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 昌 市 江 瑞 矿 业 有 限 公 司 与 郭 玉 保 合 同 纠 纷 二 审 民 事 判 决 书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4）赣民一终字第14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瑞昌市江瑞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瑞昌市夏畈镇小桥村。
法定代表人：黄君平，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江早云，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郭玉保，男，汉族。住址：江苏省常熟市。
委托代理人：潘熙，上海通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荀书锐，上海通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瑞昌市江瑞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瑞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郭玉保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九中民二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1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江瑞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江早云，被上诉人郭玉保及其委托代理人潘熙、荀书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6月30日，郭玉保与江瑞公司签订《承包协议书》一份，约定：郭玉保的工作从矿山的打眼、放炮、碎石（包括前期工作）到石料落堆场为准，按照江瑞公司的规格要求和质量标准进行生产。江瑞公司提供现有生产设备，生产场地、工人宿舍给郭玉保使用。郭玉保承诺自备的挖掘机3台、汽车6台等设备应全部到位。郭玉保承诺签订协议后二个月内每月产量不低于4万吨，二个月后产量不低于8万吨。郭玉保生产的落场石料，按江瑞公司过磅数为准，以每吨12元计算。郭玉保于签协议当日支付30万作为安全保证金及违约金。合同有效期暂定为五年，自2010年6月30日起至2015年5月31日止。合同还对双方其他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郭玉保开始组织生产。在双方履行合同过程中，由于双方均能理解并可接受的事实，双方在2011年8月18日经友好协商签订了《开采承包补充合同》，双方约定该补充合同是在2010年6月30日原承包协议的基础上进行的完善及补充，并以此补充合同为准。在此补充合同中，双方对原协议执行过程中的开采事项进行了结算，确认郭玉保欠江瑞公司款项为18万元整，此款由江瑞公司在郭玉保的石料款中扣除。《开采承包补充合同》约定：在2010年6月30日原承包协议的基础上进行完善及补充，江瑞公司提供目前初具规模，合格产权的采矿作业区给郭玉保继续开采，江瑞公司无偿提供现有机械设备、工具给郭玉保使用。江瑞公司为郭玉保代理柴油、炸药、市电购买业务，费用由郭玉保自理，并且提供加油服务。何时开工，何时停工，要按照江瑞公司书面通知进行，不得擅自生产也不准无故停工。江瑞公司每月20日左右按磅单结清成品石料总吨位及计算承包生产款，在隔月20日左右付清。石粉（5㎜以下）不计入产量，归江瑞公司所有。双方对开采费用逐步进行测算，合同期内合格品石料价格按12.5元／吨执行，包括堆场下面的石料装车。产量结算以江瑞公司出矿过磅的成品为准。如果年产量达不到双方约定的产量，则结算时按已经实现的产量每吨扣除0.5元。由于场地小及某种规格石料销售、船期、码头等因素，需要移堆的、以及石粉、废料等需要装车、移堆的价格每吨一元，所涉及的数量双方根据每月实际发生数进行结算。每月底按照质量、产量结算该月承包金额。郭玉保应向江瑞公司交纳人民币壹佰万元作为安全及产量、质量的保证金及管理方面的违约保证金。如果保证金不到位，江瑞公司有权终止本合同，该保证金在合同期满一个星期内凭江瑞公司出具的财务收据退回郭玉保，不计算任何利息。承包过程中郭玉保不得无故终止本合同，如果终止合同，郭玉保需赔偿江瑞公司违约金。郭玉保如无故停产或达不到江瑞公司的质量及产量指标，则按实际发生数进行赔偿，直至解除合同。在承包期内，如果因郭玉保原因而导致本合同终止，则在第一、二年内郭玉保需赔偿给江瑞公司人民币200万元整，在第三、四年内郭玉保需赔偿给江瑞公司人民币100万元整。如在承包期内，江瑞公司如无故终止合同则在第一、二年内需赔偿给郭玉保人民币200万元整，在第三、四年内需赔偿给郭玉保人民币100万元整。双方另行约定其他权利义务。同日，郭玉保向江瑞公司出具承诺函，承诺确保年产量达到100万吨，其中本年度确保25万吨，下年度开始确保100万吨，并视江瑞公司市场情况尽可能地提高产量。上述合同签订后，郭玉保分别于2011年8月22日支付188000元；于2011年9月13日支付300000元；2011年9月19日支付100000元；2011年10月11日支付412000元，总计100万保证金。郭玉保依约自2011年9月份开始组织生产至2013年5月止。在原审法院主持下，双方当事人根据有关证据对郭玉保自2011年9月至2013年5月的生产情况以及江瑞公司向郭玉保支付石料款的情况进行了核对。原审法院综合双方的核对意见，并结合《开采承包补充合同》的约定，作如下认定：自2011年9月至2011年12月，郭玉保共生产成品石料214366.9吨，石粉、废料33904.6吨，江瑞公司在扣除炸药、柴油及电费等费用后应向郭玉保支付石料款969951.5元；自2012年1月至2012年12月，郭玉保共生产成品石料711379.5吨，石粉、废料122068.5吨，江瑞公司在扣除炸药、柴油及电费等费用后应向郭玉保支付石料款3914927元；2013年1月，郭玉保共生产成品石料70564.3吨，石粉、废料13096.7吨，江瑞公司在扣除炸药、柴油及电费等费用后应向郭玉保支付石料款451592元；2013年2月至5月，郭玉保未能进行石料生产，根据江瑞公司需要向江瑞公司出售成品石料94218.4吨，石粉、废料21837.4吨，江瑞公司在扣除炸药、柴油及电费等费用后应向郭玉保支付石料款1114163元。统计以上数据，得出以下结论：一、双方于2011年8月18日签订的《开采承包补充合同》履行至2013年5月止。二、2011年度，郭玉保共生产成品石料214366.9吨。三、2012年度，郭玉保共生产成品石料711379.5吨。三、郭玉保在2011年11月进行修路、移堆等工作的费用计72900元。四、江瑞公司应向郭玉保支付石料款共计6523533.5元。江瑞公司通过郭玉保借款以及直接向郭玉保支付石料款的方式，已向郭玉保支付石料款7571706.5元。
