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苏0611行初241号
原告南京晟邦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南京市鼓楼区汉中门大街301号401室。
法定代表人王成，职务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胡晓勇，江苏融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冬亚，江苏融悦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南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南通市工农南路150号。
法定代表人凌建华，职务局长。
应诉负责人陈珏新，南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调研员。
委托代理人谢庆斌，北京市炜衡（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邵鹏飞，男，1982年9月7日生，汉族，住南通市港闸区。
原告南京晟邦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邦公司）不服被告南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南通人社局）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确认，于2018年5月2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于5月31日向被告南通人社局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邵鹏飞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邵鹏飞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7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晟邦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胡晓勇，被告南通人社局副调研员陈珏新及委托代理人谢庆斌，第三人邵鹏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8年4月26日，被告南通人社局作出2017B137-1《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2016年7月9日下午15时34分左右，第三人邵鹏飞在为原告晟邦公司送快递时摔伤，后至南通市第二人民医院治疗，诊断为右侧胫腓骨骨折。第三人邵鹏飞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认定为工伤。
原告晟邦公司诉称：1.涉及原告晟邦公司的工伤认定应由其所在的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管辖，被告南通人社局对本案没有管辖权。2.第三人邵鹏飞申请工伤认定超过法定时效。被告南通人社局称第三人邵鹏飞于2017年7月8日邮寄工伤认定申请，但原告晟邦公司并未看到此证据。原告晟邦公司于2017年11月1日才知道第三人邵鹏飞提起的确认劳动关系之诉，2018年3月收到被告南通人社局寄送的通人社工告[2017]B第137-1号《工伤认定限期举证告知书》后才知道案涉工伤认定申请。3.第三人邵鹏飞已经自认与南京晟邦物流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以下简称晟邦南通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提起劳动仲裁后又撤诉，被告南通人社局无视此事实。原告晟邦公司与第三人邵鹏飞签订合作协议，双方为一定区域之间的劳务承包关系，第三人邵鹏飞的车辆及保险已由第三人邵鹏飞自行购买。被告南通人社局无视原告晟邦公司提交的可以证明原告与第三人邵鹏飞不存在劳动关系的合作协议，而迳行认定第三人邵鹏飞与原告晟邦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违法。4.第三人邵鹏飞申请变更工伤认定主体，被告南通人社局在没有法定职权的前提下，将用人单位变更为原告晟邦公司违法。请求撤销被告南通人社局作出的2017B137-1《认定工伤决定书》。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南通人社局负担。
原告晟邦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证明原告晟邦公司的企业信息。
2.通人社工中字[2017]第8号《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证明第三人邵鹏飞提起工伤认定的主体为晟邦南通分公司。
3.《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申请书》《庭审笔录》、港劳人仲案字[2017]第309号《裁定撤诉通知书》，证明第三人邵鹏飞自认与晟邦南通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4.通人社工告[2017]B第137-1号《工伤认定限期举证告知书》《情况反映及工伤答辩》，证明原告晟邦公司于2018年3月收到被告南通人社局送达的举证告知书时已经超过法定一年的工伤认定申请时效，且被告南通人社局将案涉工伤认定主体变更为原告晟邦公司没有法律依据。
5.《合作协议》《方案选择》、第三人邵鹏飞签署的《申明》，证明第三人邵鹏飞自愿签署合作协议，其与原告晟邦公司仅存在劳务承包关系，且第三人邵鹏飞的车辆及保险由第三人自行购买。
6.晟邦南通分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证明晟邦南通分公司具有主体资格。
7.2017B137-1《认定工伤决定书》，证明被诉行政行为的存在。
