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1703民初368号
原告：胡建，男，1963年7月26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青羊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丽娜，四川建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天海，四川建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达州分行。住所地达州市达川区通达西路*号。
负责人：叶晓荣，系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隆茂，四川法之缘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强，四川法之缘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胡建与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达州分行（以下简称达州分行）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建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丽娜、被告达州分行的委托代理人唐隆茂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胡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裁决责令被告尽快为原告提供工作条件，尽快安排恢复原告工作；2.裁决被告向原告按18607.5元/月的标准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共计204682.5元；3.裁决被告向原告按18607.5元/月的标准支付自2015年9月起至恢复工作时止的工资报酬及等额拖欠劳动报酬的赔偿金；4.裁决被告向原告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500477元；5.裁决被告向原告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893160元；6.裁决被告为原告补缴2015年9月至今的社保费用及住房公积金等五险一金。事实和理由：自1992年2月起原告一直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渠县支行（以下简称渠县支行）工作，自2013年起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部转授权劳动人事权至二级分行，原告的劳动人事权由被告管理，工资由被告发放。原告与被告建立了事实劳动关系，但被告一直未与原告签订正式的书面劳动合同。原告自1992年2月入职后，一直兢兢业业工作，为渠县支行的建立和发展及内部管理和客户营销做出了很大贡献，先后历任渠县支行办公室主任、营业部主任、综合管理部主任等，2006年10月被聘任为渠县支行副行长，2013年11月，年满50周岁，根据中行政策规定，从副行长岗位退出后改任高级营销经理职务。然而仅仅因为原告的个人账户偶尔与前未婚妻、哥哥等亲朋特殊关系人员有一些正常的收支往来，在原告无任何获利且原告的行为并没有对被告造成任何损失的情况下，2015年9月15日被告违法作出《关于给予胡建职位处理的决定》，且被告自2015年9月起就拒不提供必要的劳动条件安排原告工作、不予支付原告工资且至今未向原告支付任何赔偿金，工作期间被告也未依法安排原告休年休假且未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原告认为，被告未与原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单方面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且拒绝向原告支付赔偿金及工资报酬等行为已经严重违反《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为维护原告的正当权益，现依法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决。
被告达州分行辩称，一、原告担任渠县支行营业部助理客户经理期间，参与民间借贷、利用个人账户为民间融资过渡资金，被告有权依据《劳动合同法》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2014年版）》（以下简称《员工违规处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对其作出辞退处理。
1、原告参与民间借贷、利用个人账户为民间融资过渡资金并参与民间融资等违规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2015年7月2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监察部员工陈丹德、陶诗辉、杨静与胡建谈话记录、胡建自书的情况说明及调取胡建个人银行账户资金往来记录均对胡建参与民间借贷、利用个人账户为民间融资过渡资金的事实予以确认：⑴、2014年9月17日,胡建向渠县支行客户李晓春借款150万元（年利率18%），并于当日划转入其兼职的四川省维多利财务咨询有限公司（系四川省送变电建设有限公司的控股公司。以下简称维多利公司）股东张晓波账户，利用个人账户为咨询公司民间融资过渡资金；⑵、2014年10-12月期间，胡建向李晓春共计借款116.7万元，并将其中55万元拆借给其哥哥胡荣使用，利用其个人账户为胡荣民间融资过渡资金，胡荣通过胡建账户于2015年4月21日、4月28日向出借人李晓春支付利息共计6.64万元，胡建于2015年4月29日还清出借人李晓春借款本息，支付利息5.7053万元；⑶、胡建于2015年3月31向咨询公司借款100万元；⑷、胡建于2015年4月27日向陈得一借款10万元用于归还李晓春借款；⑸、胡建利用个人账户过渡张晓波、咨询公司、黄吉舸之间的借贷资金，胡建2014年11月14日、17日收到张晓波转入资金后，于当日转入咨询公司账户用于黄吉舸偿还咨询公司借款。胡建个人银行账户还存在多笔为民间融资过渡资金的行为。
