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闽民终字第89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福建省加勒王游艇销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金鑫，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杨超，福建新世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瑶，福建新世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香港贝福蒙斯游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鸣玲，该公司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鸣玲，女，1977年6月25日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ＸＸ阳，男，1976年7月10日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鸣春，男，1978年10月11日，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熹（厦门）动漫股份有限公司（原厦门天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鸣玲，该公司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圣铭俊豪游艇俱乐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燕缨，该公司执行董事。
以上六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邓乃文，福建远大联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六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邓再强，福建远大联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福建省加勒王游艇销售有限公司（下称加勒王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香港贝福蒙斯游艇有限公司（下称贝福蒙斯公司）、张鸣玲、ＸＸ阳、张鸣春、天熹（厦门）动漫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熹公司）、厦门圣铭俊豪游艇俱乐部有限公司（下称圣铭俊豪公司）船舶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厦门海事法院（2012）厦海法商初字第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加勒王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杨超、黄瑶、贝福蒙斯公司、张鸣玲、ＸＸ阳、张鸣春、天熹公司、圣铭俊豪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邓再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加勒王公司原审诉请法院判令：1、确认加勒王公司与贝福蒙斯公司于2011年7月12日签订的《游艇销售合同》业已解除，贝福蒙斯公司应向加勒王公司返还购船款13，074，126元，并按照定金罚则支付定金3，312，111.8元；2、张鸣玲、ＸＸ阳、张鸣春、天熹公司、圣铭俊豪公司对贝福蒙斯公司支付上述款项及定金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贝福蒙斯公司、张鸣玲、ＸＸ阳、张鸣春、天熹公司、圣铭俊豪公司共同承担。
贝福蒙斯公司反诉请求法院判令：1、加勒王公司赔偿贝福蒙斯公司损失330万元及迟延支付该部分损失而产生的利息损失（自2012年8月1日起至生效判决确定的支付上述损失之日止，按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加勒王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原审查明：2011年1月1日，加勒王公司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贝福蒙斯公司签订了一份《游艇销售合同》（下称640合同）。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购买“加勒王640FLY”游艇一艘，型号为640FLY，生产国与制造商为波兰加勒王游艇有限公司，合同总价为13，074，126元，付款方式为转账，甲方指定的收款账号为贝福蒙斯公司的银行账号或其法定代表人张鸣玲的个人银行账号。乙方应在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11年1月6日之前向甲方支付6，537，063元。甲方应于收到乙方货款之日起三个月内在厦门向乙方交付游艇。游艇验收应于交艇当日在交艇地点进行。验收完成后甲乙双方共同签署验收交接单，乙方应支付余下款项共计6，537，063元。关于违约责任，双方约定：如乙方未能在合同约定的期限付款，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该违约金每日为合同总额中逾期付款部分的2‰。乙方逾期付款超过7日，视为根本违约，甲方有权提出解除合同。如甲方未能按合同约定的期限交付游艇，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支付逾期交付游艇的违约金，该违约金每日为合同总额的2‰。甲方逾期交艇超过30日，视为根本违约，乙方有权提出解除合同，甲方应按定金罚则双倍返还乙方货款。本合同自乙方支付定金之日起生效。
