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渝05民终738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某1,男,1957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某（周某1之妻）。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镜羽，重庆名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女,1947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白和启，重庆市大渡口区八桥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周某1因与被上诉人王某1继承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法院(2016)渝0104民初2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2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周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付某、李镜羽，被上诉人王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白和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王某1的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王某1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王某1与周某1父母之间是寄养关系而不是收养关系，王某1无权继承周某1父母的遗产。一审采信王某1举示的周某1父母在填写家庭成员信息表、九宫庙派出所的户口证明等认定王某1与周某1的父母之间存在收养关系有失偏颇。位于重庆市北碚区X号的房屋在王某2生前就已经卖给了王某3，王某3亦支付了相应房款给王某2，该房产的所有权应属于王某3所有，不应算作王某2的遗产。周某1父母生前负有债务，该债务已由周某1一人偿还，若认定王某1与周某1父母之间收养关系成立，则王某1作为继承人应承担相应的债务份额。同时，若认定收养关系成立，王某1未尽赡养义务，依法应不分或少分遗产。
王某1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周某1的上诉请求。
王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继承位于重庆市大渡口区X号房屋及位于重庆市北碚区X号的房屋各50%的产权份额，并请求判令周某1给付王某1房屋租金17850元，同时支付王某1应分得的丧葬费及抚恤金11367元，本案诉讼费由周某1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周某2、王某2原系夫妻关系，周某1系双方婚生子，其出生于1957年10月14日。周某2、王某2婚后于1999年7月取得了一套位于重庆市大渡口区X号的房屋（以下简称“案涉房屋一”），该房屋登记在周某2名下。2007年1月13日，周某2死亡。2009年，王某2取得了一套位于重庆市北碚区X号的房屋（以下简称“案涉房屋二”），该房屋登记在王某2名下。2011年1月18日，王某2死亡。另查，周某2、王某2父母亲均先于其死亡。
一审另查明，周某2原系重庆市大渡口区共利粮油购销公司的员工，其在1956年入职后填写的干部卡片中，人口一栏记载为：周某1，男，1岁，儿子；王某1，女，12岁，养女。王某2原系重庆市北碚区黄桷小学校(原北碚澄江镇小学)教师，其在1962年入职时向重庆市北碚区委组织部、人委人事科填写的工作人员登记表中，家庭主要成员一栏记载为：王某1，15岁，母女，在二十三中初中读书；周某1，5岁，母子；家庭情况一栏中记载为：有几个孩子（两个）。王某1原系重庆钢铁公司綦江铁矿的员工，其在入职后填写的个人基本情况表中，家庭主要成员情况一栏记载为：父亲周某2，母亲王某2，兄弟周某1。周某2、王某1原户籍所在地均为重庆市大渡口区X号，在重庆市公安局九宫庙派出所出具的户口证明中记载，户主姓名为周某2，王某1与户主关系为女。在周某2、王某2死亡后，周某1为其父母亲周某2、王某2购买的墓碑中均记载：孝儿周某1、孝女王某1、外孙女王某某、外孙宋某某。另，宋某某、王某某系王某1子女。
1976年9月11日，原重庆市北碚区第五十一小学革命委员会出具证明，载明：我校教师王某2同志之子周某1系独生子女属实，王某1系王某2同志代养，情况属实。同年9月21日，该校小学教师陈某某出具证明，载明：“原我校教师王某2，56年当她侄女王某1才到她家时，她对我们说：因为我姐孩子多，家庭经济有些困难，所以我帮她带一个孩子，不是拖给我的。特此证明”。同年9月25日，周某1以自己属于独子为由向重庆市大渡口区粮食公司革命委员会提出不上山下乡申请，该委员会审查后作出按省市92、94号文独子同意留城的意见。与此同时，周某1填写城市招收新工人推荐表，该表留城类别一栏注明为独子，街革委意见注明周某1是独子留城青年。
