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徐闻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825民1350号
原告：李裕民，男，1965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徐闻县，
原告：蒋进山（又名蒋振山、蒋进珊），男，1934年2月11日出生，汉族，住徐闻县，
原告：陈寿年，男，1948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徐闻县，
原告：林谭荣，男，1955年6月8日出生，汉族，住徐闻县，
原告：郭锦松，男，1952年3月28日出生，汉族，住徐闻县，
原告：陈汉武，男，1964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徐闻县，
原告：郭锦伦，男，1941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徐闻县，
原告：唐德文，男，1936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徐闻县，
八位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永源，广东庄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黄端文，男，1946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徐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茂发，广东金本色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天才，男，1980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徐闻县，
第三人：徐闻县外罗镇建农经济合作社。住所地：原徐闻县外罗镇外罗圩。
法定代表人：陈广贤，社长。
原告李裕民、蒋进山、陈寿年、林谭荣、郭锦松、陈汉武、郭锦伦、唐德文诉被告黄端文及第三人徐闻县外罗镇建农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建农合作社）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1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裕民、蒋进山、陈寿年、林谭荣、郭锦松、陈汉武及其八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永源，被告黄端文及其委托代理人黄茂发、黄天才，第三人建农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陈广贤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裕民、蒋进山、陈寿年、林谭荣、郭锦松、陈汉武、郭锦伦���唐德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外罗镇建农经济合作社与黄端文于2008年3月13日签订的《关于转包鱼塘的协议》无效；2、被告黄端文立即停止对八原告家庭联产承包外罗镇建农经济合作社位于外罗东坑的五亩田地经营权的侵害，责令被告恢复原状，并将该五亩地归还给原告生产经营；3、被告黄端文赔偿八原告经济损失57000元（计算方法:经济损失以五亩田地按每亩每年1200元，暂时从2008年3月13日起计至2017年9月13日止）；4、案件受理费以及其他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事实与理由：1985年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农合作社按照国家的有关政策，把位于外罗水产站南边，名为东坑（又名东宫坑）的五亩田地（包含田埂以及边角地在内）发包给八原告经营。1995年原徐闻县外罗镇政府为了发展集体经济，要求外罗管区干部��极开办企业，参与生产经营。因此，时任徐闻县外罗镇外罗管区党支部书记冯某和管区党委委员蒋某、李某于1995年4月1日与八原告协商一致，由冯某、蒋某、李某共同转承包八原告位于东宫坑的五亩地用于挖掘鱼塘经营养殖业，合同期限为十年，从1995年4月1日起至2005年4月1日止。1999年农村土地承包进行第二轮调整，建农合作社与上述原告于同年4月10日分别签订了《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即将原告转包给冯某、蒋某和李某的五亩田地，继续发包给八原告生产经营，承包期限为三十年，从1999年4月1日起至2029年4月1日止，其中：蒋进山0.4亩、郭锦伦0.3亩、唐德文0.7亩、郭锦松0.3亩、李明芳0.6亩（现由其子李裕民继承承包）、韩玉娥0.3亩（现由其子林谭荣继承承包）、陈妃兆0.5亩（现由其侄子陈汉武继承承包）、陈寿年0.3亩[由于当时陈寿年外出打工不在家，未跟外罗建���经济合作社签订《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但外罗建农经济合作社至今仍然承认陈寿年承包0.3亩]。按照1999年原告与建农合作社签订《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原告原与冯某、蒋某和李某签订的转承包合同继续生效。该转承包合同期限届满超过三年后即2008年3月，冯某、蒋某和李某将涉案土田地（已经挖成鱼塘）交给建农合作社。2008年3月13日，时任建农合作社社长的蒋振山未经原告同意和时任建农合作社会计的黄端文签订了一份《关于转包鱼塘的协议》，将经营权属于原告所有的涉案五亩地擅自转包给黄端文，其使用期限从2008年3月13日至2029年4月1日止，等等。原告获知上述情况后，多年来一直要求被告黄端文返还涉案田地的经营权，但被告予以拒绝。原告及其所在的建农合作社曾多次要求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处理，但均无结果。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原告特向人��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允所请。
