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4民终172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邹某。
上诉人暨法定代理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何秋萍，女，汉族，住址同上，公民身份号码：XXX，系邹某母亲。
上诉人暨法定代理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邹计业，男，汉族，住址同上，公民身份号码：XXX，系邹某父亲。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和庆兰，女，藏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代理人：李华明，广东品颂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邹某、何秋萍、邹计业因与被上诉人和庆兰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珠香法民一初字第28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和庆兰称，其在东方家园经营远扬旅行社公司，邹某在事发前5个月左右来我公司购买机票，他使用海外护照订机票，双方逐渐认识。在聊天中，邹某得知其要买一间学区房，便自称是五洲花城老总的儿子，以可以帮和庆兰买到五洲花城学区房为由，骗取和庆兰财物。从2014年5月至2014年8月13日，和庆兰按照邹某的要求指示，为邹某支付机票款381247元、酒店房费30561元，并于2014年5月19日通过支付宝付款6099元为邹某购买苹果笔记本电脑，以及通过自己和陈志涛的账户先后九次转账共计70900元至何秋萍的银行账户。上述款项合计488807元。
2014年10月31日，和庆兰向珠海市公安局香洲分局翠香派出所报案。2014年11月1日，珠海市公安局香洲分局决定对和庆兰被诈骗一案予以立案侦查。
经调查取证，2014年12月10日，邹某在珠海市公安局香洲分局翠香派出所的讯问笔录中供述：其自幼在珠海市读书至初三，后辍学在家；2014年1月份左右，其去香洲兴业路珠海远扬旅行社有限公司报旅行团，认识和庆兰，后成为朋友，5月30日其听和庆兰说小孩要读小学，想买一套学区房，其就跟和庆兰说其父亲是五洲花城房地产的老总，他那里有房卖，并给了电话号码给和庆兰，其通过该电话以其父亲的身份与和庆兰发信息聊天并发了一份邮件，内容为一份关于房屋买卖定金协议书给和庆兰，声称是购买房子的合同，后其一直在远扬旅行社订机票和订酒店房间，但一直没有付款给旅行社，期间其还要求和庆兰给其转账，因为其当时跟和庆兰说，她在买房付款时可从房款中扣出来，抵销其订机票和酒店房间及转账给其的钱。半年后，和庆兰因急着买房，一直追问房子是否办好。其就在网上搜索出办理房子的受理号给她，那是假的受理号，是为了骗和庆兰的。和庆兰转账的钱是转入其提供的两张银行卡上，开户名均是其母亲何秋萍，是其母亲给他用的。其是通过网上找到房屋买卖定金协议书的，是假的，其在网上搜索到的受理号也是假的，房产中心是查不到的。其还通过打电话到售楼部预约，叫售楼部的工作人员带和庆兰丈夫陈志涛去看房子，那是为了骗和庆兰的。其在和庆兰的远扬旅行社订机票、订酒店房间和转账一共有48万多元，具体数额不记得了。邹某还供述其有四张电话卡，一张是其母亲开卡给他用的，一张是其用假美国护照开卡的，其它两张是无实名制的，其还持有一本假的美国护照，是其在网上买的。邹某在另一份讯问笔录中改称是受他人指使诈骗和庆兰的，但未得到公安机关的查实。
另外，邹某还假称是珠海五洲花城执行董事的儿子叶浩明，以各种名义骗取另一受害人黄文佳共计人民币150000元。该受害人亦已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
邹计业、何秋萍分别系邹某的父母。邹计业、何秋萍在公安的询问笔录中均称，对邹某诈骗和庆兰的事实是公安机关通知他们到派出所调查时才知道。邹某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中均有邹计业的签名。
原审法院认为，邹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虚构事实的手段，以诈骗的方式骗取和庆兰款项，并为其支付订机票、酒店客房等费用，至案发后仍未能将骗取的财产返还或赔偿给和庆兰，造成和庆兰的财产损失，侵犯了和庆兰的财产权利。据此，本案案由应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原审法院立案时确定案由为不当得利纠纷不当，应予纠正。和庆兰诉请邹某予以返还财产，理据充分。邹某在公安机关已供述了其以虚构事实，使用假身份、假文件等方法，诈骗和庆兰财产的事实。邹计业和何秋萍也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中表示被公安机关传唤他们到派出所调查后，知道邹某涉嫌诈骗。