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3民终266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龙华东二股份合作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组织机构代码：76637144-6。
法定代表人：詹满有，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纪树雄，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媛媛，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国野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南山区。组织机构代码：27942174-1。
法定代表人：陆昌，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鸿，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明珠，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深圳市龙华东二股份合作公司（以下简称东二公司）和上诉人深圳市国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野公司）因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6民初50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东二公司上诉请求：1、纠正一审判决关于“国野公司的履行瑕疵并不至于构成根本性违约，故东二公司以国野公司根本性违约为由解除合同的理由不成立”之认定，改判认定国野公司构成根本性违约，认定东二公司依据《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解除2009年1月5日签订的《项目合作开发合同》之主张成立；2、纠正一审判决关于一审受理费人民币53800元（以下货币均为人民币）应由东二公司负担26900元之决定，改判一审受理费53800元全部由国野公司承担；3、判令国野公司承担本案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
一、东二公司同意原审判决结果，即对确认东二公司与国野公司于2009年1月5日签订的《项目合同开发合同》解除这一判项并无异议。但原审认定“国野公司的履行瑕疵并不至于构成根本性违约，故东二公司以国野公司违约为由解除合同的理由不成立”却是有误的，因该认定可能影响东二公司在另案向国野公司主张损失时的实体民事权利义务，请求二审法院改判认定东二公司依据《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而解除2009年1月5日《项目合作开发合同》之主张成立。
首先，东二公司在原审中提出解除合同的理由为“约定解除权”和“法定解除权”两项，两者分别对应《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及第九十四条。而依据前者只需考虑“解除合同的条件是否成就”，一旦成就，解除权人就可以解除合同。唯有依据后者适用“法定解除权”时，才需要考虑“是否构成根本性违约”的问题。但原审仅就“法定解除权”理由进行认定，显然是遗漏了对“约定解除权”这项理由的认定。其次，涉案合同第五条第5款第1项已约定了国野公司办理规划道路调整（8个月期限），或土地置换申请（8个月期限），以及在道路调整、土地置换均不通过时进行报批报建（8个月期限）。根据原审查明事实，国野公司已是客观逾期没有完成该些义务事项。
再次，涉案合同有明确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即第六条违约责任的第2款“若国野公司违约在规定的期限内未能办理出完备的报批报建手续，及不能按期开工”，东二公司有权终止合同。也就是说，即便原审关于“2009年9月6日至2011年12月16日，属于分区规划调整初审或审批、合作建房审批已经实际停止行政审批的期间，国野公司在上述期限未按合同约定期限办理完毕涉案土地用地规划许可报批手续属于非因国野公司的情形”这一认定成立，那么，国野公司也应当及时告知东二公司并且于2011年12月16日“可以办理土地规划报批手续”时立即顺延期限继续履约。遗憾的是，截止2015年1月27日东二公司公证送达解除通知书，国野公司已经在长达三年多的期间里既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也未办理任何合同项下的事务。
综上，国野公司未能完成约定义务事项，也没有及时顺延期限履行合同，且在道路调整、土地置换、报批报建每个阶段的8个月期限过后，仍然没有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其既符合涉案合同的“约定解除条件”，也构成了实质性违约，东二公司据此有权行使“约定解除权”和“法定解除权”而解除涉案合同。所以，本审判决关于国野公司“不至于构成根本性违约”之认定有误，应予纠正。
二、东二公司一审请求确认与国野公司于2009年1月5日签订的《项目合同开发合同》解除，原审判决支持了东二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且没有驳回任何诉讼请求，即国野公司全部败诉。而原审在东二公司未表示自愿承担诉讼费的情况下却判令东二公司负担了50%的受理费26900元，有违《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十九条“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等规定，请求二审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尽快查明前述事实后，依法纠正一审判决错误认定的问题，并支持东二公司的上诉请求。
