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海盐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424民初5578号
原告：琦洲电气有限公司。住所地：海盐县大桥新区西塘路***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246605818833。
法定代表人：林献品，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明，浙江海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国强，该公司员工。
被告：陈献存，男，1970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乐清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良、计敏俊，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琦洲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琦洲公司）为与被告陈献存合同纠纷一案，于2016年12月12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受理后，被告在答辩期内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作出驳回被告管辖权异议的裁定，后被告不服提出上诉，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嘉兴中院）予以维持。后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6月1日、同年6月23日、同年7月14日、同年9月8日、同年10月30日五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明、孙国强，被告陈献存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建良、计敏俊五次庭审均到庭参加诉讼。因本案双方争议较大，本案申请延长审理期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起诉称：2011年1月15日，原、被告签订协议一份，协议约定：被告为原告外聘业务员，在河北地区为原告推销供用电设备。原告按被告推销的业务合同价款的5%结算业务费。被告不享有原告工资福利待遇。协议发生争议的诉至原告所在地法院解决。被告在河北地区为原告向唐山弘也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也公司）、唐山境界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境界公司）、河北省东光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光公司）等多家企业推销了原告生产的供用电设备。原告按业务约定向弘也公司、境界公司、东光公司等多家企业履行了交付供用电设备、售后服务、结算义务，对弘也公司、境界公司、东光公司等多家企业享有应收债权权利。2015年1月5日、1月16日、1月9日、5月9日，被告以经原告授权委托名义向弘也公司分别收取原告应收货款40万元、50万元、30万元、29万元、117.1万元，合计收取货款266.10万元，其中247万元未给付原告。2013年8月23日、10月7日、10月9日、11月14日，被告以原告业务员（代理人）身份用原告名义向东光公司分别收取货款50万元、10万元、20万元、5万元，合计85万元。被告将其中27.20万元用于支付原告东光公司业务项下采购配件款，余款57.80万元未给付原告。2014年1月17日，被告以经原告授权委托向境界公司收取原告应收货款95万元，未给付原告。被告共收取原告应收弘也公司、东光公司、境界公司货款共计399.80万元，未给付原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1、立即给付原告货款3998000元；2、支付原告货款利息损失1006387.30元（自2012年1月8日起按同类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暂计至2016年12月31日，应计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答辩称：1、原告在诉状中陈述2011年1月15日与被告签订协议一份，这份协议完全是原告伪造的，在2016年10月份（2016）浙04民终1330号（以下简称1330号案件）民事判决书作出以前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份协议，而在本案当中申请对该份证据进行司法鉴定，鉴定其真伪，原告说找不到原件，可见这份协议是在嘉兴中院生效判决以后由原告伪造的。2、在起诉状当中原告认为被告是原告的外聘业务员，这一说辞已经经过1330号案件民事判决书予以了改判，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着平等的合同关系，被告是一个独立的经营者，该判决书第9页第1段，说明双方是平等民事主体，按照加工定作合同进行结算，并非原告的外聘业务员。3、被告在庭审中将提供大量的证据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在各个业务单位是如何进行业务联系的。4、关于在本案当中主张的弘也公司的货款问题，弘也公司与本案所涉的货款实际上本案原告并没有交付，而只是代开了发票，没有交付货物，原告没有交付给陈献存，原告也没有交给弘也公司，是陈献存另外组织了货源交付给了弘也公司。收款也是陈献存收取的，发票是琦洲公司开具的。5、关于东光公司的货款问题，在河北省东光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东光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在本案当中被告认为不应当在重复进行裁判。6、与境界公司的货款问题，应当按照陈献存与同一标的物与琦洲公司签订的合同来履行，琦洲公司还应当支付陈献存差价款765600元。最后，本案原告的全部诉请应当予以驳回。
原告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举证如下：
