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赣04民终126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施玉龙，男，1966年3月25日出生，汉族，浙江省东阳市人，经商，住浙江省东阳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柯仙仙，女，1967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浙江省东阳市人，经商，住浙江省东阳市。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吴俊，于晓洁，江西际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晓军，女，1970年7月22日出生，汉族，江西省武宁县人，经商，住武宁县。
委托代理人聂文虎，江西修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志刚，男，汉族，1954年10月11日出生，住江西省武宁县。
原审被告施某，女，1987年05月05日出生，汉族，上海市人，武汉广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住上海市松江区，
委托代理人吴俊，于晓洁，江西际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易王菊,女,1965年7月5日生,汉族，江西省武宁县人，经商，住武宁县，
原审被告武汉广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汉南区纱帽街银纱轩131号。
法定代表人施玉龙，该公司董事长。
原审被告东明广厦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东明县五四路33号财富广场。
法定代表人柯仙仙，该公司董事长。
被告武汉广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阳新分公司，住所地湖北省阳新县兴国镇环城路竹林塘。
负责人施玉龙。
上述三原审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吴俊，于晓洁，江西际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施玉龙、柯仙仙、与被上诉人李晓军、原审被告施某、易王菊、武汉广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广厦公司）、东明广厦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明广厦公司）、武汉广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阳新分公司（以下简称阳新分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前由江西省武宁县人民法院作出（2015）武民一初字第1307号民事判决。施玉龙、柯仙仙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1月25日在九江市中级法院召开了庭前会议，于2016年12月8日在武宁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施玉龙、柯仙仙、原审被告施某、武汉广厦公司、东明广厦公司、阳新分公司及其委托代理人吴俊、于晓洁，被上诉人李晓军的委托代理人聂文虎、杨志刚等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易王菊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实行缺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施玉龙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江西省武宁县人民法院（2015）武民一初字第1307号民事判决书第四项，并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任何还款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一审法院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一）本案本是一起简单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但一审法院却故意将其复杂化，针对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和基于的事实理由，本案正确的审理方式本应当是先确定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之间的真实借款金额、借款利率以及还款情况，在确认了本案真实债权的金额后，再确定被上诉人起诉的三家公司是否应当根据法律规定承担相应的责任，再在确定三家公司承担责任后，本案上诉人是否应当根据法律规定承担相应的责任，并作出合法合理公平公正的判决。
首先，一审法院基于有另49人将款项也借给本案中原告被告易王菊，且提起诉讼时间、案件所有被告和案件情形与本案也是同时和相似的，因此作出了将本案与另49个案件合并审理的决定，但一审法院在合并审理过程中却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其次，本案与另49起案件虽然案由一致，但是基于的是50个不同的民事法律关系，且每个案件借款时期不同，借款金额不同，借款利率计算方式等等均不同，但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并没有对每一个案件严格区分开来，而是在查封、冻结一审所有被告财产期间，作一份民事裁定书，对每一个案件的查封、冻结的金额未明确说明，只是笼统的说明一并查封、冻结，这是违反法定程序的。
