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商终字第11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国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永安东里**号通用国际中心A1901-1903。
法定代表人：蓝沙，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原审被告）：佳木斯龙江福浆纸有限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东风区光复路***号佳纸集团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蓝海，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正旺。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磊。
上诉人（原审被告）：潘晓艳。
上述五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吴宁、王华，北京市百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福士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庆春路***号*层。
法定代表人：施建强，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虞军红、吕姸，浙江君安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国国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旅公司）、佳木斯龙江福浆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江福公司）、陈正旺、周磊、潘晓艳因与被上诉人浙江福士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士达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浙杭商初字第9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黄梅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周进海、代理审判员伍华红参加评议的合议庭，于2015年9月1日、9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国旅公司、龙江福公司、陈正旺、周磊、潘晓艳的委托代理人吴宁、王华，被上诉人福士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虞军红、吕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一、2009年9月17日，福士达公司、国旅公司之间签订编号为FSD090917的《委托代理进口和代理国内采购协议书》一份，约定福士达公司给予国旅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为4200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授信额度的资金用于国旅公司委托福士达公司代理进口和代理国内采购纸浆、纸张；国旅公司将其所有的847万股中国光大银行股权和300万股华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出质（押）给福士达公司或福士达公司指定的第三方，作为提取福士达公司在授信额度内为国旅公司代理进口和代理国内采购货物的付款担保；国旅公司保证在每一个具体业务合同中约定付款日期前支付全额货款给福士达公司，可以提前但不得延迟。2010年1月20日，双方签订《质押协议》，后于2010年8月13日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2010年7月26日，双方签订编号为BC100726的《补充协议书》，就前述《委托代理进口和代理国内采购协议书》的相关条款进行了修改补充。2012年2月16日，双方签订《补充质押协议》，约定国旅公司同意将其所有的2011年新增加的360万股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亦质押给福士达公司，后于2012年4月13日办理了股权出质变更登记手续。2012年12月18日，双方签订《合同延期协议书》，约定将前述《委托代理进口和代理国内采购协议书》的合同期限延长至2015年12月31日止。二、期间，福士达公司、国旅公司之间分别于2014年3月17日、同年4月16日、同年4月21日、同年5月5日、同年6月17日签订《代理采购协议》五份，约定国旅公司委托福士达公司向龙江福公司代理采购木浆、牛皮纸；国旅公司委托福士达公司以自己为需方与龙江福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国旅公司在购销合同上盖章确认，承担购销合同中需方的履约责任和风险；福士达公司与龙江福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后，5个工作日内国旅公司支付给福士达公司代理采购货物总金额约10%的现款（按单位活期存款利率计息）保证金，福士达公司在代理协议已生效并且收到国旅公司保证金后5个工作日内，根据购销合同约定条款为龙江福公司向浙江省中行申请远期120天支付全额人民币货款的《融易达业务》；福士达公司收到浙江省中行付款日期和金额的通知后告知国旅公司，国旅公司应立即向福士达公司发出书面付款承诺书；国旅公司保证最迟于浙江省中行的付款日前以现款方式将除保证金以外剩余的全部货款以任意方式到达福士达公司的基本账户；国旅公司逾期付款违约将承担全部由此给福士达公司造成的损失，除按2.5%／月利率计算国旅公司承担罚息以外，每逾期一自然日国旅公司向福士达公司另外支付已垫付货款1%的违约金；货物入库并福士达公司拿到提货通知单后凭国旅公司同意在浙江省中行的付款日前付款的承诺书（原件）放货，国旅公司自行提取货物；福士达公司委托国旅公司与本协议项下货物到达目的地仓库签订仓储协议；福士达公司根据代理采购协议总金额的0.64%计算一次性向国旅公司收取手续费，浙江省中行的银行费用包括利息均由国旅公司承担。同时，龙江福公司、福士达公司、国旅公司之间分别于2014年3月18日、同年4月17日、同年4月22日、同年5月6日、同年6月18日签订《补充协议书》五份，约定由龙江福公司将其生产的木浆、牛皮纸，按照国旅公司要求的数量、质量、交货期限予以交货，并通过福士达公司结算；货物交付由龙江福公司、国旅公司直接进行；如因国旅公司或龙江福公司的原因造成福士达公司损失的，福士达公司有权要求龙江福公司、国旅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福士达公司的损失包括因龙江福公司、国旅公司行为导致的直接损失，也包括福士达公司为处理该等事宜而支付的其他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差旅费、诉讼费、律师费等。