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宜良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3)宜刑初字第331号
公诉机关宜良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吴某某，男，1966年9月2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宜良县人，户籍地：四川省内江市威远县，现住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因本案于2013年3月14日由宜良县公安局执行逮捕，4月22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蒋凤昌，云南弘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杨某某，男，1958年6月7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宜良县人，户籍地：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住址同上。因本案于2012年12月23日被宜良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3年1月5日执行逮捕，1月30日被监视居住。
辩护人任静德、刘浪涛，云南北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江某某，男，1964年9月24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宜良县人，籍贯：四川省富顺县，户籍地：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住址同上。因本案于2012年11月29日被宜良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3年1月5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李晓玲，云南弘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宜良县人民检察院以宜检刑诉(2013)29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吴某某、杨某某、江某某犯诈骗罪，于2013年11月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11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案情复杂，经报请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延长审限三个月，2014年4月24日中止审理，2017年5月15日恢复审理。宜良县人民检察院指派黄某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吴某某、杨某某、江某某，辩护人蒋凤昌、任静德、刘浪涛、李晓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并报请本院审判委员会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宜良县人民检察院指控：
1、2010年1月至2011年12月期间，被告人吴某某、江某某、杨某某在承包宜良县食品有限公司定点屠宰厂的过程中，让宜良县食品有限公司副经理兼食品公司定点屠宰厂厂长代某1(另处)伪造《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记录表》《病害猪无害化处理统计月报表》《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补贴申领表》和“一猪一卡”等材料并上报，虚报病害猪无害化处理数据，骗取国家病害猪损失财政补贴和无害化处理费用财政补贴款共316840元。
2、2011年1月至2012年10月期间，被告人吴某某及李某1(另处)安排王某2按照呈贡食品有限公司鸿腾屠宰厂屠宰猪总数的千分之四的比例，伪造病害猪报表及“一猪一卡”材料2500余张后交由李某1进行上报，虚报病害猪无害化处理数据，骗取国家病害猪损失财政补贴和无害化处理费用财政补贴款共1371140元。
公诉机关向本院提交了户口证明，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病害猪无害化处理的相关通知和材料，搜查、提取、扣押物品笔录，协议，收条，抓获经过，主体资格材料等证据证实指控事实。
宜良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认为，被告人吴某某、杨某某、江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国家病害猪补贴款，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其中，吴某某属数额特别巨大，杨某某、江某某属数额巨大，在第二起犯罪事实中，吴某某起主要作用，是主犯。
被告人吴某某辩称，宜良屠宰厂我们是2010年5月才开始经营的，2011年没有让代某1报过病害猪无害化处理数据，股东们是先出钱发给屠户的补贴，支配的钱只有10多万元。虚报的数据是代某1报的，没有商量过套取无害化补贴。鸿腾屠宰厂的数据是李某1报的，我只是安排王某2协助他，补贴款全部都发放给了屠户。我没有想骗取无害化补贴，我因为这个事已经出了400多万元了。
