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粤03行初157号
原告：姚雪萍，住址广东省深圳市。
委托代理人：周文斌，广东鹏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周爱文，上海市李国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笋岗西路体育大厦东座。
代表人：焦津洪，局长。
委托代理人：刘涵、陈锐锋，均为该局工作人员。
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9号富凯大厦。
法定代表人：刘士余，主席。
委托代理人：黄俊、杨梦，均为该会工作人员。
原告姚雪萍不服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以下简称被告或深圳监管局）政府信息公开行为及被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被告或证监会）行政复议决定并要求行政赔偿，于2016年10月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10月9日受理后，于2016年11月14日向两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2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姚雪萍的委托代理人周文斌律师、被告深圳监管局的委托代理人刘涵和陈锐锋、被告证监会的委托代理人杨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深圳监管局于2016年6月16日作出《监管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深证局公答字〔2016〕8号，以下简称《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对原告姚雪萍于2016年5月6日提出的关于深证非信复字[2015]268号《答复函》的监管信息公开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第二条的规定，答复：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和《证券期货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工作暂行规定》的规定，已对举报深圳市**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份）2011-2013年年报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要求**股份对核查发现的相关问题进行整改。已通过《答复函》回复。二、现场核查过程涉及的明细账、原始凭证及*华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华所）的审计工作底稿等资料，涉及第三方权益，根据规定向**股份和*华所征询，**股份、*华所认为涉及商业秘密，不同意对外公开。三、核查过程中的谈话记录、工作日志等信息是行政机关在日常工作中制作或者获取的内部管理信息以及处于讨论、研究或者审查中的过程性信息，不属于应公开的政府信息。原告姚雪萍不服，向被告证监会申请行政复议，被告证监会于2016年9月23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维持深圳监管局作出的《信息公开申请答复》。
原告姚雪萍诉称：原告因信赖**股份公开披露的相关年报信息以及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意见而购买**股份股票并亏损。后经原告以及代理人等专业人士分析发现，**股份公开披露的2011年、2012年、2013年年报材料存在一系列造假嫌疑。具体为：一、合并报表成本费用存在差异嫌疑。其中，2013年差异金额约-64476.5万元；2012年差异金额约12695.87万元；2011年差异金额约12311.22万元。三个年度差异金额不仅巨大，而且完全相同的计算方法，2013年与2012年、2011年的差异结果却截然相反，故此存在疑问。二、职工薪酬存在差异嫌疑。其中，2012年差异金额约为636.12万元；2011年差异金额约为-3875.07万元。三、母公司报表“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数值存在差异嫌疑。其中，2013年差异金额约为-771.42万元，2012年差异金额约为344.76万元，2011年差异金额约为-21696.5万元。如果差异成立，说明公司净利润或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存在差异嫌疑。四、合并报表“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数值存在差异嫌疑。其中，2013年差异金额约为-2171.48万元；2012年差异金额约为-377.29万元；2011年差异金额约为196.79万元。五、合并报表“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数值存在差异。其中，2013年度差异金额约为-62173万元；2012年度差异金额约为12448.51万元；2011年度差异金额约为6184.92万元。由于**股份对于嫌疑问题未给予解释，原告向深圳监管局提出履行法定职责的申请，请求深圳监管局履行法定职责，依法对上述嫌疑问题进行查实并依法处理等。针对原告的请求，深圳监管局也作出深证非信复字第[2015]268号《答复函》。为了保护原告的知情权和财产权，了解深圳监管局是否依法履行了法定的工作职责，2016年4月底，申请人就深证非信复字第[2015]268号《答复函》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请求公开监管信息为：深圳监管局作出**股份2001年-2013年年报不存在申请人所反映的问题和不存在虚假记载的认定所涉及的调查过程中所有收集、制作、获得的事实证据、笔录材料以及作出该认定的具体认定过程的信息。
