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民终82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江铜营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东方。
法定代表人：郑金旺，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洪恺，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思周，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万棱电缆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
法定代表人：林海侨，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鹤毅，广东乐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申朗讯电气电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
法定代表人：王智谋，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鹤毅，广东乐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宏羽铜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法定代表人：吴贵生，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鹤毅，广东乐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奔达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坪山新区。
法定代表人：陈浩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锐，广东名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迈，广东生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奔达康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坪山新区。
法定代表人：侯少藩，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锐，广东名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迈，广东生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奔达康物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坪山新区。
法定代表人：邬宗仁，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锐，广东名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迈，广东生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广东宏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
法定代表人：吴鹏远，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萍，该公司职员。
上诉人深圳江铜营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铜公司）、深圳市万棱电缆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棱公司）、深圳市申朗讯电气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朗讯公司）、广东宏羽铜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羽铜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奔达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奔达康控股公司）、深圳市奔达康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奔达康电缆公司）、深圳市奔达康物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奔达康供应链公司）、原审第三人广东宏羽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羽供应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深中法商初字第2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江铜公司、万棱公司、申朗讯公司、宏羽铜业公司、被上诉人奔达康控股公司、奔达康电缆公司、奔达康供应链公司、原审第三人宏羽供应链公司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江铜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并依法改判支持江铜公司的所有诉讼请求；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涉案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系买卖合同，奔达康控股公司为该买卖合同的买方，其指定的关联公司加入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的履行而成为年度合同的共同买方，一审法院未能查清年度合同内容及其业务履行流程，人为割裂了年度合同与产品销售合同之间内在本质联系，错误认定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为框架协议和团购协议。（一）涉案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系买卖合同，而非一审法院错误认定的框架协议／团购性协议，奔达康控股公司在多年的交易习惯中均作为年度买卖合同的买方，其承担货款支付义务是毋庸置疑的。