为履行640合同，加勒王公司于2011年1月6日委托郑秀梅向张鸣玲转账50万元，1月7日再转37，063元。此前，案外人李娟曾于2010年9月21日以转账形式借款100万元给圣铭俊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林燕缨（亦即张鸣玲、张鸣春之母），并于2010年11月15日以转账形式借款500万元给张鸣玲。640合同签订后，李娟、贝福蒙斯公司、加勒王公司三方协商同意将上述两笔借款于2011年1月5日后转为加勒王公司的游艇购买款。对此，贝福蒙斯公司法定代表人张鸣玲于2011年11月4日向加勒王公司出具书面说明予以确认。另外，张鸣玲在收到郑秀梅2011年1月6日的50万元转账款后，还向加勒王公司出具了编号为GN010601、客户为加勒王公司、总金额为13，074，126元、已付定金数额为6，537，063元、剩余尾款为6，537，063元的发票，对加勒王公司截止2011年1月6日为履行640合同所做的付款行为和数额予以确认。
贝福蒙斯公司收到加勒王公司支付的640合同项下的上述定金后，未能在约定的时间交付游艇。对此，贝福蒙斯公司以“游艇制造厂家变更了条件，要求其预付全款，导致其无法交付”为由进行解释，在这种情况下，贝福蒙斯公司与加勒王公司经过协商，同意给予加勒王公司一定补偿，并更改船型，另签合同。2011年6月17日至2011年10月19日，贝福蒙斯公司法定代表人张鸣玲多次以转账方式向加勒王公司支付违约补偿金共计150多万元。其中，2011年6月17日转账给陈玉清60万元；7月13日转账给郑秀梅20万元；9月16日转账给郑秀梅20万元；9月19日转账给郑秀梅5万元；9月20日分别转账给郑秀梅10万元、15万元；10月19日转账给郑秀梅25万元。对于贝福蒙斯公司的以上解释与支付的违约补偿金，加勒王公司予以确认，并称双方在此期间确实又在商谈新的购艇事项，且为之又委托陈斌通过郑秀梅转账给贝福蒙斯公司650万元。其中，6月16日转账给张鸣玲300万元，6月17日转账给张鸣玲200万元，7月13日转账给张鸣玲150万元。至此，加勒王公司因游艇事宜共向贝福蒙斯公司转账付款13，037，063元。对此，贝福蒙斯公司等在原审庭审中不否认收到了上述款项，但否认其中来自陈斌、郑秀梅等人的款项与加勒王公司有关，并辩称该款系张鸣玲的个人借款且已归还等。
2011年7月12日，加勒王公司作为乙方与贝福蒙斯公司作为甲方又签订一份《游艇销售合同》（下称700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购买“加勒王700SKYDECK”游艇一艘，型号为700SKYDECK，合同总价为16，560，559元。付款方式为转账，甲方指定的收款账号为贝福蒙斯公司的银行账号或法定代表人张鸣玲的个人银行账号。乙方应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11年7月13日之前向甲方支付13，074，126元订金。甲方应于收到乙方货款之日起两个月内向乙方交付游艇。乙方在游艇销售完成并收到客户所有款项后15个工作日内，最迟不超过交艇日期6个月，支付剩余尾款3，486，433元。关于违约责任，双方约定：如乙方未能按合同约定期限付款，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该违约金每日为合同总额中逾期付款部分的2‰。乙方逾期付款超过7日，视为根本违约，甲方有权提出解除合同。如甲方未能按合同约定的期限交付游艇，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支付逾期交付游艇的违约金，该违约金每日为合同总额的2‰。甲方逾期交艇超过30日，视为根本违约，乙方有权提出解除合同，甲方按定金罚则双倍返还乙方货款。甲方股权实际所有人自愿个人承担“所有连带经济责任”。本合同自乙方支付定金之日起生效。
2011年7月13日，加勒王公司又委托郑秀梅转账37，063元给张鸣玲。对此，加勒王公司的解释是，因截止该日其向贝福蒙斯公司的付款数额为13，037，063元，较700合同约定的定金13，074，126元尚差37，063元，故汇此款以严格遵行合同。张鸣玲不否认收到了该笔款项，但对于加勒王公司的此番解释，贝福蒙斯公司在庭审中却不置可否，仅强调在此期间凡非加勒王公司本身的付款均系其向他人的借款，与讼争的游艇交易无关。
2011年10月20日，贝福蒙斯公司法定代表人张鸣玲向加勒王公司出具了一份承诺书，内容为：“本人作为香港贝福蒙斯游艇有限公司的股权实际所有人，确认于2011年7月12日前已收到福建省加勒王游艇销售有限公司交来的购买700游艇定金人民币13，074，126元，但至今未按时交货。现本人承诺：保证该游艇不迟于2011年10月底前交货。本人愿就香港贝福蒙斯游艇有限公司与福建省加勒王游艇销售有限公司于2011年7月12日所签订的《游艇销售合同》项下香港贝福蒙斯游艇有限公司的全部合同义务及所造成的相应损失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限两年。特此承诺。”该承诺书由张鸣玲以中英文签名并加盖贝福蒙斯公司印章（ForandonbehalfofHONGKONGPERPORMANCEYACHTCO，LIMITED）。同日，张鸣玲还出具一份内容与上述承诺书相同的承诺书，但仅有其个人中文签名且增加了如下内容：以下保证人（自然人或法人）同时就香港贝福蒙斯游艇有限公司于上述合同项下的全部合同义务及违约责任和所造成的相应损失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限两年。承诺人为：ＸＸ阳、张鸣春、许欣斐、圣铭俊豪公司、天熹公司。ＸＸ阳、张鸣春、圣铭俊豪公司、天熹公司均在此份承诺书上签名或盖章。
