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鲁甸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云0621民初586号
原告:刘国华，男，汉族，1989年10月2日出生，云南省鲁甸县人，小学，务农，住鲁甸县。
原告:刘国友，男，汉族，1984年6月9日出生，云南省鲁甸县人，初中文化，务农，住鲁甸县。
原告:刘国凤，女，汉族，1976年4月3日出生，云南省鲁甸县人，文盲，务农，住鲁甸县。
原告:刘国花，女，汉族，1981年1月4日出生，文盲,务农，住昆明市呈贡县。
原告:刘国珍，女，汉族，1993年12月15日出生，文盲，务农，住鲁甸县。
原告:刘国兰，女，汉族，1971年5月19日出生，文盲，务农，住鲁甸县。
原告:刘国翠，女，汉族，1986年8月10日出生，文盲，务农，住鲁甸县。
原告刘国凤、刘国花、刘国兰、刘国翠的委托代理人：刘国华，男，汉族，1989年10月2日出生，身份证号5321221989********，云南省鲁甸县人，小学文化，务农，住鲁甸县文屏镇马鹿沟村二社**号（特别授权）。
原告刘国华、刘国友、刘国凤、刘国花、刘国珍、刘国兰、刘国翠的委托代理人何兴权，云南意衡（彝良）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
被告:刘开柱，男，汉族，1943年8月1日出生，云南省鲁甸县人，文盲，务农，住鲁甸县。
被告:夏金凤，女，汉族，1938年8月9日出生，云南省鲁甸县人，文盲，务农，住鲁甸县。
被告:李东英，女，汉族，1946年11月9日出生，云南省鲁甸县人，文盲，务农，住鲁甸县。
被告:刘家义，男，汉族，1970年1月25日出生，云南省鲁甸县人，小学文化，务农，住鲁甸县。
委托代理人：黄兴，云南俊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
被告:刘家华，男，汉族，1972年3月15日出生，云南省鲁甸县人，小学文化，务农，住鲁甸县。
原告刘国华、刘国友、刘国凤、刘国花、刘国珍、刘国兰、刘国翠与被告刘开柱、夏金凤、李东英、刘家义、刘家华一般人格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5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国华、刘国友、刘国凤、刘国花、刘国珍、刘国兰、刘国翠及七原告的委托代理人何兴权，被告刘开柱、夏金凤、李东英、刘家华，被告刘家义及其委托代理人黄兴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7年3月21日，七原告之父刘开祥不幸病逝，七原告按照当地风俗习惯在“刘家坟山”找了一处墓地，将其父安葬。七原告父亲的墓地距离被告刘开柱父亲的坟有2米多远，七原告在开挖其父刘开祥墓地时，被告刘开柱的大儿子刘某4参与了打挖墓地一事。2017年3月28日，刘开祥在众亲朋的帮助下安葬于“刘家坟山”，安葬刘开祥时，被告方没有说七原告父亲刘开祥的墓地对被告祖坟有影响，被告方也没有任何人阻拦，等七原告把父亲刘开祥安葬完毕后，被告方才以原告父亲刘开祥的坟比被告刘开柱父亲坟高为理由，要求七原告将刘开祥的坟墓迁离。2017年4月26日，五被告就强行挖塌七原告父亲刘开祥的坟，并使棺木暴露于外。五被告的行为给七原告造成了极大的精神损失及经济损失。特诉请判令五被告连带向七原告登报赔礼道歉，并赔偿七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105000元（15000元×7人=105000元）；五被告连带赔偿七原告修复坟墓所需费用82000元；五被告连带承担本案一切诉讼费用。
被告辩称，刘姓家族已经规定，七原告安葬刘开祥的地方，不允许再埋坟，且七原告安葬刘开祥的地方距离被告刘开柱父母亲坟墓仅1米多，已严重危害到五被告的祖坟。原告的父亲刘开祥2017年3月21日病逝至3月28日安葬期间，原告刘国华、刘国友未与家族商量，在其三叔刘某1的怂恿下，置众人劝阻于不顾，强行将刘开祥埋葬于“刘家老坟山”正堂后面。安葬刘开祥当天，刘国宪、刘家华、刘坤等人劝阻刘国华，刘国华说“已请风水先生看过，今天就是要埋在这里，”为此，刘开柱与刘某1发生争执。当天晚上，刘某3、刘家华等众人到原告刘国华家商谈，为了家族团结，不应该违反家族的规定，并要求刘国华择日将坟迁走，原告刘国华只是口头认错。2017年4月3日，族长刘国本电话告诉刘国华及众家族，勒令刘国华择日迁坟。刘国华在刘某1的教唆下，说刘开柱的父亲刘之云是外姓人，不是姓刘，极大的侮辱了被告的人格，使刘开柱等人的精神受到了极度的伤害。2017年4月26日，被告刘开柱、李东英、夏金凤找原告刘国华商量，想了结此事，结果遭到刘国华妻子余英英的辱骂。随后，12时左右，刘开柱、李东英、夏金凤三人便将七原告之父刘开祥的坟撬垮。刘家华和刘家义当天帮二塘社黄开文家拉碑，未参与撬坟。因此，请求人民法院驳回七原告的起诉，责令原告刘国华、刘国友迁坟，向被原告诬告的刘家义、刘家华赔礼道歉，并赔偿五被告相应的精神损失费。
原告围绕其诉讼主张提交了以下四组证据：
