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中法民四终字第12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武华新；
上诉人（原审被告）：沈云英。
上述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韩中原，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刘秋花，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澳门红云烟草集团有限公司。
行政管理人员：王增明、王艺蓉、蔡国忠。
委托代理人：罗峰，北京李伟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原告：王艺蓉。
委托代理人：罗峰，北京李伟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武华新、沈云英因股东出资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3）穗海法民四初字第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上诉人澳门红某烟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某公司）、原审原告王艺蓉原审共同诉称：2011年12月，红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某乙明经他人介绍与武华新相识，后经双方协商，就武华新投入资金共同经营红某公司达成共识。2012年2月21日红某公司召开股东会，作出了同意吸纳武华新为红某公司的扩股股东的决议。同年2月29日红某公司、王艺蓉与武华新签订《入股经营澳门红某烟草集团有限公司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武华新按照股权比例，分批分期投入股金人民币1100万元，红某公司、王艺蓉保证武华新的股权投资比例为11%。协议生效后，双方均不得违约，否则违约方要按武华新11%股权金额的双倍赔偿给守约方。同年3月1日，红某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同意股东王艺蓉将其持有的公司11%股份转让给武华新，全体股东及公司放弃购买优先权。同年3月21日，红某公司的全体原有股东和武华新于澳门面签了股权转让公证文件。同年3月28日，王某乙明先生代红某公司向某乙新收取200万首期投资款。同年4月13日，澳门政府商业及动产登记局将武华新之名编入红某公司的股东名册。随后，红某公司、王艺蓉通过多种方式要求武华新依约支付投资款，武华新非但不支付余款，反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令王某乙明向其返还借款200万元。法院审理后判决确认该200万元款项为王某乙明个人借款。武华新迄今仍不向某甲公司、王艺蓉支付股金，表明其根本无意投入资金，双方所签订的协议书依法应当被撤销。而武华新不按承诺投入股金，已经构成严重违约，并给红某公司、王艺蓉造成巨额损失，依约应向某甲公司、王艺蓉支付违约金440万元。武华新、王艺蓉是夫妻关系，依法共同承担民事责任。为维护自身利益，红某公司、王艺蓉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解除红某公司、王艺蓉与武华新双方签订的《入股经营澳门红某烟草集团有限公司协议书》；2、武华新、王艺蓉共同向某甲公司、王艺蓉支付违约金人民币440万元；3、武华新、王艺蓉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上诉人武华新、沈云英原审共同辩称：不同意红某公司、王艺蓉的诉讼请求。一、王艺蓉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且红某公司没有资格与武华新签署协议。案涉合同的签约主体是红某公司与武华新，王艺蓉不是《协议书》的签约方，仅属于签约方的代表，没有资格作为本案原告参加诉讼。增资入股的签约主体是股东之间签署，红某公司没有资格与武华新签署增资入股协议。二、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红某公司的股东王某乙明、王艺蓉、蔡某，武华新、沈云英均为中国国籍，且协议书的签署地为中国。因此，中国内地是《协议书》的最密切联系地。三、红某公司的设立违反中国禁止性法律规定，红某公司也没有资格与武华新签署《协议书》。根据《境外投资管理办法》规定，中国对境外投资实行核准制，由商务部和省级商务主管部门负责审批。其中，该办法第二条明确规定，“本办法所称境外投资，是指在我国依法设立的企业（以下简称企业）通过新设、并购等方式在境外设立非金融企业或取得既有非金融企业的所有权、控制权、经营管理权等权益的行为”。《个人外汇管理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对个人结汇和境内个人购汇实行年度总额管理。年度总额分别为每人每年等值5万美元。国家外汇管理局可根据国际收支状况，对年度总额进行调整。《个人外汇管理实施细则》第十六条规定，境内个人对外直接投资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所需外汇经所在地外汇局核准后可以购汇或以自有外汇汇出，并办理相应的境外投资外汇登记手续。《个人外汇管理实施细则》第十七条规定，境内个人可以使用外汇或人民币，并通过银行、基金管理公司等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进行境外固定收益类、权益类等金融投资。从上述规定可知，中国暂未批准中国公民个人对外直接投资设立、入股企业，目前仅允许个人投资部分的境外理财产品，且每年的额度不高于5万美金并需经外汇管理部门批准。红某公司及其股东王某乙明、王艺蓉、蔡某等人不能为武华新合法入股红某公司提供法律上的保证。根据《协议书》第一条第1款约定，甲方（指红某公司及其股东）负责为乙方（指武华新一方）入股红某公司提供法律上的保证。该条约定意味着红某公司及其股东王某乙明、王艺蓉、蔡某必须有义务向某乙新确保、保证其入股红某公司是合法的。