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828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从化市亨发企业有限公司永亨隆货仓商场，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从化街口街新城市广场骏雅名庭一、二楼。
负责人：邓小芬。
委托诉讼代理人：阳熙梅，广东金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时飞，广东金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虎辉照明科技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西华路134号。
法定代表人：李建华。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宁胜，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一帆，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元担保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三元里大道449-523号伍福服装城4楼71号房。
法定代表人：陈开铭。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晓军，广东胜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晓雨，广东胜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佛山市顺德区业星金属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均安镇百安路14号汇福豪庭3号铺。
法定代表人：梁伟玲。
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达辉，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莫安凡，户籍地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豫侃，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谭捷，户籍地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
原审被告：范景舜，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东山区。
上诉人从化市亨发企业有限公司永亨隆货仓商场（以下简称“永亨隆商场”）因与被上诉人广州虎辉照明科技公司（以下简称“虎辉公司”）、中元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元公司”）、原审被告佛山市顺德区业星金属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业星公司”）、莫安凡、谭捷、范景舜借款合同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4）穗荔法民二初字第5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经当事人同意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永亨隆商场的诉讼代理人阳熙梅、廖时飞，被上诉人虎辉公司的诉讼代理人王宁胜、陈一帆，被上诉人中元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刘晓军、黄晓雨，原审被告莫安凡的诉讼代理人张豫侃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谭捷、范景舜、佛山市顺德区业星金属贸易有限公司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永亨隆商场上诉请求判令：1.虎辉公司偿还2695.4050万元及利息；2.中元公司对上述费用承担连带还款责任；3.诉讼费用由虎辉公司、中元公司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错误认定虎辉公司在涉案合同中的地位，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当予以纠正。（一）虎辉公司是实际向永亨隆商场借款的当事人，也是涉案合同的签订人和实际收款人，其应当承担作为合同当事人的责任。首先，根据永亨隆商场提供的证据以及一审法院在公安机关调取的证据均表明：由于业星公司并无实际还款的履行能力，故永亨隆商场一开始不愿意借款给业星公司。只在业星公司提出由虎辉公司向永亨隆商场借款并以涉案合同的方式执行时，永亨隆商场考虑到虎辉公司有相应的履行能力，由其作为合同当事人，永亨隆商场的权利才能够得到保障，才同意由虎辉公司作为借款当事人，与其签订涉案合同，并向其支付款项。即本案的合同实际主体为永亨隆商场与虎辉公司。其次，无论本案是借款关系还是买卖合同，均不影响虎辉公司作为涉案合同当事人的地位。而一审法院仅根据实际用款人是业星公司，就推翻虎辉公司作为涉案合同相对人的地位，违背了合同相对性原则，于情于理于法均不能成立。否则，将推翻永亨隆商场因为对虎辉公司履行能力的信任才签订合同的初衷，完全无法保障永亨隆商场的资金安全。其三，本案是由于虎辉公司作为合同主体，永亨隆商场才同意签订合同并支付本案款项给虎辉公司，因为永亨隆商场根本不相信业星公司的履行能力，不可能将资金支付给业星公司。