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6）粤刑终908号
原公诉机关广东省珠海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肖昌磊，男，1985年5月11日出生，汉族，出生地广东省雷州市，文化程度初中，户籍住址雷州市。因本案于2015年2月4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12日被逮捕。现押于珠海市第一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吴林玉，男，1978年5月21日出生，汉族，出生地广东省湛江市，文化程度初中，户籍住址湛江市麻章区。因本案于2015年2月4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12日被逮捕。现押于珠海市第一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黄培根，男，1980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出生地福建省南安市，文化程度大学，户籍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因本案于2015年2月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12日被逮捕。现押于珠海市第一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黄培枝，曾用名黄培基，男，1977年12月7日出生，汉族，出生地福建省南安市，文化程度高中，户籍住址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因本案于2015年2月4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12日被逮捕。现押于珠海市第一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陈珠，女，1994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出生地广东省雷州市，文化程度高中，户籍住址雷州市。因本案于2015年2月4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12日被逮捕。现押于珠海市第一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肖某，男，1983年2月24日出生，汉族，出生地广东省雷州市，文化程度初中，户籍住址雷州市。因本案于2015年2月4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12日被逮捕。现押于珠海市第一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陈某甲，男，1977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出生地福建省泉州市，文化程度小学，户籍住址泉州市丰泽区。因本案于2015年2月4日被刑事拘留，同月13日被取保候审。
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珠海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黄培枝、肖昌磊、吴林玉、黄培根、陈珠、肖某、陈某甲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一案，于2016年5月3日作出（2015）珠中法刑二初字第99号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肖昌磊、吴林玉、黄培根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听取上诉人的意见，决定以不开庭方式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14年8月，被告人黄培枝经被告人吴林玉介绍认识被告人肖昌磊。后被告人黄培枝与肖昌磊商定，由黄培枝向澳门手机店订购苹果手机等电子产品，肖昌磊负责在澳门提货、拆货并将手机及配件偷带入境，手机包装盒由吴林玉负责偷带进境。黄培枝按偷带电子产品的型号、数量向肖昌磊支付带工费，其中包括应支付给吴林玉的带工费。
2014年10月下旬开始，被告人黄培枝向澳门多家手机店订购iPhone5s、iPhone6手机等电子产品，然后，将货款以及带工费交由被告人肖昌磊安排他人携带出境或通过地下钱庄汇到澳门，再由肖昌磊携带货款前往澳门手机店提货。之后，肖昌磊及其雇请的被告人陈珠、肖某等人将手机主机、配件及盒子分拆，并将手机、配件派发给“水客”经拱北口岸偷带入境，同时肖昌磊、肖某、陈珠也偷带手机入境（被告人肖某参与至2014年12月底）。被告人陈珠或陈彩球（另案处理）负责在拱北口岸广场向“水客”收集偷带入境的手机，再交给被告人黄培枝及其雇请的黄培根或指定商铺。被告人黄培枝、黄培根将上述手机及配件运至深圳市后，通过快递等方式销售给国内客户。手机包装盒则由被告人肖昌磊等人交给被告人吴林玉，由吴林玉及其组织的“水客”经拱北口岸偷带入境，再由吴林玉安排通过快递寄送给黄培枝或指定客户。
2015年1月底，被告人陈某甲出资人民币320900元与被告人黄培枝合作，商定由黄培枝使用陈某甲出资的款项购买手机并走私入境后销售，所得利润二人均分。从2015年1月30日开始，被告人陈某甲与黄培枝、黄培根驾车到珠海市接收走私入境的手机。
