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3刑初147号
公诉机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
被告人韩运江，男，60岁（1956年9月12日出生），同年9月25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左增信。
辩护人薛君南。
被告人李春江，男，63岁（1953年9月23日出生），同年12月19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刘洋。
被告人张××1，男，34岁（1982年6月18日出生），同年9月25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解宝红。
被告人杜××1，男，49岁（1967年11月8日出生），同年12月19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廉峰。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以京三分检公诉刑诉[2016]11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韩运江、李春江、张××1、杜××1犯贪污罪一案，于2016年9月1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指派检察员付晓梅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韩运江及其辩护人左增信、薛君南，被告人李春江及其辩护人刘洋，被告人张××1及其辩护人解宝红，被告人杜××1及其辩护人廉峰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指控：
1.2011年4月至2012年12月间，被告人韩运江利用担任北京虹海北方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经理的职务便利，与被告人李春江、张××1、杜××1及谭×（另案处理）等人共谋，利用有机肥购肥凭证进行虚假退肥，分别与上述人员共同侵吞国家有机肥补贴款，共计人民币7417492.5元。其中被告人李春江侵吞国家有机肥补贴款人民币2853917.5元，被告人张××1侵吞国家有机肥补贴款人民币980100元，被告人杜××1侵吞国家有机肥补贴款人民币881700元。
2．2012年9月间，被告人张××1利用担任北京市通州东方种猪场出纳员的职务便利，采取截留销售猪款收入不入账的方式，侵吞公款人民币250000元。
3．2015年2月间，被告人韩运江利用担任北京市通州东方种猪场场长、北京虹海北方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经理的职务便利，在单位年终绩效奖都已发放完毕情况下，个人决定向少数人分发单位资金，侵吞公款人民币300000元。其中，韩运江本人实得人民币120000元。
被告人张××1于2015年8月14日在被有关组织调查期间，主动交代了上述犯罪事实。2015年9月11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对被告人韩运江、张××1立案侦查；同年12月3日对被告人李春江、杜××1立案侦查。现张××1家属退赔人民币100
000元。在案冻结李春江人民币741678.93元。
针对上述指控事实，公诉机关向法庭出示、宣读了书证、鉴定意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等证据，并认为被告人韩运江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与被告人李春江、张××1、杜××1共谋，采用虚假退肥的手段，骗取公款；被告人韩运江、张××1又分别利用职权，侵吞公款，其中被告人韩运江犯罪数额特别巨大，被告人李春江、张××1、杜××1犯罪数额巨大，被告人韩运江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被告人张××1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被告人李春江、杜××1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均应当以贪污罪追究刑事责任。被告人张××1检举揭发他人犯罪事实，查证属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韩运江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的第三起事实无异议，对指控的第一起事实辩称：其虽利用了职务便利帮助李春江、张××1、杜××1等人骗取了国家有机肥补贴款，但没收取他们给予的好处，无伙同他人共同贪污的故意。
