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珠中法审监民重字第1号
原审原告：陈德勋，男，白族。
委托代理人：汤惠娟，女，汉族。
委托代理人：张晓辉，广东中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珠海市惠丰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梁展峰，总经理。
原审被告：伟丰投资有限公司（WELLFINEINVESTMENTLIMITED。
法定代表人：梁展峰，董事。
两原审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李科萍，广东秉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原审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原少中，广东秉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原告陈德勋与原审被告伟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丰公司）、珠海市惠丰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丰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08年9月23日作出（2007）珠中法民四初字第72号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裁定再审本案。本院于2012年9月3日作出（2010）珠中法民再字第14号民事判决，伟丰公司、惠丰公司不服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粤高法民一终字第161号民事裁定，发回本院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陈德勋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晓辉、汤惠娟，伟丰公司、惠丰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科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07年9月11日，原审原告陈德勋向本院起诉称，1992年3月18日，伟丰公司与陈德勋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伟丰公司在珠海地区及其他地区征用土地或与地皮方合作兴建商品房，由陈德勋负责招聘技术人员、财务、管理人员组成筹建办公室，全面负责实施承包兴建。同时约定，伟丰公司按所得利润的30%支付给陈德勋作为其承包筹建的利益。付款办法届时另行面议。1992年5月8日，伟丰公司和中珠房产公司签订了《合作兴建珠海市红旗区飞跃路商品住宅区协议书》。1993年3月23日，伟丰公司和珠海市红旗华侨实业总公司注册成立了惠丰公司，同年12月8日，伟丰公司、珠海经济特区中珠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原中珠房产公司，以下简称中珠置业公司）和惠丰公司三方签订了合同权益转让协议书，约定1992年5月8日签订的《合作兴建珠海市红旗区飞跃路商品住宅区协议书》中，伟丰公司的全部权益和义务由惠丰公司承接。同年12月18日，惠丰公司又与中珠置业公司签订了《珠海市红旗区飞跃路住宅区小区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将其从伟丰公司承接的权益以转让总建筑面积的形式计算得款人民币98835254元，转让给了中珠置业公司。1993年12月26日，惠丰公司在完成上述工作后，向陈德勋出具了《承诺书》，主要内容为：鉴于伟丰公司已将与中珠置业公司合资兴建的红旗区广安路和飞跃路商品住宅区二个项目的协议和补充协议中的全部权利和义务交由惠丰公司承接履行，因此，伟丰公司与陈德勋于1992年3月18日签订的协议由惠丰公司承诺履行，从上述二个项目所获得利润减去成本、税收后，按30%付给陈德勋作为效益所得。1998年8月22日，伟丰公司又与陈德勋就1992年3月18日的《协议书》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陈德勋于2004年起诉了伟丰公司，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4）珠中法民四初字第2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伟丰公司支付陈德勋在红旗区广安路商品住宅项目中拖欠陈德勋的欠款人民币4212575元。根据珠海正德合伙会计师事务所于2005年5月20日出具《关于伟丰投资有限公司在珠海市红旗区飞跃路小区项目收益的审计报告》，伟丰公司和惠丰公司应支付给陈德勋人民币14422901.43元（48076338.13元×30%）。故陈德勋请求：1、判令惠丰公司支付所欠陈德勋款项人民币14422901.43元；2、判决伟丰公司承担连带支付责任；3、由惠丰公司与伟丰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原审被告惠丰公司、伟丰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作答辩。
