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885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罗桃萍，女，1979年7月2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月甜，北京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泳欣，北京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嘉杰，男，1971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广晨，广东云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菁，女，1972年9月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广晨，广东云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罗桃萍、苏嘉杰因与被上诉人何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上诉人罗桃萍、苏嘉杰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1民初40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罗桃萍向本院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改判苏嘉杰、何菁向罗桃萍偿还借款人民币1944800元及利息（利息以1944800元为基数自2016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至还清借款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苏嘉杰、何菁承担。事实和理由：一、罗桃萍有新的证据证明案涉借款中于2013年6月15日及2013年8月22日分别向苏嘉杰、何菁确认的罗某2账户转账人民币50000元及150000元的事实。由于双方当事人之间所涉及债务时间跨度大，罗桃萍于2017年4月24日才找到上述工商银行转账记录。上述转账事实有罗某2短信记录相互佐证。二、一审法院将2012年9月18日的借款认定为与案涉借款无关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以2012年9月18日的款项相距第二笔借款半年之久且与罗桃萍起诉状中陈述的借款期间自2013年4月起不符，据此认定该笔借款与案涉借款无关。但根据证人罗某1在一审中作证表示是其介绍罗桃萍与苏嘉杰认识，2012年9月苏嘉杰向罗桃萍借款人民币30万元，借期为半年以上，罗桃萍通过其婆婆高西记的账号向苏嘉杰转账30万元人民币。该笔借款期限为半年以上，在此期间双方并无发生任何回款，并无不妥之处。在2016年5月26日第一次庭审后，罗桃萍才找到该笔借款的相关转账记录及证明，遂于庭审后向一审法院提交该部分证据。在2016年9月22日的庭审中，罗桃萍已明确将诉状中“2013年4月起”更改为“2012年9月起”。三、一审法院对本案借款本金数额的认定是错误的。一审法院忽略了双方利息的约定，对案涉借款按转账记录进行简单加减，明显不妥。一审法院认为罗桃萍所提交的《借款协议》、《公证书》不足以证明罗桃萍与苏嘉杰、何菁之间为借贷关系，但我方认为，罗桃萍与苏嘉杰、何菁之间的借贷合意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结合罗桃萍提交的证据完全可以证明罗桃萍已经履行借款义务，且苏嘉杰、何菁已确认收到相应借款且借款为176.8万元的事实。此外，按照民间借贷交易习惯，不论借贷金额大小，不论何种支付方式，一般都是在交付行为完成后，借款人才出具借款协议。本案罗桃萍有借款协议在手，自然是可以推定出借行为已完成。据此，罗桃萍已完成规定的举证责任。四、一审法院认定案涉债务为个人债务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案涉债务应为夫妻共同债务。根据夫妻共同债务的构成要件，债权人所需举证的内容包括：第一、该债务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产生；第二、该债务为夫妻共同生活或为夫妻共同利益所产生的。司法实践中往往难以把握的是第二点证明责任，债权人对此很难举证。