2011年10月底，贝福蒙斯公司仍然不能向加勒王公司交付游艇。为此，张鸣玲于11月4日再次向加勒王公司出具一份说明，内容为：“2011年7月12日之前香港贝福蒙斯公司与福建省加勒王游艇销售有限公司及金鑫（即加勒王公司法定代表人）个人所签订的所有《游艇销售合同》已全部解除。2011年7月12日前福建省加勒王游艇销售有限公司及金鑫指定的人员郑秀梅、李娟向张鸣玲及林燕缨支付的款项（其中2010年9月21日及2010年11月15日的转款在2011年1月5日之前为借款，2011年1月5日转为游艇购买款），上述款项于2011年7月12日全部转为7月12日香港贝福蒙斯公司与福建省加勒王游艇销售有限公司所签订的《游艇销售合同》中福建省加勒王游艇销售有限公司所支付的游艇购买款项，总额为13，074，126元。特此说明”。同日，张鸣玲还在加勒王公司提供的《游艇定金支付明细表》上签名加以确认。根据该明细表，张鸣玲确认2010年9月21日李娟转给其母林燕缨的100万元及2010年11月15日李娟转给张鸣玲的500万元（共计600万元）原为借款，2011年1月5日后转为游艇购买款。张鸣玲还确认2011年1月6日郑秀梅转给张鸣玲的50万元、2011年1月7日郑秀梅转给张鸣玲的37，063元、2011年6月16日陈斌转给张鸣玲的300万元、2011年6月17日陈斌转给张鸣玲的200万元、2011年7月13日陈斌转给张鸣玲的150万元及2011年7月13日郑秀梅转给张鸣玲的37，063元等，均为讼争700合同项下加勒王公司为向贝福蒙斯公司购买游艇而支付的定金。以上八笔共计13，074，126元。张鸣玲在明细表中还确认，2011年6月17日张鸣玲转给陈玉清的60万元以及2011年7月13日张鸣玲转给郑秀梅的20万元系作为2011年7月12日之前的对加勒王公司的违约补偿金，即因贝福蒙斯公司不能如约交付640合同项下的游艇而给加勒王公司的补偿；2011年9月16日张鸣玲转给郑秀梅的20万元、2011年9月16日张鸣玲转给郑秀梅的5万元、2011年9月20日张鸣玲转给郑秀梅的15万元、2011年9月20日张鸣玲转给郑秀梅的10万元以及2011年10月19日张鸣玲转给郑秀梅的25万元系作为2011年7月12日之后对加勒王公司的违约补偿金，即因贝福蒙斯公司不能如期交付700合同项下的游艇，为继续履行合同而给加勒王公司的补偿。但在此之后，贝福蒙斯公司仍然不能交付游艇。
2011年11月8日到12月16日，张鸣玲分别向郑秀梅转账6，031，499.2元和105万元。对此，贝福蒙斯公司在原审开庭审理中辩称，陈斌委托郑秀梅转给张鸣玲的650万元本是张鸣玲的个人借款，该两笔转账行为则系偿还借款，并进一步解释说张鸣玲之前之所以在“承诺书”和“说明”中将其称之为加勒王公司的购艇定金系因“认识错误”导致，其之前关于此事的承诺与说明均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争议事实的依据。
2012年1月4日，加勒王公司向贝福蒙斯公司发出通知，声明自即日起解除与其于2011年7月12日签订的《游艇销售合同》。该通知于2012年1月6日寄达贝福蒙斯公司在香港的住所地。贝福蒙斯公司在原审庭审中亦确认收到该通知。
此外，鉴于贝福蒙斯公司、张鸣玲、ＸＸ阳、张鸣春、天熹公司、圣铭俊豪公司对加勒王公司原审提交的证据9、10、11、13、14、15、16即李娟、郑秀梅等人出具的确认书和付款委托书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这些证据是事后补做，并申请对上述证据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原审委托福建鼎力司法鉴定中心对此进行了鉴定。该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为：上述证据签名笔迹形成时间与其落款标称的时间均不相符，实际形成时间在2012年，且下半年形成的可能性更大。原审认为，上述鉴定系依程序委托鉴定机构作出，对其关于形成时间与落款标称时间不符合的鉴定意见应予采信。但上述证据系加勒王公司作为补充证据于2012年3月向原审法院提交并由原审法院于2012年3月28日送达贝福蒙斯公司、张鸣玲、ＸＸ阳、张鸣春、天熹公司和圣铭俊豪公司的代理人。故鉴定意见认为其系2012年下半年形成的说法显然是一种推测，与事实明显不符。鉴于笔迹形成时间的鉴定受现有技术条件限制，鉴定人在原审庭审时亦自述笔迹形成时间鉴定存在半年的误差等，只能推定这些证据客观形成的时间应是在2012年3月28日前的六个月内，2012年1月1日后形成的可能性更大。因上述证据落款标称时间最迟的为2011年7月14日，与上述推定的期间相差较大，故其是事后出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上述证据的落款标称时间的真实性虽然不能采信，但贝福蒙斯公司于2011年10月20日已确认收到了加勒王公司的700游艇定金13，074，126元，而该笔款项中包含了上述证据所涉及的转账汇款，且贝福蒙斯公司亦承诺于10月底前交付游艇。这足以证明贝福蒙斯公司和张铭玲在当时对这几笔款项的性质、用途、归属等是十分清楚并完全认可的。在此基础上，贝福蒙斯公司又于2011年11月4日再次向加勒王公司出具书面《说明》，确认2011年7月12日前加勒王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金鑫指定的人员郑秀梅、李娟向张鸣玲、林燕缨支付的款项于2011年7月12日全部转为700游艇销售合同中加勒王公司所支付的游艇购买款总计13，074，126元。由此可知，贝福蒙斯公司在出具《说明》之前已经确认并同意郑秀梅、李娟等人的转款系作为或转化为加勒王公司的游艇购买款。否则，其不可能凭空出具这一《说明》，加勒王公司也不可能接受这一《说明》。因此，郑秀梅、李娟等人的付款委托书即使是事后出具，但其目的和意义也仅是郑秀梅、李娟等与加勒王公司之间就此前的意思表示以书面形式于事后予以确认，其表述的内容与贝福蒙斯公司出具的《说明》及其法定代表人张鸣玲出具的承诺书相互吻合，并无矛盾，故其所要表述的受托付款及款项转化的事实应予以确认。
