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一中民（商）终字第185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闫荣杰，女，1956年3月2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苏志鸿，北京市恒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杰，北京市恒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董文惠，男，1954年9月1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昌孝润，北京市天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孟昭龙，北京市天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闫荣杰因与被上诉人董文惠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4）海民（商）初字第261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月2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邹明宇担任审判长，法官黄占山、刘海云参加的合议庭，于2015年2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闫荣杰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杰，被上诉人董文惠及原委托代理人董×到庭参加了诉讼。2015年6月3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闫荣杰及其委托代理人苏志鸿、张杰，被上诉人董文惠及委托代理人昌孝润、孟昭龙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闫荣杰在一审中起诉称：2004年12月23日，北京金渤瀚国际商务会馆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渤瀚公司）成立，注册资本50万元，其中董文惠货币出资40万元，郁×货币出资10万元。2008年9月4日，北京亚东金佰瀚塑钢门窗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亚东公司）增加出资450万元成为公司股东，金渤瀚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500万元。同日，亚东公司将其全部出资450万元中150万元转让给闫荣杰，闫荣杰取得金渤瀚公司30％股份，该事实体现在工商注册及公司章程的文件中。2012年5月8日，董文惠在闫荣杰不知情的情况下，伪造闫荣杰签字，形成虚假出资转让协议及股东会决议，并在工商局进行了股东变更登记，使闫荣杰丧失了股东资格，故闫荣杰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1、确认2012年5月8日闫荣杰与董文惠签订的出资转让协议书无效；2、董文惠承担本案诉讼费。
董文惠在一审中答辩称：2012年5月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有效的，董文惠收购闫荣杰股权是真实的，不同意闫荣杰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5月8日，金渤瀚公司第三届第二次股东会作出股东会决议，该决议内容包括“闫荣杰愿意将金渤瀚公司实缴150万货币出资转让给董文惠”。后金渤瀚公司依据上述决议对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及公司章程进行了相应变更，变更手续中有一份署有闫荣杰与董文惠名字的《出资转让协议书》，该出资转让协议书载明：“根据金渤瀚公司决议，闫荣杰与董文惠达成出资转让协议：1、闫荣杰愿意将金渤瀚公司的出资150万元人民币转让给董文惠；2、董文惠愿意接收闫荣杰在金渤瀚公司的出资150万元人民币；3、于2012年5月8日正式转让，自转让之日起，转让方对已转让的出资不再享有出资人的权利和承担出资人的义务，受让方以其出资额在企业内享有出资人的权利和承担出资人的义务。此协议经双方签字后生效。”诉讼中，闫荣杰称上述《出资转让协议书》中闫荣杰字样的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故要求确认上述《出资转让协议书》无效。
诉讼中，董文惠为证明双方存在真实的股权转让关系，向该院出示了2012年3月7日的《协议书》及2012年3月9日闫荣杰出具的《补收条》原件各一份，董文惠称2012年5月8日金渤瀚公司的前述股东会决议及出资转让协议书，系依据该《协议书》作出的变更工商登记手续。
上述《协议书》载明：“甲方：董文惠。乙方：闫荣杰。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就双方之间合作中存在的相关问题达成如下协议：一、基于双方在甲方实际控制的金渤瀚公司中的友好合作，甲方同意向乙方支付人民币壹千（1000）万元，该笔款项包括乙方向甲方转让其持有的公司30％股权的转让价款；包括以乙方名下保时捷机动车代公司向北京三建抵账后公司应当给予乙方的车价款；包括乙方将注册商标“金渤瀚”变更到公司名下的相关款项；包括乙方在公司工作六年多的工资薪金及各项补偿的全部款项。二、甲方向乙方支付的壹千（1000）万元按照以下期限支付：1、本协议签订时，甲方向乙方支付人民币贰佰陆拾万元，其中，甲方向乙方支付人民币壹佰伍拾万元，甲方受让乙方对吉林冯×先生债务壹佰壹拾万元；2、自2012年4月起，每年还款贰佰万元整，直到还清为止。……”。该协议书尾部落款处有董文惠和闫荣杰签名字样。
上述闫荣杰出具的《补收条》载明：“今收金渤瀚国际商务会馆董文惠贰佰陆万元整（其中冯×壹佰壹拾万陆分利息每月25日付利息由金渤瀚支付）三月八日开出的收条无效。”闫荣杰在该收条尾部签字。
