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吉民初44号
原告：吉林敦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吉林省。
法定代表人：王治国，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强，吉林功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庆华，吉林功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住所地浙江省温州市。
代表人：王永良，该分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特，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娟萍，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吉林敦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敦化农商行）与被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以下简称宁波银行温州分行）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0月20日立案后，宁波银行温州分行向本院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于2016年11月28日作出（2016）吉民初字44号民事裁定，驳回宁波银行温州分行的管辖权异议。宁波银行温州分行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28日作出（2017）最高法民辖终72号民事裁定，驳回宁波银行温州分行的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敦化农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强、曾庆华，宁波银行温州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特、吴娟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敦化农商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宁波银行温州分行向敦化农商行支付汇票回购款1207447950元；2.宁波银行温州分行立即给付敦化农商行逾期利息（其中，截至2016年10月10日的逾期利息为179545636.53元；自2016年10月1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以1207447950元为本金，按日万分之五计算）；3.宁波银行温州分行向敦化农商行支付律师代理费27739871.73元；4.由宁波银行温州分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在2017年4月20日庭审过程中，敦化农商行变更上述第三项诉讼请求为宁波银行温州分行向敦化农商行支付律师代理费650万元。事实和理由：敦化农商行与宁波银行温州分行分别于2015年11月25日、26日、27日和30日签订了7份《银行承兑汇票回购合同》（以下简称《回购合同》），在每一份《回购合同》签订当日，宁波银行温州分行分别向敦化农商行出具了代保管函，承诺：“上述合同涉及的承兑汇票均具有真实、合法的交易关系或债权债务关系，已支付相应对价。我行将代为保管相应的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查询查复书、贴现凭证等贴现资料，你行如需上述资料，我行将随时提供。”敦化农商行认为，上述七份合同均系敦化农商行与宁波银行温州分行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敦化农商行已全面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义务，将实付金额汇入宁波银行温州分行，宁波银行温州分行既未将约定票据背书转让给敦化农商行，又未在回购到期日将票据总金额汇入敦化农商行指定账户，违反了《回购合同》第三条、第五条B款第1项的约定，构成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及《回购合同》第六条B款第1项、第3项的约定，宁波银行温州分行应当承担给付回购金额、逾期利息和赔偿律师代理费损失的违约责任。
宁波银行温州分行辩称：1.以案涉合同的缔结过程、合同表面约定的票据交付义务与缔约时无票据交付合意和实际履行不交付票据的对比、约定的资金来源及支付顺序与实际的资金来源和支付顺序的对比，双方的收益模式对比以及纠纷出现后的沟通过程等证据为基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案涉《回购合同》系宁波银行温州分行为敦化农商行向第三方融资提供资金划转服务的服务合同关系而非银行承兑汇票回购合同关系，宁波银行温州分行自始不负有以自有资金支付回购款的义务，亦不应承担迟延履行的违约责任。2.依据前述理由认定双方之间系宁波银行温州分行提供资金划转的服务合同关系并由敦化农商行承担资金不能收回的风险，符合案涉合同的交易目的，也符合现行监管法规要求违规者承担最终资金不能回流风险的监管要求。3.即使宁波银行温州分行存在敦化农商行所称的违约行为，因该违约行为不属于《回购合同》中约定的应当赔偿律师费的违约情形，敦化农商行无该项损失的请求权。