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民终147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企华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甲5号永安宾馆1711室。
法定代表人：黄海宾，董事长。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鸿联合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0号科大天工大厦B座13层。
法定代表人：马德全，董事长。
上诉人（原审被告）：薛惠璇，男，1967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
上述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胜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青岛保税区金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保税区汉城路14号。
法定代表人：李森林，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法挺，山东森嵘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若愚，北京市华堂（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企华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企华美公司)、中鸿联合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鸿联合公司)、薛惠璇与被上诉人青岛保税区金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金来公司)合作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青民四初字第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6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企华美公司、中鸿联合公司、薛惠璇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胜凯、被上诉人青岛金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法挺、郭若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己审理终结。
中企华美公司、中鸿联合公司、薛惠璇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二、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三、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关于本案案由。被上诉人一审起诉状所附证据清单中注明的案由是“委托开立信用证纠纷”；一审法院2015年5月20日签发的（2015）青民四初字第56号《应诉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受理材料中载明的案由也是“委托开立信用证纠纷”，但一审判决却将案由改为“合作协议纠纷”一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案件审理后法院改变案由的前提条件是“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法庭才能变更案件案由。本案一审各方争议焦点是“诉争的HB13HM06、HB13HM24两单销售确认（合同）及相应的信用证项下的货物是否真实存在”，被上诉人认为“销售货物已交付，银行借款已垫还”，故向上诉人主张货款，上诉人则以“销售货物不存在，信用证对应的货物买卖关系不真实”为由进行抗辩，显然，“两单信用证项下的货物买卖关系是否真实”才是本案争议焦点和审理重点。一审法院对上诉人庭审时提出的上述争议焦点表示不支持，当庭确定审理范围以“委托开立信用证纠纷”为限，不负责审理信用证项下的货物买卖法律关系。但在一审判决中却突然将本案案由改为“合作协议纠纷”，这实际上已经侵犯了案外利害关系人（注：合作协议的当事人是四方，有一方未参加诉讼）的诉权、抗辩权和上诉权，不符合《通知》的相关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人民法院相应变更案件案由的前提条件应该是当事人同意变更诉讼请求，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与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经向其释明后当事人仍未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形下，法院不能对一审原告未予主张的法律关系予以裁判，否则就会剥夺一审被告的抗辩权利，故应当驳回一审原告的诉讼请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明确规定“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不正确的，法官行使释明权后，当事人不变更诉讼请求的，一审法院应当从程序上裁定驳回起诉，以便当事人在明确法律关系后重新起诉。综上，一审判决径行变更案由不当，争议事实—货物是否真实存在没有查清，导致认定错误，请求贵院依法查清事实，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二、上诉人中鸿联合公司为上诉人中企华美公司的委托开立信用证业务提供融资担保，是有合同约定的，在两份《合作协议》中，均明确约定了开证与担保的关系是：“青岛金来公司必须见到我公司（中鸿联合公司）的担保函后方可开立信用证，我公司在该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也就是说，并不是签订了《合作协议》就无条件地对所有开证业务提供保证担保，而是只对上诉人中鸿联合公司出具担保函确认过的开证业务提供担保，本案一审审理查明，上诉人中鸿联合公司并未为诉争的两笔销售合同提供担保函，所以该两笔销售合同所对应的开证及项下付款，不在上诉人中鸿联合公司的担保范围之内。