另查明，2012年4月1日，郭玉保与江瑞公司签订《二手车交易协议书》一份，约定：郭玉保购买江瑞公司两台二手黄色福田后八轮装载车，价格为50万元，郭玉保分三年付清全车款（承包合同期内），如江瑞公司在承包合同期内违约，郭玉保可以拒付余款，且车辆为郭玉保所有。
又查明，2011年5月，江瑞公司股东潘国军40%股份，股东黄国浩10%股份，股东龚益祥50%股份。2013年4月，股东黄国浩10%公司股份被龚益祥收购，公司法定代表人是黄国浩。
2013年2月22日，江瑞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黄国浩向公司股东及郭玉保发出书面《通知》一份，主要内容是公司自2012年下半年以来的经营状况无人向公司股东汇报，股东权益受到严重侵害。同年4月4日，夏畈镇人民政府出面组织三方股东形成《关于江瑞公司股东协调会的会议纪要》一份，主要内容是江瑞公司存在内部矛盾，当地政府出面协调并要求限期完成整合、逾期由政府整合收购。
原审法院认为，江瑞公司与郭玉保之间签订的《承包协议书》和《开采承包补充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其中《开采承包补充合同》是在《承包协议书》的基础上进行完善及补充。双方当事人对《承包协议书》前期的履行均无异议，且双方在《开采承包补充合同》中对《承包协议书》的履行情况进行了说明，已明确郭玉保所欠江瑞公司18万元款项在《开采承包补充合同》的履行中予以扣除。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均表示同意解除双方之间的两份合同，但对是因谁违约导致合同解除各执一词。鉴于双方当事人均同意解除合同，且双方已无继续履行合同之可能，故江瑞公司依据合同收取的100万元保证金应退还给郭玉保。根据合同约定，该保证金自解除合同之日起七日内向郭玉保支付。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是：1、郭玉保的年产量是否符合合同要求？2、解除合同的违约责任由谁承担？关于郭玉保的年产量是否符合合同要求的问题。《开采承包补充合同》中约定，石粉（5㎜以下）不计入产量，归江瑞公司所有，产量结算以江瑞公司出矿过磅的成品为准。由于场地小及某种规格石料销售、船期、码头等因素，需要移堆的、以及石粉、废料等需要装车、移堆的价格每吨一元。上述约定表明，产量的结算是以成品为准，而石粉、废料按每吨一元结算是因为需要装车、移堆，该一元价格应属运费之范畴，同时，从双方结算单据也可以反映出双方约定的产量的含义。前述郭玉保2012年度成品石料的产量为711379.5吨，考虑到江瑞公司认可的非郭玉保之原因的减产10万吨，其仍未达到其承诺的年产量100吨的目标，根据《开采承包补充合同》“如果年产量达不到双方约定的产量，则结算时按已经实现的产量每吨扣除0.5元”之约定，江瑞公司提出的应扣除已实现产量每吨0.5元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故应扣减江瑞公司应付郭玉保石料款项355689.75元。《开采承包补充合同》又约定，“郭玉保如达不到产量标准，则按实际发生数进行赔偿，直到解除合同”，江瑞公司实际选择了由郭玉保按实际发生数进行赔偿，且在履行中并未提出解除合同，故原审法院认为郭玉保生产石料的产量未达到承诺产量的行为应属一般违约行为，不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同时，扣减郭玉保石料款项355689.75元是郭玉保对违约后果的承担。关于解除合同的违约责任由谁承担的问题。江瑞公司提出郭玉保只交纳了58.8万元保证金，未达到合同约定的100万元保证金的数额要求，属违约行为，根据合同约定江瑞公司可行使合同解除权。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郭玉保已分四次向江瑞公司交纳了100万元保证金，至于其中的41.2万元是郭玉保向江瑞公司的借款，双方在2012年4月21日的《补充协议》中已明确了此笔款项的借贷关系，故原审法院认定郭玉保已按合同约定履行了交纳100万元保证金的义务。江瑞公司提出的郭玉保构成根本违约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郭玉保提出停工的原因是由于江瑞公司股东内部矛盾、争夺矿山控制权所致，江瑞公司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构成根本性违约。《开采承包补充合同》中约定郭玉保“何时开工，何时停工，要按照江瑞公司书面通知进行，不得擅自生产也不准无故停工”，郭玉保进行开工生产是需要江瑞公司的通知，郭玉保不能擅自进行开工生产。从双方的结算单据可知，自2013年5月起郭玉保就没有进行生产。虽郭玉保提供的证据中没有江瑞公司直接下达的书面停工的通知，但从郭玉保提供的黄国浩发出书面《通知》、瑞昌市夏畈镇人民政府出面组织三方股东形成《关于江瑞公司股东协调会的会议纪要》等相关证据可以看出其停工的原因是江瑞公司股东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上述证据表明，在2012年3、4月期间，江瑞公司股东之间矛盾冲突已上升至由当地政府出面协调并要求限期完成整合、逾期由政府整合收购之境地，事实上江瑞公司原股东已将其股权转让给了江苏振球集团，本案所涉的两份合同已无继续履行之可能。综上，可以认定郭玉保停工是由于江瑞公司之原因造成的，江瑞公司构成根本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开采承包补充合同》是在《承包协议书》的基础的完善及补充，并非双方之间新的合同关系，根据《承包协议书》的约定，《开采承包补充合同》的承包期限应为自2011年8月18日至2015年5月31日止的近四年时间，故《开采承包补充合同》中“双方合同履行的保障制度、评估制度”第7、8条中有关第一、二、三、四年的约定应自2011年8月起算，2013年度应为第二年。根据《开采承包补充合同》的约定，江瑞公司应承担因其无故中止合同需支付郭玉保200万元赔偿金的违约责任。根据2012年4月1日郭玉保与江瑞公司之间《二手车交易协议书》“如江瑞公司在承包合同期内违约，郭玉保可以拒付余款，且车辆为郭玉保所有”的约定，江瑞公司应将其所有的两台二手黄色福田后八轮装载车交付给郭玉保，并协助郭玉保办理上述车辆的登记手续。郭玉保提出的增加违约金100万元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认为，双方在订立《开采承包补充合同》时已对双方违约行为造成的后果进行了预估，对于江瑞公司中止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的扩大，郭玉保是能够预见的。