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黑0803民初2440号
原告大同市宏佳煤矿机械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大同市城区魏都大道78号富临宝城B座1110室。
法定代表人，耿喜萍，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闫宝臣，内蒙古义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久益环球（佳木斯）采矿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佳木斯市向阳东区解放路218号。
法定代表人AjejandroMartinPittorino，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许旻，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珏，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大同市宏佳煤矿机械销售有限公司与被告久益环球（佳木斯）采矿设备有限公司委托销售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0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闫宝臣、被告委托代理人许旻、李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是煤矿机械销售企业，被告是煤矿采掘机械制造企业，原告为被告选中的产品代理销售商之一，被告授权原告在山西大同地区代理经销被告生产的掘进机及配件，双方每年度签订一次《代理协议》，并由被告出具授权委托书。在2014《销售工作会议材料》中被告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既投资人久益环球国际煤机集团负责人曾代表被告与原告签有《代理协议》及附件材料，双方对原告代理的区域、代理费的结算方式、代理范围以及奖罚政策均有明确约定。有关代理费事宜，原、被告在共同签订的《佳木斯煤矿机械有限公司销售与服务中心代理商协议》中确定：代理商从事佳煤机公司产品及零配件的销售和服务的业务活动。获取订单后，由佳煤机公司直接与客户签订销售合同，实施产权转移，代理商的利润来源于合同实际销售价格与国际煤机集团与代理商商定的指导销售价之间的价格差异，扣除应缴纳的税费。此项利润包括代理商在销售、服务及客户回款等环节上的所做的工作产生的各项费用，由佳煤机集团根据客户的回款比例支付给代理商，代理商出具代理费发票。
被告依据《代理协议》给原告出具了正式授权委托书后，明确原告在山西省销售市场的代理商地位。原告据此在授权区域出资投入人力开展了大量的代理销售业务，除已经履行完毕《买卖合同》并结算完代理费的销售业务外，还促成被告与10家煤矿用户签订了15台掘进机销售合同，另有1台EBZ2**型掘进机已按谈判内容交付买方大同煤矿集团同发东周窑煤业有限公司，但由于被告解除代理关系原因，书面合同一直未签署完毕。被告根据以上买卖合同约定，将16台掘进机均发货到矿交付用户，原告也已通过买方给被告结回部分货款，这些合同履行完毕后，被告应按《代理协议》给原告结算代理费16740291元，但被告仅按回款金额结算代理费2237349元。此前双方经常对账核结代理费，被告公司财务人员通过发邮件或打电话给原告工作人员确认最新的代理费情况，双方对代理费的核算金额均表示无异议。
2014年底由于全国煤炭行业萎靡导致原告销售区域市场份额大幅缩减，收购被告股权的久益环球集团也重新调整了被告的企业规划。2015年1月23日，被告在未与原告沟通的情况下单方解除与原告的代理关系，并通告原告代理区域中所有已达成《买卖合同》的矿方，不再由原告继续代理销售以及与销售有关的结款业务，致使原告无法向买方催收合同尾款，剩余货款只能由被告直接与矿方进行结算，被告也以未有新的回款为由不再向原告支付余下的14502942元代理费。原告于2015年4月29日通过山西省大同市御城公证处向被告邮寄一份《掘进机销售代理费结算函》，正式要求被告给予结算代理费，被告收到该函后没有表示异议，但一直未给原告结算支付这部分代理费，被告企业于2015年10月10日通过工商登记机关由佳木斯煤矿机械有限公司更名为久益环球（佳木斯）采矿设备有限公司。
