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鄂05行终2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宜昌市夷陵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宜昌市夷陵区夷兴大道**号。组织机构代码：01111817-8。
法定代表人胡顺遇，局长。
委托代理人路平，女，1976年3月14日出生，汉族，宜昌市夷陵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关系科科长。一般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黄杨华，湖北诚弘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舒学平，男，1969年9月1日出生，汉族，务工，住宜昌市夷陵区。
委托代理人邓元，湖北诚业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宜昌弘洋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宜昌市夷陵区明珠路**号。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4205061826254499。
法定代表人周连香，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蒋锋，男，1978年3月16日出生，该公司办公室主任，住宜昌市西陵区。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宜昌市夷陵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夷陵区人社局）因与被上诉人舒学平、宜昌弘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昌弘洋公司）工伤行政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12日作出的（2016）鄂0506行初1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钟波担任审判长，审判员胡振元、代理审判员周铁金参加的合议庭，于2017年2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夷陵区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路平、黄杨华，被上诉人舒学平及其委托代理人邓元，被上诉人宜昌弘洋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蒋锋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03年2月19日，原告舒学平之兄舒学生与第三人宜昌弘洋公司签订《计时用工合同》一份，该合同约定，合同期定为一年，自2003年2月19日至2004年1月25日止。该合同对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进行了约定。期满后，舒学生加入该公司，岗位为该公司码头工人。2016年2月19日（农历正月十二）晚，舒学生值班期间，在第三人码头宿舍二楼房间内非正常死亡。当晚8时20分，宜昌市公安局夷陵区分局小溪塔派出所接处警记载：“码头职工程开魁今天下午打舒学生电话，舒未接，程开魁就给舒学生弟弟舒学平打电话，二人同单位职工易爱国前往舒学生住处查看，舒学平将门踢开发现舒学生死亡。”公安机关经现场勘验和调查，排除舒学生的死亡系刑事案件，排除他杀的可能。第三人的码头负责人周定金证明：“码头在春节期间主要是易爱国、程开魁、舒学生三人轮流值班……值班的内容主要看护场地设备，负责早晚开关码头照明灯……码头必须有一人值班”。“头一天该舒学生值班”。同年2月26日，第三人出具《关于舒学生死亡事件的情况说明》，确认“舒学生在工作场所（员工宿舍）内非正常死亡。我公司于2016年2月15日正式上班，其亡故时间属于公司正常上班时间。”同年3月3日，第三人出具《关于舒学生劳动关系的情况说明》，证明“舒学生为第三人码头工人，与第三人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因其为我公司临时用工，未与其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同年3月7日，原告舒学平向被告夷陵区人社局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被告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第三人于同年4月26日向被告出具《关于弘洋码头临时工舒学生相关事宜的情况说明》，证明舒学生“死亡时宿舍门紧锁，并未在工作岗位及工作地点，并未履行工作职责”。同年5月3日，被告作出夷人社工认[2016]124号《不予认定工亡决定书》，以“舒学生同志发生事故时，不在工作岗位”为由，不予认定为工伤。原告舒学平不服，于2016年7月5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决：1、撤销被告夷陵区人社局作出的夷人社工认[2016]124号《不予认定工亡决定书》，并限期被告重新作出工伤认定；2、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同时查明，舒学生生前在第三人宜昌弘洋公司码头的日常工作职责是从事码头装卸工作，以及与易爱国、程开魁轮流值班，轮流值班时主要从事看护场地设备，负责早晚开关码头照明灯的工作。2016年2月19日（农历正月十二）由舒学生值班。
原判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争议焦点：1、舒学生在第三人处值班的职责及其内容是什么。2、舒学生死亡时间是否在上班时间。3、舒学生发生事故时，也就是舒学生死亡时，是否在其工作岗位上。4、被告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亡决定是否合法，原告的诉请是否成立。现评述如下：
