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济商终字第80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兆枝，女，1966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诸城市。
委托代理人孙翠娥（刘兆枝之女），女，1990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诸诚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住所地济南市。
负责人益虎，行长。
委托代理人张立伟，男，1979年7月11日出生，汉族，该单位职员，住济南市。
委托代理人葛庆敏，女，1983年10月4日出生，汉族，该单位职员，住济南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住所地济南市。
负责人白彬，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姚秀娟，女，1978年11月1日出生，汉族，该公司职员，住山东省诸城市。
委托代理人李伟，山东普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兆枝、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以下简称农行山东省分行）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寿）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5）历商初字第8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兆枝原审诉称，2009年2月8日，我去中国农业银行诸城沧湾分理处（以下简称诸城农行）存款4000元。当时业务人员告诉我分红型保险可以获得高于银行的利息，分红型保险不仅保本分红，而且随用随取。在工作人员的一再要求下，我花了4000元购买了中国人寿的国寿鸿富两全保险（分红型），即合同（组）号码为2009-370758-415-01500654-4的保险合同。我不懂保险，以为和存款一样，但后来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告诉我保险合同为6年，不能解除，否则丧失本金。2015年2月9日合同到期，我到中国人寿共取出4621元。鉴于中国人寿所售保险合同无保险人责任条款，系无效保险合同，因此请求法院予以确认。同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所计上述利息为870元。故要求中国人寿返还上述利息与其所付红利621元差额249元。农行山东省分行在代理保险过程中存在严重违法情节，故应对上述差额249元负连带责任。具体理由如下：该保险合同欠缺保险合同要件，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合同无效情形，应确认无效。1、该保险合同均无保险人保险责任等必要条款，单方面规定投保人缴纳保费义务，不符合保险定义，严重违反《保险法》的强制性规定，属无效合同。根据《保险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保险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等条件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因此，保险合同为双务合同。中国人寿提供的所谓人身“保险合同”，未约定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年龄、期限等条件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系单务合同。根据该合同字面条款，此保险合同因无法理赔当属无效。2、中国人寿在“投保须知”中故意错误引诱投保人。农行山东省分行错误指引投保人，欺诈投保人。该保险合同系我在农业银行工作人员的错误指引下并未填写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中国人寿在“投保须知”中却就此有陈述。其陈述为“若投保人未填写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信息的，本公司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64条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前《保险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保险人、被保险人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该法条显然与保险金受益人无关，是中国人寿故意错误陈述所致，而农业银行工作人员故意指引投保人不填写受益人信息，故而应适用中国人寿的所谓“投保须知”。这无形中不仅剥夺了我方指定受益人的权利，而且二被告欲侵吞保险金的事实也昭然若揭。该合同显示，中国人寿与农业银行恶意串通一气，以合法形式掩盖其侵吞投保人保险金的非法目的，实属无效合同。