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黑1202刑初197号
公诉机关绥化市北林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邹某某，女，1965年4月2日生于黑龙江省青冈县，公民身份证号码×××，汉族，高中文化，群众，住哈尔滨市麒麟华府小区，2015年12月29日因涉嫌销售伪劣产品被绥化市公安局北林分局刑事拘留，2016年1月7日经绥化市北林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现羁押于绥化市看守所。
辩护人段宏义，黑龙江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林柏树，黑龙江柏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付某某，男，1985年1月24日生于绥化市，公民身份证号码×××，汉族，初中文化，群众，住绥化市，2015年12月3日因涉嫌销售伪劣产品被绥化市公安局北林分局刑事拘留，2016年1月7日经绥化市北林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2016年7月22日，我院决定对其取保候审。
辩护人李淑玉，黑龙江正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那业新，黑龙江贵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张某某，女，1995年5月6日生于绥化市明水县，公民身份证号码×××，汉族，初中文化，群众，住绥化市，2015年12月3日因涉嫌销售伪劣产品被绥化市公安局北林分局刑事拘留，2016年1月7日经绥化市北林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年4月5日绥化北林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对其取保候审；同年6月3日我院决定继续对其取保候审。
辩护人王明丽，黑龙江正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王某甲，男，1993年9月7日生于绥化市望奎县，公民身份证号码×××，汉族，专科文化，群众，2016年1月5日因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被绥化市公安局北林分局刑事拘留；同年1月26日经绥化市北林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年5月12日绥化市北林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对其取保候审；同年6月3日我院决定继续对其取保候审。
被告人马某某，女，1984年3月6日出于绥化市北林区，公民身份证号码×××，汉族，初中文化，住绥化市，2016年1月20日因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被绥化市公安局北林分局刑事拘留；同年2月4日绥化市公安局北林分局决定对其取保候审；同年6月3日我院决定继续对其取保候审。
辩护人王宏宇，黑龙江继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绥化市北林区人民检察院以绥北检公诉刑诉[2016]16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邹某某、付某某、张某某、王某甲、马某某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一案，于2016年6月3日，向本院提起公诉。
本院受理后，认为符合法定开庭条件，决定开庭审判，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7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绥化市北林区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张连生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邹某某及其辩护人段宏义、林柏树，被告人付某某及其辩护人李淑玉、那业新，被告人张某某及其辩护人王明丽，被告人王某甲，被告人马某某及其辩护人王宏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绥化市北林区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被告人邹某某、付某某、张某某、王某甲、马某某明知其购买及销售的“苹果手机”“三星手机”均为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仍大量销售，扰乱市场秩序，有以下犯罪事实：
2015年3月至12月，被告人邹某某从深圳购买假冒三星、苹果牌手机后，通过微信网络进行销售，销售金额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411520.00元，其中销售给被告人付某某手机款共计92870.00元。
被告人付某某、张某某系夫妻关系，2014年9月至2015年12月间，二人在绥化市北林区中央商城经营一个假冒苹果和三星手机的档口，付某某负责销售假冒苹果和三星手机及售后维修，张某某帮助其在网上联系手机代理业务，假冒手机主要在被告人邹某某及哈尔滨一经销商处进的货，苹果手机进价600.00元左右，三星手机进价1300.00元左右，每部加价一、二百元卖给其他代理商，至案发，被告人付某某销售假冒手机的金额为人民币400000.00余万元，被告人张某某销售假冒手机的金额为人民币200000.00余万元，二人共获利人民币100000.00万余元。
