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沈和民三初重字第00001号
原告：辽宁百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文艺路19号2-6-9，组织机构代码69943891-0。
法定代表人：王钢，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平，系辽宁兴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沈阳市民族房屋开发公司，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小西路66号，组织机构代码11766698-1。
法定代表人：刘士纯，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任可，男，汉族，1966年5月30日出生，系该公司副总经理，住沈阳市沈河区。
委托代理人：刘玉梅，系辽宁申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沈阳昊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北大街156号十二楼。
法定代表人：何献俊。
原告辽宁百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沈阳市民族房屋开发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2年3月13日立案受理后，于2012年8月27日作出[2012]沈和民三初字第316号民事判决，被告不服，提起上诉。该案经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沈中民三终字第3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并发回我院重审。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并追加沈阳昊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第三人，由审判员严冬云担任审判长并主审，人民陪审员张玉杰、李伟参加评议，于2014年2月19日、2015年2月27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王平、被告委托代理人刘玉梅、任可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1999年12月30日，中国建设银行沈阳城建支行（以下简称建行城建支行）与沈阳民族房屋开发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01年6月18日更名为沈阳市民族房屋开发公司，即本案被告）签订编号为991230借款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向中国建设银行沈阳城建支行借款120万元，借款期限自1999年12月30日至2000年12月30日止，贷款利率按年千分之5.91计算，如借方未按期还款，中国建设银行沈阳城建支行有权按日万分之2.1计收利息”。合同同时约定，双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发生争议可以直接向贷款银行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起诉。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照约定放款，履行了合同义务，但借款到期后，被告未能如约还款。上述欠款虽经建行城建支行多次向被告催要，但被告一直未还，为保证该笔债权诉讼时效的有效性，2002年11月29日建行城建支行向被告发出《催要逾期贷款通知书》，由被告沈阳市民族房屋开发公司盖章予以确认。该笔债权诉讼时效中断。新诉讼时效届满日为2004年11月28日。2004年6月28日，建行城建支行将上述债权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并于2004年8月3日在《辽宁日报》上发布了该笔债权的转让及催收公告，诉讼时效中断。新诉讼时效届满日为2006年8月2日。2004年11月29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又将该债权转让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大连办事处，并于2005年2月6日在《辽宁日报》上发布了该笔债权的转让及催收公告，诉讼时效中断。新诉讼时效届满日为2007年2月5日。2006年12月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又将上述债权转让给中诚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并于2006年12月13日在《辽宁日报》上发布了该笔债权转让及催收公告，诉讼时效中断。新诉讼时效届满日为2008年12月12日。中诚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接收上述债权后，分别于2008年10月22日和2010年10月20日以公证邮政挂号信的方式向沈阳民族房屋开发公司的营业地址邮寄了《中诚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贷款催收通知书》和《中诚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履行担保义务通知书》，上述邮寄催收行为分别经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公证处出具的（2008）大中证民字第3170号和（2010）大中证经字第1711号公证书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当事人一方以发送信件或者数据电文方式主张权利，信件或者数据电文到达或者应当到达对方当事人的，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之规定，以邮政挂号信的方式主张权利，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自中诚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最后一次邮寄催收之日算，本案所涉债权诉讼时效届满日为2012年10月19日。