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民再1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韦万民，男，汉族，住广东省博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启珍，广东启鑫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志强，广东启鑫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惠州市东昊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惠州市江北东江二路二号富力丽港中心酒店23层04号。
法定代表人：许少珍。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家恒，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倪敏,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日兴，男，汉族，住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
再审申请人韦万民因与再审申请人惠州市东昊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昊公司）、被申请人刘日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惠中法民一终字第7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审查后于2017年11月10日作出(2016)粤民申346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案由本院提审。本院提审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韦万民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所依据的法律规范与本案争议事实没有任何关联，本案为合同纠纷，二审判决援引法条明显错误。二、二审判决没有明确认定本案所涉合同的法律效力，影响了对东昊公司的责任认定。三、二审判决适用过错原则和公平原则来确定东昊公司对本案合同债务中的300万元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适用法律错误。四、二审判决认定韦万民在签订合同的过错中未能尽到投资人的谨慎注意义务，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既与事实不符，也无法律依据。五、二审判决认定本案合同名为合作实为借贷，但是没有认定合同的法律效力，而实际结果却是作无效合同来处理，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撤销原判，改判东昊公司偿还其投资款及利润1600万元，刘日兴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东昊公司申请再审称：二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一、涉案借款没有用于涉案房地产项目，已经查明了1000万元用于刘日兴的个人还款、消费，与东昊公司无关，二审法院认定东昊公司承担责任没有事实依据。二、过错责任分配存在错误，本案实为韦万民恶意串通刘日兴以损害东昊公司利益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而制造的纠纷。三、本案的关键证据《大连市拍卖成交确认书》原件已经找到，足以证明申请人东昊公司在印章使用、管理、监管方面并不存在过错。四、二审判决认定东昊公司应当承担与过错相适应的责任，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撤销原判，判令东昊公司对本案的借款不承担民事责任。
刘日兴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一、本人与许少珍共同设立东昊公司，目的就是开发位于水口的锦江花苑房地产项目。从项目收购到开发、销售都是本人操作，本人是东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许少珍实际上是借贷融资，收取固定利润。二、锦江花苑项目是本人和许少珍一同到大连竞拍取得的。竞拍成功后，后续的开发建设都是本人操作。三、为方便本人运营，许少珍同意本人另刻一枚印章运营项目。与韦万民签订的合作协议及收据所用印章均为本人运营项目过程中使用的印章，对此许少珍是知情的，也是认可的。东昊公司也使用该枚印章从事相关诉讼活动并取得相应民事权利。四、向韦万民借款1000万元用于支付收购锦江花苑项目当中给林常青、许少珍哥哥等人的好处费、后期开发建设材料款、工程款。五、因资金问题，目前锦江花苑处于停工状态。
