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254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港联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临西县城平安大街与龙兴东路交叉口东南角。
法定代表人：李晓茹，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策，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讼代理人：雷彩芳，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从伍，男，1976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耒阳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从文，男，1972年1月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耒阳市。
原审第三人:中山创捷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港口镇兴港南路17号16卡。
法定代表人：高洋洋，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港联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联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郑从伍、郑从文及原审第三人中山创捷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创捷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1民初95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港联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判决，并依法改判：郑从伍向港联公司偿还所欠租金30277.7元及滞纳金35298.03元(暂计至2016年7月17日，并要求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郑从文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郑从伍、郑从文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对郑从伍、郑从文转让涉案车辆、港联公司与中山创捷公司就涉案车辆存在的委托管理关系等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主要体现在：（一）郑从伍一审庭审时并未提交《二手车买卖合同》《履约还款保证书》原件进行核对，亦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证据真实性无法确定，不应作为本案的定案证据。港联公司认为，缺乏原件印证的复印件，可以存在很多种修改甚至伪造的可能，且港联公司提交证据在先，郑从伍提交证据在后，无法排除郑从伍为逃避还款责任根据现有证据伪造转让文书的可能。一审法院在脱离证据最基本���性的情况下，仅凭郑从伍陈述的意见以及其提交的复印件与港联公司提交的《欠款明细表》基本吻合、复印件文本上的标志印制共通等，认定郑从伍主张涉案车辆转让的事实合理，有悖“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审判原则，损害港联公司的合法权益。（二）郑从伍提交的《二手车买卖合同》及《履约还款保证书》与其陈述存在诸多矛盾之处，一审法院未予查明。第一，郑从伍在一审庭审时称其没有和港联公司签过合同，是与中山创捷公司签订的合同，向该公司承租涉案车辆。