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3民终613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邳州市新河镇胡圩村民委员会，住所地邳州市新河镇胡圩村。
法定代表人：黄继聪，该村委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倪海涛，江苏光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云鹏，江苏光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栗洪彬，男，1963年10月10日生，汉族，农民，住邳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洪业，邳州市邳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邳州市新河镇胡圩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胡圩村委会）因与被上诉人栗洪彬渔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邳州市人民法院（2016）苏0382民初51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胡圩村委会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诉讼费用由栗洪彬承担。事实和理由：1、胡圩村委会与栗洪彬签订的鱼塘承包合同为无效合同。首先，胡圩村委会对栗洪彬承包的渔场无发包权，涉案渔场所处土地已于2005年1月1日由新河镇人民政府将土地权属明确给黄庄、潘庄组所有。其次，双方当事人于2005年7月12日签订的《渔场承包合同》违反法定程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本案中，栗洪彬不是胡圩村村民，胡圩村委会将涉案渔场发包给栗洪彬之前未依法履行民主议定程序，该合同严重损害村民利益。最后，栗洪彬所谓续签的渔场承包合同也属无效。承包合同的续签是栗洪彬利用欺骗手段让胡圩村委会相关人员签署的，且续签时胡圩村委会同样没有发包权。2、一审法院认定胡圩村委会无权解除合同是错误的。即便双方签订的合同有效，胡圩村委会也已经在合同期限届满前多次通知栗洪彬终止合同并返还渔场。栗洪彬从未诚实信用地履行合同，而是以高价转包给他人以获取更大利益。在合同到期后的三年中，栗洪彬并未缴纳承包费。栗洪彬在承包期内未对渔场进行任何投资建设，而是通过转包来牟利，严重损害村民利益，导致村民上访。故胡圩村委会享有合同解除权，涉案合同依法应当解除。
栗洪彬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当，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胡圩村委会的上诉请求。理由为：1、胡圩村委会称其2005年7月12日与栗洪彬签订的《渔场承包合同》为无效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2005年1月1日，新河镇人民政府作出的《关于镇窑厂土地暂移交管理的意见》明确指出，原窑厂土地移交给胡圩村委会管理，该土地的所有权归集体所有，同时因该宗土地所发生的债权债务均由胡圩村委会承担。据此，胡圩村委会辩称自己对涉案渔场无发包权，不能成立。能够以违反民主议定原则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主体只能是半数以上村民，发包方、承包方以及第三方以违反民主议定原则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应予以支持。胡圩村委会以违反民主议定程序为由，主张涉案合同无效，依法不能成立。2、胡圩村委会与栗洪彬续签承包合同，这是建立在栗洪彬提前交清2010年至2015年承包费的基础上，并依据《渔场承包合同》第五条的约定而进行的，续签合同是时任胡圩村委会主要领导庞振猛、黄继聪、潘修鹏同意并在合同中签字认可的。胡圩村委会称续签合同是栗洪彬采取欺骗手段所为，没有事实依据。3、一审法院认定胡圩村委会无权解除《渔场承包合同》是正确的。2005年7月12日、2010年4月20日双方签订、续签《渔场承包合同》的行为合法、有效。自2005年7月至今，该合同已经履行了17年，栗洪彬不存在违法或违约行为，期间还投入大量资金对渔场进行整治建设，胡圩村委会要求与其解除合同，于法无据，于理不通。胡圩村委会所谓的栗洪彬在合同到期后不交纳承包费的陈述不符合事实。2015年底，栗洪彬就找胡圩村委会负责人黄继聪，要求交纳承包费，但黄继聪避而不见，栗洪彬于2016年1月12日给黄继聪发短信，询问其承包费应当交给谁，但黄继聪未予回复。栗洪彬无奈于2016年9月16日通过邮政储蓄银行新河支行向黄继聪汇去2015年7月至2016年7月的承包费10500元，但黄继聪未领取。因此，并不是栗洪彬拒不交纳承包费，而是胡圩村委会出于收回渔场的目的拒不收取栗洪彬交付的费用。
