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3）青行初字第44号
原告南宁市西乡塘区金陵镇龙达村沙洲坡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卢某斌，组长。
委托代理人卢某森，南宁市正一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代理人卢某仕，男。
被告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南宁市衡阳西路11号。
法定代表人廖某福，区长。
委托代理人罗某，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政府法制办主任。
第三人南宁市西乡塘区金陵镇龙达村上团坡第一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李某新，组长。
第三人南宁市西乡塘区金陵镇龙达村上团坡第二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李某智，组长。
第三人南宁市西乡塘区金陵镇龙达村上团坡第三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李某培，组长。
第三人南宁市西乡塘区金陵镇龙达村上团坡第四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李某静，组长。
第三人南宁市西乡塘区金陵镇龙达村上团坡第五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李某标，组长。
第三人南宁市西乡塘区金陵镇龙达村龙江坡第一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李某杰，组长。
第三人南宁市西乡塘区金陵镇龙达村龙江坡第二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李某安，组长。
委托代理人李某杰，男。
原告南宁市西乡塘区金陵镇龙达村沙洲坡村民小组（以下简称沙洲坡村民小组）不服被告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西乡塘区政府）作出的西府发（2012）72号《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政府关于金陵镇上渡草坪土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以下简称西府发（2012）72号《处理决定》），于2013年6月2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3年11月19日立案受理后，于2013年11月27日向被告西乡塘区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证据材料等相关文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诉讼代表人卢强斌及其委托代理人卢某森、卢某仕，被告西乡塘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罗某，第三人西乡塘区金陵镇龙达村上团坡第一村民小组（以下简称上团坡一组）的诉讼代表人李某新、西乡塘区金陵镇龙达村上团坡第二村民小组（以下简称上团坡二组）的诉讼代表人李某智、西乡塘区金陵镇龙达村上团坡第三村民小组（以下简称上团坡三组）的诉讼代表人李某培、西乡塘区金陵镇龙达村上团坡第四村民小组（以下简称上团坡四组）的诉讼代表人李某静、西乡塘区金陵镇龙达村上团坡第五村民小组（以下简称上团坡五组）的诉讼代表人李某标、西乡塘区金陵镇龙达村龙江坡第一村民小组（以下简称龙江坡一组）的诉讼代表人李某杰及七位第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某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被告西乡塘区政府于2012年12月10日作出西府发（2012）72号《处理决定》。该《处理决定》认为：上渡草坪土地1953年定为上团坡和沙洲坡公共牧牛地，在土改、合作化时期“上渡草坪”均没有确权，“四固定”时期“上渡草坪”被划为龙江大队经营管理，那龙卫生院用地、那龙航运社用地应当维护有关协议和有效凭证；当事人主张上渡草坪西南面小路至右江水边的河滩地的土地权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1988年6月3日国务院第七次常务会议通过》第二十条规定：“……无堤防的河道，其管理范围根据历史最高洪水或者设计洪水位确定。河道的具体管理范围，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划定。”属国家所有土地，已确定权属的土地不应列入争议范围内。