本案中江铜公司与奔达康控股公司签订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中确定了买方为奔达康控股公司，年度采购的货品和规格为8mm和／或2.6mm的铜杆、铜线，货物的年度总采购量以及每月的计划采购量，每月采购量通过由奔达康控股公司在前月25日前通过月度订单的形式提出并经江铜公司确认、货品包装和回收、货品交运和费用、货物价格的具体确定方式，即通过期货市场点价方式确定货物的基价，点价规则、履约保证金，并确定了8mm和2.6mm铜杆的加工费、付款结算、合同的变更以及转让、违约责任和争议处理方式，具备了《合同法》第十二条提及的当事人的名称、标的、数量确定方式、质量标准、价款确定方式、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和争议处理方法，也具备了《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一规定的包装方式、检验标准和质量争议处理、结算方式等条款，显然为完备的买卖合同。本案所涉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与通常单笔货物的买卖合同唯一的区别就是货物的价格没有确定一个固定的数字，这是因为涉案合同的铜产品属于大宗期货的金属产品，根据行业惯例，其定价方式应根据订货时期货市场的市价进行点价成交，且涉案合同履行期为1年，在1年期间，铜材价格波动会比较大，而如果年度合同中确定一个固定的价格，则可能大幅高于或低于市场价格，对卖方或买方都会不利，而固定数字价格的合同，则是针对货物一次就可以交付完毕的买卖合同。因此年度合同规定了货物价格的确定方式为根据期货市场价格情况进行点价来确定价格，这是年度长约的特点，并不能就此否认其买卖合同的属性。一审判决“2014年度合同对应买受人、购买货物的种类、规格、数量均未做明确具体的约定，属框架协议”，显然无视合同具体内容。值得特别说明的是，一审法院同时在其判决中详细摘录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具体条款内容的情况，包括货品、规格、数量等等，但一审法院在明知此情况下仍作上述前后矛盾的认定，令江铜公司感到震惊和不解。一审法院认定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为团购性协议，其中一个依据是框架协议，在该依据为错误的情况下，显然其最终结论也只能是错误的。而其另外一个依据是在奔达康控股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已欠付了江铜公司巨额货款的情况下，2015年5月16日江铜公司与奔达康控股公司及其视为核心的5家关联公司签署的《同一债务人确认协议》，对于该文件我们需要特别强调的是：（1）该协议的签订目的是在2014年3月底逾期情况发生后为了将来业务的继续进行而签署的文件，对逾期情况发生前已经形成的违约责任不能也不应具有溯及力，而且在后续业务的履行中，江铜公司已对奔达康控股公司指定的所有关联公司的交易采取款到发货的方式，不再有20个工作日的赊销期；（2）本案争议系由奔达康控股公司指定的万棱公司、申朗讯公司和宏羽铜业公司点价货物的货款问题，不属于该协议调整范围；（3）在该协议中，“奔达康控股集团及其他团购成员”为乙方的名称，在此后正文中表明“奔达康控股集团及其他团购成员，即乙方”，仅仅是为注明乙方名称的需要；（4）在该协议中提及“团购成员”，但是此前签署的2014年度合同中并没有提及“团购”或“团购成员”，因此不能根据后续文件中的“团购成员”的措辞来将年度合同定性为团购合同；（5）在该协议中，协议中团购成员的名单是详细列出并盖章确认的，而且作为协议的附件，但是在年度合同中提及关联公司，却没有将关联公司详细列入并作为年度合同的附件。因此，一审法院根据《同一债务人确认协议》中乙方名称为“奔达康控股集团及其他团购成员”就给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贴上团购协议的标签，显然是牵强附会，最终只能做出荒谬的解释。一审法院将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定性为框架协议／团购性质的协议，进而确定奔达康控股公司不承担付款义务，付款义务由各产品销售合同的买方承担。这显然与年度合同本身的规定也直接冲突：1、2014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第九条明确规定“……合同任何一方欲将本合同项下所设定的权利、义务转让给第三方，均须提前10天通知对方并经其书面同意……”。该条款明确表明，年度合同是江铜公司作为特定卖方，而奔达康控股公司作为特定买方来签订的。除非江铜公司书面同意，否则奔达康控股公司作为年度合同买方的地位不能被第三人所替代，但是该条规定并不排斥在奔达康控股公司承担买方义务的前提下，第三人接受奔达康控股公司指令加入合同履行而成为共同买方，共同承担买方义务。2、产品销售合同所谓买方的义务的简单叠加并不能覆盖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为买方所设定的义务：（1）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第七条6款规定了点价后未提货之前，上海期货交易所现货价格相对所点价格下跌超过10%时，买方应在接到卖方保证金追加通知后一个工作日内补足价格下跌部分。因为点价后很快就签署产品销售合同，所以该款规定的保证金显然发生在产品销售合同签署之后，但是产品销售合同并没有规定江铜公司享有这样的权利；（2）该款也规定江铜公司有权根据上海期货交易所保证金的调整同比例提高履约保证金，但是产品销售合同并没有赋予江铜公司这样的权利；（3）在年度合同中约定了点价之前交付商品的，买方应在卖方交货前预付货款。而涉案所有产品销售合同均是在点价之后签订的，因此产品销售合同不能覆盖年度合同规定的该情况；（4）年度合同货品包装的回收进行了规定，要求铁架100%，木架70%，并规定了赔偿标准，但是各产品销售合同中没有规定回收率和违约赔偿；（5）年度合同规定了“经卖方确认的（月度）订单，未经卖方书面同意，买方不得随意变更或取消”。如果各点价和签订产品销售合同确定的总的数量没有达到月度订单（商函）的量，则买方存在违约责任。但是各产品销售合同只涉及具体点价货物，不涉及月度所有点价量是否达到月度订单规定的总量的问题。江铜公司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本案中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和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网上团购存在着本质区别：1、在团购活动中，这些团购成员之间可能互相认识，有些可能就是发起人的微信朋友，在现实中并不认识。无论如何，这些购买者通常不会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紧密财务关系。但是本案中，奔达康控股公司的关联公司之所以能够加入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的履行，是因为这些关联公司得到了奔达康控股公司对其关联关系的确认，若没有关联关系，江铜公司不可能接受其点价，更不可能向其销售铜产品；2、团购购买的商品通常为生活日常用品，量比较小，价格比较低，但是本案的商品为大宗货物铜材产品，而且交货量非常大，货值很高。