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3民终272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洪玲,女,1972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庆普，江苏清韵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晨，江苏清韵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ＸＸＸ，男，1963年3月6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庆普，江苏清韵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晨，江苏清韵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东阳，男，1968年7月5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静，江苏东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洪玲、ＸＸＸ，上诉人陈东阳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2016)苏0311民初53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洪玲、ＸＸＸ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庆普、陈晨，上诉人陈东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静到庭接受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洪玲、ＸＸＸ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陈东阳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虽然2014年1月30日1.6万元收条上有杨洪玲、ＸＸＸ签字，但该收条上明确显示款项“给杨某1”。2014年1月30日1.6万元收条所涉款项并非陈东阳给付的货款。经陈东阳一审确认，其仅有给杨某1汇款6000元汇款记录。一审认定2014年1月30日1.6万元系支付的货款，属认定事实错误。该收条与本案无关。2、就2012年7月11日杨某2（杨某1）出具的4万元收条而言，陈东阳一审陈述“杨某22012年7月11日收条中4万元款项是汇给杨洪玲账户，当时这个钱要的比较急，2015年8月7日双方出具结算单时没有进行对账，只是一个总账。”该陈述与杨洪玲、ＸＸＸ一审陈述相互印证，即杨某24万元收条款项应包含在2012年8月6日ＸＸＸ出具的54万元收据的款项中。2012年7月11日至2012年8月7日期间，陈东阳没有两个4万元的银行汇款记录。陈东阳支付一个4万元，分别由ＸＸＸ、杨某2在不同收据中两次确认。
陈东阳针对杨洪玲、ＸＸＸ上诉答辩称：1、关于2014年1月30日1.6万元的收据。该1.6万元收据虽备注“给杨某1”（杨洪玲与杨某1原系夫妻关系），但有杨洪玲、ＸＸＸ签字确认。杨洪玲、ＸＸＸ主张该收据系陈东阳强迫其书写，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该收据已明确注明收款事宜为货款。2、2012年7月11日4万元收条由杨某2出具（杨某2与杨某1系同一人），该款项当日汇入杨洪玲银行账户，一审中杨洪玲调取银行流水明细后予以了确认。该4万元汇款仅对应于杨某2出具的一张收条，并不像杨洪玲、ＸＸＸ主张的一笔款项出具了两份收据。杨洪玲、ＸＸＸ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观点。杨洪玲、ＸＸＸ虽主张该4万元包含在2012年8月6日54万元收据款项中，但其对该收据款项来源解释存在矛盾。该4万元收条与2012年8月6日54万元的收据不存在关联性，是相互独立的收据。综上，一审法院对上述两份收据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杨洪玲、ＸＸＸ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
