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1596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林吉思，男，1968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饶平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静音，女，1966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饶平县。
上列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韦秀萍，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扬帆，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日成货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增城大道246-6号之1、2。
法定代表人：林智鸿，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越，男，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原审被告）：潘祖轩，男，1996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辉，广东诚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卫彪，男，1968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营业场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水荫路115号天溢大厦四层402房。
负责人：吴杰辉，该公司总经理助理。
上诉人林吉思、陈静音、广州市日成货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日成公司）、潘祖轩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为一审法院）（2017）粤0183民初1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林吉思、陈静音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以下简称为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内向林吉思、陈静音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二、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潘祖轩承担百分之三十的赔偿责任，向林吉思、陈静音赔偿223421.76元；三、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改判由保险公司就苏卫彪、日成公司应当赔偿的部分在商业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赔付责任，向林吉思、陈静音赔偿500000元，不足部分由苏卫彪、日成公司承担；四、本案诉讼费全部由保险公司、苏卫彪、日成公司、潘祖轩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以林吉思、陈静音精神损害抚慰金主张过高、考虑当地的经济水平、侵权行为、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为由，仅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90000元，没有充分考虑侵权的过错程度和林吉思、陈静音的损失程度。且交强险的赔偿限额是120000元，一审将交强险的赔偿限额预留20000元给潘祖轩，保险公司仅向林吉思、陈静音赔付90000元，则交强险余下的10000元未进行处理，一审判决明显存在重大遗漏。二、一审法院认定潘祖轩仅承担百分之二十的赔偿责任，死者林某自行承担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缺乏法律和事实根据。具有专业鉴定能力的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造成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是苏卫彪和潘祖轩的违章驾驶，因此，苏卫彪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潘祖轩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林某不承担事故责任，说明林某对事故的发生不存在过错。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认定《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成立是正确的，但又认定死者存在过错自相矛盾。发生交通事故时，死者是乘坐潘祖轩驾驶的机动车，当时死者处于驾驶人潘祖轩的控制范围内，因此潘祖轩有义务保障乘客的安全；而导致本次交通事故的原因是苏卫彪、潘祖轩的违章驾驶，与林某是否尽到所谓的审核义务、是否佩戴头盔毫无关联。林某的主观状态无法确认，即使林某佩戴头盔的也不可能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一审法院擅自改动《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责任认定，将本属于潘祖轩部分责任划分给了林某承担，实属不当，缺乏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三、一审法院认定保险公司已尽到法定的提示义务，免责条款有效，属于基本事实认定错误。1、保险公司由始至终都不能提供投保单原件，无法证明保险公司已尽到合理提示义务，保险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保险公司当庭提交的投保单复印件虽有投保人声明一项，但是并没有附有免责条款的详细说明，也没有原件证明投保人在投保单的投保人声明一项上盖章，应当认定保险公司没有尽到法定的提示义务；2、保险公司提交的《保险销售事项确认书》、投保单上的日成公司的公章和保险单的公章明显不一致，一审法院却没有依法查明，属于事实不清；日成公司在一审期间已向法院提交了书面的鉴定申请，但是一审法院却以保险公司无法提供投保单原件为由没有依法作出鉴定结论，导致本案基本事实不清，与法定程序不符；3、保险公司提交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与本案无关，日成公司也并未在保险单上签章确认收到任何免责条款，一审法院基本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判决书上虽显示：日成公司承认收到保险单的同时也收到了所谓的“保险条款”；但是日成公司没有确认“保险条款”存在“逃逸免责”的情形，更没有确认同保险单一同收到的“保险条款”就是保险公司当庭提交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该《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据此认定保险公司已履行提示义务与事实不符，侵犯林吉思、陈静音的权益。综上，一审判决对基本事实认定错误、缺乏法律和事实根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林吉思、陈静音的请求，依法改判，维护林吉思、陈静音的合法权益。