然而，从相关法律规定及事实分析，红某公司及其股东王某乙明、王艺蓉、蔡某根本无法保证其自身出资设立红某公司的真实性、合法性，其次，更加无法确保武华新投资入股红某公司的合法性。理由如下：首先，红某公司的设立严重违反了中国对外投资管理的禁止性规定。红某公司是由王某乙明、王艺蓉、蔡某三名中国公民在境外设立（实质是由王某乙明、王艺蓉控制的夫妻店）。依据《对外投资管理办法》规定，中国公民依法不能在境外进行直接投资设立企业，只有企业才有资格在境外设立企业或入股。由于红某公司及王某乙明、王艺蓉等至今无法提供其对外投资获得中国对外投资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文件，无法保证其设立红某公司的合法性，因此武华新无法依据一份严重不确定的协议向某甲公司投入巨资。红某公司的设立严重违反了中国的外汇管理法律制度。根据红某公司提交的2012年2月21日的《股东会议记录》，红某公司的股东王某乙明等三人声称，在武华新入股前红某公司的股东投资已达人民币1亿元。假如王某乙明等三人确有实际投资人民币1亿元，则按规定必须向国家外汇管理部门申请办理资本项目的外汇审批手续，但到目前为止，红某公司及王某乙明等人均没有向法庭提交相关投资已经国家外汇管理部门批准的文件。如果投资金额是真实的，则王某乙明等三人涉嫌构成套汇、逃汇刑事犯罪，如果投资金额1亿元的事实不存在，则该三人涉嫌向某乙新隐瞒事实真相、采取欺诈手段意图骗取他人财产，也是严重的刑事犯罪行为。就前述存在的问题，红某公司及其股东王某乙明、王艺蓉、蔡某根本无法向某乙新做出合法性的解释和保证，无法证明该公司已有实际投资1亿元，也无法确保、保证该等三人的投资行为在是否符合中国外汇监管上的合法性。对此，武华新从保护自身合法权益考虑，防止红某公司及王某乙明等人欺诈、诈骗，拒绝继续投资1100万元的行为是合理、正当的。红某公司及王某乙明、王艺蓉等人无法保证武华新入股红某公司的合法性。根据《协议书》的约定，武华新投资的前提必须是红某公司及王某乙明等三人必须为武华新的投资确保法律上的合法性、可行性。但是，由于中国法律禁止中国公民个人境外直接投资入股企业，因此在事实上和法律上，武华新无法通过签署入股协议书以及任何其他的方式成为红某公司的合法股东。根据相关外汇管理的规定，中国公民每年依法可以汇出境外的外汇金额不超过5万美金。根据该规定，武华新无法通过合法的方式将1100万元人民币在短时间内支付给红某公司。对此事实及合同履行上的法律障碍，红某公司及王某乙明等三人根本无法提供法律上的保证，无法保证武华新的投资行为合法、有效。因此，红某公司及王某乙明等三人要求武华投资1100万元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协议书》也无法通过合法方式予以履行。四、红某公司以及王某乙明、王艺蓉等人采取欺骗手段诱使武华新签署《协议书》，违背了武华新的真实意思表示。武华新与红某公司股东王某乙明、王艺蓉、蔡某原本不认识。双方在2011年年底通过他人介绍认识后，王某乙明、王艺蓉向某乙新提供了一份《澳门红某烟草集团有限公司创业方略》，并谎称，红某公司是中国内地第一家走进澳门特别行政区开办的烟草企业，红某公司已经与云南红某红河集团达成了合作协议，并且红某公司已经从德国引进了价值9000余万元的生产设备，红某公司目前最需要的不是资金，而是需要借助武华新在国内的人脉为红某公司拓展国内的合法销售渠道。武华新其时已处于年逾62岁的退休状态，对相关政策、法律及商业投资知识完全不了解，仅仅听了王某乙明等人吹嘘公司价值1个多亿，未来前景不可限量等谎言就信以为真。并且，王某乙明、王艺蓉等为了让其欺骗手段更加逼真，还通过私人关系买通了云南红某红河集团的某些员工后，带领武华新参观了云南红某红河集团的生产车间，让武华新完全相信了红某公司与云南红某红河集团确有合作的假象。在采取了上述欺骗手段的基础上，诱使武华新签署了《协议书》。但事后证明，王某乙明、王艺蓉等提出的创业方略、红某公司的股东出资、公司的资产状况、经营情况、红某公司与云南红某红河集团的合作等基本事实全部是虚假的。红某公司至今仍是一个股东无任何出资、公司无任何资产、无正常办公场所、无生产经营、无员工的空壳公司。投资1100万元占股11%的前提首先是公司应有相应的价值，否则，就是没有遵守诚实守信原则的没有股权权益作为交易对价的欺诈行为。红某公司以及王某乙明等人通过欺骗手段诱使武华新签署《协议书》这一具有诈骗性质的文件，违背了武华新的真实意思，依法应认定为无效。另外，对王某乙明、王艺蓉骗取武华新以澳币107800元受让红某公司股份的欺骗行为，武华新将通过法律途径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红某公司从设立至今持续处于“空壳公司”状态。根据红某公司提供的2012年2月21日签署的《股东会议记录》，红某公司及王某乙明等三人声称的武华新入股前的红某公司的价值为人民币1亿元，包括股东的资金投入、技术投入等。红某公司及王某乙明等以此要求武华新投入1100万元占股11%。在红某公司及其股东王某乙明等三人能确保投资行为合法的前提下，红某公司及该等三人还首先必须证明其股东投入和公司的价值已达1亿元，否则，让武华新单方面向没有任何价值的“空壳公司”投资1100万元占股11%就是一种欺骗骗局，也不符合诚实信用的对价原则。自签署《协议书》时起，武华新一直要求了解红某公司的相关信息，但红某公司及王某乙明等一直采取拖延策略甚至拒绝配合，直至引起本次诉讼纠纷。红某公司、王艺蓉及王某乙明至今仍未提供有关红某公司的合法、有效、真实信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红某公司从设立至今，均持续处于“空壳公司”状态，红某公司及王某乙明等三人意图根据《协议书》要求武华新投资红某公司是一种严重的欺诈行为，已涉嫌构成刑事犯罪行为。其诉讼请求要求武华新承担440万元违约金的主张，完全是意图利用司法机关为其谋取非法利益的滥用诉权的行为。综上所述，本案涉及的《协议书》实质是红某公司及其股东王某乙明、王艺蓉等人对武华新实施的欺诈、诈骗行为，《协议书》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武华新是被欺诈的受害方，依法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武华新占有红某公司11%股权价值是10万元，武华新已经支付该股权转让对价款。