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川市印台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铜印刑重字第00001号
公诉机关铜川市印台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金某甲，男，1979年7月2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村民。2012年11月14日因涉嫌伪造公司、企业印章罪被铜川市公安局印台分局刑事拘留，2012年12月20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陕西省宜君县看守所。
辩护人王文朝，陕西瑞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汪某甲，男，1977年1月2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村民。2013年9月24日被铜川市公安局印台分局刑事拘留，2013年11月1日被依法逮捕，2014年10月30日、2015年9月8日被本院取保候审。
被告人李某甲，男，1987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村民。2013年7月5日被西安铁路公安处华山北大队抓获并羁押于西安铁路公安处看守所，2013年7月16日被铜川市公安局印台分局刑事拘留，2013年7月17日被取保候审，2014年3月14日、2015年3月9日被本院取保候审。
被告人贺某甲，男，1984年8月2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村民。2013年3月22日被铜川市公安局印台分局刑事拘留，2013年3月28日被取保候审，2014年3月14日、2015年3月9日被本院取保候审。
被告人闻某某，男，1976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村民。2013年5月28日向铜川市公安局印台分局投案，当日被该局取保候审，2014年3月14日、2015年3月9日被本院取保候审。
被告人夏某某，男，1983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村民。2013年5月31日向铜川市公安局印台分局投案，2013年6月1日因涉嫌诈骗罪被该局取保候审，2014年3月14日、2015年3月9日被本院取保候审。
被告人查某某，男，1973年7月5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村民。2013年10月31日被安康铁路公安处抓获并羁押于安康铁路公安处看守所，2013年11月6日因涉嫌诈骗罪被铜川市公安局印台分局刑事拘留。2013年11月7日被取保候审。2014年3月14日、2015年3月9日被本院取保候审。
铜川市印台区人民检察院以铜印检刑诉（2014）J0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金某甲犯伪造公司、企业印章罪，被告人金某甲、贺某甲、闻某某、夏某某、李某甲、汪某甲、查某某犯诈骗罪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于2015年2月9日作出（2014）铜印刑初字第00017号刑事判决。宣判后被告人金某甲不服，向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8日作出（2015）铜中刑二终字第00002号刑事裁定书，以被告人金某甲、贺某甲、闻某某、夏某某、李某甲、汪某甲、查某某犯诈骗罪的事实不清为由发还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铜川市印台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陈西安依法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金某甲及其辩护人王文朝，被告人汪某甲、李某甲、贺某甲、闻某某、夏某某、查某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铜川市印台区人民检察指控，2010年9月，被告人金某甲在未经确认征得河南省栾川县三利公司同意的情况下，私刻“栾川县三利工程有限公司第一项目部”印章一枚，先后与铜川市印台区高楼河洞子沟煤矿（法人代表赵某甲、个人独资企业）签订了四份煤矿矿建工程及生产承包合同（合同签订日期分别为2010年9月19日、2011年7月20日、2012年3月25日及2011年5月10日）。2012年秋季双方因工程质量及结算发生纠纷，工程款一直未给金某甲结算，当时金某甲承包的澄城县硫磺四矿和澄城县安里煤矿的工人向金某甲要工资，并一度因不发工资而罢工。金某甲为了尽快要回洞子沟煤矿的工程款及押金，召集安里煤矿的工头汪某甲、贺某甲、夏某某、闻某某和李某甲等人组织两个煤矿100多名工人以要工资为由通过政府向洞子沟煤矿施加压力。先后到高楼河镇政府、印台区政府、市政府上访，要求给工人发工资。2012年11月8日在印台区信访局、高楼河镇政府、印台区人社局、煤炭局、印台区公安分局的监督下，洞子沟煤矿法人代表赵某甲与洞子沟煤矿工程承建方金某甲达成协议，由金某甲出资20万，洞子沟煤矿赵某甲出资360万，于11月12日交到高楼河镇政府，在政府的监督下向工人发放工资。11月12日金某甲向高楼河镇政府交款20万元，但赵某甲拒不出资，印台区政府决定由政府筹资先替赵某甲垫付360万，在金某甲向政府出具承诺书后，按照金某甲等人向高楼河镇政府提供的假工资表给工人发放了工资，2012年11月13日-2012年11月19日共向97名工人发放工资2497022元。
