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2）鄂硚口民一初字第00580号
原告：付琳，女，1979年2月20日生。
原告：解志刚，男，1977年2月1日生。
上列原告委托代理人：曾俊，湖北旗开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住所地：武汉市解放大道****号。
法定代表人：徐永健，该院院长。
委托代理人：刘海意，该院职工。
委托代理人：杜金凤，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付琳、解志刚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以下简称同济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2年4月25日立案受理后，因原告正在进行对被告的投诉及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程序，根据原告申请，本院于2012年9月11日裁定本案中止诉讼。2015年5月29日，本案恢复诉讼。2015年5月29日，依法由审判员黄烈平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樊磊、胡爱萍组成合议庭，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付琳、解志刚及其委托代理人曾俊，被告同济医院的委托代理人刘海意、杜金凤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付琳、解志刚诉称：原告付琳于2009年初怀孕，孕期一直在被告处进行产前检查。2009年2月26日，原告付琳孕40天时因全身突发红斑至被告处检查，经被告诊断为“病毒疹；风疹？”，后原告付琳先后在协和医院和被告医院两次进行TORCH检查，风疹病毒RV－IgM项均为阳性，但被告仍建议原告付琳继续妊娠，未向原告告知风险，此后亦未进行更准确的产前诊断。2009年10月14日，原告付琳在被告处剖宫产下一女婴，名解欣钰，后因其体重低、头围发育低于正常水平、听力差等原因进行了持续的追踪检查，最终被确诊为先天性心脏病、双耳重度耳聋，为先天性风疹综合症的典型症状。2010年10月11日，北京中衡司法鉴定所作出（2010）临床鉴字第249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确定被告在对原告付琳的诊疗过程中存在过失，该过失与被告之女的出生有明确因果关系（医疗过失参与度为F级）。原告认为，被告在诊疗活动中未为原告付琳建立孕产妇保健卡，且在怀疑其感染风疹病毒的情况下，未进行产前诊断，亦未充分告知继续姓娠的风险，侵害了原告的生育选择权及知情权，并导致先天缺陷婴儿的出生，原告为此支出巨额医疗费，也给原告造成沉重的心理负担。故原告起诉至法院，要求判令：1、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14566元、鉴定费8000元、交通费42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等损失（其他费用待鉴定后另行确定）；2、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
被告同济医院辩称，1、本案原告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原告付琳2009年2月26日到被告处就诊，双方虽然形成医疗服务合同关系，但其所主张的权利均为患儿解欣钰，而并非原告付琳的损失；其次，原告解志刚并未到被告处就诊，与被告本身不存在医患关系，更不存在被告侵犯患儿父亲知情权和选择权的行为。2、被告对原告付琳的产前检查过程中，患儿解欣钰耳聋等先天缺陷在胎儿期就已存在，上述缺陷为患儿自身发育导致，与医方的医疗行为没有因果关系。3、就目前的医疗技术手段来看，因风疹IgM检查有一定的假阳性，原告付琳2009年3月10号在本院的检查结果RV-
IgG、IgM阳性，但当时无法判断是孕前感染还是孕期感染，不能仅仅因为阳性强制付琳终止妊娠，而根据2002卫生部《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办法》的规定，初步筛查六大类别：即无脑儿，严重脑膨出，严重开放性脊柱裂，严重胸腹壁缺损伴内脏外翻，单腔心，致死性软骨发育不良。只有上述六类才需要进行强制终止妊娠。而本案患儿在当时处于胎儿时，既不能诊断出耳聋等先天缺陷，同时也不符合上述情况，故被告不存在侵犯原告知情权和选择权的问题。4、被告作为综合性医院并不是建立孕产妇保健卡的医疗保健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的相关规定，《围产保健手册》是由妇幼保健医院负责，其中涉及的《围产保健信息单》也并非国家法律强制要求被告使用，是否建册也是由孕产妇自行前往妇幼医院进行建立。5、关于原告诉请赔偿项目和数额问题，被告并未侵犯患儿的生命、健康、身体权利，原告所主张的损失来源于患儿残疾，患儿的残疾是自身的、先天的，与被告没有法律上的牵连关系。“从尊重生命本身的价值而言，其存在的意义仍胜于无，不能因此低估生命本身的价值，而认定其生命属于应予赔偿的损害”。综上，被告不应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亦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原告付琳、解志刚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一、原告解志刚军官证复印件、原告付琳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诉讼主体资格适格。
证据二、二原告结婚证、二原告之女解欣钰户口本复印件，此证据证明：两原告系解欣钰的父母。
证据三、原告付琳孕检门诊病历，证明1、原告付琳长期在被告处进行孕检，但被告以病历代替《围产保健手册》的事实；2、自2009年9月1日起，原告付琳宫高无明显变化，属宫内发育迟缓，但被告未提示异常；3、病历第9页显示，实习医生代替主治医师签名，违反法律规定；4、原告付琳于2009年3月13日经TORCH检查，风诊病毒RV-
