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徐民五(民)初字第550号
原告郭静文，女，1966年7月7日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徐汇区。被告上海市老干部活动室，住所地上海市。法定代表人关键，职务主任。委托代理人祝明真，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郭静文为与被告上海市老干部活动室人事争议纠纷一案，于2015年6月25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委托上海市徐汇区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诉前调解，因诉前调解不成，决定依法受理并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史清独任审理本案，于2015年8月3日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郭静文、被告委托代理人祝明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郭静文诉称，被告成立于1982年间，属于上海市市属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其于1993年11月至被告处工作，系被告处无固定期限在编员工，其财政拨款工资单、社保账户在2010年12月底之前均在被告处。2011年，被告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强行违规将编制变更到另一个非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为此与原告情况完全相同的同事们先后申请劳动人事仲裁、诉讼、上访、信访等；由于其等员工先后申请劳动人事仲裁、诉讼、上访、信访等，耗时五年，致使被告弄虚作假的“参公”未能落地，但是被告亦始终未与其恢复编制关系，其在无奈之际只能申请了人事仲裁，但仲裁委却以其超过了申请时效为由不予受理，其不服，故诉至法院，具体理由是：1、被告单方强行变更其编制，严重违法；2、与其情况完全相同的同事代表刘某某，在申请仲裁被拒绝的情况下，于2010年11月9日向徐汇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法院以“未经人事争议仲裁前置程序”和“应通过当事人之间协商解决，而不应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为由不予处理；3、其在得知编制被取消后，每月数次向被告及其上级上访、信访，五年来从未间断。庭审中，原告又称其于2013年年底得知公积金的缴纳单位不是被告，而是上海市老干部活动中心(非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以下简称活动中心)了，即查询了有关材料；得知上述情况之初，其出于担心而未参加上访，在2012年7月递交了内退申请之后，方开始参与上访，上访之初仅涉及“参公”事项，尚未涉及人事关系变化之事项。据此，其请求判令被告自2011年3月与其恢复人事关系。诉讼中，原告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一、《老干部活动室200912工资发放情况表》、《老干部活动室201111工资发放情况表》；审理中，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二、(2010)徐民一(民)初字第6628号庭审笔录和民事裁定书、答辩状、(2011)沪一中民三(民)终字第307号民事裁定书；审理中，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三、部分上访信件及有关部门的回复：1、落款日期为2010年5月28日、无落款人、仅有联系电话“XXXXX****XX”的《举报信》一封，主要内容是：“市编办、市财政局领导：我们是市委老干部局原市老干部活动室的职工(现在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工作)。市38号文件明确‘市老干部活动室’列入参公范围。由于没有考虑我们这些活动室的老职工，反而将许多根本没有在活动室工作过的人硬要列入参公范围，我们于4月8日写信给老干部领导……为了你们更全面真实了解情况，现将我们之前的上访材料一并报给你们”。审理中，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证据所记载的内容与本案争议事项之间无关联性。2、落款日期为2010年8月20日、署名为“现老干部局活动室全体老职工”的《求援书》，主要内容是：“活动中心所有部门以上领导以活动室名义‘参公’，原来活动室的所有职工都将离开活动室，被分流安置。