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杭余刑初字第1154号
公诉机关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夏建华，原系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星桥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服务中心主任。因本案于2015年1月24日被刑事拘留，同年2月10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余杭区看守所。
辩护人高隽，浙江诺力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以杭余检未检刑诉[2015]63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夏建华犯滥用职权罪、受贿罪，于2015年8月2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慰、代理检察员隋兵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夏建华及其辩护人高隽到庭参加诉讼。期间，经上一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建议延期审理一次。现已审理终结。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一、滥用职权事实
2009年3、4月，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经调查，认定沈某甲、叶志易、沈某乙等人在余杭区星桥街道万乐社区乔司编组站和睦公铁立交旁国有土地上建设的3万余平方米的建筑物系违法建筑，并对相关人员和企业作出“责令30日内拆除上述违法建筑物”的行政处罚决定。同年9月4日，因上述违法建设行为人均未自行拆除，余杭区人民政府下发《责成拆除违法建筑通知书》责成余杭区人民政府星桥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星桥街道办事处）组织力量对上述违法建筑物依法进行强制拆除，但星桥街道办事处未按照通知书要求进行强制拆除。
2009年12月，因杭州东站铁路扩建工程涉及上述沈某甲、叶志易、沈某乙的部分违法建筑，杭州铁路枢纽建设有限公司委托星桥街道办事处负责征迁。被告人夏建华在星桥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和环境保护科工作期间，同时担任星桥街道杭州东站铁路扩建工程（星桥段）领导小组成员，负责经办征迁工作。
2010年至2011年，被告人夏建华对上述建筑摸底调查时明知是违法建筑，违反职责规定，在履行调查任务时，对该建筑事项是否受过行政处罚以及是否属依法不予补偿等最基本、最关键的一些重要事项都故意不予调查、澄清。特别是被告人夏建华在得知上述违法建筑系余杭区人民政府要求星桥街道办事处组织强制拆除后，仍不提出不应进行征迁补偿的意见，仍继续按照时任星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的胡小正（已判刑）、星桥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和环境保护科科长的陈建明（已判刑）的指示经手办理上述违法建筑的评估、补偿协商等征迁事宜。补偿协议签订后，被告人夏建华作为经办人又在《星桥街道征迁项目款结算申请表》上签字认可，致使8384348元补偿款于2011年12月得以顺利支付完毕，使得本应强制拆除，本不应进行补偿的违法建筑获得补偿，造成国家财产损失。
据以指控的证据有证人证言、补偿协议书等书证、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等。
二、受贿事实
2008年至2014年，被告人夏建华先后担任星桥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和环境保护科工作人员、农民多层公寓建设管理中心副主任、城市管理服务中心主任等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在业务承接等事项上给予赵某等人关照，收受赵某、奚某、洪某、杨某乙、吴某乙、丁某、吴某丙、陈某、邵某等人所送的价值共计人民币60000元的财物。
据以指控的证据有证人证言、合同书等书证、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等。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夏建华的行为已分别构成滥用职权罪和受贿罪，其中滥用职权罪情节特别严重，且被告人夏建华一人犯二罪，应数罪并罚，提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六十九条之规定惩处。
被告人夏建华对公诉机关指控的滥用职权事实无异议，唯辩称其系根据陈建明、胡小正的指示行事，系从犯；对公诉机关指控的受贿罪行无异议。
