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73民终2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芬迪爱得乐有限公司，住所地意大利共和国罗马。
授权代表：塞尔吉奥·马瑞尼(SERGIOMARINI)，法律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思思，北京万慧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和秦，北京万慧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益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法定代表人：周斌，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井泓，上海张继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首创奥特莱斯(昆山)商业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昆山市。
法定代表人：钟北辰，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云海，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芬迪爱得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芬迪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上海益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朗公司)、首创奥特莱斯(昆山)商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创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5民初279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2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芬迪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思思、苏和秦，被上诉人益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井泓，被上诉人首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云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芬迪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5民初27968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芬迪公司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芬迪公司认为，益朗公司在涉案店招上使用“FENDI”商标的行为，会导致相关公众误认为涉案店铺系芬迪公司品牌直营店或授权专卖店，涉案店铺的服务提供者就是芬迪公司或者与其存在许可使用的关联关系。因此，上述在涉案店招上使用“FENDI”商标的行为，不但侵犯了芬迪公司的商标专用权，还构成擅自使用芬迪公司企业名称“FENDI”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一审判决认定益朗公司在涉案店铺上使用“FENDI”商标属于善意、必要和合理的使用，不会导致相关公众的误认和混淆，没有侵犯涉案“FENDI”注册商标权，也不构成擅自使用“FENDI”企业名称的不正当竞争，属于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二审庭审中，芬迪公司明确其上诉请求为，确认益朗公司在涉案店铺的店招上使用“FENDI”的行为属于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被告首创公司为益朗公司的上述侵权行为提供了帮助，益朗公司、首创公司并就上述侵权行为赔偿芬迪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人民币100万元(以下币种未注明的均为人民币)。
益朗公司辩称：1.我国并不承认判例法，因此，芬迪公司在本案中递交的相关案例不应在其上诉理由的范围内。2.芬迪公司关于在涉案店招上对“FENDI”的使用构成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的陈述，于法有悖并不成立，不应被采纳。3.芬迪公司通过抓拍的方式所获取的照片，不应作为本案的判断依据。其在上诉状中列举的其他公司对“FENDI”商标的使用方式中，该些公司均为芬迪公司本案诉讼代理人的客户，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不应作为比较的依据。综上，益朗公司请求本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首创公司辩称：1.益朗公司对于“FENDI”商标的使用属于善意使用，故首创公司作为场所提供者，不存在侵犯商标专用权或不正当竞争的帮助侵权行为。2.首创公司作为商场的经营者使用“FENDI”商标进行宣传，属于在一定范围内向消费者宣传益朗公司所销售商品的合理使用行为，不会造成消费者误认的结果，不构成虚假宣传的不正当竞争行为。3.本案中首创公司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综上，首创公司请求本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芬迪公司在一审中起诉请求：1.益朗公司、首创公司立即停止侵犯芬迪公司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包括立即停止销售带有“FENDI”商标的商品，立即停止在涉案店铺的招牌、店内装潢、外墙指示牌和楼层指示牌、商品包装、销售票据、购物袋及宣传册处使用“FENDI”商标的行为；2.益朗公司、首创公司立即停止对芬迪公司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包括立即停止在涉案店铺的招牌、店内装潢、外墙指示牌、楼层指示牌、宣传册使用“芬迪”、“FENDI”字号以及立即停止有关涉案店铺的虚假宣传行为；3.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100万元。在一审审理中，芬迪公司申请撤回第1项诉请中要求益朗公司、首创公司立即停止销售带有“FENDI”商标的商品，立即停止在商品包装上使用“FENDI”商标的诉请。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
