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川01民终9726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刘春秀，女，汉族，1963年4月10日生，住四川省都江堰市。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唐国林，男，汉族，1977年8月1日生，住成都市温江区。
上诉人刘春秀因与被上诉人唐国林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法院（2015）温江民初字第45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没有新的证据和事实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刘春秀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唐国林赔偿上诉人残疾赔偿金34133.4元；评残鉴定费595元。事实及理由：刑事案件中只是认定刘春秀有一定过错，一审认定刘春秀与唐国林纠纷发生过程中有重大过错没有依据，不符合客观事实。刘春秀对《现场调解协议书》中的内容和赔偿项目存在重大误解是客观事实。一审法院不予认可刘春秀存在重大误解没有依据。签订协议时，刘春秀的手伤还没有治疗终结，是否需要评残也不清楚。协议书中约定的“医疗费、营养费”不应当视为对刘春秀受伤产生的所有损失的赔偿，更不应当包含残疾赔偿金。协议中的“概不追究”应当理解为不追究唐国林的刑事责任，并不包括民事赔偿责任。
被上诉人唐国林辩称，唐国林砍伤刘春秀是因为防卫过当，刘春秀过错在先。刘春秀已经通过现场调解协议书获得了赔偿，不应当再另行主张残疾赔偿金。综上，刘春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春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撤销在公安机关组织下双方达成的《现场调解协议书》；二、唐国林向刘春秀支付损害赔偿金共计89720.37元（包括残疾赔偿金48762元、精神损失费3000元、医疗费9065.37元、评残费用1050元、后续治疗费15000元、住院期间的护理费300元、误工费11943元、营养费600元）。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5年3月20日20时许，唐国林因其大嫂即刘春秀辱骂其父亲唐学勤，在其居住的成都市××号铺面外与刘春秀发生争执，随后刘春秀电话邀约其弟弟刘安学前来帮忙。当日22时许，刘安学及其哥哥刘安福、朋友王某来到该处，撞门进入该铺面内院坝中殴打唐国林。后打斗双方来到铺面外，刘春秀用铁钩打唐国林，唐国林返回铺面内抓起菜刀出来砍伤刘春秀及案外人刘安学、刘安福。刘春秀左小指自根部缺失评定为轻伤二级，左手掌面损伤评定为轻微伤，左手环指近节指骨近端骨折评定为轻微伤。唐国林左胸第8肋骨评定为轻微伤；唐学勤右腕背部所受损伤评定为轻微伤。
2015年3月21日至2015年3月24日，刘春秀到武警四川省消防总队医院住院治疗，住院费用共计为5870.85元。
2015年4月29日，唐国林接民警电话通知后到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罪行。同日，唐国林被成都市公安局温江区分局刑事拘留。2015年5月29日，唐国林因涉嫌故意伤害罪，经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由成都市公安局温江区分局执行逮捕。
2015年8月3日，刘春秀到成都现代医院治疗，治疗费共计184元。
2015年9月22日，在成都市公安局温江区分局云溪派出所组织下，唐国林之父唐学勤与刘春秀及案外人刘安学、刘安福签订《现场调解协议书》，约定“刘安学、刘春秀、刘安福同意唐学勤（唐国林父亲）代唐国林支付医疗费、营养费等相关费用，一次性付清30000元（人民币叁万圆整），刘安学、刘春秀、刘安福对此事概不追究。”2015年9月22日，刘春秀及案外人刘安学、刘安福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唐学勤赔偿费用30000元，大写叁万元整。”其中，刘春秀收到赔偿金10000元。2015年9月22日，刘春秀及案外人刘安学、刘安福出具《谅解书》一份，载明：“2015年3月20日晚，刘春秀、刘安福、刘安学在成都市××号门前被唐国林持刀砍伤，现唐学勤代唐国林赔偿我们30000元，我们对唐国林予于谅解，概不追究唐国林的刑事责任”。
2015年9月30日，经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对唐国林实行取保候审。2015年11月6日，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检察院向一审法院提起公诉，指控唐国林犯故意伤害罪。
2015年11月13日，刘春秀委托四川博宇司法鉴定所对其伤情进行鉴定。同日，刘春秀向四川博宇司法鉴定所交纳交通事故伤残等级鉴定费850元以及交通事故伤残等级鉴定加急费200元。2015年11月15日，四川博宇司法鉴定所出具《法医临床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刘春秀因刀砍伤的伤残等级相当于交通事故X（十）级伤残”。
2015年11月17日，唐国林因故意伤害罪被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采信了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双方身份信息，（2015）温江刑初字第421号刑事判决书，医疗费用发票，《武警四川省消防总队医院出院病情证明》，《成都现代医院病情证明书》，《现场调解协议书》，《收条》，《谅解书》，《法医临床鉴定意见书》，鉴定费收据等证据。
一审法院认为，案件的争议焦点是双方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由公安机关组织双方就人身损害赔偿达成调解协议并全部履行的情况下，刘春秀是否有权再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唐国林另行支付赔偿金。唐国林认为其父亲已经与刘春秀达成了调解协议并代其实际支付了调解协议约定的赔偿金，其不应再承担赔偿责任。而刘春秀代理人提交代理意见认为：第一，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组织犯罪嫌疑人家属与受害人进行民事调解没有法律依据，公安机关的调解行为应当无效；第二，《现场调解协议书》的内容只提及了刘春秀的医药费、营养费，刘春秀依据该调解协议所获得的10000元赔偿金也只够刘春秀实际已经发生了的医疗费、营养费，对于刘春秀的后续治疗费、误工损失费、住院生活补助费、护理费、精神抚慰金、残疾赔偿金，调解协议均未涉及，调解协议的内容对刘春秀显失公平，刘春秀之所以在协议上签字，完全是由于自己对现行法律规定的赔偿项目不清楚以及刘春秀手伤未完全治疗终结，对是否需要伤残评定不了解而产生重大误解的结果，故刘春秀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对《现场调解协议书》予以撤销。
