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浦民二(商)再重字第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浦民二(商)再重字第1号原告富士医疗器材(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后藤祯一，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陈建华，上海市袁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黄蓓，上海市袁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飞蕾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定代表人张静红，副总经理。委托代理人贺晓博，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赵文卿，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徐重人(SHIGETOJO)，男，1948年3月4日生，住上海市徐汇区。第三人方刚，男，1977年9月7日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原告富士医疗器材(上海)有限公司诉被告上海飞蕾科技有限公司、第三人徐重人(SHIGETOJO)、第三人方刚联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0年12月29日受理，并于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七日作出(2011)浦民二(商)初字第80号民事判决。原告提起上诉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二年九月七日作出(2012)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528号民事判决。被告向检察机关提出监督申请后，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指令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再审。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后，于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七日作出(2013)沪一中民四(商)再终字第7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原一、二审判决、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0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陈建华、黄蓓，被告委托代理人贺晓博、赵文卿，第三人徐重人(SHIGETOJO)，第三人方刚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富士医疗器材(上海)有限公司诉称：原、被告双方于2008年2月4日签订《大区总代理合同书》后，双方均按约履行，但自2010年3月起，被告开始不履行付款义务，截止同年6月12日，原告基于《大区总代理合同书》已经履行交货义务而被告尚未支付货款的销售合同累计已达99份，合同金额累计高达人民币83,436,534元。原告无奈之下于同年6月28日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但被告却以所谓的2008年4月18日《<大区总代理合同书>之补充合同》(以下简称“4.18补充合同”)为由，拒绝支付原告货款。原告只知道双方在签订《大区总代理合同书》后，于同年3月28日签订过《大区总代理合同书》补充合同，于2009年2月20日还签订了《补充协议》，但根本不知悉存在被告提供的所谓“4.18补充合同”，并且经内部确认也没有“4.18补充合同”的原件或复印件留存。原告在取得被告作为证据提交的“4.18补充合同”复印件后，发现“4.18补充合同”对原告一方极为不利，存在多处明显不公平之处，完全不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经查，“4.18补充合同”签订时，第三人徐重人(SHIGETOJO)、方刚分别担任原告的总经理和副总经理，而两人均与被告持续地保持着关联关系，故第三人徐重人(SHIGETOJO)、方刚以原告的名义与被告签订“4.18补充合同”具有明显的恶意，严重地损害了原告的利益，该补充合同根本没有得到原告公司董事会的确认。为此，原告特诉请法院依法判令：1、“4.18补充合同”无效；2、被告向原告偿付相应货款自应付之日起至被告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审审理中，原告申请变更诉讼请求，要求将原第一项诉请变更为确认被告提供的“4.18补充合同”不成立，并撤销原第二项诉讼请求。