IgM呈阳性，但被告未告知风险，也未进行产前诊断，建议继续妊娠的行为违反诊疗常规，侵犯了二原告的生育选择权和知情权；5.被告未依法将原告作为高危产妇对待及未依法进行产前诊断；6.被告未按规定为原告付琳绘制妊娠图。7.被告产检违反国家规定，未做乙肝病毒检测、艾滋病检测。8.被告未依法填写《围产保健信息单》，未建立《围产保健手册》，并未对产妇进行评分、将其纳入高危产妇管理，致使产妇未按国家规定建册，脱离国家法定监管；9.被告违反《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未进行产前诊断，仅开金叶败毒颗粒治疗；10.被告违反医疗常规，对于可确诊风疹的孕妇，未劝其终止妊娠。11.被告严重不负责任，产检经历三位医生均未提示明显异常。
证据四、省计生委答复、2007年他人所建《围产保健手册》，证明：被告未为原告建立《围产保健手册》，仅以病历代替手册，使二原告脱离国家对孕妇的法律监管，不能及时获知风疹病毒感染的危险性和感染后的严重后果，以及正确的宫内感染产前诊断检查方法，被告过错明显，该过错已经省卫生计生委确认。
证据五、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以下简称协和医院）化验报告单、被告同济医院妇产科围产医学研究室检验报告单，证明：原告付琳于2009年3月5日在协和医院经TORCH检查，风诊病毒RV-
IgG呈阴性，RV-IgM呈阳性，2009年3月13日再次TORCH检查，风诊病毒RV-IgM仍然呈阳性，证明原告付琳系风疹病毒原发性感染。
证据六、黑白超声检查报告单、7月14日三维彩超检查报告单，证明：孕检期间，未发现胎儿发育迟缓的事实。
证据七、原告付琳住院病历、出院记录、病理产科住院志、手术记录，证明：原告付琳于2009年10月14日在被告处剖宫产下女儿解欣钰的事实。
证据八、患儿解欣钰在被告同济医院就诊的门诊病历、听觉诱发电位报告单、超声检查报告单、被告同济医院疾病诊断证明，证明：患儿解欣钰经诊断为先天性心脏病、双耳先天性感音神经性极重度耳聋。
证据九、患儿解欣钰协和医院门诊病历，以及CT、MR、心动图、听力检查报告单、言语测试记录单，证明：患儿解欣钰先天性、非遗传性耳聋；听力障碍、语言障碍；小动脉导管未闭；肺动脉瓣狭窄等疾病。
证据十、武汉市妇女儿童医院检查报告单，证明：患儿解欣钰先天性耳聋；肺动脉瓣狭窄、卵圆孔未闭。
证据十一、患儿解欣钰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超声报告单、出院小结，证明：患儿先心病：小动脉导管未闭；先天性耳聋；小头畸形。
证据十二、医疗费发票，证明：原告付琳支出医疗费7370.89元。
证据十三：解欣钰医疗费发票，证明：患儿解欣钰为确诊、治疗，支出医疗费2706.27元。
证据十四、人工耳蜗销售合同、支付凭证、发票，证明：原告为患儿解欣钰治疗耳聋，购买两只耳蜗，共向耳蜗公司支出款项276000元整。
证据十五、协和医院医疗费发票，证明：解欣钰为植入人工耳蜗，两次共支出医疗费129504.97元。
证据十六、《证明》，证明：1、按湖北省人均寿命76岁计算，解欣钰单只人工耳蜗的后期维护费为1323844元，两只人工耳蜗的后期维护费用总额为2647688元；2、人工耳蜗日常使用至少会涉及线圈、电池、导线、处理器、主机维修、调试等六项维护项目，法源司法鉴定中心对人工蜗的后续使用费项目评估不足，不能作为定案依据。3、安装人工耳蜗后，原告需支出语言康复训练费48000元。
证据十七、法源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结论》，证明：1、患儿解欣钰先天性双侧耳聋伤残程度为四级，应当计算残疾赔偿金；2、患儿解欣钰7岁前需一人密切护理，应当计算护理费；3、患儿解欣钰先天性心脏病的治疗费用，以及七岁以后的护理费暂无法计算，待实际发生后再另行主张权利；4、人工耳蜗的使用寿命仅为60－70年，而湖北省人均寿命为76岁，需要更换人工耳蜗一次，原告保留继续向被告主张赔偿的权利。原告不认可上述鉴定中关于原告存在过错的观点，亦不认可该鉴定中关于参与度的结论，并认为不能根据过错参与度来确定被告承担责任的比例。对此证据的举证仅用于证明上述四项内容。
证据十八、乔福元参编的《现代妇产科学》、临床技术操作规范（妇产科分册）、《临床诊疗指南－妇产科分册》等医学书证，证明：上述医学书证中关于风疹病毒感染相关的表述有：“早孕期感染风疹病毒，胎儿畸形和流产的发生率为80%”；“Torch筛查对感染孕妇者的检出率可达95%左右，对筛查出阳性者还应检查绒毛、羊水、脐血等，以确诊是否有胎儿宫内感染；羊模腔穿刺和经皮脐血管穿刺术，均可诊断胎儿是否宫内感染，特别是经皮脐血管穿刺术明确注明是诊断胎儿宫内感染，如风疹病毒的首要手段”；“近10多年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同济医院采用此法在妊娠8-9周绒毛取样成功率达95.12%。”；孕18-21周可进行胎儿镜（羊膜腔镜）检查，采取胎儿血液进行胎儿宫内感染的产前诊断；在绒毛取样、羊水取样和胎血取样中均可利用RT-
PCR技术检测风疹病毒的感染，体外扩增特异RNA，检验特异性及灵敏度均很高。上述医学书证证明：我国早在2004年便将羊膜腔穿刺和经皮脐血管穿刺术作为判断胎儿是否宫内感染的确疗手段，特别是风疹病毒感染的确诊手段，并为《临床技术操作规范》和《武汉市孕产妇保健系统管理实施细则》等规范性文件确认。风疹病毒宫内感染有明确的规范性指南，不具有临床局限性。法源司法鉴定中心认为，“缺乏专业性规范”、“仅有学术性意见”、“缺乏标稳定、标准的技术手段，无法明确检出”的观点无依据，该鉴定关于过失参与度的鉴定结论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本案应当由被告同济医院承担全部责任。
证据十九、北京中衡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被告在对原告付琳的诊疗过程中存在过失，该过失与被鉴定人之女的出生有明确因果关系（医疗过失参与度为F级）。该鉴定结论分析合理、结论正确，应当作为定案依据。
证据二十、鉴定费收费收据两张，证明：原告为确定被告的过错，分别向中衡司法鉴证所和法源司法鉴定中心申请鉴定，支付鉴定费23000元整。
证据二十一、交通费、邮寄费、复印费发票，证明：原告支出交通费、邮寄费、复印费共计2172元。
