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2民终357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宝裕通典当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地区月华大街8-B号一层101。
法定代表人：张辉，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艳，女，北京宝裕通典当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张权，北京市大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德永，男，1970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房山区。
上诉人北京宝裕通典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裕通公司)与被上诉人张德永典当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1民初158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宝裕通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艳、张权、被上诉人张德永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宝裕通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支持宝裕通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张德永承担。事实和理由：
一、一审法院认定梁文润向张德永出具的转账字条系对宝裕通公司的表见代理缺乏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对于“表见代理”的规定为：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而在本案中，一审法院在无相关证据证明宝裕通公司给梁文润授权，或者梁文润的行为使张德永产生误解，认为其具有代表宝裕通公司行使权利的情形下，仅因梁文润是宝裕通公司的股东、监事，即认定梁文润的宝裕通公司构成“表见代理”，显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对于表见代理的规定。具体体现在：1.宝裕通公司与张德永之间形成的两次典当关系，分别为2015年1月、2016年9月，系双方通过当票等书面方式所确立的，为张德永亲自到宝裕通公司办公地点办理所形成，具体的典当手续系由宝裕通公司工作人员完成，梁文润并未具体操作、安排，典当行为与梁文润无关。在宝裕通公司与张德永形成典当关系过程中，宝裕通公司也未授权梁文润参与典当行为。2.梁文润与宝裕通公司为相互独立的主体，梁文润仅为宝裕通公司的小股东，不能单独左右宝裕通公司经营决策，且并非宝裕通公司的董事或者总经理（通过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网可以查询内情形），不负责宝裕通公司的日常运营行为。本案中，并无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梁文润的行为足以使张德永产生误解，认为梁文润对宝裕通公司具有表见代理的情形。实际情况为，张德永与梁文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张德永明确知晓该笔钱款的实际性质为还款，梁润文所写的字条仅是对于还款转账的说明，不存在代表宝裕通公司的行为，张德永当时也并未产生仅是走账，并未形成典当关系的错误认识。3.张德永将120万元人民币转入梁文润指定的账户的行为与宝裕通公司及典当行为无关，张德永将120万元汇入梁文润指定的账户系双方约定好的还款行为，不存在张德永认为梁文润代表宝裕通公司让张德永代为转账的情形。
二、一审法院对于转账字条性质的认定存在错误，直接导致案件最终认定事实的错误。1.通过一审法院从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调取的梁文润询问笔录及梁文润证言证明，梁文润所写的转账字条是因为该笔钱款作为张德永向梁文润的还款，并未直接转入梁文润可以控制的账户下，而是通过陈建的银行账户，为避免张德永的顾虑和风险，由梁文润向张德永出具的，并非为了证明典当借款不真实存在。该转账字条不存在代表宝裕通公司人行为，张德永当时也并未产生仅是走账，并未形成典当关系的错误认识。2.一审法院认定“‘5月12日借款合同’签订后，张德永一直未履行该合同，直到2016年9月21日，梁文润给张德永书写‘转账字条’，对‘5月12日借款合同’涉及的典当借款只为转账，张德永在得到梁文润只为转账的承诺后才实际履行了‘5月12日借款合同’的内容，这表明张德永就‘5月12日借款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为财务转账”。宝裕通公司认为该事实存在严重的认定错误。实际情况为：2016年5月12日张德永即向宝裕通公司申请借款，但是当时宝裕通公司流动资金不足，因此仅签订了借款协议，协议中并未填写具体的借款日。