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民再9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孙雷。
委托代理人：ＸＸ，北京元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国泰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号舜泰广场*号楼**层。
法定代表人：尹鹏，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何泽锋，山东众成清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马士彬，山东众成清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尹江。
委托代理人：金平，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孙雷因与被申请人国泰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公司）、第三人尹江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3）鲁商初字第36号民事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23日作出（2015）民申字第584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再审期间，依法追加尹江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孙雷及其委托代理人ＸＸ，被申请人国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何泽峰、马士彬，第三人尹江的委托代理人金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雷申请再审称，一、原判程序违法，未合法传唤孙雷，即缺席判决；本案标的额只有6000万元，应由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显然违反级别管辖的规定；一审法院未追加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的尹江参与诉讼。二、原判使用伪造的证据认定本案事实。原审认定2010年3月31日孙雷与尹江签订委托合同，委托尹江处置北京市海淀区玉海园三里23号房产，同日该委托合同在北京市国立公证处办理了1462号公证书，但该委托合同、公证书均系尹江伪造，当时孙雷在英国，有护照为证，不可能与尹江一起到公证处去公证。三、原审错误认定本案为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本案只有两个合同，一个是国租（10）买卖字第XXX号房屋买卖合同，另一个是国租（10）回字第XXXX号租赁合同（房产回租），根本不存在融资租赁合同。四、原审错误认定本案买卖合同和租赁合同（房产回租）的法律后果由孙雷承担。尹江持伪造的文件，在没有代理权的情况下签订合同的后果与孙雷无关，孙雷也未履行过相关合同，而且孙雷不可能通过卖房再回租进行融资，这种做法违反常规。回租协议的主体是尹江，获利者是尹江，其责任让孙雷承担错误。五、原判决错误认定涉案房屋买卖合同、租赁合同（房产回租）有效。委托书没有明确回租该房产的授权，委托书中所规定的委托事项中的租赁，是说在孙雷父亲不能还款的情况下，尹江可以将孙雷的房产出租，用出租获取的租金收益抵扣贷款额，无回租之意。孙雷签订委托合同前，与国泰公司无任何合作和纠纷，无需授权回租国泰公司的房产。尹江与国泰公司恶意串通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和回租合同。请求驳回国泰公司的所有诉讼请求。
国泰公司答辩称，一、孙雷提供的出入境时间对照表及护照复印件不属于新证据，也不足以推翻原判决。二、一审依据1462号公证书和其他公证书，认定尹江有权代理签署涉案融资租赁合同和房屋买卖合同有充分的依据。三、经公证的委托合同和转授权书均载明权限中包含了代为办理涉案房屋买卖、租赁、抵押、解押、代为领取购房款等一切事宜，也即包含了涉案房屋的所有处置行为。涉案融资租赁合同法律关系中包含房屋买卖行为和租赁行为，一审认定尹江签署涉案融资租赁合同并未超出委托事项，完全正确。四、原审依据涉案合同的约定内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认定孙雷与国泰公司之间是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情形。五、一审程序合法，不存在违法缺席判决等问题。综上，孙雷的再审请求应予驳回。
第三人尹江述称，其通过受让债权，从案外人杜奎英、段丽娜处取得对孙雷的债权，并称该债权以涉案四套房屋作抵押，尹江依约向段丽娜、杜奎英支付了价款，出借人及孙雷父亲将相应的孙雷签字的文件交付给尹江，尹江认为，按照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及房屋折抵协议等文件，其拥有涉案四套房产的所有权，其在拥有涉案房屋所有权的情况下与国泰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租赁合同合法有效，委托合同和内容只是形式。孙雷对此不予认可。
国泰公司向本院起诉请求依法判令：1、解除国泰公司与孙雷签订的国租（10）回字第XXX号融资租赁合同；2、孙雷向国泰公司返还涉案租赁房屋四套（房产证号X京房权证海字第××号、X京房权证海字第××号、X京房权证海字第××号、X京房权证海字第××号）；3、孙雷向国泰公司赔偿到期租金、逾期利息、罚息等经济损失（暂计止2013年11月5日为64380304.89元）；4、孙雷赔偿国泰公司因本案支付的律师费及其他费用；5、本案诉讼费用由孙雷承担。
本院一审审理查明：
一、关于委托合同与转委托的事实
