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5）粤高法刑二终字第138号
原公诉机关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路凯，男，汉族，初中文化，个体经营，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于2013年11月24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27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广东省深圳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李双慧，广东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吴思若，广东德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于海波，男，汉族，本科文化，个体经营，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于2013年9月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广东省深圳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祝恬，广东德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程某甲，男，汉族，初中文化，务工，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于2013年9月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广东省深圳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朱智锟，广东德比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于某甲，女，汉族，初中文化，个体经营，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于2013年9月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5日被逮捕，2014年12月18日被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程某乙，女，汉族，高中文化，个体经营，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因涉嫌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于2013年9月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5日被逮捕，2014年12月18日被取保候审。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路凯、于海波、于某甲、程某乙、程某甲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一案，于2014年12月10日作出（2014）深中法刑二初字第311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路凯、于海波、程某甲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和原审被告人，听取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自2012年始，被告人路凯、于某甲、于海波、程某乙为牟取非法利益结伙共同走私，被告人程某甲于2013年3月接受于海波的雇请参与共同走私。五人以在香港直接购买苹果电子产品委托水某偷运入境和在深圳收购旧苹果手机偷运至香港以旧换新后委托水某偷运入境两种方式实施走私行为。2012年3月至2013年9月间，被告人路凯、于海波、于某甲、程某乙走私苹果电子产品偷逃应缴税额共计人民币53911383.67元；被告人程某甲偷逃应缴税额共计人民币10927101.85元。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有物证、书证、证人证言、鉴定意见、电子数据、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等证据证实。
