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湘0181刑初951号
公诉机关浏阳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刘勇，男，1982年1月16日出生于湖南省常宁市。因本案，2016年1月15日由浏阳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刑事拘留，当日由浏阳市公安局执行拘留，同年2月1日经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由浏阳市公安局执行逮捕，现押浏阳市看守所。
辩护人郭雄伟，北京浩天信和（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彭勃，湖南唯楚律师事务所律师。
浏阳市人民检察院以浏检公诉刑诉[2016]926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刘勇犯受贿罪、挪用公款罪，于2016年10月12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浏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谭磊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刘勇及其辩护人郭雄伟、彭勃均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浏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刘勇在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西湖派出所担任民警期间，承办了上海人祝某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案，后该案移交岳麓分局国保大队办理，被告人刘勇以为祝某办理取保候审需要请客、送钱、送礼为由，先后9次向祝某的妻子秦某及秦某的哥哥秦某1索要现金人民币共计33.5万元，并介绍秦某认识了负责办理祝某案的岳麓分局国保大队民警袁某，且通过国保大队民警汤某帮助秦某领回祝某的身份证件等物品。案发前已退还秦某现金人民币1万元。2012年下半年，被告人刘勇在参与“606”组织、领导传销案的办理过程中，利用暂时保管扣押的涉案赃款的职务之便，于2012年12月5日至24日期间，分20多次挪用涉案款113万元，其中110余万元用于在网上购买彩票。该院就上述事实向法庭提交了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有关书证、录音文件等证据，认为被告人刘勇的行为已构成受贿罪、挪用公款罪，提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处刑罚。同时认为，被告人刘勇犯两罪，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数罪并罚。
被告人刘勇对起诉书指控的挪用公款罪的罪名及事实均无异议，但对受贿罪的罪名及事实均有异议，认为其与秦某、秦某1之间是借贷关系，数额没有33.5万元，具体金额以银行凭证为准。
被告人刘勇的辩护人认为：一、对起诉书指控的受贿罪罪名有异议，被告人刘勇与秦某、秦某1之间系借贷关系；二、对起诉书指控的挪用公款罪的罪名无异议，但对数额有异议。因为刘勇挪用公款用于购买彩票的行为不属于进行营利性活动，超过三个月未归还的数额仅有25万元，故只有该25万元才构成挪用公款罪；三、被告人刘勇挪用的钱系从自己账户上挪走，有别于管理财务的人员从公家账户上挪用，请法庭予以考虑。
经审理查明：
一、受贿
2004年8月至2015年4月，被告人刘勇在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西湖派出所担任民警。2014年8月，被告人刘勇参与承办上海人祝某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案，并负责犯罪嫌疑人祝某的抓捕、审讯、刑事拘留、报请批准逮捕等工作。犯罪嫌疑人祝某被刑事拘留后，其妻秦某得知并随即从上海赶往长沙找到案件承办人被告人刘勇，两人由此认识。期间，秦某曾向被告人刘勇表示想通过其帮忙给祝某办理取保候审手续或安排会见。2014年11月8日，祝某案移交岳麓分局国保大队办理。被告人刘勇以托人为祝某办理取保候审手续需要请客、送礼为由，于2014年11月至2015年3月期间，先后4次通过银行转账或现存方式向秦某及秦某的哥哥秦某1索要人民币共计25万元，并介绍秦某认识负责办理祝某案的岳麓分局国保大队民警袁某，还帮助秦某领回祝某的身份证件、随身物品等被扣押物品。具体情况分述如下：