领导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抛弃我们，我们的基本待遇包括退休待遇将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请求老同志们看在我们为你们服务多年的份上帮助我们！”本案原告未在《求援书》上签名。审理中，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证据所记载的内容与本案争议事项之间无关联性。3、落款日期为2011年5月的无标题书面材料，主要内容是：“市委文件批准的是活动室参公，公示对象十多年来从没有在活动室干过，完全是弄虚作假，公开违反市委精神，把我们强行赶出活动室，非法无效。我们死也死在活动室！”本案原告为在该书面材料上签名。审理中，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证据所记载的内容与本案争议事项之间无关联性。4、落款日期为2011年6月、标题为《这就是创新转型、服务群众？》，主要内容是：“市参公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市公务员局、局活动室参公工作领导小组：活动中心5月24日下午召开活动室参公工作布置大会……1、市委38号文件明确核准市老干部活动室参公，会议却首次宣布活动中心和老干部大学也参公，显然这是公然篡改市委文件；2、之前驱赶我们是因活动室参公，现在活动中心也参公，我们该被驱赶到何处？呆在活动室违规，呆在活动中心就合规？3、养老保险在我们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于今年4月被变更了……劳动人事关系的变更必须办理解聘手续和录用手续，领导告知‘不需本人同意’、‘手续不给本人’……4、参公的死条件是2009年12月‘在编在职’，请问在这一时点谁是活动室的‘在编在职’……”本案原告未在该书面材料上签名。审理中，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证据所记载的内容与本案争议事项之间无关联性。5、无落款日期的《永康严查“在编不在岗”、上海升级“有编没有岗”》(注：原告在《部分上访信件清单》上说明该材料递补交时间为2011年9月)，主要内容是：“就在永康市通过媒体公布‘在编不在岗人员自查情况结果通报’，严厉整治‘吃空饷’的同时，上海市老干部局正在继续将‘有编没有岗’的事业单位—市老干部活动室升级为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原告等人在该书面材料上签名。审理中，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证据所记载的内容与本案争议事项之间无关联性。6、落款日期为2012年清明的《对“参公”名单公示的举报》，主要内容是：“2010年清明，老干部局公布了第一批参公名单，我们当即就正式举报。二年过去了，又到清明，公布了第二批参公名单，我们再次举报，二批公示的51人中，有20人连市委文件明确规定的2009年底在编在岗的硬条件都不符合……”原告等人在该书面材料上签名。审理中，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证据所记载的内容与本案争议事项之间无关联性。7、落款日期为2012年4月18日、无有关单位印章的书面材料，全文内容是：“矍某某：你好！您于2012年4月14日致李甲同志的来信(编号：网【2012】XXXXXXX)已由上海市网上信访受理(投诉)中心转送我单位。根据《信访条例》规定，我单位将在60天内给予答复，您可以通过上海市网上信访受理(投诉)中心网站进行查询。市委老干部局信访室”。审理中，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证据所记载的内容与本案争议事项之间无关联性。8、落款日期为2012年6月的《关于严重违反市委“参公”工作原则的举报》，主要内容是：“尊敬的市委俞某某：我们是市老干部局所属的青松城职工。市委办公厅局38号文件将‘市老干部活动室’列入参公范围。今年3月30日，青松城公示了32名参公对象，我们感到严重违反了38号文件……我们认为将活动室列入参公范围，是他们欺骗了市委：一、活动室早已实际不存在……二、所谓的‘混编’和‘涵盖’，既违规，也不是事实……三、活动室编制继续存在12年，是闻所未闻的‘吃空额’丑闻……”原告未在书面材料上签名。审理中，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证据所记载的内容与本案争议事项之间无关联性。9、落款日期为2012年9月18日的《实名信访举报》，主要内容是：“9月5日，我们集体向关键、邵某某提出原岗位回聘、公开回应三封举报信和回复吃空饷参公举报的三点要求。他们要我们书面的。