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南民终字第18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丽水市百川林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怡景花园4幢1101室。
法定代表人周丽明，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建强，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游旭文，男，1969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建瓯市。
委托代理人黄朝辉，福建启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任国华，福建启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恭花，女，1965年1月2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浦城县。
委托代理人叶宗斌，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丽水市百川林业有限公司（下称百川公司）、游旭文因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2014）瓯民初字第9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百川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建强，上诉人游旭文的委托代理人黄朝辉、任国华，被上诉人周恭花的委托代理人叶宗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诉争的种植于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碧湖镇郎奇村糖蔗圩郎奇桂花园（总面积100亩）内的桂花树原为百川公司的合法财产，之后周恭花与百川公司于2010年6月3日就涉案桂花树签订一份《桂花树购销合同》，合同约定：1、百川公司将郎奇桂花园（座落在丽水市莲都区碧湖镇郎奇村糖蔗圩，具体详见平面图）总面积100亩整体出让给周恭花；2、价格1100万元；3、付款方式：签订之日起现金支付；4、关于管护：周恭花委托百川公司管护至2010年12月31日止，管护期间一切费用由百川公司承担；5、移树办理出口的相关手续及费用由百川公司负责。同日，百川公司向周恭花出具内容为“今收到周恭花购树款（丽水市莲都区碧湖镇郎奇桂花树）1100万元整”收条一张。2010年12月10日周恭花与百川公司签订一份补充协议，内容为：“针对2010年6月3日浙江省丽水市百川林业有限公司与周恭花签订的桂花树购销合同的第四条，关于甲方周恭花委托乙方管护期延长至2011年12月31日止，管护期间的一切费用由乙方承担。”。《桂花树购销合同》签订之后，百川公司将涉案桂花树的部分《出省木材运输证》《木材运输证》《植物检疫证书》交由周恭花持有。
2012年4月8日周恭花向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被告百川公司，要求确认位于丽水市碧湖镇郎奇村糖蔗圩100亩郎奇桂花园内的桂花树约2800棵归周恭花所有；要求判令百川公司立即履行与周恭花签订的《桂花树购销合同》办理相关移树手续及支付全部的移树费用。同年7月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周恭花的申请裁定准许周恭花撤诉。
2012年9月23日，建瓯市人民法院在审理游旭文诉周丽明、刘骏鸿及百川公司借贷纠纷系列案件中，根据游旭文的申请，于2012年9月23日作出（2012）××民初字第××号民事裁定，查封了百川公司种植于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碧湖镇郎奇村绿化苗木基地的桂花树，查封清单上体现丹桂树938株、金桂树450株。受百川公司的委托，吴伟标在查封清单上签名，同时建瓯市人民法院在该片基地现场张贴查封公告并拍下照片。因上述系列案件进入执行程序，2013年1月10日，周恭花对上述涉案桂花树的执行提出书面异议，建瓯市人民法院于同年3月12日以瓯执外异字第××号执行裁定书驳回周恭花的异议。
2010年2月10日，百川公司及周丽明、刘骏鸿与李建月签订了《转让协议》，协议约定百川公司将丽水市莲都区碧湖镇郎奇村的桂花园水泥路以北部分的全部桂花树（约40亩、482株）作价744万元转让给李建月。2013年1月11日，李建月向建瓯市人民法院提出书面执行异议，建瓯市人民法院于2013年3月12日作出（2013）瓯执外异字第2号执行裁定，驳回案外人李建月的执行异议。2013年4月17日，李建月向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提起确认合同有效之诉，该院于2014年4月10日作出（2013）丽莲商初字第781号民事判决，确认该《转让协议》合法有效。
