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13刑初77号
公诉机关广东省惠州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单位宝利皮草（博罗）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617910282，单位地址：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湖镇响水埔头工业区，法定代表人孙佐民。
诉讼代表人张德龙，男，1988年10月7日出生，系宝利皮草（博罗）有限公司水房主管。
被告人张钜英，男，1945年5月21日出生，汉族，香港人，大专文化，住香港新界元朗，系香港宝利皮草有限公司经理，宝利皮草（博罗）有限公司实际负责人。因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于2015年10月9日被惠州海关缉私分局取保候审，2016年6月6日被惠州市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同月24日被本院取保候审。
被告人陈刚，男，1974年5月10日出生，满族，河北省丰宁满族县人，中专文化，户籍所在地：广东省博罗县，系宝利皮草（博罗）有限公司厂长。因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于2015年9月8日被抓获，次日被惠州海关缉私分局刑事拘留，同年10月15日被该局依法逮捕。
被告人熊满元，女，1970年10月2日出生，汉族，广东省博罗县人，高中文化，户籍所在地：广东省博罗县，系宝利皮草（博罗）有限公司统计员。因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于2015年9月8日被抓获，次日被惠州海关缉私分局刑事拘留，同年10月15日被该局取保候审，2016年6月6日被惠州市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同月23日被本院取保候审。
广东省惠州市人民检察院以惠市检公诉刑诉（2014）6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单位宝利皮草（博罗）有限公司、被告人张钜英、陈刚、熊满元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一案，于2016年6月12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广东省惠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林洁薇出庭支持公诉，被告单位宝利皮草（博罗）有限公司诉讼代表人张德龙、被告人张钜英、陈刚、熊满元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单位宝利皮草（博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利公司）于1993年8月26日在博罗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成立，该公司主要经营各种规格的皮革及皮草制品制造（产品80%外销、20%内销）。被告人张钜英负责全面管理宝利公司。被告人陈刚系宝利公司的厂长，负责具体管理宝利公司。被告人熊满元系宝利公司的统计员，负责料件、成品出入汇总统计的工作并制作出货装箱清单。
