业管理部门的强制性规定的行为。（四）原告没有提出任何证据，证明银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讼争抵押物为租赁物。
原告提出银行没有收集购买合同、没有注意到增值税专用发票系抵扣联而非发票联、没有对发票上的售货单位为上海电气租赁公司产生怀疑，因此认定银行未尽到审慎审查义务。对此我方认为：首先，银行审慎审查义务应以法律法规或主管部门规章有关规定为准，不可任意强加给银行过重的审查义务。银行作为从事贷款经营的民事主体，其业务经营行为受到人民银行、银监会等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对业务的审慎审查标准应以“法律、行政法规、行业主管或者地区主管”的相关规定为准，但是当前没有任何规章制度规定，抵押办理前银行必须收集购销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甚至还要查询增值税发票上出售方的经营范围。其次，按照通常的审查标准，本案中银行已对抵押物权属资料做了有效审查，并足以判断抵押物权属。抵押前诸暨昌美公司向银行出具了由股东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的股东（大）会决议，内容为“同意本公司所有的两台自动络筒机作抵押”；银行派员现场查看，确认抵押设备位于诸暨昌美公司厂房内，现场无第三人明示的权属情况；增值税专用发票经审查系原件，真实且合法，发票载明购货单位为诸暨昌美公司。抵押人自述、抵押物由抵押人占有且有真实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佐证，银行不仅已做必要审查，而且上述资料已足以使银行判定抵押物权属。再次，增值税专用发票对于证明抵押物权属有重要证明意义。增值税专用发票作为国家法定票据，发票内容必须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发票中明确载明诸暨昌美公司系购货单位而非租赁单位，已足以使第三方相信其为设备的所有人；不论是增值税发票的抵扣联还是发票联，只是用途不同，但内容相同，而且根据国家税务局《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规定》，二联必要时可以互换使用，因此抵扣联同样具有法定效力。最后，原告作为出租方收取租金并保留所有权，开具给承租方的却是作为购货凭证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仅开具发票的行为本身涉嫌违法，还恶意放任造成他人误解，对此原告应付相应责任。
综上，原告方自身严重疏于管理，银行作为第三人已尽必要审查义务并基于善意取得了抵押优先权，原告请求法院撤销原判无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诸暨昌美公司、诸暨斌丽厂、朱斌、郭丽、陈才昌、陈菊伟、诸暨天元厂、杨勤伟、诸暨昌达厂均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
本院于2016年7月22日立案受理（2016）浙0602民初7095号原告华夏银行与被告诸暨昌美公司、诸暨斌丽厂、朱斌、郭丽、陈才昌、陈菊伟、诸暨天元厂、杨勤伟、诸暨昌达厂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经审理认定，2015年12月4日，原告与被告诸暨昌美公司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一份，约定该被告为原告与其之间基于主合同连续发生多笔债权提供抵押担保，抵押担保的最高主债权本金余额为人民币200万元，主债权的发生期间为2015年12月4日起至2016年12月4日止。2015年12月7日，原告与被告诸暨昌美公司办理了动产抵押登记，登记编号为诸工商抵登字【2015】第165号。抵押标的物为自动络筒机EJP438、EJP438-60S各一台。
2013年12月31日，原告与被告诸暨斌丽厂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约定被告诸暨斌丽厂愿意为原告与被告诸暨昌美公司之间基于主合同连续发生的多笔债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的最高主债权本金为人民币200万元，主债权发生期间为2013年12月3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如除该合同约定的担保方式外，主合同项下还存在其他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债务人向原告提供物的担保）的，原告有权要求被告诸暨斌丽厂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2013年12月31日，原告与被告朱斌、郭丽签订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约定被告朱斌、郭丽愿意为原告与被告诸暨昌美公司之间基于主合同连续发生的多笔债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的最高主债权本金为人民币200万元，主债权发生期间为2013年12月3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如除该合同约定的担保方式外，主合同项下还存在其他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债务人向原告提供物的担保）的，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朱斌、郭丽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