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肇中法刑初字第11号
公诉机关广东省肇庆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李利民，男，1961年10月31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中共党员，原云浮市郁南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兼县公安局局长，户籍所在地广东省云浮市云城区，住广东省云浮市云城区。因本案于2014年6月1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30日被逮捕。
辩护人韩伟华，广东科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王艳红，内蒙古宣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广东省肇庆市人民检察院以肇检诉刑诉（2015）22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李利民犯贪污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案，于2015年9月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请示管辖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本院管辖，本院于2015年9月22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广东省肇庆市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叶剑敏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李利民及其辩护人韩伟华、王艳红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广东省肇庆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一）贪污罪
被告人李利民在云浮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任支队长期间，利用当时刑警支队负责协助市打私办查处走私货物的职务便利，以支付线人费和办案费为名，让高某（另案处理）以发票抵账方式到市打私办报销骗取公款。经查实，从2008年至2012年，李利民以该方式共报销公款642388.61元，其个人得款440788.61元。
（二）受贿罪
被告人李利民在云浮市公安局刑警支队负责协助市打私办查处走私货物期间，帮助袁某（另案处理）控制的广州广赛拍卖行顺利拿到刑警支队查扣货物的拍卖权。李利民安排时任刑警支队一大队队长韦某（另案处理）与袁某落实委托拍卖事宜。此后，李利民多次给袁某签署联合委托拍卖合同，使袁某顺利获得拍卖权。袁某亦依承诺，在每次拍卖后，都会将回扣款拿到刑警支队交给韦某，韦某再转交李利民，由其决定分配方案。李利民每次均先留给自己部分款项，余款由韦某、符某、黄某1、唐某等参与打私的民警私分（以上人员均另案处理）。经查实，袁某共计贿送人民币45.5万元给李利民、韦某等人，李利民个人非法占有其中20万元。
（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经审查：截至案发前，被告人李利民两夫妻工作以来的合法收入为2094395.62元，李利民上述两项犯罪违法所得为640788.61元；而李利民家庭银行存款总额为1270216.73元，其房屋资产及车辆开支为2567089元，银行卡大额支出399000元及银行卡消费开支970470.49元，其家庭实际财产及支出总额为5206776.22元，该数额扣除其家庭合法收入及可认定的犯罪所得后有2471591.99元差额。对于这2471591.99元的财产明显超出合法收入，被告人李利民不能说明其来源。
