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云26民终36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童某，女，彝族，1981年9月10日生，农村居民，云南省广南县人，住广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朝光，莲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照健，男，彝族，2000年9月27日生，农村居民，云南省广南县人，住广南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照宏，男，彝族，2003年6月6日生，农村居民，云南省广南县人，住广南县。
何照健、何照宏的法定代理人：童某，系二人的母亲。
上诉人（原审原告）：农秀青，女，彝族，1950年3月5日生，农村居民，云南省广南县人，住广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童某（系农秀青儿媳），住广南县南屏镇大牙扫村民委员会大牙扫小组。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冯啟光，男，汉族，1983年4月13日生，云南省广南县人，住广南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冯啟华，男，汉族，1988年12月11日生，云南省广南县人，住广南县。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贵成，广南县八宝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
原审被告：广南县南屏镇人民政府。
住所地：广南县南屏镇南屏街**号。
法定代表人：陆宣奇，该镇镇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朕，男，系该人民政府副镇长。特别授权代理。
原审被告：徐孟江，男，汉族，1978年3月19日生，富宁县人，住富宁县。
上诉人童某、何照健、何照宏、农秀青因与被上诉人冯啟光、冯啟华，原审被告广南县南屏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南某）、徐孟江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南县人民法院（2016）云2627民初16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17年4月27日对上诉人童某及其代理人黄朝光，被上诉人冯啟光、冯啟华及其代理人王贵成，原审被告南某的代理人刘朕，原审被告徐孟江进行法庭调查和法庭调解。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童某、何照健、何照宏、农秀青上诉请求：依法撤销原判，重新开庭审理本案，支持童某等的一审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一审认定镇政府、徐孟江与何应宽不存在雇佣关系，认定冯啟光，冯啟华与何应宽存在雇佣关系，童某等无异议，所以没把南某和徐孟江列为被上诉人，而只把冯啟光，冯啟华列为被上诉人。但一审认为何应宽系下班回工棚吃饭途中突发急病死亡与“雇佣活动”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属认定事实不清。理由是：1.雇佣活动由劳动与吃饭两大内容组成，当劳动达到一定时间与程度体力就要枯竭，就需要吃饭以补充体力再进行劳动，所以何应宽下班回工棚吃饭途中仍然属于“雇佣活动”；2.何应宽不是“回家途中”突发急病死亡，而是“回工棚途中”突发急病死亡，这属于在岗位上突发急病死亡，因为岗位和工棚都位于一个工作场所内即一个工作区域内。应当认定何应宽在回工棚吃饭突发急病死亡属于在“雇佣活动中”和在“岗位上”突发急病死亡。二、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一审由于认定事实不清，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一审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坏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的规定来分配本案的赔偿责任是错误的，因为本条适用只限于“行为人”暴力侵害了受害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而不适用于何应宽在“雇佣活动”中遭受损害。何应宽是在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的，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来分配赔偿责任。
冯啟光、冯啟华答辩称：一审判决并无不公，请求二审法院根据事实和法律，秉公审理，驳回童某等的上诉。主要事实和理由：一、2016年3月31日，何应宽生前是与冯啟光、冯啟华一起做工认识的朋友，何应宽就主动找二人将徐孟江承包过来的南屏镇政府花榜村委会殷家湾、桃子当村道路硬化工程建设的部分浇灌路面的工程承揽临工给他做，二人看在朋友的份上，便将徐孟江工程中承揽过来的浇灌路面搅拌工作承揽给何应宽做临工，双方口头约定：“每天临工钱为200元，做一天付一天工钱，工期不限，并说明何应宽在搅拌工期间，在施工过程中发生意外伤害与二人无任何关系，由做临工方何应宽自己承担责任”。所以，冯啟光、冯啟华与何应宽之间根本不存在雇佣关系，而是做临时搅拌工的承揽关系。2016年5月12日（农历四月初六）为彝族传统“祭龙节日”，何应宽为了回大牙扫村过“祭龙节日”，在事发当天即2016年5月11日下午16时许，就提前从工地回去工棚换衣服准备回大牙扫家中的途中，说头昏，并在路旁坐下来就站不起来，冯啟光、冯啟华就打南屏镇卫生院120救护车来将何应宽护送到富宁县人民医院门诊急救，抢救治疗了三个小时无效死亡，诊断为“急性脑出血”，这是何应宽发病死亡的原因之一。二、何应宽系“急性脑出血”死亡，是属意外事故免责，意外事故是指行为人意料之外的事故，也就是说何应宽的死亡与其从事的雇佣活动之间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非因当事人的故意过失而是由于他本身身体损害结果的行为，为意料不到的意外事故，行为人也就不应预见和予以避免。因为行为人对于其发生是没有过错的，一般情况下，行为人对于损害结果的发生有过错才承担责任，对于意外事故的损害结果，当事人不应承担责任。但冯啟光、冯啟华出于人道，在事发时及时对何应宽进行了救助，并垫付了医药费、运尸费、丧葬费40367.45元，已尽到了救助义务，对一审判由冯啟光、冯啟华补偿童某等4633元，冯啟光、冯啟华都不服，但考虑到童某家庭存在的实际困难，就没有提起上诉。
