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4）鲁民提字第104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王子涵。
委托代理人：张克栋，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徐晓顺，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刘春芳。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韩玲珂。
二被申请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范少峰，山东凯恩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被申请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金贵龙，山东凯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第三人、二审上诉人）：姜正德。
委托代理人：孙书佳，北京德和衡（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秋航，山东正航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再审人王子涵因与被申请人刘春芳、韩玲珂、姜正德物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青民一终字第23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4年4月11日作出（2014）鲁民提字第104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申请再审人王子涵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克栋、徐晓顺，被申请人刘春芳、韩玲珂的委托代理人范少峰，被申请人姜正德及其委托代理人孙书佳、李秋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0年1月29日，一审原告王子涵起诉至山东省即墨市人民法院称，即墨市红升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升公司）1997年设立时注册资金为50万元，登记股东为王子涵享有43%股权，即墨市政协机关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政协服务中心）享有57%股权。政协服务中心所持有的股权只是名义上的，王子涵是红升公司唯一的股东。2003年2月24日，王子涵将所持有股权分别转让给了刘春芳、韩玲珂。刘春芳、韩玲珂也没有实际支付任何价款，只是挂名代替王子涵持有股权，并不实际享有股东权利。2005年红升公司注销，为防止出现上述土地、厂房权属不清的情况，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2005年8月23日，王子涵要求刘春芳、韩玲珂出具一份说明，以证明红升公司占用范围的土地、厂房与刘春芳、韩玲珂无关。本案涉及到的土地使用权、厂房是红升公司的剩余财产，上述剩余财产应当归属于王子涵所有。请求判令：一、确认位于烟青一级路东侧、城北二路北侧10875.6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证号：即转国用（2003）字第143号及地上附着物归王子涵所有；二、确认王子涵享有原红升公司与即墨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于2000年5月22日签订的征用生产用土地协议的合同权利；三、刘春芳、韩玲珂承担诉讼费用。
刘春芳、韩玲珂辩称，一、刘春芳、韩玲珂是红升公司的登记股东，公司的实际股东是姜正德。原红升公司成立于1997年3月24日，注册地青岛市即墨经济开发区一级路东侧，其成立时登记的股东是政协服务中心和王美红，厂房是租赁姜正德所有的青岛即墨市新城工商总公司金属制品厂（以下简称新城制品厂）的厂房，成立后即由刘春芳、韩玲珂和姜正德管理经营。2002年10月8日，根据红升公司实际股东姜正德的指示，公司登记股东政协服务中心和王美红将红升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了刘春芳、韩玲珂，但公司的实际股东仍然是姜正德，受姜正德实际控制。2000年5月22日，红升公司与即墨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开发区管委会）签署征地协议，在新城制品厂东面，与该厂连成一片，征地款是红升公司在2000年3月至2005年8月陆续缴纳，而且大部分是在王美红、政协服务中心将红升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刘春芳、韩玲珂以后缴的，地上建筑物也是在刘春芳、韩玲珂成为红升公司的股东以后建的，与王子涵无关。该征地协议也是由姜正德代表公司签署的。2003年7月14日，红升公司取得了部分国有土地使用权；二、红升公司注销后的剩余资产应该归公司登记股东即刘春芳、韩玲珂所有，或者由红升公司的实际股东姜正德所有。2005年6月30日，红升公司股东决议清算，清算组成员为刘春芳、于周谭和王美红，在清算完债权债务后，还剩下了土地及地上建筑物，由于红升公司是姜正德个人所有，刘春芳、韩玲珂仅是登记股东。姜正德想将上述国有土地使用证的使用权人变更为自己，便要求刘春芳、韩玲珂向其出具了一份证明，证明该征地协议和国有土地使用证项下的土地及地上建筑物是个人借用红升公司名义取得的，2005年8月23日，刘春芳、韩玲珂向姜正德出具了证明。但刘春芳、韩玲珂不知道这个证明怎么落到了王子涵的手里，刘春芳、韩玲珂从来没有向王子涵出具过类似的证明。2005年10月26日，红升公司在登记机关注销。注销后的剩余财产归股东所有，因此，红升公司与开发区管委会签署征地协议中的权利义务应该由红升公司的登记股东即刘春芳、韩玲珂享有，或者由实际股东姜正德所有；三、本案讼争权利的所有人应该是姜正德，刘春芳、韩玲珂已向法院申请将姜正德列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根据法律规定，即使刘春芳、韩玲珂不申请，法院也应依职权将姜正德追加为第三人。综上，应驳回王子涵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姜正德述称，王子涵系姜正德之儿媳，1997年3月24日，姜正德以其名义挂靠政协服务中心成立了红升公司，红升公司成立时没有厂房，厂房是租赁姜正德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新城制品厂的厂房，该厂房是姜正德以该厂的名义征地建造的。该公司成立后，一直由姜正德和刘春芳、韩玲珂经营。红升公司和新城制品厂的经营范围相同，红升公司成立后，新城制品厂的业务便慢慢转移到红升公司。红升公司成立后2年即1999年12月新城制品厂注销。