同时，对郭玉保所提供的损失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无法确定其损失数额，故对郭玉保提出的增加违约金100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第九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五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郭玉保与江瑞公司签订的《承包协议书》、《开采承包补充合同》；二、江瑞公司将1000000元保证金退还给郭玉保；三、江瑞公司向郭玉保支付违约金2000000元；四、郭玉保将多预支的石料款1583862.75元（7571706.5元-6523533.5元＋355689.75元＋180000元）退还给江瑞公司；以上二、三、四项给付内容相抵，江瑞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郭玉保支付款项1416137.25元。五、江瑞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郭玉保交付两台二手黄色福田后八轮装载车，并协助郭玉保办理上述车辆的登记手续；六、驳回郭玉保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44400元，由郭玉保承担16000元，江瑞公司承担2840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1817元，由郭玉保承担9000元，由江瑞公司承担2817元。
江瑞公司上诉请求：1、维持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九中民二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五项、第六项；2、撤销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九中民二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3、改判郭玉保向江瑞公司支付扣除应退还的58.8万元保证金后多预支的石料款共计1100862.75元；4、郭玉保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事实认定严重错误，郭玉保应承担导致《承包协议书》、《开采承包补充合同》解除的违约责任。原审法院认为郭玉保停工，《承包协议书》、《开采承包补充合同》解除的原因是由于江瑞公司股东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江瑞公司构成根本违约。而郭玉保产量不达标等行为仅构成一般违约，并且认定郭玉保已经全额交纳保证金。法院前述事实认定存在严重错误，主要表现在：（一）郭玉保产量未达标的行为依据合同约定已经构成根本违约，江瑞公司有权随时要求郭玉保承担违约责任并解除合同。原审法院认为虽然郭玉保的年产量未达到合同约定以及其自身承诺的100万吨，但是依据合同约定：“郭玉保达不到江瑞公司的产量指标，则按实际发生数进行赔偿，直至解除合同。”而江瑞公司由于在计算付款金额过程中选择了依据合同中“结算付款方式”项下第3条“如果产量达不到双方约定产量的，则结算时案已经实现产量每吨扣除0.5元”之约定，据此可以认定江瑞公司是“选择”了进行赔偿，而并没有提出解除合同，所以郭玉保产量不达标也就不构成根本违约。原审法院的上述认定显然出现严重错误。首先，合同中关于“郭玉保如达不到产量标准，则按实际发生数进行赔偿，直至解除合同”的理解并非是在赔偿和解除合同中选择一项，而是赔偿的同时江瑞公司有权要求解除合同，赔偿金额应当计算到解除合同为止。其次，原审法院认为江瑞公司在“履行过程中”未提出解除合同，所以该行为属于一般违约行为，显然将前后因果倒置。根本违约行为与一般违约行为的差别最根本的在于是否能够产生解除合同的后果。依据上述条款，显然江瑞公司有权提出解除合同，并且依据合同中“双方合同履行保障制度、评估制度”项下的第6条约定“郭玉保在合同范围内有任何一项违规违约行为或不服从管理的，江瑞公司均有权终止合同”，所以郭玉保产量不达标的行为完全构成根本违约，江瑞公司有权解除合同。最后，原审法院以江瑞公司未在“履行过程中”及时要求解除合同所以郭玉保产量不达标的违约行为就不构成解除合同的后果，依据《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五条“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之规定，由于本案中并无法定和约定的解除合同期限，并且也不存在经对方催告后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情况，所以江瑞公司随时有权要求解除合同，通知郭玉保时合同即告解除。退一步说，即使在履行过程中江瑞公司未向郭玉保主张解除合同权利，在原审庭审的过程中江瑞公司多次向法庭、郭玉保提出因为产量不达标，江瑞公司要求解除合同并且保留追究郭玉保违约责任的权利。综上，原审法院认定郭玉保产量不达标构成一般违约行为而非根本违约，不产生解除合同法律效果显然存在严重错误。（二）郭玉保未交纳全部保证金构成根本违约。原审法院认为依据2011年10月11日的41.2万元收款收据以及2012年4月21日江瑞公司与郭玉保签订的《补充协议》认定，郭玉保通过向江瑞公司借款的方式已经全额交纳了保证金。然而依据《开采承包补充合同》中“双方合同履行的保障制度、评估制度”项下第1条的约定“如果保证金不到位，江瑞公司有权终止本合同”。即使认定为郭玉保向江瑞公司借款41.2万元已完成交纳保证金约定，依据上述两项时间上存在矛盾的证据根本无法确定郭玉保何时向江瑞公司借款。郭玉保如果于2012年4月21日才交纳41.2万元保证金则证明之前并未及时履行交纳保证金义务。并且虽经江瑞公司多次催要，郭玉保一直未向江瑞公司归还所借的41.2万元保证金借款。所以应当认定为郭玉保并未足额交纳保证金构成根本违约，江瑞公司有权以此解除合同并要求郭玉保承担违约责任。（三）郭玉保自身资金不足，于2013年2月就已无力继续租赁包括挖掘机等开采必备大型机械设备，导致矿场实际处于停工状态才是合同解除的根本原因。郭玉保在开采过程中，一直是以租赁挖掘机、铲车的方式进行工作。2013年2月份开始，郭玉保由于自身资金问题已经无法按期支付上述大型开采设备的租金（即使是在江瑞公司已经多预支给郭玉保石料款的情况下）。所以出租设备的厂商纷纷对开采设备采取锁定、拖回等措施，对于上述事实出租设备方均可予以证明。由于没有大型开采设备，所以矿场在2013年2月时已经处于实际停工的状态。为此，2013年3月眼见郭玉保已经无力继续承包、开采矿场，合同目的已经无法实现的情况之下，江瑞公司致函郭玉保要求其在三日内恢复生产否则将解除合同并保留追究郭玉保违约责任的权利。而郭玉保在庭审中所称并且经原审法院认定的，2013年2月16日开始因股东矛盾郭玉保才停工，后于2013年6月份彻底停工，并且相关设备在此之后才被出租设备方收回的有关情况显然也就与事实不符。