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云04民终5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云南哀牢神韵旅游文化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县桂山街道办事处小横山（工业园区管委会五楼）。
法定代表人：赖友谷，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莉，系广东高睿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芸，系广东高睿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新平哀牢山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县桂山街道办事处河滨路62号。
法定代表人：曹仕章，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云苍，系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鲁万忠，系云南新宇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云南哀牢神韵旅游文化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哀牢神韵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新平哀牢山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哀牢山旅游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云0427民初7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2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哀牢神韵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莉、被上诉人哀牢山旅游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云苍、鲁万忠到庭参加诉讼，上诉人哀牢神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赖友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芸、被上诉人哀牢山旅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曹仕章，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哀牢神韵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哀牢山旅游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哀牢山旅游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并未完整、全面、客观地对涉案事实进行表述和认定，存在以下错误和遗漏：其一、哀牢神韵公司成立于2013年9月18日，股东是玉溪新平谷城投资有限公司（占有90%股权）和被上诉人哀牢山旅游公司（占有10%股权）。哀牢神韵公司的成立本身是案外人新平县人民政府与广州谷城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所签订的《云南新平哀牢山旅游景区整体开发投资合同》（以下简称《投资合同》）第六条履行的结果，这一点哀牢神韵公司的《章程》第四条表述得非常清楚。原审判决在表述这一事实时（判决书第35页第8—10行）存在遗漏。其二、原审判决第36页从第二段开始至第37页第一段列举在《新平哀牢山景区固定资产经营管理权移交协议》（以下简称《移交协议》）签订后，哀牢神韵公司一些项目建设计划的变迁过程，这一点上诉人认可确实存在这一过程，但原审认定“截至目前，上述建设均未实际开工”不完全属实，且原审对该部分法律事实的罗列未全面反映事实情况。1、2014年6月经哀牢神韵公司申请，新平县发展和改革局分别核发了3个《投资项目备案证》，其中提及的“石门峡景区亮点工程”、“停车场上面拦沙坝改造工程”、“清沙防沙”河道泥沙清理，以及景区的基础设施（如石门峡旅游厕所休息站的修缮、标识指示牌的设置等），这些工程哀牢神韵公司都陆续有去做并已完成，这些可以和原审已确认的合同相互印证，也可以去现场核实。其他的项目因涉及建设用地审批、规划审批、电力设施共赢、搬迁客观因素，所以没办法推进，所以才会在2015年7月13日就此召开下面提及的专题会议。《关于加快哀牢山旅游景区整体开发第一批项目建设会议纪要》召开的前提是“解决项目推进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明确相关部门职责，加快项目推进”，“在总规评审通过的基础上，加快推进政府领导小组和谷城集团代表共同协商提出的13个项目”，这个会议纪要抄送给的是谷城集团而非哀牢神韵公司，参会的人员中也没有任何哀牢神韵公司的人员。而在这13个项目中，新建项目6个，其中前5个都需要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用地审批、提供“三通一平”工作为前提；老景区提升改造项目7个，其中4个项目都需要政府相关职能的用地审批为前提。这些前提条件都是会议纪要上明确列明的事实，并要求符合规划，上诉人的“辩解”是有书面依据的。其三、上诉人对景区隐患有进行整改，整改中断的原因是被上诉人强行介入赶走上诉人。原审法院在法律事实确认部分表述为“因被告未按照……的要求进行事故隐患整改，原告向安监局上报《整改方案》，经审批后，原告于11月14日接手进行整改”，并不属实（判决书第38页倒数第3行—39页第3行）。对于景区安全隐患及整改问题，哀牢神韵公司有按照新平县旅游发展局的要求进行整改，2016年10月13日，新平县旅游发展局下发的（新）旅复查字【2016】第（05）号《改正复查意见书》写的非常明确，“9月2日要求责令改正，9月27日现场复查“，”责令改正事项24项，复查26项，其中符合责令改正要求的21项，”这说明哀牢神韵有整改的能力，也积极去配合整改。对新平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9月30日的《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要求的限期整改日期是2016年12月25日，接到整改通知后，哀牢神韵公司一方面制定整改方案和进行招投标，在11月1日，哀牢神韵公司已按要求将整改方案上报给安监局的罗队长，但一直没有回复；另一方面，对安监局提出的问题，公司在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在景区进行初步的安全措施加固，至于大的整改部分，因为当时雨水不断（雨季），客观上不可能马上进场施工，也需要安监局的同意。