被告人韩运江的辩护人对于公诉机关指控韩运江犯贪污罪的事实及罪名无异议，认为：韩运江是为了维持虹海北方公司运营，而伙同他人骗取了国家有机肥补贴款，其本人无非法占有目的；韩运江是同李春江、杜××1等厂领导商议后做出的退肥决定，体现了集体决策，知道行为违规后又及时制止了退肥行为，且退肥款中有一部分用于了公司经营，证明韩运江的主观恶性较小，请法庭考虑上述因素并结合韩运江具有的自愿认罪、初犯等情节，对韩运江从轻处罚。
被告人李春江对于公诉机关指控其犯贪污罪的事实及罪名无异议，请求从轻处罚。
被告人李春江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李春江犯贪污罪的事实及罪名无异议，认为：李春江系主动到案，到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应认定为自首；在共同犯罪中，李春江系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的从犯，且认罪态度较好，积极配合司法机关挽回部分损失，请求法庭对李春江从轻或减轻处罚。
被告人张××1对于公诉机关指控其犯贪污罪的事实及罪名无异议，请求从轻处罚。
被告人张××1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张××1犯贪污罪的事实及罪名无异议，认为：张××1具有自首、立功、从犯、退缴全部违法所得、认罪悔罪态度好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请求法庭对张××1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杜××1对于公诉机关指控其犯贪污罪的罪名无异议，辩称：指控事实中有两笔国家有机肥补贴款是其帮助谭×、韩运江签字领取的，其本人未从中获利。
被告人杜××1的辩护人对于公诉机关指控杜××1犯贪污罪的罪名无异议，认为：公诉机关指控杜××1全部犯罪数额中，有两笔总共1100吨的化肥补贴款虽经杜××1签字，但其只是帮谭×和韩运江领款，没有从中获利；杜××1均是以高于120元价格从农户手中购买了有机肥购肥凭证，其实际获利小于公诉机关指控杜××1的贪污数额；请法庭考虑上述事实并结合杜××1具有的从犯、到案如实供述、积极退缴违法所得等情节对杜××1从轻或减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
一、1992年7月，原北京市通县畜牧局出资设立了北京市通县种猪场，性质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后更名为北京市通州东方种猪场（以下简称东方种猪场），现为北京市通州区农业局所属全民所有制企业。2009年1月，东方种猪场出资人民币100万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成立了北京虹海北方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虹海北方公司）。2002年10月，被告人韩运江被调入原北京市通州区养殖业服务中心（国有事业单位）工作，2004年6月，经该中心党委研究决定，任命韩运江为东方种猪场法定代表人、场长。2008年12月，韩运江随北京市通州区动物卫生监督管理局机构改革，转为国家公务员身份。2009年1月，韩运江又兼任虹海北方公司法定代表人、经理。
2011年4月至2012年12月间，被告人韩运江利用担任虹海北方公司经理的职务便利，伙同被告人李春江、张××1、谭×（另案处理）等人，利用有机肥购肥凭证进行虚假退肥，分别与上述人员共同骗取国家有机肥补贴款7325092.5元。其中李春江参与骗取国家有机肥补贴款2853917.5元，张××1参与骗取国家有机肥补贴款980100元，杜××1参与骗取国家有机肥补贴款881700元。
2015年9月11日，被告人韩运江、张××1被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查获归案。同年12月3日，被告人李春江、杜××1被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查获归案。在案冻结李春江名下银行账户内钱款74万余元，扣押韩运江现金及利息100万余元。张××1家属代为退赔980100元。杜××1家属代为退赔10万元。李春江家属代为退赔4万元。
本起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北京市通州东方种猪场提供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北京市工商局提供的东方种猪场工商档案材料等证明：东方种猪场的机构类型为企业法人，性质为全民所有制。
2.虹海北方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北京市工商局提供的虹海北方公司工商档案材料、记账凭单、转账支票存根，东方种猪场提供的记账凭单、资金往来专用发票等证明：2009年1月，东方种猪场出资100万元成立虹海北方公司。
