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18)川01执复113号
复议申请人（被执行人）：李孝开，男，汉族，1967年2月23日出生，住四川省绵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申请执行人：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住所地成都市锦江区滨江���路8号。
负责人：王进元，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晶晶，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执行人：绵阳天昊新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绵阳市高新区火炬西街。
法定代表人：聂京艳。
被执行人：四川泉威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罗江县金山镇迎宾路。
法定代表人：李孝开。
被执行人：四川高德数码光学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绵阳高新区永兴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杜功成。
被执行人：绵阳市温州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绵阳市���新区火炬西街北段。
法定代表人：李孝开。
被执行人：聂京艳，女，汉族，1972年7月26日出生，住绵阳市游仙区。
被执行人：李正科，男，1951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被执行人：杨正秋，女，汉族，1950年1月9日出生，住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
被执行人：加容，女，1991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剑阁县。
复议申请人李孝开不服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执行法院）（2017）川0191执异49号执行裁定（以下简称异议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执行法院依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受理申请执行人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以下简称大连银行成都分行）申请执行绵阳天昊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昊公司）、四川泉威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四川高德数码光学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绵阳市温州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聂京艳、李正科、杨正秋、加容、李孝开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执行中，被执行人李孝开以公证债权文书及执行证书有误为由，向执行法院提出异议。
执行法院查明，2015年3月24日，大连银行成都分行与天昊公司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天昊公司因购买原材料，向大连银行成都分行借款人民币3000万元，借款期限从2015年3月24日至2016年3月23日止。天昊公司应按月结息，结息日为每月20日，借款到期一次性偿还，若天昊公司未���约定偿还贷款本息及其他应付款项，大连银行成都分行有权宣布本合同及双方签订的其他合同项下未偿还贷款和其他融资立即到期，并立即收回未偿还款项。天昊公司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约定的给付义务时，该公司愿意接受依法强制执行。公证机构依据大连银行成都分行的申请，在出具《执行证书》之前以合同约定的通讯地址或者通讯电话向天昊公司信函核实或电话（传真）核实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债务的事实，天昊公司负有对债务已履行事实的证明责任，并按照公证机构的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对公证处的核实内容给予实质性回应，否则视为对大连银行成都分行的主张无异议。后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以下简称蜀都公证处）出具（2015）川成蜀证内经字第47484号公证书，对《流动资金借款合同》进行公证并赋予其强制执行效力。
作为上述《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的担保，大连银行成都分行于同日与李孝开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质押合同》，该两份合同经蜀都公证处公证并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编号分别为（2015）川成蜀证内经字第47488号、（2015）川成蜀证内经字第47490号。其中《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约定，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15年3月24日至2016年3月24日期间，在人民币3600万元的最高余额内，大连银行成都分行依据与天昊公司签订的本外币借款合同等协议以及其他文件而享有的对天昊公司的债权。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自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两年，若大连银行成都分行根据借款合同约定，宣布借款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借款提前到期日之次日起两年。《最高额质押合同》中约定，李孝开以其持有的陕西坤晨实业有限公司10%的股权担保天���公司自2015年3月24日至2018年3月24日期间，在人民币3600万元的最高余额内，大连银行成都分行依据其与天昊公司签订的本外币借款合同等协议以及其他文件而享有的对天昊公司的债权。《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质押合同》均约定，担保范围为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李孝开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约定的担保责任时，李孝开愿意接受依法强制执行，公证机构依据大连银行成都分行的申请，在出具《执行证书》之前，以合同约定的通讯地址或者通讯电话向李孝开信函核实或电话（传真）核实李孝开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担保责任的事实，李孝开应按照公证机构的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对公证处的核实内容给予实质性回应，否则视为对大连银行成都分行的主张无异议。
执行法院另查明，1.2015年9月22日，大连银行成都分行工作人员到位于绵阳市高新区火炬西街北段，向天昊公司直接送达《贷款提前到期通知函》，收件人为毛兵。2015年9月24日，该行按照《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地址向李孝开邮寄了《担保履约通知书》，该通知书主要内容为：天昊公司未履行还款义务，李孝开应于2015年9月30日前承担合同约定的担保责任。2015年9月30日，大连银行成都分行按照《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的地址，向天昊公司邮寄了《贷款到期催收通知书》。以上送达行为，均经蜀都公证处公证。
2.2015年9月25日，蜀都公证处依大连银行成都分行的申请，按照《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地址，向天昊公司法定代表人聂京艳邮寄了《债务核查通知书》，该通知书主要内容为：