2、原告参与民间借贷的行为属于典型的参与民间融资，同时利用个人账户为李晓春、胡荣、张晓波、黄吉舸、咨询公司转账的行为属于典型的利用个人账户为民间融资过渡资金。
民间融资是相对于国家依法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融资而言的，泛指非金融机构的自然人、企业及其他经济主体（财政除外）之间以货币资金为标的的价值转移及本息支付。具体包括民间借贷、民间票据融资、民间有价证券融资和社会集资等行为。
维多利公司向李晓春、黄吉舸和张晓波等人借款，并支付高于银行贷款利率的利息的行为，属于典型的民间融资行为。当李晓春等人向该公司出借或归还款项时，其借款只需直接从出借人的账户汇入收款单位账户即可，但原告出示的证据证实，李晓春等人款项多次通过胡建的账户转入该公司，该公司的资金也通过胡建的账户归还李晓春、黄吉轲等人。这种行为属于明显地利用个人账户为民间融资过渡资金的行为。由于其个人银行高管身份的特殊性，这类行为可能给他人的资金造成安全隐患，故受到中国银行管理制度的明文禁止。
原告为维多利公司民间融资的需要，介绍李晓春向该公司借款、黄吉舸借款，同时，将所借款项拆借给胡荣使用，并向陈得一借款偿还李晓春本息。这些证据均证实，胡建参与了民间融资行为。胡建的行为明显违反了《员工违规处理办法》第三百一十四条之规定，均满足民间融资“以货币资金为标的的价值转移及本息支付”的特征，属于典型的民间融资及利用个人账户为民间融资过渡资金。
3、被告在对原告作出辞退处理决定之前，通过职工代表会议及工会委员会专题讨论通过，符合《劳动法》第三十条之规定，程序合法。
《劳动法》第三十条规定：“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工会认为不适当的，有权提出意见。如果用人单位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劳动合同，工会有权要求重新处理；劳动者申请仲裁或者提起诉讼的，工会应当依法给予支持和帮助”。达州分行于2015年8月24日召开职工代表专题会议，共同审议征求对胡建作出辞退事宜的大会意见。职工代表对胡建作出辞退处理决定同意的54票，不同意的0票，弃权的9票，职工代表半数以上表决通过；于次日组织召开达州分行工会委员会专题会议，会议形成一致意见，认为胡建违规事实清楚、问责依据明确，同意给予胡建辞退处理。
4、《员工违规处理办法》经民主程序制定，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该处理办法于2015年1月1日实施，胡建同时也领取了该处理办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一）之规定，理应作为处理违规员工行为的依据。
《员工违规处理办法》于2014年12月31日经全行职工代表会议通过，程序合法，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且胡建已亲自领取并知晓规章制度内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一）第十九条规定：“用人单位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只要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
《员工违规处理办法》第三百一十四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辞退或开除处分：。(二)参与或介绍他人进行非法集资、民间融资的、。(四)利用个人账户、关系人账户为非法集资、民间融资过渡资金的”；第三百二十一条规定：“违反员工守则和劳动纪律、工作纪律以及工作场所管理等相关规定的，给予经济处理；后果严重的，给予警告至撤职处分；后果特别严重的，给予辞退或开除处分”。因此，《员工违规处理办法》理应作为处理胡建违规行为的依据。
二、原告在岗期间，严重违反《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守则》（以下简称《员工守则》）及关于严格考勤和工作纪律的通知，行为及其恶劣，对用人单位声誉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后果特别严重。
根据中国银行成都分行对胡建谈话纪律及胡建自书的情况说明可知，胡建经同学介绍，从2014年8月开始在维多利公司兼职，主要负责公司财务咨询、管理、内部工程的资金（短期）等，每月从咨询公司领取4000-5000元不等的报酬，并在咨询公司及四川和鑫非融资性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报销费用及领取差旅费，每个月仅回一两次上班地点。
《员工守则》分则第六条第一款规定：“除受银行委派外，员工不得在其他公司、企业等营利性组织中兼职或领取报酬”，第二款规定：“员工不得在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资信评估机构、商业咨询机构等中介组织从事有偿服务活动”《关于严格考勤和工作纪律的通知》其中严格考勤制度第一款规定：“全行员工必须认真遵守支行上下班制度，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在工作时间内不得擅自离岗或从事与工作无关的事情”。综上，胡建在岗期间违规异地兼职，且每月仅回一两次上班地点，其行为及其恶劣，对用人单位声誉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后果特别严重。
三、原告的用工单位主体实为被告达州分行，被告对其作出辞退处理，主体合法。