根据《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对此，我方认为，在日常家庭生活中，夫妻双方均有家事代理权，均可以为了家庭生活而向他人举债，只要借款人明确该笔债务系用于家庭生活或者为共同生产所需要，而不是为从事非法活动，一般就可以认为是夫妻共同债务。本案中，因苏嘉杰向罗桃萍借款时，何菁与苏嘉杰系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而苏嘉杰借款理由为资金周转，很明显，涉案债务并不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例外情形。原审法院依据苏嘉杰、何菁提交的《夫妻合约书》认定涉案借款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明显不妥，罗桃萍对该合约书也并不知情，且在多次家庭聚会中，谈及案涉借款时何菁也在场。苏嘉杰于2014年12月6日与罗桃萍签订《借款协议》，但根据罗桃萍提交的《广州市不动产登记查册表》显示，何菁于2015年2月13日将其所属的广州市白云区大金钟路15号705房卖给李伟明等2人，李伟明为罗某2与陈某的女婿，罗桃萍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苏嘉杰与何菁是恶意逃避债务，罗某2与陈某在本案中所作的虚假陈述极有可能是收受了苏嘉杰和何菁的好处。案涉债务应为夫妻共同债务。5.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应当认定案涉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何菁应当对案涉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苏嘉杰、何菁答辩称，1.借款协议与本案两年前的银行转账记录没有任何关联；2.2013年4月至2014年5月双方的汇款是代收代付款，不是借款，如果是借款双方签订的应该是还款协议，但双方签订的是欠款协议。3.双方互汇款差额是97.25万元。罗桃萍提交的五万元的证据，在一审期间没有提交，是新的诉讼请求，不是证据问题；关于8月22日15万元的问题，罗桃萍声称该款是给案外人罗某2，但罗某2在一审表示没有收到该款；2012年9月18日的30万，该款跟本案也毫无关系，罗桃萍起诉时非常清楚表明，借款时间是2013年4月以后，包括罗桃萍在一审提交的证据都证明案涉款项都是发生在2013年4月以后，第一笔款项罗桃萍不存在忘记，该款项是罗桃萍的婆婆高西记划到苏佳杰账户，其婆婆与本案有利害关系。苏嘉杰与罗桃萍的婆婆以及其姐姐都有频繁的经济往来，该笔款项与本案无关。4.案涉款项均与何菁无关。苏嘉杰与何菁在案涉款项发生之前就已经约定了夫妻各自款项各自使用的协议。
上诉人苏嘉杰向本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判决；2、驳回罗桃萍全部诉求；3、罗桃萍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罗桃萍作为民事诉讼的原告，应对其借贷关系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罗桃萍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2013年至2014年双当银行转账款项为借款或者双方曾发生事实上的借贷关系，也就是说，罗桃萍没有完成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基本事实的举证责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二、苏嘉杰作为民事诉讼的被告，已对代收代付款的主张尽了必要的举证责任。1、苏嘉杰并非罗桃萍投资项目的当事人和参与者，客观上无法提交投资项目的详细证据。一审中苏嘉杰已向法庭如实陈述其只是绍罗桃萍与投资方认识，并未参与其中。苏嘉杰只是代为收款（付款）人，不具备了解投资项目详情的必然条件，客观上不具备提交一审判决书要求的该项投资项目内容文件或者相关公证和认证文件的可能性。2、苏嘉杰代收代付款的主张是完全符合常理的。代为收款、付款在现实生活中是极为常见的现象，就像本案的证人罗某2、陈某夫妇，双方大量的款项都是通过他们账户转交的。苏嘉杰也是罗桃萍在新加坡项目投资款的代收(付)款人，与罗某2、陈某夫妇不同的是，由于罗桃萍与投资项目方约定现金支付，而罗桃萍居住在韶关无法带大量现金到广州，故先将款项汇给苏嘉杰，由他提取现金后代为转交其朋友张瑞智，每次交款后的相关凭据苏嘉杰都已经交还罗桃萍，现在也不可能提交当时已交给罗桃萍的收据及公证机关的证明。3、证人罗某2、陈某的证言是真实可信的。罗桃萍和苏嘉杰是经证人罗某2、陈某介绍认识，两名证人与双方都是亲戚关系。