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36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郭雪梅，住广东省蕉岭县。
委托代理人：韩必东，广东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阮广强，住。
委托代理人：袁建军，广东华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樊筠茹，广东华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郭雪梅因与被上诉人阮广强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4）穗天法民二初字第45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12月20日，广东华富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富担保公司）经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成立，注册资本3000万元，经营范围为自然人和企业提供担保（不含融资性担保），利用自有资金进行对外投资（法律法规禁止投资的项目除外），企业投资策划、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商品信息咨询。
2011年1月27日，郭雪梅向阮广强出具《承诺书》一份，载明：“我方为华富担保公司代办如下项目：1、代办华富担保公司名称变更。2、代办华富担保公司报批融资担保经营许可证。总金额为人民币80万元整，签约之后首付50%即40万元整，余款待融资担保经营许可证批准下来后一次付清。如无法办理上述事项则连当时注册的华富担保公司所支付的费用一并归还为委托方（阮广强先生），已付预付款不计利息。特此承诺。承诺人：郭雪梅”。
2011年2月22日，经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华富担保公司的企业名称变更为广东金沅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沅担保公司）。2011年4月11日的金沅担保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显示，注册资本已变更为9980万元。金沅担保公司在2012年1月4日的《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中，申请将公司住所由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迎宾路大石段306号2楼206房变更为广州开发区科学城彩频路7号之一302B，并载明股东为林某、宁某、韩某、李某。
2013年6月26日，金沅担保公司向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申请书》一份，称公司一直向省金融办申请融资担保许可证，金融办针对申办企业资格严格要求，其公司未能符合要求，屡次被退回，故自公司成立至今未开展业务，长期处于亏损状态，公司自2011年年末至今处于停业状态，2012年12月31日报表相对于2011年12月31日报表，无明显变化，公司审计报告市场价格昂贵，考虑公司现状，申请不用出具2012年审计报告，参加执照年检。
阮广强表示在2010年11月24日、2011年1月27日、2011年1月29日、2011年3月8日、2011年7月15日分别向郭雪梅汇款30万元、60万元、5万元，40万元、4万元，共计139万元。对此，阮广强向原审法院提交了相应的银行汇款凭据为证。并表示之后因郭雪梅无法办理融资担保许可证，曾退还30万元。
郭雪梅确认其账户共收取过阮广强139万元的款项，2012年7月12日向阮广强退还了30万元。实际收取的109万是公司注册资本金10800万元（前期9980万元、后期100万元）的贷款利息。然郭雪梅并无证据证明上述贷款利息需由阮广强承担。同时，郭雪梅表示其已帮助阮广强完成了担保公司的注册程序，在2010年、2011年时国家对办理融资担保许可证的政策发生了变更，因阮广强没有提交完整的资料，导致申请无法办理。
另，阮广强向原审法院提交《企业登记委托代理合同》一份，该合同残缺，仅有一页，其中甲方、乙方处均为空白，载明甲方全权委托乙方办理开业登记、企业变更、企业年审、企业注销等事项，并手写有“注册资本为九千九百捌拾万元正”。收费方式为甲方向乙方支付代办上述事项代理费95万元，双方签订合约后甲方向乙方支付30万元，甲方待乙方出具验资报告及领取营业执照时支付60万元，剩下5万元代甲方领取全部资料时付清。甲方需保证其全体股东签名及所提供证件、材料的真实性。因该合同残缺，再无其他内容。阮广强表示该合同由郭雪梅打印，并亲笔填写，在郭雪梅出具《承诺书》后，要求将该合同销毁，现仅存这一页的合同，无法提供完整的合同。依常理，合同签订时一式两份，另一份在郭雪梅处，阮广强催促郭雪梅办理融资担保许可证，郭雪梅作出承诺，阮广强认为该承诺书的效力更高。该合同上的手写内容均是郭雪梅书写，代理费95万元也于承诺书上所支付的费用表述一致，阮广强所支付的95万元即是预付款。
对此，郭雪梅称其认可该合同中书写的内容，但该合同仅有一份，由阮广强保管，要求阮广强提供完整的合同。表示结合《承诺书》可知，办理融资许可是需要另外支付80万元的费用，并不包含在之前的95万元中。阮广强要求设立注册资本金为9980万元的公司，实际上是没有资金的，该资金是需要郭雪梅为其提供，郭雪梅按照阮广强的要求将相应的款项打入成立的金沅担保公司的四股东名下，合同的第二页载明有关公司注册资本金的来源，完整陈述了委托事项的要求。