根据《保险法》第十八条规定，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可以为受益人。在农业银行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我将被保险人设定为其本人。在此情形下，受益人依法只能为我自己。而保险合同上均标明受益人为“身故保险金受益人”。若中国人寿无理耍赖解释出任一责任条款，也就是只有在被保险人即受益人身故情况下此保险金方能确定，受益人已故不能领取保险金，这在无形中增加了此保险金的诸种风险，使保险人恶意侵吞保险金成为可能。加之上述“投保须知”中的相关错误陈述，两被告联合欺诈投保人，我的利益毫无保障可言。在中国人寿提供的格式条款《投保人声明与授权》中，我承认其对保险条款（限于保险合同文义解释）尤其是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但综上保险合同欠缺保险责任等必要条款与中国人寿故意错误引导，其意图昭然若揭，即欲通过合同文义达到其无责任的非法目的。意图通过“漏洞百出”的保险合同，与势弱的个人耍赖。根据《保险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保险公司应当按照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公平合理拟定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不得损害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合法权益。而该保险合同因无保险人责任条款，加之涉及保险人其他责任时保险人恶意错误指引，严重损害投保人合法权益，故此种保险合同条款不仅为法律所不容，更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不容，应确认为无效。3、该保险合同格式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为无效的保险合同。根据中国保监会、中国银监会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代理保险业务销售行为的通知》第四条规定，保险公司应在保险单册封面用不小于三号的字体表明风险提示语和犹豫期提示语。分红保险风险提示语：“您投保的是分红保险，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犹豫期提示语为：“您在收到保险合同后15个自然日内有全额退保的权利，超过15个自然日退保有损失”。从法律用语来看，此规范为强制性规范，该分红保险合同未有风险提示用语和犹豫期提示语，严重违反法律规定。此外，相关不利于我方的格式条款也未作出任何突出表现，处处是隐蔽的霸王条款，严重违反《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关于格式条款的规定。因此该合同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确认为无效合同。二、中国人寿与农业银行严重违反行业法规，以欺诈手段，损害原告利益，应对我方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1、中国人寿未按规定向我方寄送或以其他方式告知当年累积利率及红利，严重违反行业法规，侵害我方知情权，隐瞒真相。根据《保险公司养老保险业务管理办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保险公司销售分红型、万能型、投资连结型养老年金保险产品，应当按照中国保监会的要求向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寄送保单状态报告、业绩报告等有关材料。在保险合同所附《分红保险声明书》中，就该事项中国人寿的表述为“如选择累积生息方式，自红利派发日的次日开始计息。当年累积利率由公司在《红利通知书》中向您告知”。因我方选择累计生息，故其有知道其每年红利的权利。而中国人寿不仅违背行业规范，也违背其承诺，侵害原告知情权。加之投保开始日农业银行向我方虚构高额收益，分红日，中国人寿却隐瞒实际红利收益，两被告勾结的行径构成欺诈，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合同自始应为无效。2、中国人寿欺诈，违反行业规范，不顾公序良俗。我早年丧偶，一人务农抚养两女上学，常年劳累加之身体有疾，故已不能从事体力劳动，常年接受政府救济。我多次向中国人寿提出解除合同，中国人寿告知解除合同本金将丧失，只有到期日才能取出。这期间，其大女儿正读大学，小女儿读高中，我身心忧虑而患上高血压、高血糖但却无钱医治，中国人寿的行径给我及其家人带来一定的精神负担。根据《保险法》第十五条规定，除本法另有规定或者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可以解除保险合同。因该保险合同均无就此事进行约定，故中国人寿不仅向我隐瞒，而且虚构解除合同本金丧失的事由。不仅违反法律规定，而且已然违背公序良俗，为道德所不能容忍。根据《合同法》和《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而中国人寿渺视社会公德，唯利是图，此行为与社会主义道德相悖，坚决不能纵容。该保险合同应自始无效。3、农业银行无视行业法律法规，欺骗引诱我订立保险合同，导致向我错误销售保险，极大地损害了我的利益，应承担赔偿责任。我在农业银行存款4000元时已向其工作人员明确告知家庭贫困，并说明4000元是用于孩子上学的。