本院原审查明，1992年3月18日，陈德勋与伟丰公司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就陈德勋承包伟丰公司筹建管理工作达成协议，约定：伟丰公司拟在珠海地区及其他地区征用土地或与地皮方合作兴建商品房，由陈德勋负责招聘技术人员、财务、管理人员组成筹建办公室，全面负责实施承包兴建。同时约定，伟丰公司按所得利润的30%支付给陈德勋作为其承包筹建的利益。付款办法届时另行面议。1992年5月8日，伟丰公司和中珠房产公司签订了《合作兴建珠海市红旗区飞跃路商品住宅区协议书》，双方约定：合作兴建位于珠海市红旗区飞跃路的住宅小区，用地面积59400平方米，可建商品住宅130680平方米。双方对合作方式、双方投资额、双方责任及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同日，伟丰公司、中珠房产公司又签订了《合作兴建珠海市红旗区飞跃路商品住宅区协议书的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伟丰公司已投入资金和应得利润，按每平方米建筑面积人民币700元计算，暂定为人民币91476000元，以后按实际建筑面积重新核定，多退少补；第二条约定，中珠房产公司同意先期分四次支付伟丰公司已投入资金及应得利润人民币91476000元，今后全部经营和售楼收入归中珠房产公司所有，中珠房产公司除按建筑工程总造价的5%作为工程管理费和售楼手续费支付给伟丰公司外，伟丰公司不再享受分红。第三条约定，付款方式：协议生效后十五天内中珠房产公司应支付伟丰公司总金额的50%，即人民币45738000元（包含保证金人民币730万元在内），1992年9月30日之前支付15%，即人民币13721400元；1992年12月31日前支付20%，即人民币18295200元。工程竣工验收后十四天内结算付清余款。
1993年3月23日，伟丰公司和珠海市红旗华侨实业总公司注册成立惠丰公司。同年12月18日，惠丰公司与中珠置业公司签订了《珠海市红旗区飞跃路住宅区小区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该协议在前言中载明：伟丰公司、惠丰公司和中珠置业公司于1993年12月8日签订了关于合同权益转让的协议书，规定由惠丰公司承接伟丰公司享有《合作兴建珠海市红旗区飞跃路商品住宅区协议书》的全部权益和义务。
1993年12月26日，惠丰公司向陈德勋出具了《承诺书》，主要内容为：鉴于伟丰公司已将与中珠置业公司合资兴建的红旗区广安路和飞跃路商品住宅区二个项目的协议和补充协议中的全部权利和义务交由惠丰公司承接履行，因此，伟丰公司与陈德勋于1992年3月18日签订的协议由惠丰公司承诺履行，从上述二个项目所获得利润减去成本、税收后，按30%付给陈德勋作为效益所得。
1998年8月22日，伟丰公司与陈德勋就1992年3月18日的《协议书》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该协议内容为：根据双方于1992年3月18日所签订协议条款的规定，由陈德勋全面负责实施、承包兴建伟丰公司的房屋项目，伟丰公司按所得利润的30%支付给陈德勋，作为陈德勋承包所得利益。协议签订后，伟丰公司按协议已经付给了陈德勋人民币100万元。陈德勋对此提出，要求伟丰公司按双方所订协议条款的规定，兑现应当按比例支付陈德勋应当获得的利益，至今没有给付。伟丰公司表示已经将所得利润再次投入，难以全部支付陈德勋应当得到的利益，提出待公司账目全部结清，按公司所得实际的毛利润，双方派人进行清结核对，在双方都认可的前提下，将收入、支出数字全部结清后，双方再行结算税后各自所得，分期分配支付，如能一次支付时，争取一次性支付给陈德勋，如支付现金有困难，也可以用实物抵债（即土地房屋）。
陈德勋称伟丰公司除了在《补充协议》中提到已向其支付人民币100万元外，未再向陈德勋支付过任何款项。陈德勋曾于2004年向本院起诉伟丰公司，本院于2006年1月14日作出（2004）珠中法民四初字第2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伟丰公司支付陈德勋在红旗区广安路商品住宅项目中拖欠陈德勋的欠款人民币4212575元，其中该款项已扣减伟丰公司已支付的人民币100万元。
陈德勋于2005年5月20日自行委托珠海正德合伙会计师事务所，对伟丰公司在珠海市红旗区飞跃路商品住宅区项目所获得的实际收入进行审计。珠海正德合伙会计师事务所于2005年5月20日出具审计报告，该报告确认伟丰公司在珠海市红旗区飞跃路小区所取得的土地收入为人民币91476000元，所支付的土地开发费用为人民币43399661.87元，土地转让收益总额为48076338.13元。
另本院原审基于案件审理的需要，要求陈德勋补充提交能证明其履行《协议书》中约定义务的证据材料。陈德勋为此向本院原审提交证据材料如下：1、伟丰公司人员花名册一份、聘请工作人员合同书19份、员工的工资及工地补助的相关报告等等。合同书的甲方有陈德勋的签名，其他报告中也有陈德勋的签名。陈德勋称伟丰公司的工作人员是由其聘请过来的；2、珠海市日日新置业有限公司1992年的营业执照副本、惠丰公司1993年的营业执照副本。此两营业执照上显示陈德勋为副总经理。陈德勋称筹建办公室成立后其先后成立了上述两公司，且称上述两公司与伟丰公司是一套人马，下设工程部、办公室、财务室、销售部；3、用地红线图、设计要点、设计方案、用地申请、报建、钻探、设计、施工合同等材料共计40页。部分资料及合同书显示陈德勋作过相关的指示或以经办人的名义签名；4、伟丰公司在红旗区投资的五个项目的基本情况材料共5页；5、陈德勋配合惠丰公司对外销售房屋等工作准备的相关材料共7份；6、关于飞跃路住宅区转让的相关手续资料共7份；7、办理免交所得税、优惠政策等的申请报告资料共7份；8、填土工程及相关结算材料共11份；9、关于施工管理监督工作范围及有关报告材料共12份；10、关于资金的使用与管理等材料；11、关于广安路、飞跃路收入发票共27份。上述证据5至10的部分材料上有陈德勋的签名或作出的指示。
再查明，上述补充证据11中的27份发票均显示：客户名称为中珠公司，购房地址座落为红旗区广安路中珠花园或红旗区飞跃新郡，项目为销售不动产。陈德勋称发票上的中珠公司就是现在的珠海中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珠公司）。本院原审就此依法对中珠公司进行调查，中珠公司认可这27份发票的真实性，并称：1992年，中珠公司曾向伟丰公司或惠丰公司（注：因时间久具体情况不祥）购买过红旗区广安路与飞跃路两块地，这两块地的土地使用权均在中珠公司名下，中珠公司已实际向伟丰公司或惠丰公司履行了支付购地款的义务。
还查明，中珠公司是由中珠置业公司更名而来。中珠置业公司的前称为中珠房产公司。
陈德勋称其已履行《协议书》中约定的义务，伟丰公司和惠丰公司却迟迟不按《协议书》的约定履行支付相应款项的义务，陈德勋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向本院提起诉讼。
