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01民终341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祥乐，男，1947年11月6日出生，汉族，新国线济南运输有限公司退休职工，住济南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新国线济南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穆占国，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忠，男，1978年12月7日出生，汉族，该公司员工，住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喜光，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祥乐因与被上诉人新国线济南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国线公司）公司决议撤销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2016）鲁0104民初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6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祥乐、被上诉人新国线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忠、孙喜光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祥乐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我原审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准，依据不妥。2015年10月27日，我到一审法院立案，当时的起诉状的诉讼请求有三项，一审法院立案庭赵庭长在看了诉状后对我说：“此案需要请示领导”，然后让我回去听电话。2015年11月4日，我收到一审法院的电话，让我将原起诉状改成三个起诉状。2015年11月6日，我将三个诉状递交到立案庭，因当时的赵庭长不在未予立案。2015年11月13日，一审法院给我下达了民事裁定书，对我的诉讼不予受理。对裁定书我予以认可。2015年11月20日，我来到济南市中级法院立案，得知有两个案子的诉讼费超过二十万元，“撤销股东会决议”的诉讼仍需回济南市槐荫区法院审理，当时我要求中院出具裁定书遭拒。此后，经过数次及数日周折，才于2016年1月5日立上案。综上所述，我认为本案一审迟迟未能立案，是一审法院的过失造成，并非我的过失。因此我认为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对“刘祥乐完成诉状的时间定为2015年11月6日”的认定是完全错误的，本案的立案时间更正为2015年10月27日。
刘祥乐于二审调查时补充以下上诉理由：2015年8月28日新国线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完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依据是这次会议召开没有通知全体成员参加，且此次股东会也根本没有召开，25个股东根本上都是被新国线公司领导单独叫去以利诱的方式让股东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此次股东会决议的内容也与事实不符，该决议载明提前15天告知股东，与事实不符。此次股东会议的内容就是股权转让的事情，这25个股东没有权利卖，2011年7月份济南市人民政府已经做了结论，当时的信访答复意见中已经确定这27个自然人股东包括我的股份都是假的，我提供的新国线公司股东发起人名录可以证明。从2000年开始，新国线公司所有的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公司章程还有工会决议都存在造假，包括2003年的9月7日，工会召集的会员代表会议，这个会议根本没有召开，是曹长春和金永伟伪造的。
新国线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刘祥乐的起诉已超过时效是正确的，刘祥乐是2016年1月5日正式立案，距离股东会决议作出之日已超过60日；二、刘祥乐补充的上诉理由中关于股东会内容不合法的部分，由于该部分主张系公司法关于确认股东会决议无效的条件，而非撤销条件，与本案无关。关于其主张的股东会召集程序不合法的部分，刘祥乐未提供任何证据支持，我公司不予认可。
刘祥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撤销新国线公司2015年8月28日的股东会会议决议。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新国线公司为济南鲁运有限公司变更而来，2000年经济南市经济委员会同意济南市第三运输公司改制成立济南鲁运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为1466万元，济南市第三运输公司以企业资产出资429.74万元，济南市第三运输公司工会委员会以货币形式出资976.26万元，邵冠华以货币形式出资60万元。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部分出资。该章程形成于2000年7月25日，并且工商局登记备案。2000年7月27日办理了工商登记验资事宜。刘祥乐是新国线公司职工，按照公司规定向公司入股31000元，对此刘祥乐与新国线公司共同认可，后新国线公司向刘祥乐配股20000元，在工商登记中刘祥乐持有股份7.33万元，占公司股本0.5%，2007年11月6日刘祥乐向新国线公司提出申请，要求退股，申请内容为：本人自愿申请退出原在济南鲁运公司加入的股本，计33845元，自愿放弃配股、送股的权利。该申请新国线公司于2015年7月8日批准。但工商登记资料仍显示刘祥乐为股东。2015年8月28日，新国线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主要内容为将公司75%的股权转让给济南国泰物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刘祥乐于2015年11月6日具状，一审法院于2016年1月5日立案受理，刘祥乐请求撤销该股东会决议。新国线公司提供证据，证明刘祥乐已不具备股东资格，且已经提起确认股东资格之诉，请求本案中止审理。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股东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或者表决会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做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规定六十日期限是法定期限，不存在中止、中断、延长的规定，为不变期间。刘祥乐的股东资格虽然有争议，但股东会决议作出时其形式上尚是新国线公司股东。从股东会决议做出的2015年8月28日开始计算，无论是到本案的立案时间，还是到刘祥乐完成诉状的2015年11月6日，均已超过法定的六十日，刘祥乐请求撤销该股东会决议的法律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新国线公司辩称的内容，因诉讼期间的审查优于本案争议的实质审查，其内容不做处理。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刘祥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刘祥乐负担。