被告南通人社局辩称：1.被告南通人社局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原告晟邦公司未在其注册地南京市替第三人邵鹏飞缴纳工伤保险，且在南通市有经营地，第三人邵鹏飞是在南通市受伤，被告南通人社局对本案具有管辖权。2.本案工伤认定申请和认定未超过时效。第三人邵鹏飞于2016年7月9日受伤，于2017年7月8日以晟邦南通分公司为被申请人向被告南通人社局邮寄工伤认定申请，同年9月12日就劳动关系的确认申请劳动仲裁，被告南通人社局根据《江苏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第十六条之规定中止认定程序。第三人邵鹏飞于2018年2月27日申请恢复认定程序，并将被申请人由晟邦南通分公司变更为原告晟邦公司，故第三人邵鹏飞的工伤认定申请在法定期限之内。3.第三人邵鹏飞与原告晟邦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第三人邵鹏飞虽然与原告晟邦公司签订的是合作协议，因原告晟邦公司是独立的用人单位，其主营业务是国内快递，第三人邵鹏飞以原告晟邦公司的名义对外承接快递的配送任务，在原告晟邦公司的业务范围之内。原告晟邦公司制定了站长操作流程、晟邦配送手册、投诉判定标准及处罚标准、晟邦物流八大禁令等规章制度对第三人邵鹏飞等人员进行管理，并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第三人邵鹏飞的工资。以上事实符合劳动关系认定的要件，根据劳社部发[2005]12号《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之规定，被告南通人社局确认第三人邵鹏飞与原告晟邦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合法。4.被告南通人社局根据第三人邵鹏飞的申请，将工伤认定的责任主体变更为原告晟邦公司并无不当。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原告晟邦公司的诉讼请求。
2018年6月12日，被告南通人社局向本院提交以下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及依据：
一、证据
1.《工伤认定申请表》及邮寄凭证、第三人邵鹏飞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晟邦南通分公司的企业信息、《理赔决定通知书》、医疗费发票、微信聊天记录、电动车及工作服照片、南通市第二人民医院门诊病历、DR诊断报告单、《病情证明书》、2017年9月12日第三人邵鹏飞的申请、原告晟邦公司的企业信息、《信息公开申请表》、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2018年2月26日第三人邵鹏飞的申请、《恢复工伤认定程序申请》《情况说明》，证明第三人邵鹏飞向被告南通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的事实。
2.《工伤申请答辩状》，证明晟邦南通分公司认为其与第三人邵鹏飞不存在劳动关系，且第三人申请案涉工伤认定已超过法定时效。
3.《情况反映及工伤答辩》、港劳人仲字[2017]第309号《庭审笔录》、港劳人仲字[2017]第309号《裁定撤诉通知书》《合作协议》《情况说明》，证明原告晟邦公司在工伤认定程序中认为第三人邵鹏飞与原告不存在劳动关系，且第三人申请案涉工伤认定已超过法定时效。
4.被告南通人社局对第三人邵鹏飞、原告晟邦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胡晓勇及孙某、童某所作的《调查笔录》、现场勘察照片（包括晟邦投诉判定标准及处罚标准、站长操作流程、晟邦配送手册、晟邦物流八大禁令、晟邦物流投诉受理及赔偿办法、晟邦物流服务种类及营业时间、晟邦物流站点消防安全、四月份签收率、四月份轮休表、实时签收计划等），证明第三人邵鹏飞以原告晟邦公司的名义对外承接快递配送任务，原告晟邦公司通过制定站长操作流程、配送手册、投诉判定标准及处罚标准、晟邦物流八大禁令等规章制度对第三人邵鹏飞进行管理,并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第三人的工资。
5.[2017]B第137号《工伤认定受理决定书》、通人社工告[2017]B第137号《工伤认定期限举证告知书》、通人社工中字[2017]第8号《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通人社工告[2017]B第137-1号《工伤认定期限举证告知书》2份、2017B137-1《认定工伤决定书》及邮寄凭证、送达回证，证明被诉认定工伤决定程序合法。
二、法律法规依据
《工伤保险条例》、劳社部发[2005]12号《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
第三人邵鹏飞诉称：第三人邵鹏飞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行政程序中提交了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与原告晟邦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被诉认定工伤决定符合法律规定。