针对东二公司的上诉，国野公司辩称：一、民事诉讼法的解释规定，“代理人代为提起上诉”这一事项需要委托人的特别授权。一审时东二公司提交的授权委托书中诉讼代理人郭春暖的权限不包括代为提起上诉，而东二公司在上诉期间所提交的上诉状仅有郭春暖律师的签字，并没有东二公司的盖章和法定代表人的签字，故东二公司的上诉不成立。即使上诉期满后东二公司补盖公司，该追认行为也无效，最高院民一庭对此有明确意见。二、一审支持了东二公司的诉讼请求，东二公司上诉没有法律依据，这也说明一审判决支持东二公司的诉讼请求的理由连东二公司也不认可，可见一审判决是错误的。三、即使东二公司提起上诉，东二公司行使约定解除权的条件并不符合其主张的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条件：（一）国野公司履行了支付相关费用并向相关部门申请道路调整的义务。（二）根据合同约定，申请道路调整、土地置换、用地规划许可证报批手续应该是顺承关系，即后两者均须等待道路调整的审议结果，在未有道路调整的审议结果之前，国野公司客观上不能继续开展第二阶段的工作。（三）2009年4月后东二公司的董事长、董事及总经理等成员被拘留、判刑，导致东二公司暂时停止履行合同。2009年9月董事会换届后的东二公司不再履行合同，向国野公司隐瞒了深圳市城市规划委员会法定图则委员会2009年11月关于道路调整申请的审议结果。既然东二公司主张国野公司有违约行为，为何在2010年之后长达几年的时间内从来没有催告国野公司履行，也没有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有违常理。此期间董事会进行改选，东二公司也与深圳市LC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LC公司）签订了新的协议，期间三方多次沟通协调，甚至在街道办出具法律意见，确认国野公司的合作有效，LC公司的合同无效，各方在工地现场甚至发生了冲突。东二公司在整个过程中都没有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说明所谓国野公司违约只是东二公司起诉后提出的借口。根本原因在于董事会成员改选后，新的董事会成员基于利益选择新的合作伙伴。（四）根据有关规定，深圳市从2009年9月6日至2011年12月16日期间，“分区规划调整初审或审批、合作建房审批”已经实际停止了行政审批，从而导致土地置换以及用地规划许可报批手续在法律层面无法开展。（五）东二公司在2011年11月7日就以与LC公司签订《合作建房合同》的方式明确表示拒绝履行合同，国野公司继续履行合同无法取得东二公司的配合，东二公司与LC公司签订合作建房合同书补充协议，约定LC公司自愿承担东二公司不履行与国野公司合同的法律责任的约定，也表明不履行合同的是东二公司。四、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应由东二公司负担。综上，东二公司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东二公司的上诉请求。
上诉人国野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驳回东二公司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东二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
一、一审判决超出东二公司诉讼请求的范围，违反了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原则，明显属于程序违法。本案为确认之诉，东二公司的诉讼请求是确认合同已经解除并终止，争议的焦点是东二公司单方解除合同的行为是否合法有效，双方在诉讼过程中也一直是围绕国野公司是否构成根本违约，东二公司是否有单方解除权的争议焦点进行举证、辩论等诉讼活动。法院只应对东二公司的解除行为是否有效进行确认，而非由法院径行判决解除合同。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定国野公司并不构成根本违约，东二公司以国野公司根本违约为由解除合同的理由不成立，另一方面擅自对诉争以外事实进行认定，直接以合同存在履行障碍为由解除国野公司与东二公司之间签订的合同，原审法院的裁判已经明显超出东二公司诉请的范围，违反了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原则，丧失了居中裁判的立场，明显属于程序违法。
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认为《项目合作开发合同》在客观上存在履行不能的障碍缺乏事实依据。没有证据证实《项目合作开发合同》签订后因ST股份不配合履约或因欠缺股东代表大会决议导致合同履行存在障碍。（一）原审法院认定，在深圳市龙华ST股份合作公司（以下简称ST公司）对国野公司与东二公司签订的《项目合作开发合同》不予认可的情况下，涉案《项目合作开发合同》在客观上存在履行不能的障碍，这一事实认定不清。首先，ST公司出具的《委托调查函的答复》属于证人证言，ST公司与东二公司之间有密切关系，东二公司将土地挂靠在其名下，ST公司也参与了东二公司“一地两卖”的行为，双方存在利害关系，其出具的证言证明力小。且ST公司没有出庭作证接受质询，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其次，此份答复的取得是东二公司律师单独找ST公司调取，从内容上看具有极大的倾向性，答复的内容大大超出了法庭委托调查函中要求调查的范围。从法庭并未要求回答的关于曹JL的身份问题和LC公司的合作合同的陈述可以清晰看出，ST股份公司是在为东二公司主张的国野公司没有履行报批报建义务作虚假陈述，以及为东二公司和LC公司签订合同的违约行为寻找正当性。再次，从国野公司提交的证据来看，ST公司盖章的用地方案图是ST公司提供给国野公司工作人员的，去规划局申请道路调整也是以ST公司名义申请，加盖ST公司公章的，证明ST公司对于涉案合同签订的事实是知情并认可的。并且在签订合同后到本案起诉前有长达7年的时间，国野公司、东二公司、ST公司期间有过多次沟通，包括都参与了民治街道办集体资产管理办公室的协调。在此过程中，ST公司在知悉国野公司、东二公司签订了《项目合作开发合同》的情况下，从未明确表示过不同意。事实上，ST公司与东二公司的行动始终是一致的，包括与国野公司签订合同，配合国野公司报建，与LC公司签订合同以及提供对东二公司有利的证言。ST公司是认可东二公司与国野公司的合同履约情况的，不存在东二公司想履约而ST公司不配合履约的情况，所以因为ST公司不认可因此履行存在障碍这一事实也是不存在的。