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琼民二初字第11号
原告符瀚文。
原告海口同山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世贸东路*号世贸中心*座****室。
法定代表人沈晁进，该公司总经理。
上列两位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周岩，北京市中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王官耀。
被告海南欣达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龙华路**号财富大厦*楼。
法定代表人王官耀，该公司董事长。
上列两位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闫俊奎，海南昌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两位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米威，海南昌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海南美瑞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北路**号华银大厦****室。
法定代表人蔡花，该公司总经理。
被告重庆宝庄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九龙坡区石坪桥冶金三村*号。
法定代表人朱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学东，北京市科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符瀚文、海口同山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山公司）与被告王官耀、海南欣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达公司）、海南美瑞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瑞公司）、重庆宝庄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庄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0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因美瑞公司下落不明，经公告送达于2015年1月26日、2015年9月7日、2015年12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符瀚文、同山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赵小峰、王怀宇到庭参加了第一次庭审，两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于2015年6月9日变更为周岩，原告符瀚文及其与同山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周岩到庭参加了第二、第三次庭审，被告王官耀、欣达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闫俊奎、米威、被告宝庄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学东到庭参加了全部庭审。被告美瑞公司经本院依法公告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符瀚文、同山公司起诉称：2010年2月10日，两原告与欣达公司、美瑞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由两原告向欣达公司、美瑞公司转让其持有的海南金川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金川公司）股权。协议签订以后，欣达公司、美瑞公司即向两原告支付首期股权转让价款350万元，上述股权转让尚未进行变更登记时，欣达公司、美瑞公司为了通过直接转让金川公司股权谋利，即提出由两原告委托欣达公司、美瑞公司实际控制人即第一被告王官耀对外转让金川公司股权，并同意将上述金川公司100%股权全部转让，转让价款总额为5000万元。现上述股权转让行为已经全部完成，被告仅向两原告支付股权转让款项350万元，剩余4650万元股权转让款虽经多次沟通，至今尚未支付。两原告多次催促被告履行付款义务，但其一直不予履行。两原告认为股权转让行为已经完成的情况下，被告拒不支付股权转让款项的行为，构成违约，且经两原告催促，被告拒绝履行的行为已经给两原告造成了经济损失。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提起诉讼，请求：1、判决四被告向两原告支付股权转让价款4650万元，并赔偿损失837万元（以4650万元为本金，按照银行贷款利率6%自2011年4月1日计算至2014年3月31日），共计5487万元。2、判决上述四被告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请求法院判决四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2015年9月7日原告符瀚文、同山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决四被告向两原告支付股权转让价款3650万元，并赔偿损失657万元（以3650万元为本金，按照银行贷款利率6%自2011年4月1日计算至2014年3月31日）；共计4307万元。2、判决上述四被告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决四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被告王官耀口头答辩称：一、王官耀与符瀚文、同山公司签订的《有偿委托代理合同书》名为代理销售股权的合同，实为居间合同。王官耀作为居间人，没有向符瀚文、同山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1、虽然王官耀与符瀚文、同山公司2011年3月24日签订《有偿委托代理合同书》，约定符瀚文、同山公司委托授权王官耀与宝庄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但是王官耀并未实际对外行使符瀚文、同山公司的授权，以代理人的身份与宝庄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在与王官耀签订上述《有偿委托代理合同书》的当天，符瀚文、同山公司就自己另行与宝庄公司就转让金川公司股权事宜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已经自己对外成功转让了股权，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委托事务已经消灭。双方签订的《有偿委托代理合同书》已经事实履行不能。2、由于符瀚文、同山公司在与王官耀签订《有偿委托代理合同书》的同时自己对外成功转让了股权，已自己完成了需要委托的事务，王官耀在该《有偿委托代理合同书》中就只能处于居间人的身份，就只能为符瀚文、同山公司提供与宝庄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的媒介服务，履行居间人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的规定，《有偿委托代理合同书》名为代理销售股权的合同，实为居间合同。即使王官耀在符瀚文、同山公司与宝庄公司订立合同时参与了一定的事务，但也只是作为居间人的身份参与，为促成符瀚文、同山公司与宝庄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提供帮助。况且，从委托人与代理人的法律属性上看，当委托人在委托代理人对外办理有关事务时自己亲自参与了该有关事务，并且亲自作出了意思表示，由于代理人在该情形下并不存在独立的意思表示能力，该有关事务也只能视为委托人自己完成了，而不能视为代理人完成的。