上诉人日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对一审赔偿责任比例的划分、死亡赔偿金适用的城镇居民标准、精神损害抚慰金、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免赔予以改判，其中赔偿责任比例划分应按苏卫彪负担65%，死者林某负担10%，潘祖轩负担25%的比例划分予以改判）；2、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各受害方、苏卫彪、保险公司、潘祖轩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违背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1、潘祖轩所驾驶的轻便二轮摩托车应按机动车进行处理，故本案是属于一起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而引发的赔偿纠纷，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同时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但一审判决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仅减轻潘祖轩的赔偿责任显然是有失公平的，应当按苏卫彪承担65%的赔偿责任，潘祖轩承担25%的赔偿责任，受害人林某自行承担10%的责任的民事赔偿责任划分才更能显示法律的公平公正。2、一审判决按城镇居民标准认定死亡赔偿金，不仅不符合林某为农村户口的客观事实，也违反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公安厅关于<道路交通安全法>施行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七条“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与“且有固定收入”为并列关系的规定。3、苏卫彪因其违法犯罪行为已承担了刑事责任，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法院不应再支持赔偿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诉求，而一审判决林吉思、陈静音90000元赔偿金过高，且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条的规定，同时也未结合本次事故各方当事人的实际过错情况。二、一审判决认定保险公司就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尽到了提示义务而判决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免赔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混淆了法律关系和适用法律错误。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三条的规定：“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投保人对保险人履行了符合本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在相关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以其他形式予以确认的，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该项义务。但另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除外。”在一审庭审过程中保险公司已经确认其没有经日成公司签名和盖章的商业三者险投保单，仅提供了《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以用来证明其就免责条款已经尽到来法律所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且一审法院将日成公司认可在发生事故时因向交警队确认保险单的复印件与原件相符而在复印件上加盖的该公司印章真实性认定为日成公司已对保险公司的免责条款在保险单上盖章确认，属对事实认定不清，对日成公司及本次交通事故的受害人来说都是不公平。2、保险公司仅凭保险单及一审庭审时提供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不足以证明其已履行了法律所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保险单上的重要提示部分是格式条款，是保险公司预先打印在保险单上的，其条款内容众多加大了投保人仔细阅读的难度，保险公司并未就最重要的免责条款部分在保险单上用字体加大加粗方式进行提示，订立保险合同时保险公司必须就其格式条款及免责条款对投保人进行明确说明义务，但按照日成公司与保险公司购买保险的一般惯例，日成公司在支付了保险费后保险公司直接将保险单给投保人，并未向日成公司履行过任何的明确说明义务，且就保险单及相关条款投保人系没有选择拒绝或修改的权利，由此也反映了保险公司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就占据了强势地位。3、一审判决凭法律规定的禁止性情形，来认定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不承担赔偿责任是对国家行政法规和平等主体间经济活动两种法律关系的混淆。交通法规涉及的是事故当事人的责任，并不涉及保险当事人的责任，其关于肇事逃逸等归责方法，本身带有一定的惩罚性，但这种惩罚并不适用于平等主体的保险合同关系。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对本案依法予以改判。