再次，一审法院在开庭审理过程中，对每一起案件，仅仅对出借人和借款人之间的借款金额、利率、利息进行核对，但因被上诉人均要求三家公司对被上诉人的借款承担责任，且依据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之规定，该规定要求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企业应当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在此基础上，一审法院本应查明每一个出借人所借的款项是否真实被三家公司用于生产经营，但一审法院没有，只是笼统，全部放在一起说，认为所有50位原告一共借给易王菊多少款项，然后易王菊将这些款项全部用于三家公司，据此认定所有50位出借人的钱全部被三家公司所用，然后三家公司应当承担责任，这实在是荒唐至极，不仅是本案，包括另49起案件的所有的借款都没有汇入过三家公司，而是直接与易王菊之间发生往来，易王菊在庭审中已明确说明，所借款项大部分用于偿还其他债权人的借款本息，对此一审法院也置之不理，仍然作出上述认定，一审法院此举实在令人费解。
最后，一审庭审中，三家公司均提出既然出借人认为借款被三家公司使用，又无法提供确切证据，那么可以通过对三家公司的银行流水进行司法审计来查明三家公司是否实际使用出借人的借款，一审法院对此置之不理，就是单纯笼统的认为易王菊只要汇款给三家公司的金额超过出借人所借的金额的数字，那么钱就是被三家公司使用了，这种结论不知一审法院是根据哪一部法律得出。一审法院如此办案，实在是视法律如儿戏，将法律规则玩弄于鼓掌之间。
（二）一审法院对当事人未主张的法律关系作出裁判，属于程序违法。
首先，被上诉人在起诉中要求上诉人承担责任是根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之规定，认为上诉人是武汉广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广厦公司）和武汉广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阳新分公司（以下简称阳新分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将公司法第二十条中关于公司股东的限制扩大到实际控制人的适用。对此，上诉人在诉讼过程中对上诉人的身份及法律适用问题提出抗辩，但令上诉人没有想到的是，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未变更诉讼的前提下，认为武汉广厦公司、阳新分公司、东明广厦公司对阳新阳华房地产有限公司享有到期债权而怠于行使为由，认为被上诉人享有代位求偿权，并依据代位求偿权的法律规定作出认定和判决，完全是在偏帮被上诉人一方，刻意为被上诉人找借口，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本案并非代位求偿权纠纷，而是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法院在审理和判决时，同时审理了两个民事法律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一审诉讼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民事行为的效力与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坚持不变更诉讼请求的，法院应当驳回其起诉，而不应作出实体判决；法院径行对当事人未予主张的法律关系作出裁判，既是代替当事人行使起诉权利，又剥夺了对方当事人的抗辩权利，属于程序违法。本案中被上诉人在诉讼期间从未对代位求偿权提出任何主张，一审法院直接据此作出认定，就是代替被上诉人行使起诉权利，又剥夺了上诉人的抗辩权利，属于程序违法。
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系施某、柯仙仙股份幕后持有者及实际控制人，并转移1087.16万元到阳新阳华房地产有限公司进行投资，给三家公司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是错误的。
（一）上诉人仅仅是武汉广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广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武汉广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阳新分公司（以下简称阳新分公司）的负责人。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柯仙仙、施某是夫妻、父女、母女的关系，认为上诉人系施某、柯仙仙股份幕后持有者及实际控制人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能单凭三个人之间的家庭关系就认定三个人在公司中的关系，这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上诉人在家庭中可能是一家之主、一家之长，但在公司中，上诉人仅仅是公司所聘请的法人、负责人，并非持股股东，上诉人的代表公司所做的言、行，均是公司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确定的他的职责，一审法院以民法调整的家庭关系来确定上诉人、柯仙仙、施某在公司法调整的公司之间的关系，没有事实依据和证据支撑，也与法相悖。
（二）在一审法院错误的认定了上诉人是三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后，又鉴于《公司法》第二十条对实际控制人无法适用，但为了帮助被上诉人，又刻意找到另一条法律规定即代位求偿权，试图认定上诉人应当承担责任，并作出判决，更是错上加错。