原审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系因游艇销售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而引起的。本诉与反诉均围绕两个法律关系而展开：一是加勒王公司与贝福蒙斯公司之间的游艇买卖合同关系；二是张鸣玲、ＸＸ阳、张鸣春、天熹公司、圣铭俊豪公司为保证贝福蒙斯公司履行其合同义务并承担违约责任向加勒王公司出具承诺书而成立的担保关系。因贝福蒙斯公司系香港企业，故本案属于主体涉港的游艇买卖及担保合同纠纷。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合同或者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管辖。本案案涉《游艇销售合同》第九条约定“由本合同而产生的纠纷，双方友好协商，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向签约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案涉合同的签订地为中国厦门，即双方约定由厦门的人民法院管辖本案纠纷，这一约定合法有效。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若干规定》，本案纠纷属于船舶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应由海事法院管辖，故原审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另外，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九条“主合同和担保合同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案件管辖”的规定，原审法院对本案的船舶买卖合同纠纷及担保合同纠纷均有管辖权。
本案当事人虽未在案涉船舶买卖合同及担保合同中约定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但在诉讼中均援引我国内地法律且未提出法律适用异议，故可认定当事人已经就本案船舶买卖合同及担保合同纠纷一致选择适用我国内地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原审基于诉讼效益的原则决定合并审理本案本诉及反诉。
原审认为，加勒王公司与贝福蒙斯公司于2011年7月12日签订的《游艇销售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的规定，因此应认定该船舶买卖合同为有效合同。本案本诉与反诉的争议焦点一是在游艇销售合同的履行问题上究竟是哪一方违反了约定并应如何承担违约责任；二是贝福蒙斯公司的各担保人为该公司所作担保是否有效及其是否和如何承担保证责任。对此，原审分析认定如下：
一、在游艇销售合同的履行问题上究竟是哪一方违反了约定并应如何承担违约责任。
（一）关于哪一方当事人违约问题。
本案中，根据700合同的约定，加勒王公司在接收游艇之前的义务是在2011年7月13日前向贝福蒙斯公司支付13，074，126元；贝福蒙斯公司的义务则是在收到该笔款项之后两个月内交付游艇。对此，加勒王公司主张自己如约履行了付款义务并提交了贝福蒙斯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张鸣玲向其出具的《承诺书》、《说明》等证据加以证明。贝福蒙斯公司和张鸣玲虽不否认上述《承诺书》和《说明》的真实性，但在诉讼中却辩称该《承诺》和《说明》中将收到的李娟、陈斌等人所汇的款项确认为“由借款转为购艇款”系认识错误，并以其已经将款项还给了陈斌等人的事实证明自己的辩称为真。据此，贝福蒙斯公司认为加勒王公司在扣减了陈斌等人的款项后即为付款不足，构成了违约，并提起反诉，要求加勒王公司赔偿其可得利益损失。原审认为，根据所查明的全部事实可以得知，加勒王公司与贝福蒙斯公司为游艇购买事宜早有广泛接触。正因如此，讼争的700合同不仅和之前的640合同有直接关联，而且两个合同都是在存在其它诸多因素的情况下由双方协商洽谈形成共识的基础上签订的。贝福蒙斯公司在700合同项下向加勒王公司出具的《承诺书》和《说明》内容具体，信息丰富，不仅清楚明确了其已收到了加勒王公司的13，074，126元的事实，而且对该款的来源、构成、转换成因和时间等进行了具体清晰的描述。应当认为，从双方的合同意图和履行方式来看，作为游艇的买方，加勒王公司的购艇款并不要求必须直接由其公司转账支付，还可以由他人代为转账或将之前的相关款项转化成合同项下的购艇款。关于这一点，仅以2011年7月13日郑秀梅向张鸣玲转账37，063元的细节便可确认，因为只有连同此款，方可补足700合同项下的13，074，126元。正是因为该笔款项中的650万元由贝福蒙斯公司的借款转化成加勒王公司的700合同项下的游艇购买款，而之前几方人等又没有书面协议，所以贝福蒙斯公司、张鸣玲才在不能如约交付游艇而又必须对加勒王公司有所交代的情况下于2011年10月以《承诺书》和《说明》的形式对之前的事实作了书面的总结与确认。本案成讼后，面对加勒王公司的权利主张和自己所作的承诺与说明，贝福蒙斯公司和张鸣玲等皆称“认识错误”，并跨越性地重申早日的借款，但又不能解释其对于如此严重的“错误”为何在《承诺书》、《说明》和《定金支付明细表》中连续出现，以及为何直到本案诉至法院才发现。故其“认识错误”的抗辩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综上，可以认定加勒王公司已依照合同约定于2011年7月13日前向贝福蒙斯公司支付了13，074，126元，不存在合同违约的问题和事实。贝福蒙斯公司关于加勒王公司未依约履行付款义务、违约解除合同并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的请求应予驳回。根据合同，贝福蒙斯公司应在收到加勒王公司的上述款项之日起两个月内交付游艇，但直至加勒王公司发出解除合同之时其仍不能交付游艇，构成了合同所说的“根本违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下称《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加勒王公司有权解除700合同。《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本案中，加勒王公司向贝福蒙斯公司发出了解除合同的通知，故可以确认案涉700合同已于加勒王公司解除合同通知送达贝福蒙斯公司之日即2012年1月6日起解除。