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01民终271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郭绍龙，1968年1月7日出生，住章丘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章丘卓越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解福郊，男，1960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邹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向明，山东梁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郭绍龙因与上诉人解福郊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章丘市人民法院(2014)章商初字第2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案于2016年5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郭绍龙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2014）章商初字第205号民事判决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并依法改判为驳回解福郊的反诉请求。二、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解福郊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判决第三项郭绍龙给付解福郊可得利益损失351225.84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郭绍龙与解福郊于2013年6月30日签订第三批蛋鸡养殖回收合同，根据合同约定，自产蛋开始6个月期间内郭绍龙应为解福郊提供901337枚种蛋，每月提供种蛋数为150222枚，计每天为5007枚，但解福郊自2014年1月6日第一次拉种蛋开始至3月24日78天内共分8次拉走种蛋127030枚，有213516枚种蛋未按照合同约定拉走，种蛋保质期为7天，种蛋不按时拉走就会发生变质，郭绍龙多次要求解福郊履行义务，拉走种蛋，但是解福郊却置若罔闻，不履行义务，导致郭绍龙只得以每枚0.03元-0.1元的价格当做废蛋处理，给郭绍龙造成了巨大损失，因此，违约方是解福郊，且处理第三批鸡是解福郊联系买主后要求郭绍龙处理的，郭绍龙没有过错，没有违反合同约定，不应承担违约责任。二、原审法院判决第四项、第五项判决依据事实不清，原审判决判决郭绍龙欠解福郊鸡苗款7万元及欠款5000元，双方已经在合同中约定在种蛋回收过程中逐步扣除，实际上在2014年1月6日至3月24日种蛋回收过程中已经扣除6424.5元，故解福郊的违约行为导致合同无法履行，郭绍龙没有过错，没有违反合同约定，因此，郭绍龙不应承担上述款项的给付。综上，请求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依法裁判。
解福郊辩称，郭绍龙上诉状中所述事实均不属实，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应驳回其上诉。
解福郊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判决，并予改判驳回郭绍龙的原审诉讼请求。二、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郭绍龙负担。理由与理由：2013年12月8日，解福郊与郭绍龙双方结算第二批合同事项时，郭绍龙提议将第三批合同种鸡转让给解福郊。根据郭绍龙计算和书写的第三批合同种鸡养殖成本总价值472230元，扣除郭绍龙前期（2013年6月30日）所欠解福郊7万元鸡苗款。解福郊书写第一份字据：即“前期不算欠郭40万元，后继所有产品及（即）归解所有，保证淘汰老母鸡后返还郭40万元”的意向书。2013年12月8日之后、同年12月26日（郭绍龙书写诉状时间）之前，双方再次对第三批种鸡转让价值进行协商。郭绍龙对第三批合同种鸡的总价值（价格）要求略有降低。解福郊由此书写第二份字据：即“暂商定本批鸡总价值46万元”。上述两份字据只是解福郊与郭绍龙转让第三批合同种鸡的意向，但双方买卖合同并未成立，更未实际履行。而原审法院却将解福郊与郭绍龙转让第三批种鸡的意向书错误的分解为支付前后三批合同淘汰鸡的价款。原审判决对原审本诉部分的认定完全背离了原本的事实和证据，其裁判分析更不符合认定规则。具体理由如下：一、解福郊与郭绍龙双方的种蛋回收协议概况：1、双方三批合同的主要内容：解福郊与郭绍龙自2012年1月3日开始建立种蛋回收合同关系。双方共签订三次种蛋回收协议。三批合同的条款是一致的，主要内容为：解福郊提供给郭绍龙鸡苗，郭绍龙所欠鸡苗款由解福郊回收种蛋时按应付种蛋款的10%扣回；解福郊回收种蛋价格不低于双方约定的保底价格；由此保底价格，解福郊承担的是市场风险。郭绍龙养殖蛋鸡，按90%比例收取种蛋款，获取淘汰老母鸡价款及其他副产品；郭绍龙承担的是养殖风险。每批次种蛋回收结束后，双方进行相应的结算（主要是结算种蛋款与鸡苗款的差额）。2、双方三批合同签订时间及约定履行时间：第一批合同签订于2012年1月3日，养殖的是鸿发鸡苗，约定回收种蛋时间为2012年7月至2012年12月。第二批合同签订于2012年11月20日，养殖的是大恒鸡苗，约定回收种蛋时间为2013年5月至2013年11月。