上诉人自始至终并未转移过任何一家公司的财产，一审法院在审理查明中提到，阳新分公司向上诉人转账2064.1314万元、东明广厦公司向上诉人转账20万元，但一审法院却对上诉人向武汉广厦公司转账132.885万元、向阳新分公司转账2716.151万元，上诉人向三家公司的转账金额远远高于公司转给上诉人的金额。且上诉人投资到阳新阳华房地产有限公司1087.16万元是其个人投资，与武汉广厦公司、阳新分公司、东明广厦公司无关。一审法院据此认定上诉人是转移的公司资产，导致公司对上诉人享有到期债权，而公司怠于行使权力，导致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享有代位求偿权，实在是荒谬至极。
（三）依据我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代位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
首先，代位权行使要件要求债务人怠于行使到期债权，按照一审法院的此种认定，那么首先三家公司对上诉人享有到期债权，而被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投资款属于三家公司所有的，被上诉人也不可能提供证明，因为这是一审法院自己帮被上诉人做的主。
其次，要求对到期债权怠于行使，那么怠于行使的证据又再何处？被上诉人也没有证明。
最后，要求怠于行使权利对债权人造成损害，那么本案债权人的损害又在何处。即使是将一审法院受理的50位债权人起诉的案件全部一并来说，全部债权人的债权金额也不过5000万，而一审法院却查封了所有一审被告近3个亿的资产，暂不谈一审法院存在着超标的查封、冻结的行为，而查封、冻结的财产在三家公司承担责任的情况下也完全可以清偿被上诉人的债务，被上诉人的债务完全不会受到侵害。
据此被上诉人无权在本案中行使代位求偿权，一审法院据此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
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而一审法院却以代位求偿权的法律关系作出判决，且作出的判决毫无事实依据和证据支撑，适用法律错误。
四、一审法院判决被上诉人在其转移1087.16万元到阳新阳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进行投资的范围内对武汉广厦公司、阳新分公司、东明广厦公司的债务承担赔偿责任更是在扩大案件影响力。
一审法院不仅对被上诉人的该起案件如此判决，对一同起诉、一审法院一并审理，并且同时生效的另49起案件也是如此判决，如果整个50起案件同时生效，所有债权人将如何执行？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的范围是1087.16万元，而所有50起那件总争议金额高达5000万元，加上逾期利息可能更高，一审法院如此判决根本不是在解决矛盾，而是在制造矛盾，给整个社会稳定带来不安影响。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且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作出公正判决。
上诉人柯仙仙上诉称，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江西省武宁县人民法院（2015）武民一初字第1307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并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任何还款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一审法院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案本是一起简单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但一审法院却故意将其复杂化，针对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和基于的事实理由，本案正确的审理方式本应当是先确定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之间的真实借款金额、借款利率以及还款情况，在确认了本案真实债权的金额后，再确定被上诉人起诉的三家公司是否应当根据法律规定承担相应的责任，再在确定三家公司承担责任后，本案上诉人是否应当根据法律规定承担相应的责任，并作出合法合理公平公正的判决。首先，一审法院基于有另49人将款项也借给本案中原告被告易王菊，且提起诉讼时间、案件所有被告和案件情形与本案也是同时和相似的，因此作出了将本案与另49个案件合并审理的决定，但一审法院在合并审理过程中却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其次，本案与另49起案件虽然案由一致，但是基于的是50个不同的民事法律关系，且每个案件借款时期不同，借款金额不同，借款利率计算方式等等均不同，但一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并没有对每一个案件严格区分开来，而是在查封、冻结一审所有被告财产期间，作一份民事裁定书，对每一个案件的查封、冻结的金额未明确说明，只是笼统的说明一并查封、冻结，这是违反法定程序的。再次，一审法院在开庭审理过程中，对每一起案件，仅仅对出借人和借款人之间的借款金额、利率、利息进行核对，但因被上诉人均要求三家公司对被上诉人的借款承担责任，且依据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之规定，该规定要求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企业应当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在此基础上，一审法院本应查明每一个出借人所借的款项是否真实被三家公司用于生产经营，但一审法院没有，只是笼统，全部放在一起说，认为所有50位原告一共借给易王菊多少款项，然后易王菊将这些款项全部用于三家公司，据此认定所有50位出借人的钱全部被三家公司所用，然后三家公司应当承担责任，这实在是荒唐至极，不仅是本案，包括另49起案件的所有的借款都没有汇入过三家公司，而是直接与易王菊之间发生往来，易王菊在庭审中已明确说明，所借款项大部分用于偿还其他债权人的借款本息，对此一审法院也置之不理，仍然作出上述认定，一审法院此举实在令人费解。最后，一审庭审中，三家公司均提出既然出借人认为借款被三家公司使用，又无法提供确切证据，那么可以通过对三家公司的银行流水进行司法审计来查明三家公司是否实际使用出借人的借款，一审法院对此置之不理，就是单纯笼统的认为易王菊只要汇款给三家公司的金额超过出借人所借的金额的数字，那么钱就是被三家公司使用了，这种结论不知一审法院是根据哪一部法律得出。一审法院如此办案，实在是视法律如儿戏，将法律规则玩弄于鼓掌之间。