一、与芬迪公司权属相关的事实
芬迪公司系第261718号、第G561438号“/”注册商标，第GXXXXXXX号、第G906325号“FENDI”注册商标的商标权人。其中，第261718号“/”商标被核定使用的商品类别为第18类的皮包、皮夹、皮箱等，注册有效期自1986年9月至2016年9月。
第G561438号“/”商标被核定使用的商品类别为第18类的皮革及人造皮革、箱子及旅行袋、包、钱包以及第25类的服装、皮鞋、腰带等，注册有效期自1990年11月至2020年11月。
第GXXXXXXX号“FENDI”商标被核定使用的商品类别为第18类的皮革和人造皮革、包类、手提袋等，第25类的服装、鞋类等以及第35类的企业经营；企业管理；为了他人的利益将下列各种产品集中在一起，不包括产品的运输，比如像……眼镜……包类，钱包以及其他的皮革制品……服装，鞋类，帽子……以便顾客能够见到并且购买这些商品等服务类别。注册有效期自2012年6月至2022年6月。
第G906325号“FENDI”商标被核定使用的商品类别为第18类的皮革和人造皮革、大衣箱及旅行袋等以及第25类的服装、鞋类等，有效期自2009年10月至2016年9月。
芬迪公司不直接生产、销售“FENDI”产品，但负责产品和包装的设计及提供推广产品所需的材料等。产品的生产、销售由芬迪公司授权其关联公司芬迪有限公司(FENDIS.R.L.)进行。经芬迪公司确认，在我国境内，芬迪有限公司授权关联公司芬廸(上海)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芬廸上海公司)购买和进口“FENDI”产品，并可通过百货商店销售。芬廸上海公司确认其经营过程中形成的无形资产均以芬迪公司为受益人。
(2016)沪徐证经字第3083号公证书载明：截止2016年4月25日，在“芬迪FENDI中国官方网站”上显示，芬廸上海公司在我国境内的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城市设有门店25家。这些门店的店招上均标有“FENDI”标识。
二、益朗公司、首创公司销售、宣传涉案产品的事实
2015年10月24日，芬迪公司委托代理人自行至益朗公司设立于江苏省昆山市首创奥特莱斯店招为“FENDI”的店铺内购买了价值为3,150元的“FENDI”钱包一个。
(2016)沪徐证经字第449号公证书载明：2016年1月15日，芬迪公司委托代理人再次来到上述店铺，购买了一个价值为2,310元的“FENDI”钱包，取得昆山首创奥特莱斯销售小票和销售单各一张、购物袋一个。上述购买的钱包的包装盒、防尘袋、标签、钱包内侧及销售小票、销售单上均标有“FENDI”标识。购物袋上方显著位置标有益朗公司的“/”标识，尾部以较小白色字体标有“FENDI”等各品牌名称，购物袋左右侧面均标有益朗公司的名称及联系地址、联系方式。涉案店铺的店招、店铺外墙的指示牌及店铺门口放置的折扣信息指示牌上均标有“FENDI”标识。涉案店铺内陈列着“FENDI”品牌的包、鞋等产品，部分陈列的产品后面放置带有“FENDI”标识的包装盒。芬迪公司委托代理人还取得了首创奥特莱斯的宣传册，在该宣传册及首创奥特莱斯的楼层指示牌中标有各品牌在首创奥特莱斯所处的店铺位置，其中涉案店铺的名称为中英文“芬迪”、“FENDI”。“FENDI”标识还出现在宣传册“精品推荐”栏目中。
芬迪公司不确认涉案店铺内销售的产品均为“FENDI”正品，但确认其委托代理人至涉案店铺购买的上述两款钱包为“FENDI”正品。
(2016)沪徐证经字第1515号公证书载明：2016年3月4日，芬迪公司委托代理人使用其携带的手机，登录微信，进入“昆山首创奥特莱斯”的微信公众号。该公众号的“品牌荟萃”栏目中涵盖了“FENDI”等品牌。在2015年9月21日刊登的一篇名为“大牌驾到-
FENDI”的文章中，介绍了“FENDI”品牌的品牌历史、品牌文化、经典款式等，该文末尾的“入驻奥莱”中写道“形象高贵的意大利品牌芬迪终于来到昆山……让我们一同期待FENDI的精彩!”。一审审理中，首创公司删除了上述文章及“品牌荟萃”中的“FENDI”标识。
(2016)沪徐证经字第3376号公证书载明：2016年5月4日，益朗公司委托代理人就涉案商场及店铺进行了拍照取证。现场照片显示，在首创公司经营的“首创奥特莱斯”中单独划分了一块开放的街区用于益朗公司经营。该街区出入口的门廊处显著标有“/”标识。进入该区域后，该区域内各商铺的店招上分别标有不同品牌的名称，如“FERRAGAMO”等。涉案商铺位于入口处的第一个商铺，店招上标有“FENDI”标识，店铺右侧的橱窗内放置有一广告牌，广告牌左上侧标有“/”标识，底部居中标有“FENDI”标识。店铺内陈列着各种“FENDI”产品。与芬迪公司在(2016)沪徐证经字第449号公证书中公证取证时所摄的照片比较，涉案店铺门口的折扣信息指示牌中标识的“FENDI”字样、店铺外墙的指示牌及产品的包装盒已撤下。
三、益朗公司与芬迪公司经销商货款往来情况
2015年6月26日，益朗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申请向法国SHPDESIGN公司(以下简称SHP公司)汇出货款欧元1,164,000元。SHP公司是经芬迪公司许可通过其关联公司芬迪有限公司(FENDIS.R.L.)销售“FENDI”正牌产品的经销商。
四、与本案相关的其他事实
2015年7月1日，益朗公司、首创公司签订商铺租赁合同，首创公司将位于江苏省昆山市东城大道首创奥特莱斯面积为1,515.03平方米的商铺租赁给益朗公司使用，租赁期限为5年。该商铺提供给首创公司作EastDomain店中店经营使用，商铺将使用EastDomain作为对外宣传LOGO标识。经营的品牌包括：FERRAGAMO、FENDI、LOEWE、TOD’S、PAUL&SHARK;、BALLY、BV、D&G;、BURBERRY。品类包括服装服饰、鞋、皮具、饰品及其相关配套服务。益朗公司租赁上述店铺后，于2015年9月30日开始对外经营。
2016年1月，芬迪公司与益朗公司曾就涉案店铺内所售产品是否侵犯芬迪公司权益的问题进行过沟通，但未果。
芬迪公司为本案产生公证费16,500元、翻译费9,121元、产品购买费5,460元、芬迪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向芬迪公司出具了金额为364,603元的律师费账单。
一审审理中，各方当事人对以下证据和事实存有争议，一审法院认定如下：