2008年10月30日，王某2立下遗嘱，主要内容为：“我和周某2婚后生有一子，名周某1，当时即申报为独子，仍是大渡口粮食公司职工，现已下岗。1985年，粮食公司在大渡口九宫庙新工四村建成福利房分配给职工，由于周某2和周某1是粮食公司双职工，故在X号分得房屋一套。遵循爱人生前遗愿此房屋系双职工分得，并于1997年3月21日由周某1付款买断为私房。此房屋所有产权应归周某1所有，任何人不能占有。王某1是我姨侄女，我代为抚养。当时未办任何手续，故无权占有房屋所有权，但根据情况周某1可以适当给予王某1一定的资助”。2011年1月17日，王某2向王某3出具《委托书》，约定由王某3以王某2的名义出售案涉房屋二，代为签订该房屋的买卖合同并收取房款，办理该房屋的过户相关手续并缴纳相关税费等，并就该委托书在大渡口公证处办理了公证。2015年11月2日，周某1到重庆市大渡口公证处办理继承权公证，其向该公证处提交了一份户主为周某2的常住人口登记卡及一份重庆市大渡口区共利粮油购销公司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该证明中子女一栏记载为周某1），后该公证处询问周某1被继承人周某2、王某2的遗产有哪些、生前有无遗嘱及第一顺序继承人的情况，周某1陈述：被继承人的遗产为案涉房屋一，被继承人生前有遗嘱，但未经过公证，同时被继承人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只有周某1。同时，周某1出具承诺书，承诺被继承人周某2和王某2只生育一个子女周某1，被继承人再无其他非婚生子女、养子女、有事实抚养关系的子女等。当日，该公证处作出（2015）渝渡证字第9521号公证书，证明被继承人周某2和王某2的遗产案涉房屋一由其儿子周某1一人继承。
一审再查明，2010年1月4日至2010年1月29日，王某2入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治疗，产生住院治疗费13664.36元，其中统筹支付8244.77元，账户支付386.22元，该次现金支付5033.37元。2010年11月30日至2010年12月28日，王某2又入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治疗，产生住院治疗费22376.98元，其中统筹支付15917.25元，账户支付633.42元，该次现金支付5826.31元。2011年1月5日至2011年1月18日，王某2再次入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治疗，产生住院治疗费31867.16元，其中统筹支付23375.63元，账户支付64元，该次现金支付8427.53元。在王某2死亡后，其生前所在单位重庆市北碚区黄桷小学校于2011年3月通过建设银行将其丧葬费2000元、抚恤金20734元划拨到王某2工资卡上，后该费用被周某1支取。王某2死亡后，周某1向重庆市石桥铺殡仪馆支付王某2火化费等1204元。后周某1向重庆华岩极乐陵园有限公司支付碑位、管理费等1050元。
一审诉讼中，经王某1与周某1协商确认周某1收取案涉房屋一2011年7月至2015年10月的租金为24000元。周某1提出在母亲王某2死亡后，其处理丧葬事宜支付的丧葬一条龙费用为10000元左右，王某1则提出该费用为7000元至8000元，并同意就周某1支付的丧葬费用进行分担。同时，周某1陈述王某2住院期间的医疗费用均由其支付，王某1表示认可，并同意就该费用进行分担，但提出周某1实际支付的医疗费并非票据记载金额，而是应为周某1现金支付的部分。王某1陈述在王某2生病住院期间，其对王某2进行护理。王某1申请的证人左建华当庭陈述：在王某2生病期间，证人多次看到王某1搀扶王某2走在一起，并购买牛奶等物品。王某1曾于2015年10月29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并于2015年12月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要求查封案涉房屋二，后一审法院于当日作出裁定，依法对案涉房屋二进行了查封，同时经依法查询，案涉房屋二仍登记在王某2名下，后王某1于2015年12月24日自愿撤回起诉。
一审法院认为，王某1自幼被送到周某2、王某2家生活，该行为发生在我国《收养法》实施前，是否属于被送养，应当根据我国《收养法》实施前的有关法律规定来确定收养关系是否成立。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8）条规定，亲友、群众公认，或有关组织证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按收养关系对待。可见，我国对《收养法》实施前的事实收养关系予以承认。周某2、王某2以及王某1入职后向所在单位及有关组织填写的个人基本情况家庭主要成员信息中，相互使用父母子女称谓。同时，在公安机关登记的周某2、王某2户籍信息中，王某1的身份为周某2之女。而且，在周某2、王某2死亡后，周某1为其父母亲周某2、王某2购买的墓碑上均记载王某1为孝女，王某1的子女为外孙子女，可见周某1本人也是认可王某1为其父母亲养女的身份。同时，结合王某2生前遗嘱中表述王某1为其代为抚养的意见，王某1与周某2、王某2共同生活多年，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但是该关系已被有关组织予以证明，双方已形成事实收养关系。