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铅山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赣1124刑初10号
公诉机关江西省铅山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祝某，男，1974年1月18日出生，汉族，江西省铅山县人，小学文化，务农，住江西省铅山县；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于2014年7月25日被铅山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29日被铅山县公安局执行逮捕。
江西省铅山县人民检察院以铅检公诉刑诉（2014）13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祝某犯敲诈勒索罪，于2014年9月2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审理后，于2015年3月28日作出（2014）铅刑初字第152号刑事判决。宣判后，被告人祝某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上诉。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15年12月24日作出（2015）饶中刑二终字第80号刑事裁定，以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祝某犯敲诈勒索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2016年1月26日本院立案重审，并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2016年3月29日，铅山县人民检察院书面提出该案需要补充侦查，建议延期审理，本院依法于同年3月29日对本案决定延期审理。同年4月28日，铅山县人民检察院向本院移交补充侦查的证据，并于同日向本院移送铅检公诉刑变诉（2016）2号变更起诉决定书，对认定事实作出变更，并将指控罪名变更为寻衅滋事罪。本院依法于同年6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江西省铅山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程立佳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祝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铅山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12年12月19日17时许，被告人祝某无证驾驶无牌摩托车，与余某驾驶的赣Ｅ×××××号轻型货车发生刮碰，祝某倒地后头部受伤。事故发生后，双方当时均未向交警部门报案，余某便将祝某送往铅山县向民医院治疗，经医院诊断认为祝某头皮挫裂伤、身体多处软组织挫伤，并且CT检查时显示祝某头部及身体其他部位未见明显异常。经铅山县鹅湖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被告人祝某伤情为轻微伤甲级。
在医院治疗期间，被告人祝某以身体尚未痊愈为由，不肯办理出院手续，余某便停止支付治疗费用。故被告人祝某便于2012年12月25日向铅山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口头报案。同年12月28日，铅山县交警大队对该事故进行调查，但因双方在事故现场没有报案，导致无法进行现场勘验，不能认定事故责任。县交警大队按照相关规定，于2013年1月7日出具交通事故证明，并依法送达双方当事人，告知祝某提起民事诉讼解决。
被告人祝某收到交通事故证明后，便以县交警大队不受理其报案，不处理交通事故为由，先后向乡、县政府及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以上单位收到祝某反映的情况后，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核实，并多次组织祝某、余某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但由于祝某提出赔偿要求过高，余某无法接受，未能达成一致的调解协议。当地政府针对此情况，于2013年5月7日明确答复祝某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身权利，并表示可以邀请司法援助部门为其提供免费法律援助。但被告人祝某并未接受以上建议，却通过非法上访，给当地政府施加压力，企图获得其巨额赔偿。
从2013年7月至2014年7月期间，被告人祝某为制造影响，给当地政府施加压力，获取非法利益，以当地政府对其交通事故不予处理为借口，持续进京非访，先后20余次在北京市朝阳区、东城区、天安门地区、中南海周边地区等敏感区域非法恶意登记上访，严重扰乱了北京地区的社会秩序，并对当地政府带来巨大压力，严重影响了当地政府的正常工作。其中，2014年1月21日，被告人祝某与费某等人来到朝阳区三里屯联合国开发署，企图进入开发署内非法上访，在被现场执勤人员制止后，其不听劝告继续滞留在开发署门口喊口号，扰乱了该地区的正常秩序，造成恶劣社会影响。2014年1月30日，被告人祝某与费某、蒋某等人相约乘坐公交车到北京市长安街抛撒传单，后祝某等人乘坐北京市2路公交车经过天安门时，从车内向车外抛撒记载了夸大事实的传单，导致公交车停驶，以及大量车辆被滞留在道路上无法通行，严重扰乱了该地区的交通秩序。