陈煌（另案处理）系皮草代理商，其在国内承揽代理竞拍境外水貂皮（即生皮）业务，并将加工后的熟皮运输给国内客户。宝利公司分别在2015年6月17日、7月13日，用53414350645号手册将陈煌在国外竞拍的34041张水貂皮向海关申报保税进口国内加工，按规定，该批货物应在加工完毕后复出口香港。2015年6月底7月初，陈煌找到被告人陈刚，要求将货物加急处理，即违反海关规定将保税货物擅自在国内发货。被告人张钜英听取陈刚的汇报后，同意根据陈煌提供的国内地址由陈刚安排将部分加工好的水貂皮直接发货给陈煌的国内客户，并指示被告人熊满元制作国内发货的《出货装箱清单》。后被告人张钜英向陈煌收取额外的“指标费”。经海关计税部门核定：2015年6月份至8月份期间，宝利公司在国内直接发货的保税进口皮草有12365张，合计偷逃税款人民币1013437.41元。
2015年10月9日，被告人张钜英主动从香港到惠州海关缉私分局投案。
公诉人当庭宣读和出示了下列证据：书证、证人证言、辨认笔录、鉴定意见以及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单位宝利皮草（博罗）有限公司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将以加工贸易方式进口的货物，未经海关许可并未补缴应缴税额，直接在国内发货，偷逃应缴税额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三款、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走私普通货物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张钜英、陈刚作为公司主管人员，被告人熊满元作为公司直接责任人员，其行为均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二、三款、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走私普通货物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张钜英犯罪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之情节，系自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
被告单位宝利皮草（博罗）有限公司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所犯罪名不持异议。
被告人张钜英对公诉机关指控事实和罪名无异议，承认自己是替公司老板孙佐明管理整个公司，如果公司有赚钱，自己可以分红。陈煌要求他们快点发货，陈刚向其汇报后，其同意了（直接在国内发货），共在国内发货三次。并称该公司在博罗经营二十余年来均能依法经营，却一时糊涂在本已退休的年龄犯了罪，现已补交税款，希望能够从轻处罚。
被告人陈刚对公诉机关指控事实和罪名无异议，承认自己在公司担任厂长职务，陈煌要求在国内发货，其向张钜英作了汇报，后面就交代司机去发货。自己法律意识淡薄，事后公司已补交了税款，希望从轻处罚。
被告人熊满元对公诉机关指控事实和罪名无异议，承认自己在公司负责统计工作，是陈刚通知其直接在国内发货，发货三次。自己承认错误，希望从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被告单位宝利皮草（博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利公司）于1993年8月26日在博罗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成立，主要经营各种规格的皮革及皮草制品制造（产品80%外销、20%内销）。被告人张钜英负责全面管理宝利公司。被告人陈刚任宝利公司厂长，负责具体管理宝利公司。被告人熊满元系宝利公司的统计员，负责料件、成品出入汇总统计的工作并制作出货装箱清单。
