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泰中刑二初字第00012号
公诉机关江苏省泰州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单位江苏泰达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泰州市姜堰经济开发区泰达路99号，法定代表人蒋跃东。
诉讼代表人李亮，江苏泰达纺织有限公司职工。
辩护人孙国东，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吴国雄，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单位江苏华达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泰州市姜堰经济开发区干河西路2号，法定代表人蒋跃东。
诉讼代表人艾进，江苏华达纺织有限公司职工。
被告单位灌云泰达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灌云县伊山镇振兴南路，法定代表人郝疏静。
诉讼代表人黄海，灌云泰达纺织有限公司职工。
被告人黄海曙，男，1962年8月15日生，泰达公司供应部部长。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于2014年9月26日被济南海关缉私局刑事拘留，同年10月24日释放。2014年10月24日被泰州海关缉私分局刑事拘留，同年12月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泰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邹佳铭，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蒋茂杰，江苏碧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黄广进，男，1962年10月25日生，泰达公司供应部副部长。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于2014年9月26日被济南海关缉私局刑事拘留，同年10月24日释放。2014年10月24日被泰州海关缉私分局刑事拘留，同年12月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泰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李彬，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陆琦，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江苏省泰州市人民检察院以泰检诉刑诉〔2015〕3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单位江苏泰达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达公司”）、江苏华达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达公司”）、灌云泰达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灌云泰达公司”）、江苏丰达纺织有限公司、江苏正达纺织有限公司、被告人黄海曙、黄广进走私普通货物一案，于2015年11月2日向本院提起公诉。2016年7月12日，泰州市人民检察院以泰检诉刑变诉〔2016〕2号变更起诉决定书，变更各单位犯罪数额，撤回对江苏丰达纺织有限公司、江苏正达纺织有限公司的指控。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江苏省泰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白佩伟出庭支持公诉，被告单位诉讼代表人李亮、艾进、黄海及辩护人孙国东、吴国雄，被告人黄海曙及其辩护人邹佳铭，被告人黄广进及其辩护人李彬、陆琦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江苏省泰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单位泰达公司、华达公司、灌云泰达公司分别向泰州海关、连云港海关等申领了《进料加工登记手册》，经海关审查批准，分别以加工贸易方式进口保税棉花，备案出口棉纱。2012年8月至2014年3月间，被告人黄海曙、黄广进商议，对保税棉花采购成本与国内棉花销售市场行情进行测算，根据上述公司加工贸易配额剩余情况确定申报单位，在明知海关加工贸易监管规定、未经海关许可且未补缴相应税款的情况下，以每吨17950元至20100元不等的价格，将保税棉花销售。泰达公司、华达公司、灌云泰达公司销售保税棉花的数量分别为4863.2853吨、890.79吨、482.4335吨。经泰州海关核定，泰达公司、华达公司、灌云泰达公司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口上述棉花应缴税款分别为人民币32373678.44元、6138077.41元、3492366.69元。
