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3民终1835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泽龙线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石龙镇环湖南路22号，组织机构代码61810270-3。
法定代表人：叶炽德。
管理人代表：廖金辉，东莞市启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管理人代表：高剑锋，东莞市启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台一江铜（广州）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骏业路251号，组织机构代码61848016-5。
法定代表人：杨忠吉。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慧敏，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建菲，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前进路御景台2栋102，组织机构代码89232628-3。
法定代表人：赵雄飞。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艮，广东瑞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乾文，满族，男，1983年3月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原审被告：东莞市锐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石龙镇环湖南路22号，组织机构代码67706503-3。
法定代表人：叶炽德。
原审被告：叶炽德，男，汉族，1960年2月26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东莞市。
以上两原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兴旻，广东华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两原审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勇光，广东华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东莞泽龙线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泽龙线缆公司”）、台一江铜（广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一江铜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原审被告东莞市锐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锐泽电子公司”）、叶炽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上诉人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4)深宝法民二初字第30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6月27日，平安银行与泽龙线缆公司、台一江铜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协议编号：平银宝安合担字20130627第001号】，为泽龙线缆公司向台一江铜公司订货付款提供融资支持。协议约定：银行承兑汇票为交易的付款方式，平安银行作为汇票的承兑银行，负责将银行承兑汇票直接送达给台一江铜公司，泽龙线缆公司持平安银行签发的《提货通知书》到台一江铜公司处提货，台一江铜公司应按约定供货；台一江铜公司违反约定给泽龙线缆公司提货的，应当在给平安银行造成的损失范围内和泽龙线缆公司一起向平安银行承担连带还款责任；若台一江铜公司未供货或未完全供货，则应在收到平安银行退款通知书后的五日内将已收到的货款金额与累计提货价值金额间的差额退给平安银行，或直接退还银行承兑汇票给平安银行；台一江铜公司若违反协议约定的退款责任，应当按照未给付金额的每日万分之二点一向平安银行支付滞纳金。
同日，平安银行与泽龙线缆公司签订《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合同编号：平银（宝安）综字（20130627）第（001）号】。合同约定：平安银行给予泽龙线缆公司金额为人民币8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2013年7月1日起至2014年6月26日，泽龙线缆公司可通过电子渠道向平安银行申请办理具体融资业务；若授信方式为汇票承兑，泽龙线缆公司可通过平安银行开发的线上供应链金融系统向平安银行提交承兑申请书，经平安银行确认后的申请书，是本合同及相关附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对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汇票到期时，如泽龙线缆公司不能足额缴付全部票款，平安银行有权就不足支付部分的票款（即平安银行的垫付），从垫付之日起按每天万分之五计收罚息，罚息未及时支付的，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泽龙线缆公司应在额度项下的授信全部或部分立即到期，就已承兑汇票立即缴付全额应付票款。