一、芬迪公司为证明其注册商标及“FENDI”、“芬迪”字号的知名度，提供了国家图书馆科技查询中心(以下简称查询中心)出具的检索报告及芬迪公司关联公司芬廸上海公司的审计报告。益朗公司、首创公司对上述材料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对检索报告认为这些文章都经过芬迪公司的筛选，大部分文章涉及的产品为芬迪的腕表和家具等，与本案产品无关。对审计报告认为被审计对象并非芬迪公司，审计报告中的内容也并不能证明均系芬迪产品的销售额。一审法院认为，芬迪公司出具的检索报告及查询所得的文章上分别盖有查询中心的公章和骑缝章，能够证明上述文章系在查询中心查询的客观事实。审计报告能够证明芬迪公司关联公司在我国国内的经营情况。故一审法院对查询报告和审计报告均予以确认。一审法院据此确认如下事实：
2011年12月和2015年5月，案外人以“FENDI”或“芬迪”为检索词，三次在《慧科中文报纸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进行检索，检索人根据检索结果挑选了相关文章。其中检索年限为2006年至2011年期间的文章有471篇。检索年限为2011年11月1日至2015年5月20日期间的文章有196篇。上述检索的文章证明，2006年3月至2015年5月期间，《人民日报》、《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河南日报》、《北京晨报》、《新京报》、《新闻晨报》、《新闻晚报》、《硅谷动力》、《现代装饰(家居)》等诸多报刊杂志上均有对芬迪公司“FENDI”、“芬迪”品牌的报道或刊登有相关广告。
芬廸上海公司的审计报告证明，该公司2011年、2013年至2015年期间，每年的商品销售收入均在2亿以上。
二、益朗公司、首创公司为了证明益朗公司产品的合法来源，分别提供了以下证据材料：
益朗公司提供了：1.其于2015年8月24日申报的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和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2.SHP公司与芬迪公司关联公司芬迪有限公司的商品交易清单、SHP公司将货物发给益朗公司的装箱单、益朗公司发给SHP公司的订购清单。首创公司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芬迪公司对证据1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不能证明这些报关的“FENDI”产品即为益朗公司在涉案店铺内出售的产品，且报关单和检验检疫证明之间并无关联性。芬迪公司对证据2认为该组证据均为打印件，未经公证认证，故不予确认。
首创公司提供了：1.芬迪公司对SHP公司及SHP公司对案外人上海通方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方公司)的授权证明。2.通方公司出具的授权益朗公司销售包括“FENDI”产品在内的多个品牌的授权书。益朗公司对上述证据均予认可。芬迪公司认为证据1形成于境外，未经公证认证，授权证明上的印章也非芬迪公司印章，且首创公司未能提供该组证据的原件，故对此不予认定。鉴于证据1真实性不能确认，故对证据2的证明效力也不予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就益朗公司提供的证据1，鉴于编号为XXXXXXXXXXXXXXX的检验检疫证明上的提运单号与报关单上的提运单号一致，能够证明报关单上的货物已办理了入境检验检疫手续的事实，故一审法院对该检验检疫证明及报关单予以确认。其余检验检疫证明与本案无关，一审法院不作认定。一审法院据此确认如下事实：
2015年8月24日，益朗公司向我国海关申报进口由法国出境的货物，并办理了入境货物的检验检疫手续。这批货物中包括“FENDI”品牌的包733个、腰带24条、鞋348双、手镯36个。
就益朗公司提供的证据2及首创公司提供的证据1，这些证据均为复印件或打印件，益朗公司、首创公司也未对这些境外证据办理公证认证手续，故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就首创公司提供的证据2，该证据只能证明通方公司对益朗公司的授权，通方公司的权利来源尚需首创公司进一步补强举证，故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对益朗公司、首创公司欲通过上述证据证明的事实，由一审法院根据其他认定的事实及相关证据予以综合判定。
就益朗公司销售的产品是否有合法来源问题，一审法院认为，益朗公司已提供证据证明，其于2015年6月向经芬迪公司许可销售“FENDI”正牌产品的法国经销商SHP公司支付了货款，随后于同年8月申报入境了来源于法国的“FENDI”产品。而芬迪公司两次至涉案店铺随机购买的产品均为“FENDI”正牌产品。芬迪公司虽然并不确认涉案店铺中销售的全部产品均为“FENDI”正牌产品，但芬迪公司未能举证证明涉案店铺所销售产品为假冒产品。鉴于此，益朗公司提供的证据已达到了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能够证明益朗公司销售的“FENDI”产品系正牌产品的事实。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涉外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规定，知识产权的侵权责任，适用被请求保护地法律。本案芬迪公司主张权利的商标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商标，同时芬迪公司还就其指控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向我国法院请求救济，故我国系本案被请求保护地，本案依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根据芬迪公司、益朗公司、首创公司诉辩称意见及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案争议焦点在于：益朗公司、首创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商标侵权、擅自使用芬迪公司企业名称及虚假宣传。
一、关于商标侵权行为的认定
芬迪公司主张益朗公司、首创公司实施的商标侵权行为体现在涉案店铺的店招、外墙指示牌、折扣信息指示牌、店内装潢、销售票据、购物袋，在首创公司的宣传册、楼层指示牌及微信公众号中使用了“FENDI”商标。对芬迪公司的上述指控，一审法院认为：