2015年4月至12月，被告人王某甲主要从被告人付某某处购进假冒苹果和三星手机，购买假手机货款为人民币82888.00元，王某甲通过下线代理和零售的方式进行出售，共获利人民币40000.00余元。
2015年4月至12月，被告人马某某主要是从被告人付某某处购进假冒苹果和三星手机，继而对外销售，其销售金额为人民币160000.00元，获利人民币50000.00余元。
案发后，公安机关在被告人邹某某处扣押假冒苹果、三星手机共150部，价值人民币91700.00元；公安机关在被告人付某某、张某某处扣押假冒手机共31部，价值人民币4700.00元；公安机关在被告人马某某处扣押假冒手机共12部，价值人民币8700.00元。
2015年12月2日被告人付某某、张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2015年12月28日被告人邹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2016年1月14日被告人王某甲被公安机关抓获，2016年1月20日被告人马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
绥化市北林区人民检察院认为，被告人邹某某、付某某、张某某、王某甲、马某某违反商标管理法规，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在庭审过程中，五被告人虽对起诉指控的销售数额有异议，但五被告人承认犯罪行为，因此认定五被人能够如实供述主要犯事实，本案非常见罪名，公诉人没有书面的量刑建议，提请合议庭对五被告人做出罪刑相适应的刑罚。
被告人邹某某辩称，我对起诉书指控的罪名没有异议，但是起诉书认定我通过微信销售411520.00元的犯罪金额有异议，这些销售金额里包括行货手机，手机屏幕，这里假冒手机的数额不明确，我大概进货200多部手机，大部分销售给张某某，大约有七八十部，我没有卖给付某某手机。我在公安机关供述销售40多万元，当时我认为是包括销售行货和假货的总额。我一共卖出手机100多部，获利一万多元。对于公诉机关出示的账本，是我雇员王某乙记的。对于公诉机关出示的邮寄存单，有的是邮寄维修手机，存单上写李雪的不是我家的，邮单上没有金额的，金额较小的，没写手机型号的，其它品牌的，不应认定是我销售的，代收款多数都是手机壳和配件。
被告人付某某辩称，经我手卖出去的假冒手机具体数额记不清了，但是不超过20万元。我卖给王某甲的手机也就四五万左右，没有起诉书指控的8多万元。我和王某甲之间关系非常好，有时也有个人的经济往来。我给王某甲手机加价在30到50元。张某某也没有参与我卖假冒手机，我们不参与对方的销售。我和马某某是姐弟关系，我没法加价，我俩之间交易手机没有利润，都是串货。对于侦查机关扣押的手机是返回售后的，我代为维修，不是我销售的。
被告人张某某辩称，我销售假冒手机的金额不到10万元，我卖的货全部是从邹某某处进的，其中有三星60部左右、苹果20部左右。获利在6000多元。这些手机不是帮付某某进的货，全部都是我自己销售的。我微信进账之所以有20多万元，其中还有我卖正品手机、童车、玩具、充电宝，这些不应认定在我销售的金额中。
被告人王某甲辩称，我从付某某处进货大概进了80左右部手机，销售金额共计5万多元，不是82888.00元。我和付某某关系比较好，我上学时在付某某那借过钱。我一共获利是六七千元不是2万多，之所在公安机关说2万多元，是因为公安机关说有证据，给我计算器，告诉我说这些手机都找出来了，销售金额是89000多元，我根据这8万多算是2万元。
被告人马某某辩称，对销售数额有异议，我销售假冒手机的销售金额是5万元左右，之所以在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承认销售金额是16万元，是因为当时我不太理解，我以为是我销售所有手机的数额。我销售的假冒手机主要是从我姑家弟弟付某某处串的货，因为是亲属关系，他什么价来的就什么价给我，我在付某某处共拿了40多部手机，价格4万多元，其中三星30部左右，苹果手机10部左右。我还在网上发一些货，有10部左右，都是三星、苹果手机。
被告人邹某某辩护人段恩利的辩护意见，（一）首先辩护人对公诉书指控被告人邹某某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的罪名不持异议，被告人邹某某认罪、悔罪。（二）关于本案中公诉书认定邹某某销售金额的问题。公诉书认定邹某某销售金额为人民币411520.00元。认定依据为证人王某乙整理所谓账本统计的数额。然而现实中邹某某销售的手机，有行货正品手机、有翻新机、有苹果牌正品手机外屏（注每个屏都在一千元以上），故把邹某某销售所有商品的总额，全部计算到她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金额中显然是错误的。其次，从该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上看，根据王某乙证言证实，她是从2015年5月份左右给邹某某打工的，2015年3月份的账是她自己整理的，她个人统计的并没有经过邹某某的确认。并且账本里记载的购买人名单只有张某某经过查证属实。对于购买人所谓刘刚、葫芦娃连人都找不到，并没有进行核实。故王某乙整理统计数字的合法性和真实性不具备。本案中仅凭王某乙统计的所谓账本的数字，不能认定邹某某销售的金额。应依据张某某查证属实的证据即92870.00元认定。（三）被告人邹某某已用实际行动弥补了自己的过错。本案在侦查机关调查时，邹某某如实陈述其买卖高仿手机的全部货款111300.00元，全部在雇员王某乙处。并由王某乙交到公安机关上交国库，邹某某用实际行动弥补了自己的过错。此款应折抵人民法院将来对邹某某判决的罚金。（四）被告人邹某某有法定及酌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被告人邹某某以前表现较好，无前科劣迹。归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可从轻处罚。综上，邹某某由于不懂法不慎触犯了法律。但归案后认罪、悔罪，用实际行动弥补自己的过错。请求法庭从轻量刑，对邹某某适用缓刑。