此后，被告单位购买棉花或串换其他保税棉花以弥补缺口，纺织成棉纱后复出口，再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口该批棉纱，并缴纳关税和增值税，泰达公司、华达公司、灌云泰达公司分别缴纳人民币26327069.17元、4822231.83元、2611621.35元。此外，上述被告单位还缴纳了擅自销售的保税棉花边角料的内销进口关税和增值税，泰达公司缴纳人民币1977808.86元，华达公司缴纳人民币716977.26元，灌云泰达公司缴纳人民币395.47元。综上，泰达公司实际造成国家税款损失人民币4068800.41元；华达公司实际造成国家税款损失人民币598868.32元；灌云泰达公司实际造成国家税款损失人民币880349.87元。
为证实上述指控，公诉机关当庭提交了《加工贸易手册》《报关单》《验收记录》《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偷逃税款海关核定证明书》《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等书证，证人彭某、储某、王某甲、施某证言等证据。据此认为，被告单位泰达公司、华达公司、灌云泰达公司未经海关许可并且未补缴应缴税款，擅自将免税进口的货物在境内销售牟利，其中被告单位泰达公司情节严重，上述被告单位及其直接责任人员被告人黄海曙、黄广进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项，均应当以走私普通货物罪追究刑事责任，且被告人黄海曙、黄广进系共同犯罪。
被告单位江苏泰达纺织有限公司诉讼代表人对起诉指控的事实未提出异议。
泰达公司的辩护人孙国东提出的辩护意见是：泰达公司的行为属于违规，不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1.泰达公司实施的行为包括：申请配额证，申领加工贸易手册；凭配额证及加工贸易手册进口保税棉花；未经海关许可销售18本加工贸易手册项下保税棉花；高于进口单价从国内购买同品种、同规格、同数量的棉花来替换；生产加工成棉纱，复出口，并以一般贸易方式征税进口棉纱；申报缴纳下脚料内销税款；完成手册核销。2.泰达公司销售棉花主要是生产经营的客观需要。具体表现为：减轻库存压力；及时用完配额，争取下年配额不被扣减；进口棉花质量与合同要求差距大；生产加工时需要配棉。3.关于“泰达模式”的法律评价。泰达公司无逃避海关监管之行为，偷逃税款之主观故意；泰达公司擅自销售保税棉花后，以国内购买的棉花替换了已售保税棉花，是“提质串换”，没有造成国家税收损失，属于海关行政处罚的范畴。4.海关计核部门计核错误。泰达公司持有《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证》《关税配额外优惠关税税率进口棉花配额证》，其加工贸易备案及报关进口的棉花具有了“关税配额内”“关税配额外暂定”的法律属性，应适用暂定税率。
辩护人吴国雄另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因泰达公司实施串换性销售行为，国内补回棉花所承担的增值税款应当从偷逃税款中扣减；泰达公司已经缴纳的税款大于应缴税款，不构成犯罪；2.泰达公司构成单位自首；3.即使不扣减国内补回棉花所缴纳的增值税款，也应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量刑因素予以考虑，对泰达公司判处罚金时在指控的实际税收损失的一倍以下减轻处罚。
为支持其辩护意见，两辩护人当庭提交下列证据材料：
1．海关总署公告、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海关总署关税司通知，2012年、2013年关税配额商品税目、税率表及相关案件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计核证明书等，证明进口加工贸易棉花因特殊情况内销时的适用税率标准等。
2．发票复印件及税款统计表，证明2012-2014年期间，泰达公司从国内采购棉花6644.8635吨，缴纳增值税1428.6942万元。
被告单位江苏华达纺织有限公司提出如下意见：三个被告单位是相互独立的，华达公司构成自首。
被告单位灌云泰达纺织有限公司对起诉指控的事实未提出异议。
被告人黄海曙辩称：其与黄广进之间不是共同犯罪。
被告人黄海曙的辩护人邹佳铭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被告单位和被告人主观上没有牟利的目的，客观上没有造成国家税收损失，不构成犯罪。（1）被告单位是基于生产需要而进行串换；即便有防止棉花价格下跌导致企业损失的原因，也不属于“牟取非法利益”。（2）本案没有造成国家税收损失。海关核定证明书并不具有当然的法律效力；不应按照核定证明书以40%的关税和13%的增值税计算税款损失；被告单位补进棉花生产和出口是真实合法的经营行为，缴纳的相关税款如果不从国家税款损失中扣除，就与采取欺骗手段核销混为一谈，显失公平。2.关于犯罪主体，本案不存在共同犯罪，两被告人没有独立的个人意志，而是单位意志的实施者。如果被告人应对两个以上的单位犯罪承担责任，应分别定罪量刑后适用数罪并罚的规定，而不应以累计数额对被告人定罪量刑。3.关于单位和个人自首，一方面，案发之后，三被告单位的实际控制人蒋跃东积极自查，主动通过市区领导向海关汇报，主动缴纳保证金，属于自动投案。另一方面，泰州海关当时掌握的是济南海关移送的事实，并不涉及华达公司和灌云泰达公司的走私事实，故华达公司和灌云泰达公司构成单位自首，两被告人也成立个人自首。建议对华达公司、灌云泰达公司免予刑事处罚，对黄海曙适用缓刑。为支持其关于单位自首的辩护意见，当庭提交了证人李某甲、徐某甲的证言。
