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0）西民再初字第00002号
原告陈燕芳，女，1960年2月2日出生，汉族，无业。
委托代理人张淑华，男，1955年3月1日出生，回族。
被告北京市第七建筑工程公司（现更名为北京建工博海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北街甲1号。
法定代表人刘金波，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赵冰，男，1982年2月16日出生，汉族，北京建工博海建设有限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甄铁军，北京市广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陈燕芳与被告北京市第七建筑工程公司（更名前简称七×，更名后简称建工博海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陈燕芳不服原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于2004年9月17日作出的（2004）西民初字第3412号民事判决和2004年12月2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4）一中民终字第10930号民事判决，多次上访，要求解决相关问题。2009年8月28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指令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2009年12月14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9）一中民再终字第17233号民事裁定书，以原判认定事实不清为由，撤销了（2004）西民初字第3412号民事判决和（2004）一中民终字第10930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原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重审。后因原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被撤销，本案经新成立的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燕芳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淑华，被告建工博海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甄铁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燕芳原审诉称，1979年陈燕芳到二建公司工作，任抹灰瓦工，1982年、1991年在工作时腰部两次受伤，第二次受伤经厂医院、公司医院治疗不愈，转至北京建工医院（现改名为北京建宫医院）治疗，诊断为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因伤情未愈，公司未安排工作，让回家休息。陈燕芳一直看病，并有病假条交给公司安全员，公司一直按工伤对待。在这个过程中二建公司变成七×。1995年底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七×通知陈燕芳按工伤签十年期劳动合同（不是工伤签的年限短）。12月15日，陈燕芳签字后，七×未安排陈燕芳上班。12月30日七×通知陈燕芳按病假改签一年期劳动合同，陈燕芳提出异议，双方发生纠纷。七×未给陈燕芳安排工作，工资发至1996年3月，4月起未再支付。因工伤问题，陈燕芳多次找公司交涉，均没有结果。1997年1月27日，陈燕芳向北京市西城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西城仲裁委）申请仲裁，要求七×给付工伤工资、赔偿精神损失费。5月26日，西城仲裁委裁决七×给付陈燕芳1997年2月至5月工资1412.6元。陈燕芳不服，起诉至西城法院，要求七×支付工伤工资、赔偿金及伙食补助费、取暖费、交通费。11月15日西城法院做出一审判决。判决前七×将陈燕芳除名。1998年2月16日陈燕芳二次申请仲裁，要求撤销除名决定，未获支持。后诉至西城法院，西城法院驳回了陈燕芳要求撤销七×除名决定的诉讼请求。陈燕芳因病未在法定期间内上诉，之后申诉，也未获支持。2002年，陈燕芳取得了工伤证。2003年，因对工伤鉴定等级不服，向北京市劳动局重新复核，工伤等级定为十级。2004年，陈燕芳第三次申请劳动仲裁，仲裁未予受理，故起诉至西城法院，要求1、撤销七×对陈燕芳作出的除名决定；2、要求与七×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3、要求七×补发1996年4月至2004年5月工伤工资（按每年度北京市职工平均工资计算）；3、支付1996年4月至2004年5月治疗期间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医疗费、护理费；4、要求七×补缴1996年4月至2004年5月养老、失业、医疗、工伤保险。
