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苏08民终10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维君。
委托诉讼代理人：桂步祥，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克怀。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仕祥，江苏兴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张逢引。
原审第三人：许小涛。
上诉人周维君因与被上诉人徐克怀、原审第三人张逢引、许小涛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盱眙县人民法院（2017）苏0830民初34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周维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桂步祥，被上诉人徐克怀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袁仕祥，原审第三人张逢引、许小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维君上诉人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支付转让款230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2、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提起反诉的全部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及保全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
一、原审法院将本案案由确定为“合伙协议纠纷”不当。
徐克怀的主要诉请是主张周维君支付其转让款230万元及利息，其原上诉理由之一即认为本案“合伙协议纠纷”的案由不当，周、徐双方在原二审庭审中亦认可“本案是土地使用权或经营权转让”，原审仍然将案由确定为“合伙协议纠纷”不当。
二、原审判决认定徐克怀和周维君于2015年4月22日签订的《土地承包使用权变更及合伙协议书》（以下简称《合伙协议书》）是一份合伙协议属于定性错误。
《合伙协议书》中的约定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双方达成的土地承包使用权转让协议部分，另一个是双方投资成立新公司、合伙经营上诉人所受让土地的合伙协议部分，其本质系合作成立公司的“合作协议”，故《合伙协议书》个人之间的“合伙协议”，协议中有关“合伙”的内容，应为合作成立公司的“合作协议”。双方就周维君是否应付徐克怀转让款230万持不同看法，但是就“合作协议”根本未成立认识是一致的。故本案系土地承包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原审判决以个人合伙来界定《合伙协议书》，明显定性错误。
三、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或错误。
1、《合伙协议书》约定了由受让方（周维君）支付转让方（徐克怀）人民币460万元，应当是土地使用权转让款，且该款已经支付完毕。即使三方收条转账的事实不成立，周维君尚欠230万元转让款未支付，该笔款项依约也系土地使承包用权转让款，而不是许小涛（或张逢引）的股权转让款；
2、徐克怀在双方合作出资设立新公司中的230万元出资义务与周维君受让徐克怀名下的涉案土地承包使用权的460万元转让款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前者基于合作出资的关系，后者属于土地承包使用权转让关系，原审判决混淆了两者的属性；
3、原审判决将《合伙协议书》中约定的460万元转让款认定为系第三人许小涛、张逢引的两人三分之二的股权转让款错误。首先，本案是土地承包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460万元转让款明确约定系土地承包使用权转让费，本案并不是江苏省新大运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大运公司）的股权转让纠纷，原判该认定明显曲解双方约定；其次，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周维君与张逢引之间签订过股权转让协议。虽然周维君与第三人许小涛于2015年3月26日曾经签订过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并支付过80万元股权转让款，但该股权转让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周维君所支付80万元股权转让款已转化为徐克怀与周维君2015年4月22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书》项下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款，由徐克怀2015年4月22日向周维君出具的80万元土地使用权转让款收条佐证，不存在周维君向许小涛、张逢引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事实；第三，周维君与徐克怀通过《合伙协议书》明确约定转让的土地经营权中还包括现有土地上建筑物、植物、养殖物及全部机械工具等，转让费用为460万元。协议还明确约定了该转让协议的主体是周维君和徐克怀、转让的标的系徐克怀名下涉案土地承包使用权以及土地上其他现有资产，并未涉及到第三人许小涛和张逢引，更未涉及两人在新大运公司的股权以及股权转让内容。