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2刑初21号
公诉机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被告单位北×，住所地北京市房山区长阳万兴路**号D-158,法定代表人仲秋。
诉讼代表人仲春丽，女，1971年4月29日出生。
被告人朱×，男，1969年11月19日出生；因涉嫌犯单位行贿罪于2015年3月26日被取保候审。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京二分检刑诉[2016]2号起诉书指控被告单位北×、被告人朱×犯单位行贿罪，向本院提起公诉。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的决定，本院于2016年3月21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6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派代理检察员于淳烨出庭支持公诉，被告单位北×的诉讼代表人仲春丽、被告人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被告单位北×、被告人朱×于2010年至2014年间，为承揽北京市公安局加密电视电话会议系统项目、更换市局程控电话交换机及配套系统建设项目和执法监督平台项目等，先后多次给予北京市公安局信息通讯处原副处长呼延×、曹×，北京市公安局科技信息化部有线处原处长周×（上述人员均另案处理）钱款共计人民币90万元。
被告人朱×于2015年3月25日被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查获归案。
针对上述指控的事实，公诉机关向本院移送了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等证据，认为被告单位北×、被告人朱×，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钱款，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单位行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被告单位的诉讼代表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单位行贿犯罪事实未提出异议。
被告人朱×当庭表示认罪，并表示自己无前科、社会危害性小，希望法庭酌情对其处罚。
经审理查明：被告单位北×（以下简称×公司）、被告人朱×于2010年至2014年间，为承揽北京市公安局加密电视电话会议系统项目、执法监督平台项目、更换市局程控电话交换机及配套系统建设项目等，先后多次给予北京市公安局信息通信处原副处长呼延×、曹×，北京市公安局科技信息化部有线处原处长周×（上述人员均另案处理）钱款共计人民币90万元。
2015年3月25日，被告人朱×经侦查机关电话通知到案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
针对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出示了下列证据：
（一）被告单位×公司通过被告人朱×多次给予呼延×人民币50万元的证据
1、证人呼延×的证言：2011年北京市公安局要做加密电视电话会议系统，因为公安局加密系统不能用国外设备，我考察了几个国产厂家的电视电话会议系统设备，朱×作为华为产品的代理商陪同我进行了考察，我与朱×就认识了。
在考察之后，朱×找到我说想要参与加密电视电话会议系统设备采购的投标，希望我给予支持。我说华为的设备不错，可以支持。在后来的一次见面中，我和朱×谈到了感谢费的事情，确定为50万元。因为华为是国内的主要品牌，我们也倾向于用华为产品，所以朱×在做招投标方案时是有一定优势的。加密电视电话会议系统是一个保密项目，朱×就找了一家公司来参与招投标。整个招投标由市局装财处负责，因为加密电视电话会议系统是一个保密项目，还需要图像处起草一个文，由信通处发给装财处，在这个文件上面要推荐三家公司、建议一家公司。图像处在起草文件的时候，向我做了汇报，打算建议朱×挂靠的公司，我听了之后表示同意，后来朱×就中标了。
我记不清楚每次收朱×钱的情节了，大概是朱×分几次把钱给了我，最后的总数是50万元人民币。这些钱都应该是百元面值，一万元一叠，我收了这些钱都放在办公室的抽屉里。
