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4民终1117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一审反诉被告）：杨某1，男，1961年10月30日出生，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现住澳门，
委托代理人：林耀荣，广东敬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原告、一审反诉被告）：钟某，女，1962年6月5日出生，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现住澳门。
委托代理人：林耀荣，广东敬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一审反诉原告）：杨某2，男，汉族，1955年4月1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委托代理人：余泽鹏，广东国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菊，广东国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一审反诉原告）：杨某3，女，1957年7月17日出生，住址：澳门，
委托代理人：余泽鹏，广东国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菊，广东国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一审反诉原告）：杨某4，男，汉族，1959年2月22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委托代理人：余泽鹏，广东国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菊，广东国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一审反诉原告）：李某，女，汉族，1955年10月2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现住珠海市，
委托代理人：余泽鹏，广东国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菊，广东国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一审反诉原告）：杨某5，男，汉族，1982年7月21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现住珠海市，
委托代理人：余泽鹏，广东国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菊，广东国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一审反诉原告）：杨某6，女，汉族，1986年12月17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现住珠海市，
委托代理人：余泽鹏，广东国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菊，广东国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某1、钟某因与被上诉人杨某2、杨某3、杨某4、李某、杨某5、杨某6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横琴新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粤0402民初字第21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某1、钟某向一审法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确认殷某于2013年1月4日所立并经2013年1月17日公证的公证遗嘱（公证书编号：[2013]粤珠珠海第35号）及2015年4月28日在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见证下所立遗嘱（遗嘱律师见证书编号：2015珠德律[见]字第008号）有效；2.确认依殷某的遗嘱继承，杨某1对广东省××香××区××号的房产（《房地产权证》编号为：粤房地权证珠字第××号）的产权权益（包括上述房屋因拆建或拆迁补偿后的房屋及相关权益）享有29%的份额；依法定继承杨某1对广东省××香××区××号房屋原杨照名下的部份房屋的产权权益（包括上述房屋因拆建或拆迁补偿后的房屋及相关权益）取得8%的继承份额，即杨某1共继承取得广东省××香××区××号的房产37%的产权权益（包括上述房屋因拆建或拆迁补偿后的房屋及相关权益）份额；3.确认依殷某的遗嘱，钟某对广东省××香××区××号的房产（《房地产权证》编号为：粤房地权证珠字第××号）的产权权益（包括上述房屋因拆建或拆迁补偿后的房屋及相关权益）享有29%的份额；4.依殷某的遗嘱，由杨某1继承取得记载于珠海市香洲湾仔作物股份合作公司《股东手册》（编号：0000521）中殷某名下所有的珠海市香洲湾仔作物股份合作公司6326股股份（或权益）；5.请求判令依法定继承，由杨某1继承取得记载于珠海市香洲湾仔作物股份合作公司《股东手册》（编号：0000522）中杨照名下所有的珠海市香洲湾仔作物股份合作公司6326股股份（或权益）的66.666%，即4217股；6.确认依法定继承，杨某1对珠海市香洲湾仔镇作物路52号（登记建筑面积148.47平方）房屋的产权权益拥有十份之一（10%）的继承份额；7.杨某2将取得遗产房屋的租赁收益（从2015年8月份起直至租约期满即2016年12月31日止）按每月人民币3960元（6000元×66%=3960元)的金额返还支付给杨某1、钟某(暂计至2016年2月底共七个月,合计27720元)；8.