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穗荔法刑初字第118号
公诉机关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徐某甲，户籍地河南省上蔡县。因本案于2014年5月8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13日被逮捕。现关押于广州市荔湾区看守所（槎头）。
辩护人黄敏，广东力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徐某乙，户籍地河南省上蔡县。因本案于2014年5月8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13日被逮捕。现关押于广州市荔湾区看守所（槎头）。
被告人陈东峰，户籍地河南省上蔡县。因本案于2014年5月29日被羁押，同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3日被逮捕。现关押于广州市荔湾区看守所（槎头）。
辩护人赵华林，广东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检察院以穗荔检公刑诉[2014]140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徐某甲犯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妨害作证罪，被告人徐某乙、陈东峰犯寻衅滋事罪，于2014年12月2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郑键婕、任文佳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徐某甲及其辩护人黄敏、被告人徐某乙、被告人陈东峰及其辩护人赵华林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检察院指控：一、强迫交易犯罪：2008年3月至2014年5月，被告人徐某甲伙同同案人徐唯高等人（均另案处理）在广州市荔湾区十三行新中国大厦、红遍天服装城以言语威胁、恐吓等方式，强迫在上址卸货的建宏物流公司、福鑫物流等物流公司接受其组建的岭南搬运队的搬运服务，并以“落地费”的名义额外收取高额费用。期间，被告人徐某甲、徐唯高等人强行收取被害人马某丙、宋某、侯某、杨某甲、万某、陈某乙、肖某等人“落地费”共计人民币1908000元。
二、寻衅滋事犯罪：（一）、2011年1月7日13时许，同案人徐向伟（另案处理）在本市荔湾区长乐路53号门口附近拉货时与被害人王某丁发生碰撞，遂伙同被告人徐某甲、同案人武建伟、王某戊、孙某（均另案处理）对被害人王某丁及前来帮忙的被害人王某己、王某庚、张某丙、王某辛等人实施殴打，引起大量群众围观，致使现场车辆堵塞，造成现场秩序严重混乱。（二）、2007年3、4月，被告人徐某甲伙同同案人徐唯高（另案处理）在本市荔湾区红遍天服装城门口，殴打、辱骂非岭南搬运队的被害人郭某、王某壬，威胁被害人退出该区域的搬运业务。（三）、2012年4、5月，受被告人徐某甲的指使，被告人陈东峰伙同同案人李铁旦（另案处理）在本市荔湾区新中国大厦二楼平台附近，先后两次对非岭南搬运队的被害人尹某实施殴打、辱骂、恐吓，威胁被害人退出该区域的搬运业务。（四）、2012年4、5月，受被告人徐某甲的指使，被告人陈东峰、徐某乙来到本市荔湾区新中国大厦三楼3号通道附近，强行抢走非岭南搬运队的被害人张某丁的手拉车1台（经鉴定，价值人民币30元），并恐吓被害人退出该区域的搬运业务。（五）、2013年7月，受被告人徐某甲的指使，被告人徐某乙在本市荔湾区新中国大厦大时代广场门口，强行抢走非岭南搬运队的被害人杨某乙的手拉车1台（经鉴定，价值人民币30元）并将其毁损丢弃，威胁被害人退出该���域的搬运业务。（六）、2013年7月，受被告人徐某甲的指使，被告人徐某乙在本市荔湾区新中国大厦大时代广场右侧，强行抢走非岭南搬运队的被害人陈某丙的手拉车1台（经鉴定，价值人民币30元）并将其毁损丢弃，威胁被害人退出该区域的搬运业务。
三、妨害作证犯罪：2007年12月2日，被告人徐某甲在公安机关侦查岭南搬运队搬运工寇建设（另案处理）涉嫌寻衅滋事犯罪案件过程中，指使因他事受伤的搬运工徐金山（另案处理）冒充该案的被害人向公安机关作虚假陈述，阻扰公安机关对该案的侦查。