因此，在符瀚文、同山公司自己加盖公章与宝庄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的过程中，王官耀不具有作为代理人身份的权利内容和意思表示能力。3、符瀚文、同山公司2011年3月24日与宝庄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符瀚文、同山公司将持有的金川公司100%股权作价3亿元转让给宝庄公司，双方在该合同中已经将股权转让价格、股款支付方式、股权变更节点、目标公司证照移交、目标公司债权债务处理等内容，作出了详尽的约定，符瀚文、同山公司已自己对外表示转让股权的全部意思。在该合同的签订过程中以及该合同签订后，王官耀既没有作出包括代为确认股权转让价格在内的任何意思表示，也没有代为收取股权转让款项的合同权利。王官耀没有代符瀚文、同山公司或者自己与宝庄公司签订合同，也不能代符瀚文、同山公司或者自己向宝庄公司收取款项，根据合同权利义务对等的基本原则，王官耀没有向符瀚文、同山公司支付款项的义务。4、王官耀作为居间人，只对促成符瀚文、同山公司与宝庄公司签订合同承担义务，而不对符瀚文、同山公司与宝庄公司履行该《股权转让合同》承担义务。既不能代符瀚文、同山公司或宝庄公司向对方主张权利，也不能代符瀚文、同山公司或宝庄公司向对方承担义务。因此，在符瀚文、同山公司2011年3月24日与宝庄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时，就已经完成了居间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三章关于居间合同的规定，王官耀促成合同成立的，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报酬。因此，王官耀不但没有向符瀚文、同山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而且还有向其主张报酬的权利。《有偿委托代理合同书》第三条是符瀚文、同山公司应当向王官耀支付报酬的约定，该约定非常明确，只要目标股权对外转让的价格超过5000万元，超出部分都属于王官耀所有，而并不以符瀚文、同山公司收到全部价款为条件。符瀚文、同山公司何时收到款项，是其与宝庄公司履行合同的问题，与确定其向王官耀支付报酬没有关系。符瀚文、同山公司2011年3月24日成功与宝庄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其将持有的金川公司100%股权作价3亿元转让给宝庄公司，因此，其应当向王官耀支付2.5亿元的报酬。二、即使符瀚文、同山公司主张《有偿委托代理合同书》为代理合同，王官耀也没有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1、委托代理是指代理人依据被代理人的委托，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其效力直接归属于被代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即使符瀚文、同山公司主张《有偿委托代理合同书》为代理合同，其与宝庄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是王官耀完成的代理事务，那么也是由符瀚文、同山公司自己承担其与宝庄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的权利义务，既包括其向宝庄公司过户股权的义务，也包括其向宝庄公司主张股权转让款的权利。王官耀作为代理人，通过履行代理行为，并不具有向宝庄公司过户股权的义务和向宝庄公司主张股权转让款的权利。《有偿委托代理合同书》并未约定王官耀具有代为向宝庄公司收取股权转让款的权利，符瀚文、同山公司与宝庄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也约定宝庄公司直接向符瀚文、同山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因此，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基本原理，符瀚文、同山公司基于向宝庄公司转让股权所产生的任何争议，只能向合同相对人宝庄公司主张。2、即使符瀚文、同山公司关于其与宝庄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是王官耀完成的代理事务的主张成立，宝庄公司在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时，明确知道王官耀并不是股权转让人，也就明确知道王官耀是符瀚文、同山公司的委托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符瀚文、同山公司与宝庄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也只能约束符瀚文、同山公司与宝庄公司，不能约束王官耀。因此，其向王官耀主张股权转让款，不符合法律规定。另外，即使符瀚文、同山公司主张其与宝庄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是王官耀完成的代理事务，符瀚文、同山公司也应当依据《有偿委托代理合同书》第三条的约定向王官耀支付2.5亿元的报酬。3、即使符瀚文、同山公司关于王官耀作为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宝庄公司订立合同，其在与宝庄公司订立的合同上盖章只是配合王官耀对外交易的主张可以成立的前提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的规定，王官耀由于第三人宝庄公司的原因对委托人符瀚文、同山公司不履行义务的，符瀚文、同山公司也只能向第三人宝庄公司主张权利。更何况，王官耀并未以自己的名义与宝庄公司订立合同，王官耀也对宝庄公司不享有任何权利。三、符瀚文、同山公司实际向宝庄公司转让金川公司90%股权，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理，其应当按照其与宝庄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向宝庄公司主张款项。1、2011年3月25日，符瀚文、同山公司与宝庄公司再次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符瀚文将其持有金川公司79.5%股权中的69.5%股权作价1390万元转让给宝庄公司，同山公司将其持有金川公司20.5%股权作价410万元转让给宝庄公司，并且实际已经将金川公司90%股权过户至宝庄公司名下。同日，符瀚文与王官耀也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符瀚文将其持有金川公司79.5%股权中的10%股权作价200万元转让给王官耀。根据符瀚文、同山公司的起诉状陈述，王官耀已经向其支付了350万元款项，远远超出了上述与王官耀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200万元。因此，如果宝庄公司未能支付股权转让款，则符瀚文、同山公司应当根据合同相对性，向宝庄公司主张股权转让款。2、从符瀚文、同山公司2011年3月25日分别与宝庄公司及王官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来看，均是符瀚文、同山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签订，均是其自己在股权转让合同上加盖公章，而不是由王官耀作为代理人以符瀚文、同山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转让股权的合同。如果王官耀作为其代理人，也就不能代理符瀚文、同山公司与自己交易。因此，从符瀚文、同山公司自己2011年3月25日与宝庄公司和王官耀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的行为来看，在符瀚文、同山公司对外转让股权交易中，王官耀的身份是作为其直接转让股权的对象，而并不是其对外转让股权的代理人身份。因此，符瀚文、同山公司与宝庄公司2011年3月25日达成的《股权转让协议》，只能认定为是其自己与宝庄公司达成的，其只能根据合同约定向宝庄公司主张股权转让款。综上所述，符瀚文、同山公司向王官耀主张股权转让款，既没有事实依据，也与法律规定不符。