（一）关于舒学生在第三人处值班的职责问题。本案中，第三人宜昌弘洋公司的码头负责人周定金在被告夷陵区人社局的询问笔录中陈述：“码头春节期间主要是易爱国、程开魁、舒学生三人轮流值班……值班的内容主要看护场地设备，负责早晚开关码头照明灯……码头必须有一人值班”。周定金作为码头负责人，其行为系代表宜昌弘洋公司的职务行为，其陈述的值班内容包括“看护场地设备”应视为宜昌弘洋公司的工作安排，与《宜昌弘洋矿业有限公司计时用工合同》第三条第③款约定的“要善尽职守，妥善保护企业资产”要求相一致。因此，应当认定舒学生值班的职责为看护场地设备和早晚开关码头灯。
（二）关于舒学生死亡时间是否在上班时间问题。本案中，2016年2月19日（正月12日）早上8点至2月20日早上8点，是舒学生的值班时间，除早晚开关码头灯外，还要全天看护场地设备。故应当认定2月19日早8点至2月20日早8点均属于舒学生的工作（值班）时间。尽管因未尸检导致无法确定舒学生准确的死亡时间，但证人周定金在被告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发现舒学生侧卧在床头架上……没有开灯”；程开魁在2016年3月1日《事情的经过》中陈述：“大约晚上7点钟左右，我打电话给舒学生无人接听……看见照明灯未打开……看见舒学生侧倒在床边……身体已僵硬”，可以认定舒学生在等待开码头灯时突发疾病死亡，与第三人2016年2月26日《关于舒学生死亡事件的情况说明》证实的“其亡故时间属于我公司正常上班时间”相一致。故此，认为舒学生死亡时间为工作时间。
（三）舒学生发生事故时，也就是舒学生死亡时，是否在其工作场所和工作岗位上的问题。所谓工作岗位，是指在工作场所从事或履行与工作有关活动的空间以及为解决职工在工作中的合理生理、生活需要而提供的场所。既包括职工日常的工作岗位，也包括受单位指派从事工作的岗位，以及单位为解决职工在工作过程中的合理生理、生活需要而提供的工间休息等场所。由于第三人宜昌弘洋公司码头的工作区域与宿舍没有明确的分开，公司也没有值班必须在值班室的规章制度，且一直默认舒学生在宿舍值班。2016年2月26日，第三人宜昌弘洋公司出具的《关于舒学生死亡事件的情况说明》中明确“工作场所（员工宿舍）”，即确认员工宿舍属于工作场所。2016年4月26日，第三人宜昌弘洋公司在没有拿出任何书面规定情况下，向被告出具的《关于弘洋码头临时工舒学生相关事宜的情况说明》中又称：“员工宿舍（非公司规定值班室）”。上述两份说明，从可信度来看，前一份《情况说明》作为事发后的第一手证据，显然比后一份《情况说明》更为可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证据采信原则和自认规则，第三人宜昌弘洋公司2016年2月26日《情况说明》陈述的事实属于对不利于自己事实的自认，应予采信。目前能确定工作岗位的是第三人的上述两份说明，且均认可宿舍可以是工作场所，故应当认定舒学生死亡在工作岗位。
（四）关于被告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亡决定是否合法，原告诉请是否成立问题。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视同工伤”的规定，参照《湖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工伤保险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鄂劳社文[2004]162号)》第四条第一款“职工在下列情况下遭受伤害，有可靠证明，可以享受工伤待遇：1、职工在执行企业负责人（包括班组长）临时指定或同意的工作而造成负伤或者死亡的”的规定，由于第三人已确认员工宿舍属于工作场所，且舒学生死亡时间显然不在休息时间，故应当认定舒学生系“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被告夷陵区人社局认定舒学生不在工作岗位的主要证据不足，明显不当。
综上所述，被告夷陵区人社局作出的夷人社工认[2016]124号《不予认定工亡决定书》认定舒学生突发疾病死亡时不在工作岗位证据不足、明显不当。原告的诉讼请求成立，应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六）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二款，参照《湖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工伤保险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鄂劳社文[2004]162号)》第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撤销被告宜昌市夷陵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夷人社工认[2016]124号《不予认定工亡决定书》,即舒学生同志发生事故时，不在其工作岗位，其受到的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不属于工伤认定范围，现不予认定为工伤；二、责令被告宜昌市夷陵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重新对原告舒学平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决定。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被告宜昌市夷陵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担。
