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2民终1132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司继东，男，1956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丰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春林，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国民信托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安外西滨河路18号院1号。
法定代表人：杨小阳，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大鹏，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敏，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司继东因与被上诉人国民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民信托公司）信托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1民初22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司继东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司继东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国民信托公司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信托法》规定的委托人的查阅权范围是“信托帐目以及处理信托事务的其他文件”，一审法院认为“具体到信托项目上主要体现为信托资金管理报告或处理信托事务的完整记录”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虽然并没有法律法规明确界定“信托帐目以及处理信托事务的其他文件”的范围，但《信托法释义》对查阅权的对象作了具体界定，即“与委托人的信托财产有关的信托帐目，包括反映属于信托财产的资产、负债、收入、所有者权益、费用（成本）、利润等状况的会计凭证、会计帐簿、会计报表及其他有关资料。所谓处理信托事务的其他文件，包括为运用、处分信托财产而签订的合同文本、信托登记文件以及其他记载信托事务处理情况的文件。”因此，具体到本案信托项目上，除了一审法院认定的资金管理报告，还主要包含了反映属于信托财产的资产、负债、收入、所有者权益、费用（成本）、利润等状况的会计凭证、会计帐簿、会计报表等以及为运用、处分信托财产而签订的合同文本、信托登记文件以及其他记载信托事务处理情况的文件。
二、案涉信托计划为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财产集中管理、运用和处分，无法分割，一审法院认为国民信托向司继东提交的材料仅限于“上诉人投资的300万元信托资金”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所谓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根据《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集合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是“将两个以上（含两个）委托人交付的资金进行集中管理、运用或处分的资金信托业务活动”，具体到本案，国民信托是将多个委托人交付的资金合计2亿元共同集中管理，统一运用、处分给融资人天津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并在收到统一的收益后，集中扣除有关费用，再按照投资比例分配给委托人。
（一）委托人有权了解的信托财产为案涉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下整个信托财产。《信托法》第二十条“委托人有权了解其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处分及收支情况，并有权要求受托人作出说明”的规定中关于“信托财产”的定义具体到本案信托计划为“国民信托·天钢国贸股权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信托财产，司继东投资的信托资金为该信托计划下信托财产的组成部分，当司继东投资的信托资金作为信托计划信托财产组成部分，被统一使用、处分给融资方，以及融资方向信托计划分配收益时，该整体的信托财产，为《信托法》规定的与其信托财产有关的财产，也是司继东有权了解管理运用、处分及收支情况，并有权要求受托人作出说明的对象。
（二）国民信托提供的材料不足以使司继东了解托财产的管理运用、处分及收支情况。本案中，国民信托提交的材料中关于“2015年9月21日至2017年12月15日期间向司继东分配信托收益的记账凭证21张以及“国民信托向司继东分配信托收益的渤海银行托管网银交易电子回单21份”，上述材料司继东完全可通过银行自行查询银行账户中的交易流水予以获取，根本无需国民信托提供。如果《信托法》规定的收支情况就是国民信托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司继东分配的收益，是司继东完全可以从自己的账户中查询到的信托收益的话，那么《信托法》无须做出上述规定。