但是双方签署的所有合同文件落款的“甲方”处均有明确为港联公司，且郑从伍自身提交的与案外人黄楚兰签署的《二手车买卖合同》第二条第1款中同样明确约定“该车尚欠港联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余款……”，《履约还款保证书》正文第二段明确“为了保证今后严格履约，我自愿向���联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交纳保证金……且本人自愿将车辆交回港联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也即，郑从伍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港联公司是涉案车辆的合同相对方和车辆实际权属人。第二，若如郑从伍所述，涉案车辆于2013年8月28日转让给案外人黄楚兰，此后由黄楚兰承继包括偿还欠款、支付租金等合同义务，其与港联公司已不存在租赁关系。那么，郑从伍在转让车辆后又向港联公司出具《履约还款保证书》，保证履行合同义务，显然不符合常理。（三）一审法院脱离案件事实，仅以《二手车买卖合同》有车辆登记所有人的见证片面地认定车辆已在出租方的同意下转让。第一，本案车辆所有人、出租方并非同一人，涉案租赁车辆系挂靠在笫三方公司并委托管理，且双方当事人均明知。出于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和郑从伍自身经营便利，港联公司和郑从伍签署合同时已协商���致将涉案车辆登记在第三方公司江门市蓬江区旭元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下称江门旭元公司)名下，后协商变更为中山创捷公司。鉴于此，双方当事人在签署涉案《车辆融资租赁合同时》也与挂靠公司签署了一份《融资租赁车辆服务合同》。一审时因该合同遗失未能提交作为证据，但港联公司一审时提交的《车辆融资租赁合同》第7.2条和《担保协议》、郑从伍提交的《履约还款保证书》对此均有提及。该挂靠公司实际对涉案车辆是不享有任何权属的，仅是涉案车辆牌照的挂靠方，并非实际权属人和车辆出租方。且从涉案合同签署主体来看，港联公司系涉案车辆出租方这一事实毋庸置疑。第二，挂靠公司在《二手车买卖合同》的见证不等同于其同意，更不能等同于出租方同意。港联公司认为，中山创捷公司在《二手车买卖合同》“见证人”处盖章，仅能说明其对郑从伍与黄楚兰签署合同的行为具备证明资格，但除此以外，港联公司并未发现该合同中有任何中山创捷公司“确实已同意”或者类似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的解读、认定毫无依据。且如前所述，中山创捷公司仅是涉案车辆牌照的挂靠方，并非车辆实际权属人，或郑从伍的债权人。即使中山创捷公司“确实已同意”了该合同内容，但在郑从伍未告知港联公司并取得同意的情况下，也不发生债务转移的法律效果，郑从伍仍需就合同债务向港联公司承担偿还义务。（四）一审法院对举证责任分配不公，过分加重港联公司的举证责任，有违公平原则。笫一，一审法院要求港联公司对不知晓的事实作出合理解释，实在强人所难。虽然港联公司未能提供《融资租赁车辆服务合同》证实就涉案车辆与中山创捷公司的委托管理关系，但如前所述，若法院综合审查双方一审提供的证据，���可查明该事实。且一审过程中，港联公司在中山创捷公司多次未到庭的情况下已尽最大能力协助一审法院联系其了解案情。但一审法院就中山创捷公司曾接受一审庭询且未确认《情况说明》这一情况对港联公司只字未提，后还以港联公司对该情况未作出合理解释不采信港联公司的主张，实令人不解。笫二，一审法院要求港联公司提供相应的、合法的、充分的证据证明车辆在2014年8月29日后仍由郑从伍租赁经营，没有依据且加重港联公司举证责任。涉案合同签署后，港联公司即依约将涉案租赁车辆交付郑从伍，并提供交付清单证明已履行合同义务，且郑从伍也予以确认。至于车辆交付后，郑从伍实际是自身经营或者交由他人经营，港联公司无权利也无能力予以限制，只要双方合同没有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均不影响港联公司主张合同权利要求郑从伍支付租金。第三，���审法院认为港联公司第二次庭审中反言表示就涉案车辆与中山创捷公司的委托管理关系，前后两次庭审陈述不一且未作出合理解释，不采纳港联公司陈述意见，显属偏见。第一次庭审时，由于《融资租赁车辆服务合同》遗失，港联公司未及时发现挂靠公司存在变更情形，误以为挂靠公司仍为原合同约定的江门旭元公司，故表示涉案车辆登记在江门旭元公司名下，与中山创捷公司不存在往来关系。后应一审法院要求查找车辆登记证时发现变更情况，故在第二次庭审中予以纠正。