2010年3月10日，百川公司及周丽明、刘骏鸿与周旭勇签订了《转让协议》，协议约定百川公司将丽水市莲都区碧湖镇郎奇村的桂花园水泥路以南部分的全部桂花树，面积约60亩，共计1035株及该种植桂花树地块的土地承租权以418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周旭勇。2013年4月8日，周旭勇向建瓯市人民法院提出书面执行异议，建瓯市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28日作出（2013）瓯执外异字第5号执行裁定，驳回案外人周旭勇的执行异议。2013年2月25日，周旭勇向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提起确认合同有效之诉，该院于2014年5月12日作出（2013）丽莲商初字第422号民事判决，确认该《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原判另查明，百川公司曾委托游旭文全权负责处置涉案桂花树，但未体现具体落款时间，之后百川公亦将涉案桂花树的部分《出省木材运输证》《木材运输证》《植物检疫证书》交由游旭文持有。
原审法院认为，周恭花与百川公司在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桂花树购销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合同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社会公共利益，该转让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受《桂花树购销合同》及之后签订的《补充协议》条款的约束。至于周恭花与百川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关系，并不影响《桂花树购销合同》的效力。又，涉案桂花树属于动产，根据《桂花树购销合同》、《补充协议》关于周恭花于《桂花树购销合同》签订之日委托百川公司管护涉案桂花之约定，并依据《物权法》第二十七条“动产物权转让时，双方又约定由出让人继续占有该动产的，物权自该约定生效时发生效力。”之规定，可认定百川公司在2010年6月3日就按法律规定的交付方式将涉案桂花树交付给周恭花，而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作出与本案有关的两份民事判决均未对涉案桂花树的权属作出认定，亦未作出排除本院对涉案桂花树作出权属认定的实体判决，故周恭花在合同签订之日即2010年6月3日起就对涉案桂花树享有所有权。现周恭花要求停止对涉案桂花树的执行的诉讼主张，理由成立，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周恭花与百川公司就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碧湖镇郎奇村糖蔗圩郎奇桂花园而订立的2010年6月3日《桂花树购销合同》合法有效，且百川公司已将上述桂花园内的桂花树交付给周恭花。二、停止对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碧湖镇郎奇村糖蔗圩郎奇桂花园内桂花树的执行。案件受理费87800元，由百川公司负担87700元，游旭文负担100元。
一审宣判后，百川公司、游旭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百川公司上诉称，1.一审判决认定涉案《桂花树购销合同》有效有误，应依法认定该合同无效。（1）从合同双方身份来看，本案被上诉人系民间借贷放贷者，而非园林圈经营户。众所周知，从事民间借贷的人，喜欢资金流动方便，不喜欢资金在实物中沉淀，除非为借款提供保障。比如，很多放贷者或者担保公司，为了防止借款不能收回，既写借条、担保合同，同时把借款人的房产、土地、汽车、树木全部写好买卖合同，作为资金不能收回的保障。如果借款收回，买卖合同弃之不用，如果借款无法收回，则主张买卖合同标的物所有权。这样，出借方立于不败之地。该类买卖合同，因不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合意，法律是不予保护的。被上诉人对桂花树行业不熟悉，也不存在通过长期持有桂花树增值的意愿。所以，被上诉人签订《购销合同》并非兴之所至转行做桂花树生意，而是符合在借款未收回来前先签一份购销合同作为还款保障的选择，以视将来情势择机使用，这样的购销合同依法不受法律保护。