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粤高法民终字第8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双林，男，汉族，1961年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玲彦，女，汉族，1989年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
委托代理人：朱双林，男，汉族，1961年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
委托代理人：龚悦清，女，汉族，1962年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晓明，女，汉族，1965年出生，现住广州市。
上诉人朱双林因与上诉人朱玲彦、被上诉人朱晓明第三人撤销之诉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穗中法民五撤字第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当事人原审的意见
2013年6月18日，朱双林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撤销原审法院（2011）穗中法民五终字第657号、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0）越法民三初字第2271号民事判决；2、该案诉讼受理费由朱晓明负担。其主要事实和理由为：（一）其与朱晓明同为李贤兴、朱钟奇的法定继承人，在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越秀区法院）（2010）越法民三初字第2271号和原审法院（2011）穗中法民五终字第657号案一、二审中，朱晓明以李贤兴继承人身份先状告朱钟奇侵权（属继承纠纷），朱玲彦明知还与其进行买卖交易为由，请求判令朱钟奇与朱玲彦买卖合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54条规定，在继承遗产的诉讼中，部分继承人起诉的，人民法院应通知其他继承人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被通知的继承人不愿意参加诉讼又未明确表示放弃实体权利的，人民法院仍应把其列为共同原告。该解释第57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通知其参加；当事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加。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应当进行审查，申请无理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理的，书面通知被追加的当事人参加诉讼。朱双林本应被列为共同原告对朱玲彦提起诉讼请求，但朱双林清楚涉案房产为被继承人朱钟奇生前主动提起买卖、与朱玲彦签订买卖合同，并已过户变更为后者的合法财产。作为继承人，只能承担被继承人的生前义务而没有对该标的物的请求诉讼权。另作为被继承人李贤兴的继承人，在立案时同时又是朱钟奇的继承人，没有权利以前者身份起诉另一被继承人朱钟奇而不替死者朱钟奇辩护。朱晓明作为诉讼主体，就涉案标的状告朱钟奇与朱玲彦，起诉请求不成立。况且，作为李贤兴继承人，因房屋并不属于李贤兴遗产故不可能因继承拥有过共有物权，即李贤兴的继承人并不是涉案标的物的直接利害关系人。朱晓明一意孤行，朱双林也不可能与其同流合污，无奈之下，朱双林作为朱玲彦的代理人，参加了前案一、二审的诉讼。在未知因素下，朱双林的继承人身份本应被原审法院列为共同诉讼人参加诉讼反而被排除与诉讼审理之外。朱双林因与朱晓明存在共同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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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贤兴、朱钟奇的法定继承人，对原案的判决所带来的民事后果有不可分割的利益关系。朱双林和朱玲彦于2013年5月6日对上述生效判决同时申请再审，原审法院立案庭指引朱双林作为生效判决的案外人只能提起撤销之诉，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是针对已生效判决能否推翻而设立的，也适用于朱双林因诉求进行撤销判决之诉的举证和依法理清各方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和诉讼请求权限。（二）立法本意是通过诉讼保护涉讼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朱双林提起本案撤销之诉，除保护自身继承人身份不被别人所非法代表，避免自身权益受到侵害；生效判决对死者朱钟奇的种种超出诉讼范围的审判，侵害到涉案死者李贤兴、朱钟奇的名誉权，本案对因不当使用继承人身份提起诉求而对死者李贤兴、朱钟奇进行司法救赎，以尽到自身本为其继承人需承担的为死者伸张正义的责任；生效判决还损害了物权所有人朱玲彦的财产权，本案可避免对物权人朱玲彦财产侵害可能会产生的累讼而需承担的法律后果。唯有对生效判决全盘否定，才能达成上述目的。请法官体谅本案当事人的善意，使本案能得到一个合乎立法本意的结果。（三）朱玲彦在前述两案中均委托朱双林作为代理人参加了诉讼，现本案朱玲彦却列为被告之一，是因为朱双林的诉求与前述两案的对方——朱晓明的诉求相反，而朱玲彦被列为被告仅是与撤销之诉的诉讼制度设定有关。朱双林在本案的观点、立场，与前述两案朱玲彦一方当时所持观点一致。（四）朱双林当时以朱玲彦代理人身份得到法庭允许参加两案诉讼。生效判决认定朱双林另外两个身份即同时是李贤兴、朱钟奇的法定继承人，与朱晓明具有相同的该项身份。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32条规定，必须进行共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应该通知其参加诉讼。