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豫01民初641号
原告：刘洋洋，男，1985年1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登封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彦，河南世纪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鲍宛生，河南世纪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霍城县三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新疆伊犁州霍城县清水镇长安路10号。
法定代表人：刘素平，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军，河南顺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新疆新正泰矿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霍城县清水镇长安路10号。
法定代表人：刘素平，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庆，河南天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新疆察布查尔县伊昭矿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新疆伊犁州察布查尔县加克斯台乡。
法定代表人：刘素平，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伦山，河南金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素平，女，1963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登封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文献，河南顺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梁献省，男，1961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登封市。
原告刘洋洋与被告霍城县三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三山公司）、新疆新正泰矿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新正泰公司）、新疆察布查尔县伊昭矿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疆伊昭公司）、刘素平、梁献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4月19日立案后，被告霍城县三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察布查尔县伊昭矿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在法定期间内对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依法驳回了被告霍城县三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察布查尔县伊昭矿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霍城县三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察布查尔县伊昭矿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提起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了霍城县三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察布查尔县伊昭矿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诉，维持了本院驳回霍城县三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察布查尔县伊昭矿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的裁定。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洋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春彦，被告三山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海军，被告新疆新正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国庆，被告新疆伊昭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伦山，被告刘素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秦文献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梁献省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洋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各被告连带支付借款本金4300万元及其利息3182万元（利息计算至2016年3月31日，此后利息按合同约定标准支付至实际偿还完毕之日），本息共计7482万元；2、本案律师代理费、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三山公司分别于2012年5月14日、6月15日、8月24日与原告签订合同，分别向原告借款2200万元、2000万元、100万元��合计4300万元），借期均为六个月，月息2%。被告新疆新正泰公司、新疆伊昭公司和刘宪昌为被告三山公司提供了连带担保。被告三山公司、新疆新正泰公司、新疆伊昭公司系关联企业，同一实际控制人为梁献省、刘素平夫妇，三企业之间存在明显的财产混同、人员混同、财务混同、法人混同。