被告人吴某某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为:1、本案虚报无害化处理补贴资金的主体是企业法人，被告人为企业利益而使用，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不构成犯罪；2、本案的发生，有支付层面的原因，也有监管不力的原因；3、吴某某有自首情节，只能对其个人从补贴资金中直接分得的2.6万元负责，建议对其免予刑事处罚。
被告人杨某某辩称我们没有商量过套取无害化补贴，而且支配的钱只有10多万元，没有30多万，时间和钱都不对，我只分到2万元。12月31日做的笔录审讯时间过长，记不得是怎么说的了。
被告人杨某某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为：1、杨某某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病害猪处理补贴款的直接故意，本案的证据不能证实杨某某与代某1等人共谋并实施了虚报病害猪处理数据的行为，杨某某不构成犯罪；2、2012年12月31日检察机关对杨某某所作的调查笔录因欠缺合法性而应被排除在本案证据之外，不能作为本案的定罪证据使用。
被告人江某某辩称我只是投资，没有参与管理，我是后来才知道分我的2万元是补贴款。在签订合同时没有说过无害化的事。
被告人江某某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为：检察机关指控江某某构成诈骗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江某某不参与屠宰厂的日常经营管理，主观上对屠宰厂虚报病害猪补贴款的行为不知情，同案中作为屠宰厂投资人的邵某没有被起诉。
经审理查明：2010年1月至2011年12月期间，被告人吴某某、江某某、杨某某在承包宜良县食品有限公司定点屠宰厂的过程中，让宜良县食品有限公司副经理兼食品公司定点屠宰厂厂长代某1(已判决)伪造《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记录表》《病害猪无害化处理统计月报表》《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补贴申领表》和“一猪一卡”等材料并上报，虚报病害猪无害化处理数据，骗取国家病害猪损失财政补贴和无害化处理费用财政补贴款共316840元，其中吴某某分得2.7万余元，江某某分得2万余元，杨某某分得2万余元。
同时查明，2011年1月至2012年10月期间，呈贡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某1（另处）告知被告人吴某某申报鸿腾屠宰厂病害猪无害化处理数据，吴某某安排王某2配合李某1申报，李某1安排王某2按照千分之二至千分之五的比例制作数据，后王某2按照呈贡食品有限公司鸿腾屠宰厂屠宰猪总数的千分之四的比例上报数据，并伪造病害猪报表及“一猪一卡”材料2500余张后交由李某1进行上报，骗取国家病害猪损失财政补贴和无害化处理费用财政补贴款共1879424元，其中1370960元呈贡某德食品有限公司已支付给呈贡鸿腾屠宰厂，508464元存于呈贡某德食品有限公司账户未支付给鸿腾屠宰厂，通过虚报病害猪无害化处理数据，鸿腾屠宰厂共骗取国家病害猪损失财政补贴和无害化处理费用财政补贴款1371140元，鸿腾屠宰厂将骗取的补贴款用于日常生产经营。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查证属实的下列证据证实：
1、被告人吴某某供述，证实：我和杨某某、邵某、江某某于2009年底与代某1签订了承包宜良县食品公司的定点屠宰厂合同，当时我们没有谈过有关上报病害猪数据的事情，在谈合同时，说过屠宰厂的三化国家补贴款都归4个投资人。我是2011年底后才知道病害猪处理的补贴，病害猪需要经过检疫人员检验以后才能确定这个数据。具体套骗无害化补贴是由代某1去套骗的，他是怎么套的我不清楚，他把补贴套出来后又拿给我们4个投资人。我们被工商局处罚后，就由代某1承包，实际上还是照着原来签订的8年的协议在做，我们不直接收取屠宰费，而是代收副产品(猪杂)，从中提取每头猪30元，但就此未签过合同。正式营业时间是从2010年5月1日起，第一年由杨某某负责经营，第二年由我负责经营，杨某某负责外围的协调工作，江某某和邵某没具体负责。
我负责之后，对上200头猪的屠户，每头猪补贴5元的病死猪补贴款，这部分钱是从我们流动资金里垫出来补的。因为屠户进屠宰厂闹事时，他们说病死猪进场有国家补贴，廖某就跟我讲国家确实有病害猪的补贴，他叫我先用流动资金垫出来给屠户，等国家的补贴拨下来再补给我们，但没给我讲补贴有多少，也是代某1告诉他的，已经补贴了三十多万了，是按照屠宰量每月在200头以上的就补。2012年4、5月杨某某拿给我7.8万元的无害化处理补贴款，他说这钱是代某1通过虚报无害化处理数据套骗出来的无害化补贴款，后我分了2万给江某某，分了3.1万给邵某，自己拿了2.7万。我没叫廖某去领过补贴款。在我投资屠宰厂期间，我听说实际上无害化只处理过5、6头猪。
我和江某某、绍幸人与呈贡食品公司的李某1谈好签订呈贡鸿腾屠宰厂承包合同的，到2009年5月1日正式经营。我负责管理屠宰厂，江某某、绍幸人不负责管理，李某1负责屠宰厂的污水处理、税收以及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补贴款的申报。2011年2月左右，李某1告诉我病害猪无害化处理商务部有一个政策，不管是否有病害猪，都必须按照千分之二至千分之五的比例上报病害猪的数据，可以获得政府补贴款。李某1就让我安排人去帮他申报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补贴，我就安排王某2去帮他，是李某1安排王某2来申报的病害猪无害化处理数据，填一猪一卡也是李某1安排王某2具体填的。2011年呈贡鸿腾屠宰厂根本没有那么多病害猪，远远达不到千分之二，我问过李某1，填那么多数据上去套取国家那么多补贴款是否合法，李某1说国家的文件就是要按照千分之二至千分之五的比例报。李某1说如果动检所提供的病害猪数量不够，就让王某2以高温猪代替病死猪填上去，我就让王某2按照李某1的安排做就行。高温猪都是动检所的人盖了高温章后由屠户自己拉走处理了，没有任何手续。我不清楚填写“一猪一卡”的事，上报病害猪数据我没有告知过其他合伙人，上报病害猪数据是李某1上报的，对上报的数据我不监管，补贴款下来后都是要到李某1他们公司的账上，到底虚报了多少病害猪数据我不知道，是李某1具体操办的。李某1说这些钱下来后让我自己处理，我就想等这些钱下来后以“暗奖”的形式发给鸿腾屠宰厂杀猪的较大的屠户，一头奖励10元。2011年的137万元补贴款下来后我就全部发了，不够，我又自己拿了十多万元发出去，钱是我叫杨某2发出去的。发完钱后李某1来找我说要让我提供发钱的票据给他，他才好说明钱的去处，然后我就把病害猪处理补贴款作为奖励发给大户的票据拿给李某1，李某1说不能用，必须按照上报的病害猪数据的清单来造票据，我就让李某1去找王某2具体做这个事，那些屠宰厂付款单就是李某1安排王某2做出来用于应付政府检查的。
