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01民终418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汉通用航空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316号良友大厦。
法定代表人：刘必超，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雪松，湖北赞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闫娇，湖北赞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银湖路18号财富大厦东侧3层1号。
负责人：曾小波，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礼荣，男，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郁鸿生，湖北邦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武汉通用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用航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天安财保武汉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7）鄂0106民初5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由于当事人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经合议庭讨论决定本案不需要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通用航空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天安财保武汉公司向通用航空公司支付保险金3,900,094元，运营损失9,545,872元，评估费67,230元，共计13,513,196元。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天安财保武汉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引用已失效的部门规章认定通用航空公司存在过失，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引用原交通部门交公路发（1995）1154号《道路大型物件运输管理办法》和原交通部[1999年第5号]《汽车货物运输规则》的规定，作为其判决的依据。但上述两规定早在2016年5月30日已由交通运输部令2016年第57号《交通运输部关于废止20件交通运输规章的决定》予以废止。本案是在2017年立案，2018年判决，上述规章根本不能适用。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二、一审法院因错误引用不属于本案的险种条款进而认定本次事故不属于保险责任是错误的，同时认为保险合同双方仅承保6次装卸责任，是不符合保险合同交易的基本常识。首先，天安财保武汉公司所提供的本次事故适用的条款第二条明确指出：“本保险分为基本险和综合险两种。保险货物遭受损失时，保险人按承保险别的责任范围负赔偿责任”，根据天安财保武汉公司出具的保险单，通用航空公司与天安财保武汉公司签订保险合同约定保险责任范围为综合险条款。而本次事故理应适用的保险责任范围应为综合险条款所载明的范围，即“因受震动、碰撞、挤压而造成货物破碎、弯曲、凹瘪、折断、开裂或包装破裂致使货物散失的损失”。一审法院据以认定本次事故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而引用的条款系为基本险条款，并不属于通用航空公司所承保的险种。因为在货物运输保险中，基本险和综合险是两个不同承保范围的险种，其对应的条款也不相同。其次，涉案保单特别约定第三条载明：“仅承保货物在荆州装载过程、在南宁卸载过程及在南宁装载过程、在天津卸载过程及返程在天津装载过程、返回荆州后卸载过程的6次装卸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本次保险的保险范围仅为此6次装卸责任，显然与本合同适用条款以及双方订立合同的目的相违背。该特别约定的确是对保险人赔偿责任的限定，但根据文字本身就能判断，该特别约定限制的是装卸责任。而之所以要限制装卸责任，是基于综合险条款内对于装卸过程中产生的货损属于保险人的赔偿责任范围，为了有效控制保险标的的装卸次数以及保险人的承保风险，双方在特别约定中对装卸责任进行了限制。该特别约定的设置是货运保险合同订立的基本交易惯例，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本保险合同仅承担装卸责任甚至于排除了合同主险条款所承保的责任。三、天安财保武汉公司并未对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尽到明确说明义务，免责条款不应产生法律效力。1.天安财保武汉公司未交付保险条款。天安财保武汉公司的投保单及条款实际载体分离，投保单中并无保险免责条款的实际内容，一审调查的整个保险合同的订立过程，就没有证据证明，天安财保武汉公司委托的保险代理机构泛华时代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及天安财保武汉公司实际向通用航空公司交付过保险条款。2.一审法院采信天安财保武汉公司提供的一份无法确认真伪，且并未经通用航空公司认可的投保单复印件来认定天安财保武汉公司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证据不足。3.即使该投保单真实存在，也不能证明天安财保武汉公司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理由如下：（1）《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履行说明义务，天安财保武汉公司提交的投保单仅为其拟证明其履行明确说明的证据。事实上在整个订立合同的过程中，天安财保武汉公司并未向通用航空公司提交保险条款，更未就责任免除条款向通用航空公司作出明确说明。（2）一审判决错误认定，泛华时代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为通用航空公司的保险经纪人，错误认定通用航空公司委托泛华时代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办理投保手续。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泛华时代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为天安财保武汉公司保险代理人，其经营范围是保监会批准的代理销售保险产品，代理收取保险费等。