陈煌（另案处理）系皮草代理商，其在国内承揽代理竞拍境外水貂皮（即生皮）业务，并将加工后的熟皮运输给国内客户。宝利公司分别在2015年6月17日、7月13日，用53414350645号手册将陈煌在国外竞拍的44324张水貂皮向海关申报保税进口国内加工，按规定，该批货物应在加工完毕后复出口香港。2015年6月底7月初，陈煌找到被告人陈刚，要求将货物加急处理，即违反海关规定将保税货物在国内发货。被告人张钜英听取陈刚的汇报后，同意根据陈煌提供的国内地址由陈刚安排将部分加工好的水貂皮直接发货给陈煌的国内客户，并指示被告人熊满元制作国内发货的《出货装箱清单》。后被告人张钜英向陈煌收取额外的“指标费”。经海关计税部门核定：2015年6月份至8月份期间，宝利公司在国内直接发货给陈煌的客户（熊杨洪、干渭春）保税进口皮草共12365张，偷逃税款合计人民币1013437.41元。
2015年10月9日，被告人张钜英主动从香港到惠州海关缉私分局投案。
认定上述犯罪事实的证据如下：
（一）书证
1、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实侦查机关启动侦查程序的过程。
2、加工贸易企业合同执行情况核算总表，证实截止2015年9月8日，宝利公司实际库存情况。生公皮溢多48.285KG，其他皮不同程度上的短少。
3、通关手册（C53414350645）、进口报关单、宝利公司入库单，证实宝利公司以进料加工性质免税进口貂皮情况。其中2015年6月17日，进口来自拍卖会貂皮26086张；2015年7月13日，进口来自拍卖会貂皮18238张，并均已入库。
4、运费汇总表1张、出货装箱清单3张、陈煌私人笔记本中与熊杨洪、干渭春的生意往来记录、熊杨洪QQ邮箱中陈煌发来的原始发票邮件、熊杨洪与陈煌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等，证实宝利公司免税进口貂皮，加工完成后，未依规复出境，而是根据陈煌的要求，直接在国内发货给熊扬洪和干渭春。其中向熊扬洪发貂皮6832张，向干渭春发貂皮5533张，合计12365张。
运费汇总表显示：GM014熊杨洪：6832张，GM015干渭春：9001张，合计15833张。因其中干渭春涉及的3468张，没有对应的装箱清单，无法确定扎号、工号等信息，更无法认定单价，海关最终确定被告单位在国内发货数量12365张。
5、工商银行历史明细，证实被告人张钜英银行帐户在2015年6月21日进账379350元。
6、侦查机关对认定貂皮数量的情况说明，证实惠州海关最终认定宝利公司在境内直接发货数量12365张。
7、自愿缴纳税款申请书，证实案发后宝利皮草（博罗）有限公司自愿申请缴纳涉案税款。
8、到案经过，证实被告人张钜英、陈刚、熊满元，以及另案处理的陈煌、熊杨洪、干渭春等人的到案过程，其中张钜英是主动从香港来到惠州海关缉私局投案。
9、户籍资料、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复印件，证实被告人张钜英、陈刚、熊满元以及宝利公司诉讼代表人张德龙身份情况，三被告人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10、宝利皮草（博罗）有限公司登记资料、2015年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证实被告单位基本情况和2015年被告单位营利情况。
（二）证人证言
1、证人梅某（宝利公司成品仓主管）的证言：我仓库的成品一般是全部发往了香港，但是我记得有几次货物并不是发往香港，而是发到国内其他地方了。发货的指令是熊满元下达的。我们是加工贸易公司，不允许飞料，但我只是听从指示。从我2014年6月底做成品仓的管理员之后这种现象时有发生，具体次数数量我记不清了，清楚记得的有五次。发生在今年（即2015年）七月中旬到八月初，其中三次是发给代号为“GM”客户的，12箱、6箱、6箱；还有两次是代号为“北极”的。我每周根据熊满元给我的数据记录每周出库总量，有类别及总重量记录，但是无法区分国内出港的货物。
