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404民初2398号
原告：张凯，男，汉族，1979年11月3日生，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
原告：江明，男，汉族，1943年10月1日生，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
两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明芳，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江伯洪，男，汉族，1949年6月30日生，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
被告：常州梓瑞化工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73329986-3，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邹区镇塘夏村新华桥旁。
法定代表人：江伯洪，该公司执行董事。
两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义祥，江苏益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凯、江明诉被告江伯洪、常州梓瑞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梓瑞公司）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凯、江明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明芳，被告江伯洪及两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义祥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凯、江明请求判令：1、两被告共同赔偿两原告损失38.976万元（即55.68万元的70％，其中张凯为23.1420万元，江明为15.8340万元）及利息，利息从交货之日即2009年1月24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货物价值87万元中原告所占份额55.68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利息；2、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江明投资款损失45万元、张凯以技术作价损失65.77万元及利息；利息从投资之日即2007年12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利息；3、诉讼费由两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2008年2月15日，被告江伯洪个人及被告梓瑞公司与原告江明、张凯签订《投资合作协议》，四方约定，张凯以生产技术入股占38%股份，江明出资45万元占26%股份，江伯洪出资45万元占30%股份，梓瑞公司以企业法人责任股占6%股份，共同生产、销售“恩替卡韦”，以梓瑞公司的名义对外销售，“恩替卡韦”项目在梓瑞公司内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单独建账、独立核算。2008年6月，四方签订《补充协议》第二项第四款约定，三方股东中任一方或两方均不允许单独或在第三方未知情况下销售产品或技术，一经发现单方销售或两方销售（货款或技术费不入账）的情况，违约责任为收缴违法所得，还要处以十倍以上的违约金给守约方；第三项约定，建立风险保证金50万元制度（张凯19万元、江伯洪18万元、江明13万元）；第三项第四款约定，任一方发生严重违反协议、补充协议之行为，风险金归守约方分配。原、被告四方同时约定谁提出来散伙要承担全部损失。被告江伯洪为达到解除合作合同根本违约自己不承担损失之目的，2008年12月18日，江伯洪勾结上海祥荣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荣公司）法定代表人顾荣国以梓瑞公司的名义与祥荣公司签订虚假的《采购合同》，约定祥荣公司购买梓瑞公司300克“恩替卡韦”，价款为87万元。祥荣公司顾荣国2009年1月24日收到货物，元月29日即全部转交给江伯洪，并声称300克“恩替卡韦”已出口，经外商检测质量不合格要求索赔。两被告与祥荣公司签订虚假的《赔偿协议》，赔偿数额为150万元：扣除不合格品作价60万元，还应当赔偿90万元。两被告虚假赔偿110万元。江伯洪在300克“恩替卡韦”到手之后，立即将四方合作的生产场所门锁更换控制，致使四方合作实际解除。在司法机关侦查、判决后，原告方知事实的全部真相。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常州中院）（2011）常刑二终字第23号刑事判决书认定了以上事实，并对主犯被告人江伯洪、从犯被告人顾荣国以职务侵占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原告认为，动产的所有权以交付为要件，300克“恩替卡韦”从2009年1月24日交付至江伯洪之日起，其所有权转移至江伯洪，其作为被告人江伯洪违法犯罪的物证随案件移送至司法机关导致价值全损，江伯洪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刑事责任。300克“恩替卡韦”87万元中，两原告所占的份额损失依法应由江伯洪承担；江伯洪是梓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梓瑞公司是江伯洪一人公司，江伯洪以梓瑞公司的名义和祥荣公司签订虚假的《买卖合同》，梓瑞公司与江伯洪共同承担300克“恩替卡韦”87万元货物全损中两原告的损失。另四方约定“谁提出来散伙要承担全部损失”合法有效，江伯洪侵吞300克“恩替卡韦”的目的就是根本违约后自己没有损失，在收到300克“恩替卡韦”后立即更换生产场所门锁导致合作解除，两被告按照约定承担原告投入的损失合法有据。《补充协议》系两原告及江伯洪签订，鉴于江伯洪系梓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补充协议》对两原告及两被告均有约束力。《补充协议》中对风险保证金的约定清晰，严重违反协议的，风险保证金归守约方分配；单方销售或两方销售（货款不入账）的情况，除没收违约所得外，还要处以十倍以上的罚款给守约方。江伯洪已被法院定罪量刑，无疑为违反协议方，按照协议承担违约责任合法有据。两原告起诉顾荣国、祥荣公司侵权财产损失赔偿一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二中院）于2015年10月13日作出（2015）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1244号民事判决，判决顾荣国、祥荣公司赔偿原告张凯、江明损失16.704万元（55.68万元的30％，其中张凯占9.18万元，江明占6.786万元）。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供了以下证据：
