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厦民终字第159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穆爱林，女，1969年8月17日出生，汉族，：340202196908170464。
委托代理人王木海、许丹，福建方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宝隆（厦门）彩印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61202686－9。
法定代表人江心晴，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阮思珠、刘鸿华，福建凯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穆爱林因与被上诉人厦门宝隆（厦门）彩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隆彩印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2013）同民初字第4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宝隆彩印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宝隆彩印公司无需支付穆爱林2011年2月至2012年10月应付工资差额214996.32元、2012年度年终奖金20000元以及全权代理公司建设工程期间另外一份工资125000元。
宝隆彩印公司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原审法院举示的证据及拟证明的内容如下：
1.同劳仲委（2012）501号《裁决书》，用以证明：本案已经过劳动争议仲裁前置程序，宝隆彩印公司于法定期限内起诉。
2.劳动仲裁《庭审笔录》，用以证明：在劳动仲裁程序的庭审中，穆爱林对自己所提交的两份《劳动合同补充协议》以及《授权委托书》的形成时间，陈述前后不一，经过四次改变说法。最后一次改变说法的陈述是其于庭后擅自添加笔录，说明穆爱林伪造《劳动合同补充协议》、涂改《劳动合同》。
3.《网上新增个人信息登记受理单》、《企业印章处理登记表》、《遗失声明》，用以证明：宝隆彩印公司于2010年10月7日以及2011年2月14日所使用的公章是标识英文字母的印章，该印章于2011年7月13日被公安机关销毁；宝隆彩印公司启用标识数字的新印章，该新印章于2012年3月17日被公告丢失而失效。
4.签订日期2011年2月14日的《劳动合同》、签订日期2011年3月24日《补充协议》、2011年3月16日《工作联络单》、2008年2月24日《劳动合同补充协议书》，用以证明：（1）穆爱林在《劳动合同》工资部分进行涂改，约定的月工资为5000元；（2）穆爱林的月工资为5000元是真实合理的，并非穆爱林所主张的15000元。
5.《工资架构》、胡圣鹏的《劳动合同》，用以证明：根据宝隆彩印公司的工资架构、穆爱林的级别，其每月5000元为合理的工资标准；与穆爱林同级别的副总胡圣鹏的《劳动合同》显示的月工资亦为5000元。
6.《工资表》、《费用支出报销凭证》，用以证明：宝隆彩印公司不但依约发放工资，还以餐费报销的形式、超过每月5000元的标准发放穆爱林的工资。
7.免职书、法定代表人任命书、总经理委派书、执行董事委派书、外商投资企业变更（备案）登记申请书，用以证明：宝隆（香港）国际有限公司于2012年2月22日作出免去吴志荣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及执行董事职务的决定，并向厦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变更登记。
8.《福建中证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用以证明：宝隆彩印公司从穆爱林所使用的工作电脑中查出：于2012年8月15日、2012年10月30日才实际创建《授权委托书》、《劳动合同补充协议》电子版本，可见，穆爱林在同劳仲委（2012）501号案件中向厦门市同安区劳动仲裁委提交的以上文件，时间是倒签的，系伪造的。
9.宝隆彩印公司依法申请调取的存于同安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同安公安分局出具的宝隆彩印公司因公章损坏、遗失申请重新刻制的《证明》，宝隆彩印公司对上述证据没有意见。
10.宝隆彩印公司依法申请调取的同安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2012年12月18日劳动仲裁庭审录像。宝隆彩印公司对此质证认为：该证据证明庭审笔录中遗漏很多关键性的事实，穆爱林对《劳动合同》、两份《劳动合同补充协议》及《授权委托书》的形成时间多次改口，存在多种说法，并在笔录上手书添加在10月份盖章形成《劳动合同补充协议》的文字。
11.宝隆彩印公司依法申请、原审法院依法委托福建历思司法鉴定所对标称日期均为“2011年2月14日”的两份《劳动合同》上“试用期满后的月工资为人民币15000元”内的阿拉伯数字“1”与后面的阿拉伯数字“5000”是否为两种笔迹书写形成，万位的数字“1”是否与《劳动合同》中其它书写字迹在墨水、笔迹形成时间等方面是否一致进行鉴定；对标称日期分别为“2010.10.7”、“2011.2.14”的两份《劳动合同补充协议》中法定代表人处的签名笔迹与印章印文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该鉴定所作出闽历思司鉴所（2013）文鉴字第45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如下：（1）送检的标识为原告提供、标称日期为“2011年2月14日”的《劳动合同》（原件）中第四条第二款第1项中“试用期满后的月工资为人民币15000元”内的阿拉伯数字“1”与后面的阿拉伯数字“5000”不是同一支笔连续书写形成，系添加笔迹。