农业银行在明知这一情况下依然向我销售此份保险，并虚构随用随取的谎言。为掩盖这一行径，为以后责任推脱，在保单上明确要求我不要填写平均年收入一栏，而这一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法规。根据中国保监会、中国银监会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代理保险业务销售行为的通知》第一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对投保人进行需求分析与风险承受能力测评，根据测评结果推荐保险产品，把合适的产品销售给有需求和承受能力的客户。（一）投保人存在以下情况的，向其销售的保险产品原则上应为保单利益确定的保险产品，且保险合同不得通过系统自动核保现场出单，应将保单转至保险公司，经核保人员核保后，由保险公司出单：1、投保人填写的年收入低于当地省级统计部门公布的最近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二）销售保单利益不确定的保险产品，包括分红型、万能型、投资连结型、变额型等人身保险产品和财产保险公司非预定收益型投资保险产品等，存在以下情况的，应在取得投保人签名确认的投保声明后方可承保：1、泵交保费超过投保人家庭年收入的4倍。2、年期交保费超过投保人家庭年收入20%，或月期交保费超过投保人家庭月收入的20%；......4、保费额度大于或等于投保人保费预算的150%。在投保声明中，投保人应表明投保时了解产品情况，并自愿承担保单利益不确定的风险。结合我自身情况，由于其身体有疾，两女正在读书，家中无收入来源，靠政府救济度日，故按行业法律法规，农业银行不能向我销售保单利益不确定的分红型保。即使突破行业原则，也应该事先取得我的投保声明书。但农业银行为非法牟利，早已无视行业规范，且不顾我家庭安危，伪造事实隐瞒真相，恶意欺压无知，其行径已构成欺诈。该行为已构成错误销售，该保险合同应为无效。根据中国银监会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商业银行代理保险业务合规销售与风险管理的通知》第四条的规定，商业银行应当充分了解客户的风险偏好、风险认知能力和承受能力，对购买投资连结保险等复杂保险产品的客户，应当建立客户风险测评和适合度评估制度，防止错误销售。农业银行向我销售的中国人寿的保险合同均未填写投保人“平均年收入”一栏，显然农业银行未尽风险调查义务，其行为构成错误销售，保险合同无效。4、农业银行销售行为触犯行业规范，扣留合同材料，构成欺诈，导致我认识错误表达错误，保险合同应自始无效。根据保监会发布的《商业银行代理保险业务监管指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销售人员不得进行误导销售或错误销售。在销售过程中不得将保险产品与储蓄存款、银行理财产品等混淆，不得使用“银行和保险公司联合推出”、“银行推出”、“银行理财新业务”等不当用语，不得套用“本金”、“利息”、“存入”等概念，不得将保险产品的利益与银行存款收益、国债收益等进行片面类比，不得夸大或变相夸大保险合同的收益，不得承诺固定分红收益。我在购买该保险的过程中，农业银行工作人员将分红保险与存款收益类比引诱，并套用本金、利息等概念，夸大保险合同收益，进行误导销售。我文化程度不高，在其工作人员的错误指引下认识错误，结合其自身实际情况，购买此种保险确属我意思表达错误，非其真意表达，因此该合同因欠缺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而无效。农业银行借由我无知，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已经违反行业规范。根据上述《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代理保险业务销售行为的通知》第十六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向投保人提供完整合同材料，包括投保提示书、投保单、保险单、保险条款、产品说明书、现金价值表等。对合同材料不得进行删减或截取内容。我在被告农业银行办理业务时，仅收到投保单和保险单（现金价值表单独附在保险单后），并未收到投保提示书、产品说明书等合同材料，因此农业银行违反了不得对合同材料进行删减或截取内容的法律规定，而这一违法行为也是导致我错误认识的重要原因。此外，根据保监会发布的《商业银行代理保险业务鉴管指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销售人员负责在销售过程中全面客观介绍保险产品，应当按保险条款将保险责任、责任免除、退保费用、保单现金价值、缴费期限、犹豫期等重要事项明确告知客户。我在办理业务的过程中，农业银行工作人员竟然未告知上述事项。综上，农业银行无视行业规范进行误导销售，全然不顾银行信用，导致我意思表达错误，合同自始无效，农业银行应为其错误销售行为承担法律责任。5、农业银行与中国人寿恶意串通，损害我的利益，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我错误购买中国人寿的保险是农业银行错误销售所致。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七条规定，代理人知道被委托代理的事项违法仍然进行代理活动的，或者被代理人知道代理人的代理行为违法不表示反对的，由被代理人和代理人负连带责任。综上，保险合同应确认无效，两被告应对其行为负法律责任。