原告按照与被告之前签订的《佳木斯煤矿机械有限公司销售与服务中心代理商协议》和《代理协议》安排众多的销售业务人员，投入巨额成本开展大量的销售工作，因开展销售业务履行《代理协议》产生人员工资7699949.97元，外聘营销服务团队的佣金12931336元，掘进机运输费用312773.71元，销售用车辆加油费1304658.41元、过路费298895元、保险费157612.88元、车辆维护维修费用466168.21元，差旅费1016593.35元，租赁销售用车发生租赁费1029125.98元，投标费107049元，合计：25324162.51元。
双方虽约定了代理费的支付方式按回款比例支付，但该约定与法律规定相悖，合同法第398条规定：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被告单方终止了代理合同，取消了原告的代理商资格，又拒绝支付原告为完成销售、二次包装运输、售后服务等项工作垫付的费用，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合同法第405条规定：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第410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被告的行为明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为此，原告依法提起诉讼。同时，考虑到解除代理关系已成事实，解除后被告自行催要上述16台掘进机剩余货款需要费用支出，依照公平原则原告仅要求被告按70%标准（16740291元×70%-2237349元=9480854.7元）支付代理费损失。
被告辩称：首先，原、被告之间协议已经到期终止，不存在解除合同问题，原告无权向被告主张代理费。
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协议已经到期终止，且并未续签新的协议。原、被告之间存有两份代理协议。其中一份是原告与被告之间签订的，另一份是原告与久益环球国际煤机集团（以下简称久益环球）签订的。需要说明的是，被告自2013年11月接受来自久益环球的投资，成为该集团公司旗下的全资子公司，而久益环球也于此后根据区域来与销售代理商签订协议并发布针对代理商的《销售工作会议材料（2014）》，其中包括《代理商手册》、《代理费计算办法》、《代理商准入退出管理办法》、《代理商考评办法》、《区域划分管理办法》、《掘进机配件销售管理办法》、《掘进机大修管理办法》，为代理商设置权利义务。因此，原告作为代理商同时受到两份代理协议以及其他相关管理办法的约束。其中，原告与被告之间所签订的《代理商协议》的签署日期是2013年4月9日。该协议第九条约定，本协议之有效期自本协议订立之日至本年度结束，除非本协议按照其规定条款提前结束或经双方订立书面协议而获延长。鉴于双方在2013年底并未订立书面协议延长该协议，因此应认为该协议已经失效。而原告与久益环球之间签订的《代理协议》有效期为2013年11月1日至2014年10月31日，根据该协议第24条第1款，本协议到期或因故终止时，根据本协议授予乙方的所有权利应终止。按照上述两份代理协议的期限约定，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代理合同已经过期，且双方之间，或者原告与久益环球集团公司之间都未再继续签订任何代理协议，即原、被告之间已无合同约束。
原告完全没有尽到代理商的职责，回款表现远远低于其应达到的指标，因此，被告系合法解除其代理商身份。虽然被告曾向原告单方出具了有效期为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的授权书，然而，该授权书并没有以任何一份代理协议为依据，只是单方授权。因此，被告于2015年1月23日取消了原告的代理商资格，只是对单方授权的取消，而不涉及任何合同的解除。在单方授权的情况下，被告作为委托人有权单方取消授权。被告作为代理商，其表现远远低于协议约定的标准。根据已经到期失效的《代理协议》第4条约定，代理商的销售指标为：主机销售7500万元；回款：14900万元；配件销售：600万元。由此可知，原告在2013年11月至2014年10月31日期间的回款指标应为14900万元。然而，根据原告主动提及的《掘进机销售代理费结算确认函》，在此期间，原告仅仅实现了561.95万元回款，远远低于该指标；原告在被告众多代理商的排名中，处于倒数且不及格的地位。根据《代理协议》附件的《代理商考评办法》，被告完全有权利根据原告的表现，取消原告的代理商身份。根据《代理商手册》，久益环球也有权利根据代理商的业绩情况调整代理商的代理区域，直至取消代理权。被告也正是考虑到原告作为其代理商的不合格、不称职，于2015年1月23日取消了单方授权。