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2月29日，澳门红某烟草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王某乙明、王艺蓉代表公司（甲方）与武华新（乙方）签订了《入股经营澳门红某烟草集团协议书》，协议内容：为顺利筹措开展澳门红某烟草集团有限公司的正常投产运行机制，并拓展澳门红某烟草集团的对外公关业务，充分发挥入股各方的优势互补作用。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并经澳门红某烟草集团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及相关利益人的一致同意，甲乙双方特订立本协议条款。甲方的责任：甲方负责为乙方入股澳门红某烟草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法律上的保证，负责协调公司股东及利益相关人与乙方的关系，保证乙方能够按照公司的发展战略不受干扰地开展业务工作，负责乙方在澳门红某烟草集团有限公司的股权投资比例为11%，并同意乙方所投入的股权资金可分期分批投入。乙方的责任：乙方作为甲方的行政管理股东，必须负责为澳门红某烟草集团的在国内外正常运作提供公关管理工作的保证。负责协调澳门红某烟草集团在国内相关政策部门的政策支持和人脉关系，并寻求国内烟草市场合作者的落实工作。乙方按照股权比例，分期分批投入股金人民币1100万元。在甲方经营过程中如遇公司须要给相关利益人以实名股东名份时，在不损害乙方股份的前提下，乙方应无条件给予配合并在公司有关法律文书中签证（如甲方认为有必要可要求乙方提前签订同意增加实名股东的授权委托书）。在澳门红某烟草集团经营过程中保证对公司的利益负责，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做出任何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包括但不限定于：泄露公司机密予第三方、帮助同行业的其他公司、…等）。其他约定：本协议为保密协议，甲乙双方对外均负有保密义务。任何一方在未经对方同意的前提下，均不得以任何理由对外透露本协议的任何内容（相关利益方股东除外）。如公司在今后发展过程中遇到需要乙方出面协调的发展事项时，乙方有义务为公司尽行政管理股东的责任。本协议经双方签字后生效。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双方签订的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同等法律效力。本协议生效后，双方应严格执行。除不抗力和双方同意外，双方均不得违约。否则违约方要按乙方11%股权金额的双倍赔偿给守约方。本协议如有纠纷，双方应以协商为主，协商不成双方可以当地法院以法律形式解决。本协议一式两份，均具同等法律效力。
2012年3月1日，红某公司在澳门宋玉生广场263号中土大厦19楼召开股东会议，出席股东为王某乙明、王艺蓉、蔡某，出席股东合共持有达到公司资本额100%的法定票数，可作出以下决议：因公司扩充业务发展需要，股东王艺蓉决定以澳门币107800元将其名下票面值为澳门币107800元的股权转让予非股东武华新（中国内地居民身份证号码××，其余股东及公司均声明同意是次之转让并放弃转让的优先权。该会议记录在澳门公证署助理员苏某在场见证下由蔡某、王某乙明和王艺蓉签署。
2012年3月28日，王某乙明立下一份《借条》，订明：“兹借到武华新先生人民币贰佰万元。经借人：王某乙明（签名），2012年3月28日”，同日武华新通过工商银行转账200万元到王某乙明的账户。同年，武华新向原审法院起诉王某乙明主张返还200万元借款，原审法院予以受理，王某乙明答辩称此200万元实为《入股经营澳门红某烟草集团协议书》约定的红某公司股权投资款，原审法院于2013年5月6日作出（2012）穗海法民二初字第1925号判决，认定上述200万元是借款，判令王某乙明返还借款200万元给武华新。此后，王某乙明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维持原判。上述案件判决生效后，武华新因王某乙明没有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向原审法院申请执行，原审法院以（2013）穗海法执3292号案件立案执行，该案执行过程中，在原审法院执行人员主持下武华新与王某乙明、王艺蓉达成了执行和解并签署了《和解书》，《和解书》主要内容如下：1.王某乙明在2014年2月4日前分两期支付200万元本金及其利息给武华新；2.王某乙明、王艺蓉同意以红某公司86%的股份为欠款提供质押担保，如王某乙明不按第1条协议履行义务，王某乙明、王艺蓉应将其在红某公司的86%的股份转让给武华新，转让对价71.35万元；3.王某乙明、王艺蓉须在2013年12月4日起15个工作日内确保红某公司全部股东签署同意质押的股东会决议，并且通过澳门有权机关办理上述质押股份的质押登记手续及公证手续。如未在约定的时间内办妥登记、公证手续，视同王某乙明违约，王艺蓉需承担保证责任，此两人必须按第2条协议约定的股份按对价转让给武华新；4.如发生根据本和解书需要王某乙明、王艺蓉转让股份给武华新的情形，股份转让的价款不足以抵扣本案王某乙明本案应付标的，武华新有权继续执行；5.在王某乙明、王艺蓉完全按照本和解书1、2、3条履行的前提下，武华新需将红某公司11%的股份转让给王艺蓉，转让对价91263.48元。红某公司、王艺蓉在本案中提交了红某公司出具的《证明》及《收据》各1份，证明载明“王某乙明受公司委托于2012年3月28日以个人借款名义收取的武华新入股公司的投资首期人民币200万元，已于2012年4月20日全额上交给公司财务部门”，《收据》载明“兹收到王某乙明交来武华新投资款人民币200万元”。
