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02民终375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宿云芳。
委托代理人刘清洲，平度瑞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代理人华超，山东文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金英。
委托代理人刘清洲，平度瑞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柳建华。
委托代理人欧建荣，山东勇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宿云芳、王金英因与被上诉人柳建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2014)平商初字第2919号民事判决，于2014年12月19日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4月25日受理后，由审判员朱见晓担任审判长并主审本案，与审判员杨传令、代理审判员徐慧共同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4月28日向当事人送达了开庭传票，于2016年5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宿云芳、王金英委托代理人刘清洲，被上诉人柳建华及委托代理人欧建荣到庭参加诉讼。2016年6月16日，本院对本案进行了调查，上诉人宿云芳委托代理人华超，被上诉人柳建华及委托代理人欧建荣到庭参加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柳建华在一审中诉称，宿云芳、王金英系夫妻关系。2013年12月13日，两人欠其铸件款302600元，并出具欠条一份。起诉后，宿云芳付款30000元，尚欠272600元未付。后该款项经多次索要，却以种种理由推脱至今未还。
宿云芳在一审中辩称，我已付300000元，尚欠2600元未付。已付30000元，柳建华也认可，另外在我家里付给柳建华270000元现金，条的内容是宿云芳本人书写，柳建华本人只签字并书写时间2014.9.16。
王金英在一审中未到庭答辩。
原审法院查明，宿云芳、王金英系夫妻关系。2013年12月13日，宿云芳、王金英欠柳建华铸件款302600元，并出具欠条一份。柳建华于2014年8月25日起诉请求依法判令宿云芳、王金英立即归还欠款302600元，并承担诉讼费用。在诉讼过程中，宿云芳分两次支付柳建华款30000元。柳建华称2014年9月14号第一次收到付款20000元，2014年9月16号第二次收到付款10000元；二次均给宿云芳出具收条。宿云芳称第一次付款10000元，第二次付款20000元，第三次付款270000元，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对宿云芳提供的第三张收条，柳建华提出异议称，宿云芳并未付，系由二支收条变造而来。
原审法院认为，债务应当清偿。宿云芳、王金英欠柳建华铸件款302600元，有王金英为柳建华出具的欠条予以证实，起诉后，宿云芳付款30000元，双方均认可，予以认定。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宿云芳、王金英是否有第三次付款行为。庭审中，双方均认可宿云芳、王金英二次付款3万元，且柳建华均给宿云芳、王金英出具了收条，柳建华两次出具收条形式均为宿云芳提前书写由柳建华在收款人处签名。现宿云芳提供的27万元收条，柳建华主张为第一、二次付款所出具收条变造而来，且该27万元收条不是完整纸张，柳建华签名处付款时间为2014年9月16号，与宿云芳第二次付款时间相同。在宿云芳提供证据存在瑕疵情况下，原审法院向宿云芳释明其应提交付款30000元的二份收条，但在原审法院规定的期限内宿云芳未提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其所提供的270000元收条，不予认定。宿云芳在其本人家中第三次付款270000元的主张，不予支持。王金英应对其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柳建华要求宿云芳、王金英立即偿还欠款272600元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王金英未到庭应诉，应视为对其诉讼权利的放弃，但并不影响其承担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宿云芳、王金英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柳建华货款2726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839元，保全费2033元，邮寄费120元，合计7992元，由宿云芳、王金英负担，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交纳。原审判决宣判后，宿云芳、王金英不服，上诉至本院。
