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皖民一终字第0005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鹤壁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正兰，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炯，河南路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伟，男，1967年1月12日出生，汉族，阜阳市鑫达燃料物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洪绍泉，安徽兄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振江，男，1955年1月11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英利，男，1956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原禹州市浅井乡胜利煤矿矿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根成，男，1958年3月6日出生，汉族。
上诉人鹤壁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鹤煤集团）因与被上诉人刘伟、李振江、王英利、张根成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阜民二初字第000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12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鹤煤集团委托代理人张炯，被上诉人刘伟的委托代理人洪绍泉、被上诉人李振江、王英利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张根成经本院依法公告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05年9月13日，河南省煤炭铝土矿资源整合领导小组办公室向许昌市资源整合领导小组下发了《关于许昌市煤炭资源整合规划方案调整的批复》（豫资源整合办（2005）19号），该批复同意禹州市浅井乡胜利煤矿调整加入到鹤煤集团。2006年7月12日，河南省煤炭工业局向鹤煤集团下发了《河南省煤炭工业局关于禹州鹤煤胜利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煤矿）技术改造初步设计的批复》，该批复载明，禹州鹤煤胜利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禹州鹤煤胜利公司）是鹤煤集团根据河南省煤炭铝土矿资源整合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对许昌市小煤矿整合规划方案的批复》（豫资源整合办（2005）10号）的精神，由原禹州市浅井乡胜利煤矿整合扩储后改制而成。2005年9月30日，鹤煤集团与禹州市浅井乡胜利煤矿签订了一份《煤炭资源整合协议》，该协议约定，整合后企业拟用名称：禹州鹤煤胜利公司。整合后企业出资人鹤煤集团与王英利。2007年1月8日，禹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禹州鹤煤胜利公司下发了《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禹州鹤煤胜利公司通过了公司名称的预先核准登记。2007年3月3日，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选举王春邦为禹州鹤煤胜利公司董事长，聘任李振江为禹州鹤煤胜利公司总经理。聘任阴国林等人为禹州鹤煤胜利公司副总经理。2006年9月30日，禹州市浅井乡胜利煤矿全体股东向李振江出具了委托书一份，授权李振江代表禹州市浅井乡胜利煤矿，就双方煤炭资源整合有关事宜进行谈判，并代表全体股东对外签署有关合同和协议。2009年1月5日，李振江为禹州鹤煤胜利公司设立办理采矿权许可证向刘伟借款人民币700万元，并签订借款及抵押协议，该协议约定借款期限为12个月，借款利率为月息3分，并由禹州鹤煤胜利公司以其采矿许可证向刘伟提供抵押担保。2009年1月6日，刘伟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转帐直接汇入河南省国土资源厅（河南省财政厅预算外资金财政专户）648.782万元及80万元，用于李振江办理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的采矿许可证。2011年7月17日，禹州鹤煤胜利公司向刘伟出具了一份承诺书，承诺：原签订的《煤炭销售合作协议》继续有效；原签订的借款1700万元及担保协议继续有效，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继续承担保证责任和担保责任，直至借款本息还清为止。另查明，禹州鹤煤胜利公司至今未进行设立登记。2012年3月2日刘伟因李振江欠款到期后，未及时履行还款义务，而鹤煤集团、王英利和张根成系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的发起人，应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为由，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依法判决：1、李振江、禹州鹤煤胜利公司、鹤煤集团、王英利、张根成共同偿还刘伟借款本息合计1280万元；2、刘伟对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的采矿权享有优先受偿权；3、本案的诉讼费由李振江、禹州鹤煤胜利公司、鹤煤集团、王英利、张根成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本案借款及抵押协议的效力问题。本案的出借人刘伟虽未在借款及抵押协议上签名，但该协议上的签名人是刘伟之妻徐爱玉，且刘伟于借款及抵押协议签订的第二天就把所借款项汇到了河南省财政厅预算外资金财政专户，说明刘伟已以自己的汇款行为对于本案的代理人徐爱玉的代签名行为进行了追认，该追认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为有效。本案庭审中，王英利曾对李振江在本案借款及抵押协议上的签名是否真实、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的印章是否真实提出了质疑，由于李振江未到庭参加诉讼，王英利虽对李振江的签名、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的印章提出质疑，但是王英利却未对其质疑进行举证或者提出鉴定申请。在王英利无证据证明李振江签名、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的印章系伪造的情况下，对于李振江在本案借款及抵押协议上签名、禹州鹤煤胜利公司印章的真实性予以认定。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自法人成立时产生，至法人终止时消灭。禹州鹤煤胜利公司始终未经工商管理机关依法注册登记成立，并不具备签订合同的主体资格。因此，以该公司名义签订的借款抵押协议无效。