杨某2、杨某3、杨某4、李某共同将取得遗产房屋的租赁收益（从2015年12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0日止）其中杨某1、钟某应继承及受遗赠部分返还支付给杨某1、钟某，按2015年12月1日至2016年11月30日每月租金为6400×66%=4224元；2016年12月1日后每月租金为7200×66%=4752元；（暂计至2016年2月底共三个月，合计12672元）；9.诉讼费由杨某2、杨某3、杨某4、李某、杨某5、杨某6负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被继承人殷某于1926年3月10日出生，于2015年7月17日死亡。被继承人杨照于1917年10月13日出生，于1989年6月3日死亡。2015年4月10日珠海市香洲湾仔街作物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证明》，证明殷某与杨照是夫妻关系。殷某与杨照的父母在其过世前均已去世。殷某与杨照生有儿子杨某7、杨某2、杨某4、杨某1及女儿杨某3。杨某7于2014年9月16日去世，其妻为李某，两人生有儿子杨某5、女某。
珠海市香××区××号（旧址：湾仔镇中心路25号）于1978年建成，殷某于1988年1月26日就该房产申请补办报建手续及私有房屋产权登记。1988年6月珠海市人民政府向殷某颁发编号为粤房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登记所有权人为殷某，房屋基底面积为114.88平方米，建筑面积为121.48平方米。2012年12月3日殷某以遗失产权证为由申请补发房产证，珠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于2012年12月11日同意向殷某补发权证号码为010××××6049的房屋所有权证。
2010年11月2日，殷某、杨某2、杨某4、杨某7、杨某1、杨某3签订同意拆建的书面文件一份，内容为“根据母亲殷某提议，将原湾仔中心路25号，现地址为中盛路59号旧祖房（粤房字第××号）拆旧重建。经过各兄妹同意，达成共识给别人合作旧房重建住宅楼”。同日，杨某1、杨某3、杨某4、杨某7作为委托人，出具《委托书》一份，内容为“本人同意将位于珠海市××镇××号房屋进行旧屋重建，现委托杨某2全权办理一切有关事宜”。殷某在该委托书屋主处签名。
2010年12月14日，殷某、杨某2、杨某4、杨某7、杨某1、杨某3作为甲方，古康权、梁秀洁、吴恩明、黄玉文、缪玉珊、王珍龙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合作建房协议》，协议第一条约定：甲方殷某依法拥有位于珠海市××镇××号房屋的所有权及该房屋宅基地的使用权，甲方杨某7、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1系殷某的子女（法定继承人），因位于珠海市××镇××号房屋年久失修，危及安全使用，甲方需要对房屋进行拆除旧房重建新房，因资金不足，甲方自愿同意与乙方合作重建位于珠海市××镇××号房屋，并由乙方向甲方支付10万元的补偿金；甲、乙双方将原有的旧房屋拆除并重建一栋东面及西面两座的各六层的住宅楼；乙方根据甲方要求，新建房屋首层建筑面积为169.36平方米，房屋总面积为1148.16平方米（实际面积按建成后实测面积为准）；第三条约定：重建房屋所需的建楼资金由乙方负责出资，建房所需资金约为1158435元，该资金由乙方六人出资按平方平均分配承担；第八条约定：房屋建成后，房屋结构为一栋两座各六层楼的楼房，甲方分得并永久拥有东面一座一层至六层楼的楼房，面积约575平方米（实际面积以房屋建成后实测面积为准）的房屋产权和使用权，乙方分得并永久拥有楼西面一座一层至六层楼的楼房，面积约575平方米（实际面积以房屋建成后实测面积为准）的房屋产权和使用权。
杨某1、钟某和杨某2、杨某3、杨某4、李某、杨某5、杨某6均确认，合作建房协议签订后，珠海市香××区××号（旧址：珠海市××镇××号）的旧房被拆除并改建为一栋东西两面共六层的新房产，西面一座由乙方六人所有，东面的一座是由五兄妹每人各有一层，抽签确定二层归杨某4，三层归杨某2，四层归杨某7，五层归杨某1，六层归杨某3，底层的商铺殷某在世时由杨某2、杨某3、杨某4、杨某7和殷某出租，收入的租金用于殷某的生活费、治疗费、保姆费，殷某死后五兄妹协议同意将商铺租金用于拜祭祖先，个人居住的楼层此后由各自出租使用。杨某1、钟某主张珠海市香××区××号于2011年7、8月份改建完毕，杨某2、杨某3、杨某4、李某、杨某5、杨某6主张是在2011年6月份改建完毕。杨某1、钟某称在建好房后的半年内，杨某2、杨某3、杨某4、李某、杨某5、杨某6对殷某不好，殷某请保姆没钱，杨某1、钟某与杨某2、杨某3、杨某4、李某、杨某5、杨某6一起商量后，仍旧不给钱，殷某就在2013年重新立了公证遗嘱，重新处理该房产。
2011年10月16日，殷某作为甲方、出租人，卢壮光作为乙方、承租人，双方签订《租赁合同》，合同约定：卢壮光承租湾仔中盛路59号一层商铺，作为经营场所；租赁面积大约85平方米，租赁期为2011年11月1日起至2014年11月30日止；租金每月4000元。2014年11月1日，殷某、卢壮光又签订《租赁合同》，合同约定：卢壮光继续承租前述商铺，租赁期为2014年12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租金为每月6000元。2015年11月6日，杨某2、杨某3、杨某4、李某作为甲方、出租方，李新兰作为乙方、承租方，双方签订《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甲方将湾仔中盛路59号东面一栋二楼、三楼、四楼、六楼出租给乙方作住宅用途，租赁期从2015年12月1日至2017年11月30日止；2015年12月1日至2016年11月30日每月租金为6400元，2016年12月1日至2017年11月30日每月租金7200元。杨某1、钟某称，东面一座的五楼由其出租给李新兰，租期为2012年6月1日至2017年6月1日。杨某1及杨某2、杨某3、杨某4、李某、杨某5、杨某6均确认在殷某去世后，杨某1、杨某2、杨某3、杨某4、李某约定出租东面一层商铺的租金由杨某2收取，再转入杨某4账户保管。杨某4主张一层商铺租金收了大概四万多元。杨某2、杨某3、杨某4、李某、杨某5、杨某6均确认东面的二、三、四、六楼的收益均由各层的使用人收取，五楼出租收益由杨某1收取。
