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苏商外终字第001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姜文松，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魏晓昕，北京市隆安���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凤艳，北京市隆安（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国柱，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宋文君，江苏琼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蔡鸿铭，男，汉族。
原审被告茆瑞琪，男，汉族。
原审第三人新世纪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中环德辅道中173号南丰大厦10楼1012室。
上诉人姜文松因与被上诉人李国柱、原审被告蔡鸿铭、茆瑞琪、原审第三人新世纪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世纪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扬商外初字第00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4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姜文松的委托代理人魏晓昕、张凤艳，被上诉人李国柱及其委托代理人宋文君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蔡鸿铭、原审被告茆瑞琪及原审第三人新世纪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国柱一审诉称：其与蔡鸿铭等人于2004年6月在香港注册成立了第三人新世纪公司。蔡鸿铭在未征得其他股东同意的情况下，于2009年7月25日向李国柱发出通知，通知李国柱在2009年8月5日前以原价格的三倍购买其股权，逾期视为李国柱放弃优先购买权。2009年8月25日，蔡鸿铭与茆瑞琪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李国柱近期从宝应县人民法院2011年12月27日就马红其伪造公司印章罪的判决书中获悉，蔡鸿铭实际以1：1.8（270万元）而非1：3（450万元）的价格转让了股权，茆瑞琪是名义受让人，实际受让人是姜文松。蔡鸿铭实际通知内容与实际出卖情况不一致，在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中未能给足30日的答复期限，姜文松、蔡鸿铭、茆瑞琪恶意串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七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侵害李国柱优先购买权，遂请求法院判令确认蔡鸿铭、茆瑞琪2009年8月25日股权转让协议及其后转让新世纪公司股权的行为无效。2013年11月8日，李国柱明确其在本案中不再主张蔡鸿铭就股权转让事项未给足30日的答复期限。
蔡鸿铭、茆瑞琪、姜文松共同答辩称：1、蔡鸿铭按照新世纪公司章程和《公司法》规定，就股权转让向所有股东履行了通知义务，李国柱已丧失优先购买权。2、蔡鸿铭按照1：3的比例转让股权给茆瑞琪，茆瑞琪也按照1：3的比例支付了价款。茆瑞琪未参与2009年7月25日1：1.8协议的签订，与姜文松不存在代持股的关系，也未与姜文松恶意串通。蔡鸿铭、茆瑞琪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未侵犯李国柱的优先购买权。3、公安笔录不应当作为本���定案依据。4、李国柱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请求驳回李国柱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争议焦点为：1、李国柱就涉案股权是否享有优先购买权；2、姜文松、蔡鸿铭、茆瑞琪是否恶意串通，损害了李国柱的优先购买权。
一审法院查明：
2004年5月27日，李国柱、马红其、蔡鸿铭、殳伟民、张正、赵锡英、黄舒、邹宪壮、周丽慧、缪晨炜、李安平、尚炯12人达成《香港新世纪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作章程》，章程载明：1、根据各位股东友好商谈和实地项目考察，一致确认同意对江苏省宝应县中医院进行个人行为的项目投资；2、合作的法律根据《公司法》有关规定和解决方法；3、董事向董事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不同意转让的董事应当购买该转让的出资，如果不购买转让的出资，视为同意转让；董事同意转让的出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事对该出资有优先购买权；4、如在注册公司时，必须要使用当地工商部门统一的章程时，仅作为注册使用，不代表真正合作意图；如今后合作存在法律纠纷，以本章程为依据和标准，对外承担法律解释。2004年6月18日，第三人新世纪公司在香港注册成立，张正任董事长。新世纪公司股东李国柱、马红其、蔡鸿铭、殳伟民均确认新世纪公司的主要经营项目系在内地进行投资，日常管理均在内地进行，公司主要营业地在内地。
