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12刑初65号
公诉机关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胡方旭，男，1983年3月17日出生，汉族，出生地辽宁省新民市，文化程度初中，住辽宁省新民市。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6年7月8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1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广东省广州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罗鹏远、严翔，均系广东广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公诉机关以穗埔检刑诉［2016］1296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胡方旭犯诈骗罪，于2017年1月4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17年3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公诉机关指派检察员潘海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胡方旭及其辩护人严翔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2016年6月至7月间，被告人胡方旭和王某印、李某2等（均另案处理）利用韩国演艺团体BIGBANG在位于广州市黄埔区的广州体育演艺中心开演唱会之机（时间为2016年7月6日至8日），在网络上发布持有演唱会“全某”，能让观众在内场前排观看演唱会等虚假消息，诱骗观众高价向其购买，诈骗观众钱款共计人民币33000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2016年6月13日，被害人熊某、陈某1、施某在网络上看到上述虚假消息后，遂与被告人胡方旭一方约定以人民币3000元每人的价格带其三人到演唱会内场前排观看演唱会。后被害人熊某等分别于当日和6月17日向同案人“榴莲汁”（系微信名，另案处理）支付定金共计人民币600元。2016年7月7日下午，被害人熊某等按照双方的约定去至广州体育演艺中心D门外，与被告人胡方旭及王某印、李某2见面，向王某印支付了剩余的钱款人民币8400元，但被告人胡方旭和王某印、李某2在交给被害人熊某等三张假的演唱会“全某”，企图让其三人混入演唱会场馆内而未能得逞后，仅交给被害人熊某等3张“看台票”，将其三人带到场馆内，并未按照双方之前的约定将其带至内场前排观看演出。
二、2016年6月14日，被害人陈某2、龚某1与“大晴”（另案处理）约定以人民币3000元每人的价格带其二人到演唱会内场前排观看演出，并向其支付了定金人民币400元。2016年7月7日下午，被害人陈某2、龚某1按照双方的约定去至广州体育演艺中心外，与被告人胡方旭和李某2、王某印、“大晴”等见面，向李某2支付了剩余的钱款人民币5600元，但被告人胡方旭和王某印、李某2在交给被害人陈某2、龚某1两张假的演唱会“全某”，企图让其二人混入演唱会场馆内而未能得逞后，仅交给被害人陈某2、龚某12张“看台票”，将其二人带到场馆内，并未按照双方之前的约定将其带至内场前排观看演出。
三、2016年6月22日，被害人杜某在网络上看到上述虚假消息后，遂与被告人胡方旭一方约定以民币3000元每人的价格带其和女友到演唱会内场前排观看演唱会。后被害人杜某于当日向被告人胡方旭一方支付定金人民币400元。2016年7月7日下午，被害人杜某按照双方的约定去至广州体育演艺中心D门外，与被告人胡方旭及王某印、李某2等见面，向王某印支付了剩余的钱款人民币5600元，但被告人胡方旭和王某印、李某2在交给被害人杜某两张假的演唱会“全某”，企图让其二人混入演唱会场馆内而未能得逞后，仅交给被害人杜某2张“看台票”，将其二人带到场馆内，并未按照双方之前的约定将其带至内场前排观看演出。
四、2016年7月6日，被害人罗某、温某在网络上看到上述虚假消息后，遂与被告人胡方旭一方约定以人民币3000元每人的价格带其二人到演唱会内场前排观看演唱会。后被害人罗某、温某于当日向被告人胡方旭一方支付定金人民币400元。2016年7月7日下午，被害人罗某、温某按照双方的约定去至广州体育演艺中心D门外，与被告人胡方旭及王某印、李某2等见面，向王某印支付了剩余的钱款人民币5600元，但被告人胡方旭和王某印、李某2在交给被害人罗某、温某两张假的演唱会“全某”，企图让其二人混入演唱会场馆内而未能得逞后，仅交给被害人罗某、温某2张“看台票”，将其二人带到场馆内，并未按照双方之前的约定将其带至内场前排观看演出。
