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13刑初855号
公诉机关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张春生，男，1965年4月26日出生于北京市，汉族，初中文化，无业，于2017年4月29日被羁押，次日被拘留，同年6月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北京市顺义区看守所。
辩护人甘其纳，北京朗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检察院以京顺检未检刑诉（2017）2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张春生犯强奸罪，于2017年7月2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因涉及个人隐私，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贾竞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张春生及其辩护人甘其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07年夏天的一天晚上至2017年4月中旬的一天晚上,被告人张春生在位于北京市顺义区的家中,利用其继女高某（女，1996年3月出生）年幼无知或者采用言语威胁等手段，多次和高某发生性关系。
公诉机关对以上事实，向本院提交了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鉴定意见、书证等证据，认为被告人张春生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一）项之规定，属于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情节恶劣，应以强奸罪追究被告人张春生的刑事责任，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庭审中，被告人张春生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不持异议，对自2007年开始长期、多次与高某发生性关系的事实亦没有异议，但辩称没有对高某进行言语威胁。
被告人张春生之辩护人的意见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不持异议；证据方面，根据1981年7月27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办理强奸案件中是否可以检查处女膜问题的批复》之规定，司法鉴定机构对被害人高某处女膜所做鉴定意见不具有合法性和关联性；被害人陈述存在虚假内容，因孤证不能定案，所以本案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张春生在实施性侵害过程中采用暴力、言语威胁等手段，且没有给被害人造成严重的身体伤害，故不应认定被告人张春生的行为属于“情节恶劣”；被告人张春生具有自首情节，自愿认罪认罚，建议对其从宽处罚。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张春生与杜某于2003年4月结婚，被害人高某（女，1996年3月3日出生）系杜某与前夫之女，三人共同居住。
自2007年夏天至2017年4月,被告人张春生采用言语威胁手段，先后在北京市顺义区家中、顺义区家中多次和高某发生性关系。高某于2017年4月29日20时许在家中报警，被告人张春生明知高某报警并在家中等待，于同日21时许被民警传唤到案。
针对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向法庭出示、宣读下列证据：
1.被害人高某在公安机关的陈述：2003年我母亲和张春生结婚，当时我只有六七岁。过了一段时间，张春生就将我强暴了。从2003年、2004年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平均3至5天张春生就要强奸我一次，记不清楚具体次数了。小时候，张春生将阴茎插入我的阴道，具体情况没有印象了，后来就是先强行亲我嘴和胸部，还是把阴茎插进我的阴道来回抽插，最后射精。张春生在强奸我的过程中没有戴避孕套，没有在阴道里射精。我肯定不愿意与张春生发生性关系，一开始小，不懂事，长大对这件事有了解后，一直都是不愿意的，也非常抗拒，但是张春生一直用言语威胁我，张春生说“咱俩做完这个，你要是告诉别人的话，就会生孩子，到时候别人就会嫌弃你，并且你妈也该不要你了”。读高中和大学阶段，我一不愿意，张春生就会以将此事告诉别人相要挟，由于我也害怕他把这事给说出去，所以每次都屈服了。随着我慢慢长大，知道男女之间的事情后，我会说“你别这样”等语言上拒绝的话，他就会威胁我。在行为上，每次张春生摸我的胸部和阴部，我就会使劲推他，但张春生每次都会将我控制住，让我不能动。我没有怀过孕，在读初中的时候，有几次张春生让我吃过避孕药。就在两周之前，张春生进我卧室，用手摸我胸部和阴部，我很反感，推他又推不开，他就与我发生性关系。张春生在我母亲不在家的时候强奸我。我实在难以忍受张春生这种行为，感觉快活不下去了，我选择了报警。
2.证人杜某的证言：我于1996年生下女儿高某，当年丈夫就去世了。2003年，我与张春生再婚，当时女儿7岁。我跟张春生再婚后，我和高某、张春生住在顺义区，一直到2014年我们搬到与张春生的母亲和儿子一起居住。2017年4月29日晚饭后，我和女儿在小区遛弯，我们一直在聊高某以后工作的事情，突然高某就哭了，跟我说“妈，我被继父张春生给强暴了”。我赶紧追问，高某说“张春生从你们两个人结婚后就开始强暴我，一直至今，而且该摸的地方都摸过了，每次他都用生殖器插我，都是体外射精，怕怀孕”。我听后立刻给张春生打电话让他回家，我拉着女儿回家。到家后，我将张春生的母亲和儿子叫了出来，向他们两个说了这件事情，他们都不敢相信。过了一会儿张春生回来了，我和女儿就质问张春生，但张春生不承认，最后高某就报警了。
