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1777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心盟物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邢劲松，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冯芸、倪志刚，广东高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西省奉新金铃货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教开，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钟世红、刘艳平，广东法纳川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州心盟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心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西省奉新金铃货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铃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2民初9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心盟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驳回金铃公司的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金铃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于金铃公司与心盟公司之间的业务模式实际情况认定不清，对金铃公司是否实际完成货运业务以及具体运费金额依据均未查清，一审法院在未查清本案基本事实的情况下所作出的判决明显不当，依法应予撤销。（一）涉案《合作意向书》没有原件、没有双方盖章确认、没有金额，价款结算方式约定不清，不具有合同的法律效力，且金铃公司提交的《合作意向书》复印件存在明显的人为涂改痕迹，《合作意向书》根本就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证据，也不能作为双方结算的依据。（二）在双方的运输业务过程中，《派车送货单》和《回单交接表》均为运输过程中各方当事人发货环节和签收环节所必需签署、必须经心盟公司签字盖章确认方为有效的文件，这两项文件齐备且相互对应才能够完整证实了实际运输业务的发生，缺少任一份文件均无法单独证明金铃公司已完成货物托运，两份文件缺一不可。一审法院仅凭单一《派车送货单》或《回单交接表》认定金铃公司已完成货物运输根本没有事实依据。金铃公司广州地区货运业务部分涉案的2002年8月至2004年2月期间，同时具备这两份文件的仅有2003年9月至11月这三个月，2002年8月至2003年8月期间内只有《回单交接表》，2003年12月至2004年2月只有《派车送货单》，而且上述《派车送货单》和《回单交接表》绝大部分都没有心盟公司的盖章确认。（三）金铃公司所承接的心盟公司货运业务全部都是转包给第三方物流公司货运部进行运输，但金铃公司既没有提供其向第三方物流公司货运部支付运费的任何单据凭证，也没有证据证明心盟公司已确认金铃公司承担的运费金额，一审法院认定和计算运费的唯一依据是金铃公司单方面自行制作的《运货记录》，但《运货记录》与双方已实际完成结算的收条记载的金额存在明显的差异，且与《派车送货单》和《回单交接表》完全不能相互对应，一审法院仅凭金铃公司自行制作的《运货记录》来认定运费价格完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一审法院认定《运货记录》与《派车送货单》能“相互对应”，而实际上《运货记录》《派车送货单》无法相互对应。以2004年2月为例，金铃公司提供的《运货记录》上有发生货运业务的日期只有2月2日至7日、10日总计7天，而《派车送货单》上记录的货运业务发生日期并没有2月2日及3日，却有2月8日、9日、12日、13日、15日、16日等，二者明显不一致，《运货记录》记载的当月货运次数也多于《派车送货单》的记载次数。金铃公司提供的《运输费清单》显示，2002年10月运费为116890.125元，而刘教开出具的当月运费结算收条金额是97700元；2002年11月运费为108327.425元，而刘教开出具的当月运费结算收条金额是90600元，其统计的各月份运费金额与刘教开出具的收条上记载的金额存在明显差异，根本不能相互对应，也充分说明金铃公司自行制作的《运货记录》及《运输费清单》存在虚增运费及违背事实之处。（四）心盟公司从来没有委托金铃公司上海地区发出的货运业务，该部分业务根本就不属于心盟公司与金铃公司的合作范围。上海味好美食品有限公司货运部分的《派车送货单》没有心盟公司盖章或员工签字确认，而法院已查明《派车送货单》上收货人处签收的是金铃公司派驻上海的员工，金铃公司作为承运人，却同时又是提货人、收货人，其主张难以自圆其说，一审法院将上海味好美食品有限公司的货运业务纳入心盟公司的结算范围完全没有事实依据。（五）科达电器及其他业务部分，金铃公司仅提供了该部分业务的《运货记录》，甚至连《派车送货单》和《回单交接表》都没有，一审法院仅凭金铃公司单方面自行制作的《运货记录》认定金铃公司已完成货运服务及支付运费根本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心盟公司不应承担该部分业务的运费。（六）金铃公司在统计具体的运费金额上，存在明显的重复统计和计算错误。原审法院将金铃公司自行制作的《运货记录》作为统计运费的依据，但《运货记录》与《派车送货单》及《回单交接表》根本就无法相互对应，本身就存在错漏之处。原审法院在错误的基础上进而计算出了错误的判决金额，理应撤销原审判决。在发回重审后，本案在一审过程中，金铃公司先后三次向法院提供了完全不同的运费计算清单，金铃公司2017年3月18日第一次提供给心盟公司的起诉运费清单的运费总金额为3083683元；2017年6月13日第二次提供给心盟公司的起诉运费清单的运费总金额为2609931元；2017年6月22日第三次提供给心盟公司的起诉运费清单的运费总金额为3214864.75元，前后三次明显不同且差异巨大，足以说明金铃公司在运费的计算存在明显的随意性，其计算的数据完全没有可信性。