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803刑初259号
公诉机关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黄河生，曾用名黄何生，男，出生于广东省湛江市坡头区,汉族，高中文化，原系湛江市儿童公园主任，非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户籍地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住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16年3月21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日被逮捕。现押于湛江港公安局看守所。
辩护人林土球，广东展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检察院以霞检诉刑诉[2016]26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黄河生犯受贿罪，于2016年8月2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根据公诉机关建议，本案延期审理二次，2017年4月5日恢复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谭瑞文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黄河生及其辩护人林土球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湛江市霞山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黄河生于1986年进入湛江市儿童公园工作，1997年被任命为儿童公园副主任，1998年12月被任命为儿童公园主任（享副科级待遇）。黄河生在担任湛江市儿童公园主任期间，利用其管理儿童公园全面工作之职务便利，在儿童公园店铺、场地出租过程中收受租户好处费共计人民币357000元，其具体犯罪事实如下：
（1）1999年湛江市儿童公园收回所有店铺进行重新招租，在此招租的过程中黄河生找到原租户冼锦荣，以可以帮助冼锦荣获得原来档口的承租权为由向其索要人民币5000元好处费。在冼锦荣一次性送了5000元好处费给黄河生后，湛江市儿童公园与冼锦荣又重新签订了租赁合同。
（2）2003年的一天，林某2让侄女林某3去黄河生的办公室与黄河生协商承租“园中园”平房和儿童之家二楼的相关事宜，黄河生提出要每年3000元好处费才给其承租。后林某2让林某3于次日上班时间去到黄河生的办公室，将人民币9000元送给黄河生，黄河生收款后当场与林某3签订了租期为三年的租赁合同。后在2006年及2011年两次续签租期五年的租赁合同的过程中，黄河生都提出每年仍需3000元好处费作为签订租赁合同的前提。在2006年8月份的一天，林某2让林某3在黄河生办公室送给黄河生人民币15000元；在2011年8月份的一天，林某2在黄河生办公室送给黄河生人民币15000元，黄河生每次收钱后与林某2签订租赁合同。黄河生三次向林某2索贿共计人民币39000元。
（3）2006年的时候，袁世海（现已改名为袁浩淋）到湛江市儿童公园主任黄河生的办公室找到黄河生，表示其和姐姐袁某2想租赁湛江市儿童公园大门口西一、西二店两个档口，黄河生提出需要好处费才能签订合同，并提出要通过内部招投标方式让袁某3、袁某2中标，中标之后黄河生再帮他们减租。后袁某3在招投标时高价中标后，在2006年5、6月份左右的一天，袁某3就来到黄河生办公室，将人民币20000元送给黄河生，黄河生收款后与袁某3签订了西一、西二店的租赁合同，并在此后多次帮袁某3、袁某2减租至较低的租金标准。
（4）陈某1自1997年开始承租儿童公园大门口西四店经营儿童玩具店，2007年至2016年期间，陈某1每次找黄河生协商续签合同事宜时，黄河生都提出每年需要人民币5000元好处费，陈某1每次给黄河生钱后，黄河生都当场与陈某1续签了租赁合同。2007年至2016年，黄河生总共向陈某1索贿人民币50000元。
（5）2010年，风云广告公司总经理黄昌林去到湛江市儿童公园主任办公室找到黄河生，表示想承租湛江市儿童公园广告位置经营，黄河生提出需要人民币20000元好处费。黄某1在黄河生办公室将现金人民币20000元送给黄河生，黄河生收款后当场就和黄某1（以湛江市风云广告有限公司的名义）签订了场地租赁合同。
（6）2010年2月份的一天，林某1（以其丈夫李某的名义签订合同）找黄河生协商续签湛江市儿童公园大门东边第四间临街铺面合同的相关事宜，黄河生提出需要给予其好处费才能续签合同。后林某1在黄河生的办公室送给黄河生人民币45000元，黄河生收款后当场与林某1续签了租期十五年的租赁合同。后在2015年7月，由于儿童公园要收回林某1所承租的店铺进行公开招投标，黄河生退回了30000元给林某1。
