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3民终614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华春，男，1969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徐州市铜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丙立，徐州市铜山区张集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贺，男，1992年10月7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徐州市铜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昌亮，徐州市铜山区张集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红旗，男，1975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徐州市铜山区。
原审被告：徐州市铜山区张集镇二陈村第八村民小组，住所地徐州市铜山区张集镇二陈村。
负责人：李军，该村民小组组长。
上诉人华春因与被上诉人孙贺、原审被告徐州市铜山区张集镇二陈村第八村民小组（以下简称二陈村八组）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2017)苏0312民初24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华春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诉讼费用由孙贺承担。事实及理由：1、孙贺的父亲在1999年1月1日与二陈村八组签订了《鱼塘承包合同》，明确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后孙贺的父亲于2006年10月3日死亡，从1999年1月1日至2006年10月3日，孙贺的父亲并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交纳承包金的义务，二陈村八组有权收回鱼塘。2、2014年12月2日，二陈村八组组长和村干部找到孙贺的叔叔孙红旗，要求收回鱼塘，并给付孙贺1万元地面附着物赔偿，孙贺已经收到该款，其与孙红旗也同意村组收回鱼塘。2015年1月1日，经二陈村八组议事会成员同意，并报村委会将涉案鱼塘发包给华春，一审判决对此只字不提，也未给出合理解释。3、一审判决认定华春与二陈村八组恶意串通签订《洼塘承包合同书》，损害他人利益，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孙贺辩称，孙贺的父亲与二陈村八组签订的《鱼塘承包合同》正在履行期间，双方并未解除合同，华春与二陈村八组在明知该事实的情况下又签订《洼塘承包合同书》，这显然属于法律规定的恶意串通情形，一审法院判令该合同无效符合法律规定。
二陈村八组述称，孙贺多年没有交过承包费，依照合同约定村民小组有权收回鱼塘，在华春承包鱼塘之前，鱼塘管理者孙红旗已经与华春协商好了，村民小组给付孙红旗1万元，鱼塘由村民小组收回。
孙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二陈村八组与华春于2015年1月1日签订的《洼塘承包合同书》无效。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9年1月1日，孙启凤（孙贺父亲）与二陈村八组签订《鱼塘承包合同书》，合同约定二陈村八组将位于孙启凤门前的鱼塘承包给孙启凤，该鱼塘四至为东到路西沟，西到王兆良院东四米，北到东西路，南到东西路，用途为养鱼，承包期自1999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孙启凤每年1月1日应一次性付清当年的承包金200元，如孙启凤不按时缴纳承包金，则二陈村八组有权收回鱼塘，孙启凤的损失由其自理。
2006年10月3日，孙启凤因车祸死亡，孙贺系继承人。2007年5月，孙贺因年龄较小委托其叔叔孙红旗将鱼塘经营权转包给华春，华春称缴纳了部分年度的承包金给被告第八小组。孙贺称华春主动要求自行缴纳承包金。
2015年1月1日，二陈村八组将同一鱼塘承包给华春，并签订《洼塘承包合同书》，合同承包期自2015年1月1日至2045年1月1日止，总承包金额为5000元，一次性付清。2016年11月，二陈村八组向孙贺发出解除《鱼塘承包合同书》的通知书，理由为孙启凤去世后，孙贺未缴纳承包金。2016年11月15日，孙贺回复通知书称其已经按照约定履行合同义务，不存在违约情形，二陈村八组无权解除合同。