2009年7月25日，蔡鸿铭与姜文松签署协议，约定蔡鸿铭持有的新世纪公司股份150万元，愿意以270万元的最低价格出售，由姜文松代为处理转让事宜，若姜文松不能成功转让，姜文松必须按270万元的价格购买。同日，蔡鸿铭向李国柱等人发出通知：“……现因合作不愉快，本人欲将持有的股份以三倍的价格全部对外转让，依据公司法规定你��有优先购买权，请你于8月5日内以此价格与本人签订股份转让协议，逾期视为你放弃优先购买权，本人将对外转让。”庭审中，李国柱、蔡鸿铭对于蔡鸿铭持有新世纪公司股权的数量和比例均有争议，但双方确认蔡鸿铭通知转让其持有的新世纪公司全部股份，通知的售价为150万元的三倍即450万元。2009年8月25日，蔡鸿铭与茆瑞琪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蔡鸿铭将新世纪公司的150万元出资股份转让给茆瑞琪，转让价格为450万元。姜文松系九力绳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茆瑞琪系该公司员工。2009年7月28日，姜文松通过九力绳缆有限公司账户向殳伟民汇款50万元，向马红其汇款75万元，向蔡鸿铭妻子汇款75万元；2009年10月至12月，姜文松的公司账户又向马红其的公司账户（上海弘驰船舶服务有限公司）合计汇款1000万元。上述1200万元汇款，分别为马红其450万元，蔡鸿铭450万元，殳伟民300万元。蔡鸿铭当庭陈述收到了股权转让款450万元。李国柱陈述其愿意以270万元的价格购买蔡鸿铭的股份，不会以450万元购买。
2011年6月24日，马红其在公安讯问笔录中陈述：“2009年7月份，我、蔡鸿铭、殳伟民三人股份转让，都是我们三人一起和姜文松谈的……最终转让价格是1：1.8成交，也就是我的150万股，姜文松付270万元……关于对公司其他股东怎么讲这个转让价格，我、蔡鸿铭、殳伟民三人的意见是1：2到1：2.5之间，姜文松说要填就填1：3，后来就按照姜文松说的1：3的价格……（2009年）7月26日我将股份转让通知书通过邮局寄给其他股东，其中包括李国柱……我、蔡鸿铭、殳伟民三人跟姜文松签订的股份转让合同有2份，是阴阳合同，实际是履行的1：1.8价格的合同，对外公布的是1：3的合同……协议签好之后���个星期，姜文松将75万打到我农行的银行卡上，同时汇给蔡鸿铭75万，汇给殳伟民50万。余款是2009年9月初，姜文松汇到我在上海的弘驰公司账上，总共付给我们三人720万……2009年11月份，我、蔡鸿铭、殳伟民三人跟姜文松在上海商量，为了姜文松跟李国柱在香港股权诉讼的事情，也是为了应付公安机关调查，我们把股份转让的付款按照1：3价格做的账。其中按照1：3姜文松应付我们三人1200万元，按1：1.8姜文松实际支付我们三人720万元，另外的480万元在上海弘驰公司走一下。……480万元分两笔走的账，2009年12月29日，姜文松从九力绳缆公司汇160万元到上海弘驰公司账上，我再从上海弘驰公司汇出320万元到上海粮油发展有限公司，再由上海粮油发展有限公司汇到九力绳缆公司，九力绳缆公司再将这320万元汇给上海弘驰公司，我再将160万元汇到姜文松指定��南通润广粮油贸易有限公司，这160万元，我是还给姜文松了。”
2011年6月21日，蔡鸿铭在公安询问笔录中陈述：“我与姜文松最终签订的协议是按1：1.8的比例将股权转让，我占有150万元股份，因此按协议姜文松付款270万元给我……（2009年8月25日）协议中约定股份以450万元转让，是为了不将股权转让给李国柱，而故意提高股权转让比例，因为李国柱享有优先购买权，如果按1：1.8的比例通知李国柱，那么李国柱就可能收购股份，现在按1：3的股权转让比例通知李国柱和其他股东，那么李国柱就不会收购，我们私下能与姜文松成交……（姜文松汇款450万元）我确实收到了，但我实际多收了姜文松180万元，马红其多收了姜文松180万元，殳伟民多收了姜文松120万元，我们三人合计多收了姜文松480万元，这样做是为了按1：3的比例将股权转让给姜文松。这480万元中有320万元实际是我们弘驰公司的钱，我们于2009年12月29日将320万元汇给上海邦成粮油发展有限公司，姜文松去这家公司将320万元转到自己经营的九力绳缆有限公司后，又于2009年12月30日将320万元汇弘驰公司。姜文松于2009年12月29日通过九力绳缆有限公司将160万元汇款给弘驰公司。弘驰公司于2009年12月31日汇款给南通润广粮油贸易有限公司，姜文松去南通公司将160万元转他自己经营的九力绳缆有限公司。这是用我们公司320万元和九力绳缆的160万元的钱转了一圈后又各自回来了。”
2011年7月8日，茆瑞琪在公安询问笔录中陈述：“名义上我受让了新世纪公司股东蔡鸿铭的150万股份，实际上我没花一分钱，钱都是姜文松出的，我没有参与股份收购工作，也没有参与新世纪公司的管理工作，这些都是姜文松安排的，转让股份他让我签字我就签字，我实际上就是做��表面文章……我和肖进为姜文松代持蔡鸿铭和殳伟民的股份，钱是姜文松出的。”