阮广强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郭雪梅向阮广强退回款项人民币109万元。2、郭雪梅赔偿阮广强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利息从2014年7月6日起计，以109万元为基数，每日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应计算至郭雪梅实际付清本息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郭雪梅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郭雪梅作为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其于2011年1月27日向阮广强出具的《承诺书》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承诺的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理应遵守。依照该《承诺书》，郭雪梅承诺收取阮广强40万元后，在无法代办华富担保公司名称变更以及代为华富担保公司报批融资担保经营许可证的事项时，将收取的款项连同注册华富担保公司所支付的费用一并归还阮广强。现郭雪梅确认其在出具《承诺书》之前收取了95万元，之后又收取了44万元，共计收取了阮广强139万元，并表示之后退还了30万元，未付的109万元是办理公司注册登记时所需的公司注册资本金10800万元的贷款利息，因国家政策的调整，已无法为阮广强办理融资担保经营许可证。然郭雪梅并无相应的证据证明其所述的有关贷款利息应由阮广强负担，同时亦无相应的证据证明其无法办理金沅担保公司的融资担保经营许可证的原因是阮广强所造成的，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企业登记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的代理费95万元、《承诺书》中约定的费用总金额为80万元，可见若完成案涉的代理业务，郭雪梅将获得高达175万元的代理费用，相应的，郭雪梅亦应承担业务可能无法完成时的高风险。因此，按照该承诺书的内容，郭雪梅应向阮广强返还其收取的款项109万元。
《承诺书》中未明确约定郭雪梅的具体还款时间，同时郭雪梅亦无证据证明其何时明确告知阮广强不再代其办理融资担保经营许可证业务，亦未及时向阮广强退还上述款项，客观上给阮广强造成了损失。鉴于此，原审法院酌定自本案起诉之日起计付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即自2014年9月17日起至原审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以109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阮广强主张超过的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于2015年11月11日作出如下判决：一、郭雪梅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退还阮广强109万元及利息（自2014年9月17日起至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以109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阮广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郭雪梅未按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计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原审案件受理费15030元，由郭雪梅负担。
上诉人郭雪梅不服原审判决，向原审法院提起上诉称：1、郭雪梅并没有确认在2011年1月27日出具《承诺书》之前收取了95万元，而且阮广强的证据3-3“汇款明细、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查询”显示，阮广强是在2010年11月24日支付了30万元，2011年1月27日支付了60万元，2011年1月29日支付了5万元。因为《承诺书》是在2011年1月27日出具的，也就是说，出具《承诺书》之前阮广强只支付了30万元，其余65万元都是在出具《承诺书》之后支付的。所以，郭雪梅即使需按照《承诺书》退回“当时注册的华富担保公司所支付的费用”，也只需退回该30万元，而不是95万元。2、关于“(郭雪梅)亦无相应的证据证明其无法办理金沅担保公司的融资担保经营许可证的原因是阮广强所造成的，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的认定有误。事实上，郭雪梅提交的证据5“租赁合同3份”可以证实，金沅担保公司的营业场所之所以一改再改，从番禺改到了科学城，就是因为其营业场所的规模不够，改到科学城彩频路7号之一302B后，由于该房屋是一个毛坯房，一直没有装修，无法提供《广东省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和广东省金融办规定和要求的“消防设施合格证明”等材料造成的，与郭雪梅无关。而且阮广强提供的证据5“申请书”也自证“公司一直在向省金融办申请融资担保许可证，金融办针对申办企业资格严格要求，我司未能符合要求，屡次被退回”。由此可见，事实已经很清楚，金沅担保公司的融资担保许可证办理不下来，完全是金沅担保公司自身的原因造成，而不是郭雪梅的主观原因和能力所及，不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3、有关“可见若完成案涉的代理业务，郭雪梅将获得高达175万元的代理费，相应的，郭雪梅亦应承担业务可能无法完成时的高风险”的认定有误。