中国法律服务（澳门）公司于2013年6月20日出具（2013）中法澳证字第31406号《公证书》，该《公证书》载明以下内容：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商业及动产登记局2013年6月17日出具的《商业登记证明》，兹证明登记编号为38865SO号的商业登记资料如下：公司名称为澳门红某烟草集团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为澳门宋玉生广场263号中土大厦19楼，所营事业为“烟草生产、销售、进出口贸易”，注册资本为澳门币980000元，股东及股为“王某乙明澳门币588000元、王艺蓉澳门币254800元、蔡某澳门币29400元，武华新澳门币107800元”，行政管理成员为“王某乙明、王艺蓉、蔡某”；签名方式为“任何两名行政管理机关以公司名义共同作出”。该公证书的附件有以下文件：《商业登记证明》、《登记及附注》、《证明》、《公司之设立》，根据附件的内容查明以下事实：2011年4月7日，王某乙明、王艺蓉、蔡某在澳门特别行政区贸易投资促进局公证员面前签署公司之设立公证书，王某乙明、王艺蓉、蔡某三人声明设立一家名称为“澳门红某烟草集团有限公司”的公司，公司住所设于澳门宋玉生广场263号中土大厦19楼，公司经营业务为“烟草生产、销售、进出口贸易”，公司资本为澳门币980000元，其中王某乙明澳门币588000元、王艺蓉澳门币362600元、蔡某澳门币29400元，三人为公司之行政管理机关成员，公司对任何两名行政管理机关成员以公司名义共同作出之行为负责，股在股东之间可以自由转让，但若转让给非股东，则须得到公司同意，因公司拥有优先权。王某乙明于2013年6月17日向澳门特别行政区商业及动产登记局查询澳门红某烟草集团有限公司的商业登记情况，该局出具了澳门红某烟草集团有限公司的《商业登记证明》及《登记及附注》，《商业登记证明》及《登记及附注》载明以下内容：法人住所澳门宋玉生广场263号中土大厦19楼；所营事业为“烟草生产、销售、进出口贸易”；资本澳门币980000元；股东及股：1.股东王某乙明（配偶王艺蓉）股额澳门币588000元，股东王艺蓉（配偶王某乙明），股额澳门币362600元，股东蔡某，股额澳门币29400元；行政管理成员：王某乙明、王艺蓉、蔡某；签名方式：任何两名行政管理机关以公司名义共同作出；2012年3月22日发生登录事项：原因为“股之分割转让及部分保留”，分割之股为“澳门币362600元”，保留之股为“澳门币254800元”，出让之股“澳门币107800元”，权利主体“武华新，男，配偶沈云英”，义务主体为王艺蓉，价值为“与票面价值同”，文件为“2012年3月21日的海岛公证书”。
2012年3月21日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海岛公证署出具《证明》，该《证明》载明以下情况：兹证明后附之影印本与正本一式无讹，该影印本取自载于本公证署第462J号杂项公证书之记录簿册内第118至119页的公证书，本证明共4页，每页均盖上本署钢印并由本人编号及简签。上述《证明》的附件为《股之转移公证书》，内容如下：2012年3月21日在澳门海岛公证署，在本人陈彦照公证员面前签署本公证书；第一签署人为王艺蓉，第二签署人为王某乙明，第三签署人为武华新；本人透过签署人出示之上述是否证明文件证明其身份，并以随后存档之商业登记证明及股东会议记录，证实第一和第二签署人是下述有限公司之股东，并具有代表该公司之权力；第一和第二签署人声明：两人是澳门红某烟草集团有限公司之股东，公司资本为澳门币980000元，股东王某乙明占股澳门币588000元，股东王艺蓉占股澳门币362600元，股东蔡某占股澳门币29400元；第一签署人将其金额为澳门币362600之股分割成为两股，其中l股金额为澳门币107800元，并以与面值相同之价值转让给予第三签署人，另一股金额为澳门币254800元则保留；第二签署人以自己名义并与第一签署人代表股东蔡某及代表公司声明同意上述股之转移并放弃股之优先承购权；第三签署人接受上述条件的转让并以现金支付购入股之款项。第一签署人声明已收妥出让股之款项。第二签署人声明完全同意其配偶作出上述股之转让，以令此公证行为有效；本人已提醒签署人必须根据《商业登记法典》第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在十五日内登记本行为，并提醒签署人如上述行为不在商业及动产登记局登记，将不对各方及第三人产生效力；王艺蓉、王某乙明、武华新及公证员在《股之转移公证书》上签名。
2012年9月29日，云南友元律师事务所以红某公司法律顾问名义向某乙新的代理律师邮寄《律师函》及《关于尽速完成缴清入股投资资金的催收函》。《律师函》主要内容如下：确认除王某乙明以国内借款名义由王某乙明兑换港币代投入外，其余900万元人民币至今尚未履行，限期在2012年10月8日以前实际履行认缴出资。《关于尽速完成缴清入股投资资金的催收函》的出具人是红某公司，致函对象是武华新，主要内容如下：红某公司要求武华新投入公司的最后一笔投资款的到账时间必须在十月八日前完成，否则将依据协议规定追讨剩余投资款和违约赔偿责任。武华新对公司已完成投资资金情况和金额为王某乙明以国内借款的名义由王某乙明兑换港币代投入200万元。武华新、沈云英确认收到上述函件，认为律师函说明的情况与事实不符，根据生效判决确认200万元是个人借款，不是投资款。
红某公司、王艺蓉为了证明武华新未支付投资款造成其损失提交了以下《借据》1份、《收条》1张、《民事委托代理合同》1份。《借据》的内容是红某公司向欧某良矩出具的借据，载明以下内容：本公司因资金周转需要，特向欧某良矩先生借取人民币现金捌佰万（小写8,000,000.00）元整。借期壹年（自订立本借据之日起算），年利息按本金的26%计。本公司保证于借期届满当日连本带息全部返还给欧某良矩先生。《收条》为一“王”姓人出具的内容为“今收到澳门红某烟草集团有限公司的延期交货违约金人民币100万元整”的收条。《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内容为王某乙明、红某公司委托广东粤广律师事务所代理与武华新民间借贷案件事务，律师代理费人民币10万元。武华新对红某公司、王艺蓉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借据》没有相应的银行往来凭证，无法证明是否有实际借款行为，借款涉及境外企业向境内借款的行为，如果存在借款事实，需审核通过何种方式支付给红某公司，支付方式是否合法，如果红某公司有收到800万元，但往境外汇款未经外汇部门批准，则该汇款行为违反了外汇管理条例并构成犯罪。红某公司、王艺蓉还举证了《澳门红某烟草集团有限公司股东会会议记录》及通话录音资料（光盘及录音文字），《澳门红某烟草集团有限公司股东会会议记录》载明会议时间为2012年2月21日，会议地点为云南省红河州河口县滨河路国贸大厦601房，参会人为王某乙明、王艺蓉、蔡某，会议主要内容如下：三人同意武华新成为红某公司的股东，武华新投入资金1100万元（公司股值1亿元的11%），由王艺蓉转让其11%的股份给武华新，武华新首期资金200万元由王某乙明以个人借款名义向某乙新办理投资款交接手续，待澳门政府批准武华新成为红某公司股东后，该200万元自动转为武华新的首期投资款。