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7民终34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容德照，男，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本中，广东尊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晓馨，广东祥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容德祥，男，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焕均，广东丰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子枫，广东丰仑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容德照因与被上诉人容德祥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6）粤0703民初36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容德照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并判令解除容德照与容德祥于2014年7月23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和《资产转让合同》。事实和理由：一、双方当事人系同胞兄弟，容德照带领容德祥创立容氏家族的制革企业，其资产产权和工商登记的股权一直由双方各拥有50%。容德照在开拓矿产和其他业务时，为避免其他业务经营可能存在的风险影响到容氏制革企业，拟将容氏制革企业交给容德祥来主要经营管理。双方口头约定，容氏制革企业在容德祥主要经营期间，保证给付容德照每年不低于150万元的年金，容德照将登记在其名下的皮革厂和皮具公司的股权变更工商登记至容德祥名下，由容德祥代持容德照的全部股权。随后，双方当事人于2014年7月13日签订了《江门市蓬江区容氏皮革制品厂股权无偿赠与合同》和《江门市蓬江区容氏皮具有限公司股权无偿赠与合同》，准备以赠与的方式将容德照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容德祥名下，由容德祥代持。2014年7月23日，双方到江门蓬江区工商登记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时，工商登记部门认为以赠与的方式不妥，双方在登记部门的办事厅重新签订了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和《资产转让合同》，将容德照拥有皮具公司的35%股权以35万元的价格和皮革厂100%的资产作价250万元转让给容德祥。工商登记机关根据这两份合同，当天办理了股权转移变更登记。
之后，容德照将容氏制革企业交给容德祥来经营管理。2016年3月，双方当事人关系恶化，容德祥拒绝支付之前双方约定的年金。经多方协调无果，容德照遂于2016年6月27日书面通知容德祥并以其没有履行给付股权转让价款为由解除双方于2014年7月23日所签的《股权转让��同》和《资产转让合同》，拟收回由容德祥代持的股权。随后，容德照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
二、起诉后，容德照的诉状副本、全部证据资料均由原审法院送达容德祥，但容德祥在开庭前没有应诉、答辩或提供任何证据。原审法院于2016年8月5日适用简易程序开庭，容德祥才当庭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以及大量的证据资料，并申请证人出庭作证且被法庭准许；当时，容德照还发现容德祥用非法手段，同时作为股权转让合同的双方，将属于容德照、容德祥各占50%股权的容氏制革有限公司以及皮具公司的30%股权转让给了自己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基于上述种种复杂情况，容德照认为原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不当，面对容德祥突然提交的大量证据资料以及事前对证人出庭一无所知，马上开庭将对容德照不公，遂当庭向法庭申请增加诉讼请求，即确认容德祥同时代表股权转让合同双方所签的股权转让合同无效，并要求变更本案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同时安排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之后，再择期开庭。原审法院的独任审判员以超过举证期限为由不接受容德照增加的诉讼请求，要求容德照另案起诉，并坚持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本案于2016年6月28日立案，经过8月5日、9月5日两次开庭之后，9月26日，原审法院的独任审判员仍将容德祥提交的与案件无关的税务申报资料作为证据邮寄送达容德照。在简易程序审限届满后，原审法院于2016年9月28日未经书面通知，即进行第三次开庭。第三次开庭之后，独任审判员突然当庭宣布本案已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10月12日，原审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三、容德祥在2016年8月5日的首次开庭时否认涉案两个转让合同的存在，并称容德照的股权和资产已经赠与给容���祥，涉案两份股权转让合同只是为了办理工商登记手续时用的一个无需实际履行的假合同，随后又称已给付容德照1000多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却无法确认哪两笔款项是支付涉案转让合同的价款。对于上述连容德祥都无法确认的事实，原审法院最后却作出了认定并将容德祥给付的年金认定为容德祥给付的股权转让合同价款，有失公正。
