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渝0151民初2873号
原告：胡天河,男,1944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铜梁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登胜，重庆龙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何明忠,男,1953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铜梁区。
被告：李兴伟,女,1955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铜梁区。
二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赖兴举，重庆渝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胡天河诉被告何明忠、李兴伟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6月22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谭小东独任审理，并于2016年8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胡天河及其委托代理人袁登胜，被告何明忠、李兴伟的委托代理人赖兴举到庭参加了诉讼。审理中，双方当事人申请2016年8月5日至2016年10月31日进行和解，但未能达成和解协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胡天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坐落于重庆市铜梁区蒲吕街道办事处正街第x幢第x层x号门面（证号为房权证xxx字第x**号）属于原告所有；2、被告配合原告办理过户登记，并承担相关税费，同时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15000元；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2008年8月24日原告与原铜梁县蒲吕镇人民政府、铜梁建筑工程公司第五处何明忠取得了铜梁县蒲吕镇B片区旧城改造工程房屋拆迁安置补偿还房方案，并约定了相关的权利义务。2003年初，三方因交付房屋问题发生纠纷，你院判决铜梁县蒲吕镇正街新建工程底层临街（xx街）第x号营业用房交付原告胡天河，随后，该房屋已实际交付原告使用至今，但作为承建方的被告何明忠在办理该房屋产权登记时将房屋产权登记在了他自己的名下，造成该房屋的实际产权人和产权登记不一致。
何明忠、李伟辩称，何明忠不是适格的主体，也不是拆迁人，与原告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关系，房屋的实际开发单位是重庆市铜梁县建筑工程公司和铜梁县东余工程有限公司，何明忠只是该工程的负责人，房屋登记在被告名下，是重庆市铜梁县建筑工程公司和铜梁县东余工程有限公司的行为，是合法有效的。原告应按照拆迁安置协议向铜梁县蒲吕镇政府要求办证。
经审理查明，原铜梁县蒲吕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蒲吕镇政府）于2000年7月7日，经批准作为房屋拆迁人对蒲吕镇正街片区实施统一拆迁，并领取了房屋拆迁许可证。
2000年6月19日和2000年6月23日，蒲吕镇政府（甲方）与重庆市铜梁县建筑工程公司（乙方）签订《蒲吕镇旧城镇改造综合开发项目合同》和《蒲吕镇旧城改造综合开发合同补充协议》，其中，乙方代表落款处由何明忠签字。
2000年8月24日，蒲吕镇政府（甲方）与胡天河（乙方）签订《铜梁县蒲吕镇B片区旧城改造工程房屋拆迁安置补偿还房方案》并就还房及补偿作出了约定，该房系临街营业门面，双方对安置还房约定，平街层营业门面就近还房，建筑面积约为37.39平方米，实际应该还房的建筑面积23.84平方米，按建筑安装工程造价每平方米700元结算，超过应还营业门面建筑面积为13.55平方米，按市场价格每平方米1200元结算。合计胡天河应支付蒲吕镇政府还房款32948元。非住宅还房补差价款在签订本协议后，于甲方放线动工时乙方向甲方缴纳60%的定金（含旧房补偿费用在内），主体完工后付30%，两证到手再付10%。何明忠作为丙方重庆市铜梁县建筑工程公司的代表签字。
合同签订后，胡天河于2001年4月26日向蒲吕镇政府支付现金20000元，蒲吕镇政府出具收据，备注栏注明“该户是一次性交的90%......”，加上按照合同约定以补偿款抵缴的还房款，胡天河实际向蒲吕镇政府交付还房款29511.60元。该工程于2001年8月30日竣工，经验收为合格工程。该争议房屋经重庆市土地房屋勘测院测量后实际面积为41.80平方米。之后双方因缴付超面积还房款的问题上没能达成一致协议，蒲吕镇政府拒绝交付约定的房屋，胡天河起诉来院。本院于2003年3月3日作出（2003）铜法民初字第29号判决书，判决蒲吕镇政府在判决生效后5日内交付坐落于蒲吕镇正街新建工程中底层临街（xx街）第x号营业门面房给胡天河。之后胡天河实际使用该门面房至今，但是未取得该门面房的房地产权证书。2002年7月4日重庆市土地房屋勘测院铜梁县房产测量所出具房屋面积汇总表，将原合同约定的房屋号确定为第x幢第x层x号，销售面积41.80平方米（套内面积为38.3918平方米，分摊面积为3.4036平方米）。2002年10月28日，何明忠、李兴伟申请对该房屋进行产权登记，2002年12月20日领取了将该门面房的房屋所有权证，证号为房权证xxx字第xx**号，产权证房屋所有权人栏登记为何明忠、李兴伟，坐落为铜梁县蒲吕镇正街，房屋状况为x幢x层，面积41.80平方米，用途为商业。因房屋的产权一直未过户到胡天河名下，胡天河起诉来院。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争议房屋的权属是谁，是否应当在民事案件中解决物权登记的变更。
