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佛城法民三初字第1765号
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住所地：佛山市禅城区汾江南路37号财富大厦首层01单元、A座4层、5层、6层，注册号：（分）440600000020684。
负责人杨式钗，行长。
诉讼代理人曾铭祥，广东聚英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佛山市悦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佛山市禅城区澜石（国际）金融交易中心7座二层10号之一，注册号：440602000202729。
法定代表人陈伟璇。
被告揭阳市光大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东山区九号街以东四号路南长城住宅28-29号，注册号：445200000026748。
法定代表人李典松。
诉讼代理人杨树添，广东榕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诉讼代理人黄惠堎，广东榕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揭阳市盈通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揭阳市蓝城区月城镇松王工业区，注册号：445221000009965。
法定代表人王奕鹏。
被告陈伟璇，女，汉族，1967年11月24日出生，住所地：佛山市禅城区。
被告潘昭琦，男，汉族，1966年04月27日出生，住所地：佛山市禅城区。现服刑于广东省揭阳监狱。
被告李典松，男，汉族，1966年02月27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
诉讼代理人杜沇，广东榕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诉讼代理人李伟东，广东榕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奕鹏，男，汉族，1973年07月04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揭东县。
被告林银娜，女，汉族，1978年1月8日出生，住所地：广东省揭阳市榕城区。
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诉被告佛山市悦久贸易有限公司、揭阳市光大贸易有限公司、揭阳市盈通工贸有限公司（上述原被告以下分别简称中信银行、悦久公司、光大公司、盈通公司）、陈伟璇、潘昭琦、李典松、王奕鹏、林银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因潘昭琦和悦久公司涉嫌骗取票据承兑罪，本院裁定驳回原告起诉，移送相关司法机关处理。原告不服该裁定，提起上诉。二审撤销原裁定，指令本院对本案进行审理。本案于2016年4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中信银行、被告光大公司、李典松的诉讼代理人及被告潘昭琦本人到庭参加诉讼，其余被告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
一、签约
（一）综合授信合同
2014年9月26日，原告（乙方）与被告悦久公司（甲方）签订编号为（2014）禅银信字第146836号的《综合授信合同》，约定被告悦久公司可以向原告申请使用的综合授信额度为3000万元的额度贷款，可以循环使用，额度使用期为1年，自2014年9月26日起至2015年9月26日止。甲方保证按时偿还授信本息、按时支付应付费用。如甲方明确表示或以自己的行为表明其不能按照或未按照本合同或具体业务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乙方有权停止发放本合同项下的综合授信额度，宣布在本合同项下的债务全部立即到期，要求甲方立即偿还全部或部分已使用的授信额度。乙方因实现债权所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差旅费、律师费、财产保全费等由甲方承担。
（二）银行承兑汇票承兑额度协议
2014年9月26日，原告作为承兑人与被告悦久公司作为申请人的签订编号（2014）禅银承授字第146836号《银行承兑汇票承兑额度协议》，协议约定承兑人同意自2014年9月26日至2015月9月26日在银行承兑汇票最高限额3000万元（不包含保证金，保证金不低于汇票票面金额的40%）为申请人开立银行承兑汇票，汇票最长期不超过6个月。申请人应在汇票到期日前无条件将应付票据款足额缴存于申请人在承兑人处开立的结息账户。不能足额交付时，承兑人对不足支付部分所垫付的票据转为申请人逾期贷款，并根据逾期天数及逾期金额，按日利息0.05%计收罚息。若担保人违反其与承兑人或其他第三人所签订授信合同、担保合同或其他类似合同的，本合同项下的债务提前到期。申请人承担本合同项下的有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公证费、评估费、诉讼费、律师费、执行费等。
2014年9月29日至2014年10月24日，原告作为承兑人与被告悦久公司作为申请人分别签订编号（2014）禅银承字第146715、146720、146724、146942、146948、146955、147318、147321号八份《银行承兑汇票承兑申请书（额度项下使用）》，根据《银行承兑汇票承兑额度协议》约定承兑人同意向申请人签发银行承兑汇票9张，金额分别为500万元，500万元，700万元，680万元，500万元，600万元，630万元，400万元，400万元。汇票到期日分别为2015年3月29日，2015年3月29日，2015年4月9日，2015年4月10日，2015年4月14日，2015年4月16日，2015年4月21日，2015年4月23日，2015年4月24日。
（三）担保合同
1、抵押合同（三份）