辩护人针对公诉机关指控的滥用职权犯罪提出，被告人夏建华对本案所涉建筑进行过摸底排查，并向其上级领导陈建明、胡小正汇报了建筑物系违章建筑，不能获得补偿的情况，即其已经履行了调查和汇报的职责，之后是否对建筑物进行拆迁补偿、补偿金额的确定、补偿钱款的出处等事宜其均无决定权，仅是根据陈建明、胡小正的指示联系评估、动迁，在星桥街道征迁项目款结算申请表上签字的行为也仅是根据星桥街道与三家企业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书履行督促拆迁及按约定支付补偿款的职责，故被告人夏建华并未滥用职权，不构成滥用职权犯罪；
针对公诉机关指控的受贿犯罪提出，1）被告人夏建华收受的贿赂款绝大部分是相关业务单位逢年过节所送的购物卡、烟酒等，其犯罪情节相对较轻，且案发后已退赃；2）被告人夏建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且在庭审中自愿认罪，亦系初犯。综上，请求对被告人夏建华从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星桥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星桥街道办事处）系机关法人。被告人夏建华于2007年1月起担任星桥街道办事处城建城管和环境保护科科员；2013年1月起担任星桥街道农民多层公寓建设管理中心副主任；2013年4月起担任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城市管理服务中心主任，负有辖区内城市管理服务，市政设施、公建绿地、环卫保洁等市容管理和整治，协助做好开发建设项目的征地拆迁和安置工作等职责，期间还担任天都项目工作组、星桥街道杭州东站铁路扩建工程（星桥段）领导小组、汤家区域整治项目工作组（西大门）等多个项目组成员。
证明上述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干部任免审批表、杭州市余杭区事业单位聘用合同书、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登记表、星桥街道办事处星办发【2008】45号《关于充实调整重点项目工作组及其组成人员的通知》、中共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工作委员会党工发【2009】65号《关于成立星桥街道杭州东站铁路扩建工程（星桥段）领导小组的通知》、党工发【2010】16号《关于公布夏建华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党工发【2011】60号《关于建立2011年度重点项目工作组的通知》、党工发【2012】79号《关于建立重点项目推进工作组的通知》、党工发【2013】4号《关于孙建明等同志任职的通知》、党工发【2013】46号《关于盛正飞等同志任免职务的通知》、党工发【2013】56号《关于调整重点工作领导小组和重点项目推进工作组的通知》、杭州市余杭区机构编制委员会余编【2010】41号《关于同意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城市建设服务中心更名的批复》、夏建华任职情况说明；户籍证明、公民有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组织机构代码证；被告人夏建华的供述和辩解等。上述证据确实充分且相互印证，足以认定。
一、滥用职权事实
2009年3、4月份，杭州市余杭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余杭城管局）经过调查认定位于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万乐社区（以下简称万乐社区）乔司编组站和睦公铁立交旁国有土地上的3万余平方米的建筑物系违法建筑，并对建筑物的实际建造者沈某甲、叶志易等人及杭州中凯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凯公司）作出责令30日内拆除违法建筑物的行政处罚决定。后因上述人员及企业未自行拆除违法建筑，同年9月4日，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区政府）下发《责成拆除违法建筑通知书》，责成星桥街道办事处组织力量依法进行强制拆除，但星桥街道办事处未按该通知书要求进行强制拆除。
2009年12月，因杭州东站铁路扩建工程（以下简称东站工程）建设需要需拆除由沈某甲实际建造的杭州特伟斯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伟斯公司）的部分厂房、由沈某乙等人实际建造的中凯公司的部分厂房、由叶志易等人实际建造的杭州达豪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豪公司）的部分厂房，杭州铁路枢纽建设有限公司（系国有控股公司，以下简称铁路枢纽公司）委托星桥街道办事处对上述建筑物进行拆除。
