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2民终181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宋子昊（曾用名：宋晓东），男，1969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义军，广东鹏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郑君，男，1962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凌养、赖智明，广东骏森濠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广东信融洋森律师事务所。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华夏路**号雅居乐中心****单元。
负责人：何爱军，该所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梓贤，该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广东天汇律师事务所。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二区建安一路**号。
负责人：冯新，该所主任。
原审第三人：黄义军，男，1974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
上诉人宋子昊因与被上诉人郑君、原审第三人广东信融洋森律师事务所、广东天汇律师事务所、黄义军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2017）粤0203民初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宋子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原审第三人黄义军，被上诉人郑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凌养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宋子昊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宋子昊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受理费由郑君承担。事实和理由：1.原审法院判决撤销《委托服务合同》的理由不充分，法律依据不充足。郑君主张其是在宋子昊的“欺诈”之下签订涉案合同，根本不存在欺诈行为，郑君提供的证据严重不足。2.原审判决有关程序不符合常规，书记员的笔录不清晰，记录有漏洞并与事实不相符；郑君的反诉时效已过，原审法院驳回宋子昊的诉求依据不足。宋子昊投诉的全部意见至今没有回复，原审作出判决不当。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宋子昊的上诉请求。
郑君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宋子昊的上诉，维持原判。
广东信融洋森律师事务所述称，本案与广东信融洋森律师事务所没有关系，其只是协助法院调查。
黄义军述称，本案与其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
广东天汇律师事务所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亦未提出意见。
宋子昊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确认宋子昊和郑君于2016年9月4日签订的《委托服务合同》有效；2.判令郑君承担案件诉讼费用。郑君向原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撤销郑君与宋子昊签订的《委托服务合同》；2.判令宋子昊向郑君返还所支付的律师费75000元；3.判令诉讼费用由宋子昊承担。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郑君因其妻子江茜起诉其离婚纠纷一案，经朋友聂芙兰介绍，于2016年9月4日与宋子昊签订了一份《委托服务合同》。该合同载明：甲方（委托方）郑君，乙方（受托人）宋子昊；一、委托事项：1.甲方委托乙方处理夫妻关系及财产等事，促成各方达成协议。2.乙方的代理权限：（1）代办/代签/带领法律文书；（2）进行协商调解；（3）代为增加/减少/变更请求；（4）转委托；（5）代为申请执行或诉讼保全；（6）向有关部门进行调查；（7）可代收执行费。3、甲方同意协助、配合完成辅助工作；如有需要乙方有权转换代理人，甲方认可并同意。4、乙方完成本合同工作的期限为从签约当日起至事情办完止。二、费用的支付方式：委托办理的上述项目，甲方支付人民币9万元，其余费用由乙方负担，但政府要收的费用，以发票为准。三、甲方必须如实向乙方反映项目的真实情况，如有隐瞒项目真实情况的，乙方有权终止本代理合同、四、乙方必须认真履行职责，维护甲方合法权益，禁止使用非法的、暴力的方式处理甲方所托事项。若乙方行为违法违规被追究法律责任时，由乙方自行负责。五、甲乙双方如对本合同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双方同意向乙方所在地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等内容。