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珠中法民三终字第6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建工第一建筑有限公司珠海工程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吉大。
负责人：曾庆玉。
委托代理人：冯冠维，广东友邦方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栈利，男，汉族，1977年10月30日出生，住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
委托代理人：袁运江，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栾建梅，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被告：武汉建工第一建筑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
法定代表人：陈永联。
上诉人武汉建工第一建筑有限公司珠海工程分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栈利、原审被告武汉建工第一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建工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3）珠香法民三初字第4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0年11月1日，张栈利和杨传东签订一份《钢板桩支护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张栈利负责承包澳门大学排洪渠迁移项目桥涵的钢板桩支护工程，围护桩采用“拉森”三型U型，每单边延长米3600元整，该单价包括3个月内（90天）租赁费用，超过5天内不计费用。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在庭审中确认该工程已经完工结算，工程款数额为1423018元，并已经支付完毕。张栈利表示该合同约定的工程就是自己在起诉状中列明的第一项工程，在庭审中也表示该工程已经结算完毕，而从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的付款情况来看，工程款已经支付完毕。
2010年11月1日，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与珠海轩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轩鸣公司）签订《环岛东路箱涵工程三仓管沟基坑拉森钢板桩支护施工承包合同》，约定由轩鸣公司承包环岛东路箱涵工程三仓管沟基坑拉森钢板桩支护工程。轩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郑伟超。
2011年1月30日，张栈利与郑伟超签订《环岛东箱涵钢板桩支护工程施工合同》，约定郑伟超委托张栈利承包澳门大学排洪渠迁移项目桥涵的钢板桩支护工程，围护桩采用“拉森”四型钢板桩，桩长12M，宽为400MM，打拔12米钢板桩（含内支撑等）每单边延长米3400元，该单价包括1个月（30天）使用费用，超过使用期后，每月每吨钢板桩收租350元，换算为实际天数为每天11.6元／天计算租赁费，钢板桩计重，按每条桩每米60公斤计算。双方还约定打、拔钢板桩因郑伟超不能提供可能性的机械行走通道和拔桩场地而不能拔出钢板和地质松软下掉的钢板桩，郑伟超应在工程款外按7500元／吨补偿给张栈利。合同约定付款方式为施打完工后15天内全部付清。
2011年2月20日，中水珠江设计公司横琴岛澳门大学新校区排洪渠迁移项目监理部向珠海市供水机械工程公司第四项目经理部发出《监理通知》，内容为：贵单位施工的横琴岛澳门大学新校区排洪渠迁移项目桥涵工程，其中的三仓管沟基坑支护南北侧拉森钢板桩没有按设计要求施工，且现场成桩有明显歪倒现象，存在质量问题及安全隐患，请贵单位尽快整改，确保2011年3月31日通车的节点工期。
2011年3月15日，轩鸣公司向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出具《付款委托书》一份，内容为：现委托贵公司把我司施工的关于环岛东路箱涵工程三仓管沟基坑拉森钢板桩支护工程款壹佰捌拾万元人民币分次汇至张栈利，支付账户由张栈利指定，由此引起的所有纠纷我司承担相关责任，特此委托。
同日，郑伟超向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提交一份申请，内容为：本人郑伟超负责施工的三仓管沟拉森钢板桩基坑支护工程，于2011年1月30日与张栈利签署了《环岛东箱涵钢板桩支护工程施工合同》，现已施工完成，由于本人资金紧张，特申请将《环岛东箱涵钢板桩支护工程施工合同》中本人的权利和义务全部转给您公司承担，包含工程计量、工程款支付等。张栈利在该申请上签名同意。当日，杨传东在该申请上签名，并写道：根据工程情况变化，三仓管支护工程由项目部全部承接合同的权利、责任，请合同部、现场、支护施工队三方共同确认实际发生工程量。
2011年10月31日，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施工员梅建出具《三仓管沟支护钢板桩打设工程量确认单》，记载了张栈利施工情况，张栈利在该《确认单》上签名确认。
2012年12月17日至2013年7月4日，张栈利多次与曾庆玉电话联系，在2013年5月21日的通话过程中，曾庆玉表示结算单已经交上去，要重新审核，只会有好处不会有坏处。
2013年1月30日，张栈利向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横琴岛澳大新校区排洪渠桥涵工程施工项目部提交《合同价款结清证明》，内容为：由我单位承包施工的环岛东路桥涵工程——三仓管沟拉森钢板桩支护工程已施工完毕，完（竣）工结算结清，无任何工程量、工程价款结算遗留问题，对于双方审定的《工程完工结算书》无任何异议，并确认为我单位最终结算凭据。经双方核对，工程完工结算产值为：叁佰柒拾贰万肆仟伍佰肆拾肆元整（小写：3724544元），待付清工程余款后，双方权利义务终止。
在庭审中，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确认就张栈利与郑伟超签订的《环岛东箱涵钢板桩支护工程施工合同》所记载的澳门大学排洪渠迁移项目桥涵的钢板桩支护工程，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已向郑伟超支付工程款1710182元，张栈利在庭审中确认包括2010年11月1日与杨传东签订的《钢板桩支护工程施工合同》中的工程款1423018元在内，总计收到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支付的工程款3133200元。