事实上，该175万元，除了被申请人的证据2“企业登记委托代理合同”注明了代理费95万元外，其余的80万元在承诺书中并没有注明是代理费，郭雪梅的代理人在庭审中也极力否认是代理费。原审判决在该认定中将双方的自愿约定随意地与高收入和高风险挂钩，是对双方约定的曲解，也缺乏法律依据。根据本案的事实，本案实际上涉及了两个合同关系，第一个是在《企业登记委托代理合同》体现并且先履行的，办理不含融资性担保的广东富华担保有限公司(不含融资性担保的公司并非不能经营)的名称查询；名称核准；出具验资报告；申办营业执照；申办组织机构代码证；申办国、地税税务登记证；代刻公章、财务章、私章；银行开户许可证等。第二个是在《承诺书》体现并且后履行的：1.代办广东富华担保有限公司名称变更；2.代办广东富华担保有限公司报批融资担保经营许可证。第一个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双方没有异议，根据《合同法》第405条的规定，郭雪梅有权获得报酬。第二个合同也已履行了大部分即代办广东富华担保有限公司名称变更和代为申报办理融资担保经营许可证，至于申报融资担保经营许可证未果的责任在阮广强及金沅担保公司一方，与郭雪梅无关。郭雪梅有权获得第二个合同的报酬。至于郭雪梅2012年7月12日退回了3O万元给阮广强，是双方不再履行第二份合同的新约定，就此结束了双方的合同关系。也正因为如此，虽然双方没有签订终止合同的协议，但2012年7月12日成为了双方终止合同关系的时间节点，所以郭雪梅方认为，阮广强在2014年9月17日提出起诉，距离2012年7月12日已经超过两年，超过了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诉讼时效时间，丧失了胜诉权。郭雪梅二审请求判令:撤销原审判决，驳回阮广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阮广强答辩称：同意原审判决。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阮广强委托郭雪梅办理公司设立以及取得融资担保经营许可证等事项，双方成立委托合同关系。二审中，本案审理的焦点问题是:1.《承诺书》中有关退回款项的内容如何界定？2.阮广强对于融资担保经营许可证未能取得是否存在过错？郭雪梅是否有权不予退回款项？3.阮广强提出本案的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承诺书》中有关退款内容的界定问题。首先，承诺书明确了退回的款项包括代办名称变更、报批融资担保经营许可证的80万元以及当时注册华富担保公司所支付的费用。其次，关于“当时注册华富担保公司所支付的费用。”，阮广强提交了《企业登记委托代理合同》的首页，其中第二条约定，代办公司开立登记等事项收费为95万元。该份合同虽仅有首页，但阮广强及郭雪梅均认可其真实性，据此可以认定该份合同亦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在该份合同中，约定了公司开立的费用是95万元，并且分三期支付，三期支付的金额分别为30万元、60万元以及5万元。从实际履行情况来看，阮广强亦向郭雪梅支付了95万元，并且分三期支付，三期支付的金额分别为30万元、60万元以及5万元，支付的金额和细节与合同约定相呼应，可以初步证明阮广强的主张。郭雪梅认为该95万元并不是约定的设立公司的款项，但其并没有提交证据予以推翻，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至于郭雪梅二审提出付款时间的问题，承诺书并没有限制以签署该份承诺书的时间作为退款的时限，因此，郭雪梅提出在出具该份承诺书之后收取的款项无需退回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纳。根据承诺书的内容，退回款项的条件是未能获得融资担保经营许可证，而案涉事实显示，金沅担保公司未能获得上述证书，退款条件成就，原审判令郭雪梅退回款项109万元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阮广强对于融资担保经营许可证未能取得是否存在过错以及郭雪梅是否有权不予退回款项的问题。郭雪梅认为从其提交的租赁合同中显示，金沅担保公司租赁的是毛坯房，不具备办理融资担保经营许可证的条件，是融资担保经营许可证未能取得的原因。但在委托合同履行过程中，并无证据显示，郭雪梅就阮广强的过错提出过异议；在原审诉讼过程中，郭雪梅并无提出阮广强的过错问题，仅认为是基于国家政策因素导致没有获得审批。从举证的角度分析，郭雪梅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本案中郭雪梅无权以之作为不予退款的抗辩。
关于阮广强提出本案的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双方并无约定还款期限，阮广强有权在退款条件成就后向郭雪梅提出。郭雪梅于2012年7月12日向阮广强退款30万元，是郭雪梅部分退回款项的行为，同时该时间点并非双方确认的还款期限。因此，本案的诉讼时效并不以2012年7月12日为起算时间，阮广强在2014年9月17日提出本案的诉讼并未超出诉讼时效。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依法应予维持。郭雪梅上诉理由理据不足，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030元，由上诉人郭雪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革花
审 判 员 张朝晖
代理审判员 汤 瑞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罗永娟
蔡静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