依照《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张鸣玲于2011年11月8日至12月16日分别通过银行转给郑秀梅6，031，499.2元和105万元。对此，张鸣玲辩称，上述转账系偿还其个人向陈斌所借的650万元款项。而加勒王公司则认为上述款项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原审认为，根据原审认定的本案中郑秀梅向贝福蒙斯公司支付的款项已转化成加勒王公司700合同项下的购船款的事实，张鸣玲于2011年11月8日到12月16日转账给郑秀梅的7，081，499.2元与本案有关。至于该款项的性质，根据本案的实际，因张鸣玲不能证明其个人在“转化的购艇款”之外还曾向陈斌借过650万元或证明已“转化成购艇款”的650万元又经协商再转化为借款，故7，081，499.2元款项应认定为贝福蒙斯公司因700合同不能履行而向加勒王公司返还的购船款。据此，贝福蒙斯公司返还不足，故还应向加勒王公司返还的购船款为13，074，126-7，081，499.2元=5，992，626.8元。加勒王公司要求返还13，074，126元的主张不能全部支持。
（二）关于违约的责任。
加勒王公司主张，贝福蒙斯公司逾期交艇超过了合同约定的30日的期限，加勒王公司已依法解除了合同，除要求其返还购船款外，贝福蒙斯公司还应按照定金罚则返还其3，312，111.8元的定金。贝福蒙斯公司辩称，双方签订的700合同并未约定定金，而是约定了订金，故本案不应当适用定金罚则。
原审认为，700合同第七条第二款约定“甲方逾期交艇超过30日，视为根本违约，乙方有权提出解除合同，甲方按定金罚则双倍返还乙方货款。甲方股权实际所有人自愿个人承担所有连带经济责任。”从合同条款的文义看，双方约定适用定金罚则的意思表示明确。从合同条款的上下文看，双方明确约定的定金罚则适用于“乙方货款”，再结合合同第五条“交艇时间及交艇地点”中“甲方应于收到乙方货款之日起两个月内向乙方交付游艇”、第十条第3款“本合同自乙方支付定金之日起生效”以及第四条“付款条款”第2款中“乙方应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11年7月13日之前向甲方支付13，074，126元订金”的约定，可以合理推断出13，074，126元表面上虽为“订金”，但实为双方明确约定在贝福蒙斯公司违约时应当双倍返还加勒王公司的定金。再结合贝福蒙斯公司法定代表人张鸣玲在之后所确认的游艇定金支付明细表以及出具的承诺书中亦再三确认13，074，126元属于游艇定金的事实，可以认定双方在签订的700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定金罚则，且“定金”的数额为13，074，126元。据此，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故加勒王公司请求贝福蒙斯公司双倍返还定金的主张合理，应予以支持。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下称《担保法》）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定金数额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百分之二十。本案700合同总价款为16，560，559元，故定金数额不得超过3，312，119.8元。因此，加勒王公司有权请求贝福蒙斯公司返还的定金应为3，312，119.8元。
二、各担保人为贝福蒙斯公司所作担保是否有效以及应如何承担保证责任。
加勒王公司主张，张鸣玲、ＸＸ阳、张鸣春、天熹公司、圣铭俊豪公司于2011年10月20日出具《承诺书》为贝福蒙斯公司履行700合同项下的义务及违约责任和所造成的相应损失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承诺书》是担保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按照《担保法》的规定，各担保人应当对贝福蒙斯公司的上述返还购船款并承担定金罚则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张鸣玲、ＸＸ阳、张鸣春、天熹公司、圣铭俊豪公司辩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或者登记，为境外机构向境内债权人提供的担保为无效担保。本案被担保人贝福蒙斯公司属于香港法人，故本案中的担保属于为境外机构向境内债权人提供担保的情形，该担保未经批准或登记，为无效担保，担保人不应承担担保责任。
原审认为，我国内地实行外汇管制制度，依照中国人民银行《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第二条及国家外汇管理局《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四条和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境内企业为境外机构向境内债权人提供的担保属于对外担保行为。天熹公司、圣铭俊豪公司为我国内地企业，其为贝福蒙斯公司提供连带保证属于对外担保，该担保未报经我国外汇管理部门审批登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应认定无效。办理对外担保的登记应为保证人提供保证的隐含义务，天熹公司、圣铭俊豪公司未办理有关登记手续，其对造成担保合同的无效显然有过错。而加勒王公司作为债权人，在接受担保时，有义务了解担保人出具此类担保是否需要有关部门的批准、担保人是否履行了审批手续，从而取得一份完备和有效的担保。加勒王公司未履行上述应尽义务而接受了担保，其对造成该担保行为的无效也存在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关于“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担保人均有过错，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1／2”的规定，由于主债务人贝福蒙斯公司未如数偿还加勒王公司的购船款及返还定金，故天熹公司、圣铭俊豪公司依法应向加勒王公司连带承担贝福蒙斯公司未清偿部分的1／2的付款责任。