上诉人潘祖轩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2、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潘祖轩在机动车交通事故中无须承担任何责任。3、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潘祖轩无须向林吉思、陈静音赔偿死亡赔偿金、处理丧葬事宜人员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等共计148947.84元。4、本案诉讼费由林吉思、陈静音、日成公司、苏卫彪、保险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照抄增城交警大队所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是错误的，本案事故责任认定的其中一项关键的证据《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是判定事故责任最重要的依据。车道的划分与事故的发生及责任认定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该现场图显示事故发生地点单向三车道,是苏卫彪驾驶的货车偏离其机动车道驶入摩托车道、电动车专用道，是在没有刹车和任何减速的情况下从后面直接撞上其所驾驶的电动车导致事故的发生，且苏卫彪发生事故后立即驾车逃逸，马上驾车到修理厂意图更换在事故中撞坏的前保险杠的行为，有充分理由推断苏卫彪在事故发生时处于酒驾状态。根据其拍摄的现场照片，该地点为双向六车道，但事故认定书认定的只有双向四车道，并认定事故发生时苏卫彪驾驶的货车与其驾驶的电动车在同车道行驶，苏卫彪没有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导致事故的发生。因为驾驶的电动车不是机动车的摩托车无需上牌，不需要驾照和戴头盔就可以骑行，事故发生前其饮含有酒精的饮料才导致其血液中含有酒精、其没有驾照和戴头盔驾驶电动车的行为，与事故的发生没有因果关系，不应承担事故的责任。因此，《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对事故发生经过，事故证据及事故形成原因分析、事故的过错及责任认定都存在重大错误，其已经对该认定书提出复核申请，该事故认定书尚未发生法律效力，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一审法院应当委托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本次事故进行复核并重新认定事故责任，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二、一审法院认定其驾驶的电动车按机动车进行管理，为轻便摩托车是错误的。根据交警委托增城骏鸣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车辆技术检验报告书（属性说明）》《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道路车辆识别代码（VIN）》。其驾驶的电动车不能上车牌，车架号不是《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规定的车辆识别代号，该车完全不符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规定的机动车应具有唯一的车辆识别代号，没有符合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相对应的全部技术条件，故不能认定为机动车，不能按机动车管理。三、综合事故发生前后的事实与经过，苏卫彪应依法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的认定错误，从而导致一审判决错误。二审法院应对此交通事故的责任进行重新认定，并依法认定苏卫彪对此次交通事故承担全部责任，作出公正合理的判决，支持其上诉请求。
针对林吉思、陈静音的上诉，日成公司辩称：不同意林吉思、陈静音关于精神抚慰金和赔偿责任承担方面的上诉主张，同意林吉思、陈静音主张保险公司在承保的商业三者责任险责任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上诉请求，理由与日成公司上诉的理由一致。
针对林吉思、陈静音的上诉，潘祖轩辩称：林吉思、陈静音主张的精神抚慰金的金额过高，不予同意。不同意林吉思、陈静音关于赔偿责任承担的上诉主张，理由与潘祖轩上诉的理由一致。同意林吉思、陈静音主张保险公司在承保的商业三者责任险责任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上诉请求和理由。
针对日成公司的上诉，林吉思、陈静音辩称：不同意日成公司关于赔偿责任、精神损害抚慰金方面的上诉主张，同意日成公司关于主张保险公司应在商业三者责任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主张，理由与林吉思、陈静音的上诉理由一致。不同意日成公司关于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的上诉主张，根据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受害人林某是在大学读书的大二学生，其在城市学习生活，生活消费水平与一般的城镇标准一致，虽然受害人林某是农村户口，也可以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
针对日成公司的上诉，潘祖轩辩称：不同意日成公司关于赔偿责任的上诉主张，理由与潘祖轩的上诉理由一致。对于日成公司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方面的上诉主张，答辩意见与潘祖轩针对林吉思、陈静音上诉的答辩意见相同。同意日成公司关于要求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要求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责任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请求和理由。
针对潘祖轩的上诉，林吉思、陈静音辩称：不同意潘祖轩的上诉意见，答辩理由与林吉思、陈静音的上诉理由，应按照事故认定书来划分事故的责任。
针对潘祖轩的上诉，日成公司辩称：不同意潘祖轩的上诉意见，答辩理由与日成公司的上诉理由一致，对事故认定书关于事故责任的认定表示同意。
被上诉人苏卫彪、保险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也没有以其他方式向本院陈述意见。
林吉思、陈静音向一审法院起诉的请求：1、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限额内向林吉思、陈静音（以下简称为受害方）赔偿110000元，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赔偿受害方500000元；不足部分由苏卫彪和日成公司承担；2、苏卫彪、日成公司对保险公司赔付的金额承担连带责任，并承担不足部分32011.90元的赔偿责任；3、潘祖轩向受害方赔偿228005.10元；4、诉讼费由上述保险公司、苏卫彪和日成公司、潘祖轩承担。其后，受害方变更诉讼请求：1、撤回对丧葬费32395元的诉请；2、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向受害方赔偿110000元），并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向受害方赔偿500000元）；3、苏卫彪、日成公司以及潘祖轩对以上保险金额及超出部分（即赔偿总额837622元）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受害方（林吉思、陈静音）系林某的父母。受害方和林某均为农村户口。林某自2015年9月1日起在广州增城华立学院国际经济与外语学部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就读。