陈东阳亦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杨洪玲、ＸＸＸ向陈东阳返还15.3万元款项。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杨洪玲、ＸＸＸ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对2012年8月6日54万元收据组成情况认定错误。1、2012年8月6日ＸＸＸ出具的54万元收据系独立收据，并非像杨洪玲、ＸＸＸ主张的该54万元由2012年5月26日银行汇款10万元、2012年6月17日银行汇款10万元、2012年7月11日4万元、2012年8月7日银行汇款30万元组成。2、杨洪玲、ＸＸＸ陈述该2012年8月6日54万元收据是事后补写。根据正常交易习惯，因数额较大，ＸＸＸ出具54万元收据时，应该明确注明54万元组成情况。而本案54万元收据上并未备注。3、杨洪玲、ＸＸＸ与陈东阳2015年8月17日共同出具决算单，确认合同总价款99万元。但陈东阳自2012年5月26日至2015年1月18日累计付款114.3万元。由于双方一直未及时对账，陈东阳超付15.3万元，杨洪玲、ＸＸＸ应返还超付款项。
杨洪玲、ＸＸＸ针对陈东阳上诉答辩称：1、陈东阳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陈东阳与杨红玲、ＸＸＸ发生多笔业务，除本案涉及的工程外，在2014年4月29日还存在山东潍坊寿光加气站工程、2014年6月3日双方存在古城加气站工程。双方实际发生了三笔业务，陈东阳将其他业务的收据算在本争议合同项下，违背客观事实。2、该54万元收据不应是独立证据，收据应当与银行流水账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4万元分别由杨某1和杨洪玲两次书写了收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陈东阳上诉请求。
杨洪玲、ＸＸＸ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陈东阳向杨洪玲、ＸＸＸ支付加工费12万元、利息5000元（自2012年5月17日至2016年10月10日，按照年利率5%计算）。事实与理由：2012年3月17日，杨洪玲、ＸＸＸ以徐州市海发精锻件厂名义与陈东阳签订加工承揽合同，杨洪玲、ＸＸＸ依约交付承揽物。至2015年8月7日，陈东阳欠加工费99万元，后陈东阳陆续偿还87万元，尚欠12万元至今未付。为维护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
陈东阳一审辩称：杨洪玲、ＸＸＸ主体不合法，陈东阳是与徐州海发精锻件厂签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而非与杨洪玲、ＸＸＸ签订合同，杨洪玲、ＸＸＸ并非合同相对人。杨洪玲、ＸＸＸ为徐州海发精锻件厂的工作人员，在日常业务往来中均是杨洪玲、ＸＸＸ经手对外办理相关业务，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2014）铜商初字第0387号民事判决已确认杨洪玲、ＸＸＸ仅是基于职务行为发生民事行为，其行为结果应由徐州海发精锻件厂承受。另外，涉案合同总价款为99万元，陈东阳自2012年5月26日至2015年1月18日，多次向杨洪玲、ＸＸＸ、杨某1通过银行转款或者以现金支付的方式付款，陈东阳向杨洪玲、ＸＸＸ合计支付114.3万元款项，远超出合同总价款。超出部分杨洪玲、ＸＸＸ应予以返还。
一审法院查明：
2012年3月17日，徐州市海发精锻件厂（供方）与陈东阳（需方）签订《工矿产品销售合同》一份，约定进行网架加工，金额为106万元；交（提）货地点方式为：海发精锻件厂内提货、验货；结算方式及期限：无预付款，货到现场付70%，安装验收合格后，余款30%付清，注：所有网架配件全部到达现场付70%；在该合同的供方盖有徐州市海发精锻件厂合同专用章（2），且有杨某1的签字，需方由陈东阳签字。合同签订后，由杨洪玲、ＸＸＸ与陈东阳进行交接。交货后，陈东阳陆续将货款通过现金或转账的方式交付给杨洪玲、ＸＸＸ，由杨洪玲、ＸＸＸ向陈东阳出具收据。
2015年8月7日，杨洪玲、ＸＸＸ及陈东阳双方共同出具《威海农贸市场工程款决算单》，内容为：“总计：玖拾玖万元正（99万元）供方：ＸＸＸ杨洪玲需方：陈东阳。”
