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02民初16332号
原告(被告):付立明，男，1975年8月20日出生，住北京市房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若琪，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增广，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原告)：小红帽发行���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甲97号。
法定代表人：刘涵，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丽娟，女，该公司人事主管，联系地址同公司。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灿，北京市中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北京小红帽报刊发行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97号南楼2层。
法定代表人：刘涵，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灿，北京市中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北京小红帽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2号三区。
法定代表人：刘涵，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杨灿，北京市中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被告）付立明与被告（原告）小红帽发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红帽发行公司）、第三人北京小红帽报刊发行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小红帽报刊公司）、第三人北京小红帽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小红帽网络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被告）付立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若琪、李增广，被告（原告）小红帽发行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付丽娟、杨灿、小红帽报刊公司及小红帽网络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灿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被告）付立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40000元；2、被告支付2008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192000元；3、被告支付200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法定节假日加班费33379.31元和休息日加班费210390.8元；4、支付2008年度至2016年度未休年假工资8000元；5、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实与理由：原告于2006年1月1日入职小红帽发行公司，工作地点为丰台区长辛地区，主要负责上午派送北京青年报，下午派送法制晚报，整天派送快递。原告认为不管送什么报纸，都是受被告统一管理，都是在被告处领任务。入职时双方签订了一年期的空白劳动合同，合同上未写明合同双方当事人。后双方未再签订劳动合同。当时签订的劳动合同是全日制劳动合同。在职期间原告月工资2000元，打卡下发制整月发放。原告在职期间没有享受过法定节假日和休息日。2016年12月31日被告口头通知因为报纸已经改为邮局派发，原告不需要再来上班了，原告当时表示不同意并要求被告给予经济补偿。在职期间，原告每年存在104天周六日加班，共计1144天，法定节假日共计121天。原告也从未享受过年假，原告2008年至2015年每年应休年假5天，2016年应休年假10天。原告认为，双方是全���制劳动关系，而非非全日制劳动关系。理由如下：首先，原告每天上午工作六小时，下午工作两个小时，每天工作约八小时，超出非全日制用工的工作时间。其次，原告的工资是按月发放而非按照小时计薪。原告2016年年底申请仲裁，具体时间记不住。
被告（原告）小红帽发行公司辩称，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被告有北京青年报发行的权限，但被告将北京城区包括原告工作的地区丰台区的发行权限授权给小红帽报刊公司。原告2006年入职的是小红帽报刊公司，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由原告进行北京青年报的投递工作，原告的工作单位是小红帽报刊公司。被告与小红帽报刊公司是两个独立法人，应该独立承担责任。法制晚报的发行权限是小红帽网络公司。2012年1月1日起交邮局发行。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现不同意仲裁裁决，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不支付原告2016年度十天未休年假工资919.5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被告）付立明辩称，答辩意见同起诉意见，不同意小红帽发行公司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小红帽网络公司述称，原告于2006年11月1日入职小红帽网络公司，每天下午进行法制晚报的发行和投递工作，大约工作两到三个小时，小红帽发行公司在2004年5月18日至2011年12月31日委托小红帽网络公司对法制晚报进行发行和投递工作。2012年法制晚报投递和发行交给了邮局，原告也不再负责法制晚报的投递工作。该期间原告投递法制晚报工作的工资是由小红帽网络公司打卡发放。原告在不投递法制晚报后，仍然负责收发快递。2016年12月31日，小红帽报刊公司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后，原告也没有再去小红帽网络公司工作。因此小红帽网络公司认可双方2006年1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存在非全日制的劳动关系。
