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闽民申163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吴阿柳，女，1970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永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慧敏，福建科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贤禄，福建科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郑柳姬，女，1953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沙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林华，男，1947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沙县。
再审申请人吴阿柳因与被申请人郑柳姬、林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闽04民终字115号民事裁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吴阿柳申请再审称，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之规定，应当再审。(一)原审法院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吴阿柳已提交了充分证据证明本案款项为借款。1.吴阿柳持有郑柳姬亲笔向其出具的《借条》原件。2.吴阿柳提交了银行取款凭证以证明其出借资金的来源与支付能力，且其在庭审中对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均作了合理、详细的说明。3.证人蔡某、胡华珍原审中出庭作证，证实郑柳姬向吴阿柳借款及借款交付的事实。郑柳姬也当庭承认蔡某与吴阿柳一同到郑柳姬家中，以及郑柳姬到永安时有见过胡华珍的事实。原审将证人证言单独割裂，未与其他证据相结合，认为证人证言无其他证据佐证，不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这一认定明显是错误的。吴阿柳向法院提交的《借条》、银行取款凭证、蔡某与胡华珍的证言、郑柳姬的当庭陈述，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已充分证实了郑柳姬向吴阿柳借款及吴阿柳向郑柳姬交付借款的事实。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借贷关系明确。(二)原审法院认定涉案款项为民间互助会会款，但郑柳姬却始终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充分证实。1.郑柳姬向法院提交的主要证据即互助会收会清单、借条等书证，不能证明本案的借款是会款。双方当事人之间所涉会款金额与借款金额完全不一致，无法证实本案的借款与会款有关联。2.郑柳姬为逃避债务，在原审中对其是否到永安找过吴阿柳以及其与吴阿柳的关系作了不实陈述。(1)郑柳姬对有无到永安找吴阿柳之事实前后陈述多处矛盾，一审第一次开庭时承认去过永安吴阿柳的办公室，第二次开庭时说“我从来没去过永安”，第三次开庭时在证人的对质下又认可确实去过吴阿柳的办公室。林华在第二次开庭时说过“我当时就反对她再去借款下会，她就是不听”之类的话，证实郑柳姬有向他人借钱下会的事实，而本案的部分借款是在永安交付给郑柳姬的，足以证明郑柳姬是为了逃避债务而在庭审中作虚假陈述。(2)对于双方的关系，郑柳姬先是称其与吴阿柳非亲非故，不可能向吴阿柳借钱，后又承认吴阿柳每次去郑柳姬家都有买礼品，吴阿柳带孩子到郑柳姬家，郑柳姬还要包红包给小孩。3.