（7）2012年，陈某2所租赁的湛江市儿童公园的店铺租期即将到期，同年3月，陈某2为了能够续签店铺合同，其在给予黄河生人民币3000元好处费后，黄河生与陈某2续签了湛江市儿童公园店铺的租赁合同。
（8）2012年6月份的一天，邱兰英来到湛江市儿童公园主任黄河生办公室与黄河生协商承租儿童之家一楼的相关事宜，黄河生提出需要人民币40000元好处费。之后，邱某来到黄河生办公室将40000元交给黄河生，黄河生收款后当场与邱某签订了儿童之家一楼的租赁合同。
（9）2012年7月份的时候，马某1去到黄河生的办公室与黄河生协商签订湛江市儿童公园西三店租赁合同事宜，黄河生提出需要人民币15000元的好处费。约两天后，马某1在黄河生办公室将15000元交给黄河生，黄河生当场与马某1签订了儿童公园西三店的租赁合同。2015年8月份由于儿童公园西三店的档口即将被收回区里统一招投标的时候，黄河生在马某1的档口以其本人的名义退了20000元现金给马某1。
（10）2012年7月的一天，刘某1找到黄河生协商店铺续签承租儿童公园宿舍首层40多平方米门店合同的相关事宜，黄河生提出需要人民币80000元好处费。2012年7月16日，刘某1在位于儿童公园宿舍二楼202房的办公室，将60000元交给黄河生，黄河生收款后当场与刘某1续签了租期为12年的租赁合同。大概一年后，刘某1在其位于儿童公园宿舍二楼202房的办公室，将剩下的20000元交给黄河生。
（11）莫某2在2013年从其亲家莫某1手中转租湛江市儿童公园后门延安路店，2014年租赁合同即将到期的一天，莫某2让其儿子莫某3来到黄河生的办公室协商续签合同的相关事宜，黄河生提出需要给予其好处费。为了可以续签合同，莫某3在黄河生的办公室送了人民币40000元给黄河生，黄河生收款后便当场与莫某3（以莫某1的名义与儿童公园签订合同）续签了儿童公园后门延安路店的租赁合同。后在2015年8月份，由于儿童公园要收回儿童公园后门延安路店进行公开招投标，经与莫某2商讨，黄河生分两次将60000元（包含莫某2店铺装修及货物损失补偿）退给莫某2。
针对上述指控，公诉机关提供了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到案经过等证据，据此认为被告人黄河生的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之规定，构成受贿罪。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黄河生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及主要犯罪事实无异议，但辩称其没有索贿,且立案前已向部分承租户退还11万元。
辩护人提出的主要辩护意见：1、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黄河生犯受贿罪不持异议。2、是承租户向被告人黄河生行贿，而不是被告人向承租户索贿。3、在侦查机关立案之前，被告人黄河生已给承租户退回11万元，应相应减少受贿数额。4、被告人主观恶意以及犯罪情节都比较轻。5、被告人是初犯，归案后积极配合侦查机关调查，如实供述罪行，认罪态度较好，具有悔罪表现。综上，请求法院对被告人黄河生宣告缓刑。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黄河生于1986年进入湛江市儿童公园工作，1997年被任命为儿童公园副主任，1998年12月被任命为儿童公园主任（享副科级待遇）。黄河生在担任湛江市儿童公园主任期间，利用其管理儿童公园全面工作之职务便利，在儿童公园店铺、场地出租过程中收受租户好处费共计人民币357000元。具体犯罪事实如下：
（一）1999年湛江市儿童公园收回所有店铺进行重新招租，在此招租过程中，原承租户冼锦荣为重新获得原来档口的承租权，遂一次性送了人民币5000元好处费给被告人黄河生，黄河生利用其职权使湛江市儿童公园与冼锦荣又重新签订了租赁合同。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庭审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被告人黄河生的供述及辩解，主要内容为：我于1986年调入儿童公园工作，1998年12月任儿童公园主任。湛江市儿童公园是差额拨款的副科级事业单位（副科级），行政上属于区管单位。我作为公园主任的主要工作职责是负责儿童公园全面管理工作，包括公园的日常经营、行政事务管理等。儿童公园除了公园和办公设施外，还有十二间商铺（包括儿童公园正门解放东路商铺、后门延安路商铺及儿童公园宿舍一楼商铺）、儿童公园后门外西侧围墙有一个长30米的广告位，儿童公园儿童之家一楼、二楼及园中园出租用于学前教育及早教，儿童公园内办公楼前水池及小卖部，大门西四店后面以及儿童公园内二区也都承租给个人商户。儿童公园分别与租户签订合同，租金所得按规定上缴国库。此外还有四个合作游乐项目单独收费，收得费用也按规定上缴区财各中心。儿童公园将店铺出租给冼锦荣没有经过公开招投标。