1、2014年11月26日下午，被告人刘勇打电话告诉秦某，说祝某的案件比较严重，要15万元用来疏通关系，并提出不要通过秦某自己的银行账户转账，称秦某系祝某的家属，怕影响不好。次日，秦某通过秦某1的妻子姚某在农业银行的账户转账15万元到被告人刘勇在农业银行的账户上。钱到账后，被告人刘勇又致电秦某1，提出只要5万元，不是15万元，当即将10万元退还到秦某在农业银行的账户上。当天下午，被告人刘勇又打电话给秦某，说打点费用还是不够，要求其再拿3万元，并要求秦某通过亲戚朋友的账户转账。秦某又通过其阿姨秦某2在农业银行的账户转账3万元至被告人刘勇在农业银行的账户上。
2、2014年11月29日，被告人刘勇打电话给秦某1，提出为祝某办理取保候审手续还需要转6万元给他。秦某1转告秦某后，秦某于次日通过自己在农业银行的账户分2次分别转账5万元和1万元，合计6万元至被告人刘勇的农业银行的账户上。
3、2014年12月4日，秦某刚从长沙回到上海，秦某1就打电话告诉秦某，被告人刘勇提出打点主管领导还需要拿10万元费用。秦某表示对祝某的取保手续能否办好心里没底，被告人刘勇称如果不出这10万元，前面所做的努力就会前功尽弃，如果祝某出不来，前面所有的钱都会退还秦某，并要秦某再去找人借钱。同年12月10日，秦某借了10万元后通过自己在农业银行的账户转账10万元至被告人刘勇农业银行的账户上。
4、2015年3月19日，被告人刘勇打电话给秦某，说祝某的案子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了，要秦某转1万元给他用于约请相关人员吃饭，秦某于是借了1万元分两次依次存入9900元和100元至被告人刘勇在农业银行的账户上。
另查明，被告人刘勇分别于2015年1月25日和29日向秦某借款1万元和3万元，又分别于2015年2月13日还款3万元、2015年4月22日还款1万元、2015年10月12日还款1万元，共计归还秦某人民币5万元。
后因取保候审事项未办妥，秦某催促被告人刘勇退还前面索要的款项，被告人刘勇借故拖延。2015年12月4日，在秦某、秦某1等人要求下，被告人刘勇向秦某出具一份亲笔签署的“协议”，内容为“本人办理祝某取保一事，收到秦某人民币28万整，现该事并未办妥，经双方协商，本人于2015年12月15日之前退还人民币20万整。协议人：刘勇。”但事后被告人刘勇并未履行协议。
2016年1月4日，中共长沙市公安局纪律检查委员会收到秦某的书面举报信后对被告人刘勇涉嫌受贿开展初步调查，发现其索贿的线索后移交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处理。同年1月13日，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指定浏阳市人民检察院办理该案。1月15日，中共长沙市公安局纪律检查委员会通知被告人刘勇接受调查，当日，浏阳市人民检察院对被告人刘勇立案侦查并将其传唤到案。
以上事实，公诉机关在庭审中提交了以下证据予以证明：
（一）书证
1、身份信息、干部基本情况表及岳麓分局民警名单，证明被告人刘勇的身份、职务情况；
2、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业务回单，证明2014年11月27日，秦某通过姚某的农业银行账户转账15万元给被告人刘勇；
3、农业银行业务回单，证明2014年11月27日，秦某通过秦某2在农业银行的账户转账3万元给被告人刘勇；
4、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业务回单，证明2014年11月30日，秦某通过自己在农业银行的账户分2次分别转账5万元和1万元给被告人刘勇；
5、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业务回单，证明2014年12月10日，秦某通过自己在农业银行的账户转账10万元给被告人刘勇；
6、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证明2015年3月19日，被告人刘勇在农业银行的账户上连续收到9900元和100元，合计1万元的资金交易；
7、农业银行业务回单，证明秦某分别于2015年1月25日现存1万元和2015年1月29日转账3万元至被告人刘勇在农业银行的账户；
8、招商银行长沙分行侯家塘支行交易明细清单，证明被告人刘勇分别于2015年2月13日、2015年4月22日、2015年10月12日向秦某账户转账3万元、1万元、1万元；
9、辨认笔录，证明秦某辨认出被告人刘勇向其介绍的叫“静哥”的男子，系袁某；
10、协议，证明被告人刘勇因取保候审一事未办妥，于2015年12月4日向秦某签署“协议”，承诺收到秦某人民币28万，于2015年12月15日之前退还人民币20万；
11、举报信、案件移送司法机关登记表、到案经过，证明案件的侦破及被告人刘勇的到案情况；