同日，平安银行与泽龙线缆公司还签订了《平安银行线上供应链金融系统使用协议》（协议编号：20130627001），双方同意使用平安银行“线上供应链金融系统”办理相关业务。为担保该《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泽龙线缆公司债务的履行，同日，锐泽电子公司与平安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合同编号：平银宝安额保字20130627第002号】，叶炽德与平安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合同编号：平银宝安额保字20130627第001号】。上述合同约定，锐泽电子公司、叶炽德分别向平安银行提供连带保证担保，担保范围均为：主合同项下债务人所应承担的全部债务（包括或有债务）本金、利息、复利及罚息、实现债权的费用。
在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内，泽龙线缆公司通过平安银行的线上供应链金融系统先后与2014年4月30日、6月11日、6月19日、6月24日向平安银行提交四份《承兑申请书》。平安银行审核后，分别对以泽龙线缆公司为出票人、以台一江铜公司为收款人的四张银行承兑汇票进行了承兑，并依约交台一江铜公司收执。上述四张汇票金额均为500万元，期限均为6个月。2014年10月30日，第一张汇票到期，但泽龙线缆公司并未依约提前15天补足保证金，平安银行垫款400万元。截至2014年11月18日，上述四张汇票均发生垫款。
泽龙线缆公司管理人对平安银行上述垫付款事实无异议。
台一江铜公司确认收到上述四张汇票，未按照《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的约定凭《提货通知书》发货，但主张所有货物已发货完毕给泽龙线缆公司，原因在于：其一，平安银行从未向台一江铜公司送达《提货通知书》；其二，平安银行在双方工作人员的电子邮件往来中，确认“后续每一笔到期的银承我都会寄送一份提货通知书给你们”，而“到期的银承”为签发后的六个月，即平安银行在汇票签发的六个月后才寄送《提货通知书》，但《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约定的提货期限为汇票签发后的五个月，即提货期限已过但平安银行的《提货通知书》尚未寄送给台一江铜公司，因此《提货通知书》没有任何意义。台一江铜公司据此认为：平安银行在此后的交易里，在合作协议的交货期限内是不会提供提货通知书的，因此，提货通知书并非台一江铜公司向泽龙线缆公司交货必须的凭证。事实上，平安银行也从未向台一江铜公司送达提货通知书。平安银行认为：双方工作人员的电子邮件往来，无权代表平安银行修改协议书的内容或者免除台一江铜公司按约定流程供货的合同义务，且就邮件内容来看，邮件中提到的提货通知书只是在泽龙线缆公司结清了票款而又未在约定期限内向平安银行申请提货申请书的情况下，应泽龙线缆公司、台一江铜公司的要求补送提货通知书，以方便对账，并非因此免除合作协议书约定的泽龙线缆公司、台一江铜公司的担保提货责任，台一江铜公司的理解及推理不能成立。
原审法院另查明，泽龙线缆公司因资金链断裂，于2015年1月22日向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提出重整申请，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1日裁定受理，并于当日指定东莞市启明律师事务所律师担任管理人。
以上事实，有原被告各方提交的《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平安银行线上供应链金融系统使用协议》、《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银行承兑汇票、垫款证明、《购销合同（内销）》、宣告单、交货明细表、送货单、往来电子邮件等证据以及陈述予以证实，足以认定。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是金融借款和由此引发的担保合同纠纷。平安银行与泽龙线缆公司、台一江铜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平安银行与泽龙线缆公司签订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平安银行与锐泽电子公司、叶炽德签订的《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平安银行为泽龙线缆公司垫付票款后，原审被告未予偿还，应依约承担还款责任。泽龙线缆公司对欠款本金无异议，原审法院对平安银行诉请泽龙线缆公司偿还本金的主张予以支持，即泽龙线缆公司立即向平安银行支付银行承兑汇票垫款人民币1350万元及相应的罚息。泽龙线缆公司管理人主张，根据我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停止计息，因此，罚息应计算至泽龙线缆公司破产申请受理之日止。原审法院认为，因泽龙线缆公司尚处重整阶段，未进入破产程序，且泽龙线缆公司存在重整成功的可能，因此，原审法院对泽龙线缆公司管理人的主张不予支持。若泽龙线缆公司重整不成功进入破产程序，则泽龙线缆公司的主张可在破产程序中主张。锐泽电子公司、叶炽德对《综合授信额度合同》项下泽龙线缆公司所应承担的包括本金、利息、实现债权费用在内的全部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平安银行有权据此要求锐泽电子公司、叶炽德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锐泽电子公司、叶炽德在承担保证责任后，均有权向泽龙线缆公司追偿。