港联公司对自身错误陈述进行纠正、还原案件事实的行为并无不妥之处。且无论港联公司与上述服务公司之间是否有业务往来，与本案纠纷并无关联。第四，一审法院对中山创捷公司进行庭询，却又未直接向其核实车辆挂靠管理、转让等相关情况并在一审判决中予以体现，实在让人费解。相反��，一审法院要求港联公司对是否存在郑从伍在中山创捷公司见证下把车辆转让给黄楚兰作出合理解释，实在强人所难。对于港联公司不知晓的事实，港联公司无法作出合理解释，且港联公司与郑从伍同为平等的民事主体，一审判决在合理范围内兼顾各方举证能力可以理解，但不应脱离基本事实和现有证据。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间接纵容郑从伍的肆意违约行为，有损港联公司作为守约方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
郑从伍向本院邮寄书面答辩意见（声明）称，1.郑从伍从未和港联公司签订任何合同，只是曾和中山创捷公司签订租赁合同，车辆也登记在中山创捷公司名下。案涉车辆于2013年7月在湖南省衡阳市被中山创捷公司的总公司强制收回，并被迫转租给黄楚兰（有相关的合同）。郑从伍曾找朋友询问黄楚兰为何不继续缴纳租金，黄楚兰称已经缴纳的押金抵扣剩余的租金已经差不多了，所以没有继续交租金。2.对于港联公司提交的证据，郑从伍均不予确认，因为港联公司曾开具一份假的情况证明，而且中山创捷公司也停业了。3.如果案涉车辆属于港联公司，则应该以车辆被盗抢或诈骗去报警处理。郑从伍曾报警，但因为不是登记车主故未受接纳。案涉车辆被抢时是郑从伍雇请的司机郑从胜（电话号码186××××1956）在驾驶。
郑从文未提交辩称意见。
中山创捷公司未提交述称意见。
港联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郑从伍向港联公司偿还所欠租金30277.7元及其滞纳金（即违约金）35298.03元（按每日千分之二标准计算），郑从文则对此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月6日，港联公司（甲方、出租人）与郑从伍（乙方、承租人）���订《车辆融资租赁合同》（编号为粤江门L0002，该合同文本抬头处左侧印制有“开元汽车AUTOKAIYUAN”字样的标识），合同约定：甲方依据乙方对租赁车辆及出卖方的自主选择，购买该车辆并租赁予乙方，乙方同意从甲方租赁车辆并支付租金；租赁期限为24个月，租金总额283050元；乙方须在租赁合同签订之日起3日内一次性向甲方交纳首付租金76500元，剩余租金共计206550元，乙方从2013年2月至2015年1月共24个月交给甲方，乙方于首月26日前交纳8700元，以后每月26日前交纳8700元，最后一个月26日前交纳6450元；在租赁合同有效期内，乙方须按照甲方对租赁车辆保险投保和保险续保时间、险种、保额及方式等要求，为租赁车辆办理保险投保及续保，为租赁车辆办理保险投保、续保所产生的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为保证甲方的利益，乙方须自行提供担保人为租赁合同项下租金及其��款项的支付义务和其他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租赁合同的各种附件及车辆融资租赁合同一般条款，均为租赁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租赁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的规定，乙方为自身经营便利，将租赁车辆登记在江门旭元公司，并挂该公司牌照；乙方逾期租金及其他应付款超过30天未缴纳，车辆被甲方收回等。同日，港联公司（甲方）与江门旭元公司、郑从伍（丙方）及郑从文（丁方）签订《担保协议》（编号为粤江门L0002，该协议文本抬头处左侧印制有“开元汽车AUTOKAIYUAN”字样的标识），合同约定：根据甲方、丙方签订的编号粤江门L0002《车辆融资租赁合同》及甲方、乙方、丙方签订的粤江门L0002《融资租赁车辆服务合同》，丙方自行提供的担保人为丙方向甲方、乙方提供担保的约定，现丙方的担保人丁方自��就丙方在上述租赁合同和服务合同项下的义务向甲方、乙方提供保证担保；……如丙方未按租赁合同及服务合同的约定履行偿付租金、信息费、其他应付款项的义务及其他丙方应尽的义务，丁方无条件代丙方偿付租金和其他应付款项并自愿代丙方承担其他义务；……本保证为不可撤消的连带责任保证；……丙方基于租赁合同及服务合同对甲乙双方承担的全部义务，包括租赁合同、服务合同中的租金、违约金、信息费、其他应收款项、损害赔偿金以及因丙方租用车辆挂乙方牌照在交通事故赔偿及其他事项中造成的损失、甲乙双方为实现租赁合同、服务合同和本担保协议的权利花费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交通费等）等各种款项费用；……保证期间为租赁合同、服务合同生效之日起至租赁合同、服务合同履行期届满后二十四个月止等。