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泗洪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洪界民初字第0308号
原告（反诉被告）陈昌龙，男，1956年6月28日出生，汉族，个体户。
委托代理人刘斌，江苏品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吴玉辉，男，1962年5月20日出生，汉族，农民。
被告（反诉原告）祖银康，男，1949年3月12日出生，汉族，农民。
被告（反诉原告）雷新军，男，1972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农民。
被告（反诉原告）孙士林，男，1961年7月7日出生，汉族，农民。
四被告（反诉原告）委托代理人孙万金、高江山，江苏远大弘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陈昌龙诉被告吴玉辉、祖银康、雷新军、孙士林及反诉原告吴玉辉、祖银康、雷新军、孙士林诉反诉被告陈昌龙承揽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10月1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3月10日，4月23日上午、下午，7月10日四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陈昌龙及其委托代理人刘斌，被告（反诉原告）吴玉辉、祖银康、雷新军、孙士林及其委托代理人孙万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昌龙诉称，四被告合伙在泗洪县曹庙乡瓦庙村承包1000余亩土地进行农业生产。2012年夏季，四被告种植水稻，与原告达成口头协议，约定将水稻种植从育苗到栽插完成的全部劳务承包给原告，劳务费用为每亩175元。原告总共完成960亩，四被告应付劳务费159000元，但四被告仅支付了部分费用，尚欠59340元没有支付。原告多次索要无果，故起诉要求四被告支付劳务费用59340元。
被告吴玉辉、祖银康、雷新军、孙士林辩称，四被告合伙承包曹庙乡瓦庙村土地1199.5亩是事实，但2012年种植水稻面积只有995亩。雇佣原告提供从水稻育秧至栽插完毕劳务属实，但当时是按每亩160元计算。四被告购买13000斤稻种，育出的秧苗可以栽插1100亩左右，但原告仅栽插了不到700亩，四被告采取了补救措施，购买秧苗补栽，又直播125亩，其余土地种大豆和玉米。在此期间，四被告已实际支付给原告费用130798元，扣除损失以后，四被告已不欠原告栽秧款。
四反诉原告反诉称，四反诉原告承包的土地可插秧面积为995亩，由于反诉被告没有培植好秧亩，导致加上补插总共插秧800亩，直播125亩，抛荒种植大豆和玉米70亩，加上反诉被告没有及时完成插秧任务，推迟近二十天，导致每亩损失纯利润300元，按200亩减产面积计算，实际损失为60000元。现要求反诉原告赔偿损失60000元。
反诉被告陈昌龙辩称，反诉原告要求赔偿损失没有事实依据，不同意赔偿。
本案的本诉争议焦点：1.关于四被告提供的13000斤稻种育出的秧苗可栽插面积；2.双方约定的育秧至插秧完成的每亩单价是多少；3.原告实际为被告完成插秧的面积是多少；4.四被告通过不同方式总共支付给原告的劳务费是多少。反诉争议焦点：反诉原告损失的事实及损失费用，反诉原告的损害后果与反诉被告育秧插秧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
双方围绕争议焦点开展了举证质证。
本诉部分：1、对于13000斤稻种育出的秧苗可栽插面积，四被告提供了从泗洪县大华种业有限公司购买13000斤稻种的销货凭证一份，证实购买稻种数量；提供泗洪县大华种业有限公司与吴玉辉签订的稻种外繁合同及证明各一份，及种子室内检测档案一份，证明种子发芽率为88%，13000斤稻种至少可栽植1000亩土地。对此，原告质证称，四被告购买13000斤稻种是事实；合同与本案无关联性，大华公司不是技术部门，出具的证明稻种可播亩数的证明材料缺乏科学性，且没有说明插秧方式是机插秧还是手工插秧。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系与其签订合同的种子公司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非相关权威部门的结论，并不足以证实其购买的稻种至少可插1000亩的主张。
