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
（2017）京03民终224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崔×，女，1936年2月4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焕玲，女，1958年1月7日出生，无业，住北京市昌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建飞，北京嘉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女，1959年11月20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欲晓，山东康桥（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崔×因与被上诉人刘×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初字第521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崔×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焕玲、郭建飞，被上诉人刘×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欲晓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崔×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刘×的一审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由刘×承担。事实与理由：北京市朝阳区南沙滩×号楼×单元×号房屋（以下简称×号房屋）是崔×和刘瑞兴的夫妻共同财产，是以夫妻工龄购买单位的福利分房，刘瑞兴去世后，房产并未进行分割，如果认定房屋买卖合同有效，崔×出售房屋的行为也属于无权处分；房屋买卖合同是崔×在被骗的情况下签定的，崔×对文件的内容并不知晓，属于可撤销的合同；崔×和刘×双方口头约定刘×为崔×养老送终，崔×才把房屋低价卖给刘×，即使房屋买卖合同成立，也是附条件的合同，条件尚未成就，合同不生效；崔×年事已高，涉诉房屋是其重要的生活保障。
刘×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崔×的上诉请求。
刘×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确认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2、判令崔×协助办理102号房屋过户手续。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崔×与刘×系母女关系。
庭审中，刘×提交《房屋买卖合同（制约）》，内容如下：“母亲崔×将北京市朝阳区南沙滩33号楼4门102室一居单位福利分配的楼房以一次性付款方式壹佰壹拾万元正（包括装修费）的价格卖给刘×。2013年9月29日刘×已将全款支付给母亲崔×，二人房屋买卖关系已成立。买卖交易完成后南沙滩×号楼×门×一居室归刘×所有。”落款卖方崔×签名并加摁两个手印；买方刘×签名并加摁手印，日期系2013年9月29日，该文本纸张约为三分之二张A4纸。
庭审中，刘×表示想要买房，母女协商由崔×将名下×号房屋出售给刘×，崔×向中介公司询价后提出房屋售价款110万元（含装修款）。崔×让刘×自己装修，刘×负担装修的10万元，刘×予以同意。后刘×于2013年9月2日向崔×转账支付150万元。因刘×用崔×的账户炒股，故其中包括一部分股票款，购房款110万元，汇款后刘×就将工商银行存折给了崔×。后商量过户事宜时，刘×觉得崔×有些迟延，所以双方补签了《房屋买卖合同（制约）》，崔×在合同上签名并加摁手印。现房屋由刘×居住，崔×搬到另外子女家居住，房款已经支付完毕，应予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就此，刘×提交如下证据：
1、北京银行电汇凭证，委托日期系2013年9月2日，汇款人系刘×，账号×××，汇出行系北京银行中轴路支行；收款人系崔×，账号×××，汇入行系工商银行和平里支行安德公路所，金额系150万元。
刘×表示使用崔×账户炒股，但资金是刘×的。刘×转账150万元中有50万元是准备继续炒股的，崔×从账户中转走了100万元，陆续分给了其他子女，崔×名下的工商银行账户由崔×自己掌控。
对此，崔×表示并不知道有150万元款项，刘×用崔×的账户炒股，支取都是刘×操作，上述账户不在崔×手里，由刘×持有。家里原本在鼓楼有两间平房拆迁，刘×瞒着家人办理了安置手续，150万元不是购房款。