在本案整个订立保险合同的过程中，泛华时代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及其工作人员胡小丹的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归于天安财保武汉公司。在整个保险合同订立过程中，天安财保武汉公司和泛华时代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均未向通用航空公司实际交付保险条款，更未实际向通用航空公司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明确说明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法律后果。（3）天安财保武汉公司的投保单及条款实际载体分离，投保单中并无保险免职条款的实际内容，一审法院不能仅凭投保单的影印件就能得出天安财保武汉公司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的结论。（4）在本案保险人的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里没有一审法院认定通用航空公司违反的原交通部交公路发（1995）1154号文《道路大型物件运输管理办法》、原交通部[1999年第5号]《汽车货物运输规则》中所规定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一审法院认为通用航空公司违反了“承运人没有取得道路大型物件运输经营资格、投保人在起运前会同承运人勘察作业现场和路线、包装标的物的标准进行确定”的规定，而该禁止性规定的情形并没有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在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中出现过。（5）概括性、兜底性的文字描述不足以引起投保人的注意，概括性条款内容指向不明确，不发生免责效力。案涉的保险条款第八条被保险人应严格遵守国家及交通运输部门关于安全运输的各项规定。还应当接受并协助保险人对保险货物进行的查验防损工作，货物包装必须符合国家和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上述条款属于概括性的兜底条款，该兜底性的文字表述内容不足以引起通用航空公司的注意，且该条款指向的具体内容并不明确，并未将承运人没有取得道路大型物件运输经营资格、投保人在起运前会同承运人勘察作业现场和路线、包装标的物的标准进行确定，而对于这一条款具体涵盖何种情形，保险人应尽必要的提示义务，即在保险合同中予以明确提示，方能产生免责效力。要求投保人“知晓国家及交通运输部门关于安全运输的各项规定、货物包装必须符合国家和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不具有合理性。且保险人及一审法院都不知道该项标准为何时，要求投保人完全知晓极不公平，从另一方面反映保险人根本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四、一审法院错误适用法律。一审判决引用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十条“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作为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免责事由，保险人对该条款作出提示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以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为由主张该条款不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认为通用航空公司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情形，因此天安财保武汉公司可以免于明确说明义务，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通用航空公司违反的法规系原交通部交公路发（1995）1154号《道路大型物件运输管理办法》、原交通部[1999年第5号]《汽车货物运输规则》，而上述部门规章早在2016年5月已被交通运输部令2016年第57号《交通运输部关于废止20件交通运输规章的决定》予以废止，不得适用于本案。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已对法律、行政法规做了严格解释，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才可适用。而《道路大型物件运输管理办法》和《汽车货物运输规则》均属于部门规章，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所以，一审法院据以认定保险人免于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主张并不能成立。五、通用航空公司投保时，已经尽到了告知义务。通用航空公司根据天安财保武汉公司保险代理人的指示提供了保险标的及承运车辆的信息，天安财保武汉公司收到资料审核通过后，签发了保险单。天安财保武汉公司至今未提出要求通用航空公司告知的内容。涉案运输车辆也不只一次承运投保货物，天安财保武汉公司在事故发生前也没有说明及要求告知内容，对承运人的运输风险也是明知的。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六条“投保人的告知义务限于保险人询问的范围和内容”的规定，通用航空公司与天安财保武汉公司之间总共订立了8次货物运输保险合同，在此期间作为保险人的天安财保武汉公司从来未曾向通用航空公司询问承运人是否具有大型物件运输经营资格，所以一审法院认定通用航空公司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不能成立。六、通用航空公司办理托运过程并无过失，即使存在过失，该过失也不是造成货物损失的原因。1.通用航空公司在办理托运时，将涉及运输相关的运输标的等所有信息如实告知天安财保武汉公司。而且作为本次事故运输的公司、车辆以及驾驶员也不是第一次向天安财保武汉公司进行申报，在整个办理托运、投保的过程中，作为每天处理成千上万起货运保险投保的专业财产保险公司，没有在通用航空公司办理托运过程中，询问承运人是否具有大型物件运输经营资格，也没有要求通用航空公司必须向有大型物件运输资质的公司进行托运。而且根据以往8次交易的惯例，通用航空公司当然有理由相信天安财保武汉公司对于运输车辆的情况是了解的，对于运输过程中所可能遭遇的风险是认可并能够接受的。2.即使通用航空公司在托运过程中存在过失，但该过失与货物损失之间并无因果关系。在本次事故中导致事故最直接的原因是碰撞，而碰撞是由于承运人没有尽到注意义务造成。