（2）从合同的交易对价来看，涉案郎奇桂花园内桂花树经法院评估价值4883万元，而买卖合同约定对价1100万元，两者悬殊巨大。债务人还不了债，削价销售的情况并非没有，对于基数为巨大价值的物品，下浮极其有限，不可能下浮3000多万元。回到本案，用拟发生的借款数字，作巨大价值标的物的对价签订购销合同，恰恰证明此非真实购销合同，而是以大标的物保障小借款的保证类合同。一审判决的错误认为，不仅于法不符，且鼓励以小博大，以非法手段博取合法利益的行为，违反民法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3）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款项支付特点来看，不符合购销合同的交付特点，而符合借款合同的特征。一审判决免去被上诉人的举证责任，不符合举证规则。其一、被上诉人合同对价1100元并未支付且未承担举证责任。1100万元数额巨大，无法现金交易，既然周恭花一审称“订立购销合同后，其即支付了全部转让款，百川公司并出具收到购树款的《收条》一份”，则应对该1100万元合同款交付举证。如其无力举证或放弃举证，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即该款从未交付。其二、被上诉人在一审诉状中陈述合同签订后即付款，但在庭审中又变更为之前借款的冲抵，1100万元并未当场交付，则被上诉人至少应对2010年6月3日前上诉人欠被上诉人借款1100万举证。即被上诉人应举证其与上诉人账户资金进入差额至少应在1100万元，如其无力举证或放弃举证，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即该款从未交付。其三、被上诉人在一审起诉状陈述，合同签订后即交付款项，但在庭审中变更为之前借款的冲抵。其陈述前后矛盾，在两者必有一假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应加重被上诉人的举证责任，即当事人双方对同一事实各执一词或证明力相等的，应采纳有利于上诉人的陈述或证据。在本案中，应采信上诉人对事实的陈述，即借款远低于1100万及签订购销合同后还款行为仍在继续的事实。其四、被上诉人在2010年6月3日后仍继续收取上诉人的款项160万元，符合借款合同尚在继续履行的特征，而不符合购销合同特征，因为在购销合同中，只有买方向卖方付钱，不可能卖方向买方付钱。其五、被上诉人在2010年6月3日后仍继续收取上诉人的欠款160万元，则至少为其抗辩“仍存在另外的借款关系”举证，以抗辩上诉人主张的仍在“收取还款和利息”的事实，其举证不能则应承担相应后果，即借款还款并不因为签订买卖合同而停止，也即购销合同为借款保证选择所用。其六、一审判决对关键事实一笔带过，熟视无睹，避而不答。一审判决认为“至于百川公司与周恭花之前是否存在借款关系，并不影响《桂花树购销合同的效力》”，未明确该借款关系是指2010年6月3日之前的借款关系还是指之后的借款关系。如指2010年6月3日之前的借款关系，则至少应查明此时的借款进入款差额，因为即便案由为借款合同纠纷的案件，亦不能凭收条证明巨额借款成立，何况购销合同本身存在重大瑕疵。如查明1100万合同款未付，则该合同系一份尚未履行的合同，不能达到物权转移的效力和目的。如是指2010年6月3日之后的借款关系，则是区分继续还款还是单独借款的关键事实，举证责任在被上诉人一方。一审判决对关键事实未予查明，且未将举证责任分配给被上诉人，必然导致事实认定错误。综上，从合同双方的身份、合同标的物的对价、欠款交付的特征来看，《购销合同》应名为买卖，实为借款保证。2.上诉人从未向被上诉人交付涉案桂花树，一审判决以《物权法》第二十七条认定桂花树已经交付属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定桂花树以占有改定的方式完成所有权转移，意思为既然合同约定委托管护，则依文字表述已完成交付，不用查究交付行为。殊不知，如果案件各方当事人对合同性质无争议，仅对合同标的物何时交付存在争议，适用该法律条款是可以的。如果案件本身的争议焦点是合同的性质和效力，那么标的物何时交付恰恰是辨别购销合同性质还是借款合同保证的重要依据。如此，一审判决陷入逻辑混乱。正确的逻辑应是，以查明交付行为来判定合同是否是购销合同，原审却混淆为以购销合同约定委托交付来证明是购销合同。即以本应证明的结果对象来证明结果自身的逻辑怪圈。法律适用上，委托管护非但不能证明标的物的交付，恰恰证明这是一份借款保证性质的合同。根据上诉人的一审证据，该桂花树从未交付。一审判决以《物权法》第二十七条判定桂花树交付属逻辑混乱，法律适用错误。3.被上诉人自认时至2012年4月8日，桂花树尚未交付，则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上不可能与案件当事人的主张相悖。2012年4月8日，被上诉人向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上诉人百川公司立即履行涉案《桂花树购销合同》，办理相关移树手续及支付全部的移树费用。