铜川市印台区人民检察院认为，被告人金某甲未经他人企业授意，私刻他人企业印章，应当以伪造公司、企业印章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金某甲因想要回自己在洞子沟矿的押金，组织贺某甲、闻某某、夏某某、李某甲、汪某甲、查某某等人煽动手下工人，以讨要工资为由，先后到市、区、镇三级政府上访，迫使政府拿出二百多万元为他们支付工资，被告人金某甲隐瞒事实真相，虚构欠工资的事实，以此要挟政府，煽动97名工人要工资，主观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客观上虚构事实，编造假工资表，骗取政府249万余元，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金某甲提供假工资表的工资383万元，工人领走249万元，属于既遂，工人未领走的134万元属于未遂。并与伪造公司企业印章罪数罪并罚。在整个诈骗案件中，金某甲是组织者、计划者，其他六被告人协助金某甲完成诈骗行为，对全部犯罪数额承担责任，属于从犯，主观恶性较小。被告人贺某甲、汪某甲、闻某某、夏某某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
被告人金某甲对起诉书指控其犯伪造公司印章罪、诈骗罪有异议。其辩称，2012年3月25日签合同的印章不是他刻的，是洞子沟煤矿刻的，他使用的河南省栾川县三利公司的资质是真的，是花了11万让张某甲办的，印章是其和张某甲一起去刻的。对于诈骗，只是通过政府要赵某甲欠其的工程款及押金，对于诈骗罪不认可，但在庭审后自愿认罪。
被告人金某甲的辩护人辩称，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金某甲伪造公司、企业印章罪的罪名不成立。被告人金某甲依据“栾川县三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授权进行民事活动，并未侵犯“三利公司”正常活动及声誉。“栾川县三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一项目部”的印章不属于国家法律规定管理的范围，该印章并非与“栾川县三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主体为同一性质的印章，不能代表“三利公司”行使管理事务和对外承担法律权利和义务。因此此印章无需到公安机关备案批准。被告人金某甲已经取得了“三利公司”的授权，其第一次及第二次“授权委托书”和“资质”上注明的内容足以说明被告人金某甲取得了授权从事代表“三利公司”的民事行为。被告人金某甲在授权范围内刻制了非“三利公司”公章的一枚内部印章的行为是合法行为，不构成伪造公司印章罪。同时，被告人金某甲的辩护人还辩称，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金某甲犯诈骗罪的罪名不能成立。被告人金某甲因与政府管理的企业发生经济纠纷而寻求政府的帮助，意在通过政府协调给洞子沟煤矿施加压力使其出面与其进行相关结算，其意在拿回属于他个人的工程款、设备材料及部分工人工资，其要钱的对象明确指向洞子沟煤矿。高楼河镇政府是替赵某甲代垫了应付工资，属于民事行为。高楼河镇政府非财产所有权人，赵某甲于2013年5月15、16日偿还了高楼河镇政府垫付的229万元，更能说明这一点。249万余元的财产所有人应为被告人金某甲，被告人金某甲并无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行为。虽然被告人金某甲虚构了部分事实，但仅有虚构事实而无非法占有的目的，不能构成诈骗罪。被告人金某甲仅仅是在政府突然向其要“工资表”时虚构了部分“工资表”，利用“工资表”的形式间接地拿回属于他的财产。因此，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金某甲犯伪造公司、企业印章罪、诈骗罪的罪名均不能成立，建议宣告被告人金某甲无罪。
被告人汪某甲、李某甲、贺某甲、闻某某、夏某某、查某某自愿认罪。
经审理查明，一、2010年9月，被告人金某甲非法刻作“栾川县三利工程有限公司第一项目部”印章一枚，并冒用栾川县三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名义于2010年9月19日与铜川市印台区高楼河洞子沟煤矿（法人代表赵某甲、个人独资企业）签订了《铜川市印台区高楼河洞子沟煤矿矿建工程施工合同》一份；2011年5月10日签订了《煤矿贯通煤巷、运输巷道施工合同》一份；2011年7月20日签订了《煤矿生产承包合同书》一份。
认定被告人金某甲上述犯罪事实的证据有：1、铜川市印台区高楼河洞子沟煤矿报案材料证实，2010年9月份，金某甲持河南省栾川县三利工程有限公司有关证件和资质的复印件（盖有三利公司的红色印章）与该矿洽谈矿建工程施工承包事宜。并于2010年9月19日签订了《铜川市印台区洞子沟煤矿矿建工程施工合同》，2011年7月20日双方续签了《煤矿生产承包合同书》，2011年12月24日，金某甲向该矿提供了栾川县三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授权委托书。2012年11月7日该矿前往河南省栾川县三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联系解决工人工资一事，发现金某甲有伪造印章嫌疑，特此报案。
2、抓获经过证实，2012年11月14日铜川市公安局印台分局民警以提供的民工身份资料有问题将金某甲叫至铜川市公安局印台分局户政大厅，以涉嫌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将金某甲刑事拘留。
3、证人张某甲证言证实，他于2010年8月认识金某甲，并一起去铜川洞子沟煤矿谈工程承包事宜。后洞子沟煤矿要求金某甲提供煤矿建设二级资质才能签订合同，金某甲没有二级资质，就和他商量。他联系到担任河南省灵宝溧鸿矿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的表哥吴某甲。金某甲给了他1万元让他去办理资质，吴某甲联系河南省栾川县三利公司，谈好给三利公司交5万元，且只能用一年。他把需要钱的事情电话告知金某甲，金某甲同意后他就垫付了5万元给吴某甲。第二天，吴某甲在溧鸿矿业有限公司把三利公司的资料、委托金某甲的委托书、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等交给了他。他在白水一个商务宾馆将该资料交给了金某甲。他交给金某甲的资质等材料盖有三利公司的公章还有可以填写日期的条章，都是红色印章。金某甲和洞子沟煤矿签合同他不在场，后来再没有向他要过三利公司的资质和委托书。
