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杭上民初字第1208号
原告：周位军。
原告：毛江莲。
委托代理人：虞琦芬。
被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法定代表人：林俊。
委托代理人：赵濑。
被告：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
法定代表人：段涛。
委托代理人：童剑云。
原告周位军、毛江莲诉被告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以下简称：妇产科医院）、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以下简称：妇婴保健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原告于2012年7月23日向本院起诉后，由本院进行诉前调解。调解过程中，本院根据两被告的申请，先后委托杭州市医学会、江苏省医学会进行鉴定，但均被退回。2013年9月3日，本案立案受理，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姚炜强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朱志华、咸青央组成合议庭。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根据两被告的申请，又先后委托南京金陵司法鉴定所、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浙江省医学会、南京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但仍因各种原因被退回。本案于2013年10月8日、2014年6月18日、2015年5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位军（未参加2013年10月8日、2015年5月20日的庭审）、毛江莲及两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陈俊福（参加2013年10月8日的庭审，后被两原告撤销委托）、虞琦芬（未参加2013年10月8日的庭审），被告妇产科医院的委托代理人赵濑，被告妇婴保健院的委托代理人童剑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周位军、毛江莲起诉称：两原告系患儿周志强的父母，原告毛江莲于2011年3月18日起至被告妇产科医院建卡做产前检查，后于2011年5月27日又按照规定至被告妇产科医院行产前B超检查，B超发现双胎之小脐动脉血流无舒张期。2011年6月3日原告又至被告妇婴保健院做产前检查，B超显示“F2胎儿羊水深度3厘米”、“F2胎儿脐血流指数偏高”，但被医院门诊诊断为“F2胎儿羊水过少”、“脐动脉舒张期血流缺失”。随后，被告妇婴保健院分别又在2011年6月22日、2011年7月11日两次对原告毛江莲进行B超检查，报告均显示不存在脐动脉血流倒置的情况。自2011年7月11日后，被告妇婴保健院再无对原告毛江莲进行过B超检查。2011年8月8日10：15分，原告毛江莲入被告妇婴保健院住院保胎。同日上午，被告妇婴保健院在没有对原告毛江莲进一步做B超检查的情况下，以“F2胎脐血流倒置”建议原告毛江莲行急症剖宫产术，因原告毛江莲要求暂不手术，手术没有进行。2011年8月9日，被告妇婴保健院再次提出剖宫产建议，原告毛江莲因医学常识缺乏，鉴于医院的连续频繁的剖宫产建议，也基于对医生的信任，同意上述建议，当天就进行了剖宫产手术。同日15：13分周志强出生。行剖宫产时，被告妇婴保健院在明知是双胎早产的情况下，没有配备双份的复苏抢救器材和人员到场，导致新生儿产后复苏抢救时间被人为耽误，严重影响预后。随后又在短短的37天内，对周志强进行了19次X片拍摄，27次血常规检查，22次气管插管位置调整，反复抽吸胃内空气75次，放置胃管65次，使用的血气分析仪出现7次故障等等。正是因为被告妇婴保健院存在各种医疗过错和一些未能切合患者身体实际情况的过度诊疗行为，将周志强一步步推向生命的终点。事发后，被告妇婴保健院为了推卸责任掩盖自身过错，严重伪造、篡改、销毁病历，导致相应鉴定无法进行。被告妇产科医院产科病历医嘱字迹潦草，也无医师签名，不符合病历书写规范，且未对医嘱内容口头告知，导致原告毛江莲未能完全了解自己真实病情。另外，诊断“胎死宫内可能”系高危妊娠，应收治入院，但被告妇产科医院未按医疗规范收治入院。被告妇产科医院诊断毛江莲“双胎输血综合症”系误诊，其实为“双胎选择性生长受限”。两被告对原告毛江莲及周志强的错误诊断及治疗，直接导致周志强死亡，因此两被告应对此医疗损害承担全部责任。