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云3423民初351号
原告：浦某，女，汉族，1987年3月28日出生，住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浦银军，维西县法律援助中心法律工作者。
原告：周道义，男，汉族，1958年12月21日出生，农村居民，住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
原告：蔡芝兰，女，汉族，1958年11月25日出生，农村居民，住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浦某（本案第一原告，系原告周代义、蔡芝兰的儿媳）。
原告：周某1，女，汉族，2007年4月8日出生，住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
原告：周某2，女，汉族，2007年9月3日出生，住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
法定代理人：浦某(本案第一原告，系原告周某1、周某2的母亲)。
被告：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迪庆供电局，住香格里拉市康珠大道3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3400778583753H。
法定代表人：马文武，系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卫平、许灿虎，云南弘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李志明，男，汉族，1966年6月18日出生，农村居民，住维西县。
原告浦某、周道义、蔡芝兰、周某2、周某1与被告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迪庆供电局（以下简称迪庆供电局）、第三人李志明触电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0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在审理过程中，本院依被告迪庆供电局申请，依法追加第三人李志明参加本案诉讼，并于2017年2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浦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浦银军，被告迪庆供电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卫平、许灿虎，第三人李志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浦某等五原告共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丧葬费32231.5元、死亡赔偿金164840元、抚养费166518元、赡养费185020元、骨灰运回四川安葬费2000元，合计550609.5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诉讼过程中，浦某等五原告增加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事实及理由：周长春2016年9月16日14时许在维西永春乡庆福村菜园子组李志明家鱼塘钓鱼时鱼竿不慎碰到被告迪庆供电局的10千伏高压线身亡。根据原告及家人对事故现场进行查看，被告的十千伏高压线距离地面仅有4.5米左右，距离地面非常低。周长春触电身亡后，派出所及被告迪庆供电局的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了查看。据派出所及被告工作人员的说法，原告先行办理丧葬事宜。事发当时被告的工作人员表示会给予赔偿，但事后经原告多次找被告协商均没有结果。第三人的鱼塘虽然未对外营业，但是其在鱼塘周围未作任何警示标志，也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与第三人对受害人周长春的死亡应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法律规定被告及第三人应承担丧葬费32231.5元、死亡赔偿金164840元、抚养费166518元、赡养费185020元、骨灰运回四川安葬费2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合计570609.5元，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望支持其诉讼请求。
被告迪庆供电局辩称：一、受害人周长春从事电力法律、行政法规所禁止的行为，明知可能会发生人身安全事故，而放任了危害结果的发生，对损害的发生具有故意，应承担主要责任。（一）受害人周长春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垂钓的行为存在重大过错，依法应承担责任。《云南省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项明确规定，禁止任何人在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内进行垂钓等可能危及电力线路及人员安全的行为。因此，受害人周长春在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内进行垂钓的行为属于可能危及电力线路及人员安全的违法行为，其行为存在重大过错，其自身对触电事故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二）受害人周长春在钓鱼线挂上高压线后强拉硬拽导致鱼杆碰触高压线，放任高压触电危害结果的发生，依法应承担责任。本案中，受害人周长春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及资深垂钓爱好者，明知高压线下钓鱼存在危险，仍然手持6.3米长的导电鱼竿违法在高压线下进行垂钓，特别是在钓鱼线挂上高压线后，仍然置高压触电危险于不顾，强拉硬拽鱼线和鱼杆，导致鱼杆碰触高压线，放任高压触电危害结果发生，其对损害的发生主观上属于间接故意，应当自行承担责任。