吴阿柳和郑柳姬在2015年10月23日一审第三次开庭中所作的陈述，证实了2015年3月份吴阿柳要求郑柳姬结算会款遭到郑柳姬拒绝，从而进一步印证了本案的借款不是会款。(二)至今没有任何公安机关立案的证据证明郑柳姬涉嫌非法集资，一审法院毫无证据地以“本案涉嫌非法集资犯罪”为由驳回起诉，明显是错误的。二审对此未作审查及说明，即直接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的裁定，也是错误的。综上，原裁定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请求再审本案。
郑柳姬、林华提交意见称，本案的款项不是借款，是会钱，当时是吴阿柳逼着郑柳姬打借条；郑柳姬在一审第一次开庭时陈述有去过吴阿柳的办公室，但当时去吴阿柳办公室是为了搞迷信，不是为了借钱，大概是2014年11、12月去的，就去过一次；在第二次开庭时郑柳姬没有说过“我从来没去过永安”，林华也没有说过“我当时就反对她再去借款下会，她就是不听”；林华当时认可有向别人借钱下会，但是没有认可向吴阿柳借钱；吴阿柳去郑柳姬家是有带水果等礼品，但没有郑柳姬要包红包给吴阿柳小孩之事实；原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吴阿柳的再审申请。
本院审查查明以下事实：
1.一审中，吴阿柳提交了两张其自行计算的缴纳会款汇总表即《2013年4月30日起至2016年5月30日37人下标5000元》和《2010年7月15日—2015年8月15日62人2000元上标》、一张林华书写的会款结算单即《第52会(共62会除本人1会计61会)》。郑柳姬质证称：“我认为这就是会款。”法官问：“为什么原告提供的与你提供的款项不符合？”郑柳姬答：“有的钱是当场有直接给原告的。”
本院审查中，进一步就上述证据进行询问，吴阿柳主张，《2013年4月30日起至2016年5月30日37人下标5000元》汇总表中记载“总合计：息(标息)80270，本(填会合计)104730，(金额)185000”，这是指其下的2个5000元会总共已缴纳的金额为104730元，郑柳姬应支付给其的会款(加上利息)为18.5万元；《2010年7月15日—2015年8月15日62人2000元上标》汇总表记载“2010.12.15,1500标中，收126700”、“合计：息(标息)77700，填(填会2份)269500，14.10.12收10000,14.11.03收10000,14.11.17收700，还欠177000”，这是指吴阿柳下的2个2000元会总共已缴纳的金额为269500元，吴阿柳已标走一股126700元，郑柳姬还欠其会款177000元；林华所写的《第52会(共62会除本人1会计61会)》单据左边载明“1.实51会：177700元，2.虚10会：20000元，合计197700元”，这是指郑柳姬、林华还欠吴阿柳会款197700元，右边载明“10.221万，11.31万，11.17700”，这是指结算后林华已经付给其20700元，所以还欠其177000元，该单据的落款时间为“2014.10.21”，说明双方于2014年10月21日结算该会款为197700元的，而本案其中的一张借条是2014年10月19日出具的，可以证明会款与借款没有关系，是两笔不同款项。吴阿柳认为，上述证据可以证明郑柳姬还应支付给其2000元和5000元两会的金额合计为282430元(104730元+177000元)，与本案两张借条合计金额237130元不符，故会款与借款是两笔不同的款项。
郑柳姬、林华质证称，5000元会吴阿柳已支付的本金是104730元，加上利息郑柳姬应付给吴阿柳185000元没有错；对2000元会结算为197700元、已支付20700元、郑柳姬还应支付吴阿柳177000元也没有异议；但郑柳姬、林华从未向吴阿柳借过钱；因为所有的会钱都是先结算再打欠条，吴阿柳的会钱还没有结算清楚，而且还有好几个会，所以有的借条的时间与会钱结算会有相差。
本院询问郑柳姬、林华：“2014年10月19日已经出具借条，为什么2014年10月21日又出具了197700元的结算单？”郑柳姬答：“有的是前后时间不会对，因为有的时候我还没有计算出来，吴阿柳又着急回家，所以等我计算出来她再来取；因为是不同的会，所以有不同的条子。”
