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豫03民终326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延林，男，1979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偃师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幸乐，河南南云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石志勋，河南南云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沁坤大宗农产品现货电子交易市场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沙市芙蓉区雄天路1号隆平高科技园内金丹科技创业大厦A栋13楼。
法定代表人：钟欣怡，系该公司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玉娟，北京盈科（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芳舒，北京盈科（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
第三人：陕西瑞福祥文化艺术收藏品交易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高新二路1号西港国际大厦32层13201室。
法定代表人：张振，系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亚伟，偃师市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特别授权。
上诉人李延林因与被上诉人长沙沁坤大宗农产品现货电子交易市场股份有限公司，第三人陕西瑞福祥文化艺术收藏品交易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偃师市人民法院（2017）豫0381民初3721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延林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河南省偃师市人民法院（2017）豫0381民初3721号民事裁定书，并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错误，侵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恳请二审法院依法纠正。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向第三人支付的平台管理费80万元，系上诉人代第三人支付的，该事实认定严重错误。上诉人李延林于2016年与被上诉人长沙沁坤公司经充分了解协商后达成合作意向，被上诉人公司同意李延林承包其公司的大宗业务现货发售运营平台，上诉人于同年8月24日依双方约定向被上诉人公司支付平台管理费80万元，并为平台运营租赁房屋、组建团队、购买计算机、软件等，上诉人、被上诉人双方后于当月26日补签《大宗业务运营外包协议书》协议第一页正文第十四行载明：“乙方（上诉人）为拥有一定的互联网销售管理能力以及投资风险控制经验，具备大宗商品交易平台运作经验的自然人……”。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所签协议足以证明本案诉争合同的相对双方为上诉人李延林与被上诉人长沙沁坤公司，本案与第三人无关，合同明确约定乙方（上诉人）为自然人，且本案诉争合同上诉人已经依约向被上诉人支付了80万元，被上诉人也为上诉人出具了现金收据，虽然收据没有载明收到何人平台管理费，但给收据一直保存于上诉人手中，在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该款系其公司支付的情况下，应当推定该收据为收到上诉人的款项。上诉人与第三人合作期间双方之间频繁有业务来往，并且当时双方签有合作经营协议及后来签订有解除合作关系声明，王庆丰支付的100万元系李延林及其团队的合法收入，且100万元与80万元之间相差很大，如果李延林代第三人付款，第三人为何不直接转款80万元。一审中第三人声称向上诉人转款93万元包含向被上诉人公司支付的80万元平台管理费及差旅费、业务费等，扣除80万元后剩余13万元为差旅费、业务费，这显然与事实不符也不合常理，由此可见不可能是李延林代第三人支付的平台管理费。上诉人提交了其与第三人之间存在频繁经济往来的证据，且第三人及被上诉人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上诉人的签约及付款行为是代理第三人的，一审中在被上诉人未能提交足够的证据下，就认定上诉人支付的款项系代第三人支付的，显然与事实不符合，该认定明显违法。