第三人小红帽报刊公司述称，小红帽发行公司成立以来获得了北京青年报的发行权限，并于2005年1月1日起将发行权限授权给小红帽报刊公司，原告2006年11月1日入职我公司，进行北京青年报的投递，根据我公司与小红帽发行公司之间的协议，由小红帽发行公司代我公司支付员工工资和房屋租金，与我公司支付的代理费进行折抵结算。2016年12月31日北京青年报的发行权限交邮局，我公司不再具有北京青年报的发行权限。我公司与原告解除了劳动关系。
针对第三人的陈述，付立明述称，原告认为原告始终与小红帽发行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对于第三人与被告之间的委托事宜，原告并不知情，原告也不知道原告与小红帽报刊公司、小红帽网络公司建立非全日劳动关系的事情，无论原告是派发北京青年报还是法制晚报，都是受被告统一管理和指派，也一直认为工资是由被告发放的。原告对外工作也是以被告的名义进行征订和收费，所以原告一直认为原告是被告的员工。即便如第三人所述，第三人与原告有非全日制的劳动合同，但也没有按照非全日制劳动关系的方式用工，所以原告认为原告是被告的员工，不认可第三人所述。
经审理查明，关于劳动关系问题。付立明主张200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其与小红帽发行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小红帽发行公司否认与付立明存在劳动关系，并强调付立明与小红帽报刊公司、小红帽网络公司之间存在非全日制劳动关系。
为证明其主张，付立明向本院出示证据、小红帽发行公司发表质证意见、小红帽网络公司、小红帽报刊公司发表意见如下：
证据一、工牌。工牌上写有“小红帽”字样，姓名为付立明。
小红帽发行公司、小红帽网络公司、小红帽报刊公司认可工牌的真实性，主张该工牌是小红帽报刊公司发放的。但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证据二、报刊征订单。报刊征订单上显示案外人征订《北京青年报》等，经办人为付立明，该报刊征订单有小红帽发行公司的财务专用章。
小红帽发行公司、小红帽网络公司、小红帽报刊公司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主张其委托小红帽报刊公司对报刊进行投递和征订，由其提供发票，但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证据三、银行明细。工商银行的银行明细显示自2006年5月11日起至2017年1月18日期间，付立明的账户内每月较为固定的时间内均有一笔或两笔工资转入。农业银行的银行明细载明2009年12月17日至2017年1月16日期间，付立明的账户内每月较为固定的时间内均有款项转入。
小红帽发行公司、小红帽网络公司、小红帽报刊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表示工商银行内的工资系小红帽发行公司发放，是小红帽报刊公司委托小红帽发行公司发放的。而农业银行内的工资系小红帽网络公司发放。
证据四、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该证据显示小红帽发行公司成立于2004年7月22日，小红帽报刊公司成立于1996年7月23日，小红帽网络公司成立于2001年5月15日，以上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刘涵，小红帽发行公司系小红帽网络公司和小红帽报刊公司的股东。原告依此证明小红帽网络公司是小红帽报刊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小红帽报刊公司是小红帽发行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三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小红帽发行公司、小红帽网络公司、小红帽报刊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主张小红帽发行公司是小红帽网络公司和小红帽报刊公司的控股股东是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没有体现。同时，小帽网络公司和小红帽报刊公司是独立的法人单位，本身具有独立承担责任的主体资格，子公司的法律责任无需由母公司承担。
证据五、投递服务商变更的告知书。该证据载明因小红帽公司投递服务商的调整，长辛店所在区域的北京青年报投递将与邮局展开合作，即全年报刊交由邮局代为投递。落款处由小红帽发行公司公章。原告依此证明北京青年报是小红帽发行公司投递派送的，付立明是为该公司提供劳动。
小红帽发行公司、小红帽网络公司、小红帽报刊公司认可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
为证明双方并不存在劳动关系，小红帽发行公司向本院出示证据及付立明发表质证意见、小红帽报刊公司、小红帽网络公司发表意见如下：
证据��、劳动合同。该证据载明2006年11月1日“付立明”与小红帽报刊公司签订非全日制劳动合同，落款处签有“付立明”字样。
付立明不认可该劳动合同系其签订，但对其签字真实性不申请鉴定。不认可证明目的和关联性。同时主张该劳动合同的第3页右下角标明合同于2008年印制，而签订日期是2006年11月1日，由此可以证明该合同是倒签或者是补签。而通过付立明提交的银行明细可以证明原告2006年年初就入职小红帽发行公司，并建立劳动关系。另外，小红帽发行公司与小红帽报刊公司是关联公司，存在混同用工，未按照非全日制用工方式来履行，实际上付立明在小红帽发行公司是按照全日制方式工作的。
