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5）粤高法刑二终字第27号
原公诉机关广东省肇庆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陈华一，曾用名陈楚波，广东省潮阳人，硕士研究生，原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住广东省广州市。因本案于2013年9月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17日被逮捕，现押于肇庆市看守所。
辩护人邹启钊、万学伟，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广东省肇庆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陈华一犯受贿罪一案，于2014年11月16日作出（2014）肇中法刑一初字第5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陈华一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审阅案卷和上诉材料，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被告人陈华一在任职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期间，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以及其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非法利益。其中：
一、收受珠海市宝某康某房地产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兼总经理郑某己人民币共计650万元。2007年7月26日，珠海市宝某康某房地产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兼总经理郑某己（2013年1月27日病故）因涉嫌职务侵占罪，被珠海市公安局立案侦查并羁押，2008年1月17日被取保候审。郑某己在取保候审期间，为逃避法律责任追究，通过郑某乙（另案处理）找到时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的被告人陈华一，请陈华一帮忙疏通关系，企图逃脱司法追究。随后，陈华一找到时任珠海市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杨某甲，要求杨某甲对郑某己案件作撤案或息诉处理，被杨某甲拒绝。2008年5月，陈华一与郑某己见面并多次商讨，最终商定：郑某己贿送陈华一600万元以感谢陈帮忙了结此事，陈华一表示同意。同年6月中旬，郑某己按约定将筹集好的600万元现金，交由其子郑某丙及其朋友潘某甲送到广州，在广州市南国花园附近将钱交给陈华一。同年6月13日，郑某己亲笔书写授权委托书作为收钱帮忙的凭证。同年7、8月份，陈华一又以原来的“费用”不够为由向郑某己提出要增加“费用”50万元，郑某己在广州市华泰宾馆住房内，将50万元现金交给陈华一。陈华一收到郑某己送的650万元后，找到郭某乙（时任中国某某联盟的执行主席、中国某某促进会理事）以及付某（北京市某某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北京帮忙运作。陈华一将上述款项中的50万元付给了郭某乙，100万元付给了付某，其余500万元由陈华一本人占有。
二、收受东莞市某某达市政工程管理公司董事长王某乙人民币37.908万元。2010年，被告人陈华一经他人介绍认识了东莞市某某达市政工程管理公司董事长王某乙。2011年的一天，陈华一在东莞寮步镇对王某乙称其已与东莞市主要领导沟通，引进一个“联合国”重点工程，投资巨大，成功后可以分给王某乙做。不久，陈华一向王某乙提出因公车使用查得较严，用车不方便，要王给其提供一台汽车使用。王某乙为了能在陈引进的项目中得到关照，即提出给陈华一购置一台轿车，并让陈华一先去看车，待看好后告知他，车款由他支付。2011年5月30日，王某乙以东莞市某某达市政工程管理公司的名义，为陈华一购买了一辆丰田皇冠小汽车，支付购车款37.908万元。为防止此事败露，陈华一给王某乙写了一张借条，借款人为其妻子张某真，但该借条一直由陈华一保管，王某乙未收取该借条。陈华一取得该辆汽车后，一直由张某真使用。
