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云26民终957号
上���人（原审被告）：丘北县水务局。
地址：丘北县锦屏镇重阳街40号。
法定代表人：李飞，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弘，云南天信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文山市凤凰路29号。
法定代表人：杨育鉴，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华利根，男，系该公司丘北分公司员工。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蓉蓉，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女，1987年1月16日生，汉族，原住丘北县，现住丘北县新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蕴熙，女，2013年4月28日生，彝族，原住丘北县，现住丘北县新城区。
法定代理人：周某（系杨蕴熙母亲），现住丘北县新城区农贸市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绍宸，男，2015年2月25日生，彝族，原住丘北县，现住丘北县新城区。
法定代理人：周某（系杨绍宸母亲），现住丘北县新城区农贸市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树金，男，1949年9月15日生，汉族，原住丘北县，现住丘北县新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荣珍，女，1957年3月15日生，汉族，原住丘北县，现住丘北县新城区。
以上5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居云兴，云南杨柏王（丘北）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省文山监狱。
地址：砚山县江那镇砚华东路72号。
法定代表人：蔡强，该监狱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长友、古琨，云南勤业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金马集团联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砚山县江那镇砚华东路72号。
法定代表人：ＸＸ周，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显达，男，该公司员工。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丘北县水务局（以下简称水务局）及上诉人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山电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周某、杨蕴熙、杨绍宸、杨树金、李荣珍（以下简称周某等5人）、被上诉人云南省文山监狱（以下简称文山监狱）、被上诉人云南金马集团联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马公司）触电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双方均不服丘北县人民法院（2017）云2626民初4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了审理，并于2017年11月9日组织上诉人水务局的代理人黄弘，上诉人文山电力公司的代理人华利根、黄蓉蓉，被上诉人周某等5人的共同代理人居云兴，被上诉人文山监狱的代理人王长友，被上诉人金马公司的代理人彭显达进行法庭调查和法庭调解。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水务局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主要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采信证据错误，导致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采信原告提供的证据，认定受害人杨某的死因为触电死亡错误。本案是一起触电事故（即侵权事故），原告应提供证据证明受害人杨某的受害是由于触电造成，如无法提供，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庭审中，原告虽然提供提供了鱼竿、《死亡分析意见》、《证明》、证人等证据，但从证据来看，《死亡分析意见》是由公安机关制作，该分析意见的主要依据简要案情是由死者家属陈述所获得，其次《证明》是由卫生院出具，该证据也是由死者家属向医院陈述所获得，因此，该两份证据均为传来证据；另在庭审中发问证人时，证人也清楚陈述其未看见受害人所持的鱼竿与电线发生触碰，所以，无证据证实受害结果与触电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从本案看，既然作为触电事故，针对死亡原因应当依法进行尸检才能准确确定，否则，受害人不管是基于何种原因到达事故地点，又是何种原因导致死亡，根本无法认定。2.本案系受害人本身的故意行为造成，相应损害结果也应当由受害人自行承担。一审法院认为:“此次事故的发生主要系死者杨某扛着鱼竿沿河埂寻找调位，在移动过程中疏忽大意，未注意到自己头顶上方的高压线，导致发生触电事故，故死者杨某对此次事故的发生具有主要过错责任，依法应承担主要民事责任。”水���局认为这一认定存在严重错误。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能够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民事责任”，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触电事故应由其自行承担责任。