作为上述关联企业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梁献省、刘素平夫妇利用公司控制权，转移、混用公司企业法人财产，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应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基于上述，原告现具状起诉，望人民法院判如所请，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三山公司辩称，原告诉讼请求根本不成立，应依法驳回。1、无论是查清事实，还是原告所主张的事实以及责任承担，还是原告所提交证据上面显示的当事人，刘宪昌都应当是本案的当事人，三山公司强烈要求增加刘宪昌为本���被告。而且本案所涉事项已经超出民事争议的范围，涉嫌欺诈、非法经营、高利转贷等刑事犯罪，法院应当将此案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2、无论刘宪昌还是刘晓红均无权代表三山公司进行巨额高息融资借款，刘宪昌利用拿走三山公司印章的机会，以三山公司名义与原告父子恶意串通一气所签订借款协议属于无效协议（未经三山公司决议和授权，擅自盖章，刘宪昌与刘庭杰恶意串通损害三山公司公司利益无效，刘宪昌与刘庭杰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无效），所出具的借款手续涉嫌违法甚至犯罪，属于无效。只有三山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者取得特别授权的公司负责人才可以代表本公司从事重大的民事活动，除此之外的其他任何个人和组织均无权代表三山公司做出并实施重大决策、签署重大合同。刘宪昌既不是三山公司负责人，也不是公司主要管���人员，更未取得特别授权，根本无权代表三山公司做出重大决策，更无权代表公司签署重大合同。原告所主张的借款发生在三山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和主要管理人员均因遭诬陷被河南公安机关抓捕、羁押期间，三山公司也被公安机关查封，三山公司经营管理瘫痪、停滞。公司决策、执行和管理均不能开展，公司的经营管理均不再进行，均在等待刑事案件的进展及处理结果。在此期间公司根本不需要资金，更不需要借超高利息新借款偿还低利息的旧贷款。无论是刘庭杰、刘洋洋还是刘宪昌以上事实均了如指掌。然而，刘宪昌、刘庭杰、刘洋洋却未经公司股东会决议，也未经公司经理或者其他负责人决定，在三山公司上下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刘宪昌拿走三山公司印章的便利恶意大肆签订巨额高息借款协议，致使三山公司陷入巨额高息借款的深渊，这完全是恶��的，是串通和共谋的行为，是对三山公司恶意放高利贷企图趁火打劫的行为。尽管三山公司收到过刘宪昌给转来的款项，用于偿还银行贷款。但是无论是刘庭杰、刘洋洋还是刘宪昌均从未告知该款项是基于高息借款协议而来，更未声明该款项具有高息，否则三山公司绝不会接受这样高出所要偿还贷款利率三四倍的利息去做借超高利息借款还超低利息的借款。这也可以看出刘庭杰、刘洋洋与刘宪昌的恶意串通损害三山公司的意图和事实。刘庭杰、刘洋洋与刘宪昌所签订的协议，以及刘宪昌持三山公司印章进行加盖的材料或者文件，刘庭杰、刘洋洋从未将加盖三山公司印章的资料告知或者交给三山公司，也从未交给刘宪昌，并且一直向三山公司恶意隐瞒。这也完全证明刘宪昌与刘庭杰之间的秘密、串通和共谋使三山公司放弃银行低息欠款，而转为作为刘庭杰高于银行利息三四倍利率高利贷的债务人，这种极端匪夷所思的作为更能证明刘庭杰、刘洋洋与刘宪昌恶意串通损害三山公司利益，以该协议书合法形式掩盖非法放高利贷并进而控制侵吞三山公司的目的。从原告所提交的借款协议书内容上也可证明刘宪昌与刘庭杰、刘洋洋恶意串通损害三山公司利益以该协议书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从协议书上所显示的借款时间看，三山公司当时已经被河南省公安厅查封，已经无法建设和经营，也不能经营，何来继续建设资金需求。上述借款协议书只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恶意串通损害三山公司合法权益的工具和形式，该借款合同属于无效。3、三山公司并未收到原告方所诉称的那么多款项。在三山公司负责人被抓之后，三山公司通过转账收到8086万元，7笔，但该款项均是刘宪昌自己筹借给三山公司的，三山公司并不知道该款项背后的关系，三山公司只认可该款项的权利人为刘宪昌，不认可与原告方的借贷关系。至于刘宪昌假借三山公司名义与原告方签订的协议、出具的手续，三山公司毫不知情，也不应承担责任。4、被告方已经返还原告方2805.9万元，此外原告方以帮助解封水泥厂跑事为由经刘宪昌从三山公司处取走1059万元，到现在实际仅剩4221.1万元未返还。而且，刘庭杰在2015年全面负责接管经营三山公司，委派任永强全面负责，刘洋洋负责销售，范献敏管财务。原告方实际经营和控制三山公司近一年，不但从中侵占、抽走大量资产，更借机用三山公司为原告的巨额贷款提供担保，给三山公司造成极大的损失。对该损失应当抵充被告对原告的款项。5、三山公司的股东已经与原告方协商达成协议，将三山公司对原告方的债务债转股协议已签订并履行，因而三山公司对原告的欠款已经按照约定变成原告方对三山公司的股权，三山公司股东刘素平与原告方曾签署过债转股协议，约定原告方的债权转为对被告公司的股权。该债转股协议至今仍有效，仍在履行过程中。在债转股尚未完全结束之前，原告的债权处于不确定状态，至少在其债转股履行完毕之前，原告无权起诉，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或者中止审理待债转股处理终结后再恢复审理。6、原告诉称的三公司系关联企业，财产混同、财务混同、法人混同根本不成立，起诉刘素平、梁献省夫妇利用公司控制权，转移、混用公司企业法人财产，滥用公司法人地位，更是不成立。首先，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刘素平个人与三山公司均是完全独立的主体，相互之间不存在任何财产混同。其次，原告所起诉的三个公司，尽管法定代表人都是刘素平，但三山公司是完全独立的公司，有自己的经营范围、经营业务，不存在与其他公司财产的任何混同。三山公司的财产是完全独立的，与股东刘素平的个人财产没有关系，不存在任何混同。再次，原告所起诉的借款合同书及相关借款手续均是趁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蒙冤被关押于几千公里之外的看守所之机所为，这完全是原告方利用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不知情的情况下恶意、非法所为，既违背公司章程、公司法律法规，更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款项不但与法定代表人或者股东及公司负责人毫无关系，更不存在控制混同转移公司财产。这完全是原告方自己非法操纵、控制的结果，现在反倒以此为借口说三山公司财产混同，这显然是原告方精心设计的圈套，企图借此达到其非法目的。7、三山公司股东刘素平与原告方曾签署过债转股协议，约定原告方的债权转为对被告公司的股权。该债转股协议至今仍有效，仍在履行过程中。在债转股尚未完全结束之前，原告的债权处于不确定状态，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或者中止审理待债转股处理终结后再恢复审理。