原审认定上述事实有书证、证人证言及被告人供述等证据证实。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陈华一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其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650万元；此外，其还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财物37.908万元，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应依法惩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一、被告人陈华一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400万元；二、侦查机关扣押的粤A106**丰田皇冠小汽车一辆，予以没收，上缴国库；三、郭某乙退出的被告人陈华一犯罪所得人民币10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并继续追缴被告人陈华一的犯罪所得人民币640万元。
上诉人陈华一上诉提出：1、证人杨某甲、潘某甲、郑某丙、郭某乙、付某、张某乙、郑某丁等人的证言对本案的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一审法院拒不通知相关证人出庭作证、对质，限制、剥夺了其合法诉讼权利；2、一审法院拒绝其申请调取、收集“律师函”、“录音资料”、“原始凭证”、“文件资料”、“银行开户记录”、“住宿信息”等与本案相关书证、物证的请求，且未作出合理解释，违反刑诉法的规定；3、郑某己通过郑某乙找到其是为了实名举报杨某甲等人、聘请律师为其案件合法行使辩护权利以及委托亲友合法争取司法公正，一审法院对这一基本事实没有调查清楚，××目认定郑某己是为了“逃避法律责任追究”、“企图逃脱司法追究”错误；4、其没有利用杨某甲的职权帮助郑某己，一审法院认定其要求杨某甲对郑某己案件作撤案或息诉处理没有事实依据，事实上杨某乙根本就与本案无关，因为：2008年4月初，其虽然见到了郑某乙送来的郑某己申诉材料，但并不了解郑某己控告内容的真实性，甚至连郑某己都不认识，当时杨某甲找其聊天，其便告诉了杨某甲并了解是否举报属实，并没有要求杨帮助郑某己“摆平”或“撤案、息诉”，杨某甲的证言完全是其主观猜测，而直到6月13日其才同意接受陈华一的委托，之后其未再联系也没再见过杨某甲，不可能通过杨某甲的职权便利帮助郑某己；5、其本人接受郑某己委托，为郑某己行使依法申诉、控告和诉讼辩护、咨询的合法权利服务，这些利益都是正当、合法的，不是帮助郑某己谋取不正当利益；6、一审法院认定涉案650万元是“郑某己贿送陈华一以感谢陈华一帮忙了结此事”、“郑某己亲笔书写授权委托书作为收钱帮忙的凭证”错误，该650万元是郑某己暂时付给付某、郭某乙和中会公司为其服务的工作费用，且要实报实销，多退少补，其只是受郑某己委托代为监督、管理的服务费用的使用，不是贿送给其的感谢费；7、一审法院未依法调取中会公司财务“原始凭证”进行认真核查，就认同公诉机关指控“记账凭证作假”的说法是极端不负责任的，中会公司原来并没有建账，财务混乱，其让会计补做了一个明细账，该账的原始凭证都是真实发生的费用，并非假账；8、一审法院认定其收受王某乙贿赂错误，首先其本人职务与王某乙没有任何关联；其次其没有承诺为王某乙谋取利益的行为；再次王某乙在证言中说他自己“心存梦想”，其对此并不知情，不能算在其头上，其没有收受王某乙379080元贿赂；9、一审法院对其个人财产情况没有调查清楚，盲目实施查封、扣押和判处没收其个人财产400万元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纠正；10、一审法院罔顾全国著名法律专家对本案全面、客观、公正的论证意见，曲解法律构成，错误适用法律，导致其本人要承受不白之冤。综上，请求二审法院认真调查案件事实，保护其诉讼权利，正确适用法律，依法纠正一审法院的错误判决，宣告其不构成受贿罪，并发还被侦查机关扣押的财产，将涉案的郑某己授权委托监督、管理的650万元转按民事案件处理。
上诉人陈华一的辩护人辩护提出：1、关于收受郑某己650万元的事实，不应被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的斡旋受贿罪，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陈华一找杨某甲的行为不符合“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条件，首先，陈华一向杨某甲询问案情时没有答应为郑某己办事，双方没有建立委托关系，也没有要求杨某甲“摆平”案件；其次，找杨某甲的行为也不是“事前办事，事后收钱”的行为，因为650万元不是针对找杨某甲给的；再次，郑某己找陈华一的目的是“申冤”，是其争取正当权益的表现。故一审判决认为“郑某己找陈华一的目的是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陈华一帮助郑某己的目的是为了“帮助郑某己免受刑事责任追究”、“陈华一在接受郑某己所送财物的时候，对于郑某己想通过其职务便利逃避刑事责任追究的请托事项是明知的”错误。（2）陈华一没有收受郑某己650万元。首先，650万元不是“贿送”给陈华一的，而是用来处理案件的；其次，一审判决认定500万元由陈华一本人占有缺乏依据，目前该500万元去向不明。2、关于收受王某乙379080元，该行为实际上是借款行为，并非收受贿赂。理由在于：陈华一向王某乙借款有正当、合理的理由，款项去向正常；王某乙与陈华一是朋友关系，借款给陈华一是基于友情而不是为谋取利益；陈华一写借条给王某乙，是基于真实的借贷关系，不是为了“防止事实败露”；陈华一借款后一年内一直没有偿还是因为陈华一作为公务员收入微薄，无力还款，直到借款一年多后张某真公司经济状况才有所好转，张并提出把钱给陈华一让其去还款，但由于王某乙一直没有催陈华一归还，陈华一故亦没有急着去还，但陈华一从来没有表示过不想还。综上，反腐是正确的，但要依法进行，不要矫枉过正，希望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将本案改判或者发回重审。