本院原审认为，伟丰公司系在中国香港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本案系涉港承包合同纠纷。本案合同履行地在广东省珠海市，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三条的规定，本院原审依法对本案有管辖权。因双方当事人没有明确约定处理本案所适用的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二款关于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规定，本案的合同履行地在广东省珠海市，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与本案有最密切联系，因此，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实体法。
陈德勋与伟丰公司之间于1992年3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中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协议书》合法有效，该《协议书》对陈德勋及伟丰公司均有拘束力。《协议书》明确约定陈德勋有负责招聘技术人员、财务、管理人员组成筹建办公室，全面负责实施承包兴建房地产项目的义务，伟丰公司有按所得利润的30%支付给陈德勋作为其承包筹建利益的义务。惠丰公司注册成立后向陈德勋出具了《承诺书》，在该《承诺书》中，惠丰公司已承诺履行上述《协议书》中伟丰公司的义务，故惠丰公司有义务从其所获得利润中减去成本、税收后，按30%付给陈德勋作为效益所得。
本案中，伟丰公司和中珠房产公司于1992年5月8日签订了《合作兴建珠海市红旗区飞跃路商品住宅区协议书》，双方约定伟丰公司应投入资金和应得利润，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人民币700元计算为人民币91476000元，该款由中珠房产公司向伟丰公司支付，中珠房产公司取得红旗区飞跃路的相关土地使用权及其相关土地权益。惠丰公司注册成立后，惠丰公司与中珠置业公司签订了《珠海市红旗区飞跃路住宅区小区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确认，伟丰公司、中珠置业公司和惠丰公司三方已共同签订了合同权益转让协议书，约定在1992年5月8日签订的《合作兴建珠海市红旗区飞跃路商品住宅区协议书》中伟丰公司的全部权利和义务由惠丰公司承接。故本院原审认定惠丰公司已概括继受了伟丰公司在《合作兴建珠海市红旗区飞跃路商品住宅区协议书》中的权利义务。在随后的合同履行中，中珠置业公司已履行相应的义务，现涉案的红旗区飞跃路的相关土地使用权已登记在中珠公司的名下，惠丰公司应从《合作兴建珠海市红旗区飞跃路商品住宅区协议书》中转让土地使用权所得利润中减去成本、税收后，按30%付给陈德勋作为效益所得。陈德勋请求按《协议书》的约定支付其相应的报酬的主张，应予以支持。陈德勋已提交了珠海正德合伙会计师事务所对伟丰公司在红旗区飞跃路商品住宅区项目收益的审计报告，该报告已确认伟丰公司在珠海市红旗区飞跃路小区所取得的土地收入为人民币91476000元，所支付的土地开发费用为人民币43399661.87元，土地转让收益总额为人民币48076338.13元，故惠丰公司应向陈德勋支付报酬的数额为人民币14422901.43元（48076338.13元×30%＝14422901.43元）。
另伟丰公司于1998年8月22日与陈德勋就1992年3月18日的《协议书》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从该《补充协议》的内容来看，该《补充协议》再次确认1992年3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的真实性，且明确伟丰公司已按协议支付给陈德勋人民币100万元。该《补充协议》是陈德勋再次请求支付相应报酬时，伟丰公司再次承诺向陈德勋支付相应的报酬，故伟丰公司的承诺行为已构成陈德勋与惠丰公司之间债的加入，该承诺对伟丰公司有拘束力，故陈德勋请求伟丰公司对惠丰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支持。
陈德勋曾于2004年向本院起诉伟丰公司，本院于2006年1月14日作出（2004）珠中法民四初字第2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伟丰公司支付陈德勋在红旗区广安路商品住宅项目中拖欠陈德勋的欠款人民币4212575元，其中该款项已扣减伟丰公司已支付的人民币100万元。伟丰公司除了在《补充协议》中提到已向陈德勋支付人民币100万元外，没有证据证明其向陈德勋再支付过任何款项，因伟丰公司已支付的人民币100万元已在此案中予以相应的扣减，故本案不再对已支付的人民币100万元予以扣减。
综上所述，惠丰公司概括继受了伟丰公司与陈德勋于1992年3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的债权债务，惠丰公司有义务按该《协议书》的约定向陈德勋支付相应的报酬。伟丰公司应对惠丰公司的支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陈德勋的主张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应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本院作出（2007）珠中法民四初字第72号民事判决：一、珠海市惠丰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陈德勋支付人民币14422901.43元；二、伟丰投资有限公司对珠海市惠丰房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上述支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8337元，由珠海市惠丰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伟丰投资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本院再审过程中，原审原告陈德勋称，坚持于2007年10月18日形成的民事诉状的意见。对本院原审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