商铺出租的事宜包括场地、租金、租期的确定是由班子成员集体讨论决定，每次决定商铺出租都有会议记录，但是商铺续租没有经过班子成员讨论。当时班子成员共有五名，除现任三名班子成员我、王某、陈某4以外，还有刘某2（2014年已退休）、副书记黄某2（已退休）两名班子成员。我作为儿童公园主任，由我出面与这些租户协商合同具体事宜及签订租户协议。商铺租金都是依据合同签订时的市场价格和实际情况来确定。有段时间由办公室主任王某保管租赁合同，后来王某同志借调到区里工作后，所有租赁合同就由我负责放在办公室柜子保管，但由于保管不善，有些已过期的租赁合同已经找不到，只保留还在租赁中的商铺的租赁合同。从2015年开始，儿童公园的商铺出租需要经区财政局招投标平台统一出租。儿童公园与商铺之间的租赁合同租期长短不一，有的三到五年，有些十二至十五年，具体都是看与商户的合同约定。租赁合同到期后，商户如果要续租一般都是按照原来开会讨论的决定来续租，租金、租期等具体事项都依据原来的合同来定。商铺续租的租金都是按照以前决定的标准来确定。
2015年霞山区审计局曾对我单位和我任中的经济责任进行审计。2015年2月份，霞山区审计局对我单位2014年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审计，并在2015年8月份向我单位出具了审计报告，经审计发现我单位存在租金过低及不按合同约定擅自减租、截留上缴资金、销毁过期合同等问题，具体内容以审计报告为准，后我单位针对审计报告所列出的问题进行整改。由于霞山区审计局认为儿童公园店铺租金过低，我单位在2015年3月份便与全部租户协商提前终止了租赁合同，后儿童公园店铺统一通过招投标平台确定了新租户及租金，经招投标，店铺租金都符合了政府指导价格。而对于儿童公园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擅自给租户张德华、袁某3、袁某2减租的问题，审计后，我单位已对这些场地商铺恢复了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并要求租户补交此前减租的金额，但张德清（张德华转让）以经营困难为由迟迟没有补交，而袁某3、袁某2由于合同已经到期，也一直追缴不了。关于审计报告中所提到的销毁过期合同的问题，这是因为当时我管理不善，将儿童公园与商家签订的过期合同作销毁处理，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补救。我在担任儿公园主任期间曾收受租户邱某、马某1等人送予的好处费共计人民币三十六万七千元，其中租户邱某送给我四万元、租户马某1送给我一万五千元、租户林某3和林某2送给我三万九千元、租户陈某1送给我五万元、租户刘某1送给我八万元、租户莫某2的儿子莫某3送给我四万元、租户张德清送给我一万元、租户李某的老婆林某1送给我四万五千元、租户冼锦荣送给我五千元、租户陈某2送给我三千元、租户袁某3送给我二万元、租户黄某1送给我二万元。
1999年的时候，在儿童公园西边一家档口做生意的租户冼锦荣由于租赁合同即将到期，便在儿童公园里找到我，说合同要到期了，希望继续续租这家店做生意，并拿出五千元现金（面额均为百元）交给我，我便和冼锦荣去到我办公室续签了冼锦荣所租档口的租赁合同（未经招投标），该合同现已丢失。整个过程只有我和冼锦荣两人在场。我将冼锦荣所送的五千元用于请领导吃饭。我没有退回冼锦荣给我的五千元或上缴组织。我和冼锦荣之间没有债权债务关系或其他经济纠纷。对于冼锦荣说是我向其索要好处费的事情，因时间太长，我记不清楚了。
2、证人冼锦荣的证言，主要内容：我从1996年开始承租湛江市儿童公园的档口经营玩具，一直经营到2006年5月31日。1996年时，我通过公开招投标中标了市儿童公园门口一个档口经营玩具店，档口面积11.1平方米，每平方租金450元，一直经营到1999年左右。儿童公园档口租户都反映租金太贵，无法经营下去，当时儿童公园主任姓谭，谭主任说他没有权力帮我们减租金，既然我们都认为租金贵，那么儿童公园就没收我们的保证金，再重新将档口出租给我们。之后我通过当时市儿童公园副主任黄河生又继续承租回原来的档口，租金降到每平方100多元。在市儿童公园重新招租过程中，黄河生到我档口找到我，说其可以让我重新租到现有档口（至于黄河生通过何种方式帮我拿到档口我不清楚），但是必须要给黄河生几千元钱的好处费。为了能够继续承租到现有的档口，过几天时间，我请黄河生副主任和刘某2到文化宫里面的乐园饭店吃饭，到第二天上班时间，我提前准备好现金人民币5000元装在一个黄色信封里（面额都是一百元一张，一共五十张），然后到市儿童公园里面找到黄河生，将5000元送给黄河生，黄河生收下5000元后就跟我说只要其在市儿童公园当主任，就让我继续在市儿童公园门口经营，当时只有我和黄河生两人在场。过几天时间后，黄河生就通知我到其办公室签订租赁合同，合同期限为两年，每次续签合同黄河生都以没空研究等理由拖延，一直到我送给其300-500元好处费后才肯和我续签合同。到2006年5月31日后可能黄河生觉得我给的好处费太少，就不肯和我续签合同，不得已我只好搬出来。事后黄河生没有将5000元退回给我。我和黄河生没有经济债务关系。因为当时市儿童公园档口出租事宜都是由黄河生负责，又不是通过公开招投标方式竞标，档口交给谁经营都是黄河生自己一个人说了算，为了能够继续在市儿童公园门口经营玩具生意，我逼不得已才给黄河生5000元。
