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4民终107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嘉兴市开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嘉兴市城东路**号*楼。组织机构代码：72364760-9。
法定代表人：金海龙，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武强，浙江子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中山，浙江子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晓红，女，1970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嘉兴市南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国红，上海江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覃文光，上海江怀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孙伟，男，1970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象山县。
上诉人嘉兴市开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元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朱晓红、原审被告孙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2016）浙0402民初5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6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开元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姚武强、沈中山、被上诉人朱晓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国红、覃文光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孙伟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开元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对开元公司的诉讼请求或者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借条载明的款项交付方式为1000000元现金，但朱晓红陈述实际交付方式为银行转账，且银行转账凭证显示为2013年6月17日案外人方蔚转给孙伟。转账在出具借条的10个月之前，两者不存在对应关系。如借条是事后确认，则应在借条中予以明确，否则应以借条载明的款项交付时间、方式为准。同时，如方蔚为受托付款人，朱晓红应提供款项由其支付给方蔚的转账凭证。2.开元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洪为民未经公司股东会或者董事会决议并报经浙江中房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批准，私自在借条上加盖开元公司公章，违反了公司法第十六条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该保证应属无效。3.退一步讲，即使保证有效，根据借条约定，开元公司保证的借款应为“今（2014年4月10日）借到朱晓红人民币现金壹佰万元整”，现本案不能证明借款系2014年4月10日交付的1000000元。二、本案存在虚假诉讼的可能，一审未要求朱晓红到庭、未转换普通程序审理属于程序错误。本案与另一案（出借人为朱荷珍）中的借款人、担保人、诉讼委托代理人、借条载明的内容等均一致或大致相同，两案存在高度关联，且之前均未向开元公司催讨或明示，款项均由洪为民及其妻子方蔚经手，庭审时朱晓红代理人对借条形成、款项交付的方式、地点、在场人员、出借人资金来源、出借人和借款人经济状况等细节问题始终拒绝回答。在此情况下，应当依法要求朱晓红本人及案外人方蔚到庭说明情况。开元公司也多次请求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并要求朱晓红本人到庭，但一审未予准许。
朱晓红辩称，一、本案借贷事实清楚，孙伟系开元公司的项目经理，因建设工程需要借款1000000元，朱晓红通过第三人方蔚将款项交付给了孙伟，孙伟也出具了借条，因此，朱晓红与孙伟之间的借贷关系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朱晓红已交付了款项，孙伟应当承担还款责任。二、一审认定开元公司提供的保证有效是正确的。公司法第十六条仅是对公司内部管理的规定，并非强制性规定，不符合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公司章程属于股东之间的内部约定，不具有对外的效力。朱晓红拿到加盖有开元公司印章的借条，完全有理由相信该担保经过了开元公司内部审批的程序。事实上，朱晓红也正是基于开元公司的担保才愿意出借款项。三、一审程序合法。朱晓红在庭审后接受了法庭的询问，陈述了借贷的原因、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借贷双方的关系等事实。孙伟未到庭参加诉讼应自行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因此，一审排除了虚假诉讼的可能，作出公正判决。综上，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孙伟未作答辩。
朱晓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孙伟归还朱晓红借款本金1000000元，并支付利息（自2014年4月10日起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支付实现债权的费用60000元；二、开元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6月17日，案外人方蔚向孙伟转账1000000元，后方蔚出具代付证明一份，证明前述款项为代朱晓红向孙伟交付的借款。孙伟于2014年4月10日向朱晓红借款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朱晓红现金1000000元整，借款期限自2014年4月10日至2015年8月10日止，月息为2%，如逾期不还，所有追讨债权的费用由孙伟负担，开元公司在担保人处加盖了公章。借款到期后，孙伟、开元公司均未归还。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朱晓红与孙伟之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形成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朱晓红已经交付借款，借贷合同成立并生效。现还款期限已经届满，孙伟应当归还借款并支付利息和实现债权的律师费。朱晓红请求的律师费金额，一审依据浙江省律师费服务收费标准的规定，结合案件标的、难易程度、律师工作量等因素，确定为50000元。开元公司为上述借款提供了担保，双方对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均未作约定，朱晓红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故朱晓红可以要求开元公司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于开元公司的抗辩，一审认为，一、我国公司法第十六条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规定系指导公司正确运作的法律规范，其法律约束力仅限于公司行为，而本案所涉的担保合同关系并不属于公司法的调整对象，而公司章程属于约束内部行为的规范，也不具有对世效力，开元公司不能据此拒绝承担保证责任；二、在开元公司未提出反证的情况下，朱晓红提供的借条足以证明本案借款已经实际发生；三、双方未对保证担保的范围作出约定，保证人依法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因此，一审对于开元公司的抗辩均不予采信。孙伟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对一审抗辩权的放弃，并承担由此带来的不利法律后果。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孙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朱晓红借款本金1000000元，并支付利息（以1000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4月10日起，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和实现债权的费用50000元；二、开元公司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三、驳回朱晓红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上述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9111元，由朱晓红负担111元，由孙伟、开元公司负担9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