张鸣玲、ＸＸ阳、张鸣春三人向加勒王公司提供的连带保证属于境内个人作为共同担保人与境内企业共同对外担保。依照《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有关外汇管理问题的通知》（汇发（2012）33号）第三条的规定，允许境内个人作为共同担保人，以保证、抵押、质押及担保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与境内企业共同对外提供担保，但应办理境内个人对外担保的登记。该通知亦明确此类登记自2012年7月1日起实施。张鸣玲、ＸＸ阳、张鸣春系于该通知颁布之前的2011年10月20日出具承诺书为贝福蒙斯公司提供担保，按照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张鸣玲、ＸＸ阳、张鸣春当时作为境内个人提供担保并不违反外汇管理规定，应认定有效。依照《担保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张鸣玲、ＸＸ阳、张鸣春应对贝福蒙斯公司的上述返还购船款及定金的违约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本案中，加勒王公司为支持自己的主张，提出了一系列证据。贝福蒙斯公司、张鸣玲、ＸＸ阳、张鸣春、天熹公司和圣铭俊豪公司对于其中由李娟、郑秀梅等人出具的确认书及付款委托书的签名时间有异议，并申请司法鉴定，共产生鉴定费用78，700元，该费用由贝福蒙斯公司、张鸣玲、ＸＸ阳、张鸣春、天熹公司、圣铭俊豪公司预缴。根据鉴定意见的分析，上述确认书及付款委托书事后出具的可能性较大。尽管存在这种可能，但其内容与贝福蒙斯公司的前述书面说明、张鸣玲的承诺书等却能够相互印证，故即便是事后出具，也足以证明李娟、郑秀梅等人所汇款项已转为加勒王公司的游艇购买款的事实。就此而言，鉴定意见并未实现贝福蒙斯公司的抗辩目的，鉴定费用主要应由贝福蒙斯公司、张鸣玲、ＸＸ阳、张鸣春、天熹公司、圣铭俊豪公司承担。另一方面，加勒王公司在原审庭审中回避客观事实坚称上述确认书及付款委托书系当时形成，而非事后出具，违反了民事诉讼的诚实信用原则，其对鉴定的发生及费用的支出也应承担相应责任，故本案鉴定费应由贝福蒙斯公司、张鸣玲、ＸＸ阳、张鸣春、天熹公司、圣铭俊豪公司一方与加勒王公司分别承担70%和30%。
综上，原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九十一条、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福建省加勒王游艇销售有限公司与香港贝福蒙斯游艇有限公司于2011年7月12日签订的《游艇销售合同》自2012年1月6日起解除；二、香港贝福蒙斯游艇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福建省加勒王游艇销售有限公司游艇购买款5，992，626.8元；三、香港贝福蒙斯游艇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福建省加勒王游艇销售有限公司返还定金3，312，119.8元；四、张鸣玲、ＸＸ阳、张鸣春对香港贝福蒙斯游艇有限公司的上述付款义务负连带责任；五、天熹（厦门）动漫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圣铭俊豪游艇俱乐部有限公司对香港贝福蒙斯游艇有限公司未能清偿责任部分承担1／2的连带责任；六、驳回福建省加勒王游艇销售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七、驳回香港贝福蒙斯游艇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如果香港贝福蒙斯游艇有限公司、张鸣玲、ＸＸ阳、张鸣春、天熹（厦门）动漫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圣铭俊豪游艇俱乐部有限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案件受理费120，117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鉴定费78，700元，由福建省加勒王游艇销售有限公司负担66，794元（43，184＋23，610），由香港贝福蒙斯游艇有限公司、张鸣玲、ＸＸ阳、张鸣春、天熹（厦门）动漫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圣铭俊豪游艇俱乐部有限公司负担137，023元（76，933＋55，090＋5，000）；反诉案件受理费16，600元，由香港贝福蒙斯游艇有限公司负担。
一审判决后，加勒王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其未全部支持上诉人要求返还13，074，126元购船款的主张是错误。原审判决认定张鸣玲2011年11月8日到12月16日间转账给郑秀梅的7，081，499.2元与本案有关，故在贝福蒙斯公司应当返还上诉人的购船款中予以扣除，但该共计7，081，499.2元的几笔款项系被上诉人张鸣玲与郑秀梅之间的其它经济往来，与本案无关，原审认定该事实缺乏依据。2、原审适用法律错误，其认定被上诉人天熹公司以及圣铭俊豪公司对贝福蒙斯公司未能清偿责任部分承担1／2的连带责任，是错误的。被上诉人天熹公司及圣铭俊豪公司的担保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的对外担保。