2、2015年7月20日刘×与二姐刘焕玲的三段谈话录音。其中，刘焕玲表述：“这个你听我说，表态不表态是妈和你的交易。哪怕你给妈90个80个我们也不从插嘴，这个我们不表示你给多少。我们要说你给多了妈还嫌少呢，我说少了你又不乐意，这个我们该插嘴就插嘴，不该插嘴的我们也不能多说。当初妈说你要给妈70个，妈说给我70个，因为我都答应他们仨了，这房子是她们仨的”，妈说分不过来。”……刘焕玲表述：“我同意过户，关键就是妈和你的事。我到现在我也同意。”……刘焕玲表述：“这个你听我说，妈这房子卖了啊，这个是我代表妈说的，不是我个人的意见。妈说这个房子，一个是过户，也许妈能回心转意愿意再跟你继续生活，如果不愿意的情况下，是你把这个房子卖了？还是妈把这个房子卖了？是你的支配权还是她的支配权？是她还你还是你给她？”
3、2015年7月20日刘×、崔×、大姐刘玉玲、二姐刘焕玲、二姐夫于波、弟弟刘瀛的谈话录音。其中，刘瀛说：“那你干嘛卖这房？”崔×说：“我卖这房子，我就是为了压她点钱。”刘瀛说：“你压人家的钱干嘛？那是人家的钱。”崔×说：“我怕她将来啊，我怕她将来她走不了，没房子上哪去啊，我压她的钱，我给你们谁有困难给谁解决，你的钱我给你留着呢，我没说全给她们。”于波说：“这事啊也别说了，真的。”崔×说：“我自己一点我也没留，我给你20万，给香玉25，因为她分了84
000，你知道吧？给你分的那个。”刘焕玲：“我们也没说多也没说少。”崔×：“给她30万，给她30万，给香玉25万，我给你20万。”……崔×说：“她从上股市，这一趟那一趟，她就变心了，我才出的这主意，把房卖给她，压着她的钱。这房啊还没2年呢，9月23号她给我的这卡，还是我的名。到现在身份证还在她手里呢，她不给我等着我报失，我不报失怎么着啊，身份证在她手里老拿我身份证炒股去，炒股赔钱了赚钱了，她要赔了呢？我是这么想地卖给她了，轰都轰不走了，没地走，没钱了。错是我错了，我承认错误。”
4、2015年9月20日刘×与妹妹刘香玉的谈话录音。其中，刘香玉表述：“我的意思啊，你花了这100万，我和你说，分这个钱就是你给了老太太100万了，老太太说给她30万，给她30万，给我25万，她给我钱和我说……”。
就2-4的谈话录音，崔×表示上述录音不完整，都是截取的，前后矛盾，刘×说和崔×有合同，但家人都不知道合同存在，只有一份在刘×手中，这是欺骗行为。虽然录音是崔×本人的，但没有体现崔×出售房屋的真实意愿，对此不予认可。
5、崔×于上海及深圳开立的证券账户卡两张。刘×表示其借用崔×身份证开户进行股票操作，证券账户关联了崔×工商银行尾数系2573的银行账户进行资金交易，但资金都是刘×的。对此，崔×表示其与刘×是合伙炒股，崔×在其中也有投资，只不过数额无法确定。
诉讼期间，法院依申请调取了崔×于中国工商银行开立账户（账号×××）的流水明细单。自账户流水明细单显示，该账户一直有大额资金进行银证交易，2013年9月2日他行汇入150万元，后进行三笔银证交易，于2013年9月6日转账150万元至另一账户，于2013年9月23日他行汇入150万元，同日转入银证50.8万元，于2013年9月24日向于波账户转账30万元，向刘玉玲账户转账25万元，向崔×于中国工商银行开立账户（账号×××）转账45万元。对此，刘×表示于2013年9月2日向崔×账户转账150万元后，转给朋友权正光用于短期理财，后权正光于9月23日将款项转回。当日，刘×将存折和身份证还给崔×，此时存折余额100万元，次日，刘×、崔×、于波、刘玉玲一同前往银行办理了转账支取手续，给付刘玉玲、于波款项后，崔×将款项存入其于工商银行开立尾数系8035的账户内，该账户由崔×自行掌控。后崔×将用于股票资金操作的工商银行尾数系2573的银行卡又交给了刘×。对此，崔×表示该账户系其与刘×一同炒股所用账户，都是刘×操作，这些钱不能证明是刘×的，且款项与购房款数额不一致。
法院另一并调取了崔×于中国工商银行开立账户（账号×××）的流水明细单，显示于2013年9月24日开户并存入45万元，于当日取款汇至账户（账号×××）20万元，于2014年3月12日取款汇至于波账户23万元。对此，刘×表示账号×××系刘香玉银行账户。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法院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的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相关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及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的大小进行判断，并以证据能够证明之事实作为裁判依据。本案中，各方当事人对于《房屋买卖合同》效力及履行与否各执一词，法院根据现有证据及举证责任进行判断。
