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京02民辖终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南大街248号。
法定代表人：蔡国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力，北京东卫（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林治洪，男，1970年12月25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光远，北京市汉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光明，北京市汉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丰银行）因与被上诉人林治洪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2民初18394号管辖权异议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
恒丰银行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结合被上诉人的总行行长身份，其劳动合同履行地在烟台，金泽大厦仅仅是被上诉人出差北京的临时办公场所。2、在金泽大厦已经退租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仍然认定林治洪在5个多月的劳动合同存续期间内的工作地点在金泽大厦，是错误的。一审法院认定金泽大厦于2016年9月上诉人已经退租，而被上诉人陈述，2017年2月10日上诉人向其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可以看出在金泽大厦退租后林治洪仍然有5个多月的时间为上诉人的员工。同时一审法院引用2016年10月8日上诉人第22次党委扩大会议纪要，该纪要要求：总行高管，含董事长、监事长、行长，在烟台办公（对于该会议纪要被上诉人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因此，就金泽大厦退租后，林治洪长达五个多月的劳动合同履行期而言，法院也认定林治洪的工作地点在金泽大厦（事实上不可能），显然是错误的。二、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一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解答》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一条规定：变更劳动劳动合同未采用书面形式，但已经实际履行了口头变更的劳动合同超过一个月，且变更后的劳动合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国家政策以及公序良俗，当事人以未采用书面形式为由主张劳动合同变更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解答》第六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中宽泛地约定工作地点是“全国”、“北京”等，如无对用人单位经营模式、劳动者工作岗位特性等特别提示，属于对工作地点约定不明；劳动者在签订劳动合同后，已经在实际履行地点工作的，视为双方确定具体的工作地点。故，即便法院认为林治洪的工作地点在金泽大厦，也只能限定在2016年9月之前，之后，在金泽大厦已经退租的五个多月中，根据上述第六条的规定，应视为双方对工作地点约定不明。根据上述第十一条及上文第一、2所述的事实，在劳动合同变更超过一个月的，以实际为准，故林治洪的实际工作地点在烟台。三、关于一审法院裁定书忽略的事实。1、被上诉人关于其在北京的工作地点，从开始劳动仲裁到法院诉讼，前后陈述是矛盾的。被上诉人主张在北京的劳动合同履行地一开始（劳动仲裁时）在金融大街8号，在上诉人提出证据证明该处是上诉人北京分行的营业场所后，其又主张其劳动合同履行地是在金泽大厦，在上诉人证明金泽大厦已于2016年9月腾退后（一审法院去现场调查，调查结果与上诉人所述一致），被上诉人又主张其劳动合同履行地在北京招商国际金融中心C座的8层、9层内（但是8-9层在上诉人购置之前原业主已经出租给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且承租人目前仍在使用中，并也向法院提供了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原业主的租赁合同），由此看出，被上诉人对其在北京的劳动合同履行地的陈述前后是矛盾的，只能说明其在北京没有劳动合同履行地，再结合被上诉人的行长身份，就更可以清晰的判断出，被上诉人实际的劳动合同履行地在烟台。但是上述事实，一审法院在裁定中忽略掉了，却认定金泽大厦是林治洪在北京的工作地，显然是矛盾的。2、关于王冠迪、孙凯强证言问题。王冠迪是林治洪的秘书，在就职恒丰银行前，就职于民生银行，离开恒丰银行后，就职于蔷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而在林治洪就职恒丰银行前，就职于民生银行，离开恒丰银行后，就职蔷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一职，因此其与林治洪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可信。孙凯强是林治洪入职恒丰后单位为其在烟台工作配备的司机，其社保、工资发放、工作地均在烟台，其不能证明林治洪在北京的工作地。其在林治洪离职后，也离开了恒丰银行，其本身与林治洪具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可信。虽然上述二证人的证言不可信，但是其都认为林治洪的北京工作地点在金泽大厦，故可以推论出，在金泽大厦退租后，林治洪必然在北京没有工作地，而法院却忽略了这些事实。恒丰银行上诉请求将本案移送至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或莱山区人民法院管辖。
