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睢宁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324民初1172号
原告：沈其康，男，1969年10月6日生，汉族，住睢宁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恒，睢宁县城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姚军，睢宁县城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睢宁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住所地睢宁县睢城镇人民西路北侧。
法定代表人：杨阳，该委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卓海雷，江苏晋陵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周保郢，男，1971年10月19日生，汉族，现住睢宁县。
原告沈其康与被告睢宁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周保郢、龚文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2月22日立案受理后，先由代理审判员郑韬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判，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原告沈其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恒、姚军、被告睢宁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卓海雷、被告周保郢、龚文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沈其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睢宁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向原告给付货款4045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5000元。2.被告周保郢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中的利息主张为：以4045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2年4月18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事实和理由：1999年12月，被告睢宁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成立了睢城镇卫生防疫保健站，后于2015年5月解散该站，期间被告周保郢任该站的负责人。2006年至2009年间，原告向该站供应月饼和酒作为福利发放，尚欠原告货款40450元未有支付。2012年1月17日，原告按照要求将发票交给睢城镇卫生防疫保健站的会计龚文字，龚文字向原告出具了收条一张。后原告多次向睢城镇卫生防疫保健站索要货款，但该站一直未有支付。2015年4月30日，被告周保郢承诺在经财务审计后由其本人支付该笔货款。睢城镇卫生防疫保健站解散后，原告多次向被告周保郢索要货款未果，故提起诉讼。
被告睢宁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辩称，1、不存在被告睢宁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成立和解散睢城镇卫生防疫保健站的事实。2000年时，睢宁县部分乡镇撤销、合并，原睢城乡、朱楼乡并入睢城镇，为整合卫生保健人员，该三个乡镇卫生院（分别为睢宁县朱楼卫生院、睢宁县第三人民医院、睢宁县睢城镇工人医院）的防疫保健人员被集中到睢城镇卫生防疫保健站办公，但并未有设立新的机构，人员各自与原单位的隶属关系、性质、资金来源均未有改变；2、原告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龚文字曾经收到原告的一张发票，无法证明其与睢城镇卫生防疫保健站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即使该合同关系成立，也应由原睢城镇卫生院承担法律责任，被告睢宁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作为卫生和计划生育业务主管部门，与睢城镇卫生院等三家卫生院的卫生防疫站并不存在隶属关系，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3、原告主张的合同债权债务关系发生于2012年1月之前，距离其提起诉讼已经达四年之久，超出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丧失了实体胜诉权。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周保郢辩称，1、被告与原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2、原告提交的票据不符合单位报销条件，财务审核未有批准；3、即便原告的货物由相关防疫保健站的人员领取了，也应当由领取人本人向原告支付货款；4、原告的起诉已经超出诉讼时效。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的起诉是否超出诉讼时效；2、被告睢宁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主体是否适合；3、原告主张的买卖合同关系是否存在；4、被告睢宁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周保郢是否应当承担付款责任。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对证据进行了质证。原告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
1、龚文字向原告出具的收条一张，拟证明睢城镇卫生防疫保健站的会计龚文字于2012年4月17日收到原告交付的一张发票，票面金额为40450元，进而证明原告与被告睢城镇卫生防疫保健站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尚欠货款40450元；