2016年11月20日02时45分，苏卫彪驾驶粤Ａ×××××号中型仓栅式货车沿324国道由西往东方向在后行驶，潘祖轩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饮酒后（经检验其血液样品中酒精含量为47.6mg/100ml）驾驶搭载林某的无号牌轻便二轮摩托车沿324国道由西往东在前行驶，途径324国道911KM+700M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四丰村路段，粤Ａ×××××号中型仓栅式货车前部与无号牌轻便二轮摩托车后部发生碰撞，造成林某死亡、潘祖轩受伤，两车损坏的交通事故。发生事故后，苏卫彪驾车逃逸被查获。2016年11月28日，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增城大队作出编号为穗公交增认字[2016]第440124201600405_0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为苏卫彪驾车同车道行驶与前车未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发生交通事故后驾车逃逸，其过错行为是导致此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承担事故的主要过错；潘祖轩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饮酒后驾驶无号牌轻便二轮摩托车上道路行驶，驾乘人员均未戴安全头盔，其过错行为是导致此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承担事故的次要过错；因此，苏卫彪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潘祖轩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林某不承担事故责任。
林某于事发当日死亡。其后，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增城大队委托增城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对林某的死因进行鉴定。2016年11月24日，广州市增城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穗增公（司）鉴（尸）字[2016]C300号《法医学尸体检验报告书》，认为林某符合钝性力作用致颅脑损伤死亡。
苏卫彪驾驶的粤Ａ×××××号中型仓栅式货车的登记车主为日成公司。庭审中，苏卫彪及日成公司确认两者系挂靠关系，受害方亦提交了加盖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增城大队交通事故处理专用章的2015年11月10日的《合同书》复印件予以证实。《合同书》载明：“甲方：广州市日成货运有限公司乙方：苏卫彪一、车辆产权：1、现乙方出资购买福田牌BJ5129VGBEA-
FB型号车辆壹台，以甲方名称到市车辆管理所登记上牌手续，车牌号粤Ａ×××××，发动机号89112907，车架号LVBV4JBB4EJ003907。……二、有偿费用及代收费：1、办公费2000元/年，营运证年审100元/年，乙方车辆的车船税385元/年等。2、乙方车辆挂靠期间需在每年二月底前向甲方交纳该车年度所有税费。甲方提供安全驾驶方面的学习资料供乙方学习。提供日常的车辆业务咨询以及免费指导和协助乙方处理市内交通事故及理赔（本市区内免费）。……”等内容。
日成公司为粤Ａ×××××号中型仓栅式货车在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保险期间均自2016年1月15日起至2017年1月14日止的交强险（其中责任限额内的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和商业三者险（保险金额为500000元，含不计免赔），本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庭审中，受害方要求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强险限额内优先赔付。对此，受害方已提交了加盖交警部门公章的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单复印件予以证实。被告日成公司确认其在商业三者险保险单上签章的真实性。商业三者险保险单上载明：“1.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批单和特别约定组成。2.收到本保险单、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后，请立即核对，如有不符或疏漏，请及时通知保险人并办理变更或补充手续。3.请详细阅读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和赔偿处理。……”
保险公司主张依据《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第1点“在上述保险责任范围内，下列情况下，不论任何原因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二）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事故发生后，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的规定，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免责。对此，保险公司提交保险销售事项确认书、机动车辆保险投保单、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打印件各一份予以证实。经核实，保险公司已就上述免责条款用加黑加粗字体标示。庭审中，日成公司否认其在本案的商业三者险投保单上签章，否认保险公司在投保时向其出示了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此外，日成公司陈述，保险公司直至投保时才在保险单后附了保险条款并向其交付，同时因日成公司有多台车辆向保险公司投保，所以保险业务员会要求日成公司先在空白的投保单上签章以便购买保险，因此日成公司不太确定有无在涉案车辆的投保单上签章。另，保险公司表示其无法提供涉案车辆商业三者险的投保单。
潘祖轩驾驶的电机号为300229、车架号为0300945的车辆经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增城大队委托增城骏鸣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进行技术检验。2016年11月24日，增城骏鸣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第20161128号《道路交通事故车辆技术检验报告书（属性说明）》，认为该车辆无脚踏装置，无法实现脚踏骑行功能，且车质量为99.15Kg，不符合GB17761-1999《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第5.1.3款“电动自行车必须具有良好的脚踏骑行功能，30Min的脚踏行驶距离应不小于7Km。”以及5.2.1款“电动自行车的整车质量应不大于40Kg”的规定，故该车辆不符合上述关于电动自行车的标准。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规定：“‘非机动车’是指以人力或者蓄力驱动，上道路行驶的交通工具，以及虽有动力装置驱动但涉及最高时速、空气质量、外形尺寸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电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才属于非机动车，而不符合规定的超标电动自行车应按机动车进行管理。