1、原、被告身份信息复印件、被告梓瑞公司企业信息打印件一份，证明原、被告是本案适格的当事人。
2、梓瑞公司工商档案资料一份、常州中院刑事审判庭2010.9.16法庭审理笔录、投资资金收据（2007.12.1）一张，证明梓瑞公司登记有三个股东，但实际是江伯洪一人公司，原告江明对生产“恩替卡韦”合伙出资属实。
3、2008.2.15《投资合作合同》一份、《补充协议》一份，证明《投资合作合同》、《补充协议》合法有效。
4、2008.2.18《采购合同》一份、2009.1.24收据一张、2009.2.22《赔偿协议》一份、收条五张、《涉案物品价格鉴证结论书》一份，证明被告江伯洪勾结顾荣国侵害两原告的财产权55.68万元。
5、公安局对江敏慧的《询问笔录》一份、常州市公安局扣押物品、文件清单一份，证明300克“恩替卡韦”在被告江伯洪处被公安机关扣押。
6、常州市人民检察院2009.12.21对江伯洪的《讯问笔录》一份、常州中院刑庭2012.5.16对江伯洪的《讯问笔录》一份，证明四方约定谁提出散伙要承担全部损失，被告江伯洪根本违约，自己不想有任何损失。
7、常州中院（2011）常刑二终字第23号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被告江伯洪、顾荣国被法院定罪量刑，被告江伯洪根本违约；2015.7.22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青浦法院）（2014）青民二（商）初字重字第3号民事判决书、上海二中院于2015.10.13作出（2015）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1244号民事判决书，证明被告人顾荣国、上海祥荣公司被法院判决承担300克“恩替卡韦”87万元中两原告份额损失55.68万元中的30%份额16.704万元。
8、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高院）（2017）沪民申379号民事裁定书一份，证明本案被告的抗辩理由在事实和法律上是不能成立的。
（上述证据1-7都是复印件，从常州中院（2011）常刑二终字第23号刑事案件中复印来）
被告江伯洪、梓瑞公司共同辩称：首先，《采购合同》合法有效。300克“恩替卡韦”是顾荣国出面代江伯洪买，江伯洪是实际购买人。依据《合同法》第403条，《采购合同》是一宗间接代理的买卖合同关系。出卖人形式上是梓瑞公司，实是合伙体（两者是挂靠关系）；表面上购买人是顾荣国（祥荣公司），实是江伯洪。对应于法条，江伯洪是委托人，祥荣公司（顾荣国）是受托人，合伙体是第三人。可见，江伯洪的行为是法律允许的行为，《采购合同》合法有效，应当受法律保护。从合同构成要件分析，《采购合同》也是合法有效的。当事人（合伙体、购买方江伯洪），包括作为间接代理人的祥荣公司都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具有签订本《采购合同》的民事主体资格。合同的内容，是当事人各方的真意表示，合同条款都是经过双方充分商谈才签订的。至于常州中院刑案二审判决说“随即以‘[恩替卡韦]已出口，经外商检测质量不合格要求索赔’为借口，江伯洪用梓瑞公司的名义与顾荣国签订虚假赔偿协议，以要挟江明、张凯，掩盖江伯洪非法占有300克恩替卡韦的事实。至此，原审被告人江伯洪实际占有了价值人民币55.68万元的恩替卡韦”。进而认定江伯洪构成犯罪，即以赔偿协议之虚假反推《采购合同》是犯罪工具，不具有法律效力，并不符合案件客观事实。依照刑案二审判决的这种认定，凡拿了货，然后找个借口拒绝付款，是否就都不成立民事案件，都要移送到刑事法庭去审理了？果真如此，岂不民事法庭上的大部分合同纠纷案件都是犯罪案件？更何况本案江伯洪（顾荣国及祥荣公司）拒绝付款有其正当理由。合同的内容不违反法律，也不损害国家、集体和社会公共利益，不存在无效情形。所以，《采购合同》完全是一个合法有效的合同。既然合法有效，就不可能是江伯洪用来犯罪的工具。从这一点也足见，刑案二审认定江伯洪构成犯罪是错误的。其次，合伙体是三方合伙，梓瑞公司不是合伙体成员。合伙体只是三方合伙，现在已经得到上海民案、常州中院民案二审及2011年武民初字第357号民事裁定等多个生效判决的确认。既然是三方合伙（张凯、江伯洪、江明），梓瑞公司也就不可能是合伙体成员。被告提供的《投资合作合同》多处载明“叁方”合伙，没有一处提到过是包含梓瑞公司在内的四方合伙。相关判决将《投资合作合同》认定为四方合伙显是错误的。而且，即使依相关判决的认定思路，《投资合作合同》也只能是要么三方、要么五方，唯独不可能是四方合伙。至于《投资合作合同》上有梓瑞公司的印章，只是意在表明江伯洪名下切实拥有梓瑞和贝尔这两个企业。同时，虽然两个企业都存在于江伯洪名下，但日常经营操作中，贝尔公司主要是作为生产基地，一般不与外界打交道。梓瑞公司的经营活动主要是销售，对外打交道的主要是梓瑞公司。相对于合伙体来说，虽然贝尔公司、梓瑞公司都是被挂靠的企业，但梓瑞公司显得更为重要。为体现其名下的企业确实是可提供给合伙体挂靠的，于是在签订《投资合作合同》时，江伯洪才加盖上了梓瑞公司的印章的。《补充协议》与《投资合作合同》一样，其首部列示的签约主体仅有甲（张凯）、乙（江伯洪）、丙（江明）三方，落款处也仅有该三方的签字，没有梓瑞公司盖章。《补充协议》行文中不下12处提到合伙成员只是三方，而非包括梓瑞公司在内的四方。《补充协议》补充的是《投资合作合同》，是对原合同的变更和完善，更说明本案合伙体是三方合伙，而非四方，进而也反证了《投资合作合同》上梓瑞公司的印章并不是梓瑞公司以合伙人身份而加盖的。江明、张凯也多次陈述，合伙体成员只有三方，而非包括梓瑞公司在内的四方合伙。两原告多次在报案材料、询问笔录、起诉材料中确认合伙体是三方合伙。他们后来改先前的三方合伙为四方合伙只是因为合伙体是挂靠于梓瑞公司，是在梓瑞公司内生产经营等。这个理由显不足以推翻多个生效裁判文书有关梓瑞公司不是合伙体成员的认定。