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赣民终49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华，男，1978年1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实际住址：抚州市临川区牛角山路9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保辉，男，1984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抚州市金巢经济开发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抚州市晟磬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抚州市抚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安石大道188号。
法定代表人：孙保辉，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原审原告）：抚州市华磬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抚州市抚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安石大道188号。
法定代表人：熊俊涛，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原审原告）：抚州市盛明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抚州市抚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王安石大道。
法定代表人：孙保辉，该公司董事长。
以上五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邱亮光，江西民鉴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五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建波，江西民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西肯特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抚州市金巢开发区安石大道188号（原抚八线）。
代表人：江西利群律师事务所，江西肯特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志耀，江西利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帅寒露，江西利群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徐华、孙保辉、抚州市晟磬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磬公司）、抚州市华磬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磬公司）、抚州市盛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明公司）与上诉人江西肯特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肯特公司）排除妨害纠纷一案，双方均不服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赣10民初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徐华、孙保辉、晟磬公司、华磬公司、盛明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邱亮光，上诉人肯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志耀、帅寒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徐华、孙保辉、晟磬公司、华磬公司、盛明公司上诉请求：撤销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赣10民初2号民事判决，改判肯特公司向徐华、孙保辉、晟磬公司、华磬公司、盛明公司支付厂房占用费2470626.33元（相较之原审判决结果增加1399571.33元）；一、二审诉讼费均由肯特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1、原审判决认定每月每平方米6元的计算标准没有法律依据，违背了市场价值。在涉案厂房周边同样标准的厂房出租的市场价位最低不会少于10元每月每平方米，高者达到16元每月每平方米。但原审判决却认定“因肯特公司认可相近地段租金标准低的有每月每平方米6.5元，高的有每月每平方米7元，本案占用费按照略低于市场行情标准酌定为按每月每平方米6元标准计算”，这样以肯特公司认可的租金价格作为场地占用费的补偿标准，裁判依据显然有失公平。2、原审判决以双方共管为由，认定场地占用面积按90%计算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肯特公司的破产清算管理人从取得法院指定的破产管理人身份开始就将所有的厂房贴上了封条。而涉案厂房及其机器设备，无论厂房的产权人如何变更，自始自终都原封不动地摆放在原地。从来没有任何机构赋予徐华、孙保辉、晟磬公司、华磬公司、盛明公司方享有管理权。因此，原审判决认定的双方共管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据此，将设备占用之外的厂房空余面积作为徐华、孙保辉、晟磬公司、华磬公司、盛明公司方管理使用，然后按90%计算肯特公司厂房占用面积缺乏公正性与合法性。徐华、孙保辉、晟磬公司、华磬公司、盛明公司认为，由于肯特公司的设备占用了厂房，导致产权人不能行使合法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产生的损失，应该以被占用厂房的全部面积（扣除盛明公司于2017年3月1日起获得租金收益的5#厂房中的960平方米）计算占用费用。3、原审法院以其指定肯特公司管理人的时间（2016年5月5日）来认定和计算占用期限，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难道如果法院没有指定破产管理人，肯特公司就没有占用场地的侵权事实发生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徐华、孙保辉、晟磬公司、华磬公司、盛明公司认为，占用期限应自侵犯产权人合法权益的时间点起算，即从徐华、孙保辉获得厂房产权之日起计算。彼时，肯特公司的设备占用场地的事实已经构成侵权。当然，在获得侵权损失赔偿方面，应该考虑合理的搬迁期限。二、徐华、孙保辉、晟磬公司、华磬公司、盛明公司认为肯特公司应支付的场地占用费为2470626.33元。具体计算如下：设备场地总占用费=1#厂房总面积×日租金×占用天数+2#厂房总面积×日租金×占用天数+4#厂房总面积×日租金×占用天数+（5#厂房总面积-