上诉人宿云芳、王金英上诉称，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判决显失公平、公正，依法应予改判。原审法院开庭时，上诉人提交了由被上诉人签字确认的收到上诉人27万元的收条，原审法院不予认定明显错误。1.一审开庭时，双方明确认可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3万元，而原审法院强人所难的要求被上诉人提交3万元收条二份，对于双方认可的事实，并不需要举证加以证明。2.上诉人提交的27万元收条内容不是被上诉人书写，被上诉人在该收条上签字对收到货款的事实进行了确认，该证据真实、合法有效，应当认定为有效证据。且被上诉人主张该收条系第一、第二次付款所出具的收条变造而来，被上诉人对该主张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原审法院对此不管不问，想当然的以上诉人未提交3万元的二份收据、27万元收条存有瑕疵为由，对上诉人提交的27万元收条不予认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改判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货款2600元，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柳建华辩称，一、上诉人在第一次开庭时未到庭，本应缺席判决，原审法院再三开庭，是对上诉人的照顾，也是对案件格外认真负责。本案关键人物潘某某，不仅是2014年9月14日和16日给被上诉人分别送去2万元和1万元现金的送款者，更是2014年9月3日送达、定于9月24日开庭的传票接收者。2014年9月3日上诉人给潘某某出具授权委托书中有“代收法律文书”的特别授权，潘某某收到开庭传票就视为上诉人收到。2014年9月24日开庭时，上诉人及委托代理人均未到庭，根据民诉法的规定应缺席判决。原审法院却再三开庭，对上诉人已是格外照顾，对案件也是格外认真负责。二、上诉人共给付两次款项，2014年9月14日上诉人宿云芳和潘某某一起到被上诉人住处送的2万元，被上诉人给上诉人出具的收条；2014年9月16日晚6时许，上诉人宿云芳未出面，潘某某、柳某某与另外一个人送的，潘某某拿出一摞纸，用夹子夹着，收条写好了，“收款人”也写好了，他让被上诉人在收款人后面签名，被上诉人认为潘某某冒雨给送钱，还挺感动，再说天色已黑，没多想就在潘某某准备好的收条上签名。三、原审法院对27万元收条不予认定是综合全案证据，根据规则作出地客观的、公正的、充满正义感的认定。1.第二次付款，上诉人宿云芳未出面，让潘某某送1万元，本身有两点不合理之处，若要调解应亲自出面，若不为调解，主动上门付1万元不解决任何问题。2.被上诉人于2014年9月14日、16日出具两张收条共计3万元给上诉人，上诉人认可，其完全可以提供该两张收条。上诉人拒绝提供，一是9月16日的收条已用于变造27万元收条，不可能提供，二是将1万元变造成27万元而不是他数，上诉人未在9月24日的开庭日出庭，就是想知道被上诉人是否承认已收到3万元，可推断27万元收条系在第一次开庭后，上诉人根据被上诉人承认的数额确定并变造的。3.27万元属于巨额款项，上诉人存有巨额款项就为偿还被上诉人款项，难以置信。上诉人不提交或不能提交3万元收条和27万元款项准备情况，就应支持被上诉人的主张。4.上诉人宿云芳主张系用打印纸写的收条，且是用下半部分写的，一张空白纸，不从上半部分开始，而要从中间开始，而将上半部分撕去，显然不合常理。被上诉人系大学生，具有书写能力，不需他人代写；上诉人宿云芳不知道被上诉人文化程度，回答被上诉人“得病得的，书写不方便”。5.总欠款302600元，若已付30万元，欠款只有2600元，未付部分不及总欠款的1%，一次付清，应当舍弃，甚至可以舍弃更多。综上，原审法院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过程中，第一次开庭时双方均未提供证据。