2016年6月16日，深圳监管局以深证局公答字〔2016〕8号《信息公开申请答复》进行答复，但答复的内容中的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均明显违背了法律规定，故依法应予以撤销。原告对《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不服，依法提出行政复议，证监会于2016年9月26日作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原告认为，两被告的行为明显违背了法律规定，依法应予以撤销。具体事实和法律依据为：一、根据原告请求履行法定职责的具体内容，《证券法》、《证券期货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工作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行政认定规则》、相关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处理证券期货违法违规案件基本准则》（以下简称《基本准则》）和《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办法》等应该是深圳监管局作出深证非信复字第[2015]268号答复函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从原告请求履行法定职责的具体请求看，原告要求被告对**股份存在的证券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调查、核实、依法处罚并给予举报奖励。因此，《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行政认定规则》、相关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基本准则》和《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办法》均是深证非信复字第[2015]268号答复函行政行为的执法依据。同时，由于《基本准则》执行日为2000年1月1日，《基本准则》不仅适用于现场检查，也适用于调查等情况。《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办法》执行日为2010年5月20日，如《基本准则》与《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办法》存在不一致的，以《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办法》为准。《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办法》中没有的法律规定，适用《基本准则》中的具体规定。二、**股份或深圳监管局针对原告提供的分析说明而作出的详尽、具体的说明或反驳的书面材料，不属于商业秘密，也不属于过程性或内部信息，依法应予以公开。1.原告提供的分析说明属于合法、真实、有效的证据材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证据包括当事人的陈述。本案原告提供的分析说明，属于当事人陈述证据，属于法定的证据。原告提供的分析说明以详尽的事实和具体的数据根据会计准则和制度推断出**股份的相关年报存在一系列虚假记载的嫌疑事实，同时，分析说明中所引用的数据均来自**股份在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开披露的数据。而且，被告深圳监管局在经过核查后也无法指出分析说明中的具体错误之处，且被告根据原告提供的线索还责令**股份进行更正，这充分说明分析说明真实、准确和合法。2.**股份或深圳监管局针对原告提供的分析说明应该用详尽的、具体的数据和事实进行说明或反驳。（1）根据《证券法》第一百八十条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履行职责，有权采取下列措施：（一）对证券发行人、上市公司、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服务机构、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进行现场检查；（二）进入涉嫌违法行为发生场所调查取证；（三）询问当事人和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单位和个人，要求其对与被调查事件有关的事项作出说明”。（2）《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办法》第十五条规定，检查人员可以采取询问的方式，要求检查对象及相关人员对与检查工作有关的事项作出说明，制作询问笔录并由被询问人签名确认。（3）如果**股份针对原告提供的分析说明不能用详尽的、具体的数据和事实进行说明或反驳，作为监管机构的深圳监管局首先应该核实分析说明中的具体数据是否真实，分析方法是否正确，计算结果是否准确。如果存在差异，差异的具体金额为多少，以及差异的原因，从而得出分析说明中质疑的事项是完全正确还是部分正确或全部错误等结论。如果监管机构连最基本的复核工作都无法核实清楚，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肯定会存在事实不清的情况。因此，监管部门肯定存在用详尽、具体的数据和事实针对原告提供的分析说明进行说明和反驳的书面信息材料。3.**股份或深圳监管局针对原告提供的分析说明不属于商业秘密，也不属于内部信息或过程性信息，依法应予以公开。三、根据《基本准则》第十一条、第十四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等规定，本案调查过程中涉及的相关信息除明细帐、会计凭证和审计工作底稿以及在核查过程中制作的谈话笔录以及相关讨论材料外，还存在一系列的其他相关信息材料。只有这些信息材料完备，才能保证本案的调查程序和调查结论真实和合法。但被告作出的《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中除明细帐、会计凭证和审计工作底稿以及在核查过程中制作的谈话笔录以及相关讨论材料外，其他调查认定过程中的信息都不涉及，也不进行信息公开，这明显违背了法律规定。故《信息公开申请答复》未按照原告的要求进行信息公开，依法应予以撤销。本案涉及的其他调查认定过程的信息主要有：1.《基本准则》第十一条规定了立案建议表及相关材料信息；其中，相关材料包括（一）初查报告；（二）主诉违法违规事项的相关证据；（三）初步定性所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四）稽查部门要求提交的其他资料。