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闽民终字第248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福建省平潭县福鑫围垦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光忠。
委托代理人刘国田、陈尔珠，福建熹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一审被告）林光忠。
委托代理人刘国田、陈宇，福建熹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刘常爱。
委托代理人余泉水、罗霖晖，福建中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高丽生。
上诉人福建省平潭县福鑫围垦开发有限公司（下称福鑫公司）、林光忠因与被上诉人刘常爱、原审第三人高丽生与公司有关的诉讼纠纷一案，不服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榕民初字第11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3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福鑫公司委托代理人陈尔珠、上诉人林光忠委托代理人陈宇、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刘国田、被上诉人刘常爱及其委托代理人余泉水、原审第三人高丽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03年3月，福建省平潭县人民政府将幸福洋二期围垦项目作为招商引资项目，分别与刘常爱、林光忠、案外人刘常明（系刘常爱之弟）、郑文杰、俞宏义、翁其善、余乃钦等七人签订《平潭县幸福洋二期围垦规划开发合同书》，约定平潭县人民政府拟对平潭县幸福洋二期围垦规划区海域进行统一开发，并将其分为七个区域，对外引资开发，由上述七人投资开发，平潭县人民政府将海域使用权转移给投资人，双方对海域位置、海域面积、投资主体、围垦使用年限、海域使用权转移补偿、双方权利义务等事项进行了约定。2003年4月3日，上述七人与平潭县人民政府签订《平潭县幸福洋二期围垦规划开发业主合作协议书》，约定：七位业主联合出资、建设外堤大坝，联合办理论证审批手续，统一进行群众理赔；七位业主推荐刘常爱为代表、负责项目手续审批、外大堤建设，与平潭县人民政府商定理赔标准及数额，费用由七业主按申领海域证的面积比例分摊等有关事项。
2003年4月9日及2004年2月26日，刘常爱代表上述七人与平潭县人民政府签订《平潭县幸福洋二期围垦开发合同书》（下称《开发合同书》）、《补充协议书》，对围垦项目的承包期、总面积范围、投资主体、承包金缴交、垦区内赔偿方案及其他相关事项作出了约定。其中，约定围垦面积约12000亩，由刘常爱等投资方负责组建滩涂围垦开发项目公司、负责围垦项目用海、工程建设的报批以及项目建设开发的全部投资。
2003年9月10日及2004年7月6日，刘常爱、林光忠、案外人刘常明、郑文杰、俞宏义、翁其善、余乃钦等七人以合作人的身份签订《平潭县幸福洋二期围垦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及《平潭幸福洋二期围垦项目合作开发补充协议书》。《合作开发协议书》约定对于幸福洋二期围垦项目，合作人合作围垦、分别经营，其主要条款有：一、合作条件：成立合作公司，即福鑫公司，刘常爱为董事长，林光忠为总经理。二、公司职责：合作公司负责围垦工程项目审批、群众理赔，资金筹措，项目实施及海堤管理、维护，费用由各股东按占有的股份数分摊。生产经营由各家分别经营、独立核算。三、股份组成：合作公司总股数601.6股，各股东拥有的股份数以该股东拥有的海域使用权面积为准，具体是刘常爱89股、林光忠为86.7股、郑文杰为89.1股、俞宏义为79.3股、翁其善为89.7股、刘常明为91.9股、余乃钦75.9股。四、资金筹措：项目总投资约8000万元，资金由各股东自筹，具体出资额以各股东拥有的股份数额分担，实际投资额以工程决算为准。五、经营管理：约定公司董事会相关事项。六、海域管理：各合作人独立经营海域的面积以各合作人取得的海域使用权面积为准，不能超面积经营。公用水道、蓄洪区等由合作公司统一管理，进、排水由公司统一调度。《合作开发补充协议书》约定：为合作围垦开发幸福洋二期围垦工程，七个合作人曾签订合作开发协议，并成立福鑫公司，协议约定围垦成功后，各家“分别经营、独立核算”，现围垦工程已堵口闭气成功，围垦的垦区内可以进行生产经营。但由于围垦工程建设费用增大，垦区内理赔数额比原定的超出很多，围垦工程尚未竣工验收，目前各方在垦区内按面积割块独立核算、分别经营的条件尚未成熟；决定七个合作人联合经营垦区内生产，已成立的福鑫公司继续作为合作经营幸福洋二期围垦区经营实体。并订立合作经营条款：1、合作经营期间七个合作人按各自的出资比例承担风险，享受利益；2、今后有条件分开经营时，七个合作人再按省政府批准的滩涂使用面积各自组织生产经营活动等。
2003年12月22日，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向刘常爱、林光忠、案外人刘常明、郑文杰、俞宏义、翁其善、余乃钦等七人发出了《海域使用权批准通知书》。2003年12月22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向上述七人分别颁发了各自的《海域使用权证》，载明了海域使用权人、用海类型、用海面积、批准使用终止日期、海域使用权登记编号等，其中终止日期均为2018年12月17日，刘常爱的用海面积为89公顷、林光忠为86.7公顷、案外人刘常明为91.9公顷、郑文杰为89.1公顷、俞宏义为79.3公顷、翁其善为89.7公顷、余乃钦为75.9公顷，共计601.6公顷。另，2007年10月10日，案外人刘常明的《海域使用权证》使用权人变更为其子刘星。