其次，《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法》第28条规定，公司名称预先核准的有效期为6个月，有效期满核准的名称自动失效。禹州鹤煤胜利公司预先核准名称的保留期是2007年1月8日至2007年7月7日，以该公司名义签订抵押协议的时间是2009年1月5日。因此，以该公司名义签订协议的行为不符合“以设立中公司名义从事与设立公司相关行为”的概念，以其名义签订的抵押协议当然没有法律效力。第三，2009年1月5日刘伟等三方签订的《借款及抵押协议》第4条约定，禹州鹤煤胜利公司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5日内，必须追认抵押条款的效力。因该公司始终未成立，从合同效力待定的原则审查，该条款未生效。综上所述，本案借款协议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应为合法有效的合同。抵押条款因禹州鹤煤胜利公司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而无效。二、关于李振江在本案中的借款行为是否为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的设立行为问题。因李振江原系禹州市浅井乡胜利煤矿的股东、矿长，2006年9月30日，禹州市浅井乡胜利煤矿全体股东向李振江出具委托书，授权李振江代表禹州市浅井乡胜利煤矿，就煤炭资源整合有关事宜与鹤煤集团进行谈判，并代表全体股东对外签署有关合同和协议。2007年3月3日，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聘任李振江为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的总经理。而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的章程载明，该公司的股东为鹤煤集团与禹州市浅井乡胜利煤矿，李振江又系禹州市浅井乡胜利煤矿的股东委托管理人。故李振江的身份，既能代表禹州市浅井乡胜利煤矿，又能代表禹州鹤煤胜利公司。按国土资源部、国家工商局《关于矿山企业办理采矿登记与企业工商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的相关规定，矿山企业办理工商设立登记的前提是必须取得采矿许可证。故李振江为了办理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的采矿许可证，于2009年1月5日向刘伟借款的行为，应认定为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的设立行为。三、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本案的借款及抵押协议签订于2009年1月5日，实际借出款项的时间为2009年1月6日，借款期限为12个月，故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从2010年1月7日起计算至2012年1月8日。但是，禹州鹤煤胜利公司于2011年7月17日向刘伟作出承诺，承诺本案借款及抵押协议继续有效，本案的诉讼时效于2011年7月17日中断，本案的诉讼时间应从2011年7月17日起重新计算。故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另外，从刘伟所举的一组阜阳到禹州的过桥过路费发票来看，该组票据反映了2008年10月至2011年7月期间，刘伟多次从阜阳到禹州的事实经过，该组票据亦证明了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四、关于本案民事责任如何承担的问题。本案的借款协议合法有效，抵押条款无效，李振江在本案中的借款行为是为了设立禹州鹤煤胜利公司，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依照合同相对性而言，本案借款合同的主体一方是李振江，故李振江作为本案合同的债务人应当承担本案借款的还款责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然禹州鹤煤胜利公司于2007年1月8日进行过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登记后未进行公司设立登记，故该抵押条款无效的法律后果应由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的发起人承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一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系该公司的发起人。本案中，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的章程载明，该公司股东系鹤煤集团与禹州市浅井乡胜利煤矿。根据民法、公司法相关法律规定及立法精神，公司章程于公司而言，其地位相当于公司“宪法”，且该公司章程有鹤煤集团的公司印章、公司代表许平凡签字确认，有禹州市浅井乡胜利煤矿的单位印章、单位代表李振江签字确认。从公司章程系契约的角度而言，本案中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的章程因有双方股东代表的签字、公司签章确认而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而本案中的多份证据均证明禹州鹤煤胜利公司是由禹州市浅井乡胜利煤矿调整并入鹤煤集团而成立的公司，故本案中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的发起人应认定为鹤煤集团与禹州市浅井乡胜利煤矿。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四条规定，在公司因故未成立的情况下，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的发起人应对该禹州鹤煤胜利公司在设立行为过程中所产生的费用和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而本案的借款，正是李振江为办理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的采矿许可证向刘伟所借。刘伟并未起诉禹州市浅井乡胜利煤矿，故本案借款的连带清偿责任，应由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的发起人鹤煤集团承担。由于本案的抵押条款无效，故刘伟诉请对该抵押物——采矿许可证享有优先受偿权，不予支持。刘伟于2009年1月6日分两笔向河南省国土资源厅汇款648.782万元、80万元，共计728.782万元，故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的发起人应对该728.782万元的本金及其利息承担还款责任。本案借款协议虽约定借款本金为700万元，但实际出借的款项数额为728.782万元。因本案借款及抵押协议的利息约定为月息3分，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对于民间借贷，利率约定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四倍的，不予保护。故本案借款利率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四倍的部分，不予支持。