2.《基本准则》第十四条规定了编制调查方案，确定调查重点与方法以及调查方案的内容。其中，调查方案的内容包括（一）编制调查方案的依据；（二）案件的基本情况；（三）调查的内容、重点、方法以及实施时间；（四）调查组组长、成员及分工；（五）编制方案的时间。3.《基本准则》第十九条规定，调查人员实施调查时，应当对调查工作进行记录，编制证券期货案件调查工作底稿的具体内容。其中，证券期货案件调查工作底稿的内容包括（一）调查案件名称；（二）被调查对象姓名和名称；（三）调查事项摘要；（四）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定性及法定依据；（五）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理处罚建议及法定依据；（六）调查人员签名及日期；（七）附件；（八）其他应说明的是事项。4.《基本准则》第二十二条规定了调查报告应当包括的具体内容。其中规定，调查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一）立案调查的依据；（二）实施调查的有关情况；（三）已查明的证券违法违规事项；（四）对证券期货违法违规行为的定性、处理处罚建议及其法律依据；（五）调查人员的署名和报告日记；（六）附件。5.《基本准则》第二十三条规定，调查组完成调查报告后，应当将调查报告、工作底稿及相关证据送分管领导审核后，再提交案件审理部门进行审理。6.《基本准则》第二十七条规定，案件审理部门对调查报告、处理处罚建议审理后，应当提出审理意见书以及审理意见书的具体内容。7.《基本准则》第三十一条规定，商议意见书置于相对应的调查报告的前页，作为有关监管部门对该调查报告的签报会签意见。以及商议意见书的具体内容。8.《基本准则》第三十三条规定证券监管机构领导或办公会议对证券期货案件调查报告进行审定的内容。9.《基本准则》第三十四条规定，调查报告经审定后，由稽查部门拟定处理处罚决定稿，呈报证券监管机构分管稽查工作的领导审定。10.《基本准则》第三十五条规定，证券监管机构对证券期货案件调查结果进行审查后，应当根据被调查当事人的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如下处理。（一）不存在或未被发现有违法违规行为的，作出撤案处理；（二）存在证券期货违法违规行为，但情节轻微，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应当责令其改正或者对其作出通报批评；（三）存在证券期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应当由证券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的，应当依法对其进行处罚；（四）存在证券期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应当由其他主管机关进行处理的，应当提出处理建议，并按规定移送。四、根据《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办法》的规定，本案至少应该实施全面检查和专项检查。因此，深圳监管局“以书面形式告知检查对象，要求检查对象准备有关文件和资料”、“要求检查对象及相关人员对与检查工作有关的事项作出说明”、制作的询问笔录、检查工作报告等政府信息不属于内部信息和过程性信息，依法应予以公开。1.《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办法》中第六条、第七条规定了全面检查和专项检查的具体内容以及具体的适用范围。如果本案进行现场检查，依法应该进行全面检查或专项检查。2.《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办法》第十项规定，实施全面检查或者专项检查的，证监会应当至少提前5个工作日以书面形式告知检查对象，要求检查对象准备有关文件和资料，要求相关人员在场配合检查。3.《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办法》第十五条规定，检查人员可以采取询问的方式，要求检查对象及相关人员对与检查工作有关的事项作出说明，制作询问笔录并由被询问人签名确认。4.《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办法》第十八条规定，实施全面检查或者专项检查，检查人员应当按照要求制作检查工作报告，并在检查工作报告完成后5个工作日内向检查对象通报检查情况。五、《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中第一条明显违背了法律规定，依法应予以撤销。《信息公开申请答复》第一条中已经明确“要求公司针对核查的相关问题进行整改”，这说明原告举报的事实客观存在。根据证监会发布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行政认定规则》第八条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信息披露文件中对所披露的内容进行不真实记载，包括发生业务不入账、虚构业务入账、不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会计核算和编制财务会计报告，以及其他在信息披露中记越的事实与真实情况不符的，应当认定构成所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因此，**股份2011-201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事实，深圳监管局依法应对**股份进行行政处罚，深圳监管局也依法应给予原告举报奖励，但深圳监管局并未对**股份进行行政处罚，也未给予原告举报奖金，也不说明具体的事实和理由，这明显违背了法律规定，依法应予以撤销。六、《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中第二条明显违背了法律规定，依法应予以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行政机关认为申请公开的信息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公开后可能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应当书面征求第三方的意见；第三方不同意公开的，不得公开。