原告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李裕民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李裕民是建农合作社社员的身份。
2、蒋进山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蒋进山是建农合作社社员的身份。
3、郭锦伦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郭锦伦是建农合作社社员的身份。
4、唐德文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唐德文是建农合作社社员的身份。
5、邱琼凤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邱琼凤是建农合作社社员的身份。
6、郭锦松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郭锦松是建农合作社社员的身份。
7、陈汉武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陈汉武是建农合作社社员的身份。
8、林谭荣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林谭荣是建农合作社社员的身份。
9、陈寿年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陈寿年是建农合作社社员的身份。
10、李裕民的《常住人口登记卡》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李裕民建农合作社社员户籍基本情况。
11、蒋进山的《常住人口登记卡》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蒋进山建农合作社社员户籍基本情况。
12、郭锦伦的《常住人口登记卡》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郭锦伦建农合作社社员户籍基本情况。
13、唐德文的《常住人口登记卡》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唐德文建农合作社社员户籍基本情况。
14、邱琼凤的《常住人口登记卡》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邱琼凤建农合作社社员户籍基本情况。
15、郭锦松的《常住人口登记卡》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郭锦松建农合作社社员户籍��本情况。
16、陈汉武的《常住人口登记卡》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陈汉武建农合作社社员户籍基本情况。
17、林谭荣的《常住人口登记卡》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林谭荣建农合作社社员户籍基本情况。
18、陈寿的《常住人口登记卡》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陈寿建农合作社社员户籍基本情况。
19、《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复印件一份，证明1999年4月1日经当时徐闻县外罗镇（现为徐闻县锦和镇）农村承包合同办理处鉴证，建农合作社与原告李裕民的父亲李明芳签订《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把建农合作位于东坑（又名：东宫坑）0.6亩田地发包给原告李裕民的父亲李明芳承包经营的事实。
20、《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复印件一份，证明1999年4月1日经当时徐闻县外罗镇农村承包合同办理处鉴证，建农合作社与原告蒋进山签订《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把该经济合作位于东坑0.4亩田地发包给原告蒋进山承包经营的事实。
21、《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复印件一份，证明1999年4月1日经当时徐闻县外罗镇农村承包合同办理处鉴证，建农合作社与原告郭锦伦签订《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把该经济合作位于东坑0.3亩田地发包给原告郭锦伦承包经营的事实。
22、《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复印件一份，证明1999年4月1日经当时徐闻县外罗镇农村承包合同办理处鉴证，建农合作社与原告唐德文（妻：邱琼凤）签订《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把该经济合作位于东坑0.7亩田地发包给原告唐德文承包经营的事实。