在此期间，被告人祝某在葛仙山乡政府会同有关部门组织调处时，提出要当地政府、交警部门、公安派出所等各方赔偿人民币65余万元的无理要求。另其在北京非访期间，以继续留在北京上访为要挟，向前往开展劝返工作的葛仙山乡政府工作人员索要钱财。
对上述指控，公诉机关起诉来院时提供了相应证据予以证明。起诉认为，被告人祝某以交通事故未处理为由，多次进京在敏感地区进行非法上访，并在天安门地区抛撒传单、在朝阳区联合国开发署门口喊口号，严重扰乱该地区的交通秩序和公共场所秩序。期间，不仅扰乱北京地区的公共秩序，也造成当地政府的工作未正常开展，故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之规定，应当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建议对被告人祝某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被告人祝某辩称：1、上访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其行为不构成寻衅滋事罪；2、其在北京朝阳区联合国开发署门口“喊口号要人权”的行为和在天安门地区从公交车内往外抛撒冤假材料的行为均已受到北京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根据“一事不再罚”原则，公诉机关指控的该两起事实不能作为定案的事实依据；3、在哪里犯法由哪里管，铅山县法院对此案没有管辖权；4、认为自己无罪。
经审理查明，2012年12月19日17时许，被告人祝某无证驾驶无牌摩托车，与余某驾驶的赣Ｅ×××××号轻型货车发生刮碰，祝某倒在路边水沟里头部受伤。事故发生后，双方当时均未向交警部门报案。余某将祝某送往铅山县向民医院治疗，经医院诊断：祝某头皮挫裂伤、身体多处软组织挫伤；CT检查未见头部及身体其他部位有明显异常。2013年1月4日，铅山县鹅湖司法鉴定中心对祝某的伤情鉴定意见为轻微伤甲级。2012年12月19日至2013年1月26日期间，被告人祝某分别在铅山县向民医院、铅山县人民医院、上饶市肿瘤医院住院治疗，共发生医疗费用22，771元，其中余某支付了1，500元。2012年12月25日，被告人祝某向铅山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报案。2012年12月28日，县交警大队对事故进行调查。因双方均未及时报案，无法对事故现场进行勘验，没有做出事故责任认定。2013年1月7日，县交警大队向双方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书》，并书面告知祝某可提起民事诉讼。
被告人祝某收到《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后，以县交警大队不受理其报案，不处理交通事故为由，先后向乡、县、市、省级政府上访。相关单位收到祝某反映的情况后，对祝某信访事项进行了核实，对该纠纷进行了反复调处，对祝某非法上访登记进行了大量劝返、维稳工作。为此，县、乡两级政府有关部门为此消耗了大量人力、财力，正常工作受到影响，在当地造成恶劣影响。
2013年3月至2014年7月期间，铅山县政法委组织县信访局、县交警大队、县公安局信访科、葛仙山乡政府、当地村委会等单位组成工作组20余次对该纠纷进行调处。祝某以伤情未愈，需要继续治疗为由，要求巨额赔偿。工作组告知祝某到上饶市人民医院进行病情确认，以便组织双方调解，祝某拒绝到医院进行病情确认。经协调，余某愿意承担4万元赔偿费用，但祝某不同意。工作组告知祝某可通过诉讼途径依法维权，由葛仙山乡司法所或县法律援助中心免费提供法律援助，祝某明确表示不走司法程序，执意要通过上访达到自己的目的。在工作组反复调解过程中，祝某要求的赔偿金额从2万余元不断提高到60-70万元，并表示一定要通过信访达到获得超过60万元赔偿款的目的。其中，在2013年6月至12月期间，工作组相关人员先后14次对祝某该纠纷进行调处。2014年1月至7月期间，工作组相关人员先后12次对该纠纷进行调处。2013年7月23日，县交警大队、葛仙山乡人民政府、石涵村两委召集双方当事人调解，祝某要求余某支付医药费、抚养费等各项费用共计人民币11.6万元。2013年11月6日，葛仙山乡党委、综治办工作人员找祝某做工作，祝某提出要肇事者余某、县交警大队、县公安局赔偿其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36.9万余元。2014年3月13日，县政法委、信访局、公安局、交警大队、葛仙山乡政府、石涵村工作人员和县人大代表、石涵村部分群众代表、双方当事人及亲属共三十多人在县交警大队会议室召开协调会，祝某要余某、向民医院、葛仙山乡派出所、县公安局、县交警大队共计赔偿60余万元。2014年7月21日，在工作人员劝说祝某做伤情确认时，祝某再次拒绝伤情确认，仍坚持要余某和相关部门共计赔偿60-70万元。