一审法院认为，合同是否无效属于国家对当事人之间民事法律行为的评价。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孙启凤与二陈村八组签订的合同，约定的承包期限至2018年12月31日，二陈村八组作为合同相对人对该承包期限应该是明知的，华春作为转包人，转包时间较长，也应该知道该承包期限，二陈村八组、华春在明知合同履行期限未届满的情况下，又签订相同内容的合同，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二陈村八组、华春签订合同的时间是2015年1月1日，二陈村八组解除与孙启凤签订合同的通知是2016年11月，签订合同在先，解除合同通知书在后，姑且不评论解除效力（是否缴纳承包金），在二陈村八组与孙启凤的合同不存在无效或解除合同效力被确认时就与华春签订相同内容的合同，损害了孙贺的合同利益。故二陈村八组、华春签订的合同，属于恶意串通，损害孙贺利益的行为，属于无效行为。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华春与徐州市铜山区张集镇二陈村第八村民小组于2015年1月1日签订的《洼塘承包合同书》无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华春与徐州市铜山区张集镇二陈村第八村民小组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华春提供一份张青（华春妻子）与孙红旗签订的书面协议（复印件），内容为：“水泥路往南与王兆亮屋后对齐，公共厕所跟水泥路东对齐（路南），蚕棚、厕所华春打地基前只要妨碍，立即拆除，树木一星期之内伐完，不然后果自负，如果一方违约，经生产队处理。”证明：孙贺同意将涉案鱼塘转让给华春经营，二陈村八组才与华春签订了《洼塘承包合同书》。经质证，孙贺认为该协议与本案无关，也与孙贺、二陈村八组之间的鱼塘承包合同无关，该合同仅是对路边树木作了约定，不能证明孙贺与二陈村八组之间的鱼塘承包合同已经解除。二陈村八组认为该协议是真实的，签订该协议的目的就是孙红旗将鱼塘交给华春，后来华春与生产队再签订协议。本院将综合分析该证据的证据效力。
本院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二陈村八组与华春签订《洼塘承包合同书》时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孙贺利益的情形，该合同应否认定为无效。
本院认为，孙启凤与二陈村八组于1999年1月1日签订《鱼塘承包合同书》，约定由孙启凤承包二陈村八组的涉案鱼塘，承包期为1999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在该合同约定的承包期内，二陈村八组与华春于2015年1月1日签订《洼塘承包合同书》，将涉案鱼塘承包给华春，引发本案纠纷。综合以下几点，本院认为涉案《洼塘承包合同书》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一审法院判决确认该合同无效，符合法律规定。
首先，孙启凤与二陈村八组签订的《鱼塘承包合同书》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尽管孙启凤在承包期内死亡，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其子孙贺在承包期内可以继续承包涉案鱼塘，故涉案《鱼塘承包合同书》对于孙贺、二陈村八组仍具有法律约束力，除非经法定事由、法定程序，双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
其次，二陈村八组与华春于2015年1月1日签订《洼塘承包合同书》，从该合同的签订时间来看，2015年1月1日二陈村八组与孙贺之间的《鱼塘承包合同书》仍然合法有效，当时该合同尚未依法变更或解除。从该合同的签订主体来看，发包人二陈村八组原本就是其与孙贺之间的《鱼塘承包合同书》的发包人，二陈村八组对于涉案鱼塘当时由孙贺承包的事实是明知的；华春则在2007年以来经孙红旗（系孙贺叔叔，由于当时孙贺年龄尚小，故在孙启凤去世后涉案鱼塘由孙红旗代为管理）的许可曾经营涉案鱼塘数年，故对于涉案鱼塘当时的承包状况，华春也应当知情。然而，二陈村八组与华春在明知涉案鱼塘当时的承包人为孙贺的情况下，仍擅自在2015年1月1日另行签订《洼塘承包合同书》，约定由华春承包涉案鱼塘，这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情形，该合同应属无效合同。
最后，华春在诉讼中以其妻张青与孙红旗签订的书面协议为依据，主张孙贺已经同意将涉案鱼塘转让给华春经营，但从该协议的内容来看，双方仅是就鱼塘周边树木等相关附着物的处理作了约定，从中不能得出孙贺已经放弃了涉案鱼塘承包权的结论。华春还主张孙贺未履行交纳承包金的义务，二陈村八组有权收回鱼塘，但是，在合同约定的承包期内，即便二陈村八组收回涉案鱼塘另行发包，也应当首先依法解除合同，否则就构成对孙贺承包经营权的侵害。在2015年1月1日二陈村八组与华春签订《洼塘承包合同书》之前，二陈村八组并未向孙贺主张解除合同。从当事人在诉讼中提供的证据来看，二陈村八组直至2016年11月才向孙贺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但这已经是在其与华春签订《洼塘承包合同书》近两年之后，不能据此证明《洼塘承包合同书》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综上，华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华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娟
审 判 员 周美来
审 判 员 杜 林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四日
法官助理 李帅胜
书 记 员 闫 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