2014年9月26日，被告悦久公司作为××与原告作为××签订编号（2014）禅银最抵字第14683603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约定被告悦久公司自2014年9月26日起至2019年9月26日止签定的一系列主合同，包括人民币贷款、银行承兑汇票承兑等融资业务而形成的债权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最高本金余额为3600万元。抵押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应承担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为实现债权及抵押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差旅费等）。抵押物为位于佛山市禅城区澜石（国际）金融交易中心佛山市悦久贸易有限公司及材料存放的仓储公司内的不锈钢等金属包括但不限于各类不锈钢卷板、平板钢管。
2014年9月26日，被告陈伟璇作为××与原告作为××签订编号（2014）禅银最抵字第14683601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约定被告悦久公司自2014年9月26日起至2019年9月26日止签定的一系列主合同，包括人民币贷款、银行承兑汇票承兑等融资业务而形成的债权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最高本金余额为3600万元。抵押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应承担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为实现债权及抵押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差旅费等）。抵押物为位于佛山市禅城区魁奇二路1号三十四座首层20号的房屋所有权、土地使用权。
2014年9月26日，被告潘昭琦作为××与原告作为××签订编号（2014）禅银最抵字第1468360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约定被告悦久公司自2014年9月26日起至2019年9月26日止签定的一系列主合同，包括人民币贷款、银行承兑汇票承兑等融资业务而形成的债权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最高本金余额为3600万元。抵押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应承担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为实现债权及抵押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差旅费等）。抵押物为位于佛山市禅城区魁奇二路1号十三座301房的房屋所有权、土地使用权。
2、保证合同（五份）
2014年9月26日，被告光大公司、盈通公司、陈伟璇、潘昭琦、王奕鹏、李典松作为保证人与原告作为债权人分别签订了编号（2014）禅银最保字第14683601号、14683602号、14683603号、14683604号、14683605号五份《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光大公司、盈通公司、陈伟璇、王奕鹏、李典松自2014年9月26日起至2015年9月26日止，为被告悦久公司签定的一系列主合同，包括人民币贷款、银行承兑汇票承兑等融资业务而形成的债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最高本金余额均为3600万元。保证合同的保证方式为连带担保责任，保证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为实现债权及抵押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保全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公告费、执行费等）。
被告林银娜作为被告王奕鹏的配偶，在其与原告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签字确认，对包括但不限于夫妻共同财产为被告悦久公司的债务作担保不持任何异议。
二、履约
2014年9月29日至2014年10月24日，原告根据《银行承兑汇票承兑额度协议》向被告悦久公司签发了9张票面金额合计为491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
三、违约事实
被告悦久公司未按《银行承兑汇票承兑额度协议》的约定足额偿还票据款和支付利息，已构成违约。为此，原告聘请律师追收以上款项，因而支付律师费10000元按照合同约定应由被告悦久公司承担。
综上，原告有权依法按照上述合同的约定，要求被告悦久公司清偿所有到期或未到期的贷款本金人民币29913666.16元及利息人民币260853.49元（暂计至2015年4月29日）、律师费人民币10000元。被告悦久公司、陈伟璇和被告潘昭琦为上述债务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依法应在最高额抵押担保范围内对被告悦久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光大公司、盈通公司、陈伟璇、潘昭琦、王奕鹏、李典松、林银娜对被告悦久公司的上述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应依法应在保证合同约定最高额度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为此，特起诉，请求判令：
一、被告佛山市悦久贸易有限公司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人民币29913666.16元及利息260853.49元（利息包括罚息，暂计至2015年4月29日止，此后至清偿之日的利息按合同约定的罚息利率计算方法计付）。