但是，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应当予以公开，并将决定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和理由书面通知第三方。很明显，根据法律规定，只有涉及商业秘密的信息才能征求第三方的意见，对于不是商业秘密的信息，不要征求第三方的意见，深圳监管局明显违背了法律规定。具体的理由为：1.2014年9月12日《人民法院报》刊登了最高人民法院向社会公布全国法院政府信息公开十大案例，以指导全国法院依法履行职责，统一裁判尺度。其中，案例3“王宗利诉天津市和平区房地产管理局案”中部分表述为“（三）典型意义：本案的焦点集中在涉及商业秘密的政府信息的公开问题以及征求第三方意见程序的适用。在政府信息公开实践中，行政机关经常会以申请的政府信息涉及商业秘密为理由不予公开，但有时会出现滥用。商业秘密的概念具有严格内涵，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知晓，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行政机关应当依此标准进行审查，而不应单纯以第三方是否同意公开作出决定。人民法院在合法性审查中，应该根据行政机关的举证作出是否构成商业秘密的判断。”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开的案例，很明显现场核查过程中涉及的明细帐、原始凭证及*华所的审计工作底稿等资料，既不能带来经济利益，也不具有实用性，也不是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这些信息明显不是商业秘密，而被告仅根据第三人不同意公开就作出决定不公开，这明显违背了法律规定。2.《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上市公司应当披露的定期报告包括年度报告、中期报告和季度报告。凡是对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均应当披露。”很明显，原告已经发现**股份存在虚假记载嫌疑事实，而且金额巨大，而且，被告也责令**股份进行整改，这说明原告反映的事实真实、准确。但**股份认为原告反映的虚假记载不存在并提供了相关材料，这些材料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股份也应该予以披露，因此，依法这些信息也应该予以公开。3.2014年2月18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14个问题及解答：“14、行政机关以政府信息涉及第三方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为由不予公开的，人民法院应如何审查？答：对行政机关以政府信息涉及第三方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且第三方不同意公开为由不予公开的，人民法院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审查：（一）行政机关对政府信息是否涉及第三方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进行初步判断；（二）经初步判断认为政府信息涉及第三方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且公开可能侵犯第三方权益的，行政机关履行书面征询第三方意见的情况；（三）第三方不同意公开时，行政机关对于不予公开是否存在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进行审查的情况；（四）涉及第三方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的信息是否存在可以区分处理的情形，能够区分处理的，是否向申请人提供了可以公开的信息内容。”综上所述，《信息公开申请答复》第二条理由明显违背了法律规定，依法应予以撤销。七、《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中第三条明显违背了法律规定，依法应予以撤销。具体理由为：1.深圳监管局在核查过程中所做的谈话记录、工作日记以及作出相关认定过程中形成的讨论记录等信息，对原告的知情权和财产权有重大的影响，严重影响了原告的权利和义务。因为，这些信息直接决定原告反映的客观事实是否存在；也直接决定**股份是否存在虚假记载情形；从而这些信息也决定原告的损失是否有权得到赔偿以及原告是否有权得到举报奖励等财产权利。2.根据法律规定，只要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的信息，均应该予以公开。（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二、准确把握政府信息的适用范畴”中规定“行政机关在日常工作中制作或者获取的内部管理信息以及处于讨论、研究或者审查中的过程性信息，不属于《条例》所指应公开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在日常工作过程与履行职责过程是不同的概念，本案中，原告要求被告公开履行法定监管和稽查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不属于“行政机关在日常工作中制作或者获取的内部管理信息以及处于讨论、研究或者审查中的过程性信息”。而且，深圳监管局对于监管和稽查已经结束，因此也不存在“处于讨论、研究或者审查中的过程性信息”问题。（3）2014年9月12日《人民法院报》刊登了最高人民法院向社会公布全国法院政府信息公开十大案例，以指导全国法院依法履行职责，统一裁判尺度。其中，案例5“姚新金、刘天水诉福建省永泰县国土资源局案”中部分表述为“（三）典型意义：本案的焦点在于过程性信息如何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确定的公开的例外仅限于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第二条第二款又规定：'……行政机关在日常工作中制作或者获取的内部管理信息以及处于讨论、研究或者审查中的过程性信息'，一般不属于《条例》所指应公开的政府信息，过程性信息一般是指行政决定作出前行政机关内部或行政机关之间形成的研究、讨论、请示、汇报等信息，此类信息一律公开或过早公开，可能会妨害决策过程的完整性，妨碍行政事务的有效处理。