4、证人赵某甲证言证实，2010年9月19日金某甲和其经营的洞子沟煤矿签订煤矿建设施工合同，签合同的是其单位负责斜井建设的唐某乙。2011年7月20日他和金某甲续签了煤矿生产承包合同书，签合同的是其单位的赵某乙。2012年10月份以来，金某甲以讨要工人工资为名，多次组织工人围堵铜川市政府和印台区政府，政府要求矿方支付工人工资，他们认为矿方是和河南省栾川县三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承包合同，工人的工资应当由三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支付，且矿方已经将工程款全额支付给了栾川县三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委托的全权负责人金某甲。2012年11月7日其带着金某甲提供的河南省栾川县三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委托书及承包合同等材料前往河南省栾川县三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协商解决工人工资问题。河南省栾川县三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工作人员当场指出资料上所使用印章不是河南省栾川县三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印章，因此到公安机关报案。2010年9月19日以来，其总共支付金某甲工程款2000万元左右。
5、证人唐某乙证言证实，金某甲是栾川县三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委托人，是洞子沟煤矿矿建施工的负责人。2010年9月份金某甲说要承包洞子沟煤矿的矿建施工，矿方要求金某甲提供正规的资质资料，金某甲就拿来了栾川县三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资质和安全生产许可证、税务登记证等相关证件。他要求见栾川县三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时，金某甲说负责人有事不能前来，但公司出具了委托书，委托其负责矿建工程事宜。2010年9月与金某甲签订合同，共支付给金某甲两千万元左右的工程款。
6、证人陈某甲证言证实，他是栾川县三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总经理、工程师。董事长、法人是他哥陈某乙。他不认识金某甲，他公司也没有这个人。栾川县三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没有和铜川市印台区高楼河洞子沟煤矿签订过承包煤矿井下施工的合同。2010年9月份，溧鸿公司的吴某甲给他打过电话问他要公司的资质，他告诉吴某甲资质总公司管理，他没权出。他们公司只给溧鸿公司提供过资质、营业许可证、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委托书等材料。公安机关来调查后他才知道有人冒充他公司名义和一个煤矿签订了一个合同。他们公司在豫灵也有一个“栾川县三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圆形印章。他们公司和吴某甲原来就职的公司有业务往来，那个公司有一套他们公司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安全生产许可证、资质证等资料。吴某甲2012年11月16日、11月26日给他打了三次电话，让他给出个假证明，证明铜川那个煤矿是三利公司成立的项目部，让他救救吴某甲和吴某甲的一个亲戚，别让被抓了，他没答应。
7、证人吴某乙证言证实，他是河南省栾川县三利公司的副经理。主要负责公司的财务和办公室工作。三利公司没有委托他人在陕西省铜川市参与煤矿建设施工。有一个煤矿老板来他们公司打听过他们公司是否委托过一个叫金某甲的人参与煤矿建设，他向董事长陈某乙核对过，陈某乙说没有。公司委托他人以公司名义在外承接工程、签订合同，必须有董事长陈某乙的签字，陈某乙不在时必须电话请示后方可盖章。他们公司的印章全称是“栾川县三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编号4103240001882”。煤矿工程施工不在公司的经营范围内。公司只有两个条章，一个是“此件与原件无误”，另一个是“此件红印有效黑印无效”。公司下设有项目部，但项目部没有印章，所有对外项目只有办公室李某某负责加盖印章。
8、证人樊某某证言证实，他是灵宝溧鸿矿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吴某甲是他们公司的安全经理，2011年5、6月离开公司后联系不上了。他们公司和栾川县三利公司有业务来往。三利公司给他们公司提供过组织机构代码证、安全生产许可证、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资质证书。吴某甲作为安全经理有权要求三利公司提供这五大证件。他们公司的资质不允许做煤矿工程，不可能和任何煤矿有往来。
9、证人李某某证言证实，她在栾川县三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负责印章管理、对外业务签章等工作。她们公司共有三个印章，一个印章名称是“栾川县三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两个条章分别是“此件与原件无误”和“此件红印有效黑印无效”。公司的对外印章都要经过董事长陈某乙同意授权后方可加盖。董事长从来没有授权过给金某甲提供的委托书和文件资料上盖过印章。和公司有业务往来的所有单位和个人中没有金某甲这个人。
10、证人林某某证言证实，他经营的创新打印部位于白水县二马路嵩华酒店斜对面，旁边就是白水县政府，这一排就这一家能刻印章。刻印章一般情况都要公司提供介绍信或证明材料，有时顾客急用没有介绍信或证明也就刻了。刻章没有登记也不留印模。
11、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被告人金某甲对刻制“栾川县三利工程有限公司第一项目部”印章的具体地点：渭南市白水县嵩华酒店对面刻章复印部进行了辨认。并供述2010年9月的一天他给了该复印部男子300元钱，晚上8、9点去取的印章。
