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12民终55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黄志红，女，1979年6月21日生，汉族，住泰州市姜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如东，北京市高朋（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万进华，女，1971年1月2日生，汉族，住泰州市姜堰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王宝年，男，1974年12月19日生，汉族，住泰州市姜堰区。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游磊，江苏佑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志红与上诉人万进华、王宝年为其他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苏1204民初47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志红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王宝年对万进华原审判决第一项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二审诉讼费用由王宝年、万进华共同负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为王宝年并非本案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相对人，黄志红要求王宝年共同支付股权转让款，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万进华、王宝年应当共同连带向上诉人承担债务。理由如下：一、除法定情形外，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本案中，万进华、王宝年系夫妻关系，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与万进华2015年7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明确约定股权转让价款为万进华个人债务，也没有证据证明属于法定除外情形。二、2015年7月25日《股权转让协议书》，上诉人的合同相对方实际为万进华和王宝年二人。该协议“甲方”为上诉人，“乙方”为万进华，前言部分首先载明“鉴于甲乙双方2014年9月29日签订一份合作协议，协议约定双方共同经营姜堰区北大街古民居客栈（以下简称古民居客栈），古民居客栈于2015年6月23日变更为泰州市古罗塘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古罗塘公司）（现营业执照已领取），该合作协议约定甲方占企业60%的股份，乙方占40%的股份”。在经济交往中，合同的“鉴于”部分是为了阐明当事人订立合同的��景、事实基础、目的。本案2015年7月2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鉴于”部分在合同主体方面表明了以下事实基础和法律关系。2014年9月29日《合作协议》、2015年7月2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两份协议的“乙方”当事人虽然分别由王宝年、万进华签署，但王宝年、万进华二人实际均为两份协议的“乙方”当事人。
万进华、王宝年二审答辩称：1、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协议是商事合同，王宝年非协议相对人，上诉人要求王宝年承担连带责任违反了合同相对性原则；2、就股权转让协议分析，双方2014年9月29日合作协议是万进华个人，上诉人第二点陈述只是推测并没有实质性的证据证明王宝年对此份股权转让协议知晓。请求驳回黄志红的上诉。
万进华、王宝年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黄志红原审诉讼请求；2、支��原审反诉请求，改判撤销万进华和黄志红于2015年7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黄志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黄志红主体资格不符。不论是个体工商户、自然人独资公司、还是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公司，在所有工商登记中的业主、企业法人、股东中都无黄志红此人，其是否为实际出资人，黄永红都确为工商登记中的业主、股东（即名义股东）。公司法规定，公司设立实行核准制，即便名义股东对公司债权人或公司其他股东承担责任，也只能是登记机关登记的股东，而不是实际出资人。公司法规定，只有登记在册的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实际出资人可以通过名义股东行使股东的上述权利，实际出资人依法能够充分享有的权利只能是资产收益权，其收益按其与名义股东之间的约定来进行分配。本案中行使股���转让等重大决策性事项的行为主体只能为名义股东黄永红，实际出资人黄志红应通过名义股东黄永红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故依法请求改判驳回黄志红的诉讼请求。