其四，虎辉公司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能够独自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作为涉案合同的实际签订人以及收取永亨隆商场款项的相对人，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与后果。而一审法院完全未考虑以上各方签订合同时的初衷等重要因素，仅根据三方同时签订合同等情况，就直接将本案涉案合同的相对人从虎辉公司变更为业星公司，违背了权利义务对等、公平公正等民法基本原则。（二）虎辉公司作为合同实际签订人及收款人应当承担向上诉人偿还款项及相应利息的责任。首先，永亨隆商场在本案之前与虎辉公司互不相识，本案永亨隆商场只能通过业星公司的引荐才能与虎辉公司建立合同关系。其次，对虎辉公司履行能力的信任，永亨隆商场是与虎辉公司签订合同并支付款项的基础。其三，虎辉公司是为了自身利益愿意按照业星公司的意见与永亨隆商场签订合同。综上，业星公司通过虎辉公司向永亨隆商场借款，对永亨隆商场而言，合同的相对人只能是虎辉公司，结合本案实际的证据，虎辉公司也清楚其与永亨隆商场签订涉案合同的相对人身份，故永亨隆商场要求虎辉公司承担合同相对人的责任于情于理于法均有依据。二、一审法院对于虎辉公司作为涉案合同保证人以及保证期限的认定，系没有考虑案件实际情况，草率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作出的片面的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当予以纠正。首先，虎辉公司在本案中的地位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本法所称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中对保证人的定义。其次，一审法院错误揣测各方意思，依据各方并未明确约定的保证担保意思表示，认定虎辉公司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届满之日起六个月为由，该认定错误地免除了虎辉公司的保证责任，也与事实严重不符。其三，即使一审法院认定虎辉公司作为债务保证人的推论能够成立，但由于各方对于虎辉公司承担保证担保并未明确用书面方式进行约定，也只能依据各方在签订合同时的状态，推论得出虎辉公司为涉案合同的保证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虎辉公司应当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此外，本案对于虎辉公司承担保证担保的保证期限也仅能推论为约定不明。1.虎辉公司在涉案合同中约定的实际责任为不能交付货物时退还货款，其还款义务应当是直到货款清偿之日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据此，虎辉公司的保证期限仅能推论为约定不明，虎辉公司应当自2012年3月5日起两年内承担连带保证。2.由于永亨隆商场一直以虎辉公司作为涉案合同的相对人，未明确其保证人的身份，各方对虎辉公司作为保证人仅有推论的意思表示，在对其保证人身份尚且约定不明的情况下，保证期间也仅能推论为约定不明。3.虎辉公司一直以来就是涉案合同的签订人及实际收款人，其作用明显与普通的连带责任保证人的作用不同，不但全程参与了涉案合同的签订，按照合同收取了上诉人的款项，还收取了业星公司51.24万元的“好处费”，虎辉公司在本案中的参与程度以及作用，远远大于普通保证人在普通的保证合同中的作用。其应当承担的责任，显然不能根据本案的表象进行简单的推论，否则对永亨隆商场极度不公平。4.由于永亨隆商场与虎辉公司之间并无就保证担保进行过任何书面约定，而是由一审法院推定，那么一审法院推定虎辉公司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的时间才应当作为本案保证期间起算的时间。三、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免除中元公司的责任系适用法律错误，中元公司应当对涉案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法院认为，中元公司签订给永亨隆商场的《不可撤销担保函》中约定的保证期限为“直至借款合同履约完成各方解除全部责任为止”，属于保证期限条款约定不明，但却认为应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认定中元公司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该认定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相违背。中元公司出具的《不可撤销担保函》中对保证期间的约定确属于约定不明，其保证期间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从2012年3月4日之日起计算两年。因此，永亨隆商场在2013年10月28日提起本案诉讼，要求中元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时，尚在中元公司应当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保证期间内，故不能免除中元公司的担保责任。四、根据虎辉公司在2013年11月11日向广州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报警的笔录，根据常某陈述虎辉公司与永亨隆商场、业星公司签订合同的过程，进一步印证了虎辉公司是本案当事人及实际借款人。