本案重审中陈燕芳补充称，1995年陈燕芳签了十年期的工伤劳动合同后交公司劳资部门由公司统一盖章，随后七×又提出重新签订一年期的病假劳动合同，并且工资在原基础上发60%，不算为工伤。出现分歧后，陈燕芳找到公司劳资人事科，被告知没有陈燕芳的工伤记录。之后，陈燕芳又到安全科、工会和上级单位北京市建工集团公司安全部门，都没有陈燕芳的工伤登记和记录。数月奔波没有结果，在无结果和无奈中走进西城劳动仲裁委，发现七×提交的劳动合同期限已由10年涂改为1年。七×想借助实行劳动合同制，通过签订短期劳动合同来甩掉陈燕芳这个既要发钱又不能上班的“包袱”。
陈燕芳受伤后看病在七×的职工医院，需要去北京建工医院（现改名为北京建宫医院）看病时，需院长签字开转诊单才行。从1996年4月1日起，七×不再给陈燕芳发工资，安全员也不再在假条上签字，说陈燕芳不是工伤。4月4日，陈燕芳拿转诊单和假条找医院，他们说陈燕芳不是工伤，不能再签了。1996年5月28日，陈燕芳病重在北京建工医院住院治疗，七×九部经理给陈燕芳开了一张4000元的支票办理了住院手续，此后再也不管陈燕芳。住院期间，陈燕芳身体好点就偷偷溜出医院找七×领导、西城仲裁委、劳动局解决签订劳动合同和工伤的问题。不好时就回医院做理疗。1997年3月陈燕芳不经常去建工医院，医院也不给开药，因为七×不给医院钱。陈燕芳没办法就找朋友找些药，或用别人的名义开药，实在不行自己花钱看病买药。因为欠费，医院不给做治疗，办不了出院手续，不给开假条。陈燕芳找七×要住院费，公司不给。至今陈燕芳没有办理出院手续，是否结账不知晓，到了1998年建工医院还在开催款单。医生曾说陈燕芳可以上班，但不可以干累活。陈燕芳与七×就签约问题商谈时，曾提出安排轻一点的工作，但七×答复说已经满员不能安排。住院期间所谓的“空床”实则是陈燕芳因需要到七×协商劳动合同及工伤工资而离开医院去解决问题。
1996年8月，七×压着材料不给陈燕芳报工伤，陈燕芳从公司杨某某处抢来工伤鉴定申请表，交到北京市劳动鉴定中心，自己花200元鉴定费，要求鉴定。取鉴定结果时，杨某某提前一天去劳动鉴定中心不让评残，鉴定中心给陈燕芳的档案袋封皮上写的是“个人申报材料，暂不评残”，署名杨某某，还留了电话号码。1996年10月18日，北京市劳动鉴定中心给了一个暂不评残的鉴定结论，并告知陈燕芳，单位不同意鉴定，所以暂不评残。
1997年1月27日陈燕芳到西城劳动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要求与七×签订10年期的劳动合同、补发工伤工资。仲裁委要求陈燕芳找劳动监察、法院确认工伤，然后才能补发工伤工资。因为没有解决工伤问题，6月2日仲裁委裁决七×补发1997年2月至5月的工资（不是工伤工资）。6月4日七×让陈燕芳6月10日去单位领3个月的工资，并签订劳动合同。收到通知后的第二天，陈燕芳到公司找到工会主席，他说不管，陈燕芳就回家了。这期间家中时常来一些与本案无关联人员的骚扰。6月12日，陈燕芳委托律师起诉七×要求给付工伤工资。开庭后，陈燕芳腰病复发，律师去法院，在事先未告知陈燕芳的情况下将案件撤诉，让陈燕芳去做工伤鉴定。但鉴定部门答复只对单位不对个人。9月10日，公司通知“陈燕芳同志，请你于9月30日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如不能按期到达，后果自负”。随即按期与公司进行了协商，无果。9月15日，陈燕芳再次起诉七×要求给付工伤工资及其他费用，七×未主动履行给付工伤工资的义务。11月15日，原西城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令七×给付工伤工资，但实际数额是仲裁委裁决的工资数额，当时按照陈燕芳的情况，工伤工资每月应当有六、七百元。1998年3月17日，二审法院维持了西城法院的一审判决。七×对生效判决的强制执行百般阻挠。工伤工资案一审判决作出前，七×以长期旷工为名将陈燕芳除名。事实上陈燕芳既没有收到限期上班的通知，也因诉讼四处奔跑伤情时好时坏根本不能上班。“限期上班”只不过是七×的借口而已。
1998年3月26日，陈燕芳起诉要求七×撤销除名决定，一、二审法院没有支持陈燕芳的诉求。2000年，国家出台新规定，允许个人申报工伤鉴定。陈燕芳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2001年，有关部门给陈燕芳发了工伤证，但没有级别。2002年、2003年经过西城区、北京市两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确认陈燕芳伤病构成10级伤残，鉴定费均由陈燕芳支付。2002年底，陈燕芳从七×处拿到工伤证。
2004年3月，陈燕芳起诉七×要求撤销除名决定，没有得到法院支持。
