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7民终225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中山市尧帝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坦洲镇新前进村宝山中心路1号之一。
法定代表人：薛世宏。
委托诉讼代理人：庄建发，广东香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沛銮，广东香山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鹤山市古劳镇良运鞋底厂，住所地：广东省鹤山市古劳镇三连开发区六区*号之一。
经营者：刘会生，男，1960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新邵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丽萍，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杰文，广东三良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刘德尧，男，1979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宣恩县，
上诉人中山市尧帝贸易有限公司（简称尧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鹤山市古劳镇良运鞋底厂（简称良运鞋底厂）、原审被告刘德尧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鹤山市人民法院（2017）粤0784民初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尧帝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良运鞋底厂的诉讼请求；2.判令良运鞋底厂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依据刘德尧在《（良运）订货数量明细》上签名确认及其附言内容来认定尧帝公司应支付2369双皮鞋的货款给良运鞋底厂,是错误的。首先，原审判决错误地认定了《（良运）订货数量明细》已得到尧帝公司的确认。事实上，刘德尧在《（良运）订货数量明细》上书写的附言的真实意思为：在2015年8月至2016年1月期间向尧帝公司订购皮鞋的数量明细不应是2369双，因为大部分需要退的皮鞋还在客户手上，明细表内的数量并非最终数量，且未计算因为皮鞋质量而导致的赔偿等。因此，上述附言的内容并非尧帝公司确认最终数量的意思表示，恰恰是表示不确认明细表内的数量。其次，原审法院以《（良运）订货数量明细》中记载的订货数量2672双，减去开胶退货数量13双、代良运发货79双、5月19日退货数量211双，从而计算得出应支付2369双皮鞋的货款。事实上，退货数量不止上述三项，还应包括退货数量165双、6月12日退货数量（孟源未提）246双、有问题待退货数量131双、开胶未退数量（已穿退）7双、开胶未退数量（未穿客退）6双，因此，尧帝公司实收的皮鞋数量应为1814双（2672双-165双-13双-79双-211双-246双-131双-7双-6双）。
二、原审法院在无法查清涉案皮鞋单价的情况下，依据良运鞋底厂提交的（2017）粤江江海第2055号公证书及（2017）粤江江海第2056号公证书中的邮箱电子邮件以及微信聊天记录，酌情确定皮鞋单价为185元/双，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首先，从良运鞋底厂提交的证据可见，大部分电子邮件中的货物清单里没有提及单价，仅有少部分文件中有单价，且双方聊天记录中亦未提及单价。相反，尧帝公司在聊天记录中多次表示价格太高，可见，双方未能就价格达成一致协商，故不能以此确定皮鞋的最终单价。原审法院在没有查明电子邮件中所提及的皮鞋是否为涉案皮鞋，即武断认为所涉货物就是本案的皮鞋，并以此认定电子邮件与本案有关联性，是错误的。同时，从《（良运）订货数量明细》可知，双方交易的皮鞋种类繁多，质量参差不齐，法院认定的单价明显偏高。因此，法院单凭上述证据推断皮鞋单价，超出法院审查范围。其次，良运鞋底厂在庭审时已经确认收到尧帝公司支付的160000元货款，尧帝公司亦多次表示已向良运鞋底厂支付所有货款。在双方没有签订买卖合同，没有送货单，且未能确定货物总价的情况下，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良运鞋底厂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良运鞋底厂辩称：一审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正确，应予维持。关于本案争议的货物数量和单价问题，本案中，尧帝公司的购货数量及单价实际上并不止一审法院所认定的数额和金额，但良运鞋底厂对一审法院的认定没有意见。关于单价的问题，根据良运鞋底厂的员工与尧帝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微信聊天记录并结合尧帝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对话可证实，良运鞋底厂提供的货物单价不低于190元，所以一审法院认定按每双185元的价格计算货款的总额并没有超出双方实际交易的货物单价。
刘德尧未提供答辩意见。