虽然团购偶尔可能存在价值比较高的房产等商品，但是开发商或是销售商一定是在买方先支付全额货款或办理银行贷款的情况下，才会协助办理过户手续／交付商品；3、团购中的发起人肯定是要购买商品的，这也是其发起团购的原因，但是本案中奔达康控股公司从2011年以来从来没有通过点价购买过任何铜材；4、团购均是购买人先支付货款，然后销售商才发货，不存在赊销的模式，但是本案中采取是赊销模式，货物在送到之后20个工作日才支付货款；5、团购的目的是为了以更低的价格购买自己需要的货物，但是本案中产品的价格是依据期货市场确定的，团购本身并没有带来价格优惠。至于奔达康控股公司及其关联公司主张的一起采购是为了获得更长时间的账期，显然是无稽之谈，在奔达康控股公司不承担付款责任以及各关联公司也是各自承担责任的情况下，奔达康控股公司指定的作为采购方的各关联公司越多，特别是商誉和资质差的公司越多，江铜公司收不回货款的风险就越高。况且对于铜材销售，基价是由期货市场确定的，江铜公司唯一的利润来源来自于加工费，总的加工费才1250元／吨，可赚的利润显然低于加工费，而这相对于每吨5万元左右的铜材价格，是微乎其微的。即使加工费全部作为利润，如果1吨铜材货款收不回来，江铜公司就相当于白加工40吨的铜材，因此江铜公司不可能为了小额的加工费，而冒货物基价都收不回来的巨大商业风险，所以，江铜公司对买方的资信审查就极为严格。若奔达康控股公司不是买方，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不可能签订，更无从谈起后续的各关联公司的点价、签署产品销售合同以及接收货物。（二）涉案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的业务履行流程也充分说明各关联公司加入年度铜材销售合同的履行，各自在分配量和点价范围内加入成为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的共同买方，而各产品销售合同仅仅是对此前业务流程中电话点价确定的数量和价格进行书面确认。在一审庭审中以及庭后代理词中，江铜公司列举大量的事实和证据重点说明了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的业务履行流程，通过整体、全局的视角来分析奔达康控股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的法律地位以及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和产品销售合同的法律定性。但遗憾的是，一审法院对业务履行流程未做认定，特别包括点价授权书和点价规则、计划商函、点价录音，人为割裂了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与产品销售合同之间的本质联系，最终只能作出错误的判断和定性。下面江铜公司先详细说明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的业务履行流程，然后对各关联公司加入履行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的情况以及产品销售合同的作用进行分析。1、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的业务履行流程。由于2014年1月25日，奔达康控股公司就违约而未发出2014年2月份计划商函，因此我们根据2014年度合同、2014年度现货交易点价授权委托书和点价规则、2014年1月份计划商函，并结合2013年度合同以及该年度7月-12月的采购商函、点价录音和产品销售合同，来详细说明江铜公司与奔达康控股公司之间签订的2014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正常的业务履行流程，我们也制作了流程图供贵院参考。（1）江铜公司与奔达康控股公司对2013年度铜材产品销售进行认真仔细磋商和修改，除了格式措辞调整外，2014年度合同对2013年度合同做了大的修改，包括月度订单的发送时间、逾期利率和现货交易点价规则，年度合同共有7页，双方在纸质文件上签字盖章。2014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确定了年度采购的货品和规格、货物的年度总采购量以及每月的计划采购量（含关联公司，以过往交易记录为准）、每月采购量通过由奔达康控股公司在前月25日前通过月度订单提出并经江铜公司确认、货物价格根据期货市场点价、现货交易点价规则等信息。（2）在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签订前／后，江铜公司将现货交易点价授权委托书和点价规则通过邮件发送给奔达康控股公司。奔达康控股公司则提供点价授权委托书和接受点价规则，并安排其认可的关联公司签署点价授权书和确认点价规则，确定点价人员的姓名和电话。现货交易点价授权委托书明确“被授权人所下达的一切交易指令和已成交指令的电话和书面确认都是我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我司将对其下达的交易指令和已确认的交易指令承担法律责任，绝无异议”。现货交易点价授权委托书交易规则中则明确“我司仅接受客户授权的指令下达人使用指定点价电话号码下达的点价指令……我司点价中心不接受任何非指定电话号码发来的点价指令。由于我司点价中心接听电话的业务人员不能从电话语音中辨别授权人的身份，我司仅以客户／供应商书面指定的电话号码下达的点价指令为唯一有效授权点价。请客户采取适当措施以防止其电话号码不被非授权人冒用、盗用进行越权点价，否则客户将自行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并且在交易规则第18条争议解决中明确规定“客户如果对成交价格和成交数量有异议，应在次日中午12：00点前将信息反馈给我司，并以电话录音为基础进行协调沟通……”。（3）奔达康控股公司在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确定的每月计划采购量的基础上，结合其各关联公司的实际需要，向江铜公司发出月度订单（商函），确定计划采购量在各关联公司的分配情况，并列出各关联公司计划外的实际需求情况，并要求江铜公司给予大力支持。（4）江铜公司在收到奔达康控股公司发来的月度订单后，对于被上诉人计划采购量的分配是必须满足的，但是对于奔达康控股公司分配给各关联公司超过计划采购量的实际需求部分，则要视江铜公司生产排货情况，确定是否能够满足。经过江铜公司最终确认的商函，则对江铜公司和被上诉人具有约束力。（5）各关联公司在奔达康控股公司分配的采购量（计划量和确认的实际需求量）范围内进行电话点价，确定成交价格和成交数量。整个点价过程进行点价录音。（6）江铜公司和点价的各关联公司通过产品销售合同的方式，书面确认电话点价中确定的成交价格和成交数量。产品销售合同通过电邮方式签署，并且大部分产品销售合同并不符合其本身“签字盖章”的生效要件的要求，而只有盖章没有签字，并且其全部内容只有一页，其内容除了价格和数量根据点价情况变动而不同外，其他条款则是2014年度下的各产品销售合同与2013年度下的完全一致，虽然2014年年度合同特别约定修改了2013年度合同的逾期利率，但在2014年的各产品销售合同中却并未修改过来。（7）江铜公司根据各点价关联公司的排货安排向各点价关联公司派送货物，奔达康控股公司的各关联公司安排付款，江铜公司开具发票等。