2011年6月27日，姜文松在公安询问笔录中陈述：“2009年7月25日，我和马红其、蔡鸿铭、殳伟民商谈……他们三人想将手中股权转让，底线是股权按1：1.8比例转让，他们委托我处理股权，超出部分收益由我处理。如果股权没有人要，我必须无条件接收，我同意了。……马红其、蔡鸿铭、殳伟民回上海后，联系我，说他们转让股权要发函给新世纪公司股东，内容是股权要以1：3比例转让，我同意了，我认为我有收益就行……我实际是按股权1：1.8的比例受让了马红其的股份，转让款是270万元……蔡鸿铭转让给茆瑞琪的股权和我的一样也是1：1.8，转让费用270万元，殳伟民转让给肖进的股份和我的一样也是1：1.8，转让费用180万元……茆瑞琪和肖进支付股权的费用我出的，他们的股权是为我代持……钱是在我和马红其、蔡鸿铭、殳伟民签订协议后汇出的，大概是7月27日左右，因为扬州签订协议是7月25日，我先将保证金打到上述3人的个人账户上，分别是支付马红其75万元、蔡鸿铭75万元、殳伟民50万元。后我又从九力绳缆公司陆续按1：1.8比例将股权转让款汇给上述3人，是打款到上海弘驰船舶服务有限公司……2009年12月29日，我又从九力绳缆公司汇款480万元到上海弘驰船舶服务有限公司，为了完善2009年8月25日董事会通过的马红其、蔡鸿铭、殳伟民股权按1：3比例转让给我、茆瑞琪、肖进，而虚假汇款转一下的，转完后，钱又各自回头。……正好我女婿在上海，他就找了上海一个公司和南通一个公司，中转下。”
2011年12月27日作出的（2011）宝刑初字第0430号刑事判决书载明：“证人姜文松证言，证实其目前持有新世纪公司150万股，是由马红其按1：1.8比例转让的。另外，茆瑞琪、肖进以1：1.8分别受让了蔡鸿铭的150万股、殳伟民的100万股，茆瑞琪、肖进购买股份的费用由姜文松出资，并代姜文松持有。”该份刑事判决书认为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确认了证明效力。
一审法院认为：
本案系香港法人新世纪公司的股权转让纠纷，标的物系香港法人的股权，属于涉港民事纠纷，法律适用问题应当参照涉外民事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三条规定：“案件涉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涉外民事关系时，人民法院应当分别确定应当适用的法律。”本案包括两个涉港民事关系，即李国柱是否享有优先购买权和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效力，法院将分别确定应当适用���法律。
一、李国柱就涉案股权享有优先购买权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规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登记地法律。法人的主营业地与登记地不一致的，可以适用主营业地法律。法人的经常居所地，为其主营业地。”李国柱对新世纪公司股权是否享有优先购买权，属于法人股东的权利义务事项，不属于当事人可以选择法律适用的情形。尽管新世纪公司在香港登记，但该公司章程约定成立目的是投资宝应县中医院，该公司股东李国柱、马红其、殳伟民、蔡鸿铭亦陈述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均在内地，主营业地在内地，因此可以适用中国内地法律确认李国柱是否享有优先购买权。
根据《公司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本案合方当事人均认可本案纠纷应当适用2004年5月27日的新世纪公司章程，该章程第十条规定，董事同意转让的出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董事对该出资有优先购买权。因此，根据法律、公司章程的上述规定，李国柱对其他股东转让的股权享有优先购买权。
二、蔡鸿铭、姜文松恶意串通，侵害了李国柱的优先购买权。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纠纷系债权纠纷，各方当事人一致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本案准据法，因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效力的准据法应当适用中国内地法律。
本案中四份公安笔录可以作为证���使用。无论刑事程序还是民事程序，都是国家司法程序，都代表国家公权力，刑事证据的认定标准要比民事证据盖然性标准更高，真实性也更高。在刑事公正的前提下，除非有相反证据反证，当事人供述可以作为民事案件的证据使用。因马红其、蔡鸿铭、姜文松、茆瑞琪四人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公安机关在制作笔录时采用了非法手段；马红其、蔡鸿铭、姜文松、茆瑞琪四人在公安笔录中的陈述相互印证，相互吻合，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证据链。姜文松、蔡鸿铭、茆瑞琪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属于诉讼外的自认，参照《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尽管姜文松、蔡鸿铭、茆瑞琪诉讼中否认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但是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承认行为是在受胁迫或者��大误解情况下作出的。