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杭商终字第151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来有。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金康。
上诉人（原审原告）：戴明东。
上诉人（原审原告）：戚兴根。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永连。
上诉人（原审原告）：方惠芬。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玉梅。
上诉人（原审原告）：干银达。
以上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高利亚、郭玲娟（未到庭），浙江乾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戴木根。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倪国耀。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叶连奇。
以上三位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姜红红、王进，浙江君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东港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戴明东。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刘为平、陈慧梅，上海锦天城（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沈来有、陈金康、戴明东、戚兴根、王永连、方惠芬、王玉梅、干银达、戴木根、倪国耀、叶连奇因与被上诉人杭州东港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东港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3）杭江商初字第14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7月1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东港公司由原杭州四季青建筑有限公司（下称四季青公司）更名而来。2001年4月20日，四季青公司章程载明：“……第九条公司总股本为1000万元，合10000股。公司股份由主管单位集体股和职工股组成。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第十条公司资本构成，1、主管单位集体股300万元，合3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2、职工个人股为本公司职工直接投入的现金635.32万元，合6353.20股，及646.8股，按职工贡献大���、入股多少量化给企业职工，股权归主管单位集体所有，职工享受红利分配，占公司总股本的70%。第十一条股份发行。公司以股权证形式发行。并坚持入股自愿、股权平等、同股同利、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原则。1、股权证名称：四季青公司；2、股权证种类：记名式股权证，以人民币计值；3、股权证面值：每股人民币1000元，以面值发行；4、发行金额1000万元，计10000股。其中主管单位集体300万元，计3000股；职工量化股为64.68万元，计646.8股；职工现金股为635.32万元，计6353.2股。其中股东1戴明东出资194.53万元，股东2陈金康出资56.67万元，股东3戚兴根出资39.47万元，股东4沈来有出资39.47万元，股东5干银达出资22.57万元，股东6王永连出资39.47万元，股东7方惠芬出资21.38万元，股东8王珠凤20.73万元，股东9陈泉福出资9万元，股东10汪荣贵出资8.7万元，股东11戴木根出资8.7万元，股东12王玉连出资9.83万元，股东13童兴祥出资9.83万元，股东14王玉凤出资9.63万元，股东15卫国旗出资8.5万元，股东16张国华出资8.5万元，股东17沈雪元出资8.5万元，股东18倪国跃出资8.7万元，股东19汪费明出资7.1万元，股东20钱建中出资7.6万元，股东21於妙象出资4.9万元，股东22王有清出资7.7万元，股东23干寅福出资7.04万元，股东24施丽琴出资7.2万元，股东25沈杏珍出资7.2万元，股东26祝兰珍出资7万元，股东27陈菊美出资6万元，股东28陈福奎出资7.2万元，股东29沈玉香出资6万元，股东30孟仁兴出资2.6万元，股东31陈铸毅出资4.5万元，股东32谢志敏出资2万元，股东33叶连奇出资5.5万元，股东34叶美凤出资2万元，股东35干彩珍出资4.5万元，股东36沈来水出资3.5万元，股东37来水根出资1.4万元，股东38施金荣出资3.4万元，股东39陈仁法出资3.4万元，股东40方传林出资3.4万元，股东41四季青镇资产经营公司出资300万元。5、发行办法：职工持股的股权证由公司自行发售，股权证样式按统一规定印刷，经公司董事长签证，镇政府审批后生效。……第三十二条职工认购的现金股为一次认购2001年4月20日付款。第三十三条职工入股，必须按时足额交纳股金，领取股权证书。股份一经认购，不得退股。职工认购的股份在股金全额交纳的一年后可在企业内部转让，先法人后职工。现金股可依法继承。转让和继承必须办理过户手续。……”该章程由全部四十名自然人股东签名，集体股由主管单位四季青镇资管公司盖章。
