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含山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含民二初字第00592号
原告：马年美，男，1953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安徽省含山瓷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住含山县。
委托代理人：周茂铭，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彭青，北京大成（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安徽省含山瓷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司家玉，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娄立群，该公司法务工作者。
委托代理人：林晓彬，安徽吴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马年美诉被告安徽省含山瓷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含瓷公司）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一案，于2013年9月4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2013年9月25日，应被告含瓷公司的请求，本院要求原告马年美提供房产进行担保。2013年11月7日，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马年美及其委托代理人周茂铭、彭青，被告含瓷公司委托代理人林晓彬、娄立群，证人贾佑宝、郑宏利、马连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马某乙诉称：含瓷公司成立于1999年，国有股占55%、员工股占45%。2003年，时任含山县行政服务中心主任施长平（公务员）调入含瓷公司任董事长，其后公司于2004年进行改制，形成了以31名中高层管理者持股的民营股份制公司。改制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仍为施长平，公司的注册资本、经营范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2004年形成含瓷公司《公司章程》第十三条的股东会决议无效，理由如下：
1、改制前，含瓷公司注册资本为1337.4万元，其中国有股730.9万股、员工股为606.5万股（每股1元）。2004年6月，施长平等31名中高层管理者以339万元收购了730.9万股国有股，同时31名中高层管理者又与1504名公司职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可兑付给公司职工的606.5万股对价却是由公司支付的，31名中高层管理者并未支付分文对价（31名中高层管理者至今只出资339万元）。
2、2004年6月30日股东会决议通过的《公司章程》第十三条中，31名中高层管理者所持有的含瓷公司股份并不是339万股，而是公司全部股份1337.4万股（每股1元），无偿占有公司的998.4万股。31名中高层管理者借公司改制之机，擅自用公司资金购买公司股份，据为己有，严重损害了国家和公司员工利益，明显构成违法。
3、2007年6月，31名中高层管理者认购的339万元股金到位后，含瓷公司由时任董事长施长平签发股权证，共发行339万元《股权证明书》，而《公司章程》记载的股份为1337.4万股，股权证上的股权与《公司章程》记载的股份严重不一致。事实上，31名中高层管理者每人在《公司章程》第十三条中所记载的股份数，是根据每人实际出资额占339万元的比例放大得出。2004年股东会决议通过的《公司章程》第十三条中，出现了股东名册记载份额与《股权证明书》中记载的实收股本不一致，不仅欺骗了工商管理部门，也严重违反了《工商登记管理条例》。
4、施长平身为国家公务人员，在含瓷公司改制前系受政府部门委派担任董事长，对国有控股的含瓷公司进行管理。但2004年，含瓷公司改制为民营股份制公司，而2004年股东会决议通过的《公司章程》第十三条中，仍将施长平作为公司最大的股东，持股163.96万股进行登记，明显违反了《公务员法》和《公务员管理条例》。
基于2004年含瓷公司《公司章程》第十三条形成的2010年元月29日《公司章程》（修正案）第十三条之股东会决议当然无效。
2010年元月29日含瓷公司股东会决议，表面上是依据法院判决对《公司章程》第十三条进行修改，但实际上无视《公司章程》股东名册的记载份额和《股权证明书》中记载的实收股本不一致，以及《股权转让协议》第一条中约定的转让股权数占含瓷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一次性股份全部转让这一事实，没有进行对应的记载，而让实收股本已全部转让的原股东，仍然在股东名册的记载中享有股份数，让没有投资一分钱的人继续占有含瓷公司高额股份。如张家银实收股本为6.4万元（也是他的全部出资额），以8.32万元一次性转让给原告，可2010年元月29日含瓷公司《公司章程》（修正案）第十三条中仍登记了18.7446万股。