综上，陈燕芳因工受伤，在工伤治疗期间，因和七×在签订劳动合同的问题上发生争议，七×将陈燕芳除名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七×不讲诚信，篡改合同，将十年期合同改为一年期，强迫陈燕芳签订不合理的劳动合同；七×停发陈燕芳工资，在第一次仲裁向西城劳动仲裁委提交材料时就将陈燕芳列入“待除名”人员；陈燕芳因工伤一直住院治疗未上班，理由正当，不属旷工，而且，七×还应当按照《企业职工保险试行办法》的规定，报销医疗费发放工资，安排适当工作。七×以无正当理由长期旷工为名将陈燕芳除名，没有进行批评教育（也无权批评教育），实际是不想给陈燕芳报工伤，想通过签订劳动合同弄虚作假甩包袱，把陈燕芳推向社会，进行打击报复。纠纷出现后，陈燕芳找七×上级单位、有关部门、仲裁委、法院解决问题，没有旷工。当年由于伤病时好时坏，无钱医治，伤病逾来愈重，重审期间陈燕芳不仅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连走路都吃力。《劳动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劳动者因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治疗期内用人单位不能解除劳动合同，陈燕芳是因工负伤更不能解除合同；《劳动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劳动者因职业病或者因工伤并被确认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更何况是在工伤争议诉讼过程中除名。七×除名决定极不公正，因此，陈燕芳坚持并补充如下诉讼请求：
1、撤销（1998）西民初字1356号民事判决和七×对陈燕芳做出的除名决定；
2、根据劳动法第二条、第二十九条规定确认自1996年4月1日至2010年2月1日陈燕芳与七×存在劳动合同关系；
3、按照国家规定责令七×补发陈燕芳1996年4月至2010年2月1日的工伤工资及工伤待遇，按照北京市历年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即（历年平均工资总和355522.25元×25%＋历年工资总和355522.25元）×2，总计888805.62元；
不计入工资总额的有关劳动保险和职工福利方面的各项费用：医疗卫生费或公费医疗费、职工生活困难补助费、集体福利事业补贴、工会文教费、探亲路费、冬季取暖补贴、上下班交通补贴、洗理费、计划生育独生子女补贴、伙食补助费等，按月发放15年，180个月，具体为：
（1）法院诉讼费共7次、仲裁费1次，530元；（2）劳动能力鉴定费400元；（3）律师代理费3200元；（4）外购药费177.05元；（5）建工医院药费241.7元；（6）友谊医院医药费4997.34元；（7）西城法院第3344号民事判决书中700元建工医院药费单；（8）看病及诉讼发生的交通费419.5元；（9）交通补助费7200元（40元×180个月）；（10）独生子女费360元（5元×72个月）；（11）取暖费3000元（200元×15年）；（12）住房补助费14400元（80元×180个月）；（13）副食补贴3600元（20元×180个月）；（14）洗理费3600元（20元×180个月）；（15）住院伙食补助金由法院裁定；（16）职工生活困难补助费1500元（100元×15年）；（17）按十级伤残发放伤残补助金；（18）精神损害赔偿金15万元（每年1万元×15年）；
以上共计1083131.21元。
4、判令七×按照国家法律法规为陈燕芳补缴1996年4月至2010年2月1日期间的社会保险金，包括：养老保险金、失业保险金、医疗保险金、工伤保险金和住房公积金，由法院依法确定以上各项费用具体数额；
5、请求判令七×自2010年2月2日起为陈燕芳办理工伤退休手续，补发工伤退休养老金。
6、判令七×因严重违反《劳动法》给陈燕芳带来的经济损失、精神损失伤害，依法给付判定金额总额（15年）百分之二十五补偿金总和的二倍的赔偿金。
7、给付独生子女医疗补助费2400元（400元／每年＊6年）；给付职工医保医疗补助费18000元（每月100元，共15年）。
另外，陈燕芳在庭审中陈述，1997年6月4日、9月10日，七×通知陈燕芳去公司谈劳动合同之事，因为身体原因，陈燕芳委托爱人和律师去谈，具体交涉由律师与公司进行，事后律师告知和解好，但如何和解律师没有说。
七×原审辩称，陈燕芳1979年参加工作，1982年6月在工作中将腰部致伤，三天治愈后正常上班。1991年再次将腰部致伤，此后一直未上班。1995年11月七×劳动鉴定委员会、1996年8月北京市建工医院对陈燕芳伤情诊断均为正常、上班。七×与陈燕芳因劳动期限未达成一致意见而未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书。1996年5月，陈燕芳因病住入北京建工医院，8月该院诊断陈燕芳已“恢复正常”“可以出院”，自此陈燕芳空床不在医院。期间，陈燕芳所在的七×第九项目部多次家访、发信，要求陈燕芳上班并协商签订劳动合同事宜，均遭到拒绝。1996年9月10日、1997年6月4日，七×又两次发挂号信通知陈燕芳到公司上班并办理签订劳动合同事宜，其一直不予理睬。在此期间，陈燕芳不经任何领导同意，不办理任何请假手续，无视劳动纪律，连续长期旷工，在职工中造成恶劣影响，经请示北京市劳动局，依据国家法律及公司劳动制度有关规定，七×于1997年10月29日给予陈燕芳除名处理，此处理意见已经法院生效判决所确认。