上诉人夷陵区人社局不服原审法院的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一是关于劳动关系的建立时间和关于舒学生值班职责的认定错误。二是在无尸检报告及其他关于舒学生具体死亡时间的印证下，认定舒学生的死亡时间为2016年2月19日，属认定事实错误。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参照《湖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工伤保险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鄂劳社文[2004]162号)》第四条第一款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12日作出的（2016）鄂0506行初12号行政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舒学平的诉讼请求；2、被上诉人舒学平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舒学平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⑴舒学生轮流值班时的工作包括看护场地、设备。宜昌弘洋矿业有限公司系宜昌弘洋公司的前身。宜昌弘洋公司官网在简介中称“1995年，三名缔造者携手成立弘洋矿业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也显示宜昌弘洋公司成立于1995年，足以认定宜昌弘洋公司承继《计时用工合同》中涉及的弘洋矿业公司的权利、义务。认定舒学生轮流值班时主要从事看护场地设备、负责早晚开关码头照明灯工作的依据是上诉人于2016年4月11日对宜昌弘洋码头的负责人周定金的调查笔录，周定金系宜昌弘洋公司法定代表人周莲香的胞弟，足以代表宜昌弘洋公司。⑵上诉人称“值班工作开始于当天晚上的开灯工作”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认定“2016年2月19日（正月十二）早上8点至2月20日早上8点，是舒学生的值班时间”，依据的是宜昌弘洋公司2016年2月26日《关于舒学生死亡时间的情况说明》所述“其亡故时间属于我公司正常上班时间”，既有当庭播放的与程开魁的通话录音为证，又有弘洋码头负责人周定金2016年4月11日调查笔录佐证，足以认定交接班时间为早上8点（关灯起）。2、上诉人作出的夷人社工认[2016]124号《不予认定工亡决定书》认定舒学生同志发生事故时“不在其工作岗位”明显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认定舒学生死亡时“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理由阐述的非常充分，不再赘述。值得一提的是：从码头方位来看，宿舍楼距离过磅房（所谓的值班室）、码头装卸设备均在一百米左右，从舒学生居住的二楼抬眼可见面对的码头装卸设备及货物堆场，相比偏于一隅的磅房显然更有利于履行看护职责；从死亡现场看，舒学生是“坐在床头，头倒在床边”，显然不是在睡觉。故上诉人认定舒学生“不在其工作岗位”明显错误。3、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宜昌弘洋公司辩称：从一审判决来看，涉及到本案的两个焦点：舒学生是否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1、一审判决对工作时间的认定属于推测。被上诉人在配合上诉人调查过程中查明，舒学生、程开魁、易爱国三人是自行衔接值班的事宜，由于舒学生已经去世，无法查清当天是否是舒学生值班，只能通过另外两个人的证言来推测，一审法院在认定这个关键问题上存在瑕疵。2、关于工作岗位问题，一审判决根据宜昌弘洋公司出具的前后两份说明，明确工作场所（员工宿舍），把工作场所、员工宿舍这两个词单列出来，认定员工宿舍属于工作场所，与事实不符。
在二审期间，被上诉人舒学平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一：宜昌弘洋公司官网中有关公司简介和企业公示的截图。拟证明宜昌弘洋公司承继宜昌弘洋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权利义务。
证据二：码头的现场示意图。拟证明码头的各个建筑物及设备的位置关系。
证据三、舒学平的代理人询问宜昌市公安局夷陵区分局司法鉴定中心法医黄知军的询问笔录。拟证明舒学生的尸体没有机械性损伤和其他外伤痕迹，以及终止尸检的原因是宜昌弘洋公司和死者家属都认为是突发疾病死亡。
证据四、从宜昌市公安局夷陵区分局刑侦一中队调取的舒学生死亡的现场照片（8张）。拟证明舒学生的死亡可以排除醉酒、吸毒或自杀，舒学生的死亡属于突发疾病死亡。
上诉人夷陵区人社局对被上诉人舒学平提交的证据一，认为证据的来源不符合取证的形式，两公司的关系应以工商登记的信息为准。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二，认为该证据是人为制作，无法核实，对其真实性有异议。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三、证据四，认为不属于新证据，不能作为认定工亡性质的证据。询问笔录属于证人证言，证人应当出庭接受询问，黄知军的陈述是其个人的推断，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现场照片不能证明死者的死亡原因，要证明其死亡原因只能以合法有效的尸检报告为准。
被上诉人宜昌弘洋公司对被上诉人舒学平提交的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二，认为证据来源不明，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宜昌弘洋公司码头的范围远远不止图纸上的范围，图纸只能反映西侧的一部分。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三、证据四的质证意见，与上诉人相同。
对被上诉人舒学平在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被上诉人舒学平提交的四组证据能基本反映案件的客观事实，本院予以认定，至于能否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