2013年12月31日，原告与被告陈才昌、陈菊伟签订个人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约定被告陈才昌、陈菊伟愿意为原告��被告诸暨昌美公司之间基于主合同连续发生的多笔债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的最高主债权本金为人民币200万元，主债权发生期间为2013年12月3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如除该合同约定的担保方式外，主合同项下还存在其他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债务人向原告提供物的担保）的，原告有权要求被告陈才昌、陈菊伟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2014年12月31日，原告与被告诸暨天元厂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约定被告诸暨天元厂愿意为原告与被告诸暨昌美公司之间基于主合同连续发生的多笔债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的最高主债权本金为人民币200万元，主债权发生期间为2014年12月3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如除该合同约定的担保方式外，主合同项下还存在其他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债务人向原告提供物的担保）的，原告有权要求��告诸暨天元厂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2014年12月31日，原告与被告诸暨昌达厂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约定被告诸暨昌达厂愿意为原告与被告诸暨昌美公司之间基于主合同连续发生的多笔债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的最高主债权本金为人民币200万元，主债权发生期间为2014年12月3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如除该合同约定的担保方式外，主合同项下还存在其他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债务人向原告提供物的担保）的，原告有权要求被告诸暨昌达厂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2015年12月4日，原告与被告诸暨昌美公司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一份，约定贷款金额为人民币200万元，贷款期限自2015年12月4日起至2016年3月30日，贷款利率为年利率7.8%，按月结息，付息日为每月的20日；该被告不按合同约定的还款期���偿还到期应付的贷款本金，自逾期之日起，按合同约定的利率加收50%作为罚息利率，计收逾期利息；在贷款期限内不能按期支付的利息，应按合同约定的贷款利率计收复利；贷款逾期后仍未支付的利息，应按约定的罚息利率计收复利。
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发放了贷款，而被告诸暨昌美公司未能按约还款，据原告自认，该被告已付清截至2016年3月30日止的利息，现尚欠借款本金1999911.73元。
另被告诸暨天元厂营业执照载明，该被告系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杨勤伟。
该案于2016年10月10日作出判决如下：
一、被告诸暨市昌美针纺织有限公司归还原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借款本金1999911.73元，并支付自2016年3月31日起至款清之日止按合同约定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算的利息、逾期利息及复利，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
二、原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就其享有的上述第一项债权对诸工商抵登字【2015】第165号动产抵押登记书项下抵押物经折价、拍卖或变卖后所得款项享有优先受偿权；
三、被告诸暨市五泄斌丽针织厂、朱斌、郭丽、陈才昌、陈菊伟、诸暨市天元针织厂、诸暨市大唐昌达加弹厂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诸暨市天元针织厂财产不足以清偿上述债务的，被告杨勤伟以其个人的其他财产予以清偿。
本案原告上海租赁公司对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1、本院（2016���浙06**民初7095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要求证明判决书第二条确认被告华夏银行对讼争设备型号为EJP438的自动络筒机享有抵押优先受偿权，侵害原告权益的事实。被告华夏银行对证据无异议，认为原审判决正确。本院对该生效判决予以确认，对证明内容在判决理由中予以阐述。
