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深南法民二初字第488号
原告：颜拥东。
被告：深圳市金众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邱新成，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周圭碧，该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高鹭，该公司员工。
原告颜拥东诉被告深圳市金众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众控股）股东资格确认、公司盈余分配及股东知情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颜拥东，被告委托代理人周圭碧、高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05年5月1日，原告缴纳出资款37800元购买了被告的部分股份，同时被告向原告签发了出资凭证，总股数37800股，2006年9月27日送股1890股及增购3000股，2008年9月28日增购7194.94股，目前，原告总股数为49884.94股。截至2011年8月，原告收到了被告2010年度及之前的股份分红，尚未收到被告2011年度、2012年度的股份分红。原告了解到被告2011年度分红是每股0.18元，2012年度是每股0.30元，按此计算，原告应得的2011年至2012年的股份红利应为49884.94×（0.18+0.30）=24000元。原告还了解到，有战略投资者于2013年5月按照每股3.8元的价格在收购被告的股份，与原告类似的其他股东的持股都已经转让给了邱新成、郑达林等战略投资者，并且被告于2013年5月28日变更了法定代表人、股东及成员等登记信息。被告未通知原告转让股份，原告如此向被告咨询转让事宜，被告说原告没有持有被告的股份。
股权是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者的法律所有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投资者对企业拥有的各项权利。股权是一种财产所有权，股东合法财产的处分权，只能由股东本人行使。我国民法通则和《物权法》均规定，公民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侵占、哄抢、破坏。在没有经股东本人同意的情况下，通过章程强行转让其股权的行为，是对股东合法权益的一种侵害。章程是公司自治性规范，该规范与民法、物权法等强制性法律规范相抵触时，应认定为无效。
股权属于物权，应当受物权法保护。股东依据出资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诸项股东权，其中部分股东权是法律强制规定的，非经股东同意不得以章程或者股东大会多数决原则予以剥夺或者限制；更多的股东权是在不违背公序良俗、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有限公司本质的前提下由章程所规定的。根据公司法法理，股东权的自由转让是股东固有的一项权利，世界各国立法普遍承认股东权的自由转让，股东权一经设立，非经合法转让，或由国家强制力予以剥夺，或公司经清算程序予以分配，不能被变动。因此，股东权的自由转让原则应当理解为强制性法律规范中的效力规定，凡违反该原则、限制股东权自由转让的章程条款应归于无效。为此，原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被告确认原告的股东身份，并依法进行工商登记；2、被告补发原告2011年至2012年的股份红利24000元；3、原告查阅被告2012年公司会计账簿；4、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辩称：被告是专为深圳市金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众集团）改制时，代表经营者和员工持股所设立的企业，完全是国有企业改制的产物。被告《深圳市金众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出资人大会章程》（以下简称《出资人大会章程》）及《深圳市金众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股权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股权管理办法》）关于“员工离职退股的规定”是有效的，具体意见如下：1、原告取得被告出资人的资格具有其特殊性。原告庭审中称其自始非被告员工，故不存在从被告离职的行为，是偷换概念，事实上，被告所有出资人都是改制企业金众集团的员工，被告是为了受让改制企业金众集团的国有股份而由金众集团经营者和员工共同出资设立的平台，如果没有金众集团的改制，就没有被告的存在，如果原告不是金众集团且自愿参加改制的员工，也就不能作为被告的出资人。正是由于被告是改制企业的产物，因此原告出资人资格的取得有其特殊性，不能和普通公司的股东资格取得相提并论，原告的出资人身份，是“身份性”和“财产性”的有机结合，二者缺一不可。其“身份性”是指原告必须是原国有企业的正式职工，并且自愿参加改制；2、被告作为有限责任公司，是“人资两合”公司，在强调“资合”的同时更强调其“人合”性。所谓“人合”，是指公司股东之间通常具有很强的人身信任关系，公司的组建、发展依赖于股东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全体股东的共同劳动和经营。