认定此案土地权属争议四至范围：东面至沙洲坡耕作区边界为界，东南面以地形图标注（海拔）79.6旁边的坟墓西北角为起点，直向往沙洲坡的村路边原有大榕树（两点间距约100米），再沿东北面原有一排木棉树（即地形图上高水位线）直走230米为界，西南面至河边小路，北面至上团坡耕作区边界为界（即坛洛往那龙旧圩的原有小路），面积约77多亩（详见附图红线范围所示）。八十年代以来，各级政府对上渡草坪作出处理决定，但均未能生效。鉴于上渡草坪土地已被开垦耕种香蕉等农作物的事实，随着生产队发展，上渡草坪继续留作牧牛地已不切实际。本着尊重历史，面对现实，根据国家土地管理局（1995）国土［籍］字第26号《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三章第十九条：“……实施《六十条》时确定集体所有的土地，属农民集体所有”的规定，决定如下：1、此案土地权属争议四至范围：东面至沙洲坡耕作区边界为界；东南面以地形图标注（海拔）79.6旁边的坟墓西北角为起点，直向往沙洲坡的道路旁边原有大榕树（两点间距约100米），再沿东北面原有一排木棉树（即地形图上高水位线）直走230米为界，西南面至河边小路，北面至上团坡耕作区边界为界（即坛洛往那龙旧圩的原有小路），土地面积约77亩（详见附图红线范围所示）归上团坡、龙江坡集体所有和使用。2、上渡草坪范围内现有的道路保持现状作为公共道路使用，沙洲坡通往那龙民族中学的道路，按路面宽4米计保留道路用地，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损坏或堵塞道路；沙洲坡原有照明变压器用地按16平方米（即4米×4米）计，仍由沙洲坡作供电设施使用，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侵占、破坏。3、草坪西南面小路至河边（水边）的河滩地为右江河道管理范围和保护区，属国家所有，依法予以维护。4、维护原那龙卫生院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证号PG0**）。
被告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
证据1：西乡塘区政府及城北区政府处理决定及附图，证明以前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
证据2：84年那龙乡政府调解书、97年那龙镇政府意见，证明84年政府曾调解及镇政府处理意见；
证据3：调查笔录、会议记录、指认界线、证人证言，证明政府作出处理决定合法；
证据4：93年沙洲村委的报告及材料、证人证言，证明沙洲要求处理土地争议的事实和证据；
证据5：96年上团坡报告、89年上团民事诉讼书（确权申请及材料），证明上团坡坡要求处理土地争议的事实和证据；
证据6：83年城建局批复、征地协议、铺地互换协议，证明关于那龙公社卫生院征地及补偿事实以及互换铺面事实；
证据7：上团龙达坡提交调查笔录、证人证言及其他材料，证明上团坡主张的事实及提交证据；
证据8：政府人员所做的调查笔录、会议记录、84年那龙政府调解书，证明政府处理时召开多次会议，处理合法；
证据9：相关指界图，证明处理决定合法；
证据10：复议决定书，证明争议土地范围；
证据11：西乡塘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2011）西行初字第14号，证明政府处理决定经市政府答复维持；
证据12：南宁市中院行政判决（2011）南市行终字第125号，证据11、12证明以前处理决定被法院二审撤销的事实及理由；
证据13：西乡塘区政府处理决定（西府发（2012）72号），证明处理决定是合法的。
原告沙洲坡村民小组诉称：一、（2012）72号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主要证据不足。
上渡草坪历来是沙洲坡的天然牧牛地。解放初期，上团坡依仗新联乡农会主席李兆麟是上团坡人，以及农会主要成员几乎清一色是上团坡人之势力，铲除沙洲坡耕作区围基，企图霸占上渡草坪，沙洲坡群众奋力反抗，双方发生纠纷。一九五三年由新联乡政府、农民协会、上团坡、沙洲坡代表共同达成关于调解处理上团、沙洲两坡牧场纠纷的决议，将上渡草坪作为上团坡和沙洲坡公共使用牧牛地。此后，一段时期里双方遵守决议，上渡草坪共同作为牧牛地使用，相安无事。土改、合作化、“三包四固定”时，上渡草坪均未有确权。
1984年10月23日，上团坡借口原告使用上渡草坪挑起纠纷。那龙乡党委、政府召集双方各4名代表到乡政府，用两天时间调处纠纷。因双方坚持各自的意见，互不相让，调解不成。最后双方代表同意将上渡草坪的争议纠纷，交由乡政府处理解决，双方的代表和参加解决问题的同志在记录本上签名盖了手印。1984年10月27日，那龙乡党委、乡政府作出决定，《南宁市郊区那龙乡人民政府民事纠纷调解书》（84）调字第一号，加盖乡党委、乡政府公章，认为“双方都争要上渡草坪地归已所有的理由是没有依据的，道理也是不足的。”
1996年1月5日，南宁市郊区政府召开有郊区政府副区长、区长助理、法制局长、林业局副局长、调处办主任、副主任等人参加的讨论处理上团坡与沙洲坡争议上渡草坪土地权属争议纠纷会议，《那龙上团与沙洲争议上渡土地案讨论记录》明确记载上渡草坪“历史上至今没有确权过，从三个有利的原则按实际经营范围确定权属。”