我们强烈要求原岗位回聘……廖退休就提了新的副总，中心为什么还要长时间原岗位回聘……我们强烈要求立即清退非锦江外派回平聘人员。中心不解决，我们就去锦江……我们强烈要求公开回应三封举报信……我们虽被迫退了，但愿代那些敢怒不敢言的可签而不给签无固定期限合同的人举报……”原告等人在书面材料上签名。审理中，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证据所记载的内容与本案争议事项之间无关联性。10、落款日期为2012年12月10日的《关于市委老干部局严重腐败的举报》，主要内容是：“市纪委杨某某书记：我们是市委老干部局的部分老职工……我们坚信老干部局的腐败与其他腐败一样，一定会得到彻底查处……凡是他们一伙的退而不休拿高薪，我们因为上访被迫下岗。”原告等人在书面材料上签名。审理中，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证据所记载的内容与本案争议事项之间无关联性。11、落款日期为2013年2月的无标题书面材料，主要内容是：“市委、市府信访办领导：……我们反映的问题主要有两点：第一，违法乱纪吃空饷……第二，弄虚作假搞参公……(由于活动室根本不存在，所以公示的参公人员没有一人是活动室在岗人员)……我们的请求是：一、按市信访条例第二十六条，要求主管参公工作的市委组织部就我们举报市委老干部局弄虚作假搞参公问题给予书面答复……”原告等人在该书面材料上签名。审理中，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证据所记载的内容与本案争议事项之间无关联性。12、落款日期为2013年4月11日并写明“递交信访室”的书面材料，主要内容是：“市委组织部并李甲部长：自2010年3月起，我们几十名老职工就青松城整编制吃空饷、弄虚作假搞参公的严重腐败，反复向……实名举报……”原告等人以“上访人”名义在该书面材料上签名。审理中，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证据所记载的内容与本案争议事项之间无关联性。13、落款日期为2013年8月5日的书面材料，主要内容是：“尊敬的方某某……说我们的想法，起先很简单，就是严格按市委文件明确规定的……条件‘参公’，现在的想法也不复杂，就是响应中央号召反对……我们与老主任一起，先后到市组织部、编办、财政局、监察局等部门反映，到市社保局申请仲裁，甚至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等人在该书面材料上签名。审理中，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证据所记载的内容与本案争议事项之间无关联性。14、落款日期为2014年12月31日的《上访信》，主要内容是：“……我们的上访要求其实很简单，就是回活动室参公……”原告未在该信件上签名。2015年1月14日，被告及活动中心出具了《受理告知单》，主要载明“瞿某某等六位同志，你们于2014年12月31日下午交来的‘上访信’中所涉及的事项，已由我们受理”等。2015年1月14日，上海市委老干部局信访室出具了《转送告知单》，主要载明“谢某某等六位同志，2014年12月31日我办已收到你们反映编制要求回市老干部活动室的问题……我办将在收到之日起15日内转送市老干部活动室及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办理，他们将在收到之日起15日内书面告知是否受理”。2015年3月10日，被告及活动中心共同出具了《关于瞿某某等同志的信访答复》，主要内容是：“你们于2014年12月31日来信反映活动室编制、‘参公’以及青松城员工晋升等问题，经研究现答复如下：一、关于进活动室编制和‘参公’问题。我局的‘参公’工作自2010年2月开始启动，对‘参公’落地问题目前没有研究。二、关于青松城员工的晋升问题……”审理中，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证据所记载的内容与本案争议事项之间无关联性。15、落款日期为2015年1月13日的《举报信》，主要内容是：“今天终于见到关于治理‘吃空饷’的公示……第一，‘活动室’这个法人吃空饷……第二，如果活动室不是吃空饷，那我们就是活动室的在编职工……第三，活动中心‘在编不在岗’已经延续多年，尤其是严重违法违纪的负责人带头”。该《举报信》上有原告等人的署名。审理中，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证据所记载的内容与本案争议事项之间无关联性。16、落款日期为元月28日(无年份)的书面材料，主要内容是：“一、2010年活动室参公，我们一直在上访……二、方某某来了要我们不要去组织部，她需要时间了解情况。我们信任方某某，一年半没有去过组织部。这一年半，我们每周来局上访，从未间断……三、青松城进行分流改革，我们非常关心，但没有任何人告诉我们……”该书面材料上有原告等人的署名。审理中，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证据所记载的内容与本案争议事项之间无关联性。