23、《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复印件一份，证明1999年4月1日经当时徐闻县外罗镇农村承包合同办理处鉴证，建农合作社与原告郭锦松签订《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把该经���合作位于东坑0.3亩田地发包给原告郭锦松承包经营的事实。
24、《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复印件一份，证明1999年4月1日经当时徐闻县外罗镇农村承包合同办理处鉴证，建农合作社与原告陈汉武的叔叔陈妃兆签订《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把该经济合作位于东坑0.5亩田地发包给陈汉武的叔叔陈妃兆承包经营的事实。
25、《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复印件一份，证明1999年4月1日经当时徐闻县外罗镇农村承包合同办理处鉴证，建农合作社与原告林谭荣的母亲韩玉娥签订《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把该经济合作位于东坑0.3亩田地发包给原告林谭荣的母亲韩玉娥承包经营的事实。
26、《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复印件一份，证明1999年4月1日经当时徐闻县外罗镇农村承包合同办理处鉴证，建农合作社与案外人李谭亮（又名李成应）签订《家庭联产承包��同书》，把建农合作社位于西坑的旱田0.7亩、坡地0.5亩发包给李谭亮承包经营的事实（建农合作社原是把该合作社位于东坑0.3亩田地发包给案外人李谭亮承包经营，后于1985年10月30日经该合作社同意，李谭亮把其承包东坑的0.3亩田地与原告陈寿年承包西坑的旱田0.7亩交换使用，因此在李谭亮《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上记上了陈寿年原承包西坑的旱田0.7亩，但当时合作社与原告陈寿年没有另行签订承包合同书，只是外罗建农经济合作社一直同意他们之间交换田地并使用至今。
27、原告陈汉武的《申请书》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陈汉武的叔叔陈妃兆于1985年4月1日承包建农合作社在东坑的田地0.5亩，后又于1999年4月1日与建农合作社签订《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原告陈汉武的叔叔陈妃兆于2006年去世后，原告陈汉武征得建农合作社的同意，继续承包其叔叔陈妃兆��承包该合作社的0.5亩田地的事实。
28、原告李裕民《申请书》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李裕民的父亲李明芳于1985年4月1日承包建农合作社在东坑的田地0.6亩，后又于1999年4月1日签订《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原告李裕民的父亲李明芳于2001年去世后，原告李裕民征得建农合作社的同意，继续承包其父亲李明芳原承包该合作社的0.6亩田地的事实。
29、原告林谭荣《申请书》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林谭荣的母亲韩玉娥于1985年4月1日承包建农合作社在东坑的田地0.3亩，后又于1999年4月1日签订《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韩玉娥2001年去世后，原告林谭荣征得建农合作社的同意，继续承包其母亲韩玉娥原承包该合作社的0.3亩田地的事实。
30、《换田协议书》复印件一份，证明于1985年原告陈寿年承包外罗建农经济合作社位于西坑的田地0.7亩，案外人李谭亮承包建农合作社位于东坑的田地0.3亩，为了方便生产，陈寿年和李谭亮双方协商交换使用。
31、《同意社员交换承包田决定书》复印件一份，证明于1985年原告陈寿年承包建农合作社位于西坑的田地0.7亩，案外人李谭亮承包外罗建农经济合作社位于东坑的田地0.3亩。为了方便生产，陈寿年和李谭亮于1985年向外罗建农经济合作社提出申请，要求把他们两人的承包地交换使用，外罗建农经济合作予以同意的事实。
32、《陈寿年和李谭亮协商交换承包田交换使用证明材料》复印件一份，证明于1985年原告陈寿年承包建农合作社位于西坑的田地0.7亩，案外人李谭亮承包建农合作社位于东坑的田地0.3亩。为了方便生产，陈寿年和李谭亮双方协商交换使用。由于当时陈寿年外出打工不在家，所以陈寿年没有和外罗建农经济合作社签订《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
33、被告黄端文与社长蒋进山私自签订的《关于转包鱼塘的协议》复印件一份，证明时任外罗建农经济合作社社长的蒋进山隐瞒八原告，利用职权于2008年3月13日把包括蒋进山本人在内八原告承包建农合作社在东坑的承包责任田擅自转包给被告黄端文的事实，其行为严重侵害了七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为无效合同。
34、《收据》复印件一份，证明时任建农合作社社员的蒋进山与被告黄端文两人签订转包合同，擅自把郭锦伦、唐德文、郭锦松、陈汉武、李裕民、林谭荣、陈寿年七原告承包建农合作社在东坑的联产承包责任田转包给被告黄端文，蒋进山收取被告黄端文承包金壹仟元的事实。