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一审法院在错误的认定三家公司应当对易王菊的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后，认定上诉人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是错误的。
（一）武汉广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广厦公司）、东明广厦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明广厦公司）、武汉广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阳新分公司（以下简称阳新分公司）并非本案实际借款人和用款人，依法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
首先，本案实际借款人为易王菊，三家公司不管是借款前、借款后都从未授意易王菊借款也未使用该借款，一审法院以易王菊个人账户资金往来金额大为由，认定易王菊的11个账户不符合其个人生活消费往来特征，认定易王菊向被上诉人所借款项是三家公司授意并用于三家公司经营，完全是错误的。易王菊拥有多个账户，是法律、法规、金融机构赋予她的权利，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个人不能拥有多个账户，也不能因为其账户资金流动大、金额高就认定其投资的公司应当对其个人债务承担偿还责任，易王菊作为在多家公司有股份的股东，其个人账户资金当然不可能像每月领固定工资且没有任何其他收入来源的人一样，每月资金流动量不超过几万元。易王菊作为武汉广厦公司的股东，她向三家公司及上诉人、施玉龙、柯仙仙汇款的行为不论是她作为股东的投资也好作为个人的资金往来也好，都是再正常不过的行为，一审法院却据此认为易王菊的账户与三家公司和上诉人、施玉龙、柯仙仙之间存在密切关联，账户存在密切关联就是用了被上诉人的借款，完全是无稽之谈。
其次，一审法院认为，三家公司及易王菊个人的报告等书面材料和其他案外人的借款，能够认定易王菊向被上诉人所借款项是三家公司授意并用于三家公司经营，完全无事实依据。三家公司在易王菊无力清偿个人对外债务后，考虑到易王菊系武汉广厦公司的股东，公司的资产也有她的份额，才同意拿出部分资产给易王菊去清偿债务，被上诉人提供的三家公司所出具的《资产处置方案》、《授权委托书》、《股东会议纪要》、《资产明细表》、以及与施玉龙之间的通话录音等证据材料，均是在易王菊借款之后，在易王菊无法承担债务之后所形成和作出的，完全是在事后为了帮助易王菊解决困难，而不是同意作为共同还款人的身份对易王菊的债务表示认可。而一审法院完全不顾客观事实，认定三家公司的行为是授意易王菊向被上诉人借款，并实际使用了借款，是荒谬的。至于其他案外人的借款，更是与本案无关。
综上，一审法院以上述事实认定三家公司对易王菊的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无事实依据。
（2）上诉人并未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更不存在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
首先，上诉人滥用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是一审法院在没有事实依据和证据的基础上作出的错误认定。上诉人作为东明广厦公司的股东，在公司经营过程中出资出力、从未滥用自己股东的权利，而利用股东有限责任来逃避债务更是一审法院无中生有。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在三家公司经营过程中，从阳新分公司转走503.76万元，从东明广厦公司转走916万元，且不说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转走的金额是否有足够证据支撑，但一审法院对于上诉人向武汉广厦公司转账658.1万、向阳新分公司转账582万、向东明广厦公司转账5831万元视而不见，上诉人不仅没有一审法院认定的转移资产，反而是向三家公司转账的金额远远高于从三家公司转走金额，这些金额也是一审法院查明的，一审法院在自己查明的这些数据面前，依然认定上诉人存在恶意转移资产，实在是令人费解，另外东明广厦公司将其开发的财富广场13-01-21号房产登记在上诉人名下，是为了在金融机构办理贷款需要，且贷款也是东明广厦公司使用，这些事实和证据均可以证明上诉人并没有侵占公司资产的行为，且与三家公司来往密切的上诉人的银行账户，实际上是三家公司为了经营方便，以上诉人名义开户，实际是供三家公司使用，上诉人不存在任何逃避债务的行为。
其次，三家公司目前经营状况良好，虽然目前不是日进斗金的盈利状态，但也不至于到了需要破产而资不抵债的地步。一审法院以三家公司之间财产混同、人员混同、业务混同等理由，认为上诉人存在不正当目的，公司在财产向股东不当流动，是错误的。
上诉人在东明广厦公司持有股份，武汉广厦公司是东明广厦公司的股东，阳新分公司是武汉广厦公司的分公司，基于三家公司的关系，那么三家公司必然存在部分人员相同的情形，既然武汉广厦公司对房地产行业有着经验，那么对投资的东明广厦公司也从事房地产行业又有何不妥，这是公司经营的一种方式和策略，怎么到了一审法院眼中就变成人员混同、业务混同的恶意行为。