（2）送检的标识为被告提供、标称日期为“2011年2月14日”的《劳动合同》（原件）中第四条第二款第1项中“试用期满后的月工资为人民币15000元”内的阿拉伯数字“1”与后面的阿拉伯数字“000”不是同一支笔连续书写形成，系添加笔迹；其中的千位数“5”字系添改字迹。（3）送检的标称日期均为“2011年2月14日”的两份《劳动合同》（原件）中第四条第二款第1项内“试用期满后的月工资为人民币15000元”中的阿拉伯数字万位数的“1”字墨迹量较少，达不到形成时间鉴定的理化检验要求，故无法对其形成时间进行鉴定。（4）送检的标称日期分别为“2010.10.7”、“2011.2.14”的两份《劳动合同补充协议》（原件）中法定代表人处的签名笔迹形成于印章印文之后。（5）送检的标称日期分别为“2010.10.7”、“2011.2.14”的两份《劳动合同补充协议》（原件）中的印章印文和法定代表人处的签名笔迹受人为老化的影响，无法与样本进行有效比对，不能确定其形成时间。宝隆彩印公司为此支付鉴定费25000元（有鉴定费发票为证）。宝隆彩印公司对该鉴定结论的证据三性均没有异议，质证认为：该鉴定结论证明穆爱林在“5000元”前擅自添加“1”字；其确认“穆爱林看着吴总签字，嗣后盖章”，而鉴定结果是先盖章后签字；鉴定意见认定两份协议有人为老化的痕迹，两份《劳动合同补充协议》缺乏客观性；即使于2011年2月签订“协议”，也不可能提前约定2012年年终奖金。
12.宝隆彩印公司依法申请、原审法院依法委托福建中闽司法鉴定所对标称日期分别为“2010.10.7”、“2011.2.14”的两份《劳动合同补充协议》中“吴志荣”签名形成时间、“穆爱林”签名形成时间、电脑打字部分字迹墨水形成时间及“宝隆（厦门）彩印有限公司”印章形成时间做出技术鉴定。该鉴定所作出闽中闽司鉴所（2013）文鉴字第036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出具《质证意见书》进一步说明，鉴定人赵某出庭接受当事人质询。鉴定意见如下：（一）落款日期“2010.10.7”、“2011.2.14”两份检材《劳动合同补充协议》符合同一时段形成的特点；因无同期样本比较检验，难以判断检材落款标明日期的确定性。（二）两份检材公章印文与样本印章印文印刷疵点、墨迹分布特征反映不同，即检材形成的时间不是2011年8月4日至2012年3月7日期间形成。宝隆彩印公司为此支付鉴定费32600元（有鉴定费发票为证）。宝隆彩印公司对该鉴定意见书的证据三性均无异议，认为这份鉴定书推翻了穆爱林两份《劳动合同补充协议》形成于2011年10月的陈述，穆爱林对该问题的陈述前后矛盾，不真实。
穆爱林对宝隆彩印公司举示的证据的质证意见：
1.对《裁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
2.对《庭审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仲裁程序合法，无法证明穆爱林经过四次改口、庭后添加内容。
3.对《网上新增个人信息登记受理单》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企业印章处理登记表》真实性予以确认，对《遗失声明》真实性予以确认，同时证明该印章客观上已遗失，而非公告遗失。
4.对《劳动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关于月工资5000元涂改的部分，之前签订的是“5000元”，后经双方协商改为“15000元”；宝隆彩印公司的证明对象不能成立。《补充协议》，由于没有加盖公章，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工作联络单》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2008年2月24日《劳动合同补充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公章不是2008年加盖的，而是嗣后补盖的，说明双方有嗣后再补盖公章的习惯。
5.由于《工资架构》没有加盖公章，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胡圣鹏的《劳动合同》，没有写明职务。
6.庭审中对《工资表》表示无法确认；庭审后对2011年2月至2012年4月《工资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书面表示没有异议；对《费用支出报销凭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宝隆彩印公司的证明对象无法成立，反而证明穆爱林有增加工资。
7.对免职书、法定代表人任命书、总经理委派书、执行董事委派书、外商投资企业变更（备案）登记申请书的证据三性均无异议，证明对象予以认可。
8.对《福建中证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表面真实性没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鉴定结论带有主观性，不是最原始的，不能证明检材来自穆爱林提交或者通过法庭提交，本次鉴定不是法院组织下进行；对鉴定书内容第13页《授权委托书》，与本案的证据材料的字迹不同，对14页《劳动合同补充协议》第一点第三行“在原来工资待遇不变的情况下”，在纸质材料上没有写；“如遇厦门社平工资增加···与此协议约定的工资不冲突”、“工资为截止日”与纸质材料也不同；从电脑操作程序而言，创建时间可以篡改，即使该电脑原本由穆爱林使用，也不能保证宝隆彩印公司在送鉴之前经过修改。补充协议的文件创建时间是10月30日17时35分，文件修改时间10月30日17：14，创建时间晚于修改时间，说明存在篡改。宝隆彩印公司欲利用文件修改时间证明上述文件嗣后补的观点，不能成立。