1997年11月14日，那龙镇政府在作了认真的调查，并经镇党委、人大、政府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后，专题向郊区人民政府作出《关于上团坡、沙洲坡争议上渡草坪的处理意见》的报告，认为“上渡草坪在各个时期政府都没有确权过，历来主要是牧牛地和集会场所，而且三包四固定后，七二年龙达大队还种上了木茹，六八年又划地给那龙卫生院建院，任何一方提出权属为已依据是不足的。”
2000年以来各级政府先后对上渡草坪地权属作出了四次书面处理决定，均认定“在土改、合作化、三包四固定时，上渡草坪均没有确权。”
2000年12月13日，南宁市郊区政府《关于上渡草坪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即南郊府决（2000）3号认为：“上渡草坪在土改、合作化‘三包四固定’时没有确权，一九八四年那龙乡党委、政府对上渡草坪土地争议作出的民事调解书（84）调字第一号的处理决定和那龙卫生院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应当维护，双方各自主张权属归其的所有缺乏充分依据。”2003年7月29日，城北政府《南宁市城北区人民政府关于上渡草坪土地权属争议案的处理决定》（北府发（2003）41号），认为：“上渡草坪1953年定为上团坡与沙洲坡公共牧地，但未确定四至界线，在土改、合作化、‘三包四固定’时上渡草坪均没有确权，也未划定四至界线。”
2004年4月23日，城北区政府《南宁市城北区政府关于那龙镇上渡草坪土地权属争议案的处理决定》（北府发（2004）14号）认为：“上渡草坪地1953年定为上团坡与沙洲坡公共牧牛地，但未确定四至界线，在土改、合作化、‘三包四固定’时，上渡草坪均没有确权，也未划定四至界线。”
2004年12月31日，南宁市人民政府南府复议（2004）12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争议地在解放初期至实行生产责任制前，主要用作公共牧牛场和乡集会场所。……现争议地双方的经营主要是生产责任制后争议地内扩种所形成的。双方均主张争议地全部属其所有，均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不予支持。”
2009年3月16日，西乡塘区人民政府西府行决字（2009）2号《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政府关于金陵镇上渡草坪土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认为：“上渡草坪地1953年定为上团坡与沙洲坡公共牧牛地，但未确定四至界线，在土改、合作化、‘三包四固定’时，上渡草坪均没有确权，也未划定四至界线。”
2010年5月23日，南宁市人民政府南府复议（2010）2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现有证据材料不能充分证明争议地上渡草坪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曾被明确划分落实过权属。”
2005年10月26日，西乡塘区人民法院（2005）西行初字第148号《行政判决书》认为“争议地在此期间并未确权，故2号文认定争议在土改及‘三包四固定’期间并且确权证据充分，本院予以认定。
综上，（2012）72号处理决定书认为‘四固定’时期上渡草坪被划为龙江大队经营管理。”没有事实依据。
二、（2012）72号处理决定书适用法律法规错误。
原告自1963年开始便开垦耕种使用上渡草坪土地。这一历史事实，有1996年4月19日当时南宁市郊区政府调办询问第三人组长之《问话笔录》佐证。退一万步说，即使（2012）72号处理决定认为四固定时期，上渡草坪被划为龙江大队经营管理，但原告自1963年开始开荒耕种使用上渡草坪分土地连续使用，至1984年发生争议，原告已连续使用该部分土地长达二十一年之久，依照国家土地管理局（1995）国土［籍］字第26号《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农民集体连续使用其他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满20年的，应视为现使用者所有”之规定，原告开垦耕种连续使用长达21年之久的上渡草坪部分土地应属于原告所有。然而，（2012）72号处理决定却适用却适用（1995）国土［籍］字第26号《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19条，将上渡草坪争议的77亩土地全部确权归上团坡、龙江坡所有和使用，明显属于适用法律法规错误。
三、证人的证言不符合历史事实。
卢某荣、陈某等证人，相互串通，证言前后矛盾，作虚假陈述，所出具的书面证据不符合客观历史事实，不符合证据规则。（2012）72号《处理决定书》用卢某荣、陈某之等证人的证言，否定国家机关保存的历史档案公文文书之效力，以卢某荣、陈某之等证人的证言作为认定上渡草坪土地权属的依据是错误的。