原审被告惠丰公司、伟丰公司答辩称，一、陈德勋伪造《协议书》、《补充协议》、《承诺书》主张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利润，其诉求应被驳回。陈德勋称三文件是由其先书写后盖章的说法，与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做的两协议系“先盖章后写字”的鉴定结论，及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和鉴定专家出庭接受质询时明确三文件均是“先盖章后写字”的结论明显不符，亦有违常理。且其提出的看着梁展峰在《协议书》上签名的说法，也与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做出的该签名系临摹而成的鉴定结论相悖。另外，《协议书》系伪造，此后据此协议而来的《承诺书》、《补充协议》同样是先盖章后写字，《补充协议》又被鉴定专家分析“从概率论的角度讲，依照系统鉴定的理论，《补充协议》存在利用梁展峰签名进行文件变造的可能性并且这种可能性较大”，再结合陈德勋多次承认公章归其管理的事实，可以确定本案《协议书》、《补充协议》、《承诺书》均系伪造，并非伟丰公司、惠丰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陈德勋无权要求根据上述协议主张涉案工程30%的利润。二、陈德勋从无履行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行为，其仅是一名公司高管，拿着公司的工资做其职务范围内的工作。1、《广东永安达司法会计鉴定所专项审计报告》证实，陈德勋对公司项目并无垫资或者投入费用等承包或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所基本应有的出资行为，恰恰相反，其是在公司领工资并享受着公司购车、购房等高管待遇，故协议称其“全面实施承包兴建”是虚假的，陈德勋只是拿着公司工资履行高管的职责。2、时任惠丰公司副董事长梁桂东、董事苏保坚向公安机关证实，从未开会讨论过陈德勋的文件所述事项，对此也毫不知情。广安路和飞跃路商品住宅区两个项目并非是陈德勋全面实施承包兴建，他仅仅是公司聘用的副总经理。3、时任公司出纳肖某、会计熊某均证实，陈德勋是公司员工，作为公司财务人员的她们，从来不知道公司答应给陈30%的利润。由上可知，陈称其与公司之间存在承包合同关系是在撒谎。三、惠丰公司分配30%的利润必须经国资委批准且须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陈德勋的《承诺书》未经法定程序是违法且无效的。惠丰公司的股东之一珠海市红旗华侨实业总公司系政府投资，即惠丰公司属于国有资本参股公司。根据《国有资产处置管理办法》的规定，惠丰公司进行30％利润分配属于对国有资产的处置，必须报珠海市国资委批准，否则无效。另外，根据《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法》的规定，国有资本参股公司分配利润，由公司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决定。但事实上，陈德勋的《承诺书》既未经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更未经珠海市国资委批准，已经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之规定，该文件无效。四、陈德勋于2007年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相应主张不能支持。五、陈德勋本次起诉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陈德勋是在与公司的承包合同纠纷已由珠海中院作出（2004）珠中法民四初字第28号生效判决的情况下，于2007年再次凭借与28号判决的依据相同的《协议书》、《补充协议》、《土地使用权出让和房产开发合同书》及其它同类证据起诉主张承包合同争议，其向二审法院承认当时是因为交不起太多诉讼费才分案诉讼，这分明是就同一纠纷反复起诉，违反民诉法“一事不再理”原则，其起诉应被驳回。虽然陈先后起诉的分别是广安路、飞跃路项目，但两个项目的主体及购地、开发、与中珠公司签订合作合同、收到转让款等系列时间完全相同，且本案中陈所提交的《审计报告》更是与28号案审计同时进行并作出的，再加上《协议书》、《补充协议》所示内容是对公司项目全面负责承包兴建——没有说是区分项目结算。种种情形说明，本案是陈德勋在已有生效判决的情况下就同一纠纷反复诉讼，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综上所述，恳请依法驳回陈德勋的诉讼请求。
再审期间，伟丰公司提交以了下证据：
1、2010年2月25日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粤南（2010）文鉴字第91号】，鉴定结论为《协议书》甲方落款处“梁展峰”的签名是伪造的，拟证实陈德勋伪造关键证据的事实。
2、2011年8月18日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1）文字第1342号】，对《协议书》、《补充协议》、《承诺书》的印章印文及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协议书》、《补充协议》均为先盖章后写字，拟证实两文件是陈德勋利用职务便利获得盖有伟丰公司印章的空白纸张，此后补写文字炮制而成。《承诺书》的纸张为液体浸泡后干燥处理所致，存在明显的非正常保存痕迹，《协议书》上“陈德勋”署名与标称时间不符，其应形成于文书被污染之后，证实陈德勋为干扰司法鉴定，对文件进行浸泡、干燥处理。
3、2013年10月9日，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书》【穗司鉴字20130600300160号】，对《协议书》、《补充协议》的签名真伪进行鉴定。证实《协议书》上“梁展峰”的签名是伪造的，《补充协议》存在利用“梁展峰”签名进行文件变造的可能性。