只要朱双林当时按时出庭，如果法院觉得朱双林当时的身份属于必须参加诉讼的共同诉讼人，就应该告知朱双林需同时以共同诉讼人的身份参加诉讼。同时，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六条的规定，民事案件的审判权由人民法院行使，即朱双林以何种身份被列为诉讼当事人，是法院权利行使范围。故朱双林在前两案中未被列为诉讼当事人参加诉讼，并不能归咎于朱双林自身的原因。（五）生效判决认定原涉案房屋存在共有人，从而支持朱晓明的诉求确认朱钟奇与朱玲彦签订的合同无效。朱双林认为两者并不存在关联性。依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双方、合同内容本身以及朱晓明在生效判决中对朱钟奇、朱玲彦房屋交易所做的陈述，与上述合同无效的五项条款并不适格。依照物权法第九条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涉案房屋原登记在朱钟奇名下，其享有涉案房屋全部产权。无论李贤兴生前是否该房屋的共有人，依照民法通则第九条“公民民事权利死亡时终止”的规定，李贤兴在死后依法不可能经登记取得实际发生效力的涉案房屋物权份额，即不符合继承法第三条，李贤兴死亡时留下的个人名下合法财产的遗产法律界定。所以无论是朱双林、还是朱晓明都不可能到房管局办理对李贤兴物权份额部分的继承。因此，朱双林、朱晓明也就不存在是涉案房屋共同共有人的前提条件，更谈不上所谓的朱钟奇擅自出让房屋侵权的事实存在。（六）生效判决认定朱钟奇原涉案房屋存在共有人李贤兴，存在认证主体不适格的因素。因朱钟奇、李贤兴均已亡故，现有证据，均证明涉案房屋不存在共有人。而作为朱钟奇、李贤兴的继承人，朱双林与朱晓明在法律上为同一性质的身份，为同一继承利益体，且都不是构成该基本事实的当事人。依照物权法第九条的规定，不能对涉案房屋不动产物权在未经登记情况下，认为朱钟奇与李贤兴共同共有。
朱晓明答辩称：（一）朱双林不具有提起案外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有权提起撤销之诉的主体应当是因不能归责于本人事由而未参加诉讼的案件第三人。朱晓明与朱玲彦房屋买卖合同之诉即（2011）穗中法民五终字第657号案，朱晓明与朱双林都有权利提起诉讼，该案件的处理结果与朱双林有利害关系，朱双林不可能不知道。因朱双林与朱玲彦是父女关系，朱双林坚持该房屋买卖合同有效，房屋应归朱玲彦所有，既不对朱玲彦提起诉讼，也不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反而作为朱玲彦的委托代理人参与朱晓明诉朱玲彦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为朱玲彦争取涉案房屋竭尽全力。对于该案朱双林是清楚的，其未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是归责于其本人的事由。（二）朱双林混淆了申请再审与案外人撤销之诉的概念。朱双林提起本案案外人撤销之诉，但主张的法律依据是民事诉讼法第200条，而该条款所列举的是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事由，并不能适用案外人；朱双林所主张的事由，均是案件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事由。（三）朱双林的诉求已经超过案外人应当提起撤销之诉的期限。《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规定，案外人可以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民事权利受到生效裁判侵害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朱双林在（2011）穗中法民五终字第657号案中，以朱玲彦委托代理人身份参加诉讼，对该案判决结果及生效时间，都十分清楚，该判决于2011年6月3日生效，早在2011年底已超过申请撤销的期限。虽然民事诉讼法对法律修改前已生效裁判文书是否行使撤销权未进行规定，但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有理由相信对于民事诉讼法修改前已生效的判决，案外人不得以新法律条文提起撤销之诉。（四）生效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是正确的，且未损害朱双林的任何民事权利。朱双林起诉的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朱钟奇与李贤兴从未就涉案房屋进行财产约定，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两者生前曾对财产处理有过约定。既然涉案房屋是在朱钟奇与李贤兴婚姻存续期间取得，没有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应认定夫妻共同财产。李贤兴去世后，朱晓明作为其女儿对共有财产具有合法继承权，当然成为该财产的共有人，朱钟奇未经共有人同意擅自处分共有财产，买卖行为必然无效。朱钟奇虽然是房屋买卖合同中的卖方，因已去世，不是诉讼案件的当事人，何来剥夺朱钟奇辩论权之说。朱晓明作为原告提起诉讼，请求法院确认朱钟奇与朱玲彦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主体资格合法，不存在朱双林所称朱晓明同时充当原、被告的情况。朱双林不愿意参加到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诉讼中，完全是因为其自身的原因。事实上，朱双林的民事权益不仅没有受到损害，反而因朱晓明提起房屋买卖无效之诉得到保障，致使其对涉案房屋享有合法继承权。如果朱双林认为这是属于不当得利，完全可以主动放弃继承，办理公证，由其他继承人全部继承涉案房产。（五）朱双林所述的事实和理由，并非事实。