此后中诚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授权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全权处置上述资产，后东方资产以其名义将上述债权转让给沈阳国信恒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并于2010年11月24日在《辽宁日报》上发布公告。2012年1月9日沈阳国信恒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公证保全送达形式，将《债权转让暨催收通知》送达至被告住所地沈阳市沈河区小西路66号并由其工作人员接收，同时告知被告沈阳国信恒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将该债权转让给辽宁百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被告应立即向原告履行还款义务，上述送达告知过程经辽宁省诚信公证处出具（2012）辽诚证民字第150号《公证书》予以确认。综上所述，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
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偿还借款合同编号为991230项下借款本金120万元及至全部清偿欠款之日止所欠付的全部利息（截至2012年5月17日利息为145.38万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及相关费用。
被告辩称，一、答辩人不是本案的实际借款人和用款人，其与本案借款没有任何法律关系，故答辩人不是适格的被告主体。答辩人的原法定代表人邢达普于1998年12月以欺骗及虚假的非法手段将原为集体企业的公司非法转制为股东为邢达普和其两个女儿的个人有限公司。并将沈阳民族房屋开发有限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公司印鉴等交给沈阳昊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源公司）独立管理及使用，进行棚户区改造项目开发建设，同时昊源公司将有限公司的办公地点变成昊源公司的办公地点。十年来昊源公司一直对外以非法转制后的沈阳民族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名义经营及使用证照、印鉴做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本案诉争借款发生在1999年12月30日，正是昊源公司使用沈阳民族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名义及证照、印鉴进行棚户区改造项目开发建设的时期，在借款合同上也注明了：“借款将用于棚户区改造”显然根据项目建设主体、借款用途和持有贷款证照、印鉴手续主体等事实，足以证明该笔借款的实际借款人和实际用款人均系昊源公司，该笔贷款与答辩人无任何法律关系。答辩人的工商档案登记中虽然因非法转制及依法恢复进行二次名称和企业性质变更，但这种变更完全区别于一般正常的企业更名，因为变更为有限公司是一种非法的转制行为，是经中纪委责令依法撤销的，尤其是恢复后的答辩人的证照及印鉴因历史原因也曾长期由昊源公司管理和使用，因此答辩人对非法转制的有限公司的债务不存在承继的义务。上述的历史问题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及沈阳市人民政府均有处理意见。根据2006年3月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沈中法（2006）9号文件《关于沈阳市民族房屋开发公司与沈阳昊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相关案情的报告》、沈阳市人民政府信访局《关于“府苑名都”及“都市港湾”两个楼盘权属争议调解情况的说明》及昊源公司与沈阳市民族房屋开发公司《协议书》等文件和文书，昊源公司已作出承诺：清理所有与对外方发生的涉及民族公司的合同、协议、委托及诉讼，以避免再发生矛盾，如尚有以民族公司名义发生的财务账务等，均由昊源公司负责结算、支付、解决。显然此期间的对外债权债务均应由昊源公司全部自行负责和承担，完全与答辩人无关。上述事实，时任市委常委、副市长，现任市委副书记的邢凯同志，市委副秘书长、信访局长陈国强同志均十分了解，正是在这两位领导的主持下，民族公司与昊源公司的纠纷才得以初步化解；二、本案也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限，依法应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原告诉请的本案，贷款时间为1999年12月30日，还款期限届满日为2000年12月30日，答辩人对此笔贷款从贷款申请至今根本就不知情，根据原告所诉，此笔债权已历经了5次转让，从没有任何一方口头或书面向答辩人进行催收，答辩人也从来不知道债权转让及催收事宜。尤其是更没有任何公证处的人员向答辩人送达催收通知，原告所诉的公证送达答辩人根本不知晓，对答辩人根本不具有法律效力，在2012年4月26日接到和平法院传票前答辩人从未听说过原告公司，更没有收到该公司以任何形式送达的任何法律文书，故此本案诉讼对答辩人而言早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限，依法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未到庭，未答辩。