五、2016年7月6日，被害人李某1在网络上看到上述虚假消息后，遂与被告人胡方旭一方约定以人民币3000元每人的价格带其和女友到演唱会内场前排观看演唱会。后被害人李某1于当日向被告人胡方旭一方支付定金人民币600元。2016年7月8日下午，被害人李某1按照双方的约定去至广州体育演艺中心B门外，与被告人胡方旭及王某印、李某2等见面，向胡方旭支付了剩余的钱款人民币5400元，但被告人胡方旭和王某印、李某2在交给被害人李某1两张门票后，又以换更好位置的门票为由将其拿走。后被告人胡方旭在现场被公安人员抓获，当场从其随身携带的包内查获假的“全某”一批。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胡方旭诈骗公民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之规定，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公诉机关建议对被告人胡方旭在有期徒刑一年至二年的幅度内判处刑罚，并处罚金。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胡方旭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第一至四宗犯罪事实无异议，辩称其与前四宗的被害人均不相识，只是通过微信群加了他们的微信，其没有收取他们的定金，他们都是由王某印、李某2、“榴莲汁”、“大晴”等人联系的，且都是通过他们和被害人沟通如何付款及如何进入场内，其在其中只起提供演唱会门票、全某和扣押被害人身份证的作用；辩称公诉机关指控的第五宗事实其为李某1提供了真票，不构成诈骗。
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胡方旭实施了第一至四宗诈骗犯罪事实无异议，其提出公诉机关指控的第五宗事实不构成诈骗，在该宗事实中，被告人胡方旭提供给李某1的是真票，且是最高票价，交易方式是钱票交易，这是正常的交易行为，并没有用“全某”来实施诈骗。被告人胡方旭的同伴去换票的时间很短，而胡方旭留在现场并未离开，无法证实是被告人胡方旭的同伴主动将票拿走，仅凭李某1和张某的陈述不能证明被告人胡方旭同伴强行拿走票，不排除李某1和张某在听到公安人员说胡方旭是诈骗犯后，为了拿回支付的票款而虚构被告人胡方旭的同伴强行拿走票的可能性。无法证实被告人胡方旭的同伴是否把票拿回来的情况下，不能认定被告人胡方旭及其同伴存在诈骗行为。故被告人胡方旭的诈骗数额应为人民币2.7万元。关于被告人胡方旭的量刑情节：1.被告人胡方旭当庭认罪，有悔罪表现。2.被告人胡方旭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较小，被告人胡方旭不是诈骗犯意的提起者和犯罪活动的组织者，其仅为一名普通的协助人成员，只是实施了发“全某”和收身份证的行为，并未实施任何的组织性工作，应认定为从犯。3.被告人胡方旭在第一至第四宗犯罪事实中未获利，同案人也与被害人进行了调解，被害人也收回了一定的退款。4.被告人系初犯，参与作案时间不长，主观恶意不大。综上，请求法庭对被告人胡方旭从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2016年6月至7月间，被告人胡方旭和王某印、李某2等人（均另案处理）利用韩国演艺团体BIGBANG在位于广州市黄埔区的广州体育演艺中心开演唱会之机（时间为2016年7月6日至8日），在网络上发布持有演唱会“工作证”，能让观众在内场前排观看演唱会等虚假消息，诱骗观众高价向其购买，诈骗观众钱款共计人民币33000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2016年6月13日，被害人熊某、陈某1、施某在网络上看到上述虚假消息后，遂与被告人胡方旭一方约定以人民币3000元每人的价格带其三人到演唱会内场前排观看演唱会。后被害人熊某等分别于当日和6月17日向微信名为“榴莲汁”的人（另案处理）支付定金共计人民币600元。2016年7月7日下午，被害人熊某等按照双方的约定去至广州体育演艺中心D门外，与被告人胡方旭及王某印、李某2见面，向王某印支付了剩余的钱款人民币8400元，但被告人胡方旭和王某印、李某2在交给被害人熊某等三张假的演唱会“全某”，企图让其三人混入演唱会场馆内而未能得逞后，仅交给被害人熊某等3张已撕下副券的他人使用过的“看台票”让三人进入场馆，后胡方旭一方的人又交给熊某等3人3张已撕下副券的他人使用过的内场票让其3人进内场，后因上述内场票的座位与他人重票，熊某等3人被现场保安人员赶出内场。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以下证据，足以认定：
1.被害人熊某的陈述证实：其手机号码为132××××3507，微信名为bearmoon，微信号为87×××11，绑定的qq是87×××11。其约在案发前一个月被人拉进了个叫“BB工作证全国群”的微信群，这是一个关于BigBang演唱会的群，谁想看哪个地区的何时的BigBang演唱会，只要在群里说，就会有人将想看的人再组另一个微信群。其上个月就在该群里说其想看2016年6月7日广州国际体育演艺中心进行的演唱会，接着群里的一名叫“榴莲汁”（微信号为“LN180236”）的人说要交每人人民币200元的订金，因为其微信里没有钱了，其就跟“榴莲汁”说要通过支付宝付款，于是“榴莲汁”就发了他的支付宝账户给其。其于2016年6月13日11时53分将两张票的订金共人民币400元通过其支付宝账户（155××××9616）转给了“榴莲汁”（支付宝账户名是“*念”，支付宝账户为182××××7689）。