但邹某、邹计业、何秋萍三人仍未清楚认识到邹某诈骗行为的严重性以及对社会的危害性。邹某、邹计业、何秋萍三人辩称和庆兰是赠予邹某财产，明显违背事实，纯属狡辩，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和庆兰主张被骗取财产合计489007元，并提供了机票、转账凭证等佐证，但其中为邹某充话费200元因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原审法院不予采纳。邹某在公安部门的讯问笔录亦承认骗取和庆兰的远扬旅行社订机票、订酒店房间和转账一共有48万多元，与和庆兰主张的被骗数额基本一致，故原审法院认定和庆兰被骗取财产合计488807元，对此邹某应予以返还。邹某在2014年8月13日之前对和庆兰实施诈骗，诈骗后并未及时返还和庆兰财产，必然造成和庆兰利息损失，故和庆兰诉请邹某自2014年8月14日起按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邹某在实施诈骗行为时未满十五周岁，系未成年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他的侵权责任。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适当赔偿。”何秋萍、邹计业作为邹某的法定监护人未尽监护责任，在邹某有财产的情况下，应从其本人的财产中予以返还和庆兰，不足部分，应由何秋萍、邹计业直接承担。
邹某、邹计业、何秋萍三人反诉要求和庆兰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并作出书面赔礼道歉，同时赔偿损失300000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均予以驳回。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三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二条、第十六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一、邹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和庆兰返还488807元，并支付利息（从2014年8月14日起至还清款项之日止，按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利率计算）；二、何秋萍、邹计业在邹某的个人财产不足以支付时予以直接承担上述第一项偿还责任；三、驳回和庆兰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邹某、何秋萍、邹计业的全部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支付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受理费4533元，反诉费2950元，均由邹某、何秋萍、邹计业负担。
原审判决后，邹某、邹计业、何秋萍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上诉请求：一、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法院判决第一、二项；二、请求二审法院判决邹某、邹计业、何秋萍无需向和庆兰返还488807元及其利息；三、判令和庆兰承担诉讼费。事实与理由：一、2013年底左右，邹某与和庆兰认识。2014年5月至8月，和庆兰明知邹某是未满15岁的未成年人，是珠海市第五中学在读初二学生，在邹某监护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仍为邹某的具体行程作细致安排，从珠海市区送至珠海机场，到港后派奔驰（S350）、奥迪（A8）接出接入，安排餐食、豪华酒店住宿，返回到珠海后派车从机场接回市区，事无巨细。最恶劣的是从2014年6月16日至7月12日，和庆兰安排邹某连续不停地坐了27天飞行，平均每天坐2.52个航班。二、原审法院认定明显不当。原审法院不应以公安机关的笔录作为定案依据。首先，公安机关并没有对邹某的行为作出任何评价，也没有对邹某作出任何处罚。其次，该笔录仅仅是作为未成年人邹某的个人陈述，并没有其他证据加以佐证，机票、酒店客房的真实性未查明。机票、酒店客房是和庆兰以邹某名义出票或预定，但邹某是否使用未查明。机票、酒店的费用是否支付，是否由和庆兰支付。提供的机票明显不合理，如2014年6月17日的机票，根本不可能完成飞行。和庆兰明显存在过错，和庆兰是成年人，且是旅行社的老板，对事物应具足够的认知、辨别能力，但从一开始就提供苹果手机、礼物等方式腐蚀邹某，对仅仅有部分认知、辨别能力的未成年人邹某来说显然是诱惑，当然欣然接受和庆兰提供的财物、机票等利诱。和庆兰明知邹某就读珠海市第五中学，在读初中二年级，为邹某提供过数十次机票，应当知道邹某的真实姓名和身份。