3.北京市通州区农业局提供的干部任免审批表、《韩运江个人基本情况的证明》、《东方种猪场的情况说明》、《通州区农业局历史沿革》等证明：被告人韩运江于2004年6月被任命为东方种猪场法定代表人、场长，2009年1月任虹海北方公司法定代表人、经理；2008年12月，韩运江随北京市通州区动物卫生监督管理局机构改革转为公务员身份，现为北京市通州区动物卫生监督管理所主任科员。
4.北京市通州区农业局提供的职工履历表、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登记表、工资变动审批表、《关于张××1同志个人基本情况的证明》等证明：被告人张××1于2003年7月任东方种猪场出纳，事业单位编制；2009年1月，兼任虹海北方公司出纳。
5.公安机关提供的户籍证明材料证明：被告人韩运江、张××1、李春江、杜××1的身份情况。
6.证人陈××1（北京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研究员）的证言证明：虹海北方公司是东方种猪场成立的，注册资金100万元，其的科研团队为虹海北方公司提供技术指导。虹海北方公司注册资金都是韩运江运作的，其未出资。
7.证人王×1（通州区农业局副局长、区种植业服务中心副主任）的证言证明：培肥地力项目是北京市都市型现代农业基础建设及综合开发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包括有机肥和配方肥两种，共涉及通州区八个乡镇。该项目的补贴资金由市里统一定，当时有机肥价格是每吨600元，其中用肥户出120元，剩下的480元由国家补贴。关于补贴的申请流程，区农业局先去区财政给各乡镇确定亩数标准，然后根据面积和用肥标准计算出用肥量，再让各乡镇先按照120元每吨将自筹资金一次性交给区种植业服务中心，区财政同时把相应的480元每吨的补贴资金拨给中心，中心再把钱统一拨给各乡镇。各乡镇需要按照指标亩数把钱付给肥厂。农民用肥时先去乡镇按照120元每吨交钱，然后去肥厂拉肥。有机肥供肥单位是统一招标的，2009年通州区中标的有两家企业，一家是虹海北方公司，另外一家在宋庄。政策文件里没规定退肥的程序，如果农民不用肥了，乡镇可以把农民交的120元每吨的钱退给农民，但480元是国家补贴给实际用肥户的，不能退给农民，这钱是国家的。由于各乡镇给肥厂拨款的情况不一样，如果没用完的指标所对应的补贴款在农办，那肯定是国家的钱，如果农办已经提前拨给企业了，那这部分钱也只是企业代管，本质上还是国家的。
8.证人姚×（北京市通州区种植业服务中心粮经科科长）、徐×1（北京市通州区种植业服务中心资产管理科科长）的证言证明有机肥补贴政策的内容、补贴款申请及发放流程，补贴款性质等内容与证人王×1证言的证明内容一致。
9.证人王×2（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镇农业发展办公室副主任科员）的证言证明：永乐店镇参与有机肥补贴项目是从2009年开始，一共四期，其中第一期（2009至2010年度），永乐店镇分得有机肥指标3000吨，第二期是5500吨，第三期是8500吨，第四期是11500吨。2009至2013年间，负责永乐店镇有机肥配送的是虹海北方公司。镇农服中心申请有机肥补贴的流程是：永乐店镇2009年获得了3000吨的有机肥用肥指标，镇农服中心先自己垫支一部分启动资金交到区财政，这部分启动资金是按每吨120元的价格乘以3000吨得出来的；区财政收到启动资金后，先把肥款的30%给农服中心拨过来，这部分资金是按每吨600元的价格乘以3000吨再乘以30%得出来的。镇农服中心是按每吨有机肥120元的标准收取农户的购肥款。刚开始，出纳收完钱后只给农民开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票据，2011年左右，蒋××1主任规定以后收完钱要给老百姓开一张有机肥配送通知单，证明农民已经把每吨120元的有机肥购肥款交到了镇农服中心，配送通知单上会写明配送地点与用肥量。因为有机肥补贴资金的发放实行报账制，所以过一段时间，区种植业服务中心会通知镇农服中心要报账了，镇农服中心会联系肥厂，将当年的指标肥购肥款全额付给肥厂，也就是3000吨乘以每吨600元，肥厂给农服中心开具发票，农服中心再拿发票去区种植业服务中心报账，区种植业服务中心再将剩余的购肥款的70%给农服中心拨过来（3000吨乘以每吨600元的70%）。其记得第一期的有机肥指标基本上全卖了。到第二期，因为指标数一下增加到了5500吨，而农民又不太喜欢用有机肥，当年就有很多有机肥没卖出去，这部分没用完的指标就压到了下一年度，导致使用不完的指标越压越多。如果有人在开出配送通知单后想退肥，其可以请示领导，按照每吨120元把肥款退给他，但其从来没遇到这种情况。
