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3）成刑终字第162号
抗诉机关（原公诉机关）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廖泗河。
辩护人陈武，四川致高守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吴传辉。
辩护人叶峰，四川法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罗伟。
辩护人杨艳，四川康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袁德昌。
辩护人田银行，四川致高守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戴某。
原审被告人胡某某。
原审被告人白某。
辩护人罗仑，四川永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邓某某。
原审被告人汪某。
原审被告人林某。
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理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廖泗河、袁德昌、戴某、罗伟、胡某某、白某、邓某某、吴传辉、汪某、林某犯贪污罪一案，于2013年1月11日作出（2012）高新刑初字第357号刑事判决。宣判后，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原审被告人廖泗河、吴传辉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陈睿、张奇圣出庭支持抗诉，上诉人廖泗河及其辩护人陈武、上诉人吴传辉及其辩护人叶峰、原审被告人袁德昌以及辩护人田银行、原审被告人罗伟以及其辩护人杨艳、原审被告人白某及其辩护人罗仑、原审被告人戴某、胡某某、邓某某、汪某、林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后，报审判委员会研究并作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判决认定，2005年初，在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高新区）桂溪街道办事处石墙村征地拆迁补偿过程中，顺顺顺汽车修理厂（以下简称三顺汽修厂）的经营管理者被告人汪某在位于石墙村七组的三顺汽修厂不符合拆迁补偿条件的情况下，要求其亲戚被告人林某帮忙获取拆迁补偿。被告人林某找到原成都高新区建设用地统一征用开发办公室工作人员被告人吴传辉帮忙。被告人吴传辉曾在2001年参与该宗土地拆迁补偿工作，便告诉林某说三顺汽修厂不符合拆迁补偿条件。在被告人林某的要求下，被告人吴传辉表示可以帮忙处理，但提出三顺汽修厂只能获取10万元补偿款，其余要交由吴传辉支配。被告人林某征得汪某同意后，被告人吴传辉伪造了三顺汽修厂的《成都高新区集体土地非农建设（临时）使用证》，找到统征办工作人员被告人罗伟和石墙村拆迁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被告人廖泗河，要求二人在该宗土地的拆迁补偿中提供帮助，承诺事后给予好处。同年3月，被告人罗伟根据吴传辉伪造的土地使用证制作了《企业建筑设施及附着物登记表》，后与石墙村村委会负责人被告人廖泗河签订了三顺汽修厂的拆迁补偿协议。高新区统征办依据补偿协议向石墙村村委会支付了三顺汽修厂的拆迁补偿款22.3万余元，被告人汪某从石墙村领出该款并按事前约定通过林某交给吴传辉现金12.3万余元。后被告人吴传辉通过林某向汪某再次索要3万元，并将获取的款项分给罗伟、廖泗河各4万元。
在石墙村七组高达租赁站、十三组驾校培训基地、十五组搅拌站的征地拆迁过程中，石墙村拆迁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被告人廖泗河和组长被告人袁德昌共同商定将上述三宗不符合拆迁补偿条件的土地按乡镇企业申报拆迁补偿款。此后，被告人廖泗河安排石墙村国土员被告人白某为十三组驾校培训基地和十五组搅拌站两宗土地制作了用地单位不符并虚增用地面积的《成都高新区集体土地非农建设调查表》，安排石墙村国土员被告人邓某某为七组高达租赁站制作了一份同样的虚假调查表。高新区国土局工作人员被告人戴某到现场核实三份调查表时，被告人廖泗河告知戴某虚增面积的事实，要求戴某帮忙，戴某遂在调查表上对廖泗河等人虚报的相关情况予以签字并确认属实。高新区统征办工作人员被告人罗伟、胡某某对上述三宗土地进行现场调查时，被告人廖泗河亦告诉了虚增面积的事实，二人应廖泗河的要求，根据调查表制作了《企业建筑设施及附着物登记表》，后按该登记表记载的内容与石墙村村委会签署了拆迁补偿协议。此后，高新区统征办向石墙村村委会支付了该三宗土地的拆迁补偿款共计67.5万元。