原审判决认为，被告人路凯、于海波、于某甲、程某乙、程某甲的行为均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被告人于某甲、程某乙、程某甲系从犯，依法应当减轻处罚。被告人于某甲、程某乙主动预交罚金，具有悔罪表现，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于某甲、程某乙犯罪情节较轻，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的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对其适用缓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二十七条、第七十二条第一、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如下刑事判决：
一、被告人路凯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696万元。
二、被告人于海波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696万元。
三、被告人于某甲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
四、被告人程某乙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
五、被告人程某甲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
六、查缴的走私物品，依法没收，上缴国库。
七、扣押在案的路凯、于海波、于某甲、程某甲的银行赃款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八、扣押在案的手机、电脑等作案工具予以没收，由侦查机关依法处理。
上诉人路凯的上诉理由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1、原判只有550台ipadmini的证据链是闭合的，其他走私数额的证据属于类推证据，证明力较弱，这种认定犯罪事实的方式实际上是对上诉人有罪类推，导致量刑过重；2、原判没有将应税和已完税的产品区分，从而放大了涉税金额，“置换的电子产品”不应当计税；3、原判以海关总署缉私局“2014年6月30日对文锦渡海关内部请示文件的批复”作为指控“发生于2013年9月8日前的依苹果公司售后产品服务政策返修的产品没有重复纳税的行为”是走私犯罪不具有合法性；4、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考虑上诉人主观恶性不大，且是初犯，悔罪态度好，对上诉人减轻处罚。
上诉人于海波的上诉理由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1、上诉人不是走私犯意的提起者，不是走私货物的货主，从未参与走私货物的组织、采购及指派、雇佣“水某”和实施偷运入境等活动，在走私过程中处于从属地位，是从犯，应当减轻处罚；2、即便认定上诉人为主犯，在量刑上应当与路凯有所区别；3、原判只有550台ipadmini的证据链是闭合的，其他走私数额的证据属于类推证据，证明力较弱，这种认定犯罪事实的方式实际上是对上诉人进行有罪类推，导致量刑过重；4、上诉人是初犯，能深刻悔罪，愿意缴纳罚金，请求从轻处罚。
上诉人程某甲的上诉理由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1、上诉人没有参与走私新手机，且只是受雇于于海波收购旧手机，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2、上诉人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主观恶性不大，能积极悔罪，且愿意主动缴纳罚金，请求宣告缓刑。