两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两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医疗费49165.9元、陪护费5098.34元、交通费3638元、营养费148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100元、死亡赔偿金619420元、律师费3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复印费70元，共计782982.24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变更诉讼请求，现诉讼请求为：1、判令两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医疗费49165.9元、护理费4514元（122元／天×37天）、交通费3638元、营养费1480元（40元／天×37天）、住院伙食补助费1110元（30元／天×37天）、死亡赔偿金807860元（40393元／年×20年）、丧葬费22265.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妇产科医院答辩称：一、被告妇产科医院给予原告毛江莲的医疗行为符合临床诊疗规范，无过错和不当。原告毛江莲于2011年5月27日在被告妇产科医院进行B超检查，显示：宫内孕双活胎，B胎儿无舒张期。接诊医师根据原告毛江莲的孕周、3月18日和本次B超检查结果，考虑“双胎输血综合症可能”，但鉴于小孕周（孕20周）、仅单次B超提示一胎无舒张期血流、缺乏持续的临床依据、无进一步产前诊断指征等特性，故暂时无法作出明确诊断，初步诊断：孕20周，双胎，双胎输血综合症？胎儿窘迫（舒张期无血流）。医嘱：一周复查和外院住院、吸氧；同时告知：因一胎无舒张期血流，存在胎死宫内可能。然，之后原告毛江莲未再到被告妇产科医院就诊复查。基于此，被告妇产科医院认为，被告妇产科医院给予原告毛江莲的医疗行为符合临床诊疗思路和规范。原告诉称的“未对原告做进一步产前诊断，就凭简单的几项超声检查项目误诊原告毛江莲为双胎输血综合征”，无任何事实和医学依据。事实上，被告妇产科医院并未确诊原告毛江莲为“双胎输血综合症”，而是予其诊断“双胎输血综合症？胎儿窘迫”，并医嘱其一周后复查和外院住院观察、吸氧，同时告知其预后不良的可能和风险，被告妇产科医院已尽了最善的谨慎注意义务和充分的告知义务。原告毛江莲事后未再到被告妇产科医院复查，是其自行的选择，与被告妇产科医院无关。二、原告诉称的损害后果与被告妇产科医院予原告毛江莲的医疗行为之间无因果关系。原告诉称“两被告违反诊疗常规误诊误治，导致患儿缺陷出生和死亡的严重损害”。事实上，根据起诉状和原告提交的证据，原告诉称的缺陷出生，即先天性尿道下裂，该先天性疾病无法在原告毛江莲孕20周就诊于被告妇产科医院时的B超检查中发现和预测；原告诉称的死亡后果，是患儿出生后的疾病的转归，与被告妇产科医院给予原告毛江莲孕20周时的医疗行为之间无任何事实上、医学上和法律上的关联。由此可见，原告诉称的“患儿缺陷出生和死亡”的损害后果与被告妇产科医院的医疗行为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原告提交在被告妇产科医院的门诊病历，反映内容清晰，原告在之前的法庭调查中陈述在被告妇产科医院处的所有诊治经过包括诊断等，不存被告妇产科医院病历书写潦草，无法详细了解病情的事实。关于胎死宫内可能，只是风险告知，是建立在临床总结的基础上的告知，告知两胎儿会存在这样的可能性，被告妇婴保健院的医生也做了这样的告知，是医院普遍的告知。请求驳回对被告妇产科医院的诉讼请求。
被告妇婴保健院答辩称：被告妇婴保健院不存在过错，认可被告妇产科医院的答辩意见。原告毛江莲怀孕之后发生一系列的情况，其到被告妇婴保健院诊疗，被告妇婴保健院对每一步的治疗都很认真，不存在过错，两个小孩是早产及极低体重，被告妇婴保健院也采取了措施，故结果和医疗行为无因果关系，原告的主张不成立。原告所述的血管吻合电凝手术也不是在被告妇婴保健院做的，故和被告妇婴保健院无关。综上，被告妇婴保健院的诊疗行为符合诊疗规范，不存在过错，损害后果与被告妇婴保健院的诊疗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至于香港的医院，原告毛江莲在网上早就有联系，也和被告妇婴保健院在沟通，沟通后原告毛江莲去香港医院做了该手术，原告毛江莲可以选择其他手术方法，做该电凝手术是原告毛江莲和当地医院协商的结果。被告妇婴保健院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患儿的死亡不是被告妇婴保健院的医疗行为引起，与被告妇婴保健院的医疗行为无因果关系。