综上所述，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2012）72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为维护原告村民的生存权及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撤销被告西府发（2012）72号《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政府关于金陵镇上渡草坪土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
原告在起诉时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1：关于调解处理上团、沙洲两坡牧场纠纷的决议，证明上渡草坪为上团坡与沙洲坡共同使用牧牛场；
证据2：南宁市郊区那龙乡人民政府民事纠纷调解书（84）调字第一号，证明双方都争要上渡草坪地归已所有的理由是没有依据的，道理也是不足的；
证据3：那龙上团与沙洲坡争议上渡土地案讨论记录，证明上渡草坪历史上至今没有确权过；
证据4：关于上团坡沙洲坡争议上渡草坪的处理意见，证明上渡草坪历来是两坡共同牧牛地，上渡草坪在各个时期政府都没有确权；
证据5：关于上渡草坪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南郊府决（2000）3号，证明上渡草坪在土改、合作化、三包四固定时没有确权；
证据6：南宁市城北区人民政府关于上渡草坪土地权属争议案的处理决定，北府发（2003）41号，证明在土改、合作化、三包四固定时上渡草坪均没有确权；
证据7：南宁市城北区人民政府关于那龙镇上渡草坪土地权属争议案的处理决定，北府发（2004）14号，证明在土改、合作化、三包四固定时上渡草坪均没有确权；
证据8：南府复议（2004）12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双方均主张争议土地上渡草坪全部属其所有，均证据不足；
证据9：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政府关于金陵镇上渡草坪土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西府决字（2009）2号，证明在土改、合作化、三包四固定时期上渡草坪均没有确权；
证据10：南府复议（2010）2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现有证据不能充分证明上渡草坪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曾被明确划分落实过权属；
证据11：问话笔录，证明沙洲坡于1963年至今在上渡牧牛场开垦种植香蕉、桉树等作物16-20亩。
被告西乡塘区政府辩称：答辩人作出的西府行决字（2012）72号处理决定书合法、恰当。争议的的上渡草坪紧靠右江河岸，位于上团坡的西南面，沙洲坡的西北面，双方当事人主张的土地权属争议四至范围：东面至沙洲坡耕作区边界为界，东南面以地形图标注（海拔）79.6旁边的坟墓西北角为起点，直向沙洲坡的村路边原有大榕树（两点间距为100米），再沿东北面原有一排木棉树（既地形图上高水位线）直走230米为界，西南面至河边小路，西面至右江河水边、北面至上团坡耕作区为界（即坛洛往那龙旧圩的原有小路）。解放前上渡草坪开始有争议，1953年新联乡政府、农民协会、上团坡、沙洲坡代表共同达成关于调解处理上团坡和沙洲坡公共牧牛地。1983年农村责任制前，上渡草坪主要作为公共牧牛地和政府组织集会的地方。1959年和1972年龙达大队曾在上渡草坪开荒种农作物。1968年龙达大队划11亩给那龙卫生院，其后补办征地手续。1978年龙达生产队与那龙航运社签订铺面互让协定书，调换上渡草坪土地6.3亩给那龙航运社建房使用。责任制后，上团坡、沙洲坡村民在各自耕作区向草坪开荒扩展，1984年沙洲坡在上渡草坪设沙场，造成上团坡与沙洲坡村民发生冲突，引发上渡草坪权属争议。事后原那龙党委、政府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于1984年10月27日作出《民事调解书（84）调字第一号》决定，因送给双方当事人《调解书》未盖公章，因而未生效。2000年上团坡、龙江坡向原郊区政府提出确权申请。此后，原郊区政府、城北区政府历次作出处理决定，但由于种种原因，均被撤销。答辩人根据争议地的现状、历史事实，及有关法律法规，作出西府决字（2012）72处理决定书是合法、恰当的。