陈燕芳所称篡改劳动合同没有事实依据，七×与陈燕芳没有签订过劳动合同。陈燕芳在除名后持有的工伤证，是2000年根据北京市48号令，统一办理陈旧性工伤鉴定时，劳动部门未受理陈燕芳伤情鉴定，七×也未向劳动部门申报办理陈燕芳的工伤证。陈燕芳多次侵扰北京市劳动局、西城区劳动局，西城区劳动局与七×上级主管部门北京建工集团总公司有关部门协商后，为陈燕芳以后的就业、生活考虑，使其能够享受国家优惠政策，上级主管部门命令七×在陈燕芳工伤鉴定申请表上盖章，要求给予证明陈燕芳在原单位发生工伤的情况，之后为陈燕芳办理了工伤认证及以后的鉴定。陈燕芳取得工伤证是在七×对其除名四年后，与七×无关。1997年除名决定至诉讼（原审诉讼）已六年有余，早已超过法定时效，故不同意陈燕芳的诉讼请求。
建工博海公司重审补充辩称，七×对陈燕芳作出的除名决定合法有效，自除名之日起陈燕芳与七×已经不存在劳动关系。
1、陈燕芳工伤治疗痊愈，在未办理任何请假手续的情况下，长期旷工，严重违反劳动纪律。
1982年、1991年陈燕芳在工作中两次将腰部扭伤，之后再也没有到单位上班，七×一直为其发放工资。七×没有否认陈燕芳工伤的事实。1995年11月七×劳动鉴定委员会作出鉴定，结论是陈燕芳可以上班，但陈燕芳没有参加工作。12月开始，因为签约期限没有达成，陈燕芳拒绝上班。当年是否给陈燕芳发过签十年合同的通知、签了多少年的合同，1996年、1997年陈燕芳的丈夫、律师是否去过七×，由于经办人员都已不在公司，无法核实。1996年8月，劳动能力鉴定部门对陈燕芳进行伤残等级鉴定，结论为暂不评残。从北京建工医院调取的病例显示，1996年5月，陈燕芳入该院治疗，1997年3月治愈出院。其中，1996年8月，建工医院诊断证明陈燕芳已经恢复正常，可以出院上班，但陈燕芳拒绝上班。西城劳动仲裁委到建工医院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自1996年8月起陈燕芳一直空床不在医院。陈燕芳在医院诊断证明其已康复可以上班的情况下，依然拒绝上班。再审庭审中，陈燕芳称多次向单位提出上班要求，但单位不同意，说明其认为自己身体条件可以参加工作。但事实上，当时单位多次与陈燕芳联系，要求其上班并协商签订劳动合同事宜，均被拒绝。鉴于陈燕芳可以上班，但一直不来上班，七×于1997年6月4日、9月10日两次发挂号信通知陈燕芳上班并办理签订劳动合同事宜，陈燕芳收到通知不予理睬，拒绝参加工作。陈燕芳受伤后未再上班，不办理任何请假手续，严重违反劳动纪律，不得已的情况下七×于1997年10月29日做出除名决定。
除名决定经过仲裁及法院（1998）西民初字第1356号民事判决，确认合法有效予以维持，自除名之日起，双方已不存在劳动关系。1356号民事判决及本案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职工与用人单位对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应有清醒的认识，并全面理解法律。陈燕芳现在的请求，超出了原审起诉书中的请求范围，超出部分应当先经过劳动仲裁，然后再由法院处理。
2、七×已依法对陈燕芳进行了劳动能力鉴定。
陈燕芳工伤的治疗已超过工伤医疗期。根据当时施行的《北京市劳动鉴定暂行办法》第五条、《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十八条的规定，企业鉴定机构有权对职工进行鉴定，工伤医疗期按照轻重不同情况，最长不超过三十六个月。陈燕芳的工伤经七×鉴定委员会鉴定，可以上班，而其自1991年受伤到1995年11月鉴定可以上班，前后时间长达四年多，
到七×作出除名决定不上班的时间超过6年半。
七×劳动鉴定委员会鉴定陈燕芳可以上班，符合政策法律规定。七×当年属于北京市直属国有企业，根据当时《关于加强劳动鉴定工作的通知》、《北京市劳动鉴定暂行办法》的规定，企业鉴定机构有权对职工进行鉴定。
3、七×做出除名决定有事实依据。
陈燕芳收到了七×要求其上班的通知，其称“空床”是为了与七×解决问题不得不离开医院，与事实严重不符。西城劳动仲裁委在审理双方的除名纠纷过程中，调取的证据显示，陈燕芳住进建工医院，经治疗到7、8月份病情基本稳定，“不做其它治疗”、“可以出院”，8月以后，如果说为解决问题，偶尔出现空床尚可以理解；如果出现持续的空床记录还说是为了解决问题，则明显违背事实。这六年多时间陈燕芳不是一直在医院治疗，其称“因工伤住院不能上班”与实际情况不符。因此，在陈燕芳身体已经恢复，达到上班要求的情况下，无请假手续不上班，构成旷工。
4、七×除名决定符合法律规定。
《企业职工奖惩条例》规定，职工无正当理由经常旷工，经教育无效，连续旷工时间超过十五天，或一年累计旷工超过三十天的，企业有权除名。1992年劳动部等五部门发出的《关于加强企业伤病长休职工管理工作的通知》，强调健全企业职工工伤和疾病保险的管理制度；坚持和完善企业伤病职工的休假和复工制度。该《通知》明确规定，职工因伤病需要休假，应凭企业医疗机构或指定医院开具的疾病诊断证明，由企业审核批准；需要转入长休的，根据诊断证明，由企业劳动鉴定委员会（小组）作出鉴定，经企业行政批准……要加强企业劳动纪律，对逾期不复工或不服从工作安排的，可停发伤病保险待遇，并按旷工处理。