2002年10月8日，根据需要，姜正德要求王子涵和政协服务中心将其持有的红升公司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姜正德指定的人，即刘春芳、韩玲珂，刘春芳、韩玲珂成为红升公司的股东，王子涵不再是公司股东。红升公司经营期间与开发区管委会签订了征地协议，2003年7月，取得了部分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后来陆续以红升公司的名义建了厂房，与新城制品厂建的厂房连成了一片。2005年6月30日，经股东会决定，红升公司开始清算注销，王子涵也是清算组成员，由于姜正德是红升公司的实际所有人股东，为了在清算时将红升公司的上述土地过户到姜正德名下，姜正德要求刘春芳、韩玲珂写了本案的证明，连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一起交给王子涵去办理，后来王子涵告诉姜正德无法办理，姜正德要求其将证明连同土地使用权证交给姜正德，王子涵一直以各种理由推脱不交。2005年10月26日，红升公司注销完毕后，姜正德又在红升公司的原址利用红升公司的厂房成立了青岛乙顺铁塑制品有限公司，姜正德和刘春芳、韩玲珂经营至今，顺延了红升公司的业务。多余的厂房租给了其他公司使用，租金一直由姜正德个人收取。在王子涵担任红升公司的股东期间，其仅是挂名股东，实际股东是姜正德，所以才在2002年10月8日，根据姜正德的指示，王子涵和政协服务中心将红升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了姜正德指定的刘春芳、韩玲珂，由于王子涵和政协服务中心本是挂名股东不是实际股东，所以刘春芳、韩玲珂并未支付股权对价，公司注销后的财产归股东所有，所以王子涵所请求的诉讼标的应该归姜正德所有。姜正德特申请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请求依法判令涉案标的归姜正德所有。
山东省即墨市人民法院一审查明，王子涵的曾用名为王美红。红升公司于1997年3月24日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为王美红，注册资本50万元。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记载：股东政协服务中心投入材料价值28.6万元，股东王美红投入设备价值21.4万元。红升公司成立时，执行董事：王美红，监事：姜正德，经理：姜泉升。2000年5月22日，红升公司作为乙方与甲方开发区管委会签订了《征用生产用土地的协议》，约定：乙方征用甲方土地32.25亩，每亩6万元，征用土地一切费用共计193.5万元。该协议乙方代表人由姜正德签名，并加盖了公司公章。红升公司与开发区管委会签订协议前，红升公司于2000年5月21日支付开发区管委会30万元，协议签订后，红升公司分别于2000年6月13日、2002年9月9日、2004年1月12日、2005年1月28日、2005年6月10日支付开发区管委会30万元、20万元、20万元、10万元、20万元，宝瑞公司于2005年8月10日支付10万元。以上共支付开发区管委会140万元。2003年7月14日，红升公司取得协议中部分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使用权面积为10875.6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证号为：即转国用（2003）字第143号，王子涵持有该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原件。红升公司注册成立时租赁新城制品厂的厂房使用经营，后红升公司陆续在征用的土地上建了厂房。2002年10月7日（工商登记材料中显示的落款时间），红升公司全体股东共同协商，一致选举刘春芳、韩玲珂为公司执行董事，姜正德为公司监事，刘春芳、韩玲珂为公司经理。2002年10月7日（工商登记材料中显示的落款时间），红升公司向工商行政部门申请经股东会研究决定的变更事项：政协服务中心将其在红升公司的全部股权28.6万元转让给韩玲珂，王子涵将其在红升公司的全部股权21.4万元转让给刘春芳，公司法定代表人更换为刘春芳。2002年10月8日（工商登记材料中显示的落款时间），政协服务中心、王子涵分别与韩玲珂、刘春芳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政协服务中心、王子涵将其在红升公司的股份转让给刘春芳、韩玲珂。刘春芳、韩玲珂未支付王子涵及政协服务中心相应的股权对价。
2003年2月21日，即墨市政协办公室、红升公司（法人王美红，韩玲珂代签）、新任股东韩玲珂向工商行政部门出具了《关于政协服务中心与红升公司解除挂靠关系并同意转让股权的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载明：红升公司于1999年5月起挂靠政协服务中心，政协服务中心于2000年10月19日被即墨市工商局吊销营业执照。自红升公司与政协服务中心建立挂靠关系之日起，发生的一切债权、债务均由股东王美红独自承担，政协服务中心不承担任何债权、债务责任。市政协同意将原有的28.6万元的股份全部转让给新股东韩玲珂，转让后发生的一切债权、债务均与政协服务中心无关。同时同意红升公司自2000年10月19日起与政协服务中心解除挂靠关系。2003年2月24日，即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受理了红升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变更申请，并于同日核定同意红升公司的变更。2005年6月30日，红升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就公司注销进行表决，决议：1、因经营不善，致使公司无法正常继续经营，决定解散；2、成立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算，清算成员为：刘春芳、王美红、于周谭，刘春芳为清算组组长。2005年8月23日，刘春芳、韩玲珂出具了证明，该证明载明：兹证明即墨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一级路东侧260号的土地（现红升公司院内）于1992年至2005年缴纳的土地出让金有个人出资，是个人借用红升公司的户头名义出资，该土地上的房屋也是有个人出资建设。因该土地、房屋发生的一切债务债权与红升公司无关，红升公司也不享有该土地房屋及派生的任何权益。王子涵持有该证明的原件。
2005年9月23日，红升公司清算组作出了清算报告，清算组成员签字。2005年10月8日，红升公司向工商行政部门申请公司注销登记。2005年10月26日，红升公司被核定注销工商登记。红升公司注销后的剩余财产：1、10875.6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即转国用（2003）字第143号及地上附着物；2、红升公司与开发区管委会2000年5月22日签订的《征用生产用土地的协议》所涉及的合同权利、义务。