公诉机关提供了相关证据证实上述指控的事实，认为被告人被告人徐某甲以威胁手段，强迫他人接受服务，情节严重；随意殴打他人、强拿硬要、任意毁损他人财物、辱骂、恐吓他人，情节严重；指使他人作伪证，其行为分别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六条第（二）项、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三百零七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妨害作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徐某乙强拿硬要、任意毁损他人财物，情节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陈东锋辱骂、恐吓他人，情节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陈东锋如实供述自己罪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可以从轻处罚。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徐某甲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有意见，认为其没有强迫交易；寻衅滋事犯罪中第一宗其没有参与，只是去了现场；第二宗其有去了现场，具体谁与谁打架则不知道；第三至六宗其没有指使他人去做过什么；对妨害作证犯罪事实只是打了一个电话给徐金山叫他去派出所，其他的其不知道。
被告人徐某甲的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指控的强迫交易犯罪，现有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人有使用暴力胁迫手段,被害人陈述中说是他们与相关的人员互相协商，并没有受到威胁，认为是正常的商业交往。至于事后公安人员问他们时说不愿意缴纳服务费，并不代表他们要将自己的生意做大做好而愿意去缴纳成本费用。本案中也没有证据证实被告人有强迫交易的行为，都是物流公司自己说交了多少钱，故此，没有证据证明具体的金额；2、被告人徐某甲在担任岭南搬运队的队长期间一直都是要求搬运工��好搬运工作，收取押金是为了不让手下的搬运工有打架的行为，被告人徐某甲没有寻衅滋事的动机和故意。关于指控的第一宗寻衅滋事，双方是有一起打架，此事不符合寻衅滋事的构成要件。被告人徐某甲去现场是为了解决事情，被告人去到现场时已较为混乱。且关于被告人是否有动手打人的陈述都不一致，打架之后警方也同意双方以调解的方式解决。事情发生多年后凭记忆来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是不公平的，被告人并没有无故去殴打他人的主观心态；3、关于指控的第二宗寻衅滋事，被害人陈述被打多次去市中医院看病，但该医院出具了没有被害人王某癸该医院看病的证明，证明其陈述是不真实的，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告人徐某甲曾经有拿王学峰的病历而导致其无法鉴定伤情的行为；4、关于指控的第三、四、五、六宗寻衅滋事，收取别人的手拉车的行为并不是被���人徐某甲指使的，其也没有去参加，把这些事情算到被告人徐某甲的头上与事实不符。综上，没有任何证据证实被告人徐某甲有随意殴打他人，破坏社会秩序情节恶劣的行为，被告人不构成寻衅滋事罪；5、关于妨害作证，被告人在整个过程中只是出于帮忙的性质打了个电话，情节显著轻微，主要的受益人是寇建设和徐金山，到现在为止寇建设和徐金山并没有为此事负责任，故认为被告人徐某甲也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被告人徐某乙对公诉机关指控的寻衅滋事犯罪的第五宗无异议，第四、六宗有意见，认为其没有做过，请求从轻处罚。
被告人陈东锋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自愿认罪并请求从轻处罚。
被告人陈东锋的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被告人陈东锋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从轻处罚；2、被告人的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3、具有悔改表现，主观恶性不大，无前科劣迹。综上，请求法庭对被告人从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
一、强迫交易犯罪事实