2005年4月，高达租赁站经营管理者黄登孝按事前其与被告人廖泗河的约定，从石墙村村委会领走补偿款15.6万元。经被告人廖泗河、袁德昌商议，先后将骗取的部分补偿款分给廖泗河、袁德昌、邓某某、白某等十余名村委会工作人员，由廖泗河分给戴某2万元，分给罗伟、胡某某各1.5万元。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等证据予以证实。原审被告人廖泗河、袁德昌、戴某、罗伟、胡某某、白某、邓某某、吴传辉、汪某、林某在一审开庭审理过程中对上述案件事实及证据均不持异议。
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吴传辉、汪某、林某与国家工作人员被告人罗伟、廖泗河勾结，利用罗伟、廖泗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以三顺汽修厂之名，伪造土地使用证，隐瞒重复补偿事实，骗取国家拆迁补偿款21.1万余元，其行为均已构成贪污罪。此系共同犯罪，被告人吴传辉伪造土地使用证，勾结国家工作人员，主持分赃，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罗伟、廖泗河、汪某、林某起次要作用，系从犯。贪污犯罪金额应当扣除三顺汽修厂应得的补偿款1.2万元。
被告人廖泗河、袁德昌、白某、邓某某以石墙村村委会的名义，虚构村属企业，虚增拆迁面积，骗取国家拆迁补偿款共计49万余元并在小范围内予以私分，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廖泗河参与预谋和分赃，被告人袁德昌起决定作用，二人均系主犯；被告人邓某某、白某受廖泗河安排参与制作了虚假的调查表，均起次要作用，属从犯。诈骗犯罪金额应为个人私分数额，即留在石墙村村委会账户内未被私分的拆迁补偿款应从诈骗犯罪金额中扣除。被告人邓某某参与诈骗金额为15.6万元，被告人白某参与诈骗金额为34万元。
被告人戴某、罗伟、胡某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廖泗河等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其行为均已构成受贿罪。
涉案的高达租赁站、驾校培训基地、搅拌站在客观上均可获得一定的拆迁补偿，廖泗河等人的诈骗犯罪金额应当扣除企业应得部分，但因本案没有具体的拆迁补偿款计算依据，企业应得补偿的金额不清，对此在量刑时予以酌定考虑。
被告人戴某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被告人邓某某在检察机关尚未掌握其犯罪线索的情况下，接办案机关通知前往接受调查，到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属自首；被告人白某和被告人邓某某系同一天到办案机关接受调查，且先于邓某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可视为自首。
对被告人廖泗河、袁德昌、白某、邓某某、戴某、胡某某、吴传辉、罗伟的退赃行为，量刑时可从轻考虑。
各被告人归案后认罪态度均较好，且系初犯，可从轻处罚。被告人罗伟、胡某某、白某、邓某某、汪某、林某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均可宣告缓刑。
据此，判决：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和第三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及第三款的规定，被告人吴传辉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三万元。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九条的规定，被告人罗伟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二万元；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二万元。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和第三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和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九条的规定，被告人廖泗河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二万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二万元，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四、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五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和第三款的规定，被告人袁德昌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告人戴某