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最高法民再18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张雄伟，男，1981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凯，浙江丰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上诉人）：叶蓁，男，1968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欣，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江苏省绿成纸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溧阳经济开发区昆仑北路68号。
法定代表人：叶蓁，董事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杭州至赋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万塘路262号6号楼5层758室。
法定代表人：陈婷婷，董事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浙江大展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杭大路9号聚龙大厦东6楼6003室。
法定代表人：柏涛，董事长。
以上三被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单辰博，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王炳煌，男，1950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杭州春王电器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沈半路201号。
法定代表人：王炳煌，董事长。
再审申请人张雄伟因与被申请人叶蓁、江苏省绿成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成公司）、杭州至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至赋公司）、浙江大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展公司）、王炳煌、杭州春王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王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浙民终5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8年4月25日作出（2018）最高法民申540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张雄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凯，被申请人叶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欣，绿成公司、至赋公司、大展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单辰博，王炳煌及其作为春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雄伟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杭州中院）起诉称，2012年11月12日，张雄伟与叶蓁、绿成公司、浙江至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至诚公司，后变更为至赋公司)、大展公司、王炳煌、春王公司以及杭州金利普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利普公司）就有关债权及股权转让事宜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张雄伟将其所持有的金利普公司及该公司前实际控制人孙小明的全部11719.2515万元债权及股权转让给叶蓁。根据前述该协议书的约定，叶蓁应在其与张雄伟办毕有关股权变更登记之日起三个月内支付1119.2515万元部分款项，并自股权变更登记之日起第十日开始按照月息1%计付利息,每月支付一次，利息计至该部分款清之日止；同时叶蓁还应分七年偿付张雄伟10600万元部分的款项，首次应于2013年6月30日前支付张雄伟530万元款项；在张雄伟所持有的金利普公司股权变更至叶蓁名下后，如张雄伟因为该公司担保而遭受的任何损失，均亦由叶蓁承担；绿成公司、至诚公司、大展公司、王炳煌、春王公司自愿为叶蓁向张雄伟提供连带责任的保证。该协议书还约定届时如叶蓁未按约向张雄伟履行付款义务且逾期在三个月以上的，张雄伟有权按照前述该协议书确认的债权金额诉讼并要求叶蓁、绿成公司、至诚公司、大展公司、王炳煌、春王公司一次性予以清偿。前述该协议签订后，张雄伟即按约于2012年11月25日与叶蓁办理了有关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手续。但叶蓁却未按约履行自己的付款义务，本应在2013年2月24日前根据前述协议支付张雄伟款项本金1119.2515万元以及相应的利息，在2013年6月30日前还应支付张雄伟530万元款项，但在张雄伟几次三番的催促之下，仅分次支付张雄伟款项共678.0158万元，余款至今未予支付。绿成公司、至诚公司、大展公司、王炳煌、春王公司也均未向张雄伟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另，2013年6月14日，因张雄伟曾为金利普公司提供担保，并由此被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扣划人民币133.7631万元，根据前述协议约定，该款项亦应由叶蓁承担，并由绿成公司、至诚公司、大展公司、王炳煌、春王公司共同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但除归还50万元外，余款经张雄伟多次催讨均未果。张雄伟请求判令：1、叶蓁支付张雄伟债权转让款11172.9742万元；2、叶蓁按照月息1.5%标准支付张雄伟前述1119.2515万元部分债权转让款项扣除其已实际支付部分款项后的余额572.9742万元，该款自2013年8月25日起至实际偿付之日止的利息；3、叶蓁赔偿张雄伟损失人民币83.7631万元；4、叶蓁支付张雄伟逾期付款的违约金人民币2251.3475万元；5、绿成公司、至诚公司、大展公司、王炳煌、春王公司对前述叶蓁的应付之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6、本案诉讼费用由叶蓁、绿成公司、至诚公司、大展公司、王炳煌、春王公司共同承担。