以上证据共同证明目的：被告在对原告的诊疗过程中存在医疗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一、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对于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认为证明目的1中被告同济医院系综合型医院，不存在“代册”问题，省卫生行政部门并没有强制要求被告同济医院制定《围产保健手册》，卫生行政部门也未制定专供被告使用的《围产保健手册》，该手册应由妇幼保健院提供；2中单凭门诊病历不能证明胎儿宫内发育迟缓，相反，该患儿出生时体重达到了2500克，阿氏评分为8分。属于正常范围；3中实习医生是经乔福元教授授权签字，并由乔福元教授亲自为原告进行接诊；4中原告付琳第一次到被告处门诊就诊时，被告接诊时已书面告知原告付琳保胎儿不宜用药，被告没有侵犯知情权和选择权，并且原告在3月5日前去协和医院进行过检查治疗，说明原告已经知道风疹对于胎儿发育有一定的风险性。对于5至11中证明目的有异议，其认为：是否应进行产前诊断以及绘制妊娠图，应有相关规定，以及涉及医疗技术问题，需要以相关合法鉴定为依据，而不能仅凭原告主观臆断。对于证据四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据目的。认为：1、关于落实行政诉讼生效判决的回复，《围产保健手册》应由各区妇幼保健院建立，被告作为综合型教学医疗机构，并没有任何相关规定要求被告对产妇进行提示、督促、填写办理《围产保健手册》。关于风疹病毒感染的危险性，原告是知情的，并且原告曾在协和医院进行过TORCH检查。2、其他产妇的《武汉市围产保健手册》与本案没有关联，而且也没有武汉市卫生局印刷的被告围产保健手册。且该手册刚好印证其制定主体和对象均非被告。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该证据的说法没有依据。对于证据六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其不能证明胎儿发育迟缓。对于证据七无异议。对于证据八无异议。对于证据九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认为无法认定系非遗传性耳聋。对于证据十、十一无异议。对于证据十二，认为原告应提交正规的票据，费用清单只能证明相关费用的价格，而不能证明最终的结算。此费用证明了原告付琳孕检所必须支出的医疗费用，但不能作为损失。对于证据十三，须核对原件后确定票据真实性，相关票据应有对应的门诊病历，若存在治疗感冒、口腔的费用，则与本案没有关联。且其中有三张购书费用，但并不在证据目录中，被告不予质证。对于证据十四，不认可其真实性，因为广州市华盛贸易公司没有出具正规票据，不能认定该销售公司最后结算的耳蜗费用。两个人工耳蜗系进口产品，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关于辅助器具的普通标准。对于证据十五，原件须核对后确定票据真实性。对于证据十六，认为其不符合证据形式，并且出具该证明的公司仅仅为销售商，并不是法律规定的辅助配置机构。此证明不能作为后期所需费用的证据。对于证据十七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患儿解欣钰的耳聋，心脏疾病系自身疾病，并非被告医疗行为所导致；伤残，护理费等相关费用不应由被告承担。对于证据十八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上述资料只是学术规范，针对每个患者需要通过临床医生的诊治，综合评估病情，并且此规范不是法律依据。对于证据十九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该鉴定程序违法，鉴定材料不齐全，也未通知被告参加听证会，相关结论是一面之词，认定医疗机构的的过错和责任，缺乏依据。对于证据二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涉及的北京中衡鉴定证所的鉴定费是原告单方鉴定造成的费用，被告不应承担。对于证据二十一的关联性有异议，有重复票据，且还存在一卡通充值费等情况，与本案无关；原告亦未提交相关的符合规定的原件，需要原告提交原件。
被告同济医院为支持其抗辩理由，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一、封存原告在被告同济医院的住院病历原件一套，此证据证明：原告付琳在被告同济医院的诊治过程。
证据二、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的鉴定费发票，此证据证明：因涉及医疗鉴定而由法院委托鉴定支付的鉴定费计人民币7650元。
证据三、协和医院的会诊意见，此证据证明：关于患儿涉及人工耳蜗配制普通型的费用以及后期费用，康复费用的临床专家建议。
参考依据：1、湖北省首例状告医院侵害“健ＸＸ育选择权”案纪实；2、重庆五中院关于产前过错致缺陷婴儿出生的判决书。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于被告所提交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无异议，对于证据二亦无异议，对于证据三，其认为在当时那个年代国产人工耳蜗是不能对7岁以下小孩植入的，只能用进口耳蜗。且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据原告所知只要有北京户口，在北京蜗植单只人工耳入是免费的。总之对证据三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对于证据三，1、该意见署名不明，不能证明其真实性。2、在本案患儿植入人工耳蜗时，国产人工耳蜗只能植入给七岁以上的患者。3、协和医院的医生无资格出具此类意见建议。对于参考依据，因为并非证据，原告不认可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同时认为被告提供的案例与本案不同，不能类比适用。且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其它法院判例不能当然适用。
经审核后本院认定：由原告提交的证据一、二、七、八、十、十一、十五的真实性及证明内容被告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并作为本案确定事实的主要依据。对于证据三、四、五、六、九、十二、十三、十四、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的部分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均有异议，该部分证据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参考依据。对于原告所举的相关医疗票据，被告认为应当提供原件，该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对于被告所提交的证据一、二，原告不持异议，该部分证据可作为认定本案案件事实的主要依据。对于证三，被告有异议，将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参考依据。对于被告提交的两份参考依据，本院作为材料收集。
