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S229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太幸株式会社。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太幸商贸有限公司。
上诉人太幸株式会社、上诉人上海太幸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太幸公司）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13）松民二（商）初字第S7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12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月2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太幸株式会社的委托代理人、上诉人上海太幸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如下事实：2010年4月22日，上海太幸公司因同年4月19日进口货物向海关申报进口，货物为塑料托盘、塑料托盘台车。经海关核定，上海太幸公司缴纳进口关税人民币1，960元、进口增值税人民币3，665.20元。2010年5月6日，上海太幸公司又因同年4月17日进口货物向海关申报进口，货物为塑料盘子、铁锅、刀具等。经海关核定，上海太幸公司缴纳进口关税人民币4，784.33元、进口增值税人民币6，939.97元。2012年5月18日，上海太幸公司再次因该日进口货物向海关申报进口，货物为铁盘、塑料水桶、塑料垃圾箱等。经海关核定，上海太幸公司缴纳进口关税人民币822.41元、进口增值税人民币1，344.80元。
原判另查明，太幸株式会社于2010年4月16日开具发票1份，载明收货人为上海太幸公司、货物为食品容器、食品容器推车、金额为49，000日元。同日，太幸株式会社又开具发票1份，载明收货人为上海太幸公司，货物为不锈钢食物磨碎器、奶油刮刀等，金额为100，705日元。2010年4月21日，太幸株式会社开具发票1份，载明收货人为上海太幸公司，货物为水桶、垃圾桶等，金额为190，470日元。
原判又查明，2010年2月12日，太幸株式会社董事长小田切昭央出具誓约书1份，承诺：……4、太幸株式会社及其集团公司的下属公司放弃对上海太幸公司的全部债权；5、保证以上决定事项已获得太幸株式会社董事会的通过。同时承诺誓约书从2009年3月13日起开始生效。
太幸株式会社为催讨货款，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原审法院判令上海太幸公司：一、偿付货款10，425，539日元；二、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10，425，539日元为基数，自2010年11月1日算至判决生效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原审审理中，太幸株式会社增加诉讼请求，要求上海太幸公司赔偿翻译费损失人民币2，630元。
原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系涉外买卖合同纠纷，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现太幸株式会社、上海太幸公司均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原审法院予以确认。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提供书证应当提交原件。本案中，虽然太幸株式会社提供的据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证据均为复印件，上海太幸公司不予确认，但仍然应当结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判断。从太幸株式会社提供的由上海海关法规处出具的清单中可以看出上海太幸公司在2010年4月22日、5月6日、5月18日因进口货物向海关申报进口，也就是说上海太幸公司在上述3个时间段与他人发生了3次进出口买卖关系。现太幸株式会社认为3次交易均系太幸株式会社、上海太幸公司之间发生，并提供了相应的发票、运输凭证、进口关税专用缴款书、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等证据的复印件。原审法院认为，上海太幸公司进行了进口报关，就应当持有该3次交易的相关文件，如合同、发票、付款凭证等，但经原审法院释明，上海太幸公司在原审法院规定的期限内未提供该3次进出口交易的凭证，亦未向原审法院说明交易的对象、内容、金额等。因此，虽然上海太幸公司对太幸株式会社提供的复印件提出异议，但没有提供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太幸株式会社又提供了上海海关法规处出具的清单予以佐证，故原审法院确认太幸株式会社提供的上述3次交易证据的证明力。根据太幸株式会社提供的发票记载，3次交易的总金额为340，175日元，而在上海海关法规处出具的清单中有“统计美元值”一栏，显示交易总金额为9，114美元，超出了发票记载的金额。太幸株式会社自愿按照发票金额主张货款，于法不悖，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太幸株式会社、上海太幸公司未签订书面购销合同约定付款期限，太幸株式会社可以随时要求上海太幸公司偿付货款，但必须给予上海太幸公司必要的准备时间。因此，原审法院确定上海太幸公司应当在收到诉状后10日内偿付货款，即上海太幸公司应当在2013年5月12日前偿付货款。根据该日的汇率（100日元＝人民币6.04656元），上海太幸公司尚欠的货款折合人民币为20，569元。上海太幸公司未及时偿付货款，太幸株式会社有权要求上海太幸公司赔偿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原审法院确定利息损失的计算方法为：以人民币20，569元为基数，自2013年5月13日起算至判决生效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上海太幸公司认为上海海关法规处出具的清单不具有合法性和关联性，对此，原审法院认为，该清单加盖了上海海关法规处的印章，上海太幸公司亦没有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推翻，故原审法院确认该清单的证明力。上海太幸公司又辩称太幸株式会社出具的誓约书已经放弃了对上海太幸公司的债权，对此，原审法院认为，该誓约书于2010年2月12日出具，其中承诺放弃对上海太幸公司的全部债权应当理解为誓约书出具以前的债权，现本案所涉的交易发生在2010年4月以后，故对上海太幸公司该辩称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信。
对于太幸株式会社提供的其他交易凭证，因太幸株式会社未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原审法院难以采信，该举证不能的后果，应由太幸株式会社自行承担。对于太幸株式会社诉请的翻译费损失，此费用为当事人诉讼中的必要支出，太幸株式会社要求上海太幸公司赔偿缺乏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六条的规定判决：一、上海太幸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太幸株式会社货款340，175日元，折合人民币20，569元（按照2013年5月12日的汇率折算）；二、上海太幸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太幸株式会社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人民币20，569元为基数，自2013年5月13日起算至判决生效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三、驳回太幸株式会社的其他诉讼请求。如上海太幸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608元，由太幸株式会社负担人民币10，294元（已付），上海太幸公司负担人民币314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付原审法院。