第一组证据：协议（复印件，以传真的方式与被告达成）一份，证明从2011年1月15日开始双方之间的关系界定为外聘业务员，并就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作了约定，通过传真方式生成的，所以盖有公章的原件找不到了；唐山市古冶区人民检察院案件证据目录一份，证据的来源自唐山市古冶区人民法院刑事材料调取，系加盖法院档案章的复印件，原件在（2017）浙0424民初601号案件（以下简称601号案件）中，证明被告接受询问的笔录来自该刑事案卷；讯问笔录一份，证据来源也是从刑事案卷中调取，证明原、被告之间的关系，该笔录第2页倒数第6到10行，被告明确表示是公司业务员，是按照业务提成5%；询问笔录（林赞龙）一份，证明被告和原告之间的关系，该笔录第2页中间一部分有详细的讲述。
第二组证据：增值税专用发票四份（复印件），证明原告与弘也公司存在合同关系，合同履行之后进行结算，双方业务是247万元；现金支领凭证四份及收据一份（总共金额266.10万元），证据来源海盐县公安局调取证据通知，海盐县公安局到弘也公司调取的，证明被告向弘也公司收取的247万元没有给付原告。询问笔录（弘也公司的负责人）一份，来源海盐县公安局，证明弘也公司确认弘也公司的设备是由原告提供的以及付款的相关事实。
第三组证据：增值税专用发票送达回执二份，证明原告与东光公司发生买卖合同之后结算的发票的依据，送达回执里面记载十一份发票；询证函一份，来源东光公司，原件是在海盐法院档案室，证明琦洲公司与东光公司之间付款的对账清单；东光公司往来款项询证函一份，来源东光公司，证明截至到2016年7月22日东光公司还尚欠琦洲公司1317060.53元；银行承兑汇票共四份，证明被告收取东光公司的货款之后自己予以截留的事实，该85万元被告没有交付给原告；货物买卖合同一份，证明被告在为了东光公司的项目向外面采购的货物所订立的合同；转账凭条一份，证明被告将85万元中的27.20万元用于支付给淄博星途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途公司），也就是用在原告的采购上，这个钱应当予以扣除。以上证据证明被告截留了57.80万元的事实，其中询证函中缺少的汇票号码就是被告截留的汇票。
第四组证据：增值税专用发票三份，证明原告与境界公司发生买卖合同之后进行结算的事实，这个业务是由被告代理推销的；调取证据通知书及清单、授权书、收据各一份，来源海盐县公安局，证明2014年1月17日被告经原告授权委托，以原告名义向境界公司收取货款95万元。
第五组证据：（2015）嘉盐西商初字第331号（以下简称331号案件）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2010年12月31日之前双方之间的加工合同关系由海盐法院认定，对2010年12月31日之后海盐法院认定被告是原告的外聘业务员，在该案当中被告以外聘业务员的身份收取的货款冲抵加工合同项下的款项，所以才导致对2010年12月31日以后被告收取款项的身份作调查认定，双方之间曾经就河北永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顺公司）之间业务费按照5%进行结算，被告称没有收到过这个钱，但是结算收据是被告开具的，在笔录当中被告对5%的业务费也作了确认，嘉兴中院对331号案件认定的事实、结果都没有进行改判；河北省玉田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玉田法院）民事判决书一份[（2015）玉民初字第413号，以下简称413号案件]，该判决书第6页涉及到证人陈献存出庭作证的内容：其中陈献存与琦洲公司有内部合同，原告给付证人业务提成，这是被告陈献存自己在玉田法院所作的证言，他的说法与在古冶区人民检察院的笔录相吻合的，在该判决书第11页中陈述的也是“被告与原告工作人员陈献存签订”，从中可以确认陈献存的身份；该判决书第12页本院认为中“陈献存始终代表原告琦洲公司与被告唐山邦力晋银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力公司）履行合同，且有原告出具的授权委托书”。
第六组证据：利息损失清单（原告单方制作）、历年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调整表各一份，证明原告因被告未给付收到的应收款造成的利息损失100.63873万元及原告计算利息损失的利率的依据。
第七组证据：收款收据一份，来源浦东法院，是由被告诉原告的案件当中陈献存提供的证据，其中涉及到弘也公司业务的款项，证明该份收据是伪造的，是虚假的，从文意来看2012年1月21日被告以现金方式支付给原告弘也公司款247万元，可以印证说明被告向琦洲公司支付了247万元，证明弘也公司的货物是琦洲公司履行的，虽然后来在该案件中变更为这个是结算差价款，但实际上收据上的事实是不存在的，完全是虚构的，而且弘也公司款所谓的差价也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没有提供所谓的内部合同、加工合同；谅解备忘协议一份，来源浦东法院，证明2008年开始由原告提供设备开具发票收取货款，当然包括了弘也公司，在谅解备忘协议第3条当中2011年7月12日等被告以原告名义签订产品购销合同，为了开具发票支付给原告现金247万元，所以这两点可以印证原告实际履行了弘也公司项下的设备，否则不可能出现这样的约定或者这样的现金交付的内容，同时证明谅解备忘协议下面的章是原告授权给被告的，是由被告持有、控制的公章，这个协议是被告以代理人的名义签订的。
第八组证据：借记卡产品资料一份，证据来源中国农业银行海盐支行，证明在2013年11月13日原告出纳包哲莹支付给陈献存代理事务中间产生的运费4万元（东光公司合同项下）。
第九组证据：琦洲公司与弘也公司签订的四份产品购销合同（其中三份系原件、另外一份是复印件），证明在2011年7月12日到2011年8月6日琦洲公司由陈献存经办签订四份合同，合同标的是247万元；琦洲公司向弘也公司履行交货义务的凭证（包括原告开具的出门单、原告委托承运人承运意向书、承运驾驶人的车辆行驶证以及驾驶证、发货清单各一份），证明琦洲公司就弘也公司的合同履行了发货义务的事实。图纸三份（系传真件），证明原告在签订合同之后为了履行合同设计电器设备开关图，并由弘也公司确认，按照客户同意之后琦洲公司按照这个图纸进行生产。
第十组证据：公司征信报告一份以及情况说明一份（原件在嘉兴中院），证明虞某的身份，虞某原来是浙ＸＸ变输配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变公司）的一个股东，而且是这个公司的管理人员、工作人员；情况说明二份，来源玉田法院，证明陈献存的身份以及林某的身份（系连云港的业务员），证明邦力公司的货款已经结清的事实；刑事裁定书一份，证明被告曾经向东光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所谓的交易模式而向法官行贿的事实。