原告周位军、毛江莲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被告妇产科医院的门诊病历及二份B超报告单、被告妇婴保健院的产前诊断门诊病历及三份B超报告单，证明两被告的诊疗行为，被告妇婴保健院在产前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
2、原告毛江莲产前胎儿医学会诊单，证明被告妇婴保健院在产前诊断中有隐匿部分产前检查的行为。其中原告毛江莲从2011年6月3日至2011年8月8日在被告妇婴保健院共有11次产前B超检查，但被告妇婴保健院只提供了3次B超检查报告，隐匿了8次B超检查报告；
3、被告妇婴保健院孙路明医生的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证明2011年6月3日孙路明医生在产前诊断门诊病历上签名时其本人实际在境外；
4、上海市卫生局提供的上海市第一妇保健院相关信息、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证明被告妇婴保健院的相关医生非法行医、超范围行医的行为；
5、上海市卫生监督所网上查询医生信息、公证书、与香港医生的电子邮件，证明被告妇婴保健院的相关医生不具备相应的行医资格；
6、被告妇婴保健院提供的周志坚的住院病历，证明被告妇婴保健院存在篡改病历情形，被告妇婴保健院存在过错；
7、被告妇婴保健院提供的周志强的住院病历，证明被告妇婴保健院存在篡改病历情形，被告妇婴保健院存在过错；
8、被告妇婴保健院提供的毛江莲的住院病历，证明被告妇婴保健院存在篡改病历情形，被告妇婴保健院存在过错；
9、法院调取的被告妇婴保健院的相关电子病历，证明被告妇婴保健院有事后篡改病历的行为；
10、周志坚的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上海市儿童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的诊断证明，证明周志坚的脑瘫诊断明确；
11、毛江莲、周卫军的出入境证明，证明被告妇婴保健院当时有转诊行为；
12、周志坚、周志强的医学出生证明、周志坚的残疾证明，证明周志坚、周志强在被告妇婴保健院出生的事实，及其损害后果；
13、照片三张，证明被告妇婴保健院抢救不及时，导致损害结果，其中胎盘照片证明胎盘的情况，其余两张照片证明两个孩子出生时的状况；
14、香港威尔斯亲王医院病历复印件及译本，证明被告妇婴保健院将原告毛江莲转诊至香港威尔斯亲王医院进行手术是错误的；
15、原告毛江莲在被告妇婴保健院的门诊检查费用票据、住院医药费专用收据、住院费用明细分类账，证明原告毛江莲在被告妇婴保健院的诊疗和用药情况，费用共计9278.58元；
16、周志强在被告妇婴保健院的门急诊医药费清单、住院费用明细分类帐票据，证明周志强在被告妇婴保健院的诊疗和用药情况，费用共计49492.32元；
17、工商企业注销证明、国税、地税纳税证明，证明原告毛江莲生活居住在杭州，死亡赔偿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证明原告在本案发生前后的收入情况，周志坚被被告妇婴保健院损害后积极争取康复治疗的情况和康复费用。
被告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证明自己的抗辩，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8、毛江莲、周志坚、周志强的住院病历三份，证明被告妇婴保健院的诊疗行为不存在过错，与损害结果不存在因果关系；
19、进修医师资质证明，证明楼建义、肖海群的进修医师资质。
被告妇产科医院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
针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本院组织原、被告在庭审中进行举证、质证，原、被告的质证意见如下：
被告妇产科医院对证据1中被告妇产科医院的门诊病历及二份B超报告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被告妇产科医院存在医疗过错。对被告妇婴保健院的门诊病历及三份B超报告认为被告妇产科医院不是当事医院，真实性无法予以确认，由法院审核；对证据2、证据6至证据9、证据14质证认为，被告妇产科医院不是当事医院，真实性无法予以确认，由法院审核；对证据3至证据5、证据10至证据1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仅是书证反映的内容，不能证明被告妇产科医院存在过错；对证据15、证据16形式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都不是在被告妇产科医院的材料，具体内容由法院审核；对证据17中的二份纳税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工商企业注销证明由法院核对原件的真实性后无异议；对证据18的真实性认为无法确认，被告妇产科医院不是当事医院，请法院确认；对证据19无异议，认为进修医生在临床上是普遍现象，该证据与案件的关联性由法院审核。