通用航空公司的过失与货物损失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七、上海泛华天衡保险公估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以下简称泛华公估湖北公司）提供的公估报告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不应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1.《保险公估最终报告》中，大量的引用已失效的部门规章《道路大型物件运输管理办法》。2.《保险公估最终报告》中，无法确定保单责任，明显错误。3.泛华公估湖北公司没有涉案直升机专业定损资质。根据本案保险合同特别约定条款第四项，标的受损后依据民航专业修理人员出具的官方定损报告而定。而泛华公估湖北公司本身并不具备民航专业维修资质，理应无权定损。4.泛华公估湖北公司无资质作出损因鉴定并进行责任分析。泛华公估湖北公司提供的经营保险公估业务许可证及企业营业执照得知其经营范围为：对保险标的出险后的查勘、检验、估损理算及出险后的残值处理。但根据天安财保武汉公司提交的《保险公估机构聘请合同》第一条第二项公估事项约定，泛华公估湖北公司对本案中涉及的保险标的开展如下列工作，并出具公估报告：现场查勘、损因鉴定、责任分析、损失鉴定、估损、理算。而泛华公估湖北公司的经营范围中并没有损因鉴定、责任分析，也就是说泛华公估湖北公司存在超范围经营以及超出监管机构授权经营范围的情况，其作出的公估报告应视为无效。5.泛华公估湖北公司与天安财保武汉公司具有利害关系，评估报告不具效力。6.公估报告对飞机本身损失认定存在多处与实际事实相悖之处：（1）第二部分动部件修复中，第3-1080项，此件已实际更换且产生了相关费用；第3-1100项，此件已实际更换且产生了相关费用；第3-1150项，此件虽为耗材，但远未到报废时间，系因此次事故导致该件被动更换；第4-1060项，该部件为更换项目，维修厂在检测动部件后，出具了《检测报告》，报告中明确说明此件必须更换；第5-1040项，此件不属于耗材，但在公估报告中当耗材扣除。（2）第三部分航材，①欧直航材，第1-16、20-25、31项，泛华公估湖北公司扣除了税金，而税金本就属于因此次保险事故产生的直接损失，应予以核损；第17、18、19项尾桨传动轴，输出轴前后的连轴节，因为在此次事故中的撞击破坏了主减和发动机之间的水平连接，尾桨传动轴也受到影响，而连轴节就是连接各部件传动轴的节点，吸收了此次事故中的主要撞击力量，造成损坏，且报废，故三项均为此次事故造成的受损更换件。泛华公估湖北公司在没有任何理由的前提下，认为该部件可以继续使用，无视维修厂家的意见；第26项微动开关，是装在旋翼刹车组件中的，因为在运输中旋翼刹车是必须处在刹车位置，所以撞击的时候使得刹车手柄产生位移，微动开关的弹片被拉坏，已做了相应的更换，应予以核损；第27-29项，此三件时寿为600小时或24个月。液压油滤由于主减送修，液压系统必须做排油工作，大部分液压管路是在主减壳体里面的，拆除和维修势必造成管路，油滤的污染，所以再次恢复使用试车的时候就需要更换新的液压油ROYC0782和液压油滤组件（包括油滤和0型圈）。泛华公估湖北公司认为系耗材不予赔付，但该耗材远未有到达使用寿命，仅是因为此次事故才不得不更换；第30项，此件时寿为600小时或24个月。主减油滤是更换的新修的，寄回的时候都是有油封油的，所以试车需要更换相应的主减滑油和主减油滤组件包括封圈。泛华公估湖北公司认为系耗材不予赔付，但该耗材远未有到达使用寿命，仅是因为此次事故才不得不更换。②发动机航材，第1-4项，由于飞机的事故，导致发动机需要做长期的封存工作，按照发动机维修手册的要求，排掉了所有的发动机燃油，滑油，并且利用了相应的防腐油WD-40做了油封工作。再次启用试车一样需要更换所有的油料，油滤组件（包括滑油滤、燃油滤和0型圈）。泛华公估湖北公司认为系耗材不予赔付，但该耗材远未有到达使用寿命，仅是因为此次事故才不得不更换。③油料，第1项由于飞机的事故，导致发动机需要做长期的封存工作，按照发动机维修手册的要求，排掉了所有的发动机燃油，滑油，并且利用了相应的防腐油WD-40做了油封工作。再次启用试车一样需要更换所有的油料，油滤组件（包括滑油滤、燃油滤和0型圈）。泛华公估湖北公司认为系耗材不予赔付，但该系应更换其他部件不得不将油料排掉，仅是因为此次事故才不得不更换。第2项液压油由于主减送修，液压系统必须做排油工作，大部分液压管路是在主减壳体里面的，拆除和维修势必造成管路，油滤的污染，所以再次恢复使用试车的时候就需要更换新的液压油ROYCO782和液压油滤组件（包括油滤和0型圈）。泛华公估湖北公司认为系耗材不予赔付，但该系应更换其他部件不得不将油料排掉，仅是因为此次事故才不得不更换。（3）第四部分其他费用，第1项，人工无法移动主减必须购买拖车，拖车费是必然会产生的费用，应予以核损。第2项，泛华公估湖北公司认为系耗材不予赔付，但该耗材远未有到达使用寿命，仅是因为此次事故才不得不更换。第4项，结构件维修耗材料，以实际产生的票据为准。第6-9项，四次差旅费均根据实际产生的票据相加得来。第10项，损伤评估服务费用，以实际产生的票据为准。第13、16、17项，泛华公估湖北公司将税款扣除，认为其不是本案损失，而该税款就是为进口修复该飞机的零部件而产生的直接费用，理应在保单金额内赔偿。第19-21项，此三项费用应以实际产生的票据为准。八、一审法院未认定通用航空公司的营运收入损失及同期银行贷款利息损失，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保险法第二十三条：“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情形复杂的，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核定，但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保险人未及时履行前款规定义务的，除支付保险金外，应当赔偿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因此受到的损失”的规定，天安财保武汉公司于2016年4月8日出具《不予受理索赔案件通知书》时，已明显超出法律规定的三十日的期限，天安财保武汉公司除了应当支付保险金外，还应当赔偿通用航空公司因此受到的营运收入损失及同期银行贷款利息损失，期间从2014年9月9日出险至2015年6月2日民航局签发适航证。
天安财保武汉公司答辩认为，通用航空公司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通用航空公司一审诉讼请求：1.天安财保武汉公司赔偿通用航空公司保险金3,900,094元，赔偿通用航空公司运营收入损失费用9,545,872元、评估费67,230元，共计13,513,196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天安财保武汉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航空器型号欧洲直升机公司AS350B3e，国籍登记标记B-7456的直升机,经中国民用航空局批准，由营运人通用航空公司运行，运行区域为境内。登记标记B-7056号直型飞机，型号罗宾逊R22，由广东穗联直升飞机通用航空有限公司使用。
