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某 某 诉 广 西 防 城 港 锦 航 船 务 有 限 公 司 海 上 养 殖 损 害 赔 偿 责 任 纠 纷 一 审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厦海法事初字第23号
原告丁某某，男，汉族，1956年6月19日生，住福建省平潭县。
委托代理人孙士强，上海航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丁某某，男，汉族，1983年8月13日生，系原告之子。
被告广西防城港锦航船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港口区友谊路13号人保财险大楼6楼。
法定代表人施生峰，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曾振球，北京大成（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董锦辉，北京大成（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丁某某为与被告广西防城港锦航船务有限公司海上养殖损害赔偿责任纠纷一案，于2012年7月25日向本院提起诉讼。同年12月17日，原告以需要进一步收集、补充证据为由撤回起诉。2013年2月26日原告再次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5月29日、8月20日、12月6日三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孙士强、丁某某，被告委托代理人曾振球、董锦辉，证人丁某己、咏翰（福建）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下称咏翰公估公司）公估师陈庆华到庭参加诉讼。因本案案情复杂，经批准，审理期限延长六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2年3月12日，其发现位于澳前观音澳水域的养殖区有被船舶撞入痕迹，鲍鱼、海带及养殖设施遭受重大损失，但未找到肇事船舶。次日，在整理养殖区时，原告发现“大新华”轮在附近抛锚，螺旋桨缠绕有养殖用的桩绳，旁边一艘小船正协助水下探摸，故怀疑是“大新华”轮撞入其养殖区，并当即向平潭海事处报案。海事处人员到场时，“大新华”轮不听指挥，擅自起锚开航。事后，原告通过船讯网查询2012年3月12日至13日期间“大新华”轮航行轨迹，确认该船即为肇事船舶。2012年3月15日咏翰公估公司接受原告委托，对其养殖区四至经纬坐标进行定位并对损失作出评估，结论为受损鲍鱼、海带及养殖设施损失共计688,683.18元。原告认为，被告未向平潭海事处申报，非法进入平潭东澳港界，且未按海图航行，致使“大新华”轮撞进其养殖区造成损害，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故诉请本院判令被告赔偿养殖物、养殖设施损失688,683.18元及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1081.14元（从2012年3月12日起，暂计算至2012年7月11日）。
为支持自己的主张，原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
证据1、平潭县澳前镇政府及玉道村村民委员会证明，证据2、原告向平潭海事处提交的事故报告，证据3、关于玉道村养殖户被“大新华”轮碰撞损失报告，用以证明“大新华”轮驶入原告养殖区，给原告造成重大损失。
证据4、潭东边防派出所对念其良所作询问笔录，用以证明2012年3月13日“大新华”轮船上人员曾要求念其良清除螺旋桨上的缠绕物。
证据5、“大新华”轮船舶检验证书簿，用以证明被告系“大新华”轮船舶所有人。
证据6、“大新华”轮驶入养殖区明细图，用以证明“大新华”轮驶入原告养殖区。
证据7、公估报告及附件，用以证明“大新华”轮驶入原告养殖区造成的损失金额。
证据8、村民养殖示意图，证据9、养殖区损坏后的照片及“大新华”轮照片，共同证明养殖区受损情况。