因此，原审法院仅依据《委托调查函的答复》这一份缺乏证明力的证人证言，并且在东二公司已经提供了加盖ST公司公章的确凿书证的情况下，作出《项目合作开发合同》在客观上存在履行不能的障碍的事实认定是缺乏依据的。（二）原审法院认定《项目合作开发合同》因缺乏法定程序而存在履行不能的障碍，这一事实认定不清。首先，《项目合作开发合同》是否通过股东代表大会的举证责任应该在东二公司，且股东代表大会决议等相关材料保管在东二公司处，国野公司既无义务也无能力举证证明东二公司对外签订合同的行为已经通过股东代表大会。原审法院将合作合同通过股东代表大会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国野公司是不当的。其次，东二公司在庭审询问时对涉案合同有无经过股东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没有否认，且回答称东二公司因为负责人换届，前董事长涉及刑事案件无法核实，这也证明前董事长是知悉这一情况的。证人詹某1、詹某2、詹某3是东二公司的前董事长、副董事长和董事，在证人证言中均说明签订涉案合同召开了股东代表大会和董事会，并表决通过。再次，合作开发土地并不属于《深圳市龙华东二股份合作公司》章程第六十二条第二款第3项规定的扩大再生产投资项目的范畴，不适用章程该条“必须召开股东代表大会讨论决定”的规定。因此，原审法院以国野公司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东二公司和ST公司不认可通过股东大会，就认定涉案《项目合作开发合同》因缺乏法定程序而存在履行不能的障碍也是错误的。事实上，没有任何证据证实《项目合作开发合同》签订后因ST股份不配合履约或因欠缺股东代表大会决议导致合同履行存在障碍。东二公司处心积虑想要解除合同，但其无论在解除合同的通知和起诉状中，还是在诉讼中甚至未提出该项主张，国野公司也未提出，最清楚合同履行情况的当事人尚未提出，原审法院何以认定合同履行存在上述障碍？
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以合同存在履行不能的障碍解除合同缺乏法律依据。国野公司作为守约方，才享有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权，作为东二公司的违约方并不享有法定解除权。（一）国野公司、东二公司基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签订涉案合同，涉案合同合法有效。国野公司、东二公司、ST公司对涉案地块的实际权利人为东二公司均无异议，对涉案合同的效力也无异议，一审法院对这一事实也进行了认定。（二）国野公司在合同签订后一直积极履约，并没有违约行为。相反，东二公司2011年11月7日以与案外人签订了新的合作开发协议的方式明确表示拒绝履行《项目合作开发合同》，构成根本违约，其后，东二公司企图通过发出合同解除通知书和起诉的方式达到恶意违约的目的。（三）原审法院已经认定国野公司并不构成根本性违约，东二公司以国野公司根本违约为由解除合同的理由不成立，理应驳回东二公司的诉讼请求。国野公司作为守约方，才享有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权，作为东二公司的违约方并不享有法定解除权。取得ST股份公司配合履行和股东代表大会的通过是东二公司的合同义务，原审法院以东二公司的违约事由作为解除合同的理由，没有法律依据。因此，原审法院认定合同存在履行不能的障碍解除合同，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纵容了恶意违约的行为，破坏了合同法维护交易稳定的目的。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存在违反法定程序，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并予以改判，以维护司法公正。
针对国野公司的上诉，东二公司辩称：一、东二公司的解除权已经成就，既符合约定的解除事由，同时也符合法定的解除事由。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1、从一审查明的事实看，国野公司仅做了三件事情：一是签订合同，二是向东二公司支付部分补偿款、保证金，三是2009年4月办理了提交道路规划的申请事项。此后到东二公司2015年1月27日发出书面解除函为止，国野公司没有办理涉案相关的合同事宜。2、从合同约定看，根据双方约定，国野公司办理规划道路调整的期限截止点是2009年9月1日，一审已经查实国野公司在该点上确是构成违约。综上，国野公司已经构成违约，其应该就其无法及时履行合同义务进行说明并且举证，否则东二公司的约定解除权成就，东二公司有权行使约定解除权。
二、东二公司的法定解除权也已经成就，具体体现在：按照一审查明事实，国野公司在合作开发合同第5条第5款第一项各个时间节点到达之前均未完成约定的办理事项，特别是在2009年9月1日第1个合同期限节点到达之后，国野公司没有做出任何与履行合同有关的行为。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款的约定，国野公司以其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再履行合同的主要义务，东二公司具有法定解除权。另外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由于国野公司2009年9月1日之后没有办理合同项下义务，导致东二公司涉案项目迟迟无法进展，该状态持续超过五年，很明显东二公司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特别需要强调的是非因国野公司原因除外是有适用的前提，首先必须保证该原因不能排除国野公司的合同根本义务，本案中一审判决认为政府停止办证造成客观上无法办理涉案合同的相关审批手续，并推定出该原因属于非因国野公司原因除外这一认定结果，该认定免除了国野公司在涉案合同中的根本义务。如果认为政府原因也属于可以给国野公司免责的事由，也应当认定括号中的非因国野公司原因这一要件为无效约定，才能保护合同双方的公平利益。