经审理查明，上诉人陈华一在任职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期间，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以及其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非法利益。具体如下：
（一）收受珠海市宝某康某房地产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兼总经理郑某己人民币共计650万元。
2007年7月26日，珠海市宝某康某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某公司）原董事长兼总经理郑某己（2013年1月27日病故）因涉嫌职务侵占罪，被珠海市公安局立案侦查并羁押，2008年1月17日被取保候审。郑某己在取保候审期间，为逃避法律责任追究，通过郑某乙找到时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的上诉人陈华一，请陈华一帮忙疏通关系，企图逃脱司法追究。随后陈华一找到时任珠海市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杨某甲，要求杨某甲对郑某己案件作撤案或息诉处理，被杨某甲拒绝。2008年5月，陈华一与郑某己见面并多次商讨，最终商定：郑某己贿送陈华一600万元以感谢陈帮忙了结此事，陈华一表示同意。同年6月中旬，郑某己按约定将筹集好的600万元现金，交由其子郑某丙及其朋友潘某甲送到广州，在广州市南国花园附近将钱交给陈华一。同年6月13日，郑某己亲笔书写授权委托书作为收钱帮忙的凭证。同年7、8月份，陈华一又以原来的“费用”不够为由向郑某己提出要增加“费用”50万元，郑某己在广州市华泰宾馆住房内，将50万元现金交给陈华一。
陈华一收到郑某己送的650万元后，找到郭某乙（时任中国某某联盟的执行主席、中国某某促进会理事）以及付某（北京市某某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在北京帮忙运作。陈华一将上述款项中的50万元付给了郭某乙，100万元付给了付某，其余500万元均由陈华一本人占有。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郑某己案件材料复印件，证实郑某己因涉嫌犯罪于2007年7月2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3日被逮捕，2008年1月17日被取保候审；2008年9月11日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检察院以郑某己构成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单位行贿罪向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案件审理过程中，郑某己于2013年1月27日死亡，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8月7日裁定该案终止审理。
2、证人郑某乙提供的授权书，授权书“授权人”为“郑某己”、“被授权人”为“郑某乙”，落款时间“2008年6月13日”，内容为“本人授权郑某乙先生全权处理双方所约定的事项，在最慢时间在2008年六月三十日办妥，特此。”
3、证人郑某丙提供的经办授权书，经办授权书“授权人”为“郑某己”、“经手：被授权人”为“郑某乙”，“见证人”为潘某甲，落款时间“2008年6月13日”，内容为“本人授权郑某乙先生全权处理‘340’案双方所约定的事项，在最慢时间在经办人陈华一2008年六月三十日办妥，特此支付人民币陆佰万元。诺（若）办不妥如数退回。”
4、银行进账单、汇款凭证等，证实2008年6月13日，郑某己筹集600万元贿款的情况。其中：从珠海市宝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转入珠海市奇某电子有限公司人民币250万元；郑某己的女儿郑某戊从澳洲汇入澳币45万元至郑某乙在香港的账户；由郑某己汇入人民币60万元至朱某甲（郑某乙母亲）的账户。
5、潘某甲及其珠海市奇某电子有限公司银行账户的流水账资料，证实郑某己通过潘某甲账户提取600万元现金的经过。
6、记账凭证，证实上诉人陈华一为了平账，授意证人陈某甲等人做假的记账凭证。其中：2008年6月30日以“预收账款”账目现金收入600万元；2008年7月31日以“管理费用”账目现金支出100万元；2008年9月30日以“预收账款”账目现金收入50万元；2008年9月30日以“管理费用”账目现金支出50万元。证人黄某甲在记账凭证上签认“此件系陈华一授意陈某甲（陈某乙）、我做的记账凭证”；证人陈某甲在记账凭证上签认：“经我辨认，此记账凭证是按照陈华一的要求记录。”