2.二审中，法庭询问两张借条是怎么形成的？郑柳姬、林华答：“会到10月份终止，我们在银行收了多少钱是一笔。还有他老公来讨钱的一笔，具体多少忘记了，两个会两张条。”
本院审查中询问郑柳姬：“2014年10月19日借条结算的是哪个会的会钱？”郑柳姬答：“记不清楚了。”问：“是2000元的会钱算一笔，5000元的会钱算一笔吗？”答：“应该是这样的。”问：“2014年10月19日借条的135000元是怎么算出来的？是你算出来的吗？”答：“是我算出来的，一审正卷一第69页与一审正卷一第70页这两张清单上有记载是怎样计算出来的。”
经查，上述两张清单系郑柳姬、林华自行制作的《下会清单(一)》和《下会清单(二)》。其中《下会清单(一)》载明，37人5000元会(2013.4.40—2016.4.30，至2014.10终止)共下19会，实际下的会款共52235元×吴阿柳下了2会=104470元。郑柳姬在该清单下方还注明“当场会首郑柳姬付给吴阿柳现金2340元，后吴阿柳硬要会首郑柳姬开具‘借条’金额为102130元。”《下会清单(二)》载明，62人2000元会(2010.7.15—2015.8.15)至2014.10停会，共下52个月，下实会款105000元，利息76200元，合计181200元，该会吴阿柳共下2会，于2010年12月15日按1500标头标走一会，此会至结束还需下10会，应扣会款35000元，总欠会款181200-35000=146200元。郑柳姬在该清单下方还注明“当场会首郑柳姬付吴阿柳现金11200元，后吴阿柳硬要会首郑柳姬开具‘借条’金额为135000元。”
3.从《第52会(共62会除本人1会计61会)》和《下会清单(二)》的内容看，两份结算的都是62人会的款项，都是郑柳姬、林华计算的，但两份结算的金额却不同，为此，本院要求郑柳姬、林华作出解释。郑柳姬称：“已经陆陆续续付给吴阿柳一部分，20700元就是中间支付的。”本院进一步询问：《第52会(共62会除本人1会计61会)》结算为197700元，扣除已支付的20700元外，还欠177000元，而《下会清单(二)》结算的是146200元，为何数额不同？林华答：“因为177000元中还有利息，后来因为没钱，与吴阿柳谈还给本金，所以可能是有一个是算利息，有一个没有算利息。可能一个是按照2000来乘，一个是按照3500元来乘。当时对方已经认可了，现在我已经记不清楚了。”问：“两个数额是不一样的，吴阿柳认可的是哪一个数字？”郑柳姬答：“时间过了太久了，记不清楚了。”后本院再次询问两张单据上计算的数额为何不同的问题，郑柳姬又解释称：“因为有的是付利息，有的是没有付利息。”林华则称：“可能是陆陆续续支付了一部分会款给吴阿柳，一个会是不会有两个数额不同的最终欠条。”但对于有付利息应是多少、没付利息应是多少，陆陆续续支付给吴阿柳的会款是多少、何时支付、如何计算得出两次结算单上的数额等问题，郑柳姬与林华始终未能作出明确陈述。本院告知其如果不能解释清楚这两个数字是怎么回事，可能产生不利后果。后林华称：“吴阿柳在62人2000元会是下了2股，其中一股没有标走的会我们应该付给吴阿柳的钱是181200元，另外一股已经标走的会还差10会结束，这个10会应该还给会首3500元，所以2000元的会，我们应该付给她的是181200元减去35000元，等于146200元。”这一回答只解释了其在《下会清单(二)》中的“146200元”是如何计算得出的，仍然没有解释为何两次结算的数额不同。
4.如前所述，郑柳姬在本次询问中对吴阿柳《2010年7月15日—2015年8月15日62人2000元上标》中载明的2000元会结算为197700元、已支付20070元、郑柳姬还应支付吴阿柳177000元是没有异议的，这与其自行计算的《下会清单(二)》中的金额不符。对此，郑柳姬称：“177000元是合起来打的条子。”本院询问：“是怎么样合起来打的条子？”郑柳姬答：“我也搞不清楚吴阿柳的和我计算的不一样，吴阿柳当时都认可这样计算的。”问：“吴阿柳什么时候认可怎么计算？”郑柳姬答：“一个会就是一个会计算，吴阿柳计算也不会错。问题就是一个会一个会地算，借条我已经打清楚了。”林华称：“我年纪这么大了，确实记不清楚。”