一审判决上诉人中鸿公司承担担保责任是错误的。三、一审判决对青岛金来公司提供的不合法“催款函”性质认定错误。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必须具有合法性，合法性包括内容合法、形式合法、取得合法，而本案中的“催款函”的“落款方”青岛金来公司没有盖章，因此该“催款函”并不具备法律意义上的“通知”性质，甚至都不能确定是否是由“青岛金来公司”发出的，因此，该证据并不是一份有效的“催款通知”，如果做为“催款函”证据提交，则该证据不具有“通知”形式合法性，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认定该“证据”为无效证据并予以排除。如果一审法院以上诉人中鸿联合公司在“催款函”上盖章即视为对该“催款函”所载内容的一种确认，则该份证据的内容不合法，即：该“催款函”中所载内容并非事实，经过一审法院向上海外港海关、上海洋山港海关的调查、取证、质证，已经查明该“催款函”中涉及的两单信用证项下的货物的货权人并不是被上诉人青岛金来公司，而是案外第三方进口货物，也就是说，该笔进口货物是别人的，青岛金来公司向上诉人中鸿联合公司主张对青岛金来公司的该笔货物对应的信用证项下付款承担担保责任，显然违反《物权法》，同时违背了《民法通则》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所以，上诉人中鸿联合公司请求二审法院根据相关事实重新认定该“催款函”与事实不符、为无效证据并不予认定。四、上诉人薛惠璇在一审审理中，多次向合议庭、被上诉人做出合理解释，他本人没有见过“承诺书”内容，由于该“承诺书”共两页，薛惠璇签字的第二页没有任何内容、第一页没有薛惠璇签字，骑缝手印是在第二页压住第一页内容的情况下按上的，在一审中，被上诉人也承认这一点属实，一审法庭已经查明该事实，所以上诉人薛惠璇认为对这一点无争议事实没有必要再进行鉴定，浪费时间浪费诉讼资源。但在一审判决中，却错误地将上诉人薛惠璇不需申请鉴定认定为未进行反驳及举证。上诉人薛惠璇想请二审法院释明，如果双方并无争议的事实还需要鉴定的话，上诉人薛惠璇将向二审法院申请相关的笔迹鉴定。五、一审法院既然将本案案由定为“合作协议”纠纷，就应当将合作协议的履行情况全部查清。实际上，一审法院在一审判决中已经表明争议相关事实“没有完全查清”，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其原因是“受本案审理范围”及“当事人举证的限制”，根据一审案卷的记载，当日开庭传票通知审理的内容为“委托开立信用证纠纷”，故一审法院认为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而拒绝了青岛金来公司要求提交的33单合作交易证据。这是导致一审没有查清主要事实—货物如何交易、合作协议如何履行等内容的原因。一审判决基于未查清的、“不完整的”双方合作事实而作出的认定（“交易习惯”）显然是不真实的。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在全面查明该33笔合作交易事实的基础上，能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六、一审判决在认定“日照银行、华夏银行”的两份销售确认与“中国海关”进境货物备案清单所附两份销售确认的真实性和证据的证明力问题时，没有对两组矛盾的“销售确认（合同）”孰真孰假作出判断，就直接认定银行的复印件真实有效，是错误的，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重新认定两家银行的两份销售确认是不真实的，认定海关备案的两份销售确认是真实有效的。七、一审法院对本案最核心的问题—涉案货物是否真实存在、原告是否是该货物的货权人、原告是否有权向被告主张货款这一连锁问题，没有查清。但一审法院也经过积极努力，发现了存在着两组来源不同（银行、海关）的互相矛盾的“两份销售确认”。只有查清这些事实，本案才能公正审理，才能还上诉人以公平，才能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法院的尊严。综上，一审判决对争议事实—该货物是否真实存在、被上诉人青岛金来公司是不是该货物的货权人等相关的主要案件事实都没有查清，导致一审认定错误，上诉人请求贵院依法查清事实，支持上诉请求。
青岛金来公司辩称：一、上诉人“一审判决径行变更案由不当”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首先，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的之间的法律关系事实上皆基于《合作协议》产生。原审在审理过程中，并未因立案案由限制审理范围，而是综合考虑各方观点、多次应当事人申请调取证据，对与《合作协议》相关联的诉争焦点进行了全面审查。正基于此，原审法院在最终判决时选择了合作协议纠纷作为本案案由。事实上，选择该案由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存在侵犯当事人、案外利害关系人利益的情形。其次，原审法院有权在判决书中变更案由。原审法院通过多次开庭审理理清当事人诉争的全部法律关系，在最终判决时，选择最能囊括本案全部诉争法律关系的合作协议纠纷作为案由，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二、上诉人中鸿联合公司在《催款函》中确认对涉案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原审判令中鸿联合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正确。在被上诉人提交的《催款函》中明确载明“中鸿联合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宋永鹏继续对上述《合作协议》及《销售确认SALESCONFIRMATION》合同形成的全部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中鸿联合公司在该《催款函》上签章确认，且其对该签章的真实性无异议。由此可见，中鸿联合公司抑或是对涉案两笔《销售确认》进行了追认，抑或是以明示方式对涉案款项提供了连带保证，不论如何其均应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三、《催款函》能够反映本案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根据。