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2民终943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梁青，男，1965年11月26日出生，北京京电广源电气设备安装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住北京市宣武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宗鹏，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京电广源电气设备安装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北京市大兴区兴华大街（二段）3号院1号楼15层1822，实际经营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左安路凯鑫公寓5号院西侧楼4层。
法定代表人：范琳琳，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宗鹏，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国生，男，1968年11月19日出生，住北京市大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霞(王国生之妻)，女，1977年5月25日出生，北京聚力兴电力安装有限责任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霍金朋，北京市常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梁青、北京京电广源电气设备安装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京电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国生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5民初51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梁青、京电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王国生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审及二审诉讼费用由王国生承担。事实和理由：1、王国生应将协议书所涉过程追缴完毕后，才存在结算余款的问题，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有误。在一审过程中，双方当事人一致认可，《协议书》之所以约定由王国生追缴相应工程款并予以抵扣，是因为《协议书》中所涉工程均是由王国生联系承建的。而这也符合双方合作的初衷：梁青、京电公司以其专业施工能力、资质及经验，王国生以其业务网络及资源进行合作，实现优势互补：王国生完成工程接洽后，由梁青、京电公司实际承建，工程竣工后，由王国生进行催款，所得款项双方进行分配。鉴于王国生从未将对方当事人信息、负责人/联系人姓名、工程结算等情况告知梁青、京电公司，故梁青、京电公司对于上述情况并不掌握。因此，在双方当事人最终结算时，为了实现上述工程的回款，梁青、京电公司只得将催款责任交予王国生，但王国生怠于履行催款义务，直接导致目标工程的款项未能及时收回且无法用于抵扣补偿款，由此造成的不利益应由王国生承担。但一审判决在王国生怠于向项目主体催款的情况下，反而认定未回款项应由梁青、京电公司补偿，相当于变相纵容了王国生的违约、失信行为，这不仅与《协议书》的文义不符，也与双方的合作初衷及结算实际情况相悖，更构成了对诚实信用原则的严重违反，应当予以纠正。综上，只有在王国生履行完毕催款义务并将与其相关的工程款项结算完毕后，才应视为退伙结算完成，此时如回款数额不足以抵扣约定补偿数额的，才涉及梁青、京电公司的后续款项支付问题。2、王国生误报、漏报工程实际收回数额，一审法院认定抵扣数额有误。在一审过程中，梁青、京电公司提供了大量证据，证明王国生在催要工程款项的过程中，实际收回的工程款项远远高于其在庭审过程中认可的数额，王国生有少报、漏报回款的行为。具体而言，关于北京旭通电气设备安装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旭通公司）的付款，在一审过程中，王国生自认旭通公司的回款数额为1816756.32元，但经梁青、京电公司与旭通公司联系，旭通公司明确表示其回款数额远远高于王国生的主张数额，并向梁青、京电公司提供了其与王国生结算的付款凭证，证明其已向王国生支付工程款4506235.14元。虽然该证据系复印件，但旭通公司已在该证据上加盖公章，足以证明旭通公司对上述付款凭证真实性及还款事实的确认。尤其是王国生已在旭通公司的付款列表上签字确认，进一步说明了王国生知悉并认可旭通公司的还款行为。一审法院以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为由不予认可，未将上述款项从补偿款数额中进行抵扣，属于事实认定不清。关于罗奇营土建配电工程回款，在一审过程中，梁青、京电公司已提供了马磊的证人证言，证明对于罗奇营土建配电工程，承包方博大经开公司通过河南天凯公司已向王国生支付工程款560万元。马磊作为罗奇营土建配电项目的联系人，对于该项目的付款收款情况是清楚的，且已在一审过程中出庭作证，其出具的证人证言足以反映王国生的收款事实。