良运鞋底厂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尧帝公司、刘德尧支付货款323298元及利息（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起诉之日起至还清欠款之日止）给良运鞋底厂；2.本案诉讼费用由尧帝公司、刘德尧共同承担。
尧帝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良运鞋底厂承担尧帝公司的经济损失317384元以及相应利息；2.良运鞋底厂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及反诉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8月至2016年1月期间，尧帝公司多次向良运鞋底厂订购皮鞋，刘德尧在《（良运）订货退货数量明细》上签名确认,并附言：“实际货品数量及退货至贵司的数量如上，此单不包括客户所退货物以及客人所赔款项。”《（良运）订货退货数量明细》确认：“尧帝公司订货数量为2672双，退货数量为165双，开胶退货数量为13双，代良运发货79双，5月19日退货数量211双，6月12日退货数（孟源未提）246双，有问题待退货数量131双，开胶未退数量（已穿退）7双，开胶未退数量（未穿客退）6双”。尧帝公司收取了良运鞋底厂的货物后，合共付款160000元给良运鞋底厂。良运鞋底厂认为尧帝公司拖欠其货款323298元未结清，遂诉至原审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良运鞋底厂与尧帝公司设立的买卖合同关系，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受法律保护。综合原、被告的诉辨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
关于良运鞋底厂请求尧帝公司偿还所欠货款的数额及尧帝公司、刘德尧的责任承担问题。首先，关于尧帝公司已购买的皮鞋数量及价格问题。良运鞋底厂提供的证据《货款总表》、《对账明细表》、《代发货对账表》及《订购明细总表》均为良运鞋底厂自行制作的，没有尧帝公司的签名确认，尧帝公司在庭审中亦不予确认，故原审法院对上述证据不予确认。良运鞋底厂提供的证据《（良运）订货退货数量明细》有尧帝公司的员工刘德尧签名确认，刘德尧也在庭审中表示货款是通过刘德尧的银行账户转账给良运鞋底厂，良运鞋底厂陈述刘德尧一直代表尧帝公司与良运鞋底厂联系业务。可见，刘德尧身为尧帝公司的员工，尧帝公司一直有委托刘德尧付款的交易习惯，良运鞋底厂有理由相信刘德尧是有代理权的，刘德尧在《（良运）订货退货数量明细》上签名的行为符合表见代理的特征，刘德尧代表尧帝公司在《（良运）订货退货数量明细》上签名的行为有效。刘德尧在《（良运）订货退货数量明细》记载了“实际货品数量以及退货至贵司的数量如上”，即确认了《（良运）订货退货数量明细》的数量。根据该《（良运）订货退货数量明细》可知，尧帝公司共订货2672双皮鞋，扣除开胶退货数量13双，代良运发货79双，5月19日退货数量211双，尧帝公司应支付2369双（2672双-13双-79双-211双）皮鞋的货款给良运鞋底厂。至于退货数量为165双因良运鞋底厂陈述为已退货返修后再发回给尧帝公司，尧帝公司未提出异议，6月12日退货数（孟源未提）246双，有问题待退货数量131双，开胶未退数量（已穿退）7双，开胶未退数量（未穿客退）6双因良运鞋底厂未收到退货，尧帝公司亦未有证据证实良运鞋底厂已收到该退货，故上述数量均不在订货数量中扣减。至于皮鞋的价格问题。因《（良运）订货退货数量明细》未记载单价，原审法院根据良运鞋底厂提供的证据9中的（2017）粤江江海第2055号公证书及（2017）粤江江海第2056号公证书中由良运鞋底厂的员工发出给尧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薛世宏的邮箱的电子邮件内容以及证据10良运鞋底厂的员工与尧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薛世宏的微信聊天记录，该院酌情确定尧帝公司购买的皮鞋的平均价格为185元/双。综上，尧帝公司所购买的皮鞋的总货款为438265元（185元/双×2369双）。其次，关于尧帝公司已付货款的数额问题。良运鞋底厂与尧帝公司双方均未提供相应的银行转账记录证实尧帝公司已付货款的数额，因在第一次庭审中良运鞋底厂陈述的尧帝公司已支付160000元货款，而尧帝公司在第二次庭审中也确认已支付的金额是160000元，故该院认定尧帝公司已支付的货款数额为160000元。综上所述，尧帝公司已购买良运鞋底厂的货物总价值为438265元，尧帝公司已支付160000元货款给良运鞋底厂，故尧帝公司尚应支付278265元货款给良运鞋底厂。再次，关于货款利息的计算问题，良运鞋底厂与尧帝公司双方未有约定，良运鞋底厂请求的利息实为逾期付款损失，良运鞋底厂请求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起诉之日起计算，符合法律规定，则逾期付款损失应以实欠货款278265元为基数，从2016年12月28日起至判决确定的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关于刘德尧的责任承担问题。刘德尧作为尧帝公司的员工，仅代表尧帝公司在《（良运）订货退货数量明细》上签名，刘德尧通过银行转账给良运鞋底厂也是代表尧帝公司转账，故刘德尧作为尧帝公司的员工，不应对尧帝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良运鞋底厂请求刘德尧承担偿还责任，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尧帝公司反诉良运鞋底厂赔偿经济损失317384元的问题。