1、身份证，欲证实七原告的主体资格。
2、照片，欲证实七原告之父刘开祥坟墓被挖的前后情况。
3、鲁甸县公安局出具的受案登记表、询问刘开柱、李东英、夏金凤、刘国华的笔录，欲证实被告挖坟的事实。
4、证人李某、刘某2、祖某证言，欲证实2017年3月28日，刘开祥下葬当日被告方并未阻止安埋。
经质证，五被告对第1、2、3组证据无异议，认为4组中证人陈述没有阻止是假的。
被告围绕其答辩主张提交证据一组：
证明一份，欲证实刘坤之父刘家明去逝时，欲安葬于“刘家老坟山”，众族人不同意，随后刘国本、刘某3提议，此后正坟塘后面一律不允许埋坟。2017年4月3日（清明节前一天），在坟山上刘国本通过电话向众族人陈述要维护前一次的决定，勒令刘国华择日迁坟。
经质证，原告认为被告出示的证明是伪造的。
开庭审理后，本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的规定，审查核实原告提交的第4组证据及被告提交的证明的真实性，调取证据七组：
1、行政处罚决定书，证实因为本案，鲁甸县公安局已对被告刘开柱、李东英、夏金凤处予行政拘留十日，同时决定不执行拘留决定。
2、鲁甸县公安局现场勘验笔录及照片，证实刘开祥的坟墓被挖后，棺材部分已暴露在外面；刘开祥的坟位于被告刘开柱父亲、母亲的坟中间的空地正后方。
3、证人刘某1证言，证实刘姓家族的族长是刘国本。
4、证人刘某3证言，证实族间树碑后，规定坟山后面不准任何一家埋坟，且坟与坟之间的距离不能低于2米。并证实刘开祥下葬的前一天原告方通知了刘某5、刘国宪。刘开祥下葬的当天晚上，其跟着到了刘国华家，刘国华、刘国友一直认错，并说不知道关于不准埋坟的规定。
5、证人刘某4证言，证实刘开祥下葬当天，其参与了挖“井”。
6、证人夏某证言，证实其帮刘国友的父亲找“阴地”的当天，即刘开祥下葬的前一天，刘国友打过两个电话，寻问所找的地点是否可以下葬。事后，其听刘国宪说，其中一个电话是打给刘国宪的，刘国宪说其一个人作不了主。并证实，刘国华、刘国友不知道刘姓家族关于埋坟的规定。
7、证人刘某5证言，证实刘开祥下葬的前一天下午5点左右，刘国友打了一个电话给其，问刘开祥是否可以安埋在刘家老坟山，其告诉刘国友要族间众人决定。并证实族长刘国本说过树起碑的两座坟后面不允许埋坟，刘开祥下葬的当晚，其到刘国华家，刘国华和刘国友一直道歉，但表示不能迁坟。同时证实，刘国华、刘国友长期在外打工，不知道刘姓家族关于埋坟的规定。
经第二次开庭质证，原告对1、2组证据无异议，认第3、4、5、6、7组证据不属于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的范围，不具备合法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并认为不准埋坟的规定没有下过任何文件，原告方事先不知道；被告对第1、2、4、5、6、7组证据无异议，认为第3组证据，证人说的部分是虚假的。
本院为审查核实原告提交的第4组证据及被告提交的证明的真实性，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的规定，核实过程中取得的证据具有合法性，能作为证据使用。原告提交的第1、2、3组证据，被告方无异议，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第4组证据及被告提交的证明与法院核实证据过程中取得的7组证据能相互印证的部分予以采信，不以相互印证的部分不予采信。
综合庭审举证质证，本院确认本案事实如下：
2017年3月21日，原告刘国华、刘国友、刘国凤、刘国花、刘国珍、刘国兰、刘国翠之父刘开祥逝世，七原告将刘开祥的安埋地点选在鲁甸县××××二社双窝坡“刘家老坟山”，被告刘开柱的父亲和母亲的两座坟之间的空地正后方（即刘家老祖人坟的斜后方）。同月28日，刘某4（被告刘开柱之子）等人帮助原告家在七原告事先选好的地点挖安埋刘开祥的“井”，七原告之父刘开祥在众亲朋的帮助下，抬到“刘家老坟山”后，刘坤（被告夏金凤之孙）发现刘开祥欲安埋的地点后，出面问原告刘国华安埋的地点是否可以换，刘国华答复，“先生”看好的时间和地点，不能改。随后，刘开祥被顺利的安葬于七原告事先选好的地点。同日晚，被告刘开柱、李东英、夏金凤、刘家义、刘家华得知刘开祥的安埋地点后，表示反对，并带领刘某5、刘某3（此二人为刘姓家族大多数人认可的五领头人之二）等众人到原告刘国华家，要求原告刘国华等七人把刘开祥的坟墓搬离，原告刘国华、刘国友虽承认错误，但明确表示不搬坟。此后多次，被告方均到原告刘国华家协商搬迁刘开祥坟墓一事，被告方并承诺出一部分搬迁费用，原告方一直表示不能搬坟，双方不能协商一致，至此双方矛盾升级。2017年4月3日（清明节前一天），原、被告双方在“刘家老坟山”再次发生争吵，争吵中，刘国华、刘某1（刘国华之三叔）说，为什么外姓人可以埋在“刘家坟山”，刘开祥不可以埋？此话激怒了被告刘开柱、李东英、夏金凤。2017年4月26日，被告刘开柱、李东英、夏金凤到鲁甸县××××二社双窝坡“刘家老坟山”，将七原告之父刘开祥的坟挖平，并使棺材部分暴露于外。2017年6月12日，鲁甸县公安局对被告刘开柱、李东英、夏金凤处予行政拘留10日，同时决定不执行行政拘留。
