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吉0103民初3247号
原告永吉县口前镇森林牧业，住所地吉林市永吉县口前镇阿拉街村六社。
经营者宋文革，男，1965年4月2日出生，汉族，现住吉林省永吉县口前镇铁北街2委*组。
委托代理人刘成双，吉林万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玉君，吉林冠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吉林绿色巨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春市宽城区兰家镇丛家村。
法定代表人宋庄，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魏磊，该单位职员。
委托代理人尹伟，该单位职员。
原告永吉县口前镇森林牧业（以下简称森林牧业）与被告吉林绿色巨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农公司）农业技术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永吉县口前镇森林牧业的委托代理人刘成双、杨玉君，被告吉林绿色巨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魏磊、尹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被告在得知原告养殖种母猪300头的信息后，主动到原告单位销售猪饲料。于2014年4月8日，原告同意购买被告的猪饲料。被告同意给原告优惠猪饲料欠款每年20万元，并承诺为原告提供技术服务。有双方签订的《欠款协议》为凭。于2014年5月，被告吉林地区区域经理冯卫东带领技术老师李长海、技术员贝克到原告单位驻场技术服务。技术老师李长海查看原告种母猪群后提出：你的种母猪群应全程用药调理，当即口述药方和用法。要求贝克记录，在场人张淑英也做了记录。口述的药方是：磺胺类药、土霉素、脱霉剂。用法是：磺胺类药连用七天后土霉素药连用七天，共连用三次后再连用七天脱霉剂。全程共计四十九天。于2014年5月22日，贝克和宋文革按药方买到磺胺类药、红弓绝链、强力盐酸土霉素。脱霉剂口前没有是冯卫东从外地买到的叫化霉素X3邮寄到森林牧业的。2014年5月25日，贝克先将兽药红弓绝链直接添加到饲料中连续喂猪七天，再将兽药强力盐酸土霉素直接添加到饲料中连续喂猪七天，再重复饲喂两次为28天。最后一次是化霉素X3。贝克拌完料后喂7天。全程共喂49天后，原告种母猪产仔出现死胎、弱胎、弱仔及仔猪大量死亡的后果。无害化处理的死亡仔猪481头，价值为288600元，经公证机关四次公证的死亡猪2021头，价值为1554695元，种母猪300头被淘汰时损失价值为2098880元，种母猪失去种母猪效益期间吃饲料损失为1469034元。共计损失为5411209元。其原因主要是被告没有技术服务的经营业务及技术老师李长海、技术员贝克，没有兽医师执业证书或助理兽医师执业证书，也没有异地诊疗出具药方的权利。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兽医管理条例》的禁止性规定，及相关休药期的规定，致使原告经营十六年的养殖业悄然倒闭，被告理应主动赔偿。然而，被告拒绝赔偿至今。原告诉讼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仔猪死亡2502头，价值为1843295元，种母猪300头被淘汰时损失价值为2098880元，种母猪300头失去种母猪效益期间饲料损失1469034元，共计损失为5411209元，案件受理费、鉴定费、评估费等由被告承担。
被告巨农公司辩称，原告的诉请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原、被告之间的纠纷已经了结，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1.原告的诉请违反了一事不再审的原则。之前原、被告之间的纠纷已经一审、二审并已经生效，原告若有新证据应申请再审。2.原告诉请中猪的死亡原因无从考证。在双方合作期间，原告未向被告主张任何权利，且原告猪场发生猪死亡的时间是2014年6月，而原告申请鉴定的时间是2015年，时间间隔长达一年之久，无法证明造成原告猪场猪死亡的原因与被告相关。从原告提供的公证书中可以看到，死亡的猪并非原告所称的仔猪，还有育成猪和中大猪，与原告在诉请中所称不符。3.原、被告之间存在的仅是买卖合同关系，而不是原告所称的技术服务关系。原告一直未能偿还拖欠被告的饲料款，是借诉讼逃避债务。我公司并未授权贝克饲喂兽药，贝克的工作仅是协助原告为种猪配种，贝克与原告一起为猪喂药是他们之间的约定，与我公司无关。4.原告的用药记录是伪造的，并非贝克本人签名。原告提供的几名证人之间的证词互相矛盾，其真实性和合法性均存在问题。口前镇法院无管辖权，取得的证词不合法，同时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此份证据应予排除。综上，原告的诉请应予驳回。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以下证据：