接着“榴莲汁”将在微信群里交了订金的人组建在另一个微信群里，后因其想再买多一张票，于是其于2016年6月17日2时09分通过支付宝再转了200元订金给“榴莲汁”。2016年7月6日，微信号为“×××”的人（后来通过支付宝转账知道他叫王某印）组建了一个叫“7号广州”的微信群，并将“榴莲汁”拉进了群里，再让“榴莲汁”将交了订金的人拉进来。王某印在群里说他是广州场演唱会的负责人，让其7月7日到广州国际体育演艺中心D口集合。到了2016年7月7日16时左右，其和朋友陈某1、施某到了D口的集合地点，接他们的是6名男子和1名女子。对方称会给其三人每人发一个工作证，然后让其三人从C门口进去。如果工作证进不了，他们会再找门票给其三人进去。接着他们就给其三人每人发了一个叫“2016BIGBANGMADE(VIP)TOURINFOSHAN”的全某。其是买了三个人的票，其与陈某1、施某一起在那里拿工作证后就戴着工作证先是从C门进去，对方中其中一名男子还站在C门附近看其三人能否进去，其和陈某1、施某到门口时就被拦下来了，门口的工作人员说其和陈某1、施某的工作证件是假的，不让其三人进去，并将其和陈某1、施某三人的工作证没收了。于是其又找到对方的人，对方就又找了三张别人用过的门票给其和陈某1、施某，但其和陈某1、施某拿着那些别人用过的票进去也被拦了，最后对方那些人就给其三人每人发了一张新的门票，但其找对方买的是内场前十排的门票，对方给其和陈某1、施某是看台的门票。其和陈某1、施某拿到那些门票之后，对方就让其将余下的钱给他们，因为其是买三个人的票（每人3000元），于是其通过支付宝将8400元转到王某印的支付宝账户上（支付宝账户为152××××2839，账户名为王某印）。之后其和陈某1、施某就拿着对方给的新的门票顺利通过了安检和验票。其和陈某1、施某进到场馆之后，对方中的两名男子戴着工作证也跟着进来了。其三人进到里面后，跟着进来的那两名男子说他们会安排内场给其和陈某1、施某。接着他们就给其和陈某1、施某每人一张内场前十排的门票（用过的），还将其三人手上那张看台的门票要了回去，其和陈某1、施某到了内场座位那里时发现那里已经有人在那里坐了，于是其三人就联系对方的人，他们说会想办法，让其三人先到其他座位坐着，但最后其和陈某1、施某还是被赶出走廊了。其和陈某1、施某当时是跟保安一起出来的，对方的人看到其三人跟保安从内场出来就跑了，其联系王某印（电话号码152××××2839）和李某2（电话138××××5511）还有一个186××××6721的电话，要求他们退钱，但他们不退，于是其就报警了。当时在现场一共有16个人被骗，他们的情况跟其基本都是一样的，当时发工作证和门票的时候都是一起的，只是在进门口的时候是分开走的，据其了解他们也是两三个人一起买票，也都被骗了。王某印的电话是152××××2839，当时他还对其和陈某1、施某说如果进到里面可以联系李某2（138××××5511）或者是其他人，他另外又给了其和陈某1、施某三个联系电话，分别是187××××6197、134××××5130、186××××6721。
2.被害人施某的陈述：2016年6月底，熊某对其和陈某1说她在网上联系好了BIGBANG广州演唱会，且是内场前十排的门票，叫其和陈某1一起过去广州看演唱会，其和陈某1就同意了。2016年7月7日下午16时左右，其三人来到广州国际体育演艺中心，熊某与对方的人联系，对方叫其三人过去D门附近绿化带的位置集中。到了以后其看到对方大概有五六个票贩子，他们向其三人每个人发了一个场馆的“全某”，然后还告诉其三人说如果这个工作证进不了场馆，他们会再给其三人门票进去的。接着对方其中一名男子就带其三人过去场馆C门口，然后他就让其和熊某、陈某1手持“全某”自己走进去，而那名男子就在马路旁边看着其三人走进去，但是其三人走到门口就被场馆工作人员拦住了，说其三人拿着的“全某”是假的，还将其三人的“全某”没收了。对方看这个办法行不通就找来假门票给其三人，想看看能不能让其三人混进去，结果其三人还是被工作人员拦住不给进。最后他们就给了其三人一些演唱会看台上的便宜门票，但熊某之前在网上联系好的是内场前十排的演唱会门票，对方还要其三人将门票钱人民币8400元（听熊某说之前他在网上已经给了600元的定金）转给他们，接着熊某就将其三个人的门票钱人民币8400元通过支付宝转给了对方其中一个男子的支付宝（具体是谁其不清楚），之后其三人拿着对方给其三人的便宜门票进入场馆内，对方的两名男子也跟着其三人进来了，他们跟其三人说会把其三人弄进内场前十排，接着又给了其三人几张观众已经用过的VIP门票（门票已经被撕过了）。其三人拿着门票进入内场座位刚坐没多久就有工作人员过来核实门票，并发现其三人的门票和别人重票，就将其三人赶出内场，其三人就联系对方要求退钱，但是对方不肯退钱。像其三人一样被骗的人大概有十几个，于是其三人就报警了。其三人一共被诈骗了人民币9000元，其中人民币600元定金是熊某之前在网上已经支付过了，到了现场以后又被对方的人骗了人民币8400元。对方在网上是承诺保证其三人可以进入场馆内场的前十排观看演唱会，价格是收取其三人每人人民币3000元。
被害人施某经辨认照片，确认被告人胡方旭、同案人李某2、郑某就是2016年7月7日在广州国际体育演艺中心诈骗其和熊某、陈某1人民币8400元的男子，当时胡方旭、李某2、郑某在现场交给其三人假票和假通行证，郑某还交待其三人等一下怎么做。
