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2）浙商提字第7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浙江××有限
公司，住所地绍兴市××汤公路××号。
法定代表人：沈××。
委托代理人：赵××、楼××。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绍兴市××湖
××区长××针织厂，住所地绍兴市××城区××邵家村。
负责人：邵××。
委托代理人：蔡××、陈××。
申请再审人浙江××有限公司（简称爱××公司）因与
被申请人绍兴市××湖××区长××针织厂（简称长××针织
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浙
绍商终字第7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1年1
2月5日作出（2011）浙民申字第823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
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2年3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申请再审人爱××公司委托代理人赵××、楼××，被申请
人长××针织厂委托代理人蔡××、陈××到庭参加诉讼。本
案现已审理终结。
2009年5月19日，一审原告长××针织厂起诉至绍兴市越
城区人民法院称，长××针织厂与爱××公司2008年10月至20
08年11月签订摇粒绒买卖合同二份，根据第一份合同长××针织厂供给爱××公司摇粒绒针织布300米，计人民币2985元，
第二份合同双方约定由长××针织厂供给爱××公司摇粒绒19
810公乙，羊羔绒19810公乙，实际长××针织厂供给爱××公
司摇粒绒10516公乙，计人民币215578元，羊羔绒4165.9米，
计人民币52073.75元。以上三笔总计货款为人民币270636.75
元，爱××公司除从绍兴县诚旭服饰有限公司的帐上汇给长×
×针织厂5万元外，余款至今分文未付。请求：爱××公司支
付货款人民币270636.75元；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爱××公司在一审中辩称，长××针织厂与爱××公司
不存在摇粒绒买卖关系，长××针织厂要求爱××公司支付货
款，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长××针织厂的诉请。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一审查甲，长××针织厂、爱×
×公司于2008年10月、同年10月31日签订摇粒绒买卖合同两份
，第一份合同签订后，长××针织厂按约供给爱××公司摇粒
绒针织布300米，计人民币2985元，第二份合同双方约定由长
××针织厂供给爱××公司摇粒绒19810公乙，单价每公乙20.
50元，羊羔绒19810公乙，单价每公乙12.50元；同时约定爱×
×公司先付定金5万元，货款于摇粒绒出货后半个月内付清，
并提供有效增值税发票，同时还约定了交提货时间等条款。合
同签订后，长××针织厂实际供给爱××公司摇粒绒10516公
乙，计人民币215578元，羊羔绒4165.9米，计人民币52073.75
元。以上三笔总计货款为人民币270636.75元，此款经长××
针织厂催讨，爱××公司持上述辩称理由未付。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所讼争的焦点是长××针织厂、爱××公司有否签订所讼争货物的两份合同，
爱××公司有否收到长××针织厂供给的价值270636.75元的
货物及绍兴县诚旭服饰有限公司某给长××针织厂5万元是否
为爱××公司支付。首先，对第一份合同，虽然长××针织厂
只提供了合同复印件，但因长××针织厂提供的该合同项下的
增值税发票已开具给爱××公司，并经爱××公司抵扣认证，
故可以认定双方签订过该份合同，长××针织厂已履行了该合
同项下的交货义务；二、第二份合同因双方均盖有公甲和合同
专用章，虽然爱××公司提出异议，但因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
实，故对该份合同予以认定；三、长××针织厂已提供了由李
某某签收的11份送货码单，爱××公司虽否认授权李某某签订
合同并签收货物，但结合买卖合同及爱××公司出具的证明和
依职权调取的证据，足以证明某某良签收长××针织厂货物属
职务行为，应认定爱××公司已收到长××针织厂供给的摇粒
绒针织布10516公乙，羊羔绒4165.9米的事实。四、关于5万元
是否为爱××公司通过绍兴县诚旭服饰有限公司甲给长××针
织厂的定金问题，因爱××公司没有承诺将5万元某某通过绍
兴县诚旭服饰有限公司某给长××针织厂，就此绍兴县诚旭服
饰有限公司已起诉，要求长××针织厂返还不当得利款5万元
，故不予认定。综上，长××针织厂、爱××公司所发生的买