9.对向同安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调取的同安公安分局出具的宝隆彩印公司因公章损坏、遗失申请重新刻制的《证明》均没有意见。
10.对向同安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调取的2012年12月18日劳动仲裁庭审录像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书面陈述认为：不存在四次不同的回答，穆爱林记忆力不好，通过回忆进行修正，不断还原事实真相，最终得出一个答案；经仲裁人员同意而补正笔录。
11.对闽历思司鉴所（2013）文鉴字第45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的质证意见：“15000元”中的“1”是嗣后添加的，没有必要鉴定。《劳动合同补充协议》的签订是先签字还是先盖章，由于时间久远，当事人记不清，说法难免出入，尊重鉴定意见；认可“无法确定形成时间”的鉴定意见，不认可“人为老化”的鉴定意见。
12.对闽中闽司鉴所（2013）文鉴字第036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鉴定意见书的第二项及其依据存在异议。主要理由是：（1）鉴定人之一沙辰没有出庭，其参与作出的鉴定意见依法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2）鉴定意见混淆了印文附着物特征与印文墨迹分布特征的区别，不可能作出正确的鉴定。（3）鉴定意见以附着物“在一定时间内保留相当量的特征”为依据作出结论明显错误：与《印章印文鉴定规范》4·12印面附着物特征“出现的随机性很强，一般持续的时间不长，容易发生变化，特征价值较高”的解释相悖；鉴定意见关于“一定时间”的表述含糊，鉴定意见所采纳的在2011年10月或者10月以后形成的样本虽然没有该附着物特征，但是每份样本的间隔时间一般在一周以上，不能排除该附着物特征在这段时间内随机出现又很快消失的可能，而两份检材的印章正是在该附着物短暂出现时所盖。（4）用于比对的样本不能满足连续性、充分的要求，不能得出客观的鉴定意见。
穆爱林举示的证据及拟证明的对象和内容：
1.《劳动合同》以及两份《劳动合同补充协议》，用以证明：宝隆彩印公司与穆爱林之间的劳动关系以及穆爱林的工资标准。
2.拖欠工资表以及银行交易记录，用以证明：宝隆彩印公司实际向穆爱林发放的工资以及拖欠的相应工资。
3.离婚协议、公司会议决议、记录，用以证明：宝隆彩印公司控股股东发生纠纷；穆爱林还履行宝隆彩印公司董事的职责。
4.企业印章处理登记表、厦门日报、解聘任命书，用以证明：宝隆彩印公司公章以及法定代表人变更情况。
5.《授权委托书》、《劳动合同补充协议》、《移交单》，用以证明：穆爱林处理工程以及宝隆彩印公司答应增加工资5000元。
6.《奖状》、《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用以证明：穆爱林表现优异；穆爱林因被拖欠工资依法主张权利，宝隆彩印公司不发工资并无端解雇穆爱林。
7.（2012）同民初字第1876号案件庭审笔录（详见第七页最后二行），宝隆彩印公司委托代理人在回答公司公章是由谁保管的问题时，称：在法定代表人变更前由吴志荣保管，故2012年3月15日后公司公章由江心晴保管。用以证明：不管在法定代表人变更前还是变更后两份《劳动合同补充协议》都代表宝隆彩印公司，进一步证明两份《劳动合同补充协议》上宝隆彩印公司的公章不是法定代表人变更后加盖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之后3月15日就将公章移交给江心晴。
宝隆彩印公司对穆爱林举示的证据的质证意见：
1.《劳动合同》中的“15000元”中“1”是经过添加的，穆爱林对此也予以承认，合同约定的工资是5000元。《劳动合同》第十九条是“见补充协议”该协议是指2011年3月24日的《补充协议》，而非“见劳动合同补充协议”；穆爱林与吴志荣签的《补充协议》，双方约定的是工资增加500元，以餐费形式支付。穆爱林对补充协议有不同说法，在仲裁阶段陈述先签字后盖章，历思鉴定中心鉴定结论为先盖章后签字。关于吴志荣签字、何时签字，吴志荣应当出庭作证，否则不认可该签字。穆爱林对此负有举证责任。没有其他证据印证，两份《劳动合同补充协议》不能作为增加工资的证据。
2.对拖欠工资表的关联性予以否认，对银行交易记录的真实性不予确认。
3.对离婚协议的真实性予以否认，与本案无关。即便江心晴与吴志荣离婚，在2011年3月江心晴与吴志荣交接工作时，穆爱林应与江心晴确认与吴志荣签订2份补充协议之事，而非直接申请仲裁。公司会议决议、记录与本案无关，证明对象不能成立。会议记录上写明2011年11月已经研究在12月底评估项目成果后讨论吴志荣的去留问题。本案没有证据证明吴志荣签字盖章给穆爱林，即便有证据，也证明吴志荣与穆爱林串通。
4.对企业印章处理登记表、厦门日报《遗失声明》的证据三性没有异议；解聘书、任命书，应以工商登记为准，2012年2月22日工商登记解聘吴志荣。
5.穆爱林没有提交《授权委托书》原件，不予质证；对《劳动合同补充协议》的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理由如质证意见1；江心晴仅收到《移交单》附件一、二这二张纸，没有收到附件一、二所提及的内容。
6.对《奖状》、《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宝隆彩印公司依法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
7.对（2012）同民初字第1876号案件庭审笔录表面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宝隆彩印公司对（2012）同民初字第1876号案件的判决不服，对该判决的说法不承认；该陈述没有指明移交的是哪枚公章，江心晴（与吴志荣）管理的不是同一枚公章，（江心晴管理的）公章的尾号3566。该证据不能证明其证明对象。
经举证质证，原审法院对在案证据审核认证如下：
一、关于宝隆彩印公司举示的证据：