受害人作为成年人，钓鱼时应选择正常经营的垂钓场所进行，且选择安全、合适的位置，但其在未经任何人允许的情况下，自行到非正常经营的垂钓场所钓鱼，且高压线是较为明显的设施，事发地点视野开阔，高压线设施可以说一目了然，但受害人在明知垂钓地点在高压线下而仍然选择在高压线下垂钩。另通过庭审核实，受害人当时手持的鱼竿长达10余米，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完全有能力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行为的危险性，但是依然放任这��危险性的发生，主观上明显存在故意(间接故意)，属于《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的故意行为，不可能存在一审认定的疏忽大意未注意到高压线的情形。3.水务局不是事发线路的产权人，也不是事发线路经营者，更不可能是事发线路的实际控制人，故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丘北县水务局从云南省文山监狱49号电杆拉线至丁家石桥水库，拉出的线路实际控制人为丘北县水务局，线路横跨河道(塘)千余米，丘北县水务局本应在河道边人员通行的地方设立安全警示标志，但丘北县水务局防范管理不到位，未设立安全警示标志，导致死者杨某发生触电事故，故丘北县水务局对此次事故的发生具有次要过错责任，依法应承担次要民事责任”。水务局认为上述认定错误。首先，依据《供电营业规则》第四十七条规定供电设施的运行维护管理范围，按产权归属确定。责任分界点按本条第二款规定:10千伏及以下公用高压线路供电的，以用户厂界外或配电室前的第一断路器或第一支持物为分界点，第一断路器或第一支持物属供电企业。从该条文可知，用电线路的产权分界点为第一断路器或第一支持物，根据丘北县水务局提供的照片，事故线路连接到丁家石桥水库内的变压器，变压器即为《供电营业规则》中所称的第一断路器（即产权分界点），变压器内用电线路的产权才属于水务局，水务局对变压器外的用电线路并不享有管理及支配权。其次，依据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审理高压电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该《意见》指出:“高压电触电人身损害事故发生在电力设施连接处的，应以供用电合同约定的电力设施产权分界点为标准确定实际控制人。若供用电合同对电力设施产权分界点没有约定、约定不明，则以高压电能是否通过计量装置为标准确定实际控制人”。本案事故线路连接到丁家石桥水库的变压器位置，变压器为电能的计量装置，根据《意见》可知水务局为变压器以内线路的实际控制人，并非事故线路的实际控制人。但一审法院忽视上述关于高压线路实际控制人的认定方法，认定水务局为事故路段的实际控制人错误。二、一审法院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赔偿错误。一审中，原告提供《就业失业登记证》、《大学毕业证》、《学位证》等证据来证实受害人为城镇居民，但上述证据并不具有证明户口性质的效力，户口性质应以公安机关登记的《户口册》为准，虽然在《就业失业登记证》中载明非农业户口(城镇)，但该登记证的颁发时间为2012年3月30日，距今已有五年之久，即使当时杨某户口性质为城镇居民，在登记颁发至今���否进行变更，原告并未提供证据加以印证。因此，原告方并未提交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杨某为城镇居民，认定是否是城镇居民应以事发时的户口性质为准，而非事故发生以前很长时间的证据。从受害人杨某的妻子、孩子、父母的户口册可以看出，杨某亲属均为农村居民，故杨某在事发时也应为农村户口。
文山电力公司上诉请求：撒销原判决第二项，改判驳回周某等5人对文山电力公司的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及理由：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一、原判认定事实错误。1.2016午12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审理高压电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该《意见》指出：高压电触电人身损害事故发生在电力设施连接处的，应以供用电合同约定的电力设施产权分界点为标准确定实际控制人。若供用电合同对电力设施产权分界点没有约定、约定不明，则以高压电能是否通过计量装置为标准确定实际控制人，《意见》已经非常明确指出在高压电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经营者一般是指高压电能和电力设施的实际控制人。本案中，依《意见》规定应将经营者认定为电力设施的实际控制人，原判决在引用《意见》作为判决依据时，将文山监狱认定为电力设施实际控制人，又仍将电力公司认定为电力设施经营者，造成同一电力设施同时拥有两个经营者或者两个实际控制人，与《意见》规定完全背离。2.原判错误认定电力设施管理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六条规定:国务院电力管理部门负责全国电力事业的监督管理。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电力事业的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经济综合主管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的电力管理部门，负责电力事业的���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电力事业的监督管理。本案中，丘北县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才是电力管理部门，原判决引用《电力法》第六条作为判决依据，但仍然将电力公司作为电力设施的管理者缺乏法律依据。另外，原判决认定电力公司与金马公司签订的《供用电合同（高压）》对证明高压电力设施的产权归属、产权分界点部分来源合法，具有客观真实性及关联性，对证明效力予以采信，但对证明电力设施的管理维护责任部分认为缺乏合法性，不予采信。事实上，《供电营业规则》第五十一条明确规定，在供电设施上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按供电设施产权归属确定，产权归属于谁，谁就承担法律责任。电力公司与金马公司签订的《供用电合同（高压）》已明确约定电力设施上引起事故的法律责任归属，何来的缺乏合法性?二���原判适用法律错误。电力公司既不是电力设施经营者，也不是电力设施监督管理者，原判引用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作为判决依据，认定电力公司对此次事故的发生具有次要过错责任属适用法律错误。