第三，对江伯洪的起诉属于重复起诉，江伯洪现在还是上海法院“未结案件”的当事人。本案存在程序错误，以两个案由起诉被告，违反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原告这一波诉讼是从上海发起的，第1183号案所列被告有4个，即顾荣国、祥荣公司、江伯洪、梓瑞公司。诉讼途中，原告申请撤回对江伯洪、梓瑞公司的起诉。梓瑞公司暂且不论，刑案有罪判决都认定江伯洪是主犯，顾荣国是从犯，仅是个“配角”；从民事角度讲，江伯洪应该是必要共同诉讼人，起码是准必要共同诉讼人。而根据个案实际，江伯洪更不该缺席该第1183号案的审理。江伯洪不参加诉讼，案件事实根本无法查清。第1183号案中，原告申请撤回对梓瑞公司和江伯洪的起诉，承办法官在同意其申请的同一天又将江伯洪追加为第三人。且不说江伯洪在该案中的诉讼地位到底应该是什么，承办法官的做法显是多此一举，完全应当不同意原告对江伯洪的撤回。后在第1183号案中遗漏了当事人江伯洪，原告后来换了一份起诉状，将原诉状中四个被告变成了只有顾荣国和祥荣公司。原告申请撤回对江伯洪、梓瑞公司的起诉得到批准，并明知江伯洪被追加为第三人情况下，又到武进法院以违约之诉起诉江伯洪和梓瑞公司。这当中也涉及多个程序问题。对于武进法院及常州中院，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应当终止审理，将案件移交青浦法院。常州中院民案二审裁定只是说第一项请求应青浦法院一并审理。或许，原告认为侵权之诉针对的是顾荣国和祥荣公司；违约之诉针对的是江伯洪和梓瑞公司，并不重复。法律针对的是同一个事由存在侵权与违约之情形而作出的规定。原告的做法实是将本来同一个诉讼打散，对不同被告提起不同性质的诉讼，是变相的一事由双请求、双选择。
被告为支持其答辩意见提交如下证据：
1、被告身份证复印件、梓瑞公司营业执照及组织机构代码复印件，证明被告的主体资格。
2、（2011）常刑二终字第23号刑事判决书、《证明书》、张凯的《辞职信》、张凯的《劳务合同书》、张凯2009.4.8《询问笔录》、（2013）第3972号《公证书》各一份，证明两原告主体不适格，“恩替卡韦”技术系梓瑞公司所有，张凯原告主体不适格，原告张凯以技术入股，但他的技术归博瑞公司所有，原告江明没有实际投入资金。
3、《投资合作合同》及《补充协议》各一份，江明2009.4.7《询问笔录》一份、江明2009.8.24《经济合同诈骗立案申请》一份、张凯2009.4.8《询问笔录》一份、（2011）武民初字第357号原告民事起诉状、证据目录、民事裁定书各一份、青浦法院2014.3.12《庭审笔录》、（2015）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1244号民事判决书一份、（2014）常商终字第428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合伙体系三方合伙，梓瑞公司并非适格的被告。
4、《采购合同》一份、顾荣国出具的《收据》一张、薛建忠2009.12.2询问笔录一份、薛建忠2013.1.1谈话笔录各一份、徐柏青20**.12.3询问笔录一份、徐柏青20**.12.25走访笔录一份、徐柏青化验图谱、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分析报告一份、张兰凤2009.12.21《询问笔录》一份、江明2010.4.29《询问笔录》一份、常州市检察院《补充侦查提纲》一份、江明2009.10.20询问笔录一份、张凯2009.10.20询问笔录一份、沪二中院2014.7.3法庭审理笔录一份，证明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采购合同合法有效，江明交付的产品不符合合同要求，且纠纷由此产生。
5、常州市公安局《扣押物品、文件清单》，证明货损原因。
6、青浦法院（2013）青民二（商）初字第1183号参加诉讼通知书一份，证明江伯洪为原告江明、张凯诉被告顾荣国、祥荣公司案件中的追加当事人，原告实际上是一案两诉，被告江伯洪是上海案件的当事人，而上海案件与本案是同一个事实。
7、照片打印件（来自刑事案件卷宗中）6张，在2009.5.7公安机关将本案所涉的产品“恩替卡韦”扣押，但未提交扣押手续，证明2009.5.7产品已经被公安机关控制。
8、2008.6.21涉案产品测试复印件一份，系江明在刑事案件中提交给公安机关的证据材料，被告提交该份材料用于证明合伙体以往恩替卡韦的销售、交货前都是由徐柏青检验。
经庭审质证，双方发表质证意见如下：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中的笔录来源不清楚，对证明内容不认可，梓瑞公司并非江伯洪一人公司；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投资合作合同》及《补充协议》都是无效的，在提交证据时说明；对证据4无异议，该组证据并未达到原告证明目的，因为江明交付的“恩替卡韦”未达到合同约定的标准，收条内容是假的，是为了应付公安机关，《涉案物品价格鉴证结论书》存在问题，“恩替卡韦”不合格，不值87万元；对证据5无异议；对证据6常州市人民检察院2009年12月21日对江伯洪的《讯问笔录》不予认可，是刑讯逼供，对常州中院刑庭2012年5月16日对江伯洪的《讯问笔录》无异议，江伯洪是为了减少自己的损失；对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但常州中院刑事判决事实认定和定性均有错误，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对上海法院的两份判决书无异议，但内容遗漏了江伯洪，一审法院对原告立案起诉江伯洪的诉请也完全是错误的，判决的结果错误；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异议，该文书是错误的，如果以刑事判决为判决依据，那么依照民诉法的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对刑事判决作出审查，如果有证据足以推翻刑事判决，那么刑事判决书就不能作为证据提交，对于这一点，对本案同样适用。也就是说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刑事判决无论是事实认定还是案件的定性，都是错误的。