7、收条，证实2008年7月13日付某收到人民币100万元的情况。
8、企业注册基本资料，证实广州中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会公司）、广州市雍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雍丰公司）、广州南丰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丰公司）的注册登记情况。其中：广州中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的注册资金是3万元，法定代表人是张某乙，股东是张某乙、陈某丙；广州市雍丰置业有限公司的注册资金是1001万元，法定代表人是张某丙，股东是张某乙、张某丙；广州南丰劳务分包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是1000万元，法定代表人是张某丙，股东是张某乙、张某丙。
9、证人郑某丙（郑某己儿子）的证言：我父亲郑某己是康某公司法人，大约在2007年，因股东之间产生了经济纠纷，珠海市公安局介入案件后我父亲被刑事拘留。后来我父亲因身体原因在2008年1月被珠海市公安局变更了强制措施，转为取保候审。在取保候审期间，我父亲找到了同乡郑某乙，谈起与股东纠纷的案件。在与郑某乙接触过程中，我父亲知道郑某乙认识省人大副秘书长陈华一，于是想通过郑某乙的关系认识陈华一，并利用陈华一职务上的权力和影响力，将此案不作为刑事案件处理，息诉处理。最终我父亲经郑某乙介绍认识了陈华一，并与他频繁接触往来于珠海、广州两地，并将有关股份等纠纷案件的材料通过郑某乙交给陈华一。2008年6月份左右，郑某乙和陈华一多次商量后，决定要费用人民币600万元处理我父亲息诉之事。我父亲同意后和我们说了，并要我们想办法筹钱。我们家人从珠海市宝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账户取钱，有的以备用金，有的以差旅费，有的以工人工资的形式提取现金，共提取了三、四百万元。后来我妹妹将我父亲在澳洲的积蓄转入香港郑某乙提供的账户，郑某乙再联系潘某甲将钱转入国内，数额是200多万元，具体的处理经过和钱的数额潘某甲更清楚。我们将取来的现金集中在我家，待筹够600万元后，由潘某甲和陈华一联系见面的时间和地点，我和潘某甲将钱装进了几个装方便面的纸箱和大的黑色塑料袋，全部是100元面额的人民币，封好后放进车号为粤C×××××的银灰色奔驰越野车上，由我开车，和潘某甲从珠海直接到广州。快到广州时，潘某甲再次和陈华一联系，约定到广州后直接到跑马场后面的南国花园与陈华一见面。我们到达后，陈华一驾驶一辆白色本田小轿车已停在那里，陈华一让我和潘某甲将几箱钱拿下来直接搬到他白色小轿车的后尾箱里。陈华一打开纸箱和塑料袋看了一眼后说：“行了，你们回去等消息吧”，然后他就开车走了。
收了600万元约一、二个月以后，陈华一与我父亲联系，称之前给的600万元不够，让我父亲再给他追加50万元费用，我父亲没办法便答应了他的要求。我父亲到银行提了50万元现金后，把现金装入6斤装的“轩尼斯”酒的盒子里。陈华一约我们在广州华泰宾馆吃饭顺便把钱送给他。饭后，我和父亲与陈华一到了该宾馆的一间双人房聊了一会，走的时候，我父亲将50万元现金当面交给了陈华一。陈华一接到钱后，让我们放心等他的好消息。
2009年3月份，我父亲把一份授权书交给我，并要我保存好，说以后对我有用。
10、证人潘某甲的证言：我和郑某己是很好的朋友。2007年，我听说郑某己被检察院带走，但不知道是为什么。2008年1月，郑某己被取保候审出来，我听郑某己说是他们公司股东闹矛盾，其他股东揭发他挪用、侵占公司资产和行贿。后来，郑某己就一直想办法解决自己案件的事情。2008年6月份左右，郑某己跟我说要花600万元摆平他的案件，而且给我看了一份协议，说600万元要提现金出来。我们到银行提取了600万元现金后放在家里，用装方便面的箱子和大塑料袋装好。郑某己要我陪他儿子郑某丙将这600万元送到广州给陈华一。郑某己跟我说陈华一是省人大的领导，可以利用职务上的影响将案件摆平息诉。我和郑某丙开车快到广州时我打电话给陈华一，约好到广州跑马场后面的南国花园见面。我们到达时，陈华一一个人驾驶一辆白色本田小轿车已停在那里。陈华一见到我们后打开车尾箱让我和郑某丙把钱搬到他小轿车的后尾箱里，然后就开车走了。
2008年郑某己被取保候审后，要我陪他去贵州时，我认识了郑某乙，之后郑某乙多次到珠海来。
（送给陈华一的600万元是）郑某己从珠海宝某物业管理公司将250万元转入我在珠海的奇某电子有限公司；同时，郑某己的女儿从澳洲将50万元澳币汇入郑某乙在香港的账户，然后由郑某乙到香港将钱换算成290万元人民币汇入国内我个人的银行账户；另外郑某己从郑某乙母亲的个人账户将60万元转入我个人账户，刚好600万元。后来，我们把钱转入五个个人账户，再从账户里将钱从银行提取现金出来。郑某己转入奇某电子有限公司的上述250万元，因为是对公账户，无法直接提取现金，所以就分两笔转入其他公司的账户，这两个公司是郑某己联系的。其中转入广州瑛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深圳福田分公司150万元，转入汕头市南胜经贸有限公司100万元。这两个分公司如何套现不清楚，最后这250万元转入了我个人账户。我听郑某己说后来还追加了50万元送给陈华一，但我没有参与。
