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舟定民初字第1117号
原告包国飞。
原告包国华。
两原告委托代理人孙剑刚。
原告包国来。
被告史和芳。
委托代理人庄德章。
委托代理人孙幼珍。
原告包国飞、包国华与被告史和芳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于2013年10月28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当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傅映平独任审判。被告史和芳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经审查后，于2013年11月5日依法裁定驳回被告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被告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上诉。本案于2013年11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包国飞及两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孙剑刚和被告史和芳及其委托代理人庄德章到庭参加了诉讼。庭审后，发现死者张杏芝尚有儿子包国来未参加诉讼，经本院电话征求包国来意见，包国来表示既不书面放弃权利，又不愿意参加诉讼。为此，本院依法追加包国来为本案共同原告，并经EMS送达追加原告通知书、开庭传票及相关法律文书，因其拒收，又在本院短信平台依法以短信送达方式进行送达。鉴于简易程序审理期限已届满，故依法变更为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2月17日进行第二次开庭审理。原告包国飞、包国华的委托代理人孙剑刚和被告史和芳及其委托代理人庄德章、孙幼珍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告包国来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包国飞、包国华诉称，2011年10月24日早上，两原告的母亲张杏芝在定海昌洲大道与双拥路交叉路口，遭遇被告史和芳的雇工张奇洋驾驶的浙L×××××号中型厢式货车的撞击，致使原告母亲张杏芝死亡。2011年10月28日，两原告与被告史和芳在定海区城东街道小洋岙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下，自愿达成人民调解协议，被告史和芳自愿赔偿原告各项损失32万元，2011年10月31日之前按分期方式支付19.8万元、同年11月25日前支付剩余赔偿款12.2万元。协议签订后，被告按约支付了19.8万元，尚余12.2万元拒绝支付。原告认为，双方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合法有效，被告应全面履行合同义务。为此，请求：1、判决确认2011年10月28日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有效；2、判决被告支付剩余的赔偿款12.2万元，并从2011年11月2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逾期利息。庭审中，被告明确诉讼请求为第2项，即判决被告支付剩余的赔偿款12.2万元，并从2011年11月2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逾期利息。
被告辩称，原告赖以起诉的2011年10月28日由定海区城东街道小洋岙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制作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是违法的、无效的。理由是：1、早在2006年以前，定海区已经实施了社区化的基层自治组织制度改革，所有村民委员会均变更为社区居民委员会，小洋岙村的组织机制早已不再存在，而由城东街道洋岙社区居民委员会行使基层群众自治权。因此，2011年10月小洋岙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主体是否适格存在问题；2、本次机动车交通事故已由定海交警大队立案受理，在死者刚刚去世、其亲属情绪激动、交警部门事故责任尚未认定、且被告明确拒绝调解情况下，基层组织根本无权强行介入调解；3、2011年10月28日早上，被告作为车主在接到交警大队“张杏芝已死亡”的通知后，从道义出发，主动上门致哀及慰问家属，并非去处理赔偿事宜。但一到定海即被身份不明的死者几十个亲友（包括原告）裹胁到一个叫墩山宾馆的地方进行谩骂、殴打、威胁，自上午8时多至晚上21时多，非法限制被告人身自由长达十几个小时。期间，被告妻子孙幼珍不知多少次向镇海区和舟山市的公安“110”报警求助。这份协议是被告在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原告及调解人员共同逼迫下为求脱身被迫无奈签字的，并非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及调解委的行为违反了《民法通则》、《合同法》规定的民事行为和订立合同的有效条件，符合《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的无效条件；4、从《人民调解协议》的内容看是极不公平、极不规范的，完全是一边倒。即使是被告负全责，赔偿金额也不到20万元，原告要求赔偿32万元无依据。相反，定海交警大队于2011年11月24日所作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是合法有效的，被告根据该调解书已经履行了赔偿款的给付义务。