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张栈利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一份制表时间为2012年12月27日的《工程完工结算书》，该《工程完工结算书》共两页，在该结算书第一页右上角写明“施工队存”，其中第一页第四行记载的工程款总额为3724544元，第二页最后一行注明本结算是郑伟超转过来的钢板桩合同的完工结算，完工结算产值为叁佰柒拾贰万肆仟伍佰肆拾肆元整。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在本案中也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一份2012年12月27日的《工程完工结算书》，该《工程完工结算书》注明共两页，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仅提供了第一页，该页的右上角写明“合同部存”，右下角有张栈利签名，并注明时间为2013年1月22日，其中第四行记载的工程款总额为3724544元。张栈利要求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提供“合同部存”的《工程完工结算书》第二页，认为该页上有自己签名，也有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对工程量的确认。原审法院责令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提供该《工程完工结算书》第二页，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表示该份《工程完工结算书》是由张栈利提供的，张栈利并未提供第二页，而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当时也未注意到张栈利仅仅提供了该《工程完工结算书》第一页。经比对张栈利提供的《工程完工结算书》第一页与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提供的《工程完工结算书》第一页，仅从记载内容来看，张栈利提供的第一页多出一行，即记载了5.3项工程款的数额，两者其余记载事项均一致，包括在第四行表明的总工程款数额均为3724544元。
张栈利在原审诉讼中的请求为：1.判令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和武汉建工公司支付工程款4112575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以4576268为基数，自2011年11月1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暂计至2013年8月31日的利息为462565元。以4112575元为基数，自2013年9月1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至还清欠款之日止）；2.判令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和武汉建工公司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因建设工程施工而发生的纠纷，原审法院确认本案案由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而张栈利并无相应的施工资质，原审法院据此确认张栈利与杨传东、张栈利与郑伟超签订的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虽然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在涉案工程已经竣工验收合格的情况下，张栈利依然可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之规定，向合同对方主张工程款。
一、对于张栈利起诉要求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依照《钢板桩支护工程施工合同》的约定支付工程款的请求，因张栈利和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均确认该合同项下工程款总计1423018元且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已经支付完毕，原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故对于张栈利提出的此项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二、对于张栈利提出的要求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依照《环岛东箱涵钢板桩支护工程施工合同》支付工程款的请求。对于这一问题，首先需要确认张栈利是否有权向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主张该合同项下的工程款。
原审法院认为，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将案涉工程交由轩鸣公司承包施工后，轩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郑伟超又将该工程转包给张栈利施工。2011年3月15日，郑伟超书面向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申请将其本人在《环岛东箱涵钢板桩支护工程施工合同》中的权利义务转给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承接。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项目部负责人杨传东在该申请上签署意见确认“三仓管支护工程由项目部全部承接合同权利、责任”。对于张栈利是否能向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主张工程款的关键就在于杨传东在《申请》上签署的上述意思表示是否对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发生效力，对此原审法院分析如下：首先，杨传东是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并且是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就澳门大学排洪渠迁移项目桥涵工程设立的项目部负责人、项目经理。杨传东还作为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的签约代表与张栈利签署过另一份《钢板桩支护工程施工合同》。而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并没有证据证明其对张栈利告知过杨传东作为项目部负责人的权限范围。由此，张栈利有理由相信杨传东签署意见的行为可以代表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其次，杨传东签署《申请》当日，郑伟超出具了《付款委托书》。2011年4月20日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将案涉工程的应付工程款311200元付至了张栈利指定的账户。张栈利提交的与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负责人曾庆玉的通话录音资料，也可以证明张栈利曾多次向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主张过工程款，而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负责人对于由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公司承接《环岛东箱涵钢板桩支护工程施工合同》项下合同权利义务是知晓且没有提出异议的。而在工程完工之后，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也并没有与轩鸣公司或郑伟超进行结算。由上可见，杨传东签署《申请》后直至本案诉讼前，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并没有向张栈利提出反对意见，并且还部分履行了《申请》的内容。上述事实仍使张栈利有理由相信杨传东签署《申请》的行为代表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故即使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没有授权给杨传东签署《申请》，杨传东的行为亦构成表见代理，杨传东的代理行为有效，其行为的后果应由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承担，故张栈利有权向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主张工程款。