尧帝公司虽提供其与良运鞋底厂就质量问题通过微信协商的聊天记录，但良运鞋底厂请求的货款已扣除了224双退货的货款，也有165双皮鞋通过返修退回给尧帝公司，可见双方已就存在质量问题的皮鞋进行协商并作退货或返修处理。尧帝公司反诉称其因质量问题共退回818双皮鞋，该数量未经良运鞋底厂确认。尧帝公司提供的证据弹力鞋买卖合同及退货单，是尧帝公司与第三方的买卖合同及退货单，良运鞋底厂未予确认，且没有证据证实该买卖合同及退货单所涉及的皮鞋与良运鞋底厂所生产的皮鞋有关联性。综上，尧帝公司反诉良运鞋底厂赔偿经济损失317384元，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尧帝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良运鞋底厂支付货款27826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货款278265元为基数，从2016年12月28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二、驳回良运鞋底厂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尧帝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的本诉受理费6149.50元，由尧帝公司负担5292.90元，良运鞋底厂负担856.60元；反诉受理费3030.38元，由尧帝公司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结合本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良运鞋底厂实际提供给尧帝公司的皮鞋数量是多少；2、涉案皮鞋的单价应如何确定。
关于良运鞋底厂实际提供给尧帝公司的皮鞋数量是多少的问题。尧帝公司上诉称涉案《（良运）订货数量明细》中记载的全部退货数量均应扣减，主张其实际收取的皮鞋数量为1814双（2672双-165双-13双-79双-211双-246双-131双-7双-6双）。对此本院认为，现有证据显示，涉案《（良运）订货数量明细》中“订货数量”一列载明的合计数为2672双，刘德尧在《（良运）订货数量明细》下方处亦手写注明“实际货品数量以及退货至贵司的数量如上”的内容，由此可见，尧帝公司的员工刘德尧已确认《（良运）订货数量明细》所记载的订货数量2672双为实际的交易数量。尧帝公司在庭审中已确认刘德尧为其员工，且表示其曾委托刘德尧支付涉案货款，即刘德尧曾代表尧帝公司参与涉案交易。本案中并没有证据证明刘德尧在涉案《（良运）订货数量明细》进行签名的行为已超出其职责范围且良运鞋底厂对此知情，因此，刘德尧作为尧帝公司的员工在涉案《（良运）订货数量明细》上签名并备注相关内容的行为属于履行职务的行为，相应的法律后果应由尧帝公司承担。同时，从尧帝公司关于其主张的实际收取的皮鞋数量的计算过程可知，尧帝公司是以《（良运）订货数量明细》中记载的订货数量合计值2672双，减去《（良运）订货数量明细》中记载的全部退货数量后计算得出1814双，由此可见，尧帝公司实质上亦承认良运鞋底厂曾向其提供皮鞋2672双。本案争议的关键问题在于尧帝公司退回给良运鞋底厂的皮鞋的数量应如何确定。现有证据显示，《（良运）订货数量明细》中共载有八项退货，良运鞋底厂在一审中曾自认尧帝公司已向其退回《（良运）订货数量明细》中记载的开胶退货13双、代良运发货79双以及5月19日退货211双，对于《（良运）订货数量明细》记载的其他五项退货，良运鞋底厂则予以否认且表示未收到相应的退货。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尧帝公司主张《（良运）订货数量明细》记载的其他五项退货均应在收货数量中予以扣减，其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虽然《（良运）订货数量明细》载有八项退货数量，但《（良运）订货数量明细》并未得到良运鞋底厂的确认。《（良运）订货数量明细》所记载的其他五项退货的项目名称及对应的数量分别为退货数量165双、6月12日退货数（孟源未提）246双、有问题待退数量131双、开胶未退数量（已穿退）7双以及开胶未退数量（未穿客退）6双，从其项目名称亦可知，上述退货大部分均处于“未退”、“待退”或“未提”的状态。本案中，尧帝公司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上述五项退货所涉及的货物实际退回给良运鞋底厂，或举证证明双方对上述五项退货达成了一致的协商意见，其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尧帝公司主张上述五项退货所涉及的皮鞋数量应一并予以扣减，其实际收取的皮鞋数量仅为1814双，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据此认定良运鞋底厂实际提供给尧帝公司的皮鞋数量为2369双（2672双-13双-79双-211双），并无不当。
