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裁 定 书
(2018)苏01行赔终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凯，男，1988年6月21日生，汉族，住河南省开封市顺河回族区。
委托代理人杜继清，河南英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邓伟丽，河南英协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东方城68号。
法定代表人金良，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所长。
委托代理人陈满，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法制大队民警。
委托代理人张国瑞，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工作人员。
上诉人张凯因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南京铁路运输法院（2017）苏8602行赔初58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原审法院查明，2017年2月14日，涉案车辆所有权人张宏龙持身份材料、二手车交易统一发票等材料申请办理涉案车辆的转移登记（迁出管理辖区），申请将涉案车辆转出至河南省开封市。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以下简称南京市车管所）于2017年2月16日受理了该申请。南京市车管所工作人员对涉案车辆进行了查验，对车辆识别代号、发动机型号、车辆品牌、车身颜色等项目分别进行了查验判定，对打刻的车辆识别代号进行了拓印。对比审核通过后，南京市车管所将涉案车辆的档案交付张凯。张凯与张宏龙驾驶涉案车辆前往河南省开封市，在办理车辆登记手续时发现贴在车辆后备厢出厂铭牌上记载的识别号与车辆的识别号不一致，认为车辆系经过拼装，故将涉案车辆开回南京。2017年4月17日，南京江北新区胤祥二手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胤祥公司）向张凯和张宏龙出具收条，称收到车主张宏龙苏Ａ×××××车原车主车钥匙一把，用于拍摄取证，并于即日起25个工作日协助解决问题，如若无法解决，可向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7年9月，张凯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法院判决南京市车管所赔偿张凯19.8万元。
原审法院另查明，涉案车辆原所有权人为高友祥。高友祥于2015年10月27日办理涉案车辆注册登记时的材料反映，涉案车辆车牌号苏Ａ×××××，品牌型号福特牌CAF6490A52，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码LVSHFCAC8FH034566，发动机号码FA27322。张凯经营二手车生意，张宏龙要买车，故找到张凯。2017年2月10日,张凯与案外人陈升俊签订《二手机动车交易合同》，约定张凯以17.8万元向陈升俊购买车辆。当天，张凯向陈升俊转账汇款。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记载，涉案车辆的买方为张宏龙，卖方为高友祥，二手车市场为胤祥公司。
一审庭审中，张凯称涉案车辆的原车主是高友祥，以陈升俊的名义出售，张凯为了省去车辆的过户费用，故均以张宏龙的名义缴纳相应税费，涉案车辆的转移登记手续也以张宏龙名义办理，查验车辆是在二手车交易市场进行，张宏龙在场，涉案车辆开回南京后，车管所民警带张凯去修理厂，把涉案车辆的座椅掀掉后发现车辆存在焊接。张宏龙称,其要买车，因张凯是经营二手车生意的，故其让张凯帮其买车，其与张凯一起前往上海看车，约定张宏龙支付给张凯购车款18.8万元，涉案车辆的购车款17.8万元是张凯支付的，为省去车辆从张凯名下过户至张宏龙名下的过户费用，故车辆直接登记在张宏龙名下。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因违法行为造成财产损害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１）原告具有请求资格；（２）有明确的被告；（３）有具体的赔偿请求和受损害的事实根据；（４）加害行为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该行为已被确认为违法；（５）赔偿义务机关已先行处理或超过法定期限不予处理；（６）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赔偿诉讼的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７）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本案中，张凯认为南京市车管所在办理涉案车辆的提档、转籍过程中未依法对车辆进行检验的行为违法，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因目前并无证据证明南京市车管所的行为已被确认为违法，故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不符合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法定条件。此外，张凯目前也并无证据证明，南京市车管所对涉案车辆在转移登记过程中的查验行为对张凯的权利义务产生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张凯不具有提起本案行政赔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十）项之规定，原审法院裁定：驳回张凯的起诉。
上诉人张凯上诉称，1、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在对涉案车辆进行检验与提档、转籍时未履行法定职责。而原审法院认定的是对涉案车辆进行检验与提档、转籍后的事实,只有在对涉案车辆进行检验与提档、转籍通过后才能确定车辆所有权人是谁，被上诉人才出具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假如被上诉人在对涉案车辆进行检验与提档、转籍时发现涉案车辆系非法拼装车辆，不能进行交易，被上诉人不应出具机动车登记证书。出具机动车登记证书前该涉案车辆的实际购买人系上诉人，上诉人具有原告主体资格。
2、原审法院错误认定涉案车辆的交易事实。案外人陈升俊从事二手车买卖，上诉人向陈升俊购买涉案车辆，只要原车主提供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不要求原车主到交易现场，上诉人仅从案外人陈升俊手里拿到原车主高友样的身份证复印件，且被上诉人也未提供原车主的买卖合同。
3、因涉案车辆系拼装车辆不能入户，张宏龙与上诉人之间的交易未能完成，张宏龙没有支付购车款。上诉人应是涉案车辆的实际所有人。
据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裁定，依法改判确认被上诉人未履行法定职责或将本案发回重审。
经审理查明，涉案车辆原所有权人为高友祥。高友祥于2015年10月27日办理涉案车辆注册登记时的材料反映，涉案车辆车牌号为苏Ａ×××××，品牌、型号为福特牌CAF6490A52，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码为LVSHFCAC8FH034566，发动机号码为FA27322。
2017年2月14日，张宏龙持身份材料、二手车交易统一发票等材料申请办理涉案车辆的转移登记，申请将涉案车辆转出至河南省开封市，南京市车管所于2017年2月16日受理了该申请。南京市车管所工作人员对涉案车辆进行查验后，将涉案车辆的档案交付张凯。
一审中，张凯主张：涉案车辆的原车主是高友祥，经过数次转手后，陈升俊取得该车辆，陈升俊又将该车出售于张凯，张凯为了省去车辆的过户费用，故均以张宏龙的名义缴纳相应税费，涉案车辆的转移登记手续也以张宏龙名义办理。
张宏龙出庭作证称：其要买车，因张凯是经营二手车生意的，故其让张凯帮其买车；其与张凯一起前往上海看车，约定张宏龙支付给张凯购车款18.8万元，但尚未支付；涉案车辆的购车款是张凯支付的；为省去车辆从张凯名下过户至张宏龙名下的过户费用，故车辆直接登记在张宏龙名下。
本院认为，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定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张宏龙持相关材料向南京市车管所申请办理涉案车辆的转移登记，其是本案被诉行为的相对人。张凯虽主张其签订了合同、支付了购车款，但其并未向南京市车管所提出申请，故其不是本案被诉行为的相对人，本案被诉行为也不对其产生行政法意义上的利害关系。故其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原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三）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四）未按照法律规定由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代表人为诉讼行为的；（五）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的；（六）重复起诉的；（七）撤回起诉后无正当理由再行起诉的；（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九）诉讼标的已为生效裁判或者调解书所羁束的；（十）其他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情形。”因张凯提起本案诉讼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原审法院裁定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张凯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裁定依法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路 兴
审判员 王玉刚
审判员 郑 康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赵和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