二、2015年7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存在欺诈性、显失公平。现有证据显示原先实为借款关系变为合作关系。古民居客栈2015年6月15日由个体工商户申请变更为自然人独资公司，2015年6月24日申请变更为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公司（2015年6月30日核准）。2015年7月22日申请变更自然人独资公司（2015年7月24日核准）。所有变更结束，但随即在2015年7月25日黄志红与万进华私下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后即诉请支付转让款。前述变更行为皆以名义股东黄永红来进行变更登记，变更登记前后相隔时间不到两个月，其变更行为具备相对的迷惑性。在变更过程中不论是从个体工商户变更为自然人独资，还是从自然人独资变更为自然人投资，再到变为自然人独资，股权的变更都未缴出资，都为无实际支付对价变更。此连番的无支付对价变更行为更让当事人认为是无关痛痒的权宜行为。
在黄志红与万进华签署的股权转让合同中其60%的股份作价等于70万元无任何验资报告和凭证。古民居客栈变更为古罗塘公司为变更始末的第一步，变更后实际并无任何真实增资。其60%的股份作价为75万元以及我方实际投出的50万元合计125万元。我方申请资产审计评估，以确定双方实际投入的资金额和实际应该相对应的股份比例。此份后于股权变更登记后的股权转让协议明显具有一定的欺诈性，其股权比例与股权作价明显有失公平公正。
三、本案中此份股权转让协议签订的时间为2015年7月25日，而工商部门股权变更登记核准变更的时间为2015年7月24日。先到相关部门变更登记事项核准完备后，再反签私下变更协议的行为完全有违常理。2015年7月22日，三方人员在工商登记部门业已作出了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书，并且股权转让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因此转让的股权未缴出资，故此次股权转让无转让价款。这与事后2015年7月25日黄志红私下与万进华签订的股权转让60%作价70万元的迷惑性相佐证又相互矛盾。股权已变更登记，后非股东人员又以万进华已获取股权变更作价给万进华，我方当事人认为事后的转让行为就无转让实质。
我方认为若承认2015年7月25日的股权转让为实质转让，便是对2015年7月22日在工商登记部门作出的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推翻，对行为及2015年7月22日股权转让协议中所有约定内容的推翻，王宝年对2015年7月22日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书���认可及同意，便止于2015年7月22日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王宝年的合法权益已经实际性的受到侵害，作为古罗塘公司股东的优先购买权已经受到侵害。故申请撤销此份所谓的股权转让协议书。
黄志红二审辩称：王宝年等上诉请求应予以驳回。一、黄志红主体适格。王宝年、万进华上诉认为黄志红转让股权应当以黄永红的名义签订，而本案事实恰恰表明了黄志红已经以黄永红的名义与万进华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且在工商部门办理了变更登记，即2015年7月2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是万进华与名义股东黄永红签订的，股权转让价款是无偿的，2015年7月24日在工商部门备案的股权转让协议并核准，2015年7月25日万进华即与实际出资人黄志红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的转让价款是有对价的，王宝年、万进华上诉陈述实际出资人享有其投资的资产受益权。本案出现的这两份股权转让协议恰恰表明了黄永红是名义股东，黄志红是实际出资人，万进华与黄永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办理了股东工商变更登记，但未支付任何对价，而与黄志红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了对价，体现了黄志红是隐名股东的客观事实。二、本案2015年7月25日股权转让协议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不存在任何欺诈情形。1、该协议“鉴于”部分表述的内容说明了从2014年黄志红与王宝年共同投资“古民居客栈”到2015年签订该股权转让协议的系列过程，万进华对黄志红股权的形成已经非常明确。2、本案原审中工商登记材料以及前述的2015年7月25日股权转让协议“鉴于”部分的内容都表明古罗塘公司不是另行单独设立的公司，而是由“古民居客栈”转型升级而来，“古民居客栈”有相应资产，该资产在2015年7月25日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已经移交给王宝年和万进华控股的古罗塘公司，古罗塘公司至今对外悬挂的牌子仍是“古民居客栈”。3、本案黄志红不需要提供证据证明自己已经出资，因为公司的出资数额与股权转让价款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万进华与黄志红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了明确的股权转让价款，这与黄志红的实际出资数额没有必然关系。4、2015年7月22日万进华已经与黄永红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万进华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为什么在三天之后与黄志红再签订了同一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万进华的行为表明万进华对黄志红的身份和股权转让的价款做出确认。三、王宝年和万进华行使所谓的撤销权已经超出法定的行使期限。
黄志红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万进华、王宝年给付股权转让款70万元，并支付违约金21万元，合计91万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进华、王宝年负担。