4、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调查笔录（节选），拟证明：2013年11月4日，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的两位鉴定人员出庭接受质询，说明鉴定意见中指出《补充协议》存在利用梁展峰的签名进行文件变造的可能性的理由。
5、《广东永安达司法会计鉴定所专项审计报告》【永安达（2012）鉴字第002号】，拟证实陈德勋对公司项目并无垫资或者投入费用等承包或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所基本应有的出资行为，故协议中称其“全面实施承包兴建”完全虚假，协议的基础根本不存在，陈德勋只是拿着公司工资履行高管的职责。
6、梁桂东、苏保坚的询问笔录，拟证明：（1）将惠丰公司净利润的30%做出处置必须由珠海市红旗区长办公会议讨论来决定，然后由惠丰公司董事会做出决议。（2）梁作为时任华侨公司的总经理及惠丰公司的副董事长，苏作为时任惠丰公司的董事，从未开会讨论过陈德勋的文件所述事项，对此也毫不知情。（3）广安路和飞跃路商品住宅区两个项目并非是陈德勋全面实施承包兴建，他仅仅是公司聘用的副总经理。
7、证人证言（肖某、熊某），任伟丰公司、惠丰公司的出纳肖某、会计熊某均证实，从来不知道公司答应给陈德勋30%的利润。另外，肖某证实，1997年5月肖铭将伟丰公司的公章亲手交其保管并告诉其不要让陈德勋知道，如陈问就说公章被肖铭带走了。肖某就这么告诉陈德勋了——这成为本案中陈德勋编造的另一个谎言的起源（详见证据十七）。同时肖某在1997年至2009年期间保管伟丰公司的公章，从未给陈德勋盖过章，因此，1998年《补充协议》必然是陈利用此前加盖公章的空白纸张伪造的，这印证了鉴定意见证实的“先盖章后写字”。
8、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调查笔录，拟证明证人肖某、熊某曾在本案二审时出庭作证，证实其所写证言的真实性。
9、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惠丰／红旗华侨公司），拟证明：惠丰公司的股东之一珠海市红旗华侨实业公司系政府投资，即惠丰公司属于国有资本参股公司。陈德勋所诉求的利润分配主张既未经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更未经珠海市国资委批准，已经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两文件无效。
10、惠丰公司章程，证明内容除同证据9外，还证明了惠丰公司章程的第四章“利润分配、亏损分担”及第5.4条“董事会的职权”证实，公司决定利润分配必须经董事会决议通过。因此，《承诺书》是陈德勋未经惠丰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私自制作，是无效的。
11、伟丰公司章程，拟证明陈德勋对《章程》完全知悉并且承认未开过董事会，其《协议书》因无有效董事签名是无效的。
12、民事判决书，拟证明：陈德勋依据与另案相同的《协议书》、《补充协议》、《土地使用权出让和房产开发合同书》及其它同类证据起诉主张承包合同争议，是就同一纠纷反复起诉，违反民诉法“一事不再理”原则，其起诉应被驳回。
13、民事抗诉书，拟证明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就（2004）珠中法民四初字第28号判决作出粤检民抗字（2012）329号《民事抗诉书》，认为“本案的主要证据《协议书》、《补充协议》系伪造，并非伟丰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陈德勋无权要求根据上述协议主张涉案工程30%的利润”，为此提出抗诉，该案现已由珠海中院再审。恳请法院慎重考虑省检察院对与本案完全相同的28号判决所作的抗诉理由。
14、民事裁定书，拟证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2004）珠中法民四初字第28号案。
15、珠海中院再审开庭笔录（节选），拟证明：陈德勋在庭审中自认“当时伟丰公司的公章与惠丰公司的公章都在伟丰公司的办公室处，归我管理”、“承诺书、协议书都是我写的”。结合鉴定证实协议是先盖章后写字可知，陈德勋利用管理公司公章的机会留下空白印鉴，于日后自行书写炮制三证据。
16、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调查笔录（节选），拟证明：陈德勋自认“因为当时拿不出诉讼费，所以先诉广安路的（28号案），后起诉飞跃路（即本案）。结合证据12可知，陈德勋起诉本案确实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陈德勋在二审开庭时称“《协议书》是1992年3月18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是1998年8月22签订的，《承诺书》是1993年签订的”、“签订日期就是落款日期。承诺书是我自己写的”——与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存在多处矛盾。（详见证据17）
17、询问笔录，拟证明：2012年7月11日，陈德勋在接受公安机关调查时的陈述与其在另案再审、二审存在以下矛盾：（1）陈德勋称《补充协议》是其在1998年8月写好一直放着，在2000年12月份由梁展峰签字盖章（见笔录第13页），这与其再审、二审时称形成日期就是落款日期矛盾。（2）陈德勋称肖铭96年走后带走了伟丰公章，其在1999年9月写报告给梁展峰要求刻新章，——这是其误信了肖某骗说“肖铭带走了章”后，被迫编造的另一个谎言，否则，落款日期为98年的《补充协议》为什么能盖着伟丰公司的章。但西南政法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第2条证实《协议书》、《补充协议》上伟丰公司的印章与供检的伟丰公司样本印章是同一枚印章——证实陈德勋所谓的刻新章后盖《补充协议》又是一个谎言。