《催款函》清晰明确的阐述了涉案争议事实，中企华美公司、中鸿联合公司予以签章确认，上诉人对签章的真实性也均无异议。不论该份文件抬头如何、名称如何，纠其本质就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的认可被上诉人已履行合同义务、完成诉争交易并确认欠款数额的书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六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审判人员在认定证据时确实应对证据的形式、来源是否符合法律规定进行审查，但此处的“证据的形式”指的是证据是否符合《民事诉讼法》六十三条规定的八种证据形式，而非对某一具体证据的文本样式进行审查。具体到本案，该《催款函》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理应作为证据采纳。四、上诉人薛惠璇在原审庭审中已自认《承诺函》系其签署，且未提交相反证据反驳，理应承担相应保证责任。原审法庭审理笔录（第二次第七页）明确记载：“审判长：对承诺函上的手印和签名的真实性有无异议？被告：签字是原告拿着一堆文件让薛惠璇签的，手印是否是他的无法确认，但签字是他签的。”可见上诉人薛惠璇已自认《承诺函》系由其签署，而纵观整个原审审理过程，上诉人除“口头的合理解释”外，从未举证反驳或者申请指纹鉴定，其在《上诉状》中否认签字的真实性，甚至要求笔迹鉴定，既无事实依据又违反法定程序，显系恶意拖延诉讼。五、原审已将本案诉争的《合作协议》项下两份《销售确认》的履行情况在审理范围内进行了全面审查，不存在事实没有查清的情形。首先，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在《合作协议》项下发生了多笔交易，除涉诉的两笔交易外均无纠纷，上诉人也坚称此前的交易与本案无关(原审调查笔录第4页最后一段：“三被告：33笔交易已经完毕，双方已经结清，有相关证据证明。”…第5页第3段：“三被告：我没有见到33笔交易的材料，无法回答，且与本案无关。”)。在原审法院审理查明案件事实后，上诉人在《上诉状》中又要求二审法院“全面查明该33笔合作交易事实”，显然旨在将案件搅浑，意图诱使案件发回或拖延时间。其次，上诉人罔顾判决主文中的前提条件，片面的引用判决内容，强调所谓“真伪不明”，完全是在恶意诱导法官思路。原审判决已就货物情况进行了详细论述，在仅基于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海关以及上海鹏益物流有限公司所提供材料的前提下，明确说明第一货物真实存在，第二货物在境内经过多次流转，每次流转交易的双方关系、货物归属“无法予以完全查明”，因此导致中企华美公司与货物之间的关系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但根据《催款函》、《承诺函》，证据链已补充完整，中企华美公司已确认诉争交易已履行完毕并愿意承担责任，原审法院基于此判令上诉人承担责任并无不当。再次，上诉人再次偷换概念，混淆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意图将法院注意力转移至与案件主要焦点无关的细节，把水搅浑。任何一个案件，既不可能也无必要还原100%的案件客观情况，只要能查清主要法律事实、解决各方争议即可。上诉人作为原审被告，一直在回避案件主要焦点催款函》的真实性问题，反而在细枝末节处喋喋不休，通过种种手段将清晰明了的案件复杂化。六、日照银行、华夏银行办理信用证时的两份《销售确认》与海关调取进境货物备案清单所附的《销售确认》并无矛盾之处，上诉人主张银行的两份《销售确认》是不真实的无事实依据。原审已查明，海关的进境货物备案清单是外国货物进入中国国境也就是进入中国保税区时办理的手续，因此，该备案清单所附的《销售确认（合同）》必然仅是境外货主将与境内买家之间签订，仅能反映货物交易入境时那笔交易的情况。涉案货物入境后在保税区内发生流转，并由昊明公司出卖给被上诉人（特别是作为货权凭证的备案清单原件也交付了银行），足以认定银行留存的《销售确认》真实合法有效。七、上诉人主张的核心问题原审均已查明。原审经过五次正式庭审，通过前往上海海关调取证据等方式在案件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了详细审查，已查明货物真实存在、被上诉人通过日照银行、华夏银行就购买涉案货物开立信用证并偿还信用证款项、上诉人签章确认《催款函》和《承诺函》等案件事实，并在原审判决的一审法院认为部分进行了详尽论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贵院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
青岛金来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被告中企华美公司偿还原告青岛金来公司欠款本金4065464.62美元、押汇利息136957.19美元、逾期付款利息785537.26美元(自押汇利息截止日起暂计至2014年11月30日)，合计4987959.07美元(折合30888934元人民币)，以及此后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期间上述欠款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的违约金;二、判令被告中鸿联合公司、被告薛惠璇就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三、判令被告中企华美公司、被告中鸿联合公司、被告薛惠璇连带承担律师费66万元人民币。
原告青岛金来公司为证明其诉讼主张，提交以下证据材料:一、QDJL2012002号合作协议;二、HB13HM06号销售确认书、对外付款/承兑通知书;三、QDJL2013002号合作协议;四、HB13HM24号销售确认书、对外付款/承兑通知书、转账凭证;五、承诺函;六、催款函;七、委托代理合同、电子银行回单、青岛增值税普通发票;八、情况说明;九、网上银行记账凭证、凭证、回单、电子银行交易回单;十、外汇汇款收账通知、电子汇划收款回单;十一、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信用证业务单证;十二、申请一审法院调取的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信用证业务单证;十三、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业信息;十四、境内机构外汇活期转账凭条、借方回单;十五、申请一审法院调取的上海鹏益物流有限公司的情况说明及货物备案材料。