上诉人上报了整改方案并确定了整改的公司，而原审直接按被上诉人的表述，认定是上诉人“未按照安监局要求进行整改”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关于上诉人提交的《哀牢山风景区修缮维护工程施工合同文件》，原审不予认定的理由“因该合同尚未实际履行”，该合同真实有效，没有履行的原因是被上诉人的进场导致该合同根本无法履行，但是合同的相对方修缮材料，机器设备都已到景区内。这一事实原审法院并未查实。原审法院所谓“接手进行整改”，是强制性的违法接手，被上诉人是上诉人的股东，被上诉人从未就整改问题与上诉人进行过任何沟通，而是在2016年11月15日突然联合安监局、旅游发展局，开会向上诉人宣布“根据县委、县政府相关会议精神，石门峡景区隐患整改由哀牢山旅游公司接手”（被上诉人提交证据显示）。上诉人是哀牢山景区的经营管理权人，政府部门没有权利审批同意由上诉人的股东接手，而接手整改是假，目的是拿回经营管理权。事实上，从2016年11月15日开始被上诉人借整改之名占有景区之后至今，哀牢山景区都由其实际经营管理。此外，对上诉人有利的事实，比如关于总体规划通过后，在做详规过程中，因建设用地问题，以及旅游发展公司强占景区的事宜，多次向各级各部门进行过申请和反映。以及，在2015年12月2日，新平县旅游发展局作出《证明》“云南哀牢神韵旅游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开发的哀牢山旅游景区整体开发项目，符合《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11-2025）》”等等，这些原审法院未予以认定和列明。二、关于上诉人实际投资情况，原审法院的认定原则就是，“被上诉人认可的法院就认定，被上诉人不认可的就找理由否认”。最终认定上诉人实际投资数额仅为3941976.81元，完全与事实不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条，“本办法所称发票，是指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开具、收取的收付款凭证”。发票是我国法定的收付款凭证，而原审法院既不否认发票本身的效力，又毫无理由地否认上诉人的投资投入。1、关于与广州谷城策划创意服务有限公司的合同及策划费288万元，原审法院认为“发票号码均为连号，与财务规定的客观实际不符；考虑到被告与策划公司之间的特殊关系，上述费用不予采信”。首先，原审提出的其中一些连号发票都是开具在2015年9月29日同一天，在月末，就现有的发票额度开票，在财务操作上很正常，上诉人愿意接受这样的票据，而绝大部分的金额对应的发票（累计近200万元）都不是连号；另外，公司是独立的主体，即便存在关联性，只要发票、交易是真实的，就不能凭不实的主观推断进行否认。2、关于其余与艾奕康环境规划设计（上海）有限公司、与陕西省旅游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与广州高力国际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大地风景旅游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签订的合同及对应的发票3995000元，原审判决全部不予以认可，理由是“合同没有标注具体的签订时间，发票未能载明支出项目的名称，无法确认费用的支出与合同的关联性。”上诉人与艾奕康的合同签订是2014年5月12日，与陕西规划设计院的合同签订是2014年7月30日，与高力国际的合同签订在2016年10月19日，日期都明确标注在合同的前面或者落款处，合同内容上都明确与哀牢山旅游景区的规划、详规、定位服务相关，发票页面上的“货物或应税劳务名称”项上或者备注上，分别注明“哀牢山旅游景区整体开发项目”、“设计咨询费”、“云南哀牢山旅游项目之定位策划顾问服务费（第一期）”等表述，且这些公司与上诉人都无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关联性，原审法院的认定完全是主观臆断，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如果法院不采信，可以去和合同相对方进行核实确认。此外，上诉人提交这部分的合同和对应的发票，主要是为了证明在哀牢山景区的整体规划上，以及一些工程上有进行实质性投资，这些都不涵盖日常的基础维护维修的支出。在庭审过程中，上诉人也明确表示，如果被上诉人连发票也不认可，需要查看其他凭证，可以庭后让财务整理提交，但法庭表示暂不需要。原审法院据此认定的实际已投入景区规划设计及修缮资金仅为3941976.81元，上诉人无法认同。三、上诉人认为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并不成就，上诉人对哀牢山景区有实质性的投资，原审法院依照合同法93条、96条的规定判令《移交协议》解除，缺乏事实依据。事实上，因为被上诉人违约在先，导致《移交协议》第三条提及的三年时间都无法满足。1、对于实质性投资的理解，上诉人认为既包含哀牢山景区的规划设计，也包括对景区的建设维护。而好的规划才是长久发展的第一步。这一点新平县政府从总规出来后，要求上诉人做进一步详规的要求就可以看出来。上诉人已为哀牢山景区前期旅游规划、景点的改造、维护等进行大量的资金投入，有合同和发票为证。上诉人已提交部分合同和付款凭证，已达10816976.81元。另外，上诉人在一审诉讼期间，也做了专项审计报告，结论是“依据云南哀牢山旅游景区整体开发投资合同和云南哀牢神韵旅游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提供的账册记录，广州谷城集团已按合同规定足额投入项目公司资本金及相关运营资金，项目后续开发资金正在等待当地政府完成项目用地招拍挂及前置审批手续后继续投入”。据此，在两年多的时间，前述投入均用于约定的项目中，就是实质性的投资；并且整个项目第一步就是旅游规划，而规划确定后的落实工作，则不是上诉人单方面的合同行为，需要是新平县政府审批、配合。2、《移交协议》第三条仅要求哀牢神韵按照《合同》约定进行投入建设，而并没有对投资的数额和比例进行任何强制性要求。原审法院将预期投资额作为基础，计算出0.41%的投资比例，这一算法没有任何依据。投资主体上，95100万元的13个项目的概算投资额这个数据出现在政府的内部会议纪要中，抄送的对象依然是谷城集团而不是哀牢神韵公司。哀牢神韵公司本身是政府与谷城集团合作的产物，虽然对于哀牢山项目的投资是以哀牢神韵公司为渠道或者按照法院的说法是实施者，但从《投资协议》、《移交协议》、《会议纪要》等文件中，都可以看出实际投资的主体并不是哀牢神韵公司，其本身也没有这个经济实力。实现95100万元的预期投资是可以的，前提是政府能够按照约定提供详规的建设用地，不满足这个前提，则无法顺利实现预期投资。如果一个新成立的公司，在不到3年内，除了景区的日常维护外，就景区开发规划详规以及大的工程建设，累计2000多万元，显然是实质性投资。