2008年3月至2014年5月期间，被告人徐某甲伙同同案人徐唯高等人（均另案处理）在广州市荔湾区十三行新中国大厦、红遍天服装城以言语威胁、恐吓等方式，强迫在上址卸货的建宏物流、福鑫物流、兄弟物流、万鑫物流、阿九物流、宝星物流等物流公司接受其组建的岭南搬运队的搬运服务，并强行以搬运每包货物加收一元或二元“落地费”的名义额外向被害人马某丙、宋某、侯某、杨某甲等人收取“落地费”，及强行分别以每月固定交4000元至9000元的“管理费”名义额外向被害人万某、陈某乙、肖某等人收取高额费用。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当庭举证，经法庭质证、查证属实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害人马某丙的陈述及辨认笔录：2007年7月我成立建宏物流公司，那时我们货物的卸货点在十八甫路1号附近，我的货车去到十三行一带，就有搬运工主动来找我们，要求帮我们卸货搬货到指定的档口，搬完后我按每包3元或5元支付搬运工搬运费，请谁帮我搬货由我决定。大概到2008年3月某天，平时主动来帮我们卸货、搬货的搬运工都不来帮我卸货并说：“不是不想帮你卸货，是我们老大不让我们帮你卸货，我们老大说了以后不让你在这里卸货。”那些搬运工都不帮我们卸货，还把他们老大的电话给了我。第二天我们自己派人跟车到广州卸货搬货，刚开始卸货的时候，有几个人过来跟我们说：“我们老大说了，不许你们在这里卸货”。我跟他们说了好多好话他们才肯让我们卸货，在卸完货后，那几个人中有人说：“今天就算了，你们明天不许再自己带人来卸货、搬货”、“谁卸货就打谁，你们的货怎么来广州的��怎么回中山，你们可以挂靠罗氏、郑氏。”后来回到中山找罗氏的老板，他当时与“徐老大”通过电话后，说：“不是我和郑氏不让你们做，是“徐老大”要提高运费，要你们交落地费”。第二天我们的货车到广州十三行后，就开始由岭南搬运队的搬运工帮我们卸货、搬货了。我在广州卸货的时候，打电话给“徐老大”商量这个落地费的问题，经过商讨后，“徐老大”最后对我说：“我把你当妹妹看待了，给你最优惠的价格，小包的不收钱，中包的收一块钱，大包的收两块钱。”就这样我从2008年3月起至2009年底，向“徐老大”按包计算“落地费”。我是每月分两次向“徐老大”交“落地费”。“徐老大”安排了搬运工“老王”每天统计我们卸货的情况，并将情况统计好后每月分两次报告给“徐老大”。“徐老大”在每月的1号、15号就会找人拿一张写着我需要交“落地费”的统计数字纸给我，我核对后就将我要交的落地费交给“徐老大”派过来的人。淡季的时候大概每个月要交6000元左右，旺季的时候大概每个月交10000元左右，每年有6个月旺季，6个月淡季，一年我大约要交9.6万元。我经营建宏物流共交给“徐老大”的“落地费”有二十万元左右。除了我，在中山做物流的在十三行一带都需要向“徐老大”交落地费。我知道的有：宝星、万通、阿九、兄弟、罗氏、郑氏等物流公司，他们都需要向“徐老大”交落地费。
经过对照片进行辨认，被害人马某丙指认徐唯高就是“徐老二”，徐某甲就是“徐老大”，是岭南搬运队的负责人，其要求建宏物流向其交“落地费”；王占华就是“老王”，“老王”负责记录卸货总包数并提供给“徐老大”。
2、被害人宋某的陈述：我收购了建宏物流后改名为福鑫物流。我经营的福鑫物流在十三行有业务，我的货物在十三行卸货的时候要交“保护费”，这个“保护费”的计算方式是每包货物两元。十三行一带的搬运业务已经被姓徐的两兄弟垄断了，我们分别称呼为“徐老大”和“徐老二”。姓徐的两兄弟要我们做物流的公司在十三行一带卸货就必须交钱给他们，交给他们的这些钱就是“保护费”。小蔡”是“徐老大”搬运队的人，由他帮我们负责卸货送货，代收物流运费。我们不能从外面随便找一个人当我们物流公司搬运货物的负责人，我们交的“保护费”的数额是由“小蔡”统计，统计好后在月底时从我们应收的物流运费内扣除，扣除的“保护费”由“小蔡”交给“徐老大”。我没有亲手交过。按平均算，我大概每月需要交4000元左右的保护费，我经营福鑫物流从2009年11月至2011年3月，共17个月，我大约交了6.8万元左右的“保护费”。同行告诉我们：“��老大”在十三行一带势力太大了，如果不交“保护费”，我们的货在十三行一带根本卸不了货，可能还会被人划破货车车胎。我们也只能交这个“保护费”当买个平安。
3、被害人候某的陈述及辩认笔录：我于2008年8月至2010年5月与明达物流公司合作，属于新中国十三行的货物由我安排货车将货物运到文化公园的门口，然后由徐某甲安排的岭南搬运队的搬运工将货物搬运到新中国十三行的各个档口。然后由岭南搬运队的队员会按每包一块钱的费用从档主收取的物流费里扣除相应的“管理费”，然后替我代交给徐某甲，在新中国大厦卸的货只有交了“管理费”才能由岭南搬运队的搬运工搬到各个档口。是我叔叔通过搬运工去跟徐某甲商量，按每包一元交管理费给徐某甲，由岭南搬运队的搬运工“寇飞”负责帮我从兴隆北路搬运至十三行各个档口。也就是从2008年8月开始至2010年5月被徐某甲强行收取“管理费”。
徐某甲在2011年8月的一天下午对我说：“虽然你开了公司，但是不能和明达物流的混在一起，“这个钱”还是得交，按“老规矩”，一元一包，到时候就会有人来搬你的货了，其它的就别说了。”我只好接受了，我是一个叫“党校”的人做我的搬运工并且帮我代收“管理费”，给的“管理费”是每天几十元到三百元不等。就这样，从2011年8月至2014年5月17日，“阿伟货运代理服务部”就被徐某甲强行收取“管理费”，计算方式还是按照“老规矩”：卸一包货收取一元钱。