卖摇粒绒、羊羔绒行为，双方签有书面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意
思表示真实，内容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
该合同合法有效。爱××公司收货后理应按合同的约定支付货
款，爱××公司尚欠长××针织厂货款人民币270636.75元，证据确凿充分，应予认定。长××针织厂要求爱××公司支付
货款人民币270636.75元，理由正当，予以支持。但长××针
织厂应按合同约定开具给爱××公司267651.75元的增值税发
票；爱××公司辩称认为李某某不是其单位工作人员，双方也
未发生过买卖摇粒绒、羊羔绒关系。但因双方在两份合同签订
前，递交给李某某证明中载明：“李某某系我公司丙经理，年
薪20万元，情况属实，特此证明。浙江××有限公司（公甲）
，2008年7月15日”。且合同加盖了爱××公司的公甲，使长
××针织厂有充分理由相信，李某某是代表爱××公司与长×
×针织厂签订合同，提取货物，是一种职务行为，故对爱××
公司的辩称意见，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之
规定，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于2009年9月27日作出（2009）
绍越商初字第1427号民事判决：爱××公司应支付给长××针
织厂货款计人民币270636.75元，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履行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5360元，财产保全
费1920元，合计人民币7280元，由爱××公司负担。
爱××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
称，一、一审认定李某某签收货物属职务行为，没有事实和法
律依据。长××针织厂提供的所有证据无法证明某某良的行为
是经过爱××公司授权的，且爱××公司也未予追认。一审以
李某某的收货行为判决由爱××公司承担付款责任某误；二、本案不存在表见代理。一审认为本案中存在“已经认证抵扣的
增值税发票”、“李某某签收的11份出库码单”、“证明及李
某某名片”以及“一审法院调取的相关证据”等四方面表象，
认定李某某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不当。1.即使增值税发票项下
买卖合同成立，但没有李某某签字的收货码单，李某某也未在
合同代理人栏内签字，且合同是复印件，因此无法得出李某某
在之后第二份合同中具有表见代理的表象；2.出库码单上没有
收货单位，也没有收货名称，李某某的签收既不是仓库保管员
的职务行为，也不能与长××针织厂提供的其他证据形成证据
链；3.长××针织厂提供的证明内容并没有爱××公司授权李
某某签收货物的意思表示；4.一审法院调取的证据即使能某明
某某良2008年8月28日至11月6日在行使职务行为，但系爱××
公司授权其从事其他工作，与本案收货行为无关；三、长××
针织厂提供的购销合同存在严某某疵，不具有证明效力。长×
×针织厂提供的合同中签订时间、供方名称、产品规格等主要
实质条款都经过涂改，合同明显伪造，足以证明长××针织厂
未尽合理注意义务，且不具有证明效力。综上，请求撤销一审
判决，驳回长××针织厂的诉讼请求。
长××针织厂在二审中辩称，一、李某某系爱××公司
的业务经理，其签订合同和提取货物的行为均是职务行为。对
此，长××针织厂在一审中已提供了李某某名片，爱××公司
出具的证明，一审法院调取的其他诉讼材料等证据予以证明；
二、2008年10月24日的联系单及10月31日签订的买卖合同，可
以证明某某良是讼争摇粒绒布、羊羔绒布买卖的具体经办人；三、2008年10月31日签订的买卖合同，是继前一份样品合同以
后签订的第二份合同，该合同中也明确了李某某是经办人，代
表爱××公司收取货物，爱××公司将长××针织厂开具的增
值税发票予以认证抵扣，也说明爱××公司以自己的行为授予
李某某收取货物职权，且李某某收取的货物没有超过合同约定
的范围；四、一审认定李洪某某取货物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并
据此作出判决，并未适用表见代理的法律条款，因此，爱××
公司对表见代理方面提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五、长××针
织厂提交的购销合同上盖有爱××公司的公甲，合同明确约定
了当事人的名称、标的、数量、单价和总金额，同时爱××公
司于2008年10月23日指示绍兴县诚旭服饰有限公司某5万元某
某给长××针织厂，两者相互印证可证明购销合同是依法成立
且有效，爱××公司认为该合同有涂改不存在证明效力的上诉
理由不能成立。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查甲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