但在梁青、京电公司已提供了相应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未对王国生的银行账户进行核实，也未对河南天凯、博大经开公司等相关方进行确认，便否定该笔还款，属事实认定错误。关于大唐首邑公司的付款，一审法院认定付款数额为1839649元,王国生认可收款2039649元，明显错误。3、梁青、京电公司在《协议书》签订后还向王国生提供过大量资金及工程物资，上述金额也应在最终结算时抵扣。根据《协议书》第二条之规定，上述工程款项实际收回的金额不足支付丙方补偿款的，甲方、乙方应于2014年6月30日一次性支付剩余部分的补偿款；工程款实际收回的金额超出支付丙方补偿款的部分，归甲方所有。因此，在判断梁青、京电公司是否还需向王国生进行补偿时，首先需明确梁青、京电公司是否进行了偿还以及偿还的数额。根据一审出示证据中及后续的举证，梁青、京电公司已向王国生支付款项共计550万元，上述款项理应在补偿款中进行抵扣；此外，在签订《协议书》后，还向王国生支付了大量工程物资，其中包括依维柯汽车一辆、大众汽车一辆、捷豹汽车一辆、实验设备多套以及大量的工程材料，对于上述交接，有王国生的妻子王霞或其他代表签字确认，以上工程物资作为梁青、京电公司对王国生的部分补偿，同样应予抵扣，一审法院未对梁青、京电公司的还款情况进行核实便作出结论，属事实认定有误。4、一审法院程序错误，未对承诺的调查事项进行核实。在一审过程中，针对王国生存在的大量少报、漏报回款的事实，梁青、京电公司提出了大量人证物证，证明王国生自认的回款情况与事实严重不符，但囿于王国生与工程相对方的密切关系，梁青、京电公司在取证方面存在诸多阻碍与困难。据此，梁青、京电公司在一审过程中已向法院提出取证申请，一审法院在了解案件事实的情况下，当庭表示要对梁青、京电公司反映的关键问题进行核实，以查清事实、明确权利义务。但在庭审结束后，一审法院并未对其承诺的调查事项进行核实，便作出判决，严重侵害了梁青、京电公司的合法权益，请二审法院对梁青、京电公司催缴及工程回款情况进行核实。
王国生辩称，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梁青、京电公司陈述除了王国生自认的回款数额以外还有其他的汇款，但至今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王国生的确收到过汽车等工程物资，这属于合伙期间共同购置的，与协议中的2500万元是两回事，不应在本案中予以抵扣。
王国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梁青和京电公司立即向王国生支付钱款16720673.84元，支付以上述款项为基数自2014年6月30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暂计算至2016年3月18日为1636742.59元）；2.判令本案诉讼费由梁青和京电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0月10日，王国生（丙方）与梁青（乙方）、京电公司（甲方）签订《协议书》，约定：乙方是甲方控股股东和实际经营人，乙方和丙方长期合伙经营，共同以甲方名义对外开展业务。经甲、乙、丙三方共同协商，就丙方退出合伙经营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乙方共同给付丙方补偿款，共计2500万元；甲方、乙方对丙方承担共同连带责任。二、甲方、乙方授权丙方以甲方名义催缴下列工程款项，并以实际收回的工程款抵扣第一条约定的补偿款数额。工程款项应以实际结算的金额为准。工程名称包括：生物制药1#5#、罗奇营楼内、罗奇营迁改、兴创采育7个箱变、兴创大兴21#地、罗奇营土建配电室部分、兴创路灯、亦庄镇政府、采育安置土建、绿地商基部分洽商、大兴安装电力公司。上述工程款项实际收回的金额不足支付丙方补偿款的，甲方、乙方应于2014年6月30日一次性支付剩余部分的补偿款；工程款项实际收回的金额超出支付丙方补偿款的部分，归甲方所有。三、甲方、乙方应协助丙方进行工程款催缴，并提供含合同、授权委托书、发票等相关材料。四、三方再无其他争议。
王国生主张签订《协议书》后，从京电公司收取了3428889.84元，从北京大唐首邑通讯集团有限公司收取了1839649元，从北京旭通电气设备安装有限公司收取了1816726.32元，从大兴区供电安装公司收取了522581元，从建材销售中心收取了462800元，从联港置业公司收取了567600元。王国生主张上述款项有5365372.16元是通过聚力兴公司的账户收取的，并提交了聚力兴公司的对帐单、支票领用单、对账单和进账单予以证明，王国生提交的证据显示，直到2016年2月6日，王国生还在收取相应款项。王国生主张为追索上述款项，支出了358920元，应由梁青和京电公司承担。
梁青和京电公司认为王国生和梁青并非合伙关系，认为是京电公司和聚力兴公司两个公司之间的合作，并提交了原七名聚力兴公司员工在合作期间与京电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和辞职申请，证明两个公司人员合并，在签订《协议书》后，上述七名员工从京电公司辞职。王国生不认可是两个公司之间的合作，认为如果是两个公司的合作，没有必要在合作期间与京电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主张本案法律关系以《协议书》为准。