被告上海飞蕾科技有限公司辩称：原告诉称与事实不符，“4.18补充合同”是于2008年4月18日在深圳签订的，是原、被告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虽然合同第二页是先盖章后打印文字的，但这是事出有因的，第三人徐重人(SHIGETOJO)作为原告的时任总经理，已经对此作了详细的说明，并当庭确认“4.18补充合同”是其亲自签订的。至于原告所说的“4.18补充合同”未经原告董事会讨论的问题，被告认为这是原告公司内部的事情，与被告无关。被告需要提请法庭注意的是，原告在2010年12月提起本案诉讼时，是要求法庭确认“4.18补充合同”无效，直到4个月之后的2011年4月28日，在原告变更了代理人后，才申请变更诉讼请求，要求确认“4.18补充合同”不成立，这说明双方确实是签订过“4.18补充合同”的，故建议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徐重人(SHIGETOJO)辩称：首先，我认为我不应该成为本案的第三人，我是职务行为，法律对此有明确规定，我是出于对法庭的尊重才每次都参加庭审的；其次，我认为原告诉称与事实不符，“4.18补充合同”是2008年4月18日在我宾馆房间由我亲自签订的，是原、被告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整个签约过程有两个情节我记得比较清楚，一是被告的总经理没有到场，只来了姓汪的副总，所以总经理的签字就免了；二是中间有个插曲，完全是偶然的。被告原先说好是下午5点半左右就到的，结果他们直到6点15分才到，来了以后我们对合同内容确认了一下就盖章，一共两份，每页都盖章。我因还有其他约会，故盖好章后我请方副总和对方汪副总继续谈，而我则拿了公章和一份合同离开了，就在我在电梯口等电梯的时候，方副总追出来和我说合同中有一、两处搞错了，我就跟他回到房间，看了一下确有几处甲方和乙方搞错了，我就让他们重新修改，反正打印机都是我们带去的。因我接下去还有约会，我就说我时间来不及了，反正主要内容我都看过了，我给你们盖章，你们慢慢打印，完了后交给方副总就可以了，我就根据第一份合同上盖章的大致位置盖了四枚公章，盖完后我拿起公章就急急忙忙赶到宾馆门口等客户接我的车子。就在我在宾馆门口等车的时候，方副总他们也出来了，说合同改好了，我粗略看了一下合同内容和原先的一致，拿了合同就和他们分手了。根据我对法律的认识，我认为先盖章后打印和先打印后盖章对我而言都是合法的，只要是我在总经理这个位置上签署的合同都是合法的。综上，建议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方刚辩称：出于对法庭的尊重，我仅在此澄清以下事实：原告提前采购备货在中国的仓库，一般进货额控制在1至1.5亿元，即4个月左右的库存，用以应对中国市场的需求，根本不可能根据需要再去组织生产，库存的保有量就是作为日本生产基地和中国市场之间的一个缓冲。只要有用户需要，即使是当天交货，也是完全可以办到的。而且医用胶片市场竞争激烈，所有厂家都巴不得多卖产品，是不可能不备足货品的。因此，是否及时向经销商供货，完全取决于原告的工作态度和履约诚意。然而，在本案诉讼中，原告将我当时代表原告向总部要货的资料作为证据，与同经销商的供货混为一谈，将及时供货的条款称为极其苛刻，完全歪曲了基本事实。真实的情况是，原告当时为开拓中国市场，要求我们利用各种关系寻找经销商，尽可能取得经销商的信任，消除经销商对投资和采购风险的顾虑。现在，一旦市场开拓完成，可以持续取得巨大的商业利润之后，本人这样的有功之臣却成了与他人恶意串通的被告。综上，建议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05年4月2日，原、被告签订《地区总代理合同书》，约定由原告将其相关产品在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西、湖北五省一市的独家销售代理权授予被告。2008年2月4日，原、被告签订《大区总代理合同书》，约定由原告将其相关产品在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河北、湖南、湖北、山西、陕西、辽宁十一省一市的独家销售代理权授予被告；合同期限为2008年2月4日起至2012年4月1日止；被告自2008年4月1日起至2012年3月31日止的时间内，需达到本商品的以下销售目标：2008年向原告进货额一亿八千万元，之后逐年度提升15-20%，前一年如未完成则顺延入下一年度营业指标，总值为四年共九亿元，销售目标的达成与否是被告能否在合同结束后继续取得代理商资格的必要条件之一等。2008年3月28日，原、被告签订《大区总代理合同书》补充合同，约定双方任何一方违约，均须向对方以本合同所涉及的所有有效销售合同金额的200％进行赔偿等。2008年4月18日《<大区总代理合同书>之补充合同》，系本案讼争的合同。该补充合同首先在“签约背景”中注明：在双方签署《大区总代理合同书》后，在实际操作中，被告发现市场上的串货现象越发严重，同时原告现有注册商品的种类有限，这些都严重阻碍了被告的再销售；由于涉及被告的预期累计投入巨大，因此被告要求原告下调约定的采购进货指标，但原告坚持要求被告必须按原指标进行采购进货；为切实推动被告采购进货，原告承诺加快新产品引入的进程，并严格保护好被告的销售渠道，在双方多次磋商后，为了双方长期、有效地合作，本着诚实守信的原则达成补充约定。