上述事实也足够说明郭玉保缺乏资金才是导致停工以及合同解除的根本原因，应该由郭玉保承担导致合同解除的违约责任。（四）原审法院认定江瑞公司股东内部矛盾导致郭玉保停工和合同解除与事实及相关证据严重不符。原审法院认定“虽郭玉保提供的证据中没有江瑞公司直接下达的书面停工的通知，但从郭玉保提供的黄国浩发出书面《通知》、瑞昌市夏畈镇人民政府形成《关于江瑞公司股东协调会的会议纪要》等证据就可以看出停工原因是江瑞公司股东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以此断定造成合同终止的始作俑者即为江瑞公司，应当由江瑞公司承担根本违约责任。但是上述认定与所涉证据和事实却截然相反。第一、黄国浩所发的《通知》主要是就公司财务经营混乱，且三位股东（而非股东之间存在矛盾）权益面临损害的情况，要求公司管理层及时向三位股东（股东会）及法定代表人汇报企业财务状况以及明确了管理人员不得随意签字等事项，根本与郭玉保生产情况、股东之间存在矛盾不存在任何关系，只是重申了企业管理制度。第二、瑞昌市夏畈镇人民政府形成的《关于江瑞公司股东协调会的会议纪要》中确实提到要求江瑞公司解决内部矛盾，整合股权，以完成年生产和纳税的政府任务。在这份纪要中并未看到任何措辞提及因为公司内部矛盾导致公司与郭玉保签订的合同无法履行，甚至要求郭玉保停工。从这份会议纪要中政府要求江瑞公司继续生产时必须完成税收生产等任务就可以看出，其实瑞昌市夏畈镇人民政府也早已对郭玉保生产过程中产量始终无法达标等情况相当不满，并且公司内部的矛盾产生主要也是因为郭玉保始终无法满足合同约定的产量，导致公司面临巨额损失的同时还无法完成政府要求的任务，面对着各方压力，与此同时，公司内部有部分管理人员还随意签字认可郭玉保的减产（这也正是黄国浩发布《通知》的原因）。综上，股东之间或有矛盾，该矛盾中或有部分是因郭玉保无法如约完成产量而产生。但是无论如何，股东矛盾显然不是导致郭玉保停工、合同解除的直接或根本原因。（五）除原审法院认定的江瑞公司多预支的1583862.75元外，还有105000元原审时因相关证据未能够搜集到而没有提出。原审法院认定江瑞公司向郭玉保多预支的石料款为1583862.75元，除此以外还有2011年6月2日支付的50000元，2011年7月8日预支的55000元，上述105000元也应当予以计算，并由郭玉保返还给江瑞公司。二、原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一）原审法院在审理后通过判决认定郭玉保应当交纳的100万元保证金中的41.2万元为郭玉保向江瑞公司的借款，并且确认双方已经通过2012年4月21日的《补充协议》明确为借贷关系。然而原审法院在整个审理过程中始终没有向江瑞公司释明就该部分保证金问题江瑞公司是应当另行提起借款诉讼还是可以在本案中要求对金额予以统一抵充计算，原审法院并未给予江瑞公司选择权利。因此原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显然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并且已经妨害江瑞公司的合法权利。（二）原审中江瑞公司依法向原审法院提出反诉且原审法院也受理进行了审理，但原审判决的判项中对江瑞公司的反诉请求未进行逐项判决，严重违反诉讼程序，侵害了江瑞公司的合法权利。三、原审判决江瑞公司承担200万元违约金，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理由如下：原审依据双方于2011年8月18日签订的《开采承包补充合同》中“双方合同履行的保障制度、评估制度”项下第8条的约定：“如在承包期内，江瑞公司如无故终止合同，则在第一、二年内需赔偿郭玉保人民币二百万元整，在第三、四年内需赔偿郭玉保人民币一百万元整”，判决江瑞公司承担200万元违约金。从上述条款可知，江瑞公司支付违约金的前提条件是“江瑞公司无故终止合同”。但实际上江瑞公司并未无故终止合同。根据《开采承包补充合同》中“承包工程范围及要求”项下第4条“…何时开工，何时停工，要按照江瑞公司书面通知进行，不得擅自生产也不准无故停工”之约定，郭玉保应按照江瑞公司的书面通知方可停工，不准无故停工。事实上，江瑞公司从未书面通知郭玉保停工，郭玉保因无力支付机械租赁费用导致停工，进而使得《开采承包补充合同》终止履行。无论是2013年2月22日由江瑞公司的时任法定代表人黄国浩签发，向公司财务部发出并抄送给郭玉保的一份《通知》还是瑞昌市夏畈镇人民政府出面组织三方股东形成《关于江瑞公司股东协调会的会议纪要》均未要求郭玉保停工或终止合同的履行。退一步说，在郭玉保存在生产石料的产量未达到承诺年产量的违约行为，且郭玉保未经书面通知擅自停工，对于《开采承包补充合同》终止履行同样负有责任的情况下，原审片面认定江瑞公司根本违约，免除郭玉保的违约责任，判决江瑞公司单方面承担全部违约责任，有失公平。故江瑞公司有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请求二审法院至少减少一半的违约金，以彰显公平。综上所述，江瑞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始终依约承担责任履行义务，而郭玉保在产量、保证金方面的违约行为已经构成根本违约，最终郭玉保因为自身资金问题无力继续承包开采导致停工。一审判决错误认定江瑞公司导致郭玉保停工、合同解除，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恳请二审法院支持江瑞公司全部上诉请求。
郭玉保答辩要求驳回江瑞公司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一、计算2012年年产量除石料外还应当包括石粉废料，实际已经达到101万余吨，故郭玉保认为2012年度产量是达标的。即便根据原审判决认定，石粉废料不计在产量内，郭玉保2012年成品石料的产量也达到711379.5吨，加上江瑞公司认可的非郭玉保原因的减产10万吨，共计81万余吨，也达到了承诺年产量的8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条“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之规定，原审判决已经对产量没有达到100万吨的违约责任予以认定，扣除江瑞公司应付郭玉保石料款355689.75元。江瑞公司上诉主张，郭玉保产量未达标的行为依据合同约定已经构成根本违约，江瑞公司有权随时要求郭玉保承担违约责任并解除合同，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审判决针对郭玉保生产石料的产量未达到承诺年产量的行为属一般违约行为的认定，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二、关于郭玉保交纳的保证金问题。郭玉保分别于2011年8月22日交纳18.8万元；于2011年9月13日交纳30万元；于2011年9月19日交纳10万元；于2011年10月11日交纳41.2万元，总计100万保证金。