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云26民终17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贵富，男，1964年1月29日生，汉族，住富宁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宜霖，男，1988年4月14日生，汉族，住富宁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永乾，男，1977年12月4日生，汉族，住富宁县。
上诉人杨贵富、杨宜霖因与被上诉人李永乾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富宁县人民法院（2016）云2628民初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贵富、杨宜霖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主要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以双方地块无交叉为由判决争议地的使用权为李永乾，继而判定该地块的杉木属于李永乾所有不符合客观事实，有失公平。理由如下:根据双方林权证附图对照不难看出两地块存在明显交叉，交叉是客观存在的，杨贵富、杨宜霖的代理人还邀请了当地村民到现场指界，现将两户林权证附图复印，并用红色矩形框将交叉部分予以标注附图，其实两林权证上的四至界线就是有交叉的，李永乾的四至界限是：东杨贵明山界，南刘学进山界，西农地，北山顶;杨贵富的四至界限是：东杨贵清山地，南农地，西杨贵荣山地，北张志洪山地，这里的“农地”不正是交叉点吗？这与附图红色矩形框标注点刚好吻合。二、一审法院对本案部分主要事实没有查清。1.木央镇林业站的《证明》来源及证明事实没有查清，一审法院在审理和取证时明明知道木央镇林业站工作人员来砚塘调解时未能达成一致调解意见，在庭审时也没有拿出与《证明》互相印证的相关人证、物证，怎么就采信证明内容的结论呢?2.两地杉树特征、林地界限没有查清，一审法院第一次开庭前和结束时法官都明确表示要到争议地实地仔细调查了解情况，向村民委、村小组相关领导及熟悉该争议地的村民现场取证，但一审法院法官虽然到过争议地现场，只是走走过场，数了杉树树桩的棵数并未详细了解上、下两地杉树的具体特征及林地界限，现场也未向任何人了解求证，因此一审法院在未充分查清争议林地的特征和界限情况下就判给李永乾，违背了法官当初的承诺，也未尊重客观事实，给人的印象就是到现场帮李永乾数了一下他砍的树桩有几棵而己。而两户林地有如下的明显特征和界限:①年轮特征，因为上、下两地杉树栽种相距两年左右，可从年轮上辨别;②李永乾林地上种有八角树，而杨贵富林地没有；③李永乾林地上种的杉树是随意栽种的，而杨贵富林地上种的杉树是一行一行的，行与行之间的距离差别不大；④本村户与户之间林地界限以挖的锄印为界，这是本村长期以来遵守的规定，因此李永乾与杨贵富林地之间有明显的界限为锄印，这些锄印己挖了20年，现仍然存在，清晰可见。三、一审法院在采信证据上明显偏袒李永乾一方。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多次提到杨贵富提供的证据为单方证据，同时也提到法官己到双方的村小组进行了实地查勘，为什么不在当地多走访一些村民以辨别证据的真伪呢?在证据运用时对杨贵富提供的证据必须要证明人在庭审现场接受质证才认可，而对李永乾提供的证明等为什么没有证明人现场质证依然采信了呢?
综上所述，本案争议地是存在交叉的，李永乾在争议地没有得到解决时就一意孤行强行砍树、运树存在明显过错行为，极大地损害了杨贵富的合法权益，而一审法院不尊重客观事实判决争议地及杉木属李永乾所有，明显违反了法律的公平原则，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李永乾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李永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杨贵富、杨宜霖赔偿其经济损失23399.00元（其中原木损失22399.00元、守工费损失100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李永乾于2007年11月5日通过富宁县人民政府核发的富林证字(2007)第2812002737号林权证，确认其取得坐落于木央镇木央镇××现××村小地名为横湾，面积为9.3亩，四至界限为:东至杨贵明山界、南至刘学进山界、西至农地、北至山顶的林地使用权。被告杨贵富通过富宁县人民政府核发的富林证字(2007)第2812002804号林权证，确认其取得坐落于木央镇木央镇××村小地名为龙树、村二地，面积为6.6亩，四至界限为:东至杨贵清山地、南至农地、西至杨贵荣山地、北至张志洪山地的林地使用权。2015年8月，原告办理了木材采伐手续后砍伐了位于农地至山顶(地名)部分的杉树。被告认为原告越过其农地(地名)边界砍伐杉树的行为属于越界砍伐，双方由此发生纠纷。事后，睦伦村委会和木央林业站先后组织双方调解未果。林业站出具证明意见认为该争议林地属于原告所有，但被告未同意调解的证明。事后，原告继续砍伐争议地内的杉树。被告杨贵富便将原告已经砍伐堆放于水井公路(地名)旁的杉木扛回自己家门口，双方为此再次发生争议。原告报警后，富宁县森林公安局于2015年11月3日到被告家对堆放的杉木进行了现场勘验，并让被告杨贵富进行辨认，丈量了堆放在其家门口的杉木方量。经实地勘验，在被告杨贵富家门口的堆放木料上底为1.9米、下底为4.1米、高为1.7米的梯形木料堆，材种为杉木，材长均为2米，木材小头直径为4-20厘米，共有211节，方量为4.4524立方米。因调处未果，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遂诉至一审法院，提出上列诉讼请求。