经审理查明，1999年12月28日，中国建设银行沈阳城建开发专业支行（以下简称建行城建支行）与沈阳民族房屋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中国建设银行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约定：沈阳民族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从建行城建支行借款120万元，用于棚户区改造，年利率为5.91‰，期限为1999年12月30日起至2000年12月30日止，在合同有效期内，如遇利率调整，按人民银行规定办理；借款人未按期或超过本合同约定分次还款计划未偿清的贷款为逾期贷款，贷款人有权对逾期贷款，在逾期期间按万分之2.1计收利息。在合同有效期内，借款人如需进行承包、租赁、合并和兼并、合资、分立、联营、股份制改造等改变其经营方式时，应提前三十天通知贷款人。经贷款人对有关转制合同书面认可后，借款人方可实施转制行为。借款人违反上述约定，擅自变更企业体制，致使贷款债权落空，造成信贷资产损失的，贷款人有权收回部分或全部贷款，并有权向借款人收取借款金额百分之三十的违约金。合同签订后，建行城建支行于1999年12月30日如约向沈阳民族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发放了借款。到期后，沈阳民族房屋开发有限公司未如期偿还借款。2001年6月18日沈阳民族房屋开发有限公司经工商机关核准变更为沈阳市民族房屋开发公司。2002年11月29日，建行城建支行向沈阳市民族房屋开发公司发出催还逾期贷款通知书，要求沈阳市民族房屋开发公司在接到通知后三个月内偿还借款本金120万元及利息。沈阳市民族房屋开发公司在该通知上加盖公章予以确认。2003年9月25日，中国建设银行对沈阳地区部分分支机构隶属关系进行调整，其中建行城建支行并入沈中支行。2004年6月28日建行沈中支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一份，建行沈中支行将债务人沈阳市民族房屋开发公司所欠本金120万元及截止至2003年12月31日的利息252,789.60元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中国建设银行辽宁省分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于2004年8月3日在辽宁日报发布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要求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承继人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义务。2004年11月29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大连办事处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一份，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将债务人沈阳市民族房屋开发公司所欠本金120万元及截止至2003年12月31日的利息252,789.60元转让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大连办事处，2005年2月6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大连办事处在辽宁日报上发布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要求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承继人立即向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大连办事处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义务，并向二被告邮寄送达《债权转让及催收通知》。2006年12月21日，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大连办事处与中诚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资产转让协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大连办事处将债务人沈阳市民族房屋开发公司所欠本金120万元及截止至2005年7月31日的利息415,536.45元转让给中诚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同日，中诚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委托方与作为受托方的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大连办事处签订授权委托书，中诚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特别授权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大连办事处全权管理及处置该等资产项下的全部权益，其管理金和处置方式包括但不限于：1.对上述资产涉及的债务人直接主张权利，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2.对上述资产涉及的债务人提起诉讼、仲裁或申请强制执行，3.将上述资产以合适的方式出售或转让予第三人，4.对上述资产与债务人进行债务重组，5.以其它合法及适当的方式对上述资产进行管理及处置。委托方授权受托方以其自己的名义对外进行上述资产管理、处置、诉讼及执行活动，对外委托相关中介机构并签署各项包括转授权等相关文件，同时认可并承受受托方对上述资产进行管理及处置的结果。2006年12月13日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在辽宁日报发布东元2006－1重整资产证券化信托之债务催收、信托设立、债权转让通知。中诚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于2008年10月22日、2010年10月20日以邮政挂号信的方式将《中诚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贷款催收通知书》邮寄给沈阳民族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并在大连市中山公证处对邮寄行为办理保全证据公证。2010年9月28日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大连办事处与沈阳国信恒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资产转让合同，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大连办事处将债务人沈阳市民族房屋开发公司所欠本金120万元及截止至2010年6月20日的利息113.17万元转让给沈阳国信恒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大连办事处于2010年11月24日在辽宁日报上发布了资产转让公告。2011年10月16日，沈阳国信恒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原告签订债权转让协议，沈阳国信恒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债务人沈阳市民族房屋开发公司所欠本金120万元及截止至2010年6月20日的利息113.17万元转让给原告。2012年1月12日，原告委托代理人到被告处送达债权转让暨催收通知，并在辽宁诚信公证处对送达行为办理保全行为公证。