被告辩称：第一，原告没有海域使用权证及养殖许可证（下称“两证”），其是否从事养殖、养殖的具体内容、范围、损失与否等均无法确认，且2010年案涉养殖区即被平潭综合实验区征用，原告亦已接受政府补偿，其不再是案涉海域的合法使用权人及养殖人，无权基于公共海域主张私人利益索赔。第二，原告没有提供第一现场照片、视频资料、目击证人等直接证据证明“大新华”轮进入其养殖区，海事处调查报告也未认定“大新华”轮触碰案涉养殖区；从事后船舶轨迹与养殖区范围比对来看，原告所提供的养殖区四至经纬坐标前后不一，即便按这些四至经纬坐标，养殖区与“大新华”轮船舶轨迹也无交叉；从“大新华”轮经过案涉养殖区时的航速、周边相邻养殖户没有受损等间接角度，也可说明“大新华”轮不可能触碰案涉养殖区。第三，案涉养殖区位于航道附近的锚地，每天过往船舶众多，加上2012年3月11日前后风大浪高，过往船舶纷纷往该锚地避风，即使原告确有养殖并遭受损失，也可能是其他原因造成。第四，“大新华”轮为避风进入东澳锚地，期间严格按照海图行驶并保持正规瞭望，不存在任何过错；原告没有“两证”，非法占用已被政府收回的公共海域在锚泊区养殖，致使海图没有标识，且原告没有在养殖区周边设置警示标志，导致过往船舶无法通过正规瞭望发现其养殖区，故原告存在明显过错。第五，原告所称损失未得到海事局、海洋渔业局等主管部门确认；公估是原告单方委托，现场勘查时养殖区已经经过整理，养殖面积、密度都仅根据原告口述，公估报告在事故发生后一个多月出具，因此不能反映真实情况。第六，原告属于无证非法养殖，依法获得的赔偿项目仅限于清洗、修复、更换养殖设施的成本，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存在购买鲍鱼苗、海带苗的养殖成本，鲍鱼是2010年从别的已经补偿过的养殖区迁移而来，鲍鱼笼及海带棕绳也已经过补偿，故原告没有额外增加养殖成本，被告无需重复赔偿。
被告为支持其抗辩，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材料：
证据1、船舶轨迹，用以证明“大新华”轮航行轨迹。
证据2、养殖区经纬度，证据3、被告根据船讯网记录以及原告提供的养殖区四至经纬坐标所作对比图，用以证明即使按原告提供的养殖区经纬度，“大新华”轮也没有撞进原告养殖区。
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根据原告申请及依职权调取了如下证据：1、向福州海事局平潭海事处调取《福州“3.12”“大新华”轮涉嫌进入澳前观音澳养殖区初步调查报告》（下称《初步调查报告》）、“大新华”轮船长声明等；2、对玉道村村长丁某丙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笔录；3、责令被告提供“大新华”轮2012年3月11日至13日期间航海日志、轮机日志；4、向平潭澳前组团建设指挥部调取《平潭综合实验区澳前组团用海工程拆除养殖等设施补偿实施细则（试行）》（下称《澳前拆迁补偿细则》）、东澳港养殖区分布图、东澳各村海水养殖情况登记表；5、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航海保障部网站下载2011年第1805项航海通告；6、请求厦门市测绘与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就案涉养殖区经纬坐标数据及“大新华”轮航行轨迹制作比对图。
双方当事人对以下事实没有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本院查明如下：
“大新华”轮是被告所有，总吨18568吨，净吨10395吨，长169米，宽26.2米。
3月12日0000时许，“大新华”轮进入平潭东澳港界；0100时至1040时许在东澳锚地锚泊；1040时许向港口外行驶一段距离后，1151时中途折返；1230时至次日1035时许在原锚地附近继续锚泊。
2012年3月13日0700时许，“大新华”轮船员打电话给平潭澳前镇从事潜水探摸业务的念其良，称该船螺旋桨可能被异物缠住，请念其良到东澳渔港的堤坝外面探摸。念其良上船后，认为风浪太大，要求将船开到澳口里面。船员称对澳口里面情况不熟悉，不敢开进去。双方最终决定将船开到“海峡号”码头附近。因风浪太大，念其良两次试图下水检查，都没能下到螺旋桨位置，也无法确知螺旋桨是否缠有异物，收了1500元报酬离船而去。