2013年10月24日，珠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香洲分局就殷某未经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在珠海市香××区××号拆除原有房屋并重新建设一栋六层（基底面积162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072平方米）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物的违法事实，对殷某作出珠香执罚字[2013]07045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殷某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办理确权手续，逾期不办理或者因不符合规定无法办理的，依法拆除。
珠海市湾仔作物路52号（旧址：湾仔作物里18号）于1985年新建，该房产登记的权利人为殷某，建筑面积为148.47平方米，层数为2层。因该房产原证号为粤房地证字第1302170号的产权证遗失，殷某申请遗失补发，并于2003年5月21日取得编号为粤房地证字第××号《房地产权证》，该产权证现由杨某2持有。2008年7月29日，杨某2（甲方、屋主）与钮国辉（乙方、承建）签订《建房合同书》，约定：乙方以包工包料的方式承建珠海市湾仔作物路52号，乙方负责将旧房拆除并新建一栋4层的楼房加一个梯房。2013年10月24日，珠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香洲分局就殷某未经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在珠海市香××区××作物路××号拆除原有两层混合结构房屋并重新新建设一栋四层半（基底面积1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450平方米）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物的违法事实，对殷某作出珠香执罚字[2013]07045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殷某自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办理确权手续，逾期不办理或者因不符合规定无法办理的，依法拆除。
杨某2、杨某3、杨某4、李某、杨某5、杨某6均主张珠海市湾仔作物路52号是由杨某2出资所建，以殷某的名义报建，2008年重建也是杨某2出资，该房归杨某2所有。杨某1认可该房是以殷某的名义拿地，由杨某2出资所建，该房也一直由杨某2居住使用，但杨某1认为1985年建房时父母健在，父母有无出资其不清楚。杨某3、杨某4、李某、杨某5、杨某6均主张该房产因全部归杨某2所有，其不基于继承权而享有对房产的权益。
珠海市香洲湾仔作物股份有限公司编号为0000521、0000522的股东手册显示，殷某、杨照各持有珠海市香洲湾仔作物股份有限公司6326股股份，登记日期均为2003年12月31日。2016年6月14日，珠海市香洲湾仔作物股份有限公司出具《证明》，内容为“兹证明我司已故股东殷某，于2015年2月5日曾到我司办理把其本人所持有我司6326股的股红金及其夫我司已故股东杨照6326股的股红金打入户名为杨某1，账号为80×××03的账户。殷某的家属到我司申请要求停止把杨照的股红金发给杨某1，我于2016年1月停止对杨照的股红金发放给杨某1”。
杨某1、钟某认为，杨照和殷某各持有珠海市香洲湾仔作物股份有限公司的6326股是在股份公司于2002年成立时取得，均为殷某和杨照的夫妻共同财产。杨某2、杨某3、杨某4、李某、杨某5、杨某6主张杨照和殷某的股份是在股份公司成立时取得，但其股份是作为作物村村民的身份而享有的，不是夫妻共同财产。
另查明：1993年9月14日，殷某在广东省××香××区公证处立下《遗嘱》，内容为“我立下本遗嘱，将属我与丈夫杨照共有的，坐落在珠海市××镇作物路××号的房屋中（房产证号码是粤房字第××号）属我所有的份额留给我的儿子杨某2”。同日，在广东省××香××区公证处就前述遗嘱进行公证，并出具编号为（93）珠香证内字第93号《公证书》。
2013年1月4日，殷某在广东省珠海公证处立下《遗嘱》，内容为“位于广东省××香××区××号的房屋（《房地产权证》编号为：粤房地权证珠字第××号）是登记在我殷某名下的房屋。现我自愿立下遗嘱，在我去世，将上述房屋（包括上述房屋因拆建或拆迁补偿后的房屋及相关权益）中本人占有份额的一半遗留给杨某1继承，将上述房屋（包括上述房屋因拆建或拆迁补偿后的房屋及相关权益）中本人占有份额的另一半遗留给钟某承受……”。2013年1月17日，广东省珠海公证处就殷某前述《遗嘱》进行公证，并出具编号为（2013）粤珠珠海第35号的《公证书》。关于该遗嘱中涉及到的“广东省××香××区××号的房屋”,杨某1、钟某认为是指房屋用地范围内的所有建筑物，包括现在建好的东西两座，杨某2、杨某3、杨某4、李某、杨某5、杨某6认为仅是殷某和其子女分得的东面六层，不包括西面一座。
2015年4月28日，殷某在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立下《遗嘱》一份，内容为“我在立遗嘱时神智清醒，由于年事已高，可能发生意外，故立遗嘱，由于我握笔困难，由陈福财律师代我起草本遗嘱，由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陈福财律师、ＸＸ兰律师进行见证。遗嘱内容如下：1.将记载于股东手册（编号：0000521）的珠海市香洲湾仔作物股份合作公司中的本人所有的6326股股份（或权益）全部由儿子杨某1继承，该遗产作为儿子杨某1和钟某的夫妻共有财产；2.将记载于股东名册（编号：000522）的珠海市香洲湾仔作物股份合作公司中的6326股股份（或权益）中属于本人占有的份额全部由儿子杨某1继承，该遗产作为儿子杨某1和儿媳钟某的夫妻共有财产；3.除本遗嘱及2013年1月17日本人于珠海市公证处所立的遗嘱[公证号：（2013）粤珠珠海第35号]及其他公证遗嘱外，本人此前所立或作出的对本人现有财产处分、本人身故后遗产处理的文书、遗嘱等均作废。陈福财在该遗嘱代书人处签名，陈福财、ＸＸ兰在该遗嘱见证人处签名”。