在确定张栈利有权向汉建工珠海分公司主张工程款的情况下，需要确定的是工程款数额。在本案中，从张栈利与曾庆玉的通话录音可知，张栈利和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曾就这部分工程进行结算，张栈利在本案中也提交了一份《工程完工结算书》用以证明双方曾进行结算并计算出工程款数额为3724544元，而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仅提交了有张栈利签名的《工程完工结算书》第一页，未能提交该《工程完工结算书》第二页。原审法院认为，虽然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主张该《工程完工结算书》系张栈利提供，而且张栈利并未提供第二页，但即便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陈述属实，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在收到该《工程完工结算书》后也未及时向张栈利提出，而且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法定代表人曾庆玉在之后的通话录音中还确认了双方之间存在工程结算单，故从现有证据可以认定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持有完整的《工程完工结算书》，但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该《工程完工结算书》的第二页，在张栈利主张该证据不利于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的情况下，原审法院推定张栈利的这一主张成立。原审法院据此认定双方就此部分工程进行结算，工程款数额为3724544元。
对于张栈利提出的工程结算单遗漏工程量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提供的《工程完工结算书》第一页记载了工程款总数额，该页右下角也有张栈利的签名，而且张栈利在2013年1月30日向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提交的《合同价款结清证明》中也认可了工程款结算数额为3724544元，由此可见，张栈利对这部分工程款数额为3724544元是予以确认的，故在双方已经就涉案工程进行结算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对于张栈利提出的存在漏算工程款的主张不予支持。
对于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提出的张栈利施工不符合设计要求、施工存在质量问题、超出设计范围等问题，原审法院认为，双方已经完成工程结算，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提出的问题即便属实，也属于在工程结算前已经发生的事实，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以工程结算前就已经发生且自己应当知晓的事实来推翻工程结算没有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就这部分工程已经支付的工程款数额为1710182元，尚欠工程款为人民币2014362元。在工程已经完工，双方已经结算的情况下，张栈利有权要求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支付上述未付工程款。对于工程款利息的问题，因张栈利与郑伟超约定的是工程完工后15天内支付全部工程款，而从梅建出具的《工程量确认单》来看，这部分工程中钢板桩最后打入时间是在2011年4月，最后拔出时间是在2011年6月。张栈利主张计算利息起始点的2011年11月1日远超过上述时间的15天，因这一主张是张栈利行使诉讼权利的行为，原审法院予以确认。据此原审法院认定这部分工程款利息计算为：以人民币2014362元为本金，从2011年11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清偿之日止。
对于武汉建工公司的责任问题。原审法院认为，由于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是武汉建工公司设立的没有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武汉建工公司应当承担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的上述责任。
综上，张栈利的部分请求有依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张栈利支付工程款2014362元及利息（以人民币2014362元为本金，从2011年11月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清偿之日止）；
二、武汉建工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张栈利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或其它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或支付迟延履行金。一审案件受理费21705.00元，由张栈利负担10074元，由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武汉建工公司共同负担11631元，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由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武汉建工公司共同负担。
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不服上述判决，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张栈利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由张栈利负担。
事实与理由如下：一、原审法院程序违法。（一）本案应中止审理。本案张栈利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为由起诉，依据的是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工作人员杨传东签署的承接其与郑伟超个人订立的施工合同，而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认为杨传东签署的承接该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在本案立案受理前，已向原审法院另案提起了确认行为无效之诉，案号为：（2013）香民三初字第236号。本案原审审理过程中，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亦书面申请中止审理本案。另外，张栈利在原审中也申请两案合并审理及追加郑伟超为第三人，原审法院在庭审中口头回复不同意上述三份申请，但未作任何说理，判决书对此更是只字不提。（二）本案应追加轩鸣公司及郑伟超为被告或第三人。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于2010年11月1日与轩鸣公司签订《环岛东路箱涵工程三仓管沟拉森钢板桩支护施工承包合同》。