12、铜川市印台区高楼河洞子沟煤矿提供《铜川市印台区高楼河洞子沟煤矿矿建工程施工合同》证实，甲方：铜川市印台区高楼河洞子沟煤矿，加盖铜川市印台区高楼河洞子沟煤矿印章；乙方：河南三门峡栾川县三利工程有限公司，加盖栾川县三利工程有限公司第一项目部印章。2010年9月19日签订合同。甲方唐某乙签字，乙方金某甲盖章。
13、铜川市印台区高楼河洞子沟煤矿提供《煤矿生产承包合同书》证实，甲方：铜川市印台区高楼河洞子沟煤矿，加盖铜川市印台区高楼河洞子沟煤矿印章，代理人赵某乙；乙方：河南栾川三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加盖栾川县三利工程有限公司第一项目部印章，代理人金某甲。2011年7月20日签订合同。
14、铜川市印台区高楼河洞子沟煤矿贯通煤巷、运输巷道施工合同证实，甲方：铜川市印台区高楼河洞子沟煤矿，加盖铜川市印台区高楼河洞子沟煤矿印章；乙方：河南三门峡栾川县三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加盖栾川县三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一项目部印章。2011年5月10日签订合同。
15、栾川县三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陈某甲提供“栾川县三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印模证实，该公司印章图案、文字及形状，该公司并无“栾川县三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第一项目部”印章。
16、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文件检验鉴定书证实，公安机关送检由赵某甲提供的授权委托书一页（原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一页、《税务登记证（副本）》一页、《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一页、《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一页、其他资料一页；从栾川县三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调取的“栾川县三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样本印文两份。经鉴定：授权委托书中印文“栾川县三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对应样本印文不同一；检材中五页附件与样本中对应文件不同一。
17、被告人金某甲供述证实，其2010年9月在铜川市印台区高楼河洞子沟煤矿承包煤矿矿井建设工程，担任洞子沟煤矿安全矿长。2010年9月份其通过别人认识赵某甲，商谈煤矿矿建工程具体事项。准备签订合同时，对方让他提供煤矿工程建设资质证明，其没有这些资质证明，张某甲说他的朋友能弄到煤矿建设资质证明，张某甲就以办资质名义向其索要了六万元，过了两三天张某甲拿来了栾川县三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授权委托书、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安全生产许可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承包煤矿矿建工程的二级资质证明，张某甲提供过来的材料他没有核对过。张某甲说问过栾川县三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了，他可以刻一个“栾川县三利工程有限公司第一项目部”的章子方便签订合同，他就到白水县二马路花了三百元刻了这个章子，印章部没有让他提供任何证明，刻这个章子也没有得到三利公司的授权，是张某甲让他刻的，张某甲是否得到三利公司授权他不知道。“栾川县三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洞子沟项目部”这个章子是赵某乙刻好给他的。他先后以栾川县三利有限责任公司名义和洞子沟煤矿签订了四份合同。有的合同是以“栾川县三利工程有限公司第一项目部”名义签订的，有的合同是以“栾川县三利工程有限公司洞子沟项目部”名义签订的。他从来没去过栾川县三利工程有限公司。从承包煤矿至今矿方共付给了他一千万元左右。煤矿的设备、工程款、材料都是其自己先垫资建设的，共投资了二千八百万左右。
以上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二、被告人金某甲为了要回其在铜川市印台区高楼河镇洞子沟煤矿的工程款及押金，预谋以讨要洞子沟煤矿工人工资为由上访，以此让政府给洞子沟煤矿施加压力。被告人金某甲将该意图告知被告人汪某甲、李某甲、贺某甲、夏某某、闻某某、查某某等人。2012年9月27日至2012年11月6日按被告人金某甲的授意，被告人汪某甲、李某甲组织渭南市硫磺四矿、安里煤矿贺某甲、闻某某、夏某某、查某某等人带领各自班上工人100余名先后到铜川市政府、印台区政府、高楼河镇政府以要洞子沟煤矿工人工资为名多次上访。2012年11月8日在区信访局、高楼河镇人民政府、区人社局、煤炭局、区公安分局的协调下，由金某甲出资20万，洞子沟煤矿赵某甲出资360万，于11月12日交到高楼河镇人民政府，由政府向工人发放工资。11月12日金某甲向高楼河镇政府交款20万元，但赵某甲既不出资又不出面。由于前往高楼河镇政府等待领取工资的工人情绪激动，高楼河镇政府为此便从区煤矿工业局筹集资金50万元、从区财政局筹集资金310万元，并要求被告人金某甲提供工人工资表，按照该工资表中拖欠工资数额予以发放。被告人金某甲在向政府出具承诺书后，向高楼河镇政府提供了虚假工资表一份，该工资表载明2011年6月至10月、2012年2月至7月的199名工人工资共计3833542.7元。2012年11月13日-2012年11月19日被告人贺某甲、夏某某、闻某某、查某某等97名工人冒充铜川市印台区高楼河镇洞子沟煤矿工人领取高楼河镇人民政府发放的工资共计2497022元，工人领工资后将钱交给了金某甲亲属及其会计王某甲手中。