2、证人曾某（宝利公司司机）的证言：我有按照厂长陈刚的指示运过水貂皮到快递公司发货出去。第一次是去年九月，厂长给了我一个收件人名字、电话、地址，以及发货人的联系电话，让我随便填发货人（我填了“王生”）和随便保个价，并让我去找仓库管理员熊满元，提一批货通过德邦发快递出去。于是我找熊满元叫她把要发货的货放到工厂员工宿舍楼后面的车库旁，根据我搬箱的重量就知道是水貂皮。我一共发过13次货，在2014年9月发过五次，4次在博罗县福田营业部，1次在博罗罗阳营业部，2014年11月1次，2015年7月4次，2015年8月3次，这八次都在博罗福田镇营业部发出。因为陈刚叫我到远一点的地方发货，所以我就到福田发货。发货后的回单我就给了陈刚。这么做我不太懂，虽然感觉怪怪的，但是陈刚叫我做，我作为司机也不好问什么。
曾某辨认了相关快递单，确认是其经手发水貂皮的快递单，单上署名“王生”系其本人书写。
3、证人李某（报关员）的证言：宝利公司的报关员名义上是我老公胡伟强，实际上是我在做。报关卡在我的手上。保税料件进口的时候，香港宝利的Otis会将《进口报关清单》、《进口发票》、《进口装箱清单》、《尺码表》、《原产地证明》传真给我，我进行预录入。出口的流程差不多，但提供报关出口的相关资料《出境载货清单》、《出口装箱清单》、《出口报关清单》、《出口发票》是宝利的熊满元提供给我。宝利现执行的手册号为C53414350645，申报日期是2014年12月24日，有效期是2015年12月24日，我已根据该合同制作了统计表反映了宝利厂通过报关系统进出口的情况。现执行的合同并没有保税货物经向海关备案后内销补税的情况。自2007年我接手后，宝利厂执行过7本手册，每本快核销的时候，我就会让熊满元统计库存，然后与我的实际报关数据核对，如果误差在海关许可范围内，我就会根据资料向海关核销，基本平衡，只有少数情况数字有出入。因为香水貂皮这些原料海关备案的单位是KG，实际上购买和销售是按张来计量，由于加工的工艺并不能保证每一张的水貂皮的损耗和备案的损耗一致，所以按理论损耗计算，到了核销的时候不一定平衡，碰到这种情况，我会跟海关进行解释。因为虽然备案的计量单位是KG，但是海关也是会核对料件和成品张数，这些在报关单上也有体现，所以虽然重量可能对不上，但是张数一定是能对上的。
我们厂公貂、母貂大约有几百公斤结余，这个情况熊满元、陈刚都知道，我估计陈刚也会向张钜英汇报。我不知道我们厂有在国内直接送货。9月8日我与海关一起盘点，手册平衡情况由之前的少量结余变成了少量短少。
宝利厂执行手册的过程中，每本手册都会有结余。其中有两种情况，一是库存皮料数量的结余，是我们没来得及加工复出口，因此将产生结余转到下一本手册继续执行；另一种是因为加工过程中产生的损耗与海关定的损耗标准存在差异，因此数量上会产生结余。每本手册执行完，我根据手册是否平衡的公式计算，与熊满元核对实际库存，就知道有结余了，让他们把余料转到下一本手册继续执行，接着我会跟熊满元说，由她跟陈刚汇报。2015年存在部分余料被宝利厂擅自发货给国内客户，我理解是2015年手册还没核销，届时在要核销的时候，再向海关申请补缴税款。毕竟因为国家关于水貂皮进口加工方式的调整，我们已经申领不到下本手册了，也就是之前的结余都无法转到下本手册去执行。案发后我了解到宝利厂存在国内发货的情况，一般贸易的客户是“北极”，相关的加工送货凭证已经给了你们。还有一票“紫貂皮”，来源不知道是国内购料还是一般贸易。
李某通过辨认混杂照片，辨认出被告人陈刚。
4、证人游某（原料仓主管）的证言：经查我自己登记的入仓记录《入仓单》，我厂在今年6月17日入仓生公貂皮16681张，生母貂皮9405张，7月14日入仓生公貂皮13473张，母貂皮4765张。我能根据我自己制作的工作编排日报表看出6月17日和7月14日入仓的原材料生皮中属于GM014、GM015客户的情况。其中6月17日，GM014：公2643，母4189；GM015：公8756，母2648。7月14日，GM014：公4150，母4189；GM015：公8590，母138。
游某通过辨认2015年6月17日、2015年7月14日的入库单及工作编排表。确认是宝利公司原材料入库情况。
游某通过辨认笔记内容，确认是其亲自登记的GM015即干渭春客户原材料入库情况。