周维君支付款项以及徐克怀出具给周维君的收条均明确载明系土地承包使用权转让款。因此，460万元转让款明显系周维君受让涉案土地承包使用权的对价，系土地承包使用权转让款而非股权转让款；第四，从460万元土地承包使用权转让款具体支付情况来看，亦不能证明系支付给第三人许小涛、张逢引的两人三分之二的股权转让款。因签订《合伙协议书》之前，徐克怀欠张逢引230万元投资款，周维君也担心所受让的土地上可能存在徐克怀尚未偿还的债务风险，便要求张逢引一起投资合伙经营。经三方协商，由徐克怀向周维君出具230万元收条，表明徐克怀已经收到周维君230万元土地承包使用权转让款；由张逢引向徐克怀出具230万元收条，表明张逢引已经收到徐克怀退回的230万元投资款；周维君向张逢引出具230万元收条，表明张逢引将徐克怀退回的230万元又作为投资款投给周维君受让的前进村土地项目上。150万元转让款，从徐克怀出具的授权书和收条可以证实，系支付给张逢引而不是许小涛，但同样系土地承包使用权转让款；最后，许小涛陈述80万元和150万元的收条是周维君付给许小涛的股权转让款以及当时谈的全部股权总价款是690万元，张逢引陈述周维君向其出具230万元收条是收取的股权转让款也无其他有效股权转让协议等证据佐证，且与本案已查明的客观事实不符，不能成立。因此，张逢引和许小涛的陈述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依法不能作为本案事实认定的依据。
4、上诉人认为徐克怀、张逢引、许小涛三人的合伙关系、各人的合伙股份以及他们在新大运公司的股权份额和股权价值与本案无关。徐克怀收到460万元土地承包使用权转让款后，如何支配，亦与本案无关。
5、《合伙协议书》签订后，上诉人已按协议约定向徐克怀支付了全部土地转让款460万元，被上诉人亦将土地实际交付，但在土地转让协议部分履行完成后，对于双方合伙成立新公司，徐克怀应履行的合伙投资款230万元迟迟不予支付。上诉人通过书面以及微信方式发函后，在合理期限内，徐克怀仍然没有任何回复。因此，如果要认定违约，明显系徐克怀的行为已经构成根本违约，上诉人不存在违约行为。
四、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
原审判决依据《民法通则》中有关个人合伙的相关法律规定将《合伙协议书》界定为合伙协议，将案由归于合伙协议纠纷，并据此认定事实，却适用《合同法》中的有关条款作为判决依据，自相矛盾，明显适用法律不当。
五、原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被上诉人是依据其与上诉人之间签订的《合伙协议书》中土地承包使用权转让协议部分，向上诉人主张要求支付土地转让款230万元及利息，并未依据双方签订的《合伙协议书》中合伙协议部分要求上诉人支付退伙款230万元。原审法院超出被上诉人诉讼请求范围，违反《民事诉讼法》不告不理原则。
徐克怀答辩称，徐克怀、许小涛、张逢引三人合伙经营养殖基地，后许小涛因资金需要退出合伙，经张逢引介绍引入了周维君。当初为规范经营，拟采用新大运公司经营，因周维君担心新大运公司的债务牵连，故准备成立新的公司。就前后的合伙组织而言，只是许小涛退出周维君进入，对养殖基地的作价计690万元，4月22日的协议是因周维君要求而将原基地使用的土地承包人由徐克怀改为周维君，周维君代表的是周、徐、张三人的合伙，因张逢引的特殊情况，其在新合伙组织当中的份额是隐藏在周维君名下的。三方协议约定，对养殖基地的作价计690万元之外的投入，应当由三人按比例增加。新的合伙组织在实际经营中由周维君掌控，张逢引、徐克怀无法介入合伙经营，因此，徐克怀要求退还在合伙中的份额230万元；周维君陈述了很多上诉理由，实际是对4.22日协议和之前诉讼过程中案件审理的一些情况不全面、不正确的理解，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许小涛述称，本案的本质，是我通过张逢引介绍与周维君签订了三分之一股权的转让，按照我与周维君的合同约定，已经完成了各自的义务及权利。对于690万元，在合同中已经明确，后期我在退出后，听说张逢引、徐克怀与周维君合作产全纠纷，张逢引与徐克怀无法进入场地进行管理，并无法接触到项目和一切财务数据，徐克怀提出诉讼。
原审第三人张逢引述称，2015年3月，周维君通过朋友介绍认识进来，他是以230万元购买许小涛的股份，我的股份也写到周维君的名下，三人共同合作。
徐克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被告独自设立的江苏大境界实业有限公司的行为构成违约；2、解除原、被告于2015年4月22日订立的《土地承包经营使用权变更及合伙协议》；3、被告支付原告230万元及利息（自2015年4月2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清时止）；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周维君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请求：1、判决反诉被告返还反诉原告代其垫付的工人工资13989.35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5年7月6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2、反诉被告承担反诉费用。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2006年11月14日，原告因在淮阴做水产养殖，故登记成立了江苏省新大运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2010年6月13日、2011年1月19日、2012年12月6日，原告与前进村分别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土地承包合同变更及补充协议、并对土地进行了实际丈量，最终确定原告承包前进村土地实际净面积718亩，承包期限为30年，承包价为2011年3月1日至2021年2月28日每亩每年310元，2021年3月1日至2031年2月28日每亩每年330元，2031年3月1日至2041年2月28日每亩每年400元。