另查，沈阳市民族房屋开发公司原为集体所有制企业，1998年12月8日，沈阳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市民委）下发关于沈阳市民族房屋开发公司申请改制的批复，该批复同意沈阳市民族房屋开发公司改制为时任法定代表人邢达普所有的私营企业。1998年12月16日，沈阳市民族房屋开发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设立登记，企业名称改为沈阳民族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企业性质由集体改为有限责任公司（私营）；注册资本由510万元改为1010万元，股东三名，邢达普出资410万元，邢立雪、邢立竹（邢的两个女儿）各出资300万元。1999年4月27日，有限公司领取了营业执照。
1999年6月11日，第三人昊源公司与沈阳民族房屋开发有限公司（私营）签订了参股协议，约定昊源公司出资1515万元，使沈阳民族房屋开发有限公司（私营）注册资金达到2525万元，昊源公司占总股本的60%，沈阳民族房屋开发有限公司（私营）占总股本的40%。1999年6月16日，昊源公司与邢达普、邢立雪、邢立竹签订补充协议一份，协议约定：因邢达普年迈多病，无力继续经营房地产，同意整体将沈阳民族房屋开发有限公司（私营）交给昊源公司经营，昊源公司同意投资人民币3000万元，付款方式为分期付款，昊源公司接管沈阳民族房屋开发有限公司（私营）。补充协议签订后，昊源公司仅付款200万元，其余应付款未付，邢达普、邢立雪、邢立竹三人于1999年10月20日将昊源公司起诉至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在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第一起诉讼），请求解除双方的参股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双方就此案达成和解，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9年11月4日作出（1999）沈经初字第605号民事调解书，主要内容为：双方废止1999年6月16日签订的补充协议。邢达普、邢立雪、邢立竹退还昊源公司购买股权投入的200万元，双方继续履行参股协议书，并约定：昊源公司向沈阳民族房屋开发有限公司（私营）投资1515万元（已履行完毕）所占股份60%，邢达普、邢立雪、邢立竹占股份40%。调解书生效后，沈阳民族房屋开发有限公司（私营）的全部工作及项目开发和管理由昊源公司进行管理和主持。昊源公司主持沈阳民族房屋开发有限公司（私营）全部工作后，所有开发建设所需投资由昊源公司负担。调解书生效后，昊源公司与沈阳民族房屋开发有限公司（私营）均未到工商局办理股东及注册资本变更登记。
2000年4月24日，市民委发布沈民发（2000）5号文件：撤销关于沈阳市民族房屋开发公司申请转制的批复，2001年4月26日，沈阳市集体经济办公室发布沈集办发（2001）6号文件《关于市民族房屋开发公司转制前企业性质的调查认定意见》，认定：民族公司改制前为集体所有制企业。
2001年5月18日，市民委发布沈民发（2001）16号文件《关于恢复沈阳民族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原体制的决定》，市民委决定将沈阳民族房屋开发有限公司恢复为集体所有制，并于2001年5月23日任命关跃良为该公司负责人（临时法定代表人）。同年6月18日，由关跃良作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向沈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变更沈阳民族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为沈阳市民族房屋开发公司。2001年6月19日，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中，企业名称由沈阳民族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变更为沈阳市民族房屋开发公司，企业性质从有限责任恢复为集体所有制，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关跃良。
2001年6月13日，市民委和昊源公司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1、民族公司（即沈阳市民族房屋开发公司）法定代表人暂由市民委委派；2、市民委委派的法定代表人不参与具体业务，授权昊源公司指定代表行使法定代表人职权，直至按《公司法》更换新的法定代表人止。民族公司的营业执照、公章等均由昊源公司保管和对外使用，由昊源公司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2003年4月15日，昊源公司认为其无法行使控股股东的权利，诉至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在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第二起诉讼），要求判令沈阳市民族事务委员会、沈阳市民族房屋开发公司停止对昊源公司股权的侵害行为。2003年9月，昊源公司与民族公司分别雇佣保安人员曾在工地现场发生对峙情况，为此市政府曾于9月6日召开了一次协调会。昊源公司曾于2003年10月进京上访。该案经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领导多方面做工作，昊源公司撤回起诉。