罗桃萍和苏嘉杰款项往来中的大部分款项都经过两位证人的账户交转，如此频繁大额的专款，正常做法都会向双方了解清楚这些款项的来龙去脉。一审庭审中，两名证人证实苏嘉杰只是充当罗桃萍投资项目的介绍人，并不清楚投资的具体情况，苏嘉杰也多次提醒罗桃平投资有风险。且两名证人也证实是从罗桃萍和苏嘉杰当面告知是投资款后，才同意提供其账户用于双方转交款项。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该条款非常明确规定了作为原告应当承担的举证责任。罗桃萍从起诉开始直至一审判决前，都无法提交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也无法对双方一年多来相互往来的银行汇款系借款的主张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依法应由法院驳回其诉求。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间借款或者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从上述条款可以看出，双方举证责任的分配顺序应当是原告-
被告-
原告。本案中罗某2和陈某两名重要证人已证明双方汇款不是借款，苏嘉杰已举证证明其只是代为收付投资款。在此基础上，一审法院并未按照司法解释第17条的规定，继续要求罗桃萍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即使法院认为苏嘉杰抗辩银行汇款记录是其代收代交投资款的主张证据不足，也并不能免除罗桃萍进一步证明借贷关系的举证责任。如果罗桃萍不能进一步证明其主张，仍应当由罗桃萍对此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五、一审判决已超出罗桃萍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错误。罗桃萍一审的诉求是要求判令苏嘉杰、何菁偿还借款协议的借款1944800元。一审判决在分析争议焦点第一项“罗桃萍与苏嘉杰之间是否形成民间借贷关系”中，已阐明“罗桃萍认为《借款协议》系对罗桃萍与苏嘉杰、何菁此前借款事实及借款数额确认的陈述依据不充分，法院不予采纳”。同时一审法院认为《借款协议》提及的款项与双方2013年到2014年期间的银行转账差额972500并无关联。在此情况下，如果罗桃萍仍在本案中坚持偿还借款1944800元的诉讼请求，理应由法院依法驳回其诉求。而一审法院没有据此直接驳回原告诉求，显然适用法律错误。
罗桃萍答辩称，1.本案中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合法有效，我方已经履行交付义务，但对方没有履行还款义务，我方提交的借款协议约定借款金额为176.8万元，后苏嘉杰向我方邮箱发送借款协议，该协议显示收到借款170万元，本金合计176.8万元，借款期满后按年利率10%计息，该证据足以证明罗桃萍已经履行交付借款的义务，且对方收到款项的事实。2.我方二审提交的2013年6月15日，2013年8月22日的银行转账凭证，由于双方所涉及的债务至今有几年之长，我方对于具体转账凭证记得不太清晰，结合本案中提交的证据账号为罗某2本人，一审期间罗某2于2013年6月15日发送的信息内容为“收到，谢谢”；以及2013年8月22日11点，发送的信息内容为款“已收到请放心”。因此对方对该两笔款项予以否认与事实不符。3.对方声称案涉借款为投资款，并声称苏嘉杰不是投资参与者无法提交投资项目的证据，我方认为在本案中，苏嘉杰并未向法院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所称的投资款，而且双方没有就案涉款项管理、收益、风险进行约定，我方并未承担任何风险，双方的行为和资金往来更符合借贷的特征；4.关于何菁是否应该承担责任的文问题，本案借款发生在两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应视为夫妻共同债务，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在本案中，苏嘉杰于2016年5月24日向法庭提交的证据中苏嘉杰尾号为7757的中国银行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其中在2013年1月8日、2月8日、3月19日分别向何菁汇款，附言所提示的是供楼，由此可看出本案中苏嘉杰所收款项为何菁偿还房贷，与其所提交的《夫妻合约书》相违背，因此实际上两人夫妻的财产并没有像合约中约定的归个人所有，因此可以推断案涉款项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处理。5.对方所称罗某2及陈某的证言真实可信的问题，2016年5月24日，苏嘉杰向法院提交的证据中尾号为9011的建设银行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及转账凭证，第五页的证据显示，该证据付款人为陈某，收款人为罗桃萍，金额为154000元，其中款项用途明确写明“还款”,因此可以推断陈某在一审期间出庭作证称案涉款项为投资款并不属实，按常理来说，如果双方未投资款其转账用途不会写还款，该用途注明更符合借款的特征。因此，本案中罗某2、陈某的证言不可信，且其内容与事实并不相符我方恳请法院驳回苏嘉杰的上诉请求。
