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湘01民终139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筱萍，女，汉族，1974年9月11日出生，住长沙市天心区书院路青山祠**号*栋2门***房。
委托代理人吕在琼，男，汉族，1960年12月13日出生，住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中路*****号。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毛巾集团公司，住所地长沙市开福区德雅路1246号。
法定代表人张凯，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周超，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筱萍因与被上诉人长沙毛巾集团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以下称原审法院）（2015）开民一初字第058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黄筱萍于1991年9月16日以全民合同制身份进入长沙毛巾集团公司处从事织造车间挡车工工作。长沙毛巾集团公司于1995年3月13日对黄筱萍作出除名处理，其作出关于对合同制工人黄筱平作除名处理的决定{长毛厂字（1995）第4号}的内容为“黄筱平，女，21岁，家住长沙县路口区县电瓷厂宿舍，于1991年9月16日招工进厂，系全民合同制工人，任织造车间挡车工。黄筱平从1993年5月以来，由于劳动观念淡薄，经常旷工，违反厂规厂纪，组织上对她多次批评教育，每次承认错误而不改，1993年5月至7月累计旷工达32天（其中连续旷工26天，收到厂部警告，8月份又继续旷工，1994年4月至6月又累计旷工30天，收到厂部给予开除厂籍留厂察看一年的处分，但她在处分期间还是屡教不改，又从1994年9月1日至1995年3月13日没办任何手续旷工达6个多月，在厂内造成了极坏的影响。鉴于黄筱平同志的上述表现，组织上对她已无可救药，现根据国务院颁发的《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第三章第十八条规定，经厂部、工会研究同意对黄筱平作除名处理，除名后劳动合同自行解除。如本人不服，可在收到此决定后十五日内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诉”。庭审中，黄筱萍陈述其自1994年3月至今未向长沙毛巾集团公司提供劳动，长沙毛巾集团公司亦未向其发放工资，黄筱萍于1994年下半年及1995年年初至长沙毛巾集团公司处要求上岗，长沙毛巾集团公司均以黄筱萍已被开除为由拒绝黄筱萍上岗；关于对合同制工人黄筱平作除名处理的决定{长毛厂字（1995）第4号}记载的系“黄筱平”，不是黄筱萍，故该除名处理决定无效，对黄筱萍不具有法律效力。长沙毛巾集团公司主张其将除名处理的决定通过邮寄方式送达给了黄筱萍。黄筱萍就本案劳动争议纠纷于2015年12月2日向长沙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黄筱萍、长沙毛巾集团公司于1991年9月至2014年12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长沙毛巾集团公司向黄筱萍支付经济补偿22616元（1028元×22），长沙毛巾集团公司为黄筱萍缴纳社会保险费55280元。长沙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5年12月2日以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受理范围为由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黄筱萍遂诉至原审法院。
原审法院另认定：黄筱萍在入职长沙毛巾集团公司处时填写的长沙市劳动合同制工人录用登记表中记载其家庭住址为长沙县路口区。
原审法院认为：一、黄筱萍于1991年9月16日以全民合同制身份进入长沙毛巾集团公司处从事织造车间挡车工工作，黄筱萍、长沙毛巾集团公司自此形成劳动关系。黄筱萍主张长沙毛巾集团公司于1995年作出关于对合同制工人黄筱平作除名处理的决定{长毛厂字（1995）第4号}的对象系“黄筱平”，不是黄筱萍，该除名决定对其不产生法律效力。原审法院认为该除名处理的决定虽记载的是“黄筱平”，但依据记载的入职时间，家庭住址及年龄等信息可以确认该除名处理的决定系对“黄筱萍”作出，黄筱萍以除名处理的决定记载“黄筱平”为由主张除名处理的决定无效，原审法院不予采纳。黄筱萍主张其至2015年才知晓其已被长沙毛巾集团公司除名，原审法院认为，黄筱萍于庭审中陈述其于1994年下半年及1995年年初至长沙毛巾集团公司处要求上岗，长沙毛巾集团公司均以黄筱萍已被开除为由拒绝黄筱萍上岗，且长沙毛巾集团公司于1995年3月对黄筱萍作出除名处理的决定后至2015年，在长达20年的时间内，黄筱萍未向长沙毛巾集团公司主张过权利，亦未要求长沙毛巾集团公司为其补发工资，故黄筱萍于1995年就应当知晓其已被除名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是指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从黄筱萍申请仲裁及提起诉讼的理由来看，黄筱萍基于除名处理无效，黄筱萍、长沙毛巾集团公司未解除劳动关系提出诉请，黄筱萍于1995年已知晓其被除名的事实，其在1995年就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即1995年系黄筱萍、长沙毛巾集团公司发生劳动争议之日，黄筱萍至2015年才向长沙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未能提供其因时效中止、中断而不能申请仲裁的证据，故黄筱萍基于除名处理无效，黄筱萍、长沙毛巾集团公司未解除劳动关系为由主张长沙毛巾集团公司向其支付经济补偿22616元已逾仲裁时效，该项诉请，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黄筱萍、长沙毛巾集团公司已于1995年3月13日解除劳动关系。二、黄筱萍诉请长沙毛巾集团公司缴纳社会保险费，因该请求是国家规定的一种强制性行政义务，反映的是国家社会保险费征缴部门与缴费义务主体之间的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行政关系，并非劳动争议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关系，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案件的范畴，故原审法院在本案中不予处理。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黄筱萍与长沙毛巾集团公司于1991年9月16日至1995年3月1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黄筱萍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5元，由黄筱萍承担。
