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浙0182行初00037号
原告汪国。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尹利兵，北京本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建德市下涯镇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叶胜平。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储立，浙江杭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汪国芳因要求确认其与被告建德市下涯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下涯镇政府）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拆迁协议）无效，于2016年3月2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4月6日立案后，于同年4月8日向被告下涯镇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8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汪国芳及其委托代理人尹利兵，被告下涯镇政府的负责人刘正中及委托代理人储立到庭参加诉讼。因案情复杂，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本案延长审理期限至2017年1月6日。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汪国芳诉称，2013年10月17日，原告母亲杨银姣在未取得原告授权的情况下与被告下涯镇政府签订了《拆迁协议》。后被告以《拆迁协议》有约定为由，要求原告腾空房屋，并最终强制拆除了原告合法所有的房屋。原告认为，《拆迁协议》系原告母亲受被告工作人员欺骗、胁迫而越权签订，非原告本人所签，并非原告真实意思表示，故原告对《拆迁协议》引发的法律后果不予认可。同时，被告未办理拆迁手续，其以拆迁为名签订的《拆迁协议》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导致无效。综上，被告未取得拆迁许可证，签订《拆迁协议》的主体不适格，请求法院判决确认《拆迁协议》无效,并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告汪国芳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2.《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证据1、2证明被告未取得拆迁许可证，《拆迁协议》并非原告本人签字，故《拆迁协议》无效。
被告下涯镇政府辩称，一、根据《行政诉讼法》第12条的规定,要求变更、解除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要求确认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无效的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本案中，原告请求确认其与被告签订的《拆迁协议》无效，故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二、2013年10月17日，原、被告签订《拆迁协议》，原告同意将其所有的位于本市下涯镇施家村茶叶槁的建筑面积为376.68平方米的房屋交由被告拆迁。《拆迁协议》约定原告于2013年10月25日拆迁完毕。同年10月18日，被告按约支付了补偿款，原告已领取该款项。上述事实由建德市人民法院（2014）杭建行初字第11号《行政判决书》、（2015）杭建行赔初字第1号《行政赔偿判决书》及（2015）浙杭行赔终字第11号《行政赔偿判决书》予以确认，双方签订《拆迁协议》系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另外，在（2015）杭建行赔初字第1号案件中，原告将《拆迁协议》作为证据提交，欲证明被告未按约进行足额补偿。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拆迁协议》是否由原告本人所签，其对签订《拆迁协议》并无异议，仅对被告未按实际情况对其进行足额补偿存有异议，原告在此情况下请求确认《拆迁协议》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2013年4月28日，建德市人民政府、建德市国土资源局分别发布了《征收土地方案》、《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案涉房屋位于征地范围内。根据《关于建德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的实施意见》（建政函[2010]69号，以下简称69号文件）第二条第三款的规定，被告系拆迁实施主体，故与原告签订《拆迁协议》主体适格。四、原、被告签订的《拆迁协议》符合69号文件关于拆迁补偿、安置、搬家和临时过渡等的规定，内容未违反国家法律。综上，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原、被告签订的《拆迁协议》内容合法，主体适格，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下涯镇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4）杭建行初字第11号、（2015）杭建行赔初字第1号、（2015）浙杭行赔终字第11号《行政判决书》，证明原被告双方在2013年10月17日签订案涉协议及被告根据协议向原告补偿安置款的事实。2.《征收土地方案》、《征收补偿安置方案》、《杭州东方雨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用地规划红线图》，证明原告案涉协议涉及的房屋位于拆迁范围内及该拆迁是根据建德市人民政府及建德市国土资源局发布的两公告进行。3.《关于建德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的实施意见》[建政函（2010）69号]，证明拆迁补偿系根据该文件所规定的标准进行，协议的补偿未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4.评估报告，证明案涉协议中所涉及的房屋已由评估公司进行评估，且房屋价值已补偿到位。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提出原告之前提起违法强拆之诉的目的是为了确认原告在案涉地块上有合法房屋，原告对《拆迁协议》的合法性及补偿金额存有异议，原告在（2015）杭建行赔初字第1号案件中虽提交《拆迁协议》作为证据，诉请要求被告补偿房屋、土地面积差额部分，但对该协议并不认可；对证据2，提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3的证明目的有异议，提出签订主体不适格,69号文件规定拆迁人应向国土部门申领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许可证后方可实施拆迁；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提出被告未取得拆迁许可证，评估报告未合法送达，不产生法律效力，对评估的程序、标准等均有异议。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提出该协议合法有效；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提出除拆迁许可证外，其余征收材料齐全。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1、2，结合原、被告的陈述，能够证明原告母亲杨银姣代原告汪国芳于2013年10月17日与被告下涯镇政府签订《拆迁协议》及被告没有申领拆迁许可证的事实，本院对该事实予以采信。被告提供的证据1，系生效法律文书，本院予以采信；证据2，能够证明原告房屋位于征地范围内的事实，本院对该事实予以采信；证据3,系拆迁补偿安置的政策；证据4，能够证明案涉房屋经过评估的事实，本院对该事实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汪国芳与杨银姣系母子关系。原告家庭在下涯镇施家村有两处房屋，其中本案《拆迁协议》所涉房屋位于下涯镇施家村茶叶槁，系原告父亲在世时于2005年左右建造，未进行权属登记，也未依法进行分割。因马南园区项目建设需要，被告下涯镇政府对原告家庭的两处房屋实施拆迁。2013年10月17日，被告分别与杨银姣、汪国芳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其中案涉《拆迁协议》实际系由杨银姣代汪国芳签订。《拆迁协议》约定原告将房屋交由被告拆迁，于2013年10月25日前拆迁完毕，逾期7天，被告有权按照国家拆迁法律之规定程序，实施强制拆迁。2013年10月18日，杨银姣领取了拆迁补偿款。因原告未按《拆迁协议》的约定腾房交地，被告通知其于2014年3月18日前自行腾空房屋，逾期将组织拆除。2014年3月20日，被告组织人员对上述房屋实施了强制拆除。
另查明，被告下涯镇政府未办理房屋拆迁许可证。2015年2月4日，被告下涯镇政府对原告房屋实施的强制拆除行为被建德市人民法院（2014）杭建行初字第11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确认违法。同年11月25日，建德市人民法院（2015）杭建行赔初字第1号《行政赔偿判决书》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因强拆行为造成的财产损失人民币8000元，并经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杭建行赔初字第11号《行政赔偿判决书》判决予以维持。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拆迁协议》是否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本案《拆迁协议》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案涉房屋系原告父亲在世时建造，未经权属登记，也未依法进行分割。拆迁安置补偿系以户为单位进行，本案《拆迁协议》由原告母亲杨银姣以原告名义签订并领取了拆迁补偿款，下涯镇政府有理由相信杨银姣的签约行为是该户被拆迁人共同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提出其于2013年已经知晓拆迁事项，但直到2014年4月才知道杨银姣以其名义签订本案《拆迁协议》，不符合常理。原告虽提出杨银姣受下涯镇政府工作人员欺骗、胁迫而签订《拆迁协议》的异议，但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原告的起诉理由不能成立，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条、第六条、第九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汪国芳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汪国芳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本判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至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时，应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至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湖滨分理处，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帐号：12×××68。汇款时应同时注明一审案件案号）。在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7日内仍不预交并且未在上诉时依法申请司法救助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张 振
审 判 员 刘 军
代理审判员 张文祥
二〇一七年一月五日
书 记 员 朱秋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