1.确认宝隆彩印公司举示的《裁决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
2.宝隆彩印公司举示的劳动仲裁《庭审笔录》，穆爱林在庭审中对其真实性无异议，认为仲裁程序合法；而庭后提供的书面陈述意见则认为该笔录无效，对宝隆彩印公司申请调取的劳动仲裁的庭审录像及所整理成的书面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提出异议。原审法院依法向穆爱林释明其有权申请法院调取劳动仲裁《庭审笔录》及庭审录像，以供与宝隆彩印公司举示的相应证据进行核对，穆爱林申请调取上述证据但后来又表示放弃。穆爱林未提出证据予以反驳，不足以否认由同安区劳动仲裁委员会提供的劳动仲裁《庭审笔录》、庭审录像的真实性。查劳动仲裁《庭审笔录》的内容，穆爱林在劳动仲裁庭审中关于《劳动合同》、《劳动合同补充协议》形成时间的陈述：（1）穆爱林陈述事实和理由时陈述：于2011年2月14日到期时又签订了三年固定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约定每月工资15000元，并签订了《劳动合同补充协议》一份；2010年10月宝隆彩印公司授权委托穆爱林全权代理建设工程相关事宜，经过双方协商一致后签订一份关于劳动报酬的补充协议；在提供证据时确认2010年10月7日签订《授权委托书》、兼任建设工程管理的《劳动合同补充协议》；（2）穆爱林在劳动仲裁庭审笔录上手书：“《劳动合同补充协议》和《授权委托书》当时法人吴志荣签字即生效（当时只认他签字就可以），当时未盖章，后来法人家庭一次复婚两次离婚，不知日后公司如何变化或换人后不认账，我又把这些拿给总经理要求盖章，时间大概在2011年10月份左右盖完给我的。”（3）穆爱林在回答仲裁庭提问时回答：“劳动合同及补充协议2011年2月14日开始履行的，是2011年2月14日后签订的。”综上，宝隆彩印公司的证明对象“穆爱林对自己所提交的两份《劳动合同补充协议》以及《授权委托书》形成时间，陈述前后不一”成立，但是证明对象“穆爱林伪造《劳动合同补充协议》、涂改《劳动合同》”尚需相关证据证明。
3.穆爱林对《企业印章处理登记表》、《遗失声明》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宝隆彩印公司的证明对象“宝隆彩印公司2010年10月7日以及2011年2月14日所使用的公章是英文字母的印章，该印章于2011年7月13日被公安机关销毁，另外启用数字的新印章，该数字新印章于2012年3月17日被公告丢失而失效”成立；
4.穆爱林对宝隆彩印公司举示的证据7免职书、法定代表人任命书、总经理委派书、执行董事委派书、外商投资企业变更（备案）登记申请书的全部内容予以认可，宝隆彩印公司的证明对象“宝隆（香港）国际有限公司于2012年2月22日作出免去吴志荣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及执行董事职务的决定，并向厦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变更登记备案”成立。
5.宝隆彩印公司举示的《福建中证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非在诉讼中依法定程序进行，穆爱林对此鉴定行为和鉴定意见不予认可，故原审法院对该鉴定结论不予采信。
6.双方对原审法院依法向同安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调取的同安公安分局出具的穆爱林因公章损坏、遗失申请重新刻制的《证明》，均没有意见。该证据证明：宝隆彩印公司因公章损坏于2011年7月7日申请重刻编号为3502120005657公章一枚；2012年3月22日又因公章遗失，到同安区公安局重新刻制编号为3502120013566公章一枚。
7.穆爱林对原审法院依法向同安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调取2012年12月18日劳动仲裁庭审录像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但是未能说明理由并举证证明。审查劳动仲裁庭审笔录与庭审录像内容，证明庭审笔录确实存在遗漏记录一些关键性的当事人陈述的问题，存在穆爱林陈述不一的情况。但是上述问题和情况的存在，不足以证明两份《劳动合同补充协议》、《授权委托书》系伪造的。两份《劳动合同补充协议》、《授权委托书》的形成时间的认定，应当依法进行司法鉴定并结合其它证据进行审查认证，以判断穆爱林相关陈述的真实性（详见如下认证意见）。
8.穆爱林质证意见确认“15000元”中的“1”是嗣后添加的，承认尊重关于《劳动合同补充协议》中法定代表人处的签名笔迹形成于印章印文之后的鉴定意见，原审法院对该鉴定意见予以确认。鉴定意见关于检材印章印文和法定代表人处的签名笔迹受认为老化的影响问题，闽中闽司鉴所的鉴定结果表明，《劳动合同补充协议》中的印章印文和法定代表人处的签名笔迹受人为老化的影响对该协议印章印文和法定代表人处的签名形成时间的鉴定并未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9.穆爱林对闽中闽司鉴所（2013）文鉴字第036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第二项及其依据存在异议。该次鉴定共有落款日期2010年1月至2012年10月的“样本”22份，其中盖有宝隆彩印公司公章红印文材料20份，与检材同枚印章印文材料7份；2013年10月28日补充与检材同枚印章印文材料16份，均为原件。鉴定将检材与样本同枚印章印文比较检验，不仅发现印刷疵点反映不同，而且发现印章印文墨迹分布特征反映不同；“门”字右侧附点在样本材料中均未发现，是举例说明。穆爱林认为的“每份样本的间隔时间一般在一周以上，不能排除该附着物特征在这段时间内随机出现又很快消失的可能，而两份检材的印章正是在该附着物短暂出现时所盖”，缺乏事实依据，该质证意见不能成立。穆爱林没有理由和证据推翻该鉴定意见，原审法院对该鉴定意见予以确认。