上诉人黄筱萍不服原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原审法院（2015）开民一初字第05818号民事判决；支持黄筱萍一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确认黄筱萍与长沙毛巾集团公司1991年9月19日至2014年12月30日存在劳动关系，与长沙毛巾集团公司应给予黄筱萍经济补偿22616.00元和社会保险费55280.00元。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黄筱萍与长沙毛巾集团公司（原长沙毛巾厂）1991年9月16日至1995年3月1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黄筱萍于1991年9月16日招工进长沙毛巾厂（现长沙毛巾集团公司）系全民所有合同制工人，入厂至今没有受到过厂的除名处理和解除劳动合同，为此，黄筱萍要求恢复我1995年3月13日至2014年12月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1995年3月13日长沙毛巾厂文件长毛厂字（1995）第4号“关于对合同制工人黄筱萍除名处理的决定”该决定记载的名字不是黄筱萍。而一审法院另查明，黄筱萍在入职长沙毛巾集团公司处时填写的长沙市劳动合同制工人录用登记表记载其家庭住址为长沙县路口区，认为该除名处理的决定，虽然记载的是“黄筱平”但依据记载的入职时间，家庭住址及年龄等信息，所以确认该除名处理决定系对黄筱萍“黄筱萍”作出，黄筱萍以除名处理的决定记载“黄筱平”为由主张除名处理的决定无效，原审法院不予采纳，是错误的，由此可见一审根本没有认真审理此案。1994年9月30日因黄筱萍母亲赵利玉患有三叉神经病，高血压，冠心病，肺部感染等重病，父亲黄运生由于常年在铁路一线干活，患有严重风湿病无法工作，造成生活无法自理，家中有两个弟弟正在上学，没人照顾，只能请长假回家，由于母亲常年病重，在村里全家五口人住的是旧危房，没有一个固定收入，生活十分困难，把病拖至十多年，2012年10月20日进住湖南省人民医院治病花费十多万元，由于没钱至今尚未办理出院，而1994年11月和1995年1月份回厂是否工作，厂说因黄筱萍家庭的特殊情况先回去，厂有什么事才通知。所以至今没有收到过厂的任何通知及邮寄过，黄筱萍成为了失业成员，至今一审法院认为，黄筱萍庭审中陈述其于1994年下半年，1995年年初至长沙毛巾集团公司处要求上岗，且长沙毛巾集团公司于1995年3月13日对黄筱萍作出除名处理的决定的事实认定是错误的，多年来，该文件厂方从来没有送达给黄筱萍邮寄过。针对劳动观念淡薄一事，是没有的。以上事实有原审当事人陈述及庭审记录等证据材料在卷作证。黄筱萍认为长沙毛巾集团公司证据目录（2015）民开一初字05818号第一组，第二组的证据是伪证和假证，而一审不考虑黄筱萍的陈述和举证，毫无重视，是不对的。黄筱萍从1991年9月16日至今没有受过厂的除名处理和解除劳动合同，双方至今存在着劳动关系，为此，要求长沙毛巾集团公司给予黄筱萍的经济补偿和从未缴纳过的社会保险费。综上所述，原判判决在认定事实和运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不公平的，请求撤销原判，支持黄筱萍提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长沙毛巾集团公司答辩称：1、黄筱萍的主张已过诉讼请求，黄筱萍在1995年已经知晓其被除名的事实，直到2015年才向仲裁委提起仲裁，已过仲裁时效。2、关于黄筱萍主张其名字中的“萍”字写错了的主张，在一审根据相关的证据和个人详细信息可以确认当时毛巾厂只有一位黄筱萍，除名决定是向黄筱萍作出的，这是笔误并非另有其人。请求维持原判。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及本案案情，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长沙毛巾厂关于对合同制工人黄筱平作除名处理的决定{长毛厂字（1995）第4号}》中“黄筱平”是否为本案的上诉人“黄筱萍”。二、本案是否已超过仲裁时效。
关于焦点一。黄筱萍主张《长沙毛巾厂关于对合同制工人黄筱平作除名处理的决定{长毛厂字（1995）第4号}》中“黄筱平”，不是黄筱萍，该除名决定对黄筱萍不产生法律效力。经审查，黄筱萍，女，1974年9月11日出生，1991年9月16日以全民合同制身份进入长沙毛巾厂从事织造车间挡车工工作。长沙毛巾厂1995年3月13日作出《关于对合同制工人黄筱平作除名处理的决定{长毛厂字（1995）第4号}》中载明“黄筱平”，女，21岁，于1991年9月16日招工进厂，系全民合同制工人，任织造车间挡车工。两者信息完全吻合。由此可见，《长沙毛巾厂关于对合同制工人黄筱平作除名处理的决定{长毛厂字（1995）第4号}》中“黄筱平”即本案上诉人黄筱萍。
关于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仲裁裁决一般应在收到仲裁申请的六十日内作出。对仲裁裁决无异议的，当事人必须履行”。《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８５条规定：“‘劳动争议发生之日’是指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本案中，黄筱萍于庭审中陈述其于1994年下半年及1995年年初两次至长沙毛巾厂要求上岗，长沙毛巾厂均以黄筱萍已被开除为由拒绝黄筱萍上岗。由此可见，1995年年初时黄筱萍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黄筱萍直至2015年才向申请劳动仲裁，又未提供合法有效证据证明其具有时效中止、中断情形，确已超过仲裁时效。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10元，由黄筱萍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熊晓震
代理审判员 李维潇
代理审判员 龙付送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何 亮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