在审理中，刘春芳、韩玲珂及姜正德称，红升公司土地使用权的取得和所建厂房是姜正德出资及刘春芳、韩玲珂于2005年8月23日出具的证明是向姜正德出具，而不是出具给王子涵，是为了在红升公司注销后将剩余的厂房、土地办到姜正德名下。王子涵持有该证明以及征地协议、土地使用权证，是当时清算时委托王子涵到有关部门办理过户手续，后来没办成，王子涵拒绝交回，经姜正德多次催要，王子涵仅交回了征地协议，但该证明及土地使用权证一直未交回姜正德处，所以该证明王子涵持有。王子涵对刘春芳、韩玲珂及姜正德的上述陈述不予认可。
山东省即墨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红升公司在依法成立时，工商行政部门注册登记确认股东为政协服务中心、王美红。根据2003年2月21日即墨市政协办公室、红升公司、新任股东韩玲珂向工商行政部门出具的《关于政协服务中心与红升公司解除挂靠关系并同意转让股权的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说明了红升公司是挂靠政协服务中心，自红升公司与政协服务中心建立挂靠关系之日起，发生的一切债权、债务均由王子涵独自承担，政协服务中心不承担任何债权、债务责任。证实了政协服务中心在红升公司成立时未出资，是挂名股东，应认定红升公司的注册资本金为王子涵投资，王子涵享有100%的股权。在审理中，虽刘春芳、韩玲珂及姜正德均陈述，红升公司土地使用权的取得和所建厂房均是姜正德出资，姜正德是红升公司的实际股东，但刘春芳、韩玲珂及姜正德均未提供有效的证据证实。根据查明的事实，姜正德未缴纳土地补偿费，且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的股东并无姜正德，姜正德也没有签署公司章程，在审理中姜正德也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据证实在红升公司成立时投入注册资金。另，姜正德也未提供证据证实其在公司中享受股东的权利，承担股东的义务，因此姜正德不能取得红升公司的股东资格。在审理中，刘春芳、韩玲珂自认称只是名义股东，且刘春芳、韩玲珂在继受股权后也未支付相应的股权对价，2005年8月23日在红升公司清算注销时刘春芳、韩玲珂出具的证明证实了刘春芳、韩玲珂继受的是政协服务中心的挂名股，刘春芳、韩玲珂继受王子涵的股权只是名义上的股权，是王子涵的挂名股东。虽刘春芳、韩玲珂及姜正德均称该证明是出具给姜正德的，但刘春芳、韩玲珂及姜正德并未提供有效的证据证实，王子涵一直持有该证明的原件，只能推定该证明是刘春芳、韩玲珂向王子涵出具的。综上说明了王子涵在股权转让后仍享有红升公司的股东资格，因此刘春芳、韩玲珂不能取得红升公司真正股东的资格及真正的股东权利。红升公司注销后的剩余财产应归王子涵所有和享有。据此，山东省即墨市人民法院于2010年8月20日作出（2010）即民初字第1039号民事判决：一、王子涵享有位于烟青一级路东侧、城北二路（现黄河三路）北侧面积为10875.6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证号：即转国用（2003）字第143号，该国有土地上的附着物归王子涵所有；二、王子涵享有红升公司与即墨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于2000年5月22日所签订《关于红升公司在即墨经济开发区征用生产用土地的协议》的合同权利；三、驳回姜正德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430元，由刘春芳、韩玲珂承担22215元；姜正德承担22215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刘春芳、韩玲珂承担。
刘春芳、韩玲珂不服一审判决，向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程序违法。本案王子涵在红升公司注销时不是股东，无权对公司注销后的剩余财产直接提出所有权。王子涵应首先提出一个股东身份确认之诉，而不是直接提出一个物权确认之诉；二、一审判决认定刘春芳、韩玲珂是受王子涵委托名义持有红升公司的股权错误，与客观事实不符。姑且不论王子涵在红升公司成立时是真实股东还是名义股东，都无法得出2002年10月8日以后刘春芳、韩玲珂是受王子涵委托名义持有红升公司的股权，一审判决仅仅以刘春芳、韩玲珂未向王子涵支付股金对价为由就推断王子涵在转让股权后仍然是红升公司的实际股东完全错误；王子涵在起诉书及庭审中声称，其之所以转让红升公司股权的根本原因是为了逃废其丈夫因车祸而导致的债务完全错误。因为王子涵丈夫死亡的时间是2002年10月29日，而其转让股份的时间是2002年10月8日；刘春芳、韩玲珂和王子涵之间没有书面的委托持股协议，刘春芳、韩玲珂不承认其是代替王子涵持有，王子涵没有相反的证据证明刘春芳、韩玲珂是受其委托持股；姑且不论刘春芳、韩玲珂2005年8月23日所书写的证明是不是写给王子涵的，根据该证明的内容也不能得出刘春芳、韩玲珂是受王子涵委托持有红升公司的股份，因为该证明的内容是证明红升公司院内的土地出让金及厂房建设是个人出资，与股东委托持股没有任何关联；三、刘春芳、韩玲珂之所以没有向王子涵支付股份转让对价，是因为王子涵和政协服务中心都是红升公司的名义股东，王子涵和政协服务中心是受红升公司实际股东姜正德的指示将红升公司的股份转让给了刘春芳、韩玲珂，因而不用支付对价；四、刘春芳、韩玲珂是红升公司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合法股东，是红升公司注销前的法定股东，刘春芳、韩玲珂是受姜正德的委托持有红升公司的股份，姜正德是红升公司的实际股东，因此红升公司注销后的剩余财产应该归姜正德所有。
王子涵在二审庭审中对此口头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刘春芳、韩玲珂的上诉不符合法律规定。刘春芳、韩玲珂并没有明确的上诉请求，刘春芳、韩玲珂没有诉的利益；二、刘春芳、韩玲珂已经承认自己是挂名股东；刘春芳、韩玲珂称之所以能成为挂名股东是受红升公司实际股东姜正德的指示从另两个挂名股东受让了股权。本案争议的焦点在姜正德是否为红升公司设立时的实际股东这一问题，姜正德对此负有举证责任。姜正德没有完成举证责任。
姜正德亦不服一审判决，向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王子涵的诉讼请求，确认本案诉争财产和权利归姜正德享有。其上诉理由是：一、一审法院在本案中认定王子涵具有红升公司股东资格错误，属程序违法。王子涵请求确认红升公司注销后的财产归其所有，首先的前提是王子涵要具有红升公司的股东身份。王子涵在2002年10月8日就已将红升公司的股份全部转让给了刘春芳，王子涵已经不再是公司的股东；二、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法律适用错误。王子涵提交了一分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证明转让红升公司股权的主要原因是其为了逃废其丈夫姜泉升因交通事故引发的赔偿责任。但转让股份的时间是2002年10月8日，而其丈夫发生车祸死亡的时间是2002年10月29日；但王子涵却说是2003年2月份，不能举证支持；刘春芳、韩玲珂2005年8月23日所写的证明，证明中写明的时间段是1992年至2005年期间所缴纳的土地出让金和房屋建设全都是由个人出资，但红升公司是1997年才成立，王子涵不可能在红升公司未成立时就以红升公司的名义缴纳土地出让金和建设厂房，且一审已经查明，在红升公司院内，有两个土地使用权人，一个是红升公司；一个是姜正德所有的新城制品厂。