梁青和京电公司辩称王国生主张的已收取款项金额不准确，其中，聚力兴公司（王国生代收取）还从京电公司收取了550万元，从旭通公司收取的是4506235.14元，王国生通过河南天凯公司从博大经开公司收取了罗奇营土建配电工程款560万元，从大兴区供电安装公司收取了588674元，王国生在2013年8月拿走36万元的废旧物资处理款。梁青和京电公司认为实际已支付给付王国生22220155.42元。梁青和京电公司为此提交了京电公司支票领用单及银行对帐单、旭通公司付款证明、马磊的证人证言、卢青的证人证言、范欣欣证人证言、王长利证人证言和发票。
就上述存在争议的款项，该院确认如下：一、关于王国生从京电公司领取的款项。梁青和京电公司提交京电公司支票领用单及银行对帐单证明京电公司给付王国生550万元，但梁青和京电公司认可在签订《协议书》之后支付给王国生的款项为166.8万元，其余为在协议之前支付的。梁青和京电公司主张《协议书》中的款项包括在2013年10月10日之前王国生收取的款项，对此王国生不予认可，王国生认为在《协议书》之前的款项与本案无关。对上述166.8万元，梁青和京电公司认可其中2013年10月14日给付王国生两笔款项共计100万元是王国生提交回款列表中2013年10月21日从京电公司收取的100万元。梁青和京电公司提交的2013年11月27日京电公司支票领用单金额为66.8万元，在王国生提交的回款列表中亦有该笔款项。故梁青和京电公司提交的京电公司支票领用单及银行对帐单中在《协议书》之后支付的166.8万元都包括在王国生认可从京电公司领取的款项内。关于梁青和京电公司主张王国生在2013年10月10日之前收取的款项也属于《协议书》约定的款项，该院认为不符合《协议书》的约定，对此不予认可。根据王国生提交的聚力兴公司的对账单、进账单及王国生自认，该院确认王国生从京电公司收取了3428889.84元。二、梁青和京电公司提交的旭通公司付款证明系复印件，系该公司的记载列表，王国生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认为上面王国生签字仅是经手人，该证据并不是工程款项的回款。梁青和京电公司未提交原件，亦未提交旭通公司对该复印件的解释和说明，故该院对该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根据王国生提交的进账单和聚力兴公司的对帐单，该院确认北京旭通电气设备安装有限公司收取了1816726.32元。三、关于王国生从大兴区供电安装公司收取的款项数额，王国生提交进账单予以证明给付的金额为522581元，梁青和京电公司提交发票证明京电公司为此开具金额为588674元的发票，故该笔金额应为588674元，该院认为应当以实际进账单为准，故确认王国生从大兴区供电安装公司收取的款项数额为522581元。四、关于梁青和京电公司主张王国生通过河南天凯公司从博大经开公司收取了罗奇营土建配电工程款560万元，从大兴区供电安装公司收取了588674元，王国生在2013年8月拿走36万元的废旧物资处理款。梁青和京电公司仅有马磊的证人证言、卢青的证人证言、范欣欣的证人证言、王长利的证人证言，其中马磊、卢青和范欣欣出庭作证。王国生对上述证人证言均不予认可，认为上述证人均是京电公司的员工，与京电公司存在利害关系。该院认为，上述证人均为京电公司的员工，且通过庭审询问，证人对王国生的收款情况并不清楚，故该院对上述证人证言不予采信。对梁青和京电公司主张的该部分款项，因未提交证据，该院不予确认。五、王国生主张从北京大唐首邑通讯集团有限公司收取了1839649元，从建材销售中心收取了462800元，从联港置业公司收取了567600元。该部分款项有王国生提交的进账单和聚力兴公司的对账单予以证明，梁青和王国生未提交相反证据，故该院对该部分金额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个：第一，王国生与梁青是否存在合伙关系，当事人各方是否应按照《协议书》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第二，王国生已收取的款项数额。第三，梁青和京电公司是否应支付利息。第一，就王国生与梁青是否存在合伙关系问题。梁青和京电公司辩称王国生与梁青不存在合伙关系，但仅向该院提交了部分劳动合同和辞职证明、员工列表等，未提交系公司间合营的书面合同，亦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证明。该院认为，梁青和京电公司提交的劳动合同和辞职证明、员工列表等，并不能是两个公司的合营，且在签订《协议书》时，梁青和京电公司是认可王国生与梁青的合伙关系，并以京电公司名义对外承揽工程，王国生按照《协议书》约定进行工程款的催收，梁青和京电公司也给予配合。故当事人各方应按照《协议书》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当事人各方的关系也应以《协议书》载明的为依据。第二，关于王国生收取款项的数额情况。《协议书》中明确载明了王国生和梁青是以京电公司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且在工程款催收过程中，梁青和京电公司需要提供合同、授权委托书、发票等相关材料。故梁青和京电公司对王国生收取的工程款数额应当是知晓的，梁青和京电公司主张已支付给王国生和王国生收取的款项共计22220155.42元，但未向该院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对此该院不予认可。王国生提交的聚力兴公司的对帐单、支票领用单、对账明细和进账单及其自认，证明王国生在签订《协议书》之后收取的款项共计8638246.16元。梁青和京电公司不认可该数额，但未提交证据予以反驳，故该院认为王国生收取的款项为8638246.16元，剩余部分应由梁青和京电公司按照《协议书》约定予以支付。