该行为构成桂花树在2012年4月8日尚未交付的自认，一审判决不可能超越案件当事人自认的事实，判定桂花树在2010年6月3日已经交付。4.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撤回请求确定桂花树权属的诉讼请求，变更为请求判决购销合同效力及桂花树交付后，原审法院继续审判并对变更诉请作出判决，违反法定管辖权。异议之诉系案外人对法院执行活动中的执行标的物的权属提出异议，故异议之诉的核心是物权之诉，是否停止执行只是在权属确认后的附带判决。如果异议人向执行法院提出涉及执行标的物的合同效力之诉或交付是否完成之诉，执行法院是不会受理的。此即为何部分确认涉案桂花买卖合同有效之诉，由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法院受理并作出裁判的原因。本案在发回重审之前的诉请均有确权，是符合管辖条件的。但是在发回重审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撤回了确权的请求，变更为合同效力和交付之诉，案件已不由执行法院管辖，因上诉人所在地和合同履行地均不属于一审法院。上诉人一审中立即提出该异议，该案由此不属于执行异议之诉，请求驳回起诉。一审判决归纳百川公司抗辩意见第5点时，遗漏了上诉人异议的主要内容，上诉人已在一审庭审中抗辩管辖权。综上，被上诉人变更诉请为合同效力之诉，一审法院已无管辖权，一审判决应予撤销。5.一审判决在“本院认为”中确权，在判决主文中列确权原因，因果倒置，逻辑关系不成立，也容易导致执行的混乱。一审法院在“本院认为”部分认定“周恭花在合同签订之日即2010年6月3日起对桂花树享有所有权”。众所周知“本院认为”是说理部分，为判决结果说理的，而权属是执行异议之诉的判决结果，本应判决的结果当事人已经撤回诉请，却被一审法院藏在法院说理部分。本作为判决理由即判断权属的条件之一合同效力和交付却成为判决结果。因果倒置，逻辑混乱。任何一份判决书执行的是它的判决结果，原审判决无任何权属文字，如此一审判决结果无关权属，亦无关权属异议之诉。6.一审判决无权对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法院生效判决进行解读和解释，其作为说理部分不成立，并可能造成司法判决的执行混乱。一审判决对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法院确认涉案桂花树相关买卖合同有效一案的判决书作出解释，认为该法院的判决“亦未作出排除原审法院对涉案桂花树作出权属认定的实体判决”。对两份其他法院生效判决的内容，原审法院并不具有独家解释权。上诉人看来，一审法院判决的内容，已与两份丽水市莲都区的判决书产生了诸多冲突。一审法院对其他法院生效判决内容进行解释，没有法律效力，将其作为说理部分推导判决内容，是以错误的理由得出错误的结论。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判令：1.撤销一审判决；2.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或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上诉人游旭文上诉称，1.原审判决确认《桂花树购销合同》合法有效，缺乏事实根据，系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判决仅凭一纸《桂花树购销合同》《补充协议》即认定被上诉人与百川公司在签订合同之时具有转让与购买桂花树的意思表示，《桂花树购销合同》合法有效，缺乏事实证明。上诉人认为，《桂花树购销合同》不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法不能成立并生效。（1）作为合同当事人的百川公司，既否认其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桂花树购销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详细陈述了合同的签订原因和过程，“因为桂花树是不能进行抵押登记，所以只能以订立买卖协议的形式作为借款的一种保证，对于上述其他借款人我也是以订立转让协议或购销合同的形式作为保证向他们借的钱”、“这些收条、补充协议、桂花树购销合同都是假的，是她写好叫我抄的，她没付我一分钱向我买树。如果有的话，可以调查的，我现在已向丽水市公安局碧湖派出所报案她和赵志勇诈骗了”并提供了被上诉人借款352.84万元，百川公司还款275万元的汇款凭证，以证实其陈述。虽然被上诉人质证认为其与百川公司既存在借贷关系，也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始终未能提供已支付购买桂花树款项的有效证据。而在执行异议听证会上，被上诉人也承认“我不懂桂花树经营，买卖不是目的”，由此印证了百川公司周丽明的上述陈述是真实可信的，合同的真实目的不是为了转移桂花树的所有权，而是被上诉人意图采用签订买卖合同形式，以防止其他债权人或法院对桂花树的查封与执行。