叶蓁辩称：在张雄伟恶意隐瞒并提供以不正当手段获得的错误的债权凭证（即判决书）的基础上，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所确定的债权金额不正确，债权转让协议不具执行力。一、双方确定债权的依据是民事判决书。孙小明被抓后，张雄伟和叶蓁皆凭借大债权人的身份成为金利普公司的股东，在此期间各方都申报过自己的债权，张雄伟申报的债权金额是有出入的，当时同为债权人的叶蓁也不会对张雄伟的债权进行仔细审核确认。当时各债权人约定债权按本金算，张雄伟当初是以11000万元申报的。而在张雄伟拟将债权转让给叶蓁，并签订关于债权转让的《协议书》时，促使叶蓁信任张雄伟并真正认可张雄伟有老债权1060O万元的依据是张雄伟提供的其与孙小明民间借贷纠纷案判决，即（2011）浙杭商初字第46号（以下简称46号）民事判决。该份判决书判决张雄伟有借款本金10600万元及相应利息。因债权人间约定债权按原有金额不变且不计息，所以双方特意在协议书中注明“法院判决的数字与本协议不一致的，按本协议的金额为准”并加盖金利普公司的公章加以确认。二、主债务人孙小明对于债权的表述与《协议书》及张雄伟诉称不符。转让债权的《协议书》签订前，即2011年2月，主债务人孙小明已经因刑事案件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后金利普公司由张雄伟及叶蓁等人实际控制。《协议书》签订时，作为借款人的孙小明并不在场。《协议书》签订后，叶蓁经了解，察觉所受让的债权可能不实，《协议书》无法继续履行。为进一步求证，2013年8月8日，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的陶礼钦、王振翔律师在杭州市郊监狱对孙小明进行了会见调查。根据孙小明叙述，其对张雄伟的债务金额大约在6000万元左右，且张雄伟要求的利息较高，孙小明归还的本金及支付的利息也不少，很多钱是汇入张雄伟指定的人的账户中的（归还的款项中，7000万元中的1000多万是利息，5000万元是本金，利息非常高）。孙小明所表述的金额显然与《协议书》约定的转让金额有巨大出入。三、通过申请法院调查，查明孙小明实际已归还张雄伟巨额款项，张雄伟通过《协议书》向叶蓁转让的债权严重不实。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孙小明在2011年2月被羁押前，已累计向张雄伟归还7077.25万元，被羁押后，又通过家人将坤和西溪7幢07室排屋及一辆保时捷卡宴汽车抵债给张雄伟，但张雄伟在46号案件中均未向法庭说明，反而诉称孙小明始终未能按约向张雄伟偿付本息，张雄伟多次催讨未果。按照该案中张雄伟提供的书证，张雄伟与孙小明间约定的借款利率很高，月息为2.8%至3%。但借款系分期分笔支付，按调查中孙小明的说法，支付的利息在1300万元左右；已付款项中，有5700万元左右是归还的本金。若张雄伟在该案中说明了上述事实，相信该案法官一定会调整相应本金金额。退一步讲，即便按张雄伟的单方面说法，他与张小明间约定的实际利息是月息15%至19%,因其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约为月息2%左右）相差巨大，法官在掌握这一事实时，也必然会依职权将利率调低，并以利充本，调整剩余本金金额。但因张雄伟向法庭恶意隐瞒已收到孙小明巨额还款的事实，致使该案最终认定张雄伟享有债权本金1060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也因此，叶蓁相信张雄伟的老债权本金为10600万元，所以按债权本金金额确定了受让的债权金额。四、目前张雄伟转让的债权存在不确定性，破产管理人将根据本案判决确定债权。金利普公司已进入破产程序，叶蓁也进行了相应申报。在债权初审时破产管理人对张雄伟转让的债权未予认定。现据我方了解，破产管理人已就债权事宜向张雄伟做了调查，并将根据本案判决确定债权。张雄伟通过隐瞒事实的手段取得了46号判决，又借该判决骗得叶蓁的信任使其实际转让的债权增加了几千万，相关数额特别巨大。张雄伟的行为有虚假诉讼的成分，或已构成刑事犯罪，这点请法庭甄别处理。但就本案作为民事案件来说，若张雄伟的诉求得到支持，则其以欺诈方式增加的几千万债权通过债权转让方式转移给叶蓁，最后将由金利普公司的所有债权人来承受。叶蓁完全从民事角度出发，认为叶蓁在受欺诈的基础上签订的《协议书》违背了其真实意思，叶蓁已依法通过反诉申请撤销《协议书》。而若张雄伟行为确实构成虚假诉讼或刑事问题，或虽然达不到这一程度，但法院认定其行为有违公序良俗，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则《协议书》应归于无效。不管是哪一种，张雄伟的诉求皆无成立的合法依据。另，根据协议书内容，叶蓁受让的是针对金利普公司的债权，而不是针对孙小明的债权（孙小明因刑事获罪，针对其个人债权已无实际意义）；而张雄伟自认，金利普公司的担保章有一部分是孙小明被抓后，他找金利普的另外一个老总龚国祥盖的。当时，张雄伟与龚国祥皆为金利普公司的股东，上述行为是否侵犯了公司其他股东或债权人的利益，并进而导致债权无效，也请法庭关注。综上，请求驳回张雄伟的全部诉讼请求。
绿成公司、至诚公司、大展公司、王炳煌、春王公司的意见和叶蓁的答辩意见一致。王炳煌、春王公司还辩称，王炳煌、春王公司属于一般担保，早已经过了半年的期限。
叶蓁反诉称：现叶蓁得知张雄伟转让给叶蓁的债权不实，其所谓的债权在《协议书》签订前已受偿近7000万元，其实际债权与协议书约定转让债权在金额上有巨大的差距。在试图实际控制、重组金利普公司的过程中，叶蓁针对不同金额、不同情况的债权人采取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张雄伟以欺诈方式，在隐瞒真实债权的基础上与叶蓁签订关于债权转让的《协议书》，显然违背了叶蓁的真实意思，侵犯了叶蓁的合法权益。为此，叶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特提起反诉，请求：撤销张雄伟与叶蓁、绿成公司、至诚公司、大展公司、王炳煌、春王公司及金利普公司签订的关于债权转让的《协议书》。