关于王国生主张支出的成本358920元应由梁青和京电公司承担，不符合《协议书》约定，该院不予支持。故该院确认梁青和京电公司还应支付王国生补偿款共计16361753.84元，其他部分不予支持。第三，关于王国生主张的利息。梁青和京电公司未按《协议书》约定履行给付义务，应当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但关于利息的起算时间，虽然在《协议书》中约定了梁青和京电公司应在2014年6月30日一次性支付剩余补偿款，但在实际履行过程中，王国生在2014年6月30日后一直在向工程方催要和收取工程款，且直到2016年2月还在向工程方催要和收取工程款。该院认为利息的起算时间应以王国生提起诉讼的日期为准，王国生于2016年3月23日向该院提起诉讼，故利息应从2016年3月23日起算，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梁青、北京京电广源电气设备安装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给付王国生补偿款一千六百三十六万一千七百五十三元八角四分；二、梁青、北京京电广源电气设备安装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给付王国生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一千六百三十六万一千七百五十三元八角四分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二○一六年三月二十三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三、驳回王国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依据《协议书》的约定，王国生退出合伙，梁青、京电公司支付王国生补偿款2500万元，各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一、梁青、京电公司支付补偿款是否以相关工程款结算完毕为条件；二、王国生收回工程款的具体数额。关于梁青、京电公司支付补偿款是否以相关工程款结算完毕为条件。各方于2013年10月10日签订的《协议书》的约定，梁青、京电公司向王国生支付补偿款2500万元，梁青、京电公司授权王国生催缴工程款项，同时约定，王国生收回的工程款不足支付补偿款的，梁青、京电公司应于2014年6月30日一次性支付剩余部分的补偿款。各方在《协议书》中明确约定了梁青、京电公司向王国生支付补偿款的具体时间，并未约定待相关工程款结算完毕后再行支付补偿款，表明梁青、京电公司向王国生支付补偿款并不以相关工程款结算完毕为条件。二、王国生收回工程款的具体数额。王国生自认其在签订《协议书》后追回工程款共计8638246.16元，梁青与京电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认为王国生收取的款项远远大于上述数额。对于王国生收取款项的具体数额，梁青、京电公司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且依据《协议书》的约定，王国生系以京电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王国生催缴工程款时，需要京电公司提供合同、授权委托书、发票等协助，故京电公司应当有能力对此举证，京电公司申请法院调查涉案工程的回款数额，不属于法院调查取证的范围，本院不予支持。梁青、京电公司主张王国生从京电公司领取的款项为1000余万元，但其提交的付款凭证中的款项，仅有166.8万元为《协议书》签订之后向王国生支付，不应计算在《协议书》中约定的补偿款之内，故对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梁青、京电公司主张旭通公司向王国生付款4506235.14元,并提交了旭通公司付款证明，因该证明系该公司的记载列表，未有相关付款凭证予以佐证，故本院仅凭该证据难以认定旭通公司向王国生付款4506235.14元。梁青和京电公司主张王国生通过河南天凯公司从博大经开公司收取了罗奇营土建配电工程款560万元，从大兴区供电安装公司收取了588674元，王国生在2013年8月拿走36万元的废旧物资处理款，仅有证人证言，未有其他证据佐证，故本院难以采信。梁青、京电公司主张王国生追回工程款远远大于8638246.16元,但未提交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主张，故本院不予采信。另，梁青、京电公司主张在《协议书》签订之后向王国生支付大量物资应予抵扣一节，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本院不予处理。综上，梁青、北京京电广源电气设备安装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7431元，由梁青、北京京电广源电气设备安装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韩耀斌
审 判 员 种仁辉
审 判 员 钱丽红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许修安
书 记 员 何 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