2、奔达康控股公司指定的关联公司在分配量和点价范围内加入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的履行而与奔达康控股公司共同成为该年度合同的买方。根据以上的业务流程，奔达康控股公司指定的关联公司显然在分配量和点价范围内加入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的履行而成为共同买方，理由如下：（1）年度买卖合同提及年度采购量并注明“含关联公司，以过往交易记录为准”，表明江铜公司和奔达康控股公司在签订年度合同时就考虑到了奔达康控股公司会指令其认可的关联公司加入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的履行，这些关联公司将成为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的共同买方；（2）奔达康控股公司安排有关关联公司签署点价授权书和确认点价规则，是奔达康控股公司向有关关联公司发出意向，意欲让这些关联公司加入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的履行，成为共同买方。这些关联公司签署并出具点价授权书和接受点价规则，也表明了其愿意加入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的履行而成为共同买方；（3）奔达康控股公司将部分月度采购量分配给有关关联公司，就表明其将要把年度合同中对应的该月度的采购量部分的履行指令由对应关联公司来完成，包括点价、接收货物和支付货款。值得说的是，即便有上述业务流程的第1（1）和第1（2）阶段，有关关联公司加入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来进行点价成为共同买方也只能是一种可能性，如果奔达康控股公司在第3阶段不分配任何部分采购量给关联公司，有关关联公司也无法进行点价和接收货物，江铜公司也不会允许有关关联公司进行点价；（4）江铜公司对奔达康控股公司的月度商函中各关联公司采购量的确认，也就是江铜公司接受奔达康控股公司指定的有关关联公司加入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履行，接受有关关联公司成为共同买方，由此，各有关关联公司负责执行分配采购量范围内的点价、接收货物，并和奔达康控股公司共同负责货款的支付；（5）有关关联公司通过江铜公司的点价系统进行点价，其本身就表明该关联公司接受奔达康控股公司的指定，加入2014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的履行而成为共同买方，负责分配量范围内货物的点价、收货，并和奔达康控股公司共同负责货款的支付。以上环节和分析说明，江铜公司基于奔达康控股公司系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买方的地位，而就其在确定哪些关联公司加入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的履行方面赋予其充分的主导权，奔达康控股公司与其关联公司相比，在加入履行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方面处于支配和掌控地位，而关联公司则处于从属和被支配的地位，因此各关联公司不能也不应替代奔达康控股公司在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下的买方地位，而是在各自点价范围内与奔达康控股公司成为该批货物的共同买方，从而对相应货款承担共同付款责任。3、各产品销售合同仅仅是对点价录音确定的数量和价格的书面确认。根据上述业务流程中的点价授权书和点价规则，以及各产品销售合同与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的比较，显然各产品销售合同仅仅是对点价录音确定的数量和价格的书面确认，理由如下：（1）点价授权书中明确提及“交易指令和已成交指令的电话和书面确认”，这表明电话方式的交易和已成交指令仅仅需要的是一个书面确认，而不是需要签订一个合同，因此点价之后的产品销售合同并非为了变更合同主体和重新设定权利义务，而仅仅是对点价录音的内容进行书面确认；（2）点价规则也明确“电话号码下达的点价指令为唯一有效授权点价”以及争议处理依照“电话录音为基础进行协调沟通”。这明确了电话点价的基础和核心地位，而且在电话点价后，点价的关联公司就成为执行买方，成交价格与成交数量就已经确定，即便后续没有或未能签署产品销售合同，也无法改变点价的货物也已经成交的事实，因此，各产品销售合同仅起到书面确认点价中确定的数量和价格的作用，而不是替代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同时各产品销售合同磋商和签订方式与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相比，也说明前者并非为了签订合同，而只能是对电话点价确定的价格和数量的书面确认。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的磋商和签订：（1）2011年度-2014年度均有较大调整，显示江铜公司和奔达康控股公司对该合同进行了认真仔细磋商，充分表达和体现双方的意思表示。从2013年度合同和2014年度合同比较可以充分看出：2014年度在实质内容的修改上包括年度采购量、月度商函发送的时间、增加了检修停供内容、将2013年度的点价交易规定充实成为“现货交易点价交易规则”并作为附件、对逾期利息进行了特别修订，规定逾期10-30天，利率上浮30%，逾期30天以上，利率上浮50%。另外每条结构上和措辞上均有较大修改；（2）年度合同总共为7页；（3）双方通过纸质文件签订，双方签字和加盖公章。产品销售合同的内容及签署：（1）该文件中的价格和数量是根据此前流程中的电话点价确定，不存在任何磋商；（2）文件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的部分为固定格式条款，2013年度下各产品销售合同的条款与2014年度下各产品销售合同的条款完全一致，也谈不上磋商，更不用说认真仔细磋商；（3）文件内容只有1页；（4）文件规定“签字盖章生效”，但是大部分的产品销售合同没有签字只有盖章，照字面严格解释话，大部分产品销售合同尚未生效；（5）2014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专门对逾期利息进行了调整，但是2014年度下的各产品销售合同仍然沿袭2013年度下的各产品销售合同格式，利率仍然为“当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利率上浮10%”。从两份文件磋商和签署比较，江铜公司并没有与产品销售合同的相对方进行磋商，不具有与和对方签订合同的意愿，各产品销售合同虽然名称中包括“合同”二字，但是该文件的签署并非为了签订合同，而仅仅是确认电话点价中确定的价格和数量的一种书面载体。反之，如果各产品销售合同是为了确定买卖主体和权利义务的话，则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的认真磋商和签订完全是徒劳和无用功，没有任何意义。这种解释显然是荒谬的。