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703民初4684号
原告：江门市合荣纸品包装有限公司，住所地江门市蓬江区杜。
法定代表人：陈文峰。
委托代理人：李佩妍，系公司职员。
被告：阳江市信惠纸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阳江高新区。
法定代表人：许凯宁。
委托代理人：郭尤，系广东德良（阳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余海泉，男，1979年7月29日出生，汉族，住台山市。
被告：马翠云，1976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台山市。
共同委托代理人：周国平，系广东时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本院在审理原告江门市合荣纸品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荣公司）诉被告阳江市信惠纸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惠公司）、余海泉、马翠云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20日立案受理后，适用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2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合荣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佩妍，被告信惠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郭尤、被告余海泉、马翠云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周国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合荣公司诉称：原告与信惠公司有业务来往，原告为信惠公司提供纸板，被告余海泉对信惠公司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然而原告提供货物后，被告拒绝支付全额货款，每次均以各种理由拒绝支付货款，经对账截止至2016年5月10日被告累计应向原告支付货款2628111.95元。马翠云是余海泉的妻子，应该对夫妻存续期间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诉讼中，合荣公司变更诉讼请求，认为原、被告双方在《纸板加工合同》第十条约定：被告逾期付款，每逾期一天应支付货款1%违约金。而被告已于2015年4月10日时确认欠款至今仍拖欠2628111.95元。因此，被告应依约承担违约责任。原告亦考虑到每日1%的违约金过高，故同意调整为按年利率24%计算。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依法判令：一、被告阳江市信惠纸制品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货款2628111.95元及利息（违约金计算利息：以货款2628111.95元为本金从2015年4月11日起以年利率24%标准计算至清偿之日止，暂计至2017年12月11日共32个月，违约金为1681992元）；二、被告余海泉、马翠云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原告合荣公司在诉讼期间提供的证据有：1.《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打印件一份，《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原、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2.《纸板加工合同》、《收货员确认书》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纸板买卖合同的关系；3.《对账单》、《欠条》各两份，《担保函》一份，证明被告拖欠原告货款的事实；4.《还款承诺书》一份，证明余海泉是对信惠公司拖欠的货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5.《送货单》二百九十二份，证明原告与阳江市信惠纸制品有限公司具体交易明细总额6693956.88元；6.《银行业务回单》、《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各一份，证明信惠公司目前付款的情况；7.《广东省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十六份，证明信惠公司收取原告发票并已办理报税。