证据2、《上海二纺机股份有限公司专用产品销售合同》一份、经公证的《融资租赁合同》及附件一组、（2012）沪黄证经字第4193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经公证的《保证合同》、（2012）沪黄证经字第4194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各一份，要求证明：第一、原告与诸暨昌美公司系融资租赁关系，合同项下的共计一台租赁物（即本案讼争设备）所有权归上海租赁公司所有。第二、《专用产品销售合同》中明确约定讼争设备为诸暨���美公司的融资设备，购买方为上海租赁公司，诸暨昌美公司支付完成约定款项后即取得租赁物所有权。华夏银行绍兴诸暨支行未尽审慎义务，其抵押权不具备善意取得。第三、陈才昌、陈菊伟为上述租赁合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告华夏银行质证认为，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效力不能对抗法院确认的华夏银行的抵押权。本院认为，该公证书系国家公证机关作出，本院予以确认。
证据3、付款通知书二份、工商银行付款凭证一张、厂商开具给原告的《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发票联各一张、原告开具给诸暨昌美公司的《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一张，要求证明：第一、原告于2012年1月25日依照合同约定支付了讼争设备的货款754600元，履行了全部合同义务，取得了诉争设备的所有权；第二、2012年5月31日原告开具给诸暨��美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联次的发票联原件一直由原告保管，诸暨昌美公司是抵扣联，华夏银行未审核抵押设备的付款情况，未尽审慎义务，抵押权不具备善意取得。被告华夏银行质证认为，对货款支付不知情，真实性不清楚，证明内容不能对抗被告的抵押权；发票的真实性经法庭核实如无异议，其认为购货单位是诸暨昌美公司，所有权就是归属于诸暨昌美公司，不能证明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被告华夏银行对原告所持有的2012年4月28日增值税专用发票中载明的自动络筒机规格型号为EJP438-60S即为本案讼争设备EJP438自动络筒机无异议。根据公证文书中的合同约定，该组证据系原告依合同约定通过银行支付本案讼争设备的相应价款及开具的相应发票，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可以证明原告于2012年4月28日取得价税合计为1078000元讼争设备款发票联及抵扣联各一张，该发票载明销货单位为二纺机公司，购货单位为上海租赁公司；被告诸暨昌美公司于2012年5月31日取得价税合计为1078000元讼争设备款发票联一张，该发票为第三联，注明系购货方记帐凭证。内载明销货单位为上海租赁公司，购货单位为诸暨昌美公司，一直由原告持有。
证据4、租赁物确认单一份、情况说明一份及照片一组，要求证明诸暨昌美公司于2014年3月14日再次书面确认讼争设备为原告所有，并对讼争设备进行了详细说明。被告华夏银行质证认为，该组证据是原告与其他被告之间发生的，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明效力仍然不能对抗银行的抵押权；对于照片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凭照片不能判断所有权属于原告，因为照片中的设备显示是在诸暨昌美公司，故属于诸暨昌美公司所有。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可以证明被告诸暨昌公司确认收到租赁的讼争机器设备。
证据5、（2014）沪黄证执字第180号公证机关出具的《执行证书》一份、原告向法院提交的执行申请书一份，要求证明因诸暨昌美公司违反合同义务，严重违约，经原告申请，上海市黄浦公证处出具了执行证书，诸暨市人民法院已受理其执行申请的事实。被告华夏银行对公证事实无异议，但认为原告于2017年6月6日申请执行，从取得公证书到申请执行间隔了3年，不能证明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可以证明原告依据公证机关于2014年4月30日出具的执行证书，于2017年6月向诸暨市人民法院提出对被告诸暨昌美公司所欠租金等申请强制执行的事实。
被告华夏银行对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证据1、《最高额抵押授信业务项下抵押物状态核查表》一份、动产抵押登记书及配套增值税专用发票三份、申请书一份，要求证明除法院已确认2015年12月本案讼争设备已抵押的事实外，从2013年2月6日开始至2015年1月被告华夏银行已与抵押人诸暨昌美公司就讼争设备办理过三次抵押的事实。同时，华夏银行于2015年12月9日对抵押物进行了查看，并去工商部门查询抵押物登记状态，确认不存在被查封或扣押情形，已经尽了必要的审查义务。原告质证认为，对抵押物状态核查表不予认可，对其他证据因是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就内容而言，三次抵押都附了发票，上面写的上海租赁电气公司，银行审查时应意识到与租赁公司有关，可以证明被告银行没有尽到审慎义务。三次抵押登记从法律上来说，贷款关系应该作为三次独立的民事法律关系，被告每次都应该在抵押之前对抵押物权属与状���进行审查，不存在被告所证明是三次连续的抵押，原告认为之间没有关联性；抵押之前已经产生融资租赁关系，之后的抵押对融资租赁关系没有任何影响。对于申请书，证据形式不予认可，因为是被告自己所写，之后由工商局签字盖章，不能确认是哪个工商局哪个人写的，情况属实的内容没有针对性。第三页没有骑缝章，不能确定前两页也是否属实。印章是部门印章，不是工商局作为机关法人的印章，证明力不够，工商局没有到庭作证，故原告对于该份证据形式以及内容均不予认可。对上述设备抵押的相关情况，如法院经核实属实，原告则无异议。本院认为，华夏银行在庭后提交了经工商部门确认的动产抵押登记书，与原告庭审提交的证据相互印证。2012年5月31日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抵扣联与原告持有的上述证据3中同日期的发票联相一致，故对本组证据予以认定，可以证明被告诸暨昌美公司因需贷款，就本案讼争设备共向华夏银行提供四次抵押担保，华夏银行并对抵押物的权利进行查询的事实。