我们屠宰厂因为这个事情损失400多万元，刚报回来2011年全年的无害化处理补贴款的130多万元补贴款我以暗中奖励的模式发给较大的屠户了。后来检察院查，屠宰厂就按照王某2编写的表格把130多万分给了屠户，第三次就是公安机关调查时，又将虚报的130多万款项交给公安机关处理。2011年补贴款约是2012年春节后分两次到了我们屠宰厂的，是李某1取出来之后叫杨某2去拿的。我没把补贴款分给谁，都在杨某2那里。2012年补贴款还有508464元，还没等到发就出事了。
2、被告人杨某某的供述，证实：在2009年10月招商引资，因宜良县屠宰厂要改造，我、邵某、江某某、吴某某和汤某、代某1签订合同，合同上就写着国家相关补贴必须要拿给投资方，所以我们不需要商量上报病害猪无害化处理。屠宰厂于2010年4月改造完毕，我负责经营方面的事，江某某、吴某某聘请廖某负责生产管理。2011年4月，因亏损多，他们就将经营的事交给吴某某管理。2011年6月，因屠宰厂乱收费的问题，被工商局处罚了28万。因我们几个股东没办证的资格，代某1又赔不出我们的投资款，就商量由代某1任法人代表，我们4人负责经营，仍按50万的承包费给代某1。
无害化补偿的事我是2012年1月才知道。病害猪的上报是代某1上报，以前每头病害猪补贴500多元，现在补贴多少不清楚，只知道高了。套取的补偿款是如何处理的我不清楚，主要是廖某和张某1负责处理，但这些钱没补到屠户手里，因屠宰厂没那么多的病害猪。从我们承包下来只处理过2头病害猪。上报的数字都是虚报的。我没从补偿款中分得好处。我们对屠户没优惠政策，我负责期间，只是每月送来的猪超过200头就每头猪奖励5元，我不负责后吴某某也奖励，如何奖励我不清楚，是用一部分补贴款奖励的，目的是鼓励屠户多拉猪，拉无病的猪到屠宰厂宰杀。
在吴某某管理期间，吴某某叫我到他呈贡屠宰厂办公室他拿了2万元给我叫我过年，其他几个人分了多少钱我不知道。屠宰厂的收益来源是向屠户收取每头猪30元的管理费，向来收猪头、内脏的经营户收取每头猪3元、每个内脏5元的管理费，其中向动检人员缴纳4元的动检费用。
3、被告人江某某的供述，证实：我是呈贡鸿腾屠宰厂和宜良食品公司定点屠宰厂的股东之一。2010年5月份我、吴某某、杨某某、邵某和代某1、汤某签订合同承包了宜良县屠宰厂。我和邵某很少下来，当时说好有利润就分，没有就不分，是吴某某打电话让我下来分的，钱也是他拿给我的。2011年因为我们没有营业执照被工商局处罚，代某1拿不出赔偿我们的钱，我们和就代某1有个口头协议，法人代表还是代某1，但是股东是我们四个。
我们经营期间，国家有政策补助给屠宰厂病害猪无害化处理的补贴，屠宰厂按照千分之五的比例将病害猪的头数上报给县商务科，按照国家规定这些补贴要发到病害猪的屠宰户手里，经营期间偶尔处理过一头病害猪，但和我一起经营屠宰厂的其他人却虚报了病害猪的数目骗取国家补贴，在病害猪补贴款的申领程序中是厂长代某1负责。2012年3月份吴某某和我说经贸局商务科的人让我们上报病害猪无害化处理的头数，每天按照千分之五的比例上报，我同意了。这一次是吴某某叫代某1报的数据，套取了13万补贴款。2012年六七月份，我和吴某某在呈贡屠宰厂他的办公室里，他说杨某某从食品公司领了利用虚报数字从国家套取的13万无害化处理补偿款，现在拿2万元的补贴款给我，我收下了。我们屠宰厂一共骗了国家40万元的无害化处理补贴，代某1清楚这个事情，所有的补贴都是他到食品公司办理的。我们为了鼓励屠宰户来屠宰厂宰猪，将套取的这部分钱的一部分以每头猪5元、10元、15元的标准奖励给屠户，目的是鼓励屠户来我们屠宰厂宰猪，剩余的钱在屠宰厂的账目上，账目是由张某1负责的。我本人没有拿过这部分补贴，其他人有没有拿我就不清楚了。2012年11月，吴某某和杨某某先后都打电话给我说检察院正在查屠宰厂无害化补贴的事情，叫我回避一下。
我在3、4年前和邵某、吴某某承包呈贡鸿腾屠宰厂。吴某某安排人在管理屠宰厂，我没管过。该屠宰厂是从呈贡某德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承包的，该食品公司的法人李某1也参与管理。鸿腾屠宰厂申报了多少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补贴我不清楚。
（二）、证人证言
第一组、宜良屠宰厂证人证言：
1、邵某证言，证实：2009年12月，我、吴某某、江某某、杨某某和代某1、汤某签订屠宰厂承包合同，合同规定政府拨给的补贴全部归乙方所有。2010年5月1日改造完毕正式投入使用，在经营期间因乱收费的问题被工商局查了一次罚了28万，后因我们不具备法人资格，由食品公司的副总经理代某1经营屠宰厂，但他赔不出我们投资款，实际上还是我们4人经营，按合同规定处理。我也不经常来屠宰厂。我自己没见过无害化处理，也没听谁说过处理过病害猪。无害化处理的数据是代某1上报，只有他有个专门的手机能上报。代某1以及其他人都没和我商量过无害化处理的事情，领过多少补贴款我也不知道，我也没分过好处。
2009年2月，吴某某、江某某和我承包了呈贡食品屠宰厂。呈贡鸿腾屠宰厂的管理主要是吴某某负责，李某1协助吴某某管理屠宰厂的一些外围事务，屠宰厂里大部分都是吴某某安排的，我不参与屠宰厂的管理。这两年我没分得病害猪无害化处理的补贴款，我没分过红，也从来没听人跟我讲过这个事情。李某1是呈贡某德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的法人代表。鸿腾屠宰厂是该公司的下属机构。我不知王某2是谁。