被告信惠公司答辩称：一、原告与信惠公司没有买卖纸板的业务，原告诉请信惠公司支付2628111.95元纸板货款没有事实根据。信惠公司是生产纸箱的小企业，因生产需要购买纸板，会从阳东县汇丰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丰公司）购买纸板。双方有业务上的往来。汇丰公司是从事纸板贸易的中间商，其老板就是余海泉。2013年开始，信惠公司从汇丰公司购买纸板。在双方交易过程中，信惠公司发现汇丰公司是在原告处购买纸板，再转卖给信惠公司，汇丰公司从中赚取差价。为节省生产成本，减少中间环节开支，信惠公司想法联系上了原告，想从原告处直接购买纸板。于是双方于2014年10月1日签订了《纸板加工合同》，这是信惠公司想订购原告纸板的意向合同。合同期限是2014年10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止。合同明确约定：“单价随市场变动而变动。规格、数量按客户传真为准；交货地点、方式是：甲方（原告）送货到乙方（信惠公司）；其它约定事项：甲方按乙方所订尺寸加工纸板，单价随市场变动而变动。落单已传真为准。乙方工作人员签收之送货单为实，货款由乙方支付。”原告同时要求签一份收货员确认书，其理由是为了方便有时信惠公司落单少的时候，送货到信惠公司麻烦，少量送到汇丰公司方便些。故信惠公司在这无奈的情况下签下余福泉、余秋芬、蔡建冰为收货人。然而双方虽签订了订购纸板的意向合同，但由于多种原因原告不同意信惠公司直接向其下单订购，信惠公司多次与之协商，但原告都不同意。因此，信惠公司在2014年9月至2014年12月止，还是一直在汇丰公司购买纸板。信惠公司与原告签订的《纸板加工合同》实际上根本没有履行。由于信惠公司法律意识的淡薄，没有及时解除与原告之间的《纸板加工合同》。蔡建冰是汇丰公司的员工，其所签收的纸板不是信惠公司与原告之间合同约定的标的，原告也无证据证明蔡建冰所签收的纸板是信惠公司所有。因此，原告诉请信惠公司支付260多万元货款没有事实根据。二、原告诉请信惠公司支付2628111.95元纸板货款的证据不足。货款与信惠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信惠公司没有欠原告货款。（1）从双方签订的《纸板加工合同》看。单价随市场而变动，规格、数量按客户传真为准。也就是说，《纸板加工合同》仅仅是双方交易的意向，实际履行时还应以信惠公司向原告落单为准。只有信惠公司向原告落单订购了纸板，才能证明双方有买卖纸板的事实存在，反之则没有。而事实上信惠公司从没有通过传真向原告落单购买纸板。原告仅凭一份送货单就认定这些货物是信惠公司购买，这一理据是站不住脚的。且汇丰公司是专营纸板业务的中间商，其本身需要购买大量的纸板再转卖出去，从中渔利。蔡建冰是其员工，其所签收的纸板货物并不是信惠公司购买的。即是说证明信惠公司与原告存在买卖纸板的事实，应有信惠公司向原告购买纸板的订单、原告的送货单，两者相吻合，才能证明双方买卖纸板的交易事实。（2）从原告提供的送货单看。收货人是叶笑的送货单显示客户是信惠公司。信惠公司根本不认识叶笑其人，更从没有委托叶笑为货物代收人，但他（她）签收的纸板竟也算在信惠公司的账上。这是非常荒谬的。这说明了汇丰公司（余海泉）在冒充信惠公司的名义肆意大量向原告购买纸板销售获利，然后再将货款嫁祸给信惠公司。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蔡建冰、叶笑签收的纸板并不是信惠公司购买的事实。另一方面，签收人是蔡建冰的送货单，大都发生在2015年1月、2月份，有的是2016年的，总金额达2713070.5元。事实上信惠公司在2015年后就再没有从汇丰公司购买纸板，更不可能在原告处落单购买。从叶笑与蔡建冰签收的两份送货单可看，叶笑签收的送货单有送货司机的签名，有具体的送货车辆号码，内容较完整。但蔡建冰签收的送货单既没有送货司机签名，也没有具体的送货车辆号牌。司机栏统一打印是“信惠”。信惠公司从来没有派车去原告处运输过任何纸板。且信惠公司与原告在签订《纸板加工合同》时，明确约定是原告送货至信惠公司的，这更加说明信惠公司不是这些送货单的司机。因此，原告提供的有蔡建冰签名的送货单是虚假的，这些送货单显示的交易是虚假交易，根本无法查证。信惠公司也从未订购这些纸板。且送货单的价值也与原告诉请的货款数额不符。总之，这两份送货单所显示的纸板交易与信惠公司无关，信惠公司没有向原告落单订购这些纸板。（3）从原告提供的对账单、欠条看。不管是对账单还是欠条，显示的都是余海泉与原告之间的欠款纠纷，与信惠公司没有一点关系。余海泉是阳东汇丰公司的老板，如前所述汇丰公司是经营纸板买卖业务的，其拖欠原告的纸板货款与客观事实相符。两份对财单客户名称都自以为是写成是信惠公司，这是自欺欺人。信惠公司从未拖欠原告300多万元的货款。2016年5月10日的对账单显示有6笔已付货款都不是信惠公司支付的。欠条也是余海泉与原告之间结算所写的，欠款人是余海泉，不是信惠公司。更为重要的是信惠公司从来没有授权余海泉就所谓的拖欠货款进行结算，更没有授权其签写欠条。余海泉与原告结算的对账单及欠条所欠的数额与信惠公司没有一点关系，信惠公司也根本不予认可。原告无中生有的要求信惠公司支付2628111.9元货款毫无理据。其诉请是非常无理的，应予驳回。三、信惠公司认为，本案原告与被告余海泉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的手段骗取信惠公司2628111.9元。信惠公司是与余海泉的汇丰公司存在业务上的往来，在双方多次交易后取得了信惠公司的信任，于是余海泉利用信惠公司想与原告直接订购纸板之机，与原告互相串通，在信惠公司与原告签订了《纸板加工合同》后，原告以各种借口拒绝信惠公司直接落单订购纸板，而是要求信惠公司委托汇丰公司的蔡建冰、余福泉、余秋芬为货物代收人，信惠公司照办后，余海泉便开始冒充信惠公司的名义在原告处大肆订购纸板，再将货款嫁祸给信惠公司承担。