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认为张栈利与郑伟超签订了施工合同，张栈利应向郑伟超主张权利，由郑伟超承担支付工程款的责任。所以，应依法追加郑伟超为本案被告或第三人，并判决其直接向张栈利承担支付工程款的责任。另外，由于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与轩鸣公司就涉案工程签订有施工合同，本案的处理结果与轩鸣公司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依法应追加其为第三人参加本案的审理。原审法院同意张栈利的申请，通知郑伟超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由于郑伟超在前述关联案件中与张栈利均为共同被告，其具有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在本案将其列为没有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证人，这显然错误。（三）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不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简易程序适用前提是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而本案所涉纠纷标的较大，事实及权利义务关系复杂，当事人双方意见完全对立，分歧严重，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显然不当。
二、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与张栈利的合同关系不成立，原审法院确定本案案由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并判决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向张栈利支付工程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张栈利向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主张结算没有依据。本案所涉的合同权利义务的转让申请只是由郑伟超个人名义提出，杨传东的签署意见未经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授权，事后未经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追认，转让及承接行为无效，因而对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不产生代理的法律效力。原审法院对此认定杨传东构成表见代理的理由不能成立。第一，首先，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与张栈利签订的《钢板桩支护工程施工合同》（武经字（2010）第002号），虽然杨传东是签约代表，但合同盖有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的印章，足以证明杨传东仅是签字代表，签订合同须由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公司盖章确认。该合同一式两份，张栈利作为合同签订方也执有一份，但在诉讼中其只是提交了复印件，且复印件上没有了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的盖章，可见其刻意隐瞒合同须经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公司盖章的事实。其次，工程施工合同不只是现场管理的问题，涉及工程设计、施工、监理和结算，这显然不是杨传东作为现场管理人员的权限，也没有任何事实或法律依据让张栈利足以认为杨传东具有发包工程的权限。一审诉讼中，张栈利也没有陈述其认为杨传东的权限包括签订、承接施工合同。张栈利与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有过这方面工程施工合作关系，张栈利应该知道合同应与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签订，杨传东并不具备对外发包的权限。一审法院所做的推断完全没有依据。再次，从《申请》的抬头看，申请报送的对象是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并非项目部，杨传东也是以项目部名义签署意见，张栈利应当知道申请须报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审批同意。一审庭审中，郑伟超作为证人出庭接受质询时，也认为该申请是要报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公司审批。可见，申请书上签名的张栈利、郑伟超、杨传东都认为须经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审批才发生效力。最后，即使不能明确杨传东是否有代理权限，确定其代理权限并使之签署的意见对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产生法律效力的责任在于张栈利而非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一审法院将举证责任及告知义务强加于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这完全不合常理且无任何法律依据。因为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对杨传东的行为并不知情，不可能在此前先行告知张栈利杨传东的权限。根据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若张栈利不能明确杨传东是否有代理权限，其应向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催告要求追认，这是张栈利的权利也是义务，否则，应由其承担不利的后果。张栈利不仅没在法定的一个月内向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主张确认杨传东签署行为的效力，甚至在提起本案诉讼时仍没有主张确认该代理行为，可见张栈利怠于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因此杨传东的行为对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依法不发生代理的法律效力。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与张栈利此前虽签订过《钢板桩支护工程施工合同》（武经字（2010）第002号），但是当时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施工单位，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作为有资质的建设施工企业，知道与个人签订施工合同为无效合同，将面临诸多法律风险，在此后的施工中，已纠正了这一做法，改为向施工企业发包，因此，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将涉案工程发包给轩鸣公司，因而也不可能授权杨传东承接张栈利与郑伟超个人签订的施工合同。