请求驳回符瀚文、同山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欣达公司口头答辩称：一、欣达公司与符瀚文、同山公司、美瑞公司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并未实际履行，后符瀚文、同山公司将股权另行转让给了宝庄公司，符瀚文、同山公司向欣达公司主张股权转让款，没有事实依据。2010年2月10日，鉴于符瀚文持有金川公司79.5%的股权，同山公司持有金川公司20.5%的股权，符瀚文、同山公司作为转让方，欣达公司及美瑞公司作为受让方，共同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符瀚文、同山公司将其持有金川公司100%股权中的80%作价4800万元转让给欣达公司及美瑞公司，其中欣达公司受让58%，美瑞公司受让22%，符瀚文保留20%，但该协议书签订后，各方当事人均未实际履行。2011年3月15日，同山公司作为转让方，欣达公司作为受让方，与符瀚文及美瑞公司就上述金川公司股权转让事宜再次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同山公司将其持有金川公司的全部20.5%股权作价512万元转让给欣达公司，四方当事人在该协议第二条声明，该协议与上述2010年2月10日签订的协议书有冲突的，以该协议约定为准，但该协议签订后各方当事人也均未履行协议。2011年3月24日，由于上述与欣达公司签订了两份股权转让合同未能履行，符瀚文、同山公司为了对外转让股权，另行将其持有的金川公司100%股权作价3亿元转让给宝庄公司，并与宝庄公司就转让金川公司股权事宜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为了尽快获利，2011年3月25日，符瀚文、同山公司又分别与宝庄公司及王官耀各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符瀚文将其持有金川公司79.5%股权其中的69.5%股权作价1390万元转让给宝庄公司，将其剩余10%股权作价200万元转让给王官耀；同山公司将其持有金川公司20.5%股权作价410万元转让给宝庄公司。该两份协议签订后，符瀚文将金川公司69.5%股权过户至宝庄公司名下，将金川公司10%股权过户至王官耀名下，同山公司将金川公司20.5%股权过户至宝庄公司名下。至此，宝庄公司受让了金川公司90%的股权，王官耀受让金川公司10%的股权。根据上述事实，符瀚文、同山公司并未向欣达公司转让金川公司的任何股权，欣达公司也未受让金川公司的任何股权，却向欣达公司主张支付股权转让款，明显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也充分说明其通过诉前保全查封欣达公司的财产是恶意诉讼。二、虽然符瀚文、同山公司与欣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官耀个人签订了《有偿委托代理合同书》，但该合同实为居间合同。王官耀作为居间人，对于符瀚文、同山公司与宝庄公司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不承担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欣达公司与王官耀作为各自独立的民事主体，更加没有向符瀚文、同山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首先，虽然符瀚文、同山公司与欣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官耀个人于2011年3月24日签订《有偿委托代理合同书》，但是该协议实为居间合同，王官耀作为居间人，只对促成符瀚文、同山公司与宝庄公司订立股权转让合同承担责任，而不对符瀚文、同山公司与宝庄公司之间的合同履行承担责任，且王官耀个人的行为也与欣达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其次，王官耀也并未实际代理符瀚文、同山公司对外转让股份：1、从符瀚文、同山公司与宝庄公司及王官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来看，分别是符瀚文、同山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签订转让股权的合同，而不是由王官耀作为代理人以符瀚文、同山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转让股权的合同；2、符瀚文、同山公司与王官耀签订代理合同的同时，就与宝庄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已经自己对外转让了股权。因此，王官耀签订代理合同后根本无法履行代理合同；3、从符瀚文、同山公司2011年3月25日与宝庄公司和王官耀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的行为来看，在符瀚文、同山公司对外转让股权交易中，王官耀的身份是作为其直接转让股权的对象，而并不是其对外转让股权的代理人身份；4、从委托人与代理人的法律属性上看，当委托人在委托代理人对外办理有关事务时，委托人自己参与了该有关事务，并且自己作出了意思表示，则应当视为委托人自己完成了有关事务，而不能视为代理人完成的事务。如上所述，王官耀实际并未以符瀚文、同山公司代理人的身份对外转让金川公司股权，在符瀚文、同山公司自己已经对外转让股权的情形下，也无法代理符瀚文、同山公司再次对外转让股权，《有偿委托代理合同书》并未实际履行，符瀚文、同山公司向王官耀主张支付股权转让款，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符瀚文、同山公司向欣达公司主张支付股权转让款，更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虽然符瀚文将金川公司10%股权作价200万元转让给王官耀，但王官耀已经支付了全部款项。符瀚文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再向王官耀主张股权转让款。即使符瀚文、同山公司恶意诉讼向王官耀再次主张股权转让款，也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查封欣达公司的财产。王官耀虽然是欣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的规定，欣达公司作为有限公司，属于独立的企业法人，与王官耀属于不同的民事主体，符瀚文、同山公司诉前财产保全时申请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口中院）恶意查封的欣达公司名下的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双槐（树）小区甲1号楼（京源大厦）五层房产（房产证号京房权证宣集字第号）的价值，远远大于5000万元，是严重的超标的查封，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符瀚文、同山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并且尽快解封对欣达公司上述财产的查封。
被告美瑞公司答辩称：一、符瀚文、同山公司提起的本案诉讼，实为两个不同诉讼标的的案件，法院不得在一个案件中进行审理。美瑞公司、欣达公司与符瀚文、同山公司之间于2010年2月10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基于该份合同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只能对前述四方合同当事人产生约束力，而对本案另外两被告王官耀个人和宝庄公司并无任何法律约束力。同理，符瀚文、同山公司与宝庄公司签署的《股权转让合同》，符瀚文、同山公司与王官耀个人签署的《有偿委托代理合同书》，也只能在合同当事人之间产生约束力，其对本案另外两被告美瑞公司和欣达公司同样无任何法律约束力。因此，两份股权转让合同纠纷的当事人之间，并无共同的诉讼标的，也无共有关系或者连带关系，实为两个案件，只是两个案件的诉讼标的物相同而已。根据本案符瀚文、同山公司起诉状的陈述及其所提交的证据材料，已能判明属于两个不同诉讼标的的案件。美瑞公司认为，法院应当依法对符瀚文、同山公司进行释明，并要求符瀚文、同山公司对诉讼标的作出选择，法院根据符瀚文、同山公司的选择，通知其他与符瀚文、同山公司的选择无关的另两方当事人退出本案诉讼，符瀚文、同山公司可以根据其与退出诉讼的两当事人之间的合同另案提起诉讼解决。