4、江铜公司选择将奔达康控股公司作为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的买方并与其每年认真磋商签订各年度合同，具有商业上的充分考虑。江铜公司与奔达康控股公司的合作时间始于2011年，与实际控制人侯少藩的合作时间可追溯至2005年，因此双方存在长期的交易习惯，将奔达康控股公司作为年度合同的买方，其现实考虑是奔达康控股公司旗下有奔达康电缆股份、奔达康供应链、奔达康金融控股公司、民信达达小额担保公司、羽邦融资担保公司，并且万棱公司、申朗讯公司和宏羽铜业公司也是或曾经是奔达康控股公司的下属公司，因此奔达康控股公司具有较强的偿付能力。而奔达康控股公司的各关联公司，除了奔达康电缆股份具有较强实力外，奔达康供应链公司、深圳环市线缆、广州环市线缆主要是个贸易公司，万棱公司和申朗讯公司虽然有工厂，但是设备老旧加工能力有限，其购买的很大部分铜产品也是转卖，而宏羽铜业公司则是贸易公司，没有自己的实业，江铜公司与这些公司交易会存在很大的商业风险，因此根本不会选择与这些公司单独交易。二、一审法院逻辑错误、事实认定不清，错误认定了逾期情况发生后被上诉人单方提供的文件，错误解读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和江铜公司签署的文件，最终对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以及奔达康控股公司作出错误的法律定性。本案中江铜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业务合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2011开始至2014年1月25日之前相对正常履行阶段；2、2014年1月25日至2014年3月底的违约阶段；3、2014年4月2日之后违约处理阶段。一审法院应该根据第1阶段确定江铜公司、奔达康控股公司及其各关联公司的权利和义务，根据第2阶段确定奔达康控股公司及其各关联公司因为逾期付款而承担的违约责任，根据第3阶段分析江铜公司与被上诉人有无就已经产生的违约责任协议处理。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一审法院未能查明2014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前，特别是2013年下半年合同的履行的情况，对于2014年度1-3月份的情况也有重大遗漏，其主要根据逾期情况发生后奔达康控股公司单方编造的《备忘录》、单方更改使用的《采购需求商谈纪要》，错误解读江铜公司与奔达康控股公司及其视为核心的5家关联公司签署的《同一债务人确认协议》、江铜公司与万棱公司、申朗讯公司和宏羽铜业公司签署的《动态还款协议》、《应收账款询证函》等，对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和产品销售合同的法律性质以及奔达康控股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的法律地位作出错误的法律判定。对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中遗漏的业务流程、错误认定框架协议／团购协议，江铜公司已经在第一部分作出较为充分说明，以下江铜公司将一审法院遗漏或错误认定的其他部分进行说明：（一）奔达康控股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在逾期时间发生后单方改用采购需求商谈纪要，并编造2014年1-4月份的采购需求商谈纪要，应该对该文件作出对被上诉人不利的反向推定一审法院认定2014年4月25日奔达康控股公司向江铜公司发送了由奔达康控股公司、万棱公司、申朗讯公司、宏羽铜业公司签署的《采购团各成员2014年5月份铜材采购需求商谈纪要》，但是江铜公司在一审中还提供了当日江铜公司和宏羽铜业公司往来的另外3份邮件，从而说明江铜公司对于《采购需求商谈纪要》的态度和反应，并且在庭审中江铜公司对邮件的往来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但是，一审法院在江铜公司如此举证和说明的情况下，依然对江铜公司的意见视而不见，江铜公司对此表示无奈和愤慨：1、2014年4月25日有关采购需求商谈纪要的发送顺序是：宏羽铜业公司首先在12：15发来2014年5月份的采购需求商谈纪要，对此江铜公司在13：03将该5月份的采购需求商谈纪要以及1月份的商函发回给宏羽铜业公司，要求后者“请以合同签订的主体：深圳市奔达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参照附件计划商谈统一发我确认”。13：51，宏羽铜业公司发来2014年1-5月份的采购需求商谈纪要；14：08，江铜公司将1-5月份的采购需求商谈纪要发回给宏羽铜业公司，要求“请以合同签订的主体：深圳市奔达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参照附件计划商函统一发我确认”。从前述江铜公司与宏羽铜业公司往来邮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2014年1-5月份的采购需求商谈纪要均是在2014年4月25日提供给江铜公司，并且江铜公司在第一时间明确指出，采购需求商谈纪要不符合年度合同的要求，应该按照计划商函的格式由合同签订主体“深圳市奔达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奔达康控股公司）统一发送。而计划商函中仅仅确定数量，根本没有“各方在确定向‘江铜公司’点价时，应单独与‘江铜公司’订立《产品销售合同》，所订立的《产品销售合同》是确定买卖合同当事人主体及买卖关系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由该《产品销售合同》所引起的权利义务与其他方无涉”等措辞；2、2014年5月26日17：20，奔达康控股公司将采购需求商谈纪要发送给江铜公司，江铜公司则在5月27日08：47回复：“侯先生，你好！请按商函补齐2-6月采购需求，加盖公章，此份是贵司内部的，请按照附件1月份计划商函一样。谢谢！”，江铜公司也明确拒绝接受采购需求商谈纪要；3、就2014年1月份的采购量和分配情况，奔达康控股公司已经向江铜公司发出了计划商函，因此就2014年1月份是不可能存在所谓的采购需求商谈纪要的，因此1月份的采购需求商谈纪要显然是伪造的、虚假的。这也可以证明奔达康控股公司及关联公司提交的《备忘录》也是伪造和虚假的；4、退一步讲，假设采购需求商谈纪要符合要求，则2014年1月份、2月份、3月份和4月份的采购需求商谈纪要，应该分别在2013年12月25日、2014年1月25日前、2月25日和3月25日前向江铜公司提供，但是在相对应的时间，奔达康控股公司并没有将这些采购需求商谈纪要提供给江铜公司，相反在2014年1-3月份已经结束，而2014年4月份行将结束的时候，才向江铜公司提供采购需求商谈纪要，这显然不符合2014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的约定。