1、没有任何法律文书将朱钟奇作为诉讼案件的当事人进行审判，仅是对其生前与朱玲彦发生买卖行为是否有效进行审理和判决；2、涉案房屋并非买卖合同无效的标的物，在该案中朱晓明仅主张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并没有主张直接拥有涉案房屋的所有权；3、朱晓明并未将确认朱钟奇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作为诉讼请求，而是作为主张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部分提出，也从未提出过要追究朱钟奇的责任；4、朱钟奇已去世，不具有诉讼当事人的诉讼主体资格，也没有必要将朱钟奇列为被告；5、朱钟奇持有房产证中，确实没有共有权人的记载，在要求撤销朱玲彦房产证恢复登记在朱钟奇名下时，作出无其他共有权人的表述并无不妥，这里本意是指在房管机关登记的共有权情况。（六）朱晓明的诉讼目的和诉讼方式都是依法进行的，不存在继承侵吞的情况。朱双林对父母的合法婚姻关系存在质疑，并私自取走其财产，侵犯朱钟奇财产权和名誉权的是朱双林。朱钟奇与朱玲彦是买卖合同关系，也是爷孙关系，朱玲彦不可能不知道存在其他共有人，不构成善意取得。朱钟奇与朱玲彦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已被法院认定为无效。朱玲彦取得涉案房屋是通过买卖行为，该买卖行为并非存在合法之上，该财产归属于遗产，是法律公正的体现。基于上述理由，朱晓明请求法院在查清本案事实的基础上，驳回朱双林的全部诉讼请求。
朱玲彦答辩称：同意原告朱双林的诉讼请求。朱双林是朱玲彦的父亲，在生效的（2011）穗中法民五终字第657号案中，均为朱玲彦委托的诉讼代理人，其在本案中所述观点及所举证据与朱玲彦一致。（一）生效判决将死者朱钟奇作为当事人列入审判诉请并被判决，超出法律规定的诉讼范围；将朱钟奇与朱玲彦就涉案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诉求，改变成朱钟奇与朱玲彦就涉案房屋买卖行为无效，超出了诉求范围。（二）生效判决适用的法律都是朱钟奇、朱双林、朱晓明三人在李贤兴去世后如何对涉案房屋的继承权产生的权益纠纷展开认定，但仅有朱晓明一人作为当事人涉案，朱玲彦并非继承人，生效判决认定的民事责任违背了法律规定。（三）朱晓明在生效判决中并不能代表其声称的诉讼主体，即李贤兴的继承人提出诉讼主张和理由，因为朱双林对此持相反观点，反对其主张，该主体不能成立。（四）朱晓明同时身为朱钟奇的继承人之一，未对涉案房屋履行朱钟奇生前民事义务的责任，其也不享有对该标的物的独立请求权。生效判决撇开朱玲彦，直接将朱玲彦的物权变成遗产继承，完全暴露了朱晓明通过违法虚假诉讼，达到侵占朱玲彦财产的目的，符合民法通则关于不当得利的特征。（五）朱晓明原案主张朱钟奇并非涉案房屋唯一占有人，却在其后另一涉案诉讼提交的证据中，主张涉案房屋是朱钟奇独有，充分证明朱晓明陈述是虚假的、前后矛盾的。（六）朱玲彦作为涉案房屋的受让人，接受朱钟奇的提议，并已按房屋交易的法定程序与朱钟奇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办理登记手续，支付合理房款，并经产权变更、过户取得涉案房屋产权，属于善意取得，其合法权益应该受到法律保护。朱晓明对朱玲彦支付房款的事实不予确认，应负有举证责任。（七）朱玲彦完全赞同朱双林为避免不当得利而提起的本案撤销之诉，而且请求法院对原判决违法多收的诉讼受理费予以纠正，判决原审法院退还多收的受理费。综上所述，朱玲彦请求法院依据案件事实和理由，对（2010）越法民三初字第2271号、（2011）穗中法民五终字第657号判决予以撤销，以保护朱玲彦的合法权益。
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
原审法院查明：朱晓明于2010年8月10日以朱玲彦为被告，向越秀区法院提起诉讼，认为：朱钟奇与李贤兴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了朱晓明及朱玲彦的父亲朱双林两个子女。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72号大院2号701房是登记在朱钟奇名下的房产，为其与李贤兴的夫妻共同共有的房屋。李贤兴于2008年3月28日去世后，涉案房屋一直未分割析产，朱双林与朱钟奇共同生活期间，与朱玲彦恶意串通，哄骗朱钟奇于2009年6月13日与朱玲彦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将涉案房屋以低价买卖的方式过户至朱玲彦名下。朱晓明认为朱钟奇患有精神病及老年痴呆症，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其法定监护人的同意处分涉案房屋，行为无效。另外，李贤兴去世后，涉案房屋发生继承，依法应由朱钟奇、朱晓明、朱双林三人共同共有，朱钟奇擅自转让该共有财产，侵犯了朱晓明的财产权亦剥夺了朱晓明作为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等等。故朱晓明诉请：确认朱钟奇与朱玲彦签订的关于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72号大院2号701房的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确认上述房屋由朱钟奇的法定继承人所有。越秀区法院告知朱晓明，诉请确认涉案房屋由朱钟奇法定继承人所有与该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应另行诉讼。为此，朱晓明当庭撤回了该部分诉讼请求。朱玲彦该案辩称：不同意朱晓明的诉讼请求，朱钟奇生前并无患严重精神病及老年痴呆症，涉案房屋的产权登记为朱钟奇一人所有，朱玲彦向朱钟奇购买涉案房屋的整个交易流程都是经过房管局审核的，朱钟奇对此没有异议，朱玲彦获得外婆的资助从而支付购房款，为善意、合法、无过错的买方，其取得涉案房屋的产权依法应受法律保护。对于上述诉讼，越秀区法院审理查明：“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72号大院2号701房（建筑面积121.5787平方米）原登记在朱钟奇名下，房管部门于2002年8月6日向朱钟奇核发了该房屋的《房地产权证》。朱钟奇与李贤兴为夫妻关系，二人生育有朱晓明及朱玲彦的父亲朱双林两个子女。朱玲彦为朱钟奇的孙女。李贤兴于2008年3月28日死亡，朱钟奇于2009年10月10日去世。李贤兴死亡后，涉案房屋未办理继承手续。