韦万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东昊公司返还投资款1000万元；2、判令东昊公司支付合作投资利润600万元；3、判令东昊公司自2011年6月29日起按本金人民币1600万元以月利率2%计付逾期付款利息至付清之日止；4、判令刘日兴对东昊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6月22日，韦万民（乙方）与刘日兴、东昊公司（甲方）名义签订一份《房地产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约定由韦万民投资1000万元与东昊公司共同合作开发位于惠州市水口镇的景江花园房地产开发经营项目，双方就合作方式、利润分配及风险承担、投资回报、合作期限等作了具体的约定，还约定乙方合作投资款由甲方指定账户即其中1，付100万元至和平中承纸业投资有限公司账户；其中2，付500万元至惠州市东化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账户；其中3，付400万元至博罗县汇业通电子有限公司账户，并由刘日兴对东昊公司的合同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房地产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由刘日兴在东昊公司和担保方的位置签上刘日兴的名字。合同签订后，韦万民按协议约定出资款分别付入约定账后，刘日兴以东昊公司出具相应的收据给韦万民。协议约定的合作一年期限届满。韦万民（乙方）与刘日兴以东昊公司（甲方）于2011年6月23日签订了一份《解除合作协议书》，约定：东昊公司于签订解除协议后五天内返还韦万民投入的1000万元，支付投资利润600万元，如逾期则按月利率2%计付利息；刘日兴对东昊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该《解除合作协议书》由刘日兴在东昊公司和担保方的位置签上刘日兴的名字。解除协议签订后，东昊公司及刘日兴未返还投资款及支付利润给韦万民，韦万民诉至法院，请求判决其所请求事项。
根据东昊公司于2011年10月26日向一审法院提出对“《房地产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解除合作协议书》及三张收据”的公章与其公司在公安机关的备案公章是否一致作鉴定申请，一审法院委托广东西湖司法鉴定所对该《房地产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解除合作协议书》及三张《收据》上所盖“惠州市东昊实业有限公司”印章印文与东昊公司在惠州市公安局惠城区分局备案存档公司的印章否同一印章所盖进行鉴定。经鉴定，鉴定结论为《房地产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解除合作协议书》及三张《收据》上所盖“惠州市东昊实业有限公司”印章印文与东昊公司在惠州市公安局惠城区分局备案存档公司的印章印文不一致。
韦万民亦于2011年10月31日向一审法院提出对涉案“《房地产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解除合同协议书》上所盖的惠州市东昊实业有限公司印章与惠州市东昊实业有限公司在（2010）惠城法民一初字第1635号案及（2010）惠城法执字第1102号执行案中的《民事起诉状》、《协议书》、《强制执行申请书》”上所盖的惠州市东昊实业有限公司公章印文作同一性印章进经鉴定。根据韦万民及东昊公司的申请，一审法院委托广东西湖司法鉴定所对该涉案《房地产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解除合同协议书》上所盖的“惠州市东昊实业有限公司”印章与《民事起诉状》、《协议书》、《强制执行申请书》上所盖的“惠州市东昊实业有限公司”印章印文进行鉴定。经鉴定，鉴定结论为涉案《房地产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解除合同协议书》上所盖的“惠州市东昊实业有限公司”印章与《民事起诉状》、《协议书》、《强制执行申请书》上所盖的“惠州市东昊实业有限公司”印章印文为同一印章所盖。
另查，韦万民于2011年9月5日向一审法院申请财产保全申请，申请查封东昊公司位于惠州市××街道××、证号为惠府（2010）第13XX9号国有土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物的房地产权，并担供了担保，一审法院于2011年9月6日作出（2011）惠城法立保字第382号民事裁定书进行查封；东昊公司于2012年11月19日申请解除土地使用权查封及提供房屋置换查封的申请，申请解除对其公司位于惠州市××街道××、证号为惠府（2010）第13XX9号国有土使用权的查封，提供其公司位于惠州市××街道××龙××开发区房屋××（共××层，70套房，建筑面积6410.39平方米）的房地产权，一审法院于2011年9月6日作出（2011）惠城法民一初字第3060-2号民事裁定书进行查封。
又查，经东昊公司申请，一审法院调取了本案涉案资金1000万元的收款账户及转出账户的情况，具体情况如下：“其中100万元，由惠州韦得电子有限公司于2010年6月9日转入协议指定的和平县中承纸业投资有限公司，然后该款于当日汇付给案外人李德逊；其中500万元，于2010年8月20日转入协议指定的惠州市东化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然后该款中的460万元于当日汇付给惠城区保利钢材门市部。其中400万元，由惠州韦得电子有限公司于2010年7月2日转入协议指定的博罗县汇业通电子有限公司，然后该款中的150万元于当日汇给广东光速通信工程有限公司，该款中的150万元于2010年7月5日汇给深圳市中泰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该款中的50万元于2010年7月5日汇给惠州市大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又查，刘日兴提交给韦万民的(落款时间2012年3月3日)中《情况说明》，其中的内容有：“因为受委托全权收购锦江花苑项目过程中，因资金周转困难引进韦万民合作，1000万元资金全部用于锦江花苑；合作协议等使用的公章与东昊公司收购锦江花苑项目所使用的公章是同一枚，许少珍对刘日兴另行刻制一枚东吴公司公章是知情并认可的。”