经审理查明：原告付琳与原告解志刚系夫妻关系，付琳妊娠三次，曾药物流产及自然流产各一次。2009年初原告付琳再次怀孕，2009年2月26日因全身突发红斑到被告处就诊，病历记载原告付琳全身突发红斑，无明显自觉症状，已1天余，时孕40天。当日医嘱：1、卫生宣教；2、因要保胎儿，故暂不用药；3、血-R，W3.56，N64%，L25.6%。原告付琳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的2009年3月5日的血液化验报告单显示血液中风疹病毒RV-
IgM为阳性。2009年3月10日经被告处TORCH检查，风疹病毒－IgM呈阳性。原告付琳至2009年10月14日生产前共计14次到同济医院门诊进行孕前检查，并有病历记录，但均未见《围保手册》记录。其中2009年7月7日孕前检查记录为赵君，署名乔福元。2009年10月13日至2009年10月19日，原告付琳在被告同济医院住院，入院情况：主诉孕39周收入住院。现病史记载停经1﹢自行用早孕纸检测示怀孕，早孕反应轻；停经40天出现全身红斑，在我院就诊，查TORCH示RVIgM阳性，考虑为风疹，未予以特殊治疗……2009年10月14日，原告付琳产下一女，后经确诊为先天性心脏病、双耳重度耳聋。原告认为被告在诊疗活动中未为原告付琳建立孕产妇保健卡，且在怀疑其感染风疹病毒的情况下，未依法进行产前诊断，亦未充分告知继续妊娠的风险，侵害了二原告的知情权及生育选择权，并导致先天缺陷婴儿的出生，二原告为此支出巨额医疗费，也给二原告造成沉重的心理负担。故原告起诉至本院，诉请如前。
另查明，两原告以其女患先天性心脏病，双耳重度耳聋为由曾向被告投诉，原告对被告的答复不满，并于2011年3月6日，向湖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提出被告同济医院医疗违法行为进行举报和申处的“查处医疗违法行为申请书”。申请具体内容如下：一、医方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要求为原告付琳建立围产保健手册，剥夺了患方法定的在社区机构获得孕期教育知识的权利，同时剥夺了患者因为风疹高危妊娠而受到国家监测的权利，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第十八条的规定。二、同济医院并没有建议原告付琳做羊水、脐血穿刺等医疗检测手段，没有进行产前诊断，没有依法向原告付琳出具产前诊断意见书，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第四条、第二十条，严重违反了国家的优生优育政策，性质非常恶劣。三、实习医生非法行医，代替主治医生签名坐诊，导致孕周计算错误的问题没有被及时发现，从而使胎儿偏小的程序没有得到正确认识。四、被告在原告付琳两次风疹IgM阳性的情况下没有按照常规建议告知终止妊娠，反而在没有说明选择继续妊娠的高风险、可能发生的情况、填写知情同意书的前提下建议继续观察，违反了医生的告知义务，影响了患者对病情的客观了解和客观判断，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二十六条，侵犯了患者的知情选择权。五、原告付琳为高危孕妇，在最后一个半月时宫高已经几乎不再变化，属于明显异常，是明显的宫内发育迟缓，但被告并没有及时发现提示孕妇异常情况，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第十八条，属于严重渎职。六、后期检查过原告付琳的同济医院妇产科医生曾万江和在2009年10月5日给原告付琳做产检的医生都看过孕妇的全部病历，均未告知患者真实情况，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二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第四条，没有将可能发生的医疗过失上报，积极诊断。七、我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风疹为法定丙类传染病，以法律的形式将风疹的防治办法纳入传染病的防治法，接生医生明知原告付琳怀孕早期感染过风疹，新生儿可能宫内感染，在术前谈话中并未告知此可能和风险，事实上也未对风诊疑似新生儿进行确诊、隔离、重点监护和治疗，更未根据规定上报该疑似病例，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第41号）医疗机构传染病预检分诊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八、被告政科在接到投诉以后，组织了调查，并回复了原告，被告没有错误。被告的调查结果和北京中衡司法鉴定所的鉴定结论完全背离。参加该调查的成员事实不分，有悖医学常理，医德败坏。对此，湖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于2012年6月25日作出《省卫生厅关于付琳、解志刚同志“查处医疗违法行为申请书”反映有关问题的答复》。原告对此不服并提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在诉讼过程中因湖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未在规定期限内提交证据，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3月1日作出（2013）鄂洪山行初字第00003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湖北省卫生厅于2012年6月25日作出的《省卫生厅关于付琳、解志刚同志“查处医疗违法行为申请书”反映有关问题的答复》的行政行为。该判决生效后，湖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对原告2011年3月6日的申请查处事项再次进行调查，并于2013年4月7日作出《省卫生厅关于付琳、解志刚同志“查处医疗违法行为申请书”反映有关问题的答复》，主要内容为：一、湖北省卫生厅开展工作的情况。二、关于“查处医疗违法行为申请书”中有关问题的说明。（一）关于“医方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要求为患方建立围产保健手册”问题。根据鄂卫发（2006）44号和武卫（2006）227号规定，孕产妇保健系统管理实行分级管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上门为孕妇建立《武汉市围产保健手册》，2009年武汉市硚口区韩家墩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经对孕期付琳同志的基本情况登记在册。