在经营该土地过程中，原告为管理需要将江苏省新大运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迁至前进村。上述协议虽由原告徐克怀出面签订，但实际经营管理共有合伙三人，分别系原告徐克怀、第三人许小涛、张逢引，三人各占三分之一份额。三人经营涉案土地至2015年3月26日，许小涛经张逢引等人介绍与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摘录如下：甲方许小涛、乙方周维君。鉴于甲方在新大运公司合法拥有1/3股权，现甲方有意转让其在公司的三分之一股权。鉴于乙方同意受让甲方在公司的三分之一股权。鉴于公司股东会决议也同意由乙方受让甲方在公司的三分之一股权，其余股东同意该权利受让行为并放弃对该部分转让权利的优先受让权。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就公司股权转让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股权转让。1、甲方同意将其在公司所持部分股权即公司注册资本的三分之一转让给乙方，甲方必须将转让股权及公司法人代表自协议签订后一个月内变更为乙方。……二、股权转让价格及价款的支付方式。1、甲方同意根据本合同所规定的条件，以230万元将其在公司拥有的三分之一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以此价格受让该股权。2、……第一周内支付80万元（提供股权协议书），余下部分待股权及法人代表变更后再商议费用支付情况。……十一、生效条款及其他。1、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3、公司股权变更时，双方进行财务核对，超出和多余部分原则由甲乙双方协调承担，公司另外两个股东（张逢引和徐克怀）股权费用与甲方转让费用一致，仍各占重组公司股权三分之一。……”
在协商签订该协议时，原告向被告出具了“致周维君先生之说明”，载明：许小涛、张逢引、徐克怀乃手足情谊，持君子协定，而不受章法之约束，现本人徐克怀声明三人共同持有江苏省新大运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100%股份（每人各占三分之一），本人同意许小涛、张逢引处置其所持有的三分之二股权，并赞成与周维君先生之间的合作。特此声明。
该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第二日即2015年3月27日，被告向许小涛账户转入80万元。
对股权转让协议，被告的质证意见是签订该协议后，发现许小涛并非新大运公司的登记股东，故要求退还80万元但未果（后该80万元作为了后面与原告签订的土地承包使用权变更的部分转让款），但该股权转让协议并未实际履行。
上述事实由原、被告的当庭陈述、新大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土地承包合同、土地承包合同变更及补充协议、徐克怀承包前进村土地丈量情况、股权转让协议、致周维君之说明、收条、银行卡对账单予以证明。
2015年4月22日，原告徐克怀与被告周维君签订“土地承包使用权变更及合伙协议书”，主要内容摘录如下：“转让方徐克怀、受让方周维君。2010年6月13日，徐克怀与前进村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并与2012年12月6日进行了土地丈量及界址划定，该土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转让方徐克怀欲将土地承包使用权变更给周维君，经协商订立本协议，备共同遵守。一、手续变更。由转让方徐克怀将土地承包使用权变更给周维君，本协议生效后，双方与前进村办理土地承包权利与义务变更补充协议手续，周维君、徐克怀双方新注册成立公司，合伙对其土地进行开发使用。二、转让内容及出资比例。转让方转让土地使用权中包括土地使用权、现有土地现状及土地上现有建筑物、植物、养殖物及使用的机械工具等。转让协议生效后，转让方徐克怀应偿还清以前工人工资、经营债权、债务，并在一个月内完成土地、财物清算登记，向新成立为此土地项目设立的公司移交。新成立公司共计投资人民币690万元正，其中受让方周维君出资460万元正，占公司比例66.7%，转让方徐克怀出资230万元，占公司比例33.3%，公司运营期间如确需增加投资，由徐克怀、周维君双方按各自出资比例追加投资。公司运营期间，双方按各自的出资比例分享利润和承担亏损。任何一方投资不到位或没有追加投资的，只能就其实际投资的部分分享收益。三、转让期限。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原土地承包合同期满之日止，期满结束，除本协议规定的以外，任何一方不得擅自解除合伙关系或退伙。合伙期满后，如果双方同意继续合伙经营的，应当按本协议的约定继续履行；如果一方同意，另一方不同意合伙经营的，应当交由同意的一方继续经营，同意的一方应当将另一方的投资及收益支付给不同意的一方，双方都不同意合伙经营的，依照本协议约定解散并清算。四、遗留问题处理。……2、因转让方前期合作伙伴情况的特殊性，允许在今后适当时期周维君33.3%的股份转由他人，并允许其以合伙人地位。……八、退伙。在合伙经营期间，任何一方不得退伙，但是一方有重大违反本协议规定的，经一方通知后仍不改正的除外。九、转让费用。基于转让方对承包土地的先期投入，转让方此次转让土地经营权中还包括现有土地上的建筑物、植物、养殖物及全部机械工具等，双方约定由受让方支付转让方人民币460万元，本协议签订前已支付人民币80万元的定金，本协议生效后一周内支付余下的380万元。转让方若没有偿还清以前工人工资、经营债务的，费用由受让方现行偿还，然后向转让方追偿或降低转让方股份。十、其他。本协议书一式四份，转让方、受让方各两份，协议书各方签字之日生效。