正是由于被告出资人资格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其具有更强烈的“人合”性特点。如果改制企业的出资人在取得出资人资格，并享受权利后随意离开，而不履行应尽的义务和职责，那么将导致无人对改制分流安置的富余人员承担责任，改制企业也将面临解散清算，故被告规定出资人离职时导致出资人资格的丧失，目的并不是剥夺其出资人资格，而是一种限制性的规定，即限制出资人离职。被告作为改制企业的平台，为维护出资人和公司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以及公司的稳定发展，作出的要求离职出资人转让股份的决议内容并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且符合公平原则；3、被告《出资人大会章程》及《股权管理办法》中规定的离职员工必须转让其持有的股份，符合法律规定。首先，我国《公司法》对于离职股东资格的丧失并没有禁止性的规定，法无禁止即自由，《公司法》第72条中明确规定：“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被告《出资人大会章程》明确规定《股权管理办法》与《出资人大会章程》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原告作为出资人，应遵循上述两个文件的规定，且这些规定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基本精神，就具有优先于《公司法》有关规定适用的效力。而且《公司法》第42、43、44、45、49、51、52、72、76条均规定了“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可见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是可以由章程作出特别规定的，是合法有效的。其次，关于原告是否授权代表参加出资人大会及出资人大会的所有决议是否对原告产生效力的问题，被告认为，原告在庭审时承认授权委托书上的签字为其本人亲笔签名，却否认授权他人，本身自相矛盾，如不授权他人参加，则无需填写授权委托书。原告称其授权自己参加，更是无稽之谈，法律上不存在授权自己之说。《出资人大会章程》、《股权管理办法》是由发起出资人共同制定，并经出资人大会绝大多数代表表决通过的，符合公司法规定，对出资人具有约束力。原告无论是否参加或授权参加，也不影响上述两个文件的效力；4、金众集团改制方案包括员工持股方案、被告的设立等都是经深圳市国资委批准的，且金众集团从改制开始，被告所制定的草案到最后执行的《出资人大会章程》及《股权管理办法》均规定，离职者必须转让其股份，如果未按规定转让，可冻结其股份，转为对其债权；5、关于适用《深圳市公司内部员工持股规定》的条文问题，此规定仅为深圳市政府规范性文件，其效力不能与《公司法》相提并论。且原告提出适用第36条的规定，对其并不适用，原告自始至终均非工商注册登记的股东，仅为出资人，是作为出资人享有分红的权利。原告应适用第14、29、38条的规定。
经审理查明，被告成立于2005年3月30日，注册资本10000万元，原工商登记记载股东及出资比例为中海信科技开发（深圳）有限公司27.3%、冯向东32.8%、张海跃39.9%；2013年5月28日变更股东及出资比例为中海信科技开发（深圳）有限公司27.3%、深圳市中海信置业咨询有限公司72.7%。
2005年4月25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关于深圳市金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改制总体方案的批复》（深国资委【2005】216号），原则同意《深圳市金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改制总体方案》，由金众集团员工和经营者共同出资设立的金众控股受让深圳市长城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46.16%股权；同意经金众集团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金众控股的员工经营者持股方案，其中，经营管理人员合计持股8.539%，员工持股37.621%。
被告2005年5月向原告出具的出资收据，记载被告收到原告补偿金转出资款37800元；被告2006年9月20日向原告出具的收据，记载被告收到原告出资款3000元；被告向原告出具了金众控股公司出资凭证，记载截至2008年9月28日，原告拥有被告股份为49884.94股。2010年11月24日，原告从金众集团（后更名为深圳市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辞职。
2005年7月6日，原告颜拥东（委托人）与案外人冯向东（受托人）签署《资产信托合同》，第4.1条约定，原告同意将现金37800元交付给受托人，指定受托人以自身名义投向金众控股，形成对金众控股的出资。第6.2条约定，受托人对信托财产进行具体管理时，遵照员工持股方案、出资人大会章程及出资人大会、员工持股管理办公室作出的相关决议等。第9.4.1条约定，委托人遵守出资人大会、员工持股管理办公室作出的决议。第18.5条约定，本信托合同附件由《出资人大会章程》、《股权管理办法》等组成。