最后，根据GB7258-2012《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第3.5.2款对轻便摩托车的定义“无论采取何种驱动方式，其最大设计车速不大于50Km/h的摩托车，且如使用内燃机，其排量不大于50ml;如使用电驱动，其电动机最大输出功率总和不大于4Kw”，以及3.5.2.1款规定“装有一个从动轮和一个驱动轮的轻便摩托车”。因此，该车辆应按机动车进行管理，为轻便两轮摩托车。潘祖轩对鉴定机构及鉴定人员的资质提出异议，并认为该车辆不符合GB7258-2012《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第4.1.3款规定的摩托车应具有17位字码的唯一车辆识别代号，且经其向交警部门询问同类型的车辆均不能上牌，故该车辆应属于电动自行车。2015年，一审法院曾向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发函询问关于轻便摩托车、二轮摩托车、电动车的界定、能否上牌、如何上牌、驾驶人员应具备何种驾驶资格等问题。其后，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复函称“根据《机动车类型术语和定义》（GA802-2014），摩托车分普通摩托车及轻便摩托车。另据《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2012），普通摩托车是指无论采用何种驱动方式，其最大设计车速大于50km/h，或如使用内燃机，其排量大于50ml，或如使用电驱动，其电动机最大输出功率总和大于4km的摩托车，包括两轮普通摩托车、边三轮摩托车和正三轮摩托车。轻便摩托车是指无论采用何种驱动方式，其最大设计车速不大于50km/h的摩托车，且如使用内燃机，其排量不大于50ml；如使用电驱动，其电动机最大输出功率总和不大于4kw。关于电动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中关于‘非机动车’的定义，对于设计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方属于非机动车，故电动车根据其技术参数的不同，可分为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两种类型。非机动车类的电动车（即电动自行车）按照《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GB17761-1999）的定义，电动自行车指以蓄电池作为辅助能源，具有两个车轮，能实现人力骑行、电动或电助动功能的特种自行车。对于不符合《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GB17761-1999）的机动车类电动车，应参照《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2012），按普通摩托车以及轻便摩托车的标准进行管理。……”
受害方在庭审中确认事发后收到了苏卫彪支付的丧葬费32400元。
受害方于2016年12月27日申请诉讼财产保全，要求查封苏卫彪所有的位于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荔城大道西南六巷8号一幢302房的房产，并提供了广东合润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提供的信用担保。2017年1月20日，作出（2017）粤0183民初146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了被告苏卫彪所有的位于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荔城大道西南六巷8号一幢302房的房产。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受害方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保险公司应当首先在交强险赔偿限额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由侵权人按过错比例承担。本案中，交警部门根据现场勘查、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检验鉴定及视频资料等证据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苏卫彪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潘祖轩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程序合法，并无不当，予以确认。被告潘祖轩虽对交警部门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提出异议，认为潘祖轩存在的过错即无证驾驶、饮酒后驾驶、未戴安全头盔与本次事故的发生没有因果关系，而苏卫彪驾车逃逸后试图毁灭证据应由苏卫彪承担全部责任。对此，潘祖轩饮酒后驾驶车辆的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驾乘人员未戴安全头盔又扩大了损害后果，故潘祖轩的抗辩，缺乏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其次，交警部门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本案的证据之一，潘祖轩对此提出异议，应当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反驳，但根据本案的现有证据，均不足以推翻交警部门作出的责任认定。值得指出的是，林某的死亡原因系颅脑损伤，而对造成林某死亡这一后果的原因分析来看，苏卫彪及潘祖轩固然应承担侵权责任，但死者林某未审慎核查驾驶人员资质、能力且未佩戴安全头盔，其自身亦存在相应的过错。故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及各方对本次事故造成损失的原因力大小，酌定苏卫彪对林某的死亡承担70%的赔偿责任；潘祖轩承担20%的赔偿责任；林某自行承担10%的责任。潘祖轩主张其驾驶的车辆为非机动车，应相应减轻其责任比例。对此，交警部门已委托相关机构对涉案的车架号为0300945的车辆进行了属性检验，认定该车辆为轻便二轮摩托车，且根据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的复函亦可得出潘祖轩驾驶的车辆应按机动车进行管理的结论。因此，潘祖轩的抗辩，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亦不予采纳。因苏卫彪驾驶的车辆挂靠在日成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日成公司应对苏卫彪的赔偿承担连带责任。
根据受害方提交的证据及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和参照《广东省2016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对受害方的损失认定如下：