小红帽网络公司、小红帽报刊公司认可该证据真实性，小红帽报刊公司认可就北京青年报的投递工作，付立明与小红帽报刊公司存在非全日制劳动关系。
证据二、协议书、委托合同。协议书显示2005年小红帽报刊公司委托小红帽发行公司发放工资、支付房屋租金，委托合同显示2005年至2018年小红帽发行公司委托小红帽报刊公司投递发行丰台区等地区的《北京青年报》。
付立明对该证据不予认可，主张小红帽发行公司没有将协议书、委托合同的内容告知过付立明，付立明认为是为小红帽发行公司工作。协议书的期限一年，因此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委托合同不影响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小红帽报刊公司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认可被告的陈述。认可针对北京青年报的投递工作与原告存在非全日制劳动关系，愿意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小红帽网络公司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认为与其公司无关。
诉讼中，小红帽网络公司向本院出示如下证据，付立明、小红帽发行��司、小红帽报刊公司发表意见如下：
证据一、劳动合同。该证据载明2006年11月1日“付立明”与小红帽报刊公司签订非全日制劳动合同，落款处签有“付立明”字样。
付立明不认可该劳动合同系其签订，但对其签字真实性不申请鉴定。不认可证明目的和关联性。小红帽发行公司与小红帽网络公司是关联公司，存在混同用工，未按照非全日制用工方式来履行，实际上付立明在小红帽发行公司是按照全日制方式工作的。
小红帽发行公司和小红帽报刊公司均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主张与其公司无关。
证据二、授权书。协议书显示小红帽发行公司授权小红帽网络公司在2004年5月18日至2011年12月31日期间征订投递法制晚报。
付立明对该证据不予认可，主张之前未见过该证据，且也无人告知过付立明。付立明是受小红帽发行公司���派从事工作。
小红帽发行公司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小红帽报刊公司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主张与其公司无关。
另查，本次诉讼前，付立明曾将小红帽发行公司诉至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要求小红帽发行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40000元、支付2008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19200元、支付2006年至2016年12月31日节假日加班费230622元及支付拖欠加班费赔偿金230622元；支付2008年至2016年未休年假工资8000元。2017年5月22日，该委做出京西劳人仲字（2017）第928号裁决书，裁决小红帽发行公司支付付立明2016年度未休年假工资919.50元；驳回付立明的其他仲裁请求。付立明、小红帽发行公司均不服裁决，先后向本院提起诉讼。
上述事实，有仲裁裁决书、工牌、报刊征订单、银行��细、企业信用公示报告、投递服务商变更的告知书、协议书、授权委托书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证实。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该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小红帽发行公司提交的劳动合同书显示付立明与小红帽报刊公司于2006年11月签订了非全日制劳动合同，而付立明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其强调的与该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意见，结合付立明所述上午投递北京青年报等报纸、下午投递法制晚报等报纸及相关产品的全部工作内容已分属小红帽报刊公司、小红帽网络公司的客观情况。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劳动者提供的劳动具有唯一性，其提供的劳动不可能既属于小红帽报刊公司、小红帽网络公司的非全日制劳动内容，又属于小红帽发行公司的劳动内容。所以，本院认为付立明与小红帽发行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缺乏劳动关系事实基础的前提下，付���明要求支付其他项目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基础及法律依据，本院对付立明的相应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在双方不存在全日制劳动关系的前提下，小红帽发行公司要求不支付2016年度未休年假工资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之规定，现判决如下：
一、被告（原告）小红帽发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需支付原告（被告）付立明2016年度十天未休年假工资919.50元。
二、驳回原告（被告）付立明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十元，由原告（被告）付立明负担（其中五元已交纳，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交纳其余五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的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视为放弃上诉权利。
审判员 宁泽兰
二〇一七年八月三十日
书记员 柴福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