已出租的960平方米）×日租金×占用天数+8#厂房总面积×日租金×占用天数=5470.88平方米×0.33元/天/平方米×457天+4430.53平方米×0.33元/天/平方米×354天+3314.57平方米×0.33元/天/平方米×354天+（3792.62平方米-960平方米）×0.33元/天/平方米×457天+3353.02平方米×0.33元/天/平方米×457天=2662702.36元。对以上计算方式说明如下：1#、5#、8#厂房占用天数为457天（自2016年1月22日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临执字第389、390号民事裁定之日始至2017年4月23日止）；2#、4#厂房占用天数为354天（自2016年5月4日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临执字第389-2号民事裁定书之日始至2017年4月23日止）。厂房占用费计算标准按照每月每平方米10元，即0.33元/天/平方米。另外，1个月搬迁期间的场地占用费192076.04元应当予以扣减。1个月搬迁期间的场地占用费=（5栋厂房总面积-960平方米）×日租金×30天=19401.62平方米×0.33元/天/平方米×30天=192076.04元。因此，肯特公司应付的设备场地占用费为2470626.33元（设备场地总占用费2662702.36元-1个月搬迁期间的场地占用费192076.04元=2470626.33元）。二审判决相较之原审判决结果应增加1399571.33元（2470626.33元-1071055元=1399571.33元）。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对于场地占用费的金额认定有误，恳请查清案件事实，严格遵循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依法裁判，支持徐华、孙保辉、晟磬公司、华磬公司、盛明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
针对徐华、孙保辉、晟磬公司、华磬公司、盛明公司的上诉请求，肯特公司辩称，徐华、孙保辉、晟磬公司、华磬公司、盛明公司上诉主张厂房占用费标准按照每月每平方米10元计算，缺乏事实依据，原审判决酌定厂房占用费按照每月每平方米6元标准计算较为合理。一、徐华、孙保辉、晟磬公司、华磬公司、盛明公司在原审诉讼过程中提交的江西省金驰专用汽车有限公司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中虽然约定租金为10元/月/平方米，但其租赁面积仅为600平方米，且厂房租金有高有低，需综合考虑租赁面积、房屋质量、地理位置等因素。肯特公司原审提交的《厂房租赁合同》同样可以证明相同地段的厂房还有约定租金为1.0907219元/月/平方米的情况。而本案案涉厂房面积数万平方米，且是房屋转让交付过渡期间的暂时使用，并非承租，徐华、孙保辉、晟磬公司、华磬公司、盛明公司与肯特公司之间不存在租赁法律关系。徐华、孙保辉、晟磬公司、华磬公司、盛明公司能否能够将厂房全部出租以及租赁价格均是一个未知数，故不能按照一般的租金标准计算场地占用费，价格应该酌情低于一般标准。因此，原审判决认定场地占用费按照每月每平方米6元标准计算较为合理，徐华、孙保辉、晟磬公司、华磬公司、盛明公司上诉主张厂房占用费标准按照每月每平方米10元计算，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二、徐华、孙保辉、晟磬公司、华磬公司、盛明公司上诉称，肯特公司的破产清算管理人从取得法院指定的破产管理人身份开始就将所有的厂房贴上了封条，因此，原审判决认定的双方共管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该上诉理由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2016年5月17日肯特公司的破产清算管理人到公司驻地接管公司资产并张贴封条的时候，徐华自称已取得肯特公司不动产所有权，不允许管理人张贴封条，甚至与破产清算管理人发生冲突与纠纷。之后，除了1#厂房（面积为5470.88平方米）、4#厂房（面积为3314.57平方米）一直处于封存状态外，徐华、孙保辉、晟磬公司、华磬公司、盛明公司已经将2#厂房（面积为4430.53平方米）打开，将厂房内空地部分出租给他人堆放矿泉水、饮料；将5#厂房（面积为3792.62平方米）打开，将厂房内隔断的960平方米整体出租，剩余面积的空地部分出租给他人堆放柴油机。在8#厂房（面积为3353.02平方米）内，肯特公司只堆放了零星的机器设备和产品，大部分为闲置空地，且大门未关闭，具备交付状态。对此，肯特公司在原审诉讼过程中提交的大量现场照片足以证明场地现状，故原审法院经过现场勘验认定，2#、5#、8#厂房大部分被占用，且处于双方共管状态，事实充分、证据确凿，合法有据。三、徐华、孙保辉、晟磬公司、华磬公司、盛明公司上诉称，原审法院以2016年5月5日指定管理人时间来认定和计算占用期限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该上诉主张于法无据。首先，原审已查明，2016年1月22日，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临执字第389、39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肯特公司所有的坐落在抚州市××巢经济开发区××大道××号的房产（1#厂房、5#厂房、8#厂房）及相对应土地的财产权自裁定送达徐华、花鹏时起转移。该民事裁定书还确认上述房产及土地进行两次拍卖，均因无人竞买而流拍，徐华、花鹏自愿要求将该流拍财产以流拍价格抵其相应债务。2016年5月4日，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临执字第389-2号民事裁定书，确认该院于2016年3月23日委托拍卖公司拍卖肯特公司所有的坐落在抚州市××巢经济开发区××大道××号的房产（2#厂房、4#厂房、1#办公楼）及土地和地上附着物，孙保辉于2016年4月8日竞得上述拍卖物，并裁定上述拍卖物的财产权自裁定送达孙保辉时起转移。其次，2016年4月14日，原审法院依法作出（2016）赣10民破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肯特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2016年5月5日，原审法院作出（2016）赣10民破1号决定书，指定江西利群律师事务所担任肯特公司管理人。在2016年5月5日之前，徐华、孙保辉、晟磬公司、华磬公司、盛明公司对肯特公司享有的权利只有通过债权申报来实现。据此，原审判决对于场地占用期限的认定合法有据，二审应予维持。综上，徐华、孙保辉、晟磬公司、华磬公司、盛明公司的上诉理由均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应予以采信，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徐华、孙保辉、晟磬公司、华磬公司、盛明公司的上诉请求。