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中（2011）常刑二终字第23号刑事判决书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不予认可，该份判决书恰恰证明了江伯洪违法，被依法判决，江伯洪违约确凿无疑，对《证明书》、张凯的《辞职信》、张凯的《劳务合同书》、张凯2009.4.8《询问笔录》、（2013）第3972号《公证书》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张凯以技术入股，他的技术是和博瑞公司的技术有区别，张凯对专利技术是有使用权的，再者本案是违约，与张凯是否侵害他人的专利权无关，江明投入45万元已经资金到位；对证据3文本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2008.2.15的《投资合作合同》与《补充协议》中明确约定梓瑞公司在合作过程中是承担义务和享受权利的，江伯洪是梓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梓瑞公司和江伯洪为被告合法有据；对证据4文本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本案不是买卖合同纠纷，所谓的采购合同、顾荣国的收据均是江伯洪、顾荣国实施犯罪的手段，目的是为了侵害江明、张凯的合法权益，对薛建忠2009.12.2询问笔录，笔录中载明薛建忠的单位科莱博公司不具有鉴定的资格，其鉴定结论没有任何效力，鉴定“恩替卡韦”是有要求的，但江伯洪未提供检测条件和要求，故其鉴定报告不具有基本鉴定的条件和要求，同样徐柏青的鉴定报告也不具有效力，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分析报告、张兰凤2009.12.21《询问笔录》、江明2010.4.29《询问笔录》、常州市检察院《补充侦查提纲》、江明2009.10.20询问笔录、张凯2009.10.20询问笔录、沪二中院2014.7.3法庭审理笔录是可以证明“恩替卡韦”是合格的，即使“恩替卡韦”不合格也与本案无关，因本案是违约纠纷，并不是买卖合同纠纷；对证据5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该组证据恰恰证明公安机关在扣押“恩替卡韦”时，物品持有人为江伯洪。
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本案不是一案两诉，本案与上海的案件虽是同一个事实，但是属于不同的两个法律关系，上海案件是侵权案件，本案是违约纠纷；对证据7无异议，此前“恩替卡韦”一直存放在江伯洪家中，直至江伯洪女儿在2009.11.23上交公安机关，2009.5.7公安机关在江伯洪家中对产品贴上封条，要求江伯洪保管，但江伯洪将封条撕开，出售了100毫克，不能证明2009.5.7产品被公安机关控制；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不予认可，徐柏青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中表明，其所在机构不具备鉴定资质，且该材料与本案无关。
本院认证意见：结合原、被告的质证意见，原、被告提供的证据中部分证据双方均无异议，部分已被发生法律效力法律文书予以采纳，部分系法院制作的法律文书，故本院对双方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双方提供的证据的证明目的，原告所举证据不能证明梓瑞公司系江伯洪的一人公司。被告所举证据不能证明两原告不适格，不能证明涉案产品存在质量问题，且是否存在质量问题与本案无关。对其他证据的证明目的下文展开陈述。
根据确认的上述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认以下事实：梓瑞公司系于2001年依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许可经营项目为化工产品销售，注册地点为邹区镇塘夏村，注册资本为80万元，股东系江伯洪出资50万元、赵光慧出资15万元、江敏慧出资15万元，江伯洪为法定代表人。2008年2月15日，张凯作为甲方、江伯洪作为乙方、江明作为丙方签订《投资合作合同》一份，该合同约定：合作项目为“恩替卡韦”医药原料药和中间体的生产、销售；生产规模，第一期生产能力为月产“恩替卡韦”原料药100克、中间体4.5公斤；年产恩替卡韦1.2公斤、中间体50公斤；第二期视市场情况再定；甲、乙、丙三方共同投资，在以乙方为法定代表人的“常州贝尔医药中间体有限公司”和“常州梓瑞化工有限公司”企业内进行“恩替卡韦”的原料药的生产、销售；甲方以“恩替卡韦”原料药的生产工艺技术入股，乙方以企业法人责任和人民币资金入股、丙方以人民币资金入股，甲方技术股占总股份的38%；乙方企业法人责任股6%，出资人民币45万元占30%，合计占总股份的36%；丙方出资45万元，占总股份的26%，扩大生产所需资金通过借贷解决，借贷利息计入生产成本。丙方负责出资资金45万元，按股东会规定时间到位（本合同签订前已到位）。本项目实行在乙方企业内单项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单独建账，财务独立核算。由于本项目在乙方两企业内进行，不需另设会计员岗位，但为了进行项目成本核算，应另设一个项目出纳会计，由乙方派一名合适人员担任，甲（丙）方同时设一名项目出纳会计，同时建立资金流水账目，两本同样的账本每月对账核算，全部票据交乙方财务记账，所有收入、支出记账（报销）凭证均须由甲、乙、丙叁方同时签字才有效。截止到2008年元月底，原甲、丙方已经投资资金的投入、支出使用财务总结，设备、仪器，物资库存清单，已经完成的“恩替卡韦”原料药成品和中间体数量均须清点盘清后转入新的投资合作实体，作为共有财产。在合同有效期内三方均遵守本合同有关规定的义务，任何一方履行义务或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赔偿，造成损失的应赔偿损失。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解除合同：甲、乙、丙叁方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因乙方违约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合同期满，叁方一致意见不再延长合同有效期；合同解除；法律规定或者甲、乙、丙叁方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合同终止后的清算：合同终止后乙方租赁给“项目”使用的房屋设施归还给乙方；甲、乙、丙叁方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合同终止后的清算工作，由甲、乙、丙叁方派员组成清算小组，对“项目”的债权、债务、库存物资、财产等进行彻底清算，在一个月内完成清算后提出清算报告交股东会审定后执行。本合同未尽事宜或履行过程中一方提出修改，均须经过叁方重新协商并签订补充合同，补充合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合同的有效期为陆年，自2008年2月15日至2014年2月15日止。合同还就其他内容进行了约定。上述三方人员均在甲、乙、丙方名下签字，梓瑞公司在乙方名下加盖了公章。