一、原告的营业执照，经营者宋文革个人信息，税务登记证、动物防疫合格证，证明原告主体适体，且证照齐全。被告认为，对于营业执照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是宋文革和被告签订的协议，不是原告和被告签订协议，协议是原告实际经营者宋文革向被告赊欠的货物，原来本院起诉的双方是宋文革本人而不是现在的原告，对诉讼主体有异议。动物防疫合格证已经过期了，需要每年年检。
二、被告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明被告主体适格。被告认为，对于此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主体没有异议，但被告主体并不适格。
三、2016年7月28日，永吉县人民法院姜丽新、李淑杰法官在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对被告技术员贝克的询问笔录，证明1.被告委派技术员贝克到原告处提供技术服务，服务时间为2014年5、6、7月份的事实；2.证明原告用的饲料是被告提供的，被告指派技术老师李长海开具药方，张淑杰与贝克去药店购买，直到贝克离开之前一直按技术老师的药方配药的事实；3.证明被告技术老师药方中有磺胺、强力盐酸土霉素的事实；4.证明被告公司不但指派了贝克、还指派了黑龙江的两名实习生、李长海、冯卫东以及另外一名技术老师宋勃，双方形成技术服务合同的事实。被告认为，永吉县人民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二位法官和宋文革一同向被询问人贝克取证，该证人证言缺乏公正性和独立性，且未向被告告知回避的权利；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双方的质询，最终由法院认定相关事实，即便该证人证言属实，也可以看出贝克的工作职务仅仅是给猪配种，无其他附加义务。
四、2015年10月19日永吉县动物卫生监督所对出售涉案兽药店老板李德君的询问笔录及药店提供的售药明细表。证明2014年5月份宋文革、张淑英与贝克来购买涉案兽药，药品种类为红弓绝链（磺胺）、长效盐酸土霉素的事实。被告认为，此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内容和记载内容有异议，询问笔录的内容第二页可以明显看出2014年5月宋文革和驻场兽医到店购买药，从这个提问可以看出，兽药店的老板对问题是混淆不清，只能证明是宋文革本人去药店购买了药物，贝克只提供了配种服务，不是兽医。后面有提问是对贝克的名字不了解，贝克个人如果有购买药物的行为只能说明是其个人行为与被告公司没有任何关系。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双方的质询，该询问笔录只是一面之词不足以采信。
五、长春市宽城区法院庭审笔录（2015年1月13日）原告员工吕兰云、赵长久的证人证言，证明吕兰云为原告猪场产房工人，其陈述被告技术员及技术老师为原告提供技术服务，技术老师出的药方，技术员贝克进行饲喂并给拌料里加药，一个月以后种猪就开始流产，陆续死亡的仔猪有3000多头。证明赵长久为原告猪场起粪工人，其陈述被告技术员及技术老师为原告提供技术服务，技术老师出的药方，技术员贝克进行饲喂并给拌料里加药，一个月以后种猪就开始流产，2014年5月份猪仔开始死亡的事实。被告认为，此份笔录只是对方的陈述，并不是事实，证人应该出庭。上面提到死猪越来越多，我们在2014年6月初双方饲料的买卖关系已经终止，从原告售药使用记录来看，2014年5月25日原告才使用了所谓的兽药，可以看出2014年5月25日之前该猪场死猪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可以反映出其猪场猪的死亡与被告并无实际关联。
六、永吉县口前镇畜牧兽医站《畜禽养殖场养殖档案》兽药使用记录，证明原告按照被告方技术员提供的药方、用法为种猪用药，技术员贝克进行饲喂并签字的确认。被告认为，此份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从记录的字体看，该兽药使用记录为一人签属，字体完全一致，上面贝克的签字并非本人签字，且没有记载具体的时间，从复印件看可以看出有人为添加的痕迹。即便该份证据真实，也可以反映出从5月25日之后原告使用的红弓绝链、强力盐酸土霉素的使用时间都是有间隔的，而在5月25日之前使用的，所谓的药都是不是本案所涉及的药，7月20日之后使用的也是动保产品不是兽药。该份证据足以证明2014年5月25日之前原告猪厂猪的死亡与这些药品无任何关联，同时从本案原告2017年7月25日向贵院提交的鉴定申请书，其要求贵院对2014年1月28日至2015年4月21日非正常死亡的2502头仔猪价格进行评估，可以反映出2014年1月28日至2015年4月21日期间已经有大量的猪死亡，这些猪只的死亡和本案被告无任何关联。从兽药生产日期看，原告购买的强力盐酸土霉素生产日期是2010年，红弓绝链是2012年生产的，该二种药品都可能是过期的药品，可能是过期药品导致的猪的死亡。从原告主张的是仔猪的死亡，相关药品又都是母猪使用，其涉案的母猪最后全部卖出，说明母猪并无用药死亡现象，从正常推理看如果是药品导致用药死亡的话，可能是仔猪在出生后一周内无法存活，但是本案原告提供的所有证据可以看出其仔猪死亡头数并不多，其死亡的猪包含大猪，并非仔猪。