胡圩村委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栗洪彬返还渔场（东至栗沟村老小立河，西至新河村南北中沟，南至胡圩村东西小沟树南1.5米，北至原窑厂），支付承包费14875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7月12日，胡圩村委会（甲方）和栗洪彬（乙方）签订《渔场承包合同》，约定甲方将东至栗沟村老小立河，西至新河村南北中沟，南至胡圩村东西小沟（树南1.5米），北至原窑场（原乙方植树为界）渔场全部发包给乙方；渔场定期发包10年，每年承包费10500元，发包期自2005年7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止；乙方在承包期内对渔场建设改造投资，期满后经物价评估部门及双方协商折价补偿；合同期满后，履行合同较好，有权优先续包，承包期内乙方可转包；甲、乙双方必须信守合同，如违约，则向另一方交纳违约金10万元；合同自签订日期起生效。合同签订后，双方依约履行，栗洪彬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渔场经营。2010年4月20日，经双方协商，时任胡圩村委会支书庞振猛、副支书黄继聪、会计服务站站长潘修鹏作为代表在《渔场承包合同》上备注，同意按该合同条款延续15年至2030年12月。目前，该渔场仍然由栗洪彬经营，其交纳承包费给胡圩村委会，但胡圩村委会拒绝领受。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胡圩村委会和栗洪彬签订《渔场承包合同》，将渔场发包给栗洪彬，该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双方后经协商，同意将该合同延续15年，系双方自愿达成，亦合法有效。栗洪彬在渔场承包期间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履行合同，投资经营渔场，交纳承包费，胡圩村委会无权擅自解除合同。综上，胡圩村委会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难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七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邳州市新河镇胡圩村民委员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0元，由邳州市新河镇胡圩村民委员会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胡圩村委会提供以下证据：1、胡圩村委会下辖黄庄、潘庄村民小组组长潘修文、黄立春签字捺印，并由胡圩村委会盖章，于2017年11月6日出具的书面证明一份，内容为：胡圩村委会于2005年1月将原镇窑厂土地188亩，千斤大河南侧南北长440米，东西长（南）403米（北）107米移交给黄庄、潘庄组，接收人为黄松义、潘成金。该宗土地所有权归黄庄××潘庄组所有，2015年7月26日，黄庄、潘庄组已将该土地承包给栗磊等人，并收取土地承包费肆万元整。证明：涉案渔场的所有权××、潘庄组，胡圩村委会并非所有权人，无权发包，且黄庄、潘庄组已经将涉案渔场另行发包给了其他人。2、栗洪彬与胡明喜签订的《鱼塘承包协议》一份（复印件），证明：栗洪彬在2011年至2016年期间并未对涉案渔场进行建设，而是将渔场非法转包进行牟利。3、涉案渔场的现状照片一组，证明：栗洪彬并未对渔场进行建设，其所谓的在承包期间投入大量建设渔场系虚假陈述。4、申请证人黄某1、黄某2出庭作证，证明：栗洪彬并未投资对鱼塘进行建设，村委会也无权对外发包该渔场，且在2015年胡圩村相关人员已经多次通知栗洪彬承包合同到期，要求其终止合同并返还渔场。黄某1证言的主要内容为：诉争渔场被胡圩村委会发包给栗洪彬十多年，但村民没有获得一分钱收益，2015年6月承包合同到期时，村支书黄继聪征求村民意见，村民均不愿将渔场再包给栗洪彬了，为此，我曾先后三次去找栗洪彬，要求其将相关障碍物清理走，但栗洪彬拒不清理，从2005年承包渔场以来，栗洪彬从未对渔场进行过建设。黄某2证言的主要内容为：胡圩村委会将渔场承包给栗洪彬时未经过村民同意，栗洪彬承包渔场十余年，村民没有见到一分钱，在2015年承包合同到期前，村民就找到村委会要求栗洪彬退出涉案渔场，一些村民也曾直接找到栗洪彬要求其退出，但栗洪彬称其与村委会又续签了承包合同，不愿退出，对于续签承包合同的事，村民不知情，栗洪彬承包期间未对渔场进行过建设。经栗洪彬对以上证据质证后认为：证据1不具有证据效力，土地的权属应当以权属证书为依据；证据2不能证明胡圩村委会的主张，依照双方《渔场承包合同》的约定，栗洪彬在承包期内是可以进行转包的；证据3不具有证据效力，且无法确认该组照片是在哪里拍摄的；证据4证人证言不实，证人无法证明涉案渔场归黄庄、潘庄组所有，也不能证明胡圩村委会是无权发包。本院认为，对于证据1，出具该书面证明的潘修文、黄立春均未到庭，胡圩村委会虽在该书面证明中盖章，但其本身就是本案当事人，故该证据的真实性难以确认，即便其内容属实，也须结合其他证据分析其证据效力；对于证据2，双方当事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于证据3，该组照片不属于法定的新证据，胡圩村委会对于迟延举证未能作出合理解释，且照片也无法证明胡圩村委会的主张；对于证据4，证人证言需结合其他证据分析其证据效力。
栗洪彬在二审期间未提供新的证据。