2009年6月13日，朱钟奇与朱玲彦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朱钟奇将涉案房屋以728000元的价格出售给朱玲彦。现涉案房屋登记于朱玲彦名下。朱玲彦在庭审中表示，朱玲彦在获得其外婆资助的情况下已向朱钟奇支付了约定的购房款，为此提供了契税、房屋登记费、房款发票等票据证明其付款情况。朱晓明质证称，对上述收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其支付购房款的情况。就朱钟奇与李贤兴的登记结婚时间，朱晓明称于1960年4月30日登记结婚，并提供1970年填写、朱钟奇的干部履历表，其中爱人名称一栏记载为李贤兴。朱玲彦表示不清楚具体登记时间，对上述履历表无异议。目前未有证据反映朱钟奇将房屋过户至朱玲彦名下已经朱晓明同意”。为此，越秀区法院于2010年12月23日作出（2010）越法民三初字第227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朱钟奇与朱玲彦买卖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72号大院2号701房的行为无效。
朱玲彦不服上述判决，向原审法院提起上诉。原审法院二审查明：“针对原审判决查明内容，朱玲彦提出以下异议……。朱玲彦为了证明李贤兴死亡后，涉案房产及其名下的其他财产已实际分割，在二审中提供了朱双林与朱晓明就李贤兴名下的银行存款、基金、公司股份等财产分割协议证明、朱双林与朱晓明分割李贤兴生前在广州市高泰金箔技术有限公司及广州市家家乐电分公司的股份的收款证明等六份证据。朱玲彦陈述该证据证明李贤兴死亡后，朱双林与朱晓明、朱钟奇达成协议，李贤兴名下的存款、股份、分红、公司债权股息及债券本息、房产份额出租收益等财产已由朱双林与朱晓明进行分割，至于涉案房产的分割是口头约定该房产全部归朱钟奇所有，没有签订书面协议。朱玲彦为了证明其支付购房款的相关事实及款项来源，提供了其向外婆陈玉屏借款证明及其外公中奖的纳税证明、朱玲彦支付房款、朱钟奇接收房款的记帐联、广州市房地产交易与权属登记询问记录表、朱玲彦母亲龚悦清的出生证等证据。朱玲彦还提供了朱双林辞职前工资单等其他证据。针对朱玲彦提供的上述证据，朱晓明认为均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新证据，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或不能证明朱玲彦相关主张，故不予确认。朱晓明为了证明李贤兴与朱钟奇存在夫妻关系，向法庭提交了广东省公证处出具的（94）粤公证外字第03028号《公证书》及李贤兴、朱钟奇户口资料、广州市常住户口登记表等资料。上述《公证书》载明：兹证明李贤兴（女，一九四一年十月四日出生）与朱钟奇（男，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出生）于一九六0年三月二十六日在广东省广州市东山区登记结婚。经法院向广东省广州南方公证处核查，确认该《公证书》的真实性。针对朱晓明提供的上述证据，朱玲彦认为《公证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不具备法律效力，不能说明李贤兴与朱钟奇存在夫妻关系，但没有提供相应证据予以反驳。对其他证据，朱玲彦认为属复印件不予确认。”
原审法院于2011年6月3日作出（2011）穗中法民五终字第657号民事判决，其中“本院认为”内容如下：“依据朱晓明提供的（94）粤公证外字第03028号《公证书》证明内容，法院确认朱钟奇与李贤兴的合法婚姻关系。朱玲彦虽然质疑该《公证书》的证明内容，但没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反驳，对其异议法院不予采纳。在朱钟奇与李贤兴婚姻存续期间，涉案房产于2002年登记于朱钟奇名下。朱玲彦没有证据证明该房产为朱钟奇婚前财产或朱钟奇与李贤兴生前约定了该房产为朱钟奇个人所有，故该房产应属于朱钟奇与李贤兴的夫妻共同财产。虽然朱玲彦主张该房产已由朱钟奇与朱双林、朱晓明口头达成遗产分割协议并约定全部归朱钟奇所有，但朱晓明对此不予确认，朱玲彦提供的相关证据亦没能证实其上述主张，故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李贤兴先于朱钟奇死亡，在其死亡后，其占有涉案房产的财产份额依法应属于朱钟奇与朱双林、朱晓明共同继承的遗产。在遗产继承开始至遗产分割之前，遗产作为整体存在，没有分割为继承人所有，因此，该遗产应为朱钟奇与朱双林、朱晓明的共同共有财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朱玲彦没有证据证明朱钟奇将涉案房产出售并过户至朱玲彦名下经朱晓明同意，故朱钟奇与朱玲彦签订的关于涉案房屋的买卖合同应属无效。朱玲彦作为朱钟奇与李贤兴的孙女，且曾于2005年9月到2008年9月间与朱钟奇、李贤兴共同生活，其对朱钟奇与李贤兴的夫妻关系应当然地清楚，对涉案房产属于朱钟奇与李贤兴的共同财产的事实也应当知道。对此，朱玲彦一方面称其只知道朱钟奇与李贤兴是爷爷与奶奶，但根本不知道他们是否系夫妻关系，另一方面又称其耳闻目睹了朱钟奇与朱双林、朱晓明作为继承人分割李贤兴遗产，两方面陈述显然有矛盾，因此，对朱玲彦该陈述，法院不予采信。朱玲彦在知悉涉案房产存在共有人的情况下，没有经共有人之一的朱晓明同意便与朱钟奇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办理房屋过户手续，该行为不能视为善意，朱玲彦的购房行为不能产生法律规定的善意取得法律后果。综上所述，朱玲彦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故原审法院（2011）穗中法民五终字第657号终审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于2011年6月3日发生法律效力。
原审法院另查明，在（2010）越法民三初字第2271号、（2011）穗中法民五终字第657号案一、二审过程中，朱双林作为朱玲彦的委托代理人参与了全部诉讼活动。
