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1187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伏某甲，住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山东启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某甲，住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马某，住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
上诉人郑某甲、马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广东中意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伏某甲、郑某甲、马某因继承纠纷一案，均不服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4）穗云法民一初字第228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伏某甲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广州市白云区新市方园小区风正街4号403房由伏某甲占有58.9%的产权，郑某甲、马某各占有20.55%的产权；2.判决北京市丰台区万芳园二区1幢-1层2002号车位属于伏某甲个人财产；3.对判决涉及的不动产、机动车作出明确的分割；4.一、二审诉讼费由郑某甲、马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广州市白云区新市方园小区风正街4号403房的首付款10万由伏某甲父母出资，该房屋自始为伏某甲与郑某乙按份共有，其中首付款对应房屋30%的产权是伏某甲个人财产。一审判决未认定该首付款为伏某甲父母出资不当。1.伏某甲父母向郑某乙汇款10万，郑某乙于第一次离婚诉讼的庭审中承认“首付10万由伏某甲父母出资”。其次，首付款10万汇款的时间是2005年1月5日，缴纳首付款的时间是××××年××月××日，有伏某甲母亲向郑某乙汇款的单据和事先取款单据所证实，伏某甲的父母出具书面证明，证实该10万是其为伏某甲结婚购置房产提供的首付款。以上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实该房屋首付款10万是伏某甲父母出资的事实。2.购房时，郑某甲、马某与郑某乙身处两地，对该房屋首付款的形成和购房过程不知情，郑某甲、马某主张该款项属于彩礼，完全是为了争取更大的财产份额，没有证据支持。3.一审判决已查明伏某甲和郑某乙婚后共同还款部分对应的房屋16.69%的产权份额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其中的一半及房屋产权的8.35%归伏某甲所有。因此，该房屋38.35%的产权是伏某甲个人财产，61.65%的产权是郑某乙遗产，应由三名继承人均分，即每人分得20.55%的产权。该房屋未还贷款，作为郑某乙个人债务，应由三名继承人各还1/3。（二）涉讼2002车位应明确权属并认定为伏某甲的个人财产，一审判决以该车位尚未办理产权登记为由不予处理不当。1.该车位已签订买卖合同并交付全部购置款，由卖方北京市万年花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了转移登记申请书。双方当事人均要求法院明确该车位的权属。2.该车位购置款是伏某甲父母全额出资。郑某乙在第一次离婚诉讼庭审中承认该车位是伏某甲父母出资购买，伏某甲也提供了银行卡支付购置款的银行记录、伏某甲父母向该银行卡转账的银行记录，伏某甲父母出具书面材料证明该车位购置款是对伏某甲个人的赠与，以上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认定。因此，该车位应认定为伏某甲父母对其个人的赠与，属于伏某甲的个人财产。（三）一审判决对涉及的不动产、机动车在三个继承人之间进行了产权份额分配，但未进行具体的分割处理，多个标的物形成了按份共有关系，对遗产的处理违背案结事了、定纷止争的根本目的。请求二审法院对涉案的不动产、车辆等作出明确的分割，存在共有关系的，应按法律规定由取得产权方给予对方相应的货币补偿。
上诉人郑某甲、马某共同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如下：1.认定伏某甲对郑某乙遗弃和精神伤害，伏某甲丧失继承权，不应分得遗产；2.确认广州市白云区新市方园小区风正街4号403房属于郑某乙的个人财产；3.确认北京市丰台区万芳园二区2号楼6层4单602房中郑某乙的65000所占的房产份额和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以夫妻共同财产偿还贷款本息部分所占的份额属于郑某乙的遗产；4.确认北京市海淀区塔院消夏园2号楼5层502房为伏某甲和郑某乙的夫妻共同财产，其中的一半财产份额为郑某乙的遗产，首期购房款207984为伏某甲和郑某乙向伏某甲父母的举债；从××××年××月××日至2012年10月21日该房屋的租金收入为伏某甲和郑某乙的共同财产，属于郑某乙的部分是其遗产；5.北京市丰台区万芳园二区1幢-1层2002号车位属伏某甲和郑某乙的共同财产，用于支付车库款的80000应认定为伏某甲和郑某乙的共同债务；6.伏某甲在婚姻存续期间的住房公积金及工资收入均属于伏某和郑某乙的共同财产；7.郑某乙名下的中国工商银行的三个银行账户内的资金应予以查明和处理；8.伏某甲提出的字画、珠宝首饰共计17.4万均属夫妻共同财产，应按半分割。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伏某甲不丧失对郑某乙遗产的继承权错误。郑某乙、罹患××与伏某甲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伏某甲提起离婚诉讼时，在庭审中捏造并虚构事实，是对郑某乙人格侮辱，给其造成了巨大的精神伤害，完全否定其职业能力和职业荣誉，此行为加重了郑某乙的精神疾患，加速了郑某乙的死亡。在郑某乙罹患××后，伏某甲不履行对郑某乙疾病治疗的扶养义务，未尽生活照顾之责，也未对郑某乙进行经济上的帮助，其对郑某乙的遗弃和精神伤害的事实清楚，应当认定其丧失继承权，不应分得遗产。（二）一审认定广州市白云区新市方园小区风正街4号403房属于郑某乙婚前个人财产和婚后夫妻共同财产的混合体错误。广州市白云区新市方园小区风正街4号403房是郑某乙婚前于××××年××月××日购买的福利房，2009年郑某乙调北京后，该房出租，用租金收入来偿付每月银行按揭款。在本案一审期间，双方当庭确认该房由郑某乙出租打理，伏某甲并未参与房屋的租赁和租金的收取等事务，且确认房屋租金收入为法定孳息。据此可以认定，该租金收入应为郑某乙个人财产。因此，该房应当属于郑某乙的个人财产和遗产。（三）一审判决对涉讼602房中属于郑某乙的遗产份额认定不清。2007年上半年伏某甲购买该房产时，郑某甲向伏某甲汇付15000，马某将现金50000交郑某乙出资购买涉讼602房，据此，郑某乙共计出资65000，该部分对应的房产份额为郑某乙所有。