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桂民提字第61号
抗诉机关：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梁大强，男，1950年1月8日出生，壮族，农民。
委托代理人：方学业，广西百举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余文桂，男，1967年7月22日出生，壮族。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杨永强，男，1961年8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卢祖育，男，1960年6月23日出生，汉族，农民。
原审上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卢祖福，男，1963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农民。
被申诉人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万乾，东方意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南宁市兴绿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建，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曾永进，该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卢琪，广西创想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梁大强因与被申诉人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及原审第三人南宁市兴绿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兴绿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南市民一终字第2159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于2011年4月7日以桂检民抗（2011）7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1年7月5日作出（2011）桂民抗字第130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提审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员许阳出席法庭履行职务。申诉人梁大强及其委托代理人方学业，被申诉人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及被申诉人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万乾，原审第三人兴绿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曾永进、卢琪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梁大强诉称，2006年3月20日起至6月期间，被告余文桂在没有合法依据的情况下，其本人与其雇请种植按树的民工在位于南宁市良庆区南晓镇新民村柳桥坡的古林山、图假山及其附近山坡地上，砍倒山坡上的林木、野生灌木、铲除草皮并放火烧光。随后，在光秃的坡地上挖坑种植按树。由于植被破坏，2006年7月一场大雨及其后陆续降雨将古林山、图假山及其附近山坡地上裸露的泥土冲刷至山坡下，导致山坡下原告耕种的7.055亩责任田被泥土填埋，平均厚度为1米多，个别地方达3米。2007年4月初，水田已全毁，原告多次与被告协商赔偿事宜未果。被告没有合法手续以违法方式种植按树，造成原告7.055亩责任田被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的规定，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被告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92344元；二、被告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复垦土地恢复原状；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共同负担。被告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辩称，一、是原承包人（即兴绿公司）破坏了山地植被才导致水土流失、造成损害后果，应由兴绿公司承担责任，被告没有毁损原告承包经营的水田，原告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恢复原状和赔偿损失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二、原告主张的赔偿标准、计算方法缺乏依据，不应支持；三、原告除了对自己承包的“古林垌”0.7亩土地享有诉权之外，对其余5.551亩互换得到的承包地没有诉权，应当驳回原告对该部分承包地的起诉。第三人兴绿公司答辩称，一、兴绿公司1997年至2005年经营柳桥坡林地期间，积极看护管理林区，没有破坏林区植被；二、兴绿公司在经营期间，按林木采伐许可证规定砍伐林木，修路，仍保留大量植被。表现在：1、兴绿公司修路路幅小、距离短，不影响地表植被；2、2006年3月前，兴绿公司已经结束林木砍伐，实际退出柳桥坡林地的经营；三、造成水土流失损毁农田的直接原因，是余文桂采用不正确的造林方法引起。1、余文桂违反了《林业用地承包有关事项说明》7.2.2的规定造林施工，造成水土流失、损毁田地，应赔偿实际损失；2、余文桂没有在林区道路采取相应的环保措施。综上所述，请求法院驳回被告要求兴绿公司承担责任的答辩请求。
南宁市良庆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1997年3月1日，邕宁县南晓镇新民村柳桥坡（今南宁市良庆区南晓镇新民村柳桥坡）作为甲方，兴绿公司作为乙方，签订了一份《关于以林换电合同书》，约定由甲方将集体所有的包括古林山、图假山在内的约400亩松林（最后实际划界确定为约600亩）无偿转让给乙方经营处理，其经营所得全部归甲方所有；经营期限自1997年3月1日起至2012年3月1日止为15年；乙方在合同签订后7日内付给甲方安装用电设备、线路费用13万元并拨给甲方37只电表。双方代表均在合同上签字盖章，邕宁县南晓镇人民政府（今良庆区南晓镇人民政府）作为鉴证单位亦在合同上加盖公章。