三、2011年7月18日，陈正旺向福士达公司出具担保函一份，确认其愿意为国旅公司与福士达公司在2009年9月17日签订的《委托代理进口和代理国内采购协议书》及其后续的补充或修改协议书项下所有合同／协议向福士达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为对《委托代理进口和代理国内采购协议书》及其后续的补充或修改协议书项下所有合同／协议除去国旅公司已质押给福士达公司的847万光大银行股票对应的保证责任所剩余的全部债务承担责任，包括应支付的所有款项及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诉讼费用、律师费用等）；保证期间从《委托代理进口和代理国内采购协议书》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2013年1月29日，周磊、潘晓艳向福士达公司出具担保函一份，内容与前述陈正旺所出具的担保函内容基本一致，仅保证范围为对《委托代理进口和代理国内采购协议书》及其后续的补充或修改协议书项下所有合同／协议除去国旅公司已质押给福士达公司的847万光大银行股票和660万股华泰保险股权对应的保证责任所剩余的全部债务承担责任，包括应支付的所有款项及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诉讼费用、律师费用等）。四、协议履行过程中，国旅公司自2014年4月10日起至同年7月7日止向福士达公司出具五份付款承诺书，确认前述五份《代理采购协议》项下货物已由龙江福公司送达指定交货地点（佳木斯仓库），并承诺在到期日前支付除已付保证金外的其余货款及费用。2014年8月14日，国旅公司向福士达公司出具关于请求延期履行的函一份，其中载明双方一直按照约定开展合作，但目前国旅公司已经出现流动资金紧张的状况，前述五份《代理采购协议》项下货款及各项应付费用总计为50610537.06元，已无法按约（包括已到期和未到期款项）支付，请求福士达公司同意予以延期，国旅公司愿意按照双方之间的约定承担逾期付款的责任。五、福士达公司为本案诉讼产生律师代理费698000元。
2014年12月10日，福士达公司提起诉讼，请求：一、国旅公司支付代理采购项下福士达公司为国旅公司垫付的款项共计50610537.06元，并支付利息2589588.6元（按照一年期贷款利率的四倍即年利率24%，自采购协议约定的相应款项到期日分段计算，暂计算至2014年11月10日止，应当计算至国旅公司付清之日止）；二、国旅公司支付福士达公司因本案而支出的律师费698000元；三、福士达公司就第一、二项诉讼请求所列款项在国旅公司持有的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60万股份、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847万股份的拍卖、变卖等处置后款项中优先受偿；四、龙江福公司对国旅公司的上述付款责任承担连带支付义务；五、陈正旺、周磊、潘晓艳对国旅公司的上述付款责任，在扣除按第三项诉讼请求实现款项外的剩余部分范围内，承担连带支付义务；六、本案诉讼费用由国旅公司、龙江福公司、陈正旺、周磊、潘晓艳承担。在原审审理过程中，福士达公司当庭明确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国旅公司支付代理采购项下福士达公司为国旅公司垫付的款项共计50610537.06元，并支付利息2589588.6元（按照一年期贷款利率的四倍即年利率24%，自采购协议约定的相应款项到期日分段计算，暂计算至2014年11月10日止，应当计算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第四、五项诉讼请求合并为：龙江福公司、陈正旺、周磊、潘晓艳对国旅公司的上述付款责任，在扣除按第三项诉讼请求实现款项外的剩余部分范围内，承担连带支付义务。
国旅公司答辩称，福士达公司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双方已经发生了合同约定的代理行为，也不能证明福士达公司已经履行了委托代理义务。
龙江福公司答辩称，龙江福公司未书面委托福士达公司进行货物代理，且福士达公司也未实际履行代理采购的行为，故对福士达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认可。
陈正旺、周磊、潘晓艳共同答辩称，1.各担保人不清楚福士达公司与国旅公司之间合同履行的实际情况，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双方实际履行过所签订的一系列合同。2.福士达公司应举证证明合同已经实际履行，担保人才有可能承担担保责任，否则担保人不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3.按照担保合同的约定，质押财产实现以后如主合同项下的债务仍有余额，各担保人才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故从顺序上来说，福士达公司应首先要求国旅公司清偿，并处置国旅公司用于质押的担保财产，如在担保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情况下，才能由各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而质押财产是在市场上可以公开确定价格的，按照现有财产价值的实际状况，国旅公司提供的质押财产足以涵盖福士达公司诉求的整个债权。因此，各担保人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福士达公司与国旅公司之间签订的《委托代理进口和代理国内采购协议书》、《补充协议书》、《合同延期协议书》、《质押协议》、《补充质押协议》、《代理采购协议》，福士达公司、国旅公司及龙江福公司之间签订的《补充协议书》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各方当事人应依约履行。从案涉《代理采购协议》及《补充协议书》的内容来看，国旅公司委托福士达公司向国旅公司指定的供货方龙江福公司代理采购木浆、牛皮纸，其中福士达公司的主要合同义务是以自己的名义与龙江福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并在收到龙江福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提货通知后付款，而货物的交付则由国旅公司与龙江福公司直接进行。对此，福士达公司已举证证明其为国旅公司申请的融易达业务额度类型所适用的购销合同编号，且龙江福公司向福士达公司出具的收据中亦注明对应的购销合同编号，足以佐证福士达公司与龙江福公司之间已签订购销合同的事实。同时，国旅公司已出具付款承诺书，确认案涉《代理采购协议》项下的货物均已由龙江福公司送达指定交货地点，福士达公司在收到龙江福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也已支付相应货款，且国旅公司于2014年8月14日发函确认其所欠福士达公司的货款及各项费用金额，亦未就福士达公司是否已履行了委托代理义务提出任何异议。可见，国旅公司以自己的行为认可了福士达公司已履行协议约定的代理采购义务。此外，从国旅公司向福士达公司出具的关于请求延期履行的函的内容来看，并无国旅公司要求福士达公司与龙江福公司就资金往来再次对账的意思表示。因此，国旅公司、龙江福公司、陈正旺、周磊、潘晓艳关于福士达公司未实际履行代理采购义务的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信。
