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兴仁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黔2322民初1854号
原告：杨某1，女，2005年10月11日生，汉族，住贵州省义龙实验区，
原告：杨某2、男，2007年6月1日生，汉族，住贵州省义龙实验区，
原告：杨某3、男，2010年1月19日生，汉族，住贵州省义龙实验区，
原告暨法定代理人：宋万义，女，1983年11月4日生，汉族，住贵州省义龙实验区，系杨某3之母）。
原告：杨朝先，男，1944年8月10日生，汉族，住贵州省义龙实验区，
原告：龚庭珍，女，1946年6月24日生，汉族，住贵州省义龙实验区，
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文超，贵州旺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贵州博融养生城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兴仁县东湖街道办事处博融养生城城市会客厅。
法定代表人：崔道明，系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先芳，贵州心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邵启祥，男，1982年8月8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兴仁县，
被告：罗高，男，1973年11月2日生，汉族，住贵州省义龙试验区，
被告：邵启友，男，1972年9月18日生，汉族，住贵州省义龙试验区，
被告：邵启光，男，1971年12月29日生，汉族，住贵州省义龙试验区，
被告：郑佐江，男，1979年12月1日生，住贵州省义龙试验区，
被告：罗璋，男，1968年5月21日生，汉族，住贵州省义龙试验区，
被告：邵凤兴，男，1945年10月5日生，汉族，住贵州省义龙试验区，
被告：邵凤江，男，1975年8月17日生，汉族，住贵州省义龙试验区，
被告：邵海，男，1982年4月28日生，汉族，住贵州省义龙试验区，
被告：邵启俊，男，1966年7月28日生，汉族，住贵州省兴仁县，
上述原告与上述被告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5月1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述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文超及原告宋万义，被告罗璋、邵凤江、邵启俊、郑佐江、邵海、邵凤兴、罗高、邵启祥、邵启友、邵启光、贵州博融养生城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融养生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先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述六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十一被告连带赔偿六原告的各项经济损失493390.57；2.本案诉讼费由十一被告承担。在诉讼过程中，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我方要求按2018年5月1日后的标准进行计算，请求金额是535116.61元。事实和理由：2018年2月6日晚约7点，被告罗璋、郑佐红、罗高等人邀约死者杨某4到被告邵启祥家吃搬家酒，饭后组织到被告邵启祥家新房处以划拳和玩水鱼的方式喝酒，直至2018年2月7日凌晨1点过，一同参与划拳喝酒的有罗璋、罗高、郑佐红、邵启友、邵启俊、邵凤江、邵海、邵凤兴、邵启光及死者杨某4，导致死者杨某4醉酒。不料，于同月7日凌晨1时许，死者杨某4和被告罗高先后从被告邵启祥家出来，乘电梯出来后，由于被告贵州博融养生城建设有限公司在出口处未安装照明灯以及地洞处未设置安全护栏，导致死者杨某4从地洞处坠入A1栋负一楼地下室死亡。事发后，兴仁县公安局立案侦查，经查，于2018年5月10日作出兴仁县公安局不予立案通知书（仁公网刑不立字[2018]21号）、兴仁县公安局鉴定意见书通知书（仁公网刑鉴通字[2018]248号）及[2018]法毒鉴字第00362号乙醇含量鉴定，其乙醇含量为88.25mg/100ml。