肯特公司上诉请求：撤销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赣10民初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并改判肯特公司向徐华、孙保辉、晟磬公司、华磬公司、盛明公司支付厂房占用费823062元；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徐华、孙保辉、晟磬公司、华磬公司、盛明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肯特公司2015年9月始停产，2016年4月14日，原审法院依法作出（2016）赣10民破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肯特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2016年5月5日，原审法院作出（2016）赣10民破1号决定书，指定江西利群律师事务所担任肯特公司管理人。2016年5月17日肯特公司的破产清算管理人到公司驻地接管公司资产并张贴封条，当日，徐华自称已取得肯特公司不动产所有权，不允许管理人张贴封条，甚至与破产清算管理人发生冲突与纠纷。之后，除了1#厂房（面积为5470.88平方米）、4#厂房（面积为3314.57平方米）一直处于封存状态外，徐华、孙保辉、晟磬公司、华磬公司、盛明公司已经将2#厂房（面积为4430.53平方米）打开，将厂房内空地部分出租给他人堆放矿泉水、饮料；将5#厂房（面积为3792.62平方米）打开，将厂房内隔断的960平方米整体出租，剩余面积的空地部分出租给他人堆放柴油机。在8#厂房（面积为3353.02平方米）内，肯特公司只堆放了零星的机器设备和产品，大部分为闲置空地，且大门未关闭，具备交付状态。对此，肯特公司在原审诉讼过程中提交的大量现场照片足以证明场地使用状态，故原审法院经过现场勘验认定，2#、5#、8#厂房大部分被占用，且处于双方共管状态。肯特公司认为，既然2#、5#、8#厂房是处于双方当事人共管状态，且徐华、孙保辉、晟磬公司、华磬公司、盛明公司也实际占有、使用、收益上述厂房空地，则2#、8#厂房最多只能按照厂房面积的一半计算占用费，5#厂房扣除整体出租的960平方米后，剩余面积按照一半计算占用费。由此，五栋厂房的占用面积应按14093.535平方米计算，故肯特公司应支付的厂房场地占用费为823062元（14093.535平方米×0.2元/天/平方米×292天=823062元），较之原审判决结果应减少247993元（1071055元-823062元=247993元）。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对于场地占用费的金额认定有误，恳请查清案件事实，严格遵循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依法裁判，支持肯特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
针对肯特公司的上诉请求，徐华、孙保辉、晟磬公司、华磬公司、盛明公司辩称，肯特公司主要针对原审判决厂房占用面积的认定提出上诉，对此，徐华、孙保辉、晟磬公司、华磬公司、盛明公司在上诉状中有明确态度。原审判决以双方共管为由，认定场地占用面积按90%计算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肯特公司的破产清算管理人从取得法院指定的破产管理人身份开始就将所有的厂房贴上了封条。而涉案厂房及其机器设备，无论厂房的产权人如何变更，自始自终都原封不动地摆放在原地。从来没有任何机构赋予徐华、孙保辉、晟磬公司、华磬公司、盛明公司方享有管理权。因此，原审判决认定的双方共管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据此，将设备占用之外的厂房空余面积作为徐华、孙保辉、晟磬公司、华磬公司、盛明公司方管理使用，然后按90%计算肯特公司厂房占用面积缺乏公正性与合法性。徐华、孙保辉、晟磬公司、华磬公司、盛明公司认为，由于肯特公司的设备占用了厂房，导致产权人不能行使合法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产生的损失，应该以被占用厂房的全部面积（扣除盛明公司于2017年3月1日起获得租金收益的5#厂房中的960平方米）计算占用费用。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对于场地占用费的金额认定有误，恳请查清案件事实，严格遵循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依法裁判，支持徐华、孙保辉、晟磬公司、华磬公司、盛明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驳回肯特公司的上诉请求。
徐华、孙保辉、晟磬公司、华磬公司、盛明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肯特公司立即将其机器设备等物品搬离并腾空所占用的处所；2、判令肯特公司支付机器设备等物品场地占用费（每月36万元）；3、本案诉讼费等费用由肯特公司承担。原审案件审理过程中，徐华、孙保辉、晟磬公司、华磬公司、盛明公司分别于2017年5月3日、5月5日出具《有关情况说明》、《申请书》各一份，要求撤回第一项“判令肯特公司立即将其机器设备等物品搬离并腾空所占用的处所”的诉讼请求，并确认其按照每平方米每天租金0.33元计算租金损失至2017年4月29日为止，场地占用费本应为3202560.1元，但其仅向肯特公司主张机器设备等物品的房屋场地占用费288万元（已将1#办公楼及已对外出租的部分费用扣除）。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1月22日，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临执字第389、39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肯特公司所有的坐落在抚州市××巢经济开发区××大道××号的房产（1#厂房、5#厂房、8#厂房）及相对应土地的财产权自裁定送达徐华、花鹏时起转移。该民事裁定书还确认上述房产及土地进行两次拍卖，均因无人竞买而流拍，徐华、花鹏自愿要求将该流拍财产以流拍价格抵其相应债务。2016年5月4日，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临执字第389-2号民事裁定书，确认该院于2016年3月23日委托拍卖公司拍卖肯特公司所有的坐落在抚州市××巢经济开发区××大道××号的房产（2#厂房、4#厂房、1#办公楼）及土地和地上附着物，孙保辉于2016年4月8日竞得上述拍卖物，并裁定上述拍卖物的财产权自裁定送达孙保辉时起转移。华磬公司于2016年9月13日取得1#厂房、5#厂房、8#厂房的产权，晟磬公司于2016年9月29日取得2#厂房、4#厂房、1#办公楼的产权，上述房产于2016年11月29日一并转入盛明公司名下。其中1#厂房建筑面积为5470.88平方米、2#厂房建筑面积为4430.53平方米、4#厂房建筑面积为3314.57平方米、5#厂房建筑面积为3792.62平方米、8#厂房建筑面积为3353.02平方米。但肯特公司的设备、产成品一直存放在厂房内，并未搬离，直至2017年4月18日被盛明公司通过拍卖方式整体买下。在审理过程中，徐华、孙保辉、晟磬公司、华磬公司、盛明公司共同述称系因个人办理产权证受到限制及经营需要，才进行产权的转移，华磬公司、晟磬公司是徐华、孙保辉的关联公司，后两公司合并成立盛明公司，五位原告是利益统一体。徐华、孙保辉、晟磬公司、华磬公司、盛明公司还述称，在取得上述厂房产权时，被口头告知厂房内存放的设备、产成品将拍卖处理。徐华、孙保辉、晟磬公司、华磬公司、盛明公司认可，搬迁设备、产成品需一个月左右时间。另查明，2016年4月14日，原审法院依法作出（2016）赣10民破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肯特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该裁定书还查明，江西德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显示，截止2015年8月31日，肯特公司资产总计10935.6688万元，负债总计12394.0279万元。2016年5月5日，原审法院作出（2016）赣10民破1号决定书，指定江西利群律师事务所担任肯特公司管理人。