本院组织第二次调查时，上诉人提交证据一，被上诉人出具的2014年9月12日收条原件一份。欲证明2014年9月12日被上诉人收到上诉人付款2万元，该张收据书写格式、书写方式与2014年9月16日被上诉人出具的27万元收条基本一致，因此更加证明了被上诉人2014年9月16日出具的27万元收条真实有效，上诉人不应再承担还款责任。证据二，上诉人宿云芳与青岛南阳三诚机械有限公司签订的《工厂买卖协议》一份。欲证明上诉人将工厂出售给青岛南阳三诚机械有限公司，合同价款210万元，结合原审法院2014年9月12日到青岛南阳三诚机械有限公司对法定代表人穆某某的调查笔录，穆某某也承认购买宿云芳工厂并于2014年9月12日前已实际支付宿云芳105万元，两项证据均可证明上诉人宿云芳在支付被上诉人款项时，有大额的款项收入，资金来源合法，宿云芳作为当地企业的老板，完全有能力一次性支付被上诉人现金27万元，被上诉人2014年9月16日确实收取上诉人27万元并出具收条，因此上诉人不应再承担该款项的还款责任。证据三，原审法院证据收据一份、一审法官王惠国与潘某某录音材料一份。欲证明平度法院收到上诉人提交的有被上诉人柳建华签字的2014.9.16日收条原件一份，证据提交到平度法院后由一直由法院保管。为查明本案事实，二审法院应依法要求原审法院上交证据原件。被上诉人对证据一，2014年9月12日2万元收条的真实性无异议，的确是我写的，是第一次支付的款项；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但合同是2013年11月29日签订的，合同第三条约定的最后一次付款时间是2014年3月15日之前付清，离偿付被上诉人货款27万的日期相隔半年，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被上诉人认为证据三没有任何意义。双方对证据一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证据二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证据三中的证据收据保存在原审法院卷宗中。
本案二审第一次庭审结束后，被上诉人给本院邮寄了落款时间为2016年5月12日潍坊昌鑫金诚机械铸造有限公司一份证明，并申请证人王某出庭作证，但被上诉人主张“经办人王某，她的母亲昨天突发脑溢血，王某无法出庭，一直联系办案法官未果。”欲证明上诉人称我是到上诉人处取款，这份证明我当时去潍坊昌鑫金诚机械铸造有限公司去送货，并未到上诉人处取款。上诉人对真实性有异议，公司出具的证明材料应公司出具的专人出庭作证接受询问。该证据与被上诉人在原审法院提交的入库单可证实被上诉人的行踪，是否采信以裁判理由为准。
二审经审理查明，被上诉人柳建华民事起诉状的事实和理由为两上诉人宿云芳、王金英系夫妻关系，被上诉人给上诉人供铸件，2013年上诉人王金英为被上诉人出具欠条，欠货款302600元。经被上诉人多次催要，上诉人推诿拒付。请求判令上诉人立即偿付货款302600元。2014年9月3日，上诉人宿云芳、王金英委托潘（泮）某某作为本案代理人，权限“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代收法律文书。”2014年9月3日，潘（泮）某某在代收人处签名代收了民事诉状、开庭传票。
2014年9月24日，原审法院按传票通知的时间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被上诉人及委托代理人到庭，上诉人未到庭。被上诉人宣读起诉张并主张“起诉后，被告宿云芳付款30000元，尚欠272600元未付。”法官询问“原告（即被上诉人柳建华），刚才电话联系被告（即上诉人宿云芳、王金英），对欠款事实无异议，有业务未到庭，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被告欠款272600元”，被上诉人回答“发生过买卖行为，最终欠款272600元属实。提交被告为我出具的一份欠条予以证明。”被上诉人提交2013年12月13日，上诉人王金英签名的302600元的欠条。
2014年11月10日，上诉人宿云芳的委托代理人刘清洲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委托书、出庭函及2014年9月16日收条一份（货款27万元）。2014年11月10日，原审法院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被上诉人及委托代理人到庭，上诉人宿云芳的委托代理人刘清洲到庭。原审法院列明潘某某系两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但未到庭。被上诉人对27万元收条质证称“由于2014年9月24日被告未到庭应诉，庭审已经结束，举证期限已超过，在程序上质证已没有必要。就事实而言，原告从未收到过宿云芳270000元，而是于2014年9月16日收到潘某某付款10000元，当时潘某某把收条写好，收款人已写好，我只签字‘柳建华2014.9.16’后领着潘某某、柳某某、另一人我不知名字，共四个人一起吃饭，交钱时我家属也在场，但没和我们一起吃饭。”最终，原审法院要求“通知宿云芳、潘某某本人到庭，并且将两次收款30000元的收条当庭质证”。