2014年11月12日至2015年2月2日，被告人肖昌磊、陈珠还以上述组织“水客”偷带入境的方式为蔡明诗（另案处理）走私iPhone手机273台，并收取带工费。手机货款由蔡明诗向澳门手机店支付，被告人肖昌磊或陈珠在境内收集手机后交给蔡明诗。
2015年2月3日，侦查机关在深圳市抓获被告人黄培根、陈某甲，并查获该两被告人接收的当天走私入境的iPhone6手机126台。同日，侦查机关在珠海市抓获被告人黄培枝。2月4日，侦查机关在珠海市先后抓获被告人肖某、陈珠、肖昌磊及吴林玉。侦查机关先后查扣被告人黄培枝、吴林玉、陈珠、陈某甲使用的手机各1台。经搜查，侦查机关在被告人黄培根的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振华西路田面村28栋301房查扣苹果牌包装盒177个、电源适配器170个、USB连接线152条、耳机154个。侦查机关还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冻结了户名为黄东向的账户62×××71内余额人民币40426.51元。
在被告人黄培枝统筹的走私销售渠道中，从2014年10月至2015年2月3日，被告人黄培枝、肖昌磊、吴林玉、陈珠、黄培根走私手机等电子产品共计5583台，经拱北海关核定，偷逃应缴税额共计人民币4225101.42元；从2014年11月1日至12月31日，被告人肖某参与走私手机2922台，经拱北海关核定，偷逃应缴税额共计人民币2113127.42元；从2015年1月28日至2月3日，被告人陈某甲以现金入股及共同接货的方式参与走私手机588台，经拱北海关核定，偷逃应缴税额共计人民币457113.16元。在蔡明诗统筹的走私销售渠道中，被告人肖昌磊、陈珠走私手机共计273台，经拱北海关核定，偷逃应缴税额共计人民币172533.45元。综上，被告人肖昌磊、陈珠参与走私货物偷逃应缴税额的总数额均为人民币4397634.87元。
原审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经庭审举证、质证的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鉴定意见等。
原审判决认为，被告人黄培枝、肖昌磊、吴林玉、黄培根、陈珠、肖某、陈某甲为牟取非法利益，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采取利用“水客”偷带的方式走私手机等电子产品进境销售，其行为均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被告人肖昌磊、陈珠走私货物偷逃应缴税额均为人民币4397634.87元，被告人黄培枝、吴林玉、黄培根走私货物偷逃应缴税额均为人民币4225101.42元，均属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被告人肖某走私货物偷逃应缴税额为人民币2113127.42元，属偷逃应缴税额巨大；被告人陈某甲走私货物偷逃应缴税额为人民币457113.16元，属偷逃应缴税额较大。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黄培枝、肖昌磊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应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吴林玉、黄培根、陈珠、肖某、陈某甲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是从犯，对被告人吴林玉、黄培根、陈珠、肖某均予减轻处罚，对被告人陈某甲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陈某甲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从轻处罚。鉴于被告人陈某甲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且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可以宣告缓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判决：（一）被告人黄培枝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四十五万元。（二）被告人肖昌磊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八十五万元。（三）被告人吴林玉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八万元。（四）被告人黄培根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八万元。（五）被告人陈珠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八万元。（六）被告人肖某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三万元。（七）被告人陈某甲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八）扣押在案的走私货物苹果牌手机126台、苹果牌包装盒177个、电源适配器170个、USB连接线152条、耳机154个；冻结的走私货款黄东向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的账户62×××71内余额人民币40426.51元；作案通讯工具被告人黄培枝的苹果牌手机、被告人吴林玉的苹果牌手机、被告人陈珠的三星牌手机、被告人陈某甲的华为牌手机，均予以没收。