5.本院审查中，对于出具两张借条后，郑柳姬一共还了吴阿柳多少钱，还欠柳多少钱，郑柳姬、林华先是称记不清了，后又称“我们还了20700元，其他还没有还。”
6.关于两张借条上的款项
(1)关于第一笔2014年10月19日的13.5万元
一审中，吴阿柳提交了永安市农村信用社合作联社东郊信用社盖章的吴阿柳《存款明细账》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安燕江支行盖章的吴阿柳《理财金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其中体现吴阿柳于2014年9月18日从农村信用社卡中取款10万元、于2014年9月25日通过工行柜台取款2万元、ATM取款3次每次5000元共1.5万元，拟证明以上13.5万元即为其取款后借给郑柳姬的2014年10月19日《借条》中的款项。吴阿柳主张，上述两笔款项均是在取款当日在郑柳姬家中现金交付，“被告1(即郑柳姬)于2014年10月19日对账并向原告出具借款人民币135000元《借条》”，“第一笔借条写的是我和我爱人和另外一个姓蔡的朋友(即蔡某)一起来的”。第二次庭审中称，“第一笔借款是借了一个月之后才打的借条，被告没有钱给我才写的借条。”“(10万元和3.5万元取现金给郑柳姬后)当时分别打了条子，被告没钱给，后来于2014年10月19日换成一张总的135000元的借条，小条子就还给被告了。”
(2)关于第二笔2014年12月23日的102130元
一审中，吴阿柳主张，该款项来源于下列银行取款：①2014年10月21日从建行ATM吴阿柳账户取款1万元；②2014年10月23日从中行ATM黄河清(吴阿柳丈夫)账户取款11000元；③2014年10月27日从建行ATM黄河清账户取款1万元；④2014年11月1日从工行ATM吴阿柳账户取款1万元；⑤2014年11月10日从建行ATM吴阿柳账户取款1万元；⑥2014年11月12日从建行ATM黄河清账户取款5500元；⑦2014年11月19日从建行ATM吴阿柳账户取款11200元；⑧2014年11月24日从中行ATM黄河清账户取款10500元；⑨2014年12月11日从中行ATM黄河清账户取款2万元；⑩2014年12月12日从中行ATM黄河清账户取款4100元，以上合计102300元。并为此提交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安支行盖章的吴阿柳《个人活期一本通账户明细》、黄河清《银行卡客户交易/打印》、中国银行永安含笑支行盖章的黄河清《新钱存款历史交易明细清单》、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安燕江支行盖章的吴阿柳《理财金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吴阿柳主张，上述款项分5次给郑柳姬，第一次是前2笔合计21000元；第二次是第三、四笔合计2万元；第三次是第五、六笔合计15500元；第四次是第七、八笔合计21700元，自己留了300元，合计21400元；第五次是最后两笔合计24100元，以上共给付郑柳姬现金102000元；前3次是在郑柳姬家中给付的，后2次是郑柳姬到吴阿柳永安办公室拿的，这些借款都是后来去沙县郑柳姬家中合起来一起写的，写借条时吴阿柳不在，林华和蔡某在场。
对于上述银行明细单，一审法院询问郑柳姬是否有异议，郑柳姬答：“有意见，我不承认，这笔钱就是会钱，我没有收到这笔钱。”法庭询问该借条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郑柳姬答：“是原告找我们要钱，我们没有钱还给原告的时候写这张借条。”“(写借条时)没有(其他人在场)，就我和原告。”“因为有人标完会之后不来下，导致会没有办法继续，所以原告才找我写借条。”
(3)对于第二笔《借条》中的102130元为何有零头，一审中，吴阿柳回答称：“原告的油费及过路费补贴，130元整。”“我们当时车子拿去修了，借了车子去沙县被告家，用车的油费及过路费补贴130元整是被告自己答应补给我们的，就一起写到借款的总金额上。”