二、李志明对本案的发生存在重大过错，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一）李志明违法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开挖鱼塘，对本案的发生存在重大过错，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第十条规定，10kV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为导线边线向外侧水平延伸5米并垂直于地面所形成的两平行面内的区域。根据《云南省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项之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内从事开挖鱼塘等可能危及电力线路及人员安全的行为。因此，第三人李志明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开挖鱼塘存在选址过失，其行为属于法律禁止的违法行为。庭审中，李志明以其不懂法律，电力公司未制止其从事违法行为进行抗辩是不成立的。对于其违法行为造成的后果其应当承担责任。（二）李志明明知受害人可能到涉案鱼塘垂钓而未予制止，对鱼塘管理不善，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庭审中已查明，涉案高压线先于池塘建设，涉案池塘于2011年开挖，2015年6月份李志明在塘中放养50尾鱼苗。因此，涉案池塘在2015年6月份之前并非鱼塘，对电力设施及人员安全亦不会构成威胁，并无整改必要。2015年6月份李志明擅自在塘中放养50尾鱼苗之后，该池塘成为鱼塘，但除李志明及极少数村民外，该池塘属于鱼塘并不为人所知，因为根据现场查看结果，结合生活经验，该池塘并无鱼塘的一般特征，让不知内情的人无法断定其为鱼塘。在受害人周长春向李志明问询能否去钓鱼等相关情况后，李志明虽未明示其可以进行垂钓，但亦未阻止周长春进行垂钓，最终造成周长春触电身亡。在此过程中，李志明在将涉案水塘擅自变成鱼塘（产生隐患）后，并未采取相应安全管理措施防止危险发生，其虽然不对外经营，但其明知受害人周长春可能会去垂钓而没有进行风险提示和制止，未采取管理措施和尽到警示义务。从因果关系上看，正是由于李志明违法开挖鱼塘（或者说将水塘擅自变成鱼塘）以及明知受害人周长春可能进行垂钓而未采取有效管理措施，才造成周长春钓鱼触电身亡，李志明对此具有重大过错，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
三、迪庆供电局对于本案事故，无论从过错责任原则还是无过错责任原则，依法均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一）迪庆供电局对于本案的发生没有实施侵权行为，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承担过错赔偿责任。1.涉案线路完全符合国家电力线路涉及规范和技术规程。根据国标《66kV及以下架空线路电力线路设计规范》（GB50061-2010）第12.0.7条，10kV电力线路导线与地面的最小垂直距离，人口密集地区为6.5米、人口稀少地区为5.5米、交通困难地区为4.5米。本案事故发生地荒草灌木丛生，并无任何道路；事故发生点附近区域在涉案线路建设时也并无可供交通工具通行的道路，案发时正在建设一条乡村道路，正处于施工中，尚未通车。因此，本案线路高度应适用交通困难地区4.5米的规定。经测量，触电点线路高度为5.02米，符合国家标准。另外，本案受害人手持6.3米长的导电鱼竿违法高压线下垂钓，对损害的发生持放任态度，即便涉案线路高度为6.5米亦并不当然能够避免触电事故发生。2.迪庆供电局已经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尽到了警示义务。迪庆供电局已经在事故地点附近的变压器平台（距离案发地约300米）和杆塔（125号杆塔）上设置了“止步高压危险”等警示标志牌，已经尽到了正当、合理的警示义务。原告以供电局未在触电鱼塘旁边设置警示标志而认为供电局未尽到警示义务的观点，是不成立的：首先，对于设置警示标志的地点，《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实施细则》第九条规定，“电力管理部门应在下列地点设置安全标志：（一）架空电力线路穿越的人口密集地段；（二）架空电力线路穿越的人员活动频繁的地区；（三）车辆、机械频繁穿越架空电力线路的地段；（四）电力线路上的变压器平台。”从电力专业技术角度讲，凡是承载较高电压等级的电力设施，均有可能致人触电，但无论从法律上和道义上均不可能要求电力管理部门或电力设施产权人（包括发电单位、供电单位和用电单位），在每一寸线路上均设置警示标志。那样做既不经济合理，也不必然能够避免触电事故发生，因为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因此，法律才明确规定上述四类地方应当设置警示标志。