和庆兰应当认知到该年龄的孩子应当有的消费水平及限制，应当充分意识到持续、长时间飞行会对孩子产生多大的健康影响。在长达近一年的交往中，和庆兰有义务核实邹某的身份、家庭情况、经济状况，向未成年人邹某提供贵重物品、大额金钱时有义务告知其家长并征得同意。三、和庆兰向邹某提供财物的行为实质是馈赠行为，是赠与。和庆兰提供财物时没有向未成年人邹某说明财物是要返还的，或者是附条件的，亦没有向邹某索取收条、收据、借据等，也没有约定返还期限，是否应支付利息，更没有告知家长，是否有接受财物的需求，家长是否有偿还的能力，和庆兰的行为应认定为赠与。和庆兰赠与行为已完成，没有撤销赠与的事由，邹某无需返还赠与的财物。四、原审法院根据侵权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不足部分，由监护人适当赔偿”进行判决，即使认定邹某收取财物成立，也应考虑和庆兰存在重大过错以及监护人毫不知情的实际，对监护人作出合理部分赔偿的判决。和庆兰持续提供如此多次且为头等舱机票和高级酒店，提供如此大额的金钱供未成年人邹某享乐，对心智未完全成长的未成年人的影响是何等地严重、何等地长远、持续，家长无法接受。和庆兰存在重大过错，和庆兰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四、原审法院对和庆兰自身存在重大过错的法律事实未予任何认定。本案进入民事诉讼程序后，法官就应该严格依照我国《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审理，法官的思维不能再简单停留在之前公安机关的刑事调查，而应该首先查明民事纠纷是什么民事行为引起的。我国《民法通则》第十二条明文规定“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的能力人，可以从事与他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和庆兰是旅行社经理，明知邹某是在校就读的初中生，却轻信他能够帮助她买到五洲花城的房子，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不断地给钱给物让邹某挥霍，还认为先付出这钱以后可以从购房款中抵扣。这实际是种委托购房的民事活动，已经超出了未成年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但和庆兰在这些民事活动中既未审核邹某身份，也从未征得其法定代理人的同意。另外，和庆兰所支付给邹某的钱，大部分属于赠与行为，除此之外部分的款项都是以借的名义取得的，属于债务。尽管邹某存在欺诈的问题，但涉及买房一套几百万如此巨大的交易，和庆兰自身的行为违反了民法通则第十二条的规定，由此造成的损失，和庆兰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和不可推卸的法律责任。原审法院的判决，完全无视《民法通则》第十二条的规定，将过错责任全部判给邹某这个未成年人及作为监护人的邹计业、何秋萍，而对和庆兰明显存在的重大过错未作任何认定。这种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妄顾法律事实，显失公平的错误判决，要求二审法院依法审查，予以纠正。五、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忽略了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存在。本诉讼案的实质，是和庆兰追究一个未成年人及监护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因而本案首先面对的是一个未成年人，但原审法院在审判过错中完全忽略了这一点。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条规定“国家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给予特殊保护、优先保护”，第五十条又明确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以及司法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在司法活动中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和庆兰以邹某涉嫌诈骗为由，之前已经到我市公安机关报案。但公安机关查清事实后，鉴于邹某是未成年人，认为不构成犯罪，未予任何刑事追究，很好地体现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但原审法院的法官在审理中，从未把邹某作为一个未成年人看待，更未想过在过错责任认定时要依《未成年人保护法》给予“特殊保护、优先保护”3。