（三）同案人的供述
1、陈煌的供述：
1999年我从香港华润集团辞职下海，挂靠在香港金域国际实业有限公司开始个人从事裘皮代理生意至今，具体来说就是我帮客户去国外皮草拍卖行拍皮、验货，拍来生皮以后由拍卖行根据我的要求将生皮运至香港，再由国内的硝皮厂以加工贸易方式通过手册或一般贸易方式将生皮从香港进至国内工厂加工鞣制成熟皮（俗称硝皮），硝皮完成以后如果是按一般贸易方式进口的，硝皮厂在硝皮完成以后会将熟皮运回香港，然后我再安排香港的通关公司去仓库提货，再由通关公司根据我的指示将熟皮发运至国内货主手里，我从中收取佣金。我宁波的客户有干益春、干增春、杨宝福、熊杨洪、徐有东等。
（国内）我合作的硝皮工厂只有两家，一家叫联珮皮草（广州）有限公司，另一家叫宝利皮草（博罗）有限公司，我让客户自行选择去哪家硝皮厂进行硝皮。
今年（2015年）熊杨洪有两批，大概八九千张由我在丹麦哥本哈根拍卖会上的生皮是宝利皮草（博罗）有限公司以加工贸易方式申领手册进口的，在宝利皮草（博罗）有限公司进行硝皮。因为熊杨洪要货要得很急，我跟宝利皮草（博罗）有限公司的管厂人员陈刚商量，我跟他说这批货客户要得急，让他想想办法，陈刚就跟我说他们厂有一些余下的鞣制好的熟皮（应是指标结余），所以熊杨洪那八九千张生皮全部鞣制成熟皮以后就不要发运回香港了，直接由工厂发运给熊杨洪好了，我听以后也同意了。然后陈刚就安排将已经硝制好的一部分熟皮直接发给了熊杨洪。（仔细看过自己记录用的笔记本）014代表熊杨洪，下面记录了今年4月份帮熊杨洪从丹麦哥本哈根皮草拍卖会上竞拍皮的数量分两批由丹麦运到香港，5月11日发了4288张，5月12日发了6832张。第二批6832张宝利厂硝皮以后没有运回香港，直接发给熊杨洪了，7月11日发了2898张，7月18日发了2934张，7月26日发了1000张。
干渭春的情况和熊杨洪类似，他也是委托我在拍卖会上竞拍好生皮以后想赌一下丹麦克朗和美元的汇率，没有马上付货款，后来汇率一直升，他才让我让拍卖行把生皮货转成美金额把货款付清，这样生皮到硝皮厂的时间被拖延了，硝皮厂没法按时硝皮，干渭春就着急了，让我去催硝皮厂。我跟宝利厂的陈刚说让他快一点，货主等皮用。陈刚就提出干渭春这批皮硝成熟皮以后不发回香港，直接发给客户，我也同意了。记得部分货款是干渭春直接打到宝利厂张钜英工商银行个人帐户上的。宝利厂分三批，7月11日发了3140张，7月18日发了2393张，7月26日，发了3468张。
我对应每个客户都有一个编码，宝利厂硝皮的时候也都有一个对应的客户编码。其中“XX”是熊杨洪，对应宝利厂的代码是014，“GC”是干渭春，对应宝利厂的代码是015。
陈刚有一张运费清单（实际就是指标费）给我，上面的数量非常准确，一共是一万五千张左右。这个费用我还没有结就被抓获了。今年七月我让熊杨洪打款给宝利厂是替我付我之前欠宝利厂的加工费的。
通过加工贸易方式申领手册进口原料，制成成品没有按照手册要求出口，而是直接在国内处置掉，后果是逃税了。
2、熊杨洪的供述：
我跟我舅舅干渭春一起在今年的4月29日丹麦的哥本哈根拍卖行通过陈煌买了一批水貂皮（生皮），其中我买了11000多张，舅舅买了20000多张，随后我和舅舅在一起以每张公皮75元人民币、母皮55元人民币包干（所有费用全包）的费用给陈煌，让他把生皮加工成熟皮再在国内送货给到我和舅舅手上。我清楚正常进口关税是10%，增值税税率是13%，所以包干的费用是不够缴纳进口环节的关税的，并且加工费每张公皮要20多，母皮要10多。今年7月中旬到8月初，我和舅舅分六七次收到加工好的水貂皮，数量和扎号都没有问题，是通过德邦快递收到的。我给了吴荣和陆大民两个联系人名及130开头的电话号码给陈煌，地址是杭州、宁波一带，联系上之后再改余姚。舅舅的货也一起由我代收。我不管也不问陈煌怎么进口的加工的。我今年7月15日打过379350人民币到博罗工行的张钜英账户，是付陈煌的，我和舅舅的包干费。是陈煌叫我打到这个账户上的。