2009年6月15日，孙雷作为委托人与受托人庆苏日图签订委托合同三份。合同分别涉及孙雷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玉海园三里23号楼3层301号房产（房屋所有权证号：X京房权证海字第××号）、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玉海园三里23号楼XX层-
XX号和1层XX号房产（房屋所有权证号：X京房权证海字第××号）和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玉海园三里XX号楼XX层XX号房产（房屋所有权证号：X京房权证海字第××号）的处置事宜。三份合同约定的委托事项为：一、委托人委托受托人代为办理有关上述房产的代签抵押借款合同和房屋买卖合同、租赁合同，办理抵押、解押及房屋过户登记手续并领取房产证，代缴相关税费、代收房价款和租金、协助买方办理购房贷款及领取贷款卡和贷款本金等一切与上述房产抵押和出售相关的事宜；二、受托人在上述权限范围内所签署的一切有关文件，委托人均予承认，并由委托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三、受托人有转委托权；四、委托期限自2009年9月14日起两年；五、本合同签字并经公证生效，任何一方不得单方无故终止合同；六、本合同一式六份，由受托方领取五份公证书，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存档一份。
同日，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分别出具（2009）京中信内民证字07151号公证书、（2009）京中信内民证字XX号公证书和（2009）京中信内民证字XXX号公证书，对上述三份委托合同的签订过程进行了公证。
2010年1月12日，受托人庆苏日图作为转委托人在三份转委托书上签字，分别将上述三宗房产的委托事项委托尹江办理。受托人尹江的权限与原受托人庆苏日图的权限相同，委托期限为转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2011年9月13日止。
同日，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分别出具（2010）经中信内民证字XXX号公证书、（2010）经中信内民证字XXX号公证书和（2010）经中信内民证字XXX号公证书，对上述三份转委托书的签字行为进行了公证。
2010年3月31日，孙雷作为委托人与受托人尹江签订委托合同。合同约定：委托人孙雷就北京市海淀区玉海园三里23号房产一套，建筑面积2379.96平方米，房屋证号X京房权证海字第××号，自愿与尹江达成委托代理合同；一、委托人孙雷委托受托人尹江全权代表我办理出售及出租上述房产的相关事宜，网签及签订买卖合同；到银行或土地房产交易中心办理上述房产的资金监管手续，收取或者指定账户收取监管资金，并签署办理资金监管手续所需要签署的申请、开设资金监管银行账户、资金监管协议及相关文件资料；交纳各种税费；领取售房款，收取租金；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及土地使用证过户手续；协助买方办理银行贷款手续、办理抵押登记及解押等一切事宜。二、受托人超出代理权限的由受托人承担责任。三、委托期限为至上述事宜办完为止。四、有转委托权。五、委托方与代理方不得单方终止合同。六、一方违反合同应赔偿对方的损失。本合同一式三份，合同双方共持两份，北京市国立公证处存档一份。
同日，北京市国立公证处出具（2010）京国立内证字XXX号公证书，对上述委托合同的签订行为进行了公证。
二、关于买卖合同、融资租赁合同签订与履行的事实
2010年4月1日，孙雷（出卖人）与国泰公司（买受人）签订国租（10）买卖字第XXXX号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约定孙雷将以下四套房产转让给国泰公司，分别为：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玉海园三里XX号楼XX层XXX的房产（房屋所有权证号：X京房权证海字第××号）、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玉海园三里XX号楼-
XX层-
XX和1层XXX的房产（房屋所有权证号：X京房权证海字第××号）、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玉海园三里XX号楼XX层XXX的房产（房屋所有权证号：X京房权证海字第××号）和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玉海园三里XX号楼102、202、302、401的房产（房屋所有权证号：X京房权证海字第××号）。上述房产总价款为人民币4000万元。孙雷的委托代理人尹江在该合同上签字。
同日，国泰公司办理了上述四套商品房的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并重新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产权证号分别为X京房权证海字第××号（原证号为：X京房权证海字第××号）、X京房权证海字第××号（原证号为：X京房权证海字第××号）、X京房权证海字第××号（原证号为：X京房权证海字第××号）和X京房权证海字第××号（原证号为：X京房权证海字第××号）。上述房产的规划用途分别为管理用房和门诊部。