被上诉人虎辉公司答辩称：一、关于实际借款人问题。本案中的实际借款人是业星公司，一审法院在对本案事实和各方证据及陈述进行了全面审查后作出该认定，依法有据，亦与客观事实相符。二、关于虎辉公司的身份定位问题。虎辉公司参与交易时，对永亨隆商场与业星公司之间以买卖钢材之名行金融拆借之实并不知情，一审法院认定虎辉公司是业星公司向永亨隆商场借款的担保人，有失妥当。三、关于担保期间的问题。退一万步讲，即便法院认定虎辉公司是借款担保人，虎辉公司的“担保责任”也因永亨隆商场未在6个月的担保期间内向虎辉公司主张权利而免除。四、对于虎辉公司向公安机关报警的陈述，并不能体现出虎辉公司向永亨隆商场借款的事实，相反印证了虎辉公司发现不是买卖而是借贷后向公安机关报案的事实。五、对于永亨隆商场提出保证期间应当从一审法院推定虎辉公司是担保人时起算，虎辉公司对一审法院推定其为借款担保人的认定不予认可。一审法院推定的依据是虎辉公司参与交易的真实意思为提供担保，按该推定，从那一刻开始虎辉公司就已经有担保责任。而按永亨隆商场的说法，一审判决还未生效，虎辉公司岂不是到现在都还没有承担担保责任。
被上诉人中元公司答辩称：不同意永亨隆商场的上诉请求，1.中元公司没有向永亨隆商场出具过《不可撤销担保函》。2.中元公司并没有为虎辉公司进行担保的意思表示，也不清楚永亨隆商场与虎辉公司及其他相关人员的真实交易安排，对其具体操作方式和手法均不知情。3.退一步讲，从两份担保函的内容看，一份确实已经超过法定的主张担保责任的除斥期间。另外，担保函约定的内容提及《工业品买卖合同》，与借款合同的相关表述是相互矛盾，也属于约定不明，意思表述不清晰。
原审被告莫安凡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永亨隆商场的上诉请求。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莫安凡对借款事实不知情，根据本案的证据材料，其出具的《不可撤销担保函》担保内容是双方的买卖合同，并非借款。本案认定的法律关系是借款，永亨隆商场与虎辉公司未经过其同意，故莫安凡不应对其变更的保证合同承担责任。2.按照本案合同签订的时间和履行期限，该担保合同的期限已经超过法定担保期间，一审法院判决其不承担担保责任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业星公司、谭捷、范景舜未到庭发表答辩意见。
上诉人永亨隆商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虎辉公司退还永亨隆商场货款269.5405万元；2.虎辉公司向永亨隆商场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269.5405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标准，从2012年2月1日起计至实际还清之日止）；3.中元公司、谭捷、莫安凡、范景舜、业星公司对上述费用承担连带还款责任；4.诉讼费用由虎辉公司、中元公司、谭捷、莫安凡、范景舜、业星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
一、签订合同及款项交付款项情况：
2011年11月3日，永亨隆商场与虎辉公司、业星公司在虎辉公司的办公室协商签订合同。永亨隆商场与虎辉公司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编号ch20111103），约定永亨隆商场向虎辉公司购买硅钢4700吨，总价为2514.5万元，合同签订后永亨隆商场支付全额货款后，虎辉公司安排时间订货，货物在110天内交货完毕，虎辉公司如在约定时间内不能交货，将货款退回给永亨隆商场。双方在合同上盖印，永亨隆商场的工作人员罗某、虎辉公司的工作人员常某在合同上签名。同时，虎辉公司与业星公司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编号YX20111103a），约定虎辉公司向业星公司购买硅钢4700吨，总价为2495.7万元，合同签订后虎辉公司支付全额货款后，业星公司安排时间订货，货物在100天内交货完毕，业星公司如在约定时间内不能交货，将货款退回给虎辉公司。双方在合同上盖印，虎辉公司的工作人员常某、业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梁伟玲在合同上签名。两份合同签订后，永亨隆商场当场将金额为1082万元的支票（号码为10204430/05410404）交付给虎辉公司，虎辉公司即时将该支票背书给业星公司，业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梁伟玲签收了支票，其后又即时将支票交回给永亨隆商场，永亨隆商场在庭审中确认支票已经收回。次日永亨隆商场通过银行转账，向虎辉公司转账547.5万元、415万元、470万元，三笔款项共计1432.5万元。虎辉公司收到款项后，扣除18.8万元，余款1413.7万元转账给业星公司。
2011年11月11日，永亨隆商场与虎辉公司、业星公司在虎辉公司的办公室协商签订合同。永亨隆商场与虎辉公司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编号CH20111111），约定永亨隆商场向虎辉公司购买硅钢5350吨，总价为3001.35万元，合同签订后永亨隆商场支付全额货款后，虎辉公司安排时间订货，货物在110天内交货完毕，虎辉公司如在约定时间内不能交货，将货款退回给永亨隆商场。双方在合同上盖印，永亨隆商场的工作人员罗某、虎辉公司的工作人员常某在合同上签名。同时，虎辉公司与业星公司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编号YX20111111），约定虎辉公司向业星公司购买硅钢5610吨，总价为2978.91万元，合同签订后虎辉公司支付全额货款后，业星公司安排时间订货，货物在100天内交货完毕，业星公司如在约定时间内不能交货，将货款退回给虎辉公司。双方在合同上盖印，虎辉公司的工作人员常某、业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梁伟玲在合同上签名。两份合同签订后，永亨隆商场当场将金额为1291.35万元的支票（号码为10204430/05410407）交付给虎辉公司，虎辉公司即时将该支票背书给业星公司，业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梁伟玲签收了支票，其后又即时将支票交回给永亨隆商场，永亨隆商场在庭审中确认支票已经收回。次日永亨隆商场通过银行转账，向虎辉公司转账580万元、560万元、570万元，三笔款项共计1710万元。虎辉公司收到款项后，扣除22.44万元，余款1687.56万元转账给业星公司。