刘日兴又提交给东昊公司的(落款时间为2011年9月18日)《声明书》称：“本人2010年6月份，因资金周转困难，私自与韦万民签订一份《房地产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虚构合作开发惠州市水口镇锦江花园房地产项目，以此为名向韦万民借款人民币1000万元，上述借款1000万元全部系本人私人借款，并用于本人个人偿还欠款和消费。《房地产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解除合作协议书》上加盖的惠州市东昊实业有限公司公章均系我本人私刻的公司公章，签订协议盖章时，梁润笙和韦万民是知情的，东昊公司及股东许少珍总经理并不知情，不知道该协议内容及借款情况。”2011年10月20日，刘日兴又出具一份《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称：“本人刘日兴，本人于2010年6月22日用自己私刻的惠州市东昊实业有限公司印章与韦万民签订《房地产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签订该协议书时，梁润笙和韦万民在场。协议书中约定的三笔付款均支付至我们制定的三个账户，该三账户所属公司均与惠州市东昊实业有限公司无关，且与东昊公司没有任何业务往来。协议书中指定的收款账户之一惠州市东化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我儿子刘东贵的企业惠城区保利钢材门市部有业务关系。协议书中约定的人民币500万元汇入该公司后，由该公司扣除40万元往来账后，将剩余460万元转至我儿子的惠城区保利钢材门市部之后再从460万元当中又支付50万元给惠州市惠城区和鸿金属制品商行和30万元支付给惠州远来运输有限公司，两笔共80万。余下380万则还前期刘东贵代刘日兴，梁润笙支付给云南和拓矿业有限公司的投资股本金。以上陈述情况属实，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带来的全部法律责任。”
又查，韦万民向一审法院申请对《大连市拍卖成交确认书》及《辽宁省大连市商品房销售（结算）专用发票》上所盖惠州市东昊实业有限公司印章是否与该公司备案印章及在《房地产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解除合作协议书》上所盖地惠州市东昊实业有限公司的印章是否一致进行鉴定。因无法获取原件，鉴定无法进行。
又查，惠州市公安局经侦机关到一审法院询问刘日兴的相关情况。
一审法院判决：一、刘日兴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韦万民返还款项人民币10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本金100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付，自2010年6月23日起至偿还款项之日止）。二、驳回韦万民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1800元，鉴定费66000元，保全费5000元，由刘日兴负担。
韦万民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东昊公司偿还投资款及利润款合计1600万元，并从2011年6月29日起按月利率2%计付利息至付清之日止，刘日兴对此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东昊公司、刘日兴承担。
二审法院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
另查明，刘日兴于2015年8月向二审法院提交《情况说明》，主要内容反映陈述如下：一、2014年4月5日，本人与许少珍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共同出资设立惠州市东昊实业有限公司，许少珍占90%股份，本人占10%股份。设立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收购、开发建设、运营位于水口大湖溪的“锦江花苑”房地产项目，名义上许少珍是大股东、法定代表人，但整个项目从收购到开发、销售等运营均由本人实际操作，本人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许少珍实际上是借贷融资，收取固定利润。二、“锦江花苑”项目的收购由林常青、梁润笙及许少珍的哥哥等人积极参与、配合运作，在大家共同努力之下，由本人与许少珍亲自前往大连市竟拍取得的。对此，本人及许少珍对于林常青等人为竟拍成功所作的努力工作承诺要给予相当的报酬。三、“锦江花苑”项目竟拍取得后，后续的开发建设包括改建、装修的设计、施工等等，均是由本人亲自主导操作实施的。四、许少珍为了确保其融入资金的安全，其掌管了公司的公章、财务章，这给本人实际运营操作整个项目的开发建设带来诸多不便。为此，许少珍同意由本人另刻一枚印章来运营整个项目。在整个运营过程中，本人均是使用该枚印章，同时也没有用东昊公司的帐户来进出运营资金。五、与韦万民所签的合作协议及收据所盖的印章，均是本人运营整个项目过程中所用的印章，对此，许少珍是知情的，也是认可的。与韦万民合作所融入的1000万元，主要用于支付收购“锦江花苑”项目而承诺给林常青、许少珍哥哥等人的好处费、后期开发建设的建筑材料款、工程款等相关费用，都用“锦江花苑”项目上。六、因资金问题，“锦江花苑”项目目前处于停工状态。以上所作陈述，本人承诺完全是真实的，如有虚假，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之前本人所作陈述与本次陈述有冲突的，均以本次为准。