诉讼中，闫荣杰称上述《补收条》系其本人签字出具，但上述《协议书》中闫荣杰签名字样非其本人书写。经该院询问，闫荣杰对董文惠出具的上述《协议书》中闫荣杰签字的真实性不认可，亦不申请对该签字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经该院释明后，闫荣杰仍坚持不申请对上述签字的真实性申请司法鉴定。
另查，在2012年5月8日金渤瀚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并进行相关工商信息变更之前，闫荣杰为该公司股东，出资为150万元，占公司股权的30％。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一方当事人提出书证原件，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本案中，董文惠当庭出示了2012年3月7日董文惠与闫荣杰签订的《协议书》原件，闫荣杰对该《协议书》中闫荣杰签名字样真实性不予认可，但其亦不申请对该签字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在该院释明后，其仍坚持不申请对该签字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在此情况下，该院对董文惠提交的上述《协议书》的真实性和证明力予以确认。同时，闫荣杰2012年3月9日向董文惠出具的《补收条》的内容，亦与上述《协议书》的约定相吻合，这也是该院确认上述《协议书》真实性和证明力的另一因素。
在上述《协议书》中，董文惠与闫荣杰约定董文惠向闫荣杰支付的1000万元人民币中，包括“闫荣杰向董文惠转让其持有的金渤瀚公司30％股权的转让价款”，且董文惠已经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向闫荣杰支付了《补收条》中相应款项，故双方在该《协议书》签订后已经形成了股权转让的真实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
本案中，闫荣杰要求确认无效的《出资转让协议》系金渤瀚公司在工商登记时的备案手续，其约定的转让日期为2012年5月8日；如前所述，闫荣杰与董文惠在该日期之前即2012年3月7日签订的《协议书》中已经形成了转让上述《出资转让协议书》中相应股权的真实意思表示，故无论上述《出资转让协议书》中的闫荣杰签名是否为其本人所签，在双方之前已经形成股权转让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上述《出资转让协议书》的内容均为双方已有的真实意思表示之再现和复述。在双方已有真实意思，且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情况下，闫荣杰要求确认再现和复述该真实意思表示的《出资转让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亦有违诚实信用原则，该院不予支持。
如前所述，《出资转让协议书》中闫荣杰的签名是否为其本人所签，均不影响该院依据现有证据和已经查明的事实依法作出判决，故该院对闫荣杰仅申请对该《出资转让协议书》中闫荣杰签字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的申请不予准许。
对于双方当事人的其他诉辩主张，该院并非忽视或默认，该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的其他诉辩主张并不影响该院依据前述意见对本案作出判决，故在此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闫荣杰的诉讼请求。
闫荣杰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海淀区工商局备案的2012年5月8日《出资转让协议书》落款处闫荣杰的署名并非闫荣杰所签，而是董文惠伪造，该事实未能查清。一审法院未准许闫荣杰对《出资转让协议书》中闫荣杰签字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属于程序违法。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董文惠承担。
二审诉讼中，本院应上诉人闫荣杰的申请，依法对2012年3月7日的《协议书》（检材1）和2012年5月8日的《出资转让协议书》（检材2）进行了司法鉴定。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以下简称民生物证鉴定所）于2015年4月22日出具京民司鉴（2015）文鉴字第5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检材1、2上“闫荣杰”签名与样本上闫荣杰签名不是同一人书写。
董文惠服从一审判决，其针对闫荣杰的上诉理由答辩称，不同意闫荣杰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闫荣杰的上诉请求。
董文惠向本院提交以下新的证据予以证明：
证据1、金渤瀚公司17名员工于2014年11月4日的《情况说明》，用以证明股权转让事宜是由闫荣杰主动向董文惠提出，经双方协商后最终形成《协议书》，并已经部分履行。
证据2、《关于起草12年3月7日协议书的情况说明》；证据3、《公证书》；共同证明2013年3月6日，闫荣杰与董文惠对股权转让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后，用电脑起草了《协议书》。
证据4、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用以证明2012年3月7日董文惠乘飞机前往长春签订《协议书》。
证据5、金渤瀚公司2013年6月19日至24日记账凭证中所附借条两张及相关记账凭证、情况说明，用以证明2012年3月7日董文惠在两张借条上签章担保，后替闫荣杰还清两笔欠款，按照约定，上述款项应当在双方股权转让款中抵扣。
证据6、2014年12月2日，闫荣杰在本案一审中笔录节选，用以证明闫荣杰认可《协议书》约定的将其名下保时捷轿车抵账的事实，闫荣杰离开金渤瀚公司后从未向董文惠主张过有关该车的权利，从另一方面证明双方履行了《协议书》约定义务。
