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鄂0115行初18号
原告：蔡金龙，男，1981年2月17日出生，汉族，湖北省武汉市人，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
被告：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政府纸坊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纸坊街文化大道118号。
法定代表人：卢鹏，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敖文正，湖北舟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武汉市江夏区城乡建设局，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四贤路20号，。
法定代表人：汪新元，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旸，湖北民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蔡金龙诉被告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政府纸坊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纸坊街办事处”）、武汉市江夏区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区建设局”）请求确认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无效一案，于2017年4月24日向本院提出行政诉讼，本院当日受理后，于2017年4月26日向被告纸坊街办事处、区建设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和应诉通知书。本案由审判员叶应平担任审判长，和审判员李华杰、人民陪审员熊群英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7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蔡金龙，被告纸坊街办事处法定代表人卢鹏、委托诉讼代理人敖文正和被告区建设局的行政机关负责人王仕玺、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旸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10月2日，江夏区房屋征收办公室、纸坊街道办事处根据江夏区人民政府此前作出的《江夏区纸坊复××（××西片旧城改造征收决定书》及方案等，与原告蔡金龙签订了《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
原告蔡金龙诉称：原告位于武汉市江夏区纸坊大街兴新街474号的房屋系本人的合法财产。2014年8月25日江夏区政府违法下达《江夏区纸坊复××（××西片区旧城改造房屋征收决定书》，对其征收行为的合法性正在诉讼中，故征收主体不确定，同时也不能确定原告私有房屋在拆迁范围内；2014年10月2日，二被告在明知涉案房屋为原告所有的情形下，未与原告联系，本人也没有委托任何人，私自与原告父亲达成《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二被告不是合同合法主体，原告没有在任何拆迁文件上签字，也没有领取补偿费，因此，二被告的行为明显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严重违法行为。综上，二被告与原告父亲代原告达成《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违反《合同法》及其他相关法律规定，请求判令确认原告父亲和二被告达成《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无效，其程序实体违法并无条件返还本人房屋合同以及其他资料和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纸坊街办事处辩称：1、原告将纸坊街办事处列为被告缺乏法律依据。被告区建设局是房屋征收主体，纸坊街办事处是受其下属单位江夏区房屋征收办公室的委托，具体实施拆迁补偿工作，纸坊街办事处的行为应由江夏区房屋征收办公室负责，故纸坊街办事处作为本案被告主体不适格。江夏区房屋征收办公室并不是独人法人，应以其设立机关即区建设局为被告。2、2014年8月25日，江夏区人民政府依法作出《江夏区纸坊复××（××西片旧城改造征收决定书》及方案、规划红线图，明确原告蔡金龙的房屋在拆迁征收范围内。该片区征收的房屋总建筑面积13.07万平方、其中含858户住宅9.34万平方米，1031间商业门面0.46万平方米，原告蔡金龙的房屋在858户住宅中。原告蔡金龙及其他住户于2014年9月、2015年3月和7月先向市人民政府、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和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其诉求均被驳回。有关案件虽由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但不能否定征收决定的合法性，从而推断其不在征收范围；3、2014年10月2日，原告父亲蔡明权持原告蔡金龙的身份证、户口本和购房合同原件，以原告蔡金龙名义与江夏区房屋征收办公室签订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内容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在签约过程中，原告父亲蔡明权说明原告蔡金龙在外打工，已与蔡金龙电话沟通许可，由其代表签约。原告父亲蔡明权对鉴定机构出具的征收物品补偿清单无异议并署名，同时选择两套置换期房，其面积远大于其被征收房屋面积，原告在充抵其被征收房屋各项补偿款项及1万元签约奖金外，仍应支付55720元购房差价，因此原告不存在未享用被征收房屋各项补偿款的事实。《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系按照原告父亲蔡明权认可的征收物品补偿清单和选定的两套置换期房签订的，原告父亲蔡明权代表原告实施的签约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的＂表见代理＂，也未损害原告蔡金龙的合法权益，所以该协议合法有效。综上，原告蔡金龙诉请理由不充分，请求予以驳回。