新疆新正泰公司辩称，一、原告所诉的保证债务债权大多已过保证期间。原告要求新疆新正泰公司承担的连带保证债务，即便是按照原告所提交的证据，除2013年1月14号签订的借贷协议之外，其他的民间借款协议所约定的新疆新正泰公司的连带保证债务，均已过了保证期间。依据《担保法》的相关规定，新疆新正泰公司不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二、涉案所有的民间借贷协议和保证条款均为无效。刘宪昌没有代理权限，无权代表新疆新正泰公司在涉案的民间借贷协议书上签字盖章，协议对新疆新正泰公司无效。本案所有民间借贷协议书上加盖的新疆新正泰公司印章均是在新疆新正泰公司及公司管理人员毫不知情下所为，新疆新正泰公司对此���不知情。在无权代理的情况下，刘宪昌擅自以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借款协议以及保证担保，所订立的民间借贷协议和保证协议应为无效。新疆新正泰公司对其他公司提供担保，未履行任何法定程序，当然无效。本案借款合同当事方恶意骗取新疆新正泰公司担保，该担保无效。根据原告提交的借款协议，涉案的多个民间借贷协议和保证担保，金额超过1亿元，数额巨大，有理由对原告是否具有出借的资质、出借资金的目的提出合理性怀疑。根据原告所提交的证据显示，涉案的原告与三山公司、新疆伊昭公司之间订立的所有借贷协议，均明确约定是用于借款人的生产线建设，然而，现在新疆新正泰公司了解到该款项根本不是用于生产线的投资这一特定用途，而是主要用于归还银行借款。这种以贷还贷的协议本身具有违法性，明显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形，应为���效。而以生产线建设为名实际是为了其他用途，目的是骗取新疆新正泰公司的担保，新疆新正泰公司在受欺诈的情况下所订立的担保属于无效。三、新疆新正泰公司与股东刘素平、梁献省以及该二股东持股的其他公司之间不存在人格的混同。新疆新正泰公司为依法设立完全独立的法人企业，股东为刘素平、梁献省，其主要经营范围为“矿山开采技术咨询服务，建筑材料的销售；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边境小额贸易经营”，公司财务人员为黄新成，出纳人员为杨晓艳。公司独立经营，财务独立，独立纳税，不存在与其他两家涉案被告企业的股东混同、财务人员混同、业务混同和财产混同，也不存在与公司自然人股东刘素平和梁献省的财产混同。原告所诉新疆新正泰公司与公司两个股东以及股东持股的其他两个公司之间存在人格混同，与事实不符，应予驳回。原��关于律师费的诉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不应得到支持。
新疆伊昭公司辩称，一、新疆伊昭公司属煤矿企业，位于新疆伊犁州察布查尔县加克斯台乡，与本案其他被告分别位于不同的县乡，相距甚远。新疆伊昭公司是2001年3月经注册登记设立的法人单位，经理（煤矿负责人）是郭焕然，企业财产和企业财务均是独立的，不存在企业财产与股东或者其他企业“混同”。二、原告主张的2013年1月14日3000万借款协议，据了解是在公司法定代表人蒙冤被公安机关关押期间，原告父亲刘庭杰利用此机会通过刘宪昌以刘洋洋的名义在公司上下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恶意隐瞒非法签订，不具有任何效力和约束力。三、2012年，公司法定代表人因被诬陷被公安机关羁押，原告父亲刘庭杰明知新疆伊昭公司法定代表人被羁押利用刘宪昌所骗取公司印章，并私自在��份协议担保人上面加盖，这本身完全是违法的，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从原告所提交的借款协议上看，所借款项均约定了特殊用途，但在事实上所借款项均非用于特定用途，这属于骗取担保。即使按原告主张的担保条款约定保证期间计算，也已经超过保证期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26条规定，新疆伊昭公司不承担保证责任。四、原告所提供的民间借贷协议书和保证担保均为无效协议。刘宪昌无权代表新疆伊昭公司在本案民间借贷保证协议书上签字盖章，刘宪昌没有代理权，该协议对新疆伊昭公司无效。案涉借贷担保协议签订之时，新疆伊昭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素平和另一股东正被公安机关羁押，对借贷保证协议的签订事前不知情，事后没追认。本案所有借贷协议上加盖的新疆伊昭公司印章均是在新疆伊昭公司和公司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股东毫不知情下所为。新疆伊昭公司对其他公司提供担保，未履行任何法定程序，该担保无效。本案借款合同当事方恶意骗取新疆伊昭公司担保。原告父刘庭杰利用其关联企业以及刘素平和梁献省因遭诬陷被羁押、案涉企业无人照管期间，刘庭杰通过刘宪昌以刘洋洋的名义签订借款保证协议，再由本案涉及企业三山公司、新疆伊昭公司、新疆新正泰公司等为刘洋洋及其父所属企业进行循环担保贷款套取银行巨额资金，2015年案涉被告企业先后为刘洋洋及其父刘庭杰所属企业担保贷款1.4亿元人民币，套取银行巨额贷款。原告的民间借贷涉嫌高利转贷，依照《合同法》第52条和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14条1款的相关规定，案涉的借贷保证协议应属无效合同。五、本案借贷保证协议均发生在新疆伊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梁献省等被羁押期间，后被法院判决无罪获释。梁献省后因重大事故责任罪保外���医期间被他人举报现在焦作监狱服刑。2015年6月10日，原告父刘庭杰及刘洋洋的企业与本案被告刘素平、梁献省签订了债转股协议，债务抵销。法庭应在被告梁献省出庭的情况下审理本案。
