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6)浙05行终10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永康，男，汉族，1956年7月16日出生，住湖州市吴兴区白雀乡桥西村盛家斗**号。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住所地湖州市二环西路788号。
法定代表人姚金泉，该支队支队长。
出庭应诉负责人谭国政，该支队副支队长。
委托代理人刘敏、楼青荣，该支队民警。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州市公安局，住所地湖州市青铜路298号。
法定代表人夏文星，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党文超，该局民警。
上诉人杨永康与被上诉人湖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湖州市公安局道路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一案，安吉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10日作出(2016)浙0523行初20号行政判决。宣判后，杨永康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3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6年6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杨永康，被上诉人湖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以下简称交警支队）出庭应诉负责人谭国政、委托代理人刘敏、楼青荣，被上诉人湖州市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党文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为，《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二十条规定：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的违法行为信息录入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管理系统后三日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向社会提供查询；并可以通过邮寄、发送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被告交警支队向社会提供查询是应当，即必须做；通过邮寄、发送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是可以，即可做可不做，不是必须做。本案被告交警支队已经做到向社会提供查询；也向小型汽车所有人发送短信，被告交警支队的上述行为符合法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告知属于行政处罚程序之一，其内容为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2015年12月24日原告杨永康到被告违法处理中心处，被告交警支队工作人员告知原告违法事实，理由及依据为本案行政处罚的告知。原告杨永康交通违法行为发生后，被告知会原告违法行为事实非告知，乃通知。但通知非行政处罚的法定程序，且被告交警支队亦按车辆登记信息进行了通知，被告交警支队难谓存有责任。本案原告有49次交通违法行为，每一交通违法行为对应一起行政处罚，被告交警支队因此也作出49起行政处罚决定。每起交通违法行为均有视频证据，证据充分；每起行政处罚均为二百元以下罚款。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零七条，《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四十二条等程序规定，被告交警支队简易程序作出行政处罚，符合法律规定。原告以49起行政处罚总额来适用行政处罚一般程序，于法不符，本院不予采纳。综上，被告交警支队作出49起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被告湖州市公安局作出的湖公复决字[2016]第04号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判决：驳回原告杨永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杨永康负担。
上诉人杨永康上诉称，本案争议焦点是，一、交警对通过利用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收集违法行为进行处罚的明文法律授权规范是公安部105号令《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该令第二十条是对交警通过技术监控设备记录违法行为进行处罚的唯一授权行为规范。该法条明示：交警在将行为信息录入道路交通违法信息受理系统三日内，可以通过：邮寄、发送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所谓通知，是一个双向的互动和感知，只有通而让对方感知，才是完整的依法履职行为。二、在一审庭审质证中，上诉人对5-6、7-8、19-20、31-32、41-42、55-56、79-80、89-90八组照片所显示的8次违法行为有异议，有5次是事发同一地段的，太湖路与仁皇山路口。记录违法事由：不按所需行驶方向驶入导向车道。该地段左车道是直行和左转都有导向标志。并非只允许左转，直行也可以，可去现场实地察看。三、对被上诉人提供的“交警执法告知短信操作平台”共7页49条，显示短信都是失败无效。身份证号码6位数，是对车辆登记资料作假、作伪。车辆登记显示：车主是军人身份，由于军人工作岗位的特殊性，手机短信不能收到是工作性质使然，而被上诉人为了推卸应尽的通知义务，恶意将军官证造假作伪身份证。当明知短信发送无效时，可打座机电话或邮寄通知，而且这些也是法条明示的可选手段。四、对连续处罚4950元、扣证的行为，105号令没有授权。法无授权不可为。这是行政行为最基本的行为准则。该令第68条规定：本规定未规定的违法行为的处理程序，依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执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32条规定：对违法行为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的行政处罚。第99条规定：对罚款数额，个人达到二千以上“较大数额罚款”应当告知有举行听证的权利。显然对罚款4950元、扣证的处罚行为，依法应当用一般程序。故请求：一、撤销安吉县人民法院（2016）浙0523行初20号行政判决书；二、判令被上诉人交警支队依法作出行政决定；三、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交警支队答辩称，一、被上诉人对杨永康作出的49起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2015年12月24日，上诉人来被上诉人违法处理中心处理车牌号为小型轿车的交通违法。经工作人员查询该车辆从2015年4月至当日，分别有49条交通违法记录未处理。经上诉人确认，上述49条交通违法是其所管理的车牌号为小型轿车（车辆所有人杨一凡系上诉人儿子）在2015年4月至处罚当日期间所违反。上诉人在处理过程中向被上诉人的民警陈述，称未收到过违法告知短信，民警听取了当事人的陈述后向支队科技部门确认，车辆的违法信息均已通过公安交警执法告知短信操作平台向1324869****的号码发送短信，但上诉人辩称车辆所有人手机号码因工作原因已暂停使用，所以收不到短信告知。民警向上诉人作出解释交警部门已履行提醒义务，短信未收到的原因是机动车所有人未及时将变更的联系方式向机动车登记部门备案，且违法事实清楚，所以其抗辩理由不予采纳。小型汽车的49起交通违法行为，因每起交通违法处罚均为二百元以下罚款，被上诉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浙江省实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同时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零七条、《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四十二条等程序规定，依法按简易处罚程序当场处罚，分别告知具体的违法事实、理由、依据，分别制作49份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编号330500151427157至330500151427205），并当场一并交付送达上诉人，上诉人在逐份确认后予以签字。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对5—6，7—8，19—20，31—32，41—42，55—56，79—80，89—90八组照片所显示的8次违法行为有异议，被上诉人认为小型汽车的49起交通违法行为发生地点的电子监控设备均已在交警支队互联网上予以公布，道路标志标线清晰醒目，交警部门依法采集的证据照片符合规范要求，照片清晰、完整。被上诉人在整个处罚过程事实清楚，适用法律依据准确，程序合法。