上诉人肖昌磊上诉称：一审认定犯罪数额有误，其只是帮助黄培枝偷带手机入境并按数量收取带工费，并无出资或获取走私的非法利益，一审认定其在走私活动中系主犯事实不清，其属于从犯，量刑过重，请求二审依法对其从轻处罚。
上诉人吴林玉上诉称：一审认定其偷逃应缴税额错误，其属于从犯，一审对其量刑过重，请求二审依法改判。
上诉人黄培根上诉称：一审认定其犯罪数额有误，其在走私活动中系从犯，请求二审依法对其从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2014年8月，原审被告人黄培枝经上诉人吴林玉介绍认识在澳门务工人员上诉人肖昌磊。后黄培枝与肖昌磊商定，由黄培枝向澳门手机店订购苹果手机等电子产品，肖昌磊利用务工便利负责在澳门提货、拆货并将手机及配件偷带入境，手机包装盒由吴林玉负责组织人员偷带入境。黄培枝按偷带电子产品的型号、数量，按每台40元至55元港币向肖昌磊、吴林玉支付带工费，其中吴林玉每个包装盒收取10元港币。
2014年10月下旬开始，黄培枝向澳门多家手机店订购iPhone5s、iPhone6手机等电子产品，然后将货款以及带工费交由肖昌磊安排他人携带出境或通过地下钱庄汇到澳门，再由肖昌磊携带货款前往澳门手机店提货。之后，肖昌磊及其雇请的原审被告人陈珠、肖某等人将手机主机、配件及盒子分拆，并将手机、配件派发给“水客”经拱北口岸偷带入境，肖昌磊、肖某、陈珠也参与偷带手机入境，其中肖某持续参与至2014年12月底。陈珠或肖昌磊的妻子陈彩球负责在拱北口岸广场收集偷带入境的手机，再交给黄培枝及其雇请的原审被告人黄培根或指定商铺。黄培枝、黄培根将上述手机及配件运至深圳市后，通过快递等方式销售给国内客户。手机包装盒则由肖昌磊等人交给吴林玉，由吴林玉及其组织的“水客”经拱北口岸偷带入境，再由吴林玉安排通过快递寄送给黄培枝或黄培枝指定的客户。
2015年1月底，原审被告人陈某甲出资人民币320900元与黄培枝合作，商定由黄培枝使用陈某甲出资的款项购买手机并走私入境后销售，所得利润二人均分。从2015年1月30日开始，陈某甲与黄培枝、黄培根驾车到珠海市接收走私入境的手机。
2014年11月12日至2015年2月2日，肖昌磊、陈珠还以上述组织“水客”偷带入境的方式为蔡明诗走私iPhone手机273台从中赚取带工费。手机货款由蔡明诗向澳门手机店支付，肖昌磊或陈珠在境内收集手机后交给蔡明诗。
2015年2月3日，侦查机关在深圳市抓获黄培根、陈某甲并查获二人当天走私入境的iPhone6手机126台。同日侦查机关在珠海市抓获黄培枝。2月4日，侦查机关在珠海市先后抓获肖某、陈珠、肖昌磊及吴林玉。侦查机关先后查扣黄培枝、吴林玉、陈珠、陈某甲使用的手机，并在黄培根的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振华西路田面村28栋301房查扣苹果牌包装盒177个、电源适配器170个、USB连接线152条、耳机154个。查扣黄东向的民生银行账户内人民币40426.51元。
经统计，2014年10月至2015年2月3日，黄培枝、肖昌磊、吴林玉、陈珠、黄培根走私手机等电子产品共计5583台，经拱北海关核定，偷逃应缴税额共计人民币4225101.42元；其中2014年11月1日至12月31日肖某参与走私手机2922台，偷逃应缴税额共计人民币2113127.42元；2015年1月28日至2月3日，陈某甲以现金入股及共同接货的方式参与走私手机588台，偷逃应缴税额共计人民币457113.16元。肖昌磊、陈珠帮助蔡明诗走私手机共计273台，偷逃应缴税额共计人民币172533.45元。即肖昌磊、陈珠参与走私货物偷逃应缴税额的总数额均为人民币4397634.87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证据予以证明：
（一）物证、书证
⒈拱北海关缉私局归案经过，证明拱北海关缉私局2015年2月3日晚在深圳市福田区田面村抓获黄培根、陈某甲，在珠海市拱北华策酒店抓获黄培枝，2月4日凌晨在珠海市拱北联安村先后抓获肖某、陈珠、肖昌磊，2月4日在拱北口岸抓获吴林玉。
⒉拱北海关缉私局扣押清单、发还清单、先行变卖决定书，证明拱北海关缉私局扣押、发还涉案相关物品、以及先行变卖涉案手机的情况。
⒊现场照片，证明侦查机关查获笔记本、手机等的情况。
⒋黄培枝使用蓝色硬皮笔记本登记的向肖昌磊支付带工费的原始记录，经黄培枝确认及说明，证明从2014年11月2日至2015年2月1日肖昌磊为黄培枝走私进境手机的数量。
⒌黄培枝使用多本笔记本登记的向澳门供货商订货的原始记录，经黄培枝确认及说明，证明从2014年12月20日至2015年2月2日黄培枝在澳门订货的数量。
⒍侦查机关根据黄培枝记录的支付带工费情况制作的走私手机数量表，经黄培枝确认及说明，证明带工费记录中记载的手机数量均已委托肖昌磊偷带入境。根据2014年11月2日至2015年2月1日向肖昌磊支付带工费的记录、2月2日的订货记录、2月3日当场查扣手机制作的统计表，从2014年11月2日至2015年2月3日共计走私手机5392台，其中从2014年11月2日至12月31日共计走私手机2922台；根据订货商订购手机的记录制作的统计表证明，从2014年12月20日至2015年2月2日共计走私手机3116台。
⒎肖昌磊使用笔记本、便签纸登记的收取黄培枝、蔡明诗部分带工费的原始记录及侦查机关据此制作的“肖昌磊代黄培枝、蔡明诗走私手机进境统计表”，证明2014年10月21日至11月25日肖昌磊为黄培枝走私手机及平板电脑的数量和型号。其中，10月21日至26日共计走私手机及平板电脑191台。上述记录的11月走私手机数量与黄培枝的记录基本一致（仅11月20日比黄培枝的记录多1台）。2014年11月12日至18日，肖昌磊为蔡明诗走私进境手机共164台。