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依照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提交的证据，本院另查明以下事实：涉案渔场所在土地原系邳州市新河镇人民政府窑厂使用的土地，2005年1月1日，邳州市新河镇人民政府作出《关于镇窑厂土地暂移交管理的意见》，称：“经研究，将原镇窑厂土地188亩［千斤大沟南侧，南北长440米，东西长（南）403米、（北）170米］，移交给胡圩村委会管理。该宗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同时该宗土地所发生的债权债务，均由胡圩村委会承担。本意见自2005年1月1日起生效。”胡圩村委会作为接收方在其中签字盖章予以确认。当天，胡圩村委会另行作出《关于镇窑厂土地移交管理的意见》，内容为将前述土地移交给黄庄、潘庄组使用，土地所有权归黄庄××潘庄组所有。栗洪彬并非胡圩村村民。2005年7月12日，胡圩村委会作为发包方与栗洪彬签订《渔场承包合同》，涉案渔场被胡圩村委会发包给栗洪彬，该合同抬头部分就载明此次发包是经双方协商，并经村民代表讨论同意的。栗洪彬早在2010年7月份就已经全部付清了涉案渔场2005年7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期间的105000元承包费，之后的承包费栗洪彬曾要求交纳，但胡圩村委会拒绝收取。栗洪彬在承包期间曾将涉案渔场转包给他人使用。一审中，栗洪彬提供了涉案渔场的照片等证据，证明自己在承包期间投资对涉案渔场的整治情况，包括：在塘边建造石坡、修建房屋及猪圈、铺沙石路、打井、架设电线电缆、栽树等。胡圩村委会在一审中对于栗洪彬提供的照片不持异议，只是认为栗洪彬对渔场的投资整治与本案无关，但在二审中，胡圩村委会又称栗洪彬在承包期间并未对涉案渔场进行投资建设。
本院认为，胡圩村委会提起诉讼要求栗洪彬返还渔场并支付拖欠的承包费14875元（2015年7月1日至2016年11月30日期间）。在一审中，胡圩村委会对其诉讼请求提出了两点依据：一是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渔场承包合同》已于2015年6月30日到期，栗洪彬在合同期满后拒绝返还鱼塘，构成非法占用；二是栗洪彬拒绝交纳合同期满后的承包费。然而，经审查全案证据，胡圩村委会所陈述的依据均不符合客观事实。关于承包期限问题。虽然双方于2005年7月12日签订的《渔场承包合同》约定承包期为2005年7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于2010年4月20日经协商后确定，栗洪彬对于涉案渔场的承包期延长至2030年12月份，对此，胡圩村委会时任主要村干部庞振猛、黄继聪、潘修鹏共同代表村委会在《渔场承包合同》中签字备注作了确认。庞振猛、黄继聪、潘修鹏作为胡圩村委会当时的主要负责人，其有权代表村委会与他人签订合同，胡圩村委会应当尊重并履行，村委会的换届、负责人的更替等对该合同不产生影响。因此，从《渔场承包合同》的约定来看，栗洪彬的承包期直至2030年12月方才届满，胡圩村委会现以承包合同期限已经届满为由要求栗洪彬返还渔场，显然不能成立。关于承包费问题。胡圩村委会称栗洪彬在2015年7月1日之后拒不缴纳承包费，但从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栗洪彬提供的短信、汇款凭证等证据来看，并非是栗洪彬拒不交纳承包费，而是栗洪彬多次联系胡圩村委会负责人要求交纳承包费并继续履行承包合同，相反，是胡圩村委会单方面认为在2015年7月1之后栗洪彬的承包期已经届满，进而拒绝收取栗洪彬的承包费，故胡圩村委会以栗洪彬拖欠承包费为由要求解除合同，亦缺乏事实依据。
本案二审期间，胡圩村委会对诉讼策略作了调整。一是，胡圩村委会除了继续坚持《渔场承包合同》约定的承包期已经届满、栗洪彬拒绝交纳承包费之外，另提出栗洪彬在承包期间内未诚实信用履行合同，未对渔场进行投资建设，还擅自将渔场转包他人用以获利，胡圩村委会有权主张解除合同。二是，胡圩村委会主张涉案《渔场承包合同》为无效合同，具体依据为：胡圩村委会并非涉案渔场的所有权人，其擅自将渔场发包给栗洪彬构成无权处分；胡圩村委会在将涉案渔场发包给栗洪彬前未经民主议定程序，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承包期的延续是胡圩村委会干部在栗洪彬的欺骗之下签的字。对于胡圩村委会所称的承包期已经届满、栗洪彬拖欠承包费问题，本判决前文已经作了分析认定，此处不再累述。胡圩村委会称栗洪彬在承包期间内未对涉案渔场进行投资建设，但该陈述与其一审陈述相悖，况且，对渔场进行投资建设也非栗洪彬必须履行的合同义务，即便如胡圩村委会所述栗洪彬未对涉案渔场进行投资建设，但胡圩村委会仍然在2005年至2010年期间分多次收取了栗洪彬交纳的涉案渔场十年的承包费105000元，这表明胡圩村委会对栗洪彬承包期间对合同的履行情况是认可的。《渔场承包合同》第5条约定栗洪彬在承包期内可以转包渔场，故栗洪彬转包涉案渔场是有合同依据的，胡圩村委会以栗洪彬转包渔场牟利为由要求解除合同，缺乏事实依据。
对于胡圩村委会提出的涉案《渔场承包合同》为无效合同的主张，本院综合全案证据并依照相关规定作如下分析：