被告人邹某某辩护人林柏树的辩护意见，（一）起诉书认定邹某某非法销售金额411520.00元证据不足，应认定其销售额为111300.00元。王某乙提供的账目不具有客观真实性，不能确认此账目是邹某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产品的真实反映，且王某乙无管账记账的权利。王某乙的证言与邹某某的供述有矛盾，也有相互认定之处，其中可以认定是销售精仿手机111300.00元，且此款已由邹某某的亲属将赃款上交公安机关，而对邹某某的30-40万元的供述无有力证据予以认证，不能确认。公诉证据的邮单无时间记载，无法确认与本案有关联性，同时邮单的产品是否为精仿手机、数量多少更无法认定。目前除邹某某当庭供认销售111300.00元，张某某供认购买邹某某价值92870.00元精仿手机外，无其他证据证明邹某某还有销售精仿手机的行为，销售给谁？因此难以认定销售411520.00元事实存在；（二）邹某某具有良好的悔罪表现，具备刑法第67条3款规定的当庭主动认罪法定从轻情节，应依法认定。（三）邹某某在家人的协助下，积极返还全部赃款111300.00元，此情节应当依法作为对其从轻处罚的情节对待。综上，请求法庭对邹某某在法定刑三年以下从轻处罚，并判处缓刑。
被告人付某某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对公诉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付某某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罪名无异议，但对犯罪金额有异议。（一）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付某某销售假冒手机金额为40余万元，缺少证据支持。卷内并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付某某的销售金额有40余万元，庭前，辩护人依据卷内被告人付某某微信转账记录、快递邮寄地址，证人证言及代收的证据进行了综合，综合后的结果是足以证明付某某销售假冒手机的销售额应该是192643.00元。其中通过现有证据可查明，微信一共向付某某转账690次，转入数额822864.00元，能与邮寄地址相印证的是101次微信转账，销售假手机106部，销售手机的金额132575.00元。包括销售给王某甲的50524.00元，能够核实付某某销售给王某甲的手机微信记录与邮寄地址能相符的41次，手机是42部，销售金额是50524.00元。通过快递代收款57868.00元，证人王某丙证实2200.00元，以上数据是依据卷内几方面证据综合后，得出的有效证据，如快递单载明是假冒手机与微信转账能对应，相互支持，以付某某属名的快递单代收部分和证人王某丙的证言。关于起诉书指控同案被告人王某甲在付某某处购假冒手机款为82888.00元，该指控仅依据的是微信转账的记录，但二被告人在法庭上均供述，他们之间除了假冒手机的交易，还有其他的经济往来，金额在3万元左右，并且二被告人的供述能够相互印证，同时以二人微信交易记录、寄地址能相互认证。应该认定付某某与王某甲之间假冒手机的交易额为5万元，而不是82888.00元。
关于起诉书指控同案被告人马某某主要从付某某处购进假冒手机对外销售的问题，辩护人认为，付某某对马某某不存在销售假冒手机的问题，付某某与马某某是亲属，都作手机生意，据马某某供述，她在付某某处拿假冒手机都是进价，付某某没给她加价，既然没有加价，付某某就不可能获利，不获利就不存在销售问题，至于付某某与马某某之间销售转账记录，一部分是马某某转给付某某4万多元，这是付某某平价给马某某的，因马某某不是付某某的上线，不存在付某某从马某某处购假冒手机，二人当庭供述是他们之间相互串货款及正常的经济往来。所以辩护人认为，付某某对马某某不存在销售假冒手机的问题。起诉书指控同案被告人邹某某销售给被告人付某某92870.00元假冒手机不成立，卷内邹某某的供述，她不认识付某某，是张某某被抓后，才知道张某某对象是付某某，同时也没有付某某与邹某某的微信交易记录，所以公诉机关这一指控不能成立。以上事实，充分说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付某某销售假冒手机销售额40余万元，并没有足够的证据加以支持，有证据能够证明付某某销售假冒手机的销售额应该是192643.00元。还需法庭注意的问题，就是付某某是做微商的，他也曾做过若干商品都是通过微信转账，如手表、正品手机、充电器等，这些是他合法经营，不能因为他犯罪就把他合法经营部分计算在犯罪金额之内。辩护人相信法庭会严格界定罪与非罪的界限。（二）公诉机关指控付某某与同案被告人张某某销售假冒手机共同获利10万余元不准确。首先，付某某与张某某不是共同销售假冒手机，更不是共同获利。卷内证据表明付某某自2014年9月开始自己单独做假冒手机，在此期间张某某在家带孩子，并没有参与，是付某某单独经营。2015年5月，张某某孩子上幼儿园，张某某也自己销售假冒手机，他二人虽是夫妻，但自己做自己，张某某的进货渠道也是她自己联系的，与付某某无关，各自所获的利润也是各自所得，所以二被告人不存在共同获利的问题。