2013年7月至2014年7月期间，祝某采取进京闹访施压的方式，先后多次在北京市朝阳区、天安门地区、中南海周边等敏感区域滞留、聚集，采取喊口号、抛撒传单的方式非法恶意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朝阳分局、西城分局和铅山县公安局行政拘留、训诫达28次。其中，2013年7月至12月期间，被告人祝某先后多次在天安门地区、中南海周边非法上访登记，被北京公安机关训诫6次；2014年1月至7月期间，被告人祝某先后多次在天安门地区、中南海周边非法上访登记，被北京公安机关训诫17次。2014年1月21日，被告人祝某到朝阳区三里屯联合国开发署，企图进入开发署内非法上访，在被现场执勤人员制止后，仍不听劝阻继续滞留在开发署门前喊口号“还我人权”，因扰乱了该地区公共场所秩序，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行政拘留五日。2014年1月30日，被告人祝某等人到北京天安门地区劳动人民文化宫长安街，乘坐公交车并从车内向车外抛撒传单，导致公交车停驶五六分钟，及大量在道路上正常行驶的其他车辆被迫滞留在道路上无法通行，因聚众妨碍交通工具正常行驶，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行政拘留十日。被告人祝某上访期间，以坚持在北京上访为要挟，向劝返工作人员强拿硬要钱财。工作人员为了劝返祝某，缓解信访压力，先后支付祝某共计2，100元，情节严重。在工作组劝返过程中，祝某要挟称如果不满足其60余万元的要求，仍然要到北京上访。
另查明，被告人祝某于2013年7月30日，因2013年7月17日在北京市天安门地区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查获而被铅山县公安局行政拘留十日；2014年3月3日，因自2014年2月下旬起，在北京市天安门地区等处上访，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铅山县公安局行政拘留十日；2014年6月8日，因2014年6月4日和6月6日两次在北京市天安门和中南海地区非访，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查获，严重扰乱天安门和中南海周边地区公共秩序，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被铅山县公安局行政拘留十日。
上述事实有下列在案证据证实：
（一）物证
物证照片3张，证明被告人祝某所抛撒的传单的数量、内容等情况。
（二）书证
1、铅山县向民医院20123758号的住院记录、CT扫描报告单、出院小结、住院费用清单复印件各1份，铅山县人民医院DR检查报告单、医学影像学诊断报告书、155341号病历记录、出院记录、住院费用清单复印件各1份，上饶市肿瘤医院13001150号入院记录、医嘱单、出院记录、病人费用清单复印件各1份，证明被告人祝某于2012年12月19日至2013年1月26日期间，因交通事故受伤分别在铅山县向民医院、铅山县人民医院及上饶市肿瘤医院住院治疗，医疗费开支合计22，771元及祝某因交通事故致头皮挫裂伤、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的病情治疗情况。
2、铅公交证字（2012）第A392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复印件及铅山县交警大队安全科出具的情况说明各1份，证明2012年12月19日16时30分许，祝某驾驶的无牌二轮摩托车与相对方向由余某驾驶的轻型货车发生刮碰，造成祝某受伤及摩托车受损的一起交通事故。事发后，余某送祝某到向民医院治疗，因治疗费用及赔偿事项未达成一致协议，祝某于同年12月25日15时许到县交警大队口头报案。同年12月28日，县交警大队根据相关规定对该起事故进行调查取证、走访及询问双方当事人，从询问材料所述，县交警大队无法认定事故责任，加之现场移动，证据丢失，现书面告知祝某向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并于2013年1月7日出具交通事故证明书的事实。
3、机动车及驾驶人信息查询结果单2份，证明余某驾驶的货车情况及被告人祝某驾驶无牌摩托车的情况。
4、被告人祝某申诉、控告材料12份，证明祝某因交通事故赔偿数额未得到满足，控告县交警大队未及时立案处理、向民医院隐瞒真实伤情、多次在北京上访被强行带回等情况，并要求国家给予赔偿的事实。
5、铅公（2013）40号《关于祝某信访事项的办理情况报告》、汇报材料及祝某、余某、吴某1的询问笔录复印件，证明铅山县交警大队对被告人祝某上访一事及时向省交警总队进行汇报，并采取了相应的调解措施。
6、铅山县葛仙山乡党委、葛仙山乡政府出具的《关于祝某信访问题调处情况的报告》、《2014年祝某非访情况一览表》、《乡、村调处祝某纠纷时间表》、《答复意见书》、《调解会议记录》等复印件，证明针对被告人祝某多次上访，相关部门做了大量调解工作，因被告人祝某提出60余万元的赔偿要求过高，不肯配合调查工作，不采纳重新鉴定伤情意见及提起民事诉讼的建议，导致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情况。
7、饶信联办（2014）28号、31、34号越级赴访情况通报复印件3份、铅山县政府信访局出具的《关于祝某赴京上访情况说明》1份，证明2014年元月份以来，被告人祝某未在国家信访局登记，而在北京的敏感地区非法恶意登记上访多达17次。
8、北京市公安局治安总队情报队第302号《2014年维护首都稳定上访信息核查专刊》复印件1份，证明2014年3月1日，被告人祝某扬言将与访民贵云，于2014年两会期间在公交车上撒传单，并鼓动贵云将材料带进天安门，在人民大会堂前散发的情况。