17、落款日期为2015年元月28日的《举报信》，主要内容是：“新的局领导开始查处、治理‘吃空饷’，给我们极大的鼓舞。我们实名举报原局领导的严重腐败……”该《举报信》上有原告等人的署名。审理中，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证据所记载的内容与本案争议事项之间无关联性。18、落款日期为2015年3月22日的《法人吃空饷，编办保护伞》，主要内容是：“市编办领导：……青松城吃空饷骗财政拨款，原先隐蔽，如今公开，你们真是功不可没……”该书面材料上有原告等人的署名，亦有另案原告李某乙的署名并写明“代”；此外，该材料尾部还写着下列内容“联系人周某某，联系电话XXXXX****XX”。审理中，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证据所记载的内容与本案争议事项之间无关联性。19、落款日期为2015年3月22日的《关于市老干部活动室违规参公的再举报》，主要内容是：“市委组织部：我们已就活动室弄虚作假违规参公向贵部连续反映了3年多。方某某到任后告诉需要时间调查研究，明确参公暂停，因此近2年来我们没打扰你们……去年的最后一天，青松城召开原先参公对象开会，会议宣布……3月13日又神秘兮兮开会……”该书面材料上有原告等人的署名，另案原告李某乙亦有署名并写明“代”；同时，该材料尾部还写着下列内容“联系人周某某，联系电话XXXXX****XX”。2015年4月2日，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回复给另案原告谢某某，主要内容是“你的来信收悉……已将你的来信转市委老干部局……”2015年4月8日，上海市委老干部局信访室向另案原告谢某某寄送了《转送告知单》，主要内容是：“……我办将在收到之日起15日内转送老干部活动中心办理……”审理中，被告对《转送告知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其它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认为该组证据所记载的内容与本案争议事项之间无关联性。20、落款日期为2015年3月26日的《举报信》，主要内容是：“……立即停止擅自变更劳动关系的严重侵权行为，回到活动室或依法依规变更社保手续”。该书面材料上有原告等人的署名，另案原告李某乙亦有署名并写明“代”。审理中，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证据所记载的内容与本案争议事项之间无关联性。21、落款日期为2015年4月9日的《关于市老干部活动室违规参公的再举报》，主要内容是：“市委组织部：我们已就活动室弄虚作假违规参公于3月26日再向贵部集体上访……我们的询问是：编办2012年才新核准的公益类活动室，是否能够继续执行38号文件参公……”该书面材料上有原告等人的署名，另案原告李某乙亦有署名并写明“代”。审理中，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证据所记载的内容与本案争议事项之间无关联性。22、落款日期为2015年5月12日的《上访信(二)》，主要内容是：“市编办：……我们终于拿到了铁的证据，再次充分证明活动室长期违法吃空饷，青松城弄虚作假违规搞‘参公’……”该书面材料上有原告等人的署名，另案原告李某乙亦有署名并写明“代”；此外，该材料尾部还写着下列内容“联系人周某某，联系电话XXXXX****XX”。审理中，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证据所记载的内容与本案争议事项之间无关联性。23、落款日期为2015年5月12日的《上访信(三)》，主要内容是：“市委组织部：……我们终于拿到了铁的证据，再次充分证明活动室长期违法吃空饷，青松城弄虚作假违规搞‘参公’……”该书面材料上有原告等人的署名；此外，该材料尾部还写着下列内容“联系人周某某，联系电话XXXXX****XX”。审理中，被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证据所记载的内容与本案争议事项之间无关联性。四、邮寄凭证：1.1“收寄局名”一栏邮戳日期为2012年5月5日、“寄退日戳”为2012年5月10日、“收件人签章”一栏为中央编办收发章的挂号信邮寄凭证。1.2“收寄局名”一栏邮戳日期为2012年5月5日、“寄退日戳”为2012年5月9日、“收件人签章”一栏为中央组织部办公厅信访办公室收文章的挂号信邮寄凭证。1.3“收寄局名”一栏邮戳日期为2012年5月6日、“寄退日戳”为2012年5月10日、“收件人签章”一栏为人事部收发章的挂号信邮寄凭证。1.4“收寄局名”一栏邮戳日期为2012年9月23日、“寄退日戳”为2012年9月28日、“收件人签章”一栏为中央编办收发章的挂号信邮寄凭证。