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原审法院认定如下：1、关于占用面积。本案双方当事人对1#办公楼未被肯特公司占用的事实均无异议。对案涉厂房，徐华、孙保辉、晟磬公司、华磬公司、盛明公司主张仅5#厂房有960平方米面积近期对外出租，其余厂房因被占用无法使用。肯特公司主张1#厂房、2#厂房、8#厂房是双方当事人共用，只能按厂房面积的一半计算占用费。虽然双方为证明各自主张，均提供现场照片予以佐证，但不能反映现场全貌。经实地勘验，原审法院确认全部占用的应为1#厂房、4#厂房，2#厂房中央主体部分被占用，仅四周过道有空余，5#厂房小部分被隔断（即徐华、孙保辉、晟磬公司、华磬公司、盛明公司认可已对外出租的960平方米），其余部分被占用约80%，8#厂房被占用约75%。因2#厂房、5#厂房、8#厂房大部分被占用，且处于双方共管状态，虽有部分空余，其利用价值亦有限，故对2#厂房、8#厂房均按全部面积的90%计算占用面积，5#厂房则先扣除能够对外出租的960平方米，再按剩余面积的90%计算占用面积。具体如下：1#厂房占用面积为5470.88平方米、2#厂房占用面积为3987.47平方米（4430.53平方米的90%）、4#厂房占用面积为3314.57平方米、5#厂房占用面积为2549.35平方米（3792.62平方米扣除960平方米后的90%）、8#厂房占用面积为3017.71平方米（3353.02平方米的90%），总计18339.98平方米。2.关于占用费计算标准。徐华、孙保辉、晟磬公司、华磬公司、盛明公司提供江西腾德实业有限公司的两份租赁合同及江西省金驰专用汽车有限公司的一份租赁合同，用以证明根据肯特公司相邻企业厂房租赁情况，其主张按每平方米每天0.33元标准计算占用费并不为过。肯特公司质证认为，徐华、孙保辉、晟磬公司、华磬公司、盛明公司提供的是复印件，而且厂房的租金有高有低，需考虑面积、房屋质量等因素，其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肯特公司提供江西腾德实业有限公司的一份租赁合同，证明江西腾德实业有限公司在该份合同中确定的租金为每月每平方米1.0907219元。徐华、孙保辉、晟磬公司、华磬公司、盛明公司质证认为因租金表述有违常理，对租赁合同的真实性有异议。徐华、孙保辉、晟磬公司、华磬公司、盛明公司庭后补充提供腾德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租金定为每月每平方米1.0907219元，系因江西腾德实业有限公司原拟入股承租方公司，租金象征性收取，后因入股未谈成，合同作废。肯特公司庭后述称经走访调查，肯特公司周边有一公司厂房租金为每月每平方米6.5元，有一公司厂房租金为每月每平方米7元，但两家公司地理位置均较肯特公司优越。案涉厂房面积非常大，且是暂时占用，同地段还有租金为每月每平方米1元的，故本案占用费的标准应按每月每平方米2元为妥。原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提供的合同样本过少且差距过大，不足以作为确定占用费标准的依据。本案占用费的计算标准不宜过高，但肯特公司根据个例主张占用费应按每月每平方米2元标准计算，依据不足。因肯特公司认可相近地段租金标准低的有每月每平方米6.5元，高的有每月每平方米7元，本案占用费按照略低于市场行情标准酌定为按每月每平方米6元标准计算。
原审法院认为，徐华等人通过执行、拍卖程序取得案涉厂房的产权。对案涉厂房徐华等人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在此情形下，肯特公司仍将其设备、产成品长时间放置在案涉厂房内，已对徐华等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现肯特公司的设备、产成品已作处置，妨害情形已经消失，但肯特公司对徐华等人因案涉厂房被占用所造成的损失仍应予以适当赔偿。另一方面，肯特公司因经营不善早已资不抵债。案涉厂房被执行、拍卖，正是用于清偿债务。本案徐华、孙保辉、晟磬公司、华磬公司、盛明公司对肯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应有一定了解，亦明知当时案涉厂房内尚有设备、产成品占用。因此，在确定徐华、孙保辉、晟磬公司、华磬公司、盛明公司损失时应当充分考虑本案的特殊情况。关于徐华、孙保辉、晟磬公司、华磬公司、盛明公司的主体资格问题。案涉厂房的产权现登记在盛明公司名下，但本案五位原告存在关联，共同起诉亦可避免讼累。肯特公司关于除盛明公司外本案其他原告主体资格不适格的主张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关于占用期限问题。徐华、孙保辉、晟磬公司、华磬公司、盛明公司主张1#厂房、5#厂房、8#厂房的占用期限应自2016年1月22日计算至2017年4月29日，2#厂房、4#厂房的占用期限应自2016年5月4日计算至2017年4月29日。肯特公司主张现房屋所有权人盛明公司在2016年11月29日才取得产权，且应给三个月的合理交付期限，故占用期限应自2017年3月1日起计算至2017年4月23日盛明公司支付设备、产成品拍卖款项时止。如徐华等人原告主体资格适格，占用费也只能从其第一次主张支付占用费之日即2016年8月2日起计算。如前所述，徐华等人原告主体资格适格。肯特公司称，在此情形下占用费只能从徐华向其主张之日起计算，因该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但鉴于徐华、孙保辉、晟磬公司、华磬公司、盛明公司取得案涉厂房全部产权是在2016年5月4日之后，原审法院指定肯特公司管理人是在2016年5月5日，应当给予肯特公司管理人必要的处置时间，占用期限自2016年7月5日计算至2017年4月23日较妥。因此，肯特公司应支付的占用费为1071055元（18339.98平方米×292天×0.2元/天/平方米=1071055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七条、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肯特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徐华、孙保辉、晟磬公司、华磬公司、盛明公司厂房占用费1071055元；二、驳回徐华、孙保辉、晟磬公司、华磬公司、盛明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对上述给付款项，当事人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840元，由徐华、孙保辉、晟磬公司、华磬公司、盛明公司负担16356.5元，肯特公司负担13483.5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徐华、孙保辉、晟磬公司、华磬公司、盛明公司二审提交四组新证据。