陈煌基本通过德邦快递给我发货，他会随便写一个浙江省内的地址，快递到点跟我联系的时候，我再让他们送到我老婆家或者厂里。收货人“陆大明”是我编的名字，收货的电话（130××××0873）也是我专门买来收货用的。这样做是陈煌告诉我的，因为我委托陈煌从国外采购裘皮的价格比较低，特别是我支付给他的硝皮费比正常通关进口所需要缴纳的税费要低，因此我担心有关部门会查我，所以使用虚假的名字地址收货。
今年4月份我在哥本哈根拍卖了8000多张货，之后陈煌通过他的个人邮箱发了发票给我，时间是2015年4月29日，我在五月份的时候通过尾号为4710的农业银行卡将钱打给陈煌。但是陈煌一直没有发货（一般拍卖后50-60天收到货），于是我催陈煌。陈煌说会尽快给我安排发货的，后来通过微信给我发来出货装箱清单3张。
我听陈煌说过这批货在一个“宝利”的硝皮厂加工，所有业务我只联系陈煌，不跟加工厂联系。我通过陈煌采购的货物都到了，舅舅干渭春的货也一起分六批次收到，但是费用还没有结清，货款佣金都支付了，加工费最后三批还没支付。
（看过电子邮件打印件）这份材料打印自我的电子邮箱，“XX”是我在陈煌那里的客户代号。
3、干渭春的供述：
我以前在余姚裘皮城那边直接买裘皮，然后加工成成衣卖，2015年4月左右开始通过一个叫陈煌的香港经纪人到丹麦哥本哈根拍卖行去拍生皮，然后通过经纪人通关后加工成熟皮运给我，我制成成衣后进行销售。主要通过我外甥熊杨洪与他联系，我自己也会打电话联系。拍卖前，在丹麦，陈煌会给我看拍卖会的目录信息，拍卖会的价格参考表，拍卖会结束后，在丹麦陈煌把拍卖清单给我，会发邮件给熊杨洪，把拍卖会发票给他，熊杨洪会把我的货的发票打印出来给我。皮硝好后，他会把发货装箱单通过邮件发给熊杨洪，熊杨洪会拿给我，因为我俩的货是混在一起发过来，要靠发货装箱单来区分。
拍卖会拍下的是生皮，我拿到的是熟皮。具体在哪里硝皮是陈煌安排好的。我只要把我的要求告诉熊杨洪，他会和陈煌具体联系硝皮的情况。
一开始支付的货款就是拍卖会发票的价格，按照汇率折算成人民币给陈煌，另外还有一笔，裘皮硝好后运到我手上，我再支付一笔钱给陈煌。（另外支付的是）丹麦到香港、香港到硝皮厂的运费、进口代理费、硝皮费用等所有费用。公皮75元一张，母皮55元一张，根据发货清单数量分公母来算。（这些手续费）肯定不够缴税的，没有（从陈煌处）收到税单。陈煌叫我们不要用真实身份，电话要另外弄一个，地址也不要用真实地址。我和熊杨洪一起用陆大明、吴荣假名收货。收货地址是杭州的，我们再和快递公司联系，将地址改发到余姚裘皮城收货。他给价这么低，肯定存在问题，不然也不会这么要求，又是假身份，又是假地址。我们自己也心知肚明，余姚裘皮城这几年每年都有海关来查，因为进口裘皮逃税了。
我知道我的编号是GM015。
（四）鉴定意见
1、甬关计核Z字2015年第0050号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偷逃税款海关核定证明书，证实干渭春部分货物偷逃税512999.56元。
2、甬关计核Z字2015年第0051号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偷逃税款海关核定证明书，证实熊杨洪部分货物偷逃税500437.85元。
（五）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
1、被告人张钜英的供述：
香港宝利目前是我来管理，我在香港负责业务，陈刚在博罗厂负责，由于陈刚年轻、经验不足，我也代管一下工厂。我们公司有一个大客户叫陈煌，长期合作，业务量也很大。今年六月底七月初的时候，陈煌到宝利厂找到陈刚，说这批正在厂里加工的货（水貂皮）比较急，能不能帮忙由工厂直接在国内送货给他的客户，陈刚请示我，我就同意了，因为我不想得罪这个客户，另外也可以赚取一点指标费（公皮每张30元，母皮每张23元）填补厂里经营的亏空。接下就让陈刚安排厂里操作了。我不管陈刚怎么安排。
国内直接送货的意思是本来陈煌的货是通过宝利厂的加工贸易手册保税进口，生产出来的成品必须复出口到香港，直接送货到陈煌的客户手上就免去了从香港再进口的手续和相关费用，这样其实就是走私。宝利厂总共帮陈煌走私了三次合计一万五千多张水貂皮，因为我在香港做单，一个加工费，一个指标费，依据宝利厂传真给我的清单，是收钱用的，所以是准确的。但是我还没有收到钱就出事了，我有向陈煌催收过。