第二，原审法院认为张栈利向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主张过工程款，而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负责人对此没有提出异议，而且工程完工以后也没有与珠海轩鸣公司或郑伟超进行结算，据此认定杨传东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且行为有效。原审法院的上述推断存在常识性认知错误。首先，建设工程中委托付款、代收款的情况经常发生，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向张栈利预付工程款是基于轩鸣公司的付款委托，对张栈利索要工程款未作反对表示，也是基于付款委托及认为其是轩鸣公司施工班组负责人的认识。原审法院既无视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提交的付款委托书，判决书也没有明确通话录音中哪些对话证明了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对杨传东的签署行为知情和认可，这显然是排除直接证据，改为以生活常识作判断，不能成立。其次，郑伟超作为申请书上合同权利义务的转让人，其也不认为杨传东有代理权限。如前所述，郑伟超作证时亦认为转让需要报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公司审批，事后也不得知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的审批意见，并不能确定该合同是否转让。另，付款委托书与转让合同均在2011年3月15日，如果其认为杨传东在申请书的签署意见已经确认合同全部权利义务转移有效，也就没有权利也没有必要向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出具付款委托书。而且从付款数额看，还设定180万元的额度，可见其也是认为杨传东的代理行为未经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确认而无效，其本人或轩鸣公司对该工程合同仍有权利义务关系。轩鸣公司及郑伟超出具委托付款的行为直接否定了杨传东签署行为的效力。
二、退一步而言，即使法院认定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应与张栈利进行工程款结算，张栈利的诉讼请求也不能成立。
（一）关于工程量的确定及质量问题的责任承担。本案所涉的三仓管沟拉森钢板桩支护工程，根据设计图纸，东西两侧长度各为104米，南北两侧各为20米，总工程量为248米，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也是据此工程量向轩鸣建筑公司发包。张栈利诉讼请求中提出结算的工程量远远超出合同约定及设计范围，却不能提供增加工程量的任何签证，超出部分不应计量计价，合同范围内的工程量也应根据其施工质量中存在的问题承担相应的责任。1、张栈利并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及设计要求施工，三仓管沟支护工程合同及设计图纸明确要求使用“拉森”四型U型钢板桩，但张栈利在施工中打设的是三型桩（见证据张栈利签名确认的《三仓管沟支护钢板桩打投工程量确认单》北侧第一排20M3型，南侧第一排20M3型），偷工减料，私自降低支护标准，造成受力不够，打设桩成排歪倒，无法起到支护作用，导致2011年1月24日打设的20米，4月27日只拔出了2米，18M埋入泥中，在设计一排的基础上，北侧再打设了第二排36.4M4型，改用4型后打设顺利，能全部拔出，南侧的情况也是这样，因2011年1月24日打的是三型，只拔出了3.6米，后加打了三排，其违反约定施工，在增加了工程量的同时也造成桩体因倾斜歪倒而无法拔出。2、张栈利使用的是经多次周转的旧拉森钢板桩施工，《三仓管沟支护钢板桩打投工程量确认单》记录可以看出，“11.8M＋19.6M＋6M3型15.6M4型21.8M含有支撑，是2011年4月4日从临时道路边第一排位置拔过来的桩，2011年4月4日从临时道路边第一排和2011年4月1日从箱涵东南角位置拔过来的桩”，张栈利为节省成本，使用旧的钢板桩和从另一施工地点拔出的桩，这些桩因为残旧和多次使用，桩与桩连接部位卡扣不紧（见施工现场照片），造成工程量的增加以及桩体因倾斜歪倒而无法拔出。3、张栈利施工不规范，并且置发包方及监理（见《监理通知》）的通知不顾，直接造成了工程量的增加。南北两侧桩歪倒后，张栈利并没有及时拔出桩重新打，而是任其歪倒扩大，进而在设计范围外打了一排又一排，试图以此增加工程量来获取更大利益。4、张栈利不按合同约定及设计施工，反复打设，多排打设，也造成了工期延误，导致没有足够时间拔出桩体，造成了钢板桩被埋的损失。环岛东路箱涵是横琴岛唯一岛内外进出的交通道路，横琴新区管委会要求排洪渠必须在2011年3月31日前具备通车条件，该时间节点三仓管沟砼龄期还不足，东侧的拉森钢板桩拔出会造成极大安全隐患。所以，东侧104m拉森钢板桩被迫埋入地下不能拔出。鉴于张栈利与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之间不存在施工合同关系，张栈利施工中存在严重质量问题，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不可能与张栈利就工程结算达成一致。一审法院所认定“双方已经结算”完全没有依据。
（二）关于无效合同法律适用和本案的处理。其一，原审法院认定是张栈利与杨传东签订合同而非与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签订；其二，原审法院同时认定涉案工程中的两份合同无效，但是，仅确认张栈利可根据无效合同向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主张工程款，而没有对张栈利与郑伟超的无效合同作出审理意见，即原审法院未就郑伟超不承担任何责任作出合理解释。另外，既然原审法院对张栈利与郑伟超签订的合同作出了实体的认定，却未将郑伟超追加为本案的当事人。其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是参照无效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前提，但是，本案所涉的钢板桩工程没有经过任何竣工验收手续，且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和极其严重的隐患，直接造成工程后期施工的重大损失。原审法院认定“涉案工程已经竣工验收合格”完全没有依据，因此，原审法院判决张栈利可按无效合同向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主张工程款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维护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的正当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张栈利二审辩称：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理由是：一、杨传东是履行职务的行为，合法有效。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明知杨传东代表公司承接郑伟超合同权利义务，也一直在履行义务，这是对杨传东代理行为的追认。1.杨传东是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的项目经理，负责钢板桩工程施工问题。2.张栈利与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双方实际履行了合同，涉案工程已完工，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确认了工程量、工程款并支付了部分工程款。3.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与张栈利确认工程量、结算并支付工程款，甚至在张栈利电话追款时也从未否认其欠付张栈利工程款事实。4.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原审提交了一份《收款收据》，该收据是郑伟超转让合同权利义务给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前支付给张栈利的工程款，由于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受让了郑伟超的合同权利义务，这部分工程款就变成郑伟超代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支付，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应向郑伟超返还该笔工程款。故此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在收款收据中特注明“郑代我司付张栈利后我司还郑”，证明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代替郑伟超与张栈利履行合同，印证了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认可受让郑伟超合同权利义务这一事实。