原审被告南某述称：对一审判决无异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徐孟江述称：对一审认定的事实及判决无异议。
童某、何照健、何照宏、农秀青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南某、徐孟江、冯啟光、冯啟华赔偿何应宽的死亡赔偿金172840元、丧葬费32232元、医疗费3007.45元、运尸费1360元、抚养费48934元，合计258373.45元，减去预付款40367.45元，还需赔偿218006元；2.判令南某、徐孟江、冯啟光、冯啟华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童某系死者何应宽的妻子，何照健、何照宏系何应宽之子，农秀青系何应宽的母亲，农秀青一共生育了四个子女，除何应宽外，其他子女均健在。徐孟江于2016年3月31日与南某签订《花榜村委会殷家湾、桃子档村村内道路硬化工程建设施工合同》，后又将该工程的道路浇灌施工工作以包工不包料、浇灌每平方米18元的单价口头约定分包给冯啟光、冯啟华二人，死者何应宽系冯啟光、冯啟华雇请的工人，负责路面清光工作，日工资200元一天，做一天结算一天的工钱，2016年5月11日18时许，何应宽在下班回工棚途中突发急病，经送往富宁县人民医院门诊救治，CT报告单显示为急性脑出血，其在转往百色医院的途中抢救无效死亡。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死者何应宽与四被告是否存在雇佣关系的问题。首先，何应宽与南某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雇佣关系是指雇员向雇主提供劳务，雇主支付相应报酬的权利义务关系。本案中南某将花榜村委会殷家湾、桃子档村内道路硬化工程发包给徐孟江，双方对工程建设内容、工程量、单价、施工要求及付款方式等进行了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一款“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做人的要求完成工作，定做人给付报酬的合同”及第二百五十二条“承揽合同的内容包括承揽的标的、数量、质量、报酬、承揽方式、材料的提供、履行期限、验收标准和方法等条款”的规定，双方签订的合同符合承揽合同关系的特征，故南某与徐孟江之间属于承揽关系，死者何应宽与南某不存在劳动权利义务关系。第二，徐孟江与死者何应宽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徐孟江将其向南某承包的道路硬化工程的路面浇灌工作以包工不包料的形式分包给冯啟光、冯啟华二人，双方约定浇灌每平方米单价为18元，冯啟光、冯啟华二人自己带搅拌机，自己找工人，工程款待完工后结算，故徐孟江与冯啟光、冯啟华二人的口头协议也符合承揽合同关系特征，双方属承揽关系，死者何应宽是冯啟光、冯啟华雇请的工人，与徐孟江不存在劳动权利义务关系。第三，冯啟光、冯啟华与何应宽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冯啟光、冯啟华二人将路面浇灌面积承揽过来后，自己提供机械，自己找工人，何应宽是二人找来的工人，负责路面清光工作，工资为200元一天，按日支付，做一天结算一天，何应宽是为二人提供劳务，由二人支付报酬，双方构成雇佣关系。二、南某、徐孟江、冯啟光、冯啟华是否应对何应宽之死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南某、徐孟江与死者何应宽均不存在雇佣关系，不应承担责任，故南某及徐孟江辩解其不应承担责任的抗辩理由成立，依法予以采纳。冯啟光、冯啟华与何应宽存在雇佣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冯啟光、冯啟华作为雇主，应对其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但本案何应宽系在下班回工棚吃饭的途中突发急性脑出血死亡，是其自身身体原因导致的死亡结果，与其从事的雇佣活动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并且在事发时，冯啟光、冯啟华及时对何应宽进行了救助，并垫付了医疗费、运尸费、丧葬费40367.45元，其尽到了救助的义务，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的规定，雇主冯啟光、冯啟华对雇员何应宽的死亡并无过错，何应宽本人也无过错，但冯啟光、冯啟华作为何应宽提供劳务的受益人，应作出适当补偿为宜，结合本案实际，酌情由二人补偿四原告45000元的损失较为公平合理，二人所垫付的救护车费、医疗费、运尸费、丧葬费共计40367.45元予以扣除，最终由冯啟光、冯啟华补偿四原告各项损失4632.55元≈4633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对原告主张的损失，一审法院计算和确认如下：1.医疗费及救护车抢救费用3007.45元，依法予以确认；2.死亡赔偿金172840元＝8642元／年×20年，依法予以确认；3.运尸费1360元，依法予以确认；4.丧葬费32231.49元（64463元÷12×6）≈32231.5元，原告主张32232元，依法予以部分确认；5.