2004年5月20日，东港公司向四季青街道办事处提交报告一份，载明：“四季青街道办事处：2002年初，国家建设部对全国建筑企业进行了全面清理整顿，经上级主管部门研究决定，我公司原四季青公司（三级资质）兼并给杭州滨江建筑工程公司（二���资质）经营。2003年7月，我公司原企业名称变更为东港公司，经营范围：实业投资。由于本公司原住所地被钱江新城征用拆迁，公司再无地重建，现公司极大部分职工股东认为：公司有拆迁补偿资金和其它利益，而十份担心对外实业投资风险较大，个人入股利益难以保证等原因，纷纷要求自愿退股分利。为了稳定发展企业和符合股东意愿，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将根据2004年3月街道审计小组对本公司的审计报告，通过公司财务结算方案，由公司股东自愿选择继续参股或退股。具体见附件关于结算四季青公司的方案，特此报告，盼批示！”，报告由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政府四季青街道办事处盖章。
2004年6月2日，东港公司方案载明：“各位股东：二OO二年初，国家建设部对全国各类建筑企业进行了全面的清理整顿，根据上级主管部门决定，本公司的建筑施工资质兼并给杭州滨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四季青公司名称不复存在；现变更为东港公司。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近二年多来，我们重点做了原建筑公司资产的应收应付、清理债权债务的大量工作，到目前为止，清理工作基本完成。二OO四年三月份四季青街道办派出五人财务审计小组，对我公司的财务情况进行较全面的审计结算。由于公司产业结构变化较大等其它原因，公司专门召开董事会研究，决定对原四季青公司的资产进行结算，以维护广大股东的切身利益。一、公司资产清算范围……二、计算程序……三、结算后总资产……四、资产的分配……五、有关说明1、通过结算面临的问题是，今后公司经营投资的重点是对外地的房地产开发，面临着土地招标拍卖，投资多，成本大，市场风险大，竞争十分激励的趋势，经济盈亏难以掌握，股东利益难以保证；同时面临着，公司建筑业务���基本停业，经济来源少，而每年应负担的行政和职工下岗工资及福利、应定额上交街道、折旧等其它费用达150-200万元之间（不包括每年支付股东的红利及贷款利息）。经济负担较重。对上述利润总额将会越来越减少。面对这种情况，为了增加股东收入和避免往后的经营风险，这次公司原则上考虑职工股东全部退股和分得红利。退股或继续参股由股东自愿。2、如股东继续参股者，公司决定不予退股和按此方案分得红利，将继续按股承担公司往后的风险和利益。如愿退股者，将分期兑现上述计算出的红利和退还现金股，同时，由公司收回其量化股，今后将不参加公司红利分配及不承担公司的盈亏，与本人无关。3、公司股东必须在二00四年六月二日到二00四年六月八日内由本人签名作出对本方案的选择，交给本公司财务室留档。逾期作为自行放弃，公司另作处理。股东���名：继续参股：愿退股：，东港公司，二00四年六月二日。”方案由四季青街道办及东港公司盖章。2004年6月2日，沈来有、陈金康、戴明东、戚兴根、王永连、方惠芬、王珠凤、干银达各在一份方案的继续参股栏中签名，戴木根、倪国耀、叶连奇在愿退股栏中签名，叶连奇签名时间为2005年2月2日，沈来水等二十五名股东在愿退股一栏签名。
戴木根分两次从东港公司领取现金股及红利209400元、120360元，合计329760元；倪国耀分两次从东港公司领取现金股及红利209400元、120360元，合计329760元；其他二十五名签名愿意退股的股东已分两次领取了现金股及红利；叶连奇于2005年2月2日从东港公司领取现金股及红利207320元；另有四名股东于2002年2月6日领取了退股款，分别为谢志敏领22000元、陈仁法领37400元、来水根领15400元、施金荣领37400元。
戴明东分别于2004年11月12日、2005年2��26日向东港公司交入投资款1294832元（其中100万通过浙江物产国际货运有限公司交纳）、63532元，合计1358364元；沈来有于2004年11月17日向东港公司交入投资款240620元；陈金康于2004年11月12日向东港公司交入投资款68620元；王永连于2004年11月19日向东港公司交入投资款81790元；戚兴根于2004年11月19日向东港公司交入投资款81790元；王玉梅于2004年11月18日向东港公司交入投资款78594元；方慧芬于2004年11月18日向东港公司交入投资款72094元；干银达于2004年11月10日向东港公司交入投资款28428元。
2004年10月6日东港公司制定章程，章程第十条载明：“1、主管单位集体股300万元。2、主管单位量化给公司股东的64.68万元，按公司股东入股多少量化给公司股东，股权归主管单位集体所有，股东享受红利分配。3、股东个人为本公司股东直接入股的现金700万元（包括量化的64.68万元）。”章程附股东入股花名册一份，其中明确了股东姓名、现金出资额、量化股、出资比例等内容，按上述顺序载明的为戴明东：330.3664万元、33.6336万元、36.4%；四季青街道办事处（资产经营公司）：300万元、／、30%；陈金康：63.532万元、6.468万元、7%；沈来有：63.532万元、6.468万元、7%；戚兴根：47.649万元、4.8510万元、5.25%；王永连：47.649万元、4.8510万元、5.25%；方惠芬：28.5894万元、2.9106万元、3.15%；王玉梅：28.5894万元、2.9106万元、3.15%；干银达：25.4128万元、2.5872万元、2.8%，总计现金出资额为935.32万元、量化股为64.68万元。股东入股花名册分别由各人签名，四季青街道办事处由陈天根签名，章程由沈来有、陈金康、戴明东、戚兴根、王永连、方惠芬、王玉梅、干银达、陈天根签名，四季青街道资管公司、东港公司盖章。该章程未进行工商备案。
2013年5月7日，东港公司制定章程修��案，将原41名股东修改为12名股东，分别为四季青公管中心、戴明东、沈来有、陈金康、戚兴根、王永连、方惠芬、王玉梅、干银达、戴木根、倪国耀、叶连奇。并于杭州市工商局江干分局进行了备案。