2、对于每亩单价，原告认为是175元，四被告认为是160元，原告提供了2011年4月2日其本人与案外人及2012年3月10日泗洪县四方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与案外人签订的机插秧承包合同各一份，单价分别是190元和200元，同时还提供证人王某出庭作证，王某证言为：证人王某是原告陈昌龙的表侄，原被告之间水稻插秧的生意为王某介绍，双方谈生意的时候王某在场，当时谈单价时说稻田如果需要打水，每亩为175元，如果不需要打水，每亩170元，至于是否打水，证人王某不了解。四被告质证称，前一份合同签订于2011年，与本案合同时间不同，不能以2011年的价格推定2012年价格，第二份合同不是原件。证人王某与原告有利害关系，当时与原告口头约定160-170元每亩全包括在内。本院认为，被告认可每亩单价为160-170元，证人王某证实需要打水单价是175元，不需要打水单价是170元，原告未能证实其为稻田打水，故本院认定其单价为170元／亩。
3、对于原告为四被告实际插秧面积，四被告提供现场图一张，原告对此图标注的26块插秧地块及其面积予以认可，通过双方现场辨认各自插秧情况，双方确认无异的地块分别为：原告插秧的地块包括33.92亩、41亩、28.8亩、64亩、54亩、56亩、37亩、33亩、46.2亩、44.1亩、43.2亩、39.8亩、11.4亩、49亩，共14块，合计581.42亩；四被告另雇别人插秧地块包括30亩（鱼塘北）、30亩（鱼塘南）、29亩、4.8亩，共4块，合计93.8亩。双方争议的地块包括25.77亩、26亩、29.6亩、47亩、52亩、50亩、50.3亩、47.9亩，共8块，合计328.57亩。对于争议的地块，双方分别提供了当时参与插秧的人员作证，参与原告方插秧人员王某、陈某甲（陈昌龙儿子）、石志潮、陈某乙、孙传武、盛对姐。四被告雇佣参与插秧人员刘某、徐某。王某证实：25.77亩和26亩先插我不确定是谁，后来秧全都死了，是陈昌龙来插的，50亩两家都插的，具体各多少不清楚，52亩双方都插的，被告只插了一圈子，后机子掉沟里，只插有几亩，47亩和29.6亩不清楚；陈某甲证实：25.77亩和26亩先插的是谁不确定，但后来是陈昌龙插的秧，50亩双方都插的，原告插得多，被告最多插十几亩，47亩双方都插的，双方插的面积差不多，52亩双方都插的，但被告机器坏了就出来了，大概有几亩地，29.6亩刚开始是双方一起插的，但后来被告插的死掉了，又由原告补插的；石志潮证实：25.77亩和26亩先插的是谁不清楚，当时都死了，由原告来插的，50亩被告叫人来插，后来机器被原告碰坏了，又由原告来插的，被告没插多少，47亩双方都插的，各插多少不清楚，52亩双方都插的，被告插几圈子，最多5、6亩，其他都原告插的，29.6亩不清楚；陈某乙证实：我是给原告开插秧机的，25.77亩和26亩先插的都死了，后来陈昌龙叫我们来种的，50亩双方都插的，大概各插一半，47亩双方都插的，大概每家一半，52亩双方都插的，但被告只插了一、二个来回，29.6亩情况不知道；孙传武证实：我当时给原告开插秧机的，29.6亩一个姓吴的老板叫别人插了一部分，秧都死掉了，吴老板老婆又叫原告重插的，当时插这块地就是我开的机子；证人盛对姐证实：我当时是送秧苗往机子上抱的，29.6亩这一块当时承包土地的人也叫别人插的，陈昌龙也插的，后来别人插的秧死了，姓吴的老板娘叫陈昌龙全部给插上的。证人刘某证实：25.77亩和26亩是被告让我们来插的，29.6亩也是被告叫人插的，其他的不清楚；证人徐某证实：25.77亩和26亩这两块地是被告插的，50亩双方都插的，双方协商每家一半，52亩被告插了十几亩，其余都是原告插的，47亩原告插有十几亩，其余被告插的，29.6亩是被告插的。原告质证称，我方证人说的属实，被告方证人说25.77亩、26亩和29.6亩是被告插的，原告不否认，但先插的没有存活，是原告重插的；被告质证称，原告的证人说的与事实不符，25.77亩和26亩原告方证人说是原告插的，第一遍是我们插的，后来是原告补的，50亩我们双方都插的，我方证人讲的是事实，一家插一半。52亩被告证人说栽到十几亩，47亩基本是被告插的，29.6亩原告证人说的不是事实，是我方插的。本院认为，在所争议的地块中，25.77亩、26亩和29.6亩三块，被告方证人证实是被告插秧，原告方证人陈述先插秧死掉后，又由原告补插，且被告吴玉辉在质证时的意见也印证了原告对25.77亩和26亩补插的事实，故对该三地块，本院认定秧苗为原告所插；47亩地块，被告证人徐某证实原告插十几亩，原告证人陈某甲、陈某乙证实双方各插一半，本院采纳多数人陈述，认定该地块原被告双方各插一半；52亩地块，原告证人均证实被告仅插几亩，被告证人证实被告插十几亩，取中间数，认定被告插10亩；50亩地块，原告方四个证人中有三人证实原告插得多，被告插得少，但证人陈某乙证实双方大概各插一半，该事实得到被告方证人徐某证言印证，本院采纳双方证人证言，认定双方各插一半。对于50.3亩和47.9亩两块地，双方证人未陈述，原告陈述认为，其中70亩是被告直播的，28.2亩是原告插的秧，被告陈述50.3亩中28亩是被告直播的，47.9亩则全部是被告直播。双方陈述各自插秧或直播的面积相差不大，本院取其中间值，认定原告插秧面积为25亩，其余为被告直播。