经审理查明，2012年开始，上诉人路凯、于海波、原审被告人于某甲、程某乙采取在香港购买苹果电子产品后委托“水某”偷运入境、以及在深圳收购旧苹果电子产品偷运至香港以旧换新后再委托“水某”偷运入境，上诉人程某甲于2013年3月接受于海波的雇请加入。其中，于海波、程某乙在深圳市场了解苹果电子产品的价格后告知路凯；路凯与于海波商议后即在香港予以采购，后委托“阿某甲”、“阿某乙”、“新托工”、施某甲（另案处理）等“水某”将苹果电子产品偷运入境，再由于海波、程某乙在深圳远望数码商城的商铺销售；于某甲负责租赁深圳远望数码商城的商铺、管理团伙账目、及在香港置换苹果电子产品并交由施某甲等人偷运入境等；程某甲负责在深圳市场收购旧苹果电子产品，与施某甲等“水某”交接新、旧苹果电子产品，并销售偷运入境的苹果电子产品。经计核，2012年3月至2013年9月间，上诉人路凯、于海波、原审被告人于某甲、程某乙共计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53911383.67元；2013年3月至2013年9月间，上诉人程某甲共计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10927101.85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一）物证、书证
1．侦查机关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抓获经过、查获经过等，证明立案及各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的归案情况等。
2．常住人口信息表等，证明各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的基本身份信息。
3．侦查机关出具的搜查证、搜查笔录、扣押清单，证明对上诉人路凯、于海波等人的住处和飞扬时代大厦、深圳远望数码商城的柜台等进行了搜查，扣押手机、平板电脑等物品和单据一批。其中，于2013年9月8日在于海波、程某乙住处扣押白色、黑色苹果ipadmini共计550部。
4．深圳远望数码商城提供的商铺租赁合同、于某甲身份证复印件，证明于某甲于2012年10月23日开始租用远望数码商城A2-179档口，租期为2012年11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
5．从于某甲住所查获的英文售后回单复印件及翻译件，该单据系2013年7月1日至2013年7月11日购买苹果手机的售后保修单。由于手机存在传感器不工作、视频无声音等问题，已更换新机。于某甲辨认上述单据并签名。
6．从于某甲住所查获的记账本复印件，该记账本记录了路凯于6月15日收到货品iphone4G、4S、5G，ipad2wifi、3G，ipad4wifi、4G，ipadminiwifi、4G黑色共计10，272件、白色共计10，807件，国信电讯公司在6月14日支付交易金额为3，850，000.00元的情况；“年后至5月31日”购买苹果手机的型号数量、港币折合人民币的换算情况；手机销售情况等。此外，记账本还注有“2.16-6.16的香港费用4万元人民币已给会计”、“海燕自带回”、“付吴小姐43台新机，18台于／25台路”、“付拖工100台白I5”等文字。于某甲辨认上述单据并签名。
7．从于某甲住所和某冲住所查获的送货单复印件，其中在于某甲住所查获的送货单，记载了销售苹果手机的型号、数量、价格、送货地址、付款情况，并经于某甲签名确认。在于冲住所查获的送货单，记载了2013年7月底至8月间，销售苹果手机的型号、数量、价格、送货地址、付款情况，“欠路凯到货”的具体手机型号、数量和包括“阿某甲、阿某丙拖工拖费”在内的该类手机价格的情况，及欠阿某甲、阿某丁、伍某、阿某戊、阿某丙等“拖工拖费”的情况，于某乙经辨认，确认是于海波交给其制作电子账册的资料；于海波辨认该送货单是其本人记录。
8．于某甲、于某乙、蔡某乙、程某乙、于海波及路凯手机提取的信息及图片信息，证明了于海波、路凯、于某甲、程某乙四人共同合作走私苹果电子产品的过程。
9．施某甲、欧某乙手机中提取的短信记录及情况说明，经施某甲辨认，确认为其本人所发短信记录，并确认短信记录中的数字是于海波、程某甲让其送至香港以旧换新后的全新苹果手机偷运入境后交给程某甲的数量，其中第一个数字是iphone4s手机数量、第二个数字是iphone5手机数量。
10．电子邮件界面复印件及情况说明，证明侦查人员在于冲的电脑中查获于某乙按照路凯、于海波等人的要求记录的电子账，并经司法统计。该电子账在于冲发送给于某甲、于海波和路凯的电子邮件中分别显示为表格文件“于某丙-2013档口核算联结系统”和“于某丙-2012档口核算联结系统”。上述表格文件中交易客户为“路凯”、交易内容为“转入手机”和“购入手机”条目中的“转入”数量即为在香港购买并走私入境的苹果手机及其他苹果电子产品的数量。