被告人黄广进辩称：其与黄海曙之间不是共同犯罪。
被告人黄广进的辩护人陆琦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三被告单位的犯罪数额不能累计适用于黄广进；2.被告单位在案发后及时主动缴纳5000万元保证金，足够弥补国家的税款损失，依法可从轻处罚；3.被告人黄广进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较小，在有罪判决的情况下，应对其从轻量刑并适用缓刑。
辩护人李彬另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黄广进销售保税棉花，并非为了牟取非法利益、偷逃关税，应区别对待，减轻处罚。2.基于三家企业的独立性，不属于共同犯罪，应按照黄广进实际参与的数额定罪，依法从轻、减轻处罚。3.被告单位及被告人黄广进都存在自首情节，依法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4.被告单位属于生产型企业，全部真实核销，未给国家造成损失，且积极交纳保证金，应当对被告单位及被告人从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
（一）主体身份事实
被告单位泰达公司、华达公司、灌云泰达公司经营范围为纺纱、纺织品销售等，均由蒋跃东担任法定代表人或实际控制人，并由泰达公司财务部、供应部、销售部等部门统一管理。被告人黄海曙任泰达公司供应部部长，被告人黄广进任泰达公司供应部副部长，根据泰达公司决策，负责各被告单位棉花等原料采购和棉花贸易。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1）书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证实，江苏泰达公司、江苏泰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华达纺织有限公司、灌云泰达纺织有限公司、江苏丰达进出口有限公司，股东均为蒋跃东及其亲属，系关联公司。
（2）郝某甲、郝某乙、郝丙、刘某等人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郝某甲、郝某乙、刘某等人担任泰达公司相关关联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系挂名，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无劳动关系，无薪酬，对公司经营不知情，公司的经营管理由江苏泰达纺织有限公司管理团队统一管理经营。
（3）证人蒋跃东的证言证实，2011年其发起成立江苏泰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主要是用来理顺泰达公司及一系列关联纺织公司内部关系。公司下设办公室、管理部、销售部、物资供应部、生产部、设备工程部等部门。物资供应部负责人是黄海曙，负责棉花等原料采购和棉花贸易，主要是进出口业务，由黄广进、黄海曙负责管理；销售部负责棉花销售，负责人彭某；财务部主要负责江苏泰达及所有关联公司的财务，负责人马某。
泰达集团企业主要有：灌云泰达纺织有限公司、江苏丰达公司、江苏正达公司、江苏华达公司等，主营棉纺；江苏丰达进出口公司，主要经营棉花采购和棉纱销售业务；张家港保税物流园茂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是泰达纺织设的离岸公司，主要经营纺织原料及制成品的购销。上述关联公司是独立法人独立核算，但都由泰达公司一个管理团队管理。
（二）走私普通货物事实
各被告单位分别向泰州海关、连云港海关等申领了《进料加工登记手册》，经海关审查批准，分别以加工贸易方式进口保税棉花，备案出口棉纱。2012年8月至2014年3月间，被告人黄海曙、黄广进根据公司决策，对保税棉花采购成本与国内棉花销售市场行情进行测算，根据上述公司加工贸易配额剩余情况确定申报单位，在明知海关加工贸易监管规定、未经海关许可且未补缴相应税款的情况下，以每吨17950元至20100元不等的价格，将保税棉花销售给南通棉花现货交易有限公司、张家港保税区隆之源进出口有限公司等单位。被告单位泰达公司、华达公司、灌云泰达公司销售保税棉花的数量分别为4863.2853吨、890.79吨、482.4335吨。经泰州海关核定，泰达公司、华达公司、灌云泰达公司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口上述棉花应缴税款分别为人民币32373678.44元、6138077.41元、3492366.69元。