第一组证据：徐华、孙保辉、晟磬公司、华磬公司、盛明公司于2017年11月18日共同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以及抚州市不动产登记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不动产登记中心留存的系列文件材料一组（包括花鹏身份证、2016年7月27日花鹏向抚州市不动产登记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出具的《弃权声明书》、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2015）临执字第389、390号民事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2016年7月29日徐华取得坐落在抚州市××巢经济开发区××大道××号的房产（1#厂房、5#厂房、8#厂房）及相对应土地的不动产权证书各一份，共计三份），共同证明：2016年1月22日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临执字第389、390号民事裁定，裁定肯特公司所有的坐落在抚州市××巢经济开发区××大道××号的房产（1#厂房、5#厂房、8#厂房）及相对应土地的财产权自裁定送达徐华、花鹏时起转移。该民事裁定书还确认上述房产及土地进行两次拍卖，均因无人竞买而流拍，徐华、花鹏自愿要求将该流拍财产以流拍价格抵其相应债务。其后，徐华收购了花鹏的份额，单独取得了安石××××号的房产（1#厂房、5#厂房、8#厂房）及相对应土地的财产权利。2016年5月4日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临执字第389-2号民事裁定，确认该院于2016年3月23日委托拍卖公司拍卖肯特公司所有的坐落在抚州市××巢经济开发区××大道××号的房产（2#厂房、4#厂房、1#办公楼）及土地和地上附着物，孙保辉于2016年4月8日竞得上述拍卖物，并裁定上述拍卖物的财产权自裁定送达孙保辉时起转移。其后，为办理前述不动产产权证的需要，徐华、孙保辉相继设立华磬公司和晟磬公司，并于2016年9月13日、9月29日办理了房屋土地产权证的过户手续。后因企业运营的需要，晟磬公司和华磬公司合并成立盛明公司至今。对于本案的房屋占用费而言，徐华、孙保辉、晟磬公司、华磬公司、盛明公司是利益的统一体和权利延续的承接者。第二组证据：2017年2月22日江西腾徳实业有限公司与抚州市临川区文昌副食品经营部负责人熊华订立的《厂房及办公楼租赁合同》一份，2017年2月22日熊华向江西腾徳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国飞账户转账10万元租金的转款凭证及银行交易明细清单、2017年2月28日陈秀珍向江西腾徳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国飞账户转账38万元租金的转款凭证、江西腾徳实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各一份，共同证明：2017年2月22日江西腾徳实业有限公司（甲方）与抚州市临川区文昌副食品经营部负责人熊华（乙方）订立《厂房及办公楼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出租给乙方的厂房坐落在金巢开发区××大道以南，金凤路以东腾徳实业6#厂房，租赁面积1680平方米（搬新厂房后面积不低于1680平方，超出部分另补租金）。厂房租赁自2017年7月1日起至2020年7月1日止，租赁期为3年（租赁期内甲方不提供税票，如乙方需要税票，开税票的费用由乙方承担）。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3年租金共计肆拾捌万元整（480000元），一次性支付，以电汇方式。其后，熊华从自己银行账户或委托他人从银行账户分别转账10万元、38万元，共计48万元，向江西腾徳实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国飞支付租金，履行了《厂房及办公楼租赁合同》的租金支付义务。该份厂房租赁合同真实可信且已实际履行，可作为本案厂房占用费计算标准的参考依据。第三组证据：2017年2月19日盛明公司（甲方）与吴武平（乙方）签订的《租赁合同》一份、吴武平身份证复印件一份、2017年2月26日吴武平向裴俊支付1万元合同履约（保证）金的转账凭证（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一张、2017年5月9日吴武平向盛明公司支付2017年3月至5月厂房租赁费2.55万元的银行转账业务客户回执单以及网银截图各一张，共同证明：2017年2月19日盛明公司（甲方）与吴武平（乙方）签订《租赁合同》，约定乙方承租甲方位于江西省抚州市王安石××××号5#厂房，用于经营门窗制作，租赁面积960平方米。租赁期限自2017年3月1日起至2020年2月29日止，租赁期三年。2017年2月19日至2017年2月28日为甲方给乙方的免租金装修期。双方经协商一致确定，租金按下述方式计算：按每半年租金为人民币57600元（伍万柒千陆佰元），物业管理费按每月每平方米伍角收取，水电费按实际使用收取。2019年3月1日起半年租金为人民币60980元（陆万零玖拾捌元）。之后，吴武平依约支付租金，该份厂房租赁合同真实可信且已实际履行，可作为本案厂房占用费计算标准的参考依据。第四组证据：2017年4月17日江西省金驰专用汽车有限公司与抚州威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一份以及2017年9月29日抚州威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向江西省金驰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支付19.2万元租金的银行转账电子回单一张，共同证明：2017年4月17日江西省金驰专用汽车有限公司（甲方）与抚州威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乙方）签订《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同意将位于江西省抚州市高新开发区安石大道198号的1号车间的西边部分位置在良好及可租赁的状态下租给乙方作为办公和乘用轿车销售使用，出租的面积为2000平方米，另有东边厂房30-32米供乙方作广告位及广告位对面的院内五跨位置为乙方泊车之用。租赁期限自2017年3月8日起至2023年3月8日止，共计六年。租金为16元/月/平方米，每月租金为32000元（月租金大写：叁万贰仟元整）。2017年9月29日抚州威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向江西省金驰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支付19.2万元租金。该份厂房租赁合同真实可信且已实际履行，可作为本案厂房占用费计算标准的参考。结合第二、第三、第四组证据，徐华、孙保辉、晟磬公司、华磬公司、盛明公司上诉主张按10元/月/平方米计算厂房占用费有事实依据，公平、合理。肯特公司质证：对于第一组证据中《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份《情况说明》仅是徐华、孙保辉、晟磬公司、华磬公司、盛明公司的单方陈述，不具有法律效力。