二、关于穆爱林举示的证据：
1.宝隆彩印公司对《劳动合同》关于双方之间设立劳动关系无异议，对穆爱林该证据的证明对象“宝隆彩印公司与穆爱林之间的劳动关系”予以确认；关于穆爱林的月工资标准的证明对象另行认证（详见如下认证意见）。
2.拖欠工资表为穆爱林自行制作，证明对象“拖欠的相应工资”缺乏基础证据证明，不能成立；宝隆彩印公司对银行交易记录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但是没有举示相应的证据否认该证据的真实性。查宝隆彩印公司举示的《工资表》，穆爱林举示银行交易记录显示的转入工资数额相当于《工资表》载明的相应月份应付工资数额代扣社医保费、个人收入调节税后的实发工资数额，穆爱林的证明对象“宝隆彩印公司实际向穆爱林发放的工资”成立；至于宝隆彩印公司主张的其超过约定的标准支付穆爱林工资，另见如下认证意见。
3.离婚协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且宝隆彩印公司对其真实性予以否认，穆爱林并未举示该证据原件，因此对离婚协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不予确认；穆爱林举示的公司会议决议、记录（影印件），宝隆彩印公司对其关联性提出异议，但是对其真实性并未提出异议，根据其上记录的文字，在董事会决议上董事会成员、在会议记录上参会人员栏下有“穆爱林”的签名，至于其证明对象“穆爱林还履行宝隆彩印公司董事的职责”缺乏任职手续证明，尚不能成立。
4.宝隆彩印公司对穆爱林举示的企业印章处理登记表、厦门日报、解聘书、任命书的证据三性均没有异议，该证据的证明对象“宝隆彩印公司公章以及法定代表人变更情况”成立；结合宝隆彩印公司举示的由厦门市工商局提供的《外商投资企业变更（备案）登记申请书》、《免职书》、《法定代表人任命书》、《总经理委派书》、《执行董事委派书》，证明：宝隆（香港）国际有限公司于2012年2月22日免去吴志荣的宝隆彩印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执行董事职务，同日委派江心晴担任宝隆彩印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执行董事职务；宝隆彩印公司向厦门市工商局申请外商投资企业变更登记。
5.穆爱林举示的移交单证明双方于2011年11月5日办理建筑工程管理工作移交。
6.宝隆彩印公司对穆爱林举示的《奖状》、《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显示宝隆彩印公司于2012年12月19日通知自2012年12月20日起与穆爱林解除劳动关系。
7．查（2012）同民初字第1876号案件庭审笔录第七页最后二行的内容：“宝隆彩印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前，宝隆彩印公司公章是法定代表人吴志荣在保管，变更后由江心晴保管。”根据如上对宝隆彩印公司证据的认证意见第4项、第6项，宝隆（香港）国际有限公司于2012年2月22日作出免去吴志荣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及执行董事职务的决定，并向厦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变更登记；宝隆彩印公司因公章损坏于2011年7月7日申请重刻编号为3502120005657公章一枚；2012年3月22日又因公章遗失，到同安区公安局重新刻制编号为3502120013566公章一枚。宝隆彩印公司提供的厦门市工商局于2012年3月15日登记的宝隆彩印公司《营业执照（副本）》载明的法定代表人为“江心晴”。穆爱林没有证据证明“法定代表人变更之后3月15日就将公章移交给江心晴”以及江心晴所保管的仍为编号3502120005657的公章，且穆爱林未能举证证明与穆爱林签订两份《劳动合同补充协议》的行为人为宝隆彩印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或者宝隆彩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穆爱林的证明对象“不管在法定代表人变更前还是变更后两份《劳动合同补充协议》都代表宝隆彩印公司”，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三、结合穆爱林的书面陈述，对宝隆彩印公司举示的标称日期2011年2月14日的《劳动合同》、《工资架构》、胡圣鹏的《劳动合同》、签订日期2011年3月24日《补充协议》、2011年3月16日《工作联络单》、《工资表》、《费用支出报销凭证》、2008年2月24日《劳动合同补充协议书》、穆爱林举示的标称日期均为2011年2月14日的《劳动合同》、《劳动合同补充协议》、标称日期均为2010年10月7日的《授权委托书》、《劳动合同补充协议》，以及闽历思司鉴所（2013）文鉴字第45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闽中闽司鉴所（2013）文鉴字第036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综合认证意见：
1．关于对穆爱林书面陈述的认证意见