2016年8月30日，徐州市海发精锻件厂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徐州市海发精锻件厂于2012年3月17日和陈东阳签订的网架加工制作合同，该合同系杨洪玲、ＸＸＸ以我厂名义签订，与我厂无任何关系，此工程余款12万元，归杨红玲、ＸＸＸ享有该债权。”
2016年11月4日，徐州市海发精锻件厂法定代表人杨启华到庭证实：杨洪玲、ＸＸＸ所提交的2016年8月30日的《证明》上加盖的是该厂的公章，该厂均由杨启华负责。对于涉案供销合同，杨启华不是很清楚，该证明中载明的款项均应归杨洪玲、ＸＸＸ所有。杨启华陈述：杨某1系其儿子，合同是其儿子杨某1负责盖的章，但是杨启华没有见到工程款，也不允许该工程款汇到厂里账上。
一审中，杨洪玲、ＸＸＸ对陈东阳提交的相关付款收据等进行了质证，意见如下：一、对于标注有“威海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加工款”字样、有杨洪玲或ＸＸＸ签字的收据均无异议，认可是陈东阳付给杨洪玲、ＸＸＸ的加工款。该收据共有8张，分别为2012年7月3日的2000元，2012年8月6日的54万元，2012年8月24日的10万元，2012年10月20日的5万元，2012年11月19日的1万元，2012年12月17日的5000元，2013年2月9日的12万元，2015年1月18日的2万元，合计84.7万元；二、对于2014年1月30日有杨洪玲签字的收据，该收据中大写金额为4万元，小写为4000元，收款事由为货款，经杨洪玲确认该款项实际为4万元，且亦是陈东阳支付的威海农贸批发市场的加工款；三、对于2014年1月30日有杨洪玲、ＸＸＸ签字的收据，该收据中金额为1.6万元，收款事由为货款，该收据中备注有“给杨某1”；对于该收据，杨洪玲、ＸＸＸ认为未经手，陈东阳陈述杨某1当时借了1万元，陈东阳又打款给杨某16000元，陈东阳强迫杨洪玲、ＸＸＸ签了收条，该收条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四、2012年7月11日的收条内容为：“今收到陈东洋（阳）货款肆万元整（4万元），收款人杨某2。”陈东阳陈述：杨某2就是杨某1，该款项是杨某1收取。杨洪玲、ＸＸＸ认为该收条与本案无关，真实性与关联性均不认可。五、陈东阳提交中国农业银行徐州城西支行出具的转账明细，证明在2012年2月26日向杨洪玲转款10万元用于支付加工款，后又提交同一银行出具的转账明细，陈述该10万元的转款时间为2012年5月26日，银行在第一次出具明细时打错了时间。杨洪玲、ＸＸＸ认为所有付款均由杨洪玲、ＸＸＸ给陈东阳出具了收据，写明是工程名称，即使是银行转款，之后也均补了条子，该10万元不是威海工程的款项。六、陈东阳提交中国农业银行徐州城西支行出具的补制回单，证明在2012年7月11日陈东阳转款给杨洪玲4万元；2013年6月4日陈东阳妻子胡淑敏转给杨某16000元。
后杨洪玲、ＸＸＸ调取自己的银行流水进行了核实，于2017年2月6日到庭陈述：2012年8月6日收据中的54万元的组成均是陈东阳通过银行转款支付的货款，之后系杨洪玲、ＸＸＸ向陈东阳补写的收据，具体构成为：2012年5月26日陈东阳汇入杨洪玲银行账户10万元、6月17日汇入ＸＸＸ银行账户10万元、7月11日汇入杨洪玲银行账户4万元、8月7日汇入ＸＸＸ银行账户30万元；且补充说明2012年7月11日的杨某2（即杨某1）收条对应的就是2012年7月11日汇入杨洪玲账户的4万元，系一笔款出了两份收据。
2017年2月8日，陈东阳本人到庭接受询问，其对于2012年8月6日收据中载明的54万元款项具体的付款方式及构成陈述如下：一部分是现金给的，还有一部分是承兑汇票给的，具体的数额记不清了。也不记得是那个公司给的承兑汇票，都是别的公司给的承兑汇票，然后就给杨洪玲、ＸＸＸ了。承兑汇票只记得是在徐州市ＸＸＸ的车上给的，距离陈东阳家不远，时间记不清了；2012年7月11日杨某2的收条中的4万元是陈东阳当天汇给杨洪玲账户的，当时这个钱比较急；陈东阳给杨洪玲、ＸＸＸ的钱有现金，有汇票，有转账，但是陈东阳没有记账的习惯，所以记不清了。2015年8月7日双方出具结算单的时候也没有进行对账，只是一个总账。陈东阳本想对账的，但杨洪玲、ＸＸＸ说没有单据，所以没有对账。
一审法院认为：
一、关于杨洪玲、ＸＸＸ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
虽《工矿产品销售合同》为徐州市海发精锻件厂与陈东阳签订，但该合同约定的货物实际为杨洪玲、ＸＸＸ进行加工，且徐州市海发精锻件厂的法定代表人杨启华亦到庭确认该合同实际权利义务均应由杨洪玲、ＸＸＸ承担。在签订合同时，杨洪玲、ＸＸＸ借用了徐州市海发精锻件厂的公章签署合同，合同签订后也是杨洪玲、ＸＸＸ及陈东阳双方实际履行合同权利义务，陈东阳亦一直向杨洪玲、ＸＸＸ支付货款，并与杨洪玲、ＸＸＸ协商出具了决算单，双方已经通过实际行为将合同主体进行了变更。陈东阳收取了杨洪玲、ＸＸＸ加工的货物后，应当向杨洪玲、ＸＸＸ支付相应款项。