四、容德照将属于自己的股权转移登记至容德祥名下代持，签订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和《资产转让合同》之后，容德祥并没有实际履行这两份合同约定的给付价款的义务，却获得了容氏制革企业的全部资产。容氏制革企业的土地已经纳入三旧改造土地规划，改为商住用途后，容氏制革企业实际资产将超过四亿五千万元。容德照在法律保护的期限之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和涉案两份转让合同的约定，书面通��容德祥解除合同，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原审判决违反法律规定的审判程序，并给予容德祥一方无限期的举证期，没有按照法律规定明确双方的举证责任；不顾两次开庭审理所确认的基本证据和这些证据所确认法律事实，作出违反法律规定的判决，容德照不能接受，为此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并确认容德照于2016年6月27日书面通知容德祥解除涉案两份转让合同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改判解除双方当事人所签《股权转让合同》和《资产转让合同》。
被上诉人容德祥辩称：一、容德照上诉所称的事实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且均没有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实。首先，本案中，涉案企业的主要资产仅为房地产和机器设备，而涉案企业的房地产均已抵押给银行，与金融借款相抵后其价值已所剩无几，机器设备的价值目前仅存残值，加上容德照私自取走的现金，涉案企业的净资产估计可忽略不计。其次，本案容氏企业股权的处置实际系因为容德照存在利用管理公司的便利，私自挪用公司的巨额资金用于个人用途并非法套取公司现金等行为，容德祥发现后多次要求容德照向公司归还款项，容德照表示无法归还，为此其同意将其持有的皮革厂的资产以及容氏制革公司、皮具公司与顺益制革公司的股权赠与给容德祥，以解决其挪用公司巨额资金的问题。2014年7月13日，双方分别签订《江门市蓬江区容氏制革有限公司股权无偿赠与合同》、《江门市蓬江区容氏皮具有限公司股权无偿赠与合同》和《江门市蓬江区顺益制革有限公司股权无偿赠与合同》，约定容德照将其持有的上述三个公司的股权全部无偿赠与给容德祥，并作出《股东会决议》、修改相关企业的公司章程，形成了同意容德照无偿赠与股权给容德祥的决议。随后，容德祥持上述赠与合同到工商局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但工商局工作人员不同意通过赠与的方式并要求通过有偿转让的方式，否则不予办理。为此，双方按照工商局的要求分别于2014年7月22日补签了《江门市蓬江区容氏制革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江门市蓬江区容氏皮具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江门市蓬江区顺益制革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并于2014年7月23日补签了《江门市蓬江区容氏制革厂资产转让合同》，上述皮革厂和三个公司分别于当天召开股东会会议并分别作出决议同意上述转让方案。
二、容德照称容德祥在开庭前没有应诉、答辩或提交任何证据材料等事实完全是虚假陈述，目的是为了混淆事实。容德祥在本案一审时提供了书面《答辩状》，并提供了大量的证据材料，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同时，针对容德照的辩驳理由，补充提供了相应的证据材料。上述情况在一审法院的卷宗中均可得到体现。
三、容德照的相关上诉理由不能成立。首先，容德照增加诉讼请求时已经超过举证期限，并且其新增的诉讼请求涉及本案以外的其他企业以及其他事实，与本案没有法律上的关联性。事实上，容德照已就其增加的诉讼请求另案起诉[案号：（2016）粤0703民初4773号]，原审法院亦另作判决，其判决结果与本案没有法律上的关联，也未影响容德照的权益。其次，容德照上诉所称的一审给予容德祥无期限的举证期，完全不符合事实。容德祥在一审中针对容德祥的答辩意见以及庭审中的辩驳理由，有权补充相应的证据材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九条第三款关于“举证期限届满后，当事人对已经提供的证据，申请提供反驳证据或者���证据来源、形式等方面的瑕疵进行补正的，人民法院可以酌情再次确定举证期限，该期限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的规定，容德照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四、退一步来说，容德祥与容德照签订涉案转让合同后，实际支付给容德照的款项远远超过涉案的转让合同约定的数额。首先，容德照确实与容德祥在2014年7月13日签订了赠与合同，并约定容德照将其持有的容氏公司的股权全部无偿赠与给容德祥。其次，即使不考虑上述赠与合同，容德祥为了办理股权过户手续而与容德照签订相关股权转让合同后，实际支付给容德照的款项远远超过涉案的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数额。2014年7月22日、23日，由于无法办理股权赠与的过户登记手续，容德照与容德祥补签涉案的转让合同，容德祥在签订上述转让合同后支付了1549.96万元给容德照，早已超过涉案的《资产转让合同���和《股权转让合同》所载明的应付款额。最后，容德祥独立经营涉案企业多年，已无法返回股权转让前的状态。容德祥从2014年7月22日开始独立经营涉案企业，容德照完全退出了经营，至今已过去近三年的时间，涉案企业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如果解除涉案的转让合同，其中的经营责任如何划分和承担、如何确认和分享目前的经营状态和结果，这些问题若不解决，将对涉案企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综上所述，容德照实际上通过赠与的方式，将其持有的容氏制革厂和上述三个公司的股权无偿赠与给容德祥，以便换取容德祥不追究其挪用公司巨额资金的行为，不存在实际意义上的转让。