另查明，四季青镇资管公司于2001年7月办理事业单位法人初始登记，法定代表人陈天根；2003年5月更名为四季青街道资管公司；2006年3月更名为四季青公管中心，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葛善龙。王玉梅的曾用名为王珠凤。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戴木根、倪国耀、叶连奇（下称戴木根等三人）是否为东港公司的股东。厘清该问题前首先需明确认定股东身份的证据认定问题。本院认为，对认定股东身份的证据应区分为三个层次：基础证据、推定证据、对抗证据。首先，基础证据，股东资格即股权的取得是以出资为前提，公司法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评估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因此，出资方面的证据是认定股东身份的基础；其次，推定证据，股权系股东和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故公司制备的股东名册等内部文件对股东身份的认定具有推定证明力；第三，对抗证据，善意第三人对于公司登记机关备案的登记文件的信赖利益应予保护，公司法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因此公司登记机关备案的登记文件具有对抗效力。理想状态下，三个层次证据中记载的股东信息应一致，但现实情形下由于种种原因会出现三个层次证据所载股东信息不一致的情形。因此在三个层次证据所载股东信息冲突的情形下，应当在保护善意戴木根等三人的前提下���重基础证据的效力。基于以上分析，解决本案争议焦点的核心在于如何对戴木根等三人签字确认愿意退股并领取现金股及红利，继而沈来有、陈金康、戴明东、戚兴根、王永连、方惠芬、王玉梅、干银达（下称沈来有等八人）向东港公司交入投资款的行为进行定性。沈来有等八人及东港公司均认为上述行为实际上是戴木根等三人将持有的股权转让给沈来有等八人。戴木根等三人认为退股仅涉及股东退股事宜，并无股权转让合意，东港公司应依法减少注册资本，因此退股并未完成，戴木根等三人仍为东港公司股东。原审法院认为，“退股”及沈来有等八人交入投资款的行为应认定为股权转让。虽然没有具体的股权转让合同，但整个退股及交入投资款的行为是在东港公司的组织下进行，从方案中所表达的基于风险考虑由股东自愿选择退股或继续参股的意思，在当时的��境下所有签署方案的股东均应清楚“退股”的意思及后果，只是所采取的股权转让方式与通常做法有所不同，且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东港公司制定方案并经签署的行为可视为签署愿意继续参股的股东与签署同意退股的股东之间相互发出转让或受让股权的要约及承诺，退股股东从东港公司领取退股款及沈来有等八人交入投资款应视为履行股权转让的行为，东港公司在整个行为中应属扮演转让方和受让方的受托人进行签署方案并代付代收股权转让款的居间人角色。戴木根等三人关于退股属于减少注册资本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减少注册资本属于公司重大事项，应经股东会决议决定，显然上述行为并非进行减少注册资本，且沈来有等八人亦将对应的投资款补足，并不存在公司注册资本减少的问题，故对该意见不予采信。至于叶连奇签署方案及领取退股款晚于东港公司2004年10月6日制定公司章程的时间亦属于履行时间滞后，并不改变其转让股权的性质。因此，二十九名股东退股及沈来有等八人交入投资款的行为，表明二十九名股东丧失股权及股东资格，而沈来有等八人继受取得了退股股东的股权，戴木根等三人已非东港公司股东应无异议，退股及交入投资款的证据应属基础证据。至于东港公司章程修正案及工商登记中仍登记有戴木根等三人的问题，根据上述证据层次的分析，在存在证据冲突的情形下应当尊重基础证据，即戴木根等三人领取退股款沈来有等八人交入投资款的证据应优于工商登记，且推定证据2004年10月6日东港公司的章程与基础证据所表明的股东一致，因此戴木根等三人已非东港公司股东，戴木根等三人原持有的股权除量化股部分外应按比例由沈来有等八人持有。关于四季青公管中心对股权的优先受让权问题，因2004���10月6日东港公司的章程中的股东花名册由四季青公管中心当时的法定代表人陈天根签名且经四季青公管中心盖章确认，表明四季青公管中心放弃了优先受让退股股东股权的权利，因此不影响沈来有等八人受让退股股权的效力。
关于持股比例的问题。涉及量化股权属性质，东港公司历史上2001年、2004年章程均表明量化股是集体股东根据自然人股东入股多少量化给股东，股权归主管单位集体，股东享受红利分配权。而集体股主管单位为四季青公管中心，因此量化股64.68万元权属应归四季青公管中心，自然人股东仅享有红利分配权，该部分股权不应于章程及工商登记机关记载并登记在自然人股东名下，否则可能造成善意第三人基于对工商登记的信任在交易中取得该部分量化股股权上的相关权利，造成东港公司管理混乱，侵害四季青公管中心股权，危害交易安全的后果。��戴木根等三人原持有的量化股红利分配权，戴木根等三人认为不应由沈来有等八人受让，原审法院认为四季青公管中心有权按照其意思将其股权红利分配权进行处分，按照历次公司章程的精神量化股红利分配权系集体股股东量化给职工的，且四季青公管中心在2004年章程上盖章，可视为其认可按比例将量化股红利分配权分配给沈来有等八人。经计算，各股东持股比例应为：四季青公管中心持股36.468%，戴明东持股33.03664%，陈金康持股6.3532%，沈来有持股6.3532%，戚兴根持股4.7649%，王永连持股4.7649%，方惠芬持股2.85894%，王玉梅持股2.85894%，干银达持股2.54128%。关于沈来有等八人要求确认公司注册登记股东与“股东入股花名册”一致的诉请，因登记行为系行政行为，在民商事案件中不予处理。综上，对沈来有等八人的部分诉请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4年6月4日判决：一、确认东港公司的自然人股东及持股比例为：1、戴明东持股33.03664%；2、陈金康持股6.3532%；3、沈来有持股6.3532%；4、戚兴根持股4.7649%；5、王永连持股4.7649%；6、方惠芬持股2.85894%；7、王玉梅持股2.85894%；8、干银达持股2.54128%；二、驳回沈来有等八人其它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0元，由东港公司负担。
宣判后，沈来有等八人及原审戴木根等三人均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