此外，该房产在××××年××月××日至2012年10月21日婚姻存续期间使用夫妻共同财产偿还贷款本息及对应的房产增值部分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四）一审认定北京市海淀区塔院消夏园2号楼5层502房为伏某甲父母对伏某甲个人的赠与，据此认定该房产为其个人财产错误。如果广州市白云区新市方园小区风正街4号403房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房抵租为夫妻共同财产，那么涉讼502房自××××年××月××日至2012年10月21日的租金收入也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应将其中的一半列入遗产。1.涉讼502房购买于伏某和郑某乙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伏某甲的父母出资207984，马某出资20000。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涉讼房产，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双方父母的出资应当认定为伏某甲和郑某乙向双方父母的共同举债。2.2014年1月10日伏某甲的父母出具证明，证明该出资是对伏某甲个人的赠与，一审法院据此认定该房产属于伏某父母对其个人的赠与，却未对马某汇付给郑某乙的20000进行认定，有失公允。伏某甲父母的“证明”属于证人证言的证据范畴，伏某甲在诉讼期间不但没有向法庭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接受询问，而且证人还旁听了本案的全部庭审，因此，该“证明”不应具有证据的效力，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2014年1月10日的出具“证明”也不能等同于××××年9月买房时的意思表示。（六）北京市丰台区万芳园二区1幢-1层2002号车位属于伏某和郑某乙的共同财产，一审法院不予处理不当。1.郑某乙于2009年11月27日签订该车位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支付了购房定金10000。尽管伏某甲父亲汇付其90000，但实际支付80000。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伏某甲和郑某乙共同出资购买的房产应当属于夫妻共同财产。2.伏某甲的80000出资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伏某甲父母以“证明”的方式来表明当时出资时将该款赠与伏某甲的意思表示，不具有证据效力，也不能还原购买车位时即是前述意思表示。在郑某甲、马某和郑某乙看来，该款是父母借予伏某甲夫妻购买车位的。（七）即便是伏某甲的住房公积金及工资余额为零，也应查实资金的去向，将其之前支取的住房公积金的一半列入郑某乙的遗产范畴。伏某甲的工资收入也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把属于郑某乙的部分列入遗产范畴。（八）关于伏某甲提出的字画、珠宝首饰共计17.4万，一审法院不予处理不当。郑某乙去世后，伏某甲马上更换家里门锁，占有所有夫妻共同财产。以伏某甲提交给兰山法院的财产清单为据，应进行分割，并归还郑某乙私人物品及照片、证件、证书及有关信用卡、存折等遗物。（九）关于郑某乙遗下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卡号95×××36，账号36×××53)内的资金5981.58是广州市白云区新市方园小区风正街4号403房的租金收入，用于偿还该房的按揭贷款，且该款属于郑某乙个人财产。在偿还银行按揭贷款期间，该账户的资金处于变动状态，所以不应列入郑某乙的遗产范畴。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卡号62×××21，账号16×××45)内的资金款项3310.56及在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账号36×××90)内的资金款项16761.85为马某在郑某乙生前存进去的现金，不属于郑某乙的遗产。
上诉人伏某甲对郑某甲、马某的上诉答辩称：不同意郑某甲、马某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一）郑某甲、马某称伏某甲遗弃郑某乙及丧失继承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是对伏某甲的诽谤。1.郑某乙是北京市东城区法院法官、科级干部，收入稳定，医疗保障完备。直至去世前，郑某乙一直使用北京丰台区的房屋、车辆和家庭积蓄，经济状况良好，并未出现因患病丧失独立生活能力的情况。2.伏某甲与郑某乙感情破裂，依法诉讼离婚，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正当权利，不存在遗弃问题。在离婚诉讼中，伏某甲在庭审陈述意见，并非对郑某乙的人格侮辱，更没有对其造成精神损害。3.伏某甲与郑某乙共同生活期间，郑某乙身体××。后伏某甲与郑某乙感情不和，双方于2010年10月即开始分居生活。在两次离婚诉讼过程中，郑某乙全程未见异常。伏某甲一审举出的郑某乙的两份病历中，均证实郑某乙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正常。对于郑某乙患有××的说法，是郑某甲、马某捏造的，从未得到证实。（二）广州市白云区新市方园小区风正街4号403房是伏某甲母亲许某汇款10万支付全额首付为伏某甲结婚购置的，××××年××月××日该房产登记在郑某乙名下，后由郑某乙办理按揭20万余贷款。该10万出资是伏某甲父母对伏某甲的个人赠与，该房是伏某甲与郑某乙按份共有，伏某甲出资的10万即30%产权份额是伏某甲婚前个人财产，不属于郑某乙的遗产。同时，婚后伏某甲与郑某乙共同还贷部分及对应增值的1/2应归伏某甲个人所有，亦非郑某乙遗产。另外，该房是2003年取得的，当时福利分房已经取消。彩礼应是订婚时产生，而此款项从时间和用途上看，就是用于购买403房，不存在彩礼一说。（三）涉讼602房是伏某甲于婚前2007年3月支付首付款47.4万，同时按揭贷款40万购买，产权登记在伏某甲名下。伏某甲与郑某乙在婚姻存续期间共同归还部分贷款本息。郑某甲、马某在一审举证的金额为15000的汇款单，该单显示时间为2007年3月3日，收款人为伏某甲，用途为空白。后经伏某甲查证，2007年3月伏某甲该银行账户并无该笔汇款。（四）涉讼502房是中央国家机关职工住宅，按经济适用房管理，仅限职工本人自住，该房由伏某甲于××××年9月签订购房合同，后于××××年11月由伏某甲父母出全款207984购买，并于2011年7月确权登记在伏某甲个人名下。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不管伏某甲是否举证父母的赠与证明，一审法院据此可认定该房属伏某甲的个人财产。伏某甲父母的赠与证明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证人虽未出庭，但郑某甲、马某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且法律也未规定该赠与证明必须在行为发生时签署，不允许补签。（五）伏某甲于2010年10月离家起诉离婚时，家庭积蓄、珠宝首饰等均由郑某乙掌握，郑某乙去世前将家中车辆及财务尽数转移至郑某甲、马某的家中，其去世后上述财产均由郑某甲、马某占有。（六）伏某甲已举证其住房公积金及工资余额为零，郑某甲、马某上诉主张对客观不存在的款项予以分割，显然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七）一审法院对郑某乙名下中国工商银行的存款依法据实认定为遗产，并无不当，郑某甲、马某主张不属于遗产，缺乏依据，不能成立。