而实际情况是，2014年3月份和4月份的采购量是通过手机短息向原告提供的，被上诉人在2014年4月2日的邮件中也提及“上月25日发给你的任务分配信息”，印证了奔达康控股公司的肖景圣向江铜公司业务人员余红保发出了手机短息。因此2014年1-4月份的采购需求商谈纪要是伪造的和虚假的。从以上可以看出奔达康控股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在万棱公司、申朗讯公司和宏羽铜业公司2014年3月底发生逾期后20多天，突然在2014年4月25日，单方改变不以商函方式发出每月的采购量，而改变以采购需求商谈纪要的方式发出采购数量，并且伪造虚假的2014年1-4月份的采购需求商谈纪要，其目的就是为了让奔达康控股公司以及关联公司中的另外5家公司对这三家公司的货款逃避或摆脱支付责任。由于2014年1-4月的采购需求商谈纪要是伪造的，被上诉人伪造的目的就是企图说明各产品销售合同系确定合同主体及权利义务的依据，这从反面可以证明奔达康控股公司与江铜公司签订的2014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是确定合同主体及权利义务的依据，有关具体货物的产品销售合同并非确定合同主体及权利义务的依据。在此值得强调的是，奔达康控股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发来的采购需求商谈纪要，系其单方变更合同的行为，江铜公司业务人员在20分钟内就已经明确予以否认，因此就以采购需求商谈纪要来替代计划商函，江铜公司未与奔达康控股公司达成一致，奔达康控股公司的该单方行为不能起到变更年度合同的任何效果，相应奔达康控股公司及其关联公司与江铜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应该按照2014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来确定。（二）《备忘录》系2014年4月1日后逾期事件发生后奔达康控股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编造的，其本身应该作出对被上诉人及其关联公司不利的反向推定。一审判决认定奔达康控股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在2013年12月18日共同签署了《备忘录》，并顺带提及“原告称2014年8月11日收到《备忘录》”。但是，江铜公司一审中对《备忘录》提出了充分反驳，提出该《备忘录》系被上诉人方在2014年逾期事件发生后编造的文件，但一审判决对江铜公司的反驳观点和反驳证据未予提及。一审法院如此认定显然是轻率、不负责任的，江铜公司对此表示遗憾和愤慨：1、所谓的《备忘录》中企图明确奔达康控股公司为签约代表的身份，并且明确各关联公司根据各产品销售合同各自承担责任。该文件是否存在，特别在2013年12月18日是否交付给江铜公司，将直接决定该文件是否可能对江铜公司具有约束力，从而对奔达康控股公司及其各关联公司的权利义务认定将产生根本性的影响；2、对《备忘录》，江铜公司在一审中明确在2013年12月18日或之前奔达康控股公司从未将所谓的《备忘录》提交给江铜公司。江铜公司在2014年4月25日才从宏羽铜业公司发来的5月份的采购需求商谈纪要中第一次看到“备忘录”这三个字，在2014年8月11日才从宏羽铜业公司处收到《备忘录》的全文。被上诉人主张其在2013年12月18日将《备忘录》复印件交给江铜公司，但是未能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因此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但是令人不解的是，一审法院对此事实没有予以明确认定，但是直接或间接毫无依据地用该《备忘录》的内容来约束江铜公司。3、奔达康控股公司在2013年12月23日发出的2014年1月份采购商函的时候，2014年度合同才刚刚签订5天，而且该采购商函与之前月份的采购商函格式措辞完全一致，但是该文件中没有提及《备忘录》。2014年4月25日，万棱公司、申朗讯公司和宏羽铜业公司点价送货部分发生巨额逾期货款后的，被上诉人及其关联公司突然单方更改使用的《采购需求商谈纪要》，并在其中突然提及《备忘录》。前后比较，充分说明《备忘录》在2013年12月18日根本就不存在，完全是奔达康控股公司及其关联公司为了逃避债务而精心制作的虚假文件。4、在2011-2013年，江铜公司与奔达康控股公司均签订了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但是被上诉人并没有提供有关年度的《备忘录》来说明其仅仅是签约代表，而不是买方。因此在2014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签订时，其提供了《备忘录》是完全不合逻辑的。5、在所谓的《备忘录》中，除了主张奔达康控股公司为签约代表外，还提出以具体货物签订的各产品销售合同作为确定合同主体以及权利义务的依据。但是在2014年4月2日奔达康控股公司的肖景圣发邮件表示“……你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排货，如他们货款不及时，你可以暂停给他们排货，特此告知，谢谢！”，从而企图说明各家关联公司责任分别承担时，作为年度合同中江铜公司的签约代表余红保在该邮件发出后20分钟就明确表示“我们不接受你下面所告知，因为你代表奔达康发给我的，要负责。贵司可以以后不安排量任何一家，并清楚分配好。请知悉。”。如果江铜公司在2013年12月18日收到并接受《备忘录》的内容，江铜公司的年度合同的签约代表也不会认定被上诉人须承担责任。6、如以上第（一）所述，奔达康控股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在逾期时间发生后伪造2014年1-4月份的采购需求商谈纪要，其目的就是企图确立产品销售合同为确定主体和权利义务的依据以及各家关联公司权利义务互相独立，与《备忘录》的功能完全一致。结合以上情况，可以充分证明《备忘录》也系被上诉人及其关联公司在逾期事件发生后单方编造的，相应应作出对奔达康控股公司及其关联公司不利的解释，2014年度合同为确定买卖关系主体和权利义务的依据，奔达康控股公司为该买卖合同的买方而不是签约代表，产品销售合同并非确定买卖主体和权利义务的依据。7、最后特别强调是，《备忘录》无论如何编造，也无法改变这是奔达康控股公司与其关联公司的内部文件，无法对外部的江铜公司具有任何约束力。（三）2014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一季度的履行也说明奔达康控股公司须对该合同下的货款承担买方的货款支付义务。本案中一审法院对于2014年一季度的履行情况并没有作出任何查明，而只有在将该段时间的履行情况查明的前提下，才能对年度合同的权利义务和违约后果进行分析，也才能理解为什么从2014年4月2日开始江铜公司和奔达康控股公司对之前交易模式进行变更。1、江铜公司在一审中向法院提供了2014年一季度奔达康控股公司8家关联公司总体的逾期统计，显示某些关联公司在账上一直存在大额预付款项，如广州珠江电线厂，奔达康电缆公司一审庭审后提供的2014年收款发货统计，也显示其在2014年1月下旬至3月份存在大量的预付款，而某些关联公司存在大量逾期欠款。