对于实际多出借的28.782万元，应从起诉之日起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一条、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李振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刘伟借款本金728.782万元（本金700万元利息自2009年1月7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本金28.782万元的利息自2012年2月10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二）鹤壁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于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刘伟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986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共计103600元，由鹤壁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鹤煤集团上诉称：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涉案借款是李振江个人行为，与设立禹州鹤煤胜利公司无关。（1）禹州鹤煤胜利公司未成立、公章系伪造。《借款及抵押协议》和2011年7月17日的《承诺书》中，虽盖有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的公章，但该公司只是2007年1月8日进行了名称预核准，该公司最终并未成立。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公司设立时，只有工商营业执照办理完成后，经公安机关批准才可刻制拟设立公司的公章。该公司只进行了名称预核准，设立程序并未实际进行，工商营业执照未办理，公章显然是不存在是伪造的，且不在鹤煤集团控制之中。该公章不能代表拟设立的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的真实意志也不能代表鹤煤集团、王英利、张根成任何一位发起人的真实意志。原审法院并未对究竟是谁在《借款及抵押协议》加盖公章的事实进行调查，致使认定事实不清，判决错误。（2）禹州鹤煤胜利公司于2007年1月8日进行了名称预核准，期限为6个，即在2007年1月8日—2007年7月8日之间发生的设立行为才是设立该公司的行为。而刘伟的借款行为发生在2009年1月5日，与设立该公司无关。（3）刘伟提供的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的章程表明，鹤煤集团员工王春邦是该公司董事长，是法定代表人，只有王春邦能代表该公司且也只能在规定设立的期限内，其他任何人无王春邦授权都不能代表，包括李振江。（4）禹州市浅井乡胜利煤矿的资产及生产经营活动，由该煤矿原股东及李振江控制，与鹤煤集团无关。2009年11月该煤矿原股东及李振江将该煤矿卖与河南永兴铝业贸易有限公司。（5）涉案借款是李振江个人行为，应由其承担责任。刘伟与李振江签订的《借款及抵押协议》第1条约定：“乙方（李振江）为投资禹州鹤煤胜利公司而向甲方（刘伟）借款”。表明是李振江个人借的投资款，且发生在距设立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的最后期限2007年7月8日近两年后，显然不是为了设立禹州鹤煤胜利公司。（6）刘伟提交的禹州鹤煤胜利公司采矿权证显示该采矿权于2008年7月21日已经办理完成。原审判决认定“……矿山企业办理工商设立登记的前提是必须取得采矿许可证。故李振江为了办理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的采矿证，于2009年1月5日向刘伟借款的行为，应认定为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的设立行为”与事实不符。原审判决认定该借款是为组建与设立禹州鹤煤胜利公司而办理采矿权前置许可是错误的。2、原审判决程序违法。禹州鹤煤胜利公司未成立、无法人资格，刘伟列其为被告，原审法院无法依法送达法律文书。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四条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因故未成立的公司在设立期间为公司设立行为而产生的债务和费用。本案中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的设立行为发生在2007年，而借款行为发生于2009年，此时并无公司设立行为；并且如前所述该款项也非该公司设立所产生的必要费用，因此本案不应适用第四条的规定，判令鹤煤集团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了主合同有效，担保合同无效的责任承担方式，但原审判决既认定抵押协议无效，又认定抵押效力待定，前后矛盾，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借款及抵押协议》第4条约定，禹州鹤煤胜利公司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5日内，必须追认抵押条款的效力，因此该抵押协议效力待定，原审判决认定抵押条款尚未生效是正确的。本案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判令鹤煤集团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4、原审判决无法律依据。（1）《借款及抵押协议》第一条显示借款用途为李振江为投资禹州鹤煤胜利公司而向刘伟借款，该借款是李振江个人为向禹州鹤煤胜利公司进行投资而产生的，至于具体的投资方式、该借款的最终用途等都不能改变该借款属李振江个人借款，用于个人投资目的这一事实。李振江的个人投资行为其收益由其个人享有，由该投资行为产生的债务及风险亦应由其个人承担，何况没有证据显示鹤煤集团与李振江个人有过合作进行公司设立的意向或行为，即使存在李振江将该借款用于与鹤煤集团共同设立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的情况，在公司设立过程中，由于某个发起人的出资款系向他人拆借就判令其他发起人就该出资款承担清偿责任也没有法律依据，更谈不上连带责任的承担。原审法院将李振江个人借款进行投资的行为与该借款的实际用途混为一谈，违背了债的相对性原则。（2）原审判决认定抵押条款无效无法律依据，不符合合同法、物权法、担保法等相关规定。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判决无法律依据，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刘伟对鹤煤集团的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诉讼费由刘伟、李振江、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王英利、张根成承担。