本案诉争合同签订后，上诉人也为平台运营购买了所需软件、租赁了办公室并且建立了专业的运营团队，对此上诉人已经充分举证予以证明，进一步证明上诉人与第三人之间没有代理关系，上诉人本案诉争合同产生的一切行为，均代表上诉人个人行为，与他人无关。二、一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起诉，适用法律错误，且举证分配程序违法。1、一审中，上诉人提交大量证据，能够证明上诉人系本案诉争合同的相对方，且也证明了向被上诉人公司支付了80万元平台管理费，被上诉人及第三人没有充足的证据能够推翻上述事实，上诉人支付的80万元平台管理费应当为上诉人所支付。2、一审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一审庭审中，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能够证明上诉人所诉事实，然而一审不但不认定上诉人所诉事实，而且还认定上诉人支付的80万元系代第三人支付，并且驳回上诉人的起诉，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及第三人提交的证据不能相互印证，也不能对抗李延林签订的合同及李延林以自己名义付款给被上诉人公司的事实，至于上诉人与第三人公司是什么关系、有什么业务往来及纠纷，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一审法院把不同法律关系、事实混为同一案件进行处理的行为严重违背法定程序，且第三人及被上诉人声称所谓的李延林付款行为系第三人公司履行协议，应当有第三人及被上诉人公司举证证明代理行为的存在，而不是上诉人自己证明代理不存在。
被上诉人长沙沁坤大宗农产品现货电子交易市场股份有限公司辩称，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及适用法律正确。原审法院通过对被答辩人（原审原告）、答辩人（原审被告）以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认定被答辩人及答辩人签署的《大宗业务运营外包协议书》（下简称“《外包协议书》”）系代第三人与答辩人签订，完全正确。上述事实有第三人的授权委托书、第三人通过其实际控制人支付给被答辩人用于向答辩人缴纳《外包协议书》约定的平台管理费、第三人依据答辩人与成都指南针互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数据中心托管服务器协议》向该公司支付的服务器托管费25万元、第三人的实际控制人的证人证言等，前述一系列行为均系第三人签署《外包协议书》及履行协议约定义务的行为。相反，被答辩人列举的房屋租赁合同其实是第三人的实际控制人委托案外人过延风注册陕西沁坤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沁坤电子商务”）所用地址（注册时被答辩人是监事），而该公司的股份系由过延风代第三人持有，该公司的设立原本也是用来履行《外包协议书》之用，该公司并非被答辩人所投资。被答辩人提交了一系列财务证据，根据该证据里面的相关内容可以判断，这些财务资料均系陕西沁坤公司的财务资料，被答辩人利用担任陕西沁坤监事及相关业务负责人的机会，占有了该等财务资料。此外，被答辩人没有能够提供任何证明其履行合同义务的证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由于根据本案认定的事实，被答辩人不是本案涉及的《外包协议书》的实际主体，从而不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故其诉讼主体资格不符合前述法律规定，因此其起诉应该被驳回。而依据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对于应驳回的起诉应以裁定的方式。综上所述，原审裁定所认定的案件事实清晰无误，且使用法律正确。
第三人陕西瑞福祥文化艺术收藏品有限交易公司述称，偃师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豫0381民初第3721号民事裁定书，查明认定本案事实清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完全是正确的。为此，请求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维持一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的无理上诉。在2016年8月26日，以上诉人名义签订的《大宗业务运营外包协议书》，系上诉人接受答辩人委托从事的行为，并非上诉人个人行为，该协议的履行主体为答辩人，本案诉争的80万元平台管理费也系答辩人支付。那么，上诉人对此提出主张，严重侵害答辩人的合法权益。2016年上半年，答辩人委托上诉人与长沙沁坤大宗农产品现货电子交易市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沁坤公司”）接洽大宗现货发售业务的外包合作事宜。经过双方多次接触、沟通之后，到2016年8月，长沙沁坤统一将自有的大宗业务现货发售平台外包给答辩人。