我见过侦查人员出示给我看的“授权书”，该份授权书是郑某己在珠海市香洲区聚贤园一栋二楼他的办公室给我看的。郑某己说反正我知道这件事，让我在上面补签了“见证人”以及和授权书上同一天的日期，我没想那么多就签了。我签名时郑某己和郑某乙已经签过名了。我之前还见过一份授权委托书，我没有签见证人，授权书的内容也没有提及陈华一的名字及600万元内容。第二份授权委托书是我有签见证人的，其中关于陈华一和600万元的内容应该是郑某己自己加上去的，因为我对这件事比较清楚，有些事情例如送钱给陈华一我也有参与，所以我就签了名。我记不起来是否根据郑某己的授意，经手书写过一份授权委托书给郑某乙，后由于陈华一不满意，郑某乙将这份授权委托书退还给我。
11、证人郑某乙的证言：郑某己是我远房的堂叔，而陈华一是我爷爷的一个学生。2008年3、4月份，我们全家到珠海度假时第一次见到郑某己，之后不久，郑某己安排我和他及他公司的总经理潘某甲一起去贵州考察。从贵州回来后，我在郑某己的办公室知道郑某己身上还有官司，当时是在取保候审阶段。郑某己问我有没有认识什么领导可以帮他递申诉材料。我跟他说我爷爷有一个学生叫陈华一，现在是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郑某己就对我说他是珠海市的人大代表，当时珠海市公安局对他有三项指控，分别是职务侵占、挪用资金和行贿，律师当时提不出无罪的依据，希望我就他的案件找陈华一帮忙，还说姓郑的在珠海被人欺负。我听后决定帮郑某己的忙。之后一段时间，郑某己到广州见律师时，都会约我到他律师的办公室聊他的案件。
2008年4月的一天，我通过我姑丈肖某约陈华一吃饭，在吃饭前一天我将情况告诉了郑某己。与陈华一吃饭的当天上午，郑某己也来到广州，在华泰宾馆将他的申诉材料交给我，叫我交给陈华一。考虑到我也是第一次与陈华一见面，不知道陈华一的态度如何，决定由我把申诉材料给陈华一。吃饭前，我把郑某己的申诉材料交给陈华一看，并简单介绍了一下情况。陈华一看完材料后说确实有冤情。2008年5月份的一天，郑某己叫我帮他约陈华一认识。我打电话给陈华一，陈华一说很忙但可以喝早茶见面。我们就在广州酒家喝早茶，我介绍他们认识后，郑某己说起他自己的事，大概坐了十几分钟后，陈华一就先行离开了。后来，我把郑某己的申诉材料交给了陈华一。2008年5月31日后一个星期内，我带郑某己到了珠岛宾馆陈华一的办公室。当时，我听到陈华一向郑某己介绍了ＸＸＸ基金会的情况，还说共需要筹集2000万元资金。郑某己听后拍着胸口对陈华一说愿意支持这件事，让陈华一的事业更上一层楼，还说他给几个地方都捐过款。陈华一随后对郑某己说，他由于工作关系，经常会到下面视察工作，珠海方面人都比较熟，郑某己的案子他明着帮、暗着帮都可以，但他在广东当官，直接出面会得罪人。但陈华一答应会把郑某己的事情报到北京的领导那里，如果得到领导的关心就可以做到有冤申冤。之后，我看见陈华一对郑某己竖起三根指头，我认为陈华一这个动作是先付30%，也就是600万元。当时郑某己请求陈华一利用职权帮忙处理他的案件，提出两个要求，一是请陈华一帮忙把他的案件做息诉处理，做到不起诉；二是由陈华一帮忙控告珠海市政法机关的领导以及其公司的股东吴某。
授权书是2008年6月初提出的，郑某己叫我到珠海他的办公室，当时在场的有我和郑某己、潘某甲三人。郑某己跟我说根据他与陈华一商量的情况，他要写一个授权书，授权我代表他办理有关他诉讼的事情，并要我拿授权书给陈华一看看。随后，由潘某甲执笔，郑某己和潘某甲商量写的内容。写好授权书后，郑某己拿给我看，内容大意是郑某己委托授权我办理他官司的事，时间大约到2008年6月底为止，目的要使他的官司尽快终止，不要搞到法院审判的阶段。落款有郑某己作为授权人的签名，我当时有没有签名不记得了。我当天把授权书拿回广州，在珠岛宾馆给陈华一看。陈华一看后说不能这样写，要按照之前（与郑某己）约好的说法写，叫我把授权书拿回去给郑某己，我又将授权书给回了潘某甲。过了一、两天，郑某己叫我到他办公室，潘某甲不在场，郑某己写了第二份授权书，内容简单很多，只说郑某己授权我处理所约定的事项，时间最晚到2008年6月30日。陈华一看了第二份授权书后说这样写就行了。我就把第二份授权书保留起来。第二份授权书是一式两份，我手里留一份，郑某己手里留一份。另外，2010年4月份郑某己通过律师发函要求我和陈华一归还650万元时我还看到过一份授权书，这份授权书有的内容是在第二份授权书的基础上添加的。
郑某己与陈华一谈妥价钱写了授权书后，在2008年6月中旬，郑某己跟我说想把他在澳洲的钱调回国内，让我去香港帮他接这一下，并让我把我在香港汇丰银行的账户给了他。我到香港后查询到我账户里已经从澳洲郑某己女儿郑某戊的账户转入了澳币45万元。随后，我把这45万元澳币兑换成港币后转到潘某甲指定的账户，按当时的汇率折合成港币约为290多万元。我回到珠海后，潘某甲开车接我，在车上跟我说要帮郑某己筹集钱款，一共有两笔，一笔是从郑某己的物业公司账户转250万元人民币，另一笔是现金60万元人民币。潘某甲跟我商量这笔60万元现金怎么处理，看我能不能帮忙。我当时手头上正好有一张我母亲朱某甲在广州招商银行的卡，这张卡是我母亲以前用来炒股票的，后来一直没有用。我把卡号告诉了潘某甲，然后我就在车上等，潘某甲到银行办理了转账业务。潘某甲从银行处理后，把奇某电子有限公司存有250万元的存折给了我，并告诉我已将60万元转到了我的卡上，让我将存折和卡一起交给陈华一。我清楚存折和卡是郑某己按照之前他与陈华一商量好的，因为我和陈华一没有商量过这件事。