被告中企华美公司答辩称:原告青岛金来公司所诉的两份销售确认书与被告中企华美公司无关，是原告青岛金来公司与他人
直接签订的买卖合同。被告中企华美公司并未委托原告青岛金来
公司代理进口本案争议货物，并未委托原告青岛金来公司与卖方签订两份销售确认书，并未委托原告青岛金来公司开立相关信用
证，并未向原告青岛金来公司支付有关保证金。原告青岛金来公
司并未提交已将两份销售确认书项下货物交付被告中企华美公司而被告中企华美公司拖欠货款的任何证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青岛金来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告中企华美公司为证明其抗辩主张，提交以下证据材料:一、QDJL2012002号合作协议、QDJL2013002号合作协议;二、结算业务申请书、记账回执;三、申请一审法院调取的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海关备案材料。
被告中鸿联合公司答辩称:其为被告中企华美公司委托原告
青岛金来公司开立信用证提供担保，由于银行授信额度是可循环
使用的，所以各方在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原告青岛金来公司必须
见到被告中鸿联合公司的担保函后方可开立信用证。本案原告青
岛金来公司申请开立的信用证，均无被告中鸿联合公司为此出具
的担保函，故被告中鸿联合公司对两份销售确认书所对应的信用
证款项不承担保证责任。请求依法驳回原告青岛金来公司的诉讼
请求。
被告中鸿联合公司未提交证据材料。
被告薛惠璇答辩称:其对承诺函的内容不知情，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本案债务无论是否真实存在，均与被告薛惠璇无关。请求依法驳回原告青岛金来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告薛惠璇未提交证据材料。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一、关于设立合作进口货物关系的事实。
原告青岛金来公司、被告中企华美公司作为合作双方，就2012年6月1日至2013年5月31日、2013年6月1日至2014年5月31日两年度合作进口货物事宜，与担保方被告中鸿联合公司(原名称为中鸿联合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宋永朋签订QDJL2012002号合作协议、QDJL2013002号合作协议。合作协议约定:被告中企华美公司负责提供并落实进口的货源和供应商，并在进口前对国内需求客户进行有效分析，落实购买方。被告中企华美公司负责与供应商商谈采购合同细节，并委托原告青岛金来公司对外签订采购合同，原告青岛金来公司有权对合同细节进行审核，视实际情况决定是否最终签订采购合同。原告青岛金来公司为被告中企华美公司代理开立不可撤销跟单信用证，原告青岛金来公司在收到被告中企华美公司支付的保证金5个工作日内对外开立不可撤销跟单信用证，收取的保证金金额为开证金额的20%。被告中企华美公司应于信用证到期兑付前5个工作日内向原告青岛金来公司付清进口所需的全部货款即代开信用证项下款项，由于被告中企华美公司到期不能履约，造成原告青岛金来公司垫付或形成银行信用证垫款的不良记录，被告中企华美公司除应向原告青岛金来公司支付信用证垫款外，还应按违约金额的日1%向原告青岛金来公司支付违约金，担保方对此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代理费为信用证开证金额的0.8%，被告中企华美公司应在信用证付款日前2个工作日内支付原告青岛金来公司。原告青岛金来公司、被告中企华美公司应相互及时通报进口合同的履行情况，在此过程中，被告中企华美公司应以合同当事人的身份积极按原告青岛金来公司与供应商所签采购合同的约定履行合同义务，若因被告中企华美公司原因造成采购合同的不能履行，一切法律后果由被告中企华美公司承担，担保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货物到达目的港后，货运代理、商检、港杂等相关事宜由被告中企华美公司负责办理。被告中企华美公司于货到后报关前向原告青岛金来公司交清货物的关税、增值税等税款，原告青岛金来公司收到税款报关通行(或保税区物流企业仓单)后应允许被告中企华美公司提货。若由被告中企华美公司直接报关，交纳关税、增值税，原告青岛金来公司应协助被告中企华美公司办理上述手续。原告青岛金来公司应根据被告中企华美公司的付款金额及时为被告中企华美公司办理提货手续或货权转移手续。合作协议项下的所有采购合同，担保方均有权知悉，并愿以其名下的全部资产对被告中企华美公司在合作协议项下的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原告青岛金来公司代开的信用证额度应分别不高于2000万美元、1000万美元，可循环使用，但原告青岛金来公司必须见到担保方的担保函后方可开立信用证。担保方同意在该范围内为被告中企华美公司提供最高额连带保证责任，保证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违约金、诉讼费用、差旅费、律师费等。担保方的担保期限为被告中企华美公司履约期限届满止。担保方对合作协议的内容是完全知悉的，并自愿为被告中企华美公司履行合作协议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若被告中企华美公司在履行合作协议过程中违约，由此而给原告青岛金来公司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均在保证范围内。在发生对外索赔情况时，原告青岛金来公司、被告中企华美公司应通力合作，被告中企华美公司应在采购合同规定的索赔期或质保期内提出对外索赔方案并承担相关费用。
一审法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原告青岛金来公司、被告中企华美公司提交的QDJL2012002号合作协议、QDJL2013002号合作协议予以证实，已经庭审质证和一审法院审查，可以采信。
二、关于对外签订买卖合同的事实。
2013年4月16日，原告青岛金来公司与吴明国际有限公司签订HB13HM06号销售确认书，约定，原告青岛金来公司向吴明国际有限公司购买智利产精炼钢的阴极299.992吨，总价款为2264939.60美元，2013年5月10日前吴明国际有限公司指定的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仓库交货，见单日后90天信用证付款。