一、死亡赔偿金695140元（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即按广东省2016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757.20元/年标准计算为695144元，现受害方仅主张死亡赔偿金695140元，系受害方对自身权利的处分，予以照准）。
二、丧葬费36329.50元。受害方虽申请撤回了关于丧葬费的诉请，但苏卫彪已支付了部分丧葬费，为理清双方权利义务，避免双方诉累，将丧葬费在本案中一并计算并列明。
三、交通费2000元。
四、处理丧葬事宜人员误工费1819.71元。
五、精神损害抚慰金90000元；受害人主张过高，按照侵权行为、侵权人的过错程度、当地的经济水平等因素酌定90000元。此外，死亡赔偿金系财产损害赔偿，与精神损害抚慰金性质不同，故受害方在主张死亡赔偿金的同时仍可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
六、住宿费9450元。
七、关于受害方诉请的餐费5400元，因已支持受害方诉请的处理丧葬事宜人员的误工费，受害方该请求实属重复，且该诉请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受害方上述损失合计834739.21元。
受害方的上述损失项目均可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赔偿，鉴于上述费用已超出交强险死亡赔偿限额110000元，且本次事故仍有另一名伤者潘祖轩，故根据受害方的损失以及潘祖轩的伤情酌定保险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内向受害方直接赔付90000元，预留20000元给潘祖轩。受害方请求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强险限额内优先赔付，合理合法，予以支持。
超出交强险赔偿部分，即744739.21元（834739.21元-90000元）。对于保险公司提出苏卫彪在事故发生后驾车逃逸符合《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第1点的免责情形，故其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抗辩。苏卫彪驾驶机动车发生事故后逃逸的行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一款关于“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规定，属于法律禁止性行为。其次,保险公司已就《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第1点约定的免责情形使用了加黑加粗的显著字体对投保人进行了提示。最后，投保人日成公司已确认了商业三者险保险单及《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的真实性，而保险单的“重要提示”部分已再次提示“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批单和特别约定组成；请详细阅读承保险种对应的保险条款，特别是责任免除和赔偿处理”，投保人日成公司亦在该保险单上签章确认，故可以认定保险公司已就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尽到了提示义务。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一、二款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保险公司主张已就上述免责条款尽到提示义务，该条款已发生效力，并要求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免责的抗辩，合理合法，予以采纳。因此，超过交强险赔偿部分744739.21元，应由被告苏卫彪承担70%赔偿责任，即521317.45元（744739.21元×70%）。鉴于苏卫彪已经支付受害方32400元，扣减后，苏卫彪仍需赔偿受害方488917.45元（521317.45元-32400元）；潘祖轩承担20%的赔偿责任，即148947.84元（744739.21元×20%）。
综上所述，受害方的部分诉讼请求合理合法，予以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十一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于2017年6月28日作出判决：一、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在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限额内向原告林吉思、陈静音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90000元；二、被告苏卫彪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林吉思、陈静音赔偿死亡赔偿金、处理丧葬事宜人员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等共计488917.45元；被告广州市日成货运有限公司对被告苏卫彪的赔偿承担连带责任；三、被告潘祖轩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林吉思、陈静音赔偿死亡赔偿金、处理丧葬事宜人员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等共计148947.84元；四、驳回原告林吉思、陈静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500元、诉讼保全费1460元。由原告林吉思、陈静音负担案件受理费2042元；由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负担案件受理费1293元；由被告苏卫彪负担案件受理费7025元、诉讼保全费1460元；由被告潘祖轩负担案件受理费2140元。
本院二审期间，受害方的林吉思及受害方的诉讼代理人韦秀萍和周扬帆、日成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姚越、潘祖轩及其诉讼代理人郭辉到庭诉讼。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在二审庭审中，受害方表示没有异议；日成公司对一审认定日成公司确认该公司在由受害方提交给一审法院的加盖交警部门公章的商业三者险保险单上签章的真实性的事实有异议，认为日成公司只是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在该保险单的复印件上盖章，日成公司没有在保险单的原件上盖章确认保险公司已就免责条款履行提示说明义务，对一审认定保险公司为证明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免责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保险公司提交保险销售事项确认书、机动车辆保险投保单、综合商业保险示范条款、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打印件的事实有异议，认为保险公司所提交的证据中只涉及交强险，没有涉及到商业三者险；潘祖轩对一审法院认定其在事故发生时系酒后驾驶轻便二轮摩托车以及认定《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内容的事实有异议，认为其驾驶的是电动车不符合机动车的标准，不属于轻便二轮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时，事故路段是双向六车道，苏卫彪驾驶的货车与其驾驶的电动车不在同一车道，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