上诉人郑某甲、马某对伏某甲的上诉意见答辩称：（一）广州市白云区新市方园小区风正街4号403房属于郑某乙的个人财产。1.广州市白云区新市方园小区风正街4号403房是福利房，伏某甲不具有购房资格，不能作为按份共有人。该房屋是郑某乙婚前购买的。2.伏某甲认为其父母转给郑某乙的10万是购买广州市白云区新市方园小区风正街4号403房的房款，不符合事实。该10万是伏某甲父母给郑某乙家人的彩礼，如果伏某甲一方认为该资金是购房款，那么其在转账凭证中肯定会注明的。3.钱转到郑某乙账户后，郑某乙的账户中不止10万，不能印证该资金就是用于购买房屋的房款。（二）涉讼2002车位属于伏某甲和郑某乙共有，郑某乙占有50%产权。
伏某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对郑某乙名下夫妻共有的位于广州市白云区新市方园小区风正街4号403室房屋、郑某乙名下的夫妻共有积蓄（即银行账户〔银行卡号：95×××36、45×××99、62×××21和银行存折账号：36×××90内的存款等金融资产）、郑某乙在广州和北京住房公积金账户中的资金、郑某乙的死亡抚恤金与丧葬费等共有财产和遗产依法进行继承分割；2.郑某甲、马某向伏某甲归还京N×××××号中华牌小轿车及车辆产权登记证、行驶证等证件；3.位于北京市丰台区万芳园二区1幢－1层2002号车位归伏某甲所有；4.本案诉讼费由郑某甲、马某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郑某乙（1980年3月3日出生，原公民身份号码××）与伏某甲是夫妻关系，两人于××××年××月××日登记结婚，郑某甲、马某则是郑某乙的父母。郑某乙于2012年10月21日死亡，生前并没有留下遗嘱。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均承认，伏某甲与郑某乙是高中同班同学，两人于2000年开始建立恋爱关系，并于2003年2月14日按家乡的风俗习惯举办了订婚仪式，双方最终于××××年××月××日登记结婚，但郑某乙与伏某甲并没有生育子女；婚姻存续期间，郑某乙与伏某甲并没有对夫妻财产的占有方式进行书面约定；从2010年10月份起，伏某甲与郑某乙分居生活，期间，伏某甲曾先后两次提起离婚诉讼，郑某乙去世时，伏某甲与郑某乙的离婚诉讼尚处于二审处理期间。北京市丰台人民法院曾于2011年3月16日作出（2011）丰民初字第03102号民事判决，以夫妻感情尚未完全破裂等为由，判决驳回伏某甲离婚的诉讼请求。2012年，伏某甲以夫妻感情破裂为由再次起诉要求与郑某乙离婚（案号：<2012>临兰民初字第1675号）。同年9月24日，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2012）临兰民初字第1675号民事判决，认定伏某甲与郑某乙间的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判决准予伏某甲与郑某乙离婚；该院并以位于广州市白云区新市萧岗风正街4号403室房屋为郑某乙婚前个人财产、位于北京市丰台区万芳园二区地下车位为伏某甲婚前个人财产、位于北京市丰台区万芳园二区2号楼4单602室房屋为伏某甲婚前个人财产等为由，判令位于广州市白云区新市萧岗风正街4号403室房屋一处归郑某乙所有，剩余房屋贷款由郑某乙偿还，郑某乙返还给伏某甲首付款10万并同时补偿给伏某甲55万〔如郑某乙未能履行完毕，则上述房屋归伏某甲所有，由伏某甲补偿给郑某乙95万（剩余房屋贷款从中扣除、偿还）〕，判令位于北京市丰台区万芳园二区2号楼4单602室房屋归伏某甲所有，剩余贷款由伏某甲偿还，伏某甲应补偿给郑某乙10万，判令位于北京市丰台区万芳园二区的地下车位一处归伏某甲所有，判令京N×××××号中华骏捷轿车一辆归伏某甲所有，由伏某甲补偿给郑某乙3万，判令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形成的债权、债务由其个人享有和偿还，判令伏某甲给予郑某乙经济帮助10万等；同时，该判决还认为，虽然伏某甲在该案庭审中提交的《财产清单》中载明在北京市丰台区万芳园二区2号楼4单602室的家具与家电（46寸海信液晶电视一台、海尔柜式空调一台、海尔壁挂式空调两台、海尔电冰箱一台、海尔洗衣机一台、沙发一套、书柜两组、床两张、床头柜两个、被褥十六床、手提电脑一台）是其婚前个人财产，而广州房子的租金11.7万、蓝宝石首饰15件、书画5副、钻戒一枚、黄金手链一条、红宝石首饰一套、金手镯一个、银行存款15万则是夫妻共同财产，但由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相应的证据证实上述财产，故对于该部分财产法院不予分割处理。判后，伏某甲与郑某乙均不服判决并提出上诉（案号：<2013>临民一终字第663号）；2013年4月7日，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临民一终字第663号民事裁定，以上诉人郑某乙于2012年12月21日因故死亡为由，裁定终结案件诉讼。
由于双方当事人就郑某乙名下位于广州市白云区新市方园小区风正街4号403房、银行账户（银行卡号：95×××36、45×××99、62×××21、账号：36×××90）内的存款、住房公积金账户中的资金、郑某乙生前单位所发放的死亡抚恤金与丧葬费等的继承问题上产生纠纷，故成讼。诉讼期间，郑某甲、马某表示，除上述郑某乙名下的广州市白云区新市方园小区风正街4号403房、银行账户（银行卡号：95×××36、45×××99、62×××21、账号：36×××90）内的存款、住房公积金账户中的资金、郑某乙生前单位所发放的死亡抚恤金与丧葬费等属于郑某乙的遗产外，伏某甲名下的京N×××××号中华牌小型轿车一辆、位于北京市丰台区万芳园二区1幢－1层2002号车位、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塔院消夏园2号楼5层502房以及伏某甲在（2012）临兰民初字第1675号离婚诉讼时提交的《财产清单》中所提及的财物（包括蓝宝石首饰15件〔价值5万〕、书画5幅〔价值5万〕、钻戒一枚〔价值5万〕、黄金手链一条〔价值1万〕、红宝石首饰一套〔价值8千〕、金手镯一个〔价值6千〕及银行存款15万〔××××年6月份至2010年11月期间的夫妻工资收入〕）等均应属于其与郑某乙的夫妻共同财产，即其中的50%份额也属郑某乙的遗产；而涉及伏某甲名下位于北京市丰台区万芳园二区2号楼6层4单602房在郑某乙与伏某甲结婚后所共同归还的贷款40万以及该款项所对应的房屋增值部分亦属于当事人的夫妻共同财产，其中50%的份额属于郑某乙的遗产；同时，伏某甲在与郑某乙婚姻存续期间因工资收入而形成的银行存款及股票、金融理财产品以及伏某甲的住房公积金等也均应属于伏某甲与郑某乙的夫妻共同财产，即上述财产中的50％份额亦应属于郑某乙的遗产；同时，由于伏某甲已就郑某乙生前单位所发放的死亡抚恤金与丧葬费明确作出放弃之意思表示，故郑某甲、马某不同意将上述死亡抚恤金与丧葬费作为郑某乙的遗产在本案中分割处理；又因伏某甲在郑某乙罹患××期间没有尽到丈夫的责任，夫妻长期分居生活，而伏某甲不履行对郑某乙疾病治疗、生活照料等的夫妻抚养义务，属于对郑某乙的遗弃，且伏某甲提起离婚诉讼的行为更致使郑某乙病情加重并加速了被继承人郑某乙的死亡，故郑某乙的遗产应由郑某甲、马某平均分配，伏某甲不应继承。