被告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中的协议，被告从来没有与原告签订过该份协议，上面陈献存的字也不是本人所签，跟陈献存的笔迹不相符，且这份协议是出现在2016年11月份以后，是在嘉兴中院判决以后，是原告在2016年11月23日从公安机关调取的侦查资料后伪造了这一份协议，时间形成是在2016年9月份以后，该协议不符合证据的三性。对证据目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讯问笔录，因为该份笔录是在陈献存被公安机关传唤后可能涉及商业犯罪，在这样的特殊情况下作出的虚假陈述，与当时琦洲公司的负责人林献品是沟通过的。对林赞龙的询问笔录，其一被告并不认识林赞龙，其二琦洲公司没有一个叫林赞龙的人担任经理职务，关于串供也是林献品串供的。被告认为这组证据没有办法能够真实的反映本案的原告与被告之间真实存在的合同关系。
对第二组证据，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真实性予以认可，确实原告曾代开247万元的发票给弘也公司。这几笔货款早在2012年1月5日、1月16日、1月9日、5月9日由陈献存收取，共266.10万元，海盐县公安局调取的证据时间是2014年9月28日也就是在这几笔款项收取以后两年半，一分钱没有收到才想起来去收取这几笔款，于情于理不符，现原告也没有提供与弘也公司签订的合同，也没有相应的送货单，其他企业都有合同、有发货单，就弘也公司的没有。原告仅仅凭四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主张这笔货款依据不足，因为这笔货都是由陈献存另外组织的货源，与本案的原告无关，原告只是代开发票，相应的税点当时陈献存与公司已经进行结算了，只不过当时是以原告的名义与弘也公司签订的合同，要求原告开具发票，实际上这笔业务不是与原告发生的。
对第三组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但是这组证据在东光法院判决当中已予以提交并进行了质证，被告认为这一部分与东光公司的纠纷不应当在本案中进行重复审理，对原告主张的不予认可。
对第四组证据，对三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三性予以认可，对海盐县公安局调取的这些资料的三性都予以认可，确实本案被告收取了境界公司的95万元，但是收取的是承兑汇票，这笔钱确实在被告处。
对第五组证据中的331号案件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第11页第一段就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关系问题，认定被告就是原告的外聘业务员，被告在上诉请求当中认为一审认定陈献存是原告的外聘业务员属于认定不清，故嘉兴中院判决书第8、9页就双方之间的关系问题，确认了陈献存独立经营者身份，因此改变了一审法院对这一部分事实的认定，虽然1330号案件判决书没有改变判决的结果，维持了一审判决的主文，但对原、被告之间的关系认定作了根本性的改变。对413号案件判决书，也提到了关于琦洲公司出具给陈献存的授权委托书的问题，也认定授权委托书的真实，确实由琦洲公司出具，孙国强也承认过，但琦洲公司是不认可的，要向公安机关报案，现在经过公安机关的调查得到了林赞品的认可，在上星期海盐法院的庭审中孙国强也认可了。
对第六组证据，利息计算表，即使陈献存收取的差价款超过了其他应收取的，利息的起算点也应当从原告的主张之日起开始计算，利息计算标准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对第七组证据，在浦东法院被告作为原告起诉的案件已按撤诉处理了，与弘也公司有关的货事实上也不是本案原告提供的，公安机关对弘也公司进行了一个调查取证，从陈献存来讲弘也公司帐上肯定有应该付给原告多少钱，这个钱由陈献存领取了，但是这个货不是原告提供的，但是弘也公司不知道这个货是陈献存另外组织提供的货源，弘也公司是不知情的，原告只是开具了四份发票而已。谅解协议是林献品约被告在被告上海的一个公司签的，内容也是林献品起草的。既然原告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故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对第八组证据，这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待证事实不予认可，上面没有说明汇款的事项、用途，只是说4万元，不是公司汇的钱，而是包哲莹与陈献存之间个人的经济关系，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对第九组证据，与弘也公司的合同，三份原件、一份复印件，这四份合同确实曾经由陈献存以琦洲公司的名义与弘也公司签订，总计的合同价款247万元，是真实的，但合同上下面的编号都是没有的，都是后来由原告添加上去的，合同是签订的，但是所有的货物都是由陈献存另行组织，而不是由原告生产供货，陈献存为了让琦洲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所以把这四份合同交给原告开票之用，货是由陈献存另行组织，所以弘也公司的247万元全部由陈献存收取，而不是像其他公司那样支付部分货款。对货物的出门单、物流信息意向书等，被告认为这两份东西由原告自行制作，故不予认可，对下面的签名是不是驾驶员缪青荣以及所运的货物是不是本案所涉及的货物都有异议，对真实性不予认可；对发货清单的真实性有异议，该发货清单与以往的发货清单不同，这份发货清单没有收货人的签名，到目前为止河北省其他单位都有收货单位的签名但这一批没有，原告怎么证明这批货物已经送到了弘也公司，且总共四个合同就这么一份发货清单，是否这么多的货物都能在一辆车子上装载都是有异议的。到目前为止247万元所有的款项都由陈献存收走，而这批货物是2011年的，但是原告从未向陈献存主张过这笔货款，一直到此次诉讼才主张。四份合同中每个合同里面都写明了合同生效后五日之内支付50%的预付款，设备交付后五日支付合同总价100%的货款，四份合同约定的交付时间不同，而原告提供的送货单是一次性交货，显然与约定不同，合同约定的签订后支付50%预付款，但是原告一分钱没有收到就发货，有违常理，设备交付后五日内支付100%的货款，但是在长达数年的时间内没有向被告主张货款，也与合同约定不相一致。纵观原、被告之间的加工定作合同，关于弘也公司的这四份合同因为陈献存另行组织供货，所以陈献存也没有跟原告签订加工定作合同或者产品购销合同。对三份图纸被告予以认可，确实是陈献存与弘也公司签订合同之后，让琦洲公司的设计员设计了三份图纸，签订了合同，因为三个合同交付时间最长是20天，陈献存接了这个合同之后琦洲公司没有时间来加工生产这个产品，所以陈献存到温州另行组织了货源。这36台机器加一套母线桥理论上是无法在一辆车子上装载的。既然有驾驶员缪青荣的电话、身份证等信息，被告要求原告进一步补强自己的证据，完成自己进一步举证的责任，要求缪青荣当庭作证，上述货物是否能在一辆车子上装载完毕。
