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津民终372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靳森,男,1982年4月29日出生,汉族,原河南森远船务有限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住。
上诉人(一审被告):王军连,女,1952年6月15日出生,汉族,原河南森远船务有限公司股东,住。
上述两名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靳振林(王军连之夫),男,1956年3月4日出生,汉族,原河南森远船务有限公司总经理,住。
上述两名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乔梦麟,河南从头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朱冰兰,女,1980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芜湖市芜湖县。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李某1。
法定代理人:朱冰兰(李某1之母),女,1980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芜湖市芜湖县。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王水英,女,1954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芜湖市芜湖县。
上述三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方红星,安徽青弋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三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乐传民,安徽青弋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靳森、王军连因与被上诉人朱冰兰、李某1、王水英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天津海事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5)津海法事初字第202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3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靳森、王军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靳振林、乔梦麟及王军连本人,被上诉人朱冰兰、李某1、王水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红星、乐传民及朱冰兰本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靳森、王军连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朱冰兰、李某1、王水英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判决结果显失公平、公正。(一)一审判决认定原河南森远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森远船务公司)“理应知悉实际经营者李从斌和李某2无船舶运营资质,但对船舶经营疏于日常管理”缺少事实根据。一审判决认定原森远船务公司“作为被挂靠人,虽不直接控制使用船舶,但其对挂靠船舶负有相关监督管理义务”是正确的,但原森远船务公司在“江海之星2号”轮船舶所有人及实际经营人等拒不服从公司监管的情况下,多次向海事部门及水上公安部门报案并请其依法查处,对涉案船舶完全尽到了应尽的监督管理义务。(二)一审判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确立的“过错责任原则”相悖。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我国法律采用“过错责任原则”,以行为人主观过错为价值判断标准,无过错则无责任。本案大量证据表明,原森远船务公司无主观过错,不应承担侵权责任。(三)一审判决将原森远船务公司作为侵权主体系属错误。受害人李某2不服从原森远船务公司的内部监管,且抗拒执法,强行将仅能在内河航行的“江海之星2号”轮开到海上营运并改换名称逃避监管,主观过错明显,客观行为具有违法性,死亡结果由自身造成。原森远船务公司主观无过错,客观未实施加害行为,不应成为本案侵权主体。