同日，国泰公司与孙雷签订国租（10）回字第XXXX号租赁合同（房产回租）。国泰公司系出租人（甲方），孙雷系承租人（乙方）。合同第一条约定，甲乙双方签订国租（10）买卖字第XXX号房屋买卖合同，乙方将其所有的商品房出售给甲方，再从甲方处租回使用，并向甲方支付租金及其他应付款项。房屋买卖合同项下的标的物即为本合同的租赁物，租赁物的出卖人为乙方。合同第二条约定，在乙方履行完毕合同项下所有义务前，租赁物所有权属于甲方。合同第六条约定，租赁期限为36个月。合同第七条约定，租金本金即租赁物购买价款4000万元，年租赁利率为9%。合同第八条约定，因甲方从乙方购进本合同规定的租赁物是为了出租给乙方，故本合同无需履行交付和验收的手续。租赁合同一经签署生效，即视为乙方已全面履行房屋买卖合同项下的交付义务，甲方也同时全面履行了本合同项下的交付义务。合同第十五条第2项约定，若乙方没有按时足额支付租金或其他应付款项，则乙方应在租金的基础上另行向甲方支付逾期租金利息并支付罚息。逾期租金利息按应付未付租金、租赁年利率、占用天数逐日计算；罚息按应付未付租金的万分之拾逐日复利计收。第3项约定，乙方若连续逾期两期租金或累计逾期四期租金，甲方可以要求乙方立即支付全部到期未付租金、未到期租金、罚息及其他应付款项，本合同终止；甲方也可以单方面解除本合同，收回全部租赁物并自行处置该租赁物。第6项约定，一方如有违约或侵权行为，须承担另一方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诉讼费、律师费和其他费用。合同第二十条约定，本合同附件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附件包括：附件二《租赁附表》。尹江作为孙雷的委托代理人在该合同上签字。附件二《租赁附表》约定，起租日为2010年4月7日，租赁期限为36个月，还租期共计6期，自起租日起算。租金总额5080万元。租金支付表为：第一期偿还日为2010年10月7日，支付金额为180万元；第二期还款日为2011年4月7日，支付金额为180万元；第三期偿还日为2011年10月7日，支付金额为180万元；第四期还款日为2012年4月7日，支付金额为180万元；第五期还款日为2012年10月7日，支付金额为180万元；第六期还款日为2013年4月7日，支付金额4180万元。
上述房屋买卖合同及租赁合同（房产回租）签订后，国泰公司依约履行了合同义务，于2010年4月8日支付了房屋转让价款4000万元。其中28124029.65元由孙雷的委托代理人尹江声明自愿代案外人山东罗特锐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等四名承租人履行偿付国泰公司的债务，剩余11875970.35元由国泰公司直接汇至尹江指定的银行账户。孙雷如期支付2010年10月7日和2011年4月7日的租金共计360万元，第三期至第六期租金共计4720万元未予支付。
另查明，国泰公司为本案诉讼与山东众成仁和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并支付律师费366700元。
本院一审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一、融资租赁合同的效力；二、融资租赁合同是否应予以解除；三、融资租赁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
一、关于融资租赁合同的效力。本院认为,根据孙雷与庆苏日图签订的委托合同、庆苏日图与尹江签订的转委托合同、孙雷与尹江签订的委托合同的约定，尹江作为孙雷的代理人与国泰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并未超出委托事项，且孙雷虽未到庭参加诉讼，但已按照融资租赁合同的约定支付了两期租金，亦应视为对融资租赁合同的认可。因此，本案融资租赁合同，应认定为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和形式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根据委托合同的约定，尹江作为代理人有权代收房款和租金，故国泰公司根据尹江的指示付款亦为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
二、关于融资租赁合同是否应予以解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出租人请求解除融资租赁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承租人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数额支付租金，符合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经出租人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支付租金的；……（四）承租人违反合同约定，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其他情形。”本案融资租赁合同第十五条第3项也约定孙雷若连续逾期两期租金或累计逾期四期租金，国泰公司可以单方面解除本合同，收回全部租赁物并自行处置该租赁物。事实上，截止到租赁期限届满，孙雷仅支付前两期租金共计360万元，剩余四期租金共计4720万元未再支付，致使国泰公司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综上，国泰公司诉请解除融资租赁合同收回房产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本院予以支持。
三、关于融资租赁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出租人依照本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请求解除融资租赁合同，同时请求收回租赁物并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前款规定的损失赔偿范围为承租人全部未付租金及其他费用与收回租赁物归出租人价值的差额”之规定，孙雷应向国泰公司返还租赁房屋四套（房产证号分别为X京房权证海字第××号、X京房权证海字第××号、X京房权证海字第××号、X京房权证海字第××号）并赔偿损失。孙雷拖欠国泰公司第三至第六期租金共计4720万元，拖欠租金所产生的损失可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另，根据租赁合同（房产回租）第十五条第6项的约定：“一方如有违约或侵权行为，须承担另一方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诉讼费、律师费和其他费用”，故国泰公司在本案中委托律师参加诉讼所支付的费用366700元也应包括在损失范围之中。