根据《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第二条的规定，对外担保的概念是国内机构向境外的债权人提供担保，并非被上诉人所称的系为境外债务人担保，故本案并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天熹公司和圣铭俊豪公司提供的担保是有效的。即便本案被上诉人天熹公司以及圣铭俊豪公司提供的担保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的对外担保无效的情形，被上诉人天熹公司以及圣铭俊豪公司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十九条以及《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即使涉及对外担保问题，办理审批登记手续的义务人也是担保人，故若本案被上诉人天熹公司以及圣铭俊豪公司提供的担保无效，上诉人作为债权人也无过错，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天熹公司以及圣铭俊豪公司也应与贝福蒙斯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原审判决上诉人承担30%的鉴定费是错误的。被上诉人针对上诉人原审提交的证据9至证据11、证据13至证据16的形成时间申请鉴定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上诉人提交鉴定证据的证明对象为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了讼争游艇的定金13，074，126元，这一事实已经得到各被上诉人的反复确认，因此鉴定证据的形成时间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贝福蒙斯公司支付了13，074，126元这一事实没有任何关系，被上诉人申请鉴定与本案认定事实的审理没有任何关系，理应由被上诉人承担鉴定费用。此外，鉴定人做出的《福建鼎力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结论与事实完全不相符。鉴定人认为鉴定证据的形成时间为2012年的下半年，但本案提起诉讼的时间为2012年1月9日，上诉人于2012年2月15日将其作为证据提交给一审法院，鉴定人的鉴定结论明显违背客观事实，该结论不足以采信，故应由被上诉人承担鉴定费用。为此，请求二审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并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及鉴定费用。
被上诉人贝福蒙斯公司、张鸣玲、ＸＸ阳、张鸣春、天熹公司、圣铭俊豪公司共同答辩称：1、上诉人加勒王公司并未依据合同约定于2011年7月13日前向贝福蒙斯公司支付人民币13，074，126元。首先，贝福蒙斯公司法定代表人张鸣玲收到的款项均不是由上诉人直接支付，而是由案外人支付，这些款项被认定为上诉人支付的货款需要具备以下条件：付款人确认、付款人的确认应当在张鸣玲还款前、该确认应当在张鸣玲还款前有效通知给贝福蒙斯公司。否则，案外人支付给张鸣玲的款项，即使被贝福蒙斯公司和上诉人确认为货款，也不应被认定为货款，因为该款项涉及到案外人的利益。原审中付款人并没有出庭，上诉人提供的确认书、付款委托书等证据经鉴定存在明显瑕疵，真实性无法确认，因此不足以证明付款人确认其付款系代上诉人支付货款。根据有关鉴定意见，确认书、付款委托书是在张鸣玲已经将大部分款项归还给付款人之后形成的，在此情况下，付款人已无权再确认所付款项系代上诉人付款。此外，在张鸣玲还款给付款人前，付款人始终也没有通知张鸣玲所付款项系代上诉人支付的货款。其次，贝福蒙斯公司及张鸣玲出具《承诺书》、《说明》及《定金支付明细表》确认收到13，074，126元货款，系在案外人所付款项不具备上述三个条件的情形下，错误地将案外人所付款项作为上诉人付款所致。因此《承诺书》、《说明》及《定金支付明细表》不能作为认定上诉人支付了13，074，126元货款的依据。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或者登记，为境外机构向境内债权人提供担保的，担保合同无效。天熹公司与圣铭俊豪公司为贝福蒙斯公司提供的担保，符合上述规定。上诉人作为债权人应当知道境内公司为境外公司提供担保应当办理审批、登记手续，但在签订合同后没有积极要求担保人办理相应手续，存在明显过错，其过错是导致合同无效的原因之一，因此原审判决天熹公司与圣铭俊豪公司承担1／2的责任是正确的。3、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鼓励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有关外汇管理问题的通知》的精神，在该通知颁布前对于个人对外担保是严禁的，只有在该通知颁布后，个人才可以与企业作为共同担保人对外提供担保，但应办理相应登记、审批手续。张鸣玲等提供的担保，根据当时的法律应当认定无效。而上述通知颁布后，由于张鸣玲等的担保没有办理登记、审批手续，其担保应当认定为无效，原审认定担保有效，是错误的。4、原审的鉴定系由于上诉人提供虚假证据造成的，原审庭审中法官多次询问其提供的确认书、付款委托书等资料中签字时间是否倒签，上诉人坚称没有，被上诉人一方才提出鉴定申请，鉴定结果支持了被上诉人一方的主张，因此鉴定费应当由上诉人一方承担，原审判决其只承担30%的责任明显过低。
二审过程中，上诉人和各被上诉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上诉人和被上诉人除了对张鸣玲于2011年11月8日到12月16日间通过银行转给郑秀梅的7，081，499.2元的性质持有异议外，对原审认定的本案其它基本事实没有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贝福蒙斯公司系香港特别行政区法人，本案属于涉港民事纠纷。各方当事人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均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第二款、第十九条的规定，应当认定各方当事人均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处理本案争议，故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对下列问题存有争议，本院予以分析认定如下：
