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正安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黔0324行初6号
原告崔永碧，女，1962年9月12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退休职工，住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公民身份号码：5221261962********。
委托代理人邹先锋，男，1963年3月21日出生，仡佬族，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住址同上。公民身份号码：5221261963********。系崔永碧之夫。
被告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务川县人社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26009526287K。地址：务川自治县新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法定代表人马永康，系务川县人社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吴建红，系务川县人社局劳动监察大队大队长。
被告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务川县政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26761353185E。地址：贵州省遵义市务川自治县杨村新区行政中心。
法定代表人石茂彪，系务川县政府县长。
委托代理人ＸＸ，系务川县政府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张旭林，系贵州子尹（务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务川县医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520326429490479T。地址：务川自治县都濡镇车站路。
法定代表人谢昭华，系务川县医院院长。
委托代理人陈廷波，男，系务川县医院机关党委书记。
委托代理人付体菊，女，系务川县医院人事科科长。
原告崔永碧不服被告务川县人社局作出的务人社退[2017]35号《务川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崔永碧等2名同志退休的通知》的附件《事业干部、事业工人退休待遇审核名册》中对其工龄认定的行政行为及被告务川县政府作出的务府行复决字[2017]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18年1月1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后，分别于同年1月23日、1月29日向被告务川县政府、务川县人社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务川县医院是用人单位，本院依法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4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崔永碧及其委托代理人邹先锋，被告务川县人社局的副局长田勇（副职负责人）、委托代理人吴建红，被告务川县政府的委托代理人ＸＸ和张旭林，第三人务川县医院的委托代理人陈廷波和付体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务川县人社局于2017年8月21日作出务人社退[2017]35号《务川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崔永碧等2名同志退休的通知》，其附件《事业干部、事业工人退休待遇审核名册》中对崔永碧的“退休时实际折算工龄”认定为34年。崔永碧不服该工龄认定，向务川县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务川县政府于2018年1月10日（复议决定文书上误写为2017年1月10日）作出务府行复决字[2017]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9号复议决定”），认为崔永碧在（务川）县人民医院作临时工的工作3年（1980年元月至1983年），不是在同意顶替的务川县烟酒糖公司，故不能与其在（务川）县人民医院工作的时间连续计算，即只能认定在县人民医院成为职工后的工龄为34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维持被申请人（务川县人社局）认定申请人工龄为34年的具体行政行为。
原告崔永碧诉称：原告于1980年1月至1983年4月在务川县医院当临时工，从事护士工作。1983年5月，原告母亲退休，原务川县劳动局明确原告顶招资格，原告凭劳动局出具的介绍信到县医院报到上班，该介绍信因县医院的档案失火被焚。1984年5月，劳动局下发文件，明确原告在务川县医院转正定级。
原告在务川县医院工作期间，原告的工龄工资的发放、工资套改、工资晋升档次均按1980年1月参加工作的时间计算。1987年原务川县劳动人事局档案中的原始资料《工人花名册》中也载明了原告参加工作的时间为1980年1月，充分说明了原务川县劳动局、务川县劳动人事局实际上认定原告参加工作的时间为1980年1月。