再次，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滥用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更是没有事实依据和证据支撑的。一审法院在诉讼期间查封阳新锦湖豪苑价值49344762元的房产、山东东明财富广场价值228929131元的房产、实际冻结易王菊89928.12元存款、阳新分公司307622.19元存款、东明广厦公司111194.64元存款等近3个亿的资产，而本案易王菊所欠被上诉人的资金不过17余万元，即使是将一审法院受理的50位债权人起诉的案件来说，全部债权人的债权金额也不过5000万，而一审法院却查封了所有一审被告近3个亿的资产，暂不谈一审法院存在着超标的查封、冻结的行为，而查封、冻结的财产在三家公司承担责任的情况下也完全可以清偿被上诉人的债务，被上诉人的债务完全不会受到侵害，一审法院却认为上诉人的行为严重的损害被上诉人的权利，导致被上诉人的权利难以实现，据此判决上诉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分明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2）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承担责任适用的是《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第二十一条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前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首先，上诉人并未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权利。更没有滥用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登记在上诉人名下的房产均是东明广厦公司自己经营使用，只是借用了上诉人名义而已，上诉人向三家公司转账的金额远远高于三家公司转给上诉人的金额，并没有转移资产的行为，一审法院在没有事实和证据的前提下，适用公司法第二十条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其次，上诉人也没有利用自己是武汉广厦公司控股股东的身份，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没有给公司造成任何损失，一审法院适用公司法第二十一条作出判决，也是错误的。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作出公正判决。
针对上诉人施玉龙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李晓军答辩称，一、原审审判程序合法。（一）原审法院受理案件后，依法组成合议庭，按照法定程序送达了相关诉讼文书。为确保各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全面查明案件事实，合议庭组织召开两次协调会和两次庭前会议，认真听取了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对借贷事实的意见。
由于答辩人与其他原告（即债权人）属于同一性质的借贷关系，借条均是以易王菊名义出具，无非是借款时间、数额、利率不完全相同，原审法院为了避免重复审理，节约诉讼资源，在召开了两次庭前会议的基础上，分别征询了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和代理人的意见后，确定同时开庭。庭审中，法庭先就各原告的借款时间、数额、利率、还款情况，进行分别审理，再次查明借贷事实后，再就公司责任、股东及相关人员的责任进行庭审举证质证，然后进行辩论，最后就个案分别作出判决，整个庭审过程和庭审后上诉人均未提出过任何异议。原审此举完全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二十一条关于合并审理的规定，并无不当。
为了确保实现债权，答辩人和其他原告均依法向原审法院提交了财产保全申请书，交纳了保全费用，原审法院根据案件的同一属性，以一纸法律文书统一对原审被告的财产进行查封、冻结，既未超出答辩人和其他原告的申请范围，也未超出案件的标的，同样不违反法律规定或者存在不当。
（二）由于上诉人与原审被告施某、柯仙仙特殊的亲缘关系，虽然上诉人表面上不是公司股东，但其担任了武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阳新分公司的负责人，并直接染指东明公司，其实际控制三公司的事实已经有大量证据证实。上诉人利用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身份，从三家公司和易王菊银行帐户卷走大量资金，并以自己退股金的方式协助原审被告施某、易王菊抽逃出资，已经构成了对公司利益和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损害。就上诉人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在一审庭审中，答辩人及代理人提出了三个方案，一是与原审被告柯仙仙、施某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二是按照《合同法》第七十三条规定行使代位权，要求上诉人在转移公司资产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三是按照《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4条第2款规定，要求上诉人在协助股东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责任。原审认为，上诉人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转移公司1087.16万元到阳新阳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进行投资，给武汉公司、阳新分公司、东明公司造成了严重损害。合同法规定，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法律规定公民的民事行为应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因此被告施玉龙应在该转移资产的范围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原审法院作出这样的认定，一是基于答辩人的请求，二是根据法律规定，无非是选择了更加准确的定性，并不存在违反法律规定或者剥夺上诉人的诉讼权利。故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未变更诉讼请求的前提下”，“完全是在偏帮被上诉人一方，刻意为被上诉人找借口，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本案中被上诉人在诉讼期间从未对代位求偿权提出任何主张”，纯粹是信口雌黄，毫无事实根据，依法不能成立。