死者杨某4由于酒后高坠伤及头部，造成颅脑损伤致脑机能障碍死亡，该案没犯罪事实，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由于被告罗璋、郑佐红、罗高、邵启友、邵启俊、邵海、邵启光、邵凤江，邵凤兴等9人组织杨某4在被告邵启祥家以划拳和玩水鱼的方式喝酒，导致杨某4醉酒后，未全面履行强制喝酒引起的看管、照顾、保护等法定安全义，以致死者杨某4单独一人下电梯后从被告贵州博融养生城建设有限公司在电梯出口处未安装照明灯及未安装安全护栏的地洞处坠入Al栋负一楼地下室死亡，十一被告均具有严重过错，应承担70％的赔偿责任。原告的各项经济损失为：1、死亡赔偿金26742.62元/年×20年＝534852.8元2、丧葬费4424.5元/月×6个月＝26547元；3、精神损失费40000元；4、交通费3000元；5、被抚养人生活费100443.87元；其中孩子（1)7533.29元/年×(5+7+10）年÷2（人）=82866.19元；父母（2）7533.29元/年×(6+8）年÷6（人）=17577.68元；以上合计为704843.67元，其70％为493390.57元，十一被告应依法连带赔偿责任。
被告邵凤兴、邵海、邵启俊共同辩称，一、被答辩人对答辩人的诉请没有事实依据。三答辩人是父子关系，2018年2月6日，邵启祥家因乔迁新居请帮，当晚20时许，答辩人邵启俊与父亲邵凤兴去邵启祥的新居看望，邵海与一帮人在打麻将玩耍。一帮人在喝酒，他们喊坐过去，因都是亲戚，就过去看他们喝酒，因盛情难却，答辩人礼节性的和在喝酒的亲戚每人划了三拳。21时40分左右，答辩人邵海因第二天要开车运输，就先行离开，22时左右，答辩人邵启俊与父亲邵凤兴也离开邵启祥家。杨某4出事时，答辩人并不在场。据被答辩人诉称，杨某4是次日凌晨1时许才和罗高先后从邵启祥家出来，乘电梯出来后，因出口处未安装照明灯及地洞为设置安全护栏，导致杨某4从地洞处坠入A1栋负一楼地下室死亡。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杨某4死亡原因在于出口处未安装照明灯及地洞未设置安全护栏，导致杨某4从地洞处坠入A1栋负一楼地下室死亡。杨某4的死亡这一结果，答辩人并没有任何过错。二、因答辩人没有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在喝酒过程中，答辩人没有强制劝酒，且先行离开3个多小时，不存在照顾义务。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行为人必须要有过错才承担民事责任，答辩人对杨某4的死亡没有任何过错，因此，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所述，被答辩人对答辩人的诉请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答辩人没有任何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为此，请求法院驳回被答辩人对答辩人的诉请。
被告邵启光辩称，当天搬家的邵启祥是我的兄弟，死者来邵启祥家玩，我就与罗高他们划了六拳，我是九点半的时候与邵海一起走了的，我不应该赔偿。
被告邵凤江辩称，当天晚上是村里的人过来，我就与他们划了三拳，还有与死者也划了三拳，是死者一直找我划拳，我划了三拳我没有和他喝酒，当时是我与死者、罗璋一起回去的，我不承担赔偿，我现在是住流水沟，没有和死者一起从雨樟过来。
被告邵启友辩称：当时我是在死者家打包谷面，我接到罗璋的电话约我去兴仁，我与死者坐车到补充组的途中，又接到罗璋的电话，死者问我去哪里？我说去邵启祥家，死者要与我们一起来，说与死者是小学同学，罗璋就到死者家门口接我们；当晚，我没有与死者喝酒，死者并非是醉酒，是因为跌倒致死的，我和郑佐江走的时候，当时下来灯也没有，我们是摸黑出来的，出来后我们就回家了，我不承担赔偿的责任，我、罗高、郑佐江我们三人出于人道，我们每人给了原告方2000元。