3.被害人陈某1的陈述：2016年6月份，其朋友熊某在网上联系了一个叫“BB工作证全国群”的微信群，她后来加到一个代理BigBang演唱会的人（微信名为“榴莲汁”），熊某跟那个代理谈好了以每人人民币3000元的价格购买一张场馆的“全某”，保证可以坐在BigBang演唱会的前三排。之后其、施某都同意一起过来广州看演唱会，熊某转了人民币600元定金给了对方。2016年7月7日下午，其与熊某、施某一起去到广州国际演艺中心D门附近与对方的人集合，其三人到了以后大概有五名男子已经在那里等。对方给其三人每个人发了一张工作证，让其三人从C门口进去，还说如果工作证进不了，他们会再找门票让其三人进去。然后其三人每个人就接到对方给其三人的“2016BIGBMADE(VIP)TOURINFOSHAN”的“全某”，对方其中一名男子带其三人到C门口，他让其三人手持“全某”自己走进去，这名男子就走到马路对面看着其三人走进去。其三人到门口就被场馆工作人员拦下来了，说其三人的“全某”是假的不能进去，还把其三人的“全某”没收了。于是其三人又找到对方的人，对方又找了三张别人用过的门票给其三人，让其三人混进去场馆，但还是被工作人员拦住了，最后他们就给其三人每个人发了一张门票，但那些门票是看台的门票，其三人买的是内场的门票。其三人拿到票后对方就让其三人将剩下的钱转给他们，接着熊某就将其和施某三个人的票钱总共是人民币8400元（其中有600元的定金之前已经给过了）都转到对方一名男子的支付宝上面（具体转给了谁其不清楚）。后其三人拿着对方新给的门票顺利进入了场馆里面，进到场馆后对方有两名男子戴着工作证也跟着混进来了，并对其三人说会安排内场的票给其三人。然后他们就给其三人每人一张内场前十排的门票（别人使用过的，门票的副券已经被工作人员撕掉了），其三人到了内场座位那里就发现已经有人在那里坐了。之后其三人就被场馆工作人员赶了出来，对方看到其三人被赶出来后就跑掉了。于是其三人又跟对方的人联系要求他们退钱，但是他们不肯退，于是其三人就报警了。其知道其中一名男子的微信号，昵称是叫“下一站等你”，微信号是“×××”。
被害人陈某1经辨认照片，确认被告人胡方旭、同案人李某2、郑某就是2016年7月7日在广州国际演艺中心诈骗其和熊某、陈某1的男子，其中同案人李某2负责在现场带其三人进场馆，并给其三人假票，被告人胡方旭、同案人郑某在现场交给其三人假票和假通行证，同案人郑某自称是经理。
4.微信号×××及微信头像截图（经被害人熊某、施某、陈某1签认）证实：2016年7月7日在广州国际体育演艺中心诈骗熊某与施某、陈某1人民币8400元的其中一名男子的微信头像是被告人胡方旭的照片。
5.被害人熊某签认的照片一张，确认照片中一穿短袖T恤中年男子就是诈骗其演唱会门票钱的王某印。
6.支付宝账单详情（经被害人熊某签认）证实：被害人熊某于2016年7月7日18时20分通过支付宝向账户“凯印（＊凯印）”转账人民币8400元。
7.被害人熊某在微信群“广州7号（1）”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经被害人熊某签认）证实：同案人表示“我给你们安排，到时候，给你们发内场工作证”。
8.支付宝账号152××××2839的注册信息、登陆日志、交易记录、账户明细证实：王某印的支付宝账号152××××2839于2016年7月7日18时20分收到8400元的转账。
9.穗公网勘[2016]1155号《电子物证检查工作记录》及相关电子数据光盘1张证实：在被告人胡方旭的手机通讯录中，含有被害人指认的同案人郑某（电话134××××5130）和李某2（在胡方旭的电话通讯录中存为黄某1，电话为138××××5511，该电话为李某2电话）、王某印（在胡方旭的电话通讯录中存为黄耗子，电话为152××××2839）。在其手机通讯内同时存有黄某2187××××6197的电话号码，存有鸿翼186××××6721的电话号码。其与郑某的短信聊天记录中提到关于“检票进场”的内容。胡方旭与郑某、李某2（黄某1）、王某印（黄耗子）、鸿翼、黄某2在案发的7月6日和7月8日之间有多次的手机通话记录。
10.被告人胡方旭的供述证实：其联系电话为13×××13，微信号为“×××”，微信名为“下一站等你”。2016年7月，其得知韩国团体BIGBANGMADE于7月7、8、9日三天在广州国际体育演艺中心开演唱会，有很多歌迷找其和其朋友买票，其和其朋友就决定到广州倒卖演唱会门票赚钱。其和朋友先跟那些买票的歌迷约好在广州国际体育演艺中心附近拿票付款，并在2016年7月6日和朋友“小旭”、“大和”、“浩子”、“光明”一起从长沙坐高铁到广州。7月7日下午，其和“小旭”、“大和”、“浩子”、“光明”来到广州国际体育演艺中心，一边在中心附近找“黄牛党”（即倒卖门票的人）收购门票，一边由“浩子”通知之前联系好的买家过来中心D门取票，这天其一共收了四张门票，花了3000多元，这四张门票通过“浩子”都给了之前在网上约好的买家。其和朋友卖给买家的门票都是在演艺中心从“黄牛党”处收购来的，是真票。这些买家都是通过网上或经朋友介绍在网上主动联系上其的，其和朋友在网上或微信上跟买家谈好门票价钱，并约定在演唱会现场进行交易。民警从其包中查获九张假的演艺中心通行证（即全某）是其从演艺中心附近找“黄牛党”购买的，每张50元人民币，其也知道这些通行证是假的。