此外，姜文松关于转让价格以及代持股的陈述已被生效判决所认定。茆瑞琪提供的2009年的记账凭证及银行汇款单，马红其与姜文松、蔡鸿铭、茆瑞琪在2011年公安笔录中的陈述已推翻该证据的证明效力，实际仅支付270万元。因此，关于姜文松、蔡鸿铭、茆瑞琪按照450万元支付转让款的辩称，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涉案股权转让中蔡鸿铭与实际受让人姜文松存在恶意串通之情形。2009年8月25日签订的协议中，姜文松、蔡鸿铭、茆瑞琪均明知茆瑞琪是名义受让人，实际受让人为姜文松。蔡鸿铭陈述股权最终转让给姜文松，由姜文松付款270万元，表明蔡鸿铭作为转让人知道实际受让人是姜文松，茆瑞琪仅是名义受让人。茆瑞琪、姜文松均承认茆瑞琪代姜文���持股，款项由姜文松支付，茆瑞琪受姜文松指示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未参与股份收购工作和新世纪公司管理工作。2009年7月25日，蔡鸿铭、姜文松已商定蔡鸿铭愿意以最低270万元（1：1.8）的价格转让股权，然而蔡鸿铭在同一天给李国柱的通知中，却告知转让价格为450万元（1：3），蔡鸿铭、姜文松还商量按照1：3的比例通知其他股东，避免其他股东按照实际转让价格行使优先购买权。为了制造按照450万元转让股权的表象，2009年8月25日，蔡鸿铭与名义受让人茆瑞琪签订转让价格为450万元的协议，但是蔡鸿铭与实际受让人姜文松在公安笔录中均承认实际转让价格是270万元（1：1.8），蔡鸿铭多收的180万元只是在账面上走一下。蔡鸿铭与实际受让人姜文松恶意串通，制造以450万元转让股权的表象，隐瞒270万元的真实交易价格，损害了李国柱的优先购买权，因此蔡鸿铭与名义受让人茆瑞琪2009年8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关于姜文松、蔡鸿铭、茆瑞琪认为李国柱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辩称，因李国柱在2011年12月27日作出的（2011）宝刑初字第0430号刑事判决书中才得知涉案股权实际以1：1.8成交，李国柱于2012年4月16日起诉并未超过2年的诉讼时效，姜文松、蔡鸿铭、茆瑞琪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李国柱在2010年4月16日前已经知道上述事实，故不予采纳。
关于李国柱主张姜文松、蔡鸿铭、茆瑞琪2009年8月25日以后转让新世纪公司股权的行为无效，因李国柱未能举证2009年8月25日后姜文松、蔡鸿铭、茆瑞琪存在变更新世纪公司注册登记及股东名册等股权转让行为，该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三款、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蔡鸿铭、茆瑞琪2009年8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二、驳回李国柱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400元，由蔡鸿铭、茆瑞琪、姜文松负担（该款李国柱已预交，姜文松、蔡鸿铭、茆瑞琪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应负担的诉讼费直接给付李国柱）。
姜文松上诉称，1、其与蔡鸿铭、茆瑞琪不存在恶意串通行为，一审判决采信宝应县公安局在刑事案件中非法收集的证据，导致认定事实错误。2、李国柱用赃款出资的行为无效，其不具备新世纪公司的股东资格，也不享有新世纪公司的优先购买权。3、李国柱早在2010年3月就知道股权转让事宜，其在2012年4月起诉已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李国柱的诉讼请求，并由李国柱负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李国柱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李国柱是否具备新世纪公司股东的资格。2、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3、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
姜文松二审中提交了江苏省宝应县人民检察院宝检诉刑不诉（2009）2号不起诉决定书，相关内容为李国柱在担任宝应县中医院院长期间，于2006年1月利用职务之便，挪用本单位资金150万元至其本人担任董事长的扬州中艺嘉年华冰雪有限公司，将其中的100万元汇入宝应县卫生局专用帐户作为合作经营宝应县中医院的出资款。后李国柱于2008年1月通过扬州中艺嘉年华冰雪有限公司帐户归还此笔挪用款。以此证明李国柱构成了挪用公款罪，故李国柱作为非法出资的股东其股东资格应认定无效。
李国柱质证认为，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上述不起诉决定书中的100万元与李国柱个人投资到宝应县中医院的款项并非指向一致，不能以此认为李国柱不具备新世纪公司的股东资格。