11．侦查机关向腾讯公司调取邮箱注册信息、登录记录及邮箱内容，证明于某甲与于某乙于2012年8月至2013年7月的邮件往来中，于某甲要求于某乙将账目核算发送给路凯邮箱，询问于某乙某月的花销明细以及核对其与于海波记录是否一致、账目中转入资金、拖费、库存、利润是否正确等内容。于某乙将电子账目同时发送给于海波、路凯、于某甲三人，其中于某乙还发送了“程某甲2012档口核算联结系统”、“程某甲2013档口核算联结系统”给于海波、路凯、于某甲三人；于某乙在2012年11月8日发送给于海波、路凯、于某甲三人核对的账目中有核对“路凯香港支付托费及用款”一项，该项列为费用一栏，与收入、成某等并列，最后核算出2012年9月30日至11月3日累积利润为52万。
12．电子账册（公司日记账2013.02.1－2013.07.18），记载有交易客户、交易内容、商品名称（4S16G、5代16G等）、销售客户（路凯、于某丙、阿某甲、阿某己、拖工吴、拖工郑、2269档、飞扬等）等内容。上诉人于海波经辨认，确认“日记账（2013年2月1日-7月18日）是于某乙作的账，通过邮件发给我看过”；原审被告人于某甲亦经辨认并签名确认；于某乙经辨认，确认是根据于海波提供的单据，使用其台式电脑所做的2013年2月1日至2013年7月18日期间，路凯等人购入和销售手机等货物情况的电子账打印件。其中“交易客户”为“路凯”、交易内容为“转入手机”和“购入手机”中记录的数量为路凯等人购买并交给深圳于海波的手机数量和平板电脑数量；上述电子账文档是其电脑中2013年7月21日所发名为“于某丙-2013档口核算联结系统7.18”，邮件中附件名为“于某丙－2013档口核算联络系统”的文件。
13．电子账册（公司日记账2012.02.17-2013.01.30），记载有单号、交易客户（路凯、于某丙、小罗、小伟、2299档等）、交易内容及商品名称（旧4代8G、4S16G等）数量、单价、金额等内容。经于某乙辨认，确认是其根据于海波提供的单据，使用其台式电脑所做的2012年2月17日至2013年1月30日期间，路凯等人购入和销售手机等货物情况的电子账打印件。其中“交易客户”为“路凯”、交易内容为“转入手机”和“购入手机”行内记录的数量为路凯等人购买并交给深圳于海波的手机数量和平板电脑数量。上述电子账文档是其电脑中2013年1月31日所发名为“于某丙-2012档口核算联结系统1.29”，邮件中附件名为“于某丙－2012档口核算联结系统”的文件。
14．侦查机关调取并冻结于海波、于某甲、宋淑兰、路振凯、欧某乙、程某甲等人的银行账户资料。银行账户资料与各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等手机记录提及的转账情况印证。
15．深圳市司法会计鉴定中心对侦查机关提供的2012.2-2013.7公司日记账电子文档及于某乙未做账的2013.7.19-8.16送货单进行了统计，其中，电子账反映，路凯“购入手机”或“转入手机”（明细反映并不完全为手机包括其他电子产品）的数量为76936（无计量单位），金额为287907494（无货币单位）。送货单反映，“欠路凯到货”的阿某甲和阿某丙货物数量合计9995台，货物总价26298582元，拖工拖费总价为544175元，货物总价与拖工拖费总价合计金额26842757元。
16．香港国信电讯有限公司注册资料证明，该公司于2012年5月28日在香港设立，系私人公司，股东于某甲，股本总值港币10000元。2013年5月28日公司股东变更为路凯。
（二）证人证言
1．证人施某甲（肥仔、胖子，水某）的证言，2012年7月开始和我姑妈施某乙（即吴小姐）共同走私手机，货主为于海波、于某丁、路某夫妇等人。于海波这边将旧手机交给我再从我手上接收走私入境的新手机，与我互发短信对数的是于海波的手下程某甲。手机号码135××××3277是程某甲的，151××××7777是于海波的，134××××2777是于某甲的，135××××6666是路凯的。我的账户用于收取“水某”带工费。2013年8月15日20时45分，我发信息给程某甲问他晚上有多少手机发去香港，因为于海波夫妇和程某甲收购并通过我发去香港的旧手机都是由程某甲交给我的，更换回来的新手机也是由我交给程某甲。从我家台式电脑里提取的图片是施某乙记录的记账单。黄某甲的记账单记录的是我姑妈雇请黄某甲组织“水某”带进来的新手机的型号、数量、托工费和报价，数量右上角的数字是保价。记录“海洋”、“路凯”、“波”的记账单是与于某丁、路凯、于海波对账用，记录的是发往香港的旧机和走私入境的新机的型号、数量和拖工费，没有专门标注型号的手机都是指iphone4s。我从黄某甲那里接到走私入境的手机，送到华强北振华路路边交给于海波、于某丁、于某甲、路某等。