其次，被告人付某某销售假冒手机所获利润也没有10万余元，不可否认，付某某曾有供述他获利10万元，但辩护人认为认定犯罪数额不能仅凭被告人一人口供。辩护人庭前进行了统计，从付某某销售假冒手机的销售额上看，他销售假冒手机应该有148部左右，在今天从法庭上，张某某、马某某均供述每部手机最多能挣100.00元，还有挣30、50、70、80元不等，同案被告人供述与付某某的供述能够相互印证，辩护人认为可综合认定几被告人每部手机可以获利80元，这样可以计算出付某某的销售假冒手机获利应该是11840.00元。以上理由说明公诉机关指控付某某、张某某销售假冒手机共同获利10万余元不正确，应认定付某某销售假冒手机获利11840.00元；（三）公安机关现场扣押被告人付某某的31部手机作价22300.00元，不应认定为涉案金额。起诉书中载明，公安机关在被告人付某某、张某某处扣押假冒手机31部，价值22300.00元。辩护人认为，公安机关扣押的手机不能认定是被告人付某某的犯罪数额。理由是：1、公诉机关无证据证明这31部手机是被告人付某某准备销售的假冒手机；2、据被告人交待这31部手机都是正在维修的手机，有的手机需要换屏，被告人付某某需返还厂家，厂家给换屏后，又都装上原包装邮到付某某处，所以在公安机关扣押的手机有15部带原包装的，另16部不带包装的手机是付某某自己能维修的手机，有的是已修好没发给机主，有的是还没有来得急修就被公安机关查获。以上理由说明，公安机关现场扣押的31部手机，不可以计算在付某某涉案金额之中；（四）被告人付某某具有投案自首的法定从轻情节。公安机关的案情摘要说明，公安机关传唤付某某是为了一起诈骗案的侦破，而付某某在公安机关讯问时，主动交代了当时公安机关不掌握的他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付某某的行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即“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投案。”付某某的行为符合这一规定，应依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从轻或减轻处罚。（五）被告人付某某当庭认罪态度好，应对其从轻处罚。建议判处被告人付某某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适用缓刑。
被告人张某某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一）起诉书指控2014年9月至2015年12月期间张某某帮助付某某在网上联系手机代理业务，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的这一点指控缺乏证据支持，庭审调查表明，张某某从事销售假冒手机行为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份，这一点从付某某及张某某的口供及张某某的微信交易记录可见其是在2015年5月份之后开始自己的业务，而且其并不是帮助付某某在从事手机代理业务，而是自己寻找的上线，自己联系的客户，独立完成销售假冒手机的行为，并未帮助付某某去联系代理业务，因为邹某某称只认识张某某一人，不认识付某某，付某某在2014年9月份便开始从事销售假冒手机这一行为，利润由其自己支配。张某某此时在家中带孩子，张某某对付某某的行为并不知情，也并未参与其中，并不受付某某的操纵指控，因此公诉机关指控张某某在2014年9月-2015年12月帮助付从事网上联系客户是错误的；（二）起诉书指控假冒手机主要在邹某某及哈尔滨一经销商处进的货，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的这一指控也是缺乏证据支持的，卷内证据显示张某某的进货渠道只有一个即邹某某处，其并从哈尔滨一经销商处进购过假冒手机。故公诉机关的这一指控，辩护人不知缘何而来；（三）起诉书指控张某某销售假冒手机的金额为人民币20余万元，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这一指控证据不充分，纵观整个庭审，张某某的进货渠道只有邹某某一个，且从二人的微信转账交易记录上看，邹某某销售给张某某价值92870.00元假冒手机，庭审过程中公诉机关并未举示出张某某销售20余万元的证据，只凭证张某某的转账交易记录，便认定这些均是张某某的销售金额，是极其荒谬的，张某某是一名微商，在微信上除销售假冒手机，还销售正品手机、童车、充电宝、化妆品等其他商品，庭审中我已经向法庭出示了一小部分这方面的证据来说明张某某有其他合法的转账交易。刑事案件对证据标准要求很高，讲求证据确实充分刑事诉讼法又对确实充分作了解释性规定，1、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2、综合全案证据，已对所认定事实，排除合理怀疑，结论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落实到本案，销售金额问题是确定定罪量刑的关键问题，而转账记录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并不是全部都是非法收入，那么如何认定销售金额问题，辩护人认为只需梳理一个脉络即进货数额加获利数额即为销售数额，进货渠道即是邹一人再加上每部手机加价80元的获利情况，张某某共计销售金额将近10万余元。起诉书指控二人共获利10万元是错误的。庭审过程中付某某、邹某某、张某某均表示每台手机加价在50-100元之间，平均为80.00元左右，也就是说84台手机营利为6800.00余元，公诉机关认定张某某凭借的只是付某某的口供，而没有其他证据予以证实获利10万元。（四）本案当中，张某某具备自首情节，张某某是因桐子越现金被诈骗案被带到公安机关接受讯问，张某某销售假冒注册商品犯罪尚未被公安机关发觉，其主动交待自己的犯罪罪行，使公安机关得以顺利侦破此案。虽然张某某的口供发生一些变动，我觉得也是比较客观，不能因为其供述与公安机关供述不一致，便认为其认罪态度不好，今天的陈述在检法及辩护人三方在场公正透明的情形下所做的口供，且口供之间相互印证，也应认定张某某有很好的认罪态度。（五）初犯、偶犯，无任何前科劣迹，此次犯罪是由于张某某法律意识淡薄，在金钱面前没能很好的把控自己，迷失了方向，张某某对自己的行为有悔不当初，因此恳请合议庭考虑辩护人的上述辩护意见，本着教育为主，宽严相济的刑法原则，对张某某作出罪刑相适应的公正判决。
