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渝04民终50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易炳维，男，1964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洪,重庆群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付显超，男，1981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卓福勇，男，1970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上诉人易炳维因与被上诉人付显超、卓福勇合伙协��纠纷一案，不服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7）渝0241民初28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于2018年5月10日对上诉人易炳维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洪，被上诉人付显超进行了询问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易炳维上诉请求：一、撤销（2017）渝0241民初2833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付显超对易炳维的诉讼请求；二、判令由付显超负担一、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易炳维与付显超签订的《入股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是错误的，判决易炳维返还合伙份额转让款也是错误的。易炳维将自己持有秀山红旗煤矿51%的份额中的4%转让给付显超，符合转让条件；一审判决认为易炳维转让合伙份额，未经另一合伙人卓福勇同意，而认定《入股协议》无效，实际上，易炳维转让合伙份额之前，经得卓福勇口头同意。2.易炳维并未实际取得40万元合伙款，收取该款的红旗煤矿，如果应当返还，应当由红旗煤矿返还。转让款是支付给红旗煤矿实际管理人易勇刚，全部用于红旗煤矿改造。3.应当将卓福勇列为被告，一审仅列为第三人是错误的。付显超要求返还合伙投资款，经易炳维与卓福勇协商，卓福勇同意优先支付付显超40万元，再支付易炳维600万元，然后再由卓福勇支付付显超20万元补偿费，并与付显超口头达成一致，因此，易炳维并不存在还款义务，应当由卓福勇承担还款义务。4.付显超拉走八九车煤，应折抵投资款57000元，一审判决就只拉走一车煤折抵7000元的事实认定错误。
被上诉人付显超辩称，1.自己只是和易炳维签订入伙协议；2.退股协议以及与卓福勇通话录音可以证明易炳维在转让股份的时候，是将答辩人的4%一并转让给卓福勇的，易炳维的侄儿易勇刚也可证明，当时打钱到红旗煤矿是作为易炳维投入煤矿的资金；3.答辩人只拉走一车煤。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付显超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易炳维退还付显超股金40万元及2012年5月11日至2014年11月期间的利息20万元，共计60万元；2.判令易炳维向付显超支付利息（以60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5年2月起至支付完毕之日止）；3.由易炳维承担诉讼费。在审理过程中，付显超自愿放弃要求易炳维支付从2012年5月11日至2014年11月期间的20万元利息及诉讼请求二中的利息，仅要求易炳维退还股金40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红旗煤矿（以下简称红旗煤矿）系经工商部门登记的个人独资企业，2009年6月10日因决议解散并经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注销。2011年11月1日易炳维与卓���勇签订《合伙协议书》，约定双方共同投资经营红旗煤矿，易炳维占合伙财产51%份额，卓福勇占合伙财产49%份额，易勇刚与易炳维系叔侄关系，易勇刚受易炳维委托代管红旗煤矿，合伙人处有易勇刚（代表易炳维）与卓福勇签字。2012年5月10日付显超与易炳维签订了《入股协议》，约定付显超出资40万元享有红旗煤矿股份，易炳维出让4%股份给付显超，不论今后易炳维投资多少，付显超都享有4%股份，协议有付显超、易炳维签字，有见证人易勇刚签字。之后付显超向易勇刚分两次支付了40万元款项，该款项又由易勇刚转给卓福勇，用于易炳维在红旗煤矿的投资款。后因煤矿安全技术升级需追加投资，2013年9月1日易炳维与卓福勇签订了《红旗煤矿投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易炳维将合伙财产的51%份额全部转让给卓福勇，转让金额为600万元。财产份额转���后，付显超与易炳维协商，由易炳维退还付显超股金40万元及支付利息20万元。在审理过程中，付显超自认在红旗煤矿处运走一车煤矿出售，所得价款7000元用于抵扣退还股金。
