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黑01民终269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崔志富，男，1970年12月20日生，汉族，延寿县辽野农资商店经营者，住黑龙江省延寿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延寿县辽野农资商店，住所地黑龙江省延寿县延寿镇东新华街。
负责人:崔志富，该商店经营者。
二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亮，黑龙江寒剑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雷，男，1991年10月24日生，汉族，农民，住黑龙江省延寿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静平，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关喆，黑龙江龙岩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原审被告：张丽波，女，1971年11月8日生，汉族，延寿县六团镇政府干部，户籍地黑龙江省延寿县，现住黑龙江省延寿县。
上诉人崔志富、上诉人延寿县辽野农资商店（以下简称辽野农资商店）因与被上诉人张雷、原审被告张丽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黑龙江省延寿县人民法院（2017）黑0129民初26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崔志富、辽野农资商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明亮，张雷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静平、关喆及张丽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崔志富及辽野农资商店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张雷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的关键事实错误，定性错误。首先，双方并不存在买卖的基本事实。张雷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双方存在买卖种子的基本事实。其次，《理赔协议书》是与合作社达成的一种意向协议，该理赔协议书与张雷无关。第三，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有效证据证明的情况下，直接认定崔志富出卖的种子是引起张雷水稻产量减产的原因，该关键事实的认定错误。第四，一审判决书认定崔志富因未配合农业局的测产，属于违约，该认定错误，属于定性错误。第五，崔志富的两位证人出庭作证时，已明确陈述他们从辽野农资商店购买的相同种子是合格的，但一审未予采信；2.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第一，一审法院对张雷水稻减产的原因未查清。第二，《产量评估报告》确认穗颈瘟是导致水稻减产的主要原因无依据，专家组的专家无具有资质的证据。该报告是三个自然人形成的意见，不具有科学性、不具有客观性、不具有合法性、不具有公正性、更不具有权威性。第三，《受灾户详细情况统计表》实际统计时间仅为2017年9月28日一天，后改为三天，与实际不符。第四，张雷的证据“减产统计表”等证据是其自己制作的，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在乡镇公示的明细表中只有4.19亩土地，但其报灾面积却为50亩。第五，测产情况事实不清，当时只测了合作社一块严重地块的产量，其他的则没测量。第六，张雷未出示任何证据证明其从哪里购买的种子。第七，张雷收到种子后未对种子进行发芽率的试验，也未对种子及装种子的粮袋进行证据保全。第八，张雷收到种子后未及时公证及对装种子的粮袋进行“取样、封存”等证据保全措施。第九，一审缺少对争议种子由“黑龙江省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进行种子检验出具的检验报告；3.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崔志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法律规定，更没有证据证明崔志富构成了违约，应当赔偿买方的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15条、17条均是国家要求对主要农作物新品种审定制度的规定，第92条是对水稻属于主要农作物的附则解释，对本案定性不产生任何影响。本案中崔志富受到了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该行为并不必然说明崔志富销售的种子质量就有问题，更不必然要赔偿买方可能的损失。