罗桃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苏嘉杰、何菁向罗桃萍返还借款人民币1944800元及利息暂计为人民币20000元（自2016年01月0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利息至还清借款之日止）；2.判令苏嘉杰、何菁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罗桃萍的姐姐罗某1是案外人罗某2的弟媳，何菁是案外人罗某2妻子陈某的表妹。苏嘉杰、何菁于1998年3月24日经广州市荔湾区清平街道办事处登记结婚。2001年6月1日，苏嘉杰、何菁签订《夫妻合约书》，约定双方各自名下的婚前及婚后财产（含动产及不动产），归各自所有，互不干涉，各自承担自己名下财产相关的权利和义务；双方在婚前及婚后各自发生的有关债权债务，由各自负责承担等。同年8月15日，苏嘉杰、何菁就该《夫妻合约书》到广州市白云区公证处办理了公证手续。苏嘉杰、何菁现仍处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罗桃萍及其亲属高西记，案外人罗某2及其配偶陈某、苏嘉杰之间资金往来情况如下：见附表
付款人
时间
金额
代收款人
代付款时间
代付款金额
收款人
高西记
6013827006001090831
2012.09.18
300000
-
-
-
苏嘉杰
罗桃萍
6228461438009421178
2013.4.2
400000
罗仕广
苏嘉杰
罗桃萍
2013.6.14
150000
罗仕广
苏嘉杰
苏嘉杰
罗仕广
6228480088319320771
2013.7.1
150000
罗桃萍
6228461438
009421178
苏嘉杰
罗仕广
6212263602005515796
2013.7.3
52500
罗桃萍
6222082005
000369466
苏嘉杰
罗仕广
6212263602005515796
2013.9.12
32500
罗桃萍
罗桃萍
6228461438009421178
2013.7.22
300000
罗仕广
苏嘉杰
苏嘉杰
陈敏
3321819980102309011
2013.9.24
154000
罗桃萍
罗桃萍
6228461438009421178
2013.10.21
182000
罗仕广
苏嘉杰
苏嘉杰
罗仕广
2013.12.17
204500
罗桃萍
高西记
2013.12.23
330000
苏嘉杰
罗桃萍
6228461438009421178
2013.12.24
170000
苏嘉杰
苏嘉杰
622629710004240063
2014.1.2
504000
罗桃萍
罗桃萍
6228461438009421178
2014.1.13
500000
罗仕广
苏嘉杰
苏嘉杰
6212263602003345352
2014.4.10
60000
罗桃萍
苏嘉杰
4563511900007587757
2014.4.10
50000
罗桃萍
罗桃萍
6228082005000382170
2014.4.14
179000
苏嘉杰
苏嘉杰
622629710004240063
2014.4.25
130000
罗桃萍
苏嘉杰
622629710004240063
2014.4.25
75000
罗桃萍
罗桃萍
6228082005000382170
2014.5.26
174000
苏嘉杰
综上，罗桃萍共计向苏嘉杰支付2685000元，苏嘉杰向罗桃萍支付1412500元。
2014年12月6日，罗桃萍、苏嘉杰签订借款协议，记载：“甲乙双方就借款事宜经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向乙方借款人民币176.8万元（大写：壹佰柒拾陆万捌仟元）。二、借款期限：自本协议订立之日至2015年12月31日止。三、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将该协议债权转让第三人。否则，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甲方概不负责。四、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双方执行过程中如有分歧，应当本着公平、公证的原则进行协商沟通。”现罗桃萍主张上述借款协议系罗桃萍与苏嘉杰自2013年4月起至2014年5月期间的借款的汇总，其中借款金额为1700000元，利息为68000元，要求苏嘉杰归还上述借款并支付利息，何菁承担共同清偿责任，诉至一审法院。