万进华、王宝年原审反诉请求：1、请求撤销黄志红与万进华于2015年7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2、反诉费用由黄志红承担。
原审法院查明：2014年9月27日，黄志红出具收条一份，收条载明“2014年9月27日收到王宝年用于投资古民居客栈50万元整（同上承诺书）”。
2014年9月29日，黄志红出具承诺书一份，承诺书载明“王宝年现有50万元投资到古民居客栈，一年内不得支付，一年期满后按年息6%支付利息加本金进行支付，两年期满后按年息9.6%支付两年利息加本金进行支付，如期间有过收益，按刨去所有收益计算，同时退出经营，解除合作协议。（此承诺书有效期为两年）”。
2014年9月29日，黄志红（甲方）与王宝年（乙方）签订合作协议一���，合同约定“资金来源：古民居客栈经营所需的全部资金为125万元（见附件），由甲乙双方按照共同商量的比例出资，甲方出资75万元，乙方出资50万元。企业股份比例分配：甲方占60%、乙方占40%。证照办理：甲方负责经营所需的工商执照、许可证证照等的办理，他方应当进行协助。常务管理：由甲方担任古民居客栈负责人，负责日常经营事务的办理，该负责人与古民居客栈另行签定聘用合同，按照聘用合同约定享受员工待遇。合作期限为8年，从2014年9月29日至2022年3月27日。合作期满后，双方另行协商合作事宜。”。
2015年1月8日，古民居客栈设立，经营者登记为黄永红。
2015年6月9日，古民居客栈向工商部门作出关于申请企业转型升级的请示，“请示”载明因发展需要，经营者黄永红决定将“古民居客栈”拟���型升级为“古罗塘公司”，企业住所不变，经营范围拟增加：“旅游项目开发、经营与管理”。先申请注销个体工商户“古民居客栈”，再申请办理“古罗塘公司”的核准及设立登记。工商部门申请注销资料查询表中载明古民居客栈注销日期2015年6月8日、注销原因经营者决定注销、注销类别企业直接申请注销。
2015年6月23日，古罗塘公司设立，公司股东为黄永红，认缴出资额500万元，出资时间2045年12月31日。
2015年6月23日，工商部门出具个体工商户转变为企业组织形式登记证明，载明“有关单位：古罗塘公司于2015年6月23日经我局核准设立登记，该企业系由古民居客栈转变为企业组织形式设立，特此证明。”。
2015年6月24日，黄永红与王宝年签订古罗塘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协议中载明转让方黄永红（以下简称甲）、受让方王宝年（以下简称乙方），协议内容“根据《公司法》公司股东决定，并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现就相关股权转让的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本协议所称“转让股权”系指甲方在古罗塘公司所持100%的股权（对应的出资为500万元，该股权为未缴出资）中的200万元股权。二、甲方同意将本协议第一条所列的“转让股权”的所有权利及义务转让给乙方，以使乙方享有及承担甲方对“转让股权”所享有的全部权利和承担全部义务。……。四、因此次转让的股权为未缴出资，故此次股权转让无转让款。……。”，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2015年7月22日，转让方黄永红（甲方）、王宝年（乙方）与受让方万进华（丙方）签订古罗塘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协议内容“根据《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并��甲、乙、丙三方协商一致，现就相关股权转让的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本协议所称“转让股权”系指甲方在古罗塘公司所持60%的股权（对应出资为300万元，该股权为未缴出资）、乙方在古罗塘公司所持40%的股权（对应出资为200万元，该股权为未缴出资）。二、甲方、乙方同意将本协议第一条所列的“转让股权”的所有权利义务转让给丙方，以使丙方享有及承担甲方、乙方对“转让股权”所享有的全部权利和承担全部义务。……四、因此次转让的股权为未缴出资，故此次股权转让无转让款。……”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2015年7月25日，黄志红（甲方）与万进华（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协议载明“鉴于甲乙双方2014年9月29日签订一份合作协议，协议约定双方共同出资经营古民居客栈，古民居客栈于2015年6月23日变更为古罗塘���司（现营业执照已领取），该合作协议约定甲方占该企业60%的股份，乙方占40%的股份，现甲乙双方本着友好协商的原则达成如下协议：1、甲方自愿将自已拥有的60%的股份全部转让于乙方。2、转让款的数额和履行方式为以下两种：一、乙方分七年给付甲方，转让款为70万元，其中每年给付10万元，具体给付方式为每年7月26日，乙方第一次给付款项时间为2016年7月26日，但自2016年7月26日后，甲方每年收取乙方所差款项的10%为利息，即2017年7月26日乙方除给付甲方10万元股权转让款外，另应付6万元利息，2018年7月，乙方除给付甲方10万元股权转让款外，另应付5万元利息，以此类推，直至乙方付完全部转让款。二、乙方分三年给付甲方，转让款为60万元，期中第一次给付10万元，第二次给付25万元，第三次给付25万元，具体给付方式为每年的7月26日。乙方第一次��付款项时间为2016年7月26日，甲方收取乙方所差款项的5%为利息，第二次给付时间为2017年7月26日，甲方收取乙方所差款项的9.6%为利息，第三次给付时间为2018年7月，甲方收取乙方所差款项的10%为利息。……。4、违约责任：如乙方有一期未按时履行股权转让款，甲方可按全部股权款向乙方主张（但扣除已给付部分），同时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的30%的违约金。5、甲乙双方股权转让后，乙方拥有古民居客栈的100%股权。乙方独立承担风险和享有收益。……。”协议签订后，万进华未按协议履行。