关于涉案皮鞋的单价应如何确定的问题。良运鞋底厂主张涉案皮鞋的单价处于180元至190元之间，并提供了电子邮件、微信通讯记录等证据予以佐证。尧帝公司对此予以否认，并抗辩称双方最终确定的总货款为160000元。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从良运鞋底厂提供的双方往来电子邮件可知，良运鞋底厂曾于2015年12月6日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尧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发送了名称为《恩山狼对账单》的电子文档且在邮件正文说明所附的电子文档为已交货的对账单。经查，在《恩山狼对账单》电子文档中包含了一张名为《恩山狼结算表》的表格，详细记载了鞋子型号、单价、已付货款等内容，其中的鞋子型号与《（良运）订货数量明细》中的编号部分相同，已付货款日期、金额与尧帝公司在一审中所确认的2015年12月之前的付款日期、付款金额亦基本相同，其记载的鞋子单价则为185元或190元。此外，2016年5月18日，良运鞋底厂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尧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发送了名称为《（3月8日）良运9月19日-10月12月出货对账明细》的电子文档，在该电子文档中亦记载了编号、到货日期、送货数量、退货数量、单价等详细内容，其记载的编号与《（良运）订货数量明细》的编号亦部分相同，其记载的单价则大部分处于180元至190元之间。并且，良运鞋底厂在同一天通过微信的方式通知尧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已将最新的对账明细表发送至其邮箱并要求其进行核实，尧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该通知亦予以回应。由此可证明，尧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已收到良运鞋底厂发送的上述两份对账单。虽然本案中并没有证据证明上述电子邮件中的对账单已征得尧帝公司的确认，但在良运鞋底厂已多次向尧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发送对账单并要求其进行核实的情况下，尧帝公司通过查看电子邮件即可知道良运鞋底厂所确认的单价，其若不同意电子邮件所记载的单价，却没有对此提出异议，其行为明显与常理不符。相反，从尧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良运鞋底厂员工的微信通讯记录可知，尧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在2016年3月30日的通话中述称“你看看之前的请款也给我做到190的多了”，上述陈述内容中所提及的皮鞋单价与良运鞋底厂在电子邮件中所记载的皮鞋单价亦相近。尧帝公司虽辩称尧帝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微信通讯内容仅代表其个人意见，并不能代表尧帝公司的意思表示，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尧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本身与良运鞋底厂存在其他的业务往来，且尧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上述通讯内容中已明确表示以其个人名义与良运鞋底厂进行交谈，故在尧帝公司与良运鞋底厂存在业务往来的情况下，尧帝公司法定代表人所作出的行为应视为代表尧帝公司所作出，相应的法律后果应由尧帝公司承担。故对于尧帝公司的该项抗辩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其次，尧帝公司在庭审中确认双方在送货之前会就皮鞋的价格进行协商并在收货之后再由双方的负责人确定价格，即其在本案起诉之前理应清楚知道涉案皮鞋的单价，但在一审庭审中，尧帝公司述称涉案皮鞋的单价为110元左右，二审中，在其自认仅收货1814双的情况下，其称双方最终确定的总货款为160000元，由此计算可知，尧帝公司在二审中所主张的涉案皮鞋单价平均仅为88.2元，与其一审所主张的单价金额相差达21.8元（110元-88.2元）。并且，尧帝公司在二审中亦无法提供双方最终确定的涉案皮鞋的具体单价，也未能提供证据以证明其所主张的货物单价。
因此，根据证据优势规则，结合查明的事实、现有的证据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为，双方约定的涉案皮鞋的单价处于180元至190元之间的法律事实的发生具有较高盖然性。鉴于双方均未能提供证据以查明尧帝公司未付款的货物型号及其对应的单价，原审法院结合双方往来的电子邮件以及微信通讯记录所反映的价格、数量，酌定涉案皮鞋单价为185元，并无不当。尧帝公司虽主张185元的单价明显高于涉案货物的实际价值，但其并未提供证据予以反驳，因此，对于尧帝公司的该项抗辩意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经计算，尧帝公司应向良运鞋底厂支付的货款总额为438265元（185元/双×2369双），扣除尧帝公司已支付的货款160000元，尧帝公司仍应向良运鞋底厂支付的货款金额为278265元（438265元-160000元）。故对于尧帝公司主张其已付清涉案货款，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尧帝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474元，由上诉人中山市尧帝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海
审 判 员 谢敏忠
审 判 员 张萍辉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法官助理 罗晓云
书 记 员 李美茹
胡秀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