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渝05行初226号
原告骆玉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女，汉族，1949年3月25出生。
委托代理人冉平海，重庆石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住所地：重庆市永川区人民大道***号。
法定代表人罗清泉，区长。
委托代理人段绪军，该政府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黄和兵，重庆泰洪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侯万桂，女，汉族，1953年4月29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吕天珍（系第三人侯万桂儿媳），女，汉族，1978年7月8日出生。
原告骆玉廷不服被告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永川区政府）土地行政确认一案，本院于2016年6月16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因第三人侯万桂与本案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6年8月3日、2016年11月16日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骆玉廷及其委托代理人冉平海，被告永川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段绪军、黄和兵，第三人侯万桂的委托代理人吕天珍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永川区政府于2010年11月30日作出永川区人民政府农地承包权（2010）第CQ1607090500xx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载发包方为永川区陈食办事处冯家坪桂花社，承包方代表姓名侯万桂，承包方住址永川区陈食街道办事处冯家坪桂花村组，承包期限1998年6月1日至2028年5月31日止，承包经营权共有人为四人，承包地确认面积10.04亩、承包地块总数13块、原承包证总面积7.94亩。
原告骆玉廷诉称，被告在2010年11月30日将原告合法拥有的承包地登记在第三人侯万桂户名下，未尽到审查义务，明显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程序明显违法。具体理由如下：骆玉廷原系重庆市永川区陈食街道冯家坪村桂花屋基村民小组村民，1998年农村土地第二轮承包经营时，原告骆玉廷与其丈夫蔡明奎、儿子王均3人以户为单位在重庆市永川区陈食街道冯家坪村桂花屋基村民小组（以下简称桂花屋基村民小组）处承包经营了3.42亩水田和旱地，持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承包期限为1998年7月至2028年6月。该3.42土地由3亩田（具体包括路下沟田2亩、坟山边田0.5亩和石坝边田0.5亩）以及0.42亩土（具体包括湾田土0.2亩、坡下土0.15亩和坡上小土块0.07亩）构成。1996年，骆玉廷一家在永川莲花乡场买了房，2000年左右在政府动员下骆玉廷将家庭户籍转到莲花场上成为非农业户口。但土地一直在耕种，且在国家废除农业税之前原告一直缴纳了农业税和集体提留款，只是从2001年以来将承包地让兄弟王光喜（侯万桂）一家代为耕种。2016年5月19日，永川区人民法院在开庭审案时，桂花屋基村民小组举示了永川区人民政府农地承包权（2010）第CQ1607090500xx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原告才知道被告于2010年11月30日在原告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已将1998年登记在原告名下的3.42亩土地登记在第三人侯万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名下，并且面积变更为4.32亩，但具体地块跟3.42亩土地的地块完全一致，这4.32亩土地由3.9亩田（具体包括路下沟田2.6亩、坟山边田0.65亩和石坝边田0.65亩）以及0.42亩土（具体包括湾田土0.2亩、坡下土0.15亩和坡上小土块0.07亩）构成。被告的行为违反了《农村土地承包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法应予撤销。故诉请依法撤销被告于2010年11月30日颁发的永川区人民政府农地承包权（2010）第CQ1607090500xx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对4.32亩（原面积为3.42亩）承包地的确认登记；并责令被告将被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对4.32亩（原面积为3.42亩）承包地变更登记在原告方名下。
原告骆玉廷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
A1、被告颁发给承包户侯万桂的农地承包权[2010]第CQ1607090500xx《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颁证日期为2010年11月30日），证载承包地确认面积为10.04亩，人口4人。
A2、被告颁发给承包户王光喜的《重庆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颁证日期为1998年7月1日），证载承包土地面积4.56亩，人口4人。
A3、被告颁发给承包户骆玉廷的《重庆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颁证日期1998年7月1日），证载承包土地面积3.42亩，人口3人。
上述证据拟证明被告颁发给原告骆玉廷和第三人侯万桂的承包经营权证的相关事实。
被告永川区政府辩称，被告向第三人侯万桂颁发的被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确认侯万桂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律程序。具体理由如下：1、原告一家三口于2000年办为非农村户口后，自愿放弃了承包地的耕种，从2001年原承包地由其弟王光喜（骆玉廷丈夫的弟弟、候万桂的丈夫）耕种并缴纳农业税；2、原告所在村民小组在原告一家转为非农业户口后，根据《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和关于完善农村户籍管理制度意见的通知》第三点“在小城镇办理城镇常住户口的条件”、《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切实做好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工作的通知》第七条、永川市农业办公室永农办[1998]34号文件第（三）项第2项规定将原告一家的承包地依法收回并进行调整发包给第三人侯万桂一家，符合当时的法律和相关政策规定；3、被告根据发包方报送的永川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颁证入户核实表，向第三人侯万桂颁发了本案涉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故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永川区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B1、《冯家坪村桂花一社（原大山坡一社）本社社员1998年第二轮承包集体土地自愿放弃的说明》，拟证明原告系自愿放弃参加第二轮承包集体土地。
B2、《大山坡2000年农业税任务征收表》、《永川市农业税及附加任务分户明细表》（2001年）、《农业税任务表》（2002年），拟证明2001年原告与王光喜均交了农业税，但从2002年之后原告再无缴纳，而是由王光喜缴纳。
B3、农委上报区政府的关于王光喜的《永川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颁证入户核实表》（2010年11月15日），拟证明王光喜承包地土地的相关情况。
被告提交的法律依据：国发【1997】20号《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和关于完善农村户籍管理制度意见的通知》第三点“在小城镇办理城镇常住户口的条件”、渝委法[1997]41号第七条“加强对完善第二轮土地承包工作的领导”、永农办[1998]34号《关于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若干具体问题处理意见》第三项“在承包期内，全家农转非已迁走的承包地、自留地、自留山，由集体收回另行发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七条。
第三人侯万桂述称，原告的承包地系因原告已全家迁出而交回给集体，集体再发包给第三人，第三人接手该承包地后一直缴纳了农业税，被告的颁证行为合法。
第三人侯万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C1、《冯家坪村桂花屋基村民小组开社员大会会议记录》一份，拟证明骆玉廷一家三人早已搬出集体经济组织，并将地交回集体。