客观上，原审法院也可以调查了解，本来在哀牢神韵公司经营管理之前，景区的门票年收入仅100多万元，接收后年均300余万元，如果没有投入，没有宣传，是无法达到的。3、《移交协议》中没有约定如遇在政府部门整改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享有收回经营管理权的权利。被上诉人违约在先，导致《移交协议》第三条约定解除权中提及的三年经营管理时间这一基本时间条件无法满足。原审法院认为《移交协议》第三条解除合同条件已经满足，而事实上其并没给予上诉人实际经营满3年。三年的时间应从2014年4月28日计至2017年4月28日，在2016年11月，被上诉人已经借机抢夺哀牢山景区经营管理权拒不交还，严重违约并侵权在先。虽然被上诉人起诉的时间在2017年4月后，但事实上自2016年11月15日开始至今，上诉人都没有经营管理权。被上诉人在2016年11月，借口景区整改工作，强行介入到上诉人的经营管理中，赶走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并单方面宣布于2017年1月23日收回哀牢山景区金山丫口、茶马古道、石门峡、南恩瀑布四个景点经营管理权。被上诉人前述行为严重违反合同约定，侵犯上诉人自主经营权和财产权。为此，上诉人一直在与新平县政府、被上诉人进行沟通，并且走法律程序。被上诉人违约在先，现再向法院起诉解除，显然希望通过民事诉讼的渠道使在先违法行为合法化。四、本案中，原审法院回避了《移交协议》与《投资合同》的关联性部分，上诉人认为，在《投资合同》合法有效存续的情况下，不能任意解除《移交协议》。《投资合同》的第六条是《移交协议》签订及履行依据。在《移交协议》一开始，就明确是依据《投资合同》及新政复【2014】29号文件精神，以及双方的沟通和协商才签订。新平县政府与广州谷城集团的合同依然合法有效，因此，被上诉人也不能任意解除移交协议。否则新平县政府则面临违约的法律风险。五、原审法院判令赔付3年的营业收入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9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114条第2款规定“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故被上诉人10%股权的股东，在公司有盈利的情况下，也仅仅享有10%对应的分红权利，故《移交协议》第三条的“按照三年营业收入赔偿”的约定本身就过高且不合理，因此其主张赔偿三年经营收入不应予以支持。客观上，在本案中，被上诉人也没有任何实际损失。而且，被上诉人的违约在先。六、从程序上看，在本案审理的过程中，上诉人在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被上诉人在证据里面提及的收回经营管理权所依据的政府批文即新平县政府在2017年1月19日违法作出的《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收回哀牢山景区金山丫口茶马古道石门峡和南恩瀑布四个景点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权的批复》（新政复[2017]3号），提起行政诉讼，玉溪中院已受理，案号（2017）云行初48号。上诉人认为《移交协议》主要涉及的哀牢山四景区的经营管理权（属国有资产），上诉人取得经营管理权，被上诉收回的依据都是政府批复，上诉人已就此批复向原审法院申请中止审理，但原审法院不予理会，上诉人认为民事案件的审理应当中止待行政诉讼审结为前提较为合理，否则会出现裁判矛盾的情况。七、原审法院的第一项判项是“原被告双方签订的移交协议于2017年1月23日解除”，超越了被上诉人的诉求范围，且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被上诉人诉求是“判决解除原告与被告2014年4月28日签订的《移交协议》”，而不是确认合同已于某年某月某日已解除，解除的前提是合同效力还在，即被上诉人在提起本案诉讼时自己都主张合同还是有效的，这与被上诉人的举证资料也是一致的，其证据材料里提交的都是政府要求收回的批文，而没有任何自己主张解除的通知书。原审法院认为合同约定解除条件成就，按照《合同法》规定，主张解除合同，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而事实上，被上诉人在2017年1月23日向上诉人发出的《关于收回哀牢山景区金山丫口茶马古道和南恩瀑布四个景点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权的函》，首先这个函是上诉人方举证对方违约的证据；最主要的是在内容上这个函并没有以书面的形式表达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毕竟涉案《移交协议》内容中，不止经营管理权移交这单一事项。单方表示要收回景区经营管理权并不等于通知解除合同。另外，约定解除条件是否成就的一个最重要前提是时间要素，即《移交协议》第三条明确约定“在签订本协议时间起三年内对哀牢山景区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投资”，2017年1月23日，单从时间上看，约定解除的时间条件都未满足。一审法院的身份不是原告，不应当在没有进行法律释明的情况下，替原告更改和表达诉求。
被上诉人哀牢山旅游公司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一）一审的事实认定内容与案件的争议焦点是一致的。本案答辩人一审的诉请是解除《移交协议》和赔偿三年经营收入，根据不告不理原则和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这既是本案的诉讼焦点，也是本案的审理对象和重点，相反《投资合同》和哀牢神韵公司的公司章程，并不是本案的争议焦点和审理对象，一审法院在审理中根据案件争议焦点对相关事实作出的认定完整、全面、客观，不存在错误和遗漏。（二）一审判决书第36页第二段开始至第37页第一段认定的事实和得出截止目前上述建设均未实际开工的结论都是正确的。1.2014年6月25日，新平县发展和改革局根据上诉人的请示核发的三个《投资项目备案证》计划开工日期是2014年7月1日，竣工日期是2015年6月30日前，项目总投资8257万元，但在一审中上诉人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核准的三个项目已经开工（如项目的开工令、已经获得的项目施工许可证等），也没有提供项目完成总投资8257万元的证明，更没有任何的项目竣工验收证据。因为实际上三个项目根本就没有开工建设，因此上诉人根本就无法提供相应的证据。2.关于2015年7月15日新平县委根据上诉人的申请以会议纪要形式，同意2015年内可以开工的13个概算投资金额为95100万元项目，上诉人认为这个会议纪要是抄送给广州谷城集团的，因此与其无关，是荒唐的。该会议纪要本身就是根据上诉人提交的项目开工计划作出的，上诉人就是会议纪要的对象和实施主体，同时也是会议纪要的主送对象，难道公文的主送机关还需要再抄送一遍吗？