(4)本院审查中，询问吴阿柳从银行取出的钱为何有的有几百元的零头，吴阿柳称：“郑柳姬说12月30日会还给我，当时答应郑柳姬凑给她20几万元，所以我就把除了生活费的钱都给她，所以就有零头。”
7.一审中的两位证人证言
(1)蔡某出庭作证称：其与吴阿柳系朋友关系，跟吴阿柳到郑柳姬家认识了郑柳姬；其一共“去了4次(郑柳姬家)。第一次是2014年9月中旬，跟原告和原告老公一起去的，是因为被告向原告借钱，我陪他们把钱拿给被告。”“送钱给被告。原告老公不大会开车，所以我开原告的车陪原告他们一起来。”“(是上午还是下午)记不清楚了，应该是早上，好像是中午1点多，钱送完之后我们就回去了。”“他(指原告)说被告向他代钱，他要送钱到沙县来，叫我帮忙开车。”“(他们进去的时候)我有(一起)进去。”“有(看到原告把钱给被告)，是用报纸包起来给被告的，具体多少钱我不清楚。我看到原告给被告钱，我就直接出来了。”“我回去的就问原告有没叫被告打借条，原告说有叫被告打借条。”“第二次我也是陪他去的，具体什么情况我也就没问他了。大概是在10月左右，具体多少钱我不清楚。”“这次(我)没有进被告家，在车上等。”“(第三次的情况)记不太清楚了。我只记得住最后一次，因为最后一次是用我的车，原告的车拿去保养了，我加了130块的油钱，原告老公硬塞给我130块。我记得大概是2014年12月份左右，是我和原告的老公一起去的，原告没有去，她生孩子了。”“(这次我)没有进去，就听原告老公说是来写借条的，具体我不太清楚。”“就见过一次(郑柳姬)，最后一次是来换借条的。”
对此，郑柳姬称，“有见过一次(蔡某)，是在2014年9月中旬。证人一直在玩手机，什么时候出去的我不知道。”
(2)胡华珍出庭作证称，其已退休，2013年开始一起做安利时认识的吴阿柳，与吴阿柳是朋友关系；其“在吴阿柳的办公室有见过两次被告，2014年11月份原告还没有生孩子的时候见过被告一次。还有一次是吴阿柳叫我带被告去算命。后来原告生孩子，我帮她看办公室的时候也有见过一次。”“被告去原告的办公室找原告之后，就去里面另外一个办公室了。”“好像听他们说是借钱的事情，具体什么我也不太清楚。我也只是听说。”“他们在房间，我没有看到(那天原告是否有给被告钱)。是被告到原告办公室找原告借钱，被告进办公室后，他们就一起去了另外一个办公室。”“(谁先说借钱的事情)具体的我不太清楚。”“(我今天作证)是为了证实被告有去原告永安办公室找原告。”“第二次见的时候才去算命。”“11月的时候是被告一个人去原告的办公室。去完原告办公室过了几天后，被告又去永安时，原告就叫我带被告去算命的那个地方，我带她过去之后我就走了。”“是2014年12月份，原告去生孩子了，被告1自己一个人来原告的办公室，被告一进来就跟我打了招呼后就进了里面的办公室，我在办公室听到原告老公和被告说钱的事情，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他们说话很小声，我只听到他们说借钱的事情。”“(原告)只是大概跟我说了下被告有困难，借钱给被告。”“(原告是否有跟你提起在被告下会、借钱的事情？)说的不多，就是聊了下。”“总共见过(郑柳姬)3次，两次是在原告办公室，一次是在我家楼下。”
对此，郑柳姬称：“不是这样的，我只有见过证2一次，就在证2家的楼下。”
8.对于借款用途，吴阿柳在一审第一次庭审中称：“资金周转，说其他会标到之后就一次性还给我，我知道出事之后我就没有借钱给被告的。”第二次庭审中，对于法官问“原告，按你的算法，(会款)是否是结清的？为什么还要继续借给被告？”吴阿柳答：“为了不让被告倒会，大家都说不标，我的钱是借给被告维持会。”对于“第二次，那么多1万元是为什么这么借的？”吴阿柳答：“就是拿去给被告下会的，被告不让抵，被告是说沙县有2个人跑掉，大家都说不标，借给被告维持会，所以才借给被告的。”问：“被告是怎么找你借款的？”答：“前面是打电话跟我就要那么多，我说我支持你20几万，一有钱我就借给被告了。”
9.本院审查中，询问吴阿柳其会款是如何支付的？吴阿柳称，除了有一笔5000元的会款改为500元时，其以现金支付过一次400元外，其余都是银行转账。