二、关于工程款确定和工程质量问题。（一）涉案工程已经双方结算，原审法院认定涉案工程款数额依据充分。1.张栈利提交了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制作的《工程完工结算书》，该结算书是按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员工梅建的工程量确认书上记载的工程量计算得出的，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对其员工梅建出具的工程量确认书没有异议。2.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提交的《工程完工结算书》与张栈利提交的一样，该结算书右下角都有张栈利的签名，但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只提交第一页，没有提交第二页，因为第二页上有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签署同意的记录，故此，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不敢提交齐全。后张栈利申请法院要求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提交齐全的结算书，但其始终没有提交第二页。张栈利提交了2013年前半年多时间里与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负责人曾庆玉的多份电话录音，证明曾庆玉从未对张栈利提出工程款数额异议，并确认有结算书这一事实，只不过总公司要求重新审定（见录音08段2013年5月21日通话）。如果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否认《工程完工结算书》是双方曾共同审定过的资料，其应提交2013年5月21日前存在的结算书，也有责任提交齐全《工程完工结算书》。3.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提交了一份有张栈利签署的日期为2013年1月30日合同价款结清证明，其上记载有双方审定《工程完工结算书》字样，工程价款为3724544元，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从没对该证明提出过异议。4.关于《工程完工结算书》的真实性问题，还可以通过张栈利与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员工梅建的通话里得到印证，在电话录音中，梅建反问张栈利“你没有拿到工程结算书吗？”这也印证了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审定过工程结算书。（二）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所谓的质量问题都不是事实。1.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提到部分工程超出设计范围，这是没道理的。合同约定，张栈利按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工作人员指挥施工，张栈利的施工都有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员工梅建的及时确认和事后统一确认，不可能超设计范围。退一步讲，即使超出，亦是受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的指挥施工，公司亦认可，就应支付相应工程款。2.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提到张栈利部分使用旧钢板桩问题纯粹是借口，钢板桩仅仅是施工工具，并非合同履行标的物，新旧与否对合同履行没有影响，合同亦没有约定必须使用新的钢板桩。3.关于延误工期和钢板桩被埋问题，根据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一审提交的答辩状第4页的内容“环岛东路箱涵是横琴岛唯一岛内外进出的交通道路，横琴新区管委会要求排洪渠必须在2011年3月31日前具备通车条件，该时间节点三仓管沟砼龄期还不足，东侧的拉森钢板桩拔出会造成极大安全隐患。所以，东侧104米拉森钢板桩被迫埋入地下不能拔出”可见，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认可，钢板桩不能拔出的原因是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为满足横琴新区管委会的要求而选择不拔桩，这是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与他人的法律关系，与张栈利无关。如果应归责于张栈利，梅建不可能确认工程量。追款的电话录音里，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从未提及张栈利延误工期导致埋桩，反而一直表示应付张栈利工程款，只不过是没钱没办法（见录音05、09段）。
三、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的其他上诉理由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事实上，张栈利亦不服原审判决认定的工程款数额，但为尽快拿回工程款，减少损失，才未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驳回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的上诉。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于2010年11月1日与珠海轩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环岛东路箱涵工程三仓管沟基坑拉森钢板桩支护施工承包合同》中第六条第4项规定：轩鸣公司不得将案涉工程分包或转包给他人。