2004年12月1日，刘常爱、林光忠、案外人刘常明、俞宏佑、林秋云、余乃钦、林文泉、翁其善、高丽生签订《投资平潭县幸福洋二期围垦股东协议》，对投资情况进行约定。其中，约定的投资比例为：项目总投资7830万元，刘常爱总投资3039万元（其中刘常爱占1809万元、刘常明占600万元，俞宏佑占630万元），林光忠总投资3169万元（其中林光忠占1631万元，翁其善占650万元，余乃钦占450万元，林秋云、林文泉占438万元），另外高丽生400万元，社会投资1222万元，今后公司若需要转向、扩大或增减投资以及利润分配和亏损分摊，均按各自投资比例承担责任；约定公司成立开发公司，需投资800万元进行验资注册，注册资金筹措分配：刘常爱400万元，林光忠370万元、高丽生30万元；原郑文杰的滩涂海域使用证，现改为林秋云使用，原俞宏义的滩涂海域使用证现改为俞宏佑使用，所有滩涂海域使用权属公司。原审庭审中，福鑫公司、林光忠确认上述协议签订后，投资人未再共同签订出资协议，部分投资人及投资额发生变更。刘常爱确认出资额已变更为8000万元，福鑫公司亦确认该总投资金额。
2010年，因平潭综合实验区开发需要，平潭县人民政府决定对于幸福洋二期垦区进行征收。2010年10月27日，平潭县人民政府与福鑫公司签订《幸福洋二期垦区开闸排水及前期生产投入赔偿协议书》，双方拟就解除《平潭县幸福洋二期围垦开发合同书》、《补充协议书》，收回幸福洋二期垦区使用权进行协商，就幸福洋二期垦区开闸排水及福鑫公司为当年生产准备阶段投入的成本损失赔偿事宜达成协议。2011年8月19日，平潭县人民政府与福鑫公司签订《平潭县幸福洋二期垦区评估和赔偿框架协议》，协议主要内容为：一、因提前解除《合同》及《补充协议书》将造成福鑫公司经济损失，平潭县人民政府同意赔偿福鑫公司因此产生的直接损失和可得利益损失；二、赔偿面积：《合同》第四条所规定的约12000亩围垦面积（以实际测量为准）；三、可得利益赔偿计算的期限为《合同》约定的期限，扣除《合同》已履行的期限作为可得利益赔偿的计算期限；四、评估机构对福鑫公司的固定资产和剩余经营期可得利益两部分进行评估；双方还就评估机构、评估办法、评估资料的提供、办公用地及原收购的周边群众围垦养殖池塘等其他项目继续协商赔偿等事项进行了约定；该协议约定平潭县人民政府授权幸福洋组团建设指挥部负责委托评估等相关事宜。2013年7月16日，平潭县人民政府与福鑫公司签订《平潭县幸福洋二期垦区评估和赔偿补充协议书》，主要约定：聘请专家组对评估机构出具的三份初步评估报告进行专家评审，专家组对固定资产、预期产量、预期产值及净利润等三方面分组评估；双方对垦区周边虾池评估及补偿方面约定，平潭县人民政府授权幸福洋组团建设指挥部对福鑫公司依法给予征收补偿，如在2013年9月30日前无法完成评估工作，平潭县人民政府同意酌情先预付部分赔偿款；双方还约定平潭县人民政府协助福鑫公司办理土地出让事宜等其他事项。
2010年5月16日，刘常爱、林光忠、高丽生及其他投资人签订《股东协议书》，约定：一、授权林光忠代表福鑫公司所有股东全权负责处理平潭县幸福洋二期围垦区海域使用权的征收拆迁和安置补偿的一切事宜；二、林光忠有权代表福鑫公司及全体股东签署与征收、拆迁、安置和补偿有关的所有合同和文件等材料，林光忠签署的一切材料对全体股东均具有约束力，由全体股东按股份比例享有权利，履行义务和承担可能出现的一切法律责任；三、在平潭县幸福洋二期围垦区海域的征收拆迁和安置补偿过程中，以及在福鑫公司注销之前和注销之后，若因上述授权事项导致任何单位或个人通过诉讼或其他方式追究福鑫公司或林光忠的法律责任，全体股东均愿意按股份比例承担责任，因此产生的所有费用也由全体股东按股份比例承担；四、除林光忠以外的其他股东，在本协议生效后，有权参与所有相关具体事项的协商，但均不得对外签署与平潭县幸福洋二期围垦区海域的征收拆迁和安置补偿有关的任何材料，由此给其他股东和他人造成损失的，应负责赔偿和承担所有责任；五、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在每一次收到的赔偿款中预留部分作为林光忠解决后续可能出现纠纷所需的费用，在福鑫公司注销之后，若林光忠未被任何单位或个人追究法律责任，该款项将于该期限届满之日起30日内按股份比例返还给各股东。福鑫公司亦在该协议上盖章确认。
2012年2月24日，福鑫公司向幸福洋组团建设指挥部提交《关于福鑫公司幸福洋二期垦区预付赔偿款拨付问题的报告》，内容为：按照福鑫公司章程（2009年9月25日）刘常爱在我司所占股份为26.25%，依据这个比例，2.2亿元预付赔偿款中刘常爱股份分成预留部分为5775万元，现我司同意将6000万元预付赔偿暂留幸福洋组团建设指挥部账户，待后处理，其余1.6亿元预付赔偿款则应及时拨付给我司。
2012年3月1日，幸福洋组团建设指挥部通过平潭综合实验区国库支付中心向福鑫公司支付征收补偿预付款16000万元。
2012年3月2日，刘常爱与林光忠签订《福鑫公司股东协议》，约定：一、公司增资人民币1600万元，增资比例按原股人民币8000万元计算分摊，现实际投资占股比例为：股东代表林光忠占股比70.37%，刘常爱占股比29.63%，故股东投资基数为人民币9600万元。二、各股东代表按赔偿额提取5%，按股比分发作为奖金补贴。三、如果政府赔偿有预留土地按股比比例由公司统一处理分配。四、现公司正常运转经费按赔偿款额预留5%，经费开支协商处理。五、公司最后一笔赔偿款到位后由税务专业机构清算，理清缴交后的余款按股比分发。六、公司赔偿款全部清算后，不愿意留下继续合作投资的股东，必须无条件将工商注册以及相关手续移交给公司。七、公司愿意帮助何文垫资人民币40万元作为投资分红的股金。八、现任董事长总经理奖励费500万元整。九、刘常爱、刘星要授权委托书给公司。十、政府赔偿款到公司账户后五个工作日内必须分发到各股东代表的私人户头，各股东代表将赔偿款分发给股民须经公司开会统一同步分发，否则违约方罚款人民币500万元给守约方。十一、如果政府停止收购并要求退还预付赔偿款，则全体股东应在七个工作日内各自领取到的赔偿款如数退还公司，由公司统一处理。十二、公司成立至赔偿清算止，两任法人代表的所有责任由公司承担。十三、本协议订立方如果违约，按股东应得赔偿款的30%承担违约金。
签订上述股东协议的当日（即2012年3月2日），刘常爱向福鑫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主要内容为：本人认可福鑫公司为幸福洋二期垦区赔偿安置的唯一合法主体，本人委托林光忠全权代表公司及本人、全体股东、全体投资者、《海域使用权证》及其他权证持有人、工商注册股东代表人、此前公司所有内外合同文件签字人与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平潭县人民政府和幸福洋组团建设指挥部等政府部门进行征用幸福洋二期垦区评估、赔偿安置谈判。平潭县政府下拨的赔偿款应拨到福鑫公司账户。为维护公司全体股东、全体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公司账户印章应维持现状，不得更改。林光忠有权负责赔偿款的接收、管理和分发全部工作。林光忠有权代表福鑫公司及本人签订所有协议和合同，签发所有文件和安排全部工作，由此产生的责任，本人将予以承担。福鑫公司在《授权委托书》上盖章确认，并提交给幸福洋组团建设指挥部。