朱冰兰、李某1、王水英辩称,一审判决认定靳森、王军连承担本起事故责任证据确凿,对责任承担比例划分恰当,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一)天津海事局《天津9·03“江海之星2号”轮自沉事故调查报告》对事故原因的分析较为清楚,除船舶配员不满足最低配员证书要求等外,船舶管理混乱也是事故原因之一。因此,原森远船务公司股东靳森、王军连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二)“江海之星2号”轮确实存在逃逸行为,但原森远船务公司承担的责任是日常管理不到位的责任,而非某一次管理的责任。首先,原森远船务公司未与李从斌签订任何挂靠合同。其次,“江海之星2号”轮在2011年就已挂靠到原森远船务公司名下,但直到2013年才签订《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书》,2011—2013年原森远船务公司与“江海之星2号”轮实际所有人间无任何关于安全责任约定。且《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书》是与无任何经营资质的李某2签订的,安全责任不明确,本身即存在过错。再次,根据现有证据,原森远船务公司未对任何船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亦未进行检查,直到2014年6月才派人上“江海之星2号”轮,且上船目的并非真正进行安全检查,实系债务原因。自2011年2月“江海之星2号”轮进入原森远船务公司直到2014年9月事故发生,原森远船务公司未尽到管理职责。灾难的发生不是一次的事情,而是平时的积累。(三)天津海事法院(2015)津海法事初字第6号民事判决针对同一事故已经明确事故责任划分,该判决已经生效,正在执行阶段。靳森、王军连虽对该案申请再审但无任何结果。(四)天津海事局《天津9·03“江海之星2号”轮自沉事故调查报告》建议对原森远船务公司总经理追究刑事责任。如果原森远船务公司没有责任,该报告也不会建议对相关人员进行刑事处理。(五)朱冰兰、李某1、王水英从未否认李某2等死者存在过错,其提起本案诉讼仅要求靳森、王军连承担20%的责任。原森远船务公司股东靳森、王军连不能逃避自己的过错。
朱冰兰、李某1、王水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靳森、王军连连带赔偿朱冰兰、李某1、王水英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等各项损失共计438044元,本案诉讼费用由靳森、王军连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6月8日,案外人原森远船务公司向长江航运公安局武汉分局报案称“江海之星2号”轮被抢走,后该船舶被拦截。同年6月12日武汉海事局青山海事处配合公安局将该轮押送武汉江口船厂附近抛锚,同时因该轮严重超载及无船舶检验证书下达整改通知书,7月9日,“江海之星2号”轮逃逸。7月14日,黄石富池海事处巡航时对“江海之星2号”轮进行现场检查,因该轮无法提供船舶国籍证书、船舶检验证书等证书,下达整改通知书并严禁该轮航行。7月18日,该轮逃逸。
2014年8月至9月,“江海之星2号”轮从事芜湖到天津的海砂运输作业。9月1日约22点,“江海之星2号”轮从营口装载约8000立方米海砂开往天津。9月3日1点37分,该轮航行至3851.51N/11853.77E处,向曹妃甸交管中心报警称该轮遭遇大浪,船上六人需营救。1点39分,交管中心通知附近船舶“滨海261”轮、“海工208”轮前往查看。1点43分至47分,交管中心连续呼叫“江海之星2号”轮,无应答。1点45分,搜救船舶“海工208”轮报告称未发现该轮AIS信息及雷达物表。6点50分,“北海救199”轮在3848.2N/11841.0E位置发现翻扣船舶。事故发生时气象状况为东北风、风力7-8级、浪高3米。事故发生后,船上六人,胡翠萍死亡,其余五人为宋小龙、章新金、李某2、李孝宣、李颖超,均失踪。一审法院于2015年7月6日作出(2015)津海法宣字第10号民事判决书,宣告李某2死亡。朱冰兰是李某2的妻子,王水英是李某2的母亲,李某1是李某2的儿子。天津海事局出具调查报告,记载:“本次事故是船舶超载、超航区航行、配员不足、在航行途中遭遇恶劣天气导致船舶沉没的单方责任事故”。
另查明:李从斌于2011年2月9日购买“江海之星2号”轮。2011年2月25日原森远船务公司出具一份书面证明。证明记载,“江海之星2号货船,现为了海事办理手续方便,经船主同意,所有权办为河南森远船务有限公司,实际该船所有权归李从斌本人所有。本人转港出售自由,公司积极配合办理相关手续。”根据原森远船务公司的规章制度,李从斌应每年向原森远船务公司支付15000元左右的管理费。2013年4月30日,原森远船务公司与李某2签订2013-2016年度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书,责任书记载,由李某2负责船舶安全生产工作,事故责任由李某2承担,原森远船务公司不承担责任。
河南省南阳市地方海事局于2011年2月25日颁发“江海之星2号”轮的船舶国籍证书。国籍证书记载,“江海之星2号”轮的船舶所有人和船舶经营人是原森远船务公司,“江海之星2号”轮为干货船,该轮总长118米,总吨5173吨,净吨2896吨,航行区域为内河A。
原森远船务公司于2010年9月16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靳森,注册资本30000000元,股东(××)为靳森和王军连,靳森、王军连的认缴资本和实缴资本均为15000000元。原森远船务公司于2015年4月24日在《河南日报》上发布公告,于6月30日出具清算报告(靳森、王军连在清算报告上签字确认),于2015年7月1日提交公司注销登记申请书,于次日办理完毕公司注销手续。