（二）2003年某天，林梅让侄女林亚飞到儿童公园主任办公室与被告人黄河生协商承租湛江市儿童公园“园中园”平房和儿童之家二楼的相关事宜，黄河生提出要每年人民币3000元的好处费才给其承租。后林某2让林某3于次日上班时间去到黄河生办公室，将9000元人民币送给黄河生，黄河生收款后当场与林某3签订了租期三年的租赁合同。后在2006年及2011年两次续签租期五年的租赁合同过程中，黄河生都提出每年仍需3000元好处费作为签订租赁合同的前提条件。在2006年8月份一天，林某2让林某3在黄河生办公室送给黄河生人民币15000元；在2011年8月份一天，林某2在黄河生办公室送给黄河生人民币15000元，黄河生每次收钱后与林某2签订租赁合同。黄河生三次向林某2索贿共计人民币39000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庭审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被告人黄河生的供述及辩解，主要内容为：2003年时，林某2先找到我协商承租儿童之家二楼用来做儿童培训班的事宜，后来由她侄女林某3和我具体协商签订合同的事宜，协商过程中我说签合同需要以每年三千元的标准给我好处费。当天林某3就再次来到我办公室，将用报纸包着的九千元现金（均为百元面额，共九十张）交给我，我收钱后当场和林亚飞（以湛江市儿童培育指导中心的名义）签订了儿童之家二楼的租赁合同，整个过程只有我和林某3在场。2006年8月一天，由于儿童之家二楼为期三年的租赁合同即将到期，林某3来到我办公室协商续签合同的相关事宜，在协商过程中林某3交给我一万五千元现金（均为百元面额，用报纸包着），我收钱后当场和林某3续签了儿童之家二楼的租赁合同，租期五年。2011年8月一天，由于租期五年的合同即将到期，这一次是林某2本人来到我的办公室协商续签儿童公园二楼的租赁合同五年的事宜，在协商过程中林某2交给我一万五千元现金，我收钱后当场和林某2续签了儿童之家二楼为期五年的租赁合同。林某3和林某2在2003年、2006年、2011年三次共送给我三万九千元现金。我没有退回给林某3、林某2或上交组织。林某3和林某2送给我的三万九千元我都存放在家中，部分用于请领导吃饭。我和林某3、林某2之间没有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或其他经济纠纷。儿童公园出租儿童之家二楼给林某2、林某3没有经过公开招投标。
2、证人林某2的证言，主要内容为：我从2003年3月份左右开始承租儿童公园内东南角“园中园”平房，2004年下半年连同儿童之家二楼整层楼一起承租开设湛江市儿童培育指导中心，一直经营至今。该中心建立时法人代表是我亲戚林某3，2009年变更法人代表为我本人，但实际经营者一直都是我本人。
我从2003年3月份左右开始承租“园中园”平房，平房面积约八十多平方米，当时租金每月八百块，2007年左右我向儿童公园提出租金过贵，儿童公园经与我协议将租金降至每月七百块。2004年下半年开始承租儿童之家二楼整层楼，面积大概一百平方米，租金从开始承租至今都是每月五百块。自2008年下半年开始我就将儿童公园二楼转租给他人（具体姓名我记不清楚了），收取场地费每月1000元，之后有多次转租，现在实际使用者叫陈静。目前我承租位于儿童公园内东南角的园中园平房及儿童之家二楼整层楼的租金为每月1200元，合同期限至2016年7月31日。不过在2015年10月左右，黄河生找到我说租赁儿童之家及“园中园”给我们不符合规定，让我们找地方搬走，后来由于家长们反映孩子找不到地方读书，经我与儿童公园协商，协商决定至合同履行结束即2016年7月31日再搬走。2015年10月份，黄河生说儿童公园被审计发现租金过低，每月要提高800元租金，为了可以继续经营，我便同意了。我将儿童之家二楼整层楼转租给他人没有经过儿童公园同意，实际上儿童公园签订合同及缴纳租金的仍是我本人，转租一事是我与他人私自商量。我承租儿童公园的场地没有经过公开招投标，是直接与该公园主任黄河生商谈决定的。
在承租湛江市儿童公园场地过程中，该公园主任黄河生在每次签约、续约时都向我们中心索要好处费，黄河生三次向我们中心共索要好处费共计人民币39000元。（1）2003年一天我逛儿童公园时,路过儿童之家，发现其中的“园中园”平房和儿童之家二楼适合我租来做儿童培训班。于是我和亲戚林某3商量一下，由于林某3当时没有工作，就决定由林某3出面与儿童公园协商合同事宜。后来林某3去到儿童公园主任黄河生的办公室，了解场地租赁的有关情况，当时黄河生对林某3说，如果想租到“园中园”平房及儿童之家二楼的话，签约前每年要给我3000元的好处费。后来林某3回来将有关情况告诉我，我就说你是法人代表，你没有工作你自己决定，林某3就说还是租儿童公园场地，我们商量了后决定由她（林某3）去给黄河生送钱和签订合同。第二天上班时间，林某3去到黄河生的办公室，将事前准备好的用报纸包好的9000元（面额都是100元一张，共90张）人民币送给黄河生，黄河生收下钱后当场与林某3签订了租期为3年的租赁合同。（2）2006年8月租赁合同即将到期的一天，林某3找到黄河生谈续签合同的相关事宜，黄河生说续签可以，但照老规矩要给他每年3000元好处费。林某3回来与我商量，最后我无奈决定继续给好处费给黄河生以求获得原来场地的承租权。第二天上班时间，林某3去到黄河生的办公室，将事前准备好的用报纸装好的15000元（面额都是100元一张，共150张）人民币送给黄河生，黄河生收下钱后当场与林某3签订了租期为5年的租赁合同。（3）2011年8月份租赁合同即将到期的一天，由于前一次签订的租赁合同即将到期，这次我亲自找到黄河生谈续签合同的相关事宜，黄河生当时说还是按照规矩才能续签合同。回家考虑后，我决定还是继续续租儿童公园场地。第二天上班时间，我去到黄河生办公室，将事前准备好的用报纸装好的15000元（面额都是100元一张，共150张）人民币送给黄河生，黄河生收下钱后当场与我签订了租期为5年的租赁合同。