同日，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出具编号为2015珠德律（见）字第008号《遗嘱律师见证书》，证明：殷某自愿于2015年4月28日在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签订《遗嘱》一份；殷某订立遗嘱时处于精神良好状态，神智清醒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该遗嘱系立遗嘱人殷某的真实意思表示；殷某在该《遗嘱》上的签字及按捺手印是真实的；本所律师仅就签字全过程的真实性，以及整个过程中当事人意志自由即确认未受他人强迫和威胁进行见证。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被继承人杨照逝世前其父母已经过世，其法定继承人为殷某、杨某7、杨某2、杨某4、杨某1、杨某3。由于杨某7在遗产分割前已经死亡，杨某7继承杨照遗产的权利转移给其合法的继承人，即其配偶李某、儿子杨某5、女某。被继承人殷某逝世时其配偶及父母均已去世，其继承人为杨某7、杨某2、杨某4、杨某1、杨某3。由于杨某7先于殷某死亡，故杨某7继承殷某遗产的份额由其晚辈直系血亲杨某5、杨某6代位继承。
结合本案当事人的本诉、反诉诉讼请求及陈述，现将本案争议焦点分析如下：一、殷某于2013年1月4日所立并于2013年1月17日公证的《遗嘱》的效力。殷某在2013年1月4日所立并于2013年1月17日公证的《遗嘱》中将房地产权证编号为粤房地权证珠字第××号的珠海市香××区××号的房屋（包括上述房屋因拆建或拆迁补偿后的房屋及相关权益）中其占有份额的一半遗留给杨某1继承，将其占有份额的另一半遗留给钟某承受。遗嘱是被继承人基于公民的民事权利对自己生前财产的处分权，本身不直接产生财产权的效力，而继承人同意继承相关遗产，即形成一种合意，继承人根据依法或者依遗嘱继承的财产权利，享有对相关财产的请求权。如果被继承的财产存在瑕疵或者缺陷，只影响继承人权利的实现，而不影响遗嘱人处分财产的权利，当然如果遗嘱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而导致无效的是另一回事。因此杨某2、杨某3、杨某4、李某、杨某5、杨某6称珠海市香××区××号被重建成的一栋东西两座各六层的房产已被认定为违章建筑，该房产不属于殷某的合法财产，因而该遗嘱无效的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确认。
珠海市香××区××号房屋登记的原房产具有产权证（权证号码010××××6049），原房产于2011年被拆除重建为一栋东西两座共六层的房产。该房产拆建前由殷某、杨某2、杨某4、杨某7、杨某1、杨某3六人书面同意与他人合作重建；拆建时由殷某、杨某2、杨某4、杨某7、杨某1、杨某3作为甲方与乙方（古康权、梁秀洁、吴恩明、黄玉文、缪玉珊、王珍龙）签订《合作建房协议书》，并约定建成一栋东西两座各六层的楼房，其中东面一座归甲方，西面一座归乙方；拆建后东面一座由殷某、杨某2、杨某4、杨某7、杨某1、杨某3各占一层，一层商铺归殷某，二层归杨某4，三层归杨某2，四层归杨某7，五层归杨某1，六层归杨某3；此后一层商铺自2011年10月起由殷某对外出租，五层自2012年6月起由杨某1、钟某对外出租，二、三、四、六层自2015年12月起由杨某4、杨某2、李某、杨某3对外出租。从该房产的拆建过程来看，虽然珠海市香××区××号登记在殷某个人名下，但整个拆建过程均由殷某、杨某2、杨某4、杨某7、杨某1、杨某3六人共同参与完成。同时《合作建房协议书》约定建成后的东面一座归甲方（殷某、杨某2、杨某4、杨某7、杨某1、杨某3）所有，而并非归殷某个人所有。由此可见，拆建后建成的归甲方使用的东面一座六层的房产并非殷某个人使用，而是由殷某、杨某2、杨某4、杨某7、杨某1、杨某3六人共同使用。在拆建建成一栋东西两座各六层的楼房后，殷某、杨某2、杨某4、杨某7、杨某1、杨某3对东面一座也进行了分配，由六人各占一层，并由各自对外出租，该房产分配结果以及出租方式亦印证了东面一座六层的房产并非殷某个人单独使用。由于殷某、杨某2、杨某4、杨某7、杨某1、杨某3已对东面一座各层的使用权进行了分割，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据此，珠海市香××区××号拆建后建成的东西两座各六层的房产中东面一座的一层归殷某使用、二层归杨某4使用、三层归杨某2使用、四层归杨某7使用、五层归杨某1使用、六层归杨某3使用。由于对该房产进行重建和分割时，杨照已经去世，杨照的继承人为殷某、杨某2、杨某4、杨某7、杨某1、杨某3六人，该六人对东面一座进行分割应视为同时对杨照所占份额进行处置，殷某分得的东面一座的一层归其个人使用，是其个人的遗产。
在2013年1月4日立《遗嘱》时，殷某明知珠海市香××区××号登记的原房产（权证号码010××××6049）已被拆除，并重建为一栋东西两座各六层的房产，因此该《遗嘱》中所指的“位于广东省××香××区××号的房屋（《房地产权证》编号为：粤房地权证珠字第××号）”是指位于珠海市香××区××号的被重建为一栋东西两座各六层的房产。如前所述，“上述房屋中本人占有份额的一半”的表述中的“本人占有份额”应理解为重建后的一栋东西两座各六层的房产中东面一座的一层。殷某所立的该《遗嘱》经珠海市珠海公证处公证，体现了其真实意思表示，应为有效。
房屋作为不动产，其所有权由房屋登记机构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的规定，未经依法登记的不产生不动产的物权法律效力。珠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香洲分局2013年10月24日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要求殷某收到决定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办理确权手续，逾期不办理或者因不符合规定无法办理的，依法拆除。珠海市香××区××号被重建成的一栋东西两座各六层的房产未依法办理确权手续，故殷某、杨某2、杨某4、杨某7、杨某1、杨某3对该东面一座的相应各层均不享有所有权，但是该六人是以上各层房屋的实际管理人。殷某、杨某2、杨某4、杨某7、杨某1、杨某3虽然不享有所有权，但相关部门并未因对该房屋认定为违章建筑而作出拆除的处罚决定，此外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可以看出该房屋还存在拆迁补偿权益，存在财产权益的转化可能，因而不能简单认定为非法财产。对于现实中权利存在瑕疵的财产，应当确定管理人，管理人享有相应的财产占有、使用等权利，承担相应的管理义务，管理人的管理行为有利于维护财产的价值和社会的稳定。因此，殷某、杨某2、杨某4、杨某7、杨某1、杨某3作为管理人，在该房产被依法拆除前享有对东面一座相应各层的管理权利，并承担相应的管理义务，当该房产履行相应确权手续被房地产登记部门确认为合法建筑并予以登记时，各管理人取得该房产相应份额的所有权。殷某基于对该东面一座一层的管理权而产生的相应权利义务，具有财产性质，可以作为遗产进行分割。