2003年12月31日，梁大强、梁大欢分别与同村的梁业雅、梁业住以及梁业轩、梁开训等农户，就南晓镇新民村柳桥坡的古林垌、图假垌的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调换问题达成一致，由原承包农户将上述地段内15.64亩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与梁大强、梁大欢对换。该承包地位于古林山、图假山之间的山脚下。对换后，梁大强与梁大欢即在其上耕种水稻。在兴绿公司与南晓镇新民村柳桥坡的合同履行过程中，2005年6月7日，兴绿公司作为甲方、南宁市周德六木业有限公司作为乙方，签订了一份《林木砍伐协议书》，约定甲方将其承包经营的南宁市良庆区南晓镇新民村柳桥坡约600亩松木发包给乙方采伐销售，收入全部归乙方所有，乙方付给甲方木材款25.6万元，从获得采伐许可证之日起120天内乙方完成砍伐工作并将木材调出伐区，双方均在合同上签字盖章。同年6月17日，兴绿公司办理了相关的采伐证后（采伐类型指标为“营造速丰林用地林木采伐”），周德六木业有限公司即开始进行砍伐。至此，兴绿公司作与南晓镇新民村柳桥坡原订立的以林换电合同已实际履行完毕，原约600亩林地经砍伐后闲置。
2006年3月20日，良庆区南晓镇新民村柳桥坡作为甲方，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作为乙方，签订了一份《土地承包合同书》，约定由甲方将其林地约600亩发包给乙方营造速生丰产林、经济林木或农作物；自2006年3月20日起至2036年3月20日止，承包期限为30年；甲方代表与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均在合同上签字，南晓镇新民村委会及南晓镇林业站作为审批方在合同上盖章确认。
合同签订后，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即雇请民工清理杂草，放火炼山并挖坑植树。同年7月起，陆续的降雨将大量泥土冲刷至山脚下梁大强的承包地中造成淤积。为此，梁大强与梁大欢向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索赔未果，遂向一审法院起诉并申请诉讼保全。
另确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国家粮食局、农业发展银行2006年2月27日联合下发了发改价格（2006）315号《关于公布2006年稻谷和小麦最低收购价格的通知》（以下简称315号通知），通知明确：早籼稻最低收购价格为每50公斤70元（即1.4元／公斤），中晚籼稻最低收购价格为每50公斤72元（即l.44元／公斤）。
南宁市良庆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在承包经营前期，没有严格依照林业部关于造林的技术规程进行保持植被的操作，而是采取清理杂草、放火炼山、然后种植的方式，导致种植地古林山、图假山植被遭到破坏，雨天水土流失致使泥土冲下淤埋了梁大强承包耕种的水田7.055亩，造成梁大强的经济损失。该损失结果与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承包种植经济林木时没有注意保持植被的行为存在因果关系，故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应当承担赔偿梁大强经济损失的责任。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认为该损害结果系由兴绿公司承包砍伐上述山林时破坏植被造成、应由兴绿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抗辩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不予采纳；且梁大强已经明确不向兴绿公司求偿，故兴绿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担赔偿责任。梁大强在损害结果发生后，没有及时采取补救措施，而是放任损害结果的发生与持续，故其要求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赔偿其承包期间共20年的经济损失，并由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复垦土地恢复原状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其损失额根据发生损害结果当年当地粮食产量及国家四部委315号通知计算。据此，梁大强的经济损失计为5690.28元（早造7.055亩／284公斤／亩1.4元／公斤＋中晚造7.055亩×284公斤／亩×1.44元／公斤-5690.28元）。一审法院遂于2009年7月30日作出（2008）良民一初字第532号民事判决：一、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赔偿梁大强经济损失5690.28元；二、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负连带赔偿责任；三、驳回梁大强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185元、诉讼保全费1490元，合计5675元，由梁大强负担5505元，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连带负担170元。
上诉人梁大强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梁大强在损害结果发生后，没有及时采取补救措施，而是放任损害结果的发生与持续，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一审判决已查明认定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没有严格依照国家林业部关于造林的技术规程进行保持植被的操作，而是采取清理杂草、放火炼山、再种植的方式，导致种植地古林山、图假山的植被遭到破坏，雨天水土流失致使泥土冲下淤埋了梁大强承包耕种的水田7.055亩，造成梁大强的经济损失。在上述损害行为发生时，梁大强即多次要求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停止侵害和赔偿损失，但是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却置之不理，没有及时采取补救措施，而是放任损害结果的发生与持续。故一审判决认定是梁大强放任损害的发生与持续与事实严重不符，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另外，由于古林山、图假山坡度很陡，植被遭破坏后水土流失非常严重，被毁的水田有的地方淤积的砂石深达数米，单凭梁大强的力量根本无法抵御和减轻损害结果的发生。二、梁大强要求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复垦土地并恢复原状是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一审判决置梁大强的正当请求和国家的法律于不顾，不判决侵权人承担复垦土地恢复原状的责任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有关规定。三、一审判决仅仅判决侵权人赔偿梁大强一年的经济损失违反了公正原则。