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青民再终字第8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华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春忠。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克瑞。
委托代理人：丛旭东，山东通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运良。
上诉人高华玺与被上诉人张春忠、刘克瑞、李运良财产权属纠纷一案，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于2009年11月17日作出（2009）平商初字第1423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高华玺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4年9月2日作出（2014）青民提字第13号民事裁定，撤销原一审判决，将本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一审法院于2015年5月4日作出（2015）平民一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高华玺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8月20日受理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9月3日前向各方当事人送达开庭传票，并于2015年9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高华玺、被上诉人张春忠、被上诉人刘克瑞及其委托代理人丛旭东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李运良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1年9月13日，张春忠诉至一审法院称，2008年7月张春忠与高华玺、刘克瑞及案外人乔德军一起去济宁市金乡县鸡黍镇收购大蒜，张春忠收购了2532袋，每袋87市斤，共计110.142吨。由高华玺与鸡黍镇恒温库业主李运良签订储存合同，并由刘克瑞保存入库单。2009年4月，高华玺、刘克瑞、李运良恶意串通，刘克瑞私自将入库单撕毁，并由高华玺与李运良续签合同，将张春忠的大蒜据为己有。现请求高华玺按大蒜出卖时的价格赔偿相应损失。
被告高华玺辩称，张春忠所诉不实，高华玺并未与其一起收购过大蒜，亦不存在侵占其大蒜的情况，应当依法驳回张春忠的诉讼请求。
被告刘克瑞辩称，刘克瑞与张春忠是叔侄关系，与高华玺是连襟关系，高华玺与乔德军是表兄弟关系。2008年7月，刘克瑞与高华玺、张春忠以及乔德军合伙在金乡县鸡黍镇收购大蒜。2008年7月12日，刘克瑞、张春忠、高华玺、乔德军与金乡县鸡黍镇鸡黍恒温库的业主李运良协商，由高华玺和李运良签订储藏合同。合同约定，储存时间从2008年7月18日到2009年3月28日，每吨仓储费270元。到7月18日，共储存10409袋，入库按每袋84斤计算，其中乔德军2269袋，高华玺3076袋，张春忠和刘克瑞都是2532袋。2009年3月17日左右，刘克瑞与高华玺以及乔德军、平度市古岘镇五里村90号陈明良一起去了金乡县鸡黍镇，由高华玺与李运良续签合同，储存时间是2009年4月1日至2009年12月30日，每吨仓储费266元。2009年4月15日前后，高华玺与刘克瑞一起找到李运良，二人重新签订了一份合同，高华玺告诉李运良，所有储存的大蒜归高华玺一人支配，不准其他人出库，高华玺还告诉刘克瑞，把刘克瑞和张春忠的大蒜交由刘克瑞处理，给张春忠本钱，其他人的大蒜归高华玺支配。综上，刘克瑞没有侵占张春忠的大蒜，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张春忠对刘克瑞的诉讼请求。
被告李运良未答辩。
一审法院重审查明，2008年7月，张春忠与高华玺、刘克瑞、案外人乔德军、李泽君、李兵、雍言贵、陈仁通、陈明亮共九人在金乡县鸡黍镇收购大蒜，由当地的经纪人王金光负责联系收购，按每斤1分给王金光提报酬。在此期间，张春忠及高华玺、刘克瑞、乔德军共收购大蒜10409袋，其中乔德军2269袋，高华玺3076袋，刘克瑞2532袋，张春忠2532袋，另李泽君、李兵、雍言贵、陈仁通、陈明亮五人合伙收购大蒜7980袋。大蒜收购完后，由经纪人王金光同高华玺一起联系到业主为李运良的金乡县鸡黍恒温库进行储存，并由高华玺代表其他八人与李运良签订仓储保管合同，保管费根据自己收购的数量交纳。2009年4月1日，高华玺与李运良续签了储存合同，并由李运良给高华玺出具了收到18389袋大蒜的收条。2009年4月份，张春忠及其他收大蒜的人员准备变卖时，李运良告知大蒜已被高华玺自行处理，并出具了证明。2008年7月14日和2008年7月16日，由刘克瑞在金乡县信用社取款180000元，支付手续费50元。2009年4月1日，刘克瑞按照高华玺的要求以高华玺的名义向鸡黍恒温库汇款3万元。