（2）《桂花树购销合同》内容草率、不确定，进一步证明合同不真实。其一，合同标的不确定，且与实际不符。合同第一条约定，百川公司的“郎奇桂花园整体出让给被上诉人”，实际上买卖标的物是桂花树，而非桂花园；桂花树作为一珍贵的观赏树种，根据每株桂花树品种（丹桂和金桂）和品相，其价格差异悬殊，从苗木价格上千元到大树上万元甚至十几、上百万元。因此桂花树的品种、规格和具体数量是作为确定合同总价款的最主要依据。但合同上所约定的1100万元价格，经执行法院依法委托评估的价格却是4000多万元。这么高昂价格、大宗物品的买卖合同，竟连标的物的品种、规格和数量都缺乏，只寥寥数行，是任何说法都难以解释过去的。第二，买卖价格和付款方式均是虚设，缺乏真实性。合同第二、三条所提到的“价格为人民币壹仟壹佰壹拾万元整（11000000元），合同签订之日起现金支付”。若真为买卖，会草率到大小写金额不对吗？被上诉人当庭也不得不承认合同签订当日未付款，是用以前借款抵付部分购树款，既然约定是“现金支付”，也就排除了将借款转为购树款的可能性，且被上诉人提供的所谓支付清单，原审判决也未采信；更为重要的是被上诉人在原审提供的百川公司于2010年6月3日出具的收条，因不是发票，百川公司可不入账，又因被上诉人在合同签订当日分文未付，故该收条内容明显虚假，足以证明百川公司为迎合被上诉人的要求，串通一起，虚构事实证据，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3）有据可证，百川公司借款的交易习惯，历来都是以订立购销合同形式为借款保证。为此，上诉人在原审提供了九组证据，足以证实本案合同的签订不是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原审判决确认本案合同合法有效是错误的，依法应予撤销。2.原审判决认定本案桂花树已经交付错误。原审判决以“根据动产所有权变动的法律规定认定涉案桂花树的所有权归属问题”为由，在未查明有关事实的情况下，即仅以《桂花树购销合同》及其《补充协议》记载的委托管护及管护期延长至2011年12月31日止，即“认定百川公司在2010年6月3日就将涉案桂花树交付给被上诉人”是错误的。上诉人认为，本案根本不存在占有改定或交付的事实。（1）2010年6月3日签订的《桂花树购销合同》，并没有约定合同桂花树所有权转移给被上诉人；在被上诉人未交分文价款的情况下，即凭合同上记载的委托管护即认定为交付，明显于法于理相悖。从法律上看，在双方没有达成物权变动合意的情况下，委托管护只能形成债的关系，而不可能发生占有改定。实际上，本案合同第8条已明确约定移树办理出口相关手续等，说明交付的方式是移树出口，而本案查封前并没有发生百川公司将桂花树交付给原告移植出口的事实。故委托管护只是交付前对桂花树的管护，而非交付。（2）被上诉人在原审所称的“2010年6月3日签订《桂花树购销合同》的当日就已完成桂花树的交付，并为原告实际占有”的说法荒谬。被上诉人至今也未提供桂花树交付清单和实际占有的证据，甚至在2012年4月8日，被上诉人向丽水市中院起诉百川公司时，诉状中的诉请是“请求确认郎奇桂花园内的桂花树2800多棵归其所有（实际棵树以法院委托中介机构清点的实际数字为准）；判令百川公司立即履行约定的办理相关移树手续”等。既然被上诉人都早在2010年6月3日已签订了合同且已接管了这些桂花树，在长达近两年的时间里，怎么连树的数量还要请法院委托中介机构去清点？由此也说明交付是移树，故其交付理由明显虚构。（3）被上诉人在原审一方面诉称合同与补充协议将委托管护期延长至2011年12月31日；另一方面，又提供2010年6月18日《合作协议》，以证明其委托赵志勇“负责该片桂花树的日常看护、管理”，意图证明在委托期满后，即2012年1月1日起是由赵志勇在管护。但2012年9月25日和2012年12月12日，建瓯法院对本案桂花树进行查封、执行时，只见到百川公司基地管理人吴伟标，没有看见被上诉人或其委托管理人。而被上诉人在庭审时是以不知道为由，直至2013年1月10日才提出执行异议。可见该基地桂花树在被查封和执行之前，尚未发生交付的事实。综上事实可以证明，原审判决认定本案桂花树已经交付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是错误的。3.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由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错误适用《合同法》第八条、《物权法》第二十七条等规定，作出错误判决。而更为严重的是，在本案中，原审将债权和物权混合审理，又片面地仅以合同约定作出错误判断，并枉顾被上诉人未支付约定价款事实，作出物权归属的判决，既严重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丧失客观公正性，又剥夺当事人合同履行抗辩权。