穆爱林书面陈述的事实为：“《授权委托书》、《劳动合同补充协议》（关于工程的那份）大概是2010.10.7日签订的，当时法人只是签名并未盖章，……”、“到了2011.2月我的劳动合同快要到期时，法人兼总经理吴志荣找到我希望我的合同续签3年，当时我就提出了我的工资待遇需要重新调整，经过双方沟通协商后达成一致（基本工资税后每月15000元，2012年度年终奖至少不低于20000元），当时他又跟我谈到说他们属于家族企业，不能让他们的家人看到给外人的工资过高，……建议说劳动合同就写5000元的工资，刚好可以按公司的工资架构发，另外不够的部分用其他方式来解决（具体见2011.2.14日的劳动合同补充协议）当时我也就同意了。到了2011.2.14日我将劳动合同又续签了3年，当时他拿走说盖章后再给我去鉴证，大概一个月左右他把盖章后的劳动合同拿给了我，也给了一份书面的劳动合同补充协议（即时间2011.2.14日），法人也只是签名未盖章，……大约2011年10月份，我还是找法人吴志荣要求把尚未盖章的两份协议和授权委托书重新盖章给我，当时他也同意了，让我把所有的资料拿给他处理，他经常出差及工作很忙，过段时间我又跟他催要这些资料，过不久他把一套有签字有盖章的补充协议（一式两份）和一份有盖章的授权委托书给我，让我在两个补充协议上签字后各给我一份。与此同时，我们还把已经盖过章的两份劳动合同都拿出来，他把上面工资相应改成每月15000元。”
穆爱林未举示任何证据证明其与吴志荣于2010年10月7日签订《授权委托书》和《劳动合同补充协议》、未加盖宝隆彩印公司的公章的事实主张，对其关于“《授权委托书》、《劳动合同补充协议》（关于工程的那份）大概是2010.10.7日签订的，当时法人只是签名并未盖章，……”的陈述不予采信。
穆爱林陈述，“大约2011年10月份”、“过段时间”、“过不久”，吴志荣把一套有签字有盖章的补充协议（一式两份）和一份有盖章的《授权委托书》给穆爱林，穆爱林在两份《劳动合同补充协议》上签字。与此同时，吴志荣把《劳动合同》上面工资相应改成每月15000元。庭审中，穆爱林认可闽历思司鉴所（2013）文鉴字第45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意见4.“送检的标称日期分别为2010.10.7、2011.2.14的两份《劳动合同补充协议》（原件）中法定代表人处的签名笔迹形成于印章印文之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对穆爱林承认的上述除了关于《授权委托书》之外的有关事实予以确认。由于穆爱林举示的两份《劳动合同补充协议》并非于2010年10月7日、2011年2月14日分别签订，而是倒签时间，实际签订时间在2011年10月份之后的多长时间，陈述不具体明确，且未能举证证明其实际签订时间，导致对两份《劳动合同补充协议》的实际签订时间无法准确认定。为此，宝隆彩印公司依法申请对两份《劳动合同补充协议》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
2.根据福建中闽司法鉴定所闽中闽司鉴所（2013）文鉴字第036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关于两份《劳动合同补充协议》形成时间不是2011年8月4日至2012年3月7日的鉴定意见，结合穆爱林书面陈述两份《劳动合同补充协议》实际签订时间为“大约2011年10月份”之后的“过段时间”、“过不久”及在庭审中认可闽历思司鉴所（2013）文鉴字第45号《文书司法鉴定意见书》关于两份《劳动合同补充协议》中法定代表人处的签名笔迹形成于印章印文之后的鉴定意见，原审法院认定穆爱林举示的两份《劳动合同补充协议》均于2012年3月8日之后形成，即：在两份协议上依序加盖宝隆彩印公司公章、在法定代表人处吴志荣签名、穆爱林在“乙方”处签名，均发生在2012年3月8日之后。与此同时，吴志荣将2011年2月14日签订的两份《劳动合同》本来约定的月工资“5000元”均改成“15000元”。
3.宝隆彩印公司举示的2008年2月24日《劳动合同补充协议书》系对2011年2月13日之前双方劳动合同的补充约定，与本案缺乏关联性；2011年2月14日《劳动合同》载明穆爱林的岗位为综合部经理、月工资5000元。《工资架构》显示：职务部门经理一级至十八级基本薪均为2000元、工资合计3550元至5250元不等；宝隆彩印公司支付穆爱林的月工资与《工资架构》规定的同级别工资标准基本相符，宝隆彩印公司的证明对象“根据宝隆彩印公司的工资架构、穆爱林的级别，每月5000元为合理的工资标准”的证明对象成立。根据双方分别举示的2011年2月14日《劳动合同》、两份鉴定意见及如上认证意见，认定宝隆彩印公司与穆爱林在《劳动合同》中约定的月工资5000元。
4.2011年2月14日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实行计时工资制、月工资标准5000元。宝隆彩印公司对穆爱林举示的农业银行交易明细（工资账户）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但是未能举证证明其公司向穆爱林支付工资的方式、具体金额、支付凭证以反驳该证据的真实性，对穆爱林举示的农业银行交易明细（工资账户）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穆爱林举示的农业银行交易明细、宝隆彩印公司举示的2011年2月至2012年3月《工资表》显示应付穆爱林的逐月工资均未达到《劳动合同》约定的月工资标准5000元。具体是：2011年2月差额：该月应付工资4180元代扣社医保费275元、个人收入调节税165.5元之后实发应为3739.5元，而转入穆爱林工资账户为3589.5元，误差150元；该月份的14日至28日约半个月工资应当按月工资5000元的标准发放，尚差额（5000元－4180元）÷2＝410元；2011年3月差额：5000元－社医保费275元－个人收入调节税165.5元－已付3930.25元＝629.25元；2011年4月差额：5000元－社医保费275元－个人收入调节税184.75元－已付4072.17元＝468.08元；2011年5月差额：5000元－社医保费275元－个人收入调节税192.83元－已付4050.25元＝481.92元；2011年6月差额：5000元－社医保费275元－个人收入调节税214.75元－已付4027.46元＝482.79元；2011年7月差额：5000元－社医保费330元－个人收入调节税182.54元－已付4030.88元＝456.58元；2011年8月差额：5000元－社医保费330元－个人收入调节税179.12元－已付4130.37元＝360.51元；2011年9月差额：5000元－社医保费330元－个人收入调节税179.63元－已付4241.09元＝249.28元；2011年10月差额：5000元－社医保费330元－个人收入调节税18.91元－已付4187.77元＝463.32元；2011年11月差额：5000元－社医保费330元－个人收入调节税22.23元－已付4204.37元＝443.4元；2011年12月差额：5000元－社医保费315元－个人收入调节税20.63元－已付4203.87元＝460.5元；2012年1月差额：5000元－社医保费315元－个人收入调节税21.13元－已付3973.25元＝690.62元；2012年2月差额：5000元－社医保费315元－个人收入调节税201.75元－已付4384.75元＝98.5元；2012年3月差额：5000元－社医保费315元－个人收入调节税20.25元－已付4527.85元＝136.9元；上述月份工资差额合计5981.65元。