由于2004年6月30日、2010年元月29日，含瓷公司股东会所形成的含瓷公司《公司章程》第十三条、《公司章程》（修正案）第十三条的公司决议，不仅损害了国家利益，而且严重违反了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特诉请：1、确认形成2004年6月30日含瓷公司《公司章程》第十三条、2010年元月29日《公司章程》（修正案）第十三条的公司决议无效；2、本案诉讼费用由含瓷公司负担。
含瓷公司辩称：一、案件事实
1、2004年3月27日，含山县人民政府成立“含瓷公司改制领导组”，全面负责企业改制的相关事宜并制订、上报“含瓷公司改制方案”。
2、2004年，原巢湖市经贸委向安徽省国资委上报《关于变更含瓷公司股权的请求》（巢经贸企改（2004）192号）并获省国资委批准。根据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复，含山经贸委将持有的730.9万股、员工持有的606.5万股转让给了31位自然人。股权转让后，公司的股权结构为：注册资本人民币1337.4万元，总股本1337.4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股权性质均为个人股。
3、2004年6月30日，根据政府主管部门的改制决定，含瓷公司召开股权转让后的第一次股东大会并形成会议纪要：表决通过了依据政府主管部门改制决定形成的《公司章程》修正案。
4、2009年，原告马某乙与刘治会、张家银等7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原告马某乙受让上述7人的34.2万股。含瓷公司依据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文书、执行通知书，依法办理了上述股权变更登记备案手续。股东大会通过了依据生效判决形成的《公司章程》修正案。
二、原告马某乙起诉程序违法且已过诉讼时效
1、原告马某乙的起诉应依法不予受理。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应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政府主管部门在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2004年的股权变动，正是政府主管部门进行行政调整的结果，故原告起诉应依法不予受理。
2、抛开原告起诉应否受理不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原告不享有诉讼主体资格。
3、被告主体不适格。2004年股权变动，以及由此形成的《公司章程》修正案，正是政府主管部门对国有企业改制的结果，而非含瓷公司公司决议的产物，故含瓷公司不应成为被告。
4、抛开前述三点不论，原告起诉请求确认形成于2004年6月30日及2010年元月29日公司决定无效，超过了诉讼时效。
三、原告马某乙对案件事实的陈述错误
1、2004年含瓷公司股权变动，是政府对企业改制的结果。2004年6月30日的股东会议，只是对政府主管部门改制方案的落实。即《公司章程》第十三条不是股东会决议产生的，而是政府主管部门决定的产物。所以，“股东会议决议”与“《公司章程》第十三条”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原告马某乙请求确认形成《公司章程》第十三条的公司决议无效，显属错误。
2、原告马某乙关于31名中高层管理者无偿占有含瓷公司的998.4万股，擅自用公司资金购买公司股份，据为己有，严重损害国家和员工利益，纯属无稽之谈，因为改制是政府依法进行的。
所谓的31名中高层，当然含有本案的原告。原告如果认为自己不法侵占了他人的股权且损害了国家利益，就应当主动返还不当得利，而不是起诉公司并主张根本不属于自己的利益，公司与此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再者，如果确实存在权利受到损害的情况，那也只能由国家和1千多位股权出让人起诉受让人（当然也包括原告），按原告的说法，他自己是不能成为原告的，只能当被告。
3、2004年的改制，仅仅是股权的变动，而不是企业的创设。即企业的注册资本及总股本，改制前后，均没有任何变化。改制之后，只发生权利主体的变化。所以原告关于“实际上31名中高层每人在公司章程第十三条中所记载的股份数量根据每人实际出资额占339万中的比例放大得出”的陈述，完全是异想天开。即注册资本1337.4万元，总股本1337.4万股，改制之前即已存在，与“放大”无关。
4、2004年含瓷公司改制完成后，即依法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股权证明书》则是2007年的事，前后相距数年。即该“证明书”与工商变更登记无关。故原告关于“出现了公司章程股东名册的记载份额和公司《股权证明书》中记载的实收股本不一致”，欺骗了工商部门，也严重违反了《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陈述，完全错误。需要强调的是，《股权证明书》仅对应该证明书项下的股份，与股东在公司中的总股份无任何关系。
5、原告的另一根本错误，是将2004年企业的“改制”，混同于企业的“设立”，于是就有了原告所谓“实收股本”、“一致与否”的错误表述。2004年仅有股权转让时的对价问题，不存在所谓的“实收股本”，且上述行为均与公司没有任何关系。
6、施长平的公务员身份以及其持有公司股份是否合法，均非本案审理的范围。且施长平持有公司股份，并非公司决策的结果，故与公司股东会议决议是否有效没有关系。