被告妇婴保健院对证据1、证据2、证据6至证据10、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3质证认为，孙路明医生当时确实在加拿大，但原告毛江莲和该医生在网上有联系，联系之后才预约到被告妇婴保健院，当时接待的是杨医生，杨医生经孙路明医生确认后在报告单上签了自己的名字，并加上孙路明的签名以表示尊敬；对证据4、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被告妇婴保健院的医生无资质，其中楼建义、肖海群医生是在被告妇婴保健院进修的医师，被告妇婴保健院已提交相关医师资质；对证据1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仅是出入境证明，不能证明被告妇婴保健院要求原告毛江莲转诊；对证据13的真实性认为不清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证据1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如原告认为香港医院存在过错就应当向香港医院主张，做什么手术也是香港医院和原告决定的，和被告妇婴保健院无关；对证据15至证据17无异议。
原告周位军、毛江莲对证据18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1）原告曾经多次要求被告提供完整的病历复印件，但被告妇婴保健院反复拒绝，直到2012年6月25日，被告妇婴保健院才同意封存病历，距离原告提出要求超过大半年之久，丧失了真实性。（2）2012年8月20日，法院证据交换时当场拆封病历，但被告妇婴保健院没有确认页数，不向原告提交复印件，直接把病历带回去，因此无法保证病历的真实性。（3）病历中有很多相互矛盾和明显篡改之处，如：毛江莲剖宫产谈话记录单和术后随访记录、麻醉记录单、麻醉药品单等术前术后病历上存在诸多矛盾和篡改的情形，在2011年8月9日的毛江莲麻醉记录上两个医师的签名及手术医师的签名笔迹相同，是同一人所写，存在伪造。麻醉药品单和麻醉记录单上用药明显不符，麻醉药品单中的药品很多，麻醉记录单是后来伪造的。剖宫产记录单中，添加的内容和手术记录单不符，手术的人员不一致。麻醉药品单中没有吗啡和药量，而麻醉记录单中有吗啡，用药相互矛盾。2011年8月9日17点40分周志坚新生儿记录中无宫内窘迫的记载，但之后查房记录手写添加双胎窘迫可能，停止妊娠，存在矛盾，事实上也不存在宫内窘迫的依据。2011年8月9日17点43分周志坚新生儿记录中有新生儿存在轻度窒息的记载，但在8月15日11点40分的查房记录中被直接划掉了，存在篡改。周志坚和周志强的病程记录中存在篡改，毛江莲实际是在8月8日入院。被告妇婴保健院隐匿了部分检查记录，周志强股静脉穿刺有11次，但有操作记录的只有2次（2011年8月30日和9月5日），周志坚股静脉穿刺也有7次，但有记录的只有2次。根据病历统计周志强住院共37天，被告妇婴保健院对周志强做了133次血气血糖，21次血常规，11次静脉穿刺，超过200毫升血液，但新生儿体重才680克，违反诊疗常规。周志强的死亡记录中的血常规指标和病程录中的血常规指标相互矛盾。周志坚的临时医嘱单中，执行时间为9点，但实际上当时医嘱还未下，与事实不符。临时医嘱单中的执行护士为两位不同护士，但时间只有一个时间，可以反映护士是替换的。周志坚和周志强的主治医生与实际主治医生不符，病历不真实。周志坚的病程记录中，首次病程记录中添加主治医生，篡改病历。周志坚和周志强的病程记录中有许多添加的内容，但没有修改者的签名，如新生儿的皮肤花纹改为有，首次记录第四点第二小点添加“异常”两字等；对证据19中楼建义的进修申请表质证认为，进修时间为2011年5月至7月，但实际上原告住院期间在此之后，楼建义不应该还在进修。对肖海群的进修申请表质证认为，看不出什么时候来的，具体进修到何时，盖章处还有涂改的痕迹，看不出具体的进修时间。
结合原、被告的质证意见，对原、被告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