1、胡建虽于2005年4月1日与渠县支行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根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四川省分（支）行基本转授权对人力资源管理规定：“允许机构转授权至二级分行及一级分行直管的中心支行”可知，达州分行为二级支行，渠县支行已无权对外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2、根据中国银行达州分行关于胡建职务聘任的通知（达中银任[2013]66号）文件内容可知，胡建系达州分行将其聘任，仅仅是工作地点被安排至渠县支行上班，同时胡建工资的发放也系达州分行汇入胡建账户，与胡建发生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主体为达州分行，胡建至始至终也从未提出过异议。
3、渠县人民法院及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定已明确胡建的用工主体系达州分行，胡建辩称其辞退需经渠县支行工会同意无任何事实依据。
四、原告主张被告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及未休年休假工资的诉求于法无据。
1、原告与渠县支行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后，达州分行于2013年12月9日下发对胡建聘任通知的文件，且按时向其发放工资，足以证明双方已形成劳动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27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且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并不属于劳动报酬，而是因违反法律的一种惩罚。所以双倍工资请求的诉讼时效应从入职第2个月开始计算，即使胡建认为聘任文件并非劳动合同，但其主张双倍工资权益保护的时效从2014年1月6日开始计算，显然胡建的诉讼请求已超过一年的诉讼时效。
2、原告未休年休假的工资也不应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首先是没有列明其应当享受的带薪年休假的时间天数，其次其请求也显然已超过了一年的仲裁时效，最后原告至2014年8月至2015年9月期间在异地兼职，其在一年当中远远超过20天未到单位上班，因此原告的请求不符合《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五条规定的情形。
综上，胡建在主观上明知“参与或介绍他人进行非法集资、民间融资”、“利用个人账户、关系人账户为非法集资、民间融资过渡资金”的行为违反被胡建规章制度，亦参与民间融资及提供个人账户为涉案人员民间融资过渡资金，置银行业监管机构关于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禁止性性规定、用人单位《员工守则》及规章制度于不顾。用人单位对其作出辞退处理的决定符合《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员工违规处理办法》第三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第四款，三百二十一条，三百二十二条之规定，系合法解除与胡建之间的劳动关系。胡建之全部诉请于法无据，理应予以驳回。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第一组：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的主体身份；
第二组：四川省渠县人民法院（2016）川1725民初474号民事裁定书、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17民终116号民事裁定书、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川民申3081号民事裁定书。证明三份裁定书均认定了原告与被告建立了事实劳动关系；
第三组：律师函、快递回执单、关于胡建转款的说明、情况说明。证明原告已发函告知被告违规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原告不存在违规行为；
第四组：职工台账、社会保险参保证明、2014年员工全面薪酬反馈单。证明原告的工资收入标准；
第五组：达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出具的不予受理通知书。证明原告已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仲裁委不予受理。
被告对原告所出示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第一组证据原告的身份信息无异议；第二组证据三份人民法院的裁定书，对其待证事实请求人民法院依据裁定书认定的事实综合进行认定；对第三组证据，快递回执单上并没有被告方的签名或者加盖印章，不能证明其送达第三组证据中相应书面材料的客观事实。对四川省送变电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原告代为转款说明及情况说明，不能作为本案采信的证据，原因在于情况说明仅加盖公司印章，没有相应的书面材料，且与原告本人在接受被告上级单位监察部门调查时的陈述相矛盾，同时与被告方出具的银行交易明细记录附文字说明相矛盾，所以不能作为本案证据采信；第四组证据不真实，其职工收入应当以工资卡等银行的交易明细为准；对第五组证据无异议。
被告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第一组：1、营业执照；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证明：被告主体身份。
第二组：3、胡建银行卡流水记录；4、违规事实确认书；5、责任处理通知书川中银监察（2015）18号；6、中国银行达州分行文件达中银发[2015]80号。证明：根据违规事实确认书对胡建调查的事实，达州分行按照胡建的违规事实，根据《员工违规处理办法》对胡建给予辞退处理。