公诉机关在庭审中宣读了证人证言、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出示了工资收入证明、报销凭证、抓获经过、户籍资料等证据。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李利民身为政法干警人员，罔顾法律，滥用职权，指使他人以虚假开支名目报销的方式骗取公款642388.61元（个人所得为440788.61元）；又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贿赂45.5万元（个人所得20万元）；在其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期间，家庭财产和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有2471591.99元无法说清来源，差额特别巨大。综述，被告人李利民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三百八十五条、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分别构成贪污罪、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并数罪并罚。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李利民辩称：1.对于贪污罪，线人费报销的审批权是打私办，刘某1知道每个案件会产生多少线人费，高某的证言也证实每次都会给刘某1打电话。其没有签名的发票其是不知情的，其没有收到高某的那么多钱。最后那两笔6万元的线人费报销和其没有关系，其没有看到过。2.对于受贿罪，袁某和其有利害关系，他只承认给其钱，不承认他收其钱。联合拍卖是这次受贿的主要原因，但其不知道拍卖这件事。两个年度盖了八份拍卖合同其都没有签过名，盖章登记表也没有，故受贿是不成立的。3.其有卖棒子赚钱，属于其合法收入。
被告人李利民的辩护人发表了如下辩护意见：1.本案证据不足以认定被告人李利民存在贪污人民币423839.61元的事实。（1）高某报销的凭证中，除了一笔9692元和一笔9984元外，其他全部没有被告人李利民的签名或者签名系伪造，被告人李利民并不知情；（2）高某作为利害关系人，其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行所作出的关于报销款项支付给被告人李利民的证言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且没有其他证据能够佐证高某的供述，仅有其一人供述不能认定贪污的事实；（3）刘某1与高某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刘某1作出的不利于李利民的证言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且两人之间存在的这一关系也可以解释为何存在没有李利民的签名高某也能从刘某1处报销的事实，同时也印证了李利民对报销不知情之陈述的真实性；（4）即使被告人李利民存在贪污行为，公诉机关对贪污金额的认定也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随意性非常大，仅凭高某一人供述即予以定案完全背离刑诉法的规定。2.本案证据不足以认定被告人李利民存在受贿人民币20万元的事实。（1）拍卖合同盖章问题上，李利民完全不知情，现有证据中，邓某、韦某对谁将合同拿过去盖章、如何审批盖章的证词完全矛盾，邓某说拍卖合同都是符某拿给她盖章的，韦某说是他自己拿去盖章的，关于是否经过李利民同意这一问题，邓某说是需要领导打电话给她才会盖章，由此她推定出李利民肯定同意盖章这个问题，韦某则说给李利民看过合同，而本案中并没有将领导审批表和盖章登记本作为证据，因此，李利民是否看过合同、是否同意盖章的问题，公诉机关均系以两份矛盾的证词作为依据进行推定，退一步讲，即使李利民知悉盖章的情况，也是正常履行工作职责，不能作为其为袁某谋取利益的依据；（2）袁某是否给好处费、如何给好处费的事情李利民全部没有参与也并不知情，韦某的证词说“袁某告诉他李利民知道关于好处费的事情”，袁某的证词则说“李利民应该是知道的，如果没有李利民的同意，这件事情是办不成的”，两人关于李利民是否知情这一问题均系推定得出；（3）袁某从未给过李利民钱，所有款项均是袁某和韦某两个人经手，关于相关款项的性质、金额等情况李利民完全不知情；（4）关于李利民收取好处费的证据只有韦某一个人的证言，没有其他证据相佐证，韦某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行所作出的关于将款项支付给李利民的证言，没有其他证据能够佐证，仅有其一人供述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不能作为认定受贿的依据；（5）退一步讲，即使法院认为李利民有收过好处费，人民币20万元这个数额认定也完全没有依据，关于好处费数额的证据只有韦某一个人的证言，且韦某针对给了李利民多少钱的这个数字表述均不一致，有时说是10-11万，有时说是14万，有时说是18万，有时说是18-20万，有时说是20万，公诉机关随意采纳了其中数额最高的一份证言，该金额认定完全没有证据支持；（6）根据韦某的证言，李利民收到的钱是要分给宋某1的，但公诉机关并未针对李利民是否分钱给宋某1向其本人核实，如果核实之后宋某1表述为从未收过钱的，则可以更进一步印证李利民关于从未收到好处费的陈述；如果核实之后宋某1表述曾经收过钱的，则可以反证公诉机关所认定的李利民受贿20万数额不实、李利民的收钱数额也必定会因为宋某1的收钱行为而减少，如此重要的影响本案受贿罪定罪和量刑的问题公诉机关在向宋某1做调查时只字未提。