证人施某甲经辨认其与上诉人程某甲等人的手机短信清单，确认上述短信中的数字是“以旧换新”后，其交给程某甲的新手机数量；并指认了于海波、于某甲、程某甲。
2．证人蔡某乙的证言，证明其受雇于于海波，于海波是老板，程某乙是老板娘，平时向程某甲报告工作，程某甲主要负责收旧手机交给施某甲到香港置换回新手机。程某甲于2013年3月前已为于海波工作。于海波一般拿回来的都是裸机，交其擦的手机都是全新的，新机和置换回来的机都要擦。于海波安排其一是擦手机，二是网上预约换手机，还有就是在于海波楼下或远望数码商城的档口把收购的旧苹果手机交给“胖哥”（即施某甲）拿去香港换新机（都是裸机，没有包装和配件），其再和“胖哥”交接换回的新机，并拿回于海波家或仓库。
证人蔡某乙指认了于海波、程某乙、程某甲、施某甲。
3．证人于某乙的证言，我于2010年开始给于海波、于某甲他们做账，开始是给于某甲做账，都是一些以旧换新手机的账。一段时间后因为经常数据对不上，于某甲就不找我做了。2012年4、5月，于某甲又找我帮她做账。第一批单据是于某甲拿给我的，账目是2012年2月份的账目。因为我工作的地方离于海波远望数码商城档口较近，于某甲就让我找于海波拿单据，所以之后都是于海波提供单据给我做账，做完后发到他们的邮箱，他们有疑问会通过电话、短信或电子邮件方式问我，和我对账。一般对的是全新手机的那本账，也就是“于某甲档口账”。我给他们做的一共有三本账。分别是“程某甲档口账”、“于某甲档口账”和“于某甲旧机器档口账”，是于某甲和某海波让我分开记。“于某甲档口账”是全新机器的账，另外两本都是收手机和卖手机（旧手机）的账。一个月做一次账，给我500元人民币／月的报酬。如果一两个星期做一次账，我得2000元人民币／月的报酬。2012年下半年基本上是一两个星期做一次。2013年开始基本上是20天到一个月做一次。报酬都是于海波给我现金，交单据时给我报酬。
侦查人员提取的手机信息是我收发的短信息；从于某甲的电子邮箱里提取的邮件是我和某海彦之间往来的邮件；在我家查获的四张单据复印件是于海波交给我的单据，我还没有来得及做成电子账。有三张单据是记在全新手机账也就是“于某甲档口账”，是关于路凯全新手机和平板电脑到货的情况，单据里各个拖工的拖工费是接着转入手机的后面，记录了拖工的称呼和欠拖工费的数目，这些最终统计在利润表的费用里面。我一直都是这样记录的。从于某甲的邮箱提取的由我发给他们三人的日记账都是我根据他们给我的单据制作的。利润表的成某，就是当月路凯转入手机的单价与于海波他们外购手机（他们从其他档口购买的手机）的单价的加权平均单价乘以当月的销售数量；收入就是于海波他们销售手机的金额。
证人于某乙经辨认，指认了于海波、于某甲。
4．证人欧某乙（施某甲妻子）的证言，施某甲于2012年6月开始为施某乙（吴小姐）走私手机入境，主要负责国内货主的交接，我于2013年3月加入，货主有于海波等人。施某乙找“水某”将手机走私入境后，我们夫妇再送给货主，货主将带工费某施某甲的账户。于海波这边交旧手机并接新手机的人是程某甲。“水某”头是威哥。手机绝大部分是iphone4s，少量iphone5。
5．证人黄某甲的证言，我于2013年5月开始为施某甲从香港带手机到深圳，其中苹果手机为全新手机，收取每台27元至43元不等的带工费。
6．证人黄某乙的证言，我于2013年3月开始为黄某甲向“水某”收取走私入境的手机，后交给施某甲夫妇。
7．证人王某的证言，我按照黄某甲的安排，从施某甲处收取带工费后支付给“水某”。
（三）鉴定意见
1．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深圳有限公司出具的检验证书证明，2013年9月8日现场查获的iPad为平板电脑（黑色）iPadmini／A1432／16GBWIFI／709英寸，标称产地中国，全新60台；平板电脑（白色）iPadmini／A1432／16GBWIFI／709英寸，标称产地中国，全新4**台。共计550台。
2．涉嫌走私案件偷逃税款计核证明书及HS16-“7.08”走私普通货物案计税说明：
（1）侦查机关于2013年9月8日在于冲住所扣押记录有路凯、于海波团伙走私全新苹果手机、平板电脑等货物入境到货情况的记账单据一批，系于海波交给于某乙制作电子账所用，记录反映了2013年7月19日至8月16日，由路凯在香港采购并委托拖工走私入境的全新苹果电子产品数量、单价及带工费情况。经深圳市司法会计鉴定中心统计，数量合计9995台，货物总价26298582元，拖工拖费总价为544175元，货物总价与拖工拖费总价合计金额26842757元。经深圳海关审单处计核（深关计税字（13-09）11514号），以实际成交价格计税，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4563254.91元。