回到广州后的第二天早上，我到广州珠岛宾馆中会公司的办公室找到陈华一，将存有250万元的奇某电子有限公司名下的存折以及存有60万元的我母亲朱某甲的储蓄卡一起交给了陈华一。陈华一看了看银行卡，问我这张卡是谁的，我说是我母亲朱某甲的。陈华一又看了看存折，问这张存折是谁的，我说是潘某甲公司的。陈华一摇了摇银行卡和存折，跟我说，这事办不了，现在就有人等着坐飞机把钱送到北京去的，不然的话就办不成了，现在办事最好是现金，人家大老板做事都是一捆捆钱准备好送过来的。然后，陈华一让我把银行卡和存折都退回去。之后，我打电话给潘某甲，把陈华一跟我说的话转告给了潘某甲，并让他到广州找我把存折拿回去。到了2008年6月18日，潘某甲让我把存在朱某甲的60万元转入他的一个广发银行账户上。从这以后好几个月，郑某己和陈华一都没有再打电话或与要我再联系这个事了。大约过了四、五个月，潘某甲跟我说2008年6月20日，郑某己安排他和郑某丙一起开车将600万元现金送到广州交给陈华一，陈华一是开车来接钱的。潘某甲还说陈华一肯定跑不掉的，他们已经记住了陈华一开来接钱的那辆车和车牌号，是一辆白色广本雅阁小轿车，这辆车我见陈华一使用过几次。2008年11月，郑某己到广州，约了我和陈华一见面，郑某己说他很担心自己会被当庭宣判后带走。当时气氛很紧张，陈华一说郑某己打官司关他什么事，这件事情已经报到一号和二号首长那里了，具体哪个首长没有说。陈华一还对郑某己说，开弓没有回头箭，这个事到了这种地步，是不是想过河拆桥，之后大家就不欢而散了。就我了解，陈华一帮郑某己做的具体工作，一是可能把郑某己的材料递到北京去了，但递到北京什么部门或是什么领导手里就不清楚，并介绍了钟某律师给郑某己作辩护律师；二是陈华一请了北京的一个朋友叫郭某乙出面联系了北京的一些记者，通过记者把郑某己的事发了内参，这个情况我是听郑某丙讲的，羊城晚报也刊登了郑某己的事。
我没有以陈华一的名义或自己的名义写过一份600万元的收条、借条或类似这种形式的文书交给郑某己或其家人。郑某己在准备钱的过程中，因他自己公司的账户被冻结了，公章等也被扣押了，只能想其他办法筹钱。郑某丙给过我2万元汽油费，除此之外我就没有拿过郑某己什么财物了。据我所知，陈华一共控制着三家公司，分别是雍丰公司、中会公司和南丰公司。
12、证人杨某甲的证言：大概在2008年，原省检察院一个领导的妻子李大姐打电话叫我到广州。我到广州后，李大姐说：“有个人你见一下，是省人大的领导陈华一”，我说可以。我和李大姐到广州东山宾馆见了陈华一。陈华一见面聊了一会就对我说有人在告我，领导已经批了，但被他压住了。我说谢谢了。然后陈华一就说有一个人叫郑某己在珠海被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查办。因为这个案子也有市里退休的老领导跟我说过，所以陈华一大致讲了一下事情后我就听明白了，他的意思是叫我摆平这件事。我跟陈华一讲我也不直接批案子，不能说摆平就能摆平，我当时理解陈华一说“摆平”的意思就是要我把这个案件撤案。陈华一就说不是要我直接批，要我跟下面的人说一下。我就说那也要依法办。陈华一听我这样讲就对我说，那你的事情就难办了。我一听就火了，说：“你叫他们怎么告就怎么告，我不会去打击报复的，我会依法办理。你们也可以叫领导批示查我，可以把它列为督办，该怎样查就怎样查。”陈华一看我火了，他一下子有点愣了，然后就对我说：“杨常委你消消气，社会上多一个朋友好过多一个冤家，能关照就关照一下，能从轻就从轻吧。”我见他态度软下来，也说“我依法办案，履行职责，也没有冤家不冤家、朋友不朋友的，案子总要依法依事实来办。”后来，陈华一又说郑某己的家属就在楼上，想见见我，我说：“家属就不见了，你们是老乡，你可以去做家属的工作，叫家属积极配合工作，将钱款退出来，对郑某己的处理才会有好处。”谈完后，我就离开了东山宾馆。记得在这期间，李大姐曾打过电话给我，主要向我了解这个案件的办理情况。
后来，我交待珠海市政法委对郑某己的案子把好关，要办案部门依法办理，妥善处理好。
13、证人郭某乙的证言：我2005年至今担任中国某某联盟执行主席、中国某某促进会第4至第8届理事。大概在2008年7、8月份，我参加了深圳市宏发寺庆典暨印顺方丈升丈，并通过朱某乙介绍认识了陈华一，陈华一也信佛，我们谈得很投机，并互换了名片。在聊天期间，我知道陈华一是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朱某乙说我在北京工作，与一些领导及中央领导都很熟，活动能力很强。陈华一问我是否与一些法律界或中纪委的人士熟，我回答说认识很多，我和法律界的田某甲律师很熟。陈华一说想认识一些法律界的人以后办事有用。陈华一从深圳回广州后，有一天朱某乙在广州给我打电话问我在哪里，我回答说还在深圳。后来朱某乙、陈华一来深圳，在深圳竹园宾馆房间我和朱某乙、陈华一见面了。聊天时，我说我正处在“经济危机”，陈华一说他有一个基金会可以借给我50万元。我听后很高兴。陈华一要借钱给我的事，朱某乙是否知道、是否在场，我记得不是很清楚。大概两、三天后陈华一给我电话，让我给他一个账号，他把50万元汇给了我。