2010年至2011年，被告人夏建华对上述建筑摸底调查时明知是违法建筑，仍违反职责规定，对该建筑物是否受过行政处罚及是否依法不应予以补偿等事项不予调查，在得知上述违法建筑物系区政府要求星桥街道办事处组织力量强制拆除的情况后，亦未提出不应进行征迁补偿的意见，仍继续按照时任星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的胡小正（已判刑）、星桥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和环境保护科科长的陈建明（已判刑）的指示经办上述违法建筑物的评估、补偿协商等征迁事宜。补偿协议签订后，被告人夏建华又以经办人的身份在拆迁款的发放依据《星桥街道征迁项目款结算申请表》上签字认可，致使铁路枢纽公司向特伟斯公司支付补偿款8268351元，向沈某乙等人支付补偿款29538元，向叶志易等人支付补偿款86459元，导致本应被强制拆除的违法建筑获得拆迁补偿，造成国家和人民利益损失共计人民币8384348元。
证明上述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
1、证人沈某甲的证言，证实2007年，其向万乐社区租用了20亩杭州市余杭区配合铁路建设协调办公室（以下简称余杭铁办）委托万乐社区代管的国有土地，租期5年；2008年，其未经审批在租用的土地上建造了16000平方米的厂房，但在厂房建好后没多久，余杭铁办的工作人员雷建平被相关部门查处，案件涉及万乐社区代管的土地，在上述土地上建造的建筑物（包括其建造的建筑物在内）被定性为违章建筑，余杭城管局也对其建造的建筑物进行了调查，并给予了行政处罚，要求自行拆除，但包括其在内所有违法建筑物的业主均因建筑物刚建成尚未产生收益等原因而未自行拆除，余杭城管局又将该情况上报区政府，区政府要求星桥街道办事处组织力量进行强制拆除；后因业主向政府反映了存在的实际困难，政府同意缓拆，待租期届满后再进行拆除；2010年左右，被告人夏建华告诉其铁路部门要在乔司编组站新增铁轨，征地拆迁涉及到其厂房，还带着评估、动迁公司的人员对需要拆迁的1万平方米左右的厂房进行了评估，其向动迁公司提供了向万乐社区租地的协议和特伟斯公司的工商资料；之后其和胡小正、陈建明、被告人夏建华及铁路部门的人员均就拆迁补偿金额问题进行过谈判，对方称要将评估价格报铁路部门审计后确定支付给其的补偿款金额，最后其与星桥街道办事处相关人员商定补偿价格为800余万元；上述补偿款中的400万元是其妻子孙冬芬作为特伟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星桥街道办事处签定拆迁补偿协议后支付的，余款是厂房腾空后支付的事实；
2、证人沈某乙（中凯公司股东）的证言，证实2006年，张敏在万乐社区租用了土地，但缺少建造厂房的资金，其考虑到中凯公司的厂房有可能被拆迁而与中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法根一起向张敏租了5亩多土地建造了3000余平方米的备用厂房，后将厂房出租给其他公司使用；2008年左右，余杭城管局对包括中凯公司厂房在内的万乐社区公铁立交旁的违章建筑进行了调查和处罚，并针对中凯公司的3000余平方米厂房作出了行政处罚，要求自行拆除，但其等人未自行拆除违章建筑；之后区政府曾要求星桥街道办事处负责处理违章建筑，星桥街道办事处出于社会稳定考虑并未进行强制拆除，而是作出了缓拆的决定；2011年左右，星桥街道办事处一夏姓工作人员（即被告人夏建华）联系其称铁路部门拆迁涉及到中凯公司的部分厂房，之后动迁、评估公司对需要拆迁的面积为33平方米左右的公司传达室进行了评估动迁；因厂房是违章建筑，故其等人没有“资本”与星桥街道办事处协商补偿价格，最终补偿价格是星桥街道办事处决定的，也是夏姓工作人员通知其到万乐社区领取了由社区代发的29000余元补偿款的事实；
3、证人包天兴的证言，证实2006年左右，其和叶志易经商量后，由叶志易通过余杭铁办的雷建平租用了余杭铁办委托万乐社区代管的位于万乐公铁立交附近的12亩左右的土地，其和叶志易出资建造了5700多平方米的厂房，之后将厂房出租给他人；2008年，雷建平被检察机关查处时牵涉到万乐社区公铁立交旁的土地和地上的违章建筑，当时余杭城管局对违章建筑进行过查处，并作出行政处罚，责令自行拆除，但因涉及十余家企业、500余工人，故经企业主与星桥街道办事处、政府部门协调，最终决定暂缓拆除；2011年左右，星桥街道办事处一工作人员打电话通知其铁路部门拆迁涉及到其等人建造的200余平方米的违章建筑，经评估后，其到万乐社区领取了由社区代发的8万余元补偿款；以及在出具评估报告之后，其曾询问星桥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能否多补偿一些，对方答复称是违章建筑，只能按评估价格补偿的事实；
4、证人张某（时任万乐社区书记）的证言，证实2005年左右，余杭铁办主任雷建平与万乐社区商定将使用权属于余杭铁办的和睦公铁立交两侧的71亩多土地委托给万乐社区管理，并允许承租人在土地上搭建简易钢棚，之后叶志易、张毅、张敏等人承租了部分土地，并搭建了简易钢棚和砖混结构厂房；2009年左右，雷建平被检察机关查处，余杭城管局等部门对土地上的违章建筑进行了查处，并做出自行拆除的行政处罚决定，后因建造者未自行拆除，区政府要求星桥街道办事处组织强制拆除，但星桥街道办事处的强制拆除力量没有组织起来，故违章建筑没有被拆除；2011年左右，被告人夏建华称宣杭铁路扩建需要拆迁和睦公铁立交旁边的企业，具体由被告人夏建华负责，拆迁谈判等是星桥街道办事处在处理，万乐社区仅是按照被告人夏建华的要求将2万余元及8万余元补偿款分别发给沈某乙和叶志易，以及据其所知，星桥街道办事处具体负责拆迁事宜的是被告人夏建华，分管领导是胡小正的事实；