对此，伏某甲表示，郑某乙生前是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的法官（副科级干部），其收入稳定，伏某甲与郑某乙是因感情破裂而从2010年10月份起分居生活的，其后郑某乙便一直在使用伏某甲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的房屋以及涉讼京N×××××号小型轿车；而在双方的接触中，伏某甲并没有发现郑某乙患有××，甚至在离婚诉讼时郑某乙也参与了诉讼，即郑某乙没有出现因患病而丧失生活能力的情况；因此，不能据此认为伏某甲存在遗弃而丧失继承权，即郑某乙的遗产依法应由伏某甲与郑某甲、马某平均继承。
位于广州市白云区新市方园小区风正街4号403房（《房地产权证》号码：粤房地证字第C3868670号，权属登记时间为××××年××月××日）的登记权属人为郑某乙，房屋所有权来源为购买（登记的交易日期为2005年6月24日、交易价格为331344，契税完税日期为2005年6月16日）；据该房屋所涉《广州市房地产买卖合同》（编号：穗房交合字〔30524〕号，签约时间为2005年6月3日）记载，该房的卖方为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买方为郑某乙，合同约定的交易价为331344〔其中101344已支付〕等。另，广州市白云区新市方园小区风正街4号403房已于2005年9月6日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权利人为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市银山支行（以下简称：工行银山支行），权利价值331344；2005年8月10日，郑某乙曾作为借款人（并同时作为抵押人）与工行银山支行（贷款人并同时作为抵押权人）签订《个人住房组合抵押借款合同》（合同编号：工银穗房组字2005221815），约定：郑某乙为购买广州市白云区新市方园小区风正街4号403房而向工行银山支行办理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手续，向该行贷款230000，抵押物为广州市白云区新市方园小区风正街4号403房，贷款期限为20年，以按月等额方式归还贷款本息（月供款金额为1443.94），还款账户为郑某乙名下银行账户（账号：36×××53）；根据该笔贷款的还款计划，上述贷款的到期日为2025年9月29日、首期还款日期为2005年10月29日（应还本息合计1443.94），该笔贷款总计的应还利息约为116545.6（即应还本息合计约346545.6）。工行银山支行向当事人发放了上述贷款后，当事人实际通过郑某乙的上述银行账户向工行银山支行归还借贷款本息，其中在××××年××月××日至2012年10月21日期间（即伏某甲与郑某乙婚姻存续期间）的偿还贷款本息金额共为74735.76；现上述《个人住房组合抵押借款合同》所涉贷款本息仍在还贷期间，但尚未能查询到该笔贷款未归还的贷款本息余额情况。庭审中，伏某甲表示，广州市白云区新市方园小区风正街4号403房是双方为了结婚而购买的房屋，因购房时伏某甲不在广州工作，故有关购房手续及按揭手续才以郑某乙的名义办理，但郑某乙在2005年1月5日缴纳的购房首付款101344实际是使用了伏某甲父母提供的资金10万；虽然伏某甲对该房屋每月按揭还款情况并不清楚，但郑某乙会使用伏某甲父母每月给予的资金去偿还有关房屋按揭款，而自从郑某乙于2009年调至北京工作后，上述房屋就一直处于以租养房状态（即房屋出租使用并以租金收入向工行银山支行归还购房贷款，甚至有关租金收入在扣除同期还贷款项后尚有盈余〔盈余款均由郑某甲、马某控制〕）；另，郑某乙过世后该房屋还贷事宜就一直由郑某甲、马某负责至今，伏某甲也不清楚该房屋至今尚未归还的贷款余额情况；根据上述房屋购买时的出资情况及房屋的租金收入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这一特性，该房应属于某睿与郑某乙按份共有的房屋，其中伏某甲应占房屋的三分之二权属份额、郑某乙则占余下三分之一权属份额。对此，郑某甲、马某表示，该房是郑某乙在结婚以前向原工作单位购买的福利分房，为购买该房，郑某乙于××××年××月××日缴纳了购房首付款101344，余下23万购房款则是由郑某乙向工行银山支行办理了住房公积金抵押贷款手续；而其后归还有关购房贷款的资金均是来源于郑某乙的工资收入及其住房公积金（郑某乙先后于2006年7月14日、2007年9月4日、××××年9月3日多次支取住房公积金用于归还贷款）以及该房屋的租金收入（郑某乙于2009年调至北京工作后，上述房屋就作出租使用并以租金收入向工行银山支行归还购房贷款）；在郑某乙去世后，该房屋的还贷事宜一直由郑某甲、马某负责至今（房屋也由郑某甲、马某控制），至于尚未归还的贷款余额情况郑某甲、马某也不清楚；由此，广州市白云区新市方园小区风正街4号403房应属于郑某乙的婚前个人财产；虽然伏某甲的母亲确实曾于2005年1月5日向郑某乙汇款10万，但该款项应是伏某甲父母按风俗支付的彩礼款，且在支付广州市白云区新市方园小区风正街4号403房购房首付款时郑某乙个人银行账户中的资金已混合了其自有的资金、郑某甲和马某作为父母给付女儿的资金以及伏某甲父母给付的上述彩礼款，即不能据此认为房房的首付房款是由伏某甲出资的。另，经法院释明双方当事人对该房按揭贷款的具体归还情况以及尚欠工行银山支行按揭贷款余额情况等均负有举证责任后，双方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却仍没有就此提供相应的、充分的证据。
至2012年10月21日（即郑某乙死亡之日）止，郑某乙在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卡号：95×××36，账号：36×××53）内的资金为5981.58、在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信用卡卡号：45×××99）内的欠款数额为9977.86、在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卡号：62×××21，账号：16×××45）内的资金为3310.56、在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账号：36×××90）内的资金为16761.85。