10.证人张×1（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镇农业发展办公室主任）、张×2（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镇人民政府新农办工作人员）的证言证明通州区永乐店镇有机肥补贴款的申请、发放以及农民购买有机肥的流程等内容与证人王×2证言的证明内容一致。
11.证人岳×（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镇农业服务中心会计）的证言证明：其是2012年开始管理农服中心账目，有机肥补贴这块其负责给厂家付款、接受区财政拨款。向肥厂买有机肥是600元一吨，其中包含财政补贴480元，买肥人只交120元。其印象中，镇农服中心先要把一年申报的所有有机肥指标按每吨600元把肥款全额打给肥厂，也就是说在财政拨款没全部到位前，镇农服中心需要垫支一部分钱给肥厂，肥厂收款后会给农服中心开发票，其再拿着发票去报账。农民买肥就直接找农服中心，支付每吨120元的购肥款，农服中心开往来结算票据和有机肥配送单，农民再拿着单子找肥厂拉肥。农服中心按每吨600元向肥厂付款，给肥厂的钱可能一次性给，也可能分批次给。如果农服中心账上有钱，就一次性给肥厂。
12.证人徐×2（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农业服务中心原职工）的证言证明：有机肥补贴政策是从2009年开始的。农民在国家指定的肥厂购买有机肥，每吨120元，剩下的钱由国家补贴给肥厂。每个乡镇每年具体分到多少指标由区种植业服务中心决定。区里给马驹桥镇指定的化肥厂在大松垡那边，名字记不清了，经理叫韩运江。如果哪个村的农民想买有机肥，由该村主管支委统计好并盖章后统一给其，之后到镇农服中心出纳王×3处按每吨120元交款。王×3收款后会开具购肥凭证，购肥人拿着购肥凭证去肥厂领肥。其记得当年购肥最多的是房辛店村，这个村负责有机肥工作的是于×。
13.证人王×3（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农业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的证言证明通州区马驹桥镇有机肥补贴款的申请、发放以及农民购买有机肥的流程等内容与证人徐×2证言的证明内容一致。
14.证人谭×（另案处理）的证言证明：其找韩运江退过肥，实际上不是真退，是其去找有机肥配送单，然后找韩运江退肥领钱。韩运江签字后，虹海北方公司按每吨450元给其退钱。据其所知，除了用肥户交的每吨120元外，政府还给虹海北方公司一部分补贴，而且不低于每吨450元。第一次退肥是在2011年夏天，其直接找到韩运江，问他“是不是用有机肥的单子能退钱？”韩运江说“能退，别一下弄太多。”其问韩运江要给他多少钱，韩运江说“给100元吧。”他的意思是每吨给他提100元。其想韩运江不可能白退，就主动提出来给他钱的事。2011到2012年间，其一共退了十多次，每次退完后都会给韩运江每吨100元提成。韩运江、张××1、杜××1、李春江都以这种方式从肥厂套钱，这是韩运江在一次聊天时跟其说的。其跟韩运江关系不错，他想其不会出去瞎说，他也能得一些好处。2012年4月的一天上午，韩运江打电话让其去虹海北方公司。其到后，韩运江说他朋友也有一张有机肥配送单，让其帮着退一下，他已经签好字了，连同其的一张单子都在张××1那，让其去找张××1一块把钱领了。其找到了张××1，张××1给其农行账户转账两笔，每笔13.5万元。后其拿了其中的16.5万元给了韩运江，其中13.5万元是韩运江让其帮他退肥套取的钱，剩下3万元是退300吨有机肥给韩运江的好处。当时韩运江一个人在办公室，其把装16.5万元的纸袋子放在他办公桌上，说这里有16.5万元，其中有13.5万元是他让其帮着退肥的钱，另有3万元是给他的提成。杜××1还帮其退过一次肥单子。其记得有一次在虹海北方公司遇到杜××1，其跟杜××1说手里有三张单子还没找老韩签字，其找老韩太多了，让他帮其退一下。杜××1说可以帮其找老大签字，但每次找老大签字都得给老大提成，每次每吨不少于100元，其同意了。过了几天，杜××1给其打电话说已经找老大退了，钱到他那了，要把钱给其。杜××1说的“老大”就是指韩运江。到了约定地点后，杜××1就上了其的车，把一个纸袋子给其，说这是那三张单子退的钱，该给老大的他已经给了。其接过纸袋子打开看了一看，里面装有十几捆百元面值的人民币。其从里面拿出两捆递给了杜××1，说这是给他的。杜××1也没说什么，就把钱接过去了。
15.证人张×3的证言证明：2012年间，其去于家务乡农办买了300吨有机肥，交了3.6万元。之后，其把300吨的肥单子交到了大松垡的肥厂，因为当时乡里正和其谈土地流转的事，其怕300吨肥用不了，就和韩运江说用多少先拉多少，韩运江那计数。其记得拉了10多吨后，乡里面决定收其的地，剩下200多吨肥就用不了了。其找到韩运江，韩运江说可以退，让其过几天来拿钱。几天后，韩运江给其3万多元，是按120元每吨价格给其退的。肥单子在其拉肥时已经交给肥厂了，单子应该在韩运江手里。虹海北方公司2012年4月30日第0074号记账凭证上记载的西马村村民2012年4月6日购买300吨，就是其当时买肥的数量。