但过程性信息不应是绝对的例外，当决策、决定完成后，此前处于调查、讨论、处理中的信息即不再是过程性信息，如果公开的需要大于不公开的需要，就应当公开。”（4）2014年9月12日《人民法院报》刊登了最高人民法院向社会公布全国法院政府信息公开十大案例，以指导全国法院依法履行职责，统一裁判尺度。其中，案例6“张宏军诉江苏省如皋市物价局案”中部分表述“（三）典型意义：该案涉及内部信息的界定问题。所谓内部信息，就是对外不产生直接约束力的普通政策阐述或对个案的非终极性意见。之所以要免除公开内部信息，目的是保护机构内部或不同机构之间的交流，从而使官员能够畅所欲言，毫无顾忌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本案中，如东县人民法院通过三方面的分析，确认涉诉政府信息是被告行使行政管理职责过程中所制作的信息，是对价格违法行为进行量化处罚的依据，会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因而不应属于内部信息。同时，判决对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的标准进行了严格审查，明确要求行政机关应当准确、完整、全面履行政府信息公开职责，不能随意地选择性公开。”（5）2014年2月18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6个问题及解答：“6、行政机关以相关信息属于日常工作中制作或获取的内部管理信息为由，答复不属于《条例》调整范围的，人民法院应如何审查？答：行政机关内部管理信息一般只涉及内部管理事务，对外部不具有约束力，亦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行政机关据此不予公开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实践中如行政机关内部管理信息对外部产生约束力，亦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则属于《条例》的调整范围，行政机关以属于内部管理信息为由不予公开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深圳监管局答复中第三条也明显违背了法律规定，依法应予以撤销。八、深圳监管局未按照规定公开《基本准则》要求涉及的一系列信息，这明显违背了法律规定，侵犯了原告的知情权和财产权。1.原告提供了合法有效的分析说明，以充分说明**股份公开披露的相关年度报表信息存在虚假记载嫌疑。深圳监管局经过核查后仍无法指出分析说明存在的具体错误之处，而且深圳监管局根据原告提供的线索还发现**股份存在错误并责令整改，这充分说明分析说明真实、合法有效。同时，根据证监会发布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行政认定规则》第八条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信息披露文件中对所披露的内容进行不真实记载，包括发生业务不入账、虚构业务入账、不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会计核算和编制财务会计报告，以及其他在信息披露中记载的事实与真实情况不符的，应当认定构成所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因此，深圳监管局依法应该认定**股份存在虚假记载的违法行为。但深圳监管局作为监管机构，不仅不认定**股份的违法行为，也不针对分析说明进行说明和反驳，这都侵犯了原告作为举报人的知情权。2.根据证监会发布的《证券期货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工作规定》的规定，原告有权得到奖励。但深圳监管局不对原告举报的事项进行查实，也不依法给予原告的举报奖励，也不提供不给予原告举报奖励的事实与法律依据，这侵犯了原告的财产权。（1）《证券期货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工作规定》第十四条规定，举报奖励限于下列违法违规行为的实名举报：（一）内幕交易或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二）操纵证券、期货市场；（三）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四）欺诈发行证券。（2）《证券期货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工作规定》第十五条规定，举报事实清楚，线索明确，经调查属实，已依法作出行政处罚且罚没金额在10万元以上的，按罚没金额的1%对举报人进行奖励。已移送司法机关后作出生效的有罪判决的，酌情给予奖励。奖金金额不超过10万元；对于举报在全国有重大影响，或涉案金额巨大的案件线索，经查证属实的，奖励金额不受前款金额的限制，但最高不超过30万元。综上所述，原告诉讼请求：1.判决撤销被告深圳监管局作出的《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具体行政行为；2.判决撤销被告证监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复议决定书》；3.判决被告深圳监管局根据原告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的内容重新答复；4.判决两被告承担原告因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而产生的损失人民币10000元；5.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1.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股票交割单，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和投资亏损的事实。2.履行法定的监管职责申请书、**2011年、2012年、2013年年报之分析说明（初稿），证明原告向证监会提出履行法定的监管职责申请书的事实、请求证监会查实相关问题给予相关责任主体行政处罚并给予原告举报奖励的客观事实、**股份存在虚假记载嫌疑事实的详尽推断过程。3.《答复函》（深证非信复字[2015]268号），证明深圳监管局根据原告的申请事项进行答复的内容以及经查证**股份相关年报存在证券违法违规的问题的事实。4.《信息公开申请答复》（深证局公答字[2016]8号）、证监会证券监督管理信息公开申请表，证明原告向深圳监管局就《答复函》（深证非信复字[2015]268号）内容提出监管信息公开申请的具体请求事项以及深圳监管局的答复内容，也证明深圳监管局未向原告公开任何请求公开的信息。5.原告提起的行政复议申请书和证监会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原告提起本案行政复议的事实和证监会作出维持的复议决定的事实。