二、被告佛山市悦久贸易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本案律师费人民币10000元。
三、原告依法对被告佛山市悦久贸易有限公司位于佛山市禅城区澜石（国际）金融交易中心佛山市悦久贸易有限公司及材料存放的仓储公司内的不锈钢等金属（包括但不限于各类不锈钢卷板、平板钢管等）、被告陈伟璇位于佛山市禅城区魁奇二路1号三十四座首层20号的房屋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被告潘昭琦位于佛山市禅城区魁奇二路1号十三座301房的房屋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的抵押物（抵押物的具体情况详见附表：抵押物清单）享有优先受偿权。
四、被告揭阳市光大贸易有限公司、揭阳市盈通工贸有限公司、陈伟璇、潘昭琦、李典松、王奕鹏、林银娜对被告佛山市悦久贸易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在担保合同约定的最高额范围内依法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五、判令上述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诉讼中，原告明确：诉状有笔误，其中的“本金最高额”均应为“债权最高额”。
被告光大公司辩称：一、悦久公司和中信银行签订《综合授信合同》和《银行承兑汇票承兑额度协议》，在没有真实交易情况下，开具无对价的汇票，套取银行资金，违反《票据法》的禁止性规定，扰乱金融秩序，已经被生效判决确定为犯罪，故应认定《综合授信合同》和《银行承兑汇票承兑额度协议》无效。
已经生效的揭东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查明：自2014年9月份开始，被告人潘昭琦以悦久公司名义，先后与佛山市金顺友联工贸有限公司等签订9份虚构交易的购销合同，利用该虚假合同及其他材料，办理相关手续，向中信银行申请9份承兑汇票，票面金额4910万元、敞口金额2946万元。该院判决认定：悦久公司和该公司的实际经营者潘昭琦，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规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承兑汇票并贴现，敞口金额2946万元，造成银行特别重大经济损失，已经构成骗取票据承兑罪，悦久公司和潘昭琦违法所取得的财物，应依法退赔被害单位。依据上述刑事判决，本案主合同《综合授信合同》和《银行承兑汇票承兑额度协议》应当确认无效，因为：
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法六十四条有关问题的批复》（法释（2013）229）号）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责令退赔。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泛海被非法占有的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综合授信合同》和《银行承兑汇票承兑额度协议》是为实施骗取票据承兑犯罪签订，中信银行为悦久公司开具的承兑汇票的敞口金额，是悦久公司犯罪非法占有的财产，自开出之日起就是犯罪所得，应该通过追赃的方式无条件追回，悦久公司不能依照《综合授信合同》和《银行承兑汇票承兑额度协议》抗辩，中信银行也不得以《综合授信合同》和《银行承兑汇票承兑额度协议》不同意追赃或者主张利息违约金等权利，因而，《综合授信合同》和《银行承兑汇票承兑额度协议》已经不能作为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根据，因而是无效的。
其次，悦久公司采用虚假的购销合同，在没有实际货物交易情况下，与被申请人签订《综合授信合同》和《银行承兑汇票承兑额度协议》，申请签发无对价的汇票，以套取银行资金，违反了《票据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不得签发无对价的汇票用以骗取银行或者其他票据当事人的资金”的禁止性规定，依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应当认定无效；
再次，《综合授信合同》和《银行承兑汇票承兑额度协议》是悦久公司为骗取银行承兑犯罪而签订的，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规定，也应认定无效。
所以，本案《综合授信合同》和《银行承兑汇票承兑额度协议》无效，这是毫无疑问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案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借贷规定》）因为：第一，《借贷规定》第一条明确规定：“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因发放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本规定”，明确排除了金融机构相关金融业务的纠纷的适用。第二，本案是银行票据承兑纠纷，骗取票据承兑犯罪同时违反《票据法》的禁止性规定，影响银行金融秩序，这与民间借贷纠纷是完全不同的；第三，《借贷规定》2015年9月1日才实施，本案在2015年5月已经立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贯彻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第三条第（三）项“本《规定》施行后，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再审案件，适用《规定》施行前的司法解释进行审理，不适用本《规定》”的规定，本案不能适用《借贷规定》。
二、光大公司与中信银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因主合同的无效而无效，光大公司对合同的无效没有过错，对中信银行造成的损失，依法不承担责任。
