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渝02民终8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唐必满，男，1974年4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重庆市云阳县，现住重庆市云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解浩，重庆龙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渝云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云阳县双江镇大雁路***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5736567253Q
法定代表人：李伏泉，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皓翔，重庆竞立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管发东，重庆竞立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勇，男，1962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云阳县。
上诉人唐必满因与被上诉人重庆渝云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渝云公司)、余勇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阳县人民法院（2017）渝0235民初23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唐必满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解浩、被上诉人渝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皓翔、管发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唐必满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由渝云公司、余勇连带支付下欠唐必满工程款214560元及其利息46083.40元，并继续从2017年8月20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付清时止；2.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渝云公司、余勇承担。事实与理由：1.根据本案事实和证据证明，余勇实质上至今都是渝云公司的项目经理，渝云公司存在事实上的管理和对联建房屋的管理权和支配权。故渝云公司依法应当承担连带支付工程款义务；2.即使余勇与杨钱树签订的施工合同鉴定为假，但与唐必满无关。一审判决对唐必满举示的“联合公告”、“证实材料”未作认定，且“联合公告”公章系渝云公司所盖属实，一审判决直接否定该证据的真实性，不符合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3.余勇与渝云公司存在明确的借用资质情形，且结合证据渝云公司实际参与经营和管理，由渝云公司、余勇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有据；4.余勇至今是渝云公司的职工，与唐必满的施工合同是与渝云公司有关，人员支配也是渝云公司。故渝云公司应当承担支付工程款的责任。审理中，唐必满变更上诉请求为改判由渝云公司、余勇承担共同给付责任，其余上诉请求不变。其理由为：从外表看，余勇是渝云公司职工，履行的是职务行为；从证据本质看，渝云公司对案涉工程与余勇进行利润分配，不排除双方具有内部的合伙关系。
渝云公司辩称，1.唐必满所提连带责任，法律有规定的，才能承担连带责任。一审中已对唐必满举示的“联合公告”和杨钱树出具的“证实材料”进行质证，即使该两份证据真实，也是向余勇追索民工工资和材料费，不代表案涉工程的承包人是渝云公司，并不当然对案涉工程有管理权和支配权。一审查明的证据证明余勇系私刻公司印章，案涉工程的权利与义务均是由余勇实施，包括工程款的拨付、税费的缴纳，以及除本案之外的涉及案涉工程的其他案件，都是由余勇承担责任。有无管理权和支配权，不是单凭上述证据就可以认定。余勇不是项目经理，若是项目经理，应当有书面的材料；2.案涉工程中已认定余勇私刻公司公章，证明了案涉工程承包人不是渝云公司，与唐必满签订合同的是余勇。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唐必满与余勇建立了合同关系，法律后果应由余勇承担。至于余勇与唐必满签订的合同没有经过渝云公司的授权，一审也有认定。唐必满认为是公司授权，应由唐必满举示相关证据证明；3.唐必满所提的理由是假定一个前提，即借用资质实际参与了经营和管理，但从一审查明的事实看，并不存在该情形。故唐必满的假设不成立。综上，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应当由余勇承担本案给付责任。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余勇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唐必满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渝云公司、余勇支付唐必满下欠工程款214560元，并从2014年1月29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至付清时止;2.本案诉讼费由渝云公司、余勇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4月6日，余勇以“云阳县水口镇老林村杨钱树等居民危房改建工程”名义(甲方)与唐必满（乙方）签订《合同》，合同约定将该工程的铝合金窗、卷帘门、不锈钢栏杆工程承包给乙方施工，其中不锈钢栏杆每米单价为95元。付款方式为乙方全垫资，工程完工后，如在甲方资金紧缺的情况下，此项工程的全部款项以房屋作抵为工程款，单价按甲方和业主的抵偿价为准。2014年1月29日，余勇的施工员向唐必满出具清单，载明“不锈钢栏杆：1780M×95元/M=169100元”。2014月4月6日，余兴富再次向唐必满出具工程清单，清单载明“配电房栏杆、梯子、防盗网修整、铝合金、电梯井护栏、彩钢瓦、水沟、雨水斗、钢管停工租金等共计45460元”。余勇分别在两份清单上签名并批注“属实”。工程完工后，唐必满交付被告验收合格，但余勇一直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唐必满前述费用。之后经双方协商，余勇与唐必满签订《危房集资改建协议书》，拟以其建设的房屋中的B栋2单元11层1号抵偿唐必满部分工程款，但因业主不同意唐必满并未获得该房屋。