在成年人和庆兰自身明显存在重大过错时，却将过错责任都判给了一个心智未成熟，没有独立生活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从判决中可以看到，原审法院不但盲目地支持了和庆兰所称的全部损失，甚至还判邹某要承担利息部分的赔偿。依照《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即便邹某构成犯罪，也应按照第五十四条“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应当依法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规定来处理。但原审法院在追究一个未成年人民事赔偿责任的过程中，从未考虑邹某是一个未成年人，不但没有从轻、减轻赔偿责任，连利息都判给邹某，实际上是加重处罚，违背了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条、第五十条的规定，损害了邹某的合法权益。综观原审法院的判决书，全文仅适用了对和庆兰相对有利的《侵权责任法》，而对本案密切相关的《民法通则》、《未成年人保护法》这些对未成年人有利的法律规定却视而不见。为此，要求二审法院依法纠正原审法院的错误。六、原审法院对监护人的赔偿责任判决，违背了“适当”的法律规定。邹计业、何秋萍作为父母亲没有管教好自己的儿子，作为监护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这种责任的承担依《侵权责任法》，也只是承担“适当”的赔偿责任，而不是对未成年人给他人财产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法院应依《民法通则》第十二条的规定，明确分清和庆兰与邹某在委托购房这一民事活动中各自的过错责任。在此前提下，作为监护人的邹计业、何秋萍再依法律规定“适当”承担属于邹某过错部分的赔偿责任。和庆兰作为成年人与邹某这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进行款额达几百万的所谓帮助买房交易，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居然未找过他的监护人，盲目地出钱为邹某购物及巨额支付各种荒唐的旅游开支，使作为监护人的邹计业、何秋萍根本无法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何种交易，对和庆兰所称的损失，邹计业、何秋萍是毫不知情的，更说不上征得同意，所以主要的过错责任依法应由和庆兰承担。作为监护人，邹计业、何秋萍发现邹某高消费，连续二十几天乘飞机外出游玩及逃学这些迹象后，也采取了收缴邹某的身份证、护照，访问学校老师及追问原因等管教措施，虽然没能弄清真相，但也尽了监护人的责任。此外，邹计业是珠海市五洲房产公司的一名电工，何秋萍是九洲海关仓库的一名合同工，仅以工资维持生计，对赔偿的承受能力是很有限的。
和庆兰答辩称：第一、邹某实施诈骗行为侵害和庆兰的合法财产，邹某的过错明显，理应赔偿和庆兰的损失，邹计业、何秋萍作为邹某的法定监护人，对邹某实施诈骗行为不闻不问，任其发展，未履行监护职责，理应承担相应责任。而和庆兰上当受骗后财产受损，并无任何过错。第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审法院以公安机关侦查笔录作为定案依据有法律依据，在公安机关侦查笔录中，邹某陈述其诈骗事实及细节，公安的侦查行为完全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在原审期间，邹某及其法定代理人邹计业、何秋萍对机票、酒店等真实性并没有提出异议，邹某虚构有学区房事实，虚构房屋买卖合同，伪造房产登记中心受理号，以此对和庆兰实施诈骗行为，邹某应当承担本案的全部赔偿责任。在邹某长达一年的诈骗行为中，导致和庆兰财产受损将近50万。第三、邹某提到实施诈骗所获得的财产属于馈赠，纯属狡辩。在本案中，邹某在公安机关笔录中明确提到想实施财产诈骗行为，并不是所谓的馈赠行为。第四、原审依据《侵权责任法》追究邹某的侵权责任，适用法律正确，邹某提到其现在被金钱所迷倒，是邹某父母根本未尽监护职责所导致的。
二审期间，邹某、何秋萍、邹计业提交了如下证据：1、和庆兰为邹某购买的机票记录，拟证明邹某并未使用其中的部分机票，并申请法院予以核实；2、和庆兰所有付款清单，拟证明和庆兰购买机票的出票总价和实际付款价格有出入；3、微信的聊天记录，拟证明邹某于2014年7月10日之后才回应帮忙和庆兰购买学区房的事情。和庆兰质证称，上述三份证据均不属于在二审期间出现的新证据，对真实性均不予以认可，对第一份证据不予认可，和庆兰只负责购买机票，对邹某是否乘坐、改签、退票，均不属于和庆兰的责任；对第二份证据不予认可，对方提交的付款清单中的实际付款价格，与和庆兰提供的机票价格不符合；第三份证据间接印证邹某诈骗的事实。和庆兰亦提交了两类证据，一类为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邹某向和庆兰发出定机票和酒店的指示；另一类为照片，拟证明邹某曾在微信聊天中发送了美国护照的照片、在机舱中的照片以及五洲花城房屋的照片等，伪造虚假身份信息隐瞒真实年龄，虚构邹某在美国上大学、开飞机的事实，并让和庆兰相信邹某能为其订购五洲花城的房产。