陈燕芳1991年2月受伤后到1996年3月，七×一直支付陈燕芳的工资，但五年里陈燕芳一天班没上。关于陈燕芳的工伤，七×曾经给其申报过，但因病情较轻，鉴定部门不予受理。有工伤并不意味着可以不再工作，治疗康复后依法也应参加工作。1995年实行劳动合同制，之前陈燕芳是否持续治疗，现在没有相关手续。1996年4月以后，陈燕芳一直没有上班。其住院治疗的事实，根据陈燕芳主治医生介绍，当年10月以后其已没有症状不再治疗。七×认为她伤已治愈，依法两次通知陈燕芳限期来公司上班，履行了相应手续，陈燕芳不请假不上班严重违反了劳动纪律，企业对其除名手续合法。
《劳动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的前提是不能依据该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并没有排除适用该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因此，根据《劳动法》，劳动者因工负伤，如果存在严重违反劳动纪律的情况，用人单位同样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此外，陈燕芳被除名前七×没有否认与陈燕芳存在劳动关系。陈燕芳与七×是否签订劳动合同与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陈燕芳是否被除名没有必然联系。七×作为国有企业，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没有特殊原因不可能轻易、草率除名一名职工，更不存在个人恩怨、领导打击报复的情况。这一过程中，七×本着对职工负责的态度，多次向上级部门及劳动管理部门请示如何处理此事。从陈燕芳工伤治疗持续的时间、最终伤残等级情况来看，极不寻常的是陈燕芳6年多时间没有上班，实践中比其伤残等级高出很多的人还在坚持工作。企业不要求每个人带病带伤工作，但作为职工也应该有积极参加工作的态度和意识。陈燕芳被除名后，已与七×不存在劳动关系，其再要求七×承担用人单位的责任缺乏事实依据。
最后，关于陈燕芳的诉求。1、除名决定得到法院生效文书的确认，未支付工资责任不在七×。陈燕芳要求按北京市在职职工平均工资计算其工资既不合理，也无法律依据。《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十九条规定，工伤职工在工伤医疗期内停发工资，改为按月发给工伤津贴。工伤医疗期满或评定伤残等级后，应当停发工伤津贴，改为享受伤残待遇。工伤津贴标准相当于工伤职工本人受伤前十二个月内平均工资收入。该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了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一至四级的，应当退出生产工作岗位，按本人工资百分之九十至百分之七十五发给伤残抚恤金。四级以上残疾计算抚恤金也是以个人工资为标准进行计算，按比例发放，而非全额发放。《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没有安排劳动者工作的，应当按照不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70%支付基本生活费。2、社会保险问题。七×未缴纳陈燕芳的社会保险是因为生效法律文书确认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不属于违反劳动法的情况，不应按违法欠缴的情形要求建工博海公司补交。
综上，七×当年对陈燕芳做出的除名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除名决定适用法律恰当，不同意陈燕芳的诉讼请求。
本院重审查明，
一、陈燕芳与七×劳动关系及签订劳动合同的事实
1979年陈燕芳到七×工作，任职岗位抹灰工。1982年6月陈燕芳在工作中将腰部扭伤，后治愈。1991年2月，陈燕芳再次因工作致腰部受伤，并住院治疗。此后陈燕芳未再上班。陆续看病，间断有休假医嘱。
1995年北京市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七×要求陈燕芳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
1995年10月23日，七×第九项目部（简称七建九部）向陈燕芳发出合同意向通知书，内容为：陈燕芳，企业与你协商签订长期合同，合同期限为10年，请你在收到通知后10日内到本单位劳动人事部门办理草签劳动合同手续。
1995年12月，陈燕芳在七×劳动合同书（NO.96B910023号）上签字，该合同书首页“劳动合同期限”条款中写为“十年期劳动合同”。陈燕芳签字后，七×以劳资员笔误，合同期限应为一年为由，未在合同上签字盖章。后七×找陈燕芳说明存在误会，提出签订一年期的劳动合同，陈燕芳提出异议，双方遂发生争议，未再达成协议未签订劳动合同。七×提交的该公司劳资员孙秀兰写的证言称，“原合同书已作废时间期限我已改动，为了从（重）新抄写合同书使用”。