（2）侦查人员调取了于某乙、于某甲的电子邮件，从电子邮件中提取了记录走私全新苹果手机、平板电脑等货物入境到货情况的电子账一批，该电子账是于海波雇请于某乙制作，反映了2012年2月至2013年7月18日，路凯在香港采购并委托拖工走私入境的苹果电子产品数量、单价情况，该批走私货物记录在电子账的“路凯”、“转入手机”及“购入手机”项下。经深圳市司法会计鉴定中心统计，路凯购入苹果电子产品的数量为76936台，金额为287907494元。经深圳海关审单处计核（深关计税字（14-02）00812号），以实际成交价格计税，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48944273.98元。
（3）侦查人员于2013年9月8日在于海波住所查获走私进口全新iPadmini电脑550台。经深圳海关审单处计核（深关计税字（14-02）00819号），偷逃应交税额共计人民币159397.04元。
（4）侦查机关以2013年3月作为程某甲参与走私为节点，根据于某乙制作的上述电子账目进行统计，程某甲参与走私苹果电子产品的数量为17081台、总价62839083元。经深圳海关审单处计核（深关计税字（14-02）01066号），以实际成交价格计税，偷逃应交税额共计人民币10682644.11元。
3．涉嫌走私案件偷逃税款计核证明书（深关计税字［14-09］07076号）及计税情况说明，侦查机关根据施某甲、欧某乙与程某甲的短信，核计2013年7月至9月期间程某甲参与接收走私进口的全新苹果手机共539台。按照施某甲确认的手机型号并依照同型号最低配置计核，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244457.74元。
（四）电子数据
1．深圳海关缉私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深关缉鉴（电子物证）字（2014）015号、016号检验报告，证明深圳海关缉私局于2013年9月8日根据前期情报经营线索，组织文锦渡海关缉私分局开展代号为“HS16”的大型查缉行动，现场扣押涉嫌走私货物一批。经将于海波、于某甲、程某乙等人使用的手机送检，从于海波、于某甲、程某乙等人使用的手机中提取通讯录、收件箱、短信息、已发送短信息、已删除短信、已拨电话条数等相关信息；从施某甲和欧某乙手机中提取短信记录等作为电子物证。
2．深关缉鉴（电子物证）字（2014）120号、121号检验报告，证明从程某乙手机提取短信记录、微信记录、照片等作为电子物证；从于某乙电脑硬盘中提取数据作为电子物证。
（五）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
1．上诉人路凯供述：2012年中，我在香港设立了国信电讯有限公司，是以我和我老婆于某甲名义设立的，有三个员工。公司在香港先达广场租赁了铺位，开始在香港苏宁镭射公司购买全新的苹果手机进行销售，我是和该公司“阿某庚”联系的。我没有从香港进口手机入境销售。不清楚于某甲和某海波等人从香港进口手机销售的事情。有客户向公司订货时，就会通过银行转账先把货款打给我，然后他们把来拿货的人的名字和电话发给我。拿货人来了之后我核对完身份就把货发给他。国信电讯有限公司，主营苹果系列产品，除于海波外还有其他客户。
上诉人路凯指认了于某甲、于海波。
2．上诉人于海波供述：2012年开始，我在深圳华强北销售从香港带进来的苹果手机和平板电脑。我购入的手机和电脑货源有两种途径，一部分是通过我妹夫路凯在香港购买再由“胖子”（即施某甲）带到深圳给我；另一部分是我将在华强北收购的旧手机通过“胖子”带到香港，由我妹于某甲换成新手机再带回深圳给我。2012年底，我和某海洋去香港看到苹果直营店有人用旧手机换新手机，在门口直接将所换新手机卖掉，价格比深圳便宜。所以我就让于某甲帮我在香港直营店购买些换出来的新手机，她让路凯买。我和路凯通过微信和电话谈好后，路凯把苹果手机和平板电脑的型号和价钱通过微信发给我，我就把货款打入路凯给我的账号。路凯买好手机之后我就让“胖子”去取货并带到深圳给我。路凯帮我买的手机主要是苹果4S和苹果5，平板电脑是mini，都是全新的。香港采购的手机都是“胖子”帮我带回深圳的，如何带到深圳我不清楚。我没有和路凯谈利润分成，都是他给我报价，我觉得合适就要，我不知道他从中赚多少。2013年春节之前，我在深圳华强北远望数码商城租下A2-179档口用于销售新手机。春节之后我在飞扬时代手机市场租了F3D328用于回收苹果旧手机和平板电脑，收购的旧手机交给“胖子”带到香港给于某甲，于某甲换成新机之后再给“胖子”带回深圳交给我或者程某甲、阿某辛、阿某壬，我们再在远望数码广场卖给客户。我销售的手机和平板电脑都是新的，“胖子”给我带回的手机和平板电脑都是新的，带工费是45元到55元人民币不等，旧手机带去香港的带工费是20元人民币，一个月或两个月结算一次，我在楼下的交通银行转账给“胖子”。于某乙帮我做账，程某乙有时也打理远望数码广场的生意。程某甲每月工资2000元人民币，包吃住；于某乙和阿某壬每月2000元人民币；阿某辛每月2500元人民币。我们没有仓库，货物平时都放在我家航苑大厦B座1307室。