3.江纲给付给被告人李利民的人民币20万元应在本案非法收入金额中予以扣减。关于江纲给付人民币20万现金的原因系1997年年末，当时被告人李利民系在西江大队的江纲和组织部专门搞了一个公司，该公司业务是替人报关，当时这个公司很挣钱，在此情况下，江纲当月就给李利民发了一两万块钱，事后又多次给付李利民一些钱，以上合计款项为20万左右，并说让李利民用该款缴纳电话费和交通费，现江纲虽然在服刑期间死亡，但李利民也在服刑期间，其对江纲的死亡情况并不知情，本着有疑不定罪的原则，非被告人李利民原因不能查实，该款不应作为李利民的非法收入认定。4.云浮市与阿里河镇两套房产转让的卖房款人民币128000元应在本案非法收入金额中予以扣减。（1）关于李利民于2002年7月7日以65000元的价格将新桂区清源铭国苑公安局综合楼B梯601号转买给钟肇开的事实无法查实的问题，在检察院补交的材料中辩护人没有看到钟肇开的户籍信息，说明检察院根本没有对该证人进行核实，同时检察机关可以到云浮市房产部门调查该房产过户的房产档案，房产档案的记载内容就能够准确证实该房屋是李利民与钟肇开之间转让的事实，但检察院的却没有核实，所以检察院在能核实却未核实的情况下不予认可的这种说法不能成立。（2）关于阿里河镇一委现6号楼403房以63000元转让给于某的事实，根据房产档案记载该楼房建筑于1993年，属于二次房改，二次房改没有交纳任何费用，说明之前该楼房己经进行了第一次房改，己有人交纳过房改费用，并不是体现直接由鄂旗财政局直接房改给于某的事实，非常明确该楼房与孙某2无任何关系，为什么是孙某2作为房权过户的申请人，购房人，在该房屋办理过户过程中由孙某2经手办理的原因，结合孙某2的证言可说明该房楼系其妹妹孙某1委托其转让的事实是成立的，而且李利民在调转到广东之前，在阿里河居住期间作为国家公职人员不可能没有住房，而房改房屋就是针对公职人员福利性的住房，于某夫妇均系铁路职工，其不可能享受地方政府房改政策，因此说明李利民在调到广东后将其在阿里河居住期间经地方政府建设部门分得福利住房后又转卖的事实是真实的，并且辩护人能提供于某的联系方式，该事实应由检察院进行进一步核实于某的房产来源情况，以查明本案事实。5.郁南县政府发放给被告人李利民的奖励基金人民币58500元应当作为合法收入予以增加。关于李利民在2014年至2015年期间，两次在郁南县领取奖励基金合计为人民币58500元的事实，虽然该两笔款项己经打入李利民的工资卡内，但检察机关在认定李利民合法收入时并没有包括该两笔奖励基金的款项，因此该两笔款项应当从总收入中进行增加。6.被告人李利民将广东购买的电视机、摩托车转卖至鄂伦春阿里河镇盈利的人民币164000元应当作为合法收入予以增加。关于李利民在1997年9月份曾往鄂伦春阿里河镇转卖过其在广东购买的大量电视机、摩托车盈利的情况，辩护人己经提供赛林、青寒冰的证言证实该事实属实，因上述事实发生于1997年事隔至今己长达20年的时间，作为李利民及其妻子不可能再保留上述资料。7.据此根据《刑法修正案九》的相关规定，对被告人李利民家属积极退赃的行为应当给予认定，应当对被告人李利民给予从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
（一）贪污罪
从2008年至2012年，被告人李利民在云浮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任支队长期间，利用当时刑警支队负责协助云浮市打私办查处走私货物的职务便利，以支付线人费和办案费为名，让民警高某（另案处理）以发票抵账方式到云浮市打私办报销骗取公款，共642388.61元，其个人得款439288.61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书证：
（1）黄某2（云浮市市打私办会计）辨认的报销凭证，证实：刑警支队高某在2009年至2012年期间，多次以刑警支队联合办案名义向云浮市打私办报销支出。
（2）高某辨认的发票报销凭证、线人费审批表及相关凭证，证实：经高某辨认在2012年4月份及7月份的报销单据，分别在云浮市打私办以联合打私费用报销了65989元、68296元。
2、证人证言
（1）证人高某的证言，主要内容：我在1996年至2009年年底左右一直在云浮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工作，负责内勤工作，2010年年底调到了云浮市强制戒毒所工作，到2013年调到云浮市交警支队高速一大队工作，任副主任科员至今。
我在刑警支队工作期间有虚开发票以打私经费（线人费）的名义从云浮市打私办套取公款的行为。我先将那些找回来的发票粘贴好，这些发票有30多万元是李利民给我的，有一部分大约10多万是我自己找回来的，然后自己在这些报销的发票上签名和在一张审批表的填报人上签名，然后再找刘某1签批，最后再去市打私办财务处（设在行政科）报销取到现金（或现金支票提现）。我取到现金后，就将这些现金分发给刘某1、黄某2、余某、李利民和我自己这五个人。具体分钱的过程是这样的：