1996年3月27日，七×九部工会主席周士伟打给七×劳资科的《报告》提到：陈燕芳原系工伤，95年11月经公司职工医院鉴定后，劳资科通知部里说陈燕芳鉴定后没有问题，通知陈上班。在签订劳动合同上，本人与部里1.是签订劳动合同年限上达不成协议。2.签订劳动关系类型上达不成协议。本人要求部里确定按工伤签还是病假签。这两个问题部里根据医院鉴定结果，无法确定怎样签。本人在工伤鉴定未搞清楚前，也不同意与部里签劳动合同。特请劳资科派人与陈燕芳共同去医院，将鉴定证明结果落实后，再谈签订劳动合同事宜。
1996年9月10日，七×九部通知陈燕芳，“请你于九六年九月十三日前来七建九部签订劳动合同，如不能按期到达请与单位联系，否则后果自负”。9月13日，陈燕芳按约到单位，洽谈签订劳动合同事宜，因七×只同意签一年期劳动合同，陈燕芳要求签订十年期劳动合同，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1996年10月8日，七×再次通知陈燕芳，通知其于同年10月31日前到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如逾期不办理，视同自动离职，一切后果自负。
1997年6月4日，七×第九项目部通知陈燕芳于6月10日前到七建九部，按照劳动争议裁决书的裁决，领取1997年2月至5月份工资，并办理签订劳动合同。
1997年9月10日，七×以七×九部、九部工会、九部劳资科联合通知的名义再次通知陈燕芳：1、于1997年9月17日前到七建九部领取1997年2月至5月份工资；2、于1997年9月17日前来七建九部协商签订劳动合同书；3、甲、乙双方建立正式劳动关系后，请于1997年9月17日到单位上班。逾期不到单位办理以上三项手续，后果自负。
陈燕芳在仲裁机关表示收到两份通知，当时在诉讼期间，没去七×办手续。重审庭审中陈燕芳称其按通知去了单位，但未提供证据。
另重审中，陈燕芳提供新证据“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三十日劳动鉴定结果”复印件，证据来源：1997西劳裁139号卷宗，出证人七×。该“鉴定结果”关于陈燕芳的“鉴定会意见”一栏标注为“上班”；“单位意见”为“不让上班”；表格外“陈燕芳”一栏标注有“待除名”字样。陈燕芳据此认为单位将其除名是蓄意所为。
七×对此份证据真实性，提出异议，表示七×曾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过该表，但陈燕芳提交的该表复印件与七×持有的该证据原件不同。原件没有待除名的字样，其他内容相同。
本院调取了留存在仲裁委的“鉴定结果”复印件，此复印件与七×提供的“鉴定结果”进行比对，七×盖章位置不同，不是同一份材料。从本院调取的仲裁委笔录看，无此份证据的举证质证内容。重审中陈燕芳认可此份证据当年没有质证。
本院认为仲裁委留存的“鉴定结果”复印件，无证据原件，交证卷宗中没有记录，仲裁阶段此证未经质证，此证不能作为定案证据。
二、与除名有关的事实
1996年5月陈燕芳住院后至除名止，陈燕芳未再上班，也未再有请假手续。
1997年10月29日，七×以1997年6月4日、9月10日两次通知陈燕芳到公司上班，办理劳动合同事宜，陈燕芳始终未报到上班，严重违反了企业规章制度为由，根据国务院《企业职工奖惩条例》和劳动法相关规定及七×（95）230号第二章第五条﹤2﹥中规定，决定给予陈燕芳除名处理。
七×（95）230号《北京市第七建筑公司实行劳动合同制的实施办法》第二章第五条﹤2﹥中规定，职工不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在接到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通知后，职工一个月内不写申请或未经批准擅自离职的人员视为旷工，企业予以除名，劳动人事部门在除名后15天内将其档案移送其户口所在地劳动行政部门。该办法第五章确定劳动合同期限的条件第十条﹤5﹥规定，经公司同意，在本企业连续工龄五年以上从事技术性工作（工种）人员，可以签订长期合同。该章第十二条﹤三﹥、﹤八﹥项规定，因劳动纪律松懈，经常出现违纪行为，现实表现较差的人员，企业认为不适合签订中、长期合同的人员，签订短期合同。
陈燕芳人事档案现在大栅栏街道社保所，其档案内容如下：1997年10月27日七×劳动工资科向宣武区劳动局出具《证明》，内容为：今有我单位职工陈艳（燕）芳，因长期未上班，也未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其养老保险缴费至96年3月份。至今未上班，经与西城区社会统筹办协商，同意在96年4月份以后的养老保险手册上盖“其它原因未缴费”章。
《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记载》：陈燕芳养老保险交至1996年3月。1996年4月至1997年11月，“个人缴纳”为因“其它原因未缴费”。
1997年10月27日，北京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北京市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储存额结算单》记载，陈燕芳，社会保障号码110104600202044，累计储存金额为524.47元。
1997年10月29日，宣武区劳动局向大栅栏街道发出《就业转待业人员档案转递通知单》，通知大栅栏街道将陈燕芳档案材料一份转去，请按档案材料清单查收。该通知单并注明“除名”。