从依法公平的角度出发，被上诉人诉请确认桂花树交付，以及停止执行的诉讼请求，不应当列入本案的受理范围。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其适用法律错误，作出判决错误。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在原审所提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周恭花辩称，1.一审判决认定周恭花与百川公司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本案《桂花树购销合同》有效，是完全正确的。（1）对当事人法律关系的判断，书证应当为优势证据。在其他证据无法推翻书证的情况下，应当采信书证。（2）以周恭花的出借人身份推定《桂花树购销合同》所设立的是借款担保关系，不能成立。相反，周恭花购买讼争桂花树后，无论是通过长期持有以求增值，还是短期转手加以变现，都是正常的保本或逐利行为，不能妄加猜度。（3）一审法院对讼争桂花树的委托评估价，是2013年的市场价值，而1100万元是2010年《桂花树购销合同》签订时各方当事人根据当时的市场价值的作价。由于桂花树的价格具有大起大落的特点，两者并不具有可比性。事实上，讼争桂花树现在的市场价格甚至不到上述委托评估价的一半。所以，以2013年的委托评估价与各方当事人2010年的作价之间的差价来否定《桂花树购销合同》的买卖合同性质，不能成立。（4）百川公司以周恭花如何支付购树款和是否足额支付购树款的合同履行行为来反推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在逻辑上就已不能成立；而其以杜撰的“购销合同的交付特点”，强加给周恭花一层又一层的举证责任，则毫无依据。（5）周恭花与百川公司之间同时存在的借款关系和桂花树买卖关系，并存不悖。百川公司试图以其中的借款关系来否定桂花树买卖关系，理由不能成立。2.一审判决根据《物权法》第二十七条，认定百川公司已经向周恭花交付了讼争桂花树，是完全正确的。（1）本案《桂花树购销合同》的买卖合同性质，并不会因百川公司的否认而改变；相反，一审法院综合本案全部现有证据，认定本案《桂花树购销合同》是一份名副其实的买卖合同，完全正确。（2）既然本案《桂花树购销合同》是一份名副其实的买卖合同，一审判决根据讼争桂花树原由百川公司占管的事实和《桂花树购销合同》中“委托管护”之约定，适用《物权法》第二十七条，认定讼争桂花树于《桂花树购销合同》签订时交付，其所有权同时已经转移，完全正确。3.周恭花向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请百川公司办理移树手续、承担移树费用，恰是以百川公司已经履行了桂花树交付这一主要义务的基础之上的，要求百川公司履行的办理移树手续、承担移树费用之附随义务。因此，周恭花从未像百川公司所称的那样，自认讼争桂花树在2012年4月8日尚未交付，一审判决对该事实的认定也不存在与周恭花自认相悖的错误。4.周恭花变更诉讼请求，是根据一审法院的释明而作出的，但周恭花从未放弃过对讼争桂花树的所有权主张，相反，要求法院确认《桂花树购销合同》有效和确认讼争桂花树已经交付，其法律逻辑结论正是周恭花对讼争桂花树享有所有权。并且，周恭花变更诉讼请求后，本案的诉因和诉由均未改变，仍然为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依法仍属于一审法院管辖。所以，一审判决并不存在所谓的违反法定管辖权错误。5.一审判决的判决主文是针对周恭花诉讼请求的顺位逐一作出的。这完全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存在所谓的因果倒置的错误，更不存在易造成执行混乱的问题。6.一审判决对（2013）××商初字第××号民事判决和（2013）××商初字第××号民事判决的有关表述，只在论述该两份判决对其是否产生影响，并未进行不适当的解读和解释，并不存在百川公司所谓的易造成司法判决的执行混乱的问题。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百川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
经审理查明，百川公司提出原审遗漏认定1100万元购树款的实际交付情况及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对李建月与周旭勇已经对涉案桂花树已经进行了占有和管理的事实。游旭文提出原审遗漏了1100万元购树款的付款情况及建瓯市人民法院到当地进行粘贴执行公告的事实。周恭花提出原审认定“百川公司与李建月、周旭勇签订《转让协议》”的事实有异议，现有证据表明该《转让协议》并不真实。周恭花还认为原审遗漏认定：1.百川公司与郎奇村委会所签订的原承包合同的原件已经移交给了周恭花；2.周恭花委托赵志勇对桂花树进行管护的合作协议原件已经经由周丽明签字确认；3.原审法院遗漏了认定了李建月与周旭勇未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对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双方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