第三批合同签订于2013年6月30日，养殖的是温氏鸡苗，约定回收种蛋时间为2014年1月至2014年6月。上述三批种蛋回收协议确定的种蛋回收时间是按照种鸡生长的自然规律确定的，即种鸡自购进鸡苗至产蛋前的生长期约为6个月；种鸡的产蛋期为6个月；然后淘汰种鸡。在此过程中，涉及的产品及价款为：鸡苗及鸡苗款、种蛋及种蛋款、淘汰鸡及淘汰鸡价款，另有其他养殖副产品。在上述三个合同中，解福郊的权利义务是享有鸡苗债权、回收种蛋、按不低于保底价支付种蛋款。郭绍龙的权利义务是养殖种鸡、承担养殖费用、获取种蛋款。3、郭绍龙三批合同淘汰鸡销售情况：三批合同淘汰鸡均是由中间人张经绪介绍，郭绍龙将其销售给实际购买人。但淘汰鸡的销售并不是解福郊联系，而是为查明案件情况，经解福郊多方了解才获取的有关情况。郭绍龙销售三批淘汰鸡并获取价款的事实，已经由证人提供证言证实，郭绍龙也当庭认可。根据证人证言所述单价及数量，我们能够看到：第一批合同，郭绍龙获取淘汰鸡价款21.3万元；第二批合同，郭绍龙获取淘汰鸡价款23万元；第三批合同，郭绍龙获取淘汰鸡价款19.5万元。这与郭绍龙当庭认可的每批淘汰鸡获取价款在20万元左右的情况是吻合的。所以，郭绍龙已经获取三批合同种鸡淘汰鸡价款，并没有淘汰鸡价款的损失。4、双方三批合同实际结算情况：第一批合同，解福郊与郭绍龙已经结算完毕，双方互不拖欠对方款项。第二批合同，解福郊与郭绍龙结算的时间是2013年12月8日，该时间来源于双方第二批合同2013年11月底种蛋回收结束之后。郭绍龙与解福郊对所欠鸡苗款、已经支付的种蛋款、按约定奖罚等的差额进行结算。经结算，郭绍龙拖欠解福郊现金2万元（详见2013年12月8日郭绍龙书写的欠条）。第三批合同，由于郭绍龙擅自提前淘汰种鸡，并于2014年6月19日提起诉讼而未能结算。由此，解福郊提出反诉，要求郭绍龙支付相应欠款及损失。所以，郭绍龙也没有三批合同种蛋款的损失。二、本案解福郊书写两份书证的经过：1、第一份书证字据的形成过程：2013年12月8日，双方在结算第二批合同种鸡账目时，郭绍龙有意将第三批合同的种鸡转售给上诉人。按照郭绍龙计算的180天养殖成本472230元并扣除应付解福郊7万元鸡苗款，解福郊书写该字据：“前期不算欠郭40万元，后继所有产品及（即）归解所有，保证淘汰老母鸡后返还郭40万元”。180天养殖成本的来源：双方第三批合同签订的时间2013年6月30日，至2013年12月8日，接近6个月的养殖时间。所以，郭绍龙按种鸡6个月生长期计算该第三批合同种鸡的养殖成本为472230元，扣除2013年6月30日第三批合同签订之初郭绍龙所欠上诉人7万元鸡苗款。郭绍龙该第三批种鸡的价值为40万元（详见被解福郊所写“温氏180天”养殖成本书证及2013年6月30日种蛋回收协议）。据此，解福郊将当时郭绍龙提议的价款意向书写为“前期不算欠郭40万元”。“前期不算”指的是鸡苗款7万元，对此郭绍龙也是认可的（详见判决书第6页倒数第三行）。”前期不算欠郭40万元”的文字和郭绍龙书写的472230元养殖成本书证及第三批合同鸡苗欠款7万元的书证相互吻合，形成完整的证据链。由此，能够确定解福郊所写该第一份字据的意向是双方拟转让交易第三批合同种鸡，而不是其他内容。正如郭绍龙原审开庭中所称：“被告给我钱，我卖给他鸡。”双方明确指向的就是第三批种鸡的买卖意向。该字据怎么也不能解读为是解福郊拖欠郭绍龙淘汰鸡款。正如前述郭绍龙已经获取前后三批合同淘汰鸡的价款。解福郊也并不存在拖欠郭绍龙淘汰鸡价款的情况。前期不算欠郭40万元，后继所有产品及（即）归解所有，保证淘汰老母鸡后返还郭40万元”。该字据显示，解福郊拟承担的义务为支付购买第三批种鸡价款40万元；郭绍龙承担的义务则是将第三批合同种鸡（当然及于种蛋、副产品等所有产品）交付给解福郊；解福郊拟支付该40万元的期限是淘汰老母鸡后返还。综上所述，该字据表达的“前期与后继”的意思是相互承接的，不能分割理解。“前期、后继”是根据养殖自然规律所确定的前后不同时期。“前期”为双方2013年6月30日第三批合同订立初期所欠鸡苗款；“后继”是养殖6个月之后的种鸡及产品。书证中的“40万元”也是唯一的一个确定的外延和内涵，是指第三批合同180天的种鸡养殖成本，而不是原审法院牵强附会为多个40万元的解读。2、第二份书证的形成过程：“暂商定本批鸡总价值46万元”字据系双方于2013年12月8日之后、同年12月26日（郭绍龙书写诉状时间）之前，双方再次对第三批鸡转售价值商议的意向书。46万元与47万元余元基本是一致的，是价格略有降低，显然是双方再次对第三批合同种鸡总价值的协商。同时，该协商不是最终意见，而是暂定意见。该字据明显是对本批（第三批）鸡总价值暂商定的意思表示，而不是对淘汰鸡价值的确定，更不是债务的意思表示。这与郭绍龙计算的180天养殖成本是相吻合的。在郭绍龙没有将种鸡转让给解福郊的情况下，解福郊根本就没有承担债务的义务。所以，原审法院将该书证认定为应付债务显然违背事实及证据，更违背正常的逻辑和判断。3、双方并未实际履行第三批种鸡的转让：尽管解福郊双方两次对拟转售的第三批种鸡事项进行协商，但最终并未达成转售协议，当然也未实际履行。正如郭绍龙原审开庭中所称：“解福郊给我钱，我卖给他鸡。”郭绍龙没有将种鸡出售给上诉人，解福郊自然也不会支付价款。所以，解福郊所写上述两份书证仅是协商转让第三批种鸡的意思体现，并非债权债务的意思表示。所以，解福郊不应支付给郭绍龙任何款项。三、原审判决解福郊支付给郭绍龙淘汰鸡价款的认定是错误的，且原审判决与郭绍龙原审所诉事实与理由均不一致：1、郭绍龙对第一份书证形成时间的陈述是相互矛盾的：首先，对第一份书证书写的时间，郭绍龙在诉状中称“2013年12月8日，郭绍龙、解福郊双方进行结算......并为郭绍龙出具证明”。郭绍龙主张结算的时间是2013年12月8日。一审判决书第1页倒数第5行、第2页倒数第9行对此也做了记载。郭绍龙诉称的该第一份书证的形成时间是正确的。这与解福郊主张的形成时间也是一致的。但是原审庭审过程中，郭绍龙又称该第一份书证是2013年6月30日前书写。郭绍龙在诉状的诉称与其庭审的陈述是自相矛盾的，可见郭绍龙并未陈述第一份书证真实形成的时间。