根据《担保法》第五条“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本案主合同无效，因而作为从合同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也应确认无效，担保人应否承担责任，取决于担保人有无过错，有过错的话，所有担保人承担的责任，也不能超过不能清偿本金部分的三分之一。
本案光大公司作为保证人，是在悦久公司和中信银行联系后，再由中信银行提供格式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光大公司只是按要求在格式合同上签名，悦久公司和中信银行在办理每一笔承兑时，无需光大公司知道，光大公司根本无法对真实性进行审查，因而，光大公司对悦久公司骗取承兑行为完全不知情，没有过错。而中信银行作为承兑银行，依法负有审查汇票有无真实交易的义务，面对悦久公司在这么短期限办理了数额这么多的汇票，购买这么多货物，而且，合同格式、字体完全一样，货物内容完全一样，没有产生合理怀疑，也没有按规定要求悦久公司提供交易发票、运输凭证，完全违反承兑汇票管理规定，有严重的过错，对造成损失，应当自行承担责任。
《最高额保证合同》16.1条“本合同独立于主合同，主合同由于任何原因无效，不影响本合同的效力，本合同仍然有效。甲方在本合同项下的；连带责任效力及于主合同无效后的法律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返还及赔偿损失）”，应当认定无效，理由如下：
第一，《最高额保证合同》是中信银行提供的格式合同，16.1条加重了光大公司的责任，依照《合同法》第四十条“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应当确认无效；
第二，该条是独立担保条款，违反前述《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和《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二条“担保合同是主债权债务合同的从合同。主债权债务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应当认定无效。
故，《最高额保证合同》16.1条，是无效的，不能作为本案审理的依据。
三、《最高额保证合同》是中信银行提供的格式合同，部分条款加大保证人的责任免除中信银行的义务，应当认定无效。
光大公司和中信银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使用的是中信银行2013年1.0版的格式合同，合同第6.2条“甲方了解并同意主合同的全部条款，且认可与主合同相关交易的真实性，甲方自愿为主合同债务人提供担保，其在本合同项下的全部意思表示真实的。甲方承诺即使主合同债务人对授信款项的实际用途与主合同约定不符（包括但并不限于以贷还贷等情形），甲方仍将按照本合同约定承担担保责任”，规定虚假交易、债务人与债权人串通骗取担保等担保人均应承担责任，明显加重保证人的责任；第6.5条“甲方承诺：当主合同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发生约定的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情形，无论乙方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有其他担保，乙方均有权直接要求保证人在其担保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无需事先行使其他担保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先行处置主合同债务人和／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排除了保证人在物之外承担责任的原则的适用，加重了保证人的责任；第6.6条“乙方因任何原因放弃享有的其他担保权利、变更前述担保权利的顺序内容，造成乙方前述担保权利项下的优先受偿权丧失或减少，甲方承诺对乙方承担的保证责任不因之而免除或减少”，既免除了中信银行的义务，也加大了光大公司的责任；前述第16.1条也一样，大大加重了保证人的责任。可见，中信银行提供的格式合同，加重了光大公司的责任，免除了中信银行的义务，中信银行又没有向光大公司作出说明，依据《合同法》第四十条“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应当确认无效。
因此，即便在保证合同有效的情况下，光大公司作为保证人的责任，也仅限于在担保物之外。本案的主债务，有债务人悦久公司提供的存放于仓储公司的价值3600万元的不锈钢钢材及陈伟璇、潘昭琦提供的房屋作为抵押，按中信银行的评估，这些抵押物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过了本案的债务，光大公司也无需承担保证责任。
综上，光大公司认为：本案主合同是为悦久公司在实施骗取票据承兑犯罪中签订的，悦久公司在没有实际交易情况下，申请开出无对价汇票，套取资金，违反《票据法》的禁止性规定，应当确认无效；本案保证合同因主合同的无效而无效，光大公司没有过错，不承担责任；本案悦久公司和潘昭琦提供的抵押物，已经足以清偿债务，中信银行对光大公司的请求，依法应予驳回。另：一、签订保证合同的时候，悦久公司提供自己的价值3600万元的不锈钢以及潘昭琦两处房产做抵押，银行说，光大公司只做形式上的担保，故即使该保证有效，光大公司也应该在物保之外承担责任。二、主合同违反了票据法的禁止性规定，扰乱了国家金融秩序，是损害了国家利益，主合同是无效的，从合同也是无效的。
被告潘昭琦辩称：贷款全部都是按照银行的要求办理的，银行也是有派人跟进，合同是没有实物交易的。对原告诉请的本金、利息有异议，被告潘昭琦已经受到法律的制裁了，不应当再承担本案的民事责任。
被告李典松的答辩与光大公司一致。
诉讼中，原告举证如下：
1、原、被告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身份证等。证明原告和各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