且从原告提供的蔡建冰签收的送货单看，明显是虚假的。这270多万元纸板是否存在交易的事实，原告根本无法证实，仅有送货单是无法证实信惠公司购买了这些纸板的。信惠公司有理由相信这是一桩虚假的交易，目的是为了骗取信惠公司200多万元的所谓货款。而更为诡异的是被告余海泉现在已下落不明，汇丰公司的股东及法人也已变更他人，信惠公司无法找到他。因此，总总事实表明，签订《纸板加工合同》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圈套。被告余海泉利用信惠公司对其的信任，使信惠公司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进入他们设置的圈套中。被告余海泉与原告恶意串通，通过制造虚假的交易，再通过诉讼的合法手段，以达到骗取信惠公司200多万元的目的。综上所述，本案原告诉请的200多万元货款与信惠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信惠公司从来没有拖欠原告货款，诉请信惠公司支付200多万元的货款没有事实与法律根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信惠公司的诉请。
被告信惠公司在诉讼期间提供的证据有：1.《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企业机读档案变更登记资料》复印件各一份，证明阳东县汇丰纸业有限公司于2015年6月12日变更为阳江市阳东区汇丰纸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由余海泉变更为余灼泉；股东由余海泉、马翠云变更为余灼泉、余福泉。证明余福泉是该公司的员工，该公司的经营范围是产销纸箱、纸板；2.《阳东县汇丰纸业有限公司送货单》五十五份、《对账单》四份，证明被告信惠公司是从2014年9月开始至2014年12月止与余海泉的汇丰公司有业务上的来往。我公司与原告签订的购销合同并没有履行。同时也证明原告提供的送货单中签名的叶笑、蔡建冰均是余海泉的汇丰公司员工；3.《广发银行客户回单》五份，证明信惠公司代汇丰公司支付货款1347151.4元给原告，支付给汇丰公司的货款为252105.08元，合计1599256.48元。上述支付货款的金额就是原告开具十六张发票的金额的货款；4.《蔡建冰的调查笔录》一份，是信惠公司代理人到蔡建冰家中作出的调查，证明蔡建冰是汇丰公司的员工，其在汇丰公司工作期间从来没有为信惠公司收取任何货物，其收取的货物是代表汇丰公司。
被告余海泉、马翠云共同答辩称：一、本案的基本事实。被告余海泉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汇丰公司，是从事纸板贸易的中间商，长期根据需方信惠公司等公司的要求，向供方合荣公司订购纸板，赚取中间差价。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汇丰公司因债务负担过重，资金周转困难，目前陷入经营困局。本案原告合荣公司诉请的2628111.95元货款，实为汇丰公司多年以来向合荣公司购入纸板直至2016年5月10日止结算时仍欠的款项。基于合荣公司的请求，时任汇丰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余海泉同意出任该笔欠款的还款保证人，该笔欠款实与信惠公司无关。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1.2014年10月17日合荣公司与汇丰公司签订的《纸板加工合同》（被告余海泉提供）；2.2014年10月17日汇丰公司与合荣公司签订的《委托合同》（被告余海泉提供）；3.2014年11月19日被告余海泉向合荣公司出具的《担保函》（原告已提供）；4.2016年5月10日由合荣公司出具，经余海泉确认的《对账单》（原告已提供）；5.2016年5月10日余海泉向合荣公司出具的《欠条》（原告已提供）。二、有关原告合荣公司开具购货单位为被告信惠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说明。对于原告提供给法庭从2014年10月30日至2015年1月19日期间的16张增值税发票（销售单位为合荣公司，购货单位为信惠公司），有必要加以说明。信惠公司生产纸箱所需的纸板，都是汇丰公司根据其要求向合荣公司购入，然后再销售给信惠公司的，这是两个不同的买卖合同关系。前者是合荣公司与汇丰公司的买卖合同关系，原本应由合荣公司向汇丰公司出具发票；后者是汇丰公司与信惠公司的买卖合同关系，则理应由汇丰公司向信惠公司开具发票。但由于汇丰公司当时拖欠税款，已无法向信惠公司开具发票，但信惠公司又必需发票报税，因此汇丰公司请求合荣公司直接向信惠公司开具发票。这就是原告所提供的16张发票的由来。三、马翠云不是本案的诉讼主体，不应列为本案被告。本案所涉的欠款，欠款主体是汇丰公司，而余海泉自愿充当汇丰公司还款的保证人并立有担保函及欠条，余海泉也承认相关事实，原告将余海泉作为本案被告，是有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的，对此各方均没有异议。