同日，原、被告与前进村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变更补充协议书，约定将原徐克怀与前进村签订的涉案土地承包的相关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被告周维君。
同日，原告徐克怀向被告周维君出具80万元收条一张，载明：“已收到周维君先生80万元转让金（许小涛代收），收款人徐克怀，2015年4月22日”，该收条所指即2015年3月27日，被告向许小涛账户转入的80万元；原告徐克怀向被告周维君出具230万元的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周维君先生转让金230万元，收款人徐克怀，2015年4月22日”；张逢引向原告徐克怀出具230万元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徐克怀先生退回金额230万元正，收款人张逢引，2015年4月22日”；周维君向张逢引出具230万元收条一份，载明：“今收到张逢引先生投资前进村土地经营项目资金230万元，周维君，2015年4月22日”。2015年5月29日，徐克怀出具授权书一张，载明：特授权张逢引先生接收周维君先生支付的转让金150万元，并将此费用汇入浙江省泰顺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账号：62×××91，持卡人姓名张林莉，若因此引起的一切问题均由我本人徐克怀承担，徐克怀，2015年5月29日；并在该授权书背面书写收条一张，载明：根据土地使用权变更协议书第九条收到周维君余下转让费用150万元，徐克怀，2015年5月29日。2015年6月12日，被告周维君向张林莉账户汇入150万元。
上述条据均系本诉被告提供且均存放在本诉被告处，本诉被告对这些条据的解释是：对2015年3月27日被告汇给许小涛的80万元和2015年6月12日汇给张林莉的150万元系给付一半的转让款即230万元；对2015年4月22日张逢引出具给原告的230万元的收条是因为原告欠张逢引230万元的债务（即涉案土地合伙投资款），出具该条据则证明该债务已归还，而同日周维君出具给张逢引的230万元的收条则表明徐克怀对张逢引所负的230万元的债务转移给了被告周维君，为印证，徐克怀又向周维君出具了收到230万元的收条，故被告不欠原告的转让款，只负有对张逢引的230万元的债务。本诉原告质证认为：对其中80万元和150万元系一半的转让款没有异议；原告出具给被告的230万元的收条是先出具条据后收款，原因是原告长期在国外，收到款项再出具条据不方便，且从其中的80万元、150万元的条据出具时间和收款时间就可以看出，原、被告之间有这个习惯；张逢引出具给原告的230万元的收条是表明原告退回张逢引持有的新大运公司也就是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三分之一股份，而周维君出具给张逢引230元的收条的意思是该股份投入到新公司也就是隐藏在被告周维君名下，各方之间并不存在任何所谓的债务转移。
第三人张逢引在（2016）苏0830民初1627号案件中作为证人对几份收条的证言是：80万元和150万元的收条是被告付给许小涛的转让款；我向徐克怀出具的230万元收条是我隐藏在徐克怀名下的三分之一股份被我拿回来了；被告周维君向我出具的230万元的收条是我三分之一的股份又隐藏在被告名下了；另在本案诉讼中，第三人张逢引的对2015年4月22日三份收条的陈述为：徐克怀出具给周维君的收条当时谈的是许小涛的三分之一股份，并不是徐克怀自己的股份，且当时谈的全部转让款是690万元，出具收条时张逢引在场。
上述协议签订后，被告周维君于2015年5、6月份接手涉案土地的管理经营。2015年7月24日，被告周维君登记设立江苏大境界实业有限公司，该公司系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均为周维君），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并对涉案土地经营管理。并在此期间给付了部分货款和工人工资。
另查明，2015年7月6日，反诉原告周维君发放了工人魏元宝、戚玉平、肖殿发三人2015年3、4、5月份的工资，分别为：3月份魏元宝2030元、戚玉平867.35元、肖殿发1170元；4月份魏元宝2030元、戚玉平867.35元、肖殿发855元；5月份魏元宝2135元、戚玉平1931元、肖殿发217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第一、2015年4月22日，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使用权变更及合伙协议书》中约定的460万元转让款是否包含原告徐克怀的股份及该转让款的实际组成部分；第二、本诉原告要求解除《土地承包使用权变更及合伙协议书》是否有法律依据，本诉原告徐克怀是否应当返还230万元及利息；第三、反诉原告周维君要求反诉被告徐克怀给付垫付的13989.35元工资款是否有事实依据？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本案中，原、被告于2015年4月22日签订的“土地使用权变更及合伙协议书”实质上就是一份合伙协议，并对合伙的出资、收益等相关内容进行了具体的约定。在该协议中虽然约定了由受让方支付转让方人民币460万元（已给付230万元），但同时也约定了转让方出资230万元成立新公司，但该协议未约定受让方先给付转让方转让款再由转让方将该款项交付出资这一先后履行顺序，亦未明确约定转让方出资的230万元被包含在协议约定的转让款460万元内，以此为基础结合第三人许小涛、张逢引的陈述，可以认定合同中约定的460万元转让款系第三人许小涛、张逢引的两人三分之二的股权转让款，本诉原告徐克怀占有的三分之一股份作价230万元与本诉被告合伙经营新的企业。