一审法院对双方争议问题认定如下：
首先，关于公安机关是否有权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组织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进行调解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公安机关有权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组织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进行调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侦查、审查起诉期间，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提出赔偿要求，经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调解，当事人双方已经达成协议并全部履行，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又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有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合法原则的除外。”因此，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组织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进行调解有明确的依据，刘春秀关于“公安机关的调解行为无效”的主张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其次，关于《现场调解协议书》是否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而可予撤销的问题。刘春秀所提出的“《现场调解协议书》对刘春秀显失公平”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七十二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第一，刘春秀并未举证证明唐国林之父在与其签订《现场调解协议书》时拥有且利用了自身的特定优势并导致双方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原则。唐国林之父与刘春秀在签订《现场调解协议书》时，唐国林已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执行逮捕。在彼时彼刻，唐国林及其父无疑有非常强烈的意愿就民事赔偿问题与刘春秀达成调解以获取刘春秀的谅解。因此，在签订《现场调解协议书》时，唐国林及其父并未处于有利地位，刘春秀也未举证证明唐国林及其父有其他方面的优势，自然谈不上利用自身优势导致了《现场调解协议书》对刘春秀显失公平。第二，刘春秀也未举证证明唐国林之父在与其签订《现场调解协议书》时利用了其没有经验并导致双方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原则。刘春秀系成年人，在唐国林的伤害行为发生后就理应对自身左手手指及掌面所受伤害有一定的认识。同时，刘春秀受到唐国林伤害的时间为2015年3月20日，而《现场调解协议书》签订时间为2015年9月22日，在这期间，刘春秀已分别到不同的医院进行了治疗，医疗诊断结论及医疗费用均能反映刘春秀受伤的性质及程度。因此，相比唐国林及其父，刘春秀对其自身受到的人身损害的认识应当是更加清楚的，在签订《现场调解协议书》时不应存在经验不足并被唐国林之父利用的情形。第三，从内容上看，《现场调解协议书》确定的调解方案并未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原则。其理由在于：其一，就本案的具体事发过程来看，双方系因家庭内部琐事发生纠纷，后刘春秀打电话邀约案外人刘安学、刘安福、王某一起，撞门进入唐国林铺面内的院坝中殴打唐国林，此后，刘春秀还使用铁钩对唐国林进行殴打，然后唐国林返回铺面内抓起菜刀出来砍伤刘春秀及案外人刘安学、刘安福。因此，对于双方纠纷的发生、矛盾升级以及刘春秀左手手指及手掌被唐国林砍伤，刘春秀都是有重大过错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故对刘春秀的人身损害，本就不应由唐国林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其二，从刘春秀可以获得的损害赔偿看，本案系因唐国林的犯罪行为引发的侵权责任纠纷，刘春秀无论是在刑事诉讼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还是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均应适用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和标准，其所主张的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失费、评残费用等均不应得到支持。对于医疗费，刘春秀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在武警四川省消防总队医院、成都现代医院产生的治疗费共计6054.85元与案件有关，其他的药费票据、门诊票据、手工发票不能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而刘春秀主张的后续医疗费15000元也并无医嘱或其他证据能够予以证明。故刘春秀根据《现场调解协议书》的约定获得的10000元赔偿，是完全能够填补其医药费损失的。因此，综合考虑本案双方的过错程度、刘春秀所获赔偿与所遭受损失之间的比例关系，《现场调解协议书》所确定的赔偿条款并非是显失公平的。
再次，关于《现场调解协议书》是否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形而可予撤销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七十一条规定：“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刘春秀主张的“刘春秀在签订《现场调解协议书》时存在重大误解”，其实质就是认为刘春秀在签订《现场调解协议书》时对唐国林之父代唐国林赔偿的10000元是否能够填补刘春秀自身所遭受损害的问题产生了误解。但一审法院认为，刘春秀与唐国林之父签订《现场调解协议书》的时间已是在其受到唐国林人身伤害的半年之后，且在这半年中，刘春秀已先后在武警四川省消防总队医院、成都现代医院进行了治疗，对已经产生的医疗费用以及可能产生的后续医疗费用都应当有清楚的认识，对10000元赔偿款是否能够填补其自身损失不应存有误解。