证据2、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权属统一登记--
初始登记一份（复印件），要求证明原告于2016年12月15日对本案租赁财产进行登记的事实。原告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时间于2016年登记是认可的。但是，现在没有任何法律以及行业规则要求商务部下的融资租赁公司要进行网上登记，这个网络平台是银监会下属金融机构进行登记的平台。对于租赁公司网络权属登记是自发的，目前为止没有统一的平台要求登记，所以这份证据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该证据虽系复印件，但原告对讼争设备于2016年12月15日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网络平台进行初始登记的事实并不否认，该平台显示有出租与��租人信息及交易业务类型等，与本案融资租赁合同内容相印证，故予以认定。
被告诸暨昌美公司、诸暨斌丽厂、朱斌、郭丽、陈才昌、陈菊伟、诸暨天元厂、杨勤伟、诸暨昌达厂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根据上述认定的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2年4月1日，原告上海租赁公司作为买方、被告诸暨昌美公司作为使用方与二纺机公司作为卖方签订《上海二纺机股份有限公司专用产品销售合同》一份，合同前文载明：“为履行买方与使用方签订的FL2012-020077《融资租赁合同》（以下简称“租赁合同”），买方根据使用方的选择，向卖方购买本合同项下标的物后以融资租赁方式租赁给使用方使用。现三方经协商一致��特订立本合同。”合同约定的主要内容有：一、设备名称：自动络筒机；规格型号：EJP438；生产厂家：上海二纺机股份有限公司；数量：1台；单价：1078000元（含17%增值税）；交货期：现货。……四、标的物所有权自买方支付剩余货款即人民币754600元后转移至买方。……九、结算方式：在本合同签订后，买方委托使用方将租赁合同项下使用方应支付给买方的第1期租金即人民币323400元直接支付给卖方作为第一期货款。发货前，在租赁合同中出租人支付租赁物价款的先决条件全部满足的情况下，买方凭卖方开具的抬头为买方的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卖方和使用方的付款通知书向卖方支付剩余货款即人民币754600元。卖方收款后应立即发货。……十二、其他约定事项：……7、本合同经各方盖章或签字后，与租赁合同同时生效。……合同签订后，三方在该合同上盖章及签字。
2012年4月1日，原告作为出租人（合同甲方）与被告诸暨昌美公司（合同乙方）作为承租人签订《融资租赁合同》一份，并附有融资租赁合同附表及租金偿付表。合同主要约定甲方根据乙方对供应商、租赁物的要求和选择，同意支付价款购买租赁物并出租给乙方使用；乙方同意按本合同条款以融资租赁方式租入租赁物。租赁物的名称、数量、价格、规格型号、生产厂商或供应商、机身号码均与上述三方于同日签订的《专用产品销售合同》相同。双方约定租赁物设置场地为被告诸暨昌美公司所在地。租期共计36个月，自2012年5月5日起至2015年5月4日止。租金共计1250112元，第一期租金计323400元，于起租日前支付。其余每期租金于起租次月起每月4日支付。在租赁期限届满且乙方履行完毕本合同规定的全部义务后的十五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向乙方出具《所有权转让证明书》，租赁物所有权自《所有权转让证明书》签发之日起由甲方转移至乙方。合同经甲、乙双方盖章并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经合法授权的委托代理人签字后正式生效。另双方还对租赁的权利义务及其他相关事项作出约定。同日，原告作为债权人与被告陈才昌、陈菊伟作为保证人签订了《保证合同》一份，约定保证人为债权人在《融资租赁合同》项下所享有的全部债权，包括主合同租金、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费用及其他一切应付款项承担共同连带责任保证。还对其他事项等作出约定。2012年5月21日，上海市黄浦公证处对上述《融资租赁合同》及《保证合同》��出公证，分别出具公证编号为（2012）沪黄证经字第4193号、（2012）沪黄证经字第4194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各一份，确认自合同生效及债权债务形成之日起，该公证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