2009年至2012年期间，吴某某分了几十万给我，因为我和吴某某、江某某还在呈贡投资了个屠宰厂能分红。2012年4、5月，在呈贡屠宰厂吴某某办公室，他拿了3万现金给我，说是宜良这边给了14万补贴款，拿3万给我，我想着是机械化的补偿款。
2、代某1证言，证实：我是宜良县食品公司副经理及生猪定点屠宰厂厂长。2009年12月9日至今，屠宰厂名义上负责人是我，但实际上屠宰厂已经承包给江某某和吴某某经营和管理。
2009年因市政府要求小型定点屠宰厂要达到“三化”要求，才发屠宰证，食品公司无力进行改造，我跟江某某、吴某某、邵某、杨某某投资订了承包经营协议，吴某某、江某某在昆明做屠宰生意多年，都知道国家的无害化处理补贴政策，谈合同时他们就叫我尽量虚报些病害猪无害化处理数字来骗取国家财政补贴，杨某某、邵某也表示同意，他们说补贴整下来会从套骗的补贴款里面给我点好处费。2011年9月15日，宜良县工商局以屠宰厂乱收费处罚款，食品公司就和江某某、吴某某终止了承包协议，公司跟我签了内部责任书，但实际上我们还是照着原来签订的8年的协议在做，表面上我是负责人，我还是食品公司副经理，只是负责管理屠宰厂对公事项。
上报县经贸局商贸科关于病猪无害化处理的材料都是我伪造的。《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补贴申领表》上有宜良县经贸局的盖章，还有县财政局的盖章，不是伪造的，经贸局的章是经贸局商贸科杨某1科长审核后盖的，财政局的章是经贸局盖章确认后才盖的。2011年的一猪一卡也是我伪造的。2008年和2009年我伪造的资料上报到县经贸局商贸科，他们又往上报，就没返还给我们。
我们共领取过2008年至2011年这4年的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补贴款，一共是477500元。181556元钱还在屠宰厂账上没有用，295944元我分4笔拿给了杨某某他们四个投资人。2008年的补贴入在食品公司屠宰厂账上，2009年以后的补贴就兑给江某某和吴某某，由他们使用，套下来的钱我们也不要，都给他们。拿给他们的295944元是拿给廖某，杨某某也来拿过。
从食品公司和屠宰厂的账上提取到的四张单子都有屠户签字领取了无害化处理补贴款，都是伪造的，是后补的，是为了在账上冲抵拿给他们四个投资人的无害化处理补贴款，实际上屠户根本没有领取过无害化处理补贴款。在单子上签名的都是屠宰厂的大客户，他们没有领过无害化处理的补贴，他们领过的是每头猪5元钱的奖励款，但这个奖励款跟无害化处理补贴是两回事，我们伪造这四张单子后，叫圈老板们签字按手印，他们都不懂什么叫无害化处理补贴，只知道领过钱要签字，所以上面的签名和手印是真的。我们伪造那几张单子的目的就是为了对应从国家套取补贴款的数量，以便应付相关部门的检查，另外就是从财务角度来说才说的通，账上才能平。从2009年以来我一直帮他们虚报无害化处理数字骗取国家补贴，他们给了我1万元好处费。
3、杨某1证言，证实：我是宜良县商贸科科长，商贸科主要是检查“两证一章”，检查生猪的进出场制度，还有就是检查屠宰厂的病害猪无害化处理情况台账、屠宰厂填报的病害猪无害化处理月报表及处理的结果，在每年申报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补贴时审核屠宰厂上报的申报材料的真实性，依据我们核实的结果上报数据到市商务局发放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财政补贴。我没按规定要求他们提交过这些材料，屠宰厂也没按规定提交过这些材料，我日常对屠宰厂的病害猪无害化处理情况也没进行检查和监管。
按照相关规定屠宰厂是必须要有《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记录表》的，但屠宰厂没有。2012年5月份，为了应付“四创两争”检查组检查，屠宰厂临时伪造了2010年1月至2012年5月份的《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记录表》，对于他们伪造的情况我是知情的，且我参与了部分伪造。
2008年至今，宜良县食品公司生猪定点屠宰厂无害化处理的病害猪数字记不得了，反正就是经过我们审核后上报的数据，我记得只是发下来的补贴数额。正是我自己的严重失职，才导致屠宰厂轻易的伪造无害化处理的病害猪数量，套取国家的补贴资金。
4、廖某证言，证实：2010年5月1日吴某某请我从昆明下来管理屠宰厂。我没见过处理过病死猪，只有一头病死猪拉到昆明处理。屠宰厂虚报数据套取“病害猪无害化“处理我听说是商务部要求屠宰厂按照屠宰数的千分之五至千分之八上报，我每月告诉代某1这个月杀了多少头猪，代某1根据我上报的数字，再向上虚报病害猪无害化的数目，后他告诉我上报的数目，我专门有个本子记着。从2010年开始我按照代某1的安排填写《无害化处理记录表》和《病害猪无害化处理月报表》，这个表是代某1给我一个数字，我按照要求填写的，填好后留存在屠宰厂。
这个病害猪的补贴下来我们没给屠户，只是按5元每头的政策奖励过屠户，奖励是代某1和4个股东一起制定的，而且要累积超过200头才能领奖励。奖励屠户的钱是吴某某和代某1说用套取的病猪无害化处理的钱奖励，头年奖励的钱是当年公司的周转资金垫付，等来年领到补偿款后，再将补偿款弥补公司垫付的资金。补偿款下来后，代某1会通知他们4个投资人，杨某某就会打电话给我，让我去找代某1那里领钱。我到代某1处领过3次补偿款。屠宰厂从代某1处共领了29万多。我没和他们商量过用虚报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这个政策来套取国家专项资金。
5、汤某证言，证实：我从2000年至今担任食品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到2009年12月，政府要求屠宰厂改造机械化设施，代某1无能力，就找了吴某某、江某某投资。代某1、我与对方吴某某、绍幸人、杨某某、江某某在双禄酒店茶室签订的合同，甲方是我和代某1签字，乙方吴某某和江某某签的字，见证人是杨某某和邵某签字。我听代某1说过无害化处理的政策，说一头病害猪补贴580元。签的合同上注明：“国家所有的相关政策性补贴，全部归乙方”是乙方要求写的。对于屠宰厂这边，国家的相关政策性补贴只有无害化处理的补偿，没其他的了，无害化补贴上级机关拨下来我们都是拨给屠宰厂，他们怎么处理我不清楚。到2011年10月，县工商局以屠宰厂滥收屠宰费进行了28万元罚款，他俩就终止了协议，屠宰厂再次交给了代某1全权负责管理。