二、关于担保的情况：
中元公司向永亨隆商场出具《不可撤销担保函》，写明：兹有虎辉公司于2011年11月3日与永亨隆商场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中元公司为虎辉公司以保证的方式提供担保；如虎辉公司未向永亨隆商场支付货物或退回货款以及由此产生的违约金、损失及其他一切费用等，中元公司保证将上述款项全部划入永亨隆商场指定的账户；若虎辉公司与永亨隆商场变更借款合同，本担保函仍然有效，中元公司保证按变更后的内容，在担保期内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本担保函自中元公司盖章之日起生效，至借款合同履约完成各方解除全部责任止。该担保书没有写明签订日期。
中元公司还向永亨隆商场出具另一份《不可撤销担保函》，其担保的主合同为虎辉公司于2011年11月11日与永亨隆商场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其他内容均与前一份担保函相同。
谭捷、莫安凡、范景舜分别在三份《不可撤销担保书》上签名、捺指印，该三份担保书均为打印，内容相同，均为：本人已详细阅读永亨隆商场与虎辉公司于2011年11月3日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自愿以担保人的身份签名，自愿对履行合同义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并承诺保证到期必须按合同约定处理，如虎辉公司到期未能履行合同义务，本人愿意承担法律责任。本担保书为不可撤销担保书。谭捷签名的担保书落款日期为2011年11月3日，莫安凡签名的担保书没有落款日期，范景舜签名的担保书落款日期为2011年11月2日。
谭捷、莫安凡、范景舜还分别在另三份《不可撤销担保书》签名捺指印，其担保的主合同为虎辉公司于2011年11月11日与永亨隆商场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其他内容均与前一份担保书相同。该三份担保书落款日期均为2011年11月11日。
业星公司在《不可撤销担保书》上加盖公章，该担保书载明：业星公司对永亨隆商场与虎辉公司于2011年11月3日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条款全面了解，自愿对虎辉公司向永亨隆商场收取货款2514.5万元本金、违约金等产生的所有费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业星公司向罗某出具（空白）元的为期（空白）天的银行期票，如到期未能履行合同义务，业星公司愿意全额清偿相应债务并承诺对该银行期票的有效性承担法律责任。该担保书没有写明签订日期。
业星公司还在另一份《不可撤销担保书》上加盖公章，其担保的主合同为虎辉公司于2011年11月11日与永亨隆商场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货款金额为3001.35万元，其他内容均与前一份担保书相同。该担保书落款日期为2011年11月11日。
三、关于是否交付货物：
虎辉公司向法院提交了《采购进货单》一份，该进货单记载送货单位为业星公司，货品为硅钢5874吨，送货金额为3142.59万元，加盖“永亨隆新世纪店收货专用章”。虎辉公司称该进货单是业星公司提供的，业星公司予以否认，称既没有送货，也没有提供过上述进货单给虎辉公司，永亨隆商场则称其公司没有收到上述货物，也没有使用过上述收货章。本案审理过程中，虎辉公司申请对“采购进货单”上盖章“永亨隆新世纪店收货专用章”的真实性予以鉴定，后因永亨隆商场否认印章，业星公司确认没有交付货物，故虎辉公司撤回了鉴定申请。
永亨隆商场在本案第一次庭审中，陈述本案的事实是：谭捷、范景舜、莫安凡是中元公司的实际股东，中元公司当时提出融资时，是提出向业星公司出借款项，但永亨隆商场认为业星公司没有还款能力，所以中元公司找到了虎辉公司，由于虎辉公司的参与，永亨隆商场才将涉案款项借出去。由于考虑虎辉公司是国有企业，不能进行资金的拆借，因此是由永亨隆商场与虎辉公司签署《工业品买卖合同》，实际借款是3300万元，但考虑到无法还款的风险，永亨隆商场不接收钢材，所以将合同借款做成了5000多万元。
四、关于还款情况：
业星公司于2011年12月26日向广州利盈贸易有限公司转账375950元，于2011年12月28日向广州中安投资有限公司转账130万元；梁伟玲先后多次向罗某转账，其中：2012年1月5日转账20.5万元、2012年1月6日转账37万元、2012年2月17日转账30万元、2012年4月17日转账100万元、2012年12月28日转账32万元；另，永亨隆商场确认收到业星公司还款60万元。上述还款共计447.095万元。永亨隆商场称没有收到业星公司通过支票支付的第一期利息，而是在交付借款时已经预先扣除了利息，现其按实际交付的金额主张欠款。
业星公司于2013年1月向虎辉公司转账10万元。
五、关于向广州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调取梁伟玲等人涉嫌合同诈骗案的材料：