对于抚州市不动产登记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不动产登记中心留存的系列文件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花鹏弃权并放弃参与本案诉讼的证明目的无异议。但徐华取得1#、5#、8#号厂房不动产权证书的时间是2016年7月29日，这是最初取得权属登记的时间，此前是徐华、花鹏共享权利的状态，花鹏出具《弃权声明书》放弃权利并不代表徐华个人享有全部权利。对于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理由如下：江西腾徳实业有限公司与抚州市临川区文昌副食品经营部负责人熊华订立《厂房及办公楼租赁合同》的时间是2017年2月22日，故该份租赁合同不属于法律上的二审新证据。从租赁合同的内容来看，租赁期限是2017年7月1日到2020年7月1日，根据合同约定的面积计算租金为7.9元/月/平方米，从转账凭证和合同来看，2017年2月份承租人熊华已经付了租金48万元，2月至7月可能是5个月的免租期，这样折算实际租金为6.97元/月/平方米。合同上明确写明承租的是厂房以及办公楼，故租金价格里面含有办公楼的租金。2017年2月28日陈秀珍向江西腾徳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国飞账户转账38万元租金的转款凭证的备注栏载明款项性质是货款，并不是租金，且熊华转账的10万元的款项性质也不明确。另外，熊华从自己银行账户或委托他人从银行账户分别转账10万元、38万元（共计48万元）向江西腾徳实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国飞支付款项的行为与《厂房及办公楼租赁合同》中关于3年租金48万元一次性支付的付款方式约定不符。该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面积是1680平方米，租赁期自2017年7月1日始，与本案厂房占用的时间和面积相差甚远，不具有关联性。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理由如下：盛明公司与吴武平签订《租赁合同》的时间是2017年2月19日，故该份租赁合同不属于法律上的二审新证据。该份合同的出租方是肯特公司，租赁地点是5#厂房的960平方米，但是肯特公司的破产清算管理人在履职期间并未发现该公司5#厂房部分场地出租他人从事门窗制作，故合同的真实性存疑。依据《租赁合同》约定，如果将免租期一并计算入内，租金标准达不到10元/月/平方米。况且，该份《租赁合同》所涉租赁场地面积只有960平方米，面积偏小，可能租金价格会偏高，故就本案计算案涉场地占用费而言，该份《租赁合同》的租金标准没有可比性，不具有参考价值。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理由如下：江西省金驰专用汽车有限公司与抚州威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的时间是2017年4月17日，故该份租赁合同不属于法律上的二审新证据。合同签订时间是2017年4月17日，约定的租赁期限是自2017年3月8日起至2023年3月8日止（共计六年），而转账汇款的时间是2017年9月，存在时间差距，故该份《租赁合同》的真实性存疑。江西省金驰专用汽车有限公司出租场地是为承租人办公和轿车销售使用，说明不是厂房，况且，江西省金驰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所处地段、场地设施均与案涉厂房差距甚远，没有可比性。《租赁合同》约定的承租期限是自2017年3月8日起为期6年，而本案场地占用期间是2016年5月至2017年4月，故就本案计算案涉场地占用费而言，该份《租赁合同》的租金标准没有可比性，不具有参考价值。本院认为，徐华、孙保辉、晟磬公司、华磬公司、盛明公司于2017年11月18日共同出具的《情况说明》仅系当事人的单方陈述，不应作为二审新证据。对于第一组证据中抚州市不动产登记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不动产登记中心留存的系列文件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2016年1月22日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临执字第389、390号民事裁定，裁定肯特公司所有的坐落在抚州市××巢经济开发区××大道××号的房产（1#厂房、5#厂房、8#厂房）及相对应土地的财产权自裁定送达徐华、花鹏时起转移。该民事裁定书还确认上述房产及土地进行两次拍卖，均因无人竞买而流拍，徐华、花鹏自愿要求将该流拍财产以流拍价格抵其相应债务。同日，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向抚州市不动产登记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不动产登记中心发出（2015）临执字第389、390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协助执行以下事项：将被执行人肯特公司所有的坐落在抚州市金巢经济开发安石××××号的房产（1#厂房、5#厂房、8#厂房）的所有权及相对应土地权利登记给申请执行人徐华、花鹏。其后，花鹏于2016年7月27日向抚州市不动产登记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出具《弃权声明书》，表明自愿放弃以上裁定中其所占有的全部产权份额，即裁定的全部房产及相应土地归徐华个人所有。故徐华单独取得了坐落于安石××××号的房产（1#厂房、5#厂房、8#厂房）及相对应土地的财产权，相关部门为其办理了不动产权证书。花鹏出具的该份《弃权声明书》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合法有效，公民对民事权利的自由处分理应得到法律的尊重和保护。因此，就前述3栋厂房被占用引致损失赔偿的请求权理应归于徐华个人单独享有，而非徐华与花鹏共同享有。在已明确徐华、孙保辉、华磬公司、晟磬公司以及盛明公司是案涉厂房不动产产权的延续承接者的基础上，为避免诉累，五方主体作为原告共同起诉主张权利，并无不当。针对第二组、第三组、第四组证据，鉴于徐华、孙保辉、华磬公司、晟磬公司以及盛明公司提供了租赁合同与转账凭证或银行流水单的原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应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应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和一、二审已查明的事实综合予以评定。