另查明，被告人汪某甲因被网上追逃，于2013年9月24日8时30分到旬阳县公安局双河派出所投案。被告人闻某某于2013年5月28日主动到铜川市公安局印台分局刑事警察大队投案；被告人夏某某于2013年5月31日到铜川市公安局印台分局刑事警察大队投案；2013年3月20日澄城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接到铜川市印台区公安分局要求配合抓获网上追逃的被告人贺某甲，该队民警前往澄城县安里煤矿查询被告人贺某甲，经与矿上负责人联系，贺某甲当日未在矿上，2013年3月21日上午9时许，安里煤矿负责人电话通知民警被告人贺某甲已回矿上等待民警，该队民警随即前往将贺某甲带回，当日交于铜川警方。2013年10月31日6时许，安康铁路公安处镇安站派出所民警在西安西京医院附近将铜川市公安局印台分局网上追逃的被告人查某某抓获。西安铁路公安处刑事警察支队华山刑警大队民警于2013年7月5日12时许在西安市五路口万达广场将铜川市公安局印台分局网上追逃的被告人李某甲抓获。
认定被告人金某甲等人上述犯罪事实的证据有：1、铜川市印台区高楼河人民政府报案材料证实，2012年9月27日至11月14日，金某甲以洞子沟煤矿拖欠199名农民工工资383.3542元为由，带领100多名民工先后到铜川市政府、印台区政府、高楼河镇政府多次讨要工资。为了维护农民工权益、保障政府工作秩序，经上级政府决定，2012年11月13日、14日由高楼河镇政府筹资给讨薪民工发放工资，共计2497022元。事后经了解，金某甲带领讨薪的民工有虚构洞子沟煤矿民工身份冒领工资的嫌疑。因此向铜川市公安局印台分局报案。
2、铜川市印台区高楼河镇人民政府出具《关于金某甲等工人到市、区、镇上访接待的情况说明》证实，2012年9月27日至2012年11月6日金某甲、汪某甲、汪某乙、张某乙等人多次到铜川市政府、印台区政府、高楼河镇政府等部门上访讨要工资。2012年11月8日至9日金某甲、汪某甲、汪某乙、张某乙等48人到区政府讨要工资，情绪激动。经区人事、公安、煤炭等相关部门同洞子沟煤矿负责人赵某甲协商，由金某甲筹资20万元，剩余3633542.7元由赵某甲筹集，定于2012年11月12日为洞子沟煤矿工人发放工资。2012年11月12日，区煤炭局、信访、公安、人劳、法院等部门在高楼河镇政府分五个审核组发放工人工资。但赵某甲联系不到，造成90多名工人情绪激动。为了维护稳定，履行政府职责，由区财政向高楼河镇政府借款360万元，从2012年11月13日开始发放工资。2012年11月13日至14日，开始逐一调查核实矿工工资，确认后由镇政府、金某甲及洞子沟煤矿对矿工身份和工资逐一核对后发放。现场共确认身份107人，发放97人工资2497022元。
3、铜川市印台区高楼河人民政府《关于洞子沟煤矿承办人三利公司（金某甲工程队）拖欠民工工资资金发放情况的说明》证实，资金来源①金某甲工程队20万元；②区煤矿工业局50万元；③区财政局310万元；总计380万元。资金用途2012年11月13日发放69人1787376元，2012年11月14日发放26人709006元，2012年11月19日发放2人640元。共计发放97人2497022元。资金结余：1302978元。
4、被告人金某甲供述证实，2010年9月份他和洞子沟煤矿签订了建井合同。他带的工队工人最多时200人左右，最少时30多人。工人工资的具体算法他不是很清楚，工队的总负责人汪某甲清楚。工人工资由会计计算造表，他签字。每月15日发上月工资。2012年会计是李某乙，出纳付某某。2012年的工资表由付某某保管。2011年6月至2012年7月洞子沟煤矿给了600多万，没按工程进度付款，所以没给工人发工资。本地工人的工资都发了，他老乡中大部分工资没发，小部分生活困难的工资发了。向高楼河镇政府提供的工资表是付某某在洞子沟煤矿给他的，是2011年6月至10月，2012年2月至7月的工资表。2011年6、7、8三个月的工资表是付某某制作的，9月、10月的工资表是汪某甲制作的，2012年2月至7月工资表是李某乙制作的，工资表由他负责审核签发。
5、金某甲给高楼河镇政府出具承诺书证实，其于2010年8月以三利公司委托人承包洞子沟煤矿建井工程至2012年11月13日，共拖欠199名工人工资3833452.7元。高楼河镇政府已将所欠工人工资全部付清，他本人对提供的拖欠人员及工资数额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并愿意就上述工资数额在洞子沟煤矿结完后偿还高楼河镇政府。
6、同案犯张某乙供述证实，金某甲承包洞子沟煤矿和渭南市澄城县硫磺四矿。其2012年2月在洞子沟煤矿打工，2012年3月在硫磺四矿打工。在洞子沟煤矿打工期间矿上欠其工资21000元未结清。据他了解洞子沟煤矿欠金某甲的工程款和押金，但绝大部分工人的工资都发了。2012年10月至11月到铜川市、区、镇政府要工资的绝大部分人都没有在洞子沟煤矿工作过，是金某甲安排他冒充洞子沟煤矿工人以讨要工资名义向铜川各级政府施压，实际是帮金某甲要出在洞子沟煤矿的工程款和承包押金。2012年10月初，金某甲安排司机李某甲带着他、王某甲、汪某甲等七八个人坐着汪某甲的私家车和洞子沟矿的皮卡车上访，铜川市劳动监察大队的人接待了他们，通知高楼河镇政府处理，高楼河镇政府的人说这事管不了，让找市政府，金某甲便让李某甲在耀县两家宾馆登记了房间。第二天李某甲让他召集硫磺四矿工人跟着李某甲去了铜川市政府。汪某甲和李某甲向市信访局一个副局长反应情况，市信访局叫来高楼河镇政府一个副镇长和金某甲。金某甲指定他、汪某甲、王某甲、贺某甲四人作为工人代表旁听政府领导协商，因赵某甲未到场无法协商。后来印台区宫区长答应十五个工作日解决此问题。区信访局工作人员给在场持有身份证的工人制作了谈话材料后，金某甲让他们坐车返回矿上。这次去了有四十多人，硫磺四矿的工人乘坐的四辆面包车是金某甲安排王某甲付款，他打电话包的。安里矿的工人坐了二、三辆面包车和汪某甲的私家车。回矿上呆了十多天，金某甲又给他打电话，让通知硫磺四矿出现在工资表上的人到印台区信访接待大厅要钱，他又带着硫磺四矿三十多个工人来到印台区信访大厅，安里煤矿的三十多人已经先期到达。赵某甲和金某甲协商后，赵某甲承诺下周一把钱给金某甲发工人工资。高楼河镇政府的一个领导让赵某甲把钱交到政府由政府发放。次日早上9点左右，金某甲联系好六辆面包车直接到硫磺四矿院内，接上约好的四十个工人直接到高楼河镇政府，现场已有九十多人在等待，金某甲和汪某甲去会议室谈判，因政府要求对领钱工人做笔录的事僵持到晚上11点多，直到第二天早上10点钟才开始给做过笔录的工人发钱，他把他按工资条领到的39090元和工人给他的钱全部交给了王某甲。