林治洪对于恒丰银行的上诉答辩称：一、恒丰银行的主张不仅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还缺乏基本的诚实信用，置基本的事实于不顾。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书》明确约定工作地点在北京市，劳动合同的实际履行地点在北京市西城区。
林治洪与恒丰银行经充分协商，于2015年10月签订的《劳动合同书》第十条明确约定“根据乙方工作内容和工作性质，乙方的工作地点位于北京”。该关于工作地点的约定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和协商一致的结果，约定内容明确、有效。
如果双方的合同履行地不在北京而在烟台，既与双方协商和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实际相矛盾，也与事实和证据完全不符。另一方面，作为用人单位的恒丰银行，为支持其主张，应提供基本的证据证明相应的事实，而不能依靠因为林治洪担任行长而理应在烟台市办公这样的推理性结论自证正确。恒丰银行应当掌握并有责任举证证明林治洪的工作地点在烟台，但是，恒丰银行仅凭推断而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林治洪的工作地点在烟台，罔顾林治洪提供的充分确凿证据，拒不回应。实际上，林治洪的劳动合同的履行地与劳动合同约定相一致，均在北京市西城区，具体办公地点包括：北京市西城区广宁伯街2号金泽大厦3层及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56号北京招商国际金融中心C座、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8号中国华融大厦C座5层。在西城区广宁伯街2号金泽大厦3层办公的证据包括：1、恒丰银行自述在该地址有行领导办公地址。2、时至今日，恒丰银行官方网站的联系地址仍为该金泽大厦。3、房屋租赁合同、补充协议及房屋所有权人的通知函等显示，该房屋的腾退截止日期为2016年12月8日。4、恒丰银行的行长办公会、全行资产负债月度例会等重要会议会场设置于该地址，参会人员为总行行领导及相关机关人员。5、西城区人民法院对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金泽大厦现场的实际调查显示，恒丰银行负责人在该金泽大厦办公地址的实际办公时间至2017年10月底。恒丰银行总部机关在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56号北京招商国际金融中心C座办公的证据包括：1、恒丰银行2015年年报第15页显示，2015年4月9日董事会审议了购置该办公楼的议案，第89页显示2015年在建工程对应增加14.4亿元，资产对应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56号北京招商国际金融中心C座7-14层；2、恒丰银行北京总行第八、九层平面布置图，该布置图中包括第九层董事长办公室及第八层总经理、监事长、行长的办公室。
恒丰银行总部机关和林治洪在西城区金融大街8号中国华融大厦C座5层办公的证据包括：1、恒丰银行在发给其他案件当事人李峰、杜伟的聘用信中的入职地点和总行人力资源报到联系地点即为该地址；2、恒丰银行办公室工作人员王冠迪发给恒丰银行其他管理人员于2016年11月14日召开的行长办公（JPS）会会议通知中，开会地点位于该华融大厦C座北京分行五层会议室。以上证据和事实，足以证明双方约定和实际履行的工作地点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林治洪在位于西城区的恒丰银行各处总行机关办公地点履行双方劳动合同。二、恒丰银行在北京设有总行机关，为管理人员配备了办公场所，其工作环境具备北京、上海、烟台一体化办公的条件。根据《劳动合同书》及恒丰银行《公司章程》，林治洪任职的行长职位负责恒丰银行的经营和管理工作，该工作的管理部门主要包括总行业务前台部门，恒丰银行2015年年报第48页“总行部门架构图”显示，其前台部门主要位于北京和上海，该事实与双方关于工作地点的约定及实际履行地点间相吻合和印证。客观上，恒丰银行在北京设有多处总行机关办公场所，分别位于金泽大厦、华荣公寓、华融大厦、招商国际金融中心等，该事实通过房屋租赁合同、购置办公楼议案和财务审计报表、网站联系方式、视频会议分会场设置、聘用信件、西城区人民法院的现场调查记录等能够证实。根据林治洪提供的证据，恒丰银行2016年年度报告第55页关于信息技术风险管理一节中，有关金融科技管理水平中提及：优化组织架构，组建了北、上、烟三地一体化管理的网络技术、系统软件、平台自动化、分行及总部技术服务等专业中心和团队。该证据说明恒丰银行在北京、上海和注册地烟台之间形成了企业管理异地化和一体化，该情形与林治洪、杜伟、李峰等任职于恒丰银行总行、但约定且实际履行劳动合同地点在北京市相吻合和印证。另外，林治洪的社会保险和公积金均由恒丰银行委托的人力资源公司在北京缴纳，可证明林治洪在北京工作、生活，在北京享受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福利，这与上诉人主张的劳动合同履行地点在烟台市的主张相矛盾。三、恒丰银行的辩解与事实不符且自相矛盾，导致其对法律的认识或适用存在错误。1、恒丰银行称林治洪作为行长的办公地点理应在山东省烟台市，到北京系出差，且2016年10月8日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决定总行高管此次会后办公地调整回烟台市莱山区。