该时间与郭绍龙亲自书写的第三批种鸡成本书证与其书写的2万元欠条书证时间相一致。2013年12月8日，双方进行过结算和书写第一份字据是真实发生的事实。同时，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违背程序规定和本案书证表现的事实及双方当事人的原本陈述，因此不能作为本案证据采信。该第一份书证的形成时间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影响对本案事实的认定。解福郊有必要重申该事实，以利于证实一审判决做所推断是明显错误的。其次，郭绍龙对两份书证所指内容的表述前后矛盾：郭绍龙称“后继所有产品及（即）归解所有，保证淘汰老母鸡后返还郭40万元”指的是第二批合同鸡。在解释该句话意思时，郭绍龙称“鸡到了淘汰的时候，一只鸡成本是133.51元，卖价为32.86元，每只要赔一百元，卖掉淘汰鸡会赔钱，只有解福郊支付给郭绍龙损失，郭绍龙才卖鸡”。而接着郭绍龙就该133.51元成本又表述为“前述一只鸡成本133.51元指的是第三批鸡”。这样，每只鸡133.51元的成本既是第二批合同的，又是第三批合同的。很显然，这是不能成立的。由此可见，郭绍龙是为谋取不当诉求故意隐瞒双方意向转让第三批种鸡的事实。重要的是，郭绍龙是在2013年11月份才将第二批淘汰种鸡销售给其他人，价格也与往年基本相同。如果根据原审法院认定的2012年12月8日书写该第一份字据的时间计算，第二批合同种鸡在2012年12月8日的时候才养殖18天左右。解福郊怎么可能提前一年的时间书写第二批合同种鸡淘汰价款。原审法院解释为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进行推定没有任何的客观生活依据和法则。据此，原审法院认定及郭绍龙所称的“后继所有产品及（即）归解所有，保证淘汰老母鸡后返还郭40万元”指的是第二批合同种鸡淘汰价款是完全错误的。2、“暂商定本批鸡总价值46万元”的书证也不是郭绍龙主张债权的凭证：由该书证内容可见，双方只是暂定的种鸡总价值，而没有任何欠款的意思表示。该书证体现的46万元种鸡总价值与郭绍龙书写的第三批种鸡47万余元的成本计算在金额上基本一致，体现的是解福郊与郭绍龙双方多次对第三批种鸡价款的协商过程。该书证46万元是比第一份书证的养殖成本47万元略低，符合正常的买卖常识和讨价还价的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但该书证怎么也不是郭绍龙主张债权的凭证。3、本案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是郭绍龙拖欠上诉人款项，而解福郊并不拖欠郭绍龙任何债务。第一，郭绍龙诉状及庭审陈述前后自相矛盾。郭绍龙的诉状中称解福郊欠其2011年度种蛋款及饲料款40万元，而庭审中却称所诉126万元全是出售淘汰鸡的差价。郭绍龙对己方诉求都前后表述不一，直接表明其所诉内容虚假。第二，解福郊不欠郭绍龙诉状中所称的“2011年度种蛋款及饲料款40万元”。庭审中郭绍龙明确表示双方共签过三次合同，第一次购买鸡苗是在2012年1月3日。可见双方是从2012年1月份才开始有种蛋回收合同关系。所以2011年解福郊双方并未发生合同关系或存在债务关系。郭绍龙从来也没有给解福郊供用过鸡用饲料，每次种蛋回收合同负责养殖种鸡的是郭绍龙而非解福郊。所以郭绍龙诉称解福郊欠其饲料款之说纯属捏造。这与郭绍龙一审开庭陈述的内容更是自相矛盾。第三，解福郊不欠郭绍龙郭绍龙诉状中所称“2012年被告根据市场行情为避免种蛋市场风险要求郭绍龙将饲养的蛋鸡出卖造成的损失40万元”。双方为种蛋回收协议关系，而种蛋回收协议中约定郭绍龙承担养殖风险、解福郊承担种蛋市场风险，并未约定解福郊可以根据市场风险随时通知郭绍龙将种鸡出卖并补偿郭绍龙损失。郭绍龙是种鸡的所有权人，是否出售、何时出售及出售价格等都属于养殖风险范畴，均由其自己决定，与解福郊无关。解福郊只是根据种鸡生长规律决定的时限按协议价格、奖惩条件回收种蛋。郭绍龙诉状主张的事实根本不能成立，原审法院推定的事实与已知的事实之间更缺乏必然的逻辑联系。综上所述，原审法院既没有理会郭绍龙诉状主张的事实，更没有依据本案的书面证据认定事实。原审判决依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进行的认定缺乏必然的逻辑联系，且与本案证据证明的事实完全相悖。由此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并予改判。
郭绍龙辩称，一、解福郊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首先，解福郊混淆了概念，解福郊给郭绍龙书具的两份字据即“前期不算欠郭40万元，后继所有产品及归解所有”，保证淘汰老母鸡后返还郭40万元及2013年12月8日书具的“暂商定本批鸡总价值46万元”的字据并不是解福郊为郭绍龙转让合同鸡的意向，而是郭绍龙淘汰鸡后解福郊应支付给郭绍龙的损失。自解福郊交付鸡苗给郭绍龙，郭绍龙开始养殖种鸡，每天每只鸡的养殖成本为0.4元，并且解福郊应付给郭绍龙的第三批鸡并不是10000只，而是母鸡10000只，公鸡400只，公鸡也是需要养殖成本的，并且只有母鸡没有公鸡，母鸡是不会受精产蛋的，第三批鸡是2013年6月30日郭绍龙签订合同至2013年12月份6个月时间10400只鸡的养殖成本为748800元，解福郊书具“暂商定本批鸡总价值46万元”的字据是出售鸡后赔偿郭绍龙的养殖成本损失。并不存在郭绍龙转售给解福郊第二批鸡的事实。2、解福郊与郭绍龙共签订三批合同鸡，养殖成本及养殖风险均由郭绍龙承担。养殖周期为12个月，但其中有6个月时间无经济收益，只有在后六个月的产蛋期才略有收益，养殖成本都是为供应郭绍龙种蛋而投入的，而在供应种蛋过程中，最大收益者为解福郊。当产蛋周期过后，郭绍龙处理老母鸡，老母鸡也是最不值钱的时候，所以损失是巨大的。因此郭绍龙是为解福郊盈利服务的，解福郊赔偿郭绍龙损失是当然的。3、解福郊与郭绍龙所签订的三批合同鸡，解福郊没有一次按照约定给付郭绍龙赔偿款，不仅违约，而且让郭绍龙背负了巨额债务，致使郭绍龙不堪压力，突发脑梗，重病缠身。综上，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做出判决。