2、领导干部综合情况表、中共北京市公安局信息通信处委员会信通文[2009]35号关于印发《信息通信处党委成员排序和分工》的通知、中共北京市公安局信息通信处委员会信通文[2011]55号关于领导班子成员排序分工情况的报告、中共北京市公安局科技信息化部委员会科信文[2012]35号关于印发领导班子工作分工的通知、中共北京市公安局科技信息化部委员会科信发[2014]5号关于印发领导班子工作分工的通知等书证证明呼延×于2010年至2014年曾任北京市公安局信息通信处副处长。
3、北京市公安局信息通信处关于将现有电视电话会议系统进行加密改造的请示、关于全局电视电话会议系统割接的请示、文件呈批表等书证证明北京市公安局加密电视电话会议系统的请示及审批的情况。
4、关于北京市公安局涉密电视电话会议系统是否采取公开招标的情况说明、信息通信处工程项目（买卖、技术合同）审批表、北京市公安局科学技术委员会科委发字[2010]25号关于北京市公安局加密电视电话系统建设工程立项与实施意见、成交结果确认书等书证证明：×公司通过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竞标获得北京市公安局加密电视电话系统建设工程的情况。
5、北京市公安局加密电视电话会议系统项目商务合同、采购合同证明：北京市公安局与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与×公司就有关设备采购签订合同的情况。
6、记账凭证、银行账户明细对账单等书证证明×公司的出账明细情况。
7、情况说明证明仲×为北×股东，在注册时没有出资，在经营过程中不享有经营决策权，不参与公司分红。在公司主要负责日常行政管理和出纳工作，自2013年公司在银行办理网上转账业务，通过网银有时将现金直接转到仲×个人农业银行卡上用于日常业务的现金使用。2014年3月11日，仲×曾网银转账20万到其账户，并于当日将20万现金取出交给朱×。
8、刑事判决书证明呼延×利用职务便利接受×公司的请托，收受朱×给予钱款50万元的事实。
9、被告人朱×的供述：我在2007年2月成立了北×，注册资本50万，后期增资到300万，公司所有出资都是我个人的。仲×只是挂名股东和法人代表，我是总经理。
2010年北京市公安局要做加密电视电话会议系统，呼延×带队考察了各个厂家的电视电话会议系统设备。我作为华为独家代理商陪同呼延×进行了考察，并与呼延×正式认识了。2010年下半年呼延×给我打电话让我到他办公室，他跟我说觉得华为产品挺好的。我听了之后表示感谢领导支持，说完我就走了。不久，呼延×给我打电话约我在崇文门附近吃饭，期间，呼延×对我说信通处考察后感觉华为产品不错，可以考虑用我们的产品，但是我们想中标的话，得拿点费用。我问需要多少费用，呼延×说给合同金额的5%，我同意了。过了一会儿，我反应过来这个合同里面包含保密机的价格，而我们只提供电视电话会议设备，保密机跟我们没有关系，我就跟呼延×说费用里面不能加上保密机的报价，呼延×听了也同意了。在我们商量完之后，呼延×跟我说这个事情就不用再找别人了，意思是通过他就可以做成这个项目。过程中，呼延×还跟我说这个项目是涉密项目，需要有涉密资质的公司合作。刚好当时×公司找到我们表示他们了解到北京市公安局的加密电视电话会议系统想用华为产品，他们想从我这里拿设备。我经过了解确认×公司比较可信，我就同意了。最后×公司作为总包商参加了北京市公安局加密电视电话会议系统的招投标并中标了。中标后，我给×公司报价，他们从我这里拿设备，与北京市公安局做成了加密电视电话会议系统项目。
因为加密电视电话会议系统的项目，我总共给了呼延×50万元。在2011年中秋节，我给呼延×准备了10万元人民币，钱是十叠，一叠一万元，都是面值一百元的人民币，用报纸包起来装在塑料袋里。我准备好钱后就约呼延×吃饭，吃完饭临走时，我把钱放在他车里，跟他说了一句节日快乐，呼延×说了句谢谢就走了。这10万元人民币是从×公司账上提取的现金。我还在2012年和2013年的春节、中秋节给了呼延×四次5万元，共计是20万元。这四次应该都是我到呼延×办公室把钱给他。钱都是五叠，一叠一万元，都是面值一百元的人民币，一般都是用报纸包着装在塑料袋里。见面的时候我就跟呼延×说节日快乐，然后把钱给他，呼延×知道这是给他的感谢费。这些钱也是从×公司账上提取的现金。2014年春节，我给了呼延×20万元人民币。这钱是出纳仲×通过网上银行把钱转到她的账户上，她到银行把钱取出来再交给我。20万元应该是两大捆，都是面值一百元的人民币。我打电话给呼延×约吃饭，吃完饭之后，我把钱放在呼延×车上，说了句春节快乐就走了。给呼延×这些钱是我给他的感谢费，因为呼延×把北京市公安局加密电视电话会议系统项目交给我，我答应给合同标的5%的感谢费。我就陆陆续续把这50万元给了他。没有他的帮助，我拿不到北京市公安局加密电视电话会议系统的项目。