但将马翠云列为共同被告则缺乏依据，属于不适当扩大诉讼主体。本案属于买卖合同纠纷，而合同则具有相对性原则，也就是说，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只能对合同当事人产生约束力，而对非合同当事人则不具有约束力。根据该原则，合同纠纷的诉讼的主体只能是合同的相对方。本案中，被告余海泉是承担清还债务的，但马翠云则不是。至于余海泉与马翠云之间是否是夫妻关系、余海泉在本案中的债务是否是共同债务、他们的哪些财产是夫妻共同财产等等问题，则不是本案审理的范围。至于本案在经法院审判确定余海泉债务后，债权人在申请强制执行时，可以根据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请求执行他们的夫妻共同财产，没有必要在诉讼阶段将未举债的配偶列为共同被告。综上所述，本案原告合荣公司诉请的欠款，事实上是汇丰公司为供货给信惠公司而向合荣公司购入纸板所拖欠的货款，而被告余海泉则是汇丰公司向合荣公司偿还欠款的保证人。汇丰公司作为中间商，与原告合荣公司和被告信惠公司一直以来存在稳定的合作关系，由于自身经营不善而导致拖欠合荣公司货款，这是各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被告余海泉作为当时汇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还款保证人，绝无与原告合荣公司恶意串通损害被告信惠公司利益的动机和行为，也从不存在与被告信惠公司串通而损害原告合荣公司利益的动机和行为。被告余海泉本着尊重事实的态度，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同时也希望原告合荣公司尊重相关事实，不应为了趋利避害而歪曲事实，将本不应由信惠公司承担的责任而强加于它，也不应该将不是本案合同主体的马翠云而强行将其列为本案被告。请法庭根据本案事实，作出公正判决。
被告余海泉、马翠云在诉讼期间提供的证据有：1.《余海泉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余海泉的个人身份情况；2.《马翠云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马翠云的个人身份情况；3.《纸板加工合同》复印件一份，证明合荣公司与汇丰公司于2014年10月17日签订的合同，汇丰公司委托合荣公司加工生产纸板；4.《委托合同》复印件一份，证明合荣公司与汇丰公司于2014年10月17日签订的合同，汇丰公司委托合荣公司加工生产信惠公司所需的纸板。
经审理查明，2014年10月1日，合荣公司为供方与信惠公司为需方签订《纸板加工合同》，内容订明由合荣公司供应纸板给信惠公司，单价随市场变动而变动，规格、数量按客户传真为准，时间由2014年10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止；合同第八条结算方式及期限没有具体写明；第九条：“如需提供担保，另立合同担保书，作为本合同附件”；第十条：“违约责任：乙方逾期付款，每逾期一日应向甲方（即供方）支付货款1%作行政费及银行利息并有权终止合约”；第十二条：“本协议一式二份，经供需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加盖公章后生效，未经供需双方协商一致书面同意，不得变更与解除本协议”；双方已约定如发生争议由本院管辖等条款。合同的下款由双方加盖公司印章，信惠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许凯宁直接签名。同日，信惠公司还向合荣公司签订《收货员确认书》，内容为：“兹我厂阳江市信惠纸制品有限公司现委托余福泉、余秋芳、蔡建冰为江门市合荣纸品包装有限公司的纸板货物签收人”。此后，合荣公司根据上述合同履行供货给信惠公司。2014年11月19日，余海泉以其经营的汇丰公司为保证人向合荣公司出具《担保函》，内容为：“本人余海泉，身份证：；阳江市阳东县汇丰纸业有限公司愿意担保阳江县鸿天纸塑包装有限公司以及阳江市信惠纸制品有限公司的纸板货款，保证人同意以保证人的全部财产，为需方与贵公司供货关系中产生的债权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保证人同意提供担保的范围是：欠款本金及利息、罚息、违约金、催收欠款的费用、损害赔偿的以实现前述债权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保证期间自本担保函签署之日起至需方与贵公司供货关系结束后三月止。如需方未能清偿债务，则贵公司有权直接向保证人要求足额清偿债务，如需方清偿完毕其债务，则保证人的保证责任随即消灭。保证期间保证人的保证义务不受任何因素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同意买受人转移债务以及与买受人协商更供货关系中（除需方主体除外）相关事宜，如有争议由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管辖。”合同履行期间，合荣公司曾先后于2014年10月30日和2015年1月19日向信惠公司出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6份，价税金额合计1601494.92元，其中,2014年10月30日出具2份合计金额194958.60元，同年11月9日出具5份合计金额504747.92元。