同日上午，原告向平潭潭东边防派出所报案，称其位于澳前观音澳水域的养殖区疑被“大新华”轮触碰造成损坏。潭东边防派出所通知平潭海事处后，平潭海事处人员当天上午到现场勘查时，“大新华”轮已经离开。
2012年3月15日，原告委托咏翰公估公司对其养殖区受损情况进行评估。次日公估师到现场向原告调查、了解养殖场的养殖种类、面积、规模等情况，并进行初步查勘。3月24日、25日，原告养殖区经整理后，公估师再次到现场，看到整理后的主浮绠重新连接，部分浮绠或浮子等养殖设施已更新。公估师在原告等委托人的陪同下，对经整理后的养殖场的四角位置通过船用GPS进行定位，并对养殖区内剩余的海带和鲍鱼的数量进行清点。3月30日，公估师与原告等委托人以及澳前镇玉道村村长丁某丙一起，在现场对原告剩余的未受到损害的鲍鱼进行抽样、称重。4月17日，咏翰公估公司出具EGFJ-
PR1204001号公估报告。
3月17日左右，平潭海事处组织原被告双方调解。原告提供了手抄的受损养殖区四至经纬坐标。事故调查处理过程中，原被告双方分别向海事处提交了从船讯网下载的2012年3月11日至13日“大新华”轮船舶轨迹。
2012年7月25日，原告与丁某丁、丁某戊、丁某、林某某以被告所属“大新华”轮进入其养殖区为由，分别向本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12）厦海法事初字第39至42号】。该系列案庭审中，被告提交了根据船讯网船舶轨迹及原告所称养殖区范围绘制的比对图，显示原告、丁某丁、丁某戊、丁某、林某某养殖区为从东到西依次紧邻；2012年3月12日0027时与0032时两个时点“大新华”轮船位连线从原告方声称的养殖区旁边经过，但没有交叉。原告方对该比对图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根据“大新华”轮在0027时与0032时的船首向、“大新华”轮的长度、船舶运动的弧线特性等，可以得出“大新华”轮进入其养殖区的结论。
2012年11月19日，本院根据原告申请，向平潭海事处调取了《初步调查报告》。该报告没有文号，落款时间为2012年6月10日，称案涉事故发生后，平潭海事处组织成立事故调查组，通过调查询问养殖户、现场查看等途径，展开事故调查，获得询问笔录、大桥警戒中心值班记录、可视化平台调取的“大新华”轮航行轨迹、现场勘验照片等相关证据资料。案涉事故发生在澳前观音澳水域，为传统的鲍鱼养殖区域，事故当天海坛海峡东北风6至7级，能见度良好，中浪。结论为由于原告等人未能提供经权威机构认证的养殖区准确范围，且现场未能在第一时间准确获取直接的证据，且“大新华”轮未能协助海事处及时开展事故调查，海事处只能凭技术手段确认“大新华”轮于2012年3月12日0028时至0032时期间经过原告所称养殖区，但无法做出具体的事故原因分析及相应的责任认定。原告的直接经济损失需经相关权威机构认定。
根据中国航海图出版社14141号2007年9月版海图，上述海事处所称观音澳鲍鱼养殖区为出版时标注的原始海区状况；后2011年第1805项航海通告进行了小改正，在由南到北即进港口方向依次加绘了(4)红闪红4s、(5)绿闪绿4s、(6)红闪红4s、(7)绿闪绿4s、(8)红闪红4s、(10)红快红4s等6个侧航标，其中(7)、(8)、(10)在观音澳鲍鱼养殖区中间。(4)红闪红4s经纬坐标为北纬25°26.347′、东经119°49.257′，(6)红闪红4s经纬坐标为北纬25°27.082′、东经119°49.272′，(8)红闪红经纬坐标为北纬25°27.803′、东经119°49.285′。在(5)绿闪绿4s、(7)绿闪绿4s连线略偏右侧有一个船舶锚地。案涉养殖区在海图上没有标识。
2012年12月14日，原告与丁某丁、丁某戊、丁某、林某某以需要进一步收集补充相关证据为由，向本院申请撤回（2012）厦海法事初字第39至42号案起诉，故上述《初步调查报告》到本案诉讼期间方送达双方当事人。
为建设陆岛交通码头，2010年平潭综合实验区澳前组团指挥部对东澳港养殖情况进行摸底核实。2010年9至10月澳前组团制作的登记表显示，陆岛交通码头以西（西区）B335号海带养殖区即案涉养殖区，养殖户为原告，养殖面积1.03公顷，其西边与丁某丁相邻，北边与丁某丙相邻，东边与丁某己相邻，南边与林某甲相邻。东区B85号海带养殖区养殖户为原告，养殖面积0.78公顷，其中有鲍鱼10条，每条80串。原告上述两块养殖区均无“两证”，B335号养殖区周围没有设置警示标志，未申请发布航行通告。B11O号鲍鱼养殖区养殖户为丁某，养殖鲍鱼17条，每条65串，养殖面积0.39公顷；B132号鲍鱼养殖区养殖户为丁某庚、丁某丁，养殖鲍鱼15条，每条60串，养殖面积0.27公顷。
