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闽行终54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厦门杏林鑫裕房地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杏林新源路2号。
法定代表人林裕民，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林晓春，厦门杏林鑫裕房地产管理有限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刘磊，北京万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厦门市湖滨北路61号。
法定代表人庄稼汉，市长。
委托代理人邱鼎捷，男，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集美分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黎建新，福建绎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厦门杏林鑫裕房地产管理有限公司因诉厦门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批复一案，不服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闽06行初1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原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原告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厦府地[2010]345号《批复》，应提供证据证明其与被诉厦府地[2010]345号《批复》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经审查，首先根据本案被诉的厦府地[2010]345号《批复》载明，经被告批准同意收回作为政府收储用地的土地共有三部分，分别是经厦杏府[1993]地029号文核批给原杏林煤渣砖厂的综合楼建设用地面积中的1798.359平方米、经厦杏府[1997]地18号文核批给厦门鑫丰工贸公司的服务业综合楼建设用地面积中的1672.475平方米、厦门鑫丰工贸公司位于厦门市××号工业用地面积中的30759.968平方米，该批复中所涉及的土地使用权人并非原告。其次，根据原告提供的有关厦门鑫丰工贸公司与林裕民1997年6月16日签订的《合同书》、公证书、1997年9月25日《补充协议》、1998年5月15日《补充协议书（二）》、2007年10月18日《补充协议（三）》、《关于合作兴建“鑫丰公司综合楼”的报告》、厦杏国资（97）30号《关于合作兴建“鑫丰公司综合楼”的批复》等证据材料，均只能体现“鑫丰公司综合楼”是由厦门鑫丰工贸公司与林裕民合作兴建，双方约定合同期满前，遇政府规划建设拆迁的，拆迁补偿总额按双方各自投资比例享有补偿权。虽然作为“鑫丰公司综合楼”投资人之一的林裕民是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但不能以此就认定林裕民参与出资兴建的“鑫丰公司综合楼”即属原告公司财产。第三，根据原告提供的厦门鑫丰工贸公司与林裕民2000年1月24日签订的《合作经营合同书》载明的内容，再次明确原告公司是一个注册资金为30万元、经营范围为沿街店面和外口公寓物业管理的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厦门鑫丰工贸公司与林裕民双方投资646万元（其中厦门鑫丰工贸公司出场地5100㎡折价人民币186万元，林裕民出资人民币460万元）是用于兴建“鑫丰公司综合楼”的建设，双方合资兴建“鑫丰公司综合楼”，只是双方合作设立原告公司的一个合作条件，尚不足以证明厦门鑫丰工贸公司是以“鑫丰公司综合楼”所使用的土地作价出资设立原告公司及厦门鑫丰工贸公司与林裕民合资兴建的“鑫丰公司综合楼”是原告公司所有的资产。第四，根据原告提供的《私营公司基本信息》载明，原告公司于2000年3月2日成立，成立时公司名称原为“厦门杏林鑫裕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厦门杏林鑫裕房地产管理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30万元，原告公司投资人之一厦门鑫丰工贸公司认缴出资额8.64万元，实缴出资8.64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并非原告主张的由厦门鑫丰工贸公司出地；而且林裕民作为原告公司投资人之一，其出资方式也是货币，并非是以“鑫丰公司综合楼”的所有权出资。综上，原告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与本案被诉厦府地[2010]345号《批复》中所涉批准同意收回作为政府收储用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人，也不足以证明所涉土地上的“鑫丰公司综合楼”是原告公司所有的资产，故本案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尚不足以证明其与厦府地[2010]345号《批复》存在法律上利害关系，不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原告提起本案行政诉讼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规定的起诉条件，依法应裁定驳回起诉。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厦门杏林鑫裕房地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起诉。