2012年3月5日，福鑫公司向幸福洋组团建设指挥部提交《关于请求拨付6000万元幸福洋二期赔偿预付款的报告》，内容为：根据我司与指挥部协商达成的协议，贵指挥部应予预付我司赔偿款人民币2.2亿元，后因我司内部股东问题，贵指挥部只拨付1.6亿元，预留6000万元在指挥部户头。现我司内部已协调，没有异议，请求将留下的6000万元预留款，尽快地拨付我司户头。
同日（2012年3月5日），幸福洋组团建设指挥部向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提交《关于拨付幸福洋二期围垦征收理赔预付款中暂留款的报告》，以经福鑫公司内部协商，其股东内部意见一致，刘常爱也于2012年3月2日作出《授权委托书》，同意征收理赔款拨到福鑫公司账户为由，申请向福鑫公司拨付暂留款6000万元。2012年3月9日，幸福洋组团建设指挥部通过平潭综合实验区国库支付中心向福鑫公司支付征收补偿预付款6000万元。
2012年3月13日，福鑫公司向刘常爱汇款5451.92万元，于同年3月15日再次汇款325.93万元，共计支付5777.85万元。
2013年2月8日，幸福洋组团建设指挥部向福鑫公司支付征收补偿预付款5000万元，于同年8月1日又支付3000万元。福鑫公司收到上述款项后，未向刘常爱支付其应得款项，刘常爱遂提起本案诉讼。
2003年2月15日，刘常爱、林光忠、高丽生制定《福鑫公司章程》，约定公司注册资本800万元，刘常爱出资400万元，占注册资本50%；林光忠出资370万元，占注册资本46.25%；高丽生出资30万元，占注册资本3.75%；公司经营范围为幸福洋二期围垦开发、水产品养殖、加工、销售。2003年5月8日，福鑫公司经工商登记成立，登记股东为刘常爱、林光忠、高丽生三人。2009年9月25日，刘常爱与林光忠签订《福鑫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刘常爱将福鑫公司的23.75%的股权以190万元的出资额转让给林光忠，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现刘常爱登记持股比例为26.25%，林光忠持股比例为70%、高丽生持股比例为3.75%。
原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福鑫公司银行账户自2012年3月1日至2013年12月26日的款项往来情况明细单，该明细单显示：一、福鑫公司于2012年3月1日收到1.6亿元、同年3月9日收到6000万元征收补偿预付款后，分别于2012年3月2日向林光忠汇付5612.53万元，向案外人林焰锋（林光忠之子，林光忠确认其并非投资人，为福鑫公司员工）汇付共计4089.015万元（分别为：2012年3月2日向林焰锋汇付2000万元，2012年3月5日汇付1000万元，2012年3月13日汇付2551150元，2012年3月15日汇付8339000元），向原审第三人高丽生汇付920万元（2012年3月2日汇付880万元，2012年3月13日汇付40万元），并向其他投资人汇付款项。福鑫公司于2012年3月15日向刘常爱汇付款项后，公司账面余额为502.51元。二、福鑫公司于2013年2月8日收到5000万元、同年8月1日收到3000万元征收补偿预付款后，向林焰锋汇付2875.575万元（于2013年10月21日汇付1275.575万元、于2013年10月28日汇付1600万元），于2013年10月21日向原审第三人高丽生汇付200万元，并向其他投资人支付款项。至2013年12月20日，公司账面余额为34569444.51元。另，福鑫公司于2013年2月8日向林光忠个人账户转账4300万元，同年4月1日林光忠向福鑫公司汇还43018854.31元。福建海峡银行平潭支行行长薛万文出庭说明，系因其本人要求，福鑫公司将款项转入林光忠个人账户，该资金连本带息已转回公司账户。
另，福鑫公司收到的幸福洋组团建设指挥部支付的前两笔共计2.2亿元征收补偿预付款的分配，未召开股东会形成书面决议。福鑫公司庭审中自认该部分款项公司有预留10%（见原审庭审笔录第24页），刘常爱在庭审中主张该2.2亿元，扣除其应预留款项及其应承担的费用，福鑫公司及林光忠尚有266.67万元未付（见原审庭审笔录第23页）。福鑫公司收到的后两笔共计8000万元征收补偿预付款的分配，福鑫公司及林光忠均陈述仅对其中50%即4000万元款项进行分配，并提交了2013年9月27日《福鑫公司临时股东会决议》，其中第三条内容为：8000万元政府预付款先按50%预支给股东，剩余款项作为预留法律法规规定的应缴纳费用和转型转产用地费用，污染案法院冻结，个人洗苗船与陈武国洗苗船机械补偿款及公司正常运转等费用。
另，案外人刘星到庭确认其享有的投资份额挂在刘常爱名下，刘常爱有权提出主张。
原审归纳各方争议焦点问题为：1、本案讼争的法律关系性质；2、本案讼争的2012年3月2日《福鑫公司股东协议》的效力；3、刘常爱应得的款项金额；4、福鑫公司及林光忠是否构成违约。
原审认为：
1、关于本案讼争法律关系的性质问题。
从2003年平潭县人民政府与刘常爱、林光忠、案外人刘常明、郑文杰、俞宏义、翁其善、余乃钦等七人分别签订《平潭县幸福洋二期围垦规划开发合同书》，以及福建省人民政府分别向刘常爱、林光忠等七人颁发《海域使用权证》可知，讼争的平潭幸福洋二期围垦项目范围内的七块海域分别由七个投资人各自享有使用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二条关于“依法取得的海域使用权受法律保护”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关于“海域使用权人依法使用海域并获得收益的权利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的规定，海域使用权性质为用益物权，故刘常爱等幸福洋二期七块海域的海域使用权人依法对许可其使用的海域各自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刘常爱、林光忠等七人于2003年9月10日、2004年7月6日签订《平潭县幸福洋二期围垦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及《合作开发补充协议书》，约定合作经营幸福洋二期围垦项目，因此，幸福洋二期围垦项目的海域使用权人之间形成了合作经营的合伙关系。