我们中心的收入都是由林某3管理，送给黄河生的钱是林某3从收入中现金开支的。事后黄河生没有退回39000元给我。因为黄河生是儿童公园的主任，租赁场地给谁都是由他决定，在与他协商签订合同的过程中，他以索要每年3000元的好处费作为签订租赁儿童公园场地合同的前提，为了能够在儿童公园继续经营下去，我们中心迫于无奈才送好处费给黄河生。我和黄河生之间没有经济债务债权关系。除了每次签约、续约时黄河生向我们索要好处费外，我和林某3没有送过其他好处给黄河生。
3、证人林某3的证言，主要内容为：林某2是我父亲的妹妹，也就是我姑姑。湛江市儿童培育指导中心在2003年建立，2003年3月份左右开始承租儿童公园内东南角“园中园”平房，2004年下半年连同儿童之家二楼整层楼一起承租开设湛江市儿童培育指导中心，一直经营至今。当时由于我没有工作，我姑姑林某2叫我进入湛江市儿童培育指导中心工作，并让我做法人代表，但实际经营者一直都是林某2。
我在湛江市儿童培育指导中心工作期间，由于该公园主任黄河生在每次签约、续约时都向我们中心索要好处费，林某2在2003年和2006年两次叫我拿好处费去送给黄河生，而林某2本人也在2011年亲自送过一次好处费给黄河生，黄河生三次向我们中心共索要好处费共计人民币39000元。因为当时名义上我是湛江市儿童培育指导中心的法人代表，需要由我本人与儿童公园签订合同。
（1）2003年的一天，林某2找到我说她打算租用儿童公园的“园中园”平房和儿童之家二楼来做儿童培训班，让我帮她工作，后来林某2将我的名字登记为湛江市儿童培育指导中心的法人代表。不久，林某2让我去找儿童公园主任黄河生商量租赁儿童公园场地的相关事宜。我去到黄河生办公室后，说明要承租儿童公园场地的意愿，当时黄河生对我说，如果想租到“园中园”平房及儿童之家二楼的话，需要每年给他3000元的好处费。我回来后将有关情况告诉了林某2，林某2让我第二天去给黄河生送钱和签订合同。第二天上班时间，我来到黄河生办公室，将事前准备好的用报纸包好的9000元送给黄河生，黄河生收下钱后当场与我们中心签订了租期为3年的租赁合同，当时只有我和黄河生在场。（2）2006年8月租赁合同即将到期的一天，林某2又让我去找黄河生谈续签合同的相关事宜，黄河生当时对我说续签可以，但照老规矩要给他每年3000元的好处费。我回来与林某2商量后,她很无奈决定继续给好处费给黄河生,并让我第二天带钱去与黄河生签订合同。第二天上班时间，我来到黄河生的办公室，将事前准备好的用报纸装好的15000元送给黄河生，黄河生收下钱后当场与我们中心签订了租期为5年的租赁合同，当时只有我和黄河生在场。（3）2011年8月租赁合同快到期的一天，林某2本人找黄河生商谈续签合同的相关事宜。后来林某2回来和我说，黄河生说还是得按照规矩才能续签合同，为了续租儿童公园场地，我们中心还得送黄河生钱。第二天上班时间，林某2去到黄河生办公室，将事前准备好的用报纸装好的15000元送给黄河生，黄河生收下钱后便与林某2签订了租期为5年的租赁合同。
我们中心平时的收入都是由我负责管理，林某2让我从我们中心收入中的现金中拿出部分钱送给黄河生。事后黄河生没有退回39000元给我。因为黄河生是儿童公园的主任，在与他协商签订合同的过程中，他以索要每年3000元的好处费作为与我们中心签订租赁儿童公园场地合同的前提，林某2是实际经营人，她为了能够在儿童公园继续经营下去，迫于无奈才让我经手送钱给黄河生的。我和黄河生之间没有经济债务债权关系。除了每次签约、续约时黄河生向我们索要好处费之外，我和林某2没有送过其他好处给黄河生。
4、协议书，证实湛江市儿童培育指导中心林某2与湛江市儿童公园于2011年7月31日签订租赁合同，租用位于湛江市儿童公园内东南角的“园中园”平房儿童之家二楼整层楼，每月场地费1200元，场地费按季度缴交；2014年2月28日签订租赁合同，合作期限为五年，从2011年8月1日至2016年7月31日。
5、补充协议，证实租金由原来每月1200元调整为每月2000元，2015年10月执行。
6、通知，证实湛江市儿童公园于2015年6月29日向湛江市儿童培育指导中心发的通知，因国家建设需要及公园内不能办学的有关规定，请于2015年9月1日前将场地交回公园。