在2016年9月21日，宝裕通公司流动资金充足时，才向张德永出借的钱款，在出借钱款时将借款合同填写完整。对于该借款合同，张德永已合同上签字确认。另，通过本案中其他证据（当票）显示，2016年9月21日，宝裕通公司出具当票，张德永予以签字确认。可见，宝裕通公司将钱款汇入张德永账户的行为是依法履行合同约定，与转账字条并无任何联系，一审判决中将两个独立的行为强硬的联系在一起，显然缺乏事实依据。3.一审法院对于字条中“借款”、“走账”的认识存在错误，根据梁文润证言证明，该笔“借款”、“走账”是指张德永将偿还梁文润的120万元汇入陈健的银行账户系“走账”行为，陈健与张德永不存在“借款”关系。通过实际履行情况也可看出，张德永偿还梁文润的钱款，系由宝裕通公司汇至张德永银行账户，再由张德永银行账户汇入陈健银行账户，最后由陈健银行账户汇入梁文润妻子贾东芳的银行账户。若按照一审的法院的认定，宝裕通公司对于该笔借款系“走账”行为，该笔120万元的钱款最终应当通过一系列的合同和银行转账最终回到宝裕通公司的控制，但该钱款却最终却转入了梁文润控制的贾东芳的银行账户内。一审判决的错误认定梁文润的行为为对宝裕通公司的“表见代理”，该笔借款为虚假借款，仅是“走账”将导致宝裕通公司面临巨大的经济损失。
张德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宝裕通公司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宝裕通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张德永立即偿还宝裕通公司典当借款本金140万元，支付从2015年6月28日起至起诉之日的利息及综合服务费42.5万元，共计1825000元并支付从起诉之日至全部偿还本金及利息之日止的综合服务费及利息，以140万元为基数，按月2.5%计算。诉讼费由张德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2015年1月28日，宝裕通公司（乙方）与张德永（甲方）签订房地产典当抵押借款合同。典当借款合同约定，甲方因资金周转需要，自愿将自有房屋作为抵押物向乙方申请贷款20万元，借款期限为6个月，自2015年1月28日起至2015年7月27日止。典当综合服务费率每月为贷款金额的2.5%，贷款利息每月为贷款金额的0%，息费合计为每月2.5%。当本合同规定的息费与甲方签章的当票记载不相一致时，以当票记载为准。甲方应按月支付综合服务费用及利息，其中，借款综合服务费用于每个典当月开始之日前支付，利息于每个典当月结束之日前支付。续当的每次续当期为1个月。甲方续当时由乙方重新在当票上注明续当起止期限或开具续当票。抵押担保合同约定，甲方用做抵押典当的房产位于房山区良乡西潞园四里12号楼4层3-402，产权证编号：X京房权证房字第XX**号，规划用途：住宅，建筑面积：107.61平方米。甲方应于当票载明的典当期到期前赎当，向乙方返还当金，交清利息和服务费后，双方持本合同到房地产管理部门注销抵押登记，注销后乙方抵押权归于消灭。涉案房产位于房山区良乡西潞园四里12号楼4层3-402，产权证编号：X京房权证房字第XX**号，规划用途：住宅，建筑面积：107.61平方米，于2015年1月29日在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房山)进行了房屋一般抵押登记，债权数额200万元，房屋他项权利人为宝裕通公司（X京房他证房字第0589**号）。2015年1月29日宝裕通公司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张德永尾号为0374银行卡转款19.5万元，并出具当票。当票记载内容为:典当行宝裕通公司，当户张德永，NO：1101323442，当物房产（107.61平方米），典当金额20万元，综合费用5000元，实付金额19.5万元，典当期限由2015年1月29日起至2015年2月27日止，当户张德永签字。后张德永续当至2015年6月27日。
2016年5月12日宝裕通公司（乙方）与张德永（甲方）签订房地产典当抵押借款合同。典当借款合同约定，甲方因资金周转需要，自愿将自有房屋作为抵押物向乙方申请贷款120万元，借款期限为1个月，自2016年9月21日起至2016年10月20日止。典当综合服务费率每月为贷款金额的2.2%，贷款利息每月为贷款金额的0.3%，息费合计为每月2.5%。当本合同规定的息费与甲方签章的当票记载不相一致时，以当票记载为准。甲方应按月支付综合服务费用及利息，其中，借款综合服务费用于每个典当月开始之日前支付，利息于每个典当月结束之日前支付。续当的每次续当期为1个月。甲方续当时由乙方重新在当票上注明续当起止期限或开具续当票。抵押担保合同约定，甲方用做抵押典当的房产位于房山区良乡西潞园四里12号楼4层3-402，产权证编号：X京房权证房字第XX**号，规划用途：住宅，建筑面积：107.61平方米。甲方应于当票载明的典当期到期前赎当，向乙方返还当金，交清利息和服务费后，双方持本合同到房地产管理部门注销抵押登记，注销后乙方抵押权归于消灭。2016年9月21日宝裕通公司通过北京银行房山支行向张德永尾号为6019银行卡转款120万元。同日，张德永尾号为6019银行卡通过北京银行房山支行转入陈健尾号为3517银行卡120万元。同日，陈健尾号为3517银行卡向贾东芳尾号为0831银行卡转款120万元。同日，宝裕通公司向张德永出具当票。当票记载内容为:典当行宝裕通公司，当户张德永，NO：1101323505，当物房产（107.61平方米），典当金额120万元，综合费用0元，实付金额120万元，典当期限由2016年9月21日起至2016年10月20日止，当户张德永签字。另查，梁文润是宝裕通公司的股东、监事。梁文润与贾东芳系夫妻。