1.5“收寄局名”一栏邮戳日期为2012年9月23日、“寄退日戳”为2012年9月29日、“收件人签章”一栏为中央纪委信件专用章的挂号信邮寄凭证。1.6“收寄局名”一栏邮戳日期为2012年9月23日、“寄退日戳”为2012年9月29日、“收件人签章”一栏为中组部收发章的挂号信邮寄凭证。2、《国内挂号信函收据》46张；3、寄件人为另案原告谢某某、收件人分别为“信访办领导”、“举报中心领导”、“中央纪委监察部信访举报中心”、“中央第一巡视组”“中央机构编制监督检查部”、邮寄时间分别为2013年4月25日、2013年6月2日、2013年6月27日的EMS全球邮政特快专递五张，寄件人、收件人、收寄日期均模糊不清的远长快递凭证三张，寄件人为证人周某某、收件人为朱某某、邮寄日期分别为“6.3”、“4.25”的速尔快递凭证两张。审理中，被告对上述邮寄凭证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认为与本案无关。五、证人周某某的证词。审理中，被告认为证人作为原告等人上访、信访时的联系人，显然与原告有利害关系，而且证人所陈述的内容表明证人与被告的管理者在管理上存有分歧，那么证人就无法客观陈述事实，据此其对证人的资格存有异议，对证人的证词也不予认可。被告上海市老干部活动室辩称，1982年中央建立了干部离退休制度后，其与上海市老干部大学(全额拨款)、上海市老干部招待所(自收自支)、上海市老干部活动室服务部(自收自支)、上海市老干部活动室丁香分部(自收自支)这些事业单位相继成立。1997年12月，青松城建成并向全市离休干部开放，活动中心也因此而成立，其与上海市老干部大学等单位自1997年起因故被活动中心所涵盖，并纳入和接受活动中心的统一领导、管理，上海市老干部局下属的各个事业单位正式编制员工(含原告)亦统一与活动中心签订了聘用合同。1993年11月，原告至其丁香分部工作，后与活动中心签订了有效期自1997年9月1日起的无固定期限聘用合同，建立了聘用关系，每年也接受活动中心的考核管理，社保关系也从丁香分部变更为活动中心；2007年间，活动中心作为管理者，为用足全额拨款的人员编制，将含原告在内的非全额编制人员陆续补充至其处，此后其为原告缴纳了社会保险费；2011年4月，由于原告不符合“参公”条件，又被分流至活动中心，此后即由活动中心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2012年7月23日，原告向活动中心提出了内部退休的申请。其认为，其与原告从未签订过聘用合同，因此原告的诉请不仅超过了法定的仲裁申请时效，也没有相应的依据，其对原告提出的诉请不予接受。诉讼中，被告提供了下列证据：1、原告与活动中心签订的聘用合同、聘用手册；2、2010年、2011年《年度考核登记表》；3、2009年12月活动中心(酒店)员工工资及奖金明细表；4、原告书写的内退申请、原告与活动中心签订的《内退休协议书》。庭审中，原告对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经审理查明，被告系全额拨款之事业单位，原告于1993年间至被告处工作。1997年11月21日，原告与活动中心签订了有效期自1997年9月1日起的无固定期限书面聘用合同，聘用合同尾部“法人代表或法人代表委托人”一栏加盖了活动中心之公章，并有时任活动中心负责人周某某的签名。《老干部活动室200912工资发放情况表》载明，被告于2009年12月向原告及另案原告王某某、姚某某、李某乙、谢某某、瞿某某、唐某某发放了工资；《上海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工资明细表》(2009年12月)、《上海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奖金明细表》(2009年12月)等载明，活动中心(酒店)于该月向原告及另案原告唐某某、姚某某、李某乙、谢某某、孔某某、瞿某某、王某某等人发放了工资、奖金。2012年7月23日，原告向活动中心递交了一份《内退申请》，主要内容是：“尊敬的康乐部领导：我于08年11月由组织照顾来阅览室工作至今，现因本人身体原因，故望领导批准我内退请求”。2012年9月1日，原告与活动中心签订了《内退休协议书》，载明原告自2012年9月1日起退出工作岗位休养、内退期间原告的工龄仍然连续计算、原告到达法定退休年龄时，活动中心应按有关规定为原告核定养老金并办理退休手续等。2015年4月22日，原告向上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提出了要求与被告“恢复聘用关系”的请求；人事仲裁委于2015年6月12日做出了不予受理之决定，理由是原告的请求事项已超过了仲裁申请时效。原告不服，诉至本院。本院另查，活动中心为原告缴纳了1993年6月至2008年11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被告为原告缴纳了2008年12月至2011年2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活动中心自2011年3月起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至今。