二、被上诉人在短信通知问题上的处理合法合规。1、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的规定，被上诉人负有录入违法行为信息并向社会提供查询的应当义务，但通知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违法行为信息仅是可以选择的一种便民措施，而不是公安机关行政处罚必须的行为。并且，被上诉人也通过短信发送系统进行通知。同时，交通监控设备收集，录入交通违法记录作为证据来使用，还需经过审查确认的调查程序。而本案所涉及的49条违法行为的电子监控记录均在规定时间内录入系统并通过系统转递至互连网湖州交警服务网以便车主查询，因此，被上诉人已经履行了法定义务。2、虽然被上诉人依法并没有必须通知违法行为信息的义务，但被上诉人还是将所有涉案的违法行为信息通过委托运营商的短信平台自动发送车主登记的1324869****的手机号码予以通知，其处置不但合法合规，也履行了公安机关便民措施的承诺。浙江省短信服务平台所采集的信息是来自公安网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交通违法处理的车辆信息包括联系电话也是来自上诉人机动车登记地所传递的车辆信息，被上诉人既无法知晓也没有权限去登记、变更全国各地流动到我市机动车所有人登记的联系方式。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登记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已注册登记的机动车，机动车所有人住所在车辆管理所管辖区域内迁移或者机动车所有人姓名（单位名称）、联系方式变更的，应当向登记地车辆管理所备案。”上诉人未在联系方式变更后及时向车管所备案，短信没有收到是其自身原因造成的。4、无论是不是短信通知，道路交通标志标线的标准是统一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也是明确的，上诉人在处理本案49条交通违法之前，类似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就有近二十条，其本人也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状中自认自己的交通违法事实和驾驶陋习存在，上诉人作为经过专门培训取得机动车驾驶资格的驾驶人，对交通标志、信号灯等存在无监控就可以违反的心理，有主观故意性，理应得到相应的处罚和教育学习。三，本案中49条交通违法记录是当事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分别实施的49起交通违法行为，即这49起交通违法案件都是独立存在的，在当日被上诉人工作人员按简易处理程序分49次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分别制作处罚决定书，而不是上诉人所理解的合并一案处罚4950元。上诉人所称扣证的行为应当适用一般程序的理由不成立，满分扣证是交通行政处罚后产生新的行政行为，上诉人在处罚过程中驾驶证逐步累计达到23分的满分状态，随后民警才依法扣留机动车驾驶证并告知其按规定参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学习，而不是上诉人所说的先扣证再处罚。四、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八章规定，听证程序的启动有专门的规定，本案中，被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作出的49起行政处罚，每起案件的罚款金额均为200元以下，不适用听证程序。而4950元系应该缴纳的罚款总数，依法无需进行听证。综上，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主体适格，符合法律规定。最后，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的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依据。被上诉人对杨永康作出49起行政处罚是分别作出的，这49起处罚是独立的行政行为，如果上诉人对某个行政处罚不服，应当就某个处罚提起诉讼。对上诉人提出的身份证六位数的问题，小型轿车的登记机关不是被上诉人，上诉人应当向相关部门提出。别外，经过查询发现小型轿车自2010年2月17日至今，在湖州市辖区内就有71条交通违法记录，还发现该车的年审有效至2016年3月31日，且该车在2016年5月26日有电子违法记录。综上，请求依法维持原审判决，并由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上诉人湖州市公安局答辩称：被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规定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程序，程序合法。2016年1月4日，本案上诉人不服交警支队于2015年12月24日对车牌号为小型汽车作出的编号为330500151427157至330500151427205的49条行政处罚，认为其交法知识掌握欠缺是事实，正因为没有及时告知纠正，导致产生行为习惯，形成陋习。如及时告知，当事人肯定会吸取教训，克服重犯。执法的目的是教育人，不能为罚款而执法。交警支队没有履行告知义务，对12分以后仍连续处罚，其合理性、正当性、合法性缺失。故请求湖州市公安局依法撤销上述处罚决定。被上诉人于2016年1月4日收到该申请后，经负责人同意后，于当日依法受理，并于同月5日依法向被申请人交警支队送达了《提交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被申请人交警支队依法于同月11日向湖州市公安局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和作出该行政处罚决定的相关证据、依据以及其他有关资料。被上诉人所辖法制支队进行了审查，认为交警支队作出的编号为330500151427157至330500151427205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因此，提出了维持原行政行为的处理意见。经被上诉人负责人同意，于2016年2月29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作出湖公复决字（2016）第04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交警支队作出的编号为330500151427157至330500151427205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并于当日将行政复议决定书直接送达给本案原告。综上，被上诉人作出的湖公复决字（2016）第04号行政复议决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相关规定，程序合法。因此，请求依法维持一审判决。
原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均由原审法院移送至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围绕着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否明确、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被上诉人交警支队作出的49份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程序是否合法、被上诉人湖州市公安局作出的湖公复决字[2016]第0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程序是否合法等审理重点进行了质证与辩论。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三）有具体的事实请求和事实依据；……。”本案中，上诉人杨永康一审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撤销被告湖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49份简易程序决定书；2、撤销湖公复决字[2016]第0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3、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该诉讼请求中包含了49个行政处罚行为，违反了“一行为一诉讼”的基本原则，属于诉讼请求不明确不具体，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依法应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依法应驳回起诉。原审未予释明即受理并作出实体判决不当，依法应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安吉县人民法院（2016）浙0523行初20号行政判决；
二、驳回杨永康的起诉。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何育红
代理审判员 许婷婷
代理审判员 沈 屹
二〇一六年七月五日
书 记 员 凌烈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