二、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一）关于上诉人系被告柯仙仙、施某的股份幕后持有者及实际控制人的认定，在原审中，答辩人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以下事实：①上诉人与原审被告柯仙仙、施某分别系夫妻、父女关系；②武汉公司成立时，原审被告施某作为控股股东，只有18周岁，尚在上海某大学读书，明显不具有数千万元投资的能力，其股份实际幕后持有人即为上诉人和原审被告柯仙仙；③上诉人担任武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阳新分公司的负责人，原审被告柯仙仙担任东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上诉人直接控制武汉公司和阳新分公司，并直接染指东明公司；④上诉人掌握三公司的经营命脉，指使、协助股东抽逃出资、转移资产，并直接挪用公司资金；⑤作为三家公司的决策人，在东明公司唯一自然人股东、法定代表人柯仙仙不在场的情况下，组织三家公司人员一道开会，决策三家公司的大政方针，制定二法人公司的资产处置方案，任意交叉安排使用三公司人员；⑥全权代表三公司直接与债权人对话，当债权人的面亲口承认公司是他的，并对债权人作出承诺。以上事实已经庭审查证，原审法院依法确认上诉人为被告柯仙仙、施某的股份幕后持有者及实际控制人，有充分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是剥开了施玉龙伪装的面纱，还原了施玉龙真实的面目。上诉人企图以简单的家庭成员关系和聘用关系来掩盖其在公司中的地位和作用，逃避法律责任，是不能成立的。
（二）关于上诉人转移财产的认定，原审中，答辩人提供了以下证据：①原审三被告公司的部分银行流水；②原审被告易王菊个人部分银行流水；③阳新阳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怡璟新城项目资料和协议及收款收据；④阳新分公司部分账簿、账目、文件。上述证据表明，上诉人从公司挪用资金2000余万元；从易王菊个人银行账户挪用公司资金近1600万元，并将此款中的1087.16万元用于其在阳新阳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怡璟新城项目的投资。对此，在一审开庭时已经当庭质证，法庭已经查证属实，上诉人亦未提出异议。
（三）关于上诉人抗辩其向公司转入了大量资金的问题，这从一定意义上说明上诉人认可自己就是公司股份的实际持有人，才会向公司投入如此大量的资金，否则仅仅是聘用关系为什么会向公司投入如此大量的资金？为什么会与公司发生如此巨额的资金往来？依照《公司法》规定的公司资本确定、资本维持、资本不变的三大原则和公司会计制度，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并不能以其转入公司资金来抵消其侵占、挪用和抽逃资金的责任。所以，上诉人和其他被告的行为，不仅损害了公司的利益，也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原审法院依据上述查明的事实，并依答辩人的诉请，判令上诉人在其转移的1087.16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判令原审被告柯仙仙、施某承担连带责任，符合法律规定。
（四）关于上诉人称三公司完全可以清偿债务的问题，答辩人不清楚是指三公司剩余资产可以还清所欠本案原审48位原告的债务，还是可以还清公司所欠的所有债务，如果单指所欠本案原审48位原告的债务，是有还清的可能性，但要说是还清公司所负所有债务，显然与事实不符，也正因为通过多种渠道获悉三公司可能资不抵债，所以，答辩人和其他原告才根据已经掌握的三上诉人侵害公司法人独立地位，损害公司利益和转移公司财产的情况，依法追加三上诉人为被告，追究他们承担连带责任和在转移财产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有关被告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信息来源有四方面：一是武汉公司和东明公司的会议纪要、决定、授权委托书、资产处置方案等文件中载明：公司经营难以为继，资不抵债，无能力偿还银行贷款和公司其他负债等等；二是三公司实际控制人施玉龙在与债权人代表协调会上多次讲过，公司的资产就这么多，但我们在云南、山东、阳新等还有资产来还你们的债（这些资产不是三被告公司的）；并多次讲过，公司如果不好好地处理债务，把所有的债全加起来，公司将要破产；三是被告方代理人吴俊律师在2015年07月22日和08月18日法院主持的两次调解会上都说过，公司可能面临破产；四是原告方掌握的三公司负债信息，仅以易王菊名义出面借款不仅仅是答辩人等48人1.2亿多元，还有另案起诉的，没有起诉的，按被告方曾经在与债权人协调会上讲的有2.5亿元之多。另还有公司的资产处置方案中讲的柯仙仙、刘福英以公司名义的借款，还有银行贷款和房产交易税收等等，到底三被告公司总负债是多少，原告方不清楚，而三公司的资产按吴俊律师2015年08月18日在法院主持的调解会上提供的剩余资产表进行估算，是难以还清以上所提到的公司债务和税收的。