9、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西城分局出具的训诫书复印件23份，证明被告人祝某分别在2013年7月17日至2014年7月1日期间，违反《信访条例》，在不允许信访人员滞留或聚集的中南海周边、天安门地区以走访的形式，提出信访事项，不听劝阻，被北京市天安门地区分局、西城分局强行带离现场并予以训诫23次的事实。
10、京公天行罚决字（2014）160号、京公朝行罚决字（2014）584号、铅公（杨）决字（2013）449号、铅公（治）决字（2014）112、27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六份，证明被告人祝某在2013年7月至2014年6月期间，因多次在北京天安门、朝阳区三里屯联合国开发署门前、中南海地区非访及在行驶至天安门前的公交车上抛撒传单等非法行为受到公安机关行政处罚的事实。
11、铅山县葛仙山乡政府出具的《2010年以来祝某接访费用清单》复印件1份、报销凭证8份、归案情况说明及前科证明，证明铅山县葛仙山乡政府为了做好祝某非法上访调解工作花费了2.8万余元及被告人归案情况及无犯罪前科的事实。
12、2014年9月26日葛仙山乡人民政府出具的“关于祝某非法上访给我乡造成损失的情况说明”，证明祝某发生交通事故以来，乡政府、县交警大队等部门组成工作组对该纠纷进行反复调处，并因祝某赴京非访20余次，县、乡派出多个工作组前往北京劝访、接访，为此相关部门消耗了大量人力、财力，正常工作受到影响，在当地造成恶劣影响。
13、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4份，证明2014年1月30日，祝某等人因在公交车由东向西行驶至北京天安门地区劳动人民文化宫南门南侧长安街机动车道时，由车内向车外抛撒传单，导致公交车停驶，祝某等人的行为已构成聚众妨碍交通工具正常行驶而被北京市公安局行政拘留十日。
14、收缴／追缴物品清单4份，证明2014年1月30日，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依法收缴祝某等人传单的情况。
15、行政处罚告知笔录4份，证明2014年1月30日，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在行政处罚前告知祝某等人对行政处罚有提出陈述和申辩的权利，祝某等人均表示无异议。
16、证据保全决定书和清单各1份，证明2014年1月30日，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对被告人祝某抛撒的传单进行保全扣押的情况。
17、天安门地区分局巡警三大队民警赵明辉、张数出具的到案经过各1份，证明2014年1月30日，被告人祝某等人涉嫌聚众妨碍交通工具正常行驶而被天安门地区分局民警口头传唤至分局接受询问。
18、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三里屯派出所出具的到案经过1份，证明2014年1月21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三里屯派出所民警巡逻至朝阳区三里屯联合国开发署门前发现祝某等人在此反映情况的行为，扰乱了该地区的公共场所秩序，经民警劝阻无效，后民警出示工作证将祝某等人带回派出所进一步审查。
19、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表1份，证明被告人祝某的出生年月等基本情况。
（三）证人证言
证人余某（肇事司机）的证言，证明2012年12月的一天下午，余某开着一辆赣Ｅ×××××的小货车从石涵村去南湖村途中，与祝某驾驶的两轮摩托车发生刮碰。祝某当场摔到旁边的沟里，右侧头部被木头划破皮。余某当时问祝某有没有事，祝某自己爬起来说没事。余某仍带祝某到石涵村卫生所治疗，医生表示要去检查一下，后余某送祝某回家洗了澡，再包车将其送到铅山县向民医院进行治疗。祝某住院治疗期间对余某说：“我这个病三五千医也医得好，再医个三五万元也可以。医生说我医好了有什么用，我说没医好就没好。”祝某还说其一姐夫开车撞到一老人花了六七万元，其自己也可以就这事医几万元。余某听后只同意再赔几千元钱，祝某不肯，于是就到交警大队报案。两三个月后，交警大队和乡里的干部为余某和祝某做调解工作，余某表示愿意出祝某垫付的2万余元医疗费用，但因祝某要9余万元的赔偿而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之后，交警大队和乡里的领导多次进行调解，均因祝某以他的病还没有好，他的头还晕为由逐步从9万余元加至70余万元的赔偿要求而调解不成。祝某表示要不停上访，通过上访给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赔钱的事实。
证人吴某1的证言，证明2012年12月19日17时许，吴某1跟大舅子余某从石涵村桥头自然村出发去南湖村拉树木做房子（当时是空车），途经石涵杨场路段时，听见余某说：“后面的二轮摩托车倒了”，吴某1和余某便将骑摩托车的人送往向民医院治疗。当时因为双方都是同村人，且当时没什么事，于是就没报警了。