35、原告蒋进山的《陈述材料》复印件一份，证明2008年3月13日，时任外罗建农经济合作社社员的蒋进山隐瞒郭锦伦、唐德文、郭锦松、陈汉武、李裕民���林谭荣、陈寿年七原告，利用职权把七原告承包外罗建农经济合作社在东坑的联产承包责任田擅自转包给被告黄端文的事实。
36、《郭锦伦的证词》复印件一份，证明琴兰、蒋某、李某三人转承包八原告在外罗东坑五亩联产承包责任田挖鱼塘搞养殖。十二年后，冯某、蒋某、李某在郭锦伦的家把他们的承包合同书交还给时任建农合作社的社长蒋进山和会计黄端文，而不是交还回给八原告。且蒋进山未经征得原告的意见，擅自把八原告的田地（已挖成鱼塘）发包给黄端文。
37、外罗建农经济合作社东坑现地形地貌照片，证明被告已经把建农合作社社员蒋进山、郭锦伦、唐德文、郭锦松、陈汉武、李裕民、林谭荣、陈寿年八户社员承包建农合作社在东坑的联产承包责任田（鱼塘）填平，准备作为宅基地出卖的事实。被告的行为严重侵害建农合作社集体土地所有权和有关国家禁止买卖集体土地的有关法律和有关政策。
38、证人冯某、蒋某、李某的《证词》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冯某，蒋某、李某三人于1995年经与蒋进山、郭锦伦、唐德文、郭锦松、陈汉武、李裕民、林谭荣、陈寿年八原告同意，承包原告位于建农合作社在东坑的五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田开发鱼塘，转包期限届满后于2008年把该开发的鱼塘交还回给外罗建农经济合作社。
39、《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证人冯某的居民身份基本情况。
被告黄端文答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
一、原告李裕民、林谭荣、陈汉武、陈寿年不具有主体资格。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的规定，这种形式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只能属于农户家庭,而不可能属于某一个家庭成员。本案中，原告李裕民的父亲李明芳一共生了四个儿子，分别为李妃坎、李坎二、李裕民、李裕海；原告林谭荣的母亲韩玉娥一共生了四个儿子，分别为林妃问、林谭荣、林妃养、林妃略；原告陈汉武的叔父陈妃兆有三兄弟，分别为陈平、陈光泽、陈妃兆。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一条“承包人应得的承包收益，依照继承法的规定继承”及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原告李裕民、林谭荣、陈汉武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另外，原告陈寿年从没与建农合作社签订《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对涉案土地不存在土地承包经营权,其所谓的与案外人李谭亮互换土地真实性不明,李谭亮是否向村集体承包过土地,承包什么土地不明,且按照当时法律互换承包经营权行为违反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故原告陈寿年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
二、本案已过诉讼时效。原告��2008年3月13日就应当知道被告承包经营鱼塘的事实,但其于2017年10月15日才诉至本院,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且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情形，故法院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三、被告黄端文在2008年3月13日与建农合作社签订的《关于转包鱼塘的协议》合法有效。原告所陈述并非事实，真实情况为:根据徐闻县外罗镇人民政府《关于租用东宫坑改成淡水鱼塘的协议书》《见证书》《收据》《现金支出凭单》《关于转包鱼塘的协议》显示,本案涉案土地由于置荒多年,由外罗镇农业队依法收回,承包给外罗镇建设管区建设淡水鱼塘,合同期从1996年1月1日至2008年1月1日,为期12年,并由徐闻县外罗镇人民政府确认,管区也交纳了合同约定的承包款,建农合作社也将补偿款发放给原告家庭。涉案五亩土地已在1995年被外罗镇农业队收回,管区在支付了补偿款后,于1996年1月1日起承���经营至2008年1月1日，到期后交回给建农合作社。2008年3月13日，建农合作社与被告黄端文签订承包合同，将涉案五亩土地交由被告承包经营至今。同日，被告将涉案土地的承包金1000元交给建农合作社，及向管区支付了其开发鱼塘的补偿款11000元。
四、本案中之所以会出现建农合作社作为发包人将涉案土地发包给管区挖鱼塘经营养殖业，合同期限为从1996年1月1日至2008年1月1日,是因原告于1995年自愿退包。管区于合同期限届满后，才将涉案土地交回建农合作社，而不是原告。之后，建农合作社将涉案土地发包给被告黄端文经营至2029年。另外，建农合作社进行过二次家庭联产承包土地，分别：第一次承包期限为10年，自1989年12月31日起至1999年12月31日止；第二次承包期限为30年，即1999年4月1日至2029年4月1日止。在第二轮承包的时候，因为县、镇没有财力及人力进行普查，根据镇政府人员的要求外罗镇全镇人的承包地在第二轮登记时都是照搬第一轮的承包地登记资料。但是经过第一轮承包后，许多承包地具体情况已变化，有些已私自卖给其他人，已被他人占用等等。《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记载本案涉案土地为“管区用鱼塘”进行了标明涉案土地当时已由建农经济合作社发包给管区挖掘鱼塘的事实。