其次，原告作为被告的代理商，没有尽到催收货款的义务，导致没有回款，其无权向被告主张任何代理费。
根据原告在《民事起诉状》中提及的《掘进机销售代理费结算确认函》，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的代理费所针对的煤机销售发生在2013年7月到2014年7月期间。而在此期间，原、被告之间尚存在有效的代理协议，其中明确约定，只有当被告获得煤机买受人给付的价款时，原告才有权根据一定比例要求被告支付代理费。比如，按照《代理商协议》第一条第3小条：代理商的利润来源于合同实际销售价格与国际煤机集团与代理商商定的指导销售价之间的价格差异……由佳煤机集团根据客户的回款比例支付给代理商，按照久益环球的《代理费计算办法（佳木斯）》第六条，代理费兑付应按实际回款比例支付。矿方买受人对被告价款的实际支付，是原告获得代理费请求权的前提条件。因此，根据代理协议的明确约定，若无回款，则原告根本没有代理费请求权。
实际上，原告也承认，原、被告代理协议有效期间，被告严格按照合同，依据矿方的回款金额给原告结算了2237349元代理费，双方对代理费核算金额均表示无异议。对于已回款的销售额，被告从未拒绝或拖欠对原告代理费的给付。原告也明确知晓并认可，对于未回款的煤机销售，原告无权要求被告给付代理费。在煤机销售实践中，促成销售合同的订立并非难事，而促成企业实际支付价款才是代理商的工作重点。以回款作为代理费发生的条件，其目的就是为了促使代理商尽到催收货款的义务。然而，原告作为被告代理商期间，未尽到勤勉义务，导致货款拖欠情况极其严重。结果是被告需要额外支出大量费用去自行催收货款，部分货款甚至成了呆账、坏账，根本无法获得。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回款自然没有代理费用，原告根本没有任何法律与事实基础向被告主张代理费。
再次，原告此前曾提出过与本次诉求完全一致的诉讼，后于法庭即将宣判之际撤诉，原告此次再次提出，明显属于滥用诉权。2016年1月4日，本案原告曾经向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针对本案被告，就与本案完全相同的案件事实和所谓的法律依据提出过诉讼。原告在明显处于不利的情况下选择了撤诉。现原告就同一事由再次提起诉讼，明显属于滥用诉权。同时，原告为了混淆视听，主张依据公平原则要求被告按70%的标准向其支付代理费。该70%的公平原则完全是原告单方虚构，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基础。
综上，一方面，被告与原告的代理协议已经到期终止，且被告完全有权取消原告的代理商资格，这也没有给原告造成任何意义上的损失，原告未获得代理费完全是因为其未尽到催款义务之故；另一方面，原告滥用诉权，在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基础的情况下，重新包装此前的诉求并再次提出，属于滥用其诉讼权利。因此，被告在此请求贵院依法裁判，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
诉讼过程中，原告提供了企业营业执照一份、组织机构代码证一份、被告单位企业信息资料一份、《代理商协议》一份、《销售工作会议材料（2014）》一份、授权委托书五份、买卖合同十一份、证明九份、通告二份、公证书及附件一份、会计账册一套及证人刘曼石、党淑瑛的当庭证言各一份、电子邮件三份，意在证明：原、被告之间委托代理关系存续期间，原告垫付大量费用从事销售工作，并且实际促成了被告与买方达成16台掘进的销售合同，其中有7台掘进机在2014年下半年签订合同，在被告取消原告代理权时，付款条件尚未完全成就，原告被迫丧失追讨货款的权利。经庭审质证，被告对会计账册、证人刘曼石、党淑瑛的当庭证言、电子邮件有异议，对其他证据无异议。本院经审查、核实，认为上述证据客观真实，能够相互印证，本院对原告所举证据予以确认。
被告在审理过程中提供了佳木斯煤矿机械有限公司销售与服务中心代理商协议一份、代理协议一份、授权委托书一份、掘进机销售代理费结算确认函一份、代理商考评办法一份、代理商手册一份、代理费计算办法一份、民事起诉状及证据目录、民事裁定书各一份。意在证明：被告解除原告代理权合法，双方之间就代理费有明确约定，被告不应为原告结算未收回货款部分的代理费。原告对上述证据无异议。本院对被告举示的证据予以确认。
根据双方当事人陈述，结合本院采信的证据，本院确认本案事实如下：