3、证人吴某2（向民医院院长）的证言，证明2012年12月19日晚上，祝某自称与货车相碰致受伤，要求医治，当时祝某右侧头顶分别可见一长约5cm及2cm伤口，并伴有活动性出血，无逆行性遗忘，能准确回忆受伤过程，无畏寒发热，门诊头颅CT提示其颅内未见明显异常。向民医院当晚立即对祝某头部予以清创缝合处理，并予以抗炎止血治疗。同年12月21日，祝某称病情未明显好转，要求住院进一步治疗，向民医院以“头皮挫裂伤，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收院治疗。大约一周后，祝某找到吴某2问是否可以出院，吴某2表示目前的情况没事了，可以出院，后来祝某又说吴某2没用好药，然后祝某就出院了。后听说祝某出院后怪医院毁了他的病历，要求给予赔偿，但祝某并没有找过吴某2或者向民医院。
4、证人熊某（葛仙山乡党委副书记）的证言，证明2012年12月19日16时许，被告人祝某驾驶无牌二轮摩托车在葛仙山乡石涵村林场路段与相对方向余某驾驶的赣Ｅ×××××轻型货车发生碰撞，造成祝某受伤及摩托车受损的一起交通事故。事发后，余某支付祝某住院期间治疗费1，500元。祝某出院后因赔偿问题与余某发生分歧，祝某于2012年12月25日到铅山县交警大队报案，交警大队多次做调解工作未果。2013年春节后，县交警队将此事汇报给葛仙山乡政府，葛仙山乡综治办、石涵村委会又多次组织谅解，均因祝某诉求过高未达成一致协议。2013年7月23日祝某要求赔偿11.6万元。同年11月6日增加至36.9万余元，最近一次调解，祝某要求政府相关部门、县交警大队、向民医院及余某等各方赔偿60余万元。在无法满足祝某要求的情况下，祝某不听劝导，不通过司法程序，不停的通过在北京恶意非法登记上访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以达到其目的。2013年12月26日，熊某与县信访局的黄某局长前往北京马家楼接济中心见到祝某，祝某提出要政府给3，000元才同意回家。最后，祝某从劝导工作人员手中拿到1，400元才回到铅山。2014年7月1日，熊某与葛仙山乡政府的叶某1到北京马家楼接济中心劝说祝某回家，祝某表示要给他几千元钱才肯回去，最后给了祝某700元才回来的事实。
5、证人夏某（原系葛仙山乡石涵村主任）的证言，证明2013年12月17日其接到葛仙山乡领导的通知去北京劝回祝某，夏某通过这次接访了解到：2012年年底，祝某驾驶的二轮摩托车与同村村民余某驾驶的货车发生刮碰，导致祝某受伤，事后双方就赔偿事宜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祝某以伤势未好为由到处上访。2013年12月18日晚上8时许，夏某在北京马家楼接济中心见到祝某，并做祝某思想工作，希望祝某回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此事，但祝某要求赔偿36.9万元，未果。夏某于同年12月22日晚回北京。之后，夏某配合乡政府领导多次上门做祝某工作，祝某提出的赔偿增加到60余万元，并表示不满足这一要求就一直去上访的事实。
6、证人张某（葛仙山乡纪委书记）的证言，证明2012年年底，祝某驾驶的摩托车与余某驾驶的货车发生交通事故，祝某受伤，双方因赔偿事宜未能达成协议，随即祝某到铅山交警大队报案，交警大队便对双方进行调解，因祝某提出过高赔偿要求，未果。在此后，祝某先在县、市级信访部门上访，因提出的赔偿数额不断增加，余某无法满足祝某的要求。随后，祝某多次去省里和北京上访，以恶意上访为手段给政府施压以达到获取高额赔偿的目的。2014年元月23日，张某受乡领导委派与葛仙山乡派出所郑晓波副所长一同赴京做祝某工作，到北京后得知祝某因在大使馆寻衅滋事被北京朝阳区公安分局行政拘留。同年元月27日晚上，张某和郑晓波在北京马家楼接济中心见到释放出来的祝某，并做劝导工作，祝某要求葛仙山乡政府给他几千元和赔偿他几十万元才肯回家，否则继续留在北京，在大使馆等敏感地区恶意登记上访。
7、证人叶某1（葛仙山乡综治办专职副主任）的证言，证明2012年年底，祝某因交通事故要求对方给予高额赔偿款，因数额较高得不到满足。于是，祝某在县交警大队调解未果时，先后到县、市、省级上访，并多次去北京天安门、中南海等敏感地区恶意登记上访，通过恶意登记上访给地方政府施压以达到无理的高额赔偿。叶某1于2014年2月18日与工作人员到北京马家楼接济中心劝导祝某回来，祝某表示要给3，000至5，000元才回来，工作人员当时就不肯，后在马家楼清场时，祝某趁工作人员不备离开了马家楼，同年3月1日祝某因非访被北京公安遣送回来。2014年7月1日晚上，叶某1和乡里的熊某书记在马家楼接济中心劝祝某回来通过法律程序解决问题，祝某表示要给5，000元钱才回来，没钱免谈。叶某1于第二天先行回家，熊某继续留京做思想工作，最后熊某拿了700元钱给祝某才回来的事实。
8、证人黄某（铅山县信访局局长）的证言，证明2013年5月份左右，其陪同铅山县县委书记万接访了因交通事故上访的祝某，他控告县交警大队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不作为，要求县交警大队和交通肇事司机余某赔偿他的继续治疗费用，以及抚养他的家人。万书记及黄某告诉祝某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祝某表示会一直用上访方式来解决问题。之后的两三个月，祝某经常到县信访局办公室坐着。2013年6月份，祝某与其他信访人到南昌找到江西省巡视组上访，接着就去北京上访。祝某多次在北京天安门、中南海和大使馆等敏感地区大喊大叫，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以达到获得高额赔偿的目的，祝某因此多次被当地公安机关训诫。2013年12月的一天，黄某与葛仙山乡政府的熊某书记到北京马家楼接济中心劝回祝某，祝某提出要政府给他3，000元钱才回去，熊某认为这是无理要求不答应，黄某为了缓解信访工作压力，将1，400元支付给祝某才将他带回家。2014年3月2日，县信访局得到消息，祝某与内蒙古临河访民准备在两会期间在路过人民大会堂的公交车上撒传单，因黄某与工作人员积极做工作才得以及时制止的事实。