上述《合作开发协议书》及《合作开发补充协议书》亦约定成立合作公司即福鑫公司，并约定由福鑫公司作为合作经营幸福洋二期围垦区经营实体，福鑫公司亦于2003年5月8日经工商登记成立。福鑫公司、林光忠辩称海域使用权已归公司，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关于“因企业合并、分立或者与他人合资、合作经营，变更海域使用权人的，需经原批准用海的人民政府批准”，以及国家海洋局《海域使用权登记办法》第十四条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海域使用权人变更的，当事人应当申请变更登记：（一）因企业合并、分立或者与他人合资、合作经营的；……”规定，海域使用权作为用益物权，使用权人变更的，应当经原批准机关批准并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因讼争海域使用权并未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福鑫公司并非《海域使用权证》记载的使用权人，故其对讼争海域并不享有海域使用权。因此，福鑫公司、林光忠关于海域使用权已归公司的辩解不能成立，2004年12月1日《投资平潭县幸福洋二期围垦股东协议》约定“所有滩涂海域使用权属公司”以及《海域使用权证》持有人所作的关于海域使用权归属公司的其他承诺，均不产生海域使用权主体变更的法律效力。
因海域使用权人约定福鑫公司为讼争海域经营实体，而福鑫公司又是依法设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有限责任公司，故该约定实质为海域使用权人将对海域的经营管理权委托给福鑫公司行使，海域使用权主体并未发生改变，因此，各海域使用人与福鑫公司分别形成了委托经营的合同关系。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并未禁止海域使用权可委托经营，且受托人仅在委托经营范围内有限地对海域行使占有、使用的权能，其经营收益仍归属委托人，并未变相地变更海域使用权人，故讼争委托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另，讼争海域的项目审批、经营使用及征收补偿，均系以福鑫公司的名义进行，属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从事相关法律行为，因我国合同法亦认可受托人以自己名义处理委托事务，故其亦合法有效。
幸福洋二期围垦海域因平潭综合实验区开发需进行征收，刘常爱、林光忠、高丽生及其他投资人于2010年5月16日签订《股东协议》，明确授权林光忠负责处理讼争海域使用权的征收拆迁和安置补偿一切事宜，其性质为讼争七块海域的海域使用权人及投资人委托林光忠处理征收补偿事务。且林光忠亦以福鑫公司名义与平潭县人民政府签订《幸福洋二期垦区开闸排水及前期生产投入赔偿协议书》、《平潭县幸福洋二期垦区评估和赔偿框架协议》、《平潭县幸福洋二期垦区评估和赔偿补充协议书》等涉及征收补偿的相关协议，林光忠虽系福鑫公司法定代表人，但在其他海域使用权人及其他投资人明确授权林光忠个人处理征收补偿事务的情况下，林光忠实施的行为不仅系代表福鑫公司，亦为履行委托事务。且刘常爱于2012年3月2日出具《授权委托书》亦明确授权林光忠代表其从事征收补偿的相关工作。因此，林光忠与福鑫公司均为处理讼争海域征收补偿事务的受托人。
综上分析，刘常爱系讼争幸福洋二期围垦项目海域中的部分海域的使用权人，其与其他海域使用权人之间形成合作经营的合伙关系，与福鑫公司之间形成委托经营的委托合同关系。平潭综合实验区因开发建设需征收讼争海域，刘常爱亦委托福鑫公司和林光忠负责处理其海域的征收补偿事务。因福鑫公司、林光忠作为受托人未将其收到的征收补偿预付款支付给委托人刘常爱，双方遂发生本案纠纷，故本案纠纷的性质为委托合同纠纷。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三十条规定：“因公共利益或者国家安全的需要，原批准用海的人民政府可以依法收回海域使用权。依照前款规定在海域使用权期满前提前收回海域使用权的，对海域使用权人应当给予相应的补偿”，因讼争海域征收补偿预付款均系付到受托人福鑫公司的账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四条关于“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的规定，受托人福鑫公司应当将收到的款项中属委托人刘常爱的款项支付给刘常爱。因案外人刘星亦为讼争海域的海域使用权人，且其明确其应得部分刘常爱有权代表其提出主张，故刘常爱有权要求福鑫公司在收到征收补偿预付款后，将应分给刘常爱及刘星部分的预付款，支付给刘常爱。
2、关于本案讼争的2012年3月2日《福鑫公司股东协议》的效力问题。
刘常爱与林光忠于2012年3月2日签订《福鑫公司股东协议》，约定福鑫公司“股东”实际投资占股比例为：刘常爱占股比29.63%、“股东代表”林光忠占股比70.37%。福鑫公司辩称该约定未经过其他“股东”的同意并侵害到其他“股东”的权利，应认定无效，高丽生亦提出该约定未考虑其所占“股权”比例，主张该协议无效。原审认为：（1）关于《福鑫公司股东协议》中约定的“股比”是否有效问题。首先，该份协议虽名为“福鑫公司股东协议”，但协议内容主要就征收补偿预付款的分配进行约定，征收补偿预付款属于征收讼争海域的款项，应归海域使用权人享有，福鑫公司并非海域使用权人，故其对该款项并不享有权益。因此，该协议性质为委托人刘常爱与受托人林光忠就征收补偿款项的分配所作的约定，属于委托合同约定的内容。因林光忠、福鑫公司亦受其他海域使用权人委托，并与平潭县人民政府就幸福洋二期垦区内的全部海域的征收补偿进行协商并签署协议，政府亦按全部海域面积予以补偿，故协议约定的刘常爱的“股比”，性质实为福鑫公司、林光忠代为收取政府支付的全部海域补偿款中应向刘常爱分配的比例。而福鑫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的持股比例，系刘常爱、林光忠、高丽生出资注册成立福鑫公司，该三人作为福鑫公司的股东根据其出资额而享有的公司股份的比例，其与协议约定的“股比”即补偿款的分配比例，系基于不同的法律关系所产生的不同的概念。