在2013年11月11日公安机关对虎辉公司的工作人员常某的询问/讯问笔录中，记录常某受虎辉公司委托报警时，陈述与永亨隆商场、业星公司签订合同的过程为：2011年11月业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梁伟玲向虎辉公司提出，由其两方分别与永亨隆商场进行钢板贸易；虎辉公司经核算，认为可以增大业务量及赚取41.2万元的差价，故三方在虎辉公司的办公室签署《工业品买卖合同》并开展相关的划款、交货、收货等操作流程。具体是：一、11月3日签署两份合同，一是虎辉公司作为买受人向出卖人业星公司购买硅钢，成交价格是2495.7万元，二是永亨隆商场作为买受人向出卖人虎辉公司购买前述硅钢，成交价格是2514.5万元。二、11月11日签署两份合同，一是虎辉公司作为买受人向出卖人业星公司购买硅钢，成交价格是2978.91万元，二是永亨隆商场作为买受人向出卖人虎辉公司购买前述硅钢，成交价格是3001.35万元。综上，虎辉公司应向业星公司支付货款5474.61万元。在虎辉公司依照约定完成付款（自身支付的3101.26万元加上永亨隆商场支付的2300多万）给业星公司后，即向梁伟玲追要货物发票及收货凭证，其一直以各种借口拖延，直至2012年5月份，才将永亨隆商场的收货凭证交付给虎辉公司，而2013年10月10日，永亨隆商场向从化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虎辉公司、业星公司退还货款及支付违约金，此时，虎辉公司才发现梁伟玲提供的收货凭证是虚假的。
在2013年11月20日公安机关对虎辉公司的工作人员常某的询问/讯问笔录中，常某表示其清楚虎辉公司与业星公司、永亨隆商场之间的贸易，是其经办的，当时的具体情况是“虎辉公司与业星公司自2010年4月份开始有钢材贸易买卖关系，一直比较顺利，业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直接负责该业务，法人代表叫梁伟玲。2011年11月3日，业星公司梁伟玲找到我们虎辉公司，称从化亨发公司（即本案永亨隆商场）有业务可做，并且利润相对高一些，因此我们公司经过评估，觉得可做，决定具体由我负责该业务相关后续工作”。“因该业务具体是梁伟玲介绍的，所以，与合同有关的事项，我公司都是与梁伟玲达成协议后，于2011年11月3日及2011年11月11日，在我公司位于广州市西华路134号办公室签订的，从化亨发公司在合同上签订的委托代理人叫罗某”。常某陈述的其他内容包括：（1）关于合同履行情况是合同签订后，从化亨发公司均在当天给了虎辉公司支票各一张，虎辉公司又将支票背书交付给业星公司的梁伟玲；（2）关于货款支付的情况是2011年11月3日，合同约定从化亨发公司支付给虎辉公司货款是2514.5万元，其中支票支付为1082万元，另外货款是分三次通过工商银行转账到虎辉公司的，总计1432.5万元，之后，虎辉公司马上通过工商银行转账给业星公司的工商银行账户（账号为36×××80），2011年11月11日，合同约定从化亨发公司支付给虎辉公司货款是3001.35万元，其中支票支付为1291.35万元，另外货款是分四次通过工商银行转账到虎辉公司的，总计1710万元，之后，虎辉公司马上通过工商银行转账给业星公司的上述账户；（3）关于虎辉公司的利益是体现在第一次的利润是18.8万元，第二次22.44万元，两次总计41.24万元；（4）关于发票的情况是各方均没有开具发票，即虎辉公司没有开具发票给永亨隆商场，业星公司也没有开具发票给虎辉公司；（5）关于买卖交易是否真实的情况，虎辉公司称在合同签订时以为是真实的，但时隔一年后，永亨隆商场找到虎辉公司要求退还货款，虎辉公司向梁伟玲追问才知道是借贷关系。
在2013年12月5日公安机关对业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梁伟玲的询问/讯问笔录中，记录梁伟玲陈述以下内容：2010年下半年开始，业星公司与虎辉公司有钢贸业务入来，2011年11月份，因业星公司急需资金周转，通过中元公司融资，中元公司介绍永亨隆商场给梁伟玲，永亨隆商场的老板叫陆某，当时，陆某还有一个公司叫广州市骏达典当有限公司，该公司的风险总监范景舜，具体协调给业星公司融资的事情；2011年11月份通过中元公司融资的目的是支付以前业星公司欠中元公司的债务；业星公司通过中元公司向永亨隆商场借款三次，第一次借款发生于2011年2月份左右，借款金额1000万元，实际到账900万元左右，用于业星公司资金周转，借款三个月后，业星公司以合同中止、退回款项为由，以自有资金偿还了该笔款项，还款后十天左右，发生第二次借款，借款金额2000万元，实际到账1800万元左右，用于偿还中元公司的款项，之后，第三次借款金额为3300万元，实际到账是3100多万元，用于偿还中元公司的款项，上述融资均由中元公司提供担保；对业星公司为何要这样操作，是因为都是中元公司和广州市骏达典当有限公司安排的，对为何要选择虎辉公司过账，是因为是广州市骏达典当有限公司的范景舜要求这样做，也就是永亨隆商场的意见，虎辉公司是由梁伟玲联系的，虎辉公司也同意这样做，该公司的利益就是二笔合同获利40多万元。另，对业星公司、虎辉公司、永亨隆商场三家签订的贸易协议，有无真实货物交易的问题，梁伟玲陈述为没有真实交易，因为三家之前已协调好的，不需要真实买卖交易，完全是业星公司向永亨隆商场借款，与虎辉公司无关；对实际收到的借款及利息，梁伟玲陈述第一次借款之后，都是高利产生的费用；对借款过程中的中间人员有无收取好处，梁伟玲陈述在第三次借款时，范景舜私下告知其永亨隆商场的工作人员罗某要收取30万元好处费，梁伟玲以现金形式交给范景舜，又以转账形式转账给谭捷，但罗某称没有收到。
在2013年12月17日公安机关对谭捷（本案借款发生时任中元公司副总经理）的询问/讯问笔录中，对中元公司如何帮助梁伟玲提供融资，谭捷称其把从化骏达典当行范景舜介绍给梁伟玲，经协商双方达成协议；对虎辉公司是什么样的角色，谭捷陈述为虎辉公司实际是个中间环节，虽然双方已签订钢材买卖合同，是没有实际交易的，谭捷认为当时大家都是谈好条件的，都是明知走流程的；对永亨隆商场有无以支票的形式支付给虎辉公司，谭捷陈述签约当时，谭捷也在虎辉公司办公室，永亨隆商场确实提供过支票给虎辉公司，虎辉公司背书给梁伟玲的业星公司，马上由梁伟玲转给永亨隆商场，由永亨隆商场收回，这样做是为了配合合同的双方买卖约定；对中元公司为梁伟玲提供融资渠道利益如何体现，谭捷称这件事与中元公司无关，都是其个人行为，其是以个人名义给担保的，与中元公司无关，其收到担保费为融资金融的1.5%，前二次借款的报酬已经收取，约40万至50万元，第三次的报酬没有收到。同时，谭捷还向公安机关提供了“案情陈述”一份。