二、2016年6月14日，被害人陈某2、龚某1与“大晴”（另案处理）约定以人民币3000元每人的价格带其二人到演唱会内场前排观看演出，并向其支付了定金人民币400元。2016年7月7日下午，被害人陈某2、龚某1按照双方的约定去至广州体育演艺中心外，与被告人胡方旭和李某2、王某印、“大晴”等见面，向李某2支付了剩余的钱款人民币5600元，但被告人胡方旭和王某印、李某2在交给被害人陈某2、龚某1两张假的演唱会“全某”，企图让其二人混入演唱会场馆内而未能得逞后，仅交给被害人陈某2、龚某12张“看台票”，将其二人带到场馆内，并未按照双方之前的约定将其带至内场前排观看演出。案发后，“大晴”通过微信向被害人陈某2和龚某1退还定金人民币200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以下证据，足以认定：
1.被害人陈某2的陈述证实：2016年6月10日其在佛山看完Bigbang演唱会门口等进场时，有一名女子叫其扫一下二维码送手幅，其就扫了。扫完后她说有Bigbang的工作证，人民币3000元保证内场前三排，且保证有座位。于是其就加了她的微信号（×××，其一般叫她“大晴”）。6月14日，其与“大晴”聊天说要看7月7日广州国际体育演艺中心的那场bigbang演唱会。“大晴”说要先付人民币200元定金，于是其通过微信红包将人民币200元发给她了。“大晴”当时就将她的电话号码（159××××7019）给了其，让其到了现场后打电话给她。同时，其朋友龚某1打算和其一起去，并且也将定金人民币200元转给了“大晴”。7月7日，其和龚某1来到广州国际体育演艺中心，“大晴”就将其和龚某1交给李某2以及与李某2在一起的有六、七名男子，像其这样等待看演唱会的有十多名男女站在一起。接着李某2他们就把其和龚某1的身份证收上去，并发了工作证，还说如果凭工作证进不去，再给其二人拿票。“大晴”、李某2及其他六、七名男子接待其和龚某1时穿着都很随便，没有穿工作服。该伙男子中一名矮矮的男子发工作证给其二人（后得知该名男子叫王某印），并交待其和龚某1不要把工作证露出来，要提高警惕，尽量不要坐前三排。在场等待的每个人都有工作证。至于进场顺序，首先是李某2带他们用工作证在第一道关卡试过几次，都进不去，第一道和第二道关卡都要使用门票才能进得去。于是有人先拿着工作证准备进场，但被人拦下来了，其和龚某1看前面的人进不了就回去找李某2。李某2说现场用工作证进不了场，要他们把余下的钱转给他，于是其与龚某1通过支付宝分别把2800元转到李某2的支付宝账号上（李某2支付宝账号138××××5511）。李某2贩卖门票给其和龚某1时是向其二人保证说在内场前三排有座位坐，但他要求其二人用身份证抵押，才能拿到门票和拿回身份证，李某2给其二人的票是山顶的门票，是真票，价格是人民币680元。其二人拿到门票后由李某2带着其二人进去，其是第一批进去的，是较后一批的。因为没有其他人进来，李某2又带其二人过第二道关卡，过了第二道关卡后，李某2给其二人的门票就被工作人员撕掉了。然后所有人集中在第二道关卡的位置等，等其余批的人上来以后，李某2就带其二人准备过第三道关卡的走廊，接着从里面出来一名男子，戴着工作证，穿着黑色T恤，深色西裤，把其和龚某1带过第三道关卡，李某2没进第三道关卡。最后带其和龚某1进第三道关卡的估计是主办方的人，他带其和龚某1进第三道关卡时没看其二人的门票，他带着其二人进到内场的一条通道，让其二人顺着通道找位置坐，他就走开了，其和龚某1就去的内场第一排坐下，具体位置号不记得了。其二人在内场看了有五分钟左右，接着工作人员带着其和龚某1所坐位置的人过来，看到其和龚某1坐在该位置上，就把其和龚某1赶出了内场。后来陆陆续续有在内场被赶出来的人都集中在走廊上，都是被李某2骗的人。因为集中的人比较多，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便问这些人被赶出来的人有没有门票，其和其他被赶出来的人就给工作人员看了门票，工作人员说这是山顶上的票，不是内场这个区域，之后工作人员见到被赶出来的人都带有工作证，他们发现工作证是假的，就把那些工作证都收掉了，龚某1的工作证由于没露出来，所以没被收掉。其和其他人联系李某2，李某2让其在山顶看完演出再谈退票的事，但等其看完演出再联系李某2，他就说他已经走了。当时龚某1的身份证都没拿回来，李某2就发微信叫龚某1自己到广州火车站东站天汇城首045店拿。其和龚某1就这样被骗了人民币6000元。其自己的支付宝账号是139××××9020，绑定卡号是62×××61。对方还有一个叫王某印的男子在微信上发了几个号码分别是187××××6197、138××××5511、134××××5130。其本人的微信号是×××。李某2年约30多岁，170厘米左右，当时身穿黑蓝色上衣，淡土黄裤子，电话为138××××5511，支付宝账号为138××××5511。“大晴”的微信号是×××，电话号码是159××××7019。王某印的微信号是×××，电话号码是152××××2839。王某印发的几个号码是187××××6197、138××××5511、134××××5130。还有个微信名叫“下一站等你”，微信号是×××，该微信号是当晚20时左右加其的，没跟其聊什么。“大晴”于事后退了人民币200元订金给其和龚某1。
被害人陈某2经辨认照片，确认被告人胡方旭、同案人郑某就是当时与李某2一伙骗走其钱的男子，确认同案人王某印就是发工作证给其的男子，确认同案人李某2就是骗走其钱的男子，确认同案人刘某就是与李某2一伙骗走其钱的“大晴”，但“大晴”已退还其和龚某1定金人民币200元。