郑君主张，该合同版本由宋子昊提供，签订上述合同时，手写部分为空白，合同上的签名为其本人签名，但指模并非其本人按捺，且该合同仅有一份，签名后宋子昊以需拿回律所盖章为由将该合同收回，郑君手中没有该份合同。签订该合同后，郑君分两次向宋子昊支付“律师费”合计75000元，一次是通过聂芙兰的手机转账15000元至杨群梅账户，一次由郑君于2016年10月17日向宋子昊支付现金6万元。针对第二次付款，宋子昊出具了一份《收据》，该《收据》载明：今收到郑君交来人民币6万元，以此为据，律师费另一半六万元在开庭前交齐，共12万元，以此为据，收款人：杨群梅，宋晓东代。原审诉讼中，宋子昊对收取郑君75000元款项，并出具了收款收据的事实无异议。宋子昊接受委托后，代郑君向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提起管辖权异议，并于2016年12月1日将案件交给广东天汇律师事务所律师黄义军代理，并向其交付了有郑君签名的空白授权委托书。至于该空白委托书的来源，郑君主张因签订上述《委托服务合同》时宋子昊还让其签署了其他资料，签名时没逐页翻开细看，不清楚其中是否有空白的授权委托书。宋子昊对此未持异议。黄义军在收到宋子昊交付给其的空白授权委托书后，填写好空白处内容及受托人，将授权委托书交至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据黄义军陈述，郑君与其妻子的离婚案件是由宋子昊介绍的，但其本人并未与郑君进行过任何形式的沟通，两人互不相识，没有联系方式，其多次要求给宋子昊安排郑君与其见面，宋子昊也一直没有安排，并称郑君不愿意见面，也没有交付律师费，黄义军及其所在的广东天汇律师事务所从未向郑君收取任何费用。郑君主张，因打官司需聘请律师，而宋子昊均自称其系广东信融洋森律师事务所律师，并称杨群梅为该所财务，故与宋子昊签订了上述合同。宋子昊对此不予认可，并主张郑君并非聘请律师，而是委托其处理离婚案件的财产事宜，以及转委托等。签订合同后，郑君因对宋子昊的身份情况产生怀疑，为此于2016年12月1日前往第三人广东信融洋森律师事务所进行核实，该所李健律师告知，宋子昊并非该所律师或工作人员。针对郑君与宋子昊两人之间的沟通过程，原审诉讼中郑君提交了其与宋子昊两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2016年10月17日的聊天记录显示：郑君发送：“宋律师，我现在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布吉镇布吉中学校院7栋301房”，宋子昊回复：“OK”。2016年11月26日的聊天记录显示：郑君发送：“宋晓东律师你好，麻烦你尽快将你律师事务所的详细地址发给我，因你已收取我7点5万元律师费，速复”，宋子昊回复：“广东信融洋森律师事务所”，郑君回复：“麻烦你把详细地址也发给我吧，谢了，另外，我建议星期一下午你我双方在信融洋森律师事务所见一下面吧，盼复”，宋子昊回复：“我发名片给你吧！”；2016年11月27日郑君发送：“宋晓东律师你不是说发名片过来吗？为什么到现在还未发呢？星期一下午我要到你讲的律师事务所找你商量有关案件的事，麻烦你尽快将地址发给我，盼复”，当日宋子昊通过微信向郑君发送名片一张，该名片显示：信融洋森律师事务所，宋晓东，副主任、高级合伙人，手机131××××0303，邮箱：252×××＠ｑｑ.ｃｏｍ,电话：020-6184****-807，直线电话：6178×××6，地址：广州市华厦路26号珠江新城雅居乐中心29楼。郑君回复：“宋晓东先生终于收到你发过来的名片了，为什么名片的地址是广州珠江新城而不是你讲的深圳龙岗的？到底那个是真的？还有明天下午见面的地方在广州还是深圳？请你认真答复一下我”。宋子昊回复：“所的地址在广州，明天我在佛山，如在广州见面也可”。郑君回复：“如果你明天在佛山，又几点在广州见面？请准确一下时间，你亦知我较忙的，另外关于发票你就按法定程序做就得啦，这点你比我更清楚才是啊？”宋子昊回复：“明天中午左右订时间吧！”，“如我一下回不到所，可安排排档等你”，“你这件事所都知道的”；2016年12月2日郑君发送：“宋晓东你问我要不要发票我说要，但我要问：发票是在那里（哪里）开出来的？有无经过我同意？发票开出日期是什么时间？能否拍张相发过来？如果在我此次发微信给您之前你还未开出发票的话，在此，我告诉你：不要为我开发票了，我官司的事从现在开始不用你管了，你从今天开始3天内将7点5万元直接存入我已经发给您的账户内，这点我昨天已讲给李健律师知了，他亦答应会转告给您的，因我已回深圳报案了，一切的事交由警方”，“宋晓东在此我再说明一点：此时之前我还体量到你可能为我办事花了一定的钱如果你拿出合理证据出来给我的话我可以支付这部分的钱的，但从这刻开始我告诉你：你花的钱与我无关，我对你从充满希望变成失望，至今你还未帮我找到律师我的案真让你害死了，请你尽快存钱”。但宋子昊未退还款项，郑君为此向公安机关报案，但公安机关以证据不足为由未予立案。