（三）了解整个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处分及收支情况，并不侵犯其他委托人的利益，也不违反受托人的保密义务。案涉信托计划作为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其信托财产统一管理，运用、处分及收益支付以整体为单位进行，国民信托不可能把每个委托人的信托资金单独放款给融资方，融资方也不可能单独将每个投资者的收益分别支付给信托计划，而是统一管理，统一转账，因此，司继东要求了解信托计划整个2亿元信托财产的管理情况并不侵犯任何一名委托人的利益，国民信托没有理由以对投资人负有保密义务逃避受托人责任。
三、一审判决认定信托计划未能按期兑付系因案外人违约导致，司继东通过诉讼了解资金损失原因的目的已经实现，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据合同的相对性，案外人违约，国民信托可以依据其与案外人之间的合同关系要求案外人承担违约责任。同样，国民信托违反其与司继东之间的《信托合同》并给司继东造成了损失，同样应承担赔偿责任。《合同法》上的违约责任属于严格责任，只要合同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约定，即应承担违约责任。本案中，国民信托违反《信托法》《集合资金管理办法》《信托合同》规定，应对司继东承担违约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案外人违约导致国民信托未能履行合同从而认定司继东通过诉讼了解资金损失原因的目的已经实现，显然存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
首先，司继东资金损失的原因，系国民信托违反审慎管理义务所致；其次，司继东资金损失的原因与司继东行使知情权无必然联系，司继东根据《信托法》的规定享有“了解其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处分及收支情况，并有权要求受托人作出说明”的权利，但国民信托提供的仅限于司继东投资的300万元收益分配情况，不足以使司继东了解案涉信托计划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以及处分收支情况。
综上所述，国民信托向司继东提交的材料，是司继东可以通过自己的银行账户进行查阅的内容，无法反映国民信托在管理信托计划期间信托财产管理运用、处分及收支情况，国民信托以保护其他委托人的信息为由逃避受托人义务，剥夺了司继东作为信托计划委托人的知情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后，予以改判。
国民信托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不同意司继东的上诉请求。
一、司继东关于委托人在具体信托项目上查阅权范围的主张不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一）司继东主张的《信托法释义》并不能作为司法裁判依据和国民信托履行受托人义务的法定依据。司继东主张的《信托法释义》系“中国人大网”发布的法律释义与问答，既非法律规定，也不属于《立法法》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法定程序作出的立法解释，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因此《信托法释义》中关于信托账目及处理信托事务其他文件的释义，并不能作为司法裁判依据和国民信托履行受托人义务的法定依据。（二）一审法院关于委托人在具体信托项目上的查阅权范围的认定具有法律依据。《信托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委托人有权了解其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处分及收支情况，并有权要求受托人作出说明。”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委托人有权查阅、抄录或者复制与其信托财产有关的信托帐目以及处理信托事务的其他文件。”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委托人的查阅权仅限于与其信托财产有关的信托账目以及处理事务的其他文件。虽然目前法律法规及合同并未对信托账目及其他文件的具体指向作出更明确的规定，但是根据《信托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法律规定委托人查阅权目的在于保证委托人能够了解其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处分及收支情况。而具体到信托项目上，披露信托资金管理报告或处理信托事务的完整记录已经可以充分保障委托人了解其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处分及收支情况。因此一审法院认为“委托人知情权的目的在于了解其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处分及收支情况，具体到信托项目上主要体现为信托资金管理报告或处理信托事务的完整记录”的认定完全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因此，司继东关于委托人在具体信托项目上查阅权范围的主张不成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且在一审过程中，国民信托已经向司继东提供了向融资方天津钢铁集团支付股权收益权转让价款共计2亿元的渤海银行托管网银交易电子回单，已向司继东分配信托收益的记账凭证、网银交易电子回单等与其信托财产有关的所有资料，符合法律规定。