锐泽电子公司主张，该担保未经过锐泽电子公司公司股东会的同意，属无效，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公司对外担保是否经过股东会同意，属公司内部行为，不能对公司的对外担保行为效力产生影响，因此，原审法院对锐泽电子公司的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台一江铜公司答辩中主张的三方《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平安银行与泽龙线缆公司《综合授信额度合同》以及泽龙线缆公司与台一江铜公司《订货合同》，是否应在同一案件中审理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平安银行与泽龙线缆公司之间因《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等相关合同形成因代垫票款产生的借款合同关系，泽龙线缆公司与台一江铜公司之间因《订货合同》而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则以上述合同为基础合同，综合各方权利义务关系，形成了在一定条件下台一江铜公司就泽龙线缆公司对平安银行的上述借款合同关系产生的债务而向平安银行承担连带责任的具有担保性质的合同关系，三种合同关系之间相互独立但相互关联，平安银行得在本案诉讼中以借款合同关系为基础关系而根据《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约定要求各方承担相应责任。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台一江铜公司是否应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台一江铜公司主张，平安银行从未向台一江铜公司送达《提货通知书》，且通过电子邮件变更了交货方式，提货通知书并非台一江铜公司向泽龙线缆公司交货必须的凭证。原审法院认为，《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约定的担保提货条款，系该合同的核心条款之一。台一江铜公司主张系平安银行对该担保提货进行了变更，若如此，其后果是合同本身失去意义，且平安银行将自己置于极大的交易风险之中。平安银行将无法再对泽龙线缆公司、台一江铜公司的发提货过程进行审核监管，其对泽龙线缆公司的借款安全也就无从保障，显然不符合合同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变更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还约定，“经各方协议一致，可修改或解除本协议，修改或解除合同的协议应采用书面形式”。平安银行与台一江铜公司工作人员之间的电子邮件往来，显然不足以构成对《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的修改，因此，台一江铜公司主ＸＸ安银行通过自己的行为和电子邮件意思表示，变更了《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约定的凭提单交货的方式，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因此，无论是台一江铜公司未实际发货，还是未按照约定方式进行发货，均系违约行为。根据《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约定，台一江铜公司“未按照协议的规定履行发货义务的，应在给甲方（平安银行）造成的损失范围内和乙方（泽龙线缆公司）一起向甲方（平安银行）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因此，台一江铜公司应在泽龙线缆公司给平安银行造成的损失范围内与泽龙线缆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对于损失范围，平安银行主张为本金及罚息。原审法院认为，罚息系平安银行与泽龙线缆公司在《综合授信额度合同》中的约定，属于台一江铜公司不可预见的损失，不应由台一江铜公司承担，台一江铜公司仅应承担未偿还垫付款本金利息部分的正常损失，该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对平安银行主张台一江铜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超出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锐泽电子公司主张本案应中止审理的问题，根据我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条之规定，在管理人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后，涉及的破产债务人的诉讼应当继续进行。本案中，平安银行并非代位求偿，锐泽电子公司亦非次债务人，不属于中止审理情形。锐泽电子公司同时主张，债权人申报债权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应当在破产程序终结后进行主张，并无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规定：“保证期间，人民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的，债权人既可以向人民法院申报债权，也可以向保证人主张权利”，二者并行不悖。