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一款及第二款的规定，被告人胡某某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五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一款及第二款的规定，被告人白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八、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五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被告人邓某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九、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及第三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一款及第二款的规定，被告人汪某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和第三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被告人林某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宣判后，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抗诉称：1、以三顺汽修厂之名骗取国家拆迁补偿款一笔，原判认定廖泗河、罗伟、吴传辉、汪某、林某的行为构成贪污罪正确，但认定身份犯罗伟、廖泗河是从犯错误。因为身份犯与非身份犯构成共同犯罪的，应以主犯的行为特征定罪，原判定贪污罪应是依据身份犯罗伟、廖泗河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骗取国家拆迁补偿款这一行为特征来定罪的，所以罗伟、廖泗河理应为主犯。2、以高达租赁站、驾校培训基地、搅拌站之名骗取国家拆迁补偿款三笔，此与以三顺汽修厂之名骗取国家拆迁补偿款一笔的犯罪性质相同，也应定贪污罪，原判对廖泗河、袁德昌、白某、邓某某定诈骗罪和对戴某、胡某某、罗伟定受贿罪错误。3、指控的后三笔事实的犯罪金额应为67.5万元，即使扣除留在村账户内未被分配部分，金额也应为51.19万元，不是原判的49万余元。4、汪某拒不认罪，胡某某有犯罪前科，原判对二人适用缓刑不当。综上，建议二审予以改判。
上诉人廖泗河及其辩护人针对原判和检察机关的抗诉内容，提出如下辩解及辩护意见：1、以三顺汽修厂之名骗取拆迁补偿款一笔，原判认定廖泗河构成贪污罪和抗诉提出的廖泗河系主犯的观点均不成立，廖泗河收受贿赂4万元的行为应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理由是，廖泗河是村干部，不是国家工作人员，其隐瞒三顺汽修厂重复拆迁补偿事实并接受吴传辉的请托，以石墙村村委会的名义与高新区统征办签订拆迁补偿合同，以此帮助吴传辉骗取拆迁补偿款，廖泗河没有诈骗故意，其利用的是村干部的职务之便，不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之便，与国家工作人员罗伟和诈骗行为实施人吴传辉、汪某、林某之间均不构成共同犯罪，廖泗河的行为具备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特征，而不具备贪污罪或诈骗罪的特征。不成立共同犯罪，自然无主、从犯一说。即使廖泗河与吴传辉等人构成共同犯罪，廖泗河的帮助行为也应为从犯，不可能是主犯。2、以高达租赁站、驾校培训基地、搅拌站之名骗取拆迁补偿款三笔，原判在区别各行为人身份及其行为特征后分别定罪处罚是正确的，但认定廖泗河等村干部的行为构成诈骗罪不成立，因该诈骗行为系石墙村的单位行为，诈骗是经石墙村村委会研究决定的，以石墙村村委会的名义组织实施，参与者是石墙村村委会工作人员，骗取的补偿款进入了石墙村的单位账户且由石墙村村委会占有、处置，应系单位行为。单位不能成为诈骗罪或贪污罪的犯罪主体，廖泗河自然不构成诈骗罪或贪污罪。原判仅以骗得的补偿款被个人私分为由认定此三笔系个人犯罪属客观归罪，不能成立。抗诉提出廖泗河等村干部构成贪污罪的观点也不能成立。3、廖泗河等村干部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及相应的职务、职权，而具有国家工作身份和职权的罗伟等人的主观故意是受贿，与具有诈骗故意的廖泗河等人的主观犯罪故意不同，不应构成共同犯罪，更不会是贪污共犯。罗伟等人利用职务之便为石墙村谋取利益并收受贿赂的行为符合受贿罪的特征，原判以受贿罪对罗伟等人定罪处罚是正确的。4、关于后三笔诈骗金额问题，即使廖泗河等人构成诈骗罪，犯罪金额应在原判基础上扣除高达租赁站领走的属其应得的9万余元补偿款。4、廖泗河有自首情节。廖泗河经办案单位通知主动到案并如实供述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高达租赁站、驾校培训基地、搅拌站三笔诈骗事实，应系自首。5、廖泗河归案后认罪态度好，积极退赃，有悔罪表现。综上，请求二审予以改判并对廖泗河从轻处罚。