另外，朱晓明曾于2011年8月3日以朱双林为被告向越秀区法院另案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朱晓明与朱双林共同继承位于广州市农林下路72号大院2号701房的房产，朱晓明取得50%房产所有权；2、……。越秀区法院于2012年11月16日作出（2011）穗越法民一初字第2907号民事判决：一、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72号大院2号701房经继承后由朱晓明与朱双林各占有二分之一产权份额；二、……。朱双林不服该判决，向原审法院提起上诉。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作出（2013）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3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于2013年5月16日发生法律效力。
另查明，朱晓明于2012年9月14日向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申请注销（2012）粤房地权穗字第1400402**号《房地产权》。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于2012年11月20日作出穗国房法字（2012）37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为朱钟奇与朱玲彦买卖涉案房屋的行为已被法院生效判决确认无效，该局为朱钟奇、朱玲彦办理该房屋转移登记的合法基础已不复存在。根据《广州市城镇房地产登记办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决定：撤销2009交登01014204号房地产登记的全部登记事项。同日，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发出《关于粤房地权证穗字第1400402**号＜房地产权证＞作废的公告》，以朱玲彦名义申领的粤房地权证穗字第1400402**号《房地产权证》即日起作废。
朱玲彦于2013年2月4日以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为被告、以朱晓明为第三人向越秀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作出的穗国房法字（2012）37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越秀区法院于2013年4月27日作出（2013）穗越法行初字第79号行政判决：驳回朱玲彦的诉讼请求。朱玲彦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原审法院于2013年9月18日作出（2013）穗中法行终字第633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朱双林于2013年2月17日以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为被告、朱晓明为第三人向越秀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将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72号大院2号701房房产重新恢复登记在朱钟奇名下的产权权属行政行为。越秀区法院于2013年5月14日作出（2013）穗越法行初字第81号行政裁定：驳回朱双林的起诉。朱双林不服提起上诉。目前，该案尚在二审期间。
2013年6月14日，涉案房屋产权人登记为朱双林、朱晓明，各占50%的产权。
再查明，朱双林以自己的名义及朱玲彦代理人的身份同时于2013年5月6日向原审法院申请（2011）穗中法民五终字第657号案再审，对于朱玲彦的再审申请，原审法院于同月20日立案审查。同时，原审法院告知朱双林，其不是上述生效判决当事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对其再审申请不予受理。朱双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提起本案诉讼。
朱双林本案庭审中陈述称：一、朱晓明以李贤兴继承人身份提起（2010）越法民三初字第2271号诉讼，但其并不具有独立诉讼请求权。朱钟奇是该案标的物的当事人，依照民诉法规定，一方当事人死亡，应当是终止诉讼，等到当事人继承人表示是否应诉。朱晓明也是朱钟奇的法定继承人，在该案中应替朱钟奇应诉，这就等于该案的原、被告是同一主体。朱双林与朱晓明为同一继承身份人，依法知晓自身没有独立请求权，也相信法院不会允许该种违反法律程序的诉讼得以支持，故朱双林不可能向法院提起独立诉讼。二、朱双林作为朱玲彦的代理人参加诉讼，在诉讼中等于认同当事人的主张和立场，陈述的事实是真实、合法的。朱双林虽然代表朱玲彦，但同时也代表了朱双林的立场，故朱双林认为自己已经参加了该案诉讼。法院若认为朱双林应以自己的身份参加诉讼，就应该追加朱双林为诉讼当事人。朱双林认为（2010）越法民三初字第2271号判决程序不合法，若预先知道这个结果，朱双林会参加诉讼。另外，朱双林已经以朱玲彦代理人身份提起了上诉，参加了庭审。朱双林认为未以自身身份参加（2010）越法民三初字第2271号案诉讼，并不能归责于原告自身的原因。三、民诉法规定案外人在不可以通过另案诉讼解决问题的前提下，才能提出再审申请，期限为两年。朱双林与朱晓明关于涉案房屋的诉讼，直到2013年5月16日（2013）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38号终审判决出来之后，才证实不能通过另案解决，所以朱双林才按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提起再审申请。新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施行时间为2013年1月1日，那么撤销之诉的起诉期间应当以此起算六个月。广州中院立案庭告知朱双林按新民事诉讼法提起本案撤销之诉符合受理条件，朱双林才选择提起本案撤销之诉的。