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原、被告双方在《土地承包使用权变更及合伙协议书》约定了原告徐克怀的出资比例及对合伙事务、新成立的公司的经营管理权限，现被告周维君于2015年7月24日设立的江苏大境界实业有限公司，该公司系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法定均为周维君，且设立以后被告周维君本人对新成立的公司进行了管理经营，被告周维君的行为违反了合同约定，系违约行为，其行为导致原告徐克怀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虽然原、被告双方约定“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原土地承包合同期满之日止，期满结束，除本协议规定的以外，任何一方不得擅自解除合伙关系或退伙”。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本案中原告徐克怀与被告周维君签订的《土地承包使用权变更及合伙协议书》中土地承包使用权变更部分已实际履行完毕，故对于原、被告双方于2015年4月22日签订的《土地承包使用权变更及合伙协议书》中原、被告双方的合伙关系部分，应予以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现被告周维君违反合伙约定，就涉案土地注册自然独资公司，且已实际经营管理，返还土地已不具备可能性，更不利于经济发展。现原告徐克怀要求被告周维君给付230万元，该款项实质应为退伙款项，故对原告要求被告周维君给付230万元退货款及利息（自2015年4月22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的诉求，予以支持。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反诉原告周维君提交的2015年7月6日，有吴淮江、程某签字的2015年3月、4月、5月的工资明细，结合魏元宝的谈话笔录及证人程某的证言，认定“魏元宝、戚玉平、肖殿发”的2015年3-5月的工资由反诉原告周维君予以支付。2015年4月22日，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使用权变更及合伙协议书》载明：“……转让方若没有偿还以前工人工资、经营债务的额，费用由受让方先行偿还，然后向转让方追偿或降低转让方股份……”，故2015年4月22日之前的上述三人的工资应由反诉被告徐克怀予以支付，又因反诉原告提供的证据仅能证明2015年3月份上述三人的具体工资，即魏元宝2030元，戚玉平867.35元，肖殿发1170元，合计4067.35元，2015年4月份工资中未注明2015年4月22日之前这期间的具体工资，故对于反诉原告追偿2015年3月之后的工资暂不予支持，反诉原告可待证据充分后向反诉被告追偿；反诉原告主张自2015年7月6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因双方在合同约定时未约定垫付款项的利息计算方式，故调正为自反诉之日即2016年4月27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九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本诉原告（反诉被告）徐克怀与本诉被告（反诉原告）周维君于2015年4月22日签订的《土地承包使用权变更及合伙协议书》中徐克怀与周维君合伙关系部分；二、本诉被告（反诉原告）周维君于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给付本诉原告（反诉被告）徐克怀退伙款230万元及利息（自2015年4月22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三、反诉被告（本诉原告）徐克怀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反诉原告（本诉被告）垫付工资款4067.35元及利息（自2016年4月27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四、上述第三项、第四项判决，本诉原告（反诉被告）与本诉被告（反诉原告）在履行法定义务时可以相互抵销；五、驳回本诉原告徐克怀、反诉原告周维君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诉案件受理费256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30600元，由本诉被告周维君承担；反诉案件受理费150元，减半收取75元，由反诉原告周维君承担50元，反诉被告徐克怀承担25元。
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供下列新证据：
证据一，2017年12月8日徐克怀出具书面证明1份，内容：“本人认可张逢引转入在周维君名下资金230万（贰佰叁拾万）元正，是以三方（徐克怀、张逢引、周维君三方）收条转账方式转入。特此证明。”2017年9月19日原审第三人张逢引授权委托书（授权案外两人倪小喜、陈晓坤向周维君追讨张逢引与周维君投资前进村土地经营项目资金230万元的债权债务以及利息）。证明2015年4月22日徐克怀、张逢引、周维君三方收条转账的事实客观真实，徐克怀退还张逢引230万元以结清其与张逢引的合作，周维君受让张逢引针对徐克怀的230万元债权，再将该债权与周维君按4月22日协议其应当支付给徐克怀的230万元转让款义务相抵销，周维君以受让徐克怀对张逢引230万元债务的方式履行了受让涉案土地经营权230万元的付款义务。张逢引之前的证言和作为第三人的陈述明显虚假，不具有证据能力。
证据二，徐克怀承包前进村土地期间交纳承包款凭据4份（合计97.3万元）、徐克怀、许小涛2011年12月1日《承租协议》、盱眙大东龙虾养殖场工商登记信息。证明徐克怀个人与前进村委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并履行合同义务，徐克怀在承包期内将涉案土地分割转租给许小涛并获土地发包人同意，许小涛还于2012年设立盱眙大东龙虾养殖场经营承租土地，证明徐、许、张三人各持1/3新大运公司股权或涉案养殖基地股份的主张明显虚假。
