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辽01民终95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汉营，男，住康平县康平镇。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晶涛，系辽宁伟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利国，男，住辽宁省康平县康平镇。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康平县播种机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康平县康平镇。
法定代表人：高东辉，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菲，系辽宁华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安奇慧，系辽宁华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魏国华，男，住康平县康平镇。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亚军，系辽宁兴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朱汉营因与被上诉人康平县播种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播种机公司）、魏国华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康平县人民法院（2016）辽0123民初9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汉营上诉请求：撤销康平县人民法院（2016）辽0123民初956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上诉人在被上诉人播种机公司具有0.974%的股份。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播种机公司的资产均为辽宁省康平播种机厂（以下简称播种机厂）的资产。播种机厂在1998年5月份企业改制前，是一家地方国营企业，有在职职工218名，离退休职工147人。1998年5月，根据沈阳市沈政发(1997)15号文件、政策予以改制。首先对该企业的全部资产(包括辽宁省康平播种机厂和下设的播种机公司、康平县机械厂)进行了评估。评估结果为企业的净资产82.3万元，在康平县委1997年19号、20号和康平县政府1997年42号文件的政策精神指导下，康平县农机管理总站(国有资产所有方)制定了产权出售方案，按文件规定产权出售方应负责为被出售企业的职工按每人每年工龄320元的标准发放安置费，并明确规定以“企业整体定向出售给原企业全体职工的形式”出售(康产改发[1998]23号文件)。农机总站在没有给付全体职工三百余万元安置费的情况下，将其所属的播种机厂净资产82．3万元转让给了原企业的全体职工，并承担了400万元债务。至此，康平县农机总站与改制后形的播种机公司在资产上完全交割清楚。上诉人朱汉营与被上诉人魏国华同为原播种机厂职工，一同参加了改制，在改制时没有领取安置费，并做为原企业全体职工中的一员，共同委托魏国华代表全体职工签字受让了原播种机厂的净资产82．3万元。从而形成了改制后的播种机公司，以资产负债的形式继续生产经营。此后在公司运营过程中，作为法人代表的魏国华在没有购买企业的全体职工同意的情况下，于1999年突击搞了小范围的“入股”行为，以此顶替改制时购买了播种机厂净资产82．3万元的全体职工，从而霸占了播种机公司。另外，据工商登记档案中记载：播种机公司成立于1996年4月，经济性质为全民所有制。该公司的发起人为播种机厂和康平县机械厂二个企业法人，且二企业法人均为全民所有制企业。该公司注册资本为50万元，其中播种机厂20万元，康平县机械厂(为播种机厂投资设立)30万元。该公司使用的房屋8000平方米，由播种机厂无偿提供。2007年5月28日，通过股东会议的形式，将原播种机厂在播种机公司持有的20万股权转让给魏来、王文祥、刘双、吴井阳、刘松岩、周新华、王树山、张贵春、金世昌九名自然人。2007年6月1日，康平县产权交易所证明，原播种机厂的资产经产权交易所交易，其中含投资到播种机公司的20万元。2007年6月4日，该公司在工商行政部门完成股东变更，将原股东康平播种机厂减去，增加了九名自然人股东。2014年8月20日，通过一系列的增减资本，最终完成将康平县机械厂从企业股东中减去的目的，实现自然人投资或控股。魏国华利用该公司在工商局注册内容，几次使用虚假凭据，肆意更改股东登记，最后形成自然人投资控股。