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穗中法行终字第147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兆硕，现住香港。
委托代理人：孟志斌，广东绅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曾海燕，广东绅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原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住所地：广州市。
法定代表人：彭高峰。
委托代理人：朱晶晶，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王理，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工作人员。
上诉人周兆硕因诉被上诉人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不予登记决定一案，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5)穗越法行初字第11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10月8日，周兆硕以周某（已故）关系人名义，向原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递交了申请报告、房屋产权继承契及征用补偿协议书等材料，申请更正解放中路贤藏街19、21、23、23之一号房屋产权总面积为409平方米。原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受理后经审核，于2014年11月13日作出《不予登记决定书》，认为经核查该业存档的《房地产所有证》、《广州市地籍分户图》、《广州市不动产平面图》等资料，该房屋建筑面积为409平方米的依据不充足，周兆硕未能提供相关材料证明历史产权登记有误。根据《广州市城镇房地产登记办法》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不予登记。周兆硕对上述决定书不服，诉至原审法院。
另查明，广州市人民政府房地产管理局1953年核发给周炳星、黄容女的证字第21××06号《房地产所有证》注明贤藏街19、21、23、23之一号地产部分面积844平方公尺17平方公寸26平方公分；房产部分面积102平方公尺81平方公寸30平方公分（加盖校对章）。1955年《广州市地籍分户图》注明房地产坐落贤藏街19、21、23、23之一号；建筑种类层数及面积栏中种类及层数为D1（D表示砖柱单隅砖墙木桁瓦面平房）、面积为102.8130平方公尺；房地产面积栏中地产为844.1726平方公尺、房产为102.8130平方公尺。1956年广州市房地产管理局核发给周炳星等两人的证字90××19号《房地产所有证》上记载的贤藏街19、21、23、23之一号地产面积为844平方公尺17平方公寸26平方公分；房产面积为102平方公尺81平方公寸30平方公分等。1996年9月3日，原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发出[1996]撤改字5709号《撤管通知书》，将贤藏街19、21、23、23之一号原房屋全部退回给业主周某、黄某甲女管业，撤管面积为102.81平方米。
上述事实，有收件收据、申请书、询问记录表、身份证明、申请报告、房屋产权继承契、补偿协议、证字第21××06号《房地产所有证》、1955年《广州市地籍分户图》、证字90××19号《房地产所有证》、撤管通知书、登记收据、情况表、证明、复函、查册表等证据证实，周兆硕、原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亦当庭陈述在案。
原审法院认为，《广州市城镇房地产登记办法》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作出不予登记的决定：（一）申请人不能提供合法、有效的房地产权属来源证明的；……。”第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权利人认为房地产权证书或者房地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错误的，提交下列材料，可以申请更正登记：（一）申请书；（二）身份证明；（三）证明房地产权证书或者房地产登记簿记载错误的材料。”据1953年及1956年的房地产所有证记载，本市解放中路贤藏街19、21、23、23之一号房产面积为102.81平方公尺，且1955年的《广州市地籍分户图》也注明地产为844.1726平方公尺、房产为102.8130平方公尺，上述房屋为平房，故讼争房屋房产面积应为102.81平方米，余下地产应无上盖，实为余地。另1996年讼争房屋退回给业主周某、黄某甲女管某，撤管通知书注明的撤管面积为102.81平方米，而周兆硕并不能提供相关材料证明上述历史产权登记有误和讼争房屋建筑面积实际为409平方米，因此原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作出不予登记决定符合上述房地产登记的有关规定，周兆硕要求撤销的理由不充分，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作出判决：驳回周兆硕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50元由周兆硕负担。
上诉人周兆硕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对涉案房屋的历史产权登记明显错误，根据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应当予以纠正。1、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明显少登记了一座房屋的面积，即少登记了23号之一的房屋面积，而原审判决对此事实避而不谈，明显错误。涉案房屋共有四座，即19、21、23、23号之一号，这是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确认的事实。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认定四座房屋面积为102.813平方米的依据是民国27年的《土地使用权状》《广州市不动产平面图》和1955年的《广州市地籍分户图》，然而民国27年的《土地使用权状》《广州市不动产平面图》并没有标明具体房产的面积，1955年《广州市地籍分户图》仅标明了19、21、23号三座铺屋的面积，并没有标明23号之一号的房屋面积，因此，该图实际反映了19、21、23号三座铺屋的面积为102.813平方米，并没有反映23号之一的房屋面积，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据此认定19、21、23、23号之一号四座铺屋的面积为102.813平方米明显错误。