同月22日答辩人为上诉人出具了《授权委托书》，授权上诉人作为答辩人代表，全权代表答辩人与长沙沁坤公司对接。委托权限包括但不限于：代表答辩人就外包协议的条款、条件与长沙沁坤公司进行协商，签署相关协议、文件等。代表答辩人向长沙沁坤公司支付款项、代表答辩人组建运营团队、履行外包协议。委托期限自委托书出具之日至外包协议约定的外包期限届满之日止。2016年8月24日上诉人就合作的基本内容与长沙沁坤公司达成一致后，给答辩人及实际控制人王庆丰进行沟通汇报，答辩人表示认可后，根据合作需要答辩人通过王庆丰个人账户向上诉人转账93万元，用于支付平台管理费及其他费用。后答辩人从长沙沁坤公司得知，上诉人于2016年8月25日将其中的80万元转付给长沙沁坤公司。答辩人与长沙沁坤公司签订《外包协议书》后，因软件开发等原因，始终未能正式运营。后来答辩人为规避监管风险，便于开展业务，决定先以上诉人个人名义重新签署协议，待答辩人另行成立公司后再以新的公司重新签订协议。因此，答辩人又以上诉人的名义与长沙沁坤公司补签了一份日期相同的《大宗业务运营外包协议书》。故，以上诉人名义签署的《大宗业务运营外包协议书》只是一个过渡措施，其真正主体仍然为答辩人。后来因答辩人实际控制人王庆丰与上诉人关系恶化，2016年11月18日，答辩人与原告签署了《声明》，双方终止合作关系，以上诉人名义签署了《大宗业务运营外包协议书》，因上诉人的退出已经无法实际履行，为避免给答辩人及长沙沁坤公司造成不必要的损失，2017年1月3日，答辩人向长沙沁坤公司发送了《解除授权告知函》，以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再者，80万元的平台管理费，实际系答辩人支付。该笔款项答辩人通过实际控制人王庆丰的个人账户支付给上诉人，上诉人于2016年8月25日支付给长沙沁坤公司。答辩人为履行合同支付了24万元的软件款及25万元的机房租赁费（服务器租赁费）。双方签署的合同中约定，答辩人应按照合理技术需求购置业务所需的计算机软件、硬件及通讯设备等。同时本案所涉业务系通过电子交易平台进行交易，包括交易软件、远程服务器等是开展业务的最基本的设施。综上可见，本案以上诉人名义签订的《大宗业务运营外包协议书》，其协议主体实质为答辩人，并不是上诉人，且诉争80万元平台管理费为答辩人实际支付。
李延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退还原告平台固定管理费80万元；2、判令被告支付违约金20万元；3、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42万元；4、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5月17日，原告李延林与第三人陕西瑞福祥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庆丰签署《承诺书》一份，主要内容为：“甲乙双方共同运营西安瑞福祥文化艺术品交易中心(即第三人)，甲方(王庆丰)占股90%，乙方(原告)占股10%，双方按股份比例分享利润”，同日，二人并签订《合作协议》一份，主要内容为：“……第一条：乙方以完整团队融入甲方公司；第二条：乙方团队只出运营、销售等方面的草案，具体的运营制定由甲方最终确定；第三条：甲方公司不得在乙方不知情的情况下修改乙方提出的草案；第四条：甲方公司不得把任何不良后果推卸到乙方团队……”该协议“附加协议”载明了“甲方聘请乙方给予相应报酬以及提成机制”。2016年8月24日，王庆丰通过交通银行西安光华路支行向原告李延林浦东发展银行转账93万元、5万元、2万元(转入930000元前原告的账户余额为303659.43元，转入后的流水为：网上支付-
支付宝-150000、消费：长沙大宗农产-800000、互联汇入50000、互联汇入20000)。当日，被告长沙沁坤公司向原告李延林出具了收到80万元的收据，载明：“2015年8月24日兹收到交来平台管理费金额捌拾万零仟零佰零拾零元零角￥800000.-”，该收据上加盖了被告“财务专用章”，并加盖有“银行收讫”章。2016年8月26日，原告李延林与被告长沙沁坤公司签订《大宗业务运营外包协议书》，主要内容为：“甲方：长沙沁坤大宗农产品现货电子交易市场股份有限公司……乙方：李延林……一、长沙沁坤大宗农产品现货电子交易市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是为会员及交易商从事大宗商品交易业务、提供交易平台及相关服务，保障各方合法权益，规范并监督各方交易行为的市场组织机构。