被告人马某某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一）起诉书指控本案被告人销售假冒苹果、三星商标手机销售金额达16万元，缺乏证据。实质上有证可查的销售金额应为53200.00元。从被告人马某某当庭供述、付某某供述以及微信转账记录、鉴定意见等证据能够证明马某某从付某某处购买手机约40部，花费40500.00元。从他人处购买的三星手机7部、苹果3部，经鉴定为8700.00元。每部手机获利大约为80.00元。被告人马某某销售金额为53200.00元，获得金额为4000.00元。（二）被告人认罪态度好，能自愿认罪，有悔罪表现。被告人到案后，无论是在公安机关的侦查阶段、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阶段，都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并主动上缴赃款。对于被告人的认罪及悔罪表现，应酌情予以从轻处罚。（三）被告人主观恶性小，在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弱的环境下，无意间触犯了法律。目前，在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不健全，假冒商标的商品充斥市场。马某某法律意识淡薄，主观恶性较小，请法庭考虑到大多数人观念没有完全转变前的情况，对被告人马某某能够从轻处罚。（四）被告人属于初犯，偶犯平时表现良好。综上，被告人马某某属于初犯、偶犯、主观恶性不大、坦白等法定和酌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同时根据本案客观情况及不会有继续危险社会的可能性。希望法庭能够对其从轻处罚，建议法庭对被告人马某某适用缓刑。
经本院审理查明：
2015年3月至同年12月间，被告人邹某某在哈尔滨大世界商城写字楼租用两间办公室，从事销售手机和手机配件产品。在此期间邹某某从深圳购进假冒注册商标的三星、苹果牌手机后，通过微信网络及实体店的方式进行批发和零售。2015年5月份雇用王某乙为其销售。案发后，侦查机关在邹某某的店铺内查获其尚未销售的三星、苹果牌手机共计150部，经鉴定均为假冒注册商标的三星、苹果牌手机，经物价部门估价鉴定金额为91700.00元。同时，邹某某通过其雇员王某乙向侦查机关上交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手机款111300.00元，其中包括，在2015年6月28日至同年11月18日之间，邹某某通过微信交易的方式销售给被告人张某某假冒的三星、苹果牌手机共计80部左右，销售金额为92870.00元。
2014年9月至2015年12月间，被告人付某某在绥化市北林区中央商城租用一档口，主要从事销售手机及售后维修。在此期间，付某某以微商的形式，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对外销售假冒的三星、苹果手机。其中，付某某使用fuqingyan1314的微信账号转入交易690次，转入金额822864.00元，其中有101次微信转账有明确的邮寄地址和产品信息，涉案手机106部，金额132575.00元，包括与同案被告人王某甲之间的交易。与此同时，付某某又通过快递代收的方式，邮寄销售假冒手机40部，销售金额57868.00元。通过快递邮寄的方式向王某丙销售两部假冒的苹果手机，销售金额为2200.00元。案发后，侦查机关在付某某家中查获三星、苹果牌手机共计31部，经鉴定均为假冒注册商标的三星、苹果牌手机，经物价部门估价鉴定金额为22300.00元。
2015年5月份至案发，被告人张某某以微商的形式，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三星、苹果牌手机。在此期间，张某某使用bingbing260943和mz177XXXXXXXX的微信账号转入交易金额共计：232701.66元。2015年6月28日至同年11月18日之间，张某某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在被告人邹某某处购进假冒的三星、苹果手机七八十部左右，进货金额共计92870.00元。其所购进的假冒手机全部销尽。
2015年4月至案发前，被告人王某甲通网络购进假冒注册商标的手机，其中主要的进货来源系被告人付某某处。王某甲以微商的方式通过下线代理和零售的方式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三星、苹果手机。2015年7月12日至2015年11月26日期间，王某甲与付某某之间微信转账142次，其中王某甲向付某某转账116次，转账金额为67683.00元，付某某向王某甲转账26次，转账金额为15205.00元。其中有41次微信转账有明确的邮寄地址和产品信息，涉案手机42部，金额50811.00元，上述手机通过网络进行销售，并全部售尽。另查明，侦查机关在其住处查获已销售的假冒苹果牌手机8部，经鉴定价值4500.00元。