2013年1月29日，郑从伍在一份《车辆交付清单》上签收，确认其就涉讼《车辆融资租赁合同》（编号为粤江门L0002）收取所租赁的车辆一辆（主车型号为乘龙牌LZ3252PDJ、车架号为LGGX4DD32CL601642、登记证号为440019959926、营运证号为002071132、车牌照号为粤Ｔ×××××）。由于港联公司认为郑从伍至今仅向港联公司交纳涉讼粤Ｔ×××××号重型自卸货车租金共252772.3元，并从2014年10月起没有依约向港联公司交纳租金，尚欠港联公司车辆租金30277.7元，故成讼。据港联公司提交的涉讼粤Ｔ×××××号重型自卸货车《欠款明细表》显示，该车租金的情况为：2012年12月26日应收订金30000元，2013年1月6日应收首付租金46500元，在2013年2月1日起至2014年12月1日期间每月1日应收分期租金8700元，在2015年1月1日应收分期租金6450元，合计应收租金283050元；其中，2012年12月27日实收款30000元、2013年1月8日实收款46500元、2013年2月26日���收款8700元、2013年4月17日实收款8700元、2013年8月29日实收款8700元（对应2013年4月1日的应收分期租金8700元）、2013年8月29日实收款8700元（对应2013年5月1日的应收分期租金8700元）、2013年8月29日实收款8700元（对应2013年6月1日的应收分期租金8700元）、2013年8月29日实收款8700元（对应2013年7月1日的应收分期租金8700元）、2013年8月29日实收款8700元（对应2013年8月1日的应收分期租金8700元）、2013年9月24日实收款8700元（对应2013年9月1日的应收分期租金8700元）、2013年10月24日实收款8700元（对应2013年10月1日的应收分期租金8700元、2013年11月25日实收款8700元（对应2013年11月1日的应收分期租金8700元）、2013年12月25日实收款8700元（对应2013年12月1日的应收分期租金8700元）、2014年1月25日实收款8700元（对应2014年1月1日的应收分期租金8700元）、2014年2月26日实收款8700元（对应2014年2月1日的应收分期租金8700元）、2014年3月26日实收款8700元（对应2014年3月1日的应收分期租金8700元）、2014年4月26日实收款8700元（对应2014年4月1日的应收分期租金8700元）、2014年5月26日实收款8700元（对应2014年5月1日的应收分期租金8700元）、2014年6月26日实收款8700元（对应2014年6月1日的应收分期租金8700元）、2014年7月25日实收款8700元（对应2014年7月1日的应收分期租金8700元）、2014年8月26日实收款8700元（对应2014年8月1日的应收分期租金8700元）、2014年9月26日实收款8700元（对应2014年9月1日的应收分期租金8700元）、2014年10月31日实收款2272.3元（对应2014年10月1日的应收分期租金8700元），2014年10月1日后无交纳租金记录，合计已共交纳租金252772.3元，尚欠租金30277.7元。
一审诉讼期间，郑从伍表示，涉讼《车辆融资租赁合同》本应在江门旭元公司处签署，但因江门旭元公司要被撤销，其��务被转至中山创捷公司处，故该合同实际是港联公司与中山创捷公司在中山创捷公司处签订，涉讼粤Ｔ×××××号重型自卸货车也是登记在中山创捷公司名下的车辆，而港联公司及江门旭元公司、中山创捷公司等均是开元公司的分公司；由于经营困难，郑从伍实际仅运营使用涉讼粤Ｔ×××××号重型自卸货车5个月并向港联公司支付了3个月的租金共63900元，从2016年6月起其已无力支付车辆租金，港联公司也在2016年7月收回了涉讼粤Ｔ×××××号重型自卸货车；及至2016年8月28日，郑从伍在中山创捷公司的提议下与黄楚兰（黄楚兰为中山创捷公司联系提供的人员）、中山创捷公司签订《二手车买卖合同》，约定郑从伍将涉讼粤Ｔ×××××号重型自卸货车转让给黄楚兰，而涉讼粤Ｔ×××××号重型自卸货车余下欠港联公司的月供款由黄楚兰负担，黄楚兰另向郑从伍支付车辆转让款50800元；后黄楚兰依约支付了相应款项并自愿向港联公司交纳了保证金26100元，在中山创捷公司的要求下，涉讼粤Ｔ×××××号重型自卸货车自此就交由黄楚兰使用，有关车辆的月供款实际也由黄楚兰向港联公司交纳。