2、被告周保郢于2015年4月30日向原告出具的承诺一份，内容为“在财务审计后，由本人支付”，拟证明被告周保郢承诺对该笔债务承担连带付款责任，因被告周保郢时任睢城镇卫生防疫保健站负责人，故该份证据同时证明原告经常向睢城镇卫生防疫保健站的负责人索要货款，本案未有超出诉讼时效；
3、龚文字提供给原告的外欠账登记表一份，拟证明发生涉案买卖合同关系的原因系睢城镇卫生防疫保健站为了发放中秋福利，向原告购买相关货物；
4、原告沈其康和被告周保郢的电话录音一份及证人蔡某与被告周保郢的电话录音一份，拟证明原告向被告周保郢催要过货款，被告周保郢答应于2016年春节前给付货款；证人蔡某就涉案货款找被告周保郢协商，被告周保郢认可该笔货款并答应在年前支付或从别的途径予以解决；两份证据综合证明原告与睢城镇卫生防疫保健站形成买卖合同关系；
5、蔡某的证人证言，拟证明原告长期向睢城镇卫生防疫保健站供应相关货物；
被告睢宁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对于原告沈其康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
1、对于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其只能证明龚文字曾经收到原告的一张发票，并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2、对于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如系被告周保郢的承诺，则原告就只能对周保郢个人提起诉讼，而不应起诉被告睢宁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3、对于证据3，认为该证据仅是财务人员收到相关发票而做的统计，至于是否有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还需要经过单位负责人的审批；
4、对于证据4，认为该录音不具备作为证据使用的形式要件；
5、对于证据5，认为证人蔡某在睢城镇卫生防疫保健站工作期间，其编制都属于睢宁县睢城镇工人医院，进一步说明睢城镇卫生防疫保健站是隶属于睢宁县睢城镇工人医院，与被告睢宁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没有任何隶属关系。
被告周保郢对于原告沈其康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
1、对于证据1的真实性不能确定，在2015年4月15日时，因为睢城镇卫生防疫保健站的人员要分开办公，要求会计将之前集体办公的业务进行统计，然后就收到了原告交来的发票，但是对于这张收条被告不清楚；
2、对于证据2中“本人”的意思不是指被告周保郢本人，而是指领取福利的人；
3、对于证据3，该证据是龚文字为了方便对账，对票据进行登记，对于是否真实存在欠款关系，龚文字并不了解；
4、对于证据4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货款的支付应当以原告提交的真实材料为基础，关于原告所提到的另一笔18000元的货款是真实的，并予以支付完毕，但该组证据不能证明涉案的买卖合同关系；
5、对于证据5，证人所陈述的2006年至2009年间的货款，已经予以支付，涉案的40450元货款是虚构的，证据不足，不应予以支持。
本院审查认为，对于原告沈其康提交的证据1、2、3、4、5的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对于其关联性，应综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
被告睢宁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为支持其辩称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医疗卫生服务处体系规划纲要的通知》，拟证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系依据相关规定进行设置的；
2、睢宁县睢城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于2010年8月6日取得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拟证明预防保健是该机构的一项诊疗科目；
3、睢宁县睢城镇工人医院于2014年10月23日取得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拟证明预防保健是基层卫生机构的内部职能；
以上三组证据拟证明镇级医疗保健机构在行政上属于镇级卫生院，与县级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不存在隶属关系，也不存在县级设立和撤销镇级医疗保健机构的事实。
原告沈其康对被告睢宁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
被告周保郢对睢宁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本院审查认为，对于被告睢宁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提交的证据1、2、3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可以作为本案证据使用。
被告周保郢为证明自己的辩称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
发票及福利发放表各一张，发票票面金额为40450元，拟证明发票的内容及福利发放表上的领取人的签字都是虚假的。
原告沈其康对被告周保郢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发票是原告开具的，交给了当时睢城镇卫生防疫保健站的会计龚文字；福利发放表不是原告制作的，对于其真实性无法确认。
被告睢宁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对被告周保郢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于福利发放表上领取人签字的真实性及是否实际领取相应的福利有异议。
本院审查认为，对于被告周保郢提交的发票的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对于其关联性应综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对于福利发放表，因该表的来源无法确认，且该表上领取人签字的真实性亦无法确认，故该证据不能作为本案定案证据使用。