原告系从事煤矿机械设备销售的企业，被告系煤矿采掘机械制造企业。被告的前身为佳木斯煤矿机械有限公司，2013年11月，经久益环球国际煤机集团收购，成为了其旗下的全资子公司，于2016年1月变更名称为久益环球（佳木斯）采矿设备有限公司。2012年以来，佳木斯煤矿机械有限公司委托原告在山西省指定的区域内负责销售其生产的掘进机设备，并由原告负责售后服务工作。双方每年签订一次《佳木斯机械有限公司销售与服务中心代理商协议》，并由委托方出具授权委托书，明确代理商销售区域。2013年11月，久益环球收购佳木斯煤矿机械有限公司后，分别与各区域代理商签订协议，并发布针对代理商的《销售工作会议材料（2014）》，其中包括《代理商手册》、《代理费计算办法》、《代理商准入退出管理办法》、《代理商考评办法》、《区域划分管理办法》、《掘进机配件销售管理办法》、《掘进机大修管理办法》，为代理商设置权利义务。2013年11月1日，久益环球集团与原告签订《代理协议》，确认双方之间委托销售合同关系，明确了代理费计算办法为：主机销售价高于出厂价的，分两部分计提，根据不同机型，出厂价部分按销售价的4%-5%计提，EBZ200以下机型按4%，EBZ200以上机型（含EBZ200）按5%，高于出厂价的部分按差额的60%计提。代理费结算按照回款比例支付。双方合同约定，代理费包括销售过程中发生的业务费用、代理商承担的运费、代理商的利润、代理费涉及的各项税费、技术支持及宣传费用五项。同日，被告签发编号：JOY/XS-
JMS-
SQ201408授权书，明确授权市场范围，授权期限自2013年11月1日至2014年10月31日。此后，原告按照约定开展销售业务。2014年1月1日，被告又向原告签发编号：JOY/XS-
JMS-SQ201410-1、JOY/XS-JMS-
SQ201410-2两份授权书，重新确定授权市场范围，授权期限为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2015年1月1日，被告再次签发编号：JOY/XS-
JMS-SQ201510-1授权书，明确授权市场范围，授权期限自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
另查明，自2013年7月至2014年9月，原告共向授权区域内的10家煤矿企业销售各类型号掘进机共计15台，累计销售价款103604950元，实现销售溢价约1600余万元，该销售溢价款系通过原告的销售行为所增加的纯利润。以上15台掘进机均由被告与买方签订了合同，并实际交付货物。销售合同中均约定了掘进机质保期为一年，支付货款的最长期限为质保期满之日。期间，原告收回货款六笔，金额16019500元，被告按照约定代理费计算办法，分六笔支付原告代理费累计2237349元。2015年1月23日，被告书面通知原告取消其代理商授权，并通告原告代理区域中所有已达成《买卖合同》的矿方，不再由原告继续代理销售以及与销售有关的结款业务。原告于2015年4月29日通过山西省大同市御城公证处向被告邮寄一份《掘进机销售代理费结算函》，正式要求被告给予结算代理费，被告收到该函后未予回应。故原告诉讼来院，要求被告按照应提代理费的70%计算，支付完成委托事项所垫付各项费用的损失。
本院认为，双方之间委托销售合同关系事实清楚，并无异议。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是：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是到期终止，还是被告单方解除？如属于被告单方解除合同，是否构成违约，应否承担违约责任？根据本院查证的事实，结合法律规定，本院意见如下：
1、双方合同关系终止的原因。诉讼中，原告认为合同因被告单方解除而导致终止。理由是合同尚在履行期内，被告以书面通知的形式告知解除。被告认为，原告与久益环球国际煤机集团签订的《代理商协议》约定的合同期限自2013年11月1日至2014年10月31日，此后，双方未续签合同，该合同因到期而终止。书面通知取消原告代理权是合法解除原告的代理商身份，不涉及任何合同的解除。本院认为，被告作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其做出的行为具有法律效力。通过庭审调查可知，原、被告之间的代理关系已持续多年，每年被告都给原告出具授权书，以规定原告销售区域。2013年久益环球国际煤机集团收购被告公司后，为了规范管理，代表被告与原告重新签订了《代理商协议》及附件，出具了《销售工作会议材料（2014）》，从内容上看旨在规范代理商的销售工作，并制定销售指标、考核办法，是从整体上对各子公司开展销售代理工作的指导。至于实际的委托销售合同关系，仍然在原、被告之间建立。2015年1月1日，被告明知原告与久益环球国际煤机集团签订的《代理商协议》已经期满，但仍然为其出具授权书，并接受原告的销售行为，足以认定原、被告之间的合同仍在履行，合同内容沿用《销售工作会议材料（2014）》的相关规定。因此，双方之间的合同并未因到期而终止，被告通知原告取消其代理权属单方解除委托关系。