张雷辩称：崔志富所述张雷没有证据证明在辽野农资商店购买种子的事实，其在二审将提交证人证言，另外在一审卷宗中也体现崔志富测产时也到张雷地里测产，其对该事实是认可的。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张丽波未答辩。
张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辽野农资商店赔偿经济损失46,400元，崔志富和张丽波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2月14日，金秋永丰种植合作社在辽野农资商店购买了“07-17”水稻种子16,210斤、“06-19”水稻种子2500斤，共计种子款67,356元。该水稻种子用于合作社14名成员及永安村村民耕种。2017年7月，永安村村民耕种崔志富销售的水稻种子生长的水稻出现稻瘟病。2017年8月16日，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周延国向延寿县种子管理站反映，合作社在农资商店购买的“07-17”、“06-19”水稻种子生长后出现稻瘟病。2017年8月21日，合作社找到崔志富，对出现稻瘟病损失赔偿双方达成理赔协议。理赔协议的内容为：“甲方崔志富、张丽波，乙方合作社。2017年，延寿县金秋永丰种植专业合作社在辽野化肥种子商店购买‘07-17’、‘06-19’水稻种子种植2400亩，出现稻瘟病，经甲乙双方协调达成以下协议：1.甲方对乙方土地进行核实后每亩产量按1000斤计算，产量不足1000斤甲方进行补齐，钱款一次性补齐，没得病的水稻甲方不承担责任；2.甲方秋后到乙方地里进行测算补产一次性补齐；3.乙方经过协议后不得对外声张、扩散；4.粮款以市场价格计算（2017年11月20日）钱款一次性补齐。经甲乙双方同意达成以上意见。此协议一式两份。”合作社与崔志富、张丽波达成协议后，崔志富、张丽波未履行协议，合作社到延寿县种子管理站反映情况。2017年9月20日，延寿县农业局对崔志富作出行政处罚：罚款20,000元，没收违法所得82,800元。2017年9月27日，延寿县农业局委托黑龙江省农业技术推广站、哈尔滨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的三名专业人员，对延寿县部分农户种植的水稻“07-17”、“06-19”发生稻瘟病造成减产进行产量评估。专家组到水田地块进行踏查，确认穗颈瘟是导致水稻减产的主要原因。根据水稻减产程度，分较好、中等、差三个标准进行区分和产量评估。评估方法：“一是取样方法。按照减产程度不同，取长势均匀、有代表性的田块进行测产。每块田随机3点取样。每点量21行，测量行距；量取21株，测株距，计算每平方米穴数；顺序选取20穴计算每穴穗数。取平均穗数的水稻2～3穴（不少于50穗）。二是计算公式。亩产=平方米穴数×每穴穗数×每穗实粒数×千粒重（克）×666.7平方米×10-6×85%。”对永安村7农户的水稻进行采样测产后，绘制了延寿县水稻稻瘟病测产情况明细表。延寿县种子管理站、延寿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延寿镇人民政府共同对永安村出现稻瘟病的水田地，按照上述的测产方式，现场踏查按照减产的成数绘制详细情况统计表。张雷购买水稻种子1000斤，种植水稻50亩，其中20亩减产4成、30亩减产7成。双方在庭审中对水稻价格每斤1.60元均无异议。2017年8月18日，崔志富与张丽波在延寿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协议离婚。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出卖的标的物，应当属于出卖人所有或者出卖人有权处分。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或者限制转让的标的物，依照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十五条：“主要农作物品种和主要林木品种在推广应用前应当通过国家级或者省级审定，…”第十七条：“应当审定的农作物品种未经审定通过的，不得发布广告，不得经营、推广。”第九十二条：“…（三）主要农作物是指稻、小麦、玉米、棉花、大豆。…”水稻是主要粮食作物，在强制审定之列，未审定的种子也能够生长、发育、结实，但抗病性、丰产性等性状没有经过检测，风险高，故法律规定未经审定的种子禁止进入市场销售。崔志富将水稻种子销售给张雷，双方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崔志富应当出售经过审定的种子，但将未经审定的种子对外销售，致水稻发芽至收获存在高风险，崔志富销售的水稻种子在成长期出现稻瘟病，故张雷的经济损失，崔志富应予赔偿。崔志富以出售的只是未经审定的种子，不是种子质量问题，因2017年的气温不正常，全国粮食普遍减产，与往年一样的种植方式进行种植，也是导致减产的原因之一的辩解，不予采信。合作社与崔志富、张丽波签订的理赔协议，张雷虽未参加，但水稻种子是由合作社代购，该协议对张雷有效，崔志富、张丽波也应按照协议履行赔偿义务。故崔志富以协议没有张雷签名为由，张雷不是协议书主体的辩解，不予采信。崔志富、张丽波与合作社签订理赔协议，对患稻瘟病的水稻，进行测产补齐钱款，崔志富、张丽波应按约定到现场测产。