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武汉中民二终字第0099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魏海方。
上诉人（原审被告）：唐玉梅。
二位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王文峰，湖北中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倪三元。
委托代理人：倪延芳，（系倪三元之女，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徐婷婷，湖北鼎力众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
上诉人魏海方、唐玉梅与被上诉人倪三元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4）鄂武昌民初字第053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8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汤晓峰任审判长，审判员晏明主审、审判员李行参加的合议庭，书记员周常青担任记录。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查明，倪三元与魏海方原为同事关系。魏海方与唐玉梅原系夫妻关系，2014年5月7日双方登记离婚。
2002年开始，魏海方开始向倪三元借款。之后，魏海方持续向倪三元借款且出具《借条》。至2012年10月，魏海方陆续向倪三元出具借条11张，其中有，2012年4月3日的借条1张借款二万元，2012年4月13日的借条2张借款五十七万五千元和三十万元，2012年4月21日借条1张借款四万元，2012年4月27日的借条1张借款二十八万五千元，2012年5月22日的借条1张借款四万元，2012年6月25日的借条1张借款一百六十一万四千元，2012年7月30日的借条1张借款五十一万元，2012年8月28日的借条1张借款五十四万元，2012年9月7日的借条1张借款十六万元，2012年10月11日的借条1张借款六十五万元。借款合计4，734，000元（下简称涉案借款）。
自2012年12月29日至2014年4月28日，魏海方通过案外人李某陆续向倪三元还款二十九万元。后倪三元向魏海方索要借款未果。
2014年10月28日，倪三元诉诸法院，请求判令对方偿还其共计人民币一百零五万五千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从起诉之日起计算，至本金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类贷款四倍计算），后其变更诉请为，对方偿还其借款人民币四百七十三万元四千元。
魏海方、唐玉梅辩称，借款人是武汉汇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简称武汉汇新公司），而魏海方只是经手人。借钱是从2001年开始的，倪三元借款是高利贷、利滚利。涉案借款的金额属于本息重复累计而成，倪三元没有提供相应的凭证和流水，即便存有借条，法院也应当对借款凭证、流水予以必要审查。
一审中，倪三元向法院提出诉讼财产保全申请，2014年11月18日，法院作出（2014）鄂武昌民保字第00094号民事裁定书，依法冻结查封魏海方、唐玉梅银行存款4，734，000元或其他等值财产。
庭审中，魏海方提交2011年12月30日由武汉汇新公司出具的收据（下简称《收据》）载明，交款人倪三元，收款金额5，082，150元。并提交2015年4月2日由武汉汇新公司出具的证明（下简称《证明》）中载明，“魏海方退休后受聘于武汉汇新房地产开发公司，在我公司售楼部工作，负责管理倪三元的资金收付及结算”。
庭审中，魏海方称2013年倪三元带其子女撬开其在武昌区检察院宿舍6楼大门，入室盗窃（包括账目和已结算完毕保存在家中的借条）。
一审认为，魏海方向倪三元借款的事实有借条予以证实，法院确认双方借贷关系成立。倪三元要求对方偿还借款，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借款金额，应扣除魏海方已偿还的290，000元。
关于借款利息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八条第一款“借贷双方对有无约定利率发生争议，又不能证明的，可参照银行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规定，因双方未书面约定借款利息，利息应当从起诉之日即2014年10月28日起，至本金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魏海方借款发生在与唐玉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属于家庭共同债务，唐玉梅应对魏海方涉案借款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对于魏海方系武汉汇新公司的职工，其为该借款的经办人，借款人应是武汉汇新公司的辩称，法院认为，倪三元是向魏海方付款，魏海方向倪三元出具借条，因《收据》在魏海方手中，并未将该收据交给倪三元，且在2011年12月30日后向倪三元出具了11张《借条》，故对此抗辩意见，法院不予采信。对倪三元撬门盗窃财物一事的主张，魏海方、唐玉梅可另行起诉或者向公安机关报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魏海方、唐玉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倪三元偿还借款4，444，000元及利息（自2014年10月28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驳回倪三元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2，336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人民币27，336元，由魏海方、唐玉梅负担（此费倪三元已预交29，336元，魏海方、唐玉梅应在履行上述金钱给付义务时一并向倪三元支付）。