⒏数码电脑有限公司发票复印件15张及侦查机关据此制作的“肖昌磊为蔡明诗走私进境手机统计表”，证明2015年2月1日至2日肖昌磊为蔡明诗提货并走私进境手机109台。
⒐倪某记录的手机进货单，证明2014年10月21日至2015年2月2日从黄培枝处购进手机的情况。
⒑中山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提供的快递单证，证明2015年1至2月寄件人联系手机号码为135××××2757等通过顺丰快递寄送手机盒给深圳、贵阳等地址的情况。
⒒微信聊天记录，证明黄培枝与肖昌磊、陈珠、黄培根、吴林玉、陈彩球、陈某甲、倪某、陈某乙的微信聊天记录，肖昌磊与吴林玉、陈珠的微信聊天记录，陈珠与吴林玉、陈彩球、蔡明诗、苏某的微信聊天记录，黄培根、陈珠、吴林玉、吴某提、肖某等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上述人员实施走私活动及相关行为的具体情况。
⒓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提供的银行账户开户资料、交易流水及协助冻结财产通知书，证明涉案期间倪某等人多次向黄东向的民生银行账户62×××71转款，其中2015年2月4日只有1笔业务，即该账户手机转账给黄斯文人民币32010元，同日该账户被冻结，余额人民币40426.51元。
⒔户籍证明，证明黄培枝、肖昌磊、吴林玉、黄培根、陈珠、肖某、陈某甲的身份、户籍情况。
（二）证人证言
⒈证人陈彩球的证言：我是肖昌磊的妻子。2014年10月开始，肖昌磊帮黄培根带苹果6手机到大陆。肖昌磊在澳门将手机派发给相熟的劳工，由劳工从澳门偷带手机到大陆，之后肖昌磊将收集的手机交给黄培根。2014年12月开始，有时我到拱北口岸接收劳工带入境的苹果手机，收齐后交给黄培根，我妹妹陈珠有时也偷带手机入境。
⒉证人宋某的证言：我姐夫黄培根和他哥哥黄培枝一起经营手机生意。2014年苹果6手机上市后，黄培根开始从澳门拿货，然后送到深圳交给客户或是邮寄给客户。黄培根主要负责在珠海接收他人从澳门带入境的手机，然后运到深圳交给客户。2014年11月开始，有时我帮黄培根从深圳开车到珠海接收走私手机。黄培根告诉我，这些手机是“水客”从澳门走私进境的。手机的主机和配件分开装在两个袋子里，都没有包装盒。“水客”将手机带入境后交给两名女“水客头”，她们收齐后再交给我们。2013年开始，我还帮黄培根邮寄手机给客户，我联系的是顺丰快递。
经辨认，证人宋某辨认出交货人是陈珠、陈彩球。
⒊证人倪某的证言：2014年11月我和陈某乙各出资20万元合伙经营贵阳新万科电讯，具体经营苹果手机、平板电脑批发和零售。陈某乙经人介绍认识了在深圳华强北经营手机的黄培枝，据说黄培枝有渠道拿到比市场价便宜的苹果手机。2014年10月下旬，我第一次电话联系黄培枝订购16台苹果手机，并通过我的招商银行账户支付了货款8万多元，黄培枝当晚就从深圳通过联运通货运公司发货给我。2014年11月开始，新万科电讯向黄培枝订购苹果6代手机约3600台左右、平板电脑约5至8台，具体数量以我记录的《手机进货单》笔记本为准。该笔记本记录了我们收到苹果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时间、货物名称、单价等。记录本上记录苹果4.7和5.5寸的手机，都是向黄培枝购买的。另外，第一次收货日期是2014年10月20日，笔记本误将10记录成9了。我向黄培枝支付货款和运费使用的都是我的尾号7235的招商银行账户。刚开始，款项都汇入黄培枝的尾号7936的民生银行账户，从2015年1月开始，款项汇入黄东向的尾号9371的民生银行账户。我向黄培枝订购的80台手机没收到货，货款35万元已支付，经核算，黄培枝还欠我195020元。
⒋证人陈某乙的证言：2014年11月，经陈炳辉介绍我认识了黄培枝，获悉黄培枝有渠道拿到价格较低的苹果手机。后我将该信息告诉了倪某，我俩商定合伙经营“贵阳新万科电讯”，向黄培枝购买苹果手机后销售。从2014年11月至2015年3月，绝大部分的香港行货苹果6代手机和全部澳门行货苹果6代手机都是向黄培枝订购的，具体数量要以倪某记录的笔记本《手机进货单》为准。黄培枝将手机和平板交给深圳联运通物流公司发运给我们，手机盒、充电器、说明书等从珠海发顺丰快递给我们。截止至2015年2月3日我们还欠黄培枝货款13万余元，后因倪某转了35万元货款给黄培枝，故实际是黄培枝欠我们20多万元。运费有时是到付，有时是黄培枝垫付，和下一单货款一起结算。
⒌证人许某的证言：从2014年12月开始，黄培枝将苹果手机寄放在我位于珠海拱北口岸地下商场负二层的C089商铺，每天约存放几十台。这些手机都是一男两女用一个黑色胶袋装着送过来，没有包装盒，听说是“水客”从澳门带过来的。晚上19时至20时许，黄培枝就来商铺取货，有时黄培根也一起来。
经辨认，证人许某辨认出黄培枝、黄培根及送货到其商铺的肖昌磊、陈珠、陈彩球。
⒍证人吴某提的证言：2014年11月，我叔叔吴林玉告诉我他帮人从澳门带手机盒到珠海，带工费是每个手机盒澳门币8到10元，他提出分点手机盒给我带，我答应了。“阿磊”即肖昌磊负责在澳门发手机给“水客”带入境。吴林玉在澳门水货街将苹果手机盒发给我带入境，他还将盒子发给其他两三人带。从2014年11月到2015年2月，基本上每天我都从澳门带手机盒到珠海。有时吴林玉没空，我还帮他在顺丰寄手机盒给深圳黄生或贵阳倪某。偶尔将手机盒交给肖昌磊的小姨子陈珠。
经辨认，证人吴某提辨认出肖昌磊是在澳门派发手机配件的“阿磊”，辨认出陈珠是肖昌磊的小姨子。