退一步来说，涉案的两份转让合同是为了办理变更登记的需要而签订，容德祥在签订后亦支付了1862.46万元给容德照，远远超过涉案的转让合同所载明的价款。因此，容德照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容德照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容德照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2014年7月23日容德照与容德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资产转让合同》；2.容德祥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容德照与容德祥是兄弟关系，一直共同经营容氏企业，容氏企业包含江门市蓬江区容氏皮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皮具公司）、江门市蓬江区容氏皮革制品厂（以下简称皮革厂）、江门市蓬江区容氏制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容氏制革公司）、江门市蓬江区顺益制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益制革公司）。
2014年7月13日，容德照与容德祥签订《江门市蓬江区容氏皮具有限公司股权无偿赠与合同》，约定容德照将持有的皮具公司50％股权无偿赠与给容德祥。同日，皮具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同意上述赠与行为，《��东会决议》上有容德照、容德祥签名及皮具公司盖章确认。
2014年7月13日，容德照与容德祥签订《江门市蓬江区容氏皮革制品厂股权无偿赠与合同》，约定容德照将持有的皮革厂100％股权无偿赠与给容德祥。同日，皮革厂出具《股东会决议》，同意上述赠与行为，《股东会决议》上有容德照、容德祥签名及皮革厂盖章确认。
2014年7月13日，容德照与容德祥签订《江门市蓬江区容氏制革有限公司股权无偿赠与合同》，约定容德照将持有的容氏制革公司50％股权无偿赠与给容德祥。同日，容氏制革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同意上述赠与行为，《股东会决议》上有容德照、容德祥签名及容氏制革公司盖章确认。
2014年7月13日，容德照与容德祥签订《江门市蓬江区顺益制革有限公司股权无偿赠与合同》，约定容德照将持有的顺益制革公司50％股权无��赠与给容德祥。同日，顺益制革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同意上述赠与行为，《股东会决议》上有容德照、容德祥签名及顺益制革公司盖章确认。
2014年7月22日，容德照与容德祥签订《江门市蓬江区容氏皮具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容德照将持有皮具公司35％的股权以35万元转让给容德祥，容德祥在合同订立15日内以现金形式一次性支付容德照所转让的股权。
2014年7月23日，容德照、容德祥签订《资产转让合同》，约定容德照将持有皮革厂250万元的资产100％转让给容德祥，容德祥在合同订立15日内以现金形式一次性支付容德照所转让的资产。
另查明：2012年1月18日，容氏制革公司的股东由容德照、容德祥、容恒耀变更为容德照（持有50％）、容德祥（持有50％），此后没有变更股东。
2014年7月23日，皮革厂的投资者由容德照变更为容德祥。
2014年7月24日，顺益制革公司的股东由容德照、容德祥变更为容德祥、彭小波。
2014年7月25日，皮具公司的股东由容德照、容德祥、容氏制革公司变更为容德祥、容氏制革公司。于2016年3月4日变更为容德祥独资。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股权转让纠纷。关于容德祥称皮具公司、皮革厂的股权变更是名为转让实为赠与的答辩意见。涉案的相关股权赠与合同签订在前，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在后，《股权转让合同》及《资产转让合同》上分别有皮具公司、皮革厂盖章确认。容德照及容德祥均确认，工商部门是根据转让合同办理了皮具公司、皮革厂的股权变更登记的。容德祥称因工商部门不同意基于股权赠与合同办理变更登记，才与容德照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以达到变更股权登记的目的。对此，即使工商部门��同意基于股权赠与合同办理变更登记，容德祥也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双方基于赠与而非转让而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及《资产转让合同》。因此，《股权转让合同》及《资产转让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受法律保护。
关于容德祥称签订股权赠与合同后，容德祥仍向容德照支付了1862.46万元，早已远远超过股权转让合同所载明的应付金额的答辩意见。容德祥称该1862.46万元包括支付给容德照132.76万元、供楼款142.5万元、向容德照亲笔所列的5张清单上的第三方支付共1274.7万元、签订股权赠与合同后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前按容德照口头要求支付给第三方及容德照共312.5万元。对此，（1）对于上述1274.7万元、312.5万元。容德照均否认曾收到上述款项。对此，根据银行交易记录，上述款项中，除少量款项是转账给容德照外，其余款项均转账给案外人。容德祥称上述款项是根据容德照指示支付给案外人或代容德照还款，但无法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原审法院不予支持。（2）对于上述支付给容德照132.76万元、供楼款142.5万元。容德照确认收到该款项，但称容德照为了经营其他业务的风险不致影响皮具公司和皮革厂，故与容德照签订虚假的股权转让合同，并约定变更登记后容德祥每年给容德照不得低于150万元年金。