上诉人不明白的是，县委、县政府1997年3个文件是不是指导改革的政策依据，产权交易是否完成，改制后的企业到底是民营还是国营?一审法院轻描淡写，没有查明任何事实。2.是谁购买了播种机厂的净资产(82.3万元)，或者说谁有资格购买播种机厂的净资产的问题。1998年6月，康平县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以康产改发[1998]23号文件形式，批复同意康平县农机管理总站对播种机厂有效产权以“企业整体定向出售给原企业全体职工的形式”出售。故只有播种机厂的全体职工有权利、有资格购买播种机厂的净资产。1998年6月1日，播种机厂全体职工“授权魏国华同志全权办理购买企业产权”的《委托书》，从标题上即已明确是全体职工授权，魏国华代表的是播种机厂的全体职工。一审法院认定“魏国华代表辽宁省康平播种机厂与康平县农机管理总站签订《产权交易合同书》一份”是一个逻辑错误，自己总不能再把自己买回来吧，这样的产权交易就失去意义了。因此，有资格购买播种机厂的净资产的只能是播种机厂全体职工。2.关于购买企业净资产82．3万元是谁出资的问题。一审法院认定，“此后，播种机厂的47名职工现金出资共计301，000元，并以播种机厂名义贷款1400，000元购买了播种机厂的净资产823，000元，朱汉营并不在上述出资的47名职工之列。”一审法院这样认定的后果就是，一旦该文书生效，就从事实上肯定了47名职工购买了播种机厂净资产，因为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事实是不用举证的。但是一审法院如此认定，毫无根据。购买播种机厂的产权交易完成的时间为1998年6月24日，康平县产权交易所该日出具的收据上显示的交款人为播种机厂，是全体职工，而不是47名职工。“辽宁省康平播种机厂的47名职工现金出资共计301，000元”的时间是1999年6月份，时间相差一年之久，而且该款项是播种机公司入股股金，而不是购买播种机厂产权款。至于1400，000元贷款，更是无稽之谈，一审法庭审理中，播种机公司连证据都没有出示，仅凭空口一说，一审法院就直接认定了。1998年9月1日，康平县农机管理总站为购买播种机厂企业职工承担债务的《承债协议书》表明，播种机厂以净资产83万元出售给原企业全体职工，对下岗职工的安置根据沈阳市沈政发(1997)15号文件的有关规定，按工龄每人每年320元计算，我厂下岗职工218人，安置费为1,186，679元……企业出售的83万元净资产难以支付下岗职工、离退休职工安置费和偿还银行贷款。因此，经康平县农机管理总站与播种机厂协商，银行贷款和安置费不足部分由购买企业产权的职工出资一部分，另由康平县农机管理总站承担400万元。康平县农机管理总站是企业出售所得不足以支付下岗职工、离退休职工安置费的情况下，承担的这400万元债务，这400万元，绝不是向47名职工承担的。同时，该协议表明，播种机厂改制时，实行全员买断，出售方应向218名职工支付安置费共l，186，679元。《康平县农机总站关于播种机厂产权出售方案》第四条企业职工安置办法中规定，全体职工买断康平播种机厂企业产权后组建‘康平播种机股份合作公司’，吸收职工自愿入股。不愿意购买企业产权者一次性发给职工安置费。安置费发放标准根据沈阳市职工安置标准每年每人按320元计算，低限10年，高限30年，从出售收入中支付职工的买断工龄安置费……”这表明，应从82．3万元出售收入中支付职工的买断工龄安置费。事实是：上诉人作为218名下岗买断工龄职工的之一，没有发给职工安置费，即是以默示的方式表示愿意购买企业产权。因为产权出售方案中明确“不愿意购买企业产权者一次性发给职工安置费”，既然上诉人没有明确表示不愿意购买企业产权，也没有领取到发给职工的安置费，就表示上诉人愿意购买，出资数额为应当支付给上诉人的买断工龄安置费。所以，购买企业净资产82.3万元中有上诉人用买断工龄安置费的出资。3.关于劳动关系。播种机厂转制后，上诉人到播种机公司上班，但此时上诉人具有双重身份，既是资产的所有者，也是劳动者。2003年，第三人魏国华担任播种机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出于骗取国家政策资金，同时也为将原播种机厂职工从公司赶走，霸占原播种机厂资产的目的，又用已经改制的企业播种机厂名义与上诉人以企业并轨为由解除劳动合同。而包括上诉人在内的这些原播种机厂买断工龄职工手中的终止劳务合同通知书(个人留存)载明终止劳动合同的原因是，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发生严重困难。一审法院认定“2004年，辽宁省康平播种机厂向原告发放一次性经济补偿金共计10833元。”是不准确的。事实是：魏国华利用已改制，但营业执照尚未注销的播种机厂的名义再次骗取了政府并轨国有企业的经济补偿金，对国家来说被套取了百万元的资金，对职工个人来讲，就是被魏国华强行驱离了公司，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上诉人认为，播种机厂在1998年转制时，实行全员买断。