《出货装箱清单》是熊满元制作的，上面注明客户名GM014和GM015，其中GM就代表陈煌，014和015分别代表他的两个客户。这些是国内送货的，因为首先是我同意的，其次香港没有收到货，而国内的客户已经收到了。我在香港根据熊满元制作的《出货装箱清单》做的汇总表，抬头写的运费，其实就是向陈煌收取指标费的请款单，因此数量是准确的，也是齐全的，显示了我们厂在国内直接送货给陈煌的客户15833张水貂皮。同时，我手上的《清单》也能证实这个数据是准确的，清单上有送货时间、来单号、工卡号、品名种类、加工内容、尺码、数量、客户名等。这个内容跟运费汇总表是一样的，数量是6038、5327、4468张，总数也是15833张。单价我们事前已经谈好，母皮15元每张，公皮正常尺寸20元每张，40尺码21元一张，50尺码22元每张，清单没有注明的就是正常码数。因为我还没来得及跟陈煌请款，所以清单还在我手里。我们打算与以往一样结算，收取后由宝利公司入账。陈煌今年7月付了今年1月的加工费，是付到我的博罗工行的账号。我个人没有收取额外报酬、陈刚应该也没有。
我们厂的损耗是固定的，大狼27%、小狼22%，因为工艺改进所以有几百公斤的结余，这个情况李某、熊满元和我都是清楚的，所以就算把指标卖给陈煌之后也是基本平衡的，不需要从国内购买顶替出口，也从没有在国内购买过原料。
张钜英通过辨认《运费》、《出货装箱清单》、《清单》等书证，确认属实。
2、被告人陈刚的供述：
香港宝利是我们客户的来源，博罗宝利是负责加工，平时也是听香港宝利指挥，也不收取硝皮费用，而是由香港宝利跟客户收取，并负担我们厂的开支，通过外汇结汇的形式支付。生皮进口都是通过加工贸易的方式，由胡伟强报关，附有载货清单，列明这批生皮对应的箱号，每个箱号对应货主代码及箱内生皮的各项指标。每把皮都有扎号（LOT号），有唯一的身份识别码，没有重复的，生产过程中LOT及工作卡一直跟随。经过我们厂的硝皮后，熟皮出库根据不同货主装箱，由熊满元根据工作卡制作出货装箱单，常伟伟根据出货装箱单制作发票，这两个由司机交给胡伟强报关。一个流程结束。报关员是胡伟强跟我厂签订合同，但实际上做报关的是他老婆李某。
今年7、8月的时候，陈煌找到我问能否快点出货（意思就是国内直接发货），我让他与张钜英联系，几天后张钜英给了我几个宁波的收货人信息和电话，让我直接将陈煌的货发去宁波。于是我让曾某按收货人的信息以快递形式发货，托运人的号码151××××5811是我买的号码，因为国内发货不合法，所以我让曾某填一个不用的号码。这批货物的费用及对账都是由香港宝利去做。我个人没有收取额外的酬劳。我们厂没有从国内购买生皮。这种国内发货的方式是逃税了，属于走私。因为海关给我们核定的损耗是固定的，但实际生产都有误差，所以我们厂有部分指标结余。我们厂经常都会计算手册平衡的情况，主要是熊满元跟报关员李某联系核对，然后报告给我。大约是大狼几百公斤、小狼几百公斤。我跟张钜英请示倒卖指标的时候担心厂里手册不平衡，张钜英随便说了下万一指标不够可以在国内购买熟皮顶替出口，但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做。
《运费汇总表》抬头写着运费，内容写着加工费，实际是向陈煌收取的指标费，即好处费。因为是跟陈煌的对账单，所以非常准确。
陈刚通过辨认混杂照片，辨认出被告人张钜英。
3、被告人熊满元的供述：
香港宝利接单、送货，博罗宝利实际上就是香港宝利的一家加工厂。我在博罗宝利负责公司料件、成品出入汇总统计的工作，主要的依据是工作记录卡（因为客户的每一扎料件都会有一个扎号（LOT），对应一个工作记录卡，工作记录卡随料件进厂到出厂的全过程，所以不会混淆），制作《出货装箱清单》，然后根据出货清单制作出货总单。也就是说每一车出口的货物对应一个《出货清单》，一个《出货清单》由不同客户的《出货装箱清单》汇总而成。