2、乙方是拥有一定互联网营销管理能力以及投资风险控制经验，具备大宗商品交易平台的运作经验的自然人，能独立承担法律责任……一、甲方承诺其是依法成立的大宗商品交易市场……二、乙方承诺具备如下成为合格的大宗商品运营商的条件2.1具有一定的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运营能力和管理经验；2.2拥有符合交易市场业务需求的独立、固定的经营场所；2.3拥有符合业务需求的计算机软、硬件设施及配套的通讯线路、专业人员及管理制度；2.4具备管理交易市场的内部组织机构及财务管理的能力……三、运营外包的内容和方式……3.3乙方必须具有固定的市场运营场所，并按照合理技术需求购置业务所需的计算机软硬件、通讯设备及其他配套的相关办公用品及人员配备等……四、双方的权利义务4.1.4甲方应承担在合同期内平台的运营资质风险；如在合同期内因为甲方的资质问题导致乙方无法正常运营，甲方应全额退还当年乙方平台使用费，根据乙方的损失，甲方给予相对应的经济补偿……六、平台管理费根据运营外包业务类型，甲方向乙方收取平台管理费：6.1本协议签订后乙方应在五日内向甲方缴纳首年固定平台管理费，之后每年平台固定管理费用应于下一年度到期前一个月缴纳：现货发售平台固定管理费收取标准为捌拾万元/年……九、其他乙方为本合作事宜购买的系统软硬件，由甲方与软件公司签订购买合同并向甲方开具发票，乙方支付全款和合同存续期的维护费用。甲乙双方合同到期后，该系统软硬件归乙方所有……十一、违约责任11.1甲方在合同未到期之前，因为自身原因导致平台无法正常运营，应按照协议向乙方支付贰拾万违约金。每延期一日向乙方支付万分之五的违约金……十三、送达13.1本协议项下的任何通知以及向对方提出的要求均以书面形式按下列地址邮寄或电话号码、传真号码送达对方。甲方：长沙沁坤大宗农产品现货电子交易市场股份有限公司指定联系人：钟晓瑜通讯地址：芙蓉区隆平高科技术开发园金丹大厦A栋13楼邮政编码：430001电子邮箱：378×××＠ｑｑ.ｃｏｍ电话：400750776613973198838乙方：(空白)通讯地址：(空白)邮政编码：(空白)电子邮箱：(空白)电话：(空白)……”原告在该协议上签名，被告公司授权代表人常露签名并加盖公司公章。2016年9月3日，被告长沙沁坤公司与成都指南针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数据中心托管服务器协议》一份，由成都指南针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数据中心服务器托管服务，约定“本协议签署后三日内，用户需一次性支付服务费RMB250000元”，2016年9月5日，第三人陕西瑞福祥公司向成都指南针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转账支付机房租赁费250000元，成都指南针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被告出具了发票；2016年10月21日，第三人又向被告支付软件款240000元。2016年11月18日，王庆丰与李延林共同签署《声明》，内容为：“甲方：王庆丰乙方：李延林甲乙双方合作经营陕西瑞福祥文化艺术品交易有限公司，现因各自业务发展需要，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以下协议：1、解除甲乙双方合作关系，再与乙方无关，乙方自协议签订起日起不再参与关于陕西瑞福祥文化艺术收藏品交易有限公司的任何业务。2、甲乙双方之前签订的合作协议作废。3、自协议签订日起，有关陕西瑞福祥文化艺术收藏品交易有限公司所产生的任何有关的责任与乙方无关……”2017年1月3日，第三人陕西瑞福祥公司向被告长沙沁坤公司发出《解除授权告知函》：“我司于2016年11月8日间委托李延林负责对接长沙沁坤大宗农产品电子交易市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现货发售事宜的有关事项，重新注册一家新公司负责对外招商运营。后因李延林存在重大经济犯罪嫌疑，我司目前已经向相关司法部门提交案情并已备案，同时向贵公司发出告知函，从即日起解除李延林关于长沙沁坤大宗农产品电子交易市场股份有限公司的发售对接和招商运营权利，收回我司的对接运营权，望贵公司尽快终止与李延林的对接工作。我司会尽快安排人员重新接手对接工作!”2017年2月6日，被告向原告李延林发出《告知函》：“致李延林：鉴于我方一直认为您是代表陕西瑞福祥文化艺术收藏品交易有限公司履行其与我司的大宗业务合作协议，且我司与您于2016年8月26日签订的《大宗业务运营外包协议书》(简称《外包协议》)也是代表瑞福祥公司所为，但是您于2017年1月13日委托律师发函告知您名下的协议是您个人合作行为，我司非常纳闷，于是向瑞福祥公司了解情况，但是我瑞福祥公司也未提交证明您与他们的书面证据。故，如果您一定坚持是您个人行为，请按照您名下的协议履行义务，即按照《外包协议》第六条、第九条的约定，您应向我司支付平台使用费捌拾万元、购买软件款的第一期应付费用贰拾肆万元等。同时将您团队的人员花名册和购买社保的证明、开办合作业务所需要的场地和设备准备好，我司将在5日内到贵处检查验收，以便开展业务。否则，我司将坚持认为您名下的《外包协议》系代理瑞福祥公司所为。”但该邮件被拒绝签收。另查明，2016年11月8日，第三人陕西瑞福祥公司曾向被告长沙沁坤公司出具“声明”一份，内容为：“致长沙沁坤大宗农产品现货电子交易市场股份有限公司：我与就与长沙沁坤大宗农产品现货电子交易市场股份有限公司商品发售承包事宜在此声明：1、关于陕西瑞福祥文化艺术收藏品交易有限公司与长沙沁坤大宗农产品现货电子交易市场股份就商品发售平台承包事宜中，经我司研究决定交由李延林全权负责。