至于该条第二款“债权人申报债权后在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的部分，保证人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应当在破产程序终结后的六个月内提出”，显然属债权人未主张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情形。因此，原审法院对锐泽电子公司的主张不予支持，本案的诉讼应当继续进行。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东莞泽龙线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支付银行承兑汇票垫款人民币1350万元及相应的罚息（其中本金400万元的罚息自2014年10月30日起、本金350万元的罚息自2014年12月11日起、本金300万元的罚息自2014年12月19日起、本金300万元的罚息自2014年12月24日起，均按照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至还清垫款之日止）；
二、台一江铜（广州）有限公司就上述判项一确定的东莞泽龙线缆有限公司所负债务中的汇票垫款人民币135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其中本金400万元的利息自2014年10月30日起、本金350万元的利息自2014年12月11日起、本金300万元的利息自2014年12月19日起、本金300万元的利息自2014年12月24日起，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还清垫款之日止）这一部分债务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东莞市锐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叶炽德就判项一确定的东莞泽龙线缆有限公司所负债务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东莞市锐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叶炽德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东莞泽龙线缆有限公司追偿；
四、驳回平安银行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原审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6028元，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由各被告连带负担。
上诉人泽龙线缆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撤销(2014)深宝法民二初字第3081号《民事判决书》的第一项判决，改判利息、罚息及复利的计算时间截止到2015年6月30日止。理由：《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七条、第十二条的规定，破产程序包括重整、和解、破产清算三种程序，原审判决错误的认为破产重整不属于破产，很明显是对《企业破产法》的理解错误。并且泽龙线缆公司破产重整案债权人会议已经审核并通过了平安银行截止2015年6月30日的利息、罚息和复利，平安银行未对该决议提出异议，也未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上诉人台一江铜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撤销(2014)深宝法民二初字第3081号民事判决书之第二项；二、请求依法判令上诉人无须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三、请求认定三方协议无效。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依据不足。平安银行率先主动不履行《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以下简称“三方合同”）第三条的约定，使该条款对各方失去了意义，该条款亦不具备可操作性、无实际履行。1、在合同实际履行中，被上诉人平安银行从来没有执行过该条款！从来没有向台一江铜公司签发过《提货通知书》！一审庭审中，平安银行已经承认其从未签发过《提货通知书》给台一江铜公司的事实。2、该条款不具备可操作性，无实际履行。每张承兑汇票500万对应着多次多笔交货，故每次交货都要凭提货通知书在实践中不具有操作性。在交易过程中，平安银行从未对不凭提货通知书交货提出异议。此外，平安银行指定的人员在往来邮件中也表示在每一笔银承到期后，再寄提货通知书给台一江铜公司，这也使得凭提货通知书送货成为不可能。3、合同实际履行中，三方已经形成了法律意义上的交易习惯，在长达约2年共21次交易中平安银行是认可不需要凭提货通知书交货的，各方形成了无须凭提货通知书交货的交易习惯。以涉案的两套合同为基础，平安银行共为台一江铜公司、泽龙线缆公司的贸易合同开具了21张银承，除了起诉的两案共8张银承，对之前13张银承平安银行从来没有提出过异议。加上历史上完成承兑的11张银承，平安银行一共开具过32张银承。近两年来，三方一直以这种方式进行交易，经常使用这种方式进行交易就形成了交易习惯。4、平安银行开具的24张银承成功贴现承兑并达成了合同目的。5、台一江铜公司的供货行为、供货方式与平安银行的损失不存在因果关系。平安银行因泽龙线缆公司的破产导致的损失与台一江铜公司的供货行为、供货方式显然没有因果关系。6、台一江铜公司与泽龙线缆公司存在真实长期的货物买卖关系，不存在双方串通骗取银行承兑汇票的情形。7、《合作协议书》第三条属于格式条款，加重了泽龙线缆公司责任，违反了《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的规定，属于无效条款。