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1150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广州市海珠支公司（原名称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海珠支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
负责人：莫曙飚。
委托代理人：郑永成，广东唯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何荫健，该公司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新民，住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
委托代理人：张海亮，广东龙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俊斌，广东龙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广州市海珠支公司（下称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陈新民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2015）穗海法民二初字第9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5月29日，陈新民以投保人及被保险人身份向某甲安财保海珠支公司投保了财产综合险，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向陈新民出具保单号为1021901042014000055的《财产综合险保险单》，载明以下内容：保险财产坐落地址为“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凤新一路6号及澄海区秀川路18号”；保险期间为“2014年5月30日零时起至2015年5月29日二十四时止”；建筑类型为“建筑等级一：钢混、钢结构”；占用性质为“批发和零售业”；保险金额为“厂房1080000元，半成某500000元，成某600000元，办公设备30000元，机械设备300000元，毛原料5200000元，半成某390000元，厂房、楼房、住宅楼580000元，房屋装饰600000元，家用设备430000元，毛原料1300000元”；免赔率为“财产综合险，详见特约”；总保险金额为11010000元，费率为“财产综合险1.2‰”，总保险费为13212元；争议的处理为“向某甲安财保海珠支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特别约定为“……本保单主险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3000元或损失金额的10%，两者以高者为准……”。露天堆放的财产发生的损失，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仓储货物必须放置于15厘米的垫板上，对于因未垫垫板而水浸深度不超过15厘米的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对于水浸深度超过15厘米的损失，保险公司按下列公式计算：（实际水浸深度-15厘米）÷实际水浸深度×定损金额；等。同年6月10日，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向陈新民出具《批单》1份，同意自2014年6月11日零时起至2015年5月29日二十四时止，上述保险单中“流动资产-
成某”的保险金额由600000元增加到2600000元，陈新民为此向某甲安财保海珠支公司补交保险费3000元，计算公式为“应交保费=增加保险金额*费率*时间费率=2000000*1.5‰*1=3000元”。上述保险单所附《财产保险条款》载明以下主要内容：二、责任范围。在保险期间内，若本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的保险财产因以下列明的风险造成的直接损坏或灭失，本公司同意按照本保险单的规定负责赔偿：（一）水灾；（二）爆炸；……三、除外责任。本公司对下列各项不负责赔偿：（一）被保险人及其代表故意行为或重大过失引起的任何损失和费用；……四、赔偿处理。（一）如果发生本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本公司选择下列方式赔偿；1.按受损财产的价值赔偿；2．赔付受损财产基本恢复原状的修理、修复费用；3．修理、恢复受损财产，使之达到与同类财产基本一致的状况。（二）受损财产的赔偿按损失当时的市价计算。市价低于保险金额时，赔偿按市价计算；市价高于保险金额时，赔偿按保险金额与市价的比例计算，如本保险所载项目不止一项时，赔款按本规定逐项计算。（三）保险项目发生损失后，如果有残余价值，应经双方商定后进行处理；如折归被保险人的，由双方协商确定其价值，从赔款中扣除。本公司有权不接受被保险人对受损财产的委付。（四）任何属于成对或成套的项目，若发生损失，本公司的赔偿责任不超过受损项目在所属整对或整套项目的保险金额中所占的比例。（五）发生损失后，被保险人为减少损失而采取必要措施所产生的合理费用，本公司可予以赔偿，但本项目费用以保险财产的保险金额为限。（六）本公司赔偿损失后，由本公司出具批单将保险金额从损失发生之日起相应减少，并且不退还保险金额减少部分的保险费。如被保险人要求恢复至原保险金额，应按约定的保险费率加缴恢复部分从损失发生之日起至保险期限终止之日止按日比例计算的保险费。五、被保险人的义务。被保险人及其代表应严格履行下列义务：（一）投保时，被保险人及其代表应对投保申请书中列明的事项以及本公司提出的其他事项作真实、详尽的说明或描述。（二）被保险人及其代表应根据本保险单明细表和批单中的规定按期缴付保险费。（三）在保险期限内，被保险人应采取一切合理的预防措施，包括认真考虑并付诸实施本公司代表提出的合理的防损建议，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被保险人承担。（四）在发生引起或可能引起本保险单项下索赔的损失时，被保险人及其代表应：1.立即通知本公司，并在七天或经本公司书面同意延长的期限内以书面提供事故发的经过、原因和损失程度；2.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损失的进一步扩大并将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3.在本公司的代表或检验师进行勘查之前，保留事故现场及有关实物证据；4.根据本公司的要求提供作为索赔依据的所有证明文件、资料和单据。