对于姜正德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一审判决仅仅以王子涵不予认可就不予采信，不符合法律规定。证人之一于周谭是红升公司注销时的清算组成员，于周谭应该充分知悉红升公司的真实股东和财产分配去向，作为案外人，其证言应该是客观真实的；对于王子涵请求的红升公司院内的厂房和土地，一审第一次开庭时，王子涵对其主张厂房的具体情况回答称不清楚；诉争的土地出让金4次都是在王子涵不再担任名义股东以后交的。王子涵声称是其个人缴纳的土地出让金，却又提供不出证据；三、一审判决认定王子涵拥有红升公司股权没有事实依据。根据原即墨市政协主席姜显博的证言，政协服务中心的出资实物是从姜正德所有的新城制品厂投入的；四、王子涵从来没有享受过红升公司股东的权利，也没承担过红升公司股东的义务，王子涵仅仅是红升公司的一名员工。王子涵最早在姜正德所有的新城制品厂工作，后因其与姜正德的儿子谈恋爱，在1997年3月24日红升公司成立时，姜正德便以王子涵的名义进行了股东登记，但其仍然在新城制品厂工作，在该厂1999年12月29日注销后才来到了红升公司担任销售业务；其所经办的业务费用、个人借款全部由姜正德给其签字报销；红升公司注销后，公司的剩余财产包括本案的厂房、土地、设备等有形财物都分配给了姜正德，职工也由姜正德安置。而王子涵作为当时的清算组成员对此也知情；红升公司注销后，还有许多的债权债务没有清结，这些债权债务都是由姜正德承继；五、姜正德虽然在红升公司的工商登记上没有登记为公司的法定股东，但从红升公司成立开始，姜正德就一直在承担股东的义务，享有股东的权利，是红升公司的实际股东。（一）1997年5月20日，红升公司就和新城制品厂联名向青岛澳柯玛电器公司发函，称红升公司是从新城制品厂演变过来的，新城制品厂原有的业务全部由红升公司接替。此联名函足以证明红升公司虽然与新城制品厂是两个不同的公司，但两者其实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二）姜正德从红升公司一成立，姜正德就代表公司签署文件，签字报销，全面控制着公司的生产经营，承担着法定代表人的职责。王子涵也必须接受姜正德的指挥和领导。（三）姜正德从红升公司一成立就享有公司的收益权，在红升公司存续期间，姜正德可以随意支配公司的财物、利用公司的利润、资金结余对外投资。
王子涵在二审庭审中对此口头辩称，王子涵提起的诉讼符合规定，一审程序合法；姜正德对王子涵是他的挂名股东负有举证责任。姜正德在一审中主张建房资金是他个人出的，实际上，出资建房与本案没有关系；姜正德主张其是红升公司实际股东，但是没有充分、确凿的证据证明王子涵是姜正德的显名股东；交通事故的赔偿责任王子涵该承担的都承担，股权转让的原因是不想因赔偿而牵连到公司。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1996年12月18日，王子涵和姜泉升登记结婚。2002年10月29日，姜泉升驾驶车主为李居虎的轿车发生交通事故死亡。
1997年3月，红升公司成立时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王子涵以拔丝机4台、泡沫机6台、电焊机5台、车床2台作价214000元作为实物出资。公司住所地即墨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一级路东侧。
二审中，刘春芳、韩玲珂提交2000年10月8日红升公司股东会决议原件1份，红升公司原登记股东王子涵、政协服务中心在该决议上分别签字、盖章。以证明股权转让时间是2000年10月8日，而非工商局登记资料中的2002年10月8日，工商局登记资料中的2002年是由2000年改动形成，在改动部分加盖了红升公司公章。对股东会决议原件真实性各方当事人没有异议。
姜正德二审中提交46份会计账簿，证明红升公司与新城制品厂的承继关系；红升公司工商登记中王子涵实物出资中的四台拔丝机是新城制品厂于1994年7月10日以135000元的价格从无锡市六通机械有限公司购买的六台拔丝机中的四台；红升公司工商登记中王子涵的实物出资中六台泡沫机是新城制品厂于1996年4月在杭州方圆塑机公司购买；王子涵工商登记中出资的5台电焊机是新城制品厂于1994年在龙口电焊机厂购买；工商登记中王子涵的实物出资2台车床是新城制品厂于1994年在集市上购买；无锡市六通机械有限公司和杭州方圆塑机公司出具了证明、发票记账联、销售帐页、银行结算回单等，上述机器的所有权不属于王子涵个人，工商登记档案中没有王子涵购买上述设备的发票予以证实其主张；上述机器至今尚在生产使用中，并提供照片；王子涵原属于新城制品厂的普通员工，红升公司成立之后过渡为红升公司的普通员工，并不享有股东权益，也不行使法定代表人的权利；红升公司日常的经营活动、财务签字、财务处分全部由姜正德掌控，上述行为贯穿股份转让之前以及之后。对上述证据材料原件的真实性各方当事人没有异议。其中，1997年5月20日新城制品厂致青岛澳柯玛电器公司关于经济业务结算方面的函载明，根据单位当前的发展，经工商局和税务局批准，原单位新城制品厂更改为红升公司，所以原新城制品厂的一切经济业务由红升公司接替。并分别加盖有新城制品厂和红升公司的公章和财务专用章；在1997年8月至2005年7月的会计凭证中，分别载明新城制品厂或红升公司收取王子涵押金，王子涵报销业务费用、借款、企业购入资产、对外付款等均须经姜正德签字报销或予以支付。
另查明，1994年12月29日，新城制品厂成立，1999年12月29日，因经营不善，申请注销登记。法定代表人为姜正德，注册资本80万元，工商登记为集体所有制企业，住所地为即墨市新兴路西。1994年11月，即墨市城乡建设委员会批准新城制品厂建设用地规划，并由青岛市人民政府批准将土地征为国有后出让给新城制品厂。1994年11月14日，即墨市土地管理局与新城制品厂签订5410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2010年6月，即墨市通济街道办事处庄头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证明其村即墨市新城工商总公司1994年12月注册成立的新城制品厂由姜正德出资并租赁经营，该厂注销后的资产归姜正德个人所有，与即墨市新城工商总公司无关。1997年1月1日，姜正德代表新城制品厂作为出租方与承租方红升公司的股东王美红、即墨市政协机关服务中心签订厂房租赁合同。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的其它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依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是红升公司股东资格的认定、红升公司注销后其财产权益的处理。