4、对于被告已经支付给原告的款项数额，被告提供了8张条据，欲证实已经支付给原告130798元，分别为：被告付给倪华3700元运秧款，该款应由原告支付，被告支付了就算是付给原告了；孙其军领到工钱65118元；孙李高下秧劳务费20000元；购买石松秧苗及运秧苗费12620元；王某运秧费11770元；付给张大齐插秧费11175元；付给王防插秧机修理费2395元，应由原告支付；付给许义运秧苗等劳务费3020元；支付给陈昌龙1000元，没有领条或收条。原告质证称，孙其军领到的65118元，孙李高领到的20000元，王某领到的11770元及原告本人领取的1000元予以认可；付给倪华的3700元运秧款是被告自己找人插秧的费用，与原告无关；付给石松的12620元也是被告自己插秧的支出，不应从应付给原告款中扣除；付给张大齐的11175元是被告自己找人插秧，与我无关；王防的2395元不应由原告支付；许义运秧费也与我无关。本院认为，除1000元外，其余款项被告均未直接交付给原告，且原被告双方均进行插秧，被告不能证实其提供的款项支出项目均应由陈昌龙支付，因此，对四被告已经支付的款项，应以陈昌龙认可的数额为限，合计97888元。
反诉部分，反诉原告提供证人李某和何某的证言，其内容分别证实张大齐为反诉原告栽秧三天，栽100多亩，领取费用10175元；反诉原告2012年种植水稻800余亩，直播100多亩，种植了部分玉米和大豆，由于秧苗插得稀，当年水稻亩产量1000斤左右，反诉原告才收700-800斤／亩，每亩亏损40-50元。以此证明每亩减少300元。反诉被告质证认为，证人没有到庭，且其陈述内容虚假，与事实不符。本院认为，反诉原告及其提供的证人陈述均不能确切地证实反诉原告确实受到损失及损失的数额，同时也不能证实损失为反诉被告育秧及插秧行为所造成，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本院查明以下事实：2012年夏，原告（反诉被告）陈昌龙与四被告（反诉原告）达成口头协议，由四被告提供稻种13000斤，原告以自己技术承揽从育秧到秧苗栽插完毕整个作业过程，承揽费用为每亩170元。但对原告具体应完成的插秧亩数双方未作约定。后原告用四被告提供的13000斤稻种育秧，并为其插秧，同时四被告还雇用张大齐等人另购秧苗为其插秧，其数量分别为，原告插秧778.29亩，被告雇用人员插秧225.5亩。插秧过程中，四被告以不同方式向原告支付承揽费97888元。其后，双方因四被告是否尚欠原告承揽款、反诉被告是否给反诉原告造成损失等产生纠纷，诉至本院要求处理。
本院认为，原告陈昌龙按照四被告的要求，为被告完成自育秧至插秧完毕整个作业过程，并将完成结果交付给四被告，四被告应当按照约定向原告支付报酬。由于双方对于原告应完成的插秧亩数未作约定，故应按原告实际完成的插秧亩数支付报酬，四被告已经支付的报酬97888元应予以扣除。四反诉原告认为反诉被告没有培植好秧亩，导致直播125亩，抛荒种植大豆和玉米70亩，没有及时完成插秧任务等原因导致损失60000元，因其陈述及提供的证人证言不能证实自己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吴玉辉、祖银康、雷新军、孙士林给付原告陈昌龙人民币34421.3元（778.29亩×170元／亩-97888元），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履行完毕；
二、驳回反诉原告吴玉辉、祖银康、雷新军、孙士林的反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1284元，由被告吴玉辉、祖银康、雷新军、孙士林负担745元，原告陈昌龙负担539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被告吴玉辉、祖银康、雷新军、孙士林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向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1284元，针对反诉上诉的，应预交反诉案件受理费1300元（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宿城支行，账号：460101040004680，户名：宿迁市财政局国库处）。
审 判 长 冯 辉
人民陪审员 杨长科
人民陪审员 钟建兵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日
书 记 员 叶 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