为此，郑从伍提交了《二手车买卖合同》及《履约还款保证书》为证。根据上述《二手车买卖合同》显示：郑从伍（作为卖方、甲方）与黄楚兰（作为买方、乙方）以及作为见证方的中山创捷公司于2013年8月28日签订《二手车买卖合同》，约定，买卖双方就粤Ｔ×××××号车辆（车主〔产权登记方〕为“中山创捷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车辆品牌型号为“乘龙牌LZ3252PDJ”、车架号码为“LGGX4DD32CL601642”）达成二手车买卖事宜，车价款53800元，买方应于车辆产权登记机关受理车辆转移登记资料0天内支付30000元，余下21800元于车辆转移登记手续办理完成后在2014年1月30日前支付清，该车尚欠“港联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余款181000元由乙方分月还给“港联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每月月还款8900元，买方在签订本合同时支付购车定金30000元，卖方应当在车辆产权登记公司，内部受理车辆转移使用人手续办完，买方付齐余款时，交付车辆及证件给买方等；而涉讼《履约还款保证书》（该保证书文本抬头处左侧印制有“开元汽车AUTOKAIYUAN”字样的标识）则显示，该保证书是郑从伍与黄楚兰以及中山创捷公司于2013年8月29日签署，内容为“我保证自2013年8月29日起严格按照编号粤江门L0002《车辆融资租赁合同》和编号粤江门L0002《融资租赁车辆服务合同》的合同约定按时交纳各种款项费用，按期足额续保，不拆除GPS，为了保证今后严格履约，我自愿向港联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交纳保证金￥26100元（大写：贰万陆仟壹佰元整）作为履约保证，……（特别提醒：每月月还款时间截止为25日，如超出该时间违约金不予退还）”，该《履约还款保证书》落款的“保证人”处分别有“郑从伍”、“黄楚兰”字样的签名并捺指印。
一审法院另查，根据港联公司提交的机动车辆注册登记信息及机动车行驶证显示，涉讼粤Ｔ×××××号重型自卸货车的登记所有人为中山创捷公司，该车品牌型号为“乘龙牌LZ3252PDJ”、车辆识别代号为“LGGX4DD32CL601642”，车辆登记日期为2013年1月25日。一审第一次庭审时，港联公司曾表示，港联公司与中山创捷公司不存在往来关系，涉讼粤Ｔ×××××号重型自卸货车是登记在江门旭元公司名下。其后，港联公司在本案第二次庭审时又反言表示，港联公司与江门旭元公司、中山创捷公司均是独立的企业，三方有业务上的合作关系；港联公司与中山创捷公司曾就粤Ｔ×××××号重型自卸货车签定服务协议，约定港联公司将粤Ｔ×××××号重型自卸货车挂靠在中山创捷公司处进行运营，故该车一直登记在中山创捷公司名下；虽然涉讼《车辆融资租赁合同》及《担保协议》是委托江门旭元公司作为涉讼粤Ｔ×××××号重型自卸货车的租赁服务方，但由于江门旭元公司已于2014年1月16日被注销，故港联公司与郑从伍已通过口头方式将协议的当事人由江门旭元公司变更为中山创捷公司。为此，港联公司曾向一审法院提交一份《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上加盖有一“中山创捷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字样的印章，但无注明出具时间，而港联公司称该说明的出具日期约在2017年3月份），说明的内容为“港联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根据郑从伍对汽车4S店及自主选择的租赁车辆，车牌号：粤Ｔ×××××车架号：LGGX4DD32CL601642，进行购买并租予郑从伍使用。