上诉人于海波指认了施某甲、于某乙。
3．原审被告人于某甲供述：于海波最初在深圳华强北收旧手机直接销售。2013年开始找路凯从香港采购苹果全新行货手机4S和5。2012年5、6月，路凯在香港以我的名义注册了香港国信电讯有限公司，主要采购苹果手机销售给国内客户，我不知道于海波等人销售的手机是否也是从路凯那里拿货，也不知道于海波和路凯是怎么合作的，我只知道他们从香港采购的手机是通过“水某”带进来的，具体找谁以及如何支付带工费我不清楚。2013年，于海波跟我说手机生意比较忙，我介绍于某乙给于海波当财务。我于2013年由于多次借钱给于海波周转，便提出由于某乙把手机经营的账目发给我和路凯，于海波也同意。之后于某乙便把账目发给我。我有一张工商银行卡、一张建设银行卡、一张交通银行卡和一张恒生银行卡放在路凯那里使用，用于收支费用，包括货款、开支等。路凯收到钱后都会打电话给我对数。由于是网银操作，他也会跟我要验证码。国内转来很多款项，路凯说是货款。转出的费用中，有一次是于海波让我转了一笔9万多元人民币给“肥仔”（即施某甲），于海波说是欠“肥仔”的钱，我不知道是不是“水某”的带工费。“肥仔”帮助于海波和路凯姐姐路某找“水某”把他们在华强北收购的旧苹果手机带到香港，我或我朋友把这些旧手机送去苹果售后部换取新手机，再在香港旺角地铁站交给“肥仔”或者吴小姐，他们再找“水某”带入境交给于海波手下程某甲或者路某。我送手机到售后部不收钱，我给我朋友每部港币50元。每月换回来的苹果手机大概几百部，具体数量我记录在香港家里的笔记本。我每次将新手机交给“肥仔”会发短信给于海波、于某丁和路某对数。“水某”的拖工费是于海波和路某与“肥仔”结算。于海波的老婆程某乙帮于海波在华强北远望数码商城卖手机。
原审被告人于某甲指认“肥仔”即施某甲、施某甲的老婆欧某乙以及于某乙、路凯、程某甲、程某乙、于海波等人。
4．原审被告人程某乙供述，我和老公于海波在深圳远望数码商城的档口是A2-179，叫源兴配件，做苹果手机和平板电脑mini生意。我们没有仓库。我没事时会去坐一下，档口由于海波负责，请了陈某、许秋波（“秋波”），和蔡某乙（“阿某壬”）帮忙接货、送货，但不清楚怎么拿货、送货。
5．上诉人程某甲供述，我于2013年3月来到深圳，在深圳飞扬时代大厦3D328档口收购及销售二手手机，主要是苹果二手手机，每月工资三、四千元，住在姐姐程某乙家，同住的还有于海波和某海波父母、蔡某乙。蔡某乙也是于海波请的，负责送货。飞扬时代档口的老板可能是于海波或者于某甲，是于海波让我在那里卖货和收旧手机的。我收购的是苹果4S手机，多数是有质量问题的，如果没有质量问题我就让蔡某乙用针挑一下电池上面的感应线，手机感应不好就可以以旧换新了。我收的手机都有记账，是记给于海波看的。收手机的钱也是于海波给的，早上出门时他会给我现金五万元左右。收回的手机我交给蔡某乙带回家，再打电话叫“胖子”（即施某甲）过来拿，并告诉于某甲手机的数量。“胖子”换了新手机之后再拿回。“胖子”拿回来的新手机也都是苹果4S，数量和我给他的旧手机数量一致。除“胖子”之外还有他老婆来接货。“胖子”送来新手机后，蔡某乙送给飞扬时代档口和远望数码商城档口一边一半。于海波在远望数码商城和飞扬时代各开有一个档口，远望数码商城专门销售手机，飞扬时代收购手机也有销售手机，我主要帮于海波在飞扬时代收购和销售旧苹果手机。
上诉人程某甲指认了施某甲、于某甲、于海波、程某乙。
关于上诉人路凯的上诉理由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经查，1、首先，侦查机关于案发后提取了于某乙制作的电子账册（公司日记账），该电子账册记录了上诉人路凯、于海波等人通过“水某”从香港走私入境的苹果电子产品的数量、价格等信息。经上诉人于海波确认该日记账是委托于某乙制作，并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其看过；原审被告人于某甲亦确认了该日记账；证人于某乙确认该日记账根据于海波提供的单据制作，是路凯等人购入和销售手机等货物的情况，其中“交易客户”为“路凯”、交易内容为“转入手机”和“购入手机”中记录的数量为路凯等人购买并交给于海波的手机数量和平板电脑数量。