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辽01民终676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阳铭立办公家具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浑南区。
法定代表人：柳翠英，系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耿鲁红、姜倩，均系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玛祖铭立家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
法定代表人：蔡演国，系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凯，系北京市中银（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成铭，系北京金城同达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律师。
上诉人沈阳铭立办公家具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上海玛祖铭立家具有限公司合作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法院(2017)辽0112民初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28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张伟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李涛、审判员关宇宁（主审）共同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沈阳铭立办公家具有限公司上诉请求：上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2.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其他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原告除了向被告与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签订合同提供信息之外，还承担安装和售后的义务，双方合作协议解除后，原告自认不继续履行安装和售后义务”是错误的。首先，双方于2012年5月15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中第2.1条款约定：“乙方（即上诉人）负责该项目在沈阳地区的全程跟进及推动，与客户中方负责人及各相关人员建立并保持密切的关系，并及时向甲方（即被上诉人）项目负责人传达产品需求及服务信息。”第3.1条款约定：“宝马向甲方（即被上诉人）发出的每笔订单的3%，作为合作费由甲方（即被上诉人）支付给乙方（即上诉人）。”《合同法》第424条规定：“居间合同，是指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合作协议书》中2.1条款与3.1条款符合《合同法》规定的居间合同构成要件。上诉人已于2011年11月1日促成了被上诉人与华晨宝马的合作并签订《价值合同》，且被上诉人一直基于该框架合同持续获得华晨宝马的订单，足以证明上诉人已经履行了《合作协议书》中关于居间义务的条款。其次，2014年12月10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发出《合作关系之解除确定暨通知书》，称上诉人未能按照协议约定提供服务，进而要求解除双方的合作协议。但在（2016）辽01民终5834号一案中，被上诉人在庭审中已经举证自认宝马项目的安装及售后业务已于2013年开始就转包给案外人杨德才、张兴龙。事实上，在上诉人促成被上诉人与华晨宝马的合作以后，对被上诉人与华晨宝马之间每笔订单的进货、购货、安装及售后都是不知情的。需要被上诉人针对每笔订单向上诉人发出详细的指令后，上诉人才能为其提供配件及售后服务。这足以证明被上诉人违反了《合作协议书》中第3.3条款“甲方（被上诉人）授权乙方（上诉人）在宝马项目上作为甲方（被上诉人）在沈阳当地的服务商，为宝马提供配件及服务。”的约定，致使上诉人无法再为其提供配件及售后服务。可见上诉人并不存在与此前履约行为发生重大变更的事实，也没有不履行居间义务的情况存在。因此，关于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没有履行安装及售后服务”是错误的。2.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与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签订《价值合同》的谈判净价为12765423元，而被告向原告支付合作费所基于的数额已远远超出该数额，因此在合同解除以后，原告不存在损失。”是错误的。虽然被上诉人与华晨宝马签订的《价值合同》谈判净价为12765423元，但通过（2015）沈中民三终字第00580号一案与本案中关于被上诉人与华晨宝马之间的发票往来明细可以证明，《价值合同》为基础的框架合同，在此之后被上诉人基于该《价值合同》持续获得订单。谈判净价仅是华晨宝马的初次需求，上诉人正是了解到该需求并向被上诉人提供信息，并促使被上诉人与华晨宝马签订了主框架合同即《价值合同》后，才使被上诉人与华晨宝马保持了之后长期的合作关系。这种长期合作关系的保持，仍是上诉人当时促成被上诉人与华晨宝马签订《价值合同》的延续，一审法院不能通过案涉《价值合同》的谈判净价来确定上诉人应当获得合作费用的上限。同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作协议书》3.1条款也约定：“宝马向甲方（被上诉人）发出的每笔订单的3%作为合作费由甲方（被上诉人）支付给乙方（上诉人）”，《合作协议书》并没有“应当以《价值合同》谈判价格为限支付合作费”的表示，可见上诉人获得合作费用的依据是被上诉人与华晨宝马之间实际发生的每笔订单，谈判净价包含在其中，但并非全部。