一、关于红升公司股东资格的认定。依据查明的事实，刘春芳、韩玲珂与红升公司原登记股东王子涵、政协服务中心于2002年10月8日（工商登记材料中显示的落款时间）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政协服务中心、王子涵将各自在红升公司的股份转让给刘春芳、韩玲珂。同日，股东会决议通过。上述股权转让行为依法成立，对各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刘春芳、韩玲珂取代王子涵、政协服务中心成为红升公司的股东。刘春芳、韩玲珂未支付王子涵及政协服务中心相应股权对价的行为并不影响股权转让行为的效力。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在本案中，王子涵主张2002年10月29日晚其丈夫因车祸去世并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其将股权转让给刘春芳、韩玲珂的原因是避免因交通事故的赔偿转嫁到公司，从而让别人挂名持有的理由，仅有其本人陈述，没有其它证据予以佐证；其在一审中主张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实际签订时间是2003年3月份亦没有提交相应的证据支持，其上述主张与股权转让时间、车祸发生时间的先后顺序相悖，且二审中刘春芳、韩玲珂提交了2000年10月8日红升公司股东会决议原件，该时间远在2002年10月29日发生交通事故事件之前，王子涵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王子涵在本案中诉讼主张涉案原红升公司的剩余财产土地使用权、厂房归其所有，系确权之诉，王子涵应举证证明其是权利人，而红升公司注销前的登记股东刘春芳、韩玲珂并非上述财产的权利人。在本案中，刘春芳、韩玲珂自认其不是公司实际股东、而是姜正德的名义股东，从该自认事实并不能得出王子涵系公司实际股东的结论；刘春芳、韩玲珂未支付转让方相应股权对价，属于股权转让协议履行中的问题，以此亦不能推定得出刘春芳、韩玲珂系王子涵挂名股东的结论。一审判决以刘春芳、韩玲珂自认是名义股东，刘春芳、韩玲珂未支付相应的股权对价为由做出刘春芳、韩玲珂是王子涵挂名股东的结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刘春芳、韩玲珂在本案中上诉请求明确，王子涵辩称刘春芳、韩玲珂的上诉不符合法律规定，刘春芳、韩玲珂没有诉的利益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依据王子涵持有2005年8月23日刘春芳、韩玲珂出具的证明原件的事实不能得出刘春芳、韩玲珂是向王子涵出具，王子涵是该证明所载权利人的结论，理由如下：一、该证明载明1992年至2005年缴纳的土地出让金由个人出资，是个人借用红升公司的户头名义出资，该土地上的房屋也是由个人出资建设。该个人并未指明系王子涵；二、1992年始王子涵在上述土地上没有缴纳出让金的行为，依据本院查明的事实，涉案土地出让金系红升公司分七次缴纳140万元，本案中没有证据显示王子涵个人借用红升公司的户头名义出资；三、上述证明载明的该土地上的房屋也是由个人出资建设，对此，姜正德在一审中提交了建筑施工中的供料、施工、验收等一系列证据材料，施工人员以及红升公司清算组成员作为证人出庭予以佐证，证明涉案土地上的房屋系其出资建设。王子涵对此未能提交相应的证据，其二审中辩称出资建房与本案没有关系的理由不能成立；四、红升公司清算过程中及注销后，姜正德负责清理公司对外债权债务，获得剩余财产，并实际控制土地及地上建筑物，而非王子涵，王子涵作为红升公司清算组成员亦在清算报告上签字确认。综上，一审判决在刘春芳、韩玲珂及第三人姜正德均称该证明是出具给姜正德的情形下而以王子涵一直持有该证明的原件为由，做出该证明是刘春芳、韩玲珂向王子涵出具的推定不能成立。
根据涉案当事人的陈述，本案股东资格的争议发生在公司内部，故应当以探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为基本思路，来确定认定股东资格的标准，优先以股东的实质特征认定股东资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原告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被告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在本案中，王子涵在其已不是红升公司股东的情况下，亦不能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即拔丝机4台、泡沫机6台、电焊机5台、车床2台的实物出资提交相应的证据，其依法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姜正德二审中提交的46份会计账簿可以证明，王子涵原属于新城制品厂的工作人员，在红升公司设立时，红升公司实际出资的财产系由姜正德原经营企业新城制品厂投入，1997年5月，新城制品厂致函青岛澳柯玛电器公司，原新城制品厂更改为红升公司，原新城制品厂的一切经济业务由红升公司接替，二者之间存在业务和人员承继关系。
其次，在红升公司经营过程中，姜正德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对外签订合同，控制公司，进行投资、建设厂房，管理公司作出决策，在公司清算过程中获得剩余财产，并实际控制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具备公司股东的实质特征。红升公司名义股东刘春芳、韩玲珂对姜正德的隐名股东身份没有异议，依据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的判断标准，在有证据证明姜正德具备红升公司股东资格实质特征的情况下，虽然工商登记不能证明其具有股东资格的形式特征，但仍可作出姜正德系红升公司股东的法律判断。在本案中，姜正德提交了其实际出资、行使股东权利的证据，上述证据互相印证，足以证明其系红升公司实际股东。因此，姜正德上诉主张其系红升公司实际股东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认定。
二、关于红升公司注销后其财产权益的处理。依据已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涉案红升公司具有家族企业的特征，子承父业是家族企业的特征之一，在公司存续期间，依据工商登记材料显示，姜正德之子姜泉升与王子涵夫妻二人在红升公司中分别担任经理与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夫妻二人均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为公司做出一定的贡献。姜泉升于2002年10月29日因车祸去世，对于姜泉升去世后，涉案家族企业注销后的剩余财产和权益的处理，不能简单、唯一地以确认股东资格的思路来直接确定公司剩余财产和权益归一方所有，因此，虽然姜正德系红升公司的实际股东，但涉案红升公司注销后的剩余财产，应认定由姜正德与王子涵双方等额所有和享有。即红升公司在经清算注销登记后的剩余财产位于烟青一级路东侧、城北二路（现黄河三路）北侧10875.6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为即转国用（2003）字第143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应归姜正德与王子涵双方等额所有；对于2000年5月22日红升公司与开发区管委会签订的征用生产用土地的协议，在合同一方红升公司注销登记后，该协议所涉及的合同权利、义务依法亦应由姜正德与王子涵双方等额承继。在本案中，因相关当事人没有提交在涉案诉争土地之上所建房屋已办理相关手续的证据，因此，对该部分房屋的所有权本院不予审查处理。