刘素平辩称，一、涉案的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均属无效合同，且已经债转股而抵销。原告父子恩将仇报、欲续侵财产。梁献省、刘素平等人因遭诬陷被河南省公安厅分别于2012年1月10日和3月14日羁押，当时已是亿万富翁和郑州市人大代表的刘庭杰以“感恩”为名主动找到刘素平的弟弟刘宪昌说要帮恩人之忙，并提出帮助两人的企业偿还银行贷款和替他们两人“跑事”，刘宪昌被刘庭杰的说辞而感动，感恩戴德予以应允。后刘庭杰趁刘素平和三山公司管理人员羁押期间，以帮助管理企业为由唆使刘宪昌去管理涉案企业，并进而背着刘素平和其他人员签订了本案借款协议及担���合同，原告父子至今仍未提交给涉案企业本案借款手续。刘庭杰之所以热心唆使刘宪昌帮刘素平投资的企业偿还银行贷款完全是别有用心，因为经营着小额贷款公司的刘庭杰以“帮忙”为名来借刘庭杰个人高息偿还银行低利率贷款，名为帮梁献省、刘素平两人的企业实为帮助自己的小额贷款公司，并为侵吞梁献省、刘素平名下的财产埋下伏笔。银行借款利率和刘庭杰借款利率相差4倍，正常人不会去这样借高利率来偿还低利率借款。2014年11月20日经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判决梁献省等人无罪释放，刘素平也被取保候审，二人出来时，名下企业和财产全部已经被公安机关查封并停产，有部分企业在二人被羁押期间，在看守所里逼迫签订买卖协议低价予以出让。鉴于企业确实收到过刘庭杰方款项及无奈，经与刘庭杰多次协商，按照刘庭杰提出的要求，于2015年6月10���与刘庭杰签订了框架协议书和股权转让及公司重组协议，约定通过债转股的方式用梁献省、刘素平在新疆的三个企业60%的股权来抵偿借款。从协议可以看出，刘庭杰家族已经掌握涉案企业的控股权，刘庭杰从而达到了侵吞梁献省、刘素平财产的目的。2015年6月10日协议签订后，刘庭杰就派任永桥等及财务人员到三山公司接管经营至2015年年底，造成企业亏损1000多万元，目前仅欠工人工资一项就达400多万元，并形成劳资纠纷，该案已进入执行程序。按照协议，涉案企业资产应进行评估，刘庭杰委托河南亚太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评估后至今未向刘素平提交评估报告，后刘素平接到本案传票。需要强调的是，刘庭杰负责经营期间的2015年7月，用三山公司作担保，为其关联企业向郑州光大银行贷款4000万元；2015年9月，由三山公司作担保，刘庭杰关联企业又向登封农商银行两���贷款1亿元，涉嫌高利转贷。涉案企业所签署的借款、担保合同属无效合同。2012年刘素平、梁献省等人因遭诬陷被公安机关羁押，羁押期间发生本案借款及担保。首先，刘宪昌根本无权以企业名义以高息借款一个多亿。其次，刘素平、梁献省名下的所有企业财产和账号刑事案件立案时均被查封，企业法人和负责人被抓，造成企业全部停产，根本就不需要资金。而生产线早已建成并投产使用，刘庭杰明知刘素平和梁献省等被公安厅专案组羁押，却以“感恩”名义骗得刘素平弟弟刘宪昌信任，以高息出借给三个企业款项并让企业互相担保，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要谋划吃掉刘素平、梁献省投资的涉案企业。这种采取欺诈手段、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借款和担保合同依法不具有法律效力。另外，原告诉请的债权已经债转股而抵销。基于前述原因，2015年6月10日，刘素平和梁献省与刘庭杰签订了框架协议书和股权转让及公司重组协议，约定用梁献省、刘素平三个企业60%的股权来偿还借款，且刘庭杰派人在涉案企业经营7个月，截止庭审之日也没有接到解除框架协议书和股权转让及公司重组协议的通知。故2015年6月10日签订股权转让及公司重组协议和框架协议书依法具有法律效力并应继续履行，本案借款已经用企业股权抵偿，原告诉请不能成立。二、三山公司、新疆新正泰公司、新疆伊昭公司均为独立法人，与股东财产不存在混同，其自然人股东不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山公司的股东为刘素平和王爱珍；新疆新正泰公司的股东为刘素平、梁献省；新疆伊昭公司的股东为刘素平、梁献省。而刘素平、梁献省均为再婚，2016年3月4日在登封市民政局登记结婚，之前二人不是夫妻，不存在夫妻共同财产��根本不存在财产混同，故原告这一理由不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驳回。三、本案借款和担保均发生在刘素平、梁献省等被羁押期间，后被法院判决无罪获释。梁献省后因重大事故责任罪保外就医期间被他人举报现在焦作监狱服刑，本案应通知被告梁献省出庭。四、刘庭杰向刘宪昌索要的所谓1000多万元用于“跑事”款被告不应偿还并涉嫌犯罪。五、不认可本案借款，鉴于公司账户收到过原告的款项，愿意继续履行债转股协议来偿还债务。原告主张的月息2分利息包含律师费等所有费用。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请严重失实，请人民法院辨析真伪，依法查明事实，作出公正的裁决。
被告梁献省未答辩。
原告刘洋洋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借款合同、银行转账凭证、收据等证据证明原告出借给被告4300万元；《河南世纪通律师��务所律师服务协议》证明因案件诉讼需支付河南世纪通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费122万元。第二组证据，王新召证言、2013年4月29日13000万元本金未付利息1400万元转本金合同、2013年10月25日14400万元本金未付利息3300万元转本金合同、2015年6月10日框架协议书、2015年10月26日催款通知及邮寄单，上述证据证明原告一直在主张权利，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及保证期间。第三组证据，1、三山公司和新疆新正泰公司工商局公示信息；2、公安厅对何现超、张亚男和王爱珍的询问笔录；3、河南正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司法鉴定报告；4、三山公司对外提供的新疆新正泰公司和新疆伊昭公司财务凭证、合同、协议、发票等档案资料；5、新疆新正泰公司商混站生产线工程施工合同；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霍城县人民法院（2015）霍民初字第1619号民事判决书；7、互联网下载知网空间伊犁年鉴信息和数字水泥网信息；8、付款通知；9、郑州仲裁委员会（2012）郑仲裁字第638号裁决书。上述证据主要证明：被告企业人员混同、公章混同、档案混同、财产混同、办公地点混同、业务混同、对外宣传信息混同，股东滥用权利，随意支配公司财产，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严重混同；仲裁裁决书可以证明被告刘素平、梁献省系夫妻关系。