16.证人乔×（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大松垡村原党支部书记，另案处理）的证言证明：有一次聊天时，韩运江说他那儿的有机肥便宜，让其问问村里面有用肥的农户没有。后其具体开了多少吨，记不清了，只记着垫了7万多元。后其怕自己垫的钱收不回来，就问韩运江肥都拉完没，韩运江让其别管了，说到时会让其挣点钱。当时韩运江让其去会计室领钱，其记得这次领了8万元现金。其当时不知道挣的钱是从肥里面出的，韩运江给其多少其就拿多少。其投入7万多元的时候没想着能有27万多元的回报。
17.证人张×4（北京市通州区于家务乡神仙村村民）的证言证明：2010年至2012年间，其经常去马驹桥镇大松垡村的一家肥厂拉肥。肥厂那边跟其接触的是一个姓李的副厂长，其还认识一个姓杜的副厂长。其的发小张××2有几次让其带肥单子给姓李和姓杜的副厂长。其把肥单子交给姓李的或者姓杜的以后，也不拉肥，过段时间姓李的或姓杜的副厂长会给其一些现金，让其转交给张××2，其把钱都给了张××2。
18.证人刘×1（北京市通州区于家务乡西垡村村民）的证言证明：其退过一次有机肥，是因为厂家不发货，后乡农办帮其转给了东昇农业公司。此外，没人找其开过肥单。
19.证人彭×（北京市通州区于家务乡西垡村村民）的证言证明：其除了2011年或2012年退了一次有机肥外，其余没再退过，镇里是按每吨120元退的。这些年没人找其开过肥单。
20.证人于×（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房辛店村村民委员会支委）的证言证明：其负责房辛店村有机肥方面的工作。镇里指定的肥厂在大松垡村那边，名字记不清了。肥厂经常来送肥的是一个姓李的老头儿。有一次，老李头儿送完肥后，问其能不能帮他开点肥单子，每吨给其加20块钱。其说只能在给村民开的时候帮他顺手带几十吨，老李头儿说能开多少都行。后来其去镇农办开购肥凭证时，就以村里用肥户的名义多开十几二十吨，购肥款由其先垫上，等老李头儿来村里送肥时，其把肥单子给老李头儿，他给其购肥款。
21.证人张×5（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政府司机）的证言证明：有一次杜××1问其能否从农办开肥单子，其问做什么用，他说能卖钱。后其帮他开出50吨，他给其6000元。其一共给杜××1开了大概三次肥单子，每次都是50吨，剩下两次用的是其父亲张××3和叔叔张××4的名字。
22.证人张×6（北京市前堰果品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的证言证明：其帮杜××1开过几次肥单子，具体多少次，记不清了，每次大概50到100吨。
23.证人沈×（北京永旺山药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的证言证明：其帮杜××1开过购肥凭证，但他是否实际拉肥了，其不清楚。杜××1退的这200多吨肥没多给其钱，只是在他送肥时多给其几十袋有机肥。
24.证人张×7、张×8的证言证明：对他人使用其名字开有机肥配送单后退肥的情况不知情。
25.证人张×9的证言证明：其是张××1的表哥。2012年，其帮张××1开过有机肥购肥单，大概300吨，他给其2万元钱。支出凭单上的“张×9”不是其签的。其一共帮张××1开了多少张肥单子，记不清了。
26.证人李×1的证言证明：其是张××1的同学。其一共帮张××1买了两次有机肥。第一次是2011年，帮他开了两百吨；第二次是去于家务镇开了300吨，是以“张××5”的名义。
27.证人张×10、张×11、李×2的证言：三人均是张××1的亲属，从来没有去镇农办开过有机肥配送单。
28.证人马××2的证言证明：其是张××1的同学。2012年，其父亲马××1曾让其去镇农办开过几次肥单子，然后让其把单子给张××1，张××1再给其钱。除了一笔500吨以外，其余的均记不清了。
29.证人刘×2（东方种猪场、虹海北方公司会计，另案处理）的证言证明：虹海北方公司中标有机肥项目后，永乐店、于家务等乡镇都是按照各乡镇的指标数，以每吨600元价格一次性支付给虹海北方公司购肥款。韩运江是按每吨450元给其和李春江、杜××1他们退的肥款，去掉买肥单花去的120元，每吨实得330元左右。除去退肥的钱，乡镇支付的剩余肥款都作为公司的利润，用于公司的生产经营了。
30.北京市通州区种植业服务中心提供的北京市都市型现代农业基础建设及综合开发工作培训材料、补贴运行机制等相关政策文件，农田培肥工程运行管理责任书、肥料购销合同书、中标通知书、供应商协议书、第二批肥料定点供应企业名单的通告、培肥情况统计表等证明：北京市开展农田培肥工程的相关政策要求和流程；虹海北方公司分别于2009年、2011年，两次中标成为通州区农田培肥工程有机肥供应企业；2010年至2012年，于家务、永乐店等乡镇分配到的培肥指标及收款金额情况。