2015年4月至2015年12月期间，被告人马某某在其亲属付某某处购得大量的和通过网络购进少量的假冒注册商标的三星、苹果牌手机，继而以微商的形式对外销售。马某某在付某某处购进假冒手机40余部，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向付某某支付手机款40500.00元，并以每台手机加价在几十元至一百多元的利润后进行销售。另查明，侦查机关在马某某的住处查获已销售反修的假冒三星牌手机7部，苹果牌手机3部，经鉴定价值8700.00元。案发后，马某某将销售假冒手机款5万元全部上缴公安机关。
2015年12月2日侦查机关在侦办另案时将被告人付某某、张某某传唤至公安机关，2015年12月28日被告人邹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2016年1月14日被告人王某甲被公安机关抓获，2016年1月20日被告人马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立案决定、受案登记表、案件来源、到案经过、抓获经过，证实案件的来源合法和五被告人的到案经过。
2、常住人口详细信息，证实五被告人的身份事项。
3、违法犯罪记录查询情况说明，证实五被告人均无违法犯罪记录。
4、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证实在被告人处所扣押的证据内容以及证据来源合法。
5、邹某某寄件客户存根，证实邹某某曾以快递邮寄的方式出售手机。
6、付某某寄件客户存根、微信绑定银行卡交易明细、快递单号、微信邮寄地址，证实被告人付某某以快递代收的方式销售高仿三星、苹果手机。
7、鉴定材料、绥北价鉴字[2016]第020号价格鉴定报告书，综合证实本案被告人被查获扣押的手机均为假冒注册商标的三星、苹果手机以及假冒手机的数量和价值。
8、三星、苹果注册商标的证明材料，综合证实三星、苹果公司在我国注册，以及注册商标的有效期。
9、邹某某、马某某的罚没收据各一张，证实二被告人已经将违法所得主动上缴侦查机关。
10、张某某、邹某某之间的微信转账记录及照片，证实张某某向邹某某的账户转账92870.00元。
11、付某某与马某某之间的微信转账记录及照片，证实马某某通过微信向付某某转账手机货款共计40500.00元。
12、视听资料3号光盘，证实王某甲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向付某某支付67683.00元，付某某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向王某甲转账15205.00元。
13、检验鉴定报告书及视听资料1、2、4号光盘，证实提取付某某、张某某手机的微信记录内容。
14、王某丙的证人证言，证实2015年11月底，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在微信号×××，微信昵称是小语精仿手机1：1处购买两部仿苹果6手机，共计2200.00元。
15、被告人王某甲的供述与辩解，证实2015年四五月份，我通过微信软件在朋友圈发布广告向他人出售精仿的三星、苹果手机，苹果精仿手机和苹果手机外观、包装和商标是完全一样的，但苹果精仿手机是安卓系统，售价也不一样，真的苹果手机售价在四、五千元，我卖的精仿手机售价只有1000.00元左右。三星精仿手机和三星手机外观、包装和商标也是完全一样的，售价差额也比较大，能卖2000.00元左右，这些都是深圳厂家做的，具体是哪个厂家我不知道。我的微信账号是×××，以前我的微信名称叫A.批发零售精仿手机（招代理），半个月前我的微信名称改为了A.思念科技，绑定的手机号就是我的手机号139XXXX****。我在网上找的批发商，我的上级批发商是绥化的叫付某某，他在绥化市中央商城里有柜台。苹果手机的进价都是五、六百元左右，三星手机的进价都是一千多，代理帮我卖的话，我每部手机挣人民币几十元。我家里现在只剩下8部苹果手机，其他的都让我卖了。我和付某某是通过微信和电话联系的，付某某的微信号是×××，微信名称叫A.诚信手机批发招代理，现在我给付某某微信的名称注是：马航，付某某的电话是152XX****XX。2015年11月份的时候，我从付某某那里进了两次货，一次11000.00元的16部精仿苹果手机，我是通过微信分数次给他转账的，还有一次9000.00元的15部精仿苹果牌手机，我将9000.00元直接汇到他告诉我的一张建行卡里，卡号我没有记。这两次之前，我没有从他那里进过货，都是我直接联系买家，买家将钱支付给我后，我再把买家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微信发给他，他按我的要求发货就可以了，然后我再将我收到的手机款扣除我的加价部份通过微信转账给他。从开始至今，我通过微信给出他转的手机货款大约有人民币八万元左右，具体我记不清了，我微信转账记录里有。
16、被告人张某某的供述与辩解，证实2015年5月份至今我跟我丈夫在中央商城卖假冒手机，进货是从QQ上联系的，有深圳的，还有哈尔滨大世界手机批发市场的都是通过微信转账至我的微信号177XXXXXXXX内，我微信绑定的银行卡是工行×××。我微信里有一个标是哈尔滨的，她的微信头像是个老太太，她是哈尔滨南岗区大世界手机卖场的，我没见过她，2015年9月份开始联系的，从她那里进了多少部手机，我不记得了，都是苹果和三星的仿制手机，微信里有记录。我手机里的微信聊天记录，都是我自己的，没有别人使用过。我大约销售了三、四十部仿制手机，每台差价在人民币100元至200元间，大约获利人民币四五千元，我看到中央商城里有很多铺位都卖仿制的手机，而且利润高，销量大，所以就卖了。