这笔“管理费”根本就是没有依据的非法收费，而且我根本就不愿意交这笔钱。同行的人都知道，不交“管理费”就别想在新中国十三行做生意。这些管理费都是徐某甲收取的非法费用，在这里都是徐某甲一个人垄断，他说了算，不开相关收据和回执也得把��个钱交了，我也是为了顺利做生意才被迫支付的。
我在新中国十三行账本的复印件上记录有我每天在新中国十三行物流费用的收取和管理费的支出，其中有一列写着每天货物的件数，2008年8月至2012年11月共有51个月（2010年6月至2011年8月期间，共15个月没有交纳“管理费”），实际交纳管理费为36个月，一个月30天共1080天，按平均一天150元，一包1元的计算方法，从2008年8月至2012年10月我共交纳的费用是162000元。按上述方式计算2012年11月1日至2014年5月17日交纳的“管理费”为78000元，共计240000元。
经过对照片进行辨认，被害人候某指认徐某甲就是“徐老大”，是他要求“阿伟货运”交纳“落地费”，不交就不可以在十三行卸货；指认徐唯高就是“徐老二”，他是向“阿伟货运”收取“落地费”的岭南搬运队的老大之一；指认王党校就是“党校”。2011年8月起是他每天帮“阿伟货运”记录卸货量和代收每包货物人民币一元的“落地费”，并将“落地费”全部交给徐某甲和徐俊伟；指认寇建设就是“寇飞”，是他在2008年至2011年5月每天都帮我记录卸货量和代收每包货物人民币一元的“落地费”，并将“落地费”全部交给徐某甲和徐俊伟。
4、被害人杨某甲的陈述：2006年11月我在中山开了兄弟货运公司，承运从中山运往广州的服装货物，其中有一部分货物是运往荔湾区十三行一带，交给十三行一带的服装批发档口。我们将货物运到新中国广场后，就联系在岭南搬运队搬运工“小纪”帮我们搬货。大概2008年下半年的某日，“小纪”打电话跟我说：“岭南搬运队的老板找我有事，约我中午吃饭”。在吃饭的时候，“老大”、“老二”两个人跟我说：要将我从中山至广州的物流运费每包增加5块钱，他们已经向所有在十三行一带做中山至广��运货的物流公司都打了招呼了，并且要从增加的五块钱物流运费内抽两块“落地费”交给他们。
如果我不听从“老大”、“老二”的安排，不交“落地费”，就会没有搬运工帮我搬货，我自己也无法安排搬运工去搬运货物，我也就无法经营下去。这个“落地费”肯定不合理。这样提价受影响的是十三行一带的各个档主，我们增加的费用都是由各个档主出的，但是各个档主有意见也只能接受。其他的“阿九”、“郑氏”、“罗氏”等物流公司都要向他们交“落地费”。
我做物流平均每年有四个月是旺季，旺季时每个月交大约两万多元“落地费”，其余的月份是淡季，淡季时货物不多，淡季的“落地费”大约总共两万多元，一年大概总共有十万元左右。从2008年至今，我大概交了六十万元左右的“落地费”给“老大”和“老二”。“落地费”是由“小纪”交给“老大���、“老二”的。按物流包数×2计算“落地费”。我这里有一些物流货物运货单，有数字×2的就是当日交给“老大”、“老二”的“落地费”。最后一次交“落地费”是2014年的5月31日。
经过对照片进行辨认，被害人杨某甲指认徐某甲就是“老大”，2008年下半年“老大”要求我提高物流运费每包5元，并从中抽取每包两元“落地费”交给“老大”、“老二”；指认徐唯高就是“老二”；指认纪卫星就是“小纪”，“落地费”是由“小纪”交给“老大”、“老二”的。
5、被害人万某、易某的陈述及辩认笔录：我是万鑫物流的负责人，我公司每天有货物从中山运往广州市十三行一带。在十三行一带卸货时，我们被迫要向搬运队的老大“徐老大”和“徐老二”交一个叫“管理费”的费用。当时冯新社找了一个在十三行做搬运的“老纪”负责搬货，“老纪”对冯新社说在十三行卸货时要交“管理费”，冯新社在2008年7月的时候告诉我，要交每月3000元的“管理费”，我同意了，这样交3000元“管理费”交了两个月。2008年9月，我就找了“老纪”做我们的搬货负责人，“老纪”要帮我们负责搬运的管理、帮我们向档主收取物流运费，并把我们的物流运费转交给我们，后“鹏飞”接替“老纪”的工作。2008年9月的某天上午，我向“鹏飞”要了“徐老大”和“徐老二”的电话，“徐老大”跟我们说：“要五块钱一包的管理费。”“徐老二”说：“要包月也可以，一个月交6000元管理费”。后我们从2008年9月至2011年3月，每个月交给“徐老大”和“徐老二”4500元管理费。
在2011年4月某日晚上，我老婆打电话给“徐老大”，商量我们万鑫物流卸货点和福鑫物流卸货点“管理费”的事，“徐老大”要求我们每月交12000元，我们不同意交那么多，“徐老��”说：“这里每个物流都这么交，就你们最麻烦，你们不交这个“管理费”的话我就让我的搬运工不帮你们卸货。”我说：“你让你的搬运工不帮我们卸货，我们自己找些搬运工来卸货。”“徐老大”说：“你尽管找搬运工来卸货，就算你自己找来搬运工，在十三行你的搬运工也卸不了货。”他这样说我们就没有办法了。最后“徐老大”同意减少3000元，将我们的这个“管理费”定为每个月9000元。我们从2011年4月一直交到2012年7月。