第三人上团坡一至五组、龙江坡一、二组共同述称：一、沙洲坡以1953年的所谓双方共同签订的《关于调解处理上团、沙洲两坡牧场纠纷的决议》以及2009年3月16日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政府西府决定（2009）2号《关于金陵镇上渡草坪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等为证据认定涉案的上渡草坪土地权属在土改合作化、三包四固定时均为经确权，这是违背历史事实，依法无据的。沙洲坡不顾事实，伪造1953年的《决议》，不断重复引用那些因为与事实不符。违背国家现行法律法规而不断被否决被撤销的“文件”为证据，实在太无理。
首先，我们重申上渡草坪归我们的证据：
1、三包四固定时上渡草坪由当时国家法定的地方行政领导机构即龙达大队分给我们龙江大队经营管理…。
2、国家于1960年航拍、1961年调绘的地图明确地标出沙洲村四至范围和上渡草坪的四至范围，以及标出上渡草坪所种芭蕉等作物，客观地反映了上渡草坪当时的地理地貌和四至范围，证明龙江大队在《六十条》时有效地对上渡草坪实施经营管理及其四至方向。
3、1968年，龙达生产队将位于上渡草坪靠河边3亩耕地和8亩草地划给那龙建卫生院，1982年经那龙公社及相关的国家政府部门批准，我们与那龙卫生院补办了征地手续。
以上证据都符合国家土地法关于土地确权的要素要求，均依法有据，有法律效力。因此，西府发（2012）72号关于《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政府金陵镇上渡草坪土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以及南宁市人民政府南府复议（2013）46号文认定事实的依据证据是充分的、无可辩驳的。
二、沙洲坡为了证明上述西府发（2012）72号处理决定书及南府复议（2013）46号文认定事实证据不足，不厌其烦地再次提出所谓的“证据”，即“1953年由新联乡政府、农民协会、上团坡、沙洲坡代表共同达成的关于调处处理上团、沙洲两坡牧场的决议”、“1984年那龙党委、政府所谓的《南宁市郊区那龙乡人民政府民事纠纷调解书》（84）调字第一号文”以及“2009年3月16日西乡塘区人民政府西府决字（2009）2号《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政府关于金陵镇上渡草坪土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等等系列相关文件作证。
我们认为，沙洲村重复以伪造的、错误的“文件”来为他们错误的主张作证，是一场闹剧。首先，这个多年来一直被沙洲村当做有力“证据”的1953年的《关于调解处理上团、沙洲两坡牧场纠纷的决议》，我们认为是伪造的。理由如下：
1、在沙洲坡提供的约600个字的所谓《决议》里，竟然有近50个简体字。国务院《关于公布<；汉子简化方案>；的决议》是在1956年1月28日国务院会议通过后才颁布的，而申请人的所谓《决议》是出自1953年，如此超前，令人不解，也令人佩服。
2、这所谓的《决议》落款的签名全部都来自一人的手迹。且落款处无惯例性的手印及印章。1994年1月21日，原南宁市郊区人民政府法制局长郭某莹为处理此案专门找1951年5月至1954年11月在十六区（即那龙区）任区委书记的零某忠通知进行调查取证。零某忠的证言是“上渡草坪纠纷问题，从来我不得参加处理过”。并说：“我在那龙任职期间，尚未成立新联乡。”1995年8月17日，郭某莹又调查1953年在邕宁十六区（即那龙区）任宣传干事、当时就住在龙达村后来调到邕宁县委、南宁地委工作的邓绍叶同志。邓绍叶的证言说：“至于1953年关于调解处理上团沙洲两坡牧场纠纷的决议，此份材料不是我本人亲笔迹。”零某忠当时任区委书记，他办事很严肃认真，关于调解处理上团沙洲两牧场的决议没有盖到十六区印章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
3、以上当时那龙区政府的最高领导者、共产党人的证言很明确：①1953年新联乡还没成立。②作为领导对这个“决议”他们并不知情。不幸的是，还没有成立的“新联乡”被沙洲村“成立”了。不知情的当时的领导也被沙洲村挂上了名。另外，这一《决议》落款处还有“乡政府乡长卢某荣”，卢某荣当时并不是什么副乡长，而是龙达的农会委员。③沙洲坡在此前提供这一“证据”时证人为卢某龙、卢某群、卢某清、卢某瑞等人，1953年时他们还是未入学的孩童，何以能举证？
以上事实，充分证明沙洲村所谓1953年的《决议》实为伪造。
沙洲村这一次行政起诉状提交的证据，除了这个伪造的《决议》，其余的不是因为没有盖章不生效就是因为不依法行政、不尊重事实，依法无据而被撤销。这些不生效或被撤销的所谓《决定》，都不敢正视原南宁市郊区法制办、法制局、调处办的公职人员为本案合法取证的那些当年质证的土改根子、老共产党员的证人证言，这些证人证言一直被人为压住，直到2010年西乡塘区人民法院才把复印件交给我们，2012年，西乡塘区人民政府才真正证实这些证人证言。西乡塘区人民政府西府发（2012）72号《处理决定书》和南宁市人民政府南府复议（2013）4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才回归依法行政。人民政府能敢于知错改错，回归法制，依法行政，这是一件大喜事。任何守法的公民包括沙洲坡的乡亲都应该为之感到高兴。然而，沙洲村的一些人却为了私利以为坚持以这些已被事实、法律否定了的所谓“决议”来推翻正确的（2012）72号和（2013）46号文。我们坚信，法律是严肃的，谎言不会说一千遍就变成真理。
