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民终529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泰城汇鑫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经济开发区永安路20号3幢B1—0768室。
法定代表人：李国通，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于丽，北京昊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真顺恒达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崔村镇南庄营村村北。
法定代表人：多红艳，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志红，北京市鼎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杨雷铭，男，1973年5月28日出生，汉族，无业，住河北省沧州市盐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祖恩，男，1978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安徽省宿州市。
上诉人北京泰城汇鑫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资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真顺恒达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达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4民初6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物资公司上诉请求：撤销（2016）京0114民初605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恒达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在一审庭审中，恒达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清单中的第6《北京农商银行转账支票》、7《事情经过》证据，该张《北京农商银行转账支票》，上面盖章公司名称为“北京铭瑞恒达商贸中心”，并加盖有杨雷铭印，根据恒达公司的证明目的“证明被告在未付清货款的情况下，要求先行提货而提供的用作担保的转账支票一张”。根据《事情经过》中的第6点，“当时提货是因为杨雷铭拿一张《延期支票》作为货款，才让泰城提的货，后查明开出支票的公司在开出支票前很久就已经注销7、后期我司多次向李国通、杨雷铭追讨货款，物资公司从未授权过杨雷铭、恒达公司也从未有过我方的授权委托书，如果恒达公司不知情物资公司、刘明阳、杨雷铭三人系合伙关系，不可能同意杨雷铭持《延期支票》作为货款，让泰城提货”。故此，可以认定杨雷铭在订立合同时，向恒达公司披露了三人之间的合伙关系，即物资公司、刘明阳、杨雷铭三人系合伙关系。一审法院却称杨雷铭在订立合同时，没有向恒达公司披露三人之间的合伙关系，明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2、杨雷铭既然已经提供一张《延期支票》证明物资公司在未付清货款的情况下，要求先行提货而提供的用作担保的转账支票一张，恒达公司也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并且在一审中，恒达公司作为自己的证据提交到法庭（详见证据清单6），故此杨雷铭就该作为货款担保人，承担连带责任，然而一审却称“恒达公司要求杨雷铭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属于认定事实错误。3、物资公司、刘明阳、杨雷铭三人系合伙关系，庭审时只有物资公司、杨雷铭到庭，庭审中，物资公司为了查明案件事实，还原案件真相，多次要求法官追加刘明阳为共同被告。一审法官均不予理睬，在没有查明案件事实的情况下，草率认定“现无证据证明物资公司或杨雷铭在订立合同时向恒达公司披露了三人之间的合伙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4、在一审庭审中，恒达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清单中的第6《北京农商银行转账支票》，上面盖章公司名称为“北京铭瑞恒达商贸中心”，盖章公司在工商局有注册登记，是一个合格、独立的主体，并且支票上有杨雷铭的印章，完全可以证明，杨雷铭对外是以个人行为与恒达公司履行合同，不可能是代表物资公司，然而一审法官却忽视了这一点，上诉人多次提醒法官，查明杨雷铭与“北京铭瑞恒达商贸中心”的关系，为何支票上要加盖该公司印章，一审法官却不管不顾，属于没有查明案件事实，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判决程序错误：物资公司、刘明阳、杨雷铭三人系合伙关系，庭审时只有物资公司、杨雷铭到庭，庭审中，物资公司为了查明案件事实，还原案件真相，多次要求法官追加刘明阳为共同被告，并提出申请。一审法官均不予理睬，草率认定“现无证据证明物资公司或杨雷铭在订立合同时向恒达公司披露了三人之间的合伙关系”，属于程序错误。
恒达公司辩称，不同意物资公司的上诉请求，物资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请求法院驳回物资公司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但一审判决对公告费的分担未作出处理。
杨雷铭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同意一审判决，请求二审法院驳回物资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恒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物资公司支付工程款共计357953.10元，并支付以该款为基数，自2014年5月18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标准计算的违约金。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恒达公司提交《钢结构加工制作合同》一份，合同主要约定：恒达公司为物资公司加工钢构件，最终以实际工程量结算，提货后30天内付清全款。合同落款处加盖有恒达公司公章、物资公司合同专用章以及杨雷铭的签字，经生效法律文书认定，合同落款处加盖的物资公司印章与物资公司备案的印章存在明显的、肉眼可见的不符。恒达公司认为该份合同实际为物资公司所签订，物资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认为合同中的印章为伪造，故合同与物资公司无关。2、恒达公司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大额支付入账通知书，证明物资公司向恒达公司支付过工程款30万元，进而证明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物资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物资公司称该笔款项并非支付的本案工程款，而是双方之间的其他业务往来。3、物资公司提交2014年12月25日杨雷铭、李国通、刘明阳签订的协议书一份，协议书载明，今有杨雷铭、李国通、刘明阳每人分得71542元，工地余款57789元，由三人均得，在和钢构（真顺达）发生的法律纠纷由三人共同承担款项，没有异议的情况下三方签字生效有效。恒达公司称对于协议书的真实性无法核实，且协议书系三方内部的协议，对恒达公司不具有约束效力，但这份协议书恰恰说明物资公司明知其与恒达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杨雷铭对于该份协议书的真实性并未提出异议。对于以上三份争议证据，该院认为，物资公司与恒达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承揽合同关系为本案争议焦点，该院将在本院认为部分就该争议焦点进行详细阐述，在此暂不作论述。、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现有证据，该院另查明如下事实：在《钢结构加工制作合同》签订之后，恒达公司履行了供货义务，向合同载明的沧州工程加工并供应了钢结构，杨雷铭分别于2014年3月26日及2014年4月18日为恒达公司出具工程结算单两张，结算单载明工程款共计2592983元。