五、原告要求确认《关于转包鱼塘的协议》无效，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因原告在本案中对涉案土地不享有承包经营权,也不是《关于转包鱼塘的协议》的当事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无权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的案由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原告提起本诉讼完全是因为现在土地升值了，为了达到自己的非法目的，严重侵犯了被告的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被告与建农合作社签订的《关于转包鱼塘的协议》已经生效,���已经履行了交纳承包金的义务,自2008年3月13日对涉案土地取得合法承包经营权,是鱼塘的合法使用权人。因此，原告对涉案鱼塘不享有承包经营权,其起诉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被告黄端文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1、《关于租用东宫坑改成淡水鱼塘的协议书》《见证书》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外罗镇农业队（现名：外罗建农经济合作社）将东坑（又名东宫坑）荒地收回后，与外罗管区签订为期12年的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由管区开发为鱼塘，合同由徐闻县外罗镇人民政府盖章确认，外罗镇法律服务所见证，管区取得涉案土地于1996年1月1日至2008年1月1日期间的承包经营权。
2、八张《现金支出凭单》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和被告在收到外罗管区支付补偿款9200元。
3、《坡地转让收据》复印件一份，证��1996年后，涉案鱼塘一直由外罗管区承包经营，土地承包经营权由外罗管区享有。
4、《关于转包鱼塘的协议》复印件一份，证明建农合作社与被告签订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合同期限为2008年3月13日至2029年4月1日，被告自2008年3月13日开始取得涉案鱼塘土地承包经营权。
5、《收据》复印件一份，证明2008年3月13日，被告按协议约定向建农合作社交纳土地承包经营管理费1000元。
6、《收据》复印件一份，证明2008年3月13日，因外罗管区开发鱼塘投入较大，被告向外罗管区支付补偿费11000元。
7、《申请报告书》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因涉案鱼塘安全问题于2015年12月3日向徐闻县国土资源局申请填土恢复种植，国土资源局经过详细调查了解后确认被告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并同意被告的申请。
8、《关于租用东宫坑改成淡水鱼塘的协议书》《见证书》《收据》《关于转包鱼塘的协议》《收据》《现金支出凭单》《收据》复印件各一份，证明本案涉案土地由于荒置多年,由外罗镇农业队(现名:外罗建农经济合作社)依法收回,发包给外罗镇建设管区建设淡水鱼塘,合同期从1996年1月1日至2008年1月1日,为期12年,并由徐闻县外罗镇人民政府确认,外罗建农经济合作社也将补偿款发放给原告家庭。
9、《申请报告书》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在2015年12月3日向徐闻县国土局提交将鱼塘填土，徐闻县国土局对原告的承包经营权进行了确权。
10、《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现金收款单》《收据》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分为两次承包，第一次承包期限为10年，自1989年12月31日起至1999年12月31日止；第二次承包期限为30年，即1999年4月1日至2029年4月1日止。合同上载明承包地登记情���，在第二轮承包的时候，因为县、镇没有财力及人力进行普查，根据镇政府人员的要求外罗镇全镇人的承包地在第二轮登记时都是照搬第一轮的承包地登记资料。但是经过第一轮承包后，许多承包地具体情况已变化，有些已私自卖给其他人，已被他人占用等等。《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记载本案涉案土地为“管区用鱼塘”进行了标明涉案土地当时已由建农合作社承包给管区挖掘鱼塘的事实。
庭审期间，原告申请冯某和陈堪锐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冯某的证人证言：本人系时任建农管区干部，当时政府号召村干部积极参与生产经营，本人和蒋某、李某于1996年1月1日共同以管区的名义与建农合作社签订了承包合同，且原告也同意。签订合同后，本人和蒋某、李某将合同约定的承包金直接交给原告，并在租赁地上挖掘鱼塘用来经营养殖业，对经营所得自负盈亏。承包合同于2008年1月1日到期，本人将涉案土地（鱼塘）交给建农合作社的干部黄端文、蒋进山、郭锦伦。后来建农合作社将涉案土地转包给黄端文。因本人在承包涉案土地上挖掘鱼塘，故黄端文给本人补偿了土地投入费用11000元。
陈堪锐的证人证言：本人系建农合作社的会计。涉案土地（鱼塘）系冯某等人于2008年交回给建农合作社的黄端文、蒋进山、郭锦伦。之后，建农合作社未经原告同意，将涉案土地转包给黄端文，但原告也没有拿到承包费。