证据7、《情况说明》；证据8、《注册商标证书》、《商标代理委托书》、《注册商标转让申请书》；共同证明协议书签订后，闫荣杰积极履行协议书中转让“金渤瀚”商标义务，委托北京维澳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代为办理，并签订了相关手续文件及《协议书》副本，该文件中既加盖有真明丽公司公章，同时也有闫荣杰本人的签名，进一步证明双方存在《协议书》中约定的股权转让关系是事实。
证据9、2012年度董文惠支付闫荣杰的股权转让款明细及相关汇款凭证，用以证明《协议书》签订后，董文惠积极履行协议约定的支付股权转让款义务。
证据10、韩×收到的闫荣杰的手机短信及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据11、董×收到的闫荣杰的手机短信；共同证明闫荣杰在签订《协议书》后，一直认可《协议书》约定的各项内容，并且多次在与他人的短信沟通过程中提及《协议书》的相关内容。
证据12、闫荣杰在金渤瀚公司任总经理期间签订的财务凭证及人事任免决定书等文件，用以证明闫荣杰在签名时动作习惯既有较强的稳定性，也表现出较明显的多样化特点，因此民生物证鉴定所在鉴定过程中仅凭借5个样本难以总结闫荣杰签字多样化的规律和范围，据此作出的鉴定意见不应被采信。
证据13、中国人民大学物证技术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结论为《协议书》上闫荣杰签字为其本人所签，用以证明民生物证鉴定所出具的鉴定结论是错误的。
证据14、证人毕×的证言，用以证明闫荣杰将金渤瀚公司的30％股份及金渤瀚公司商标转让给董文惠是毕×办理的。
证据15、证人吕×的证人证言，用以证明2012年3月6日，金渤瀚公司工作人员在电脑上起草了董文惠与闫荣杰股权转让协议书，公司全体员工都知道二人股权转让事宜。
经本院庭审质证，双方当事人对以下涉及本案争议焦点的证据持有异议：
一、民生物证鉴定所出具的京民司鉴（2015）文鉴字第5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闫荣杰对鉴定结论无异议。董文惠对该鉴定结论形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内容不予认可。第一、闫荣杰提交的鉴定样本存在首尾不一致、缺少条款、号码不全等疑点和瑕疵。第二、鉴定程序上，三位鉴定人员陈述看材料时间与鉴定意见书确认的时间不一致，鉴定时间重合等问题。鉴定通则规定重大疑难复杂鉴定事项需要三人或三人以上，但同时要求至少有2位具有高级职称，本案鉴定形式上符合鉴定人员的构成，但不符合关于技术职称的要求。第三、该鉴定结论做出的是一个否定的结论，检材、样本非同一人书写，没有直接回答法院委托鉴定的要求和内容。本院认为，闫荣杰提交的鉴定样本经过双方当事人共同确认，故董文惠所称鉴定样本存在疑点和瑕疵的意见不能成立。董文惠所称鉴定程序存在的问题，系鉴定机关内部工作流程安排，据此无法认定鉴定结论存在瑕疵。董文惠关于鉴定结论没有回答法院委托鉴定要求和内容的意见，系其个人的错误理解，亦不能成立。综上，本院对该鉴定结论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二、董文惠提交的证据1，闫荣杰对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情况说明》出具的时间是2014年11月，签字的员工2012年3月是否在公司任职不能确定，且17名员工不是股东身份，对股权转让不可能参与，不可能都知道此事。本院认为，该证据属于证人证言，依据法律规定证人应当出庭接受质询，因上述证人均×出庭接受质询，故本院不予确认。
三、董文惠提交的证据2、3，闫荣杰对真实性不认可，认为存在后补的可能，公证是单方委托的，只能证明董文惠单方在电脑中起草过协议，不能证明是双方协商达成一致后的内容，体现不出协商的情况。另外，电脑是在董文惠控制之中，不排除有虚假操作可能。本院认为，该证据系在董文惠个人电脑中起草形成，公证亦不足以证明《协议书》的具体起草时间，且无法体现双方协商的情况，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确认。
四、董文惠提交的证据4，闫荣杰对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董文惠去长春是和闫荣杰签订协议书。因该证据体现不出董文惠去长春是签订协议书，本院对该证据不予确认。
五、董文惠提交的证据5，闫荣杰认为记账凭证均为单方所记，没有闫荣杰签字，内容与本案无关，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中的借条发生在案外人之间，不足以证明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关系，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确认。
六、董文惠提交的证据6，闫荣杰对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本院认为，闫荣杰在该笔录中确实陈述过以其保时捷轿车替董文惠抵债一事，故对闫荣杰所述以车抵债的事实予以确认。
七、董文惠提交的证据7、8，闫荣杰对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本院将在本院认为部分对该证据综合予以论述。
八、董文惠提交的证据9，闫荣杰认为该证据系单方制作，故对其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本院认为，董文惠提交的股份转让明细表系其单方制作，汇款凭证中未载明汇款用途，在本案中不足以认定为董文惠支付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款，故对该证据不予以确认。
