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云06行终15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镇雄县金竹林煤矿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竹林煤矿）。
住所地：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泼机镇摆洛村。
法定代表人冯守党，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昭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人社局）。
住址：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崇义街30号市政府大院内。
法定代表人保卫华，局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以下简称省人社厅）。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五华山光复楼。
法定代表人杨榆坚，厅长。
第三人李安军，男，汉族，1962年2月11日出生陕西省铜川市人，小学文化，农民，住铜川市耀州区。
上诉人金竹林煤矿因与被上诉人市人社局、省人社厅，第三人李安军工伤认定纠纷一案，不服昭阳区人民法院(2017)云0602行初31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确认的法律事实是：李安军系原告金竹林煤矿的职工。2014年11月19日李安军在原告公司井下维修皮带运输机时，皮带运输机突然启动，夹伤李安军的左手，后经镇雄县新城医院治疗诊断为左侧桡骨远端骨折。2015年1月4日李安军向市人社局提交工伤认定申请，市人社局于2015年1月16日受理申请，并于同月22日向“金竹林煤矿”送达了举证告知书，原告金竹林煤矿于同月28日向市人社局提交了说明1份、私营企业登记基本信息1份、证明1份。2015年12月17日，市人社局作出昭人社工〔2015〕104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以下简称1042号认定工伤决定），认定李安军为工伤，并于2016年1月4日将该决定邮寄送达第三人李安军；2016年3月16日，市人社局以受送达人为“金竹林煤矿”送达《工伤认定决定书》，由“何洪”签收。后因《认定工伤决定书》中用人单位为“镇雄县金竹林煤矿有限责任公司”，又于2016年8月26日作出《关于李安军〈认定工伤决定书〉笔误更正的通知》，并于2016年9月21日送达给镇雄县金竹林煤矿有限责任公司。原告金竹林煤矿不服，于2016年10月17日向被告省人社厅提交行政复议申请，省人社厅于2016年10月18日受理后，于2016年12月14日举行了听证，2016年12月15日作出了云人社行复决字〔2016〕第4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49号复议决定），维持了市人社局作出的1042号认定工伤决定，并向各方当事人进行了送达。后原告以两被告作出的决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由提起行政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第三人李安军申请工伤认定时，向市人社局提交了证人胡某、高某1的证人证言，2015年1月5日被告市人社局也向证人胡某、高某1作了调查笔录，该二份笔录证实第三人李安军系原告的工人，于2014年11月19日在原告井下维修机器时受伤的事实。被告市人社局向原告下发举证通知书后，原告向昭通市人社局提交了《证明》，欲证明二位证人在2014年12月31日出具的证明及2015年1月5日被告昭通市人社局作出的《调查笔录》不真实。因原告提交的二位证人未到庭作证，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不予认可。原告提交的证据中，二位证人作出了相反的证人证言，根据证人证言的两面性及随意性，不排除在后续的作证过程中存在人为干扰因素或者其他主观因素的影响，故对二位证人的证言应以被告市人社局于2015年1月5日的调查为准。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和《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七条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用人单位拒不举证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可以依受害职工提供证据或者调查取得的证据，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原告提出的李安军不属于原告的职工，所受之伤不应为工伤，但原告不能提供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根据人社局调查的材料，能够证实第三人李安军与原告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被告市人社局下发的1042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中将原告的名称列为“镇雄金竹煤矿有限责任公司”，但已书面予以更正。在送达《举证告知书》及《认定工伤决定书》的过程中虽被送达人列为“金竹林煤矿”，但原告对此并未提出异议，并依法行使了举证权利及申请复议的权利，视为其对用人单位名称简写的认可，故对原告关于工伤认定主体错误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被告市人社局作出的1042号认定工伤决定及被告省人社厅作出的49号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金竹林煤矿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负担。