延寿县农业局组织测产时通知崔志富、张丽波到场，崔志富、张丽波未到现场，不履行测产义务，属于违约，农业局组织种子管理站、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延寿镇政府对发生稻瘟病受灾户现场踏查的统计结果对崔志富、张丽波有效。张雷以统计表为依据，按照统计表登记的受灾成数计算实际经济损失的方式，应当予以支持。崔志富以赔偿协议属于单方面协议，天灾造成减产，不能归于崔志富，合作社主张的赔偿款，没有法律依据，没有权威性的赔偿标准，产量评估报告只是一次粮食产量的评估，不能作为赔偿依据的辩解，不予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无法区分的，以家庭财产承担。”农资商店系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登记的经营者为崔志富，注册日期为2014年3月11日，崔志富与张丽波于2017年8月18日在延寿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协议离婚，2017年2月14日崔志富出售的水稻种子，该行为在二人婚姻存续期间，崔志富、张丽波未提交证据证明农资商店系崔志富个人经营，故崔志富应与张丽波共同赔偿张雷的经济损失。张雷主张46,400元的赔偿数额，是按照双方约定每亩补齐1000斤计算得出的损失。经调查了解，2016年黑龙江省县级粮食产量，延寿县水稻单产每亩833.25斤。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本案的赔偿数额按照每亩833.25斤补齐产量较为公平。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对水稻每斤1.60元均无异议，故予以采信。综上所述，张雷主张崔志富、张丽波共同赔偿水稻经济损失款38,662.8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张雷的其他诉讼请求，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第五十六条规定，判决：一、崔志富、张丽波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赔偿张雷水稻损失款38,662.80元；二、驳回张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期间，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围绕争议问题进行了举证、质证。
崔志富与辽野农资商店举示的证据A1乔氏种业水稻信息交流宣传册一本，其第6、7页中的内容证明崔志富从乔氏种业购买的是水稻种子新品种北0619、北0717两种。证据A2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信息公示表，该公示表中张雷所承包土地亩数与一审中张雷提供的证据有冲突、二者不同，张雷实测面积4.19亩，起诉面积50亩。
张雷质证意见：对证据A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证明问题有异议，该证据无法证实崔志富购进的案涉两个品种的水稻种子是经过国家审定有许可的种子。对证据A2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不足以证明张雷实际种植土地的亩数，因张雷与其父亲张延军共同居住生活，耕种的是张延军名下的土地，张雷亦有证据证实此事实。
张雷举示的证据B1种子包装袋，证明崔志富出售给张雷的种子系水稻精选超优稻而非新品种。证据B2延寿县派出所出具证明，证明张延军与张雷系父子关系。证据B3永安村出具证明一份，证明张延军在永安村××47.61亩水田由其儿子张雷耕种。证据B4张雷与郭延刚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查信息公示表、永安村出具证明各一份，证明郭延刚将54.73亩水田转包给张雷耕种的事实。
崔志富及辽野农资商店质证意见：对张雷提交的新证据均有异议，认为不属于新证据，因为该证据在一审时就存在，应在一审期间提交，张雷作为原告应该举证而未能举证，是在崔志富提出一审判决的事实不清之后，张雷为弥补其一审的举证漏洞而重新组织的所谓新证据，不能作为法律认可的新证据。
张丽波未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认证意见如下：对崔志富及辽野农资商店举示的证据A1，因系一审时即已存在的证据，非新证据，不予采信。对证据A2，可以证明张雷所承包的土地亩数，但不能证明张雷受灾土地亩数。因二审中崔志富及辽野农资商店对张雷种植水稻亩数提出异议，故张雷为证明相关事实所举示的证据B2、证据B3、证据B4为新的证据，上述证据证明张雷实际种植水稻亩数。而张雷举示的证据B1，非新出现的证据，不予采信。对张雷请求证人高某与孙长林出庭作证，因不符合民诉法相关规定，不予准许。
本院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张雷及其他农户与金秋永丰种植合作社一同到辽野农资商店购买案涉种子，委托金秋永丰合作社一并交付购货款给辽野农资商店。发生纠纷后，张雷等委托金秋永丰合作社与崔志富、张丽波一并签订了《理赔协议书》。