上诉人厦门杏林鑫裕房地产管理有限公司提起上诉称，鑫丰综合楼的产权归属于上诉人，上诉人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其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即使对涉案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存在争议，但是上诉人对涉案综合楼项目投入巨大，且一直在进行管理和运营，而涉案收储批复限制并处分了上诉人的权利，上诉人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原审法院未从整体上审查和考虑本案的历史因素以及涉案项目现实情况的由来，其作出的裁定明显错误，其得出的结论严重违背综合楼项目建设、开发以及十多年运营的历史客观事实；公司注册资本多寡与公司实际资产并无必然联系，原审以上诉人注册资本较少否定上诉人对诉争土地的使用权和利害关系，属于主观臆断。请求撤销原审裁定，责令原审法院继续审理。
被上诉人厦门市人民政府答辩称，鑫丰公司综合楼产权不属于上诉人；上诉人诉称综合楼土地使用权存在争议与事实不符；上诉人公司的投资人之一鑫丰工贸公司的出资方式为货币，并非以鑫丰公司综合楼出资，答辩人作出的涉诉用地批复行为与上诉人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上诉人提起行政诉讼，主体不适格。综上，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上诉人请求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厦府地[2010]345号《批复》，应提供证据证明其与被诉厦府地[2010]345号《批复》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而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首先，上诉人并非涉案地块的土地使用权人。根据本案被诉的厦府地[2010]345号《批复》载明，经被上诉人批准同意收回作为政府收储用地的土地共有三部分，分别是经厦杏府[1993]地029号文核批给原杏林煤渣砖厂的综合楼建设用地面积中的1798.359平方米、经厦杏府[1997]地18号文核批给厦门鑫丰工贸公司的服务业综合楼建设用地面积中的1672.475平方米、厦门鑫丰工贸公司位于厦门市××号工业用地面积中的30759.968平方米。可见，该批复中所涉及地块的土地使用权人均非上诉人。
其次，林裕民参与出资兴建的“鑫丰公司综合楼”，并不能当然视为上诉人的财产。根据上诉人提供的有关厦门鑫丰工贸公司与林裕民1997年6月16日签订的《合同书》、公证书、1997年9月25日《补充协议》、1998年5月15日《补充协议书（二）》、2007年10月18日《补充协议（三）》、《关于合作兴建“鑫丰公司综合楼”的报告》、厦杏国资（97）30号《关于合作兴建“鑫丰公司综合楼”的批复》等证据材料，均只能体现“鑫丰公司综合楼”是由厦门鑫丰工贸公司与林裕民合作兴建，双方约定合同期满前，遇政府规划建设拆迁的，拆迁补偿总额按双方各自投资比例享有补偿权。虽然作为“鑫丰公司综合楼”投资人之一的林裕民是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但不能以此就认定林裕民参与出资兴建的“鑫丰公司综合楼”即属上诉人的公司财产。
此外，上诉人提供的厦门鑫丰工贸公司与林裕民的《合作经营合同书》以及《私营公司基本信息》，再次明确厦门鑫丰工贸公司与林裕民双方投资646万元兴建的“鑫丰公司综合楼”，只是双方合作设立上诉人的一个合作条件，且作为上诉人的投资人厦门鑫丰工贸公司出资方式为货币，林裕民的出资方式也是货币，并非上诉人主张的以土地使用权或房屋所有权作为出资，故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厦门鑫丰工贸公司是以“鑫丰公司综合楼”所使用的土地作价出资设立上诉人公司以及厦门鑫丰工贸公司与林裕民合资兴建的“鑫丰公司综合楼”是上诉人所有的公司资产的事实。综上，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与本案被诉厦府地[2010]345号《批复》中所涉批准同意收回作为政府收储用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人，也不足以证明所涉土地上的“鑫丰公司综合楼”是上诉人所有的资产，故本案上诉人与被诉的厦府地[2010]345号《批复》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上诉人提起本案行政诉讼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一）项规定的起诉条件，原审法院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王 珩
审判员 王江凌
审判员 史寅超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日
书记员 何 峰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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