双方约定：为了保障被告抢占市场的销售时机，原告有义务为被告的采购准备充足的所有有效货品(但被告需提前一个月通知)，若因原告的直接或间接原因造成未能及时准备有效货品而造成的被告进货受阻，被告有权延期支付给原告的累计货款或其它债务款，并且不需要承担任何滞纳金直至原告能稳定按照被告的订货需求为止；且被告有权以由此造成的市场销售损失向原告索要赔偿；要解除《大区总代理合同书》的唯一条件只能是被告没有完成约定的销售目标，若被告在合约期内总计完成从原告进货额达到或超过了约定的九亿元，则在《大区总代理合同书》到期后被告将无条件获得2012年4月1日起至2017年3月31日止的时间段内的同等区域的总代理权，在此顺延的五年内，被告须完成整个续约期内总计从原告采购进货总金额为15亿元，被告权利不变；为了保障被告在长期巨额投入后的回报，在代理合同的有效期内(若续约，则包括续约合同的有效期)原告不得单方面要求中止合同，若原告通过各种手段有意或无意的阻碍被告完成进货任务来意图制止被告执行合约或续约等情况均可视为原告的单方面违约，被告有权向原告索取解约赔偿金，原、被告双方共同认定的原告须向被告支付的解约赔偿金的金额为被告累计从原告的进货金额的120%等。该补充合同注明于2008年4月18日签署，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上述合同及补充合同签订后，双方继续履行。2010年6月12日，被告向原告发送《关于延期支付累计货款的通知函》，以原告自2009年12月起以各种理由削减被告向原告的正常订货数量，并且针对被告反复要求的市场急需商品长期不予稳定供货，同时，还将相同产品提供给无权销售的其他公司，帮助其他公司在被告的销售区域内窜货，直接破坏被告的销售体系为由，通知原告决定按照双方签订的“4.18补充合同”的相关约定暂时延期支付以往的累计货款。原告于同年6月17日回函称被告函件所述理由严重违背事实，单方面擅自停止支付货款行为违约，即日起停止向被告供货。此后，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支付自2010年3月15日起的累计货款64,447,690元。而被告在案件审理中以本案系争的“4.18补充合同”的相关约定进行抗辩。为此，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先是要求确认“4.18补充合同”无效，后又变更要求确认“4.18补充合同”不成立。原审一审审理中，经原、被告双方协商一致，本院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本案系争的“4.18补充合同”进行司法鉴定。原告申请鉴定事项如下：1、原、被告间“4.18补充合同”第二页飞蕾公司的印章是2008年4月18日(含本日)之前还是之后所盖；2、“4.18补充合同”第二页上指印与原、被告印章是否同时形成，使用的是否相同的油墨；双方印章是否于标注日期同时形成；3、“4.18补充合同”第一页上的原、被告印章印文与该合同第二页上原、被告印章印文是否同时形成；4、“4.18补充合同”第二页上是先有印章还是先有文字，即原、被告两枚印章与打印文字的先后顺序，如果不能辨别原因是什么；5、“4.18补充合同”第一页与第二页纸张是否相同；6、“4.18补充合同”第一页与第二页标点符号、字体、行文风格是否出于相同一人的习惯风格；7、“4.18补充合同”文本第二页落款处的行文格式，与原告提交的供比对鉴定的合同文本落款处的行文格式是否相同，是否符合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习惯，是否符合一般合同文本的常规；8、“4.18补充合同”第二页上的指印由谁而为。被告申请鉴定的事项如下：9、“4.18补充合同”前后两页是否一次排版打印；10、“4.18补充合同”前后两页是否由同一台打印机打印。2011年11月23日，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编号为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1)文鉴字第197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如下：1、送检的落款时间为2008年4月18日的“4.18补充合同”第2页甲、乙方印文是落款时间同时期形成，但不能确定二者具体形成时间；2、落款时间为2008年4月18日的“4.18补充合同”第2页指印与双方印文的油墨种类及色料成分相同，是同时期形成；3、落款时间为2008年4月18日的“4.18补充合同”第1页上双方印文与第2页上双方印文是同时期形成；4、不能确定落款时间为2008年4月18日的“4.18补充合同”第2页上乙方(飞蕾公司)印文与打印文字的形成先后顺序；该页上甲方(富士公司)印文形成于打印文字之前；5、落款时间为2008年4月18日的“4.18补充合同”两页纸张未检见明显差异；6、不能对落款时间为2008年4月18日的“4.18补充合同”两页是否出于同一人的编辑排版习惯风格进行鉴定；7、落款时间为2008年4月18日的“4.18补充合同”第2页落款布局与常见合同文本落款布局相悖，且送检的样本合同上均未发现与该落款布局相类似的布局方式，但不能据此对是否符合原、被告的落款布局习惯进行鉴定；8、因无指印样本，不能对落款时间为2008年4月18日的“4.18补充合同”第2页上指印是何人所留进行鉴定；9、落款时间为2008年4月18日的“4.18补充合同”两页系一次排版打印；10、落款时间为2008年4月18日的“4.18补充合同”两页系同一打印机打印。原一审审理中，第三人徐重人(SHIGETOJO)申请证人姚某某到庭作证，原告申请证人张某某、唐某、郭某某到庭作证。