根据金铃公司在原审中提供的《运输费清单》及《证据汇总统计表》，金铃公司将“箭牌和科达及其他项目”作为单独的统计项目列出，其中包括了箭牌口香糖、科达电器、大金空调等业务，其他的均是按月份分别进行计算，但是在2002年10月、2003年4月、2003年5月、2003年8月、2004年2月等月份的统计清单中，都出现了箭牌口香糖、科达电器、大金空调的计算项目，也就是说，“箭牌和科达及其他项目”与其他各月份的统计存在不同程度的重复计算问题，但是一审法院根本就没有剔除该部分重复统计的金额。金铃公司将没有心盟公司任何签字和盖章确认的《派车送货单》和《回单交接表》均纳入了运费计算范围，在计算实际发生运费时应先扣除该部分运费后再计算利润，但金铃公司将原审法院已确认应剔除的无心盟公司签字盖章确认的单据部分也合并计入运费总额，进而计算出了错误的利润和应付运费金额。二、双方业务合作的运费结算方式是月结，每月的运费应单独计算诉讼时效，最后一次交易时间是2004年2月10日，金铃公司起诉时间为2006年4月10日，均已经超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三、金铃公司提起诉讼所依据的证据不足，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法院在金铃公司无法完成举证的情况下，仍然枉顾案件基本事实，判令心盟公司支付运费，明显违背了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原审法院在举证责任的分配和认定上属于明显的法律适用错误，依法应予撤销原判。四、一审法院在诉讼过程中，纵容金铃公司先后三次重复提供及修改证据资料，并要求心盟公司退回已收取的起诉证据材料，视庄严的法律程序如同儿戏。在金铃公司当庭提交21份共计1434页证据材料的情况下，要求心盟公司当庭完成证据质证，事实上造成心盟公司无法充分完成证据质证，变相剥夺了心盟公司的质证权利。
被上诉人金铃公司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充分，心盟公司的上诉理由不符合事实，无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心盟公司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金铃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心盟公司向金铃公司支付运费1049389.7元；2、心盟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
一、本案的原审、执行、检察监督及相关案件的情况
2006年4月17日，原审法院受理了（2006）黄法民二初字第197号金铃公司诉心盟公司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2006年4月21日，原审法院工作人员到达心盟公司的工商登记住所地广州市黄埔区云埔工业区东诚片埔南路2号东诚大院1号楼109房，送达该案的起诉状等材料。该大楼的保安表示，该楼并无广州心盟物流有限公司，但指出其工业区内似乎有一家广州心盟物流有限公司，并指明了位置，后原审法院工作人员到达该址，入内询问，该公司工作人员称其系广州新盟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盟公司）而非广州心盟物流有限公司，因此原审法院无法直接送达。鉴于心盟公司下落不明，原审法院对其进行公告送达，后于2006年8月14日作出判决，判令心盟公司向金铃公司支付运费1049389.7元。该判决于2006年10月23日生效。同年11月6日，金铃公司向原审法院申请执行，原审法院于同日立案受理[案号为(2006)黄法执字第866号]。执行期间，金铃公司申请追加新盟公司、余朝军、邢劲松、何天翔、余朝阳为被执行人，余朝军、邢劲松、何天翔、余朝阳均于2006年12月委托了诉讼代理人，后原审法院裁定驳回了金铃公司的追加申请。因原审法院未查找到心盟公司可供执行的财产，该案依法裁定终结执行。
2013年1月28日，原审法院受理了（2013）穗黄法民二初字第100号金铃公司诉新盟公司债务纠纷一案，金铃公司以（2006）黄法民二初字第197号民事判决生效并进入执行阶段后，心盟公司将其位于广州市黄埔区云埔工业区东诚片埔南路2号（D2-1地块上）的大型仓库转让给新盟公司实质系逃避债务的行为，请求判令新盟公司在受让位于黄埔区云埔工业区东诚片埔南路2号（D2-1地块上）的大型仓库的价值范围内，对（2006）黄法民二初字第197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心盟公司拖欠金铃公司的运费和诉讼费共1064644.7元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心盟公司与新盟公司之间就广州市黄埔区云埔工业区东诚片埔南路2号（D2-1地块上）的大型仓库项目签订《项目转让协议》，是以转移资产的方式逃避债务，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故其双方签订的协议无效，新盟公司应在受让的资产范围内对金铃公司进行折价补偿。2013年5月7日，原审法院对该案判决如下：新盟公司在接受资产范围内对（2006）黄法民二初字第197号民事判决确定的1064644.7元债务内承担清偿责任，驳回金铃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新盟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2013年11月12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01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新盟公司提起的上诉，维持原判。