在2012年7月底，我打电话给徐老大说：“现在是淡季，货很少，9000元一个月我很难承受，我想按每卸一件物品以2元计算，卸多少算多少，这样行不行？”徐老大说：“这样当然不行，这9000元，一分钱你都不能少交！”我也气愤的说：“你这样的话我就一分钱都不交，我找别人帮卸货。”徐老大一听我不顺从他的意思，也恶狠狠地跟我说��“你不交钱，那你就别想在十三行附近卸货，十三行除了我们别人是不可能帮你卸货的，你的货也别想卸了。”我没有被他吓到，对他说：“你试试动我的货，我才不怕你”，谈了很久徐老大就在电话里说：“你还是包月吧，包月的话就得7000元。”，我不答应，嫌贵，要求每个月5000元。徐老大说着说着嫌我烦了，就对我说：“你不要再讨价还价了，每个月固定6000元，没得说了”。我也只能同意了。每月交6000元是从2012年8月到2013年1月。因为徐老大在十三行一带控制的就是岭南搬运队的搬运工，而岭南搬运队的搬运工几乎垄断了整个十三行一带的搬运工作，所以徐老大说那句话就是威胁我要交“保护费”。凡是岭南搬运队的搬运工都身穿刻有“岭南搬运队”字样的黄色马褂，别的搬运工私自进来运货会遭到驱赶。
在2013年初，我又打了个电话给徐老大，要求把费用���到每个月4000元，徐老大一开始是不答应，我就不断跟他说我们做生意的难处，说了很久，徐老大最后说只能降1000元，也就是每个月5000元。每个月5000元的费用我交纳的时间是从2013年2月至2014年4月。我们每个月向徐老大交纳的费用我觉得是“保护费”，有帐本记录的部分合计271000元，遗失帐本的部分与有帐本记录部分合计向徐老大交纳的总额为394000元。在十三行一带只能是他们搬运队的搬运工才能正常的装卸货物，根本找不到其他搬运队的搬运工帮我们装卸货物。“徐老大”和“徐老二”的搬运队已经垄断了十三行一带的搬运业务，如果我自己找搬运工过去帮我做搬运，货物能不能安全运到档口还不敢说，就是卸货的时候，也肯定会被他们打，我们做生意也不想多事，就只能接受他们的安排。我们多次与“徐老大”和“徐老二”商量的时候，他们语言上有威胁的意思。
经过对照片进行辨认，被害人万某、易某指认徐某甲就是“徐老大”；指认徐唯高就是“徐老二”；指认蔡关锁就是“小蔡”，“小蔡”曾是万鑫物流公司的搬运工负责人，是他将“管理费”交给“徐老大”和“徐老二”；指认纪卫星就是“老纪”，曾是万鑫物流公司的搬运工负责人，是他将“管理费”交给“徐老大”和“徐老二”；指认徐鹏飞就是“鹏飞”，“鹏飞”曾是万鑫物流公司的搬运工负责人，是他将“管理费”交给“徐老大”和“徐老二”。
6、被害人陈某乙的陈述：我经营阿九物流公司，岭南搬运队一名叫“老头”的搬运工要向我收取每月5000元的费用，我就问他这笔所谓的管理费是怎么回事？他回答我说“这个钱是给“徐老二”的，交了以后，我会负责将卸好的货送到十三行的各个档口，而且还能保证你货物的安全。”我的货运货款是由老头负责帮我向档主收取，“老头”向档主收到货款后，会在货款里扣除5000元之后交给我，而每个月在货款里扣除的5000元就是“徐老二”向我收取的管理费，也是由老头代收。因为我知道能在十三行里做搬运工的都是穿黄色马褂的人，外面的搬运工根本进不来十三行。如果其他搬运工进来私自搬运货物，也会被“徐老二”他们给赶出去。我是2009年9月份开始向“徐老二”交纳管理费，一个月5000元，一直交到2014年3月左右。我共交纳了27万元的管理费给“徐老二”。
7、被害人肖某的陈述：2010年10月，我经营的宝星物流公司开始经营荔湾区新中国大厦的货运业务。2010年10月的一天，我在新中国大厦卸货，有一名叫“徐老二”的男子过来找我谈话，他说在这里卸货，搬运工是他们的人，这里的搬运工是由他负责管理的，搬运工每个月都要交付管理费给他，如果我们的车要在���里卸货的话，必须每一件货物要抽取一包一元钱的管理费，如果我不同意交付他们管理费，他们就不安排搬运工帮我卸货，我这里的物流生意做不下去，因为他们在这边已经形成了垄断的势力，从长远角度想，自己还要在这里卸货，我只能答应每一包货向“徐老二”交付一元钱管理费。按每个月2000元计算，从2010年10月到2012年1月，我交给“徐老二”的管理费是32000元。从2012年2月开始，我就每个月给4000元的管理费给徐老二，一直交到2014年3月份。一共交给“徐老二”的管理费是104000元。我每个月是通过小徐帮我交付管理费。
经过对照片进行辨认，被害人肖某指认徐唯高就是“徐老二”，是2010年10月至2014年3月在十三行一带向其收取卸货管理费的人；指认徐向伟就是代其交卸货管理费的搬运工。