本院对姜文松二审中提交的江苏省宝应县人民检察院宝检诉刑不诉（2009）2号不起诉决定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该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将在判决理由部分予以分析认定。
各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
一、姜文松关于李国柱不具备新世纪公司股东资格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江苏省宝应县人民检察院宝检诉刑不诉（2009）2号不起诉决定书认定李国柱在担任宝应县中医院院长期间，挪用本单位资金作为合作经营宝应县中医院的出资款。姜文松据此认为，李国柱挪用本单位资金作为出资款，系非法出资的股东，不具备股东资格。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虽然江苏省宝应县人民检察院认为李国柱有挪用本单位资金的情节，但对李国柱作出了不起诉决定，据此李国柱尚未被确定有罪。截止目前为止，李国柱仍然是新世纪公司的合法股东，在没有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本院对姜文松关于李国柱系非法出资的股东，不具备股东资格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
二、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应认定无效
《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根据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蔡鸿铭、姜文松已于2009年7月25日商定以1：1.8的价格转让股权，即蔡鸿铭以27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将其持有的150万元股份转让给姜文松，但蔡鸿铭在同日给李国柱的通知中，却告知转让价格为450万元（转让比例为1：3）。蔡鸿铭、姜文松还商量按照1：3的比例通知其他股东，避免其他股东按照实际转让价格行使优先购买权。为了制造按照450万元转让股权的假象，2009年8月25日，蔡鸿铭与名义受让人茆瑞琪签订了转让价格为450万元的协议，但蔡鸿铭与实际受让人姜文松在公安询问笔录中承认实际转让价格为270万元，蔡鸿铭多收的180万元只是在帐面上走一下。上述事实有姜文松、蔡鸿铭、茆瑞琪在公安机关的笔录及相关汇款凭证加以证明。姜文松上诉认为宝应县公安局在刑事案件中收集的证据不应被采纳，对此，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已为生效刑事判决确认，姜文松未提交证据予以推翻，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并无不当。姜文松、蔡鸿铭、茆瑞琪恶意串通，签订虚假转让股权合��，隐瞒真实的股权转让价格，损害了新世纪公司股东李国柱的优先购买权，应认定蔡鸿铭与名义受让人茆瑞琪于2009年8月25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三、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
姜文松上诉认为香港法院早在2010年3月就涉案股权事宜作出了判决，李国柱应在2010年3月就知道马红其转让其股权的事实，故李国柱的起诉已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对此，本院认为，即便如姜文松所称，李国柱在2010年香港法院作出判决时即知道马红其转让其股权，但并无证据证明李国柱知道马红其是以低价即1：1.8的比例转让其股权的事实。从本案现有证据看，江苏省宝应县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27日作出（2011）宝刑初字第0430号刑事判决，李国柱最早应在2011年12月27日知道马红其低价转让股权的事实，故本案的诉讼时效最早应从该日起起算，李国柱于2012年3月29日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姜文松关于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姜文松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8400元，由姜文松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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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长 王天红
审 判 员 徐美芬
代理审判员 陈 亮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刘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