（二）关于“实习医生非法行医，代替主治医生签名坐诊”问题。调查显示：自2009年2月26日起至同年12月1日止，付琳先后16次在被告门诊就诊，其中经乔福元产前检查10次。2009年7月7日，付琳在第5次产前检查时，乔福元为其进行了检查，病历记录由赵君代乔福元签名。根据对乔福元的询问笔录及核对病历记录笔记，无证据表明赵君假借乔福元名义诊治。赵君作为同济医学院在读博士生，系由乔福元带教在同济医院进行临床实习的医学生。根据《医学教育临床实践管理暂行规定》第三条、第十二条，《卫生部关于张安医疗事件有关问题的批复》及《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正规医学专业学历毕业生试用期间的医疗活动是否属于非法行医的批复》的规定，取得省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医学院校医学专业学历的毕业生在医疗机构内试用，可以在上级医师的指导下从事相应的医疗活动，不属于非法行医。赵君代替乔福元签名的行为违反了病历文书的书写规范，已责令被告整改，被告已整改并回告，但该行为不属于“非法行医”。（三）关于“同济医院调查人员在处理申请人投诉调查中包庇隐瞒事实”的问题。根据对调查人员的询问结果，同济医院参与本案调查的经办人员均认为自身是依据法律法规和有关事实开展的调查，他们均承诺对调查过程和作出的有关结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目前，尚没有充足证据证明同济医院调查人员在本案调查过程中存在包庇隐瞒事实情形。（四）关于“对医院投诉处理的工作人员以及涉事医生追究行政处罚和行政责任”的问题。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对于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实施诊疗服务的，对有关机构或医务人员应当进行行政处罚或者追究相应的行政责任。但目前尚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工作人员在投诉调查过程中有违法违规的情形。对于涉事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医疗事故责任追究问题，待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证实后，将依法依规予以追究。（五）关于“《查处医疗违法行为申请书》中提出的查处医疗违法行为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的相关问题。在2011年3月6日《查处医疗违法行为申请书》列举的同济医院“医疗违法行为”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相关问题及第（三）项“导致孕期计算错误的问题没有被及时发现，从而使胎儿偏小的程序没有得到正确认识”的问题，均系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范围。原告对湖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作出的回复仍不服，并向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该委于2013年6月18日作出卫计生复决（2013）2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湖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行政行为。后原告对该决定不服，又起诉至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原告要求：1、依法撤销湖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于2013年4月7日作出的《省卫生厅关于付琳、解志刚同志“查处医疗违法行为申请书”反映有关问题的答复》；2、依法认定或责令湖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认定同济医院未建立“保健围产手册”的行为违法；直接在病历上书写孕检记录的行为违规。3、依法认定或责令湖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认定实习生赵君以乔福元名义坐诊、书写病历并签字的行为属于非法行医；4、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湖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承担。2013年3月1日，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3）鄂洪山行初字第00003号行政判决：一、撤销被告湖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于2013年4月7日作出的《省卫生厅关于付琳、解志刚同志“查处医疗违法行为申请书”反映有关问题的答复》中第二条第（一）项、第（三）项的具体行政行为。二、被告湖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应在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对原告解志刚、付琳2011年3月6日提出的“查处医疗违法行为申请书”中的第（一）项、第（八）项要求重新作出处理。三、驳回原告解志刚、付琳的其他诉讼请求。原告不服，并上诉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后该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再查明，武汉市硚口区韩家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孕产妇信息库中登记有原告付琳的基本资料。该资料系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定期登记档案。该中心相关工作人员反映目前未建立围产保健手册较为普遍，以病历代册较为常见。