证人姚某某当庭陈述：其在原告公司2005年成立时就担任公司的管理部长，至2008年6月转任公司总经理顾问，直至同年10月主动提出离开原告公司。2008年4月是其将公司公章交给徐重人(SHIGETOJO)总经理的，目的是去深圳参加全国医疗器械春季博览会。徐重人(SHIGETOJO)从深圳回来后，在向其交还公司公章的同时还交给其两份合同，其中一份就是“4.18补充合同”，因该份合同涉及到公司15个亿的销售额，所以印象特别深。该份合同在其离职时与其它合同一起交给下一任管理部长张某某了。证人张某某当庭陈述：其在2008年6月至2009年期间担任原告公司的管理部长，现担任富士胶片的业务部长。其在接任原告管理部长时没有和前任办理书面的交接手续，只是进行了一个口头的交代，没有具体的财和物上的交接，其从来没有看到过“4.18补充合同”。证人唐某当庭陈述：其在2008年至今年1月期间担任原告公司的人事总务，2008年的上级是姚某某，公司的公章和合同章是其和姚某某共同保管的，两人都有钥匙。公司公章经常有被借出去，也不一定都有借用登记手续。其没有看到过“4.18补充合同”。证人郭某某当庭陈述：其是2007年7月进入原告公司的，起先担任商务助理，现任商务主管，负责保管对外合同的复印件，其没有看到过“4.18补充合同”。另查明：第三人徐重人(SHIGETOJO)系原告2005年1月18日成立时的第一任董事、总经理，一直担任到2008年5月16日回日本母公司工作。第三人方刚自2005年4月1日起在原告处工作，并于2006年3月26日担任副总经理，直至2009年2月11日离职。被告设立于1999年3月29日，注册资金为50万元，设立时的股东为周蕾(时任被告法定代表人)和徐重光，周蕾占公司股份的90%，徐重光占公司股份的10%，徐重光系本案第三人徐重人(SHIGETOJO)之姐。2006年7月1日，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周蕾将其在公司中的30%股份转让给案外人王某，30%的股份转让给案外人陈某某，徐重光将其在公司中的10%股份全部转让给案外人陈某某。此后，陈某某又将其在公司中的40%股份全部转让给周蕾，目前被告的股东为周蕾和王某，注册资金为1,000万元，周蕾占公司股份的70%，王某占公司股份的30%。王某系第三人方刚的姐夫。周美华与周蕾系母女关系。被告系上海菲捷实业有限公司(下称菲捷公司)股东之一，占公司股份80%，被告曾于2009年6月9日向菲捷公司支付投资款240万元。后被告于2010年6月将其名下8%股权以24万元转让给案外人卢某某，另72%股权以216万元转让给周蕾之母周美华。2010年8月10日，卢某某向菲捷公司支付24万元，周美华向菲捷公司支付216万元，菲捷公司于8月18日向被告支付240万元。姚某某曾于2009年1月作为菲捷公司代表与被告签订一份《房屋租赁合同》。2011年12月，周美华将其持有的菲捷公司90%股权(出资额为270万元)转让给姚某某，菲捷公司另一股东卢某某持股10%，并由姚某某担任菲捷公司法定代表人。姚某某于2011年12月28日向周美华支付270万元。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显示，菲捷公司作为申请人的数项专利申请项目中，发明(设计)人包括徐重人(SHIGETOJO)、姚某某、方刚及其他案外人。此外，依据司法鉴定意见，“4.18补充合同”上双方印章及指印均在落款时间同时期形成。本案原二审审理中，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向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发函，要求该中心对鉴定意见中“同时期”所指的具体时间跨度进行解释。该中心回函说明，本次鉴定中“同时期”时间段为三个月左右。经质证，各方当事人对该回函的内容均无异议。同时，原告认为三个月的时间段不能证明系争补充合同是在2008年4月18日当天签订的，且徐重人(SHIGETOJO)在此后一个月就从原告公司离职，补充合同仍有可能是在徐重人(SHIGETOJO)离职后套印的，而且鉴定没有对打印文字的形成时间作出结论。被告认为，根据先有原告印章、再打印文字、最后按指印的顺序，以及印章、指印均是同时期形成的结论，文字也是在三个月内形成的，原告的说法不能成立。第三人徐重人(SHIGETOJO)认为鉴定结论与其陈述的签约经过是相符的。重审中，本院依据原、被告的申请，再次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系争合同第1页上印章与文字形成顺序、第1、2页上打印文字是否同时期形成作鉴定。该中心出具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5)鉴字113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4.18补充合同”第1页上的原告印文，形成于同部位印刷体字迹之前。2、“4.18补充合同”第1页上的被告印文，形成于同部位印刷体字迹之后。3、“4.18补充合同”第1、2页上的印刷体字迹排版特征基本相符，系使用同一台打印机打印输出形成。但不能进一步确定是否同期形成。重审中，原告新提交证据，证明本案第三人方刚与被告前法定代表人周蕾于2014年共同出资设立上海莱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其中方刚持股比例为40%，周蕾持股比例为60%。