我从深圳回到北京后，有一次陈华一来到我在北京万寿路的办公室，我用印有“纪念ＸＸＸ诞辰100周年中华当代精粹博览会组委会”字样的信笺给陈华一写了一个50万元的借据，借据上写道：“今借陈华一人民币五十万元。借款人：郭某乙，日期2008年X月X日（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就在这一天，陈华一给我看一封实名举报信，说是让我帮忙将这封举报信送到中纪委的领导那里。这封举报信内容大概是一名珠海的房地产商举报珠海市政法机关的多名领导，我看后说他一下子举报了那么多人，难道这些人都联手害他吗，这件事我办不了，我当时就告诉陈华一，我帮不了他。后来我向陈华一建议这件事还是走司法程序，我可以介绍著名律师田某甲给这个人做辩护律师，还可以请法制日报的记者去报道这件事。陈华一说好。
我介绍田某甲给陈华一认识后不久，就找到在法制日报做特约记者的朋友周某，跟他说广东珠海有一宗案件，当事人比较冤，希望他报道一下，周就答应了。到了珠海那个老板案件开庭前一、两天，陈华一打电话问我记者找好没有，我说找好了。陈华一告诉了我珠海那个老板的案件开庭的时间，我就给周某和另一个记者买好了机票，到了珠海后是陈华一安排人接的机。庭审结束后不久，陈华一打电话给我说庭审的情况，他说看到我找的两个记者旁听了案件审理。周某回北京后就根据庭审情况写了一个内参，这个内参发表后周某还拿这份内参给我看过，具体是什么刊物的内参我就记不得了。我看到内参后打电话告诉了陈华一内参的文号，后来陈华一打电话告诉我他复制到了这份内参。
大约在2010年，有一天陈华一到我办公室给我看了一条短信，内容大概就是要到纪委告状，让他做不了秘书长。陈华一跟我说这条短信是珠海那个老板的儿子发给他的，我就问他是怎么回事，帮了这个老板怎么还要告他？陈华一就说两年前借给我的50万元是珠海那个老板送给他的，我听后就说那我赶紧把钱还给他，快点还给那个老板，陈华一说不用还，他来摆平就可以了，所以这50万元我一直没有还给他。大约在2013年5月8日晚上，陈华一在广州打电话给我说省纪委通知他明天早上到纪委谈话，估计就是珠海那个老板的儿子告了他。我说那赶紧把那50万元还给那个老板，陈华一说他自己已经摆平了，钱不用我管了。第二天晚上大约12点左右，陈华一又打电话跟我说就是珠海那个老板的儿子告了他，他让我给他担着。我当时不知道陈华一拿了人家多少钱，以为就是50万元的事，我就说我向你借了50万元是事实，你向纪委如实说清楚钱的去向就行了。第三天上午，陈华一公司的小张打电话跟我说陈华一交代让他给我打电话，让我跟纪委说陈华一收的钱中有200万元是我拿走了。我听后说我没有拿这些钱，如果我这样说了我就是诈骗犯，我不能这么做。小张听我这样说就挂了电话，当天晚上，陈华一又打电话问我能不能把他的事担起来，我说不行，他说那就麻烦了，他已经跟纪委说了我拿了钱。我就问陈华一到底拿了珠海那个老板多少钱，陈华一犹豫了一会告诉我说他拿了那个珠海老板650万元人民币。我听后问他把钱都给了谁。他说送给上级领导了，不能说。我就跟陈华一说你送给谁了如实告诉我，我和朱某乙去帮你要回来。陈华一又犹豫了半天跟我说那些钱都是小张的公司里花掉了。我说那就没办法了，你就如实向组织说清楚。又过了不久，一个自称是广东省政协的男子打电话给我，跟我说他要到北京来找我，跟我商量一下陈华一的事，我说可以。大约两天后，我们在我的办公室见面。他们来了两个人，一个自称是广东省政协的，还有一个是清远一个公司的老板，这两人我以前在广东援藏基金会的晚宴上都见过，是陈华一介绍的，具体叫什么名字我记不清了。这两个人跟我说陈华一已经被两规了，请求我跟纪委说我知道这650万元的来龙去脉，是我在2008年3月份收的珠海那个老板的钱，我只拿了50万元，其余的600万元我让陈华一放在陈华一公司了。我听后说2008年3月份我还不认识陈华一，也没有拿这650万元，你们这样做是让我做假证，我不能这样跟纪委说。
我与陈华一以及中会公司之间没有就郑某己的案件签订合同或协议，甚至口头上的协议都没有，中会公司我都不知道。我现在知道这50万元是陈华一的赃款，我愿意尽快退给办案部门。陈华一被抓后，朱某乙跟我说过，陈华一给了一个姓付的100万元人民币，这个人我不认识。我是通过陈华一了解郑某己案件的一些事情，但具体情况不了解。
14、证人肖某的证言：2008年上半年，郑某乙找到我，说他有个朋友在珠海与人发生纠纷，想咨询一下陈华一。我打电话约陈华一见面，说郑某乙有法律问题想向他咨询，请他吃饭，陈华一同意了。不久，我们三人在广州市东风路靠近中山医科大学附近的一家餐馆见面。吃饭时郑某乙拿了一些材料给陈华一看，陈华一边看边了解案子的情况，他们说什么我没有太留意。吃完饭后我结的账，之后大家离开了。
15、证人朱某乙的证言：我作为领导秘书，随领导去广东考察工作时，陈华一负责接待，我从而与他认识。有一年我到深圳，郭某乙打电话给我，说他在深圳一个庙里参加一个和尚的生日，叫我过去看看那个老和尚。当时陈华一也在深圳，他和我联系后，我就带陈华一一起去。见到郭某乙后，我介绍郭某乙和陈华一认识。我知道陈华一有一个公司，具体什么名字不记得了，曾经有一年，广州珠岛宾馆不愿再将办公室出租给陈华一的公司，我给珠岛宾馆的经理打过电话，经理就继续出租办公室给陈华一的公司了。