沈来有等八人上诉称：一、原审判决剥夺沈来有等八人“量化股”的股权，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一）东港公司于2000年进行第一次改制，由集体企业改制为集体和职工出资的股份制企业。首先由东港公司（前称为四季青公司“以下称乙方”）与四季青公管中心（前称为杭州江干区四季青集体资产经营管理公司“以下称甲方”）签订《企业转制合同》，依据合同第二条第1款约定：公司总股本金为308万元，甲方入股30%为92.4万元，乙方职工入股70%为215.6万元，在乙方职工70%股份中30%为净资产量化股64.68万元，70%为职工现金股计150.92万元（该条约定明确了甲方持股30%，乙方职工由量化股和现金股组成持股70%）。这是量化股的由来和历史基础，量化股是为推进企业改制设立的，是企业从净资产中拿出64.68万元作为资本金分配给职工鼓励职工入股的举措。（二）企业转制合同第二条第2款还明确：甲方同意按乙方实有资产的30%计64.68万元量化给乙方职工，量化给职工资产所有权归甲方，所增值部分分配归乙方所有。今后企业需清产核算时，结算方式，例：总资产为1000万，甲方按30%的股份得300万，乙方按70%股份得700万，其中乙方700万中应归还甲方64.68万元量化股资本金，余额归乙方（该条款意思明确：四季青公管中心同意将公司净资产64.68万元量化给企业职工入股，该量化股的资金是甲方垫给乙方职工的入股资本金，其资产所有权归甲方，并确定在企业清产核算时归还甲方，属本金债权关系。）同时，该合同第二条第4款规定：年终根据双方入股的股金享受红利或承担风险。（三）2001年4月公司章程第九条公司总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第十条第1款：主管单位集体股300万元，占总股本的30%；第2点：职工个人现金投入635.32万元及量化股64.68万元，按职工贡献大小，入股多少量化给企业职工，股权归主管单位集体所有（此处股权表述应为资产，2004年章程第十条第2款也同样股权表述应为资产）职工享受红利分配，占公司总资本的70%。章程第十条规定：坚持入股自愿��股权平等，同股同利，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原则。2004年公司章程第九条、第十条第1、3款和第十一条均相继明确了公司总股本及双方持股比例和按入股比例承担利益和风险原则。以上证据均阐明：量化股是属于企业职工入股的一部分，其利益和风险共担。（四）2004年公司进行了第二次改制，公司和四季青公管中心签订了《补充协议》明确：四季青公管中心从2004年1月1日起，其30%股份计300万元，按8%的回报实行定额回报，盈亏乙方（公司）自负，甲方不承担任何经营风险。此份《补充协议》是十分重要的证据，但原审法院竟不予认定。公司其他40位自然入股职工股东其中有32位股东先后选择了退股，由沈来有等八人出资相继受让了退股股东全部股权（含其量化股）。2004年公司章程第十五条第2款规定：由于主管单位集体股从2004年1月1日起所持股份已实行定额回报，不承担公司的盈亏，也不承担任何风险，公司召开的董事会或股东会时只行使监督管理，不行使表决权。此章程由四季青公管中心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公司在制定章程的同时又制定了股东入股花名册，明确了剩余职工自然人股东（即沈来有等八人）的现金出资和量化股出资比例及四季青公管中心的出资比例。该章程和股东花名册有四季青公管中心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和公管中心法人组织的盖章确认。在原审判决中也并没有否认2004年10月6日的公司章程和花名册的真实合法及有效性。公司于2013年5月7日对原32为自然人股东办理股权转让给沈来有等八人工商变更登记时，除本案戴木根等三人无理拒不配合办理外，其他29位股东配合办理了股权转让（含量化股）给沈来有等八人的变更登记，并无发生任何异议和不良影响。从上述理由和依据看，该量化股性质权属十分清晰，前述32位职工股东的股份（含量化股）全部转让给沈来有等八人后，该量化股权理应归沈来有等八人享有，一审时并没有对企业改制的事实依据进行分析，对证据也没有作出正确的认定，导致作出了错误的判决。自东港公司2000年改制至今已达14年，案外人四季青公管中心对企业股份中量化股分配给企业职工的权属从未发生过异议，在本案中，也从未以任何方式主张过“收回”量化股权益。基于《企业转制合同》及补充协议和章程上存在的相关量化股“职工享受红利分配”的事实依据理解，在企业改制时，合同双方为鼓励企业职工的入股积极性和减轻入股负担及企业职工为集体所作的贡献，是用集体部分资金无偿量化给职工作股金的表示。若该量化股份仅认定为由职工享受红利，完全是对企业量化股设置及作用的错误认定。企业的股东和股份应依据各方一致确认有效的2004年10月6日公司章程和公司花名册来认定。
二、原审判决确认的沈来有等八人股权比例剥夺了原确认登记在沈来有等八人名下的量化股比例，超出诉讼请求。沈来有等八人一审诉讼请求将登记在原审戴木根等三人名下的股权确认分别归沈来有等八人，并未涉及已经登记在沈来有等八人名下的量化股股权比例。但一审判决却认为“该部分股权（是量化股）不应于章程及工商登记机关记载并登记在自然人股东名下，否则可能造成善意戴木根等三人基于对工商登记的信任在交易中取得该部分量化股股权上的相关权利，造成东港公司管理混乱，侵害四季青公管中心股权，危害交易安全的后果”，从而在判决结果中仅确认沈来有等八人现金出资部分的股权比例，而擅自剥夺了原已经登记在沈来有等八人名下的量化股股权比例，超出了一审的诉讼请求范围，公司的量化股权6.468%应��沈来有等八人所有。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对一审判决确认的沈来有等八人的持股比例进行改判，确认东港公司全体股东持股比例与2004年10月6日的公司章程所载股东花名册记载一致并由东港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