2014年8月11日，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地区降暴雨，因暴雨原因，位于陈新民存放于汕头市澄海区秀川路18号的投保财产被水浸，陈新民当天即通过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服务热线95556向某甲安财保海珠支公司报案。次日，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向广东衡量行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下称衡量行公司）出具《保险公估/检验委托书》，委托衡量行公司作为保险公估机构对陈新民于2014年8月11日发生暴雨致损事故进行整个赔案的完整处理工作。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的工作人员陈某与衡量行公司工作人员蔡某于2014年8月12日或13日到事故现场进行查勘核定损失，两人在写有“甲方被保险人陈新民及乙方保险人华安保险广东分公司共同委托丙方广东衡量行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对陈新民2014年8月11日出险损失进行保险公估”内容的《公估委托书》签名，该《公估委托书》落款处“甲方（签章）”处有的“年月日”处有填写了“2014、8、13”字及盖有“陈新民”私章。同日（2014年8月12日或13日），蔡某在事故现场勘验过程中对事故的地点及受损货物进行了拍照，同时使用印有“广东衡量行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及地址、电话”等信息的现场勘验记录纸张做了两份勘验笔录，陈新民及蔡某在上述笔录落款处签名，陈新民签名旁边还加盖了“陈新民”私章。现场勘验笔录一记录内容为“据被保险人代表郭先生介绍，2014年8月11日下午3点左右，突降暴雨，导致被保险人位于澄海区秀川路18号的仓库浸水，导致货物水浸受损。根据现场查勘，水浸高度为20-50cm,平均水线高度30cm，货物放置于10-12公分垫板之上。根据现场清点，水湿项目及数量如下：1、半成某水湿45包，其中混纺水湿44包，仿羊绒水湿1包（80斤/包），放置于12公分垫板之上；2、成某24+5包，27件/包，每件内10件，放置于10公分垫板之上。半成某及成某均放置于一楼小仓库内”，勘验笔录二记录内容为“蔡某：请简介一下出险当时情况？陈新民：8月11日下午3点左右开始下雨，一直到6点，5点多仓库浸水，半成某和成某水浸。蔡某：出险当时有施救吗？陈新民：有，共3个人抢救。蔡某：出险地址是哪里？陈新民：前后两栋一个地址，秀川路18号。蔡某：该地址存储货物价值有多少？陈新民：原材料0，半成某15万，成某80万。”同日，陈新民向蔡某提交了其购买货物的单据3张及自己书写记载货物受损物品品名、数量、单价及总价的清单，上述单据及清单上均盖有“陈新民”的私章。
衡量行公司蔡某于2014年10月14日8时11分向陈新民发送了一份主题为“关于陈新民羊毛厂暴雨损失案”的电子邮件，主要内容为“关于贵司羊毛损失案件，我司目前已经查勘完毕，查勘完毕后已经列明资料清单给贵司，对于贵司水湿的存货，我司认为可以简单人工清洗即可，事故损失金额不大，我司根据现场清点的确定的数量，考虑免赔额后估算损失金额不会超过5000元，如贵司无异议我司将尽快早日结案。”陈新民同日13时17分向衡量行公司蔡某发送了一份主题为“关于陈新民羊毛厂暴雨损失案”的电子邮件，主要内容为询问衡量行公司涉案保险事故于2014年8月11日出险至今尚未出具损失确认函和赔偿处理意见函，督促衡量行公司尽快处理。
2014年10月16日，衡量行公司发送关于涉案保险理赔的处理意见的电子邮件给陈新民，主要内容如下：“关于贵司2014年8月11日暴雨案件，我司与贵司已经多次电话沟通，对于此次事故造成的损失根据我司现场查勘并有贵司签字确认，具体如下：l、半成某。水湿45包，其中混纺44包，仿羊绒l包，规格为40KG／包，以上半成某放置于12公分垫板之上，水湿高度30公分；2、成某。混纺线衣水湿29包，270件／包，放置于10公分垫板之上，水湿高度30公分。本次事故出险地址为汕头市澄海区秀川路18号，根据贵司的保险单，本保险地址半成某和成某的保险金额分别为500000元、600000元。对于水湿的半成某及成某进行简单清洗即可继续生产及销售。对半成某，按30元／包人工清洗费用；对于成某，按0.5元／件给予人工清洗费用。故本次事故半成某核损金额为45*30=1350元；成某核损金额为29*270*0.5=3915元。根据保单特别约定，仓储物需放置于15公分垫板之上，本次事故中仓储物并未放置于15公分垫板之上，因此保险责任范围内的定损金额为(1350+3915)*(30-15)/30=2632.5元。根据保单约定，本次事故免赔额为3000元或损失金额的10%，以高者为准。故本次事故适用免赔额3000元。保险责任范围内定损金额低于保单约定的免赔额，故本次事故无法赔付。就此次事故如有任何问题请与我及时联系。”同年10月29日，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向陈新民出具《联系函》，主要内容如下：“我司已经受理涉案保险事故损失案件，我司理赔人员及我司委托的衡量行公司先后对现场进行查勘及清点，衡量行公司已口头告诉你定损意向，并发送定损意见的邮件；衡量行公司受我司委托全权处理本案，衡量行公司在现场查勘时亦已告知你并获确认。衡量行公司已向你口头及书面（邮件）回复过定损意向，如你对定损有异议，应书面回复我司或衡量行公司。我司再次确认衡量行公司的联系人为蔡先生。”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气象局于2014年11月3日出具《气象证明》，证明内容如下：2014年8月11日强降水云系影响，我区天气不稳定，观测站出现了暴雨，8月11日8时至12日8时观测站共录得雨量62毫米。
陈新民因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未对涉案事故进行理赔于2014年11月18日向汕头市澄海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陈新民在提交诉状同时申请法院对涉案事故保险标的财产损失原因、损失程度、损失数量、损失金额进行鉴定。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应诉后向该院提出管辖异议，该院裁定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的管辖异议成立，案件移送原审法院审理，原审法院于2015年3月16日受理本案。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审法院于2015年4月7日委托广东泰诚保险公估有限公司（下称泰诚公司）对存放于汕头市澄海区秀川路18号受损毛料原料和成某的损失发生原因、损失程度、损失数量和损失金额进行评估。
本案诉讼过程中，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在2015年4月27日前提交了衡量行公司出具的“陈新民2014年8月11日货物水湿最终报告”（下称衡量行公估报告），该报告载明以下主要内容：“2014年8月11日，受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的委托，我司立即派下列署名公估师赶赴汕头市澄海区，对陈新民位于汕头市澄海区秀川路18号因水湿导致货物损失进行查勘、损失鉴定及理算，保险公估事项汇报如下：保险人为‘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被保险人为‘陈新民’，险种为‘财产综合险’，保单号为‘1021901042014000055’，保险财产地址为‘汕头市澄海区秀川路18号／汕头市澄海区凤新一路6号’，营业性质为‘批发和零售业’，保险期限为‘2014年5月30日零时起至2015年5月29日二十四时’，保险项目及保险金额为‘厂房1080000元，半成某500000元，成某600000元，办公设备30000元，机械设备300000元，毛原料5200000元，厂房580000元，房屋装修600000元，家用设备430000元，毛原料1300000元’，免赔额为‘3000元损失金额的10%，两者以高者为准’，出险地点为‘汕头市澄海区秀川路18号’，出险日期‘2014年8月11日’，出险原因‘暴雨（暂定，由被保险人提供气象证明）’，保险责任‘成立（暂定，原因如上）’，索赔金额726840元，定损金额为5265元，理算金额为0，委托日期为2014年08月11日，查勘日期为2014年8月13日，报告日期为2014年12月8日，主任公估师为蔡某；事故经过为‘现场向业主陈先生问询了解：2014年8月11日下午3时左右开始下雨，一直下到六点，5点多被保险人汕头市澄海区秀川路18号仓库开始浸水，最终造成半成某和成某水湿受损。