诉讼中，罗桃萍为证实除上述款项之外，还于2013年8月22日向苏嘉杰支付了150000元，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其与案外人罗某2及苏嘉杰之间的短信记录、微信聊天记录予以佐证。其中，相对人为“罗某2”的短信记录显示：2013年7月1日，罗桃萍发送信息内容为“大佬，钱已经收到了。谢谢”；2013年7月22日，“罗某2”发送信息内容为“收到了来款，谢谢”、“款已收到，请放心”；2013年8月21日，罗桃萍发送信息内容为“明天早上才能把钱汇过去，到时再联系。”2013年8月22日11：01，“罗某2”发送信息内容为“款已收到，请放心”，罗桃萍回复“好的，谢谢”。相对人“苏哥”的短信记录显示：2013年7月11日，罗桃萍发送信息内容为其农行卡账户62×××78以及工行卡账户62×××66，“苏哥”回复“收到”；2013年7月22日，“苏哥”回复“款已收到”。相对人为“苏哥”的微信记录显示：该相对人“苏哥”的头像为一只老虎的图片，该相对人于2013年4月1日发送信息“40，等您通知，谢谢”；2014年8月22日，该相对人发送微信内容为：“三小姐，你好。今天15W已收到，谢谢。”2014年4月24日，该相对人发送信息为“三小姐，今天下午已经把款（13+7.5）转出，可能明天上午才到账，请查收”；2014年4月5日，罗桃萍发送微信内容为“苏哥，钱已收齐啦”苏嘉杰、何菁认为上述短信记录、微信记录是罗桃萍单方提供的手机记录，该记录是否有更改过因没有移动公司和微信服务提供方的原始记录和证明，故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但罗桃萍未能就上述证据提供相应的反证。罗桃萍主张其于2012年8月19日通过高西记向苏嘉杰支付的款项300000元属于借款，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由高西记于2016年6月22日出具的证明，该证明记载：“本人受罗桃萍委托于2012年8月19日在韶关市工行中山支行经广州工行金钟支行向苏嘉杰汇去借款人民币叁拾万元整。特此证明。”苏嘉杰、何菁对此不予确认，认为高西记系罗桃萍的婆婆，与罗桃萍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可采信，苏嘉杰、何菁不确认该款项属于借款。罗桃萍为证实涉案款项属于借款向一审法院申请证人罗某1出庭作证。证人罗某1出庭作证时陈述：其于2009年开始认识苏嘉杰，2010年左右介绍苏嘉杰与罗桃萍相识，苏嘉杰当时经常表示其有小项目需要资金周转，需要借款，借款期间30天不等，每个项目承诺的利息都不一样；罗桃萍当时询问证人苏嘉杰是否可靠，其向罗桃萍表示如果其有空闲资金，可让苏嘉杰帮忙理财，收取点利息；之后，罗桃萍私下处理，直至书写借条当天，证人罗某1才知道有178万元；证人与苏嘉杰之间曾经有过经济纠纷，损失比罗桃萍还多，但已经解决了；日常聚会中，苏嘉杰从不提及经营项目的情况，亦从不提及罗桃萍的钱用在什么项目；罗桃萍的资金是通过多笔借款形成的，苏嘉杰承诺过给利息；证人所知苏嘉杰承诺支付利息的事，从罗桃萍及苏嘉杰处都听说过，当时苏嘉杰问证人罗桃萍是否有资金可以出借，其可以给利息，利息肯定高于银行利息，证人则让他们自己去谈；苏嘉杰在借款期间至借款协议签订前有两三次说到借款是其个人行为，与何菁没有关系，且苏嘉杰写完借款协议后，不愿意出具身份证复印件，其要求罗桃萍书写该借款与何菁无关的声明，但罗桃萍不愿意；证人当时在场看到苏嘉杰和罗桃萍签借款协议，后来证人找到罗桃萍说借款协议有问题，但罗桃萍表示有多年的付款记录，应该没有问题，证人认为是苏嘉杰故意将借条写成借款协议，还款时间写成2015年12月31日，有意拖延且转移资产。罗桃萍对上述证人证言没有异议。苏嘉杰、何菁则认为证人与罗桃萍属于亲姐妹，有利害关系；根据证人的陈述，其实际上是不清楚罗桃萍与苏嘉杰之间的款项往来的，且证人明确表示苏嘉杰曾经向罗桃萍及证人表示涉案款项与何菁无关，表明罗桃萍是知道苏嘉杰、何菁关于债权债务的约定的。罗桃萍为证实借款协议中约定的1768000元其中1700000元为借款，向一审法院提供了相对人为“苏哥苏嘉杰”短信记录，短信记录显示：2014年11月10日12：15，罗桃萍发送信息内容“苏哥，你好，上次讲那20不知道是否查清楚，麻烦你查查了，谢谢”；对方回“今天下午就有结果，造成混乱，不好意思。