2、（2014）禅银信字第146836号《综合授信合同》；（2014）禅银承授字第146836号《银行承兑汇票承兑额度协议》；《最高额抵押合同》3份；《最高额保证合同》5份，证明原告与被告悦久公司签订了综合授信合同、银行承兑汇票承兑额度协议，双方就各自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同时，被告悦久公司、陈伟璇、潘昭琦就各自的财产作为抵押物与原告分别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被告揭阳市光大贸易有限公司、揭阳市盈通工贸有限公司、陈伟璇、李典松、王奕鹏与原告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若被告悦久公司不履行还款付息义务，则本案相应的被告分别在最高额抵押合同及最高额保证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银行承兑汇票申请书8份（包括购销合同），证明原告依据合同约定，签发票面金额合计491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
4、利息清单。证明被告悦久公司没有依据合同约定偿还汇票款。
5、他项权证。证明被告悦久公司、陈伟璇、潘昭琦就各自所有的财产作为抵押物与原告分别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并办理了抵押登记。
6、代理合同，律师费发票，证明原告为本案诉讼支付的律师费。
被告光大公司质证：
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原告没有提交银监部门批准的办理承兑汇票业务的文件。对证据2，《银行承兑汇票承兑额度协议》是潘昭琦与悦久公司骗取承担汇票签订的，是无效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有悦久公司提供的不锈钢作抵押，《最高额保证合同》封面上所载证明这是原告提交的格式合同，本案所有抵押合同都是格式合同，加重担保方责任，以及减轻对方责任的条款，应当认定为无效。对证据3，银行承兑汇票申请书8份包括购销合同，原告没有尽到审查义务。对证据4，因为是银行提交的，代理人无法确认。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已经垫付了相应的兑付款项。对证据5，无异议。对证据6，因为是原告与对方律师签订的，不应认定。
被告李典松质证：同光大公司的意见，补充一点，原告可以委托律师，也可以不委托律师，由此产生的费用，应该由对方自己承担。
被告潘昭琦的质证意见同上。其余被告未质证。
诉讼中，被告光大公司举证如下：
一、（2015）揭东法刑初字第234号刑事判决书，执行通知书，证明：根据生效刑事判决书的认定，本案承兑是悦久公司和潘昭琦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情况下，为骗取承兑资金开出，本案原告请求归还的，即是刑事犯罪骗取的款项。
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工作人员钟奕、植家炜、叶锦城的询问笔录四份，证明：1、原告在使用格式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与揭阳市光大贸易有限公司、李典松签订时，没有对合同内容进行解释。2、原告对悦久公司提供的抵押物进行监管，严重不负责。3、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的工作人员在办理的综合授信合同时，没有对悦久公司提供的九份《购销合同》进行审查。
原告质证：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无异议，但补充一点，贷款合同以及保证合同都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规贷款。
被告潘昭琦、李典松质证：无异议。其余被告未质证。
本院认证：经审核原件并结合各方的质证意见，本院对原、被告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均予确认，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
另查明一：（2015）揭东法刑初字第234号刑事判决书查明，悦久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是经营有色金属材料、钢材、化工原料、五金配件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陈伟璇，注册资金人民币200万元。该公司的股东以及实际经营者系被告人潘昭琦，被告人潘昭琦与陈伟璇系夫妻关系。自2014年9月份开始，被告人潘昭琦以悦久公司的名义，先后与佛山金顺友联公司、佛山尊贤行公司、佛山亨利威公司、宁波国海公司签订9份虚构交易的购销合同，利用该虚假的购销合同及在揭阳市蓝城区月城镇松王工业区与揭阳盈通公司、在揭阳市揭东经济开发区揭阳市光大码头与揭阳光大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等资料，办理相关银行手续，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申请9份承兑汇票，票面金额共计4910万元，其中敞口金额为2946万元。该判决书认证的证据包含：欠息清单及明细表。证实被告单位于2015年3月30日起至2015年4月24日期间向中信银行佛山分行申请承兑汇票9份，票面金额共4910万元，截至2015年4月29日，9份承兑汇票敞口总金额为29913666.16元，尚欠利息总金额260853.49元。该判决最后认定，被告单位悦久公司及该公司的实际经营者被告人潘昭琦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规，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承兑汇票并贴现，敞口金额2946万元，造成银行特别重大损失，其行为均已构成骗取票据承兑罪。