2014年3月31日，原审法院受理了（2014）穗黄法立民初字第1号新盟公司诉金铃公司、心盟公司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新盟公司以（2006）黄法民二初字第197号民事判决存在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法律适用错误等情况，且其未能参加该案的审理，没有及时维护自身权益，请求判令撤销（2006）黄法民二初字第197号民事判决。后原审法院以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规定，裁定对该案不予受理。
2013年4月12日，心盟公司就（2006）黄法民二初字第197号一案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26日作出（2013）穗中法民申字第511号民事裁定，以其超过两年再审期限为由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心盟公司又于2014年12月向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2015年3月31日，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检察院作出穗埔检民建[2015]1号《民事再审检察建议书》，以（2006）黄法民二初字第19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为由，建议原审法院对该案再审。后原审法院经审查，于2015年6月18日作出（2015）穗黄法民二再检建字第1号《关于对江西省奉新金铃货运有限公司与广州心盟物流有限公司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予再审的复函》，认为该案不符合应当再审的立案条件，对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检察院提出的再审检察建议不予采纳。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检察院认为原审法院不予立案再审的决定不当，于2015年11月2日向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2016年2月2日，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作出穗检民监[2016]37号民事抗诉书，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11日作出（2016）粤01民抗1号民事裁定，提审该案，案号为（2016）粤01民再43号，并于2016年8月25日作出如下裁定：一、撤销原审法院（2006）黄法民二初字第197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原审法院重审。
二、关于心盟公司与新盟公司的基本情况及相互之间的关系
工商登记档案显示，心盟公司成立于2001年3月13日，原始股东为邢某、陈某、黄某。2002年8月，经多次股权转让，股东变更为邢某（占30%股份）、余某军（占20%股份）、何某（占30%股份）、余某阳（占20%股份），法定代表人为邢某，监事为何某。2006年1月，余朝阳将股权转让给余某，何某将股权转让给邢劲松，邢劲松被选举为法定代表人。
新盟公司成立于2005年1月31日，股东余某军占30%股份，余某阳占30%股份，何某占40%股份。2005年12月5日，新盟公司的股东变更为余某阳、余某军，何某退出该公司。余某阳和余某军系兄弟关系。
2005年7月1日，心盟公司与新盟公司签订了一份《项目转让协议》，约定心盟公司将其所有的广州市黄埔区云埔工业区东诚片埔南路2号D2-1地块上仓库项目相关的权利、义务转让给新盟公司。2006年7月10日，广州市黄埔区建筑工程总公司（以下简称黄埔建筑总公司）因建设上述仓库项目的工程款未收回，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起诉心盟公司、第三人新盟公司，诉请心盟公司支付工程款和利息，并由新盟公司在接受心盟公司财产范围内对心盟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审法院于2007年12月3日判决心盟公司支付工程款5610025.53元及利息，驳回了黄埔建筑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该案判决后，双方均不服而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并作出（2008）穗中法民五终字第2160号《民事判决书》，并确认：心盟公司与新盟公司签订《项目转让协议》的行为实质系逃避债务的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心盟公司与新盟公司的项目转让行为无效，并判决新盟公司对心盟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后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抗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16日作出（2011）粤高法民二提字第3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认定新盟公司是心盟公司的控股股东设立的企业，新盟公司的股东拥有心盟公司70%的股份，而新盟公司的股东全是心盟公司的股东。因此，该两公司在签订该项目转让合同时属高度关联企业，他们之间签订协议，将涉案仓库项目相关的一切权利、义务转让给新盟公司享有和履行，让心盟公司实际控制的固定资产落空，这实际上是心盟公司以与关联企业签订合同转移资产的方式逃避债务，损害了债权人黄埔建筑总公司的利益，该院对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予以维持。
三、当事人对本案事实的陈述、出示的证据及原审法院调取的证据
金铃公司与心盟公司之间存在多年的委托货物运输关系。