一审庭审中，张德永提供梁文润书写的字条一张即“当票（1101323505）此笔借款壹佰万不做为借款手续，只为转帐而以梁文润2016.9.21号”（以下简称转账字条）。在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不予立案通知书，京公房经不立字(2017)000016号案卷中记载，该分局工作人员在2017年6月13日和7月27日向梁文润询问，该询问笔录表明，梁文润与张德永于2014年相识，梁文润是宝裕通公司的股东。2015年1月张德永通过梁文润向宝裕通公司借款。因张德永欠梁文润个人借款，不想按月3%支付利息，而法院只支持月2%利息。梁文润想让张德永赶紧偿还借款，知道宝裕通公司账户上有100万元，所以书写了转账字条。后来知道宝裕通公司账户上有120万元，就给张德永转账12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典当纠纷。典当纠纷产生的典当法律关系是复合法律关系，即借贷关系与担保关系混合在一起，彼此之间发生有机的结合，没有主次之分，并且应当适用统一的法律规则来处理。本案争议的焦点一为涉案典当当金的具体数额。焦点二为本案典当纠纷涉及的典当当金综合服务费月2.5%的诉讼请求是否支持。
焦点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民事主体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为表述简化，以下将上述行为简称为“表见代理”）。张德永通过梁文润（宝裕通公司股东）与宝裕通公司于2015年1月28日签订了房地产典当抵押借款合同，双方按照合同约定给付当金、支付综合费用。张德永又通过梁文润与宝裕通公司于2016年5月12日签订房地产典当抵押借款合同（以下简称“5月12日借款合同”）。但“5月12日借款合同”签订后，张德永一直未履行该合同，直到2016年9月21日，梁文润给张德永书写“转账字条”，对“5月12日借款合同”涉及的典当借款只为转账，张德永在得到梁文润“只为转账”的承诺后才实际履行了“5月12日借款合同”的内容，这表明张德永就“5月12日借款合同”的真实意思表示为财务转账。另外，梁文润作为宝裕通公司的股东和涉案房地产典当抵押借款的介绍人，且“5月12日借款合同”涉及的借款120万在同一天由宝裕通公司账户转账到张德永银行卡账户又转账到陈健银行卡账户又转账到贾东芳银行卡账户（贾东芳系梁文润的妻子）。梁文润的上述行为使张德永认为梁文润代表宝裕通公司与之进行走账行为而并非是张德永本人与宝裕通公司之间进行典当抵押借款。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梁文润的行为已构成表见代理，“5月12日借款合同”名为房地产典当抵押借款，实为财务转账。因此，对于宝裕通公司要求张德永偿还典当借款120万元及综合服务费及利息（按月2.5计算，从2015年6月28日至起诉之日止）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焦点二：典当是指当户将其动产、财产权利作为当物质押或者将其房地产作为当物抵押给典当行，交付一定比例费用，取得当金，并在约定期限内支付当金利息，偿还当金、赎回当物的行为。宝裕通公司与张德永之间的当票说明宝裕通公司向张德永支付当金20万元，且宝裕通公司与张德永就涉案房地产典当抵押借款合同中涉及的房屋即房山区良乡西潞园四里12号楼4层3-402在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房山)进行房屋一般抵押登记，债权数额200万元，房屋他项权利人为宝裕通公司。典当管理办法规定典当综合费用包括各种服务及管理费用，房地产抵押典当的月综合费率不得超过当金的27‰,该典当当金20万元，月综合费的上限为5400元，涉案的月综合费为5000元，符合该规定，一审法院予以认可。典当管理办法未规定典当当金综合服务费不得预扣，故一审法院对于宝裕通公司在典当当金20万元中，预扣张德永典当当金综合服务费5000元的行为不予干涉。典当管理办法规定，典当期限由双方约定，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可以续当。宝裕通公司和张德永认可涉案当金20万元，张德永交纳综合费用至2015年6月27日，上付费综合服务费共交5个月。张德永抗辩称，20万元综合服务费交了半年，因张德永未就此提供证据，对此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现宝裕通公司要求张德永偿还典当当金20万元及2015年6月28日之后的典当当金综合服务费月2.5%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张德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北京宝裕通典当有限公司典当当金二十万元及典当当金综合服务费（典当当金综合服务费计算标准按月百分之二点五，自二○一五年六月二十八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二、驳回北京宝裕通典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二审期间，梁文润出庭作证并出具书面《证明》，证明意思表示为：1.