今年三单标识为2015年7月11日《GM014》、《GM015》及2015年7月26日《GM014》的出货装箱清单是我制作的，分别有2898、3140、1000张的熟皮是通过国内发货快递的，我是通过装箱单的时间和箱号来确定这些是国内发货。我厂成品出港最低三四十箱，而国内最多才十几箱，从数量上就能区分，同时当天我厂没有出港，这样的判断是不会出错的。因为出库单包含国内出港，所以出库单看不出。我们的产品是应该复出口到香港，这样发货到国内是不对的，我这么做是听从陈刚指示。
我们的手册是一本一本滚下去，就是把余料转到下一本手册中去，因为我跟报关员报的数据是按照理论库存（大狼27%、小狼22%）报的数，这样她就可以直接核销了，而实际生产中因为工艺的改进一直有细小的误差，这个情况我和李某都掌握，我也会将这个情况报给陈刚、张钜英，所以我知道就算我们厂直接给陈煌的客户送货后手册也是基本平衡的。我们厂裘皮没有在国内采购。
张钜英大概一周来一次宝利厂，厂里比较大的事情都归他管。陈刚是宝利厂的厂长，整个宝利厂的工作都归他管理。我与李某对账，发现宝利厂存在手册结余。关于飞料，如何商量和制定的我不清楚，是陈刚口头通知我出货，我安排完出货就让曾某跟进了。宝利有三到四票一般贸易进口的，客户是北极。我定期销毁工卡，张钜英和陈刚应该知道，但我也没刻意说。
熊满元辨认了2015年7月11日《GM014出货装箱清单》、《GM015出货装箱清单》及2015年7月26日《GM014出货装箱清单》，确认清单（上的货物）是其根据陈刚的指示，通知梅某交由国内货车拉走的保税货物。
熊满元通过辨认混杂照片，辨认出被告人张钜英。
以上证据确实、充分，且能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告单位宝利皮草（博罗）有限公司违反国家法律法规，逃避海关监管，未经海关许可并未补缴应缴税额擅自将保税货物在境内销售牟利，偷逃应缴税额1013437.41元，情节严重；被告人张钜英、陈刚作为被告单位实际负责人、厂长，直接决定将保税货物在境内销售，是法律规定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应对被告单位偷逃应缴税额承担刑事责任；被告人熊满元负责公司料件、成品出入汇总统计工作，并根据被告人陈刚的指示安排他人具体实施保税货物在国内发货，是法律规定的其他责任人员，应对被告单位偷逃应缴税额承担刑事责任，被告单位宝利皮草（博罗）有限公司及被告人张钜英、陈刚、熊满元的行为均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
被告人张钜英、陈刚在被告单位走私犯罪中起策划、决定作用，应认定是主犯，对本单位实施的全部走私犯罪承担刑事责任，其中陈刚是在请示张钜英同意情况下实施的犯罪行为，地位、作用较张钜英要小，量刑时予以体现；被告人熊满元作为单位的一般员工，受张钜英、陈刚指使，统计相关数据，交待他人具体邮寄货物，在整个犯罪活动中起次要的帮助作用，是从犯，依法应当减轻处罚。
被告人张钜英作为被告单位宝利皮草（博罗）有限公司实际负责人，在接到调查人员电话通知后，主动从香港来到侦查机关投案，并如实交代自己和本单位的犯罪事实，被告单位宝利皮草（博罗）有限公司、被告人张钜英均是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单位宝利皮草（博罗）有限公司案发后主动配合侦查机关的调查，预先向侦查机关缴纳税款保证金，有悔罪表现，可以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陈刚、熊满元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被告人张钜英、陈刚、熊满元犯罪情节较轻，到案后均能如实供述本单位及自己的犯罪事实，被告单位也已足额交纳税款保证金，有悔罪表现，符合适用缓刑的条件，可以适用缓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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