另外，原审法院于2017年2月16日进行第一次开庭，原审庭审中郑君得知宋子昊已将其离婚案件交由广东天汇律师事务所黄义军律师代理，为此郑君于原审庭审后向黄义军及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发出通知，撤销了黄义军的授权。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关于合同的效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除了对合同无效的情形进行具体规定外，还对可撤销合同进行了具体规定。可撤销合同基于当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实，其效力待定，是否绝对有效，应视合同一方或双方是否对该合同依法行使撤销权而确定。涉案合同一方郑君主张对《委托服务合同》依法行使撤销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的规定，涉案合同是否可撤销，应结合双方在签订合同时是否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可撤销情形进行分析认定。郑君主张撤销该合同的主要理由是签订合同过程中，宋子昊谎称其具有律师身份与其签订该合同，欺骗了郑君。关于宋子昊有无以律师身份欺骗郑君的问题，作如下分析认定：
首先，从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聊天记录中郑君多次称呼宋子昊为“宋律师”，而宋子昊对此未予纠正；郑君向其询问其所在律师事务所的地址时，宋子昊则明确回复律师事务所的名称为广东信融洋森律师事务所；宋子昊向郑君发送的名片亦载明“信融洋森律师事务所，宋晓东，副主任、高级合伙人”；聊天记录中宋子昊还称“如我一下回不到所，可安排拍档等你”，“你这件事所都知道的”等，上述聊天记录均可明显说明宋子昊对郑君进行了欺骗，导致郑君对其真实身份产生重大误解。至于上述聊天记录的真实性，原审诉讼中宋子昊称上述微信聊天记录不属实，但明确对聊天内容不提请司法鉴定，对其辩解，不予采信。
其次，直接收取郑君6万元款项的人为宋子昊，收取时间为2016年10月17日，收据上亦载明款项性质为律师费，而此时宋子昊还未将案件交由黄义军代理，黄义军在答辩中也述称宋子昊谎称郑君未交付律师费。宋子昊辩称该笔费用并非律师费，其是代郑君委托律师，该费用是转委托律师应支付给受托律师的费用，其本人并未以律师身份欺骗郑君，理由不充分，不予采信。
再次，黄义军的原审答辩可以证实，黄义军本人与郑君两人互不相识，两人之间从未有过任何沟通和联系，是宋子昊向其介绍该案源，并向其交付了有郑君签名的空白委托书，故而能将案件交由黄义军代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六条“委托代理人为被代理人的利益需要转托他人代理的，应当事先取得被代理人的同意。”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八十一条“委托代理人转托他人代理的，比照民法通则第六十五条规定的条件办理转托手续”的规定，根据上述规定，转委托应事先经过委托人的同意，并办理转委托手续。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二十五条“律师承办业务，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合同，按照国家规定统一收取费用并如实入账”的规定，宋子昊将案件交由黄义军代理，并未事先经过郑君的同意，郑君毫不知情。郑君与黄义军之间互不相识，两人未就代理事宜进行过沟通，也未就代理事宜办理授权委托手续，郑君与黄义军所在的广东天汇律师事务所也未签订委托服务合同。虽然涉案合同的委托权限包括转委托，但是宋子昊在隐瞒郑君真实情况的条件下，利用已提前让郑君出具了空白授权委托书这一便利，将案件介绍给黄义军代理，其行为并不符合转委托的法定程序，实质上是宋子昊在通过不诚信手段与郑君签订合同、空白授权委托书，并收取代理费后，再隐瞒郑君将案件介绍给真正具有律师资格的黄义军代理，以此从中获取经济利益。宋子昊的这一行为明显构成了欺诈。
最后，关于宋子昊辩称郑君系委托其处理财产事宜，而非是聘请律师的辩解。从《委托服务合同》的约定来看，委托事项包括处理夫妻关系及财产，但郑君的离婚案件涉及财产问题，财产问题是离婚案件的一部分，郑君欲委托律师代理诉讼事宜，当然已包括委托其处理离婚诉讼中涉及的财产问题，处理财产问题与离婚诉讼事宜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矛盾或冲突。郑君系因其妻子起诉其要求离婚而与宋子昊经人介绍认识，从常理来看，郑君当时是需要聘请律师代为处理离婚诉讼，而当时郑君以为宋子昊为律师，故与其签订合同委托其作为离婚案件的诉讼代理人，而非委托其代为聘请其他律师。且如前所述，宋子昊将案件“转委托”给黄义军代理后，对郑君一直隐瞒，而黄义军要求安排与郑君见面，宋子昊也未安排，并谎称郑君不愿意见面，也尚未交付“律师费”。如若郑君确实是要求宋子昊代为聘请律师，宋子昊不会一直向其隐瞒案件已交由黄义军代理的真实情况，黄义军要求安排与郑君见面，宋子昊也不会一直不予安排，并谎称郑君不愿意见面。至于微信中郑军发送的“至今你还未帮我找到律师我的案真让你害死了”，因发送该内容时郑君已听说宋子昊的真实身份并非律师，而曾为某些律师介绍案源，郑君发送的该内容并不能说明郑君即是委托宋子昊代其聘请律师，更不能推翻宋子昊谎称自己系律师身份的事实。
综上，郑君主张其是在宋子昊的欺骗下与之签订涉案合同，理由充分，予以采信。对宋子昊的辩解，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不予采纳。因郑君是在宋子昊的欺骗之下与宋子昊签订《委托服务合同》，郑君反诉要求撤销涉案合同，证据充足，理由充分，对该请求，予以支持。同理，宋子昊主张要求确认该合同的法律效力，于法无据，理由不充分，不予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以及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的规定，因涉案合同被撤销，郑君主张要求宋子昊返还其已经支付的75000元款项，于法有据，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第三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八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判决：