在2013年12月19日公安机关对罗某（本人陈述自2010年10月起任永亨隆商场经理，在梁伟玲提供的名片复印件中其是任广州市骏达典当有限公司经理）的询问/讯问笔录中，对梁伟玲有无向永亨隆商场借款，罗某陈述在2011年，梁伟玲曾通过中元公司介绍，向永亨隆商场借款，经协商，梁伟玲找到了广钢兴发公司作为中间合同的购销方，合作比较成功，最后，梁伟玲还清了本息，2011年11月份，梁伟玲再次向永亨隆商场借款，其找到虎辉公司，故永亨隆商场同意与虎辉公司签订钢材买卖合同，永亨隆商场分二次以支付合同约定的货款形式，支付给虎辉公司总计3200多万元，同时，还出具给虎辉公司二张支票，合同是在虎辉公司的办公室签订的，当时，罗某在场，是代表永亨隆商场，在场的还有梁伟玲、谭捷、范景舜等人，在签订合同后，永亨隆商场将二张支票交给虎辉公司，虎辉公司当时就背书给了梁伟玲的公司，之后梁伟玲把支票归还了永亨隆商场，这个方式是双方事先谈好的；罗某另陈述永亨隆商场之后没有收到虎辉公司的款项，但收到了梁伟玲替虎辉公司归还的款项447.095万元，其公司在起诉本案时已经作为本金予以扣减。
在2014年1月6日公安机关对范景舜的询问/讯问笔录中，范景舜陈述在2011年上半年，中元公司的谭捷介绍梁伟玲给其做融资业务，范景舜介绍了永亨隆商场给梁伟玲，双方通过广钢下属的一个公司，由永亨隆商场出资借给了梁伟玲，第一次将近一千万，借款期限到后，梁伟玲归还了本息，之后，第二次又用了同样的方法借款2000万元，也按照归还，第三次找到了虎辉公司作为项目合作的过渡公司，这样，梁伟玲又向永亨隆商场借款3000多万元；范景舜述称其介绍融资业务，谭捷、永亨隆商场均有向其支付好处费；对为何要通过虎辉公司平台，范景舜称其理解是永亨隆商场信不过梁伟玲，需要虎辉公司出面担保作用，虎辉公司与永亨隆商场签订钢材买卖协议，实质上，是起到担保的作用，应该是没有实质性交易的。
在2015年6月30日公安机关对虎辉公司的工作人员常某的询问/讯问笔录中，记录“问：虎辉公司是否清楚，当时，梁伟玲与从化亨发隆公司（即本案上诉人）是借款关系？答：虎辉公司是不清楚这一环节。问：虎辉公司对这一环节，钢材买卖业务，有无进行现场跟踪？答：没有，因为我们公司平时业务往来，也不一定要每一环节跟踪把关，在这单交易中，虎辉公司确实也存在业务人员工作落实不到位的问题。”
在2015年5月18日公安机关对莫安凡的询问/讯问笔录中，莫安凡陈述其是中元公司的董事，并陈述了中元公司曾于2011年8月左右与梁伟玲签订借款合同，出借款项2000万元，之后由业星公司归还了约1400万元；中元公司的谭捷介绍梁伟玲给骏达典当行的范景舜，由范景舜帮助梁伟玲进行融资，但具体的操作方式其不清楚；莫安凡确实在梁伟玲向永亨隆商场借款用于钢材的买卖过程中，在担保书上签名提供担保，后来发生了诉讼才知道当时梁伟玲是向永亨隆商场融资；对融资的用途，莫安凡称事后看来，借款用于归还了之前梁伟玲向中元公司的2000万元借款。
2015年8月25日，广州市公安局出具《立案告知书》，告知常某以下内容：梁伟玲等人涉嫌合同诈骗一案，我局认为有犯罪事实发生，现对梁伟玲等人涉嫌合同诈骗立案侦查。特此告知。
一审法院于2014年7月28日向广州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发出《协助调查函》，该队于2015年9月30日复函（函号为穗公经〔2015〕734号），答复称：经查，犯罪嫌疑人梁伟玲及其业星公司明知在没有履约能力的情况下，为达到向永亨隆商场借款的目的，与虎辉公司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其目的是向永亨隆商场融资；梁伟玲取得借款后，并未用于钢材贸易的经营，其中部分归还之前向中元公司的借款，另外部分用于归还永亨隆商场及支付中间人融资好处费。一审法院于2017年11月2日向广州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发出《协助调查函》以了解上述合同诈骗案侦查进度，该队于2017年12月13日回复《情况说明》，称：于2015年8月25日立案侦办梁伟玲等人涉嫌合同诈骗案，目前无重大突破，仍在侦查中。
另查明，中元公司是从事为企业及自然人提供担保、投资咨询等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其股东为陈开铭、广州中安投资有限公司；广州中安投资有限公司是从事商务服务业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陈开铭、李萌、莫安凡。莫安凡、谭捷、范景舜曾同时作为借款人向罗某借款，中元公司为其三人的借款提供担保，加盖中元公司公章的《不可撤销信用担保函》上，写明“承办人（联系人）：范景舜”。
本案审理过程中，中元公司申请对“不可撤销担保函/书”（两份）中中元公司的公章真实性进行鉴定，一审法院向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调取了中元公司档案材料中2011年3月11日提交的（2010）年度企业年检登记表复印件、2012年6月18日提交的中元公司（2011）年度企业年检登记表复印件、以及之后提交的（2012）年度企业年检登记表复印件作为鉴定的样本，另还由中元公司自行提供了“中国工商银行预留印鉴卡”（公章启用时间为2010年12月1日）及申请鉴定后制作的印鉴样式（公章于2010年11月启用至今）为鉴定的样本。经广东恒鑫司法鉴定所鉴定，鉴定意见为：《不可撤销担保函》（日期分别为2011年11月3日、2011年11月11日）上担保人栏内盖印内容为“中元担保有限公司”的印章与工商档案中的（2011）和（2012）《年度企业年检登记表原件》复制件上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的。该鉴定意见书中还陈述了其他样本即（2010）年度企业年检登记表复印件、中国工商银行预留印鉴卡及印鉴样式中的盖章为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的。中元公司就本次鉴定支付了鉴定费60390元。