在车辆租赁期间由中山创捷开元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提供租赁公司、保险公司等信息服务，但车辆的所有权属于港联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对于上述《情况说明》，中山创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洪涛在2017年5月3日接受一审法院庭询时却表示，虽然其不清楚该《情况说明》是否中山创捷公司所出具，但可以明确中山创捷公司在2016年11月以后没有出具过上述《情况说明》。举证期限内，港联公司既未能举证证实其与中山创捷公司间因涉讼粤Ｔ×××××号重型自卸货车存在车辆挂靠管理关系或车辆委托管理关系，也未能提供相应的、合法的、充分的证据以证实涉讼粤Ｔ×××××号重型自卸货车在2014年8月29日后仍由郑从伍向港联公司租赁经营以及郑从伍据此拖欠港联公司2014年10月1日后的租金共30277.7元，更未能就港联公司在前后两次庭审中不一的陈述意见、涉讼《欠款明细表》显示涉及粤Ｔ×××××号重型自卸货车2014年4月份至同年8月份的租金是在2013年8月29日一次性交纳、涉讼《情况说明》并未得到出具方中山创捷公司确认以及是否存在郑从伍在中山创捷公司的见证下于2013年8月28日将涉讼粤Ｔ×××××号重型自卸货车转卖给黄楚兰等情形作出合理解释。
一审法院再查，中山创捷公司是2011年12月20日经工商部门核准成立的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为高洋洋，而在2016年6月15日前，该司法定代表人为王士鸿。江门旭元公司是2011年8月29日经工商部门核准成立的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为王士鸿，股东为世捷开元汽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该司已于2014年1月16日被注销工商登记。
以上事实，有《车辆融资租赁合同》、《担保协议》、《车辆交付清单》、《欠款明细表》、《二手车买卖合同》、《履约还款保证书》、《情况说明》、机动车行驶证、机��车辆注册登记信息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法律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港联公司主张郑从伍在履行与其签订的涉讼《车辆融资租赁合同》承租涉讼粤Ｔ×××××号重型自卸货车期间，存在拖欠2014年10月起租金30277.7元的情形；而郑从伍则明确其已于2013年8月28日在车辆出租方的同意下将涉讼粤Ｔ×××××号重型自卸货车转让给黄楚兰，车辆转让时签署的《二手车买卖合同》亦已约定涉及粤Ｔ×××××号重型自卸货车余下欠港联公司的月供款应由黄楚兰负担，并主张郑从伍与港联公司��涉讼粤Ｔ×××××号重型自卸货车已不存在租赁关系，同时提供了其与黄楚兰以及中山创捷公司在2013年8月28日签署的《二手车买卖合同》及《履约还款保证书》为证。虽然港联公司否认郑从伍主张的有关粤Ｔ×××××号重型自卸货车承租人发生转让变更之情况，并在本案第二次庭审时反言表示，因港联公司与中山创捷公司曾就粤Ｔ×××××号重型自卸货车签定有服务协议，故港联公司是将涉讼粤Ｔ×××××号重型自卸货车挂靠在中山创捷公司处进行运营的（车辆也登记在中山创捷公司名下）；但由于涉讼粤Ｔ×××××号重型自卸货车的登记所有人本就为中山创捷公司，通过中山创捷公司作为见证方签署的涉讼《二手车买卖合同》显示，中山创捷公司确实已同意郑从伍将涉讼粤Ｔ×××××号重型自卸货车转让与黄楚兰，黄楚兰据此除需向郑从伍支付约50000元车辆转移款外，还应承担涉及粤Ｔ×××××号重型自卸货车尚欠港联公司的余款181000元并分月还给港联公司；而据港联公司提交《欠款明细表》反映，除涉及粤Ｔ×××××号重型自卸货车的租金（含订金30000元、首付租金46500元以及2013年2月份、3月份的分期租金）实际是在2013年4月17日前交纳以外，依约定本应在每月26日前交纳的2014年4月份至同年8月份的车辆租金实际却是一同在2013年8月29日才交纳，其后的2013年9月份至2014年9月份租金则基本维持在交款当月25日左右交纳这一情形，上述交款方式与郑从伍主张的因其拖欠车辆租金致在中山创捷公司的提议下将涉讼粤Ｔ×××××号重型自卸货车转让与黄楚兰并由黄楚兰承担该车尚欠港联公司的余款181000元以及