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被告申请，原告同意，本院委托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就下列内容进行了鉴定：1、被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的诊疗行为与患儿解欣钰的出生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患儿解欣钰的伤残程度、护理依赖程度、护理时间、后期治疗费用、残疾辅助器具费用。2、被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对原告付琳在妊娠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其过错与患儿解欣钰、原告付琳的目前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若存在因果关系，关联程度如何。该鉴定机构于2014年11月20日出具鉴定意见书，其分析说明认为“医院门诊病历材料中未对患者风疹病毒感染继续妊娠的风险性进行告知和记载存在医疗过失”、“风疹病毒感染后继续妊娠的产前检查，在及时提出终止妊娠的医学措施上具有相当的有限性，易出现出生缺陷儿的非预期后果”、“医院在被鉴定人孕期就产前检查和诊断方面存在的过错，并不能对患儿前述发育畸形的诊断时机产生实质性影响”、“医院在后期妊娠的检查过程中未对此引起必要的注意，以及对症性的检查建议、治疗措施；医院在此方面的诊疗工作存在过错。该过错主要影响到对宫内生长发育受限的及时诊断、以及对症治疗，但对于患儿出生后所出现的先天性发育畸形病情，没有治疗上的实质影响作用。”。“本次鉴定综合以上分析认为医院对于被鉴定人付琳风疹病毒感染的危险性未予以足够重视，也未对可能存在的风险性进行明确的书面告知，因此医院的诊疗工作存在过错”，即鉴定意见为：1、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对原告付琳妊娠过程中的诊疗行为存在医疗过错，该医疗过错与患儿解欣钰目前先天性疾病无直接的因果关系；但与患儿解欣钰出生的结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从法医学立场分析，该医疗过错与患儿解欣钰出生结果的因果关系程度，介于次要～共同因果关系范畴，具体民事赔偿责任和程度，请法庭结合审理结果裁定。2、患儿解欣钰先天性双侧耳聋程度评定为四级残疾。3、患儿解欣钰其目前年龄幼小，客观上需要一人予以生理上的护理照料和看护；但因其疾病状态致使护理和看护程度，较同龄儿具有更大的难度，在护理照料情形下需要给予更高要求的监护注意。在护理时间方面，本次鉴定认为目前仅能进行阶段性护理依赖程度评价，即患儿至学龄前7岁时期，需陪护一人予以密切的护理照料和看护。7岁后根据其病情治疗和康复转归情况再予确定。4、患儿解欣钰具有双耳植入人工耳蜗的必要性，现有材料反映其分别于2011年3月、2013年3月两次植入人工耳蜗。后续涉及的相关费用主要有言语处理器更换、电池消耗费用、日常用品更换费用以及学龄前言语训练、康复教育费用。以上费用的评估，本次鉴定首先尊重医患双方协商基础上达成的意见；其次建议以临床专科医院或相关机构出具的费用证明经法庭审理确认；本次鉴定所了解情形说明，以上费用评估存在地区、人工耳蜗类型、后续优惠服务以及时代变代等特点因素影响，现提供大约在6000－10000元／年的费用信息，在必要时供法庭审理时参考。5、患儿解欣钰后续先天性心脏病的治疗费用，本次鉴定无法予以评估，需要临床专科医院出具相应证明，或待治疗结束后经法庭审理确定相应的费用。是否需要其他的残疾辅助器具，尚需要相关的医学证明或建议，请法庭审理裁定。2015年3月9日，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1、被告同济医院在《楚天都市报》醒目位置连续15日刊登因严重违反母婴保健法导致的医疗过失给患者及其家庭带来巨大的经济及精神负担的致歉声明，向原告赔礼道歉；2、被告同济医院未填写《围产保健信息单》、以病历代册致产妇未建立围产保健手册违法；3、被告同济医院未对原告付琳怀孕早期风疹原发感染孕妇进行产前诊断违法；4、被告同济医院赔偿原告损失3781323.02元，其中医疗费155198.12元、护理费2555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300元、康复训练费48000元、残疾赔偿金32144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2923688元、鉴定费23000元、交通费3039.9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邮寄费126元、复印病历费用31元；5、患儿解欣钰因先天风疹综合症出现的心脏及其它疾病的相关费用待实际发生后另案起诉；6、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审理中，被告仍以其辩称意见为由，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仍各执己见，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综上，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1、原告付琳、解志刚的医疗损害责任侵权赔偿请求权基础；2、被告同济医院的过错。3、原告付琳、解志刚的损害后果及被告同济医院的过错与原告损害的后果间的因果关系及责任分配。
本院认为：第一、关于原告付琳、解志刚的医疗损害责任侵权赔偿请求权基础的问题。《母婴保健法》第17条规定：“经产前检查，医师发现或者怀疑胎儿异常的，应当对孕妇进行产前诊断。”、第18条规定：“经产前诊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医师应当向夫妻双方说明情况，并提出终止妊娠的医学意见：（一）胎儿患严重遗传性疾病的；（二）胎儿有严重缺陷的；（三）因患严重疾病，继续妊娠可能危及孕妇生命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孕妇健康的。”；根据《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第4条的规定，公民享有母婴保健的知情选择权，这种权利属于绝对权，经治医师负有不得侵害的义务，因此，产前诊断义务又属于法定义务。根据《母婴保健法》第38条的规定，所谓产前诊断，是指对胎儿进行先天性缺陷和遗传性疾病的诊断。概括来讲，产前诊断义务应包含以下3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给予产前诊断的义务。