本院认为，粮食收成事关种地农民的生存，为此对种子质量应采取严格的保证措施。本案中崔志富、张丽波的辽野农资商店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规定销售经审定的水稻种子，存在过错。至于所购种子是否导致张雷等人的水稻发生穗颈瘟病并造成减产，综合一、二审当事各方的诉辩主张，总结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并分析裁断如下：
一、关于崔志富及辽野农资商店与张雷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即能否证实张雷发生穗颈瘟的水稻种子是在崔志富的辽野农资商店购买的问题。
张雷等农户自述与金秋永丰种植合作社一同到辽野农资商店购买案涉种子，由金秋永丰种植合作社收钱后一并交与崔志富，张雷并举示了购货单据及收款凭证以兹证明。对该陈述二审庭审中崔志富及辽野农资商店未予否认，只是辩称不知农户与合作社是如何分的。因种植辽野农资商店所售种子导致水稻减产后，延寿县农业局委托省市专家对水稻减产进行了评估，延寿县相关部门依据专家的评估报告绘制了张雷等农户的受灾情况统计表，上述证据均可相互佐证，事实具有关联性。而崔志富及辽野农资商店无相反证据证实张雷在他处购买过水稻种子。
二、关于未经审定的种子与张雷的水稻减产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
水稻穗颈瘟发病情况多样，但来源为带病种子。辽野农资商店的07—17、16—19水稻种子未经审定即进行销售，二审庭审中崔志富虽辩称系水稻新品种，但前无产品合格证明，事后亦未进行质量鉴定。相反，张雷等农户的水稻在出现稻瘟病后，延寿县农业局依规聘请省市专家进行了病因测定和产量评估，虽是抽样检测，但具有权威性，检测过程公开、方法科学、结果公正。而随后的踏查、情况统计亦是由该县种子站、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当地镇政府等第三方所为，应具有客观性、公正性。稻瘟病发生后，崔志富、张丽波与代表广大农户的金秋永丰种植合作社代表周延国等人签订了《理赔协议书》，崔志富辩称系受胁迫而为，该辩解无证据支持且难令人信服。综上，现有证据可以证实张雷的水稻发生穗颈瘟病与崔志富、张丽波销售的不合格水稻种子有直接因果关系，其二人应对产生的后果负责。
三、关于测定的张雷减产的水稻亩数是否准确的问题。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为证实受灾水稻亩数的正误提交了相应证据。崔志富及其辽野农资商店举示的证据主要为证实案涉农户所承包亩数与主张减产的亩数存在差异，均系农户最初承包的土地亩数。本院认为，农民在承包土地后进行流转是正常现象。为此，作为被上诉人的金秋永丰种植合作社及其他农户均举示了土地流转合同，经与当地镇政府统计数字相比较，二者一致。其中，张雷原承包亩数为4.19亩，现受灾亩数为50亩，如前所述不能证明辽野农资经销部所售种子不存在质量问题。
四、原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等相关法律规定是否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原判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相关条款确为管理性规则，即明确水稻种子应经国家或省级审定。该法第23条规定“应当审定的农作物品种未经审定的，不得发布广告、推广销售”。一审法院在以《种子法》明确崔志富、张丽波的辽野农资商店在生产经营和管理行为的规则前提下，另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判决其二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适用法律正确。
关于崔志富及辽野农资商店上诉及二审庭审中提出的其他问题，本院认为，《受灾户详细情况统计表》落款时间虽有更改，但与本案事实无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诉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要求，张雷所举示证据已经足以证明其从辽野农资商店所购种子造成其水稻减产的事实，而无需采取证据保全措施及由权威部门进行检验以证实种子存在质量问题。崔志富上诉提出张雷未进行种子发芽率试验亦不符合实际情况，张雷播种前不需此先决条件。据此，崔志富及辽野农资商店对一审判决的其他质疑均无证据支持。应崔志富请求出庭的两位证人孙某、吕某，虽证实其从辽野农资商店购买的种子播种后长势良好，但其提供的购货单据未注明品种，该二人证言不足以否定张雷所购种子存在质量问题。
综上所述，崔志富、辽野农资商店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60元，由上诉人崔志富、上诉人延寿县辽野农资商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蔡耘耕
审 判 员 贾晋璇
审 判 员 刘万福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齐 跃
书 记 员 于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