（二）被告单位×公司通过被告人朱×多次给予曹×人民币30万元的证据
1、证人曹×的证言：2010年中旬左右，市局督察总队要建一个执法监督平台系统。这个项目之前是由李×副处长跟进，后来几位领导和刘×找到我要我成立一个小组，并由我代表信通处负责这件事。2010年下半年，朱×主动找到我表示想做这个项目里面的电话记录设备。之后我让朱×出了一个方案，但和我想的有一些差距，我提了应用功能等几个专业上的改进建议，使朱×的产品更能符合这个项目业务工作的要求，例如传输保密要求、故障检测要求等等，这也在无形中使朱×公司的产品在市面上具有先进性、唯一性，其他公司的产品就一时不会达到设备要求。这个项目先期由航×公司做技术方案，航×公司在做技术方案之前要进行调研，我牵头开了几次项目协调会。在项目协调会上，我说朱×公司研发的电话录音仪的指标、功能符合工程要求，还提出了一些技术建议，能够满足督察工作的需要。技术方案中录音仪的技术指标以朱×的公司为主，然后就将这部分内容加到航×公司的技术方案里。航×公司写完方案后，通过市局科技处向北京市计划经济委员会报送方案，审批通过之后，2010年底进行招投标，航×公司最终中标。我记不清是否找过航×公司项目负责人李×说过让他们公司使用×公司电话记录仪，但是我肯定和航×的负责人说过你们就用朱×公司的产品，我都给他们把关了的话。之后航×公司与×公司签订合同以及合同金额的事我就不清楚了。
因为我当时参与了×公司的新产品技术改进工作，并将这款产品推荐给了航×公司使用。朱×说向我表示感谢，我说想买一辆汽车家用，朱×说让我买个好点的，我说没有这个必要，觉得大众途观挺好的，但当时因为太贵了要30多万元就没有买。在朱×实际给我钱的时候，我已经花了不到30万元购买了一辆斯巴鲁森林人轿车。朱×给我的30万元一共是分三次，每次十万元给的我。第一次是2011年春节前的一天晚上，朱×给我打电话约我到他们公司附近知春路城铁站东南角的一个丁字路口，我开着一辆黑色现代领翔轿车到了后就给朱×打电话，见面后他拎了一个袋子上了我的车，聊了一会儿后朱×对我说表示感谢，因为什么感谢我都清楚，同时递给我一个纸袋子，里面是10万元现金，钱都是百元面值的，一万元一整捆，一共10捆。我之前已经意识到里面是钱。第二次是2011年中秋节前几天的晚上，朱×给我打电话约我到上次见面的地点，我开了一辆黑色ix35轿车去的那里。给钱的具体经过与第一次相同，钱都是百元面值的，一万元一整捆，一共10捆，一共是10万元人民币。第三次是在2012年春节前的一天晚上。朱×又给我打电话约我到上次见面地点，我也是开着那辆黑色ix35轿车去的那里。给钱的具体经过与第一次也相同，钱都是百元面值的，一万元一整捆，一共10捆，一共是10万元人民币。
2、领导干部综合情况表、北京市公安局京公任字[2004]62号关于曹×同志试用期任免职的通知、京公任字[2005]145号关于宋×等二十九名同志结束试用期继续任职的通知、信通文字[2006]17号中共北京市公安局信息通信处委员会关于规范处领导班子分工的意见、信息通信处党委成员排序和分工等书证证明：被告人曹×于2004至2011年间曾任北京市公安局信息通信处副处长。
3、北京市公安局科学技术委员会关于基层固定执法场所音视频现场监控系统项目的立项与实施意见证明北京市公安局建立执法监督系统的立项情况。
4、产品购销合同证明航×公司与×公司签订多份录音仪采购合同的情况。
5、记账凭证、单位明细对账单等书证证明×公司的出账明细情况。
6、被告人朱×的供述：大概2002年左右，我在怡德亨公司做主管时认识了曹×。2010年左右，曹×是市局执法监督平台项目的负责人，市局为这个项目在市场上对电话录音仪设备进行了调研。后来曹×找到我说在市场上没找到符合他们要求的电话录音仪，问我能不能按照他们的要求开发一款。我答应后，做了一款电话录音仪，就把样机拿给曹×看，曹×提出了改进要求。后来我把改进后的样机拿给曹×看，曹×看了之后比较满意，跟我说这个项目的总包商是航×公司，他会帮我向航×公司推荐，还给我介绍了航×公司的李×。然后我就联系李×让他看看电话录音仪样品和技术参数，李×看了样机后感觉挺满意，我就把电话记录仪的技术指标提供给了航×公司。后来航×公司中标执法监督平台项目，我们公司就和航×公司签订了第一批电话录音仪的采购合同。