另查明，高华玺与案外人高春梅原系夫妻关系，本案在原审过程中，依据张春忠的申请，查封了张春忠主张的大蒜并不得出库变卖。高春梅以高华玺已将大蒜全部卖给她为由提出异议，并提交了高华玺借款的证据和高华玺将大蒜卖给她的证据。还查明，因大蒜属果菜类，为了不使大蒜变质，减少当事人的损失，一审法院又裁定，大蒜可变卖，但必须保留价款。该民事裁定书向原、被告送达后，2009年8月28日大蒜被高春梅出库变卖。出卖价格为5公分以上的每市斤为1.62元，6公分以上的每市斤1.90元，该价格由出卖大蒜时在场人李泽军、陈仁通、刘克瑞出具书证并到庭证实。2009年8月21日，一审法院因另一案件到金乡县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要求协助出具了一份大蒜的价格，分别为5公分以上每公斤3.2元和6公分以上每公斤3.80元，该中心出具的价格与证人证实的价格相吻合。
庭审过程中，高华玺提交四份证据（复印件）欲证明刘克瑞将收购大蒜已卖给高华玺及大蒜归高华玺所有。其中两份是刘克瑞书写的载有计算有关费用的稿纸，另一份载有高华玺书写的“刘克瑞支大蒜款12600元”的内容，此内容后有刘克瑞签字，另一行载有高华玺书写的“乔德军支大蒜款7000元”内容，此内容后写有乔德军名字，在以上两行字下还有三行高华玺书写的文字，内容为“此单据款是支2008年存大蒜到2009年3月28日到期我们以市场价格0.16元每斤卖给高华玺。”对以上证据刘克瑞认为两份计算费用稿纸是收购大蒜时刘克瑞计算是否挣钱的演算纸，与出售给高华玺大蒜无关。刘克瑞称载有高华玺书写的“刘克瑞支大蒜款12600元”内容的证据，之后虽有刘克瑞签字，是事后有人伪造的，刘克瑞根本未支取大蒜款12600元，刘克瑞从未出卖给高华玺大蒜。高华玺称，这是刘克瑞在2009年3月28日将其大蒜卖给被告高华玺的演算纸，计算公式为：刘克瑞大蒜数量5064袋×84斤×每斤0.16元﹦刘克瑞的大蒜款68060元，加上刘克瑞预交的仓储费25000元，减去总仓储费76567元和代收费3892元，即为刘克瑞剩余的大蒜款12601元，这是高华玺于2009年3月28日买受刘克瑞大蒜时去掉所有费用后应支付的大蒜款。再一份证据是一份落款时间为2009年3月28日的书面证明载明“我与高华玺等人于2008年7月份存于金乡鸡黍镇李运良冷库的大蒜于2009年3月28日合同到期后我以市场价每吨320元出售给高华玺帐结清”，之后写有乔德军名字。此份证据刘克瑞认为，载有乔德军签名的证明与本案无关，因为刘克瑞、高华玺、张春忠、乔德军四人收购大蒜个人收购各人的，不是合伙，而是结伴，乔德军与高华玺如何约定与刘克瑞无关。张春忠与刘克瑞均要求高华玺提交有“刘克瑞支大蒜款12600元刘克瑞”便条的原件，但高华玺以该证据已经灭失为由，拒绝提供。
一审法院重审认为，高华玺未取得涉案大蒜的所有权。理由如下：（一）高华玺在本案重审期间，不能提交写有“刘克瑞支大蒜款12600元刘克瑞”便条的原件，该证据系确认高华玺是否取得涉案大蒜所有权的关键证据，况且，该证据在以上的案件审理过程中，张春忠及刘克瑞均提出异议，认为该证据存在拼接痕迹。高华玺不能提供该证据的原件，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二）对于高华玺提交的证据二，即写有“刘68060，76567，交25000元，51567，12601元，4968元，6944元，24513元”等字样的证据（复印件），按照被告高华玺的解释，这是刘克瑞在2009年3月28日将其大蒜卖给被告高华玺的演算纸，计算公式为：刘克瑞大蒜数量5064袋×84斤×每斤0.16元﹦刘克瑞的大蒜款68060元，加上刘克瑞预交的仓储费25000元，减去总仓储费76567元和代收费3892元，即为刘克瑞剩余的大蒜款12601元，这是高华玺于2009年3月28日买受原告刘克瑞大蒜时去掉所有费用后应支付的大蒜款。但是，2008年7月18日高华玺与李运良签订的仓储合同约定：仓储期间自2008年7月18日至2009年3月28日，每吨的仓储费为270元，刘克瑞的仓储费数额应当为57425.76元（5064袋×84市斤／袋×0.135元／市斤），并非高华玺所解释的76567元，因此，高华玺的解释不能自圆其说。（三）高华玺提供的包括刘克瑞签字的支取大蒜款12600元在内的4份证据复印件，不能直接证明刘克瑞有权且实际处分了属于张春忠的大蒜；有刘克瑞签名的证据中，除其签名外其他内容均不是刘克瑞的笔迹，刘克瑞明确表示并不知悉这些内容，而且所有可能与讼争大蒜有关的内容均在刘克瑞签名的下方，不符合常理。综上，高华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合法取得了讼争大蒜的所有权。