二、殷某于2015年4月28日所立的《遗嘱》的效力。
2015年4月28日，殷某在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立下《遗嘱》，将记载于股东手册（编号0000521）的珠海市香洲湾仔作物股份合作公司中的其所有的6326股股份以及记载于股东名册（编号000522）的珠海市香洲湾仔作物股份合作公司中的6326股股份中属于其占有的份额遗留给杨某1继承。广东德赛律师事务为殷某该《遗嘱》出具编号为2015珠德律（见）字第008号的《遗嘱律师见证书》，证明殷某在立遗嘱时精神状态良好、神智清醒，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该遗嘱是殷某的真实意思表示。杨某2、杨某3、杨某4、李某、杨某5、杨某6以殷某立遗嘱时患有老年性脑萎缩及其他多种疾病为由，主张该遗嘱并非殷某的真实意思表示，该遗嘱应属无效，该主张的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由于殷某和杨照各持有的珠海市香洲湾仔作物股份合作公司6326股股份是在其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故殷某和杨照的该股份均应为夫妻共同财产。殷某2015年4月28日所立的《遗嘱》中将其名下的6326股股份均遗留给杨某1继承，由于其名下的6326股股份为殷某和杨照的夫妻共同财产，殷某无权处分该6326股股份中属于杨照的份额，故该《遗嘱》中殷某处分其名下6326股股份中属杨照份额的行为无效，杨照该份额应按法定继承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条“民事行为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的效力，其他部分仍然有效”之规定，虽然该《遗嘱》中殷某处分其名下6326股股份中属杨照份额的部分无效，但不影响该《遗嘱》其他部分的效力，其他部分仍为有效。
三、珠海市湾仔作物路52号是否应作为本案遗产进行分割。
珠海市湾仔作物路52号登记的原房产（权证号码：Ｃ1××95）于2008年被拆除重建为一栋四层半的楼房。编号为粤房地证字第××号的房地产权证由杨某2持有。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位于该地址的原房产于1985年新建时是以殷某的名义拿地，由杨某2出资所建，并由杨某2居住使用，2008年原房产被拆掉重建时亦是由杨某2出资。杨某2、杨某3、杨某4、李某、杨某5、杨某6均认为该房产归杨某2所有，其不基于继承权而对该房产享有权益。由此可见，珠海市湾仔作物路52号的原房产虽登记在殷某名下，但实际上应归杨某2所有，重建的房产亦是由杨某2出资所建，故重建房产的占有、使用、收益权亦归杨某2所有。珠海市湾仔作物路52号并非殷某、杨照的遗产，杨某1、钟某主张分得珠海市湾仔作物路52号百分之十的产权权益的理由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四、本案的遗产范围及原、被告的继承份额。
本案中殷某、杨照遗留的遗产为珠海市香××区××号拆建后建成的东西两座各六层的房产中东面一座的一层、殷某名下珠海市香洲湾仔作物股份合作公司6326股股份、杨照名下珠海市香洲湾仔作物股份合作公司6326股股份。
1.珠海市香××区××号拆建后建成的东西两座各六层的房产中东面一座的一层。根据殷某2013年1月4日所立的《遗嘱》，殷某将该遗产一半遗留给杨某1继承、一半遗留给钟某继承，故珠海市香××区××号拆建后建成的东西两座各六层的房产中东面一座一层的管理权利义务由杨某1、钟某各继承份额。杨某1、钟某诉请确认该房产拆迁补偿权益归其所有，由于拆迁行为尚未发生，杨某1、钟某可待房屋拆迁后另行主张，一审法院本案不予处理。
2.殷某名下珠海市香洲湾仔作物股份合作公司6326股股份。如前文所述，2015年4月28日所立的《遗嘱》中殷某处分其名下6326股股份中属杨照份额的部分无效，杨照该份额应按法定继承处理，由殷某、杨某2、杨某4、杨某7、杨某1、杨某3各继承，即各继承该6326股的。因此，殷某对其名下的6326股股份合计享有的份额。根据殷某2015年4月28日立下的《遗嘱》，殷某将其名下6326股股份均遗留给杨某1继承，故殷某名下6326股股份中其享有的的份额应由杨某1继承，杨某1合计继承殷某名下6326股股份中的（＋）。由于杨某7在该6326股中属于杨照份额的股份分割前死亡，故杨某7继承杨照该份额中份额（即该6326股股份的份额）的遗产权利由其合法继承人李某、杨某5、杨某6转继承，李某、杨某5、杨某6各继承该6326股的。因此，殷某名下珠海市香洲湾仔作物股份合作公司6326股股份由杨某1继承、杨某2继承、杨某4继承、杨某3继承、李某继承、杨某5继承、杨某6继承。
3.杨照名下珠海市香洲湾仔作物股份合作公司6326股股份。殷某因夫妻共同财产占有该股份的份额。杨照的份额按法定继承处理，殷某、杨某2、杨某4、杨某7、杨某1、杨某3各继承，即各继承。殷某合计享有杨照名下6326股股份的的份额。殷某在2015年4月28日的《遗嘱》中将杨照名下的6326股股份中其占有的份额遗留给杨某1继承，故殷某享有的杨照名下6326股股份的由杨某1继承，杨某1合计继承杨照名下6326股股份中的（＋）。如前所述，杨某7继承的杨照该股份份额由李某、杨某5、杨某6转继承，李某、杨某5、杨某6各继承。因此，杨照名下珠海市香洲湾仔作物股份合作公司6326股股份由杨某1继承，杨某2继承，杨某4继承，杨某3继承，李某继承，杨某5继承，杨某6继承。