9、证人王某1（铅山县信访局副局长）的证言，证明2013年上半年，祝某到县信访局反映交通事故未能得到处理，王某1告知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祝某表示要通过上访解决，并要求各方赔偿十几万元。之后，王某1作为县信访工作人员与葛仙山乡工作人员多次对祝某与余某进行调解，但都因祝某提出的赔偿要求过高而无法达成一致意见。2013年下半年，祝某到北京天安门、中南海等敏感地区非法登记上访，尤其在2014年2月份期间，祝某在天安门地区散发传单、扬言要阻拦外国使馆的车等恶意非法上访达14次之多。同年3月13日，在县政法委牵头，由县信访局、检察院、交警大队、葛仙山乡政府及村干部在县交警大队为祝某和余某的纠纷开了协调会，会上祝某要求余某及县交警大队、县公安局等部门共同赔偿他的各种费用达60余万元的事实。
10、证人叶某2（葛仙山乡政府常务副乡长）的证言，证明其在工作中了解到祝某因交通事故赔偿未得到满足，一直不停到北京等地非法登记上访。2014年7月12日上午，叶某2陪同乡政府江书记到祝某家看望他的家人，并答应祝某进一步检查和治疗的要求。同年7月21日下午，叶某2与夏某打算并电话联系祝某去公立医院做检查，祝某明确表示不检查，无理要求政府给予60余万元赔偿。之后，叶某2主动说带祝某去咨询律师，祝某表示拒绝的事实。
11、证人刘某的证言，证明刘某的执勤岗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南侧金水桥前，负责协助民警在主桥南侧对过往游客进行安检及协助民警处置突发情况。2014年1月30日13时50分左右，民警电台里有人叫在天安门地区劳动人民文化宫南门外南侧长安街机动车道上有人往公交车外抛撒传单，民警开着车从金水桥南侧赶过去，到达后上公交车询问情况，车上有四人承认是他们撒的，经进一步询问得知，其中两人为夫妻，四人均在公交车行驶过程中向公交车外抛撒传单，四人名字分别是费某、蒋某、魏某、祝某。后有执勤人员把散落在公交车道上的传单捡起，核实后发现传单上有四人名字……。
12、证人王某2的证言，证明王某2的执勤岗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南侧金水桥前的东西华表之间，负责主桥南侧协助民警巡逻控制。2014年1月30日13时50分左右，在天安门地区劳动人民文化宫南门外南侧长安街机动车道上有人往公交车外抛撒传单，王某2就过去了，到那后先捡地上的传单，在民警赶到后和民警一起上车询问情况，车上有四个人承认是他们撒的，在民警询问后得知，其中两人为夫妻关系，他们四人都在公交车行驶过程中向公交车外抛撒传单，四人名字分别是费某、蒋某、魏某、祝某。这时有执勤人员把剩余散落在公交车道上的传单捡起，王某2接过传单后看见上边分别有四人名字……。
（四）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被告人祝某的供述，称2012年12月19日其骑摩托车与余某开的货车发生交通事故，当时双方均未报警，祝某当天住进医院治疗并垫付医疗费合计2.6万元，余某只支付了1，500元。于是，祝某向县交警大队报案，要求追究余某的责任及支付继续治疗的费用。祝某以交警大队没有及时立案，铅山县公安局及葛仙山乡派出所在祝某治疗期间将其无理拘留，向民医院没有保管好其病历等为由，多次到北京上访，要求余某、铅山县交警大队、铅山县公安局及葛仙山乡派出所、向民医院共赔偿其60余万元的事实。
2、被告人祝某的供述，证明2014年1月21日8时许，被告人祝某来到三里屯使馆区联合国开发署这里准备找领导反映情况，到了这之后，祝某看到又有其他几个人也来这里反映情况，于是他们就一起准备去使馆里反映情况，当他们走到联合国开发署门口时，门口武警就不让他们走了，便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就说是来反映情况的，于是武警就把他们劝到路边上，不让他们进使馆，后来过了会儿，就有警察来了，警察就劝他们离开这里，祝某等人也不听，还站在原地喊着要人权，后来警察没有办法就把他们带回了派出所。……祝某等人在使馆外喊要人权是希望联合国里面的工作人员能听见，帮他们解决问题。……感觉来使馆反映情况力度大，可以给当地政府施压，祝某也可能会早日获得赔偿。
3、现场、询问笔录各4份，证明2014年1月30日13时50分许，被告人祝某伙同费某等四人为给地方政府施压而进京上访，在乘坐2路公交车路过北京市天安门地区时，他们四人向车外抛撒写有个人诉求和姓名的传单，当地民警从现场查获扣押了相关传单（现场扣押祝某29张传单）。被告人祝某等四人抛撒传单的行为导致公交车停驶五六分钟。
（五）鉴定意见
铅山县鹅湖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铅鹅鉴（2013）临鉴字第4号司法鉴定书复印件1份，证明被告人祝某因交通事故造成轻微伤甲级的事实。
（六）视听资料
随案移送光盘1张，证明2014年1月30日，被告人祝某等人在公交车由东向西行驶至北京天安门地区劳动人民文化宫南门南侧长安街机动车道时，由车内向车外抛撒传单，导致正常行驶的车辆停驶滞留在道路上无法通行。
以上证据均经庭审举证、质证，各证据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具有内在联系，并能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审理过程中，控辩双方主要争执焦点如下：