后来曹×找到我说航×公司跟我们公司电话录音仪的事基本上确定了，他想买一辆途观轿车，费用大概30万元，让我帮忙解决一下。我当时答应给曹×30万元，后来分三次给了他。第一次是在2011年春节前，我凑了10万元钱，百元面值，一万一叠，用报纸包着装在塑料袋里面，我给曹×打电话说东西准备好了，让他到我们公司来。他下班后开着一辆现代汽车到我们公司门口知春路的辅路上，我上了他的车把准备好钱的塑料袋给了曹×，他明白这是钱。我没说多少钱，他没问也没数，说了声谢谢就走了。第二次是在2011年中秋节左右，我准备了10万元钱，都是百元面值，一万一叠，用报纸包着装在塑料袋里面，然后我给曹×打电话说东西准备好了，让他到我们公司来，给钱的经过与第一次相同。第三次是在2012年春节左右，我准备了10万元钱，百元面值，一万一叠，用报纸包着装在塑料袋里面，我给曹×打电话说东西准备好了，让他到我们公司来一下，给钱的经过与第一次也相同。这30万元人民币是从×公司账上慢慢提出来的，因为每次只能取5万元人民币，我就让出纳仲×或者其他人分多次到银行取的。
曹×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我不可能拿到执法监督平台项目，我之前不知道这个项目，是曹×主动找我，我才开发了电话录音仪，最后做成了这个项目。曹×又跟我要30万元用于买车，我为了感谢曹×帮助我拿到电话录音仪项目，也为了以后验收顺利通过，就给了他30万元。
（三）被告单位×公司通过被告人朱×给予周×人民币10万元的证据
1、证人周×的证言：我在图像处任处长期间认识了×公司的朱×，当时我们没有任何业务往来。2010年我到有线处任处长的时候，×公司与市局有线处已经合作了很多年。
2014年市局有一个程控交换机改造项目，这个项目的标的是三百多万元，这个项目招标、施工等工作主要由有线处副处长张×负责，我没有具体负责过这个项目。2014年2月份该项目开始招标，最终北京大×公司中标。在施工期间，我发现有很多×公司的员工在干活，我就把朱×叫到我的办公室问他是怎么回事，朱×说他借大×公司的资质来参与投标，实际上是由他们×公司运作，我就知道了这件事。过了一段时间，大约是四五月份，朱×给我打电话约我到市局南门对面在他的深色凯迪拉克轿车上给了我10万元人民币，钱是放在纸袋信封里，是一万元一捆的百元面值人民币，一共10捆，他说是这事儿（程控交换机改造项目）的一点儿意思。当时我接过钱后没说什么也没有数，下午把钱拿回办公室后，我打开看了一下是10万元，就把钱锁在我的柜子里了。大概过了一段时间，我把这些钱存到银行了。
我认为朱×给我钱是我发现了×公司在投标过程中不具备市局招标条件，借北京大×公司之名参与中标这件事，在项目施工过程中被我发现后，他为了堵住我的嘴不让我把这件事说出去。我在收了钱之后也没有把这件事情说出去，×公司最后把这市局程控交换机改造项目做完了。
2、北京市公安局科技信息化部科信任字[2012]01号关于王×等9名同志任免职的通知、北京市公安局科技信息化部科信任字[2014]17号关于谢×等3名同志免职的通知、北京市公安局科技信息化部出具的情况说明等书证证明周×于2014年曾任北京市公安局科技信息化部有线通信处处长。
3、北京市政府采购项目委托代理协议、中标通知书、北京市公安局更换市局程控电话交换机及其配套系统建设项目技术合同书、商务合同等书证证明：北京大×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中标北京市公安局程控电话交换机及配套系统建设项目及签订合同的情况。
4、北京市公安局更换市局程控电话交换机及其配套系统建设项目商务合同书证明：北京大×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与×公司签订设备供应合同的情况。
5、历史交易明细查询、电子银行交易回单、记账凭证等书证证明×公司的出账明细情况。
6、被告人朱×的供述：在之前考察加密电视电话会议系统设备的时候，周×作为图像处处长随行考察，我们就认识了。后来周×调到有线处任处长后，我和周×接触就多了。
在程控交换机项目之后，周×给我挑了很多问题和毛病。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周×说我在图像处做项目的时候不搭理他，还说没有他签字，这个程控机项目的验收通不过。在2014年5、6月份，我打电话给周×约他见面，我开车到了市局附近的路边上，周×来到我的车里，我把用报纸包着的钱放在塑料袋里交给了周×，周×说了句谢谢就走了，这10万元钱是从×公司账上取的。我给周×钱是因为害怕他不给通过程控交换机的验收，也担心他把我排挤出北京市公安局的项目。