1.芬迪公司主张的涉案商铺店招的使用问题。本案芬迪公司商标分为商品商标和服务商标。就商品商标，鉴于涉案店铺销售的系正牌产品，根据商标权用尽原则，对于经芬迪公司许可合法投放市场的商品，益朗公司在购买后无须经过芬迪公司的许可，就可将该带有商标的商品再次出售或以其他方式提供给公众，包括在为此目的进行的广告宣传中使用商标。即益朗公司为了说明自己的商品或服务，可以基于善意的目的合理使用芬迪公司的商标。故就本案益朗公司行为的考量点应当在于益朗公司对“FENDI”标识的使用是否属于商标合理使用的范畴。包括对以下因素的考量：(1)使用行为是否出于善意和合理；(2)使用行为是否必要；(3)使用行为是否会使相关公众产生混淆和误认。一审法院认为，益朗公司销售的系正牌“FENDI”产品，其经营的商铺位于奥特莱斯商场，这种折扣商场的营业面积较大，益朗公司为了向消费者标识其商品的来源，便于消费者寻找到其欲购买的品牌，有必要在店招标明其出售产品的品牌，以明确其出售产品的类别。益朗公司的这种使用方式只是为了向相关公众传递其出售的商品来源于芬迪公司的客观事实，用以指示其提供的商品的真实来源，而非为了让相关公众产生混淆。况且益朗公司还采取了以下措施：在其街区出入口处标明了其公司的中英文标识；在提供消费者的购物袋上显著标明了其公司的英文标识及公司的企业名称、联系方式，购物袋底部明确标注了公司销售的诸多品牌；在本案一审审理中，益朗公司还在涉案店铺的橱窗内放置了广告牌，显著标明了公司的标识。故益朗公司的上述使用方式不会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和误认。益朗公司所售产品系从芬迪公司经销商处合法取得，其在出售上述产品时保持了正牌商品的品质和样态，属于商标合理使用范围，并不侵犯芬迪公司商品商标的注册商标专用权。
关于服务商标，芬迪公司服务商标核定使用在第35类的“为了他人的利益将下列各种产品集中在一起，不包括产品的运输，比如像……眼镜……包类，钱包以及其他的皮革制品……鞋类，帽子……以便顾客能够见到并且购买这些商品”。但本案益朗公司实施的系商品销售行为，即提供的系商品销售服务。《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表》并未将商品销售纳入第35类服务类别中，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关于国际分类第35类是否包括商场、超市服务问题的批复》中更是明确第35类服务的主要目的在于对“商业企业的经营或者管理进行帮助”或者“对工商企业的业务活动或者商业职能的管理进行帮助”。因此，第35类服务的内容是“为他人销售商品(服务)提供建议、策划、宣传、咨询等服务”，并不包括“商品的批发、零售”。实际上，益朗公司在涉案店铺中仅销售其自行购置的“FENDI”品牌产品，并无其他品牌，该销售行为既与一般商场、超市对商品的销售服务不相同且不相类似，又与第35类服务商标所包含的服务不相同且不相类似。在此情况下，其在店招中使用“FENDI”标识的行为仍然是对商品商标的一种使用，完全是为了出售“FENDI”正牌产品的合理需要，其使用方式并未超出合理使用的范畴，并不构成对芬迪公司服务商标的侵犯。
2.芬迪公司主张的其他使用行为。(1)首创公司的宣传册、楼层指示牌中使用的“FENDI”标识，只是为了向相关公众指示销售“FENDI”品牌产品的地理位置，便于有购买需求的相关公众寻找到出售该品牌的店铺。首创公司微信公众号中使用的“FENDI”标识，也是客观介绍其商场内出售产品的品牌。首创公司的上述使用行为是为了帮助益朗公司实现再次销售“FENDI”产品的目的，并无不当之处。(2)涉案店铺的外墙指示牌、折扣信息指示牌、销售票据、购物袋上使用的“FENDI”标识，这是益朗公司为了实现向相关公众告知其出售产品的品牌或告知参与折扣的品牌名称的目的，属于商标合理使用的范畴。(3)涉案店铺店内装潢上使用的“FENDI”标识，益朗公司仅仅是将带有“FENDI”标识的产品包装盒与产品共同陈列在产品陈列架上，并非作为店内装潢使用。这些产品包装盒系“FENDI”正牌产品的一部分，益朗公司再次出售这些产品时，有权为了实现销售目的，在合理范围内使用。况且益朗公司仅在部分产品的陈列架上使用这些包装盒，并未超出合理使用的范围，故上述行为并无不当之处。
综上，一审法院对芬迪公司认为益朗公司、首创公司实施了商标侵权行为的主张不予采纳。
二、关于使用企业名称行为的认定
芬迪公司、益朗公司、首创公司对“FENDI”、“芬迪”能否作为芬迪公司企业名称保护存在分歧。一审法院认为，即便上述标识能作为芬迪公司企业名称保护，涉案店铺销售的系“FENDI”正牌产品，益朗公司、首创公司在店铺、商场等处使用“FENDI”、“芬迪”标识的行为仅仅是为了表明其出售产品的品牌，并不存在擅自使用芬迪公司企业名称的行为。故无论“FENDI”、“芬迪”标识能否作为芬迪公司企业名称予以保护，益朗公司、首创公司对“FENDI”、“芬迪”标识的使用均是对其销售商品商标的合理使用。因此，对芬迪公司主张益朗公司、首创公司擅自使用芬迪公司企业名称的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虚假宣传行为的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首创公司微信公众号的“大牌驾到-
FENDI”文章只是客观介绍了芬迪公司品牌的品牌历史、品牌文化、经典款式，并告知相关公众芬迪品牌即将入驻商场的客观事实，并无误导益朗公司与芬迪公司专卖店之间存在关联关系的相关内容，属于为宣传推广其商场内所售品牌的合理使用范畴，并不构成虚假宣传。
综上，一审法院认为益朗公司、首创公司的行为未侵犯芬迪公司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亦未擅自使用芬迪公司的企业名称，其宣传推广行为也是为了实现其销售“FENDI”品牌而做的推广和宣传，并不构成虚假宣传。芬迪公司系“FENDI”产品的商标权人，法律赋予商标权人禁止他人擅自使用其商标的权利，是为了维护商标权的商誉及防止他人不当使用造成消费者的混淆，但并不赋予商标权人在相关商品或服务上享有绝对的垄断权。因此，商标权人虽然可以阻止他人采用足以使相关公众混淆的方式在相同或类似的商品或者服务上使用相同或近似的标识，但不能阻止他人为了说明商品与服务的真实来源而使用该商标。涉案产品系益朗公司从芬迪公司经销商处大批量购买所得，芬迪公司应当意识到这种批量购买商品的方式，必然是为了实现商品的再次销售。那么芬迪公司就应当对这种再销售过程中使用芬迪公司商标的行为予以容忍，允许其为了实现再次销售对芬迪公司商标的合理使用及以此为目的的宣传和推广。这样才能实现商品价值的最大化，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加快和促进芬迪公司商品的出售和流通，促进其利润的最大化。倘若芬迪公司为了维护其专卖店的利益，则应当通过合同形式约束其生产商和经销商向专卖店以外的客户群体批量出售货物的行为，而不应在完成首次出售行为后，在没有合法依据的情况下，对再出售商品的行为予以限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涉案商品经芬迪公司同意首次投放市场后，对芬迪公司而言，其已从该商品的首次销售中收回了投资、获得了其应得的利润。在商品首次出售后，如果还允许商标权利人在商品的再次销售中，干涉他人合理使用权利人的商标，无疑会阻碍市场的公平竞争，不利于市场秩序的健康发展。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以下简称《商标法》)第四条第二款、第五十七条第一项、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下简称《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三项、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判决：驳回芬迪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芬迪公司负担。