现国旅公司未能依约在付款到期日前支付除已付保证金外的其余货款及费用总计50610537.06元，导致福士达公司为其垫款，其行为已构成违约，理应承担付款及相应的违约责任。福士达公司自愿将协议约定的利息计算标准调整为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应视为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处分其民事权利。因此，福士达公司关于国旅公司支付垫款50610537.06元、利息2589588.60元（暂计算至2014年11月10日止）及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的诉请，理由正当，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国旅公司以福士达公司未开具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为由主张付款条件未成就，因福士达公司向国旅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义务仅是其合同义务中的一个附随义务，与国旅公司向福士达公司支付货款及费用这一义务不能构成相应的对价关系，故对国旅公司的前述意见不予采信。福士达公司关于国旅公司支付律师代理费698000元的诉请，因福士达公司所产生的该笔律师代理费系因国旅公司未按期履行付款义务而给福士达公司造成的损失，其计算标准、计算结果符合律师服务收费的相关规定，且依约亦应由国旅公司承担。故福士达公司的前述诉请，事实与法律依据充分，予以支持。国旅公司关于福士达公司产生的律师代理费包括一、二审诉讼及执行的法律服务费用意见，缺乏相应事实依据，不予采信。
此外，根据福士达公司与国旅公司之间签订的《质押协议》、《补充质押协议》的约定，国旅公司以其所有的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60万股份、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847万股份提供质押担保。故福士达公司关于其在国旅公司不履行义务时有权就国旅公司提供的质押物即其持有的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60万股份、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847万股份的拍卖、变卖等处置后款项优先受偿的诉请，依据充分，予以支持。龙江福公司、陈正旺、周磊、潘晓艳为国旅公司的债务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与福士达公司已形成保证合同法律关系，理应为国旅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福士达公司关于龙江福公司、陈正旺、周磊、潘晓艳对国旅公司的质押物不足清偿债务部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请，依据充分，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第六十七条、第七十一条之规定，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2日判决：一、国旅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福士达公司支付垫款50610537.06元、利息2589588.60元（暂计算至2014年11月10日止，自2014年11月11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另行计算）。二、国旅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福士达公司支付律师代理费698000元。三、如国旅公司不能按时履行上述一、二项付款义务，福士达公司有权以国旅公司用于质押的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60万股份、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847万股份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质押物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四、龙江福公司、陈正旺、周磊、潘晓艳对国旅公司提供的质押物不足清偿上述一、二项应付款项部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龙江福公司、陈正旺、周磊、潘晓艳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国旅公司追偿。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1291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316291元，由国旅公司、龙江福公司、陈正旺、周磊、潘晓艳负担。
宣判后，国旅公司、龙江福公司、陈正旺、周磊、潘晓艳均不服，共同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国旅公司、龙江福公司与福士达公司的交易具有典型的“走票、不走货”特征，名为代理、实为借贷。（一）龙江福公司自2010年以来，长期处于停产停业状态，根本不具备履约能力，不可能对外销售大额货物，更不可能将不存在的货物销售给关联企业国旅公司。仅从2010年1月至2014年6月间，福士达公司先后与龙江福公司签订了近百份虚假采购合同，并以国际信用证、国内信用证和“融易达”等其他银行业务方式，向龙江福公司提供借款，资金规模超过人民币8亿元（其中人民币近6亿元，美元约3700万元）。如果这些都是真实采购合同，龙江福公司每年仅向福士达公司即需交付超过2亿元的货物。考虑到龙江福公司的前身就是2008年被法院宣告破产的佳木斯造纸厂，且自2010年重组为龙江福公司后至今始终未能投入正式生产，这完全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二）国旅公司系龙江福公司股东，二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为蓝海、蓝沙兄弟，国旅公司更曾是国内最大的纸业贸易商之一。基于这样的背景，国旅公司和龙江福公司之间进行贸易，却要经由第三方福士达公司，且要支付贸易额15%以上的中间费用，这种交易明显不合常理。（三）从三方协议看出，福士达公司在所谓“交易”中，所做的工作仅仅是低价买进，转手高价卖出，所有交易均由龙江福公司和国旅公司自行完成，属于名为买卖实为融资，当事人间成立借款法律关系。