⒎证人苏某的证言：从2014年9月开始，我帮“阿磊”即肖昌磊从澳门带手机进境，带工费是每台手机澳门币10至15元。肖昌磊告诉我他是帮“黄生”即黄培枝做事。每天下班，我都到澳门水货街等处带1台或2台手机过关，不含包装盒。帮“阿磊”带手机进来的基本都是劳工，我认识的有肖昌磊的小姨子即陈珠，肖昌磊的哥哥“阿伟”等。偶尔肖昌磊的小姨子也帮忙拆货及派货。我将手机带入境后就联系陈珠交货，其中有两次直接将手机交给“黄生”。此外，肖昌磊还让我帮“黄生”带过四五次货款到澳门交给肖昌磊或是坚毅行等店铺。因帮“黄生”带港币二十几万元到澳门，我被海关处罚过。我听“阿磊”说手机盒子是交给一个叫“阿玉”的人带的，我也见过“阿玉”在水货街提着一大袋手机盒子。
经辨认，证人苏某辨认出黄培枝即“黄生”，肖昌磊即“阿磊”，吴林玉即“阿玉”，肖某即“阿伟”，陈珠即肖昌磊的小姨子。
（三）被告人的供述
⒈上诉人肖昌磊的供述：经吴山玉即吴林玉介绍，我认识了黄培枝。与黄培枝商谈后，从2014年10月开始，我帮他从澳门带苹果手机到国内，吴林玉负责带盒子，带工费是每台iPhone5S港币40元，iPhone6和iPhone6PLUS港币50元或55元，其中10元支付给吴林玉。刚开始，每次进货时，黄培枝联系我去口岸市场附近找他拿钱，有时我会安排其他人去拿，然后我们按照他的指示去澳门他订好货的店铺拿货。我们会在店铺附近把手机盒拆了，将包装盒留在店铺，由吴林玉去拿。我将手机和配件派发给工友和老乡带入境，大概每人带一至两台手机，我自己也带。我还安排小姨子陈珠和妻子陈彩球在拱北口岸地下商场收货，她俩会将货交给黄培枝。我回珠海后就找黄培枝收带工费，次日我将带工费付给老乡或工友。从2015年1月开始，因带现金过关被海关查到过，黄培枝就安排我到澳门收货款及带工费。陈珠在澳门帮忙拆货、派货，也有带货入境。肖某只带盒子，我支付带工费给他，偶尔他到澳门帮拆手机配件，他做到2014年年底就没做了。澳门供货商主要有坚毅行等。收货或者交货我会发微信、打电话与陈彩球、陈珠、黄培枝联系、对数。黄培枝一般让我们送货到拱北口岸负二层的C089商铺，他自己取货，少数情况是黄培根取货。我派发手机给他人，抽取带工费港币5至15元。侦查人员查扣的收据15张，是2015年2月1日、2日我为黄培枝提货时所持单据，所涉手机全部带进境交给了黄培枝。另外侦查人员查扣的5张黄色便签纸，是2014年11月我计算带工费和货款时使用的便签纸。无封面的笔记本是2014年10月和11月我计算带工费和货款时使用的标签本。2015年2月3日我为黄培枝带了126台手机入境。侦查人员在我住处查扣的13张客户名为“万达通讯”的购货收据，及5张有“万达”等字样的黄色便签纸中记录的手机是“阿诗”即蔡明诗的。大概从2014年11月开始，我帮她从澳门偷带手机入境。蔡明诗自己支付货款给商铺。我也是通过亲友带手机过关，之后带货人联系蔡明诗交货，少数时候是我和陈珠收齐手机后交给蔡明诗。我收取带工费每台港币50元，她支付现金给我或者交给数码店转交。
经辨认，肖昌磊辨认出黄培枝、吴林玉、苏某，蔡明诗即“阿诗”。
⒉上诉人吴林玉的供述：因“黄生”即黄培枝到澳门手机店找人带手机入境，我认识了他。后我将“阿磊”即肖昌磊介绍给黄培枝。他俩商定，肖昌磊负责找“水客”带手机跟配件入境，盒子则交给我带入境。于是从2014年8、9月开始，我帮黄培枝从澳门偷带手机盒到境内。通常我和四五名工友每人每次带七八个手机盒入境。刚开始带的盒子比较少，从2014年11月开始比较多，一般每天带七八十个盒子入境，多的时候是一百多个。每个盒子的带工费是港币8到10元，由肖昌磊交给我，我再分给工友。我们将手机盒带到珠海后，刚开始在拱北地下商场交给肖昌磊或他的小姨子即陈珠。后来，按照肖昌磊的安排，我们将手机盒送至拱北地下商场负一层顺丰快递，邮寄到肖昌磊提供的地址。收货人有贵阳市倪某、南宁市黄再开、深圳市黄培枝等。邮寄手机盒后，我们会将快递单拍照发微信给肖昌磊或者黄培枝。
经辨认，吴林玉辨认出“阿磊”即肖昌磊，“黄生”即黄培枝。
⒊上诉人黄培根的供述：2014年6、7月，我哥黄培枝打算从澳门经珠海走私手机进境销售。2014年9月底，黄培枝在珠海认识了“阿磊”即肖昌磊，便让肖昌磊帮忙在澳门接收手机并安排“水客”走私入境，黄培枝再将这些手机销售给客户。10月，黄培枝停做了一段时间。11月黄培枝又开始做，量也比较大。从2014年9月底开始，我帮黄培枝开车接货，月工资约一二千元。2015年1月中旬，我向黄培枝提出拿点货卖给我的客户，他答应了，并约定利润归我，但之后他没再给我工资。2015年2月4日，警察在深圳都会轩查扣的一台iPhone6手机及耳机等配件一批，都是我在深圳市华强北帮朋友及客户购买的。黄培枝从澳门走私手机入境的流程是首先客户下单，客户将货款转给黄培枝，黄培枝将货款转给地下钱庄，同时向澳门供货商订货。然后，地下钱庄将货款转到澳门，肖昌磊在澳门拿着货款去供货商处拿手机并拆分成主机和配件，交给“水客”从澳门偷带到珠海。接着黄培枝和我找肖昌磊的妻子即陈彩球，我叫她“可爱”，或者他小姨子即“可爱”的妹妹，拿走私进境的手机，收齐后我们就把手机运回深圳，当天或次日发货给客户。肖昌磊的带工费是每台手机港币50至60元。到珠海接收手机，大部分是我和黄培枝或者他一个人去。陈某甲来了大概10来天，他参与后，主要是他和黄培枝接货。从深圳到珠海接手机的费用由黄培枝负担。我们的大客户是贵阳陈某乙，由黄培枝负责联系。黄培枝还联系了一些零散的珠海客户。
经辨认，黄培根辨认出交货人是陈彩球即“可爱”，陈珠即“可爱”的妹妹。