因此，合同解除后上诉人本应基于订单金额获取的合作费，即是被上诉人因单方解除合同给上诉人造成的经济损失。3.一审判决未让被上诉人承担违约解除合同相应的违约责任，有悖于诚实信用原则，影响市场交易规则，具有不良的社会效果。在（2016）辽01民终5834号民事判决中已确认“玛祖公司（被上诉人）不能举证证明铭立公司（上诉人）存在与此前履约行为发生重大变更的事实，也不能证明铭立公司（上诉人）居间义务的情况存在。因此玛祖公司（被上诉人）在《合作关系之解除确定暨通知书》中所表述的解除理由无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可见被上诉人解除合同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且上述生效判决中已示明“本案合作协议的解除，并不妨碍铭立公司（上诉人）要求玛祖公司（被上诉人）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权利……当事人可另行主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中未约定合同期限，且仅约定双方根据订单金额计算合作费，是市场交易活动中意思自治的体现，被上诉人是在考虑了成本和收益的情况下自愿签订的合同。被上诉人在华晨宝马获得的全部利益均因上诉人促成其与华晨宝马合作所得，上诉人的居间行为是其获取利益的根源。如今被上诉人为独自获取更大利益，不顾诚实信用原则，违约解除合同破坏了市场交易的规则和稳定，一审判决并未让被上诉人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无法起到好的行为导向作用，具有不良的社会效果。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当予以纠正。请求贵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将本案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
上海玛祖铭立家具有限公司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一、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未履行合同义务、不存在损失的事实是正确的。从学理上来看，依债权债务的持续时间为标准，合同可分为一时性合同和继续性合同。根据双方2012年签订的《合作协议书》的内容来看，上诉人的合同义务主要有以下三项：1、与客户中方人员建立并保持联系，并及时向玛祖公司传达产品需求及服务信息（见协议2.1条）；2、部分订单的安装服务（见协议2.3条）；3、质保期内货物的售后服务（见协议2.4条）等。可见，该合作协议的性质应当为继续性合同，须经持续地履行才能实现合同目的，上诉人完全履行上述合同义务是被上诉人给付合作费的前提。原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已自认自双方合作协议解除后，上诉人不继续履行安装和售后义务，且上诉状中亦自认其“未及时向被上诉人传达产品需求及服务信息。”据此，合作协议解除后，上诉人无权向被上诉人主张合作费，相应地，上诉人也不存在损失。另外，上诉人在上诉状中述称的，自2013年开始“对被上诉人与华晨宝马之间每笔订单的进货、购货、安装及售后都是不知情的”也与其在（2015）东陵民三初字885号民事案件中的主张事实相违背，同时也可以说明上诉人在2014年12月合同解除之后，已不再继续履行合同中的安装和售后的义务。二、被上诉人解除合同系有权、合法解除，被上诉人未违约解除合同。从法理上来看，继续性合同重视信赖基础之存在，信赖基础丧失或难以期待当事人继续维持合同关系时，法律多允许当事人解除合同。就案涉的2012年《合作协议书》来讲，无论从委托合同的角度，还是从居间服务的性质来看，被上诉人均享有合同解除权。被上诉人于2014年12月10日向上诉人寄送《合作关系解除确定暨通知书》，上诉人于2014年12月13日收到该通知，双方间2012签订的《合作协议书》自此解除，此点已经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01民终5834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不存有任何争议。若上诉人对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01民终5834号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有异议的话，则应当按照法定程序救济自己的权利，与现正在审理的案件无关。综上所述，上诉人于2014年12月13日《合作协议书》解除后，已不再继续履行《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的合同义务，上诉人也不存在损失，其无权再向被上诉人主张合同解除后的赔偿责任。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另外，值得说明地是，算上本次审理，上诉人自2014年11月起至今，以被上诉人为被告已经提起三起诉讼，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法院、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两级法院共进行了六次审理，不仅浪费了人民法院的司法资源，也增加了被上诉人的诉累。