二审庭审中，芬迪公司围绕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2016)沪徐证经字第9522号公证书。2.(2017)沪徐证经字第1738、1739、1740号公证书。3.《奢侈品店铺形象调查报告(昆山)》。4.百度地图截屏。5.上述公证费发票、咨询费发票、公证书附件打印费发票。
益朗公司对上述芬迪公司提供的证据1-5的真实性并无异议，但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且证据1中的照片是在涉案店铺正常保洁时抓拍的，并不能否认一审已经查明的事实。首创公司对上述芬迪公司提供的证据1-5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首创公司认为上述证据照片中的商品展示均属于合理的经营管理行为，并不能得出该些商品展示具有误导公众的主观恶意。
本院对于上述芬迪公司提供的证据1-5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且上述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有关，故本院予以采纳。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2016年12月6日，上海市徐汇公证处出具(2016)沪徐证经字第9522号公证书(以下简称9522号公证书)，该公证书记载了北京万慧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委托代理人易智新、李国曙在公证员的监督下对涉案店铺的外观和周围环境进行了拍照，照片显示：1.在“首创奥特莱斯”的店铺指示牌中，益朗公司经营的相关店铺的标注为：“F1-B04FERRAGAMO”、“F1-B05FENDI”、“F1-B06LOEWE”。2.涉案商铺店招上单独标有“FENDI”标识。3.涉案店铺门口的折扣信息指示牌中标识了“FENDI”字样。4.与(2016)沪徐证经字第3376号公证书中公证取证时所摄的照片比较，9522号公证书照片中，涉案店铺的右侧橱窗内未放置左上侧标有‘/’标识的广告牌。
2017年2月23日，上海市徐汇公证处出具的(2017)沪徐证经字第1738号、第1739号、第1740号公证书(以下简称问卷调查公证书)记载了在2017年2月18日至2017年2月19日期间，上海零点指标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零点公司)工作人员分别在江苏省昆山市东城大道五一○号(东城大道与昆嘉路交汇处)首创奥特莱斯、江苏省昆山市景王路一一六六号东外滩商业街XXX-
XXX号附近、江苏省昆山市前进东路二○五号世贸广场一楼，从来往人群中随机选择愿意接受问卷调查的对象进行现场随机问卷调查，并获得“奢侈品店铺形象调查问卷”的过程。公证员对上述调查行为和过程进行了现场监督，对问卷调查地址等进行了拍照，将获得的42份“奢侈品店铺形象调查问卷”作为公证书的附件予以留存。
2017年2月，零点公司出具《奢侈品店铺形象调查报告(昆山)》，该报告称，本次调查采用随机拦截问卷调查的方式，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抽样方法，旨在了解消费者是否能准确判断昆山首创奥特莱斯商场内“EASTDOMAIN”/“亿东名品”所经营的“FENDI”店铺与“FENDI”品牌方之间的关系。该报告对问卷调查公证书中所附的42份“奢侈品店铺形象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分析后作出如下研究结论：1.在整体42名受访者中，69%的受访者(29名)认为昆山首创奥特莱斯商场内的“FENDI”店铺与品牌方存在关系，如是品牌直营专卖店或是被品牌方授权所开设的店铺；23.8%的受访者(10名)认为昆山首创奥特莱斯商场内的“FENDI”店铺与品牌方没有任何关系；还有7.1%的受访者(3名)则表示说不清昆山首创奥特莱斯商场内的“FENDI”店铺与品牌方之间的关系。2.在整体42名受访者中，66.7%的受访者(28名)表示没有在昆山首创奥特莱斯商场内看到过“EASTDOMAIN”/“亿东名品”的标识；有23.8%的受访者(10名)表示在昆山首创奥特莱斯商场内看到过“EASTDOMAIN”/“亿东名品”的标识；而还有9.5%的受访者(4名)则表示说不清、记不得是否在昆山首创奥特莱斯商场内看到过“EASTDOMAIN”/“亿东名品”的标识。3.在上述第二项中表示在昆山首创奥特莱斯商场内看到过“EASTDOMAIN”/“亿东名品”标识的10名受访者中，有70%的受访者(7名)认为，“EASTDOMAIN”/“亿东名品”与“FENDI”品牌方存在关系；而有20%的受访者(2名)表示说不清“EASTDOMAIN”/“亿东名品”与“FENDI”品牌方之间的关系；仅有10%的的受访者(1名)表示“EASTDOMAIN”/“亿东名品”与“FENDI”品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
芬迪公司提供的证据4显示，上述问卷调查公证书中涉及的三个问卷调查地址，分别位于首创奥特莱斯商场及其周边0.8公里、2.1公里处。
芬迪公司提供的证据5显示，北京万慧达(上海)律师事务所为上述9522号公证书、问卷调查公证书支付公证费37,000元，向零点公司支付咨询费40,280元。二审审理中，芬迪公司向本院确认其证据5显示的芬迪公司在一审判决后为本案支出的合理费用，芬迪公司不在本案中主张，本案中芬迪公司主张的合理费用仅指其在一审中主张的公证费16,500元、翻译费9,121元、产品购买费5,460元、律师费364,603元。
为查明案件相关事实，2017年5月18日，本院会同各方当事人对涉案店铺进行了现场勘验，结果如下：涉案店铺所在区域位于昆山首创奥特莱斯商场中央大道后部，中央大道前后左右均有通往昆山首创奥特莱斯商场其他部分的通道。在中央大道面向涉案店铺所在区域可见，该区域前端二楼廊桥上方以及该区域后端一楼廊桥上方均标注有“/”标识，在该区域左侧F1B04-F1B06门头店招依次标注FERRAGAMO、FENDI、LOEWE，其中在LOEWE、FENDI门头店招的左上方有“/”标识，且上述F1B04-F1B06店铺内部相连通。在该区域右侧F1B21-F1B26门头店招依次标注TOD’S、PAUL&SHARK;、BALLY、BOTTEGAVENETA、DOLCE&GABBANA;、BURBERRY，其中在BALLY、DOLCE&GABBANA;门头店招的左上方有“/”标识，且上述F1B21-F1B25店铺内部相连通。勘验中益朗公司确认涉案店铺门头店招上原仅单独标注FENDI，“/”标识系其在二审庭审后添加。