公诉机关还当庭宣读、出示了以下证据：
1、到案经过、工作说明证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于2015年3月25日对朱×以涉嫌单位行贿罪立案侦查，并于当日电话联系朱×。侦查人员在电话中向朱×表明身份后，要求其来检察院配合相关案件的调查，朱×于当日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接受调查。
2、北×营业执照证明该公司的工商注册情况。
3、立案决定书、取保候审决定书等证明本案立案及对被告人朱×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
4、户籍材料证明被告人朱×的自然情况。
上述证据经当庭质证，被告单位的诉讼代表人及被告人朱×未提出异议，本院对言辞证据之间相互印证的部分及其他证据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告单位北×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在承揽北京市公安局加密电视电话会议系统等项目时违反法律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情节严重；被告人朱×作为该公司的总经理，系行贿行为的具体实施者，应认定为单位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单位及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单位行贿罪，依法均应予惩处。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被告单位北×、被告人朱×犯单位行贿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鉴于被告人朱×自动投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自首，且具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对其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等情节，可依法对其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另朱×作为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自动投案如实交代单位犯罪事实，对被告单位北×亦可认定为自首，可依法予以从轻处罚。关于被告单位的诉讼代表人及被告人朱×的当庭辩解，本院酌予采纳。被告单位及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发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对单位行贿犯罪中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增加了罚金刑，本院依据从旧兼从轻的原则，根据被告单位北×及被告人朱×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三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六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单位北×犯单位行贿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限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
二、被告人朱×犯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缓刑考验期限自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
审 判 长 易大庆
代理审判员 刘 波
代理审判员 张 兵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陈 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