7、2010年元月29日股东会议，仅仅是对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的执行。原告与各出让人如何进行股权转让，转让多少份额，均与被告无关，所以原告请求确认该股东会议决议无效，即请求确认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文书无效。
基于以上各点，原告关于确认公司决议无效的请求，无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告起诉存在程序及实体的双重错误，故请求人民法院裁定对本案不予受理，或驳回原告的起诉，或者驳回其诉讼请求。
马某乙为支持其诉请，在举证期间提交如下证据材料：
1、原告《股权证明书》，证明原告是公司股东，诉讼主体适格，被告给予原告的股权证明中认定股权为6.4万元整（实收股本）。
2、含瓷公司改制文件及公司内部文件（两份转让协议）、会计事务所资料，证明含瓷公司是国有控股公司改制为非上市股份制民营公司；2004年，31名中高层管理人员出资339万元现金一次性收购730.9万国有股，但同时收购1504名员工持有的606.5万员工股，根本没有出资；2003年含瓷公司资产负债表反映资本公积金1143.52万元、盈余公积325.62万元、当年利润负49.57万元、所有者权益2797.82万元。2004年含瓷公司资产负债表反映资本公积金0元、盈余公积0元、当年利润负13.92万元、所有者权益1351.32万元。说明2004年6月30日，收购606.5万员工股，动用了含瓷公司公积金。
3、含瓷公司其他股东《股权证明书》及原告《股权证明书》，证明《股权证明书》记载股权数额与《公司章程》记载股份不一致，《股权证明书》记载的是实际出资额。
4、2004年含瓷公司《公司章程》，证明2004年股东会决议通过了含瓷公司《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第十三条记载31名中高层管理人员持1337.4万股，施长平持163.96万股，《公司章程》第十二条、第十四条规定每股面值1元，以人民币购买，其内涵为《公司章程》第十三条登记多少股就应当对价出资多少元，但实际31名中高层管理人员仅出资339万元，且当时资金并未全部到位，2007年才补齐，却登记了1337.4万股，显然违法。
5、2010年元月29日含瓷公司《公司章程》（修正案），证明
含瓷公司无视《公司章程》股东名册的记载份额和《股权证明书》中记载的实收股本不一致，以及《股权转让协议》第一条中约定的转让股权数占含瓷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一次性股份全部转让这一事实，没有进行对应的记载，而让实收股本已全部转让的原股东，仍然在股东名册的记载中享有高额股份。
6、张家银等人与原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公证书、判决书，证明张家银等股东一次性将各自股权全部转让给原告，以及每人转让股权数占含瓷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判决书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有效。
7、巢人办函复（2007）139号原巢湖市人事局文件，证明施长平为国家公务员。
马某乙申请证人贾某、郑某、马某甲出庭作证，其中贾某证实2004年公司改制，自己是公司中高层管理者之一，出资6.4万元，《公司章程》上记载持有25万多股，对《股权证明书》中记载的实收股本数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中记载的股份不一致的原由不清楚；证人贾某、郑某、马某甲证实三人均持有公司员工股，2004年公司改制时与31名中高层管理人员签订了《员工股转让协议》，股金均从含瓷公司会计处领取，是由含瓷公司支付的。
含瓷公司对马某乙所举证据作如下质证：
1、证据一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原告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且对原告来说，他只是支付对价，不是出资，不存在实收股本问题。
2、证据二关联性有异议，证明2004年的改革是政府行为，股权变动与公司无关，《公司章程》只是执行政府的决定，批复也证明了改制是政府行为。股权转让只发生在个人之间，与公司无关，故本案不应受理，原、被告均不是决议的利害关系人，不是适格主体；审计报告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是动用公司的公积金来购买公司股份。《公司章程》修正是执行政府决定；转让协议关联性有异议，证明不存在股权放大的问题，股权转让合法有效，与原告无关，原被告不适格。不存在出资份额问题，只有对价问题，且对价与公司无关，《公司章程》只是对转让后股权情况的一个确认。
3、证据三关联性有异议，《股权证明书》颁发之前，各股东的资格已被确认，《股权证明书》不能实现原告证明目的。
4、证据四关联性有异议，《公司章程》只是对政府改制的记载，各股东持有股份也不是《公司章程》决定的，不能显示实际出资额。
5、证据五不能实现原告证明目的。
6、证据六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转让数额及比例，也不能证明是一次性转让，转让是个人之间的行为。
7、证据七关联性有异议，施长平的公务员身份、持有股份是否合法与公司决议是否违法无关，不是审理民事案件的审查范围。