本案庭审中，虎辉公司于2017年12月27日的庭审中，陈述其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时，永亨隆商场称走一个形式充当担保，当时虎辉公司也是清楚没有货物买卖，签订合同时永亨隆商场与虎辉公司、业星公司都在场，虎辉公司是帮业星公司走一下程序，且虎辉公司有41万元的差价利润，并表示同意将取得的收益返还给永亨隆商场。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基于永亨隆商场提供借款，业星公司使用借款，虎辉公司、中元公司、谭捷、莫安凡、范景舜参与其中的事实发生的纠纷。
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是法律关系之争议。一审法院认为，法律关系的性质界定，不应受制于当事人之间签订合同的外观和名称，而应由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和合同的实质内容来决定。本案中，从永亨隆商场诉状所写的内容、公安机关的询问各方的笔录记载的内容，以及庭审中当事人的陈述，合同是因业星公司向永亨隆商场借款而起，永亨隆商场是出借人，业星公司是借款人及实际用款人，虎辉公司参与到合同中来，是充当了担保的角色，而中元公司、谭捷、莫安凡、范景舜则是保证人。关于这一法律关系的认定，有以下事实予以支持：一是永亨隆商场明确表示“实际借款是3300万元，但考虑到无法还款的风险，永亨隆商场不接收钢材，所以将合同借款做成了5000多万元”，可见永亨隆商场在支出款项时即认识到借款的事实及没有购买钢材的意思表示；二是永亨隆商场、虎辉公司、业星公司三方同时在场，签订了买卖双方为永亨隆商场与虎辉公司《工业品买卖合同》、买卖双方为虎辉公司与业星公司的《工业品买卖合同》，并同时进行了支票的流转，当场将支票由永亨隆商场支付给虎辉公司，又背书给业星公司，再交回给永亨隆商场，足以反映三方是清楚买卖合同仅是合同关系的形式，并没有实际货物交付，这一点三方在庭审中也予以确认；三是《工业品买卖合同》约定的交货期限届满后，永亨隆商场在提起本案诉讼前没有向虎辉公司主张交付货物，也没有要求虎辉公司退回货款，相同的，虎辉公司也没有要求业星公司交付货物或者退回货款，相反，是由业星公司分多次直接向永亨隆商场支付款项，并由业星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梁伟玲直接与永亨隆商场协商还款事项；四是业星公司抗辩其已经支付了第一期利息时，永亨隆商场陈述业星公司并没有支付第一期利息，而是在永亨隆商场交付借款时，已经预扣了第一期的利息，所以实际出借的款项分别是1432.5万元、1710万元，从永亨隆商场的这一陈述来看，符合民间借贷预先扣除利息的做法，也反映了双方对借贷事实的认识；五是在中元公司出具的《不可撤销担保函》中，约定了若永亨隆商场与虎辉公司变更借款合同，本担保函仍然有效，这一事实也辅证了各方关于借款的约定；另外，在庭审中以及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都多次反映了本案资金流转，实际是借贷关系的事实。
综合以上事实，一审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和合同的实质内容依法认定本案为借款合同纠纷，永亨隆商场主张为买卖合同，缺乏依据。一审法院向永亨隆商场释明后，虽然永亨隆商场坚持认为是买卖合同，但也表示如果一审法院认为应予变更案由，则同意变更，故一审法院依法变更案由。
本案争议焦点之二，是借款事实的认定。
关于向永亨隆商场还款的主体。既然一审法院已依法认定借款合同的借款人是业星公司，其依法应承担向永亨隆商场还款的义务。永亨隆商场在庭审中提出借款人应为虎辉公司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永亨隆商场在起诉状中已经陈述了借款人为业星公司，又在庭审中主张借款人是虎辉公司，互相矛盾，同时永亨隆商场不能说明虎辉公司作为国有企业，向其借款的原因及双方关于借款的利息等约定；相反，从以上列举的事实，也足以反映永亨隆商场知悉借款人和实际用款人是业星公司。永亨隆商场的这一意见，缺乏依据，也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关于还款金额，永亨隆商场实际交付的款项是1432.5万元、1710万元，共计3142.5万元，业星公司应按该金额向永亨隆商场还款，现业星公司已经还款447.095万元，尚欠2695.405万元未偿还，即业星公司应按该金额向永亨隆商场清偿欠款。业星公司主张其另支付了两期利息，没有提供付款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业星公司转账支付给谭捷、莫安凡的款项，其两人均否认是用于归还给永亨隆商场，而实际上业星公司对该款项的性质，也认为是促成借款及提供担保的好处费，故一审法院认为该款项不能认定为是业星公司向永亨隆商场的还款，至于谭捷、莫安凡是否有权取得相关款项，与本案借款合同是不同法律关系，一审法院不予调处。
关于还款时间。由于双方并无签订书面借款合同，而是以三方分别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的形式确定借款事项，故一审法院认为应以《工业品买卖合同》的约定及各方的陈述为确定还款时间的依据。永亨隆商场主张按照《工业品买卖合同》约定的交货时间为还款时间，并主张两笔借款均从后一笔借款约定还款时间即2012年3月4日起计利息，对此，业星公司没有提出异议，且从各方的陈述，也印证了业星公司借款三个月的说法，故一审法院依法确认还款时间为2012年3月4日。
关于利息计算。永亨隆商场起诉时主张以现尚欠款项为基数，从上述应还款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利息。本案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施行前提起诉讼的，应适用该规定施行前的司法解释进行审理，永亨隆商场所主张的利息计算，除利息起计时间应从还款之日的次日起计以外，其他均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第六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即业星公司应从2012年3月5日起向永亨隆商场支付借款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至实际还款之日止。