6、王某1证言，证实：我在宜良县食品有限公司定点屠宰厂任副厂长，2010年5月1日杨某某叫我到屠宰厂工作的，2011年5月底我将工作移交张某1负责。我认不得无害化处理补贴的情况，在我负责财务期间，也没这方面的钱，廖某也没交钱给我入账。屠宰厂我知道的只有一次无害化处理的情况，也只有1头病害猪拉到呈贡火烧掉。
7、张某1证言，证实：吴某某是我舅舅，2011年6月，我帮他在宜良定点屠宰厂开始管理财务，内容包括副产品的代收代付及屠宰厂内的支出。我管账期间没有“无害化补贴”的收入，我没有到食品公司或代某1的出纳那领过款项，廖某也没有交过什么款项给我，四名股东、廖某等人也没从我这提过钱，股东也没结过总账。屠宰厂的盈利很少，但能应付各项支出。无害化处理具体情况我不知道。
8、动检人员周某1、贾某、苗某、邓某刚证言，证实：对病害猪无害化处理有财政补贴，具体补贴办法跟动检部门没有关系，是县经贸局商贸科负责，动检人员只知道有这个补贴。屠宰厂申请领取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补贴上报到经贸局的申报材料是否要经动物卫生监督所审核确认我不清楚。经贸局商贸科没有跟动检所核实过屠宰厂病害猪无害化处理情况。
9、猪犯王某3、任某、杨某3、陈某证言，证实：猪贩拉猪到屠宰厂有每头猪5块钱的补贴，钱是每月领一次，是找张某1领。拉去的猪基本没有病害猪，没有领过屠宰厂发给的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财政补贴款。王某3在屠宰厂“2011年度财政无害化处理补贴兑付情况”表上一次签名和手印，任某、杨某3、陈某没有在“无害化处理受补人员花名册”上签过字按过手印。
第二组、呈贡屠宰厂证人证言：
1、李某1证言，证实：2009年我和吴某某签订承包屠宰厂合同时说三化改造由吴某某负责，若有补贴归吴某某，但后来因鸿腾屠宰厂不知是归呈贡区还是经济开发区管，就没有报，也就没收到三化改造补贴。屠宰厂以前是国营企业，2000年改制成企业，股份制经营，属于呈贡某德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有31个员工，都是股东。
2011年4、5月时，我告诉吴某某要申报病害猪无害化处理数据，他安排王某2配合我申报，我就让王某2按照动检所的数据上报，但让她掌握千分之二至千分之五的比例，意思要在这个比例间上报数据。病害猪无害化补贴是从2008年开始的，2008、2009年是由检疫站报及发放。2010年我多报269头，2011年我报了1900多头，获得137万余元补贴，2012年申报1200多头。我没有收过屠宰厂的好处。
王家桥屠宰厂付款单上的收款人签字是屠宰厂的工人代签的，我也在上面签过。2011年马金铺鸿润屠宰厂的病害猪我是并在鸿腾屠宰厂一起上报的，商务局的人说高新区只有鸿润屠宰厂一个屠宰厂，并且我们申报的数据也比较少，叫我这样报。所以，我上报的2011年病害猪无害化处理数据包含了我2011年上报的呈贡鸿润屠宰厂病害猪无害化处理数据在里面。
2、王某2的证言，证实：我2011年2月至2013年2月在昆明市呈贡区鸿腾屠宰厂上班，工资每月2000元。我是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填写一猪一卡的。是李某1把市商务局的相关文件拿来给我，然后吴某某来安排我填写“一猪一卡”的，他安排我按照每月屠宰量的千分之三至千分之五之间填，吴某某让我按照千分之四来填，吴某某应该和李某1商量过的，因为李某1也在场，文件也是李某1拿来的，一般李某1很少到屠宰场里，工作方面大多都是吴某某来安排我，“一猪一卡”都是后补的。2011年10月以前的都是按照千分之四来填写的，2011年10月至12月，呈贡动检所提供了病害猪无害化处理的数据给我，我问吴某某说他们提供的数据和我们之前报的比例相差有点大，吴某某就安排我还是按照千分之四左右的比例填写，所以若他们提供的少了我就自己虚加数据上去，多了我就减一些数据，作为打工者，老板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收到补贴款是怎么用的我也不知道。我除了交“一猪一卡”给李某1外，还根据这些我填写的“一猪一卡”的情况制作了“呈贡鸿腾屠宰厂病害猪无害化处理清单”和“呈贡屠宰厂病害猪无害化处理汇总表”给李某1。从商务局打回来的补贴款是打到公司的对公账号里，公司是呈贡某德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我只是负责填写申请表，这个表我填的有公司的名称，公司的注册号码，法人代表以及联系方式，公司的对公账号，开户银行，补贴的金额，检疫焚烧的补贴金额，其他几项是谁填的，我就不知道了，因我把这个表以上几项填完就交给李某1了，之后就是他来处理。在2012年时，也就是2011年的款项下来之后，李某1让我做了假王家桥付款单，说是他公司对账用，吴某某应该知道这个事，上面也有鸿润那边的付款单，所以我想都是在一起上报。
3、代某2证言，证实：我在昆明市呈贡区鸿腾屠宰厂任副总经理。2011年9月13日至2012年1月15日的23张“一猪一卡”是李某1从昆明市商务局领回来的，“一猪一卡”填了多少张我不知道，李某1负责管和报。我知道填了卡后报市商务局，有几百元的补贴，但申报的具体程序我不清楚，我只知道是李某1找到吴某某，吴某某安排王某2参与报的，他们安排王某2按照动检提供的烧猪的数字填写“一猪一卡”，填完后李某1会找王某2拿了去申报补贴，吴某某也知道这个事情，申报了多少我不知道。