（四）如按代理合同，福士达公司的真正交易主体是国旅公司，即其将从龙江福公司采购的货物转卖给国旅公司。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福士达公司让国旅公司为交易提供担保，在逻辑上将变为要求债务人为自己的债务提供担保，这种担保实际多余。福士达公司真正的交易主体是龙江福公司，实际是国旅公司为龙江福公司提供担保。龙江福公司作为“卖方”，却在同一交易中为“买方”国旅公司支付货款进行担保，不符合常理。福士达公司不承担风险而享受固定回报，更凸显名为代理，实为资金拆借之本质。（五）从福士达公司对外支付款项角度而言，龙江福公司自福士达公司收到的实际金额是银行扣除利息之后的金额，福士达公司并未按照购销合同约定价款足额支付，也即卖方（龙江福公司）为买方（即代理方福士达公司）的融资成本支出承担责任，这在代理合同中不合常理。（六）从福士达公司收取费用角度而言，在合同设计上，福士达公司所承担的仅为资金支付一个环节，并不涉及其他具体的代理人应为的行为，如与卖方的磋商，进行货物的转移交付等。福士达公司收取的手续费所包含的服务内容仅是其支付资金这一个行为，不包含其他服务项目。此外，该手续费金额也是以借用金额按一定比例计算，可见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就是资金借贷。而从福士达公司原审诉请来看，其也是按照一年期贷款利率为基准而主张利息。（七）本案原审法院仅依据国旅公司单方的“请求”即“推定”各方交易实际完成明显错误和不公。原审被告有五名当事人，均一致否认代理合同实际履行。尤其作为实际“交货人”的龙江福公司，断然否认有过交货行为，另三名担保人陈正旺、周磊、潘晓艳也明确予以否认，并始终坚持要求作为福士达公司提供已经履约的证据。福士达公司作为代理人，在该代理过程中有义务将从龙江福公司购买的货物交付给国旅公司，其理应对其完成了货物的实际交付进行举证。尤其是在有充分的事实能够证明龙江福公司根本不具有交货能力的情况下，福士达公司更应举证证明其完成了交货义务。而原审法院不但豁免了福士达公司本应有的举证义务，并仅以国旅公司一方出具的请求书来“推定”本案决定性的基本事实，对龙江福公司、陈正旺、周磊、潘晓艳不公，并导致基本事实认定错误。（八）福士达公司、国旅公司、龙江福公司各方对通过贸易形式进行融资，即进行企业间借贷，是十分清楚的。并且，福士达公司作为资金提供方，主导了各方协议的签订，以及款项流转。为诉讼需要，福士达公司否认借贷，而主张代理和贸易，完全违背客观事实。二、本案中福士达公司系将套取的银行信贷资金转手向龙江福公司高利转贷，符合司法解释认定的企业间借贷无效的法律规定，本案《委托代理进口和代理国内采购协议书》、《补充协议书》、《合同延期协议书》等全部涉案协议，均应依法认定为无效。（一）福士达公司用于融资的资金并非其自有资金，而是来源于银行信贷资金。福士达公司在原审中提交的《付款凭证及增值税发票说明》已经明确，其支付的涉案款项“系通过中国银行‘融易达’业务开展。‘融易达’是指福士达公司根据中国银行的授信，由中国银行根据其申请直接将款项支付给龙江福公司，并在此后由中国银行向其收取款项。”且其提交的《中国银行贷记通知》也印证了龙江福公司收取的资金非福士达公司的自有资金，而是直接将从中国银行获得的信贷资金转贷给龙江福公司。（二）福士达公司通过套取银行信贷资金并高利转贷的行为，获取了高额息差和资金收益。龙江福公司为解决自身资金需要，与福士达公司达成融资意向。为解决龙江福公司从福士达公司处融资问题，三方当事人设计了国旅公司通过福士达公司代理，向龙江福公司购买木浆或白牛皮纸的交易形式。福士达公司明知不存在真实贸易关系，却依据虚假的合同向银行申请信贷业务。在通过向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申请“融易达”业务，并套取巨额信贷资金转贷给龙江福公司后，除要求龙江福公司承担6.6%的银行利息外，另加收每月0.7%（合年息8.4%）远超过银行贷款利息的高额利息，以此套取高额息差收益。仅本案涉及的融资额，按合同约定需支付的利息已经超过千万（不包括违约金等），其赚取的息差也超过伍佰万元。各方在此之前多年来也一直采用这种“走票不走货”的方式进行融资。（三）国旅公司与福士达公司签订的《委托代理进口和代理国内采购协议书》、《补充协议书》、《合同延期协议书》等，应依法认定为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55次会议通过，自2015年9月1日起施行）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本案中，国旅公司、福士达公司与龙江福公司之间并不存在货物的实际交付，所谓代理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当事人之间的真实交易实为借贷。且三方明知该借贷资金系福士达公司通过套取银行的信贷资金后，高利转贷给龙江福公司，福士达公司并借此获取了高额利息收益。其行为已经完全符合了上述无效借贷合同之情形，各方签署的一系列代理合同及补充协议、担保合同均应依法认定为无效合同，福士达公司无权享有股权质权，或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三、无论是代理还是借贷，原审法院对拖欠款项的具体数额这一基本事实均认定错误。国旅公司单方出具的《关于请求延期履行的函》与实际应支付的金额不一致，且诉前国旅公司与福士达公司已达成再次对账的合意。国旅公司、龙江福公司、陈正旺、周磊、潘晓艳据此要求再次对账以确定实际金额，而原审法院未就欠款数额进行必要的调查核实，导致其所认定的数额与实际数额不符。国旅公司已于2014年6月19日向福士达公司签发三张商业承兑汇票，金额为10001100元，故国旅公司实际欠款本金数额绝非原审判决认定的数额，实为40609437.06元。原审法院仅依据国旅公司单方出具的《关于请求延期履行的函》确定债务金额导致基本事实认定错误。四、原审法院对本案基本事实和基本法律关系认定错误，并最终导致了错误的裁判结果。如上所述，原审判决通过表面证据和主观推定来认定各方属于代理合同关系且已实际履行，错误的推理导致了与本案的客观事实截然相反的事实认定和裁判结果。本案应当定性为借贷合同纠纷，并认定相关协议无效，据此公平确定各方权利义务。五、原审法院判决国旅公司承担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利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六、原审法院判决国旅公司支付福士达公司律师费错误。七、原审法院对国旅公司提交的补充证据未组织各方进行质证，程序严重违法，导致案件事实未查清。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福士达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或者将本案发回原审法院重审；本案诉讼费用由福士达公司负担。