但是，奔达康控股公司8家关联公司作为一个整体而言，在2014年3月27日前一直有少量预付款，2014年3月28日才开始发生整体逾期。在2014年一季度，当时的账期是“收货后20个工作日付款”。如果奔达康控股公司不对年度合同下的货款承担支付义务，而仅仅由各关联公司根据各产品销售合同承担支付货款义务，就无法解释广州珠江电线厂以及奔达康电缆公司存在大量的预付款，并且在扣除收到货物产生的应收款项后还有大量的余额的情况，因为作为一个商业主体，其没有理由不利用卖方提供的赊销账期的优惠，这些资金可以进行流转充分发挥作用，至少可以产生利息。2、在2014年度一季度，万棱公司仅仅在2014年1月14日支付了1，200，000元人民币和1月23日支付了5，178，521.15元人民币，该金额尚不足支付2013年结转拖欠的9，571，755.80元人民币，更无从谈起支付2014年度的发送货物的款项。对于2014年度1月5日发送的货物，则在2014年1月30日到期，因此万棱公司在该时间肯定进入逾期状态。如果奔达康控股公司对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下点价货物不承担货款支付责任，则江铜公司显然不会再向万棱公司发送货物。江铜公司继续向万棱公司发送货物，唯一的理由和原因就是奔达康控股公司须对2014年度铜材销售合同下的货物款项承担支付义务；3、申朗讯公司也是在2014年1月份发生逾期，宏羽铜业公司是在2014年3月11日发生逾期，但是江铜公司也仍继续向申朗讯公司和宏羽铜业公司发送货物，其原因和理由同样也是奔达康控股公司对2014年度铜材销售合同下的货物款项承担支付义务。（四）2011-2014各年度合同江铜公司均与奔达康控股公司签订也说明年度合同系确定买卖关系主体以及权利义务的买卖合同，而非框架协议或团购协议。本案中，奔达康控股公司在各个年度中从未实际点价和收取货物。如果按照一审法院的逻辑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为框架协议和团购协议而奔达康控股公司不承担任何义务的话，在2011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签订和履行后，2012年江铜公司就不会与奔达康控股公司签订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更不会在2013年和2014年继续与奔达康控股公司签订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因为这样操作对江铜公司没有任何保障，签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的相对方不承担义务，而承担义务的人又没有签订正式合同。（五）奔达康控股公司也在2012和2013年度确认了其支付货款的责任，从而说明奔达康控股公司也确认其买方地位。奔达康控股公司在其2013年12月11日邮件所附的2013年12月9日奔达康控股公司盖章的《商函》和2013年12月20日邮件所附的2013年12月18日奔达康控股公司盖章的《商函》中均确定其对到期应付款项以及逾期利息承担支付责任，提出该公司的2013年12月下旬的货款推迟到2014年1月份支付，并表示承担逾期利息。但是遗憾的是，一审法院对于该重要事实未能予以认定。在此特别值得说明的是，在2013年12月份，奔达康控股公司并没有与江铜公司签订《同一债务人确认协议》，因此其所称的承担义务的唯一基础只能是2013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六）奔达康控股公司向江铜公司催货，也行使了买卖合同中买方特有的权利。奔达康控股公司在2014年4月17日和4月30日向江铜公司发出催货通知书，要求江铜公司发货，否则“承担赔偿我司所签订货物因市场价格波动造成的损失”。《同一债务人确认协议》在当时并没有签订，因此奔达康控股公司主张权利的唯一依据只能是2014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七）奔达康控股公司明确其在赊销模式下对货款支付承担联保义务。在2015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签订时，江铜公司要求奔达康控股公司与奔达康电缆公司和奔达康供应链公司一起作为合同的买方，但是奔达康控股公司表示2015年的交易模式是款到发货，因此江铜公司没有货款收回的风险，相应奔达康控股公司没有承担联保义务的必要，最终奔达康控股公司没有作为2015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的买方。据此，可以看出奔达康控股公司也认为在货款存在风险的情况下（2014年度下赊销）其承担的是联保义务，承担的方式是共同买方。而且在款到发货的情况下，奔达康控股公司就没有作为合同的买方，也说明在赊销模式下，其作为合同买方的意义，即对所有货款承担联保义务。（八）同一债务人确认协议、动态还款协议、应收账款询证函均未改变奔达康控股公司须对2014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下的所有货物承担支付货款的义务。一审法院认定了同一债务人确认协议、动态还款协议、应收账款询证函，但是江铜公司认为这些文件不能改变奔达康控股公司对于这些文件签收／出具前其本应承担的对2014年4月1日已经欠下货物的义务：1、《同一债务人确认协议》。2014年5月16日，奔达康控股公司、奔达康电缆公司、奔达康供应链公司、深圳奔达康环市线缆、广州环市线缆、广州珠江电线厂与江铜公司签订了《同一债务人确认协议》。根据合同解释的基本原则，该合同对既往并没有溯及力。即便该协议对过往具有溯及力，这至多是就2014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下这5家关联公司点价的货物的货款支付，达成了修改协议，而就万棱公司、申朗讯公司和宏羽铜业公司点价的货物的货款支付，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相应就这三家关联公司点价的货物，奔达康控股公司和这三家关联公司权利义务关系，须根据2014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确定。2、《动态还款协议》。《动态还款协议》分别在2014年7月25日、28日和和8月3日初签订。从这些协议内容本身而言，其目的是为了减少2014年一季度所欠货款。在本案中，奔达康控股公司为2014年度协议的买方，万棱公司、申朗讯公司和宏羽铜业公司通过点价加入履行而成为执行买方，就点价货物部分二者构成共同买方，须基于共同买方的身份对货物的款项承担共同连带支付义务。在此情况下，江铜公司与执行买方达成协议，从而降低所欠款项，而奔达康控股公司与《动态还款协议》的签约方万棱公司、申朗讯公司和宏羽铜业公司的债务是共同的和联动的，如果通过《动态还款协议》而使这三家关联公司的债务均各自降低的话，则奔达康控股公司作为共同责任方的债务也相应降低，这没有增加奔达康控股公司作为共同买方承担的货款支付责任，更没有确定本来的共同债务通过《动态还款协议》而变成万棱公司、申朗讯公司和宏羽铜业公司的单方债务。在此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动态还款协议》对逾期利息进行了特别约定为“按照当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利率上浮10%计算”。