二、关于陈东阳还应当向杨洪玲、ＸＸＸ给付款项数额问题
1、根据杨洪玲、ＸＸＸ及陈东阳双方出具的工程款决算单，双方已确定结算款项为99万元。根据陈东阳提供的由杨洪玲、ＸＸＸ出具的收据中记载的数额，杨洪玲、ＸＸＸ认可的数额共计88.7万元，对此予以确认。
2、对于2014年1月30日数额为1.6万元的收条，虽杨洪玲、ＸＸＸ主张该款项实际给付杨某1，与本案无关，但该收条有杨洪玲、ＸＸＸ签字确认，且杨洪玲、ＸＸＸ未能提供相反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对该份收条的关联性予以确认。
3、对于2012年7月11日杨某2出具的收条，杨某2虽非本案当事人，但杨某2与杨洪玲原系夫妻关系，且杨洪玲查询其银行交易明细后确认2012年7月11日实际收到了陈东阳转账给付的4万元，杨洪玲、ＸＸＸ虽陈述该4万元已包含在2012年8月6日向陈东阳出具的54万元收据中，但杨洪玲、ＸＸＸ对该收据的款项来源解释存在时间上不相吻合的矛盾，故对于杨洪玲、ＸＸＸ的意见不予采纳，应认定陈东阳在2012年8月6日的收据之外另外偿还杨洪玲、ＸＸＸ4万元货款。综上，陈东阳共计已向杨洪玲、ＸＸＸ支付的款项合计为94.3万元（88.7万元+1.6万元+4万元）。按照双方签订的决算单确定的结算数额，陈东阳还应当向杨洪玲、ＸＸＸ支付4.7万元。
4、对于陈东阳提交2012年5月26日的银行流水证明其在杨洪玲、ＸＸＸ出具的收据之外另行支付杨洪玲、ＸＸＸ10万元货款的意见。根据双方的庭审陈述及所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在陈东阳银行大额转款后均要求杨洪玲、ＸＸＸ出具收据的惯例，且在该时间之后陈东阳对于银行较大额转款均要求杨洪玲、ＸＸＸ另行出具了收据，故其抗辩在2012年5月26日系在杨洪玲、ＸＸＸ出具的收据之外另行支付杨洪玲、ＸＸＸ10万元的意见，不予采信。
三、2015年8月7日，杨洪玲、ＸＸＸ及陈东阳经决算确认了货款总价为99万元，陈东阳未能向杨洪玲、ＸＸＸ足额支付货款，应当向杨洪玲、ＸＸＸ支付逾期支付货款的利息。但决算单中并未约定付款日期，法院确认自杨洪玲、ＸＸＸ主张权利之日即自2016年9月7日起至杨洪玲、ＸＸＸ主张的截止日期2016年10月10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杨洪玲、ＸＸＸ支付利息。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陈东阳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杨洪玲、ＸＸＸ47000元及利息（自2016年9月7日起至2016年10月10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二、驳回杨洪玲、ＸＸＸ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义务人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800元，财产保全费520元，合计3320元，由杨洪玲、ＸＸＸ负担2000元（杨洪玲、ＸＸＸ已交），由陈东阳负担1320元（此款杨洪玲、ＸＸＸ已预交，陈东阳随案款一并付给杨洪玲、ＸＸＸ）。
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审理焦点为：陈东阳已付款项数额应如何认定。
二审中，杨洪玲、ＸＸＸ提供如下证据：
1、证人杨某1（杨某2）出庭作证证人证言。拟证明：1、2012年7月11日陈东阳向杨某1打款4万元，该笔款项打入杨洪玲账户，分别由杨某2（杨某1）和杨洪玲两次通过收据确认；2、杨洪玲在陈东阳的要求下，出具了2014年1月30日1.6万元（经杨某2），实际上杨某2只收到6000元。
证人杨某1当庭陈述：2012年7月11日杨某1给陈东阳打过4万元收条，该4万元陈东阳打到杨洪玲银行卡上。陈东阳还给杨某1打过6000元。当时杨某1在银川买东西急需用钱，杨某1向陈东阳要的钱，当时没有打条。杨某1只收到过陈东阳4万元和6000元，是威海项目的工程款。其他都是杨洪玲经手的。杨某1和陈东阳无其他债务纠纷。