2.被害人龚某1的陈述证实：陈某2于6月份在佛山看BIGBANG演唱会时加了一个叫“大晴”的微信，据说她有BIGBANG的工作证，人民币3000元保证内场前三排，而且保证有座位。后其也加了“大晴”的微信，并跟她特别确认过是不是人民币3000元可以确定保证前三排，“大晴”说是，其称想坐第一排，“大晴”说一定要第一排的话就要人民币4500元，最后其决定要人民币3000元前三排的，其把人民币200元定金通过微信转账转到“大晴”微信里。7月7日，其和陈某2到达演艺中心和“大晴”见面后，她把其二人带到李某2那里，李某2把其二人带到马路对面，那里有十几名跟其二人一样买工作证进场的男女，跟李某2在一起的也有六、七名男子，李某2跟现场的人说了如何进场，进场后如果遇到什么问题打谁的电话，还说他们会先给工作证，如果工作证进不去再想其他办法。后来现场的人将身份证交给李某2，李某2又将身份证交给了王某印，交了身份证后，王某印就将工作证发给现场的人，发完工作证后现场的人分几批入场，但用工作证根本入不了场，后来李某2又把现场的人集中到一起让他们先将余款交了，才会把身份证还给他们，然后再给门票，让他们用门票先进场，再将他们带到内场VIP那里。于是其和陈某2各自通过支付宝将人民币2800元转到李某2的支付宝账户（李某2的支付宝账户为138××××5511），然后李某2他们才最后将门票给其和陈某2，但是身份证就说要等看完演唱会才能拿回。接着其和陈某2就拿着门票进了广州国际体育演艺中心，进去后对方的一名男子就让其走到内场去随便找位置坐，于是其和陈某2还有另外两名女子一起走进内场第一排空位那里坐下，但没坐多久就被工作人员赶出内场了，因为当时有人拿着票进来其和陈某2坐的那个位置坐，并找到了工作人员，陈某2和其他人的工作证也被没收了，其和陈某2就打电话给李某2，让他们过来，但他们一直没过来，其和陈某2就在山顶看完演唱会。陈某2在山顶坐的位置与我们所拿门票位置一致，其的位置好像是30多区15排的，陈某2的位置好像是21区。看完演唱会后其和陈某2联系李某2退钱，他不肯退钱，其就报警了。当时对方一个叫王某印的男子在微信发了几个号码，分别是187××××6197、138××××5511（李某2）、187××××6197，还有一个叫李某4的人的电话152××××2839其本人的微信号是×××，支付宝账号是123×××＠ｑｑ.ｃｏｍ，绑定的电话是155××××8515，绑定的银行账号为62×××41，是中国建设银行南雄支行账户。李某230多岁，当时身穿黑蓝色上衣，淡黄色裤子，他的电话是138××××5511。
被害人龚某1经辨认照片，确认被告人胡方旭、同案人李某2就是诈骗其的男子，其中被告人胡方旭在现场与李某2一起忙前忙后，确认同案人刘某就是诈骗其的“大晴”。
3.被害人龚某1与同案人“大晴”的微信聊天记录及转账记录（经被害人陈某2签认）证实：被害人龚某1向“大晴”转账人民币200元，“大晴”在和龚某1的聊天记录中提到“门票可以保证为内场前3”、“价格是去现场看好座位再定，价格定位在人民币2500到3000之间”、“因为是工作证进去，所以要去看，但保证有位置坐”、“第一排是3000”。
4.被害人陈某2与同案人“大晴”的微信聊天记录及转账记录（经被害人陈某2签认）证实：被害人陈某2向“大晴”转账人民币200元，“大晴”和陈某2的聊天记录提到“2500到3000内场保证前3排，定金200，压身份证，送进场后看完再补钱”、“拿的是工作证进去，但是保证有位置坐”。
5.被害人陈某2的支付宝转账记录证实：被害人陈某2于2016年7月7日18时6分向支付宝账户“138××××5511（真实姓名：李某2）”转账人民币2800元。
6.微信名为“下一站等你”、微信号为×××以及该微信号截图（经被害人陈某2签认）证实：被害人陈某2认出上述微信头像上的男子（被告人胡方旭）即系诈骗被害人的男子中的一员，胡方旭以群聊“广州7号”的一员的身份添加被害人陈某2的微信。
7.被害人陈某2与微信号“×××”（即同案人王某印）的聊天记录（经被害人陈某2签认）、无效演唱会门票、“全某”照片（经被害人陈某2、龚某1签认）证实：被害人陈某2与王某印的微信聊天里提到李某2和给钱的情况，上述门票和“全某”李某2给被害人陈某2的。
8.穗公网勘[2016]1155号《电子物证检查工作记录》及相关电子数据光盘1张证实：在被告人胡方旭的手机通讯录中，含有被害人指认的同案人郑某（电话134××××5130）和李某2（在胡方旭的电话通讯录中存为黄某1，电话为138××××5511，该电话为李某2电话）、王某印（在胡方旭的电话通讯录中存为黄耗子，电话为152××××2839）。在其手机通讯内同时存有黄某2187××××6197的电话号码，存有鸿翼186××××6721的电话号码。其与郑某的短信聊天记录中提到关于“检票进场”的内容。胡方旭与郑某、李某2（黄某1）、王某印（黄耗子）、鸿翼、黄某2在案发的7月6日和7月8日之间有多次的手机通话记录。
9.支付宝账号138××××5511的注册信息、登陆日志、交易记录、账户明细证实：同案人李某2于2016年7月7日18时6分和18时10分别收到两笔金额为人民币2800元的转款记录。