上诉人作为会议纪要的对象和实施主体怎么会与其无关呢？3.上诉人认为13个项目没有开工，是因为相关政府职能部门没有进行用地审批等，这一理由和借口更是毫无道理和违背项目建设基本常识。一个项目的开工建设的前提条件是，首先要进行项目规划设计（包括总规和详规），然后再向相关职能部门分别申请项目建设规划许可、项目用地规划许可、申请项目建设用地、办理项目施工许可等。而上诉人对于新平县委同意2015年开工的13个项目，从来没有向任何部门就具体项目建设报送过项目规划设计和申请过建设规划许可、项目用地规划许可、申请项目建设用地、办理项目施工许可等，作为项目建设和实施主体不提出申请，政府职能部门如何审批？批给谁？怎么批？连基本的项目报批手续都没有做，项目又怎么可能开工建设呢？4.另外，2015年3月24日新平县人民政府根据上诉人提出的《新平哀牢山旅游景区提升改造项目计划书》，作出《第十六届县人民政府第23次常务会议纪要》（第8期）同意实施该计划，该计划的项目实施单位就是上诉人，计划包含17个项目，总投资为160148万元，项目建设周期为一年，到目前为止这17个项目也是一个也没有开工建设。（具体内容详见答辩人一审提交的证据81-91页）。（三）一审认定上诉人未按照要求进行事故隐患整改和答辩人经审批后接手整改的事实是正确的，不存在不属实的问题。1.对于上诉人所说的2016年10月13日新平县旅游发展局下发的（新）旅复查字【2016】第（05）号《改正复查意见书》的内容，答辩人在一审质证中已经阐明，该【2016】第（05）号《改正复查意见书》已经被（新）旅复查字【2016】第（06）号《改正复查意见书》所取消，上诉人用一份被取消的《改正复查意见书》内容来证明自己具备整改能力是错误的，且具备整改能力并不等于愿意整改或者已经进行了整改。2.关于上诉人未按照新平县旅游发展局、新平县安全生产委员会、新平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要求进行整改的事实，答辩人在一审中提交的第五组第17-31号证据已经能够充分证实，且这一结论都是相关职能部门依据各自的职权作出的，一审法院的采信和认定是客观的。二、一审法院对上诉人实际投资额的认定是客观的也是与案件事实相符的。详细理由答辩人在一审质证意见中已经阐述清楚，在此不再赘述。三、一审依法判令解除《移交协议》，事实与合同依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答辩人认为关于本案实质性投资的理解，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判断：1.上诉人的投资行为和投资进度是否符合双方《移交协议》中约定的5年内总投资应该达到30个亿的总目标？上诉人的行为是否能够确保该投资目标的按期实现和完成？2.上诉人申请，发改局已经备案核准的三个项目，是否在2014年7月1日开工，2015年6月30日前竣工？总投资额是否达到概算的金额8257万元？3.上诉人提出的《新平哀牢山旅游景区提升改造项目计划书》中拟定的17个总投资额160148万元的项目，在政府23次常务会议批准同意后，是否已经开工建设并在一年内完成？4.2015年7月15日新平县委根据上诉人的申请，同意2015年内开工的13个投资金额为95100万元项目，是否按时开工建设？5.上诉人为完成30个亿的投资目标是否进行了充分必要和切实可行的准备工作？如，是否完成了详细规划？是否向相关部门进行项目报建？是否申请项目规划、用地审批等必要的前期工作等？6.投资的内容是否属于上诉人自己申报和县委、政府、发改局同意的旅游景区提升改造和新景区的建设？结合本案客观事实和证据来看：一是上诉人目前的投资行为和投资进度，根本不可能完成5年内投资30亿的合同目标；二是上诉人自签订合同至今工作仍停留在制定规划阶段，工作思路不清、目标不明，根本没有任何实质性投资，对于发改局已经备案的三个项目，县政府同意的17个项目，县委批准2015年开工的13个项目，上诉人到目前为止，一个也没有开工建设；三是上诉人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向有关部门提交任何项目建设详细规划，更没有向相关职能部门提出过任何项目报建申请，项目建设规划申请、项目用地规划申请等必要的前期审批申请；四是上诉人的投资内容也仅仅是对原有景区的修缮维护和零星改造，属于对老景区的修修补补，对旅游景区提升改造和新景区的建设没有任何的投资；五是投资金额不论是上诉人自认的1081万，还是一审认定的394万，以及答辩人委托鉴定机构评估的51万，与30亿、160148万元、95100万元、8257万等合同约定投资额及计划投资额相比都是少得可怜，根本不能算作实质性投资；六是上诉人接手景区经营后三年的经营收入就达936万，政府补助款为80万，即用景区的正常收入和政府补助就能够覆盖其所谓投资，上诉人根本就没有在景区建设上投入自有资金。综上，上诉人的行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不能够称之为实质性投资，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没有进行实质性投资是符合本案事实的，进而认定该情形符合《移交协议》约定的合同解除条件，依法判决解除合同是合法的。四、《移交协议》不受《投资合同》的制约。《移交协议》与《投资合同》虽然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但无论是从合同主体和合同内容来看，《移交协议》都是一份独立的合同，其效力及是否解除不受《投资合同》的影响和制约，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是不成立的。五、一审法院判令上诉人赔偿答辩人三年的经营收入是正确的。1.这是双方《移交协议》的明确约定，一审判决符合合同约定，并不违法。2.三年的经营收入并没有高于上诉人违约给答辩人造成的实际损失。理由：其一，如果答辩人不将景区移交给上诉人经营，答辩人本身就可以直接获得该三年的经营收入，也就是说该三年收入原本就应该是属于答辩人的。其二，上诉人经营景区期间致使景区资产贬损2593440.8元。其三，上诉人经营管理景区不善致使景区出现安全隐患，答辩人为此支出整改费用2742714.37元。其四，由于上诉人的违约行为，哀牢山景区建设自2014年以来一直停滞不前，致使新平县旅游发展严重滞后，旅游形象严重受损，耽误了新平旅游业发展的宝贵时间，给新平县旅游产业发展所造成的实际损害岂是这区区几百万元所能弥补？因此，三年的经营收入不是高于答辩人的实际损失，而是根本无法弥补答辩人的实际损失。六、一审程序合法。本案是关于《移交协议》是否应当解除及赔偿的合同纠纷案件，与政府的批复是否合法的行政诉讼案件之间没有关联性，本案审理的是合同是否具备解除条件，是否应当赔偿，与政府行政行为没有任何关系，本案的审理和判决也不需要以行政诉讼案件的判决结果为依据，因此上诉人申请中止本案审理的理由不成立，一审不予采纳是正确的。