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均确认，上述四个银行账户中的资金均属于伏某甲与郑某乙的夫妻共同财产；伏某甲更表示，上述账户现均由郑某甲、马某控制，其中，信用卡银行账户（信用卡卡号：45×××99）在郑某乙去世后仍然发生交易的行为就证明该卡的实际支配人并不是郑某乙，即该信用卡账户在2012年10月25日以后形成的代还余额情况并不是由郑某乙本人消费支出的；而郑某甲、马某则表示，上述郑某乙在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卡号：95×××36，账号：36×××53）主要是用于收取广州市白云区新市方园小区风正街4号403房的房屋租金及偿还该房的银行贷款之用，至今仍在使用；前述信用卡银行账户（信用卡卡号：45×××99）至郑某乙去世是存在欠款的，有关信用卡在郑某乙生前一直由其本人持有，郑某乙去世后公安机关才将该信用卡交还给郑某甲、马某，其后郑某甲、马某就为该信用卡银行账户清还了欠款，而有关欠款是应该由郑某乙的遗产进行支付；至于涉及郑某乙在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卡号：62×××21，账号：16×××45）的存折以及在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账号：36×××90）的存折，郑某甲、马某已在处理郑某乙遗物时烧毁了。
郑某乙生前的工作单位为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其是于2009年2月从原工作单位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调入该单位（原北京市崇文区人民法院）工作。郑某乙名下在广州市的住房公积金账户（账号：37×××00，该账号开户日期为2002年9月24日，缴费至2010年7月，缴存状态为封存）内的公积金数额至2014年6月27日为8593.8，而至2012年10月21日（即郑某乙死亡之日）止，该公积金账户内的公积金数额为8163.76；其中，该公积金账户在2007年9月因“还购房贷款”而支取公积金16800（支取后账户余额为80.84），后经汇缴，至××××年××月××日（即伏某甲与郑某乙结婚之日）止，该公积金账户内的公积金数额为11380.84，××××年9月3日，该公积金账户再次因“还购房贷款”而支取公积金14400（支取后账户余额为85.19）。另，郑某乙名下在北京市的住房公积金账户（个人登记号：37×××00，该账号开户日期2009年4月10日，缴存状态为封存）内的公积金数额至2014年11月19日为58657.32，而至2012年10月21日（即郑某乙死亡之日）止，该公积金账户内的公积金数额为53965.28。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均确认上述公积金账户中的款项均属于伏某甲与郑某乙的夫妻共同财产。
涉讼京N×××××号小型轿车（车辆识别代号：LSYYBACC06K064139，发动机号：DC26BA0441）的登记权属人为伏某甲，获得方式为购买，车辆转移登记日期为2009年9月10日。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表示，京N×××××号小型轿车应属于伏某甲与郑某乙的夫妻共同财产，现该车及车辆的权属凭证等均由郑某甲、马某控制。
伏某甲名下住房公积金账户（账号：37×××00，该账户的开户日期为2007年8月20日，缴存状态为封存）内的公积金数额至2012年11月8日为10，而至2012年10月21日（即郑某乙死亡之日）止，该公积金账户内的公积金数额亦为10；其中，该公积金账户在××××年6月24日（即伏某甲与郑某乙结婚之前一日）的公积金数额为26991.12，后经汇缴，该公积金账户于2009年2月26日因“购房”而提取公积金33000（支取后账户余额为1004.44），该公积金账户于2011年4月8日再次因“购房”而提取公积金29962.59（支取后账户余额为10），从2011年5月9日起，该公积金账户基本在每月汇缴公积金后就会因“购房”而提取公积金。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确认上述公积金账户中的款项属于某睿与郑某乙的夫妻共同财产。
至2012年10月21日（即郑某乙死亡之日）止，伏某甲在交通银行银行账户（账号/卡号：62×××88）内的资金为2.3、在中国工商银行银行账户（卡号：62×××92）内的资金为0。庭审中，伏某甲表示，根据风俗，伏某甲婚后的工资收入（包括工资与银行卡）以及所有的家庭财产都是由妻子郑某乙所管理，而在伏某甲的工资发放后，郑某乙就会提取出来转到其银行卡上，因此伏某甲名下根本没有所谓银行存款、股票、金融理财产品等财产，上述伏某甲在交通银行的银行账户（账号/卡号：62×××88）实际是伏某甲每月提取公积金的账户、伏某甲在中国工商银行的银行账户（卡号：62×××92）则是伏某甲的工资账户。举证期限内，郑某甲、马某未能提供相应的、充分的、合法的证据以证实至2012年10月21日（即郑某乙死亡之日）止仍存在伏某甲名下属于伏某甲与郑某乙夫妻共同财产的银行存款、股票、金融理财产品等财产可供分割处理。
诉讼中，郑某甲、马某表示，涉讼2002号车位是伏某甲与郑某乙在婚姻存续期间所购买的财产，购买该车位的合同是郑某乙签订的，郑某乙并当场支付了1万的定金，而涉及该车位的付款发票也是登记在郑某乙名下，故涉讼2002车位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即其中的50％权属份额属于郑某乙的遗产；另，郑某乙在生前曾于2011年10月份申请办理涉讼2002车位的权属变更登记手续，该车位的权属人北京市万年花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万年花城公司）本已在有关《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上盖章确认，只是因郑某乙患病才没有最终到房管部门完成涉讼2002车位的权属变更登记手续。对此，伏某甲表示，涉讼2002车位是伏某甲父母出资9万购买并赠予伏某甲个人的财产，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只是因伏某甲在购买车位时不在北京，伏某甲才要求郑某乙以伏某甲的名义去办理有关购买手续，购买车位的款项也由是郑某乙使用伏某甲的信用卡所支付；由于其后发现郑某乙实际是以其本人的名义签订相关买卖合同，而伏某甲也不同意根据买卖合同将涉讼2002车位的权属登记在郑某乙名下，故当事人就一直没有去办理涉讼2002车位的产权登记手续，现该车位由伏某甲使用。查，2009年11月27日，郑某乙作为买受人与万年花城公司（出卖人）签订《北京市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XF200296），约定：买受人向出卖人购买位于北京市丰台区万芳园二区1幢－1层2002号车位（房屋所有权证号：X京房权证丰字第××号），该车位的总价款为9万，付款方式为定金1万于认购时（即2009年11月15日）支付，房款9万（含定金）于签署本商品房买卖合同之日支付等；据郑某甲、马某提交的《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业务编号：6746812）显示：房屋座落为“丰台区万芳园二区1幢－1层2002号”、原房屋所有权证号为“X京房权证丰字第××号”、成交总价为“人民币90000”、购房时间为“2009-11-27”、转出方为“北京市万年花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份额为“100％”、转入方为“郑某乙”、份额为“100％”等。举证期限内，双方当事人既未能举证证实涉讼2002车位是属于伏某甲所有的或属于伏某甲与郑某乙夫妻共同所有的合法财产，也未能举证证实就涉讼2002车位存在属于郑某乙死亡时可供继承处理的合法遗产。