东港公司针对沈来有等八人的上诉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戴木根等三人不是东港公司股东正确，但对于沈来有等八人的持股比例和职工量化股持有诉请的判决错误，具体理由如下：一、原审判决超出诉讼请求范围，违背不告不理原则。原审判决确认戴木根等三人所持有的现金出资部分股权归沈来有等八人所有，但未支持对应的量化股部分股权归沈来有等八人所享有，同时将沈来有等八人诉讼请求中未请求法院审理的，因沈来有等八人最初以现金出资比例而量化得到和现金出资受让29位退股股东股权量化得到的，并已经工商登记在沈来有等八人���下的量化股股权收归四季青公管中心，这是错误的。首先，违背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则。一审中，不论是原告、被告、戴木根等三人还是案外人四季青公管中心均未对已经登记在沈来有等八人名下的量化股提出争议和审理请求，一审这一判决超出了诉讼请求范围，违背了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则。其次，四季青公管中心从未主张量化股权属。量化股是经东港公司与四季青公管中心（前称为“四季青镇集体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在2000年改制时在《企业转制合同》中约定的，由四季青镇公管中心将量化股对应的64，68万资产量化给东港公司职工作为职工的入股金，职工按量化入股金和现金入股金享受红利或承担亏损。第一次改制以后，职工按照现金出资和量化出资登记股权比例，股东按此享有股东权利承担义务。2004年10月，四季青公管中心与东港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其实行定额回报，对东港公司不承担盈亏和风险、不行使表决权。此后，四季青公管中心在东港公司的章程中多次确认量化股由东港公司量化给职工。东港公司自2000年改制至今已达14年之久，集体股东从未主张量化股股权。第三，东港公司根据改制的结果，将64.68万元资金量化给职工股东，由职工股东持有并按量化股和现金股的股权行使权利、承担义务和风险，长达14年，已经形成了公司稳定的经营管理模式，原审法院超出诉请的判决扰乱了东港公司股东股权比例，将给东港公司的经营管理造成严重的混乱。二、沈来有等八人上诉诉请的事实存在，理由充分。东港公司已经将量化股根据股东现金出资情况量化给职工股东，在东港公司未依章程收回以前，量化股股权归职工股东所有。1.东港公司与四季青公管中心签署的《企业转制合同》，证实量化股资产归集体，股权由公司根据职工现金持股情况量化给职工股东。合同第二条第一款约定：“1.乙方总股本金为308万元，甲方入股30%为92.4万元，乙方职工入股70%为215.60万元，在乙方职工70%股份中30%为净资产量化股64.68万元，70%为职工现金股计150.92万元。”该条款明确约定甲方入股30%，乙方职工由现金股和量化股组成持股70%。量化股的设立是合同双方为鼓励企业职工的入股积极性和减轻职工入股经济负担及顾及全体职工前期为集体所作的贡献等，故用集体64.68万元资金无偿量化给企业职工作股本金的表示，以推进企业改制。为明确量化股的对象、资产所有权及权益和其资产归还时间等，东港公司和四季青公管中心在《企业转制合同》第二条第二款约定：“甲方同意按乙方实有净资产的30%计64.68万元量化给乙方职工，量化给职工资产所有权归甲方，所增值部分归���方所有。今后企业需清产核资时，结算方式，例：总净资产为1000万，甲方按30%股份得300万，乙方按70%股份得700万，其中乙方700万中应归还甲方64.68万元量化股，余额归乙方。”同时该合同第二条第四款还约定：“年终根据双方入股的股金享受红利或承担亏损。”上述约定明确量化股64.68万元的资产所有权归甲方所有，属于甲方与乙方的债权关系，与股权无关；甲方在乙方公司需要清产核资时才收回量化股股权所对应的资产；量化给职工后，量化股与职工现金股一样要承担利益风险，量化股实际为职工股东持有。所以，根据上述约定，实际是量化股资产归集体所有，股权仍由职工股东所享有；四季青公管中心并不存在收回量化股股权的情况，仅在企业进行清产核资时，才由东港公司根据清产核资的情况向四季青公管中心归还量化股资本金，而不是由四季青公管中心收回量化股的股权。因此，沈来有等八人的诉请符合事实，原审判决收回了沈来有等八人所持有的量化股股权是错误的。2.东港公司2001年4月《章程》和2004年10月《章程》印证6.468%量化股股权属于企业职工所有，应登记在自然人股东名下。（1）章程规定股东按量化股和现金股股权享有利益承担风险。2001年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公司根据《企业转制合同》的相关规定制定2001年4月《章程》，《章程》第十条第一款明确“主管单位集体股300万元，占总股本的30%”；第二款规定“职工个人股为本公司职工直接投入的现金635.32万元，合6353.20股，及646.8股，按职工贡献大小，入股多少量化给企业职工，股权归主管单位集体所有（注：此处“股权”应表述为资产，2004年10月《章程》第十条第二款此处因转抄了2001年章程部分内容时，所产生的“股权”也应表述为资产），职工享受红利分配，占公司总股本的70%”；章程第十一条和第十二条（章程记载为第十一条，也系笔误，应为第十二条）均规定：“坚持入股自愿、股权平等、同股同利、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原则”。2004年《章程》第九条、第十条第一款和第三款、第十一条、第十二条均相继明确了公司总股本及双方持股比例和按入股比例承担利益和风险原则，其中第十条第二款规定了量化股，第三款规定“股东个人为本公司股东直接入股的现金700万元（包括量化的64.68万元）”，即明确量化股属于股东的入股。东港公司《章程》也证明了企业职工含量化股持股为70%，四季青公管中心持股30%，并得到公管中心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确认。（2）《章程》对于职工现金股的转让和量化股的收回作了明确规定，以杜绝国有资产流失。2004年《章程》第三十二条规定：“对认购的股份在股金全额交��的一年后可在企业内部转让……现金股可依法继承……”，第三十四条规定答辩人公司收回量化股的情形，包括了“有股东会同意退还现金股”、“退休（离开企业）”“死亡”等六种情形。《章程》上述对于现金股的转让和量化股的收回规定，已经杜绝了一审判决所认定的“否则可能造成善意戴木根等三人基于对工商登记的信任在交易中取得该部分量化股股权上的相关权利，造成东港公司管理混乱，侵害四季青公管中心股权，危害交易安全的后果”发生的可能。