?我2008年9月份在市打私办账上报销了84264元。这次报销时，我是给了现金市打私办的黄某2和余某的，其中黄某2是1500元，余某是1000元，剩余81764元，我就全部交给了李利民。
?我2009年1月份在市打私办账上报销了30090元，其中给黄某21000元，余某500元，剩余28590元全部交给李利民。
?我2009年5月份在市打私办账上报销28214.04元，其中给黄某21000元，余某500元，剩余26714.04元全部交给李利民。
④我2010年1月份在市打私办账上报销38457元，其中给黄某21000元，余某500元，剩余36957元全部交给李利民。
⑤我2010年9月份在市打私办账上报销49876.59元，其中给黄某21000元，余某500元，剩余4万多元全部按李利民的吩咐直接交给了线人。
⑥我2010年11月份在市打私办账上报销了74032元，其中给黄某21000元，余某500元，6万元全部按李利民的吩咐直接交给了线人，还有12532元交给了李利民。
⑦我2011年4月份在市打私办账上报销43702元，其中给刘某120000元，我本人得10000元，黄某21000元，余某800元，剩余11902元全部交给李利民。
⑧我2011年6月份在市打私办账上报销47260元，其中给刘某120000元，我本人得10000元，黄某21000元，余某500元，剩余15760元全部交给李利民。
⑨我2011年7月份在市打私办账上报销23958元，其中给刘某110000元，我本人得8000元，黄某21000元，余某300元，剩余4658元全部交给李利民。
⑩我2011年10月份在市打私办账上报销39601.98元，其中给刘某110000元，我本人得15000元，黄某2500元，余某500元，剩余13601.98元全部交给李利民。
?我2012年1月份在市打私办账上报销48648元，其中给刘某120000元，我本人得15000元，黄某21000元，余某500元，剩余12148元全部交给李利民。
?在2012年1月份后，我还在市打私办报销过两笔费用，一笔是在2012年4月份，发票金额为66031元（实际金额为65989元），另一笔是在2012年7月份，金额是68296元，这两次都是以李利民的名义报销的。第一笔钱我分给刘某13万元，我自己1.5万元，还有黄某2及余某1000到500，最后给了李利民19489元；第二笔钱我给了李利民66796元。
以上就是我经手在云浮市市打私办报销套取的公款分发情况，总共用发票在打私办报销了642388.61元。其中我个人得款73000元，刘某1共分得110000元，李利民共分得77558.98元，另外我还将253353.04元交给了李利民。其中有两笔款，2010年9月30日和2010年11月30日两笔款共108376.59元是李利民吩咐我直接交给线人的，当时是李利民叫我给线人的，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线人。
（2）证人符某的证言，主要内容：我现任云浮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二大队副大队长。从2011年9月至今我都是在云浮市公安局工作，其中2005年9月起在刑侦支队一大队工作，2013年4月至今任支队反恐大队副大队长。我们支队是从2010年10月份开始参与查办走私活动，主要是协助打私办开展打击涉嫌走私的活动，查处的是无法提供合法手续的冻品肉类、干果类、洋酒类等物品，查扣了这些涉嫌走私的物品之后，我们就会办理手续将这些涉嫌走私物品移交给云浮市打私办由他们进行处理。从2010年至2014年，我经手用发票在市打私办报销了十几万元，具体有：
?市打私办相关会计凭证中2010年12月31日的记账凭证由多份2010年12月2日报销单据封面的填报人是“符某”的名字，共款65082元，经我辨认，其中有两份报销单据（其中一份9137元，另一份9910元，共19047元）不是我亲笔签名，也不是我经手报销。其余的46035元是之前我们查扣了一辆路虎车，李利民叫我找4万元左右的发票回来，我就通过深圳的同学收集了46035元的发票回来，之后我就拿去给李利民或者我拿去报销完之后把钱给了李利民，这次报销之后李利民给了我3000多元。
?2011年4月7份报销单据，共计金额22122元是我经手报销的，其中3630元是冲销之前一些开支，4179元是李利民或者韦某给我的，我报销后都钱都给回他们了；其余14313元是我经手开支的办案经费支出。
③2011年5月的报销单据，共计金额13391元是我经手报销的，其中1990元是我用来冲销之前开支，5230元是李利民或者韦某给我的，其余6171元是我经手报销的办案经费支出。
④2011年7月报销单据，共计22802元是我经手报销的，其中5087元是李利民或者韦某给我的，之后我都将钱给回他们了，有1万元左右发票是我和韦某去四川旅游的开支，其余7000多元是我经手报销的经费支出。