3.证人张某的证言:我是张春生的儿子，我父亲与继母杜某是2003年结婚的，之后他们长期居住在平房，2016年7、8月份他们搬到与我和奶奶一起居住。2017年4月29日20时左右，杜某与高某出去遛弯回来，高某对我一家人说张春生把她强暴了，说从6、7岁就有，前段时间在家还有一次。我和奶奶都不相信，我问张春生是否有这事，张春生说没有，我说要是没有就报警，后高某就报警了。
4.被告人张春生于2017年4月30日在公安机关的供述：2003年4月，我和杜某结婚，当时杜某的女儿高某跟我们一起住在顺义区。2005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当时杜某不在家，高某穿着内裤和背心在床上躺着，我用手摸她的阴部，用阴茎在高某的阴道外面蹭了蹭，我没有戴避孕套，也没有射精。大约过了一个多月的晚上，只有我和高某在家，我用手抠、摸她的阴部，然后将阴茎插进她的阴道来回抽插。过了一个多月的一天，我跟高某发生性关系，我射精了，但是射阴道外面了。就这样间隔一个月左右，家里没人的时候，我就跟高某发生性关系。后来我和杜某、高某一起搬到和我母亲、儿子一起住，在这期间，我也和高某发生性关系。最后一次是半个月前的一天，我说弄一会，她说要弄快点，我就和高某发生性关系。（案发那天）晚上8点多，杜某打电话让我回家，杜某问我是不是强暴高某了，高某在旁边，我没有承认，后来高某报警，我被带到派出所了。期间，高某说害怕被杜某发现，我说咱两个不说，她就不会知道。有几次，我要跟高某发生性关系，但是高某不同意，我就没有做。每次发生性关系，我没戴过避孕套，也给高某买过避孕药吃。
其于2017年6月20日在公安机关的供述：之前我没有算高某来例假的时间，后来想高某是2007年来的例假，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我是2007年夏天开始与高某发生性关系，平均一个半月发生一次。我就想玩玩她，发泄自己的性欲。
其于2017年9月6日当庭供述：我知道高某是属鼠的，2007年高某来了例假，所以我记得是那之后我与她发生性关系，我没有威胁过高某。我没法判断高某是否愿意与我发生性关系，她没有愿意，也没有不愿意。我认罪，因为我对她造成伤害了。
5.北京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总队司法鉴定中心精神病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被鉴定人高某精神状态正常，14岁前无性自我防卫能力，14岁至18岁性自我防卫能力减低，18岁后有性自我防卫能力。
6.北京中衡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高某的处女膜可见陈旧裂痕；外阴粘膜未见明显损伤。
7.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出具的受案登记表、110接警单证明：2017年4月29日20时许，高某报警称其被强奸。
8.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出具的到案经过证明：2017年4月29日21时许，被告人张春生在顺义区被抓获。
9.北京市公安局人口信息查询证明被告人张春生及被害人高某的身份情况。
庭审中，法庭出示、宣读下列证据：
1.被害人高某在审判阶段的陈述录像：2003年我妈和张春生结婚后，张春生就跟我发生性关系了，后来他说不让我告诉别人，如果我说了，就会被我妈抛弃。初中的时候，张春生说做这种事情会怀孕，如果怀孕就说是被别人强奸了，还说如果说出去真的没人要你。等我再大了，他不会说这些话，但是我拒绝的时候，他老是问为什么，还会说“玩一会怎么了”，感觉下一秒他就会说出去，我害怕被别人知道，这比杀我、打我还可怕。从上小学的时候，我就跟我妈提过张春生不好，但是我妈站在张春生一边，让我宽容，我觉得我说什么，我妈都不会相信，没有人会站在我的角度考虑问题。我认为只有离开我的家人，我才不会被强迫做这些事情。
2.证人杜某提交法庭的结婚证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人张春生与杜某于2003年4月24日结婚。
经庭审举证、质证，公诉机关对法庭出示的证据并无异议，针对辩方对上述证据及指控事实存在的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
第一，关于辩护人所提北京中衡司法鉴定所对被害人高某处女膜的鉴定意见不具有合法性、关联性的意见，庭审中，辩护人认为在强奸案件中，不准对被害人进行处女膜检查，也不准用检查处女膜的结论作为证据。经查，首先，辩护人发表上述意见所依据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并不是认定被告人张春生与被害人高某多次发生性关系的关键性、唯一性证据，该鉴定意见的内容与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中关于张春生与高某发生性关系的事实能够相互印证，不存在矛盾之处，具备关联性。综上，对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第二，关于被害人高某所称被告人张春生对其存在言语威胁的陈述能否采信的问题，经查，被告人张春生的供述与被害人高某的陈述均可以证明自高某不满十四周岁开始，被告人张春生长期、多次与高某发生性关系的事实，但二人关于张春生是否对高某存在言语威胁的表述不一致，且没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此问题涉及强奸案件中“一对一”证据的审查与采信问题，其实质也在于判断被告人张春生与年满十四周岁后的高某发生性关系时是否违背对方意志的问题。在案证据显示，被告人张春生利用教养关系，趁高某母亲不在家时，多次与不满十四周岁的高某发生性关系并将此行为持续至案发前不久，一直未能独立生活的高某自始欠缺认知和反抗能力，且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高某从年少无知的少年成长为心智健全的成年人，却一直未向包括其母亲在内的任何人讲述该事情，这不是一个青少年所能承载、所能承受的，因此从常理上判断高某肯定有所顾虑。另，被害人高某审判前的两次陈述稳定、一致，所述“怕别人知道”、“怕被抛弃”等被威胁的内容符合其年龄、心理特征，逻辑上具有合理性，综上可以认定被告人张春生对被害人高某存在言语威胁的事实，这种威胁虽不是每次都存在，但足以让自幼丧父、缺乏安全感的被害人高某将上述恐惧深植于心，以致高某长期忍辱屈从，同时被告人张春生也自认期间高某有不同意的时候，因此，从整体上分析，能够认定被告人张春生的行为违背高某的意志，被害人高某关于被告人张春生对其存在言语威胁的相关陈述可以采信。
