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
决 定 书
(2018)最高法委赔3号
赔偿请求人：侯同和，男，汉族，原系山西省太原市北城区（现杏花岭区）人民法院审判员，1939年8月25日出生，住太原市杏花岭区。
委托代理人：侯英东，男，汉族，1970年12月17日出生，身份证住址：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
赔偿义务机关：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住所地：太原市晋祠路一段88号。
法定代表人：邱水平，该院院长。
委托代理人：段东升，该院赔偿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刘栋梁，该院赔偿委员会办公室审判员。
侯同和因再审无罪申请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山西高院）国家赔偿一案，不服山西高院2017年12月25日作出的（2017）晋法赔1号决定，向本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本院赔偿委员会依法对本案进行了书面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侯同和要求山西高院赔偿其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249311.07元；身体健康损害赔偿金337851.45元；精神损害赔偿金200万元；工资福利财产损害赔偿金300万元；福利房一套或购房款100万元；以公告形式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启动错案责任追究。
侯同和提出赔偿要求的事实根据和理由：侯同和1992年6月30日因涉嫌受贿罪、贪污罪被刑事拘留，1994年12月29日被刑满释放。2016年8月4日被山西高院作出宣告侯同和无罪的生效裁定。侯同和合法权益被侵害始于1992年6月30日，后经申诉，虽有再审、重审，但合法权益被侵害一直持续，冤案被纠正时间是2016年8月4日。冤案有发生、发展、终结的过程，是一个整体。其合法权益一直被侵害，持续了25年。国家赔偿法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的行为被依法确认为违法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期间不计算在内。赔偿请求人只有得到无罪判决，才可请求国家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发生在2010年12月1日以后，或者发生在2010年12月1日以前、持续至2010年12月1日以后的，适用修正的国家赔偿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目的就是解决立法疏漏和实践中给冤狱赔偿带来的障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示范案例，杨素某、王有某申请辽中县人民检察院刑事违法扣押国家赔偿案显示，王守某在1995年1月1日前被限制人身自由15天。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维持了辽中县检察院赔偿王守某人身自由赔偿金2439.75元和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的决定。综上，侯同和的诉求应该获得支持。
山西高院认为，1、本案不适用《国家赔偿法》。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规定的侵权行为持续问题，判断是否属于侵权行为持续，应着眼于行为本身，即该行为从发生至终止的全过程，而不宜考察后果是否消除及是否得以纠正。侯同和因涉嫌受贿罪、贪污罪于1992年6月30日被刑事拘留，1994年12月29日被刑满释放，其被侵犯人身自由的持续时间为1992年6月30日至1994年12月29日。即其被侵犯人身自由之情形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以前。侯同和认为其刑事案件2016年8月4日才得以纠正，违法侵害持续了25年，应当适用《国家赔偿法》的主张，于法无据。2、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两解释）。适用上述两解释的前提是案件本身适用《国家赔偿法》，即赔偿请求人所述之情形属于《国家赔偿法》调整的范围。本案侯同和的情形不属于《国家赔偿法》溯及的范围，不适用《国家赔偿法》，自然不适用上述两解释。3、侯同和所述案件亦不支持其诉求。侯同和所举杨素某、王有某申请辽中县人民检察院刑事违法扣押国家赔偿案，属于刑事违法扣押案件，本非单纯侵犯人身自由权的案件。杨素某、王有某案侵权行为持续的情形，不同于侯同和案的情形。且杨素某、王有某案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不能作为案件审理的指导。综上，请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依法维持（2017）晋法赔1号决定。
经审理查明：侯同和因涉嫌受贿罪、贪污罪于1992年6月30日被太原市北城区人民检察院刑事拘留，同年7月11日被逮捕。1992年11月15日，太原市人民检察院以侯同和涉嫌受贿罪、贪污罪、诈骗罪向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太原中院）提起公诉。太原中院于1993年6月30日作出（1993）并刑初字第43号刑事判决：“一、被告人侯同和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总和刑期三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二、贪污、受贿的赃款共计7821.29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侯同和上诉后，山西高院于1993年11月2日作出（1993）晋刑二终字第35号刑事裁定：“一、驳回上诉；二、上诉人侯同和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总和刑期三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半（刑期从1992年6月30日起至1994年12月29日止）。”1994年12月29日，侯同和刑满释放。经侯同和申诉，山西高院于2003年4月3日作出（2002）晋监刑再字第4号刑事判决：“撤销太原中院（1993）并刑初字第43号刑事判决和本院（1993）晋刑二终字第35号刑事裁定；对被告人侯同和免于刑事处分。”侯同和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后，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4月17日以（2003）刑监字第137-1号函告山西高院复查。山西高院复查后，于2013年7月4日作出（2009）晋刑监字第81号刑事裁定：“撤销（1993）晋刑二终字第35号刑事裁定、（2002）晋监刑再字第4号刑事判决和（1993）并刑初字第43号刑事判决；发回太原中院重审。”太原中院于2015年2月9日作出（2014）并刑再重字第1号刑事判决：宣告侯同和无罪。同月16日，太原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山西高院受理后，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撤回抗诉。山西高院于2016年8月4日作出（2015）晋刑二终字第124号刑事裁定：“一、准许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撤回抗诉；二、太原中院（2014）并刑再重字第1号刑事判决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上述事实，有太原市人民检察院并检刑起字[1992]第97号起诉书、太原中院（1993）并刑初字第43号刑事判决书、山西高院（1993）晋刑二终字第35号刑事裁定书、（94）狱字第831号释放证明书、山西高院（2002）晋立刑监字第4号再审决定书、山西高院（2002）晋监刑再字第4号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03）刑监字第137-1号函、山西高院（2009）晋刑监字第81号再审决定书、山西高院（2009）晋刑监字第81号刑事裁定书、太原中院（2014）并刑再重字第1号刑事判决书、太原市人民检察院并检公二刑抗（2005）1号刑事抗诉书、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晋检刑撤抗（2015）15号撤回抗诉决定书、山西高院（2015）晋刑二终字第124号刑事裁定书等证据证实。
本院赔偿委员会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国家赔偿法》不溯及既往。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发生在1994年12月31日以前的，依照以前的有关规定处理。本案侯同和1992年6月30日因涉嫌受贿罪、贪污罪被刑事拘留，后被判处刑罚，1994年12月29日被刑满释放。侯同和虽在国家赔偿法实施后被宣告无罪，但因其被拘留、逮捕、判刑、服刑而被错误羁押即人身自由权受到侵犯的时间均在1994年12月31日之前，并未持续到1995年1月1日之后，故不属于现行国家赔偿法调整范围，应依照以前的有关规定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未对溯及力问题作出新的规定，亦不适用于本案情形。侯同和所举案例与本案并不属于同一类型，因而不具有典型参照意义。综上，侯同和所提赔偿理由不能成立，山西高院答辩理由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溯及力和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案范围问题的批复》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决定如下：
驳回侯同和的国家赔偿申请。
本决定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决定。
二〇一八年三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