⒋原审被告人黄培枝的供述：我一直经营手机。因听说从港澳购买手机带入境利润会高一点，我便到澳门了解情况，经核算，手机进货价及带工费加起来比我在深圳华强北拿货便宜，我就打算从澳门进货。我在澳门一家通讯店认识了吴林玉，并通过他认识了肖昌磊。2014年10月，我电话联系肖昌磊，让他帮忙走私iPhone6进境，他答应了，并提出带工费是每台手机港币55元，iPhone5S是港币40元，我同意了，从2014年10月底开始，我在澳门下订单，委托肖昌磊将手机带进境，并让肖昌磊将手机盒交给吴林玉带入境。我通过微信向澳门坚毅行等通讯店订货。开始每次订货后我到珠海将货款交给肖昌磊，由肖昌磊带钱到澳门提货。2014年11月，肖昌磊的朋友帮我带港币20万元过关时被海关查到，罚了港币2万元。此后，我便联系拱北口岸市场以及关口的港币兑换店，由他们在澳门将港币交给肖昌磊。肖昌磊按照我的微信信息在澳门付款提货。一般我在拱北口岸地下商场负一或负二层等收货，送货的是肖昌磊的妻子陈彩球和他小姨子陈珠。她俩负责收集从澳门带入境的手机及配件，一般五十台就交一次货给我。偶尔我晚到珠海，就让她们把货交到拱北口岸地下商场负二层C089我朋友“阿军”即许某的商铺。我弟弟黄培根时不时会到珠海帮我接货，然后开车把手机运回深圳。有时他自己来，有时和我一起来。黄培根也有出售少量手机给散户。至于吴林玉带入境的手机盒，我安排他直接寄给贵阳的客户或者发到深圳给我。我通过肖昌磊从澳门走私的手机主要是iPhone6和iPhone6plus，极少数是iPhone5S，共约三四千台，具体数量在账本里有记录，记录带工费的本子里的手机数量是最准确的。向肖昌磊支付带工费，开始是每天支付现金，后来是两三天转一次账。如果手机带过关时被海关查到，补缴的税费由我承担，如果被没收，则由肖昌磊赔偿我。一共有两三次被海关查到补税，还没有被海关没收过手机。我随身携带的蓝色笔记本记录了向肖昌磊支付带工费的情况，是从2014年11月2日开始记录的。笔记本还记录了盒子被查以及手机被查所产生的费用，盒子被查就按每个港币10元来扣除，不用支付给肖昌磊。其中一本笔记本主要是我向澳门供货商订货的记录，另一本笔记本主要是客户向我订货的记录，两个本子有重复的部分。注明“修正”，是指该页记录的是当天实际委托肖昌磊从澳门带入境的手机情况。2015年2月2日订购的手机，肖昌磊已从澳门带入境给了我。2014年9月28日之前，我也委托肖昌磊带过两三次手机，但没有记录。我从澳门订购的手机大部分都销售给倪某，也卖过一些给散客，还有少部分出售给黄培根的客户。倪某将货款转入我的尾号7936民生银行账户，及黄东向的尾号9371的民生银行账户、黄培根的工商银行账户。蓝色封面笔记本也是我用来记账的，其中的2014年12月20日至2015年1月2日，是我向肖昌磊支付带工费的记录。2015年1月，陈某甲了解到我购销手机的运作模式后，从27日或者28日开始与我合伙经营。陈某甲出资320900元，如果使用该资金购买手机并支付带工费，那该部分货物就算他的，利润平分，运货支出的路桥费和油费各负担一半。陈某甲还提供一台车用于运送手机，每次出货陈某甲也来帮忙接收手机，共约五次。我只使用了陈某甲的部分出资款，使用情况都有账目，并发微信告知他。侦查人员调取的快递单，是我委托吴林玉从珠海寄手机盒的单据，单据信息是我告诉他的，寄件人手机号码是黄培根使用的号码。
经辨认，黄培枝辨认出肖昌磊、吴林玉，以及陈彩球即肖昌磊的妻子，陈珠即肖昌磊的小姨子。
⒌原审被告人陈珠的供述：2014年3月或5月，姐夫肖昌磊告诉我黄培枝让他帮忙从澳门偷带手机到珠海，让我也从澳门带手机入境，带工费是港币20元或澳门币25元，我答应了。有时，我也去澳门帮忙拆分手机派发给工友，并在珠海收集偷带入境的手机，然后交给黄培根或放在口岸地下商场C089商铺。偶尔堂姐陈彩球也帮忙收集手机。有时肖某也在澳门帮忙拆分手机并派货给“水客”。我帮忙拆手机时，将包装盒交给“阿玉”即吴林玉派发给“水客”偷带进境。从2014年5月开始，我还帮“阿诗”即蔡明诗从澳门带手机进境。是肖昌磊和蔡明诗联系的，我只是帮肖昌磊做事。蔡明诗向澳门供货商订货并付款后，由肖昌磊去供货商处取货并拆分，再分给“水客”走私入境，有时我也帮忙拆货，手机盒一般也交给吴林玉偷带入境。蔡明诗安排的一名男子在珠海收货。
经辨认，陈珠辨认出黄培枝、黄培根、蔡明诗以及吴林玉即“阿玉”。
⒍原审被告人肖某的供述：2014年10月，我弟弟肖昌磊让我找些“水客”帮深圳黄老板即黄培枝偷带iPhone6进境，报酬是每台手机澳门币10元，带工费另算。此后，我便帮黄培枝偷带手机进境，直到2015年1月中旬。我们派发的手机都是黄培枝向澳门手机行订购后，由手机行的人员送货至澳门关闸附近走水街，交给肖昌磊。肖昌磊将主机和配件拆放在一起，然后由肖昌磊、我或陈珠将手机及配件派发给“水客”。而包装盒和说明书则交给“阿玉”即吴林玉偷运进境。有时肖昌磊没空，手机行会联系陈珠交货。肖昌磊根据我们是否有空安排派货。陈珠还负责在珠海收货，并交给黄培枝或者黄派来的人员。有时肖昌磊也收货。我收取的带工费是每台手机澳门币20至25元。另外，我帮忙派货、收货，肖昌磊会另外给我几十元。所有费用都是肖昌磊向我们支付。
经辨认，肖某辨认出“阿玉”即吴林玉。
⒎原审被告人陈某甲的供述：我在泉州经营手机。2015年初，我到深圳找黄培枝了解手机经营的情况，他便带我到珠海，告诉我这些货（手机）都是从澳门走私过来的，然后他开车载着走私手机返回深圳，再发快递给贵阳陈某乙。后我们通过微信商定，我出资购买手机从澳门带入境销售，利润平分。从1月26日至2月3日，我一共转账32万元给黄培枝。除出资外，黄培枝还要我一起开车到珠海帮忙接货，返回深圳后把手机送上楼，有时也帮忙清点数量，从1月30日至2月3日，我一共参与5次接货。至案发前，我还没有分到利润。黄培枝使用我的资金三次购买手机走私进境，我们通过微信对数。
（四）鉴定意见
⒈中国检验认证集团珠海有限公司出具的《鉴定证书》、苹果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出具的《鉴定报告》，证明在车牌号码闽Ｃ×××××奥迪车上扣押的126台电子产品原始销售地为香港或澳门，其中75台iPhone6plus（A1524型），51台iPhone6（A1586型）；在深圳市福田区振华西路田面村28栋301房扣押的177个包装盒、170个电源适配器、152条USB连接线、154个手机耳机等电子产品均为苹果牌，还有57个Samsung牌的手机包装盒；在深圳市都会轩3713室查获的一台苹果手机为iPhone6（A1586型），查获的15个手机耳机和13个电源适配器、9条USB连接线均为苹果牌。