对第十组证据，对企业信息报告都是打印件，不符合证据要件形式，即使是原件，上面的虞某是否是当时到庭作证的证人虞某也不能确定，即使虞某是华变公司的股东，也并不影响他到其他公司任职，华变公司的情况说明显然是不真实的，因为虞某本人已经到庭作证，证明虞某于2010年到2013年在琦洲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并且向法庭认可了其在原告处任职期间代表原告与陈献存对账、收取陈献存合同预付款250万元以及批准有关报销费用等行为都是琦洲公司职务的行为，所以被告认为原告所提供的华变公司的这份证明是一份虚假的证明，与客观事实相违背，进一步说明本案原告为了掩盖事实真相违背客观事实向法庭提供虚假的证据。对情况说明，陈献存在情况说明当中讲到林某有一套公章，林某作为公司管理人员到连云港开展业务确实持有一套公章，林某的身份在1330号案件判决书第5页第三段明确林某的身份是琦洲公司的董事。对刑事裁定书，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
本院认证认为：对原告提供的第一组证据中的协议，因原告仅提供复印件，且被告不予认可，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对证据目录、讯问笔录，因被告对该证据本身的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第二、三、四组证据，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第五组证据，两份判决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六组证据，系原告自行制作，且被告不予认可，故本院不予认定。对第七组证据，虽系原告举证，但原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定。对第八组证据，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第九组证据，虽被告在对该组证据进行质证时并不认可系由原告履行了交货义务，但根据之后被告提供的第八组证据，能够印证弘也公司合同项下的货物确系由原告交付，故对原告提供的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第十组证据，对公司征信报告，因被告不予认可，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故本院不予认定；对情况说明，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刑事裁定书，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与本案关联性不予认定。
为反驳原告主张，被告向本院举证如下：
第一组证据：1、（2016）冀0923民初509号（以下简称509号案件）民事判决书，原件在601号案件中，证明一：陈献存与琦洲公司之间的交易习惯与模式是先借用琦洲公司的名义对东光公司承接业务，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然后就同一标的物与琦洲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证明二：琦洲公司在东光公司是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陈献存有权要求琦洲公司返还差价款，根据东光法院已经查明的事实，可以计算得出琦洲公司应当返还陈献存331339.65元，琦洲公司在本案中提出的85万元及27.20万元均已经计算在内；证明三：被告认为原、被告就东光公司业务上的纠纷已经在东光法院得到审理，东光公司与琦洲公司均参与了庭审，在本案中不应当重复进行审理。
第二组证据：境界公司产品购销合同二份、产品购销合同书（传真件）、发货清单（有两个编号：20130815，20130822-01，是东光公司合同）、运费收据、关于货款支付的函、收据及银行承兑汇票各一份，证明一：交易模式，陈献存（以琦洲公司名义）与境界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再与琦洲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书，琦洲公司依据陈献存与琦洲公司之间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书发货，陈献存依据产品购销合同书的约定自行支付了费用，琦洲公司与陈献存之间应当按照产品购销合同书结算；证明二：产品购销合同约定购买35KV高压开关柜18台，芳烃变配电所高压开关柜20台，锅炉房/化学水处理高压开关柜16台，共计高压柜54台，而产品购销合同书同样约定购买上述的高压柜54台，再看发货清单共计高压开关柜54台，三份证据在货物数量上是对应的；证明三：产品购销合同书在备注处明确了业务单位为境界公司、交易对象为产品购销合同之间是对应的；证明四：发货清单上写明了合同编号为20130815与20130822-01，其中20130815是本组证据中的产品购销合同书对应的合同编号，20130822-01是东光公司中的合同编号，证明琦洲公司依据与原、被告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书发货的，进一步证明发货清单与产品购销合同书是相互印证的；证明五：陈献存依据第五条的约定将94万元预付款交付给琦洲公司，进一步证明原、被告之间签订了真实有效的产品购销合同书，而非原告所说的代理关系；证明六：琦洲公司于2014年3月11日向境界公司发函，关于货款支付的函，陈献存与琦洲公司之间的货款支付方式是境界公司向陈献存支付货款，陈献存与琦洲公司按照产品购销合同书进行结算，琦洲公司该行为违背诚信原则。证明七：陈献存以琦洲公司名义与境界公司签订的合同约定价款是315万元，陈献存与琦洲公司签订的合同约定价款是228万元，双方约定的税金是12%，根据结算的结果琦洲公司在境界公司的业务上应当支付陈献存差价款76.56万元。