哀牢山旅游公司于2017年7月28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解除哀牢山旅游公司与哀牢神韵公司于2014年4月28日签订的《新平哀牢山景区固定资产经营管理权移交协议》（以下简称《移交协议》）；2、判令哀牢神韵公司赔偿哀牢山旅游公司三年经营收入9364128.72元；3、判令哀牢神韵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为充分发挥新平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和文化资源优势，有效开发利用新平县哀牢山旅游文化资源，新平县文化旅游广电和体育局于2010年11月19日注册成立哀牢山旅游公司，并于2012年8月至2013年2月期间，经新平县人民政府审批，获得哀牢山景区建设固定资产的经营管理权。2013年4月18日，新平县人民政府与广州谷城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同》，合同约定将新平县域内整个哀牢山旅游景区（国家明令禁止开发的区域除外），包括已经开发的南恩河瀑布及上游饮用水资源、石门峡、茶马古道、金山丫口等景区景点和尚未开发的哀牢山其它景点，以及规划范围内的旅游用地、饮用水资源开发利用、景区规划、隧道建设等项目交由广州谷城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开发。同时，合同还对项目建设期限、投资概算、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及争议解决方式进行了约定。2013年9月28日，广州谷城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授权其子公司玉溪新平谷城投资有限公司注册成立哀牢神韵公司。2014年4月18日，中共新平县委办公室、新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下发《关于成立重点项目推进指挥部的通知》，决定成立哀牢山旅游景区整体开发项目推进指挥部，对工作职责及目标任务进行了明确。同年4月28日，哀牢山旅游公司（甲方）与哀牢神韵公司（乙方）签订《移交协议》，协议约定：一、甲方把已建成的哀牢山景区景点（即南恩瀑布、石门峡、茶马古道、金山丫口原始森林及石门峡至茶马古道内环线道路等）的固定资产经营管理权移交给乙方经营管理，按照《投资合同》约定甲方享受10%的股权收益，从签订协议之日起五年后，甲方所占10%的股权年收益不低于300万元；二、甲方以上述所投入建设资产的经营权作为股权与广州谷城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在新平成立的玉溪新平谷城投资有限公司共同注册成立合作公司“云南哀牢神韵旅游文化投资有限公司”，乙方控股企业广州谷城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仍按《投资合同》约定的五年内不少于30亿元的建设投入，无论乙方如何投入建设资金，甲方均享受10%的股权收益，不再进行任何投入，也不承担任何债务；三、乙方按照《投资合同》约定进行投入建设，若乙方在签订本协议时间起的三年内对哀牢山景区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投资，则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并无偿收回整个开发经营管理权及资产，一切损失由乙方承担，同时，乙方按三年经营收入赔偿给甲方；四、乙方必须自签订本协议后尽快建立具有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云南哀牢神韵旅游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公司管理领导班子中，至少要有一名甲方代表担任副总经理等以上职务。在同等条件和本人自愿的前提下，新公司优先接收甲方的哀牢山景区经营管理人员，并安排适合的工作岗位，给予同工同酬；五、本协议一式六份，甲乙双方和监交单位各执一份，县文化旅游广电和体育局及招商合作局各备案一份，各份与《投资合同》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同时附有《移交经营管理权的固定资产清单》及《哀牢山景区经营管理人员移交名册》。《移交协议》签订后，哀牢山旅游公司于当日将约定资产移交给哀牢神韵公司经营管理。2014年6月18日至20日期间，哀牢神韵公司以石门峡、茶马古道、金山原始森林景区基础设施薄弱，安全设施缺乏，服务设施不配套，无法满足当前和未来旅游发展需要以及十里河景区具有较大开发价值为由，向新平县发展和改革局分别上报《关于石门峡景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备案请示》、《关于茶马古道、金山原始森林景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备案请示》、《关于新平十里河景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备案请示》，明确新平石门峡、茶马古道、金山原始森林、十里河景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计划于2014年7月1日开工，2015年6月30日前竣工，工期12个月，总投资8257万元，同时附有建设项目计划表。2014年6月25日，新平县发展和改革局分别核发了《投资项目备案证》。2015年7月15日，中共新平县委根据哀牢神韵公司的申请，印发《关于加快哀牢山旅游景区整体开发第一批项目建设会议纪要》专题会议纪要（2），确定2015年内可开工的13个项目，项目总概算投资95100万元，其中新建项目6个，分别为“哀牢山休闲度假建设（野生动物救助站片区）”、“东关岭游客服务中心及停车场建设”、“东关岭美丽乡村建设”、“耀南村到石门峡的电力建设”、“戛洒镇游客服务中心”、“哀牢山景区露营地建设项目”概算投资87800万元；老景区提升改造项目7个，分别为“石门峡内服务区建设项目”、“老铁厂高端生活区”、“大湾河-
花山-