合同签订后，原告及诸暨昌美公司依照《上海二纺机股份有限公司专用产品销售合同》的约定履行了付款义务，二纺机公司于2012年4月28日向原告开具购货单位为上海租赁公司、销货单位为二纺机公司，价税合计为1078000元的讼争设备款增值税专用发票联次中的发票联及抵扣联各一张。原告于2012年5月31日向被告诸暨昌美公司开具购货单位为诸暨昌美公司、销货单位为上海租赁公司，价税合计1078000元的讼争设备款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一张，该发票联次的第三联：发票联由原告持有。被告诸暨昌美公司向原告出具了租赁物确认单一���，确认已收到租赁物及确认为原告所有。2014年4月30日，上海市黄浦公证处经原告申请，向原告出具（2014）沪黄证执字第180号执行证书一份。主要内容为：“……现被执行人一（即诸暨昌美公司）违反了合同的规定，经查，被执行人一在租赁期限内擅自将租赁物抵押给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并已于2014年1月7日在诸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动产抵押登记，损害了申请人（即上海租赁公司）对租赁物的所有权，严重违反了租赁合同。……申请人可持本证书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标的：……截止2014年4月24日实际须支付人民币436125.75元。在被执行人清偿全部债务前，租赁合同项下租赁物的所有权仍归申请人所有。”2017年6月，原告依据��《执行证书》向诸暨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诸暨昌美公司支付所欠金额及迟延履行金。该院于2017年7月28日立案受理，现尚在办理中。
被告华夏银行与诸暨昌美公司就本案讼争设备共发生四次抵押业务，分别为：2013年2月6日、2014年1月7日、2015年1月7日、2015年12月7日。前三次因被告诸暨昌美公司履行了债务，故抵押登记注销。2015年12月7日，诸暨昌美公司第四次办理动产抵押登记【诸工商抵登字（2015）第165号动产抵押登记书】，华夏银行同时到工商部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查询确认抵押物无查封、扣押的情形及无权属纠葛，并进行实地查看。因债务未履行，华夏银行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6年10月10日作出（2016）浙0602民初7095号民事判决，其中对华夏银行就抵押设备享有优先受偿权予以确认。2016年12月15日，原告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权属统一登记
--初始登记”网络平台对本案租赁设备进行了融资租赁业务登记。原告于2017年8月知晓上述判决后，提出本讼。
本院认为，第三人撤销之诉是法律赋予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没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对错误生效裁判的救济程序。本案原告作为享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认为被告诸暨昌美公司未经其同意，将其所有的租赁物作抵押，被告华夏银行取得的抵押权依法不能成立。因此，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本院（2016）浙0602民初7095号民事判决确认被告华夏银行对本案抵押设备享有优先受偿权是否存在错误及是否损害了原告的权益。原告将其购买的本案讼争设备，以融资租赁方式租赁给诸暨昌美公司使用。原告已付清全部价款，该设备属其所有并已交付被告诸暨昌美公司使用的事实清楚。被告诸暨昌美公司在使用租赁物过程中，将无处分权的讼争设备抵押登记与被告华夏银行所有，显属侵权，必然导致原告的所有权利益与银行的交易利益之间发生冲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本院认为，华夏银行的抵押物权属于善意取得，依法受到保护。第一，华夏银行对抵押标的物权属的审核已尽到审查义务。涉案讼争设备属于动产，并由被告诸暨昌美公司占有使用。根据动产物权变动以占有为公示方式，华夏银行有理由相信属使用人所有。被告华夏银行审核抵押标的物所有权的凭证是原告开具给租赁方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增值税专用发票不仅是购销双方收付款的商事凭证，而且可以作为购买方固定资产的税收抵扣凭证。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增值税专用发票联次系一次开具，上、下联的内容和金额均应一致。原告虽将其中购货方用作记账的发票联持有，华夏银行未收集该发票联或对购货合同作审查，但作为内容相一致的抵扣发票已明确记载诸暨昌美公司系购货单位。因此，发票显示所购讼争设备为被告诸暨昌美公司所有的事实明确。同时，华夏银行在办理抵押登记时���还向工商部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权属登记系统查询抵押物的权利限制及权属情况，故对抵押物的权利审核，华夏银行已尽其审查义务。第二，被告华夏银行系基于借贷民事法律关系取得动产抵押权，在主观上属善意，并已依法办理抵押权登记，原告并无证据证明银行事前知道或双方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权益。因此，华夏银行对其担保物权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善意取得。第三，原告对涉案设备租赁后存在监管不力，对被告诸暨昌美公司无权处分行为的连续发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首先，本案讼争设备共办理四次抵押权登记，首次于2014年1月7日登记。根据上海市黄浦公证处于2014年4月30日出具的（2014）沪黄证执字第180号《执行证书》记载，原告申请办理强制执行公证文书的起因系知晓被告诸暨昌美公司在租赁期限内擅自将租赁物抵押给华夏银行的情况，但对该违约或侵权行为，原告既未向华夏银行主张权利，也未申请强制执行公证文书或寻求诉讼救济，阻止侵权的发生，导致华夏银行在不知情下将讼争设备作为被告诸暨昌美公司合法所有的财产多次办理抵押担保。