周某等5人答辩称，水务局和文山电力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文山监狱答辩称，首先，文山监狱不是电力线路的所有者和经营者，故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监狱承担责任是错误的，监狱没有上诉是基于对受害人家庭的同情和人道主义。其次，水务局和文山电力公司是否承担责任文山监狱不关心。
金马公司答辩意见与文山监狱一致。
周某等5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四被告共同赔偿其死亡赔偿金572220元、丧���费39452元、杨蕴熙抚养费53761元（7331元/年÷12月×176月÷2人）、杨绍宸抚养费60481元（7331元/年÷12月×198月÷2人）、李荣珍赡养费48873元（7331元/年×20年÷3人），共计774787元的35％，即271175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8月23日中午，死者杨某与哥哥杨其勇相约到普者黑村民委员会××村小组河大山（地名）钓鱼，在钓鱼过程中，死者杨某更换钓位，便扛着鱼竿沿河埂寻找钓位，在移动过程中鱼竿与河埂上方丘北县水务局实际控制的10千伏高压线路发生触碰，导致杨某触电倒地，杨某家属赶到后，便拔打曰者乡卫生院电话抢救，经曰者乡卫生院抢救无效死亡。同时，家属拔打双龙营派出所报警电话，双龙营派出所出警后，对死亡现场进行定位并拍照。次日，丘北县公安局派出司法鉴定中心到死者杨某家中对其死亡原因进行法医学人体死亡分析，丘北县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经分析后作出（丘）公（法）析（尸）字【2016】61号法医学人体死亡分析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杨某的死亡符合触电死亡。该线路为马鞍山变电站输出到文山监狱河××山（地××）××10千伏高压线路，文山监狱委托云南金马集团联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管理，在河大山（地××）××号电杆处，丘北县水务局经得文山监狱同意，从49电杆上连接线路至丘北县水务局的下属机构丁家石桥水库，丁家石桥水库所用电费由文山监狱收取。另查明，死者杨某毕业于玉溪师范学院，授予理学学士学位，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颁发的就业失业登记证的户籍性质为非农业户口（城镇）。已婚，妻子周某，1987年1月16日出生。生育一子一女，长女杨蕴熙，2013年4月28日出生。长子杨绍宸，2015年2月25日出生。父亲杨树金，1949年9月15日出生。母亲李荣珍，1957年3月15日出生。哥哥��其勇，1980年11月22日出生。妹妹杨艳吉，1996年9月12日出生。
一审法院认为，对因高压电引起的人身损害,按照致害人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原因力确定各自的责任。此次事故的发生主要系死者杨某扛着鱼竿沿河埂寻找钓位，在移动过程中疏忽大意，未注意到自己头顶上方的高压电线，导致发生触电事故，故死者杨某对此次事故的发生具有主要过错责任，依法应承担主要民事责任。被告云南省文山监狱委托被告云南金马集团联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管理该电力设施，根据法律规定，电力设施的委托人为实际控制人。实际控制人被告云南省文山监狱同意被告丘北县水务局从自己实际控制的49号电杆拉线至丁家石桥水库，被告云南省文山监狱本应对49号电杆拉出的线路负有监督管理职责和督促被告丘北县水务局设立安全警示标志，但文山监狱未尽到及时、合理的��醒设立安全警示标志，导致死者杨某发生触电事故，故被告云南省文山监狱对此次事故的发生具有次要过错责任，依法应承担次要民事责任。被告云南省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电力经营者，同时也是供电和用电运行的管理部门，虽发生触电事故的高压线路实际控制人是被告丘北县水务局，但云南省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供电和用电运行的管理部门，未尽到及时、合理的提醒、督促设立安全警示标志义务和自己未设立安全警示标志，导致死者杨某发生触电事故，故被告云南省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对此次事故的发生具有次要过错责任，依法应承担次要民事责任。被告丘北县水务局从被告云南省文山监狱49号电杆拉线至丁家石桥水库，拉出的线路实际控制人为被告丘北县水务局，线路横跨河道（塘）千余米，被告丘北县水务局本应在河道边人员通行的地方设立���全警示标志，但被告丘北县水务局防范管理不到位，未设立安全警示标志，导致死者杨某发生触电事故，故被告丘北县水务局对此次事故的发生具有次要过错责任，依法应承担次要民事责任。关于责任划分及经济损失，原告周某、杨蕴熙、杨绍宸、杨树金、李荣珍诉请主张由被告云南省文山监狱、被告云南金马集团联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被告云南省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丘北县水务局赔偿65%的经济损失，不予采信。按责任划分此次触电事故，死者杨某对此次事故的发生负有80%主要过错责任，应承担80%的经济损失。被告云南省文山监狱委托被告云南金马集团联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管理该电力设施，电力设施的委托人为实际控制人。