本案中，各方当事人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在涉案店铺的店招上单独使用“FENDI”标识的行为是否侵害了芬迪公司的涉案商标权，是否构成了对芬迪公司的不正当竞争。
一、关于涉案店铺店招上单独使用“FENDI”标识是否属于基于善意目的的合理使用
本院认为，本院对于一审法院关于“益朗公司经营的涉案店铺内销售的系芬迪公司的正牌商品，因此，益朗公司为了说明自己的商品或服务，可以基于善意的目的合理使用芬迪公司的商标”的观点予以认同，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构成商标合理使用应当符合下列条件：(1)使用行为是善意和合理的，并未将他人商标标识作为自己商品或服务的标识使用；(2)使用行为是必要的，仅是在说明或者描述自己经营商品的必要范围内使用；(3)使用行为不会使相关公众产生任何混淆和误认。因此，涉案店铺的店招上单独使用“FENDI”标识是否属于基于善意目的合理使用芬迪公司的商标，仍应当根据该种具体使用行为实际体现的使用方式是否超过必要限度，以及给予相关消费者的认知等客观事实，予以综合判断。
本案中，首先，店招就是店铺的招牌，主要用来指示店铺的名称和记号。自古以来店招多用于表明店铺的经营者，随着现代商业的不断发展以及特许经营的兴起，亦有特许人许可被特许人在被特许人经营的店铺店招上使用其商标或者字号，以表明该店铺内经营的商品或服务获得了特许人的许可。因此，在店招上使用的商标或字号指示的是店铺的经营者，或者指示了店铺的经营者与商标或者字号权利人之间的授权关系。故在涉案店铺上单独使用“FENDI”标识，其实质仍是指向涉案店铺的经营者是芬迪公司，或者与芬迪公司存在商标或字号许可使用等关联关系。而益朗公司仅是涉案“FENDI”正牌商品的销售者，其与芬迪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包括不存在商标或字号许可使用等关联关系，故益朗公司在涉案店铺店招上单独使用“FENDI”标识的行为尚不属于善意和合理的使用。其次，善意的商标使用行为应当是必要的，其目的仅是在说明或者描述自己经营的商品。而涉案店铺店招上单独使用“FENDI”标识，显然已经超过了说明或者描述自己经营商品的必要范围。再次，本院充分注意到，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中有“在首创公司经营的‘首创奥特莱斯’中单独划分了一块开放的街区用于益朗公司经营。该街区出入口的门廊处显著标有‘/’标识”以及“涉案商铺位于入口处的第一个商铺，店招上标有‘FENDI’标识，店铺右侧的橱窗内放置有一广告牌，广告牌左上侧标有‘/’标识，底部居中标有‘FENDI’标识”的表述，本院在二审审理中进行的现场勘验，也部分反映了一审法院查明的上述事实。而益朗公司、首创公司亦以该些事实用以证明益朗公司表明了其涉案店铺经营者的身份，相关消费者不会造成混淆和误认。但是，本院认为，基于善意目的的合理使用行为应当是相关公众仅根据该使用行为本身就足以作出清晰、合理、正常的判断，而不会产生任何混淆和误认。本案中，针对益朗公司在涉案店铺的店招中单独使用“FENDI”标识的行为，相关公众施以一般注意义务，在普遍情况下均会得出涉案店铺由芬迪公司经营或者经芬迪公司授权经营的认知，而芬迪公司在二审提供的问卷调查公证书中所体现的在整体42名受访者中29名受访者对于涉案店铺系品牌直营专卖店或是被品牌方授权所开设的认知，已足以证明上述观点。更何况即使考虑了益朗公司上述表明其涉案店铺经营者身份的“/”标识等情况，10名看到过上述标识的受访者中仍有7名受访者认为，涉案店铺与“FENDI”品牌方存在品牌直营专卖店、品牌方授权店、加盟店等关联关系。因此，益朗公司在涉案店铺店招上单独使用“FENDI”标识，已经造成相关公众对于涉案店铺由芬迪公司经营或者经芬迪公司授权经营的混淆和误认。益朗公司、首创公司关于益朗公司通过对“/”、“/”标识等的设置、使用，表明了涉案店铺经营者，故益朗公司在涉案店铺门头店招上单独使用“FENDI”标识，不会造成相关消费者混淆和误认的辩称意见，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本院认为在涉案店铺店招上单独使用“FENDI”标识并不属于基于善意目的合理使用。
二、关于益朗公司在涉案店铺店招上单独使用“FENDI”标识是否侵害了芬迪公司涉案商标权
本院认为，《商标法》第五十七条规定，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的；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或者在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均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权行为。
本案中，芬迪公司主张益朗公司在涉案店铺店招上单独使用“FENDI”标识，侵害了芬迪公司对第261718号、第G561438号“/”注册商标，第GXXXXXXX号、第G906325号“FENDI”注册商标享有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其中，第261718号、第G561438号“/”注册商标，第G906325号“FENDI”注册商标分别核定使用的是第18类皮包等，第25类服装等商品。而第GXXXXXXX号“FENDI”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除第18类皮包等，第25类服装等商品外，还包括了第35类企业经营、企业管理等服务类别。对此，本院认为，益朗公司在涉案店铺店招上单独使用“FENDI”标识，指示了涉案店铺由芬迪公司经营或者经芬迪公司授权经营，其指向还是涉案店铺经营者的身份，因此，在涉案店铺店招上单独使用“FENDI”商标的行为，应当认为是在表明企业经营、管理者身份等服务类别上使用“FENDI”标识的行为，考虑到芬迪公司已经在第35类企业经营、企业管理的服务类别中拥有第GXXXXXXX号“FENDI”注册商标，因此，益朗公司的上述在涉案店铺店招上单独使用“FENDI”标识的行为，属于未经第GXXXXXXX号“FENDI”商标注册权人芬迪公司许可，在与第GXXXXXXX号“FENDI”商标核定使用的相同类别即企业经营、企业管理服务类别内使用“FENDI”标识的侵权行为，益朗公司应当就此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
三、关于益朗公司在涉案店铺店招上单独使用“FENDI”标识是否构成对芬迪公司的不正当竞争