5、证人阮某（曾任星桥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的证言，证实在东站工程建设过程中，因宣杭铁路扩建需要对万乐社区的部分建筑物进行拆除，该工作由星桥街道办事处的城建线负责，所涉的建筑物是被余杭城管局查处过、区政府要求星桥街道办事处组织力量处置的违章建筑物；在违章建筑拆迁时，其的意见是如果业主愿意自行拆除，星桥街道办事处可以给予130元/平方米的补助，如果不愿意自行拆除就要强制拆除；之后因其调离了星桥街道办事处，违章建筑具体如何处理其不清楚的事实；
6、证人杨某甲（中铁二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公司工程部副部长）的证言，证实东站工程（星桥段）的甲方单位是铁路枢纽公司，施工单位是中铁二十四局，相关的房屋征迁是由铁路枢纽公司（经办人是吴某甲等人）委托余杭铁办（经办人是朱某）实施，再由余杭铁办委托星桥街道办事处（主要领导是胡小正，经办人是陈建明及被告人夏建华）等相关部门具体实施，拆迁补偿款是铁路枢纽公司通过余杭铁办拨付给星桥街道办事处等相关部门；但其中乔司编组站新增联络线的工程涉及与雷建平的案子有关联的万乐社区公铁立交旁边的一部分土地和地上的违章建筑，故余杭铁办希望由星桥街道办事处作为征迁主体；后其一方找了星桥街道办事处的被告人夏建华，并在与星桥街道办事处对接宣杭复线建设的会议上向胡小正及陈建明提出由星桥街道办事处作为征迁主体，当时胡小正、陈建明及被告人夏建华虽未明说，但表达出来的意思是拆迁很难；按照规定违章建筑在拆迁过程中不能补偿，但不补偿业主又不同意拆除，故星桥街道办事处拖了半年左右，迟迟未进行拆除，以及在实际拆除过程中，其根据铁路枢纽公司提供的红线图对所涉土地及违章建筑进行了2次放样，并与被告人夏建华确定了征迁范围,之后具体的征迁工作是由星桥街道办事处负责的，其没有参与的事实；
7、证人吴某甲（铁路枢纽公司前期办公室工作人员）的证言，证实铁路枢纽公司系国有公司；东站工程（星桥段）涉及3个项目即宣杭铁路新增铁轨建设、乔司编组站星桥段新增连接线的建设和星桥车站（南星社区）的扩建工程；工程的甲方单位是铁路枢纽公司（其具体负责前期工作），项目施工单位是中铁二十四局（现场负责人是杨某甲），铁路枢纽公司委托余杭铁办（经办人是朱某）具体实施，再由余杭铁办委托镇街（星桥街道主要领导是胡小正，经办人是陈建明及被告人夏建华）等相关部门开展工作，而征迁图纸、资金均由铁路枢纽公司提供，其中资金系通过余杭铁办支付给相关镇街等部门，再由镇街等部门支付给被拆迁人；乔司编组站星桥段新增连接线工程涉及的万乐社区的土地已被铁路部门征用过，实际使用权归余杭铁办，经协商，余杭铁办同意铁路枢纽公司先使用土地后再进行补偿谈判，但正式施工前，余杭铁办相关人员提出红线范围内的土地和地上建筑物涉及前任余杭铁办主任雷建平的案件，故余杭铁办不参与相关违章建筑物的拆迁工作，其遂找星桥街道办事处具体负责东站工程的胡小正对接拆迁工作，胡小正表示红线内涉及的都是企业，拆迁比较困难，没有办法按时完成，为此，其公司副总李迅也二次找星桥街道办事处的书记协调，最后星桥街道办事处召开班子会议讨论决定将拆迁工作交给胡小正负责，故乔司编组站星桥段新增连接线工程拆迁工作是由铁路枢纽公司直接委托星桥街道办事处负责的；之后其与胡小正就补偿价格进行过商谈，但胡小正提出的总价1600余万元的补偿价格太高，其遂要求星桥街道办事处先对建筑物进行评估，在提供建筑物的建设手续、租地协议等材料的情况下可以由铁路部门对评估价格进行审计，并按审计情况进行补偿；之后其将星桥街道办事处提供的评估报告提交铁道部委托的第三方审计单位进行审计，其公司再根据审计价格与星桥街道办事处签订了委托协议和补偿协议；签完协议后铁路枢纽公司先将补偿款的一半支付给星桥街道办事处，剩余钱款是建筑物拆迁完成后再支付的；以及星桥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没有介绍过万乐社区拆迁范围内的建筑物的情况，也没有提供建筑物的产权证明及相关租地协议等材料的事实；
8、证人朱某的证言，证实2009年，其作为余杭铁办的经办人参与了东站工程涉及余杭区的征地拆迁工作，该扩建工程星桥段有3个工程即宣杭铁路复线建设（涉及到星桥境内宣杭铁路新增铁轨的征迁和建设工作）、乔司编组站星桥段新增连接线建设和星桥车站（南星社区）的扩建工程，项目建设单位是铁路枢纽公司，星桥街道办事处的胡小正及被告人夏建华、铁路枢纽公司的吴某甲及中铁二十四局的杨某甲等人均参与了东站工程（星桥段）的建设；除乔司编组站连接线工程外的其他2个工程均采用铁路枢纽公司委托杭州东站扩建工程余杭区指挥部按照铁路枢纽公司提供的征迁红线图开展征迁工作，该指挥部再委托相关镇街具体实施征迁的操作模式；但2010年左右，铁路枢纽公司的吴某甲找其对接因乔司编组站连接线工程需要而对万乐社区公铁立交附近的建筑物进行拆迁的工作时，考虑到上述土地和地上的违章建筑与余杭铁办原主任雷建平的案件有关，且上述违章建筑已被余杭城管局查处过，还被区政府要求由星桥街道办事处具体负责强制拆除，故余杭铁办认为不便参与征迁，要求铁路枢纽公司直接与星桥街道办事处对接拆迁事宜；之后应铁路枢纽公司的要求，其派雷颜鑫参加过相关会议，雷颜鑫告诉其由铁路枢纽公司直接委托星桥街道办事处对上述建筑物实施拆迁，补偿价格也大致商定了，但具体情况其记不清了；以及位于万乐社区公铁立交旁的红线范围内的土地在1995年左右因建设乔司编组站需要已被铁路部门征用，后经铁路部门与余杭区协商，上述土地使用权属于余杭铁办，在雷建平将土地委托万乐社区管理之后，土地上建起了很多违章建筑的事实；