张春忠与李运良之间系仓储合同关系，李运良系涉案大蒜的保管人，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两份仓储合同均系高华玺与李运良之间签订的，与张春忠之间无任何关系，因此，张春忠要求李运良赔偿损失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刘克瑞并未侵占张春忠的大蒜，因此，张春忠要求刘克瑞赔偿大蒜损失的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高华玺赔偿张春忠经济损失363205.6元（赔偿的标准以2009年8月28日出卖大蒜时的价格为准，即6公分以上的909袋×84斤×1.90元=145074.40元，5公分以上的1623袋×84斤×1.60元=218131.20元，共计363205.6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一次付清。二、驳回张春忠对刘克瑞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张春忠对李运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00元，诉讼保全费1620元，邮寄送达费180元，共计6400元，由高华玺负担。
高华玺上诉称，张春忠与刘克瑞是亲叔侄关系，2008年7月他俩合伙收购大蒜5064袋。2009年春大蒜价格跌到不足以支付冷库费的每斤0.16元，刘克瑞于2009年3月28日将5064袋大蒜卖给了高华玺，并向高华玺出具了收取大蒜款12600元的收条，该事实已经生效判决确认。一审重审判决认定高华玺没有证据证明取得涉案大蒜的所有权是完全错误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重审判决，驳回张春忠对高华玺的诉讼请求。
张春忠答辩称，高华玺所述不属实，原一审中高华玺不承认与张春忠、刘克瑞、乔德军、李泽军等八人一起收过大蒜，称大蒜是其自己收购的，存储费也是其自己交纳的，没有代表其中任何一人签订过合同。在一审败诉后，高华玺又提交了买卖交易的4份证据，被上诉人已经对4份证据提出很多异议，怀疑高华玺提交的4份证据是伪造的，现要求高华玺提交原件，辨别真伪。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克瑞答辩称，一审重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得当，应当驳回高华玺的上诉请求。
本院二审查明，2010年1月29日，刘克瑞以高华玺擅自将其储存的大蒜（刘克瑞、张春忠各2532袋，统一登记在刘克瑞名下）出售为由，起诉高华玺要求其赔偿2532袋大蒜款363205.6元。2013年10月12日，本院终审作出（2013）青民五终字第1044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认定：“高华玺提交的刘克瑞亲笔书写记录的便条，是本案相关当事人购买大蒜的数量及价格等事实的客观记录，能够真实反映本案的基本事实。上述相关证据可以确认，高华玺、刘克瑞与乔德军于2008年7月结伙到金乡县收购大蒜，按各自的出资额确认收购大蒜的数量，由高华玺与当地冷库签订冷藏协议储存。高华玺称至2009年3月因大蒜价格大跌，刘克瑞将其5064袋大蒜以0.16元的价格卖给了高华玺，刘克瑞支取大蒜款12600元，高华玺取得大蒜所有权。刘克瑞对此予以否认，称没有将其所有的大蒜卖给高华玺，对其在'刘克瑞支大蒜款12600元刘克瑞'的便条上的本人签字予以认可，但辩称因其与高华玺有其他业务联系，有在空白纸上签名的习惯，该辩解未能对其签字收取大蒜款做出合理解释。高华玺所称刘克瑞支取了12600元大蒜变卖款，取得涉案大蒜所有权符合本案查明的事实。上诉人刘克瑞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其收取了12600元大蒜款，而未将其所有的大蒜转卖给高华玺的事实，故其诉讼主张不应得到支持。”据此判决驳回刘克瑞对高华玺的诉讼请求。
另查明，关于刘克瑞与乔德军支取大蒜款的收款条。该收款条上下两行字之间存在粘贴，高华玺称是因为乔德军与本案无关，所以曾将两行字撕开，后又粘贴在一起。刘克瑞称当时在一张空白纸上签的字，后由高华玺在前面添加内容伪造而成。经查，高华玺曾经在（2012）平民一重字第10号一案庭审中及（2010）青民申字第98号一案听证审查程序中提交过该收款条原件，刘克瑞和张春忠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质证意见。
2015年3月11日，高华玺向一审法院出具说明称，包括刘克瑞支取大蒜款的收款条在内的4份证据，在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已质证多次，现4份证据原件已丢失。
关于高华玺提交的由刘克瑞书写的演算纸中“12601”的含义。高华玺解释这是其于2009年3月28日买受刘克瑞大蒜时去掉所有费用后应支付的大蒜款。计算公式为：刘克瑞大蒜数量5064袋×84斤×每斤0.16元﹦刘克瑞的大蒜款68060元，加上刘克瑞预交的仓储费25000元，减去总仓储费76567元和代收费3892元，即为刘克瑞剩余的大蒜款12601元。其中，仓储费76567元包括2009年3月28日之前的仓储费57425元、逾期出库费（0.03元／斤）和出库费（0.015元／斤）19142元（5064袋×84斤×0.045元／斤）。
刘克瑞解释该演算纸是2009年4月15日前后，其与高华玺到金乡续签合同时计算如果大蒜储存到2009年6月份时盈余12601元。其中，仓储费76567元包括2009年3月28日之前的仓储费57425元、2009年4-6月的仓储费19142元（5064袋×84斤×0.135元／斤÷9个月×3个月）。其余算法与高华玺一致。张春忠同意刘克瑞的意见。