刘伟答辩称：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准确，有足够的证据支持，与客观事实一致。（1）鹤煤集团是拟设立的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的发起人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由于拟设立的禹州鹤煤胜利公司没有成立，作为拟设立公司的发起人在公司因故未成立的情况下，对设立公司行为所产生的费用和债务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审判决对该事实的认定是清楚的。（2）李振江以自己的名义向刘伟借款，用于支付办理采矿许可证费用的行为，是属于设立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的行为，证据是充分的。①《借款及抵押协议》第一条写明“乙方为投资禹州鹤煤胜利公司而向甲方借款”，由于协议中的乙方李振江个人不是拟设立的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的股东，不可能为自己投资该公司，只能为两个股东（即发起人）鹤煤集团和禹州市浅井乡胜利煤矿投资该公司。②李振江在上诉状中明确表示向刘伟的借款属于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的职务行为，因为李振江被拟设立公司聘任为总经理，并且受拟设立公司两股东之一禹州市浅井乡胜利煤矿全体股东的特别授权委托，筹办拟设立公司。李振江在向刘伟借款时，就明确说明自己是代表拟设立公司向刘伟借款，并提供了拟设立公司董事会的聘任书以及股东特别授权委托书。刘伟也正是基于相信拟设立公司的发起人（控股股东）鹤煤集团，才出借这笔钱。③刘伟于借款协议签订后的第二天根据李振江的要求将这笔借款728.782万元（648.782万元和80万元）直接汇入河南省国土资源厅（河南省财政厅预算外资金财政专户）用于交纳办理拟设立公司的采矿许可证费用，而办理采矿许可证，划定采矿范围正是设立采矿企业必经的法定程序。刘伟借出的728.782万元全部用于设立禹州鹤煤胜利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一条、第四条的规定，原审判决鹤煤集团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是正确的。2、刘伟在与李振江及禹州鹤煤胜利公司三方签订《借款及抵押协议》时，只知道李振江是拟设立的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的总经理并受拟设立公司两股东之一禹州市浅井乡胜利煤矿全体股东的特别授权委托，全权办理拟设立公司的设立事宜。协议上盖有拟设立公司的公章，刘伟并不知道拟设立公司名称预核准的期限。因此，不论该抵押担保是否有效，刘伟都是无过错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即使该担保协议无效，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由于借款人至今未偿还该笔到期借款，已造成了刘伟728.782万元本金及利息的损失，因此拟设立的禹州鹤煤胜利公司应和债务人连带承担该笔款项的赔偿责任。又由于禹州鹤煤胜利公司至今未依法成立，原审判决由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的发起人鹤煤集团与债务人连带承担该笔款项的赔偿责任，合法有据。3、鹤煤集团上诉状所列其他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1）拟设立企业之所以要进行企业名称预先核准，其目的就是为了方便拟设立企业以自已的名义进行设立活动，法律只是禁止用预核准名称进行经营活动，至于本案《借款及抵押协议》中的禹州鹤煤胜利公司公章是否系伪造，那是该公司股东的内部纠纷，与本案无关。如果鹤煤集团认为公章系伪造，在原审审理时就应该申请鉴定，现既不申请鉴定，又说是伪造，没有依据。（2）根据《企业名称登记管理实施办法》第28条的规定，拟设立的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的预核准名称2007年7月8日到期后，只表明拟设立公司的预核准名称在法律上失去效力，而设立公司的行为还可以照常进行，鹤煤集团将预核准名称6个月的有效期与公司设立期限等同起来，是对法律的误解。（3）刘伟提交的资产移交表表明，禹州市浅井乡胜利煤矿已并入鹤煤集团并向鹤煤集团移交了约定的资产。（4）李振江是拟设立的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的总经理，且又受拟设立公司一方股东委托全权办理公司设立事宜，李振江当然能代表拟设立公司进行设立活动，况且涉案借款的728.782万元已全部用于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的设立。（5）关于采矿权证发放日期的问题，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先填好了采矿许可证，再向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的发起人即股东收取费用，是允许的，不影响李振江为设立禹州鹤煤胜利公司而向刘伟借款支付办理采矿许可证费用这一事实的存在。综上，原审判决并无不当，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李振江答辩称：1、本案不属于借款合同纠纷，而是刘伟与李振江的合作经营关系，借款合同是双方商定的一种担保方式。2008年由于禹州市浅井乡胜利煤矿技术改造需要大量资金，且技改时间有限，煤矿资金不足，经人介绍阜阳市鑫达燃料物资有限公司需找一家煤矿合作常年供煤，经多次考察论证，2008年5月2日与李振江签订了煤炭销售合作协议，该协议约定：（1）需方向煤矿预交煤款1000万元，煤价比市场价每吨低25-30元，需方负责煤矿销售管理工作。煤矿无权对外销售，包销期限四年（2008年5月-2012年5月）；（2）预交煤款支付及管理方式：由于煤矿在银行未设立账户，双方商定该款由李振江本人提供个人身份证办一个禹州市农行卡，对方将此款存入。交款方派专人（时锋）保存并设密码，需要用款由时锋请示交款方领导批准，取款由李振江交煤矿财务入账，取款用途由他们决定，李振江无支配权。从该项银行流水账单看，卡上的利息也由他们取走，有该项银行流水账单及煤矿财务收款凭证和购煤清单为证。因河南省政策及鹤煤集团管理因素，煤矿从2008年8月开始长时间停工，2009年元月河南省又进行煤矿验收，煤矿采矿证无延续，为保证验收通过，双方协商煤矿采矿证价款由刘伟办理，实际需交采矿权价款648万元，办理后与阜阳市鑫达燃料物资有限公司原交的1000万元煤款，两款项合并按1700万元入股合伙经营胜利煤矿。协议签订后，从2009年元月起刘伟从安徽选派多名高管人员，对该煤矿进行全面的实际管控，矿长轩风福、机电矿长吕世清、财务人劳科长葛雷、销售矿长时锋、徐昌锋、孟祥等人均属刘伟方管理人员。即使该合作协议在执行中出现了某些问题，需要解除或补充，也应该由协议双方协商或者由人民法院调解或裁决，而不能单方随意解除。2、本案的700万元借款，李振江并未收到，原1000万元预交煤款表面上存入了李振江的个人账户，李振江从未有保管权和支配权，且全部用于双方合伙经营的煤矿，李振江个人不应当承担还款责任。3、原审法院开庭前，李振江本人未接到开庭传票，采用公告送达，李振江无法到庭行使诉权，程序违法。