2010年10月18日，平潭综合实验区澳前组团发布《澳前拆迁补偿细则》，主要内容如下：
1、补偿程序：发布收回海域使用权公告、办理海域使用补偿登记、签订海域补偿协议、支付海域补偿相关费用、收回海域使用权。
2、养殖用海补偿费用标准。补偿费用=海域补偿费+种苗补偿费+海域附着物补偿费。其中种苗补偿费包括种苗成本和在养未收成的合理价格，海域附着物指锚、桩、绳子、浮球、网具、管理房等设施，补偿费按照其重置价格并结合成新计算。
3、养殖用海补偿价格。对未取得海域使用权证的养殖，按实际测量的养殖使用面积或数量，并参照有证补偿费用进行补偿。其中西区补偿价格为有证养殖的90%，具体为有证养殖鲍鱼18,500元/亩，海带6900元/亩，无证养殖鲍鱼16,650元/亩，海带6210元/亩。
4、养殖户必须按规定时间自行拆除养殖等设施，逾期不自行拆除的养殖户，予以强制拆除，其费用由养殖户承担，从补偿费中扣除，由此造成的损失由养殖户自行承担。
原告上述西区B335、东区B85两块养殖区均在征收补偿范围，原告签订海域补偿协议并按相应标准获得了补偿款。
上述查明的事实有原告方证据4、5，被告证据2，本院调取的《初步调查报告》、《澳前拆迁补偿细则》、航海通告，以及本案庭审笔录、（2012）厦海法事初字第39至42号案卷、14141号海图为证。
双方当事人对以下事实存在争议，结合双方举证及庭审笔录，本院查明如下：
一、2012年3月原告是否在案涉澳前水域从事养殖
原告主张，其多年来一直在案涉B335号养殖区从事养殖。2010年接受政府补偿后，由于西区B335号养殖区没有在航道上，遂从中腾出部分空间，将东区B85号养殖区中的鲍鱼移来合并养殖，鲍鱼养在上半部分（即北部），海带养在下半部分（即南部），直到2012年3月事故发生。
原告用以证明其主张的证据为证人丁某己证词。庭审中证人丁某己作证称，其养殖区位于原告B335号养殖区的东南角，2010年拆迁补偿后与原告仍在西区养殖。原告B335号养殖区拆迁补偿前主要养殖海带，拆迁补偿后原告将东区养殖的鲍鱼移到B335号养殖区，其中鲍鱼养在上半部分，海带养在下半部分。2012年3月前，经常看到原告在B335号养殖区喂养鲍鱼，还看到漂浮的鲍鱼浮标。
被告对证人丁某己证词未予认可，认为原告没有养殖证，没有确切证据证明其在澳前水域实际从事养殖及养殖的内容。
本院认为，没有证据显示证人丁某己与原告存在利害关系，且其证词与原告陈述及澳前组团摸底核实情况相互印证，依法可以采信。且原告在2012年3月13日上午即向边防所、海事处报案，并随即带海事处人员到场勘查，海事处在此基础上作出的《初步调查报告》对案涉养殖区的存在这一事实也未提出异议。因此，可以认定2012年3月原告在东澳B335养殖区养殖鲍鱼、海带的事实。
二、“大新华”轮是否经过原告养殖区
根据《初步调查报告》，事故发生的可能时间为深夜，且原告没有当场发现其养殖区被“大新华”轮触碰，因此，要求原告提供第一现场照片、视频资料、目击证人等直接证据客观上无法实现。鉴于海事处行政事故调查对证据的采信标准不同于诉讼证据采信标准，《初步调查报告》没有对“大新华”轮是否进入原告养殖区作出认定，不足以表明被告关于侵权事实不存在的抗辩因此成立。对“大新华”轮是否经过原告养殖区的认定，还需结合“大新华”轮航行轨迹与原告养殖区经纬坐标比对以及“大新华”轮螺旋桨缠入异物的时点等事实综合判断。
（一）“大新华”轮在3月12日凌晨的航行轨迹
被告提交了北京亿海蓝科技有限公司（下称亿海蓝公司）出具的下载自船讯网的“大新华”轮船舶轨迹，认为该数据是船舶自身AIS设备发出的数据，应以此作为认定“大新华”轮船舶轨迹的客观依据。原告认为，船讯网记录时间间隔长，海事处提供可视化平台调取的数据每分钟就有一个定位，后者更加准确。
亿海蓝公司出具的“大新华”轮在2012年3月12日0027时至0038时期间的轨迹如下：
0027时，船位25°27.429’N/119°49.908’E，对地航向9.1°，对地航速5.2节；
0032时，船位25°27.532’N/119°49.224’E，对地航向140.6°，对地航速4.3节；
0038时，船位25°27.208’N/119°49.460’E，对地航向154.2°，对地航速4.1节.