穆爱林举示的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所载的转入2012年4月至10月的工资均达到或者超过《劳动合同》约定的月工资标准5000元。宝隆彩印公司举示的自2012年元月至2012年10月（除8月份外）《费用支出报销凭证》，未能举证证明该餐费报销为穆爱林“以餐费报销的形式领取工资”。宝隆彩印公司关于“宝隆彩印公司不但依约发放工资，还超过每月5000元的标准发放穆爱林的工资”的证明对象不能全部成立。
5.穆爱林向原审法院提交的《授权委托书》为复印件，且未加盖宝隆彩印公司公章，而穆爱林书面陈述：“吴志荣把一套有签字有盖章的补充协议（一式两份）和一份有盖章的授权委托书给穆爱林”，由于穆爱林未能提供证据原件以供核对，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
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结合庭审中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查明如下事实：
一、2011年2月14日，宝隆彩印公司与穆爱林签订《劳动合同》一式二份，该《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自2011年2月14日起至2014年2月13日止、岗位为综管部经理、实行标准工时工作制度、计时工资制、月工资为人民币5000元，双方约定加班加点的计算基数为900元（加班加点工资的计算基数不得低于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
二、2011年3月24日，宝隆彩印公司与穆爱林签订《补充协议》，约定“1.在原来工资不变的前提下，每年工资递增500元（贴发票报销），2.增加年度优秀干部奖励工资一级；3、工龄补贴按公司标准享受。”2011年3月16日宝隆彩印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志荣签署《工作联络单》，签署“2011年2月份起穆爱林工资加伍佰元整，此金额不造工资表由穆爱林提供餐费发票报销。”的意见。自2012年元月至2012年10月（除8月份外），穆爱林均以餐费发票报销2200元至2700元不等的费用。
三、宝隆（香港）国际有限公司于2012年2月22日作出免去吴志荣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及执行董事职务的决定，委派江心晴担任宝隆彩印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及执行董事职务；同日，宝隆彩印公司向厦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变更登记。2012年3月15日厦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宝隆彩印公司《营业执照》，该《营业执照》登记宝隆彩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江心晴、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股东（发起人）宝隆（香港）国际有限公司。
四、2012年3月8日后，吴志荣把一套有签字、有盖章的标称日期2010年10月7日《劳动合同补充协议》、标称日期2011年2月14日《劳动合同补充协议》给穆爱林，让穆爱林在上述两份补充协议上签字后各留一份，同时吴志荣在两份2011年2月14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上本来约定的月工资“5000元”均改成“15000元”。在两份协议上印章印文和签名的形成顺序依次为：加盖宝隆彩印公司公章、在法定代表人处吴志荣签名、穆爱林在“乙方”处签名，形成时间在2012年3月8日之后。
五、宝隆彩印公司因公章损坏于2011年7月7日向同安区公安分局申请重刻编号为3502120005657公章一枚；于2011年7月13日因“旧换新”在公安机关的监督下销毁带有英文字母的公章；2012年3月17日宝隆彩印公司登报声明遗失宝隆彩印公司公章、财务章、法人私章各一枚；2012年3月22日又因公章遗失，到同安区公安局重新刻制编号为3502120013566公章一枚。
六、自2011年2月至2012年3月宝隆彩印公司实际支付穆爱林工资均未达到《劳动合同》约定的月工资标准5000元，上述月份工资差额合计5981.65元；自2012年5月18日至2012年11月18日支付2012年4月至10月的工资均达到或者超过《劳动合同》约定的月工资标准5000元。
七、宝隆彩印公司法定代表人江心晴与穆爱林于2012年11月5日办理建筑工程管理工作移交；该公司于2012年12月19日通知自2012年12月20日起与穆爱林解除劳动关系。