另查明，经一审法院现场勘验，原、被告争议的农地至山顶(地名)的争议地内己经砍伐后剩余的杉树桩共计89棵，界限以外的为3棵，堆放于被告杨贵富家的杉木共211节。
一审法院认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是指因财产受到侵害，权利人请求赔偿损失的纠纷，提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的主体应为财产的权利人。本案中，首先，原告一户林权证上的横湾与被告一户林权证上的龙树、村二地是否存在交叉，被砍伐杉木林地的使用权人为原告还是被告的问题。本案中，原告提交的林权证及砍伐许可证以及林业站的证明，可以证实争议的地块为原告合法使用的林地。被告辩称该地块与其林权证上的龙树、村二地存在交叉，但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故对被告的辩解，依法不予采纳，该争议地块的使用权人为原告。其次，争议地内的杉木所有权人是原告还是被告的问题。本案中，因该争议地块的使用权人为原告，且其已取得该地块范围的的采伐许可证，故可以证实该地块范围内的杉木所有权人为原告。被告辩称该地块范围内的杉树属于其所有，但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故对被告的辩解，依法不予采纳，该争议地块范围的杉木所有权人为原告。最后，砍伐的杉木的方量及价值是多少的问题。本案中，原告主张争议地块范围内的杉木方量为11.7889立方，价格为1900.00元/立方，原木价值为22399.00元。被告主张应当以公安勘验出来的方量为准，即4.4524立方，价值大概为800.00元/立方。一审法院认为，争议的杉木方量，已经县森林公安局勘验，且与本案事后现场勘验的情况一致，可以证实现存放于被告家门口的杉木方量为4.4524立方，原告主张的超出部分，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依法不予支持。关于杉木的价值，因双方就杉木的单价存有争议，且均未主张通过鉴定认定其价值。经一审法院向富宁县发展和改革局价格认证中心调取《文山州重商品和服务价格监测表》，参照当年同月的价格表，并根据现场勘验的杉木原木直径的大小，一审法院酌情认定存放于被告家门口的杉木原木的价格为850.00元/立方，按照4.4524立方进行计算，总价格为3784.54元。另外，原告主张的其他损失，因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部分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部分支特。被告的辩解部分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部分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十五务第一款第(六)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一、被告杨贵富、杨宜霖连带赔偿给原告李永乾杉木损失3784.54元，限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李永乾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0.00元，由原告李永乾负担750.00元，被告杨贵富、杨宜霖负担50.00元。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到争议地现场进行了勘查，根据双方所提交的《林权证》上的附图与现场状况比对，双方均认可：①双方《林权证》上所标注的地名“农地”（即李永乾林权证上的西至“农地”与杨贵福林权证上的南至“农地”）不是同一块地，只是名称相同；②现场以山顶平面的南端为界限，该南端往南的坡面属李永乾林权证上所载明的林地，往北面属杨贵福林权证上所载明的林地，双方争议杉树砍伐自山顶平面的南端往南的坡面。以上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经过二审审理，本院除查明确认以上现场事实状况外，其余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一致，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双方当事人一审诉辩主张和杨贵富、杨宜霖的上诉请求、事实及理由，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杨贵富持有的富林证字(2007)第2812002804号《林权证》与李永乾持有的富林证字(2007)第2812002737号《林权证》是否存在交叉？2.争议的杉木应属谁所有？
本院认为，根据现场勘查时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现场状况能够认定双方的《林权证》并不存在交叉，且双方所争议的杉树是砍伐自李永乾的林地范围内，故争议杉树应属李永乾所有，杨贵富、杨宜霖上诉提出双方的林权证有交叉及争议杉树属其所有的主张无证据证实，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杨贵富、杨宜霖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0元，由杨贵富、杨宜霖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唐 丽
审判员 陈登荣
审判员 张 祺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六日
书记员 杨华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