郭绍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解福郊支付126万元及利息,利息从起诉之日起计算到判决生效之日。解福郊反诉请求：判令郭绍龙赔偿可得利益损失351226元，支付欠款105000元，并赔偿逾期付款损失7235.94元，共计463461.94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郭绍龙、解福郊双方自2012年1月3日开始履行合同。根据郭绍龙、解福郊陈述，郭绍龙提供的2012年11月20日签订的《种蛋回收协议书》，郭绍龙、解福郊提供的2013年6月30日双方签订的《种蛋回收协议书》，自2011年，郭绍龙、解福郊建立养殖蛋鸡、回收种蛋合作关系。郭绍龙购买解福郊鸡苗，饲养蛋鸡,解福郊回收郭绍龙饲养鸡的种蛋。质量标准，种蛋达48克，无沙壳、沙顶、双黄变形、破裂、软壳蛋。上述两份协议，种蛋价格按山东市场公苗与母苗价格总和除以4计算，保底价格:分别为0.8元、0.85元。奖罚:以受精率88%为标准，每提高或降低1%，种蛋价格每枚各奖罚1分(种蛋价格低于1元时，每枚奖罚5厘)。期限分别为2013年5月20日至2013年11月20日、2013年12月20日至2014年6月30日。郭绍龙欠解福郊两批鸡苗款分别为33000元、7万元，在收购种蛋时按蛋款金额的10%逐步扣回(扣完为止)。郭绍龙负责包装种蛋，解福郊负责运输种蛋。解福郊不得拒收种蛋，郭绍龙不得将种蛋出售他人，如果某方违约，违约方负责对方损失。双方本着风险共担的原则，解福郊承担市场风险，郭绍龙承担养殖风险。根据郭绍龙、解福郊陈述，2012年1月3日，解福郊交付给郭绍龙鸡苗6000套。根据双方陈述、解福郊提供的《四川某有限公司引种证明》，2012年11月，解福郊引进该公司6000套699+父母代种鸡，后将鸡苗交付给郭绍龙。根据郭绍龙、解福郊陈述，解福郊提供的《眉山某有限公司引种证明》、该公司出具的《证明》、发票，2013年6月，解福郊引进该公司青脚麻鸡父母代鸡苗1万套，后将鸡苗交付给郭绍龙。2013年7月12日，解福郊支付该公司价款9万元。郭绍龙解福郊认可，2014年清明节前后，郭绍龙淘汰第二批鸡。根据郭绍龙解福郊陈述，郭绍龙提供的书证：“暂商定本批鸡总价值46万元2013年郭绍龙解福郊”,为2013年12月26日前由解福郊书写。根据郭绍龙、解福郊陈述，郭绍龙提供的解福郊为郭绍龙书具的书证：“①前期不算，欠郭40万元②后继所有产品及(即)归解所有③保证淘汰老母鸡后返还郭40万元”。解福郊申请鉴定“①前期不算，欠郭40万元②后继所有产品及(即)归解所有③保证淘汰老母鸡后返还郭40万元”的字迹形成时间。原审法院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该所作出粤南(2015J文鉴字第31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上述检材形成于2012年12月份前后。解福郊支付鉴定费14040元。解福郊认为，一、该鉴定意见书违背程序规定，鉴定依据明显不足:第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行政装备管理局《关于对外委托文件制成时间鉴定有关事项的通知》(法司(2008J12号)第二款规定，对于鉴定的检材与样本须满足:在纸张的种类及颜色，墨水、油墨的色料及染料的主要成份，保存环境的温度、湿度等方面相同。在送检前,法院的鉴定机构应对检材与样本做出纸张的种类及颜色，墨水、油墨的色料及染料的主要成份，保存环境的温度、湿度等方面做出相同的认定。否则，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即不能对检材与样本做出文字形成时间鉴定意见。事实上，本案检材与样本在纸张、色泽、墨水、油墨的色料及染料的主要成分、保存环境的面度、湿度等，存在明显的差异和不同。而不同的纸张、不同的色泽本身就会显示不同的墨迹色阶差异。所以，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据此做出鉴定意见，明显违背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显属错误。第二、对于墨迹相同的鉴定是对笔迹形成时间鉴定的前提条件。而行业内认为中性笔的墨迹分为三类，根据中国刑警学院、公安大学等行业专家认为，墨迹相同认定的鉴定方法为裂解气相色谱分析法，而不是VSC6000型文检仪。但是，鉴定所并未使用该行业内公认的鉴定方法即做出检材与样本墨迹相同的意见，并依据该前提条件对笔迹形成时间进行鉴定。所以，鉴定所对笔迹形成时间的鉴定意见也是错误的。第二、鉴定所违背鉴定程序及鉴定依据不足，还体现在:1、根据司法部文书鉴定通用规范SF/ZJD0201001-1010司法鉴定技术规范第2部分受理程序规定之了解案情，包括委托方对案件情况的介绍;有关人员的当面陈述;阅读有关的案件卷宗;实地勘验和调查;了解案件的内容，包括案件发生的经过、性质、争议的焦点及其它相关情况;询问文件的制作、发现、提取、保存等详细过程。因此，鉴定时应了解和备份案件诉讼材料。但是，该鉴定意见书并未体现对上述案惰的摘要及材料了解。2、根据广东省文书司法鉴定案件受理工作指引(试行)6.3.3规定，鉴定应提交其它材料，该其它材料包括:1)能证明鉴定案件标的及反映涉案各方争议焦点的文件。如起诉状、仲裁申请书、答辩状等;2)能反映检材、样本及被鉴定人自然情况的文件，如开庭笔录、质证笔录等与鉴定事项有关的记录文件。