而本案案发地点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类地点。其次，严禁在高压线下钓鱼属于家喻户晓、尽人皆知的基本常识，受害人作为钓鱼爱好者，对自己在高压线下钓鱼所面临的危险应当有充分的认识。然而，受害人在实际知道高压线下钓鱼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仍然蓄意为之，从因果关系上，未在触电点的鱼塘旁边设置警示标志，与受害人周长春触电并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其三，警示标志设置何处、如何设置必须遵循电力科学规律，而并非由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为了自己诉讼的目的而凭空想象。无论是电力管理部门还是电力设施产权人任何一方在设置警示标志时，均无法提前预知即将发生触电事故的精确地点而高于法律的强制性要求而提前设置警示标志。用触电的结果反推未在触电点设置警示标志存在过错，来说明供电局未尽到警示义务的逻辑是错误的。3.供电局不是隐患整改主体，不负有整改、消除隐患的法定义务，不存在过错。根据《云南省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第三十五条，电力设施与其他设施相互妨碍的，电力设施建设在前，其他设施建设在后，其他设施的产权人应当自行整改和消除隐患。如果拒不整改的，根据《电力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由当地人民政府责令整改。因此，在本案安全隐患是由第三人李志明违法开挖鱼塘所引起的情况下，李志明才是隐患整改的法定主体，如果李志明拒不整改，应由当地政府强制整改。供电局不是隐患整改主体，也不负有整改消除安全隐患的法定义务，对本案的发生不存在过错。受害人周长春，鱼塘主李志明均违反电力设施保护规定，在高压线下垂钓或开挖鱼塘，将他人及自身生命健康安全、供电企业电力设施安全置于危险境地并最终导致触电事故发生，依法应当由各自承担相应责任。以供电企业（并非责令整改法定主体）或当地人民政府（责令整改法定主体）没有责令其整改或者没有强令其排除危险为由，要求供电企业或政府为受害人和第三人的违法行为买单，显然于理不通，于法无据。（二）从高度危险作业的视角，迪庆供电局亦有无过错责任的法定免责事由，依法不应承担任何无过错赔偿责任。首先，《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本案受害人周长春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及资深垂钓爱好者，明知高压电存在危险，鱼竿可能触碰高压线的情况下仍然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从事电力法律、行政法规所禁止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间接的故意。根据派出所工作人员非正式的工作记录、接处警登记表以及相关人员陈述，亦可知受害人周长春的触电过程并非是由于其疏忽大意直接触碰高压线，而是在钓鱼线挂在高压线上后，在其对危险的发生有更充分的认识，亦可以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避免事故发生的情况下仍然执意拉扯鱼竿，并最终导致事故发生。受害人虽不希望也不追求损害结果的发生，但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实施违法行为造成的，其主观心理状态存在间接故意，即放任损害的发生。在损害是由于受害人故意造成的情况下，迪庆供电局不应承担无过错赔偿责任。其次，《侵权责任法》第七十六条亦属第七十三条前段的免责条款。该七十六条规定，“未经许可进入高度危险活动区域或者高度危险物存放区域受到损害，管理人已经采取安全措施并尽到警示义务的，可以减轻或者不承担责任。”根据上述法条，受害人擅自进入电力设施保护区，并在可能会导致发生人身安全事故的高压线下近距离违法垂钓而遭受损害，迪庆供电局已经采取安全措施（涉案线路高度符合国家标准），并尽到警示义务（在案发地附近变压器平台以及杆塔上设置了警示标志牌），已经具备了该法条规定的免责情形，依法不应承担无过错赔偿责任。上述侵权责任法关于无过错责任免责事由相关规定，与《电力法》第六十条、《云南省供用电条例》第三十九条、《供电营业规则》第五十一条规定也是一脉相承的。根据《电力法》第六十条第三款规定，因用户或者第三人的过错给电力企业或者其他用户造成损害的，该用户或者第三人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也就是说，供电企业不承担赔偿责任。《云南省供用电条例》第三十九条，是对《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后段中“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细化和解释。根据该条第（三）、（四）项，在供用电设施上发生的触电人身损害，属于受害人因其违法行为导致，或者因受害人、第三人从事法律法规所禁止的行为导致，产权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因此，如若安全事故是由受害人或第三人违法行为（故意）所引起或者供电企业已经采取安全措施并尽到警示义务，符合其中一项条件，供电局即具有法定的免责事由。本案中，供电局两项条件均已具备，依法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四、原告部分诉求无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本案是由受害人周长春自身以及第三人李志明从事违法行为所引发的人身损害案件，应当由其分担损害责任。