二审中，经徐华、孙保辉、晟磬公司、华磬公司、盛明公司申请江西腾徳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伍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且接受各方当事人的质询和法庭的询问。伍某陈述如下：1、2017年2月22日江西腾徳实业有限公司（甲方）与抚州市临川区文昌副食品经营部负责人熊华（乙方）订立《厂房及办公楼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出租给乙方的厂房坐落在金巢开发区××大道以南，金凤路以东腾徳实业6#厂房，租赁面积1680平方米（搬新厂房后面积不低于1680平方，超出部分另补租金）。厂房租赁自2017年7月1日起至2020年7月1日止，租赁期为3年（租赁期内甲方不提供税票，如乙方需要税票，开税票的费用由乙方承担）。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3年租金共计肆拾捌万元整（480000元），一次性支付，以电汇方式。其后，熊华从自己银行账户或委托他人（陈秀珍）从银行账户分别转账10万元、38万元，共计48万元，向江西腾徳实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国飞支付租金，履行了《厂房及办公楼租赁合同》的租金支付义务。订立合同时，江西腾徳实业有限公司考虑到承租人熊华一次性支付3年租金的因素，才给予了相当程度的优惠。至于陈秀珍与熊华是何关系以及陈秀珍为何在38万元转账凭证的备注栏中注明款项用途是“货款”，伍某不得而知。江西腾徳实业有限公司与陈秀珍、熊华或抚州市临川区文昌副食品经营部之间只存在租赁法律关系，没有其他经济往来，更不存在货物买卖关系。估计熊华经营的抚州市临川区文昌副食品经营部平日资金往来多是副食品货款，所以陈秀珍转账时习惯性地将38万元租金也备注为货款。其实，对于出租人江西腾徳实业有限公司而言，只要足额收取了租金就实现了合同目的。总之，该份《厂房及办公楼租赁合同》真实可信且已实际履行。2、关于2015年9月18日江西腾徳实业有限公司与抚州天成门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中约定厂房租赁每月每平方米建筑面积为人民币1.0907219元，厂房月租金2500元，合计年租金30000元的情况说明。2015年9月18日《厂房租赁合同》签订时，承租人抚州天成门业有限公司提出邀请江西腾徳实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国飞投资入股，遂租赁双方仅是象征性的约定租金。厂房租金按每月每平方米建筑面积人民币1.0907219元的标准计算，严重偏离市场行情和客观事实。实际上，双方因入股事宜未达成一致，并未真正履行过该份《厂房租赁合同》。租赁双方仍然按照此前2014年2月1日的《厂房租赁合同》履行（约定承租面积4500平方米，年租金28万元）。此后，租赁双方又于2016年12月20日签订了一份《厂房及办公楼租赁合同》，约定租赁面积2250平方米，年租金19万元，之所以租金比较优惠，是考虑到前期双方长期合作的因素，同时还给抚州天成门业有限公司在二楼免费提供了一间办公室使用。徐华、孙保辉、晟磬公司、华磬公司、盛明公司质证：对于证人伍某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肯特公司质证：对于证人伍某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本院认为，证人伍某系江西腾徳实业有限公司聘任的副总经理，负责包括公司厂房、办公楼等物业出租的具体经营事项，其所作相关陈述内容清晰、连贯、完整，且与2017年2月22日江西腾徳实业有限公司和抚州市临川区文昌副食品经营部负责人熊华订立的《厂房及办公楼租赁合同》、2017年2月22日熊华向江西腾徳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国飞账户转账10万元的转款凭证及银行交易明细清单、2017年2月28日陈秀珍向江西腾徳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国飞账户转账38万元的转款凭证、江西腾徳实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等系列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虽然，2017年2月28日陈秀珍向江西腾徳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国飞账户转账38万元的转款凭证中备注载明款项用途是“货款”，但江西腾徳实业有限公司对此作出了合理解释，且明确表示该公司与与陈秀珍、熊华或抚州市临川区文昌副食品经营部之间只存在租赁法律关系，没有其他经济往来，更不存在货物买卖关系。因此，依据2017年2月22日江西腾徳实业有限公司与抚州市临川区文昌副食品经营部负责人熊华订立的《厂房及办公楼租赁合同》的相关约定，结合订立合同当日熊华转账支付10万元的事实，认定陈秀珍向杨国飞转账的38万元系代抚州市临川区文昌副食品经营部（熊华）履行租金支付义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对于证人伍某关于熊华租赁合同履行情况陈述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应予以确认。肯特公司在原审诉讼中提供的2015年9月18日江西腾徳实业有限公司与抚州天成门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厂房租赁合同》，其中约定厂房租赁每月每平方米建筑面积为人民币1.0907219元，该租金表述有违常理，且严重偏离市场正常水平。对此，江西腾徳实业有限公司在原审中出具的《关于我司与天成门业厂房租赁合同的情况说明》与证人伍某的证言相互吻合，故对于证人伍某关于江西腾徳实业有限公司与抚州天成门业有限公司租赁合同履行情况陈述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应予以确认。
二审中肯特公司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2017年2月22日江西腾徳实业有限公司（甲方）与抚州市临川区文昌副食品经营部负责人熊华（乙方）订立《厂房及办公楼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出租给乙方的厂房坐落在金巢开发区××大道以南，金凤路以东腾徳实业6#厂房，租赁面积1680平方米（搬新厂房后面积不低于1680平方，超出部分另补租金）。厂房租赁自2017年7月1日起至2020年7月1日止，租赁期为3年（租赁期内甲方不提供税票，如乙方需要税票，开税票的费用由乙方承担）。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3年租金共计肆拾捌万元整（480000元），一次性支付，以电汇方式。合同订立当日，熊华向江西腾徳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国飞转账支付10万元。2017年2月28日，陈秀珍代抚州市临川区文昌副食品经营部（熊华）向江西腾徳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国飞转账支付38万元。至此，抚州市临川区文昌副食品经营部（熊华）全部履行了《厂房及办公楼租赁合同》约定的三年租金48万元的支付义务。经计算该厂房租金计算标准为7.94元/月/平方米（480000元÷36个月÷1680平方米=7.94元/月/平方米），即0.26元/天/平方米。