邹某、邹计业质证称，第一类聊天记录中关于2014年11月1日与和庆兰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除此之外的其他聊天记录均不承认，微信记录中的头像不是邹某本人，QQ邮箱也不是邹某本人的；第二类照片中对美国护照的照片、在机舱中穿便服的照片予以认可，对其他照片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在二审期间，经邹某、邹计业、何秋萍的申请，本院向中国南方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航公司”）调取了2014年邹某在南航公司的乘坐飞机记录表，邹某、邹计业、何秋萍以及和庆兰均对法院向南航公司调取的证据予以认可。经审查，邹某、邹计业、何秋萍以及和庆兰在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与本案的事实均有一定关联性，本院接纳上述证据，并综合全案的其他事实和证据一并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根据南航公司出具的关于2014年邹某的乘机记录表的内容，邹某、邹计业、何秋萍在二审期间提交的“和庆兰同邹某所购买的机票记录”中所异议的“未乘机”机票，在南航公司系统显示为“乘机”，而邹某、邹计业、何秋萍所异议的6月19日票号为“7812480010949”的CZ3572航班（“已换开”），并不包括在和庆兰所主张被骗的机票信息，邹某、邹计业、何秋萍所异议的6月22日票号为“7845283442953”的CZ3109航班（“已换开”），在南航公司系统显示为6月22日CZ3109航班“乘机”，邹某、邹计业、何秋萍所异议的6月27日票号为“7842135238576”的CZ3000航班（“已换开”），并不包括在和庆兰所主张被骗的机票信息。从双方均确认的聊天记录中可以查明，邹某曾使用虚假的已成年的美国身份证件，并曾虚构自己为五洲房产老总的儿子，骗取了和庆兰的信任，当和庆兰发现被骗后，曾多次向邹某催还被骗取的财物。邹某在二审期间承认，其一开始在和庆兰经营的旅行社订头等舱机票时，曾经支付过款项，后来就没有支付过，且从2014年4月底至6月25日的航班和酒店均是其本人向和庆兰提出代订要求的，之后就是和庆兰安排航班和行程。本院对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综合本案的事实和证据以及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对焦点问题的评析如下：
一、关于受害人和庆兰在本案中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首先，根据已查明的事实，邹某在与和庆兰相识的过程中，曾使用虚假的已成年的美国身份证件，并虚构自己为五洲房产老总儿子的身份，骗取了和庆兰的信任，先后多次让和庆兰所经营的旅行社为其垫付订机票、酒店的款项，并向和庆兰借取财物，供个人消费及购买高档电子产品，而在此期间，邹某表示其可以通过关系为和庆兰低价购买五洲花城的学区房，并从房款中抵扣之前的欠账。从案件的发展过程中可以认定，本案属于典型的民事欺诈行为，权衡双方的过错，邹某属于故意欺骗的主观心理状态，恶意欺诈明显，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其次，虽然受害人和庆兰在代订机票、酒店及转账的过程中，没有对邹某的未成年人身份信息进行进一步的核实，存在一定的疏忽，但对比侵权人邹某恶意欺诈的过错，和庆兰的疏忽过失与自身财产损害后果之间的原因力更小，应定性为一般过失。依照民事侵权责任中过失相抵原则的法律规定，过失相抵原则适用的法律前提为受害人的过错属于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形，才可以免除或减轻侵权人的民事责任，而本案中和庆兰的过错属于一般过失，不应减轻邹某及其监护人的侵权责任。再次，从维护民事诚实信用原则以及社会公平正义的角度出发，本案中更值得苛责的应是邹某的恶意欺骗行为，而非受害人和庆兰的疏忽过失，若仅因侵权人邹某系未成年人即减轻其及监护人的民事责任，会导致侵权人邹某及其监护人因邹某的不法欺诈行为而获得民事责任豁免的法律悖论，亦与社会善良之公序良俗所不容。综上，本院认为，受害人和庆兰在本案中虽有一般过失，但综合全案考虑，不宜适用过失相抵原则，即对邹某及其监护人因侵权产生的民事责任不予减轻。