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敦化农商行共提交了七组证据，宁波银行温州分行对敦化农商行提交的如下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1.第一组：案涉《回购合同》及代保管函各7份；2.第二组：案涉《回购合同》的资金电汇凭证（回单）7份；3.第三组：敦化农商行与吉林功承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银行电汇凭证（回单）1张及律师代理费发票7张；4.第四组：敦化农商行与宁波银行温州分行之间同期另外发生的2笔已经履行完毕的同类业务的《回购合同》文本、代保管函各2份；5.第五组：前述第四组的2笔交易的资金电汇凭证（回单）及《大额汇兑来账凭证》各2张；6.第六组：《大额汇兑来账凭证》14张及《来账手工入账凭证》1张，显示敦化农商行于2016年1月21日至2016年7月19日先后收到案外人靖宇乾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横县桂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巨融贸易有限公司、本兆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和拓疆供应链（上海）有限公司支付的15笔款项，金额合计为1803787343.22元；7.第七组：《通知函》及《沈阳市公安局协助冻结财产通知书》各2份：辽宁沈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于2016年8月11日和2017年2月7日出具的两份《通知函》，内容显示敦化农商行在该行的存款1104056801.91元被沈阳市公安局冻结；沈阳市公安局分别于2016年8月4日和2017年1月26日出具的两份《沈阳市公安局协助冻结财产通知书》，内容显示沈阳市公安局分别于2016年8月4日和2017年1月26日通知辽宁沈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冻结敦化农商行在该行开立的账户290313010112547489中的1104056801.91元款项。
宁波银行温州分行共提交了十一组证据，敦化农商行对宁波银行温州分行提交的如下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1.第一、第三组：敦化农商行与宁波银行温州分行之间先后发生的包括案涉7笔交易在内的9笔交易的《回购合同》及相应的资金划转凭证；2.第二组：双方当事人9笔交易缔约过程的证据，包括倪炜豹、彭晓燕与唐恒婧、彭晓燕与浦发银行长沙分行工作人员周长江的电子邮件。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双方并无异议，但敦化农商行主张地址为1848008405@qq.com的电子邮箱（以下简称184邮箱）并非其工作人员唐恒婧所使用的邮箱，而是案外人宣城市久益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益金融公司）工作人员的邮箱。对于184邮箱的归属问题及其所发出的邮件所体现的意思表示的归属，本院将在争议焦点部分予以评价。3.第四组：双方之间发生的9笔交易中，其中2笔交易金额分别为1.41亿元和1.6亿元的所涉《回购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和实际履行情况的对比证据；4.第六组：双方9笔交易中部分交易出现回款逾期后，案外人广西横县桂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曾于2016年4月22日向宁波银行温州分行汇入两笔款项，金额分别为101338040.72元和154713022.5元，宁波银行温州分行于2016年4月27日将两笔款项退回广西横县桂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5.第七组：双方9笔交易中部分交易出现履行障碍后，宁波银行温州分行业务人员倪炜豹、彭晓燕与敦化农商行业务人员唐恒婧的通话录音，经当庭播放录音，唐恒婧确认了该录音的真实性；6.第九组：双方当事人具体经办包括案涉7笔交易在内的9笔交易的各自工作人员的身份及办理案涉业务所使用的QQ号：唐恒婧系敦化农商行的工作人员，QQ号为2054183159，倪炜豹、彭晓燕系宁波银行温州分行的工作人员；7.第十一组即补充证据二：2015年11月案涉交易发生时，中国票据网公布的票据回购利率在2.60%到2.85%（年利率，一个月之内）之间，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授权SHIBOR网站发布的一个月同业拆放利率为2.7%（年利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一年期内人民币贷款利率为4.35%（年利率）。
对上述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关于敦化农商行提交的证据六，显示其于2016年1月21日至2016年7月19日先后收到案外人靖宇乾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横县桂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巨融贸易有限公司、本兆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和拓疆供应链（上海）有限公司支付的15笔共计1803787343.22元的款项性质问题。敦化农商行主张上述付款人与该行无债权债务关系，也未向其表示所付款项是代宁波银行温州分行履行债务，故敦化农商行无法确认上述案外人付款的性质及原因。宁波银行温州分行则认为该证据能够证明敦化农商行已经收到案涉合同项下的全部款项。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其与本案的关联性问题，本院将在下文中予以评价。
