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1801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伟东，住广州市天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国华、刘运全，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涌涛，住广州市天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符天兰，住广州市天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龙鸣，住广州市天河区。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镇慧、洪思阳，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及实习律师。
上诉人张伟东因与被上诉人朱涌涛、符天兰、龙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5）穗天法金民初字第6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伟东上诉请求：一、改判原审判决第一项为朱涌涛、符天兰偿还张伟东借款本金人民币1000000元及利息（自2014年3月31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四倍标准计算）。二、本案诉讼费全部由朱涌涛、符天兰、龙鸣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龙鸣至今还有多笔借款债务没有与张伟东结清，其转账支付的100万元事实上是归还其自己所欠张伟东的100万元那笔，而非偿还本案借款。龙鸣与张伟东是多年朋友，据一审时张伟东提交的相关证据，龙鸣从2012年起就不断向张伟东借款，其中118万和50万的两笔，是按龙鸣指示，由张伟东向其配偶张某乙的银行账户转账的，龙鸣还在50万元转付回单上备注“借到张伟东先生伍拾万元整”，并签名“龙鸣”及日期；而33万元和100万元的两笔则由龙鸣与张伟东之间直接发生。龙鸣于2014年4月4日向张伟东转账支付的100万元正是为了归还其自己所欠的那笔100万元借款，正是因为龙鸣归还了该笔100万元借款，张伟东才将该100万元借条原件还给龙鸣，手中便只剩下借条复印件，但该借条复印件所显示的借款金额及2014年4月1日还款时间均与事实相符。可见，龙鸣于2014年4月4日转账支付的1OO万元事实上是归还其自己所欠张伟东的100万元，而非偿还本案借款。另外，张伟东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龙鸣至今还有多笔借款债务没有与张伟东结清，张伟东将另案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让张伟东不明白的是：龙鸣连自己的欠款债务都没有还清，怎么可能主动履行担保责任去替别人还债？二、朱涌涛、龙鸣恶意编造《借据》和《收款收据》，意在骗取张伟东的100万元借款债权。朱涌涛、龙鸣均曾是光大银行工作人员，熟知银行及民间借贷业务，自2012年起即向张伟东不断借款，但却迟迟不还本息。此次利用龙鸣向张伟东归还100万元、张伟东归还了龙鸣相应的《借条》原件之机，恶意编造《借据》和《收款收据》，以达到其“一石二鸟”的目的，意在骗取张伟东的100万元借款债权。
朱涌涛、符天兰、龙鸣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张伟东的上诉理由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一、龙鸣已于2014年4月4日代朱涌涛将涉案借款归还给张伟东，其与张伟东之间的其他债权债务已结清。张伟东于一审提交的证据涉及三笔款项，分别为2012年7月10日与张某乙的往来账款118万元，2012年7月5日与张某乙的往来账款50万元（银行回单上有龙鸣字迹），以及2012年9月29日由龙鸣书写的33万元借条（无支付凭证），试图证明本案龙鸣代为归还的100万元并非对应涉案借款。张伟东的主张是不成立的：一是金额不吻合，二是款项性质不清，三是借贷手续不全，四是款项往来主体不同。本案所涉借款债权人为张伟东，债务人为朱涌涛，上述三笔款项均与本案无关。至于张伟东在上诉状中提及的一张曾由龙鸣于2014年3月30日出具的金额为100万元的《借条》复印件，其向法庭明确该笔款项已还清。该《借条》一是复印件，无原件核对，二是张伟东在一审庭审中仅以此主张其与龙鸣之间往来账款频繁，现又主张龙鸣归还的100万元系对应该《借条》，前后矛盾，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因此，张伟东的主张是不成立的。二、朱涌涛和龙鸣之间签订的《借据》和《收款收据》并非恶意编造，张伟东的主张是错误的。龙鸣作为涉案借款担保人，为减小自身损失并降低担保责任风险，在朱涌涛向龙鸣出具《借据》和《收款收据》以及其名下房产证作质押的情况下，有权向张伟东履行担保责任。在代朱涌涛向张伟东归还借款的情况下，双方签订上述文件合情合理。
张伟东于2015年2月4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朱涌涛、符天兰偿还张伟东借款本金1000000元及利息（自2012年3月30日起计至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四倍标准计算）；二、朱涌涛、符天兰赔偿张伟东维护权利而支付的律师费20000元；三、龙鸣对朱涌涛、符天兰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朱涌涛、符天兰、龙鸣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3月30日，朱涌涛向张伟东出具《收款收据》，内容：今收到张伟东现金1000000元。