王英利答辩称：原审判决王英利不承担发起人的连带责任正确。但王英利因无故被刘伟民事起诉案件牵连，造成的精神、身体和经济损失费计九万元应该补偿；依法判定《采矿许可证》（证号4100000830191）无偿归还原禹州市浅井乡胜利煤矿法定代表人王英利及全体股东，并由刘伟承担经济损失。理由为：1、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到2007年7月8日就已经期满自动失效，该公司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有效期延长到2009年1月5日的说辞不能成立，不存在经营性质的借款权，担保性质的抵押权和职务行为的借款行为。2、2006年9月30日，禹州市浅井乡胜利煤矿全体股东向李振江出具的委托书一份，是李振江自制的、假的，签名也是假的。3、资产转让移交表中的移交方的李振江、阴国林、马喜随、韩全有，没有资格和权利代表禹州市浅井乡胜利煤矿及全体股东，属违法移交。4、刘伟的民事起诉状和李振江的上诉状无法令人信服。禹州市浅井乡胜利煤矿是集体组成的股份制煤矿企业，根据河南省煤炭铝土矿资源整合领导小组办公室豫资源整合办（2005）19号文件，2005年10月前后，煤矿法定代表人兼矿长王英利与鹤煤集团全权代表马耕签订了《煤炭资源整合协议》，并约定在适当时机筹建禹州鹤煤胜利公司，但由于种种原因，到2006年4月8日工商核准的有效期满，双方拟建的新公司也没有正式成立。在此期间也就不存在任何经营权、借款权或资产抵押权。但新公司必备的证号为4100000830191《采矿许可证》，是在原禹州市浅井乡胜利煤矿证号为4100000431019《采矿许可证》的基础上扩储而成。又因鹤煤集团出资尚未正式实施之前，也不得不暂由禹州市浅井乡胜利煤矿所属和暂行管理权。2009年1月5日李振江拿着自制的所谓的证明信把证号为4100000830191的《采矿许可证》骗出，私自给了刘伟。禹州市浅井乡胜利煤矿及全体股东是受害方，刘伟想挽回损失的心情可以理解，但起诉所提交的资料虚假。
鹤煤集团在原审审理时未提交证据。二审庭审时，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证据1、2005年8月18日资源整合协议；2、2005年8月18日采矿权转让合同；3、2011年8月阜阳市鑫达燃料物资有限公司关于有条件退出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的函；4、2009年1月5日李振江与刘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证明：鹤煤集团2005年的整合实际是应当时政府安全需要进行的假整合，鹤煤集团不投资，不收益，仅承担安全责任。根据采矿权转让合同，采矿权证是免费获得的，所有价款有原禹州市浅井乡胜利煤矿承担，鹤煤集团没有授权借款的必要。李振江当时的借款为个人借款。股权转让协议书表明1700万元购买的是李振江49%股权中的50%，而不是购买鹤煤集团的股份，该1700万元借款转化为李振江的出资。由此可见，上述1700万元都是李振江个人借款，并结合阜阳市鑫达燃料物资有限公司给鹤煤集团的函，证明李振江与刘伟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是能得到执行的，刘伟与李振江的关系是合作经营关系，最多是债转股的概念，所谓借款不真实存在，李振江的答辩也说只是一个担保。第二组证据5、2013年4月27日鹤壁市公安局刑事警察支队向许昌市工商管理局调取的禹州鹤煤胜利公司工商登记档案的证明，内容为：“经河南工商综合业务管理系统查询禹州鹤煤胜利公司此名称未在我市有登记注册信息”。6、2013年8月6日鹤壁公安局刑事警察支队出具的情况说明，内容为：“禹州鹤煤胜利公司并没有在工商注册登记。经走访禹州市工商行政管理人员了解到该公司仅进行了名称预核准并未正式成立。到禹州市公安局调查禹州鹤煤胜利公司公章备案情况，未发现禹州鹤煤胜利公司字样的公章备案”。上述两份证据证明禹州鹤煤胜利公司并未成立，公章也未在公安机关备案，系假冒公章。第三组证据7、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许民一终字197号民事裁定书，该组证据用于反驳刘伟原审提交的该案件的原审判决书，证明该案件是有误的，不能用来证明原审判决的正确性。
刘伟质证认为：7份证据都是原审开庭之前形成的证据，不是新证据，二审不予质证。
李振江质证认为：所举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关于鹤煤集团假整合的意见不赞同。
王英利质证认为：证据1资源整合协议是废弃的协议。证据2股权转让协议失效，不能作为证据。证据3没有效力，李振江没有这个权利支配这个矿的资产。证据4协议已经失效，没有权利转让，也不成立。证据5、6只有工商局能证明这件事，公安局没有这个权利。证据7这个判决书不能单独作为一个证据。
经审查，鹤煤集团所提交的证据1-4均是在原审中应该提交的证据，故不认定为新证据。证据5、6仅能证明禹州鹤煤胜利公司进行了名称预核准，没有在当地工商部门注册，也没有进行公章备案，但不能证明禹州鹤煤胜利公司公章系伪造的目的。证据7与本案无关联性。
二审中刘伟继续提交原审所举证据：1、刘伟的身份证，证明刘伟的诉讼主体资格合法。2、借款及抵押协议，证明李振江向刘伟借款700万元，禹州鹤煤胜利公司为该借款提供了抵押担保。3、借款凭据，证明李振江已实际收到借款，该款已经汇到河南省国土资源厅财政账户，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出具的收据，载明以拟设立的禹州鹤煤胜利公司领取采矿许可证所交费用。证明这笔款是用于设立禹州鹤煤胜利公司。4、河南省煤炭铝土矿资源整合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证明有关部门已批准鹤煤集团与禹州市浅井乡胜利煤矿进行资源整合。5、2009年1月5日刘伟与李振江及禹州鹤煤胜利公司三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证明李振江已实际收到借款。6、承诺书，证明证据5所述的股权转让协议已失效，禹州鹤煤胜利公司承诺原与刘伟签订的借款1700万元协议及抵押担保协议继续有效，并承诺继续承担抵押担保责任至该1700万元本息还清止。7、资源整合协议，证明鹤煤集团与禹州市浅井乡胜利煤矿签署协议，决定对禹州市浅井胜利煤矿进行资源整合，并设立新公司，新公司的名称为禹州鹤煤胜利公司，该资源整合协议已经有关部门批准。8、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和通知书，证明禹州鹤煤胜利公司已经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交了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并获禹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同意，该公司发起人为鹤煤集团、王英利、张根成。9、禹州鹤煤胜利公司设立材料，证明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的发起人、公司组织机构及负责人，李振江是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的总经理。10、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的公司章程，证明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的股权构成及机构设置等。11、河南省禹州市人民法院（2010）禹民二初字第150号民事判决书，证明禹州鹤煤胜利公司是鹤煤集团的下属公司。12、施工合同书、备案表及采矿许可证等，证明禹州鹤煤胜利公司在筹备阶段以公司的名义进行民事活动或其他行为，且使用的该公司印章与借款合同的公司印章一致。13、阜阳到禹州的过桥过路费用单据，证明刘伟多次到河南禹州等地寻找李振江催要本案的借款。