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的侵权行为导致梁大强的水田完全被毁，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即使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复垦土地恢复原状，要达到原来的生产水平也要经过多年的耕种。而事实上，由于水田淤积泥沙太厚，恢复原状几乎不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审仅仅判决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赔偿一年的经济损失是非常不公正的。四、一审判决计算损失的粮食价格应当依据桂财建（2009）130号文件《关于确定2009年储备粮直补订单粮食收购价格等有关问题的通知》，而不应当依据过时的2006年四部委的315号通知。综上，请求判令：撤销一审判决，判令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赔偿梁大强经济损失29693.64元并复垦土地恢复原状，本案一审、二审案件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上诉人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对梁大强的上诉答辩称，梁大强、梁大欢承包地淤积的泥沙并非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造成，故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不存在侵权行为，不应承担侵权责任；同时，梁大强、梁大欢承包来的土地不是种植水稻，而是修建山塘，一审判决按水田赔偿不当。因此，应驳回梁大强的全部诉讼请求。
上诉人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共同上诉称，一、梁大强除了对自己承包的“古林垌”0.5亩土地享有诉权之外，对其余1.895亩互换得到的承包地没有诉权，应当驳回梁大强对这些互换承包地的起诉。《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变动（流转）采取公示（登记）对抗要件主义。按照这一主义，当事人一旦达成承包经营权变动的合意如互换合同，就能在互换人之间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变动的效果。只不过在未经进行公示（登记）前，已经发生的承包经营权变动不能对抗善意兴绿公司，善意第三人可以以当事人未进行公示（登记）为由，否认承包经营权变动的效果，即承包经营权相对于善意第三人没有变动，承包经营权仍然属于原承包人。经庭审调查，梁大强与其他村民互换的土地都没有登记，因此按照这一规定，梁大强除对自己承包的0.5亩土地享有诉权外，对互换得来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没有诉权，所以应当驳回梁大强对互换得来的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的起诉。二、梁大强在“图假垌”和“古林垌”自己承包和互换承包的水田也不是原判决认定的7.055亩，而是2.395亩。第一，《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因此，有无有效的承包合同是承包经营权有无的根据。根据这个标准，梁大强在“图假垌”和“古林垌”享有承包经营权的水田面积为2.395亩（包括自己已在图假垌承包的0.5亩，有承包合同原件并且有互换合同证明的梁业平0.28亩、梁开民1.015亩、梁开训0.6亩）。第二，下列互换的土地梁大强不能证明互换人有承包合同，因此不能证明这些互换人享有承包经营权，可以和梁大强互换承包经营权：（1）梁大星的0.9亩水田。梁大强以其他地方的水田与梁大星位于“古林垌”的0.4亩、0.5亩水田进行互换，因梁大星的承包经营权没有承包合同证明，故对0.9亩的水田没有承包经营权，当然也不能和梁大强互换，而且梁大星在合同签订前已经去世，不可能签订这份合同。（2）梁业雅的1.46亩水田，梁大强以其他地方的水田与梁业雅在“古林垌’，0.36亩、0.8亩和“图假垌”0.3亩共1.46亩水田互换。但是，梁大强没有提供梁业雅的承包合同原件核对，根据证据规则，无法与原件核对的复印件，不能单独证明梁业雅享有这些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自然不能合法互换给梁大强，因此，梁大强不能享有这些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第三，梁大强主张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侵权的土地在“图假垌”和“古林垌”，而其提供的认为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侵权的下列互换的水田并不在古林垌、图假垌范围内：（1）梁开飞的0.3亩，没有在其地承包合同书的土地承包目录上有反映，该0.3亩水田应在“古麻”。（2）梁业志的0.5亩水田没有在其承包目录表上有反映。（3）梁业峰的1.5亩水田在“古麻”而不是在“古林”。因此，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承包经营山地流下的泥土不可能造成这些水田的损害而构成侵权。三、梁大强庭审时没有提供经营权互换合同的原件，因此，不能确定互换期限和面积，而这两个因素是计算梁大强所谓损失的根据，原判决按照梁大强陈述确认互换期限和面积，是认定事实错误。四、原判决认定2003年12月31日，梁大强、梁大欢分别与同村梁业雅等农户，就“古林垌”、“图假垌”15.64亩土地互换达成协议，是认定事实错误。根据梁大强提供的证据3，梁大强、梁大欢并不是分别，而是共同作为甲方与乙方订立协议，而且协议书也没有达成。经过庭审调查，作为乙方的一些人如梁开卷、梁大产、梁开召、梁业东都没有盖手印，梁大强在起诉后补签的合同时才和这些人达成互换合同。同样，梁大强提供的证据4也存在这样的问题。而原判决认定的梁大强、梁大欢互换的土地面积为15.64亩，则是完全根据证据4得来的，但证据4本身存在的互换人虚假的问题，因此，证据4是一个不能采信的虚假证据。具体的互换面积应当按照梁大强提供的2003年补签的合同和互换人土地承包合同书确认的面积认定。如果按照原判决确认《协议书》的真实性，则梁大强、梁大欢应当作为共同原告起诉，而不是分别起诉。五、原判决认定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造成梁大强水田毁损证据不充分，判决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赔偿梁大强经济损失5690.68元没有法律根据。第一，原判决认定梁大强、梁大欢与其他村民互换后即在“图假垌”、“古林垌”种植水稻，没有证据证明。“图假垌”、“古林垌”这个山谷里本来有其他村民种植的水田，这是不争的事实。而这个山谷的现状是梁大强、梁大欢筑坝形成的山塘，这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而原判决对山谷的现状避而不谈，则是有意庇护梁大强而违背事实。