七、永吉县公证处出具的（2015）吉永证民字第347号公证书及吉林出入境检验检疫技术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检测报告三份，对涉案种猪的肝、肾、肉样品的检测结果。证明涉案种猪体内含有涉案药品磺胺间甲氧嘧啶及土霉素的事实。被告认为，对于公证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内容质疑，理由如下：从该份公证书的时间看是2015年6月10日，时间距2014年6月份已经超过一年时间，从公证书的照片内容看，其屠宰的都是体型超过100斤以上的大猪，和本案争议的仔猪是二个概念；该公证书并没有记载相关仔猪的相关头数和照片，所以该公证书的内容和本案原告主张的诉讼请求并无关联，而且从时间来看该公证书证明的内容是2015年所发生的事实，但是原告所主张的赔偿是2014年发生的，不能证明样本体内的残留到底是谁喂的。该检测报告的具体取样是原告方单方取样，该鉴定结果仅对采样负责，而样品的来源无法证明和被告有任何关系。因此对该证据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时间上已经间隔了一年多。签发日期是2015年6月24日。间隔一年之久的检测报告是无法证明一年前的事实的。
八、永吉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出具的检测报告二份，证明经对涉案种猪的血清进行检测，说明了涉案种猪在2013年和2014年不存在疫情，监测合格排除了因为疫情导致的仔猪大量死亡。被告认为，对该二份报告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二份报告的时间分别是2013年12月11日和2014年11月14日，两份报告均注明诊断报告仅对本样负责，从2013年12月11日的检测报告看该报告和本案没有关联性，2014年11月之后和2013年12月之前的和本案无任何关联，无法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
九、2015年4月15日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做出的（2014）宽民初字第1723号民事判决书一份、（2015）387号中院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原审已认定被告为原告公司提供技术服务，并指派技术员为涉案种猪开具药方并饲喂，用药后原告猪场的种猪流产、仔猪出现大量死亡的事实，二审判决对以上事实也予以确认。被告认为，对该二份判决真实性认可，证明该案已经经过贵院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做出了公正判决，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第五页倒数第四行记载“技术合同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第八页记载“宋文革、张淑英不能进一步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故其主张与巨农公司形成技术服务合同关系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因此原告的证明理由不能成立。根据一事不再审原则应当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十、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典、兽药使用指南（2010年版第40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化学药品卷，载明土霉素类对孕畜及小动物禁用。被告认为，此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在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上有事实认定，我们也同意此观点。
十一、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能繁母猪养殖保险凭证及明细，证明被告为原告提供技术服务时，原告的种猪是有繁殖能力的健康的种猪，及被告为原告提供技术服务时原告拥有的种猪数量为300头。被告认为，此份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证明目的不认可，该保险仅是2013年9月17日原告购买的保险，而原告猪场所饲养的母猪销售情况没有证据佐证，并不能证明存栏数为300头。对该证据的合法性有异议，仅能证明有此保险合同，保险公司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企业法人，不是政府机关，仅能证明猪是健康的，不能证明其有繁殖能力。