二审庭审时，刘伟新提交证据1-4，单据两张、河南省环境保护局文件、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的文件及会议记录。证明：一直到2010年禹州鹤煤胜利公司还在进行内部和外部活动。证据5李振江的上诉状，内容为：“本案借款合同的主体一方在形式上是李振江，李振江的行为属于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的职务行为。因为李振江是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的总经理，借款合同中的款项用于办理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的采矿许可证”。证明李振江二审庭审中的陈述与刘伟系合伙经营无证据支持，没有事实根据，与其上诉理由不一致。
鹤煤集团质证认为：对刘伟原审所举证据的质证意见同原审，但补充说明证据3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所有交款方都不是刘伟，转账凭证数额与起诉数额不符，转账凭证也没有说明用于禹州鹤煤胜利公司采矿许可证，该转账凭证刘伟用于了其他业务。证据9显示王春邦是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可以证明李振江没有相应权限。证据6该份承诺书是伪造的。我方提供的公安局的证明显示禹州鹤煤胜利公司没有成立，也没有刻制公章，并且上面也没有签名，从形式来说该承诺书内容否定了李振江与刘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该份承诺是为了否定之前的股份转让协议重新获得诉讼时效而伪造的。关于刘伟二审补充的行政事业收费单据2张，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仅仅是事业单位交款上报的叙述，不能证明禹州鹤煤胜利公司已经成立，交纳的是资源补偿费，该两份收据可以证明合伙协议得到执行。关于河南省环境保护局文件，也证明该矿在刘伟控制之下。对于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的文件，可以看出是禹州筹建处，也就证明禹州鹤煤胜利公司是没有成立的，该文件也没有相应签章，真实性有异议。对于会议纪要，鹤煤集团已经提交证据，证明该公章是伪造的。关于上诉状，李振江不是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无权代表该公司，所述内容不是实情，是为了摆脱自己的责任。
李振江质证认为：对刘伟原审提交的证据2有异议。2009年1月6日向河南省国土资源厅交纳728万元采矿权价款，对728万元数额有异议，实际交纳648万元，另外80万元是禹州鹤煤胜利公司2008年8月18日交纳的。对刘伟提交的其他证据无异议。
王英利质证认为：借款协议第一项就把协议用途说的很清楚，按照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章程第46条担保不成立。借款凭证，没有实际意义。股权转让协议，李振江没有这个权利转让股权。承诺书、承诺的理由及公章均是假的。资源整合协议是真实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和委托书均是假的。李振江不是禹州市浅井乡胜利煤矿的股东。禹州鹤煤胜利公司有关职务推荐和公司章程也是假的，是用来成立假公司而伪造的。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章程后附的禹州市浅井乡胜利煤矿的公章是假的。判决书，没有借鉴价值。施工合同书与本案无关。阜阳到禹州的过桥过路费单据，是虚假证据。2007年6月26日的资产移交现场记录和资产转让移交表，都是造假的。刘伟二审中新提交的两张复印件，无法说明这是刘伟汇到河南省国土资源厅的。关于河南省环保局文件、禹州鹤煤胜利公司文件、会议纪要等都不能说明问题，不能作为证据。李振江的上诉状称借钱是职务行为，李振江原审没有到庭，可以说明公司不成立，总经理也不成立。
对刘伟原审中所举证据，原审法院结合鹤煤集团和王英利的质证意见，综合认证认为：证据1刘伟身份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2借款及担保协议是刘伟与李振江的真实意思表示，王英利虽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然其异议无证据支持。刘伟举证的委托书一份，可以证实李振江是受禹州市浅井乡胜利煤矿全体股东的委托，有权代表全体股东对外签署有关合同和协议，本案的借款协议正是为了成立禹州鹤煤胜利公司而由李振江签署，当属“有关合同和协议”，王英利对该证据的异议理由不成立。该协议上虽有打印日期“2008年12月23日”，但是下行又有手写日期“2009年元月5日”，结合本案后来李振江与刘伟多次签署的协议中均称本次协议的日期为“2009年元月5日”，所以该协议的日期应为手写日期。故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证据3借款凭据，该组证据是由刘伟向中国农业银行填写的结算申请书，日期是2009年1月6日，是在本案的借款协议签订的第二天就把该协议约定的款项按协议约定的用途汇到了河南省财政厅预算外资金财政专户，且该款项有中国农业银行的业务回单，有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出具的收款收据相印证。该票据上的交款人虽是禹州鹤煤胜利公司，但这正是刘伟应李振江的要求汇款，如果是李振江本人或者是禹州鹤煤胜利公司支付的该笔款项，则该笔款项的收据不可能由刘伟持有。该两笔汇款的额数虽与借款协议不一致，这正是由本案借款的特殊性所致，因为本案的借款是被禹州鹤煤胜利公司使用，并用来向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办理采矿许可证的费用。而双方当事人签订借款及抵押协议时，只知道办理该采矿许可证费用的大约数字，并不知道具体数额，直至缴款时，才知道该数额的具体数目。鹤煤集团与王英利对该组证据的异议理由不能成立，对刘伟所举证据3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证据4河南省煤炭铝土矿资源整合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一组，鹤煤集团与王英利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与文件内容均无异议，只是认为该组文件与本案无关。该组文件是河南省煤炭铝土矿资源整合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的《关于许昌市煤炭资源整合规划方案调整的批复》（豫资源整合办（2005）19号）、河南省煤炭工业局下发的《河南省煤炭工业局关于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煤矿）技术改造初步设计的批复》（豫煤规（2006）665号）、河南省煤炭工业管理局下发的《河南省煤炭工业管理局关于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煤矿）技术改造初步设计修改的批复》（豫煤规（2007）432号），该三份文件相互印证地证明了河南省煤炭资源管理部门为了解决煤炭资源整合规划问题，已批准禹州市浅井乡胜利煤矿调整加入鹤煤集团，由鹤煤集团与禹州市浅井乡胜利煤矿共同出资组建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的事实。正是为了组建与设立禹州鹤煤胜利公司，李振江与刘伟才签订了本案的借款及抵押协议，该组证据证实了本案借款的原因、背景与用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故对证据4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证据5是2008年5月2日阜阳市鑫达燃料物资有限公司与李振江、禹州鹤煤胜利公司三方签订的借款及保证协议，2009年1月5日刘伟与李振江及禹州鹤煤胜利公司三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两份协议。