10.被告人胡方旭的供述证实：其联系电话为13×××13，微信号为“×××”，微信名为“下一站等你”。2016年7月，其得知韩国团体BIGBANGMADE于7月7、8、9日三天在广州国际体育演艺中心开演唱会，有很多歌迷找其和其朋友买票，其和其朋友就决定到广州倒卖演唱会门票赚钱。其和朋友先跟那些买票的歌迷约好在广州国际体育演艺中心附近拿票付款，并在2016年7月6日和朋友“小旭”、“大和”、“浩子”、“光明”一起从长沙坐高铁赶到广州。7月7日下午，其和“小旭”、“大和”、“浩子”、“光明”来到广州国际体育演艺中心，一边在中心附近找“黄牛党”（即倒卖门票的人）收购门票，一边由“浩子”通知之前联系好的买家过来中心D门取票，这天其一共收了四张门票，花了3000多元，这四张门票通过“浩子”都给了之前在网上约好的买家。其和朋友卖给买家的门票都是在演艺中心从“黄牛党”处收购来的，是真票。这些买家都是通过网上或经朋友介绍在网上主动联系上其的，其和朋友在网上或微信上跟买家谈好门票价钱，并约定在演唱会现场进行交易。民警从其包中查获九张假的演艺中心通行证（即全某）是其从演艺中心附近找“黄牛党”购买的，每张50元人民币，其也知道这些通行证是假的。
三、2016年6月22日，被害人杜某在网络上看到上述虚假消息后，遂与被告人胡方旭一方约定以民币3000元每人的价格带其和女友到演唱会内场前排观看演唱会。后被害人杜某于当日向微信名为“liuyue940329”的胡方旭一方的代理支付定金人民币200元。2016年7月7日下午，被害人杜某按照双方的约定去至广州体育演艺中心D门外，与被告人胡方旭及王某印、李某2等见面，向王某印支付了剩余的钱款人民币5600元，但被告人胡方旭和王某印、李某2在交给被害人杜某两张假的演唱会“全某”，企图让其二人混入演唱会场馆内而未能得逞后，仅交给被害人杜某2张“看台票”，将其二人带到场馆内，并未按照双方之前的约定将其带至内场前排观看演出。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以下证据，足以认定：
1.被害人杜某的陈述证实：2016年6月底，其在网上看到有人发帖称可以提供7月7日Bigbang广州国际演艺中心开演唱会的内部工作证进场观看演唱会，其就加了对方微信（liuyue940329）。对方在微信中称，每个人只要支付3000元就可以进入演唱会场馆内场前几排观看演唱会。其和女友赵某相约过来观看。2016年6月22日，其在淘宝“崔某媳妇儿Ly”店铺内支付了2张订金400元。2016年7月6日晚20时30分许，微信号是“liuyue940329”的人将其拉入了“Bigbang广州7（1）”微信群，对方在群里提供了152××××2839电话，叫其到演艺中心后和他联系。7月7日13时50分许，其和女友到达演艺中心D门外，其女朋友用她184××××7385的电话联系了对方152××××2839的电话，对方接电话的是名男子，该名男子得知其和女友的位置后来接其二人，把其和女友带到演艺中心D门外附近，最终集中了十五、六名买内部工作证进场观看Bigbang演唱会的人，那名男子也有五六个同伙。17时30分许，该男子发了2个工作证给其和女友，19时许，该男子的同伙带了几个人从D门使用工作证进入场馆，但因工作证是假的没有成功。然后那名男子就把发给他们的工作证收走了，他集中这些购买内部工作证的人说用门票进入场馆，但经过第一道关卡后，要把门票递回给他们。然后他就要求其支付其和女友2人剩下的人民币5600元余款，其用支付宝（账户18×××74）向支付宝王某印的账户分两次共支付了5600元，支付成功后，对方给了其两张BigBang演唱会看台门票，其和其女朋友从D门进入场馆，经过第一道关卡后，其就从旁边将其和女友还有另外两人的四张门票递给了那名男子的一个同伙。过了约5分钟，另外一名男子就过来会合了，将两张门票交给其，其和其女朋友赵某就用门票进入了第二道关卡，这名男子把其和女友带到A区一楼VIP入场门口等待，等到20时许，这名男子拿了两张内场三区的门票给其和女友，把其和女友带入了三区七排23和24号座位，然后他又把那两张三区的门票拿走了，其和其女朋友就坐在三区七排23、24号座位。过了约15分钟，有两个人过来拿着票说三区七排23、24号是他们的座位，其和其女朋友就把这两个座位让给他们了，其和女友就在三区七排25号座位上观看演唱会到散场。其和女友从C门走出演艺中心，其女友就打152××××2839电话，要求对方退款，对方就说他同伙被公安抓走了，不同意退款，其就和女友一起来派出所报案了。其购买内部工作证的钱是分两次转给骗子的，第一次是2016年6月22日22时53分、23时24分分两次在淘宝预付了人民币400元，第二次是在2016年7月7日18时52分通过支付宝账号（18×××74）向对方支付宝王某印账户分两次分别支付了人民币5400元及200元。其没有纸质单据，只有电子清单。其接触其中的3名诈骗分子，一名男子年约20多岁，身高1米65，短头发，皮肤偏黑，身材偏瘦，河南口音；一名男子年约30多岁，身高约1米75，短头发，身材偏胖；还有一名男子年约30多岁，身高约1米75，短头发，身材较胖。其共加了3个嫌疑人的微信，微信号分别是“liuyue940329”、“×××”、“×××”。其有2个嫌疑人微信头像图片，微信头像就是他们本人。