上诉人吴传辉及其辩护人针对原判和检察机关的抗诉内容，提出如下辩解及辩护意见：1、同意上诉人廖泗河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定罪意见。吴传辉、汪某、林某利用拆迁合同骗取国家补偿款的行为应构成诈骗罪或合同诈骗罪，不应构成贪污罪。2、吴传辉诈骗犯罪金额为16.7万余元。原判认定三顺汽修厂租赁石墙村土地自行修建的约400平方米预制板房应获补偿以及将之从犯罪金额中扣除的作法是正确的，但扣减标准有误。每平方米补偿标准是140元，应扣金额5.6万元，扣减后犯罪金额为16.7万余元。3、吴传辉归案后认罪态度好，积极退赃，有悔罪表现。综上，请求二审予以改判并对吴传辉从轻处罚。
原审被告人罗伟及其辩护人针对原判和检察机关的抗诉内容，提出如下辩解及辩护意见：1、同意上诉人廖泗河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定罪意见，亦同意上诉人吴传辉及其辩护人提出的犯罪金额应当扣除企业应得的5.6万元的意见。罗伟明知吴传辉所持土地使用证系伪造和石墙村申报的被拆迁企业虚增了房屋拆迁面积，其仍接受他人请托并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事后收受贿赂共计5.5万元，此行为应构成受贿罪，不构成贪污罪。2、罗伟接办案单位通知主动到案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且积极退赃，有悔罪表现，当庭自愿认罪，其对三顺汽修厂、高达租赁站、驾校培训基地重复申报补偿均不知情，原判对前述情节未予充分考虑，致量刑过重。据此，请求二审改判并对罗伟予以从轻处罚。为证明三顺汽修厂自建预制板房应获补偿以及补偿标准为每平方米140元的事实，原审被告人罗伟的辩护人当庭宣读出示了下列证据：成都市国土资源局高新分局出具的《关于高新区集体土地范围内企业拆迁补偿相关情况的说明》、2005年底和2006年初高新区统征办与当地企业签订的三份《拆迁补偿协议书》。
原审被告人袁德昌及其辩护人针对原判和检察机关的抗诉内容，提出如下辩解及辩护意见：1、同意上诉人廖泗河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定罪意见，袁德昌的行为不构成贪污罪或诈骗罪；2、即使构成诈骗罪，犯罪金额应在原判基础上扣除高达租赁站应得的拆迁补偿款9万余元和送给罗伟等人的贿赂款5万元；3、袁德昌以往表现良好，积极退赃，有悔罪表现，当庭自愿认罪，原判量刑偏重。据此，请求二审改判并对袁德昌从轻处罚。
原审被告人白某及其辩护人、原审被告人戴某、胡某某、邓某某、汪某、林某针对原判和检察机关的抗诉内容，共同提出如下辩解及辩护意见：同意廖泗河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定罪意见和理由，原审审判程序合法，原判认定的事实清楚，量刑适当，据此请求二审维持白某、戴某、胡某某、邓某某、汪某、林某的判决。
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发表出庭意见：同意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抗诉意见，涉案四笔骗取国家拆迁补偿款的行为均应定贪污罪，犯罪金额为起诉指控金额，且廖泗河、罗伟、汪某、林某不是从犯。
经审理查明，1999年期间，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桂溪街道办事处石墙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石墙村村委会）购买成都市武侯区站南进口汽车修理厂（以下简称站南汽修厂）厂房并收回其租赁的土地，随后租给三顺汽修厂等5家企业。三顺汽修厂系村民李仁杰个人投资成立的私营企业。2001年11月8日，因成都市武侯大道扩建，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用地统一征用开发办公室（以下简称高新区统征办）征用三顺汽修厂等5家企业租用石墙村的土地，石墙村获拆迁补偿款1669916.59元，其中三顺汽修厂所在宗地获补偿584690.71元。征地后，高新区统征办仅拆除了原站南汽修厂临武侯大道一侧房屋。2003年6月，石墙村把部分未被占用的土地和未被拆除的厂房又租给三顺汽修厂，后三顺汽修厂在临武侯大道一侧自行修建一排预制板房。2005年初，高新区统征办因工作人员变动和时间久远等原因，忘记三顺汽修厂所在宗地于2001年已被征用的事实而再次重复征用。此时，三顺汽修厂实际经营管理人原审被告人汪某（李仁杰前妻）明知三顺汽修厂原已获补偿的建筑物不应再重复拆迁补偿，仅自行新建的没有土地使用证的预制板房可获补偿的情况下，为多获补偿，指使安排原审被告人林某（李仁杰妹夫）出面找人帮忙，欲将原已获补偿部分再次重复补偿。林某找到曾受聘于高新区统征办负责拆迁工作的上诉人吴传辉（当时已解聘，属无业人员）帮忙。