张雄伟答辩称：一、《协议书》是在2012年11月12日签订的，叶蓁提出反诉是在2013年12月20日，因此行使撤销权时已经超出了法定的期间。二、《协议书》中的债权数额属实，不存在欺诈情况。1、叶蓁以及金利普公司作为上述《协议书》的签署方，都对其中的债权数额签字认可接受，叶蓁对于受让的债权以及协议书对转让款支付方式、利息计算等一系列的安排，已经充分考虑了该债权的实际情况。叶蓁同样也是孙小明及金利普公司的债权人，亲身参与了金利普公司、孙小明债务危机形成、重组的过程，对于债权的实际情况了如指掌，不可能存在受欺诈的情况。尤其是对于叶蓁提出异议的孙小明借款形成的10600万元（即协议书所称的“老债权”），各方还特别以手写的方式在旁注明“法院判决的数字与本协议不一致的，按本协议的金额办理”，可见对于10600万元的金额，各方已经预见到可能与实际数额有所出入，但基于该协议的综合安排，（比如该10600万元债权转让款的支付方式，协议书约定为分七年偿还，50%需在最后两年偿还，而且不计算利息，条件相当优惠），经过慎重考虑而确定的。此外老债权的金额及组成，在《金利普股东会股东内部债权清偿审核表》中，金利普公司的股东，包括叶蓁，也都是签字认可的。2、老债权的金额10600万元，在46号判决中得到确认。该生效判决具有既判力，对于张雄伟在《协议书》中转让给叶蓁的债权金额及相关事实，已经作出了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叶蓁如果认为上述债权金额存在欺诈，要推翻上述经过人民法院审判程序查明认定的事实，应该首先申请撤销该判决。3、叶蓁提供的律师调查笔录中，孙小明对于债权金额的单方陈述，推翻了其在46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承认的事实，不符合事实，不应予以采信。孙小明作为债务人，显然不能以其单方的说法作为认定债权数额的依据，更何况与其在审理程序中所作的陈述相悖。张雄伟还注意到，孙小明在2013年8月8日的律师调查笔录中，称债权金额在6000万元左右，而在2013年11月19日的讯问笔录中，又称累计借款本金10600万元左右，由此证明孙小明的单方陈述明显不可信。4、叶蓁提供的破产管理人出具的《债权初审征求意见函（个人）》，也不能推翻老债权的金额。首先，该意见函系金利普公司破产管理人对于叶蓁申报债权的初审意见，对于本案争议的债权金额没有法定的认定效力。其次，破产管理人对于案涉债权的认定方法存在错误，没有考虑债权债务发生的实际情况，该意见函针对叶蓁申报金额不予认定的理由，是“经查金利普公司财务凭证及相关审计报告，未发现金利普公司与张雄伟等5人发生32666万元债务”，而本案实际上金利普公司是作为孙小明的担保人，而对张雄伟承担债务，因此张雄伟与金利普公司间不存在直接的资金往来，当然也不可能存在破产管理人所要找的银行凭证。三、本案中张雄伟实际打给孙小明确有10657万元，而孙小明打回给张雄伟的资金，系其高利借贷的息差部分，虽然超过了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但是孙小明已经实际给付，在46号民间借贷一案中也未提出异议，因此法律并不禁止，不应以其充抵本金。孙小明在2013年8月8日的律师调查笔录中也承认，张雄伟的利息是比较高的，该情况张雄伟及其前案代理律师的询问笔录中可以得到印证。如果这部分不是高额利息差额，在46号民间借贷一案中，孙小明不可能不提出。四、退一万步讲，即使孙小明推翻双方之间的高利息约定，即使按照双方之间借款合同约定的月利率2.5%-3%计算，根据我方的计算，截至《协议书》签订的2012年11月12日，孙小明尚欠张雄伟本息合计10698余万元，与协议书中的老债权金额相符，不存在重大误解。叶蓁陈述的13个股东同意只计算本金不计算利息的问题，根据公安机关对张雄伟所作的笔录第11页的内容，不能得出叶蓁那样的理解。该方案没有具体实施。13个股东当时另行打入了重组资金，并没有核对债权。综上，请求驳回叶蓁的反诉请求。
绿成公司、至诚公司、大展公司、王炳煌、春王公司的意见和叶蓁的反诉意见一致。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11月12日，张雄伟与叶蓁、绿成公司、至诚公司、大展公司、王炳煌、春王公司以及金利普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鉴于金利普公司负有大量对外债务，资不抵债，由叶蓁受让张雄伟持有的金利普公司全部股权和债权。经张雄伟申报及金利普公司确认，金利普公司欠张雄伟的债务金额为11719.2515万元，其中第一次重组（2011年6月23日）后借款给金利普公司的本息1119.2515万元；第一次重组前孙小明及其控制的公司向张雄伟借款需由金利普公司偿还的借款10600万元（老债权）。协议还约定，法院判决的数字与本协议不一致的，按本协议的金额为准。叶蓁在与张雄伟办毕有关股权变更登记之日起三个月内支付1119.2515万元款项，并自股权变更登记之日起第十日开始按照月息1%计付利息，每月支付一次，利息计至该部分款清之日止；逾期支付并超过三个月的，张雄伟有权按约定金额提起诉讼，并由叶蓁按诉讼金额20%承担违约责任。叶蓁分七年偿付张雄伟10600万元的款项，第一到第五年每年的偿还比例为10%,第六年、第七年每年偿还比例为25%。2013年作为第一个偿还年度，每年分两次平均偿还，第一次于每年的6月30日前偿还，第二次于每年的12月31日前偿还，不计息。绿成公司、至诚公司、大展公司、王炳煌、春王公司为叶蓁向张雄伟偿还上述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本协议履行完毕后，张雄伟和孙小明夫妇及孙小明实际控制的公司之间的全部债权债务就此两讫。张雄伟对金利普公司债务所承担的连带保证责任叶蓁须在股权登记之日起三个月内予以解除，在股权登记之日以后若张雄伟为金利普公司承担的担保而遭受的任何损失，均由叶蓁负责，绿成公司、至诚公司、大展公司、王炳煌、春王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承担担保金额20%的违约赔偿；叶蓁不按照协议约定向张雄伟归还借款的，逾期三个月以内，按照1.5%每月标准计息；逾期在三个月以上的，张雄伟有权按照本协议确认的债权金额诉讼，由叶蓁承担诉讼总额20%的违约责任，由叶蓁、绿成公司、至诚公司、大展公司、王炳煌、春王公司一次性予以清偿。张雄伟在签订本协议的同时，与叶蓁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持有的金利普公司的全部股权以零价格转让给叶蓁，办理工商登记时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价格与本协议不一致的，按照本协议约定执行。本协议生效后，叶蓁放弃收购，需向张雄伟支付债权总额20%的违约金，张雄伟放弃收购的，需向叶蓁支付债权总额20%的违约金。本协议自张雄伟的股权工商变更登记给叶蓁后生效，各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该协议签订后，张雄伟于2012年11月25日与叶蓁办理了有关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手续。叶蓁分次支付张雄伟款项共678.0158万元，余款至今未予支付。