2、1953年及1956年的《房地产所有证》和1955年《广州市地籍分户图》所记载的房屋面积都只是19、21、23号三座铺屋的面积，并没有记载23号之一的房屋面积，原审判决认定19、21、23、23号之一号四座房屋的面积为102.813平方米明显错误。从民国27年的《土地使用权状》及《广州市不动产平面图》及1953年的《继承契》及《房地产所有证》看，1953年的契证合一的《继承契》及《房地产所有证》实际上是根据民国27年的《土地使用权状》及《广州市不动产平面图》核发的，由于民国27的《广州市不动产平面图》仅能计算出19、21、23号铺屋的面积，而23号之一的房屋面积无法准确核算，按常理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应当对23号之一的房屋面积进行实地测量，但是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没有测量，而是根据民国27年的《广州市不动产平面图》能计算出的房产面积核发了《房地产所有证》，并根据申请人提交的总登记申请材料制作了《继承契》，同时在证上注明“此证未验平面图，所载面积系原登记面积，真实管业面积待总查丈后确定发拾之分户图为准”，以待将来核查。因此核发了契证合一的《房地产所有证》，但该证记载面积仅是19、21、23号的房屋面积，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并未对房屋进行实地测量，而仅是根据27年的《广州市不动产平面图》制作了所谓的《广州市地籍分户图》，而两图实质上是一致的，都反映的只是19、21、23号的房屋面积。1956年黄某甲女申请析产时，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实际上是发现了自己的工作疏忽，没有对23号之一的房屋进行实地测量，但其却没有纠正，反而趁着申请析产之际，将错就错，还是将涉案房屋登记为102.813平方公尺，并重新核发了《房地产所有证》及《共有权证》。为了逃避责任，又在黄某甲女的申请书上批示“准变少变更登记”，让人误以为是黄某甲女申请变少的。因此，1953年及1956年的《房地产所有证》所登记的涉案房屋的面积都是错误的。二、1955年的《广州市地籍分户图》明显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而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却据此认定涉案房屋的面积仅有102.813平方米，明显也不具有合法性。1955年的《广州市地籍分户图》没有经过实地测绘，在1953年契证合一的《房地产所有证》上注明“此证未验平面图，所载面积系原登记面积，真实管业面积待总查丈后确定发给之分户图为准”，也就是说，分户图应当进行总查丈，且房屋面积应当以总查丈后绘制的分户图为准，按照法定程序，绘制分户图应当进行实地测绘，然而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并未进行实地测绘。同时，1955年的《广州市地籍分户图》没有“房地产权档案骑缝章”，存在事后伪造的重大嫌疑。而且，从我方及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提供的证据材料可以看出，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存在非法将我方的房屋进行出售的不法行为，故不能排除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为了掩盖自己的不法行为而临时伪造一张所谓的《广州市地籍分户图》。因此，1955年的《广州市地籍分户图》是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的。三、由于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对涉案房屋的面积一直登记错误，导致1996年撤管的时候也是按照102.81平方米进行，因此，撤管的面积也并非涉案房屋的真实面积。四、我方有大量的证据表明房屋的面积在409平方米以上，原审判决对此没有提及，而是错误的认定涉案房屋的面积只有102.81平方米，余下均为空地，明显是偏袒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首先，从1953年的北西字第1270号《广州市房地产总登记申请书》、契证合一的《继承契》看，两者记载涉案房屋的面积分别为408.6311平方公尺和409.6311平方公尺，而前述证据都是来源于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保管的档案中，特别是其中的《继承契》，还是经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审核签发的。其次，从1959年和1973年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出具的《地籍平面图》看，19、21、23号铺屋后面并非是余地，而是有房屋的，而这些房屋明显就是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遗漏登记的23号之一的房屋。再次，从1988年广州蚊帐布厂和广州合成纤维厂征用涉案房屋时与广州市越秀区房管局签订的《征用土地拆除房管部门经管房屋的补偿协议书》及《征用时情况（附表）》看，当时的涉案房屋的面积不少于398.15平方米，而当时广州蚊帐布厂绘制的涉案房屋分布图及征拆时的报建批文和红某也证实，19、21、23号房屋后面并非是余地，而是有大量的房屋，房屋总面积433.6928平方米以上。案外人1954年就租住在19、21、23号房屋后面，也进一步证实19、21、23号房屋后面并非全部是余地。最后，根据广州市荷花纺织装饰实业有限公司在广州市越秀法院审理的案件中提供的证据证实，该司实际补偿拆迁房屋面积为411.8563平方米，并全部移交给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五、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明显存在将我方房屋非法出售牟利的违法行为。贤藏街19、21、23、23号之一号的土地面积一直是844平方米，也一直是我祖辈的，依法该土地的房屋应属于我祖辈，不可能出现其他私有房屋。