补贴款是到了呈贡某德食品有限公司的账户上后由杨某2去李某1那里领的现金。杨某2是和帅某、官月华在2013年2月22日左右兑给屠户的，我们不知道真实的数字是多少。我们发补贴款是根据杨某2提供的一个无害化处理补贴的花名册分的，我不知道谁叫他做的，那天发了100多万的现金出去。兑出去的钱我不知道是不是真实处理的数据。2013年2月初王某2离开屠宰厂，是我叫她离开的，因为我怕她在厂里相关部门来调查病害猪补贴的事，这些补贴款出事，后她就写了辞职信走了。
4、杨某2证言，证实：我在呈贡鸿腾生猪屠宰厂的财务室负责收款和发钱。我不知道2011年鸿腾屠宰厂无害化处理补助的事情。2012年我两次找李某1共领了补贴款1370960元。我不知道钱是怎么来的，听李某1说是通过一个什么焚烧表才领的钱，但这个表我没见过，我听李某1在屠宰厂办公室说只要把这个焚烧表报到上级政府去，就可以弄到国家的补助款。
2013年2月22日，我和帅某、官月华按照“2011年无害化处理补助统计表”上的数字发放给屠户了。没有及时发是因为我发现名单上杀猪杀的多补助还少不公平，怕发了影响屠宰个体户情绪，之后发是因为那会杀猪的少了，即使有情绪也不会影响屠宰厂的生意。
5、郭某1证言，证实：我在呈贡鸿腾屠宰厂上班，我烧猪的记录都在我的笔记本上。我在“一猪一卡”焚烧人员栏内签过字了，总的2011年我填了500多张，2012年我填了300多张。2011年1月至10月我记不清烧了多少病害猪。我统计一下2012年我一共焚烧了95头病害猪，其中有18头是外单位送来的，剩下77头就是呈贡屠宰厂2012年全年焚烧的病害猪数量。
6、帅某证言，证实：我从2012年12月任呈贡如在场厂长至今，负责屠宰厂的生产。王某2的工作是吴某某安排的，李某1也可以安排。屠宰厂的财物是吴某某管。今年2月，李某1把钱交给杨某2，杨某2叫我打电话通知屠户兑2011年病害猪无害化处理款，是在官渡古镇一酒店，兑款是杨某2根据一张统计表来兑的，我不知道兑的款是否和实际一致。
7、张某2证言，证实：2008年3月至2011年12月我在呈贡鸿腾屠宰厂工作，负责烧病害猪，烧病猪的内脏30公斤算一头。2011年1月至10月我共烧了554头病害猪，连着病害猪杂碎的头数，共1732公斤，算得86头病害猪。烧病害猪的数字我晚上告诉我媳妇，她记在本子上。
8、付某证言，证实：我是呈贡动检的工作人员，负责鸿腾屠宰厂宰前检疫。2012年1-10月呈贡鸿腾屠宰厂无害化处理的明细是我制作的，我制作的依据是根据我们检疫人员登记的云南省动物屠宰检疫登记表及云南省动物及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登记表制作的，这2个表是晚上值班的动检人员徐某等登记并签字确认的。我之前不知道病害猪无害化处理后有补贴款的政策，今年春节后才知道的。
9、官月华证言，证实：我在鸿腾屠宰厂做财务工作，是出纳。我们没有账本，是在电脑上做流水账，做完一个月就销了。所有票据都交给杨某2做账。收购屠户拿来屠宰的猪的副产(猪头及猪内脏)，然后把副产卖出后赚差价，这些差价减去屠宰厂的所有支出就是利润了。
10、赵某、李某2、张某4、石某、滕某、张某5、许某、胡某、鲁某、亚正明、杨某5、郭路桥、李某3、赖某、杨某6、王某4、李某4、周某2、周某3、邹某、肖某、谭某、毕某、郭某3波、丁某、李某3等21名猪贩证言，证实：在2013年春节后在官渡古镇的一个酒店里在屠宰厂造的一张表上签了字领了钱，但没有见过无害化处理补贴款的付款单，也没有签过字，不清楚病害猪无害化补贴。郭某3波陈述鸿腾屠宰厂有两种奖励形式，一种是明奖，按照屠宰量每月奖励，一种是吴某某亲自发的暗奖，其2012年领的暗奖有十多万元。李某3陈述屠宰厂会按照屠宰量每月发奖金。
（三）、书证：
1、户籍证明，证实：3名被告人的自然情况。
2、到案经过，证实：2013年3月14日，批捕在逃的吴某某主动到宜良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投案自首，其对骗取国家病害猪无害化处理的补贴款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2012年12月22日，民警根据线索在昆明市西山区丽苑路秋苑二期29幢D1室将杨某某抓获。2012年11月29日，宜良县反渎职侵权局移送江某某到匡远派出所，匡远所予以接收。
3、主体资格企业法人营业执材料
宜良县食品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情况说明、宜良县人民政府批复等，证实：呈贡某德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李某1，属自然人出资的有限责任公司。2000年12月19日董事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李某1为董事长，法人代表。
4、协议
（1）屠宰厂承包经营协议，证实：甲方宜良县食品有限公司(汤某签字)与乙方代某1于2008年3月1日签订，内容：甲方将位于宜良县食品有限公司生猪定点屠宰厂发包给乙方自主经营。承包前，由乙方投入资金300万元对现有场地、设备等土建、机械设施进行改造，改造后必须符合“三化”屠宰要求。承包期8年，三化改造于2008年4月30日完成，承包时间自2008年5月1日至2012年4月30日止。承包费每年50万元。
甲方宜良县食品有限公司(汤某、代某1签字)与乙方江某某、吴某某于2009年12月9日签订，内容：甲方将位于宜良县食品有限公司生猪定点屠宰厂发包给乙方自主经营。承包前，由乙方投入资金150万元对现有场地、设备等土建、机械设施进行改造，改造后必须符合“三化”屠宰要求(2010年4月30日前完成)，因改造“三化”投入，政府给予的贴息等政策，归乙方所有；承包期为8年，自2010年5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至；每年承包费为50万元；承包期间，乙方属独立自主经营，甲方不得无故干预。