涉讼《二手车买卖合同》及《履约还款保证书》所反映的情形等基本吻合；且涉讼《车辆融资租赁合同》、《担保协议》以及《履约还款保��书》三份证据材料在文本形式上确实存在均有一“开元汽车AUTOKAIYUAN”字样的标识印制在文件抬头处左侧这一共通点；同时，港联公司在举证期限内既未能举证证实其与中山创捷公司间因涉讼粤Ｔ×××××号重型自卸货车存在车辆挂靠管理关系或车辆委托管理关系，也未能提供相应的、合法的、充分的证据以证实涉讼粤Ｔ×××××号重型自卸货车在2014年8月29日后仍由郑从伍向港联公司租赁经营以及郑从伍据此拖欠港联公司2014年10月1日后的租金共30277.7元，更未能就港联公司在前后两次庭审中不一的陈述意见、涉讼《欠款明细表》显示涉及粤Ｔ×××××号重型自卸货车2014年4月份至同年8月份的租金是在2013年8月29日一次性交纳、涉讼《情况说明》并未得到出具方中山创捷公司确认以及是否存在郑从伍在中山创捷公司的见证下于2013年8月28日将涉讼粤Ｔ×××××号重型自卸货车���卖给黄楚兰等情形作出合理解释；案件现有证据既不能证实港联公司对于涉讼粤Ｔ×××××号重型自卸货车享有所有权及处分权，也不足以否定郑从伍于2013年8月28日将涉讼粤Ｔ×××××号重型自卸货车转让给黄楚兰的行为已经过车辆出租方的同意。综合全案证据及港联公司与郑从伍对事件发生经过的陈述意见，郑从伍就涉讼粤Ｔ×××××号重型自卸货车之融资租赁关系已发生变更的陈述意见以及其所提交的证据与案件现有证据之间已构成较为合理、关联且基本完整的证据链，证据间能够互相印证，从公平、诚信原则出发并考虑当事人的举证能力，郑从伍主张其已在涉讼粤Ｔ×××××号重型自卸货车出租方的同意下于2013年8月28日将该车转让给他人，自此与港联公司已不存在租赁关系之抗辩意见较港联公司的主张更为合理可信，一审法院对该意见予以采纳。因此，港联公��现直接要求郑从伍、郑从文就涉讼粤Ｔ×××××号重型自卸货车连带偿还租金30277.7元及支付违约金等诉讼请求，均因欠缺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予以驳回。郑从文因下落不明，经一审法院公告送达，公告期满无到庭应诉及参加本案的庭审活动对证据进行质证；中山创捷公司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一审的庭审活动及对证据进行质证；上述行为均应视为当事人对自己权利的放弃行使，故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五十一条、第七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港联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39元，由港联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郑从伍向本院邮寄了银行流水共6页，拟证明其二审答辩意见陈述的事实。
对此，港联公司质证认为：郑从伍二审的答辩意见不予认可，郑从伍声称未与港联公司签署过任何合同，但郑从伍在一审时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郑从伍与港联公司就案涉车辆存在租赁关系。郑从伍提交的银行流水明细也可以说明，其从第一期租金即2013年2月26日至第20期租金即2014年9月26日均按照双方合同约定，通过郑从伍邮政储蓄银行的银行卡向港联公司缴纳。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二审庭询中，本院向港联公司出具了一审法院对中山创捷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洪涛所作的询问笔录。港联公司在二审庭询中称，港联公司与中山创捷公司之前是关联公司，双方一起合��，2016年11月中山创捷公司变更了股权，实际经营人发生了变化，所以中山创捷公司无法确认港联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情况说明》也是合理的，但并不代表港联公司、郑从伍、中山创捷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不存在。港联公司没有收到案涉车辆2014年4月至8月的租金，通过其司业务员联系到郑从伍并对案涉车辆进行暂扣，也收到了以郑从伍名义缴纳的保证金26100元。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1.郑从伍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二手车买卖合同》、《履约还款保证书》是否真实；2.若真实，该合同的约定是否已经得到港联公司的认可，郑从伍是否还应向港联公司履行支付案涉争议的租金及利息的合同义务。