2001年吴传辉曾参与三顺汽修厂所在宗地拆迁，知道三顺汽修厂已作补偿不应重复补偿的情况下，仍受林某之托同意帮忙，条件是获取的拆迁补偿款三顺汽修厂仅能拿走10万元，余下的需给吴传辉占有支配。林某将吴传辉提出的条件反馈给汪某，汪某表示同意。此后，吴传辉先后找到负责拆迁工作的高新区统征办工作人员原审被告人罗伟和石墙村负责村属企业拆迁申报工作的石墙村村委会主任兼村拆迁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上诉人廖泗河，请求二人在拆迁补偿过程中给予帮助，并许诺事后给予好处。罗伟和廖泗河表示同意。期间，吴传辉还为三顺汽修厂伪造了一份《成都高新区集体土地非农建设（临时）使用证》（以下简称土地使用证）。2005年3月，罗伟审查吴传辉提供的三顺汽修厂的拆迁材料时，发现其中的土地使用证系伪造（有土地使用证房屋每平方米可多获补偿20元），在此情况下仍为三顺汽修厂制作了《企业建筑设施及附着物登记表》，将三顺汽修厂自行修建的302.4平方米预制板房和2001年已获补偿的1182.4平方米砖木石棉瓦房纳入有土地使用证的补偿范围。期间，廖泗河明知三顺汽修厂系重复补偿，仍将该厂作为村属企业申报，同时代表石墙村村委会与罗伟代表的高新区统征办签订了企业拆迁补偿协议。2005年3月28日，高新区统征办按约付给石墙村村委会拆迁补偿款223930.60元。2005年4月6日，汪某出具领款单，经廖泗河审批，代表三顺汽修厂领出该款。汪某留下10万元，将余款通过林某交给吴传辉。吴传辉后又通过林某向汪某再次索要3万元。吴传辉获款后，送给罗伟、廖泗河各4万元，另7万余元归自己所有。2005年6月或7月，汪某将代领的7万元交给李仁杰。经查，三顺汽修厂自行修建的预制板房面积为302.4平方米，可获拆迁补偿，补偿标准每平方米140元，应获补偿共计42336元。
2004年底至2005年初，高新区统征办对石墙村所在宗地进行征地拆迁，时为石墙村党支部书记兼该村拆迁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原审被告人袁德昌和石墙村村委会主任兼该村拆迁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上诉人廖泗河经商议，决定以石墙村的名义将位于该村七组的私营企业成都高新区高达租赁站和非村属企业位于该村十三组的驾校培训基地、位于十五组的搅拌站，均按村属企业向高新区统征办申报，以骗取拆迁补偿款用于村委会工作人员发奖金。商定后，廖泗河指使安排石墙村国土员兼该村拆迁领导小组成员原审被告人邓某某，为高达租赁站制作了一份《成都高新区集体土地非农建设调查表》（以下简称非农建设调查表）。高达租赁站系村民黄登孝于2002年租赁石墙村七组被政府征用后闲置的土地作为其私营企业的营业场所，后在租用的土地上又自行修建了约500平方米房屋。制表时，邓某某隐瞒该宗地已获补偿的事实，同时将新建的未获补偿的房屋面积虚增至1907平方米。廖泗河指使安排石墙村国土员兼该村拆迁领导小组成员原审被告人白某为驾校培训基地和搅拌站各制作了一份非农建设调查表。制表时，搅拌站抵偿给石墙村的可获补偿的房屋面积仅约700平方米，白某将其虚增至1706平方米。同时，白某对驾校培训基地在2003年已获拆迁补偿不应重复补偿的事实加以隐瞒，另还虚增房屋面积约200平方米。上报后，高新区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原审被告人戴某到现场核实三份非农建设调查表所载内容，廖泗河将三企业虚增房屋面积的事告诉了戴某，同时以石墙村在拆迁过程中吃了亏为由要求戴某给予关照，后戴某应廖泗河的要求在三份不实的非农建设调查表上签名确认属实。高新区统征办工作人员原审被告人罗伟、胡某某对石墙村申报的三宗土地现场调查时，廖泗河以相同理由要求二人给予关照，后罗伟、胡某某应廖泗河的要求依据不实的非农建设调查表制作了《企业建筑设施及附着物登记表》。2005年3月14日，廖泗河代表石墙村村委会与高新区统征办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罗伟、胡某某分别作为经办人、复核人在协议上签名。同年3月23日，高新区统征办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拆迁补偿款676655.50元，其中高达租赁站221662.50元，驾校培训基地166165元，搅拌站288828元。同年4月5日，经廖泗河、袁德昌审批，高达租赁站经营者黄登孝从石墙村村委会领走拆迁补偿款156322.50元，其中的6万元系黄登孝按事前约定帮廖泗河冒领，后分给廖泗河、袁德昌和高新区石羊街办副主任林世元各2万元，黄登孝实际得款9.6万余元。同年4月8日及20日，经袁德昌、廖泗河商量决定，指使安排村委会工作人员李世蓉及邓某某填写制作虚假领款单，以支付“陈德明”、“邓建明”拆迁补偿款的名义，先后从石墙村村委会账户内领出现金166165元、189694元，除其中的15859元用于村务开支外，余下的34万元被廖泗河等13人私分以及送给戴某、罗伟、胡某某作为感谢费。其中，廖泗河、袁德昌各分得5万元，邓某某、白某及村委会工作人员李世蓉、周义各分得3万元，村委会工作人员李天福、解梅、杨素芳、林栋琪、林素香等7人各分得1万元，戴某、罗伟、胡某某分别获感谢费2万元、1.5万元、1.5万元。综上，廖泗河等人以村办企业拆迁的名义，通过虚增拆迁面积、隐瞒已补偿的事实等方法骗取高新区统征办支付676655.50元拆迁补偿款到石墙村村委会账上后，其中的9.6万余元为高达租赁站黄登孝领取；廖泗河、袁德昌、邓某某、白某等个人共计分得40万元，并将40万元中的5万元作为感谢费送给戴某、罗伟、胡某某；15859元用于村务开支；余下16万余元至案发尚留在石墙村村委会账上。