综上，刘春芳、韩玲珂与姜正德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处理结果不当，本院予以改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9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之规定，案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29日作出（2010）青民一终字第2380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山东省即墨市人民法院（2010）即民初字第1039号民事判决；二、姜正德与王子涵等额享有土地使用证号为即转国用（2003）字第143号、位于烟青一级路东侧、城北二路北侧面积为10875.6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三、姜正德与王子涵共同等额承继红升公司与开发区管委会于2000年5月22日所签《关于红升公司在即墨经济开发区征用生产用土地的协议》中的合同权利和义务；四、驳回王子涵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姜正德的其它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443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王子涵承担27215元，姜正德承担2221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4430元，由刘春芳、韩玲珂、姜正德与王子涵三方均担。
王子涵申请再审称，一、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红升公司清算注销公司登记后剩余财产的归属。根据现有证据红升公司清算注销后剩余财产为：其一、位于烟青一级路东侧、城北二路（现黄河三路）北侧10875.6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即转国用（2003）字第143号及地上附着物；其二、红升公司与开发区管委会2000年5月22日签订的《关于红升公司在即墨经济开发区征用生产用土地的协议》所涉及的合同权利、义务。确定上述财产的归属，首先要确认王子涵与姜正德谁为红升公司的实际股东。王子涵现有如下新的证据证明，王子涵才是红升公司的实际股东。（一）2005年9月20日，韩玲珂、刘春芳出具的《承诺书》。内容为：“韩玲珂受让政协服务中心在红升公司的28.6万元出资占注册资本57.2%的股权，刘春芳受让王美红在红升公司21.4万元出资占注册资本43.8%的股权。二人分别承诺其是代替王美红持有红升公司的股份，实际股东是王美红。韩玲珂、刘春芳是王美红在红升公司的挂名股东，其挂名代替王美红持有的红升公司的股份所产生的债权债务由王美红承担，与韩玲珂、刘春芳无关”。该《承诺书》是在本案纠纷未发生时，红升公司存续期间，韩玲珂、刘春芳向王子涵作出的，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根据（2010）青民一终字第2380号判决书第一页记载的当事人基本信息和青岛德瑞升工贸有限公司工商登记材料显示，姜正德与韩玲珂、刘春芳是上下级关系，韩玲珂、刘春芳在姜正德领导下工作，均存在利害关系，因此，二人在庭审中所作陈述不真实。相比而言，二人在本案纠纷发生前作出的承诺真实可信，应当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主要证据。（二）2005年8月11日红升公司出具的《证明》。该证明的内容为“兹证明红升公司的股东是王美红，红升公司名下的所有资产归王美红所有，与刘春芳和韩玲珂无关。红升公司名下位于即墨烟青一级路东侧的所有土地和房屋归王美红享有，与刘春芳和韩玲珂无关。”证明中的“位于即墨烟青一级路东侧的所有土地和房屋”，指的就是红升公司与开发区管委会2000年5月22日签订的《关于红升公司在即墨经济开发区征用生产用地的协议》中约定的20588平方米的土地及地上附着物。该证据证明，红升公司在2005年8月11日就已经认可，其所有资产包括本案涉及的土地为王子涵所有。如果当时姜正德是实际控制人，这个证明已经盖了红升公司的公章，也间接证明了姜正德是同意的。退一步讲，无论谁是红升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股东，该证明都证明了红升公司的所有资产均归王子涵所有。（三）2013年1月5日，青岛即墨市新城工商总公司出具的《证明》。内容为“兹证明青岛即墨市新城工商总公司于1994年12月注册成立新城制品厂，与1997年3月注册成立的红升公司毫无关系，红升公司的一切债权债务与青岛即墨市新城工商总公司无关”。在原审程序中，姜正德认为红升公司的土地、房产都是由新城制品厂提供的，二者是承继关系，其作为新城制品厂的法定代表人，应当“顺理成章”地享有红升公司注销后的剩余资产。这种说法错误。首先，红升公司在1997年注册的时候租赁了新城制品厂的厂房，但不能说明二者之间有继承关系。2000年5月后，红升公司与开发区管委会签订了30多亩征用生产土地的协议，之后红升公司在此征用的土地上经营，并办理了部分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红升公司的经营面积已经扩大，与新城制品厂无关。新城制品厂于1994年12月29日登记成立，1999年12月29日注销，法定代表人为姜正德。其为集体企业，主管部门为青岛即墨市新城工商总公司。但根据新城制品厂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可以有力地驳斥姜正德的说法。（四）红升公司的《劳动合同管理情况台账》。红升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对每位员工都登记了劳动合同台账，该台账在即墨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备案，根据《劳动合同管理情况台账》显示，姜正德在红升公司领取工资，不能以领工资和是否是公司员工作为认定公司股东的依据。（五）2003年6月1日红升公司与青岛红领制衣有限公司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该合同由王子涵代表红升公司签订，青岛红领制衣有限公司将位于烟青一级路东侧、城北二路北侧面积为10875.6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与红升公司。本合同签订于韩玲珂、刘春芳受让红升公司股权并变更法定代表人之后。由此可见，王子涵在股权转让后仍是红升公司实际股东和控制人。综上，王子涵认为，在红升公司依法成立时，实际股东为王子涵一人。即墨市政协办公室、红升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美红，韩玲珂代签）、新任股东韩玲珂共同签章、签名向公司行政部门出具的《关于政协服务中心与红升公司解除挂靠关系并同意转让股权的情况说明》已经确定，政协服务中心在红升公司成立时并未出资，是挂名股东，红升公司的注册资本金为王子涵投资，其取得红升公司股东资格，享有100%的股权。