另查，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塔院消夏园2号楼5层502房（房屋所有权证号：X京房权证海字第××号，房屋性质为按经济适用住房管理，权属登记时间为2011年7月10日）的登记权属人为伏某甲。诉讼中，伏某甲表示，涉讼502房是其所在单位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分配的中央国家机关职工住宅（权属登记在伏某甲名下，但不能上市交易），该房屋的性质是经济适用房（取得房屋的条件是因伏某甲为该单位的职工，而上述资格实际在伏某甲结婚之前就已进行）；涉及房屋的买卖合同实际是于××××年9月份签订的，购房款207984也是在签约当月付清，但涉讼502房的全部购房款项均是由伏某甲父母支付的，即该房屋是伏某甲父母支付全部购房款并登记在伏某甲个人名下的财产（现该房屋由伏某甲使用），故涉讼502房依法应视为伏某甲父母对伏某甲个人赠与，该房屋应属于某睿的个人财产而不属于郑某乙的遗产范围。为此，伏某甲提交了涉及涉讼502房的《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签订时间××××年9月18日，合同落款处“所在单位意见”的确认时间为××××年9月20日，合同中注明涉讼502房的房屋总价款为207984）、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委托书（委托日期为××××年10月14日，委托人为伏某甲、收款人为“中直机关住房服务中心”、金额207984）、伏某甲名下在中国工商银行的存折（账号16×××1*，开户网点名称为“兰山区支行”，开户日期为××××年10月13日，存折流水显示该账户开户时存入1，后该账户在开户当天又先后存入两笔款项〔金额分别为38285.53及169745.82〕，随后，该账户于××××年10月14日一次性支取207984）、《中国工商银行牡丹灵通卡/活期一本通存折/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电子银行开户（注册）申请书》（申请时间××××年10月13日，代理人伏某乙，帐号16×××91）、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时间××××年10月13日）、中国工商银行储蓄存单（时间××××年10月13日）及中国工商银行储蓄存款利息清单（时间××××年10月13日）等材料；伏某甲并表示，上述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委托书所涉款项就是伏某甲支付涉讼502房的购房款207984，该款项是从伏某甲名下在中国工商银行的银行账户（账号16×××1*）转出，而该银行账户实际是由伏某甲的父亲伏某乙代伏某甲申请开立，开立账户时伏某乙并同时将其个人银行账户中的两笔存款（本金分别为38284及169700）提出并连同相应利息（利息分别为1.53及45.82）直接转存在伏某甲名下在中国工商银行的银行账户（账号16×××1*）之中。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郑某甲、马某均无异议，郑某甲、马某并表示，虽然前述证据材料反映购买涉讼502房的购房款均来源于某睿的父母，但由于涉讼502房的购房时间是××××年9月20日，即该房屋是在伏某甲和郑某乙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购买，故该房屋应属于伏某甲与郑某乙的夫妻共同财产，其中的50%权属份额应作为郑某乙的遗产处理，而购买该房屋的房款则应认定为伏某甲与郑某乙共同向伏某甲父母举债而形成的共同债务。另，据伏某甲的提交的由其父亲伏某乙与母亲许某于2014年1月10日出具之《证明》显示，伏某乙与许某均明确其夫妻两人于××××年10月14日一次性向“中直机关住房服务中心”汇去的207984是两人为儿子伏某甲本人购买“中纪委”分配的保障性住房之购房款，“与他人无关”等。
再查，位于北京市丰台区万芳园二区2号楼6层4单602房（房屋所有权证号：X京房权证丰字第××号，房屋性质为商品房，建筑面积95.33平方米，套内建筑面积77.14平方米，权属登记时间为××××年××月××日）的登记权属人为伏某甲。诉讼中，伏某甲表示，由于涉讼602房是其在结婚之前于2007年上半年所购买，涉及房屋的买卖合同及按揭贷款合同也是于2007年上半年签订，购房首付款亦是在2007年上半年以伏某甲的个人财产所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资金具体是由伏某甲父母出资的），且从2007年开始至今涉及该房的购房贷款一直均是由伏某甲以个人财产（住房公积金）负责偿还（归还涉讼602房购房贷款所使用的是伏某甲在中国建设银行的银行账户〔账号：11×××75〕），期间并没有使用夫妻共同财产还款（其中在××××年××月××日至郑某乙去世期间〔即婚姻存续期间〕，涉及该房的购房贷款共还款52期、共偿还本息103400〔其中本金32500〕），而郑某甲、马某也并没有参与涉讼602房的购房出资，故涉讼602房应属于伏某甲的个人财产而不属于郑某乙的遗产范围（现房屋由伏某甲使用）；至于前述在婚姻存续期间所归还的贷款本息103400及对应的金钱增值部分，同意归属于共同财产，其中50%部分则作为郑某乙的遗产由继承人按法定继承分割处理。为此，伏某甲提交了涉及涉讼602房的《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合同编号：Y434266）、《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贷款借款合同（房产抵押）》、购房发票（发票号码分别为03891724、04344152、00430944，付款人均为伏某甲、收款单位均为万年花城公司）、《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贷款个人明细表》（扣款储蓄号：11×××75）等材料。