请求法院纠正本案将不同诉讼标的的两个案件并案受理的行为。二、关于美瑞公司和欣达公司与符瀚文、同山公司签署的《股权转让合同》的履行问题，该份合同约定作为转让方的符瀚文、同山公司，须向受让方出具标的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但符瀚文、同山公司无法出具；未能履行先合同义务，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符瀚文、同山公司为该合同的违约方。后来，符瀚文、同山公司又将合同标的物转让给了宝庄公司，并进行了交付登记。符瀚文、同山公司将合同标的物交付给第三人之后，原合同又因符瀚文、同山公司的另行转让合同标的物的行为，合同目的根本无法实现，这其实也是符瀚文、同山公司已经以其实际行为表明不再履行原合同。在该份合同中，符瀚文、同山公司是显而易见的违约方，而此时符瀚文、同山公司又反过来要求原合同当事人继续履行合同支付股权转让款无理。因符瀚文、同山公司是违约方，美瑞公司在该合同中享有要求符瀚文、同山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的权利，且美瑞公司保留此权利并将另行追究符瀚文、同山公司的法律责任。三、符瀚文、同山公司与宝庄公司签署的《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本与美瑞公司毫无关系，但美瑞公司对符瀚文、同山公司的恶人先告状行为也甚为不满，也不希望看到该行为得逞。从该合同约定的内容来看，符瀚文、同山公司作为卖方，声明保证金川公司名下有位于陵水自治县（以下水县）香水湾的402亩土地，从一般常理和商业习惯来看合同目的，作为买方的宝庄公司以上亿元的对价欲购买的是有资产的标的公司，而不是买一家空壳公司。之后宝庄公司发现，金川公司名下的土地资产其实早已经因闲置而被当地政府无偿收回，标的公司是一家只有债务而无资产的空壳公司。符瀚文、同山公司诉请宝庄公司继续履行合同，履行给付股权转让款的合同义务，而此时符瀚文、同山公司是否已经举证证明了其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是否已经举证证明标的公司重新取得了其在合同中披露的重大土地资产？是否已经向法庭提交了该份合同中声明的土地的权属证明文件？如符瀚文、同山公司没有，那又如何能要求宝庄公司继续履行合同以支付股权转让款呢？四、至于符瀚文、同山公司与王官耀个人签署的《有偿委托代理合同书》，各方之间成立的是有偿委托合同关系，是委托人与被委托人的法律关系。该份合同是王官耀个人与符瀚文、同山公司之间的合意，而非王官耀代表欣达公司或者以欣达公司名义实施的民事行为，该合同也只能约束符瀚文、同山公司与王官耀个人，而不能对欣达公司产生任何约束力。从案件材料来看，符瀚文、同山公司已经与宝庄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合同》，确定进行交易，足见王官耀个人已经在受托范围内实施完毕受托事项，也无证据表明王官耀在实施受托行为过程中存在任何过错且该过错给符瀚文、同山公司造成了损失。此时符瀚文、同山公司要求王官耀承担民事责任没有理由和法律依据，王官耀在受托范围内实施完毕受托事项后，符瀚文、同山公司非但没有向王官耀支付报酬，反而还要求王官耀承担法律责任更是恶人先告状。再者，符瀚文、同山公司诉请的是继续履行合同支付股权转让款，而非基于认为王官耀实施委托事项给其造成损害而要求损害赔偿，更是与王官耀无关。五、符瀚文、同山公司诉状所述关于“第二、第三被告为了通过直接转让金川公司股权谋利，即提出由符瀚文、同山公司委托…对外转让股权”等内容毫无根据，也没有证据支持。根据案件材料可见，符瀚文、同山公司委托王官耀个人居间卖股权，王官耀完成了受托事项，符瀚文、同山公司直接与宝庄公司签订相关股权转让合同，该份合同的权利义务主体是符瀚文、同山公司和宝庄公司，符瀚文、同山公司诉状所述与客观事实完全不符。请求依法驳回符瀚文、同山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宝庄公司口头答辩称：一、符瀚文、同山公司诉求宝庄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4650万元及相关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符瀚文、同山公司针对其诉求向法庭提供了其与欣达公司、美瑞公司所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以及与王官耀所签署的《有偿委托代理合同书》等证据，上述证据仅仅证明符瀚文、同山公司与欣达公司、美瑞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关系以及与王官耀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与宝庄公司未有任何法律关系。宝庄公司既不知道符瀚文、同山公司与前三被告签署过以上协议，也不清楚他们之间如何履行上述协议。因此，符瀚文、同山公司诉求的股权转让款3650万元及相关损失与宝庄公司毫无关联性，也就是说符瀚文、同山公司无任何证据证明宝庄公司欠付其两原告上述股权转让款及相应损失。二、符瀚文、同山公司与宝庄公司所签署的《股权转让合同》因符瀚文、同山公司未能在约定的时间内办理好新土地证实际上已经解除。2011年3月24日符瀚文、同山公司与宝庄公司签署了标的为3亿元的《股权转让合同》，该合同第五条第4款约定：“若甲方（符瀚文、同山公司）未能在乙方（宝庄公司）将1亿元人民币转入共管账户三个月内交付新更换的土地使用证给甲乙双方共管，甲乙双方解除本协议，甲方应在三日内与乙方共同解除共管资金，将款退回乙方”。在履行该合同过程中，因符瀚文、同山公司未能按照该条约定的时间办理好新的土地证，随后符瀚文、同山公司与宝庄公司就解除了共管资金，双方按该合同约定就解除了本合同，双方不再履行。按照该合同第五条第8款的约定，合同解除且款项返还宝庄公司后，宝庄公司应将金川公司90%股权退回到符瀚文、同山公司名下。但是由于符瀚文、同山公司还未将应退还给宝庄公司的款项全部结清，即截止目前为止还有3400万元未退还给宝庄公司，同时由于涉案金川公司的印章、营业执照均由符瀚文、同山公司持有，且按照海南省工商管理局的要求，办理股权变更事宜需双方当事人亲自到场才能办理。所以只有待符瀚文、同山公司还完上述款项并按上述办事流程的规定才能将股权返还。三、符瀚文、同山公司的诉求已过诉讼时效。2011年3月24日符瀚文、同山公司与宝庄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合同》，该协议过了3个月就解除了，截止目前为止符瀚文、同山公司的诉求已过两年的诉讼时效。综上，请求依法驳回符瀚文、同山公司对宝庄公司的所有诉讼请求。
原告符瀚文、同山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共提交了11份证据：证据1、《股权转让协议书》及授权委托书，拟证明被告欣达公司、美瑞公司的主体资格以及两原告与欣达公司、美瑞公司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协议约定的具体内容；证据2、《有偿委托代理合同书》，拟证明被告王官耀、欣达公司、美瑞公司要求两原告配合，将从两原告处受让的金川公司股权向宝庄公司转让并获取利益的过程；证据3、金川公司企业机读档案登记材料，拟证明两原告已经按照被告王官耀、欣达公司、美瑞公司的要求将金川公司股权变更登记至宝庄公司、王官耀名下，两原告的股权转让义务已经完成；证据4、欣达公司企业机读档案登记材料，拟证明欣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王官耀，欣达公司原名为海南源集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的事实；证据5、工商机读资料，拟证明2010年4月8日金川公司法定代表人由符瀚文变更为王官耀的事实；证据6、（2013）海中法民二初字第62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两原告向王官耀曾经主张过权利并协商和解的事实；证据7、金川公司公章交接清单；证据8、公证书，拟证明王官耀以邮件方式要求与符瀚文和解，并提出和解方案的事实；证据9、符瀚文收到350万元的银行凭证；证据10、符瀚文收到1000万元的银行进出账凭证；证据5、7、9、10拟共同证明王官耀实际履行了2010年2月10日《股权转让协议书》和《有偿委托代理合同书》的事实；证据11、关于美瑞公司注册信息虚假的举报材料，拟证明在工商局登记备案的美瑞公司法定代表人蔡花的身份证是虚假的，美瑞公司实际由王官耀控制的事实；证据12、（2013）海中法民二初字第62号案的起诉材料，拟证明两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没有超过诉讼时效。