迪庆供电局虽然依法不应承担任何损害赔偿责任，但为了帮助法庭查明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在此对原告的部分不合理诉求予以说明。其一、关于抚养费，两名被抚养人（周某1、周某2）还有其他抚养人（浦某），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因此，原告在根据相应标准计算出具体金额后应当除以二。另外，对于两名被抚养人（周某1、周某2）年龄明显存在错误的问题，需由原告提交相关资料证明身份信息，并经法院核实予以确定。其二、关于赡养费，受害人父母年龄均尚未达到60周岁，且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受害人父母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因此，原告主张赡养费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其三、关于骨灰运回四川安葬费，原告提供的证明该项费用存在的相关证据为无法辨认的复印件，该项费用是否真实存在无法核实。另外，该项费用应包含在丧葬费内，原告重复主张并无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钓鱼人周长春从事电力法律、行政法规所禁止的高压线下钓鱼行为，明知可能会发生人身安全事故，而放任了危害结果的发生，对损害的发生具有故意，应承担主要责任；鱼塘主李志明在高压线下开挖的池塘中投放鱼苗，对周长春违法冒险钓鱼行为没有明确制止，对本案的发生存在重大过错，依法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迪庆供电局对于本案事故，无论从过错责任原则还是无过错责任原则，依法均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原告部分诉求无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为此，恳请贵院在核实相关案件事实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基础上，依法作出公平、公正的判决，判决迪庆供电局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第三人李志明辩称：1.我的鱼塘2011年开挖，2015年投放鱼苗，并没有对外经营，事故发生当天我不在家，有人报警我才知道周长春在我的鱼塘钓鱼触电身亡；2.在挖开鱼塘的过程中，电力公司的相关人员也未告知我不能在电力保护区内开挖鱼塘。综上，其不应当承担责任。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原告提交的非税收收据一份、普通收据一份，因本案受害人周长春触电身亡，火化费系近亲属对其进行安葬所产生丧葬费的一部分，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但该笔费用应包括在丧葬费内，不另行计算。原告提交困难证明一份、医院证明一份，被告认为周道义、蔡芝兰均尚未满60周岁，不能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本院认为该证据并不能证实原告周道义、蔡芝兰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原告主张赡养费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因原告周某1、周某2属未成年人，二人符合被扶养人条件。原告提交的接处警登记表一份，因被告及第三人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照片7张，被告认可能反映现场的情况，第三人对该组证据三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提交的电力保护标志照片三张，原告与第三人均不予认可，且该三张照片所反映的警示标志均在189#电杆上，并未设置在事故发生现场，本院不予认可。被告提交的警示标志照片，因照片所示警示标志并不在在事故现场，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提交的事故现场照片、李某1书面证言、线路高度测量照片，事故现场照片能反映现场事发当时正在进行路面硬化以及现场概况，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提交的证人李某1的书面证言，证人李某1虽未出庭接受质询，但其书面证言与第三人李志明、证人李某2、李某3证言一致，本院予采信；因线路高度测量照片均系局部照片，无法明确看出测量点就是涉案线路与地面最小垂直距离，本院不予采信；被告申请证人李某4、赵某出庭作证，接受质询，对二人陈述一致的事发地点交通状况、电力警示标志悬挂情况，本院予以确认；第三人李志明提交的证明两份，与其申请出庭的证人李某2、刘某陈述一致，本院予以采信。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审查确认的证据，就本案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被告迪庆供电局在维西县永春乡××村菜园子组××10千伏高压输电线路，2011年第三人李志明未取得相关电力管理部门的许可在该高压输电线正下方、134#至135#电线杆间一侧开挖一鱼塘，并于2015年投放鱼苗，没有对外经营，在鱼塘周围亦未设立警示标志。2016年9月26日14时许，受害人周长春使用“渔家乐”牌长6.3米钓竿到该鱼塘垂钓，在垂钓过程中，鱼竿不慎触碰到被告架设的10千伏高压输电线触电死亡。事发地点距离维兰二级公路五、六百米远，涉案输电线正下方另一侧有一条简易道路，向下通向人家户，事发时该简易道路正在进行路面硬化。