东二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l、确认东二公司与国野公司于2009年1月5日签订的《项目合作开发合同》已经解除并终止；2、国野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由东二公司没收国野公司保证金300万元和拆迁补偿费300万元；3、国野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东二公司庭审后撤回其第2项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9年1月5日，东二公司作为甲方，国野公司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项目合作开发合同》，相关约定如下：1、双方就深圳市龙华ST股份合作公司（以下简称ST公司）名下实为甲方所有的龙华××大道地块进行合作开发，甲方所有的地块位于深圳市××新区大道××街道LT工作站艺鑫厂边，非农建设用地方案号，总占地面积约为2万平方米，该地块已经政府批准为非农建设用地，产权虽然挂在ST居委名下，但实际产权归甲方所有；2、合作开发方式为甲方出地、乙方出资，双方按商定的物业分配比例进行项目权益分配的方式，开发建设商住楼。在项目合作中，甲方不再投入任何资金用于该项目的合作开发建设，但甲方必须提供开发地块的权属证明及坐标图，并按乙方的要求出具甲方及ST居委加盖公章的证明文件和文书提供乙方报批报建，并协助乙方完善项目房地产开发的相关工作。乙方提供该商住楼开发建设的全部资金，并负责该项目的规划设计、报批报建、工程建设的全过程直至商住楼建设（包括所有配套设施）完成；3、该项目开发建设完成后，所建成的物业按双方的约定进行相应分配；4、甲方必须确保该开发地块的权属和范围全属甲方所有，甲方应保证该开发地块没有进行买卖、赠予、没有涉及抵押及第三者权益，并免遭第三者（包括政府、抵押权人、债权人等）的追索，今后因该开发地块的权属争议等原因产生纠纷，由甲方承担全部的法律和经济责任。本协议签订生效后，甲方均不得将该开发地块与第三者进行转让、改造、合作、租赁等任何方式签订合同或协议，不得设置第三者权益；5、鉴于甲方所持的开发地块已经于2003年7月与深圳市SLD纸制品有限公司签订了租期为8年的租用协议，并收取对方租金以及按金。本协议签订生效后，甲乙双方共同处理与深圳市SLD纸制品有限公司的解约金以及租金返还及拆迁问题，由甲方负责退还所收的深圳市SLD纸制品有限公司按金20万元，乙方支付深圳市SLD纸制品有限公司补偿金60万元，经三方协商一致，该开发地块上的搬迁赔偿等一切费用均由乙方承担，上述拆迁事项应保证于开发地块取得项目用地规划许可证后三个月内完成；6、甲方应全力配合协助乙方办理该项目的报批报建手续，及时提供并签署（加盖甲方公章）的证明文件和资料；7、本协议签订前，乙方已经支付甲方保证金300万元和拆迁补偿费300万元（该地块上非甲方所有的建筑物的拆迁补偿由乙方和他方另行协商），该拆迁补偿费于本合同签订后，不论合同是否履行不予退还（另有约定除外）。保证金在乙方将甲方应得的商业面积移交给甲方（甲方得到应得的商业面积的房地产证）的同时退还给乙方；8、因甲方提供的项目地块中涉及一条规划道路，对本项目的开发影响很大，甲、乙双方同意由乙方创造条件，对该地块中的规划道路向相关部门申请调整或者进行土地置换，乙方应自2009年3月1日起6个月内将本项目地块所涉及的规划道路调整结束，自道路调整结束之日起8个月内完成办理用地规划许可证报批手续（非因乙方原因除外）。若规划道路调整方案未获通过，需与邻近地块进行置换，则乙方应当在2009年12月31日前完成土地置换，土地置换完后8个月内完成办理用地规划许可证的报批手续（非因乙方原因除外）。若上述道路调整及土地置换经乙方努力仍无法获得通过，乙方应在8个月内完成办理用地规划许可证报批手续（非因乙方原因除外）。该项目用地规划许可证报批并获通过后，乙方应在10个月内办理施工许可证（桩基提前开工许可证）及商住楼设计方案完成（非因乙方原因除外）。商住楼设计方案经甲乙双方同意并在该项目报批报建手续完成且符合开工条件后，方可进行开工；9、乙方在政府有关部门办理完正式的施工许可证并获通过后两年半内（非乙方原因除外），将商业物业交付甲方使用。乙方在政府规定的规划和期限内办齐有效的房地产证（使用年限以政府规定为准70年）；10、乙方在合作开发此开发地块时，应取得合法的有关开发手续，如因开发手续不符合所产生的所有责任由乙方负责；11、若甲方提供的开发地块的产权确认出现争议，或若甲方违反本协议的有关规定，将该开发地块与第三者转让、改造、合作、租赁事宜签订任何合同或协议，或者设置任何第三者权益，或甲方未能够及时向乙方提供以及签署（加盖公章）的证明和文件，致使乙方无法履行合作开发土地的报批报建手续，实现合同目的时，乙方有权终止本协议并要求甲方双倍返还乙方已投入的全部资金（包括拆迁补偿费）并赔偿乙方因此而产生的一切损失（包括可得利益损失）；12、若乙方违约在规定的期限内未能办理出完备的报批报建手续，及不能按时开工，甲方除终止与乙方的合同协议，没收乙方保证金和拆迁补偿费外，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追究甲方的经济和法律责任。
2009年1月6日，国野公司作为甲方，余NX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协议书》，约定因东二公司、国野公司合作开发涉案地块，而乙方与东二公司签订了《租用协议》（约定自2003年7月10日起至2011年7月10日止乙方租用上述地块），现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就协议解除以及上述地块地上建筑物的拆迁补偿等事宜的相关约定如下：1、若乙方租用期限内要求乙方解除协议以及对上述地块上的建筑物进行拆迁的，甲方应支付乙方补偿金474万元，本协议签订之日起30日内支付358万元，项目取得用地规划许可证并通知乙方拆迁之日支付58万元，乙方按本协议约定期限拆迁完毕且项目取得施工许可证之日支付58万元；若乙方租用期限届满后甲方要求乙方对上述地块上的建筑物进行拆迁的，甲方应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30日内支付乙方358万元；2、乙方应当在甲方发出拆迁通知后2个月内将建筑物拆迁完毕、场地清理、人员撤出并将上述地块移交给甲方。国野公司主张余NX为深圳市SLD纸制品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且其已经向余NX支付了补偿费用300万元、58万元，国野公司提交了余NX出具的收据、付款审批单、银行进账单、支票存根、付款审批单证明其该主张。
2009年1月13日，国野公司向东二公司支付了拆迁补偿费300万元、保证金300万元，东二公司向国野公司出具的相关《收款收据》。