被上诉人福士达公司答辩称，一、国旅公司与福士达公司之间系代理采购合同关系，并非借贷关系。这种通过贸易方式进行融资作为企业之间资本运作的形式，已经成为企业之间业务操作的正常模式之一，并未违法，不存在无效情形。二、原审法院认定代理采购事宜已充分履行正确。1.2009年9月国旅公司与福士达公司签订《委托代理进口和代理国内采购协议书》后，自2010年2月起即开展有代理进口和代理国内采购的业务合作。福士达公司按照国旅公司指定的贸易对象、贸易条件，作为买方与供方签订购销合同，办理相应的款项支付、进口报关、单证审核等代理事务。2.代理合同约定货物交割由委托人与供方之间直接进行，符合通常的代理采购的操作模式。且在福士达公司代理采购期间，代理进口均是在国旅公司确认单证相符的情况下放款，国内采购均是按照国旅公司确认货到可提、申请提货的情况下放款。按照现有的证据，可以判定货物交割已经完成。3.龙江福公司作为国旅公司指定的供方，工商状态正常、增值税发票开具正常。其向福士达公司提供的2010年度的审计报告也显示营业收入金额远在与福士达公司购销金额之上。可见，龙江福公司是正常生产、经营的供货商，福士达公司作为代理商已经尽到了必要的注意义务。4.福士达公司与国旅公司基于双方的约定建立有合理账期，以满足国旅公司短期融资的需求，是依托代理采购这一基础法律关系产生的融资往来，不能混同于单纯的借贷。5.对应本案诉争的每一份代理采购合同，均有国旅公司出具的付款承诺书，确认交货已完成、可以付款及相应的付款金额。在其出具的《关于请求延期履行的涵》中，也对每一次采购和费用金额进行了确认。相应销售发票和对应付款凭证亦一一对应。上述证据能够证明诉争代理采购事务已经完成。且除案涉五份代理采购合同外，此前的代理采购三方均已按同样的操作形式履行完毕。三、即使按照国旅公司与福士达公司之间是借贷关系的思路看，本案中的情形亦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中依法应认定无效的情形。1.从代理采购协议和补充协议书的约定来看，福士达公司没有任何的低价买入、高价卖出的操作，价格均是三方确认，一致操作。2.国旅公司与福士达公司之间的代理采购合同中，福士达公司通过远期信用证、国内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背书、现款电汇等多种方式与供方进行货款结算。本案诉争合同所涉的融易达业务只是其中的方式之一。3.融易达业务不属于套取银行资金的转贷行为。根据《融易达业务授信额度使用协议书》约定内容，可以明确看出融易达只是针对某一具体的购销关系，向指定供方进行的赊购授信行为。4.福士达公司没有任何谋取高利的行为。在整个代理采购过程中，从未存在福士达公司在银行利息之上再收取利息的情况。且包括代理费率和银行实际产生的费用在内，均都在合理的标准之内。四、原审判决认定的利息和律师费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提供了新的证据材料。国旅公司、龙江福公司、陈正旺、周磊、潘晓艳提交了四组证据：第一组：1.《关于要求龙江福公司停止生产的决定》，2009年6月5日，由于主要污染物指标均超过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等原因，佳木斯市环境保护局责令龙江福公司立即停止生产；2.《关于落实省环境监察局＜龙江福公司污水处理及中水回用工程试运行的批复＞有关要求的通知》，直至2010年8月20日龙江福公司污水处理设计仍旧没有进行竣工验收，被禁止浆纸生产；3.《2013年技改停产报告》，龙江福公司于2013年全年停产；4.《龙江福在线监测数据说明》，自2010年至今，因龙江福公司污水处理设施一直处于建设和调试过程中，至今没有竣工验收，企业一直处于停产状态。第一组证据证明龙江福公司不具有实际交付合同项下货物的能力。第二组：5.国旅公司及龙江福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1）蓝沙是国旅公司的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蓝海是董事，国旅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蓝沙、蓝海兄弟；（2）蓝海是龙江福公司的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蓝沙是董事，龙江福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蓝沙、蓝海兄弟；（3）国旅公司是龙江福公司的股东之一；（4）基于国旅公司与龙江福公司这种关联关系背景，国旅公司与龙江福公司之间进行贸易，却要经第三方福士达公司，且要支付贸易额15％以上的中间费用，这种交易明显不合常理。6.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浙商终字第61号民事判决、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津高民二终字第60号民事判决，根据该判决，当事人在循环贸易中进行短时间内的低买高卖，且不存在实际货物流转、属于名为买卖实为融资，应当认定当事人间成立借款法律关系。第二组证据证明国旅公司、龙江福公司与福士达公司的交易名为代理、实为借贷。第三组：7.编号为2013JKF02809的《代理采购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书》，在框架协议《委托代理进口和代理国内采购协议》期限内，国旅公司、福士达公司及龙江福公司曾多次进行名为代理、实为借贷的交易，对交易具体情况均明确知晓。第四组：8.商业承兑汇票3份，证明国旅公司为福士达公司开具商业承兑汇票，金额共计10001100元，福士达公司背书给龙江福公司作为履行付款的方式，但该商业承兑汇票没有实际兑付，表明福士达公司未代国旅公司垫付10001100元款项，编号为2014JKF02808的《代理采购协议》未实际履行。
福士达公司提供了两组新的证据：第一组：1.龙佳会事审字（2011）第044号审计报告1份，证明龙江福公司主营业务金额是3亿元，2010年度龙江福公司、福士达公司的交易额不超过4000万元，有2.8亿元以上的金额系和其他公司开展的业务，故按照报告内容显示，龙江福公司系正常生产、经营的合格供方，福士达公司已尽到必要注意义务。第二组证据：2014年3月13日国旅公司出具的《付款承诺书》1份；2014年6月19日国旅公司开具的商业承兑汇票3份；2014年6月20日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汇兑来账凭证（回单）1份。证明国旅公司所主张已以商业承兑汇票支付的10001100元是按国旅公司与福士达公司签订的编号为2014JKF02803的《代理采购协议》项下，国旅公司向福士达公司结算的相应款项，该笔款项没有直接现金支付，各方约定由国旅公司开具承兑汇票，福士达公司将该承兑汇票当做现金支付龙江福公司编号为2014JKF02808的《代理采购协议》项下的货款。
针对福士达公司提供的第二组证据，国旅公司、龙江福公司、陈正旺、周磊、潘晓艳补充提供了一组反驳证据，即商业承兑汇票1份，证明该商业承兑汇票是编号为2014JKF02803的《代理采购协议》项下由福士达公司背书给龙江福公司，该承兑汇票也未承兑。福士达公司又补充提供了一组证据：1.2010年12月7日福士达公司与国旅公司签订的编号为2010JKF02815的《代理采购协议》1份；2.2010年12月8日、2011年1月8日福士达公司向龙江福公司支付的电汇付款凭证2份；3.2010年12月22日龙江福公司发给福士达公司的备货通知1份；4.2011年1月18日国旅公司出具的付款承诺书1份；5.2011年4月8日国旅公司向福士达公司支付的电汇凭证1份；6.2011年4月7日福士达公司与国旅公司签订的编号为2011JKF02803的《代理采购协议》1份；7.2011年4月18日龙江福公司向福士达公司出具的收据1份。该组证据共同证明在编号为2010JKF02815的《代理采购协议》项下，福士达公司通过电汇向龙江福公司支付货款后，国旅公司到期全部付现款困难，申请改为商业承兑汇票加部分电汇向福士达公司结算的模式。该份汇票按照双方议定的条件，用于时间在后的编号为2011JFK2803的《代理采购协议》项下背书支付货款。此后，按国旅公司申请，双方部分沿用了这种结算模式，福士达公司向龙江福公司背书支付货款的商业承兑汇票，均是因时间在先的另一份代理采购协议项下国旅公司向福士达公司应付的已到期应付款，与背书时的那份合同的应付款并无关联。故本案诉争的编号为2014JKF2808的《代理采购协议》项下福士达公司向国旅公司享有无争议的10001100元应收货款及其他应付费用380293.76元。