庭审中，被告称亿海蓝公司出具上述船舶轨迹收取其委托费。
在《初步调查报告》中，平潭海事处根据可视化平台调取的“大新华”轮0027时至0038时AIS轨迹为：
0027时，航向329.8°,航速3.7节，船位25°27.371’N/119°48.918’E。
0028时，航向003.1°,航速5.1节，船位25°27.442’N/119°48.918’E。
0029时，航向029.5°,航速5.0节，船位25°27.516’N/119°48.964’E。
0030时，航向050.7°,航速4.7节，船位25°27.564’N/119°49.031’E。
0032时，航向100.4°,航速4.6节，船位25°27.588’N/119°49.179’E。
0033时，航向141.1°,航速4.2节，船位25°27.491’N/119°49.262’E。
本院认为，对可能的事故发生时段，船讯网仅记载0027时与0032时两个时点的船位，中间间隔5至6分钟，从海事处可视化平台调取的AIS轨迹图则精确到1分钟，共有5个时点船位，技术上更为精确。船讯网提供船舶轨迹数据为书证，且属于商业行为，依约收取委托费，而平潭海事处AIS轨迹图来源于《初步调查报告》，该报告虽无文号，但毕竟出自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海事处，其证明力高于船讯网书证，故本院采信平潭海事处可视化平台调取的“大新华”轮AIS轨迹数据。
（二）原告养殖区的准确经纬坐标范围
本案中，原告先后提供了三组案涉养殖区四至经纬坐标数据（下图为厦门市测绘与基础地理信息中心根据三组数据所作的四至图）：
1、2012年3月17日左右原告手抄并提供给海事处及被告的四至数据（版本1）：
西北端：北纬25°27.612′、东经119°49.101′；
东北端：北纬25°27.596′、东经119°49.156′；
东南端：北纬25°27.554′、东经119°49.139′；
西南端：北纬25°27.556′、东经119°49.075′；
受损位置由西到东为：
北纬25°27.585′、东经119°49.080′；
北纬25°27.596′、东经119°49.119′；
北纬25°27.594′、东经119°49.136′。
2、2012年3月24日至25日原告委托公估人测量的四至数据（版本2）：
西北端：北纬25°27.604′、东经119°49.102′；
东北端：北纬25°27.592′、东经119°49.160′；
东南端：北纬25°27.542′、东经119°49.140′；
西南端：北纬25°27.557′、东经119°49.083′；
其中南北长度105.4米，东西宽度约92米。
3、《初步调查报告》记载原告自述的四至数据（版本3）：
西北端：北纬25°27.607′、东经119°49.109′；
东北端：北纬25°27.590′、东经119°49.175′；
东南端：北纬25°27.531′、东经119°49.095′；
西南端：北纬25°27.525′、东经119°49.145′。
原告认为，之所以对案涉养殖区有三种不同的经纬坐标数据，是因为三次测量的潮水、风向及误差等影响，其中版本1、3是其用船用GPS自测，版本2公估人所测较为准确。被告认为，2012年3月13日左右海事处组织调解时原告曾口头陈述一组养殖区四至坐标坐标数据，该数据才是客观真实的，但当时被告没有记录，且经与船员核实，认为“大新华”轮不可能经过该经纬区域；版本1手写四至在此后3到5天才提出，与原告第一时间的口头陈述不一致，可能是原告得知“大新华”轮航行轨迹后伪造的；当时之所以未到现场核实，是因为被告经与船员核实，确信即使按该经纬数据，“大新华”轮也没有经过原告养殖区；版本2、3数据同样也是原告后期单方测量，有可能是伪造。
本院认为，厦门市测绘与基础地理信息中心根据平潭海事处AIS轨迹及上述3种版本经纬坐标数据所作比对图显示，“大新华”轮均有经过养殖区（参见附件1厦门市测绘与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制作的比对图）。因此，原告养殖区的准确范围，或“大新华”轮是否经过原告养殖区的争议，可转化为上述三种版本经纬坐标中有无一组是真实的。结合原被告双方庭审陈述，本院认为版本1由原告手写的养殖区经纬坐标为原告养殖区的真实范围，理由如下：