另外，朱晓明本案提交了其已在（2011）穗中法民五终字第657号案提交过的广东省公证处出具的（94）粤公证外字第03028、03040号《公证书》，证明朱钟奇、李贤兴于1960年3月26日登记结婚以及朱晓明与两者之间子女关系的事实。朱双林庭审中陈述确认（94）粤公证外字第03040号《公证书》的真实性，请求对（94）粤公证外字第03028号《公证书》的真实性进行鉴定，但未提交书面鉴定申请。朱双林还在本案中提交一份财产保全申请书，请求对位于广州市农林下路72号大院2号701房占全部房产50%份额的朱晓明名下房产产权进行诉讼保全。
原审法院判决理由和结果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案外人撤销之诉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依照上述规定，有权提起撤销之诉的案外人应是对案件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或者案件处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朱晓明诉请法院确认朱钟奇、朱玲彦就涉案房屋的买卖合同无效，法院针对朱晓明的诉请及事实理由进行审查，作出（2010）越法民三初字第2271号、（2011）穗中法民五终字第657号一审、二审民事判决，支持了朱晓明的诉讼请求，确认朱钟奇、朱玲彦就涉案房屋的买卖合同无效。因朱双林在上述案件中作为朱玲彦的代理人参与了全部诉讼活动，朱双林、朱玲彦均承认两者对上述两案所述观点和事实理由一致。（2010）越法民三初字第2271号、（2011）穗中法民五终字第657号一、二审判决已经对朱玲彦、朱双林所述的主张进行了全面审查，并已予驳回。朱双林在本案以相同的事实理由主张撤销上述生效判决，缺乏充分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对于朱双林申请对（94）粤公证外字第03028号《公证书》真实性进行鉴定的问题，因该公证书仅涉及李贤兴、朱钟奇夫妻关系的事实，朱双林在（2011）穗中法民五终字第657号案中已经确认两者系夫妻关系，该《公证书》对本案事实认定和处理并不产生影响。故对于朱双林的鉴定申请，不予接纳。至于朱双林申请财产保全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其他损害的案件，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对其财产进行保全、责令其作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其作出一定行为……”。据此可知，财产保全是为保证民事判决得以执行而设立的救济制度，而朱双林本案诉请撤销生效判决，本案判决不存在难以执行的情形。因此，朱双林申请诉讼保全，查封朱晓明名下房产，不予支持。另外，朱玲彦作为生效判决的当事人，其对生效判决所提出的质疑以及认为生效判决多收取案件诉讼费的问题，并不属于撤销之诉审查的范畴，本案不作调处。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百条的规定，于2013年11月11日判决：驳回朱双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朱双林负担。
当事人二审的意见
朱双林和朱玲彦均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朱双林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法院（2013）穗中法民五撤字第8号判决书；2、改判撤销越秀区法院（2010）越法民三初字第2271号案判决书和原审法院（2011）穗中法民五终字第657号案判决书；3、一审及二审诉讼费由朱晓明承担。主要事实及理由是：（一）原审法院审判长隐瞒合议庭成员变更的事由，在未出示作废有法律效力的由民五庭庭长任命并书面出具的原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已朱晓明签收的新法律文书情况下，口头另行替换合议庭组成成员，审判程序违法。（二）审判员在证据交换和开庭审理时违反民事诉讼法对当事人证据质证环节的有关规定，存在违反法官行为规范的行为，多处剥夺朱双林的诉讼权利。其在一审时递交了大量的新旧证据证明朱晓明在原判决的一、二审中，实际上以朱钟奇继承人身份状告死者、案外人朱钟奇，将本应朱钟奇应承担的举证辩护民事责任，硬要并非是朱钟奇继承人的朱玲彦承担，及后来又自相矛盾的到房管局在申请人应书面填写的问询表中替死者朱钟奇作答，说涉案房产原产权权属人是朱钟奇，没有共有人。李贤兴去世后，实际上朱晓明与朱双林在朱钟奇生前就平分了李贤兴遗产的事实确实存在。但在证据交换时，审判员对其与朱晓明双方证据有分歧的部分并没有提交到开庭时在合议庭成员参加时进行进一步的质证和安排质证辩论，反而在其多次提及时以脱离审判员主持的议题为由加以阻止，使其提交证据的三性无法在庭上得以辨清，甚至连其提出的证据保全和鉴定都不了了之，有争议的证据原件朱晓明在证据交换时提交的仅有两份证据，甚至在开庭时都没有要求朱晓明当着合议庭成员的面出示进行真假辨别。另外，原一、二审的两份判决书究竟存在何种错误，都被审判员主持的庭审排除出本案审理范围，审判长对朱双林的提问充满扮演剧本色彩，问其如果以本人身份参加原一审审理，自认为应该是原告、被告还是第三人，如果参加了审理，会否影响判决结果，如果让你来判，应该怎样判。反而对诉讼实体究竟谁是谁非，本案证据的证明事实能力如何，没有兴趣知晓，在这种刻意压制其诉讼权利伸张的庭审中，其变成审判员替朱晓明榨取收集不利于其的口供证据对象，所谓的第三人撤销之诉，演变成审判员对原审判决成果保卫之诉。（三）一审在判决书中，以原审法院的错误认定，因其以代理人身份参加诉讼，认定其承认朱钟奇与李贤兴的夫妻关系，以及将证据交换时记录员有意遗漏导致的所谓朱晓明递交的朱钟奇、李贤兴婚姻公证书，其认为与本案无关作为判决的主要证据采用，与基本事实相反。错误拒绝其举证的相对于657案属于新的证据，所谓其以与657案相同的事实理由进行起诉，属查明事实不清。