“古林垌”、“图假垌”的水田在梁大强、梁大欢与其他村民互换之前，是没有水坝的。梁大强、梁大欢集中经营之后，才出资建设水坝，该事实是梁大强和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的证人共同证明的。只是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的证人证明的是一条路，梁大强的证人证明的是水坝。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承认这水坝固然可以沟通两座山之间的交通，但其主要的功用则在蓄水，是水坝，起到建设山塘的作用。从梁大强、梁大欢两兄弟2003年与其他村民共同签订的《协议书》及建设堤坝、山塘的现状以及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可以认定梁大强、梁大欢互换土地统一经营“图假垌”和“古林垌”，目的就是把适合建设山塘而不适宜种植稻谷的山谷改变成山塘而不是种植水稻。第二，原判决认定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侵权的对象是水田证据不充分。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的证人即该村村委会书记和坡主人证明梁大强、梁大欢在2005年就在“图假垌”和“古林垌”修筑设备建设山塘，2006年3月份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承包林地时，山塘已经建成，没有水田，而梁大强的证人则证明那时还有水田。这种情形属于证据规则第73条规定的情形，即双方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但是结合梁大强、梁大欢互换经营权的时间、集中经营的目的和土地的现状，就可以判断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的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梁大强的证据的证明力，因此，应当确认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的证据。就是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承包林地时，梁大强经营的土地已经改变为山塘而不是水田。因此，梁大强以水田的损害为根据，一审判决也以水田受到损害为由判决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赔偿损失证据不足，山塘是梁大强、梁大欢自己改造形成的，其要求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恢复到水田的原状更是无理取闹。第三，原判决认定的损害因果关系证据不充分。如上所述，水田变成山塘是梁大强自己造成的，并不是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行为不当造成的，因此，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对梁大强的财产没有损害。原判决认定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放火炼山破坏植被致大量泥沙冲刷至山脚下造成承包地淤积，其根据和梁大强的证人一样都是推断，没有事实根据。从2005年兴绿公司在山谷周边为砍伐山上的林木建设的环山公路开始，2006年、2007年、2008年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梁业永兄弟俩和梁文才分别在周边的山上种植速生林，种植方法和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一模一样，如何确认承包地的泥土淤积是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造成而和其他人没有关系？损害赔偿之债是法定之债，如果数个行为人分别实施的数个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事实的，应当根据过失大小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如果梁大强要免除某一责任人的赔偿责任，则该部分责任不应由其他人承担，原判决认定只要求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赔偿而不要求兴绿公司赔偿，就可以免除其责任而由其他责任人负担该责任份额没有法律依据。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梁大强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全部由梁大强负担。
上诉人梁大强对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的上诉答辩称，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
第三人兴绿公司陈述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第一，兴绿公司在1997年至2005年经营柳桥坡林地期间，积极看护管理林区，没有破坏林区植被。兴绿公司与原邕宁县南晓镇新民村柳桥坡于1997年签订《关于以林换电合同书》，约定兴绿公司承包经营柳桥坡“图假山”、“古林山”约400亩马尾松林。兴绿公司在经营期间，“图假山”、“古林山”天然植被茂密，当时“Y”字型山沟的左翼仍种植有部分水稻，从未受水土流失的影响。兴绿公司还委托南晓镇林业工作站管护林区，加强林区防火、防盗工作，既未发生破坏、乱砍滥伐、放火烧毁林木的现象，也未发生破坏林区植被，水土流失的现象。第二，兴绿公司在经营期间，按林木采伐许可证规定砍伐林木、修路，仍保留大量植被。兴绿公司在2005年6月已将经营林地发包给南宁市周德六木业有限公司采伐、销售，约定林木采伐所需人工费、修路费、运输费、各种税费都由南宁市周德六木业有限公司承担，修路涉及占用群众耕地的，由周德六木业公司自理。该片林区现存道路既有周德六木业公司采伐林木时修的路，也有2006年后由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造林后新修的道路。周德六木业公司己按规定砍伐林木、修路，没有破坏林区地表植被，更没有造成水土流失的损害后果。第三，2006年3月前，兴绿公司已经结束林木砍伐，实际退出柳桥坡林地的经营。兴绿公司在结束林木砍伐后，根据《关于以林换电合同书》的规定，应柳桥坡的要求，将该片山地交还给柳桥坡经营管理，早已实际退出柳桥坡林地的经营。2006年3月之后，柳桥坡将兴绿公司退还的“图假山”，“古林山”约600亩林地发包给了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其在当年全部种上速生按并经营至今。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在造林管理过程中，采取了砍杂、炼山、清山、挖坎、定植、铲草、松土、施肥等一系列传统营林措施。