金铃公司述称，双方的交易方式如下：金铃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教开在工作中认识了心盟公司之前的法定代表人邢某青，后邢某青问刘教开是否愿意与其合作，刘教开答应了，并由心盟公司的另一股东何某与刘教开签订了一份《合作意向书》。原审庭审中，金铃公司出具了该份《合作意向书》的复印件，意向书约定：1.心盟公司与金铃公司进行长期合作，共同为客户提供一体化的运输；2.心盟公司承诺在货物重量的计算中以实际毛重为基础计算价格，但是在实际计算时，可以在计算毛重时把重量上下浮动10%作为计算依据；3.金铃公司承诺会按照心盟公司的要求向心盟公司如实提供每个月向心盟公司提供服务所发生的所有成本和费用明细清单，然后心盟公司会在该明细清单的总价上加上10%（包括开发票价），或者是加上7.5%（不开发票价），最后把这个总价作为金铃公司向心盟公司结算的价钱；4.金铃公司承诺给予心盟公司2个月的信用期，心盟公司会在每个月的前10个工作日向金铃公司结算两个月前所发生的运输费和其他相关费用。该《合作意向书》上没有加盖心盟公司、金铃公司单位公章，心盟公司的经理“何某翔”和金铃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教开在落款处签名。在原审证据中，该《合作意向书》中的“7.5%”有手写痕迹。此后双方依此意向书进行生意往来。双方的交易程序为：心盟公司接到客户的运输任务后，与客户先行签订《派车送货单》，并派员工到客户处提货，将货物送到货运集散市场，同时电话通知金铃公司到货运集散市场发货，心盟公司的员工到货运集散市场后，将《派车送货单》、《销货清单》、货物交给金铃公司的工作人员，金铃公司的员工就带着心盟公司的员工去各货运部办理托运事宜，并垫付运费和其他费用，由货运部再将货物发送至目的地。送货后，货运部会把收货人签字的《派车送货单》、《销货清单》交给金铃公司，金铃公司再将《派车送货单》、《销货清单》交给心盟公司，心盟公司员工就在《回单交接表》上签字，金铃公司同时会自行制作《运货记录》，记载相应的费用金额。双方再根据《回单交接表》和《运货记录》进行结算，心盟公司会在《运货记录》记载的运输费等费用总价基础上加10%或7.5%作为最终结算价。心盟公司通过现金或支票形式付款，金铃公司再向心盟公司出具收条或借条。因心盟公司的员工与金铃公司的员工一起发货、交费，清楚运费金额，因此心盟公司对金铃公司自行制作的《运货记录》无异议。部分货运部会向其出具收费的单据，但因为心盟公司已经在《回单交接表》上签字，其就没有保留。双方合作的最主要目的是由金铃公司垫资支付运输费。
关于金铃公司因受心盟公司指派运输上海味好美食品有限公司的货物的过程，金铃公司陈述如下：金铃公司、心盟公司双方合作过程中，因味可美（广州）食品有限公司与上海味好美食品有限公司是关联公司，上海味好美食品有限公司遂将其运输业务委托给心盟公司，双方根据《合作意向书》的约定，心盟公司于是就将该业务转给金铃公司。心盟公司从广州派了一些人到上海，专门负责上海味好美食品有限公司的运输业务，金铃公司也派了两个人到上海配合提货。操作流程是，客户上海味好美食品有限公司通知心盟公司驻点上海的员工，心盟公司的员工就通知金铃公司派驻上海的员工，金铃公司的员工就去心盟公司在上海的办公场所取《派车送货单》，心盟公司的员工和金铃公司的员工一起去上海味好美食品有限公司仓库提货，由心盟公司的员工或金铃公司的员工在《派车送货单》上的提货人处签字，然后双方的员工一起去货物集散市场，将货物交予第三方运输公司发货，金铃公司当场支付货物运输费和其他费用，待货物送达后，收货人签收货物后，将《派车送货单》、《销货清单》一起跟车返回上海，之后再返回到金铃公司派驻在上海的员工，金铃公司的员工就将一联《派车送货单》和《销货清单》交给心盟公司的员工，并自留了一联《派车送货单》用于对账，但没有形成《回单交接表》。双方在上海结算、付款，金铃公司的员工收取现金后再出具收条。金铃公司承运上海味好美食品有限公司货物的期间为2003年7月至2004年2月。在《派车送货单》制单人处签字的赵某是心盟公司派驻上海的员工，在提货人、收货人处签字的罗某和胡某是金铃公司派驻上海的员工。
为证明其上述陈述的交易过程，金铃公司还向原审法院出示了以下证据：1.2003年9月至2004年2月承运味可美（广州）食品有限公司货物的《派车送货单》，该《派车送货单》上载明了发货编号、件数、重量、制单人、提货人、收货人，制单人、提货人、收货人处基本有签名，部分《派车送货单》盖有“广州心盟物流有限公司运输专用章”。心盟公司对于盖有其印章的《派车送货单》真实性无异议，对于未盖有其印章的《派车送货单》真实性不确认。经查，在盖有心盟公司印章的《派车送货单》上的提货人、制单人处签字的有：邢某、长某、彬、张某、钟某、黄某彬、黄某强、何某明、钟某杭、陈某广、陈某春、刘某、范某、钟某秀、颜某、李某，心盟公司确认上述人员均为其员工。2.2002年8月至2003年11月承运味可美（广州）食品有限公司货物的《回单交接表》，在《回单交接表》上列明了联系人、发货数量、回单数量、收单人签字。经统计，在《回单交接表》上的收单人处签字的有长某、邢某、苏某、邢某彬、斌、颜某、李某、苏某、陈某明、陈某广、钟某梅、莫某、黄某彬、张某；上述部分《回单交接表》的收单人签字处为空白，部分因笔迹潦草无法辨认。3.2002年8月至2004年2月的《运货记录》，《运货记录》上载明了发往地点、联系人、联系电话、实发数量、实发重量、运输费、提送货费用、其他费用及合计金额，其中提送货费用部分为空白，其他费用大部分为空白。4.承运箭牌和科达及其他货物的《回单交接表》与《运货记录》，在该《回单交接表》的收单人处签字的为邢某、李某、苏某进。5.2003年7月30日至2004年2月10日，金铃公司因受心盟公司指派运输上海味好美食品有限公司的货物而产生《派车送货单》和《运货记录》，在《派车送货单》的制单人处签字的均为赵彦，提货、收货人处签字的为胡某彪、陈某、罗某淼。
经统计，2002年8月至2004年2月，有《派车送货单》或在《回单交接表》上的收单人处有签字的运费成本合计为2616327元[其中承运味可美（广州）食品有限公司货物运费的成本为2101419元，承运箭牌和科达及其他货物运费的成本为143363元，承运上海味好美食品有限公司的运费成本合计371545元]，无《派车送货单》或在《回单交接表》上的收单人无签字的运费成本合计为207241元[其中承运味可美（广州）食品有限公司货物运费的成本为160354元，承运箭牌和科达及其他货物运费的成本为31080元，承运上海味好美食品有限公司的运费成本合计15807元]。原审庭后，金铃公司经核对，对上述统计的运费成本予以确认，且其自认心盟公司共已支付运费2034293.3元。