首先应当对物权的登记性质进行阐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六条规定“不动产登记薄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薄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薄却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薄为准。从物权法对登记的性质看，不动产登记是不动产物权的公示方式，是当事人不动产物权发生变动的意思表示推定的结果，不能把物权登记理解为国家对不动产物权关系进行的干预，解释为行政权力对不动产物权的授权或确认。同时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规定，不动产登记的机构在性质上是国家行政机关，就其履行不动产登记的法定职责及所遵循的程序而言，不动产登记又具有行政行为的特点。不动产登记的复合性导致由此引发的诉讼就应当根据诉讼标的而区分民事或者行政诉讼。涉及不动产登记民事诉讼的诉讼标的应当是针对不动产物权的归属或原因行为（基础法律关系）。涉及不动产登记行政诉讼的诉讼标的针对的是登记行为本身-
即登记行为的合法性。本案涉及的不动产物权的归属或原因行为。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的规定，应当从民事诉讼的角度加以解决。胡天河系拆迁户，其房屋的取得是因为铜梁县蒲吕镇的旧城改造房屋拆迁安置而来，其根据《铜梁县蒲吕镇B片区旧城改造工程房屋拆迁安置补偿还房方案》取得的还建的房屋就自然成为了胡天河本人物权归属的原因，这一基础法律关系构成了本案民事诉讼前提。胡天河请求确认坐落于重庆市铜梁区蒲吕街道办事处x街第x幢第x层x号门面（证号为房权证xxx字第x**号）属于原告所有，本院予以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六条规定了“不动产登记薄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意味着不动产登记薄上记载的权利人一般会被推定为不动产物权的享有者，但同时，该法第十七条所规定的不动产登记薄确有错误、不动产登记薄记载的事项错误的情形。说明法律一方面认可了不动产登记薄在确认物权归属和内容方面具有极高的证明力，另一方面也规定了“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薄却有错误外”就是承认现实中确实存在不动产登记薄记载的物权权属和内容与真实的情况不一致的情形，不能赋予不动产登记薄绝对的证明力，对登记错误的，有证据证明的。在民事诉讼中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对于证据规则及证明责任的规定，来综合认定不动产物权的归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薄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应予支持。本案胡天河已经举证证明了争议房屋的实际物权享有者是其本人，何明忠、李兴伟通过申请将该争议房屋的物权登记在二者名下，就理当得到纠正。何明忠、李兴伟系申请登记的行为人，应当协助胡天河对争议房屋进行过户。胡天河请求何明忠、李兴伟配合原告办理过户登记的请求本院予以支持。何明忠辩称不是拆迁人、不是适格的主体，与原告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关系，只是建立在房屋拆迁所涉及的相关的法律关系中，对本案房屋的实际物权和物权登记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其辩称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办理物权证书的相关税费及损失问题。因相关税费尚未产生，胡天河请求何明忠、李兴伟承担相关税费的事实尚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同时，胡天河请求何明忠、李兴伟赔偿原告的经济损失15000元，未向本院提供证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坐落于重庆市铜梁区蒲吕街道办事处x街第x幢第x层x号门面（证号为房权证xxx字第x**号）归原告胡天河所有；
二、被告何明忠、李兴伟协助原告胡天河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办理过户登记；
三、驳回原告胡天河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缴纳40元，由被告何明忠、李兴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当事人在法定上诉期内均未提出上诉或仅有一方上诉后又撤回的，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应自觉履行判决的全部义务。一方不履行的，自本判决内容生效后，权利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期限为二年，该期限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
审判员 谭小东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五日
书记员 叶 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