2014年9月1日，通用航空公司与周光平签订《直升机运输合同书》，约定，周光平承运AS350B3e直升机一架，机号B-7456；承运车辆号码，车头鄂Ｄ×××××，车尾鄂Ｄ×××××；运输路线，南宁—天津—荆州。
2014年9月3日，通用航空公司工作人员高贝贝按照惯例将该启运的直升机投保运输险的投保信息通过QQ传给泛华时代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工作人员胡小丹，委托办理承保手续。胡小丹根据通用航空公司提供的信息填写保单，并通过QQ回传给高贝贝，高贝贝确认后并加盖通用航空公司公章，仍通过QQ传回给胡小丹，由胡小丹将该投保单影像件发送给天安财保武汉公司。当天18时，天安财保武汉公司按照投保单影像件所载明的信息办理了出单事宜。同日，通用航空公司缴纳了保险费18,000元。投保单载明：启运地，荆州；中转地，南宁、天津；目的地，荆州；车牌号码，车头鄂Ｄ×××××，车尾鄂Ｄ×××××；货物名称，AS350B3e直升机一架，机号B-7056；保险金额，18,000,000元；特别约定，每次事故免赔约定，1.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10,000元或损失金额的10%，两者以高者为准。2.发生在装卸过程中的损失，免赔额为10,000元或损失金额的15%，两者以高者为准。每次事故的约定，1.不负责货物表面的刮擦、锈损、凹瘪、变形责任，除非该损失由基本险承保风险所引起。2.不负责货物的内在损失，除非该损失是由于不可抗力或运输工具发生意外造成。3.仅承保货物在荆州装载过程、在南宁卸载过程及在南宁装载过程、在天津卸载过程及返程在天津装载过程、返回荆州后卸载过程的6次装卸责任。4.标的受损后依据应根据民航专业修理人员出具的官方定损报告而定。5.保险人保留货物对标的承运人的追偿权利。6.赔偿限额为18,000,000元。7.投保的路径是：荆州—南宁—天津—荆州。投保单另载明：“投保人兹声明上述所填内容（包括投保标的明细表及风险情况问询表）属实，同意以本投保单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本人已经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尤其是黑体字部分的条款内容，并对保险公司就保险条款内容的说明和提示完全理解，没有异议，特此投保”，通用航空公司在投保人签章处盖章确认。
6313130060520140000010号保单明细表载明：被保险人，通用航空公司；标的物明细名称及唛头信息，AS350B3e直升机一架、机号B-7056;运输方式，联运转运-
陆运；运输工具名称，货运；运输工具牌照号：车头鄂Ｄ×××××，车尾鄂Ｄ×××××；运输路线：起运地，湖北荆州，中转地，南宁、天津，目的地，湖北荆州；起保日期，2014年9月4日；保险险别，国内货运险；保险金额，18,000,000元，保险费，18,000元;保单明细表上的特别约定、每次事故免赔约定、每次事故的约定与投保单载明的内容一致。条款，国内水路、陆路运输保险条款；责任险范围，综合险。保单明细表另载明，保险合同由投保单及其附件、本保险单和本保险单载明的条款、批单组成。
天安保险国内水路、陆路运输保险条款载明，本保险分为基本险和综合险两种，（一）基本险：1.因火灾、爆炸、雷电、冰雹、暴风、暴雨、洪水、地震、海啸、地陷、崖崩、滑坡、泥石流所造成的损失；2.由于运输工具发生碰撞、搁浅、触礁、倾覆、沉没、出轨或隧道、码头坍塌所造成的损失；3.在装货、卸货或转载时因遭受不属于包装质量不善或装卸人员违反操作规程所造成的损失；4.按国家规定或一般惯例应分摊的共同海损的费用；5.在发生上述灾害、事故时，因纷乱而造成货物的散失及因施救或保护货物所支付的直接合理的费用。（二）综合险：本保险除包括基本险责任外，保险人还负责赔偿：1.因受震动、碰撞、挤压而造成货物破碎、弯曲、凹瘪、折断、开裂或包装破裂致使货物散失的损失；2.液体货物因受震动、碰撞或挤压致使所使用容器（包括封口）损坏而渗漏的损失，或用液体保藏的货物因液体渗漏而造成保藏货物腐烂变质的损失；3.遭受盗窃或整件提货不着；4.符合安全运输规定而遭受雨淋所致的损失。除外责任：由于下列原因造成保险货物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1.战争或军事行动；2.核事件或核爆炸；3.保险货物本身的缺陷或自然损耗，以及由于包装不善；4.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或过失；5.全程是公路货物运输的，盗窃和整件提货不着的损失；6.其他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保险责任自签发保险凭证和保险货物离起运地发货人的最后一个仓库或储运处所时起，至该保险凭证上注明的目的地的收货人在当地的第一个仓库或者储运处所时终止。被保险人的义务：被保险人应严格遵守国家及交通运输部门关于安全运输的各项规定。还应当接受并协助保险人对保险货物进行的查验防损工作，货物包装必须符合国家和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对于因被保险人未遵守上述约定而导致保险事故的，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对于因被保险人未遵守上述约定而导致损失扩大的，保险人对扩大的损失不负赔偿责任。
2014年9月9日2时许，车头鄂Ｄ×××××、车尾鄂Ｄ×××××货车装载机号B-7456直升机进入天津，行驶到天津市天津S**滨海快速路一座限高标示为4.3米的限高架时，挂货车上装载的直升机旋翼部分与限高桥下沿板发生刮擦、碰撞。
2015年6月12日，B-7456直升机维修工作完成。
2014年11月25日，天安财保武汉公司、通用航空公司、泛华公估湖北公司签订《保险公估机构聘请合同》，约定，受天安财保武汉公司、通用航空公司委托，泛华公估湖北公司对上述涉及的保险标的开展现场查勘、损因鉴定、责任分析、损失鉴定、估损、理算等工作，并出具公估报告。公估报告为双方处理保险赔案的主要依据。
2016年4月5日，泛华公估湖北公司作出FHWH2014A12001武汉通航直升机货运受损案《保险公估最终报告》，载明，事故经过：2014年9月9日2时许，车头鄂Ｄ×××××、车尾鄂Ｄ×××××货车装载机号B-7456直升机按计划的运输路线进入天津。由于司机周光平对天津道路不熟悉，车在通用航空公司负责押运的陈念晨的手机导航软件指引下，行驶到天津市滨海快速路道路外侧车道，由于来往货车汇车灯光等诸多原因，阻碍了对悬挂在道路中央位置的限高警示牌的观察。在看到限高桥限高4.3米时，已经无法停车。导致挂货车上装载的直升机旋翼部分与限高桥下沿板发生刮擦、碰撞，直升机旋翼位置有多处刮擦痕迹。损失确认：鉴于保单特别约定“标的受损后依据应根据民航专业修理人员出具的官方定损报告而定”，为此，在事故发生后，经通用航空公司联系，2014年9月11日，AS350系列直升机生产厂商-