同年6月，上述甲、乙、丙三方签订《补充协议》一份，该补充协议约定：就恩替卡韦及中间体产品生产合作中有关重大事项达成一致意见：从本补充协议正式生效起，即进行生产定额考核登记制度，具体内容为生产出来的NT和各类中间体须按下达的生产计划，按时计量验收入库，计量封存入库，由甲、乙、丙三方同时在场验收，并在入库单上签字。销售出库时，甲、乙、丙三方均须同时在场计量封装，并签署出库单；甲、乙、丙三方中任一方或两方均不允许单独或在第三方未知情况下销售NT、中间体以及NT和各种中间体的生产技术，一发经发现单方销售或两方销售（货款或技术费不入帐）的情况，除收缴违约所得外，还要处以十倍以上的罚款给守约方；每批、第次的销售收入都必须及时缴财务入帐，货款收入入帐单由甲、乙、丙三方同时签字才有效。建立风险保证金制度：风险保证金总金额为50万元，按甲、乙、丙三方股份比例分摊即甲方19万元、乙方18万元、丙方13万元；此风险保证金在第一年度NT产品红利分配时扣除。协议有效期内，甲乙丙三方如任一方发生严重违反协议、补充协议甚至不执行协议、补充协议之行为，上述风险保证金则被扣除，归守约方分配。协议签订后，甲、乙、丙三方均未缴纳风险保证金。
上述合同订立后，张凯、江伯洪、江明将该“恩替卡韦”项目在梓瑞公司内以梓瑞公司的名义对外生产、经营、单独建帐、独立核算、自负盈亏。2008年12月18日，张凯、江伯洪、江明将共同生产的产品恩替卡韦对外销售，并由江明作为委托代理人与祥荣公司签订采购合同一份，约定：销售产品的名称为恩替卡韦原料药，规格为≥99.5%，单位克，单价2900元/克，总金额为870000元，交货地点为上海，交货时间为2009年1月24日，货款结算方式及期限为：货到需方后，检测合格5天内一次结清，该合同还对质量要求及其他方面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由江明将合同约定的300克恩替卡韦原料药交由祥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顾荣国。并由顾出具收据一份。该收据载明：收到梓瑞公司（江明）交付的300克“恩替卡韦”。嗣后，顾荣国将前述“恩替卡韦”交付江伯洪。
2009年10月，两原告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以涉嫌合同诈骗罪对江伯洪、顾荣国进行立案侦查，并从江伯洪处将300克“恩替卡韦”予以追缴。刑事侦查过程中，还发现1份赔偿协议和5份收条，分别为：落款时间为2009年2月22日祥荣公司与梓瑞公司签订的赔偿协议，载明300克“恩替卡韦”出口后发现存在质量问题，双方达成赔偿协议，即扣除不合格品作价60万元，还应赔偿90万元，应于2009年3月前一次性支付赔偿款；落款分别为2009年3月30日、4月2日、4月5日、4月7日、4月9日由顾荣国出具的5张收条，载明共收到梓瑞公司赔偿款110万元。实际上梓瑞公司未向顾荣国支付前述款项。
针对上述刑事案件，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武进法院）于2011年1月25日作出（2010）武刑初字第512号刑事判决：认为江伯洪、江明、张凯共同投资生产、销售恩替卡韦，其合作未在工商部门登记及相关部门备案，该合作体不符合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特征，不符合职务侵占罪的构成要件，江伯洪伙同顾国荣采用欺骗手段占有江伯洪、江明、张凯合作生产的共同财物，属合作人之间的民事纠纷，不宜作为刑事犯罪追究。故判决江伯洪、顾荣国无罪。该案经公诉机关提出抗诉后，常州中院于2012年11月18日作出（2011）常刑二终字第23号刑事判决，该判决认定以下事实：江伯洪、江明、张凯共同投资生产、销售恩替卡韦在梓瑞公司内进行，而梓瑞公司在投资合作项目中占6%的企业法人责任股，合作项目生产的产品也以梓瑞公司的名义开具发票、缴税等；在合作过程中，江伯洪为达到解除《投资合作合同》并减少经济损失的目的，利用其担任梓瑞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职务便利，指使祥荣公司的顾荣国与梓瑞公司签订了价值87万元的300克“恩替卡韦”的《采购合同》，后顾荣国将“恩替卡韦”全部转交给江伯洪。随即以“‘恩替卡韦’已出口，经外商检测质量不合格要求索赔”为借口要求索赔，江伯洪以梓瑞公司的名义与顾荣国签订虚假的赔偿协议，以要挟江明、张凯，掩盖江伯洪非法占有300克“恩替卡韦”的事实。该判决认为，江伯洪作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伙同顾荣国，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职务侵占罪，且系共同犯罪。江伯洪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顾荣国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同时认为，生产、销售“恩替卡韦”系在梓瑞公司内进行，并以梓瑞公司的名义开具发票、缴税等，江伯洪为达到解除《投资合作合同》并减少经济损失的目的，江伯洪正是利用了自己担任梓瑞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时负责恩替卡韦生产、销售的职务便利，为达到要挟江明等人的目的，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恩替卡韦”的故意，客观上江伯洪指使顾荣国作为买方，经过预谋，采用欺骗的手段侵吞了300克“恩替卡韦”，且江伯洪将“恩替卡韦”样品交由顾荣国在网上贩卖，故江伯洪、顾荣国的行为不符合合同诈骗的特征，而构成职务侵占罪。常州中院撤销武进法院的一审判决，并判决江伯洪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没收财产五万元；顾荣国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刑事侦查过程中，常州市价格认证中心对涉案“恩替卡韦”进行鉴定，认定在涉案时间内的“恩替卡韦”价值87万元，该300克“恩替卡韦”现已全部失效，价值全损。