二、一审法院认定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应当承担梁大强经济损失的赔偿责任，是正确的，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第一，造成水土流失损毁农田的直接原因，是余文桂采用不正确的造林方法引起的。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在承包经营前期，没有严格依照国家林业部关于造林的技术规程进行保持植被的操作，而是采取清理杂草、放火炼山、然后种植的方式，导致种植地古林山、图假山植被遭到破坏，雨天水土流失，致使泥土冲下淤埋了梁大强承包耕种的水田，造成其经济损失。该损失结果与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承包种植经济林木时没有注意保持植被的行为存在因果关系，故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应当承担梁大强的经济损失。第二，放火“炼山”极易造成水土流失。在地属亚热带的华南地区，水土流失主要是由于造林、开矿等工程活动采取了强度较大的物理作用破坏了地表原生植被（主要为草本和灌木）造成的。在坡度较陡的山地和丘陵放火炼山和全垦整地都是容易造成水土流失的营林措施。目前，虽然我国特别是我区现有的法律法规并未明文禁止造林整地不准炼山，但仍然有一些针对预防或减少水土流失而制定的造林技术规程，如：GB／T15776-1995《全国造林技术规程》有关造林整地9.1.4.2条规定，全面整地“山地丘陵要适当保留山顶和山脊的天然植被，坡长每30m，沿等高线保留3m宽天然植被”；世界银行贷款造林“广西综合林业发展和保护项目”《人工林管理环境保护规程》则要求：“保留山顶、山脚、山沟的原生植被，坡度长的每100m还要留3m的生草带”，同时规定“严禁炼山”。可见，地表原生植被的保留或丧失，是水土流失形成与否的关键因素。政府部门是不赞成放火“炼山”种植按树的。采用“炼山”方法造林，即在种植按树前，用放火“炼山”这种原始的做法，先彻底消灭所有的地表原生植被，杂草、灌木等被烧掉以后，表土土壤就会暴露出来，一下雨就容易造成水土流失，是弊大于利的。特别是在坡度超过30度的山区，炼山更加容易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第三，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在经营期间，应当对林区道路应采取相应的环保措施。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在种植按树、经营管护的过程中，应当编制专门的水土保持方案；在新修的道路上以及在已经修建的道路上采取多种防治技术，如适当的边坡、排水沟、挡土墙等防止土壤流失的工程措施，同时采取在边坡、路界范围内种植灌木、乔木和攀援植物、植草皮等生物措施，增加边坡的植被，以防止土壤流失的速度、增加泥沙沉积量、进行护坡等。林区道路建成后要进行定期的维护，保持路面平整，定期对道路两侧的排水沟进行维护、保持排水通畅，避免雨水对道路造成的冲刷等。由于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放火“炼山”，又没有及时对道路进行维护，保持排水通畅，致使在雨季来临时，发生了水土流失损毁农田的严重后果，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综上，兴绿公司与本案的损害后果无任何因果关系，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维持。
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1997年3月1日，原邕宁县南晓镇新民村柳桥坡（甲方，今南宁市良庆区南晓镇新民村柳桥坡）与兴绿公司（乙方）签订了一份《关于以林换电合同书》，约定由甲方将集体所有的包括古林山、图假山在内的约400亩松林（最后实际划界确定为约600亩）无偿转让给乙方经营处理，其经营所得全部归甲方所有；经营期限自1997年3月1日起至2012年3月1日止为15年；乙方在合同签订后7日内付给甲方安装用电设备、线路费用13万元并拨给甲方37只电表。双方代表均在合同上签字盖章，原邕宁县南晓镇人民政府（今良庆区南晓镇人民政府）作为鉴证单位亦在合同上加盖公章。
2003年12月31日，梁大强、梁大欢（另案当事人）两兄弟分别与同村的梁业雅、梁业住、梁业轩、梁开训等农户，就南晓镇新民村柳桥坡的“古林垌”、“图假垌”的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调换问题达成一致，由原承包农户将上述地段内15.64亩的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与梁大强、梁大欢对换，该承包地位于古林山、图假山之间的山谷中，其中梁大强换得7.055亩，但两人实际取得承包地混同在整个“古林垌”、“图假垌”中，无法区分某地块的具体归属。对换后，梁大强与梁大欢即在其上耕种水稻或其他农作物。
2005年，梁大强、梁大欢共同在“古林垌”，“图假垌”，的出口处修建水坝蓄水建山塘，水坝建成后，“古林垌”、“图假垌”的部分承包地形成山塘，梁大强、梁大欢利用山塘进行养殖，其余符合种植条件的部分承包地仍用来种植水稻或其他农作物。
在兴绿公司与南晓镇新民村柳桥坡的合同履行过程中，2005年6月7日，兴绿公司（甲方）与南宁市周德六木业有限公司（乙方）签订了一份《木林木砍伐协议书》，约定甲方将其承包经营的南宁市良庆区南晓镇新民村柳桥坡约600亩松木发包给乙方采伐销售，收入全部归乙方所有，乙方付给甲方木材款25.6万元，从获得采伐许可证之日起120天内乙方完成砍伐工作并将木材调出伐区。同年6月17日，兴绿公司办理了相关的采伐证后（采伐类型指标为“营造速丰林用地林木采伐”），南宁市周德六木业有限公司即开始进行砍伐。至此，兴绿公司与南晓镇新民村柳桥坡原订立的以林换电合同已实际履行完毕，原约600亩林地经砍伐后闲置。
2006年3月20日，良庆区南晓镇新民村柳桥坡（甲方）与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乙方）签订了一份《土地承包合同书》，约定由甲方将其林地约600亩发包给乙方营造速生丰产林、经济林木或农作物；自2006年3月20日起至2036年3月20日止，承包期限为30年；甲方代表与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均在合同上签字，南晓镇新民村委会及南晓镇林业站作为审批方在合同上盖章确认。
合同签订后，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即雇请民工以清理杂草灌木、放火炼山的方式整理林地，挖坑种植速生按。进入雨季后，陆续的降雨冲刷了保护性植被尚未恢复好的山坡，大量泥土特别是陡坡部分的泥土随雨水流失至山谷下梁大强的承包地，造成淤积，以致梁大强种植的当季水稻几乎绝收。泥土淤积后，原符合种植条件的承包地绝大部分已不能直接进行种植农作物。现在整个田垌（含承包地在内）的现状为：除山塘部分泥土淤积现象不明显外，其余相当大面积的土地有明显的泥土淤积，部分土地形成洼地，山谷中的小溪流经部分泥土淤积的土地后形成沟渠；同时，山塘的实际水面面积随丰水期、枯水期的不同有明显的变化。
