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2民终354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郑贤敏，男，1961年11月7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宁波市海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曲春晓，浙江合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宁波民信典当行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波市鄞州区中心区宋诏桥路**号。
法定代表人：李幸岚，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月荣，该公司业务经理。
原审被告：朱铁，男，1934年6月2日出生，汉族，退休干部，住宁波市江东区。
原审被告：朱波，男，1965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江东区。
原审被告：朱一声，女，1959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江东区。
原审被告：朱敏声，女，1962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宁波市江东区。
上诉人郑贤敏因与被上诉人宁波民信典当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信典当行）、原审被告朱铁、朱波、朱一声、朱敏声典当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16）浙0212民初19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郑贤敏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郑贤敏不承担还款义务。事实和理由：一、原审认定与事实不符。1.2008年6月13日签订的《集体土地房屋产权抵押典当合同》在乙方（签章）一栏中，有郑成富（郑贤敏之父），郑亚红（郑贤敏的妹妹），郑贤敏三人，而非原审认定的仅为郑成富一人。2.郑贤敏在不知王赛珍、朱铁已与民信典当行签订有《房地产典当合同》的情况下，应原审被告朱波的要求，按其与民信典当行商妥的合同内容，于2008年6月13日在原审被告朱波陪同下，与民信典当行签署了《集体土地房屋产权抵押典当合同》，郑贤敏依约向民信典当行交付郑成富名下位于东钱湖镇湖塘村证明产房屋产权的编号为20023049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证一份。由于事先朱波已告知该20万元典当借款郑贤敏只能拿5万元，其余由朱波领取。民信典当行当即扣除当月利息6000元，实际给付郑贤敏44000元。2008年7月13日郑贤敏将第二个月利息打入民信典当行指定的蔡幸泉个人账户，可见郑贤敏系以《集体土地房屋产权抵押典当合同》中乙方共同出典人的身份，支付《集体土地房屋产权抵押典当合同》项下当金利息。二、原审判决引用文字错误。原审判决在证据认证中认定《要求减免利息申请》中有“《担保函》”三字是错误的，《要求减免利息申请》第一段最后一句指向的不是本案典当借款，而是对2008年6月13日《集体土地房屋产权抵押典当合同》的客观表述。三、原审适用法律不当，债务加入不能成立。典当行为中，当户是特定债务人，这一债务与其人身具有密切联系，需要特定债务人亲自履行。债务加入所指“债务”，须具有可转移性，债务加入的“债务”倘若不具备可转让性，即使第三人有债务加入的明确表示亦不能产生债务加入的实质后果。四、原审判决不公。原审判令郑贤敏于判决生效7日后“向原告返还当金20万元”，“支付2016年2月29日前的利息和综合服务费合计352000元”等显属不公。郑贤敏既非《房地产典当合同》当户，更未对该合同提供过连带担保，且承诺还款仅指20万元，不包括其他款项。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判决不公。
民信典当行辩称：1.《集体土地房屋产权抵押典当合同》确实是三个人签字的。2.郑贤敏支付的12000元是付《房地产典当合同》2个月的利息，3分利（月利率），6000元一个月，共计12000元。3.《要求减免利息申请》中写得很清楚，郑贤敏是共同还款人，所以应该共同承担。4.利息理应支付，典当行的利息和本金都是合法的。综上，原审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民信典当行于2016年3月8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一、朱铁、朱波、郑贤敏共同向民信典当行返还借款20万元，并支付暂计算至2016年2月29日的综合服务费395600元、利息120400元，之后的综合服务费和利息要求以20万元为基数分别按2.3%、0.7%的标准继续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朱一声、朱敏声在继承王赛珍遗产的范围内对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还款责任；三、若五被告未履行上述付款义务，请求对朱铁、朱波、朱一声、朱敏声享有继承权的王赛珍名下位于宁波市江东区民安路265弄26号102室的房屋进行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抵押权范围内优先受偿。