对于后来借钱为何是零零碎碎以现金支付的问题，吴阿柳答：“因为郑柳姬说她不会操作柜员机，而且为了区别会钱，借钱要写借条和拿身份证复印件。”“是郑柳姬要求吴阿柳向郑柳姬支付现金。”“郑柳姬向我借钱是现金支付，并且以现金还给我。郑柳姬之前也向我借过钱，有打借条，而且也是现金还给我的。以前的已经还清楚了，借条我也还给对方了。第一次标走的钱也是叫我去取现金的，她说她机子不会操作，2010年标会标出来的钱也是让我去拿现金的。”对此，林华、郑柳姬认可除了400元外其余会款都是通过银行转账给其，2010年标会标出来的钱其是拿现金给吴阿柳的。
10.一审中，郑柳姬为证明涉案款项为会款，提交的证据是：吴阿柳于2010年12月15日出具给郑柳姬的《借条》(载明吴阿柳向郑柳姬借款128700元)，及相应的互助会《付款清单》(载明金额的计算)、《互助会会员收会清单》，拟证明吴阿柳是在郑柳姬处下会，吴阿柳起诉的借条是吴阿柳逼郑柳姬写的。
吴阿柳质证称，对该借条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合法及证明的内容均有异议，该借条是吴阿柳中标后根据中标金额，按照当地惯例而出具的，涉及的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互助会会款，与讼争的借款无关；对互助会清单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对收会清单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合法性及证明的内容均有异议，该证据证明吴阿柳于2010年12月中标了一股以郑柳姬为会首的互助费，恰恰证明双方之间互助会会款与本案的借贷关系无关。
11.一审第三次开庭时，吴阿柳提出：“还有一个事实可以证明借条跟会钱没有关系，会钱还没有结清楚，我向法庭说明一下。2015年3月18日的时候，我有叫金鼎城那边中介的人去看被告的房子，还有一个店铺，那时候我才知道店铺不是被告一个人的，中介看完房子，后来我叫被告把会钱结算清楚写条子给我，当时中介的人也在，被告不肯写，被告说等房子卖完了再还给我。我有中介的电话，具体叫什么名字我记不清……我就看房子那天2015年3月18日那天打过电话……法院可以向他核实我那天有要求被告写会的条子给我。”对此，郑柳姬称：“当时是没有写条子，卖房子是卖房子钱，但是我有说过等我房子卖完和原告结清再写借条还给她，2015年3月18日原告根本没有来。”法官问：“你是什么时候去永安？”郑柳姬答：“是因为做生意和卖房子的事情去的，大概是2015年3、4月份去的。”问：“这2张借款单就是属于借条吗？”郑柳姬答：“借款单原来是一张一张的，后面合起来写成了一张。不是借款，是会款。”问：“被告，中介是什么时候到你家去看房子的？”答：“是2014年3月的时候，3月的时候中介看完就走掉了。”法官又问：“你刚才说有去过永安说什么时候去的？”答：“因为要卖房子和做生意的事，2015年4月份时候去的永安，没有去过原告那边，直接到永安迷信的那个地方，2014年都没有去过。”对此，吴阿柳称：“2014年被告也有去算命，也有去吴阿柳办公的地方，我们有证人可以证实。”
本院审查中，询问郑柳姬，一审时其所称“当时是没有写条子”是什么意思？郑柳姬答：“她叫我会钱写条子我就没有写给她。”问：“是2015年3月18日的时候吴阿柳叫你会钱写条子吗？”答：“吴阿柳有叫人来我家评估房子的事情是事实，我忘记掉时间了。”问：“是中介看房子的时候吴阿柳叫你写条子的吗？”答：“不是。”问：“是什么时候吴阿柳叫你写条子的？”答：“我完全忘记了。”问：“你回答法官说‘当时没有写条子’，这个当时是指什么时候？”答：“可能是2015年的时候。”问：“你还讲‘2015年3月18日原告根本没有来’，指的是什么？”答：“我不记得了。”问：“吴阿柳什么时候去你那时看房子？”答：“我不记得了，吴阿柳确实有去我那里看房子，但是具体时间我不记得了。”