另查明：2013年6月14日，因张雄伟曾为金利普公司提供担保，由此被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扣划人民币133.7631万元，叶蓁除归还50万元外，余款经张雄伟多次催讨均未果。
还查明：《协议书》中老债权10600万元由杭州中院46号判决予以认定。在该案中，张雄伟陈述其出借给孙小明的款项，孙小明始终未能偿付本息，孙小明对张雄伟的陈述认可。此后，孙小明于2013年8月8日在回答有关律师的提问时，表示其向张雄伟的借款仅有6000万元左右且已经归还。张雄伟在公安部门对其所作笔录中认可：孙小明就上述债务已支付7077.25万元，还收取过孙小明一处坤和西溪里珺园7幢7室的排屋和一辆保时捷卡宴汽车用以抵债，上述还款情况张雄伟在46号案件中未向法庭陈述。张雄伟在本案中对公安机关上述笔录未提异议。叶蓁在张雄伟起诉要求支付债权转让款并承担违约责任后，以张雄伟隐瞒真实债权，采取欺诈方式签订《协议书》为由，要求撤销《协议书》。杭州中院于2016年2月26日作出（2015）浙杭商再字第4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再4号判决），撤销46号判决，驳回张雄伟的诉讼请求；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28日作出（2016）浙民再83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再83号判决），撤销杭州中院再4号判决及46号判决；孙小明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归还张雄伟借款3348.0474万元，并按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支付1516.437万元自2011年3月28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按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支付1831.6104万元自2011年11月15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日止的利息；孙小明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张雄伟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费用25万元；驳回张雄伟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主要在于：本案《协议书》是否存在欺诈行为而应被撤销，张雄伟所主张债权的实际金额及相应保证责任的认定问题。本案中，《协议书》约定的转让债权中的老债权10600万元来源于46号判决所认定的张雄伟和孙小明借款关系所产生的债权债务，然经过再审程序，现有人民法院生效的再审判决撤销46号判决，认定张雄伟为获取不正当利益，与孙小明达成默契，共同隐瞒孙小明已归还7347.25万元借款的重大事实，以致原民事判决对孙小明与张雄伟之间的债权债务金额认定有误。因此，46号判决认定的有关债权债务金额足以被现有的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再83号判决推翻，进而导致《协议书》载明的转让债权金额与事实不符，《协议书》载明的老债权金额部分应认定为对双方没有约束力。鉴于《协议书》项下的债权并非全部虚假，依据现有证据认定的真实老债权金额占协议书载明老债权金额的三分之一左右，金额巨大，双方之间亦已就金利普公司的债权股权进行了转让受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的公平原则和第五十六条“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的规定，故认定本案《协议书》载明的老债权金额部分无效，其余部分仍然有效，《协议书》尚未达到全部应被撤销而无效的程度，对叶蓁要求撤销《协议书》的请求不予支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再83号判决所确认的相关债权金额系迄今为止，与本案相关为人民法院最终发生法律效力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应以此认定的孙小明应还张雄伟的借款本金金额3348.0474万元作为认定本案老债权的依据，结合当事人对于《协议书》其他债权金额1119.2515万元无异议，一审法院确认张雄伟转让给叶蓁的债权实际对应金额合计应为4467.2989万元，应按照该金额认定实际债权转让金额，就上述债权转让款对应的已付金额，按照张雄伟在起诉状的自认及叶蓁的认可，应认定为678.0158万元，故叶蓁尚欠的债权转让款应为3789.2831万元。此外，张雄伟就为金利普公司担保被人民法院划扣的133.7631万元中尚欠的83.7631万元要求叶蓁承担，符合《协议书》第四项相关规定，予以支持。同时鉴于张雄伟在签订《协议书》时未如实告知叶蓁等相对方巨额还款事实，确存在有意隐瞒部分事实真相的行为，相关真实债权在本案审理中才得以确认，故叶蓁未按照《协议书》约定的期限支付债权转让款不认定为违约，对张雄伟要求支付逾期付款等相应损失的主张不予支持。债权转让款对应债务约定分期履行，保证期间应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张雄伟就被人民法院划扣产生的债权进行主张亦在保证期间之内。本案保证人作为约定的连带责任保证人，其应就案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此外，在本案第三次开庭中，因张雄伟当庭要求提交证据但未带至法庭，一审法院酌情同意其庭后提交，不属重新指定举证期限，故张雄伟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未在法定期限内，不予准许。