以上事实，由《地区总代理合同书》、《大区总代理合同书》及补充合同、《鉴定意见书》、证人证言、工商登记资料等证据，经质证所证实。本院认为：第三人徐重人(SHIGETOJO)为日本国国籍，本案具有涉外因素。本案争议的合同发生在原、被告之间，为查明争议合同的有关情况，本院依据原告的申请，通知徐重人(SHIGETOJO)、方刚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因此，本案的处理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诉争“4.18补充合同”既具备合同成立所需的一般要件，又存在是否真实签订的若干疑点，综合分析本案各种情况，应认定“4.18补充合同”不成立，原告诉请应予支持。具体理由如下：1、“4.18补充合同”系先加盖原告印章，后打印文字，落款处原告印章与日期文字仅有极少相交，被告印章与打印文字无相交，还出现了无法查明的两处指印，而原、被告间其它无争议合同文本，落款处公司名称与日期的打印文字间距正常，双方印章与打印文字均有相交，故系争合同落款布局与其它无争议合同的落款布局明显差异，且系争合同上印章与打印文字无相交或少量相交的情况在日常中并不多见，被告并未举证证明系争补充合同出现上述反常情形的合理性。2、根据司法鉴定意见，“4.18补充合同”是在落款时间三个月左右的时间段内形成的，该时间段跨越了徐重人(SHIGETOJO)从担任原告总经理到离职的时间，且徐重人(SHIGETOJO)作为总经理客观上有权使用原告公章，因此从时间上来说，系争补充合同既有可能是在落款时间形成，也有可能是在徐重人(SHIGETOJO)离职后形成的。对此被告未能举证证明系争补充合同的确切形成日期。相反，在2008年4月之后到原、被告2010年6月发生纠纷前的2年多时间里，“4.18补充合同”从未被提及；3、徐重人(SHIGETOJO)、方刚陈述的签约过程，特别是先盖原告印章、再打印文字的陈述，被告并未提供相应证据证实这些陈述的真实性。而从相关当事人的身份来看，徐重人(SHIGETOJO)、方刚、姚某某均曾在原告处担任高级管理人员，后均离职，且三人客观上与被告及其新老股东间有亲戚关系或任职关系，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陈述内容的证明效力。4、关于原审期间的相关证人证言，证人姚某某作为原告前任管理部长，陈述徐重人(SHIGETOJO)曾将“4.18补充合同”交给其保管，其在离职时转交给下一任管理部长张某某。证人张某某作为后一任管理部长否认收到过该补充合同；证人唐某作为原告公章及财务章保管人，证人郭某某作为原告合同复印件保管人，两人均称没有看到过“4.18补充合同”。由于原告管理部长之间的交接没有书面记录，仅为口头交接，在双方证人各执一词的情况下，相关证言对于证明系争补充合同是否形成于徐重人(SHIGETOJO)任职期间的事实均不具有直接的证明力。5、原告主张其从未看到过“4.18补充合同”，原告是在其与被告的货款纠纷案件审理中，由被告出示系争补充合同后，原告才提出合同不成立及内容无效的主张。对此被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告在双方发生纠纷之前曾经提及或确认过系争补充合同的存在。6、“4.18补充合同”的内容主要包括：对产品定义及销售区域作了扩大解释；增设原告有充足备货的义务，否则被告有权延期支付货款且不需承担任何滞纳金；约定的解约条件从原先的三类减为“唯一条件”，即只有被告没有完成销售目标时，原告才有权解除合同，同时约定若原告单方面违约，需承担累计进货额120%的赔偿金。鉴于上述合同内容与之前的代理合同内容在原告备货义务、解约条件等方面有明显变化，双方当事人理应对此进行磋商，但被告未举证证明双方的磋商过程。7、被告提交了“4.18补充合同”签订后与原告签订的销售合同，认为其中有将第三方产品列入销售范围及供货期缩短为1个月等内容，据此证明该补充合同实际履行过。但在该补充合同签订前部分销售合同，也有上列内容的约定，说明并非在2008年4月18日之后才有类似的约定，被告并无确凿充分的证据证明“4.18补充合同”实际履行过。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确认本案所涉落款时间为2008年4月18日的《<大区总代理合同书>之补充合同》不成立。案件受理费80元、鉴定费13万元、鉴定人出庭费用10,241.40元(原告均已预交)，均由被告上海飞蕾科技有限公司负担，被告上海飞蕾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案件受理费80元，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富士医疗器材(上海)有限公司鉴定费、鉴定人出庭费用合计140,241.4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冉志明审判员宋利英审判员胡庆文二○一六年五月九日书记员粟媛
审判长 冉志明
审判员 宋利英
审判员 胡庆文
二〇一六年五月九日
书记员 粟 媛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三条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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