因此，福鑫公司、林光忠关于刘常爱仅能按照福鑫公司登记的26.25%的持股比例主张讼争款项，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其次，林光忠系讼争委托关系中的受托人之一，亦为福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林光忠在《福鑫公司股东协议》上签字确认的行为，应认定为讼争委托合同关系中作为受托人的福鑫公司、林光忠对刘常爱分配比例的确认。福鑫公司辩称其对《福鑫公司股东协议》并不知情，但福鑫公司实际上由其法定代表人林光忠控制，且《福鑫公司股东协议》第九条约定“刘常爱要授权委托书给公司”，刘常爱于签订《福鑫公司股东协议》的当日即出具了《授权委托书》，福鑫公司亦在该《授权委托书》上盖章确认并提交给幸福洋组团建设指挥部，且福鑫公司于2012年3月5日向幸福洋组团建设指挥部提交的《关于请求拨付6000万元幸福洋二期赔偿预付款的报告》中明确“公司内部已协调，没有异议”，可证明福鑫公司对上述《福鑫公司股东协议》系明知的。因此，福鑫公司关于其对讼争《福鑫公司股东协议》不知情的辩解，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第三，《福鑫公司股东协议》约定的刘常爱的分配比例不应高于其应得比例。关于刘常爱应得的比例，其一，从刘常爱使用海域占讼争海域内的面积比例来看，涉案七本《海域使用权证》记载的幸福洋二期海域用海面积总计为601.6公顷，刘常爱用海面积为89公顷、刘星用海面积为91.9公顷，共占幸福洋二期围垦海域的用海面积比例约为30.07%。其二，从刘常爱投资讼争海域的资金所占比例来看，刘常爱、林光忠及其他海域使用权人和投资人于2004年12月1日签订的《投资平潭县幸福洋二期围垦股东协议》约定项目总投资7830万元，刘常爱占1809万元，刘常明（已故，其份额由刘星继承）占600万元，刘常爱在本案中确认总投资金额后变更为8000万元，2003年9月10日《合作开发协议书》第四条亦约定项目总投资为8000万元，讼争《福鑫公司股东协议》亦确认原出资额为8000万元，福鑫公司对该总投资金额亦予确认，故讼争项目总投资为8000万元，刘常爱与刘星的份额占总投资比例为30.11%［（刘常爱1809万元＋刘星600万）／总投资8000万元=30.11%］。福鑫公司、林光忠辩称2004年12月1日《投资平潭县幸福洋二期围垦股东协议》中的投资人及份额均有发生变更，但其他人之间份额的变更或转让，并不影响刘常爱与刘星出资额及出资比例。福鑫公司、林光忠主张刘常爱于2009年9月25日与林光忠签订《福鑫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将其23.75%的股份转让给林光忠，但该转让系福鑫公司股权的转让，并非对讼争海域出资额及海域使用权的转让，不影响刘常爱对其有权使用的海域所享有的权益。由上可知，从刘常爱占有海域面积的比例及实际出资的比例，均高于《福鑫公司股东协议》约定的29.63%的分配比例，故《福鑫公司股东协议》约定刘常爱的分配比例并未超过其应得比例。最后，《福鑫公司股东协议》约定“股东代表”林光忠占“股比”70.37%，该比例实际上系刘常爱、刘星之外的其他海域使用权人及出资人（包括林光忠、高丽生及其他海域使用权人和出资人）的总分配比例，并非林光忠个人应分配的比例。从现有证据来看，双方关于补偿款分配比例的约定并未导致其他海域使用权人及投资人的分配比例减少，故讼争《福鑫公司股东协议》关于刘常爱分配比例的约定并未损害到其他海域使用权人及出资人的合法权益。综之，讼争《福鑫公司股东协议》约定的“股比”系刘常爱与林光忠对于讼争海域征收赔偿款的分配比例的约定，协议约定刘常爱分配比例为29.63%并未超过其使用的海域占讼争海域面积比例以及其出资占总出资的比例，且经过讼争委托合同的受托人福鑫公司和林光忠的确认，该分配比例的约定亦未损害到刘常爱、林光忠之外的其他海域使用权人及投资人的合法权益，故《福鑫公司股东协议》关于刘常爱应分配比例的约定合法有效。（2）关于《福鑫公司股东协议》其他条款的效力问题。《福鑫公司股东协议》其他条款主要涉及征收补偿款的预留比例、赔偿款的分配、福鑫公司负责人处理委托事务的报酬、其他后续事宜、违约责任等事项的约定。其他海域使用权人及投资人虽未对该《福鑫公司股东协议》予以确认，但刘常爱与福鑫公司、林光忠之间存在的讼争委托合同关系独立于其他委托合同关系，该《福鑫公司股东协议》经刘常爱和林光忠签字确认后，即为刘常爱与林光忠之间委托合同的约定内容，对刘常爱与林光忠本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其他海域使用权人及投资人并非该协议的当事人，并不受该协议的拘束。因此，福鑫公司、林光忠关于讼争《福鑫公司股东协议》侵害到其他人权益应认定无效的抗辩，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3、关于刘常爱应分配的款项金额问题。
刘常爱在本案中主张涉案8000万元征收补偿预付款（幸福洋组团建设指挥部于2013年2月8日向福鑫公司支付5000万元、于同年8月1日支付3000万元）中应分配给刘常爱的款项。按照《福鑫公司股东协议》约定刘常爱29.63%的分配比例，5000万元中刘常爱应得款项为1481.5万元，3000万元中应得款项为888.9万元。讼争《福鑫公司股东协议》约定了应提取的比例和预留的比例，因《福鑫公司股东协议》第二条关于“各股东代表赔偿额提取5%，按股比分发作为奖金补贴”，实质上仍系对征收补偿预付款按比例分配，公司并未预留。《福鑫公司股东协议》第四条约定“公司正常运转经费按赔偿款额预留5%，经费开支协商处理”，系双方对预留款比例的约定，该款项应预留在福鑫公司用于处理委托事务开支。故刘常爱应得的1481.5万元部分，应向福鑫公司预留74.075万元（1481.5万元×5%=74.075万元）；刘常爱应得的888.9万元，应向福鑫公司预留44.445万元（888.9万元×5%=44.445万元），共计应预留118.52万元。刘常爱可获得的金额为2251.88万元（应得1481.5万元-
预留74.075万元＋应得888.9万元-预留44.445万元=2251.88万元）。
