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石阡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黔0623民初446号
原告曹家友，男，1951年7月2日生，仡佬族，农民，住石阡县。
原告曹永和，男，1982年7月2日生，仡佬族，农民，住石阡县。
共同委托代理人刘德辉，贵州夷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曹家友，男，1962年9月8日生，仡佬族，贵州省石阡县人，农民，住石阡县甘溪乡扶堰村山口组。公民身份号码：5222241962********。
委托代理人杜先勇，石阡县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曹家友、曹永和与被告曹家友承包地征收补偿费分配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3月3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曹国喜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曹家友、曹永和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刘德辉，被告曹家友及其委托代理人杜先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曹家友、曹永和诉称：2014年7月14日，二原告与被告因承包林地征收补偿费分配产石阡县××乡佬族侗族乡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三方自愿就补偿费分配达成调解协议，即：一、三方自愿同意“化搞林”林地征用补偿款按11个土地人口分配方案进行；二、三方在平等互利、互谅互让的原则下，曹永和分得补偿款人民币贰拾壹万壹仟壹佰肆拾肆元整，原告曹家友分得人民币壹拾万零柒拾壹元整、被告曹家友分得人民币贰拾柒万柒仟陆佰捌拾元整。协议达成后，被告拒不履行协议。为维护二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起诉法院，请求：一、判令二原告与被告2014年达成的调解协议有效；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曹家友、曹永和提供下列证据支持其诉讼请求：
1、二原告的身份证两份，证明原告曹家友、曹永和的基本情况。
2、2014年7月14日，石阡县××乡佬族侗族乡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达成的调解协议书一份，证明三方对征地费达成分配协议的事实。
3、林权证一份及林木承包登记清册十五份，证明原告曹永和及曹家友共同与被告曹家友承包经营“化搞林”山林的事实。
被告曹家友辩称：一、原告与被告所达成的调解协议违反法律无效，自始不产生法律效力。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该协议有效，原告曹家友第一轮承包证无“化搞林”林地，但在二轮承包却填上“化搞林”林地，但注明有与曹家祥共有，与被告曹家友五个人口无关，因此，调解协议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关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调解协议按11个人口进行分配，属于侵权，违反法律，不产生法律效力。二、调解协议是在被告受胁迫、恐吓的情况下签订的。从被告提供的光盘中，可以明显听出调解人员在调解过程中确有威胁、诱迫、恐吓的行为。被告不是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达成的调解协议，调解人员错误理解法律。三、诉讼中，原告曹家友提供林权证证明调解合法，达不到证明目的。原告曹家友林权证属填发错误，且林权证发放程序不合法。综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曹家友提供下列证据支持其辩称事由：
1、被告曹家友的身份证一份，证明被告曹家友的基本情况。
2、被告曹家友的一、二轮承包证及承包清册，证明被告及其父亲曹国屏在一轮、二轮相继承包“化搞林”，以及在第一轮承包时是9口人（曹国屏户有5口人，曹家祥户有4口人）共同承包“化搞林”的事实。
3、原告曹家友一、二轮承包清册，证明原告曹家友在一轮承包时作为单独的一个家庭承包户进行了山林和土地承包，且没有承包“化搞林”，但二轮承包时原告曹家友却承包了“化搞林”，该内容违反了国家法律法规应为无效。同时，原告曹家友的二轮承包证中明确注明“化搞林”与曹家祥共有，只能是原告曹家友与曹家祥承包争议地的4个人口中共有，与被告承包争议地的5个承包人口无关的事实。