二、司继东关于“一审法院认为被司继东向司继东提交的材料仅限于‘司继东投资的300万信托资金’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的主张不成立，无任何法律和合同依据。（一）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也适用《信托法》的规定，《集合资金管理办法》及信托合同均规定委托人仅有权了解与其信托财产有关的文件。《集合资金管理办法》第一条规定：“为规范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业务的经营行为，保障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信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据此，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也适用《信托法》的规定。《信托法》第二十条：“委托人有权查阅、抄录或者复制与其信托财产有关的信托帐目以及处理信托事务的其他文件。”《集合资金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受益人有权向信托公司查询与其信托财产相关的信息，信托公司应在不损害其他受益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准确、及时、完整地提供相关信息，不得拒绝、推诿”。国民信托与司继东签订的《国民信托·天钢国贸股权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以下简称《信托合同》”第十二条信托当事人权利义务第（一）.1.（2）条规定“委托人有权查阅、抄录与其信托财产有关的信托账目以及处理信托事务的其他文件”。司继东作为本信托计划的委托人和受益人，在本信托计划中认购了300万元的信托资金，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其仅能要求国民信托提供其认购的300万元信托资金及对该信托资金运用产生的收益（如有）等相应信托财产有关的信托账目和文件。国民信托管理的整个信托计划募集资金为2亿元，必然包括了其他委托人的信托财产，司继东无权要求国民信托提供涉及其他委托人、受益人的资料。（二）司继东关于案涉信托计划作为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其信托财产管理、运用、处分及收益支付是以整体为单位进行的观点是错误的。虽然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和处分是集中进行管理、运用和处分的，但信托受益权是份额化的，信托利益的计算和分配是根据每个受益人持有的信托单位份额、按其占有信托总份额的比例进行的，故信托利益进行收益支付时，需要对信托财产进行分割，而是根据受益人持有信托受益权份额分别归属于各个委托人。（三）国民信托向司继东提供的材料已经足使了解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处分及收支情况。首先，《信托法》第二十条：“委托人有权查阅、抄录或者复制与其信托财产有关的信托帐目以及处理信托事务的其他文件。”根据《信托法》规定，司继东仅有权查阅其交付300万信托资金及对该信托资金运用产生的收益（如有）等相应信托财产有关的情况。其次，在一审过程中国民信托已经提供了向融资方天津钢铁集团支付股权收益权转让价款共计2亿元的渤海银行托管网银交易电子回单，已向原告分配信托收益的记账凭证、网银交易电子回单，国民信托向司继东提供的上述材料反映了与司继东300万信托资金及对该信托资金运用产生的收益（如有）等相应信托财产有关的情况。另外，司继东可在国民信托网站上自行查阅的信托项目管理报告，信托项目管理报告记载了国民信托作为受托人处理信托事务的情况以及整个信托计划的收支情况。因此，国民信托向司继东提供的材料和文件已足以使司继东了解其信托财产管理和运用及处分情况。司继东关于国民信托提供的材料不足以使司继东了解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处分及收支情况的主张不成立，无任何法律和事实依据。（四）司继东关于其“了解整个信托财产管理运用、处分及收支情况，并不侵犯其他委托人的利益，也不违反受托人的保密义务”的主张根本不能成立。《集合资金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受益人有权向信托公司查询与其信托财产相关的信息，信托公司应在不损害其他受益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准确、及时、完整地提供相关信息，不得拒绝、推诿”，《信托合同》第十二条第（二）.2.（6）条规定“受托人对委托人、受益人以及处理信托事务的情况和资料负有依法保密的义务”。根据上述规定，受托人履行提供信息的义务，其前提是确保委托人、受益人的信息不被泄露、不损害其合法权益，这也是由信托作为私募金融产品的基本属性决定的。司继东要求超越其信托财产范围获取信托专户所有流水信息、财务凭证等信息与材料的行为，将直接导致信托计划其他委托人、受益人的信息泄露，该行为直接违背了信托的基本属性以及法规、合同的具体条款，明显违反了受托人应担负的对其他委托人及受益人信息的保密义务，并要为此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国民信托拒绝提交其他委托人及受益人的材料是履行受托人职责和遵守合同义务的表现，完全具有正当性。另外，如上所述，集合信托计划财产在分配时需要进行分割且可以分割，在信托利益分配时是对应各投资者分别进行分配的，不可能进行整体支付。并且每一个委托人的收益分配都是分别记账，委托人接收收益账户都是相互独立的。所以，司继东主张“案涉信托计划为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财产统一管理，运用、处分及收益支付以整体为单位进行”，要求了解整个2亿元信托财产的管理情况并不侵犯任何一名委托人的利益，该主张与事实不符，也与受托人保密义务相悖。