证据三，新大运公司工商注册资料1份（即盱眙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企业登记资料查询表）。证据新大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2017年4月20日由徐克怀变更为潘存碎，徐克怀持有60%股权，张月华持有40%股权，企业状态为在业。周维君受让的是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没有实际受让新大运公司的任何股权。
证据四，新大运公司2012年度公司年检报、四份验资报告、新大运公司2008年—2014年五份股权转让协议、2011年8月18日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三份新大运公司章程。证据新大运公司截止2012年末已经实际缴纳人民币500万元注册资本，新大运公司自成立以来历次增资、股权转让及改名情况，原审判决认定新大运公司2006年系徐克怀登记成立明显错误。徐克怀于2010年6月13日与盱眙县淮河镇前进村村民委员会签订《土地承包合同》获取土地承包使用权时，并非新大运公司股东。
证据五，2014年4月20日农业财政资金项目申报书。证明新大运公司虚构其承租前进村涉案土地的事实，申请财政补助，骗取省财政补助资金100万元。
证据六，盱眙县淮河镇夹贺桥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简称专业合作社）工商登记信息、2013年江苏省高效设施渔业项目协议书。证明新大运公司总经理吴淮江任职期间于2013年2月24日以涉案土地为登记地设立专业合作社，目前在业。吴淮江通过专业合作社，利用徐克怀个人名义承包的前进村涉案土地，承建“虾蟹高效设施标准养殖示范基地”，骗取省财政补助。
证据七，大境界公司工商登记信息、2015-2017年税务部门申报资料和开户银行进出帐记录、大境界公司章程第14页股东名册。证明大境界公司虽然注册登记在前进村，但不能据此得出周维君的行为违反了合同约定，系违约行为。公司当初设立主要目的是开展与工程项目有关的经营活动。税务部门申报资料和开户银行进出帐记录证明大境界公司自成立以来没有实际经营的事实。证明针对徐克怀没有履行约定出资义务，周维君亦没有依约以受让的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460万元进行出资，大境界公司并非双方2015年4月22日通过协议约定拟合作成立、开展合伙经营的目标公司。
证据八，周维君受让前进村涉案土地承包权、开展经营期间交纳承包款凭据4份（合计97.3万元）
证明目的：周维君通过合法途径取得承包权、经营权，其承包经营期间依法依约向发包单位交纳土地承包费用的事实。
徐克怀质证意见：
证据一：即使徐克怀出具的证明为真，也不能实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即不能由此推翻一审法院的事实认定和判决；授权书的真实性不清楚，请法庭认定，当然也不是新证据。周维君确实接受了张逢引向前进村土地经营项目（下称养殖基地）投入的230万元，该款来源于690万元转让款。许小涛要退出原合伙，张逢引拟引进周维君。转让最初是由张逢引与周维君商谈的，在签订《合伙协议书》后，张逢引应得的原由徐克怀牵头的合伙份额230万元由徐克怀退还，又直接投入由周维君牵头的合伙即养殖基地，三方并无现金交割，是通过出具收条的方式确认的。周维君仅向法庭出具部分收条，未出具其收到徐克怀向养殖基地投入230万元的收条，该收条内容是与周维君出具给张逢引的内容是一致的。张逢引应占新合伙230万元份额，不存在债权债务转让的事实，更不存在与徐克怀相抵销问题。张逢引因情况特殊，不宜公开合伙身份，《合伙协议书》第4条第2款特别约定“因转让方前期合作伙伴情况的特殊性，允许在今后适当时期周维君33.3%的股份转由他人，并允许其以合伙人地位”，故新的合伙份额共计690万元。这也得到周维君与许小涛订立的转让协议充分印证。
证据二：结算（付款）凭证的真实性认可，徐克怀与前进村订立土地承包合同，前进村按合同开具收款收据，亦无任何违法之处；承租协议是真实的，但实际未履行；大东龙虾养殖场工商信息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养殖场并未实际经营。
周维君想借此组证据证明徐克怀、张逢引和许小涛合伙虚假，一审法院认定460万元为张逢引和许小涛合伙份额是错误的，该证明目的不能实现。该组证据与周维君的证明目的无直接的关联性，因为在徐克怀、张逢引和许小涛合伙的前提下，作为合伙人之一的许小涛愿意承租其中部分承包土地独自经营，出租所得收益仍归合伙所有，由合伙人按约分配，根本未违背任何法律的禁止性规定。
证据三：认可工商登记资料真实性，工商沿革情况属实，但是，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周维君没有实际受让新大运公司的股权属实，当初商谈周维君参与合伙后，以新大运公司名义经营，拟登记周维君占新大运公司1/3股权，但因其担心新大运公司或有债务问题，后商定设立新的公司。实质上，徐克怀、张逢引和许小涛合伙针对的养殖基地项目，周维君进入合伙后，仍是这样。
证据四：年检报告、验资报告、股权转让协议、予变更登记通知书、章程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认可，不认可关联性。新大运公司于2006年11月立设，股东之一为徐克怀之妻，并任法定代表人。2011年9月迁址至现住所，但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由徐克怀或其家人担任股东和法定代表人。徐克怀从未主张周维君受让的是新大运公司股权，周维君只是入伙原以徐克怀名义承包的养殖基地项目。
证据五：农业财政资金项目申报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项目未获立项批准，与本案无关联性。