请求驳回原告晟邦公司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邵鹏飞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信息公开申请表》、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证明第三人邵鹏飞每月工资由原告晟邦公司支付，与原告晟邦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经庭审质证，原告晟邦公司对被告南通人社局所举证据1中《工伤认定申请表》及邮寄凭证的日期有异议，认为虽然邮寄时间为2017年7月8日，但原告晟邦公司在EMS官网没有查询到该邮寄记录，且申请工伤认定的主体是晟邦南通分公司，并非原告晟邦公司；对微信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电动车及工作服照片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即使真实也不代表第三人邵鹏飞与原告晟邦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对证据4中被告南通人社局对第三人邵鹏飞所作《调查笔录》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仅是第三人邵鹏飞的单方陈述；对被告南通人社局对孙某、童某所作的《调查笔录》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对现场勘查照片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被告南通人社局取证时间是2018年4月，而第三人邵鹏飞是2016年7月9日受伤，上述照片中的规章制度不适用于第三人；对被告南通人社局所举其余证据未提出实质性异议。第三人邵鹏飞对被告南通人社局所举证据没有异议。
被告南通人社局及第三人邵鹏飞对原告晟邦公司所举证据1、7无异议；对证据2-4、6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原告晟邦公司的证明目的；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合作协议》实为原告晟邦公司规避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和义务，强行与劳动者订立的协议，且协议内容能够反映原告晟邦公司对第三人邵鹏飞进行管理、控制和监督；《方案选择》虽然有两项，但经调查，因选择第一项经常会被扣钱，故原告晟邦公司的员工很少选择。
原告晟邦公司对第三人邵鹏飞所举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无法达到第三人邵鹏飞的证明目的。被告南通人社局对第三人邵鹏飞所举证据没有异议。
本院对以上证据认证如下：对当事人不持异议的证据，经本院审查，依法确认其证明效力。被告南通人社局所举证证据1中的《工伤认定申请表》、邮寄凭证、微信聊天记录、电动车及工作服照片以及证据4中被告南通人社局对第三人邵鹏飞及证人孙某、童某所作《询问笔录》，系被告南通人社局依职权制作或收集，本院依法予以认定。对原告晟邦公司所举证据2-4、6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无法达到原告晟邦公司的证明目的；对证据5、8的效力予以确认，因合法性涉及双方争议的劳动关系的确认，在本院认为部分进行阐述。第三人邵鹏飞所举证据能够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依法予以认可。
经审理查明：原告晟邦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国内快递、货运代理、货运配载服务等。2015年12月14日，第三人邵鹏飞与原告晟邦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2015年12月14日至2017年12月31日，根据原告晟邦公司需求，第三人邵鹏飞在南通市××闸区唐闸镇的承包区域范围内提供符合服务规范的货物装卸、分拣、派送、反馈、开箱验货、上门取退货、上门取换货等客户服务。并约定第三人邵鹏飞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设定每天的单量；每单货提成按原告晟邦公司发布的基础价计算；原告晟邦公司为第三人邵鹏飞投意外险一份；其他费用协商解决。
原告晟邦公司向第三人邵鹏飞发放工作服，第三人邵鹏飞每天到原告晟邦公司南通站报到上班，参加南通站的晨会，领取包裹后以原告晟邦公司的名义向客户送达。第三人邵鹏飞原负责唐闸片的快递配送工作，后又被分配到永兴片。原告晟邦公司制订了系列规章制度，通过南通站对第三人邵鹏飞等员工进行管理，原告晟邦公司为第三人邵鹏飞办理了工资卡，并按月向第三人邵鹏飞工资卡上发放工资。
2016年7月9日下午15时34分左右，第三人邵鹏飞在给××越××新村××室的客户送完快递后，右腿跨上电瓶车时因幅度较大不慎扭伤，后被送至南通市第二人民医院，被诊断为右侧胫腓骨骨折。
2017年7月8日，第三人邵鹏飞以晟邦南通分公司为用人单位向被告南通人社局邮寄工伤认定申请表。同年7月19日，被告南通人社局对该申请予以受理。7月31日，被告南通人社局作出通人社工告[2017]B第137号《工伤认定限期举证告知书》，要求晟邦南通分公司提交认为第三人邵鹏飞所受伤害不属于工伤的证据。9月12日，第三人邵鹏飞向南通市港闸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港闸区仲裁委）提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与原告晟邦公司、晟邦南通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并向被告南通人社局申请中止工伤认定。同日，被告南通人社局作出通人社工中字[2017]第8号《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决定中止案涉工伤认定。仲裁程序中，第三人邵鹏飞申请确认与晟邦南通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放弃申请与原告晟邦公司确认劳动关系的仲裁请求。后第三人邵鹏飞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唐闸支行提出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打入第三人邵鹏飞账号为43×××44账户的户名全称。10月9日，该行出具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并注明第三人邵鹏飞申请公开账户的户名全称为原告晟邦公司。11月14日，第三人邵鹏飞向港闸区仲裁委申请撤诉。同日，港闸区仲裁委作出港劳人仲案字[2017]第309号《裁定撤诉通知书》，裁定予以撤诉。