被告王官耀、欣达公司对两原告提交的证据1、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不予确认，认为证据1、证据2所涉合同并没有得到合同签订方的实际履行，且王官耀实际上并没有按照《有偿委托代理合同书》的约定代表两原告对外转让目标股权，在王官耀接受委托事务当天就由两原告自行独立完成需要委托的事务。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不予确认，认为按该机读档案资料显示，王官耀已向两原告支付了股权转让对价，但两原告与欣达公司并未履行2010年2月10日及之后的股权转让协议。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但对两原告所主张的王官耀是欣达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事实有异议。对证据5、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证据6中的裁定是因两原告未缴纳诉讼费才按撤诉处理而作出的裁定，并不是因与王官耀和解才撤诉的。对证据8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确认公证书中邮件的真实性，不能确认邮件的发送人，公证书中的材料也未经双方签字盖章。对证据9、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款项是朱万贵转给两原告的，不能因此推断是依据《有偿委托代理合同书》支付的。因未提供原件，对证据7、证据11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证据12的真实性不能确认，虽然该证据系来源于海口中院的诉讼材料，但是否与实际原件核对无误不能判断，且该证据中没有送达给王官耀或欣达公司的送达回证，故对其关联性亦不予确认，同时，从起诉状的落款时间来判断，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宝庄公司对两原告提交的证据1、2、6、8、9、10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与其公司无关。对证据3、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据3的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虽然股权登记在宝庄公司名下，但两原告与宝庄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已经解除，宝庄公司愿意将股权返还给两原告。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因未提供原件，对证据7、证据11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证据1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2013）海中法民二初字第62号案的诉讼对宝庄公司不产生时效中断的后果，对其他被告的时效影响，由法院认定。
被告王官耀、欣达公司向本院提供了八份证据：证据1、2010年2月10日《股权转让协议书》，结合金川公司机读档案，拟证明该协议没有实际履行；证据2、2011年3月15日《股权转让协议书》，拟证明该协议没有实际履行，涉案股权已转让给宝庄公司；证据3、2011年3月24日符瀚文、同山公司与王官耀签订的《有偿委托代理合同书》；证据4、2011年3月24日符瀚文、同山公司与宝庄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证据3、证据4拟共同证明王官耀没法实际履行《有偿委托代理合同书》，是两原告自己签署合同并收取股权转让款，3亿元中超出50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部分的报酬，应由两原告向王官耀支付；证据5、金川公司机读工商资料，拟证明两原告自己向宝庄公司转让股权、收取款项，并办理了过户；证据6、2011年3月25日，符瀚文、同山公司与宝庄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拟证明两原告与宝庄公司存在股权转让关系，与欣达公司和王官耀没有关联，证据1、证据3没有实际履行；证据7，符瀚文与王官耀签订的两份金川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拟证明王官耀与两原告之间并不是委托人和代理人关系，也间接印证了对外转让金川公司股权是两原告的意思表示；证据8、金川公司工商档案资料，拟证明两原告不仅与宝庄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而且亲自到场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原告符瀚文、同山公司对王官耀、欣达公司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金川公司法定代表人已变更为王官耀，该股权转让协议已实际履行，且该协议是本案涉案法律关系的关键性基础。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明目的不完全认可，认为该协议书双方未实际履行，但也没有终止履行的意思表示。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该合同签订的目的是变通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书，且已实际履行。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该合同不是两原告所签，且与同一天签署的《有偿委托代理合同书》内容相矛盾。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1、证据3所涉的合同已得到履行。对证据6和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该两份协议是按照王官耀要求，为了履行2010年2月10日《股权转让协议书》实施的配合行为。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
被告宝庄公司对证据1-3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理由为该部分证据与其公司无关。对证据4-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两原告与宝庄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已经解除。
被告宝庄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三份证据：证据1、2011年3月24日《股权转让合同》，拟证明宝庄公司和两原告签署的合同标的实际上是3亿元，但后来由于两原告未在3个月内办好新的土地证，该协议已经解除，因联系不上两原告，股权登记才至今未变更；证据2、2011年3月24日的《收条》；证据3、2011年3月28日的《收条》，证据2、证据3拟共同证明宝庄公司支付了2000万元定金的事实。
原告符瀚文、同山公司对宝庄公司所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该协议并非两原告所签；对证据2、证据3的真实性不认可，理由为该两份证据是复印件。