根据天津市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字,天津市2013年度职工平均工资为51120元/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658元/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性消费支出为21850元/年。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于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八条的规定,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李某2于2015年7月6日被判决宣告死亡,朱冰兰是李某2的妻子,王水英是李某2的母亲,李某1是李某2的儿子,上述三人作为李某2的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靳森、王军连是否应对上述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关键在于判定以下两方面的问题:其一,原森远船务公司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其二,靳森、王军连作为原森远船务公司的股东,承担诉请赔偿责任有无依据。
一、原森远船务公司的侵权责任
根据天津海事局的调查报告,“江海之星2号”轮沉没的主要原因如下:其一,“江海之星2号”轮为内河船舶,不满足国内航行海船的完整稳定性要求,其超航区海上航行无法抵御海上风浪;其二,船舶超载运输,且船舶配员不满足最低配员证书要求;其三,船舶管理混乱,实际经营人多次抗拒海事执法,船舶管理存在重大安全风险。
“江海之星2号”轮在配员不足的情形下多次逃避海事部门监管超载运输,并超内河航区海上航行是造成船舶沉没从而导致李某2死亡的主要原因。“江海之星2号”轮的实际所有人是李从斌,实际经营人是李从斌和李某2,李某2应对船舶沉没致其死亡的损害事实承担主要责任。原森远船务公司作为被挂靠人,虽不直接控制使用船舶,但其对挂靠船舶负有相关监督管理义务。原森远船务公司理应知悉实际经营者李从斌和李某2无船舶运营资质,但对船舶经营疏于日常管理,原森远船务公司对船舶沉没致人死亡的损害事实承担次要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对于本案中的船舶沉没造成李某2死亡的损害事实,一审法院判定李某2承担80%的责任,原森远船务公司承担20%的责任。
二、靳森、王军连作为清算组成员的赔偿责任
基于以下三点理由,靳森、王军连应对朱冰兰、李某1、王水英的诉请承担赔偿责任:其一,靳森、王军连是原森远船务公司的清算组成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是法定的清算组成员;其二,朱冰兰、李某1、王水英是原森远船务公司的已知债权人,涉案船舶沉没事故发生在2014年9月3日,原森远船务公司的清算组成立于2015年4月1日,原森远船务公司的清算组成立时,船舶沉没导致死亡的李某2的近亲属已是原森远船务公司的已知债权人;其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的规定,原森远船务公司的清算组未将公司解散清算事宜书面通知作为已知债权人的朱冰兰、李某1、王水英,清算组成员应对原森远船务公司的上述责任承担赔偿责任。
三、朱冰兰、李某1、王水英损害赔偿的具体款额
朱冰兰、李某1、王水英诉请的丧葬费,朱冰兰、李某1、王水英主张的计算标准是天津市2014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4686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丧葬费为4686×6=28116元。靳森、王军连应承担的丧葬费为28116×20%=5623.2元。
朱冰兰、李某1、王水英诉请的死亡赔偿金,朱冰兰、李某1、王水英主张的计算标准是天津市2013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658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死亡赔偿金为32658×20=653160元。靳森、王军连应承担的死亡赔偿金为653160×20%=130632元。
朱冰兰、李某1、王水英诉请的被抚养人生活费,朱冰兰、李某1、王水英主张的计算标准是天津市2013年度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性消费支出21850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被抚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抚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依据上述规定,李某2的被抚养人应为其母王水英和其子李某1。朱冰兰、李某1、王水英未提交李某2的妻子朱冰兰丧失劳动能力的证据材料,朱冰兰、李某1、王水英关于对朱冰兰的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截至涉案船舶沉没之日2014年9月3日,王水英未满60周岁、抚养年限为20年、有抚养义务人为2人,李某1已满11周岁、抚养年限为7年、有抚养义务人为2人,被抚养人生活费为(21850×20÷2)+(21850×7÷2)=294975元。靳森、王军连应承担被抚养人生活费为294975×20%=58995元。