被告深圳监管局答辩称：一、深圳监管局作出的信息公开答复告知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2016年5月6日，原告提出信息公开申请，申请公开的内容为：“作出**股份2011年-2013年年报不存在申请人反映的问题和不存在虚假记载的认定所涉及的调查过程中所有收集、制作、获得的事实证据、笔录材料以及作出该认定的认定过程的信息”。5月27日，深圳监管局告知原告依法延长答复期限。6月16日，深圳监管局作出告知书，主要内容是将举报事项核查的具体事实、依据和核查结果予以书面答复，对属于依法不予公开的信息，分别说明了不予公开的理由和依据。二、原告所提要求撤销深圳监管局《信息公开申请答复》的诉讼请求及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一）深圳监管局核查中所做的谈话记录、工作日志等属于内部管理信息或过程性信息，依法不应予以公开。（二）深圳监管局核查涉及的明细帐、会计凭证和审计工作底稿涉及第三方的商业秘密，经依法征求第三方意见未向原告公开，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并无不当。三、原告所提要求深圳监管局承担因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产生的损失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亦于法无据。深圳监管局当庭补充两点：一、深圳监管局严格按照原告的信息公开申请依法作出答复，原告申请的信息公开申请的内容就是深圳监管局在举报的调查过程中收集、制作、获得的事实证据、笔录材料以及作出该认定的具体认定过程的信息，深圳监管局也是根据原告提出的申请公开的内容依法对其作出答复。二、针对原告在起诉状当中所提到的回应：针对原告的举报线索，深圳监管局依法进行了核查，通过核查没有发现**股份存在原告所反映的涉嫌虚假记载的情况，并不适用原告所称的证监会《基本准则》，也不存在原告起诉所称的依据《基本准则》形成的信息材料，也不存在原告所称的按照《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办法》所称的检查工作报告等材料。
被告深圳监管局向本院提交了证明原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证据、依据：1.《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4、21、23条，证明信息公开于法有据。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审公开工作的意见》第2条，证明信息公开办理于法有据。3.证券期货监管信息公开申请表，证明按照证监会的要求对姚雪萍的公开申请进行了登记。4.信息公开申请延期答复告知书及邮局回执，证明于2016年5月27日书面告知姚雪萍依法延长答复期限。5.《信息公开申请答复》，证明于2016年6月16日答复姚雪萍的公开申请并书面告知。6.**股份核查相关信息公开的会议记录，证明对构成商业秘密且难以区分及对属于不予公开内部过程性信息的讨论情况。7.关于征询公开**股份相关资料的函，证明就是否涉及商业秘密向**股份书面征求意见。8.关于征询公开**股份相关资料的复函，证明**股份关于涉及商业秘密、不同意公开的书面说明。9.关于征询公开*华所审计工作底稿等资料的函，证明就是否涉及商业秘密向*华所书面征求意见。10.*华所回复函，证明*华所关于涉及商业秘密、不同意公开的书面说明。
被告证监会答辩称：一、证监会复议决定维持《信息公开申请答复》，符合法律规定。深圳监管局不予公开的明细帐、会计凭证和审计工作底稿等资料，属于不为公众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经营信息。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在相关权利人不同意公开的情况下，不应予以公开。深圳监管局在核查过程中制作的谈话笔录、工作日志等材料，属于内部管理信息或过程性信息，对原告没有约束力，也不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第二条的规定，不予公开符合法律规定，原告在行政起诉状中提及的**股份针对原告申请作出说明或反驳的书面材料等其他调查认定过程中的信息公开要求，在信息公开申请中均未明确提出，不属于复议和本次诉讼的审查范围。二、证监会做出复议决定的程序合法。2016年7月14日，证监会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收到原告邮寄的行政复议申请，7月18日通知原告补正行政复议申请，并于7月27日收到原告的补正材料，证监会于8月1日作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通知深圳监管局答复。8月10日，深圳监管局提交行政复议答复意见书及证据材料。9月23日，证监会做出行政复议决定，并依法送达原告，复议程序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深圳监管局作出《信息公开申请答复》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监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复议决定维持，于法有据，程序合法，建议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证监会向本院提交了证明复议程序合法性的以下证据、依据：1.法律部文件处理单，证明收到原告复议申请的时间和在法定期限内进行了受理。2.《补正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及邮寄单据，证明在法定期限内通知原告补正了申请材料。3.原告的补正材料及邮寄单据，证明收到原告的补正材料的时间。4.