2011年4月20日，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支付工程款人民币311200元至张栈利指定的帐户；同日，张栈利出具《收款收据》给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张栈利在收据上写明：“今收到武汉建工一公司交来横琴中心沟拉森钢板桩支护工程款，备注：已收到郑伟超492000元，本次公司支付311200元”，在上文“已收到郑伟超492000元”的旁边，有括号内一句话“（郑代我司付张栈利，后我司还郑）”，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承认括号内文字是公司财务人员所写。二审开庭审理时，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的诉讼代理人主张以上收款收据支付的款项是之前与张栈利在中心沟的工程款，与案涉的三仓管沟工程款无关。郑伟超明确该收款收据中提及的492000元是指三仓管沟的工程款，他未涉及中心沟工程，后来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将该492000元已付给郑伟超。另在本院（2014）珠中法民三终字106号案件（以下简称106号案）的一审开庭审理时，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将以上《收款收据》作为证据提交法庭，并主张：“证明张栈利写的是从郑伟超那里转来工程款是492000元，从公司转给其311200元……”。当法官询问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诉讼代理人对郑伟超已支付工程款492000元给张栈利的付款事实，有何意见时，该代理人在开庭笔录里还修改确认为：“我们认可是轩鸣公司郑伟超转492000元。”
又查明，2011年10月31日，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施工员梅建出具《三仓管沟支护钢板桩打设工程量确认单》，详细记载了张栈利施工钢板桩的工程量，张栈利和梅建在该《确认单》上均签名确认。
2013年10月12日，张栈利与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的工作人员李玉丽交涉时，李玉丽（以下简称李）说：“哦，这个东西的原件，我们公司的薛总已经拿走了。”张栈利（以下简称张）说：“拿走你要叫他还我，因为是你经手的，拿走是说要结算，结果结算也没给我，所以说这一份你要给我。”李说：“这个薛总他拿走了，他可能已经给其他人了，我只有复印件了，你也知道当时只有一份。”张说：“是你亲手拿我的，所以你必须还我，因为当时是你承诺说拿了我这份后会结算给我，现在你结算没给我，你必须还我。”李说：“我给你讲确实没有，公司都已经拿走了，我怎么还给你。”……李说：“是我经手的，你声音小一点，我跟你说事，但是我跟你讲……”李（当场打电话给薛总的内容）说：“哎，薛总，就是那个关于张栈利工程结算的原件，现在张栈利过来给我要原件，但原件全部被你拿走了，……现在都不在我们这……行、行、行，好好好……”
2012年12月17日至2013年7月4日，张栈利10次与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的负责人曾庆玉电话联系，多次向曾索要工程款及工程结算单，曾回复张栈利找其他人，或者公司没钱难以支付工程款。在2013年5月21日的通话中，张栈利说：“结算单什么时候给我？”曾说：“……又要重新审，昨天上午我们还在搞这个事……”张说：“我这个结算单又要重新算啊？”曾说：“弄一下看是什么事，我们这个工程不能亏本啊，搞鬼啊搞鬼……这两天横琴正在开会……”张说：“结算单我们原来是定好的。”曾说：“都一样，我们的也要拿去重新审……”张说：“那就结算单要重新算一次？”曾说：“是要重新审一次，这次审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原审中，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一份2012年12月27日的《工程完工结算书》，第一页注明“合同编号：转郑伟超钢板桩合同”。
2013年11月4日，原审法院通知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武汉建工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到法院，书面告知其张栈利申请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提交完整的《工程完工结算书》，法院亦认为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仅提交了《工程完工结算书》第1页，证据不完整，为查明案件事实，限定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于本周内提交《工程完工结算书》的原件，逾期不提交，将承担不利后果。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当即表示确未收到《工程完工结算书》第2页，之后在原审法院指定的期限内亦未提交。
二审庭审中，郑伟超确认2011年3月15日签订《申请》后，其再未参与案涉工程，对之后的工程结算情况不清楚，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未与其进行过结算，也未向他表示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不同意与张栈利之间建立工程施工合同关系。
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在二审庭审中陈述其公司承包的是珠海市供水机械工程公司承包的澳门大学排洪渠迁移项目桥涵工程，现整体大工程已完工并于2012年6月移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由于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与张栈利均未对2010年11月1日签订的《钢板桩支护工程施工合同》项下的工程所涉款项提出上诉，故本院视为双方服从原审法院关于该合同项下的工程款支付的判决，本院予以维持。因此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为张栈利能否直接向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主张其与郑伟超于2011年1月30日签订的《环岛东箱涵钢板桩支护工程施工合同》中所涉的工程款以及应付工程款的数额。
在程序方面，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申请中止本案审理，本院认为，由于106号案所审理的杨传东签署《申请》的行为是否有效的问题，亦是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并且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在本案中亦提出杨传东签署《申请》的行为无效的抗辩意见，本院为查明相关事实，将106号案与本案合并开庭审理，并同步作出判决，因此本案无需中止审理。
另，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认为本案应追加轩鸣公司及郑伟超作为本案被告或第三人，本院对此分析认为，首先，本案是张栈利提起的向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索要工程款的诉讼，是否将郑伟超或轩鸣公司列为被告是张栈利的权利，况且张栈利在本案中申请郑伟超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并无向郑伟超或轩鸣公司主张工程款的意思表示，因此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认为应追加轩鸣公司和郑伟超作为被告，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虽然本案中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亦抗辩杨传东签署《申请》的行为无效，进而认为张栈利应向郑伟超主张工程款，但是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就上述抗辩意见单独提起了确认之诉，即106号案，并且在106号案中将郑伟超列为被告，在该案中郑伟超可以充分行使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本案中法院亦通知郑伟超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因此本案中确无必要再追加轩鸣公司及郑伟超作为第三人。