一审审理过程中，物资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国通到庭陈述称：在沧州工程中，物资公司与刘明阳、杨雷铭系合伙关系，该工程由刘明阳、杨雷铭承接，因两人没有资质，故找到物资公司，三方形成了合伙关系，对外以物资公司的名义与工程的发包方进行结算，物资公司将公司营业执照交给杨雷铭，并开具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另经合议庭释明，恒达公司明确认为其合同相对方为物资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钢结构加工制作合同》的效力是否及于物资公司。对此该院认为，虽然合同中物资公司的印章与其备案印章不符，但不能因此而绝对的否定合同的效力，结合本案已查明的事实，该院作出如下认定：物资公司自始参与了本案所涉的沧州工程，且对外以公司名义与工程的发包方进行结算、开具发票，并将公司营业执照交予杨雷铭，物资公司的行为实质上是放任杨雷铭以公司名义对外进行业务往来，故物资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恒达公司作为善意的商事主体，对于合同相对方所提供印章的真实性无法进行实质审查，在此情况下，结合物资公司以其名义对外结算以及杨雷铭持有物资公司营业执照的表观事实，恒达公司有理由相信合同中加盖的物资公司印章的真实性，恒达公司已经尽到了合理的审查义务。综上，无论从本案的客观事实还是从保护交易安全的价值取向出发，均应当认定《钢结构加工制作合同》在恒达公司与物资公司之间发生法律效力。物资公司另辩称物资公司与杨雷铭、刘明阳在沧州工程中系合伙关系，应当由三方共同承担债务，对此该院认为，经合议庭释明，恒达公司明确认为其合同相对方为物资公司，且现无证据证明物资公司或杨雷铭在订立合同时向恒达公司披露了三人之间的合伙关系，故物资公司提交的协议书对恒达公司不产生约束效力，物资公司的辩称没有法律依据，该院不予采信。
在《钢结构加工制作合同》中，杨雷铭作为物资公司的代理人在合同落款处签字，故该院对其代表物资公司出具的结算单亦予以认可。根据结算单载明的工程款金额以及恒达公司已收到的工程款的金额，物资公司尚欠工程款357953.1元，物资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日期履行付款义务，构成违约，恒达公司有权要求物资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恒达公司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计算标准符合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该院予以采纳。
恒达公司要求杨雷铭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物资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恒达公司工程款357953.1元；二、物资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恒达公司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以357953.1元为基数，自二〇一四年五月十八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恒达公司提交了涉及本案的2张公告费发票，载明恒达公司预交了公告费共计560元，经质证，物资公司、杨雷铭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还有各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的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恒达公司与物资公司是否存在承揽合同关系系本案焦点的问题。通过本案现有证据表明，虽然恒达公司与物资公司签订的《钢结构加工制作合同》中物资公司的印章与其备案印章不符，但是物资公司自始参与了本案所涉的沧州工程，且以其公司名义与工程的发包方进行结算、开具发票，并将公司营业执照交予杨雷铭，物资公司的行为实质上是放任杨雷铭以公司名义对外进行业务往来，故物资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恒达公司作为善意的商事主体，对于合同相对方所提供印章的真实性无法进行实质审查，在此情况下，结合物资公司以其名义对外结算以及杨雷铭持有物资公司营业执照的事实，恒达公司有理由相信合同中加盖的物资公司印章的真实性，恒达公司已经尽到了合理的审查义务。综上，本院认定恒达公司与物资公司之间存在承揽合同关系的事实，进而可以认定《钢结构加工制作合同》在恒达公司与物资公司之间发生法律效力。
在《钢结构加工制作合同》中，杨雷铭作为物资公司的代理人在合同落款处签字，故本院对其代表物资公司出具的结算单亦予以认可。根据结算单载明的工程款金额以及恒达公司已收到的工程款的金额，物资公司尚欠工程款357953.1元，物资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日期履行付款义务，构成违约，恒达公司有权要求物资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一审法院对此所作处理并无不当。
物资公司称其与杨雷铭、刘明阳在沧州工程中系合伙关系，应当由三方共同承担债务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恒达公司明确认为其合同相对方为物资公司，现并无证据证明物资公司或杨雷铭在订立合同时向恒达公司披露了三人之间的合伙关系，故物资公司提交的协议书对恒达公司不产生约束效力，物资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物资公司称杨雷铭提交《延期支票》的行为表明杨雷铭应作为货款担保人，应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应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或者合同依据。本案中，物资公司要求杨雷铭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既无法律依据，又无事实依据，仅以杨雷铭提交《延期支票》行为作为其须承担连带责任的依据明显不足，故本院对其该项上诉理由亦不予采信。
物资公司称一审判决程序错误，应追加刘明阳为当事人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依据本案现有证据可以证明恒达公司与物资公司存在承揽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恒达公司要求物资公司支付货款符合法律依据。物资公司所述其与杨雷铭、刘明阳在涉案货款的给付中存在合伙关系一节，因缺乏证据证明，故其上诉要求追加刘明阳为当事人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物资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在二审审理期间，恒达公司提出其预交的560元公告费应由对方承担问题，本院认为：因物资公司欠付恒达公司货款，给恒达公司造成了损失，包括公告费560元，故本院确认该笔费用由物资公司承担。
综上所述，物资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公告费560元，由北京泰城汇鑫物资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6669元，由北京泰城汇鑫物资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常 洁
审 判 员 阴 虹
代理审判员 董 伟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八日
法官 助理 朱英俊
书 记 员 朱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