（三）2006年时，袁世海（现已改名为袁浩淋）到湛江市儿童公园主任办公室找到被告人黄河生，表示其和姐姐袁某2想租赁湛江市儿童公园大门口西一、西二店两个档口，黄河生提出需要好处费才能签订合同，并提出要通过内部招投标方式让袁某3、袁某2中标，中标之后黄河生再帮他们减租。后袁某3在招投标时高价中标后，在2006年5、6月份左右的一天，袁某3就来到黄河生办公室，将20000元好处费送给黄河生，黄河生收款后与袁某3签订了西一、西二店的租赁合同，并在此后多次帮袁某3、袁某2减租至较低的租金标准。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庭审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被告人黄河生的供述及辩解，主要内容为:2006年时,袁某3到我办公室找到我，说他和姐姐袁某2想承租儿童公园大门口西一、西二店这两个档口用来经营儿童玩具店，但由于这两个档口一直都有人在经营，也提出要续租，于是我向其表示要好处费后签订合同，我向袁某3提出要通过内部招投标方式让袁某3、袁某2中标，中标之后我再帮他们减租，袁某3也表示同意，袁某3在招投标时就高价中标了。袁某3中标经营一段时间后，约在2006年5、6月份一天，袁某3来到我办公室说由于租金太高经营不下，要求我帮忙减租，他就将一个装有现金人民币2万元的信封送给我，之后我便帮袁某3、袁某2两人减租，租金比原来租户稍微高一点。该笔钱部分与领导吃饭消费了。具体减多少租钱我不记得了，我帮他们减租只是口头和其他领导打招呼，没有正式会议及书面材料。
2、证人袁某1(曾用名袁某3)的证言，主要内容:我从2006年开始在湛江市儿童公园大门口经营儿童玩具店，2015年店铺租期满后就无业在家。我是在2006年认识黄河生，他是湛江市儿童公园的主任。
2006年我与我姐姐袁某2看中了儿童公园大门西一、西二店，想租下来经营儿童玩具店。当时就由我去到黄河生的办公室与黄河生商量承租西一、西二店的相关事宜，黄河生对我说虽然西一、西二店的租期即将到期，但是原来的租户也要求和儿童公园续约，如果我想承租到西一、西二店，必须给他两万元好处费，他想办法帮我租到西一、西二店。由于当时我确实想租下西一、西二店经营，没办法只好答应了黄河生。后来黄河生让我和袁某2参加儿童公园内部招投标，并教我们提高投标的租金价格，说等中标后再给我们减租金，最后我们高价得以中标。大概是2006年5、6月份的一天，黄河生打电话叫我到其办公室谈合同事宜，我知道黄河生肯定要收到两万元好处费才会与我签订合同，于是我就从银行取出两万元人民币（面额都是一百元一张，一万元一扎，共两扎）用信封包好并放进我挎包里。去到黄河生办公室后，我将装有两万元的信封交给黄河生，黄河生收下钱后当场与我（当时我身份证姓名为袁某3）签订了儿童公园大门口西一、西二店的租赁合同，当时只有我和黄河生在场。2006年我和袁某2与儿童公园签订合同租金当时中标的租金大概每平方400多元，后来黄河生帮我减租至大概每月每平方100多元。我没有保存和儿童公园签订的租赁合同。袁某2对我送予黄河生两万元好处费不知情。事后黄河生没有退回两万元给我。因为黄河生是儿童公园主任，想要承租儿童公园的店铺必须经过他本人同意。在他主动索要两万元好处费的情况下，为了能够承租到儿童公园大门口的西一、西二店，我无奈之下只好给黄河生两万元。我和黄河生之间没有经济债权债务关系。
3、租赁合同书，证实袁某3、袁某2与湛江市儿童公园签订租赁合同租用解放东路公园门店的承租期限、租金等相关情况。
4、审计说明证明及会议记录，湛江市儿童公园于2015年4月2日出具的证明，证实西1间和西2间铺位中标人都按竞标结果签订经营合同，西1间合同从2006年5月3日至2009年5月2日，西2间合同从2006年6月1日至2009年9月31日。但经营者经营了一季度后，向公园反映，当时竞标是一种斗气和恶性竞争的做法，按竞价交租无法经营，无法筹钱交租，要求参照近邻铺位标志交租，单位认为当时这种情况也是存在，再加上经营者也花十几万进货和铺位装修实际，也经财务人员多次催收无果情况下及不因此铺位租金间断影响单位收入，经与班子成员商量，同意按比底价高一些来处理减租，即西1间铺位以月计租，每月租金为2100元，西2间铺位每月为1499元。当时也将处理减租意见向主管局的主要领导汇报，表示同意单位处理意见。
5、审计说明证明，证实湛江市儿童公园对袁某2、袁某3租用的西1间、西2间的减租情况进行说明。
6、袁某2、袁某3在2006年5月至2009年9月缴交租金情况表，证实袁某2、袁某3租用湛江市儿童公园西1间、西2间在2006年5月至2009年9月时间段缴交租金情况。
7、霞山区财务管理中心现金缴存银行审核单及广东省湛江市租赁业发票，证实袁某2、袁某32006年-2007年向湛江市儿童公园缴纳的租金情况。
（四）陈某1自1997年开始承租儿童公园大门口西四店经营儿童玩具店，2007年至2016年期间，陈某1每次找被告人黄河生协商续签合同事宜时，黄河生都提出需要每年5000元好处费，陈某1如数支付给黄河生后，黄河生都当场与陈某1续签了租赁合同。2007年至2016年，黄河生总共向陈某1索贿人民币50000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庭审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被告人黄河生的供述及辩解，主要内容为：陈某1从多年前就开始在儿童公园大门口西四店经营儿童玩具店、快餐店。2007年开始我和陈某1每年签订一次续租一年的合同，每次续签合同我都提出要给我5000元好处费，2007年至2014年期间陈某1总共给了我35000元人民币现金，2014年的时候，陈某1来到我办公室协商续签合同事宜，并要求续签为期三年的续租合同，我也提出按照以前标准每年给我5000好处费，她就一次性交给我15000元现金。自2007年至2014年，陈某1总共送给我5万元好处费（以上租赁均未经招投标）。我没有将钱退回给陈某1。我和陈某1之间没有债务债权关系或其他经济纠纷。儿童公园将门口西四店出租给陈某1没有经过公开招投标。