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于2014年8月12日向某丙险公司报案并提出索赔。’；现场勘察为‘我司于2014年8月12日接受委托后，立即安排公估师赶到事故现场，经勘现场情况具体如下：对于此次事故造成的损失根据我司现场查勘并有被保险人签字确认，具体如下：半成某：水湿45包，其中混纺44包，仿羊绒1包，规格为40KG/包，以上七半成某放置于12公分垫板之上，水湿高度30公分；成某：混纺线衣水湿29包，270件／包，放置于10公分垫板之上，水湿高度30公分。次事故出险地址为汕头市澄海区秀川路19号，根据被保险人的保险单，保险地址半成某和成某的保险金额分别为500000元和600000元。’；事故原因为‘据我司现场查勘，本次事故原因是由于下雨排水不畅，雨水流进被保险人仓库，导致放置于仓库内的货物水湿。’；保险责任为‘本案保险责任暂时成立’；索赔及定损情况为‘我司根据现场查勘确定了受损存货的项目及数量，即核损数量；根据市场询价结合被保险人提供的进货单确定了受损存货的单价即核损单价。水湿存货包括混纺和仿羊绒。混纺化纤织物是化学纤维与其它棉毛、丝、麻等到天然纤维混合纺纱织成的纺织产品。其在干、湿情况下弹性和耐磨性都较好，尺寸稳定，缩水率小，具有挺拔、不易皱折、易洗、快干的特点。因此对于混纺我司采取给予人工清理费用。仿羊绒是由腈纶经过特殊的工艺处理，使腈纶具有天然羊绒那种平滑、柔软，而富有弹性的手感，同时具有腈纶优良的染色性能的毛线，但遇水性能并不会发生改变。对于水湿的半成某及成某进行简单清洗即可继续生产及销售。对于半成某，按30元／包人工清洗费用；对于成某，按0.5元／件给予人工清洗费用。故本次事故成某核损金额为45*30=1350元；成某核损金额为29*270*0.5=3915元。我司最终核定本次事故损失金额5265元。’；理算金额为‘1、定损金额为5265元;2、残值：水湿存货以清理费用为主，无残值；3、免赔额：根据保单每次事故免赔额为3000元损失金额的10%，两者以高者为淮；4、理算公式：根据保单特别约定，仓储物需放置于15公分垫板之上，本次事故中水位30公分超过15公分，因此保险责任范围内的定损金额为（1350+3915）*(30-15)/30=2632.5元低于保单约定的免赔额3000元，因此建议赔付金额为零。’；公估结论为‘本案保险责任暂时成立。经我司定损及理算，本次保险事故造成被保险人财产损失理算金额为0，建议保险公司以此结案。鉴于我司已完成本案所委托的事宜，故出具本案最终报告’；公估师：蔡某，2014年12月8日。”上述衡量行公估报告内附《财产综合保险保险单》、《批单》、《保险公估/检验委托书》、《公估委托书》、《现场查勘记录》2页、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联系函、收款收据3张、陈新民书写的有关财产损害物品类别、数字及单价的统计记录3页、受损货物现场照片14张、衡量行公司经营保险公估业务许可证1张、蔡某及李某的公估从业人员资格证各1张。对于上述衡量行公估报告，陈新民的质证意见如下：陈新民只是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收到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提交的该报告，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或衡量行公司没有送达该报告给陈新民，陈新民没有委托衡量行公司对诉争财险理赔进行公估；《公估委托书》中甲方签章处“陈新民”私章不是陈新民加盖的，不能证明衡量行公司是陈新民、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共同委托的公估单位，该公估报告只能代表衡量行公司和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的意见；衡量行公司既没有提供相关市场调查证据，也没有提供具体厂家清洗衣物产生费用的证据，也没有取样试验证明清洗检验后符合新产品卫生和品质的要求，该公估报告认为具体受损货物可以经过简单清洗就可以继续生产没有依据，是衡量行公司公估人员凭空想出来的结果。
泰诚公司接受原审法院的评估委托后，于2015年7月24日出具公估号为TCCC150008号的“关于2014年08月11日陈新民财产损失公估报告”，9月8日出具了“关于（2015）穗海法民二初字第902号案件评估报告补充说明”。泰诚公司于同年10月26日出具公估号为TCCC150008-A号“关于2014年08月11日陈新民财产损失公估报告”报告，声明本案评估以本报告内容为准，原编号“TCCC150008号”报告作废，报告的主要内容及结果如下：“我司公估师现场看到各大种类受损物品由于水湿后长时间未处理，原卷毛线有部分已经长苔藓，成某毛衣及半成某毛衣抽检中发现至我司查勘时都有水湿情况，而且毛衣本身已经变色及霉烂，现场恶臭难闻，根据现场查勘情况确认应该为湿水后长时间对方发霉造成目前状况；损失核定说明。本次受损的毛衣及毛线全部都为暴雨污水浸湿，由于污水中有杂质及有害物质，对纺织类物品浸泡后会造成染色及污染等问题，部分还会对衣服结构及尺寸改变。根据水浸服装处理方法：在水湿短时间内及时清洗去污消毒后，烘干重新后整处理，包括重新熨整定形、更换标签及包装处理能够最大地挽救损失。本案中受损物品全部为毛织类物品，根据毛织行业专业人员意见，在受污水浸泡后，48小时内处理都可以挽回大部分损失，如果超过48小时都未做任何处理基本已经无法回复正常状态。本案中事故发生日期为2014年8月11日，双方查勘日期为2014年8月12日，广东衡量行保险公估公司书面处理意见回复日期为2014年10月16日，根据上述时间段后，经长时间后污水染色、外部杂质固化及材料本身颜色相互染杂，我司确认本次受损毛线及毛衣经清洗处理无回复原本状态，全部按废旧织物处理，具体评估计算如下：1.原材料羊绒毛线，总价值2240元，残值40元，定损2200元；2.原材料混纺毛线，总价值88000元，残值1760元，定损86240元；3.成某毛衣，总价值370280.7元，残值1957.5元，定损368323.2元；项目合计定损456763.2元；理算金额=【实际货物水浸高度-（15厘米-11厘米）】÷实际货物水浸高度×100%×定损金额×（1-免赔率）=【（30厘米-11厘米）-（15厘米-11厘米）】÷（30厘米-11厘米）×100%×456763.2元×（1-10%）=（19厘米-4厘米）÷19厘米×456763.2元×90%=78.95%×456763.2×90%=324553.09元；综上所述，本次事故保单损失理算金额为324553.09元。”陈新民向某乙公司预付了公估费38855元。
原审诉讼中证人蔡某（衡量行公司公估师）出庭作证陈述如下：“2014年8月11日，我公司理赔部陈某通知我去汕头查勘暴雨事故现场，并告知我陈新民的联系电话。之后，我与陈新民在电话上约定在8月12日看现场。同年，8月12日，我与陈某开车来到汕头市该事故现场，陈新民及其亲兄弟接待我们，我向陈新民表明身份，并把填写好（除落款外空白）的公估委托书给陈新民，陈新民拿出了私章在落款的“甲方处”盖章，并写日期。跟着，陈新民提供了相关的资料给我，我在现场进行清点、拍照及现场查勘记录，陈新民在查勘笔录也有签字确认。陈新民虽然在公估委托书虽上没有签名，但是后续工作陈新民都很配合且按要求提供资料。看完现场之后我本人与陈新民说了这些东西要马上清洗，如果不进行清洗保险公司是不会赔偿的。此后，我与陈新民一直有电话及邮件沟通，最后认定受损的物品是可以进行清洗后继续销售，故仅应理赔清洗费。现在双方分歧较大，我方认为是货物放置时间较长，没有及时清洗，导致了发霉、腐烂。”