证据六：专业合作社工商登记信息、高效设施渔业项目协议书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认可，不认可关联性。该组证据反映不同商事主体均设立于前进村，但该村地域广，工商部门系依法登记。徐克怀从未认为大境界公司设立在前进村构成对2015年4月22日协议目的的障碍，只是认为周维君未按《合伙协议书》履行，致使徐克怀未能实现合伙目的，故周维君在实际掌控养殖基地后，应将徐克怀的合伙款项230万元支付给徐克怀。就本组证据而言，其他证明目的根本不能成立。
证据七：对大境界公司工商登记信息的真实性认可，且从该公司登记的经营范围、股东和该公司系自然人独资看，该证据充分证明周维君未按《合伙协议书》约定履行。一审法院认定周维君设立大境界公司的行为“违反了合同的约定，系违约行为”，并非指设立地点，周维君明显曲解一审判决的内容；税务申报资料和银行进账记录的真实性不清楚，请法庭审查，但不能实现周维君的证明目的。而且，养殖基地正常经营，说明周维君未如实申报纳税；章程更加证明周维君未按《合伙协议书》履行，因未登记徐克怀为该公司股东。周维君违约设立大境界公司，且其虚称该公司未实际经营，但其支付承包费用的事实，无法否认养殖基地实际正常经营。如果周维君认缴出资1000万元的出资时间为2025年12月，更表明其中途催告徐克怀追加出资系恶意。依周维君提供的2015年6月28日《合作协议函》中“续约投资费用”和2015年7月2日《告知书》中“未继续投资”的表述，亦充分证明徐克怀是享有养殖基地230万元的份额，且周维君已实际经营养殖基地。
证据八：交纳承包款收据的真实性由法庭认定，但这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性。证明前进村按协议约定开具土地承包费收据给徐克怀，是正确的，进而证明周维君第二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能实现。
二审经审理，确认原审法院查明事实。
本案争议焦点：1、本案案由如何确定及各方之间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如何认定；2、徐克怀要求周维君支付230万元理由是否成立；3、徐克怀应否返还周维君垫付的工人工资13989.35元；4、一审判决是否超出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程序是否违法。
一、本案案由如何确定及各方之间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如何认定。
本院认为，案由是人民法院对诉讼案件所涉及的法律关系的性质进行概括后形成的案件名称。案由的确定，既要反映案件是基于何种法律关系的争执，又要体现权利人请求人民法院保护的是何种民事权利。当事人所提出的诉讼请求直接地反映了该民事诉讼的具体民事法律关系的实际内容，原告的诉讼请求决定了案件的性质和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如果当事人在同一诉讼中涉及不同的法律关系时，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及审判实践确定案由。
本案中，徐克怀基于其与周维君签订的《合伙协议书》，认为上诉人违反协议约定，构成违约，进而提起诉讼。对于《合伙协议书》的性质认定，是确定本案案由的基础。上诉人认为，《合伙协议书》中的约定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双方达成的土地承包使用权转让协议部分，另一个是双方投资成立新公司、合伙经营上诉人所受让土地的合伙协议部分，其本质系合作成立公司的“合作协议”。本院认为，合作就是各方当事人之间为达到共同目的，彼此相互配合的一种联合行动、方式。合伙是指各方当事人根据合伙协议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同承担风险和共同分享利益。
《合伙协议书》约定，在徐克怀将土地承包使用权人变更为周维君后，周维君、徐克怀双方新注册成立公司，合伙对其土地进行开发使用。对新成立公司的投资额、各方出资数额、所占比例等事项作出明确约定。协议还对追加投资、合伙人的权利义务、利润分配等进行了约定，因此，该协议具备了合伙协议的全部构成要件，《合伙协议书》中的主要内容应当是合伙法律关系性质，而非合作协议。
《合伙协议书》虽然涉及到土地承包使用权转让协议部分，但从协议的全部内容反映，当事人的本意是通过土地承包使用权转让的方法，达到合伙经营，共享利益。从两者之间的关系看，土地承包使用权转让是手段和过程，合伙经营是目的，因此，本院认为，《合伙协议书》所形成的两种法律关系即土地承包使用权转让和合伙法律关系中，合伙是主要法律关系。徐克怀正是基于这种合伙的法律关系，认为上诉人没有履行合伙协议约定的义务，因而起诉要求解除协议，返还其投资款，纠纷性质应当是对合伙协议的履行问题，故本案案由确定为合伙协议纠纷正确。
二、徐克怀要求周维君支付230万元理由是否成立。
徐克怀以《合伙协议书》为依据，认为周维君违反协议约定，严重违约，要求解除合同，退回230万元投资款；周维君认为，徐克怀在双方合作出资设立新公司中的230万元出资义务与周维君受让徐克怀名下的涉案土地承包使用权的460万元转让款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前者基于合作出资的关系，后者属于土地承包使用权转让关系。周维君就土地使用权转让款已经支付，而徐克怀所要求给付的230万元是合作投资新大运公司的款，但其并没有履行合作协议的出资义务。本院认为，徐克怀要求周维君支付230万元的理由是否成立，关键是如何认定周维君在土地使用权转让中的付款义务与徐克怀在新大运公司出资义务之间的关系，即周维君在土地使用权转让中实际出资数额和其在新大运公司投资数额的关系。