2、证人陈某1的证言，主要内容为：我自1997年1月至2015年9月份，在湛江市霞山区儿童公园大门口西四店经营儿童玩具店。我经营儿童玩具店都是和儿童公园的黄河生主任签订合同。2007年合同到期后我基本每年都签延期合同，直到2014年，我和黄河生一次性签订3年租赁合同。刚开始投标是340元一平方，由于租金过高，儿童公园那边几个档口都经营不下去，儿童公园开会后给我们降租，降了两次后，从2006年开始我们租金就减为80元一平方。大概从2007年开始，我每年都要和黄河生签延期合同，每次签延期合同，黄河生都提出给他5000元好处费才同意签延期合同。约在2014年，他提出一次性和我签了三年，让我按之前标准一次性给他钱，那时我就给他15000元。2007年开始至2014年，每年合同到期我给黄河生5000元，2014年一次性给黄河生15000元，我共给黄河生50000元。有时是在我自己档口给他钱，有时是我送到他办公室给他，黄河生收钱后就会拿合同给我签，如果不给钱就不签。从2007至2014年，黄河生每次收我钱后都没有给我开具收据等凭证，每次签新合同他就把我之前的旧合同回收了。我和黄河生签的合同中除了2014年是签三年的，其他时候租期都是一年。
3、租赁合同书，证实陈某1与湛江市儿童公园签订租用解放东路门店的租期、租金等相关合同情况。
4、收费通知，证实湛江市儿童公园于2006年11月20日与陈美娟协商同意：由陈美娟自己在其铺位后面死角内作临时简易装修作储物室之用，费用自负。场地费按每季度1260元与其铺位租金一起缴纳。
（五）2010年7月份一天，湛江市风云广告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昌林去到湛江市儿童公园主任办公室找到被告人黄河生，表示想承租湛江市儿童公园广告位置经营，黄河生提出需要好处费人民币20000元。黄某1在黄河生办公室将现金20000元送给黄河生，黄河生收款后当场与黄某1（以湛江市风云广告有限公司的名义）签订了场地租赁合同。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庭审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被告人黄河生的供述及辩解，主要内容为：2010年7月份一天，湛江市风云广告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昌林来到儿童公园办公室找到我协商租用儿童公园广告位置的事宜，我说可以但需要给我好处费，并让黄某1去找之前建设广告位的老板商谈，黄某1找到之前老板谈妥转让条件后，又来到我办公室找到我，表示之前老板转让手续已经办好，只要我们儿童公园和他签合同就行，然后黄某1就将用信封装着的两万元塞给我，我收钱后当场就和黄某1签订了一份租期为五年的场地租赁合同，当时只有我和黄某1在场。事后我没有将两万元退回给黄某1或上交组织。我和黄某1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或其他经济纠纷。儿童公园将广告位出租给黄某1没有经过公开招投标。
2、证人黄某1的证言，主要内容为：我系湛江市风云广告有限公司总经理。风云广告公司从2010年开始承租儿童公园的广告场地，一直经营至2015年9月30日合同到期。我公司每次都是直接把每年租金以现金方式交到儿童公园财务处。我公司直接与该公园签订场地租赁合同，没有经过公开招投标。我在承租市儿童公园场地经营广告的过程中，我曾被该公园主任黄河生索要两万元人民币。
2010年7月份一天，我去到黄河生办公室与其协商租赁广告位置的相关事宜。当时黄河生对我说如果想承租到大门外西侧围墙位置必须给他二万元好处费，由于我公司确想承租该围墙位置进行经营，我无奈只好同意给他二万元。在我同意给钱后，黄河生又说由于此前有间奥博广告公司承租了儿童公园大门外西侧围墙位置，该公司建造该广告牌花了不少钱，让我公司先找该广告公司商谈转让的相关事宜。后来我找到该广告公司谈妥了儿童公园广告位置的转让条件。因此前黄河生已言明要给他两万元才肯与我公司签订租赁合同，我就准备好二万元人民币并用信封装好，于第二天上班时间来到黄河生办公室，对黄河生说已谈妥转让条件，并将两万元交给黄河生，黄河生收钱后当场与我签订了承租儿童公园大门外西侧围墙位置的租赁合同，当时只有我和黄河生在场。事后黄河生没有退回两万元给我。因为黄河生是儿童公园主任，我公司想要承租到儿童公园的场地经营广告必须得到他同意，在与他协商签订合同的过程中，他以给其两万元作为签订儿童公园大门外西侧围墙租赁合同的前提条件，为了能够承租到儿童公园的广告场地进行经营，我公司迫于无奈才送好处费给黄河生。我和黄河生之间没有债权债务关系。