8、证人都某害关系人，从公司财务拿钱并不能证明是公司的公积金，且证人在协议上签字时并不知道协议内容，与本案被告无关，是个人之间的转让行为。原告证人说明股份数额及结构是真实的，相关行为都是政府决定，证人证言与原告主张不一致，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经审查：1、马某乙所举第一组证据，证实其为含瓷公司股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对公司决议提起无效之诉的主体当然为股东，含瓷公司的质证意见，无任何法律依据，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认定；
2、马某乙所举第二组证据中，安徽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其实质内容为同意含瓷公司股权进行变更，由国有、员工为股东的国有控股股份制非上市公司变更为自然人持股的民营股份制非上市公司。含瓷公司为国有控股企业，其对外出售，唯有经过有审批权的地方人民政府或其授权的职能部门审批，才能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占含瓷公司55%的国有股转让，是31名中高层管理人员出资339万元一次性收购的，并非政府主管部门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含瓷公司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属行政性调整、划转，该公司国有股转让系平等主体之间的交易行为，不属于政府行为，含瓷公司质证意见不能成立。会计事务所资料，真实反映了含瓷公司2003年、2004年财务情况，结合证人证言和马某乙与出让人张家银等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第一条中约定的转让股权数占含瓷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认定；
3、马某乙所举第三组证据与2004年含瓷公司《公司章程》第十三条相对照属实，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认定；
4、马某乙所举第四、五、六组证据，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定；
5、第七组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予以认定；
6、证人证明的内容与马某乙所举其他证据证明的内容相一致，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认定。
含瓷公司为支持其抗辩，在举证期间提交如下证据材料：
第一组：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2、企业组织机构代码证。证明含瓷公司的身份状况。
第二组：含政办秘（2004）16号文。证明：1、含山县政府成立“公司改制领导组”；2、2004年含瓷公司股权变动，是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对企业进行改制的结果；3、原告的起诉不应受理。
第三组：皖国资改革函（2006）6号文件。证明：1、含瓷股权结构的变动，是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决定的结果，与公司无关；2、2004年《公司章程》第十三条，是对政府改制结果的记载，而不是公司股东会议决议的产物；3、2004年股权变动前后，公司的注册资本及总股本数已经确定，故不存在股份比例放大问题；4、2004年仅发生股权转让及对价给付，根本不存在“出资额”及出资不到位的问题，且转让及对价均与公司无关；5、2004年改制后，施长平等31人的股份份额已经确定，2010年公司股东大会执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对《公司章程》第十三条进行修正，是正确的；6、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
第四组：股权转让协议。证明：1、根据政府行政主管部门的安排，施长平等人与1504名职工进行了股权转让；2、该行为与公司无关；3、原、被告主体均不适格。
第五组：1、股东大会纪要；2、《公司章程》。证明：1、《公司章程》修正案在股东大会之前即已形成，即修正案不是股东大会决议的产物；2、《公司章程》修正案只是贯彻了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关于企业改制的决定；3、原告认定《公司章程》修正是股东会议决议形成的，是错误的。
第六组：1、含山县人民法院（2009）含民二初字第238号、第221号、第232号、第233号、第235号、第230号、第228号民事判决；2、含山县人民法院（2010）含执字第154-2号、第156-2号、第153-2号、第150-2号、第155-2号、第152-2号、第151-2号责令履行指定行为通知书。证明：1、马某乙从张家银、张训凤、刘治会三人处受让的股份各为6.4万股，马某乙从马年志、许纯荣、杜为光三人处受让的股份各为4万股；从代俭军处受让的股份为3万股；2、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书对马某乙受让的股份均确认如前；3、人民法院责令被告协助马某乙与张家银、张训凤、刘治会、马年志、许纯荣、杜为光、代俭军之间换发新的股权证及工商变更登记的股份亦如前，即分别为6.4万股、4万股、3万股；4、公司2010年元月29日股东会议、董事会决议以及“章程修正案”第十三条，正是履行人民法院上述生效判决的结果，是合法有效的；5、马某乙的请求对张家银等7名股东的合法权益构成侵害。