2017年原告退休时，被告务川县人社局通知原告参加工作的时间为1983年5月，理由是原告在顶替母亲参加工作的《顶招表》中，有务川糖业公司的“研究同意”意见，因此认定原告参加工作的单位应当是商业部门的务川糖业公司，在县医院当临时工的时间不能纳入工龄合并计算，但被告务川县人社局又无法提供原告在务川糖业公司参加工作的任何证据。
根据《国家劳动总局办公室关于“亦工亦农”工人被招工、顶替后工龄计算问题的复函》规定，临时工最后一次在本单位当临时工的连续工作时间可以与被录用为长期工以后的工作时间合并计算为工龄。原告当临时工、参加工作及转正定级的单位都是务川县医院，原告的工龄应为37年（1980年至2017年）。被告务川县人社局认定原告的工龄为34年的行为，损害原告合法权益，请求撤销被告务川县人社局作出的务人社退[2017]35号《务川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崔永碧等2名同志退休的通知》中认定原告工龄为34年的行政行为以及务川县政府作出的9号复议决定。
原告崔永碧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第一组证据：
1号证据-《退休（职）职工审批表》一份两页。
2号证据-《退休（职）职工子女招收审批表》一份两页。
3号证据-务川县劳动局（1983）务劳计字8号《关于职工退休（职）后招收其子女参加工作的通知》一份两页。
4号证据-务川县劳动人事局（84）务劳人资字第20号《关于工人转正、定级的通知》一份一页。
5号证据-务川县劳动人事局（85）务劳人工资字第32号《关于工人转正、定级工资待遇的通知》一份一页。
原告用第一组证据，拟证明崔永碧于1980年1月至1983年4月在务川县医院从事护士工作（临时工），1983年5月按当时的政策，顶替其母亲谢世维，在务川县医院工作，以及1984年5月转正、定级的事实。
第二组证据：
6号证据-《工资发放花名册》五份各一页。
7号证据-《工人花名册》一份两页。
8号证据-《贵州省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正常晋升工资档次审批花名册》一份一页。
9号证据-《贵州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工资套改花名册》一份一页。
原告用第二组证据，拟证明崔永碧参加工作时间是1980年1月。
第三组证据：
10号证据-务川县医院出具的《证明》一份一页。
11号证据-邵培坤等9人共同出具的《证明》一份一页。
原告用第三组证据，拟证明崔永碧从1980年1月至1983年5月，在顶替其母亲谢世维工作前，在务川县医院从事护士工作（临时工）的事实。
第四组证据：
12号证据-（64）中劳薪字第344号《劳动部工资局关于临时工被录用为长期工后的工龄计算问题的复函》一份一页。
原告用第四组证据，拟证明原告崔永碧的工龄应从1980年1月在务川县医院从事护士工作（临时工）起合并计算连续工龄。
第五组证据（补充证据）：
13号证据-《全县事业单位干部工人花名册》一份一页。
14号证据-务府办（1985）59号《务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务川县工资改革领导小组的通知》一份一页。
15号证据-《贵州省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资改革报批花名册》一份一页。
16号证据-《专业技术干部花名册》一份一页。
原告用第五组证据，拟证明1982年工资改革，县工资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认可崔永碧从1980年至1983年在务川县医院当临时工的事实，并纳入连续工龄计算，从而认定崔永碧参加工作时间是1980年1月，至此以后，原告的调资、技术职称评定、晋升工资档次、领取工龄工资等，其工作时间均按1980年1月认定。在相关证据上，务川县人事劳动局的印章清晰可见，充分证明原告参加工作时间不是自己变更，而是务川县的人事、组织部门层层审批认定。
被告务川县人社局辩称：2017年8月，务川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按黔人社厅发[2016]31号文件要求，向我局呈报崔永碧的退休审批资料。同年8月21日，我局审定后按程序下发“务人社退[2017]35号关于崔永碧等2名同志退休的通知”。务人社退[2017]35号文件下发后，崔永碧对“退休时实际折算工龄34年”不服，要求确认其1980年1月至1983年4月在务川县医院当临时工期间的年限连续计算工龄。崔永碧的请求依据缺乏，且无政策依据支持。
1、崔永碧的个人档案并无务川县医院“临时工”的相关资料，且首次参加工作的资料是务川县烟酒糖业公司，并非县医院。崔永碧系顶替取得工作，参加工作时间为1983年5月。
2、顶替后变动的单位，不能与顶替前认定为连续工龄。工龄连续计算政策明确，崔永碧的情形与之不符。1980年7月19日《国家劳动总局办公室关于“亦工亦农”工人被招工、顶替后工龄计算问题的复函》明确：关于在本单位做“亦工亦农”工期间，经招工、顶替后仍在本单位的工龄计算问题，我们同意你局意见，可以参照临时工转正的有关规定办理，即：招工、顶替前最后一次在本单位当“亦工亦农”工的连续工作的时间，可以与被录用为固定工以后的工作时间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这一政策的重点是“最后一次在本单位当‘亦工亦农’工的连续工作的时间”。1964年《劳动部工资局关于临时工被录用为长期工后工龄计算问题的复函》（64）中劳薪字第344号规定，关于临时工在本单位工作期间被录用为长期工以后的工作时间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从原告参加工作的审批材料显示，其顶替单位是务川烟酒糖业公司，并没有县医院的接收意见。原告1984年在务川县医院进行了转正、定级，只能说明申报原告转正、定级单位是县医院，不能说明原告是在县医院顶替招工，也不能把顶替到务川县烟酒糖业公司的工作时间与原告陈述自己顶替前在县医院当临时工的时间视为连续工龄，即无论原告于1980年1月至1983年5月在务川县医院当临时工是否属实，都不符合连续工龄认定政策。