欧直（中国）技术人员到达通用航空公司荆州基地，对B-7456直升机受损部件进行检验，确定B-7456直升机受损部件分为两大类，结构件和动部件，其中动部件包含主减和主桨毂2个部分。维修跟踪：公估公司关于受损直升机维修的意见为，坚持依法合规原则，建议选择具有中国民航主管部门认可资质、具有维修能力的单位进行维修，对中国民航未认可资质、或者不具备维修能力的均不予认同。坚持必要合理的原则，建议选择就近维修，先国内后国外，能修复的就不要更换，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损失。事故调查:在询问通用航空公司陈念晨后得知，B-7456直升机由中转地南宁向天津的转运过程，由通用航空公司安排其进行押运工作，B-7456直升机在南宁完成货车装载工作后，没有测量货车运载最高点的离地高度。询问其后还得知此次通用航空公司所属直升机第一次到天津开展业务，对南宁到天津的沿途路况不是太清楚，事前也未作调查和了解。2015年9月9日，货车接近天津时，司机交班由周光平驾驶货车进入天津市区。由于周光平对天津路线不熟，走到天津滨海高速公路上，当从一个天桥下来后，看到几百米远的地方有一个限高桥，其多次提醒周光平注意路面情况、并要求减速。由于路面车道比较宽，天色非常暗，光线非常不好，只看到了限高桥，限高桥标识4.3米是出事后才看清。询问周光平后还得知，2014年9月9日凌晨1、2点左右，在快进入天津之前的收费站时，其与配班司机换班，货车由其驾驶。进入天津后其对市区道路不熟悉，完全靠通用航空公司押运人员的手机导航软件引路。进入到S11滨海快速路，过了一座大桥前后，有一个限高桥，当时挂货车车速大概在60码左右，当时路上车比较多，没有时间去观察标识牌，以为限高是4.5米，车道限高桥前才看清限高是4.3米，停车已经来不及了。货车过限高桥时，其在车上没有感觉到异常声音和震动。在行驶一段时间后，通用航空公司押运人员发现机身蒙布有异常，在一个加油站停靠后，打开蒙布检查发现直升机有损坏的痕迹。由于没有办法确定事发位置和原因，也未见货车受损，故未向交管部门报警。2014年9月10日，天安财保武汉公司查勘人员在天津事发地，对货车在装载直升机的状态下，测量该直升机顶部离地高度为4.46米。考虑到车辆轮胎胎压、轮胎磨损等因素，4.46米的高度为该直升机顶部离地的最低高度。2014年9月12日，天安财保武汉公司查勘人员和通用航空公司押运人员、当事司机周光平对出险当时线路进行了复勘，当事司机确认出现地点为天津S**滨海快速路一座限高标示为4.3米的限高架。调查结论：通用航空公司和当事司机在直升机启运前，均未测量货车装载直升机后的离地高度，直升机从南宁转运天津前，通用航空公司没有对转运线路进行调查和了解，承运司机及车辆均是第一次通过陆路运输的方式运输直升机到天津地区，对所经道路和路况事前也未作任何调查和咨询工作。保险双方及承运司机对运输线路复勘时确认了出险地点为天津S**滨海快速路一处限高标识为4.3m的限高架。投保经过调查：询问高贝贝后得知，通用航空公司所属直升机只要用货车运输至外地执行飞行任务，为了规避运输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意外险，都会按照惯例购买运输保险。运输保险的投保工作一直由其负责，并委托泛华时代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办理承保手续。2014年9月3日，B-7456直升机要离开通用航空公司荆州基地，到南宁和天津执行飞行任务。其在公司办公室通过QQ，将该直升机的投保信息传送给泛华时代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业管经理胡小丹，胡小丹根据高贝贝提供的投保信息填写投保单，并回传经其确认无误加盖通用航空公司的公司公章后，再次传送给胡小丹，胡小丹再通过QQ将投保单影印件呈送天安财保武汉公司。当天18时，胡小丹通知，天安财保武汉公司已经出单。结论：投保和承保经过的电子档资料，通用航空公司、泛华时代截止出具本报告时均没有提供；2014年9月3日，通用航空公司对B-7056直升机的投保过程清晰明确。承运资格调查：根据1996年3月1日原交通部交公路发（1995）1154号文《道路大型物件运输管理办法》的规定，大型物件是指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货物，货物外型尺寸，长度在14米以上或宽度在3.5米以上或高度在3米以上的货物；重量在20吨以上的单体货物或不可解体的成组（捆）货物，查阅B-7456直升机维修手册后获悉，该直升机在拆卸旋翼后的最大外形尺寸为长10.93米、宽2.53米、高3.14米，属于大型物件。根据货物的外型尺寸和重量，该办法对大型物件共划分了四级别，对比后确认B-7456属于一级大型物件。该办法还规定承运一级大型物件的运输业户，须取得县级以上交通主管部门核准、审批承运一级大型物件的道路运输经营资质。承运人荆州宇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和实际承运人周光平至今没有提供相关资质证明。电话咨询荆州宇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刘贞红后得知，该公司按客户要求调配运输车辆，对有特殊要求的客户，可以联系有关资质的运输公司予以承运。公估公司在调查询问的过程中，收集到通用航空公司与承运方签订的运输协议。询问通用航空公司高贝贝及实际承运人周光平后得知，此次承运工作由熟人介绍，且实际承运人周光平及货车在出险前已有过一次长途陆路运输出险直升机的经历。调查结论：出险直升机B-7456，属于一级大件物品；直升机装载到货车后，离地的最低极限高度为4.46米；根据法律法规，承运超限的以及大件物品的运输人必须具备相关资质；根据运输委托书、运输合同，合同中没有对超限运输约定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事故原因：公估公司经过询问当事人，查看事发后查勘图片、检验受损部件痕迹和分析、整理收集到的情况说明等资料，可以确认出险直升机在荆州完成装载、在南宁完成一卸一装后，机身各部完好无损；B-7456在抵达天津未卸时，确认旋翼顶部刮擦、破裂而受损。据此，公估公司认为承运人与托运人（被保险人）违反超限货物运输相关法规，直接导致B-7456直升机在南宁-
天津转运路途中，由于货车在装载直升机后最高点的离地高度超限，直升机顶部与限高架发生碰撞并造成损失。结论：此次事故是车头鄂Ｄ×××××和车尾鄂Ｄ×××××货车车辆运输B-7456直升机途中发生，B-7456直升机从南宁起运前完好；根据目前收集的资料、询问调查，可以确定B-7456直升机在抵达天津后在没有卸载的情况下确认受损；此次B-7456直升机在运输车辆没有与第三者发生碰撞以及车辆倾覆等事故的情况下，由于运输车辆在装载直升机后未测量装载最高点的离地高度，在该高度超过限高架标识高度时，直升机顶部与限高架发生碰撞。保单责任分析：根据保险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第二条约定，本保险分为基本险和综合险两种。保险货物遭受损失时，保险人按承保险别的责任范围负赔偿责任。其中，基本险中，“由于运输工具发生碰撞、搁浅、触礁、倾覆、沉没、出轨或隧道、码头坍塌所造成的损失”；综合险中，“本保险包括基本险责任外，保险人还负责赔偿因受震动、碰撞、挤压而造成货物破碎、弯曲、凹瘪、折断、开裂或包装破裂致使货物散失的损失”。