1、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原告提供版本1前，还曾口头陈述过养殖区四至，且养殖区四至涉及四组经纬坐标数据，被告未作任何记录，却能辗转准确转达给船员核实，并判断有无经过，不符合常理。据此，本院认为，被告关于2012年3月13日左右原告曾口头陈述四至的主张不能成立。
2、版本1是原告在事故发生后3至5天测量并提交的数据，属原告第一反应，版本2、3均是在10余天后原告整理现场的基础上，自行再次测量或公估人员根据原告指定测量，在所测出养殖区范围不一的情况下，本院认为版本1数据可信度较高。
3、如前所述，原告在2012年3月13日上午即向边防所、海事处报案，并随即带海事处人员到现场勘查，若非“大新华”轮离开，被告完全有条件到现场核实养殖区四至。3月17日左右被告若认为版本1数据与口述的真实数据不一致，可以也应该表示异议并要求到现场核实，但被告却未及时要求核实。被告解释称没有及时核实系因确信即使该四至为真，“大新华”轮也不可能经过。本院认为，被告对此抗辩没有证据证明，且没有现场核实的责任也在被告。故版本1数据虽是原告单方测量，但被告在纠纷发生早期有条件现场核实却未作核实，到诉讼阶段方提出质疑，其行为应视为对手写四至真实性的默认。
4、从已查明的事实来看，版本1还附有受损位置的经纬坐标，经比对为养殖区中上部，这与海事处《初步调查报告》中AIS航迹对比结果基本吻合。《初步调查报告》是本院2012年11月19日调取后2013年2月向当事人送达，此前当事人双方无从知晓，且从原告第一次起诉中认可被告提交的表面毫无交叉的船讯网船舶轨迹与养殖区的比对图，进而从船舶长度、行进角度、运动特性等多方佐证“大新华”轮实际经过养殖区，也可推知原告当时还不知道“大新华”轮的精确航行轨迹，被告主张原告在2012年3月17日即根据“大新华”轮航行轨迹伪造养殖区四至，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三）“大新华”轮螺旋桨缠入异物的时点
双方当事人对2012年3月13日0700时许被告船员曾雇请念其良探摸螺旋桨异物没有异议。但原告主张，“大新华”轮因经过其养殖区而缠入养殖用的桩绳。被告抗辩，其当时只是怀疑螺旋桨缠入异物，实际并没有：首先，航海日志、轮机日志没有异常记载；其次，“大新华”轮当时是空载，螺旋桨位置高，如有异物缠绕，即使没有下水探摸，也应非常容易发现，念其良没有从船舶螺旋桨附近发现缠绕物，即说明螺旋桨实际没有被异物缠绕；即便缠入异物，也不是在东澳港区，而是3月11日2100时左右在莆田海域。
为查明事实，本院向平潭海事处调取了“大新华”轮2012年3月17日出具的海事声明并责令原告提供了航海日志、轮机日志。原告对三份材料的真实性均未予认可。
本院认为，航海日志、轮机日志不是被告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一时间提交本院或平潭海事处，其中没有记载缠入异物或撞入养殖区，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所显示的内容可通过与其他证据印证证明本案事实。上述三份材料显示：
2012年3月17日“大新华”轮船长向平潭海事处出具声明称：2012年3月11日2100时许，“大新华”轮航行至莆田南日岛附近水域时，驾驶台值班人员发现海面有较多的渔网及渔船作业，同时航速下降异常，机舱也发现增压、转速、排温异常，驾驶台及机舱值班人员怀疑车叶和尾轴有渔网或混绳线绞缠，于是通知船长上驾驶台。当时海面刮东北风，风力6-7级，阵风8级，船长上驾驶台观察船况后，立即派船员在驾驶台左右两翼甲板眺望，通知机舱备车、保持安全航速。在2300时左右海面风力增强——东北风7-8级、阵风9-10级，于是决定开往平潭东澳锚地抛锚并检查。