该辩解本身除与事实不符外，还有悖常识和自相矛盾。即，恒丰银行一方面主张林治洪的劳动合同履行地为烟台，另一方面又主张实际工作场所由北京市变更为烟台。如果在烟台办公，何须变更？恒丰银行不仅举证不能，逻辑上还自相矛盾。实际上，林治洪自入职至被解除行长职务再到离职，除了去烟台等地开会外，均在北京办公，岂有连续一年多的“出差”？2、恒丰银行罔顾事实之处还包括：恒丰银行在北京购置的招商国际金融中心C座相应楼层为其总部办公所用，且早已投入使用，其八、九层装修布置为总行董事长、监事长、总经理和行长的办公室，至被解除行长职务前，林治洪持续在北京主持会议履行职责，并无工作地点发生新的变化的情况。3、恒丰银行提交的证据中载明中移铁通公司于2016年9月9日出具的终止函中明确提出双方租赁关系于9月9日终止，但允许在三个月内腾退完毕，即恒丰银行搬离清空的最后期限是2016年12月8日。中移铁通公司的确认终止函实际上将双方终止时间自9月9日延后到10月底。该事实与一审法院到现场的调查结果相一致。恒丰银行在上诉状中歪曲该证据，认为金泽大厦9月份即退租并腾空，其对自身所举证据关于该租赁和腾退期限的描述和理解均有误，也与法院调查的事实存在出入。4、根据机票行程单等差旅记录，2016年11月，林治洪在北京工作12个工作日，包括在北京市西城区华融大厦C座五层主持行长办公（JPS）会等工作，在上海出差1个工作日，在杭州出差2个工作日，在烟台停留6个工作日。根据该行程和差旅情况，可以确定林治洪的主要工作地点在北京并未发生变化，与劳动合同书约定一致，不存在理应为烟台或实际变更为烟台的情况。5、另外，林治洪的户籍和家庭实际住址在北京市，如果其履行劳动合同的地点在山东省烟台市，那么，无论是由单位安排宿舍，还是自行租住房屋或长期包租酒店等，方才具备基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其不可能在北京和烟台间通勤上下班。现恒丰银行并无基本的证据证明林治洪曾居住于烟台市。6、尤为荒谬的是，恒丰银行在劳动仲裁时曾提交有关孙凯强的证据《说明》，称孙凯强系恒丰银行为林治洪配备的司机，但是当孙凯强出庭作证证明林治洪只是偶尔去烟台开会，恒丰银行又以孙凯强系林治洪司机为由不认可其证言的真实性。恒丰银行前后自相矛盾对待证据和证人证言的方式，置客观事实于不顾，也不合情理，于法无据。7、上诉人声称因双方劳动合同于2017年2月被认可解除，故林治洪不可能在持续几个月在没有办公场所的情况下在北京履行劳动合同。上诉人的该主张实际上回避了其于2017年12月9日违反银监会的相应规定，违法解除林治洪行长职务，但未经双方协商安排新的劳动岗位和办公地点，致使林治洪的工作岗位和工作地点被悬空的基本事实。该责任亦应由恒丰银行承担。四、上诉人的上诉意思表示的真实性存疑。
林治洪的《劳动合同书》上恒丰银行所加盖的公章与恒丰银行的上诉状上的公章不一致，并且，上诉人于2017年11月27日就一审裁决向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同日，根据公开媒体消息，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蔡国华因严重违纪被立案调查，有鉴于此，请求二审法院根据该情况，核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的真实性。综上，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劳动合同书》明确约定工作地点位于北京，恒丰银行总部机关特别是业务前台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恒丰银行已经实现了异地一体化办公和管理条件，恒丰银行在北京西城区拥有租赁及自购的办公场所，且其总行网站宣传中的联系地址亦为北京市西城区，实际上，林治洪亦持续在北京市西城区恒丰银行的工作场所实际办公和履行劳动合同。2017年12月9日以后，没有其他实际办公场所履行劳动合同的责任在于恒丰银行违法解除了林治洪的行长职务，且双方没有就新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场所作出安排和约定。故，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争议仲裁和法院对该劳动争议案件具有管辖权，恒丰银行的管辖权异议上诉请求不能成立。
本院经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劳动争议案件由用人单位所在地或者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劳动合同履行地不明确的，由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本案系劳动争议案件，一审法院根据2015年年度报告、2016年年度报告、恒丰银行第22次党委扩大会议纪要等证据，及现场调查笔录，认定北京市西城区为林治洪的劳动合同履行地并无不当。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林治洪关于本案应由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或莱山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裁定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卫 华
审判员 张昆仑
审判员 吴 静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一日
书记员 刘 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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