2003年企业并轨时，播种机厂已经不是国有企业。根据《沈阳市2003年并轨工作实施方案》沈社办发[2003]12号的规定，实施并轨的企业必须是国有企业。已关闭破产的原国有企业、己改制为非国有的企业、非国有控股企业及集体企业等不在并轨范围内。魏国华钻政策的空子，骗取市财政经济补偿金百余万元，虽然按每人每年工龄250元的标准把补偿金发到个人，但却为藏匿1998年改制时的安置费做了挡箭牌，历史的丑行当成了今天的荣誉，还得到了法庭认可。上诉人认为，无论是买断的每年给320元，还是并轨的每年给250元，这些资金都是由国家出的。因此，这里面涉嫌刑事犯罪，故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中发现刑事犯罪应当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一审院认定康平县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的康产改发[1998]23号文件，及康平农机总站关于播种机厂产权出售方案、产权交易合同及康平县产权交易所的收据等材料，这此证据材料能够证明播种机厂的全体职工，才有资格购买原企业净资产。上诉人以自己应得的买断工龄安置费购买了企业净资产，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诉讼请求，是错误的。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并将涉嫌违法犯罪的案件移送司法机关。
播种机公司辩称,一、上诉人认为播种机厂以82.3万元转让给原企业全体职工及发放员工安置费用存在重大误解。播种机厂净资产82.3万元并非为原企业全体职工所有，上诉状中内容与事实情况不相符。根据沈阳市人民政府文件《关于出售中小型企业产权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沈政发[1997]15号），其中职工安置问题第（二）项，被出售企业职工由出售方妥善安置的，安置费不发给个人，工龄连续计算，并按有关规定重新签订劳动合同。播种机厂企业转制时，实行《康平农机总站关于播种机厂的产权出售方案》等文件，播种机厂企业总资产为1112万元，其中负债1029.7万元，净资产82.3万元。文件确定企业转制采取“企业整体定向出售给原企业全体职工的形式”，由全体职工买断播种机厂企业产权组建股份合作公司，但有明确规定吸取职工自愿入股，对不愿购买企业产权，也不愿留在股份合作公司继续工作的职工，按照政策一次性发放安置费每人每年320元（实际不再继续工作、一次性领取安置费用为杨权等27人）。对于继续留在转制后的公司工作的职工，安置费不发放到个人，而是用以为继续工作的职工缴纳养老保险。上诉人在企业转制后继续留在企业工作，播种机公司依照法律规定安置费用没有直接发放给上诉人，而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根据原审证据目录第三项《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和《下岗职工失业保险并轨就业认定表》，上诉人于2003年5月30日才与企业解除劳动合同，表明在此之前上诉人与播种机公司已签订了劳动合同，存在合法劳动关系。根据原审目录第四项《企业并轨领取经济补偿金统计表》，上诉人在与企业解除劳动合同时，也已经按规定领取了相应的补偿金。上诉人认为农机总站应当“给付全体职工三百余万元安置费”、“将其所属的辽宁省康平播种机从净资产82.3万元转让给原企业全体职工并承担了400万元债务”，该说法为上诉人在不了解完整事实情况的基础上凭空猜测，与真实情况不相符，且无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二、上诉人对转制后的企业类型存在重大误解。转制后的播种机公司其性质为自然人投资控股，并非全民所有制企业。播种机厂的企业转制、股权变更均是在沈阳市人民政府文件《关于出售中小型企业产权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沈政发[1997]15号）文件指导下，并依据《康平农机总站关于播种机产权出售方案》等相关文件，通过合法途径合法手续进行，并已在工商部门登记备案。上诉人称转制后的企业“产权交易是否完成”、“到底是民营还是国营”等，属于对企业基本情况没有清晰认识，便推断企业转制时企业法定代表人魏国华“利用工商局注册内容，几次使用虚假凭据，肆意更改股东登记，最后形成自然人投资控股”，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三、播种机公司股东是通过另行缴纳入股资金获得股东权利，上诉人并未缴纳股东入股资金，不应享有股东权利。根据《康平农机总站关于播种机产权出售方案》中明确了企业职工安置办法，规定了职工自愿入股股金按职务级别分类，如各级别全部职工自愿入股，则合计股金为136.8万元，对于不足额部分由董事长和董事会集体贷款解决，保证离退休职工按时足额发放离退休费。