4、中共石阡县委办公室公文处理笺一份，证明石阡县甘溪乡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后，被告依法进行投诉信访，并获得批准的事实。
5、《甘溪乡关于扶堰村三口组曹家友信访件的情况报告》一份，证明被告曹家友不同意调解协议，该报告内容与调解情况不符的事实。
6、录音光盘及光盘内容简述各一份，证明石阡县××乡人民政府在调解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调解法》第三条第（一）、（二）、（三）款规定的情况，有威胁、欺骗、强迫的语言，以被告儿子曹永刚公务员政审来威胁被告，调解协议无效的事实。
本院依职权调查收集的证据：
1、216年4月28日询问被告曹家友的笔录，陈述对原告曹家友一轮承包证没有“化搞林”林地，参与分配“化搞林”林地征地费不服政府调解的事实。
2、2016年5月25日调查曹家儒的笔录，证实第一轮承包时是先以户作为承包方划分田土，山林是几年后才分，该组山林的承包方式是两三户（约十个人口）共同承包一片山林。原告曹家友是在三口组按二个人口划分的田土，由于当时未结婚是与其哥曹家祥居住，因而原告曹家友、曹家祥与被告曹家友的父亲作为一户共同承包山林。对当时是按几个人口承包的山林，以及原告曹家友第一轮承包证上没有山林，二轮承包时填了与曹家祥共有山林的原因不清楚。多年来，三家都是按当时分得的山林进行共同管理，没有发生过纠纷的事实。
3、2016年5月25日调查张耀辉的笔录，证实第一轮土地承包时他任生产队长，过后任村干部二十多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原告曹家友本是一个人，是他证明是两个人上面领导才同意按两个人分的田土给原告曹家友，山林是通过开群众会，把边界定了后抓阄分到每户，其他的情况年纪大已经记不清的事实。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2014年7月14日，原、被告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否违反法律；二、调解过程被告是否受到胁迫。
对于原、被告提供以及本院依职权调查收集的证据，经庭审举证、质证、认证，对于原告曹家友、曹永和提供的1、2、3号证据，被告对1号证据无异议，对2、3号证据有异议，认为2号证据是受调解人员语言胁迫所签字，3号证据是复印件，同时登记清册上没有原告曹家友的名字，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二原告对被告曹家友提供的1号证据无异议，对2、3、4、5、6号证据有异议，认为2、3号证据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4、5、6号证据的来源不合法，6号证据中不存在调解人员有胁迫的语言。对于本院调查收集的证据，两原告均无异议，被告认为2号证据中曹家儒当时是任组长，对是按几口人划分山林说不知情不真实。本院认为，被告对原告提供的2号证据的异议，用4、5、6号证据予以证明，4、5号证据是调解过后形成的，不能证明调解过程受胁迫，6号证据中调解员并没有胁迫语言，都是在讲道理、释法律的作当事人的劝解工作，本院对被告的异议不予采信。被告提供的2、3号证据针对本案的争议焦点不具有证明力。需要指出的是，被告提供的4、5号证据来源非法，政府的内部行文被个人外泄。
通过对原、被告提供以及本院依职权调查收集的证据的分析认定，结合庭审查明情况，对本案待证事实认定如下：
原告曹家友与原告曹永和之父曹家祥（已故）系胞兄，1980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曹家祥已结婚成家并生育两个子女，原告曹家友未成家系与其哥曹家祥共同居住生活，但在外乡的时间多。被告曹家友之父曹国屏（已故）与原告曹家友系同村同组人。由于当时是先分田土后分山林，划分田土时，曹家祥为户主承包四个人的田土，曹国屏为户主承包五个人的田土，原告曹家友为户主承包两个人的田土。在后来划分山林时，原告所在的组是以两户或三户自由组合共计十个人为基数（也有少或多个人的）作为个联合承包户共同承包山林的形式承包，曹家祥与曹国屏共同承包“桐子湾”和“化搞林”山林。原告曹家友当时不在家，在林木承包登记清册上，以及其后填发的第一轮承包证上均没有承包山林。在二轮顺延承包时，原告曹家友承包证上填了“化搞林”和“桐子湾”林地，同时注明与曹家祥共有，原告曹永和顺延承包其父曹家祥承包的承包地，被告曹家友顺延承包其父曹国屏承包的承包地。2013年因修“安江”高速公路征用了“化搞林”林地，林地补偿费人民币151996.45元，林木补偿费人民币436899元，两项共计人民币588895.45元，原、被告因补偿费分配发生纠纷。2014年7月14日，石阡县××乡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原、被告进行调解，从被告提供的调解过程的录音材料中，调解员均系从说情理、释法律角度作当事人的劝解工作。