张德永与梁文润存在个人借贷纠纷，梁文润已于2017年3月在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起诉张德永，要求偿还欠款本金58.6万元。2.2016年9月21日张德永从宝裕通公司抵押典当出120万元用于归还对梁文润的欠款。梁文润给张德永出具转账字条意思是：“此笔钱是张德永打到张健卡里，如果出现问题不作为张德永借给陈健的借款手续，只是转账。”3.梁文润只是宝裕通公司的小股东，不能代表宝裕通公司实施任何行为。张德永从宝裕通公司所借的120万元是偿还对梁文润个人的欠款，并未实际转到宝裕通公司。梁文润在起诉张德永民间借贷案件中，梁文润认可张德永于2016年9月21日归还借款120万元。张德永发表质证意见称，梁文润作了虚假陈述，梁文润是宝裕通公司的股东和监事，梁文润说要转账，让我帮他走一下账。梁文润提前向张德永出具了转账字条，张德永签订当票后，发现金额不对，梁文润才补签上了当票号。字条的意思就是梁文润向张德永承诺“当票（1101323505）此笔张德永从宝裕通公司借的120万元借款不作为张德永向宝裕通公司的借款手续，只为转账”，张德永是在梁文润承诺后才办理的典当借款手续，120万元最终转到梁文润妻子的账户，正好解释了转账字条中“只为转账”的意思。宝裕通公司认可梁文润的证明目的，认为梁文润给张德永出具的字条不构成表见代理，张德永向宝裕通公司借款120万元是为了归还梁文润的个人欠款，张德永应归还宝裕通公司120万元典当借款。
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二审期间双方的争议焦点有两个：一是梁文润向张德永出具的转账字条真实意思如何认定？二是梁文润是否构成表见代理？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首先，梁文润认可涉案转账字条中“壹佰万”是自己提前写的，真实的金额是当票（1101323505）所涉120万元。其次，涉案转账字条是由梁文润向张德永出具的，可以理解为是梁文润向张德永做出的对当票（1101323505）所涉120万元借款转账走向的一种解释。梁文润陈述，出具转账字条是为了避免张德永与陈健之间可能出现的纠纷，真实意思是“此笔钱是张德永打到张健卡里，如果出现问题不作为张德永借给陈健的借款手续，只是转账”。根据查明的事实，此笔120万元钱款是由宝裕通公司转到张德永帐户，再由张德永帐户转到陈健帐户上。转账字条如果是梁文润所称的意思表示，那么梁文润出具转账字条的对象应该是陈健，因为是陈健需要得到保证不是自己向张德永的借款，而不是张德永。张德永作为120万元的转出方，只能是张德永向陈健主张120万元的债权，张德永不会担心陈健向其主张120万元的债权。同时，在转账字条中无法得出涉案的120万元是张德永向梁文润归还的个人欠款。所以，梁文润关于转账字条真实意思的表述不合常理，本院不予采信。结合涉案120万元最终转到贾东芳银行卡账户（贾东芳系梁文润的妻子）的事实以及梁文润出具转账字条与履行转账行为的先后顺序，本院认为，张德永关于转账字条的意思表述符合常理，本案梁文润向张德永出具的转账字条，真实意思是“当票（1101323505）所涉120万元不作为张德永向宝裕通公司的借款手续，只为转账”。
关于争议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规定：被代理人依照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承担有效代理行为所产生的责任后，可以向无权代理人领导追偿因代理行为而遭受的损失。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张德永与梁文润之前就相识，也知道梁文润是宝裕通公司的股东和监事，张德永通过梁文润与宝裕通公司签订涉案的两份典当抵押借款合同，但“2016年5月12日借款合同”签订后，张德永一直未履行该合同。2016年9月21日，当梁文润向张德永作出承诺“不作为张德永向宝裕通公司的借款手续，只为转账”并亲自出具书面转账字条后，张德永配合梁文润履行2016年5月12日典当抵押借款合同，转出的120万元也实际由宝裕通公司的工作人员操作转账到贾东芳银行卡账户（贾东芳系梁文润的妻子），结合上述事实，本院认为，张德永有理由相信2016年9月21日履行5月12日典当合同的行为是梁文润代表宝裕通公司的转账行为，并不是张德永本人向宝裕通公司之间进行典当抵押借款，梁文润对张德永构成表见代理，一审法院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宝裕通公司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宝裕通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600元，由北京宝裕通典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潘 伟
审 判 员 张 君
审 判 员 胡 君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张子才
书 记 员 燕晓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