根据保险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第八条约定，被保险人应严格遵守国家及交通运输部门关于安全运输的各项规定。还应当接受并协助保险人对被保险人货物进行的查验防损工作，货物包装必须符合国家和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对于因被保险人未遵守上述约定而导致保险事故的，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对于因被保险人未遵守上述约定而导致损失扩大的，保险人对扩大的损失不负赔偿责任。分析结论：根据保险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第二条第二款的约定，本保险除包括基本险责任外，保险人还负责赔偿范围中含有“因受震动、碰撞、挤压而造成货物破碎、弯曲、凹瘪、折断、开裂或包装破裂致使货物散失的损失”，根据此次事故原因的分析，在暂不考虑B-7056机号与实际事故机号B-7456不符的情况下，此次直升机受损系运输途中与外界物体发生碰撞所致。调查无法确定的内容：投保单影像件、保险约定的保险标的B-7056直升机与实际发生事故的B-7456直升机，存在机号不符的情况；通用航空公司不具备保险标的B-7056的保险利益，而为其投保，投保意图不明确。保单责任结论：此次通用航空公司向天安财保武汉公司投保国内水路、陆路运输货物险，由于上述2点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无法确定此次事故属于6313130060520140000010号保单的保单责任。损失核定情况，B-7456直升机受损后，经欧直技术人员评估，经过更换相关部件后，不影响其继续使用。定损金额汇总：公估公司计算此次通用航空公司的机号B-7456直升机，在2014年9月9日因碰撞而遭受的财产损失金额为RMB3,048,281.13元，残值为RMB96.00元，核损金额为RMB3,048,185.13元。公估结论：此次通用航空公司向天安财保武汉公司投保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保险综合险，保险财产在2014年9月9日与外界发生碰撞而受损，经过查勘、检验，不能确定事故属6313130060520140000010号保单的保单责任。
一审另查明，在案涉保险单之前，通用航空公司先后向天安财保武汉公司8次投保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保险，运输车辆不同，前述保险单的主要条款与案涉保险单的主要条款基本一致，投保单均载明，“投保人兹声明上述所填内容（包括投保标的明细表及风险情况问询表）属实，同意以本投保单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依据，本人已经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尤其是黑体字部分的条款内容，并对保险公司就保险条款内容的说明和提示完全理解，没有异议，特此投保”，通用航空公司均在投保人签章处对此盖章确认。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关于案涉保险合同的订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规定，“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第十一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应当协商一致，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通用航空公司向天安财保武汉公司投保，天安财保武汉公司出具保险单，双方已依法订立前述保险法所规定的保险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二条规定，财产保险是以财产及其有关利益为保险标的的保险，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案涉投保单、保险单均载明，标的物名称，“AS350B3e直升机一架，机号B-7056”、“运营人通用航空公司”，而AS350B3e型号直升机，标记B-7456号，由通用航空公司登记使用；标记B-7056号直升机，型号为罗宾逊R22，由广东穗联直升飞机通用航空有限公司使用。因此，案涉投保单、保险单的机号错误，但型号、运营人、投保人信息并没有错误。机号并不是保险标的物直升机的唯一标识，型号、运营人也是认定是否系被保险标的即案涉直升机的核心特征。我国境内并无机号为B-7056的AS350B3e型号直升机，天安财保武汉公司承保的是通用航空公司所运营、使用的这台直升机，而不是某一个机号。故机号的错误，无论何种原因造成，对双方所成立的财产保险合同关系不构成根本影响。
关于案涉保险公估报告的效力。保险公估报告是在保险事故发生后，由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委托有资质的保险公估机构对保险事故进行评估和鉴定后出具的书面文件，是保险公估机构客观反映保险公估过程和结论的载体，是保险公估业务的最终产品。关于保险公估报告的法律性质，作为以书面形式记录保险事故、核实保险损失和核算理赔金额，反映保险标的出险、施救、核损及理算等过程的书面文件，符合民事证据的特性，但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可直接作为认定事实依据的证据。当事人仍需通过举证、质证过程，修补公估报告形成过程缺乏完备程序法保障之不足，由人民法院依法确认其证据效力，体现程序正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仅规定了八个证据种类，未设有兜底条款。故可以理解为，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民事诉讼的证据为八种，即当事人的陈述、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人证言、鉴定意见、勘验笔录。对此，通说认为，保险公估报告应属于鉴定意见。理由为，鉴定意见是鉴定人接受委托或聘请，运用自己的专门知识或技能，借助一定的方法和仪器，对与案件有关的专门性问题进行研究、检验、分析后给出的判断性意见。保险公估报告正是由具备法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的专门性意见，符合鉴定意见这一证据形式的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保险活动当事人可以委托保险公估机构等依法设立的独立评估机构或者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员，对保险事故进行评估和鉴定。接受委托对保险事故进行评估和鉴定的机构和人员，应当依法、独立、客观、公正地进行评估和鉴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涉。