但是，鉴定所并未体现对上述详细材料的提供和了解。3、同时，该鉴定意见书也与该鉴定所自身的规范不符，即利用墨迹色阶方法鉴定文书制作时间的限定条件及要求中的检材与样本的种类必须相同;检材与样本的保管条件需在常规状态下，以接近为好;否则将会视其具体保管情况外延检材形成时间段的长度。对检材与样本载体纸张的种类及色泽应以相同或相近为好。该鉴定条件与最高人民法院的规范不同，其低于最高人民法院要求的，应为无效规范。综上所述，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明显违背最高人民法院及相关规范的规定，属于《民事证据规则》第二十七条规定的重新予以鉴定的情形:即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提出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三)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二、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对购买意向书形成时间的意见与本案事实及相关书证证实的内容不符，属于《民事证据规则》第二十七条第(四)项重新予以鉴定的情形:即经过质证认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第一、郭绍龙在其诉状中诉称，双方结算出具证明的时间是2013年12月8日。解福郊代理人在庭审中明确询问郭绍龙诉状内容是否为本人意思表示，郭绍龙对诉状内容予以认可，并承认具状人“郭绍龙”捺印为其本人所为。因此，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与郭绍龙主张的时间相悖。第二、解福郊提供的两份书证能够证明双方结算和出具购买意向书的时间是2013年12月8日。第一份是双方结算时标注为2013年12月8日，郭绍龙书写的“欠现金2万元”的欠条，说明郭绍龙诉状所称的结算时间确实为2013年12月8日。第二份是2013年12月8日双方协商购买意向书时，郭绍龙书写的第二批种鸡180天养殖成本的文书一份。由此，结合整个案件庭审情况也能确定，双方结算时间是2013年12月8日，即该购买意向书的书写时间。所以，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鉴定时，并未依法了解案件的相关诉讼材料，且与郭绍龙的诉状、庭审陈述及解福郊方提供的书证证明的时间和事实相违背。三、该鉴定应予重新鉴定的其他原因:第一、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文件形成时间鉴定的意见》【2011】5号文，认为“一些鉴定机构自称任何书写、打印材料形成的文件都能作形成时间鉴定是不严谨、不科学的，尤其是要提交法庭作为证据使用更为不妥。”另外，该文明确警示“据一些法院同志反映，某些标榜能做文件形成时间鉴定的鉴定机构，还明示只要给钱，想要什么时间就给鉴定什么时间”。所以，对于文书形成时间的鉴定应本着检材与样本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要求严格掌握，并应由具备鉴定条件和能力的机构办理。第一、经查阅互联网文书鉴定行业资讯，了解到目前国内有能力进行文书形成时间鉴定的机构，只有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一家，别无选择。所以，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不具备对文书书写形成时间的鉴定能力。由此，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的该份鉴定意见书违背程序规定、鉴定依据不足、不具备文书形成时间鉴定能力及存在鉴定方法不当等问题，本案购买意向书，应由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依法重新鉴定。为此，解福郊申请重新鉴定。原审法院函告该鉴定所，要求就此申请予以答复。该鉴定所以粤南(2015)文函字第229号函答复:鉴定方法为墨迹色阶检验方法，即利用计算机检验文件制成时间，属于褪色程度测定方法。理论依据为，纸张上的墨迹，在受空气中温度、湿度等因素作用下，随着时间推移，其物质会发生不同的分解变化，变化会通过墨迹颜色表现出来，并将其量化，通过数据分析得出结论。此方法为世界文件制成时间鉴定领域的重大突破，于2009年12月27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中国刑科协、上海司鉴所、西南政法大学等专家论证通过，并取得《科技成果登记证书》、《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已获得中国、日本、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发明专利授权。已获得粤办(2010)125号《关于确认〈利用计算机检验文件制成时间检验方法的批复功，完全符合国家司法鉴定相关规定.符合《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二十二条之规定。此方法前提条件是检、样墨迹种类必须相同。本案检、样墨种类相同。检验中未发现检、样有异常迹象。鉴定人根据《鉴定委托函》、《鉴定委托书》等及法院送检人员口头介绍案情及争议焦点，本所内卷有相关材料和记载。根据解福郊、郭绍龙陈述，解福郊提供的郭绍龙书具的欠据，2013年11月28日，郭绍龙欠解福郊现金1万元;2013年12月8日，郭绍龙欠解福郊现金2万元;2013年12月29日，郭绍龙欠解福郊5000元，并约定2014年1月7日归还，拉蛋顶帐;2013年6月30日，解福郊、郭绍龙签订的《种蛋回收协议书》，郭绍龙欠解福郊鸡苗款7万元，以上，郭绍龙对其欠解福郊上述现金共105000元无异议。