陈新民认为其已依约支付保险费，在保险合同责任成立的情况下，向某甲安财保海珠支公司进行索赔，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拒绝赔偿，违反法律规定和保险合同约定，故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赔偿陈新民737980元；2、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从2014年10月17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计算737980元的逾期付款利息，暂计至2014年11月14日为428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负担。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于财产保险合同纠纷。陈新民、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签订的《财产综合险保险单》及所附《财产保险条款》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国家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合同。陈新民向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投保了存放在汕头市澄海区秀川路18号的包括毛线、毛衣等动产一批，双方保险合同关系依法有效成立，双方均应依约履行。陈新民、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对于涉案水灾事故属于保险责任赔偿范围均无异议，原审法院予以确认。《财产保险条款》约定本保险单明细表中列明的保险财产因水灾造成的直接损坏或灭失时，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同意按照本保险单的规定负责赔偿，方式赔偿为按受损财产的价值、受损财产基本恢复原状的修理或修复费用、修理或恢复原状。因此，作为保险人的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应当依约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个：1.陈新民是否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并将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2.理赔金额采用衡量行公司的公估报告还是采用泰诚公司的公估报告；3.理赔款的利息问题。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财产保险条款》关于投保人的义务约定如下：1.立即通知本公司，并在七天或经本公司书面同意延长的期限内以书面提供事故发的经过、原因和损失程度；2.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损失的进一步扩大并将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3.在本公司的代表或检验师进行勘查之前，保留事故现场及有关实物证据；4.根据本公司的要求提供作为索赔依据的所有证明文件、资料和单据。本案中，水灾事故发生在2014年8月11日，陈新民当天即向某甲安财保海珠支公司报案，且保留事故现场等待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或公估人员过来勘验。衡量行公司公估师在现场勘查过程中制作的勘查笔录记录了现场情况为“水浸高度为20-50cm,平均水线高度30cm，货物放置于10-12公分垫板之上”，公估师还就现场是否施救问题询问了陈新民，陈新民回答有3人进行抢救。由此，原审法院据此认定陈新民在处理涉案水灾事故过程中，按照《财产保险条款》的约定履行其投保人义务。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在本案诉讼发生之前未就被保险财产施救问题或损失扩大问题向陈新民提出过任何异议，衡量行公司及泰诚公司的公估报告均未对此问题做出认定，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也未举证证明陈新民存在不履行《财产保险条款》约定投保人义务的行为，因此原审法院对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主张不承担保险责任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本案水灾事故后，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工作人员与衡量行公司公估师到现场勘查，陈新民也向衡量行公司公估师提交材料配合现场勘验，陈新民虽然没有在衡量行公司的《公估委托书》上签字，但陈新民在衡量行公司公估师制作的勘查笔录上签字，此后又和衡量行公司公估师邮件往来询问公估结果，由此原审法院认定事故发生后陈新民、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是同意衡量行公司处理涉案财产理赔事宜的。虽然，陈新民、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曾委托衡量行公司处理涉案财产理赔事宜，但原审法院不采纳衡量行公司的公估报告，理由如下：首先，本案中受损物品全部为毛织类物品，根据生活常识，毛织类物品浸泡水后有可能会变形，如果浸泡污水后更应及时清洗，是否能够恢复原状还要看清洗后的效果。泰诚公司的公估报告记载“受损物品全部为毛织类物品，根据毛织行业专业人员意见，在受污水浸泡后，48小时内处理都可以挽回大部分损失，如果超过48小时都未做任何处理基本已经无法回复正常状态”，因此受污水浸泡后应在48小时内对毛织类物品进行清洗，也就是说检验清洗污水浸泡毛织类物品是否能够恢复原状应在浸泡后48小时内进行。其次，根据对受污水浸泡后的织类物品经清洗是否能够恢复原状应在48小时内进行这一客观要求，对毛织类物品的损失估价，做出“清洗后恢复原状”的结论的步骤应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对毛织类物品进行清洗，第二步是对清洗后的毛织类物品再评估是否全部恢复原状或部分恢复原状，如果公估结果未经这两步骤工作，该结果都难以让当事人信服。这与治病救人及车辆修理道理相同，人患病及车辆损坏，均是在采取治疗措施及修理完毕后才能得知治疗效果及修理结果。因此，衡量行公司在未对毛织类物品清洗便得出“清洗后恢复原状”的结论缺乏科学依据，也未进行相关论证，且在发生保险事故两个多月后衡量行公司才发送“简单人工清洗即可恢复原状”的保险理赔处理意见电子邮件给陈新民，可以肯定陈新民收到电子邮件时立刻对受损毛织类物品进行清洗也无法恢复原状。衡量行公司的公估师在现场勘查笔录上没有记载是否要对毛织类物品进行清洗，也未通知需在陈新民清洗后再进行检验是否可以恢复原状，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及衡量行公司作为从事保险业的专业机构，对保险标的物的重大处理事宜应以采取书面通知或电子邮件等有效通知方式，仅凭证人蔡某的证言不足以证明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或衡量行公司有通知陈新民清洗毛织类物品后再评估。综上，衡量行公司的公估报告出具时间滞后，在未对受损毛织类物品进行清洗便出具了“清洗后恢复原状”的公估结果，该报告不具有客观性、科学性，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原审法院在诉讼过程中依陈新民的申请委托泰诚公司对受损毛织类物品进行公估，由于受损毛织类物品在水浸事故发生后一直保存在原地不动，泰诚公司依据上述物品的现状做出公估结论是客观的，原审法院依法采纳。综上，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在投保的保险金额范围内承担完全的理赔责任，即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应向陈新民支付理赔款324553.09元及承担公估费用。