第七组：证据：郑重声明及各声明人身份证（张家银、张训凤、刘治会、马年志、代俭军）。证明：1、张家银、张训凤、刘治会三人均确认，他们各自转让给马某乙的6.4万股，仅仅为他们原持有公司25.1446万股中的一部分；张家银、张训凤、刘治会现仍持有公司18.7446万股；2、马年志确认自己转让给马某乙的4万股，仅为自己持有的公司股份中一部分，马年志不承担转让更多股份的义务；3、代俭军确认，仅将自己在公司的部分股份（3万股）转让给了马某乙，他不承担转让给马某乙更多股份的义务；4、“章程修正案第十三条”维护了股东的合法权益。
第八组：1、含瓷公司董事会决议（2010年元月29日）；2、股东会决议（2010年元月29日）。证明：1、2010年元月29日，含瓷公司召开董事会、股东会，目的为履行法院生效判决；2、董事会、股东会形成“决议”：“根据法院判决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据此修改公司章程第十三条”；3、“公司章程修正案第十三条”合法、有效，被告履行了法院的生效判决；4、原告起诉超过诉讼时效。
马某乙对含瓷公司所举证据作如下质证：1、对证据一“三性”无异议；2、证据二、三、四关联性有异议。改制文件表明31人高管是应该要购买国有股和职工股，但并未出资购买职工股，却无偿占有了职工股，侵害了职工利益；3、证据五关联性有异议，形成2004年《公司章程》第十三条决议无效；4、证据六关联性有异议，登记股份比例与实际出资情况不一致；5、证据七的“三性”均有异议，股权转让协议应该具有最高的效力，以转让协议为准；6、证据八内容违法，侵害了他人合法权益。
经审查：含瓷公司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予以认定；第二组、第三组、第四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但与含瓷公司证明目的的关联性，不予认定；含瓷公司提交的第五组证据，其中《股东大会会议纪要》第一条明确载明表决通过含瓷公司《公司章程》修正案，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与含瓷公司证明目的的关联性，不予认定；第六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由于含瓷公司为民营股份制非上市公司，该公司2007年签发的《股权证明书》，却是按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认缴的出资额进行记载，记载的是股权（实收股本）数额，没有按照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应当载明的事项要求，将票面金额及代表的股份数记载明确。在公司股权发生变动需进行重新登记过程中，含瓷公司应当结合出让人和受让人之间订立的协议条款约定，确定实际转让的股份数。该组证据与含瓷公司证明目的的关联性，不予认定；第七组证据，作出郑重声明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即使出庭作证的内容与郑重声明一致，当与声明人和马某乙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内容相冲突时，《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明显高于郑重声明的效力，该组证据中“郑重声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定。声明人的身份证，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关联性不予认定；第八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合法性和与含瓷公司证明目的的关联性，不予认定。
经审理查明：含瓷公司成立于1999年，为国有控股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337.4万元，其中国有股730.9万股，员工股606.5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国有股占55%、员工股占45%。2003年，施长平调入含瓷公司任董事长。2004年3月27日，经含山县人民政府同意，含瓷公司成立改制领导组。2004年6月30日，原含山县经济贸易委员会作为该公司国有股权的管理者，与施长平等31名自然人（均为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国有股转让协议》，将含瓷公司55%的国有股以339万元转让给31名自然人。同日，施长平等31名含瓷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又与卜家梅等1504名含瓷公司股东，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员工股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卜家梅等1504名含瓷公司股东将持有的含瓷公司股份总额606.5万股转让给含瓷公司中层正职以上管理者（均系自然人），并以现金一次性购买。