至于《福鑫公司股东协议》第八条约定，“现任董事长总经理奖励500万元”，刘常爱按其所占比例应承担148.15万元（500万元×29.63%=148.15万元），刘常爱在庭审中主张该费用在福鑫公司收到前两笔2.2亿元中应分配给刘常爱的款项中予以了扣减，扣减后福鑫公司、林光忠尚有266.67万元未向其支付。因2.2亿元中刘常爱应得款项为6518.6万元（22000万元×29.63%=6518.6万元），扣减预留福鑫公司的5%即325.93万元（6518.6万元×5%=325.93万元），再扣减林光忠应获报酬148.15万元，应向刘常爱分配6192.67万元（6518.6万元-325.93万元-148.15万元=6044.52万元），福鑫公司、林光忠仅向刘常爱分配5777.85万元，尚有余额266.67万元未分配，该金额与刘常爱庭审中陈述一致。因此，刘常爱关于林光忠应得报酬已予扣减的主张，予以采纳。综之，刘常爱请求福鑫公司支付其应得的2251.88万元，于法有据，予以支持。福鑫公司、林光忠辩称根据2013年9月27日《福鑫公司临时股东会决议》，8000万元预付款先按50%预支给股东，刘常爱只能请求预支4000万元中其应得之款项。因该股东会决议实际上系其他海域使用权人及投资人关于征收赔偿款分配的约定，并非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会决议，刘常爱未在该决议上签字，故该决议对刘常爱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且根据福鑫公司银行账户明细单显示，福鑫公司在收到该8000万元款项、尚未向刘常爱分配的情况下，其实际支出却已超过4000万元（其中，向林光忠之子林焰锋汇付2875.575万元），与福鑫公司关于讼争8000万元预付款中仅有4000万予以分配的辩解不一致，福鑫公司、林光忠对此亦无法作合理解释。因此，其辩解不能成立，不予采纳。福鑫公司辩称其还应缴纳税款以及向其他债权人履行债务，认为讼争款项尚不具备分配条件，因刘常爱已预留其应得的5%款项作为福鑫公司处理委托事务的开支，福鑫公司、林光忠未能举证证明应由刘常爱承担的相关开支已超过其预留的金额，故福鑫公司的该辩解亦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4、关于福鑫公司是否构成违约问题。
福鑫公司在收到幸福洋组团建设指挥部支付的后两笔8000万元款项后，未向刘常爱支付应属于其的款项，但福鑫公司账户上的征收补偿预付款，实际上系由其法定代表人林光忠负责分发。林光忠作为刘常爱受托人，未履行《福鑫公司股东协议》约定的受托人的付款义务，构成违约。根据《福鑫公司股东协议》第十三条关于“本协议订立方如果违约，按股东应得赔偿款的30%承担违约金”的约定，福鑫公司应向刘常爱支付违约金为675.564万元（2251.88万×30%=675.564万元）。林光忠辩称刘常爱未增资且未出具《授权委托书》，其未付款构成同时履行抗辩，因双方均确认《福鑫公司股东协议》第一条关于增资1600万元双方均未履行，故刘常爱并不构成违约；刘常爱已于签订《福鑫公司股东协议》的当日出具了《授权委托书》，福鑫公司、林光忠关于该《授权委托书》并非《福鑫公司股东协议》约定的授权委托书，与事实不符，故刘常爱并未违反《福鑫公司股东协议》的约定，林光忠关于其系行使合同同时履行抗辩权，不能成立，不予采纳。林光忠辩称刘常爱并不存在损失其不应承担违约金，但商事合同约定的违约金，不仅具有填补损害的性质，亦具有惩罚之性质，以督促合同当事人忠实履行合同义务。本案中，林光忠已获得相应之报酬，却未能忠实履行委托合同约定的受托人的义务，导致巨额款项未能及时足额地支付给委托人，严重损害到海域使用权人依法享有的权益。并且，双方当事人缔约时地位平等，该违约金的约定并未导致双方利益严重失衡而有失公平，故基于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双方对于违约金的约定应予尊重，林光忠应依约承担违约责任，其关于不应承担违约金的抗辩，不予采纳。
福鑫公司并非讼争《福鑫公司股东协议》的签约人，且讼争款项的分发亦实际由林光忠负责，故《福鑫公司股东协议》中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对福鑫公司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福鑫公司未向刘常爱支付应属刘常爱的款项，客观上占用了刘常爱的资金，故其应当赔偿刘常爱资金被占用的损失，该损失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从2251.88万元资金被占用的第6日起（因讼争《福鑫公司股东协议》约定付款时间为福鑫公司收到征收补偿款后5日内）开始计付。其中刘常爱的1407.425万元资金被占用损失，从2013年2月14日开始计付；刘常爱的844.455万元资金被占用的损失，从2013年8月7日开始计付。
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三十条的规定，判决：1、福鑫公司应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常爱支付征收补偿预付款2251.88万并支付刘常爱资金被占用的损失（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以1407.425万元为计算基数，从2013年2月14日计付至本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以844.455万元为计算基数，从2013年8月7日计付至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2、林光忠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刘常爱支付违约金675.564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38768元，由刘常爱负担46443元，福鑫公司、林光忠共同负担192325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福鑫公司、林光忠共同负担。