经现场勘察，除涉案134#、135#电线杆之间的输电线仍然保留外，其余输电线均已拆除，造成涉案134#至135#电线杆之间的输电线与地面的最小垂直距离改变，现场地面也因进行路面硬化而改变，故事故发生时输电线与地面的最小垂直距离无法确定。
另查明，受害人周长春，男，1982年8月11日出生，四川省遂宁市人，农村居民，遗体于事发当日在维西殡仪馆火化。生前与原告浦某生育原告周某1、周某2，常住人口登记卡载明：原告周某12007年4月8日出生，周某22007年9月3日出生。其父原告周道义1958年12月21日出生，其母原告蔡芝兰1958年11月25日出生，两人均系农村居民，居住、生活在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步云乡祠堂坝村5社3号，共生育两子。
本院认为，公民的生命权依法受法律保护，任何非法侵害他人生命权的行为均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受害人周长春不慎触碰到迪庆供电局10KV高压线身亡，五原告作为受害人周长春的近亲属，依法有权请求侵权人赔偿其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合理费用的权利。
第10关于受害人周长春死亡责任承担的问题。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从上述规定可以确定，高度危险作业经营者的免责事由有且仅有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其中，故意是指受害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损害后果，而希望或者放任此种结果的发生；受害人对损害结果的发生是持追求的心理状态。本案中，被告迪庆供电局作为涉案输电线路的产权人，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触电事故是由于受害人周长春故意造成或者不可抗力造成，不具有免责事由，也就是说，即使迪庆供电局输电线路架设符合相关标准或者设置了警示标志亦应当承担责任，故被告迪庆供电局对受害人周长春触电死亡的损害后果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第十七条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必须经县级以上地方电力管理部门批准，并采取安全措施后，方可进行下列作业或活动：（一）在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内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及打桩、钻探、开挖等作业……”依据上述规定，第三人李志明未经相关电力管理部门批准，擅自在电力保护区开挖鱼塘，违反行政法规规定，且作为鱼塘的所有人，未在鱼塘周围设置警示标志，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三，受害人周长春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手持6.3m长的钓竿在高压输电线下方垂钓存在危险性，但其自身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存在重大过错，对造成的损害后果依法应承担主要责任，并依法可以减轻被告迪庆供电局及第三人李志明的责任。综上，受害人周长春应承担本次触电人身损害责任纠纷60%的主要责任；迪庆供电局应承担本次触电人身损害责任纠纷20%的无过错责任；第三人李志明应承担本次触电人身损害责任纠纷20%的责任。
第10针对浦某等五原告主张的各项赔偿费用，本院认定如下：
第10死亡赔偿金164840元，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之规定，故五原告诉请的死亡赔偿金164840元，本院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审理民事纠纷案件，如受害人有被扶养人的，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将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依据上述规定，就本案原告周道义、蔡芝兰而言，二人均未满60周岁，且没有证据证实二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故二人不符合被扶养人条件。就本案原告周某1、周某2而言，二人未满18周岁，依法符合被扶养人条件，虽二人常住人口登记卡载明二人的出生日期相差不足4个月，与常理不符，但二人之母原告浦某陈述周某1在为其申报户口时报小了一年，实践中也存在该种可能性，本院予以认可，即周某1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的出生日期为2006年4月8日。综上，本案周某1、周某2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均按照2015年度云南省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8242元/年计算，其中周某1计算7年6个月、周某2计算8年11个月，均扣减原告浦某应负担的一半，共计67653元纳入死亡赔偿金。