此后，泰达公司、华达公司、灌云泰达公司隐瞒销售保税棉花的事实，购买棉花或串换其他保税棉花以弥补缺口，纺织成棉纱后复出口，以达到上述单位加工贸易手册项下的棉纱复出口数量，再以江苏丰达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名义通过一般贸易方式进口该批棉纱。在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口棉纱过程中，泰达公司、华达公司、灌云泰达公司合计缴纳关税和增值税分别为人民币26327069.17元、4822231.83元、2611621.35元。此外，上述被告单位缴纳了擅自销售的保税棉花边角料的内销进口关税和增值税，其中，泰达公司缴纳人民币1977808.86元，华达公司缴纳人民币716977.26元，灌云泰达公司缴纳人民币395.47元。综上，泰达公司实际造成国家税款损失人民币4068800.41元；华达公司实际造成国家税款损失人民币598868.32元；灌云泰达公司实际造成国家税款损失人民币880349.87元。其中，被告人黄海曙经手销售泰达公司、华达公司、灌云泰达公司手册项下保税棉花，造成国家税款损失人民币4540403.35元，被告人黄广进经手销售被告单位泰达公司手册项下保税棉花，造成国家税款损失人民币1007615.25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1）证人储某（泰达公司原料棉花仓库保管员）的证言证实，根据其手写的“验收记录”统计，泰达及分公司自2012年10月10日至2014年9月22日间，共销售了55票进口棉花，约8000多吨，其中有部分是加工贸易进口的。日常管理过程中，其根据黄广进的通知对到库的棉花过磅入仓，填制《进口棉花登记表》记录实际入仓情况，再根据黄广进提供的外商发票和棉花流向清单办理入库，填制《收料单》和手写“验收记录”。验收棉花过程中，其发现一部分进口棉花没有到库，黄广进告诉其这些进口棉花已经被销售，但是公司的仓库账仍然要做入库、出库动作，才能使棉花账在形式上做到收支平衡。其在验收记录上，将泰达公司及分公司的进口棉花销售下家基本都做了标注，主要销售下家有隆之源、南通棉麻现货交易公司、河南的同舟、淄博、永泰等。这些下家的详细资料可以在黄广进提供的棉花流向清单和增值税发票提货联中找到。
（2）证人王某乙（泰达公司关务组长）的证言证实，其工作主要内容是制作进出口环节的单证。进口环节黄广进、黄海曙根据每家企业配额的余量决定用哪家企业的名义和外商签订进口棉花合同，决定好后将配额证明以及进口合同给其，通知其准备相关材料到海关申领手册后交给钱某进行资料传递，最终完成手册的申领。手册出口的环节，根据销售合同安排棉纱要在卖方的哪本手册项下出口。如果要进行“一日游”，还需要制作一份出口到区内的出口合同，并且制作一份对应的棉纱进口合同。公司手册出口的棉纱和手册上进口的棉花是不对应的。从哪本手册上出口是根据黄广进的要求安排，出口的棉纱不一定是使用这本手册进口的棉花生产的。手册核销的时候，单耗是根据国家标准写的，并不是按照实际生产过程中的单耗申报，因为实际单耗高于国家标准。泰达公司在国内销售进料加工的保税棉花没有向海关申请过，只有边角料向海关申请过补税。
（3）证人马某（泰达公司财务主管）、王某甲的证言证实，黄广进、黄海曙多次拿销售棉花的开票通知到财务部门，财务多次开具了棉花销售的增值税发票。每次有棉花销售，他们直接定好收款的账号，制作好开票通知到财务部门。开票员潘某根据开票通知信息开具增值税发票，根据发票上的销货单位给各关联公司的会计入账。每月底统计销售，向国税报税前，各公司负责的总账会计根据销售发票统计出各自销售棉花数量，发现哪家公司没有棉花购进，就以泰达公司名义再出具棉花销售发票给那家公司，用于平帐。
（4）证人彭某（销售部部长）的证言证实，2011年年底，2012年年初，棉花价格一直下跌，出现亏损，泰达公司开始卖加工贸易棉花。
（5）证人于某、吴某（华达公司员工）的证言证实，华达公司实际上就是一个生产工厂（二分厂），除了生产之外的事情都是直接由泰达总公司负责处理。华达生产中所使用的棉花全部都是由泰达总公司发货过来，华达公司没有采购棉花原料的权力。
（6）证人王某丙（泰达公司设备部部长、兼任二分厂、三分厂管理人员）的证言证实，二分厂和三分厂实际上相当于泰达公司的生产车间，只负责产品的生产及产品的质量控制等，原料采购、产品销售等都是由泰达公司的相关业务部门来做。二分厂使用的棉花主要是印度棉还有美棉。公司生产用的主要是不交关税进口的棉花。
（7）证人王某丁、邓某、王某戊、戴某（灌云泰达公司员工）的证言证实，灌云泰达公司用的原料棉花都是加工贸易手册项下进口，总公司负责棉花采购、棉花调配、边角料内销、加工成品销售等。成纱的品种都是按照总公司江苏泰达下达的要求来确定的。
（8）证人朱某、张某甲、施某、宋某、赵某、蔡某甲、蔡某乙、张某乙、徐某乙、黄某丙、徐某丙、栾某、陈某、顾某、卢某、郁某、李某乙、王某己、徐某丁、林某等人证言，证实各被告单位销售保税棉花给相关单位的事实。
（9）书证手册及报关单、黄广进制作的电子表格、仓库保管员储某的记录、开票说明、发票、海关《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偷逃税款海关核定证明书》、缴税统计表、清单、电子数据检查工作记录等证实，各被告单位将手册中通过报关单进口的保税棉花，销售给张家港保税区隆之源进出口有限公司、泰州市永泰医用敷料有限公司、南通棉花现货交易公司等单位的数量及税款损失数额，泰达公司及相关关联公司在核销环节中补交边角料内销进口关税和增值税的数额，通过一般贸易方式进口棉纱过程中缴纳关税和增值税的数额。