针对原告刘洋洋提供的证据，三山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关于第一组证据，1、2012年6月27日2000万。（1）《民间借贷协议书》：对其法律效力、合法性、真实性及原告的证明目的等均有异议，该协议属于无效协议。该协议完全是刘宪昌与刘庭杰、刘洋洋恶意串通损害三山公司利益所签订，该协议无效；同时刘宪昌与刘庭杰、刘洋洋以该协议书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无效。首先，三山公司系依法成立具有完全经营、行为能力的���立法人，只有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者取得特别授权的公司主要管理者及负责人才可以代表本公司从事重大的民事活动，除此之外的其他任何个人和组织均无权代表三山公司做出并实施重大决策、签署重大合同。刘宪昌既不是三山公司负责人，也不是公司主要管理人员，更未取得特别授权，根本无权代表三山公司做出重大决策，更无权代表公司签署重大合同。其次，该协议所显示的时间为2012年6月27日2000万，此时三山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和主要管理人员均因遭诬陷被河南公安机关抓捕、羁押，三山公司也被公安机关查封，三山公司经营管理瘫痪、停滞。公司决策、执行和管理均不能开展，公司的经营管理均不再进行，均在等待刑事案件的进展及处理结果。再次，无论是刘庭杰、刘洋洋还是刘宪昌以上事实均了如指掌（经过调查了解得知，刘庭杰在当时甚至还以帮助三山公司跑事为由经刘宪昌手骗取三山公司一千多万元）。然而，刘宪昌、刘庭杰、刘洋洋却未经公司股东会决议，也未经公司经理或者其他负责人决定，在三山公司上下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刘宪昌能够使用三山公司印章的便利恶意大肆签订巨额高息借款协议，致使三山公司陷入巨额高息借款的深渊，这完全是恶意的，是串通和共谋的行为，是对三山公司恶意放高利贷企图趁火打劫的行为。再者，尽管三山公司收到过刘宪昌给转来的款项，用于偿还银行贷款。但是无论是刘庭杰、刘洋洋还是刘宪昌均从未告知该款项是基于高息借款协议而来，否则三山公司绝不会接受这样高出所要偿还贷款利率三四倍的利息去做借超高利息借款还超低利息的借款。这也可以看出刘庭杰、刘洋洋与刘宪昌的恶意串通损害三山公司的意图和事实。再者，刘庭杰、刘洋洋与刘宪昌所签���的协议，以及刘宪昌持三山公司印章进行加盖的材料或者文件，刘庭杰、刘洋洋从未将加盖三山公司印章的资料告知或者交给三山公司（根据事后调查了解，也从未交给刘宪昌），并且一直向三山公司恶意隐瞒。这也完全证明刘宪昌与刘庭杰之间的秘密、串通和共谋使三山公司放弃银行低息欠款，而转为作为刘庭杰高于银行利息三四倍利率高利贷的债务人，这种极端匪夷所思的作为更能证明刘庭杰、刘洋洋与刘宪昌恶意串通损害三山公司利益，以该协议书合法形式掩盖非法放高利贷并进而控制侵吞三山公司的目的。最后，从该借款协议书内容上也可证明刘宪昌与刘庭杰、刘洋洋恶意串通损害三山公司利益以该协议书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从协议书上所显示的借款时间看，三山公司当时已经被河南省公安厅查封，已经无法建设和经营，不需要继续建设资金需求。��时三山公司120万吨水泥生产线已经建成，根本不存在“无法及时建成投产”、“半拉子工程”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原告方所拿出的款项也不是其“有特定用途”、“正在计划的项目做储备”的款项，而是其就是用来吃高息的、谋取高利的资金。这些内容充分证明以该协议书只是用来掩盖非法目的、恶意串通损害三山公司合法权益的工具和形式。原告方完全是操纵、控制并借助刘宪昌向三山公司恶意放高利贷，原告方以帮助为名，实则从事高利转贷谋取高息，并利用三山公司股东和负责人被抓、公司无法正常活动的困境之极乘人之危企图控制并将该公司据为己有的非法目的。（2）《付款通知》：关联性、合法性和对原告的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刘宪昌无权代表三山公司进行如此借款，也无权并指定收款人，对三山公司没有效力。该通知也进一步证明原告方与刘宪昌��手导演、操纵，进一步恶意串通、掩盖非法目的和损害三山公司的利益。（3）银行转账凭证：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这是刘宪昌与原告方恶意串通损害三山公司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手段和工具，不具有合法性，不能作为原、被告之间借款合同有效、合法的证据。（4）《收据》：合法性、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被告未收到过该收据上所示的款项。该证据可以反证原告操纵、导演、控制下利用他人以借款为名行对被告放高利贷、侵吞被告财产之实，对被告大肆编造债务，侵犯被告合法权益、掩盖非法目的。2、2012年4月27日1500万元。（1）2012年4月27日《民间借贷协议书》：同1、（1）质证意见。（2）2012年4月27日《付款通知》：同1、（2）质证意见。（3）2012年4月27日《银行转款凭证》：同1、（3）质证意见。（4）《收据》：同1、（2���质证意见。3、2012年5月7日1500万元。（1）《民间借贷协议书》：同1、（1）质证意见。（2）《付款通知》：同1、（2）质证意见。（3）《银行转款凭证》：同1、（3）质证意见。（4）《收据》：同1、（2）质证意见。关于原告提交的第二组证据，1、证人证言：真实性有异议，证人也未到庭，其证言不真实也不能采信。2、2013年4月29日13000万元本金未付利息1400万元转本金合同：对该证据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具有异议；该证据与三山公司无关，但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原告方与刘宪昌恶意串通，胡作非为，恣意妄为的行径。3、2013年10月25日14400万元未付利息3300万元转本金合同：对其法律效力、合法性、关联性及原告的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该协议属于无效协议，三山公司未签订或授权刘宪昌签订该协议，也未收到过该协议约定的款项，该协议完全是刘宪昌与刘庭杰、刘洋洋恶意串通损害三山公司利益所签订，以该协议书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无效，而且该借款并未履行，该协议也不生效。从该协议内容来看，与原告的证明目的根本不符，协议上很明确写的是借款，根本不是所谓的本转息。对该借款协议后面的1.44亿元《收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原告的证明目的均有异议，上面手写内容明显系原告自行编造、事后添加，申请对该《收据》内容及形成时间是否一致，是否为一次性书写进行司法鉴定。4、2015年6月10日框架协议书：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原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证明了原告方与被告的股东达成协议，将债权转为股权，而且该协议已经履行，且原告也已接管被告公司。被告与原告之间的债权债务只有待该框架协议执行完毕之后才能清算。针对本案原告的起诉应当依法驳回。