3、租赁用地协议书，证实湛江市风云广告有限公司于2010年7月28日与湛江市儿童公园签订租赁合同，租用期从2010年10月1日起至2015年9月30日止，期限为五年，租用费用为人民币一万一千元一年。
（六）2010年2月份的一天，林某1（以其丈夫李某的名义签订合同）找被告人黄河生协商续签湛江市儿童公园大门东边第四间临街铺面合同的相关事宜，黄河生提出需要给予其好处费才能续签合同。后林某1在黄河生办公室送给黄河生人民币45000元，黄河生收款后当场与林某1续签了租期十五年的租赁合同。后在2015年7月，由于儿童公园要收回林某1所承租的店铺进行公开招投标，黄河生退回30000元给林某1。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庭审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被告人黄河生的供述及辩解，主要内容为：2000年,李某来到我办公室协商承租儿童公园大门东边第四间临街铺面的相关事宜，由于当时这间铺面是电房，李某表示想要租下来自己投资改造成一间店铺做生意，我便与李某签了合同，由李某将电房改成商铺并租给他十年，每个月租金四百元，2010年2月份租赁合同快要到期的时候，李某的妻子林某1到我办公室找我，表示想要续租儿童公园大门东边第四间临街铺面，我说签订合同可以，但需要给我好处费。过两天时间，林某1再次来到我的办公室，并拿出用袋子装着的四万五千元人民币现金（均为百元面额）交给我，我收钱后当场在租赁合同上签了字，林某1再拿合同给李某签名，合同期限从2010年至2025年，租期15年，没有经过公开招投标。2015年8、9月时，由于林某1所租的儿童公园大门东边第四间店铺需要收回区里统一招投标，需要提前终止合同，于是我便叫林某1来我办公室，并当场退了三万元现金给林某1。我将林某1所送四万五千元存放在家里，部分与领导吃饭消费。我和林某1之间没有债权债务关系或其他经济纠纷。
2、证人林某1的证言，主要内容：2000年，我丈夫李某看中儿童公园东边第四间临街铺面，想要用来做生意，于是便到儿童公园主任黄河生办公室去商量承租这间铺面的具体事宜，由于这间铺面原本是电房，李某便和黄河生说可以由我们自己投资改造，将这间电房改成店铺后再经营，黄河生表示同意，并与李某签订了十年租赁合同，约定每月租金四百元，我们也一直承租这间店铺。直到2010年2月份租赁合同快要到期时，由于我丈夫李某在珠海，于是便由我去到黄河生办公室找他谈续租的事宜，黄河生表示续租可以，但要给他个人一些好处，我也表示同意。回家后我准备好四万五千元现金，并于二天后再次去到黄河生办公室，拿出用袋子装着的四万五千元现金交给黄河生，黄河生当场便在续租合同（一式两份）上签了字，然后我再拿合同回去给我丈夫李某在承租合同上签名，并将其中一份合同拿回去交给黄河生，续租合同期限从2010年至2025年，约定租金为五百元每月，整个送钱过程只有我和黄河生两人在场。我送给黄河生的四万五千元有一部分是我自己从银行里取出来的，还有一部分朋友那里借来的，凑够了四万五千元我才拿去送给黄河生。我、李某和黄河生之间没有个人经济债务关系。2015年7月，黄河生叫我到他办公室谈点事情，说由于我们所承租的儿童公园大门东边第四间店铺要收回区里统一招投标，需要提前终止合同，并当场退了三万元现金给我，我也收下这三万元现金。因为黄河生是儿童公园主任，整个儿童公园店铺的租赁都由黄河生决定，我们夫妻两想要续租儿童公园档口必须经过黄河生同意，黄河生提出要继续续租档口就必须给其好处，为了能够顺利续租儿童公园东边第四间店铺，我只好送了四万五千元给黄河生。
3、协议书，证实林某1以其丈夫李某的名义于2009年8月2日与湛江市儿童公园签订协议，租用解放东路湛江市儿童公园大门东边第四间，电池车房临街面内约18㎡租给李某使用。使用期为15年（从2010年2月1日至2025年2月1日止）。经双方同意于2015年7月10日撤销该合同。
（七）2012年，陈某2租赁的湛江市儿童公园店铺租期即将到期，同年2月，陈某2为了能够续签店铺合同，其在给予儿童公园主任黄河生3000元人民币好处费后，黄河生与陈某2续签了湛江市儿童公园店铺的租赁合同。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庭审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被告人黄河生的供述及辩解，主要内容为：2012年2月一天，儿童公园刚与陈某2续约后不久，儿童公园大门口东二店经营玩具店的租户陈某2约我到她店里谈事情，我进到陈某2店里，陈某2说感谢我帮忙让她能够续签合同经营，现在快到春节给点钱我过年，并拿出一个专有三千元现金的信封交给我，整个过程只有我和陈某2两人在场。我没有退回陈某2所送的三千元或上交组织。我和陈某2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或其他经济纠纷。我没有向陈某2索要好处费，她有领导关系。</di','2018-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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