另在陈燕芳档案中还有1993年至1996年度职工个人收入台账，工种或职务栏记载为工伤，其历年工资性收入依次为2677.1元、3596.4元、4292.74元，1996年1至3月工资性收入每月为385.5元（含各种津贴17元、价格补贴54.5元）。社会保险情况：1993年4月起开始交纳公积金每月16元，1995年7月起调整为40元；1996年1-3月，养老保险缴费基数358元，缴纳比例5%，个人缴纳金额分项为养老保险17.9元，失业保险2元，大病统筹5元，住房公积金20元。
另据七×提供的1997年10月27日陈燕芳《北京市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转移单》记载，1996年缴费3个月，企业缴费621元，各人缴费53.7元，转出524.47元。转入单位宣武区大栅栏街道办事处（失业）。
1997年10月31日，陈燕芳收到除名决定书。
三、关于工伤事实
1982年6月陈燕芳在工作中将腰部扭伤，后治愈。1991年2月，陈燕芳再次因工作致腰部受伤，并住院治疗。此后陈燕芳未再上班。陆续看病，间断有休假的医嘱。
1995年12月至1996年5月陈燕芳因腰椎管狭窄陆续在七×职工医院、北京市建工医院看病，医院先后给陈燕芳出具了病假证明。
1996年5月23日，北京市建工医院给陈燕芳开出住院通知。5月27日，七×九部开出4000元支票，作为住院押金。5月28日，陈燕芳因腰伤住进北京建工医院进行治疗。陈燕芳住院病历记载：7月28日阶段小结，病者陈燕芳因腰椎间盘突出症、腰椎管内狭窄症入院，腰腿疼四年，时轻时重。入院前半月因受凉腰病加重……入院后行CT造影检查，诊为腰椎间盘突出症、腰椎管内狭窄症，行整体治疗及硬膜外强的松龙注射，腰腿疼减轻；8月5日，经治疗腰腿疼已减轻，腰压痛轻，继续对症治疗；8月7日，单位来人，要求填写病情及诊治经过，故告知此次入院诊断及治疗经过；8月12日-9月17日，病者无不适，腰腿疼经治疗后症状基本消失。目前等待单位解决工伤问题，而后出院；治愈率95%等待出院；9月24日，院长主任查房，病者无特殊不适，腰腿疼治疗已告一段，可出院；当月小结记录可回家休养；10月14日记录，腰腿不疼，活动正常，继续办理工伤事宜。之后无病历记录。病历记载出院时间为1997年3月24日，实际住院天数300天。
关于住院的时间，陈燕芳在1998年2月17日西城仲裁委调解（仲裁）笔录中陈述，其自1996年5月24日至谈话时止一直在北京建工医院住院未出院。七×陈述陈燕芳1996年提过住院，1997年未提住院，亦未告知单位。
1998年2月25日，西城劳动仲裁委向建工医院进行调查，调查笔录记录内容主要为：陈燕芳住院前急性发作，7、8月急病期已过，期间与单位有纠纷，1996年8月以后空床，10月不来医院，年底不给她开药了。1997年底陈燕芳来过医院。因账目问题未结，医院找过陈燕芳。听护士长说陈燕芳胜诉，由单位结账。陈燕芳没有主动申请出院。住院和出院的区别，疾病发作期，上不了班，错过后，因人要求可出院。陈燕芳有椎管病变，她在中间发作后医院认为是慢性病。该笔录同时抄录了陈燕芳1996年9月30日之后的住院病历。
（1998）西民初字1356号案件及本次重审庭审中，陈燕芳均对此份调查笔录提出异议，称笔录中其住院时的主治医方医生签字不是本人所签。经本院向方医生调查取证，其表示该笔录确非本人签字，但医院病历中有其签名，病历记载属实。经核对此调查笔录病历记录与陈燕芳住院病历相吻合，调查笔录落款签字人为另一位医生。因此调查笔录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因欠住院费，1996年7月、8月、9月，1997年5月、10月、11月，1998年1月、6月、8月北京建工医院陆续给陈燕芳发出病人交款通知单，要求补交押金。
1997年9月29日、1998年8月19日，北京市建工医院两次开出证明，内容为：陈燕芳因患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病需住院治疗，须交住院预缴金3万元。1999年1月北京市建工医院给陈燕芳开出住院单：诊断腰椎间盘突出症；扶送。
2002年6月24日，建工医院给陈燕芳开出住院单，诊断腰椎管狭窄，交押金5000元。8月28日门诊病历副页记载病历摘要，该同志于82年工作时摔伤，后下肢痛，麻木感，为此进行不断的治疗。91年2月第二次摔伤之后出现腰痛加重。1996年5月23日……98年症状加重，行骶管注射3次。腰腿疼迁延不愈，不能进行体力劳动及日常生活受影响。2002年6月后症状加重，腰痛下肢麻……又一次进行骨髓造影检查，诊为L4-5椎间盘突出症、腰椎管狭窄症
另在重审中，本院向1996年陈燕芳住院时的主治医生调查取证时，其表示1998年2月25日仲裁笔录上的签名不是其本人签名，但陈燕芳病历上的签字为其本人签字；腰椎间盘突出疾病如果患者不疼痛，在临床上就属于治愈，但这种病在临床上有复发的可能；此病视个人情况，临床一般需要1、2个月恢复，最多续1、2周；如果病人出现欠费，医院会停止治疗，交齐款项后再继续治疗；抹灰需要弯腰，腰部受力重，陈燕芳如果再从事抹灰工作会有困难；随着年龄增大，骨质疏松、关节退变，病情可能会加重；另外病人如果住院欠费，去门诊看病，可以给她开药，但不会给她开诊断证明或休假证明。
