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新71民终3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乌鲁木齐荣海达道路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米东南路西三巷1151号华凌物流区东H-10号。
法定代表人：刘平，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建新，新疆鑫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振海，男，汉族，1972年3月5日出生，住所地：博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睿，新疆庸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乌鲁木齐荣海达道路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海达运输公司）与被上诉人高振海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乌鲁木齐铁路运输法院（2017）新7101民初1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9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荣海达运输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建新、被上诉人高振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睿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荣海达运输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7）新7101民初133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高振海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高振海负担。事实和理由：一、高振海在提交运输合同的同时应当提交运输合同的附件，例如：运单、运输货物的清单或者缴纳过路费的票据等，以证实运输合同已实际履行。二、高振海提交的运输合同第二条中明确约定”经双方验收同意，货物到站清点后，运费一次性付清”，现上述运输合同中既未写明运费未付，其也未提交欠运费的相关证据。一审法院仅仅以”将《货运合同》作为结算的凭证��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亦符合交易习惯”为由确定双方存在债务关系不妥。我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应当以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为判决的依据，而不应当以交易习惯作为判决依据，且该交易习惯亦不知从何而来。在运输关系中实际的交易习惯是运费往往以现金的方式当场付清。三、我公司因刘化同、王本同以运费未付为由私自扣押我公司二车货物一事（高振海亦参与了扣留部分货物的活动）已向一审法院另行起诉，该事件引起多人哄抢博乐托运部的财物，并使博乐托运部办公场所被破坏，票据丢失。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
高振海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高振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荣海达运输公司支付运费68400元；2.由��海达运输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邮寄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高振海与荣海达托运部博乐专线于2015年7月31日至2016年7月5日分别签订了《货运合同》十一份。其中，2015年7月31日签订的合同加盖有荣海达运输公司的公章，其余十份合同均加盖的是”乌鲁木齐荣海达托运部博乐专用章”。上述合同约定，由高振海所有的×××号平板车为荣海达托运部博乐专线拉运货物，始发地为乌鲁木齐市华凌畜牧基地，目的地为博乐市。这十一份合同载明的”实际应结运费”总额为68400元。高振海向法庭陈述，其是在货物运至目的地后，凭借《货运合同》与博乐专线进行运费结算，结算完毕的由博乐专线收走合同，未结算的由其保留合同，至今尚有11车次，共计运费68400元未结算。
一审庭审中，高振海为证明荣海达托运部博乐专线是荣海达运输公司的运输线路，提供了荣海达运输公司《疆内线路经营权转让协议书》复印件一份，该协议书的甲方为荣海达运输公司，乙方为博乐专线，乙方担保人为李天龙，该协议书载明的主要内容为：甲方将疆内线路经营权转让给乙方，经营线路为乌市至博乐专线，经营转让期限为壹年（2016年6月26日至2017年6月25日），经营地点为卡子湾华凌物流园南区；甲方向乙方提供合法经营手续保证乙方正常经营，协议履行期间，乙方仍以甲方名义对外开展业务等。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高振海与荣海达运输公司之间是否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二、荣海达运输公司是否尚欠高振海运费。
一、高振海与荣海达运输公司之间是否存在运输合同关系。