一、关于张鸣玲2011年11月8日到12月16日间转账给郑秀梅的7，081，499.2元是否与本案船舶买卖合同有关的问题。上诉人加勒王公司和被上诉人贝福蒙斯公司等均认为该笔款与本案无关，但对于该款性质双方各执一词。上诉人认为该款项系张鸣玲与郑秀梅之间的其它经济往来，与本案无关。而各被上诉人则认为，上述转账的款项系张鸣玲向案外人偿还的借款，案外人原先说该笔款是货款，张鸣玲才确认为货款，但后来案外人又否认是货款并不断向张鸣玲催讨，故张鸣玲就将该款退还给案外人。本院认为，要确认该款项是否与本案有关，首先要确认上诉人是否已经向被上诉人贝福蒙斯公司支付定金人民币13，074，126元。被上诉人贝福蒙斯公司法定代表人张鸣玲在2011年10月20日向上诉人出具的承诺书中确认其于2011年7月12日前已收到上诉人交来的购买700游艇定金人民币13，074，126元。而张鸣玲在2011年11月4日向上诉人出具的说明中又再次确认：“2011年7月12日之前香港贝福蒙斯公司与福建省加勒王游艇销售有限公司及金鑫个人所签订的所有《游艇销售合同》已全部解除。2011年7月12日前福建省加勒王游艇销售有限公司及金鑫指定的人员郑秀梅、李娟向张鸣玲及林燕缨支付的款项（其中2010年9月21日及2010年11月15日的转款在2011年1月5日之前为借款，2011年1月5日转为游艇购买款），上述款项于2011年7月12日全部转为7月12日香港贝福蒙斯公司与福建省加勒王游艇销售有限公司所签订的《游艇销售合同》中福建省加勒王游艇销售有限公司所支付的游艇购买款项，总额为13，074，126元。”张鸣玲还在上诉人提供的《游艇定金支付明细表》上对上述款项予以签名确认。案外人郑秀梅等也出具确认书确认上述转款系受上诉人的委托所为。据此，可以认定上诉人已经向被上诉人贝福蒙斯公司支付定金人民币13，074，126元。其次，被上诉人辩称案外人原先说该笔款是货款，但后来又否认是货款并不断向张鸣玲催讨，故张鸣玲又将该款退还给案外人，缺乏证据支持，也未得到案外人的确认，故本院不予采信。而且，在上诉人和被上诉人贝福蒙斯公司均已确认贝福蒙斯公司所收取的人民币13，074，126元为购买案涉游艇定金的情况下，未经上诉人认可，贝福蒙斯公司也不得将其中的部分款项作为还款支付给案外人。因此，张鸣玲转账给郑秀梅的7，081，499.2元不能认定与本案有关。原审在缺乏相应证据的情况下认定该款项与本案有关，显属不当，应予纠正。故被上诉人贝福蒙斯公司应向上诉人返还购船款13，074，126元。
此外，《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担保法》第九十一条规定，定金数额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百分之二十。本案700合同总价款为16，560，559元，故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贝福蒙斯公司双倍返还定金3，312，111.8元于法有据，应予以支持。但原审判令贝福蒙斯公司向上诉人返还定金3，312，119.8元，显然有误，应予纠正。
二、关于被上诉人天熹公司和圣铭俊豪公司是否应对被上诉人贝福蒙斯公司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问题。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二）项及国家外汇管理局《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七条均规定，境内企业为境外机构向境内债权人提供的担保也属于对外担保。天熹公司、圣铭俊豪公司为我国内地企业，其为贝福蒙斯公司提供连带保证属于对外担保。上诉人关于天熹公司及圣铭俊豪公司的担保不属于对外担保的主张与法律规定不符，不能成立。而该担保未经国家外汇管理部门审批登记，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应当认定无效。天熹公司、圣铭俊豪公司作为保证人提供对外担保，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对外担保的审批登记手续，其未依法办理有关手续，导致担保合同无效，存在明显的过错。而上诉人作为境内法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天熹公司、圣铭俊豪公司提供的担保属于对外担保，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审批登记手续，但其在接受担保时未进行审查并督促担保人履行审批登记手续，对造成上述担保无效也存在过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担保人均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因此，原审判令天熹公司、圣铭俊豪公司依法应向上诉人连带承担贝福蒙斯公司未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的付款责任，并无不当。故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三、关于原审判令上诉人加勒王公司承担30%的鉴定费是否适当问题。本院认为，首先，被上诉人贝福蒙斯公司法定代表人张鸣玲前后两次分别出具承诺书和说明确认已收到上诉人交来的游艇定金人民币13，074，126元，郑秀梅、李娟等人的转款系作为或','2018-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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