其中58.8万元保证金是郭玉保自有或自筹资金，而41.2万元系向江瑞公司的借贷资金，该笔资金的借贷关系在双方于2012年4月12日订立的《补充协议》第一条中已予以明确。郭玉保认为已经履行足额交纳的100万的保证金的义务，不存在违约行为。三、原审判决充分阐明了停工原因系江瑞公司股东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本案所涉两份合同已经无继续履行之可能，江瑞公司构成根本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四、关于挖掘机实际使用情况的问题。二审中郭玉保提供的江西柳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于2014年11月5日出具的《证明》一份，载明“兹证明张丽玉在我公司购买的两台挖掘机（型号为CLG920D、机号为AE022319和型号为CLG936D、机号为BE026163的液压挖掘机各一台）因严重拖欠融资租赁款，我公司于2014年6月15日拖回，此前挖掘机一直正常使用”。该份证据证明挖掘机是在2013年6月15日才被拖走，此前一直正常使用，故不存在江瑞公司主张的郭玉保因设备原因导致停工的情形。五、针对江瑞公司提出另有10.5万借支款应当予以计算，并由郭玉保返还给江瑞公司的上诉主张，郭玉保认为与事实不符，不应支持。郭玉保原审提供的其在2011年3月至2011年5月期间借支22万元的凭证3张（分别于2011年3月4日借支16万元、2011年4月12日借支5万元、2011年5月17日借支1万元）以及2012年7月27日借支4000元的收条，加之二审中江瑞公司提交的合计本金10.5万元的2张借条，6张凭证载明的本金合计为32.9万元，与《开采承包补充合同》中“其他”项下第2条约定的“郭玉保从2011年3月1日至今已陆陆续续从江瑞公司支借33万元…”，金额基本吻合，故在江瑞公司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认定该两笔借款10.5万元属于33万元借支款项中的一部分。六、关于100万元保证金中向江瑞公司借支41.2万的问题。根据江瑞公司提供的《借款明细》计算表格记载的内容可知，2011年10月11日借支41.2万元已经包含预支的总款项7571706.5元中，江瑞公司上诉提出原审判决对于41.2万没有处理，不符合客观事实。七、江瑞公司上诉提出原审中对反诉诉请没有逐一处理的问题。江瑞公司反诉诉请除要求郭玉保承担反诉费用外，仅一项反诉请求即要求郭玉保退还多预支的款项2104102.9元。原审判决第四项对多支付的费用已经进行了处理。故原审判决不存在严重违反诉讼程序，侵害江瑞公司合法权利的情形。
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郭玉保承包期间年产量是否符合《开采承包补充合同》约定？2、《开采承包补充合同》未能履行，责任在哪一方？应如何承担违约责任？3、江瑞公司上诉主张一审未认定的多预支的石料款10.5万元应否支持？4、本案原审是否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
二审中，江瑞公司提交2组新证据：第一组证据2014年10月10日瑞昌市夏畈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关于﹤江瑞公司股东协调会的会议纪要﹥的说明》，载明“2013年4月4日应江瑞公司三股东的请求，由于股东内部矛盾自行协调不了，镇政府出面就公司内部股权整合和公司财务核算事宜进行协调，目的是厘清江瑞公司股权结构和公司财务，督促江瑞公司确保完成2013年的生产、纳税任务，本次协调会不涉及江瑞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特此说明”。证明2013年4月4日瑞昌市夏畈镇人民政府组织召开的协调会仅就江瑞公司内部股权整合和公司财务核算事宜进行协调，目的是厘清江瑞公司股权结构和公司财务，督促江瑞公司确保完成2013年的生产、纳税任务，未涉及江瑞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郭玉保停工在该次协调会之前。原审判决认定“瑞昌市夏畈镇人民政府出面组织三方股东形成《关于江瑞公司股东协调会的会议纪要》等相关证据可以看出其停工的原因是江瑞公司股东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无事实根据。第二组证据郭玉保妻子张丽玉分别于2011年6月2日、2011年7月8日出具的借条2张（复印件），载明分别借到江瑞公司5万元、5.5万元（其中5.5万元的借款还约定借款期限一个月，逾期按400元／天支付滞纳金），证明除原审认定的预支金额外，郭玉保还在江瑞公司处借支了10.5万元，该款项应予返还。同时也证明郭玉保由于自身经济实力无法维持企业正常经营，无法支付企业员工工资及设备租金才导致停工。郭玉保对上述两组证据质证：对于第一组证据2014年10月10日瑞昌市夏畈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关于﹤江瑞公司股东协调会的会议纪要﹥的说明》真实性无法确定，由于该份《说明》系单位证人的证人证言，证人没有出庭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瑞昌市夏畈镇人民政府与江瑞公司存在利害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证据使用…”之规定，该份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证据使用；关联性有异议，从《说明》的内容来看，不能否认当时江瑞公司股东确实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且该份《说明》不能证明郭玉保停产在协调会之前。对于第二组证据郭玉保妻子张丽玉分别于2011年6月2日、2011年7月8日出具的借条2张，虽然提供的是复印件，但经核实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2张借条载明的出借本金10.5万元款项实际在双方2011年8月18日签订《开采承包补充合同》时已经进行过结算，包含在33万元借款中。当《开采承包补充合同》签订后，江瑞公司将构成33万元借款的6张凭证中4张借据返还给郭玉保，但该2张借条未予返还仍在江瑞公司处，现江瑞公司又将该2张借条作为新证据举证，有违诉讼诚信。本院认为，对于第一组证据2014年10月10日瑞昌市夏畈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关于﹤江瑞公司股东协调会的会议纪要﹥的说明》，因加盖了瑞昌市夏畈镇人民政府的公章，故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于其关联性应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评定。