上诉人金竹煤矿上诉称，1、李安军不属于上诉人单位的职工，且受伤地点不清、受伤情况不实，没有证据证实李安军是在上诉人单位内工作时受伤。2、证人胡某和高某2在2014年12月31日出具的《证明》及昭阳区人社局2015年1月5日对二人作出的《调查笔录》内容不真实。二位证人向上诉人出具了内容不同的《证明》，一审法院以证人未出庭而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明》不予采信，直接采信对第三人有利的证言是错误的。综上，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导致判决不公，请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并判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市人社局、省人社厅以及第三人李安军未作上诉答辩。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另查明：在第三人李安军申请工伤认定提交的证据材料中，有证人胡某、高某1于2014年12月31日分别出具的《证明》，内容是：“李安军和我一样，都是镇雄县金竹林煤矿工人。李安军2014年11月19日下午5点左右，在金竹林煤矿井下维修皮带运输机时，因皮带运输机突然转动，将其左手卡在支架上致左手骨折”。2015年1月5日，人社部门向胡某、高某1调查时，二人亦证实与李安军是同班工友，在现场看到李安军被皮带运输机卡上左手。工伤认定程序的举证阶段，上诉人金竹林煤矿向被上诉人市人社局提交了胡某、高某12015年1月12日共同出具的一份《证明》，内容是“2014年12月30日，李安军和一名陌生人以金竹林煤矿的领导名义，骗我和高某1去镇雄集团公司，到了镇雄他们把我和高某1领到了一家律师事务所，李安军拿了二份律师事先写好的材料要我俩每人都各签一份，按上手印。我俩对李安军怎么受伤的情况根本不清楚，感觉李安军让我们这么做不妥。当时我们俩人拒绝签那两份材料，李安军对我们说：你们不用顾虑什么，煤矿的人对我很好。听李安军这么一说，我们俩就糊里糊涂的在材料上签了字，事后我们俩认为李安军和律师让我所签字的材料不符合事实”。
本院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第三人李安军在上诉人金竹林煤矿井下维修皮带运输机时被卡伤左手致左侧桡骨远端骨折，符合认定工伤的情形。被上诉人市人社局根据李安军的申请，结合证人证言，依法对李安军所受之伤认定为工伤，符合法律规定，被上诉人省人社厅复议维持工伤认定决定亦无不妥。上诉人金竹林煤矿主张李安军不属于上诉人单位的职工，且受伤地点不清、受伤情况不实，所依据的是证人胡某、高某12015年1月12日共同出具的一份《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三条规定，“证明同一事实的数个证据，其证明效力一般可以按照下列情形分别认定：（九）数个种类不同、内容一致的证据优于一个孤立的证据”。由于证人胡某、高某12014年12月31日分别出具的《证明》内容与镇雄县人社局2015年1月5日分别向二人调查的笔录内容一致，能够相互印证李安军与二位证人同属于金竹林煤矿的工人以及李安军在金竹林煤矿井下维修皮带机时被卡伤左手的事实，而两位证人共同向上诉人出具的《证明》属孤立证据，其证明效力低于二位证人2014年12月31日分别出具的《证明》和人社局2015年1月5日的《调查笔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法庭应当对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和无需质证的证据进行逐一审查和对全部证据综合审查，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进行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判断，确定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证明关系，排除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材料，准确认定案件事实”。证人胡某、高某1共同向上诉人出具的《证明》称“2014年12月30日”被骗到律师事务所签字，与二人初次作证的实际时间2014年12月31日相互矛盾，该《证明》并未详细说明事故发生当时证人在何地、在做什么；此外，二位证人同属于上诉人单位职工，需从上诉人单位领取劳动报酬，不排除二人出具证明时受到人为因素干扰。综上，对胡某、高某1二人共同向上诉人出具的《证明》依法不予采信。上诉人金竹林煤矿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八十九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镇雄县金竹林煤矿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金山
审判员 吴蔚秋
审判员 李 韬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吕国蓉
附：本判决引用法律条文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四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
（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
（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
（四）患职业病的；
（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
（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五十四条法庭应当对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和无需质证的证据进行逐一审查和对全部证据综合审查，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生活经验，进行全面、客观和公正地分析判断，确定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证明关系，排除不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材料，准确认定案件事实。
第六十三条证明同一事实的数个证据，其证明效力一般可以按照下列情形分别认定：
（一）国家机关以及其他职能部门依职权制作的公文文书优于其他书证；
（二）鉴定结论、现场笔录、勘验笔录、档案材料以及经过公证或者登记的书证优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
（三）原件、原物优于复制件、复制品；
（四）法定鉴定部门的鉴定结论优于其他鉴定部门的鉴定结论；
（五）法庭主持勘验所制作的勘验笔录优于其他部门主持勘验所制作的勘验笔录；
（六）原始证据优于传来证据；
（七）其他证人证言优于与当事人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证人提供的对该当事人有利的证言；
（八）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优于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
（九）数个种类不同、内容一致的证据优于一个孤立的证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