2009年5月15日，曾任职东二公司董事长、董事的詹某3、詹汝全、詹某1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逮捕。
双方确认：2009年8月东二公司董事会进行了换届，并于2009年9月21日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
国野公司主张其于2009年9月9日以深圳市同城速递的方式向东二公司发出《关于合作开发地块存在权属争议的函》，东二公司对国野公司该主张不予认可，国野公司并未提交妥投记录，且国野公司在庭审中明确经其查询相关部门并未保留妥投底单。国野公司提交的快递详情单中载明的寄出日期为2009年9月9日，而国野公司提交的《关于合作开发地块存在权属争议的函》载明的日期为2009年9月29日，国野公司主张《关于合作开发地块存在权属争议的函》的落款时间为笔误，且国野公司提交的快递详情单中载明的寄送内容为“关于合作开发地块存在权属争议的函”。上述函件载明：国野公司发现双方约定的地块为11、12、14、15、16、25、28七块非农商用地置换后的地块，该七块地块无一为东二公司所有，经国野公司向ST公司了解，ST公司董事长以及LT合作公司、东一合作公司均对东二公司的权属提出异议，国野公司已经向东二公司反映了这一情况，但东二公司出现其他变故，此事不了了之，希望东二公司尽快出具该用地为东二公司所有的由政府部门确认的权属证明文件，国野公司才能开展报批报建工作。另，国野公司申请了詹某1、詹某3出庭作证，证明国野公司一直要求东二公司提供相关权属证明文件，证人詹某1、詹某3均在2009年4月被刑事拘留，两证人称涉案《项目合作开发合同》在签订前通过了股东大会，但不清楚会议资料现在何处。
2011年11月7日，东二公司作为甲方、深圳市LC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LC公司）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合作建房合同》，约定就编号的两地地块即涉案地块进行合作开发，甲方提供开发地块给乙方进行改造开发建设，甲方不再投入任何资金用于该项目的开发建设，但甲方必须提供现有相关的用地证明等资料委托乙方报批报建，乙方提供该项目开发建设的全部资金，并负责该项目的规划设计，报批报建的全过程，直至项目建设（包括所有配套设施）完成。东二公司主张其于2011年8月已经口头通知国野公司解除涉案《项目合作开发合同》，但东二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该主张，国野公司对东二公司该主张不予认可。
东二公司主张2014年7月由LC公司进行协商赔偿，并由LC公司对地上建筑物进行拆除，2014年11月已经赔偿、拆迁、土地平整完毕，2014年12月安装变压器进行供电，LC公司搭建了临时设施，部分工人和保安已经进驻工地；国野公司主张2014年7月LC公司工作人员出现在工地，双方发生冲突，涉案土地上的地上建筑物已经于2014年8月由东二公司自行拆除完毕。
2015年1月27日，东二公司通过深圳市同城速递的方式向国野公司邮寄了《<项目合作开发合同>解除通知书》，收件地址为国野公司登记注册的经营地址，深圳市公证处对东二公司的上述邮寄过程进行了公证，虽然国野公司主张其并未收到上述通知书，但快递查询单表明上述通知书于2015年1月28日已经妥投。上述通知书载明：因国野公司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主要义务，构成严重违约，东二公司已经于2011年8月口头通知国野公司，终止履行《项目合作开发合同》，但双方就终止履行后的后续事宜多次协商未果，现根据《项目开发合同》第5条第5款第（1）项、第六条第2款的约定以书面方式向国野公司发出解除通知，解除双方签订的《项目合作开发合同》。
东二公司现诉至法院，请求解除双方签订的《项目合作开发合同》，并没收国野公司支付的保证金300万元和拆迁补偿费300万元，东二公司在庭审中明确其主张解除合同的依据为：国野公司在2009年9月1日前未调整结束规划道路，在2009年12月31日前未完成土地置换，违反《项目合作开发合同》第五条第5款第1项的约定，国野公司的行为构成根本违约。
另查，1、国野公司主张其从2000年开始就取得了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国野公司提交了2008年、2009年、2016年的《深圳市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
2、经一审法院依法查询，深圳市规划国土资源委员会龙华管理局于2016年4月26日出具深规土龙华函[2016]374号《市规划国土委龙华管理局关于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委托调查的复函》，回复内容如下：①宗地已经办理征转手续转为国有，用地面积为11,782.73平方米，其中11,735.72平方米位于深规土宝协字[1995]第109号范围内，其余47.01平方米位于深规土宝征协字[2000]第68号范围内，用地单位为ST公司；②A818-0331宗地已经办理征转手续转为国有，用地面积为9,297.69平方米，其中9,245.42平方米位于深规土宝协字[1995]第109号范围内，其余52.27平方米位于深规土宝征协字[2000]第68号范围内，用地单位为ST公司；③上述两宗土地均于2008年取得非农建设用地批复，截止目前，两地块均未调整或使用，均未完善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东二公司、国野公司在庭审中确认：双方约定合作开发的地块即为上述编号的两地地块。