（10）被告人黄海曙的供述证实，2011年，黄广进订购了4000多吨远期外棉，至2012年年中，国际外棉价格暴跌，给公司造成了9000多万元的亏空，黄广进就想帮公司挽回损失，想出卖保税棉花再买储备棉的主意，经公司领导同意，在公司例行大会上进行了讲解。因为加工贸易方式买进的棉花不要交税，进价低于国内棉花，直接销售可以赚取利润差，过段时间，再买进国内棉花补空。一般买进保税棉花时比国内棉花便宜3000-4000元/吨，但算上增值税后，实际销售保税棉花仅比国内棉花便宜200-500元/吨左右。
2012年以后，一般贸易配额非常少，绝大多数进口的棉花都是以加工贸易方式进口，销售进口保税棉花是经过公司领导同意的，销售掉进口保税棉花以后，棉花的原料账会出现亏空，需要各部门一起填补。销售进口保税棉花要大量开票，需要跟财务部门沟通，凭其和黄广进签字的票据直接开票。销售保税棉花先和外商签订合同，购进外国棉花，订立合同，合同的抬头是由关联公司的配额多少决定的。销售的进口保税棉花一般都是在当地仓库，其和黄广进开具提货指令，名义上是泰达公司去仓库提取棉花，实际上是国内买家去提货。销售发票会给仓库保管员储某制作形式上的入库账。泰达公司生产好棉纱以后，出口给张家港茂达公司，再由丰达进出口有限公司将棉纱进口买进，这样就通过“一日游”的方式将手册项下的棉花核销，江苏丰达进出口有限公司的棉纱在价格上比国内的其他企业就有一定优势。棉纱主要卖给了南通棉花现货有限公司、张家港的李某甲、南京的农垦棉业、海安泰和等公司。手册项下出口的棉纱，并不能对应手册项下进口的棉花。
（11）被告人黄广进的供述证实，其任泰达公司供应部副部长，部长是黄海曙，负责泰达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棉花的采购及销售业务。其和黄海曙主要是根据两个人所熟悉的棉花购销客户分工，谁的客户由谁具体负责。公司擅自销售保税棉花是得到负责人许可后操作的。公司在从事棉花进料加工贸易过程中，存在销售保税棉花的情况，且没有向海关申报并缴纳税款。这样做的原因：一是经过利润核算，保税棉花进口是不需要交纳关税和增值税，成本比较低，每吨销售出去有4000元左右的利润差，即使使用国内采购的棉花来填补这个空缺，也会有每吨几百元的利润差。且加工贸易配额比较多，如果年底之前不把配额用完可能会影响到来年配额额度的申领，保税棉花进口回来之后无法完成生产，就考虑销售；二是保税进口的棉花以印度棉居多，属于皮辊棉，但生产部需要美棉、巴西棉等锯齿棉，印度棉的需求降低，就考虑销售保税印度棉；三是根据棉花的国际、国内行情，若发现棉花价格有下滑趋势，需要销售保税棉花止损。所以从2012年开始，泰达公司开始大批量的销售保税棉花。
进口棉花时凭外商发票交仓库保管员储某办理入库手续，销售后开具增值税发票时凭借“开票通知单”找财务部开票员小潘开票；然后将增值税发票提货联交给储某办理出库。销售保税棉花的货款都是直接打到公司账户上，然后发货、开票。公司销售的保税棉花不办理实际入库，而是在进口后直接卖给下家。凭借外商发票和增值税发票提货联分别找储某办理形式上的入库和出库。泰达公司销售保税棉花的下家有张家港龙之源，淄博博晟商贸，江苏栋国进出口有限公司等。黄海曙联系的还有南通等地的企业。所有的保税棉花销售都开具增值税发票，在开票之前由经办人手写一张《开票通知单》，通知单都会入账。
保税棉花销售后，加工贸易手册都按时核销。公司用一般贸易采购以及国内采购的棉花来填补这个亏空，加工成纱后复出口。出口有几种模式，一是直接出口给境外的企业；二是用出口到特殊监管区的企业，再由国内有手册的企业以加工贸易方式买进；三是出口至特殊监管区，由国内其他企业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口；四是出口至特殊监管区，由关联公司（主要是丰达进出口公司）以一般贸易进口，再在国内销售。采用何种方式，由销售部确定。
（三）量刑事实
2014年9月，被告人黄海曙、黄广进因涉嫌参与泰达公司走私被济南海关抓获后，被告单位华达公司、灌云泰达公司实际控制人蒋跃东向主管部门及侦查机关交待了单位涉嫌走私犯罪的事实。被告人黄海曙、黄广进归案后如实供述了全部犯罪事实。
案发后，泰达公司向泰州海关缉私分局退出全部赃款。
上述事实，亦有归案情况说明、证人李某甲、徐某甲证言、缴款书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针对控辩双方提出的意见，根据本案的事实和证据，本院评判如下：
1．各被告单位及被告人的行为是否造成国家税款损失，是否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