被抚养人生活费：因死者何应宽的两个儿子及母亲均为农村居民，故被抚养人的生活费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长子何照健现年16岁，尚需抚养2年，次子何照宏现年13岁，尚需抚养5年，母亲农秀青现年66岁，尚需赡养14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抚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民居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额”的规定，被抚养人生活费的年赔偿总额不应超过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额6830元。将三被抚养人分为三个获赔年限，即分为三个阶段计算。第一阶段2年（共三名被抚养人）：长子何照健可获年赔偿额为6830元÷2=3415元，次子何照宏可获年赔偿额为6830元÷2=3415元，母亲农秀青可获年赔偿额为6830元÷4=1707.5元，三被抚养人可获年赔偿总额为3415元+3415元+1707.5元=8537.5元，但因此数额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上限（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额）6830元，所以只能将此上线按比例进行分配，三被抚养人各自的分配比例为：长子何照健为3415元÷8537.5元×100％=40%、次子何照宏为3415元÷8537.5元×100％=40%、母亲农秀青为1707.5元÷8537.5元×100％=20%，三被抚养人获赔偿数额分别为：长子何照健为6830元×40%×2=5464元、次子何照宏为6830元×40%×2=5464元、母亲农秀青为6830元×20%×2=2732元。第二阶段3年（共两名被抚养人）：次子何照宏可获年赔偿额为6830元÷2=3415元，母亲农秀青可获年赔偿额为6830元÷4=1707.5元，二被抚养人可获年赔偿额为3415元+1707.5元=5122.5元，此数额未超过法律规定的上限（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额）6830元，所以二被抚养人获赔偿数额分别为：次子何照宏为6830元÷2×3=10245元、母亲农秀青为6830元÷4×3=5122.5元。第三阶段9年（共一名被抚养人）：母亲农秀青可获年赔偿额为6830元÷4=1707.5元，该数额未超过法律规定的上限（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额）6830元，所以被抚养人农秀青获赔偿数额为：6830元÷4×9=15367.5元。综合三个阶段，长子何照健可获赔偿额为5464元，次子何照宏可获赔偿额为15709元=5464元+10245元，母亲农秀青可获赔偿额为23222元=2732元+5122.5元+15367.5元。三被抚养人生活费总额为44395元，原告主张48934元，依法予以部分确认。以上各项损失共计253833.95元≈253834元。故原告关于要求南某、徐孟江、冯啟光、冯啟华承担因何应宽死亡产生的各项费用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依法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一款、第二百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由冯啟光、冯啟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补偿童某、何照健、何照宏、农秀青因何应宽死亡所产生的医疗费、救护车费、死亡赔偿金、运尸费、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等共计4633元；二、南屏镇人民政府及徐孟江不承担责任；三、驳回童某、何照健、何照宏、农秀青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60元，由童某、何照健、何照宏、农秀青负担4000元，由冯啟光、冯啟华负担660元。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经二审询问，各方当事人对一审认定的法律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一条规定“侵权责任法实施后发生的侵权行为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于2010年7月1日施行，本案事故发生于2016年5月11日，故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童某等认可何应宽是死于急性脑出血以及冯啟光、冯啟华对何应宽的死亡没有过错，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童某等主张冯啟光、冯啟华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冯啟光、冯啟华补偿童某等各项损失45000元（扣除垫付款后实际支付4633元）后，冯啟光、冯啟华未提出上诉，故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童某、何照健、何照宏、农秀青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虽法律适用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660元，由童某、何照健、何照宏、农秀青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唐 丽
审判员 陈登荣
审判员 张 祺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八日
书记员 杨华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