3、经一审法院依法查询，ST公司于2016年8月22日出具《委托调查函的答复》，回复内容如下：①位于深圳市××新区大道（××宝安区××街道LT工作站艺鑫厂边）的土地（用地面积21080.42平方米）以原集体组织的继受单位即该公司名义办理用地方案及用地批复，其中东二公司拥有面积17,000平方米，系该部分土地的实际权利人；②上述土地处分须按当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村股份合作公司的相关政策规定进行，即须经东二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资产管理委员会决议通过，且经该公司书面同意后，东二公司方可处分；③经查实，东二公司、国野公司签订《项目合作开发合同》没有经过东二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资产管理委员会决议通过，也没有向该公司报送任何有关材料的记录，该公司从未同意过双方签订《项目合作开发合同》；④该公司对双方签订《项目合作开发合同》不知情也不知道。2009年3月30日，应东二公司的申请，该公司曾出具过一份对曹JL的授权委托书，用于向原深圳市规划局申请取消两宗非农建设用地之间规划道路设置事宜（当时东二公司称办理该事项是为了提高土地价值，便于寻找合作伙伴，曹JL是东二公司聘请的人员，该公司并不知悉曹JL的真实身份）；⑤除上述第四条在2009年3月30日的关于取消规划道路设置的申请外，该公司在2011年8月份之前再未收到过任何向相关政府部门报送两宗土地的相关道路调整、土地置换以及报批报建的申请；⑥关于东二公司对上述土地的处分记录，经查，东二公司曾于2011年8月31日经东二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资产管理委员会决议通过与在LC公司之间的《合作建房合同书》，并报送该公司，因该《合作建房合同书》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政策规定，该公司已在东二公司和LC公司于2011年11月7日签订的《合作建房合同书》上作为见证方加盖公章表示同意。另，ST公司已经于2016年8月16日以出具《确认书》的方式明确表示自愿放弃参加本案诉讼。国野公司主张ST公司知悉并同意东二公司、国野公司签订《项目合作开发合同》。东二公司、国野公司明确双方签订的《项目合作开发合同》中约定的地块仅为属于东二公司的上述面积为17,000平方米的地块。
4、经一审法院依法查询，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龙华管理局于2016年9月7日出具深规土龙华函[2016]929号《市规划国土委龙华管理局关于市宝安区法院协助查询的复函》，回复内容如下：①2009年4月，ST公司来文向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申请取消或调整两宗用地之间的规划道路，原市规划局复函ST公司将该诉求作为公示意见进行认真研究，并报市规划委员会法定图则委员会审议。2009年11月，经市城市规划委员会法定图则委员会第15次会议审议，因两宗用地所在街坊尺寸较大，必须规划一条城市支路满足内部交通疏散，故未采纳该司的意见；②2012年10月，ST公司来文申请办理宗地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该局复函（深规土龙华函[2012]36号）告知ST公司须待《龙华新区城市化转地非农建设用地后续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出台后，再来该局办理相关手续；③2013年8月，ST公司申请办理宗地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因ST公司未取得发改部门社会项目核准意见以及新区发展与财政局、所在办事处集体使用土地开发建设项目的备案意见，所申请地块未明确用地功能，该局核发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④2014年4月，龙华ST公司来文申请调整龙华新城核心地区法定图则内A818-0330、A818-0331宗地间道路规划，鉴于该道路线位调整后更利于优化其周边地块的布局，该局复函（深规土龙华函[2014]476号）原则同意将该建议性道路线位调整事宜，道路的接口位置以及转弯半径的设置必须按照相关规范控制。以上意见在当时在编的[龙华新城核心地区]（局部）法定图则修编中予以落实，[龙华新城核心地区]（局部）法定图则修编于2014年9月29日经深圳市城市规划委员会法定图则委员会于2014年第8次会议审议通过；⑤2014年6月，ST公司来文申请对龙华新城核心地区两宗地进行合宗，后ST公司主动申请退文，经审核同意其退文申请，该文做退文处理。除上述情况外，未查到有关两宗用地的收地以及土地置换事宜。另，《龙华新区城市化转地非农建设用地后续管理暂行办法》的发布时间为2013年7月15日。双方确认①项为国野公司申请办理，②—⑤项并非国野公司申请办理，东二公司主张②—⑤项均为LC公司申请办理。
5、经一审法院依法调取，民治街道办提供2011年11月7日东二公司和LC公司签订的《合作建房合同书》、2015年12月30日的调解签到表（到会人员有东二公司、国野公司以及LC公司、ST公司的代表）。
6、东二公司主张双方履行合同义务的内容如下：东二公司提供了开发地块的权属证明及坐标图，并根据国野公司的要求出具东二公司及ST居委加盖公章的证明文件和文书，提供给国野公司报批报建，协助国野公司完善项目房地产开发的相关工作；国野公司只支付了300万元的保证金和300万元补偿款，除此之外没有履行其他义务。国野公司主张双方履行合同义务的内容如下：东二公司在其换届之后，与案外人LC公司签订了《合作建房合同》之后就没有再履行涉案合同，也没有向国野公司发出任何履行合同的通知；国野公司履行了如下合同义务：①在东二公司、国野公司签订合同的当天就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保证金300万元的和拆迁补偿费300万元；②签订合同次日，与承租人余NX签订协议书，协商地上建筑物的拆迁补偿事宜，并且支付拆迁补偿费358万元；2009年3月30日国野公司向深圳市规划国土局申请关于请求取消两宗非农建设用地规划设置道路的建议，但东二公司并未履行全力配合协助乙方办理该项目的报批报建手续，及时提供并签署加盖甲方公章的证明文件和资料的义务。