8、证人王某甲的证言及辩认笔录：2007年我进岭南搬运队当搬运工时交��2000元押金，另外每个月要交600元的管理费交给岭南搬运队的“大老板”徐某甲。其弟弟叫徐俊伟，我叫他“二老板”。我有拉建宏物流的货，再后来建宏物流改名为福鑫物流，我继续帮福鑫物流拉货。有一天“大老板”打电话给我，意思是“大老板”要“马老板”交“落地费”给他，在大老板与马老板没有谈妥之前，不许我们帮马老板卸货和搬货。我们停搬了两天货后，徐老大再次给我打电话，意思是：我可以帮马老板搬货了，但要求我要记录每天搬货的包数，并要求我每个月将包数统计好，交给二老板。每个半个月交一次数目给二老板。马老板将这个落地费交给我，由我转交给二老板。大老板是岭南搬运队的负责人，我只能听大老板的吩咐。这个落地费是按中包一块钱，大包两块钱算的，由物流公司的老板出。我知道万鑫公司也有交“落地费”给二老板，是按��月多少钱交的，多的时候一个月要交9000元，少的时候一个月交3000元。我做万鑫公司搬运点的负责人后就由我将万鑫交的“落地费”交给二老板，直到今年五月份大老板被警察抓了才不用交。我从2013年8月开始做搬运点的负责人，共帮万鑫物流交了9个月的落地费，经我手交给二老板的就有43000元。
经过对照片进行辨认，证人王某甲指认徐某甲就是岭南搬运队的老大；指认徐俊伟就是岭南搬运队老大徐某甲的弟弟，其按徐某甲的要求向“建宏物流”“万鑫物流”代收的“落地费”全部交给他。
9、证人郑某（郑氏速递服务部老板）的证言：证实因商场规定，被迫请岭南搬运队搬货。搬运负责人王付良曾要求收落地费，当时其未同意。
10、证人王某乙的证言：证实2008年宏荔物业老板“老徐”让其负责郑氏物流点的搬运工作，证实其曾负责郑氏物流点的搬运工作。
11、证人徐某丙的证言：证实落地费是中山一带的物流公司将货物运到广州十三行一带时，就要按每包一元或两元的数额向岭南搬运队的队长徐某甲交费。
12、证人陈某甲的证言：我在2008年下半年来到岭南搬运队后，先要交2000元的按金给徐某甲，领了一件黄色的131号工衣，每个月20号向徐某甲交850元的管理费，这个管理费交到2014年4月份，合计约为43350元。我在荔湾区十八甫路西关大厦门口的卸货点做搬运，有我、王党校、王容榜、陈二松共四个人。我听讲过收“落地费”的情况，我们这个点就收“落地费”。2012年的7月左右开始至2014年5月份，我在卸货点做搬运工期间，就知道在每年的8月份开始到第二年的春节前，从东莞市大朗镇运毛衣的货车要收“落地费”，每一包货收一元，共有13个月收了“落地费”，每天约有80包毛衣要卸货，每一包货收一元的“落地费”，共���了约31200元。这个“落地费”是向东莞市大朗镇托运部的老板“二伟”收的，是从运费里面扣钱，由王党校收取。王党校将这“落地费”扣下来后，每半个月交一次给徐某甲。我不清楚徐某甲为什么要向运毛衣的老板收“落地费”。“落地费”全部是交给徐某甲的，我们这个搬运点的四个搬运工都得不到好处。
13、证人徐某丁的证言：宝星物流的阿勇在电话里跟我说：“你帮我代收物流运费，每个月给你们1900元工资，司机每天运货过来时会将运费单带过来给你，你在月初的时候帮我代交4000元管理费给徐俊伟，交的管理费从物流运费里扣除，交管理费时打电话跟我说一声”。我总共交过8、9次左右4000元的管理费给徐俊伟，每次交钱都是月初，每次都是亲手交现金给他。我不在广州的时候，就由徐向伟交4000元管理费给徐俊伟。
14、同案人徐向伟的供述：据我所知，���山、东莞运货来的物流公司都要交“落地费”给徐俊伟，是我与岭南搬运队的老乡交谈时知道的。物流公司在十三行一带装卸货物都要找岭南队的人作为搬运负责人。负责人由老板徐某甲、徐俊伟指定。
“落地费”从2010年10月份我和我哥徐贺伟在这个搬运点帮宝星物流搬运货物的时候就开始交了，物流公司在十三行一带卸货都要交钱，这个是徐某甲和徐俊伟两兄弟规定的。刚开始宝星物流公司在这里卸货的时候，有派人跟车过来向档主收物流运费，落地费也是他们亲自交给徐俊伟，有时宝星物流的老板没空过来，就会由宝星物流跟车过来收物流运费的人给现金我或我哥，由我或我哥代宝星物流老板交落地费给徐俊伟。那时按一包货物收一元计算。每到月底或月初，徐俊伟都会问我或我哥，当月搬了多少包货，我或我哥会将当月搬货总包数提供给徐俊伟。
到2013年上半年宝星物流老板让我和我哥代收物流运费，并让我和我哥代交落地费，交落地费的钱直接从收到的物流运费中扣除，我和我哥将当月物流总运费扣除落地费后，将剩余的物流运费通过我哥的邮政银行卡转账给宝星物流的老板的，落地费则由我或我哥交给徐俊伟。
15、同案人武建伟的供述：我听岭南搬运队的搬运工曾说过和议论过有关每个货物装卸点都要收取落地费，在十三行一带的物流公司都要交落地费，听徐向伟说过徐某甲或徐俊伟收取了宝星物流的落地费；由徐向伟或徐贺伟收取，每月从其代收的运费中扣除。