一、关于胡圩村委会就涉案渔场的发包是否构成无权处分问题。胡圩村委会认为涉案渔场的所有权××本村××、潘庄组，胡圩村委会对该渔场没有所有权，其无权对外发包。但依照邳州市新河镇人民政府作出《关于镇窑厂土地暂移交管理的意见》，涉案渔场所处的土地原系新河镇窑厂所使用的土地，该土地明确被邳州市新河镇人民政府移交给胡圩村委会管理，权属归集体所有，因该土地所发生的债权债务均由胡圩村委会承担，据此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条的规定，胡圩村委会系涉案渔场的经营者、管理者，其将涉案渔场发包给栗洪彬系依法行使管理经营责任的行为，并不构成无权处分。胡圩村委会称，在其接收原新河镇窑厂土地后的当天，就将该土地移交本村下辖的黄庄、潘庄组所有，并提供其自行作出的《关于镇窑厂土地移交管理的意见》加以证明，但是，关于该土地的权属，邳州市新河镇人民政府在移交管理过程中已经作出了确定，胡圩村委会与其下辖村民小组之间的内部约定不能对抗人民政府关于土地权属的处理意见。胡圩村委会在诉讼中一方面认为其已经于2005年1月1日将原镇窑厂土地的所有权移交给黄庄、潘庄组所有，否认自己对涉案渔场具有经营管理权，另一方面，2015年7月12日，胡圩村委会却又以发包方的身份与栗洪彬签订《渔场承包合同》，将涉案渔场发包给栗洪彬，胡圩村委会这种言行不一、自相矛盾的行为，已经违背了民事活动应当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其通过主张自己构成无权处分来否定涉案《渔场承包合同》的效力，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与民法的基本原则抵触，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胡圩村委会能否以其违反民主议定程序将涉案渔场发包给栗洪彬，进而主张《渔场承包合同》无效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向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对于涉及村民利益的重要事项，村民委员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后方可办理，此即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在农村土地承包过程中，民主议定程序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即“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由此可见，村委会不通过民主议定程序就将本集体的土地对外发包，这显然是违背法律规定的。实践中，为保护农民的集体利益，在一般情形下，对于村委会未经民主议定程序、但法律规定又必须通过民主议定程序方可对外签订的承包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但人民法院在案件处理过程中，还需要结合案情具体分析，不能机械理解、一概而论。
就本案而言，胡圩村委会以违反民主议定程序主张《渔场承包合同》无效是不能成立的：其一，胡圩村委会一再陈述其将涉案渔场发包给栗洪彬前未经民主议定程序，称村民利益受到严重侵犯，进而主张《渔场承包合同》无效并要求栗洪彬返还渔场，俨然是以农民集体利益维护者的姿态进行诉讼。但是，胡圩村委会忽略的问题是，违反民主议定程序的责任不在于栗洪彬。栗洪彬并非胡圩村村民，其没有能力也没有义务在承包合同签订前将其承包渔场的事宜提交胡圩村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法律不能强人所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委员会向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由村民委员会召集。本案违反民主议定程序的责任人不言自明。更有甚者，经胡圩村委会申请到庭作证的证黄某1益黄某2益均不约而同地陈述：胡圩村委会将涉案渔场承包给栗洪彬十多年来，村民未获得一分钱的收益，村民对此颇有怨言。然而，依照栗洪彬提供的其交纳承包费时胡圩村委会所出具的收据，在承包涉案渔场期间，栗洪彬累计支付给胡圩村委会的承包费已达105000元。如果证黄某1益黄某2益的证言内容属实（事实上胡圩村委会在质证时黄某1益黄某2益的证言也未提出异议），那么胡圩村委会在收取栗洪彬支付为数不少的承包费后，何以不未向村民分发，本案不得而知。但至少可以确定的是，胡圩村委会在涉案渔场的发承包过程中并没有尽职尽责，未能维护村民的集体利益。民主议定程序的核心主旨是保护农民的集体利益免受非法侵害，防止村委会在处理事关农民重大利益的事项时背离农民的集体意愿，甚至滥用权力、为所欲为，民主议定程序应当是农民集体利益的守护者，而非在权力被滥用之后再由村委会处理“善后”的挡箭牌。从胡圩村委会就涉案渔场发承包的行为来看，如果本案支持其“《渔场承包合同》的签订未经民主议定程序，应属无效”的主张，那么村民的集体利益也未必就能得到有效保护，反而还会有进一步受到损害的风险，这并不符合民主议定程序的主旨。其二，胡圩村委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其依照法律规定经营、管理村民的集体财产，在办理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事项前应当向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报告工作。基于其法律地位，胡圩村委会在与栗洪彬签订《渔场承包合同》时，应当确保涉案鱼塘的发包事宜已经经过了民主议定程序，这是其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而应负担的缔约义务。事实上，在涉案《渔场承包合同》抬头部分就开宗明义地载明“经双方协商，村民代表讨论同意，将原水产站渔场对外发包……”可见，胡圩村委会在签订合同时向栗洪彬告知的是涉案渔场的发包已经经过了民主议定程序。