2、被告单方解除委托销售合同关系是否承担赔偿责任。我国《合同法》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本院认为，法律赋予委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的权利，但应以不损害受托人因委托合同可以获取的合法利益为条件。否则，便构成违约行为，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解除委托关系的主要理由是原告回款不利。但从双方履行情况看，掘进机的销售合同由被告与买方签订，合同中约定的质保期均为一年，货款的最长支付期均为质保期届满之日。而原告与被告的授权期限仅为一年。这样，由于两类合同的起止时间的不一致性，必然导致原告将掘进机出售后，只能在下一年度才可结回全部货款。在前期的合作中，被告也存在下一年度结算原告在上一个或几个授权期内所销售掘进机代理费的情形。此乃双方基于对于委托代理关系的稳固性、长期性的共同认可使然。另外，根据被告向原告提供的《应收账款管理办法》可知，被告为了不因催款行为影响客户与被告之间的长期合作关系，对包括原告在内的各代理商催款方式进行了限制，而且设定了严格的审批程序，尤其限定了以法律诉讼手段催要货款，主导着销售货款的催要工作。鉴于以上原因，原告在催款环节并无明显不当。虽然在《代理协议》中确定了年度回款指标，但双方并未将回款情况作为解除合同的条件，按照被告管理要求，需要对各代理商综合考核评分，回款只是其中一项指标，被告未能明确说明对原告的实际考核情况。
被告单方解除原告委托合同，并通知各设备购买方禁止原告继续清收货款，明显属于阻止合同条件成就。《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未成就。原告在合法的授权期限内销售掘进机十余台，完成了销售行为，正处在清收货款阶段，而且已经收回部分货款。此时，被告单方解除原告的代理权并通知买受人，阻止原告完成委托事项，属于不正当阻止条件成就，应当视为条件已经成就。由于被告的行为，导致原告预期利益受损，无法获得约定的代理费，该损失属于原告的直接损失。被告认为，代理费的支付是有约定条件的，即按照原告收回货款的比例支付。本院认为，该代理费结算条款约定的是双方在委托合同履行期间如何确定代理费，不属于合同解除后的结算条款，不适用于合同解除后双方如何结算委托费用或支付报酬。况且该条款体现的内容是代理费结算方式的规定，而不是对结算代理费期限的规定。
综上所述，被告解除委托合同，阻止合同条件成就，导致原告不能通过获取代理费的形式，收回从事委托事项所垫付的各项费用及支付的成本，并获取相应利润，造成了原告经济损失，对此，被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诉讼中，原告提出共有16台掘进机的代理费未支付，但2014年7月销售给大同煤矿集团同发东周窑煤业有限公司的一台EBZ2**型掘进机，并未促成被告与买受方签订购销合同，无法确认该笔销售是否成功，本院对该笔销售行为不予确认。除此之外，原告共销售掘进机15台，按照双方约定的代理费计算办法，依据双方往来的电邮函件，可以确认原告可提代理费15543710元，扣除已经实际支付的代理费剩余13306361元。考虑到原告在委托合同解除前毕竟未能实现全部回款，后续催款工作将由被告完成，原告将省去部分费用，综合考虑原告已完成的工作量以及为被告创造的利润值，本院确认被告按照应提代理费的70%支付原告的实际损失。为了维护公平交易，倡导诚实守信，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第四百零五条、第四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久益环球（佳木斯）采矿设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原告大同市宏佳煤矿机械销售有限公司各项损失9314452.7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8166元由被告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卢铁亮
人民陪审员 韩 晶
人民陪审员 刘 艳
二〇一七年三月八日
书 记 员 周宏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