3、干部自行填写的经历或时间仅供参考，组织人事部门能否认定有工作规则。根据1980年9月15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改变干部参加革命工作时间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近来，有的干部在填写《干部登记表》时，自行改变提前了自己“参加革命工作时间”，这是不对的。改变“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必须由组织、人事部门根据规定和干部的具体情况，加以审议，按照干部管理权限批准，方能有效。崔永碧同志提到的“工资发放花名册、干部履历表、顶招表”等虽有经历记载，但不属于组织、人事部门对其参加工作时间的认定材料，因此不能成为改变参加工作时间的依据。
4、工龄认定的工作规则自上而下，地方不能突破。顶替政策具时代特征，涉及到的人员群体不限于原告等人，干部档案管理和工龄认定是严肃的干部人事工作，若因个别同志的个人利益需求予以突破，将给地方政府和人事工作带来较大冲击，以往按政策平稳退休的同类型人员将极不稳定。
综上所述，务人社退[2017]35号文件中对崔永碧同志参加工作时间认定和工龄计算符合政策规定，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务川县人社局向本院提交了证明原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以下证据：
1号证据-
务人社退[2017]35号《务川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崔永碧等2名同志退休的通知》及附件《事业干部、事业工人退休待遇审核名册》、《贵州省事业工作人员退休（职）养老金审批表（老办法）》各一份一页。拟证明崔永碧退休时间及其工龄为34年的养老金待遇。
2号证据-《关于查阅崔永碧干部人事档案证明》一份一页。拟证明经人事部门确认的崔永碧参加工作时间及出生时间，参加工作时间为1983年。
3号证据-
黔人社厅发[2016]31号《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参保人员办理退休手续有关问题的通知》一份十八页。拟证明办理崔永碧退休相关问题的合法性；填表说明对参加工作时间的认定有要求，不能随意填写。
4号证据-《退休（职）职工审批表》一份两页（与原告1号证据相同）；《退休（职）职工子女招收审批表》一份两页（与原告2号证据相同）。拟证明崔永碧是1983年5月顶招进入烟酒糖业公司。
5号证据-《国家劳动总局办公室关于“亦工亦农”工人被招工、顶替后工龄计算问题的复函》一份一页；（64）中劳薪字第344号《劳动部工资局关于临时工被录用为长期工后工龄计算问题的复函》一份一页。拟证明顶招与临时工作单位不是同一单位，不能连续计算工龄。
6号证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改变干部参加革命工作时间有关问题的通知》（节录）一份一页。拟证明所在单位及个人在相关资料上自行填写的工作时间及出生时间，未经组织人事部门审议，不能作为工龄认定依据。
务川县人社局表示其提交的5-6号证据，亦是其作出行政行为的依据。
被告务川县政府辩称，2017年9月1日，原告不服务川县人社局的工龄认定，提起行政复议。我府依法受理原告的申请后，向当事人送达了受理文书，务川县人社局在法定时限内提交了有关证据。我府经审查后认为其认定工龄的事实清楚，遂作出9号复议决定，维持其认定工龄的行政行为，同时向当事人送达了该文书。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因案情复杂，我府作出延期审理通知书，同时向当事人送达了该通知。综上，我府作出的9号复议决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依法审理。
被告务川县政府向本院提交了证明复议程序合法性的以下证据：
1号证据-《行政复议申请书》一份五页。
2号证据-《行政复议案件文书审批表》两份各一页。
3号证据-《行政复议案件送达回证》六份各一页。
务川县政府拟用1-3号证据，拟证明其复议程序合法。
务川县政府未向本院提交依据，在庭审中说明作出的9号复议决定适用的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
第三人务川县医院在庭审中明确表示不发表参诉意见，在最后陈述时，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审理。
第三人务川县医院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对原告方所出示全部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被告务川县人社局均无异议，对原告1980年1月至1983年4月在务川县医院当临时工的事实也没有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不能证明原告被招收到务川县医院工作，只是招收到烟酒糖业公司，因此不能认定为连续工龄。被告务川县政府除认为原告的3-5号证据不具有关联性、11号证据不具有合法性以外，对原告的其他证据，均同意务川县人社局的质证意见。第三人务川县医院对原告全部证据及其证明目的，均无异议。
