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1419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恒泰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赖良玮，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郑勇敏，广东环宇京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梁义勇，广东环宇京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年云
委托代理人：朱茶林，广东星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陆宇锋，广东星凯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第三人：广州市黄埔区恒泰卷扬机经营部
经营者：陈艮顺。
上诉人广州恒泰重工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泰公司）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3民初69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广州恒泰重工机械有限公司与被告杨年云在2005年7月1日至2016年2月15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原告广州恒泰重工机械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被告杨年云支付工资27000元；三、原告广州恒泰重工机械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被告杨年云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66000元；四、驳回原告广州恒泰重工机械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元，由原告广州恒泰重工机械有限公司负担。
判后，上诉人恒泰公司不服，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恒泰公司一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二、由杨年云承担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
上诉主要理由：一、一个员工不可能同时被两个用人单位录用，杨年云是第三人的员工，与恒泰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根据杨年云在仲裁庭调查与一审法院庭审调查中自己陈述驾驶的车辆车牌为粤Ａ×××××；在一审法院中，第三人向法院提供的证据（杨年云的提货单据）证明杨年云为第三人提货、送货，而送货、提货的车辆正是杨年云驾驶的车辆粤Ａ×××××。因此，杨年云是第三人的员工，与恒泰公司不存在任何关系。二、杨年云与杨年荣是否同为一个人，一审法院并没有查清楚。根据杨年云提供的公安局关系证明，该证明仅证实了杨年云的曾用名为杨年荣。但是该证明无法证明杨年云何时使用“杨年荣”，何时开始停止使用“杨年荣”。因此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仅是杨年云的身份证明，不是杨年云就是杨年荣的证明。三、在有证据证明杨年云不是恒泰公司员工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举证责任倒置给恒泰公司明显错误。根据恒泰公司提供的证据及第三人在法庭上的陈述，杨年云是第三人的员工。在有证据证明杨年云是第三人的员工的情况下，举证责任就不应由恒泰公司承担，而是应由杨年云承担举证责任。因此，一审法院判决恒泰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明显错误。综上所述，杨年云不可能同时为两家用人单位提供劳动，杨年云是第三人的员工，与恒泰公司不存在任何关系。因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法院的判决，支持恒泰公司一审中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杨年云答辩称：我方对原审判决结果没有异议。杨年云同时向本院提交一份书面《答辩状》，该《答辩状》主要内容如下：一、杨年云与恒泰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恒泰公司提交的证据清单中承认“杨年云直接受陈伶洁管理”，根据恒泰公司在穗劳人仲案（2016）1967号仲裁裁决中提供的恒泰公司变更（备案）记录的法定代表人变更栏目显示，恒泰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正是陈伶洁。从恒泰公司在劳动仲裁庭、一审中的陈述可知，杨年云直接受雇于第三人，不受恒泰公司管理。既然杨年云不受恒泰公司管理，那为什么杨年云会直接受恒泰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陈伶洁管理？再根据杨年云之前在仲裁庭、一审提交的两份“证明”盖有恒泰公司更名前的单位印章，两份证明真实性已被仲裁庭、一审法院采信，因此杨年云与恒泰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二、恒泰公司与第三人之间是关联公司关系，二者应对杨年云承担连带赔偿的法律责任。恒泰公司与第三人对外宣传材料中的产品、联系人电话、地址均相同，股东、出资人相同，业务混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二条规定：“税法第十三条所说的关联企业，是指与企业有以下之一关系的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一）在资金、经营、购销等方面，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的拥有或者控制关系；（二）直接或者间接地同为第三者所拥有或者控制；（三）其他在利益上相关联的关系。因此可以认定恒泰公司与第三人广州市黄埔区恒泰卷扬机经营部存在关联关系。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9条第4款规定“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位提出，拒不改正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换言之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未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用人单位并未反对的，多重劳动关系是可以并行不悖。杨年云庭审中提交的证据清单中第二组证据证明如下事实：2006年6月23日恒泰公司加盖公章证实杨年云是恒泰公司的驾驶员，2011年1月2日恒泰公司加盖公章证实杨年云受恒泰公司委托提货，2010年12月3日恒泰公司加盖公章委托杨年云送货，2015年1月13日恒泰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仍然出具亲笔委托书委托杨年云办理车辆年审。因此，杨年云与恒泰公司、第三人存在多重劳动关系。三者之间的交叉用工关系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约束。基于恒泰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事实，恒泰公司与第三人依法应向杨年云承担连带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责任。