第三组证据：1330号案件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一：该份判决书与331号案件是一个纠纷的一审与二审，发生冲突的地方应当以二审的判决为准，一审判决中与二审判决抵触部分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该判决书第8页倒数第二段，嘉兴中院认为，双方之间的关系是二审案件的争议焦点，对此嘉兴中院查明如下“产品购销合同系原件，琦洲公司没有异议，真实性可予认定；加工定作合同虽系复印件，但其内容与产品购销合同相对应，且部分合同的编号、价款、交易对象与琦洲公司提供的对账单上的记载相符，故亦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产品购销合同、加工定作合同及对账单，可以证明陈献存先以琦洲公司代理人的名义对外承接业务签订购销合同，再与琦洲公司就同一合同标的物签订加工定作合同，陈献存与琦洲公司之间按加工定作合同进行结算的事实”；证明二：嘉兴中院对陈献存提供的10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进行了审理，对于这一争议焦点，在判决书第9页倒数第10行，法院在审理中查明“陈献存收、付100万元的时间前后能够对应，两笔款项的金额及付款形式相同，且陈献存出具的收据上也注明了'合同预付款'，再结合陈献存与琦洲公司就永顺公司的业务签订加工定作合同书中约定有预付款100万元，故陈献存支付的该100万元不能排除系支付永顺公司业务预付款的可能”。这份永顺公司的加工定作合同是在2011年，嘉兴中院在审理这一争议时琦洲公司没有提供外聘业务员的协议，据此被告认为琦洲公司提供的外聘业务员的协议是在嘉兴中院判决作出之后伪造的；证明三：陈献存在二审庭审中反诉，对此嘉兴中院在第10页第2段说陈献存与琦洲公司2010年以后的总结算尚未进行，如果陈献存的总付款因2014年琦洲公司向各业务单位发函导致琦洲公司实际超额收取了货款，陈献存可另案起诉。
第四组证据：331号案件民事判决书、1330号案件民事判决书、对账单（2010年12月31日）各一份、加工定作合同书及产品购销合同书共七份、收条及收款收据共四份，证明2007年至2010年原、被告双方签订了多份加工定作合同书，双方的交易模式是陈献存以琦洲公司名义对外承接业务、签订购销合同，再与琦洲公司就同一标的签订加工定作合同，陈献存与琦洲公司之间按加工定作合同进行结算。
第五组证据：产品购销合同四份（包括变更协议）、加工定作合同书（系传真件，原、被告之间签订）、预付款收条、发货清单、运费收条、费用报销、声明书各一份，证明2011年，双方在永顺公司与红旗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旗公司）的业务中依旧延续2010年以前的交易模式，琦洲公司员工虞某出具的费用报销以及声明书与加工定作合同书相互印证，虞某出具的声明书确认了双方之间签订的加工定作合同书是真实的。加工定作合同书上面的琦洲公司经办人签字是虞某。
第六组证据：509号案件民事判决书一份、产品购销合同二份（陈献存以琦洲公司名义与东光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书二份（陈献存与琦洲公司签订）、反馈单及回复函各一份、收据六份、发货清单、运费收条各一份、证人林某庭审笔录一份，证明2013年，原、被告在东光公司业务当中依旧延续2007年开始的交易习惯与模式，原、被告在2013年就东光公司业务签订了真实的产品购销合同
第七组证据：（2016）浙乐证内经字第533号公证书一份、（2016）浙乐证内经字第477号公证书一份、工业品买卖合同一份、产品购销合同书一份、收据两份、发货清单一份、运费收条一份、声明书（洪正权）一份，证明2013年原、被告依旧延续2007年开始的交易模式，洪正权的声明书证明原、被告在2013年就唐山国义特种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义公司）签订了真实的产品购销合同书。
第八组证据：产品购销合同四份，证明2011年7月12日、7月15日、7月28日、8月6日陈献存与弘也公司签订四份合同，约定购买高压开关柜13台、低压开关柜26台、母线桥2套，四份合同总共247万元；加工定作合同书四份（均系传真件），证明2011年7月15日、8月3日、8月8日，陈献存与琦洲公司签订加工定作合同，编号20110715-04、20110715-05、20110728-06、201108039，陈献存向琦洲公司购买高压开关柜12台、低压开关柜23条、母线桥1套，备注的单位是弘也公司；发货清单一份，证明琦洲公司依据加工定作合同书发货，共计发货高压开关柜13台、低压开关柜23台、母线桥1套。
第九组证据：2014年3月11日由琦洲公司发给弘也公司的关于货款支付的函一份，被告从弘也公司取得，证明在2014年3月11日琦洲公司根本不清楚到底与弘也公司签订了几份合同。
原告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509号案件的判决书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认定的事实的真实性有异议，该判决没有确认这样的交易方式，明确的是被告与东光公司存在合同关系，判决的结果和举证证明的事实完全不同，对程序上的合法性没有异议，对该判决书，因为现在还在二审，如果推翻了就无所谓合法性了，对关联性有异议，东光法院审理的是本案被告与东光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与本案原告与被告之间基于代理关系所产生的返还款项没有关联，买卖合同关系与代理关系法律性质、事实、法律后果完全不同，所以东光法院的判决不能作为本案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对第二组证据，二份琦洲公司与境界公司的产品购销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都予以确认，对所提出的待证的事实有异议，被告提供这一组证据证明所谓的交易模式，从这二份产品购销合同里面看不出所谓的模式，合同中陈献存的身份就是琦洲公司的代理人。琦洲公司作为供方所使用的公章是沪A合同章。对该二份合同原告需要确认一下，跟境界公司只履行了一个315万元的合同，并没有履行两个合同。