沈阳铭立办公家具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14年11月18日至2014年12月13日期间的合作费共计29,827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违约金，自2014年11月18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因被告行使单方解除权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共计440,135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违约金，自2014年12月13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3.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8月29日，原、被告签订《合作协议书》一份，约定关于沈阳华晨宝马新厂及所在相关项目的事宜，由原告负责全程跟进及推动，在被告和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后，原告按照每笔订单金额收取合作费。2011年10月19日，被告与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签订《价值合同》一份，就该公司采购被告的办公家具进行协商，谈判净价12,765,423元。2012年5月15日，原、被告又签订《合作协议书》一份，就双方共同合作沈阳华晨宝马新厂及所在沈阳相关项目之事宜进行约定，被告负责跟进该客户体系的相关外籍关系，包括设计师、客户、项目管理公司等，并指派项目经理负责人与原告代表进行密切沟通，负责报价方案的制作等，并以被告名义签署合同；负责接待该客户体系的代表到原告所述机构看展或考察，承担该项目单笔交易额在150,000元以上的订单的货物运费及安装费：该项目单笔交易金额在150,000元以下的订单的货物由被告承担，安装费由原告承担，质保期内的售后服务及备货所产生的长短途运费由被告承担，此类售后及备货指令须由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正式发出。原告负责该项目在沈阳地区的全程跟进及推动，与客户中方负责人及各相关人员建立并保持密切的关系，并及时向被告项目负责人传达产品需求及服务信息。原告开展业务中的所有费用由原告自行承担，该项目单笔交易金额在150,000元以下的订单的安装费由原告承担，该项目质保期内货物的售后服务及备货所产生的安装费由原告承担，但被告以底价向原告供货的配件采购，其长短途运费及安装费均由原告承担。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向被告发出的每笔订单的3%，作为合作费由被告支付原告，但原告必须提供相同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述可支付合作费的订单仅指整体家具产品的订购，配件类的订购不予返点，若一个订单中有配件，则合作费的计算需扣除配件部分。被告授权原告在宝马项目上作为被告在沈阳当地的服务商，为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提供配件及服务，被告以附件一所列的底价向原告供货，该底价含税，不含运输及安装。原告必须保证其以被告服务商名义向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提供的所有配件必须是向被告采购，若发现原告从其他渠道购买零件，被告有权立即终止授权，并要求原告赔偿损失，损失无法计算或查明时，原告应向被告支付不低于100,000元的违约金。合作费以月结的方式结算，结算基数以被告上月收到全款之订单的金额为基数，每月十日前，原、被告就上月可结算合作费进行对账，对账完毕，双方于当月三十日前结付。本协议自双方共同盖章之日起生效，该协议生效之日，原双方在2011年8月20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即失效。
2014年原告向法院起诉被告，要求其支付合作费，经本院“（2014）东陵民三初字第885号”及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沈中民三终字第00580号”民事判决，确定被告给付原告截止到2014年11月17日的合作费717,732.80元（合作费数额的认定以被告与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之间的交易总金额28,758,419.33元为基数计算，扣除已付的合作费151,071.00元）。原告又于其后起诉被告，要求确认被告发出的《合作关系之解除确定暨通知书》无效，双方继续履行合同，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01民终5834号”生效判决确定原、被告于2015年5月15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书》解除时间为2014年12月13日。现原告认为被告在原告无过错的情况下，单方解除合同造成其损失，故诉至本院。
另查明，2014年11月18日至12月13日期间，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向被告发出订单并支付货款，开具了总金额为994,257.6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在原、被告解除合同关系后，原告不再履行安装及售后服务。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之一，原、被告之间构成何种法律关系。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本案《合作协议书》中约定，原告负责该项目在沈阳地区的全程跟进及推动，与客户中方负责人及相关人员建立并保持密切的关系，并及时向本项目负责人传达产品需求和服务人员信息，宝马公司向被告发出的每笔订单的3%作为合作费，该约定性质符合居间合同的法律特征。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的合同。《合作协议书》中约定，被告授权原告在华晨宝马项目上作为其在沈阳的服务商，为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提供配件及服务，该约定应属委托合同法律关系，故该案既包含了居间合同和委托合同的关系，因此应将本案确定为合作协议纠纷。
争议焦点之二，原告要求支付2014年11月18日至12月13日期间的合作费是否应予支持。本院认为，原告上一次起诉被告给付合作费的时间截止到2014年11月17日，而双方之间解除合作协议的时间为2014年12月13日，此期间被告与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之间发生订单并向被告支付货款，被告应按协议约定比例向原告支付合作费，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向被告开具的增值税发票金额为994,257.6元，按协议约定的比例3%计算，合作费应为29,827元，此费用被告应支付原告。