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被告人刘勇及其辩护人对证据1-9、11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银行交易明细和回单只能证明刘勇与秦某之间存在借贷经济往来，不能证明系受贿；对证据10有异议，认为“协议”是在秦某等人胁迫之下签署的，不具有真实性。对此，合议庭认为：关于证据1-9、11客观、真实且系侦查机关依法收集，证据合法、有效，故本院予以采信。关于证据10，被告人刘勇辩称系受胁迫所写，但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当时受到胁迫，且该协议与本案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锁链，证据真实、合法、有效，故本院亦予以采信。
（二）证人证言
1、证人秦某证言，证明的主要内容有：2014年8月17日早晨，我接到我老公祝某用一个陌生手机打来的电话，告诉我他因传销被长沙市岳麓区公安局抓起来了，要我找朋友疏通关系，保他出来。当天，我就和我哥秦某1坐飞机到了长沙并打听到祝某案的办案民警是刘勇。刘勇说祝某这种传销案子，搞搞关系，拿点钱还是会取保出来的，并要我们回去筹钱。2014年11月10日，刘勇打电话告诉我祝某的案子移交给国保大队了，他帮我约了国保大队几个队长吃饭，打点钱给他们，我就可以跟他们了解下案子的情况。后来到了河西一名叫“牛劲火锅店”的包房吃饭，刘勇向我介绍一个叫“静哥”的人，说是国保大队的队长，我就向“静哥”问了祝某案子的情况。2014年11月26日，刘勇打电话给我说：祝某的案子有点严重，要我打15万元去疏通下关系。如果人没搞出来，他会把钱退还给我，如果他不退，到时候可以去告他。还说因我是祝某的家属，不要用我的账户转钱，怕影响不好。第二天，我通过我嫂子姚某在农业银行的账户转了15万元到刘勇在农业银行的账户上。不久，我哥告诉我，刘勇只要5万元，不是15万元。当天，刘勇退了10万元到我农业银行的账户上。到了下午，刘勇又打电话给我，说打点费用不够，要我再拿3万元，我就通过我阿姨秦某2转了3万元给刘勇。2014年11月29日下午，刘勇打电话给我哥秦某1，要他转5万元。次日早晨八点多，我直接通过我农行的账户转了5万元到刘勇农行的账上。紧接着，刘勇又打电话给我哥说还要转1万，于是我又转了1万元到刘勇农行的账上。12月2日下午，刘勇打电话给我说，祝某案前面的事情都办好了，现在就差市公安局单老板（主管取保候审的领导）签字了，签字同意，祝哥就可以出来了，并要我和我哥到长沙去。12月3日，我和我哥坐飞机到了长沙，刘勇讲他现在找到了以前跟单老板开车的司机，叫裴某，只有这个人可以搞定单老板，现在就带你们去见面。刘勇带我们到了一个茶楼与裴某见了面，我问裴某：我老公的案子，单老板那里能否签字，裴某说没问题的。我还问能否给我老公带点吃的东西，裴某说带什么东西都可以。12月4日，我和我哥回到上海，刘勇又打电话说主管领导那里还要10万元。我回复刘勇说我心里没底，已经要了20几万了，之前的钱都是借的。刘勇说这笔钱给了，我老公过年前就可以回家了，如果不出这笔钱，前面的努力都要打水漂，前功尽弃。出了这个钱，如果我老公出不来，前面的钱都退给我，要我再去借钱并多次打我电话催问。12月10日下午，我借了10万钱存到了刘勇农行的账户上。2015年1月25日傍晚，刘勇打电话问我能否借他1万元，说是私人借的，与案子无关，过两三天就还我。我就在附近农行ATM机上分两次存了1万元到刘勇农行的账户上，第一次存了9900元，第二次存了100元。1月29日，刘勇又打电话问我能否再借他3万元，是私人借的，下周五还。于是我又要我阿姨秦某2通过她的账户转了3万元到刘勇农行的账户内。过完年后，我老公的案子退回到公安局，刘勇多次打电话跟我说，案子退回到公安局，又可以想办法把祝哥搞出来的。我说那请你帮忙弄下。2015年3月19日晚，刘勇打电话给我，要我打1万元给他，他约好人吃饭，请他们吃了饭，祝哥的事情就可以搞好了。我又向我的小姐妹借了1万元现金存到刘勇农行的账上。到了2015年4月份，我知道刘勇不可能帮我老公办理取保候审了，我就催刘勇将所有拿我的钱还给我，拿现金给刘勇是8.5万元，打到刘勇账户上的钱是28万元，其中有4万是刘勇开口向我借的，刘勇也承认收了我36.5万元并承诺归还。到目前为止，刘勇只还了5万元给我，第一笔是在2015年2月13日归还3万，第二笔是2015年4月归还1万，第三笔在2015年10月也是归还1万，都是刘勇通过网银转到我农行的账户上的。我的理解是，刘勇还给我的5万元中，有4万是还给我的借款，还有1万元是他退还给我的。后来，我一直催刘勇还钱，他总是找各种理由推脱。2015年12月4日，我、我哥、刘勇、王某夫妻共5个人在长沙的“云龙宾馆”对账，刘勇在他身份证复印件上写下“协议书”，协议大概意思是：我为祝某办理取保候审，这个事情没有办好，收了秦某28万，经过协商于2015年12月15日之前退还20万。后来我将这份协议书复印一份提交给了长沙市公安局。我拿给刘勇的钱主要是刘勇向我要的，目的是用于刘勇为我老公办理取保候审的费用。给他钱时没有出具任何条据。刘勇在此期间帮我从看守所领回一些祝某的私人物品、帮我约了国保大队负责办理祝某案的几个队长吃饭并了解案子办理情况、帮我到国保大队拿回了我老公的身份证。