一、撤销宋子昊与郑君之间签订的《委托服务合同》。二、宋子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郑君返还款项75000元。三、驳回宋子昊要求确认《委托服务合同》有效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郑君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837.5元，由宋子昊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宋子昊还向本院提出指模鉴定、笔迹鉴定、延期审理、调取原审庭审录音、调取深圳市罗湖区翠竹派出所调查笔录等申请。
本院认为，本案系委托合同纠纷，根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答辩人的答辩意见，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宋子昊与郑君签订的《委托服务合同》是否存在法律规定的可撤销情形及宋子昊应否将已收取的75000元返还郑君。
关于焦点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中，根据郑君提供的微信记录内容可以反映，宋子昊曾冒用信融洋森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的身份与郑君沟通，致使郑君在误以为宋子昊是律师，有能力帮助其处理与妻子的离婚案件的情况下，才与宋子昊签订《委托服务合同》，并支付了相关费用，宋子昊的行为存在欺诈。这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可撤销情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以及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的规定，因涉案合同被撤销，郑君主张要求宋子昊返还其已经支付的75000元款项，于法有据，应予以支持。原审法院对此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虽然宋子昊对郑君提供的微信聊天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其未提供证据予以反驳，也未申请司法鉴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宋子昊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且，《委托服务合同》上的内容虽然未涉及委托宋子昊为郑君聘请律师，但郑君在2016年10月17日支付给宋子昊的6万元注明为律师费，这个时间段宋子昊尚未将案件交由黄义军代理，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交给了其他律师，该款项应是支付给宋子昊的相关费用。这也与微信聊天记录的内容能够吻合。因此，本院对于宋子昊该项辩解意见不予采信。
另外，对于宋子昊辩称本案属于转委托的意见。《委托服务合同》虽然涉及转委托，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六条：“委托代理人为被代理人的利益需要转托他人代理的，应当事先取得被代理人的同意。”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八十一条：“委托代理人转托他人代理的，比照民法通则第六十五条规定的条件办理转托手续”的规定，转委托需经被代理人的同意，并依法办理转托手续。本案中，宋子昊将郑君与其妻子离婚案件交由黄义军代理，并未经过郑君同意，也没有依法办理相关委托手续。宋子昊只是利用已提前让郑君出具了空白授权委托书这一便利，将案件介绍给黄义军代理。因此，本案不属于转委托的情形。宋子昊该项辩解意见，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宋子昊二审期间向本院提出的调查取证的申请意见。鉴于该申请对于本案事实认定并无直接关联，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故本院对于该申请意见不予采纳。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宋子昊的上诉理由，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75元，由宋子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焦晓巍
审判员 谭继欢
审判员 危 晖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龙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