⑤2012年4月我经手报销2份凭证，共计36536元，其中8000元是李利民叫我在珠海买手机，然后我就用一些餐费等报销了支出，其中11000元是我和黄某1等人去广西调查一批冻鱼的差旅费支出，有1223元是我个人消费支出，有3000多元是接待省公安厅办案组的开支，其余都是我经手报销的办案费用开支。
以上除了2012年4月的4万多元我记不清楚是不是我经手报销之外，其余的94815元都是我报销的，这些报销的钱都没有用于支付线人费的，但是在6月初李利民被纪委问话后一天，李利民和韦某去到我家，商量说把其中6万多元的发票说成是韦某叫我报销的线人费，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我自己经手支付过两笔线人费，一笔是2万多元，一笔是8万元，但是没有用发票报销的。
（3）证人韦某的证言，主要内容：我从1995年就开始在云浮市公安局工作，2003年2月开始在刑侦支队工作，先后担任大队教导员、大队队长，2011年6月任支队副支队长，现任支队政委。
在检察机关找李利民谈话后的一个星期天晚上11点左右，李利民叫上我去了符某的家里，商谈检察机关调查的事情，当时李利民交待我们不要讲收受袁某钱财的事情，此外符某提出他在打私办报销了10多万元，很担心，李利民就叫我说是我叫符某报销的线人费。
（4）证人刘某1的证言，主要内容：我原任云浮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兼打私办主任，现任云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调研员（正处级）。在2009年左右，云浮市打私办和云浮市公安局刑警支队联合开展打私工作，很多工作都是刑警支队去做的，但刑警支队办公费用紧张，当时我就和分管刑警的副局长宋某1商量，按照查获的打私货物拍卖的10%左右费用，由刑警支队到市打私办报销，这件事情我也与当时刑警支队支队长李利民商量过，这么多年报销的金额大概是60多万元，具体以查账为准。
刑警支队报销刚开始是他们的内勤高某负责的，后来高某调去了戒毒所之后就由符某来负责报销，但因为高某比较熟悉这方面的程序，所以后来刑警支队很多报销还是她拿票据来报销，在每次报销之前，李利民都会事先打电话给我。报销之后都是经办干警拿回去的，至于怎么处理我就不知道了。
（5）证人宋某1的证言，主要内容：我原任云浮市公安局副局长，在2007年6月之后分管刑侦、经侦等工作。2007年底开始，我们公安局根据上级文件要求，协助市打私办开展打私工作，一般流程是：如果接到市打私办或者群众举报，我们就迅速组织交警和特警进行截查，然后由刑警进行查验手续和货物，如果手续齐全和货物相符就立即放行，如果无手续或手续不全我们就报给打私办，由市打私办工作人员连同刑警一起将货物送到高要冷库，并核对物品数量填写扣押清单，然后由刑警支队通知货主来调查取证，如果没有货主刑警支队就按无货主货物移交市打私办处理。
在2007年年底公安部及省里都有发文要求各部门配合好打私工作，刑警支队就在市公安局的统一调度下协助市打私办开展工作。在2008年年初开会的时候，刘某1也和我说过，将查获货物拍卖价的15%至30%奖励给工作关系人即提供线索的举报人，市打私办每年都会通过市财政划拨几万元打私经费给我们局作为打私经费，这些主要用于打私案件的外出、加油、住宿等开支，我从未让刑警支队在打私办报销办案经费。我印象中刑警支队曾经派人到广西南宁、防城港等地调查一批走私冻品的手续是否合法，当时刑警支队就拿了相关发票回公安局报销了，而且是我经手签批的，但刑警支队在打私办的报销我就不知道了。
我自己有拿过3万多元的发票到市打私办报销，主要是因为当时市局经费紧张，我通过请示刘某1，将发票拿到了市打私办报销。
（6）证人张某的证言，主要内容：我于2007年11月-2012年6月任市公安局警官培训基地主任，2012年6月至今任云浮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支队长。在2012年年底开始，因之前刑警负责打私查办走私工作出现问题较多，就由特警支队协助打私工作了。在2010年和2011年期间，我曾两次被抽调到公安局临时成立的郁南平台检查站，负责检查站的全面工作，并帮助过刑警支队在高速公路上截查过四、五次涉嫌走私的冻品。我们查获走私货物都是按照刑警的要求截查的，我们没有自己的线人，也没有给我们检查站另外的资金或经费，一般刑警需要检查站帮忙截查都是直接打电话通知检查站，由检查站当班的带班领导派人截查。
我最近一次见李利民是2014年6月份的一个星期日下午，当时李利民直接来到我在肇庆的住处，跟我说有纪委找到他谈话，要我帮他证实他给过钱由我交给线人，但我从来没有收过钱，也不认识他的线人，所以我最后没有答应。
（7）证人吴某的证言，主要内容：我从1988年至今一直在云浮市公安局工作，从2003年开始任刑侦三队大队长，2008年开始任刑侦支队副支队长，2012年任支队政委，现任支队长。刑侦支队没有具体业务收入，办案经费是统一由市公安局开支的，刑侦支队曾经负责配合打私行动，每年都有4-5万元经费拨到市公安局的专户，前几年市打私办冯佰驹和一个女的财务人员拿过1万元春节慰问金来，当时刑侦支队每个干警都有领取。