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五十六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囯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叶蓁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张雄伟债权转让款3789.2831万元；二、叶蓁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张雄伟划扣款项83.7631万元；三、江苏省绿城纸业有限公司、浙江至诚投资有限公司、浙江大展投资有限公司、杭州春王电器有限公司、王炳煌就上述第一、二项叶蓁应付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江苏省绿城纸业有限公司、浙江至诚投资有限公司、浙江大展投资有限公司、杭州春王电器有限公司、王炳煌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叶蓁追偿；五、驳回张雄伟的其他诉讼请求；六、驳回叶蓁的反诉请求。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717204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722204元，由叶蓁负担207071元，由张雄伟负担515133元。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40元，由叶蓁负担。江苏省绿城纸业有限公司、浙江至诚投资有限公司、浙江大展投资有限公司、杭州春王电器有限公司、王炳煌就叶蓁负担部分承担连带责任。
张雄伟、叶蓁均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张雄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张雄伟的一审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叶蓁及绿成公司、至赋公司、大展公司、王炳煌、春王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在基本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上存在严重错误，直接导致本案判决错误。1、46号判决并非《协议书》确定老债权金额的根本来源。2、张雄伟与叶蓁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全部合法有效，不存在部分无效的情形。（二）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遗漏审理张雄伟重要诉讼请求。1、一审法院对本案中止诉讼，没有正当理由。2、张雄伟曾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向一审法院提出增加诉讼请求的申请，但一审法院以超过举证期限为由，不予受理。（三）一审主审法官存在徇私枉法的情况，影响本案公正处理。
叶蓁二审辩称：（一）债权金额已经生效的再83号判决确认，该判决也确认了46号案为虚假诉讼。（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不合理。案涉大部分债权虚假，合同目的违法，应当按照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撤销合同。即使按照一审判决思路，部分有效自然包括分期付款第2.2款的效力，真实老债权应该分7年偿还。（三）案涉撤销权的行使没有超过除斥期间。叶蓁最早是从2013年8月8日对孙小明的调查笔录中知道孙小明归还了6000万元，叶蓁这时知道受欺诈，故叶蓁在本案中行使撤销权没有超过除斥期间。综上，请求驳回张雄伟的上诉请求。
绿成公司、至赋公司、大展公司与叶蓁的答辩意见一致。
叶蓁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张雄伟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改判支持叶蓁的一审反诉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张雄伟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本案《协议书》部分有效，实属错误适用法律。根据民法通则第四条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以及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以欺诈手段订立的合同应当被撤销而认定无效的规定，应当认定本案《协议书》全部无效。（二）在本案《协议书》无效的前提下，应当驳回张雄伟的全部诉讼请求。（三）张雄伟与金利普公司的债权，包括其作为担保人已被法院划扣款项形成的债权，可由其本人向金利普公司管理人主张申报债权，其具有公平的利益救济渠道。
张雄伟二审辩称:（一）叶蓁请求以欺诈为由撤销本案《协议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驳回其相关诉讼请求是完全正确的。（二）《协议书》中的债权金额不是以46号判决为依据，《协议书》本身有明确记载。有证据证明叶蓁在46号判决作出以前就确认了张雄伟的债权为10600万元，叶蓁在回答其他案件的调查询问时认为债权有水分，但还是认可10600万元债权。（三）叶蓁在签署本案《协议书》时，还与其他股东签署了同样的协议，涉及债权额度达两、三个亿，委托的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也出具了相应的报告，由各位股东签字确认，这是叶蓁收购3亿元债权额度的依据。签署本案《协议书》时，转让价格是双方依据债权审核表确认的，不存在欺诈。综上，请求驳回叶蓁的上诉请求。
绿成公司、至赋公司、大展公司二审辩称：同意叶蓁的上诉请求和理由。