《澳门红某烟草集团有限公司股东会会议记录》有王某乙明、王艺蓉、蔡某三人签名。武华新、沈云英对《澳门红某烟草集团有限公司股东会会议记录》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确认，武华新没有签署，无法确认真实性，会议记录了将武华新借款给王某乙明个人的200万元款项定性为武华新委托王某乙明代为支付红某公司投资款，而生效判决书认定200万元是借款不是投资款，说明该会议记录是红某公司、王艺蓉基于本案需要做出来的。武华新、沈云英对录音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无法确认录音中一方的谈话是武华新所说，即便录音真实，蔡某也应当表明以下谈话要进行录音，录音谈话有诱导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录音的谈话内容与生效判决书相矛盾，蔡某不是借款方，不能对武华新质问。
诉讼中，武华新、沈云英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澳门红某烟草集团创业方略（草案）》打印件；2.照片5张，这些照片显示王某乙明、王艺蓉与武华新、沈云英曾一起到红河卷烟厂参观；3.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的取款业务回单，显示武华新于2012年3月5日通过其62×××19银行卡转账人民币10万元给王艺蓉银行卡。对于该款项的支付，武华新、沈云英主张是受让王艺蓉11%的股份，并根据其指示支付了人民币10万元（折合澳币107800元）的股本金。红某公司、王艺蓉表示该款项是武华新返还欠王艺蓉的款项；4.《通知书》1份，该《通知书》是武华新签名向某甲公司、王某乙明、王艺蓉发出请求披露红某公司实际情况内容的通知，时间为2013年10月29日；5.《查询货物进口情况的申请书》以及邮件快递单，《查询货物进口情况的申请书》是武华新的代理律师所在的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向澳门特别行政区海关及关长发出请求了解红某公司情况内容的申请书；6.《公司纳税情况查询申请书》以及邮件快递单，《公司纳税情况查询申请书》是武华新的代理律师所在的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向澳门特别行政区财政局及局长发出请求了解红某公司纳税等情况内容的申请书。
红某公司的股东蔡某出庭作证，陈述如下：其投入300万元资金给红某公司，是红某公司的股东，占3%的股份，红某公司价值3亿元，其支付投资款时没有经外汇管理部门批准。红某公司、王艺蓉举证的股东会会议记录是其签名，其同意武华新投资红某公司并占公司11%的股份，约定武华新投资1100万元。武华新给王某乙明的200万元公司已经收到，法院判决200万元是王某乙明欠武华新的借款须返还没有意见，说明武华新没有履行投资义务。红某公司、王艺蓉举证的录音证据是其与武华新的通话录音。至于武华新举证的10万元汇款给王艺蓉的证据，其不清楚该款项是什么回事，该款项是武华新与王艺蓉之间的纠纷。目前红某公司正常运作，制造烟草的设备尚未购置。
武华新、沈云英于1980年1月29日结婚，2013年11月26日离婚。
红某公司在第3次庭审结束后提供了以下证据：1.红某公司正常运行资料（一、公司在澳门办公场所照片；二、公司产品在澳门市场上柜销售照片；三、公司现有储存三年以上烟叶的仓储数量证明，第一页是翻译件，第二页是原件）；2.关于（2013）穗海法执字3292号案件《和解协议》，武华新故意拖延执行致使协议无效的情况说明；3.红某公司对武华新向法庭逾期提交与本案无关的另案《和解协议》的意见。武华新、沈云英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参加第4次庭审，武华新、沈云英在该次庭审结束后提交红某公司、王艺蓉上述证据的书面意见如下：上述证据是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供的证据，且不属于新证据，不予以质证，有关红某公司运行质量的证据属于境外形成，依法应当办理认证手续。红某公司在第4次庭审过程中当庭提交了以下证据：1.写字楼租赁合约；2.车位租赁合约；3.租金收据；4.办公楼装修工程结算；5.香烟上市销售申请；6.税单；7.办公室电费；8.办公室电话费。
原审法院经认为，红某公司是澳门公司，故本案属于涉港澳公司股东出资纠纷。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对原审法院审理本案均没有提出异议，由于武华新、沈云英的住所地在广州市海珠区，原审法院是对涉港澳民商事案件有管辖权的法院，所以原审法院有权对本案行使管辖权。由于双方当事人没有约定适用法律，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应适用与本案具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红某公司根据《入股经营澳门红某烟草集团协议书》主张武华新未按协议约定履行出资义务构成违约须承担违约责任，根据红某公司的诉求及该合同的性质，可认定我国内地的法律为解决双方争议的准据法。