本院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规定，经营者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名称或者姓名，引人误认为是他人的商品，属于以不正当手段从事市场交易，损害竞争对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企业登记主管机关依法登记注册的企业名称，以及在中国境内进行商业使用的外国(地区)企业名称，应当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三)项规定的“企业名称”。具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为相关公众所知悉的企业名称中的字号，可以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三)项规定的“企业名称”。本案中，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表明，自2006年3月至2015年5月期间，《人民日报》、《南方都市报》等诸多报刊杂志上均有对芬迪公司“FENDI”、“芬迪”品牌的报道或刊登有相关广告。芬廸上海公司的审计报告证明，该公司2011年、2013年至2015年期间，每年的商品销售收入均在2亿以上。上述事实互相印证，足以证明芬迪公司其外国企业名称(FENDIADELES.R.L.)中的主要部分“FENDI”，经芬迪公司在中国境内长期、单独的使用，已经和芬迪公司形成对应关系，并具有一定的市场知名度、为相关公众所知悉。故“FENDI”作为芬迪公司外国企业名称(FENDIADELES.R.L.)中的“字号”，可以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三项规定的“企业名称”。现益朗公司未经芬迪公司许可，在涉案店铺的店招上单独使用了芬迪公司的字号“FENDI”，并已经致使相关公众产生涉案店铺由芬迪公司经营或者经芬迪公司授权经营，涉案店铺提供的服务由芬迪公司提供或者由芬迪公司授权提供的混淆和误认。综上，益朗公司的上述在涉案店铺店招上单独使用“FENDI”标识的行为，属于擅自使用芬迪公司企业名称，引人误认为是芬迪公司提供服务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益朗公司应当就此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
四、关于首创公司对于益朗公司在涉案店铺店招上单独使用“FENDI”标识，是否构成帮助侵权的问题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九条规定，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与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首创公司作为涉案店铺所在的首创奥特莱斯商场的经营管理者，其明知涉案店铺并非芬迪公司自行经营，益朗公司除了销售“FENDI”商品之外与芬迪公司之间并无其他授权关系。但首创公司对于益朗公司在店招中单独使用表明涉案店铺经营者和涉案店铺服务提供者的“FENDI”标识的行为，不但未予制止，反而在其“昆山首创奥特莱斯”的微信公众号中涵盖了“FENDI”等品牌，并刊登名为“大牌驾到-
FENDI”的文章，还在“首创奥特莱斯”的店铺指示牌中，以“F1-B05FENDI”的方式进行标注。首创公司的上述行为，并未向相关消费者明示益朗公司涉案店铺经营者的身份，亦足以使相关消费者产生涉案店铺系芬迪公司经营或者经芬迪公司授权经营的混淆和误认。且首创公司从未对益朗公司在涉案店铺店招上单独使用“FENDI”标识的行为，有过任何制止。因此，本院认为，首创公司放任益朗公司在涉案店铺店招上单独使用“FENDI”标识的行为，属于为益朗公司上述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行为提供了帮助和便利的帮助侵权行为，首创公司应当就此与益朗公司共同承担侵权民事责任。
五、关于首创公司、益朗公司在本案中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
本院认为，益朗公司在涉案店铺店招上单独使用“FENDI”标识的行为，侵害了芬迪公司对第GXXXXXXX号“FENDI”注册商标享有的专用权，并同时构成对芬迪公司的不正当竞争，故益朗公司应当就此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对于益朗公司在本案中所应承担赔偿芬迪公司经济损失的数额，本院认为，本案中益朗公司在涉案店铺店招上单独使用“FENDI”标识的同一侵权行为既构成商标侵权又构成不正当竞争，属于侵权竞合，因此在确定益朗公司的赔偿数额时，不应重复计算。鉴于本案中芬迪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其因侵权所受损失或益朗公司因侵权所获利益，故本院综合考虑芬迪公司“FENDI”标识的知名度，益朗公司的主观过错，在涉案店铺店招上使用“FENDI”标识这一侵权行为的性质、期间、后果，以及芬迪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为本案所支出费用的合理性等因素，酌情确定益朗公司在本案中所应承担的赔偿数额。首创公司为益朗公司在涉案店铺店招上使用“FENDI”标识的上述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行为提供了帮助和便利，故首创公司应当就益朗公司上述应承担的赔偿数额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但对于在涉案店铺的店招上使用“FENDI”标识的行为是否侵害了芬迪公司涉案商标权，是否构成对芬迪公司不正当竞争的法律适用有所不当，本院依法予以改判，芬迪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其上诉请求的合理部分，本院依法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5民初27968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益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立即停止对上诉人(原审原告)芬迪爱得乐有限公司第GXXXXXXX号“FENDI”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害；