关于精神损害赔偿金,一审法院酌定为10000元。朱冰兰、李某1、王水英主张的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食宿费用应包含在丧葬费之内,对其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靳森、王军连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为丧葬费5623.2元、死亡赔偿金130632元、被抚养人生活费58995元和精神损害赔偿金10000元,共计205250.2元。
综上所述,“江海之星2号”轮在配员不足的情形下多次逃避海事部门监管超载运输,并超内河航区海上航行是造成船舶沉没从而导致李某2死亡的主要原因。对于涉案船舶沉没导致李某2死亡的损害事实,李某2作为船舶的实际经营人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原森远船务公司作为船舶挂靠单位应当承担次要责任。靳森、王军连作为原森远船务公司的清算组成员,未将公司解散清算事宜书面通知作为已知债权人的朱冰兰、李某1、王水英,对因此造成的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的规定,判决:一、靳森和王军连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朱冰兰、李某1和王水英连带赔偿丧葬费5623.2元、死亡赔偿金130632元、被抚养人生活费58995元和精神损害赔偿金10000元,上述款额共计205250.2元;二、驳回朱冰兰、李某1和王水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靳森、王军连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871元,朱冰兰、李某1和王水英承担3950元,靳森和王军连承担3921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补充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靳森、王军连补充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公司章程》及《河南森远船务有限公司规章制度汇编》,证据二、《安全生产应急预案》,证据三、《船舶安全检查台账》及《安全检查记录》《安全例会记录》,拟共同证明原森远船务公司在章程、应急预案等方面制度完整,即使是挂靠船舶也按照自有船舶进行管理,未疏于管理。证据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船舶船员适任证书》,拟证明章新金、李某2系高级船员,应知道安全生产的操作规范和船员守则,亦应知道内河船舶出海属于违法,故意违反法律就应按照法律承担责任,与原森远船务公司无关。证据五、《委托书》,记载“由河南森远船务有限公司现委托李孝宣、李某2全权处理河南森远船务有限公司一事”,委托人为李从斌,拟证明李从斌两个儿子(李孝宣、李某2)在“江海之星2号”轮进行经营。证据六、汪大明证人证言,证据七、徐荣宗证人证言,拟共同证明2014年7月9日起原森远船务公司安排多名工作人员在黄石富池上“江海之星2号”轮盯守,当时“江海之星2号”轮存在证书不齐等情况,2014年7月17日晚“江海之星2号”轮逃逸、原森远船务公司向当地海事部门报案等事实。在本案二审期间,汪大明、徐荣宗出庭作证。
朱冰兰、李某1、王水英对靳森、王军连补充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一)对于证据一至证据五。从程序上说,上述证据均是第一审时即存在的证据,均不能成为新证据。从实体上说,上述证据均无法实现其证明目的。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均是原森远船务公司内部单方制作,其管理制度并没有“江海之星2号”轮相关当事人签字。即便有规章制度,也未实际执行。证据四不属于“江海之星2号”轮相关主体持有的证书,证据五仅能反映委托代理关系,与本案无关联性。(二)对于证据六、证据七,两位证人均为原森远船务公司工作人员,受该公司监管,存在利害关系,故其证言效力存疑。且其证言反映的事实属于一审法院已认定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该事实仅为个别情形,不能排除原森远船务公司日常管理职责。
朱冰兰、李某1、王水英在二审期间未补充提交证据。
本案二审期间,就(2015)津海法事初字第6号民事案件中一审法院依当事人申请调取的天津海事局《天津9·03“江海之星2号”轮自沉事故调查报告》,本院亦组织双方当事人发表了意见。
靳森、王军连对该调查报告的意见为:对其中关于船舶管理混乱的认定不认可。
朱冰兰、李某1、王水英对该调查报告表示认可。
本院审查了各方当事人补充提交的证据,认定如下:
关于靳森、王军连补充提交的证据,对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证据一、证据二为公司管理制度,不能证明原森远船务公司按照该制度要求履行了监管义务;证据三仅能反映原森远船务公司对“江海之星2号”轮实施了数次安全检查行为,并以“江海之星2号”轮整改、处理、沉船事故分析等为主题召开了四次安全例会,并不足以推翻天津海事局《天津9·03“江海之星2号”轮自沉事故调查报告》关于“船舶管理混乱”的事故原因分析及对原森远船务公司及其总经理疏于管理、未尽到船舶安全管理责任的处理意见,对其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对证据四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系他人持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船舶船员适任证书》,与“江海之星2号”轮相关主体无关,对其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对证据五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形成时间不清晰,且仅记载由李孝宣、李某2全权处理原森远船务公司“一事”,处理何种事宜并不明确。故,该证据只能反映李孝宣、李某2与原森远船务公司就某一特定事项形成委托关系,与本案无关联性,对其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对证据六、证据七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一致,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证据能证明“江海之星2号”轮船舶实际所有人及实际经营人强行逃逸,具有重大过错,但不足以证明原森远船务公司对“江海之星2号”轮已尽到充分有效的日常监管义务。
关于天津海事局《天津9·03“江海之星2号”轮自沉事故调查报告》,该调查报告由一审法院在(2015)津海法事初字第6号民事案件中调取,亦属于国家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对其证明力予以认可。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有相关证据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
“江海之星2号”轮于黄石富池逃逸后,2014年7月28日,武汉海事法院对该院受理的原森远船务公司诉李从斌船舶权属纠纷一案进行了开庭审理,原森远船务公司总经理靳振林、“江海之星2号”轮实际所有人李从斌出庭参加了诉讼。就“江海之星2号”轮下落问题,李从斌表示“现在船舶在芜湖停靠,一直没有营运”。
天津海事局出具的《天津9·03“江海之星2号”轮自沉事故调查报告》中,分析事故原因为:(一)可能直接原因:“江海之星2号”轮船舶超载,在航线中遭遇大风浪,甲板上浪,造成货舱大量进水,在大风浪作用下稳定不足导致船舶翻扣。(二)间接原因:1.恶劣天气,事发海域东北风7—8级,浪高3米,该轮为内河A级船舶,船舶航行稳定性明显不满足国内航行海船的完整稳定性要求;2.超航区航行,该船舶为仅准予航行于内河A类航区,该轮在渤海中航行已经超越其航行区域,无法抵御事发海域的风浪联合作用;3.船舶配员不满足最低配员证书要求;4.船舶管理混乱,原森远船务公司与李从斌及其子李某2签订了《2013—2016年度安全生产责任目标责任管理书》,明确李某2对船舶安全主体责任。但李某2无经营资质,未能采取有效措施贯彻执行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实际经营人李从斌及其子李某2多次抗拒海事执法,对船舶管理存在重大安全风险。该调查报告同时认定:原森远船务公司作为船舶所有人和经营人,未能实现对“江海之星2号”轮的有效管理,未尽到船舶安全管理责任。
上述事实,有武汉海事法院庭审笔录等证据、天津海事局《天津9·03“江海之星2号”轮自沉事故调查报告》、本案庭审笔录等材料、已生效之天津海事法院(2015)津海法事初字第6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为海上人身损害责任纠纷,李某2系被侵权人,朱冰兰、王水英、李某1系李某2近亲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在李某2因沉船事故被依法宣告死亡的情况下,朱冰兰、王水英、李某1具有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的权利。
本案争议焦点为:作为原森远船务公司股东的靳森、王军连是否应就2014年9月3日“江海之星2号”轮沉没事故承担赔偿责任。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认定:
第一、本案性质系属一般侵权行为,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江海之星2号”轮登记的船舶所有人和船舶经营人均为原森远船务公司,但原森远船务公司出具《证明》记载,“江海之星2号”轮实际所有人为李从斌。因此,应认定李从斌系“江海之星2号”轮船舶所有人。李从斌作为“江海之星2号”轮的船舶所有人,无经营资质,亦未能采取有效措施贯彻执行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多次抗拒海事执法,对船舶管理存在重大安全风险,对“江海之星2号”轮超航区航行并最终沉没负有责任,对船上人员遇难具有过错,应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第二、根据天津海事局《天津9·03“江海之星2号”轮自沉事故调查报告》,李某2作为“江海之星2号”轮的实际经营人、轮机长,在“江海之星2号”轮超航区航行的情况下,涉嫌非法组织无证人员从事海上生产作业,涉嫌非法经营管理船舶,对侵权行为的发生亦具有过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之规定,对于本案“江海之星2号”轮沉没造成李某2死亡的损害事实,作为被侵权人的李某2具有重大过错,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第三、由于李从斌将原系自己所有的“江海之星2号”轮登记在原森远船务公司名下,应认定其与原森远船务公司间成立船舶挂靠关系。船舶挂靠经营运输管理和运输安全风险较高,易于对市场经营秩序及安全生产秩序造成不利影响,长期以来属于我国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整顿和规范的重点对象。我国海事海商相关司法规范亦明确规定,挂靠船舶因侵权行为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依据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海商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挂靠船舶的实际所有人和被挂靠企业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中,作为国内水路运输经营者,原森远船务公司理应全面了解相关法规政策,并应充分预见船舶挂靠的危险程度。在此情形下,原森远船务公司仍然与李从斌建立船舶挂靠关系,应对“江海之星2号”轮承担安全监管主体责任,并负有保障“江海之星2号”轮船上人员人身安全的义务。上述监管责任与保障义务并非仅体现对于某段时间、某一航次等个别情形下之监管,而属于全面、整体的监管。尽管原森远船务公司曾于2014年通过报案、派人上船等途径,一度对“江海之星2号”轮行使了管控,但“江海之星2号”轮于黄石富池逃逸后,该公司在与该轮实际所有人李从斌因另案纠纷仍存在往来、对“江海之星2号”轮的可能去向有所了解的情况下,于合理期限内未能采取进一步措施,以阻止“江海之星2号”轮自内河驶往海上。且天津海事局《天津9·03“江海之星2号”轮自沉事故调查报告》亦明确认定:原森远船务公司未能实现对“江海之星2号”轮的有效管理,未尽到船舶安全管理责任。原森远船务公司股东靳森、王军连对上述责任认定未能举出充分事实证据和理由予以推翻,上述责任认定应予采纳。综上,应认定原森远船务公司未能实现有效监管,对事故的最终发生亦具有过错。在此情形下,被侵权人近亲属有权依照我国海事海商相关司法规范,选择作为连带债务人之一的原森远船务公司承担侵权责任。
第四、前述我国海事海商相关司法规范中,“挂靠船舶因侵权行为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的“他人”范围,并非仅局限于船外人员,而亦包含船上除实际所有人外的其他人员在内。本案中,死者李某2虽与船舶实际所有人李从斌系父子关系,但依照现有证据,其并非船舶实际所有人,而仅为实际经营人、轮机长,亦应属于“他人”范围。固然,死者李某2及朱冰兰、李某1、王水英与船舶实际所有人存在亲属关系,可能因继承而发生债权债务混同。但是,由于我国采取限定继承主义,在限定继承情形下,继承人对于被继承人之权利义务,不因继承混同而消灭。故而,本案中,死者近亲属起诉要求被挂靠企业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与我国海事海商相关司法规范及继承法原理并不相悖,应予以支持。
因此,一审判决在综合考量过错程度的基础上,认定原森远船务公司承担20%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靳森、王军连作为原森远船务公司股东及清算组成员,未将公司解散清算事宜书面通知朱冰兰、王水英、李某1,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靳森、王军连应对原森远船务公司对朱冰兰、王水英、李某1因此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至于赔偿数额问题,在本案二审庭审中,经本院依法释明:如一审判决认定靳森、王军连承担责任的认定被维持,靳森、王军连对责任比例、费用构成及计算标准、具体数额有无异议,靳森、王军连当庭明确表示无异议。因此,该问题不属于上诉请求范围,本院不再予以审查。
综上所述,靳森、王军连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871元,由靳森、王军连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彤
代理审判员 李善川
代理审判员 张 昕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孙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