三、沙洲村的“行政起诉状”说：“退一万步说，即使（2012）72号处理决定认为四固定时期，上渡草坪被划为龙江大队经营管理，但原告自1963年开始开荒耕种适用上渡草坪部分土地连续使用，至1984年发生争议，原告已连续适用该部分土地长达二十一年之久。依照国家土地管理局（1995）国土［籍］管字第26号《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农民集体连续适用其他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已满20年的，应视为现使用者所有”之规定，原告开垦耕作连续适用长达21年之久的上渡草坪部分土地应属于原告所有。”
综上所述，我们请求法院驳回沙洲村的行政起诉，立即结束长达30年耗费大量社会资源的诉讼，以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人民政府的形象，维护我们这些守法者的合法权益。
第三人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1：53年协议，证明53年协议是伪造的；
证据2：政府的调查笔录，证明53年的协议是伪造的；
证据3：郊区法制局的调查笔录，证明62年三包四固定时龙达大队分上渡草坪给我们龙江大队；
证据4：63年图，证明当时的地理地貌；
证据5：征地协议，证明上渡草坪是我们的；
证据6：郊区政府召开的会议记录，证明上渡草坪是龙江、上团的。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上证据作如下确认：
一、对于被告西乡塘区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1、2、8、9、10、11、12，由于原告及第三人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依法予以确认；对证据3的《南宁市郊区人民政府调查笔录》、1993年6月7日关于“上渡草坪”土地权属调解会议笔录、1993年6月17曰关于“上渡草坪”的现场勘踏和调解笔录、1996年7月8日及1998年3月9日和6月5日的“上渡”权属纠纷调解笔录、1998年3月9曰的调解会议笔录、证人证言（陈某之、李敬来、零某忠、邓某业、卢某珠、卢某南），由于上述证据是政府依照法定程序开展调处工作形成的，本院依法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卢某太、卢某学、李某民的调查笔录，因其分别属争议一方在行政调处及诉讼期间的诉讼代表人及本村村民，故其证言不能采纳；证据4、5，由于这些证据是在申请政府行政确权过程中双方当事人提交的材料，对于其中的自书、自述材料由于是一方当事人所言，不能作为证据采用，对其中的证人证言因其与案件一方当事人及案件的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民事诉讼文书》由于合法性不能确认，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有关征用土地的《收款收据》（1982.6.1），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依法予以确认；对证据6，1983年城建局的批复及征地协议作为国家机关依其职权制作的公文文书，具有合法性，本院依法予以确认，铺地互换协定书经过当时公社干部批准办理，符合当时基层政权组织的要求，本院对其合法性予以确认；证据7，因一方当事人提交对其有利的调查笔录、证人证言不符合行政诉讼证据规则，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证据8，方平漠的调查笔录，其证言未能完全反映与争议地有关的客观事实，卢某南、卢某珠、陈某之、卢某荣、雷某合、卢某能、陆某尧、卢某宗、卢某荣、卢某全的调查、询问笔录，因这些人与本案纠纷无利害关系，作为历史见证人，其证明力优于作为争议一方村民的证言。
二、对于原告沙洲坡村民小组提供的证据：证据1《关于调解处理上团沙洲两坡牧场纠纷的决议》，因其真实性无法确认，故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证据2，《南宁市郊区那龙乡人民政府民事纠纷调解书》，因其未盖有印章而不具有法律效力，对其合法性依法不能确认，本院依法不予采纳；证据3—10是历次政府行政确权过程中所形成的证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11李春民的问话笔录，只能证明原告与第三人自60年代以来在上渡草坪一直有纠纷的事实，不能单独作为认定土地权属的依据。