2、证人秦某1证言，证明的主要内容有：大概在2014年8月16日，我妹妹秦某告诉我妹夫祝某因传销被长沙公安抓了，要我跟她去一趟长沙。我们就坐飞机一起去了长沙，打听后得知负责祝某案子的办案民警叫刘勇。后来我打电话问刘勇能不能把祝某的随身物品先拿出来，他说身份证、手机、现金等涉案物品不好拿，其他个人物品可以。2014年9月，我一个人到了刘勇工作的派出所，刘勇带我到警卫室把祝某的随身物品领了出来：有一个拉杆箱、一块欧米茄手表、一双鞋子。2014年10月，刘勇打电话告诉我祝某的案子移交到国保大队去了。我问他国保大队是否有熟人，他说有几个朋友，他去帮我打招呼运作一下。11月3日，我到长沙与刘勇见了面，我问他祝某取保的事情可以办吗？刘勇说问题不大。我问办取保打点关系需要多少费用？刘勇说有二三十万差不多了。我说祝某过年能不能出来？他说应该问题不大。过来几天，我和秦某到长沙，刘勇提出一起吃个饭，带我们去认识几个国保大队的队长。路上，刘勇提出给几个国保大队的队长打点打点。我们在河西一家叫“牛劲”的饭店二楼一个包厢里，刘勇向我们介绍，这个叫“建哥”（音），那个叫什么哥，具体什么名字，在哪里工作我不清楚。我们就简单了解了一下我妹夫案子的办理情况。分开时，我对刘勇讲：祝某的事情就拜托你了。刘勇说知道了，你们就等消息吧。2014年11月26日，刘勇打电话给我妹妹要求打15万元给他并特别交代不要用我妹妹的账户转账。第二天，我妹妹取了15万存到我老婆姚某的农行账户上，再将这15万转到刘勇农行账户上。没过多久，刘勇打电话说我们多打了10万元给他，后来我妹妹告诉我刘勇把10万元退回来了。不久，刘勇又跟我和我妹妹都打电话说打点费用不够，要再打3万元给他。后来我妹妹告诉我这3万元她已经转给刘勇了。2014年11月29日，刘勇打电话给他要我们再转5万元，第二天我妹妹就把5万元转给了刘勇。不久，刘勇打电话说还差了1万，我妹妹又转了1万元给他。2014年12月份，我和我妹妹到长沙后，刘勇讲，我妹夫办理取保现在就缺单局长签字了，不过他认识一个叫“裴哥”的人，跟单局长很熟，有他帮忙，一定可以帮我妹夫取保。后来刘勇带着我们与“裴哥”见了一面。2014年12月份，刘勇打电话给我说：单局长那里还要10万元去疏通关系。你们再打10万元过来。我妹妹借了10万元，把钱打给了刘勇。2015年12月，我、我妹妹、王某夫妻以及刘勇5人在长沙的“云龙宾馆”对账，刘勇承认收了我妹妹28万元，并在自己身份证复印件上写了一份协议书。我和秦某给刘勇37.5万元，主要是希望刘勇能帮忙为祝某办理取保候审。刘勇带我们去见了国保大队几个人，但是没有办成取保，还有就是拿了一些祝某的私人物品。
3、证人袁某证言，证明的主要内容有：2013年12月份起我在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国保大队任科员。2005年我在西湖派出所工作时，刘勇是西湖派出所的刑侦干警，我们一起办过案，所以认识并熟悉了。祝某传销案当时是刘勇承办的，秦某是祝某的老婆，秦某为了给祝某办理取保找到了刘勇，希望刘勇帮忙，当时我已经调到国保大队任科员。2014年11月，祝某的案子移交国保大队后的一天，刘勇打电话约我到岳麓区一家叫“牛劲火锅店”的饭店吃饭。在包间吃饭时，刘勇把他带来的一男一女介绍我认识，女的就是祝某的老婆秦某，男的是秦某的哥哥。秦某向我询问了祝某案子的基本情况，我就把案子的基本情况和案件进程告诉了秦某。祝某被刑拘后他的涉案物品都被移交到国保大队，当时是国保大队干警汤某保管这些涉案物品，但是刘勇跟汤某不熟。一天，刘勇打电话给我讲要拿回祝某的身份证，我要他去找汤某，我会先和汤某打电话。祝某的扣押物品只要手续齐全是可以退还给家属的，具体刘勇怎么去拿的，拿了什么物品，我不清楚。2015年年底的时候，秦某打电话跟我说，刘勇拿了她的钱，但是事情又没有办好，现在要刘勇还钱，他总是推脱不还，问我有什么办法。我说当时就提醒你，要你不要跟刘勇有经济往来，你不听。秦某还说，刘勇要是不还，逼得没办法了，她就去告他，她都留了证据。我问过秦某到底跟刘勇有多少经济往来，秦某没有讲。我与刘勇、秦某、秦某1都没有不正当的经济往来，也都没有债权、债务关系。
4、证人汤某证言，证明的内容有：我自2012年年底至今在岳麓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任民警。祝某的扣押物品是由我负责保管的。一天，袁某打电话跟我说，西湖派出所的刘勇要来拿祝某的身份证，我说行。我不认识祝某的家属，祝某及其家属也没有为祝某案请我帮忙或打过招呼。我与刘勇、祝某及其家属之间均没有不正当经济往来，也都没有债权、债务关系。
5、证人裴某证言，证明的主要内容有：2014年上半年我在看守所取车的时候碰到刘勇，当时刘勇身边还有一男一女。我问他在看守所干什么，他说刚安排完家属会见。个把月后的一天，刘勇打电话给我说请我吃饭，约在天洋茶餐厅。我到了后发现之前见过的这一男一女，都是上海口音。刘勇告诉我这是他朋友，是姓祝的家属，他们来会见，并说他们没有车开，问我能否送他们去看守所。我没什么事就答应了。几个月后有一天晚上，刘勇打电话让我第二天带这两个上海人再去一次看守所。第二天，刘勇陪着这两个上海人到了我的电玩城里，我将他们送到了看守所，刘勇一个人拿着警官证上了看守所二楼办手续，然后带着这两个上海人去会见姓祝的，我就在车上等他们。刘勇没有为姓祝的传销案子找我帮过忙，我也帮不上忙。会见都是刘勇安排的，我只是帮忙开车送刘勇和这一男一女去看守所。这两个上海人也没有找过我帮忙。刘勇除了给过几包烟给我外没再给过我什么，我与刘勇之间没有不正当经济往来。但他曾借过我2万元钱，至今没有还我。我与这两个上海人之间也没有债权、债务关系、人情往来，除了开车送他们去看守所会见时，他们给过我一条软中华烟之外，就没给过我什么东西了。