针对国旅公司、龙江福公司、陈正旺、周磊、潘晓艳提交的证据，福士达公司质证后认为，一、第一组证据不属于新的证据，在原审两次开庭时，关于龙江福公司是否有生产能力的问题，国旅公司、龙江福公司、陈正旺、周磊、潘晓艳已经多次提及，而现在提交的该组证据在原审两次开庭时均可以获得。对该组证据中2009年6月5日决定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对其他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本案是国旅公司和福士达公司之间的代理采购，与龙江福公司是否具有生产能力并无直接关联，龙江福公司在假设没有生产能力的情况下，并不等于其不可以从第三方购入材料再卖给下家，无法证实龙江福公司没有交货能力，且龙江福公司在2010年主营业务收入达3亿。二、第二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所要证明目的有异议。1.国旅公司只是龙江福公司的小股东，实际仅持有20％股权，不足以实际控制龙江福公司；2.这种贸易方式即使存在有关联关系的公司之间也很正常。日常贸易活动中，如果国旅公司、龙江福公司正常销售，回款时间可能长达半年、一年，为回款按照预先和第三人谈好的合作条件，将货物销售给其中一方并迅速得到回款，在贸易中非常常见，并不因为是关联关系，交易就不合常理；3.因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且该两案例本身与本案事实不相一致。这两个案例坚持的原则与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相关司法解释相违背，故第二组证据不能证明待证事实。三、第三组证据不属新证据，且系传真件，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份证据不能证明名为代理、实为借贷的事实。四、第四组证据不是新证据，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待证事实，福士达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该组商业承兑汇票是合同编号为2014JKF02803的《代理采购协议》项下的付款资料，而非案涉代理合同的付款材料。五、就补充提交的商业承兑汇票，因福士达公司与国旅公司、龙江福公司之间有多年、多笔业务往来，每一笔款项正常是逐笔结清，包括第四组证据在内的共计4份商业承兑汇票实际均非为本案讼争的五份合同项下国旅公司向福士达公司的付款，均为此前双方合作的其他业务合同项下国旅公司无法支付现金，以龙江福公司同意接受为由向福士达公司作出的合同结算。
对国旅公司、龙江福公司、陈正旺、周磊、潘晓艳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1.第一组证据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性，不予认定。2.鉴于福士达公司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工商信息可以证明国旅公司与龙江福公司系关联企业，而两个案例并非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不具有在审判类似案件时参照的效力。3.第三组证据系传真件，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定。4.鉴于福士达公司对第四组证据即商业承兑汇票及补充提交的商业承兑汇票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定，但该证据不足以推翻编号为2014JKF2808的《代理采购协议》及相应《补充协议书》中三方对支付方式的明确约定以及国旅公司出具的《付款承诺书》、《关于请求延期履行的函》中对该笔款项予以认可的内容，不足以证明待证事实，故不予认定。
针对福士达公司提交的证据，国旅公司、龙江福公司、陈正旺、周磊、潘晓艳质证后认为，一、第一组证据，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对审计报告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证明的是龙江福公司2010年的财务状况，而本案争议的5份合同发生于2014年，龙江福公司是在本案涉及的5份合同项下没有生产能力，故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2.龙江福公司的前身是佳木斯纸业，龙江福公司接手时，该公司已经停产多年，不可能有如此大的交易额，故财务报表未反映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3.该4000万元只是在财务报表上体现，并不是双方实际履行的业务，剩余的2亿是因当时龙江福公司多方筹集融资，是当时向银行理财产品的交易额。二、第二组证据中对付款承诺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承诺书与本案无关联性。该付款承诺书针对的合同是否实际履行福士达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实际有无该合同不清楚，即便存在该合同项下的交易，合同金额与承兑汇票项下的金额也不一致。即便数额一致，仍然不能证明支付的款项就是前面的合同，而非后面的合同。而三张承兑汇票的数额和编号为2014JKF2808的《代理采购协议》的数额完全一致。福士达公司提供的付款证明书，也说明付款是来源于国旅公司提供的三张商业承兑汇票，这三张商业承兑汇票已经作为证据提交，且有原件。该三张商业承兑汇票从未兑现过，是福士达公司背书给龙江福公司的，至今作废在公司保险柜，说明双方没有真实的交易。三、对补充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国旅公司不是因为到期不能还款才开具商业承兑汇票，而是因为实质上的空转。该两份合同不足以证明双方部分沿用了这种结算模式，且不能证明编号为2011JKF02803的《代理采购协议》是支付编号为2010JKF02815的《代理采购协议》项下的应付款，福士达公司应提供2012年、2013年相对应的合同，否则不能证明待证事实。
