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广元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8民终40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杜飞，男，1972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平，四川法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宼鑫，男，1975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苍溪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鸣，四川达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唐英，女，1974年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苍溪县，系宼鑫之妻。
原审第三人：康泰塑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崇州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林辉辉，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干学峰，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杜飞因与被上诉人宼鑫、唐英，原审第三人康泰塑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泰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苍溪县人民法院(2017)川0824民初28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4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杜飞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国平，被上诉人宼鑫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鸣，原审第三人康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干学峰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唐英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杜飞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判决二被上诉人共同支付货款236800元，并赔偿逾期付款损失22221元（暂计至2017年8月10日，其后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逾期罚息利率计算至支付完毕时止）；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存在真实、有效的经销买卖合同关系，原审判决无视被上诉人出具欠条、确认销售清单、付款等客观事实，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本案虽康泰公司名义上与被上诉人客户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合同并未在二者之间实际履行，仅是为配合被上诉人的销售。上诉人作为康泰公司一级经销商，与康泰公司签订了《经销商合同》，并向被上诉人的客户供应货物，被上诉人多次签署“销售清单”、确认收货，后与上诉人进行最终结算，以“欠条”明确下欠上诉人的货款。从合同实际履行方面，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按“销售清单”价格进行结算，被上诉人与其客户结算价格高于“销售清单”的价格，此差价系被上诉人的利润。而被上诉人的终端客户也未向康泰公司支付货款，而是与被上诉人进行对账、结算及付款，故实际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存在有效的经销合同关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诉请。
宼鑫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审已查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具体经销过程中，是由康泰公司与需方签订的买卖合同，康泰公司也授权何秀平与需方进行接洽，包括供货和收款等。被上诉人仅仅是帮何秀平转付给上诉人货款。因此，上诉人认为双方通过事实行为建立买卖合同与客观事实不符。本案所涉下欠货款应当向需方主张权利，而与被上诉人无关，综上，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唐英未出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康泰公司对杜飞的上诉无异议。
杜飞于2017年8月28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二被告共同支付货款236800元，并赔偿逾期付款损失22221元（损失暂计至2017年8月10日，其后以236800元为基数，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逾期罚息利率计算至支付完毕时止）；2、本案诉讼费等原告实现权利的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第三人康泰公司系一家生产管材管件的企业，分别于2012年3月2日、2012年3月22日、2012年12月27日、2013年4月15日与案外人重庆厦坤集团有限公司、四川伟力劳务有限公司江与城项目部、南充市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丽晶府项目部、南充市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岳池县亿联五金城项目部等（上述公司简称为需方）签订《供货合同》，约定第三人康泰公司向需方提供管材管件系列产品。其合同约定执行价格以康泰公司2012年报价书为基础，统一下浮50％（其中与南充市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岳池县亿联五金城项目部的合同为下浮53％）。供应方式：1、甲方（即需方）以书面形式提交所需材料总量详细清单给乙方（即康泰公司），乙方在收到订单之日起5日内货到甲方指定收货地点。