根据红某公司的《商业登记证明》记载，公司任何两名行政管理成员有权以公司名义进行与公司有关的行为。王某乙明与王艺蓉是红某公司的行政管理成员，两人代表红某公司与武华新签订的《入股经营澳门红某烟草集团协议书》是红某公司与武华新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从《入股经营澳门红某烟草集团协议书》的内容来看，红某公司与武华新约定由武华新向某甲公司分期分批投入1100万元，红某公司保证武华新占有红某公司11%股权，该协议书属于股东出资协议。双方签约前红某公司已经成立，在实际履行该协议时武华新与王某乙明、王艺蓉在澳门签订了《股之转移公证书》，《股之转移公证书》约定红某公司股东王艺蓉将其在红某公司占股澳门币362600元中的澳门币107800元股份转让给武华新，此后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商业及动产登记局办理了武华新在红某公司占有11%股权的商业登记手续。至此，红某公司已经履行了确保武华新占有红某公司11%股权的义务，即履行了《入股经营澳门红某烟草集团协议书》约定的义务。关于武华新支付200万元给王某乙明及支付10万元给王艺蓉是否属于支付红某公司投资款问题。《入股经营澳门红某烟草集团协议书》签订时间是在2012年2月29日，工商登记部门变更武华新占有红某公司11%的股权时间是在同年3月22日,而股权登记变更之后的第六天，武华新支付了200万元给王某乙明，从《入股经营澳门红某烟草集团协议书》履行情况及红某公司、王艺蓉提交的证据进行综合判断，可以合理相信武华新支付200万元给王某乙明的事由是支付红某公司投资款。由于交接款项时王某乙明向某乙新出具了《借据》，即便红某公司确认该款项是武华新支付给红某公司的投资款，武华新作为权利人选择了起诉王某乙明返还该笔款项，所诉讼的借贷案件已经法院生效判决书判决王某乙明返还武华新借款200万元。关于武华新支付王艺蓉10万元款项性质问题。武华新说明该款项是支付红某公司的股权出让款，王艺蓉说明该款项是武华新返还欠其款项，两人对各自的陈述均未举证予以证明，而红某公司没有表示收到武华新交付的10万元投资款，该10万元应属于武华新与王艺蓉之间的债权债务，不是武华新支付红某公司的投资款，原审法院对武华新主张支付给王艺蓉的10万元是入股红某公司的对价的辩解意见不予采信。《入股经营澳门红某烟草集团协议书》没有约定武华新何时分期分批支付1100万元，该协议对武华新履行支付投资款义务的期限约定不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红某公司发函通知武华新应于2012年10月8日前履行缴纳投资款的义务，武华新没有按照函件通知的期限内向某甲公司缴纳投资款，其选择起诉王某乙明返还200万元借款，且至今尚未向某甲公司支付投资款，从武华新的上述行为可以判定其拒绝履行《入股经营澳门红某烟草集团协议书》，武华新的行为构成了违约。武华新拒绝履行支付投资款义务导致《入股经营澳门红某烟草集团协议书》的履行成为不可能，因此，原审法院对红某公司请求解除《入股经营澳门红某烟草集团协议书》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武华新违反上述协议约定拒不履行投入资金1100万元的义务，致使合同解除的过错在武华新，故武华新应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入股经营澳门红某烟草集团协议书》约定，如武华新违约须按照其占有红某公司11%股权金额的双倍予以赔偿，即赔偿2200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红某公司所举证据不能证明红某公司因武华新违约行为造成实际损失金额，考虑到武华新确实存在违反约定的过错事实，而红某公司因武华新投资资金未能及时到位将会产生相应的影响或损失，原审法院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对违约金酌情调整，违约金按《入股经营澳门红某烟草集团协议书》约定武华新应支付投资款1100万元的20%计算，即220万元。红某公司主张违约金超出220万元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入股经营澳门红某烟草集团协议书》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故原审法院对武华新关于诉争协议是无效合同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关于武华新辩称《入股经营澳门红某烟草集团协议书》违反《个人外汇管理实施条例》关于个人年度结汇和境内个人购汇额为5万元的规定，由于《入股经营澳门红某烟草集团协议书》约定武华新分期分批投入投资款，故该协议没有违反上述条例，如果武华新在实际支付投资款时受该条例约束须按条例规定的额度向境外汇款，武华新可以以此为由与红某公司协商具体分期分批支付投资款的金额，现武华新以《入股经营澳门红某烟草集团协议书》违反外汇管理方面的法律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理由及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入股经营澳门红某烟草集团协议书》的履约主体是红某公司与武华新，武华新的违约行为而产生的违约责任应向某甲公司承担，故原审法院对王艺蓉的全部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支持了红某公司请求解除《入股经营澳门红某烟草集团协议书》的诉讼请求，王艺蓉可以另循途径向某乙新主张返还红某公司的股份。
关于本案的债务是否武华新、沈云英夫妻共同债务问题。本案武华新所应承担的债务发生在武华新、沈云英夫妻关系持续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除外。本案债务是基于武华新对外投资而产生的债务，该债务属武华新、沈云英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应由武华新、沈云英共同偿还。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澳门红某烟草集团有限公司与武华新于2012年2月29日签订的《入股经营澳门红某烟草集团协议书》。二、武华新、沈云英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共同向澳门红某烟草集团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2200000元。三、驳回澳门红某烟草集团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王艺蓉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2000元，由澳门红某烟草集团有限公司负担17600元，武华新、沈云英共同负担24400元。上述受理费已经由红某公司、王艺蓉预交，红某公司、王艺蓉同意由武华新、沈云英在履行本判决时将其应承担部分直接支付给红某公司、王艺蓉。