请求：1、依法确认合同（组）号码为2009-370758-415-01500654-4的保险合同无效，同时要求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支付给刘兆枝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所计利息870元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已付刘兆枝“红利”731元差额157元，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对上述差额157元负连带责任；2、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中国人寿原审辩称，1、刘兆枝与我公司签订的《国寿鸿富两全保险（分红型）保险合同》合法有效。2009年2月7日，刘兆枝通过诸城农行向我公司提出为自己投保，经双方协商，我公司同意承保。同日，刘兆枝与我公司正式订立《国寿鸿盈两全保险（分红型）保险合同》。合同约定：刘兆枝交保费，为被保险人，合同生效日期为2009年2月8日，保险金额为4304元，保险期间为6年。本合同系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2、我公司已按照合同约定向刘兆枝支付了相关保险金，我公司之合同义务已履行完毕，刘兆枝之诉求无合同及法律依据。根据《国寿鸿盈两全保险（分红型）利益条款》第四条保险责任第一款第一项之约定：“被保险人生存至保险期间届满的年生效对应日，本公司按下列规定给付期满保险金，本合同终止。一次交清保险费的，满期保险金=基本保险金额”。根据第六条红利事项第一款之约定：“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在符合保险监管机构规定的前提下，本公司每年根据上一会计年度分红保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确定红利分配方案。如果本公司确定本合同有红利分配，则该红利将分配给投保人”。2015年2月8日，保险期间届满，我公司累计支付刘兆枝保险金4715.05元（其中基本保险金额4304元、红利410.05元），我公司已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综上，涉案保险合同合法有效，我公司不再承担保险责任，请依法驳回原告刘兆枝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原告刘兆枝承担。
农行山东省分行原审辩称，1、我行不是本案适格被告。刘兆枝提起的是合同之诉，而我行并非本案所涉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基于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刘兆枝无权向我行主张合同权利。即使不考虑合同主体因素，正如刘兆枝在诉状中所称，刘兆枝所诉保险产品是有诸城农行代理销售，我行并非保险代理人，也未参与该公司保险业务办理。诸城农行是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52条之规定，该行具备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因此，即使原告刘兆枝提起侵权之诉，也无权向我行主张权利。2、刘兆枝的请求无任何法律依据。其在诉状中引用的证明合同无效的法律规定均为本案所涉保险合同签订生效后出台的规定，不具有溯及力，对本案所涉保险合同的签订及效力无约束力。其所引用的针对我行的规定均属行政规章，不能作为确认合同效力的依据。按照保险合同签订时适用的《保险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并无确认保险合同无效及要求我行承担责任的任何法律依据。综上，诸城农行在办理业务过程中，无任何违法违规行为。我行不是本案适格被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对我行的起诉。
原审法院认定，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银行、邮政代理专用）投保单记载：投保人、被保险人为刘兆枝，通讯地址为诸城马庄镇柴家官庄村11号；险种名称为国寿鸿富分红，基本保险费4000元，保险费合计4000元；交费方式为趸交，保险金领取方式为趸领，红利领取方式为累积生息。该投保单投保人＼＼被保险人声明与授权一览记载：贵公司已对保险条款尤其是责任免除条款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等内容，用黑体字标出。该保单第一联中保险合同送达回执记载：投保人、被保险人已收到保险合同、并确认合同构件完整无误。保险合同构件为保险单、现金价值表或保单费用扣除及权益表、保险条款、保险费交费凭证、投保单客户留存联。投保人处有刘兆枝的签名，签收日期为2009年2月7日。该投保单对刘兆枝职业、收入情况、联系电话、手机号码、交费账户、领款账户、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合同争议处理方式、有关曾经患或正患有某些疾病、是否受过某些手术、是否从事某些职业、是否在最近5年内发生过保险理赔等告知事项均未有记载内容。