该16份发票已由信惠公司在2014年11月和2015年1月向其所在税务机关办理抵扣。信惠公司也曾先后于2014年11月17日、2015年1月5日、2月6日三次分别转账支付247151.40元、90万元、20万元，合计1347151.40元给合荣公司。合荣公司根据合同履行从2014年10月26日供货至2015年3月17日，合计货款总值6693956.88元，全部《送货单》均写明客户是信惠公司。其中，从2014年10月26日至2014年11月17日合计80张《送货单》货值共计1709070.30元，由收货员叶笑签收，其余《送货单》均由蔡建冰签收。同年4月9日，合荣公司交《对账单》给信惠公司要求对账，该《对账单》的抬头是信惠公司。余海泉为代表签名确认截至当日尚欠货款3767900.66元。同年4月10日，余海泉以欠款人名义向合荣公司出具《欠条》1份，内容确认欠款3767900.66元，并定明该欠款分4个月每月支付100万元直至付清。2016年5月10日，合荣公司再出具《对账单》给信惠公司对账，《对账单》的抬头仍为信惠公司，余海泉为代表签名确认欠款2628111.95元。同日，余海泉又向合荣公司出具《欠条》1份，内容确认欠款2628111.95元，并定明从2016年5月起，每月还款73000元。同日，余海泉还向合荣公司签订《还款承诺函》，内容为：“本人余海泉承诺对信惠公司欠合荣公司的货款2628111.95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人承诺于2019年5月10日前全部清偿完毕。”此后，合荣公司以催讨还款未果为由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
另查明，余海泉是原阳东县汇丰纸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于2011年8月29日成立，原有股东余海泉和马翠云。2015年6月12日变更登记为阳江市阳东区汇丰纸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余灼泉，股东变更为余灼泉和余福泉。经营范围均为：产销：纸箱、纸板。信惠公司提供其于2014年9月至同年12月向汇丰公司购买纸板的送货单证据认为在此期间曾向汇丰公司购买纸板，并据此证明其与合荣公司签订的合同没有履行，同时证明合荣公司提供的送货单中的签名“叶笑、蔡建冰”均为汇丰公司的员工。
又查明，2014年10月17日合荣公司与汇丰公司签订一份《纸板加工合同》，格式和内容与合荣公司和信惠公司签订的合同基本一样，但履行期限的一栏内容空白，没有填写具体履行起止时间。同日，合荣公司与汇丰公司又签订一份《委托合同》，内容为：“现在阳江市阳东县汇丰纸业有限公司委托江门市合荣纸品包装有限公司生产阳东县鸿天纸塑包装有限公司以及阳江市信惠纸制品有限公司的纸板。”余海泉认为合荣公司与汇丰公司有履行该合同，但没有提供双方履行合同的相关凭证。
本院认为，本案立案时以买卖合同纠纷立案，经审查，合荣公司与信惠公司订立的《纸板加工合同》，从合同的标题和内容上审查更符合承揽合同的法律特征，故此，根据《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相关规定，本案案由应变更为承揽合同纠纷较为恰当。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和第二百六十三条：“定作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报酬……”的规定，合荣公司主张信惠公司拖欠货款2628111.95元，提供双方订立的《纸板加工合同》、《收货员确认书》、《送货单》、《对账单》、《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证据为证。信惠公司虽然承认双方有签订《纸板加工合同》和出具《收货员确认书》，以及收取并已抵扣《增值税专用发票》，但否认双方有真实的交易和欠款。余海泉认为其经营的汇丰公司曾与合荣公司签订《纸板加工合同》并有履行，承认汇丰公司欠合荣公司本案欠款，同意分期偿还。概括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是：一、合荣公司与信惠公司订立的《纸板加工合同》是否履行；二、信惠公司是否存在欠合荣公司货款2628111.95元；三、余海泉与马翠云在本案中应承担什么责任。