对被告务川县人社局1号证据中的证据，原告方认为仅仅是通知，不能作为证据；认为1号证据中的证据、2号证据不具有真实性；认为3号证据只是政策依据，不属于证据范畴；对4号证据没有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被告务川县人社局的证明目的；对5-6号证据并作为法律依据均无异议。第三人务川县医院对被告务川县人社局出示的证据、依据，均无异议。
原告和第三人对被告务川县政府出示的证据、适用的法律依据，均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确认原告1-10号、13-16号证据的真实性；11号证据不具有合法性；12号证据系政策依据，不属于证据范畴。被告务川县人社局1号证据中的证据，系被诉行政行为的载体，不属于证据范畴；其证据系根据证据所核定原告工龄为34年的养老金待遇，显然不具有证据效力；被告不能通过自己出具证明的形式，证明自己行政行为确认的事实，故务川县人社局2号证据在本案中不具有证明效力；确认4号证据的真实性；3号、5-6号证据属于政策依据，不属于证据范畴。确认被告务川县政府1-3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
经审理查明，1980年1月至1983年4月，原告崔永碧在务川县医院当临时工。1983年5月，原告崔永碧之母亲谢世维在务川县糖厂退休，按照当时的政策，其子女崔永碧经贵州省务川县烟酒糖业公司同意、主管局务川县商业局研究同意、务川县劳动局审批，同意崔永碧“顶招”，招收崔永碧参加工作。
1984年5月8日，原务川县劳动人事局作出（84）务劳人资第20号《关于工人转正、定级的通知》明确规定，崔永碧（县医院）转为国家正式职工。1986年7月7日，经务川县医院填报、主管单位务川县卫生局审核、务川县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资改革办公室审批的《贵州省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资改革报批花名册》；1994年7月12日，经务川县医院填报、主管部门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卫生局审核、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资预算办公室审批的《贵州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工资套改花名册》；1996年6月6日，经务川县医院填报、原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事劳动局审批的《贵州省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正常晋升工资档次审批花名册》；上述三份材料载明，崔永碧参加工作的时间，均由用人单位务川县医院填报为1980年1月，且由相关主管科局、人事劳动部门审批。
原告崔永碧在务川县医院工作到2017年8月，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用人单位务川县医院向被告务川县人社局申报退休，被告务川县人社局于2017年8月21日作出务人社退[2017]35号《务川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崔永碧等2名同志退休的通知》，其附件《事业干部、事业工人退休待遇审核名册》中对崔永碧的“退休时实际折算工龄”认定为34年。
原告崔永碧不服该工龄认定，于2017年9月1日向务川县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务川县政府受理该复议申请后，于同年10月10日将务府行复受字[2017]9号《提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送达务川县人社局、于同年10月11日将务府行复受字[2017]9号《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送达崔永碧；又于同年12月10日向崔永碧及务川县人社局送达了务府行复延字[2017]1号《行政复议案件延期审理通知书》，后于2018年1月10日作出9号复议决定，维持了务川县人社局对崔永碧工龄认定为34年的行政行为。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七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社会保险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社会保险工作。”的规定，务川县人社局具备对工龄进行确认的行政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一款“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由申请人选择，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的规定，务川县政府对务川县人社局作出的行政行为，有权受理复议申请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