因此，一审法院认为被司继东向司继东提交的材料仅限于“司继东投资的300万信托资金”属于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三、一审法院认定信托计划未能按期兑付系案外人违约导致，司继东通过诉讼了解资金损失原因目的已经实现，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一）司继东提及的国民信托违反审慎管理义务的主张并非司继东一审诉讼请求，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且其主张的事实不成立。首先，司继东在一审中并未提出国民信托违反审慎管理义务，因此二审过程中主张国民信托违反审慎管理义务，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其次，在涉案信托计划项下的融资人违约后，国民信托以受益人利益最大化为原则，采取了包括不限于谈判、和解、诉讼、执行等多种措施与天津市政府、天津国资委、渤海钢铁、融资人、保证人等主体进行周旋，同时也积极做好对受益人的安抚和沟通工作，也正是在国民信托的尽职和努力下，在天津钢铁集团财务状况非常紧张的前提下，国民信托还帮助司继东收回部分投资本金。再次，本信托计划日常管理过程中，国民信托已经按照信托合同的约定，每季度在国民信托官网详细公告对信托财产整体运用收支情况，司继东作为信托计划的委托人、受益人可以登录公司网站进行查阅。庭审中，司继东也明确认可其已经在国民信托官网上查阅了季度公告。另外，已有少数信托计划受益人以国民信托未履行受托人职责、未进行风险提示和说明、未就投资情况向受益人进行真实、准确、完整的披露等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国民信托赔偿损失。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一审、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均驳回了司继东的全部诉讼请求。综上，司继东主张国民信托违反审慎管理义务的主张，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且国民信托已经积极履行了管理人义务，不存在违反勤勉尽责管理义务的情形，不存在任何违反《信托法》、《集合资金管理办法》《信托合同》的任何规定，因此司继东的主张与事实严重不符，根本不能成立。（二）司继东关于“原告资金损失的原因，系被司继东违反审慎管理义务所致”的观点不成立，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根据司继东诉国民信托解除信托合同纠纷案件，案号：（2017）京010民初11434的一审判决，法院认定司继东主张国民信托未尽到审慎及风险控制义务没有法律依据，驳回其关于要求解除合同并返还本金及支付收益的诉讼请求。司继东提起上诉后，二审生效判决也认定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司继东关于“原告资金损失的原因，系被司继东违反审慎管理义务所致”的观点不成立，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三）司继东主张“司继东资金损失的原因与司继东行使知情权无必然联系”的主张不能成立，且与一审主张存在矛盾之处。首先，司继东行使知情权可以了解资金损失的原因，而了解司继东资金损失的原因也属于行使知情权的一种具体体现。另外，司继东在一审起诉状中向一审法院主张“为维护原告的知情权，并了解投资损失产生的原因，特依法提起诉讼”。对于信托计划融资方和担保方未履行《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保证合同》的行为，国民信托已经积极采取相应救济措施并已通过网站公布相关信息，司继东可自行查阅。因此，司继东通过一审诉讼要求了解资金损失原因的诉讼目的已经实现而司继东在上诉状中又主张“司继东资金损失的原因与司继东行使知情权无必然联系。”显然与一审主张存在自相矛盾。综上，在一审中，国民信托也已经将信托计划项下与司继东有关的所有材料提交给司继东，已足以使司继东了解其信托财产的情况，法定和约定的义务国民信托已经履行完毕，本案不再具有可争议的内容，不具备民诉法上的可诉性，司继东的主张均应予驳回。
司继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国民信托提供从2015年9月1日信托计划开始募集到2018年4月1日，全部国民信托天钢国贸股权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募集资金2亿元的银行流水明细；2.要求国民信托提供反映信托财产的资产、负债、收入、费用、利润等状况财务记录和托管指令，财务记录是指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托管指令是指运用信托资产进行投资支付相关费用，在信托募集期和信托运行期发生的国民信托向托管银行发出的资金划拨和收益划拨指令，资金划拨指的是整个信托项目2亿元的划出对象指令，收益指令是整个信托项目向全体投资人分配收益的指令；3.诉讼费由国民信托负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9月6日，司继东向国民信托汇款300万元，用于购买国民信托发布的信托产品。
2015年9月10日，司继东（委托人）与国民信托（受托人）签订《信托合同》。《信托合同》与《国民信托·天钢国贸股权收益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说明书》（下称说明书）、《国民信托·天钢国贸股权收益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风险申明书》（下称风险申明书）等文件一并构成了双方的合同条款，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其中风险申明书内容为，告知委托人和受益人，本信托计划不承诺保本和最低收益，具有一定的投资风险。本信托计划可能存在政策风险和市场风险、信用风险等风险形式。受托人虽已披露风险，但仍存在不可预测的风险。委托人应当仔细阅读相关文件，谨慎决策，委托人在风险申明书中签字，表明理解文件内容，愿意承担投资风险。司继东在上述风险说明书中签字确认，并抄写声明：本人已阅读并完全接受认购风险申明及信托计划说明书条款，愿意承担本产品投资风险和损失。