一、关于本案的管辖问题；二、关于被告人祝某在北京朝阳区三里屯联合国开发署门口喊口号“还我人权”和在北京天安门地区抛撒传单的行为已受过行政处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构成刑事犯罪，应追究刑事责任，是否属于“一事不再罚”情形和范畴的问题；三、关于被告人祝某在本案中的行为是否构成寻衅滋事罪的问题。对上述争执焦点，本院综合分析评判如下：
（一）关于本案的管辖问题。
公诉机关认为，铅山县是被告人祝某居住地，根据被告人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更适宜原则，铅山县人民法院对该案依法享有管辖权。
被告人祝某辩称，在哪里犯法由哪里管，铅山县人民法院对该案没有管辖权。
本院认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如果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经查明，铅山县既是被告人祝某的户籍所在地，也是其经常居住地，故本院对该案进行管辖不违背《刑事诉讼法》有关被告人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更适宜的法律规定，即本院对该案依法享有管辖权。公诉机关关于本院依法对该案享有管辖权的指控意见，于法有据，本院予以采纳。被告人祝某认为本院对该案没有管辖权的辩论意见，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被告人祝某在北京朝阳区三里屯联合国开发署门口喊口号“还我人权”和在北京天安门地区抛撒传单的行为已受过行政处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构成刑事犯罪，应追究刑事责任，是否属于“一事不再罚”情形和范畴的问题。
公诉机关认为，本案不属于“一事不再罚”的情形和范畴。
被告人祝某辩称，其在北京朝阳区三里屯联合国开发署门口喊口号和在北京天安门地区抛撒传单的行为已受过行政处罚，根据“一事不再罚”原则，该两起事实不能作为定案事实依据。
本院认为：（1）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祝某的一系列违法行为与被告人辩称的“一事”不属于同“一事”。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祝某在本案中的犯罪事实包括被告人辩称的该两起违法行为，但不仅限于该两起违法行为，而是对被告人祝某在北京天安门地区、中南海周边等国家重点地区和敏感部位所实施的一系列整体行为的总体指控，公诉机关对被告人祝某在北京天安门地区、朝阳区、中南海周边等重点地区和敏感部位实施一系列违法行为的指控已超越被告人辩称“一事”的内涵和外延；（2）本案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祝某犯罪问题进行评判不属于“再罚”。被告人祝某辩称的该两起“罚”，是其在北京朝阳区三里屯联合国开发署门口喊口号和在北京天安门地区抛撒传单的行为，因扰乱该地区公共秩序和交通秩序被行政处罚，而公诉机关向本院提请的是对被告人祝某进行刑事处罚，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不属于同一性质的“罚”。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精神，对同一违法行为并不排除进行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两次评价，故本院对被告人祝某的刑事违法行为进行评价，与其之前的行政处罚并不相悖。公诉机关认为本案不属于“一事不再罚”情形和范畴的指控意见，与法律相符，本院予以采纳；被告人关于本案适用“一事不再罚”原则，对其该两起违法行为不应再做刑事处罚的辩论意见，因与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三）关于被告人祝某的行为是否构成寻衅滋事罪的问题。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祝某在本案中的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
被告人辩称，上访是公民的权利，其在本案中的行为不构成寻衅滋事罪。
本院认为，信访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各级人民政府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的合法权利，也是各级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接受人民群众监督，为人民群众服务，依法保护信访人合法权益的重要方式。但信访人在信访过程中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应当自觉遵守、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信访秩序。国务院《信访条例》第十八条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第十九条规定信访人提出信访事项，应当客观真实，对其所提供材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不得捏造、歪曲事实。第二十条规定信访人不得有在国家机关办公场所周围、公共场所非法聚集，围堵、冲击国家机关，拦截公务车辆，或者堵塞、阻断交通的行为；不得有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国家和公共安全的其他行为。