但请放心，账对得清的”；罗桃萍回复“5月26日转入你珠江新城交行账户的，当时是说十天左右，之后我账户没有收到回来的”。同日14：58，对方回：“涛萍，20核实清楚了，你的数目是对的，共170。在会中，稍后电联报告原因，对不起啊。”罗桃萍回复“好的，谢谢”。两苏嘉杰、何菁表示，即使上述记录证实，亦只能证实罗桃萍与苏嘉杰之间存在款项往来，但不能看出款项用途，具体金额。苏嘉杰为证实涉案款项为投资款，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函件（翻译文本）、申请证人罗某2作证以及申请证人陈某出庭作证。其中，函件为英文版本，经广州市白云区公证处翻译，内容如下：“应张瑞智先生的请求，兹对罗桃萍女士（中国身份证号码：）2013年4月至2014年10月参与投资本公司在新加坡ROSEBEACHSENTOSA工程项目的情况作此证明。本公司在2013年4月至2014年10月期间分期收到罗桃萍女士在该项目的投资款折合人民币253.5万元。在工程项目按进度进行过程中，本公司已分期返还女士投资款折合人民币141.25万元，此期间的相关文件和收据已交付投资人。至2014年10月31日止，投资人罗桃萍女士名下的项目投资款余额核算未人民币112.25万元。2014年11月，由于项目未能通过新加坡政府相关部门的验收，业主方拒付工程款，并要求本公司支付违约金，该项目已终止运作。包括罗桃萍女士在内所有投资人的投资款本公司无法返还，预期收益无法实现。”该函件的落款为“HILLESEFORMULEINVESTMENTCO，LTD.”，落款时间为2016年5月27日。罗桃萍对此不予确认，认为其对该函件提及的新加坡工程项目毫不知情，苏嘉杰从未向罗桃萍提及上述项目；该函件所称文件、收据已交付投资人，而罗桃萍从未收到任何的文件及收据；该工程项目的事实，并无相关证据可以佐证，苏嘉杰、何菁也没有提供公司的资料；该证据在境外形成，未经我国驻该国的使领馆认证，不发生证据效力。苏嘉杰、何菁均未能提供证据佐证该函件中陈述的事实。一审法院根据罗桃萍、苏嘉杰及何菁提供的询问意见，对证人罗某2进行了询问。证人罗某2陈述：罗桃萍与苏嘉杰均是我的亲属，因我的关系相识。2013年元旦后，苏嘉杰在聚会时说有投资项目；之后，证人罗某2陪苏嘉杰一起去见罗桃萍及其丈夫，一起协商进行投资项目，至于苏嘉杰与罗桃萍如何谈，证人罗某2并不是很清楚；由于是因证人罗某2的关系相识，有人提出由证人罗某2提供个人账户给双方过账，至于是谁提出，证人罗某2不记得了；当时证人罗某2表示他们之间的盈利或者亏损与证罗某2人无关，证人罗某2的账户只是作为资金中转账户，个人不承担担保责任；所有通过证人罗某2账户的资金，证人罗某2均已转交对方，其中由罗桃萍给苏嘉杰的，大部分是转账，小部分是按照苏嘉杰的要求进行的提现；由苏嘉杰给罗桃萍的，全部是转账；证人罗某2的账户均是由其执行操作；另有一笔款项是通过其妻子陈某的账户向罗桃萍转账154000元，系苏嘉杰将上述款项转账给证人罗某2后，证人罗某2委托妻子使用个人账户转账给罗桃萍的；证人罗某2与罗桃萍、苏嘉杰之间不存在纠纷；罗桃萍通过证人罗某2向苏嘉杰转账金额大约为153.2万元左右；证人罗某2向罗桃萍名下账户转账共计59.35万元；证人罗某2没有借款给苏嘉杰；证人罗某2对苏嘉杰、罗桃萍之间款项的用途均不清楚，只是双方曾经说过是投资款，但没有证据证实；虽然罗桃萍曾经致电证人罗某2要求打银行明细，但证人罗某2接电话时因照顾孙子，注意力不是很集中，不记得是否曾经说过是借款，即使说过，也是由于分心所致；如果不是投资款，证人罗某2根本不需要提供个人账户给他们双方过账，他们自己完全可以完成借款的交付事宜；证人罗某2之所以提供账户，是作为见证的用途，但款项最终用途，证人罗某2并不清楚；何菁自始至终包括吃饭聚会、款项交接都没有参与，也从来没有向证人罗某2提及过此事，她应该是不知情的。罗桃萍对上述证人证言不予确认，认为证人罗某2拒绝出庭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质询，其证言不足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苏嘉杰、何菁则认为证人罗某2是应当知悉罗桃萍与苏嘉杰之间款项的用途，且证人罗某2属于双方的亲属，只能如实陈述案件事实。证人陈某作证时陈述：2013年到2014年时，罗桃萍与苏嘉杰多次要求其与其丈夫（即罗某2）转账投资款，罗桃萍和苏嘉杰、何菁均明确和证人陈某说款项属于投资款，具体的投资去向不清楚；2014年12月6日晚上家庭聚会时，证人陈某看到苏嘉杰拿一份借款协议给罗桃萍签，讲明借这笔款项是用于南沙买房子，后来苏嘉杰和证人陈某说这笔款项没有借成，具体什么原因证人陈某不清楚；借款协议签订时，证人陈某没有听到罗桃萍与苏嘉杰对账；家庭聚会中，证人陈某听到过苏嘉杰多次表示款项何菁是不知道，不清楚的，2014年12月6日的家庭聚会中，苏嘉杰也向罗桃萍表示之前的款项以及投资买房的事与何菁无关；证人陈某曾经听苏嘉杰说款项投资到苏嘉杰朋友的项目中，具体不清楚；在家庭聚会中，证人陈某没有听到罗桃萍要求苏嘉杰还钱，但多次听苏嘉杰说投资有风险，如果投资失败所有款项都没有，但没有听过苏嘉杰要求罗桃萍承担部分投资亏损；证人陈某在2014年12月6日之前的家庭聚会中，没有听罗桃萍说过苏嘉杰向其短期借款。