为此，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两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原告包国飞、包国华和追加原告包国来均系死者张杏芝的儿子。2011年10月24日早上，被告雇工张奇洋驾驶被告所有的浙L×××××号中型厢式货车沿定海区昌洲大道由西往东行驶，在途经昌洲大道与双拥路交叉路口时，与行人张杏芝发生碰撞，造成张杏芝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交警部门认定张奇洋驾驶超载的、机件不符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行为，和张杏芝安全意识不强，行经交叉路口未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且在车辆临近时突然加速行走的行为，在本起交通事故中所起的综合作用基本相当，应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2011年10月28日，舟山市定海区城东街道小洋岙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召集追加原告包国来和原告包国飞与被告史和芳就事故赔偿事宜进行调解，并达成如下调解协议：“一、史和芳自愿一次性赔偿包国来丧葬费、精神抚慰金等共计人民币叁拾贰万整（320000元），包括事故当天送医院所产生的一切费用；二、付款方式：1、死者家属已领取柒万叁仟元，在定海交警队余留的贰万伍仟元包国来可随时领取。2、史和芳于2011年10月31日下午5时前交付给定海交警大队壹拾万元，包国来可到交警大队领取。3、史和芳于2011年11月25日前把余款壹拾贰万贰仟元（122000元）交到定海交警大队，包国来可以到定海交警大队领取；三、包国来应于2011年11月10日前无条件将该起交通事故处理所需的有关资料交到定海交警大队”。2011年11月24日，由定海交警大队出具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当事人表述为被告事故驾驶员张奇洋和死者张杏芝，实际到场签名的当事人为原告包国飞和车辆单位史磊（史和芳儿子）。该赔偿协议约定由被告方赔偿张杏芝抢救医疗费12908.21元、住院伙食费150元、护理费839.70元、死亡赔偿金164154元、丧葬费15325元、误工费（包括交通费）5000元、衣物损失费1000元、精神抚慰金5000元。以上1-2项计13058.21元，由车辆单位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10000元，余额3058.21元，由车辆单位承担60%计1834.93元，由张杏芝亲属承担1223.28元；其中3-8项计236318.70元，由车辆单位在交强险限额内承担111000元，余额125318.70元，由车辆单位承担75191.22元，由张杏芝亲属承担40%计50127.48元。上述费用由车辆单位合计承担198026.15元，由张杏芝亲属承担51350.76元。赔偿履行方式及日期双方自行约定，此事故就此处理结案，以后双方无涉。同年11月27日，定海交警大队出具的《关于“20111024”交通事故赔偿情况的说明》载明：“……事故发生后，浙L×××××号中型厢式货车车主史和芳及死者家属方于2011年10月28日在定海区城东街道小洋岙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下达成赔偿协议，由史和芳自愿一次性赔偿死者家属人民币叁拾贰万元整。因浙L×××××号中型厢式货车在保险公司有保险，车方为向保险公司理赔，要求交警出具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定海交警大队于2011年11月24日召集事故双方，在国家规定的赔偿范围内进行了善后赔偿调解并达成协议。定海交警大队在调解过程中首先说明了双方关于定海区城东街道小洋岙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协议有效，且交警出具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是为了车方向保险公司理赔所用”。就该节事实，原告申请出庭的证人即原调解该起事故的交警唐忠清（现已退休）陈述：“该调解协议是根据驾驶员一方的要求和意愿进行调解的，目的是驾驶员一方为了向保险公司理赔需要，因为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书驾驶员一方是无法进行理赔的，调解前交警大队教导员已向双方进行了说明”。本案审理期间，被告向本院提出调查取证申请书，要求本院向舟山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调取2011年10月28日下午13时至22时，其妻子孙幼珍报警电话内容，要求查明当日史和芳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其家属持续向当地公安部门求救的事实。本院在开庭前向舟山市公安局指挥中心调取了2011年10月28日“110案件信息”，查明：报警时间2011年10月28日16时56分34秒，管辖单位新城公安分局，接警时间2011年10月28日16时52分04秒，报警电话0574866××××6，报警人为女性，报警人称：“二、三天前在临城三江超市发生交通事故，一人死亡，其老公史和芳（宁波人，135××××9026）今天来临城看望死者家属，下午其接到老公电话，说其被对方软禁”。新城分局反馈：“人在定海畚金宾馆”。现被告根据人民调解协议已支付19.8万元，尚有12.2万元未支付。第二次庭审时，被告申请证人郑绍田（与被告史和芳系两连襟关系）出庭作证，其陈述：2011年10月28日下午，受孙幼珍委托开车来舟山找史和芳，晚上7时左右到宾馆，发现外面有很多人，大厅里有二、三十人，在大厅里未见到史和芳，后来在小房间里才见到，只见他脸上、手上、衣服上都是血，脸色苍白，“我听他们说，你如果不签字就不给你回去，我们一直等到晚上十点多钟，史和芳签字好才从小房间出来，然后，死者家属他们一伙人叫我们付茶水费，大概付了700多元”。