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情形复杂的，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核定，但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保险人应当将核定结果通知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达成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协议后十日内，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保险合同对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期限有约定的，保险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保险人未及时履行前款规定义务的，除支付保险金外，应当赔偿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因此受到的损失。”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迟延对陈新民给付保险金的请求作出核定，其行为已造成陈新民实际损失，陈新民主张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从2014年10月17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计付赔偿款的利息，合理合法，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利息的计算标准应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为宜。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广州市海珠支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赔偿陈新民损失324553.09元，并从2014年10月17日起至实际支付赔偿款之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向陈新民计付赔偿款利息；二、驳回陈新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11222元及公估费38855元，由陈新民负担受理费7501元，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负担受理费3721元及公估费38855元。
原审判决后，上诉人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工作人员与衡量行工作人员是2014年8月12日(即事故发生后第二天一早)到现场查勘。原审判决第7页所述，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工作人员与衡量行公司人员于2014年8月12日或13日到事故现场进行查勘。但事实上，实际勘察日期是8月12日。最直接的依据是原审法院委托的评估机构(广东泰诚保险公估有限公司)的公估报告，还有该报告所附事故发生后现场查勘照片的说明，均可以证实查勘日期是2014年8月12日。二、原审法院认定陈新民在涉案事故过程中已经按照约定采取了一切必要措施防止进一步损失，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有异议。首先，陈新民、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在《财产保险条款》中约定，陈新民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损失的进一步扩大并将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而且，相关法律也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受害人应当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损失减到最低。由此可见，减损义务不单止是约定而且是受害人(陈新民)法定义务。其次，根据与双方无利害关系、由双方共同委托的第三方公估公司(衡量行公估公司)的证人证言所示，其在查勘时(2014年8月12日)已经跟陈新民明确“这些东西要马上清洗，如果不进行清洗保险公司是不会赔偿的”。这足以说明当时陈新民已经清楚知道其应当对受损货物进行清洗的紧急处理。第三，原审法院不应仅依据陈新民的口头回答有3人抢救在，则认定陈新民有尽施救义务。1、减损义务应该贯穿于整个事件(不是事故)当中，应当包括事故发生时与事故发生后的减损。2、本案中，根据陈新民所述，其只是在事故发生时由3人进行施救，但事故发生后，明显陈新民根本没有进一步采取必要的施救措施。直接的证据为泰诚公司的公估报告所附公估查勘记录表第一页第四点(陈新民于下方签名确认)：事故发生后一直堆放于厂内未处理。3、依据上述减损义务，陈新民除事故发生时需要履行减损义务外，其理应在事故发生后仍然进行施救减少损失。故，对于陈新民没有履行施救义务所受到的损失，明显不是保险责任。三、原审法院不采纳衡量行的公估报告，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有异议。首先，衡量行是经过双方共同委托处理涉案财产赔偿事宜，该委托合法有效。其次，原审法院认为，评估损失需要两步工作：清洗与恢复情况。但是，对于需要立刻清洗、如何清洗等减损行为，履行义务方在于陈新民，作为保险公司是无法也不可能强制要求对方进行清洗。所以，有义务清洗而不清洗所造成的损失应该由对方承担。第三，原审法院认为衡量行的得出的“清洗后恢复原状”缺乏科学依据，但与此同时，由法院委托的泰诚公估公司亦有类似的未经科学论证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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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清洗去污消毒后…能够最大限度地挽回损失。根据上述两个公估报告我们可以确定清洗是减损的措施，但是陈新民并没有实施该措施直接导致本案损失的扩大。第四，原审法院认为衡量行的通知是在10月份，未及时告知陈新民如何处理，理由难以成立。1、减损义务是法定与约定的义务，就算没有相关公估公司的存在，陈新民也应履行该义务。2、根据证人证言所示，在现场查勘时，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已经告知陈新民如何处理相关财产。退一步说，根据工商登记资料显示，陈新民已经从事相关行业近20年，其理应知道如何处理水浸后的财物，而公估公司并不是相关行业的专家，所以，减损的注意义务更多的理应在陈新民。3、根据公估行业的现状(许多行业均如此)，公估报告不可能在查勘之后第二天就可以出具并送达当事人(包括法院判决)。而且请注意：泰诚与衡量行两份报告从委托到正式出具最终报告，期间几乎相差无几，足以说明上述问题。亦因此，才使得减损义务是法定义务变得有其存在的价值。所以，本案理应使用衡量行所出具的报告。四、对于扩大损失保险公司不应承担保险责任。首先，衡量行的评估报告已经充分考虑到清洗的所有成本，合法合理，至于清洗后是否可以恢复原状，谁都不知道，但也不能否认有可能完全恢复(至少是最大限度的减损)。法院引用患病与车辆损坏的例子说明。但是，患者因自身不医治(如本案没施救)而死亡因而需要保险公司支付死亡赔偿金实在没道理。其次，泰诚公估定损是在事故发生9个月后，也就是说其公估的是2015年5月(一直堆放不处理造成)的损失(全损)，根本不是事故造成的直接损失。第三，衡量行所作的公估报告是事故发生后第二天根据查勘资料形成的，能较客观的反映损失情况。所以，衡量行与泰诚公估之间的差额明显属于因陈新民没有实施合理的抢救义务所形成的额外损失，保险公司不应承担。另补充：保险公司仅有收取保费的权利，赔偿保险事故的义务，并没有法定教导被保险人如何施救及如何施救的义务。其次，保险目的是风险转移，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认为陈新民没有尽到减损义务。故上诉请求本院判令：1、撤销原审判决；2、驳回陈新民的诉讼请求，确认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不承担保险赔付义务；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陈新民承担。