说明书中内容为，公布了信托计划的名称及主要内容。注明本信托计划的资金用于受让天津钢铁集团持有的天钢贸易公司的100%股权收益权。天津钢铁集团将转让价款用于流动资金周转，按照约定价款回购收益权，实现信托资金的退出。说明书同时进行了风险提示。
《信托合同》内容为，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自愿将其合法拥有的资金委托给受托人，并由受托人根据文件约定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进行集中管理，运用和处分，并以本信托的管理运用收益作为信托利益的来源，为受益人获取投资收益。合同约定认购金额在300万元（含）至600万元的委托人，本信托计划的预期收益率为每年9.2%。同时合同约定，预期收益率为受益人可能获得的年化收益率，但不代表实际年化收益率。
《信托合同》同时载明，本次信托总规模为2亿元。关于信托期限，合同约定信托计划分期募集，各期信托计划的存续期限自当期信托计募集完成日期至当日信托计划存续期满12个月之日止。受托人有权宣布本信托计划期限提前终止或者延长。
关于信托利益的计算方法，合同约定各期信托单位的信托利益核算日为自该期信托单位对应的信托利益起算日起每个自然季度末月21日。受托人于信托利益核算日后15个工作日内，分配当期信托利益。如果信托计划某期信托单位预计存续期限届满，信托财产专户中的现金类信托财产扣除费用后不足以向受益人分配的，受托人可以对信托财产进行处置和变现，信托期限相应延长，直至已经足额向受益人分配利益或者信托财产全部变现之日终止。
《信托合同》亦约定了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委托人有权查询、抄录与其信托财产有关的信托账目以及处理信托事务的其他文件，但委托人不得利用其获得的信息谋取不当利益，不得将其获得的信息对外散发而可能导致对信托计划利益产生不利影响。受托人管理信托财产必须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受托人应遵守信托文件中的规定，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务；受托人必须将信托财产与其固有财产分别管理、分别记账；受托人必须开设信托财产专户对信托财产进行单独管理；受托人必须保存处理信托事务的完整记录，受托人必须依据信托文件中的规定，于信托计划终止时将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处分及收支情况，报告委托人和受益人；受托人对委托人、受益人以及处理信托事务的情况和资料负有依法保密的义务，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因处理信托事务必须披露的除外。
2015年9月28日，国民信托向司继东出具了《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认购确认书》，确认司继东认购金额300万元，确认信托单位300万份。
另查，2015年8月26日，天津钢铁集团作为甲方，国民信托国民信托公司作为乙方签订《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就国民信托拟设立本案涉案信托计划，将信托资金购买甲方依法持有的标的收益权进行确认。同日，天津天钢集团有限公司作为甲方、国民信托国民信托有限公司作为乙方签订《保证合同》一份，约定天津天钢集团有限公司为前述回购协议中天津钢铁集团需要履行的所有义务提供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同年，8月27日，合同各方办理了上述回购协议及保证合同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出具（2015）京方圆经证字第26082号、26083号公证书。
再查，2015年9月7日、9月8日，国民信托分别向天津钢铁集团转账支付1.365亿元、0.635亿元。信托计划到期后，因天津钢铁集团及天津天钢集团有限公司未履行合同义务，未能按期兑付司继东本金及部分收益，国民信托宣布信托计划延期。2015年9月30日至2017年12月29日期间，国民信托分21笔向司继东支付本金及收益共计1114101.37元。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国民信托向司继东提供了2015年9月21日至2017年12月15日期间向司继东分配信托收益的记账凭证21张、编号为NT托字15-003-036-04号的《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民信托·天钢国贸股权受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保管协议》1份、向司继东分配信托收益的渤海银行托管网银交易电子回单21张、国民信托向天津钢铁集团支付股权收益权转让价款共计2亿元的渤海银行托管网银交易电子回单2张、《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1份、《保证合同》1份。
对国民信托提供的上述资料，司继东表示仅为部分内容，国民信托还应提供国民信托募集2亿元的流水凭证、整个信托计划全部2亿元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及托管指令，司继东可在国民信托网站上查阅国民信托每季度出具的信托资产报告，但该报告仅体现了收支情况的总额，没有具体到每个投资人分配的金额。