⒉拱北海关关税处拱税核字（2015）0015号、0016号、0013号、0018号、0025号、0053号、0055号、0150号《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偷逃税款海关核定证明书》，证明黄培枝团伙走私电子产品进境案中根据黄培枝记录的书证部分记载的走私苹果手机数量核定偷逃税款共计人民币4005965.07元；根据肖昌磊记录的书证10月份部分记载的走私苹果手机等数量核定偷逃税款共计人民币116772.98元；根据黄培枝团伙走私电子产品进境案中查获的现货核定偷逃税款共计人民币102363.37元；根据黄培枝团伙走私电子产品进境案中肖某参与走私苹果手机数量核定偷逃税款共计人民币2113127.42元；根据陈某甲1月30日至2月2日参与走私苹果手机数量核定偷逃税款共计人民币294825.21元；根据陈某甲1月28日至1月29日参与走私苹果手机数量核定偷逃税款共计人民币59924.58元；根据蔡明诗走私苹果手机数量核定偷逃税款共计人民币172533.45元。
⒊拱北海关侦查一处出具的《关于黄培枝、肖昌磊等人的偷逃税款核定说明》、《关于陈某甲的偷逃税款核定说明》，证明根据书证及物证认定黄培枝、肖昌磊、陈某甲等人在各时间段走私货物的数量、价格、偷逃应缴税款。
经统计，黄培枝自2014年10月21日至2015年2月3日，委托肖昌磊走私进境的手机共计5583台，经拱北海关关税处计核，涉嫌偷逃税款共计人民币4225101.42元。2014年11月12日至2015年2月2日，蔡明诗共委托肖昌磊走私进境的手机共计273台，经拱北海关关税处计核，涉嫌偷逃税款共计人民币172533.45元。具体情况如下：根据黄培枝的带工费记录及其向澳门供货商订货的记录统计，2014年11月2日至2015年2月2日，黄培枝通过肖昌磊走私进境的苹果手机共5266台，其中能够确定手机实际型号及成交价格的共计3116台，其余的2150台因订货记录缺失，无法核实具体的规格型号及成交价格。该2150台手机中，IPHONE6/6PLUS手机2120台，IPHONE5S手机30台。在核定偷逃税款时，对于有型号和价格的3116台手机，按照实际型号及成交价格来计核偷逃税款；对于2120台IPHON**/6PLUS手机计核偷逃税款','2018-10-09
16:55:35',0,'web',NULL),(19247668,'d0d0e297-3b0d-40c2-b838-b0d3fb94eb23','$(function(){$(\"#con_llcs\").html(\"浏览：50次\")});$(function(){var
caseinfo=JSON.stringify({\"法院ID\":\"2637\",\"案件基本情况段原文\":\"\",\"附加原文\":null,\"审判程序\":\"刑罚变更\",\"案号\":\"（2015）眉刑执字第18号\",\"不公开理由\":null,\"法院地市\":\"眉山市\",\"法院省份\":\"四川\",\"文本首部段落原文\":\"\",\"法院区域\":\"中西部及兵团\",\"文书ID\":\"d0d0e297-3b0d-40c2-b838-b0d3fb94eb23\",\"案件名称\":\"张军超减刑案刑事裁定书\",\"法院名称\":\"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判要旨段原文\":\"\",\"法院区县\":null,\"补正文书\":\"2\",\"DocContent\":\"\",\"文书全文类型\":null,\"诉讼记录段原文\":\"因敲诈勒索罪，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4月24日作出（2012）武侯刑初字第351号刑事判决书，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于2012年6月14日送四川省眉州监狱服刑改造。刑期至2015年12月30日止。四川省眉州监狱于2014年12月30日提出减刑建议书，报送本院审理。本院于2015年12月30日立案后予以公示，并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判决结果段原文\":\"\",\"文本尾部原文\":\"\",\"上传日期\":\"\\\/Date(1427075459000)\\\/\",\"案件类型\":\"1\",\"诉讼参与人信息部分原文\":\"\",\"文书类型\":null,\"裁判日期\":null,\"结案方式\":null,\"效力层级\":null});$(document).attr(\"title\",\"张军超减刑案刑事裁定书\");$(\"#tdSource\").html(\"张军超减刑案刑事裁定书
（2015）眉刑执字第18号\");$(\"#hidDocID\").val(\"d0d0e297-3b0d-40c2-b838-b0d3fb94eb23\");$(\"#hidCaseName\").val(\"张军超减刑案刑事裁定书\");$(\"#hidCaseNumber\").val(\"（2015）眉刑执字第18号\");$(\"#hidCaseInfo\").val(caseinfo);$(\"#hidCourt\").val(\"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hidCaseType\").val(\"1\");$(\"#HidCourtID\").val(\"2637\");$(\"#hidRequireLogin\").val(\"0\");});$(function(){var