对于第二组证据郭玉保妻子张丽玉分别于2011年6月2日、2011年7月8日出具的借条2张，因郭玉保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本院对该2张借条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理由如下：首先，根据双方于2011年8月18日订立的《开采承包补充合同》中“其他”项下第2条“郭玉保从2011年3月1日至今已陆陆续续从江瑞公司支借33万元，扣除原协议执行过程中郭玉保余下的石料款为11.4万元，郭玉保欠江瑞公司21.6万元，考虑到郭玉保的实际情况，江瑞公司与郭玉保协商一致在本合同履行中，郭玉保所欠江瑞公司款项由江瑞公司直接从郭玉保工程款中扣除18万元”的约定，双方在订立《开采承包补充合同》时，已对从2011年3月1日始至2011年8月18日签订《开采承包补充合同》之日止的借支款项予以结算，并共同确认郭玉保在此期间借支合计33万元。现郭玉保提供的两张借条（合计本金10.5万元）的形成时间分别是2011年6月2日和2011年7月8日，即在2011年3月1日至2011年8月18日期间内，故从两张借条的形成时间来分析，其载明的本金10.5万元理应包含在33万元借支款项之中。其次，根据郭玉保原审提供的其在2011年3月至2011年5月期间借支22万元的凭证3张（分别于2011年3月4日借支16万元、2011年4月12日借支5万元、2011年5月17日借支1万元）以及2012年7月27日借支4000元的收条，加之二审中江瑞公司提交的合计本金10.5万元的2张借条，6张凭证载明的本金合计为32.9万元，与《开采承包补充合同》中“其他”项下第2条约定的“郭玉保从2011年3月1日至今已陆陆续续从江瑞公司支借33万元…”，金额基本吻合，因此在江瑞公司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认定该两笔借款10.5万元属于33万元借支款项中的一部分。
二审中，郭玉保提交2份新证据：第一份证据2011年7月27日张丽玉出具的《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江瑞矿业有限公司人民币肆仟元整”。证明江瑞公司二审举证的借款本金10.5万元属于33万元借支款项中的一部分。第二份证据江西柳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于2014年11月5日出具的《证明》一份，载明“兹证明张丽玉在我公司购买的两台挖掘机（型号为CLG920D、机号为AE022319和型号为CLG936D、机号为BE026163的液压挖掘机各一台）因严重拖欠融资租赁款，我公司于2013年6月15日拖回，此前挖掘机一直正常使用”。证明郭玉保融资租赁方式取得的两台挖掘机于2013年6月15日被拖回，此前挖掘机均在郭玉保处正常使用。江瑞公司质证：对第一份证据2011年7月27日张丽玉出具《收条》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份《收条》与郭玉保（或其妻子张丽玉以自己名义）曾经多次出具的借条从形式上来看并不一样，该份《收条》不能证明双方形成借贷关系，更不能证明江瑞公司二审举证的借款本金10.5万元属于33万元借支款项中的一部分。对第二份证据江西柳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于2014年11月5日出具的《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从《证明》中陈述“挖掘机一直正常使用”的内容来看，恰恰印证了江瑞公司从来没有对郭玉保矿产开采生产加以限制，说明停工的真正原因是在于郭玉保自身因经营不善出现资金运作问题。本院认为，对于第一份证据2011年7月27日张丽玉出具的《收条》，虽然与郭玉保（或其妻子张丽玉以自己名义）曾经出具的借条从形式上来看并不一样，但由于江瑞公司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并无异议，故对于该份《收条》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亦予以确认。根据郭玉保原审提供的其在2011年3月至2011年5月期间借支22万元的凭证3张（分别于2011年3月4日借支16万元、2011年4月12日借支5万元、2011年5月17日借支1万元）以及2012年7月27日借支4000元的收条，加之二审中江瑞公司提交的合计本金10.5万元的2张借条，6张凭证载明的本金合计为32.9万元，与《开采承包补充合同》中“其他”项下第2条约定的“郭玉保从2011年3月1日至今已陆陆续续从江瑞公司支借33万元…”，金额基本吻合，故在江瑞公司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认定该两笔借款10.5万元属于33万元借支款项中的一部分。对于第二份证据江西柳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于2014年11月5日出具的《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原审中郭玉保已提交了其妻子张丽玉与江西柳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签订的《设备买卖合同》、《融资租赁合同》、《租赁首付借款协议》、江西柳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的员工熊耀武于2013年6月15日出具的《证明》（附熊耀武工作证），与二审中郭玉保作为补强证据提交的江西柳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于2014年11月5日出具的《证明》形成完整证据链，足以证明郭玉保融资租赁方式取得的两台挖掘机因拖欠融资租赁款，被江西柳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于2013年6月15日被拖回，此前挖掘机均在郭玉保处正常使用。