发生泥土淤积后，梁大强遂向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主张赔偿经济损失，恢复承包地原状，未果后，于2008年10月分别向一审法院起诉，其中梁大强在本案一审中提出的诉讼请求为：赔偿承包地20年的水稻收入经济损失共192344元并复垦土地恢复原状。
另查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国家粮食局、农业发展银行2006年2月27日联合下发了发改价格（2006）315号《关于公布2006年稻谷和小麦最低收购价格的通知》（以下简称315号通知），通知明确：早籼稻最低收购价格为每50公斤70元（即1.4元／公斤），中晚籼稻最低收购价格为每50公斤72元（即1.44元／公斤）。
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一、关于梁大强对讼争的集体土地是否享有承包经营权的认定问题。梁大强提供的相关证据表明，梁大强、梁大欢兄弟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调换，取得“古林垌”、“图假垌”15.64亩（其中梁大强的份额为7.055亩）集体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并实际上进行了经营管理，这是不争的事实，虽然部分承包地经营权的调换证据上有瑕疵，但不影响对该基本事实的认定。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虽然主张梁大强、梁大欢未全部取得“古林垌”、“图假垌”的集体土地共15.64亩的承包经营权，且对实际面积数额提出异议，但作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梁大强、梁大欢取得本集体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并非以办理土地承包经营证为生效要件，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所提供的证据不能充分证实仍有其他承包人对该承包地享有经营权并存在对该承包地进行实际经营管理的事实，也不能提供专业测绘机构的测绘意见证实梁大强、梁大欢在古林垌、图假垌取得的承包地面积并非15.64亩，故对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的主张不予采信。二、关于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的民事责任认定问题。梁大强的耕作地在山谷下的田垌，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承包的山地则是在相邻的山丘上，这两块地紧密相邻，梁大强的耕作地被山坡上冲刷下来的泥土淤积是事实，在现场看不出泥土淤积前梁大强原来承包地的具体范围和原貌。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承包的山地有小溪水流入山谷，对面是他人承包的山地也有细小溪水流入山谷的田垌，山谷田垌有沟渠，正因为如此，梁大强、梁大欢兄弟才有可能在这段山谷的田垌种植水稻和建筑堤坝。也因为如此，梁大强兄弟承包地的范围在泥土淤积后有多宽多大无法确定。本案双方，一方承包经营山坡上的山地，一方承包经营山谷下的承包地，两方土地紧密相邻，平时山头上的泥土被冲刷流到山谷下的田垌是自然的，故在山谷中耕种会遭遇泥沙流失的天然风险。虽然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在承包山地后放火炼山清理杂草和灌木，有违林业部门对造林的规程要求，但放火炼山是否必然造成水土流失、泥沙被冲刷到山谷呢？从常理来看，放火炼山烧掉的是地表上的杂草和灌木，这些杂草和灌木的根部是烧不毁的，之所以不允许放火炼山是出于消防方面的考虑。因此，可以认定放火炼山不是山上泥土被雨水大量冲刷到山谷的主要原因。从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和案件情况看，山坡上的泥土因雨水被大量冲刷到山谷的主要原因是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在山上挖坑种植树苗，同时山坡上因造林包括消防需要开挖一些小道，挖土植树及开挖小道使得泥土裸露，又刚好碰到陆续的大雨，才使得山坡上的泥土被大量冲刷到山谷，淤积在梁大强兄弟的承包地上，这其中有一定的偶然因素。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一方挖土植树，按要求需开挖小道，这是行使自己的山林承包权，这些行为是必要的，大体上是正当的，如果不允许挖土植树，等于是剥夺了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的承包权。据此，应认定造成梁大强兄弟山谷里的承包地被泥土淤积，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挖土植树时遇到陆续大雨冲刷这个偶然因素所造成，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的行为大体上是合法正当的，行为不当之处，在于挖土植树时造成泥土裸露，面积有所过大，对梁大强兄弟耕种的承包地被泥土淤积掩盖的后果负有一定的责任，故作为山坡土地承包人的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应对梁大强因不能正常在承包地耕种所遭受的经济损失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此外，造成梁大强的承包地被大雨冲刷泥土淤积还有两个因素，这两个因素对承包地现状有一定的影响，一是兴绿公司在承包期间把砍伐、运输古林山、图假山全部松木的任务发包给他人，并同意实际砍伐人在林地开挖便道运输木材，因承包地在木材砍伐结束后即由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接手承包经营，故该砍伐行为、在林地开挖便道的行为对水土流失有一定的影响；二是与“古林垌”、“图假垌”相邻的小部分山坡仍有他人种植速生按，虽然种植时间晚于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但其种植方法与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的方法一致，也不排除在雨季产生水土流失造成承包地淤积的可能。因梁大强放弃对这些人主张权利，故二审法院在考虑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的民事责任时相应予以减轻。三、关于梁大强主张的经济损失的认定问题。因梁大强未能举证证实“古林垌”、“图假垌”的承包地在调换后、泥土淤积前的原貌和范围，符合种植条件的面积有多少，而且于2005年又在田垌出口建设水坝蓄水，致使部分承包地已经形成山塘被用来搞养殖，故梁大强称调换来的承包地全部用来种植水稻、其承包地在被泥土淤积前全部属水田，证据不充分，二审法院不予采信。此外，梁大强对于泥土淤积后除山塘外符合种植水稻或其他农作物的面积有多少、丰水期与枯水期的山塘水面面积（含部分非水面面积）有多少，也未能举证证实。