2.丧葬费32231.50元，本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2015年云南省国有经济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64463元，丧葬费32231.50元（64463元÷2＝32231.50元）计入赔偿计算范围。
3.骨灰运回四川安葬费2000元，应视为交通费2000元，本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原告虽未提交有效票据，但结合受害人周长春已死亡，其亲属为其办理丧葬事宜，确需产生合理的交通费，且受害人周长春祖籍在四川遂宁，考虑应尊重国民“落叶归根”的丧葬风俗习惯，故原告主张的上述费用2000元，本院酌情予以支持。
4.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本院考虑此次事故造成受害人周长春死亡，对五原告的精神上的确造成一定损害，五原告主张2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本院酌情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第十七条，《中华人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迪庆供电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浦某、周道义、蔡芝兰、周某2、周某1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57345元；
第10第三人李志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浦某、周道义、蔡芝兰、周某2、周某1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57345元；
第10驳回原告浦某、周道义、蔡芝兰、周某2、周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950元，由被告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迪庆供电局负担173元，由第三人李志明负担173元，由原告浦某、周道义、蔡芝兰负担260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李乐臻
审判员 张晓丹
审判员 马玉梅
二〇一七年四月七日
书记员 魏志琴
附1：当事人提交证据及证明内容
（一）原告提交证据及证明内容
1.身份证复印件及户口薄复印件，拟证明原告的身份信息及原告与受害人之间关系；
2.受害人身份证、死亡证明、火化证明、火化证，拟证明受害人周长春的身份信息、死亡时间、原因及火化情况。
3.云南省非税收收据一份、普通收据一份，拟证明原告为受害人周长春支出火化费用2170元；
4.困难证明、医院证明个一份，拟证明原告蔡芝兰患严重疾病，家庭困难；
5．接处警登记表，拟证明2016年9月26日14时22分派出所街道报警，民警到现场后发现受害人周长春触电死亡的事实。
6.鱼竿，拟证明受害人周长春触电时所使用鱼竿的原物特征；
7.照片7张，拟证明涉案事故现场概貌及周围没有警示标志。
（二）被告提交证据及证明内容
1.电力设施保护标志照片，拟证明涉案线路属于依法划定的电力设施保护区，由工信委依法向社会公告；第三人李志明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开挖鱼塘属于违法行为，存在重大过错；受害人周长春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垂钓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存在重大过错；
2．李志明陈述，拟证明李志明开挖鱼塘未经有关部门批准，未通知供电局；涉案线路建设在前，开挖鱼塘在后；
3、设置安全警示标志照片，被告迪庆供电局设置了警示标志民警行了安全警示提示，依法不应承担责任；
4.事故现场照片、李志平书面证言、线路高度测量照片，拟证明案发区域属于交通困难地区；涉案线路架设符合国家标准，对地距离符合设计规范要求，被告迪庆供电局不应承担责任；
5、受害人适用的鱼竿照片、型号、使用说明查证资料，拟证明受害人周长春手持6.3米鱼竿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垂钓，自身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明知可能会发生人身安全事故，放任了危害结果的发生，依法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供电局具有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及云南省供用电条列第三十九条规定的免责事由，不承担责任；
6.证人李光平、赵永军证言，拟证明涉案现场的交通状况、涉案输电线与地面最小垂直距离；
7.派出所工作记录，你证明受害人周长春死亡原因；
（三）第三人提交证据及证明内容
1.证明2份，拟证明涉案鱼塘于2011年开挖，2015年投放鱼苗，并未对外经营；
2.证人李志西、刘平证言，拟证明涉案鱼塘于2011年开挖，2015年投放鱼苗，并未对外经营。
附2：适用法律
《中华人共和国民法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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