又查明，二审开庭期间韦万民向法庭提交了案外人林常青的《情况说明》，主要内容如下：2010年4月前后，刘日兴与许少珍合作拟收购位于惠城区的锦江花苑房地产项目。该项目的业主单位是大连信托投资公司，该公司当时已进入清算阶段，由清算组对锦江花苑项目进行处理，并委托大连拍卖行予以公开拍卖。刘日兴知道我在大连有相当的人脉资源，为确保顺利收购该项目，便委托我去大连就该项目收购事宜与当地相关方面进行沟通、磋商，深入了解、掌握项目相关细节及动态信息，为参与竟拍做好各项前期准备工作。并承诺如能竟拍成功，则支付二百万元的报酬给我。于是，在刘日兴为我购买好机票、支付旅差费用后，我就飞往大连，为其处理参与竞拍锦江花苑项目的相关工作。2010年4月17日，刘日兴、许少珍等人在大连拍卖行参与现场竞拍并成功竞拍，顺利收购锦江花苑项目。事后，我多次找刘日兴要求其兑现当初的承诺，但刘日兴一直以没钱为由推托。后来，刘日兴就锦江花苑项目于2010年6月22日与韦万民签订合作协议，向韦万民融入1000万元资金，刘日兴从该1000万元中付了50万元给我作为当初委托我去帮其处理竞拍锦江花苑项目的报酬。当时该50万元是通过银行转帐方式支付的，先由惠州韦得电子有限公司于2010年7月2日按刘日兴的指定转入400万元到博罗县汇业通电子有限公司帐户，然后再将其中的50万元于2010年7月5日转到由我实际控制的惠州市大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帐户（法定代表人是我配偶）。以上情况说明绝对属实，如有虚假，本人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又查明，2010年4月5日，刘日兴与东昊公司法定代表人许少珍签订一份《合作协议书》，根据该协议书第三条约定，双方一致同意，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甲方（许少珍），公司的财务人员由甲方（许少珍）一方委派，公司的公章及其他各种业务印章均由甲方（许少珍）一方委派人保管。公司成立后，由乙方（刘日兴）及其委派人负责锦江花苑项目的收购事宜，甲方（许少珍）及其委派的人员予以协助。乙方（刘日兴）应将该项目收购及运营的进展情况及时告知甲方（许少珍），在与甲方（许少珍）协商一致后予以实施；第四条约定，甲方（许少珍）同意在公司成立后，甲方（许少珍）向公司提供借款人民币4568万元。在甲方（许少珍）先期提供借款人民币3500万后，公司以注册资金及3500万元收购锦江花范项目；第五条约定，甲、乙双方一致同意，在甲方按本协议第四条所述公司提供先期借款之日四个月内，公司应当归还甲方的借款本金人民币4568元，同时公司应当提前向甲方支付项目分红人民币1800万元。刘日兴与韦万民在签订涉案合同时是东昊公司的股东，是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的实际经营者。
又查明，刘日兴于2015年月6日到二审法院提供《情况说明》并接受法庭询问，制作询问笔录。刘日兴表述的主要内容如下：成立东昊公司是为了开发锦江花苑这一项目，该项目实际由刘日兴其本人操作，许少珍只拿固定利益。关于印章的问题，刘日兴表示为了拍卖涉案项目时另刻有印章，许少珍兄妹俩人是知情并且认可刘日兴使用的。该印章就是与韦万民签订合伙合作协议时用的。当时，参加大连拍卖该项目时候有许少珍俩兄妹、梁润笙、林常青、刘日兴五人。拍卖成交金额为三千多万元。当时韦万民投入的一千万元大部份给林常青作为中介费，大概有六百万到七百万。余款用于订钢材、订铝窗、电梯、工资使用。
还查明，2010年4月17日，刘日兴，许少珍等人在大连拍卖行参加现场竞拍收购锦江花苑项目，在大连拍卖会签订了《大连市拍卖成交确认书》，该确认书上有东昊公司法定代表人许少珍的签名，以及盖有“惠州市东昊实业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该《大连市拍卖成交确认书》在另案（案号为：2010惠城法民一初字第1635号），由东昊公司作为原告提交法院。上述事实有（2010）惠城法民一初字第1635号案中的《民事起诉状》、《协议书》、《强制执行申请书》等依据予以佐证。
二审法院认为：刘日兴使用东昊公司的印章，且以东昊公司的名义与韦万民签订《房地产合作开发协议书》、《解除合作协议书》。上述合同的签订未经东昊公司股东会决议，目前也没有证据证明东昊公司明知道刘日兴使用公司的印章，以公司的名义对外与韦万民签订合同。可以认定，刘日兴为涉案合同的实际借款人，刘日兴应当向韦万民偿还1000万元借款并支付相应利息。东昊公司作为印章的所有人，对其印章应负有监管责任，东昊公司法定代表人许少珍明知并允许刘日兴另刻公司印章用于锦江花苑的收购与开发，因监管不善导致其公章所产生法律责任，具有过错。据此，东昊公司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程度相应责任。同样，韦万民作为合作项目的投资人，与东昊公司合作开发房地产，明知东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许少珍，但在合作过程中仅与刘日兴单方作为代表签订涉案的合同，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取得许少珍的同意，并且投资款按照合同的约定并非直接转入东昊公司或相关联的账户，韦万民在投资过程中同样未尽投资人的谨慎注意义务，具有一定的过失。鉴于涉案的1000万元的借款中的500万元确实有证据证明未流向东昊公司的相关联账户，目前也没有证据证明东昊公司实际受益，根据公平原则，韦万民请求东昊公司共同连带返还1000万元的借款，不应支持。至于除上述500万元的另外500万元借款，即便没有证据证明全部用于涉案房地产开发项目，因东昊公司与韦万民在本案中均有过错，东昊公司与韦万民应当对其中的500万元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按一定比例承担连带偿还返责任。双方的过错比例分担为60%与40%，东昊公司占60%，韦万民占40%。据此，东昊公司对上述刘日兴的债务，应当与刘日兴共同向韦万民承担连带返还其中300万元借款及支付相应利息的责任。