5、2015年10月26日催款通知：真实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三山公司未见过也未收到过原告方催款通知。针对原告的第三组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关于新疆新正泰公司的资料，均系复印件，且与三山公司没有关系，三山公司没有向原告提交过新疆新正泰公司的资料，更未在新疆新正泰公司的资料上加盖印章。至于部分复印件上加盖三山公司印章，均系三山公司股东协议债转股后，原告方以需要进行审计鉴定为由，要求三山公司、新疆新正泰公司以及新疆伊昭公司为其提供各自的相关资料及印章，原告所持的加盖三山公司印章的资料，属于其自行所为，与三山公司毫无关系。三山公司的法人是刘素平，经理是何现超，财务负责人是张亚楠，出纳是王爱珍，双方签订框架协议之后，原告接管三山公司期间，是原告委派人员接管的公司，委派的负责人是任永桥，销售人员是原���刘洋洋，财务人员是范现敏。三山公司是老公司，2011年刘素平收购三山公司，股东变更为刘素平，之前三山公司有两个厂区，2010年搬到新厂区，三山公司与新疆新正泰公司不存在资产重合、混同的情形。对原告称从公安机关而来的司法鉴定及所附的鉴定材料，以及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这全部是复印件，没有加盖保管单位的印章，材料不真实，再者原告方不可能从公安机关得到属于案件秘密的证据材料，所有原告方所称的来源不属实也不合法，对这些证据不认可。640号、641号、642号案件中对相应证据的质证意见相同。
针对原告刘洋洋提供的证据，被告新疆新正泰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一、对原告2012年5月14日（2000万）、2012年6月15日（2000万）、2012年8月24日（100万）、4月27日（1500万）、2012年5月7日（1200万）、2012年6月27日（2000���）、2013年1月14日（3000万）借款协议的质证。1、对该协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有异议。被告单位及公司管理人员不知道此事，也从未见过、更没有收到过该借款协议和借款。该协议已超过诉讼时效。2、对该协议的合法性有异议。原告主张的借款合同签订时间是在新疆新正泰公司法定代表人因被诬陷被公安机关羁押，原告父亲刘庭杰利用此际通过刘宪昌以刘洋洋的名义所签订。刘宪昌非新疆新正泰公司工作人员、没有代理权。该协议用途内容虚假、特别是“序言”内容虚假。该协议不能作为原告主张债权的证据。二、对上述借款协议催款通知的质证。被告没有见到该催款通知，对原告主张的通知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三、对2013年4月29日（1400万）《民间借贷协议书》和收据、2013年10月25日（3300万）《民间借贷协议书》和收据的质证。对协议和收据的真��性和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有异议。（1）被告单位及公司管理人员不知道担保此事，也从没未见过该借款(保证)合同和收据。（2）原告没有支付三山公司协议载明的借款，借款（担保）协议不成立，没有效力。（3）收据显示的1.44亿和1.3亿的利息转本金，无法显示与原来借款协议的关系，与本案没有关联性。（4）协议的保证期间已经超过。四、对原告2012年的7份借款合同保证条款的质证。1、对所有7份保证（条款）担保合同的真实性有异议。被告单位及公司管理人员不知道此事，也从没未见过2012年该7份保证（条款）合同。7份保证（条款）担保是在新疆新正泰公司法定代表人因被诬陷被公安机关羁押，原告父亲刘庭杰利用此际通过刘宪昌以刘洋洋的名义所签订。2、对其中6份担保（条款）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已经超过保证期间，原告不能据此向新疆伊昭公司��张保证债务的权利。3、该7份保证（条款）担保合同不具有合法性。原告父亲刘庭杰明知被告法定代表人被公安机关羁押，利用刘宪昌所骗取新疆新正泰公司印章，并私自在数份协议担保人上面所加盖，这本身完全是违法的，属于骗保，保证条款不具有法律效力。五、对2015年6月10日《框架协议书》质证。1、该框架协议是原告与父亲刘庭杰与被告股东签订的债转股协议，对其真实性无异议。2、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及其父刘庭杰与本案被告刘素平、梁献省签订了债转股协议，原告债权转为股权，债务已抵销。六、对原告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有异议。1、被告的管理人员不存在完全重合和混同。新疆新正泰公司的股东与三山公司的股东不同，公司财务人员为黄新成，出纳人员为杨晓艳，与三山公司财务人员不同，不存在人员混同问题。张亚男、王爱珍的询问笔录，为复印件没有加盖任何印章，证据获取渠道不明，且该案并未形成最后结果，与本案也没有关联性，该证据不应采信。2、网上信息和政府年鉴信息为传来证据，不足以采信，公司的实际情况应以工商登记为准。3、三山公司和新疆新正泰公司有各自独立的银行账户，该笔资金汇入新疆新正泰公司是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素平收购三山公司的收购款，方便款项支取。4、司法鉴定报告是公司法定代表人涉另一案件时的证据，该案没有形成最终结果，已经撤案，与本案没有关联性。1400万和3300万元的利息转本金协议，是刘宪昌代为签署的，公司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素平并不知情，依法不具有法律效力，也不能证明三公司之间资产混同。5、新疆新正泰公司发票等凭证的原件并未加盖三山公司的公章，是原告利用框架协议签订后对公司进行评估时加盖���三山公司的印章，两公司并不存在财务混同。6、新疆新正泰公司成立于2010年，三山公司成立于2011年，新疆新正泰公司租用了原三山公司的场地办公，新疆新正泰公司成立时，刘素平还未成为三山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三山公司的实际经营地与注册地也并不一致，不存在公司地点的混同。7、网上信息、判决和司法鉴定不能得出新疆新正泰公司和三山公司混同的事实。8、没有事实证明新疆新正泰公司和三山公司之间印章混用，是原告利用框架协议签订后对公司进行评估时在新疆新正泰公司的合同文件上加盖三山公司的印章。9、司法鉴定报告是公司法定代表人涉另一案件时的证据，该案没有形成最终结果，已经撤案，与本案没有关联性。10、另据新疆新正泰公司提供的银行对账凭证证明，在2011年1月17日，刘素平的2300万资金是先从公司账户转出，又转入公司账户���，并不存在所谓的恶意抽逃出资、公私财产不分的问题，司法鉴定报告所述不实。七、1、新疆新正泰公司与三山公司的地点不混同，新疆新正泰公司的注册地是霍城县长安路10号，这是公司成立之初租借原三山公司的场地，当时刘素平还不是三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三山公司的实际经营地不是该地址；2、新疆新正泰公司的财务负责人是黄新成，出纳是杨晓艳，与三山公司的财务人员没有混同；3、在新疆新正泰公司的票据上加盖三山公司的印章不符合正常的逻辑，新疆新正泰公司保存的这些票据的原件上，均未加盖三山公司的印章；4、新疆新正泰公司的业务范围主要是矿业开发，三山公司的业务主要是水泥的制造及销售，不存在业务混同。综上，不认可原告所称的新疆新正泰公司与三山公司混同的说法。