12.吴阿柳申请再审称，郑柳姬原审中对有无到永安找吴阿柳之事实前后陈述多处矛盾、庭审时林华曾说过“我当时就反对她再去借款下会，她就是不听”，以及郑柳姬承认吴阿柳带孩子到郑柳姬家郑柳姬还要包红包给吴阿柳孩子等。经查，一审三次庭审笔录中，并无吴阿柳所主张的上述内容。第一次开庭的庭审笔录中没有提及去永安的事情。第二次开庭的庭审笔录中，吴阿柳提到后面2次的款项是郑柳姬到吴阿柳永安办公室拿的，但郑柳姬对此未作回应。第三次开庭的情况如前所述，郑柳姬是说2015年3、4月份去过永安，否认2014年曾去过永安，也否认曾到过吴阿柳办公室。
本院审查中，吴阿柳确认一审庭审笔录中没有记载其所主张的上述内容，但认为是一审庭审记录过于简单，当时对方确实有说过。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吴阿柳所起诉的两张借条项下的款项是借款还是会款，原审认定本案涉嫌非法集资罪从而裁定驳回起诉是否正确。
本案吴阿柳起诉时提供了郑柳姬所写的两张借条，借条上载明向吴阿柳借款，故借条内容体现的是借款，不能体现与会款有何关联。郑柳姬、林华辩称吴阿柳所诉款项为会款而非借款，则郑柳姬、林华应对“讼争款项为会款”之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本案中，郑柳姬、林华对于会款如何结算为借条项下的款项，经本院反复询问，未能作出说明。在本院询问中，郑柳姬对吴阿柳一审提交的两张会款结算单上的数额表示认可，对于其自行计算的应付吴阿柳会款的数额为何与吴阿柳计算的不同，不能作出明确、具体的说明。对于吴阿柳所参加的62人2000元民间互助会的会款，林华出具给吴阿柳的2014年10月21日的结算单即《第52会(共62会除本人1会计61会)》上的数额也与林华、郑柳姬提交给一审法院用以说明借条上的数额如何计算得出的《下会清单(二)》中所计算的同一会的会款数额不同，对此，郑柳姬、林华也未能作出明确、具体的解释。一审中，郑柳姬对于“为什么原告提供的与你提供的款项不符合”的问题，答称“有的钱是当场有直接给原告的。”但郑柳姬、林华一、二审中始终未具体陈述其已给付给吴阿柳多少钱，更未能举证证明其所述当场直接给付之事实。郑柳姬于2014年10月19日向吴阿柳出具了13.5万元的借条，之后林华于2014年10月21日向吴阿柳出具了197700元的会款结算单，此后郑柳姬又于2014年12月23日向吴阿柳出具了102130元的借条，而郑柳姬、林华在本院审查中陈述，出具借条之后其仅还了20700元的会款，因此，从结算的数额与借条的数额、出具时间等方面，均不足以得出借条上的款项即为会款之结论。吴阿柳所主张的支付款项的过程，虽然也有不符常理之处，如取款10次分5次支付、取款数额有几百的零头等，但因讼争款项是会款的举证责任在郑柳姬、林华一方，而郑柳姬、林华提交的证据，只能证明吴阿柳有参加以郑柳姬为会首的民间互助会、曾经标中过其中2000元一股的会款并为此向郑柳姬出具过128700元借条，不能证明双方当事人间仅有会款关系而无借款关系。综合分析双方的证据，郑柳姬、林华所举证据尚未达到高度盖然性占优势之证明标准。因此，一审以“吴阿柳主张本案是借款，证据不足，本案涉嫌非法集资犯罪”为由，裁定驳回吴阿柳的起诉，不当。二审以“其交易习惯并不符合双方交易习惯并与常理不符”、“(两证人证言)不应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证据”为由认定“本案涉案款项为会款而非借款”，理由亦不充分。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本案中，一、二审法院既已认定本案款项为会款涉嫌非法集资犯罪从而裁定驳回起诉，又未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亦属不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指令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
审判长 高 晓
审判员 黄晓文
审判员 刘云贞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张 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