6、证人章某证言，证明2013年，刘勇找我借身份证办了一张尾号为5172的农业银行卡，因双方关系好，就将银行卡给了刘勇并告诉他密码，这张农行卡实际上一直是刘勇在使用，我从来没有使用过，也没有往这张卡上存过或转过钱，这张卡的交易情况，钱的用途、去向我也不清楚。
（三）被告人刘勇供述，证明的主要内容有：我是在2014年8月我办理祝某组织、领导传销案过程中认识秦某的，秦某是祝某的老婆。秦某及秦某的哥哥秦某1在祝某刑拘后到了我们西湖派出所找到我，我当时是祝某案的承办干警。秦某提出要我帮忙为祝某办理取保候审，我当时就回绝了她。之后我们一直有联系，也就熟了。秦某还想我帮忙让她与祝某会见，我说我办不到，但是我介绍我的一个朋友“健哥”给她并告诉她“健哥”有办法安排会见，后来秦某说“健哥”安排她与祝某会见了，很感谢我。另外，秦某还想我帮她去领回祝某被扣押的物品，我没有为难她，帮她领回了祝某的身份证和一些应当退还的物品。2014年下半年至2015年期间，我分7次共向秦某借了28万元钱，分别是2014年11月27日借5万、11月30日借6万、12月10日借10万、2015年1月20日借2万、1月25日借1万、1月29日借3万，3月19日借1万。以上都是秦某通过银行转账或存现方式到我尾号为7175的农行账户上的。因为我办秦某老公祝某的案子熟悉之后，我帮了秦某点忙，所以她才借给我的。我借钱时没有告诉秦某具体借钱的理由和用途，只是讲我自己私事要钱用。也没有约定利息和还款期限，没有出具条据。后来秦某催我还钱，意思是我不还钱就去我单位闹，于是我就去了她住的宾馆，按她的要求写了一张条子，主要内容是：我为祝某办理取保过程中一共收了秦某28万元，因事情没有办成，到期退还20万元。当时我怕他们去单位闹事对我影响不好，迫于无奈才按他们要求写的。事后，我记得我还了她9万，还欠她19万。除此之外，我与秦某没有其他经济往来。章某是我初中同学，2013年的时候，我叫章某用他的名字开了张尾号为5172的农行卡给我使用，他把密码告诉了我，这卡是我在使用。
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被告人刘勇及其辩护人对证人袁某、汤某、章某证言无异议，但对其他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均有异议，认为证人秦某、秦某1陈述的给钱的金额均前后不一致，对真实性存疑，不能排除秦某因刘勇不能及时归还借款反过来诬陷刘勇索贿的可能。另刘勇收取秦某的钱都是通过银行转账的，有银行流水为证，只有28万，不是指控的33.5万。认为证人裴某证言不属实，裴某确实带秦某、秦某1会见了祝某。本院认为，证人袁某、汤某、章某证言，系侦查机关依法收集，且被告人及辩护人无异议，证据真实、合法、有效，本院予以认定。关于证人秦某、秦某1证言中提到的通过银行现存或转账给刘勇的事实及数额，能够与银行回单、银行交易明细清单相互印证，且被告人刘勇庭审中亦称以银行流水为准，故本院对刘勇与秦某之间通过银行发生的金额为29万元的经济往来的事实（包含借款4万元）予以认定。另对证人秦某、秦某1证言中提到的交给刘勇现金的事实及数额，被告人刘勇不予认可，且无其他证据佐证，故本院不予认定。关于证人裴某证言，虽然被告人刘勇提出部分异议，但一致认可的是秦某、秦某1通过被告人刘勇介绍认识了裴某，并想通过裴某帮忙会见祝某，对该事实，本院予以认定，其余不予认定。关于被告人刘勇供述与辩解，虽其辩称是借贷关系，但可认定的事实有：被告人刘勇与秦某因祝某案件相识，刘勇系祝某案件的承办干警，秦某系祝某的妻子。秦某刚认识刘勇时提出过想要刘勇帮忙为祝某办理取保候审。所谓“借款”均没有约定利息、还款期限，没有出具条据，两人之间没有其他经济往来。户名为章某的尾号为5172的农行卡实际使用人是刘勇。
二、挪用公款
2012年下半年，被告人刘勇被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区分局抽调参与“606”组织、领导传销案的办理。2012年11月底，被告人刘勇与专案组其他成员一行赶赴福建福州、龙岩开展该案的后续调查取证工作。被告人刘勇负责保管涉案人员的身份证、银行卡、U盾、密码等物品，同时负责将查获的涉案资金汇入指定的长沙市岳麓区非税收入管理局账户。2012年12月5日，被告人刘勇、龙某准备将扣押的涉案人员严某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户内的100万涉案资金转出时，因当地邮政储蓄银行并未与岳麓区非税收入管理局账户所在地的银行联网，技术上无法直接转账，后经专案组同意，先将该100万元涉案款转至被告人刘勇在招商银行的尾号为4923的个人账户内暂行保管，待出差人员回到长沙后再立即转入非税收入管理局账户。2012年12月11日，办案人员返回长沙。次日，岳麓区分局经侦大队教导员张某召集专案组开会，会上要求刘勇即日到银行将该笔涉案资金转到非税收入管理局的账户上。