2011年3月2日，张凯、江明起诉江伯洪，要求解除三方之间签订的《投资合作合同》，并要求江伯洪赔偿两原告投资损失105万元，承担违约责任并支付违约金18万元。武进法院以（2011）武民初字第357号立案受理。该案审理过程中，两原告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武进法院作出裁定，准予撤诉。
2013年4月23日,江明、张凯以江伯洪、梓瑞公司、顾荣国、祥荣公司为被告起诉至青浦法院，要求四被告连带赔偿原告55.68万元，被告江伯洪支付18万元违约金归原告所有，被告江伯洪、梓瑞化公司连带承担违约责任55.68万元，该院以（2013）青民二初字第1183号立案受理，诉讼中，根据原告的申请，被告江伯洪、梓瑞公司已由该院通知，退出该案的诉讼。同日，该院又通知江伯洪作为该案第三人参加诉讼。请求法院判令顾荣国、祥荣公司连带赔偿55.68万元及利息（自2009年1月24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该院于2014年5月5日作出民事判决，对该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作出驳回江明、张凯的全部诉讼请求的判决。江明、张凯不服该判决，上诉至上海二中院，该院认为，青浦法院以顾荣国等实施的侵权行为指向的“恩替卡韦”系梓瑞公司的财产，江明、张凯非被侵权人，“恩替卡韦”的灭失并非江明、张凯遭受的侵权损害为由，认定江明、张凯所提侵权损害赔偿之诉依据不足，有所不当；该案应就江伯洪、顾荣国对江明、张凯的侵权行为、主观过错、损害后果及因果关系等事实，再作进一步调查核实，遂于2014年8月28日作出（2014）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73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青浦法院（2013）青民二（商）初字第1183号民事判决，发回青浦法院重审。
2013年10月25日，两原告以江伯洪、梓瑞公司为被告向武进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两被告连带赔偿经济损失55.68万元及利息、支付违约金18万元、连带赔偿违约责任111.36万元等。该院以（2013）武商初字第963号立案受理。该院审查认为，根据两原告的诉称及提供的证据，两原告要求两被告连带赔偿经济损失55.68万元及利息、支付违约金18万元、连带赔偿违约责任111.36万元及利息的诉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具体理由如下：1、原告提供的《投资合作合同》及补充协议等证明，两原告与江伯洪三方合作，在梓瑞公司内共同投资生产、销售恩替卡韦，且梓瑞公司在投资合作项目中占6%的企业法人责任股，合作项目生产的产品也是以梓瑞公司的名义开具发票、缴税等。江伯洪等非法侵占300克恩替卡韦，其行为已构成职务侵占罪，已有（2011）常刑二终字第23号生效的刑事判决书所确认，职务侵占罪的被害单位为梓瑞公司，而非本案两原告。2、两原告与江伯洪合作，在梓瑞公司处生产销售恩替卡韦，合作项目在梓瑞公司内部独立核算，对外以梓瑞公司的名义开票、缴税；在合作项目内部，合作生产的恩替卡韦属合作方共同共有，江伯洪非法侵占的300克恩替卡韦仅是共同合作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该部分已在刑事上作出了相应的处理。两原告无权就合作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单独提出诉讼要求被告赔偿。关于两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18万元及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111.36万元及利息的诉请，均不符合合同的约定。综上，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均不成立。该案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于2014年7月18日裁定驳回原告江明、张凯的起诉。两原告不服该裁定，并上诉至常州中院，该院以（2014）常商终字第428号立案。该院审查后认为，江明、张凯与江伯洪签订《投资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协商共同进行“恩替卡韦”及中间体产品的生产合作，该项目在梓瑞公司内以梓瑞公司的名义对外生产、经营、单独建账、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该《投资合作协议》实为江明、张凯与江伯洪三方签订的书面合伙协议。现江明、张凯以江伯洪、梓瑞公司违反《投资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为由要求判如所请系违约之诉，案由应为合伙协议纠纷。常州中院（2011）常刑二中字第23号刑事判决认定，江伯洪伙同顾荣国采用欺骗手段非法侵占财务，犯职务侵占罪。江明、张凯据此在青浦法院起诉要求判令顾荣国及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祥荣公司赔偿财产损失55.68万元及利息。江明、张凯在该案中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要求江伯洪、梓瑞公司连带赔偿损失55.68万元及利息。江伯洪、顾荣国作为共同侵权行为人，在侵权责任中的责任为连带赔偿。因此，就青浦法院案件与该案的第一项诉讼请求，基础事实是同一的，赔偿责任是连带的，且青浦法院受理在前，目前尚在审理中，江明、张凯在该案中要求江伯洪、梓瑞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为重复主张，该诉请应由青浦法院一并审理。江明、张凯在该案中的其他两项诉讼请求为要求江伯洪、梓瑞公司支付违约金18万元并承担违约责任111.36万元及利息。江明、张凯作为《投资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的订立两方，具有原告主体资格，有权提起诉讼。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违约责任的确定应以造成的实际损失为基础，在该案中，即应以侵权损害赔偿的金额为基础。