两份转让协议签订的当日，31名含瓷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作为含瓷公司新股东召开股权转让后的第一次股东大会，会议表决通过了含瓷公司《公司章程》修正案的决议，选举施长平等9名新股东为含瓷公司董事会成员，选举疏浩等三名新股东为监事会成员，随后召开的董事会会议选举施长平为公司董事长。2004年6月30日修正后的含瓷公司《公司章程》第十一条规定公司股票采取股权证形式，公司股权证是本公司董事长签发的有价证券；第十二条规定公司的股本分为等额股份，每股面值1元，注册股本为1337.4万股，即1337.4万元人民币；第十三条规定的主要内容为高层管理者5人控股682.074万股，计682.074万元，占股本总数51%，其中施长平持股163.96万元；中层管理者26人持股655.326万股，计655.326万元，占股本总数49%，马某乙、张家银、贾某等中层管理者平均持股，每人持股为25.1446万元。股权转让和《公司章程》修正程序结束后，含瓷公司在工商管理部门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股东变更登记材料中，《股东出资情况表》反映，31名中高层管理人员每人均依照《公司章程》所记载的股份数，以货币出资的方式实缴自己认购的股份，其中施长平持163.96万股，实缴163.96万元，所占总股本比例为12.26%，马某乙、张家银、贾某等中层管理者每人持25.1446股，实缴25.1446元，所占总股本比例为1.88%。卜家梅等1504名含瓷公司员工（员工股股东）各自在《员工股转让协议》上签字的同时，每人均在含瓷公司财务室会计处领取了退股金。2005年1月7日，安徽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在收到原巢湖市经贸委《关于变更含瓷公司股权的请示》后，批复同意含瓷公司将国有股和员工股全部转让给施长平等31名自然人，股权转让后，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337.4万元，总股本1337.4万（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股权结构同《股东出资情况表》，股权性质为个人股。2007年6月30日，31名含瓷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支付的339万元陆续到位后，董事长施长平向每位股东签发《股权证明书》，《股权证明书》以31名股东在339万元中所支付的价款作为股权（实收股本）。
2009年，马某乙与张家银、刘治会、张训凤等九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其中，张家银、刘治会、张训凤、马年志、许纯荣、杜为光、代俭军七人与马某乙协议约定将自己持有的《股权证明书》中记载股权数额作为股份，所占比例为每人在《股东出资情况表》中记载的占含瓷公司总股本的比例1.88%，一次性转让给马某乙；朱宝和、孙礼国与马某乙协议约定将自己持有的《股权证明书》中记载股权数额转让给马某乙。马某乙按协议价向出让股权的股东支付价款后，要求含瓷公司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遭到含瓷公司拒绝。为此，马某乙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判决马某乙与张家银、刘治会、张训凤、马年志、许纯荣、杜为光、代俭军七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有效，并按《股权证明书》中记载的股权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判决生效后，马某乙申请强制执行，2010年初，本院向含瓷公司下达《责令履行指定行为通知书》，2010年元月29日，含瓷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并形成决议，表决通过对含瓷公司《公司章程》第十三条进行修改，修改后的内容为：施长平等5名高层，朱宝和以及其他没有出让股权的中层管理人员仍持原来股份数，张家银、刘治会、张训凤三人每人减少《股权证明书》中记载的与股权金额相等的股份数，为18.7446万股，马某乙增加的股份数为张家银、刘治会、张训凤等七人《股权证明书》中记载的与股权金额相等的股份数，共计为34.2万股。当日，含瓷公司又召开了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决议，并表决通过含瓷公司《公司章程》中关于股权变更的修正案。马某乙认为含瓷公司《公司章程》（修正案）第十三条中对其股份变更，没有体现每位股东所持股权金额与其在公司中实际登记股份之间的对应关系，无视转让股权数占含瓷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一次性股份全部转让的事实，自2010年7月30日开始，向原巢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后因撤销地级巢湖市，转至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及向本院提起股权确认诉讼和股东名册记载诉讼，后经法院释明，马某乙均撤回诉讼。