首先，关于合荣公司与信惠公司订立的《纸板加工合同》是否履行的认定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合荣公司主张与信惠公司存在交易关系，提供有双方签订的《纸板加工合同》、信惠公司提供给合荣公司的《收货人员确认书》、相应的《送货单》、信惠公司收取合荣公司并已办理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余海泉经手签定的《对账单》、《欠条》等一系列证据，证据之间能相互印证并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能够证明当事人双方存在承揽合同关系和履行的事实。对信惠公司提出认为根本不认识叶笑，也没有授权叶笑为收货员代签《送货单》的问题。经审理查明，叶笑从2014年10月26日至同年11月17日经手签收《送货单》80张，期间，信惠公司有收取合荣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7份，并在同年11月17日向合荣公司支付第一笔货款247151.40元。很明显，信惠公司收取合荣公司的发票及支付的货款都是对应由叶笑经手签收的货物的其中一部分。其余由蔡建冰签收的货物，也符合合荣公司与信惠公司订立的《纸板加工合同》及信惠公司出具的《收货员确认书》指定收货员的约定，故本院认定叶笑和蔡建冰签收的货物均为代表信惠公司履行收货的行为。对信惠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提供蔡建冰的调查笔录作为证人证言，要证明蔡建冰属于代表汇丰公司收取合荣公司的送货问题。本院经审查认为，蔡建冰在本案中明显是信惠公司指定收货员，与信惠公司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可信程度较低，且蔡建冰没有出庭作证，故此，该调查笔录不具证明力，本院不予采纳。另外，关于信惠公司对向合荣公司支付货款和收取合荣公司的发票向税务部门抵扣的行为解释为属代汇丰公司向合荣公司付款以及由合荣公司为汇丰公司向其代开发票。同时，信惠公司虽然承认双方签订合同，但提出认为该合同仅是双方的意向并无实质履行，由于法律意识淡薄而未及时解除，且认为合荣公司与余海泉有合谋串通损害其利益的行为。合荣公司对信惠公司上述主张均予否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的规定，信惠公司对其主张未能提供任何证据，故本院不予采纳。与此相反，余海泉虽然提供一份同年10月17日以其经营的汇丰公司与合荣公司签订的《纸板加工合同》，认为双方有履行合同并承认欠款属实同意承担。合荣公司对此也予以否认。本院经审查认为，该合同没有实际履行的事实。理由是：一方面，该合同的重要条款之一履行期限没有确定；第二，余海泉没有提供相应的送货凭证可作履行依据；第三，余海泉已退出汇丰公司；第四，余海泉认为是合荣公司与汇丰公司交易，而本案全部《送货单》均写明“客户信惠”；第五，余海泉是书面明确担保信惠公司向合荣公司履行支付货款，其行为是担保性质。
综合上述分析意见，合荣公司主张本案债务是基于履行与信惠公司订立的《纸板加工合同》而产生，理据充分，应予采信。而对于合荣公司与汇丰公司订立的合同，其履行情况和法律后果与本案无关，属两个不同的民事法律关系，本案不作合并审理。余海泉在本案中与合荣公司属担保法律关系，对其表示同意直接承担责任、无需信惠公司承担支付义务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其次，关于信惠公司是否存在欠合荣公司货款2628111.95元问题。根据上述认定，合荣公司与信惠公司基于签订《纸板加工合同》而设立承揽加工关系。合荣公司在约定的履行期间先后合计供货价值6693956.88元，全部的《送货单》均写明客户厂名是信惠公司，合荣公司已开具16份面额1601494.92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惠公司也已收取该发票办理抵扣，同时，信惠公司经其银行账户通过转账方式向合荣公司支付部分货款1347151.40元。至2016年5月10日，由余海泉代表在客户为信惠公司的《对账单》上签名确认尚欠货款2628111.95元。此后，信惠公司和余海泉均无再履行支付欠款。对此，信惠公司尚欠合荣公司货款2628111.95元，事实清楚，依法予以认定。至于信惠公司认为合荣公司与余海泉恶意串通，虚假交易，企图骗取该货款，信惠公司对此也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故本院不予采信。同时，对信惠公司认为余海泉是汇丰公司的经营者，从来没有委托其代为与合荣公司对账和出具欠条的问题。本院经审理认为，余海泉虽然是独立的个体并经营同类产品，但在本案中，余海泉从合荣公司与信惠公司设立承揽合同关系后，以其经营的汇丰公司一并为担保人向合荣公司出具《担保函》表明对信惠公司与合荣公司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并在随后的交易过程中实施联系和落实履行合同行为，包括先后在抬头为信惠公司的《对账单》上签名及通过其银行账户代为支付部分货款，其行为符合《合同法》上的表见代理法律特征。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余海泉代表信惠公司的对账和确认欠款行为有效，应对信惠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