根据付款凭证，上述132.76万元是自2014年10月份至2016年1月份、142.5万元是自2014年8月份至2016年2月份，绝大部分通过容德照及容德祥的母亲李丽珍的账户转账给容德照的。李丽珍出庭作证，称上述账户是杨惠群拿其身份证开立的，其没有使用过上述账户，上述账户中的钱是公司的。容氏企业的财务人员杨惠群出庭作证，称涉案李丽珍的账户中的钱是容氏制革公司的，账户一直都是由公司使用。根据江门市蓬江��国家税务局荷塘税务分局盖章确认的纳税申报资料，皮具公司、皮革厂、顺益制革公司于2014年、2015年均不存在应纳税所得。容德照、容德祥庭审时均确认，容氏企业由皮具公司、皮革厂、顺益制革公司、容氏制革公司组成，皮具公司、皮革厂、顺益制革公司均没有经营，只有容氏制革公司是对外经营，且容氏企业的土地、厂房等全部资产均登记为皮具公司、皮革厂所有。而容德照及容德祥于2014年7月22日及当月23日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及《资产转让合同》后，容德照先后于2014年7月23日、2014年7月25日分别将其持有的皮革厂、皮具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容德祥并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此外，虽然容德照至今仍登记为容氏制革公司的股东，但容德照及容德祥于2014年7月13日已签订赠与合同，约定容德照将其持有的容氏制革公司的全部股权赠与给容德祥。即使此后没有办���容氏制革公司的股东变更登记，但综合考虑容德照及容德祥是兄弟关系且容氏制革公司并不拥有容氏企业的资产，可以确认自2014年7月份起容德照已自愿退出了对容氏企业的全部资产的控制，此后容氏企业的全部资产已由容德祥独自控制。容德照庭审时称其至今仍参与容氏企业的经营，但没有相关证据证明，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因此，自2014年7月份起通过李丽珍的涉案账户支付给容德照的款项，应视为容德祥支付给容德照的款项。即上述支付给容德照的132.76万元、供楼款142.5万元，应视为容德祥支付。
关于容德照主张解除《股权转让合同》及《资产转让合同》的请求。该两份合同约定的转让款合计285万元，均约定容德祥在合同订立15日内向容德照支付转让款。虽然容德祥没有按约定的日期支付转让款，但此后容德祥分多笔向容德照支付涉案款项，至今亦已基本达到上述转让款的数额。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若解除《股权转让合同》及《资产转让合同》，会导致相关股权恢复原状。但容德祥自2014年7月份起已独自控制容氏企业的全部资产进行经营，至今已有两年多，容氏企业的相关公司、厂的股权价值与容德祥于两年多前向容德照受让时已发生了变化，相关股权已失去了恢复原状的基础。容德照称容氏企业拥有价值约2.5亿元的资产，容德照、容德祥以200多万元即转让相关股权不合理。但根据容德照提供的《房地产登记证明》，容氏企业的相关土地、厂房已全部抵押给银行，绝大部分的最高额抵押的期限自2013年至2018年，且考虑到容德照及容德祥是兄弟关系，容德照在双方签订上述转让合同后自愿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故双方以200多万元转让相关股权的行为不足以成为解除上述转让合同的理由。容德照请求解除上述转让合同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容德照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96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34600元，由容德照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对于容德照提交的江门市英翔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讼争《股权转让合同》及《资产转让合同》是对皮具公司的股权以及皮革厂的资产份额进行转让，而该报告反映的是容氏制革公司的资产状况，并未说明皮具公司以及皮革厂的资产状况，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因此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本��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股权转让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结合本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容德照与容德祥于2014年7月22日签订的涉案《股权转让合同》以及于同年7月23日签订的涉案《资产转让合同》应否予以解除。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查明事实显示，对于皮具公司的股权以及皮革厂的资产份额转让事宜，双方于2014年7月13日签订了《容氏皮具有限公司股权无偿赠与合同》和《容氏皮革制品厂股权无偿赠与合同》，约定容德照将其持有的皮具公司的股权以及皮革厂的资产份额无偿转让给容德祥；2014年7月22日、23日，双方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合同》、《资产转让合同》，约定容德照将其持有的皮具公司的股权以35万元的价格以及将其持有的皮革厂的资产份额以2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容德祥。