因此一审以此为由认定“量化股股权不应于章程及工商登记机关记载并登记在自然人股东名下”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并且，公司章程系由公司依法制定的，是公司股东共同一致的意思，依据自治原则，只要章程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即可由股东自由约定并且对股东和公司具有约束力。本案《章程》约定将量化股登记在自然人股东名下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原审认定“量化股不应于章程记载在自然人股东名下”无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3.《关于结算﹤杭州四季青建筑公司﹥的方案》确认退股股东的量化股由公司收回，公司有权根据《章程》重新量化给职工股东。2004年5月，东港公司经四季青公管中心主管部门同意进行第二次改制，通过《关于结算﹤杭州四季青建筑公司﹥的方案》。东港公司共40位自然人职工股东均签署《关于结算﹤杭州四季青建筑公司﹥的方案》，其中32位自然人股东先后选择退出全部现金股权并分取红利（含量化股），答辩人收回量化股，八位上诉人在答辩人的主持下分别出资受让了退股股东的全部股权，并根据与四季青公管中心的《企业转制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和《章程》规定，将量化股按现金出资比例量化给八位股东。4.2004年10月6日《章程》记载的《股东入股花名册》，明确公司量化股股权6.468%属于沈来有等八人所有。公司通过之前内部股权转让和四季青公管中心签订《补充协议》后，在重新制定章程的同时根据《企业转制合同》及章程的有关量化股分配规定，按现金入股比例分配给了剩余的八位自然人职工股东，并制定了公司股东入股花名册，该名册详细表明了职工股东和法人股东的名册及现金出资和量化股比例等，其量化股6.468%均列明在八位自然人职工股东名下，得到时任的四季青集体资产经营管理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名、盖章认可。综合上述证据，足以证明公司量化股股权64.68万元及6.468%股权于理于法属于沈来有等八人所有。综上，东港公司同意沈来有等八人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戴木根等三人针对沈来有等八人的上诉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东港��司646800元职工量化股股权归四季青公管中心所有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一、东港公司改制合同及相应的公司章程均约定职工量化股归集体所有。1、东港公司2001年改制前为四季青镇集体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全资集体所有制企业，改制时公司所有的净资产为镇集体所有，用以出资的646800元职工量化股为净资产一部分，当属集体所有，故职工量化股的出资人为四季青镇集体资产经营管理公司。2、《企业转制合同》也明确约定量化给职工资产所有权归四季青镇集体资产经营管理公司所有。3、东港公司改制时所制定的2001年4月20日公司章程第十条明确约定职工量化股归主管单位集体所有，职工享受红利分配。即使沈来有等八人一直单方认可的2004年1月6日的公司章程第十条也明确约定职工量化股股权归主管单位集体所有。二、职工对职工量化股仅享有分红权，并不享有其它股东权利。《公司法》第四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而根据企业改制合同及当时章程约定，职工对职工量化股仅享有分红权，而作为职工量化股所有权人集体股东并未将其它的股东权利赋予职工，即除分红权外的其它股东权利仍由集体股东行使。公司2010年1月18日公司章程第五章规定公司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由此可见，四季青公管中心作为股东，依法享有表决权，而并非为沈来有等八人主张的只行使监督管理，不享有表决权。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东港公司646800元职工量化股股权归四季青公管中心所有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沈来有等八人的上诉请求。
戴木根等三人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退股”及沈来有等八人交入投资款���行为系股权转让，进而认定戴木根等三人已非东港公司股东是错误的。一、《关于结算杭州四季青建筑有限公司的方案》中仅涉及了部分股东退股事宜，而并没有涉及到沈来有等八人所主张的股东各自选择进行股权内部转让。退股应通过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来完成，而本案中东港公司并未通过法定程序减少注册资本，即方案中的部分股东退股并未完成，也即戴木根等三人仍为东港公司的股东。二、退一步讲，即使本案中戴木根等三人选择了退股，原审法院认定沈来有等八人已受让了相应股权，也是没有事实依据。1、根据当时东港公司章程规定，职工认购的股份在股金全额交纳的一年后可在企业内部转让，先法人后职工。现金股可依法继承。转让和继承必须办理过户手续。由此可见，如戴木根等人需转让股权，优先受让人应为四季青公管中心，在四季青公管中心不同���受让的情况下，才可能由戴明东等职工受让。戴明东等人认为戴木根等退股后，其当然受让股权的主张是不能成立的。同时，公司章程明确规定股权转让必须办理过户手续，公司章程对所有股东均有约束力，由此可见，股权转让是登记生效的，在未办理过户手续前，股权转让并未生效。2、戴木根持有的东港公司102000元股权其中有职工量化股15000元，倪国耀持有的东港公司102000元股权其中有职工量化股15000元，叶连奇持有的东港公司64000元股权其中有职工量化股9000元。根据企业转制协议，职工量化股是四季青公管中心根据职工工作年限、贡献大小，量化给职工的股份，所有权归四季青公管中心所有。根据戴明东等主张，其向东港公司交纳了戴木根等三人现金股部分。