至于租赁物的回收价值，即本案房产价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之规定，“诉讼期间承租人与出租人对租赁物的价值有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融资租赁合同的约定确定租赁物价值”，故应参照国泰公司与孙雷签订的国租（10）回字第XXXX号租赁合同（房产回租）约定的租赁物价值4000万元确定，且国租（10）买卖字第XXXX号房屋买卖合同也约定涉案房产的总价款为4000万元。因此，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国泰公司的损失范围应确定为：租金4720万元与相应的利息损失及律师费366700元之和，再扣除4000万元的房产价值。
综上，国泰公司主要诉讼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对于国泰公司主张的罚息，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孙雷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诉讼权利。本院判决：一、解除原告国泰租赁有限公司与被告孙雷签订的国租（10）回字第XXXX号租赁合同（房产回租）；二、被告孙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国泰租赁有限公司返还涉案租赁房屋四套（房产证号X京房权证海字第××号、X京房权证海字第××号、X京房权证海字第××号、X京房权证海字第××号）；三、被告孙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国泰租赁有限公司赔偿律师费366700元，租金损失4720万元及租金逾期利息损失（利息计至本判决生效之日，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其中第三期租金180万元的利息自2011年10月8日起算；第四期租金180万元的利息自2012年4月8日起算；第五期租金180万元的利息自2012年10月8日起算；第六期租金4180万元的利息自2013年4月8日起算），从中扣减掉4000万元租赁物价值；四、驳回原告国泰租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63702元，由原告国泰租赁有限公司负担181851元、被告孙雷负担181851元。
本院再审期间，孙雷提交两份证据：1、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区出入境管理大队出具的《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以及孙雷护照，孙雷以此证明2010年3月31日的委托合同签订时，孙雷在国外，该委托合同中孙雷的签名不是其本人签署的，该委托合同是伪造的，但孙雷不同意对委托合同上孙雷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2、北京市国立公证处于2016年1月12日出具的《关于对孙雷递交的〈复查申请书〉的答复》，该答复载明：孙雷于2015年7月31日向我处提出申请，对北京市国立公证处出具的（2010）京国立内证字第1462号委托合同公证书提出异议，申请予以撤销。经查，孙雷、尹江于2010年3月31日向本公证处申请办理委托合同公证，我处根据上述公证申请出具了（2010）京国立内证字第1462号公证书。现孙雷向我处提出公证办理当日不在中国境内，委托合同上并非其本人签字。同时，孙雷向我处提交了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区出入境管理大队出具的《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佐证其陈述。我处对上述《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进行了核实。依据《公证程序规则》第六十三条规定，经本处研究决定：决定撤销（2010）京国立内证字第1462号委托合同公证书。孙雷以上述《关于对孙雷递交的〈复查申请书〉的答复》证明2010年3月31日的委托合同是伪造的合同，是尹江自己签订的，1462号公证书已经被撤销。
国泰公司质证认为，第一，对孙雷提交的《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载明因数据采集传输等原因，上述出入境记录可能存在差错或者缺漏，仅供参考。该《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并不能确定孙雷在此期间的真实出入境记录。第二，该《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仅显示姓名和护照号码，未显示孙雷的身份证号码，无法确认《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中的孙雷就是本案的孙雷。第三，即使《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能准确反映本案孙雷的出入境记录，也仅能证明其某个区间在不在国内，并不能证明委托合同上的署名是不真实的，署名时间和落款显示时间存在差异也是常见现象。对于孙雷提交的北京市国立公证处于2016年1月12日出具的《关于对孙雷递交的〈复查申请书〉的答复》，国泰公司质证认为，第一，就2010年3月31日孙雷和尹江的委托合同，在北京市国立公证处撤销1462号公证书前，该公证书及所公证的委托合同是真实的。第二，国泰公司就尹江代理孙雷签署本案合同是根据当时真实的公证书所证明的委托合同，有足够理由判断委托合同是真实的。第三，该委托合同公证书被撤销，并不能证明委托合同的非真实性。第四，根据涉案房屋登记机关依据该委托合同和公证书办理了涉案房屋过户手续，也足以使国泰公司有理由相信委托书的真实性。