前款规定的机构和人员，因故意或者过失给保险人或者被保险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明确了保险公估机构具有对保险事故的“评估、鉴定”资格。2006年2月21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答复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05〕渝高法民终字第174号《关于咨询保险合同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函》时,关于保险公估鉴定的认定，指出，“保险公估公司是依法由中国保监会批准设立的，接受保险当事人委托，专门从事保险标的的评估、勘验、鉴定、估损、理算等业务的单位。保险公估公司接受当事人一方委托所作的相关鉴定结论，当事人如有异议，属于事实认定范畴，应由法院作出调查认定”。因此，就证据层面而言，保险公估机构出具的保险公估报告，与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相若，作为法定机构为了解决保险理赔中一般人难以理解的专业性问题而运用专业技术所作出的判断性结论，其核心内容直接具有专业性和权威性，与法院在类似保险案件中委托所作的司法鉴定结论没有本质区别。作为鉴定意见的使命是终极与单一的，其产生、变更皆是源自诉讼这一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规定了其证据效力,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保险公估报告可在诉讼中作为如“无相反证据其应有效”的证据。
首先，在职能层面上，保险公估机构所具有的是一种保险金融范畴的评估职能，包括评估职能、勘验职能、鉴定职能、估损职能和理算职能等。而保险公估报告应当是这一职能发挥作用的结果物化即书面化，而其中鉴定职能是保险公估机构的核心职能，其预设效力不能轻易被推翻。
其次，保险公估机构立足保险合同之外，是保险合同当事人之外的第三方，保险公估的准入机制使之能够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进行鉴定、核损；保险公估的准入机制也能保证保险公估机构从业人员具有丰富的保险公估知识和技能来完成这一使命，以专业知识来弥补法官专业领域知识的缺乏，帮助法官更准确的认识案件的事实部分，其出具的保险公估报告在责任划分及责任量化上相对其他评价主体能够做到更为权威。
再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有关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另一方当事人有证据足以反驳并申请重新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即一方当事人单方委托所出具的鉴定结论，另一方需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并申请重新鉴定才能推翻，并没有法律规定对双方当事人委托有关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可以申请重新鉴定。而案涉保险公估报告，系天安财保武汉公司、通用航空公司、泛华公估湖北公司共同签订《保险公估机构聘请合同》，委托泛华公估湖北公司出具，并约定该保险公估报告为双方处理保险赔案的主要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这种共同委托行为及保险公估报告的公估结果，应当按照约定履行，非经另一方同意，一方不能单方解除或撤销。当然，在双方共同委托的情况下，如一方对保险公估报告结果有异议，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但此时需要充分列举足以推翻原保险公估报告的事实或证据，否则不能否定原保险公估报告的效力。
目前，通用航空公司并没有提供足以反驳的证据推翻保险公估报告所载明的现场查勘、检验、责任结论等相关内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七十二条的规定，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保险公估报告，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判断的理由和结果为：泛华公估湖北公司是依法设立的，具有保险标的出险后的查勘、检验、估损理算的经营资质，可以接受他人委托开展案涉的查勘和估损理算工作。泛华公估湖北公司与天安财保武汉公司之间是否存在长期业务往来，并不是法定回避条件。根据《保险公估人管理规定（试行）》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保险公估公司出具的保险公估报告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一）保险公估事项发生的时间、地点、起因、过程、结果等情况；（二）保险公估标的简介；（三）进行保险公估活动所依据的原则、定义、手段和计算方法；（四）标的理算以及其他费用的计算公式和金额；（五）保险公估结论”，此外，保险公估人对出险后的保险标的进行的查勘、检验、估损及理算等属于理赔公估，理赔公估的主要程序包括：现场查勘，即查明保险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否有除外责任因素的介入，是否有第三者责任情况存在等。因此，保险公估报告应当载明现场查勘后所得出的损因结论、责任分析等相关内容，案涉保险公估报告符合上述规定，没有超出法定的保险公估机构的经营范围。该保险公估报告制作主体合法，估损程序完整，经过庭审质证后没有证据证明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其作为民事诉讼证据，经过庭审质证后能够产生相应的证明力，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关于案涉保险事故与保险责任。为了准确地确定保险责任，首先必须确定保险事故。《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规定，“保险事故是指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案涉保险条款约定，由于运输工具发生碰撞、搁浅、触礁、倾覆、沉没、出轨或隧道、码头坍塌所造成的损失；在装货、卸货或转载时因遭受不属于包装质量不善或装卸人员违反操作规程所造成的损失；因受震动、碰撞、挤压而造成货物破碎、弯曲、凹瘪、折断、开裂或包装破裂致使货物散失的损失等可以作为保险事故的特定损害事件。只有这些特定的事件发生，并造成损失时，才能构成保险事故。据此，2014年9月9日2时许，车头鄂Ｄ×××××、车尾鄂Ｄ×××××货车装载机号B-7456直升机，行驶时，挂货车上装载的直升机旋翼部分与天津市天津S**滨海快速路一座限高架下沿板发生刮擦、碰撞，运输工具车头鄂Ｄ×××××、车尾鄂Ｄ×××××货车未发生过碰撞，该运输工具亦未因其受震动、碰撞、挤压而造成货物的损失，不构成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关于保险责任，是指保险人承担的经济损失补偿或人身保险金给付的责任。即保险合同中约定由保险人承担的责任范围，即成为保险人承担的责任。在保险责任范围内发生财产损失等保险事故，保险人均要负责赔偿或给付保险金。保险责任一般区分为基本责任、除外责任和特约责任。本案双方当事人对基本责任即案涉保险条款中所载明的保险人承担经济损害赔偿责任的保险危险的范围并无异议。关于除外责任，是指财产保险合同中列明的保险人不承担经济赔偿责任的风险损失。案涉保险条款所列明的除外责任，与本案有关的为“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或过失”作除外责任之一。