关于房屋买卖合同成立及效力问题，刘×认为其与崔×之间签署的《房屋买卖合同》成立并有效，并就此提交了《房屋买卖合同》、北京银行电汇凭证、证券账户卡及谈话录音。《房屋买卖合同》对于双方买卖×号房屋之事实予以明确约定，并经双方签名加摁手印，且谈话录音中崔×自认卖房子压钱之事实，此与双方母女关系及居住情况亦相印证，可以推定签约之时崔×与刘×就买卖×号房屋达成合意。崔×虽然否认交易成立及效力，但未能举证推翻上述证据，亦未能对于谈话录音中认可之事实予以合理解释。经过法院查明之事实，刘×与崔×之间房屋买卖合同成立并有效的证据更具优势，所述符合情理。故此，法院采信刘×所述，刘×要求确认《房屋买卖合同（制约）》有效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合同履行问题，刘×表示购房款已经支付，并就此提交北京银行电汇凭证为证。虽双方所述并经查证崔×于工商银行开立尾数系2573的账户由刘×控制用于股票操作，但结合法院调取的账户流水明细可知，该账户于2013年9月23日存入150万元后，其中50.8万元用于股票交易，剩余100万元于次日分别转账付至于波、刘玉玲账户及崔×另一账户内。而崔×另一账户于同日开户并进账45万元，后又分别转账付至刘香玉、于波账户。上述记录与谈话录音中各方所述相印证，亦与2013年9月29日《房屋买卖合同（制约）》约定相符，刘×所述事实更符合在案证据指向。崔×否认收到购房款，但未能负担举证义务，法院对其所述难以采信。鉴于合同约定购房款110万元（含装修费），但刘×并未就装修费用数额及支出予以举证，且已付购房款100万元，故法院判处刘×支付崔×剩余购房款10万元，崔×协助刘×办理×号房屋权属转移登记手续。另，需要指出的是，本案当事人之间不仅系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亦为母女关系。在处理涉房事宜过程中不仅应秉承契约信守原则，亦应诚信相待。望各方妥善处理房屋问题及家庭关系，以维系亲情、维护家庭和睦。据此，一审法院于2016年12月判决如下：一、刘×与崔×签署的《房屋买卖合同（制约）》合法有效。二、刘×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崔×购房款十万元。三、崔×收到上述购房款后七日内协助刘×办理北京市朝阳区南沙滩33号楼4单元×号房屋权属转移登记手续，将上述房屋转移登记至刘×名下。四、驳回刘×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7350元，由崔×负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至原审法院）。
本院二审期间，崔×提交房屋买卖合同、证明等证据材料，欲证明×号房屋在购买时使用了崔×配偶刘瑞兴的工龄。刘×对此不予认可，主张该房产并非夫妻共同财产。刘×提交死亡证明、买卖合同、装修合同等证据材料，欲证明刘×装修房屋情况及刘瑞兴死亡时间。崔×认可死亡证明的真实性，对其他证据的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主要是刘×与其母崔×所签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合同的成立以双方共同真实的意思表示为前提，就本案中房屋买卖合同而言，双方对房屋转让的意思表示明确，并有崔×本人的签字及手印，符合合同成立的形式要件。该合同与北京银行电汇凭证、谈话录音等证据相互印证，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可以证明双方确实存在过买卖涉案房屋的合意。现崔×又予以否认，主张对合同内容并不知晓，系在刘×欺诈隐瞒的情况下所签，并未提交有力证据予以证明，原审法院未予采信并认定双方之间房屋买卖合同成立并有效的证据更具优势，符合案件事实。崔×虽上诉称买卖合同系附条件合同，刘×照顾其生老病死后才可取得房屋产权，但从房屋买卖合同、录音等现有证据中均未体现出相关内容能够对此佐证，本院不予采信。原审法院在认定合同合法有效的基础上，判令双方继续履行，由刘×支付10万元房屋余款，崔×协助其办理房产权属转移登记手续，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关于崔×称购买房屋时使用了去世配偶的工龄，该房屋应属夫妻共同财产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退一步讲，即使该工龄存在一定利益，亦不影响本案合同的效力及实际继续履行。因此，对于其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崔×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 700元，由崔×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林存义
审 判 员 万丽丽
审 判 员 杨 夏
二○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李延昭
书 记 员 卢园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