3月12日0时大新华轮进入平潭东澳港界，当时风力和涌浪较大，安排大副和水手在船首眺望、备锚，观察雷达时没有发现海面上有小微波，且目测海面，也没有发现浮标，于是直航锚地，在预定的锚位抛锚检查。3月13日上午，因接到货主与船代的电话怕耽误船期，于是在0900时决定备车起锚开航。0930时锚离地时，突然有一条渔船接近叫喊，“大新华”轮船上人员根本听不清喊话，且锚地船舶密集，无法停留，遂继续前进。出港定速后发现航速、转速、排温还没有完全正常，船长指示机舱调整主机转速，慢速航行，并继续观察检查。3月14日0700时许，航速恢复正常，主机排温、增压也恢复正常。
被告在庭审中提交的航海日志、轮机日志记载：
3月11日，全天风NE（东北，下同）8级、浪NE4级，“大新华”轮始终处于航行状态。其中1600时至2400时，时速分别为8.5节、9.7节、10.4节、11.3节、11.9节、10.9节、10节、9.2节、7.9节。1600时、2000时、2400时，推进器转速均为152r/min。
3月12日，0800时风NE8级、浪NE5级；1200时，风NE7-8级、浪NE4-5级。0000时至0100时无航行状况记录；0100时至1040时在平潭东澳码头锚泊；1040时开航，1235时许抛锚于平潭东澳锚地，其中1100时、1200时时速分别为4节、5.6节；1235时至2400时处于锚泊状态。
3月13日，1200时至2000时风NE7-8级、浪NE4级。0000时至1035时许锚泊；1035时至2400时许处于航行状态，其中1100时至2000时（1300时未记载），航速分别为4节、4.9节、6.8节、7.4节、5.8节、5.9节、5.7节、6.0节、6.1节。
庭审中，被告称，因“大新华”轮船长是平潭人，熟悉平潭港口锚地，故在莆田海域发现该船可能缠入异物后，没有就近在莆田港锚泊检查，而是决定开到达平潭后再检查。3月12日0100时至1040时“大新华”轮第一次锚泊时没有检查螺旋桨，也未找人探摸，原因是锚泊时间为深夜，同时感觉问题不大，且准备开走。3月12日1040时开航后中途折返是因为风太大，不适合航行。
本院认为，船长海事声明不是第一时间陈述，船长声称在莆田水域发现航速下降异常，机舱增压、转速、排温异常，但航海日志却未作任何记载，不符合常理。相反，航海日志、轮机日志记载，3月11日1600时至3月12日0000时期间“大新华”轮航速、推进器转速一直平稳正常，可见被告船长声明不实，“大新华”轮不是在莆田海域缠入异物。
航海日志、轮机日志记载，3月13日“大新华”轮离开东澳港区的时速普遍低于3月12日0000时进入东澳港区之前的航速，结合船长声明中关于3月13日“出港定速后发现航速、转速、排温还没有完全正常”的陈述，可推定“大新华”轮在进入东澳港期间，即3月12日0000时至3月13日0700时之间螺旋桨缠入异物。被告称“大新华”轮为空载，螺旋桨位置高，念其良没有发现缠绕物说明实际没有，本院认为，螺旋桨位置高到露出水面、肉眼可见缠绕物的说法，不符合常理。且如果肉眼可见，被告船员自然最先发现，那么雇念其良探摸反而说明螺旋桨确有被异物缠绕，可见，被告主张不能自圆其说。
根据已查明的事实，3月12日0000时至3月13日0700时之间“大新华”轮的活动情况为：
3月12日0000时至0100时许进入东澳港界；
3月12日0100时至1040时许，在平潭东澳码头锚泊；
3月12日1040时许向港区外航行一段距离后，1151时许中途折返；
3月12日1230时至3月13日1035时许在原锚地附近继续锚泊。
3月12日0100时至1040时“大新华”轮处于锚泊状态，该时段缠入异物的可能性首先可予排除。对1151时中途折返及短时间内两次锚泊的原因，被告解释称是风浪大，不适合航行。但轮机日志显示，3月12日1200时即折返前后风7-8级NE，浪4-5NE，与此前3月11日1600时至2400时“大新华”轮从莆田以南航行至平潭，此后3月13日1200时至2000时驶离东澳港区时风浪级别相当，而前后两个时段“大新华”轮的航行却并未受到影响，说明被告陈述可信度低。鉴于被告没有对中途折返及短时间两次锚泊的原因作出合理解释，结合其在折返前锚泊期间没有检查螺旋桨，折返后锚泊至次日上午找念其良探摸的事实，可推定被告中途折返的原因是螺旋桨缠绕异物，以至于影响继续航行。据此，3月12日1151时之后缠入异物的可能性也可以排除，“大新华”轮缠入异物的可能时间在3月12日0000时至0100时、1040时至1151时两个航行期间。