另查明：施长平为国家公务人员。2010年元月29日，含瓷公司《公司章程》（修正案）第十三条中，孙礼国股份数及马年志、许纯荣、杜为光、代俭军剩余的股份数，该条没有记载，记载在其他高层名下。
本院认为：2004年，含瓷公司在改制过程中，对国有股、员工股进行出售，并非是政府主管部门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的行政行为，安徽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所作的批复，是同意含瓷公司进行股权变更，由国有控股股份制非上市公司变更为自然人持股的民营股份制非上市公司。含瓷公司作为国有控股企业，其国有股权对外转让，唯有经过有审批权的地方人民政府或其授权的职能部门审批，才发生法律效力。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仅是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本案审理的系针对含瓷公司改制后，31名含瓷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作为含瓷公司新股东，召开股权转让后的第一次股东大会，表决通过的含瓷公司《公司章程》修正案决议，新股东之一马某乙提起的公司决议效力确认诉讼，应予立案受理，且该诉讼的诉讼主体，只能为股东和公司，本案马某乙与含瓷公司均是适格诉讼主体；由于公司决议效力确认诉讼为形成权诉讼，并不是请求权诉讼，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含瓷公司关于本案不应受理、诉讼主体不适格、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均于法无据，不予采纳。
2004年含瓷公司改制过程中的股权变更，是国有股、员工股持有者与施长平等31名含瓷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两方平等主体之间的交易行为，施长平等31名含瓷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是交易的受让方，而非行政性调整、划转的接受方和划入方，且含瓷公司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属行政性调整、划转的行政行为。即使属行政性调整、划转，也只能对含瓷公司国有股实施，对员工股，任何行政主管部门均无权实施行政性调整、划转。从现有含瓷公司提供的证据看，改制领导组推动的是将含瓷公司由国有控股股份制公司转变为民营股份制公司，决定的只是含瓷公司原31名中高层管理者在国有股、员工股股权转让后，各层级人员在含瓷公司中的持股比例。至于含瓷公司认为，2004年改制是由政府主管部门决定的，公司召开股权转让后的第一次股东大会表决通过的决议，也是依据政府主管部门改制决定形成的，即便如此，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并非政府隶属的行政职能部门，股东大会一旦形成决议，则为公司决议，而非执行行政主管部门授意的行政行为，含瓷公司此节抗辩意见，不予支持。
在2004年含瓷公司股权转让过程中，730.9万国有股，施长平等31名中高层管理者以339万元收购，至2007年339万元到位后，董事长施长平向每位股东签发《股权证明书》，《股权证明书》记载的却是以31名股东每人在339万元中所支付的价款作为股权（实收股本），既然含瓷公司《公司章程》第十一条规定公司股票采取股权证形式，就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二款第（三）项、第一百三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要求，将票面金额及代表的股份数，或者直接将股份数记载清楚，避免持股人在转让过程中产生错觉，导致对“股权”与“股份”认识上作为等价比看待。339万元收购的是原含瓷公司55%的股份，对应的股份数为730.9万股，每1元初始股权当对应2.156股份。
施长平等31名含瓷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与卜家梅等1504名股东，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员工股转让协议》，虽约定以现金一次性购买员工持有的606.5万股份，但从2003年含瓷公司资产负债表显示的资本公积金1143.52万元、盈余公积325.62万元，至2004年含瓷公司资产负债表显示的资本公积金0元、盈余公积0元，两年之间的变化情况，证人当庭作证从含瓷公司财务室会计处领取了退股金，以及2007年董事长施长平向每位股东签发《股权证明书》上记载的实收股本数额，和2009年部分出让股权的中层管理人员与马某乙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转让股权数额占含瓷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可认定每位员工在含瓷公司财务室会计处领取了退股金，是含瓷公司支付的，施长平等31名含瓷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并未支付对价，实质是含瓷公司收购了本公司的股票，然后将606.5万股，按31名中高层管理者每人实际出资额占339万元的比例，对每人进行配发。