2012年3月，高新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掌握了三顺汽修厂重复补偿涉嫌骗取国家拆迁补偿款的线索，后经查发现石墙村村委会工作人员和高新区统征办工作人员有虚构事实、虚增房屋面积骗取补偿款的情况。2012年3月19日，汪某经高新区检察院反贪局电话通知到案，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找人想办法重复获取拆迁款的事实。3月20日，林某经高新区检察院反贪局通知到案，到案后如实供述了帮汪某骗取拆迁款的事实。3月24日，廖泗河被高新区检察院反贪局通知到高新区桂溪街道办事处纪检办公室，随后被侦查人员带至高新区检察院反贪局接受调查，廖泗河到案后拒不供认，后经教育方如实供述了检察机关掌握的三顺汽修厂及高达租赁站两笔事实，交代了未被掌握的驾校培训基地的事实。3月27日，高新区检察院反贪局侦查人员在高新区纪工委谈话室向袁德昌了解石墙村拆迁的有关情况，袁德昌承认自己在高达租赁站拆迁过程中的有关事实。3月26日，罗伟被高新区检察院反贪局通知到案接受调查，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受托帮他人多获取拆迁补偿款并收取感谢费的事实。4月9日，邓某某被高新区检察院反贪局通知到案了解情况，到案后主动如实供述了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其参与制作虚假土地调查表的事实。同日，白某接高新区检察院反贪局通知到案接受调查，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参与制作虚假土地调查表的事实。4月26日，吴传辉被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抓获归案。5月9日，戴某主动到高新区检察院反贪局并如实供述了自己受托帮石墙村多获取拆迁补偿款并收取感谢费的事实。5月11日，胡某某接高新区检察院反贪局通知到案接受调查，但其到案后拒不供认，后经教育方如实供述了自己受托帮石墙村多获取拆迁补偿款并收取感谢费的事实。
案发后，廖泗河、吴传辉分别退出赃款11万元、7.4万元，袁德昌、白某、邓某某、戴某、胡某某、罗伟分别退出赃款5万元、3万元、6万元、2万元、1.5万元、5.5万元，以上赃款共计41.4万元均扣押于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证据分析及对本案争议问题综合评述如下：
1、关于三顺汽修厂一笔的定罪及犯罪金额认定问题。原判认定吴传辉等五人构成共同贪污罪，其中吴传辉系主犯，罗伟、廖泗河等四人是从犯。抗诉认为原判定罪正确，但认定罗伟、廖泗河系从犯错误。原审被告人罗伟、上诉人廖泗河、吴传辉以及各自辩护人提出罗伟、廖泗河与吴传辉、汪某、林某三人不构成共同犯罪，原判定贪污罪和抗诉提出的罗伟、廖泗河系主犯的观点均不正确，吴传辉、汪某、林某系共同犯罪并应构成诈骗罪或合同诈骗罪，廖泗河应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罗伟应构成受贿罪，且诈骗金额应扣除三顺汽修厂应得的5.6万元拆迁补偿。
针对上述争议，本院经审查认为：
（1）关于定罪。首先，上诉人吴传辉及原审被告人汪某、林某三人与原审被告人罗伟、上诉人廖泗河之间不构成共同犯罪，原判及抗诉提出的罗伟、廖泗河在此笔犯罪中属从犯或主犯的意见均不能成立。理由是，吴传辉、汪某、林某三人的主观故意是非法占有国家的拆迁补偿款，采取的手段是骗取；而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罗伟和作为村干部的廖泗河与汪某等人并无共谋，也不确知汪某、林某等人通过何种具体手段多骗取补偿款，更不确知汪某等人具体要骗取多少补偿款以及汪某、林某、吴传辉如何分配赃款等情况，只是利用各自职务上的便利为吴传辉达到目的即获取补偿款，并收受吴传辉给予的感谢费。所以，罗伟与廖泗河之间以及该二人与吴传辉、汪某、林某三人之间无共同故意，不构成共同犯罪。起诉、原判、抗诉均是在没区分各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及行为特征的情况下，将涉案五人一并以贪污罪共犯定罪处罚是不恰当的。即使涉案五人构成共同犯罪，起诉和原判认定的案件事实足以表明罗伟、廖泗河仅为吴传辉的诈骗行为提供帮助，而吴传辉的地位、作用突出，罗伟、廖泗河也不应如抗诉所称处于主犯的地位。在共同犯罪中，案件性质是按共同犯罪的基本特征定罪，即由主犯的犯罪性质决定，而本案的主犯吴传辉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其犯罪性质是诈骗而非贪污。所以，原判认定罗伟、廖泗河与吴传辉、林某、汪某构成贪污共犯和抗诉提出的罗伟、廖泗河系主犯的观点均不能成立。