二审审理过程中，江瑞公司于2014年10月11日向本院提交《调取证据申请书》一份，要求调取郭玉保之妻张丽玉与江西柳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签订的设备租赁合同、租赁费用支付明细以及调查查明江西柳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扣停租赁设备的时间和原因。证明目的：郭玉保停工的原因是其拖欠设备租赁费致使租赁设备被扣停，而非原审判决认定的江瑞公司股东矛盾所致。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一）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并须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材料；（二）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材料；（三）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但本案中江瑞公司的申请不符合前述法律规定的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情形，故对于该申请应予驳回。况且原审中郭玉保已提交了其妻子张丽玉与江西柳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签订的《设备买卖合同》、《融资租赁合同》、《租赁首付借款协议》、江西柳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的员工熊耀武于2013年6月15日出具的《证明》（附熊耀武工作证），与二审中郭玉保作为补强证据提交的江西柳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于2014年11月5日出具的《证明》形成完整证据链，足以证明郭玉保融资租赁方式取得的两台挖掘机因拖欠融资租赁款，被江西柳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于2013年6月15日被拖回，此前挖掘机均在郭玉保处正常使用。因此，相关事实已有充分证据证明，且与江瑞公司申请调查取证的证明目的不符，故无需法院另行调查取证。
对原审法院查明、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其他事实，本院二审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江瑞公司与郭玉保之间签订的《承包协议书》和《开采承包补充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开采承包补充合同》是在《承包协议书》的基础上进行完善及补充。双方当事人对《承包协议书》前期的履行均无异议，且双方在《开采承包补充合同》中对《承包协议书》的履行情况进行了说明，在“其他”部分中明确载明“郭玉保从2011年3月1日至今已陆续从江瑞公司借支33万元，扣除原协议执行过程中郭玉保余下的石料款为11.4万元，郭玉保欠江瑞公司21.6万元，考虑到郭玉保的实际情况，江瑞公司与郭玉保协商一致，郭玉保所欠江瑞公司18万元款项在《开采承包补充合同》的履行中予以扣除”。鉴于双方当事人在原审庭审中均表示同意解除双方之间的《承包协议书》和《开采承包补充合同》，且双方已无继续履行合同之可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之规定，原审判决解除郭玉保与江瑞公司签订的《承包协议书》和《开采承包补充合同》，于法有据，应予维持。
关于郭玉保承包期间年产量是否符合《开采承包补充合同》约定的问题。根据郭玉保与江瑞公司订立的《开采承包补充合同》中“质量、产量保证方法”项下第9条“石粉（5㎜以下）不计入产量，归江瑞公司所有”，“结算付款方式”项下第2条“产量结算以江瑞公司出矿过磅的成品为准”以及第4条“由于场地小及某种规格石料销售、船期、码头等因素，需要移堆的、以及石粉、废料等需要装车、移堆的价格每吨一元”之约定，可分析出《开采承包补充合同》中关于“产量”的结算双方达成共同的意思表示，以成品为准，并且排除将石粉（5㎜以下）、废料计入产量，而石粉、废料按每吨一元结算是因为需要装车、移堆，该一元价格应属运费之范畴。同时，从双方提供的结算单据也可以反映出实际履行过程中产量亦是以成品为准。一、二审已查明郭玉保2012年度成品石料的产量为711379.5吨，考虑到江瑞公司的原总经理王郑分别于2012年3月20日、4月12日、4月26日出具的《2012年4月前份影响产量说明》三份中认可的非郭玉保之原因（主要是天气原因、停止使用火工产品、电力、柴油供应不足）导致的减产10万吨，仍未达到郭玉保承诺的年产量100万吨的目标。根据《开采承包补充合同》中“结算付款方式”项下第3条“如果年产量达不到双方约定的产量，则结算时按已经实现的产量每吨扣除0.5元”之约定，原审判决对江瑞公司提出的按已实现产量711379.5吨每吨扣除0.5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符合合同约定，故应扣减江瑞公司应付郭玉保石料款项355689.75元（0.5元／吨×711379.5吨=355689.75元）。虽然《开采承包补充合同》中“双方合同履行的保障制度、评估制度”项下第4条约定“郭玉保如无故停产或达不到江瑞公司的质量标准及产量指标，则按实际发生数进行赔偿，直到解除合同”，但在履行过程中江瑞公司并未提出解除合同，并在原审诉讼中以反诉方式实际选择了由郭玉保按实际发生数进行赔偿，故原审法院认定郭玉保生产石料的产量未达到承诺产量的行为应属一般违约行为，不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并无不当。
关于《开采承包补充合同》未能履行，责任在谁，应如何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江瑞公司上诉提出郭玉保并未足额交纳合同约定的100万元保证金，实际只交纳了58.8万元，属违约行为，依据《开采承包补充合同》中“双方合同履行的保障制度、评估制度”项下第1条“…如果保证金不到位，江瑞公司有权终止本合同”以及第6条“在承包过程中，郭玉保在本合同范围内如果有任何一项违规违约或者不服从管理，江瑞公司有权终止合同”之约定，江瑞公司可行使合同解除权。从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来看，郭玉保分别于2011年8月22日交纳18.8万元；于2011年9月13日交纳30万元；于2011年9月19日交纳10万元；于2011年10月11日交纳41.2万元，总计100万保证金。其中58.8万元保证金是郭玉保自有或自筹资金，而41.2万元系向江瑞公司的借贷资金，该笔资金的借贷关系在双方于2012年4月12日订立的《补充协议》第一条“安全生产保证金：按江瑞公司、郭玉保双方于2011年8月18日签订的合同约定，郭玉保必须于合同签订时，向江瑞公司交纳安全生产保证金人民币100万元整。郭玉保已交纳58.8万元，剩余41.2万元由江瑞公司垫付，按合同签订之日起计算利息”中已予以明确。且该笔41.2万元借款已作为借支款项计入已向郭玉保支付的石料款7571706.5元中，故原审法院认定郭玉保已按合同约定履行了交纳100万元保证金义务，符合客观事实，江瑞公司提出的郭玉保只交纳58.8万元保证金构成根本违约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根据《开采承包补充合同》中“双方合同履行的保障制度、评估制度”项下第1条的约定“…该保证金在合同期满一个星期内凭江瑞公司出具的财务收据退回给郭玉保，不计算任何利息”，江瑞公司依据合同收取的100万元保证金应自解除合同之日起七日内退还给郭玉保。