十二、永吉县公证处出具的四份公证书，（2014）吉永证内字第927号、公证号为（2015）吉永证内字第131号、（2015）吉永证民字第239号、（2015）吉永证民字第240号；永吉县口前畜牧兽医站出具的2014年6月至10月无害化处理的仔猪数清单，证明用药后仔猪陆续死亡的数量为2502头。被告认为，对于第一份131号公证书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该公证书内从照片看头数没有记录中的那么多头，其次里面有检测超过75公分的，不属于仔猪的范围，该猪属于育成猪，其死亡原因和母猪的用药没有关系，所以该公证书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第240号公证书，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同以上意见，该公证书内大部分都是育成猪。239号是2015年4月1日作出的，该公证书显示体长为50-60公分以及中大猪。四份公证书上大部分上都是育成猪，与诉请内的仔猪的数额不对。
十三、刘贵洁、蔡坤、翟万忠与原告签订的协议书三份，证明原告将失去繁殖价值的种猪共计300头出售给三人，获得总价款为301120元的事实。被告认为，对此份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原告方提出的协议书，应该向买方核实真实情况。证据上仅说是淘汰母猪，并没有查明淘汰原因，不能证明该批母猪损失与被告有任何关系。
十四、录音资料一份，证明原告的损害与被告有关。被告认为，对此份录音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从相关内容看，是原告和一个关系密切的朋友之间的沟通，与被告没有关系。
原告提供证人杨某到庭作证，证明其主张。证人陈述：原告是在我们辖区内养猪，有一部分事实是清楚的，我证明用药的事，长效土霉素从专业角度来说，从临床是保健品，技术员李长海到场后，提供的药方，用了7周，这二种药不是用于治疗伪狂犬病，对动物的肝、肾有损伤，怀孕的猪是不能用这二种药的，有可能传给仔猪。但是对于原告饲养的猪的死亡原因，证人仅证明上述药物是不能使用的。
被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以下证据：
一、民事判决书二份，原告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证明原告的经营者是宋文革，宋文革和被告之间的案件，已经经过了贵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的审理，已经二审终审，根据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应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仅以诉讼请求增加再提起诉讼应当予以驳回。原告质证认为，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问题有异议，原告本次提起诉讼并非和此前的诉讼一致，不能属于重复起诉，因为诉讼主体不同，涉案金额不同，证据发生变化。而且我们主张这是在被告提供服务过程中对原告实施的侵权行为，和此前的技术服务合同纠纷有所不同。所以被告主张一事不再理不能成立。原审中驳回原告诉请的理由是没有鉴定结果作为佐证，本次庭审之前，原告已经向法院申请对关于仔猪死亡与被告公司用药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鉴定，因此本案是与之前案件不同案由不同法律关系，因此不适用一事不再理的规定。
二、吉林省永吉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5份，民事判决书5份，证明原告提起本次诉讼是为了躲避判决的义务。执行裁定上写明是无财产执行，从原告卖出母猪的情况看，原告应该是有财产可以执行，本案应该适用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原告认为，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被告所提供的证据均没有加盖法院公章，证明不了真实性；证据的关联性也有异议，本案是侵权纠纷，与被告提交的几份判决没有任何关系。
本院经审理查明，宋文革系原告森林牧业的经营者，与张淑英系夫妻关系，二人共同经营猪场。2014年4月8日，原告森林牧业作为甲方与被告巨农公司（乙方）签订《欠款协议》一份，协议内容约定如下：“鉴于甲方信誉状况良好，且目前主要经营乙方预混料、教保料等产品，为解决甲方资金周转困难的问题，从而帮助甲方扩大经营规模，同时提高乙方产品在终端市场的占有率，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就甲方赊欠乙方货款事宜，达成以下条款，以供双方遵照执行：一、赊欠货款额度：双方以现款、现货为交易原则，作为补充乙方同意给予甲方一定额度的赊账货款，累计为200000元；二、赊欠货款条件：乙方给予甲方一定额度的赊欠货款，是以甲方达到以下约定订货目标作为基本条件，否则乙方有权部分或全部终止协议，有权随时收回全部欠款，并向甲方追收15%年利率的资金利息，甲方承诺订货目标每月销售额200000元；三、还款期限:上述欠款从2014年4月8日起到2014年12月25日止，款项到期甲方应按时归还货款，归还后甲方仍需要赊欠货款的，可向乙方重新申请办理欠款手续；2014年12月25日前无论是否到期，均应将所欠货款打入公司指定账户，如需再用，于下年度再行核定并办理相关使用手续。……”协议签订后，被告公司派李长海、冯卫东、贝克到原告猪场提供驻场服务，在李长海的建议下，原告给自己饲喂的300头种母猪的饲料中添加了药物，具体为“红弓绝链”、“强力盐酸土霉素”、“化霉素X3”。根据永吉县口前镇畜牧兽医站的畜禽养殖场养殖档案记载，从2014年5月25日至7月7日原告饲喂红弓绝链、强力盐酸土霉素、化毒霉X3兽药。该记录上有贝克的签名。巨农公司对该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都有异议，但是并未对该签字的真实性提出鉴定申请。同时主张贝克作为公司员工，将其派到原告处工作，任务是协助配种而不是喂养，李长海指导原告对饲喂的种母猪投喂药物的行为，被告并不知情。