茶马古道游道建设”、“十里河至大湾河××生活区（客栈）建设、“金山原始森林至花山电瓶车道建设”、“茶马古道驿站文化建设”、“金山丫口服务区建设”概算投资7300万元，计划开工时间为2015年8月至11月。2015年9月17日，新平县政府同意通过哀牢神韵公司提交的《云南省新平县哀牢山旅游区总体规划（2015-2025）》，并要求哀牢神韵公司以《总体规划》为总领，尽快确定具体实施项目和加快开展单个项目的具体规划设计工作。截至目前，上述建设项目均未实际开工。哀牢神韵公司经营管理期间，因部分景区存在安全隐患及其他问题，2016年1月4日，新平县旅游发展局向哀牢神韵公司下发（新）旅责通字[2016]第（01）号《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哀牢神韵公司对南恩瀑布和石门峡景区检查发现的7项安全隐患及6项整改问题进行立即整改及限期15日内整改。9月2日，新平县旅游发展局向哀牢神韵公司下发（新）旅责通字[2016]第（04）、（05）号《责令整改通知书》，责令哀牢神韵公司对石门峡景区茶马古道大门口至景区终点服务区停车场检查发现的24项问题及对石门峡景区终点服务区停车场沿河谷游客旅游通道至景区大门口旅游设施，检查发现的12项问题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分别在15、25日内整改。9月28日，新平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向哀牢神韵公司下发新安监管现决（2016）2号《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针对石门峡景区存在三项重大安全隐患，暂不具备经营条件，责令哀牢神韵公司暂停经营，采取有效措施全面消除安全隐患。9月29日，新平县旅游发展局作出《关于新平县哀牢山景区石门峡景点暂停对外开放的通告》，通告“自2016年9月29日起石门峡景点暂停对外接待游客”。9月30日，新平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向哀牢神韵公司下发新安监管责改[2016]16号《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责令哀牢神韵公司于2016年12月25日前将石门峡景区存在的31项安全问题进行整改。10月13日，新平县旅游发展局向哀牢神韵公司分别下发（新）旅复查字[2016]第（05）（06）号《改正复查意见书》，明确同意结束[2016]第（04）《责令改正通知书》的改正事项及[2016]第（05）号《责令改正通知书》中第3项、第10项改正要求，决定撤销（新）旅责通字[2016]第（05）号《责令整改通知书》责令改正事项，并将相关问题并入新安监管现决[2016]2号《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的相关处理一并执行；对于哀牢神韵公司的违法行为，决定不予行政处罚；要求对9月27日进行现场复查时记录在《现场检查记录》中存在的问题根据相关要求及时整改，对后期整改情况，将在适当时间进行督导检查和复核验收。因哀牢神韵公司未按照新平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2016]2号《现场措施处理决定书》和[2016]16号《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的要求进行事故隐患整改，哀牢山旅游公司向新平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上报《哀牢山景区石门峡景点应急整改方案》，经审批后，哀牢山旅游公司于11月14日接手对哀牢山石门峡景区存在的隐患问题进行整改。2017年1月23日哀牢山旅游公司向哀牢神韵公司发出《关于收回哀牢山景区金山丫口茶马古道石门峡和南恩瀑布四个景点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权》的函件，当天哀牢山旅游公司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解除《移交协议》并收回景区经营管理权。2017年7月28日，哀牢山旅游公司以哀牢神韵公司未对哀牢山景区进行实质性投资，也未妥善经营管理所移交的国有资产为由诉讼至法院，请求支持其诉讼请求。另查明，2014年1月，新平县发改局根据哀牢神韵公司的申请，拨付了80万元用于支持项目可行性研究、测绘、地勘、规划等前期工作。自2014年5月1日至2016年11月15日期间，哀牢神韵公司的经营收入为9364129.44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哀牢山旅游公司与哀牢神韵公司签订的《移交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同应为有效。当事人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归纳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存在如下争议焦点：一、合同约定解除的条件是否成就？二、哀牢山旅游公司主张哀牢神韵公司赔偿其三年经济收益9364218.72元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中，《移交协议》第三项约定：“若乙方（哀牢神韵公司）在签订协议时间起三年内对哀牢山景区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投资，则甲方（哀牢山旅游公司）有权单方面解除协议”，《移交协议》已对合同的解除条件做了约定，约定解除的成就条件在于哀牢神韵公司是否对景区进行了实质性投资。第一、关于实质性投资的理解。哀牢山旅游公司认为，实质性投资应与订立合同的目的相一致，必须结合《投资合同》及《移交协议》的内容及初衷来看，签订合同的目的在于推动新平县旅游开发建设的层次及水平，即对已经形成的哀牢山景区的改造提升和对没有开发景区的投资建设，具体表现为新平县发展和改革局备案的三个项目、新平县委《关于加快哀牢山旅游景区整体开发第一批项目建设会议纪要》中所确定的十三项建设项目，而并非对原有景区的修修补补或哀牢神韵公司所谓的规划咨询。哀牢神韵公司认为，实质性投资既包括了哀牢山项目整体开发前期的规划设计，也涵盖了后期对老景区的修缮维护，同时对实质性投资的理解还应兼顾投资的主体及期限。对此，首先，需要明确资金投入的对象。基于《移交协议》签订的前提系《投资合同》的履行，该《投资合同》及《移交协议》均明确资金投入的对象系哀牢山旅游景区；其次，需要明确投资的主体。虽《投资合同》明确投资方是广州谷城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但基于哀牢神韵公司与广州谷城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特殊关系，且《移交协议》第三条也明确“乙方（哀牢神韵公司）按《投资合同》约定进行投入建设”，则可认定哀牢神韵公司为资金投入的具体实施者；再次需要明确何为实质性投资。《移交协议》中虽未明确实质性投资的具体内容，但结合签订该协议欲达到的发展效益目的来看，哀牢山景区的整体开发建设应达到对老景区的提升改造，使其具备安全的基础设施，配套的服务设备，能够满足当前旅游发展需求的效果，而非停滞于现状，同时还应兼顾对新景区的开发投资建设，不断扩大哀牢山旅游景区的范围及规模，而非长期停留于规划设计或咨询阶段。第二、关于哀牢神韵公司实际投资情况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附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因本案约定解除的成就条件在于哀牢神韵公司是否对景区进行了实质性投资，故哀牢神韵公司应负是否对景区进行实质性投资的主要举证责任。哀牢神韵公司为证明其投资情况，提交了证据4-15予以佐证（详见举证部分），纵观以上证据，涉及规划设计咨询的合同有6份，涉及建筑装饰、修缮、维护的施工合同有5份。经对上述证据的核查，其中哀牢山旅游公司认可的仅有与玉溪师范学院签订的《规划设计合同》①及形成详细规划产生设计费180000元；而哀牢神韵公司与广州谷城策划创意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云南新平哀牢山旅游景区整体开发项目全程策划及总体规划管理服务合同》②及产生的策划费合计2880000元，相关付款凭证虽为机打发票，但发票号码均为连号，与财务规定的客观实际不符，再者考虑哀牢神韵公司与策划公司之间的特殊关系，对上述费用不予采信；其余哀牢神韵公司与艾奕康环境规划设计（上海）有限公司签订的《云南哀牢山景区与红木古镇概念性旅游总体规划-