（另根据《关于“购买辽宁省康平播种机厂”的申请报告》、《关于“购买辽宁省康平县播种机厂”的方案》等文件显示入股股东实际为47人，合计缴纳入股股金为30.1万元，有专用收款凭证为证,后有部分退股，实际入股39人）。由于职工入股股金不足以支付购买全部产权，播种机厂以设备抵押向银行贷款140万元，由47位股东偿还。根据播种机厂厂工会委员会出具的《委托书》，全体职工授权委托魏国华办理购买企业产权的全部事宜，1998年6月13日魏国华代表职工与康平县农机管理总站签订《产权交易合同书》，以82.3万元购买辽宁省康平播种机厂净资产，双方签字盖章，并有康平县产权交易所盖章，该合同合法有效。职工入股股金及设备抵押贷款款项除用于交付康平产权交易所的82.3万元，剩余资金87.8万元用于解决原职工安置费、缴纳重新签订劳动合同的职工养老保险和为离退休职工发放离退休费。根据原审补充证据目录第一项《康平县农机管理总站出具的<情况说明>》,贷款金额140万元由47名股东负责偿还，现贷款已全部偿还给银行。根据文件规定，职工继续留在原企业工作与否或是否发放安置费用，都应当另行缴纳入股资金获得股东权利，上诉人在企业转制过程中及转制后并未另行缴纳任何出资，并且2003年企业并轨时上诉人与播种机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其获得经济补偿金8750元和2083元也并未用于入股公司的股金，上诉人始终作为一般员工继续在转制后的公司中工作，不应当享有该播种机公司的股东权利。综上所述，企业转制时安置费用根据政府文件规定不予发放给个人，用以缴纳养老保险而非默认入股公司，播种机公司股东均通过另行缴纳入股资金的方式入股，上诉人未缴纳入股资金，不享有股东权利。请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以维护被上诉人的合法权利。
魏国华辩称：一、上诉人在上诉状中说“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真正的事实在一审判决中叙述得很清楚，上诉人强词夺理举不出充分可靠的事实来支持自己所提的主张要求，在一审时举出几个文件还和本案毫无关联性。在该纠纷刚发生时（未起诉之前）上诉人等数十人先后上访到县信访局，县纪检委、县公安局经侦科，上述几个单位分别派员进行了调查，经调查之后均认为没有任何问题，没支持上诉人的要求。上诉人因此又起诉，现在又提起上诉。被上诉人认为该该案一审判决公平公正，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上诉人在上诉状中不是充分地讲事实摆道理，而是用一些过激语言攻击魏国华。在上诉状中提出“此后在公司经营过程中，作为法人代表的魏国华在没有购买企业的全体职工同意的情况下，于1999年突击搞了小范围的’入股’行为，以此顶替改制时购买了播种机厂净资产82.3万元的全体职工。从而霸占了播种机公司。”对于上述这段无中生有的带有指责意味的言辞，不想过多的争辩，当时播种机厂在改制运营过程中，有主管局负责人及具有关领导参加指导，不是魏国华私人暗箱操作的，是按照国务院省市县有关文件规定操作的，播种机厂的改制别说全厂职工都知情，就连康平县的老百姓都关注，怎么发生说在没有购买企业的全体职工同意的情况下，突击搞了小范围的“入股”行为，还用上了从而霸占了播种机公司。事实是当时播种机厂号召大家入股的公告通知在厂大门口贴有一个星期，最后就有47名职工自愿入股，有的没入股的职工背后还说风凉话，说入股这些人傻瓜，拿钱打水漂，背后幸灾乐祸，等到这次入股这些职工开始分红利，这些人开始无理上访，起诉也想得到分红。我们再反过来说，如果这些入股和职工不是分红利，而是亏损了，每个人都要承担亏损份额。假设说是五万元，然后找你们这些没入股的（包括上诉人）也共同承担五万元，上诉人能同意吗？你肯定不同意，这一正一反不是一个道理吗？上诉人在上诉状中还指责被上诉人魏国华“利用该公司在工商局注册内容，几次使用虚假凭据，肆意更改股东登记，最后形成自然人投资控股。”还说什么“上诉人不明白的是，县委、县政府1997年3个文件是不是指导改革和政策依据，产权交易是否完成，改制后的企业到底是民营还是国营，一审法院轻描淡写，没有查明任何事实。”对于上诉人的上述这段话，答辩人认为说的一点意义都没有和本案毫不相干，指责一审法院轻描淡写没查明事实，这是毫无根据和指责。上诉人没举出充分可信的证据，也没有拿出任何对其有利的事实。该案事实上并不复杂，其核心问题就是这82.3万元净资产是属于谁的钱，谁有权享用或是支配这82.3万元。一审法院经过两次开庭已查明，这个82.3万元净资产是国有资产，应属于国家所有，不属于全厂职工的。上诉人在思想认识上有个误区，就是认为这82.3万元是归全厂职工的，每个人都有份，应平均分这82.3万元，所以他才主张0.974%的股份（他们还称其为自然股）。播种机厂的职工入股那47名职工，用其入股的股金加之又贷的款已经把这82.3万元上缴给了国有资产管理局，他们也没享有这82.3万元的一分钱。