原告在对其饲养的种母猪投喂上述药物后，猪场出现仔猪流产、弱胎、死亡的现象。原告分别于2014年11月28日、2015年3月9日、2015年4月21日向吉林省永吉县公证处申请对死亡仔猪进行无害化处理、掩埋死猪头数、体征清点过程进行证据保全。永吉县公证处为其出具了（2014）吉永证内字第927号、（2015）吉永证内字第131号、（2015）吉永证民字第239号、（2015）吉永证民字第240号四份公证书，其中分别载明：2014年11月28日，在无害化掩埋点已掩埋死猪由于掩埋时间较长，无法清点，未掩埋的死猪经清点为301头，其中体重在17公斤左右61头，5-15公斤240头；2015年3月9日，在无害化掩埋点任意抽取一头大猪（经测量70厘米左右）同等大小死猪经清点为372头，任意抽取一头中等死猪（经测量60厘米左右）同等大小死猪经清点为386头，任意抽取一头小猪（经测量30厘米左右）同等大小死猪经清点为197头；2015年4月21日，在无害化掩埋点任意抽取一头大型猪（经测量75厘米左右）同等大小死猪经清点为173头，任意抽取一头中等死猪（经测量63厘米左右）同等大小死猪经清点为363头，任意抽取一头小猪（经测量51厘米左右）同等大小死猪经清点为54头；2015年4月21日，在无害化掩埋点任意抽取一头大型猪（经测量66厘米左右）同等大小死猪经清点为102头，任意抽取一头中等死猪（经测量50厘米左右）同等大小死猪经清点为53头，任意抽取一头小猪（经测量45厘米左右）同等大小死猪经清点为20头。
2015年6月10日，原告向吉林省永吉县公证处申请，对其养殖的种猪胴体进行分割，对肉、肝、肾采样过程等进行证据保全。原告将上述采样送至吉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进行磺胺间甲氧嘧啶、土霉素药物含量检测，其中在肾脏中磺胺间甲氧嘧啶含量为213.13μg/kg，《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典兽药适用指南化学药品卷》中载明的食品动物肾脏中磺胺嘧啶最高残留限量为100μg/kg。
由农业部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典兽药适用指南化学药品卷》中载明，土霉素类药物“易透过胎盘和进入乳汁，因此孕畜、哺乳畜和小动物禁用，……”。
另查明，由于原告一直未按照与被告之间的《欠款协议》约定履行给付货款的义务，故被告将其经营者宋文革夫妇诉讼至本院，案件号为（2014）宽民初字第1723号。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宋文革夫妇提出反诉，称2014年4月8日，双方签订欠款协议后猪场开始使用从巨农公司购买的饲料。该公司派技术服务团队到猪场提供技术服务，在饲料内添加辅助畜药，此间还开据药方和喂养方法，并将技术员贝克留在猪场负责猪场饲养的一切事宜。喂养一个多月后，母猪产仔时出现死胎、弱仔及产后不久仔猪大量死亡的情况。猪场仔猪在一个繁育周期内非正常死亡达到2000多头，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近百万元。现诉至人民法院，要求解除双方于2014年4月8日签订的欠款协议，要求巨农公司赔偿仔猪死亡经济损失994400元，反诉费由巨农公司承担。本院在审理后，认为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猪死亡与巨农公司提供的猪饲料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其反诉要求巨农公司赔偿仔猪死亡经济损失994400元证据尚不充分，该主张不能成立。故作出判决：一、解除被告（反诉原告）宋文革与原告（反诉被告）吉林绿色巨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2014年4月8日签订的欠款协议；二、被告（反诉原告）宋文革、张淑英给付原告（反诉被告）吉林绿色巨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货款199750元，此款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履行；三、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宋文革、张淑英的其他反诉请求。
为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法庭要求被告提交有关涉案人员冯卫东、李长海、贝克等三人劳动关系的相关材料，被告提交了离职表一份（冯卫东），终止（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一份（贝克），分别载明冯卫东于2016年1月离职，贝克于2014年9月离职。关于李长海，被告称其与被告之间仅是挂靠合作关系，并没有劳动合同，被告仅按月支付其劳务费。