经庭审质证，当事人对本案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
一、被告黄端文对原告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至证据18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合法性与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19至证据26的真实性与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该承包合同书为第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书，在签订该承包合同时，承包户的土地有变化，但在第二轮还是照搬第一轮的承包地进行登记，但社里都对土地实际情况进行注明；对证据27至证据32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都不认可，部分证据涉及造假（待提供证据27至证据32的原件后再质证）；对证据33的真实性与合法性无异议，对所证明的内容有异议；对证据34的真实性与合法性无异议，对所证明的内容有异议；对证据35的部分证明内容进行确认，管区承包期满后，在2008年交回建农经济合作社进行确认，也就是说所谓的八位原告在1995年收到土地补偿费后已经把土地退回经济合作社，该土地的使用全部由经济合作社拥有；对证据36、证据38均无异议；对证据37的部分证明内容认可，当时在镇驻村干部的支持下，对八位原告的土地进行补偿事实确认，八位原告的土地已自愿退包，交回给建农合作社。
二、第三人建农合作社���原告提供的证据均无意见。
三、原告对被告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1、2、3均与本案无关；证据4属实，但非法；证据5由法院认定；证据6中的补偿金与八原告无关；证据7不合法；对被告提供的证据8、9、10因超过举证期限，不予质证。
四、第三人建农合作社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原告的质证意见一致。
庭后，被告黄端文对原告证据27至证据32的原件进行质证：对证据27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对证据28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因李裕民所按的指模及加盖建农合作社印章与提供给被告的证据明显不相符；对证据29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因为该证据经过17年之久仍然是崭新的，不符合常态；对证据30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因为该证据是1985年的，已有33年之久，但该证据还���崭新的；对证据31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证据是1985年的，至今已有33年之久，但该证据还是崭新的，不符合常态；对证据32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
经审理查明，原告李裕民、蒋进山、陈寿年、林谭荣、郭锦松、陈汉武、郭锦伦、唐德文和被告黄端文均系建农合作社的村民（社员）。涉案土地名为东坑，位于原外罗镇水产站南边、面积约为五亩，四至为东至林谭荣的养猪场及进山的承包田、南至郭小虹及华珠的承包坡地、西至庄才清的承包田、北至水产站的水塔，系建农合作社的耕地。1989年，建农合作社实行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位于东坑的耕地即涉案土地发包给李明芳、蒋进山、郭锦伦、唐德文、郭锦松、陈妃兆、韩玉娥耕种。1995年，原徐闻县外罗镇人民政府为了发展集体经济要求外罗管区干部积极开办企业，参与生产经营。1995年4月1日，李明芳、蒋进山、郭锦伦、唐德文、郭锦松、陈妃兆、韩玉娥将其所承包土地以2000元/亩转承包给时任徐闻县外罗镇外罗管区的干部冯某、蒋某、李某，并同意承包人在东坑的五亩地上开发鱼塘经营养殖业，合同期限为十年，即从1995年4月1日起至2005年4月1日止。之后，冯某、蒋某、李某在涉案土地上开发鱼塘经营养殖业，并向上述各土地经营权人支付承包金。1996年1月1日，上述村民以外罗镇农业队为甲方和冯某、蒋某、李某以外罗镇建设管区为乙方签订《关于租用东官坑改成淡水鱼塘的协议书》（以下简称租用协议书）一份，主要约定：甲方为了支持管区发展集体经济，经农业队干部讨论研究，一致同意有偿提供东宫坑4亩荒田给管区改成鱼塘使用，所有开发费用由乙方负责；租期为12年，即从1996年1月1日起至2008年1月1日止，并约定承包金2000元/亩，一次性交付。签订上述租用协议书后，建农合作社于1999年对农村土地承包进行第二轮调整。1999年4月10日，建农合作社继续将涉案土地面积不变发包给上述社员承包，承包期限为三十年，期限从1999年4月1日起至2029年4月1日止，并分别签订了《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各一份。2008年1月1日,租用协议书约定的承包期限届满，冯某、蒋某、李某将挖成鱼塘的涉案土地交回给建农合作社。