《银行＼＼邮政代理专用保险单》记载：投保人刘兆枝，合同组号2009-370758-415-01500654-4；投保单号为1081370100189964；合同生效日期为2009年2月8日；险种为国寿鸿富两全保险（分红型），保险金额4304元，保险期间6年，标准保费4000元。中国人寿《国寿鸿富两全保（分红型）利益条款》第一条保险合同构成，国寿鸿富两全保险（分红型）合同由保险单及所附国寿鸿富两全保险（分红型）利益条款、个人保险基本条款、现金价值表、声明、批注、批单以及与本合同有关的投保单、复效申请书、健康声明书和其他书面协议共同构成；第二条投保范围。凡出生三十日以上、六十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者均可作为被保险人，由本人或对其具有保险利益的人作为投保人向本公司投保本保险；第四条保险责任。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内，本合同承担以下保险责任：一、被保险人生存至保险期间届满的年生效对应日，本公司按下列规定给付满期保险金，本合同终止。一次交清保险费的，期满保险金=基本保险金额；分期交清保险费的，满期保险金=基本保险金额乘交费期间（年数）……。中国人寿提供的按保单号查询中记载：刘兆枝职业为公务员、职员。保险到期后，刘兆枝已按约领取保险金4715.05元（其中基本保险金额4304元、红利410.05元）。刘兆枝投保的国寿鸿富两全保险（分红型），由农行山东省分行所属诸城农行代理销售。刘兆枝持有山东省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中国人寿未提供证据证明“关于对刘兆枝新单回访录音”中回访电话的号码为刘兆枝所有及接听电话者为刘兆枝。
原审法院认为，刘兆枝在诸诚农行签署投保单，投保《国寿鸿盈两全保险（分红型）》保险，诸诚农行为该保险兼业代理人。中国人寿出具了保险单，刘兆枝依约交纳了保险费，设立该保险合同关系，系当事人自愿。该投保单中“投保人＼＼被保险人声明与授权”一览记载“贵公司已对保险条款尤其是责任免除条款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等内容，且用黑体字标出，符合法律规定，刘兆枝已签字认可，且合同履行期间，刘兆枝并未对合同履行提出异议。在合同到期后，双方已经进行了结算。从《国寿鸿富两全保险（分红型）利益条款》的内容看，该保险利益条款对保险合同构成、投保范围、保险责任等内容记述明确，符合保险条款的构成特征，《国寿鸿富两全保险（分红型）利益条款》系该保险产品所附保险条款。应当认定，刘兆枝与中国人寿的保险合同关系合法有效。法人和其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农行山东省分行与诸诚农行同属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的分支机构。农行山东省分行是诸诚农行的上级行，且农行山东省分行住所地在济南市，参加本案诉讼更为方便。农行山东省分行为本案被告，符合法律规定。刘兆枝对中国人寿提交的电话回访录音提出异议，中国人寿未能举证证明回访电话系刘兆枝接听，中国人寿的电话回访有明显瑕疵，该回访录音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但电话回访不是保险合同成立并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定程序，中国人寿的电话回访是否真实，不影响双方保险合同的法律效力。中国人寿提供的按保单号查询记载“刘兆枝职业为公务员、职员”客户信息与刘兆枝真实状况不一致的内容，表明中国人寿未能全面了解和掌握客户的相关资料，对未了解和未掌握的客户资料，进行编造，是极不严谨，极不负责任的行为，不可避免的造成了客户对保险人信任度降低，损害了保险行业的形象。但其编造的相关内容，不属于保险合同构成的要件，不能影响保险合同的成立和效力。虽然刘兆枝系农村低保户，但刘兆枝投保时，没有农村低保户投投保商业险的限制性规定，刘兆枝的投保行为合法。刘兆枝提交的对中国人寿工作人员的电话录音，不能证明中国人寿在该保险营销过程中有违法并可以导致合同无效的行为，且该录音是在未经对方同意情况下录制，该电话录音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但电话录音中，刘兆枝代理人向对方索要“封口费”的内容，明显超出了合理合法的诉求范围，是不能提倡和支持的。综上所述，刘兆枝与中国人寿的保险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刘兆枝诉讼请求，理由不当，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兆枝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兆枝负担。