被告王官耀、欣达公司对宝庄公司所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内容没有异议；因未提供原件，对证据2、证据3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法调取了以下证据：1、陵国用（旅）字第935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2、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陵水县政府）陵府（2008）44号《关于依法收回海南金川房地产开发公司402亩国有土地使用权并核发换地权益书的决定》；3、海南省人民政府琼府复决（2008）2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4、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的立案登记表及立案决定书；5、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发给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环境资源局（以下简称陵水国土局）就陵国用（旅）字第935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相关情况的去函以及陵水国土局回复的说明；6、2011年3月24日的《收条》以及2011年3月28日的《收条》；7、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营业部与王官耀、宝庄公司签订的资金托管业务申请书、1亿元的到账通知书、终止协议通知书；8、重庆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渝公鉴（文）（2013）323号鉴定文书；9、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撤销案件决定书》；10、王官耀十二份《讯问笔录》，时间分别为2013年11月29日、2013年11月30日、2013年12月1日、2013年12月5日、2013年12月6日、2013年12月11日、2013年12月18日、2013年12月19日、2013年12月22日、2013年12月23日、2013年12月24日、2014年2月25日；11、符瀚文的两份《讯问笔录》，时间分别为2013年10月22日、2013年10月23日。
原告符瀚文、同山公司对本院依法调取的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认为本案是股权转让纠纷，不是土地纠纷，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4、5、7-1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证据6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理由为该证据是复印件。被告王官耀、欣达公司对本院依法调取的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三份证据与本案股权转让纠纷无关；对证据4、5、7-9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证据10、证据1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证据10中王官耀的12份笔录和证据11中两原告的2份笔录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理由是公安局的笔录是在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下做出的，公安局了解的是王官耀是否存在欺骗宝庄公司的情况，该情况与本案没有关联；对证据6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该两份收条是复印件，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宝庄公司对本院调取的11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
经审查，本院对以上证据的认证意见如下：一、对原告提供的12份证据的认证意见。被告王官耀、欣达公司及宝庄公司对原告符瀚文、同山公司提供的证据3、4、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本院对上述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上述证据能够证明金川公司、欣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权的基本情况，本院予以采信。因被告王官耀、欣达公司、宝庄公司对两原告所提交的证据1、2、6、8、9、10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该六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同时，证据1、2、9、10能够证明金川公司股权转让过程及股权转让款支付的事实，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证据8中的公证书是对符瀚文邮箱中的邮件内容进行的公证，虽然邮件内容与本案纠纷有关，但由于符瀚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邮件系与王官耀的往来邮件或所涉邮箱为王官耀所使用，且邮件中的协议未经当事人签字确认，故对证据8不予采信。因两原告未能提供证据7、11的原件予以核对，被告王官耀、欣达公司及宝庄公司对其真实性亦不予认可，故本院对证据7、11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虽然王官耀、欣达公司对证据12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该证据上盖有海口中院的材料专用章，经本院核实，该材料系复印自海口中院档案室，且该证据与原告所提供的证据6能共同证明符瀚文、同山公司2011年6月25日向海口中院提起诉讼的事实，故对证据6、证据12予以采信。二、对被告王官耀、欣达公司提供的八份证据的认证意见。因两原告及宝庄公司对被告王官耀、欣达公司提供的证据5-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故对证据5-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因符瀚文、同山公司作为合同签约方对证据1、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且该两份合同能够证明本案股权转让的有关事实，故对被告王官耀、欣达公司所提交证据1、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虽两原告对被告王官耀、欣达公司所提交的证据2的关联性、证明力提出异议，但由于该证据能够证明金川公司股权转让的过程，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对被告王官耀、欣达公司提供的证据4，待后结合海南公平司法鉴定中心的琼公平鉴（2015）文检字第93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进行认定。三、对被告宝庄公司提供的三份证据的认证意见。对被告宝庄公司提供的证据1与被告王官耀、欣达公司提供的证据4一致，待后结合海南公平司法鉴定中心的琼公平鉴（2015）文检字第93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进行认定。因宝庄公司未能提供证据2、证据3的原件，且两原告以及王官耀、欣达公司对该两份收条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故对宝庄公司提供的证据2、证据3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四、关于本院调取的证据问题。两原告及被告王官耀、欣达公司对本院调取的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提出异议。本院认为，金川公司名下的402亩土地为其主要资产，体现了涉案股权的价值，与本案有关联，故两原告及被告王官耀、欣达公司对该三份证据的异议不能成立。因两原告及被告王官耀、欣达公司、宝庄公司对证据4、5、7-9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应确认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但对证明内容，应结合其他证据认定。两原告及被告王官耀、欣达公司、宝庄公司对证据10、证据11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本院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虽然被告王官耀、欣达公司对该两份证据的关联性提出异议，但该14份笔录能够反映本案金川公司股权转让的全过程，与本案有关联，该14份笔录能够作为本案证据予以确认。虽宝庄公司自认证据6中的两份收条系其向公安机关提供，但宝庄公司却未能提供该两份收条的原件，原告符瀚文、同山公司及被告王官耀、欣达公司亦不认可该两份收条的真实性，故本院对证据6的真实性不予确认。