关于“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或过失”，天安财保武汉公司主张，通用航空公司在聘请没有相关资质的承运人、装载、线路选择及运输过程等各环节均存在明显过失。通用航空公司主张，此次保险事故的责任，过失在于承运人，而非被保险人通用航空公司。一审法院判断的理由和结果为：第一，根据前述公估报告的认定，B-7456属于一级大型物件，承运一级大型物件的运输业户，须取得县级以上交通主管部门核准、审批承运一级大型物件的道路运输经营资质，承运人荆州宇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和实际承运人周光平没有提供相关资质证明，通用航空公司与承运方签订的运输协议中没有对超限运输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等，通用航空公司并没有对上述公估报告认定的事实提出异议，目前也没有提供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加以推翻。据此，根据原交通部交公路发（1995）1154号文《道路大型物件运输管理办法》第五条的规定，大型物件，按其外形尺寸和重量（含包装和支承架）分成四级，“一级大型物件是指达到下列标准之一者：１．长度大于14米（含14米）小于20米；２．宽度大于３.５米（含３.５米）小于４.５米；３．高度大于３米（含３米）小于３.８米；４．重量大于20吨（含20吨）小于１００100吨”，该办法第六条规定，“大型物件的级别，按其长、宽、高及重量四个条件中级别最高的确定”，根据B-7456直升机外形尺寸标图，该直升机在拆卸旋翼后的最大外形尺寸为长10.93米、宽2.53米、高3.14米，属于一级大型部件。该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大型物件托运人在办理托运时，必须做到：１．必须向已取得道路大型物件运输经营资格的运输业户或其代理人办理托运；２．必须在运单上如实填写大型物件的名称、规格、件数、件重、起运日期、收发货人详细地址及运输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凡未按上述规定办理大型物件托运或运单填写不明确，由此发生运输事故的，由托运人承担全部责任”；第十五条规定，“大型物件承运人在受理托运时，必须做到：１．根据托运人填写的运单和提供的有关资料，予以查对核实；２．承运大型物件的级别必须与批准经营的类别相符，不准受理经营类别范围以外的大型物件。凡未按以上规定受理大型物件托运，由此发生运输事故的，由承运人承担全部责任”；第十六条规定，“承运人应根据大型物件的外形尺寸和车货重量，在起运前会同托运人勘察作业现场和运行路线，了解沿途道路线形和桥涵通过能力，并制定运输组织方案。涉及到其他部门的应事先向有关部门申报并征得同意，方可起运”；第十八条规定，“运输大型物件，应按有关部门核定的路线行车。白天行车时，悬挂标志旗；夜间行车和停车休息时装设标志灯”。因此，目前没有证据证明托运人暨被保险人通用航空公司向已取得道路大型物件运输经营资格的运输业户或其代理人办理托运，也没有证据证明通用航空公司在起运前会同承运人勘察作业现场和运行路线，了解沿途道路线形和桥涵通过能力，并制定运输组织方案。反而正因为通用航空公司未会同承运人勘察运行路线，不了解沿途道路线形和桥涵通过能力，导致其工作人员过于依赖手机软件导航，发生事故。就此，通用航空公司在办理托运时，具有明显过失。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机动车载物不得超过机动车行驶证上核定的载质量，装载长度、宽度不得超出车厢，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重型、中型载货汽车，半挂车载物，高度从地面起不得超过4米，载运集装箱的车辆不得超过4.2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零六条规定，“托运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方式包装货物。对包装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一百五十六条的规定。托运人违反前款规定的，承运人可以拒绝运输”；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的包装方式交付标的物。对包装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应当按照通用的方式包装，没有通用方式的，应当采取足以保护标的物的包装方式”；原交通部[1999年第5号]《汽车货物运输规则》第四条规定，“承运人、托运人、货运代办人在签订和履行汽车货物运输合同时，应遵守国家法律和有关的运输法规、行政规章”；第三十五条规定，“托运货物的包装，应当按照承托双方约定的方式包装。对包装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通用的方式包装，没有通用方式的，应在足以保证运输、搬运装卸作业安全和货物完好的原则下进行包装”，案涉保险条款第八条规定，“被保险人应当严格遵守国家及交通运输部门关于安全运输的各项规定”。据此，托运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方式或者按照通用的方式，采取足以保护标的物的包装方式包装货物，包装不当属于托运人责任。根据前述公估报告，结合装载测量的数据及装载货物的实际情况，运输车辆装载直升机后实测离地高度为4.46米，包装方式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且大于碰撞限高架限高4.3米，货损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包装不当，就此，通用航空公司在包装标的物时，不足以保证运输、搬运装卸作业安全和货物完好，具有明显过失。第三，最大诚信原则是保险合同当事人必须遵循的','2018-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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