2013年7月8日，原告青岛金来公司与吴明国际有限公司签订HB13HM24号销售确认书，约定，原告青岛金来公司向吴明国际有限公司购买型号为ABS750NSW的ABS树脂760吨、型号为AG15A1的ABS树脂540吨、型号为PA-758的ABS树脂100吨，总计1400吨，总价款为2800300美元，2013年7月31日前吴明国际有限公司指定的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仓库交货，见单日后90天信用证付款。
一审法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原告青岛金来公司提交的HB13HM06号销售确认书、HB13HM24号销售确认书予以证实，已经庭审质证，各被告对销售确认书的真实性表示无法确认。而通过办理信用证业务的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向一审法院提供的信用证项下商业发票、装箱单、原产地证明、保税仓仓储货物进库单等单据，与原告青岛金来公司提交的HB13HM06号销售确认书主要内容相印证，原告青岛金来公司提交的来源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办理信用证业务的HB13HM24号销售确认书以及信用证项下商业发票、装箱单、原产地证明、交付指令等单据，与原告青岛金来公司提交的HB13HM24号销售确认书相印证，结合信用证付款方式交单付款程序，信用证项下单据应当来源于信用证受益人吴明国际有限公司，故对于两份销售确认书在本案中予以采用。
三、关于信用证开立、付款的事实。
2013年4月17日，原告青岛金来公司收取来自SUNINDUSTRYCORP.LIMITED的保证金50万美元。2013年4月18日，原告青岛金来公司为支付HB13HM06号销售确认书项下货款2264939.60美元向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申请开立信用证，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委托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于2013年4月23日对外开立编号为87001010003468的信用证，受益人为吴明国际有限公司。原告青岛金来公司于2013年7月29日交付信用证项下全部款项2264939.60美元，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委托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对外付款。
2013年7月15日，原告青岛金来公司收取来自广东浓信贸易有限公司的保证金350万元人民币。2013年7月16日，原告青岛金来公司为支付HB13HM24号销售确认书项下货款2800300美元申请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开立编号为05A50LC1301149的信用证，受益人为吴明国际有限公司。原告青岛金来公司于2013年10月18日交付信用证项下款项2800300美元，由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对外付款。
一审法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原告青岛金来公司提交的对外付款/承兑通知书、转账凭证、外汇汇款收账通知、电子汇划收款回单、境内机构外汇活期转账凭条、借方回单、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开立的信用证、申请一审法院向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调取的申请、开立信用证相关材料等证据予以证实，有关凭证已经原告青岛金来公司出示原件，申请、开立信用证相关材料已经办理信用证业务的银行在所提供的材料上盖章确认，已经庭审质证和一审法院审查，可以采信。
四、关于案涉货物的相关事实。
根据本案信用证业务单证所指向的货物，HB13HM06号销售确认书项下精炼钢的阴极的海关保税区进境货物备案预录入编号为185136774，HB13HM24号销售确认书项下ABS树脂的海关保税区进境货物备案预录入编号为185121310、185017494、185019181、185030326、185027902、185041341。上述货物均由上海鹏益物流有限公司代理入境及仓储。
HB13HM06号销售确认书项下精炼钢的阴极进境日期为2012年10月16日，备案日期为2012年11月14日，贸易方式为保税区仓储转口，境内目的地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区内经营单位与收货单位均为上海鹏益物流有限公司，境外权利人为吴明国际有限公司，入境货主为青岛方泰资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HB13HM24号销售确认书项下型号为PA-758的ABS树脂的进境日期为2012年9月11日，备案日期为2012年9月20日，贸易方式为保税区仓储转口，境内目的地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区内经营单位与收货单位均为上海鹏益物流有限公司，境外权利人为润达实业有限公司，入境货主为青岛天润振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HB13HM24号销售确认书项下型号为ABS750NSW的ABS树脂的进境日期分别为2013年2月3日、2013年2月3日、2013年3月2日、2013年3月4日，备案日期分别为2013年2月17日、2013年2月17日、2013年3月15日、2013年3月8日，贸易方式为保税区仓储转口，境内目的地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区内经营单位与收货单位均为上海鹏益物流有限公司，境外权利人为KUMHOPETROCHEMICALCO，LTD，入境货主为中国包装进出口总公司。HB13HM24号销售确认书项下型号为AG15A1的ABS树脂的进境日期为2013年4月2日，备案日期为2013年4月10日，贸易方式为保税区仓储转口，境内目的地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区内经营单位与收货单位均为上海鹏益物流有限公司，境外权利人为润达实业有限公司，入境货主为广东外贸进出口公司(英文名称:GUANGDONGFOREIGNTRADEIMP.ANDEXP.CORP.)。