7、2009年9月6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作出深府办[2009]100号《关于印发市政府工作部门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其中附件《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职责调整”部分“取消和调整的事项”中规定“取消以下2项行政审批事项：分区规划调整初审或审批、合作建房审批”。2011年12月16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作出《深圳市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非农建设用地和征地返还用地土地使用权交易若干规定》，该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2009年9月6日前，有以下情形之一，符合本规定第五条、第六条规定且不违反市、区政府相关政策的，当事人可共同申请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变更手续：（一）依法取得国土部门合作建房批复的。（二）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按照章程通过股东大会或股东代表大会同意合作建房并经过公证的”。
8、东二公司、国野公司均明确如果双方签订的涉案《项目合作开发合同》解除，则双方均另行主张损失，即双方的损失均不在本案中予以处理。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于合同纠纷。首先，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涉案地块已经于2008年取得非农建设用地批复，而根据ST股份公司出具的《委托调查函的答复》可知，面积17,000平方米的涉案地块虽然以原继受单位即ST股份公司的名义办理了用地方案及用地批复，但实际权利人为东二公司，由此可见，东二公司作为涉案地块的权利人与国野公司签订《项目合作开发合同》并无不当；其次，虽然东二公司主张其签订《项目合作开发合同》并未通过股东大会的同意，且并未征得ST股份公司的同意，但东二公司的上述主张属于东二公司作为签约主体实施签约行为过程中内部审批的范畴，在涉案《项目合作开发合同》中已经明确约定“甲方必须确保该开发地块的权属和范围全属甲方所有”的情况下，东二公司的内部审批程序仅影响合同的履行，并不因此必然影响合同效力；最后，国野公司已经取得了房地产开发资质证书，且双方对于报批报建的相关手续进行了明确约定。综上，原、国野公司签订的《项目合作开发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双方应当依法全面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
关于东二公司主张的国野公司违约行为的认定。首先，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双方于2009年1月5日签订《项目合作开发合同》后，国野公司在2009年1月13日前已经向东二公司支付了补偿费人民币300万元、保证金人民币300万元，向余NX支付了补偿费用共计人民币358万元，并于2009年4月向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申请道路调整，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收到申请后，并未明确表示通过或未通过申请，而是予以报送市规划委员会法定图则委员会进行审议。由此可见，在《项目合作开发合同》约定的道路调整期限范围内，国野公司依约履行了支付相关费用并向相关部门申请道路调整的义务；其次，虽然国野公司未在合同约定的自2009年3月1日起至6个月内完成规划道路的调整，但根据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2009年9月6日作出的深府办[2009]100号《关于印发市政府工作部门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的附件《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以及深圳市人民政府2011年12月16日作出的《深圳市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非农建设用地和征地返还用地土地使用权交易若干规定》的规定，从2009年9月6日至2011年12月16日期间，“分区规划调整初审或审批、合作建房审批”已经实际停止行政审批，即在上述期间属于非因乙方原因不能办理在双方合作建房过程中的土地置换以及涉案土地用地规划许可报批手续情况；最后，东二公司和LC公司已经于2011年11月7日签订了《合作建房合同》，约定就涉案地块进行另行合作开发，即东二公司在深圳市人民政府2011年12月16日作出的《深圳市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非农建设用地和征地返还用地土地使用权交易若干规定》恢复合作建房审批前，就已经以与LC公司另行签订《合作建房合同》的方式明确表示拒绝履行涉案《项目合作开发合同》。综上，2009年9月6日至2011年12月16日，属于“分区规划调整初审或审批、合作建房审批”已经实际停止行政审批的期间，国野公司在上述期限未按合同约定期限办理完毕涉案土地用地规划许可报批手续属于非因乙方原因的情形，而东二公司在2011年11月7日就以与LC公司签订《合作建房合同》的方式明确表示拒绝履行合同，虽然国野公司作为办理审批手续的义务方，应当有义务将履行情况及时告知东二公司，但在东二公司已经与第三人另行签订《合作建房合同》的情况下，国野公司的履行瑕疵并不至于构成根本性违约，故东二公司以国野公司根本性违约为由解除合同的理由不成立。
关于合同解除的认定。ST股份公司于在2016年8月22日出具《委托调查函的答复》中明确载明，ST股份公司主张原、国野公司签订《项目合作开发合同》没有经过东二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资产管理委员会决议通过，也没有向ST股份公司报送任何有关材料的记录，ST股份公司从未同意过双方签订《项目合作开发合同》，且东二公司和LC公司签订的《合作建房合同书》已经过东二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资产管理委员会决议通过，并经ST股份公司公司同意。