一审法院认为，司继东与国民信托签订的信托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根据《信托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委托人有权了解其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处分及收支情况，并有权要求受托人作出说明。委托人有权查阅、抄录或者复制与其信托财产有关的信托帐目以及处理信托事务的其他文件。”《信托合同》亦约定了司继东作为委托人的查阅权，故司继东提起本案诉讼，系其行使委托人知情权的权利。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司继东是否有权要求国民信托提供全部信托计划的银行流水凭证、财务记录及托管指令。
首先，法律规定的委托人的查阅权的范围仅限于与其信托财产有关的信托帐目以及处理信托事务的其他文件，但对于信托账目及其他文件的具体指向并未作出明确解释。对此司继东认为查阅的范围应当包括银行流水凭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及托管指令。该院认为委托人知情权的目的在于了解其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处分及收支情况，具体到信托项目上主要体现为信托资金管理报告或处理信托事务的完整记录。国民信托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向司继东提交的向项目融资方天津钢铁集团支付股权收益权转让价款共计2亿元的渤海银行托管网银交易电子回单、已向司继东分配信托收益的记账凭证、网银交易电子回单以及司继东可在国民信托网站上自行查阅的信托项目管理报告，可以反映国民信托作为受托人对司继东信托财产进行管理、运用及收支的情况，已能满足司继东作为委托人的知情权。对于司继东主张的国民信托应提交向银行付款的托管指令，因托管指令已提交至银行，国民信托并未留存原件，司继东亦无证据证明国民信托保管了托管指令的原件，且国民信托提交的向融资方转账2亿元的网银交易电子回单足以证明国民信托已履行了向融资方放款的义务。
其次，关于司继东称国民信托应提交全部信托项目募集资金的银行流水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及托管指令，不限于司继东投资的300万元信托资金的意见。本案中，司继东投资的信托资金为300万元，但国民信托整个信托计划募集的资金为2亿元，必然包括了其他委托人投资的金额。信托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国民信托作为受托人对委托人、受益人以及处理信托事务的情况和资料负有依法保密的义务，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因处理信托事务必须披露的除外。法律法规并未规定受托人在向委托人披露信息时可以披露其他委托人的资金募集及收益分配情况，对于其他委托人的资金募集及收益分配也不属于合同约定因处理信托事务必须披露的事项。
最后，信托计划未能按期兑付本金及收益系因天津钢铁集团及天津天钢集团有限公司未履行与国民信托签订的《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与《保证合同》。国民信托根据信托计划的履行情况决定延期，符合合同约定以及相关法律规定。对此，国民信托已通过网站公布相关信息，司继东可自行查阅。司继东通过本案诉讼要求了解资金损失原因的诉讼目的亦已实现。
综上，司继东的知情权已经得到满足，司继东要求国民信托再行提交全部信托项目的银行流水、财务记录及托管指令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二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司继东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法庭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信托法》第二十条规定，委托人有权了解其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处分及收支情况，并有权要求受托人作出说明。委托人有权查阅、抄录或者复制与其信托财产有关的信托帐目以及处理信托事务的其他文件。故委托人有权查阅、抄录或复制的是与其自己信托财产有关的信托账目以及处理信托事务的文件。现国民信托已向司继东提供了2015年9月21日至2017年12月15日期间向司继东分配信托收益的记账凭证21张、编号为NT托字15-003-036-04号的《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民信托·天钢国贸股权受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保管协议》1份、向司继东分配信托收益的渤海银行托管网银交易电子回单21张、国民信托向天津钢铁集团支付股权收益权转让价款共计2亿元的渤海银行托管网银交易电子回单2张、《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协议》1份、《保证合同》1份。国民信托提供的上述材料已能满足司继东作为委托人了解其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处分及收支情况。现司继东要求国民信托再行提交信托项目的全部银行流水明细、财务记录和托管指令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司继东的上诉理由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司继东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婧雪
审 判 员 葛 红
审 判 员 曹 欣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李 爽
书 记 员 崔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