虽然周某1举示了《重庆市大渡口区知识青年家庭特殊困难不动员上山下乡审批表》、《城市招收新工人推荐表》等证据，拟证明其属于周某2、王某2独子，并以此否认王某1的养女身份，但是该组证据仅能证明周某1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属于知识青年不上山下乡的情形，基于王某1与周某2、王某2并未办理合法收养手续的情况下，该组证据并不能达到否定王某1与周某2、王某2事实收养关系成立的证明目的，故对周某1的该项辩解意见，不予采纳。同时，周某1举示了（2015）渝渡证字第9521号公证书，证明周某1属周某2、王某2唯一继承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经公证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该项公证的除外。而本案中，根据王某1举示的证据足以证明周某2、王某2的继承人除周某1外，还有王某1，故王某1举示的证据足以推翻该项公证，对（2015）渝渡证字第9521号公证书不予采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的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本案中，被继承人王某2生前立下遗嘱，指定案涉房屋一由周某1一人继承。该遗嘱从形式、内容上看，符合自书遗嘱的特征，应视为王某2生前所立遗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8条的规定，遗嘱人以遗嘱处分了属于国家、集体或他人所有的财产，遗嘱的这部分，应认定无效。因案涉房屋一属于被继承人周某2、王某2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共同所有的财产，且周某2先于王某2死亡，其生前亦未立有遗嘱，故王某2遗嘱中处分属于自己份额内的遗产部分有效，但其处分属于其夫周某2份额内的财产的意见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本案中，对于案涉房屋一的继承问题应先后按照遗嘱继承、法定继承办理，王某1、周某1作为周某2、王某2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应各自继承案涉房屋一的份额为六分之一、六分之五。此外，在王某2死亡后，周某1将案涉房屋一出租收取租金24000元，该费用属于周某2、王某2的遗产，应由王某1与周某1共同继承，因该费用周某1已经自行取得，故周某1应支付王某16000元。
关于案涉房屋二的继承问题。案涉房屋二系王某2在其夫周某2死亡后取得，属王某2个人合法财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一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者破产的，委托合同终止，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根据委托事务的性质不宜终止的除外。本案中，被继承人王某2在其死亡前一日向其亲属王某3出具《委托书》，委托王某3以王某2名义出售案涉房屋二，并就该《委托书》办理了公证。后经本院于2015年12月到重庆市北碚区房屋权属登记中心查询，该房屋仍登记在被继承人王某2名下，且本案中周某1未举示该房屋已被出售的相关证据，故认为在委托人王某2死亡后，在王某2与王某3并未就合同终止与否作出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双方的委托合同终止。同时，王某2生前立下的遗嘱中并未就案涉房屋二的继承问题作出处理意见，故对于案涉房屋二的继承应按照法定继承办理，王某1与周某1作为王某2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应各自继承案涉房屋二的份额为50%、50%。
关于抚恤金及丧葬费处理问题。死亡抚恤金是公民所在单位在公民死亡后按照有关规定发放给死者近亲属或抚养人的生活补助费，同时具有一定精神抚慰的内容。抚恤金的给付对象是死者近亲属或抚养人，性质是对死者近亲属的一种经济方面的帮助或者抚慰，是用于优抚和救济死者近亲属，特别是依靠死者生活而无经济来源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直系亲属，是对死者近亲属精神痛苦的一种抚慰。同时，丧葬费是对死者近亲属处理死者丧葬事务时所产生的相关费用，一般包括运尸费、火化费、告别仪式费、购买骨灰盒费、骨灰存放费、购买公墓费等。死者单位给付的丧葬费是对死者近亲属处理丧葬事务的一种经济帮助，它是用于解决死者家属在殡葬花销时所遇到的实际困难。而遗产是指公民死亡时遗留的、可以依法转移给他人的个人合法财产。故本案中，死者王某2所在单位在王某2死亡后给付的抚恤金20734元和丧葬费2000元不属于王某2的遗产。同时，对死者安葬是近亲属或遗产继承人应尽的义务，也是我国社会公序良俗的道德要求，让死者安息也是对死者亲属的一种抚慰。本案中，周某1支付的王某2火化费1204元、碑位和墓地管理费1050元以及处理王某2丧葬事宜的其他支出可以从王某2单位给付的2000元丧葬费中扣除，但不足部分不应从抚恤金20734元中扣除，而是可以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由王某1与周某1共同分担。关于周某1处理王某2丧葬事宜的其他支出费用确定问题。周某1在一审庭审中提出其处理王某2丧葬事宜的其他支出为10000元左右，虽然其并未举示相应证据加以证明，但王某1认可该费用为7000元至8000元，故据此酌情确定周某1支出的其他丧葬费用为8000元。据此，对于周某1处理王某2丧葬事宜支付的丧葬费用扣除周某1已领取的丧葬费2000元，王某1还应支付周某14127元。关于抚恤金20734元的分配问题，抚恤金分配一般应当均等，故王某1与周某1应各自分得10367元，因抚恤金已由周某1全部领取，据此，周某1应支付王某1抚恤金10367元。