第一，各被告单位及被告人的行为是否属于走私保税棉花行为？辩方提出，各被告单位销售保税棉花，并非以牟利为目的，一方面是基于生产需要串换，另一方面是为减轻库存压力、防止棉花价格下跌造成企业亏损。经查，我国对进口棉花实施关税配额管理，从贸易方式区分为一般贸易进口关税配额和加工贸易关税配额。国家对棉花的进口实施关税保护制度，对一般贸易进口棉花征收高额税率，旨在保护国内农业生产发展和棉农利益，而棉花加工贸易配额的免税制度是在不违背关税保护的前提下，鼓励劳务输出的经济政策。根据海关加工贸易监管规定，各被告单位要在境内销售保税棉花，唯一合法的途径是向海关及发改委申请，办理《加工贸易保税进口料件内销批准证》，补缴税款和缓税利息。各被告单位未经批准擅自销售保税棉花，使不符合免税进口条件的棉花得以免税进口，免税进口后又脱离监管，其行为不仅侵害了正常采购国内棉花的加工企业和国内棉农的利益，而且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偷逃了应缴税款，其行为符合走私普通货物罪的构成要件，应以走私普通货物罪定罪处罚。对辩方提出各被告单位及被告人的行为不属于走私行为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第二，泰州海关作出的海关核定证明书适用的税率是否正确，是否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经查，泰州海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计核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偷逃税款暂行办法》等规定，根据各被告单位涉案18本《进料加工登记手册》项下销售保税棉花数量，适用40%关税税率、13%增值税税率，计核得出各被告单位税款损失数额。泰达公司辩护人提出，涉案18本手册、30份报关单、21份配额证，有14份滑准税配额证，7份关税配额证，应分别适用5%-40%的滑准税率和1%的关税税率计算税款损失。本院认为，海关总署关税司《关于明确进口棉花适用关税税率的问题通知》等文件对配额内进口棉花、配额外进口棉花区分了不同的税率标准，并明确加工贸易项下以上述方式进口棉花时，海关以上述税率征税台账保证金，因特殊情况内销时，亦按上述税率征收税款和缓税利息。涉案各被告单位未经主管部门批准，未向海关申请内销补税，擅自销售保税棉花，不属于适用通知所涉税率标准的情形。根据相关海关监管规定，走私进口关税配额农产品，应按关税配额量外进口适用的税率计算偷逃税金额。被告单位犯罪时，我国对原产于共同适用最惠国待遇条款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进口未梳棉花适用的配额外税率为40%，海关计核部门依据关税配额外税率计核各被告单位偷逃应缴税额并无不当。
第三，各被告单位从国内市场购买棉花缴纳的增值税是否应当从税款损失中扣减？辩方提出，认定税款损失时应扣减各被告单位从国内市场购买棉花缴纳的增值税。经查，鉴于各被告单位在销售保税棉花后，购买棉花或串换其他保税棉花生产棉纱核销手册，再以江苏丰达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名义按一般贸易方式进口棉纱，并缴纳关税和增值税，公诉机关已按照有利于被告单位的原则，核减了各被告单位缴纳的边角料部分税款及复进口税款，对此，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在此基础上，即便被告单位从国内市场购买了等量的棉花用于生产棉纱，完成核销，也是被告单位为掩盖销售保税棉花犯罪行为而支出的成本，依法不应予以扣减。对辩护人提交的相关证据和辩护理由均不予采纳。对辩护人建议在对被告单位、被告人量刑时予以适当考虑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
2．被告人黄海曙、黄广进是否构成共同犯罪，是否属于“情节严重”？
经查，被告单位泰达公司、华达公司、灌云泰达公司系关联公司，均由蒋跃东实际控制，被告人黄海曙、黄广进分别担任泰达公司供应部部长、副部长，根据单位决策，负责各被告单位《进料加工登记手册》项下棉花的销售，在实施销售保税棉花犯罪过程中，被告人黄海曙、黄广进分别联系销售下家，分别实施销售行为，在向销售下家出具发票过程中，二被告人互相签字证明。本院认为，各被告单位实施走私普通货物犯罪过程中，体现为单位意志，两被告人均是基于单位决策，各自履行职责，经手销售保税棉花，应根据其在单位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犯罪情节，分别处以相应的刑罚。因此，一方面，被告人应对各自经手销售的各个被告单位手册项下的保税棉花数量承担责任，另一方面，两被告人无需对另一方经手销售，自己仅参与证明的保税棉花数量承担责任。故对被告人黄海曙的犯罪数额依法认定为4540403.35元，被告人黄广进的犯罪数额依法认定为1007615.25元，均属于犯罪“情节严重”。对公诉机关认定两被告人系共同犯罪的指控，不予支持。对被告人及辩护人相关辩护意见予以采纳。
3．各被告单位及被告人是否构成自首？