一审判决后，太幸株式会社、上海太幸公司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太幸株式会社的上诉请求为：撤销原判，改判：一、上海太幸公司偿付其货款10，425，539日元及其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10，425，539日元为基数，自2010年11月1日起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上海太幸公司赔偿其翻译费人民币2，630元。太幸株式会社上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主要如下：太幸株式会社与上海太幸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15次进出口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关凭证，彼此之间已经形成证据链，足以证明整个交易的全过程。上海太幸公司持有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合同、发票等证据，但拒不提供。根据证据规定第七十五条可以推定太幸株式会社主张的事实成立。原审仅认定3笔交易，而对其它交易的证据未予认可，系对证据规定的错误适用，应予纠正。上海太幸公司负有向太幸株式会社支付货款的义务，且按照惯例，上海太幸公司应当在交易完成后当年度结清货款。太幸株式会社曾委托律师于2012年6月1日向上海太幸公司住所地发律师函要求付款，但因该地址查无此人未能送达。太幸株式会社在向上海太幸公司开具发票时，即代表已经向上海太幸公司提出了付款要求，上海太幸公司应当在收到发票时支付货款。原判认定双方未约定付款期限，以上海太幸公司收到起诉状之日起算利息，有违诚信原则，不符合中国法律规定。依据我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上海太幸公司应当赔偿损失，包括利息损失、翻译费、公证认证费和律师费。
上海太幸公司的上诉请求为：撤销原判第一、二项，改判驳回太幸株式会社的相应诉讼请求。上海太幸公司上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主要如下：原审法院以复印件认定案件事实不符合法律规定，太幸株式会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上海海关法规处出具的清单上注明“不能作为证明材料”，不符合民事证据的条件，不能作为认定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佐证”。该材料上也没有显示所列商品是上海太幸公司向太幸株式会社进口商品，无法得出唯一的交易主体就是本案当事人的结论。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成立和生效的事实应承担举证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应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太幸株式会社提供的发票复印件上所列商品名称、数量、金额等与上海海关缴税单上所列商品名称、数量、金额等均不一致，且送货单签收人无法识别。
太幸株式会社、上海太幸公司均认为对方的上诉应予驳回。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中将2010年5月18日上海太幸公司再次进口货物的日期误写作“2012年5月18日”，本院予以纠正。除此以外，原判认定的事实正确。
本案系涉外买卖合同纠纷，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认定本案准据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正确，本院予以认同。
本案的主要争议在于太幸株式会社主张的15笔买卖合同（合计货款10，425，539日元）是否全部真实存在并实际履行？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除外。太幸株式会社主张其与上海太幸公司之间存在15笔买卖合同关系，此不属于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太幸株式会社对此应予积极举证。原审法院审理期间，已经给予太幸株式会社充足的举证时限，然太幸株式会社除补充提供了上海海关法规处的清单外，没有提供其他有效证据证明相关事实。经本院审查，前述清单中涉及的3笔交易，原审法院综合太幸株式会社的证据，以及上海太幸公司未能提供反驳证据的事实，对3笔交易予以认定，并无不当。其余几笔买卖合同，在上海太幸公司单纯否认太幸株式会社主张的法律关系存在的情形下，上海太幸公司不负有举证义务，也不因此承担举证责任。另外，太幸株式会社主张的其余几笔买卖合同的发生时间与3笔已获认定的买卖合同的发生时间接近，太幸株式会社作为买卖合同的卖方，应注意妥善保存证明买卖合同关系存在以及买卖合同已获履行的相关证据，而不应依赖于收货人的自认或者举证。由于对证据的审查认定权在负有审判职权的法院，上海太幸公司上诉认为上海海关法规处在清单上加盖了“不能作为证明材料”印章，即认为该清单不能作为本案证据，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上海太幸公司相应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太幸株式会社对自身的上诉主张，举证不足，本院同样不予支持。
关于逾期支付货款的利息起算日及其汇率问题，本院认为，无论是就买卖合同中货款支付日期的约定方面，还是就发票的交付方面，太幸株式会社的举证均不足。在此情形下，原审法院对逾期付款利息的起算日及其汇率的判定，并无不当。
关于诉讼中的翻译费支出，太幸株式会社要求诉讼相对方负担，欠缺合同依据。在法律依据方面，当事人在诉讼中支出的翻译费也不属于我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的损失范围。据此，太幸株式会社上诉要求上海太幸公司承担翻译费，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太幸株式会社、上诉人上海太幸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原判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人太幸株式会社、上诉人上海太幸商贸有限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922元，由上诉人太幸株式会社负担人民币10，608元，由上诉人上海太幸商贸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31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英
代理审判员 刘静
代理审判员 杨苏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陈月
附：相关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七条
人民法院裁定先予执行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不先予执行将严重影响申请人的生活或者生产经营的；
（二）被申请人有履行能力。
人民法院可以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申请人不提供担保的，驳回申请。申请人败诉的，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先予执行遭受的财产损失。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