2010年7月1日，昊源公司与民族公司签订协议书一份，双方就沉积多年的历史纠纷，全面解决北寺棚户区改造项目遗留问题达成共识，其中：昊源公司承诺在本协议签订后30日内，将原民族公司交由其保管、使用的财务章、法定代表人名章、合同章等返还民族公司；民族公司确认昊源公司对北寺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全部债权，并全力配合昊源公司通过法律手段回收追讨北寺棚户区改造项目全部应收售房款及其应收款项（收款账号由昊源公司指定）。2010年7月20日，昊源公司将民族公司“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关跃良法人印鉴”“财务专用法人印鉴”返还民族公司。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借款合同、核定贷款指标通知、贷款转存凭证、催还逾期贷款通知书、债权转让协议、转让债权清单、公证书、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资产转让协议、授权委托书、贷款催收通知书、资产转让合同、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中国建设银行辽宁省分行文件、债权催收公告与被告提供的行政判决书、沈中法[2006]9号文件、协议书、收条、参股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等证据，以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已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本案第三人昊源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本院根据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及其当庭陈述，对本案事实予以确认。
本案的争议焦点：1、沈阳市民族房屋开发公司是否为本案的实际借款人和用款人，即其与沈阳民族开发有限公司是否为同一主体；2、2002年11月29日催还逾期贷款通知书中所加盖的沈阳市民族房屋开发公司的印章是否为该开发公司所加盖，即该印章是否能作为沈阳市民族房屋开发公司对债务的确认。
一、关于涉案借款的实际借款人和用款人
被告沈阳市民族房屋开发公司原为集体所有制企业，于1998年12月16日更名为沈阳民族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企业性质由集体改为有限责任公司（私营），股东三名，即邢达普及其两个女儿邢立雪、邢立竹。2000年4月24日，沈阳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发布沈民发（2000）5号文件，撤销了关于沈阳市民族房屋开发公司申请转制的批复，并于2001年5月18日发布沈民发（2001）16号文件，决定将沈阳民族房屋开发有限公司恢复为集体所有制。2001年6月19日，经工商部门核准，企业名称由沈阳民族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变更为沈阳市民族房屋开发公司，企业性质亦由有限责任恢复为集体所有制，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关跃良。由此可见，沈阳民族房屋开发有限公司（私营）与沈阳市民族房屋开发公司并非同一主体。
1999年6月11日，沈阳民族房屋开发有限公司（私营）与昊源公司签订参股协议，同时邢达普、邢立雪、邢立竹与昊源公司签订补充协议，整体将沈阳民族房屋开发有限公司（私营）交给昊源公司经营，昊源公司同意给沈阳民族房屋开发有限公司（私营）投资人民币3000万元。后因昊源公司仅付款200万元，邢达普、邢立雪、邢立竹三人于1999年10月20日将昊源公司起诉至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就此案达成和解。调解书生效后，沈阳民族房屋开发有限公司（私营）的全部工作及项目开发和管理由昊源公司进行管理和主持。本案中，涉案借款合同签订于1999年12月28日，虽然借款合同载明借款为“沈阳民族房屋开发有限公司”，根据前述内容，此时“沈阳民族房屋开发有限公司”的企业性质为私营，该企业已由昊源公司全面接管，且借款合同明确载明借款用途为“棚户区改造”，而昊源公司拥有对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全部债权，故昊源公司为涉案借款的实际借款人和用款人，而非本案被告。
二、关于2002年11月29日催还逾期贷款通知书中所加盖的沈阳市民族房屋开发公司的印章
2002年11月29日，建行城建支行向沈阳市民族房屋开发公司发出催还逾期贷款通知书，要求沈阳市民族房屋开发公司在接到通知后三个月内偿还借款本金120万元及利息。该通知上虽盖有“沈阳市民族房屋开发公司”的印章，但事实上，根据市民委与昊源公司于2001年6月13日签订的协议书，自2001年6月13日开始，沈阳市民族房屋开发公司的营业执照、公章等均由昊源公司保管和对外使用，直至2010年7月20日，昊源公司才将沈阳市民族房屋开发公司的相关印章全部返还该公司。故在2002年11月29日催还逾期贷款通知书中加盖“沈阳市民族房屋开发公司”印章是昊源公司所为，不能作为沈阳市民族房屋开发公司对债务的确认。
综上，被告沈阳市民族房屋开发公司并非涉案借款的实际借款人和用款人，原告主张被告沈阳市民族房屋开发公司履行还款义务缺乏法律依据，故对原告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辽宁百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诉讼费33,484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原告辽宁百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严冬云
人民陪审员 张玉杰
人民陪审员 李 伟
二〇一五年六月四日
书 记 员 商雨萌
本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责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