工资条是金某甲本人送到硫磺四矿的。这些人中除了他和极少数人曾在洞子沟煤矿干过外，其他都是硫磺四矿和安里煤矿的工人。硫磺四矿从2012年4月起一直没发工资，金某甲以没钱为由拖欠着。后来，金某甲安排硫磺四矿一部分工人冒充洞子沟煤矿工人以讨要工资为名帮其要工程款和押金，并许诺要到钱后就发拖欠的工资，并给参与要钱的每人每天100元补助，安里煤矿的情况也基本一样。金某甲让汪某甲给参与讨要工资的工人介绍了洞子沟煤矿的基本情况，包括矿区布局、井下构造、管理层姓名及职务，并让工人牢记，如果有人问就一口咬定自己是洞子沟煤矿工人，万一问到矿上的情况就按汪某甲交代的说。金某甲还安排人制作了一份假工资表，并按照工资表给每个参与要钱的工人发了一张工资条，让工人拿着去要钱。汪某甲是洞子沟煤矿的主管，洞子沟煤矿停产后又在安里煤矿给金某甲管事。硫磺四矿有四十多个人参与，最后三十多个人领到了和工资条数额一致的钱，没领到的都是因为无身份证或者不在铜川。领钱当天，金某甲当着硫磺四矿工人面说让把领到的钱交给王某甲。后来，硫磺四矿的大部分人把钱直接交给了财务人员王某甲，其他人通过他交给王某甲，安里矿的工头闻某某也把自己班上工人领到的钱交给了王某甲。王某甲大概收了有一百六、七十万元。第一次去铜川市政府前金某甲将他和王某甲等二十余人召集到会议室，让硫磺四矿工人到洞子沟煤矿帮他要回工程款和押金，要到后再给工人发工资。金某甲除了给管理层和后勤人员单独说外，还分别给硫磺四矿的二个工头打电话并要求二人将意思转达给工人。
7、被告人闻某某供述证实，2012年他和贺某甲合伙在澄城县安里煤矿金某甲手下承包了一个小采面，领了四十多个工人干活。十月份的时候，金某甲的司机李某甲给他和贺某甲说，铜川的老板欠金某甲的钱，金某甲让他和贺某甲带着他们手下的工人到铜川帮忙要钱。金某甲一般不来矿上，都是司机李某甲来传话。第二天，李某甲从白水雇了七八辆车，到矿上拉上工人，到高楼河镇政府，后又把他们领到铜川市政府，因无人上班，李某甲安排工人住了一晚上，次日早找到铜川市政府领导，下午到印台区信访办，金某甲领着汪某甲、张某乙、贺某甲等人和区政府领导座谈。政府人员对要工资的工人做了调查，制作了笔录，调查内容是问工人是否在洞子沟煤矿干过活，以及欠工资情况。调查完后他们返回安里煤矿。这次参与要工资的估计有七八十人，安里煤矿他和夏某某工队各去了二十个工人，硫磺四矿张某乙领了二三十人。这些工人有一部分在洞子沟煤矿干过活，大部分没干过，工资都结算清楚了，不会拖欠，但政府调查时，工人都说自己在洞子沟煤矿干过，洞子沟煤矿欠着工资。从安里煤矿出发前，李某甲给他和贺某甲交待让给自己的工人交待清楚，如果政府问起，就说洞子沟煤矿欠着他们的工资，当时很多人都不愿意去，李某甲就说，金某甲承诺给去铜川要工资的工人每人每天100元补助，他们就把这意思转达给手下工人了。出发前，汪某甲给每个工人有一张工资单，上面写着拖欠工资的月份和数额，并让他和贺某甲发给工人携带，拖欠的工资数额是编造的，工资单是手写的。他本人从未在洞子沟煤矿干过活，洞子沟煤矿和他没有任何经济关系。要工资的事情李某甲是主要组织者，负责联系安里煤矿和硫磺四矿的主管。洞子沟煤矿停产后，汪某甲到安里煤矿当了总管，管着他和夏某某的工队，硫磺四矿的总管是张某乙。各工头负责自己的工队，包括组织工人到铜川要钱和最后从工人手里收取领到的工资。2011年11月13日，李某甲通知让人到高楼河镇政府领工资。他领着十几个工人直接去了高楼河镇政府，11月14日中午，政府开始给工人发工资，他领到和汪某甲给他发的工资单一致的数额34815元。领工资时政府还做了调查，制作了笔录，他还上交了身份证复印件，填写了承诺书，并在发放表上签名、按印。领完钱后，工队工人把钱交给了他。当晚，在硫磺四矿连同他本人钱一共五十二万多元都交给了王某甲，王某甲给他打了收条。领款的第二天，两个工人给了他六万多，他把这六万多元转账给了金某甲的亲戚彭某某。又有工人陆续交给他十五万多元，这些钱他交给金某甲的弟弟金某乙了。算起来他共收了74万多元。领工资时，金某乙在窗口站着，每个工人领到钱后，金某乙都在自己的名单上记录。因为他们都是帮金某甲要钱，钱都要交给金某甲，这是李某甲走之前说的，也是金某甲的意思。金某甲承诺给要工资的工人的补助都由他按照名单发了，共计三万多元。他的工队有二、三十个工人参与要工资了。被告人闻某某同时供述，他班上刘某某、骆某某、周某甲、廖某某、晁某某、陈某丙、谭某某、吴某丙、李某丙10人在高楼河镇政府领工资，但未在洞子沟煤矿干过活。
8、被告人夏某某供述证实，他给金某甲在安里煤矿带班，安里煤矿分两个大班，他带的其中一个有五、六十七人，另一个大班是闻某某跟贺某甲带的。金某甲说洞子沟煤矿拖欠其工程款和押金要不下，叫他带着班上的工人冒充洞子沟煤矿工人以领取拖欠的工资为名帮他要出工程款和押金。于是他就叫了几个工人跟着汪某甲和李某甲，顺路接了硫磺四矿的张某乙等人去铜川市政府上访，闻某某班上也去了人。随后他们又多次去高楼河镇政府，应政府要求张某乙和汪某甲代表工人和政府谈，政府一个领导说已经将处理意见上报铜川市政府，张某乙和汪某甲表态后工人才返回。过了些天一部分工人跟着汪某甲和李某甲又去过铜川，接到李某甲电话他独自驾车赶到印台区信访接待大厅，现场有五六十人。金某甲、汪某甲和印台区信访局、劳动监察大队、高楼河镇政府的领导在会议室商谈，赵某甲拿出360万，金某甲拿出20万元，交给政府统一发给工人。金某甲和赵某甲在政府起草的协议上签完字就散会了。领钱当天，现场人数有一百余人，他们在高楼河镇政府等，第二天中午十一点，政府才开始向做过笔录的人发工资，他三点多领到工资后，把本班工人领到的钱全部收起来就去了白水。金某甲让他去白水开了房间，给本班工人把路费和耽误的补助都发了。他班上的工人及他共领了三十七、八万元，领到钱的工人把领到的钱就近存到他个人的一张信合卡、一张邮政储蓄卡上了，存款收据由他保存着。除了给工人发过补助外剩余的三十五万元左右他分三次取出来给了金某甲的妻子吴某戊。安里煤矿的工资已经拖欠了二个月，金某甲说到铜川要下钱就给安里煤矿工人发工资，去要钱的一天给一百元补助，并给参与去的工人编造了一份在洞子沟矿工作的工资表，按照工资表给每个去要钱的工人摘抄了一张工资条。之后，每次去铜川都是金某甲安排汪某甲和李某甲具体组织工人，还让曾经在洞子沟煤矿工作过的汪某甲向工人描述洞子沟矿的基本情况，以便应付政府工作人员的问话。金某甲的弟弟金某乙给了他一份手写的工资表，让他从中找出他班上的工人名字并通知这些工人牢记各自对应的钱数，在高楼河镇政府领钱的当天，金某甲将摘抄好的工资条给他让他发给班上的工人，金某甲让汪某甲给在场的工人介绍洞子沟煤矿的情况，让工人牢记并一口咬定自己是洞子沟煤矿的工人，并强调万一政府有人问到的话就按汪某甲交代的说。当天领钱的人中他只知道付某某、程某某在洞子沟煤矿打过工。被告人夏某某同时供述，他工队赵某丙、詹某甲、詹某乙、牛某某、王某乙、孙某某、魏某某共7人2012年11月13日在高楼河镇政府领工资，未在洞子沟煤矿干过活，程某某、张某戊、陈某戊三人在洞子沟煤矿干过活，但具体是否欠工资不知道。