《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证明在法定期限内通知深圳监管局就申请人的申请事项进行答复。5.《行政复议答复意见书》，证明深圳监管局在法定期限内予以答复。6.《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邮寄单据，证明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了复议决定并且送达原告。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深圳监管局的第6份至第10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不予认可，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被告深圳监管局信息公开行为的合法性；对被告证监会6份证据的真实性均认可，但认为不能证明行政复议决定的合法性；认为两被告都超过举证期限提供证据，应视为没有证据。被告深圳监管局和被告证监会对原告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原告第1份证据中投资亏损的证据与本案无关，原告第2份证据中的分析说明没有出具单位与人员资质，不具有合法性。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被告提供的证据，均可以证明案件事实经过，与案件争议具有关联性，取得方式合法，可以作为本案证据。
经审理查明：2015年7月23日，深圳监管局收到证监会转办的原告举报材料《履行监管和稽查的法定工作职责申请书》和对**股份2011-2013年度报告的分析说明等资料，原告依据分析说明材料举报**股份年报数据作了虚假记载，要求对**股份和审计机构进行查处，对原告予以奖励，对原告反映的虚假记载嫌疑进行说明。深圳监管局在办理举报过程中，于2015年8月25日约谈**股份财务总监、财务经理、会计人员和*华所签字会计师，听取**股份和会计师对有关事项的说明，于2015年9月7日和15日到**股份进行现场核查，查阅相关明细账、原始凭证以及*华所相关科目的审计工作底稿。深圳监管局根据调查情况，未发现**股份2011-2013年年报存在举报的虚假记载，但发现在现金流量表及补充资料编制过程中存在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经营性项目的增加等列式不规范问题是举报材料所述的合并报表勾稽关系不正确、存在差异的原因之一，要求**股份采取有效措施完善加强，并于2015年11月4日向原告出具关于举报的《答复函》，答复了相关调查处理情况。
2016年5月6日，原告向深圳监管局提交信息公开申请，要求深圳监管局公开作出**股份2011-2013年年报不存在原告反映的问题和不存在虚假记载的认定所涉及的调查过程中所有收集、制作、获得的事实证据、笔录材料以及作出该认定的具体认定过程信息。2016年5月13日，深圳监管局向**股份发函征询相关明细账、原始凭证等资料是否涉及商业秘密、是否同意公开，向*华所发函征询**股份2011-2013年审计报告工作底稿等资料是否涉及商业秘密，是否同意公开。2016年5月16日，**股份复函称，按照公司法规定股东有权查阅的资料，均已按照法律法规要求予以披露，配合调查时所提交的相关明细账、原始凭证、专项说明、监管关注函的回复等资料，涉及经营成本、具体账目处理、经营活动等内容，属于商业机密，公开后可能损害公司合法权益，不同意公开。同日*华所回复称，**股份2011-2013年审计报告相关工作底稿等资料，涉及**股份商业秘密，不同意公开。2016年5月27日，深圳监管局告知原告延长答复期限。
2016年6月16日，深圳监管局作出《信息申请公开答复》，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的意见》第二条的规定，答复如下：一、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和《证券期货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工作暂行规定》的规定，已对举报**股份2011-2013年年报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要求**股份对核查发现的相关问题进行整改。已通过《答复函》回复。二、现场核查过程涉及的明细账、原始凭证及*华所的审计工作底稿等资料，涉及第三方权益，根据规定向**股份和*华所征询，**股份、*华所认为涉及商业秘密，不同意对外公开。三、核查过程中的谈话记录、工作日志等信息是行政机关在日常工作中制作或者获取的内部管理信息以及处于讨论、研究或者审查中的过程性信息，不属于应公开的政府信息。
原告不服，向证监会申请行政复议。证监会于2016年7月14日收到复议申请，于7月18日告知原告补正行政复议申请的律师授权委托书，于8月1日通知深圳监管局提交答复和证据、依据，深圳监管局随后向证监会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2016年9月23日，证监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维持深圳监管局作出的《信息公开申请答复》。
本院认为，根据对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的要求和各方争议内容，本案应审查被告深圳监管局和证监会已经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是否需要重新作出答复，以及深圳监管局和证监会是否侵犯原告财产权。
关于深圳监管局和证监会认定从**股份和*华所获取的明细帐、会计凭证和审计工作底稿涉及**股份商业秘密不予公开是否合法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没有规定商业秘密的范围，在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商业秘密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第三款的规定确定。**股份的明细账、会计凭证、审计工作底稿等资料，不属于**股份应当遵循《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向投资者披露的范围，深圳监管局在作出信息公开行政行为之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向**股份和*华所征询是否涉及商业秘密、是否同意公开的意见，**股份和*华所均认为涉及商业秘密、不同意公开。上述资料记载的信息涉及**股份的经营情况，具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商业秘密特征，可以认定为涉及**股份的商业秘密，公开后可能损害**股份的合法权益，且不具备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情形。因此，深圳监管局认定上述资料涉及**股份商业秘密，向原告说明理由后不予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四条第四款、第二十一条第二项和第二十三条的规定。