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5月30日，民信典当行（甲方）与朱铁及王赛珍（乙方）签订《房地产典当合同》一份，约定：乙方自愿以其本人拥有完全所有权的位于宁波市江东区民安路265弄26号102室的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号：甬房权证私移字第××号，土地使用权证号：甬东国用（2000）字第4979号］向民信典当行进行抵押典当，当金金额为20万元，甲方于取得他项权利证书当日办理典当手续并支付当金；典当期限为2008年5月30日至2008年11月29日；月综合费率为2.3%，月利率为0.7%；乙方应按约每月支付利息和综合费用，如逾期五天及以上的，甲方有权按约定利息、综合费用加收20%滞纳金；当期期满后五日内，乙方未赎当或续当的，应支付甲方典当金额的20%作为违约金，同时甲方有权按《典当行管理办法》将当物拍卖、变卖，拍卖、变卖所得款项按该办法规定处理，甲方有权依法追索不足部分；等等。同日，民信典当行与王赛珍办理了房屋抵押登记手续，房屋他项权证号为甬房江东他字第T200814703号。同日，朱波向民信典当行出具《担保函》一份，载明：王赛珍、朱铁在宁波民信典当行有限公司典当借款人民币贰拾万元正，借款利率3%，借款期限2008年5月30日至2008年11月29日止，对该笔借款朱波愿承担连带担保责任。2008年6月13日，民信典当行与郑贤敏的父亲郑成富曾签订《集体土地房屋产权抵押典当合同》一份，约定郑成富以其名下位于宁波市鄞州区东钱湖镇湖堰村集体土地（集体土地使用证编号为20023049）之上的房屋产权向原告典当借款20万元，但双方未办理抵押登记手续。2011年8月15日，民信典当行向王赛珍及朱铁、朱波出具《催款函》一份，载明：王赛珍于2008年5月30日以位于宁波市江东区民安路265弄26号102室的房屋向原告典当借款20万元，借款后两月付息正常，之后利息一直拖欠未付，经民信典当行催讨后才于2010年7月30日付息6000元、2011年1月31日付息6000元；至2011年8月15日该笔典当借款本金尚余20万元未返还，应付综合服务费及利息236400元、滞纳金42480元，已付24000元，合计尚应付454880元，要求王赛珍、朱铁、朱波于2011年8月31日前付清上述借款、综合服务费及利息、滞纳金。该《催款函》及应收综合服务费详单由朱波于同日签收。2012年4月24日，朱波向民信典当行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就2011年8月15日《催款函》中的欠款，其承诺于2012年6月30日前还清。2012年7月3日，朱波再次向民信典当行出具《承诺书》，承诺在2012年7月10日至7月15日前先还款30万元。2013年5月31日，朱波又向民信典当行出具《承诺书》一份，承诺在2013年8月30日前归还民信典当行借款。2014年4月23日，民信典当行向郑贤敏送达《催款函》，载明王赛珍于2008年5月30日以位于宁波市江东区民安路265弄26号102室的房屋向民信典当行典当借款20万元，在付息5个月后，经多次催讨一直未还本付息，故要求郑贤敏在2014年6月30日前付清全部款项。2015年3月26日，郑贤敏向民信典当行出具《要求减免利息申请》，载明“本人曾在2007年与朱波等共同参与合肥市电子信息港业务，后因该项目前景不佳，业务停止。期间产生了一定的费用，形成债务。后在2008年5月由朱波出面，用其父母的房产作为抵押，向贵行借款20万元。同时朱波告诉我也用我父亲在东钱湖房产的集体土地证作为抵押保证，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现该借款逾期多年，贵行每年多次催讨，但现因本人经营不善，无力归还。本人承诺在2015年5月底归还20万元，借款利息部分，请求给予减免”。2016年1月15日，朱铁向民信典当行确认，2008年5月30日朱波因经营需要，用其父母（王赛珍、朱铁）的房产向原告抵押借款20万元，期间民信典当行一直在向债务人催讨。就本案借款，民信典当行认可已收到五笔利息和综合服务费合计30万元。
另查明：王赛珍已死亡，其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有其丈夫朱铁、儿子朱波、女儿朱一声和朱敏声。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讼争《房地产典当合同》的约定，民信典当行与王赛珍、朱铁之间的交易符合当户将其房地产作为当物抵押给典当行，交付一定比例的费用，取得当金，并在约定期限内支付当金利息、偿还当金、赎回当物的典当行为，故案由应为典当纠纷。民信典当行与王赛珍、朱铁签订的讼争《房地产典当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应按约履行。案件的争议焦点在于：一、民信典当行是否向王赛珍、朱铁支付当金20万元；二、若民信典当行实际支付当金20万元，典当期限届满之后民信典当行是否有权主张综合服务费；三、郑贤敏是否应对王赛珍、朱铁的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就争议焦点一，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民信典当行提供的证据，应当认定民信典当行实际履行了《房地产典当合同》约定的当金支付义务，向当户王赛珍、朱铁交付当金20万元，理由如下：第一，朱铁在2016年1月15日的《告知函》中确认2008年5月30日因朱波经营需要，以涉案房屋向原告典当借款20万元。