16、证人张某乙的证言：陈华一是我亲伯父。2005年，经陈华一介绍，我在王府潮菜酒楼工作，2006年5月，因酒楼倒闭，陈华一就叫我到他控制的中会公司工作。陈华一用我和我堂哥张某丙的身份证收购或新注册了三家公司，即中会公司、雍丰公司和南丰公司。
大约在2008年还是2009年那段时间的一天白天，陈华一打电话让我帮他送箱东西给王府天厨酒楼的老板付总（付某），我答应了。记不清是在珠岛宾馆公司楼下还是在公司办公室里，陈华一把一个纸箱交给我，让我把这个纸箱送到粤垦路王府天厨酒楼交给付总，然后让付总写个收条拿回来。当时陈华一交给我这个纸箱时也没说里面装的是什么。之后，我就把纸箱放到公司的白色本田小轿车上，开车把纸箱送到付总那里。我在搬这个纸箱时通过纸箱上破损的缝隙看到里面装的是人民币现金。到王府天厨酒楼找到付总后，我记得付总带我到二楼的一个包间中，就我和付总两个人在场。我告诉他这（装现金的纸箱）是陈主任（陈华一）叫我拿给他的，并告诉付总要写个收条给我，付总也没说什么收下了纸箱，并给我写了一张收条，内容是收到100万元人民币现金，收款人签名是付某。看到收条时，我才知道这个纸箱里原来装的是100万元人民币。印象中我送完这个纸箱收下收条后，在回珠岛宾馆的路上就打电话告诉了陈华一。我把收条带回公司之后，给陈华一看过收条，陈华一说先由我把收条放在公司里保管。这张收条我就先放在公司我的文件柜里，直到2010年10月份左右，我把这个收条交给张某丙保管了。除了交给付某的这100万元，我就再没有帮陈华一处理过大笔现金了。
中会公司、雍丰公司和南丰公司都是陈华一实际控制的公司，虽然我在这几家公司挂名法定代表人或股东，但实际上我没有给这几家公司出过一分钱。这三家公司都是在同一个地方即广州市珠岛宾馆商务楼3楼办公，开业以来只有南丰公司在惠州做过一个桥梁工程，另外两家公司从来没有承接过任何项目。这三家公司平时的主要支出有员工工资、办公场所租金、接待费用、车辆费用等，三家公司加起来大概每年要支出50万元至60万元。这三家公司支出的费用都是由陈华一直接拿现金交给我或张某丙，公司的账目都是由黄某甲管理的。我虽然名义上是中会公司的副总经理，但公司的事务及大小开支也经陈华一同意。中会公司的另一股东陈某丙应该是陈华一的亲戚，来过办公室几次，2006年听说她去英国读书后，就一直没有联系了。
2008年，我或者中会公司没有从郑某己处收取650万元现金，我不认识郑某己，没有为郑某己案件做过什么工作，没有在中会公司财务室见过这650万元现金，中会公司也没有专门的财务室，真的有650万元现金我不可能看不到，而且我们公司当时与其他公司一起合租办公，真的有650万现金也不可能放在公司里面。中会公司的账面上也没有为郑某己案收取和支出650万元的记录。我不知道这笔650万元的收入和支出是何时记入中会公司账目里的。我不知道也没有见过出示给我看的这些会计凭证，要问黄某甲、陈华一才清楚。中会公司也没有650万元的收入，如果有这笔钱我肯定清楚。我不知道我经手送到付某处的100万元与650万元有没有关系，陈华一从来没有跟我讲过这100万元和650万元的事情，我也没有见过这笔650万元现金。2011年后陈华一曾经叫我追讨这笔钱，我打过电话给付某要这笔钱，但是付某一直说在筹钱，却没有还钱。
2013年5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大约11点左右，我来到陈华一家里。陈华一和我说纪委找他谈话了，他在和纪委谈话时说到我的名字，而且我的手机号码也已经报给纪委了，如果有人问我有没有收到650万元时，让我承认是我收了650万元就行了，而且说这些事在电话里说不方便，可能是我们的电话都被监控了。我当时一听这么大的一笔数，而且来龙去脉都不知道，就对陈华一说我帮不了他忙，这么大的事情我背不了。陈华一又说只要我承认收650万元就行了，没事的，叫我不要怕。我听后也没有说什么就走了，陈华一没有和我说这650万元是什么钱。因为我不想陈华一再找我帮他承认收了650万元的事情，也怕纪委来找我调查，而且陈华一也说过我们的电话有可能都被监控，所以我就想先躲一阵，把电话关机了。我在离开广州之前，和我堂哥张某丙说过这件事，张某丙和我说不要帮别人隐瞒什么事情，有人找我调查时要实话实说。
粤R×××××本田轿车行驶证上的车主是陈某丁，是2007年在陈华一公司工作过的一个清远的女孩子，这台车实际上是陈华一的公司或者陈华一出钱买的，当时同时买了两台广州白色本田雅阁轿车，都用陈某丁的名字登记，是清远牌。
17、证人黄某己（郑某己的儿媳）的证言：我家某甲郑某己有案在身，后来通过郑某乙介绍认识了陈华一。陈华一是省人大的领导，郑某己想利用陈华一的职权把案件做息诉处理。陈华一同意利用他的职权把案件做息诉处理，开始就提出要600万元，后来说钱不够，又要郑某己再给50万元，郑某己只好给了陈华一共650万元。我家公郑某己给陈华一600万元的事情我是听我家某甲说的，他说陈华一要600万元，少一分钱都不给我家某甲办事，后来我家某甲和我丈夫郑某丙想办法筹钱。当时给陈华一的600万元因为将钱从银行取','2018-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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