关于张栈利能否直接向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主张2011年1月30日签订的《环岛东箱涵钢板桩支护工程施工合同》中所涉的工程款。对此，本院分析认为：
首先，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于2010年11月1日与轩鸣公司签订的《环岛东路箱涵工程三仓管沟基坑拉森钢板桩支护施工承包合同》明确约定不得将工程分包或转包他人，而郑伟超作为轩鸣公司法定代表人违反该约定，将案涉工程转包给不具有建筑施工企业资质的张栈利，明显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因此郑伟超与张栈利签订的《环岛东箱涵钢板桩支护工程施工合同》是无效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的规定，虽然郑伟超与张栈利签订的《环岛东箱涵钢板桩支护工程施工合同》是无效合同，但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的情况下，张栈利仍享有要求支付工程款的权利，而郑伟超仍负有支付工程款的义务，因此郑伟超将其与张栈利所签合同引起的权利义务进行转让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其次，杨传东在《申请》上签字同意，是否产生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承接郑伟超与张栈利所签订的合同的所产生的权利义务的问题。本院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一）杨传东是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负责案涉工程的项目部负责人、项目经理，之前杨传东作为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的签约代表与张栈利签署过另一份钢板桩施工合同，故郑伟超与张栈利在《申请》上签名后，又找杨传东在《申请》上签署意见，认为杨传东可代表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有一定的合理性。（二）从《申请》签订后各方当事人就案涉工程的行为来看。1、工程款的支付。根据2011年4月20日张栈利出具给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的《收款收据》，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认可其中括号内的文字是其公司财务人员所写，并以此《收款收据》主张关于案涉的三仓管沟工程，张栈利从轩鸣公司郑伟超处领取492000元，根据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在收据上注明的内容“郑代我司付张栈利，后我司还郑”以及郑伟超关于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已向其归还该492000元的陈述，本院认为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事实上已认可其受让了郑伟超在合同中权利义务，直接向张栈利支付工程款。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在二审中认为《收款收据》涉及的是中心沟工程项目，与本案无关，这与其在一审庭审中已认可492000元是郑伟超给付的工程款的陈述相矛盾，故本院不予采纳其主张。虽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虽然举证有2011年3月15日轩鸣公司出具的《付款委托书》，但从上述《收款收据》内容“郑代我司付张栈利，后我司还郑”来看，说明关于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已认可自己是向张栈利支付工程款的主体，而不是郑伟超。2、工程量的确认。2011年10月31日，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的施工员就张栈利施工的工程量作出了详细的确认单，张栈利与梅建两人在《确认单》上签名确认。3、工程的结算。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收取的是以张栈利名义提交的《工程完工结算书》及《合同价款结算证明》，根据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向法院提交的2012年12月27日《工程完工结算书》第一页上的“合同编号：转郑伟超钢板桩合同”，本院认为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明知张栈利按自己与郑伟超签订的合同的内容并以自己的名义向其结算工程款。之后，张栈利多达10次与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的负责人曾庆玉电话联系索要工程款及工程结算单，曾从未对张栈利的结算资格提出过任何异议，事实上，郑伟超在《申请》之后再未参与案涉工程，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也未与郑伟超进行过结算或对受让郑伟超合同权利义务提出异议。综上分析，在《申请》签订后，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已认可工程款的支付对象是张栈利，而非郑伟超，工程量的确认也是由公司工作人员与张栈利直接确认，工程结算上也与郑伟超毫不相关，直接与张栈利相联系，亦未有证据证明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负责人在诉讼前对张栈利作为与其建立案涉工程建设施工合同法律关系的相对人提出异议，因此，从各方当事人的行为已表明，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实际受让了郑伟超与张栈利签订的《环岛东箱涵钢板桩支护工程施工合同》所产生的权利义务，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现主张杨传东签署的承接郑伟超、张栈利订立的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与客观事实不符。即使杨传东未取得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的授权签署该《申请》，但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亦以其实际行为对杨传东签署《申请》的行为予以认可，故原审法院判决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直接向张栈利支付《环岛东箱涵钢板桩支护工程施工合同》项下的工程款，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应向张栈利支付的工程款数额问题。
首先，张栈利主张其同时向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提交了由其签名的2013年1月22日的《合同价款结算证明》（共1页）及《工程完工结算书》（共2页），而武汉建工珠海分公司辩称其只收到2013年1','2018-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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