根据解福郊提供的眉山某有限公司《青脚麻鸡A2父母代种鸡生产管理标准与操作规范》，载明，种鸡饲养标准、管理操作规范、孵化厂操作规范;《郭绍龙第三批种鸡应供种蛋数(计算明细))，郭绍龙应供应种蛋数901337枚，其中，0.85元的495895枚，为421510.75元;0.9元的44664枚，为40197.6元;0.95元的67200枚，为63840元:1元的25296枚，为25296元;1.05元的268282枚，为281696.1元，上述种蛋款，共832540.45元。对该种蛋数量901337枚、种蛋款金额832540.45元，郭绍龙已经交付解福郊种蛋127030枚，郭绍龙均无异议。解福郊提供种鸡户刘汉涛(韩爱华)交易凭证，证明养鸡户刘汉涛种蛋销售价格自2014年1月10日至2014年6月24日，种蛋销售价格分别为0.85元、0.95元、1.05元、0.85元。解福郊提供温氏鸡苗2013年6月30日至2013年12月30日，即180天的饲养成本每只鸡为52.47元，9000只鸡为472230元。解福郊提供其与翠玉德的《代孵协议书》，加工费每枚种蛋O.12元，即综合成本为每枚种蛋0.12元。解福郊提供张敏等9人于2014年7月份的进种计划。解福郊提供《济南位林科技有限公司》养殖记录，主张为郭绍龙所记录;郭绍龙主张，该记录第二页“九成饱”是郭绍龙写的，其余字是不是郭绍龙对象写的，我不清楚，不要求鉴定真伪。解福郊提供第三批种蛋收据8张，郭绍龙不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郭绍龙、解福郊签订的《种蛋回收协议书》，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郭绍龙、解福郊均应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全面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提出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一)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的;(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三)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四)经过质证认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对有缺陷的鉴定结论，可以通过补充鉴定、重新质证或者补充质证等方法解决的，不予重新鉴定。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粤南[2015]文鉴字第31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方法为墨迹色阶检验方法，即利用计算机检验文件制成时间，属于褪色程度测定方法。理论依据为，纸张上的墨迹，在受空气中温度、湿度等因素作用下，随着时间推移，其物质会发生不同的分解变化，变化会通过墨迹颜色表现出来，并将其量化，通过数据分析得出结论。此方法于2009年12月27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中国刑科协、上海司鉴所、西南政法大学等专家论证通过，并取得《科技成果登记证书》、《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获得粤办(2010)125号《关于确认〈利用计算机检验文件制成时间检验方法的批复〉》，符合国家司法鉴定相关规定。此方法前提条件是检、样墨迹种类必须相同。本案检、样墨种类相同。检验中未发现检、样有异常迹象。鉴定人根据《鉴定委托函》、《鉴定委托书》等及本院送检人员口头介绍案情及争议焦点，对该司法鉴定意见书，原审法院认为，程序合法，依据充足，予以采信。解福郊申请重新鉴定，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不予支持。根据该司法鉴定意见书，条据形成于2012年12月份前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二)众所周知的事实;(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仲裁机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郭绍龙从引进鸡苗到开始收种蛋是6个月时间，解福郊收蛋的期间约定是6个月时间。2012年1月3日，双方开始履行合同，“①前期不算，欠郭40万元②后继所有产品及(即)归解所有⑦保证淘汰老母鸡后返还郭40万元”形成于2012年12月份前后，已知的事实为，2012年12月份前后，正处于第一批鸡淘汰时期，第二批鸡苗(2012年11月)刚交接时期，且两批鸡苗数量相同，其淘汰鸡款也应相同或相近，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原审法院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双方对第一批鸡淘汰以后，作出相应结算，并协议了第二批鸡苗的养殖和种蛋回收事宜。此时，第二批鸡尚未发生，双方不可能对第三批鸡苗的养殖和回收事宜，作出结算。