对于金铃公司陈述的上述交易方式，心盟公司不予认可，并述称，其委托金铃公司对味可美（广州）食品有限公司的货物进行运输，其在货运市场将货物、《派车送货单》、《销货清单》一并交给金铃公司，已经完成了委托的程序，金铃公司因无货运能力才将货物交由其他货运部托运，金铃公司应提交其与货运部的结算单据即原始凭证作为本案证据。至于金铃公司送货后有无将《派车送货单》、《销货清单》交给其、有无签收，其均不清楚。关于双方的费用结算，对于金铃公司如何告知其具体运费、双方如何结算其不清楚，对于已结算的款项有无对账及对账方式其也不清楚。其认为其已付清金铃公司的所有运费，并向法庭提交了由金铃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教开出具的数张借条和收据，金铃公司对该借条和收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明确在收到心盟公司支付的运费时出具了上述借条和收据。经统计，上述借条和收据金额合计为704516元。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因提审在审理（2016）粤01民再43号一案时，证人胡某到庭陈述如下：其当时挂职在靖安平安运输公司上海办事处，但其实是受刘老板的指派，帮他运输货物，并由刘老板给他发工资。《派车送货单》上“胡某某”的签名是其真实签名，胡某某是其第一代身份证的名字，在办理第二代身份证时，由于叫亲戚帮忙被搞错了，身份证上的名字被改成了胡某。《派车送货单》上另一个签名的人罗嗣淼也是刘老板聘请的。《派车送货单》是他们接到心盟公司的指示后去上海味好美食品有限公司的物流办公室拿的，单据上面没有心盟公司和金铃公司的签字。拿单清点完货物后签名就可以了，还有要把回单拿回去交给刘老板，运输费用是广州公司结算的。刘老板曾说过是和广州心盟公司结算，一个叫秦某（自称系广州心盟公司员工）的人曾从广州过来请其吃饭，所以其认为是与广州心盟公司结算。赵某其有印象，但他是否心盟公司员工其不清楚。
另查明，何天翔现仍任心盟公司监事。原审法院向心盟公司询问能否找何某翔核实《合作意向书》的真实性，心盟公司称其找不到何某翔。
再查明，经向广州市黄埔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查询，陈某明于2005年期间曾在心盟公司缴纳过社会保险费。原审法院向心盟公司询问，心盟公司称不清楚陈某明是否曾经为其员工，也无法联系。
关于付款时间，心盟公司称系月结，金铃公司称双方合作最初半年基本上是送货后两个月结算付款，但后期心盟公司就陆续拖欠运费，没有及时结算。双方最后一次交易时间是2004年2月10日。
原审卷宗显示，金铃公司的起诉时间为2006年4月10日，原审法院于2006年4月17日立案。
原审法院认为：金铃公司与心盟公司存在货物运输关系。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一、心盟公司是否拖欠金铃公司运费及具体的欠款数额；二、金铃公司诉请心盟公司支付运费的请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
关于争议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双方当事人系长期委托货物运输关系，双方业务往来交易时间长、次数多、单据多，由于双方一直未最终对账结算，对委托及付款情况发生争议均负有一定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此，本案应根据上述规定的盖然性优势证据规则对双方提供的证据材料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合理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
金铃公司为证明其垫付了运费及心盟公司拖欠其运费的主张，提供了《合作意向书》、从2002年8月至2003年8月的《回单交接表》、2003年9、10、11月份的《回单交接表》和《派车送货单》、2003年12月至2004年2月的《派车送货单》、2002年8月至2004年2月的《运货记录》，心盟公司仅对盖有其印章的《派车送货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余证据则认为没有其公司的盖章，不予认可。原审法院对此评析如下：1.从《派车送货单》来看，形式上上述《派车送货单》在表格形式、填写方式上均较为一致，心盟公司仅对盖有其印章的《派车送货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在《派车送货单》的提货人、制单人处签字的有：邢某、长斌、彬、张某、钟某梅、黄某彬、黄某强、何某明、钟某杭、陈某广、陈某春、刘京、范某华、钟某、颜某、李某，心盟公司确认上述人员均为其员工。但对于有上述人员签字但无公司盖章的《派车送货单》，心盟公司辩称上述签名并不一定真实，但其无证据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经审查，除少量几张外，其余《派车送货单》均有心盟公司员工签字或公司盖章，而心盟公司仅以上述部分《派车送货单》无公司盖章而否认其真实性，理据不足。而关于金铃公司因受心盟公司指派运输上海味好美食品有限公司的货物而产生的《派车送货单》，证人胡某在（2016）粤01民再43号案中的证言与金铃公司的陈述相吻合，虽然没有《回单交接表》，但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因实际收货方未提出异议，对货物送达情况可予以确认。2.从《回单交接表》来看，根据上述对《派车送货单》的分析，邢某、颜某美、李某华、陈某广、钟某梅、黄某彬、张某雄等人系心盟公司员工，《回单交接表》上大部分有上述人员的签字，心盟公司仅以无公司盖章全部予以否认，但对员工的签字无法做出合理解释；经查询，陈杰明于2005年期间曾在心盟公司缴纳过社会保险费，在原审法院询问心盟公司是否确认陈杰明曾为其员工，能否让他核实《回单交接表》上其签字的真实性时，心盟公司却称不清楚陈杰明是否曾是其员工，但未能说明理由；而陈杰明、莫承添的签字不时夹杂在上述人员的签字之中，若系冒签或其他无关人员签字，心盟公司员工在签字时必会提出异议；另外在普通的物流公司运输交易过程中，由员工在相应单据上签字亦是交易惯例。3.从《合作意向书》及双方的交易模式来看，心盟公司仅以《合作意向书》无原件和公司盖章而否认其真实性，经查，何天翔现仍担任心盟公司监事，但心盟公司在无合理理由的情况下却称无法找何天翔核实《合作意向书》上签字的真实性；同时心盟公司对双方如何确定运费、对账、结算均称不清楚，对于已支付的运输费也无法说明结算方式，对于其承认真实性的《派车送货单》如何签收也称不清楚，而金铃公司关于双方交易、结算等方式的描述与其出示的《派车送货单》、《回单交接表》均能相互印证；关于《合作意向书》上“7.5%”有手写痕迹的问题，原审的《合作意向书》与重审中提交的《合作意向书》除该“7.5%”外，其余均一致，经辨认，该原审的《合作意向书》中“7.5%”应系打印不清晰后再手写，且金铃公司垫付运费后赚取7.5%的利润也符合常理。4.至于金铃公司在《运货记录》上填写的运输费和其他费用，虽该费用系金铃公司自行填写，但《运货记录》上的发往地点、实发数量等与《派车送货单》能相互对应，且费用的金额与目的地、数量、重量基本能相互对应，若按心盟公司的陈述，其系直接委托金铃公司运输相应货物，但其无法出具相应的支付运费的单据，对于双方如何确定运费也不能作出说明，其亦无证据证实金铃公司所称的运输费用超出正常的市场价格。