另案原告唐某某、李某乙、姚某某在诉讼中提供了一份落款日期为2010年9月14日、出具者为活动中心的《通知》，主要内容是：1、活动中心为公益性事业单位。经市编办批准编制数为400个，其中146个为全额拨款编制。按参加老干部(活动中心)工作时间先后顺序，前146名为全额拨款编制，今后如遇退休等原因发生人员变化，按以上原则递补，事业编制员工享受同等待遇。2、经市委老干部局人事处批准，原告、另案原告李某乙和姚某某、王某某、孔某某、瞿某某等人均为活动中心全额拨款编制人员。庭审中，原告表示之前从未看见过该《通知》，亦不知晓《通知》的内容。2015年8月3日，原告向本院递交了《我们的陈述》，主要内容是：一、关于我们不间断上访的事实。2010年清明节前，活动中心传达市委关于参公的文件，宣布青松城持有大专文凭的主管以上以活动室名义参公。清明节后，原属活动室在编的不能参公的30多人就集体找局领导反映……2013年新局长到任后，明确告诉我们参公暂停，我们也按她的要求暂停每周上访市委组织部，但我们还是坚持每月2次去局里，风雨无阻……今年3月，由于青松城重新组建活动室，我们就再次上访市委组织部……尊敬的法官，您让我们提供既有内容又有邮寄凭证的上访证据，我们能够理解。但是，我们的实际情况也请您理解：其一，自我们同事刘某某申请仲裁和诉讼均因程序性问题而无果，我们就没想到再依靠仲裁和诉讼维权。其二，我们的上访有两种形式：一是走访……二是寄信……由于时间久远，已无法准确回忆或提供与邮寄凭证逐一对应的信件……二、关于我们极其简单的诉求……我们申请仲裁和诉讼一点也不复杂，只想搞清楚自己的编制到底在哪儿……”2015年8月5日，另案原告孔某某向本院递交了写有原告姓名的《补充陈述》，主要内容是：“……一、丁香花园借作活动室后，活动室所辖不仅有全额拨款的行政科和活动科，还有自收自支编制服务部和丁香花园，丁香花园的自收自支编制是随丁香花园借给活动室后由东湖集团留下的。1998年丁香花园移交后，丁香花园自收自支的编制同时一并退还给东湖集团了……二、我们举证在2009年12月这个参公的时间节点我们是活动室全额拨款编制，至于之前是什么编制与本案无关……五、活动中心成立以后，所有人员均与活动中心签署合同。与活动中心签署合同并列入拟参公的名单中，有许多人是来自原活动室的服务部、丁香花园和局招待所等自收自支编制……”上述事实，有双方的陈述和各自提供的证据在卷资证。本院认为，双方对原告提出的诉请是否超过了法定的仲裁申请时效存有争议，对此本院做如下分析：1、(2010)徐民一(民)初字第6628号民事裁定书记载的内容表明，由于该案原告刘某某在向人事仲裁委申请仲裁时的请求是“恢复与被申请人之间的聘用关系”，即在仲裁时并未提出要求在被告处办理退休相关手续的诉请，因此本院在该案中认定刘某某在该案中提出的要求在被告处办理退休相关手续的诉请未经仲裁前置程序，导致本院在该案中对刘某某的此项诉请不予处理。此外，(2010)徐民一(民)初字第6628号民事裁定书记载的内容还表明，刘某某在该案中提出了判令被告与其签订期限至退休时止的聘用合同之请求，对此本院认为“事业单位与被聘用的员工签订聘用合同一事，应当由双方对合同所涉条款充分协商之后予以确定，人民法院作为公权力机构对双方如何签订用工合同、该签订什么内容的合同不予干预；只有一方或双方在用工合同签订后，主张所签订的合同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并提起相应的诉讼时，人民法院方予以处理，所以如果原告认为被告应与其签订聘用合同而未签订，应就此事与被告进行协商，而不应通过仲裁和诉讼的途径解决”，由此可见本院在该案裁定中建议双方协商解决的是与聘用合同的签订有关的事项，并非本案所涉事项，原告以此作为其未超过法定的仲裁申请时效之理由，显然不成立。2、2006年10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能够证明在申请仲裁期间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申请仲裁期间中断：(一)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二)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三)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申请仲裁期间中断的，从对方当事人明确拒绝履行义务，或者有关部门作出处理决定或明确表示不予处理时起，申请仲裁期间重新计算”。这是从有利于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和建设和谐劳动关系的角度出发，所确定的申请仲裁期间之中断制度。