被告邵启祥辩称：死者是与他们来我家玩，我不可能叫他走，我与死者没有喝酒，也没有礼尚往来，我不赔偿。他们喝酒的时候我在家，第二天我有事情，我在忙，他们在玩，我没有与他们喝酒，我与死者都不熟，我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罗高辩称：当天六点左右，我接到罗璋的电话，问我要不要去兴仁，我与罗璋一同前往了兴仁，到邵启祥家后大约半小时后，邵海拿牌给我，我们就开始打牌喝酒，我喝了一勺就没有玩了，我就玩手机，他们找我划拳我就划拳，我没有主动找他们喝酒，死者喊我们回家，他们还在喝酒，我就出来打车，我打杨某4的电话就打不通了；我没有与死者喝酒，我不承担赔偿。我走的时候邵启俊、邵凤兴、邵海已经提前走了的。
被告罗璋辩称：去兴仁的时间、经过与邵启友说的是符合的，来到兴仁后，邵启祥喊到新房里去玩，第二天怕交叉检查，我们就准备早点回去，我喝醉了我就喊我家儿子来接我，我没有与杨某4喝酒，他与谁喝的我不知道，他只是坐我的车来兴仁的，我不承担赔偿，我是凌晨三点过走的。
被告郑佐江辩称：杨某4是和我们一起来的，同时还有邵启友、罗高、罗璋、罗某一起来的，就我们五个人；酒是一起喝的，邵启祥喊去吃饭，吃饭了就到邵启祥家玩，半小时后邵启祥就拿就出来喝酒，我没有和死者喝酒，打牌也没有和他打，我们走的时候是差不多一点，死者就不见了，电话也打不通，我们不承担责任；罗某与我们一起来，但是没有去邵启祥家。
被告博融养生城辩称，答辩人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不应承担侵权责任。1.本案作为一起侵权责任纠纷，被答辩人起诉答辩人承担责任的理由是其认为答辩人未在电梯出口处安装照明灯及防护栏，导致本案死者发生意外，即被答辩人认为答辩人作为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未尽到必要的安全保障义务导致意外的发生从而需要承担侵权责任。但被答辩人在诉状中所述与事实不符，本案的案发场所并非答辩人管理的公共场所，也不是小区的公共范围，本案的案发场所位于博融养生城小区A栋一单元105号房室内，该房的户型为楼中楼，包含地面一层及地下一层，本案死者跌入的系该房的地下一层，而死者跌下的地道口系留予房屋买受人安装户内楼梯使用，答辩人在房屋结构完成后对该地跃口进行了隔离措施，对该房安装了入户门，在户型内安装了玻璃门及钢筋护栏，户型外也安装了防护栏并装订了警示标志。而该房在案发前已经卖出，属于小区物业的专有部分，不属于答辩人管理的范围。答辩人不存在原告所认为的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形。2.导致本案发生的根本原因系由于死者过量饮酒导致神志不清，而同死者共同饮酒的本案其余被告在明知被告醉酒的情形下，未对死者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任由死者自己独自离开，在离开后因醉酒不辨方向最终发生意外。在本案应承担赔偿责任的是与死者共同饮酒的其余被告而不是答辩人。综上，在本案中，答辩人并不是与死者共同饮酒导致其醉酒的责任人，而本案的案发地点也不是处于答辩人管理之下的公共场所，因此答辩人并非本案的适格主体，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对答辩人的诉请。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2月6日，邵启祥乔迁新居前一日设宴招待寨邻及亲朋好友，死者杨某4在未受到邵启祥邀请的情况下主动与罗璋、罗某（罗璋之子）、罗高、郑佐江、邵启友一同从兴仁县雨樟镇上坝田村乘车到邵启祥位于兴仁县博融养生城A1栋一单元24-5号新居参加乔迁宴（罗某未到邵启祥家参加乔迁宴），当天19时许，车辆到达博融养生城小区门口，罗某开车离开。吃完饭后21时30许，杨某4与罗璋、罗高、邵启友、郑佐江、杨某4、邵启俊、邵凤江、邵海、邵凤兴等人在邵启祥的新家采取猜拳、玩水鱼的方式喝酒。期间，21时40分许，邵海与邵启光先行离席，22时许，邵启俊、邵凤兴先行离席，参加喝酒的数人共喝白酒约五斤左右。次日凌晨，杨某4酒后独立离开邵启祥新家，乘电梯到一楼转弯后，误走入A1栋1单元未关闭房门的1-5室空置房内（未装修和有人居住），从该空置房一楼天井处坠落到地下室。2月7日15时30分，案外人易珂延在兴仁县博融养生城A1栋1单元1-5室发现杨某4趟在该房屋地下室，易珂延的女朋友汪洪敏报案后，兴仁县公安局东湖派出所出警，杨某4经医生到场抢救确认，杨某4已无生命体征（已死亡）。经兴仁县公安局刑侦大队警员对现场进行勘查，并对杨某4的尸体进行了尸检后排除系他杀，经法医鉴定，杨某4由于酒后高坠伤及头部，造成颅脑损伤致脑机能障碍死亡。杨某4血液中检出乙醇成分，其乙醇含量为88.25mg/100ml。