本案争议焦点之三，是虎辉公司是否应向永亨隆商场承担还款责任。虎辉公司在本案的借款合同关系中，并非借款人及实际用款人，故其无需承担借款人的还款责任。但是永亨隆商场是基于《工业品买卖合同》的签订而向业星公司出借款项，而虎辉公司则是《工业品买卖合同》三方中的一方，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该组合同是三方在场同时签订，当场交付支票。作为合同的一方，虎辉公司即使如其所述不清楚借款的事实，也应对要其参与合同签订的原因进行审查，对风险进行评估，且在合同签订后也应对合同进行跟进，但虎辉公司没有尽其审慎义务。事实上，在本案第二次开庭中，虎辉公司也陈述了其清楚没有实际货物买卖，其公司是帮业星公司走一下程序，充当担保。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其应作为本案永亨隆商场与业星公司的借款担保人，更符合合同签订时各方的真实意思。但是，双方并没有签订书面的保证合同，也没有约定保证期限，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永亨隆商场作为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永亨隆商场主张本案债务约定届满之日为2012年3月4日，一审法院也予以认定，但永亨隆商场在本案起诉前并没有向虎辉公司主张承担保证责任或者还款责任，故一审法院依上述担保法规定的第二款，依法认定虎辉公司免除保证责任。永亨隆商场主张虎辉公司应承担对涉案款项的清偿责任，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予以驳回。虎辉公司在本案审理中，明确表示同意向永亨隆商场返还其在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过程中收取的款项，一审法院认为，此为虎辉公司对其权利的处分，同时其返还收取的款项，也与其明知三方没有真实交易而签订合同的行为应负之责任相符，故一审法院确认虎辉公司应向永亨隆商场返还其收取的款项18.8万元、22.44万元、10万元，共计51.24万元。
本案争议焦点之四，是中元公司、谭捷、莫安凡、范景舜是否应对涉案债务承担保证责任。
中元公司抗辩《不可撤销担保函》上公章不真实，经鉴定，该公章与中元公司在工商档案中的（2011）和（2012）《年度企业年检登记表原件》复制件上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的，故一审法院依法认定《不可撤销担保函》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至于谭捷、莫安凡、范景舜三人，不论其是否清楚《工业品买卖合同》的真实意图是借款，也不论其是否在签订担保合同时是否有获得利益或者纯粹出于帮忙，都不足以否认其三人为涉案债务进行担保的意思，故一审法院亦确认谭捷、莫安凡、范景舜三人均为涉案债务的保证人。
但是，由于在中元公司签订的《不可撤销担保函》中约定保证期限为“直至借款合同履约完成各方解除全部责任为止”，此关于保证期限的条款为约定不明；而谭捷、莫安凡、范景舜三人分别签订的《不可撤销担保书》中，也没有明确约定保证期限。因此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永亨隆商场作为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永亨隆商场主张本案债务约定届满之日为2012年3月4日，一审法院也予以认定，但永亨隆商场在本案起诉前并没有向中元公司、谭捷、莫安凡、范景舜主张承担保证责任或者还款责任，故一审法院依上述担保法规定的第二款，依法认定免除中元公司、谭捷、莫安凡、范景舜保证责任。永亨隆商场主张中元公司、谭捷、莫安凡、范景舜应承担涉案款项连带清偿责任，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第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佛山市顺德区业星金属贸易有限公司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从化市亨发企业有限公司永亨隆货仓商场偿还借款2695.405万元及利息（利息以欠款金额为基数，从2012年3月5日起计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二、广州虎辉照明科技公司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从化市亨发企业有限公司永亨隆货仓商场返还款项51.24万元；三、驳回从化市亨发企业有限公司永亨隆货仓商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81333元、诉讼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佛山市顺德区业星金属贸易有限公司负担；鉴定费60390元，由中元担保有限公司负担。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结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一是法律关系的定性；二是永亨隆商场主张虎辉公司承担合同项下的法律责任是否成立；三是中元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担保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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