所以，答辩人等原告申请追加三上诉人为被告，依法追究他们承担连带责任和在转移财产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一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力；二是制止三上诉人恶意逃避债务和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进一步防止三上诉人继续操控公司，转移资产，扩大债务，以充分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五）关于上诉人提出的审计问题，从起诉前的协调到诉讼过程中的证据保全，答辩人和原告一直希望对被告方的财务账目及公司资产和公司总负债情况进行审计，而上诉人和易王菊也承诺进行审计，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方代理人吴俊律师在2015年07月22日和08月18日法院主持的两次调解会上承诺，同意原告方聘请有资质的机构对三公司的资产和负债情况进行全面审计，但2015年08月20日原审法院到湖北阳新去调取被告公司财务帐目时，被告方却将公司帐目转移，原审只扣押到一些零星的资料，后原审法院向被告发出责令并限期提交的通知，但被告方置之不理，拒绝提交，庭审中，武汉公司、阳新分公司、东明公司及上诉人又提出要审计，合议庭责令其三日内提交公司全部财务账目，然三公司拒不提交。现上诉人居然以此为上诉理由，如此反复无常，充分暴露其意欲拖延和逃避债务的企图。
三、原审法院适用《合同法》第七十三条认定上诉人应承担赔偿责任有充分的事实根据
原审法院已经查明，上诉人是被告柯仙仙、施某的股份幕后持有者及公司实际控制人，不仅从三家公司和易王菊处获取大量资金，还将公司资金用于个人投资，又协助原审被告易王菊、施某抽逃出资，还将公司财务、业务、人员混同于其他公司，参与、指使其他股东转移公司资产，造成公司资产减少，公司履行债务能力下降，严重影响债权人实现债权。答辩人依法行使代位权，有充分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原审适用《合同法》第七十三条，判令上诉人在转移资产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
四、原审判决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易王菊和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被告施某、柯仙仙承担连带责任，是对恶意逃债行为的有效制止，是对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充分保护
本案是武宁县形成诉讼的最大一起群体性民间借贷案件，涉及人员多，涉及金额大，波及范围广，社会反映强烈，诸多债权人因债权未实现而无法偿还下线债权人的债务，导致被跟踪、漫骂、砸门的事件多次发生，一些债权人的人身安全都受到威胁，少数债权人的财产已经被人民法院查封变卖，现居无定所。然而，以上诉人为首的七被告，无视债权人的利益，大肆转移资产，企图以虚高价格的房产以抵债方式抵消债权，逃避债务；同时，利用股东有限责任和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将公司之间、公司与股东之间的财产混同、财务混同、业务混同、人员混同，企图逃避公司和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给社会造成不稳定因素，致使债权人难以实现债权。上诉人的恶劣行径已经严重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逃避法律责任的主观恶意十分明显，应依法予以制裁。原审判决不仅遵循了法律规定，而且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中“向上向善、诚实信用”的精神相一致。
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以充分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打击和制裁上诉人恶意逃避债务的行为。
针对上诉人柯仙仙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李晓军答辩称，
一、原审审判程序合法。
原审法院受理案件后，依法组成合议庭，按照法定程序送达了相关诉讼文书。为确保各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全面查明案件事实，合议庭组织召开了两次协调会和两次庭前会议，认真听取了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对借贷事实的意见。
由于答辩人与其他原告（即债权人）属于同一性质的借贷关系，借条均以易王菊名义出具，无非是借款时间、数额、利率不完全相同，原审法院为了避免重复审理，节约诉讼资源，在召开了两次庭前会议的基础上，分别征询了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和代理人的意见后，确定同时开庭。庭审中，法庭先就各原告的借款时间、数额、利率、还款情况，进行分别审理，再次查明借贷事实后，再就公司责任、股东及相关人员的责任进行庭审举证质证，然后进行辩论，最后就个案分别作出判决，整个庭审过程和庭审后上诉人均未提出过任何异议。原审此举完全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二十一条关于合并审理的规定，并无不当。
为了确保实现债权，答辩人和其他原告均依法向原审法院提交了财产保全申请书，交纳了保全费用，原审法院根据案件的同一属性，以一纸法律文书统一对原审被告的财产进行查封、冻结，既未超出答辩人和其他原告的申请范围，也未超出案件的标的，同样不违反法律规定或者存在不当。
二、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一）原审中，答辩人就原审被告易王菊将借款用于武汉公司、阳新分公司和东明公司等房地产项目建设提供了大量翔实的证据，原审法院依据上述公司实际使用借款的法律事实，判决三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宣判后，三公司未提出上诉，足以说明三公司对实际使用借款事实内心已经确认，对公司之间、公司与股东之间银行账户和财务严重混同的事实内心已经确认，并接受原审法院该项判决。然上诉人罔顾事实，代言三公司开脱法律责任，显然与其主体不相印衬，对上诉人代言三公司不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抗辩，二审法院已经决定不予审查，答辩人支持二审法院的决定，对此也不予答辩。