对当事人二审没有争议的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实，本院根据当事人在一、二审的举证情况和庭审陈述，认定如下：
1、一审期间，对于受害方提交给一审法院的加盖交警部门公章的商业三者险保险单复印件上有加盖日成公司印章的事实，日成公司在一审法院2017年3月17日第一次开庭审理时对该保险单复印件质证时表示系由该公司的印章加盖的。之后，因对保险公司提交的保险销售确认书、机动车保险投保单上日成公司的印章是否为日成公司印章加盖进行鉴定，一审法院于2017年5月9日组织日成公司与保险公司进行有关的证据原件进行质证，对于由保险公司提交的保险销售确认书、机动车保险投保单，日成公司认为只有交强险的材料，没有商业三者险的材料，并对保险销售确认书、机动车保险投保单上加盖日成公司的印章不予确认为系该公司的印章加盖的。对于由日成公司提交的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单（原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保险公司予以确认，但认为该二份保险单上没有日成公司的印章，不能作为鉴定样本使用。对此，一审法院向日成公司询问为何该两份保险单（原件）（没有日成公司加盖的印章）与第一次开庭审理时质证的保险单复印件（有日成公司加盖的印章）不一致，日成公司陈述称第一审开庭审理质证的保险单复印件上其单位的印章，是日成公司在交警大队处理交通事故时在保险单复印件上加盖的，该公司实际没有在保险单原件上加盖印章。一审法院于2017年6月27日第二次开庭审理时就上述鉴定的相关事宜，当庭向各当事人释明，因保险公司仅能提供交强险的投保单，不能提供商业三者险的投保单，日成公司就本案商业三者免责条款未能生效申请的鉴定没法进行。在一审第二次开庭审理时，保险公司当庭提交了综合商业保险示范保险条款（原件）（证据1）、保险兼业务代理业务许可证（证据2），以证明保险公司以在免责条款有加黑加粗的字体的方式进行了提示，且投保单（交强险）上的销售单位是有保险代理资质的。对证据1，受害方和日成公司表示有异议，认为证据1与本案无关，不是针对本案涉案车辆的保险条款；对于证据2，受害方、日成公司、潘祖轩表示无异议，但日成公司认为证据2只能证明交强险投保单上加盖了该公司公章。
2、事故发生时（2016年11月20日2时45分），潘祖轩没有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其驾驶涉案电动车搭戴林某沿324国道由西往东行驶，潘祖轩和林某都没有戴头盔，途径至324国道911KM+700M（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四丰村路段）时，遇苏卫彪驾驶的涉案货车沿324国道由西往东从后面驶至，涉案货车前部与涉案电动车后部发生碰撞，造成林某死亡、潘祖轩受伤，两车损坏的交通事故。发生事故后，苏卫彪驾车逃逸被查获，经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检验潘祖轩的血液样品中酒精含量为47.6mg/100ml。
2016年11月28日，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增城大队作出编号为穗公交增认字[2016]第440124201600405_01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其中载明：涉案电动车为无号牌轻便二轮摩托车。现场路段呈东西走向，东往汕头市方向，西往广州市方向，双向四车道，路中有混凝土墙分隔，单向路宽720CM等。事故发生经过为“2016年11月20日02时45分，苏卫彪驾驶粤Ａ×××××号中型仓栅式货车沿324国道由西往东方向在后行驶，潘祖轩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饮酒后（经检验其血液样品中酒精含量为47.6mg/100ml）驾驶搭载林某的无号牌轻便二轮摩托车沿324国道由西往东在前行驶，途径324国道911KM+700M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四丰村路段，粤Ａ×××××号中型仓栅式货车前部与无号牌轻便二轮摩托车后部发生碰撞，造成林某死亡、潘祖轩受伤，两车损坏的交通事故。发生事故后，苏卫彪驾车逃逸被查获。”事故证据及事故形成原因分析为“根据现场勘查、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检验鉴定及视频资料等证据证实：苏卫彪驾车同车道行驶与前车未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发生交通事故后驾车逃逸，其过错行为是导致此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承担事故的主要过错；潘祖轩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饮酒后驾驶无号牌轻便二轮摩托车上道路行驶，驾乘人员均未戴安全头盔，其过错行为是导致此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承担事故的次要过错。”苏卫彪的过错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七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潘祖轩的过错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五十一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第一款以及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条件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苏卫彪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潘祖轩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林某不承担事故责任。
潘祖轩对上述的交通事故认定有异议，向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提出书面复核申请。广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于2016年11月30日收到潘祖轩的父亲潘宗民递交的书面复核申请后，于2016年12月6日作出穗公交复字[2016]292_1《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复核不予受理通知书》通知潘祖轩，认为潘祖轩申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复核不符合申请条件，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二条规定，决定对其复核申请不予受理。