9、证人施某（杭州市余杭城建房屋拆迁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证言，证实2010年或者2011年的一天，星桥街道办事处城管科工作人员被告人夏建华电话联系其称因东站工程需要对特伟斯公司进行拆迁，该项目欲交给其所在的杭州市余杭城建房屋拆迁工程有限公司承接，后其让公司员工到现场进行了摸底调查，并根据评估公司出具的房产评估报告及资产评估报告制作了动迁方案，期间遇到问题，都是其先联系被告人夏建华，之后与被告人夏建华一起到胡小正处商量如何处理，之后其和被告人夏建华一起将动迁方案及评估报告送到铁路部门审批，过了一段时间，被告人夏建华通知其方案已经通过，后其所在公司员工与特伟斯公司的老板就补偿进行了协商，特伟斯公司的老板基本上未提要求，很快就将补偿协议签掉了的事实；
10、同案人员胡小正的供述和辩解，证实万乐社区和睦公铁立交桥东西两侧国有土地上的违章建筑物在其2009年担任星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之前就已经存在；2009年8、9月，区政府对上述地块上的违章建筑下达了《责成拆除违法建筑通知书》（余政拆违责字(2009)第1号）要求强制拆除，因其当时分管防违控违工作，故星桥街道办事处主任张志法将上述工作交其负责落实；之后其从拆违办的沈荣坤及万乐社区的张某处了解到违章建筑所在土地是国有土地，由万乐社区代管，其将上述情况向张志法进行汇报并提出违章建筑应由余杭城管局组织拆除，星桥街道办事处作为拆除主体不适格，同时还提及有17家企业租用违章建筑，涉及500余名职工，强制拆除可能有维稳压力等，后张志法与余杭城管局相关人员协调后达成了缓拆的决定，准备等违章建筑的租期届满（2013年左右）后再让承租户自行拆除，但其未就主体不适格的问题及缓拆的决定向区政府报告；2009年12月底，东站工程开始推进，区政府下达了星桥街道办事处配合辖区境内的宣杭铁路扩建工程推进的任务，星桥街道办事处还成立了其任组长的工作组，具体负责人是陈建明，经办人是被告人夏建华，星桥街道办事处受区政府和铁路枢纽公司的委托具体实施铁路红线范围内的土地征迁工作，余杭铁办负责衔接星桥街道办事处和铁路部门的工作；2010年春节之后，余杭铁办的胡家胜等人联系星桥街道办事处称要对沪杭铁路进行扩建，要求星桥街道办事处配合涉及万乐、周杨社区的征迁工作；其遂让被告人夏建华进行现场摸底调查，后被告人夏建华向其汇报称铁路部门要拆迁的万乐社区公铁立交附近的土地上有三家企业，其中涉及拆除面积最大的是张志法连襟沈某甲的特伟斯公司（大概8、9千平方米），另两家企业拆除面积很小；就该建筑的处理，张志法同意其提议的先让动迁评估公司去现场固定实物量的意见，而阮某书记则明确表态违章建筑应强制拆除，如果业主愿意自行拆除，可以给予130元／平方米的补助；后其在自己的办公室内与陈建明商量过如何处理万乐社区的违章建筑，并提及了阮某书记的意见，同时也提出违章建筑可套用星桥街道关于非公企业拆迁中涉及历史遗留问题的政策即可以补偿成本价，但是如此操作违背了阮书记的意思，而阮书记和张主任不就违章建筑如何处理进行协商，也不给其一个明确的意见，且有很大一部分违章建筑是属于张志法的连襟沈某甲的，如何处理其感到很为难，之后其又提出先对拆迁范围内的违章建筑进行评估，了解一下建筑的情况，陈建明表示同意；之后其让被告人夏建华联系了动迁、评估公司，被告人夏建华将评估报告交其看过之后，其、陈建明、被告人夏建华及铁路枢纽公司、余杭铁办的工作人员开过讨论会，会上介绍了违章建筑的评估情况，并讨论如何赔偿问题，当时代表铁路部门的一杨姓工作人员提出评估价格偏高，并要求将评估报告送铁路部门的华东审计署进行审计，最终赔偿数额以审计结果为准；过了几个月，杨姓工作人员将审计结果交给其（铁路枢纽公司在评估清单上加盖了公章表示认可评估结果），之后其等人与沈某甲、沈某乙、叶志易就拆迁补偿进行了协商，沈某甲的赔偿问题是其亲自谈的，最终按审计价格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补偿款由铁路枢纽公司直接汇入星桥街道办事处账户，沈某乙和叶志易的补偿谈判是被告人夏建华负责的；2011年5月，其从广东挂职回来后在被告人夏建华交给其的一份铁路部门委托星桥街道办事处拆迁叶志易、沈某乙等人建造的建筑物的协议上签了字的事实；
11、同案人员陈建明的供述和辩解，证实东站工程星桥段项目是铁路枢纽公司委托余杭铁办，再由余杭铁办委托星桥街道办事处实施的，星桥街道办事处还成立了工作小组，但具体工作是由城建线实施的，经办人是被告人夏建华，分管领导是胡小正，其在2010年4月任城管科科长后接替了原科长郑洪法在领导小组的工作；2010年，被告人夏建华与铁路部门人员去现场确定东站工程星桥段涉及万乐社区的拆迁范围后告诉其铁路环线内有2、3家企业需要拆迁，其中特伟斯公司涉及的面积比较大，其遂让被告人夏建华向胡小正汇报；之后，胡小正告诉其曾就违章建筑问题分别向阮某书记和张志法主任汇报，阮某书记的意思是要按照区政府的要求对万乐社区的违章建筑进行强制拆除，而张志法的意思是特伟斯公司的老板是张志法的连襟，张志法不便发表意见，胡小正还表示特伟斯公司的拆迁比较难办，如果强制拆除不能补偿，无法向张志法交代，如果给予补偿又明显违背区政府的意思，所以就拆除问题，其和胡小正想了很久；在2010年9月阮某书记调离星桥街道办事处后，张志法接任书记一职，在之后的一次由其、胡小正、被告人夏建华及铁路部门的杨部长和铁路枢纽公司的工作人员参加的关于万乐社区违章建筑拆迁政策的讨论会上，铁路部门表示让星桥街道办事处按照政策先进行评估并制定动迁方案，后交铁路部门审计，按照审计结果支付赔偿款；之后胡小正让被告人夏建华负责动迁、评估，由其和胡小正在星桥街道书记办公会议上汇报了拆迁方案，得到张志法的认可，之后将该方案交给铁路部门审计，后面的事情是被告人夏建华跟进的，其没有参与的事实；