2.关于敦化农商行提交的证据七，敦化农商行用以证明：2016年8月前后，久益金融公司杭州分公司负责人陆乐等人因涉嫌金融诈骗犯罪，被沈阳市公安局逮捕。警方办案人员向敦化农商行指出，敦化农商行先后收到案外人支付的资金主要来自该案被害人辽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并表示希望敦化农商行主动退还资金。为促使敦化农商行主动退还资金，沈阳市公安局冻结了敦化农商行前述存款。宁波银行温州分行认为该证据所证明的事实与本案无关，主要理由为：一是冻结的款项为敦化农商行在辽宁沈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存款，数额为1104056801.91元，而敦化农商行自案外人处收到的款项数额为1803787343.22元，收款账户为敦化农商行在本行开立的账户，两笔款项并非同一笔款项；二是沈阳市公安局出具的《协助冻结财产通知书》并未载明冻结原因、涉案人员与案件名称，不能证明所冻结的款项与案涉合同的还款事实有关。本院认为，由于前述通知书中的冻结原因、涉案人员与案件名称均为空白，不能证明敦化农商行存款被冻结的原因以及与本案之间的关系。
3.关于宁波银行温州分行提交的第一组证据，该分行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长沙分行）所签订的18份《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以下简称《转贴现合同》）。内容系就宁波银行温州分行与敦化农商行的9份《回购合同》所交易票据的转贴现交易，约定在敦化农商行买入之日，由浦发银行长沙分行贴入宁波银行温州分行，在敦化农商行卖出之日，由宁波银行温州分行贴入浦发银行长沙分行。敦化农商行以其未参与《转贴现合同》的缔结过程为由未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认为，宁波银行温州分行提交了前述合同的原件，合同文本均有宁波银行温州分行和浦发银行长沙分行的公章及代表人的印章，且敦化农商行未提供相应反驳证据，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4.关于宁波银行温州分行提交的第三组证据，其与浦发银行长沙分行之间的资金划付凭证，敦化农商行主张其未参与宁波银行温州分行与浦发银行长沙分行之间合同的缔结和履行过程，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宁波银行温州分行通过现场展示，列出了合同约定和实际资金的流向，造成倒打款的假象。所谓时间差是同一天内数小时的差异，是由于宁波银行温州分行是资金控制方，时间差不是敦化农商行操纵的。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包括《宁波银行温州分行电子清算补充凭证》、《宁波银行温州分行特种转账凭证》原件以及经公证的宁波银行温州分行交易系统汇款记录查询的截屏，因此，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
5.关于宁波银行温州分行提交的第五组证据，系双方当事人在案涉交易中收益模式对比的材料，敦化农商行认为该证据系宁波银行温州分行单方制作，不能作为证据采用。宁波银行温州分行之所以采用本案的交易方式，是其不想占用自己的资金，而是通过向敦化农商行融资进行票据回购业务，其收益多少是由其选择的交易模式决定的。《转贴现合同》明确记载宁波银行温州分行收取的是转贴现利息，合同约定的贴现利率符合市场标准，而非其主张的资金划转服务费。因为宁波银行温州分行贴入票据后又随即卖出票据，未占用其自有资金，故仅能赚取票据贴入和票据卖出之间的少量利差，合情合理。宁波银行温州分行利润多少是其自身商业判断及与浦发银行长沙分行之间合同约定的，不能因为盈利少而得出盈利性质为资金划转服务费的结论。本院认为，该证据系宁波银行温州分行对包括案涉交易在内的9笔交易所形成的履行效果及交易模式的解释，对该解释所依据的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其能否证明宁波银行温州分行所主张的证明目的，本院将在下文中予以评价。
6.关于宁波银行温州分行提交的第七组证据，其中2016年9月12日敦化农商行时任董事长高广岌一行赴宁波银行温州分行洽商的现场录音。由于录音质量问题，在当庭播放时，敦化农商行难以辨识具体的参与人员，在其庭后提交的补充质证意见中，对第七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宁波银行温州分行就该组证据主张的证明目的有异议，称该组证据均形成于2015年12月陆续发生逾期以后，不能证明敦化农商行事先知晓整个交易背景和实际用款人并发起和主导了整个交易，也不能证明宁波银行温州分行主张的其他证明目的。由于该证据与本院同时受理的敦化农商行诉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以下简称宁波银行绍兴分行）的合同纠纷一案中已经敦化农商行当庭确认的录像证据的参与人员一致，且时间前后衔接、内容基本一致，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7.关于宁波银行温州分行提交的第八组证据，宁波温州申请出庭作证的倪炜豹的证人证言。敦化农商行以倪炜豹系宁波银行温州分行工作人员，以及证人当庭陈述的其与久益金融公司的工作人员程智汉何时认识的时间，与其书面证言中的陈述内容不一致、证人对是否在每次收到邮件前都会和唐恒婧通话与宁波银行温州分行陈述意见不一致而否认其真实性。