此外，由处理本案交通事故的交警在勘查事故现场时制作的《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显示，事故发生在事故路段××由××往××方向××路面（××事故路段××南侧路面）上，该侧路面有三条车道，其中左侧车道（靠近路中混凝土墙的车道）和中间车道的宽度都是360厘米，左侧车道和中间车道之间有虚线分隔，右侧车道的宽度是230厘米，右侧车道与中间车道有实线分隔。图中所标示的事故痕迹（路面的乱痕，电动车、潘祖轩和林某倒卧的位置）在右侧车道上。
二审期间，对上诉请求有关的事实和适用法律，本院根据当事人诉辩陈述的事实和理由，在庭审时归纳争议焦点如下：第一、对本案事故责任的认定，即潘祖轩对本案事故的发生是否有过错，其过错行为是否与本案交通事故有因果关系，应否承担事故责任；第二、对本案赔偿责任划分的认定，即一审法院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及各方对本次事故造成损失的原因力大小，对本案赔偿责任认定为苏卫彪对林某的死亡承担70%的赔偿责任、潘祖轩承担20%的赔偿责任、林某自行承担10%的责任是否得当。第三、有关赔偿项目金额的认定，即一审法院支持受害方要求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请并据此确认的金额是否恰当，是否按城镇居民标准还是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第四、保险公司就涉本案商业三者免责的条款是否在投保人投保时已经向投保人履行提示说明义务的认定，即保险公司在本案中是否应在商业三者险的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对本院庭审时归纳的上述争议焦点，到庭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都表示没有异议。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有关的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复核审查期间，任何一方当事人就该事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经法院受理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终止复核。”根据上述规定，在当事人就该事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经法院受理时，对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但应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潘祖轩上诉认为其已经对增城交警大队作出的本案交通事故认定书提出复核申请，该认定书尚未发生法律效力，法院应当委托该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本案交通事故进行复核并重新认定事故责任，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的上诉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
审查一审法院根据增城骏鸣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对涉案电动车进行技术检验而作出的涉案《道路交通事故车辆技术检验报告书（属性说明）》和广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于2015年对一审法院的复函，对潘祖轩关于其驾驶的涉案电动车为非机动车的抗辩主张不予采纳，并认定该涉案电动车为轻便两轮摩托车，理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潘祖轩该项上诉主张，没有新的事实和理由，没有新的证据，本院不予采纳。
事故发生后，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检验潘祖轩的血液样品中酒精含量为47.6mg/100ml。根据该检验结果，足以认定潘祖轩饮酒后驾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或者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车。”第五十一条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摩托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戴安全头盔。”潘祖轩在事故发生时，违反上述规定，在没有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饮酒后驾驶轻便摩托车没有按规定戴安全头盔，潘祖轩对本案事故的发生存在过错。即使如潘祖轩所述，本案交通事故的路段是双向六车道而不是《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的双向四车道；本案交通事故是苏卫彪驾驶涉案货车偏离机动车道驶入事发路段右侧的摩托车、电动车专用道从后面直接撞上潘祖轩驾驶的电动车而发生的两车相撞的交通事故，而不是《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苏卫彪驾车同车道行驶与前车未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而发生的两车相撞的交通事故。由于潘祖轩在饮酒后且没有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情况下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的行为，是法律禁止的行为，如果当时其没有违法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本案交通事故是可以避免的，故潘祖轩的过错行为与本案交通事故的发生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审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潘祖轩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饮酒后驾驶无号牌轻便二轮摩托车上道路行驶，其过错行为是导致此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承担事故的次要过错责任，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具有证明力。一审法院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认定潘祖轩负本案事故次要责任的证据之一，并结合相关的证据予以认定潘祖轩承担本案交通事故次要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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