被告提交了金众集团第四届四次职工代表大会的决议、《深圳市金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者员工持股方案（草案）的说明》及《深圳市金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者员工持股方案（草案）》（以下简称《持股方案（草案）》）。《持股方案（草案）》第三条规定，改制后金众集团的经营者和员工共同出资成立金众控股，由金众控股从长城集团受让金众集团股份；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若持股员工发生离职、退休、合同到期不再续签等行为，应按要求转让所持股份，股份受让方由员工持股管理管理办公室指定或批准。以上证据用于证明从改制初始，公司就规定了认购股份的员工离职时必须转让其所持有的股份。原告对此均不予确认。
被告提交了原告的授权委托书、2005年度出资人大会表决票、2005年度出资人大会决议、《出资人大会章程》（2006.9.1）、《股权管理办法》（2006.9.1），用于证明，原告授权出资人代表刘波参加2005年度出资人大会并进行表决，根据出资人大会表决票，2005年度出资人大会做出了大会决议，表决通过了《出资人大会章程》、《股权管理办法》，其中《出资人大会章程》中规定了股权管理办法与章程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股权管理办法》第3.3条规定，出资人调离公司的，必须转让其持有的全部股权，由持股管理办公室指定受让人，如出资人未按要求进行转让的，金众控股公司有权冻结其股份，取消其表决权，出资人不再享受股权的未来收益；第3.8条规定，按3.3条要求进行转让的，调离等行为在当年所召开的上一年度出资人大会日至当年12月31日的，转让价格为召开的上一年度金众控股公司出资人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后的每股净资产。调离等行为在当年1月1日至所召开的上一年度出资人大会日前的，可选择在出资人大会之前或之后转让，转让价格按最近一次召开的年度出资人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后的每股净资产。原告认为，授权委托书系自己委托自己，受托人处签名是本人签字，至于其他人签字自己不清楚，并且公司未通知自己参加出资人大会，故对大会决议及通过的文件不予确认。
被告提供了2006年出资人代表表决票、2006年度出资人大会决议、《出资人大会章程》（2007.11.3）、《股权管理办法》（2007.11.3），用于证明，被告2006年年度大会经出资人代表表决，通过了《出资人大会章程》（2007.11.3）、《股权管理办法》（2007.11.3），其中《出资人大会章程》中规定了股权管理办法与章程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股权管理办法》第5.1条规定，出资人自愿参加员工持股计划即视作同意并承诺遵守本管理办法；第3.2条规定出资人调离公司的，必须转让其持有的全部股权，由持股管理办公室指定受让人，如出资人未按要求进行转让的，金众控股公司有权冻结其股份，取消其表决权，出资人不再享受股权的未来收益；第3.6条规定，调离行为在当年1月1日至所召开的上一年度出资人大会日前的，可选择在出资人大会之前或之后转让，转让价格按最近一次召开的年度出资人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后的每股净资产。原告对此均不予确认。
被告提交了《深圳商报》2011年12月27日的报纸公告，用于证明被告在多方努力均无法联系到原告的情况下，公告告知原告，根据《公司法》、《出资人大会章程》、《股权管理办法》，按相关规定的价格将原告所持出资转为对原告的负债，通知原告见公告后尽快持身份证和原受益权证来公司办理领款事宜。原告认为公告内容没有法律依据，不是法定公告的事项。
以上事实，有金众集团第四届四次职工代表大会的决议、《关于深圳市金众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改制总体方案的批复》、《深圳市金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者员工持股方案（草案）的说明》、《深圳市金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者员工持股方案（草案）》、授权委托书、2005年出资人大会表决票、2005年出资人大会决议、《出资人大会章程》（2006.9.1）、《股权管理办法》（2006.9.1）、2006年度出资人大会决议、2006年出资人代表表决票、《出资人大会章程》（2007.11.3）、《股权管理办法》（2007.11.3）、《资产信托合同》、离职申请及交接表、深圳商报2011年12月27日报纸公告、出资凭证、出资收据、收据、工商登记信息变更资料等证据及庭审笔录在卷佐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首先要解决的是原告离职后是否具有股东资格的问题，鉴于原告于2010年11月24日辞职，本案的焦点是《持股方案（草案）》及被告《股权管理办法》（以下均指2007.11.3的《股权管理办法》）中关于“员工离职退股”的规定是否有效。