第三组：7、中国银监会关于印发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职业操守指引的通知（银监发[2011]6号）；8、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关于严禁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参与民间融资活动的通知（银监办法[2012]160号）；9、中国银行文件中银发[2015]274号；10、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守则；11、中国银行达州分行渠县支行员工自觉遵守“八个不准”远离非法集资和民间借贷承诺书；12、渠县支行（营业部）远离非法集资和民间借贷承诺书。证明: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明确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应依法合规开展业务活动，不得从事民间借贷、违规担保和非法集资活动”；⑵员工守则分则第6条兼职限制第1款规定：“除受银行委派外，员工不得在其他公司、企业等营利性组织中兼职或领取报酬”，第2款规定：“员工不得在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资信评估机构、商业咨询机构等中介组织从事有偿服务活动”；⑶胡建在职时阅读并知晓“八个不准规定”，并承诺“不参与任何形式的民间借贷、不得利用个人账户为他人过渡资金、不充当社会融资“掮客”，介绍他人参与融资等事项。
第四组：13、工作证件。证明按照《员工违规处理办法》第25条之规定，陈丹德等人有权对胡建违规行为进行调查；14、谈话记录；15、情况说明；16、维多利公司工商登记信息；17、收条；18、收条。证明：⑴胡建在岗期间，从2014年8月开始在维多利公司任职，主要负责公司财务咨询、管理等工作，并每月从公司领取4000-5000元的报酬，违规兼职；⑵胡建利用个人账户，参与李晓春、胡荣、张晓波、黄吉舸等人民间融资及过渡资金；⑶胡建违规兼职、参与民间借贷、利用个人账户过渡资金等系列行为不仅违反了监管机构关于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禁止性规定、同时违反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守则关于员工行为的禁止性规定，理应按《员工违规处理办法》作出辞退处理。
第五组：19、《员工违规处理办法》；20、《员工违规处理办法》领取清单；21、四川法之缘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潘传康调查笔录；22、四川法之缘律师事务所律师对唐分国调查笔录；23、四川法之缘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朱松柏调查笔录。证明：⑴《员工违规处理办法》即《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⑵胡建在职时已领取《员工违规处理办法》，并对该处理办法内容知晓；⑶胡建异地兼职、参与民间借贷、利用个人账户过渡资金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根据《员工违规处理办法》第314条第2款、第4款及第321条、322条之规定，被告按省分行处理意见对其作出辞退处理符合规章。
第六组：24、《劳动合同书》。证明：《劳动合同书》第二十九条第三款规定：“严重违反甲方劳动纪律、规章制度的”，甲方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第五十条规定：“因乙方违纪违法而被解除合同的，甲方不支付经济补偿金。”
第七组：25、关于严格考勤和工作纪律的通知渠中银综邮[2015]06号。证明：全行员工必须认真遵守上下班制度，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在工作时间内不得擅自离岗或从事工作无关的事情。胡建长时间离岗兼职的行为严重违反了考勤及工作纪律要求。
第八组：26、四川和鑫非融资性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工商公示信息。证明：胡建违反银行业禁止性规定及员工守则，违规在担保公司兼职并领取差旅费。
第九组：27、关于发送2015年度四川省分（支）行基本转授权的通知川中银发[2015]146号；28、29、关于发送2015年度达州分行基本转授权的通知（达中银发[2015]77号）；30、2015年度达州分行基本授权表。证明：对劳动合同管理权限允许机构转授权至二级分行及一级分行直管的中心支行，允许岗位转授权。达州分行为二级分行，渠县支行无权对外签订劳动合同；31、关于胡建职务聘任的通知达中银任[2013]66号。证明：胡建系达州分行聘任，安排至渠县支行从事营销经理工作。其实际用人单位主体为达州分行。
第十组：32、会议通知；33、中国银行达州分行职工代表专题会议参会人员名单（81人）；34、中国银行达州分行职工代表专题会议签到表；35、未能参会人员的回复及请假手续；36、达州分行职工代表专题会议议程（2015年8月24日）；37、中国银行达州分行职工代表专题会议表决情况；38、关于中国银行达州分行职工代表专题会议的情况报告。证明：⑴达州分行于2015年8月24日就省分行纪委和省分行党委会议集体审议提出的对胡建辞退处理决定召开了职工代表专题会议，征求大会意见；⑵专题会议职工代表共81人，因事请假16名，离职2名，实到63名，符合法定人数；⑶专题会议职工代表对胡建作出辞退处理决定同意的54票，不同意的0票，弃权的9票。职工代表半数以上表决通过。
第十一组：39、达州分行工会委员专题会议签到表；40、达州分行工会委员会会议记录；41、达州分行工会委员会关于对违规员工胡建处理意见的回复。证明：达州分行工会委员会召开专题会议，会议形成一致意见，认为胡建违规事实清楚、问责依据明确，同意给予胡建辞退处理；42、中国银行达州分行文件达中银发[2015]80号。证明胡建于2015年9月16日亲自签收了对其辞退处理的决定书。
第十二组：43、中国银行达州分行编内职工工资发放明细表。证明：胡建实际工资标准。