16、被告人徐某甲的供述与辩解：我于一、二年前开始收取一些中山运往荔湾区十三行的货运公司的服务费，这些货运公司的老板就找我谈生意，要我派手下的搬运工负责搬运货物，我对货运公司的老板说每件货物收取1元人民币的服务费，货运公司的老板同意了。货运公司的老板提出如果我手下的搬运工人在搬运过程中造成货物的损坏、丢失、被盗的情况，都要由我负责向档口的档主协调和赔偿。这个“服务费”是由我收取的，我跟这些货运公司的老板谈妥了收取服务费后，就通知手下的搬运小队的负责人，让他们负责收取服务费，再经过搬运小队负责人的手以现金的方式交给我，一般一个月一次。我当面向我手下的十多名搬运小队的负责人说过要收取这些货运公司的服务费。
我弟弟徐维高是我公司的负责人，是帮我管理公司里的各种业务及搬运工作，如收取物流公司的服务费等。每个月交一次，由搬运小队的负责人收齐后交给我。我只对中山的物流公司和另一家记不清是什么地方的物流公司收取了这种费用。其他物流公司都是徐维高去收取的，我不知道当时徐维高是怎样跟货主谈的。我大概是于2012年在���湾区十三行一带与这两间物流货运公司的老板说要收取每件货物1元人民币的服务费，但具体时间不记得了。
以上证据相互印证，经查属实，足资认定。
2、寻衅滋事犯罪事实
（一）、2011年1月7日13时许，同案人徐向伟（另案处理）在本市荔湾区长乐路53号门口附近拉货时与被害人王某丁发生碰撞，遂伙同被告人徐某甲、同案人武建伟、王某戊、孙某（均另案处理）对被害人王某丁及前来帮忙的被害人王某己、王某庚、张某丙、王某辛等人实施殴打，引起大量群众围观，致使现场车辆堵塞，造成现场秩序严重混乱。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当庭举证，经法庭质证、查证属实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受理报警登记表、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报警记录表，证实本案由群众及被害人王某子报案后立案侦查的情况。
2、王某子的病历、检查报告单以及收费收据等，证实被害人王某子受伤的情况。
3、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荔湾大队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2011年1月7日长乐路斗殴事件引起大量群众在路面围观、严重影响车辆通行，事件导致长乐路以及康王路、和平路等周边路段一度出现交通堵塞现象的情况。
4、证人黎某的证言：证实其看见对面马路有十多名男子与正与对面搬运货物的搬运工发生争执并打了起来，从对面的马路打到马路的中央，场面很混乱，整条路都是围观的群众，当时很塞车，车辆基本上无法通过。
5、证人罗某的证言：证实其经过长乐路时看见在人行道有十几个男子围在一起，其中有三、四个男子在吵架并打了起来，其报了警。现场有很多围观的群众且场面比较乱。马路上的车辆很多，根本就动不了。
6、证人高某的证言：证实其见到长乐路上塞满了车走不动，看见人群里有10多个搬运工围着2、3个人不停的骂，见一名身材高大的大只佬一拳打在了其中一个人的脸上，那10多个搬运工其中的3、4个就和那个大只佬一起围打那2、3个人，将那2、3个人围在路上打，其中的一个被打到头上、脸上流了很多血。造成交通严重堵塞。
7、被害人王某己的陈述及辨认笔录：2011年1月左右的一天，我在大沙头收货时接到我小侄子王高飞的电话，说他被徐俊伟两兄弟的人打了，我来到长乐路收货点时，见到有四个岭南搬运队的人坐在我们收的货上，我见是他们就不敢说什么，站在一边没有说话，过了一两分钟，徐某甲和徐俊伟和一个穿迷彩服的人过来了，徐俊伟过来后直接扇了刘志强几个耳光，我说：“有什么事先说清楚嘛”。一个岭南搬运队的人就直接扇了我一耳光，我拿出电话准备报警，穿迷彩服的人马上抢过我的手机，用力摔在地上摔烂了，扇我耳光的岭南搬运队的人一拳��在我脸上鼻子的位置，接着徐某甲、穿迷彩服的人和岭南搬运队的扇我耳光的人三个人开始打我，开始我不敢还手，就用手护着头。他们停手后，我身上的衣服被撕烂了，衣服上全是血，鼻梁被打骨折了，右边脸当时就肿了，右肩也很疼，我见到徐某甲嘴角也流血了。后来派出所的警察过来了，带我们到岭南派出所，派出所的民警说让我们自己先商量，商量不成民警再帮我们解决，我当时要去医院治伤，徐某甲拉住我不让我去，问我“要多少钱”，我回答“人打了就打了，你赔我手机钱”，后来徐某甲给了我1000元人民币，我和徐某甲在岭南派出所签了调解书，这件事就解决了。我、王发户、胡刚强、刘志强、王少辉、王高飞、姓张的司机共7个人都被他们打了，殴打我的人有扇我耳光打我鼻子的人、穿迷彩服的人和徐某甲。对于这次调解肯定有意见，但是他们势力���大，我向他们要医药费的话他们以后肯定还会找我们的麻烦，我考虑之后就想着只要他赔偿我手机的钱就算了。因为我以后还要在十三行一带收货做生意。
经过对照片的辨认，被害人王某己指认徐某甲就是在长乐路53号门前人行道和另两名男子对其进行殴打并至其受伤的人。