关于被继承人王某2生前住院产生的医疗费问题。根据本院已查明的事实，在王某2三次生病住院期间，周某1实际支付的医疗费分别为5033.37元、5826.31元、8427.53元，合计19287.21元。因王某1愿意就该费用进行分担，故为了减少当事人诉累，对该费用在本案中一并予以处理，故王某1应支付周某1的医疗费为9643.61元。
关于周某1提出的被继承人生前债务问题。周某1在一审庭审中举示了借款人周某1日期为“2011.2.25”的借条1张、借款人周某2日期为“2006.7.8”的借条1张以及收款人彭勇日期为“十月十八日”的收条1张、收款人彭勇日期为“2013年7月15日”的收条1张，拟证明被继承人周某2生前负有债务，在前述借条、收条中仅有1张借款人为周某2，且该张借条左上方明确注明作废，故周某1举示的证据不能证明周某2生前负有债务，故对周某1提出应由王某1分担被继承人生前债务的意见，不予采纳。
综上，周某1应支付王某1租金6000元、抚恤金10367元，王某1应支付周某1其应负担的医疗费9643.61元、丧葬费4127元，前述两部分费用冲抵后，周某1还应支付王某12596.39元。据此，判决如下：一、位于重庆市大渡口区X号的房屋，由王某1、周某1分别继承六分之一、六分之五的产权份额；二、位于重庆市北碚区X号的房屋，由王某1、周某1各继承50%的产权份额；三、周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王某12596.39元；四、驳回王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审理过程中，周某1举示了房屋买卖协议复印件一份，拟证明王某2在去世之前就已经将位于重庆市北碚区金华路的房屋出售给了王某3，该房屋不应作为王某2的遗产进行分割。王某1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周某1举示了户口页一张，拟证明王某1转入户口至周某2处仅为居住地变化，并非系周某2养女。周某1举示了周某2去世时的礼金记账本，拟证明王某1在周某2去世时送了200元礼金，王某1不是周某2的养女，王某1认可送了200元现金，但对周某1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周某1举示了郑天楷的书面证言，拟证明王某1与王某2之间并非收养关系，王某1对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周某1应当庭举示书证的原件进行质证，其所举示的房屋买卖协议系复印件，王某1亦否认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采信。证人应亲自出庭接受质询，周某1所举示的郑天楷的证言为书面证词，王某1亦否认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至于户口页与记账本系原件，其真实性应予确认，但该户口页与记账本与待证事实之间并不存在必然关系，对其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可。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一顺序继承人包括配偶、子女、父母。其中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本案一审审理过程中，王某1举示了周某2的干部卡片、王某2的工作人员登记表、重庆市公安局九宫庙派出所出具的户口证明与墓碑照片等证据，且干部卡片与工作人员登记表均发生于收养法实施之前，根据收养法实施之前的有关政策规定，有关组织证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按收养关系对待。故上述证据可以证明王某1系周某2、王某2的养女。王某1有权继承周某2与王某2的遗产。周某1上诉认为王某1未尽赡养义务，但王某1在一审审理过程中申请了证人出庭作证，证明了王某2生病住院期间，王某1在医院照顾了王某2。且周某1也并未举示充分证据证明其所尽到的赡养义务远超过王某1，一审判决王某1与周某1平均继承周某2与王某2的遗产并无不当。周某1上诉认为其偿还了周某2生前所欠的债务，但周某1所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事实，一审未主张其该项请求正确。最后，周某1上诉认为位于重庆市北碚区X号房屋已于王某2生前即已出售给了王某3，但截至本案诉讼过程中，该房屋仍登记在王某2名下，一审将该房屋作为遗产处理并无不当。若该房屋确已出售给王某3，王某3可另行提起诉讼要求王某2的继承人王某1与周某1配合过户。综上所述，周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74元，由上诉人周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樊仕琼
审 判 员 夏兴芸
代理审判员 芦明玉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九日
书 记 员 赵 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