2008年3月13日，以建农合作社为甲方和以黄端文为乙方签订《关于转包鱼塘的协议》，主要约定：鱼塘土地面积大约5亩，使用期限从2008年3月13日至2029年4月1日止，四至为东至林谭荣的养猪场及进山的承包田、南至郭小虹及华珠的承包坡地、西至庄才清的承包田、北至水产站的水塔，转包费1000元一次性付清。同日，黄端文将转包费1000元交给建农合作社，及将涉案土地开发鱼塘的补偿费11000元交给冯某、蒋某、李某。原告获知建农合作社将其所承包的土地又承包黄端文后，向黄端文交涉要求其返还土地经营权。但被告认为建农合作社与其签订关于转包鱼塘的协议，其已取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且承包期限尚未届满，故而拒绝原告的要求。2017年10月15日，原告遂诉至法院，请求法院确认建农合作社与黄端文签订的《关于转包鱼塘的协议》无效、返还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及赔偿经济损失。
再查明，李明芳与建农合作社于1999年4月1日签订《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建农合作社将位于东宫坑的0.6亩发包给李明芳的家庭，李明芳于2010年1月死亡，李裕民系李明芳的儿子。
韩玉娥与建农合作社于1999年4月1日签订《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建农合作社将位于东宫坑的0.3亩发包给韩玉娥的家庭，韩玉娥于2001年死亡，林谭荣系韩玉娥的儿��。
陈妃兆与建农合作社于1999年4月1日签订《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建农合作社将位于东宫坑的0.5亩发包给陈妃兆的家庭，陈妃兆于2006年10月死，陈汉武系陈妃兆的侄子。
蒋振山与建农合作社于1999年4月1日签订《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建农合作社将位于东宫坑的0.4亩发包给蒋振山的家庭。
郭锦伦与建农合作社于1999年4月1日签订《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建农合作社将位于东宫坑的0.3亩发包给郭锦伦的家庭；
郭锦松与建农合作社于1999年4月1日签订《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建农合作社将位于东宫坑的0.3亩发包给郭锦松的家庭；
唐德文与建农合作社于1999年4月1日签订《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建农合作社将位于东宫坑的0.7亩发包给唐德文的家庭。
本院认为,本案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根据原告主张的事实、理由及被告、第三人的抗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可归纳为:一、被告黄端文应否返还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给原告、如何返还；二、原告李裕民、林谭荣、陈汉武和陈寿年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三、被告黄端文应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四、原告的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一、关于被告黄端文应否返还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给原告、如何返还的问题。本案查明，发包方建农合作社于1999年4月1日分别与李明芳、蒋进山、郭锦伦、唐德文、郭锦松、陈妃兆、韩玉娥各签订一份《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将涉案土地承包给以上述村民为户的家庭经营30年，即1999年4月1日至2029年4月1日止，其中：“李明芳”户在东宫坑占0.6亩、“韩玉娥”户在东宫坑占0.3亩、“陈妃兆”户在东宫坑占0.5亩、“蒋振山”户在东宫坑占0.4亩、“郭锦伦”户在东宫坑占0.3亩、“郭锦松��户在东宫坑占0.3亩、“唐德文”户在东宫坑占0.7亩。1996年1月1日，上述村民以外罗镇农业队的名义和冯某、蒋某、李某以外罗镇建设管区的名义签订一份《租用协议书》，约定将上述在东宫坑的土地承包给冯某、蒋某、李毛青开发鱼塘经营养殖业。该合同期限于2008年1月1日届满后，冯某、蒋某、李某将鱼塘的经营权交回给建农合作社。2008年3月13日，发包方建农合作社又将上述土地承包给社员黄端文经营，并签订了《关于转包鱼塘的协议》。签订合同后，黄端文向发包方交付土地承包金1000元，并向冯某、蒋某、李某补偿了土地投入费11000元。因发包方均与原、被告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故原、被告作为承包方均主张取得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据本案的证据及查明显示，发包人建农合作社与原告所在的家庭签订《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之后，又与黄端文签订《关��转包鱼塘的协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发包方就同一土地签订两个以上承包合同，承包方均主张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均未依法登记的，生效在先合同的承包方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据此，原告所在的家庭于1999年4月1日，即其与发包人签订承包合同之日起就已取得了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至2029年4月1日承包期限届满。在上述经营权期限内，发包人于2008年3月13日又与黄端文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属于无权处分。据此，黄端文并未取得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应将位于东宫坑涉案土地返还给原告李裕民（即“李明芳”户）0.6亩、原告林谭荣（即“韩玉娥”户）0.3亩、原告蒋振山0.4亩、原告郭锦伦0.3亩、原告郭锦松0.3亩、原告唐德文0.7亩。