对陈献存与琦洲公司之间的产品购销合同是复印件，对真实性有异议，琦洲公司与陈献存没有签订过这样一份合同，对合法性有异议，从上面显示的合同签订的形式是传真方式，这份合同上面的传真有两个眉头，第一个眉头是2013年8月17日2:30分加一个传真机的机型，第二个眉头月份没有、年份也不完整、机型也没有，如果完整打印的话整个篇幅不够，这个眉头说明这个传真件是用其他的传真件拼添所产生的，所以合法性有异议；这个合同所使用的公章是沪A公章，沪A公章是原告授权给被告的，是由被告使用的，在509号案件的判决书里陈献存就是利用沪A公章招投标的，该合同的签订地点是在唐山市，既然沪A合同章是由被告陈献存持有的，该份合同又使用了沪A合同章，又是在唐山签订盖章的，证明这份合同的传真是虚假的；从传真件的复印件来看反映不出是哪个和哪个传真机之间进行的传真，传真是通信方式，两个传真机之间传真应当存在两个传真机的号码，被告也没有指明是哪两个传真机之间的号码，且如果是传真的原件，至少有一方的签字是原始的，现被告提供的都是复印形式的签字，故该合同不能证明是传真件的原件；对于该购销合同的关联性也有异议，境界公司的合同与购销合同的标的有一个重大的区别是柜体的颜色，一个标注的是计算机灰RAL7032，一个是RAL7035电脑灰，两个颜色是有区别的。此外，产品购销合同书还有一点是不合法的，约定的所谓的超出合同金额以外税金按照12%进行收取，是违背法律规定的。对二份发货清单，对第一份加盖了东光法院的公章的，一份是没有盖章的，琦洲公司向境界公司发货的发货清单，发货清单上面有琦洲公司的发货专用章，收货单位是境界公司的经办人，并非陈献存签字，在两份发货清单上面被告的身份是联系人，不能证明是琦洲公司向被告履行了交货的义务。对四份运费收据共两页系复印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不确认。对关于货款支付的函虽然是复印件，但是对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对关联性与待证事实有异议，这份函就是解除了被告陈献存代理人的代理关系，因被告使用原告的公章擅自截留了原告的货款，被告说改变了合同的履行方式，但原告看不出是改变了原告和境界公司合同的哪一个合同条款，把解除代理合同说是改变合同履行方式，根本就是两回事，所以这个函与本案是没有关联的。对承兑汇票、收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是被告向原告履行债务的事实，从收据的文意上看都是反映的是原告的应收货款。
对第三组证据，该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首先嘉兴中院确定的这一种模式、认定的这一段事实就是针对2010年12月31日之前的业务，嘉兴中院这一段的事实认定跟海盐法院的331号案件认定是一致的，这个事实是建立在双方确认的对账单以及双方确认的加工定作合同关系上的，所以这一段事实跟本案没有关联。2010年12月31日之前如果双方存在这样的模式并不等于之后也存在这样的事实。对第二个争议焦点，嘉兴中院始终没有对这个加工定作合同确认过，100万元的款项来源于永顺公司，这个100万元与本案没有关联，如果永顺公司的业务在原、被告之间是以这种方式确立的，并不等于本案也是以这样的方式确立的，所以与本案没有关联；待证事实也是被告凭空杜撰的，被告认为原告提供的协议是伪造的，原告感到惊讶，被告是怎么从判决书里面读到这样的内容的。嘉兴中院最后的认为部分是必须建立在双方存在合同的事实上，如果没有这个事实基础，凭什么来结算，把嘉兴中院的认为部分作为一种事实没有道理；关于2010年12月31日之后的结算事宜，原告认可是要与被告结算，但结算的是业务费以及垫付的费用，原告从来没有认可过或者确认过双方要结算合同差价。
对第四组证据，二份判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待证的关联事实有异议，以此来推断本案是有异议。对对账单的真实性、合法性是确认的，关联性不确认。对加工定作合同书涉及到陈献存与琦洲公司之间的加工定作合同书是不确认的，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就是按照被告提供的证据也没有和对账单上合同产生一一对应关系，二份判决书都提到部分是对应的，所以不能说成是全部是对应的。对收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与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收据在上述案件当中已经处理掉的，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对第五组证据，产品购销合同四份（包括变更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加工定作合同书的真实性有异议，琦洲公司和陈献存没有签订过这么一份合同，证据是不合法的，传真的眉头是有问题的，前面表述月份时间及后面的电话号码是斜的，按照一般打印的话，传真的眉头打印都是在一条线上；对关联性也有异议，这份合同与琦洲公司和红旗公司、永顺公司的合同标的物不是完全对应的，不对应的地方在高压封闭式母线桥单价28万元，在被告提供的证据当中没有这份对应的，只有一份价格是3.5万元的加工定作合同书，签订时间是同一个时间，以此来推定是28万元的合同标的物是不相符的。对费用报销单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首先虞某不是原告的员工，更不是原告的经理，虞某和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林献品以及被告本身就是老乡，虞某无权以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除非经过原告的授权，这个费用报销清单与本案没有关联。对于声明书中陈述的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不予确认，如果虞某是一个证人，应当出庭接受质证。对本组其他证据因双方之间另有案件，故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对第六组证据，509号案件民事判决书的质证意见与之前发表的意见一致。对产品购销合同，与东光公司签订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被告的待证事实及关联性有异议。对二份产品购销合同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琦洲公司与被告没有签订这样的合同，对于合法性有异议，这两份合同按照第一份下面有一个页角有一个传真机的号码，但没有显示对方的号码，也没有显示时间，即使存在这个原件，对合法性有异议，该证据来源不清，不具有法律效力；需方陈献存的签字不是陈献存签的，从笔迹看与后面的笔迹不一样，这两份合同与前面琦洲公司与东光公司之间的合同对比并不是同一标的物，加工定作合同书确定的产品颜色电脑灰703，东光公司的标的物是浅驼色，不存在对应关系，不能证明被告所主张的待证事实；此外，琦洲公司与东光公司的合同中母线桥按米来计价的，而定作合同中没有；签订方式与前面的合同都是一样的，都是使用的是原告授权给被告的沪A公章。