综上，经法庭举证、质证的上述证据材料，形式、来源合法，具有关联性，具备证据资格。被告人张春生的供述与被害人高某的陈述中尚有张春生开始与高某发生性关系的时间、发生性关系频次的表述存在不一致，且无其他证据予以印证，本院认为，公诉机关根据现有证据本着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认可张春生所供述的实施性侵害的起始时间点并无不当，这种法律事实的认定也并不否定被害人陈述的真实性，另，发生性关系的频次并不影响案件事实的认定，除此之外，本院对于其他证据内容予以确认，综上可以认定被告人张春生采用言语威胁手段，多次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被害人高某，并在高某年满十四周岁之后，长期、多次与高某发生性关系。
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
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一)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情节恶劣的;(二)强奸妇女、奸淫幼女多人的;(三)在公共场所当众强奸妇女的;(四)二人以上轮奸的;(五)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针对控辩双方关于本案是否认定被告人张春生的行为属于上述第三款第（一）项“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情节恶劣”情形、应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幅度内量刑的争议，本院评判如下：
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同一法定刑档次内的量刑情节所体现的罪责应相当，故认定“情节恶劣”的标准，应当与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三款第（二）项至第（五）项所列“强奸妇女、奸淫幼女多人”、“在公共场所当众强奸妇女”、“轮奸”等情形的严重性相当。在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中，与未成年人有共同家庭生活关系的人员具有接触未成年人的便利条件，实施性侵害行为更为隐蔽，持续时间通常更长，行为人长期多次对同一被害人进行强奸，通常具有霸占被害人为自己性工具的意图，而不能独立生存的未成年被害人不具有一般人的认知、反抗能力或者反抗能力极弱，难以抗拒行为人的侵害或者做出合理的抉择。被害人年龄越小，身体发育越不成熟，多次或长期被侵害，容易遭受严重的身心伤害，可能终生无法摆脱被侵害的心理阴影，无法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与工作。也正因为如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第25条规定，对未成年人实施强奸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如果具有与未成年人有共同家庭生活关系的人员实施强奸犯罪、采取暴力、胁迫等强制手段实施奸淫幼女犯罪、对不满十二周岁的儿童实施强奸犯罪、多次实施强奸犯罪等情形之一的，更要依法从严惩处。综上，与未成年人有共同家庭生活关系的人员实施上述性侵害的整个过程体现出较深的主观恶性和较大的社会危害性，总体上与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三款第（二）项至第（五）项所列举的单项加重情节的危害程度相当，依法需要从严惩处。
具体到本案，被告人张春生作为被害人高某的继父，长期与被害人共同生活，理应关爱照顾被害人健康成长，但其为满足个人淫欲，利用被害人年幼无知、其母亲不在家时孤立无援的环境条件、优势地位或者以言语威胁等手段，自被害人不满十二周岁开始长期、多次、强行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其行为之恶劣不仅突破了人伦道德底线，更给被害人身心造成了终生不可恢复的创伤，综上可以认定被告人张春生的行为符合“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情节恶劣”之情形，故对被告人之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本院认为，被告人张春生多次奸淫未满十四周岁的被害人高某，后违背妇女意志，长期、多次与年满十四周岁的被害人高某发生性关系，情节恶劣，其行为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已构成强奸罪，依法应予惩处。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检察院对被告人张春生犯有强奸罪的指控，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被告人张春生明知被害人报警而在现场等待，到案后能够供述其多次奸淫幼女及其后长期、多次与已满十四周岁的被害人发生性关系的主要事实，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辩护人的相关意见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判决如下：
被告人张春生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4月29日起至2029年4月28日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
审 判 长 李晓丽
人民陪审员 张大青
人民陪审员 许香菊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王天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