二、关于原告李裕民、林谭荣、陈汉武和陈寿年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农户成员为多人的，由其代表人进行诉讼。农户代表人按照下列情形确定：(一)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证书上记载的人;(二)未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证书的，为在承包合同上签字的人;(三)前两项规定的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者因其他原因无法进行诉讼的，为农户成员推选的人。本案中，原告李裕民系李明芳的儿子、原告林谭荣系韩玉娥的儿子，且均经其家庭成员推选参加诉讼，故李裕民、林谭荣的诉讼主体合格；而原告陈汉武是陈妃兆侄子，东宫坑的0.5亩土地是发包人发包给陈妃兆家庭使用的，而陈��武不是陈妃兆的家庭成员，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故其要求被告黄端文返还其叔叔陈妃兆在东宫坑的0.5亩土地经营权，本院不予支持。陈寿年提出其于1985年10月30日为了方便耕种，以其位于西坑的0.7亩土地兑换李谭亮位于东宫坑的0.3亩土地，双方签订了《换田协议书》，且发包人建农合作社于也出具了同意社员交换承包田决定书。换田后，李谭亮与建农合作社于1989年12月31日对西坑的0.7亩土地签订了《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而陈寿年因外出务工，未与发包人签订《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但出具建农合作社同意陈寿年与李谭亮兑换承包东宫坑的0.3亩土地并由其使用至2029年的证明材料。本院认为，陈寿年与李谭亮虽于1985年有兑换土地的事实，但建农合作社于1999年对农村土地承包进行第二轮调整时，并未与原告陈寿年签订《家庭联产承包合同书》。虽然建农合作社��后追认同意陈寿年承包东宫坑的0.3亩土地，但该土地承包经营权未经民主议定程序予以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陈寿年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取得了东宫坑的0.3亩土地承包经营权，故其要求被告返还东宫坑的0.3亩土地经营权，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被告黄端文应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的问题。本案中，被告黄端文依据其与建农合作社于2008年3月13日签订的《关于转包鱼塘的协议》而使用涉案土地的，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但未提出建农合作社与黄端文存在恶意串通，造成原告经济损失，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经济损失的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四、关于原告的主张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土地承包经营权性质上是一种用益物权，权利人因土地承包经营权受到侵害而提起物上请求权之诉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据此，原告只要在承包期限内起诉均未超过诉讼时效。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黄端文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位于徐闻县原外罗镇水产站南边东宫坑的土地（四至为东至林谭荣的养猪场及进山的承包田、南至郭小虹及华珠的承包坡地、西至庄才清的承包田、北至水产站的水塔）给原告李裕民、林谭荣、蒋振山、郭锦伦、郭锦松、唐德文（其中：原告李裕民0.6亩、原告林谭荣0.3亩、原告蒋振山0.4亩、原告郭锦伦0.3亩、原告郭锦松0.3亩、原告唐德文0.7亩）。
二、驳回原告李裕民、蒋进山、林谭荣、郭锦松、郭锦伦、唐德文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驳回原告陈寿年、陈汉武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225元,由被告黄端文负担700元，由原告李裕民、蒋进山、陈寿年、林谭荣、郭锦松、陈汉武、郭锦伦、唐德文承担525元（原告已垫付）。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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