31.北京市通州区种植业服务中心提供的收款凭证、预算拨款凭证、拨付项目资金通知单等财务凭证，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永乐店镇、于家务回族乡等乡镇农业服中心提供的培肥工程资金请示、转账凭证、北京市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收据等证明：2009至2012年间，通州区财政经通州区种植业服务中心下发农田培肥工程财政补贴资金的具体数额，各乡镇向区种植业服务中心申报、获得该项补贴资金具体数额及各乡镇农服中心收取农民购买有机肥的相关情况。
32.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永乐店镇、于家务回族乡等乡镇农业服务中心提供的增值税普通发票，虹海北方公司提供的记账凭证、增值税普通发票、中国农业银行进账单等财务凭证及附件，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提供的虹海北方公司对公账户银行交易明细等证明：2009年至2010年、2011年至2012年两个项目年度，虹海北方公司以每吨600元单价收取各乡镇依据指标数支付有机肥购肥款的具体金额情况。
33.虹海北方公司提供的现金日记账、记账凭证、支出凭单、购肥凭证，有机肥配送通知单、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提供的韩运江尾号0216个人账户银行交易明细等证明：2011年1月至2012年12月间，被告人李春江、张××1、杜××1经韩运江签字审批同意，采取虚假退肥方式，以每吨450至480元单价，从虹海北方公司签字领取国家有机肥补贴款的情况。其中，部分国家有机肥补贴款是通过韩运江尾号0216账户以转账形式转给杜××1、李春江等相关涉案人员。
34.北京市人民检察院2016年3月14日出具的京检技文鉴[2016]26号文件检验鉴定书证明：经将写有“虹海支出韩”、“虹海开支韩”、“韩”等字迹的10张《支出凭单》送检，确认上述字迹与韩运江样本字迹为同一人所写。
35.北京天正华会计师事务所2016年1月28日出具的天正华审鉴字[2016]第1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经对虹海北方公司自2011年1月至2015年5月间内外账目审计，虹海北方公司共计向李春江、谭×等21人退肥22772.25吨，总金额10150162.50元，扣除个人按照每吨120元支付的购肥款外，剩余共计7417492.50元。其中李春江参与的退肥金额为2853917.5元；张××1参与的退肥金额为980100元；杜东参与的退肥金额为881700元。
36.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提供的张××1尾号0117个人账户银行交易明细，北京农商银行通州支行提供的蒋××2尾号4596的个人账户银行交易明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提供的李春江名下尾号7317、5575、0849三个账户银行交易明细及大额存取款凭证，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提供的李春江之子李××1名下车辆信息、北京真浩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提供的记账凭证、pos机刷卡单、发票等证明：本案赃款进入到被告人杜××1、张××1、李春江控制的银行账户后的流向情况。其中李春江于2011年10月1日使用尾号7317的银行卡刷卡消费156690元为其子李××1购买上海大众朗逸型汽车一辆，另从其7317卡内取款70万元存入到其0849、5575账户内。
37.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出具的搜查笔录，查封、扣押财物、文件清单，退还财物、文件清单证明：案发后，侦查机关查获了韩运江持有的借条7张，显示2011年7月至2012年12月间，韩运江分7次借款给谭×、武××1、王××1等5人共计162万元。
38.中共北京市通州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出具的到案经过，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立案决定书、拘留证、逮捕证等证明：本案立案、被告人到案及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其中，张××1在通州区纪委对他人举报韩运江有关问题找其核实时，主动交代了纪委不掌握的其单独贪污东方种猪场公款25万元及其本人利用虚假退肥骗取国家有机肥补贴款的问题，同时还向纪委揭发了韩运江、李春江、杜××1、谭×、刘×2等人骗取国家有机肥补贴款的违法行为。