一审法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被告中企华美公司申请一审法院从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海关调取的海关备案材料以及原告青岛金来公司申请一审法院从上海鹏益物流有限公司调取的情况说明、货物备案材料等证据予以证实，已经质证和一审法院审查，可以采信。
五、关于承诺担保、催促还款的事实。
2014年6月17日，被告薛惠璇作为承诺人，在致原告青岛金来公司的承诺函上签名捺印。承诺函的主要内容为:根据QDJL2012002号合作协议、QDJL2013002号合作协议的约定，原告青岛金来公司分别于2013年4月16日、2013年7月8日代理被告中企华美公司与吴明国际有限公司签订了HB13HM06号销售确认书、HB13HM24号销售确认书，被告中企华美公司应向原告青岛金来公司支付两笔货款及代理费，但至今未履行相应的支付。被告薛惠璇自愿就两份销售确认书的履行及被告中企华美公司所欠原告青岛金来公司款项的还款事宜按照两份合作协议约定的担保责任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限自签订该承诺函之日起两年。
2014年12月31日，原告青岛金来公司出具催款函。催款函的主要内容为:原告青岛金来公司与被告中企华美公司、被告中鸿联合公司、宋永朋分别于2012年、2013年签订了QDJL2012002号合作协议、QDJL2013002号合作协议，原告青岛金来公司分别于2013年4月16日、2013年7月8日代理被告中企华美公司与吴明国际有限公司签订了HB13HM06号销售确认书、HB13HM24号销售确认书。至合同履行完毕，被告中企华美公司仍未履行合同付款义务。截至2014年11月30日，被告中企华美公司应向原告青岛金来公司支付以下款项:1、HB13HM06号销售确认书开证金额2264939.60美元、代理费及其他费用29261.22美元、押汇利息52948.19美元、利息392266.37美元，本息合计2739415.38美元，扣除保证金50万美元后，应收尾款为2239415.38美元。2、HB13HM24号销售确认书开证金额2800300美元、代理费及其他费用36145.40美元、押汇利息84009美元、利息393270.89美元，本息合计3313725.29美元，扣除保证金565181.60美元后，应收尾款为2748543.69美元。原告青岛金来公司要求被告中企华美公司尽快偿还上述款项。另外，被告中鸿联合公司、宋永朋继续对合作协议及销售确认书形成的全部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告中企华美公司、被告中鸿联合公司在催款函中盖章。
一审法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原告青岛金来公司提交的承诺函、催款函予以证实。经庭审质证，被告薛惠璇主张承诺函共两页，第一页下面有很大留白，第二页仅有被告薛惠璇的签名和日期，而从捺印形式看，是第二页在前，第一页在后，被告薛惠璇在签文件时，未见到承诺函的内容，是在不知道内容的情况下签字捺印的。被告中企华美公司、被告中鸿联合公司主张催款函应由发出一方盖章，原告青岛金来公司未在催款函上盖章，却由被告中企华美公司、被告中鸿联合公司在催款函中盖章，故催款函是无效的。经一审法院审查，承诺函由被告薛惠璇签名捺印，被告薛惠璇未提出足以否定其真实性的有效证据，而催款函虽未经原告青岛金来公司盖章，但原告青岛金来公司认可该催款函由其出具，被告中企华美公司、被告中鸿联合公司分别在催款函中“中企华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章)”、“中鸿联合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章)”处盖章，并非无效书证，均可采信。
六、其他相关事实。
原告青岛金来公司就本案交易流程在书面情况说明中陈述，
其接到被告中企华美公司指示后，联系吴明国际有限公司与其签
订销售确认书。被告中企华美公司指示案外人向原告青岛金来公
司支付保证金。收到保证金后，原告青岛金来公司申请开立信用
证。开证完毕后，原告青岛金来公司即联系被告中企华美公司，向其指示的收货人交货(货转指示)。上述过程均通过电话联系，并无书面指示材料。
原告青岛金来公司主张，2011年至2013年间，除本案争议交易外，双方已完成33笔交易。被告中企华美公司提交14份银行付款凭证，证明在此期间，由其直接向原告青岛金来公司支付保证金或货款共计2813万元人民币。原告青岛金来公司提交12份银行付款凭证，证明其已退还被告中企华美公司全部保证金2813万元人民币。原告青岛金来公司主张，多数保证金或货款均由案外人而非被告中企华美公司支付，被告中鸿联合公司从未单独出具过担保函，由于交易的是保税区内的库货，原告青岛金来公司在交货时直接出具货转指示即可，对此，被告中企华美公司、被告中鸿联合公司未予回应。
原告青岛金来公司提交委托代理合同、电子银行回单、青岛增值税普通发票，证明其为本案诉讼，于2015年5月11日与山东森蝶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支付律师服务费66万元人民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因履行合作协议而在原告青岛金来公司与被告中企华美公司之间发生的代理申请开立信用证追偿款项纠纷以及原告青岛金来公司与被告中鸿联合公司、被告薛惠璇之间发生的保证担保合同纠纷。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因订立销售确认书而发生的交易行为是否在合作协议范畴内与被告中企华美公司有关;二、被告中鸿联合公司、被告薛惠璇是否应当承担保证责任。
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被告中企华美公司负责提供、落实进口的货源、供应商以及境内购买方。原告青岛金来公司受托对外签订采购合同，并代理被告中企华美公司申请开立信用证。被告中企华美公司以合同当事人身份按采购合同的约定履行合同义务，负责办理货物到达目的港后的货运代理、商检、港杂等事宜。原告青岛金来公司或者被告中企华美公司办理交纳税款、报关通行等手续。被告中企华美公司支付原告青岛金来公司全部货款，原告青岛金来公司为被告中企华美公司办理提货手续或货权转移手续。