17、被告人付某某的陈述与辩解，证实从2014年9月份至案发，我出售的仿制苹果和三星手机有的在哈尔滨大世界手机市场里进货，然后通过快递代收发货，我在哈尔滨大世界“创世”家拿过几回货，还有的不记得店名了，还有的是通过QQ和微信的微生活平台，在QQ或微信中谈好价格和型号，通过快递，货到付款的方式和微信转账进货。从我这里进货的人数我说不清，我只记得有辽宁、山东、陕西等十多个人，他们都是通过QQ或微信，快递邮寄货到付款或微信转账的方式在我这里购买仿制苹果和三星手机。我手机微信里以及我柜台里的快递单据有这些人的联系方式和姓名，偶尔也有几个人通过介绍找我拿货的。我一般是通过顺丰、申通、圆通等快递公司发货的。我出售仿制的苹果和三星手机外包装盒和手机外壳与正品手样是一样的，只是在手机内部配件和手机系统与正品手机不一样，如仿制的苹果手机系统是安卓系统。我微信里有个名叫马。。。。，微信号×××，她是我舅舅家的孩子，我叫姐。她在我这里串货，通过微信转账给我大约五万元左右。
18、被告人马某某的陈述与辩解，证实2015年4月开始卖精仿手机，直至2015年12月付某某被公安机关查获，我才知道做这个是违法的，这段时间我又把手里剩的货清了一下，准备不做了，我卖过精仿的三星、苹果、威图手机，我出售的精仿三星和苹果手机是深圳厂子做的，不是正规的公司生产的，外观都一样，价钱比真手机低好多。我在深圳华强北进过货，但比较少，我弟弟付某某有渠道能进到精仿三星牌和精仿苹果牌手机，我在他那拿货多一些，他都是进价给我。我们之间有两种方式结账，一是我卖完手机收到钱后再把手机进货钱转给付某某，转账方式是通过我的微信账号×××将钱转到付某某的微信账号×××内，还有一种是我先联系买家，然后把买家的姓名地址等信息通过微信发给他，他发快递由物流代收货款，他收到款后我们隔段时间就结次账，结账的方式也是通过微信转账，我们通过微信转账的销售精仿三星和苹果手机款大约有人民币五万多元。每部苹果手机的进价都是五、六百元左右，三星手机的进价从900.00元到1680.00元不等，零售的利润每部手机挣几十到一百多元左右。我家里现在只剩下几部仿苹果手机和仿三星手机，其他的都卖了。
19、证人王某乙的证言，证实邹某某在哈尔滨市做玻璃和手机生意，我是给她卖手机这边打工的。邹某某在哈尔滨大世界商城租的写字楼1513室和1809室两个屋子。平时我和邹某某在1809室办公，1513室当仓库存放手机。邹某某主要是批发苹果牌和三星牌手机，很少做零售生意。邹某某不告诉我手机哪里来的，她告诉我这些手机都是“水货”和“翻新机”，她不告诉我进价，只告诉我往出发货价，我帮她收货时，看到发货地址有深圳的。2015年5月份，我开始给邹某某打工，工作8个月，我负责收货、记账、给外地买家发快递。我记了一个账本，这个笔记本记的是2015年3月至12月，邹某某让我发货的现金账，这里面记了在邹某某这里购买手机的人名，购买型号，手机台数，应付金额和时间等。2015年3月份的账是我帮她整理的。我统计一下，2015年3月至12月的所有账，一共是411520.00元。账本里我能记起两个人，一个是张某某，她是绥化的。还有一个叫刘刚的，账本里记的名字叫“葫芦娃”，我账本里有些名字是他告诉我写的，我现在也分不清楚哪些是他让写的。邹某某近期催收了一些手机欠款，这些欠款都是邹某某向从她这买那种假苹果和三星手机的人要回来的，放我这准备再次进货用，一共111300.00元，我带来给公安机关。
20、被告人邹某某的供述与辩解，证实2014年12月份至今，我负责联系深圳进货，有时我也联系我的一些顾客或朋友购买，我在我微信朋友圈也发布过出售高仿手机的信息，如果有人问我，我也会向他人出售。我们进货的本钱我出，王某乙负责收货、联系买家、收款和记账，王某乙收款后将售货款通过微信转账发给我，我们从开始卖高仿手机到现在，钱一直是我收的，我跟王某乙的承诺是挣钱就给我点，挣不到钱就把本钱给我。开始时我们在大世界商场三楼手机卖场里联系了，没有租地方，直到今年7月，我出钱使用我的身份证在大世界租用了一个办公地点，房间号是1809，后来王某乙用她的身份信息还在15楼租了一个1513房间当做库房，这些租金都是我出的。每部手机挣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具体算不清。我和王某乙都有记账，我已经带到警察到我工作地点取回了，我记账的内容是王某乙给我对账的记录。张某某是我们在绥化的代理，但我们没有见过面，具体从我家拿了多少货我不清楚，大约在七、八万，但钱王某乙都通过微信转到我的微信账号了，她进的货都是高仿三星和高仿苹果。苹果高仿手机和苹果手机外观、包装和商标是完全一样的，但苹果高仿手机是安卓系统，没有入网许可证，进价从500.00元至800.00元不等。三星高仿手机和三星手机外观、包装和商标也是完全一样的，同一型号的入网许可证号码是一样的，进价从800.00元至1400.00不等，都是深圳厂家做的，具体是哪个厂家我不知道。我的微信号是139XXXX****，微信名称：A成业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手机号和微信号都是我自己使用的，没有别人用。现在王某乙手里有我销售精仿手机款，共有111300.00元，包括张某某给我的货款，我想要她交出来，争取宽大处理，我销售假冒手机所得利润共计一万元左右。
以上证据系公安机关依法定程序收集，经法庭核实、庭审质证，真实合法，法庭予以采信。
本院认为，被告人邹某某、付某某、张某某、王某甲、马某某以营利为目的，在明知道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情况下，销售假冒各型号的“三星”牌、“苹果”牌手机，销售金额较大，其行为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犯了他人的知识产权，已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关于五被告人违法所得的认定，因五被告人多数通过微商的方式在网络中进行销售，销售的每部手机的利润不尽相同，其本人亦无法确认每部手机的具体利润。但综合五被告人的多次供述与辩解以及其自认的平均营利数额，确认每部手机营利的价格在80.00元左右，具有合理性。