罗桃萍对上述证人证言不予确认，认为证人陈某与苏嘉杰、何菁均有亲戚关系，其所称投资款，并没有任何证据证实，且其对于投资项目、投资款项、投资回报均不清楚，明显存在矛盾和冲突。苏嘉杰、何菁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表示借款协议属于事先打印，可以推定罗桃萍与苏嘉杰已经就该借款事宜达成共识。
一审庭审中，罗桃萍表示涉案借款协议中的1700000元是2012年9月至2014年5月期间的借款本息，通过微信、信息确认对账的，其可提供每笔借款的时间以及利息，另68000元是苏嘉杰自己确认需要补回的借款期间利息；借款协议签订前，苏嘉杰、何菁及罗某2共同与罗桃萍进行过协商，借款协议出具后，苏嘉杰同意给10%的利息，但要求罗桃萍免除何菁的清偿义务，罗桃萍不同意，所以就没有协商利息的问题。就此，罗桃萍提供了经2017年3月7日公证的，罗桃萍所使用的电子邮箱ASD6318@SINA.COM的邮件记录予以佐证。该邮件记录显示：2015年1月10日，名为“jackylexus”的相对人向罗桃萍该邮箱发送附件为“借款协议”的邮件，该邮件中“借款人”，“出借人”均无记载具体的人员姓名，内容为借款人从2013年4月至2014年6月共收到出借人借款合计1700000元，借款期间另欠出借人利息68000元；双方约定借款期限由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止；借款期满后，借款人需退还出借人借款本金1768000元，并支付借款利息按年利率10%计算，为176800元，本息合计1944800元；借款人在借款期满需按时支付本金，双方协商按借款金额年利率的百分之十收取利息，如借款人超过还款日期三十天，出借人有权按照本金总额的百分之二十年利率计取利息；借款人所借款项用于其个人用途，其配偶何菁没有参与，该债务为借款人之个人债务。并且借款人与配偶何菁已约定双方在婚姻存续期间各自名下的财产归各自所有，各自的债权债务由各自负责；借款人、出借人同意解除2014年12月6日签订的借款协议，重新签订此协议为准”等。苏嘉杰、何菁认为，该协议确实是由苏嘉杰向罗桃萍发送的，但属于根据罗桃萍及苏嘉杰的要求书写的协议初稿，方便双方根据初稿进行协商，但之后苏嘉杰明确提出不同意将借款时间倒写并要求罗桃萍减少利息，最终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苏嘉杰主张其于2014年12月6日向罗桃萍借款1768000元用于购置南沙房产进行投资，但未能提供相应的辅助性证据予以证实。
以上事实，有结婚证、夫妻合约书、借款协议、转账记录、高西记出具的证明、证人证言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
一、罗桃萍与苏嘉杰之间是否形成民间借贷关系。
罗桃萍依据其与苏嘉杰签订的《借款协议》，主张苏嘉杰向其借款1700000元，并尚欠利息68000元。然《借款协议》的内容中既没有确定借款交付的期间，亦没有苏嘉杰确认收到借款的意思表示，仅反映借款的意向。即使证人陈某陈述该借款协议由苏嘉杰提供，罗桃萍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知悉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应当以借款实际交付作为民间借贷关系生效的要件，但其仍在该借款协议中签名确认，且证人罗某1亦陈述罗桃萍在签订该借款协议时并无提出修改意见，故原罗桃萍对于该《借款协议》系对罗桃萍与苏嘉杰此前借款事实及借款数额确认的陈述，依据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对于罗桃萍提交的2017年3月7日的公证书中显示的电子邮件，虽属于苏嘉杰向罗桃萍发送的“借款协议”文本，但该文本并未经过罗桃萍与苏嘉杰的签认，且罗桃萍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其与苏嘉杰之间约定的借款数额、借款期限及借款利率，而一审法院根据罗桃萍、苏嘉杰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不足以认定苏嘉杰尚欠罗桃萍款项即为1700000元或者该协议文本中1700000元借款中本金及利息的金额各为多少，实不能排除该协