就等于任何人也没享用这82.3万元净资产。如果上诉人真的是硬要82.3万元必须有他一份，也就是0.974%，就应该去找国资局要，被上诉人都没有得到，拿什么给你，你的入股权利从何而来。上诉人称“康平县人民法院认定魏国华代表辽宁省康平县播种机厂与康平县农机管理总站签订《产权交易合同书》一份，是一个逻辑错误，自己总不能再把自己买回来吧，这样的产权交易就失去意义了。”，被上诉人认为魏国华和农机总站怎么签订合同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在上诉状中诉称“关于购买企业净资产82.3万元是谁出资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是很清楚了，是47个入股的职工出资加上贷款把82.3万元净资产上缴给了国有资产局，47名职工也没占用这82.3万元的净资产。综上所述，上诉人讲的所谓事实和理由，根本没讲清他要求0.974%股份有什么根据，怎么才能认定82.3万元净资产是属于全体职工每人都有份额的，讲的都是改制过程中的问题等等，改制中操作方面有什么问题和上诉人的诉求没有任何关系，上诉人不但达不到目的，反而浪费司法资源，并应承担败诉责任。
朱汉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原告在被告公司拥有0.974%的股份；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播种机公司成立于1996年4月，原股东为播种机厂及康平县机械厂。播种机厂的企业性质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原告朱汉营为播种机厂的职工。第三人魏国华为播种机厂、康平县机械厂及被告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1998年5月23日，播种机厂职工代表大会形成了关于“讨论决定本企业定向出售给原企业全体职工”的会议决议，会议一致同意采取康政发（1997）42号文件中《康平县出售国有、集体企业产权暂行办法》第二章第六条出售企业产权的主要形式中的第三种出售企业产权形式，即企业整体定向出售给原企业全体职工形式。1998年5月25日，播种机厂向康平县农机管理总站提出“出售辽宁省康平播种机厂产权”的申请报告。1998年5月30日，康平县农机管理总站制定了《康平农机总站关于播种机厂产权出售方案》。1998年6月31日，康平县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以康产改发[1998]23号文件对《康平农机总站关于播种机厂产权出售方案》进行了批复，批复同意康平县农机管理总站对播种机厂有效产权以“企业整体定向出售给原企业全体职工的形式”出售并在第3条中规定：企业出售给职工后，必须按股份合作制企业组建程序组建股份合作制企业。1998年6月1日,播种机厂、播种机厂工会委员会、康平县农机系统工会委员会出具了授权魏国华同志全权办理购买企业产权的《委托书》。1998年6月13日，魏国华代表播种机厂与康平县农机管理总站签订《产权交易合同书》一份，双方约定甲方（康平县农机管理总站）将其拥有的产权以823,000元转让给乙方（播种机厂），支付方式为转账支付。此后，播种机厂的47名职工现金出资共计301,000元，并以播种机厂的名义贷款1,400,000元购买了播种机厂的净资产823,000元，原告朱汉营并不在上述出资的47名职工之列。1998年6月24日，上述出资的47名职工以播种机厂作为付款单位向康平县产权交易所缴纳了购买播种机厂净资产的823,000元。此后,辽宁省康平播种机厂未注销,亦未成立新的股份合作制企业。1999年，上述出资的47名职工中有部分职工退股，被告播种机公司向剩余39人陆续开具了股金的专用收款收据，共计274,000元。1998年11月，包括原告在内的218名职工与播种机厂签订了《解除劳动合同一次性发放安置费安置协议》，但实际上仅有27名职工与播种机厂解除了的劳动关系并领取安置费。原告未领取安置费，也未与播种机厂解除劳动关系。播种机厂改制后，原告到被告公司工作，由被告公司为原告开资及交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2003年，播种机厂为原告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一份，载明：“朱汉营同志：因企业并轨，自2003年5月30日起解除劳动合同。”2003年6月，播种机厂为原告出具《下岗职工向失业保险并轨就业认定表》一份。2004年，播种机厂向原告发放一次性经济补偿金共计10,833元。