2、由乙方负责送货到甲方指定施工现场，运费由乙方承担，甲方负责卸货，费用由甲方承担。3、原则上零星货物由甲方自提，乙方不负责费用，整车货物以上由乙方承担运费如有特殊情况，双方另行协商。4、标的物所有权的转移时间：产品的所有权自甲方结算货款时转移至甲方，甲方未结清货款前该产品属于乙方所有。合同中还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同时约定：1、本合同未尽事宜，通过补充协议条款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合同履行中，双方有关工程的洽商、书面协议或文件，一经双方签字或盖章，即视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经确认的往来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亦作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具有同等效力；2、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或异议时，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未果，可向工程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4、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结清相关款项后自动终止。凡涉及日期的，以签收日期为准。5、若甲方在此工程中使用其他品牌的管材管件或采取其他进货渠道，需向乙方支付叁万元违约金，若乙方不能按照甲方需求提供货源，需向甲方支付叁万元违约金。上述四份合同，原告杜飞均以康泰公司授权代表的名义在合同上签字。被告寇鑫的表妹何秀平实际与需方负责联系、结算和收款。2012年何秀平分别于2012年6月5日、2012年7月30日向杜飞转款共计6万元。2013年6月24日，发件人为“公司小刘”（据原告称系其员工）向何秀平通过QQ邮箱发送了岳池对帐单和江与城对帐单。对帐单中列有货物名称、规格型号、单位、数量和单价等。2013年12月25日杜飞以康泰公司营销副总裁的名义向何秀平出具法定代表人授权书，授权何秀平代表康泰公司负责“南充工程服务与收款”的相关事宜。此委托书无转委托权，本授权书有效期限于2013年12月25日至本次事宜结束止。2014年5月23日“公司小刘”再次向何秀平发送“南充”.xls文件，在该文件中载明：“合计：458552.53元已付货款：2012年6月5日收现金3万元2012年7月30日收现金3万元2012年10月31日收现金2万元，2013年4月27日收现金3.5万元实际未付款：343552.53元”。
同时查明：被告寇鑫在原告杜飞成都办公室分别在时间为2013年4月16日的一张销售清单、2013年5月3日的两张销售清单（其中一张时间有改动）、2013年5月10日的两张销售清单的收货人处签字（上述清单与“公司小刘”发给何秀平的部分对帐单产品名称、规格型号、数量等一致，但产品单价要少于对帐单）。2014年5月29日寇鑫向原告出具欠条：“今欠到杜飞货款266800元整，欠款人：寇鑫”，该欠条系填充式，除金额和欠款人处的签名外，其余都是打印体。原告称该欠款是本案所涉《供货合同》供货总金额减扣寇鑫已付后形成。当日，被告寇鑫向原告支付4万元货款，寇鑫称该货款是由何秀平在南充收款后向其转帐。2015年原告曾以买卖合同纠纷起诉被告寇鑫、唐英至苍溪县人民法院，后撤回起诉。撤诉后被告寇鑫于2016年5月29日付款2万元，2017年1月27日通过微信转款1万元。该款由何秀平在南充收款后支付给寇鑫。
另查明：庭审中第三人康泰公司称杜飞原系康泰公司工作人员，后杜飞离职作为康泰公司一级经销商销售康泰公司产品，并提供康泰公司与杜飞签订的产品经销合同证实，其合同约定康泰公司将康泰系列产品在成都区域经销权和成都工程推广使用权，在本协议条件下的授权给杜飞。经销权期限从2013年1月1日起至2013年12月31止，合同期满前一个月协商续签合同，在同等条件下杜飞具有取得经销资格优先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执焦点是原告杜飞与被告寇鑫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一、从合同的缔结方面：《供货合同》均是由第三人康泰公司与需方直接签订，原告杜飞作为康泰公司的授权代表在合同中签字。合同中明确约定了质量标准、货物价格、结算方式、供应方式，权利义务以及违约责任等。因此从书面表现形式买卖合同主体应是康泰公司与需方。原告称原告系康泰公司经销商，并提供了与康泰公司签订《经销合同》佐证，而康泰公司也认可杜飞已将货款向康泰公司付清，其《供货合同》的权利义务已让渡给了原告。但《经销合同》只能约束原告与第三人，不能就此推定原告杜飞与被告寇鑫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虽称与被告经过口头协商，由被告销售康泰公司的产品，被告是其二级经销商，但被告寇鑫予以否认。原告称为保证产品质量，按照行业惯例和国家标准需方必须与生产商即康泰公司签订供货合同，但并无直接证据证实。而在合同中也明确约定若需方在此工程中使用其他品牌的管材管件或采取其他进货渠道，需向卖方支付叁万元违约金，因此对于需方的购货渠道也是有严格限制的，若从其他渠道进货甚至要承担违约责任。而原告诉称的销售模式显然与合同约定相悖。
二、从合同的履行方面：首先从供货方式来看，康泰公司是按照需方的需求直接将管材管件送至需方工地，寇鑫并未直接经手对货物的质量和数量进行验收。其次从结算方式来看，是由杜飞的工作人员将对帐单（包括货物名称、规格、数量和单价）通过QQ邮箱发给了何秀平，由何秀平与需方结算，原告称系受寇鑫指示，但寇鑫予以否认。再次通过收款方式来看，原告杜飞曾以康泰公司营销副总裁的名义向何秀平出具法定代表人授权书，代表康泰公司授权何秀平为康泰公司合法代理人，代表康泰公司负责“南充工程服务与收款”的相关事宜，原告虽称因为合同是由康泰公司签订，为了配合被告收款，应寇鑫的要求出具，但寇鑫予以否认。最后通过付款方式来看，虽然有何秀平将货款转给寇鑫，由寇鑫转付给杜飞的情况，但也有何秀平直接将货款支付给杜飞的情况。