查，上述《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的签订日期为2007年3月31日（合同注明的预售合同登记备案时间为2007年4月16日），合同出卖人为万年花城公司、合同买受人为伏某甲，合同约定：所销售房屋座落于“丰台区樊家村危改项目七期、八期5－2#楼6层四单0602”，预测建筑面积95.11平方米（其中套内建筑面积76.98平方米），商品房暂定名为“万芳园”，预售许可证号为京房售证字〔2007〕81号，开工日期为2006年5月20日，竣工日期为××××年5月18日，房屋总价款873966，出卖人交付商品房日期为××××年5月30日前，出卖人应当在2009年5月30日前取得该商品房所在楼栋的权属证明等；上述《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贷款借款合同（房产抵押）》的签订日期为2007年6月6日，贷款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四支行（以下简称：建行北京西四支行），借款人为伏某甲，合同约定：借款人因购买自住住房而向贷款人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手续，贷款金额为400000，贷款利率为4.86％年利率，抵押物为“丰台区樊家村危改项目七期、八期5－2#楼6层四单0602”的全部价值，还款期限为2007年6月6日至2037年6月6日，还款期数360次（每月一次），以等额本息方式归还贷款本息（月均还款额为2113.19）等；购房发票（发票号码为03891724）显示的开票日期为2007年4月22日，显示的经营项目为“万年花城—首付款（5-2-4-602）金额473966”；购房发票（发票号码为04344152）显示的开票日期为2007年6月16日，显示的经营项目为“万年花城—贷款（5-2#-4-602）金额400000”；购房发票（发票号码为00430944）显示的开票日期为××××年5月16日，显示的经营项目为“万年花城—房款（5-2-4-602）金额1817”；上述《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贷款个人明细表》则显示伏某甲在××××年××月××日至2014年2月25日期间的住房公积金贷款还款记录，涉及偿还贷款本息共计163906.7（其中本金50258.23、利息113615.34），至2014年2月25日止尚欠贷款本金余额为349741.77，其中，在××××年××月××日至2012年10月21日期间（即伏某甲与郑某乙婚姻存续期间）的偿还贷款本息金额为103470.98（至2012年10月21日止尚欠贷款本金余额为361337.04）。对此，郑某甲、马某表示，虽然涉讼602房确实是伏某甲在婚前所购买，而归还涉讼602房购房贷款所使用的也确实是伏某甲在中国建设银行的银行账户（账号：11×××75），但上述银行账户（账号：11×××75）的存折实际一直是由郑某乙所持有，期间除了郑某乙会将其部分工资收入转入该银行账户用以归还涉讼602房的购房贷款以外，郑某甲、马某也曾应郑某乙的要求给付郑某乙款项共计85000（其中转账支付35000、现金支付50000）用以支付涉讼602房的购房款及归还购房贷款，即涉讼602房属于夫妻双方的父母共同出资购买并登记在伏某甲名下的共有房屋；由此可见，郑某乙在购买涉讼602房时也有出资，涉讼602房应是伏某甲和郑某乙共同按揭购置的房产，就伏某甲与郑某乙结婚后共同归还的贷款40万以及该款项所对应的房屋增值部分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其中50%的份额属于郑某乙的遗产。另，经一审法院法律释明，伏某甲对涉讼602房按揭贷款的具体归还情况以及尚欠建行北京西四支行按揭贷款余额情况等负有举证责任后，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却仍没有就此提供相应的、充分的证据。
诉讼期间，郑某甲、马某表示，伏某甲在（2012）临兰民初字第1675号离婚诉讼时曾向法院提交了一份《财产清单》（落款时间2012年8月6日），该《财产清单》中提及的财物（包括蓝宝石首饰15件〔价值5万〕、书画5幅〔价值5万〕、钻戒一枚〔价值5万〕、黄金手链一条〔价值1万〕、红宝石首饰一套〔价值8千〕、金手镯一个〔价值6千〕及银行存款15万〔××××年6月份至2010年11月期间的夫妻工资收入〕等均属于伏某甲与郑某乙的夫妻共同财产，故要求将上述财产中的50%份额作为郑某乙的遗产进行继承分割处理。对此，伏某甲表示，其虽然确曾在（2012）临兰民初字第1675号离婚诉讼时向法院提交前述《财产清单》，但该《财产清单》上的财物实际均是在郑某乙的控制之下，伏某甲提交《财产清单》的目的正是要求郑某乙在离婚诉讼时交出有关财产以进行分割处理。举证期限内，双方当事人均未能提供相应的、合法的、充分的证据以证实至2012年10月21日（即郑某乙死亡之日）止就涉讼《财产清单》中提及的财物（包括蓝宝石首饰15件〔价值5万〕、书画5幅〔价值5万〕、钻戒一枚〔价值5万〕、黄金手链一条〔价值1万〕、红宝石首饰一套〔价值8千〕、金手镯一个〔价值6千〕及银行存款15万〔××××年6月份至2010年11月期间的夫妻工资收入〕）存在属于郑某乙可供继承处理的合法遗产。
2012年10月29日，伏某甲曾向郑某乙生前的工作单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出具《声明》，内容为“应郑某乙父母郑某甲、马某向北京市东城区法院的请求，本人同意北京市东城区法院将郑某乙身后抚恤金丧葬费发放给郑某甲、马某，用于处理郑某乙的丧葬事宜”；2012年11月7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将郑某乙丧葬补助费及一次性抚恤金等共计85860发给了郑某甲、马某。庭审中，郑某甲、马某表示，由于某睿已明确放弃对上述丧葬费和抚恤金的权利要求，故郑某甲、马某不同意将上述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所发放的抚恤金与丧葬费共85860作为郑某乙的遗产在本次继承案件中一并分割处理；伏某甲则表示，其出具上述《声明》仅是同意先将丧葬费及抚恤金发放给郑某甲、马某用以处理郑某乙的丧事而并没有放弃对该款项的意思表示。
以上事实，有身份证、户籍资料、户口簿、死亡医学证明书、结婚档案证明、病历资料、派出所证明、（2011）丰民初字第03102号民事判决书、起诉状、笔录、（2012）临兰民初字第1675号民事判决书、笔录摘抄、（2013）临民一终字第663号民事裁定书、《房地产权证》、房产查册表、《广州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个人住房组合抵押借款合同》、个人住房贷款还款计划表、支取登记证发放通知书、缴款收据、缴款书、个人住房贷款凭证、发票、完税证、银行账户清单、银行交易明细清单、公积金提取申请表、住房公积金账户个人信息、租赁合同、银行个人业务凭证、《声明》、《说明》、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银行存折、《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北京市商品房现房买卖合同》、房屋所有权证、《房屋买卖合同》、《中国工商银行牡丹灵通卡/活期一本通存折/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电子银行开户（注册）申请书》、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中国工商银行储蓄存单、中国工商银行储蓄存款利息清单、银行终端凭条、存款凭条、《证明》、《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贷款借款合同（房产抵押）》、购房发票、《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贷款个人明细表》、《财产清单》