8、被害人王某庚的陈述及辨认笔录：我弟弟王高飞在长乐路打电话给我说被十三行搬运的四个人打了一顿，我就和同事马上走去长乐路找他。去到长乐路53号看见四名男子正在对我弟及我的那个同事进行殴打，我四叔王某子就过来了，后来我的五叔王发户、胡刚强、刘志强也都过来了，而对方岭南搬运队的二名负责人则带了二十多名岭南搬运队的搬运工人过来。这些人一过来就开始对我们的人进行殴打，我看到对方有个人将我四叔的手机摔了。对方其中有约4至5人就走过来打我，都是用拳头和脚殴打我的，他们也在打我四叔，我发现王某子、王发户、胡刚强、刘志强及王高飞身上有伤。派出所民警没有找我去问话，派出所没有对我们作出处理，最后让我们自己解决。我们没有让对方赔偿，我们不追究对方的责任因为我们还在十三行一带从事搬运打包装的生意，怕这帮搬运工再来搞事，所以也不敢追究对方打伤人的责任。
经过对照片的辨认，被害人王某庚指认徐某甲就是岭南搬运队的负责人之一，是他在荔湾区长乐路伙同另一岭南搬运队的负责人带了二十多名岭南搬运工对其进行殴打。
9、被害人张某丙的陈述及辨认笔录：我看到有二帮人在和平路和长乐路交界位置打架，其中打架一方是十三行岭南搬运队的人，大约是二十多人，因为他们有穿岭南搬运队的黄色工作服，一方是我老板王某子、王少辉等人，大约十多人。我看见王某子、王少辉被岭南搬��队的人用拳脚殴打他们的头部及躯干位置。见王某子满脸是血，他的鼻子不断地流血，王某子和岭南搬运队的一个叫“老二”的负责人互相对骂，有四、五名岭南搬运队的搬运工从“老二”身后冲出来，并对王少辉拳打脚踢，王少辉被对方打了几拳就跑开了。“老二”当时和我面对面站着，他是用右拳打了我右边脸一拳。我没有去派出所备案是因为我怕他们报复，打我的是岭南搬运队的“老二”，如果我报警说他打我，那我以后在十三行就很难做货运生意，我知道十三行、新中国大厦一带都是岭南搬运队的地盘，他们有300多人，得罪他们就会被他们打。我2006年至今在十三行、新中国大厦一带装卸货时，都有看见岭南搬运队的搬运工人打其他人。
经过对照片的辨认，被害人张某丙指认徐唯高就是岭南搬运队的负责人“老二”，在长乐路王某子等人被岭南搬运队搬运工殴打时被“老二”打了其右边脸部一拳。
10、被害人王某丁的陈述：走到长乐路时我拉的推车和一个岭南搬运队的搬运工拉的车子碰了一下，对方就对着我大骂“小心点，打死你！”，我当时一听他骂就很生气的用眼睛瞪他，他就开始动手打我，我就还手，这时候又来了另一个岭南搬运队的人来打我，打完我之后，我们就各自走开了，岭南搬运队的四个人什么也没说见我就打，大约过了两三分钟，我哥王少辉回来了，见我被打就去拉扯对方，对方见他们不占便宜就打电话给他们老板徐唯高叫人过来，我就给我叔叔王某子打电话，说我被打了，之后见徐唯高、徐某甲带了大约二十人过来，徐唯高、徐某甲就指着我哥，让他们岭南搬运队的人打我哥王少辉，我见他们打我哥，我就上去打他们，他们就全部人过来打我们，王少辉、王某子、王发户、刘志强、胡志强、司机张师傅和我都被他们打了，当时王某子被打得最严重，他的衣服被撕烂了，全身是血，右脸被打肿，岭南搬运工打骂我就是因为我的手推车和他的手推车碰了一下，本来就是小事，他们就仗势欺人，觉得他们老板很厉害就随便打人，也是趁机不想让我们在十三行拉货。是徐某甲和徐唯高指使搬运工打我们的，他们俩就是岭南搬运队的老板，很霸道，经常打那些不是岭南搬运队又在十三行拉货的人，徐某甲、徐唯高也没有赔偿我们医药费，没有给我们赔偿。我对这样的调解肯定有意见，我们本来就是正常做搬运工的，却被徐某甲、徐唯高他们给打了，还不给赔偿。我们不敢去找徐某甲、徐唯高要求赔偿，都知道他们势力大不能惹，只要他们不来找事，挨打吃亏就算了，赔偿就更不用想了。
11、被害人王某辛的陈述及辨认笔录：我哥王某子接到电话说“王三毛”被岭南搬运队的人打，就和我从大沙头赶到长乐路，徐某甲和徐俊伟带着几个穿着迷彩服的岭南搬运队的搬运工走过来和王某子说话，徐某甲突然扇了王某子一个耳光，王某子拿出手机对徐某甲说：“我要报警。”徐某甲就从从王某子手中抢过王某子的手机摔倒地上，把手机摔坏了。岭南搬运队的搬运工就开始打我们。我不清楚对方为什么打我们，我觉得我们是无缘无故被打的。徐某甲冲过来用拳头打我的头，有用脚踢我的腰，把我的腰踢伤了，接着徐某甲还去踢刘志强，他们一伙人大概打了我们有半个小时，是徐某甲看到我拿手机打电话报警，才让岭南搬运队的搬运工停手，让打人的搬运工先离开现场。我只知道最后徐某甲没有赔偿我们医药费，只赔了王某子手机钱。我们知道徐某甲兄弟的势力很大，也考虑到我们以后还要在十三行拉货，我们害怕向徐某甲索赔医疗���会被他报复。
经过对照片的辨认，被害人王某辛指认徐唯高就是2011年在长乐路57号门前殴打其的人；指认徐某甲就是2011年在长乐路57号门前殴打其的人。
12、同案人徐向伟的供述：我在长乐路拐入和平路中路时有一男子拉了一大车货在我们相遇时把我挤到了一边，差点撞到','2018-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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