2014年11月18日，被上诉人及委托代理人到庭，上诉人宿云芳及委托代理人刘清洲到庭，上诉人王金英未到庭。原审法院笔录列明潘某某为两上诉人代理人，又被划掉。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被告是否于2014年9月16日付款270000元。现由被告宿云芳（陈述）收条付款的详细经过”，宿云芳主张“在家里交付现金”、“家里有现金，我以前卖企业的钱”。柳建华主张2014年“9月14日收到20000元，9月16日收到10000元，就收到这30000元”，宿云芳主张“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我没见到10000元的收条，20000元收条在潘某某手里。”回答“潘某某到庭了没有”时，宿云芳代理人主张“没到，因为潘某某不是案件当事人，没有义务到庭。”回答柳建华提问时，对“共付了几次款”时，宿云芳主张“3次。第一次10000元，第二次20000元，第三次270000元”；对“都什么时间付的”，回答“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对“第一次付款是怎么去的”，回答“我没有去。是司机柳某某和潘某某去的。第二次是我去的”、“是我和潘某某去的”；对“270000元收条是谁写的”、“给付时间”时，回答“我写的”、“是上午大约9点”；对“你是用什么纸写的”时，回答“一张白纸”、“是的”空白纸；对“你是写在上半部分还是下半部分”时，回答“具体想不起来”；对在哪里和如何书写时，回答“在办公室用打印纸写的，还有很多打印纸”、“我书写，原告签字”；对“为什么由你代书”时，回答“原告得病不方便”，且不知道原告的文化水平。
2014年12月3日，原审法院作出判决并送达双方当事人。宿云芳、王金英于2014年12月17日将上诉状邮寄本院，本院于2014年12月19日收到上诉状。原审法院在移送本上诉案件时，附有情况说明：原告柳建华诉被告宿云芳、王金英买卖合同一案，原审法院于2014年12月3日结案，被告宿云芳、王金英于2014年12月19日上诉于本院，但一直未缴纳上诉费。原告柳建华于2015年4月7日申请执行，在执行过程中，被告宿云芳、王金英称已缴纳上诉费，但称缴费单据找不到了，后经原审法院多次找被告，被告才于2015年年底将上诉费单据交到法院，工作人员发现被告于2015年1月30日将上诉费交到原审法院案款账户上，工作人员到原审法院财务室查询，但因该款是2015年1月30日交的，财务室已按规定将旧存案款入档，经财务室多次查询，于2016年2月3日确认该上诉费确已汇入。以上为该案上诉移交情况，特此说明。2016年2月15日。
2016年5月15日，本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宿云芳、王金英委托代理人刘清洲，被上诉人柳建华及委托代理人到庭。上诉人回答一审是否收到开庭传票、为何一审第一次开庭未到庭时，上诉人主张“一审我没有代理，不清楚当事人为何没有到庭，庭后落实”，但并未书面答复。回答第一次付款的时间、数额、出具收条情况时，上诉人主张“记不清楚了”、“是诉讼之前”、数额系“2万”、“出具了，收据的内容由宿云芳书写，现在找不到了”。被上诉人主张“是在诉讼之后”。回答第二次付款的时间、数额、出具收条情况时，上诉人主张“记不清楚”、“出具了收据，数额为1万，该收据也找不到了”；被上诉人主张“第一次对方送了2万，时间是2014年9月14日，我出具了收据，第二次对方送了1万，时间是2014年9月16日，潘某某写好了收据，让我签的字”。回答两次是否都是潘某某所送的款项时，被上诉人主张“是的，第一次是潘某某和宿云芳一起去送的，第二次是潘某某和柳某某还有另一个人一起去送的。”上诉人“不认可，第一次收据也是上诉人宿云芳写好了内容，由被上诉人签字确认的，两次收据都是宿云芳写好内容，被上诉人签字。”回答按照上诉人的说法还有2600元没有给付，为何当时不一起交齐时，上诉人主张“当时被上诉人说不要了，说让了这部分钱之后对方撤诉，但是后来也没有撤诉。”