本院认为，证人当庭陈述的有关业务发起、业务操作流程、案外人广西横县桂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付款并退回、出现履行障碍后各方的沟通情况等事实，与宁波银行温州分行提交的其他证据可相互印证，且其与久益金融公司人员认识的时间点并非宁波银行温州分行的证明事项，本院对倪炜豹证言中，除前述时间点之外部分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8.关于宁波银行温州分行提交的第十组证据，即补充证据一，内容为敦化农商行2016年度财务报告中的资产负债表与损益表以及“启信宝”专业版敦化农商行的企业信用报告。资产负债表显示敦化农商行2016年度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年初余额5637738473.25元，期末余额为303807769.66元。财务报告和企业信用报告均显示敦化农商行2016年所有者权益为170855万元，净利润为25436万元。宁波银行温州分行认为，前述证据说明敦化农商行2016年度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期末余额303807769.66元远远少于敦化农商行起诉宁波银行绍兴分行、宁波银行温州分行给付票据回购款1711787950的数额，结合敦化农商行提交的证据六可以证明，敦化农商行已经从案外人处获得了案涉合同项下的资金。敦化农商行认为宁波银行温州分行未说明取得方式是否具有合法性，也未提供证据原件，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当庭拒绝了本院应宁波银行温州分行的申请要求其出示原件的要求。本院认为，宁波银行温州分行提交财务报告之资产负债表、损益表中的相关数据和企业信用信息查询系统中查询的敦化农商行财务信息查询结果能够相互印证，且敦化农商行的财务报表原件只可能由敦化农商行持有，经本院当庭询问，敦化农商行明确拒绝提供其财务报表原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二条之规定，本院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9.宁波银行温州分行在第二次开庭后向本院提交了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的深圳市巨融贸易有限公司、本兆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和拓疆供应链（上海）有限公司、久益金融公司、杭州迪芒贸易有限公司的企业档案资料及《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前述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中的信息显示，久益金融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拓疆供应链（上海）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皆为秦弦；拓疆供应链（上海）有限公司的股东杭州迪芒贸易有限公司之执行董事郑冬阳系深圳市巨融贸易有限公司的单一自然人股东与法定代表人，同时亦为本兆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的监事。秦弦与郑东阳的户籍地均为宣城市宣州区人。经本院核实，对宁波银行温州分行提供的上述企业信用信息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11月25日至2015年11月30日，敦化农商行（甲方，买入返售方）与宁波银行温州分行（乙方，卖出回购方）签订了7份《回购合同》，约定：根据乙方向甲方提交的票据与相关资料，甲方审核后，同意对乙方提供的各合同所附商业汇票回购清单（以下简称回购清单）所列银行承兑汇票办理回购。甲方在回购起息日（合同签订当日）将回购实付金额划至乙方指定的账户买入票据，在回购到期日由乙方按约定的日期、价格和方式赎回该票据。前述交易票据的票面金额分别为1.41亿元、2亿元、1.6亿元、201129950元、1.534亿元、25161.8万元和1.003亿元，回购到期日分别为2015年12月14日、2015年12月15日、2015年12月25日、2015年12月16日、2015年12月25日、2015年12月14日和2015年12月17日，回购利率分别为年利率4.3%、4.3%、4.5%、4.3%、4.5%、4.0%和4.0%，按360天/年计算，实付金额=票据总金额-
票据总金额×回购期限×回购利率÷360。乙方所提供银行承兑汇票，由乙方负责送交甲方，经甲乙双方共同清点无误，当面封存、签章并交甲方保管。第四条甲方权利与义务A.甲方的权利1.甲方为乙方办理业务时，根据乙方提供的资料进行审查，并自主决定是否办理。B.甲方的义务3.回购期间，妥善保管乙方所提供的银行承兑汇票。第五条乙方的权利与义务B.乙方的义务1.在回购到期日将票据总金额足额汇入甲方指定账户，并在甲方收妥款项后，方可凭划款凭证将银行承兑汇票取回。2.严格按照《票据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对本合同项下的银行承兑汇票的要式性和文义性、业务资料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进行了审核和查询。对贴现的票据信用状况进行了评估，并对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的贸易背景及相应资料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和完整性负全部责任。3.乙方保证：乙方是本合同项下票据的合法持票人。对贴现的票据已向付款人查实了承兑情况，且在提交的查询书复印件上加盖业务章，贴现申请企业已在票据上加盖完整背书。第六条违约责任B.乙方的违约责任1.违反第五条B款第1项的规定，应向甲方支付自回购到期日起至清偿日止，未清偿票据总金额每日万分之五的利息。2.违反第五条B款第3项的规定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按违约期间所涉违约金额给予甲方每日万分之五的赔偿。3.未履行协议规定的其他义务给甲方造成损失的，应赔偿甲方由此而发生的一切实际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票据法》第七十条的费用，应涵盖律师费、公证费等追偿费用。上述合同签订过程中，宁波银行温州分行并未实际持有约定的票据，敦化农商行亦未审查票据。