被告云南省文山监狱为实际控制人对此次事故的发生负有5%的次要过错责任，应承担5%的经济损失。被告云南省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对此次事故的发生负有5%的次要过错责任，应承担5%的经济损失。被告丘北县水务局对此次事故的发生负有10%的次要过错责任，应承担10%的经济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死者杨某死亡赔偿金为28611元/年（201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年×20%﹦114444.00元；二、死者杨某丧葬费为78904元/年（2016年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2（年平均工资一半）×20%﹦7890.40元；三、死者杨某长女杨蕴熙抚养费为7331元/年（2016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2月×175月÷2（夫妻）×20%=10691.04元；四、死者杨某长子杨绍宸抚养费：7331元/年（2016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2月×198月÷2（夫妻）×20%=12096.15元；五、死者杨某母亲李��珍赡养费：7331元/年（2016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0年÷3（子女）×20%=9774.67元。本案死者杨某死亡后造成的损失共计人民币154896.26元。按照上述责任划分比例，除原告周某、杨蕴熙、杨绍宸、杨树金、李荣珍承担80%的经济损失外，被告云南省文山监狱、被告云南金马集团联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承担5%的经济损失即人民币38724.06元。被告云南省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承担5%的经济损失即人民币38724.06元。被告丘北县水务局承担10%的经济损失即人民币77448.13元。被告云南省文山监狱、被告云南金马集团联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抗辩主张不是电力设施的经营者，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等，该主张不能成立，不予支持。被告云南省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抗辩主张不是事故发生地高压电力设施的产权所有人、管理人，不具有管理维护该电力设施的义务，不是��故发生地高压电线路的经营者，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等，该主张不能成立，不予支持。被告丘北县水务局抗辩主张受害人死因不明，无法查明其死亡结果与架设的高压电线路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等，该主张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第六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高压电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的会议纪要》的通知规定，判决：一、由被告云南省文山监狱、被告云南金马集团联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赔偿原告周某、杨蕴熙、杨绍宸、杨树金、李荣珍经济损失人民币38724.06元，定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完毕；二、由被告云南省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原告周某、杨蕴熙、杨绍宸、杨树金、李荣珍经济损失人民币38724.06元，定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完毕；三、由被告丘北县水务局赔偿原告周某、杨蕴熙、杨绍宸、杨树金、李荣珍经济损失人民币77448.13元，定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完毕；四、驳回原告周某、杨蕴熙、杨绍宸、杨树金、李荣珍对被告云南省文山监狱、被告云南金马集团联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被告云南省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丘北县水务局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36元，原告周某、杨蕴熙、杨绍宸、杨树金、李荣珍承担1764元，被告云南省文山监狱、云南金马集团联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承担768元，被告云南省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承担768元，被告丘北县水务局承担1736元。