12、行政处罚决定书，证实2009年3、4月，余杭城管局就沈某甲、中凯公司及包天兴、叶志易、郑泉彪在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情况下在租用的位于万乐村乔司编组站和睦公铁立交旁的土地上建造厂房而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当事人30日内拆除上述违法建筑物的事实；
13、关于要求强制拆除星桥街道万乐村乔司编组站和睦公铁立交东侧地块违法建筑的请示、责成拆除违法建筑通知书，证实余杭城管局接到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反映星桥街道万乐村乔司编组站和睦公铁立交东侧的国有土地上有大量违法建筑的书函后成立专案组展开全面调查，发现2005年下半年，余杭铁办将71.812亩土地委托万乐村管理，后万乐村将土地出租给张毅、张敏、叶志易和沈某甲，上述四人承租土地后均用于违法建造厂房；经调查后，余杭城管局于2009年3、4月份对相关当事人做出责令30日内拆除违法建筑物的行政处罚并均已送达，由于当事人拒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未拆除违法建筑物，故余杭城管局于2009年8月18日请示区政府，并建议区政府责成星桥街道办事处牵头，组织执法、公安等部门配合进行强制拆除；区政府于2009年9月4日作出《责成拆除违法建筑通知书》，责成星桥街道办事处组织力量对违法建筑物依法进行强制拆除的事实；
14、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浙杭刑终字第36号刑事裁定书，证实1995年，余杭铁办利用建设乔司编组站需要征用土地之机，通过上海铁路局工程总公司第四工程公司征用了乔司编组站附近一带共71.812亩土地归其使用，按规定，该土地用途是国家基建性质，不得出租或转让；2006年至2008年间，时任余杭铁办副主任的雷建平未经上级批准，擅自决定将上述部分土地出租给叶志易、沈某甲、张毅、张敏等人用于建造厂房；上述四人租得土地后，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即在该土地上建造厂房，或将土地转租给他人用于建造厂房，用于经营活动；此后，该地块上已建造违法建筑物约3万平方米，有十七家企业在该违法建筑物内生产经营；余杭城管局于2009年一季度对相关单位做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当事人限期拆除上述违法建筑物，区政府于2009年9月4日发出《责成拆除违法建筑通知书》，责成星桥街道办事处组织力量对上述违法建筑物依法进行强制拆除，并责成相关部门配合执行，以及雷建平因该案等事实已被判刑的事实；
15、公司基本情况，证实铁路枢纽公司系国有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的事实；
16、关于要求加快东站枢纽项目用地农转用、征收报批的紧急通知及附件、关于沪杭客专、杭州铁路枢纽工程推进工作的专题会议纪要，证实为加快东站枢纽项目用地报批速度，区政府于2009年9月11日发出通知，要求相关单位立即组织专门工作班子，按用地报批要求分工完成各项工作；后又于2009年12月2日就沪杭客专、杭州铁路枢纽工程推进工作召开会议，要求沿线街道要梳理好乔司编组站扩建和宣杭北环线增建二线工程征迁涉及本辖区内的征地数量、拆迁户数、面积等的事实；
17、中共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工作委员会党工发【2009】65号《关于成立星桥街道杭州东站铁路扩建工程（星桥段）领导小组的通知》，证实2009年12月，胡小正担任东站工程（星桥段）领导小组副组长，被告人夏建华系成员的事实；
18、委托拆迁协议书、星桥街道涉及铁路杭州东站扩建余杭段拆迁户、（企业）拆迁户已签名单、发票、星桥街道工程项目支出申请表、房屋拆迁委托评估协议、评估业务结算表、汇总表、资产评估业务委托协议书、收费函、星桥街道工程项目支出申请表，证实星桥街道办事处委托杭州余杭城建房屋拆迁工程有限公司动迁东站工程余杭段项目涉及汤家、万乐、周杨、枉山社区规划红线范围内的农户及企业，动迁名单中包括叶志易、张敏（实际建造者系沈某乙）和特伟斯公司，协议书落款时间为2011年8月；星桥街道办事处委托浙江众诚房地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余杭分公司评估东站工程涉及星桥街道的拆迁户的财物，其中包括特伟斯公司、张敏（实际建造者系沈某乙）、叶志易；星桥街道办事处委托杭州久鼎价格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评估东站工程星桥段企业的拆迁资产，评估名单中包括特伟斯公司的事实；