二审中，张雄伟提供了八份证据材料。证据1，《关于杭州金利普电器有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拟证明该专项审计报告载明张雄伟债权已偿还本息6449.45万元，该报告系应金利普公司委托出具，叶蓁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本案《协议书》的受让人，完全清楚张雄伟债权已部分偿还本息的事实。证据2,《金利普公司汇报提纲》拟证明汇报提纲对各股东债权的构成情况作了清晰的记载，叶蓁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本案《协议书》的受让人，完全清楚张雄伟债权及其他股东债权具体情况。证据3,《关于张雄伟申报债权及查证情况的说明》，拟证明张雄伟在2011年向公司申报债权时明确债权申报总额含本息为11000万元，该说明查证了借款本金情况及收回本息情况。该说明为审计材料的组成部分，叶蓁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本案《协议书》的受让人，完全清楚张雄伟已偿还部分本息的事实。证据4,《杭州金利普电器有限公司及孙小明名下不动产权利清单》、《金利普公司资产负债评估表》、《股东以外民间借贷债务情况表》、《金利普公司股东债权最终确认情况表》，上述四份文件系各股东签署，其中《金利普公司股东债权最终确认情况表》为叶蓁在2012年11月12日受让8个股东债权及股权并签署《协议书》的依据，同时上述文件可以证明股东对股东债权进行了协商确认、叶蓁在受让债权及股权时完全清楚标的公司的资产负债情况，认可按照最终确认的债权作为债权及股权转让的依据。证据5，2011年6月2日《临时股东会会议记录》及《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拟证明会议同意由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对金利普、孙小明资产状况进行尽职调查。证据6,情况说明，拟证明《金利普公司股东债权最终确认情况表》系由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经过内部重组尽职调查审核债权后出具并由股东开会确认，该表确定的债权额度为2012年11月12日签署债权及股权转让协议书的依据。证据7，协议书两份，拟证明本案《协议书》签署的同时，有其他股东按照事先起草好的合同文本并根据《金利普公司股东债权最终确认情况表》确认的债权额度签署协议。证据8,企业基础信用报告，拟证明2011年6月24日，金利普公司工商变更登记叶蓁为法定代表人。
叶蓁质证认为，所有证据形式真实性无异议。证据1第一页审计事务所讲到在该报告中金利普公司提供的材料必须都是真实，并无虚假与不实，事实上多报了很多，都不是真实的。该审计报告还提到金利普公司提供的业务资料不全，财务制度不规范，对经过必要的核查仍无法发现的债权、债务及其他事项，本事务所不承担任何责任。最终还是要以再83号判决为准。二审法院认为，张雄伟提供的8份证据材料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二审新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其待证事实，故不予采纳。
叶蓁、绿成公司、至赋公司、大展公司、王炳煌、春王公司二审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2017年10月13日，张雄伟向二审法院提交了《调查取证申请书》,请求法院向叶蓁或金利普公司调取《金利普股东会股东内部债权清偿审核表》、向中诚永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调取其于2011年8月17日制作的《关于杭州金利普电器有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中的附件6《关于叶蓁申报债权及查证情况的说明》。二审庭审中，张雄伟再次提交《调查申请书》，请求向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调取金利普公司2011年内部重组法律顾问项目债权申报材料、尽职调查报告等材料，向中诚永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调取2011年金利普公司财务审计项目的审计材料等。张雄伟在二审庭审中还提交了《证人出庭申请书》，申请王仙英、高云龙出庭作证。二审法院认为，因根据当事人提供的现有证据已经能够查明本案相关事实，故对张雄伟申请调取上述证据的申请，不予准许。同时，张雄伟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应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即2017年10月17日前提出，但其未在前述时间内而系在开庭当日即2017年10月17日的庭审中提出，不符合法律相关规定，亦不予准许。
二审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至诚公司于2017年5月23日变更为至赋公司。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张雄伟主张债权的实际金额应如何确定以及本案《协议书》是否存在欺诈行为而应被撤销。二、一审判决是否遗漏了张雄伟的相关诉讼请求。
关于争议焦点一。首先，已经生效的再83号判决认定张雄伟向孙小明出借的借款金额（老债权）为3348.0474万元，该判决同时认定46号案系虚假诉讼并撤销了46号判决。在张雄伟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与孙小明之间尚存在其他借款的情况下，一审根据已经生效的再83号判决认定双方之间的借款金额为3348.0474万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张雄伟一、二审中就案涉债权金额提供的证据均属于间接证据，均不能推翻再83号判决认定的上述借款金额，故对其提出的相关主张，不予支持。其次，单纯从债权转让角度讲，案涉借款金额实际为3348.0474万元，而张雄伟在与叶蓁签订本案《协议书》的过程中，向叶蓁隐瞒了孙小明已归还7347.25万元借款的重大事实，张雄伟存在欺诈行为。但从双方在《协议书》中约定的有关股权收购的违约条款“本协议生效后，叶蓁放弃收购，需向张雄伟支付债权总额20%的违约金，张雄伟放弃被收购的，需向叶蓁支付债权总额20%的违约金”以及叶蓁、张雄伟之前通过股权受让成为金利普公司股东、后叶蓁又以张雄伟对孙小明享有的债权为依据收购张雄伟持有的金利普公司股权等背景事实可以看出，双方当时的真实意思更倾向于股权转让，否则，如果单纯是债权转让，双方没有必要对股权收购与否约定高额的违约金，故本案《协议书》是债权、股权同时转让更倾向于股权转让，并以债权的实际金额作为股权转让价格的混合协议。鉴于此，再结合案涉股权变更登记早在2012年11月25日已经完成、与案涉股权转让相关的真实债权金额较大等事实，一审以张雄伟与孙小明之间存在的真实债权为依据，认定本案《协议书》尚未达到需全部撤销的程度，本案《协议书》约定的老债权金额及与之相关的付款方式无效，其他部分仍然有效，符合双方交易时的真实意思,亦有利于维护双方利益平衡。再次，关于案涉相关款项的支付方式问题。鉴于自本案《协议书》签订之日2012年11月12日起至一审时判决作出之日2016年2月26日止，已长达三年有余，再结合双方在本案《协议书》中约定的前五年每年均支付老债权金额10%的付款预期，一审确定叶蓁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张雄伟相关款项而未釆取分期付款的支付方式，符合公平正义原则，并无不当。