另查明，黄永红确认以其名义成立的古民居客栈及设立的古罗塘公司、并以其名义与王宝年、万进华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均是黄志红要求的，实际权利人为黄志红。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要界定股权出让方和受让方的权利和义务，首先要认定哪份股权转让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和实际履行的协议。2015年7月22日，黄志红以黄永红的名义将其持有的古罗塘公司60%的股权无对价转让给万进华，并于2015年7月24日至工商部门办理了变更登记后，黄志红又于2015年7月25日与万进华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中载明其持有古罗塘公司的股权60%，将该股权转让给万进华，并载明了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方式，仅隔几日，双方签订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书，黄志红解释2015年7月2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是为了至工商部门办理变更手续，而万进华未作出合理的解释，且古罗塘公司自设立后就由黄志红经营，黄志红陈述在签订第二份协议当日才将古罗塘公司交由万进华接管经营，综合本案证据、当事人的陈述并结合生活常识，只有认定在后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双���真实意思表示，而在前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只是为了变更工商登记的形式所需，才符合实际情况。因此，本案应以2015年7月2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作为双方权利和义务的依据。万进华现未按2015年7月25日股权转让协议书履行向黄志红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根据协议书的约定，黄志红有权要求万进华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70万元，万进华应负向黄志红支付股权转让款70万元之责。关于黄志红要求支付违约金21万元的诉讼请求，因万进华认为违约金过高，申请法院予以调整，原审法院认为，违约金与损失应予相当，黄志红的损失实际是利息损失，万进华依约应于2016年7月26日向黄志红支付股权转让款，但万进华未支付，此后才产生利息损失，故万进华向黄志红支付自2016年7月2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违约金（以21万元为限）为宜。王宝年并非本案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相对人，黄志红要求王宝年共同支付股权转让款，违反合同相对性原则，依法不予支持。王宝年等反诉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也无证据证明，依法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万进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黄志红支付股权转让款70万元及自2016年7月2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违约金（以21万元为限）；二、驳回黄志红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万进华、王宝年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9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7900元，由���进华负担(黄志红同意其预交的案件受理费129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7900元，由万进华向其直接支付，法院不再退还，由万进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黄志红支付)，反诉案件受理费10800元，依法减半收取5400元，由万进华负担。
二审中万进华提交三份证据，证明双方之间是借款关系转为合作关系。
黄志红质证意见是：王宝年、万进华提供的承诺书和银行承兑汇票是原审中已经提供的证据不能作为二审新证据使用，质证意见同原审。对于借条的质证意见：首先不属于新证据，其次仅仅是复印件，真实性不予认可。
本院认证意见：承诺书、银行汇票属于原审已经提交的证据，黄志红已经发表质证意见，不能作为二审新的证据，依照原审判决认定该证据并确认有关案件事实。借条不是新证据，所证明的事实与其他证据综合分析认定。但是，万进华、王宝年应承担迟延举证的法律后果。
一审查明的事实有充分证据证实，与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依法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王宝年确认2014年9月29日合作协议载明的其出资50万元即是原先黄志红向其借款的50万元，只是合作协议签订后，借条原件被黄志红收回了。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1、王宝年应否承担共同清偿责任；2、黄志红能否依照2015年7月25日《股权转让协议》主张相应权利。