被告区建设局辩称：1、原告蔡金龙起诉被告主体不适格。涉案《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系与江夏区房屋征收办公室签订，江夏区房屋征收办公室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行政机关，与区建设局是平行关系。依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原告起诉只能将江夏区房屋征收办公室作为被告，将区建设局列为本案被告主体不适格；2、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起诉期限，应依法予以驳回。本案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时间为2014年10月2日。原告蔡金龙与其父母亲共同居住生活，且被征收房屋已被拆除，原告蔡金龙不可能不知晓协议的内容。即便协议不是原告本人签字，原告也应当知道征收协议的存在。原告在2017年4月18日才提起行政诉讼，明显超过确认行政协议无效应在六个月之内提出的起诉期限，应予驳回；3、2014年8月25日，江夏区人民政府作出的《江夏区纸坊复××（××西片旧城改造征收决定书》并公告，征收程序合法。涉案《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是在征收决定作出后依法签订的，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表示。原告已将涉案房屋交与征收实施单位并已被拆除，表明原告已认可双方签订的补偿协议，该征收与补偿协议已实际履行；4、此前，涉案被征收人包括原告蔡金龙在内的黄明等105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案经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和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二审，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又于2017年5月4日作出（2017）鄂行再2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维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鄂武汉中行终字第00619号行政判决，驳回原告黄明（包括蔡金龙）等人提出撤销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政府作出的《江夏区纸坊复××（××西片旧城改造征收决定书》的诉讼请求。综上，原告蔡金龙请求确认征收补偿协议无效的理由不成立，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或诉讼请求。
被告区建设局为主张其行为的合法性和反驳原告蔡金龙的诉讼请求向法院提供如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
证据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书。实际四个单位共用一个机构代码证书。
证据2、江夏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夏机编（2015）46号文。证明武汉市江夏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系江夏区辖区内负责国有土地房屋征收与补偿行政管理工作的房屋征收部门，属于江夏区人民政府的工作部门，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行政机关。
第二组证据：
证据3、江夏区纸坊复××（××西片区旧城改造房屋征收决定书及规划红线图。证明：原告蔡金龙的被征收房屋在复××（××西片房屋征收规划范围内；
证据4、江夏区纸坊街复××（××西区旧城改造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证明：江夏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在江夏区人民政府就复××（××西片区房屋作出征收决定后，与原告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三组证据：
证据5、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5）鄂武东开行初字第00027号行政判决书。
证据6、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鄂武汉中行终字第00619号行政判决书。
证据7、湖北省高院人民法院（2016）鄂行申179号行政裁定书。证明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法院，武汉市中院及湖北省高院，经过一审、二审及再审，均认定复江道南西区旧城改造房屋征收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并无不当。
证据8、省法院（2017）鄂行再2号行政判决书行政判决书，证明复江道的征收决定经过一审、二审、再审是合法有效的行为。
原告蔡金龙对被告区建设局提交证据发表意见如下：
对证据1、2的三性不认可，对证据3的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和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据4关联性认可，真实性和合法性不认可，但不是原告所签订，对据5、6、7、8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不代表征收决定合法、行为合法。
被告纸坊办事处对被告区建设局提交证据发表意见如下：
对被告1、2证明目的有异议，关于区征收办是否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相关文件说明。对其他证据无异议。
被告纸坊办事处为主张其行为的合法性和反驳原告蔡金龙的诉讼请求向法院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1、复××（××西片区旧城改造房屋征收决定书。
证据2、复××（××西片区旧城改造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方案。以上证明作出征收行为的合法性。
证据3、张贴《江夏区纸坊复××（××西区旧城改造房屋征收决定》，证明从程序上，对征收决定的实施方案张贴公告。
证据4、复××（××西片区旧城改造规划红线图和被征收户调查登记表。证明区政府为旧城改造之前纳入规划，在征收前并进行了调查登记。
证据5、江夏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江夏区人民政府武汉市政府维持了被告的行政行为。
证据6、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
证据7、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证明区政府依法作出征收行政行为符合法律规定。
证据8、蔡金龙身份证、户口薄、《订购协议》，被征收房屋价值评估结果报告、室内设施及附属物补偿清单，房屋征收结算单。证明原告父亲代表原告签订协议时提交了相关资料，同时在征收清单和相关文书上签字，对其价值认可。
证据9、《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证明原告的父亲与被告签订的协议是平等，合法的。