关于各五被告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三星、苹果手机的销售数量、金额以及违法所得的认定，被告人邹某某销售假冒手机的金额为111300.00元，其中包括销售给张某某的手机款92870.00元。有公安机关的罚没收据和证人王某乙的证言、微信交易记录、本人及张某某的供述相佐证。同时，侦查机关在邹兰继处扣押尚未销售的假冒三星、苹果手机150部，经鉴定价值91700.00元，有扣押清单、鉴定意见书和本人的供述相互佐证。综上，可认定被告人邹某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犯罪金额为204170.00元。同时其本人自认违法所得为10000.00元左右，结合其销售金额，具有合理性，对于邹某某违法所得为10000.00予以确认。
公诉机关起诉认定被告人邹某某的犯罪金额是411520.00元依据是证人王某乙的证言和王某乙向侦查机关提交的账本。被告人邹某某当庭对该账本的真实性提出异议。经查明，该账本未明确标注所销售的产品名称，手机品牌、型号以及无法核实销售的去向，并且无其它证据相佐证该账本记录的真实性，同时该账本又系王某乙个人所书，证言亦是通过该账本计算得出，属于对该账本内容的主观认证，而非对销售事实的客观认识。因此，王某乙就该账本内容的证言，与该账本的内容具有同一性，不具有佐证性，其真实性不能排除合理性的怀疑。另查明，邹某某并未向付某某销售假冒手机，而是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向付某某的妻子张某某销售假冒手机，销售金额为92870.00元，有二人的微信转账记录和供述相互佐证证明。综上，对公诉机关起诉认定的事实存疑的部分，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考虑，不予以认定。
被告人付某某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销售假冒手机的金额为132575.00元，其中包括，销售给王某甲的50811.00元，共计106部。有微信转账记录、微信中提取的邮寄地址、王某甲的供述和本人的供述相互佐证证实；其通过快递代收的方式销售假冒手机共40部，价值57868.00元，有快递费票据和本人供述相佐证证实。另销售给王某丙假冒手机2部，销售金额为2200.00元。综上，被告人付某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犯罪金额为192643.00元。可核实销售的手机148部，违法所得为11840.00元。
公诉机关起诉认定被告人付某某销售假冒手机的金额为40余万元，所依据的是付某某的微信转账记录及付某某在公诉机关的供述。经查明，依据现有证据，在付某某手机中调取的微信转账记录与邮寄地址和商品信息能够相互佐证的，仅101次交易，涉案金额为132575.00元，并且其本人当庭自认。其它交易记录无相对应的邮寄地址及商品信息，又无其它证据佐证证明，因此无法证实该笔交易的具体内容。故对公诉机关起诉认定的事实存疑的部分，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考虑，不予以认定。
关于侦查机关在被告人付某某处查获的31部假冒三星、苹果手机，其本人辩解称非尚未销售的假冒手机，是返修手机。经查明，在扣押的31部手机中，有16部手机是无包装的，15部是有包装的，付某某本人案发前亦从事维修手机的业务。同时，公诉机关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该31部手机是尚未销售的手机。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考虑，在其销售假冒手机的销售金额中予以排除，可避免重复计算，加重被告人的罪行。
被告人张某某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销售假冒手机的金额为99270.00元。其在邹某某处购进假冒手机80部，进货价格为92870.00元，平均每部手机获利80.00元，全部售尽。有微信转账记录、本人供述相佐证证实。因此认定其销售金额为99270.00元，违法所得6400.00元。
公诉机关起诉认定被告人张某某销售假冒手机的金额为20余万元，所依据的是张某某的微信转账记录及张某某在公诉机关的供述。经查明，公诉机关所认定的事实，有证据相佐证的仅有张某某在邹某某处购进的假冒手机，其本人亦自认。张某某本人辩称公诉机关所出示的转账记录中有其销售其它产品的交易转账记录，并向法庭提交了相关证据。经审查张某某所出示的销售其它产品的证据，虽然在真实性上存疑，但不能排除具有合理性，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考虑，可认定其微信转账记录中存在销售其它产品的情况。综上，对公诉机关起诉认定的事实存疑的部分，不予以认定。
被告人王某甲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手机的销售金额为58671.00元。王某甲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在付某某处进购手机42部左右，购买金额为50811.00元，又通过网络购买多部，以平均每部手机获利80.00元的价格进行','2018-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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