一审审判员不是依照民事诉讼法第56条，以本案有效证据为依据，去审核原审判决是否存在对案外人存在侵权和错误之处，而是认为原审生效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有法律效力，可以不加甄别的利用来对付案外人，本末倒置，如果原审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对所有人都合法有效，那么该案根本没有立案的必要，简直是拿案外人不当一回事，而朱双林在原审中，根本没有承认朱钟奇与李贤兴是夫妻关系，因为原一审的原告证据材料显示，材料中当事人自述与李贤兴是夫妻关系是来自朱钟琦的，所谓朱双林作为朱玲彦诉讼代理人承认二人为夫妻关系，也仅是指朱钟琦与李贤兴，朱双林又不是夫妻关系的当事人，不管承认与否，与它人之间是否夫妻的事实真相没有关联，换句话来说，如果朱双林承认合议庭组成人员之间存在夫妻、姐妹关系，是否能成立？至于其在证据交换笔录中所记录的与本案无关，完全是指朱晓明提供的该证据之一，朱晓明本人的身份公证书与本案无关，但该原件恰好说明该证据之二，朱钟奇与李贤兴的婚姻公证书原件页面对比新旧程度有很大出入，这些在法庭的录音录像中不难找到真相。原审判决认为其实际参加了2271案、657案的审理过程，承认观点立场与朱玲彦一致，故认为受生效判决约束不能再对此案法院认定结果提出异议，完全是不顾事实的片面认定。首先，其已经说明本身身份与朱晓明一致，同是朱钟奇、李贤兴的法定继承人，朱晓明在没有与其取得一致观点立场的前提下，擅自以上述身份向法院状告朱玲彦和案外人朱钟奇，提起的民事主张依法属没有独立请求权的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中朱钟奇一方的法定合约履行第三人，没有请求资格。2271案起诉是不成立的，因当事人朱钟奇死亡，依法应中止诉讼，等到朱晓明愿意放弃朱钟奇继承人身份，同时通知朱双林到庭替死者朱钟奇应诉才能重新审理。由于立场相反，诉求不被朱晓明接受，朱双林不可能自行申请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而法院没有依法传唤其必须以与朱晓明同样的身份并列为原告参加诉讼，故此，其继承人身份根本未获得诉讼权，责任在法院，不能归咎于朱双林，而只有657案判决结果变成事实，已经构成对其自身和对死者朱钟奇侵权行为成立，其才依法获得起诉权利，才能在本案中行使诉权。（四）朱晓明在原一审庭审时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朱钟奇与李贤兴生前曾对财产处理有过约定，在没有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应认定夫妻共有财产，完全是有朱晓明自己一手造成的。首先，依照法律原则，谁主张，谁举证，朱晓明由始至终一直不能举证证明朱钟奇与李贤兴存在婚姻关系的关键证据，两人的结婚证书，连所谓的登记日期都是谎称从李贤兴的个人日记看到，所凭借的是婚姻公证书原件，涉嫌造假，其已前往广州南方公证处请求公证书复核，得到当时公证员的初步答复是，该公证书仅是有朱钟奇与李贤兴的户口本依据，且公证号注明是（94）粤公证外字第03028，按照公证规定，仅适用于境外公证所需，并在境外才产生法律效力。而且如查明当时公证确实没有当事人提交结婚证书或登记机关补开的婚姻关系证明书，该公证书会启动撤销程序，至于朱晓明提供的公证书有新旧不同的当事人照片，纸张新旧不同等存在，与原公证书不相同，涉嫌造假，应以备案公证书为准。另外，朱晓明选择当事人朱钟奇去世半年多后，趁办理朱钟奇丧事时的混乱，涉嫌到朱钟奇住所将重要证据取走，然后状告朱钟奇，摆明死无对症，却反咬定朱双林提交不到属朱钟奇负举证责任的证据，根本是违反民事诉讼法举证规定的。对自己的被继承人朱钟奇既不列为被告，又请求法院对其审判，其诉求超出了法院管辖权之外，法院判死者的生前民事行为并导致其后发生的追究朱钟奇死后需自行承担新产生的有关无效后出现的房款归还朱玲彦，房屋产权由朱钟奇申请重新登记到自己作为死者名下这些根本不可能完成的民事义务，令人匪夷所思。另外，朱晓明在房管局书面认定涉案房屋属朱钟奇所有，没有共有人，辩称是因为房产证中确实没有共有人，却故意无视了该问询表设立的本意，在问询表下面的房管局注明清楚写到，问询表填写人需真实反映事实的真相，而不是房产证记载，如有虚假，需承担法律责任。房产证的记载，房管局在审核时本就知晓，设立问询表，是防止事实上出现与房产证和登记簿不一致的情况。现在既然朱晓明认为其填写没有共有人的行为是因为房产证记载，没有不妥之处，如此一来，退一步来说，那么就算当年朱玲彦仅单凭根据房产证记载没有共有人，以及朱钟奇填写确认的房屋买卖问询表中涉案房屋没有共有人去买卖却被认为此确认并无不妥的朱晓明起诉，被法院判买卖行为无效!那么朱晓明填写房屋买卖问询表与法院根据朱晓明陈述判决认定的事实相反，如果是虚假的，究竟那一头是虚假，应该承担什么法律责任！事实上，只能证明朱晓明根本就是清楚涉案房屋事实上就属于朱钟奇独有，没有共有人！而且证据确凿。综上所述，请求法院对一审的各方证据有争议部分重新组织质证，根据朱钟奇、朱玲彦、朱晓明、朱双林以及国土局（经办人盖私章）五方都书面承认朱钟奇对涉案房屋拥有全部产权，没有其它共有人的房屋登记问询表证据，还原事实的本来面目，对一审审理程序违法予以认定，经审判支持其上诉请求。
朱玲彦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法院（2013）穗中法民五撤字第8号判决书；2、改判撤销越秀区法院（2010）越法民三初字第2271号案判决书和原审法院（2011）穗中法民五终字第657案判决书；3、一审及二审诉讼费由朱晓明承担。其主要事实及理由是：（一）原审法院审判长隐瞒合议庭成员变更的事由，在未出示作废有法律效力的由立案庭任命并书面出具的原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已被签收的新法律文书情况下，口头另行替换合议庭组成成员，审判程序违法。（二）审判员在证据交换和开庭审理时违反民事诉讼法对当事人证据质证环节的有关规定，存在违反法官行为规范的行为，剥夺了其诉讼权利。其在一审时递交的证据证明朱晓明在原判决的一、二审中，实际上以朱钟奇继承人身份状告死者、案外人朱钟奇，将本应朱钟奇应承担的举证辩护民事责任，硬要并非朱钟奇继承人的朱玲彦承担，以及自相矛盾的又到房管局在问询表中替死者朱钟奇作答，说涉案房产原产权权属人是朱钟奇，没有共有人。以及李贤兴去世后，实际上朱晓明与朱双林在朱钟奇生前就平分了李贤兴遗产的事实确实存在，但在证据交换时，审判员对双方证据有分歧的部分并没有提交到开庭时在合议庭成员参加时进行进一步的质证和安排质证辩论，反而在朱玲彦多次提及时以脱离审判员主持的议题为由加以阻止，使其提交证据的三性无法在庭上得以辨清。