一审法院认为，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的自然人联合经营体。红旗煤矿系个人独资企业已于2009年6月10日注销，其民事主体已消灭，易炳维与卓福勇虽对外以红旗煤矿的名义经营，但其性质为个人合伙，在合伙中，易炳维占合伙财产51%的份额，卓福勇占合伙财产49%的份额。另一方面，付显超与易炳维签订了《入股协议》，易炳维将自己4%的财产份额以4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付显超，双方虽签订的是《入股协议》，但双方协议中所称的红旗煤矿已实际注销，付显超与易炳维之间名为入股，实为合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五十一条规定：在合伙经营过程中增加合伙人，书面协议有约定的，按照协议处理；书面协议未约定的，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未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的，应当认定入伙无效。从付显超举示的证据来看，易炳维在转让4%合伙财产份额时，卓福勇并不知情，之后也并不认可付显超作为其合伙人，因此，易炳维与付显超的转让财产份额的行为系其个人行为，对卓福勇无法律约束力。易炳维将自己51%的财产份额（包括将付显超所属4%财产份额）全部转让给卓福勇，其行为侵害了付显超财产权益，且根据证人证言可以认定，付显超与易炳维协商后决定由易炳维退还付显超40万元款项及支付20万元利息，因此，付显超要求易炳维退还合伙财产股份转让款的请求，予以支持。因付显超自认在红旗煤矿处运走一车煤矿出售后所得7000元款项用于抵扣退回股金，因此，易炳维应退还给付显超的合伙财产股份转让款为393000元。易炳维抗辩称，付显超入股的是红旗煤矿而不是个人，转让给付显超4%股份中有2%是易炳维转让，另2%是卓福勇转让，由红旗煤矿退还40万元股金而不是易炳维退还。因易炳维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佐证，且根据《入股协议》来看，是由易炳维个人将4%股份转让给付显超付显超，卓福勇未在协议中签字确认，之后亦未追认，故，其抗辩意见与查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卓福勇经合法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不影响案件审理。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一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易炳维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还原告付显超合伙财产股份转让款393000元；二、驳回原告付显超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原告付显超负担100元，由被告易炳维负担7200元。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确认的事实相同，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1.付显超与易炳维、卓福勇是否具有合伙关系；2.付显超的投资款返还主体以及返还金额的认定。现分析评判如下：
关于争议焦点一。从易炳维与付显超于2012年5月10日签订的《入股协议》内容看，是易炳维将其在红旗煤矿的股份中的4%转让给付显超，卓福勇没有在该协议上签字，该协议反映的是付显超与易炳维两人在易炳维51%份额下的合伙，不是付显超与易炳维、卓福勇三人之间的合伙。从2013年9月1日易炳维与卓福勇签订的《红旗煤矿投资股权转让协议》看，协议内容反映的是易炳维将在红旗煤矿的全部股权转让给者卓福勇，红旗煤矿由卓福勇全部所有，也可认定红旗煤矿的合伙人是卓福勇和易炳维，不包括付显超。从易勇刚一审出庭证言看，易炳维将付显超投资的40万元是作为易炳维的投资款注入红旗煤矿改造的，并没有作为付显超入伙易炳维与卓福勇的合伙投入，可见付显超只是在易炳维与卓福勇合伙下与易炳维合伙。从易勇刚、文斌在一审出庭证言看，也是协商由易炳维返还付显超投资款40万元及利息20万元。再者，易炳维辩解与卓福勇有口头约定转让给付显超的4%包含了卓福勇出让的2%，但无证据证明，且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因此，本院认定付显超与易炳维具有易炳维在��旗煤矿合伙分额项下的合伙关系，付显超与易炳维、卓福勇三人之间没有合伙关系，一审法院没列卓福勇为被告主体，并认定卓福勇不承担还款责任并无不当。
关于争议焦点二。根据前述论述，付显超投资款的返还主体应当是易炳维，一审判决认定易炳维为还款主体正确。易勇刚作为红旗煤矿的实际管理人，又与易炳维具有叔侄关系，其出庭证实付显超只拉走一车煤，价值7000元左右，证明力较强，应予采信。一审判决根据付显超抵扣投资款的意愿予以抵扣并无不当，易炳维认为付显超拉走七八车，应抵扣57000元，但无证据证明，不予采信。
综上，上诉人易炳维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相应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195元，由上诉人易炳维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何庆华
审判员 黄 飞
审判员 彭松涛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六日
书记员 吴遥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