会后，被告人刘勇称一直在办理资金转入手续但却拖延未办。张某及经侦大队龙某等人又多次催促刘勇办理转账手续。12月24日，专案组召开碰头会，被告人刘勇无故缺席，之后失去联系。另查明，2012年12月17日，被告人刘勇回到长沙后，私自从其保管的涉案人员黄某的账户内将12万元涉案款转账至自己在招商银行的个人账户上。当天，还从该账户取现1万元。综上，被告人刘勇共计挪用涉案款113万元。2012年12月6日至12月24日期间，被告人刘勇将上述挪用资金中的110.487879万元分20次陆续通过网络支付平台用于网上购买彩票，剩余2.412121万元，在2012年12月7日至12月22日期间，陆续通过网上银行转账支出方式用于个人还款或借款。
2013年1月10日左右，被告人刘勇在其家属陪同下到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区分局向领导承认了其挪用涉案资金的事实并表示会尽快归还。后被告人刘勇的家属先后于2013年1月11日、2月6日、3月22日、4月15日通过银行分别将45万元、30万元、13万元、25万元全额归还至岳麓区非税收入管理局账户上。
2013年3月11日，公安部纪委收到信访人匿名举报被告人刘勇挪用公款进行网络赌博。同年4月11日，长沙市公安局纪委交办岳麓区分局纪委对投诉事项进行调查核实。岳麓区分局纪委调查核实后将相关情况上报市局纪委案件审理处。
以上事实，公诉机关在庭审中提交了以下证据予以证明：
（一）书证
1、干部任命审批表，证明被告人刘勇的身份、职务情况；
2、匿名举报信、交办函、情况报告、谈话笔录，证明信访人匿名举报被告人刘勇挪用公款，经岳麓分局纪委调查核实后将情况上报市局纪委案件审理处；
3、查询、冻结存款通知书、长沙市岳麓分局扣押物品清单、湖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专用收据，证明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扣押、冻结涉案人员严某、黄某等人的涉案财物和资金的情况。
4、招商银行账户历史交易明细表、招商银行交易流水明细表、第三方支付平台交易明细表、中国体育彩票，证明被告人刘勇挪用资金的时间和去向。
5、建设银行客户回单、招商银行业务受理回单、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个人跨行汇款申请书，证明被告人刘勇及其家属先后于2013年1月11日、2月6日、3月22日、4月15日分别将45万元、30万元、13万元、25万元归还至长沙市岳麓区非税收入管理局账户。
（二）证人证言
1、证人龙某证言，证明的主要内容有：2012年6月左右，岳麓区分局经侦大队办理一起传销案，成立了“606”专案组，岳麓区分局副局长鲁某担任专案组组长，经侦大队教导员张某任专案组副组长，并从分局各单位抽调了十余名干警参与案件调查取证。我全程参与并是主要办案人员。2012年11月底，在专案组安排下，我和刘勇、蔺某、陈某四人赶赴福建龙岩市，准备将传销案中已被冻结的涉案款直接转入岳麓区非税收入管理局账户。刘勇负责保管涉案人员的银行卡、U盾、密码、身份证、银行转账单据、法律文书等物品。我们先后顺利转账400多万元，但是到了12月5日，我和刘勇办理涉案人员严某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被冻结的100万元转账时，因当地龙岩邮政银行没有与长沙岳麓区非税收入管理局账户所在的农商银行联网，无法直接转账，银行方面提议先转到联网账户上。因为当时我没带银行卡也不记得账号，刘勇有招行的卡可以直接转账，考虑到办案时间紧，我就打电话请示专案组副组长张某，张某又向分局领导鲁某请示同意后，我们先将这100万元转到了刘勇在招商银行尾号为4923的个人账户上。后来我们从龙岩办案回来。12月12日，专案组开会，副组长张某要求刘勇立即将100万元转到公账上。此后，张某和我都多次电话、会上要求刘勇转账，每次刘勇都答应马上办好，但一直拖着没办。12月23日，我又打电话给刘勇，要求刘勇必须在24日之前将钱转到公账上。第二天，专案组召开碰头会，刘勇缺席，电话一直打不通。分局领导批示一定要找到刘勇。随后我们查了刘勇招商银行尾号为4923的账户流水，发现刘勇在龙岩办案期间已经通过网银及网络支付平台将钱陆续转移，且回长沙后继续陆续转移。大概前后十几二十天时间先后转移资金112万元，取现1万元。除了严某的100万元扣押资金外，刘勇从龙岩办案回来后，又从一个涉案人员黄某的账户上私自转了12万元到自己招行账户，取现1万元。经查证，这12万元是刘勇凭黄某的身份证、银行卡、密码转账、取现的，纯属刘勇个人行为。2013年1月10日左右，刘勇在其家属的带领下找到了张某将挪用资金的事情讲清楚并承诺将113万元归还，这113万元分四五次由刘勇的家属转账到了区非税收入管理局账户上，已全额归还，具体以银行转账回单为准。我们通过多方途径查找刘勇挪用上述113万元的具体去向，后来有个自称是刘勇女朋友的女性告诉我们，刘勇经常喜欢登录一个叫“澳客”的网站，进行网上买彩票、赌球。