在上述合同签订的同日，宁波银行温州分行向敦化农商行出具了各《回购合同》所涉及票据复印件的《代保管函》，其中载明代保管票据所涉业务的日期、票面金额、票据数量、年利率、代保管期限（代保管期限为到回购到期日）。宁波银行温州分行在《代保管函》中承诺：“上述合同涉及的承兑汇票均具有真实、合法的交易关系或债权债务关系，已经支付相应对价。我行将代为保管相应的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查询查复书、贴现凭证等贴现资料，你行如需上述资料，我行将随时提供。”
在上述合同签订的同日，宁波银行温州分行（甲方，买入方）就前述《回购合同》所交易的每批票据，分别与浦发银行长沙分行（乙方，卖出方）签订了2份《转贴现合同》。第一份《转贴现合同》的主要内容为，在合同签订当日，浦发银行长沙分行将前述每一份《回购合同》所交易的票据转贴现给宁波银行温州分行，7份《转贴现合同》对应的转贴现利率分别为年利率4.45%、4.45%、4.65%、4.45%、4.65%、4.15%、4.15%。第二份《转贴现合同》的主要内容为，在案涉7份《回购合同》约定的回购到期日，由宁波银行温州分行将同批票据转贴现给浦发银行长沙分行，7份《转贴现合同》约定的转贴现利率分别为年利率4.45%、4.45%、4.65%、4.45%、4.65%、4.15%、4.15%。《转贴现合同》还就其他事项作出了约定。前述合同签订过程中，并未实际发生票据交付行为。
在案涉7份《回购合同》签订的当日，敦化农商行在收到宁波银行温州分行发送的《回购合同》及代保管函扫描件之后，即向宁波银行温州分行支付了每份《回购合同》所约定的款项，宁波银行温州分行也依照第一份《转贴现合同》的约定，于同日向浦发银行长沙分行支付了约定款项。但案涉七份《回购合同》约定的回购到期日，浦发银行长沙分行未按照第二份《转贴现合同》的约定向宁波银行温州分行支付票据转贴现款项，宁波银行温州分行亦未向敦化农商行支付回购款项。
此外，2015年11月26日和2015年11月27日，宁波银行温州分行先后与敦化农商行签订了2份《回购合同》，除交易的票据、回购起息日和回购到期日、回购利率等交易要素与案涉7份《回购合同》不同外，该2份《回购合同》的其他合同条款与案涉7份《回购合同》的条款均相同。在该2份《回购合同》签订的当日，宁波银行温州分行均就每一份《回购合同》所交易票据与浦发银行长沙分行签订了两份《转贴现合同》，第一份《转贴现合同》主要内容是合同订立当日浦发银行长沙分行将前述每一份《回购合同》所交易的票据转贴现给宁波银行温州分行，第二份《转贴现合同》则主要约定在前述每一份《回购合同》约定的回购到期日，由宁波银行温州分行将同批票据转贴现给浦发银行长沙分行。每笔交易的《转贴现合同》除所交易的票据、转贴现利率、转贴现时间等交易要素不同外，其他合同条款内容均一致。对于该2笔交易，敦化农商行与宁波银行温州分行均已实际履行完毕。
综合包括双方涉诉7笔交易在内的9笔交易中，每笔交易所涉及的《回购合同》及2份《转贴现合同》的订立时间、交易期间及票面金额见表1所示，其中，案涉交易为表中第1、2、3、4、6、8、9笔交易。该9笔交易的资金划付情况，见下表2所示。案涉《回购合同》及每笔交易宁波银行温州分行与浦发银行长沙分行之间的2份《转贴现合同》的约定、资金的划付情况，敦化农商行与宁波银行温州分行在交易中的获利情况及收益模式见下表3所示。
表1：《回购合同》与《转贴现合同》交易要素对比表
《转贴现合同》
（第一份）
《回购合同》
《转贴现合同》
（第二份）
备注
出卖人长沙/
买受人温州
出卖人温州/买受人敦化
出卖人温州/买受人长沙
序号
票面金额（元）
落款日/转贴现日（第一次）
回购起息日/
落款日
回购到期日
落款日/转贴现日
（第二次）
2015/11/25
2015/11/25
2015/12/14
2015/12/14
2015/11/25
2015/11/25
2015/12/25
2015/12/25
2015/11/26
2015/11/26
2015/12/16
2015/12/16
2015/11/26
2015/11/26
2015/12/15
2015/12/15
2015/11/26
2015/11/26
2015/12/3
2015/12/3
正常履行
2015/11/27
2015/11/27
2015/12/25
2015/12/25
2015/11/27
2015/11/27
2015/12/11
2015/12/11
正常履行
2015/11/30
2015/11/30
2015/12/17
2015/12/17
2015/11/30
2015/11/30
2015/12/14
2015/12/14
合计
表2：案涉《回购合同》资金划转情况
交易
敦化汇给温州
温州汇给长沙
/
/
长沙汇给温州
温州汇给敦化
回购起息日息日
票面金额
汇款
时间
汇入
实际金额
汇款
时间
汇入
实际金额
回购
到期日
实际
回款日
汇款
时间
汇入
实际金额
汇款
时间
汇入
实际金额
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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