对于反馈单以及回复函是复印件，对其真实性有异议，反馈单上的公章不是原告的公章，原告从来没有使用过这样的公章，原告真正的公章在公安局有备案的，这个公章是不是原告授予给被告的公章是有异议，反馈单一般的形成都是单方面的，这里面搞成了协议的形式，琦洲公司是没有签字的，这个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回复函也是传真件，下面都没有琦洲公司的公章也没有经办人签字，证据的来源不合法。对收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是确认的，对被告提出来的待证的事实有异议的，从收据的本身已经清楚的反映了原、被告之间是代理人的关系，所以这个款项在摘要里面都写清楚的，这个钱不是被告的钱，不存在被告向原告履行债务的事实。对发货清单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待证事实有异议，被告的待证事实是原告向被告发货，被告的身份是联系人，不是一个收货单位。对于收据，与前面的发货清单并不完全对应，有一份驾驶员叫徐勤，发货清单里面没有发现徐勤，其他两份发货清单里面也没有表明驾驶员是谁。对三份运费收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与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如果被告确实是垫付的这些款项，还要依据原告与承运单位之间签订的托运价格进行报帐，不能产生这样的白条。对于林某的庭审笔录，首先在程序、形式上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言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林某证明陈献存向琦洲公司购买设备再卖给他人这个没有事实依据，琦洲公司与陈献存的合同是林某签的，签订地点在唐山，使用的是被告掌握的公章，怎么会让林某在海盐签订？说明林某的说法是杜撰的，林某在笔录当中明确其与陈献存是有业务关系的，林某原来在原告单位工作，出来之后与原告发生同一竞争，所以有倾向性，林某在证言当中有几个地方令人匪夷所思的，问他“是合同差价还是佣金”，林某作为销售经理说“记不清了”，按照道理合同是林某签的，拿的差价应该很清楚的，后面也补了一句“应该是合同差价”；另外原告的代理人问林某“琦洲公司的货物是交给陈献存还是东光公司的”，林某就回避说是“办公室主任郑红发的”，按照林某是销售经理而且和被告签订合同，应该清楚发货到哪里，还说传真一式两份，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技术传真会是一式两份，林某作为证人应当法庭上接受原、被告双方的质证，其在他案当中的证言除非判决书在事实部分予以认定才能作为证据，而林某作证的案件是撤诉的。
对第七组证据，两个公证书的形式的真实性、合法性是确认的，但洪正权在2012年8年到2013年5月是原告的销售业务员，不是公司经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洪正权是公司经理，洪正权的声明与事实不符，洪正权对外是无权签订合同的，本案公证书里面的邮箱不是琦洲公司的邮箱，而是借用他人的邮箱，这个邮箱注册的时候琦洲公司还没有成立，这个邮箱主要是业务员之间的信息往来，后面的合同的章不是原告的公章，需方的签字也不是本案被告的签字，所以这份是虚假的，总体来说关于这个部分的证据因为双方另有诉讼案件，这里面的内容与本案没有关联的，洪正权作为自然人，要作证的话，需到庭，所以洪正权的声明书也不符合证人证言的生效条件，更何况声明书的内容是虚假的，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对第八组证据，四份产品购销合同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被告提出的待证事实的关联性有异议，被告在举证的时候称是证明被告与弘也公司之间的购销合同，对此有异议。对加工定作合同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系复印件，复印件不具有证据效力，对合法性有异议，证据的来源不明，从合同的签订地点载明的事项来看，似乎是来源于唐山市，与琦洲公司没有任何的关联，琦洲公司和被告之间不存在这样的加工定作合同。对发货清单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待证事实的关联性有异议，被告举证证明称被告向弘也公司交付了这个产品，对此原告不予认可。该发货清单与原告之前提供的发货清单是一致的，只是原告之前提供的是没有客户的签收人，原告进行了说明该清单是发货的时候留存的存根联；且被告称是要证明原告是依据加工定作合同向被告发货，但发货清单不能证明这个待证事实，而是只能证明琦洲公司向弘也公司发货。
对第九组证据，函的主要目的是确定货款的支付方式，在2013年年底的时候琦洲公司派人员到河北对账，双方在应收、应付款上存在差异，所以春节一过给唐山所有的客户单位发了将款项支付至公司帐户的函。因之前已经电话里面向弘也公司催讨过款项，弘也公司说48万元的合同已经早就给了代理人陈献存，所以原告在函里面就其他三份合同进行发函；对真实性没有异议。
本院认证认为：对被告提供的第一组证据，对509号案件判决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因该案目前尚仍在审理中，故对该判决书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定。对第二组证据中境界公司的购销合同、发货清单、关于货款支付的函、收据及银行承兑汇票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产品购销合同书、运费收据，因原告不予认可，且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项下，故本院不予认定。对第三组证据，1330号案件判决书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对第四组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定。对第五组证据，因涉及永顺公司、红旗公司的业务，故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定。