三、对于第三人共同提交的证据：证据1《关于调解处理上团沙洲两坡牧场纠纷的决议》，因其真实性依法不能确认，故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对证据2、3的调查笔录（零某忠、邓绍某业、陈某之、卢某荣、卢某南）的真实性依法予以确认；对证据4《62年航适图》的真实性依法予以确认；对证据5《征用土地协议书》、《关于那龙航运社与龙达生产队铺地互让协定书》、南宁市城市建设局南城管字（83）010号《关于市郊那龙公社卫生院征用土地的批复》和《南宁市郊区那龙卫生住院平面图》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那龙上团与沙洲争议上渡土地案讨论记录》（1996.1.5）的真实性依法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沙洲坡与上团坡、龙江坡争议的“上渡草坪”位于金陵镇沙洲坡的西北面，上团坡的西南面，面积约77亩，其四至范围是：东面至沙洲坡耕作区边界为；东南面以地形图标注（海拔）79.6旁边的坟墓西北角为起点，直向往沙洲坡的道路旁边原有大榕树（两点间距约100米），再沿东北面原有一排木棉树（即地形图上高水位线）直走230米为界，西南面至河边小路，北面至上团坡耕作区边界为界（即坛洛往那龙旧圩的原有小路）。原告与七位第三人在解放后土改后下辖于同一农村基层组织，合作化时期，同属于龙达大队。“四固定”时期，龙达大队分化为龙达大队和龙江大队，上团坡、龙江坡、圣塘坡属于龙江大队，沙洲坡及陈屋、塘尾、雷屋属于龙达大队，后沙洲另独立成为沙洲大队。“上渡草坪”在土改曾对该草坪进行开垦种植，但不久又退耕还牧。在龙达大队分立为龙达大队和龙江大队时，“上渡草坪”被划分为龙江大队经营管理的土地范围。1968年，龙达大队和龙江大队合并为龙达生产队。当年，那龙卫生院经与龙达生产队协商使用该草坪的11亩土地作为建院用地，并建成了现院址，后双方于1982年补办了征地手续及支付了征地补偿费。1978年，那龙航运社与龙达生产队签订了《关于那龙航运社与龙达生产队铺地互让协定书》，该社以其位于街上的一间铺面换取该草坪的6.3亩用于基地建设，并建成该社现址；而该铺面由原龙达生产队管业，现由上团坡管业至今。落实责任制以后，现争议双方的部分村民从各自的耕作区逐年向该草坪开荒扩种。1984年，因上诉人沙洲坡在该草坪设沙场，上团坡及龙江坡提出权属争议，双方遂发生本案的土地权属纠纷。那龙乡政府曾组织争议双方调解，并作出了《南宁市郊区那龙乡人民政府民事纠纷调解书》［（84）调字第一号］。争议双方均对该调解书作出的内容不服，向上级人民政府申请调处。原南南宁市郊区人民政府和原城北区人民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初即对本案纠纷予以立案受理，并先后分别作出过三次处理决定，但均自行撤销或被法院判决撤销。2009年3月16日，被告对本案纠纷依法重新作出西府行决字（2009）2号处理决定，本案第三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南宁市人民政府经复议，维持（2009）2号处理决定。本案第三人仍不服，向西乡塘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西乡塘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判决维持该处理决定。本案原告及第三人均不服，上诉至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11）南市行终字第135号行政判决，认定（2009）2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判决撤销并重新对争议的“上渡草坪”土地权属作出处理决定。2013年5月24日，被告对本案争议的“上渡草坪”重新作出西府发（2012）72号处理决定。原告不服该处理决定，向南宁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南宁市人民政府作出了南府复议（2013）46号维持（2012）72号处理决定的复议决定。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并提出前述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的规定，被告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政府作为县一级人民政府，对原告沙洲坡村民小组与第三人上团坡一、二、三、四、五组及龙江坡一、二组集体之间的山林权属争议，依法具有作出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主体资格和法定职权。