陈德勋对伟丰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发表以下质证意见：1、对《司法鉴定意见书》（粤南2010文鉴字第91号）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本鉴定是伟丰公司单方委托，鉴定的检材是复印件，比对的样本仅一份，且样本的真实性也无法确认。2、对《司法鉴定意见书》（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1文鉴字第1342号）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3、对《司法鉴定意见书》（穗司鉴字201130600300160号）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法院委托鉴定事项非常清楚，仅对“梁展峰的签名与所送同名样本是否同一人所写”进行鉴定，但鉴定机构超出委托鉴定的事项进行检验、分析说明和鉴定，明显超出了委托鉴定的范围，是无效的鉴定。4、对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调查笔录（节选）所陈述的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从证据3的质证意见所得，其所作的鉴定无效，其所作的陈述当然无效。5、对《广东永安达司法会计鉴定所专项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从双方协议内容及法庭调查的内容来看，当时公司运作规则是由肖铭投入资金、梁展峰利用其权势找关系、陈德勋利用其专业进行工程管理。三人合作，所赚取的利润进行分配，其中陈德勋分配利益的30%。故陈德勋并不需要投入资金。另从该审计报告的内容来看，陈德勋及其家人从伟丰公司领取工资或费用明细中并没有包括有1992年由伟丰公司支付给陈德勋的100万元。而伟丰公司在庭审中陈述这100万元是当做工资和奖金支付给陈德勋明显与审计的事实不符。6、对《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涉案项目本身是属于伟丰公司出资开发的项目，与新成立的惠丰公司没有关系，故笔录内容与本案没有关联性。7、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证人为本案利害关系人梁展峰的雇员，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真实。陈德勋在鉴定时提交了伟丰公司于1999年10月26日向陈德勋出具的《委托书》，上面盖有伟丰公司公章。而证人所述从1997年开始伟丰公司公章就一直没有使用过，这充分说明证人在说谎，其真实性不可信。8、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调查笔录（节选），质证意见同证据7。9、企业机读档案资料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涉案项目本身是属于伟丰公司出资开发的项目，与新成立的惠丰公司没有关系，惠丰公司对此地块不享有权利，也不承担义务。10、对惠丰公司章程的真实性和关联性都不予认可。11、伟丰公司章程，质证意见同证据10。12、民事判决书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两案争议的标的物完全不同。13、民事抗诉书、民事裁定书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14、珠海中院再审开庭笔录不能证明伟丰公司的目的。根据陈德勋在开庭时多次陈述，其在1992年1月底应肖铭之邀来珠海，当时伟丰公司没有一个人，于是由其组建公司项目部，对涉案土地进行开发。肖铭将公章交给其保管。1992年3月初，陈德勋将公司的基本架构组建完毕后，随即将公章交由公司办公室专人保管。而惠丰公司的公章一直由办公室人员保管，陈德勋没有保管过。陈德勋所述“归我管理”实际上仅是指当时伟丰公司和惠丰公司的事务由其进行管理。15、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调查笔录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16、询问笔录，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伟丰公司以其权势，调动公安机关插手民事纠纷，对陈德勋这样一个近80岁的老人通宵讯问（连续近12个小时），涉嫌非法刑讯逼供，所作的询问笔录是非法的。而且，通宵讯问一个近80岁的老人，对20年前的事情的叙述不可能那么完整和准确。
陈德勋于再审期间提交以下证据：1、陈德勋在伟丰公司工作期间的工作记录32页，拟证明伟丰公司的日常工作都是由陈德勋来进行全面安排、实施。陈德勋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义务。2、陈德勋在伟丰公司工作期间的工作记录及请示汇报记录24页，拟证明伟丰公司的日常工作都是由陈德勋来进行全面安排、实施。陈德勋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义务。3、1999年至2005年间陈德勋写给梁展峰、肖铭的书信，拟证明陈德勋有30%利润分成的事实以及陈德勋向梁展峰、肖铭要求支付利润分成款的事实。4、仲裁申请书、借款协议、《关于伟丰投资有限公司在横琴土地转让费处置问题的函》，拟证明伟丰公司意图通过虚假仲裁的形式，恶意转移公司财产，以逃避向陈德勋支付利润分成款的义务。
伟丰公司、惠丰公司认为陈德勋提交的四组证据均不属于新证据，不同意质证。
经审查，本院认为，伟丰公司在再审期间提交的证据2、3、4、6、7、8、10、11、12-17是另案诉讼过程中产生的，可以证明本案的有关事实，本院予以采纳作为再审的证据。证据1、5是伟丰公司单方委托所做的司法鉴定及评估，本院对其所提供的检材及评估依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不予采纳。对证据9伟丰公司的章程，陈德勋认可伟丰公司有章程，其虽然否认但并没有相应证据证实该章程不真实的情况下，本院予以采纳作为再审的证据。
陈德勋提交的证据1-3是其单方制作，伟丰公司不予认可，本院无法确认其内容的真实性，证据4与本案无关，故本院对陈德勋在再审期间提交的证据不予采纳。