二审法院判决：一、维持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3)惠城法民一初字第2043号民事判决的第一项；二、变更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3)惠城法民一初字第204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判项为：东昊公司对刘日兴的1000万元债务，与刘日兴共同向韦万民承担连带返还其中30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计付，以人民币300万元为本金，自2010年6月23日起计至本息清偿之日止）的责任；三、驳回韦万民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121800元，鉴定费66000元，保全费5000元，由东昊公司、刘日兴各负担一半；本案二审受理费121800元，由东昊公司负担36540元，韦万民负担85260元。
本院再审对一审、二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
再审期间，东昊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大连市拍卖成交确认书》，以证明东昊公司在印章的使用、管理、监管方面并不存在过错；同时提交了由案外人蓝城彪出具的《关于〈大连市拍卖成交确认书〉原件丢失后再度找到的情况说明》。东昊公司还提出了鉴定申请，请求对东昊公司提交的《大连市拍卖成交确认书》上东昊公司公章与韦万民提交的《房地产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解除合作协议书》及三张收据上东昊公司公章的同一性进行鉴定。
本院另查明：东昊公司工商登记资料显示从2011年6月2日起，东昊公司股东由许少珍、刘日兴变更为许少珍、许少玲。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根据韦万民和东昊公司申请再审的请求和理由，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第一，涉案《房地产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解除合作协议书》应如何定性；第二，东昊公司应否对本案债务承担责任以及责任范围如何认定。
第一，关于涉案《房地产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解除合作协议书》如何定性的问题。《房地产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第三条约定，韦万民的投资回报以固定利润方式确定，合作项目不管最终实现的利润情况，韦万民均可分得利润600万元，其余利润属东昊公司所有。《解除合作协议书》对合作开发的项目未经结算，双方同意一次性支付韦万民合作利润600万元，项目盈亏与韦万民无关。从上述两协议的内容看，韦万民不参加项目开发的经营，也不承担经营风险，仅收取固定利息及利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约定提供资金的当事人不承担经营风险，只收取固定数额货币的，应当认定为借款合同。一审、二审法院认定本案为借款合同并按借款合同法律关系审理，判决刘日兴向韦万民返还100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由于本案并非合作法律关系，对于出借的资金，韦万民有权请求取回借款本金和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但无权取得利润。一审、二审法院对韦万民主张的利润均不予支持正确。针对该问题，韦万民认为一审、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不予支持。
第二，东昊公司应否对本案债务承担责任以及责任范围如何认定。本院认为在刘日兴以东昊公司名义与韦万民签订《房地产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解除合作协议书》的过程中，东昊公司和韦万民均存在过错。
韦万民的过错在于其签订《房地产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解除合作协议书》时疏于审查。2010年6月22日签订《房地产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的经手人是刘日兴，当时刘日兴仅为东昊公司股东，并非法定代表人，协议上方载明的甲方为东昊公司，而非刘日兴，刘日兴是在协议最后的担保方一栏签名，对高达1000万元的款项，协议并未约定直接汇至东昊公司账户，而是约定汇入和平中承纸业投资有限公司、惠州市东化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博罗县汇业通电子有限公司的账户。而工商登记资料显示从2011年6月2日起，东昊公司股东由许少珍、刘日兴变更为许少珍、许少玲，换而言之，在2011年6月23日签订《解除合作协议书》时，刘日兴不再是东昊公司股东。对以上情况，韦万民应尽审慎注意义务，审查刘日兴的签约行为是否有东昊公司授权。但在本案多次诉讼程序当中，韦万民均无提交证据证明其已对刘日兴的权限进行审查，韦万民本身存在一定的过错，因此，其对东昊公司不具有善意信赖利益，刘日兴以东昊公司名义签订《房地产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解除合作协议书》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韦万民主张东昊公司为本案承担全部清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支持。