二、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本案虽涉及《综合授信额度合同》、《购销合同》和三方合同等多个合同，存在多种法律关系，但相关法律关系是清晰的：台一江铜公司与泽龙线缆公司进行货物买卖，存在供货付款法律关系，平安银行开出的银行承兑汇票是一种付款工具，台一江铜公司与平安银行不存在本案涉及的金融借款合同关系。《三方合同》所谓的担保提货模式则应确保台一江铜公司送货后能收到相应的货款，这也是台一江铜公司要求平安银行承兑汇票的目的。所以台一江铜公司的法律地位是被担保人，而不是反过来要为平安银行提供担保。平安银行开具承兑汇票的风控要点是买卖是否真实合法。三方合同约束的是泽龙线缆公司。至于平安银行的风险，应由其风控严格把关审核，如果平安银行发现泽龙线缆经济状况恶化，或者台一江铜公司交货不足或未交货，按合作模式，台一江铜公司应退款或退票，这没有异议。但事实上，台一江铜公司已经足额发货，发货行为已得到平安银行的书面认可。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导致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依法进行改判。
被上诉人平安银行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恳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关于平安银行对泽龙线缆公司债权的计息时间。我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关于破产债权停止计息的规定规范的是破产债权申报，其目的是为了固定破产债权，并非消灭破产申请受理日之后的利息债权。本案不属于破产债权确认之诉，无须考虑破产债权的固定问题，故不应适用破产法关于破产债权利息止付的规定。二、企业破产法关于破产债权停止计息的规定是否影响连带责任保证人及连带还款责任人的责任承担？保证人锐泽公司、叶炽德及连带责任人台一江铜公司应就泽龙线缆公司所欠平安银行的全部债务（包括法院受理泽龙线缆公司重整申请日后的利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理由如下：如前所述，我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关于破产债权停止计息的规定规范的是破产债权申报，其目的是为了固定破产债权，并非消灭破产申请受理日之后的利息债权，破产申请受理日后的利息债权仍属保证担保范围。而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四条及《最高院关于担保法的司法解释》第四十四条规定，平安银行既可以向法院申报债权，也可以向保证人主张权利；保证人锐泽公司及叶炽德对平安银行依照破产程序未受清偿的债权继续承担清偿责任。所以，破产债权停止计息的规定与保证人的保证范围无关。而台一江铜公司对平安银行的损失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破产申请受理日之后的债权利息也属于平安银行的损失部分，破产债权停止计息的规定也与台一江铜公司的还款责任无关。三、关于《提货通知书》的性质。根据平安银行与泽龙线缆公司、台一江铜公司三方签订的涉案《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第三条的约定，平安银行签发的《提货通知书》为提取货物的唯一有效凭证，而只有在泽龙线缆公司向平安银行提交《提货申请书》，并按《提货申请书》落实相应的担保手续或提前还款后，平安银行经审核同意后才签发《提货通知书》。是否签发《提货通知书》，是平安银行监督提货流程的权利（非义务），也是控制对泽龙线缆公司授信风险的核心手段，而监督提货流程、控制授信风险是平安银行签订三方协议的根本目的。台一江铜公司在补充上诉状中称因为平安银行从来没有出具过《提货通知书》（事实上本案根本不具备签发《提货通知书》的前提条件），所以他们可以撇开三方协议的约定，私下向泽龙线缆公司交货，这是完全毫无道理的抗辩理由。关于《提货通知书》的理解与引用，必须遵照三方协议的约定！四、本案是否存在如台一江铜公司主张的交易习惯？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只有在合同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且当事人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情况下才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交易习惯确定履行内容。本案所涉合同（包括三方协议）约定详尽、清晰，根本不需要适用交易习惯，也不存在所谓的“交易习惯”：三方协议第三条约定了担保担货的详细流程及台一江铜公司违反该流程给泽龙线缆公司提货的违约责任；第八条第4项“乙方（泽龙线缆公司）和丙方（台一江铜公司）谨此承诺，其将以善意方式完整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所有义务，且若未取得甲方（平安银行）事前书面同意，其不会作出任何行为（包括其应作为而不作为，或其不应作为而作为）危及本协议项下债权的实现”；第九条第l项“在本协议存续期间，甲方对乙方或丙方的任何违约或延误行为施以任何宽容、宽限或延缓行使本协议项下甲方应享有的权利，均不能损害、影响或限制甲方依本协议和有关法律规定应享有的一切权利，不能视为甲方对任何破坏本协议行为的许可或认可，也不能视为甲方放弃对乙方或丙方现在或将来违约行为采取行动的权利“；第九条第2项“经各方协商一致，可修改或解除本协议，修改或解除合同的协议应采用书面形式”。