2、ＸＸＸ2013年2月9日书写的对账单一份。该对账单内容如下：“2012年7月3日付2000元（从工地借款）；2012年8月6日付54万；2012年8月24日付10万；2012年10月20日付5万；2012年11月19日付10万；2013年2月9日付12万。”该对账单下方注明“总计付款82.7万元……此工程货款总计101.5929万元，欠款19.2929万元-5000元=18.8929万元。”
拟证明：ＸＸＸ2013年2月9日收到陈东阳12万元现金（对应2012年2月9日收据）时，双方有上述对账清单，该对账清单反映陈东阳还欠杨洪玲、ＸＸＸ约20万元，清单与2013年2月9日12万元收据上左下角备注的“欠约20万元”相互印证，陈东阳对这一备注内容未提出任何异议。证明陈东阳主张的超付15.3万的理由不能成立。如果按照陈东阳有关2012年5月26日及2012年6月7日分别汇款的10万元不包括在2012年8月6日54万元款项内的主张计算，出具2013年2月9日12万元收据时，则欠款数额不会是20万元左右。
陈东阳质证意见：针对证据1杨某2证人证言而言，2012年7月11日由杨某2出具的收条，该款项实际打入杨洪玲账户，这一事实陈东阳认可，但双方并没有对该4万元重复计算。至于1.6万元收据款项的组成问题，其中6000元是通过银行转账，余款1万元是通过现金形式支付。证据2对账单系ＸＸＸ单方书写，无陈东阳签字，该对账单不具有任何证明力。
二审中，陈东阳一方当庭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对杨洪玲、ＸＸＸ二审提交证据认证意见：证据1杨某1证人证言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鉴于杨某1与杨洪玲一方存在一定利害关系，对其证言与本案关联性，将在裁判理由部分予以综合阐述。证据2ＸＸＸ2013年2月9日书写的对账单形式真实性予以认定。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
（一）杨某1即杨某2。杨洪玲、杨某1原系夫妻关系，后离婚。杨某1与徐州市海发精锻件厂法定代表人杨启华系父子关系。
（二）二审中，双方当事人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的双方无争议的银行交易记录情况如下：2012年5月26日陈东阳汇款10万元给杨洪玲；2012年7月11日陈东阳汇款4万元给杨洪玲；2012年6月17日陈东阳汇款10万元给ＸＸＸ；2012年8月7日陈东阳汇款30万元给ＸＸＸ；2012年8月23日陈东阳汇款10万元给ＸＸＸ（同时有收据）；2012年10月20日陈东阳汇款5万元给ＸＸＸ（同时有收据）。2013年6月4日陈东阳妻子打给杨某16000元汇款记录。
本院认为：
鉴于双方在工程款项往来中，既存在汇款后同时出具收据情形（银行汇款和收据指向同一笔款项），也存在仅出具收据，并无银行汇款记录的情形，故本案需对当事人提交的相关付款收据及银行汇款记录综合分析后认定已付工程款项。
（一）双方无异议的付款凭据
1、本案已付款材料中，同时有收据和汇款记录，双方无争议的相关收据情况如下：2012年8月24日10万元收据对应2012年8月23日10万元汇款记录；2010年10月20日5万元收据（收据上注明农行卡号）对应2012年10月20日5万元汇款记录。双方就此均无异议。
2、本案已付款材料中，仅有收据并无汇款记录，杨洪玲、杨某1认可，双方无争议的相关收据情况如下：2012年7月3日2000元；2012年11月19日1万元；2012年12月17日5000元；2013年2月9日12万元；2014年1月30日4万元。2015年1月18日2万元；
（二）对2012年8月6日54万元收据款项如何组成，当事人产生重大争议
杨洪玲、杨某1主张2012年8月6日54万元收据款项组成如下：该54万元由2012年8月7日陈东阳30万元汇款，2012年5月26日陈东阳10万元汇款，2012年6月17日陈东阳10万元汇款，2012年7月11日杨某2出具收据的4万元组成。
陈东阳主张2012年8月6日54万元收据款项组成如下：该54万元由2012年8月7日陈东阳30万元汇款，以及24万元现金承兑汇票组成。
陈东阳主张：一审法院将2012年5月26日陈东阳10万元汇款，2012年6月17日陈东阳10万元汇款计算在2012年8月6日54万元收据所涉款项之中。一审认定已付款时，少计算了上述20万元。按照上述计算方法，陈东阳已超付杨洪玲、杨某1工程款15.3万元（20万元减去一审判决给付的4.7万元，即为15.3万元）。
本院认为，一审判决对2012年8月6日54万元收据款项组成情况的认定并无不当，即该54万元由2012年8月7日陈东阳30万元汇款，2012年5月26日陈东阳10万元汇款，2012年6月17日陈东阳10万元汇款，2012年7月11日杨某2出具收据的4万元组成。理由如下：