尹江质证认为，对《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同国泰公司意见。护照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从证据显示，孙雷可能不在境内，并不能说明签字非本人所签，委托合同上的孙雷的签字不能依据出入境记录认定，在没有鉴定证明委托合同上的孙雷签名不是本人所签的情况下，委托合同应该是合法有效的。对于孙雷提交的北京市国立公证处于2016年1月12日出具的《关于对孙雷递交的〈复查申请书〉的答复》，真实性认可，其他同国泰公司的质证意见。
本院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孙雷与尹江于2010年3月31日签订的委托合同是否合法有效。2、涉案融资租赁合同是否有效，尹江是否取得对涉案房屋进行融资租赁回租的代理权。
关于焦点1,孙雷与尹江于2010年3月31日签订的委托合同是否合法有效。孙雷主张其并未与尹江签订委托合同，该委托合同是尹江伪造的，合同中孙雷的签名不是其本人所签，并提供了《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及其护照和北京市国立公证处出具的《关于对孙雷递交的〈复查申请书〉的答复》证明其主张。但孙雷提供的上述证据仅能证明在委托合同落款时间及办理公证当日孙雷不在国内，并不能据此证明委托合同是伪造的、孙雷的签名是不真实的，孙雷对委托合同上孙雷的签名不同意鉴定，因此，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主张孙雷的签字不是其本人所签、委托合同系伪造的主张证据不足。该委托合同应为合法有效合同。
关于焦点2,涉案融资租赁合同是否有效，尹江是否取得对涉案房屋进行融资租赁回租的代理权。
第一，关于尹江以孙雷的名义与国泰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部分的效力。从孙雷与庆苏日图签订的委托合同、庆苏日图与尹江签订的转委托合同以及孙雷与尹江签订的委托合同约定的内容看，上述委托合同中均约定了受托人代委托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代收房价款，因此，尹江以孙雷的名义与国泰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部分未超出委托事项，且内容和形式不违反法律规定，该房屋买卖合同部分合法有效。第二，关于尹江以孙雷的名义与国泰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房产回租）部分的效力，则取决于尹江是否取得对涉案房屋进行融资租赁回租的代理权。从孙雷与庆苏日图签订的委托合同、庆苏日图与尹江签订的转委托合同约定的内容看，委托人委托受托人代签房屋租赁合同，代收租金，对于该合同中“租赁”的理解，因合同中既约定受托人代为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同时又约定代收租金，并无约定代付租金。因此合同中的“租赁”应为“出租”，并不包含“回租”的意思表示。而且孙雷与尹江签订的委托合同中约定，委托人孙雷委托受托人尹江全权代表委托人办理出售及出租委托合同中的房产的相关事宜，亦无代为回租、代付租金的约定。即上述委托合同约定的委托事项仅是委托人委托受托人处置涉案房产，并未约定在受托人代为出售涉案房屋后产权已不归属委托人的情况下再行回租的授权，而孙雷对尹江的回租行为并未进行追认，故尹江以孙雷的名义与国泰公司签订涉案房屋的租赁合同（房产回租）的行为是无权代理行为，原审认定尹江代孙雷与国泰公司签订租赁合同（房产回租）并未超出委托事项认定有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8条的规定，尹江以孙雷的名义与国泰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房产回租）的行为对孙雷不发生效力。而且国泰公司在本案中亦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有足够理由相信尹江具有对涉案房屋回租的代理权，尹江以孙雷名义与国泰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房产回租）的行为亦不构成表见代理。因此，国泰公司要求孙雷承担房屋租赁合同（房产回租）的责任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其诉讼请求依法应予驳回。
至于孙雷关于原审判决程序违法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一）本院原一审已经依法向孙雷公告送达了包括开庭传票在内的诉讼文书。孙雷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判决。孙雷主张关于本院原一审未经合法传唤即缺席判决的理由与事实不符。（二）本案系诉讼标的额在5000万元以上，且一方当事人（孙雷）住所地不在山东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2008〕10号）文件的规定，属于应由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且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再审事由不包括管辖问题。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孙雷的主要再审请求成立，本院依法予以支持。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3）鲁商初字第36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国泰租赁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63702元，由国泰租赁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 霞
审 判 员 杜 磊
代理审判员 柴家祥
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宗芳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