2.被害人赵某的陈述证实：2016年6月22日晚上22时50分左右，其在百度贴吧上看到有演唱会的工作证要人民币3000元，其将网址推荐给了其朋友杜某，其在网上预订了两个演唱会工作证，并付了人民币400元，看完再付剩余的钱。2016年7月6日，其和杜某到了广州之后，就与在网上卖工作证的人联系并加了他微信。他把其和杜某两个拉到一个微信群里，他告诉其和杜某群里的人说“2016年7月7日14时，到广州体育演艺中心集中”。其和杜某到了王某印（其与卖工作证的人联系时的自称李某4）说的地方，见到他后，王某印让在场的20个人左右到齐了以后发工作证。2016年7月7日16时许，王某印把在场的人叫到演艺中心旁边一个偏僻的树林里，把工作证发给他们，王某印告诉他们要一批一批的进。因为演唱会19时30分开始，其和杜某就到周边买东西，买完后其看演唱会要开了，其就和杜某去找王某印了，王某印告诉其和杜某工作证不能用了，就把工作证收了，并让其和杜某把剩余的钱交了，说给其和杜某去买门票。其和杜某用支付宝把剩余的人民币5400元转给王某印，其和杜某就在那里等他带进去。过了一会儿王某印回来了，拿了两张门票给其和杜某。王某印让在场等看演唱会的人每次两个人进，前面的人进去之后，王某印把票拿回来给另外两个人，每次都这样。其和杜某进去之后发现和之前说的不符，其就找王某印说这和之前说的不一样，他就让其等着，一会他会带其和杜某去里面。其等了一会王某印还是不带其和杜某去里面，其又找了他几次，他总是敷衍。其看完演唱会出来后和其一起找王某印看演唱会的十多人就去报警了。其和王某印之前是用微信联系的，到了广州以后才用手机联系，他的微信号是×××，他的手机号是152××××2839，杜某用支付宝给他转账，支付宝账号是18×××74。其和杜某要买的工作证3000元一个，在网上预定时支付人民币200元定金，看完以后支付剩余的人民币2800元，但是到现场发现不能进入工作区。
3.被害人杜某与微信号“liuyue940329”于2016年6月22日22时32分至同年7月6日20时38分的微信聊天记录证实：同案人表示有Bigbang广州场工作证，当天拿证，其负责将人带进去，可在内场前排，且确保内场前排有座位，人民币3000元一张，定金在淘宝网支付。
4.微信号×××的微信头像（经被害人杜某签认）证实：该头像为被告人胡方旭，被害人杜某于2016年7月7日14时许在广州国际演艺中心D门外见过本人。
5.淘宝订单截图（经被害人杜某、赵某签认）证实：2016年6月22日22时53分，被害人杜某在淘宝店铺“崔某媳妇儿Ly”购买“定金”一张价值人民币200元，收货人为赵某，电话号码为184××××7385。
6.支付宝账单详情（经被害人杜某、赵某签认）证实：被害人杜某分别于2016年7月7日18时51分、52分用支付宝向账户“凯印（＊凯印）”转账人民币5400元和人民币200元。
7.2016年7月7日19:30分《映客2016BIGBANGMADE[V.I.P]TOURINGUANGZHOU》三楼看台2**区16楼6号、三楼看台2**区16楼7号门票各一张证实：上述门票为被告人胡方旭一方交给被害人杜某等人的演唱会门票。
8.北京红马传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出具的《票品鉴定证明》及广州市黄埔区分局萝岗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上述三楼看台2**区16楼6号、16楼7号两张门票因副券已被撕，非完整票，经该司专业人员通过对票品综合鉴定为无效票。
9.穗公网勘[2016]1155号《电子物证检查工作记录》及相关电子数据光盘1张证实：在被告人胡方旭的手机通讯录中，含有被害人指认的同案人郑某（电话134××××5130）和李某2（在胡方旭的电话通讯录中存为黄某1，电话为138××××5511，该电话为李某2电话）、王某印（在胡方旭的电话通讯录中存为黄耗子，电话为152××××2839）。在其手机通讯内同时存有黄某2187××××6197的电话号码，存有鸿翼186××××6721的电话号码。其与郑某的短信聊天记录中提到关于“检票进场”的内容。胡方旭与郑某、李某2（黄某1）、王某印（黄耗子）、鸿翼、黄某2在案发的7月6日和7月8日之间有多次的手机通话记录。
10.支付宝账号152××××2839的注册信息、登陆日志、交易记录、账户明细证实：同案人王某印的支付宝账号152××××2839于2016年7月7日18时51分、52分收到5400元、200元的转账。
11.被告人胡方旭的供述证实：其联系电话为13×××13，微信号为“×××”，微信名为“下一站等你”。2016年7月，其得知韩国团体BIGBANGMADE于7月7、8、9日三天在广州国际体育演艺中心开演唱会，有很多歌迷找其和其朋友买票，其和其朋友就决定到广州倒卖演唱会门票赚钱。其和朋友先跟那些买票的歌迷约好在广州国际体育演艺中心附近拿票付款，并在2016年7月6日和朋友“小旭”、“大和”、“浩子”、“光明”一起从长沙坐高铁开到广州。7月7日下午，其和“小旭”、“大和”、“浩子”、“光明”来到广州国际体育演艺中心，一边在中心附近找“黄牛党”（即倒卖门票的人）收购门票，一边由“浩子”通知之前联系好的买家过来中心D门取票，这天其一共收了四张门票，花了3000多元，这四张门票通过“浩子”都给了之前在网上约好的买家。其和朋友卖给买家的门票都是在演艺中心从“黄牛党”处收购来的，是真票。这些买家都是通过网上或经朋友介绍在网上主动联系上其的，其和朋友在网上或微信上跟买家谈好门票价钱，并约定在演唱会现场进行交易。民警从其包中查获九张假的演艺中心通行证（即全某）是其从演艺中心附近找“黄牛党”购买的，每张50元人民币，其也知道这些通行证是假的。
四、2016年7月6日，被害人罗某、温某在网络上看到上述虚假消息后，遂与被告人胡方旭一方约定以人民币3000元每人的价格带其二人到演唱会内场前排观看演唱会。后被害人罗某、温某于当日向微信','2018-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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