证据1、证据2、证据4、证据5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其待证事实综合予以认定；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该证据能够证明孙路明医生于2011年5月26日出境，于同年7月2日入境，原告毛江莲于2011年6月3日到被告妇婴保健院就诊时孙路明医生不在国内的事实，对该事实予以认定；证据6至证据9、证据18，两原告认为被告妇婴保健院有篡改病历情形，经审查核对，病历中确有修正、完善的地方，但不足以认定被告妇婴保健院篡改病历资料，故对上述证据本身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10、证据12、证据16、证据17、证据19真实、合法，与本案有关联，予以认定；证据11、证据14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上述证据能够证明原告毛江莲到香港威尔斯亲王医院就诊，并在该院行胎儿镜下激光凝固胎盘血管术的事实，对该事实予以认定；证据13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该证据仅能证明胎儿出生后状态的事实，对该事实予以认定；证据15，因两原告就该部分费用未在本案中主张，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及确认的有效证据，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
原告周位军与原告毛江莲系夫妻关系。原告毛江莲于2011年3月18日到被告妇产科医院做检查，同日进行了B超检查，检查意见为宫内孕双活胎。同年5月27日，原告毛江莲又到被告妇产科医院进行产前B超检查，检查意见为宫内孕双活胎，B胎儿无舒张期。告知风险：胎死宫内可能（一胎无舒张期血流）；一周复查；外院住院、吸氧。诊断：孕20周，双胎，双胎输血综合症？胎儿窘迫（舒张期无血流）。该病历上无医生签名。
2011年6月3日，原告毛江莲孕22W5D到被告妇婴保健院做产前检查，B超提示：1、双胎；2、胎儿生长相当于F1：22W4D／F2：19W1D；3、F1胎儿脐血流指数正常，F2胎儿脐血流指数偏高；4、右侧F1，左侧F2。病历记载：①根据孕妇早期B超提示，宫内见一个孕囊，内见2个胚芽，考虑为单绒毛膜性双羊膜囊双胎。②行胎儿医学B超检查发现，两胎儿体型相差56%，F1胎儿羊水量正常，脐血流指数正常F2胎儿羊水过少，脐动脉舒张期血流缺失，两胎儿胃泡及膀胱均可见。目前TTTS诊断依据不足，考虑为选择性双胎生长发育不一致Ⅱ型可能。由于F2胎儿羊水过少，脐动脉舒张期血流缺失，预后不良的可能性较大，待产过程中有胎死宫内的可能。已告知孕妇及家属，单绒毛膜性双胎是双胎中的特殊类型，和双绒毛膜性双胎相比，有较高的围产儿发病率及死亡率，且易发生双胎输血综合症（TTTS）、双胎选择性生长发育不一致（SIUGR）、双胎贫血-
多血质序列等特有的并发症。由于两胎儿共用一个胎盘，胎盘间有大量吻合血管，若一胎发生宫内死亡，另一胎儿同时死亡的风险为1／3，发生神经系统后遗症的风险为1／3。③该孕妇目前考虑为双胎选择性生长发育不一致（SIUGR）Ⅱ型可能，IUGR胎儿（即F2胎儿）有预后不良、宫内死亡的风险。在目前的孕周下有以下选择：1）胎儿镜下行选择性减胎术；2）胎儿镜下胎盘吻合血管电凝术；3）不做任何宫内干预，期待治疗，F2随时有宫内死亡的可能。胎儿镜手术在国内尚无法开展（仅少数地区处于尝试性开展中），我院胎儿医学部和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有合作关系，转诊过类似疾病的孕妇。若孕妇及家属要求积极诊治的，可使用该转诊渠道。现将以上情况告知，待孕妇和家属商议后再做决定。该病历有孙路明、杨颖俊的签名。2011年6月13日，原告毛江莲到香港威尔斯亲王医院就诊，同年6月14日，原告毛江莲在该院行胎儿镜下激光凝固胎盘血管术。
2011年6月22日，原告毛江莲孕25W3D。被告妇婴保健院的B超提示：1、双胎；2、胎儿生长相当于F1：25W／F2：21W1D；3、F1胎儿脐血流指数正常，F2：胎儿脐血流指数偏高；4、F1胎儿心包积液可能。2011年7月11日，原告毛江莲孕28W1D。被告妇婴保健院的B超提示：1、双胎；2、胎儿生长相当于F1：27W1D／F2：22W3D；3、F1胎儿脐血流指数正常，F2：脐血流无舒张期；4、F1胎儿心包积液。2011年7月19日，被告妇婴保健院的门诊病历记载：诊断为单绒毛膜性双胎，现孕29＋1周。双胎选择性生长发育不一致Ⅱ型，激光治疗术后。今日胎儿胎心好，F2（偏小）胎儿舒张期血流缺失。2011年8月4日，被告妇婴保健院的孙路明、邹刚医生对原告毛江莲进行会诊，初步诊断：1、G3P0，孕31周4天，臀／横位；2、单绒毛膜性双羊膜囊双胎（MCDA）；3、选择性双胎生长发育不一致Ⅱ型（SIUGRⅡ）激光治疗术后；4、F2胎儿舒张期血流缺失。会诊意见：胎儿宫内健康状况评估：1）两胎儿的羊水量正常，胃泡及膀胱均可见。2）F1胎儿的脐血流指数及静脉导管血流未见明显异常。3）F2胎儿的脐动脉舒张期血流缺失，但静脉导管血流及大脑中动脉血流尚未见明显异常。但考虑到F2胎儿的生长趋势不佳，待产过程中有胎儿宫内死亡的可能，由于已行胎盘内吻合血管激光电凝术，若F2胎儿宫内死亡，对F1胎儿的影响大大下降。临床处理：建议入院严密加强胎儿监护，但孕妇要求下周入院。