首先，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集体的山林、土地权属，应以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的定论为依据。本案中，原告与七位第三人在解放后、土改时下属于同一农村基层组织，合作化时期，同属于龙达大队。“四固定”时期，龙达大队分化为龙达大队和龙江大队，上团坡、龙江坡、圣塘坡属于龙江大队，沙洲坡及陈屋、塘尾、雷屋属于龙达大队，后沙洲另独立成为沙洲大队。“上渡草坪”在土改曾对该草坪进行开垦种植，但不久又退耕还牧。在龙达大队分立为龙达大队和龙江大队时，“上渡草坪”被划分为龙江大队经营管理的土地范围。即“四固定”后，“上渡草坪”被划分为龙江大队经营管理的土地范围。1968年，龙达大队和龙江大队合并为龙达生产队。现争议的“上渡草坪”由原龙达生产队即现第三人上团坡、龙江坡有效行使土地经营权、管理权。故此，被告作出（2012）72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
其次，由于“四固定”后，“上渡草坪”被划分为龙江大队经营管理的土地范围，被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一九八八年六月三日国务院第七次常务会议通过）第二十条：“……无堤防的河道，其管理范围根据历史最高洪水或者设计洪水位确定。河道的具体管理范围，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划定”的规定来认定此案土地权属争议四至范围，依据根据国家土地管理局（1995）国土［籍］字第26号《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实施《六十条》时确定为集体所有的土地，属农民集体所有”的规定认定争议土地权属，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至于原告主张被告适用法律错误，应当按照国家土地管理局（1995）国土［籍］字第26号《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的规定确定权属，本院认为该法第二十一条是在各农民集体对争议土地经营、管理、使用事实无异议、无纠纷的前提下才能适用，而本案争议土地是在土改以来一直处于争议纠纷状态下，故不能适用该条法律规定。
再次，被告对该案立案后，经深入调查、现场勘查，组织争议各方进行调解，在调解无效后作出本案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
据此，被告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政府于2012年12月10日作出的西府发（2012）72号《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政府关于金陵镇上渡草坪土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被告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政府于2012年12月10日作出的西府发（2012）72号《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政府关于金陵镇上渡草坪土地权属纠纷处理决定书》。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南宁市西乡塘区金陵镇龙达村沙洲坡村民小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7日内预交上诉费。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田 波
代理审判员 梅晓兰
代理审判员 韦思阳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姚 桢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五十四条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判决：
（一）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判决维持。
（二）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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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五十四条 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ly][ly] （一）不予受理；[ly] （二）对管辖权有异议的；[ly] （三）驳回起诉；[ly]
（四）保全和先予执行；[ly] （五）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ly] （六）中止或者终结诉讼；[ly] （七）补正判决书中的笔误；[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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