一审宣判后，魏海方、唐玉梅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魏海方、唐玉梅诉称，一审法院未查明涉案借款的实际交付行为，即以利滚利形成的《借条》判决认定涉案借款的数额，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未准许其追加武汉汇新公司为本案当事人的申请，遗漏了实际借款人武汉汇新公司，属于审理程序违法；一审判决唐玉梅连带承担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予以改判。
被上诉人倪三元辩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承认的事实有，1、涉案借款的起始时间为2001年；2、11张《借条》均为魏海方书写，均未约定借款的期限及利息，涉及金额共计人民币4，734，000元；《借条》其中的5份上写有“武汉江新房地开发公司，经手人魏海方”，但未加盖该公司的印章；3、倪三元承认魏海方已经偿还人民币290，000元；4、魏海方、唐玉梅提出涉案借款的共计金额为利滚利的结果，但未提交证据证明；5、魏海方提出涉案借款属其职务行为，实为武汉汇新公司融资而管理倪三元资金的主张，却未提交证据证明该行为受托于倪三元。
二审另查明，1、个人跨行电子支付凭证显示，日期2010年4月13日，付款人倪延芳，收款人魏海方，金额人民币400，000元；2、《收据》（第三联）显示，入账日期2011年12月30日，交款单位倪三元，人民币5，082，150元，借款年息25%，武汉汇新公司（盖印），第三联交给付款单位；3、11张《借条》的时间跨度，自2012年4月3日至2012年10月11日；4、因民间借贷纠纷，案外人起诉倪三元偿还借款，一审法院分别判决倪三元偿还案外人375，900元和120，000元；5、魏海方与唐玉梅于2014年5月7日登记离婚；6、2015年1月20日，魏海方、唐玉梅向一审法院提交追加武汉汇新公司为本案被告的申请；7、2015年5月5日一审开庭笔录记载有，魏海方提交《收据》，拟证明倪三元与武汉汇新公司存在借贷关系，武汉汇新公司向倪三元借款5，082，150元，魏海方仅作为经手人的事实；倪三元陈述“（借款）从2001年开始，金额不等从各个亲戚朋友在给。（对魏海方提交的《收据》）如果这个是真实的，我们会向汇新公司另行起诉追还借款”；魏海方、唐玉梅陈述“原告（指倪三元）起诉借条部分是从我家偷的，倪三元借款是高利贷，2012年我以投资生意为由向原告借款。补充，原告的借款人是武汉汇新公司，被告（指魏海方）是经手人，并非借贷关系当事人。（《借条》）虽然是魏海方亲笔书写，我们对其关联性、证明目的有异议。（对于《收据》为何由魏海方持有）魏海方是作为原告和武汉汇新公司经手人，资金的收支结算都是魏海方经手，武汉汇新公司借款很多，魏海方作为经手人票据都是在他手里”；一审法官表示“被告（指魏海方、唐玉梅）申请追加武汉汇新公司参加诉讼，法庭认定所有收条都是魏海方出具的，所以当庭驳回被告提出的追加申请。清楚吗”，双方当事人均回答“清楚了”。
本院认为，魏海方向倪三元出具《借条》，并经电子支付或其他方式的交付，时间跨度达十年，其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的规定，魏海方与倪三元之间构成借款合同关系。
关于《收据》显示内容的问题。一审中，鉴于《收据》由魏海方向法院提交，拟证明涉案借款的借款人为武汉汇新公司而非魏海方的事实，但从《收据》显示的时间上，其形成于11张《借条》之前，与《借条》的涉案借款缺乏时间的关联性；从《收据》显示的金额上，与《借条》合计金额4，734，000元为利滚利的复利之主张不符合一般人理解出借能力的逻辑性；从《收据》显示第三联的交给付款单位，而该凭据由“代表”收款单位的魏海方持有则有违财务管理的原则性。一审判决未采纳《收据》，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的规定。
关于借款合同相对人的问题。本案涉案借款的11张《借条》，虽其中有5份上写有“武汉江新房地开发公司，经手人魏海方”的字样，但鉴于魏海方既非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相关《借条》上亦未加盖该公司的印章，更缺乏该公司受托于倪三元为其管理资金的证据，且《收据》未被一审法院采纳，一审判决认定借款合同的相对人为魏海方，符合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借款行为是借贷双方之间形成的客观事实，而借款用途则是借款人单方自行处分所借款项的主观动机，二者的含义不同。借款行为的客观性不因借款用途的主观性而改变。即使涉案借款用于武汉汇新公司，也只是魏海方的借款用途而非借款行为。魏海方、唐玉梅提出一审判决遗漏武汉汇新公司属审理程序违法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涉案借款数额的问题。本案中，由于11张《借条》的合计金额为4，734，000元，魏海方、唐玉梅虽异议该合计金额并主张其为复利计算的事实，却未提交证据证明，且在一审所提交的《收据》，虽拟证明借款人的主体，但却相反地证明倪三元具有相应的出借能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魏海方、唐玉梅对异议《借条》合计金额负有举证证明责任，因其未提交相关证据，则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认定涉案借款金额，符合法律规定。魏海方、唐玉梅提出一审法院未查明涉案借款的实际交付行为即以利滚利形成的《借条》判决认定涉案借款的数额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的主张，缺乏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连带责任的问题。魏海方与唐玉梅登记离婚的时间为2014年5月7日，而涉案借款《借条》记载的时间均在此时之前，于其夫妻关系的存续期间。一审判决认定唐玉梅连带承担相应责任，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的规定。魏海方、唐玉梅提出一审判决唐玉梅连带承担责任属适用法律错误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上诉人魏海方、唐玉梅提出撤销原判、予以改判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4，672元，由魏海方、唐玉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汤晓峰
审判员 晏 明
审判员 李 行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九日
书记员 周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