被上诉人陈新民答辩称：一、原审判决公正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一）原审法院认定陈新民、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有效，案涉财产损失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其认定是正确的。（二）原审法院认定陈新民在处理涉案水灾事故过程中，已尽到保险条款约定的投保人义务，其认定是正确的。（三）原审法院采信泰诚公司的公估报告，并据此作出判决，其判决是正确的。首先，泰诚公司的公估报告是依法作出的，鉴定报告合法有效。2014年11月18日，陈新民向汕头市澄海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同时申请法院对案涉财产损失进行鉴定。案件移送至原审法院后，原审法院于2015年4月7日依法委托具有司法鉴定资格的泰诚公司对陈新民的财产损失进行评估，鉴定程序合法。其次，衡量行公司出具的报告为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单方委托出具的，不具有公估的法律效力。2015年4月27日在原审法院组织的庭前质证期间，陈新民才首次阅知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提交的衡量行公司出具的损失报告。原审质证中，陈新民对该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其内容的客观性、科学性也不予认可，不认同该报告为陈新民、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共同委托作出的。再次，原审法院不采信衡量行公司出具的报告是正确的，其不予采信的理由充分、合理。（四）原审法院判决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应赔偿陈新民货物损失，计付陈新民利息并承担公估费用是正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未在法定期限内及时履行损失核定和赔付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第六十四条规定“保险人、被保险人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本案的公估费正是因为鉴定案涉财产损失程度所必要的、合理的费用。《保险法》为特别法，应当优先适用，上述法律规定正是基于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实力悬殊的客观事实，为衡某二者实体利益，敦促保险人及时合理赔偿，以及避免出现被保险人因无力承担高额评估费用被迫放弃救济权的情形，而作出的强行性规定。原审根据本案事实并结合前述法律规定，判决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赔偿陈新民货物损失，计付陈新民利息并承担公估费用，其判决无疑是正确的。二、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依法应予驳回。（一）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及其委托的衡量行公司的人员是直至2014年8月13日才到达事故现场进行查勘的无可争议。首先，原审中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提供的衡量行公司所出具的报告及该报告所附的一系列材料足以证明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及其委托的衡量行公司的人员是直至2014年8月13日才到达事故现场的。其一，衡量行公司出具的报告第2页第8行“查勘日期：2014年08月13日”已明确查勘日期为2014年8月13日。其二，报告所附的陈新民在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及衡量行公司人员查勘当天已提交的出险货物购入《收款收据》、库存《总件数》、《2014年8月11日暴雨清单》、《仓库清单》等原始资料中，其中《仓库清单》陈新民落款时间为2014年8月13日。其三，报告所附的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与衡量行公司共同炮制的《公估委托书》，其所主张的委托日期也是2014年8月13日。足以证明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和衡量行公司的人员是直至2014年8月13日才到达事故现场进行查勘的。其次，衡量行公司制作的《现场查勘记录》、《现场查勘照片》均未能体现具体的查勘日期，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为该资料的制作单位，应对查勘日期不是2014年8月13日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再次，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依据泰诚公司的公估报告记录的查勘日期和附件照片说明，主张查勘日期为2014年8月12日明显依据不足。泰诚公司并非保险事故发生后最先达到事故现场进行查勘的人，其用以确定查勘日期为2014年8月12日的依据引述不明。本案原审庭审中，陈新民已经明确指出该时间表述错误。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在出险当天接到陈新民的报案后，没有充分理由，未履行及时达到事故现场进行查勘的义务，且在查勘后未告知陈新民应采取措施处理货物，故其应对陈新民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二）衡量行公司出具的报告不能作为公估报告予以采信。首先，衡量行公司出具的报告其内容不具客观性和科学性，不具有公估报告的法律意义。其次，衡量行公司出具的报告在形式上不合法，其出具公估报告的人只有公估人员从业资格证，而没有执业证，即没有执业资格，且报告书没有明确是什么报告，不符合公估报告的法定要件。再次，衡量行公司出具的报告实质上是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单方委托出具的估损报告。其一，报告第1页“引言”第1行“2014年8月11日，受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的委托……”，明确衡量行公司是受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单方委托出具报告的。