被上诉人主张“2014年9月14日我们收到了3万，还有272600元没有给我，我起诉了，当时潘某某说给我代理，后来一审法官按照缺席判决，在2014年10月3日王法官打电话问我是不是对方给我支付了27万，让我去看收条，我去看了是假的，法院第二次开庭，我的代理人不清楚该情况，王法官说庭后7日内落实该情况并提交证据，还让我们将潘某某一起找来，结果后来潘某某也没有到庭，王法官就依据案件事实下了判决”。回答27万款项是如何支付的、如何收取的及时间时，上诉人主张“上诉人干工程，卖了厂房，家里有这么多现金，是在宿云芳的家中支付的27万现金”、“不清楚”被上诉人在宿云芳家中是如何收取的27万元，支付时间“是2014年9月16日，好像是傍晚。”被上诉人主张“2014年9月16日我是去送货，离着宿云芳家有50公里，我出具了一份证明我当天去送货无法到宿云芳家拿钱的证据，是潍坊昌鑫金诚机械铸造有限公司收货单一份”。回答第一次和第二次付款出具了收条，这两个收条的内容都是何人书写时，被上诉人主张“第一次是我在家找的纸，写好了收条的内容，然后签好了字。第二次是潘某某拿着一张A4纸上面写好了收条内容，让我签字。”上诉人主张“第一二次都是我方写好了内容，被上诉人签字。”询问被上诉人写第二张收条时有无看内容时，被上诉人主张“我看了，确认内容是收到1万。”询问上诉人，如果你方不提交两张收条，相关的法律后果由你方承担时，上诉人“明白。两张收条确实已经丢失。”
2016年6月16日，本院第二次进行了调查。上诉人宿云芳委托代理人华超，被上诉人柳建华及委托代理人到庭。上诉人提交了2014年9月12日的收条，收条书写在一张A4空白纸张上，字体横向书写，内容在纸张的右半面，左半面空白。收条内容为：收条今收到宿云芳货款大写贰万元正（整）（￥20000元）柳建华2014.9.12号。双方均认可该收据系收取2万元货款的收据，且所有内容均系柳建华所书。上诉人“认为2014年9月12日的收条是第二次付款，第一次在2014年9月12日之前支付过1万。”被上诉人主张“2万收条是第一次付款。”回答“为何上诉人在一审及本院二审第一次开庭都主张2014年9月12日欠条是上诉人宿云芳书写的”时，上诉人主张“当时记不清了。”
上诉人提交2013年11月29日上诉人宿云芳以青岛旭龙铸造有限公司与穆某某以青岛南阳三诚机械有限公司签订的《工厂买卖协议》，合同价款210万元，上诉人宿云芳主张以出卖工厂的款项支付了27万元现金。
在原审法院第三次开庭时，被上诉人提交了2014年9月16日的入库单红联，其上显示送货单位柳建华，品名140钢卡，单位套，数量258.5，金额1693.18元，入库经手人王某签名。其上盖有潍坊昌鑫金诚机械有限公司公章。被上诉人以此主张在2014年9月16日到潍坊送货，未出具27万元的收条。本院第一次开庭时上诉人主张“该证据与本案无关，真实性无法确认，该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的行踪，也无法证明其没有到过宿云芳家中的主张。”本院第二次调查时，被上诉人提供了2016年5月12日潍坊昌鑫金诚机械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2014年9月16日，柳建华给我厂送沟槽管件、刚（钢）卡（140）：258.5套，进厂时间10：00，下午3：00卸完货，结帐后4：00离厂，特此说明。经办人：王某（签名）、法人代表：王某（签名）。其后盖有该公司公章。被上诉人申请证人王某到庭作证，但因故证人未到庭。
本院第二次调查时，上诉人主张“上诉人认为2014年9月12日的收条是第二次付款，第一次在2014年9月12日之前支付过1万。”被上诉人主张“2万收条是第一次付款。”回答27万的收到条是否坚持一审的意见时，上诉人主张“坚持。2014年9月16日的条是被上诉人出具的，是一张A4纸对折后从中间开始写的，上面没有字迹，就给裁去了，但没有影响收条的完整性。”被上诉人主张“收条的正文内容因被上诉人脑梗后影响书写能力，所以才由上诉人代写，而上诉人今天提交的2014年9月12日的收条可以看出被上诉人完全有书写能力，不需要代写。另一方面，这张条尽管用了一半A4纸张，但这纸张是横向完整的一半，另一半也并未撕掉，完全符合常理，而2014年9月16日的27万收条，是纵向从中间书写，书写后上半部分又撕掉，与常理完全相悖。”上诉人询问被上诉人“27万的收条当中的签字和时间是否你本人所签”时，被上诉人主张“27万的条子下半部分是我写的。上诉人将我签的1万元欠条改成了27万欠条。我认为对方将上半部分给撕掉了，将下面的内容更改了。我认可是我的签字，但我签字不代表我是认可欠条的内容。”被上诉人回答有无报案时，主张“没有。我和宿云芳家是世交，我不想把俩家的关系弄的太恶劣。”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相一致。
本案经调解，未能达成协议。