设计咨询服务合同》③，与陕西省旅游设计院有限公司签订的《云南新平哀牢山旅游景区整体开发项目总体规划》④及补充协议，与广州高力国际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签订《云南省新平哀牢山旅游项目定位策划顾问服务委托合同》⑤，与北京大地风景旅游景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签订《云南省新平县哀牢山旅游度假区总体规划以及重点片区修建性详细规划咨询服务合同》⑥及四份合同产生的费用3995000元，虽已提交增值税发票，但合同未标注具体的签订日期，发票也未载明支出项目的名称，付款凭证未能与合同形成证据锁链，无法明确费用的支出是否与合同有关联，对上述费用不予采信；对于哀牢神韵公司与梅州市市政建设集团公司云南分公司签订的《石门峡景区亮点改造工程-
建筑装饰工程合同》⑦及产生的工程款1395570.68元,哀牢神韵公司与云南凤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石门峡景区停车场上面栏沙坝改造工程项目-
建筑装饰工程合同》⑧及产生的工程款1913589.13元，以及《耀南村东关岭、营盘、中寨人畜饮水改造工程建设协议书》⑨产生的工程款150000元，哀牢神韵公司与李应生签订《石门峡景区停车场上面栏沙坝改造工程施工合同》及产生的工程款23000元⑩，哀牢神韵公司与新平新乡建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景区修缮施工合同》⑾及产生的工程款279817元，上述五项费用的支出与哀牢山景区的开发投资有关联，同时有工程结算书、工程验收单及付款凭证予以佐证，予以采信。综上，确认哀牢神韵公司实际投入景区建设的资金合计为3941976.8元。另外，基于哀牢神韵公司的投资情况，哀牢山旅游公司提交了证据11-15,17-20,21-30（详见举证部分），其中证据11-15能够客观反映哀牢神韵公司经营期间按照《总体规划》的要求，预计投资建设13个项目，其中涉及老景区提升改造项目7个，预计投资7300万元，涉及新建项目6个，预计投资87800万元，概算总投资95100万元，计划开工时间为2015年8月-11月。而截至诉前，上述项目均未实际开工；证据17-30能够客观反映哀牢神韵公司经营期间景区景点存有安全隐患，被相关职能部门责令整改的事实。至于哀牢神韵公司提出所涉及的13个项目中需要政府部门履行产权移交、项目备案、土地审批、农户搬迁等相应职责才能完成的辩解，上述项目并非全部要以政府部门履责作为投资建设的前提条件，且即便项目需要政府部门履责，哀牢神韵公司也应提交项目的详细规划及项目备案在先，故对于该辩解，不予采信；至于哀牢神韵公司辩解，新平县旅游发展局做出的（新）旅责通字[2016]第（04）（05）号《责令整改通知书》中（05）号已被撤销，（04）号所涉及的安全隐患已经基本进行了整改，该辩解并不能推翻其经营管理期间景区存在安全隐患被职能部门责令整改的事实，故不予采信。综上，基于以上观点，哀牢神韵公司在接受哀牢山景区经营管理期间，实际已经投入景区规划设计及修缮维护的资金为3941976.81元，仅占其预期投资金额951000000元的0.41%，并未达到之前认定的实质性投资范畴。加之扣减新平县发改局拨付的80万元，以及哀牢神韵公司经营期间的门票收入9364129.44元，由此可认定哀牢神韵公司并未按《移交协议》约定履行实质性投资义务，合同约定解除的条件成就，哀牢山旅游公司主张解除《移交协议》的诉求成立，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本案中，哀牢山旅游公司于2017年1月23日向哀牢神韵公司发出《关于收回哀牢山景区金山丫口茶马古道石门峡和南恩瀑布四个景点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权》的函件以及哀牢山旅游公司于当天对外发出的《公告》已经明确解除《移交协议》收回景区经营管理权，故《移交协议》已于2017年1月23日解除。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有约定从约定”系合同纠纷的基本原则，本案中，《移交协议》第三条明确约定“若乙方（哀牢神韵公司）在签订协议时间起三年内对哀牢山景区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投资，则甲方（哀牢山旅游公司）有权单方面解除协议，并无偿收回整个开发经营管理权及资产，一切损失由乙方承担，同时，乙方按三年经营收入赔偿给甲方。”针对违约责任，已在第一个争议焦点中予以阐述。至于乙方的三年经营收入，哀牢山旅游公司已举证证实为9364129.44元，庭审中，哀牢神韵公司对于该金额并未提出异议，故哀牢山旅游公司主张判令哀牢神韵公司赔偿哀牢山旅游公司三年经营收入9364128.72元的诉求成立，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原告新平哀牢山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云南哀牢神韵旅游文化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新平哀牢山景区固定资产经营管理权移交协议》于2017年1月23日解除；二、由被告云南哀牢神韵旅游文化投资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新平哀牢山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三年经营收入9364128.72元。案件受理费77349元，由被告云南哀牢神韵旅游文化投资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二审庭审中，被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依据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确认合同已于2017年1月23日解除，处理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据其一审诉求根据法定解除的方式判令解除合同。