首先，陈东阳有关“该54万元由2012年8月7日陈东阳30万元汇款，以及24万元现金承兑汇票组成”的主张不能成立。
1、在该2012年8月6日54万元收据款项如何支付问题上，陈东阳的陈述存在反复情形。陈东阳在一审陈述54万元一部分是现金支付，一部分是承兑汇票。二审中，在回答法庭有关54万元如何支付问题时，陈东阳先是主张54万元均为银行转账支付，后又改为30万元是通过2012年8月7日向ＸＸＸ转账支付，其余24万元通过承兑汇票支付。
陈东阳庭后提交的3张2012年4月-6月总额24万元的承兑汇票复印件中所显示当事人名称与本案当事人无关，杨洪玲、ＸＸＸ对该3张复印件不予认可，陈东阳无证据证明将3张合计24万元的承兑汇票交付给杨洪玲、ＸＸＸ。陈东阳有关2012年8月6日54万元中的24万元通过承兑汇票方式支付的主张没有证据予以支持。
2、在陈东阳一审提交的2013年2月9日杨洪玲、ＸＸＸ一方出具的12万元收据上，标注有“还欠约20万元”的字样。陈东阳将该收据提交法院，证明其付款数额，陈东阳对该收据上相关标注应予知情。
如果按照陈东阳有关“2012年5月26日10万元银行转款、2012年6月17日10万元银行转款应在2012年8月6日54万元收据款项之外另行计算”的主张，至2013年2月9日杨洪玲、杨某1一方出具12万元收据时，陈东阳已经付款106.7万元，超出涉案2012年3月17日双方签订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中约定的总价款106万元。陈东阳有关54万元款项组成方式的主张与2013年2月9日收据上文字记载的“还欠约20万元”的标注内容并不一致。陈东阳在2013年2月9日后仍然存在3次向杨洪玲、ＸＸＸ付款行为。
如果按照杨洪玲、ＸＸＸ的主张（即54万元包括2012年5月26日10万元银行转款、2012年6月17日10万元银行汇款），则2013年2月9日杨洪玲、杨某1一方出具12万元收据时，已付款数额计算为86.7万元。未付款项约为20万元（合同约定的总价款106万-已付款86.7万=19.3万元），杨洪玲、ＸＸＸ的主张与2013年2月9日收据上记载的“还欠约20万元”的标注内容基本一致。
3、按照陈东阳有关2012年8月6日54万元的组成方式计算，陈东阳超付杨洪玲、ＸＸＸ15.3万元工程款。但在杨洪玲、ＸＸＸ起诉陈东阳索要未付款项之前，陈东阳并未向杨洪玲、ＸＸＸ主张过返还超付款项。陈东阳未就此情形作出合理说明。
综上所述，陈东阳上诉主张的“2012年5月26日10万元银行转款、2012年6月17日10万元银行转款应在2012年8月6日54万元收据款项之外另行计算”的理由不能成立。
其次，关于杨洪玲、ＸＸＸ上诉主张的2014年1月30日1.6万元收据所涉款项只收到6000元的问题，虽然杨洪玲、杨某1申请证人杨某1出庭作证，证明杨某1只收到6000元，但杨某1与杨洪玲一方存在利害关系，在无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情况下，本案应该按照2014年1月30日1.6万元收据记载的数额认定相关工程款数额。
关于杨洪玲、ＸＸＸ上诉主张的2014年1月30日1.6万元与本案无关的上诉理由，与其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杨某1的证言相矛盾，杨某1明确陈述给付的款项系工程款。
杨洪玲、ＸＸＸ就其主张的“2012年7月11日杨某1收据显示的4万元应计算在2012年8月6日54万元收据所涉款项之内，2012年7月11日4万元收据系重复计算”的观点，其亦未提交有效证据予以证明，对该上诉理由本案也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杨洪玲、ＸＸＸ、上诉人陈东阳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杨洪玲、ＸＸＸ上诉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上诉人杨洪玲、ＸＸＸ负担。陈东阳上诉案件受理费3360元，由上诉人陈东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魏志名
审判员 苏 团
审判员 孟文儒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张 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