第十三组：44、授权委托书、律师事务所函；45、证据目录；46、庭审笔录。证明：原告对被告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
原告对被告所出示证据的质证意见：对第1、2份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
对第3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关联性、合法法不予认可，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
对第4份证据真实性认可，但对该份证据记载的内容不予认可，原告也在该份证据上明确表示，并没有参与违法违规行为，只是亲朋好友之间偶尔经济往来，也没有与其它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
对第5、6份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系被告单方做出，原告当时签收也明确表示不认可；
对第7份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是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不能作为被告解除合同的依据；
对第8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合法法、关联性不予认可，且被告提交的是不完整的银监会的通知，完整的银监会通知第三条规定了对所谓的非法融资活动行为的明确处罚标准是一律取消其高级人员任职资格，而非简单粗暴解除合同；
对第9、10份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系被告单方做出，也从未向原告送达，对原告不产生法律约束力；
对第11、12份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该二份证据系被告要求原告事后补签且该两份证据也没有明确即便参加了非法集资和民间借贷，可以直接解除合同；
对第13份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联；
对第14、15份证据是原告基于被告承诺，配合调查可以减轻处罚的情况下做出的部分违背自身意愿的意思表示，且调查的事实表明原告并未与其它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合同关系及参加非法集资和非法的民间融资；
对第16、17、18份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
对第19份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被告并未向法庭提交该份规章制度经民主程序制定的相关证据，不能作为处罚员工的依据；
对第20份证据，该份证据系被告要求原告在本案发生争议后补签且该份证据上没有领取时间，不能证明被告在本案发生前已经向原告送达规章制度，且该份证据的违规处理办法表述模糊，不能证明向原告送达的是那一份证据，故对其三性均不认可；
对第21、22、23份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其他人在领取清单上签字，领取的制度并不能证明原告也和他们一样领取的一样的制度，不能达到被告已经向原告送达的证明力；
对第24份证据，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联，该份证据刚好证明被告并未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的事实，被告对其管理上的漏洞应当承担其相应的法律责任，依照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的赔偿；
对第25份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系被告单方做出，未送达至原告，对原告不产生约束力；
对第26份证据与本案无关联；
对第27、28（29）、30份证据，该三份证据是中国银行内部管理规定，从未告知原告，原告不知晓，且该三份证据刚好证明了被告应当按照内部管理的规定与原告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但至今被告都未与原告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
对第31份证据，依据该份证据，被告应当与原告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但是被告并没有；
对第32、33、34、35、36、37、38、39、40、41共10份证据，系被告单方做出，且系被告事后补签的程序性文件，且原告系渠县支行的工会主席，渠县支行有本级工会，依照法律规定，被告在解除劳动合同时，应当听取渠县支行工会的意见，被告解除程序不合法；
对第42份证据，原告在该份证据上明确表示与事实不符，不同意该处理决定，且该文件对原告岗位的描述为渠县支行营业部助理客户经理与31份证据聘任原告做高级营销经理相矛盾，正式的处理文书出现此等错误明显不严谨不准确，与事实不符；
对第43份证据系被告单方做出，没有原告签字认可，不真实；