该事实在（2010）即民初字第1039号民事判决书也已经予以了认定。在股权转让后，王子涵仍是红升公司实际股东。韩玲珂、刘春芳在股权转让时未支付对价，且红升公司出具的《证明》、韩玲珂和刘春芳出具《承诺书》以及王子涵对外签订的合同等一系列新证据也证实二人是代持王子涵股权的名义股东，不享有股东权利。二、依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当事人对股东资格发生争议时，人民法院应结合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出资情况、出资证明书、是否实际行使股东权利等因素，充分考虑当事人实施民事行为的真实意思表示，综合对股东资格作出认定。当实际股东与名义股东不一致时，对外以工商登记确定，对内则以是否实际行使股东权利等因素确定。王子涵认为，姜正德并非红升公司实际股东，（2010）青民一终字第2380号民事判决书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二审法院认为新城制品厂与红升公司是承继关系、姜正德是红升公司实际股东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一）无锡市六通拉丝机厂等单位出具的证明不能证明姜正德对红升公司实际出资，这些证据为姜正德提供的虚假证据。关于无锡六通拉丝机厂出具的证明：首先，1994年7月10日新城制品厂并未成立（1994年12月29日成立），无法购买机械设备；其次，证明中的卖方、落款主体为无锡市六通拉丝机厂，而盖章的为无锡市六通机械有限公司；再次，该证明中证载的购买日期为1994年7月10日，开票时间为l999年10月，不符合逻辑。根据即墨市审计师事务所出具的（97）青即审所验字第53号验资报告显示，姜正德所提交的所谓购买设备的证据中载明的机械设备与红升公司收到的实物出资型号不同、价格不同，不能证明是姜正德对红升公司的出资。二审判决根据上述证明认为姜正德在红升公司实际投资，显然与事实不符。（二）1999年1月1日，姜正德与即墨市新城工商总公司签订的《租赁承包合同书》，新城制品厂存续期间始终是租赁新城总公司新兴路西侧的厂房经营的，该承包合同书中并没有租赁厂房的地址，而红升公司1997年才登记成立，且该合同是姜正德以自己名义签订，与新城制品厂、红升公司都无关，再说红升公司的经营地址从未改变过，新城总公司也没有资格租赁红升公司的经营地址，姜正德所谓“红升公司是新城制品厂的延续”之说可谓不攻自破。（三）46份会计账簿和1997年5月20日新城制品厂致青岛澳柯玛电器公司关于经济业务方面的函，不能证明姜正德实际控制红升公司，更不能证明红升公司与新城制品厂的承继关系。首先，该会计账簿没有全年凭证和账本对应，其记载的内容和数量金额无法核对，真实性无法确定；其次，新城制品厂并未履行公司名称变更或者合并等相关审批手续，不能证明其变更过程；再次，青岛即墨市新城工商总公司出具的《证明》已经证实，新城制品厂与红星公司无任何关系。王子涵认为，姜正德无直接证据证明其为红升公司的实际股东，姜正德系对法院作出虚假陈述并提供伪证，二审法院认为姜正德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进而取得红升公司剩余资产，缺乏证据证实。综上所述，红升公司成立、变更股东权利、注销过程中，王子涵均为公司实际股东，享有股东权利。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而二审法院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
刘春芳、韩玲珂答辩称，一、王子涵在原审诉状中称其转让股权由刘春芳、韩玲珂代其持有的说法不能成立。二、王子涵不是红升公司的股东，也不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从王子涵提交的申请再审书中列明的姜正德的基本信息看，印证了姜正德是红升公司的实际股东，是涉案土地、房屋的实际控制人和所有人。因涉案土地一直由乙顺公司使用，是乙顺公司所在地。三、刘春芳、韩玲珂确认，两人从未向王子涵签署过类似内容的承诺书，从2005年9月20日的承诺书的表观看，存在明显伪造的嫌疑。因2000年10月8日红升公司已经通过股东会决议，刘春芳、韩玲珂已经成为红升公司新的股东，刘春芳、韩玲珂在原审中确认是代替姜正德持股。因此，两人无权对受托股份进行处置，即使处置也属无效。2005年8月23日，两人出具的证明中因未把个人出资情况写清楚，事后王子涵多次找两人补正，因两人反悔才出现本案的诉讼，两人不会向王子涵出具承诺书。鉴于红升公司注销事项，为了办理注销方便，有可能出具了签名的空白文书，但确认没有出具过承诺书。
姜正德答辩称，一、原二审判决认定红升公司的实际股东是姜正德正确。第一，红升公司登记股东刘春芳、韩玲珂承认是代替姜正德持有公司股份。第二，姜正德提交了红升公司初始设立时的实物出资证据，履行了股东的出资义务。王子涵没有提交履行出资的证据。第三，红升公司自1997年3月成立至2005年10月注销期间，一直由姜正德经营和控制，注销后的剩余财产至今也由姜正德控制并使用，时间长达15年，王子涵一直无异议。二、王子涵声称将红升公司股权转让给刘春芳、韩玲珂，是为了不将其丈夫姜泉升因交通事故死亡而导致的债务转嫁到公司的理由不成立。一是债权人不能向公司主张债权，姜泉升当场死亡，根本不存在债务，事后受害人得到了足额赔偿。二是股权转让给刘春芳、韩玲珂的股东会决议时间是2000年10月8日，姜泉升交通事故时间是2002年10月29日，王子涵称股权转让时间是2003年3月，没有证据证明。三、公司注销的股东会决议时间是2005年6月30日，注销时没有将公司的剩余财产变更给王子涵的意思，2005年8月11日的证明（开庭时王子涵已经放弃该复印件证据的证明力）、2005年9月20日的承诺函与公司注销决议矛盾，对承诺函的真实性要求鉴定。四、姜正德认为二审判决不当。二审判决确认了姜正德是公司的实际股东，王子涵不是公司股东的情形下，以公司是家族企业为由，将剩余财产判归姜正德、王子涵二人等额享有错误。因家庭成员还有姜正德的妻子、女儿、孙女，不仅只有儿子、媳妇，其他家庭成员在公司的权益并没有体现。考虑到整个家庭的和谐，姜正德没有申请再审。王子涵贪心不足，法院不应支持。
本院再审查明，王子涵再审提交了刘春芳、韩玲珂于2005年9月20日签署的“承诺书”。承诺书内容为：“韩玲珂受让政协服务中心在红升公司的28.6万元出资占注册资本57.2%的股权，刘春芳受让王美红在红升公司21.4万元出资占注册资本43.8%的股权。二人分别承诺其是代替王美红持有红升公司的股份，实际股东是王美红。韩玲珂、刘春芳是王美红在红升公司的挂名股东，其挂名代替王美红持有的红升公司的股份所产生的债权债务由王美红承担，与韩玲珂、刘春芳无关。”
刘春芳、韩玲珂否认向王子涵出具过“承诺书”，认为从承诺书的表观看，存在明显伪造的嫌疑，并当庭提出“对承诺书中刘春芳、韩玲珂两人签名的真实性、签名的形成时间与承诺书内容的形成时间”分别进行鉴定。
王子涵还提交了姜正德于2006年4月28日署名的“确认及承诺书”。姜正德质证称，自己从未向王子涵出具过“确认及承诺书”。