另查明，原、被告双方系家族关系。自刘姓家族树立族碑及修立族谱后，刘姓家族关于“刘家老坟山”形成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任何人不能再将坟埋在刘家老祖人坟墓（即树起碑的两座坟）的后方，且距先埋的坟应当不少于2米。原告刘国友、刘国华长期在外打工，不知道刘姓家族上述不成文规定。2017年3月27日（即刘开祥下葬的前一天），原告刘国友带领夏某（“阴阳先生”）在“刘家老坟山”寻找其父下葬的地点时，曾拨打过刘某5、刘国宪的电话，询问其父是否可以安埋在其选好的地点，刘某5、刘国宪在电话内没有明确告诉刘国友是否可以埋。
本院认为，被告刘开柱、李东英、夏金凤挖塌刘开祥的坟墓，并使棺材暴露于外的行为违背了公序良俗，因为坟墓作为后人祭奠先人、寄托哀思的地方，对后人存在着重大的精神寄托，具有一定的人格象征意义。虽然被告刘开柱、李东英、夏金凤认为刘开祥的坟墓对其家的祖坟有影响，不同意七原告将刘开祥下葬于刘开柱父母亲坟墓之后，但应当通过合法途径，依法处理，而不能采取非法手段处理。被告刘开柱、李东英、夏金凤的行为使七原告遭受了严重的精神痛苦，同时坟墓的构筑需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具有一定的财产性质，被告刘开柱、李东英、夏金凤的挖坟行为给七原告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因此，被告刘开柱、李东英、夏金凤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七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实被告刘家义、刘家华实施或者参与了挖其父刘开祥的坟墓的行为，因此，被告刘家义、刘家华不承担赔偿责任。原告刘国华、刘国友在为其父刘开祥寻找墓地的过程中，曾拨打过家族成员刘某5、刘国宪的电话询问其二人所找墓地是否可以安埋其父，说明二人已经意识到如果欲将其父刘开祥安埋于“刘家老坟山”应当征询家族的意见，但是七原告并未征得家族的同意，就将其父刘开祥安埋于“刘家老坟山”，且从事后刘国华、刘国友道歉的行为，亦表明刘国友、刘国华已经意识到自身存在的过错。因此，七原告在未征求被告方的意见的情况下，将其父安埋于被告刘开柱父母坟墓后方的行为存在一定的过错。七原告主张105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偏高，结合本案侵权事实、损害后果、本地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酌情支持15000元；七原告主张赔偿修复坟墓的82000元，本院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关于丧葬费的规定，酌情考虑支持6000元；七原告要求被告登报赔礼道歉的主张，因本院认为七原告存在过错，且已经支持了七原告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不予支持。七原告存在一定的过错，应当自行承担的30%的责任，被告刘开柱、李东英、夏金凤共同连带承担70%的责任（即：精神损害抚慰金为15000元×70%=10500元；经济损失为6000元×70%=4200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三条（三）项、第八条、第十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刘开柱、李东英、夏金凤共同连带赔偿原告刘国华、刘国友、刘国凤、刘国花、刘国珍、刘国兰、刘国翠经济损失人民币4200元。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给付。
二、被告刘开柱、李东英、夏金凤共同连带赔偿原告刘国华、刘国友、刘国凤、刘国花、刘国珍、刘国兰、刘国翠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10500元。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给付。
三、驳回原告刘国华、刘国友、刘国凤、刘国花、刘国珍、刘国兰、刘国翠对被告刘家义、刘家华的诉讼请求。
四、驳回原告刘国华、刘国友、刘国凤、刘国花、刘国珍、刘国兰、刘国翠对被告刘开柱、李东英、夏金凤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040元，减半收取2020元，原告刘国华、刘国友、刘国凤、刘国花、刘国珍、刘国兰、刘国翠负担1500元，被告刘开柱、李东英、夏金凤负担52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段琼梅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三日
书记员 段文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