对第44、45、46份证据与本案无关，最终以本案原告代理人在今天的庭审中发表的质证意见为准。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本院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胡建于1992年2月就职于渠县支行，历任办公室主任、副行长、助理客户经理等职。2013年12月9日，被告达州分行下发对原告的聘任通知文件（达中银任[2013]66号），聘任胡建为渠县支行营业部高级营销经理，聘期从2013年12月6日起至2015年12月5日止。原告在职期间，从2014年8月起，经人介绍在维多利公司兼职，每月领取4000-5000元不等的报酬，并在该公司及四川省和鑫非融资性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报销差旅费。2014年9月17日，胡建通过自己的账户向渠县支行客户李晓春借款150万（年利率18%），当日划转入四川省和鑫非融资性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兼维多利公司股东张晓波账户，用于李晓春向维多利公司的资金拆借；2014年10-12月期间，胡建向李晓春出具借条，共向李晓春借款116.70万元，将其中55万元拆借给其哥哥胡荣使用，2015年4月21日、28日代胡荣向李晓春支付利息2笔共6.64万元。根据原告本人陈述及李晓春于2015年5月4日出具的收条显示，该笔借款116.70万元于2015年4月29日结清本息，其中本金96.7万元，利息5.7053万元；此外，原告还利用个人账户过渡成都康利药业公司董事长黄吉舸与张晓波及维多利公司之间的借贷资金。2014年11月14日、17日，原告共收到张晓波转入资金266万元，当日又转入维多利公司的账户，代成都康利药业公司董事长黄吉舸归还维多利公司的借款。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于2015年6月底至7月25日期间在辖区内开展了以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为重点的异常行为排查，发现渠县支行营业部助理客户经理胡建存在违规行为。2015年7月2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监察部工作人员陈丹德、陶诗辉、杨静在成都中银大厦找胡建进行了谈话，并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核实。之后，达州分行给胡建出具了《违规事实确认书》。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于2015年9月8日给达州分行发出了《责任处理通知书》[编号：川中银监察（2015）18号]，载明：“……。经排查，你行辖属渠县支行营业部助理客户经理胡建存在违规行为，经省分行纪律检查委员会2015年第七次会议和党委第十二次会议集体审议，现将相关责任人处理意见发送你们，具体如下：1、胡建（达州渠县支行营业部助理客户经理），在岗期间异地兼职，参与民间借贷、过渡客户资金，根据《员工违规处理办法（2014年版）》第314条第2、4款第321条、第322条，给予其辞退处理。”2015年8月24日，达州分行召开职工代表专题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对省分行纪委和省分行党委会议集体审议提出的对胡建作出的辞退处理的意见；2015年8月25日，达州分行工会委员会召开专题会议，会议形成一致意见，认为“胡建的违规事实清楚、问责依据明确，省分行对胡建责任的认定准确，同意省分行纪律检查委员会2015年第七次会议和党委第十二次会议集体审议的决定，即给予胡建辞退处理。”2015年9月15日，达州分行作出达中银发[2015]80号文件--“关于给予胡建职位处理的决定”，决定给予胡建辞退处理。
同时查明，一、2005年5月10日，原告（乙方）与渠县支行（甲方）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该合同第二十九条约定：“乙方有以下情形之一的，甲方可以解除本合同：……（三）严重违反甲方劳动纪律、规章制度的；”、第五十条约定:“因乙方违纪违法而被解除合同的，甲方不支付经济补偿金。”2013年4月22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基本转授权通知已明确劳动人事权转授权至二级分行及一级分行直管的中心支行，原告的劳动人事权由被告管理，工资由被告发放，双方建立了劳动关系。2015年7月29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发出“关于发送2015年度四川省分（支）行基本转授权的通知”（川中银发[2015]146号），该通知再次明确劳动人事权转授权至二级分行及一级分行直管的中心支行；
二、2014年4月10日，原告签署了《中国银行达州分行渠县支行员工自觉遵守“八个不准”远离非法集资和民间借贷承诺书》；2015年6月原告签署了《渠县支行(营业部)远离非法集资和民间借贷承诺书》。此外，原告还签字领取了《违规处理办法》（即：《员工违规行为处理办法》）；
三、被告于2015年9月15日对原告作出辞退处理决定后，胡建不服，向渠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仲裁委员会经审理后于2016年1月20日作出渠劳人仲案字（2015）第72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申请人胡建所有的仲裁请求。胡建不服，以渠县支行为被告，向四川省渠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经审理后以渠县支行不是适格的被告为由，于2016年10月19日作出（2016）川1725民初47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胡建不服，向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7年3月11日作出（2017）川17民终116号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胡建仍不服，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7年8月30日作出（2017）川民申308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胡建的再审申请。胡建遂于2017年11月7日向达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仲裁委员会以“其他”为由，于2017年11月9日作出达市劳人仲不（2017）13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决定不予受理胡建的仲裁申请。原告遂诉讼来院。