“前期不算，欠郭40万元”，原审法院推定，内容应当为:第一批鸡淘汰后，在双方不再进行其他结算的情况下，解福郊欠郭绍龙淘汰鸡款40万元;“后继所有产品及(即)归解所有”，原审法院推定，内容应当为:第二批鸡苗的产品即种蛋，由解福郊依约按价回收，郭绍龙淘汰老母鸡后，解福郊保证返还郭绍龙淘汰鸡款40万元。“暂商定本批鸡总价值46万元2013年郭绍龙解福郊”,解福郊认可该条是2013年12月26日前书写的，已知的事实为，2013年6月，解福郊规律以及定理、定律;(二)众所周知的事实;(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仲裁机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前款第二项至第四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郭绍龙从引进鸡苗到开始收种蛋是6个月时间，解福郊收蛋的期间约定是6个月时间。2012年1月3日，双方开始履行合同，“①前期不算，欠郭40万元②后继所有产品及(即)归解所有③保证淘汰老母鸡后返还郭40万元”形成于2012年12月份前后，已知的事实为，2012年12月份前后，正处于第一批鸡淘汰时期，第二批鸡苗(2012年11月)刚交接时期，且两批鸡苗数量相同，其淘汰鸡款也应相同或相近，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原审法院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双方对第一批鸡淘汰以后，作出相应结算，并协议了第二批鸡苗的养殖和种蛋回收事宜。此时，第三批鸡尚未发生，双方不可能对第三批鸡苗的养殖和回收事宜，作出结算。“前期不算，欠郭40万元”，原审法院推定，内容应当为:第一批鸡淘汰后，在双方不再进行其他结算的情况下，解福郊欠郭绍龙淘汰鸡款40万元;“后继所有产品及(即)归解所有”，原审法院推定，内容应当为:第二批鸡苗的产品即种蛋，由解福郊依约按价回收，郭绍龙淘汰老母鸡后，解福郊保证返还郭绍龙淘汰鸡款40万元。“暂商定本批鸡总价值46万元2013年郭绍龙解福郊”，解福郊认可，此条据为解福郊于2013年12月26日前书写的，已知的事实为，2013年6月，解福郊将鸡苗1万套交付给郭绍龙，此时，第三批鸡已交接给郭绍龙半年左右，第三批鸡比前两批鸡的数量又有明显增加，即使郭绍龙、解福郊认可2014年清明节前后，郭绍龙淘汰第三批鸡，离正常淘汰尚有两个月左右的蛋期，郭绍龙提前出售蛋鸡，同样也让郭绍龙承担了没有足量出售种蛋所得利润的风险，故郭绍龙之所以提前淘汰第二批鸡，又与解福郊认可郭绍龙通知过解福郊提前淘汰第三批鸡相吻合，原审法院推定，是郭绍龙的鸡产生了瘟疫，导致郭绍龙提前淘汰第三批鸡。根据上述两批淘汰鸡的结算惯例等情况，原审法院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条据内容应当为:解福郊欠郭绍龙第三批鸡淘汰鸡款46万元，解福郊支付郭绍龙第三批鸡淘汰鸡款46万元。郭绍龙一方面未取得剩余两个月应收种蛋的利润，另一方面支付解福郊因郭绍龙未交付解福郊剩余种蛋的利润，各自承担自己的违约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以上，解福郊欠郭绍龙共126万元。解福郊未支付，郭绍龙要求利息从起诉之日起计算到判决生效之日，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对该第三批种鸡数量种蛋数901337枚、蛋款金额832540.45元，郭绍龙无异议，予以认定，即同期市场种蛋价格计算每只种蛋的平均价格为0.924元。合同约定，种蛋价格按山东市场公苗与母苗价格总和除以4计算，即:每只混合苗的市场价格为，0.924元，乘以4，为3.7元，除以2(只)，为1.85元。加工费每枚种蛋0.12元，即综合成本为每枚种蛋0.12元，由解福郊提供的其与崔玉德的《代孵协议书》证明，予以认定。根据解福郊、郭绍龙回收种蛋的受精率记录平均值，受精率为90%。每只混合苗的成本价应为:(种蛋价格+综合成本)÷受精率÷出壳率，即(0.924+0.12)÷受精率90%÷出壳率90%，每只混合苗的成本价应为1.29元。每只混合苗的净利润应为:1.85元-1.29元=0.56元。郭绍龙交付解福郊种蛋127030枚，郭绍龙无异议，予以认定。蛋数901337枚，交付127030枚蛋，剩余774307枚，乘以受精率90%，乘以出壳率90%，为627189只鸡苗，每只鸡苗0.56元，解福郊利润为351225.84元。解福郊郭绍龙所欠现金105000元，有解福郊、郭绍龙陈述，解福郊提供的郭绍龙书具的欠据:2013年11月28日，郭绍龙欠解福郊现金1万元;2013年12月8日，郭绍龙欠解福郊现金2万元;2013年12月29日，郭绍龙欠解福郊款项5000元，并约定2014年1月7日归还，拉蛋顶帐;2013年6月30日，解福郊、郭绍龙签订的《种蛋回收协议书》，郭绍龙欠解福郊鸡苗款7万元，以上，郭绍龙对其欠解福郊上述现金共105000元，无异议，足以认定，予以支持。郭绍龙未支付解福郊上述现金105000元，应负违约责任。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解福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郭绍龙淘汰鸡款126万元。二、解福郊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郭绍龙淘汰鸡款126万元的利息(自2014年2月14日起至原审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计算)。三、郭绍龙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解福郊可得利益损失351225.84元。四、郭绍龙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解福郊鸡苗款等款项105000元。五、郭绍龙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解福郊款项105000元的利息(其中，1万元自2013年11月29日起，2万元自2013年12月9日起，5000元自2014年1月8日起，7万元自2014年3月26日起，均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140元，由解福郊负担。反诉费4126元，由郭绍龙负担。保全费2520元，由解福郊负担。鉴定费14040元，由解福郊负担。