本院再审查明，一、珠海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于2012年7月11日向陈德勋做了调查笔录，陈德勋在笔录中陈述：《协议书》、《承诺书》、《补充协议》均为陈德勋本人书写，《协议书》的书写及梁展峰的签名均为落款时间，后来才加盖公章。《承诺书》于1994-1995年间书写，时间倒签到1993年，是陈德勋写好后找人代抄的。陈德勋认可《协议书》、《承诺书》制作当时伟丰公司、惠丰公司的公章由其管理。《补充协议》书写时间是落款时间，但梁展峰一再推托，直到2000年12月才盖章及签名。
二、在（2010）珠中法民再字第14号案的庭审过程中，陈德勋陈述：伟丰公司和惠丰公司的公章都在伟丰公司的办公室，归陈德勋管理。《协议书》、《承诺书》的印章均是陈德勋让办公室主任盖的。《协议书》、《承诺书》、《补充协议》均是陈德勋本人写的，《协议书》、《补充协议》都是经过肖铭与梁展峰同意的。《承诺书》经过肖铭的同意，梁展峰不知道。
三、在本案再审庭审过程中，陈德勋陈述：梁展峰在《协议书》上的签字时间是落款时间，公章是之后加盖的，大约在1992年上半年，是陈德勋自己拿去办公室盖的。《补充协议》上梁展峰的名字是落款时间所签，由于肖铭将伟丰公司的公章带走了，后来重新刻了一个新公章，《补充协议》在一年多以后才加盖了新刻的公章，是陈德勋让当时伟丰公司的会计把《补充协议》连同其他资料一起拿去盖章，盖章时陈德勋不在现场。对于《承诺书》上为何没有惠丰公司负责人签名的问题，陈德勋认可加盖惠丰公司公章需要肖铭、梁展峰、陈德勋其中一人签名，但《承诺书》写好后，陈德勋问过肖铭，肖铭说不用签字，陈德勋就让办公室的人盖了章。
四、在（2010）珠中法审监民再字第14号案审理期间，惠丰公司在本院指定的期限内明确表示对《承诺书》不再提起申请鉴定，但其在庭后又提交了对《协议书》、《承诺书》、《补充协议》中公章的真伪以及文字及公章的形成年份进行鉴定的申请。本院通过摇珠方式确定了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为本案的鉴定机构，并委托其进行鉴定。2011年8月18日，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1）文字第134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是：送检《承诺书》上的“珠海市惠丰房产开发有限公司”红色印油印文与供检的同名样本印文是同一枚印章所盖。送检《协议书》、《补充协议》上的“伟丰投资有限公司”蓝色水质印章印文与供检的同名、同介质的样本印章印文是同一枚印章所盖。《承诺书》上书写字迹和印文无条件采用理化检测法确定形成时间，但根据常规检验方法所获情况显示，正文书写字迹于1997年以后书写的可能性大，盖印时间在1996年至2000年间的可能性大。《协议书》、《补充协议》正文字迹为同一人书写，二者相距的书写时间可能在1至2年时间范围内。《协议书》、《补充协议》印文与各自书写字迹之间，均为先盖章后写字；其盖印时间在1992年至1995年间的可能性大。《协议书》上“陈德勋”署名圆珠笔蓝色字迹与《协议书》标称时间明显不符，其应形成于文书被污染之后。
五、在（2010）珠中法民再字第14号案的二审过程中，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委托了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委托鉴定事项为：伟丰公司与陈德勋于1992年3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1998年8月2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上“梁展峰”的签名与所送同名样本是否同一人所写。该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认为：《协议书》上“梁展峰”签名与所送同名样本并非同一人所写，《补充协议》上“梁展峰”签名与所送同名样本为同一人所写。
六、陈德勋认可其1992年1月至1996年6月在伟丰公司任职发展部总经理，每月领取工资。梁展峰是伟丰公司国内业务部总经理。截止2010年5月21日，伟丰公司的董事是萧铭（肖铭）、王伟。2010年8月30日，梁展峰被委任为伟丰公司的董事。2010年10月14日，梁展峰辞去伟丰公司的董事一职。2010年10月19日，梁展峰再次被委任为伟丰公司的董事。2010年11月2日，伟丰公司董事会授权梁展峰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承诺书》标称时间期间，惠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肖铭。
七、在本院（2010）珠中法民再字第14号案审理过程中，伟丰公司提交了向陈德勋支付100万元的凭证，付款事由为工程业务费，其中40万元汇至陈德勋指定的广东长城建设工程公司第八工程处综合发展部的账户，60万元以现金支付的方式，广东长城建设工程公司第八工程处综合发展部向伟丰公司出具了收到100万元工程业务费的收据。陈德勋认可该100万元实际是其本人收取，并称是伟丰公司支付案涉协议书的利润分成。
八、在（2010）珠中法民再字第14号一案中，本院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产生了50000元鉴定费。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该案二审过程中，经伟丰公司的申请，委托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对《协议书》、《补充协议》上梁展峰的签名进行司法鉴定，产生了鉴定费48460元、鉴定人员出庭费1500元。