争议焦点之三，被告是否应在解除合同之后向原告赔偿损失。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不是单一的居间合同关系，原告除了向被告与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签订合同提供信息之外，还承担安装和售后的义务，而在双方合作协议解除后，原告已自认不继续履行安装和售后义务，且被告与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签订《价值合同》的谈判净价12,765,423元，而被告向原告支付合作费所基于的数额（28,758,419.33元+994,257.6元）已远远超出该数额，因此在合同解除之后，原告不存在损失，对于原告主张的合同解除之后的损失被告不应进行赔偿。综上，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一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玛祖铭立家具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沈阳铭立办公家具有限公司合作费29,827元（2014年11月18日至12月13日之间）；二、驳回原告沈阳铭立办公家具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976元，由原告沈阳铭立办公家具有限公司承担7,470元，由被告上海玛祖铭立家具有限公司承担506元；保全费2,745元，由原告沈阳铭立办公家具有限公司承担2,571元，由被告上海玛祖铭立家具有限公司承担174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上诉人提供了（2015）浑南民三初字第243号案件庭审笔录，用以证明被上诉人在2013年7月将宝马公司所购设备的售后及安装业务转包给案外人，导致上诉人无法履行安装义务。被上诉人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仅提出是因为上诉人拒不履行约定的义务，导致其将相关服务委托给案外人，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2.被上诉人提供了（2015）东陵民三初字第885号案件中，上诉人提供的11张维修单据，用以证明上诉人在合同解除后即2014年12月9日后，未再提供售后及安装等服务。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但提出收到被上诉人指派的维修单后，履行了维修义务。如被上诉人未提供派工单，则无法履行安装调试义务。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采信。3.庭审中，上诉人申请法院到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调取价值合同三份、一次性采购订单一份，用以证明即使法院判决双方合同解除之后，被上诉人仍依据解除前的合同确定订单数额，实际上还是依据上诉人所促成的原价值合同取得利益，故应当支付合作费用。被上诉人对证据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但提出法院调取的证据已经在之前的诉讼中解决完毕，至于2015年的新订单由于双方合同关系已经解除且上诉人未履行相关义务，故不符合支付条件。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本院另查明，自2014年12月14日至2016年8月19日，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向被上诉人发出订单并支付货款，被上诉人向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金额为14,671,147.32元。
另查明，二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表示自2016年8月19日，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再未向被上诉人订立订单，终止了该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合作。
另查明，根据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法务人员反馈，因订单涉及很多部门，故无法向法庭提供所有订单。被上诉人在庭审中自认订单所涉金额以税务局发票记录为准。
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它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是:上诉人沈阳铭立办公家具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上海玛祖铭立家具有限公司之间构成何种法律关系。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本案《合作协议书》中约定，乙方（沈阳铭立办公家具有限公司）负责该项目在沈阳地区的全程跟进及推动，与客户中方负责人及相关人员建立并保持密切的关系，并及时向甲方（上海玛祖铭立家具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传达产品需求均服务人员信息；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向甲方发出的每笔订单的3%作为合作费，由甲方支付给乙方，但乙方必须向甲方提供相同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该约定性质符合居间法律关系特点。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的合同。《合作协议书》中约定，上海玛祖铭立家具有限公司授权铭立公司在华晨宝马项目上作为上海玛祖铭立家具有限公司在沈阳当地的服务商，为华晨宝马公司提供配件及服务，该约定应属委托法律关系。故本案属复杂案由，包含了居间合同关系及委托合同关系，故本院将案由如实描述，确定为合作协议纠纷。