二、关于受害人和庆兰的财产损失金额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的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其他方式计算。受害人和庆兰所主张的财产损害金额与南航公司出具的乘机记录表相互印证，并有机票予以证实，应确认机票价格系受害人和庆兰的财产损失金额。而邹某在二审期间所提出的关于部分机票“未使用”、“已换开”，不应认定为受害人损失的上诉理由，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除外之外的其他损失金额，由于双方均未提出异议，本院径行予以维持。至于原审法院认定邹某应向和庆兰支付自2014年8月14日起按银行同期一年贷款利率的利息，缺乏法律依据，且未考虑到受害人和庆兰存在疏忽大意的一般过失的情形，属于法律适用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综上，受害人和庆兰的财产损失金额为488807元。
三、关于邹某的监护人何秋萍、邹计业是否尽到监护责任的问题。本案案发时，邹某尚不满十六周岁，属于未成年人。邹某的父母邹计业、何秋萍作为法定监护人，理应履行教育、管教、保护的监护责任。首先，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案发时邹某系珠海市第五中学在读学生，作为未成年人，其本应在校园上学读书，接受义务教育，而在2014年5月至2014年8月期间，邹某并未正常上学，而是处于经常逃学、连续外出飞行的脱管状态，对此，邹计业、何秋萍作为父母，对子女的逃学情况疏于管教，未尽到教育的监护责任。其次，邹某作为未成年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当其手持多张以母亲何秋萍身份证开户的银行卡时，何秋萍作为监护人应尽到高度注意的防范义务，避免发生不利后果。当受害人和庆兰通过自己和陈志涛的账户先后九次转账70900元至何秋萍的银行账户，何秋萍应当予以察觉并向持卡人邹某进行询问核实，避免受害人和庆兰财产发生损害的后果，但何秋萍对自己银行卡金额的异常变动情况放任不管，其不作为的消极行为，间接放任损害后果的发生，已经构成了监护责任的重大失职，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再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二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责任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我国法律规定，监护人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承担替代责任，不区分其主观是否存在过错的情形，法定减轻责任的情形亦只限于监护人“尽到”监护责任。纵观全案的起因、发展及后果，本院认为，何秋萍、邹计业作为邹某的法定监护人，并未尽到法定的监护责任，间接放任损害后果的发生，构成监护人责任的重大失职，确给受害人和庆兰造成了较大的财产损失，不宜减轻监护人的监护责任。
综上，上诉人邹某、何秋萍、邹计业的部分上诉理由，于法有据，应予部分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部分有误，应对错误部分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九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裁判如下：
一、维持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5）珠香法民一初字第2831号民事判决书第四项；
二、撤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5）珠香法民一初字第2831号民事判决书第一、二、三项；
三、监护人邹计业、何秋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和庆兰返还人民币488807元。邹某本人有财产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邹计业、何秋萍赔偿。
四、驳回和庆兰的其他诉讼请求。
五、驳回上诉人邹某、何秋萍、邹计业的其他上诉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支付的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受理费4533元、反诉费2950元，由邹某、何秋萍、邹计业负担7211元，由和庆兰负担272元；二审受理费8632元，由邹某、何秋萍、邹计业负担8114元，由和庆兰负担518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孟庆锋
代理审判员 艾欣欣
代理审判员 唐育萍
二〇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陈思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