（二）关于上诉人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答辩人提供的武汉公司、阳新分公司、东明公司之间财务混同、业务混同、人员混同、债务混同和各股东任意支配公司资金资产、公私不分，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证据，足以证明以下事实：①三公司股东结构明显趋于家族性质，施玉龙虽然表面上不是公司股东，但实际控制了三公司的命脉；②公司之间、公司与股东之间银行帐户高度混同，相互任意调配资金，财务严重混同；③股东违反法定程序，任意抽逃出资，挪用公司资金用于个人投资；④不经对价交易，将公司大量资产登记为股东名下，公私不分特征明显；⑤三家公司人员任意交叉安排使用，人员严重混同；⑥公司与股东个人业务范围高度重合，经营管理、财务管理场所混同。支撑上述法律事实的证据，在一审开庭时已经当庭质证，法庭已经查证属实。由此可以证明上诉人与原审被告施某、施玉龙利用了其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的身份，以其个人意志代替公司意志，公司之间存在明显的人格混同、财产混同、业务混同和人员混同，同时，因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还抽逃出资、挪用资金、转移资产，损害了公司法人的独立性，降低了公司履行债务能力，从而使公司趋于形骸化，严重损害了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称，其向三公司转帐金额远远高于从三公司转走的金额，并以此抗辩其未恶意转移资产。大量证据表明，上诉人不仅从三公司获取1400余万元资金，还从易王菊账户上获取了1300余万元资金；同时，上诉人还不经对价交易，将东明公司财富广场价值数千万元的3623.3平方米铺面(财富广场13-01-021号房产)登记在其名下，仅就现有的证据，就已经表明上诉人已经从三公司及易王菊帐户上卷走了大量的资金和财产，更何况现有的证据只是答辩人及其他原告根据掌握的信息申请原审法院调取到的被告方的部分财务账目和原审被告三公司及易王菊部分银行帐户流水，其他主要财务帐目和全部的银行帐户交易等相关资料，被告方隐匿至今未向法庭提交，现有证据尚不能全面反映公司与股东的财务状况，也正是因为被告公司与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存在大量资金的不当流动，被告方担心真相败露，所以在原审中才处心积虑地转移隐匿了账目。同时，依照《公司法》规定的公司资本确定、资本维持、资本不变的三大原则和公司会计制度，股东并不能以其转入公司资金来抵消其侵占、挪用和抽逃资金的责任。所以，上诉人和其他被告的行为，不仅损害了公司的利益，也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
（三）关于原审查封被告资产价值问题，上诉人称，一审法院查封“锦湖豪苑”4934.4762万元的房产，查封“财富广场”2.28929131亿元的房产，包括冻结易王菊、阳新分公司、东明公司银行账户资金，共查封冻结资产近3个亿，而答辩人等原告的债权仅有5000万元，三公司完全可以清偿债务。首先，上诉人对答辩人等原告的债权进行了严重缩水，按照一审判决，债权人的金钱利益已经超过了1.2亿元；其次，上诉人称一审法院查封冻结公司资产近3个亿，完全是在打自己的如意算盘，姑且不论房地产市场的低靡因素，就按照原审被告三公司委托代理人吴俊律师在2015年08月18日向原告方提交的武汉公司和东明公司剩余资产表，在单位价格上就不知道虚高了多少，也正是因为被告方企图以虚高的价格抵消债权未果，才酿就了这一群体性案件的发生。再说，一审法院查封冻结的资产，现在已有案外人对部分产权提出了异议，还有待执行过程中予以鉴别。事实上，按照一审判决确定的债权，与查封冻结的资产数额是相适应的，但执行变现后的真正价值还有待执行后再作定论。
（四）关于上诉人称三公司完全可以清偿债务的问题，答辩人不清楚是指三公司剩余资产可以还清所欠本案原审48位原告的债务，还是可以还清公司所欠的所有债务，如果单指所欠本案原审48位原告的债务，是有还清的可能性，但要说是还清公司所负所有债务，显然与事实不符，也正因为通过多种渠道获悉三公司可能资不抵债，所以，答辩人和其他原告才根据已经掌握的三上诉人侵害公司法人独立地位，损害公司利益和转移公司财产的事实，依法追加三上诉人为被告，追究他们承担连带责任和在转移财产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有关被告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信息来源有四方面：一是武汉公司和东明公司的会议纪要、决定、授权委托书、资产处置方案等文件中载明：公司经营难以为继，资不抵债，无能力偿还银行贷款和公司其他负债等等；二是三公司实际控制人施玉龙在与债权人代表协调会上多次讲过，公司的资产就这么多，但我们在云南、山东、阳新等还有资产来还你们的债（这些资产不是三被告公司的）；并多次讲过，公司如果不好好地处理债务，把所有的债全加起来，公司将要破产；三是被告方代理人吴俊律师在2015年07月22日和08月18日法院主持的两次调解会上都说过，公司可能面临破产；四是原告方掌握的三公司负债信息，仅以易王菊名义出面借款不仅仅是答辩人等48人1.2亿元，还有另案起诉的，没有起诉的，按被告方曾经在与债权人协调会上讲的有2.5亿元之多。另还有公司的资产处置方案中讲的柯仙仙、刘福英以公司名义的借款，还有银行的贷款和房产交易的税收等等，到底三被告公司总负债是多少，原告方不清楚，而三公司的资产按吴俊律师2015年08月18日在法院主持的调解会上提供的剩余资产表进行估算，是难以还清以上所提到的公司债务和税收的。所以，答辩人等原告申请追加三上诉人为被告，依法追究他们承担连','2018-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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