另外，原一、二审的两份判决书究竟存在何种错误，都被原审法官主持的庭审排除出本案审理范围，在这种刻意压制其诉讼权利伸张的庭审中，没有见到法院因第三案外人的加入，决心纠正原案判决错误的诚意。（三）朱晓明在原一审庭审时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朱钟奇与李贤兴生前曾对财产处理有过约定，没有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应认定夫妻共有财产，完全是由朱晓明自己一手造成的，首先法律原则，谁主张，谁举证，朱晓明一直不能举证证明朱钟奇与李贤兴存在婚姻关系的关键证据，两人的结婚证书，连所谓的登记日期都是谎称从李贤兴的个人日记看到，凭借的是婚姻公证书，而且涉嫌造假，其已前往广州南方公证处请求公证书复核，得到当事公证员的初步答复是，该公证书仅是有朱钟奇与李贤兴的户口本依据，且公证号注明是（94）粤公证外字第03028，按照公证规定，仅适用于境外公证所需，并在境外才产生法律效力。而且如查明当时公证确实没有当事人提交结婚证书或登记机关补开的婚姻关系证明书，该公证书会启动撤销程序。至于朱晓明提供的公证书有新旧不同的当事人照片，纸张新旧不同等存在，与原公证书不相同，涉嫌造假，应以备案公证书为准。另外，朱晓明选择当事人朱钟奇去世半年多后，趁办理朱钟奇丧失时的混乱，涉嫌到朱钟奇住所将重要证据取走，然后状告朱钟奇，摆明死无对症，确反咬定朱玲彦提交不到属朱钟奇负举证责任的证据，根本是违反民事诉讼法举证规定的。另外，朱晓明在房管局书面认定涉案房屋属朱钟奇所有，没有共有人，辩称是因为房产证中确实没有共有人，却故意遗漏了该问询表设立的本意，在问询表下面的房管局注明清楚写到，“问询表填写人需真实反映事实的真相，而不是房产证记载，如有虚假，需承担法律责任”。房产证的记载，房管局早就知晓，设立问询表，是防止事实上出现与房产证不一致的请况。现在既然朱晓明认为其填写没有共有人的行为是因为房产证记载，没有不妥之处，如此一来，退一步来说，那么就算当年朱玲彦仅单凭根据房产证记载没有共有人，以及朱钟奇填写确认的房屋买卖问询表中涉案房屋没有共有人去买卖就被认为此确认并无不妥的朱晓明起诉，被法院判买卖行为无效!那么朱晓明填写房屋买卖问询表与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相反，如果是虚假的，应该承担什么法律责任！事实上，只能证明朱晓明根本就是清楚涉案房屋事实上就属于朱钟奇独有，没有共有人，而且证据确凿！为此，请求法院对一审的各方证据有争议部分重新组织质证，根据三方都承认朱钟奇对涉案房屋拥有全部产权，没有其它共有人的房屋登记问询表证据，还原事实的本来面目，对一审审判员审理程序违法行为予以追究，经审判支持朱玲彦的上诉请求。
朱晓明辩称：（一）关于朱双林、朱玲彦在上诉状中提到的审理程序的问题。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应当在开庭通知合议庭组成人员，立法用意在于保障当事人行使申请回避的权利，但不等于通知后的合议庭组成人员不能变更。原审法院已经告知朱双林、朱玲彦合议庭组成人员的变化，朱双林、朱玲彦如果认为妨碍本案公证审理的，可以行使申请回避的权利。而朱双林、朱玲彦既没有申请回避也没有要求将开庭日期延后至民诉法规定的通知期限，应当视为朱双林、朱玲彦没有申请回避或延期审理的事由，何况朱双林、朱玲彦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合议庭人员的变化本案的公证审理带来不利影响。现朱双林、朱玲彦以原审程序存在问题推翻原判决，观点明显不能成立。（二）朱双林、朱玲彦朱双林不具有提出案外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6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的驳回诉讼请求。在其与朱玲彦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之诉即（2011）穗中法民五终字第657号案中，其与朱双林、朱玲彦朱双林都有权利提起诉讼。该案件的处理结果与朱双林、朱玲彦利害关系，朱双林、朱玲彦不可能不知道，但因二朱双林、朱玲彦是父女关系，朱双林坚持该房屋买卖合同有效，房产应归朱玲彦所有，既不主动提起对朱玲彦的诉讼，也不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反而作为朱玲彦的委托代理人参与了朱晓明与朱玲彦的房屋买卖合同之诉。为朱玲彦取得讼争房产可谓竭尽全力。对该案件的审理过程，朱双林十分清楚，但坚持不参加诉讼。这完全属于归责于其本人的事由，因此朱双林、朱玲彦朱双林已经不具备提起案外人撤销之诉的原告主体资格。（三）已生效的判决书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非常正确，不存在错误也没有损害朱双林、朱玲彦的民事权益。1、关于问询表问题。其在房管局填写的问询表中，关于是否存在共有一栏，选择了“否”，朱双林、朱玲彦大做文章，其实是朱双林、朱玲彦的理解偏差，朱晓明所理解的问询表，是为办理涉案房产的变更登记使用，在变更登记之前，房产证上载明的房产信息为朱钟奇所有，后为朱玲彦所有，就涉案房产在房管部门的登记情况来看，这两份权属证来看，都不存在有共有情况的登记记载，朱晓明按此情况填写，不存在前后矛盾的问题。2、关于朱钟奇与李贤兴生前是否对财产有过约定的问题。没有证据证明朱钟奇与李贤兴生前对财产处理有过约定，朱双林、朱玲彦朱双林单方捏造朱钟奇与李贤兴生前对财产处理协议，上面没有朱钟奇与李贤兴的签名，也没有证人证明。法院不予采信合理合法。对朱钟奇与李贤兴对财产约定主张，举证责任在于朱双林、朱玲彦要求撤销657号案的原审被告朱玲彦，朱玲彦在该案中未尽举证责任。3、关于举证证明朱钟奇与李贤兴为夫妻关系的公证书的真实性的问题。因该公证书金涉及李贤兴、朱钟奇在夫妻关系的问题，而朱双林、朱玲彦朱双林在657号案中已经两位被继承人存在夫妻关系的事实。因此，该公证书的真实性对于本案的事实认定不存在影响。朱双林、朱玲彦要求重新质证的理由明显不成立。基于上述理由，请人民法院在查清本案事实的基础上，驳回朱双林、朱玲彦的全部上诉请求。
本院查明的事实、判决理由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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