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张雄伟二审庭审陈述“（一审）笔录中没有（增加诉讼请求的表述）”、“（增加的诉讼请求）提供到窗口，庭后提供的”，因张雄伟提出增加诉讼请求的时间为一审庭审结束后，超出了一审辩论终结前须提出的法定时间，故一审对其相关诉讼请求未予审理，并无不当。对于张雄伟提出的一审法院中止诉讼问题，鉴于有关案涉债权金额认定的46号案进入再审程序，本案需以该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故一审以此为理由中止本案审理，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对于张雄伟提出的一审主审法官存在徇私枉法的上诉主张，因其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其主张不予釆信。
综上，上诉人张雄伟、叶蓁提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44402.25元，由上诉人张雄伟负担544322.25元，上诉人叶蓁负担80元。
张雄伟不服二审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称，原审判决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第十一项规定之情形，应予再审，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申请人张雄伟的一审诉讼请求。主要事实与理由：
一、张雄伟如实申报了债权情况，叶蓁充分掌握张雄伟债权的实际情况，本案《协议书》的订立并不存在欺诈情形。金利普公司于2011年重组后由叶蓁担任董事长并实际负责公司经营，且为理清债务情况，金利普公司聘请了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调查审核并确认债权数额。叶蓁全程参与，并直接接受律师和会计师的报告。张雄伟在调查中如实申报了孙小明已还款情况，《关于杭州金利普电器有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以下简称《专项审计报告》）中有明确记载，且叶蓁一方在诉讼中承认自己在签订协议前看过《专项审计报告》。张雄伟与孙小明民间借贷纠纷案46号判决的关键证据《金利普股东会内部债权清偿审核表》系在张雄伟如实申报债权后由律师主导形成。全体股东还开会确认各股东的债权金额，并经一致协商形成《金利普公司股东债权最终确认情况表》，同时该表格表明叶蓁本人的债权也是以同样方式认定，其债权本金3730万元，孙小明已向其还款3430.2万元，还应偿还1481.27万元，但叶蓁当时实际被认定的债权却是4000万元。陶礼钦律师在2011年即全程参与金利普公司股东债权的调查活动，对张雄伟的债权情况十分清楚，叶蓁主张其委托的陶礼钦律师在2013年8月8日会见孙小明时方知晓孙小明偿还了部分款项，叶蓁此时方知晓张雄伟的债权不实，明显与事实不符。同时，《协议书》上手写方式特别注明判决金额与协议不一致的，以协议为准。因此，张雄伟并无故意隐瞒行为，叶蓁并不存在错误认识，本案《协议书》并不存在欺诈行为。
二、46号判决并非张雄伟和叶蓁协议确定老债权金额的依据，该判决被推翻并不影响本案《协议书》的效力。本案《协议书》并非单纯的债权转让合同，而是债权与股权转让并存的合同，且约定七年免息付款，协议约定转让张雄伟对金利普公司的股权和债权，叶蓁本人在诉讼中也明确表示订立协议在于“控制、重组金利普公司之目的”，金利普公司有大量的物业资产，股权价值并不为“0”元；而且对于老债权收购，叶蓁放弃需要现实支付的打折模式，选择不打折但可七年免息分期付款的定价模式；因此，本案双方交易系综合考虑了金利普公司资产价值、张雄伟12%的股权比例、七年免息分期付款方式等多方面因素确定的协议价格，协议价格公允。原审法院仅以老债权金额错误为由变更双方协议交易价格并无依据，且双方当事人均无相应主张，属于超越诉讼请求作出的判决。
三、叶蓁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一次性支付全部转让款并支付违约金及逾期付款产生的利息。张雄伟于2012年11月25日即配合叶蓁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至其提起本案诉讼时，叶蓁仅支付678.0158万元，不足以清偿重组基金本息（以下简称新债权）及第一期应付的老债权转让款，因此，应当继续支付剩余新债权转让款，并一次性支付全部老债权转让款，承担张雄伟为金利普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损失83.7361万元，并就前述款项一并支付20%的违约赔偿，且按1.5%/月的标准就逾期未付新债权转让款支付相应的利息。
叶蓁辩称，应当撤销本案《协议书》，驳回张雄伟的再审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
一、本案《协议书》存在欺诈情形，应予撤销。本案《协议书》系债权转让协议，由张雄伟对孙小明及金利普公司的债权转化而来。2002年，金利普公司改制，后由孙小明控制、经营，但公司经营不理想，有大量民间借贷，包括向叶蓁借款。2011年2月孙小明被逮捕后，叶蓁等对孙小明及金利普公司享有大额债权的13名债权人自发进行重组，但由于债权人股东意见很难统一，第一次重组不成功。2012年叶蓁打算把其他债权人全部收购重组,并基于对其他债权人的信任根据各债权人的申报即签订了收购协议。本案《协议书》签订时，张雄伟称杭州中院判决其债权金额为10600万元，叶蓁出于对张雄伟的信任以及对法院判决的信赖，以该判决的认定为依据，与张雄伟签订了本案《协议书》。但是，该案系虚假诉讼，孙小明于2013年8月8日接受叶蓁的律师陶礼钦调查核实时陈述，其已向张雄伟实际还款7000多万，还以车辆房屋抵偿了部分债权，叶蓁此时方知晓张雄伟债权不实。虽然金利普公司在第一次重组过程中曾经委托律师和会计师进行调查，但未形成最终报告，杭州中诚永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所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并非正式作出，且不完整，无法作为确认张雄伟债权的依据，叶蓁在签订协议时并不知晓张雄伟债权的真实情况，协议存在欺诈而应被撤销。