本院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王子涵再审时提交刘春芳、韩玲珂于2005年9月20日签署的“承诺书”以及姜正德于2006年4月28日署名的“确认及承诺书”真实与否直接影响本案的基本事实的认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青民一终字第2380号民事判决及山东省即墨市人民法院（2010）即民初字第1039号民事判决；
二、本案发回山东省即墨市人民法院重审。
审判长 李加付
审判员 谭占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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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第二百零五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对支付利息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借款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借款期间一年以上的，应当在每届满一年时支付，剩余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
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
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一百七十六条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提供担保的第三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
第一百七十九条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不转移财产的占有，将该财产抵押给债权人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债权人有权就该财产优先受偿。
前款规定的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为抵押人，债权人为抵押权人，提供担保的财产为抵押财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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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 name: \"审理程序\", key: \"trialRound\", value: \"一审\" },{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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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德镇向宇机械有限公司,景德镇罗邦汽车工业有限公司,景德镇万群实业有限公司,魏松贵,苏连珍,魏杰,台州大洋山机械有限公司\"
}],LegalBase: [{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Items:[{法条名称:\'第八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八条
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法条名称:\'第二百零五条\',法条内容:\' 第二百零五条
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对支付利息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借款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借款期间一年以上的，应当在每届满一年时支付，剩余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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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零六条
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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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零七条
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
\'}]},{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Items:[{法条名称:\'第一百七十六条\',法条内容:\'
第一百七十六条
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提供担保的第三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
\'},{法条名称:\'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一百七十九条
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不转移财产的占有，将该财产抵押给债权人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债权人有权就该财产优先受偿。
前款规定的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为抵押人，债权人为抵押权人，提供担保的财产为抵押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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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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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景德镇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景德镇向宇机械有限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PubDate\\\\\":\\\\\"2016-0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