综上分析，通过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和陈述进行全面、客观、综合分析判断，并根据日常经验法则，金铃公司提供的证据明显优于心盟公司提供的证据。除《回单交接表》上没有心盟公司员工签字的部分外，其余应予采信。经统计，2002年8月至2004年2月,有《派车送货单》或在《回单交接表》上的收单人处有签字的运费成本合计为2616327元,加上双方在《合作意向书》中约定的7.5%的利润196224.525元（2616327×7.5%），金铃公司自认心盟公司已支付运费2034293.3元，而心盟公司虽称已付清运费，但其出具的借条和收据仅证实已向金铃公司支付运费704516元，该运费应包含在上述金铃公司自认的已支付运费范围内。综合上述分析并经核算，心盟公司尚欠金铃公司运输费778258.225元（2616327+196224.525-2034293.3），金铃公司诉请心盟公司支付的该部分运费，原审法院予以支持。金铃公司诉请的超出部分，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经查，《合作意向书》约定金铃公司给予心盟公司2个月的信用期，心盟公司会在每个月的前10个工作日向金铃公司结算两个月前所发生的运输费和其他相关费用。双方最后一次交易时间是2004年2月10日，因此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应为2004年5月11日，金铃公司起诉时间为2006年4月10日，其诉请并未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心盟公司辩称的金铃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的辩解意见，没有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另外，从本案的原审、执行、检察监督及相关案件的情况以及心盟公司与新盟公司的关系来看，首先，心盟公司具有逃避债务的意图。金铃公司与心盟公司的债权债务发生于2002年至2004年期间。2005年，心盟公司与新盟公司签订了《项目转让协议》，心盟公司将其所有的位于广州市黄埔区云埔工业区东诚片埔南路2号（D2-1地块上）仓库上相关的一切权利、义务转让给新盟公司，以与关联企业签订合同转移资产的方式逃避债务，（2011）粤高法民二提字第38号《民事判决书》对此也予以确认。其次，心盟公司没有适当履行诉讼权利和义务。因心盟公司将上述固定资产转让，而其登记住所地又在上述地址，致使原审法院在原审时送达不成功，在其关联企业新盟公司知晓涉诉的情况下，心盟公司仍未应诉。2006年，（2006）黄法民二初字第197号案进入执行阶段，因金铃公司申请追加被执行人，在心盟公司法定代表人邢劲松知晓该案的情况下，在长达六年的时间内，未就该案提出申请再审。直至金铃公司于2013年1月28日诉请新盟公司在受让位于黄埔区云埔工业区东诚片埔南路2号（D2-1地块上）的大型仓库的价值范围内，对（2006）黄法民二初字第197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心盟公司拖欠的运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其才于2013年4月12日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导致因时间长远而增加查清本案事实的难度。
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八十八条、第二百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之规定，于2017年8月9日作出判决：一、广州心盟物流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江西省奉新金铃货运有限公司支付运费778258.225元。二、驳回江西省奉新金铃货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245元，由江西省奉新金铃货运有限公司负担2662元，由广州心盟物流有限公司负担11583元。
本院二审认定事实：心盟公司对于原审法院认定2003年9月至2004年2月承运味可美（广州）食品有限公司货物《派车送货单》上的提货人、制单人处签字的有“长斌”“彬”有异议，对“经统计，2002年8月至2004年2月，有《派车送货单》或在《回单交接表》上的收单人处有签字的运费成本合计为2616327元[……，承运上海味好美食品有限公司的运费成本合计15807元]。”的内容不确认，对于其余原审法院查明事实部分未提出异议。金铃公司对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没有异议，另对于心盟公司提出《派车送货单》签名部分，金铃公司回应称：2004年1月14日单号TSE000364、2004年1月14日单号TSE000359、2004年1月15日单号TSE000390、2004年1月15日单号TSE000391的《派车送货单》上均有“长斌”的签名，该证据属于其一审提交的证据13、14。心盟公司、金铃公司对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中无争议部分，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金铃公司提交的《回单交接表》记载的栏目有：月、日、发往地点、联系人、发货数量、交货情况、回单数量、收单人签字。