针对原告刘洋洋提供的证据，被告新疆伊昭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一、对2013年1月14日3000万元的《民间借贷协议书》，对该协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有异议，被告单位及公司管理人员不知道此事，也从未见过、更没有收到过该借款协议和借款；该协议已超过诉讼时效。对该协议的合法性有异议，原告主张的3000万元借款合同签订时间是在新疆伊昭公司法定代表人因被诬陷被公安机关羁押，原告父亲刘庭杰利用此际通过刘宪昌以刘洋洋的名义所签订。刘宪昌非新疆伊昭公司工作人员、没有代理权。该协议用途内容虚假，特别是“序言”内容虚假。该协议不能作为原告主张债权的证据。二、对2013年4月29日1400万元的《民间借贷协议书》，对该协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被告单位及公司管理人员不知道此事，也从没未见过该合同。原告没有支付该合同借款，该协议不成立，没有效力。该协议内容显��不是“息转本”合同，且已超过诉讼时效。对该协议的合法性有异议。该借款合同是在新疆伊昭公司法定代表人因被诬陷被公安机关羁押期间，原告父亲刘庭杰利用此际通过刘宪昌以刘洋洋的名义所签订。刘宪昌非新疆伊昭公司工作人员、没有代理权，该借款协议不能作为原告一直主张权利的证据。三、对2013年4月29日1400万的《收据》，对该收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单位及公司管理人员不知道此事，也从没出具过该收据。被告没有借原告“1.3亿元借款”，该收据为原告父亲刘庭杰串通刘宪昌虚假编造。收据已超过诉讼时效。对该收据的合法性有异议，该收据是在新疆伊昭公司法定代表人因被诬陷被公安机关羁押，原告父亲刘庭杰利用此际串通刘宪昌以被告名义出具。刘宪昌非新疆伊昭公司工作人员、没有代理权。收据“利息转本金”属“驴���滚”，收据不具有合法性。该收据不能作为原告一直主张权利的证据，更不能作为“统一结算、统一偿还”的证据。四、对2013年10月25日3300万元的《民间借贷协议书》，对该协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单位及公司管理人员不知道担保此事，也从没未见过该借款(保证)合同。原告没有支付三山公司协议载明的借款，借款（担保）协议不成立，没有效力。该协议内容显示不是“息转本”合同，且已超过保证期间。对该协议的合法性有异议，原告主张的3300万元借款协议签订时间是在新疆伊昭公司法定代表人因被诬陷被公安机关羁押，原告父亲刘庭杰利用此际通过刘宪昌以刘洋洋的名义所签订。刘宪昌非新疆伊昭公司工作人员、没有担保代理权，该借款（保证）协议不能作为原告一直向被告新疆伊昭公司主张权利的证据。五、对2013年10月25日3300万元��《收据》，该收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单位及公司管理人员不知道此事，从没未见过该收据。该收据与被告新疆伊昭公司没有关系。对该收据的合法性有异议。该收据是在新疆伊昭公司法定代表人因被诬陷被公安机关羁押，原告父亲刘庭杰利用此际通过刘宪昌所出具。收据“利息转本金”属“驴打滚”，收据不具有合法性。该收据不能作为原告一直向被告新疆伊昭矿业主张权利的证据，更不能作为“统一结算、统一偿还”的证据。六、对原告2012年的7份保证（条款）担保合同质证意见：1、对7份保证（条款）担保合同的真实性有异议，被告单位及公司管理人员不知道此事，也从没未见过2012年该7份保证（条款）合同。7份保证（条款）担保是在新疆伊昭公司法定代表人因被诬陷被公安机关羁押，原告父亲刘庭杰利用此际通过刘宪昌以刘洋洋的��义所签订。2、对7份保证担保（条款）合同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2012年7份保证担保（条款）已经超过保证期间。依照《担保法》第26条，原告不能据此向被告新疆伊昭公司主张担保权利。原告提起本案保证担保已经超过保证期间。3、该7份保证（条款）担保合同不具有合法性。原告父亲刘庭杰明知被告法定代表人被公安机关羁押，利用刘宪昌所骗取新疆伊昭公司印章，并私自在数份协议担保人上面加盖，这本身完全是违法的，属于骗保。七、对2015年6月10日《框架协议书》，该框架协议是原告与父亲刘庭杰与被告股东签订的债转股协议，对其真实性无异议。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及其父刘庭杰与本案被告刘素平、梁献省签订了债转股协议，原告债权转为股权，债务已抵销。协议签订后，原告父亲刘庭杰还组织人员曾对被告企业实际管理，在其组织管理期间，原告父亲刘庭杰让被告等公司为刘庭杰的关联企业的三份合计1.4亿元的银行贷款担保书上加盖了被告企业的担保公章，为原告父亲刘庭杰的关联企业1.4亿元的银行贷款提供担保。八、对2015年10月26日催款通知，新疆伊昭公司没有见到该催款通知，对原告主张的通知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九、对原告第三组证据的综合质证意见，对原告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以及证明目的有异议。1、新疆伊昭公司属煤矿企业，位于新疆伊犁州察布查尔县加克斯台乡，与本案其他被告在不同的地方，相距甚远。2、新疆伊昭公司是2001年3月经注册登记设立的法人单位，经理（煤矿负责人）是郭焕然，企业财产和企业财务均是独立的，不存在企业财产与股东或者其他企业混同。十、对3000万元的借贷补充一点意见，对刘宪昌的付款通知的真实性有异议，从原告提交银行流水账单中没有看到与刘宪昌所写的银行账号相符的汇款；付款通知的收款人是屈艳艳，屈艳艳是原告锦鹏典当行的会计，被告没有收到这3000万元的借款。对原告补充的证人证言有异议，不予认可，不应采信。