本案二审期间，刘祥乐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2015年5月25日，新国线公司向刘祥乐发出股权转让通知书载明“股东刘祥乐，新国线公司占79.5%的股东拟将拥有的股权集体转让，转让价格为3545.7万元。请于收到本通知之日起五日内给予书面答复，确定是否整体购买上述股权。”刘祥乐二审中认可其于2015年5月26日收到上述通知，没有进行书面回复，但主张其曾为此找过新国线公司未果。
2、刘祥乐为证明新国线公司2015年8月28日《股东会决议》应予撤销，提交了涉案股权转让前原股东赵恩起的证明一份，欲证实其于2015年8月28日股东会召开前未接到出席通知、其本人未参加此次股东会、会议所形成的决议均是盗用其本人姓名所致，新国线公司对该份证据的证据形式、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持有异议。
3、2015年9月10日，新国线公司向刘祥乐发出通知，载明“股东刘祥乐，公司定于2015年9月28日召开股东会，现将本次会议议题及基本情况通知如下……”，新国线公司对上述通知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该证据亦仅能证明刘祥乐公司在形式上是该公司的股东，但实质上他是作为工会的持股代表，记载于股东名册。
4、原审卷宗中，刘祥乐提交的2015年8月28日新国线公司《股东会决议》载明：“会议就股权转让事宜通过如下决议1、下表所列股东同意将全部股权1106.83万元，占75.5%，转让给济南国泰物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一审法院认定“2015年8月28日，新国线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主要内容为将公司75%的股权转让给济南国泰物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对转让股权的份额表述有误，上述协议载明的转让股权份额应为75.5%，本院对此予以纠正。
其它事实本院与一审法院认定一致。
本院认为，刘祥乐为主张自己就撤销2015年8月28日的股东会决议曾在该决议作出后六十日内向一审法院主张权利的事实，提交了（2015）槐商初字第381号民事裁定书、与原审法院的通讯记录等相关证据，并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对一审就本案的立案过程及一审受理本案前期情况的相关事实做出了合理解释，本院对此予以采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第四十三条规定：股东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除本法有规定外，由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本案中，刘祥乐主张撤销的《股东会决议》，该决议的内容系关于新国线公司75.5%股权转让给济南国泰物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但刘祥乐并未举证证明该决议内容违反了新国线公司现有的公司章程；从决议的形式上看，有25位自然人股东的签字确认，人数上能够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刘祥乐虽主张该决议上股东签字均系新国线公司伪造，亦并非是各位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为此提交了涉案股权转让前原股东赵恩起的证明及请求本院对案外人阚俊生、刘繁荣、李心平及赵恩起进行庭外调查的申请，欲证明该份股东会决议系伪造的，此次股东会并未实际召开等情况。对此，本院认为，刘祥乐提交的赵恩起的证明及庭外调查申请，均是基于从人证的角度欲证明案件事实，但证据形式并不符合证人证言的法定形式。对刘祥乐提交的庭外调查申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二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四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包括：（一）证据由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无权查阅调取的；（二）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三）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刘祥乐提交庭外调查的申请，在无证据证明因自身原因导致取证客观不能的情况下，应属于其自己举证的范围，故本院对其提交的庭外调查申请，不予准许。对刘祥乐提交的赵恩起的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的规定，赵恩起作为涉案股权转让前新国线公司的原股东，与本案的股权转让事宜明显存在利害关系，且仅凭其出具的证明，无论从证据形式还是证明目的，均不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且现新国线公司对刘祥乐的上述主张均不予认可，故仅凭刘祥乐在本案中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实涉案股东会在召集程序、表决方式方面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
另，因刘祥乐亦认可其在此次股东会召开前曾收到新国线公司向其发出的对此次《股东会决议》欲转让股权是否购买的通知，其在收到该通知后，未进行书面回复，亦未作出欲购买股权的意思表示，故现亦无证据证明此次股东会决议的股权转让事宜侵害了刘祥乐的股东优先购买权。综上，刘祥乐主张新国线公司2015年8月28日的《股东会决议》应予撤销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刘祥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永先
代理审判员 吴 魁
代理审判员 李 婷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魏小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