二、《协议书》系以46号判决认定的债权金额作为确定本案债权交易价格的依据。金利普公司是破产企业，因此，《协议书》约定股权价格为“0”元；《协议书》中的特别注明是源于46号判决包含10600万元的本金及利息，而本案交易价格10600万元的确定是排除该债权衍生的利息。
三、张雄伟在签订《协议书》时未告知孙小明已归还巨额款项的事实，真实债权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才确认，叶蓁延期还款行为并不构成违约，不应承担违约责任。
绿成公司、至赋公司、大展公司辩称，同意叶蓁的答辩意见，同时根据合同约定，叶蓁应当于2013年2月24日前支付重组基金本息，张雄伟于2013年9月4日起诉时已经超过六个月的法定期限，保证人应当免除保证责任。
王炳煌、春王公司辩称，一是本案所涉老债权数额不实，保证合同应当无效；二是王炳煌及春王公司对合同内容并不了解，签名及盖章真实，但签章时纸张为空白；三是王炳煌是以春王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进行签字，其本人并未提供保证，其个人不应承担担保责任；四是张雄伟诉讼要求其承担保证责任时保证期限半年已届满，因此，王炳煌及春王公司均不应承担保证责任。
经本院再审审理，进一步查明以下事实：
一、金利普公司第一次重组的情况。孙小明原系金利普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因经营问题向叶蓁、张雄伟等人借款，由其控制的金利普公司等作为借款合同担保人。2011年2月，孙小明因涉嫌犯罪被羁押，此时，工商登记显示，金利普公司注册资本：5060万元；其中，股东：孙小明4554万元，计露明188.3万元，唐永强317.7万元。之后，叶蓁、张雄伟等13名大额债权人决定重组金利普公司，协商注入重组基金，并按照各自注资的比例受让孙小明所持有的金利普公司的90%的股权。2011年6月，叶蓁成为金利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叶蓁、张雄伟等人登记为金利普公司股东，叶蓁的股权占比为37.2%，张雄伟的股权占比为12%。
二、张雄伟的债权申报情况。杭州中诚永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专项审计报告》附件之《关于张雄伟申报债权及查证情况的说明》载明：张雄伟债权申报总额11000万元（含本息），提供11份借款合同或借条，涉及金额9300万元，其中1份载明到期日为2009年2月19日，月利率为3%，3份载明月利率为2.8%。该文件还载明“孙小明及其控制的公司支付本息情况”，截止2011年6月30日，孙小明及其控制的公司实际支付张雄伟名下的债务本息6449.25万元，并列明孙小明向张雄伟所控制的银行账户每笔还款明细。
三、金利普公司对其债务与资产的调查情况。2011年6月25日，叶蓁主持召开金利普公司股东会临时会议，作出决议由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法律和财务调查。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陶礼钦律师参加了该会议，并表示该所将对金利普公司的整个资产状况和法律状态及相关经营情况出具一份尽职调查报告并提交给管理层，发现以前公司经营过程中的法律风险，并配合做好其他债权人的谈判工作。同年8月17日，杭州中诚永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出《专项审计报告》，并附《金利普公司汇报提纲》、《关于张雄伟申报债权及查证情况的说明》等。
《专项审计报告》载明：会计师事务所对金利普公司2009年6月1日至2011年6月30日相关债务、存货及固定资产状况、房屋租赁情况、管理费用支付情况等进行了专项审计。截止2011年6月30日，金利普公司已取得所有权证的房屋面积60379.34平方米。根据金利普公司提供的债务合同及支付凭证，截止2011年6月30日，孙小明及其控制的公司需承担的民间借款债务总计78437.76万元，累计已偿还相关债务人本金及利息86463.15万元，“债务申报审核情况”部分载明：张雄伟申报债权本金11000万元，偿还本息6449.25万元；叶蓁申报债权本金4200万元，偿还本息3630.2万元；王仙英申报债权3360万元，偿还本息5176.16万元；高云龙申报债权3850万元，偿还本息3433.78万元；等等。
《金利普公司汇报提纲》区分有无明确约定利率，对各债权人的利息进行了梳理，初步认定：张雄伟利息1738.80万元，叶蓁利息1181.47万元，王仙英利息1377.94万元，高云龙利息1140.24万元；等等。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实际偿付情况认定：张雄伟债权本金11000万元，已付金额6449.25万元，应偿还金额为6289.55万元；叶蓁债权本金3730万元，已付金额3430.2万元，应偿还金额为1481.27万元；王仙英债权本金3360万元，已付金额5176.16万元，应偿还金额为-438.22万元；高云龙债权本金3850万元，已付金额3433.78万元，应偿还金额为1556.46万元；等等。
该汇报提纲特别对叶蓁的债权申报及核实情况也进行了说明：叶蓁债权申报总额4401.40万元，其中：本金3730万元，利息671.40万元（利息截止日不清楚）。借款合同中，有明确利率约定的为1份，计1200万元，利率为日利率1‰，其余为借条。从时间上分析，所有借款合同均为孙小明担任金利普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签订。假设日利率按1‰对其所有借款重新计算，自借款日2009年7月15日至2011年2月28日，孙小明及其控制的公司应支付利息1591.46万元，与孙小明实付利息3430.20万元差额为1838.74万元。
之后，会计师事务所将上述相关审计资料移交金利普公司，叶蓁听取了律师关于审计情况的汇报，叶蓁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本案二审庭审中陈述叶蓁在签订本案《协议书》之前看过以上《专项审计报告》。
四、金利普公司股东会对股东债权的审批情况。根据《金利普股东会股东内部债权清偿审核表》，张雄伟申报债权总金额10600万元，“债权人（股东）对债权组成、实际打款人及打款时间及处理意见的说明”一栏载明：“原先借款合同9300万元。孙小明出事前一天打进300万，加上孙小明私人欠我700万，共计1000万的借款合同孙小明答应第二天签借款合同给我，可第二天孙小明就出事了。还有300万是我借钱给孙小明投资律师楼。上述债务共计1060','2018-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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