2018年2月27日，第三人邵鹏飞申请恢复工伤认定，并将用人单位由晟邦南通分公司变更为原告晟邦公司。同年3月1日，被告南通人社局作出通人社工告[2017]B第137-1号《工伤认定限期举证告知书》，要求原告晟邦公司提交认为第三人邵鹏飞所受伤害不属于工伤的证据并告知逾期举证的后果。4月26日，被告南通人社局作出2017B137-1《认定工伤决定书》，并送达给原告晟邦公司及第三人邵鹏飞。原告晟邦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对第三人邵鹏飞在上班时间因工作原因受伤的事实不持异议。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被告南通人社局对本案是否具有管辖权；二、第三人邵鹏飞申请工伤认定有未超过法定期限；三、原告晟邦公司与第三人邵鹏飞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四、被告南通人社局准许第三人邵鹏飞变更工伤认定主体为原告晟邦公司程序是否合法。
关于被告南通人社局对本案是否具有管辖权的问题。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第七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注册地与生产经营地不在同一统筹地区的，原则上应在注册地为职工参加工伤保险；未在注册地参加工伤保险的职工，可由用人单位在生产经营地为其参加工伤保险。第三款规定，职工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后，在参保地进行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并按照参保地的规定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未参加工伤保险的职工，应当在生产经营地进行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并按照生产经营地的规定依法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本案中，原告晟邦公司注册地虽在南京市，但其在南通有生产经营地，且原告晟邦公司在两地均未为第三人邵鹏飞参加工伤保险，依照上述规定，被告南通人社局作为生产经营地的社会保险机构，具有作出案涉工伤认定的职责。
关于第三人邵鹏飞申请工伤认定有无超过法定期限的问题。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一、二款规定，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遇有特殊情况，经报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同意，申请时限可以适当延长。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第八条第四项规定，当事人就确认劳动关系申请劳动仲裁或提起民事诉讼的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时限内。《江苏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中止工伤认定，应当向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和该职工所在单位送达《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中止情形消失的，应当恢复工伤认定程序。中止工伤认定的时间不计入工伤认定期限。本案中，第三人邵鹏飞于2016年7月9日受伤，在用人单位未提起工伤认定申请的情况下，因第三人邵鹏飞误认为其与晟邦南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遂于2017年7月8日以晟邦南通分公司为用人单位向被告南通人社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属于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申请，第三人并未怠于行使权利。为确定用人单位是晟邦南通分公司还是原告晟邦公司提起劳动仲裁，属于法定中止情形。后第三人邵鹏飞在确定用人单位为原告晟邦公司后再变更申请原告晟邦公司为工伤责任主体并无不当。本案不应以第三人邵鹏飞变更用人单位的日期作为第三人邵鹏飞申请工伤认定的日期，也不因此认定第三人邵鹏飞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超过法定期限。
至于原告晟邦公司主张被告南通人社局未将第三人邵鹏飞于2017年7月8日申请工伤认定的证据材料向其提供，其公司也未查询到第三人邵鹏飞的邮寄申请，故第三人邵鹏飞的工伤申请超出法定时效能否成立的问题。本院认为，现行《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等法律法规仅规定了社会保险部门具有对工伤认定申请人所举材料的单方审查职责，并未规定社会保险部门还需将申请材料向用人单位一并提供，这就意味着，工伤认定申请人是否在法定期限内申请工伤认定属于社会保险部门单方审查的范围，社会保险部门无需向用人单位征求意见。况且邮件的查询有一定期限，超过期限查询，当然无法查到。故原告晟邦公司提出的第三人邵鹏飞超过法定期限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至于原告晟邦公司主张于2017年11月1日才知晓第三人邵鹏飞提起的劳动仲裁，2018年3月知晓案涉工伤认定，故第三人邵鹏飞以原告晟邦公司为用人单位申请工伤认定超过法定时效的问题。本院认为，《工伤认定办法》第二十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作出工伤认定决定需要以司法机关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结论为依据的，在司法机关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尚未作出结论期间，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时限中止，并书面通知申请人。本案中，第三人邵鹏飞在法定期限内以晟邦南通分公司为用人单位申请工伤认定后，因第三人邵鹏飞分别以原告及晟邦南通分公司为用人单位提起劳动仲裁，被告南通人社局依申请依法中止案涉工伤认定，后因第三人邵鹏飞通过政府信息公开得知其工资实际由原告晟邦公司发放，遂撤回劳动仲裁并向被告南通人社局申请恢复工伤认定，同时转向原告晟邦公司主张权利。此情况的发生不能归责于第三人邵鹏飞本人，不属于第三人邵鹏飞因自身原因超过工伤认定申请期限，故第三人邵鹏飞以原告晟邦公司为用人单位申请工伤被耽误的时间不应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期限内，本院对原告晟邦公司的上述主张不予采纳。