台一江铜公司意图以所谓“交易习惯”替代三方协议的明确约定，在本案完全行不通；若台一江铜公司所谓“各方形成了无须凭提货通知书交货的交易习惯”的观点成立，则三方根本没有必要签订涉案两份《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台一江铜公司二审开庭时提交的32张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显示开票日期从2012年12月17日到2014年9月1日），其中仅有8张银行承兑汇票（开票日期靠后）属本案三方协议项下的银行承兑汇票，其余24张均与本案无关联，不是依据三方协议开具的（有12张银行承兑汇票还是在第一份三方协议签订之前开具的！），泽龙线缆公司与台一江铜公司双方之间基于非三方协议项下银行承兑汇票涉及的提货方式及交易流程，当然不能成为平安银行、泽龙线缆公司、台一江铜公司三方的“交易习惯”，更不能排除已签订的三方协议的履行，况且，台一江铜公司在涉案8张银行承兑汇票的签收确认函中明确称是基于三方协议的签收，并承诺履行三方协议约定的义务。五、对账联系人之间的电子邮件往来是否构成对三方协议内容的变更？台一江铜公司以其原审提交的平安银行对账联系人的电子邮件主张三方协议约定的提货流程已发生变更，理由不成立，具体如下：首先，时间上不成立。涉案第一张汇票出票日期是2014年4月30日，台一江铜公司于2014年5月6日签收，而台—公司证据提及的2014年2月份电子邮件，并非指向本案争议的事实。其次，形式上不成立。三方协议约定的担保提货条款是合作协议书的核心条款之一，协议第九条第3项约定“修改或解除合同的协议应采用书面形式”，电子邮件形式上不可能构成对三方协议核心条款的修改。第三，该主张与台一江铜公司签收汇票的行为相矛盾。台一江铜公司盖章的每张《收到汇票确认函》都显示台一江铜公司是基于三方协议签收涉案汇票的，台一江铜公司在确认函中明确承诺将按照三方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第四，发件人不具有变更协议约定的权限。发件人翁武宏仅为三方协议约定的平安银行对账联系人，无权代表平安银行修改三方协议的内容或免除台一江铜公司按约定流程供货的合同义务。最后，仅就邮件内容来看，电子邮件中提到的补提货通知书只是在泽龙线缆公司结清票款、而又未在约定期限内向平安银行提交提货申请书的情况下，应泽龙线缆公司、台一江铜公司的要求，为方便各方对账，并非因此免除三方协议约定的泽龙线缆公司、台一江铜公司的担保提货责任。六、关于台一江铜公司的责任承担问题。台一江铜公司是否向泽龙线缆公司发货及发货数量多少不是本案必须要查明的事实，只要台一江铜公司没有按三方协议约定的方式发货，台一江铜公司即构成违约（违约发货，或没发货但拒绝退款），应依据三方协议第三条第3款或第七条第2项约定，与泽龙线缆公司一起向平安银行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对于三方协议约定的台一江铜公司的责任性质（是担保责任，亦或是违约责任）及平安银行的损失计算方法，原审判决及贵院在(2013)深中法商终字第1718号案民事判决书中已阐述得非常清楚，在此不再赘述。希望合议庭在审理本案时予以参考！
原审被告锐泽电子公司、叶炽德述称同意泽龙线缆公司的上诉意见。
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9日作出（2015）东一法民二破字第1号民事裁定，终止东莞泽龙线缆有限公司重整程序，宣告东莞泽龙线缆有限公司破产。
又查明，2012年12月17日至2014年9月1日，以泽龙线缆公司为出票人、台一江铜公司为收款人、平安银行为汇票承兑人，台一江铜公司共收到泽龙线缆公司32张承兑汇票。平安银行与泽龙线缆公司、台一江铜公司三方签订的涉案《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时间为2013年6月27日，其中，三方协议签订后，台一江铜公司共收到泽龙线缆公司21张承兑汇票，其中13张承兑汇票下的欠款泽龙线缆公司已经还清。涉案4张加上另案4张承兑汇票项下的欠款，泽龙线缆公司未偿还。
再查明，《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第三条约定了三方担保提货的流程，同时还约定了平安银行指定相关工作人员为本协议项下相关事务的联系人，该工作人员的相关行为即视同甲方（平安银行）的行为。第九条第一款约定：“在本协议存续期间，甲方（平安银行）对乙方（泽龙线缆公司）或丙方（台一江铜公司）的任何违约或延误行为施以任何的宽容、宽限或延缓行使本协议项下甲方应享有的权利，均不能损害、影响或限制甲方依本协议和有关法律规定应享有的一切权利，不能视为甲方对任何破坏本协议行为的许可或认可，也不能视为甲方放弃对乙方或丙方现有或将来违约行为采取行动的权利”。第三款约定：“经各方协议一致，可修改或解除本协议，修改或解除合同的协议应采用书面形式”。
本院认为，本案系金融借款和由此引发的担保合同纠纷。《综合授信额度合同》、《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以下简称《合作协议书》）均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的合法权益均应受法律法规的保护。泽龙线缆公司对欠款本金没有异议，原审被告锐泽电子公司、叶炽德对泽龙线缆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亦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泽龙线缆公司、台一江铜公司、平安银行的诉辩主张，本院确定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泽龙线缆公司所欠款项的罚息、利息、复利的计算时间是否应截止到2015年6月30日即法院裁定受理泽龙线缆公司重整申请之日止；二、台一江铜公司是否应对泽龙线缆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泽龙线缆公司罚息、利息、复利计算截止日