江瑞公司上诉提出郭玉保自身资金不足，于2013年2月起已无力继续租赁包括挖掘机等开采必备的大型机械设备，导致矿场实际处于停工状态才是合同解除的根本原因。本院对该上诉主张不予支持，理由如下：其一、江瑞公司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郭玉保因自身缺乏运作资金，无法按期支付大型开采设备的租金，导致出租设备的厂商纷纷对开采设备采取锁定、拖回等措施使得矿场在2013年2月时处于停工状态的事实；其二、从郭玉保一审提供的江西柳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的员工熊耀武于2013年6月15日出具的《证明》载明的内容：“现因张丽玉老板欠柳工挖掘机款，不能按时还，因此柳工公司拖回挖掘机两台，特此证明，熊耀武，2013年6月15日”以及2014年11月5日江西柳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载明的内容“兹证明张丽玉在我公司购买的两台挖掘机（型号为CLG920D、机号为AE022319和型号为CLG936D、机号为BE026163的液压挖掘机各一台）因严重拖欠融资租赁款，我公司于2013年6月15日拖回，此前挖掘机一直正常使用”分析可知，相关设备被收回的时间实际为2013年6月15日（郭玉保已全面停止生产之后），而非江瑞公司上诉主张的2013年2月；其三、江瑞公司在上诉状中主张该公司在郭玉保已经无力继续开采作业、承包矿场，合同目的已经无法实现的情况之下，于2013年3月向郭玉保致函要求其在三日内恢复生产否则将解除合同并保留追究其违约责任的权利，但江瑞公司并未举证证明曾致函郭玉保的事实。另外，郭玉保主张停工的原因是由于江瑞公司股东内部矛盾、争夺矿山控制权所致，江瑞公司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构成根本性违约。对此，本院认为，根据《开采承包补充合同》中“承包工程范围及要求”项下第4条“…何时开工，何时停工，要按照江瑞公司书面通知进行，不得擅自生产也不准无故停工”之约定，郭玉保应按照江瑞公司的书面通知方可停工，不准无故停工。从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来看，郭玉保并未提供江瑞公司直接向其下达的书面停工通知。仅凭2013年2月22日由江瑞公司的时任法定代表人黄国浩签发，向公司财务部发出并抄送给郭玉保的一份《通知》载明的内容来看，也没有明确让郭玉保停止开采生产。《通知》内容如下：“一、公司的任何经营活动必须由股东会正式书面聘用的总经理签字才能生效。二、近期准备召开股东会，商讨2013年度企业的目标。在总经理没有聘任前，公司的任何经营活动必须由本人签字才能生效。三、公司2012年度的财务状况同报表请在一星期内整理妥当，以书面形式向三位股东汇报。请公司财务部严格执行”，从文意表述分析，该份《通知》主要是针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管理混乱，三位股东的合法权益面临损害的情况，向财务部发出的，要求公司管理层及时向三位股东及法定代表人汇报企业财务状况及经营管理情况，重申总经理对经营活动签字负责的企业管理制度，但《通知》并未涉及郭玉保所承包的矿山开采生产的事宜，更没有明确让郭玉保停止开采生产的意思表示。依前已述，根据2013年10月10日瑞昌市夏畈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关于﹤江瑞公司股东协调会的会议纪要﹥的说明》内容可知，2013年4月4日瑞昌市夏畈镇人民政府应江瑞公司三股东的请求，组织召开协调会并形成《关于江瑞公司股东协调会的会议纪要》，该《会议纪要》仅就江瑞公司内部股权整合和公司财务核算事宜进行协调，目的是厘清江瑞公司股权结构和公司财务，督促江瑞公司确保完成2013年的生产、纳税任务，未涉及江瑞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亦未要求郭玉保停止开采生产。故原审判决认定郭玉保停工的原因是江瑞公司股东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江瑞公司构成根本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纠正。虽然郭玉保提出其曾于2013年4月7日通过谢庆华向江瑞公司转账支付13000元用于购买炸药，要求恢复生产，后遭江瑞公司退款回绝，但是郭玉保仅提供了13000元转账凭证，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款项系要求江瑞公司代为购买炸药用于恢复生产。综上，尽管在《开采承包补充合同》履行过程中，江瑞公司在股权结构、财务核算、经营管理等方面存在一定问题，但郭玉保在未收到明确的书面停工通知书的情况下，停止开采生产，不乏其自身原因，亦应对《开采承包补充合同》未能履行承担相应的责任。《开采承包补充合同》是在《承包协议书》的基础的完善及补充，并非双方之间新的合同关系，根据《承包协议书》的约定，《开采承包补充合同》的承包期限应为自2011年8月18日起至2015年5月31日止的近四年时间，故原审认定《开采承包补充合同》中“双方合同履行的保障制度、评估制度”项下第7条、第8条中有关第一、二、三、四年的约定应自2011年8月起算，2013年度应理解为第二年正确。根据《开采承包补充合同》“双方合同履行的保障制度、评估制度”项下第8条的约定：“如在承包期内，江瑞公司如无故终止合同则在第一、二年内需赔偿郭玉保人民币二百万元整，在第三、四年内需赔偿郭玉保人民币一百万元整”，在承包期内如江瑞公司无故终止合同即在郭玉保无过错或过失的情况下如江瑞公司单方终止合同，第二年（2013年）应承担赔偿200万元损失的违约责任。但本案的事实情况是郭玉保不仅存在生产石料产量未达到承诺年产量的一般违约行为，而且在未收到明确的书面停工通知书的情况下，停止开采生产，对于《开采承包补充合同》未能履行亦应承担相应的责任，故原审判决江瑞公司承担赔偿200万元损失的违约责任，与双方在《开采承包补充合同》中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不符，应予纠正。鉴于双方均存在违约行为，对造成本案合同解除均有过错，同时考虑合同约定第二年履行期已履行九个月只差三个月尚未履行的情形，本院酌定江瑞公司应承担违约金125万元。
关于江瑞公司上诉主张一审未认定的多预支的石料款10.5万元应否支持的问题。如前所述，根据现有的证据，该10.5万元款项已包含在郭玉保的33万元借支款项中。江瑞公司上','2018-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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