另查明，杨朝先系杨某4父亲，于1944年8月10日生，龚庭珍系杨某4母亲，于1946年6月24日生，宋万义系杨某4妻子，杨某1系杨某4长女，于2005年10月11日生，杨某2系杨某4长子，于2007年6月1日生，杨某3系杨某4次子，于2010年1月19日生。杨朝先、龚庭珍共生育6个子女。杨某4系农业户。
以上法律事实，有当事人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户口薄复印件、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不予立案通知书、鉴定意见通知书、接处警登记表、询问笔录、鉴定文书、死亡证明、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卷为据，故作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有：1、本案的赔偿义务人和责任分配问题；2、六原告主张的赔偿项目、数额是否合理。
对于赔偿义务人及责任分配问题。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侵害他人生命权的，被侵权人的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亲朋好友之间宴请聚会本属一种情谊行为，每个饮酒者对自己的生命安全都负有最高的注意义务，对其他饮酒者不能恶意劝酒，更要有善意提醒、劝诫甚至照顾的义务。共同饮酒人的人身安全是以自我保护为主，以其他人的安全保障义务为补充。杨某4作为成年人，对自己的行为有认知和控制能力，应当预见过量饮酒的后果，但其仍放任自己过量饮酒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对造成其死亡的后果应负主要责任，即其自行承担80%的责任。
共同饮酒系正常的社会交往活动，但当行为人处于醉酒的危险状态时，其他共同饮酒人应负有相应的注意义务及安全保障义务，对过量饮酒人应进行提醒和劝阻，并保护其免受伤害。经法医鉴定，杨某4死亡时血液中检测出乙醇成分，含量为88.25mg/100ml，杨某4当晚喝了较多白酒，罗璋、郑佐江、罗高、邵启友共同与杨某4从雨樟镇上坝田村补充一组到兴仁城区参加邵启祥乔迁宴席并与杨某4共同饮酒，明知杨某4饮酒过量的情况下，四人均认可不清楚杨到贤武离开的事实即未确认杨某4回程是否安全，可以认定上述四人未尽到对杨某4提醒、劝诫及照顾义务，杨某4醉酒后坠楼身亡的损害后果与其疏于照顾存在一定因果关系，故本案的共同饮酒人罗璋、郑佐江、罗高、邵启友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结合本案的案情，酌情确定上述四人分别应对杨某4的死亡各承担2.5%的赔偿责任（合计10%的赔偿责任）。原告方主张提前离席的邵海、邵启俊、邵凤兴、邵启光以及邵凤江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请，因没有证据证明邵海等五人对杨某4有强迫饮酒、劝酒的行为，且五人并没有与杨某4共同合意到邵启祥家参加乔迁宴席故邵海、邵启俊、邵凤兴、邵启光、邵凤江不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中，邵启祥作作为饮用酒的提供者，符合民间生活习俗，其并未邀请杨某4参加乔迁宴席，且平时与杨某4无礼尚往来，邵启祥并未参与饮酒，故其不承担赔偿责任。
杨某4醉酒后自行离开邵启祥新居，乘电梯下到一楼后，误走入A1栋1单元未关闭房门的1-5室空置房内（未装修和有人居住），从该空置房一楼天井处坠落到地下室。博融养生城作为该小区的物业管理方，有在电梯一楼处设置明显出口指示标志的义务，但庭审中博融养生城未提供证据证明履行了这一义务，博融养生城有关闭空置房房门的安全保障义务，其未关闭空置房房门，与杨某4醉酒后从该空置房一楼天井处坠落到地下室死亡有管理上的因果关系。故酌情确定博融养生城承担10%的赔偿责任。