经二审询问，水务局对一审认定“…在移动过程中鱼竿与河埂上方丘北县水务局实际控制的10千伏高压线路…”中的“丘北县水务局实际控制”的事实有异议，认为水务局并非实际控制人；文山监狱对一审认定“丁家石桥水库所用电费由文山监狱收取。”的事实有异议，认为电费是由金马公司收取的；文山电力公司、周某等5人及金马公司对一审认定的事实均无异议，对各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针对水务局、文山监狱提出的异议，本院审查认为：首先，水务局认可其是出事线路的使用人，而是否是实际控制人属双方争议问题，本院将结合本案���明的其他事实在后进行综合评判，故一审在事实认定中将水务局认定为实际控制人欠妥，应认定为实际使用人；其次，水务局一审提交的交费《收据》上明确收费单位是金马公司，而金马公司也未否认是其收取费用，故一审认定电费由文山监狱收取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二审中，水务局及文山电力公司围绕其上诉均未提交新证据；文山监狱、金马公司也未提交新证据；周某等5人提交《情况说明》一份，用以证明受害人杨某系非农户口，其赔偿金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经质证，水务局认为不属二审规定的新证据，不予质证，不予认可；文山电力公司认为不属二审新证据，不能证明周某等5人的证明观点，赔偿应按照农村标准计算；文山监狱及金马公司对该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该《情况说明》系受害人杨某所在辖区派出所出具的，已明确杨某户口性质���非农业户口，再结合事发当天丘北县公安局对周某所作的《询问笔录》里，周某明确陈述“…到我们丘北新农贸市场的家里…”，故应当认定杨某属城镇居民且居住在城镇。
经过二审审理，本院另查明：2012年，文山电力公司丘北分公司与金马公司签订《供用电合同（高压）》，其中第3.1条约定：供受电设施产权分界点为“T”接35千伏马鞍山变电站10KV监区086线路的第1号铁塔处，并附有产权分界示意图；第3.2条约定：供用电双方按本合同约定的产权归属各自负责其电力设施的维护、日常管理和安全工作，并承担有关法律责任；第3.3条约定：用电方受电设施的日常管理，包括按照国家标准或规定做好受电设施的日常维护、监管、安全防护工作，设立警示标志，采取安全防护措施，防止受电设施发生损害事故和遭受外力破坏…；第9.1条约定：本合同有效期自2012年6月18日起至2015年6月18日止，有效期3年；第9.2条约定：本合同期满后，若用电方继续用电且双方没有对本合同条款提出书面异议，本合同自动展期3年…。各方当事人均认可连接出事线路的49号电杆的线路在文山电力公司丘北分公司与金马公司签订的《供用电合同（高压）》的《产权分界示意图》里，属于自产权分界点（第1号铁塔）至监区的线路。
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在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受害人杨某的死亡赔偿金应按照何标准计算以及水务局、文山电力公司是否应在本案中承担赔偿责任。针对争议焦点，本院认为：首先，已查明受害人杨某属城镇居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规定，杨某的死亡赔偿金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其次，丘北县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对杨某的死亡原因经分析后作出“杨某的死亡符合触电死亡”的意见书，水务局现上诉提出杨某死因不明，但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实，故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已查明造成受害人杨某死亡的线路属高压线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的规定，并参照《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高压电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的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会议纪要》）第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的“经营者”一般是指高压电能和电力设施的实际控制人，实际控制人以高压电力设施产权���界与高压电能通过计量装置为标准确定。下列情形，实际控制人一般为：（一）电力设施委托管理的，电力设施的委托人为实际控制人，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委托人与受托人可以约定，受托人怠于履行职责时，委托人在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责任后可依约定向受托人追偿；（四）高压电触电事故发生在电力设施连接处的，应以供用电合同约定的电力设施产权分界点为标准确定实际控制人。若供用电合同对电力设施产权分界点没有约定、约定不明，则以高压电能是否通过计量装置为标准确定实际控制人。本案中，1.已查明连接出事线路的49号电杆的线路在文山电力公司丘北分公司与金马公司签订的《供用电合同（高压）》的《产权分界示意图》里，属于自产权分界点（第1号铁塔）至监区的线路，而文山监狱认可其委托金马公司对高压线路进行管理，所以，应认定文山监狱系第1号铁塔至监区的线路（即49电杆所载线路）的实际控制人；2.出事线路系水务局经文山监狱同意后从49号电杆连接至水务局下属机构丁家石桥水库的线路，双方对该线路的产权及管理等虽无书面约定，但出事点是位于自49号电杆连接出来至丁家石桥水库计量装置之间的线路上，并非在电力设施连接处，故不属《会议纪要》第四条（四）规定的情形，同时，出事线路系水务局专用线路而非公用线路，故也不属《供电营业规则》第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形，因出事线路系水务局专享使用，水务局无证据证实该线路有其他产权人或者管理人，故水务局属该线路的出资人、使用人和管理人，即应认定水务局为该出事线路的实际控制人。第三，水务局上诉提出受害人杨某是故意行为，但未提交证据证实，而经查明杨某是在扛着鱼竿寻找钓位过程中鱼竿与高压线触碰导致事故，���杨某属疏忽大意的过失行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水务局作为出事线路的实际控制人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第四，文山监狱同意水务局从其实际控制的线路上连接线路，其就应当对该连接线路的安全管理负有监督职责，但其未督促水务局设立安全警示标识，监督管理不到位，存在过错，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文山监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同时，因文山监狱与金马公司之间系委托管理关系，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并参照《会议纪要》第四条规定，作为委托人的文山监狱应对外承担法律责任，金马公司作为受托人不应在本案承担责任，一审判决文山监狱与金马公司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不当，虽然金马公司未提出上诉，但其在一、二审答辩中均抗辩不应承担责任，故本院予以纠正；至于文山监狱与金马公司之间的��任问题，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审查解决，文山监狱在承担责任后可依据与金马公司的约定另行解决双方之间的责任承担问题。