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确认，容德照与容德祥于2014年7月22日及23日签订的涉案《股权转让合同》以及《资产转让合同》是双方为了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而签订，并非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由此可见，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和《资产转让合同》均缺乏合同双方的一致的真实意思表示，该两份合同尚不成立，对双方当事人均不具有约束力，因此，容德照以容德祥没有履行《股权转让合同》和《资产转让合同》约定的支付转让价款的合同义务为由要求解除合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容德��提起本案诉讼，实际是要求容德祥返还其原持有的公司股权以及皮革厂的资产份额。虽然涉案《股权转让合同》、《资产转让合同》并非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双方于2014年7月13日签订了《容氏皮具有限公司股权无偿赠与合同》以及《容氏皮革制品厂股权无偿赠与合同》，约定容德照将皮具公司的股权和皮革厂的资产份额无偿赠与给容德祥。上述两份赠与合同系由双方当事人自愿签订，内容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容德照辩称上述两份赠与合同亦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真实目的是由容德祥代持其原有的股权和资产份额，但容德照并未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代持皮具公司股权以及皮革厂资产份额的约定，容德祥亦对此予以否认。并且，容德照亦未能提供证据推翻上述两份赠与合同的效力。在此情况下，应视为《江门市蓬江区容氏皮革制品厂股权无偿赠��合同》与《江门市蓬江区容氏皮具有限公司股权无偿赠与合同》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属合法有效。原审法院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经查，2014年7月23日，皮革厂的投资者由容德照变更为容德祥，同年7月25日，皮具公司的股东由容德照、容德祥与容氏制革公司变更为容德祥与容氏制革公司。可见，《容氏皮具有限公司股权无偿赠与合同》以及《容氏皮革制品厂股权无偿赠与合同》均已实际履行，容德照并未举证证明上述两份赠与合同存在可撤销的情形，因此容德照要求容德祥返还其原持有的皮具公司股权及皮革厂的资产份额，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至于原审判决是否存在程序错误的问题。容德照上诉认为原审判决存在以下程序错误：原审法院转为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没有按规定送达相关的通知，仅在第三次开庭时进行口头通知；原审法院以超过举证期限为由不予准许容德照第一次开庭时增加的诉讼请求，却给予容德祥无限期的举证期限；原审法院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简易程序的相关审理规定，在适用简易程序的审限届满时再转为适用普通程序。对此本院认为，首先，经查，原审法院于2016年7月5日决定对本案进行立案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一条关于“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以及第一百六十三条关于“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件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裁定转为普通程序”的规定，原审法院于2016年9月28日的庭审中当庭作出由简易程序转为适用普通程序的裁定，并以口头方式告知双方当事人，并未超出法律规定的审限或违反其他法律规定，亦未损害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三款关于“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的规定，容德照并未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增加诉讼请求的申请，并且容德照所增加的诉讼请求是要求确认容德祥与容氏制革公司于2016年3月3日签订《江门市蓬江区容氏皮具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无效，其增加的该项诉讼请求所涉及的法律关系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原审法院据此驳回其该项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最后，容德祥针对双方的庭审意见以及争议的事实，在第一次开庭后继续提供的补充证据，系其对自己证据的补强，并非故意在举证期限内隐瞒或有意不予提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九条第三款关于“举证期限届满后，当事人对已经提供的证据，申请提供反驳证据或者对证据来源、形式等方面的瑕疵进行补正的，人民法院可以酌情再次确定举证期限，该期限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原审法院根据案件审理需要，对容德祥第一次开庭后提供的补充证据组织双方进行质证、认证，并无不妥。因此，对于容德照的该项上诉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容德照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虽然适用法律有误，但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9600元，由上诉人容德照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海
审 判 员 刘邦中
代理审判员 罗晓云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张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