一审宣判后，福鑫公司、林光忠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福鑫公司上诉称：1、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1）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定性为委托合同纠纷，明显错误。①福鑫公司、林光忠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委托合同关系，福鑫公司是幸福洋二期垦区围垦、开发、运营的唯一合法主体。2003年4月9日，林光忠等七人与平潭县人民政府签订《平潭县幸福洋二期围垦开发合同书》，约定了幸福洋二期围垦项目的投资主体为项目公司即上诉人。为此，上诉人于2003年5月8日在工商注册成立。公司成立后，林光忠、刘常爱等七人于2003年9月10日签订《平潭县幸福洋二期围垦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约定了各股东之间的投资比例等事宜。同时，幸福洋二期围垦项目是作为一个整体项目来审批并由上诉人按照垦区总面积统一建造基础设施、统一生产运营的，始终不存在分开经营，且是以上诉人的名义向省、市、县三级政府职能部门进行项目立项、规划、环评等等，不存在一审法院认定的上诉人系受七位海域使用权人的委托，形成委托经营关系。2010年平潭综合实验区对幸福洋二期围垦项目进行征收。平潭县人民政府先后与上诉人签订了《幸福洋二期垦区开闸排水及前期生产投入赔偿协议书》、《平潭县幸福洋二期垦区评估和赔偿框架协议》、《平潭县幸福洋二期垦区评估和赔偿补充协议书》等一系列协议。平潭综合实验区是将上诉人作为征收理赔工作的唯一合法主体，并将征收理赔预付款支付到上诉人账户。对此，刘常爱是认可的。理赔过程中，无论固定资产、预期产量和可得利益的评估都是以整个幸福洋二期垦区和上诉人作为整体来进行。上诉人与刘常爱之间从未签订过任何委托经营的协议或合同，没有证据表明双方之间为委托经营关系，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受其他海域使用权人委托并不属实。2010年5月16日的《股东协议书》，属于上诉人股东之间签订的协议，协议内容并未体现海域使用权，其中的授权也是以股东名义作出的，与海域使用权人无关。该份股东协议中挂名海域使用人俞宏义、郑文杰并没有签章，足以证明上诉人并未接受海域使用权人的委托与平潭县人民政府就海域征收补偿事宜进行协商。②幸福洋二期垦区的海域使用权实际归上诉人所有，七本《海域使用权证》持有人均是挂名的。由于幸福洋二期垦区面积大、工程量大且投资金额巨大，平潭县人民政府在招商引资之前就已经考虑到单个投资者无法对幸福洋二期整个垦区进行独立开发与运营，故在2003年3月与林光忠等七位投资者分别签订开发合同后，于2003年4月9日再由被上诉人刘常爱代表七位投资者与平潭县人民政府签订《开发合同书》，其后成立了福鑫公司，约定幸福洋二期垦区的经营主体为项目公司即上诉人。根据《开发合同书》的约定，项目审批及海域使用权证的办理等事项均由平潭县人民政府负责，各投资者仅提供办证所需的材料。2003年8月份，时任上诉人法定代表人的刘常爱，未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擅自决定七个人申领《海域使用权证》，包括非上诉人公司股东郑文杰（系刘常爱外甥）。至于为何会将幸福洋二期垦区海域使用权办理到个人名下则是平潭县人民政府的原因。因此，虽然幸福洋二期垦区的部分海域使用权登记在个人名下，但根据2004年12月1日《投资平潭县幸福洋二期围垦股东协议》的约定及各海域使用权人的承诺，幸福洋二期垦区内所有海域的占有、使用、收益权利均属于上诉人所有。在上诉人经营期间即2003年至今，每年7本《海域使用权证》的年检手续都是由上诉人办理，每年将近19万元的海域使用金都是由上诉人承担，每年向平潭县人民政府缴纳的100万元承包金同样由上诉人承担。值得注意的是，上诉人于2013年5月份向平潭县国家税务局预缴的101万元企业所得税，正是基于政府支付的部分征收补偿预付款而缴纳的。如果按照原审法院的认定，补偿预付款属于海域使用权人的，那么平潭县国家税务局就不可能要求上诉人缴纳企业所得税，这只能说明政府支付的补偿预付款属于公司所有。上诉人虽然不是海域使用权证登记的海域使用权人，但七位海域使用权人是经上诉人的指定申领海域使用权证的，其向上诉人作出的承诺是合法有效的，足以认定幸福洋二期垦区内所有海域的使用权均为上诉人所有。《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二十七条及《海域使用权登记办法》第十四条之规定，属于管理性强制规定而非效力性强制规定，上诉人未办理海域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并不必然导致上诉人对讼争海域不享有海域使用权。一审法院认定《海域使用权证》持有人所作的海域使用权归属的承诺不产生法律效力，明显是错误的。即使海域使用权证的主体没有发生变更，但使用权人作出的海域权利归属的承诺是合法有效的，据此衍生出来的对海域的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一并归属上诉人所有。③原审法院庭后归纳争议焦点并对本案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作出不同认定，明显错误。原审辩论阶段，合议庭并没有将讼争法律关系的性质归纳为本案焦点问题，双方当事人均未对此发表辩论意见，被上诉人刘常爱自始至终都没有对其与上诉人之间的关系提出异议。对幸福洋二期垦区的海域使用权实际归上诉人所有，被上诉人也没有争议，原审法院自行在庭后审查这一事实，并作出与当事人认可不一致的认定，明显违背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2）一审法院认定本案讼争《福鑫公司股东协议》属有效合同，明显错误。①协议内容严重损害了上诉人及其他投资人的合法权益，属于无效合同。首先，刘常爱与林光忠签订的《福鑫公司股东协议》约定公司增资1600万元，现股东投资基数为9600万元。《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规定：“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应当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同时，上诉人公司章程规定：对公司增减注册资本应当由股东会作出决议。