对福士达公司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1.国旅公司、龙江福公司、陈正旺、周磊、潘晓艳对审计报告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该审计报告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该审计报告只能证明龙江福公司2010年的财务状况，而本案争议的合同发生于2014年，故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认定。2.国旅公司、龙江福公司、陈正旺、周磊、潘晓艳认可第二组证据及补充证据的真实性，故对真实性予以认定，在国旅公司、龙江福公司、陈正旺、周磊、潘晓艳不能提供相应反驳证据的情况下，该证据可以印证福士达公司关于其与国旅公司之间多年来存在多笔业务往来，且国旅公司结欠福士达公司款项未予还清。
二审还查明：一、福士达公司与国旅公司于2014年6月17日签订的案涉第五份《代理采购协议》第三条第1款规定，福士达公司在代理协议已生效并收到国旅公司保证金后3个工作日内，向龙江福公司以国旅公司开具的商业承兑汇票背书方式支付全额货款，龙江福公司视同福士达公司支付现款货款，若有龙江福公司不接受或对该商业承兑汇票提出任何追索的经济风险全部由国旅公司承担。第五条第1项规定，福士达公司根据代理采购协议最大总金额的0.4%计算一次性向国旅公司收取手续费，另外国旅公司支付按实际使用金额的1.0%每月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费给福士达公司，……国旅公司逾期（90天）付款视为国旅公司违约，则承担5%保证金抵作违约金，并按2.5%每月利率计算收取利息。2014年6月18日龙江福公司、福士达公司、国旅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书》第二条第5款规定，福士达公司收到龙江福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以及提货通知书后，按照约定以国旅公司开具的商业承兑汇票背书方式支付给龙江福公司远期90天全额货款。二、本案二审庭审中，五上诉人的代理人陈述称，龙江福公司是被国旅公司完全控制的，保证人陈正旺、周磊、潘晓艳亦认可本案名为代理、实为借款。原审庭审中，龙江福公司认可福士达公司提交的关于案涉5份《代理采购协议》项下款项的付款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并认可已经收到相应款项。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是案涉交易的性质及相关合同的效力问题；二是国旅公司、龙江福公司、陈正旺、周磊、潘晓艳的责任问题；三是欠款数额及利息和律师费的认定问题；四是原审法院是否存在程序违法问题。对此，分析如下：
一、关于案涉交易的性质如何认定的问题。
国旅公司、龙江福公司、陈正旺、周磊、潘晓艳认为福士达公司与国旅公司、龙江福公司之间所涉法律关系名为代理，实为借贷，相关协议均应认定无效，相应担保合同亦无效。综合全案事实和证据，可以认定福士达公司与国旅公司、龙江福公司之间所涉法律关系实为代垫资金型的融资性买卖。理由如下：1.从福士达公司与国旅公司签订的《代理采购协议》以及其与国旅公司、龙江福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书》的内容来看，在三方的交易模式中，实际买受人国旅公司有向供货方龙江福公司买卖货物的意图，因资金紧缺无力直接从供货方龙江福公司处购得标的物，故由福士达公司向龙江福公司垫付货款购得标的物，该垫付的货款主要系福士达公司通过向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申请远期120天支付全额人民币货款的《融易达业务》获得，然后再由国旅公司在《融易达业务》到期日前支付全部货款，并以手续费等形式向福士达公司支付固定的收益。福士达公司不承担因不可抗力、供货单位违约、承运人责任或其他非福士达公司原因造成的不交货、迟延交货、货物数量、质量等不符合购销合同规定，以及市场行情变化、国家政策改变等引起的一切风险，且货物由龙江福公司直接交付给国旅公司，福士达公司不参与货物的实际交付，福士达公司仅对龙江福公司付款即完成交易义务，其在三方交易中不承担风险而享受固定回报，这不符合代理合同的一般特征。2.从福士达公司实际垫付的款项来看，龙江福公司自福士达公司收到的其中三份协议项下的实际金额是扣除银行费用及利息之后的金额，福士达公司并未均按照购销合同约定价款足额支付，供货方龙江福公司为买方即代理方福士达公司的融资成本支出承担责任，在代理合同中亦不合常理。3.供货人龙江福公司与实际买受人国旅公司之间系关联企业，两公司之间不存在联系沟通方面的障碍，且牛皮纸的买卖并不存在专营或者限制经营的情况，正常交易并不需要福士达公司代为采购，这种循环采购行为显然有悖交易惯例。龙江福公司作为供货方，却在同一交易中为实际买受人国旅公司向福士达公司支付货款进行担保，这显然不符合正常的代理采购的特征，且福士达公司亦明确“这种通过贸易方进行融资作为企业之间资本运作的形式，已经成为企业之间业务操作的正常模式之一”，可见，三方之间系通过贸易方式进行融资，即名为代理采购，实为借贷。4.各方对本案相关的代理采购协议项下的货物是否实际交付各执一词，福士达公司认为本案相关的代理采购协议及补充协议书已实际履行，但其并不能提交相关履行和准备履行涉及的通知发货、运输、仓储等相关凭证。国旅公司、龙江福公司、陈正旺、周磊、潘晓艳认为龙江福公司未实际履行向国旅公司交货义务，但国旅公司向福士达公司出具的付款承诺书确认案涉代理采购协议项下的货物均已由龙江福公司送达指定交货地点，并向福士达公司发函确认所欠福士达公司的货款等行为表明国旅公司认可龙江福公司货物已实际交付。从代理采购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书的约定来看，货物的交付仅在国旅公司和龙江福公司之间进行，不管国旅公司是否真实收到货物，只要福士达公司向龙江福公司支付货款，国旅公司均应无条件支付相应款项。故各方实际上对货物是否实际交付流转均持放任态度，真实目的仅是融资。不管龙江福公司是否将货物实际交付国旅公司，均不能该变本案名为代理采购、实为借贷的融资交易关系。
二、关于案涉相关合同的效力如何认定及国旅公司、龙江福公司、陈正旺、周磊、潘晓艳的责任问题。
如前所述，福士达公司与国旅公司、龙江福公司之间所涉法律关系实为代垫资金型的融资性买卖，是以代理采购形式掩盖企业间借贷，在对其效力进行评价时，应以实质上的法律关系即企业间借贷法律关系作为评价目标。故代理采购协议等的效力认定取决于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效力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第十一条规定，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除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十四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二）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三）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四）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五）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本案中，福士达公司与国旅公司、龙江福公司三方在案涉前四份《补充协议书》中明确约定，福士达公司收到龙江福公司的增值税发票以及提货通知后，按照协议向浙江省中行申请远期120天支付全额人民币货款的《融易达业务》，并按协议约定向国旅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在《融易达业务》到期日前国旅公司按增值税发票金额向福士达公司以现款方式支付全部的货款，福士达公司收到国旅公司支付的货款后1个工作日内将偿付浙江省中行《融易达业务》全部到期货款。