四、关于工伤鉴定的事实
1996年8月14日的《职工劳动鉴定表》（此证据首次见于1997西民初字第3344号卷宗），记载了陈燕芳1982年6月、1991年2月两次受伤的经过及至1996年5月腰病复发三次治病的医治过程。七×劳动鉴定委员会、北京建工集团总公司劳动保险统筹办公室在该表上加盖了蓝色印章，同意请上级鉴定病情。在该案庭审中陈燕芳陈述其“找有关部门要求做鉴定，有关部门不给出鉴定结果”。
1996年10月18日的《伤、病情况鉴定摘要》（简称《摘要》，此份证据首次见于本案原审卷宗），《摘要》记载：被鉴定人七建九部陈燕芳，91年2月22日摔伤，3月8日去建工医院门诊，诊断为腰椎间盘突出症，单位报工伤，一直休养至今，近一年来二次做CT，腰L4、5椎间盘突出，现因本病住建工医院。体检情况：腰僵，腰4、5压痛，椎旁右部压痛（＋），扩散至后腿腰活动受限。鉴定结论：根据G.B.T16180C2.5暂不评残。《摘要》下方注有“此表劳鉴部门存档”。
陈燕芳称该《摘要》由于七×不出面申报工伤，导致鉴定机构不予评残。建工博海公司称因不具备评残条件未予评残。
再审中，本院持此《摘要》向北京市劳鉴委核实，该委表示《摘要》为劳鉴部门存档的内部材料，内容确为该委专家、医师的意见，按照1996年的工伤评定标准，陈燕芳的伤情不具备定级条件。鉴定没有正式结论，但当年《摘要》形成情况细节，已无从考证。
G.B.T16180全称为《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为国家技术监督局1996年3月1日发布，10月1日实施的国家标准，该标准中C2.5规定，“外伤后（一周内）发生的椎间盘突出症……不接受手术治疗者暂不评残”；C2.9规定“诊断椎管狭窄症，除临床症状外，需有脊髓造影或MRI检查证据”。
建工博海公司称由于时间太长，加之企业改制，相关人员已不在岗位不了解当时情况。为此该公司提供了七份1996年3月至1997年9月8日企业内部材料，其中五份为陈燕芳所在七建九部工会主席、调解委员会主任周士伟整理签字的与陈燕芳就工伤、签订劳动合同进行商谈整理的记录，一份为劳资员孙秀兰的证言、一份为本次重审七×补充提交的证据。陈燕芳仅对1996年3月27日周士伟整理签字并加盖七建九部工会公章的《报告》无异议，对其他证据均有异议。本院认为该组有异议证据虽不具有依其认定本案事实的效力，但可以作为七×对涉及相关事实的陈述。1997年9月8日的七×内部材料《关于陈燕芳未签劳动合同事由的经过》中称：陈燕芳提出工伤问题后，公司于96年下半年提取了陈的病历及当时发生工伤时的有关材料去北京市社会保险机构鉴定工伤等级。当时市劳动局保险机构的答复是不够鉴定标准，不予鉴定。七×曾要求市劳动局在鉴定表上有文字说明，但没有成功……七×向法院表示如果陈需要办理鉴定手续，七×积极配合，尽快结案，但陈一直未来公司填鉴定表，也不向公司说明情况，仍不办理任何请假手续。
2001年12月11日，西城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给陈燕芳发放的《工伤证》记载：陈燕芳，工作单位七×，工种抹灰瓦工，该职工于1982年6月28日腰部软组织挫伤，又于1991年2月23日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2001年12月6日，经审核确认陈燕芳为工伤。2002年9月13日，北京市西城区劳动鉴定委员会鉴定该同志因工致残等级确定为拾级。
2003年9月30日，北京市西城区劳动鉴定委员会作出鉴定结论，“经鉴定陈燕芳同志达到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拾级”。
陈燕芳不服鉴定结论申请复议。2003年12月10日，北京市劳动鉴定委员会鉴定，确认陈燕芳达到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10级。该鉴定中检查情况记载，腰部外伤后，腰痛、腰僵硬，腰椎活动部分受限，受伤节段脊椎骨性关节炎。
1996年10月、2003年11月，陈燕芳两次支出鉴定费共计400元。
五、相关费用
1997年5月至2000年1月，陈燕芳外购药费168.25元；
1998年8月至1999年1月建工医院药费241.7元；
2008年9月15日至12月17日，陈燕芳在友谊医院看病住院支出医疗费4997.3元；
（1997）西民初字第3344号案件中陈燕芳1996年4月至1996年5月在北京市建筑工人医院发生医疗费699.12元。
律师费3300元，其中1200元发生于1997年6月11日，收款单位北京包诚法律事务所；另2000元费用发生于2003年4月7日，收款单位北京市博盈律师事务所，与陈燕芳在本案原审的代理人不同。
陈燕芳还提交了交通费票据共计294元。
庭审结束后陈燕芳表示在本案中放弃主张1996年住院期间的住院伙食补助费。
六、陈燕芳与七×发生的劳动争议仲裁及在本院进行的劳动争议诉讼情况
围绕陈燕芳的工伤工资发放问题、七×的除名决定是否撤销问题，陈燕芳与七×在本院共发生四起诉讼，法院先后做出三个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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