经查，2014年9月25日，被告人黄海曙、黄广进因涉嫌经手泰达公司在山东淄博销售保税棉花先后被济南海关缉私局拘传。各被告单位实际控制人蒋跃东闻讯后向相关主管部门汇报了泰达公司及各分厂（包括华达公司、灌云泰达公司）销售保税棉花的事实，并于2014年10月22日主动向侦查机关陈述了各被告单位销售保税棉花自查情况。侦查机关分别于2014年11月5日，2015年2月11日对灌云泰达公司、华达公司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犯罪立案侦查。故被告单位灌云泰达公司、华达公司符合自首的构成要件，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尽管上述二被告单位构成自首，但所涉犯罪数额在本案犯罪总额中所占比例较小，且被告人黄海曙、黄广进的归案不具有主动性，依法均不构成自首，其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犯罪事实，系坦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对辩护人提出灌云泰达公司、华达公司构成自首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但辩护人建议对被告单位财产刑在应缴税款数额一倍以下减轻处罚的辩护意见，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本院认为，被告单位泰达公司、华达公司、灌云泰达公司未经海关许可并且未补缴应缴税款，擅自将免税进口的货物在境内销售牟利，其行为均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其中泰达公司属情节严重；被告人黄海曙系被告单位泰达公司、华达公司、灌云泰达公司实施走私普通货物犯罪的直接责任人员，被告人黄广进系被告单位泰达公司实施走私普通货物犯罪的直接责任人员，均属犯罪情节严重，依法应予以惩处。被告单位华达公司、灌云泰达公司实际控制人在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犯罪事实时，主动向主管部门报告犯罪事实，可视为自动投案；被告人黄海曙、黄广进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被告单位华达公司、灌云泰达公司系自首，泰达公司、被告人黄海曙、黄广进系坦白，依法对各被告单位、被告人均可从轻处罚。被告单位案发后主动退出赃款，可对各被告单位及被告人均从轻处罚。被告人黄海曙、黄广进认罪悔罪态度较好，社区矫正机构愿意担负起监管职责，可给予两被告人一定的考验期限。公诉机关指控被告单位泰达公司、华达公司、灌云泰达公司、被告人黄海曙、黄广进犯走私普通货物罪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支持。
据此，经本院审判委员会员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项、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单位江苏泰达纺织有限公司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罚金人民币四百一十万元（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二、被告单位江苏华达纺织有限公司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万元（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三、被告单位灌云泰达纺织有限公司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九十万元（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四、被告人黄海曙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五、被告人黄广进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六、各被告单位退出的税款合计五百五十四万八千零一十八元六角（暂存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泰州海关），予以没收，由暂存单位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判长 全 俊
审判员 吴晓蓉
审判员 曲 怡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黄 杨
附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百五十三条走私本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三百四十七条规定以外的货物、物品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较大或者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二)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三)走私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偷逃应缴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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