证据10、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证明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理由是错列被告主体。
原告蔡金龙对被告纸坊办事处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
对证据1、2真实性认可，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据3三性不认可，对证据4红线图，对其三性不认可，对5、6、7与本案无关。对证据8身份信息认可，对被征收房屋价格评估报告，附属清单本人没有见过，对证据9协议真实性认可，关联性认可，合法性不认可，且协议非本人签订的。证据10与本案无关联性。
被告区建设局对被告纸坊办事处提交的所有证据不持异议。
原告蔡金龙为证实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1、区政府关于印发根据武汉市江夏区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试行办法的通知。证据2、湖北省高院裁定书（2016）560号，证据3、中院裁定书，证据4、江夏区纸坊复××（××西片区旧城改造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证据5、身份证、结婚证、房屋订购协议书，证据6、国家发改委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证据7、湖北省武汉市中给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6）鄂01行初178号判决书。以上证明被告征收行为、签订房屋补偿协议均违法。
被告区建设局对原告蔡金龙提交证据发表意见如下：
对证据1、2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我局不是适格主体；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与本案行政行为没有必须关联性；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协议上签名即使不是原告签名，但事后，他应是知晓的；对证据5三性无异议；对证据6复议决定书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复江道的征收决定是否合法最高院已认定，复议决定书与本案无关联；证据7判决书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目的有异议，本案诉争无关联性，这个是杨长娥起诉的，不能证明对原告的拆迁行为是违法的。
被告纸坊办事处对原告蔡金龙提交证据发表意见如下：
对证据1、2有异议，不能证明被告主体资格，要证明主体资格否有独立的资格作出行政行为；对证据3证明目的不认可，与本案无实际意义；对证据4证明目的不能实现，原告父亲不能提供授权书，但提交了原告的身份证、户口本、购房合同，不违反法律规定；对证据5证明房屋实际所有人没有实际意义，不否认原告是房屋主体；对证据6缺乏关联性，不能说明区政府征收超范围；对证据7裁定书是杨长娥，另一主体与本案主体不一，不能实现证明目的。
经过法庭审理与举证、质证，本院对各方提供的证据作如下认证：
原告对被告区建设局提交的证据3、5、6、7、8真实性认可，对其他证据的证明目的和关联性均不认可，对其证据1、2、4有异议，也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被告纸坊办事处对其证据1、2证明目的有异议，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被告的证据1-3能证明江夏区政府作出行政征收决定的事实，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其证据4能够证明原告父亲代为签订补偿协议的事实，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也予以确认；证据5、6、7、8系生效法律文书，可以证明房屋征收具有合法性，本院依法均予以采信。被告区建设局对纸坊办事处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原告对被告纸坊办事处提交的证据1、2、8身份信息、补偿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合法性不认可，对其他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上述证据部分与被告区建设局提交的证据相同，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确认。被告区建设局、纸坊办事处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3、4、5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能证明本案有关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被告区建设局、纸坊办事处对原告提交的证据6、7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依法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2014年8月25日，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政府作出《江夏区纸坊复××（××西片区旧城改造房屋征收决定书》并予以公告，确定被征收房屋总建筑面积约13.70万平方米，其中：老区委、政府等办公和会议用房2.50万平方米；人社局（原劳动局）、物控集团、医药公司等综合性房屋1.40万平方米；858户住宅9.34万平方米；103间小商业门面0.46万平方米；占地约110亩。房屋征收部门为江夏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委托实施单位为江夏区人民政府纸坊街道办事处。原告蔡金龙于2006年12月24日购买了原劳动局综合楼4栋4单元602号住房一套，实测面积为129.07平米，属于被征收拆迁范围内。因原告蔡金龙在外务工，其父亲蔡明权持原告蔡金龙的户口本、身份证及购房合同原件，在2016年10月2日与二被告协商，以原告蔡金龙的名义签字确认了被征收房屋价值评估结果报告、室内设施及附属物补偿清单，房屋征收结算单并签订了涉案《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协议住宅房屋补偿方式为产权调换补偿，产权调换补偿房屋就近安置在政和花园二期小区，并选定住房两套，其中一套在1栋1单元1203号面积为101.01平米，另一套在2栋503号面积为82.33平米，总计产权调换房屋面积为183.34平米，超出被征收房屋面积部分还应补交购房款，同时对室内设施、装修费补偿、临时安置补偿费、奖金等事项进行了结算，原告方应向被告支付差价人民币52727元；协议还约定了产权调换房屋交付时间及逾期交付安置费补偿等。2016年1月18日，原告蔡金龙及其家人搬出被拆迁房屋在外租住，同月25日，原告蔡金龙的住房及所在小区房屋被拆除。