由此可见，首先，ST股份公司为涉案土地的登记权利人，即涉案土地的所由审批手续均需以ST股份公司的名义进行办理，在ST股份公司对原、国野公司签订的《项目合作开发合同》不予认可的情况下，涉案《项目合作开发合同》在客观上存在履行不能的障碍；其次，国野公司提交的《深圳市龙华东二股份合作公司章程》第六十二条第二款第3项规定，“超过10万元以上的大额公益事业开支或超过50万元以上的扩大再生产投资项目，必须召开股东代表大会讨论决定”，ST股份公司亦明确表示涉案土地处分须按当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村股份合作公司的相关政策规定进行，即须经东二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资产管理委员会决议通过，且经ST股份公司书面同意后，东二公司方可处分。本案中，国野公司未能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双方签订的《项目合作开发合同》经过了股东大会以及相关审批手续，而东二公司和ST股份公司对此亦不予认可，一审法院亦无法推定涉案《项目合作开发合同》已经依法经过股东大会讨论通过，即涉案《项目合作开发合同》因缺乏法定程序而存在履行不能的障碍。综上，虽然国野公司的行为并非构成根本性违约，但是涉案《项目合作开发合同》在客观上已经存在履行不能的情况，故一审法院认为涉案《项目合作开发合同》已经实际因履行不能无法达到合同目的而解除。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东二公司和国野公司于2009年1月5日签订的《项目合作开发合同》解除。本案受理费53800元，由东二公司负担26900元，由国野公司负担26900元，受理费东二公司已经预交。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2011年11月9日，东二公司和LC公司签订《<合作建房合同书>补充协议》，约定LC公司自愿承担东二公司与国野公司签订的合作合同产生的经济赔偿责任；并约定：未经LC公司书面同意，东二公司不得再对国野公司合作开发事宜作出任何（口头或书面）处理决定及承诺，LC公司需每三个月向东二公司汇报一次与国野公司的处理进度。
再查明，东二公司一审时向法院提交的授权委托书载明代理人郭春暖的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包括：诉前谈判与和解；申请财产保全及担保；申请追加被告或第三人；提起诉讼；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签署、签收、送交法律文书等。
本院认为，东二公司和国野公司签订的涉案合作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规定，为有效合同，双方均应依约履行。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东二公司的上诉是否有效？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涉案合同是否在2015年1月28日因东二公司行使合同解除权而解除；三、一审关于涉案合同实际因履行不能无法达到合同目的而解除的认定是否妥当。
关于第一个问题，本院认为，东二公司一审代理人郭春暖的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包括签署和送交法律文书。该代理人在东二公司的上诉状上签名并在法定期限内提交法院，属于其授权范围内的代理行为，具有法律效力。而且，东二公司其后也在上诉状上加盖公章予以确认。因此，东二公司的上诉有效。
关于第二个问题，本院认为，2009年11月涉案地块所涉规划道路调整的申请被驳回后，国野公司本应按照合同的约定申请土地置换。国野公司主张2009年9月时政府部门已取消“分区规划调整初审或审批、合作建房审批”的行政审批事项，故在此后至2011年12月政府恢复审批期间，其无法继续履行合同后续义务。本院认为，国野公司作为负有履行申报义务的一方，在此情况下应及时通知东二公司，并就合同如何履行、是否直接申请办理用地规划许可证报批手续等事项要求东二公司回复。国野公司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进行了通知，致使合同事项搁置，构成违约。然而东二公司在2011年底之前亦未行使法定或约定的合同解除权，故国野公司虽有违约行为，双方合同却仍处于有效未解除状态。在涉案合同有效且未解除的情况下，东二公司却于2011年11月7日就涉案地块另行与LC公司签订合作建房合同，并明确约定未经LC公司书面同意，东二公司不得再对国野公司合作开发事宜作出任何处理决定及承诺。故国野公司主张2011年底以后东二公司拒绝配合履行双方之间的涉案合同，符合常理，可予采信。东二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其与国野公司签订的合同中关于其不得将涉案地块与第三者合作事宜签订任何合同的约定。而且，东二公司在2015年1月之前也未明确要求国野公司履行合同义务。因此，东二公司于2015年1月书面通知国野公司解除合同时，其并不具备法定或约定的合同解除权，不发生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东二公司主张国野公司未在收到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异议，故合同当然解除，无需讨论东二公司是否具有解除权。对此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对《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4条理解与适用的请示的答复中规定：当事人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通知对方要求解除合同的，必须具备合同法第九十三条或者第九十四规定的条件（即具有法定或约定的解除权），才能发生解除合同的效力。因此，东二公司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第三个问题，本院认为，东二公司是以国野公司不履行合同义务为由，请求法院确认国野公司收到其解除合同的通知之日双方合同解除。而一审法院以涉案合同因存在履行不能的障碍为由判决确认合同解除，此系判非所请，超出了本案审理的范围，应予纠正。
另外，本案系确认合同解除之诉，不涉及争议金额或价款，应按件收费。
综上所述，东二','2018-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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