经查，阜阳市鑫达燃料物资有限公司系本案刘伟所有的公司，2008年5月2日的借款及保证协议证明本案刘伟以阜阳市鑫达燃料物资有限公司名义借给禹州鹤煤胜利公司1000万元，2009年1月5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对2008年5月2日借款1000万元和2009年1月5日借款700万元的一个综合认可。该股权转让协议落款处有李振江和阴国林的签名并有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的印章，李振江和阴国林既是禹州市浅井乡胜利煤矿的股东，又是筹建中的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的总经理。该两份协议印证了本案借款及抵押协议的真实性与收到本案借款的真实性。故对证据5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证据6承诺书是禹州鹤煤胜利公司于2011年7月17日出具给阜阳市鑫达燃料物资有限公司及刘伟总经理的，它既印证了刘伟与阜阳市鑫达燃料物资有限公司的关系，又是对李振江与刘伟签订的原三份协议的再次确认，对于其证明效力予以确认。证据7资源整合协议两份，该两份协议是由鹤煤集团与禹州市浅井乡胜利煤矿于2005年8月18日、2005年9月30日签订的，该两份协议签订的依据是河南省2004年、2005年制订的一些文件与政策精神，与证据4相互印证地证明了禹州市浅井乡胜利煤矿并入鹤煤集团是为了落实河南省煤炭工业管理局及相关部门的一些规定与文件精神。该两份协议的存在亦是本案借款及抵押协议产生的背景之一，与本案有一定的关联性，鹤煤集团与王英利的异议理由不成立，故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予以确认。证据8是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承诺保证书和通知书各一份，鹤煤集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王英利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但无反驳的证据与理由。该申请书记载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的发起人为鹤煤集团、王英利、张根成，该申请书所附的承诺保证书为禹州市浅井乡胜利煤矿所出具，保证该申请书所填写的内容和提交的文件是真实、有效、合法的，如有虚假，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该通知书表明禹州鹤煤胜利公司在设立过程中，于2007年1月8日起已经禹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同意获得企业名称预先核准。因本案借款就是为了设立禹州鹤煤胜利公司，所以该组证据与本案有关联性。但是，因该组证据无王英利的签字确认，故对该证据证明王英利为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的发起人的证明效力，不予确认。因为王英利系禹州市浅井乡胜利煤矿的法定代表人，王英利的签字在有些情况下可以代表禹州市浅井乡胜利煤矿，但禹州市浅井乡胜利煤矿的签章却不能代表王英利。因张根成未到庭参与本案诉讼，对其在申请书中的签名是否为其真实意思表示，无法查实。但结合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的章程，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的股东应为鹤煤集团与禹州市浅井乡胜利煤矿，所以对张根成，不宜认定为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的发起人。对该证据证明禹州鹤煤胜利公司已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证据9和10，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的设立资料和公司章程，鹤煤集团对该两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王英利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没有任何意义。该组设立资料中的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第三项载明，聘任李振江为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的总经理，第四项载明，聘任阴国林为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的副总经理。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的章程载明该公司的股东为鹤煤集团与禹州市浅井乡胜利煤矿，上述资料的落款日期均为2007年3月3日。上述证据表明，李振江与刘伟签订本案的借款及抵押协议时，其身份是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的总经理，故该组证据间接地证明了本案借款发生的背景及条件，与本案具有一定的关联性，故对其证明效力，予以确认。证据11，河南省禹州市人民法院（2010）禹民二初字第150号民事判决书，是禹州鹤煤胜利公司在设立过程中的另一起民事纠纷，该民事责任的最终承担者为鹤煤集团，间接地证明了本案的民事责任亦应由鹤煤集团承担。本案到庭的鹤煤集团和王英利均认为该份判决书与本案无关，故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确认。证据12，施工合同书及备案表、采矿许可证、资产转让移交表等。除了采矿许可证，本案到庭的鹤煤集团和王英利对于其他各证据均不予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施工合同书是禹州鹤煤胜利公司为了了解该公司的地层及构造情况，与河南省豫西煤田地质勘察有限公司第四工程处签订的施工合同书，委托该第四工程处在其矿区范围内进行电法勘察、生产补钻。备案表是禹州鹤煤胜利公司为了采煤而向河南省相关国土资源局提交的申请备案表。采矿许可证的采矿权人是禹州鹤煤胜利公司。资产转让移交表等载明禹州市浅井乡胜利煤矿因并入鹤煤集团而向该集团公司移交了双方约定的资产。故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刘伟的证明目的予以确认。证据13，阜阳到禹州的过桥、过路费单据及车票，鹤煤集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王英利亦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经核查，该组票据分别为2008年10月至2011年7月期间往返禹州至阜阳的过桥、过路费单据及车票。刘伟诉称，其借给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的本案款项，是为了帮助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缴纳采矿许可证费用。该组票据反映了刘伟为了考查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用款的真实性及后期为了索要该欠款而多次去禹州寻找李振江及禹州鹤煤胜利公司其他相关人员的经过，故对该证据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