39.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回执）、北京市人民法院案款收据、中共北京市通州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出具的工作纪实等证明：在纪委对韩运江调查期间，根据其交代，纪委从其家属处起获现金100万元，现扣押在案。另，在案冻结李春江银行账户内钱款741678.93元。张××1家属代为退赔98.01万元，杜××1家属代为退赔10万元，李春江家属代为退赔4万元。张××1家属预缴罚金10万元。
40.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2刑初692号、751号、740号刑事判决书证明：另案处理的刘×2、赵××1、谭×因犯贪污罪被判处刑罚的情况。其中刘×2退赔20.79万元，赵××1退赔45.54万元，谭×退赔5万元，另冻结谭×账户内钱款1.9万余元。
41.被告人韩运江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和辩解：虹海北方公司从2009年到2012年期间中标了国家有机肥补贴项目，负责通州区马驹桥、永乐店、于家务、西集等乡镇的有机肥供应。按政策，国家给用肥的农民每吨480元补贴，农民只需出120元即能购买。每项目年度各乡镇根据自己的指标数，按600元每吨把钱打到肥厂，乡镇农办会先要走有机肥指标的一半肥款，剩下的一半肥款才正常进行生产销售，农民去乡镇农办以每吨120元开出肥单子后就可以来肥厂拉肥了。到2011年，农民买有机肥的积极性不高，厂子的业务下滑很快，其就召集李春江和杜××1开了一个会，说可以给农民退一部分钱，厂里留一部分钱。大多数退肥的价格按照每吨480元或450元确定的。虽然乡镇把肥款给了厂里，但这钱也不是厂子的，如果农民都不来拉肥，乡镇把钱要回去，肥厂也没话说。如果农民去他们那里开肥单子，不管真拉还是不拉，乡镇就不会管了，因为农民已经把每吨120元的钱给了他们，而其就能把乡镇给厂里的钱留下，因为购肥指标已经出来了，但厂子又不能留太多，否则人家会说肥厂留得利润太大。厂里决定退肥后，其没有大范围宣传。后来李春江、杜××1、谭×、张××1、乔×等人陆续拿着肥单子来厂里退肥，其签字同意后，肥厂把肥款给了这些人。这些人一共退了多少肥，领了多少钱其说不清楚，但总数应该不少。到了2012年底，其觉得这么退下去不合适，因为退肥的总是那几个人，他们拿来的肥单子也都不是他们自己的，而且总的退肥量挺大，数额挺多，他们也赚了不少钱了。当时社会上风言风语地传，说不拉肥可以直接退，其怕出问题，就决定停止退肥了。当时没想那么多，现在仔细考虑，买肥一吨的成本是120元，给他们退肥一吨能退到480元或者450元，每吨差价至少330元，这些钱是国家给肥厂的补贴款。其记得张××1、谭×、李春江、杜××1在退肥过程中都给过其钱，具体数额记不清了。他们在退肥之前没给过其钱，退肥停止后，也没再给过。
42.被告人李春江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和辩解：2009年左右，其到虹海北方公司工作，前两年做普通工人，2010年当上副厂长，负责生产和销售有机肥，2014年离职。2011年左右，陆续有一些农民拿着有机肥购买凭证来厂里要求退肥，其去请示韩运江，韩运江一开始不同意退。之后，其因为涨工资的事去找韩运江，韩运江当时没同意，说过两天再说。过了一段时间，韩运江把其和杜××1叫到办公室，对其二人说：“你们不是嫌工资低吗？现在有办法能让你们多赚点儿，你们去搞一些肥单子交给我，我能高价给你们退掉，退的钱你们自己拿着，就当多给你们点儿工资了；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弄到肥单子，你们要有能耐就找人开去，开不出来也可以花钱从农民手里收点儿，没单子肯定不行，我没法给你们退，想挣这钱必须得有肥单子。”其一听可以从中赚差价，很高兴，也就没多想这么做是不是违反法律。之后，再有老百姓过来退肥，其就先拿自己的钱将老百姓手中的购肥凭证买过来，然后再把购肥凭证交给韩运江，之后张××1会通知其去领钱。韩运江应该是按每吨450元或者480元给其退肥，其每吨能赚一两百块钱差价。开始的两次，其将肥单子交给韩运江后，没两天韩运江就让会计把钱给其了。可是后来，其再把肥单子交给韩运江，隔了好一段时间，韩运江也没通知其去领钱，其就琢磨是不是韩运江也想从中拿一些好处。想到这一层之后，其就决定给韩运江送些钱。其准备了3万元或5万元现金，找准了时机，拿着钱去了韩运江的办公室，跟韩运江说：“韩书记，您看我之前收肥单子自己垫了不少钱，现在家里急着等钱用，周转不开了，您看能不能快点把钱给我回过来。”说完，其就将带来的3万元或5万元现金给了韩运江，韩运江当时把钱收下了，还说：“行，你回去等着吧，明天我就让张××1把钱给你算了。”果然，第二天，韩运江就通知其去找张××1领钱。从那以后，其从张××1那领钱后都要给韩运江送几万元钱，其如果赚的少，就少给点。其印象中，最多一次给了韩运江5万元钱。有一次，张××1让其去办一张银行卡，他把钱转给其，其就去大兴那边的农业银行办了一张卡，后来张××1就把退肥的钱直接转到这张卡里。2011年左右，其儿子想把羚羊车换了，其就把这张卡给了他，让他买车。另外，其还把这张卡里的钱提出来一部分，存了一个60万元的定期。2012年底，韩运江通知其和杜××1以后不再退肥了，其也没再退了。