定的事实一致。
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
是：一、长××针织厂提供的2008年10月31日购销合同是否客
观真实；二、李某某是否有权代表爱××公司签收货物；三、
一审认定双方之间发生的货物数额是否正确。
关于2008年10月31日购销合同的客观真实性问题。长×
×针织厂提供的该份购销合同，虽然签订时间、供货单位、货
物品种及规格内容等文字是在涂改液上填写，合同形式存在一
定欠缺，但爱××公司对合同上加盖的公司乙真实性没有异议，且爱××公司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先使用涂改液后再填写合同
相关内容是长××针织厂单方意思表示或系其伪造证据的事实
，按照合同签订的双方当事人各持有一份合同原件的一般惯例
，爱××公司在本案中虽对长××针织厂提供的合同原件持有
异议，但并不能提供其他的合同原件予以否认，结合爱××公
司之前与长××针织厂签订过同类购销合同，及此后长××针
织厂在合同约定期限内提供同类标的物的实际情况，应认定长
××针织厂提供的2008年10月31日购销合同客观真实。
关于李某某的身份及是否有权代表爱××公司签收货物
的问题。本案中，长××针织厂虽未提供李某某与爱××公司
之间存在劳动用工关系的直接证据，但长××针织厂在一审中
提供的爱××公司出具的证明，已明确李某某系其公司丙经理
，且该证明出具时间与讼争买卖合同签订仅差三个半月，同时
结合爱××公司在其他诉讼案件中明确认可2008年10月至11月
期间李某某系其公司丙人员并从事相关外贸业务的事实，故本
案中长××针织厂提供的证据，已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
，应认定讼争买卖合同前后，李某某系爱××公司的业务人员
，其2008年11月11日签收货物的行为是代表爱××公司的职务
行为。
关于一审认定双方之间发生的货物数额是否正确的问题
。因爱××公司并未对长××针织厂提供的第一份合同的签订
和履行情况提出上诉，故第一份合同项下的2985元摇粒绒布款
应予认定，对该款爱××公司应支付给长××针织厂。2008年
10月31日购销合同中约定摇粒绒布、羊羔绒布单价均是以公乙计价，而李某某签收货物码单中的羊羔绒布是按米数记载，对
于公乙单价等同于米数单价的事实，长××针织厂在一、二审
中均未提供相关的证据予以证明，爱××公司虽在一审中对羊
羔绒布单价问题未提出异议，但爱××公司一审中是基于双方
之间是否存在交易关系提出了根本性否认抗辩意见，且二审中
爱××公司对该单价提出了异议，因此，对于羊羔绒布款数额
问题，长××针织厂尚未举证充分，本案中不应予以支持，长
××针织厂应另行举证和主张。但第二份合同项下的摇粒绒布
款215578元，爱××公司应当支付给长××针织厂。
综上，长××针织厂与爱××公司之间的摇粒绒布、羊
羔绒布买卖合同关系事实存在，且未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
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有效。李某某的签收货物行为系代表爱
××公司的职务行为，长××针织厂已按合同约定履行了部分
交货义务，对于已收部分的货款应由爱××公司支付。长××
针织厂诉讼请求中要求爱××公司支付两份合同项下的摇粒绒
布款共计218563元，依据充分，理由正当，予以支持。爱××
公司关于双方之间不存在摇粒绒布、羊羔绒布买卖关系的上诉
理由，依据不足，不予采信。一审为查乙案件事实，根据长×
×针织厂提供的证据线索依职权进行调查取证，审理程序并无
明显不当。爱××公司关于一审调查取证及审理程某某重违法
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不予采信。长××针织厂对于诉讼请
求中的羊羔绒布款52073.75元，举证尚不够充分，本案中不应
予以支持。综上，一审判决审判程序某某，但认定部分事实错
误，实体判决不当，依法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绍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6月28日作出（2009）浙绍商终字第751
号民事判决：一、变更一审判决主文为：爱××公司支付长×
×针织厂摇粒绒布款218563元，款于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付清；二、驳回长××针织厂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360元，财产保全费1920元，合计
7280元，由长××针织厂负担1456元，爱××公司负担5824元
；二审案件受理费5360元，由长××针织厂负担1072元，爱×
×公司负担4288元。
爱××公司申请再审称，一、长××针织厂提供的购销
合同不具有真实性，不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长××针织厂