因此，《福鑫公司股东协议》约定的增资方案未经上诉人股东会决议，应属无效。其次，刘常爱的股比仅为26.25%，《福鑫公司股东协议》约定被上诉人占股比29.63%，该股份比例未经股东会决议确认，明显与事实不符。股东高丽生的股比被侵占，协议内容明显无效。再次，《福鑫公司股东协议》约定刘常爱与林光忠按赔偿额提取5%，按股比预支作为奖金补贴，并约定现任董事长总经理奖励费500万元。政府征收预付款属于上诉人及全体股东（包括显名和隐名股东）所有，刘常爱与林光忠在未召开股东会表决通过的情况下，私下签订协议进行处分，且处分的原则明显损害了上诉人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同时，《福鑫公司股东协议》约定30%的违约金，根据2010年5月16日《股东协议书》的约定，这些违约金最终需要由全体股东买单，明显不合理。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福鑫公司股东协议》属于无效合同。②协议内容规避法定税费，属于无效合同。《福鑫公司股东协议》仅约定预留征收预付款的5%作为公司正常运转经费，其他预付款按股比预支到股东私人账户，该约定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逃避国家税费的目的。上诉人作为项目公司，是以BOT模式对平潭县幸福洋二期海域进行围垦投资运营的。如今企业赖以生存的海域、土地被政府征收，征收补偿款是企业的唯一资产。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三条、《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十六条、《个人所得税法》第一条、第三条、第八条、《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之规定，上诉人在收到政府征收补偿款后，应当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同时，股东按股比预支征收预付款，上诉人依法应当履行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义务。《福鑫公司股东协议》仅仅约定预留5%的公司运转经费，却没有按比例预留企业所得税及股东应当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刘常爱诉请按95%的比例预分配款项显然没有预留税款，协议内容明显违背了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无效的。③按一审判决认定征收补偿预付款属于七本《海域使用权证》持有人所有，《福鑫公司股东协议》的约定因损害其他持证人的利益而无效。首先，《福鑫公司股东协议》是由刘常爱与林光忠签订的，如果政府支付的补偿款属于海域使用权人的，则其双方协议约定将属于七位海域使用权人的补偿款进行分配，显然侵害了其他海域使用权人的权益。其次，根据一审法院的认定，被上诉人刘常爱与刘星持有的《海域使用权证》面积占二期围垦海域的比例约为30.07%，如今却按29.63%比例分配征收补偿预付款，是否意味着被上诉人仍然可以向上诉人主张0.44%的预付款？一审法院的认定会导致上诉人与股东之间出现不必要的纷争，浪费司法资源。再次，一审法院确认了2004年12月1日《投资平潭县幸福洋二期围垦股东协议》的效力，并确认登记在郑文杰名下的海域使用证改为林秋云使用，登记在俞宏义名下的海域使用证改为俞宏佑使用（其已将在上诉人公司所有权利义务及海域使用权证转让给林光忠），原审法院的这一认定与其后认定变更海域使用权人需要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相矛盾。如果按照原审法院的这样认定，其他海域使用权人包括非上诉人公司股东郑文杰、已转让股权的俞宏义、俞宏佑等人都可以向上诉人主张分配补偿预付款。因此，如果原审法院认定征收补偿预付款属于七位海域使用权人所有，那么《福鑫公司股东协议》显然损害了其他海域使用权人的利益，也应当属于无效合同。（3）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提交给幸福洋组团建设指挥部的《报告》，推断上诉人明知《福鑫公司股东协议》的内容，毫无依据。上诉人是具有独立民事权利能力的法人主体，公司股东人数众多，不存在原审法院认定的“福鑫公司实际上由其法定代表人林光忠控制”。上诉人确有在《授权委托书》上盖章，但这并不意味着上诉人知晓刘常爱与林光忠签订的《福鑫公司股东协议》及其内容。上诉人在《授权委托书》上盖章的行为，仅仅代表上诉人向幸福洋组团建设指挥部申请拨付预付款的寓意，与《福鑫公司股东协议》内容毫无任何关联。（4）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股比的认定明显错误。首先，根据上诉人工商登记信息表显示，刘常爱的持股比例仅为26.25%。其次，即使按照原审法院认定，《福鑫公司股东协议》是对海域使用补偿款进行分配而作出的约定，而平潭综合实验区是按12000亩的海域面积向上诉人预付征收补偿款，那么被上诉人的分配比例仅仅为22.6125%，远未达到29.63%。再次，上诉人从成立至今，有过多次股东之间的股权交易，股东的持股比例早就发生了变化，上诉人工商登记信息为当时最终的股东持股情况。《投资平潭县幸福洋二期围垦股东协议》中约定的投资额，正是各股东投资到上诉人公司进行幸福洋二期围垦、开发、运营的资本。2007年6月3日，俞宏义、俞宏佑880万元股权及海域使用权一并转让给林光忠。2007年7月4日，王文善将投资在刘常爱名下的100万元股权转让给林光忠。经过两次股权转让，刘常爱的总投资额仅剩2059万元，其所代表的投资额比例仅为（3039-980）÷7830=26.29%，远远低于《福鑫公司股东协议》约定的股权比例。即使《福鑫公司股东协议》中约定的比例属于海域征收补偿预付款的分配比例，该比例也应以实际投资额及工商登记的持股比例为准。原审法院认定刘常爱应按照29.63%的比例分配征收补偿预付款，显然侵害了其他海域使用权人及广大投资人的合法权益，投资比例与海域使用权证登记的面积','2018-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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