综合上述事实，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一、关于被告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并对原告作出辞退处理，其有无主体资格，处理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二、关于原告是否存在兼职行为的问题；三、关于原告是否有参与民间借贷并过渡客户资金的行为的问题；四、关于《员工违规处理办法》可否作为处理违规员工的依据的问题；五、关于原告的行为是否属于后果特别严重的情形，被告对原告的处理是否过重的问题；六、关于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根据本院认定的事实和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规定，现分析评判如下：
一、关于被告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并对原告作出辞退处理，其有无主体资格，处理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原告于1992年2月到渠县支行上班，历任办公室主任、副行长、助理客户经理等职，2013年12月9日被达州分行聘任为渠县支行营业部高级营销经理。2013年4月22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基本转授权通知已明确劳动人事权转授权至二级分行及一级分行直管的中心支行，胡建的劳动人事权由达州分行管理，工资由达州分行发放，双方建立了劳动关系。2015年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基本转授权通知再次明确劳动人事权转授权至二级分行及一级分行直管的中心支行。达州分行属于二级分行，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以及《员工违规处理办法》第三百一十四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辞退或开除处分：……；（二）参与或介绍他人进行非法集资、民间融资活动的……；（四）利用个人账户、关系人账户为非法集资、民间融资过渡资金的；”、第三百二十一条“违反员工守则和劳动纪律、工作纪律以及工作场所管理等相关规定的，给予经济处理；后果严重的，给予警告至撤职处分；后果特别严重的，给予辞退或开除处分。”、第三百二十二条“违反监管机构和我行关于员工行为禁止性规定的，给予经济处理；后果严重的，给予警告至撤职处分；后果特别严重的，给予辞退或开除处分。”等法律法规和企业规章制度，通过2015年8月24日职工代表专题会议半数以上表决通过并经达州分行工会讨论后，于2015年9月15日以达中银发[2015]80号文件作出了“关于给予胡建辞退处理的决定”。由此可见，被告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并对原告作出辞退处理，其主体适格，程序合法；
二、关于原告是否存在兼职行为的问题。原告2015年7月2日在接受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监察部工作人员调查时承认自己是在2014年8月经同学介绍到四川省维多利财务咨询有限公司帮忙打理相关工作，平时不用坐班，有事才去，薪酬不确定，每月根据情况4000-5000元不等，每个月回两次渠县上班。胡建的上述行为应属于兼职行为，其行为违反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职业操守指引》（银监发[2011]6号）第九条第三款“从业人员未经批准不得在其他经济组织兼职”以及《员工守则》第6条第1款“除受银行委派外，员工不得在其他公司、企业等营利性组织中兼职或领取报酬。”、第2款“员工不得在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资信评估机构、商业咨询机构等中介组织从事有偿服务活动。”等禁止性规定。因此，原告认为自己是经同学介绍到维多利公司帮忙打理相关工作，平时不用坐班，有事才去，并未与其建立劳动关系，不应认定为兼职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原告是否参与民间借贷并过渡客户资金的问题。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原告在2014年9月至2015年4月期间，利用自己个人账户多次为李晓春、黄吉舸、张晓波等人过渡借贷资金，数额较大。胡建2015年7月2日在接受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监察部工作人员调查时也认识到：原来不知道，以为高利贷才算是民间借贷，以后要注意，现住知道是违规的。显然，胡建的行为违反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关于严禁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参与民间融资活动的通知》（银监办法[2012]160号）第一条“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应依法合规开展业务活动，不得从事民间借贷、违规担保和非法集资活动。……不得利用银行员工或银行客户的个人账户为他人过渡资金，不得借用银行客户的个人账户为银行员工过渡资金。”等禁止性规定。因此，原告认为自己仅仅是个人账户偶尔与前未婚妻、哥哥等亲朋及特殊关系人员有一些正常的收支往来，在原告无任何获利且原告的行为并没有对被告造成任何损失的情况下，不应认定为其参与民间借贷并过渡客户资金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四、关于《员工违规处理办法》可否作为处理违规员工的依据的问题。