2、因业务发展需要，经我司研究决定由委托人李延林从新注册一家新公司，用以长沙沁坤大宗农产品现货电子交易市场名义对外招商运营，陕西瑞福祥文化艺术收藏品交易有限公司不参与运营管理，交由李延林全权负责。3、新注册的公司成立后，重新与长沙沁坤大宗农产品现货电子交易市场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承包合作协议，与陕西瑞福祥文化艺术收藏品交易有限公司签订的原合同作废。4、合作期间，由长沙沁坤大宗农产品现货电子交易市场股份有限公司负责财务与运营监督。”该声明发出后，被告与第三人补签一份《大宗业务运营外包协议书》，落款时间为2016年8月26日，内容与原告与被告所签协议相一致，但在合同第“十三、送达”一栏，明确载明：“乙方：陕西瑞福祥文化艺术收藏品交易有限公司指定联系人：刘瑜通讯地址：西安经济技术开区?滩十路1787号邮政编码：710016电子邮箱：512×××＠ｑｑ.ｃｏｍ电话：029-8935502818391003906。”2016年8月24日，原告李延林以被告长沙沁坤公司的名义与洛阳点石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签订“软件销售合同”一份，合同载明甲方为洛阳点石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乙方为长沙沁坤大宗农产品现货电子交易市场股份有限公司，约定乙方向甲方购买著作权软件，首付款为150000元，该合同没有加盖被告公章，在“乙方代表签字”上仅有“李延林”的签名。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李延林与第三人陕西瑞福祥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庆丰于2016年5月17日签署《承诺书》共同经营该公司、于2016年11月18日签署《声明》终止合作，原告于2016年8月26日与被告长沙沁坤公司签订的《大宗业务运营外包协议书》发生在双方合作期间。被告收到原告80万元后向原告出具了收款收据，在该收据上，被告没有明确载明收到何人交来的“平台管理费”，而是将名字一栏空下；在原、被告签订的《大宗业务运营外包协议书》上，甲方名称、通讯地址、邮政编码、电子邮箱、电话均完整书写，而乙方却均留空白，结合该《大宗业务运营外包协议书》中第九条约定：“乙方为本合作事宜购买的系统软硬件，由甲方与软件公司签订购买合同并向甲方开具发票，乙方支付全款和合同存续期的维护费用”，被告与成都指南针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数据中心托管服务器协议》，第三人直接向该公司支付服务费250000元、并向被告支付软件费240000元的事实，可以证明履行《大宗业务运营外包协议书》的系第三人。原告虽提交其与洛阳点石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软件销售合同》，但庭审中被告明确称其系自行签订，当时已予以拒绝，且根据《大宗业务运营外包协议书》，购买系统软硬件应由“甲方与软件公司签订购买合同并向甲方开具发票”，也足以证明当时被告并不认可原告的个人行为，而是认为原告系代表第三人的行为；对于原告2016年8月24日浦东发展银行的流水单，原告称当日所收王庆丰转账的100万元系其和王庆丰合作经营的团队收入和提成，第三人称93万元为王庆丰委托原告向被告支付80万元的平台费以及业务费、差旅费，另外7万元系原告向王庆丰的借款，双方说法不一，无法认定，而原告在收到王庆丰的93万元汇款后，即将其中的80万元支付给了被告，因此，应当认定该80万元实际为第三人所支出。综上，原告虽提交了被告出具的收款收据，但因该款并非其本人所有和支出，其不具有合法的诉讼主体资格。裁定：驳回原告李延林的起诉。
本院经审查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2016年8月24日，被上诉人开具的80万元“平台管理费”收据上虽然没有载明收到何人交来的，但该80万元系从上诉人李延林的账户中转入被上诉人处，且上诉人提交了双方签订的《大宗业务运营外包协议书》，因此，现上诉人起诉要求被上诉人返还平台固定管理费、违约金、赔偿损失等从形式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起诉条件的规定。至于上诉人是否系《大宗业务运营外包协议书》的实际履行人，80万元的平台管理费是否系李延林本人支付，是实体要查明的问题。一审裁定直接以上诉人不具有合法主体资格而驳回起诉不当，应予纠正。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偃师市人民法院（2017）豫0381民初3721号民事裁定；
二、本案指令偃师市人民法院审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谷春峰
审判员 胡豫勇
审判员 张予洛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二日
书记员 葛 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