dirData = {Elements: [\"RelateInfo\", \"LegalBase\"],RelateInfo: [{ name:
\"审理法院\", key: \"court\", value: \"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 name: \"案件类型\", key:
\"caseType\", value: \"刑事案件\" },{ name: \"案由\", key: \"reason\", value:
\"敲诈勒索\" },{ name: \"审理程序\", key: \"trialRound\", value: \"刑罚变更\" },{ name:
\"裁判日期\", key: \"trialDate\", value: \"2015-01-23\" },{ name: \"当事人\", key:
\"appellor\", value: \"张军超\" }],LegalBase:
[{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97年）》\',Items:[{法条名称:\'第七十八条第二款\',法条内容:\'
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下列期限：[ly] （一）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ly]
（二）判处无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十三年；[ly]
（三）人民法院依照本法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限制减刑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缓期执行期满后依法减为无期徒刑的，不能少于二十五年，缓期执行期满后依法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二十年。[ly]\'},{法条名称:\'第七十八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七十八条
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下列重大立功表现之一的，应当减刑：[ly]
（一）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的；[ly] （二）检举监狱内外重大犯罪活动，经查证属实的；[ly] （三）有发明创造或者重大技术革新的；[ly]
（四）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舍己救人的；[ly] （五）在抗御自然灾害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有突出表现的；[ly] （六）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的。[ly]
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刑期，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判处无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十年。[ly]\'},{法条名称:\'第七十九条\',法条内容:\'
第七十九条
对于犯罪分子的减刑，由执行机关向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提出减刑建议书。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对确有悔改或者立功事实的，裁定予以减刑。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减刑。[ly]\'}]},{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2年）》\',Items:[{法条名称:\'第二百六十二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二百六十二条罪犯在服刑期间又犯罪的，或者发现了判决的时候所没有发现的罪行，由执行机关移送人民检察院处理。[ly]
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罪犯，在执行期间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应当依法予以减刑、假释的时候，由执行机关提出建议书，报请人民法院审核裁定，并将建议书副本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意见。[ly]\'}]}]};if
($(\"#divTool_Summary\").length > 0) {$(\"#divTool_Summary\").ContentSummary({
data: dirData });}});$(function() {\r\n var jsonHtmlData =
\"{\\\\\"Title\\\\\":\\\\\"张军超减刑案刑事裁定书\\\\\",\\\\\"PubDate\\\\\":\\\\\"2015-0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