即使该事实成立，戴明东等请求将属于四季青公管中心所有的职工量化股无偿确认给其所有也是没有任何依据的。同时，即使公司收回量化股，也未将股权重新量化给沈来有等八人，沈来有等八人无权主张权利。3、本案戴木根等三人自始至终未同意将其持有的东港公司股权转让给戴明东等人。（1）2004年东港公司进行第二次改制时，因各种原因戴木根等与戴明东存在较大的冲突。《关于结算杭州四季青建筑有限公司的方案》仅涉及股东退股，并未涉及股权内部转让。如涉及股权内部转让，戴木根等戴木根等三人不可能签字同意该方案。（2）沈来有等八人主张其通过内部转让方式取得股权，事实上，戴木根等戴木根等三人从未与戴明东等就股权转让数量、价格相关事宜达成过合意，戴木根等在历次股东会决议中不同意股权转让也足以证明该事实。本案中沈来有等八人也确认依据其所主张的2004年10月6日公司章程召开股东会，并应通知全体股东，但至今未提供相关的股��会决议或股东参加的证据，所以该章程与股东花名册未经其他股东同意，不应作为定案的依据。三、本案戴木根等三人作为东港公司股东，实际上一直在履行股东的权利义务。东港公司多次通知戴木根等三人参加股东会，其中涉及公司利润分配、股权转让、修订公司章程等，该事实也足以认定戴木根等三人一直为东港公司股东。综上所述，戴木根等戴木根等三人并未将股权转让给沈来有等八人，其至今仍是东港公司合法登记的股东，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认定本案三个戴木根等三人仍为东港公司股东，判决驳回沈来有等八人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并由沈来有等八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沈来有等八人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戴木根等三人已非东港公司股东是正确的，戴木根等三人的上诉事实和理由均不能成立。理由如下：原审判决认定戴木根等三人“退股”���沈来有等八人交入投资款的行为是股权转让行为是非常正确的。沈来有等八人虽没有与戴木根等三人直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但戴木根等三人已经在东港公司的《关于结算﹤杭州四季青建筑有限公司﹥的方案》中签字选择“自愿退股”，并向公司领取了退回的现金出资和红利。而后，沈来有等八人如数向公司缴纳了戴木根等三人退出的现金出资，补足了公司的注册资本。沈来有等八人是在公司的主导下受让了戴木根等三人“退股”的股权，该股权转让方式虽有别于常见的协议转让，但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股东的身份以其向公司出资或认购股份为前提。正如原审判决所述：出资是认定股东身份的基础证据。一审证据证明戴木根等三人已经选择退股并收回了全部出资，已经不具有股东身份的前提条件。因此，戴木根等三人以��港公司未减少注册资本、未完成退股为由，主张其仍为东港公司股东，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第二，沈来有等八人依据公司《章程》合法受让戴木根等三人的股权（包含量化股）。首先，沈来有等八人受让戴木根等三人的股权（包含量化股）的事实已经法人股东四季青公管中心的确认。虽然公司《章程》规定职工认购的股份在企业内部转让是先法人后职工，但是法人股东四季青公管中心在2004年6月与公司签署《补充协议》，实行“定额回报”，放弃股东表决权等权利，表示其已经放弃优先受让权。2004年10月，在沈来有等八人受让包含戴木根等三人在内的32名自然人股东的股权以后，在重新制定公司章程时，法人股东四季青公管中心的法定代表人陈天根在《章程》中签字、盖章确认股权转让和沈来有等八人在内的公司新股东的占股比例，即表示法人股东放弃了优��受让的权利，沈来有等八人的受让完全符合《章程》规定和法律规定。其次，结合公司《章程》、《关于结算﹤杭州四季青建筑有限公司﹥的方案》等规定，职工退股的，其量化股由公司收回，由公司重新量化给现金出资的新股东。2004年公司制定的股东入股花名册确认了本案沈来有等八人的持股情况，沈来有等八人的持股比例中包含了量化股，也就是说，公司按照章程的规定已经将收回的量化股量化给了沈来有等八人。再次，戴木根等三人已经选择退股，其签署的《关于结算﹤杭州四季青建筑有限公司﹥的方案》第五条第2点明确“如愿退股者……今后将不参加公司红利分配及不承担公司的盈亏，与本人无关”，因此，戴木根等三人已经同意退股后公司与其本人无关。戴木根等三人退回出资，已经丧失股东资格，公司后续事宜不需经其同意。其以沈来有等八人受让股权未经其同意的理由不能成立。第三，沈来有等八人自缴纳“退股”股东的出资、受让股权以后，即按照现金出资股权和公司量化股权之和的股权比例行使股权权利、履行股东义务长达十多年，戴木根等三人从未提出过异议。其上诉状陈述的参与表决、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完全不符合事实。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戴木根等三人的上诉请求。
东港公司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戴木根等三人签字确认愿意退股并领取现金股及红利，继而由沈来有等八人向东港公司交入投资款属于股权转让的定性是正确的。戴木根等三人认为东港公司未减少注册资本、退股未完成、其仍为公司股东的理由不能成立。戴木根等三人关于认为东港公司的法人股股东有优先受让权，一审认定沈来有等八人受让相应股份没有事实依据的理由也不成立。虽然章程规定职工认购股份在内部转让时先法��后职工，但是东港公司的法人股东四季青公管中心在2004年8月3日与东港公司签署《补充协议》，约定“按30%的股份，按照8%的回报率实行定额回报，盈亏乙方（东港公司）自负，甲方（公管中心）不承担任何经营风险”。即法人股东在职工股东受让退股股份以前就作出了放弃受让股份的意思表示。并且，2004年10月6日，在职工股东受让退股股份以后，法人股东在章程中以及股东入股花名册中盖章、签字确认沈来有等八人受让的事实。这些证据足以表示法人股东已经放弃优先受让权。戴木根等三人等人退股后，根据其签署的《关于结算﹤杭州四季青建筑有限公司﹥的方案》第五条第2点证实“如愿退股者，将分期兑现上述计算出的红利和退还现金股，同时，由公司收回其量化股，今后将不参加公司红利分配及不承担公司的盈亏，与本人无关”。其退股并收回现金股及红��后，即认可了公司处置该部分股权的权利，因此沈来有等八人的受让不需要经其同意。戴木根等三人等人退股以后，其持有的股权已经转让给沈来有等八人。从2004年办理退股手续至今，戴木根等三人从未提出异议，也未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相对应地，上述戴木根等三人退股股份所对应的股东权利义务全由受让股东行使。综上，原审判决认定戴木根等三人的退股行为和沈来有等八人受让的行为为股权转让的性质是正确的，戴木根等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请求。