首先，从涉案土地使用权前期合伙与《合伙协议书》签订的关联性看，原新大运公司系由徐克怀、张逢引、许小涛三人合伙经营，系三人共同认可的事实，亦为周维君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过程中所知晓。至于新大运公司如何注册，股东登记本身并不影响三人合伙经营的性质。2015年3月周维君有意投资农业，许小涛因故拟退出合伙，周维君与许小涛于2015年3月26日订立了《股权转让协议》，由周维君受让许小涛在新大运公司中合伙中的1/3股份，转让价230万元，并在该协议第11条第4款特别约定徐克怀和张逢引股权价值230万元，即“仍各占重组公司股权的1/3”。后因各种原因，各方重新签订《合伙协议书》，其部分内容中包含《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从两份协议的内容反映，对于新大运公司的财产（包含土地租赁）作价数额、各合伙人在新成立公司的股份份额等完全相同，因此，两份协议在本质内容上具有前后关联性，没有许小涛的退出，不可能有周维君的加入，也就不可能有重新合伙成立新公司的基础。
其次，从协议内容看，《合伙协议书》的签订是基于周维君对于原以徐克怀名义承包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协议明确约定，转让协议生效后，徐克怀应当清偿以前的一切债权债务，完成土地、财物清算登记，向新成立为此土地项目设立的公司移交，周维君亦认可移交了养殖基地。新成立公司共计投资人民币690万元，其中受让方周维君出资460万元，转让方徐克怀出资230万元。从协议内容可以看出，转让土地使用权与新成立公司经营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具有内在关联性。
第三，从土地使用权转让款的支付方式上看，根据《合伙协议书》约定看，新成立公司总资产作价690万元，实质上是对原新大运公司养殖基地资产的延续，周维君出资460万元（含其为张逢引代持的230万元），徐克怀出资230万元。从上述前后两个公司的内在关联性看，徐克怀的230万元，实际上是其在新大运公司养殖基地的股份在新成立公司的延续，无需其再行出资，而周维君出资情况视其与张逢引之间的关系而确定，但不少于230万元，该230万元本质上是其转让许小涛的投资款。据此，各方在2015年4月22日相互出具了230万元的条据。除周维君支付230万元款项后，由原合伙变更为新合伙过程中，各方并没有实际出资。周维君认为其实际付款460万元，除三方条据之外，并无实际付款的证据。同时，周维君认为，徐克怀在经营过程中欠许小涛230万元，自己所支付的230万元不是给付许小涛股权转让款，而是支付给徐克怀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款，但许小涛和徐克怀双方均不认可两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周维君该主张并无证据加以证明。
周维君于2015年7月24日登记设立了江苏大境界实业有限公司，该公司系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均为周维君，并实际管理经营养殖基地，显然违反了《合伙协议书》约定，致徐克怀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徐克怀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合伙协议书》中约定的合伙部分，周维君支付230万元，应当予以支持。
三、徐克怀应否返还周维君垫付的工人工资13989.35元；
本院认为，周维君主张其为徐克怀代垫付的工人工资13989.35元，该款已于2015年7月6日前予以支付，徐克怀在原二审中对此已予确认，该事实成立。根据双方签订的《合伙协议书》约定，徐克怀应当向周维君支付该笔款项及利息，一审法院仅判决其中部分款项不当。
四、一审判决是否超出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程序是否违法及适用法律问题。
本院认为，由于徐克怀要求参与合伙经营并要求周维君对大境界公司股权进行变更，确立其股东地位，遭周维君拒绝，故认为无法参与合伙，在多次沟通不成的情况下，提起本案诉讼。徐克怀诉讼中一直认为，既然周维君不让其参与基地合伙养殖，则应支付其230万元基地作价的转让款，实质上退还合伙养殖的份额，因此，其诉讼请求本身就包含退出合伙，支付退伙款项的意思表示，一审审理并没有超出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范围。
《合伙协议书》其性质属于合同，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应当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规定的约束，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处理本案并无明显不当。
综上所述，周维君主张徐克怀应当支付代垫付的工人工资13989.35元及利息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其他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盱眙县人民法院（2017）苏0830民初3424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
二、撤销盱眙县人民法院（2017）苏0830民初3424号民事判决第三、四、五项；
三、徐克怀于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支付周维君代垫付的工人工资13989.35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2018-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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