判后，上诉人武华新、沈云英均不服上述判决，武华新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入股经营澳门红某烟草集团协议书》属于对外投资合同，未取得政府对外投资管理部门批准，属于未生效的合同，不具备履行条件。一审认定该协议已生效，武华新违反该协议约定构成违约属适用法律错误。二、即使该协议有效，按照该协议约定，武华新购入红某公司股东王艺蓉11%的股权在先，武华新按照持股比例增资行为在后，一审认定武华新投入1100万元作为取得红某公司11%的股权前提，颠倒了二者的先后逻辑顺序。该协议签订后，红某公司指示股东王艺蓉于2012年3月将其占有的11%红某公司股份转让给武华新，武华新支付给王艺蓉的11%股权金额为107800元澳门币。两者之间股权转让行为是一种独立的法律行为。武华新持股后，按照持股比例投资分期投入1100万元，是另一个独立行为。该投资行为的前提是股东会按照红某公司的创业方略设定的投资计划增加投资，形成股东会决议后，所有股东都应按持股比例投入相应资金。按持股比例增加公司投资，是所有股东的义务，绝非武华新一人的单方义务。三、红某公司的注册资本仅为98万元澳门币，在武华新与王某乙明的借款纠纷中，执行和解协议中确认王某乙明、王艺蓉持有的红某公司的86%的股份转让对价仅为71.35万元人民币，武华新持有的11%的红某公司的转让对价为91263.48元。说明红某公司市场价值没有增加。红某公司在该协议签订后没有增资行为、该公司其他股东也没有按照持股比例增资的行为，武华新未按红某公司律师函催告支付1100万元并没有违约。一审判决推翻了已生效判决认定的王某乙明于2012年3月28日向某乙新的借款200万元认定为武华新对红某公司的投资款，并认为武华新起诉王某乙明的行为构成对该协议的违约行为。四、该协议第五条约定：“违约方要按乙方11%股权金额的双倍赔偿给守约方”，11%红某公司股权金额的数额才是计算违约金的依据。依据红某公司《股之移转公证书》记录“王艺蓉将其一股金额为澳门币107800元转让给武华新”即王艺蓉转让给武华新红某公司11%股份的金额为107800元澳门币。依据王某乙明、王艺蓉与武华新在借款纠纷执行和解书第五条约定，在王某乙明、王艺蓉履行和解协议1.2.3条履行前提下，武华新将其持有的11%红某公司股权转让给王艺蓉，转让对价为91263.48元（折合澳门币认为107800元），红某公司11%股份的金额为91263.48元，即使双倍赔偿也不足20万人民币，如果按照20%酌减，不足4万元。五、红某公司为空壳公司，其11%股权价值不可能达到1100万元人民币。一审认定该公司11%股权价值为1100万元，武华新需支付1100万元才能取得该公司11%股权是错误的。红某公司11%股权仅价值107800澳门元。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驳回红某公司要求武华新、沈云英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红某公司负担。
上诉人沈云英亦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红某公司与武华新商讨入股事宜，沈云英完全不知情，是武华新个人行为，依法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二、《入股经营澳门红某烟草集团协议书》是对外投资合同，依法应当由政府对外投资管理部门批准，否则不能生效，一审认定该协议有效，武华新违约，适用法律错误。三、澳门红某公司是一家认缴注册资本仅980000澳门元的空壳公司，没有实际经营行为，红某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采用欺诈手段诱骗武华新入股，应当认定为无效。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驳回红某公司要求武华新、沈云英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红某公司负担。
对于上诉人武华新、沈云英的上诉，被上诉人红某公司的答辩意见：本案准据法为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即使依照中国法律规定，该协议符合相关立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没有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从核准制转变为备案制。武华新个人海外投资与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并不矛盾，红某公司及其股东在签订该协议时没有欺诈，武华新未按照该协议约定投资已构成严重违约，红某公司、王艺蓉已经按照该协议约定，将王艺蓉持有的11%公司股权转让给了武华新，在本案中无过错。沈云英作为武华新的妻子应承担连带责任。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本院确认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另查明，双方在二审庭询时某称，本案适用中国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作为准据法。红某公司、王艺蓉二审述称，《入股经营澳门红某烟草集团协议书》的性质为股权转让协议。红某公司、王艺蓉只与武华新签订了该协议，并未与其他股东签订类似的出资协议。武华新、沈云英二审述称，武华新于2012年3月5日向王艺蓉转账人民币100000元为其向王艺蓉支付的11%红某公司股权对价款。双方二审均确认武华新取得11%股权来源于红某公司的股东。
再查明，2014年4月11日，武华新向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入股经营澳门红某烟草集团协议书》，红某公司赔偿其为签署该协议已支出的费用损失人民币100000元，由王某乙明、王艺蓉承担连带责任。后武华新向该法院撤回起诉，该法院于2014年5月13日准许其撤回起诉。