五、珠海市香××区××号房产租金应否向杨某1、钟某返还。
如前所述，珠海市香××区××号拆建后建成的东西两座各六层的房产中仅有东面一座的一层是殷某的遗产，杨某1、钟某要求杨某2、杨某3、杨某4、李某、杨某5、杨某6返还二、三、四、六层出租租金没有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东面一座一层的租金，各方均认可，在殷某去世后，由各兄妹协商将一层租金收起来用来祭拜祖先，在本案诉讼前，杨某1、钟某与杨某2、杨某3、杨某4、李某、杨某5、杨某6告亦未就东面一座一层的遗产进行分割，各兄妹协商将一层租金用于祭拜祖先的约定仍然有效，杨某1、钟某要求杨某2、杨某3、杨某4、李某、杨某5、杨某6返还东面一座一层已收取的租金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东面一座一层此后的租金按继承份额归杨某1、钟某所有。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2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确认殷某于2013年1月4日所立并于2013年1月17日公证的《遗嘱》（《公证书》编号为（2013）粤珠珠海第35号）有效；二、确认殷某于2015年4月28日所立的《遗嘱》中处分殷某名下珠海市香洲湾仔作物股份合作公司6326股股份（股东手册编号0000521）中杨照享有的份额的部分无效，其他部分有效；三、珠海市香××区××号拆建后建成的东西两座各六层的房产中东面一座的一层的管理权利义务由杨某1继承，由钟某继承；四、殷某名下珠海市香洲湾仔作物股份合作公司6326股股份由杨某1继承，由杨某2继承，由杨某4继承，由杨某3继承，由李某继承，由杨某5继承，由杨某6继承；五、杨照名下的珠海市香洲湾仔作物股份合作公司6326股股份由杨某1继承，由杨某2继承，由杨某4继承，由杨某3继承，由李某继承，由杨某5继承，由杨某6继承；六、驳回杨某1、钟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七、驳回杨某2、杨某4、杨某3、李某、杨某5、杨某6的其他反诉请求。
杨某1、钟某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确认殷某于2015年4月28日所立遗嘱全部有效;2.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确认依殷某的遗嘱继承,杨某1对广东省××香××区××号的房产（《房地产权证》编号为：粤房地权证珠字第××号）的产权权益（包括上述房屋因拆建或拆迁补偿后的房屋及相关权益）享有的份额;依法定继承,杨某1对广东省××香××区××号房屋原杨照名下的部份房屋的产权权益（包括上述房屋因拆建或拆迁补偿后的房屋及相关权益）取得的继承份额。即杨某1共继承取得广东省××香××区××号的房产的产权权益（包括上述房屋因拆建或拆迁补偿后的房屋及相关权益）份额;另依殷某的遗赠,钟某对广东省××香××区××号的房产（《房地产权证》编号为：粤房地权证珠字第××号）的产权权益（包括上述房屋因拆建或拆迁补偿后的房屋及相关权益）享有的份额;⒊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改判由杨某1继承取得殷某名下于珠海市香洲湾仔作物股份合作公司全部6326股股份（或权益）;⒋撤销一审判决第六项，改判杨某1对珠海市香洲湾仔镇作物路52号(登记建筑面积148.47平方)房产拥有的继承份额，其放弃分割请求；⒌判令杨某2将取得遗产房屋即59号一层商铺的租赁收益(从2015年8月份起直至租约期满即2016年12月31日止)、按每月人民币4000元（6000元×＝4000元）的金额共17个月，合计68000元，返还支付给杨某1、钟某;⒍判令杨某2、杨某3、杨某4、李某共同将取得遗产房屋的租赁收益(从2015年12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0日止)其中杨某1、钟某应继承及受遗赠部份返还支付给杨某1、钟某。按2015年12月1日至2016年11月30日每月租金为6400×＝4267元;2016年12月1日后每月租金为7200×＝4800元的标准计算。⒎案件受理费由杨某2、杨某3、杨某4、李某、杨某5、杨某6负担。
主要事实和理由：
2015年4月28日殷某在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见证下所立遗嘱其中提及：“将记载于股东手册(编号：0000521）的珠海市香洲湾仔作物股份合作公司中的本人所有的6326股股份（或权益）全部由儿子杨某1继承”。一审判决认定杨照对该股份享有50％的份额。这一认定明显与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首先，需要重新明确几个时间概念：1989年6月3日，杨照身故。2002年2月25日，珠海市香洲湾仔作物股份合作公司成立（可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2003年12月31日，珠海市香洲湾仔作物股份合作公司签发了殷某的0000521号股东手册，股份为6326股。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才有可能成为夫妻共同财产。而从以上事件时间可以看出，殷某取得涉案6326股股份，是在杨照身故多年之后，而其取得涉案股份时间不可能认定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此，殷某的涉案6326股股份，应该认定为属于殷某的个人财产，而非与杨照的共同财产。
根据登记资料，拆建之前的59号房建成年份为1978年，此时杨照尚在生。房产权登记在殷某个人名下。因此，根据物权法及婚姻法的相关规定，该房的原始产权应属杨照和殷某共同所有。