二审期间，沈来有等八人未提交新的证据，戴木根等三人提交2010年1月18日东港公司章程一份，欲证明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召开股东会应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病明确股东会职权的事实。东港公司提交企业转制合同一份，��戴木根等三人一审提交的证据4，欲证明：四季青公管中心入股30%，职工入股70%（包含量化股）；四季青公管中心同意按东港公司实有净资产的30%计64.68万元量化给职工，量化给职工的资产归集体所有，所增值部分归东港公司，即量化股资产归集体，股权归职工；四季青公管中心仅在东港公司需要清产核资时，才按比例收回量化股的资金，并不收回股权。而现在并没有发生东港公司清产核资，没有发生四季青公管中心需要收回量化股资金的事实；职工按现金股和量化股的总数量享受红利或承担亏损，一审认定职工股东仅享有分配权的事实错误。
经质证，沈来有等八人对戴木根等三人提交的证据形式上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该章程订立的背景是2011年时公司注册登记到期，戴木根等三人不同意签字确认转让，所以公司为了应付工商登记不得已而做的公司章程，该章程与公司此前的章程与文件不符。该证据不能真实反映东港公司真实股东情况。东港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该章程订立的责任确实在东港公司，2010年公司经营注册期到了，要重新申报营业执照，当时公司没有按照2004年10月改制的章程内容办理转让过户手续，公司的负责人为了年检、领取执照方便，制作了这份章程。该章程不是对04年10月改制章程的否定，除了叶连奇等三人之外的其他的股东均已经退股。沈来有等八人对东港公司提交的证据的三性均没有异议，该证据证明了量化股的由来和如何分配。戴木根等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恰恰证明量化股是归集体所有。
本院认证认为，戴木根等三人提交的公司章程中记载的股东信息与各方当事人均确认的事实不符，沈来有等八人和东港公司对该证据所提异议成立，对该证据本院不予确认；东港公司提交的证据在一审已经认证，本院对该证据的认证意见与原审法院的意见一致。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一、关于戴木根等三人是否仍具备东港公司股东资格的问题。该争议发生于股东之间以及股东与公司之间，属于个人法调整范畴，应以当事人之间的约定探究其真实意思表示，继而对股东资格作出认定。本案中，戴木根等三人已在《关于结算四季青公司的方案》中“愿退股”处签名，其放弃东港公司股东身份的意思表示明确，而其从东港公司领取退股股金、红利以及沈来有等八人向东港公司缴纳相应投资款的行为，虽在形式上与通常的股权转让有所不同，但从最终的结果看，仍构成了股权转让行为的事实履行。至于工商登记资料中对此未作变更，仅具有不得对抗公司及股东以外的善意相对人的公示效力，不足以对内否认已经实际履行的股权转让事实，故戴木根等三人关于其仍是东港公司股东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量化股归属问题。在2000年的企业转制合同明确约定量化股“量化给职工资产所有权归甲方（四季青公管中心前身）”后，2001年的四季青公司章程约定646.8股量化股“按职工贡献大小、入股多少量化给企业职工，股权归主管单位集体所有，职工享受红利分配”，其后的2004年及2013年东港公司章程对此约定亦均未作变更，而从沈来有等八人的出资情况看，其向东港公司缴纳的也仅为受让的现金股股金，并未就受让的量化股另行支付对价，故在东港公司股权变动过程中，量化股的性质及归属并未发生改变，其虽记载于沈来有等八人名下，仍属四季青公管中心所有，沈来���等八人关于量化股股权应属沈来有等八人所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三、关于量化股应否从自然人股东的持股中剥离的问题。虽量化股属四季青公管中心所有，但从四季青公司开始，量化股就与现金股一起记载于各股东名下，该持股方式是包括量化股所有权人四季青公管中心在内的东港公司全体股东的共同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对于当事人间合法有效的意思自治应当予以尊重，并在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范围内行使裁判权。故原审法院将原记载于沈来有等八股东名下的量化股直接划至四季青公管中心名下有违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且超过了本案诉讼请求范围，沈来有等八人该项上诉理由成立。综上，沈来有等八人已通过股权转让方式受让了包括戴木根等三人在内的东港公司原32位自然人股东全部现金股股权和量化股分红权，沈来有等八人要求按各自持股比例享有戴木根等三人原持有的2.68%股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至于沈','2018-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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