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粤01民终301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余绮云，住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肇文，广东高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海玲，广东高睿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锦绣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番禺区，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3795512607T。
法定代表人：谭浩成，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意玲，广东智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纯，广东智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余绮云因与被上诉人广州锦绣投资有限公司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3民初10058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肇文、邓海玲、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意玲、周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余绮云上诉请求：撤销原审裁定，裁定重新由原审法院审理。事实与理由：一、原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争议不属于“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存在的争议”，不应受《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中仲裁条款的约束，人民法院对本案争议享有管辖权。1.合同约定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本案被诉侵权行为不是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而是在合同履行完毕后，广州锦绣投资有限公司利用房地产分户图已被规划局合法核发后所为，因此本案被诉侵权行为与合同的履行并无必然的、实质的法律联系。2.从涉案房屋的房产证可以看出广州锦绣投资有限公司违规侵占了规划局核准建造的公用厕所及茶水间，侵犯了余绮云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因此双方的纠纷已非合同权利义务的争议，而是侵权损害赔偿纠纷，不受双方订立的仲裁条款的约束。3.合同约定的面积差异处理条款，是限于非人为的失误、无意所造成的差异，而被诉侵权行为是广州锦绣投资有限公司有意为之，二者并非同类法律关系。4.依据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民提字第55号民事裁定书表明，仲裁条款的有效存在不能当然完全排除法院的司法管辖权。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广州锦绣投资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为广州市番禺区，侵权行为也发生在广州市番禺区，故本案应由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管辖。二、原审裁定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概括约定仲裁事项为合同争议的，基于成立、效力、变更、转让、履行、违约责任、解释、解除等发生的纠纷都可以认定为仲裁事项”，进一步论证本案侵权事实不属于双方约定的适用仲裁条款的事由。因此一审法院裁定驳回余绮云的起诉属适用法律错误。
广州锦绣投资有限公司辩称：一、原审裁定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案中，余绮云主张的法律关系存在合同与侵权竞合的情况，但侵权的基础也是来源于合同。本案涉及审查《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履约情况，涉及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相关条款。而余绮云主张“侵占公共卫生间、公共过道”的“侵权”情况均依赖于对合同条款的审查。二、本案的仲裁协议合法有效。从余绮云提交的证据材料只能证明其对房屋专有部分具有所有权，但无法证明其主张的厕所、公共过道享有共有权。而其主张权利前提是其享有依法依约享有共有权。对于其的共有权审查，就必然涉及到余绮云是否依约享有该权利。因此与合同审查具有内在密切联系，应按合同之诉由仲裁处理。其次，即使案件存在侵权与违约竞合的情况，履约引起的侵权纠纷应受仲裁协议约束，不存在扩大解释的问题。首先，我国仲裁法没有限制通过仲裁解决侵权纠纷。且，新《民事诉讼法》体现了仲裁的受案范围不仅限于合同纠纷，还包括诸如侵权纠纷的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另外，最高人民法院早于2005年《关于印发<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中已有与履约相关的侵权纠纷管辖处理规定。最后，余绮云所提出的最高人民55号民事裁定驳回仲裁管辖的原因在于法院以“涉案软件源程序并非采购合同标的物”为由确认不存在内在联系性，而不是否认仲裁对与合同相关的侵权案件管辖。
余绮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广州锦绣投资有限公司向某云赔偿侵占的共有分摊面积而造成的损失:100535.1元(2座516：3.16㎡X15831.9元/㎡=50028.7元；2座517：3.18㎡X15882.5元/㎡=50506.4元)；2.广州锦绣投资有限公司支付余绮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16714元（2座516：自2013年4月25日起暂计至2016年10月24日50028.7元x3.5年x4.75%=8317.3元；2座517：自2013年5月8日起暂计至2016年11月7日50506.4元x3.5年x4.75%=8396.7元)；3.本案诉讼费由广州锦绣投资有限公司承担。以上款项及利息等费用合计为:117249.1元。事实与理由:余绮云与广州锦绣投资有限公司双方在2013年1月4日就该敏捷时空公馆第2座5层516房、517房(房屋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石壁街石山大道南捷诚街12号2座516房、517房)签订了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201302116782、201302116710),广州锦绣投资有限公司将该两套房产卖于余绮云,余绮云亦就该两套房产支付了1737318元的购房款并按规定交纳了相关费用。2016年4月1日余绮云取得房屋产权证,据测绘所得的房地产分户图显示,2座516房产单元总建筑面积54.5977㎡,其中套内建筑面积43.3770㎡,共有分摊面积11.2207㎡；2座517房产单元总建筑面积54.9619㎡,其中套内建筑面积43.6664㎡,共有分摊面积11.2955㎡。并明确该楼层应分别有14.2544㎡、14.194㎡的卫生间及12.44㎡的过道,但广州锦绣投资有限公司却无故侵占该共有面积,将该40.8884㎡的共有面积违规建造为商品房的一部分低价提供给个别业主使用以谋取私利,导致余绮云应有的6.34㎡的共有分摊面积被侵占,此举严重侵害了余绮云的利益。余绮云在支付了全额购房款后,便取得这套房产的所有权及使用权,既包括套内建筑面积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也包括共有分摊面积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而广州锦绣投资有限公司却侵占了余绮云公用分摊面积的所有权及使用权,实属侵权。
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中，余绮云、广州锦绣投资有限公司双方就涉案物业签订的《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有约定：“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按下列第1种方式解决：1．提交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余绮云以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为案由起诉，但其在诉状中提出诉求的依据是余绮云、广州锦绣投资有限公司双方在上述《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及相关补充协议的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条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及第五条规定：“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仲裁协议无效的除外。”从余绮云、广州锦绣投资有限公司双方所签订的合同内容可见，双方当事人自愿选择仲裁机构解决纠纷，且该约定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故本案应由广州仲裁委员会处理。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余绮云的起诉。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争议的损失赔偿是否属于法院受案范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概括约定仲裁事项为合同争议的，基于合同成立、效力、变更、转让、履行、违约责任、解释、解除等产生的纠纷都可以认定为仲裁事项。”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三十条约定，本合同在履行的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广州仲裁委员会仲裁。上述内容为双方当事人对于仲裁事项范围的明确约定，没有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该约定对于双方当事人均具有合法的约束力。现余绮云主张其在本案中提出的损失赔偿为因广州锦绣投资有限公司侵权而产生的损失，故不属于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的争议。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之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由此可知，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是发生于当事人之间存在合同关系时不同的救济途径。本案中，余绮云所提出案涉房屋公共分摊面积损失赔偿的依据是双方所签订的《广州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因此，双方的争议是基于合同履行所产生的纠纷。余绮云上诉主张双方争议不应受仲裁条款约束与双方约定不符，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原审法院认定本案不属于法院受案范畴，并据此驳回余绮云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余绮云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张 怡
审判员 余 盾
审判员 李 静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日
书记员 邹文芳
游瑞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