为了查明本案事实，本院依职权向案外人庄善宝（庙湾卫生室工作人员）、陈生（红旗卫生室工作人员）作了谈话笔录，并让二人辨认了被告周保郢提交的福利发放表上关于其二人的签名，二人均否认系其本人所签。
原告沈其康对上述谈话笔录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该谈话内容能够反应出睢城镇卫生防疫保健站曾经向职工发放福利，而且不止发过一次，进而能够证明原告和睢城镇卫生防疫保健站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被告睢宁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对谈话笔录质证认为，各社区和村委卫生室隶属于镇卫生院管理，睢城镇卫生防疫保健站只是业务指导。
被告周保郢对谈话笔录质证认为，睢城镇卫生防疫保健站对57个卫生室进行业务指导，并于每年节假日发放一定数量的福利，月饼和酒也从多家采购，发放需经财务科履行相关手续。
经审理查明,2000年时,因睢宁县部分乡镇撤销、合并，原睢城乡、朱楼乡并入睢城镇，睢城镇、睢城乡及朱楼乡的卫生院（分别为睢宁县睢城镇工人医院、睢宁县第三人民医院、朱楼卫生院）的防疫保健人员被集中到睢城镇卫生防疫保健站办公，对外以睢城镇卫生防疫保健站名义办公，该站防疫保健人员的隶属关系仍属各自卫生院，被告周保郢任睢城镇卫生防疫保健站负责人。2006年至2009年间,原告沈其康多次通过在睢城镇卫生防疫保健站工作的蔡某,向该保健站供应酒和月饼等货物,货款由蔡某从睢城镇卫生防疫保健站领取后转交给原告沈其康。2012年4月17日，原告沈其康开具一张40450元的发票，写明项目为月饼和酒，通过蔡某转交给睢城镇卫生防疫保健站的会计龚文字，龚文字出具一张收条给蔡某，并由蔡某转交给原告沈其康。2015年4月，睢城镇卫生防疫保健站的防疫保健人员被要求按照原隶属关系回到各自单位办公，要求会计将之前集中办公时的相关业务进行统计，将收到的发票报到被告睢宁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成立的会计核算中心，其中涉及原告的发票有两张，金额分别为18000元、40450元。睢城镇卫生防疫保健站将上述发票报到会计核算中心后，经过审核，就18000元的货款予以支付，对于40450元的发票，因未有审核通过，未予支付。原告沈其康及证人蔡某多次找被告周保郢予以解决，被告周保郢于2015年4月30日在票据粘贴纸背面写明“在财务审计后由本人支付”，并签字。
本院认为，第一、原告沈其康的起诉未有超过诉讼时效。虽然原告主张的货款发生于2006年至2009年期间，但作为睢城镇卫生防疫保健站负责人的被告周保郢于2015年4月30日的签字行为能够证明原告沈其康就涉案款项向其主张过权利，且被告周保郢亦对此作出承诺，故原告于2016年2月22日提起诉讼并未有超出诉讼时效。
第二、在原告沈其康主张的供货期间，睢城镇卫生防疫保健站的人员系由睢宁县睢城镇工人医院、睢宁县第三人民医院、朱楼卫生院的防疫保健人员组成，对外用睢城镇卫生防疫保健站的名称及公章办公，该防疫保健站与被告睢宁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不存在隶属关系，故原告沈其康要求被告睢宁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就睢城镇卫生防疫保健站的相关债务承担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第三、原告提交的证据收条、外欠账登记表及被告周保郢提交的发票，仅能够证明原告沈其康于2012年4月17日开具一张金额为40450元的发票，交给睢城镇卫生防疫保健站的会计龚文字，但未有其他有效证据能够佐证涉案买卖合同关系的实际发生；另，被告周保郢所写的承诺系“在财务审计后由本人支付”，该承诺具有前提条件，即“在财务审计后”，涉案票据在上报到会计核算中心后，并未有审核通过，即付款条件未有成就，因此，原告沈其康要求被告周保郢承担付款责任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依法不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一百零四条、一百零五条、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一百一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沈其康对被告睢宁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周保郢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936元，由原告沈其康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郑 韬
人民陪审员 王冠群
人民陪审员 白彦良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李雪子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第一百零四条人民法院应当组织当事人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进行质证，并针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说明和辩论。
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第一百零五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第一百一十六条视听资料包括录音资料和影像资料。
电子数据是指通过电子邮件、电子数据交换、网上聊天记录、博客、微博客、手机短信、电子签名、域名等形成或者存储在电子介质中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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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一十七条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
符合本解释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通知证人出庭作证。
未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不得出庭作证，但双方当事人同意并经人民法院准许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十二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