上述事实，由原告提供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调解协议、定海交警大队情况说明、证人唐忠清证言；被告提供的交通事故赔偿调解书；本院依照被告申请调取的“110案件信息”和被告申请出庭的证人郑绍田的证言，以及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2011年10月28日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问题，亦即小洋岙村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主体是否适格，该人民调解协议书是否是在被告史和芳遭受原告亲属或调解组织胁迫情形下所达成的，交警部门《交通事故赔偿调解书》的效力如何界定，赔偿数额32万元是否在合理范围之内。首先，关于小洋岙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主体是否合法问题。定海区虽早已全面实施了社区化的基层自治组织制度，但目前社区内尚保留着原来村级组织，只是若干村合并成社区后实行村与社区合署办公的制度，故原告所在村即小洋岙村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主体是适格的，如双方愿意接受该调解组织进行调解亦是合法的；其次是关于调解过程中是否存在胁迫事实问题。被告对该答辩主张仅申请本院调取了舟山市公安局“110案件信息”，但该信息仅能证明被告妻子向“110”报过案，报案的内容是被告被人软禁，而舟山市公安局新城分局反馈人在定海畚金宾馆，与原、被告在庭审中陈述调解是在畚金宾馆进行的相吻合，且被告承认调解现场除其本人外尚有其兄弟等共5人参加，并非其孤身一人。何况，双方陈述调解现场除调解组织外，还有城东街道的领导、街道司法所人员及交警在现场共同参与，虽不排除调解过程中死者家属情绪激动的情形，但胁迫的事实是不成立的。被告虽在第二次庭审中申请证人郑绍田出庭作证，因证人与被告史和芳系两连襟关系，且其“听他们说，你如果不签字就不给你回去”属传来证据，故证明效力较低，其为死者亲属支付茶水费的陈述不能作为胁迫成立的证据。被告在交警、街道领导和调解组织在场调解的情形下，再由其妻子在宁波老家打报警电话谎称被软禁，显然是不当的；再次是《交通事故赔偿调解书》的效力如何界定。定海交警大队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该赔偿调解书是根据被告的要求制作，用于其向宁波当地保险公司理赔，原因是人民调解协议不能作为保险理赔依据，且在该赔偿调解书制作前，交警部门相关人员向双方释明了小洋岙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协议有效，交警出具交通事故赔偿调解书是为了车方向保险公司理赔所用，该说明与原告出庭作证的证人唐忠清的陈述相印证。因此，交警制作的《交通事故赔偿调解书》不能否定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效力；再其次是赔偿数额32万元是否在合理范围之内问题。根据定海交警大队制作的《交通事故赔偿调解书》，按法定的赔偿标准计算，原告方界定的赔偿总额为近25万元，虽死者在该起事故中有一定过错，交警认定为同等责任，但按现行交通安全法的赔偿理念，机动车与行人相撞，行人即使有过错，在机动车也存在过错的情形下也只是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主要赔偿责任还是由机动车一方承担。本案中，虽赔偿数额高于法定赔偿数额约7万元，但鉴于该起事故造成三原告母亲死亡的严重后果，给予超过法定赔偿标准外的适当补偿也属正当，上述数额尚处于合理的范畴。鉴于被告未按该调解协议约定的时间支付剩余赔偿款，现原告请求自应支付该款项的2011年11月26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理由正当。因此，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对被告的上述辩称理由因与事实和法律不符而均不予采信。该人民调解协议虽原告包国华未签名，但其在诉状中已经予以承认，故该调解协议的效力及于三原告。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各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第58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史和芳支付原告包国飞、包国华、包国来赔偿款32万元，扣除已支付的19.8万元，尚应支付两原告12.2万元，并从2011年11月2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支付该12.2万元的逾期利息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该款项限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2740元，由被告史和芳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傅映平
审 判 员 蒋安财
人民陪审员 杨振威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王莹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