2014年3月30日，朱涌涛（借款人）与张伟东（出借人）以及龙鸣（担保人）共同签订了《借条》，约定：本人朱涌涛今借到张伟东1000000元，本人自愿按借款总额的3%作为月息，借款于2014年4月30日前还清本息，如逾期不还，本人朱涌涛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后果。张伟东及朱涌涛、龙鸣均在该份借条中签字确认。
2014年4月4日，龙鸣向张伟东光大银行62×××07的账户转账支付了1000000元。
同日，龙鸣与朱涌涛签订《借据》，约定：朱涌涛向龙鸣借款，金额为1000000元，作为归还张伟东的借款之用（即朱涌涛在2014年3月30日，与出借人张伟东和担保人龙鸣签订的借条的借款，借款金额为1000000元），本次借款期限2年，从2014年4月4日至2016年4月3日止，利息按照人民银行贷款利率的三倍计算，每年支付一次利息等。
2014年4月5日，朱涌涛出具了《收款收据》，确认于2014年4月4日收到龙鸣借款金额1000000元，款项由龙鸣直接支付到张伟东账户等。
庭审中，张伟东确认收到上述由龙鸣转账支付的1000000元款项，但认为是龙鸣用来偿还案外人张某乙向张伟东的借款，而非偿还本案借款，对此，张伟东提交了以下证据予以证实：1、中国光大银行转付回单两份，证实张伟东分别于2012年7月10日、2012年7月5日向案外人张某乙转账支付1180000元、500000元，龙鸣在其中500000元的转付回单上备注“借到张伟东先生500000元”；2、龙鸣于2012年9月29日出具的《借条》，内容：今借到张伟东先生330000元；3、龙鸣向张伟东出具的《借条》，内容为龙鸣今借到张伟东1000000元，期限自2014年3月30日起至2014年4月1日。但张伟东称该笔款项已由龙鸣还清，因此不持有借条原件。
庭审中，各方确认以下事实：一、涉案款项实际于2012年3月30日交付，其中880000元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另外120000元通过现金交付，对此，张伟东提交了中国光大银行进账单及取款回单，证实其转账880000元及取现90000元的事实。二、张伟东与朱涌涛、龙鸣于2014年3月30日重新出具了涉案《借条》，该借条中载明的1000000元即2012年3月30日支付的1000000元。
庭审中，张伟东称其与龙鸣之间还有尚未结清的债权债务关系，但对此并无证据提交。张伟东称龙鸣与案外人张某乙系夫妻关系，但在原审法院限期举证后，对此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
案件审理过程中，张伟东向原审法院提交《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及民事案件律师费发票，证实其为了本案诉讼聘请广东广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作为委托代理人并为此支付了律师费20000元。
另查明，朱涌涛与符天兰系夫妻关系，双方于1996年6月3日登记结婚。
原审法院认为，张伟东与朱涌涛、龙鸣于2014年3月30日签订的《借条》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确认该份《借条》是重新签订的，涉案借款1000000元已于2012年3月30日由张伟东向朱涌涛支付完毕。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涉案借款是否已经向张伟东偿还，对此，原审法院作如下辨析：首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借条》中并未约定担保人的担保方式，因此，龙鸣对朱涌涛的债务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其次，2012年3月30日涉案款项已由张伟东实际支付给了朱涌涛；2014年3月30日各方重新签订了《借条》，约定借款人为朱涌涛，担保人为龙鸣，于2014年4月30日前还清本息；2014年4月4日，龙鸣与朱涌涛签订《借据》，约定朱涌涛向龙鸣借款用于归还张伟东借款之用，并约定借款由龙鸣直接支付到张伟东出借款项的账户62×××07；2014年4月4日，龙鸣向张伟东62×××07的账户转账支付了1000000元，张伟东亦确认收到该笔款项。从以上事实发生的时间顺序上看，张伟东向朱涌涛出借款项1000000元，在各方补签了2014年3月30日的《借条》后，龙鸣作为担保人，当然有权先行向张伟东履行保证责任，以减小自身损失并降低担保责任的风险，龙鸣向张伟东转账支付的1000000元，数额与朱涌涛的借款数额吻合，龙鸣及朱涌涛对此另行签订了《借据》，合理解释了为何由龙鸣偿还涉案款项的问题。再次，张伟东主张龙鸣的1000000元转账并非偿还本案借款，但对此张伟东仅提供了龙鸣签名出具的“借到张伟东先生500000元”及“借到张伟东先生330000元”的字条为凭，但以上款项数额上与本案龙鸣转账支付的1000000元不相吻合，对此张伟东并未作出合理解释，且张伟东在庭审中表示暂无法对张伟东与龙鸣之间还有尚未结清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行举证，应由张伟东承担相应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另外，张伟东虽称龙鸣与案外人张某乙系夫妻关系，但对此并未举证证实，亦应由张伟东承担相关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若张伟东认为其与龙鸣之间还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应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综合张伟东、被告在本案中提交的现有证据，依据高度盖然性原则，原审法院采信被告的抗辩意见，依法认定龙鸣作为担保人，已实际履行了相应的担保责任，向张伟东偿还了涉案借款1000000元。综上，原审法院对于张伟东要求被告偿还借款的主张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