另外，对被告余海泉及被告马翠云的责任承担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余海泉以其经营的汇丰公司共同向合荣公司出具《担保函》，明确表示对信惠公司与合荣公司履行《纸板加工合同》义务作保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三人单方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出具担保书，债权人接受且未提出异议的，保证合同成立。”的规定，该《担保函》的内容成立，余海泉及汇丰公司应对本案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合荣公司在本案中仅选择要求余海泉承担保证责任，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应予准许。而对于合荣公司以马翠云与余海泉属于夫妻关系，提出马翠云应对余海泉在夫妻婚姻存续期间的债务承担连带法律责任的请求。本院认为，余海泉向合荣公司出具《担保函》，因该担保行为属余海泉的个人行为，不属于夫妻两人的合意，故此，其担保之债不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合荣公司该请求理据不充分，不予支持。
此外，关于合荣公司请求以欠款金额2628111.95元为本金从2015年4月11日起按年息24%支付违约金的问题。根据合荣公司与信惠公司签订的《纸板加工合同》第十条：“乙方（即信惠公司）逾期付款，每逾期一天，应向甲方支付货款1%计算违约金。”本院经审查认为，该约定违约金计算标准明显过高。依照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二款：“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的规定，当事人可以请求适当减少违约金。诉讼中，信惠公司认为合荣公司请求支付的违约金过高，提出应采用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本院认为，违约金是指当事人的约定或者法律直接规定，在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时向另一方当事人支付一定数额的金钱或者其他给付，其性质具有补偿性和惩罚性。本案作为违约方的信惠公司和保证人余海泉明显拖欠合荣公司的货款拒不履行支付，且时间较长，若仅按照银行贷款利息的标准支付违约金，既违背了合同法中对违约金责任的法律意义，也对作为守约方的合荣公司不公平，而且容易助长恶意违约行为的发生。故此，对不履行合同的恶意违约行为，除应对守约方的经济损失给予补偿，还应作出惩罚性违约金是必要的。现合荣公司主动降低约定的计算标准，提出按年利率24%的标准计算违约金并无不当，且该利率也符合我国民间借贷利率的法律准许范围。故此，本院予以支持。本案中，双方当事人虽然在合同中没有具体约定付款期限，但根据事实，双方最后交易时间在2015年3月份，同年4月10日对账确认欠款3767900.66元。也就是说，信惠公司从2015年4月10日起开始欠合荣公司的货款2628111.95元。故合荣公司要求从2015年4月11日起按年息24%的标准支付违约金，理由充分，本院予以支持。经核算，截至合荣公司提出起诉日即2017年7月18日止的违约金为1431427元（2628111.95×2%×27个月+7天）。为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根据《合同法》第五条的公平原则，本案审理期间因信惠公司逾期付款所造成合荣公司的损失，应以欠款金额2628111.95元自起诉日（2017年7月1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4.75%计算至本判决生效确定给付之日（初步计算至2018年1月18日共6个月）为宜，经核算为62418元（2628111.95×年利率4.75%÷12个月×6个月）。上述合计违约金1493845元（1431427元+62418元）。
综上所述，信惠公司欠合荣公司货款2628111.95元应予支付，且因其违约行为应承担支付违约金1493845元。余海泉应对信惠公司的前述债务向合荣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阳江市信惠纸制品有限公司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天内向原告江门市合荣纸品包装有限公司支付货款2628111.95元及违约金1493845元。
二、被告余海泉应对前款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驳回原告江门市合荣纸品包装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1281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46281元，由原告江门市合荣纸品包装有限公司负担1500元，被告阳江市信惠纸制品有限公司负担44781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受理费。如不上诉,义务人拒不在判决书规定的期限内履行义务的,权利人可在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上述履行期限届满的次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
审 判 长 谭社安
审 判 员 曾 勇
人民陪审员 黄惠琴
二〇一八年一月十八日
法官 助理 王斯丹
书 记 员 罗静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