对一审法院查明、各方当事人无争议的其他事实，二审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经一、二审查明，2016年1月22日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临执字第389、390号民事裁定，裁定肯特公司所有的坐落在抚州市××巢经济开发区××大道××号的房产（1#厂房、5#厂房、8#厂房）及相对应土地的财产权自裁定送达徐华、花鹏时起转移。该民事裁定书还确认上述房产及土地进行两次拍卖，均因无人竞买而流拍，徐华、花鹏自愿要求将该流拍财产以流拍价格抵其相应债务。同日，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向抚州市不动产登记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不动产登记中心发出（2015）临执字第389、390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协助执行以下事项：将被执行人肯特公司所有的坐落在抚州市××巢经济开发区××大道××号的房产（1#厂房、5#厂房、8#厂房）的所有权及相对应土地权利登记给申请执行人徐华、花鹏。其后，花鹏于2016年7月27日向抚州市不动产登记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出具《弃权声明书》，表明自愿放弃以上裁定中其所占有的全部产权份额，即裁定的全部房产及相应土地归徐华个人所有。故徐华单独取得了坐落于安石××××号的房产（1#厂房、5#厂房、8#厂房）及相对应土地的财产权。针对前述1#厂房、5#厂房、8#厂房与相应的土地所有权的权属，抚州市不动产登记局、抚州市不动产登记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于2016年7月29日共同向徐华颁发了不动产权证书。2016年5月4日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临执字第389-2号民事裁定，确认该院于2016年3月23日委托拍卖公司拍卖肯特公司所有的坐落在抚州市××巢经济开发区××大道××号的房产（2#厂房、4#厂房、1#办公楼）及土地和地上附着物，孙保辉于2016年4月8日竞得上述拍卖物，并裁定上述拍卖物的财产权自裁定送达孙保辉时起转移。其后，为办理前述不动产产权证的需要，徐华、孙保辉相继设立华磬公司和晟磬公司。华磬公司于2016年9月13日取得1#厂房、5#厂房、8#厂房的产权，晟磬公司于2016年9月29日取得2#厂房、4#厂房、1#办公楼的产权，上述房产于2016年11月29日一并转入盛明公司名下。因此，徐华、孙保辉、华磬公司、晟磬公司以及盛明公司是案涉厂房不动产产权的延续承接者，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在此情形下，肯特公司将其设备、产成品长时间放置在案涉厂房内，已对徐华、孙保辉、华磬公司、晟磬公司以及盛明公司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现肯特公司的设备、产成品已作处置，妨害情形已经消失，但肯特公司对徐华、孙保辉、华磬公司、晟磬公司以及盛明公司因案涉厂房被占用所造成的损失仍应予以赔偿。围绕场地占用损失赔偿的计算问题，各方意见不一。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厂房占用面积应如何计算？2、厂房占用期限应如何认定？3、厂房占用费的计算标准如何确定？围绕前述争议焦点问题，本院分别评述如下:
一、关于厂房占用面积应如何计算的问题。徐华、孙保辉、华磬公司、晟磬公司、盛明公司上诉提出，肯特公司的破产清算管理人从取得法院指定的破产管理人身份开始就将所有的厂房贴上了封条，导致产权人不能行使合法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产生的损失即场地占用费用应该以被占用厂房的全部面积（扣除盛明公司于2017年3月1日起获得租金收益的5#厂房中的960平方米）进行计算，故厂房占用面积为19401.62平方米（1#厂房5470.88平方米+2#厂房4430.53平方米+4#厂房3314.57平方米+5#厂房3792.62平方米-
已整体出租960平方米+8#厂房3353.02平方米=19401.62平方米）。肯特公司则上诉主张，既然2#、5#、8#厂房是处于双方当事人共管状态，且徐华、孙保辉、晟磬公司、华磬公司、盛明公司也实际占有、使用、收益上述厂房空地，则2#、8#厂房最多只能按照厂房面积的一半计算占用费，5#厂房扣除整体出租的960平方米后，剩余面积按照一半计算占用费。由此，五栋厂房的占用面积应为14093.535平方米【1#厂房5470.88平方米+2#厂房4430.53平方米×50%+4#厂房3314.57平方米+（5#厂房3792.62平方米-
已整体出租960平方米）×50%+8#厂房3353.02平方米×50%=14093.535平方米】。本院认为，原审诉讼中，经原审法院实地勘验并制作勘验笔录，双方当事人现场共同确认厂房占用情形如下：全部占用的应为1#厂房、4#厂房；2#厂房中央主体部分被占用，仅四周过道有空余；5#厂房小部分被隔断（即徐华、孙保辉、晟磬公司、华磬公司、盛明公司认可已对外出租的960平方米），其余部分被占用约80%；8#厂房被占用约75%。因2#厂房、5#厂房、8#厂房大部分被占用，且处于双方共管状态，虽有部分场地空余，从肯特公司原审提供的现场照片来看，盛明公司也将部分空余场地用于堆放矿泉水、饮料、柴油机等物品，但其利用价值非常有限。故原审判决根据现场勘验的客观情况酌情认定，对2#厂房、8#厂房均按全部面积的90%计算占用面积，5#厂房则先扣除能够对外出租的960平方米，再按剩余面积的90%计算占用面积，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因此，案涉厂房被占用面积应为18339.98平方米【1#厂房5470.88平方米+2#厂房4430.53平方米×90%+4#厂房3314.57平方米+（5#厂房3792.62平方米-
已出租960平方米）×90%+8#厂房3353.02平方米×90%=18339.98平方米】。
二、关于厂房占用期限应如何认定的问题。经查，2017年4月18日，案外人支灵龙受盛明公司的委托参与了肯特公司存放在案涉厂房内的机器设备以及产成品的拍卖程序，并于当日以667万元拍卖成交。依据拍卖双方的约定，拍卖款应于2017年4月23日前缴清。因此，如盛明公司于2017年4月23日前将机器设备及产成品的拍卖款向肯特公司破产清算管理人付清，那么盛明公司即可取得肯特公司机器设备及产成品的所有权，肯特公司将不再承担因机器设备以及产成品占用厂房所导致的场地占用费。如盛明公司因拖欠拍卖款项导致其未最终取得肯特公司设备、产成品的所有权，则盛明公司也应承担因此给肯特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损失当然包括因盛明公司违约导致机器设备及产成品，自2017年4月23日始至全部搬迁清场之日止，继续占用案涉厂房的场地占用费。而该种情形下，盛明公司与肯特公司之间就拍卖违约损失与场地占用费，两者可相互抵消。故原审判决认定，案涉厂房占用的期限应计算至2017年4月23日止，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况且，各方当事人对此均未提出上诉意见，本院二审应予以维持。但对于厂房占用期限的起始日期，各方存在分歧。徐华、孙保辉、晟磬公司、华磬公司、盛明公司主张应自肯特公司侵犯产权人合法权益的时间点起算，即从徐华、孙保辉获得厂房产权之日起计算，在计算侵','2018-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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