针对原告刘洋洋提供的证据，刘素平发表质证意见称：第一组、第二组证据，对于该两组证据被告不认可，当时被告羁押在看守所，对本案所谓借款毫不知情、也没有委托他人进行管理。关于原告的第三组证据：1、新疆新正泰公司和三山公司不存在财务混同、业务混同、人员混同，新疆新正泰公司财务总监为黄新成、出纳杨晓燕，三山公司财务总监为张亚南、出纳王爱珍。2、网上信息不准确、不知出处和发布人，且为复印件，被告不认可，应以工商登记为准。3、刘素平不构成逮捕时涉嫌的抽逃注册资金罪，2011年1月17日当日刘素平就将新疆新正泰公司转出的2300万元又转入新疆新正泰公司，司法鉴定报告事项并没有被法院认定为事实，且被告涉嫌犯罪本身就是公安机关办理的冤假错案。4、三山公司和新疆新正泰公司的发票或票据原件上不可能也没有互盖印章，原告互盖印章复印件票据均是框架和重组协议签订后，双方委托评估期间三个公司印章放在一起时，原告方利用机会自行加盖的，由此可以证明原告方图谋侵吞之心蓄谋已久，被告方不存在混同。5、被告当时不知道原告方向被告公司账上进钱，是原告方和刘宪昌串通合谋交付。即使如此，作为指示交付仅是付款方式。后被告听说已签订转股协议，债权已经抵销，如果双方账目未算清应驳回原告诉请。6、新疆新正泰公司2010年6月成立时使用三山公司的房屋作为经营场所，故新疆新正泰公司和三山公司登记地址相同，当时刘素平尚未收购三山公司，不存在两公司地址混同。2011年1月刘素平收购三山公司新建生产线，三山公司地址变迁。另外，法院的判决书中王爱珍的证言没有被法院认定，没有认定王爱珍是新疆新正泰公司的出纳。对原告补充的证人证言不认可。对原告所说刘素平委托刘宪昌不认可。
针对原告刘洋洋提供的证据，梁献省未发表质证意见。
被告三山公司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2012年4月28日《存款凭条》，现金存入刘庭杰建行卡4340622430088981中90万元；2、2012年5月9日《转款凭条》，72万元；3、2012年6月4日《客户回单》，无折转客户账，高英卫262416736370转入屈艳艳中国银行26×××88账号中30万元；4、2012年6月7日《客户回单》，无折转客户账，刘彬263716816963账号转入屈艳艳中国银行26×××88账号中24万元；5、2012年6月15日《中国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44万元；6、2012年7月9日《中国银行汇兑支付往账凭证》、《汇兑支付往账凭证》，王爱珍中国银行62×××28账号转入刘洋洋浦发银行62×××40账号中24万元；7、2012年7月18日《中国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汇兑支付往账凭证》，新疆新正泰公司中国银行10×××94账号转入刘洋洋浦发银行62×××40账号44万元；8、2012年7月26日《中国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汇兑支付往账凭证》，新疆新正泰公司中国银行10×××94账号转入刘洋洋浦发银行62×××40账号30万元；9、2012年8月1日《中国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汇兑支付往账凭证》，王爱珍中国银行62×××28账号转入刘洋洋浦发银行62×××40账号中250万元；10、2012年8月28日《中国建设银行转账凭条》，刘晓红55×××27账号转入屈艳艳62×××58账号中8万元；11、2012年9月25日《中国建设银行转账凭条》，建行刘晓红55×××27账号转入屈艳艳62×××58账号2万���；12、2012年9月28日《中国银行业务申请书》，刘彬中国银行62×××19账户号转入屈艳艳中国银行45×××52账号30万元；13、2012年10月11日《中国建设银行转账凭条》，刘晓红建设银行55×××27账号转入屈艳艳62×××58账号中24万元；14、2012年10月19日《中国建设银行转账凭条》，刘晓红55×××27账号转入屈艳艳62×××58账号中44万元；15、2012年10月19日《中国建设银行转账凭条》，刘晓红55×××27账号转入屈艳艳62×××58账号中60万元；16、2012年10月23日《中国建设银行转账凭条》，刘晓红55×××27账户转入屈艳艳62×××58账户中2万元；17、2012年10月23日《中国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刘彬中国银行62×××19账户转入河南锦鹏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广发银行郑州行政区支行88×××11账户中862万元；18、2012年11月7日《中国建设银行转账凭条》，刘晓红55×××27账户转入屈艳艳62×××58账户中24万元；19、2012年11月15日《中国建设银行转账凭条》，刘晓红55×××27账户转入屈艳艳62×××58账户中30万元；20、2012年11月16日《中国银行客户回单》，刘彬中国银行62×××19账号转入屈艳艳45×××52账户中6万元；21、2012年11月26日《中国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刘彬中国银行62×××19账户转入郭彩娥浦发银行郑州分行紫荆山路支行62×××06账户中300万元；22、2012年11月26日《中国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刘彬中国银行62×××19账户转入郭彩娥浦发银行郑州分行紫荆山路支行62×××06账户中302.4万元；23、2012年11月29日《中国银行客户回单》，无折现金存款存入屈艳艳中国银行45×××52账户中2万元；24、2012年12月7日《中国银行客户回单》，无折转客户账，刘彬中国银行62×××19账户转屈艳艳中国银行45×××52账户36万元；25、2012年12月7日《中国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66万元；26、2012年12月7日《���国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刘彬中国银行62×××19转入屈艳艳中国银行45×××52账户90万元；27、2013年3月14日建行银行流水单，从刘晓红中国建设银行55×××27卡号转入刘庭杰62×××55账号中100万元；28、2013年4月29日建行银行流水单，从刘晓红中国建设银行62×××60卡号转入刘庭杰62×××55账号中20万元；29、2013年4月29日建行银行流水单，从刘晓红中国建设银行62×××60卡号转入刘庭杰62×××55账号中100万元；30、2013年5','2018-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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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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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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