刘兆枝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1、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我并未收到中国人寿《国寿鸿富两全保险（分红型）利益条款》，中国人寿无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我已收到上述条款，一审法院却依该条款内容作出事实认定。对于中国人寿提交的第7项证据《国寿鸿富两全保险（分红型）利益条款》，我并未收到条款，且发表了“保险条款并非利益条款，也不是保险责任条款”的质证意见，一审法院对此完全忽略。“保险条款”一词涵盖了保险合同的“所有”条款，对于我与中国人寿签订的投保合同，尽管没有保险利益条款，但其他关于缴纳保费等其他条款都应该是保险条款所涉范围。我签字确认的保险条款仅限于收到的其他条款。综上，本案所涉保险合同没有保险责任条款应确认为无效合同，中国人寿举证的《国寿鸿富两全保险（分红型）利益条款》上没有我的签字确认，应认定为与本案无关的证据。即使我签字确认收到“保险条款”，但也仅限于投保合同上的保险条款。但一审法院在认定该保险合同效力时却无视这些事实，依据该利益条款的内容对合同的效力予以确认，实属不顾事实。2、中国人寿提交的新单回访录音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可以证明我没有收到《国寿鸿富两全保险（分红型）利益条款》，可以证实涉案合同因欠缺保险责任条款而无效。关于中国人寿提交证据第6项中一是刘兆枝新单回访录音，二是满期回访录音。从两份录音的音质来看，很显然不可能是同一个人的声音，新单回访录音是伪造的证据，期满回访录音是刘兆枝本人的声音。虽然新单回访不是合同成立生效的法定程序，但对于保险这一特殊行业来说，新单回访在防范误导销售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保险公司确认投保人自愿投保的途径，是落实法律规定的“15天犹豫期”的重要措施。中国人寿为了隐瞒其误导销售的行径，伪造投保人刘兆枝的电话录音以证实其收到保险利益条款。从中国人寿不能证明电话号码的来源来看，不能证明该证据的真实性。但同时也可以说明没有证据证明我收到利益条款，而非一审法院认为的其真实与否不影响合同效力。3、我提交的第6项证据即与中国人寿工作人员对话录音，其真实性中国人寿无异议，本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该对话并非电话录音，没有提前征得对方的同意，但根据法律规定这并不影响该视听资料的有效性。该工作人员代表中国人寿与我进行调解，其行为应视为职务行为，其内容中涉及的情况应为中国人寿所为。据中国人寿的质证意见，该谈话涉及“保险行情”，但从录音内容来看，中国人寿长期大量销售无保险责任条款的合同，这“保险行情”显然是无视法律法规销售无效保险合同的违法行业行为，不能为其推脱责任提供借口。中国人寿所述事实在诸城发生于2008年和2009年，没有理由排除不涉及我所购保险合同。庭审时我已明确说明是从5分30秒处开始到6分30秒处结束，不涉及其他内容。至于索要封口费一事，不应该包含在我提交的证据之内，不应视为与本案有关的证据。索要封口费也是刘兆枝的意思表示，与代理人本人无关。由于孙翠娥全权代理刘兆枝与中国人寿进行协商，封口费一事应视为其口误。索要封口费并非涉及敲诈，给付与否都是由中国人寿决定，况且中国人寿一直都没有给付封口费，因此没有造成任何影响，我没有法律责任可言。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中国人寿承担证明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举证责任。在该案的事实认定的过程中，中国人寿提交的所有证据都不能证实涉案合同中包含保险责任条款，不能证明涉案合同合法有效。5、该保险合同到期结算不能作为认定涉案合同合法的理由，合同履行与否不影响合同效力。在涉案合同履行期间我因没有收到保险利益条款，无从所知中国人寿的义务，更谈不上所谓的“理赔”请求，所以其“履行”对于我而言没有任何现实意义。法院不能据此认定涉案合同有效。6、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法条引用以特定假设为前提，而本案涉案合同不符合该特定假设。本案作出裁判的法律依据是《保险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三条的内容涉及合同的成立与生效，但并非保险合同成立即生效。虽然涉案保险合同没有附条件附期限，但成立即生效的前提是保险合同要件符合法律的规定。涉案保险合同没有保险责任条款，明显违反《保险法》第二条的强制性规定，是无效的保险合同，因此适用第十三条的前提是不存在的。关于《保险法》第十四条的引用，“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时间承担保险责任”的前提是上诉人知悉上述责任，这样才可以对被上诉人履行责任进行提醒与督促。因被上诉人没有告知上诉人保险责任条款，因此上诉人无从所知该责任，所以被上诉人的保险责任实质上是不存在的。7、本案程序违法，本案质证程序违法。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本案在法庭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要求当事人庭后以书面形式提交质证意见，但我认为其应该知悉对方的质证意见以及对方当事人庭后提交的证据。在我提出要查阅卷宗时，主审法官告知当事人法院择日开庭质证，到时可查阅相关材料。但直到我签收民事判决书时，法院都没有组织质证，故我对于中国人寿庭后提交的质证意见和相关证据材料无从所知。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程序违法，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或撤销。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二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中国人寿辩称，刘兆枝与我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刘兆枝亲自在投保单上签字，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刘兆枝的上诉，维持原判。