这不仅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的股份”，也违反了2004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的股票”的禁止性规定，且不属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之情形。2004年，31名含瓷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作为含瓷公司新股东召开股权转让后的第一次股东大会，表决通过的原含瓷公司《公司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应将实际出资339万元，对应持股730.9万股，却违反法律规定，用含瓷公司自有资金收购本公司股票，配发给自己享有，至持股数达到1337.4万股，该部分决议内容自始于法相悖，当属无效。
2010年元月29日含瓷公司股东会决议，对2009年含瓷公司出让股权股东的股份数额和马某乙在含瓷公司持股数额进行变动，没有注意到出让股权的股东和马某乙之间签订的是《股权转让协议》，而非《股份转让协议》，以及《股权转让协议》第一条约定的转让股份数额与所占含瓷公司总股本比例，两者之间相互矛盾和一次性转让的事实，仅按《股权证明书》初始股权数额，进行一比一的股份登记，而没有像同次发行的同种类其他《股权证明书》那样，每1元初始股权实际对应股份数进行登记。该变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二十六条“同次发行的同种类股票，每股的发行条件和价格应当相同；同种类的每一股份应当具有同等权利”之规定，故形成变动该条的决议内容，也属无效。
含瓷公司改制为民营股份制公司后，2004年通过的股东会决议，以及2010年元月29日通过的股东会决议，涉及国家公务人员施长平持有163.96万股份，虽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五十三条第（十四）项“公务员必须遵守纪律，不得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之规定，但该规定属于对公务员的行政管理性规定，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范，不能当然引起其在公司持股无效。
综上，31名原含瓷公司管理人员以自然人身份，以339万元受让55%的国有股份为730.9万股，2004年6月30日，31名含瓷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作为含瓷公司新股东召开股权转让后的第一次股东大会，表决通过的公司决议中，31名中高层管理人员享有含瓷公司730.9万股份部分，应当确认有效。但决议中确定含瓷公司总股份为1337.4万股，超出730.9万股份部分，即31名含瓷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在没有支付对价的前提下，无偿获得含瓷公司的606.5万股份，且获取手段违反公司法禁止性规定，该部分决议内容无效。2010年元月29日含瓷公司股东会决议，是以2004年6月30日的公司决议为前提，涉及所有股东超出730.9万股份部分的决议内容当然无效。该决议看似执行本院判决，却仅将《股权证明书》上初始股权，简单地与股份数额进行一比一对应，而未全面理解判决主文内容，忽视了《股权证明书》上记载的初始股权整体转让的事实，未按初始股权对应的股份数实质内容执行，与同次发行的同种类其他《股权证明书》登记不一致，违反了“同股同权”之法律规定，该部分决议内容无效。施长平作为国家公务人员，在含瓷公司改制为民营股份制公司后，持有公司股份，仅违反国家公务人员有关行为的管理性规定，不必然引起涉及此部份的公司决议内容无效。故马某乙要求确认形成2004年6月30日含瓷公司《公司章程》第十三条、2010年元月29日《公司章程》（修正案）第十三条的公司决议全部无效的诉请，部分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安徽省含山瓷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6月30日形成的公司决议内容中，每位股东持股数超出《股权证明书》中记载的初始股权数2.156倍部分，确认无效。
二、被告安徽省含山瓷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元月29日形成的公司决议内容中，未与马年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股东，涉及本判决第一项多持股的部分；马年美涉及本判决第一项多持股的部分；已一次性转让初始股权给马年美的股东仍登记有股份的部分，确认无效。
三、驳回原告马年美其他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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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河南汝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纠纷、返还原物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PubDate\\\\\":\\\\\"2018-0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