首先，原告所持有被告股份性质的认定。根据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关于深圳市金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改制总体方案的批复》和《持股方案（草案）》的规定可以看出，原告在金众集团改制时，以补偿金置换了金众控股的股份，后又通过送股和购买的方式，共持有被告49884.94股。原告股份的取得是国有企业改制的结果，原告所拥有的股份实质是国企改制过程中产生的职工股。职工股是由企业职工自愿以补偿金或货币等其他形式出资而形成的，具有深刻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相交融的特征，是具有人身关系的财产权，一旦职工与公司解除了劳动关系，这个财产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原告称其不是被告的员工，不存在从被告公司离职的情况，且被告是资合性公司，不是以人合性为主的公司，是不是公司员工与持有股份毫无关系，本院认为，原告系金众集团的员工，被告是金众集团改制的产物，原告系作为金众集团的员工才有持有被告股份的资格，故原告从金众集团辞职，就应遵守《持股方案（草案）》和《股权管理办法》的规定，转让其持有的全部股份，对原告的该项辩论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其次，金众集团职工代表大会和被告出资人大会由全体职工和出资人组成，其表决通过的文件代表了全体职工和出资人的意思表示，可参照公司法有关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的规定处理。《持股方案（草案）》及《股权管理办法》均规定了持股员工离职应转让所持股份。另外，《出资人大会章程》规定《股权管理办法》与章程具有同样效力。
从程序上看，2006年度被告出资人大会表决通过的《出资人大会章程》、《股权管理办法》均不违反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被告出示的2006年年度出资人大会决议及表决票可以证明，通过上述文件的表决票中，均是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代表通过的，符合公司法规定的比例，应为有效。原告称没有委托他人参加被告2005年度出资人大会，所以不认可上述两份文件的效力，根据《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股东如果认为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原告未对上述文件申请撤销，故原告的该项辩论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
从内容上看，2006年度被告出资人大会表决通过的《出资人大会章程》、《股权管理办法》关于职工离职退股的规定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理由如下：1、职工离职退股，不会导致公司注册资本的减少，不违反公司法关于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的规定。《股权管理办法》规定，出资人调离公司的，必须转让其持有的全部股权，由持股管理办公室指定受让人。可见，职工在离职后，其股份只是在公司出资人内部转让，不会导致公司资本的减少；2、关于离职退股的规定，并未剥夺原告的财产权。离职股东可以通过持股管理委员会转让股份，且价格如何确定在被告《股权管理办法》第3.6条中也有明确规定；3、被告为有限责任公司，系国企改制的结果，《股权管理办法》关于离职退股的规定，实质是对拥有职工股的股东的身份限制，是公司对股东“人合性”的特别要求，并且在出资人大会上已经通过，体现了公司治理过程中意思自治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所以，被告《股权管理办法》中关于职工离职退股的规定不违反公司法的规定。原告称其拥有的股权是财产权，应适用物权法规定，任何人不得剥夺，但原告在参加公司改制时，在与受托人签订《资产信托合同》时，均应清楚离职退股的规定，且如前所述，其财产权并未被剥夺，对原告该项辩论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另外，被告辩称，其在多次通知原告未果时，通过报纸公告的形式，通知原告将原告所持出资按相关规定的价格转为公司对原告的负债，但出资转负债并没有法律和章程的规定，也没有双方当事人的约定，对被告的此项辩论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被告《持股方案（草案）》、和《股权管理办法》是出资人共同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告应受其约束。上述文件一脉相承均规定了出资人离职后应退股，故原告在2010年11月24日离职后，已不再具有持有被告股份的资格。对被告关于《股权管理办法》中离职退股的规定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告离职后不具备股东资格的辩论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对原告要求被告确认其股东身份，并依法进行工商登记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因原告于2010年11月24日离职后不再具有股东身份，故对原告要求被告补发2011年至2012年的股份红利24000元及查阅被告2012年公司会计账簿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颜拥东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00元，由原告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程胜亮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朱启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