符瀚文、同山公司因对被告王官耀、欣达公司所提供的证据4以及宝庄公司所提供的证据6，即2011年3月24日《股权转让合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于2015年2月4日向本院提出申请，请求就被告王官耀、欣达公司、宝庄公司提供的落款时间为2011年3月24日的《股权转让合同》第6页上符瀚文、沈晁进的签名是否为本人亲笔签名，以及该合同上同山公司的公章第6页以及骑缝章标记为是否与同山公司的公章一致的问题进行鉴定。海南公平司法鉴定中心经鉴定，于2015年7月10日出具琼公平鉴（2015）文检字第93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2011年3月24日《股权转让合同》第6页左下方“甲方”后面盖印的“海口同山商贸有限公司”公章印文与同山公司在海南省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存档的五枚“海口同山商贸有限公司”公章印文均不是同一枚公章所盖；2、2011年3月24日《股权转让合同》上盖印的三枚骑缝“海口同山商贸有限公司”公章印文，其中上面的骑缝公章印文不具备鉴定条件，下面两枚骑缝章印文与同山公司在海南省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存档的五枚“海口同山商贸有限公司”公章印文均是同一枚公章所盖，但二枚骑缝章均盖印在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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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页上，第6页均无显示；3、2011年3月24日《股权转让合同》第6页左下方“甲方”后面签署的“符瀚文”签名笔迹是符瀚文本人所写；4、2011年3月24日《股权转让合同》第6页左下方“甲方”后面签署的“沈晁进”签名笔迹是沈晁进本人所写。原告符瀚文、同山公司对该鉴定意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认为该鉴定意见充分证明了两原告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署的2011年3月24日《股权转让合同》，被告进行了伪造和篡改。被告王官耀、欣达公司对鉴定意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认为经鉴定，符瀚文和沈晁进的签名都是本人签名，说明符瀚文和同山公司有转让股权给宝庄公司的意思表示或行为，但鉴定意见的顺序与高院委托的顺序不一，认为超出了高院委托的范围，且鉴定过程中没有以同山公司在公安机关的备案公章作为样本进行比对。宝庄公司对鉴定意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不能以工商局的公章作为样本进行鉴定，认为同山公司的公章是真实的，股权转让合同是真实的。
2015年9月7日庭审时，鉴定人出庭，就王官耀、欣达公司、宝庄公司提出的异议进行说明：1、鉴定意见的先后顺序是根据鉴定人进行鉴定的实际需要所排列；2、由于同山公司的印章在海口市公安局没有备案，因此鉴定只能用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样本进行比对，依据司法部的规定，在公安机关或工商部门的备案公章均可以作为比对样本。
对海南公平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琼公平鉴（2015）文检字第93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本院认为，因两原告及被告王官耀、欣达公司、宝庄公司均对鉴定意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故本院对该鉴定意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同时，经审查，海南公平司法鉴定中心在本院的委托鉴定范围内进行鉴定，程序合法，鉴定意见的排列先后顺序与是否超出委托范围无关，鉴于客观情况，鉴定机构无法以公安机关的备案公章作为样本进行比对，而选择工商部门的备案公章进行比对并无不当，故本院对该鉴定意见予以采信。经鉴定，2011年3月24日的《股权转让合同》上符瀚文、沈晁进的签名系其本人所签，同山公司亦在该协议上盖章，且沈晁进系同山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其在该协议上的签字与同山公司的印章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同时，本院依法到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调取的证据8中的鉴定文书亦证明了符瀚文在该协议上的签字系其本人所签。综上，本院对被告王官耀、欣达公司所提供的证据4以及宝庄公司所提供的证据6，即2011年3月24日符瀚文、同山公司与宝庄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协议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根据上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金川公司成立于1992年12月26日，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金川公司原股东为符瀚文持有1590万股，占股79.5%，同山公司持有410万股，占股20.5%。2010年2月10日，符瀚文、同山公司作为甲方（转让方）与海南源集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现欣达公司）、美瑞公司作为乙方（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合同主要内容为：1、目标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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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川公司是依中国法律设立并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公司实际注册资本2000万元，于1992年10月26日经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成立，注册证号为：460000000202332，现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符瀚文。目标公司拥有位于陵水县光坡镇地区402亩国有土地使用权，为出让性质的旅游用地，土地证号为陵国用（旅）字第93**号，以及402亩土地上的《山林权证》（以下简称目标资产）。2、陵水国土局《关于处置闲置建设用地的函》（陵土环资函（2007）150号）文件和陵水于2008年7月28日刊登在《海南日报》上的《关于依法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核发换地权益证书的通告》的内容甲方已向乙方极尽告知义务，乙方也已充分的知晓。3、甲方保证目标资产除了于1999年12月为海南新龙达实业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文昌市支行借款本金900万元及利息提供抵押担保外，没有设定抵押或涉及诉讼、仲裁，没有任何债务和经济纠纷，并免遭第三人追索，否则，甲方应当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4、甲方将金川公司80％股权以48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后的目标公司的股权结构为：源集公司占58％、美瑞公司占22％，符瀚文占20％。符瀚文、同山公司、欣达公司、美瑞公司均在该协议上签字、盖章。该协议签订后王官耀向符瀚文支付了350万元，但该《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后，双方未到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2010年4月8日，金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符瀚文变更为王官耀。