如果产品销售合同为确定合同主体以及权力义务的依据的话，则《动态还款协议》显然不需要对此进行特别约定，因为产品销售合同的逾期利率就是如此规定的。《动态还款协议》如此特别约定的原因是，2014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第十条约定：“逾期不超过10天的，逾期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基准贷款利率计收；逾期超过10天不超过30天的，逾期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基准贷款利率上浮30%计收；逾期超过30天以上的，逾期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基准贷款利率上浮50%计收。”3、《应收账款询证函》。本案中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由万棱公司、申朗讯公司和宏羽铜业公司签署的应收账款询证函，也不能证明江铜公司接受涉案货物的款项仅仅由万棱公司、申朗讯公司和宏羽铜业公司来承担，理由是：由于万棱公司、申朗讯公司和宏羽铜业公司为涉案货物的执行买方，进行了点价、收货并支付了部分款项，因此对于货款拖欠金额更为了解，而奔达康控股公司作为2014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的买方，其安排万棱公司、申朗讯公司和宏羽铜业公司加入履行年度合同而进行点价和接收货物，故对货款拖欠情况应以万棱公司、申朗讯公司和宏羽铜业公司的核对为前提，因此江铜公司与万棱公司、申朗讯公司和宏羽铜业公司进行对账合乎常理。同时，在诉讼时效内，江铜公司对奔达康控股公司享有的权利，并不因为其暂未主张／行使而丧失。江铜公司在提起正式诉讼程序中直接将其列为第一个被告就是在行使权利。三、涉案所欠货款绝大部分均为2014年4月1日之前的款项，并且全部均为《动态还款协议》签订前的款项，奔达康控股公司须对所有货款承担支付义务。一审法院判决认为，奔达康控股公司对万棱公司、申朗讯公司和宏羽铜业公司点价发送货物所对应的货款，不承担支付义务。一审法院基于此并没有对涉案所欠货款在何时产生做任何认定。但是江铜公司在一审中明确主张被上诉人特别是奔达康控股公司须承担责任，并且特别明确涉案货物绝大部分属于2014年4月1日以前的货款，因为本案中逾期情况发生后2014年4月2日停止发货，万棱公司和申朗讯公司在4月21日、宏羽铜业公司在4月22日恢复发货时则改变了发货模式，采取了款到发货的模式。而奔达康控股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在一审中主张，就万棱公司发送货物所拖欠的货款为2014年6月6日之后的款项，就申朗讯公司点价货物的款项为2014年6月10日之后的款项，就宏羽铜业公司发送货物所拖欠的款项为2014年10月16日之后发货的款项。对于存在如此大争议的事实，一审法院对此没有做任何查明和认定，显然是轻率和不负责任的。本案中需要查明涉案所欠货款是何时的货款，对于万棱公司、申朗讯公司和宏羽铜业公司没有区别，但是对于奔达康控股公司、奔达康电缆公司、奔达康供应链公司而言可能有一定区别和争议，由于在2014年4月1日和以前，奔达康控股公司及其关联方尚未单方向江铜公司发出采购需求商谈纪要，更没有签订《同一债务人确认协议》和《动态还款协议》，因此奔达康控股公司对2014年4月1日和以前的应收账款承担支付责任，应该严格根据年度铜材产品销售合同确定，没有任何争议。对于此后发送货物，江铜公司认为只要属于奔达康控股公司分配采购量范围内点价而发送的货物，奔达康控股公司仍须承担责任，但是这会存在一定争议。基于以上理由，江铜公司为便于贵院查明事实，特提出如下上诉意见：（一）涉案应收账款的变动情况。根据江铜公司一审提供的有关向万棱公司、申朗讯公司和宏羽铜业公司供货部分应收和付款统计表（未统计代付），可以看出：就向万棱公司发货部分，2014年4月1日的应收货款金额为122，501，948.52元人民币，而《动态还款协议》签订的2014年7月25日，相应的应收账款金额为129，419，593.76元人民币。此后通过每次多支付发货金额的10%偿还到期款项，应收账款金额有所下降，最终为126，085，446.23元人民币。就向申朗讯公司发货部分，2014年4月1日的应收货款金额为103，686，476.68元人民币，而《动态还款协议》签订的2014年7月28日，相应的应收账款金额为111，324，671.65元人民币。此后通过每次多支付发货金额的10%偿还到期款项，最终应收账款金额为107，924，319.33元人民币。就向宏羽铜业公司发货部分，2014年4月1日的应收货款金额为155，937，943.60元人民币，而《动态还款协议》签订的2014年8月4日，相应的应收账款金额为162，025，450.81元人民币。此后通过每次多支付发货金额的10%偿还到期款项，最终应收账款金额为158，516，934.55元人民币。（二）奔达康控股公司、奔达康电缆公司、奔达康供应链公司一审补充证据大一、大二和大三内银行付款备注信息不具有证据效力。本案中，奔达康控股公司、奔达康电缆公司、奔达康供应链公司一审中提交了补充证据大一、大二和大三，企图说明万棱公司、申朗讯公司和宏羽铜业公司在货款支付时进行了相应备注，进而企图说明2014年4月1日之前的货物款项已经支付完毕，而且一季度货款不存在代付的情况。江铜公司认为这些证据系奔达康控股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在货款逾期发生后，为逃避债务而精心策划的，并且与其他证据相互冲突，因此不具有任何证据效力，理由如下：1、银行付款备注信息与动态还款协议的内容直接冲突而不具有证据效力。（1）如果根据银行付款备注信息，则在江铜公司与万棱公司、申朗讯公司和宏羽铜业公司签订《动态还款协议》时，万棱公司已经支付到了2014年3月3日的货款，申朗讯公司已经支付到了3月10日，宏羽铜业公司支付到了3月24日，而对于2014年4月1日至《动态还款协议》签订的2014年7月底／8月初收到的货物，则存在巨额的欠款，但是在《动态还款协议》中写明了“2014年一季度，由于期货价格及银行资金收紧等方面的原因，甲方铜杆货款产生逾期”，并没有提及2014年一季度以后发送货物的货款。显然作为《动态还款协议》的双方，江铜公司和万棱公司（第三或宏羽铜业公司）均确认涉案拖欠的货款为一季度的款项，一季度之后几乎没有拖欠的货款，这说明万棱公司（第三或宏羽铜业公司）备注中所要说明的2014年4月22（25）日之后的款项全部用于先支付2014年一季度款项是错误的，并非双方的实际意图；（2）在《动态还款协议》中明确规定“实行款到发货，甲方将相应货款按照出货数量对应价值的110%先付给乙方，用于清偿到期货款，出货数量按照年度长约分配量执行”。该条规定就是通过后面每批货物多支付的10%的货款用于清偿前面已经到期的货款，对此万棱公司、申朗讯公司和宏羽铜业公司均在一审书面答辩状中的第','2018-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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