基于上述事实，第三人康泰公司与需方签订的书面买卖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在供货合同中对双方的权利义务、履行细节、违约责任等都有明确、具体的约定，对合同双方具有约束力。而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合同双方也是按照合同约定执行。而原告称第三人将供货合同中的货物销售给原告，再由原告销售给被告寇鑫，而寇鑫再销售给其他经销商或需方这一销售模式与第三人和需方签订的供货合同相冲突，也与客观事实不符。虽然被告寇鑫在部分销售清单上签字，并向原告杜飞出具欠条和支付部分货款，但并不能证实原、被告之间即实际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首先原、被告之间无书面买卖合同，对合同的履行方式和违约责任等并无明确、具体的约定。其次如果寇鑫是二级经销商，根据合同相对性，应当由寇鑫与需方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其出售价格应由寇鑫制订并由寇鑫与对方结算主张货款，但事实上对于需方的出售价格均是由杜飞的员工直接发给何秀平，由何秀平与需方结算，杜飞代表康泰公司授权何秀平负责收款。虽然原告称何秀平是被告的亲戚，其行为是代表寇鑫，但在民事活动中，原告以康泰公司名义向何秀平出具的授权书才是合法有效的授权行为，何秀平是代表康泰公司与需方进行结算和收款。而通过授权行为，也能证实作为需方认可的买卖合同相对方是康泰公司，寇鑫无权向需方收款，这也符合需方不能从其他渠道进货这一合同约定。最后被告虽然向原告出具了欠条，但鉴于第三人康泰公司与需方已有直接的买卖合同关系，而合同权利义务关系具有对等性。因此并不意味该欠条是是原、被告之间基于买卖合同关系所形成，虽然被告寇鑫向原告杜飞出具欠条是否受胁迫无法核实，但原告基于买卖合同关系要求寇鑫支付欠款事实不清、依据不足。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杜飞的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被上诉人宼鑫提交证据：两份银行转账交易明细表，拟证明为节省手续费帮何秀平代付上诉人杜飞货款，并非其直接向上诉人杜飞支付货款。上诉人杜飞质证认为货款是被上诉人宼鑫支付的，并不存在转付的问题。原审第三人康泰公司质证认为与公司无关。本院认为，上述证据系银行加盖印章的交易明细清单，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能达到被上诉人宼鑫所称仅为代付行为的证明目的。
二审庭审中，康泰公司陈述与需方公司签订供货合同，主要是应需方的要求，保障产品质量出现问题时，公司具有赔付能力。实际是公司与杜飞签订经销合同，杜飞作为一级经销商在成都区域销售我公司产品。对于货款，公司只认杜飞，并与杜飞进行结算，现杜飞已将涉案货款向公司全部付清。杜飞陈述我从公司处以底价拿货，与公司进行结算付款，货物供给宼鑫，宼鑫加价销售给南充市场客户，由宼鑫收款后付给我，总共供货有40多万元，宼鑫已付185000元，其中有几笔是何秀平转给我的，何秀平与宼鑫系表兄妹关系，以公司名义给何秀平出具授权委托书也是应宼鑫要求，便于其在需方处进行结算和收款。宼鑫则陈述其为中间介绍人，杜飞想开拓南充市场，何秀平有人脉关系，杜飞给何秀平出具委托，让何秀平负责。整个过程我从未参与过，对账也是杜飞和何秀平结算后我才签字的，杜飞说给8%佣金也没有拿到。给杜飞转过货款属实，是为了节约手续费才代何秀平转付给杜飞的，对于销售清单和欠条也是杜飞胁迫的情况下才签字出具的。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上诉人杜飞与被上诉人宼鑫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虽涉案《供货合同》系康泰公司与需方签订，但从合同的履行过程来看，以康泰公司名义向需方供应货物后，与康泰公司结算货款的是杜飞，杜飞与康泰公司结算涉案货物的价格低于涉案合同的价格，也低于杜飞与寇鑫结算的价格，故应认定康泰公司仅为名义的销货方。以康泰公司名义向需方供货后，收取货款的是何秀平，何秀平收取货款后并未直接支付给康泰公司，而是支付给了杜飞。同时，宼鑫亦向杜飞支付货款。虽何秀平出庭作证否认是受宼鑫的委派在南充发展客户，但其称将货款支付给宼鑫是为免缴手续费的理由不能成立，而宼鑫称其为中间介绍人，与其向杜飞支付货款的行为相互矛盾，不能自圆其说。故康泰公司陈述的关于与需方签订合同仅为其保证供应的产品质量合格，与本院所查明的涉案产品的销售模式是相互吻合的。宼鑫在涉案货物的销售清单上签字确认，并与杜飞进行结算后出具下欠货款的欠条。上述事实均充分证明了就涉案货物的买卖双方应为杜飞与宼鑫。虽宼鑫称双方对账及出具欠条系受杜飞胁迫所致，但在其出具欠条后的法定期限内未提出撤销之诉，且在出具欠条后仍向杜飞支付部分下欠货款。杜飞与宼鑫之间结算的货物价格，与需方的对账单货物存在价差，证实了宼鑫在交易过程中是获取有利润的，与其陈述仅为中间介绍人的说法不一致。综上，杜飞依据宼鑫出具的欠条主张权利并无不当，宼鑫应当承担下欠货款的支付责任。至于需方是否付清货款，与杜飞无关。若需方尚未付清货款，宼鑫主张权利时，杜飞及康泰公司应当履行相应的协助义务。
关于被上诉人唐英是否应当承担给付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夫妻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的规定，因涉案欠条系宼鑫个人出具，作为寇鑫配偶的唐英并未签字确认，也未有证据证实唐英事后就该欠款行为表示了认可，杜飞亦未提供证据证实该债务用于了家庭共同生活。故杜飞诉请唐英承担共同支付责任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逾期付款损失的问题。因杜飞与宼鑫未签订书面买卖合同，在宼鑫出具的欠条上亦未载明给付时间。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的规定，故本院确认宼鑫应承担的逾期损失从杜飞主张权利（2017年8月28日）起，以2368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30%计算。
综上，上诉人杜飞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处理不当，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苍溪县人民法院(2017)川0824民初2808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宼鑫于本判决送达后三十日内给付上诉人杜飞货款236800元及损失（以236800元为基数，自2017年8月28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30%计算；逾期，则计至付清之日止）；
三、驳回上诉人杜飞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付款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42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852元，均由被上诉人宼鑫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熊剑洪
审判员 徐小雁
审判员 吕 晶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王汇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