朱铁辩称其年事已高，是在无法确认《告知函》内容是否真实的情况下，签字确认收到该《告知函》，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在朱铁未能举证证明其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情况下，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自己的民事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朱铁在落款“确认人”处签字应认定为其对《告知函》内容的确认，朱铁该辩称不能成立；第二，朱波多次出具《担保函》、《承诺书》的行为亦可印证民信典当行实际支付当金20万元的事实。朱波先是在讼争合同签订当日向民信典当行出具《担保函》，承诺对典当借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后于2011年8月15日签收了民信典当行的《催款函》和《应收综合服务费详单》，之后三次向民信典当行出具《承诺书》承诺偿还本案典当借款。朱波虽非讼争《房地产典当合同》的当事人，但根据民信典当行提供的证据以及民信典当行和朱铁的庭审陈述看，朱波是本案典当借款的实际使用人，且朱波是王赛珍和朱铁的儿子，结合生活经验，朱波的上述行为亦能够证明民信典当行已履行当金支付义务；第三，《房地产典当合同》签订当天，民信典当行与王赛珍、朱铁办理了房屋抵押登记手续，朱铁在庭审中抗辩称未收到当金，但至今未采取任何措施以解除房屋抵押，不符合常理。综上，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高度盖然性标准，应当认定民信典当行已按约向王赛珍、朱铁支付当金20万元。
就争议焦点二，民信典当行主张被告分别按0.7%和2.3%支付利息和综合服务费直至当金清偿之日止，朱铁辩称典当期限届满后不应再计算综合服务费。一审法院认为，民信典当行已按约支付当金，王赛珍、朱铁应按约支付当金利息和典当综合费用，并在当期届满后5日内赎当或者续当，逾期不赎当也不续当的，为绝当。典当行与当户约定绝当后当户应支付违约金、逾期利息、典当综合费用的，典当行可以选择主张，也可以同时主张，但对于折算后的实际利率过高的，当户可以请求依法调整，由此可知在绝当后典当行在合理范围内仍可收取典当综合费用，且朱波多次出具的《承诺书》中均计算了综合服务费，因此，朱铁称绝当后不能再计算典当综合费用的辩称主张，不予采纳。合同约定的利息为0.7%，月综合服务费为2.3%，民信典当行认可已收到五个月合计30000元的利息和综合服务费，未超过年利率36%，予以确认，但自2008年10月30日起的利息和综合服务费合计不得超过年利率24%的计算标准，计算至2016年2月29日为352000元，之后的利息和综合服务费亦应以未返还当金为基数按年利率24%继续计算至款清之日止。朱铁称民信典当行在典当期限届满后未及时处理当物，系怠于行使权利，扩大损失，但从民信典当行提供的证据看，典当期限届满后，其一直在向朱铁、朱波、郑贤敏催讨借款，朱波、郑贤敏亦屡次承诺还款，可见民信典当行系在积极主张债权并在不断地给予债务履行宽限期，故对朱铁该辩称也不予采纳。综上，民信典当行有权主张王赛珍、朱铁返还当金20万元并支付上述利息和综合服务费。现因王赛珍已死亡，朱敏声、朱一声作为王赛珍的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其应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承担还款责任。关于朱波的民事责任，将在下文中阐述。
就争议焦点三，民信典当行主张郑贤敏原向其出具《担保函》，承诺为本案典当借款提供保证，后出具《要求减免利息申请》，承诺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对此郑贤敏辩称其未出具过《担保函》，签字不真实，《要求减免利息申请》亦非针对讼争《房地产典当合同》出具，故不同意为王赛珍、朱铁的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对此，该院在证据认证中已阐述，从《要求减免利息申请》的内容及行文看，应当认定郑贤敏在该申请中最后承诺在2015年5月底还款并请求减免部分利息均指向本案典当借款。这亦能与郑贤敏于2014年4月23日签收的《催款函》相印证。在郑贤敏否认《担保函》真实性的情况下，其在《要求减免利息申请》中作出的还款承诺应作债务加入履行之解释，故民信典当行主张郑贤敏对王赛珍、朱铁上述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于法有据，予以支持。
关于朱波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该院认为，朱波系涉案典当借款的实际使用人，虽在讼争《房地产典当合同》签订当日朱波系以连带责任保证人的身份向民信典当行出具《担保函》，但在2013年5月31日其作为借款人向民信典当行出具了《承诺书》，承诺限期还款，此应认定民信典当行与朱波之间从保证合同关系变更为借款合同关系，故民信典当行要求朱波对王赛珍、朱铁的上述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亦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