争议焦点之二是：合作协议解除的法律后果问题。我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在委托关系或居间关系中，一方虽享有单方解除权，但需承担相应的解约后果。具体到包含了居间和委托关系的本案合作协议，应从维护诚实信用的角度出发，综合考虑到此前双方履约情况、居间效果、解约理由、解约动机、提出解约的一方是否因此受益、被动接受解约的一方是否因此受损，合理处理解约后双方利益平衡问题。本案中，沈阳铭立办公家具有限公司在居间关系中承担的义务是（规定在乙方义务2.1款中）：“铭立公司负责该项目在沈阳地区的全程跟进及推动，与客户中方负责人及各相关人员建立并保持密切关系，并及时向甲方（玛祖公司）项目负责人传达产品需求及服务信息。”因双方在合作协议中未约定沈阳铭立办公家具有限公司履行义务的考核标准及具体方式，纠纷发生之前，沈阳铭立办公家具有限公司的履约行为亦无具体明确记载。依据居间服务合同的性质，结合本案的现实情况，以居间服务效果（即：宝马公司是否与上海玛祖铭立家具有限公司订立办公家具买卖合同）考核居间人的履约情况较为公平，或者由上海玛祖铭立家具有限公司举证证明沈阳铭立办公家具有限公司存在与此前履约行为发生重大变更的事实，或者上海玛祖铭立家具有限公司提出明确的不履行居间义务的有效证据。上海玛祖铭立家具有限公司不能举证证明沈阳铭立办公家具有限公司存在与此前履约行为发生重大变更的事实，也不能证明沈阳铭立办公家具有限公司不履行居间义务的情况存在。因此上海玛祖铭立家具有限公司在《合作关系之解除确定暨通知书》中所表述的解除理由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故本案合作协议的解除，并不妨碍沈阳铭立办公家具有限公司要求铭立公司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权利。对于损失的具体金额，虽然上海玛祖铭立家具有限公司与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签订的《价值合同》的谈判净价为12,765,423元，但根据合同的内容、履约情况可以看出，双方签订的《价值合同》应为框架合同，上诉人通过履行《合作协议书》的居间义务促成被上诉人与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签订了多份《价值合同》并均已履行，而案涉《价值合同》所涉的谈判净价仅为框架合同项下系列合同中的部分合同标的而非全部，且《合作协议书》3.1条款仅约定：“宝马向甲方（被上诉人）发出的每笔订单的3%作为合作费由甲方（被上诉人）支付给乙方（上诉人）”，并没有约定应当以《价值合同》谈判价格为限支付合作费的表示，亦未约定合作期限，故原审认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的合作费用远远超出该谈判净价金额并以该金额作为应当给付合作费的上限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诉请的损失金额虽发生在合同解除之后，但根据本院从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调取的证据可以认定，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向被上诉人所下订单依据的《价值合同》是发生在《合作协议书》解除之前，只是在合同解除之后做出了更改，故被上诉人通过与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履行《价值合同》所获得的利益与上诉人的居间行为是不可分割的，对上诉人要求给付《合作协议书》解除之后的发生的合作费用，本院予以支持。虽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未提供全部订单，但被上诉人自认可以依照税务局发票记录确定订单金额，而根据原审法院调取的证据，自2014年12月14日至2016年8月19日，被上诉人为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金额为14,671,147.32元，按照《合作协议书》的约定，被上诉人应向上诉人支付合作费金额为14,671,147.32元×3%=440,135元。对于上诉人诉请给付违约金的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鉴于本案《合作协议书》系双务合同，如上海玛祖铭立家具有限公司能够举证证明应由沈阳铭立办公家具有限公司履行的安装调试及售后服务等业务已由上海玛祖铭立家具有限公司履行并支出相关费用，上海玛祖铭立家具有限公司可另行告诉。
综上所述，沈阳铭立办公家具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法院(2017)辽0112民初80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法院(2017)辽0112民初80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三、上海玛祖铭立家具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沈阳铭立办公家具有限公司的损失440,135元；
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四、驳回沈阳铭立办公家具有限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7,976元、保全费2,745元，由上海玛祖铭立家具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7,976元，由上海玛祖铭立家具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伟
审判员 李 涛
审判员 关宇宁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六日
书记员 白欣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