其次，证人于某乙的证言证明，其受雇于海波、于某甲，并按照二人提供的原始单据制作电子账册，按要求将电子账册同时发给于海波、于某甲和路凯；原审被告人于某甲供述通过朋友介绍于某乙当财务，并要求于某乙把手机经营的账目发给其和路凯等人。证人于某乙的证言与于某甲的供述能相互印证。综上，证人于某乙制作的电子账册是案发前根据上诉人于海波等人提供的原始单据而制作，且经上诉人路凯、于海波和原审被告人于某甲及时确认，内容客观、真实、准确，且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作为认定上诉人路凯等人走私数量和偷逃应缴税款的依据。2、上诉人程某甲供认，收购回来的旧手机交给施某甲等人带到香港换回新手机；证人施某甲的证言证明，上诉人于海波一方将收购的旧手机交给他并从他手中接收走私回来的新手机，且手机数量其与程某甲均互发短信对数；证人欧某乙的证言证明，于海波一方交接新、旧手机的是程某甲；案发后，侦查机关从施某甲、欧某乙的手机内提取了其二人与程某甲的短信记录，经统计并经施某甲等人确认，2013年7月至9月，程某甲向施某甲等人接收走私进口全新苹果4S和5代手机共计539部。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明上诉人于海波、程某甲等人收购旧苹果手机后通过施某甲等“水某”偷运至香港，在更换新手机后又将新手机走私入境的事实以及走私的手机数量。3、上诉人于海波、程某甲等人收购旧苹果手机后偷运到香港集中更换新手机，又将更换的新手机化整为零偷运入境后在国内市场上直接销售，具有典型的贸易性质，其具体用途显然不是自用，且旧苹果手机出境时未向海关申报备案，数量也大大超出了合理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第五章第五十七条的规定，这些“以旧换新”后的苹果手机正常入境通关时，应按进口货物办理缴纳进口税等相关海关手续。上诉人路凯、程某甲等人的行为显然违反了海关法律法规，逃避海关监管，符合走私普通货物罪的构成要件。海关总署缉私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对该种“以旧换新”行为的批复，可以作为认定上诉人路凯、程某甲等人行为性质的参考。4、上诉人路凯与于海波组织、策划走私，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原判根据其犯罪的事实、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对其判处的刑罚适当。
关于上诉人于海波的上诉理由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经查，1、证人施某甲、欧某乙的证言证明，其二人为于海波等货主从香港走私手机入境；证人于某乙的证言证明，其受雇于海波、于某甲，按照二人提供的原始单据制作电子账册，并按要求将电子账册同时发给于海波等人，报酬由于海波支付；上诉人于海波在侦查阶段供认，其租赁深圳远望数码商城A2－179等档口销售手机，其中一部分手机通过路凯在香港购买后找施某甲等人走私入境，并雇佣上诉人程某甲参与走私；上诉人程某甲的供述证明，于海波让其在飞扬时代大厦的档口销售和收购手机；相关电子数据等证据证明，于海波与路凯共同商量经营，委托施某甲等“水某”走私手机入境销售。上述证据能相互印证，足以证明上诉人于海波与路凯等人共同商量走私，并组织“水某”将手机从香港走私入境，且负责销售手机的事实。在共同犯罪中，于海波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与上诉人路凯相当，原判认定其为主犯准确。2、案发时，侦查机关虽然仅扣押上诉人路凯、于海波等人走私入境的苹果电子产品550部，但证人于某乙制作的电子账册是根据于海波等人提供的走私电子产品的原始单据而实时制作，且经上诉人路凯、于海波和原审被告人于某甲及时确认，内容客观、真实、准确，且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作为认定上诉人于海波等人走私电子产品数量和偷逃应缴税款的依据。3、上诉人于海波与路凯共同商量走私，并负责走私货物的销售等，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原判','2018-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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