本院二审期间，开元公司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认定如下：开元公司二审提供的孙伟录音，其在庭后将录音书面记录交由孙伟进行确认，且孙伟也到本院再次确认了书面记录的真实性，故录音的真实性可予认定。开元公司申请的洪为民、方蔚两证人出庭所作的证言，其中有关借款协商、借条形成的过程与朱晓红、孙伟的陈述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4月10日，孙伟向朱晓红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朱晓红人民币现金壹佰万元整，借款日期为2014年4月10日起到2015年8月10日止，月息2%，如逾期不还，所有追讨上述债权的费用（包括利息、诉讼费用等）均由本人负责承担。（上述款项用于支付宿迁轻纺城工程材料款。）”时任开元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洪为民在担保人处加盖了开元公司的印章。此前的2013年6月17日，方蔚曾向孙伟银行转账1000000元，方蔚出具“代付证明”确认该款系代朱晓红交付的借款。孙伟也认可收到的款项属于借条中载明的借款。朱晓红、孙伟、洪为民均表示该借条系重新出具，在2013年6月借款发生时孙伟曾出具过内容基本相同的另一份借条。
另查明，朱晓红与孙伟并不相识，在上述整个借款过程中双方未曾接触。借款协商、借条出具及之后孙伟归还部分利息，均是由洪为民与孙伟两人完成。朱晓红的丈夫与方蔚系姐弟关系，洪为民与方蔚系夫妻关系。
再查明，开元公司的公司章程第二十三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由股东会决议。”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有三点，一是本案借款的出借人是否是朱晓红；二是若是朱晓红，则保证是否有效；三是本案是否属于虚假诉讼。
关于争议焦点一。首先，孙伟出具的借条明确载明借到朱晓红1000000元，已经表明了借贷关系中的出借人系朱晓红。虽然整个借款过程是洪为民出面经办，但其身份应当是朱晓红的委托代理人，并且已向借款人孙伟披露了被代理人朱晓红的身份。其次，1000000元借款由方蔚通过银行转账交付，方蔚确认了其受朱晓红委托付款，孙伟也认可收到了借条约定的款项，应当认定本案借款已经实际交付。至于该款项来源是否为朱晓红交给方蔚的理财款，与本案借款事实的认定无关。最后，本案借贷关系的合同相对人孙伟并未对朱晓红债权人的身份提出异议，即便是开元公司认为的“实际债权人”洪为民，也同样认可朱晓红为出借人，因此本案可以确认朱晓红出借人的身份。
关于争议焦点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开元公司的公司章程第二十三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由股东会决议。”洪为民作为开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应当明知上述规定，但其仍然在未经股东会决议的情况下擅自决定为本案债务提供担保，属于超越权限对外订立担保合同，且其行为明显违反了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所负有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担保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因此，判断本案保证是否有效的关键在于相对人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洪为民存在超越权限的行为。朱晓红并未参与整个借款过程，签署借条及款项的交付均由洪为民代为完成，故洪为民的身份属于朱晓红的委托代理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即代理人实施代理行为的后果依法应由被代理人承担，代理人行为时的认知或者过错应视同被代理人同样具备或者存在，也就是说，洪为民明知为本案债务提供担保违反了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则朱晓红应视为同样知晓，并应承担该代理行为的后果，因此，朱晓红并非善意相对人，本案保证应认定为无效。
对于保证无效后的处理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二款规定：“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这些规定与合同法关于合同无效后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的规定基本相一致，故可以明确在主合同有效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存在过错的情况下，保证人承担的系过错责任。本案中，债权人朱晓红明知开元公司在未经过股东会决议的情况下不得对外担保，但仍然签订保证合同，表明其存在过错。而保证人开元公司把公章交由法定代表人洪为民保管，不属于对公章保管不善，开元公司也不存在其他过错，因此，开元公司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第1条规定，虚假诉讼的构成要素一般为：（1）以规避法律、法规或国家政策谋取非法利益为目的；（2）双方当事人存在恶意串通；（3）虚构事实；（4）借用合法的民事程序；（5）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案外人的合法权益。即虚假诉讼要求双方当事人存在恶意串通，虚构事实的行为，而本案中的借贷事实客观存在，主债务人孙伟不论是与债权人朱晓红还是与朱晓红的代理人洪为民之间均不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本案也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规定的虚假诉讼的情形，故开元公司认为本案属于虚假诉讼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本案保证应属无效，开元公司在本案中无须承担责任，一审判决有误，二审予以纠正。开元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孙伟二审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判决。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2016）浙0402民初579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孙伟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朱晓红借款本金1000000元，并支付利息（以1000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4月10日起，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和实现债权的费用50000元”；
二、撤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2016）浙0402民初579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
三、驳回朱晓红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9111元，由朱晓红负担111元，由孙伟负担9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朱晓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褚 翔
审 判 员 汪先才
代理审判员 王 浩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日
书 记 员 金孝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