绝当后，典当行有权按照相关法律规范处分绝当物品。王赛珍以其名下房屋作为当物，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民信典当行的抵押权依法设立。五被告未履行其债务，民信典当行有权对涉案典当房产进行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典当房产所得价款优先受偿。综上，对民信典当行合理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朱波、朱一声、朱敏声未到庭参加诉讼，依法缺席审理。
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一百七十九、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于2016年9月1日作出如下判决：一、限被告朱铁、朱波、郑贤敏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原告宁波民信典当行有限公司返还当金20万元；二、限被告朱铁、朱波、郑贤敏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原告宁波民信典当行有限公司支付2016年2月29日前的利息和综合服务费合计352000元，之后的利息和综合服务费应以未返还当金为基数按年利率24%继续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三、被告朱一声、朱敏声在继承王赛珍遗产的范围内对上述第一、二项债务承担付款责任；四、如被告朱铁、朱波、郑贤敏、朱一声、朱敏声未履行上述第一、二、三项确定的义务，则原告宁波民信典当行有限公司有权对王赛珍名下位于宁波市江东区民安路265弄26号102室的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号：甬房权证私移字第××号，土地使用权证号：甬东国用（2000）字第4979号，房屋他项权证号：甬房江东他字第T200814703号］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抵押物所得价款优先受偿；五、驳回原告宁波民信典当行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10960元，由原告宁波民信典当行有限公司负担1640元，被告朱铁、朱波、郑贤敏、朱一声、朱敏声负担9320元。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上诉人郑贤敏申请对2008年6月13日的《担保函》中担保人栏“郑贤敏”签名进行笔迹鉴定。本院对此不予准许，理由在下文中一并阐述。
本院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郑贤敏是否应当承担还款义务。根据查明的事实，2015年3月26日，郑贤敏向民信典当行出具《要求减免利息申请》，载明“本人曾在2007年与朱波等共同参与合肥市电子信息港业务，后因该项目前景不佳，业务停止。期间产生了一定的费用，形成债务。后在2008年5月由朱波出面，用其父母的房产作为抵押，向贵行借款20万元。同时朱波告诉我也用我父亲在东钱湖房产的集体土地证作为抵押保证，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现该借款逾期多年，贵行每年多次催讨，但现因本人经营不善，无力归还。本人承诺在2015年5月底归还20万元，借款利息部分，请求给予减免”。从《要求减免利息申请》的内容及行文来看，可以认定郑贤敏在该申请中最后承诺在2015年5月底还款并请求减免部分利息系指向2008年5月30日的《房地产典当合同》项下的借款。结合2014年4月23日民信典当行向郑贤敏送达《催款函》，由郑贤敏签字，该《催款函》载明“王赛珍于2008年5月30日用位于宁波市江东区民安路265弄26号102室的住宅作抵（质）押，向民信典当行典当借款20万元……”，该《催款函》中的房屋即为《房地产典当合同》项下的房屋，故《催款函》、《房地产典当合同》、《要求减免利息申请》三者可互相印证。虽然郑贤敏否认《担保函》上签字的真实性，但在认定《催款函》、《房地产典当合同》、《要求减免利息申请》的情况下，《担保函》上签字的真实性并不影响本案的处理，故本院对郑贤敏申请对2008年6月13日的《担保函》中担保人栏“郑贤敏”签名进行笔迹鉴定不予准许。综上，根据郑贤敏出具的《要求减免利息申请》中作出的还款承诺，可以认定郑贤敏为债务加入人，故民信典当行主张郑贤敏对上述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因民信典当行对利息部分未同意减免，故郑贤敏应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支付相应利息，原审法院以自2008年10月30日起的利息和综合服务费合计不得超过年利率24%的计算标准并无不当。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320元，由上诉人郑贤敏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潘丹涛
审 判 员 方资南
代理审判员 张颖璐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六日
书 记 员 高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