关于第三人邵鹏飞与原告晟邦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
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社部发[2005]12号《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第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一）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本案中，尽管原告晟邦公司与第三人邵鹏飞签订的是《合作协议》，但不能以此否认双方劳动关系的存在。从原告晟邦公司的营业执照中注明的经营范围看，原告晟邦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国内快递等，而第三人邵鹏飞从事的快递配送工作即为原告晟邦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从被告南通人社局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在原告晟邦公司南通站调取的站长操作流程、晟邦配送手册、投诉判定标准及处罚标准、晟邦物流八大禁令来看，原告晟邦公司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对包括第三人邵鹏飞在内的快递人员进行指挥和管理，双方存在行政隶属关系；从第三人邵鹏飞提供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唐闸支行出具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来看，原告晟邦公司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每月向第三人邵鹏飞支付工资，第三人邵鹏飞从原告晟邦公司劳动所取得的收入是其劳动收入的主要来源。由此可见，第三人邵鹏飞所从事的是原告晟邦公司正常岗位劳动，与原告晟邦公司关系稳定，其劳动是按照原告晟邦公司的指令和标准完成工作，其从原告晟邦公司获得的收入成为其生活来源，故应认定第三人邵鹏飞与原告晟邦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告晟邦公司关于其与第三人邵鹏飞签订了《合作协议》，双方属于劳务承包关系而非劳动关系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至于原告晟邦公司主张晟邦南通分公司具有用工主体资格，且第三人邵鹏飞已自认与晟邦南通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故原告与第三人不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本案中，晟邦南通分公司作为原告晟邦公司的分公司，显然不具有承担第三人邵鹏飞工伤保险责任的主体资格。即便第三人邵鹏飞曾以晟邦南通分公司为用人单位提起过劳动仲裁，也不能以此否定原告晟邦公司与第三人邵鹏飞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更不能凭此对抗法律规定的原告晟邦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所应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故对原告晟邦公司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南通人社局准许第三人邵鹏飞变更工伤认定主体为原告晟邦公司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
本案中，第三人邵鹏飞在受到事故伤害后，以晟邦南通分公司为用人单位申请工伤认定，后又提起劳动仲裁，因获知其本人工资实际由原告晟邦公司发放，遂撤回劳动仲裁并变更用人单位为原告晟邦公司并向被告南通人社局提供工资流水清单等证据用以证明。在有充分证据证明第三人邵鹏飞的用人单位为原告晟邦公司而非晟邦南通分公司的情况下，被告南通人社局依申请将案涉工伤认定的用人单位直接变更为原告晟邦公司，并向原告晟邦公司发送期限举证告知书，告知其有举证及陈述申辩权，程序并无违法之处。
综上，被告南通人社局作出的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原告晟邦公司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南京晟邦物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南京晟邦物流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户名：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银行南通市濠南路支行，账号：46×××65）。
（此页无正文）
审 判 长 徐建云
人民陪审员 周 颖
人民陪审员 苏 静
法官 助理 缪丽娟
二〇一八年八月九日
书 记 员 倪保晖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