关于深圳监管局和证监会认定核查过程中的谈话记录、工作日志等信息属于内部管理信息和过程性信息不予公开是否合法的问题。深圳监管局对原告的举报事项进行调查，形成的调查处理结论，属于应当向原告公开的政府信息，深圳监管局已经另行告知并在《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中予以说明。深圳监管局为作出调查处理结论而进行的谈话记录，属于行政机关为作出处理收集的部分证据材料，是过程性信息；内部工作日志属于内部管理信息。过程性信息和内部管理信息均不是应当对外公布的正式的政府信息，不予公开并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
关于原告认为深圳监管局和证监会举证超过法定期限的问题。经查，深圳监管局和证监会均于2016年11月14日收到本院送达的起诉状副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两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应于2016年11月28日前举证。深圳监管局于2016年11月28日邮寄提交证据和依据，没有超过举证期限，证监会于2016年11月29日邮寄提交证据和依据，超过举证期限1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对原行政行为合法性共同承担举证责任，可以由其中一个机关实施举证行为。复议机关对复议程序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证监会的复议决定维持深圳监管局作出的《信息公开申请答复》行政行为，深圳监管局已经对原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举证，证监会超过举证期限1日提供证据，属于举证瑕疵，不视为行政复议行为缺乏证据和依据。
关于是否应当重新作出答复的问题。深圳监管局已经就原告的举报和信息公开申请，以《答复函》形式公开了调查处理结论，以《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形式告知了不予公开信息的理由，没有应当公开而未公开的事项，无须重新进行答复。
关于原告请求赔偿因案件产生的损失问题。深圳监管局和证监会的行政行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的侵犯原告财产权的情形，原告为办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产生的费用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赔偿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深圳监管局作出的信息公开答复和证监会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提出的撤销深圳监管局作出的信息公开行政行为、撤销证监会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判决深圳监管局重新答复和要求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姚雪萍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姚雪萍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杨克成
审判员 王成明
审判员 王强力
二〇一七年二月十七日
书记员 胡惠敏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第十四条第四款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但是，经权利人同意公开或者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可以予以公开。
第二十一条对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
（一）属于公开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和途径；
（二）属于不予公开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三）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或者该政府信息不存在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对能够确定该政府信息的公开机关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联系方式；
（四）申请内容不明确的，应当告知申请人作出更改、补充。
第二十三条行政机关认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公开后可能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应当书面征求第三方的意见；第三方不同意公开的，不得公开。但是，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应当予以公开，并将决定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和理由书面通知第三方。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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