因此，刘春秀所提出的“刘春秀在签订《现场调解协议书》时存在重大误解”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最后，关于《现场调解协议书》已经被履行完毕后，刘春秀是否有权再次要求唐国林予以赔偿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现场调解协议书》系刘春秀及唐国林之父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刘春秀已经基于《现场调解协议书》的约定得到了唐国林之父代唐国林给付的10000元赔偿款，刘春秀无权再要求被告对其所受人身伤害进行赔偿。其理由在于：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七条之规定，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取得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根据刘春秀与唐国林之父在《现场调解协议书》中的约定，唐国林之父代唐国林向刘春秀给付的10000元赔偿款已经包含了“医疗费、营养费等相关费用”，应视为是对刘春秀因受伤害而产生的所有损失的赔偿，且刘春秀也在该协议中明确表示对唐国林的伤害行为“概不追究”，应视为刘春秀承诺将不再要求唐国林对其进行民事赔偿。故刘春秀以提起诉讼的方式再次要求唐国林对其所受人身伤害予以赔偿，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七条的规定，也违背了公民在民事活动中应当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其诉请依法不应得到支持。第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四十八条之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提出赔偿要求，经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调解，当事人双方已经达成协议并全部履行，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又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除非有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合法原则。案件中，在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刘春秀与唐国林之父在公安机关的组织下签订了《现场调解协议书》，唐国林之父代唐国林向刘春秀给付了约定的赔偿款10000元，履行了《现场调解协议书》的约定内容，故在事实上，刘春秀已经丧失了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资格。从统一法律适用尺度的角度看，在这样的情形下，人民法院禁止刘春秀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自然也不应当支持刘春秀通过普通民事诉讼要求唐国林另行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另外，附带民事诉讼是民事诉讼的特殊形式，刘春秀不具备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资格，但是其提起的本案诉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规定的起诉条件，因此，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而不是裁定驳回其起诉。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刘春秀的全部诉讼请求。刘春秀因伤致残且无固定生活来源，一审法院准予其免交应由其承担的案件受理费。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残疾赔偿金及鉴定费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本案侵权人唐国林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上诉人刘春秀基于唐国林犯罪行为的侵害，在达成《现场调解协议书》并履行后依据鉴定意见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残疾赔偿金及鉴定费的赔偿。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刘春秀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现场调解协议书》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形，一审法院对《现场调解协议书》的效力认定正确。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六十三条“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刑事司法解释已有规定的以外，适用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条“其他法律对侵权责任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的规定，可以看出，基于犯罪行为侵害产生的损害赔偿之诉，如果刑事法律有规定的，应优先适用刑事法律。再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条第一款，即“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是对刑事案件被告人是否应当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所作出的规定，至于侵权责任如何承担、赔偿项目如何确定均不属于上述条文规定的内容。故在刑事案件被告人应承担侵权责任的前提下，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相关规定确定具体赔偿项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二款“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的规定，并未将残疾赔偿金及鉴定费纳入赔偿范围。综上，刘春秀上诉请求判令唐国林赔偿其残疾赔偿金及鉴定费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刘春秀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予以免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艳秋
审判员 邓凌志
审判员 谢 芳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八日
书记员 折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