虽然如此，但梁大强因承包地被泥土淤积后一定时间内不能正常耕种客观存在的事实，故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应根据其民事责任大小赔偿梁大强相应的经济损失。虽然梁大强一定时间内不能在承包地上进行耕种，但梁大强仍可以从事其他工作获取收入，同时其可以通过自我改良承包地进行种植或其他用途减少损失，而不是丢荒不管，故梁大强未能在承包地上正常种植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应表现为一定时期未能取得在扣除种植成本后的种植利润，即主张的种植经济损失应以种植利润为限。此外，梁大强承包地所处的地理位置受到日照等自然不利条件的影响，其种植条件并不优越，进而影响种植利润。据此，认定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所造成梁大强的经济损失时须考虑的因素有：符合种植条件的承包地面积、承包地的粮食产量、粮食价格以及相应的种植利润。一审判决根据本案实际情况，参照2006年当地水稻的平均产量及国家四部委315号通知规定的水稻价格的标准计算，在梁大强放弃向其他侵权人主张权利的情况下，酌定梁大强因不能种植承包地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为一年两造的水稻收入即5690.28元（早造7.055亩／284公斤／亩×1.4元／公斤＋中晚造7.055亩×284公斤／亩×1.44元／公斤），并无不当，二审法院予以维持。梁大强称其经济损失发生在2006年——2008年，故应按《关于确定2009年储备粮直补订单粮食收购价格等有关问题的通知》（桂财建（2009）130号）规定的粮食价格计算损失的主张，理由不充分，二审法院不予支持。四、关于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应否承担恢复承包地原状的责任问题。从梁大强承包地的现状来看，被泥土淤积的部分承包地确实不能直接种植农作物，如需种植须经过改良，而山塘部分的承包地虽然有泥土淤积，但对养殖没有根本性影响。鉴于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对梁大强承包地被泥土淤积负有一定的民事责任，同时考虑到梁大强未能举证证实其承包地在本案侵权行为发生前的确切原状、用途以及符合种植农作物的具体面积，把承包地恢复至符合种植水稻的原状，不符合客观实际，履行上也存在困难，对于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应赔偿梁大强的承包地改良费用，综合，承包地现状、面积以及改良的人工成本等因素，二审法院酌定由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一次性赔偿梁大强承包地改良费用3500元。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部分处理欠妥，二审法院结合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纠正。梁大强的上诉请求部分有理，二审法院支持其合理部分的请求，驳回其无理部分的请求；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不充分，二审法院予以驳回。二审法院遂于2010年4月7日作出（2009）南市民一终字第2159号民事判决：一、维持南宁市良庆区人民法院（2008）良民一初字第532号民事判决的第一、二项；二、撤销南宁市良庆区人民法院（2008）良民一初字第532号民事判决的第三项；三、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共同赔偿梁大强承包地改良费350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案件4185元、诉讼保全费1490元，合计5675元，由梁大强负担5391元，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连带负担284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185元（梁大强以及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已分别预交），由梁大强负担3976元，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共同连带负担209元。
梁大强不服二审判决，向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南市民一终字2159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一、（2009）南市民一终字2159号民事判决认为造成梁大强的承包地被大雨冲刷泥土淤积的原因除了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一方炼山、挖坑种树、开挖小道之外，还有兴绿公司的砍伐行为和开挖便道行为，以及与“古林垌”、“图假垌”相邻的小部分山坡还有他人种植速生桉，缺乏证据证明。首先，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主张造成梁大强的承包地泥土淤积是兴绿公司的砍伐行为和开挖便道行为所致，但并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该主张和抗辩理由应不能成立。相反，兴绿公司在庭审中举证其砍伐行为和开挖便道行为在余文桂等人炼山种树之前，且仍保留大量植被，当时并没有发生泥土淤积现象。兴绿公司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占优势，二审判决认定兴绿公司的砍伐行为和开挖便道行为导致泥土淤积，系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其次，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也没有提出任何证据证实与“古林垌”、“图假垌”梁大强承包地相邻的还有他人炼山种植速生桉造成泥土淤积，且并没有所谓的“他人”出庭参与这一事实的调查，二审判决认定造成泥土淤积还有他人的行为共同造成，也是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二、（2009）南市民一终字2159号民事判决认为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放火炼山、挖土植树、开挖小道的行为大体上是合法正当的，对梁大强因不能在承包地耕种所遭受的经济损失只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且没有判令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的侵权责任，违反了处理相邻关系的基本原则，系适用法律错误。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精神，正确处理相邻关系。