19、评估报告，证实2010年4月，杭州久鼎价格评估事务所对特伟斯公司所有的设备搬迁补偿估价为344316元，2010年12月，浙江众诚房地产评估事务所对特伟斯公司厂房及装修附属物估价为7061363元，对沈某乙的厂房及装修附属物估价为29538元，对叶志易的厂房及装修附属物估价为86459元的事实；
20、星桥街道书记办公会议记录，证实在某年（结合在案证据应为2010年）11月15日召开的星桥街道书记办公会议上，陈建明汇报了铁路工程万乐区块涉及的三家企业的情况，其中特伟斯公司评估价值（重置价）为878万元，且该企业无三证，张敏的企业评估价值为2.3万元，叶志易的公司评估价值为8.214万元的事实；
21、铁路用地非住宅房屋拆迁委托协议，证实铁路枢纽公司因东站工程先后委托星桥街道办事处拆迁特伟斯公司的生产用房及中凯公司（沈某乙）、达豪公司（叶志易）的生产用房，铁路枢纽公司需支付特伟斯公司补偿款8268351元（包括房屋、附属物及装修补偿、设备搬迁费、一次性搬家补助费），支付沈某乙补偿款29538元（包括生产用房的房屋、附属物及装修），支付叶志易补偿款86459元（包括生产用房的房屋、附属物及装修），其中特伟斯公司的400万元补偿款在协议签订后十日内支付，其余补偿款在相关房屋拆除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协议落款时间为2011年3月、5月的事实；
22、非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补偿方案、记账凭证、入账通知书、收款收据，证实2011年2月28日，星桥街道办事处与特伟斯公司签订补偿协议，给予拆迁补偿8268351元；2011年5月12日，星桥街道办事处与叶志易签订补偿协议，给予拆迁补偿86459元；2011年5月12日，星桥街道办事处与沈某乙签订补偿协议，给予拆迁补偿29538元；星桥街道办事处分3次将拆迁款8268351元发放给特伟斯公司，将拆迁款115997元（即沈某乙、叶志易部分）汇入万乐股份经济合作社账户的事实；
23、同案人员陈建明、胡小正的刑事判决书，证实同案人员陈建明、胡小正因本节滥用职权犯罪等行为已被判刑的事实；
24、被告人夏建华的供述和辩解，证实星桥街道办事处在2009年下半年成立杭州东站铁路扩建工程（星桥段）领导小组，其中实际负责的人员是其和胡小正及陈建明，其主要工作职责是按照铁路部门确定的用地红线对红线范围内的土地、地上附属物进行征迁，是项目的具体经办人，陈建明和胡小正作为其的领导，需要在其汇报调查摸底的情况后与铁路部门的人员对接是否可以赔偿、与被拆迁人进行谈判，确定赔偿金额等；2010年4、5月，中铁二十四局的杨某甲和铁路枢纽公司的吴峥嵘（应为吴某甲）代表铁路部门与其对接，提出要对沪杭线乔司编组站进行扩建，在万乐社区新建一条铁轨，铁路部门要求星桥街道办事处做好相关的征地拆迁工作，其将上述情况向胡小正及陈建明进行了汇报；之后因杨某甲、吴峥嵘要求尽快推进万乐社区的拆迁工作，其又向陈建明进行了汇报，陈建明询问其在万乐铁路环线内的建筑物是否一定要拆迁，其表示肯定后，陈建明感觉很为难，让其去向胡小正汇报，胡小正听了其的汇报后也感觉很为难，还让其调查一下涉及拆迁的建筑物的范围及拆迁赔偿款由谁支付等问题；后其和杨某甲一起到万乐社区对要拆迁区块上的建筑物及企业进行了实地调查，并根据杨某甲持有的铁路枢纽公司提供的红线图确定了征迁范围，还从万乐社区书记张某处得知需要征迁的建筑物为沈某甲的特伟斯公司的厂房中的1万方左右、沈某乙的几十平方的传达室、叶志易的几十平方的彩钢瓦房；之后其将上述情况分别向胡小正和陈建明进行了汇报，胡小正得知沈某甲的违章建筑有一万多方时感觉很惊讶，要求其弄清楚拆迁补偿款由谁支付；后其询问了杨某甲，杨某甲称上述建筑物均是要被强制拆除的违章建筑，不需要赔偿，铁路枢纽公司也不可能出钱赔偿，其汇报之后胡小正和陈建明均感觉很为难，但没有表态；过了一段时间，其到胡小正办公室找胡小正签字时听见胡小正与陈建明谈及万乐社区的违章建筑如何处理问题，并提及如果执行区政府关于违章建筑需强制拆除的意见就不需要再赔偿，但沈某甲是星桥街道办事处领导张志法的亲戚，如此处理没有办法向张志法交代，如果从铁路枢纽公司交付的拆迁款中进行补偿又不合法，按照违章建筑的成本价由星桥街道办事处出资给予补偿也存在星桥街道办事处拿不出这么多钱用于补偿的障碍，如果给予沈某甲的违章建筑补偿，其他类似的违章建筑也不能不补偿，在其离开胡小正办公室时，胡小正和陈建明尚未商定如何处理；2010年9月左右的一天，胡小正要求其找评估、动迁公司对上述违章建筑进行动迁评估，其将该情况向陈建明汇报，陈建明也同意胡小正的意见；按照当时星桥街道办事处的相关拆迁补偿政策（不算其他奖励）评估后总赔偿数额在1000万元左右，其先后就赔偿数额问题向陈建明和胡小正进行了汇报；之后一段时间内，因违章建筑迟迟未拆，杨某甲多次催促其尽快进行拆除，其也询问过胡小正和陈建明，胡小正称星桥街道办事处无法开支赔偿款，并让其自行回复铁路部门；2011年春节后，胡小正告诉其已与铁路部门对接好了，特伟斯公司、沈某乙、叶志易的违章建筑的拆迁补偿款由铁路枢纽公司支付，补偿方案和评估报告需提交铁路部门审计，钱款通过星桥街道办事处发放，还让其联系评估、动迁