庭审中，原告及被告潘昭琦均确认经刑事案件后并无追缴及退赔。
另查明二：最高额抵押合同均在条款6.6中约定，无论原告对主合同项下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其均有权直接要求××承担担保责任；最高额保证合同均在条款6.5中作出上述约定。
经询问，原告陈述：案涉不锈钢等抵押动产已被运走。被告光大公司据此认为原告没有履行监管职责，此后又怠于行使担保物权，导致价值3600万元的担保物灭失，依照法律规定，保证人在3600万元内已经免除了保证责任。
另查明三：最高额抵押合同（动产）在条款7.9中约定，本合同有效期内，甲方（××）应定期向乙方（××）书面报告抵押物状态。如抵押物发生被查封、扣押、留置或者被采取其他强制性措施、权属发生争议、受到或可能受到来自任何第三方的侵害、安全或完好状态受到或可能受到不利影响等情况时，甲方应立即书面通知乙方并视乙方需要提供乙方认可的其他担保，因此导致乙方的损失，甲方应在抵押担保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条款9.1约定，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甲方应以适当和有效的方式妥善保管抵押物，保持抵押物的完整和良好状态，并合法、适当地占有、使用、管理和经营抵押物。甲方应接受乙方对抵押物的状况的随时检查。
另查明四：案涉抵押均已办理抵押登记。
据被告潘昭琦庭审陈述：其与担保人李典松等是好友关系，他们出于友情提供了担保。在揭阳签订了保证合同，银行派两个工作人员和我一起过来的。
担保人李典松在公安侦查阶段作证陈述：王奕鹏和潘昭琦为取得中信银行的综合授信，要求我经营的揭阳光大公司提供担保，王奕鹏拿了一份《最高额保证合同》来我公司给我签名盖章。我公司当时为佛山悦久公司做担保时，王奕鹏和潘昭琦的佛山悦久公司的经营状况是正常的。
本院认为：本案虽涉承兑汇票，但依约定，该汇票到期日前银行未获清偿的票款，转作借款人的逾期贷款，而《综合授信合同》亦约定授信额度可用于票据承兑等，即原告系以承兑汇票形式发放贷款，故本案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争议焦点为，贷款及担保合同是否有效及合同有效情形下的责任承担问题。
一、主、从合同效力
关于主合同的效力问题。虽然借款人悦久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潘昭琦涉及骗取票据承兑犯罪，但诈骗行为与合同行为是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行为，即借款人构成诈骗犯罪并不必然导致借贷合同无效，应结合案件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来评判案涉主合同的效力。首先，原告与借款人作为缔约双方，合同的相对人，所签《综合授信合同》及《银行承兑汇票承兑额度协议》本身并不损害国家利益。原告向借款人发放贷款后，借款人未按约还款，其直接损害的是作为商业银行的原告自身的合法经济利益。故不能以借款人构成诈骗犯罪就损害了国家利益来否定合同的效力。上述合同要认定无效，关键应审查贷款人与借款人有无恶意串通的行为，损害了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或是否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从生效刑事判决书及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原告与被告悦久公司签订合同前后，原告是按照银行正常的放贷手续办理，其并未参与悦久公司和潘昭琦骗取票据承兑等不法行为，双方之间并无恶意串通。对这一事实，各被告也并无异议。其次，从合同履行情况看，借款人系通过欺诈手段取得贷款人同意放贷的意思表示，贷款人也通过承兑汇票形式发放了合同项下的贷款，本案借款法律关系成立且已实际履行。故也不能简单地以借款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来否认合同的效力。在此过程中，原告属被欺诈一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故案涉合同应为可撤销或可变更的合同，原告对合同享有撤销权或请求变更。然而，原告并未行使该权利，主张撤销或变更，故本案所涉《综合授信合同》及《银行承兑汇票承兑额度协议》理应为有效合同。再次，按光大公司、李典松的抗辩，原告中信银行依法负有审查承兑汇票有无真实交易的义务，对悦久公司短时间内提供的9份购销合同没有严格审查其真实性，产生合理怀疑，完全违反承兑汇票管理规定，有严重过错，对造成的损失，应当自行承担责任。对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贷款通则》并未规定商业银行违反贷款中严格审查义务的民事责任。中信银行在本案中即使有违反商业银行应加强风险防控和尽到贷款审查义务的行为，也属于违反了内部的管理性规定，并非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所指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即违反管理性规定亦不影响银行信贷合同的效力。故对光大公司、李典松提出因案涉合同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被告光大公司、李典松关于上述主合同无效的抗辩理由均不能成立。