其次，我国虽未出台融资租赁物的登记制度，以明确租赁物的所有权，防止出租人的合法权益被侵害，但在融资租赁行业通用的做法有：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网络信息系统对融资租赁业务进行登记公示，明确租赁物的所有人。该做法自2014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出台《关于使用融资租赁登记公示系统进行融资租赁交易查询的通知》后已成为融资租赁行业对动产保护普遍采取的措施，也是银行办理资产抵押业务的重要依据；另还可采取在租赁物上明示所有人等保护措施。然原告在租期内均未采取这些措施，反映出其管理上的漏洞。最后，原告在租赁期限未届��，租金未全部履行完毕，尚未按合同约定办理租赁物所有权转移手续前，将动产设备所有凭证即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于承租人，对其动产的掌控埋下风险。显见，原告对其租赁物缺乏监管，特别是在财产受到侵权时怠于行使权利保护，给承租人违约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原告受到的损失，并非涉案生效判决所造成，应从自身作出深刻反思。综上，本院（2016）浙0602民初7095号民事判决确认被告华夏银行对本案讼争设备享有优先受偿权的事实清楚，判决正确，对华夏银行的抵押权依法应予保护。原告提出生效判决错误并损害其权益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对其财产损失，可向侵权人主张解决。被告诸暨昌美公司等九被告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放弃其民事诉讼权利，本院可依法缺席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三百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上海电气租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60051元，由原告上海电气租赁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陶珊珊
人民陪审员 孙云琴
人民陪审员 钟剑平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代书 记员 张 丹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一百零六条【善意取得】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
（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
（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
（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
受让人依���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
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九条承租人或者租赁物的实际使用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让租赁物或者在租赁物上设立其他物权，第三人依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或者其他物权，出租人主张第三人物权权利不成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出租人已在租赁物的显著位置作出标识，第三人在与承租人交易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物为租赁物的；
（二）出租人��权承租人将租赁物抵押给出租人并在登记机关依法办理抵押权登记的；
（三）第三人与承租人交易时，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行业或者地区主管部门的规定在相应机构进行融资租赁交易查询的；
（四）出租人有证据证明第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交易标的物为租赁物的其他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起撤销之诉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出，并应当提供存在下列情形的证据材料：
(一)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
(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错误;
(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
第三百条对第三人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的请求，人民法院经审理，按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请求成立且确认其民事权利的主张全部或部分成立的，改变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的错误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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