本院对刘伟原审中提交证据的认证意见同原审。二审中新提交的李振江上诉状，由于李振江未及时缴纳二审案件上诉费，已被按照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其他证据均是对原审所举证据的补充说明，不认定为新证据。
李振江原审中未到庭也未提交证据。二审中，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2008年5月2日煤炭销售合作协议，一方是禹州鹤煤胜利公司，一方是阜阳市鑫达燃料物资有限公司，预交煤款1000万元。证据2，2008年5月2日借款及保证协议，证明目的禹州鹤煤胜利公司，没有注册，法人没有成立，用借款协议作为这个销售协议的担保。证据3，2009年1月5日股权转让协议书，主要说明煤炭合作协议1000万元转入合作的股份，加上上交国土资源厅648万元作为股份合作经营这个煤矿。证据4，2009年1月5日借款及抵押协议，是股份转让协议的担保方式。证据5，煤炭协议实施过程中从禹州市浅井乡胜利煤矿2008年7月提取56余万元的煤。证据6，阜阳市鑫达燃料物资有限公司预交1000万元购煤款的主要用途做的详细统计，统计时间为2010年2月15日。证据7，禹州市浅井乡胜利煤矿1000万元具体收款证明，时间是2010年1月20日。证明这笔款不是李振江个人用的，而是用于禹州市浅井乡胜利煤矿。证据8，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证明1000万元存入银行卡，因为禹州鹤煤胜利公司没有帐户，所以才存到李振江的卡里，刘伟一方设密码便于管理，需要用钱时再请示，取出来给李振江再使用这个管理方式。证据9，煤炭资源整合协议，证明2005年9月30日禹州市浅井乡胜利煤矿已整合到鹤煤集团。证据10，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章程，该章程第13条说明鹤煤集团为什么不出资的原因，50%的资产是用禹州市浅井乡胜利煤矿的资产转让的。有禹州市浅井乡胜利煤矿生产150万吨煤，不收取费用，用于抵股权，说明李振江在这个公司的职务。证据11，2006年10月18日的出资协议书，甲方是鹤煤集团，乙方是禹州市浅井乡胜利煤矿，证明禹州市浅井乡胜利煤矿已经加入到鹤煤集团。证据12，2007年6月26日的资产转让移交表。证明禹州市浅井乡胜利煤矿和鹤煤集团成立的公司得到实际实施和落实。证据13，2008年8月18日河南省国土资源厅下发的《探、采矿权收费通知单》，需交纳办理采矿许可证费用728万元，当天已经交了80万元，剩下只能是648万元。证据14，2007年1月3日，禹州市浅井乡胜利煤矿关于禹州鹤煤胜利公司职务推荐人选的通知。另外说明一点，由于禹州鹤煤胜利公司没有注册，公司财务用章均用禹州市浅井乡胜利煤矿财务专用章代替。
鹤煤集团质证认为：证据1，禹州鹤煤胜利公司没有成立，李振江签章只能代表个人。证据2，1000万元存到李振江个人账户，是对证据1的担保，说明李振江与刘伟之间没有真实的借款关系，并且保证人禹州鹤煤胜利公司未经鹤煤集团允许，该公司也未成立，该协议注明乙方李振江为了投资，属于个人借款。证据3，股权转让协议，禹州鹤煤胜利公司没有成立，公章是假的，不能代表鹤煤集团，本合同中的条款说明李振江借刘伟1700万元购买的是李振江所有的49%股权中的股份，而不是鹤煤集团的股份。综上，1700万元是李振江的个人借款。证据4与证据2意见一样。证据5与证据1相呼应，说明阜阳市鑫达燃料物资有限公司与李振江之间并不是借款关系。证据6说明1000万元是李振江个人借款，该1000万元不受李振江控制，证明李振江与刘伟是合作关系。证据7、8质证意见同证据6。证据9关于资源整合协议，该项注册资本350万元，与实际情况不符，综合章程来说，鹤煤集团并不是真正的整合禹州市浅井乡胜利煤矿，只是当时在政府安排下的假整合，该煤矿已卖给河南永兴铝业贸易有限公司，目前政府主导新的整合尚未完成。证据10、11、12与证据9质证意见一致。证据13证明该笔款项是李振江个人支付煤炭采矿权价款。证据14，不能证明李振江的职务问题，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章程里载明王春邦是法定代表人。
刘伟质证认为：证明1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实现李振江的证明目的。刘伟起诉的是1700万元债权债务当中的700万元，这个协议与本案无关。证据2是为1000万元提供的担保，与本案无关。证据3没有异议。李振江告诉刘伟是股东，但通过庭审已经证实李振江不是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的股东，他向刘伟转让股份是不存在的也不能实现。证据4是真实的。禹州鹤煤胜利公司的这种担保是有','2018-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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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名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Items:[{法条名称:\'第八十六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八十六条 行政机关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申请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ly] （一）具体行政行为依法可以由人民法院执行；[ly]
（二）具体行政行为已经生效并具有可执行内容；[ly] （三）申请人是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ly]
（四）被申请人是该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的义务人；[ly] （五）被申请人在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期限内或者行政机关另行指定的期限内未履行义务；[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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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条
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申请进行书面审查，对符合本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且行政决定具备法定执行效力的，除本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情形外，人民法院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七日内作出执行裁定。[ly]\'}]}]};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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