公司人员制定动迁方案；之后其和胡小正、陈建明以及动迁公司的施某、评估公司的工作人员在星桥街道办事处会议室内讨论了动迁方案，当时胡小正对动迁方案不满意，称动迁方案是要送铁路部门审计的，如果在动迁方案里多报补偿价格，且没有被审计出来就可以提高补偿金额了，还向施某提出按有产权证的建筑物的政策进行补偿即按评估价格的2.5倍计算厂房赔偿价格，并加算腾空奖、搬迁补助等；动迁方案确定后，其将该方案交给了吴峥嵘，吴峥嵘提出违章建筑的补偿标准过高，其称是领导的意见，具体金额由铁路部门审计确定；一星期后，吴峥嵘打电话告诉其审计结果即认可方案中厂房面积、装修、设备的补偿价格，但是2.5倍的厂房赔偿标准、腾空奖等奖励不认可，最多只能再支付搬迁补助，其将该情况向胡小正及陈建明进行了汇报；后其和胡小正、陈建明以及动迁公司工作人员与沈某甲进行了3次谈判，并最终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而叶志易和沈某乙因涉及的违章建筑面积较小，故很快就同意了补偿方案，补偿款也是其经手拨付的，其中沈某甲的826万元补偿款是分3次支付的，叶志易和沈某乙的补偿款是一次性支付的事实。
上述证据确实充分且相互印证，足以认定。
二、受贿事实
2008年至2014年，被告人夏建华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共计价值人民币60000元的贿赂款物，具体如下：
（一）2008年至2014年，被告人夏建华收受杭州大华测绘有限公司负责人赵某为感谢其在测绘业务委托、工程款结算等事宜上给予的关照及继续搞好关系所送的价值共计人民币22000元的贿赂款物。
证明上述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证人赵某的证言；测绘合同、星桥街道工程项目支出申请表；被告人夏建华的供述和辩解等。上述证据确实充分且相互印证，足以认定。
（二）2008年至2014年，被告人夏建华收受奚某为感谢其在测绘业务委托等事宜上给予的关照及继续搞好关系所送的价值共计人民币10000元的贿赂款物。
证明上述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证人奚某的证言；被告人夏建华的供述和辩解等。上述证据确实充分且相互印证，足以认定。
（三）2008年至2014年，被告人夏建华收受浙江天都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洪某为感谢其在天都城房产项目开发建设、市政养护等事宜上给予的关照及继续搞好关系所送的价值共计人民币10000元的贿赂款物。
证明上述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证人洪某的证言；被告人夏建华的供述和辩解等。上述证据确实充分且相互印证，足以认定。
（四）2012年左右的一天，被告人夏建华收受杭州犀通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负责人杨某乙为感谢其在公司承接“已批未供”土地供地手续等业务过程中给予的关照及继续搞好关系所送的价值人民币5000元的购物卡。
证明上述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证人杨某乙的证言；委托代理合同、代理费支付清单；被告人夏建华的供述和辩解等。上述证据确实充分且相互印证，足以认定。
（五）2013年初，被告人夏建华收受吴某乙为感谢其在设计项目业务款结算等事宜上给予的关照所送的价值人民币5000元的香烟提货券。
证明上述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证人吴某乙的证言；建设工程设计合同；被告人夏建华的供述和辩解等。上述证据确实充分且相互印证，足以认定。
（六）2013年初，被告人夏建华收受浙江仁龙建设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丁某为与其搞好关系，在承接的临丁路沿线农民多高层公寓土建工程建设过程中获得关照所送的价值人民币2000元的购物卡。
证明上述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证人丁某的证言；建筑工程施工合同；被告人夏建华的供述和辩解等。上述证据确实充分且相互印证，足以认定。
（七）2013年初，被告人夏建华收受浙江明康咨询有限公司项目总监吴某丙为与其搞好关系，在承接的临丁路沿线农民多高层公寓代建业务实施过程中获得关照所送的价值人民币2000元的购物卡。
证明上述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证人吴某丙的证言；委托代建合同；被告人夏建华的供述和辩解等。上述证据确实充分且相互印证，足以认定。
（八）2014年初，被告人夏建华收受鼎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陈某为与其搞好关系，在承接的路灯养护业务实施过程中获得关照所送的价值人民币2000元的购物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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