9、被告人贺某甲供述证实，金某甲承包着渭南市澄城县安里煤矿，他从金某甲手里包活，并带了一个六十几人的班。2012年10月份他打电话向金某甲要拖欠的工资，金某甲说洞子沟煤矿欠他的钱，让他去洞子沟煤矿领工资。过了两天，李某甲让他和闻某某集合了三十多个工人，李某甲对在场人说让去洞子沟煤矿要钱，不去这个月就没钱发工资。后分乘三四辆面包车及汪某甲私家车前往铜川，路上还等上了硫磺四矿的张某乙等十几个工人。李某甲和主管汪某甲先后叫他去了铜川市政府二次、印台区政府一次、高楼河镇政府三次。汪某甲给每个点到名字的工人发了一张工资条，让按上面的金额要工资，并向在场的人强调了洞子沟煤矿的矿井和矿区结构。当时好多人不愿意去，汪某甲说去的话每天额外补助100元。他在老家期间，金某乙让他在老家包车联系上十七个工人，直接去铜川。到了高楼河镇政府现场大概有八九十个工人，除了安里矿还有硫磺四矿的人。金某甲、汪某甲和政府的人说事。直到第二天早上十一点多开始发钱，先用本人拿着的工资条和政府核对，核对无误后在发放处领钱。他领到四万二千多元交给金某甲了，领钱之前金某甲让工人把领到的钱直接交给他或者各自的工头。在洞子沟煤矿干过的人，他能叫上名字的只有汪某甲、汪某乙和李某戊。金某甲欠他们的工资于2012年腊月底发放了，去要钱的工人补助也发了。
10、被告人李某甲供述证实，他是金某甲的司机，2012年10月份，金某甲让他跟着二十多个工人到铜川高楼河镇政府要工资，他就跟着去了，以后每次要工资他都参与了。去市政府那次金某甲给他三千块钱让安排工人住宿，他还在安里煤矿叫了两次工人，11月12日晚金某甲给了他1500元让给工人管饭。他在高楼河镇政府领到7310元，金某甲说顶他9、10月份的工资。之前他两个月的工资没发。他给金某甲开车，按月拿工资，每月3500元，一般是金某甲本人直接给他，2012年9、10月份的工资造在洞子沟煤矿，合计7310元。赵某甲和工人之间没有工资往来关系。金某甲说让工人到政府去施加压力，逼迫洞子沟煤矿和他结算工程款。到政府后，金某甲说没给工人发工资，政府让金某甲出示工资表，金某甲就给政府拿了一份工资表，实际上是通过工人工资的形式套领洞子沟煤矿欠金某甲的工程款。在政府领到工资的有九十多人，其中有李某戊、汪某甲、汪某乙、付某某、刘某甲、桂某某、彭某甲、还有个姓郭的等二十多个人是洞子沟煤矿的工人，其余都是安里、硫磺两矿的工人，金某甲是否欠这些人工资他不清楚。信访局问其他工人的问题，其他工人都是按照汪某甲交代的内容回答的，汪某甲把工人召集到信访局门口给工人教的。安里矿有两个工队，一个是夏某某工队，另一个是闻某某和贺某甲的工队，总负责人是汪某甲。他去叫工人时工头已经给工人说过去铜川要工资的事情，他在院子里喊了一声“走”，工人就到铜川来了，他按照金某甲的交代告知工人不要打人骂人。他听王某甲说共领出来249万元。当时他不知道是政府垫资发的工资。
11、被告人汪某甲供述证实，2010年他跟金某甲到铜川洞子沟煤矿干活，主要负责生产、验收、与矿方沟通等工作，领了三个带班工头汪某乙、刘某甲、陈某己，手底下有四、五十名工人。洞子沟矿工人的工资是会计发的，他无权干预。他每个月的工资是11000元，是金某甲给他发的，金某甲欠他将近10万元工资。2012年9月洞子沟煤矿停产后他又到金某甲承包的澄城县安里煤矿工作。洞子沟矿有金某甲200余万元的押金、工程款和金某甲投资的设备款没结算，2012年10月，金某甲说洞子沟煤矿赵某甲欠钱要不下，让他去铜川市政府找领导要工资。他去市政府信访办反应情况，几个工作人员把他接到印台区信访办，政府领导出面协调，决定十五个工作日解决事情。政府安排他、张某乙、贺某甲、王某甲安抚工人等通知。组织工人是金某甲安排的，金某甲安排他说清和矿方结算账务问题。大部分工人是澄城安里煤矿和硫磺四矿的工人，安里矿的有工头夏某某、闻某某、贺某甲，硫磺四矿的负责人是张某乙，还有一小部分以前在洞子沟煤矿干过，后来分散到安里和硫磺四矿了。去市政府要钱的工人不是洞子沟矿的工人，洞子沟不欠他们工资。去三级政府要钱的人员中张某乙、王某甲、汪某乙、付某某曾在洞子沟煤矿干过。张某乙把硫磺四矿的工人组织好，他介绍自己是洞子沟煤矿的负责人。十五个工作日后，工人又聚到区政府门口，他、贺某甲、王某甲、张某乙、金某甲和区领导在信访办协商未果，洞子沟煤矿矿长赵某甲出面一起协商，让金某甲提供工资表并出资20万，剩下的钱赵某甲出。2012年11月初，高楼河镇政府向金某甲要工人工资表，他和金某甲先到镇政府，后来金某乙、彭某甲把工人工资表给金某甲送过去（都有金某甲签字），后来付某某、金某乙和政府一起核算。后来政府工作人员给他们做笔录，金某甲签字确认是洞子沟矿工人后，按照金某甲提供的工资表数额给工人发工资。发工资的第二天下午他领到97000多元，他哥汪某乙领到40740元，他全部拿着回旬阳老家了。彭某甲和金某甲的妻子吴某戊打电话要他领的工资，金某甲曾借他四十万，他对吴某戊说用汪某乙领的钱抵金某甲欠他钱的一部分，于是他就拿了这十四万余元。他愿意退赔在高楼河镇政府领到的钱。去市政府上访后，金某甲打电话让他整理一套工人工资表，他说弄不了。过了几天，张某乙带了一个中年男子到金某甲办公室，矿里的孙会计、吴总管开始整理工资表，让他帮忙，他说不会就准备睡觉了。他听这些人讨论说把现在硫磺四矿和安里矿工人花名册合起来顶替洞子沟矿工人去政府索要工资。第二天，他看见金某甲从朱会计那把工资表拿走了。同时还证实，2010年至2012年李某己在洞子沟煤矿干过活，2010年至2012年汪某乙在洞子沟煤矿干过活，王某甲在洞子沟煤矿干过活，李某庚、全某某、贾某某三人曾在洞子沟煤矿分别见过，贾某某在硫磺矿跑销售，全某某在硫磺矿开了一个商店，李某庚干啥不清楚。杨某甲等三十二人这些人都不认识，他在洞子沟当主管时没印象。