金铃公司提交的《派车送货单》记载的栏目有：日期、单号；车牌号、车辆类型、司机、身份证、电话、地址、行驶证、驾驶证；送货人、身份证、总件数、总重量、总体积、路线、价钱、签名、备注；送货明细、发货编号、产品名、总件数、总重量、总体积、客户、地点、要求到达时间、提货人、发货仓管、收货人、收货单位盖章；回单签收、部门主管、制单。金铃公司提交的《销货清单》记载了客户名称、品名、数量、单价、价税金额等内容。金铃公司提交的《运货记录》记载的栏目有：月、日、发往地点、联系人、联系电话、实发数量、实发重量、运输费、提、送货费用、其他费用、合计金额。对于上述证据，金铃公司认为：《派车送货单》证明金铃公司为心盟公司提供运输服务的事实；《销货清单》是厂家的，单独不能证明金铃公司为心盟公司运货的事实，应该结合《派车送货单》一并使用；《回单交接表》证明金铃公司完成运输任务后，将《派车送货单》《销货清单》交回心盟公司这一事实；《运货记录》证明运输业务的实际成本和费用，该记录虽没有心盟公司的签名和盖章，但该记录是金铃公司根据实际发生的成本和运输如实的记载。心盟公司认为：《派车送货单》可以证明心盟公司委托金铃公司运输的事实，对《派车送货单》上盖有公章的单据予以确认；《销货清单》心盟公司确认有盖有味可美公司财务公章的单据，结合有客户签收才确认；《回单交接表》如果签名属实的话，只能证明金铃公司把《销货清单》交给心盟公司，不能证明金铃公司把《派车送货单》交给心盟公司；《运货记录》完全是由金铃公司单方自行制作，根本无法证明实际发生的运费，也无法证明《运货记录》能够对应金铃公司完成的实际货运业务。
金铃公司于一审期间提交《运输费清单》记载各月的运输费成本及所附证据如下：1、2002年8月31480元；2、2002年9月72328元（未盖章签字300元）；3、2002年10月101975元（未盖章签字7267元）；4、2002年11月92179元（未盖章签字9235元）；5、2002年12月103820元（未盖章签字320元）；6、2003年1月153834元；7、2003年2月133179元（未盖章签字26769元）；8、2003年3月114703元（未盖章签字160元）；9、2003年4月158627元（未盖章签字1500元）；10、2003年5月128964元（未盖章签字8800元）；11、2003年6月81906元（未盖章签字450元）；12、2003年7月136716元（未盖章签字1696元）；13、2003年8月130732元（未盖章签字1790元），1-13项所提交证据为《回单交接表》和《运货记录》；14、2003年9月171590元（未盖章签字280元）；15、2003年10月116072元（未盖章签字610元）；16、2003年11月117695元（未盖章签字10468元），14-16项所提交证据为《回单交接表》、《派车送货单》和《运货记录》；17、2003年12月182096元（未盖章签字41710元）；18、2004年1月180463元（未盖章签字32827元）；19、2004年2月53416元（未盖章签字4265元），17-19项所提交证据为《派车送货单》和《运货记录》；20、箭牌和科达及其它项目174443元（未盖章签字31080元），该项所提交的证据为《回单交接表》和《运货记录》；21、2003年7月30日至8月29日83733元；22、2003年10月22日至11月25日98146元；23、2003年11月26日至12月25日82417元；24、2003年12月27日至2004年1月16日83138元；25、2004年1月29日至2月10日39918元，21-25项所提交证据为《派车送货单》和《运货记录》。
金铃公司一审提交证据6（2003年9月《回单交接表》）、证据7（2003年9月、10月《派车送货单》）、证据8（2003年10月《回单交接表》）、证据9（2003年11月《回单交接表》）、证据10（2003年11月《派车送货单》）显示，2003年9月、10月、11月《派车送货单》对应的《回单交接表》一栏均没有人员签名或没有该单据的记录。
金铃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19箭牌《回单交接表》共26项，根据其日期相对应的《运货记录》记载的金额为：12-4（2635元）、6（3870元）、6（6200元）、10（4470元）、11（5500元）、11（6400元）、12（4050元）、13（4687元）、24（11137元）、25（10738元）、26（4100元）、26（3440元）；1-21（6830元）、24（5250元）；2-10（4681元）、12（5248元）、24（4154元）；3-10（5300元）、11（7251元）、13（6350元）；4-10（4380元）、11（5682元）、14（6153元）、17（4558元）、18（3135元）、21（6264元）。上述合计为142463元。另记载的大金空调为1300元，科达及其他9780元，其中科达11月11日的运费为480元（27件）、11月18日的运费为420元（26件）。金铃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8其中《回单交接表》有显示“另加11月11日科达产品27件、11月18日科达产品26件”，签收人为邢长斌。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针对心盟公司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关于《合作意向书》能否认定的问题。从本案双方陈述的交易过程可知，心盟公司将货物交由金铃公司运输，双方之间为委托运输合同关系。而《合作意向书》约定的结算事宜为委托运输合同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整个交易期间长达一年多，双方必然对结算问题有相关的约定，根据该协议的约定，金铃公司在收回运输成本费用的基础上收取7.5%的利润，并无明显不合理之处，也符合委托合同的法律特征。而心盟公司作为委托方，却不能清晰表述双方之间如何结算及提交相应的依据，其在诉讼中提交的收条仅能证明金铃公司收到了其款项，却不能证明双方是如何结算。此外，作为合同签订的经办人员为心盟公司的人员，原审法院询问心盟公司能否通知该经办人到庭说明情况，心盟公司也称找不到该经办人，故根据双方实际发生交易的事实及双方的举证情况、举证能力，原审法院对于《合作意向书》予以采信符合证据规则的规定。至于心盟公司主张金铃公司提交的该证据中有“涂改”一节，原审法院对此已经进行了阐述，本院予以认可，不再赘述。