还查明，2008年7月18日，高华玺与李运良签订的仓储合同约定：仓储期间自2008年7月18日至2009年3月28日，仓储费为每吨270元，即0.135元／斤。高华玺与李运良续签存储合同，约定2009年4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共9个月的仓储费为每吨266元，即0.133元／每斤。
关于2009年4月1日向向恒温库汇款3万元。高华玺称，因其当天有事，给刘克瑞3万元，委托刘克瑞汇款。刘克瑞和张春忠则称，该款是二人凑的库存费，同时也证明刘克瑞于2009年4月1日还向仓库汇库存费，不可能于2009年3月28日将5064袋大蒜卖给高华玺。但在2009年金乡县人民法院李泽军诉高华玺一案中，作为证人出庭的刘克瑞在回答法庭关于该3万元汇款的情况时，庭审笔录原记录为“是高华玺给我的钱让我汇的”，后刘克瑞改为“我和张春忠两人凑钱汇的”。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重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刘克瑞是否将其与其叔张春忠名下的5064袋大蒜卖给了高华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首先，高华玺为证明刘克瑞已将大蒜卖给高华玺，在其与刘克瑞纠纷一案中提交了由刘克瑞签名的收款条。该收款条原件在高华玺与刘克瑞及张春忠案的多次庭审中出具过，刘克瑞及张春忠均进行了质证。虽然该收款条上下两行间存在粘贴，但高华玺已作出合理解释。刘克瑞称其有在空白纸上签字的习惯，该收款条系高华玺伪造，但收款条上签名“刘克瑞”三字位于纸张第一行的最右端，刘克瑞无故将名字签到该处明显不合常理。在刘克瑞未能对其签字收取大蒜款作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下，该收款条的真实性应予认定。一审重审判决以高华玺在重审中不能提交原件为由，认定由高华玺承担不利后果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其次，双方对由演算纸中计算得出的“12601元”有不同的解释，但除双方各自陈述外，均未提交证据予以佐证。按照刘克瑞和张春忠的说法，仓储费76567元包括2009年3月28日之前的仓储费57425元、2009年4-6月的仓储费19142元（5064袋×84斤0.135元／斤÷9个月×3个月）。但刘克瑞在答辩中已认可，2009年3月17日其就与高华玺一起续签了储藏合同，知悉约定的存储费为每吨266元，即0.133元／斤。因此，2009年4-6月的仓储费应为0.133元／斤÷9个月×3个月，而非0.135元／斤÷9个月×3个月，刘克瑞的陈述自相矛盾，故本院对刘克瑞关于演算纸上“12601元”来源的陈述不予采信。
综合上述分析，基于高华玺提交的作为买卖大蒜直接证据的收款条，结合大蒜入库单最终由高华玺持有的事实，本院认为，2009年3月底在大蒜价格不断下跌，仓储费持续增加的情况下，为避免扩大损失，刘克瑞将其与其叔张春忠名下的共计5064袋大蒜以0.16元／斤的价格卖给高华玺，并支取了12600元大蒜款，基于刘克瑞与张春忠之间的叔侄关系，高华玺有理由相信刘克瑞有权代表其叔张春忠出售大蒜，故在支付相应对价后，高华玺取得5064袋大蒜所有权。该事实也与本院生效的（2013）青民五终字第1044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因此，张春忠主张高华玺将其所有的大蒜据为己有，要求高华玺赔偿其损失，因缺乏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鉴于二审庭审中，张春忠明确表示不要求刘克瑞在本案中承担赔偿责任，而李运良系涉案大蒜的保管人，不存在侵权的事实，因此，张春忠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
综上，高华玺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重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2015）平民一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张春忠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4600元，诉讼保全费1620元，邮寄送达费18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600元，合计11000元，由被上诉人张春忠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锐
代理审判员 徐友仁
代理审判员 刘述明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日
书 记 员 钟新海
书 记 员 庞连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