三、恒泰公司与第三人应向杨年云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132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因此用人单位应对解除劳动关系负有举证责任。庭审中恒泰公司与第三人均未提交任何关于解除与杨年云劳动关系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杨年云在庭审中已提供“微信记录”证明恒泰公司原法定代表人陈伶洁告知杨年云，单位只剩一台车无需雇请杨年云而解除劳动关系，完成了初步的举证责任。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支付赔偿金。”第八十七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第四十七条“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的规定，恒泰公司与第三人应向杨年云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杨年云自2005年7月1日入职，2016年2月15日离职，工作年限是10年零7个余月，离职前12个月月平均工资是6000元，经核算，杨年云请求恒泰公司与第三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是132000元（6000×11×2）。四、杨年云曾用名是杨年荣，恒泰公司不能以补领、换领机动车牌证申请表中身份证号码笔误就否认杨年云是杨年荣。首先，杨年云与恒泰公司存在十年零七个月的长期劳动合同关系，恒泰公司不可能不知道杨年云曾用名就是杨年荣。一张补领、换领机动车牌证申请表中身份证号码笔误可能是恒泰公司授意的，亦有可能根本未曾提交公安局车管所申请换领牌照，但是申请表上杨年云的签字是事实，恒泰公司在该申请表上加盖公章亦是事实。仅凭一份笔误（身份证号码只有17位）的申请表质疑杨年云与杨年荣不是同一个人是非常牵强。其次，根据石门县公安局出具的杨年云曾用名户籍信息证明显示，杨年云的曾用名是杨年荣，如果连国家司法机关出具的证明材料也不足以证明杨年云的身份，那么就没有什么证明材料是可信的。恒泰公司的质疑没有相反证据证明，在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法官对此进行释明后，亦无提出对恒泰公司曾用公章真伪进行鉴定申请，也未提出对杨年荣笔迹是否是杨年云亲笔书写进行司法鉴定申请。最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的规定：“恒泰公司对自己主张的事实应承担举证责任。”恒泰公司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杨年荣与杨年云不是同一个人，也没有证据证实恒泰公司并没有违法解除与杨年云之间的劳动合同，因此恒泰公司应对自己的举证不能的事实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我方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请求驳回恒泰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
原审第三人广州市黄埔区恒泰卷扬机经营部（以下简称恒泰经营部）经本院合法传唤没有到庭参加庭审，亦没有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一致。
二审期间，杨年云向本院提交了一份派出所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杨年云与杨年荣是同一人。恒泰公司对该证据发表如下意见：1、对该《证明》的真实性，由于法院已经核对过真实性，我方对该证明的真实性没有意见。2、关于合法性，杨年云提交该份证明时，并没有将身份证号码可以变更的相关法律依据或者政策文件等一并提交给法庭。对于杨年云身份证号码是否可以随意变更的事实，我方无法确认，因此对该证明的合法性不予确认。3、关联性我方不予确认。（1）、该证明只是显示了杨年云所谓的身份证号码有一个变更过程，但该证明无法与一审中两份证明《修车证明》《委托提货证明》相互印证，不能证明杨年云就是该两份证明中显示的杨年荣，因此不能证明是我方的员工。（2）、该证明上面，没有附上杨年云的户籍地变更情况证明，杨年云在诉讼过程中提交的《车牌证申请表》中显示的代理人杨年荣的地址与杨年云之前提交的户籍证明上的地址不一致，杨年云提交的该份证明没有对此进行说明。因为户籍地是唯一，如果变更，杨年云应当予以证明。因此不能证明杨年云就是我方的员工。（3）、申请表上的身份证号码存在明显的改动。如果杨年云所谓的身份证号码变更是事实，那么杨年云为何要在申请表上对之前所谓正确的身份证号码进行改动。这也说明了该申请表上的信息是不真实的。（4）、在申请表上，显示填表日期为2006年3月29日，但杨年云提交的证明上，没有显示其所谓的身份证号码变更是在何时办理的，与申请表不能相互印证。综上，该证明无法与杨年云在之前诉讼过程中提交的其他证明材料相互印证，不能证明杨年云就是我方的员工。
二审期间，恒泰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一份《关于广州恒泰重工机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的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载明：1、1999年6月28日，公司成立时的法定代表人是陈伶洁；2、2011年12月2日，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陈伶洁变更为陈步俊；3、2014年8月8日，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陈步俊变更为赖良玮。
本院认为：根据恒泰公司的上诉及杨年云的答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是：1、恒泰公司与杨年云是否存在劳动关系；2、恒泰公司应否向杨年云支付工资27000元；3、恒泰公司应否向杨年云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66000元。对于上述争议焦点，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原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杨年云向本院提交的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亦进一步证实“杨年云”与“杨年荣”是同一人。本院审理期间，恒泰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佐证其上诉主张，本院据此认可原审法院对本案事实的分析认定，即对恒泰公司上诉主张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及无需向杨年云支付工资和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的上诉请求均不予支持。
原审第三人恒泰经营部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四第一款之规定，本院依法作缺席判决。
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广州恒泰重工机械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玉芬
审判员 叶嘉璘
审判员 苏韵怡
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张树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