关于担保合同的效力。在本案的主合同即《综合授信合同》及《银行承兑汇票承兑额度协议》有效的情况下，仍应审查原告与各被告所签担保合同是否有效。对此，除非担保合同本身存在无效或担保人有免除保证责任等情形，否则，贷款人有权要求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一）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二）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条的规定，主合同债务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欺诈、胁迫事实的，按照担保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处理。本案保证人如要免除担保责任，须证明主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即中信银行和借款人有欺诈故意，实施了恶意串通的行为，让保证人受骗上当签订了担保合同，或主合同的债权人即中信银行对保证人采取了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下提供了担保，或主合同债务人即本案借款人悦久公司对保证人采取了欺诈、胁迫手段，且债权人中信银行知道该事实。结合本案所涉生效刑事判决书尤其是担保人李典松在公安侦查阶段作证陈述，以及被告潘昭琦庭审陈述等本院查明的事实，2014年9月26日，被告光大公司、李典松等作为保证人与原告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均是按照正常的手续签订合同，系保证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保证人李典松等正是出于与潘昭琦、王奕鹏系朋友关系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除上述事实外，保证人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中信银行与光大公司、李典松等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时有欺诈或与借款人恶意串通等违法行为。因此，各《最高额保证合同》均应为有效。另外，光大公司、李典松抗辩《最高额保证合同》是中信银行提供的格式合同，部分条款加大保证人的责任免除中信银行的义务，应当认定无效。对此，本院认为，保证人作为独立商事主体，应当清楚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后应承担对外提供保证所带来的风险和法律后果。即承担保证责任系保证人固有、天然风险。《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相关条款虽然严苛，但并没有加重保证人应承担的固有、天然的保证责任。故光大公司、李典松不能以《最高额保证合同》系格式合同而认定相关条款无效，进而免除或减轻保证责任。
综上，被告光大公司、李典松关于案涉主从合同无效的抗辩理由均不能成立。
二、借款合同违约责任
因《综合授信合同》及《银行承兑汇票承兑额度协议》合法有效，各方应依约履行。借款人悦久公司在汇票到期日前未足额缴存应付票据款，导致原告垫款，符合合同约定的违约情形，应承担还本付息及赔偿原告律师费损失等的违约责任。原告主张的欠款本息，经本案审查及生效刑事判决书认证，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律师费，贷款合同约定由借款人负担，担保合同约定律师费在担保范围之内，原告亦提交了委托代理合同及律师费发票，且该主张未超过广东省律师服务政府指导价，合法合理，应予支持。
关于被告承担刑事责任后应否再承担民事责任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尽管上述司法解释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所修改，但该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关于“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并未明确被害人在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的情况下不能另案提起民事诉讼。本案中，被告经刑事追诉后，原告损失未得丝毫弥补，故在案涉合同有效的情况下，悦久公司仍应承担归还欠款的民事责任，潘昭琦仍负担保责任。
三、担保责任
1、抵押
动产抵押。被告悦久公司提供其自有的不锈钢等金属包括但不限于各类不锈钢卷板、平板钢管为本案借款提供抵押担保，该抵押为动产抵押，抵押权自抵押合同生效时设立，因已登记，对外具有对抗效力，在担保债权到期未得清偿时，原告依法在相应的最高额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不动产抵押。被告潘昭琦、陈伟璇分别提供不动产对本案债务进行担保，并抵押登记给原告，原告自登记时取得抵押权。现担保债权到期未得清偿，原告对上述抵押财产在相应的最高额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2、保证
关于保证责任的范围。被告光大公司、李典松抗辩案涉不锈钢等抵押动产已被运走、灭失，认为原告没有履行监管职责，此后又怠于行使担保物权，导致价值3600万元的担保物灭失，依照法律规定，保证人在3600万元内已经免除了保证责任。对此，应根据原告与保证人所签保证合同的约定来确定责任。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相关监管责任在悦久公司，并未约定××即原告中信银行对不锈钢等抵押物的监管义务，即原告的抵押权能否实现完全依赖于悦久公司的及时报告和妥善保护。现抵押动产灭失，原告对此并无过错，客观上原告也难以监管，原告亦为利益受损一方。因此，光大公司、李典松主张原告对抵押动产灭失存在过错而免除保证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故，被告光大公司、盈通公司、陈伟璇、潘昭琦、李典松、王奕鹏作为连带保证人，在担保债务到期未得清偿时，应按《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约定，对本案借款各自在最高额3600万元的范围内负连带保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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