因为享有所有权，因而衍生出占有、使用、收益、支配等其他从权利。因此，与古康权等人签订《合作建房协议》属于所有人即殷某（本来包含杨照）的专有权利。除此之外，其他人无权行使，否则构成侵权。与古康权等人签订《合作建房协议》的并非殷某个人，而是以殷某为主、包括各方当事人，他们参与签订协议有合理成分，但不能因为他们参与签订协议，就把他们的权利及对房产的权益份额置于和殷某同等的地位。至于拆建后，双方当事人形成对东面一座各层分开使用的事实状态，但这不能视为是各方（尤其是殷某）对59号房产权益的处置和分割，因为不存在能明确表达各方意思的房产权益的处置和分割协议。房产权益也不能通过默认占有使用以改变原始的所有权状态。因此，这种使用也不能对抗或否定殷某（假如殷某尚在生的话）应有的所有权份额。
2013年1月4日，殷某针对59号房屋所立的公证遗嘱的内容是：“位于广东省××香××区××号的房屋（《房地产权证》编号为：粤房地权证珠字第××号）是登记在我殷某名下的房屋。现我自愿立下遗嘱，在我去世后，将上述房屋（包括上述房屋因拆建或拆迁补偿后的房屋及相关权益）中本人占有份额的一半遗留给杨某1继承，将上述房屋（包括上述房屋因拆建或拆迁补偿后的房屋及相关权益）中本人占有份额的另一半遗留给钟某承受。遗嘱受益人继承后，上述财产作为杨某1、钟某的夫妻共有财产。”很明显，殷某遗嘱中指向的对象是“位于广东省××香××区××号的房屋（《房地产权证》编号为：粤房地权证珠字第××号）”，是“登记在”“殷某名下的房屋”，而非一审判决认定的殷某正在使用的房屋。
珠海市香洲湾仔镇作物路52号（下简称52号）最初兴建于1985年，即杨照、殷某均在生之年，房屋产权登记在殷某个人名下。至于该房兴建时是由杨某2出资还是杨照、殷某出资、抑或均有出资，除了说辞之外，已无从稽考。因此，依照相关法律及证据事实，其原始产权应认定属于杨照、殷某共同所有。其次，即使存在杨某2在2008年对52号房的拆建行为，以至于52号房变成违章建筑，但鉴于房地不可分离的原则，该拆建行为也不能改变52号房的上述所有权关系。否则，杨某2就无须拿1993年9月14日殷某所立遗嘱来说事。对1993年9月14日殷某所立的公证遗嘱，杨某1、钟某表示尊重，但该遗嘱仅处分了殷某本人所有的份额，杨某1、钟某要求对杨照的份额予以继承。
各兄妹协商案涉租金收集起来后，用来祭拜祖先。但殷某离世即2015年8月份以后，按每月6000元的标准计至2016年12月31日止共17个月，合计租金收益102000元。该笔租金收益如何用来祭拜祖先的，是否确实用于祭拜祖先。
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第二十四条规定：“存有遗产的人，应当妥善保管遗产，任何人不得侵吞或者争抢。”。根据这些规定，继承开始后、分割完毕前，遗产处于受保管的状态。并且从法律角度而言，如果遗产中含有实体财产，则该实体财产所产生的收益当然亦包含在遗产的范围之内，实体财产的保管人无权单独侵吞实体财产所产生的收益。尚需说明的一点是：法定继承与遗嘱继承对遗产分割之前的所有权状态是不一样的。在法定继承情形下，遗产分割之前的所有权状态原则上是所有法定继承人对遗产属于共同共有，而在遗嘱继承情形下，遗嘱继承人的继承利益应追溯至继承开始时。因此，杨某1、钟某根据殷某的遗嘱，主张相应的遗产收益是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没有理由。
杨某2、杨某3、杨某4、李某、杨某5、杨某6二审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判决合情合理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杨某1、钟某的上诉请求。
主要事实和理由：殷某所立遗嘱仅对自己所有财产部分有效，而殷某遗嘱处分含有丈夫遗产部分，应当无效。村民（居民）股份作为财产的形式登记于集体经济组织形式下的经济实体（股份公司），并保存下来，比较一般的固定资产，与其他无形资产有所不同。除有特定的村（居）民身份外，还要看股份的形成及其来源。因我国的农村（城镇）经营政策发生变化，村（居）民为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原为包干到户，个体经营，包括承包土地经营等，直接收益归家庭，后来集体产权制度发生改革，按照《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改革意见》的精神，实质上是将以前发生的生产经营模式改为集中经营管理，即将村集体资源性资产（土地、森林、滩涂等）经营性资产（含集体经营的房屋、建筑、基础设施、集体投资兴办的企业），非经营性资产（含公共服务、公益设施等），以原生产队改为单位组建股份经济合作社，以户籍关系为基础，以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劳动时间，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对集体贡献为主要依据，确定享受量化配股人员的数量和名单，然后制作股东名册和股权证书，列明每个成员持有股份的性质、数量、每股价值和股权总金额，并以户或单位发放股权证书，按照《广东省农村股份合作联合社或股份合租经济新示范章程（试行）》所格式化包含内部，体现了这一特点，即村民个人所有实体资产经营权交给了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做到全部量化资产，实行折股量化，产权清晰，权责分明，民主监督，管理科学的集体资产管理体制。其次，按上述村（居）民股权性质来源殷某、杨照的股权来源于其成为作物村村民身份起即享有，而这种权益不因其死亡而消灭，仍具有遗产继承的性质。股份份额即股份的多少则又是多种形式的资产量化形成，而产生又源于村民自主经营资产到集体经营演变资产的变化，故殷某和杨照股权权益早已存在，具有连续性，既不是1989年6月3日杨照病逝之后形成，也不是2002年2月25日湾仔作物村合作公司成立时才存在，或者2003年12月31日湾仔作物村股份合作公司签发了殷某00005213股东手册，股份6326股时才具有。湾仔作物村股份合作公司签发股东手册，仅仅是登记确定行为，而不是股权及股份始于此。否则杨照的股份也不会在其1989年6月3日去世后，仍于2003年12月31日登记其名下股东手册及股份。如果按上诉人的推论，也不会对逝去的人再登记其股东手册，载明股份份额。因此，殷某股权权益始于与杨照夫妇关系期间及之后，并成为作物村村民时。股东手册登记并不能标明登记时才享有股东权益及份额。故杨某1、钟某上诉称殷某名下股权权益及股份份额为殷某个人享有，而不是夫妻共有违背股份形成的历史沿革，与客观事实完全不符。一审认定为夫妻共有财产认定准确，应予支持。