其次，罗伟、廖泗河获得的财物属于各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而取得，应分别构成受贿罪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理由是，罗伟是高新区统征办工作人员，属国家工作人员，其利用自己具有的调查核实拆迁企业情况、协商谈判补偿事宜、拟定补偿方案等职务上的便利，在吴传辉许诺事后给予好处后，审查吴提供的三顺汽修厂拆迁材料时发现土地使用证系伪造的情况下，仍将三顺汽修厂纳入有土地证的补偿范围，为吴传辉等人多得补偿款，谋取非法利益，于事后收受吴给予的感谢费4万元，此行为符合受贿罪的犯罪特征。廖泗河是石墙村村委会主任，不是国家工作人员，在得到吴传辉事后给予好处费的许诺后，利用村委会主任所具有的可以石墙村村委会的名义为拆迁企业申报拆迁补偿这一职务上的便利，在明知三顺汽修厂系重复补偿的情况下仍将该厂作为村属企业申报，为吴传辉重复获取补偿款，谋取非法利益，于事后收受吴给予的感谢费4万元，此行为符合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犯罪特征。再次，吴传辉与汪某、林某应构成诈骗罪，且系共同犯罪。汪某通过林某与吴传辉联系并形成合意，共同想办法使三顺汽修厂获得重复补偿，三人具有骗取拆迁补偿款的共同故意，且事后由吴传辉具体组织实施，汪某、林某配合，采用伪造土地使用证、隐瞒重复拆迁补偿事实、贿赂相关人员的手段骗取拆迁补偿款共计18万余元，三人的行为具备共同诈骗犯罪的特征。三人中，虽是汪某提出犯意，但吴传辉负责具体全程操作，包括伪造土地使用证申报，找人帮忙通过等一系列过程，且得赃最多，其行为在骗取补偿款的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汪某提出犯意，配合吴传辉并最后领取款项，林某帮汪某联系吴传辉，二人获得部分赃款，起次要、辅助作用，应系从犯。
（2）关于犯罪金额。三顺汽修厂旧房部分于2001年获拆迁补偿，在2005年的拆迁征用中，因高新区统征办重复征用三顺汽修厂所租用的石墙村土地，汽修厂原获取补偿的旧房部分不应重复补偿，但在上次拆迁补偿后新建的预制板房部分应获补偿，原判认定三顺汽修厂自行修建的预制板房应获补偿并从犯罪金额中扣除是正确的，但认定预制板房面积400平方米和具体补偿标准每平方米30元不当。出庭检察人员虽当庭提出该部分房屋不应补偿，但未提供证据予以支持。根据在案证据，高新区国土资源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企业租赁村集体土地修建的房屋可获补偿；2005年3月高新区统征办与三顺汽修厂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记载，三顺汽修厂租赁石墙村的土地自行修建的预制板房面积为302.4平方米；2005年高新区统征办与其他企业签订的三份《拆迁补偿协议》证实，无土地使用证的预制板房的补偿标准是140元每平方米。根据上述证据，三顺汽修厂自行修建的预制板房可获补偿42336元，该应得补偿应从犯罪金额中扣除，扣除后上诉人吴传辉、汪某、林某的诈骗犯罪金额为181594.60元。
综上，原审被告人罗伟和上诉人廖泗河、吴传辉及各自辩护人提出的应在区分各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和行为特征的基础上分别以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诈骗罪对罗伟、廖泗河以及吴传辉、汪某、林某定罪处罚，以及诈骗犯罪金额应扣除三顺汽修厂应得的4万余元补偿款的辩解及辩护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2、关于高达租赁站、驾校培训基地、搅拌站三笔是否系石墙村的单位行为以及该三笔的具体定罪和犯罪金额的认定问题。原判认定该三笔诈骗是廖泗河等四人的个人行为，并认定戴某、罗伟、胡某某构成受贿罪，廖泗河、袁德昌、白某、邓某某构成诈骗罪，诈骗金额为49万余元，即扣除了留在村账户上未被私分的和用于村务开支的部分。抗诉认为原判定罪错误，廖泗河、袁德昌、白某、邓某某、戴某、罗伟、胡某某均应构成贪污罪，犯罪金额为67.5万余元，村账户上未被私分的和用于村务开支的部分不应扣除。上诉人廖泗河及其辩护人提出，原判认定罗伟等三人构成受贿罪正确，但认定廖泗河等四人构成诈骗罪错误，三笔诈骗均系石墙村的单位行为，因单位不构成诈骗罪，从而廖泗河等四人不构成犯罪。原判及抗诉提出的廖泗河等四人构成贪污罪或诈骗罪的定罪意见不能成立。即使构成诈骗罪，诈骗金额还应扣除黄登孝领走的属高达租赁站应得的9.6万余元补偿款。原审被告人袁德昌及其辩护人认同廖泗河及其辩护人意见，另提出诈骗犯罪金额还应扣除送给罗伟等三人的5万元感谢费。
针对上述争议，本院经审查认为：
（1）关于定性。原判在区别各行为人的身份、主观故意及其行为特征的基础上分别以诈骗罪对廖泗河、袁德昌、白某、邓某某定罪处罚和以受贿罪对戴某、罗伟、胡某某三人定罪处罚正确。抗诉提出的该三笔与三顺汽修厂一笔的犯罪性质相同的观点正确，但抗诉提出的廖泗河等七人系共同犯罪、应一并构成贪污罪的意见不能成立。具体理由在前面三顺汽修厂一笔中已作详细论述，在此不赘述。