本院认为，上诉人宿云芳、王金英与被上诉人柳建华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均应全面、诚实和善意地履行各自义务。上诉人王金英于2013年12月13日给被上诉人出具欠条，证实欠被上诉人铸件款302600元；被上诉人主张在索要无果的情况下于2014年8月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上诉人支付货款。在被上诉人起诉后，上诉人宿云芳先后两次向被上诉人支付了3万元货款，被上诉人给上诉人出具了收条，对此双方均认可，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主张还支付给被上诉人货款27万元，并提供了由被上诉人签名的、落款时间2014年9月16日出具的收条予以证实；对此，被上诉人予以否认，并主张该27万元的收条系上诉人用1万元的收条变造的，且上诉人主张出具收条的时间、场所，被上诉人不在现场。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已支付给被上诉人27万元货款，原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供的27万元收条不予采信是正确的。理由如下，首先，按上诉人的主张，上诉人给被上诉人支付了三次款项，被上诉人相继给其出具了三张收条，该三张收条系在被上诉人起诉上诉人后形成的，上诉人以丢失为由拒不提交1万元和2万元收条，即使在二审期间也仅提供了2万元的收条，拒不提供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已将收条变造成27万元的1万元收条。即被上诉人承认收到上诉人3万元，但并不认可上诉人主张的付款时间、地点及收条的形式等，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开庭时，双方明确认可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3万元，而原审法院强人所难的要求被上诉人提交3万元收条二份，对于双方认可的事实，并不需要举证加以证明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其次，对发生在被上诉人起诉后的事情，上诉人的回答前后矛盾，随意；对付款时间，除了有收条书写的时间均回答记不清楚，对付款的顺序，先是主张支付的1万元、2万元和27万元，后又改为2万元、1万元和27万元，最后又改回到第一次的说法。第三，上诉人一直强调2万元、1万元和27万元的收条均是上诉人宿云芳所书写，被上诉人只是签名、书写时间，但最终上诉人提交的2万元收条显示整张收条均是被上诉人书写，不存在上诉人主张的惯例。第四，上诉人最终提供的2万元收条，其内容虽书写在纸张右半部分，但系一张完整的纸张，左半部分系空白，而上诉人提供的27万元收条系书写在整张纸张的下半部分，而上半部分被撕掉，不存在上诉人主张的“2014年9月12日被上诉人收到上诉人付款2万元，该张收据书写格式、书写方式与2014年9月16日被上诉人出具的27万元收条基本一致”的情形。第五，被上诉人主张1万元收条系上诉人提前书写好，且也提前写好了“收款人”三字，其在“收款人”之后签上了其名字，导致签名处与收条内容空间较大，系上诉人将1万元收条变造成27万元收条；现上诉人至今不能提供1万元收条，而27万元的收条上半部分又被撕掉，证据存在变造。第六，上诉人主张27万元的收条系被上诉人在2014年9月16日上午九点左右在其办公室形成的，但被上诉人提供的入库单、案外人的证明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当时被上诉人不可能书写27万元的收条。综上，在上诉人提供的27万元收条不完整，不能提供有争议的1万元收条等情况下，原审法院对27万元收条不予认定是正确的，进而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相应货款是正确的。对被上诉人提供的入库单、证明，本院予以采信。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39元，由上诉人宿云芳、王金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见晓
审 判 员 杨传令
代理审判员 徐 慧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李德军
书 记 员 张 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