另查明，2013年4月6日，余勇私刻渝云公司印章，与案外人杨钱树签订《工程承包合同书》，约定甲方(杨钱树)将云阳县水口乡老林村杨钱树等居民危房改建工程承包给渝云公司(乙方)承建，总造价为11000000元。2015年1月7日，渝云公司董事长向云阳县公安局报案，称余勇私刻其公司印章与他人签订合同，要求进行处理。云阳县公安局于2015年3月19日以余勇伪造公司印章立案侦查，经重庆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鉴定，余勇用于与杨钱树签订合同的印章与渝云公司印章不一致，属伪造印章。同年10月23日，公安机关对余勇作出取保候审决定。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若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承包建筑工程的单位应当持有依法取得的资质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内承揽工程。本案中，唐必满为个人，未取得建筑劳务施工资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唐必满与余勇签订的《合同》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无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现唐必满已按约完成铝合金窗、卷帘门、不锈钢栏杆工程，并已交付使用，且经余勇确认，余勇下欠唐必满工程款共计214560元的事实清楚，故唐必满要求余勇按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计息。另外，渝云公司并未在余勇与唐必满签订的合同中加盖公司印章，也未授权余勇与唐必满签订合同，且余勇因伪造该公司印章与业主签订《工程承包合同书》，已被公安机关已刑事立案，故本院对唐必满要求渝云公司对本案债务承担共同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唐必满要求余勇给付工程款及资金利息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七条规定，判决：一、被告余勇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唐必满下欠工程款214560元，截至2017年8月16日的资金利息46083.40元(计算方式见附表)，并继续从2017年8月2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标准支付利息至付清时止。二、驳回原告唐必满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118元，由被告余勇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唐必满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重庆市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信息表》、《关于水口乡杨钱树联建房屋质量问题处理意见》、《协议书》、《关于立即停止云阳县水口镇老林村杨钱树等居民危房改建工程擅自进行装修、入住函》、《关于云阳县水口镇老林村杨钱树等居民危房改建工程急需进行整改的函》。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相同，双方均无异议，予以确认。
二审中争议的焦点问题：渝云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本案共同责任。
基于唐必满一审时提出的诉讼主张，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为此，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一是从案涉工程的来源看，系余勇以渝云公司的名义与建设业主杨钱树签订《工程承包合同书》所取得，后唐必满通过与余勇订立《合同》进行承建。本院认为，《工程承包合同书》上渝云公司的印章并非该公司的真实印章，而系余勇伪造渝云公司印章所签订的合同。二审中，唐必满举示《重庆市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信息表》等证据印证余勇系渝云公司职工，余勇系履行职务行为。事实上，余勇是否经过渝云公司授权签订本案所涉有关合同，唐必满并未提供确实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成立。唐必满提出余勇的行为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经审查，余勇的行为缺乏成立表见代理的客观要件，即须有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事实和基础。故唐必满主张的理由也不能成立。同时，若认定余勇的行为系职务行为，也与本案查明余勇伪造印章的事实不相吻合。因此，不能证明案涉工程的承包人是渝云公司；二是从《合同》看，《合同》首部上载明甲方为云阳县水口镇老林村杨钱树等居民危房改建工程，法人代表为余勇，而《合同》尾部甲方代表签字处另加盖了渝云公司水口项目部的印章。本院认为，唐必满在一审中提供“联合公告”、“证实材料”以及二审中提供“处理意见”等证据，并不能直接证明渝云公司设立了案涉工程水口项目部，该项目部的组成人员中包括有余勇以及余勇的身份。因此，唐必满举示的现有证据尚不能确认余勇系渝云公司的项目经理，也不能证实案涉工程系渝云公司交给唐必满承建；三是从本案收集的2014年1月29日以及4月6日两张清单的形式要件看，均是由余勇以个人名义予以签名并批注“属实”。唐必满二审中提供“协议书”等证据，主张渝云公司对案涉工程与余勇进行了利润分配，不排除双方具有内部的合伙关系。本院认为，根据唐必满提供的现有证据综合判断，既不能证实渝云公司与余勇之间形成合伙关系，又不能确认渝云公司实际参与案涉工程的管理以及从中获取利润的事实。因此，本案的合同关系应为唐必满与余勇之间所形成。故渝云公司不是合同的相对方，唐必满请求应由渝云公司承担本案共同给付责任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唐必满的上诉请求均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二日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拟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209元，由上诉人唐必满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家清
审判员 徐万祥
审判员 冉世均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二日
书记员 罗瑞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