对第六组证据，对509号案件判决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东光公司的产品购销合同、收据、发货清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陈献存与琦洲公司的产品购销合同、反馈单、回复函、运费收条，因原告不予认可，且与本案非同一法律关系项下，故本院不予认定；对林某庭审笔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第七组证据，因涉及国义公司的业务，故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定。对第八组证据中的四份产品购销合同、发货清单，原告无异议，本院不予认定；对加工定作合同，因原告不予认可，且与本案非属同一法律关系项下，故本院不予认定。对第九组证据，原告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被告向本院申请证人虞某出庭作证，虞某证言：其称系琦洲公司的财务总监，陈献存并非琦洲公司业务员，陈献存先到外面接业务，再跟琦洲公司签加工合同；涉及永顺公司、红旗公司、邦力公司的合同是虞某代表琦洲公司与陈献存通过传真签订的，并曾在一份8800元的费用报销单上签名。
原告质证意见：对证人证言内容的真实性不确认，对被告的待证事实的关联性不确认。首先身份问题，是证人自己的单方陈述，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既没有任命的文件，也没有社保、工资卡、发放凭证等；事实上琦洲公司与证人在工作上没有任何关联，所以是不实的；关于其陈述合同的签订的过程原告认为是虚假的，证人对传真机的信息、传真机的型号、规格都说不清；由谁敲定价格、谁提供的版本也说不清楚；关于费用报销单的问题，没有客户提出产品存在质量问题，如果有质量问题的，客户肯定有质量异议的，所以这份费用清单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
被告质证意见：对证人的身份问题，原告的两个代理人与虞某都很熟悉，如果虞某不是琦洲公司的高管，两个代理人怎么跟他这么熟悉。2010年12月31日的这份对账单在1330号案件中进行确认过，上面有虞某的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虞某的身份很清楚。虞某也明确了，合同是其本人签的，并由董事长指定到办公室盖章，公司的盖章就是对证人的授权。关于虞某讲到的经营模式、结算方式、税收承担、运费承担都是根据合同约定来的，足以证明陈献存是一个独立的经营者，以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合同，与公司之间按照加工定作合同、购销合同进行结算。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与本案的关联性、合法性均予以认可，足以证明案件的事实、还原案件的真相。
本院认证认为：因虞某证言主要系为证明陈献存与琦洲公司之间存在加工定作合同，而与本案非属同一法律关系项下，故与本案关联性不予认定。
据此，本院查明案件事实如下：2010年11月15日，原告原法定代表人林赞品将琦洲公司的公司公章、合同章、财务章、法人章授权被告在河北地区使用，授权期限为2010年11月15日至2015年12月15日，被告有权以琦洲公司名义参加项目的投标报价、收取合同货款、处理与合同有关的事项。2011年7月12日、2011年7月15日、2011年7月28日、2011年8月6日，被告以琦洲公司代理人身份与弘也公司分别签订产品购销合同四份，约定由琦洲公司向弘也公司供应高压开关柜、低压开关柜等电气设备，总价款247万元。2011年9月9日，原告交付货物至弘也公司。上诉四份合同的货款均由被告于2012年1月-2012年5月陆续向弘也公司收取，未交付给琦洲公司。2011年9月5日，琦洲公司开具四份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共计247元。2014年3月11日，琦洲公司向弘也公司发函，称“2011年7月15日、7月28日及8月6日我公司与贵公司签订开关设备买卖合同三份，合同总价为199万元…为规范今后我公司与贵公司之间的货款结算给付行为，郑重告知贵公司下列事项，贵公司自收到本函之日起应以下列方式向我公司履行货款给付义务…。”
2013年8月5日、2013年10月5日，被告以琦洲公司代理人身份与东光公司分别签订产品购销合同二份，约定由琦洲公司向东光公司供应馈线开关柜等电气设备，总价款965万元。后原告陆续发货至东光公司。被告陈献存陆续收取东光公司货款，已交付琦洲公司货款551.6705万元（包括被告代原告向星途公司垫付款27.20元，尚余57.80元（2013年8月到11月份收取）陈献存未交付琦洲公司。此外，东光公司尚有剩余货款131.706035万元未付清。就该剩余的货款，2016年2月19日，陈献存向东光法院以买卖合同纠纷起诉东光公司及琦洲公司，要求东光公司支付陈献存剩余货款1317060.35元，目前该案仍在诉讼中。
2013年8月6日，被告以琦洲公司名义与境界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一份，约定由琦洲公司向境界公司供应高压开关柜等电气设备，总价款315万元。2013年12月12日，原告发货至境界公司。2014年3月29日，琦洲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三份，金额共计315万元。被告陈献存陆续收取东光公司货款189万元，已交付琦洲公司预付货款94万元，其收取的95万元（2014年1月份收取）未交付琦洲公司。2014年3月11日，琦洲公司向境界公司发函，称“2013年8月4日我公司与贵公司签订开关设备买卖合同一份，合同总价为315万元…为规范今后我公司与贵公司之间的货款结算给付行为，郑重告知贵公司下列事项，贵公司自收到本函之日起应以下列方式向我公司履行货款给付义务…。”
2015年12月23日，本案原告琦洲公司以定作合同纠纷为由起诉本案被告陈献存（331号案件），原、被告于2007年起发生业务关系，2010年12月31日，双方经对账确认，被告应付原告加工定作款1315000元。该案经海盐法院判决后陈献存不服，提出上诉，嘉兴中院作出1330号案件民事判决书，予以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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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申请人朱蔚香与被申请人湖南长沙茶亭建筑有限公司财产保全一案执行结案通知书\\\\\",\\\\\"PubDate\\\\\":\\\\\"2017-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