本院认为，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义务的不当规避造成权利人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合同法规定，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合同成立并发生法律效力，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依照本案一、二审查明的事实，自2014年9月起，黄志红与王宝年将原先的50万元借款关系转为收益保底投资关系（期限2年），又约定合作设立“古民居客栈”，其出资50万元，并确认该50万元与黄志红原先向王宝年借款的50万元是同一笔款项，至此，借款转为合作设立“古民居客栈”的出资，合作协议载明，黄志红出资75万元。2015年1月“古民居客栈”依法设立登记，登记经营者是黄永红；同年6月23日，“古民居客栈”转型升级为“古罗塘公司”，股东登记为黄永红，认缴出资500万元；6月24日，黄永红于王宝年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其在“古罗塘公司”的40%股权转让给王宝年，无转让对价，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同年7月22日，黄永红、王宝年与万进华签订“古罗塘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黄永红60%股权、王宝年40%股权，转让给万进华，无转让对价，办理了工商登记。至此，涉案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当是清楚的，黄永红、黄志红为一方利益体，王宝年、万进华为一方利益体，从借款-
合作-
公司股权转让，公司法意义上的公司权力架构、公司法人财产权益等已经完整交给万进华享有，而黄永红确认其非实际出资人，对于其一方所享有的权利义务应由黄志红承担，且双方均应当是明知、清楚的。正由于各方均明白各自的权利义务，才发生了2015年7月25日黄志红与万进华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鉴于前述事实，该股权转让协议内涵的权利义务才是本案的实质权利义务内容，虽名为《股权转让协议》，原审法院也以股权转让确定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性质，故王宝年（万进华）才有所谓黄志红主体不适格，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矛盾之命题，不难看出，王宝年一方的命题不能成立。因为，相对于“古罗塘公司”黄永红转让的60%股权，黄志红才是实际���利人，依照公司法规定，黄永红有权且已经转让了股权，而万进华未支付对价，旋即黄志红与万进华为解决双方之间明知、清楚的实际存在的权利义务关系，才签订了具有实际给付关系的“股权转让协议”，只不过该协议名为“股权转让协议”，实际上就是黄志红与王宝年、万进华之间实际债权债务关系、黄志红实体权益赖以保障的形式而已，万进华作为完全的知情人、实际利益的继受者，不能无偿取得“古罗塘公司”中实际属于黄志红的财产权益。故黄志红原审所提诉讼请求，依法应予以保护。王宝年、万进华主张撤销2015年7月25日股权转让协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原审反诉请求被驳回并无不当，二审上诉亦不予支持。
如前所述，王宝年、万进华对涉案法律关系的演进完全清楚、明白，特别是王宝年自始至终均是参与者，其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而且是共同参与下应支付的所有者权益对价，应以夫妻共同财产对外承担清偿责任。黄志红上诉主张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仅从合同相对性角度驳回黄志红该诉求，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王宝年、万进华上诉认为，黄志红未投入75万元、转让对价未经评估确认等，该上诉主张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古民居客栈设立、经营有实际投入包括租赁经营所需房屋、装潢等等，“古罗塘公司”是在此基础上转型升级设立，古罗塘公司股东权益实际存在对应的公司法人财产；其次，股权（权益）对价的确认，尤其是股权对价的确定，评估及评估价不是法定的必要条件；第三，万进华、王宝年对前述演进关系明知、清楚。故该上诉理由也不能成立。
综上，上诉人黄志红所持上诉理由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王宝年、万进华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法律关系性质认定、王宝年不承担夫妻共同债务等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原审判决第三项及诉讼费负担部分；
二、变更原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为：王宝年、万进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给付黄志红所有者权益对价700000元，并承���自2016年7月27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违约金（以210000元为限）；
三、驳回王宝年、万进华的上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案件受理费本诉部分12900元，反诉部分5400元，合计18300元，由上诉人王宝年、万进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乐文
代理审判员 朱希懋
代理审判员 陈 雨
二〇一七年五月八日
书 记 员 姚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