本案中，原告青岛金来公司主张，其接受被告中企华美公司委托与吴明国际有限公司签订两份销售确认书，并代理申请开立信用证对外付款，已根据被告中企华美公司的指示转移货权。原告青岛金来公司以双方之前已发生多笔金额较大的交易，相互信任，本案争议交易采取电话联系方式为由而未能提交书面履行证据，但原告青岛金来公司提交了被告中企华美公司、被告中鸿联合公司事后盖章确认的催款函以及被告薛惠璇事后签名捺印的承诺函，各被告在催款函、承诺函中对原告青岛金来公司主张的事实作出了确认。被告中企华美公司、被告中鸿联合公司、被告薛惠璇则从未委托原告青岛金来公司对外签订销售确认书进口货物、保证金非来源于被告中企华美公司、被告中鸿联合公司未出具担保函、海关备案货物来源与权属与原告青岛金来公司主张不符、原告青岛金来公司未提交交付货物证据以及催款函形式无效、承诺函非被告薛惠璇真实意思表示等方面抗辩本案争议交易与其无关。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之所以出现两份销售确认书及其履行是否在两份合作协议约定范畴内的重大分歧，无非，或者是被告中企华美公司、被告中鸿联合公司、被告薛惠璇主张的两份销售确认书根本就是原告青岛金来公司自身而非受托业务，或者是原告青岛金来公司主张的通过合作协议建立合作关系后在实际业务中并未严格全面执行合作协议。一般而言，如果本案争议交易确与被告中企华美公司、被告中鸿联合公司、被告薛惠璇无关，被告中企华美公司、被告中鸿联合公司不应当在原告青岛金来公司发出的催款函中盖章确认，被告薛惠璇不应当在承诺函上签名捺印。而被告中企华美公司、被告中鸿联合公司、被告薛惠璇未能提供从法律上否定催款函、承诺函证明力的充分理由和有效证据。本案中，原告青岛金来公司因与吴明国际有限公司签订两份销售确认书而申请、开立信用证并偿付信用证项下对外支付的款项的事实成立。而通过信用证开证行提供的信用证项下交单来看，两份销售确认书所指向的货物亦是明确的，即为海关保税区进境货物备案预录入编号185136774、185121310、185017494、185019181、185030326、185027902、185041341所对应的货物。上述货物在原告青岛金来公司与吴明国际有限公司对应签订两份销售确认书前均早已进境并申报进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海关以及上海鹏益物流有限公司所提供的材料，仅反映了入境申报备案时的权利状况，无法全面、准确反映原告青岛金来公司与吴明国际有限公司订立两份销售确认书时的货权情况。由于受本案审理范围以及双方当事人举证的限制，本案无法就上述货物的全部流转、归属情况以及有关交易主体之间的关系予以完全查明，导致上述备案货物与被告中企华美公司之间的关系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至于保证金是由被告中企华美公司支付还是他人代为支付，不足以根本改变法律关系的性质和主体。被告中企华美公司、被告中鸿联合公司未能举证推翻在催款函中盖章确认的事实，被告薛惠璇亦未能举证推翻在承诺函上签名捺印的事实，就催款函、承诺函的内容所反映的案件争议事实，原告青岛金来公司虽然举证不足，但由于被告中企华美公司、被告中鸿联合公司、被告薛惠璇就推翻催款函、承诺函的内容所提抗辩及所举证据，未能排除合理怀疑，被告中企华美公司、被告中鸿联合公司、被告薛惠璇应当对其分别在催款函中盖章确认、在承诺函上签名捺印的行为所产生的诉讼法上的法律后果以及由此引起的实体法上的法律后果承担责任。被告中鸿联合公司虽未按照合作协议的约定就本案信用证的开立向原告青岛金来公司单独出具担保函，但被告中鸿联合公司确认对本案合作协议、销售确认书形成的全部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故被告中鸿联合公司应当承担相应保证责任。被告薛惠璇亦应当按照承诺函中的承诺内容承担相应保证责任。
关于债务内容，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并结合原告青岛金来公司的诉请，被告中企华美公司应当向原告青岛金来公司清偿所欠信用证项下款项本金(扣除保证金)、代理费以及相应利息。原告青岛金来公司与被告中企华美公司在合作协议中未就律师服务费的承担作出明确约定，原告青岛金来公司主张将律师服务费纳入主债务清偿范围，缺乏依据。关于债务数额，本案两份信用证项下款项本金分别为2264939.60美元、2800300美元。代理费为信用证开证金额的0.8%，分别为18119.52美元、22402.40美元。原告青岛金来公司交付两份信用证项下款项的日期分别为2013年7月29日、2013年10月18日，扣除保证金50万美元、350万元人民币(按2013年10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汇率换算为570292.64美元)，被告中企华美公司应当清偿的信用证项下款项分别为1764939.60美元、2230007.36美元。相应利息则从原告青岛金来公司交付两份信用证项下款项日起分别按照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的同期同类美元贷款利率计算。被告中鸿联合公司、被告薛惠璇就上述主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中企华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青岛保税区金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信用证项下款项1764939.60美元、代理费18119.52美元，合计1783059.12美元，以及该合计款项自2013年7月29日起按照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的同期同类美元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完结之日止的利息;二、被告中企华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青岛保税区金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信用证项下款项2230007.36美元、代理费22402.40美元，合计2252409.76美元，以及该合计款项自2013年10月18日起按照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的同期同类美元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完结之日止的利息;三、被告中鸿联合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