《员工违规处理办法》于2014年12月13日经全行职工代表会议通过，程序合法，其内容未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禁止性规定，适用于本行系统全体员工，原告也不例外。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用人单位根据《劳动法》第四条之规定，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只要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之规定，《员工违规处理办法》可以作为处理违规员工的依据。原告签署了《中国银行达州分行渠县支行员工自觉遵守“八个不准”远离非法集资和民间借贷承诺书》、《渠县支行(营业部)远离非法集资和民间借贷承诺书》，也签字领取了《员工违规处理办法》。可见，原告对本行业本单位一系列规章制度是知晓的。被告按照《员工违规处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并对原告作出辞退处理，其依据是正确的。因此，原告认为该处理办法未经民主程序制定，部分内容有歧义且违反国家政策规定，不具有合法性，未向原告进行有效公示，对原告不产生约束力，不能作为被告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的依据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五、关于原告的行为是否属于后果特别严重的情形，被告对原告的处理是否过重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职业操守指引》（银监发[2011]6号）》第九条第三款规定：“从业人员未经批准不得在其他经济组织兼职。”；《员工违规处理办法》第三百二十一条规定：“违反员工守则和劳动纪律、工作纪律以及工作场所管理等相关规定的，给予经济处理；后果严重的，给予警告至撤职处分；后果特别严重的，给予辞退或开除处分。”、第三百二十二条规定：“违反监管机构和我行关于员工行为禁止性规定的，给予经济处理；后果严重的，给予警告至撤职处分；后果特别严重的，给予辞退或开除处分。”；《员工守则》第6条第1款规定：“除受银行委派外，员工不得在其他公司、企业等营利性组织中兼职或领取报酬。”第2款规定：“员工不得在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资信评估机构、商业咨询机构等中介组织从事有偿服务活动。”《员工违规处理办法》第三百一十四条规定了7种情形属于用人单位可以直接辞退或者开除处理的事由，主要包含员工非法集资、参与民间融资、过渡客户资金，参与担保公司的经营等。从本院查明的事实可以看出，原告在职期间异地兼职，参与民间借贷，过渡客户资金的违规行为，可以认定已经达到后果特别严重的程度，且其行为不具有《员工违规处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理的情形。同时，原告利用银行员工的身份在投资性公司兼职，长期不在本单位上班，已严重违反劳动和工作纪律。因此，被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员工违规处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对其解除劳动关系并予以辞退，并无不当。原告认为解除劳动合同前被告应给其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于法无据，其观点本院不予采纳；原告还认为其行为无论如何都不属于《员工违规处理办法》所规定的后果特别严重的情形，不应当直接辞退或开除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六、关于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支持的问题。（一）关于原告要求被告尽快为其提供工作条件、尽快安排恢复原告工作以及要求被告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893160元的问题。如前所述，达州分行对原告在职期间异地兼职，参与民间借贷，过渡客户资金的违规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员工违规处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作出了对胡建解除劳动关系予以辞退的处理，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和企业规章制度正确。因此，对原告要求被告尽快为其提供工作条件、尽快安排恢复原告工作并要求被告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89316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原告要求被告向其按18607.5元/月的标准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共计204682.5元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该条规定所指的双倍工资并非指劳动者付出了一份劳动可获得二份报酬，而是对用人单位不及时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惩罚性赔偿。从2013年4月22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基本转授权通知明确劳动人事权转授权至二级分行及一级分行直管的中心支行开始，胡建的劳动人事权由达州分行管理，工资由达州分行发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之规定，胡建要求支','2018-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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