我们支队的特情费是按照省公安厅和省财政厅联合发的秘密文件执行的，程序必须要建立特情人员的档案，发放特情费必须填写相应的审批表，要支队领导、局领导签批，在局的账户统一开支。而所谓的线人费与我们所讲的特情费有区别，我们支队没有直接以线人费的称呼报账，我本人没有直接在市打私办报销相关经费，我们支队的几个领导也没有研究讨论过这个问题。
（8）证人王某1的证言，主要内容：我在2013年4月任云浮市打私办副主任，在我任打私办副主任后，曾经手支付过一笔40万元的线人费，一笔流程是执法部门收到线报并成功查获走私货物后，填写线人费申请呈批表给打私办领导审核，金额超过一定额度还需要分管市领导签批，之后由市府办行政科支出，一般由执法部门安排人来领取支票，再由执法部门将线人费给线人，据我所知是没有用发票入账报销的方式来支付线人费的。当时我处理的线人费是2012年左右查获的5批货物，我刚到打私办不久，刑警支队的政委韦某就跟我说他们刑警在2012年获得线报查获了几批冻品，现要申请支付线人费40万元，之后我向李华才汇报请示后，然后向市政府打报告，经分管副市长和市长签批，由李利民安排人员在市府办行政室领取现金支票。在我办理线人费审批手续期间，李利民打过电话给我，说这几批走私冻品是他在任市刑警支队长期间根据线人提供线索查获的，叫我在办妥审批手续后通知他一下，所以我就叫他安排人员领取。
（9）证人王某2的证言，主要内容：我曾经在2010年到2012年3月任云浮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政委，但我实际到刑侦支队时间是2009年5月至2011年8月。当时我主要分管刑科所和办公室，行侦支队开支主要是办案经费，刑侦支队是没有收入的，办案赃款的收缴统一由公安局装备财务科负责，报销制度一般是先让开支人填写报销凭单，然后由科室负责人、支队长、分管业务的副局长、分管财务的副局长签名，最后才可以到局财务室报账。我们刑侦支队曾经协助市打私办参与打私行动，主要是一大队参与打私，人员主要有一大队大队长韦某、符某等，平时参加打私行动是由支队长负责安排的。
案件特情费是在破案后，根据线索的价值申请，然后由案件承办人把费用代领，由他负责联系支付给线索提供人员。局里民警因工作需要支出办案费用，都是凭正式的单据到局里报账，一般打私线索都是民警收集到后向支队或局报告，然后才启动打私行动，我本人在刑侦支队期间没有接触过这些线索，也不知道线人费的情况，据我所知，刑侦支队也没有在打私办报销过费用，也没有在打私办领取过加班费等相关费用，至于其他民警有没有我就不清楚了。只是每年打私办年底都会邀请我们支队领导和属下大队领导等人去聚会吃饭。
（10）证人黄某1的证言，主要内容：我从2010年到2012年都有参与打私行动，但在2012年5、6月份因要照顾生病住院的父亲和8、9月份抽到惠州办理专案。我参与打私主要扣押的是冻肉，有一次是进口香烟和洋酒，一般这些线索是李利民或者韦某事前以电话或手机短信的方式告诉我或其他参与截查的民警，但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获取这些线索的，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否有支付线人费。我曾经问过李利民和韦某怎么报销打私办案费用，他们说可以在打私办报销，我自己曾经在打私办报销过2000多元的打私办案费用，这些报销需要李利民签名的。
（11）证人唐某的证言，主要内容：我在2009年5月至2014年在刑警支队一大队任副主任科员，期间从2010年开始参与支队的打私行动，一般是大队长韦某或者黄某1通知我才参加的，查扣的走私物品主要有冻品。我曾经到打私办报销过8000元左右的办案费用，都是肇庆与云浮的餐费及加油费，都是办案的真实开支的。
（12）证人黄某2的证言及亲笔书，主要内容：我从1994年开始在云浮市办公室行政科工作，在2007年9月份至今，任市府办行政科科长。云浮市打私办是1999年成立的，打私办主任是市府副秘书长兼任的，2004年-2012年是刘某1担任，大约从2002年开始，市打私办开始独立做账，出纳是我兼任，2007年至今出纳是余某，市打私办的经费是省政府下拨到市财政的专项经费。刘某1曾经和我说过，因为与公安局联合缉私办案，高某会拿些发票报销现金，叫我办理报销手续，当时我也觉得由市公安局的人来报销不符合财务规定，但是刘某1坚持这样做，我也没有办法了。高某一般是以线人费、联合办案费等报销的，经辨认，高某一共经手有423839.61元的报销金额，这是由我或余某通过现金或现金支票的方式交给了高某，这些报销都是高某找刘某1同意报销后，由刘某1给电话我，再到我的办公室处理的。我曾经知道高某在2011年年底调离了刑警支队，向刘某1提出，但刘某1说高某还参加缉私工作，还由高某报销。高某拿来打私办报销的发票一并都有她自己的签名，有时候也会有李利民的签名，但必须要有刘某1签批。