原告为证明其遭受的损害结果与被告有关以及损害的具体数额，向法庭提交了鉴定申请，要求对种猪超期使用“红弓绝链”、“强力盐酸土霉素”、“化霉素X3”三种药品与2502头仔猪的死亡原因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对种猪及仔猪等损失价值进行鉴定，但是由于没有具备资质的相关鉴定机构及种猪及仔猪等标的物已灭失等原因，无法进行鉴定，其申请被退回。原告自行委托相关机构进行鉴定，并提供一份由永吉县畜牧业管理局专家组出具的《证明材料》，结论为原告长期饲喂强力盐酸土霉素和红弓绝链后短时间内生产的仔猪出现大量发病和死亡与未按规定饲喂土霉素和磺胺类药物导致中毒有直接关系。被告对此份证明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证明材料出具方为永吉县畜牧业管理局，为行政机关，无资质出具此类证据材料，且本证据材料载明出具时间为2018年5月23日，为后补材料，无法证明原告主张期间事实与被告有关。对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本证据利用2018年出具的证据，解剖2016年保存的样本，证明2014年的行为，之中不具备任何关联性，无法证明原告所主张的因果关系。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被告之间是否成立技术服务关系及原告饲喂的种猪使用“红弓绝链”、“强力盐酸土霉素”、“化霉素X3”三种药品与其所称2502头仔猪的死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首先，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欠款协议》，名为“欠款”，但实际应为双方之间的饲料买卖合同，具体履行方式为由被告先行提供饲料，原告承诺在合同约定的期间内使用被告提供的饲料并达到双方约定的额度，然后按阶段结算饲料款。在此协议中，双方并未明确约定被告在提供饲料之外还将提供其他辅助服务，原告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双方就被告提供技术服务另有约定。因此，双方之间并未形成技术服务合同关系。然而，被告虽然在庭审中多次表示，李长海并非其员工，其行为与被告无关，但是李长海与被告之间的所谓合作关系，系其双方之间的约定，不能对抗第三人，并且被告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明确对原告提示李长海并非其公司员工身份。冯卫东及贝克等人作为被告的工作人员，原告将与其同行的李长海的指导用药、开具药方的行为视为被告提供的辅助服务，亦在情理之中。
其次，据由农业部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典兽药适用指南化学药品卷》记载，孕畜、哺乳畜和小动物禁用土霉素类药物，李长海在其开具的药方中使用上述禁用药物，明显不当。但是，由于为原告出具《证明材料》的永吉县畜牧业管理局专家组成员中的杨某在庭审中作为原告的证人曾出庭作证，明确表示过其在排除了疫情、传染病等原因后，仅能证明上述药物是不能使用的，当时并未就违规用药与仔猪的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作出证明。而在庭审之后出具的《证明材料》中却与其他人共同明确认定仔猪系中毒，与违规用药有直接关系，其证言前后矛盾，故此对于此份证据不予采信。除上述材料外，原告仅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典兽药适用指南化学药品卷》中关于涉案药物对孕畜、哺乳畜和小动物禁用的记载，来证明违规用药与其饲喂的仔猪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未能充分证明其主张。因此，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死亡仔猪计2502头，价值为1843295元，种母猪300头被淘汰时损失价值为2098880元，种母猪300头失去种母猪效益期间饲料损失1469034元的诉请，在未能证明违规用药与其饲喂的仔猪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情况下，原告亦未提供其损失的计算标准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在准备充分证据后，可另行告诉。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永吉县口前镇森林牧业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9,680.0元，由原告永吉县口前镇森林牧业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 双
审 判 员 刘 蕊
人民陪审员 张淑杰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日
书 记 员 岳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