九、董文惠提交的证据10、11，闫荣杰对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认可，对内容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认为该证据无法证明双方签过协议。本院认为，上述短信中虽然有闫荣杰关于签订1000万合同等语句，但也有闫荣杰表示自己享有金渤瀚公司30％股权的陈述，故该证据不足以证明董文所述的证明目的，本院对该证据不予确认。
十、董文惠提交的证据12，闫荣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文件上的闫荣杰名字是董文惠用电脑扫描之后打印上的。本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故对其不予确认。
十一、董文惠提交的证据13，闫荣杰认为该证据系董文惠单方委托，对其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本院认为，该证据系董文惠单方委托，鉴定样本亦未经过闫荣杰确认，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确认。
十二、董文惠提交的证据14、15毕×和吕×的证言，闫荣杰认为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能确定，对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认为证人证言不能证明闫荣杰和董文惠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实际履行。因闫荣杰认可将金渤瀚公司的注册商标转让给董文惠，故本院对于毕×证言中关于其办理金渤瀚公司商标转让之事实予以确认。对于毕×所述其他事实及吕×的证言，本院将结合本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考量。
诉讼中，闫荣杰对董文惠提交的证据8，即《注册商标证书》、《商标代理委托书》、《注册商标转让申请书》等证据材料的真实性认可，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上述金渤瀚商标转让材料中附有一份内容与2012年3月7日《协议书》内容完全相同，但有“闫荣杰”单方签名字样的《协议书》原件。对于该份《协议书》，董文惠称因金渤瀚商标转让需要商标持有人闫荣杰签字，在准备材料时又打印了一份《协议书》，并由闫荣杰签字，故其未在该《协议书》上签字。经本院询问，闫荣杰本人随即当庭否认该单方签字的《协议书》上“闫荣杰”字样为其本人所签。经本院多次释明，闫荣杰明确表示对这份有其单方签名字样的《协议书》不申请鉴定。
诉讼中，闫荣杰自认将自已的保时捷轿车替董文惠向北京三建公司抵债，以及将自己名下的注册商标“金渤瀚”转让给董文惠的事实。
另查明，《协议书》与《补收条》中均写有董文惠与金渤瀚公司承担闫荣杰对冯×所欠110万元债务等内容，双方对此均表示认可。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交的有效证据和二审期间的陈述予以佐证。
本院认为：依据民生物证鉴定所的鉴定结论，金渤瀚公司工商登记备案的2012年5月8日《出资转让协议》、董文惠和闫荣杰2012年3月7日签订的《协议书》上闫荣杰签名均非闫荣杰本人签字，故上述两份协议不能作为认定董文惠与闫荣杰之间存在股权转让事实的证据。但是股权转让关系在存有多份股权转让协议的情况下，即便其中部分协议被鉴定为假，但是只要其中一份协议被认定为真，仍可证明股权转让关系的存在。本案中，董文惠提交的有“闫荣杰”单方签字字样的《协议书》内容与2012年3月7日《协议书》（检材1）内容完全相同，且包括闫荣杰将金渤瀚公司30％股权转让给董文惠的内容，故该协议书虽然仅有闫荣杰单方签字字样，但若闫荣杰签字属实，亦可证明股权转让关系存在。闫荣杰虽对该单方签字的《协议书》中闫荣杰签名真实性不予认可，但其不申请对该签字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经本院多次释明后，闫荣杰仍坚持不申请对该签字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在此情况下，本院对董文惠提交的闫荣杰单方签字的《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同时，闫荣杰在本案诉讼中自认曾用自已的保时捷轿车替董文惠抵债，将自己名下的注册商标“金渤瀚”转让给董文惠。《补收条》中包含有董文惠与金渤瀚公司承担闫荣杰对冯×所欠110万元债务等内容。上述事实与《协议书》中约定的甲方（董文惠）同意向乙方（闫荣杰）支付人民币1000千万元，该笔款项包括乙方向甲方转让其持有的公司30％股权的转让价款；包括以乙方名下保时捷机动车代公司向北京三建抵账后公司应当给予乙方的车价款；包括乙方将注册商标“金渤瀚”变更到公司名下，以及闫荣杰对冯×所负110万元债务的处理等内容相吻合，这也是本院确认闫荣杰单方签字的《协议书》真实性的重要因素。至于毕×与吕×的证人证言，虽然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但与前述《协议书》和闫荣杰自认的事实相互印证，对本案事实的认定亦起到了辅助的证明作用。
综上所述，现有证据可以证明董文惠和闫荣杰有股权转让的真实合意，且已经部分履行，在此情况下闫荣杰要求确认再现和复述该真实意思表示的《出资转让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闫荣杰申请鉴定的费用，因本院未支持闫荣杰的诉讼请求，故鉴定费由其负担。
综上，一审法院判决处理结果并无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三十五元，由闫荣杰负担（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七十元、鉴定费一万六千七百元，均由闫荣杰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邹明宇
审 判 员 黄占山
代理审判员 刘海云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杜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