从2008年开始，高某每次从我这里报销领取钱后，都会给500-1500元现金我，说是给我的喝茶钱，我一共收了高某10000元左右，这些钱我都用于个人日常开支了。
（13）证人余某的证言，主要内容：我是从2007年开始到云浮市打私办经手出纳工作，打私办的线人费支出一般由冯百驹或高某过来报销，流程是由协助单位先签名，再由刘某1签名，支出方式有现金支出和银行转账支出，所有的线人我都不认识，我曾经问过要线人的身份证号码登记，但是冯百驹说线人很危险，都不愿意给身份证。高某除了在打私办报销过线人费之外，还报销过办案经费，高某报销的流程一般是高某在报销发票上签名，有时候也有李利民的签名，再由刘某1在报销单据审批表签名，我再以现金或支票形式给高某，最后以刑警办案费入账。
3、被告人李利民的供述与辩解，主要内容：我从1997年开始在云浮市公安局工作，在2006年至2013年4月份任刑警支队支队长，2013年至案发前任郁南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兼公安局局长。
我们只对曾经在市打私办报销过一些在办理打私案件时产生的费用，主要是差旅费，当时是刘某1和我通话说刑警支队的办案费用可以在市打私办报销，我们约定需要我的签字才能报销的，这个工作主要由高某来办理。而线人费是按照打私货物的价值百分比来支付，开始是按打私办制定的审批表，先由我们支队出具意见盖好公章，然后交给打私办审批，后来就叫线人自己找来发票来报销。我自己报销过60-70万元的线人费，从我手里支付的线人费有审批表和发票报销，经辨认：?2009年1月31日第9号凭证的30090元；?2009年5月31日第6号凭证的14375元；③2009年1月31日第7号凭证的13839.04元；④2010年1月31日第7号凭证的16467元；⑤2010年1月31日第8号凭证的21990元；⑥2010年9月30日第7号凭证的17775元，第8号凭证16400元，第9号凭证15701.59元；⑦2010年11月30日第7号凭证28600元，第8号凭证19468元，第9号凭证8080元，第10号凭证17884元；⑧2011年4月30日第6号凭证15758元，第7号凭证27944元；⑨2011年6月30日第9号凭证47260元；⑩2011年7月31日第9号凭证23958元；?2011年10月31日第7号凭证39601.98元；?2012年1月31日第13号凭证48648元；?2010年12月31日第8号凭证30000元；?2012年4月30日第6号凭证65989元；?2012年7月31日第13号凭证68296元。这些单据总额为588124.61元，大部分发票都是线人找回来给我的，有部分是刑警支队的办案费用，也有部分是我让高某找回来的，除了最后两笔共134285元是高某拿去报销用于支付她自己的线人费，其余的45万多元高某报销后都给了我，这其中有13万元是办案费用，其余32万多元我用于支付线人费了。这些线人费中有15万元左右给了袁某，有10多万到20万给了张某，其余几万元我支付给了自己的线人，我自己的线人都不能提供联系方式了。有两次因为我出差在外，我让高某把报销拿到的钱直接交给了线人。
由于被告人李利民的供述不一，对于报销款的去向还有如下两种供述：①经我仔细回忆，我自己占用了7万多元的线人费用于日常开支，2012年，刘某1告诉我他就快不分管打私办了，叫我把之前没有报销的线人费报销了，由于我自己之前欠了68000元线人费，所以就让高某帮我找了发票并报销，应该就是2012年7月31日第13号凭证68296元这笔，之后高某就把钱给了我，但我后来找不到这个线人了，所以我自己拿去用了。
②我自己用审批表和申请报告这种方式支取的线人费总共有35万元，其中有6、7万元给了张某，20万元给了袁某，5万元给了陈佳宇（假名，没有联系方式），其余3、4万元给了另外一个线人，名字和联系方式我记不起来了。之前我一般不用审批表来报线人费，是因为审批表的是整数，他们打私办没有好处收，所以后来打私办要求拿发票来报销，报销之后都会给他们一些钱。
（二）受贿罪
被告人李利民在云浮市公安局刑警支队负责协助云浮市打私办查处走私货物期间，帮助袁某（另案处理）控制的广州广赛拍卖行顺利拿到刑警支队查扣货物的拍卖权。李利民安排时任刑警支队一大队队长韦某（另案处理）与袁某落实委托拍卖事宜。此后，刑警支队多次给袁某签署联合委托拍卖合同，使袁某顺利获得拍卖权。袁某亦依承诺，在每次拍卖后，都会将回扣款拿到刑警支队交给韦某，韦某再转交李利民，由其决定分配方案。李利民每次均先留给自己部分款项，余款由韦某、符某、黄某1、唐某等参与打私的民警私分（以上人员均另案处理）。经查实，袁某共计贿送人民币45.5万元给李利民、韦某等人，李利民个人非法占有其中20万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书证：
（1）邓某（刑警内勤）辨认的材料，证实：材料为3份对拍卖洋酒的请示报告，8份为委托拍卖合同，经邓某辨认，以上材料上的刑警支队公章都是邓某经手盖印。