C2、（2003）渝农税字5907900、5907899《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完税证》两份，填发日期均为2004年9月24日，一份完税证上纳税人名称为王光喜，金额为214.2元；另一份完税证上无纳税人名称，金额为167元。拟证明第三人一直缴纳了农业税。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举示的证据B1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B2不能达到证明2002年之后原告均未交税的证明目的；B3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被告对原告举示的证据A1-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原告的原有承包地已经发包给侯万桂了，该组证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被告对第三人举示的证据无异议，第三人对被告举示的证据无异议。原告对第三人举示的证据C1真实性不予认可，没有全体社员的签字；C2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证据作如下确认：原告举示的证据均真实、合法、有关联，予以采信。被告举示的证据虽真实、合法、有关联，但不能达到被诉颁证行为合法的证明目的；第三人侯万桂举示的证据C1无参会人员签字，真实性不予采信；C2虽真实、合法、有关联，予以采信，但不能达到证明被诉颁证行为合法的证明目的。
经审理查明，原告骆玉廷户原系重庆市永川区陈食街道冯家坪村桂花屋基村民小组村民。第三人侯万桂（其夫王光喜）与原告骆玉廷之间有亲戚关系。1998年7月，被告永川区政府向原告骆玉廷户颁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原告骆玉廷一户三人的承包地面积为3.42亩，其中水田3亩、旱地0.42亩，承包期限为1998年7月至2028年6月。承包土地明细登记为：路下沟田2亩、坟山边田0.5亩、石坝边田0.5亩、湾田土0.2亩、坡下土0.15亩、坡上小土块0.07亩。1996年，原告骆玉廷一家在永川莲花乡场买了房，2000年原告将家庭户籍转到莲花场上成为非农业户口。2000年，原告缴纳了农业税113.9元、王光喜缴纳了151.8元；2001年，原告缴纳了农业税199.68元、王光喜缴纳了252.2元；2002年，原告未缴纳农业税、王光喜缴纳了246.9元、新增王一祥（王光喜之子）缴纳了192.5元;2004年，王光喜缴纳了214.2元。2010年11月30日，被告向第三人侯万桂颁发了诉争农地承包权[2010]第CQ1607090500xx《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证证载承包地确认面积为10.04亩，承包地块总数13块，附录原承包证总面积7.94亩。该承包经营权证将1998年登记在原告名下的3.42亩土地登记在第三人侯万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名下，但原3.42亩的土地面积变更为4.32亩，具体地块名称和数量与原告证载地块名称、数量一致。
另查明，2016年5月19日，桂花屋基村民小组在永川区人民法院开庭审案时举示了永川区人民政府农地承包权【2010】第CQ1607090500xx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原告遂于2016年5月23日向永川区法院提交撤回对桂花屋基村民小组提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之诉，永川区法院当日口头裁定准予原告撤回起诉。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四条之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法定职权和职责。原告骆玉廷认为被告将属于原告承包经营的农村土地记载于第三人侯万桂被诉承包承包经营权证上，侵犯了原告合法享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故原告骆玉廷具有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五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所载明的权利有效期限，应与依法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约定的承包期一致”和第七条对颁证程序的规定，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发包方应在30个工作日内，将土地承包方案、承包方及承包土地的详细情况、土地承包合同等材料一式两份报乡（镇）人民政府农村经营管理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初审认为报送材料符合规定的，及时登记造册，由乡（镇）人民政府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提出颁证书面申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对乡（镇）人民政府报送的申请材料予以审核符合规定的，编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报同级人民政府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之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本案中，被告永川区政府对曾收回或注销原告承包经营权证，发包方与第三人侯万桂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向第三人颁证程序合法，均未能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被告在未收回、注销原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情形下，将原告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载明的承包地，颁证并记载于侯万桂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的被诉颁证行为，缺乏事实依据，且程序违法，被诉颁证行为中涉诉原告承包土地的记载内容应予撤销。
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三）项、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于2010年11月30日颁发的农地承包权[2010]第CQ1607090500xx《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湾田土0.2亩、坎下土0.15亩、坡上小土三块0.07亩、路坎下沟田2.6亩、坟山边0.65亩、石坝边0.65亩”的证载内容。
二、驳回原告骆玉廷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曾 平
代理审判员 何小莉人民陪审员张燕二0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赖 晓 玲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
第四条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承包方，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实行其它方式承包经营的承包方，经依法登记，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备案、登记、发放等具体工作。
第五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所载明的权利有效期限，应与依法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约定的承包期一致。
第七条实行家庭承包的，按下列程序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一）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发包方应在30个工作日内，将土地承包方案、承包方及承包土地的详细情况、土地承包合同等材料一式两份报乡（镇）人民政府农村经营管理部门。
（二）乡（镇）人民政府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对发包方报送的材料予以初审。材料符合规定的，及时登记造册，由乡（镇）人民政府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提出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书面申请；材料不符合规定的，应在15个工作日内补正。
（三）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对乡（镇）人民政府报送的申请材料予以审核。申请材料符合规定的，编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报同级人民政府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申请材料不符合规定的，书面通知乡（镇）人民政府补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三十四条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
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但是，被诉行政行为涉及第三人合法权益，第三人提供证据的除外。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