故该案其他两项诉讼请求，应待青浦法院审理的侵权之诉确定赔偿责任后再作处理。该两项诉讼请求目前不具备审理条件，待青浦法院案件作出生效判决后，江明、张凯可再行主张。该院于2014年11月10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2014年10月30日，青浦法院对前述发回重申一案以（2014）青民二（商）初字重字第3号立案，该案审理中，两原告表示顾荣国、祥荣公司与江伯洪、梓瑞公司构成共同侵权，该案中仅主张顾荣国、祥荣公司的侵权责任，另案对江伯洪、梓瑞公司的诉讼是基于合同违约责任。该案中，顾荣国、祥荣公司的犯罪行为构成侵权，造成价值87万元的300克“恩替卡韦”实际已经失效没有价值，该“恩替卡韦”系江明、张凯、江伯洪、梓瑞公司四方的共有财产，故顾荣国、祥荣公司对两原告造成的损失分别为226200元（87万元×26%）、330600元（87万元×38%）。后经该院释明，两原告明确对于顾荣国、祥荣公司系基于侵权行为提起诉讼，但同时又根据江伯洪、梓瑞公司的违约行为要求追加二者为共同被告，追究其违约责任。因顾荣国、祥荣公司、江伯洪、梓瑞公司的侵权行为和江伯洪、梓瑞公司的违约行为系基于同一事实，存在竞合情况，故该院对其追加的申请不予准许。该院认为，江伯洪、顾荣国系共同侵权人，其侵权行为本质系江伯洪意图在解除三方投资合作关系的过程中损害江明、张凯的合作利益，指使顾荣国作为买方，共同侵占了投资合作财产；损害后果则是该投资合作财产因江伯洪、顾荣国的侵占行为及之后经历的司法处理程序而年久失效、价值全损，这两者具有相当因果关系。江伯洪、顾荣国的侵权行为指向的标的系属江明、张凯的投资合作财产，江明、张凯的权益因此受损。故江伯洪和顾荣国系共同侵权人，依法应承担连带责任。顾荣国系祥荣公司的工作人员，代表祥荣公司对外与梓瑞公司签订“恩替卡韦”的采购合同，故其行为同时也是公司行为，祥荣公司亦应承担侵权责任。江伯洪、顾荣国、祥荣公司的行为导致涉案“恩替卡韦”全损的结果，该物品在涉案时间内经鉴定价值为87万元，故该案被告顾荣国、祥荣公司应在两原告按份取得合伙资产范围内对上述损害后果承担连带责任。根据法律规定，连带责任人根据各自责任大小确定相应的赔偿数额。因刑事案件认定江伯洪系主犯、顾荣国系从犯，该院根据双方过错程度等因素，酌情认定顾荣国、祥荣公司共同承担30%的民事责任。两原告在合伙期间投资分别占比达到38%、26%，故两被告应连带赔偿两原告167040元（556800元×30%），其中张凯为99180元，江明为67860元。该院对两原告的部分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两原告主张的上述损失的逾期利息系重复主张，该院不予支持。该院于2015年7月22日作出判决，判决被告顾荣国、祥荣公司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张凯、江明损失167040元（其中原告张凯占99180元，原告江明占67860元），驳回两原告的其余诉讼请求。两被告上诉至上海二中院，该院于2015年10月13日作出（2015）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1244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两被告不服该判决，向上海高院申请再审。
2016年5月16日，两原告诉至本院，要求判如所请。
2017年3月27日，上海高院作出（2017）沪民申379号民事裁定，载明：经查，一审法院即青浦法院曾将追加江伯洪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通知书送达给江伯洪的刑事诉讼代理人刘义祥，但江伯洪并未向一审法院提交授权刘义祥的委托书，后在庭审中，一审法院告知各方当事人，追加诉讼通知书未送达江伯洪，经合议庭评议，无需追加江伯洪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故目前不追加第三人。该院认为江伯洪与顾荣国系共同犯罪，为共同侵权人，江明、张凯可以选择向其中任何一人请求赔偿，故江伯洪并非该案的必要共同诉讼人。一审法院在程序上符合法律规定。最终上海高院裁定驳回顾荣国、祥荣公司的再审申请。
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投资合作合同》、《补充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依法成立并生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现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及被告的答辩意见，本院梳理本案的几个争议焦点并逐一论述如下：
首先，梓瑞公司是否为合伙体（即《投资合作合同》所载的“恩替卡韦”项目）成员？
本院认为，梓瑞公司并非合伙体成员，理由如下：1、从《投资合作合同》的内容来看，合同中多处载明“叁方”合伙，合同并约定“提供在以乙方为法定代表人的贝尔公司和梓瑞公司两个企业进行合法生产经营活动……”，这里的“乙方”应指江伯洪，即江伯洪需提供以其为法定代表人的两个企业作为平台，以使合伙体得以挂靠在这两个企业名下生产和销售；两原告与江伯洪签订的《补充协议》是针对《投资合作合同》进行的变更和补充，与《投资合作合同》具有同等效力，《补充协议》中亦载明三方合伙，且未加盖梓瑞公司的公章。2、梓瑞公司虽在《投资合作合同》上“乙方”处加盖公章，但不能据此说明其为合伙体成员，梓瑞公司加盖公章的行为也可理解为梓瑞公司对三方合伙事宜是知情并认可的等情形。若梓瑞公司确为合伙体成员，依照常理，其应在单独的位置（如丁方）加盖印章，而非在乙方处盖章。3、原告最初向公安提供的报案材料、询问笔录中等多次陈述“三方合伙共同投资……”、“项目三股东……”，且原告于2011年3月2日将江伯洪诉至武进法院，要求解除三方之间签订的《投资合作合同》，并赔偿损失及违约金等。由此可见，原告亦认为合伙体成员不包括梓瑞公司。后常州中院2012年11月18日（2011）常刑二中字第23号刑事判决认定合伙体成员为四方，原告在此后予以改口。但常州中院2014年11月10所作（2014）常商终字第428号民事裁定认定合伙体成员为两原告及江伯洪三方。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对于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并非当然确认属实，如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当事人仍须举证。现常州中院前后两份裁判认定事实不一致，原告不能仅以前述刑事判决载明的事实作为依据确认合伙体成员。4、此外，原告认为各方在协议签订后的实际履行过程中，合伙体确以梓瑞公司的名义对外销售经营，故可得出合伙体成员为四方合伙的结论。本院认为，原告以事后协议履行的情况不足以推出事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