经审查，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一、关于法律适用问题。伟丰公司系在中国香港注册成立的公司，本案系涉港合同纠纷，本案合同履行地在广东省珠海市，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五条的规定，本院依法对本案有管辖权。因双方当事人没有明确约定处理本案所适用的法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二款“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的规定，本案的合同履行地在广东省珠海市，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法与本案有最密切联系，因此，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实体法。
二、关于案由，原审确定的案由是企业承包合同纠纷，但在《民事案由规定》中没有这个案由，经审查陈德勋在本案中起诉所依据《协议书》的内容，对比了《民事案由规定》的规定，本院认定双方是因合同关系而引起的纠纷，故案由应定为合同纠纷。
三、关于陈德勋与伟丰公司于1992年3月18日签订《协议书》和1998年8月22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以及落款时间为1993年12月26日由惠丰公司出具的《承诺书》是否真实，伟丰公司、惠丰公司是否需要向陈德勋支付案涉项目的利润分成的问题，是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对该问题，本院作如下分析认定：
1、关于落款时间为1992年3月18日的《协议书》，上面有陈德勋和梁展峰的签名，并加盖了伟丰公司的公章。陈德勋在本案中陈述《协议书》是其本人书写，当天让梁展峰签名，后来才盖章，而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以下简称西政鉴定意见）认为《协议书》是先盖章后写字，两者存在矛盾。对此，本院认为，西政鉴定意见是本院在另案委托的司法鉴定，程序合法，双方对鉴定意见均未提出异议，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根据查明的事实，陈德勋认可《协议书》的内容由其本人书写，伟丰公司的公章在《协议书》产生当时由其管理，是其让伟丰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在《协议书》上加盖的公章，结合西政鉴定意见关于《协议书》是先盖章后写字的认定，可以认定陈德勋是在加盖了印章的空白纸上书写了《协议书》，即《协议书》的制作是由陈德勋单方完成的。另外，关于梁展峰在《协议书》上签名的效力，首先，根据伟丰公司的章程，分配利润给高管是董事的权力，而梁展峰在《协议书》标称时间之时并非伟丰公司的董事，仅是国内业务部负责人，在没有伟丰公司授权的情况下，其无权代表伟丰公司与陈德勋签订《协议书》；其次，经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另案中委托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对《协议书》上梁展峰的签名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梁展峰的签名不真实。因此，从现有证据来看，《协议书》的形成过程中并没有伟丰公司有权的负责人参与，不能认定《协议书》的内容是伟丰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
2、关于落款时间为1998年8月22日《的补充协议》，首先，根据再审查明的事实，陈德勋虽然对《补充协议》上梁展峰签名时间的陈述前后矛盾，但其明确《补充协议》是其书写后再加盖伟丰公司的公章，与西政鉴定意见认为《补充协议》是先盖章后写字相互矛盾；其次，陈德勋陈述《补充协议》上伟丰公司的公章是1999年重新刻的，但西政法鉴定意见认为《协议书》与《补充协议》为同一枚公章，两者亦相互矛盾；最后，如前对《协议书》的分析，梁展峰在《补充协议》制作时并非伟丰公司的董事，其无权代表伟丰公司与陈德勋签订该协议。因此，陈德勋对《补充协议》的陈述与鉴定意见相矛盾，且现有证据不能反映《补充协议》是经陈德勋与伟丰公司协商一致后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更为重要的是，《补充协议》以《协议书》作为基础，在本院不予认定《协议书》的情况下，《补充协议》缺乏真实存在的基础，故对《补充协议》不予认定。
3、关于落款时间为1993年12月26日的《承诺书》，上面加盖了惠丰公司的公章，没有惠丰公司的负责人签名。陈德勋陈述书写于1994年至1995年之间，落款时间倒签为1993年，陈德勋在公安机关陈述是其书写好后由别人代抄后盖章，但在本案第一次再审时称是其本人书写，前后陈述矛盾。另外，陈德勋主张《承诺书》经过肖铭的同意，但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在其有权管理惠丰公司公章的情况下，自行书写《承诺书》后加盖惠丰公司的公章，不能认定《承诺书》的内容是惠丰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陈德勋据此要求惠丰公司支付利润分成不能成立。
4、关于伟丰公司支付陈德勋100万元的性质问题，陈德勋主张是支付《协议书》约定的利润分成，伟丰公司主张为支付给陈德勋的工资奖金。在双方对自己的主张均没有确切证据证明的情况下，陈德勋作为伟丰公司的高管，伟丰公司解释为奖金更具合理性。因此，在本院不能认定《协议书》是伟丰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陈德勋凭伟丰公司向其支付100万元这一事实主张伟丰公司有实际履行《协议书》的行为，从而佐证《协议书》真实存在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分析，《协议书》、《补充协议》不是伟丰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承诺书》不是惠丰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故陈德勋根据这三份证据要求伟丰公司、惠丰公司支付利润分成理据不足，应予以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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