六原告认为数被告的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构成共同侵权，故要求数被告连带赔偿其损失。杨某4之死，主要系其醉酒后自行跌入地下室造成，而罗璋、郑佐江、罗高、邵启友、博融养生城的行为没有共同故意、共同过失。六原告要求数被告连带赔偿其损失的请求，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杨朝先系杨某4父亲，龚庭珍系杨某4母亲，宋万义系杨某4妻子，杨某1系杨某4长女，杨某2系杨某4长子，杨某3系杨某4次子，是法律规定的损害赔偿权利人。杨某4及其妻子、子女、父母均系农村户口。经本院调查，杨某4生前主要考农业生产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故其死亡赔偿金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根据2017年贵州省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六原告因近亲属杨某4死亡产生的各项经济损失有：1、死亡赔偿金为8869元/年×20年=177380元，2、丧葬费为33139.5元，3、根据各被扶养人的出生情况其被扶养人生活费：前五年生活费为8299元／年×5年=41495元，第六年被扶养人生活费（除杨某1外）8299元／年×1年×2人÷2人（杨某2、杨某3部分）+8299元／年×1年×2人÷6人（杨朝先、龚庭珍部分）=11065.33元，第七年被扶养人生活费（除杨某1、杨朝先外）8299元／年×1年×2人÷2人（杨某2、杨某3部分）+8299元／年×1年×1人÷6人（龚庭珍部分）=9682.17元，第八年被扶养人生活费（除杨某1、杨朝先、杨某2外）8299元／年×1年×1人÷2人（杨某3部分）+8299元／年×1年×1人÷6人（龚庭珍部分）=5532.67元，第九、十年杨某3被扶养人生活费8299元／年×2年×1人÷2人=8299元，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76074.17元，4、交通费酌情支持1000元，5、精神损害抚慰金酌情支持10000元。上述费用合计297593.67元。罗璋、郑佐江、罗高、邵启友各承担2.5%的赔偿责任，即各自承担297593.67元×2.5%=7439.84元，郑佐江、罗高、邵启友已各向原告方支付了2000元，郑佐江、罗高、邵启友三人分别再向六原告赔偿各项经济损失5439.84元，罗璋赔偿7439.84元。由博融养生城承担10%的赔偿责任即29759.37元。
综上，原告方的请求的基本事实清楚，对于其请求中的合理部分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贵州博融养生城建设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杨某1、杨某2、杨某3、宋万义、杨朝先、龚庭珍因杨贤武死亡产生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经济损失共计29759.37元；
二、被告罗璋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杨某1、杨某2、杨某3、宋万义、杨朝先、龚庭珍因杨贤武死亡产生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经济损失共计7439.84元；
三、郑佐江、罗高、邵启友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分别赔偿原告杨某1、杨某2、杨某3、宋万义、杨朝先、龚庭珍因杨贤武死亡产生的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经济损失共计5439.84元（不含已支付的2000元）；
四、被告邵海、邵启俊、邵凤兴、邵启光、邵凤江、邵启祥不承担赔偿责任；
五、驳回原告杨某1、杨某2、杨某3、宋万义、杨朝先、龚庭珍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760元，减半收取1380元（缓交），由被告罗璋、郑佐江、罗高、邵启友分别负担47.5元，被告贵州博融养生城建设有限公司负担190元，原告杨某1、杨某2、杨某3、宋万义、杨朝先、龚庭珍共同负担1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查龙江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五日
书记员 陈 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