另查明，原告蔡金龙与其父母共同居生活，其父亲代表蔡金龙在补偿协议上签字时，原告蔡金龙未出具书面授权委托手续，也未领取涉案《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原告蔡金龙通过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在2015年9月29日获取了该《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同年10月21日，原告蔡金龙以江夏区人民政府为被告，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涉案补偿协议。因其错列被告且不同意变更，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15日作出（2015）鄂武汉中行初字第00656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蔡金龙的起诉，原告蔡金龙不服提起上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同年11月10日作出（2016）鄂行终560号行政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17年4月24日，原告蔡金龙又以区建设局、纸坊街办事处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此前，原告蔡金龙及其他被拆迁户因不服房屋征收决定，以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政府为被告另案提起行政诉讼，经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于2015年6月24日作出（2015）鄂武东开行初字第00027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蔡金龙等105人的诉讼请求。后原告蔡金龙等105人不服提起上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月11日作出（2015）鄂武汉中行终字第00619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终审后，原告蔡金龙等又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经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于2017年5月4日作出（2017）鄂行再2号行政判决书，判决维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鄂武汉中行终字第00619号行政判决。
本院认为，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政府基于公共利益，作出的江夏区纸坊复××（××西片区旧城改造房屋征收决定书》证据确凿，程序合法，符合《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有关规定，房屋征收的合法性案经一审、二审和再审已依法予以确认。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四条、第五条和《武汉市江夏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试行办法》第四条、第五条规定，明确区城乡建设局负责本区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可以委托被征收房屋所在地街道办事处协助、配合具体实施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本案中的房屋征收部门武汉市江夏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不是独立法人，根据法律规定应以其设立机关区建设局作为被告，故对区建设局辩称作为本案被告主体不适格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纸坊街道办事处受其委托，在授权范围内具体实施征收与补偿工作，其行为、后果依法应由委托人承受，故纸坊街道办事处在本案中作为被告主体不适格。原告蔡金龙在2015年9月29日取得涉案《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同年10月21日即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因其错列被告而被裁定驳回起诉，期间所耽误时间不能完全归责于原告蔡金龙。原告蔡金龙在二审终审裁定作出后于2017年4月2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符合法律有关规定，故对被告区建设局辩称已超过六个月起诉期限的意见，本院也不予采信；被告区建设局作为房屋征收部门在负责征收工作中，未取得原告蔡金龙的授权委托手续，与其父亲签订《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明显违反了签订协议有关程序性规定，但双方按征收决定确定的产权调换房屋及其他补偿方式，两套房屋的面积明显超过原告蔡金龙按征收补偿方案应得到的住房面积，并未实际损害原告蔡金龙的合法权益。原告蔡金龙在知道涉案被征收房屋将被拆迁前主动搬迁，应视其在实际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故该《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对双方已产生约束力。本案中，被告区建设局的行政行为虽构成程序上违法，但尚不具备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对原告蔡金龙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故原告蔡金龙请求确认《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无效的理由不充分，对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被告武汉市江夏区城乡建设局与原告蔡金龙于2014年10月2日签订《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的行政行为程序违法。
二、驳回原告蔡金龙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0元，由被告武汉市江夏区城乡建设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叶应平
审 判 员 李华杰
人民陪审员 熊群英
二〇一七年七月六日
书 记 员 赵佶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