2014年11月12日，红某公司向本院出具《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该公司在武华新的要求下签署《入股经营澳门红某烟草集团协议书》，武华新完全明白协议书中条款的含义，即武华新以投入人民币1100万元作为对价购买红某公司11%的股份。具体操作方式为：该公司直接向某乙新收取和使用该数额的资金，并保证股东王艺蓉持有的公司11%股份过户给武华新。该公司从未进行过对内对外的增资扩股工作。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第二审法院主要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被上诉人澳门红某烟草集团有限公司系澳门特别行政区公司，本案为涉澳商事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二款：“当事人未提出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视为受诉人民法院有管辖权，但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对于原审法院对本案行使管辖权并无异议，原审法院作为有涉外商事案件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有权对本案行使管辖权。因各方当事人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一致确认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故本院确认中国人民共和国内地法律作为解决本案争议的准据法。
一、关于案涉《入股经营澳门红某烟草集团协议书》及请求权主体的问题。双方当事人均确认该协议中约定的11%股权来源于红某公司股东，王艺蓉通过变更登记将其所有的11%红某公司股份转让给武华新。红某公司、王艺蓉二审亦述称该协议为股权转让协议，故该协议的性质应为股权转让协议，本案案由应为股权转让纠纷，该协议中股权出让主体为王艺蓉，股权受让主体为武华新，王艺蓉为收取股权转让对价的主体，红某公司并不具有股权转让的主体资格。红某公司在该协议中签章，应视为对该协议中股权转让事宜的确认，其不是股权转让的主体，并不具有向某乙新主张股权转让违约责任的请求权及主体资格。
红某公司在2012年9月29日向某乙新邮寄《律师函》及《关于尽速完成缴清入股投资资金的催收函》中限期武华新在2012年10月8日前向某甲公司履行认缴出资余款900万元人民币，即红某公司认为《入股经营澳门红某烟草集团协议书》中约定的1100万元为武华新认缴的出资款。红某公司、王艺蓉在一审期间以股东出资纠纷为诉由提起诉讼，以武华新未依照《入股经营澳门红某烟草集团协议书》中约定的支付1100万元出资款为由，向某乙新主张违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该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股东不按照前款规定缴纳出资的，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双方当事人在签订《入股经营澳门红某烟草集团协议书》中关于股东向某甲公司认缴出资的约定时，除遵循意思自治的合同原则之外，还需遵守我国公司法的规定。根据上述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全体股东对公司均负有足额认缴出资的义务。红某公司只针对武华新单个股东签订取得11%红某公司股权需认缴出资1100万元的约定，没有与其他股东签订性质相同的认缴出资约定，违反了上述规定。武华新在受让11%红某公司股权后成为红某公司的股东，红某公司依据相关约定请求武华新认缴出资1100万元没有法律依据。综上，红某公司并不具有请求武华新认缴出资1100万元的实体权利。
二、关于11%红某公司股权的价值及武华新是否需要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在《入股经营澳门红某烟草集团协议书》签订后，武华新于2012年3月5日向王艺蓉汇款100000元人民币。王艺蓉在收取上述款项后，在2012年3月21日《股之移转公证书》中将其持有的面值与价值相同的均为107800澳门元的11%红某公司股权变更登记为武华新所有。在（2013）穗海法执3292号案件中，武华新与王艺蓉、王某乙明达成《和解书》约定，如王某乙明未按期偿还欠款，王某乙明、王艺蓉应将其在红某公司86%的股份转让给武华新，转让对价71.35万元；在王某乙明、王艺蓉完全履行该和解书约定的前提下，武华新需将红某公司11%股份转让给王艺蓉，转让对价91263.48元。由此可见，武华新、王艺蓉对于红某公司11%股权的价值在不同的时间分别约定价值为107800澳门元、100000元人民币、91263.48元人民币。武华新主张上述100000元人民币为11%红某公司股权对价，且另案撤回了要求王艺蓉返还上述100000元人民币的诉讼请求，王艺蓉在收到上述款项后将11%红某公司股权通过变更登记转让给了武华新。王艺蓉对该100000元人民币的性质提出异议，认为系双方之间另有债权债务关系，武华新返还其欠款，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故该100000元人民币应视为武华新取得11%红某公司股权而向王艺蓉支付的对价。王艺蓉在取得该100000元人民币后，向某乙新转让了11%红某公司股权，双方以上述股权转让的行为确认了11%红某公司股权的价值即为100000元人民币，武华新已经履行了支付股权对价的付款义务，王艺蓉完成了股权变更的手续，武华新取得了11%红某公司的股权，王艺蓉取得了100000元人民币股权转让对价。《入股经营澳门红某烟草集团协议书》约定的11%红某公司股权转让已经履行完毕，武华新并无违反协议约定的违约行为，该协议并不具备法定解除条件，王艺蓉主张解除上述协议并请求武华新承担违约责任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三、关于本案债务是否为武华新、沈云英的夫妻共同债务问题。因武华新并不负有对红某公司、王艺蓉的债务，红某公司、王艺蓉主张由武华新、沈云英承担夫妻共同债务，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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