（2）终止承包经营协议书，证实：甲方宜良县食品有限公司(汤某签字)与乙方江某某、吴某某于2011年10月10日签订，内容：因在经营过程中，2011年6月宜良县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以“屠宰厂”滥收费为由进行调查，并于2011年9月15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乙方在未办理自己营业执照的情况下，超出市发改委规定的收费标准违法滥收费用118672元，处以161328元罚款，没收违法所得118672元，并责令当事人30日内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证。因要求变更工商登记证，甲乙双方无法做到，因此为了避免法律和人为的障碍，双方一致认定工商处罚的决定为法律上的不可抗力条件，同意当日开始解除承包协议。
（3）内部责任书，证实：甲方宜良县食品有限公司(汤某签字)与乙方代某1(食品公司定点屠宰厂负责人)于2011年10月10日签订，内容：2009年12月9日，双方同意将乙方负责的“定点屠宰厂”对外承包给江某某、吴某某，并由上述2人对屠宰厂投资改造。2011年9月16日，宜良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以江某某、吴某某未取得自己的营业执照为由进行了处罚。后甲方与江某某、吴某某解除了承包协议。但为了充分发挥“屠宰厂”的功能和更好的管理好“屠宰厂”，经双方协商，决定由乙方进行承包，负责管理好“屠宰厂”并每年向甲方交纳费用50万元。
（4）联营合同，证实：2009年2月23日，吴某某、江某某与呈贡某德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李某1等人签订联营合同，吴某某对洛羊镇鸿腾屠宰厂和马金铺鸿润屠宰厂实施三化改造，依经营情况，继续投入资金及负责市场营销；联营甲方法人代表李某1负责证、照管理，吴某某任总经理，全权负责屠宰厂生产经营及对内、对外管理。联营期间利润双方分配。期限从2009年2月23日至2019年2月23日至。
5、病害猪无害化处理的相关通知和材料等，证实：国家对病害猪无害化处理的相关政策。
6、补贴请示等材料证实：宜良县经济贸易局、宜良县财政局文件，其向昆明市商务局、财政局的请示。
7、2012年1-10月无害化处理情况汇总表，证实：宜良县定点屠宰厂病害猪处理头数366头，补贴29280元。
8、宜良县生猪定点屠宰厂年报表，呈贡县生猪定点屠宰厂无害化处理统计表，证实：宜良2009年无害化处理数量90头，2010年无害化处理数量208头，2011年无害化处理数量270头。呈贡屠宰厂2011年1-7月处理963头，每头500元，共481500元，2011年8-10月处理353头，每头800元，共282400元，2011年11-12月处理344头，每头800元，共275200元。
9、宜良屠宰厂补贴兑付情况及账目，证实：2009年5月8日，宜良县食品有限公司杨忠英取款61000元，2009年5月11日，代某1要求发放该笔补助款，汤某签字同意支付。2009年5月31日，19圈陈永金、10圈王某3等共8圈老板共领取了61000元无害处理补贴。
2011年2月16日，宜良县食品有限公司杨忠英取款38744元。2010年3月6日，12圈毛福云等7圈老板共领取了38744元无害处理补贴。
2012年3月19日，出纳杨忠英转支屠宰厂廖某143400元无害化处理补贴。当日，杨某某收到该笔钱，收款单位廖某签字。2012年3月19日分两份无害化处理受补助人员花名册，一份是刘某1等8人将81200元领走，一份是王某5等8人将62200元领走，共计143400元。
2012年5月8日，杨某某收到无害化补贴52800元。2012年5月12日，陈宝林等7个圈主共领取了52800元无害化处理补贴款。
2012年3月26日，出纳杨忠英转支91756元无害化补贴给屠宰厂。
2012年10月31日，出纳杨忠英转支89800元无害化补贴给屠宰厂。
呈贡屠宰厂补贴款来源及去向：
2011年12月28日，该屠宰厂收到呈贡区经济贸易和投资促进局转拨市商务局给其2011年1-10月屠宰环节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补贴资金和无害化处理费共1021600元。杨某2于2012年1月11日收到，李某1签字同意支付。
2012年4月25日，呈贡瑞德食品有限公司收到昆明市商务局拨付的2011年11月-12月的无害化补贴资金和无害化处理费共349360元;2012年6月8日，杨某2收到该笔款项，李某1签字同意支付。
王家桥屠宰厂付款单证实：从2012年元月17日至5月8日，共104张付款单，总共121.6万元，是付2011年全年的无害化处理补偿款。
收条证实：2012年6月10日，郭某1收到鸿腾屠宰厂2011年11-12月无害化处理费用，病死猪397头，每头费用80元，共计31760元。李某1、戴某签字同意支付。
呈贡瑞德食品有限公司收到2012年1-10月市经开区财政分局拨出的无害化处理补贴资金508464元。
10、收条，证实：2012年5月10日，廖某收到杨某某交来的无害化处理费52800元。
11、提取笔录，证实：2013年2月27日14时45分至15时05分，民警李华明与李方华在宜良县食品公司定点屠宰厂提取了“昆明市病害猪无害化处理卡(一猪一卡)”卡片两份，分别是时间为2011年6月15日，编号为006439以及时间为2011年10月15日，编号为0006274的卡片，并对其余卡片进行了拍照提取。
0) {$(\"#divTool_Summary\").ContentSummary({ data: dirData
});}});','2018-10-10
20:23:48',0,'web',NULL),(23661283,'02ae72b4-b1cd-457f-9292-a79b00aee4fd','$(function(){$(\"#con_llcs\").html(\"浏览：83次\")});$(function(){$(\"#hidRequireLogin\").val(\"0\");$(\"#Content\").html(\"此篇文书不存在!\");});$(function(){});','2018-10-10
20:23:48',0,'web',NULL),(23661284,'39ed9fa8-ecdc-41e1-a797-a81100f99b0f','$(function(){$(\"#con_llcs\").html(\"浏览：88次\")});$(function(){var