43.被告人张××1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和辩解：2011年，其记得韩运江给其一些提肥单，让其按每吨480元或者450元把钱给退了，韩运江给其单子时会跟其说把钱退给谁。其记得最开始退肥的是李春江和杜××1。李春江、杜××1有时候也会直接来找其，问他们拿来的肥单子领导签字了没有，什么时候能退钱。如果韩运江签完字，其就会把钱退给他们。韩运江让其按每吨480元或者450元退肥的时候，其就知道这事有利可图，因为农民从农办开出肥单子是每吨120元，而韩运江让其按每吨480元或者450元退，中间每吨差价有300多元，这差价肯定被人给得了。其想别人能赚这钱，自己也能赚，就开始找单子退肥。2011年下半年，其找人开了几张肥单子，好像一共300吨。其找到韩运江，让韩运江帮忙给退了。韩运江看了看其说：“你也来退啊。”其说：“是啊，我也想退一点儿。”韩运江说：“你放我这儿吧。”其就把单子给他了。过几天，韩运江说可以退了，其制作支出凭单找他签好字，按每吨450元把钱拿走了。其是单位出纳，韩运江在厂子里操作退肥的这些事情都须经其手，具体怎么操作也是他指示其做的。李春江、杜××1给韩运江什么好处，其就给韩运江什么好处。退肥这件事是韩运江决定的，因为虹海北方公司大事小事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退肥必须有他在肥单子上签字才能退。其从谭×、杜××1那儿听说他们每次退肥都要给韩运江提成，每吨提50元或者100元，其也给过韩运江一笔5万元的好处费，所以其知道韩运江肯定从这事儿上获利了。韩运江决定的退肥，每吨有300多元的差价，李春江、杜××1、谭×都利用退肥短时间内赚了很多钱，韩运江不可能大公无私帮别人发财自己什么也不要，退出钱大家分应该是韩运江和李春江、杜××1、谭×之间早就说好了或者心照不宣的事儿。通过退肥赚了钱都得给韩运江好处费，只是每人给多给少，如果不给韩运江，韩运江肯定不会给其几个人继续签字退肥了。韩运江为什么停止退肥其不清楚，只是在韩运江决定停止退肥之前，厂子没有中标下一年的有机肥。其将退肥得的钱要么存在其农行0117的卡上，要么放在身边花了。其通过虚假退肥得到的钱都是从虹海北方公司公款私存的账户上出的，这个账户就是韩运江名下尾号0216的农行账户，里面的钱包括虹海公司和猪场的备用金、虹海公司和猪场的账外收入资金以及一些其他性质的公款。
44.被告人杜××1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和辩解：其是2010年5月到的虹海北方公司，任副经理。2010年底，韩运江把其和李春江叫到办公室，韩运江说：“农民不来拉肥，肥厂就没效益，你们去弄些肥单子，我帮你们退了，一来给厂子创些收益，二来也能让你们赚些钱。我不管你们怎么弄肥单子，是自己去农办开还是从农民手里买，只要弄来肥单子，我就能让你们挣点钱。”从2011年初，其陆续找了几个熟人，帮着开了几张肥单子，其拿着这些单子找韩运江签字把肥退掉，之后从张××1领钱。其记得找过张×4、张×5、沈×、张×6这些人。韩运江是按每吨450元钱给其退的，张××1有时给其现金，有时转账，转账都转到其媳妇蒋××2名下一张农商银行卡里，不管是现金还是转账，只要支出凭单上有其签字，证明钱已被其领走了。其每次退肥之后，都会给韩运江返钱。第一次退肥时，其将肥单子给了韩运江后，等了好久都没通知其去领钱，其就去找韩运江，跟他说：“领导，您看能不能把我那张肥单子给退了？”韩运江说：“最近账上没钱，你再等等吧。”后来，其去财务室问了张××1，张××1说厂里有钱。其明白韩运江肯定有想法，但他毕竟是领导，其不好直接问他是不是想分点，就主动找到韩运江，说：“领导，您看我那儿还压着不少钱呢，那肥单子您是不是尽快给我退了啊，您放心，完事了我绝对不会白了您的。”韩运江听其说完这话，跟其说：“行，你回去等着吧。”一两天后，张××1通知其去领钱，其拿到钱后赶紧就拿出来一些现金给韩运江送过去了。其明白没有韩运江，其也赚不到这钱，韩运江虽没明说要其返钱，但从韩运江前后态度知道他也要其给他返点。其记得当时拿了三万元钱，之后在单位车库那给了韩运江。这之后，其每次退肥，都会给韩运江一部分钱，不会低于每吨100元，这些钱韩运江都收下了。2011年，其还帮谭×退过一次肥，是其找韩运江签的字，也是其签字领的钱，总共600吨，退了27万元。其拿到钱后，留出6万元准备给韩运江，剩余给了谭×。之后，谭×给其2万元，其怕韩运江知道其帮谭×退肥还收好处，就把这2万元连同6万元一块给了韩运江。其赚的这些钱除了吃喝花点，有一部分用于2014年买小产权房了，总共24万多，其借了10万元，剩下用的是退肥赚的钱。
二、2012年9月间，被告人张××1利用担任东方种猪场出纳的职务便利，采取截留售猪款不入账的方式，侵吞公款25万元。
本院审理期间，张××1家属代为退赔2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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