1040时至1151时“大新华”轮向外航行时未经过养殖区，且是白天，瞭望难度小，缠上异物的可能性较低，被告也从未主张在此期间曾缠入异物。而根据《初步调查报告》，0000时至0100时期间“大新华”轮经过东澳传统鲍鱼养殖区，且当时在深夜大风浪下低速航行，以“大新华”轮的吨位，经过养殖区时船上人员未发现船度、机器设备等明显异常的可能性较大。据此，本院认为，可以认定“大新华”轮缠入异物的时间为3月12日0000时至0100时。这与《初步调查报告》根据养殖区经纬坐标及船舶轨迹比对所得出的事故发生时间可以相互印证，证明“大新华”轮进入原告养殖区。
（四）周边养殖户受损情况是否足以推翻“大新华”轮经过养殖区的事实
被告抗辩，根据澳前组团2010年10月拆迁补偿时所作的养殖区分布图及养殖登记表，与原告养殖区紧邻的养殖户均未主张遭受损失。“大新华”轮不可能从外围飞入原告所称养殖区，给原告造成损失后，又飞出原告养殖区而不给周边的养殖区造成损失。
证人丁某己作证称，补偿后原告周边的养殖户中仍在原地养殖的仅有证人丁某己、丁某己南面的林某乙、北面丁某壬一部分、原告、丁某丁以及丁某丁以西的两块养殖区、以南的林某丙，其余均已迁走。2012年3月其养殖区没有受到侵害，是因原告方及丁某某养殖区被中间穿过，而丁某己养殖区在丁某某的下面，且海图上看到养殖区距离很近，在海上实际距离很远。
本院认为，拆迁补偿登记的情况，只能反映2010年10月之前养殖区的分布状况。从证人丁某己证词可知，补偿后大部分养殖区已经迁移，2012年7月向本院提起诉讼的林某某、丁某所主张的养殖区受损位置即为丁某丁以西的两块养殖区，没有主张权利的只有丁某己、林某乙、丁某壬、林某丙。且从以上原告三个版本的养殖区图可知，版本1与版本2养殖区长度相当，约有100米，“大新华”轮宽度26.2米，从原告养殖区中上部经过，没有经过南北养殖区并不反常，不足以以此推翻“大新华”轮经过养殖区的事实。
三、“大新华”轮进入养殖区与案涉养殖区受损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被告抗辩，其3月13日前后就去海事处协调处理此事，当时原告自称养殖区是3月11日受损，说明损害的发生在更早之前，与“大新华”轮无关。且案涉养殖区位于航道附近的锚地，每天过往的船只本来就多，加上2012年3月11日前后风大浪高，过往船只纷纷前往该锚地避风。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案涉养殖区有损害，也无法确定该损害是什么时候，由于什么原因或者什么船只造成的。
本院认为，在原告实际有养殖的前提下，“大新华”轮进入原告养殖区，按常理会造成养殖区损害。被告抗辩原告曾自称养殖区是3月11日受损及案涉养殖区有可能是因风浪或其他船舶经过所造成，均无任何证据证明，在原告未予认可的情况下，本院不予采信。且鉴于事故发生时间为3月11日与12日临界点，原告没有第一时间发现养殖区受损，在3月13日事故调查尚未进行的情况下，要求原告准确陈述事故发生时点，客观上也勉为其难。因此，本院认定原告案涉B335养殖区在2012年3月12日前后因“大新华”轮侵入造成损害。
四、原告养殖区的损失数额
原告主张，其损失的鲍鱼、海带数量分别为768笼、270条，加上海带棕绳、鲍鱼笼重置费用，损失总额为688,683.18元。为支持其主张，原告提交了其在事故发生后向海事处提交的两份事故报告及公估报告。
对原告的上述证据，被告质证认为，原告向海事处提交的两份报告为原告单方陈述，没有相关部门','2018-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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