2011年8月8日上午，原告毛江莲到被告妇婴保健院住院治疗。同日，被告妇婴保健院的医生与原告毛江莲谈话，告知原告毛江莲目前的主要问题：今日胎儿医学会诊发现，F1胎儿血流评估无异常，F2胎儿脐血流倒置，静脉导管未见A波倒置。1）产科意见如下：目前孕32周，若积极抢救两个胎儿则有急诊剖宫产指征。若家属对小的胎儿态度相对消极，则也可严密监护到明日随访，若静脉导管A波倒置则紧急剖宫产。但可能F2预后不良，在观察过程中随时胎死宫内。告知尽管已经行FLOC术，但不能排除有小的吻合支存在可能，故仍然有可能导致F1血流倒灌的并发症。可能对F1造成神经系统的损伤。2）早产的问题：孕29周入院后已经给予地塞米松促胎肺成熟，根据目前家属态度，近期有剖宫产的可能，故请新生儿科医生给予家属咨询，告知早产儿的相关预后问题，治疗问题供家属参考，便于决定对胎儿的态度。原告毛江莲的意见为目前要求暂不手术，待明日观察后再决定。2011年8月9日上午，被告妇婴保健院的医生与两原告谈话，告知今日胎儿医学会诊结果如下：F1（大）脐血流，大脑中动脉血流及静脉导管未见明显异常，生长趋势正常；F2（小）脐血流倒置，静脉导管未见A波反流，生长缓慢。咨询如下：一、若坚决要求抢救两个胎儿，则目前有剖宫产指征。但目前孕周仅为32周，早产儿发生肺透明膜病，颅内出血，坏死性肠炎等。围产儿的发病率与死亡率较高，抢救费用大。目前情况下若继续妊娠，则F2（小）有发生胎死宫内的可能性。尽管静脉导管未见A波反流，但无法预测何时发生宫内死亡。二、对F2（小）态度消极，积极抢救F1（大），任F2顺其自然，若F2死亡，F1继续妊娠，加强监测。尽管患者已经经过胎儿镜手术，但不排除有小的血管吻合支存在的可能性，若F2宫内死亡，则F1有血流倒灌影响的可能。益处为F1（大）可能期待妊娠至更大的孕周，对F1（大）围产儿的发病率与死亡率有所降低。两原告的意见为了解以上病情及风险，要求今日下午剖宫产，需抢救两个胎儿。
2011年8月9日14时40分，原告毛江莲在被告妇婴保健院行剖宫产手术，手术指征为双胎选择性生长发育不一致Ⅱ型（激光治疗术后）＋F2胎儿脐动脉舒张期血流倒置＋孕妇及家属要求，于同日15时7分、15时10分各分娩一名男婴，体重分别为1945克和680克，后取名周志坚、周志强。周志强出生后转新生儿科，入院诊断为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新生儿重度窒息、早产儿、超低出生体重儿、小于胎龄儿、尿道下裂、血小板减少、双胎之小。2015年9月15日，周志强死亡，死亡原因为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支气管肺发育不良、超低出生体重儿、早产儿、小于胎龄儿、NRDS、新生儿重度窒息、高钾血症、低钠血症、宫内感染。周志强的住院医疗费为45326.42元，门诊医疗费为4165.9元。
另查明，原告毛江莲第一次到被告妇婴保健院就诊时间为2011年6月3日，产前诊断门诊病历上诊断医生签名有孙路明、杨颖俊，根据《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孙路明医生于2011年5月26日出境，于同年7月2日入境，原告毛江莲就诊时孙路明医生不在国内。原告毛江莲的《胎儿医学会诊单》中2011年6月3日记载的数据（F1：BPD：54.1、HC：194.5、FL：37.1、AC：184.4）与同日B超超声报告单的数据（F1：BPD：56、HC：203、FL：38、AC：175）完全不同，F2的数据也不同；2011年6月22日的数据与同日B超超声报告单的数据相符；2011年7月11日有超声报告，但《胎儿医学会诊单》中无记录。《胎儿医学会诊单》中还有2011年6月29日、7月19日和8月1日的检查数据，但无相应的超声报告及收费。《胎儿医学会诊单》中另有2011年6月8日、6月10日、7月21日、8月4日、8月8日的日期记录，但无任何数据、超声报告及收费。住院号000362058原告毛江莲的住院病历中，2011年8月8日的《会诊记录》写有“今日胎儿医学门诊B超提示”；《病历记录》第1页中写有“今日胎儿医学门诊B超提示”，第2页中写有“2011-08-08B超”，第3页中分别写有“2011-08-08B超”和“根据今日胎儿医学会诊超声”，第4页中写有“2011-08-08B超”；《术前小结》中写有“今日胎儿医学门诊B超提示”，但无相应的超声报告及收费。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要求被告妇婴保健院核查2011年6月29日、2011年7月19日、2011年8月1日、2011年8月8日是否对原告毛江莲进行过B超超声检查，并将核查情况及相应B超超声报告单提交本院。之后被告妇婴保健院向本院回复：被告妇婴保健院于2011年6月29日、2011年7月19日、2011年8月1日、2011年8月8日在门诊胎儿医学部对原告毛江莲进行过B超超声检查；该四次超声检查都是在门诊检查完成，相关的超声检查结果报告是附在门诊胎儿医学会诊单一起交给原告毛江莲；原告毛江莲提供的2011年8月4日《胎儿医学会诊单》上，显示有2011年6月29日、2011年7月19日、2011年8月1日超声检查主要数据的汇总。