关于张伟东主张借款利息的问题。张伟东称双方于2012年3月30日出借款项时口头约定借款利率为月息3%，但对此各被告不予认可，张伟东对此亦未举证证实。张伟东与朱涌涛、龙鸣于2014年3月30日签订的《借条》中约定月息为借款总额的3%，龙鸣于2014年4月4日才向张伟东还款，因此，朱涌涛仍应向张伟东支付2014年3月31日至2014年4月4日期间的利息，由于借条中约定的利息标准明显过高，违反相关规定，基于公平合理的法律原则并考虑当前金融机构的利率标准，原审法院酌情调整为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标准计算。作为担保人，龙鸣对此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于张伟东超出部分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合同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龙鸣承责后，有权向朱涌涛追偿。
关于张伟东要求被告符天兰共同承担责任的问题。涉案借款发生在朱涌涛与符天兰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两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债务约定为个人债务或是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本案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张伟东要求被告符天兰与朱涌涛共同承担上述债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张伟东要求被告承担律师费的问题。《借条》约定，如逾期不还，朱涌涛自愿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后果。但该条款未明确约定张伟东采取诉讼方式向被告催收所欠款项而产生的律师费用的承担问题，且律师费并非属于必要支出，张伟东主张律师费，缺乏理据，对此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法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六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原审法院于2016年2月29日作出判决：一、被告朱涌涛、符天兰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张伟东支付2014年3月31日至2014年4月4日期间的利息（以100000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标准计算）；二、被告龙鸣对被告朱涌涛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龙鸣承责后，有权向被告朱涌涛追偿；三、驳回原告张伟东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0320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张伟东负担25270元，由被告朱涌涛、符天兰、龙鸣共同负担50元。
经查，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张伟东申请对于朱涌涛、龙鸣之间的《借据》和《收款收据》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
本院认为，根据张伟东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涉案借款是否已向张伟东偿还。张伟东上诉主张龙鸣于2014年4月4日转账支付的1000000元并非偿还涉案借款，而是偿还其在一审提交的龙鸣向张伟东出具的《借条》所涉借款，但该主张与张伟东一审主张不符，且张伟东未能证明其已实际向龙鸣支付该笔借款。2014年4月4日龙鸣向张伟东转账支付1000000元，该数额与涉案借款数额相吻合，龙鸣、朱涌涛对此另行签订《借据》。原审法院根据双方举证，采信龙鸣为减小自身损失、降低担保责任风险而代为偿还涉案借款的主张，张伟东在一审和二审期间均未能举出反证推翻。原审法院判令朱涌涛、符天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标准向张伟东支付涉案借款2014年3月31日至2014年4月4日期间的利息以及判令龙鸣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二审期间张伟东申请对于朱涌涛、龙鸣之间的《借据》和《收款收据》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但根据双方举证和主张，并无鉴定的必要，故对于该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综上所述，张伟东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1125元，由上诉人张伟东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燕宁
审判员 万力平
审判员 郑怀勇
二〇一七年三月一日
书记员 杨仁义
黄妙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