二项所列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其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中企华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追偿;四、被告薛惠璇对上述第一、二项所列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其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中企华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追偿;五、驳回原告青岛保税区金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6245元人民币、财产保全费5000元人民币，由原告青岛保税区金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38237元人民币，被告中企华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被告中鸿联合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被告薛惠璇负担163008元人民币。
本院二审庭审期间，上诉人中企华美公司向本院提交《证据调取申请书》，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向青岛天润振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调取：编号为221820121185121310《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保税区进境货物备案清单》（进境日期：2012－09－11）的具体信息及相关证据材料。上诉人薛惠璇向本院提交《鉴定申请》，请求：鉴定《承诺函》两页纸的右侧边缘骑缝处所按指纹，是第一页纸在上，还是第二页纸在上。针对上诉人中企华美公司提交的《证据调取申请书》，被上诉人青岛金来公司认为：1、当事人申请调取证据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出。2、上诉人申请调取的证据与本案并无关联，对证明案件事实并无意义，法院不应准许。针对上诉人薛惠璇提交的鉴定申请，被上诉人青岛金来公司认为：1、该申请超过了举证期限。2、该鉴定申请毫无意义，薛惠璇在按骑缝手印时既已明知该承诺函共两页，在没有提交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证明其受欺诈、胁迫丧失意志，或者按手印时未看到首页内容。3、该申请再次表明承诺函系由薛惠璇本人签字按手印，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向本院提交《证据调取申请书》和《鉴定申请》时已超过了举证期限，其申请调取其他公司的资料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人民法院调取证据的情形，其申请调取的证据和申请鉴定的事项对本案争议事实无直接证明关系，故对上诉人的两份申请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争执的焦点问题是：一、原审对催款函的认定是否正确、原审对两家银行的两份销售确认予以认定是否正确、原审判决中企华美公司支付青岛金来公司欠款及利息是否正确、原审判决中鸿联合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是否正确；二、原审对承诺函的认定是否正确、原审判决薛惠璇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是否正确。
关于原审对催款函的认定是否正确、原审对两家银行的两份销售确认予以认定是否正确、原审判决中企华美公司支付青岛金来公司欠款及利息是否正确、原审判决中鸿联合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是否正确的问题。由于中企华美公司、中鸿联合公司对青岛金来公司事后送达的催款函予以盖章确认，因此，原审对该催款函予以认定是正确的。该催款函的相关内容对中企华美公司、中鸿联合公司具有约束力。中企华美公司、中鸿联合公司对催款函予以盖章确认等于认可了之前的事实，故本院认为涉案货物是真实存在的，一审法院对两家银行的两份销售确认予以认定并判决中企华美公司支付青岛金来公司欠款及利息、判决中鸿联合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是正确的。一般而言，如果本案争议交易与中企华美公司、中鸿联合公司无关，中企华美公司、中鸿联合公司不可能在青岛金来公司事后发送的催款函上盖章确认。上诉人关于该催款函不合法，应认定为无效证据的主张，没有有效证据证实，也未提出充分的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原审对承诺函的认定是否正确、原审判决薛惠璇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是否正确的问题。由于承诺函上的签字、手印包括骑缝手印均是薛惠璇本人所为，在承诺函的第一页和第二页上按骑缝手印的目的就是为了证实该承诺函包括该第一页和第二页，因此，原审对该承诺函第一页记载的内容予以认定并据此判决薛惠璇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是正确的。通常情况下，对如此重大的问题，薛惠璇在承诺函上签字前，应当仔细阅读其中的内容。即使薛惠璇在承诺函上签字按手印时没有看承诺函第一页上的内容，由于其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也是其对自己权利的处分，责任也应由其自己负担。薛惠璇在承诺函的第一页和第二页骑缝处按手印的事实，特别是承诺函第二页没有主要内容的事实，也能够充分证明薛惠璇应当知道承诺函有第一页、承诺函的内容在第一页上。薛惠璇上诉主张本人没有见过承诺函的内容，与常理不符，本院不予支持。至于薛惠璇在按骑缝手印时是第二页压住第一页，还是第一页压住第二页，不影响对该证据的认定。上诉人的该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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