崔永碧在顶替招工前，也即1980年1月至1983年4月，在务川县医院当临时工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在庭审中均予以认可。（64）中劳薪字第344号《劳动部工资局关于临时工被录用为长期工后工龄计算问题的复函》明确“关于临时工在本单位工作期间被本单位录用为长期工后的工龄计算问题，同意你局意见，即这些临时工最后一次在本单位当临时工的连续工作的时间，可以与被录用为长期工以后的工作时间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因此，崔永碧被招收为务川县医院的工人？还是招收为其他单位（包括原务川县烟酒糖业公司）的工人？涉及到崔永碧在务川县医院当临时工的工作时间能否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的问题，即是本案争执的焦点。
在本案中，被告务川县人社局提供的事实证据只有原告崔永碧之母亲谢世维的《退休（职）职工审批表》和《退休（职）职工子女招收审批表》，仅能证明崔永碧系其母亲退休后，根据当时的政策，劳动人事部门审批，获得了招工名额。根据国发[1978]104号《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工人退休、退职后，家庭生活确实困难的，或多子女上山下乡、子女就业少的，原则上可以招收其一名符合招工条件的子女参加工作。即通俗所称的“顶替招工”，虽然在一般情况下，大都是安排到退休人员原工作单位参加工作，但是，国发[1978]104号《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第十条第三款明确规定，招收退休、退职工人的子女，应当由当地劳动部门统一安排。也即崔永碧顶替招工，并不必然安排到其母亲退休的单位参加工作。（1983）务劳计字8号《关于职工退休（职）后招收其子女参加工作的通知》也没有明确崔永碧等被招收人的工作单位。
1984年5月8日，原务川县劳动人事局作出（84）务劳人资字第20号《关于工人转正、定级的通知》明确，崔永碧（县医院）转为国家正式职工。根据政策，职工参加工作一年后，经考核合格，才能转正、定级。崔永碧于1984年5月，在其工作单位务川县医院，被原务川县劳动人事局明确转为国家正式职工。
被告务川县人社局虽然在庭审中称崔永碧1983年5月至1984年4月在原务川县烟酒糖业公司工作，但也对崔永碧招收为工人后，到何单位报到工作，明确表示不清楚，也不能解释崔永碧为何在务川县医院工作并于1984年5月在务川县医院办理了转正、定级手续。
综上所述，被告务川县人社局的行政行为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被告务川县政府依法受理崔永碧的复议申请后，依法通知申请人、被申请人，送达了相关文书，依法延长了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期限，最后作出复议决定并送达各方当事人，其行政复议程序基本符合法律规定。但是，其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中，除崔永碧的复议申请书以外，仅提供了各类行政复议文书的送达回证，而未提供相关文书，明显存在瑕疵。被告务川县政府的复议决定维持了务川县人社局的行政行为，应依法一并作出相应判决。
综上所述，被告务川县人社局作出的务人社退[2017]35号《务川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崔永碧等2名同志退休的通知》的附件《事业干部、事业工人退休待遇审核名册》中，对崔永碧“退休时实际折算工龄”的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当予以撤销。被告务川县政府作出的9号复议决定维持了务川县人社局的行政行为，依法应当一并作出相应判决。原告崔永碧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支持。为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三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7年8月21日作出的务人社退[2017]35号《务川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崔永碧等2名同志退休的通知》的附件《事业干部、事业工人退休待遇审核名册》中对崔永碧“退休时实际折算工龄”认定为34年的行政行为及被告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于2018年1月10日作出的务府行复决字[2017]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二、责令被告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重新对原告崔永碧的工龄（退休时实际折算工龄）进行认定。
案件受理费五十元，由被告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周再庆
审 判 员 焦 苑
人民陪审员 张智涵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胡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