最后，原告曹家友、曹永和与被告曹家友认可共同承包管理“桐子湾”、“化搞林”林地，并对“化搞林”林地的征地费达成分配协议：一、三方当事人自愿同意“化搞林”林地征用补偿款分配按11个土地人口分配方案进行；二、三方当事人在平等互利、互谅互让的原则下，曹永和实际分得补偿款人民币贰拾壹万壹仟壹佰肆拾肆元整，申请人曹家友实际分得壹拾万零柒拾壹元整，被申请人曹家友实际分得贰拾柒万柒仟陆佰捌拾元整。当事人在调解协议书上签字并捺印。事后，被告曹家友反悔达成的协议，并拒绝按协议履行，认为协议内容违反法律以及调解过程受胁迫。2016年3月30日，原告曹家友、曹永和向本院起诉，要求判令与被告2014年7月14日达成的调解协议有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在诉讼过程中，本院组织双方调解，因分歧较大未能达成协议。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2014年7月14日，原、被告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否违反法律；二、调解过程被告是否受到胁迫。
关于争议焦点一，原、被告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否违反法律的问题。原、被告是在石阡县××乡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组织下达成的调解协议，并经双方签字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调解协议。”之规定，原、被告达成的调解协议对当事人有约束力。被告以原告曹家友第一轮承包证没有“化搞林”林地，二轮承包证填上“化搞林”林地，以及原告曹家友林权证颁发程序不合法为由，认为调解协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三条第（二）项“不违背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四）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内容，本院认为被告对调解协议及所引相关法律存在误解，首先调解协议仍是民事合同性质，合同的主体仍是当事人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合意，组织调解人只是见证作用；其次调解协议中并没有写明依据原告提供的二轮承包证或林权证而得出最后的调解意见，被告声称该两证违反相关法律也得先申请撤销，在未撤销前仍是职能部门颁发的有效证件，调解协议不存在违反法律。因而，本院对被告的辩解意见不予采信。
关于焦点二，调解过程被告是否受到胁迫的问题。被告及其子曹永刚参加了整个调解过程，而且曹永刚还私自进行全程录音。被告提供调解受胁迫的唯一证据是录音资料，但从被告提供的录音材料中，听到的都是各调解员讲道理、释法律的对当事人作劝解工作，并未听出对被告及其亲人有胁迫的语言存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二条“本法所称人民调解，是指人民调解委员会通过说服、疏导等方法，促使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解决民事纠纷的活动”之规定，被告对调解员的劝解视为胁迫，是自己的理解偏差，本院对被告关于受胁迫而签订调解协议的辩解意见不予采信。
综上，被告主张调解协议无效的辩解意见不成立，本院对原告要求按与被达成的调解协议分配“化搞林”林地征地费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同时，该案的诉讼标的金额为人民币588895.45元，应交纳诉讼费人民币10233.4元，二原告只交纳诉讼费人民币100元，应补交诉讼费人民币10133.4元。该纠纷因原、被达成调解协议后，被告反悔不予履行，发生诉讼应以原纠纷的案由进行诉讼，因而本案案由变为承包地征收补偿费分配纠纷。本纠纷系被告不履行调解协议而引起，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原告曹家友、曹永和与被告曹家友2014年7月14日达成的分配“化搞林”林地征地费的协议有效。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233.4元，减半收取人民币5116.7元，由被告被告曹家友负担。
上述有履行义务的款项当事人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铜仁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曹国喜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日
书记员 彭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