议文本是罗桃萍与苏嘉杰基于解决涉案纠纷进行磋商而由双方提出各自初步意见汇总后得出的可能性，故罗桃萍依据该未经罗桃萍与苏嘉杰签认的文本主张其与苏嘉杰于2013年4月至2014年5月期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亦不予采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间借款或者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根据罗桃萍提供的转账凭证，案外人罗某2的证言以及苏嘉杰、何菁确认的转账记录显示，罗桃萍通过其本人或其亲属高西记的账户向苏嘉杰转账交付款项。苏嘉杰主张上述款项均属于投资款，但其提供的函件属于境外形成的证据，既未能显示其在何国形成，无经过所在国的公证机关予以证明，亦无经过我国驻该国的使领馆予以认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该证据依法不发生法律效力。苏嘉杰既未能提供证据证实罗桃萍向其支付款项的去向，用途，未能提供辅助性证据证实函件中提及的工程项目内容、文件及收据交付情况的事实，亦未能提供证据证实罗桃萍同意其资金用于函件中的工程项目投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同时，证人证言及罗桃萍提供的短信记录、微信记录中均无反映苏嘉杰提及其代罗桃萍投资工程项目以及该项目的盈亏情况，综上，苏嘉杰辩解涉案款项属于投资款依据不足，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依照前述法律规定，依法认定罗桃萍与苏嘉杰之间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
二、对于借款本金的认定
根据现有转账记录显示：自2012年9月18日至2014年5月26日期间，罗桃萍本人或通过其婆婆高西记共计向苏嘉杰支付2685000元。对于2012年9月18日由案外人高西记向苏嘉杰支付的300000元，虽高西记出具证明，表示是受罗桃萍的委托向苏嘉杰支付的借款，但因高西记与罗桃萍存在利害关系，其陈述在无相应辅助性证据证实的情况下，不足以作为独立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且从罗桃萍与苏嘉杰的转账交付情况而言：罗桃萍向苏嘉杰交付款项后，苏嘉杰在三个月之内必有回款，部分款项则在一个月之内即发生回款的情况，该事实通过证人罗某1所陈述的“借款期间30天不等”可获印证，但高西记于2012年9月18日向苏嘉杰交付的300000元，在长达半年时间并无发生回款，实与双方收付款项的习惯不符。罗桃萍与苏嘉杰并不存在亲属关系，证人罗某1表示是其介绍双方认识，证人罗某2亦表示是通过其形成资金往来关系，且从罗桃萍与苏嘉杰之间的资金往来通过案外人罗某2的账户交接可见罗桃萍对苏嘉杰并非充分了解及信任，故罗桃萍主张首次借款即通过其婆婆向苏嘉杰本人支付300000元，却无任何的债权凭证可以佐证，亦与常理不符。最后，罗桃萍在其起诉状中陈述其与苏嘉杰发生的借款的期间自2013年4月起，其提交的电子邮件中借款协议条款亦记载借款期间自2013年4月起，罗桃萍主张2012年9月18日由高西记向苏嘉杰交付的款项属于涉案借款，与其陈述亦不相符。综上，罗桃萍该项证据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一审法院对于高西记于2012年9月18日向苏嘉杰交付的款项300000元属于借款不予认定。高西记可就该款项另行向苏嘉杰主张权利。对于罗桃萍主张其于2013年8月22日通过案外人罗某2向苏嘉杰转账支付的150000元。虽罗桃萍提供的短信记录、微信记录予以佐证，但经一审法院测试，确实可以通过调整两台终端的时间达到修改发送及接收信息时间的效果；同时，罗桃萍作为民间借贷关系的相对人，对于借款的交付情况系知情的，通过其提供的信息记录，不能认定与其发送信息的相对人即为苏嘉杰或案外人罗某2，苏嘉杰、何菁对此亦予以否认，现该证据未经公证机关的公证，亦无证据移动终端控制方出具的证明文件证实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另罗桃萍在本案中提供了2013年8月22日之前及之后的转账记录，唯独未能提供该日期的转账记录，实与常理不符，故一审法院对罗桃萍该组证据不予采纳。综上，一审法院经核实，认定罗桃萍于2013年4月2日至2014年5月26日期间向苏嘉杰出借的款项为238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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