经查，高振海与荣海达托运部博乐专线自2015年7月31日至2016年7月5日分别签订了《货运合同》十一份。其中，2015年7月31日签订这份合同，加盖有荣海达运输公司的公章，其余十份合同均加盖的是”乌鲁木齐荣海达托运部博乐专用章”。荣海达运输公司对于2015年7月31日签订这份合同认可，对其余加盖有”乌鲁木齐荣海达托运部博乐专用章”的十份合同不认可，并据此否认双方存在运输合同关系。关于乌鲁木齐荣海达托运部博乐专线的主体地位，首先，乌鲁木齐荣海达托运部博乐专线为非经工商局登记注册的企业法人或个人经营组织。其次，高振海提供的十一份《货运合同》，合同签订的甲方均为荣海达托运部博��专线，且2015年7月31日签订的加盖荣海达运输公司公章的货运合同在格式和内容上与其余加盖有”乌鲁木齐荣海达托运部博乐专用章”的十份合同在格式和内容上也基本一致，只是在”应结运费”的数额上不同。第三，在乌鲁木齐货运市场的交易习惯中普通存在运输企业把疆内线路经营权转让给个人经营的现状，同时，结合高振海提供的荣海达运输公司《疆内线路经营权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虽然为复印件，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关于”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本案应认定乌鲁木齐荣海达托运部博乐专线隶��于荣海达运输公司，其对外签订的合同，均是代表企业法人荣海达运输公司的行为，其由此而产生的民事责任，亦应由企业法人荣海达运输公司承担。据此，高振海与荣海达运输公司存在合法有效的运输合同关系，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货运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义务。
二、荣海达运输公司是否尚欠高振海运费。
高振海按照《货运合同》的约定履行了运输货物的义务，荣海达运输公司则应按照《货运合同》的约定履行其支付运费的义务。庭审中，高振海向法庭陈述，其是在将货物运至目的地后，凭借《货运合同》与博乐专线进行运费结算，结算完毕的由博乐专线收走合同，未结算的由高振海保留合同。荣海达运输公司辩称，根据《货运合同》第二条约定”货物到站清点后，运费一��性付清”，因此，按照合同约定运费已一次性结清，不存在拖欠运费的情况。高振海作为承运人，将《货运合同》作为结算运费的凭证，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亦符合交易习惯，荣海达运输公司在高振海出示相关证据主张运费的情况下，应当承担其已经向高振海支付过运费的举证责任，但荣海达运输公司当庭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佐证，故一审法院对荣海达运输公司上述辩解意见不予采信。根据高振海当庭提供的十一份《货运合同》，可以确认荣海达运输公司尚欠高振海的运费68400元。该笔运费至今未付，荣海达运输公司已构成违约，故对高振海主张荣海达运输公司支付运费68400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判决：荣海达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高振海支付运费6840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认定。
另查明，高振海申请证人阿某出庭作证，证人阿某陈述：其是高振海雇佣的司机，在涉案合同签订期间其为高振海开车（×××号平板车），在乌鲁木齐市和博乐市之间运输货物，货运合同由其在到达运输地点后交给高振海，由高振海结算运费。高振海给其发工资。
阿某是涉案6份货运合同上记载的司机。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高振海是否实际履行了涉案运输合同；2.荣海达运输公司是否应当向高振海支付运费68400元。
一、高振海是否实际履行了运输合同对该争议焦点荣海达运输公司没有提交证据。本��查明，涉案十一份货运合同产生于不同日期，证人阿某是6份货运合同上记载的司机，其亦证实在涉案期间其受雇为高振海开车运输货物。结合一审法院查明及认定的事实，在荣海达运输公司提不出反证的情况下，本院亦认定高振海与荣海达运输公司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且高振海实际履行了涉案的11份货运合同。
二、荣海达运输公司是否应向高振海支付运费68400元。二审庭审中，高振海陈述其与荣海达运输公司之间在2015年至2016年期间存在多次货运合同关系，双方的交易习惯是在货物运至目的地后以运货合同结算，博乐专线支付运费后即将货运合同收回，未结算的由高振海持有。对高振海的上述陈述，荣海达运输公司认为由于荣海达托运部博乐专线的负责人目前下落不明，欠款数额无法确定，故不同意支付高振海的相关运费。��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关于”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结合查明事实，认定荣海达运输公司拖欠高振海68400元运费并无不当。荣海达运输公司如认为不欠高振海运费，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在其未提交相应证据的情况下，荣海达运输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其应当向高振海支付运费68400元。
综上所述，荣海达运输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10元，由乌鲁木齐荣海达道路运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康建强
审判员 李晓艳
审判员 单 昱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五日
书记员 陶先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