关于上述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认为，首先，关于港联公司与中山创捷公司的关系问题，第一，2013年1月6日，仅有港联公司与郑从伍双方签订���《车辆融资租赁合同》（编号：粤江门L0002）的合同文本左侧印制有“开元汽车AUTOKAIYUAN”标识。同日，港联公司、江门旭元公司、郑从伍及郑从文签订的《担保协议》（编号：粤江门L0002）的合同文本左侧亦印制有“开元汽车AUTOKAIYUAN”标识。港联公司使用带有该标识的文本对外签订合同，证实港联公司与使用该标识的公司存在紧密的合作或关联关系。第二，从本案查明的中山创捷公司、江门旭元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信息可以证实，中山创捷公司与江门旭元公司为关联公司，且均属“世捷开元汽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旗下关联公司，上述“开元汽车AUTOKAIYUAN”标识的关键信息与“世捷开元汽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相符，可以认定该标识实际为该集团公司所属公司的标识。第三，按照约定，案涉车辆原应登记在江门旭元公司名下，并悬挂该公司牌照，但在实际履行过���中，案涉车辆实际登记在中山创捷公司名下，但港联公司并无法提交曾与中山创捷公司签订其所称的《融资租赁车辆服务合同》，且提交了一份没有落款日期的《情况说明》，由此可以进一步证实港联公司与中山创捷公司存在紧密的关联或合作关系。第四，关于港联公司与中山创捷公司存在关联合作关系的事实，港联公司在二审庭询中亦予以确认。其次，关于郑从伍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二手车买卖合同》、《履约还款保证书》是否真实的问题。案涉《二手车买卖合同》、《履约还款保证书》的内容可以互相印证，该《二手车买卖合同》除了郑从伍、黄楚兰签署外，还有中山创捷公司作为“见证人”加盖的印章。而且，该《履约还款保证书》使用的文本亦在抬头左侧印制有“开元汽车AUTOKAIYUAN”标识，该保证书约定的交纳保证金26100元亦已经实际交付。故虽然郑从伍���提交了上述《二手车买卖合同》、《履约还款保证书》的复印件，但在港联公司无法提交反证的情况下，上述《二手车买卖合同》、《履约还款保证书》的真实性应予确认。最后，如上所述，港联公司与中山创捷公司存在关联或紧密的合作关系，中山创捷公司作为见证人在郑从伍与黄楚兰签订的《二手车买卖合同》盖章确认，且在签署《二手车买卖合同》、《履约还款保证书》后，港联公司实际已经收到了该履约还款保证书约定的保证金26100元，以及在2013年8月29日收到一次性缴纳的案涉车辆2013年4月至8月的租金，而港联公司在提起本案诉讼之前并未曾提出异议，故应认定港联公司对上述《二手车买卖合同》、《履约还款保证书》的内容是知情且认可的。而根据上述《二手车买卖合同》、《履约还款保证书》的约定，即使港联公司主张的欠付案涉租金30277.7元及相应���纳金的事实成立，郑从伍亦无须承担该租金及滞纳金的清偿责任。鉴此，郑从文亦无需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综上，一审判决驳回港联公司的诉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港联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39元，由上诉人港联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纯金
审判员 国平平
审判员 陈珊彬
二〇一八年七月三日
书记员 刘俊武
薛钰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