2、证人张某、鲁某证言，证明的内容与证人龙某证言一致。
3、证人陈某1证言，证明的主要内容有：我2002年调到岳麓分局西湖派出所从事刑侦工作。我和刘勇关系一直比较好，名义上是师徒关系。2012年12月份，张某问我是否知道刘勇去哪了，我说不清楚。张某告诉我刘勇参加“606”专案时，因技术原因将100多万的涉案款转到自己私人账户上，出差回来后一致拖着没有将钱上交。12月25日，专案组开会，刘勇没来，后来电话一直打不通，怀疑刘勇跑了。张某要我帮忙一起找刘勇。过了十几天的一天上午大概10点左右，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是刘勇，我跟刘勇说：你在哪，赶紧回来。我还打了2000元钱给他做路费。刘勇回长沙后，我问他那100多万用哪去了，刘勇讲都拿去买彩票去了，就差最后一个号码，就中几百上千万。刘勇回长沙后第二天就去了单位，后来具体情况我就不清楚了。
4、证人刘某证言，证明被告人刘勇的姐姐刘某通过银行转账、汇款方式先后替被告人刘勇将113万元归还至长沙市岳麓区非税收入管理局账户中。
（三）被告人刘勇的供述
1、被告人刘勇第9次供述（时间：2016年3月30日），证明的主要内容有：2012年下半年，我被抽调到“606专案组”参加一起传销案件的办理，我负责抓人、审讯、保管涉案银行卡、U盾、密码、将涉案资金转到对公账户上。后来，我和龙某等人被派到福建龙岩将涉案人员严某的涉案资金100万元转到对公账户上时，由于当地银行找不到对公账户所在银行账号，不能直接转账，后来经向领导汇报，领导同意将这100万元转到我个人账户上，等我出差回来后再转到对公账户，所以这100万元涉案资金转到了我尾号为1533的招行账户上。我出差回来后，又自己决定从当时保管的另外一名涉案人员黄某的账户转了12万元到我这个招行卡上，当天还从该账户取现1万元。以上一共113万元涉案款，我分多次通过网上支付的方式借给了朋友李某100多万，另外出差回来后，我还了几万元给朋友刘某1、还了几万元给另外一两个朋友，名字不记得了，还借了1万元钱给一个朋友刘某2，没有约定利息，也没出具条据。我从福建回来后，李某没有归还我钱，我们分局多次催促我将涉案款转到公账上，但李某一直推脱不还，后来就联系不上了。因为心情比较急，大概十天半个月后，我又不愿意别人知道我挪用了涉案款的事情，就没跟同事和分局领导请假，一个人去了杭州找李某，待了十多天没有找到，我就跟家人联系并告诉了家人，我家人说没找到就算了，让我先回去，家里想办法帮我将这100万元凑上。因为当时我身上钱用的差不多了，我就打电话要我师父陈某1打了点钱给我，然后坐火车回了长沙。回来之后，我和家人去了派出所和分局，向分局陈某2局长承认了我私自挪用113万元涉案款的事情并承诺尽快想办法还上。后来我姐姐凑了大部分钱，我妈也出了部分，我自己也借了一些钱，凑齐113万元分五次还到了对公账户上。我挪用涉案款后，分局纪委找我谈过话，说要给我记过处分，到底有没有处分，最终怎么处理的我不清楚。
2、被告人刘勇第12次供述（时间：2016年4月27日），证明的内容与第9次供述一致。
3、被告人刘勇第13次供述（时间：2016年9月9日），证明的主要内容有：我之前交代的挪用公款的情况属实，只是挪用公款的去向不属实，我提出补充更正。我挪用的100多万涉案款，在2012年12月7日至12月22日期间，通过转账方式分别还了几万元给刘某1、杨某、彭某，还借给刘某2几万元。剩下的钱我都于2012年12月6日至12月23日期间陆续拿去买彩票输掉了，具体数额以银行流水为准。我是通过一个叫做“澳客网”的专门做彩票代购的平台购买彩票的，主要是买中国体彩和北京单场体彩。我之前跟家人讲的是挪用的钱借给李某买房，他们一直不知道这100多万是我买了彩票，我想给他们点希望，才这么说的。挪用涉案款是因为当时我在外地，我朋友催我还钱，我身上没有钱，于是就挪用了一部分涉案款去买彩票，我以为我会赢几万元，这样就有钱还给朋友了。可是这3万元输掉了，于是我又从涉案款中挪用了几万元还给了朋友，剩下的钱我想买彩票，等赚了钱后再把挪用的钱补上，没想到越输越多，这100多万涉案款就被我输掉了。
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被告人刘勇及其辩护人均无异议，且系侦查机关依法收集，证据合法、有效，本院均予以认定。
综上，被告人刘勇受贿25万元、挪用公款110.487879万元进行营利活动的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的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刘勇的供述等证据予以确认，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刘勇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刘勇及其辩护人辩称与秦某系“借贷关系”，不构成受贿罪的意见，本院认为不能成立，理由如下：1、被告人刘勇与秦某是因祝某案件相识，刘勇系案件承办干警，秦某系祝某的家属，两人刚认识时秦某即请托刘勇为祝某办理取保候审，在明知秦某目的的前提下，案件移交至国保大队之后，刘勇仍旧利用其身份便利帮助介绍秦某认识办理案件的相关人员；2、刘勇所谓的“借款”均无具体、正当合理的事由，双方亦没有其他经济往来；3、每次“借款”均没有约定利息、还款期限，没有出具条据，不符合正常“借款”特征。