（2）该三笔诈骗应系廖泗河等人的个人行为，不是石墙村的单位行为。理由是，尽管三笔诈骗都是以石墙村村委会的名义进行，组织及参与者都是石墙村村委会工作人员，骗取的款项也是先进入石墙村村委会账户，但在案证据原审被告人袁德昌的供述证实，实施该三笔诈骗的目的是为了给石墙村村委会工作人员发“奖金”，即最终是为了个人分获款项，而非留在石墙村供村集体所用；上诉人廖泗河及原审被告人袁德昌、邓某某的供述、证人李世蓉、黄登孝的证言、书证《领款单》证实，廖泗河、袁德昌对村委会集体账户内的资金有掌控权，骗取的67.6万余元拆迁补偿款中的40万元经廖泗河、袁德昌决定采用虚列支出的手段套出并私分给个人。该事实表明，骗取补偿款虽以石墙村村委会的名义组织实施，但最终款项实际由个人所得，即被实施犯罪的廖泗河等个人私分、占有。廖泗河等石墙村村委会工作人员的行为应认定为自然人犯罪。上诉人廖泗河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该三笔诈骗系石墙村的单位行为以及据此提出的廖泗河不构成犯罪的辩解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
（3）关于诈骗犯罪金额。廖泗河等人个人分得的40万元应计入诈骗犯罪数额，其余未被个人私分的部分由于实际上并非个人占有，不应计入个人犯罪数额，其中包括：黄登孝领取的9.6万余元，根据成都市国土资源局高新分局出具的《关于高新区集体土地范围内企业拆迁补偿相关情况的说明》及《办公会议纪要》，高达租赁站自行修建的房屋本应获得拆迁补偿，但高达租赁站应得拆迁补偿款的具体数额不清，现有证据不能排除黄登孝领取的9.6万元系高达租赁站应得的补偿款，不应计入犯罪数额；用于村务开支的15859元和留在村账户内的16万余元，同样因在案证据证实石墙村就搅拌站的房屋应获得拆迁补偿，应得补偿款的具体数额不清，不能排除用于村务开支的15859元和留在村账户内的16万余元系石墙村应得的补偿款，加之至案发时留在村账户内的16万余元尚未被个人私分，不排除廖泗河等人不再将该部分款项由个人分配使用，此款及用于村务开支的15859元均未被个人实际占有，不应计入个人诈骗犯罪数额。上诉人廖泗河和原审被告人袁德昌以及各自辩护人提出的诈骗犯罪数额应当在原判的基础上扣除高达租赁站应得的9万余元补偿款的辩解及辩护意见成立，应予采纳。廖泗河等人将骗取的部分补偿款送给戴某、罗伟、胡某某，应属行贿，亦属对赃款的处置，不应从诈骗犯罪金额中扣除，原审被告人袁德昌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诈骗犯罪金额应扣除贿赂款的辩解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应采纳。此外，作为石墙村国土员的原审被告人邓某某对该三笔诈骗均明知，其中高达租赁站一笔亲自参与，搅拌站和驾校培训基地两笔其参与分赃并分得赃款，故其参与诈骗犯罪金额应为三笔之总和即40万元。原判认定邓某某的诈骗犯罪金额仅为高达租赁站一笔不当，应予纠正。
本院认为，上诉人吴传辉及原审被告人汪某、林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三顺汽修厂拆迁过程中，伪造土地使用证，隐瞒重复补偿事实，骗取国家拆迁补偿款181594.60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在共同犯罪中，上诉人吴传辉是诈骗行为的组织实施者及主要获利人，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原审被告人汪某、林某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对于从犯依法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案发后，原审被告人汪某、林某接办案单位通知主动到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属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上诉人廖泗河身为石墙村村委会工作人员，在政府对三顺汽修厂征地拆迁的过程中，利用其作为村干部所具有的帮助政府核实拆迁对象的基本情况、为村属企业申报拆迁补偿和代村属企业签订拆迁补偿合同的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贿赂4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上诉人廖泗河及原审被告人袁德昌、邓某某、白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石墙村村属企业高达租赁站、搅拌站、驾校培训基地的名义，虚增拆迁面积，隐瞒重复补偿事实，骗取国家拆迁补偿款','2018-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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