现胡圩村委会作为缔约主体又以《渔场承包合同》未经过民主议定程序为由主张合同无效，这有将自己没有尽到缔约义务而可能造成的法律后果转嫁给栗洪彬来承担之嫌，有违诚信原则，也背离公平正义的法治精神。其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成员作出的决定侵害村民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村民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予以撤销，责任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曾于1999年发布实施《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其中第二条、第二十五条规定，发包方所属半数以上的村民，以签订承包合同时违反法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合同内容违背村民意志、损害村民利益为由，对发包方提起合同效力之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并依法确认该合同系无效合同，而且还应根据当事人的过错确定其应当承担的责任。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在2008年发布《关于废止2007年底以前发布的有关司法解释（第七批）的决定》，以《物权法》及新的司法解释已经取代了《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为由，废止了该司法解释，但是，《物权法》及新的司法解释对于涉及违反民主议定程序的承包合同效力如何判断、起诉确认该合同无效的主体是谁等事项并无直接、明确的规定，故该司法解释的相关精神对此类案件的审理仍然具有一定参考意义。在江苏省范围内，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发布《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若干问题的意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于2016年发布《关于印发〈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答〉的通知》，其中均明确规定，村委会违反民主议定程序越权对外发包的，对承包合同提起效力之诉的应当是本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可见，无论是依照法律规定，还是结合有关司法机关所出台的意见，基于违反民主议定程序而主张合同无效的，应当是符合法定条件、法定人数的村民，这是民主议定程序乃是保护农民集体利益免受非法侵害的主旨所决定的。作为合同缔结方的胡圩村委会，由于其在本案中是民主议定程序的违反者，而且还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及公平正义的法治精神，其不得以涉案《渔场承包合同》的签订违背民主议定程序为由主张合同无效。
三、关于双方在协议延长涉案《渔场承包合同》期限的过程中栗洪彬是否存在欺诈行为，进而导致涉案《渔场承包合同》无效问题。我国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举证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主张的事实，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胡圩村委会主张在双方协议延长涉案《渔场承包合同》承包期限的过程中，栗洪彬存在欺诈行为，但栗洪彬对此并不认可，胡圩村委会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况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一方存在欺诈行为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合同，由此产生的后果应当是被欺诈方有权依法主张变更或撤销合同，而非直接导致合同无效。胡圩村委会以栗洪彬对其存在欺诈行为主张涉案《渔场承包合同》无效，既缺乏事实依据，亦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胡圩村委会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以驳回，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胡圩村委会的诉讼请求，虽然在裁判文书说理上存在一定瑕疵，但判决结果却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0元，由上诉人邳州市新河镇胡圩村民委员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娟
审 判 员 周美来
审 判 员 杜 林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法官助理 李帅胜
书 记 员 杜心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