双方当事人提出的上述异议，亦即本案双方的争议焦点所在，本院在裁判理由中一并分析、认定。
本院认为，1.关于《桂花树购销合同》性质和效力问题。（1）《桂花树购销合同》是证明双方关系的直接证据和书面证据，在没有充足的相反证据推翻的情况下，应以其合同内容确定双方关系。该合同经双方签字，且对合同主体、标的物、价款作了明确约定，具备合同成立的基本要素，属依法成立的合同。合同中虽有部分内容不够完整、严密，但不足以推翻《桂花树购销合同》的真实性。（2）购树款是否支付及如何支付仅能作为买受方是否按约履行合同的依据，且产生的法律后果，亦只是买受方是否应承担继续付款的违约责任，不能成为买卖合同是否真实的判断依据，也即购树款的支付情况与本案处理结果并无关联性。另外，买卖关系与借贷关系同时存在并不矛盾。就本案而言，双方均认可在购销合同签订前存在借贷关系，但之后双方签订《桂花树购销合同》，并由百川公司出具《收条》，且周恭花亦认可部分桂花树款是经原借贷关系结算转换而来等事实，可以认定双方借贷关系转为买卖关系、借款转买卖款的可能性极大。对此交易方式，法律并无禁止。至于货款是否有付或已付清，属于周恭花是否已履行或完全履行合同义务范畴，如何对待取决于合同相对方即百川公司的意志和主张，不影响买卖合同成立及生效。（3）长期委托管理符合大片桂花树买卖的交易习惯，也是对标的物占有前提下的一种处分行为。因桂花树并非普通商品，可以任意存放，且不宜频繁移植，故周恭花整体购买本案桂花树后，将桂花树继续种植于原基地，委托百川公司继续关系，待需要时再提运，并不违反桂花树的交易管理习惯。（4）案外人周旭勇、李建月与百川公司签订的相类似的购销合同已被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认定为有效。综上，原审认定《桂花树购销合同》成立并生效，符合法律规定，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并无充足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纳。2.关于涉案桂花树是否已于法院查封前交付给了周恭花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七条“动产物权转让时，双方又约定由出让人继续占有该动产的，物权自该约定生效时发生效力。”的规定，明确了动产可通过占有改定之约定完成所有权交付。涉案《桂花树购销合同》中明确约定“甲方（周恭花）委托乙方（百川公司）管护至2010年12月31日止”。顾名思义，既为“委托管理”，应由将本人之物委托他人管理之含义，也即已取得所有权是委托的基础。因此，根据文义解释，应认定桂花树所有权已经转移。而周恭花是否忽略标的物被百川公司处置风险的问题，因百川公司已将涉案桂花树的《运输证》《植物检疫证书》等证件交付给周恭花，在缺乏该证件的情况下百川公司无法处置桂花树，故周恭花对此风险防范的心理无可厚非，且在法律层面也不存在可归责的依据。综上，比较双方主张所支撑的证据的证明力，周恭花一方应更具优势。至于百川公司提出的涉案桂花树目前实际由案外人管控的问题，因并不影响涉案桂花树在原审法院查封前已交付给周恭花的事实认定，本院不予审查。因此，原审认定涉案桂花树已经交付并判令原审法院停止执行，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维持。上诉人还提出原审法院因周恭花未提出确认桂花树所有权的诉请而不具有本案管辖权，以及原审判决结果存在逻辑矛盾的问题，但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的规定理解，立法上设置执行异议之诉的目的在于是否停止标的物的执行，案外人是否对执行标的物享有物权只是判断是否执行的依据及理由，只有在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情形下，执行之诉中才予以裁判。故上诉人百川公司提出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综上，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7800元，由百川公司、游旭文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 刚
审 判 员 陈君精
代理审判员 熊建安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张 隽
本案依据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