提供的购销合同中签订时间、供方名称、产品规格等主要内容
都经涂改，显系伪造，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爱××公司与长×
×针织厂存在争议项下的买卖关系的情况下，推断的结果应为
双方间没有买卖关系，绝非二审所推断的存在买卖关系；二、
李某某签收货物的行为是职务行为的依据缺乏。二审法院以李
某某的收货行为为职务行为而判决爱××公司承担民事责任某
误，长××针织厂提供的证据及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都无
法证明某某良的行为得到了爱××公司的授权，且至今爱××
公司亦未追认，李某某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三、即使双方
某同关系存在，长××针织厂要求爱××公司支付“摇粒绒”
货款的证据不足。长××针织厂提供的9份出库码单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能某明其已履行了第二份合同，证据缺乏高度盖
然性，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二审法院支持长××针织厂的
诉讼请求，不符合事实，也无法律依据。请求撤销二审判决，
驳回长××针织厂的诉讼请求，并由长××针织厂承担诉讼费
用。
被申请人长××针织厂辩称，一、本案的第二份购销合
同真实。该合同是爱××公司的业务经理李某某交给长××针
织厂的，合同内容按李某某的说法是其自己书写的，也加盖了
爱××公司的公甲。长××针织厂并未对合同进行涂改。第一
、二份合同的版本基本一致，都是爱××公司的通用版本。本
案第一份买卖合同中，李某某也是经办人。爱××公司对该买
卖合同项下的货物所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也已进行抵扣，对该买
卖合同已经认可。对爱××公司提出的该合同不排除李某某与
长××针织厂恶意串通的说法，没有根据；二、李某某签收货
物的行为应是职务行为。从工作岗位看，李某某是爱××公司
的业务经理，从其名片、爱××公司出具的证明中已经明确证
明。从工作时间看，一审法院调取了爱××公司起诉绍兴县诚
旭服饰有限公司的案卷材料，材料中显示，2008年8月28日、1
0月8日、11月6日，李某某均代表爱××公司汇给绍兴县诚旭
服饰有限公司货款。从业务经办看，爱××公司与长××针织
厂的业务都由李某某一手经办；三、关于本案的送货码单问题
。在审核认定送货单时，不能孤立认定码单，而应从交易整体
看待码单的效力，否则将加重长××针织厂的举证责任。本案
所有的送货码单均有李某某的签字，可以证明货物都是送给爱××公司的。送货单中记载的颜色，也与李某某向长××针织
厂提交的联系单中的指示一致。送货单的计量单位“公乙”与
双方购销合同中的“公乙”一致。
再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再审庭审中，
本院对再审审查时根据爱××公司的申请，向绍兴市公安局越
城区分局经侦大队调取的讯问李某某、林某、俞某某、马某某
的笔录进行了质证，各方对上述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笔
录内容所要证明的目的持有不同的意见。
本院再审查甲的事实除与二审法院查甲的事实一致外，
还查甲，李某某在公安机关的讯问中提到：“第二份合同可能
是字写错了，所以用涂改液改了改”、“其发给巴基斯坦客户
10吨‘摇粒绒’后，因客户失踪，从此不到爱××公司上班了
”。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在于以下方面，现评析如下：
（一）关于双方于2008年10月31日签订的购销合同的真
实性的认定问题。
涉及合同被涂改液涂改的问题，爱××公司在一、二审
均提出过异议，长××针织厂表示该合同系爱××公司工作人
员李某某涂改，且合同的内容也由李某某书写。再审审查中，
本院根据爱××公司的申请，向绍兴市公安局越城区分局调取
的，该分局经侦大队工作人员于2009年9月17日讯问李某某的
笔录中，李某某承认“合同可能是字写错了，所以用涂改液改
了改”。故就现有证据看，合同被涂改，并非长××针织厂所
为，如爱××公司持有异议，则应提供其所持有的合同原件，否则应认定合同中涂改的内容已经各方协商一致，为双方的真
实意思表示，爱××公司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二审法院
以长××针织厂持有合同原件，爱××公司对合同上加盖的公
司乙无异议，对该购销合同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并无不当。
（二）关于李某某签收货物的行为是否为职务行为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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