本案中，被告人祝某因交通事故致轻微伤，所花医疗费用共计人民币22，771元，本可以通过双方协商或其它合法途径解决，但被告人拒绝通过合法途径解决，在肇事司机余某愿意支付4万元赔偿款化解纠纷的情况下，被告人祝某却将赔偿要求从2万余元加至60余万元，并以信访维权为借口，先后连续多次到北京天安门地区、中南海周边等禁止性的国家重点地区和敏感部位上访，采取抛散传单、喊口号、滞留、聚集等极端缠访、闹访的行为滋事生非，制造恶劣影响。北京市天安门、中南海周边等重点地区和敏感部位并非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待信访人员走访、也不允许信访人员滞留或聚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行为人因日常生活中的偶发矛盾纠纷，借故生非，实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的行为的，应当认定为‘寻衅滋事’。”的规定，被告人祝某因一起轻微交通事故产生矛盾纠纷，借故生是非，以信访维权为由，在国家重点地区和敏感部位缠访、闹访，依法应认定为“寻衅滋事”。
被告人祝某极端缠访、闹访行为不仅严重扰乱了北京天安门地区、朝阳区、中南海周边等重点地区和敏感部位的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也消耗了当地政府大量人力、物力，严重影响了接访工作人员的工作和生活，在当地造成了恶劣社会影响；在接访过程中，被告人祝某以继续留京上访为要挟，强拿硬要接访工作人员公私财物2，1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具有强拿硬要公私财物价值一千元以上，严重影响他人的工作、生活或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情节严重”或者第四项规定的“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规定。被告人祝某借故生非，先后连续多次到北京天安门地区、中南海周边等重点地区和敏感部位进行上访，采取抛撒传单、喊口号、滞留、聚集等极端缠访、闹访手段，制造事端，严重扰乱该地区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又以继续留京非法上访为要挟，强拿硬要接访工作人员公私财物2，100元，严重影响接访工作人员工作和生活，被告人祝某寻衅滋事行为造成的后果依法应认定为“情节严重”和“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情形。
综上，被告人祝某的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根据被告人的犯罪性质、手段、情节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情况，对被告人祝某综合予以量刑。被告人祝某认为其在本案中的行为不构成寻衅滋事罪的辩论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违法行为构成犯罪，人民法院判处拘役或者有期徒刑时，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行政拘留的，应当依法折抵相应刑期。”的规定，被告人祝某曾因涉案行为被行政拘留的45天，应依法折抵刑期。
为了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正常管理秩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三）、（四）项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四条第一款第（一）、（五）项，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祝某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4年7月25日起至2016年12月10日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卢 瑾
人民陪审员 刘国清
人民陪审员 曾 梦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邱 玲
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
（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
（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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