对于一审认定的事实，针对双方当事人在上诉状及庭审中提出的异议，本院审查认定如下：1、上诉人主张原审判决第35页第8行：“2013年9月28日”所述时间存在笔误；被上诉人亦确认系笔误；经审查，根据《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所载，应为“2013年9月18日”，故本院予以纠正。2、上诉人主张原审判决第35页第10行：“广州谷城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授权其子公司玉溪新平谷城投资有限公司注册成立被告哀牢神韵公司”遗漏认定上诉人的成立存在两个股东的事实，对此，本院认为，原审法院的该项认定只是表述了广州谷城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与玉溪新平谷城投资有限公司及上诉人三者之间的关联，且原审判决在接下来第22行已明确上诉人由2个股东共同成立，故从案件事实的整体认定来看，并未遗漏认定，一审判决对此表述并无不当，故对于上诉人的该项异议不予支持。3、被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第37页第2行在认定“分别核发了《投资项目备案证》”后，遗漏认定了“2015年3月24日，新平县人民政府根据上诉人提出的《新平哀牢山旅游景区提升改造项目计划书》，作出《第十六届县人民政府第23次常务会议纪要》（第8期）同意实施该计划，该计划的项目实施单位是上诉人，计划包含17个项目，总投资为160148万元，项目建设周期为一年”，经审查，确系遗漏认定，本院予以补充认定。4、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第37页第19行在认定《总体规划》被新平县政府同意通过后，遗漏认定“2015年12月2日,新平旅游局出具《证明》同意上诉人实施新平县政府已同意通过的《总体规划》”，经审查，确系遗漏认定，本院予以补充认定。5、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第37页第19行认定“截止目前，上述建设项目均未实际开工”错误，认为有部分项目已实际开工，并且对该部分项目进行了列举，经审查，原审判决如此认定针对的是之前所列举的项目，而这些列举的项目并未实际开工，所以一审认定正确，本院对上诉人的该项异议不予支持。6、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第38页第24行“因被告未按照新平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系认定不全面，认为其已着手整改，是由于被上诉人强行收回景区的经营管理权，才没有整改完成，对此，本院认为，原审所做认定是指上诉人未按要求进行整改，即使上诉人已开始整改，但“没有整改完”这一结果仍然属于“未按要求进行整改”的范畴，故原审法院的该项认定与实际情况相符，并无不当，本院对上诉人的该项异议不予支持。7、二审庭审中，由于被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依据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确认合同已经解除的事实，处理不当，请求法院依据其一审诉求根据法定解除的方式判令解除合同,本院结合证据材料所载，对原审判决第39页第6行：“明确解除《移交协议》”予以纠正。除了以上7点，本院对原审法院认定的其它案件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所争议的合同系《移交协议》且对《移交协议》合法有效成立并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的问题有两个：一、《移交协议》应否解除？二、违约责任如何认定？
关于第一个争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可见，合同的解除方式共有三种：协商解除、守约方行使约定解除权后解除、法定解除。本案中，双方在诉讼中并未协商一致解除合同，且被上诉人在二审中明确主张其并非行使约定解除权解除合同，结合被上诉人的一审起诉请求，故原审法院认定“约定解除权的行使条件已成就”且“被上诉人已于2017年1月23日通过向上诉人发出《关于收回哀牢山景区金山丫口茶马古道石门峡和南恩瀑布四个景点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权》函件及对外发布《公告》的方式行使约定解除权解除合同”系错误认定，本院予以纠正。关于《移交协议》是否具备法定解除条件,本院认为，上诉人的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合同目的已不能实现，故《移交协议》应依法解除，理由有2个：
1、按照案外人新平县政府与广州谷城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合同》第四条对诉争项目规模的描述即“五年内……概算总投资30亿”来看,自《移交协议》于2014年4月28日签订后至2016年11月中旬由被上诉人接管之前，将近两年半期间里，即使按上诉人自己主张的投资金额1000万元－1500万元计，投入比例也至多1.56%，况且，根据原审法院的认定，上诉人所举的有效证据所能认定的投资金额仅有3941976.81元从而投入比例仅有0.41%。另外，与资金一直迟迟未作大量投入相应的是，工程进度极其缓慢：自《移交协议》签订后，上诉人虽多次上报工程开工计划书及进度表，但在已获得新平县政府同意的情况下，其均未实际开工，即使按其2015年9月17日最新提交的《云南省新平县哀牢山旅游区总体规划（2015-2025）》所承诺的建设进度,亦未进行主要的、实质性的进场开工，更勿论完工，而是一直停留在所谓的书面规划、测评阶段，对此事实，上诉人在二审庭审中并未否认。可见，上诉人一直未充分履行其所负的投资义务,属于前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所规定的“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之情形。
至于上诉人主张导致其未能继续投资的原因之一是《云南省新平县哀牢山旅游区总体规划（2015-2025）》获得通过后，未能制定详细规划,因为制定详细规划需要政府提供相关资料，其曾通过相关工作人员向政府提交申请，但没有留下凭证；政府没有回复。对此，被上诉人辩称，首先，其从未收到过上诉人的申请，其次，上诉人陈述制定详细规划所需的所有红线图也无需政府提供，因为是公开资料，上诉人到国土局即可查得。经审查双方的陈述，本院认为，上诉人的主张不但无证据予以证明，且与常理不符，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相应地，正是由于上诉人未制定项目用地的详细规划，在其未向政府部门提交详细规划的情况下，即勿论政府不配合解决项目用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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