12、被告人查某某供述证实，他是金某甲手下工头，2012年3月带了四五十人负责硫磺四矿井下生产。2012年10月初，金某甲曾给他说过洞子沟煤矿欠他的工程款和押金，想假借洞子沟煤矿欠工人工资，通过政府帮忙要回洞子沟煤矿欠的钱。金某甲让张某乙转达给他，让带七、八个工人去高楼河镇政府要工资，金某甲欠他的工队30多万元没发，后张某乙带着他们一起去高楼河镇政府和铜川市政府，还在耀县住了一晚上，次日，不知道谁拿的横幅上写的大字“洞子沟煤矿欠工人血汗钱”闹了一阵子，后来他们被接到印台区信访大厅，金某甲把他们叫到一起说“政府的人问你们是哪里的工人，就说是洞子沟煤矿的工人，不要说是硫磺四矿的”，笔录做完后，区政府领导说半个月解决问题。他没在洞子沟煤矿干，洞子沟煤矿不欠他工队工资，张某乙、王某甲、汪某甲、付某某都曾在洞子沟煤矿干过。金某甲安排张某乙负责组织工人去铜川要工资的。过了几天，张某乙通知他和他的工队到高楼河镇政府要钱，张某乙把工人组织好，介绍了洞子沟煤矿的基本情况，临走时给工人每人发了一张工资条。第二天天亮他看见镇政府院子告示栏里贴着工人工资表，工作人员开始做笔录，金某甲签字确认是洞子沟煤矿工人，然后到窗口按金某甲提供的工资表数额发工资，他领了26029元，被张某乙收回。当时他的工人把领到的四万多元交给他，他没数又转交给了张某乙。回矿上后，张某乙给他们发了误工费。他的工队去了游某某等7人。
13、证人唐某甲证言证实，赵某甲是洞子沟煤矿的法人代表，他和赵某甲是表兄弟。2010年9月底，洞子沟煤矿和金某甲签订了建井合同。井下建井材料、设备一部分是洞子沟煤矿提供的，一部分是金某甲的。矿方先验收建井进度、质量，验收合格后，次月给金某甲的账户汇款，有时给现金，有时款项未能一次结清，分多次给付。从2011年6月至2012年5月底，洞子沟煤矿共付给金某甲806万元左右。付款前，会计算好让赵某甲签字，签完字后汇款。金某甲领到钱后，应该在结款单上签字并写领条，其中金某甲有几个月未写领条，未签字，但矿方的汇款单都保存着。汪某甲是工队的总负责人，2011年金某甲工队最多60人。2012年3月至7月，大约有20人，人员流动不大。金某甲工队2010年10月至12月，2011年3月至10月进行井下建设，其他时间段没有开工，洞子沟煤矿将井建工程款给金某甲结清后，工人放假。到2012年腊月25日前后，洞子沟煤矿给了金某甲50万卖煤的钱，2012年4月份，洞子沟煤矿将2011年之前欠金某甲的各种款项一次性结清了。2012年3月至7月金某甲工队约有30人（最少时只有十几个人）做些辅助工作。2012年8月前后洞子沟煤矿将建井的工程款、建井出煤款给金某甲支付后，还差15万元，由于部分工人工资没付完，工人不走，2012年8月，他在“借款单”上签字，经胡某某手给汪某甲15万工人工资，将工人遣散。2012年所有款项已给金某甲支付完毕。据他了解，金某甲只欠部分工人工资，不超过8万元。2012年煤价不好，金某甲不想在洞子沟煤矿继续干井建工程了，想单方撕毁井建合同。于是2012年10月15日，汪某甲组织带领工人堵市政府大门，想借政府给洞子沟煤矿施加压力，套走安全风险金，设备款等。签订合同时按照约定为保证施工安全，约束施工质量，金某甲支付了200万元风险保证金。金某甲工队中2010年王某甲是会计，2012年是付某某。
14、证人唐某乙证言证实，2011年5月前他在洞子沟煤矿工作，负责矿建工作和工队结算。金某甲于2010年9月承包矿建工程，2011年春节签了第二份关于巷道的合同。他在洞子沟煤矿期间都和金某甲工队结算完了，没欠金某甲一分钱。
15、证人赵某乙证言证实，他是2011年6月15日至2012年8月在洞子沟煤矿工作，2011年7月20至2011年底担任洞子沟煤矿斜井主管，负责和金某甲工队结算工程款，期间和金某甲签订了一份煤矿井下工程承包合同。他主管半年时间里都按照协议和金某甲按月结算清了，不欠金某甲工队的钱。
16、证人李某辛证言证实，他是洞子沟煤矿的销售科长，2012年10月份他作为洞子沟煤矿代表参与核查了工资表一事。核查工资表的有高楼河镇政府的贺某乙、金某甲工队的出纳、郑某某和他。核查的工资表由金某甲提供，金某甲批示。工资表记录了洞子沟煤矿2011年6月至10月，2012年2月至6月所欠工人工资，其中部分已发。他们工资表所提供的数据按月分别汇总，最后把所拖欠数据汇总，总额大概383万元。核查完毕后，工资表由高楼河镇政府封存。当时核查时发现工资表记录信息不实，矿上的工人也就几十个，没有工资表上记录那么多（199人）。
17、证人郑某某证言证实，他在洞子沟煤矿销售科工作，2012年10月他作为洞子沟煤矿的代表参与了核查工资表。参与核查的有高楼河镇政府一个代表、金某甲工队的出纳、再就是他和李某辛。工资表是由金某甲工队造的，金某甲批示、提供的。记录了2011年6月至10月，2012年2月至6月所欠工人工资，其中部分已发。核查以人为单位，算出大约二百人，总金额三百多万。他常年在洞子沟煤矿，一般没有那么多人干活。
18、证人贺某乙证言证实，他是高楼河镇政府企业办工作人员，2012年10月19日下午，印台区高楼河镇政府安排他、洞子沟煤矿金某甲工队会计付某某、洞子沟煤矿刘某乙、郑某某四人统计金某甲提供的拖欠工人2011年6月至10月、2012年2月至7月共计11个月工资，经核对拖欠199名民工工资373.9978万元。
19、证人朱某甲证言证实，2012年2月至2013年1月他在澄城县硫磺四矿任会计。2012年10月至11月硫磺四矿部分工人名义上是到铜川各级政府讨要洞子沟煤矿拖欠他们的工资，但实际是以要工资为名帮金某甲要在洞子沟煤矿的生产承包押金和工程款。2012年10月底11月初的一天早上，一个叫汪某甲的男子给了张某乙二份工资表，其中一份是空表，另一份做好了但是有很多都改动过的手写工资表，改动的项目几乎都是数字的几栏，把数字由小改大，改动量也比较大，张某乙把表交给他让他按照做好的工资表重新抄一份，抄完后张某乙让把抄好的工资表交给汪某甲。
20、证人胡','2018-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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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ly][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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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ly]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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