本案在诉调过程中，本院根据妇产科医院、妇婴保健院的申请，委托杭州市医学会进行鉴定。2012年12月3日，本院对外委托管理小组函告，因杭州市医学会技术原因无法进行鉴定，将本案鉴定退回。后本院又委托江苏省医学会进行鉴定，2013年2月1日，该会以患方坚决反对组织重新鉴定，致使鉴定工作无法继续进行为由将本案鉴定退回。本案立案受理后，于2013年10月8日再次准许两被告的鉴定申请，委托南京金陵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该所于2013年12月10日以案涉妇幼临床知识存在难以解决鉴定技术难度，所以此案本所不宜受理为由退回本院。后本案再次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进行鉴定，但该中心于2014年5月16日将鉴定材料退回本院，并出具《答复函》，认为医患双方对病历资料不能一致认可，缺乏鉴定基础，决定不予受理。2014年6月18日，本院组织原、被告双方对病历再次质证，于2014年9月24日再次委托鉴定，本院对外委托管理小组先后委托浙江省医学会、南京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浙江省医学会以回避当事医院后不具备鉴定该案的客观条件为由，决定退回本案鉴定；南京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所以本案患方对病历材料真实性存疑，且本案鉴定复杂，本所无能力完成鉴定为由，决定退回本案鉴定。
本院认为，原告毛江莲与被告妇产科医院、妇婴保健院存在医疗关系的事实清楚。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两被告的诊疗行为是否符合医疗规范，是否存在过错。如有过错，过错与周志强的死亡后果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及过错责任程度。对此本院认为，医学是一门自然科学，治疗行为是否符合规范不能凭常人的主观判断来看待，本应借助于医学专家的鉴定结论综合予以评判。但本案中，本院根据两被告的申请，多次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后均因各种原因被退回，致使本案最终无鉴定结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从本案的证据及查明的事实来看，两原告陈述的部分事实客观存在，为切实解决本案纠纷，维护各方当事人的权益，本院根据原、被告提交有证据及本案查明的事实，分析如下：1、关于被告妇产科医院的诊疗行为是否符合医疗规范，是否存在过错。如有过错，过错与周志强的死亡后果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及过错责任程度的问题。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原告毛江莲到被告妇产科医院仅就诊二次，在第二次就诊时，病历记载“双胎输血综合症？”并非确诊，之后原告毛江莲也未按照医嘱一周复查，未再到被告妇产科医院就诊，故两原告认为被告妇产科医院诊断原告毛江莲“双胎输血综合症”系误诊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两原告认为被告妇产科医院诊断“胎死宫内可能”系高危妊娠，应收治入院的意见，缺乏依据，且病历中已告知“外院住院、吸氧”的内容，故该意见本院亦不予采纳。被告妇产科医院的病历中确无就诊医生签名，该行为不符合诊疗规范，但原告毛江莲在被告妇产科医院第二次就诊后未再到该院就诊，该不规范行为也未对原告毛江莲以后的诊疗产生直接的影响，故与周志强的死亡后果无因果关系。综上，两原告要求被告妇产科医院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2、关于被告妇婴保健院的诊疗行为是否符合医疗规范，是否存在过错。如有过错，过错与周志强的死亡后果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及过错责任程度的问题。本院认为，原告毛江莲于2011年6月3日到被告妇婴保健院首诊，进行了B超检查，根据产前诊断门诊病历显示，被告妇婴保健院的接诊医生根据相关检查报告对原告毛江莲进行了诊断，作了相应的风险告知，并提供了处理选择方案。原告毛江莲选择到香港威尔斯亲王医院行胎儿镜下激光凝固胎盘血管术，系原告毛江莲自行行使选择权，与被告妇婴保健院无关，被告妇婴保健院不存在过错。被告妇婴保健院的孙路明医生在6月3日并未接诊原告毛江莲，但产前诊断门诊病历上有其签名，该行为不符合诊断规范，但该行为与周志强的死亡无直接因果关系。根据胎儿医学会诊单的记载，该会诊单于2011年8月8日打印，但8月8日既无检查数据、诊断会诊记录，也无超声报告及相应收费。