一审法院认为：公司股东是指依法向公司履行出资义务或已经受让或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等。本案中，原告并未向被告公司履行出资义务，也未受让播种机厂在被告公司的股份，故原告主张其是被告公司股东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关于原告诉称的1998年播种机厂转制时，应对全体职工发放安置费，原告用应得的安置费购买了播种机厂的净资产而成为转制后企业的股东的问题。被告与第三人一致陈述播种机厂改制后，原告属于不愿意离职也不愿意购买企业产权者，而是留任并与企业签订了劳动合同，企业给原告交保险，故不应向原告发放安置费。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是否应领取安置费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且原告是否应领取安置费并不影响原告是否成为被告公司股东，投资入股成为企业股东需有明确的意思表示及行为，故对原告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朱汉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朱汉营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朱汉营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播种机公司的工商档案资料予以证明，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播种机公司和魏国华质证意见：因转制前已成立播种机公司，播种机厂以82.3万元转让给47名股东后，就把转制后的资产转到播种机公司，实际持有股份的股东和工商档案显示的不一致，其中存在股份代持。上诉人并没有出资，也没有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持有播种机公司股权，该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对播种机公司持有股份。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案由确定问题。本案中，朱汉营请求其在播种机公司具有0.974%股份，对此应根据播种机公司的属性确定案争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还是企业出资人权益确认纠纷。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可以认定播种机公司为按照《公司法》设立的企业，本案为朱汉营请求确认其在转制后的播种机公司享有股份和相应的股东权利，为涉及公司法人的出资人权益确认纠纷，案由应确定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而企业出资人权益确认纠纷为非公司制法人的出资人纠纷，原审确定案由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关于朱汉营是否为播种机公司股东及是否享有相应股东权利问题。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为股东与股东之间或者股东与公司之间就股东资格是否存在，或者具体的股权持有数额、比例等发生争议而引起的纠纷。本案中按照外部公示的工商登记和播种机公司出具的股金收据即股权凭证，均不能确定朱汉营为播种机公司的股东，具有播种机公司的股东资格和持有股份。再从朱汉营是否为播种机厂转制出售时的出资认购人判定其是否可以享有播种机公司的股权。按照当时企业产权出售的相关政策和规定，按照产权出售方案原播种机厂作为国有中小型企业采取“企业整体定向出售给原企业全体职工”的形式进行出售，企业内部全体职工可以按照“自愿出资，认购股份”的原则自愿购买所售企业产权，但并不是不需要出资的无偿购买，而是自愿出资的有偿购买。按照原播种机厂净资产的评估出售价格，愿意购买原播种机厂产权入股的职工应按照入股方案实际交纳入股股金和集体贷款解决资金用以交纳企业转制出让款82.3万元，和保证离退休职工按时足额发放离退休费等问题，并承担出资风险，朱汉营未选择入股交纳股金。朱汉营在1998年未领取职工安置费，并不当然享有购买原播种机厂的出资入股权益，在2003年领取并轨经济补偿金时，朱汉营也未补交入股股金，其当然不享有购买原播种机厂的出资人权益和对播种机公司的股权。
综上，朱汉营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朱汉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伟
审判员 张维佳
审判员 刘春杰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七日
书记员 梁婉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