东昊公司的过错在于其对公司公章疏于管理。其一，在刘日兴一审期间提交的给韦万民的《情况说明》（落款时间为2012年3月3日）中，刘日兴表示涉案两份协议上东昊公司公章为其私刻，与东昊公司收购涉案项目所用公章为同一枚，许少珍知情并认可。在2015年8月刘日兴向二审法院提交的《情况说明》中，刘日兴表示是许少珍同意其另刻公章来运营项目，（对与韦万民签订涉案协议）许少珍是知情并认可的。在2015年6月刘日兴到二审法院接受庭询的询问笔录当中，刘日兴表示其另刻公章许少珍兄妹是知情并认可的。刘日兴在上述多份材料中均表示其另刻东昊公司公章并实际运营项目，该陈述与刘日兴和许少珍在2010年4月5日因签订《合作协议书》而建立的合作关系是可以对应的。刘日兴和许少珍在《合作协议书》中约定，双方出资设立房地产开发公司，许少珍出资90%，刘日兴出资10%，刘日兴负责项目的收购事宜。其二，2010年4月17日，许少珍、刘日兴等人在大连参加现场竞拍并签订《大连市拍卖成交确认书》，对此许少珍认可并确认本人参与了拍卖过程。之后，刘日兴以东昊公司名义在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起诉大连信托投资公司清算组[(2010)惠城法民一初字第1635号]，该案以调解书结案。根据东昊公司的申请，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出具裁定将东昊公司竞拍所得的两宗土地使用权及建筑物强行过户至东昊公司名下。东昊公司作为竞拍买受人，是该案调解书和强制执行结果的直接受益者，但在本案再审期间许少珍却称对该案不知情，不应采信。其三，在(2010)惠城法民一初字第1635号以及相关的(2010)惠城法执字第1102号执行案中，东昊公司的《民事起诉状》、《协议书》、《强制执行申请书》上东昊公司公章经鉴定，与本案两份协议及三张《收据》上的章为同一枚印章所盖，而与公安备案章则不一致。在惠州市国土资源局依据法院生效的裁定书将上述两宗土地使用权及建筑物过户至东昊公司名下之后，许少珍亦没及时将《民事起诉状》、《协议书》和《强制执行申请书》上使用的公章收回。其四，东昊公司在本案再审期间申请鉴定时，确认《大连市拍卖成交确认书》上所盖东昊公司的公章亦非公安备案章，其解释是拍卖成交时公安备案章尚未刻制。综合以上情况，本院认为东昊公司在对外从事经济活动或者诉讼活动时，同时使用多枚公章，应为公章监管不善导致的法律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考虑到韦万民和东昊公司的过错程度，本院酌定东昊公司为涉案债务承担60%的连带清偿责任。二审法院判决东昊公司对涉案1000万元中的500万元承担60%的返还责任，属适用法律不当，本院予以纠正。至于东昊公司再审期间提出的鉴定申请，由于不影响本院依东昊公司和韦万民的过错程度作出责任认定，故对该鉴定申请不予准许。
综上所述，韦万民的申请再审的请求和理由部分成立，有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一审、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适用法律部分错误，应予部分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惠中法民一终字第74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和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3)惠城法民一初字第204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惠中法民一终字第741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和诉讼费负担部分以及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3)惠城法民一初字第204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和诉讼费负担部分；
三、变更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惠中法民一终字第74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惠州市东昊实业有限公司对刘日兴的涉案债务（包括1000万元本金和相应利息），承担60%的连带清偿责任；
四、驳回韦万民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21800元，鉴定费66000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受理费121800元，共314600元，由刘日兴负担40%，即125840，由惠州市东昊实业有限公司负担60%，即18876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林修凯
审判员 黄湘燕
审判员 陈 颖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二日
书记员 梁艳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