《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七条、第十二条的规定，破产程序包括重整、和解、破产清算三种程序，故原审认为泽龙线缆公司尚处重整阶段，未进入破产程序系对法条的理解有误。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1日受理了泽龙线缆公司的重整申请，即受理了泽龙线缆公司的破产申请，有关罚息、利息、复利等均应计算至2015年6月30日。泽龙线缆公司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平安银行关于“《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关于破产债权停止计息的规定规范的是破产债权申报，其目的是为了固定破产债权，并非消灭破产申请受理日之后的利息债权”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台一江铜公司是否应对泽龙线缆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从《合作协议书》约定的内容看，三方之间分别形成三种法律关系：一是泽龙线缆公司和台一江铜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二是泽龙线缆公司和平安银行之间因申请开立银行承兑汇票而形成的金融借款（票据融资）法律关系；三是在一定条件下台一江铜公司就泽龙线缆公司对平安银行的上述借款合同关系产生的债务而对平安银行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的具有担保性质的合同关系。三种合同关系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均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针对上诉人台一江铜公司的上诉主张，本院评判如下：
1、《合作协议书》第三条是否属于格式条款加重了台一江铜公司责任而无效？
台一江铜公司认为《合作协议书》第三条属于格式条款并且加重了泽龙线缆公司的责任而无效。对此本院认为，从《合作协议书》第三条的内容看，台一江铜公司应在收到平安银行的《提货通知书》后才能发货，如果台一江铜公司没有收到《提货通知书》，其不发货不会损害自身利益，若此时其违反约定发货才承担还款责任。该条款不是免除平安银行责任的内容，也没有加重台一江铜公司的责任或排除其主要权利，并不存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规定的无效情形。故台一江铜公司的该项理由不成立。
2、各方是否以电子邮件变更了《合作协议书》第三条的约定？
台一江铜公司主张双方工作人员的电子邮件往来中，确认“后续每一笔到期的银承我都会寄送一份提货通知书给你们”，而“到期的银承”为签发后的六个月，即平安银行在汇票签发的六个月后才寄送《提货通知书》，但《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约定的提货期限为汇票签发后的五个月，即提货期限已过但平安银行的《提货通知书》尚未寄送给台一江铜公司，因此《提货通知书》没有任何意义。台一江铜公司据此认为：平安银行在此后的交易里，在合作协议的交货期限内是不会提供提货通知书的，因此，提货通知书并非台一江铜公司向泽龙线缆公司交货必须的凭证。台一江铜公司主张其与平安银行以电子邮件实际变更了《合作协议书》第三条的约定。
对此本院认为，台一江铜公司以其提交的平安银行对账联系人的电子邮件主张《合作协议书》约定的提货流程已发生变更，理由不成立，理由如下：第一，发件人不具有变更协议约定的权限。发件人翁武宏仅为三方协议约定的平安银行对账联系人，无权代表平安银行修改三方协议的内容或免除台一江铜公司按约定流程供货的合同义务。第二，形式上不成立。三方协议约定的担保提货条款是《合作协议书》的核心条款之一，协议第九条第3项约定“修改或解除合同的协议应采用书面形式”，电子邮件形式上不可能构成对三方协议核心条款的修改。第三，仅就邮件内容来看，电子邮件中提到的补提货通知书只是应泽龙线缆公司、台一江铜公司的要求，为方便各方对账，并非因此免除三方协议约定的泽龙线缆公司、台一江铜公司的担保提货责任。第四，如果变更将使平安银行签订《合作协议书》以对货物监管的合同目的不能达成，将动摇合同的基础，平安银行显然不可能授权对账联系人代表公司变更合同约定。《合作协议书》约定的担保提货模式，系该合同的核心条款之一，如果平安银行同意变更，将置其于极大的交易风险之中，平安银行将无法对提货过程进行监管，其对泽龙线缆的借款安全也就无法保障，显然不符合合同目的。综上，台一江铜公司主张双方以电子邮件变更《合作协议书》第三条约定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3、各方是否以实际行为或交易习惯变更了《合作协议书》第三条的约定？
台一江铜公司主张在合同实际履行中，三方已经形成了法律意义上的交易习惯，在签订《合作协议书》后长达约2年共21次承兑汇票项下的交易中平安银行是认可不需要凭提货通知书交货的，各方形成了无须凭提货通知书交货的交易习惯。