作出产前诊断并非产前检查的必要内容，并非经治医师在产前检查工作中必须承担的一项一般性义务，只有在特定条件具备的情形下，医师才负有产前诊断义务。根据《母婴保健法》第17条的规定，只有经产前检查，医师发现或者怀疑胎儿异常的，才应当对孕妇进行产前诊断。换言之，如果医师在产前检查中并未发现任何可疑的胎儿异常情形，则予以产前诊断是不必要的，经治医师未给予产前诊断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但是，在产前检查中，一旦经治医师发现或者怀疑胎儿有异常，则必须作出产前诊断，此即医师应承担的给予产前诊断的义务，否则即违法。但何种情形应属“胎儿异常”，不同的医师可能作出截然不同的判断。如果仅以经治医师自身的判断为标准来判定是否应对孕妇作出产前诊断，则产前诊断义务必然被虚化为医师的自由裁量。为此，《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第20条明确规定：“孕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医师应当对其进行产前诊断：（一）羊水过多或者过少的；（二）胎儿发育异常或者胎儿有可疑畸形的；（三）孕早期接触过可能导致胎儿先天缺陷的物质的；（四）有遗传病家族史或者曾经分娩过先天性严重缺陷婴儿的；（五）初产妇年龄超过35周岁的。”之所以对上述5种情形明确作出规定，是因为根据医学经验，在上述情形存在的情况下，胎儿具有异常的可能性在概率上是极大的，因此予以产前诊断实属必要。其次是说明义务。说明义务，即医师的告知及释明义务。根据《母婴保健法》第18条的规定，医师应予说明的情形包括3个方面，即：（1）胎儿患严重遗传性疾病；（2）胎儿有严重缺陷；（3）因孕妇患严重疾病，继续妊娠可能危及孕妇生命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孕妇健康。法律之所以将说明义务纳入产前诊断义务，其目的在于保障夫妻享有的知情选择权。夫妻只有在明确胎儿及孕妇健康状况的前提下，方能依自主意志作出是继续妊娠还是终止妊娠的判断。如果医师作出了产前诊断，但不将产前诊断的内容予以告知释明，则孕妇无由“知情”，更不可能据此作出明智的生育决定。若严格对文义加以解释，《母婴保健法》第18条规定的说明义务与第17条规定的给予产前诊断义务二者的前提条件是不同的：医师在“发现或怀疑”胎儿具有异常的情形下，即应给予产前诊断；而医师只有在经产前诊断“确诊”具有《母婴保健法》第18条规定的3种情形之一时，才负有说明义务。但是，这一文义解释显然具有局限性。对此本院认为，虽然经产前诊断不能确诊胎儿和母亲具有《母婴保健法》第18条规定的3种情形，但若存在合理怀疑的证据表明可能存在这3种情形之一的，经治医师仍负有说明义务。只有这样夫妻的知情选择权才能尽可能得到保障，母婴健康、出生人口素质的提高才能使立法目的得以实现。再次是提出终止妊娠的医学意见义务。提出终止妊娠的医学意见义务与说明义务虽同规定于《母婴保健法》第18条，但这是医师应承担的两种各自独立的义务。如前所述，医师在确诊或具有合理怀疑的情况下都负有说明义务，而在这一点上，提出终止妊娠的医学意见义务与其明显不同，医师只有在确诊的前提下才能提出终止妊娠的医学意见。在提出终止妊娠的医学意见上，法律要求医师以更高的注意义务。之所以作此要求，是因为在医患关系中，就医者对具有专业知识和医疗水平的医师抱有相当高的期望和信赖，医师的意见往往会直接左右夫妻的生育决策，如果医师在没有确诊把握的情况下可以随意提出终止妊娠的医学意见，必然会严重侵害夫妻的知情选择权和生育决定权，这显然于立法目的相悖。此外，提出终止妊娠的医学意见属诊疗中的重大事项，医师必须以书面形式作出；若仅以口头形式作出，应视为未作出。
据此，本案中原告的请求权基础，是医师应给予产前诊断而未进行产前诊断，或者应给予说明而未进行说明，或者应提出终止妊娠的医学意见而未提出意见，都构成对产前诊断义务的违反，为此须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现原告认为被告存在上述行为，故其系本案的适格主体，而与此同时，原告并未提供明确证据证明被告违反了上述产前诊断、说明、终止娠妊医学意见、建议的义务。另被告的上述行为亦未侵害原告的名誉等其他权利，故原告向被告提出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既无事实依据亦无法律依据，对此本院不予支持。
第二、关于被告同济医院的过错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规定“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武汉市孕产妇保健管理系统管理细则》（试行）规定“对首次确诊妊娠的妇女，如未建立《围保手册》，由确诊妊娠的医疗保健机构妇（产）科门诊负责填写《围产保健信息单》，并保证信息单的准确性和完整性”，“认真执行孕妇持《围产手册》就诊制度、严禁用门诊病历代替《围保手册》。”及如前所述《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第20条规定的产前诊断的五种情形等规定均可见，被告同济医院未对原告付琳填写《围产保健信息单》，其行为违反了《武汉市孕产妇保健管理系统管理细则》（试行）的相关规定。至于原告认为被告违反《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第20条规定的诉讼主张，本院结合病历认为，原告付琳并不存在该规定所述五种必须进行产前检查的情形，因此被告并未违反产前诊断义务。同时，本院认定本案原告付琳亦不符合《母婴保健法》第18条所规定的3种情形，故被告并不违反说明义务和提出终止妊娠的义务。本案经委托有专业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鉴定意见认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对原告付琳妊娠过程中的诊疗行为存在医疗过错。但该过错并不能说明被告在治疗过程中负有产前诊断而未诊断的过错。