第五，根据文山电力公司与金马公司签订的《供用电合同（高压）》约定，并参照《会议纪要》第四条规定，文山电力公司在本案中虽不属《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的“经营者”，但该《会议纪要》第七条规定“电力企业应当根据不同地区电力建设发展水平设定合理巡查周期开展用电检查，发现用电安全隐患的，应当及时制止并书面通知整改。用电安全隐患危及人身安全时，电力企业应当立即采取有关措施。电力企业未履行或者未恰当履行用电检查义务引发触电等安全事故的，应当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文山电力公司对其所供电线路负有安全检查义务，但文山电力公司对文山监狱同意水务局连接出事线路一事无任何检查意见，对出事线路沿线无警示标识等安全隐患也无检查意见或者整改措施，故文山电力公司对事故损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第六，对因杨某死亡造成的损失，除水务局、文山电力公司上诉提出死亡赔偿金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外，对一审计算的其它各项损失，各方当事人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同时已查明杨某属城镇居民，故一审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其死亡赔偿金正确。根据本案事实，一审确定由受害人杨某自行承担80%的责任、文山监狱承担5%的责任、文山电力公司承担5%的责任、水务局承担10%的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水务局、文山电力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但一审判决金马公司在本案承担责任不当，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七条、第十六条、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丘北县人民法院（2017）云2626民初437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第三项，即“二、由被告云南省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原告周某、杨蕴熙、杨绍宸、杨树金、李荣珍经济损失人民币38724.06元，定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完毕；三、由被告丘北县水务局赔偿原告周某、杨蕴熙、杨绍宸、杨树金、李荣珍经济损失人民币77448.13元，定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完毕；”；
二、撤销丘北县人民法院（2017）云2626民初437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第四项，即“一、由被告云南省文山监狱、被告云南金马集团联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赔偿原告周某、杨蕴熙、杨绍宸、杨树金、李荣珍经济损失人民币38724.06元，定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完毕；四、驳回原告周某、杨蕴熙、杨绍宸、杨树金、李荣珍对被告云南省文山监狱、被告云南金马集团联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被告云南省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丘北县水务局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由云南省文山监狱赔偿原告周某、杨蕴熙、杨绍宸、杨树金、李荣珍经济损失人民币38724.06元，定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完毕；
四、云南金马集团联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五、驳回周某、杨蕴熙、杨绍宸、杨树金、李荣珍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036元，由周某、杨蕴熙、杨绍宸、杨树金、李荣珍负担1764元，由云南省文山监狱负担768元，由云南省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负担768元，由丘北县水务局负担173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036元，由云南省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负担2518元，由丘北县水务局负担251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唐 丽
审判员 陈登荣
审判员 张 祺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书记员 王文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