对此本院认为，《合作协议书》第三条“担保提货”约定，平安银行签发的《提货通知书》是提取货物的唯一有效凭证，台一江铜公司应在收到《提货通知书》后才能发货。《合作协议书》一经生效，对各方当事人均具有拘束力，各方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根据《合同法》第七十七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合同法》第七十八条“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确的，推定为未变更”的规定，若需变更合同内容，合同各方当事人应协商一致，且合同变更的内容应该明确。本案中，台一江铜公司主张以实际履行行为或交易习惯变更了《合作协议书》第三条约定的提货模式，平安银行对此明知且未提出异议并开具银行承兑汇票的行为应视为以实际行为变更了合同约定的担保提货模式或者说三方以交易习惯的形式变更了合同约定的内容。但综上分析，平安银行的该行为并不能当然推断出其有同意变更《合作协议书》第三条的意思表示，而且台一江铜公司提交的证据也不能充分证明平安银行已同意变更。“担保提货”交易模式的实质在于，平安银行为买方泽龙线缆公司与卖方台一江铜公司之间的贸易提供授信支持，以银行承兑汇票作为结算方式，其通过签发《提货通知书》对买卖双方的交易过程进行控制，以达到保障其对泽龙线缆公司授信资金安全的目的，对其有重大利益。一旦交易模式变更，合同基础不复存在，平安银行的授信资金将面临重大风险，从常理分析，平安银行通常不会同意变更合同约定的交易模式。从合同约定看，《合作协议书》第九条第一款约定“在本协议存续期间，甲方（平安银行）对乙方（泽龙线缆公司）或丙方（台一江铜公司）的任何违约或延误行为施以任何宽容、宽限或延缓行使本协议项下甲方应享有的权利……不能视为甲方对任何破坏本协议行为的许可或认可……”，该条约定了平安银行的任何放任行为并不表明其认同合同相对方的违约行为；第三款约定“经各方协商一致，可修改或解除本协议，修改或解除合同的协议应采用书面形式”，该条约定了变更合同内容的形式条件，排除了以实际行为变更合同内容的情形。从《合作协议书》第九条可以看出，《合作协议书》不允许以实际履行行为来变更合同的约定。另外，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交易习惯仅在双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并且无法达成补充协议时才有适用的余地，在三方《合作协议书》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不存在交易习惯的适用。
综上，合同变更应经正当法律程序，《合作协议书》的主体均为企业法人，对合同内容及违约后果应有充分的认识，台一江铜公司的以交易习惯或实际行为变更合同的理由不成立。
4、台一江铜公司不按《提货通知书》发货是否与平安银行的损失具有因果关系
台一江铜公司主张台一江铜公司的供货行为、供货方式与平安银行的损失不存在因果关系。平安银行因泽龙线缆公司的破产导致的损失与台一江铜公司的供货行为、供货方式没有因果关系。
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合作协议书》（担保提货模式）第三条的约定，平安银行签发的《提货通知书》为提取货物的唯一有效凭证，而只有在泽龙线缆公司向平安银行提交《提货申请书》，并按《提货申请书》落实相应的担保手续或提前还款后，平安银行经审核同意后才签发《提货通知书》。故《提货通知书》对平安银行至关重要：一可以凭《提货通知书》要求泽龙线缆公司落实相应的担保手续或还款手续；二可以监管泽龙线缆公司与台一江铜公司之间的交易的真实性以及货物的数量与价值。台一江铜公司如果不按《提货通知书》交货，平安银行将无法监管交易的真实性、数量、价值以及约束督促泽龙线缆公司及时还款，将危及债权的实现。故台一江铜公司不按《提货通知书》交货与平安银行债权不能及时实现有因果关系。
台一江铜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附有一定的条件，即不按合同约定的方式交货。造成其承担连带责任的条件成就，主要是台一江铜公司没有严格按《提货通知书》交货，完全是其放纵泽龙线缆公司造成的。
综上所述，根据约定，台一江铜公司应当根据平安银行的指示向泽龙线缆公司发货，以配合银行共同监管商品，降低银行对泽龙线缆公司的票据融资风险。但台一江铜公司在收到涉案银行承兑汇票后，未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履行相应义务，违规放货，已构成违约，根据《合作协议书》第三条之约定，应在泽龙线缆公司给平安银行造成损失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其还款后可以向泽龙线缆公司追偿。
关于损失的范围，原审认定台一江铜公司只对欠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对罚息不可预见所以不承担连带责任，平安银行并未对此提起上诉，视为对原审判决的认可，本院予以确认。但是，泽龙线缆公司破产受理之后停止计息，故利息应计算至2015年6月30日。原审对此处理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上诉人泽龙线缆公司的上诉请求，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台一江铜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有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七条、第十二条、第二十条、第四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4）深宝法民二初字第3081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二、撤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4）深宝法民二初字第3081号民事判决第四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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