八、穆爱林于2012年11月30日向厦门市同安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争议仲裁申请，请求裁决：1.宝隆彩印公司支付穆爱林自2011年2月至2012年10月31日未付的税后工资214996.32元；2.依据《劳动合同补充协议》的约定宝隆彩印公司支付穆爱林2012年度的年终奖金税后20000元；3.依据《劳动合同补充协议》的约定宝隆彩印公司一次性支付穆爱林代理建设工程期间的工资税后125000元；4.宝隆彩印公司补发穆爱林加班工资税后13145.6元，共计373141.92元。穆爱林提出上述劳动仲裁申请的依据是：1.2011年2月14日签订的《劳动合同》、《劳动合同补充协议》约定每月工资15000元；2.2011年2月14日签订的《劳动合同补充协议》宝隆彩印公司承诺2012年度年终奖金不低于20000元；3.2010年10月17日签订的《劳动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宝隆彩印公司每月另发一份代理建设工程管理的工资5000元。厦门市同安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审理，于2012年12月24日作出同劳仲委（2012）501号《裁决书》，裁决：1.宝隆彩印公司应于裁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穆爱林自2011年2月至2012年10月期间应付工资差额214996.32元、2012年度年终奖金20000元、全权代理建设工程期间的另一份工资125000元；共计359996.3元。2.驳回穆爱林的其它仲裁请求。宝隆彩印公司不服该裁决，依法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如上所述。
原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劳动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由其法定代表人代表用人单位进行。宝隆彩印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吴志荣于2011年2月14日与穆爱林签订的《劳动合同》，未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宝隆彩印公司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及时足额支付穆爱林的工资。吴志荣于2012年2月22日被免去宝隆彩印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执行董事职务，即丧失了代表宝隆彩印公司的资格和权利，其利用尚未移交宝隆彩印公司公章的机会，以宝隆彩印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名义与穆爱林签订两份《劳动合同补充协议》、涂改《劳动合同》约定的月工资数额。该两份《劳动合同补充协议》以及将两份2011年2月14日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月工资“5000元”改成“15000元”的内容，对宝隆彩印公司、穆爱林均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穆爱林以两份《劳动合同补充协议》及涂改后的《劳动合同》有关月工资的文字为依据提起劳动仲裁申请，其关于2011年2月至2012年10月期间应付工资差额的诉求超过《劳动合同》依法约定的部分、2012年度年终奖金20000元、全权代理建设工程管理工作期间的另一份工资125000元的仲裁请求，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宝隆彩印公司均不负有支付的义务；穆爱林劳动仲裁请求2011年2月至2012年10月期间应付工资差额符合《劳动合同》依法约定的部分，即2011年2月至2012年3月14个月应付穆爱林工资在代扣代缴社医保费、个人收入调节税之前尚未达到《劳动合同》约定的月工资5000元标准的工资差额5981.65元，宝隆彩印公司应当依约支付。宝隆彩印公司未能举证证明穆爱林以餐费发票报销费用属于支取《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或者超额的工资，对宝隆彩印公司关于其公司不但依约支付工资而且每月以餐费发票报销多支付工资的主张，不予采纳。宝隆彩印公司与穆爱林签订《补充协议》约定的“在原来工资不变的前提下，每年工资递增500元（贴发票报销）”所涉劳动权益，穆爱林未就此提出诉求，原审法院不予理涉。穆爱林对劳动仲裁裁决驳回“补发加班工资13145.6元”的请求未提起诉讼，应当视为其对此项裁决没有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五条、第六条、《厦门市企业工资支付条例》第四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第三款、第十条、第七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宝隆（厦门）彩印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穆爱林2011年2月至2012年3月14个月的工资差额合计5981.65元；二、宝隆（厦门）彩印有限公司无需支付穆爱林2011年2月至2012年10月除2011年2月至2012年3月14个月的工资差额合计5981.65元之外的其它工资差额209014.67元、2012年度年终奖金20000元以及全权代理公司建设工程管理工作期间另外一份工资125000元；三、驳回宝隆（厦门）彩印有限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
宣判后，穆爱林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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