2010年6月3日，海南源集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企业名称变更为海南欣达实业有限公司。
2011年3月13日同山公司股东会决议一致同意同山公司将所持有的金川公司20.5%股权以512万元的对价转让给欣达公司。2011年3月15日，金川公司股东会决议一致同意同山公司将所持有的金川公司20.5%股权以512万元的对价转让给欣达公司。同日，同山公司作为甲方（转让方）与欣达公司作为乙方（受让方）、符瀚文作为丙方，美瑞公司作为丁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同山公司将其持有的金川公司20.5％的股权以512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欣达公司，该合同第二条中四方当事人声明：本协议与四方于2010年2月10日在海口市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若有冲突或抵触的条款，则以本协议条款之规定为准。符瀚文、王官耀、沈晁进、同山公司、欣达公司、美瑞公司均在该协议上签字、盖章。该《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后，双方未到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2011年3月24日，符瀚文、同山公司作为甲方与王官耀作为乙方签订《有偿委托代理合同书》，该合同约定：鉴于甲方与欣达公司（法人为王官耀）于2010年2月10日签订金川公司80％股权转让协议书后，王官耀累计已支付了350万元给符瀚文，之后王官耀为保住金川公司的权益投资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至今金川公司陵国用（旅）字第9351号土地仍然处于政府已收回状态，现双方友好协商一致，甲方同意按5000万元的包干价格委托王官耀代理金川公司100％的股权转让之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同为金川公司股东，其中符瀚文持有79.5%的股权，同山公司持有20.5%的股权。乙方为金川公司法定代表人。二、甲方同意委托乙方将其持有的金川公司100%的股权（以下简称目标股权）进行转让，乙方同意接受委托。三、甲乙双方同意并确认：目标股权委托转让包干价为5000万元，高于包干价部分的转让价款归乙方所有，低于包干价部分的转让价款由乙方负责支付给甲方。四、甲方委托授权乙方与宝庄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配合履行协议，股权登记过户到宝庄公司和王官耀名下后，产生的问题和责任由乙方承担。五、《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当工商部门受理将90％股权变更登记到宝庄公司名下之手续后，由乙方当场直接将预付股权款1000万元支付给甲方，之后甲方必须配合办完90％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到宝庄公司名下。剩余的4000万元股权转让款由甲方与宝庄公司共管，达到协议约定解付条件后直接支付给甲方。当上述4000万元股权转让款实现共管后三天内，甲方将另外10％的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到王官耀名下。六、甲乙双方同意并确认：除了包干价5000万元外，其余款项归乙方，由宝庄公司与乙方共管，达到协议约定解付条件后直接支付给乙方。七、委托期限自2011年3月23日至2011年3月31日，在此期间甲方收到本合同约定的1000万后，委托期限自动延长三个月。符瀚文、沈晁进、王官耀、同山公司均在该协议上签字、盖章。
2011年3月24日，符瀚文、同山公司作为甲方（转让方）与宝庄公司作为乙方（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主要约定内容为：第一条金川公司的基本情况：2、金川公司通过出让方式取得位于陵水香山湾，面积402亩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证号为：陵国用（旅）字第9351号）。该土地使用权现用途为旅游用地，金川公司已支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和其他征地费用并持有完整的相关税费票据，土地权属不存在纠纷，并且甲方承诺：若土地出让金和其他征地费用等票据不完整，则由甲方负责补完整；若土地权属存在纠纷，则由甲方在本合同生效后三个月内负责解决清楚。第二条股权转让价格及支付方式：1、甲方将其在金川公司所占的全部股权暂作价3亿元转让给乙方，最终的转让价格须经审计后双方确定。双方同意并确认：本协议转','2018-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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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登记办法》 第四条房屋登记，由房屋所在地的房屋登记机构办理。
本办法所称房屋登记机构，是指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或者其设置的负责房屋登记工作的机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 （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 （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
（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 （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 （六）重复起诉的；
（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 （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所羁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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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文本尾部原文\":\"\"});$(document).attr(\"title\",\"黄某诉成都市国土资源局、第三人成都市协成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房屋行政登记一审行政裁定书\");$(\"#tdSource\").html(\"黄某诉成都市国土资源局、第三人成都市协成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房屋行政登记一审行政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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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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