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要求被告妇婴保健院提交2011年6月29日、2011年7月19日、2011年8月1日、2011年8月8日的B超超声报告单，被告妇婴保健院回函认为上述四次检查均是门诊胎儿医学部对原告毛江莲进行了B超超声检查，并将超声报告附在门诊胎儿医学会诊单一起交给原告毛江莲，但被告妇婴保健院未提交收费票据等证据予以证明，故对此意见不予采信。被告妇婴保健院无法提供具有超声执业医师资格医生出具的产前诊断超声报告，被告妇婴保健院诊断F2胎儿脐动脉舒张期血流倒置缺乏相应依据，故被告妇婴保健院于2011年8月9日对原告毛江莲行剖宫产手术的手术指征依据不足，被告妇婴保健院对此存在过错。2011年8月9日，原告毛江莲孕32W＋2D，周志强出生时属早产儿，各脏器发育尚不成熟，致使生存风险增大。但鉴于周志强在孕期内一直存在脐血流指数偏高、脐血流无舒张期的症状，该症状未随着孕周的增加而好转，如继续待产有胎儿宫内死亡的可能，且其生长缓慢，也存在预后不良的风险。因此，本院据于以上分析，认定被告妇婴保健院的过错与周志强的死亡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酌情认定被告妇婴保健院承担60%的赔偿责任。两原告认为被告妇婴保健院对周志强产后治疗存在过错的意见，因无明确依据，不予采纳。
对原告周位军、毛江莲主张的各项损失，合议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本院确认如下：1、关于医疗费、丧葬费，两原告各主张49165.9元、22265.5元，并无不妥，予以确认；2、关于护理费、死亡赔偿金，两原告各主张4514元、807860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确认；3、关于交通费，两原告主张3638元，根据两原告提交的票据及本案事实，酌情认定1500元；4、关于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两原告各主张1480元、1110元，因周志强出生后一直处于抢救治疗中，相关食物、营养均已包含于住院医疗费中，故不予确认；5、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两原告主张100000元，本院综合考虑被告妇婴保健院的过错程度、后果、本地的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酌定为30000元。
综上，被告妇婴保健院应赔偿原告周位军、毛江莲各项损失561183.24元［（49165.9元＋22265.5元＋4514元＋807860元＋1500元）×60%＋30000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五十四条、第五十八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三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赔付原告周位军、毛江莲561183.24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内履行完毕；
二、驳回原告周位军、毛江莲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3700元，经原告周位军、毛江莲申请，本院准予其免预缴，现实际收取9412元，由被告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案件受理费，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本院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由本院另行书面通知。
审 判 长 姚炜强
人民陪审员 朱志华
人民陪审员 咸青央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韩文涛
0) {$(\"#divTool_Summary\").ContentSummary({ data: dirData });}});$(function()
{\r\n var jsonHtmlData =
\"{\\\\\"Title\\\\\":\\\\\"原告徐秀蓉与被告丁小雄、丁传金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一审民事判决书\\\\\",\\\\\"PubDate\\\\\":\\\\\"2016-0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