然而，在1988年广州蚊帐布厂绘制的该房分户图和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提交的房地产登记簿查册表上却出现了他人私有房屋，实际上是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在经租期间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出售，其还将出售的情况记录在1953年的《房地产所有证》上。故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撤销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2014年11月13日作出的《不予登记决定书》，并判令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重新对越秀区解放中路贤藏街19、21、23、23号之一号华侨房地产作出更正登记；3、本案诉讼费用由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负担。
被上诉人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答辩意见与原审答辩意见一致。
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根据广州市政府办公厅2015年8月12日印发的《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不动产登记是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的职责。
周兆硕在二审期间向本院申请调查取证，要求：1、向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调取档案编号为北西字第1270号及房册号555号档案；2、向广州市公安局户籍管理部门调取入住涉案房屋的30户租户的户籍资料；3、向广州市越秀区第一土地房屋管理所经租涉案房屋期间的全部档案资料。
周兆硕在二审提交如下证据：1、民国二年二月《改换断卖新契纸》：2、1951年穗财昆字第00791号《广州市人民政府印发买契纸，上述证据拟证实涉案房产面积为844.81729平方米；3、《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答复书》，拟证明另一产权人黄某乙在1958年国家经租时所所经租的房产面积约为250平方米，远超过102.813平方米；4、《广州市房地产变更登记申请书》，拟证明该房产为四幢，房基地面积为102.813平方米，以及被私自售卖的租房。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对于周兆硕在二审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意见，证据1、2来源不合法，真实性有异议；证据3真实性、合法没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证据4恰恰可以证明我方的登记行为是正确的。
本院认为，本案被诉的是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于2014年11月13日作出的《不予登记决定书》，法院审查的是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作出涉案决定的合法性。
《广州市城镇房地产登记办法》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作出不予登记的决定：（一）申请人不能提供合法、有效的房地产权属来源证明的；……。”第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权利人认为房地产权证书或者房地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错误的，提交下列材料，可以申请更正登记：（一）申请书；（二）身份证明；（三）证明房地产权证书或者房地产登记簿记载错误的材料。”本案中，解放中路贤藏街19、21、23、23号之一房屋1953年及1956年的房地产权证记载，房产面积为102.81平方公尺，周兆硕于2014年10月8日向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递交了申请报告、房屋产权继承契及征用补偿协议书等材料，申请更正解放中路贤藏街19、21、23、23号之一房屋产权面积为409平方米，虽然周兆硕认为1988年《征用土地拆除房管部门经管房屋的补偿协议书》显示的涉案房屋的面积不少于398.15平方米，但上述材料不能表明1956年房屋状况，不足以证明上述登记错误。故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根据周兆硕的申请，经核查该业存档的《房地产所有证》、《广州市地籍分户图》、《广州市不动产平面图》等资料，最终以该房屋建筑面积为409平方米的依据不充足，未能提供相关材料证明历史产权登记有误为由，依据《广州市城镇房地产登记办法》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作出不予登记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一审法院据此驳回周兆硕的诉讼请求正确，本院应予维持。周兆硕的上诉理由均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告或者第三人不能自行收集，但能够提供确切线索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取下列证据材料：（一）由国家有关部门保存而须由人民法院调取的证据材料；（二）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证据材料；（三）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证据材料。”根据上述规定，周兆硕申请调取的证据不属于上述规定的情况，故本院不予同意。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周兆硕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梁小琳
审 判 员 李 琦
代理审判员 茹艳飞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杨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