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从现有法律对时效制度的规定、从目前社会现实考虑，认为对时效中断应正确把握，即只要劳动者能够举证证明在申请仲裁期间内曾向人民法院、劳动(人事)行政部门、工会等请求权利救济的，即应认定申请仲裁期间的中断，反之劳动者以信访、上访等方式向其他部门投诉的，不应被认定为时效中断。审理中，原告自认其提供的信件由于时间久远无法与邮寄凭证一一对应，尽管如此，本院仍然仔细核对了信件和邮寄凭证，发现无一信件和邮寄凭证之间能够对应起来，因此可以认定现有邮寄凭证不是邮寄现有信件而形成的，也就是说除被告自认收到的信件之外，原告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向有关部门递交了本案所涉信件；因此本院无法确认原告已向有关部门邮寄了本案所涉信件的事实(除被告认可已收到或有关部门已给予回复的信件之外)。何况，从现有信件记载的内容来看，原告等人有的是以举报人的身份向有关单位举报，有的是以信函形式向市委组织部等单位或有关领导信访、上访，并未向人民法院、劳动(人事)行政部门、工会等请求权利救济，在本案审理中也未向法院提供其在法定的仲裁时效内向被告提出了恢复人事(聘用)关系主张的证据，因此现有证据不足以表明原告具备了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3、原告在民事起诉状中称“2011年，被告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强行违规将原告的编制被变更到另一个非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为此，与原告情况完全相同的同事们先后申请劳动人事仲裁、诉讼、上访、信访等”，“在原告编制被强行变更后，与原告情况完全相同同事代表刘某某，在申请仲裁被拒绝的情况下，于2010年11月9日就向徐汇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表明，刘某某知晓“权益受到侵害”之时，原告亦知晓了相同的权益受到了侵害，显然原告于庭审中的相关陈述与事实不符，那么原告直至2015年4月22日方申请了人事仲裁，明显已超过了法定的人事争议仲裁申请时效，原告当然因此而丧失通过仲裁和诉讼的途径获得人民法院保护的胜诉权，据此仲裁委对原告的诉请不予受理，当属正确。针对原告提出的要求与被告恢复人事(聘用)关系的诉请。现有事实表明，被告从未与原告签订过书面聘用合同，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明确规定，人事争议是指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因辞职、辞退及履行聘用合同所发生的争议，显然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因辞职、辞退及履行聘用合同”而发生争议的事实，那么原告提出的上述诉请即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人事争议案件的处理范围，所以即便原告在法定的申请仲裁时效内申请了人事争议仲裁，本院在本案中对相关诉请亦不应做实体处理。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七条、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本院裁定如下：驳回原告郭静文的起诉。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免予收取。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史 清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孙蔚夏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七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调解、仲裁、提起诉讼，也可以协商解决。调解原则适用于仲裁和诉讼程序。第七十八条解决劳动争议，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劳动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具有约束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履行劳动合同约定的义务。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之间因辞职、辞退及履行聘用合同所发生的争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规定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