其二，2014年8月12日，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出具的保险公估/检验委托书中，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明确委托衡量行公司的委托工作项目是“整个赔案的完全处理”。根据委托事项，可以看出衡量行公司是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的代理人，而不是作为代表第三方的公估机构，且其委托事项也不局限于公估。其三，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出具的“联系函”中，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也明确衡量行公司是受其委托全权处理本案，而不是作为第三方对本案货物损失进行公估，可见，衡量行公司的所谓公估报告是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单方委托出具的估损报告，不具公估的法律意义。其四，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主张衡量行公司出具的报告是陈新民、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共同委托的，其主张缺乏依据，明显违背常理。而原审法院凭借《公估委托书》上盖有“陈新民”字样的私章，就认为陈新民、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曾共同委托衡量行公司处理案涉财产理赔事宜，其认定显然不当。1、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公估委托书》上所加盖的“陈新民”私章为陈新民所持有。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提交的《财产综合险保险单、投保单、投保清单》、《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等证据，陈新民均为亲笔签名，从未使用所谓的“陈新民”私章。2、《公估委托书》上加盖“陈新民”印章违反常理，不符合陈新民在本案确认事宜的习惯做法。第一，陈新民有书写能力，损失清单和仓库清单的资料均为陈新民亲笔所写，陈新民的签名根本无需用盖章来代替。第二，本案也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相关理赔资料必须加盖印章，而不能签名。第三，《现场查勘记录》、《仓库清单》等原始资料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及衡量行公司均要求陈新民亲笔签字，唯独《公估委托书》没有亲笔签字，其反常现象耐人寻味。第四，假设《公估委托书》不能手写签名，一定只能加盖印章，但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和衡量行公司却又未盖章，全部为其工作人员的签名。因此，足以证明《公估委托书》加盖的“陈新民”印章非陈新民所为。3、本案投保时，陈新民、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并未约定出险时指定衡量行公司出具公估报告。4、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蔡某在查勘时已经向陈新民表明其为衡量行公司的工作人员，也没有证据证明蔡某有告知陈新民其将来出具的《公估报告》系陈新民、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共同委托，具有公估的法律意义。5、衡量行公司也从未向陈新民送达所谓的公估报告，如果是共同委托的，衡量行公司没有道理不向陈新民送达该报告，因此，足以证明衡量行公司是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单方委托的，其出具的报告仅代表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的意思，不具公估报告的法律意义。6、事实上，直到2014年10月16日前，陈新民从未认为蔡某是共同代表陈新民、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办理公估事宜的。陈新民配合其到现场查勘、提交资料，履行相关协助义务，陈新民均是认为配合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的行为，这从陈新民提交的2014年10月14日主题为“回复：关于陈新民羊毛厂暴雨损失案”邮件记录中首句“蔡先生：你好！陈新民向贵司华安保险投保保险合同……”可以印证。由此可见，从投保至理赔环节的所有证据，均无法证明该报告是双方共同委托作出的，也无法推定陈新民同意委托衡量行公司出具公估报告，因此，衡量行公司出具的报告实际上就是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单方委托出具的估损报告，故该报告不能作为公估报告予以采信。（三）陈新民已尽合同约定的通知、协助、施救等附随义务，本案未尽合同义务的是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出险后，陈新民立即组织抢险，进而通知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保护好现场，配合查勘，提供资料，并当场主张全损。然而，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及其委托的衡量行公司的人员并未对此表示异议，既未告知陈新民可以处理案涉货物，也未要求陈新民采取进一步措施挽救损失，只是告知陈新民很快会给予答复。然而，一拖就是几个月，既未给予答复，也未给予赔偿，因此，本案未尽合同义务的是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四）本案不存在损失扩大的情形；假设存在，其责任也应当由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承担。首先，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要求陈新民对案涉货物再行施救属于强人所难。陈新民本身不从事生产，以接受订单后委托他人生产，然后交付新品的经营模式。案涉货物污水浸泡后，显然无法作为商品交付，陈新民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陈新民自认案涉货物已达全损状态，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在原审中要求陈新民应当对“已达全损状态”之物再行施救，实属强人所难。根据泰诚公估报告第3页第2、3段，泰诚公估公司确认现场半成某毛线46包，成某及半成某毛衣69包；衡量行公司与陈新民在查勘现场确认的损失數量，半成某为45包，成某为29包，陈新民实际损失远大于双方确认的损失。陈新民作为理性人，岂有明知货物可减损且保险公司明显赔偿不足，仍将相关货物堆放不处置之理？其次，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未告知陈新民可以处置案涉货物，也未要求陈新民尽可能采取措施减少损失。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查勘当天，陈新民向某甲安财保海珠支公司及衡量行公司提交的报损清单，明确将受损货物作全损予以报损，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及衡量行公司并未提出任何异议；也没有明确告知陈新民应当进一步施行施救行为；更没有提出诸如水洗、折价或共同处置残品等提议。