关于涉案52号房，在1978年建成（实际为1980年3月建成）至拆除之前，旧房也不是殷某、杨照夫妻共同财产，而是家庭成员共有财产。该旧房尽管登记资料显示1978年建成，实际上是1980年建成，为事后补写提交的建房资料。当时长子杨某7在部队当连长，把部队所发的津贴邮回来建房，杨某2在1977年已参加村里劳动，杨某4、杨某3也有参加劳动，村里实行的是工分制。由于是计划经济时代，并且杨某7、杨某2、杨某4都是军人，家里原来居住的房屋是政府没收的华侨财产，因落实政策华侨房屋被政府返还给了华侨导致一家人无房居住。后来村里安排了一块地用于建房，也由村里向武装部申请购买水泥和钢材等建筑材料，加上其他民兵帮忙才建好该房屋。因家庭户主是杨照和殷某，所以1988年补登在殷某名下。该旧房实际出资人有杨照、殷某、杨某7、杨某2、杨某4、杨某3六人，而杨某1年龄小，根本谈不上出资。所以尽管登记在殷某名下，实质上是家庭成员共同出资修建，是家庭成员共有财产。该地址（原湾仔中心路25号），于1980年3月房屋建成（基础面积114.88㎡，建筑面积121.48㎡）,1988年1月26日补办手续进行确权登记至殷某名下。1989年6月3日杨照身故，2010年11月2日殷某同意开家庭会拆除旧房，2010年12月14日殷某及其全部子女六人与他方“古康权、梁秀洁、吴恩明、黄玉文、缪玉珊、王珍龙”七人签订《合作建房协议》，拆除重新后（首层面积169.36㎡）分东西两面各六层，各575㎡；东面六层归殷某及其五子女，西面六层归他方七人，各自分配使用，东面六层底层分给殷某所有，第2-6层由子女五人抽签各分一层占有，使用、处分收益。底层出租收益为祭祖费用。从上述房屋变迁情况来看，得出以下结论：1.该旧房在2010年12月拆除前为殷某、杨照夫妻共有财产；2.至2010年12月旧房拆除即毁损灭失，房屋产权标的已不存在；3.2010年11月2日殷某及五子女同意将旧房拆除，表明共同一致对杨照的遗产作出处分；4.2010年12月14日《合作建房协议》表明重新建房；5.东面六层殷某及五子女各分配一层。再次表明对重新分配所得东面房产权益的再次分配处分，直接体现对杨照遗产部分及殷某自己部分（或再分配）处理，是大家一致的意思表示。6.2012年12月3日申报遗失房屋产权证，2012年12月11日补发证（粤010××××6049）的行为，并不是对重建的房屋现状进行产权登记的确认，仅仅是对拆除前旧房的补登性质，因旧房已在补发证时已经毁损灭失，不具有现状确权的意义。所以，即使在2013年1月4日殷某的《公证遗嘱》对“59号房屋”的理解已经完全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基地面积变化比较大，从114.88㎡扩大至169.36㎡；二是建筑面积增大，从121.48㎡增至1148.16㎡；三是整体参与分配、投资发生变化，不仅殷某及五子女以宅基地出资，另收10万元，而且古康权等七人投入全部建房施工资金，另给殷某及五子女10万元现金；四是殷某及五子女内部达成的实际分配分别占有、使用、处分一致意见及现状。体现殷某及五子女对新建成的房产权益的处分权。作为杨照的房产权益遗产部分，殷某及五子女均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按当时的情形已实质上作出包含杨照遗产的分配，以及殷某个人部分房产权益重新分配。即共同处分之后，殷某只享有59号房东面首层的房产权益。该首层房产权益属于殷某遗产，遗嘱继承也只能对此部分发生效力。无论是法定继承、遗嘱继承或遗赠，均只能在殷某遗产范围内，即东面首层由杨某1和钟某共同享有。
殷某名下股份为夫妻共有财产，应按共有财产分配原则，再按殷某实际分配所得计算其个人占有份额进行遗嘱继承，一审法院处理正确。
尽管登记在殷某名下，实际上作物路52号（旧址：作物里18号）旧房全部资金由杨某2投资，于1985年3月兴建，于1987年1月25日补报办证。而殷某及杨照并没有投资。××××年因杨某2已招干在珠海市党校工作，加上又结婚成家并有一小孩，所以由母亲殷某通过生产队安排，于1985年3月先拿了一块土地即（作物里18号）用来建房居住。包括当时在1987年1月25日填《私有房房屋产权登记申请表》，殷某填写“申请人家庭主要成员”一栏中，殷某只填写了“杨世（细）成（儿子），朱连欢（媳妇）、杨家斌（孙）”三人，而没有填写包括杨照、殷某夫妇及其他子女杨某7、杨某4、杨某1、杨某3等，反映的是杨世（细）成独立一家三口居住建房。此外，相同的情况是殷某还给长子杨某7、三子杨某4都在作物村各安排有一块地建房。因已经拿了三块地，作物村安排不了，殷某则通过照顾关系在湾仔南堡给四子杨某1拿了一块地建房，现为湾仔南联路87号。杨某1与他人合作改建为两栋房，各自分得一栋。而安排女杨某3于××××年取得单程证去了澳门工作。所以，杨照、殷某夫妇对其五个子女的安排，尤其是安排各自一块地建房，符合当时的居住环境，而且各自先后长大成人，分户立家，经济独立有收入，也是情理之中，不可能全部由杨照、殷某夫妇独立出资来给四个儿子建房，也不符合常理。因此，52号房修建及出资，结合其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均为杨某2出资修建，并且一直居住使用。至于2003年5月21日又遗失补证，以及2008年7月29日与钮国辉签订《建房合同》，拆除重建，更进一步证实实际出资人是杨某2，但与旧房相比房屋状况也发生重大变化：是旧房土地使用面积75.38㎡，建筑面积126.76㎡，拆除重建后建筑面积439.88㎡（其中四层房370.12㎡，简易平房69.76㎡）；二是因拆除重建未办理报建手续导致至','2018-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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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十四条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
公司可以设立子公司，子公司具有法人资格，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
（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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