给相邻方造成妨碍或者损失的，应当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梁大强的耕作地在山谷下的田垌，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承包的山地则是在相邻的山丘上，这两块地紧密相邻，梁大强的耕作地被山坡上冲刷下来的泥土淤积是一、二审法院均确认的事实，本案应当按照相邻关系的基本原则来确定侵权责任。现没有证据证实是他人行为造成泥土淤积，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就应当承担全部侵权责任，二审判决以“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放火炼山、挖土植树、开挖小道的行为大体上是合法正当的”为由，判决其只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没有法律依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一条“不动产权利人挖掘土地、建造建筑物、铺设管线以及安装设备等，不得危及相邻不动产的安全”的规定。而目前对梁大强耕作地的最大妨碍就是淤积的泥土，二审判决却没有判令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的侵权责任，等于放任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的侵权行为持续下去，不利于纠纷的解决。本案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八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清除淤积的泥土，恢复梁大强耕作地的耕种条件。
申诉人梁大强在再审庭审中申诉称，同意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请求撤销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南市民一终字第2159号民事判决及良庆区人民法院（2008）良民一初字第532号民事判决，判令被申诉人把水田恢复到可以种植水稻的原状，如不能恢复则按承包20年种植水稻的价值赔偿损失，诉讼费由被申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1、原审判决认定梁大强在损害结果发生后，没有及时采取补救措施，而是放任损害结果的持续发生，没有任何事实依据。2、梁大强要求余文桂四人复垦土地恢复原状是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一审判决置梁大强的正当请求和国家的法律于不顾，不判决侵权人承担复垦土地恢复原状的责任严重违反民法通则和土地管理法的有关规定。3、一审判决仅仅判决侵权人赔偿梁大强一年的经济损失违反了公正原则。4、原审判决计算损失的粮食价格应当依据桂财建（2009）130号文件的相关规定。
被申诉人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在再审庭审中答辩称，一、检察机关的民事抗诉书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抗诉理由不成立，请求维持原判。虽然我方对原审判决不服，但是为了维持邻居关系，我方同意按原判的赔偿数额进行赔偿。二、检察机关抗诉主要有两个理由，一个是事实问题，一个是适用法律的问题，我方认为本案一、二审中适用的法律都是存在问题的。1、关于认定事实方面，抗诉书明确指明我方种树的行为造成申诉人的财产损害，检察机关并没有就双方的证据进行审核，对本证和反证的关系没有理清，本案中申诉人要求我方赔偿损失，其应举证证实其财产存在损害，我方的行为是否造成损害，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存在的最大的争议就是是否存在损害事实，对方主张存在财产损害，其提出的证据是什么，这些问题我方在一审时已经提出了我方的意见，并提交了相关的证据予以证实我方的意见。申诉人在一审时仅仅提供两份证据来证实其主张，一份是其本人的陈述，一份是其和村民置换土地的协议书，该两份证据并不能作为认定存在损害事实的依据。相反，我方提供的证人证言证实申诉人置换得到的是田是用于做水塘，只要把水排干了还是可以作为水田使用。即使存在损害结果，也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从申诉人的申诉理由来看，其也承认2007年下了一场大雨冲刷了山上的沙土到水田中。2、关于法律适用的问题，抗诉机关认为本案应适用物权法中相邻关系的法律规定，我方认为本案应适用一般的侵权法。综上，请求维持原二审判决。
第三人兴绿公司在再审庭审中陈述称，1、兴绿公司在2006年3月已经将土地交还生产队，在整个承包期间没有造成水土流失的现象，在交还土地的时候，土地是完好的，兴绿公司对申诉人所主张的赔偿请求不承担任何责任。2、申诉人也没有要求我公司进行赔偿，故对申诉人的申诉理由不发表意见。
在本院再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再审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原审判决赔偿的数额是否适当？2、被申诉人应否恢复本案承包地原状？
关于原审判决赔偿的数额是否适当的问题。本院再审认为，由于梁大强未能举证证实“古林垌”、“图假垌”的承包地在调换后、泥土淤积前的原貌和范围，符合种植条件的面积有多少，其又于2005年在田垌出口建设水坝蓄水，致使部分承包地已经形成山塘被用于养殖，故梁大强称调换得来的承包地全部用来种植水稻、其承包地在被泥土淤积前全部属水田，证据不充分。且梁大强对于泥土淤积后除山塘外符合种植水稻或其他农作物的面积有多少、丰水期与枯水期的山塘水面面积有多少，也未能举证证实。尽管如此，梁大强因承包地被泥土淤积后一定时间内不能正常耕种的事实也是客观存在的。故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应根据其民事责任大小赔偿梁大强相应的经济损失。虽然泥土淤积，造成梁大强一定时间内不能在承包地上进行耕种，但梁大强仍可以因地制宜从事其他种养获取收入，同时其可以通过改良承包地种植作物等途径减少损失，而不是丢荒不管，故梁大强未能在承包地上正常种植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应为一定时期未能取得在扣除种植成本后的种植利润，即主张的种植经济损失应以种植利润为限。此外，梁大强承包地所处的地理位置受到日照等自然不利条件的影响，其种植条件并不优越，进而影响种植利润。原审法院认定余文桂、杨永强、卢祖育、卢祖福所造成梁大强的经济损失时综合考虑了各种因素（符合种植条件的承包地面积、承包地的粮食产量、粮食价格以及相应的种植利润），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参照2006年当地水','2018-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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