（2）刑侦支队关于支队公章使用登记的有关情况说明，证实：经云浮市刑侦支队收集近年该支队公章登记使用台帐，目前只找到2011年10月份以后的公章使用登记，之前的公章使用登记无法找到，主要原因是2009年以来，因岗位变动、办公场所变化等因素，一些管理和交接制度没有得到严格落实，令这些台帐没有得到妥善保管。
（3）袁某辨认的相关拍卖材料，证实：经袁某辨认由其联系拍卖的走私货品拍卖成交资料。
2、证人证言
（1）证人韦某的证言，主要内容：我曾经收取过袁某给的约50万现金，这些钱我都分发给了一大队参与缉私行动的干警和刑警支队领导了。具体如下：第一次是大约2011年年初的时候，袁某拍卖处理了我们刑警支队的一批走私物品了，袁某就来到我的办公室，当时他拿着胶袋给我说，这是给兄弟们的加班费或者辛苦费，而且他还说李支是知道的，于是我就叫袁某自己坐在办公室，我就自己拿着这装钱的胶袋到了李利民办公室，然后把胶袋放在台面说是袁某拿来了一些钱，问李利民如何处理，然后李利民就对我说既然拿来了就分给办案的民警，并且说宋某1也要考虑一份，我和黄某1、符某、唐某就差不多，另外练艺强、邹某等值班民警就可以少一些，当时我也提出李利民作为领导要分多一些，之后李利民就对我说宋局的由他来给，其他的就由我发，然后我就从胶袋拿出了两万元交给李利民，之后我就将剩余的现金按照和李利民商量的分发，其中我和黄某1、符某等人每人大约7-8千，其余参与办案的民警1-3千元左右，我都是单独分发的，并对他们说这些钱是市打私办给的加班费，这些钱是没有签领的。之后袁某在拍卖了我们刑警支队查扣的涉嫌走私物品后，还拿过5、6次现金给我，都是在2011年左右，这几次现金金额最多一次8万元，最少一次5万元，其他都是6、7万元，每次都是袁某来到我办公室找我，然后我拿着钱去找李利民告诉是袁某拿来的，并数数大概金额进行分配，我有一两次是将其他人的现金交给符某，叫他分发。有一次袁某拍到冻肉后拿了60000元来，我拿钱到李利民办公室时符某也是在场的，我当场把钱分了李利民20000元。我印象中袁某一共给了6、7次现金，金额约50万元，我个人分得现金约6、7万元，交给李利民大约20万元（包括给宋某1的），这些钱我都是用于日常开支了。
（2）证人符某的证言，主要内容：我在刑警支队一大队工作期间，我曾经收取过支队领导韦某给的4万多元加班费。
第一次韦某给我现金是大约在2010年年度或2011年年初的时候，韦某叫我到他的办公室，然后拿出一叠的现金给我，说是打私加班的“辛苦费”，我自己觉得很突然，但是韦某说是辛苦费，别的参与打私的兄弟都有，支队领导（李利民）都知道的，我后来清点有6000元左右。之后约一年内的时间，韦某又给了我四五次现金，每次都是他单独给我的，每次大概5000到8000元，我共收到约4万元现金，当时我也听他说过这些钱是袁某处拿来的。据我所知，我们支队的黄某1、唐某、练艺强等人也领取过，因为韦某曾经叫我拿钱分给他们，一般黄某1和唐某与我分得的金额是一样的，邹某与练艺强就分得少一点。袁某是处理我支队扣押的涉嫌走私物品的老板。其中有一次，我刚好在李利民办公室，韦某走进来说袁伟民拿了加班费来有6万元，当时李利民就说局长领导也要点，由李利民亲自给，之后韦某就拿了约2万元给李利民，韦某自己拿了1万元，其余就叫我分给其他人。
（3）证人袁某的证言，主要内容：我在云浮做拍卖贸易工作，我曾经送过钱给刘某1，我想取得走私冻品的拍卖权，之后我就与当时云浮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李利民联系，跟他说我有走私物品的情报，','2018-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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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解除查封、扣押、冻结裁定，并送达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或者案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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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请执行人撤回执行申请或者放弃债权的；
（三）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流拍或者变卖不成，申请执行人和其他执行债权人又不同意接受抵债的；
（四）债务已经清偿的；
（五）被执行人提供担保且申请执行人同意解除查封、扣押、冻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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