其行为足以让陈新民充分信赖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及衡量行公司已同意案涉货物已达全损状态，损失程度已无争议。陈新民作为一个普通的保险消费者，所合理期待之事，就是等待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及衡量行公司根据市场询价、双方确定的损失數量、以及陈新民提交的理赔材料，履行核定损失金额以及赔付义务。再次，假设案涉货物存在扩大损失，也是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及其委托之衡量行公司的不作为所造成的，该损失也依法应由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承担。陈新民履行通知，必要、可能的施救义务，同时遵循保险条款五、被保险人的义务（四）3.“在本公司的代表或检验师进行勘查之前，保留事故现场及有关实物证据”的相关约定。接陈新民的报案后，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及所委托的衡量行公司工作人员现场查勘姗姗来迟，查勘及收集资料后杳无音讯。经陈新民多次向某甲安财保海珠支公司客服反馈后仍无任何进展，表示将向某丙监部门投诉后，衡量行公司方于2014年10月16日，通过邮件出具“简单清洗即可继续生产和销售”初步定损意见，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方于2014年10月29日出具《联系函》确认其委托衡量行公司查勘定损事项。因此，假设案涉货物存在扩大损失，也是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及其委托之衡量行公司的不作为所造成的，应当由其承担责任。
4、蔡某的证言缺乏依据，根本不足为证。众所周知，绝大多数保险公估公司以接受保险公司委托业务收取费用赖以生存的，因利益使然，部分公估公司所作之公估报告存在丧失中立性和公正性。本案中蔡某所作出的“在事故现场已要求陈新民马上进行清洗”的证言明显缺乏依据，其证言根本不足为证。综上所述，陈新民认为，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是在滥用诉权，无理缠讼，浪费司法资源，其上诉请求缺乏依据，应予驳回。原审判决公正合法，应予维持，请求本院驳回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的上诉。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对原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提交的《公估委托书》落款处除“陈新民”私章加盖处手写时间为2014年8月14日之外，手写签名“华安保险陈健”的落款时间也为2014年8月13日。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是否应对陈新民在保险事故中遭受的财产损失承担赔付义务。对此，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首先，双方对于涉案水灾事故的实际发生以及涉案事故属于保险责任赔偿范围均无异议，而双方在《财产保险条款》明确约定保险财产因水灾造成的直接损坏或灭失时，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同意按照保险单的规定负责赔偿，因此，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作为保险人对涉案事故负有赔偿责任；其次，陈新民因涉案保险事故而遭受的损失并不存在《财产保险条款》第三条除外责任约定的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不负责赔偿的情形；第三，陈新民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有安排3人抢救，及时通知了保险公司并保留事故现场交由保险公司及公估人员勘验，履行了《财产保险条款》第五条约定的被保险人义务，而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主张陈新民未完全履行施救义务，并无证据证实，其称衡量行公司工作人员蔡某有向陈新民提示应立即清洗，但该陈述仅为蔡某的单方陈述，且蔡某的证人证言与其提交的《公估委托书》及仓库清单、衡量行公估报告记载的时间节点明显不一致，不足以采信。综合以上分析，本院认为，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主张其不承担保险赔付义务，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至于赔偿金额如何确定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对事故损失及时进行核定及理赔是保险公司的法定义务，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在事故发生后有到事故现场勘查，此后仅衡量行公司在2014年10月份与陈新民有邮件来往，现无证据显示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在法定的30日期限内履行核定损失的义务。其次，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在一审诉讼过程中才提交衡量行公司出具的公估报告，而衡量行公司出具的公估报告结论是建立在水浸货物及时清洗的前提下，泰诚公司的公估报告记载，根据毛织行业专业人员意见，在受污水浸泡后，48小时内处理都可以挽回大部分损失，如果超过48小时都未做任何处理基本已经无法回复正常状态，该专业意见与一般人的日常生活经验亦相符，可以采信，而衡量行公估报告显示对涉案事故进行查勘时距事故发生已近48小时，工作人员称有要求及时清洗，并无证据证实，则水浸货物未及时清洗并不能归责于陈新民，因此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主张按采用该公估报告结论并不公平。再次，原审法院认为“清洗后回复原状”的结论须分两步进行具有合理性。在水浸货物已经无法经清洗复原的情况下，经清洗是否能够全部恢复原状或是部分恢复原状均不能确定，衡量行公司的评估前提并不确定，因此结论也并不客观。最后，原审法院经司法委托第三方机构泰诚公司重新鉴定损失的程序合法、评估机构具有行业资质且评估人员具有从业资格，结论客观真实，原审法院对该结论予以采信，并作为定案依据，并无不当，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不认可该评估结论，但未能提交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本院对该上诉理由不予支持。综合以上分析，本院认为，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应当根据泰诚公司公估报告确定事故保单损失理算金额在保险金额范围内承担相应保险责任，原审法院认定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应向陈新民支付保险赔偿款324553.09元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华安财保海珠支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2018-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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