综上，本院认为，通过分析原、被告所签协议约定的内容，并结合两原告对合伙体成员最初确认情况及生效裁判文书的相关内容，可以确认合伙体成员为江明、张凯、江伯洪三人。
其次，本案是否属于一案两诉，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
本院认为，一事不再理原则，是指在前一判决已经产生既判力后，当事人不能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起与前诉相同的诉讼，法院也不再受理。判断一事不再理原则中“一事”的标准主要是案件的当事人、案件事实、诉讼请求及法律关系等。本案并不构成一案两诉，理由如下：1、前诉与后诉的当事人不同。此前，两原告曾以侵权为由将江伯洪、梓瑞公司、顾荣国、祥荣公司诉至青浦法院，后又撤回对江伯洪、梓瑞公司的起诉，青浦法院追加江伯洪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但因未能有效送达，又因江伯洪并非必要共同诉讼人，后该院没有追加。故江伯洪并非上海法院“未结案件”的当事人，即前诉被告中没有江伯洪、梓瑞公司；2、前诉与后诉的诉讼标的不同。按照传统诉讼标的理论，当事人所主张的实体请求权或双方争议的法律关系就是诉讼标的。两原告曾就其全部损失向青浦法院起诉，上海二中院的生效判决已确认顾荣国、祥荣公司因侵权向两原告承担次要责任（30%），现两原告以江伯洪、梓瑞公司违约为由诉至本院，要求江伯洪、梓瑞公司赔偿剩余损失（70%）并承担违约责任等。两案都属于给付之诉，诉的形式相同，但原告所依据的实体请求权不同，前诉是基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后诉是基于违约责任赔偿请求权，故诉讼标的不同。3、被告辩称原告将一个案件拆分二次起诉，是变相的一事由双请求、双选择。根据上海两级法院查明的事实，顾荣国、祥荣公司、江伯洪、梓瑞公司对原告的侵权行为和江伯洪、梓瑞公司对原告的违约行为系基于同一事实，存在违约与侵权竞合情况，即江伯洪、梓瑞公司的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一并产生，违约责任的请求权与侵权责任的请求权发生重叠，形成请求权的竞合。若允许当事人不受限制地行使两种请求权，就会导致违约方当事人承担双重责任，显然是不公平的。换言之，若原告先以侵权为由起诉过江伯洪、梓瑞公司赔偿损失，再以违约为由起诉江伯洪、梓瑞公司赔偿损失，才构成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下未作选择的双重起诉。本案显然不属于上述情形。
综上，本案系原告是以被告违反合伙协议约定为由主张相关违约责任，属合伙协议纠纷，并不存在一案两诉情形。
第三，被告是否违约？若违约，应承担的违约责任？
首先，因梓瑞公司并非合伙体成员，其没有对应的合同义务，是否违约无从谈起。根据常州中院刑事判决确认的事实，江伯洪为了达到解除合伙协议的目的，以违法犯罪行为致合伙体的财产受损，并最终导致《投资合作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江伯洪的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原告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江伯洪赔偿损失。因三方约定的合作期限至2014年2月15日止，现合同有效期届满，原告也无需解除合同。其次，关于江伯洪应承担的违约责任。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一方违反合同的赔偿责任，应当相当于另一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当事人可以在合同中约定，一方违反合同时，向另一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在合同中约定对于违反合同而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本案中，三方虽在合同中约定了各自缴纳风险保证金，但实际均未按此履行，故视为对违约金及违反合同而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未作约定。现原告主张的金额38.976万元（即55.68万元的70％，其中张凯为23.1420万元，江明为15.8340万元）系原告扣除从案外人处获得赔偿后的实际损失，经审查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上述损失对应的利息系重复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告称各方约定“谁提出来散伙要承担全部损失”，并依据双方《补充协议》约定的“处以十倍以上的罚款给守约方”等内容，主张江伯洪赔偿其全部投资款。本院认为，《补充协议》约定的“处以十倍以上的罚款给守约方”适用的情形为单方销售或两方销售、货款或技术费不入账的情形，与本案无关。另根据法律规定，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书面协议，又协商不成的，如果合伙人出资额相等，应当考虑多数人意见酌情处理；合伙人出资额不等的，可以按出资额占全部合伙额多的合伙人意见处理，但要保护其他合伙人的利益。本案中，原告并未提交记载“谁提出来散伙要承担全部损失”的书面协议，原告所举证据仅为江伯洪在询问笔录中口述内容。即使原告所述属实，此处“全部损失”也并不必然等于两原告的全部出资款，且前述刑事裁判过程中，三方曾表示当时合伙体的原材料仅能生产300克产品，故三方所投入的投资款已转化为合伙体的财产，作为合伙体生产产品的成本，即两原告的投资款部分已转化为300克产品的成本，而原告已就300克产品的损失获得赔偿，现再行主张全部投资款损失明显不当，本院不予支持。现合伙已终止，三方合伙人应对合伙财产进行清算，依法处理','2018-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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