大连银行成都分行因天昊公司未能于2015年9月21日按月归还贷款利息，故主张贷款提前到期，要求天昊公司归还贷款本息。公证处列明了大连银行成都分行申请执行的标的，并要求天昊公司于2015年9月29日之前提出异议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否则视为对大连银行成都分行主张的债权无异议，并根据大连银行成都分行的申请依法签发执行证书。2015年10月10日，该公证处向天昊公司及包括李孝开在内的多名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作出《债务核查通知书》，该核查通知书列明了大连银行成都分行申请执行的标的。该通知于同日按天昊公司在《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中确认的地址邮寄给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聂京艳。同日，该《债务核查通知书》一并按李孝开于合同中约定的地址邮寄。2015年10月15日，蜀都公证处出具（2015）川成蜀证执字第845号《执行证书》。该执行证书生效后，执行法院受理了大连银行成都分行的强制执行申请。
执行法院认为，（一）关于公证债权文书的效力问题。案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质押合同》均已明确载明，天昊公司、李孝开等不履行合同约定义务的，愿意接受强制执行。李孝开认为案涉公证债权文书未载明其愿意接受强制执行的承诺，与案涉基本事实不符，故对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二）关于担保合同能否被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大连银行成都分行与天昊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大连银行成都分行与李孝开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质押合同》已���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李孝开认为该两份担保合同不属于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范围与司法解释的规定不符。对于李孝开认为保证责任不是债权而是担保物权，因此不能通过非诉程序实现的问题。执行法院认为，依据物权法定的原则，保证并非物权法明定的担保物权类型，依物权与债权的二元区分原则，作为形成物权的基础性权利，案涉质押协议仍属债权协议。李孝开关于保证责任不能通过非诉程序实现的异议理由，亦不予采纳。
（三）关于公证债权文书的程序问题。该问题具体涉及债务核定及执行证书送达。关于债务核定的问题。执行法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第五条之规定，公证机关在签发执行证书时，应当依法对债务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的事实进行审查。鉴于公证处已向天昊公司及李孝开邮寄了债务核定通知，但天昊公司、李孝开既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在限定期限内提出实质性回应，也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之后向公证处申请过复核，且截至本案审查终结时也未向执行法院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存在债务已履行或部分履行的事实，故应由李孝开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关于执行证书的送达问题。执行法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八十条的规定，仅存在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公证程序时，方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八条规定的确有错误情形，而执行证书为当事人申请强制执行的依据，该文书是否完成送达并不影响公证债权文书的效力，亦不足以构成该前述司法解释规定的严重违反程序之情形，故李孝开以执行证书未送达为由主张不予执行，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执行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百三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八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二十二条之规定，裁定驳回李孝开的异议申请。
李孝开申请复议称，担保合同不得被赋予强制执行效力。蜀都公证处出具执行证书时，既未按约定方式对李孝开未履行债务的数额进行核实，也未依法向李孝开送达该执行证书。现执行法院依据蜀都公证处违法出具的执行证书，裁定执行并拍卖李孝开的资产，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请求：撤销异议裁定，解除对李孝开的财产的查封，并停止评估拍卖该财产。
本院查明，2015年3月24日，大连银行成都分行与李孝开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质押合同》均约定，李孝开的地址为四川省绵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永兴镇工农街1组。2015年10月10日，蜀都公证处按照上述地址向李孝开邮寄了《债务核查通知书》。
本院查明的其余事实与执行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一）关于《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质押合同》是否属于被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范围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公证债权文书对主债务和担保债务同时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人民法院应予执行���仅对主债务赋予强制执行效力未涉及担保债务的，对担保债务的执行申请不予受理；仅对担保债务赋予强制执行效力未涉及主债务的，对主债务的执行申请不予受理。人民法院受理担保债务的执行申请后，被执行人仅以担保合同不属于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范围为由申请不予执行的，不予支持。”依据该规定，担保合同被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人民法院应予执行，被执行人仅以担保合同不属于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范围为由申请不予执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李孝开已在保证及质押合同中明确承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且该合同经蜀都公证处公证并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现其以担保合同不得被赋予强制执行效力为由，主张不予执行该执行证书，不符合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蜀都公证处是否向李孝开核查债务的问题。《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质押合同》均约定：李孝开住址为四川省绵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永兴镇工农街1组，并约定公证机构在出具《执行证书》之前，以合同约定的通讯地址或者通讯电话向李孝开信函核实或者电话（传真）核实李孝开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担保责任的事实。蜀都公证处在出具执行证书前，已按照上述约定的方式和地址，于2015年10月10日向李孝开邮寄了《债务核查通知书》，李孝开认为公证处未按约定方式对其未履行债务的数额进行核实，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至于公证处是否向李孝开送达执行证书的问题，因是否送达执行证书，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八十条规定的公证债权文书确有错误的情形，李孝开以此为由主张不予执行该执行证书，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李孝开的异议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李孝开复议申请，维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7）川0191执异49号执行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王 军
审判员 杨 桓
审判员 于 洋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五日
书记员 周科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