三、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益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立即停止擅自使用上诉人(原审原告)芬迪爱得乐有限公司企业名称“FENDI”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四、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益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首创奥特莱斯(昆山)商业开发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赔偿上诉人(原审原告)芬迪爱得乐有限公司包括合理费用在内的经济损失人民币350,000元；
五、驳回上诉人(原审原告)芬迪爱得乐有限公司其余一审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2018-09-27 18:31:30',0,'web',NULL),(26082580,'19d22749-f731-44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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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97年）》\',Items:[{法条名称:\'第二百六十四条\',法条内容:\' 第二百六十四条
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ly]\'},{法条名称:\'第二百六十四条\',法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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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一十二条
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ly]\'},{法条名称:\'第三百一十二条\',法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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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 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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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七条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ly]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ly]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ly]\'},{法条名称:\'第五十二条\',法条内容:\'
第五十二条 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ly]\'},{法条名称:\'第五十三条\',法条内容:\' 第五十三条
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如果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缴纳确实有困难的，可以酌情减少或者免除。[ly]\'}]},{法规名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Items:[{法条名称:\'第一条\',法条内容:\'
第一条 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ly]
（一）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ly]
犯罪嫌疑人向其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者其他有关负责人员投案的；犯罪嫌疑人因病、伤或者为了减轻犯罪后果，委托他人先代为投案，或者先以信电投案的；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的；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主动投案的；经查实确已准备去投案，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关捕获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ly]
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主动，而是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公安机关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友，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也应当视为自动投案。[ly]
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又逃跑的，不能认定为自首。[ly] （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ly]
犯有数罪的犯罪嫌疑人仅如实供述所犯数罪中部分犯罪的，只对如实供述部分犯罪的行为，认定为自首。[ly]
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除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还应当供述所知的同案犯，主犯则应当供述所知其他同案犯的共同犯罪事实，才能认定为自首。[ly]
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后又翻供的，不能认定为自首；但在一审判决前又能如实供述的，应当认定为自首。 [ly]\'}]}]};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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