第三、关于原告付琳、解志刚的损害后果及该损害后果与被告过错医疗行为的因果关系的问题。原告诉讼的损害后果主要包括：1、原告在被告处门诊、住院治疗的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2、原告之女解欣钰的康复训练费、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3、鉴定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邮寄费、病历复印费、购买书籍等费。如前所述，本案中原告的赔偿请求权基础在于医院的产前诊断义务，被告的上述过错行为并未违反给予产前诊断义务、说明义务、终止妊娠的建议义务，尽管被告未填写《围产保健信息单》，亦不足以造成上述损害后果。产前诊断义务的实质，在于保障孕产妇的生育决定权，因此，在医院过错行为没有直接违反上述第一争议焦点中所列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应当考虑该过错行为是否会对患儿发育畸形的诊断时机产生实质性影响，进而判断医院的过错行为是否会对患儿父母的生育决定权构成实质性影响。本案中的因果关系判断既不是对于被告过错医疗行为与患儿出生之间因果关系的判断，也不是其过错医疗行为与患儿先天性疾病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是被告过错医疗行为与患儿发育畸形的诊疗时机的因果关系。北京法源司法科学技术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部分指出“医院在被鉴定人孕期就产前检查和诊断方面存在过错，并不能对患儿前述发育畸形的诊断时机产生实质性影响。”据此，本院认为，并无证据表明被告的过错医疗行为与原告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综上所述，原告以被告的医疗行为存在违反产前诊断义务、侵犯其生育知情选择权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将责任归结于被告有失公平。原告付琳婚后三次怀孕，二次流产后，生育解欣钰，原告付琳对日常的孕妇保健知识和胎儿发育知识理应了解，第三次怀孕期间，原告付琳感染风疹并在不同医院化验检查确认，风疹病毒所产生胎儿畸形或流产的发生率原告应当知晓。但原告仍诉称被告同济医院未对孕妇付琳怀孕早期风疹感染进行产前诊断，并要求被告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均于法无据。本案经鉴定其意见认为：“同济医院在孕妇付琳孕期就产前检查和诊断方面存在过错，该过错并不能对患儿前述发育畸形的诊断时机产生实质性影响”；亦无证据证明被告的过错与原告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困果关系。故对于原告第四项诉讼请求中，涉及原告损害后果与被告过错行为因果关系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如前所述，本案中被告并未违反《母婴保健法》及《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故原告基于此理由提出的第二、三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的第五项诉讼请求，“患儿解欣钰因先天性风疹综合症出现的心脏及其它疾病的相关费用待实际发生后另案起诉”是其自身的权利，故本案中不予处理。至于原告诉称被告违反《武汉市孕产妇保健系统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的规定，要求本院确认被告违法的诉讼请求，原告已经就该事实提出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且行政诉讼已有结论，对于该项诉请本院亦不予处理。对于被告在孕妇付琳孕期就产前检查和诊断方面存在过错，客观上给原告造成一定的精神损害，理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本院结合案情，考虑到原告所受精神损害的客观实际，确定由被告按最高标准补偿原告精神抚慰金50000元。综上，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向原告付琳、解志刚给付精神抚慰金人民币50000元整；
二、驳回原告付琳、解志刚的其他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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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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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审判程序\":\"一审\",\"案号\":\"（2015）泰靖民初字第2402号\",\"不公开理由\":null,\"法院地市\":\"泰州市\",\"法院省份\":\"江苏\",\"文本首部段落原文\":\"\",\"法院区域\":\"\",\"文书ID\":\"27053b34-8dbf-4bc0-b61d-fc7553e4c32a\",\"案件名称\":\"黄卫琴与赵凤桂、薛冬梅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法院名称\":\"靖江市人民法院\",\"裁判要旨段原文\":\"\",\"法院区县\":\"靖江市\",\"补正文书\":\"2\",\"DocContent\":\"\",\"文书全文类型\":\"1\",\"诉讼记录段原文\":\"原告黄卫琴与被告赵凤桂、薛冬梅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1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4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李新到庭参加诉讼，被告赵凤桂、薛冬梅经本院公告开庭传票、证据副本及其他诉讼文书，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判决结果段原文\":\"\",\"文本尾部原文\":\"\",\"上传日期\":\"\\\/Date(1473177600000)\\\/\",\"案件类型\":\"2\",\"诉讼参与人信息部分原文\":\"\",\"文书类型\":null,\"裁判日期\":null,\"结案方式\":null,\"效力层级\":null});$(document).attr(\"title\",\"黄卫琴与赵凤桂、薛冬梅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tdSource\").html(\"黄卫琴与赵凤桂、薛冬梅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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