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如何结算的问题。现金铃公司提交的结算依据为《回单交接表》、《派车送货单》、《销货清单》、《运货记录》。从双方交易的流程看，心盟公司提货后会在《派车送货单》中提货人一栏签名或盖章，再交由金铃公司完成运输工作，金铃公司完成运输工作后，将《派车送货单》交还给心盟公司，心盟公司在《回单交接表》上签名确认，故《回单交接表》可以证明金铃公司履行了运输的合同义务。如没有《回单交接表》的签收记录，但金铃公司仍持有《派车送货单》的原件，并显示收货人一栏有人签收，亦可证明金铃公司完成了运输工作，且该单据尚未结算。至于心盟公司主张《回单交接表》其收回的是《销货清单》，该《销货清单》反映的是厂家与其客户之间的买卖关系，与双方之间的委托运输合同关系无涉，且心盟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实，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心盟公司另主张金铃公司需同时持有《回单交接表》、《派车送货单》才能予以证明该单据尚未结算。经查，金铃公司主张2003年9月至11月期间的运输费既提交了《回单交接表》又提交了《派车送货单》，但二者并没有重复，其中该期间所有《派车送货单》所对应的《回单交接表》一栏均没有心盟公司的有关人员签名，这与金铃公司主张的交易习惯一致，故对于心盟公司的该主张，本院亦不予采信。本院认定《回单交接表》或《派车送货单》有心盟公司有关人员签名或盖章的可以认定双方实际发生货物运输的事实。关于《运货记录》能否采信的问题。首先，心盟公司委托金铃公司运输货物，双方均有结算的合同义务，而从双方实际履行情况看，双方从未签订过任何结算书，因此，金铃公司有权要求心盟公司与其予以结算运输费用；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由于双方均有结算的义务，双方均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及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心盟公司未能举证其是根据哪些单据而支付款项，现应根据《回单交接表》、《派车送货单》、《运货记录》予以结算；再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的规定，《运货记录》虽为金铃公司所填写，但其填写的内容并非毫无根据，本院将依照《运货记录》与《回单交接表》、《派车送货单》能否相互对应，再结合心盟公司的抗辩意见予以认定，心盟公司主张《运货记录》当然不能采信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味可美（广州）食品有限公司运输成本即金铃公司主张《运输费清单》1-19项的运费成本认定。金铃公司主张2002年8月至2004年2月即《运输费清单》1-19项的运输费用，其提交的《运货记录》与《回单交接表》或《派车送货单》能基本对应，而心盟公司并未指出哪一项运费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故原审法院以此为依据，再扣除未签章或无单据部分而认定2002年8月至2004年2月间的金铃公司支出的运输运费为2101419元（该金额低于《运输费清单》中成本和费用减去未签章签字金额后的金额）具有依据，本院予以认可。
关于箭牌和科达及其它项目运输成本的认定。根据金铃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19，其中箭牌部分《运货记录》与《回单交接表》能对应的部分为142463元，另科达部分其中11月11日（运费480元、27件）、11月18日（运费420元、26件）能与金铃公司提交证据8的《回单交接表》对应，而心盟公司并未指出哪一项运费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上述费用共143363元（142463元+480元+420元），与原审法院认定的金额一致。心盟公司提及没有回单部分并没有计入，故本院认定箭牌和科达及其它项目运输费用为143363元。
关于上海味好美食品有限公司运输费用的认定。金铃公司主张此部分的结算依据为《派车送货单》，经查，此部分的《派车送货单》为2003年7月至2004年2月，该交易与双方之间同期有关味可美（广州）食品有限公司的交易有所不同，第一、发货的地址不同，上海味好美食品有限公司发货地址为上海市，味可美（广州）食品有限公司发货地址为广州市；第二、签收人员不同，该单据不论是制单人或提货人均无证据证明是心盟公司的人员，而味可美（广州）食品有限公司的单据有心盟公司的盖章或有关人员签名；第三，此单据没有回单的签收记录，而同时期的2003年7月至11月，味可美（广州）食品有限公司有回单的签收记录；第四，没有证据证明就上海味好美食品有限公司部分，心盟公司有支付过费用；第五，从证人胡某在本院(2016)粤01民再43号案件中的陈述可知，其是受聘于金铃公司而提货，而其认为金铃公司是受心盟公司的委托并没有直接的证据予以证明，因此，仅凭胡某的证言不足以认定上海味好美食品有限公司发生的运输费用是心盟公司委托金铃公司所为，金铃公司要求心盟公司支付上海味好美食品有限公司的运输费用，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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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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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贾海清与李伟、吕菲等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PubDate\\\\\":\\\\\"2018-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