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继承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丧失继承权：（一）故意杀害被继承人的；（二）为争夺遗产而杀害其他继承人的；（三）遗弃被继承人的，或者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的……”、“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则规定，“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夫妻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父母和子女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本案中，被继承人郑某乙于2012年10月21日死亡，继承开始；由于郑某乙没有留下遗嘱，而伏某甲（郑某乙的丈夫）及郑某甲、马某（郑某乙的父母）均确认，郑某乙与伏某甲结婚后并没有生育子女，即郑某乙的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为伏某甲及郑某甲、马某，故在本案中应当由伏某甲与郑某甲、马某三人按照法定继承办理被继承人郑某乙遗产的继承事宜，由伏某甲与郑某甲、马某三人按均等份额对郑某乙的遗产予以继承，各继承人也应当以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郑某乙生前遗留的债务。虽然郑某甲、马某认为伏某甲在被继承人郑某乙罹患××期间没有尽到丈夫的责任，夫妻长期分居生活，且伏某甲不履行对郑某乙疾病治疗、生活照料等的夫妻抚养义务，构成对郑某乙的遗弃，而伏某甲提起离婚诉讼的行为更致使郑某乙病情加重最终加速了被继承人郑某乙的死亡，并进而主张伏某甲丧失对郑某乙遗产的继承权；但由于伏某甲与郑某乙从2010年10月份起就已因感情问题而分居生活，而伏某甲在分居后先后两次提起离婚诉讼的行为既是当事人对婚姻法赋予婚姻自由权利的行使，也在客观上反映出伏某甲与郑某乙间夫妻感情出现裂痕的状况；同时，考虑到郑某乙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其收入及社会保障具有××的特殊性质；合议庭认为，现有证据并不能认定伏某甲与郑某乙分居生活并进而提出离婚诉讼的行为符合法律所规定的丧失继承权行为，故对于郑某甲、马某据此主张伏某甲丧失对郑某乙遗产的继承权之抗辩意见，因欠缺法律及事实依据，法院不予采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遗产在家庭共有财产之中的，遗产分割时，应当先分出他人的财产”，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已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第十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一）一方的婚前财产；（二）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三）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四）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五）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第十九条则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由于伏某甲与郑某甲、马某均确认，郑某乙与伏某甲在婚姻存续期间并没有对夫妻财产的占有方式进行书面约定，故考虑到在郑某乙死亡后伏某甲与郑某甲、马某间身份关系变化的实际情况，现郑某甲、马某提出的应从伏某甲与郑某乙夫妻共同财产中析出属于郑某乙的财产作为被继承人郑某乙的遗产进行分割处理之意见，合法合理，法院予以采纳。
由于双方当事人在诉讼期间主张提及被继承人郑某乙待继承分割处理的遗产众多，主张的分割意见各异，故现对该部分问题进行一一审查处理。
根据法律的规定“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离婚时该不动产由双方协议处理。依前款规定不能达成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不动产归产权登记一方，尚未归还的贷款为产权登记一方的个人债务。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其相对应财产增值部分，离婚时应根据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原则，由产权登记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收益，除孳息和自然增值外，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本案中，虽然广州市白云区新市方园小区风正街4号403房是郑某乙在与伏某甲结婚前以按揭贷款的方式所购买（交易价为331344），而无论是就购买该房屋签订涉讼《广州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之时间，房屋首期购房款的支付时间，签订涉讼《个人住房组合抵押借款合同》之时间，该房屋契税完税证的填发时间，还是该房屋权属登记的时间（××××年××月××日，登记权属人为郑某乙）等均发生在伏某甲与郑某乙登记结婚之前；郑某甲、马某更以广州市白云区新市方园小区风正街4号403房是郑某乙在结婚以前向原工作单位购买的福利分房，郑某乙归还前述购房贷款的资金均来源于郑某乙的工资收入及其住房公积金以及该房屋的租金收入（郑某乙于2009年调至北京工作后，广州市白云区新市方园小区风正街4号403房就作出租使用并以租金收入归还购房贷款）等为由主张广州市白云区新市方园小区风正街4号403房应属于郑某乙的婚前个人财产。但由于郑某乙在2005年购买广州市白云区新市方园小区风正街4号403房时仅支付了房屋的首付款101344并在银行办理了按揭贷款手续（贷款金额230000，贷款期限为20年），而上述住房按揭贷款的还款期限涵盖了伏某甲与郑某乙的婚姻存续期间，即为购买涉讼403房某甲在婚前仅是支付了房屋的首付款及归还了部分房屋按揭贷款；同时，伏某甲与郑某乙在婚姻存续期间并没有对夫妻财产的占有方式进行书面约定，即双方的财产制属法定财产制，伏某甲与郑某乙在这一期间的工资收入、住房公积金等收入甚至是涉及广州市白云区新市方园小区风正街4号403房的租金收入等所得财产依法均应归其夫妻共同所有；由此可见，在伏某甲与郑某乙婚姻存续期间，当事人每月为履行涉讼《个人住房组合抵押借款合同》向工行银山支行归还涉及广州市白云区新市方园小区风正街4号403房的按揭','2018-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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