经二审审理，本院认定原审认定事实中除对郭绍龙淘汰鸡款的认定有误外认定其它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期间，郭绍龙提交结算表一份，证明2013年1月至2013年3月期间解福郊从郭绍龙处提走的种蛋的数量，欲证实解福郊未及时拉走种蛋给其造成很大损失。解福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实解福郊不及时拉走种蛋给郭绍龙造成损失；解福郊二审提交2013年12月29日郭绍龙到解福郊家中与其工作人员李虎的录音，欲证明双方有意转让第三批种鸡的事实，郭绍龙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认为证据不能证实解福郊的主张，但可以确认第三批鸡继续养下去都会赔钱，双方协商确认中止养殖。
本院认为，郭绍龙从解福郊处购买鸡苗并养殖蛋鸡，解福郊回收郭绍龙的种蛋，双方建立养殖回收合同关系，该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应予确认。本案二审双方争议的焦点是：1、解福郊是否应支付郭绍龙淘汰鸡款126万元及利息。2、郭绍龙是否应赔偿解福郊可得利益损失；3、郭绍龙是否应支付解福郊鸡苗款105000元并承担相应利息。针对焦点问题1、郭绍龙主张解福郊支付淘汰鸡款126万元及利息，为此其提交了解福郊出具的两份书证，对于第一张内容为：“①前期不算欠郭40万元②后继所有产品及（即）归解所有③保证淘汰老母鸡后返还郭40万元”的欠条，本院认为，关于该欠条的形成时间，首先郭绍龙在其起诉状中已明确认可2013年12月8日双方经结算并出具该欠条的事实。其次从该张欠条的内容看，解福郊认可其欠郭绍龙40万元，同时后继所有产品归解福郊所有，并保证在淘汰老母鸡后返还郭绍龙40万元。而在2012年12月份，郭绍龙养殖的第一批鸡已经处理，第二批鸡苗刚开始养殖，欠条内容与当时养殖情况不符，郭绍龙对此未作出合理的解释。综上，原审法院认定该欠条形成于2012年12月份的理由不足，解福郊主张第一张欠条的形成时间为2013年12月8日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信。根据该欠条载明的内容，本院确认解福郊对郭绍龙的欠款为40万元。对于第二张内容为：“暂商定本批鸡总价值46万元”的书证，该条并非债权债务的确认凭证，郭绍龙据此主张解福郊欠款的依据不足，原审推定解福郊欠郭绍龙46万元淘汰鸡款有误，应予纠正。对于焦点问题2，本院认为，根据双方种蛋回收协议对违约责任的约定：解福郊不得拒收种蛋，郭绍龙不得将种蛋出售他人，如果某方违约，违约方负责对方损失。双方本着风险共担的原则，解福郊承担市场风险，郭绍龙承担养殖风险。解福郊并未提交证据证实郭绍龙存在上述违约行为，其主张郭绍龙承担可得利益损失的证据不足，应予驳回。原审判令郭绍龙承担可得利益损失有误，应予纠正。对于焦点问题3，郭绍龙欠解福郊鸡苗款的事实清楚，但根据解福郊庭审中的陈述，在2013年12月8日的欠条中已扣除其中的7万元鸡苗款，故郭绍龙的欠该笔欠款应认定为35000元。
综上，原审判决部分判项有误，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山东省章丘市人民法院(2014)章商初字第205号民事判决；
二、上诉人解福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上诉人郭绍龙经济损失40万元及利息（以4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2月14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
三、上诉人郭绍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上诉人解福郊鸡苗款35000元及利息（以35000元为基数，自2014年2月14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5倍计算）
四、驳回上诉人郭绍龙其它诉讼请求；
五、驳回上诉人解福郊其它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6140元，由郭绍龙负担11020元，由解福郊负担5120元。反诉费4126元，由郭绍龙负担280元，由解福郊负担3846元。诉讼保全费2520元及鉴定费14040元，由郭绍龙4000元，解福郊负担1256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4283元，由郭绍龙负担11020元，由解福郊负担512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韩 梅
审判员 郎家涛
审判员 宋海东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日
书记员 王宪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