农行山东省分行述称，刘兆枝的上诉内容与我行无关。
上诉人农行山东省分行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我行对原审判决驳回刘兆枝对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异议，仅就原审判决错误认定刘兆枝有权将我行列为本案被告问题提起上诉。诸城农行是依法设立并且领取营业执照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其他组织”，可以以自己的名义起诉和应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52条进一步明确了金融机构分支机构的诉讼主体资格。如果刘兆枝认为诸城农行在向其推销保险产品的过程中存在不当或过错行为，应向诸城农行主张权利，或将诸城农行列为被告起诉维权。我行是诸城农行的上级银行滩坊农行的再上级银行，既未参与本案保险产品的办理，也非合同当事人，对案争事项毫不知情，不应参加本案诉讼。刘兆枝突破合同的相对性，在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将我行列为原审被告是错误的，依法应当驳回其对我行的起诉。综上，请求驳回刘兆枝对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的起诉；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刘兆枝承担。
刘兆枝针对农行山东省分行的上诉辩称，农行山东省分行是诸城农行的上级行，诸城农行的业务范围包含在农行山东省分行业务范围内。涉案单据标题明显印有农行山东省分行的字样，显然是诸城农行以其名义办理相关业务，农行山东省分行不能推卸其相关责任。另，我以农行山东省分行为被告不是基于合同的相对性，而是基于诸城农行代理行为的违法性。因诸城农行的违法代理行为给我方造成的损害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农行山东省分行作为诸城支行的上级银行，理应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农行山东省分行无任何证据证实其不知情的任何主观形态。
中国人寿针对农行山东省分行的上诉述称，农行山东省分行的上诉与我方无关，不发表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理认定，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刘兆枝明确其主张涉案保险合同无效的理由系其没有收到《国寿鸿富两全保险（分红型）利益条款》。
本院认为，刘兆枝向中国人寿投保《国寿鸿盈两全保险（分红型）》，双方签订了保险单，刘兆枝依约交纳了保险费并于保险合同到期后依约领取了本金及红利，双方之间保险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国寿鸿富两全保险（分红型）利益条款》系涉案分红型保险产品所附的保险条款，刘兆枝在涉案保险单第一联送达回执内容下签字确认：本人已收到保险合同，并确认合同构件完整无误。保险合同构件为保险单、现金价值表或保单费用扣除及权益表、保险条款、保险费交费凭证、投保单客户留存联，签收日期为2009年2月7日。《国寿鸿富两全保（分红型）利益条款》第一条亦载明，保险合同由保险单及所附国寿鸿富两全保险（分红型）利益条款、个人保险基本条款、现金价值表等与其他书面协议共同构成。故刘兆枝已签字确认于2009年2月7日收到了完整的涉案保险合同构件，现其在合同到期履行完毕后又主张没有收到保险利益条款保险合同无效的上诉理由，与其自已签字确认的事实不符，且于法无据，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原审判决对合同效力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刘兆枝办理涉案保险产品的代理机构为诸城农行，诸城农行是依法设立并且领取营业执照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应诉，刘兆枝如认为诸城农行在代理该项业务过程中存在过错，应直接向诸城农行主张权利。农行山东省分行没有参与涉案业务的办理，与刘兆枝不存在民事法律关系，不是本案适格主体。原审法院以其为诸城农行的上级行且住所地在济南方便诉讼为由将其列为本案被告，于法无据，应予纠正。
综上，上诉人刘兆枝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原审法院虽对农行山东省分行主体认定有误，但未影响最终判决结果，故本院对此纠正后维持原判结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刘兆枝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萍
审 判 员 宋海东
代理审判员 李 婷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张天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