4、刘勇本人签署的“协议”，明确记载了收款事由系“办理祝某取保一事”，还款系因“现该事并未办妥”。综上理由，本院对该辩护意见不予采信。被告人刘勇另辩称收受秦某财物的数额不是33.5万元，具体金额以银行凭证为准。经审理查明，秦某通过银行转账或现存方式转给刘勇人民币共计29万元（含借款4万元），指控的其余受贿数额，仅有秦某、秦某1证言，被告人刘勇不认可，且无其他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故本院认定被告人刘勇索取财物数额为25万元，对被告人该辩解意见予以采纳，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刘勇受贿的数额变更为25万元。另被告人刘勇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其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亦成立。被告人的辩护人提出挪用公款购买彩票不属于营利活动的意见，本院认为，被告人刘勇购买的体育彩票，其性质系国家为支持体育事业发展而统一发行的供人们自愿选择购买并按特定规则获取中奖权利的有价凭证，作为发行机构虽不以营利为目的，但作为购买者，其购买彩票的行为系获取机会利益的营利行为，故对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刘勇挪用公款中另有2.412121万元系用于个人还款或借款，因无证据证明系用于营利性活动，且在三个月内已归还，故该2.412121万元应予剔除，被告人刘勇挪用公款数额为110.487879万元。被告人刘勇犯两罪，应数罪并罚。被告人刘勇归案后如实供述了其挪用公款的犯罪事实，且在案发前已全部归还挪用款，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刘勇系索贿，应从重处罚。被告人刘勇索贿25万元，已退还秦某1万元，剩余违法所得24万元应予以追缴没收，上缴国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九条第一、三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刘勇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合并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已缴纳五万元，余款十五万元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6年1月15日起至2020年1月14日止）。
二、被告人刘勇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二十四万元应予以追缴没收，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粟 畅
审 判 员 马仲林
人民陪审员 李小英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日
书 记 员 陈苗苗
附相关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八十八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
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第三百八十六条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第六十九条第一款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
第三款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
2、《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巨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十九条第一款对贪污罪、受贿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应当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金；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二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