现国旅公司并未向福士达公司以现款方式支付全部的货款，在《融易达业务》到期日，福士达公司均已将相应款项归还给浙江省中行。根据该四份《代理采购协议》及相对应的《补充协议书》的约定，福士达公司根据代理采购协议总金额的0.64%计算一次性向国旅公司收取手续费，浙江省中行的银行费用包括利息均由国旅公司承担。且根据国旅公司于2014年8月14日向福士达公司出具的《关于请求延期履行的函》载明，国旅公司除支付《代理采购协议》项下的货款外，还应支付“其他应付费用（含保证金贴息）”，福士达公司亦依据该函确定的款项数额向国旅公司、龙江福公司等主张还款。而从该函件载明的其他应付费用数额以及《代理采购协议》约定收取的费用来看，除银行费用包括利息之外，120天的其他应付费用并不高，月利率不到0.2%，可见，福士达公司并未将信贷资金高利转贷，故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应认定福士达公司与国旅公司于2014年3月17日、同年4月16日、同年4月21日、同年5月5日签订的四份《代理采购协议》包括相对应的福士达公司与国旅公司、龙江福公司于2014年3月18日、同年4月17日、同年4月22日、同年5月6日签订《补充协议书》为有效合同。鉴于2014年6月17日签订的《代理采购协议》及同年6月1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约定，福士达公司是以国旅公司开具的商业承兑汇票背书方式支付给龙江福公司远期90天全额货款，并非是用银行信贷资金支付，且国旅公司、龙江福公司、陈正旺、周磊、潘晓艳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福士达公司以经常性放贷为主要业务，故2014年6月17日签订的《代理采购协议》及与其对应的《补充协议书》亦为有效合同。
至于福士达公司与国旅公司于2009年9月17日签订的《委托代理进口和代理国内采购协议书》及后续签订的相关的补充协议，只是框架性的协议，具体的主要条文还是以单个的《代理采购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书》进行约定，故认定《委托代理进口和代理国内采购协议书》及相关的补充协议无效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相应的《质押协议》、《补充质押协议》、《担保函》亦应认定有效。据此，','2018-10-04
05:13:40',0,'web',NULL),(39588284,'d29dbb18-bdb6-48db-
ad64-a8320125f82d','$(function(){$(\"#con_llcs\").html(\"浏览：76次\")});$(function(){var
caseinfo=JSON.stringify({\"文书ID\":\"d29dbb18-bdb6-48db-
ad64-a8320125f82d\",\"案件名称\":\"陈文证与屈万华劳务合同纠纷纠纷一案一审民事调解书\",\"案号\":\"（2017）川1622民初1997号\",\"审判程序\":\"一审\",\"上传日期\":\"\\\/Date(1511193600000)\\\/\",\"案件类型\":\"2\",\"补正文书\":null,\"法院名称\":\"武胜县人民法院\",\"法院ID\":\"2612\",\"法院省份\":\"四川\",\"法院地市\":\"广安市\",\"法院区县\":\"武胜县\",\"法院区域\":null,\"文书类型\":null,\"文书全文类型\":\"1\",\"裁判日期\":null,\"结案方式\":null,\"效力层级\":null,\"不公开理由\":\"以调解方式结案的\",\"DocContent\":\"\",\"文本首部段落原文\":\"\",\"诉讼参与人信息部分原文\":\"\",\"诉讼记录段原文\":null,\"案件基本情况段原文\":\"\",\"裁判要旨段原文\":\"\",\"判决结果段原文\":\"\",\"附加原文\":null,\"文本尾部原文\":\"\"});$(document).attr(\"title\",\"陈文证与屈万华劳务合同纠纷纠纷一案一审民事调解书\");$(\"#tdSource\").html(\"陈文证与屈万华劳务合同纠纷纠纷一案一审民事调解书
（2017）川1622民初1997号\");$(\"#hidDocID\").val(\"d29dbb18-bdb6-48db-
ad64-a8320125f82d\");$(\"#hidCaseName\").val(\"陈文证与屈万华劳务合同纠纷纠纷一案一审民事调解书\");$(\"#hidCaseNumber\").val(\"（2017）川1622民初1997号\");$(\"#hidCaseInfo\").val(caseinfo);$(\"#hidCourt\").val(\"武胜县人民法院\");$(\"#hidCaseType\").val(\"2\");$(\"#HidCourtID\").val(\"2612\");$(\"#hidRequireLogin\").val(\"0\");});$(function(){var
dirData = {Elements: [\"RelateInfo\", \"LegalBase\"],RelateInfo: [{ name:
\"审理法院\", key: \"court\", value: \"武胜县人民法院\" },{ name: \"案件类型\", key:
\"caseType\", value: \"民事案件\" },{ name: \"案由\", key: \"reason\", value: \"\"
},{ name: \"审理程序\", key: \"trialRound\", value: \"一审\" },{ name: \"裁判日期\",
key: \"trialDate\", value: \"2017-07-26\" },],LegalBase: []};if
($(\"#divTool_Summary\").length > 0) {$(\"#divTool_Summary\").ContentSummary({
data: dirData });}});$(function() {\r\n var jsonHtmlData =
\"{\\\\\"Title\\\\\":\\\\\"陈文证与屈万华劳务合同纠纷纠纷一案一审民事调解书\\\\\",\\\\\"PubDate\\\\\":\\\\\"2017-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