caseinfo=JSON.stringify({\"法院ID\":\"467\",\"案件基本情况段原文\":\"\",\"附加原文\":\"\",\"审判程序\":\"一审\",\"案号\":\"（2017）内0626刑初197号\",\"法院地市\":\"鄂尔多斯市\",\"法院省份\":\"内蒙古\",\"文本首部段落原文\":\"\",\"法院区域\":\"\",\"文书ID\":\"39ed9fa8-ecdc-41e1-a797-a81100f99b0f\",\"案件名称\":\"施某某危险驾驶罪一审刑事判决书\",\"法院名称\":\"乌审旗人民法院\",\"裁判要旨段原文\":\"\",\"法院区县\":\"乌审旗\",\"补正文书\":\"2\",\"DocContent\":\"\",\"文书全文类型\":\"1\",\"诉讼记录段原文\":\"乌审旗人民检察院以乌检公诉刑诉（2017）212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施某某犯危险驾驶罪，于2017年7月2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并建议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实行独任审判，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乌审旗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赵冬有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施某某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判决结果段原文\":\"\",\"文本尾部原文\":\"\",\"上传日期\":\"\\\/Date(1508342400000)\\\/\",\"案件类型\":\"1\",\"诉讼参与人信息部分原文\":\"\",\"文书类型\":null,\"裁判日期\":null,\"结案方式\":null,\"效力层级\":null,\"不公开理由\":\"\"});$(document).attr(\"title\",\"施某某危险驾驶罪一审刑事判决书\");$(\"#tdSource\").html(\"施某某危险驾驶罪一审刑事判决书
（2017）内0626刑初197号\");$(\"#hidDocID\").val(\"39ed9fa8-ecdc-41e1-a797-a81100f99b0f\");$(\"#hidCaseName\").val(\"施某某危险驾驶罪一审刑事判决书\");$(\"#hidCaseNumber\").val(\"（2017）内0626刑初197号\");$(\"#hidCaseInfo\").val(caseinfo);$(\"#hidCourt\").val(\"乌审旗人民法院\");$(\"#hidCaseType\").val(\"1\");$(\"#HidCourtID\").val(\"467\");$(\"#hidRequireLogin\").val(\"0\");});$(function(){var
dirData = {Elements: [\"RelateInfo\", \"LegalBase\"],RelateInfo: [{ name:
\"审理法院\", key: \"court\", value: \"乌审旗人民法院\" },{ name: \"案件类型\", key:
\"caseType\", value: \"刑事案件\" },{ name: \"案由\", key: \"reason\", value: \"\"
},{ name: \"审理程序\", key: \"trialRound\", value: \"一审\" },{ name: \"裁判日期\",
key: \"trialDate\", value: \"2017-08-03\" },{ name: \"公诉机关\", key:
\"oriLigigation\", value: \"乌审旗人民检察院\" },{ name: \"当事人\", key: \"appellor\",
value: \"施某某\" }],LegalBase:
[{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Items:[{法条名称:\'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
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
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法条名称:\'第六十七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六十七条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法条名称:\'第六十七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六十七条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if
($(\"#divTool_Summary\").length > 0) {$(\"#divTool_Summary\").ContentSummary({
data: dirData });}});$(function() {\r\n var jsonHtmlData =
\"{\\\\\"Title\\\\\":\\\\\"施某某危险驾驶罪一审刑事判决书\\\\\",\\\\\"PubDate\\\\\":\\\\\"2017-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