各方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已移送本院。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另查明：舒学生死后，2016年2月26日甲方黄尊池（舒学生之父）、舒学平与乙方宜昌弘洋公司签订《一次性处理协议书》。内容为：舒学生于2004年起在乙方下属企业弘洋码头务工；2016年2月19日20时，舒学生在宿舍内不明原因死亡，经公安机关勘查现场，确认舒学生排除他杀可能；经甲乙双方协商，乙方依照《湖北省劳动厅、省财政厅关于企业职工死亡后有关问题的处理意见》（鄂劳险[1995]180号）规定的因病死亡或者非因工死亡待遇标准计算舒学生亲属享受待遇共计35万元，由乙方一次性支付给甲方；本协议为一次性处理协议，乙方付清款项后，本事件处理完结，甲方应当自行合法合理安排好舒学生的安葬事宜；本协议各方当事人签章后生效。甲、乙双方及见证人宜昌市夷陵区黄花镇上洋村委会舒学成等人在协议上签名、盖章。双方已按协议履行。舒学生的遗体于2016年2月27日火化。
本院认为，本案的被诉行政行为是夷陵区人社局于2016年5月3日作出的夷人社工认[2016]124号《不予认定工亡决定书》，认定舒学平之兄舒学生发生事故时，不在其工作岗位，其受到的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不属于工伤认定范围，现不予认定为工伤。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2016年5月3日夷陵区人社局作出的宜人社工认[2016]124号《不予认定工亡决定书》是否合法,即舒学生死亡是否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视同工伤情形，即是否同时符合“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三个要素。
《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工伤认定办法》第四条、第五条规定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未在规定的时限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受伤害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1年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根据属地原则，舒学生居住地和所在单位在宜昌市夷陵区，由于其统筹统一由夷陵区人社局管理和核算，宜昌市夷陵区范围内的工伤认定工作由夷陵区人社局负责，故夷陵区人社局具有行使行政职权的主体资格和具有作出工伤认定的法定职责。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
根据宜昌弘洋公司码头的负责人周定金陈述：“码头春节期间主要是易爱国、程开魁、舒学生三人轮流值班……值班的内容主要看护场地设备，负责早晚开关码头照明灯……码头必须有一人值班”。因此，应当认定舒学生值班的职责为看护场地设备和早晚开关码头灯。根据上述职责要求，可说明值班人员的工作职责是广泛的、全面的，要完成工作职责，要求值班人员长时间持续在码头，值班人员在码头的时间应视为“工作时间”。本案中，春节期间宜昌弘洋公司的码头由易爱国、程开魁、舒学生三人轮流值班，2016年2月19日上午8点至2月20日上午8点归舒学生值班，鉴于舒学生长期居住于公司免费提供的职工宿舍内，且一直默认舒学生在宿舍值班，故从2016年2月19日上午8时开始，其在码头的时间应视为“工作时间”。
如前所述，值班人员的工作职责是广泛的、全面的，并不仅限于码头的开关灯、码头的巡查以及相关看护工作，还要随时关注整个码头内的情况，防止突发事件的发生。因此，值班人员的“工作岗位”，不是固定在某处，而是包括整个码头。上诉人夷陵区人社局认为，舒学生死亡的地点在码头宿舍休息区域，并非工作岗位，不符合视同工伤的要素。本院认为，尽管舒学生死亡的地点在码头宿舍休息区域，但舒学生长时间持续在码头值班的情况下，即使其自身为解决基本的睡眠生理需要而所处的宿舍区域，也应认定为工作岗位的合理延伸。
《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目的体现出了对劳动者权益的倾斜性保护，因此，在适用法律和认定事实模糊不清时，应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目的作出相应的判断。本案中，上诉人夷陵区人社局对“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等立法用语，作出了较为狭义的解释，导致其作出的宜人社工认[2016]124号《不予认定工亡决定书》适用法律错误。
关于舒学生死亡原因的认定问题。《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项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受到伤害，用人单位或者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没有证据证明是非工作原因导致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为工伤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舒学生在宜昌弘洋公司码头职工宿舍内死亡，可以推定其为突发疾病死亡。第一、宜昌市公安局夷陵区分局刑侦一中队于2016年2月26日出具的《证明》：经过现场勘验及调查，现已排除舒学生的死亡系刑事案件，排除他杀的可能。家属对死因无异议，尸体无保存必要，同意认领遗体处理后事。第二、宜昌市公安局夷陵区分局司法鉴定中心法医黄知军的陈述以及宜昌市公安局夷陵区分局刑侦一中队于2017年4月12日出具的《现场情况说明》，证明舒学生尸体体表无可疑伤痕，现场无明显酒味和农药味，未发现他杀迹象，死者家属亦未提出异议。第三、宜昌弘洋公司与死者亲属对舒学生的死因在排除他杀的情况下，按照因病死亡或非因工死亡待遇，双方已达成《一次性处理协议书》。第四、宜昌弘洋公司也未提供舒学生系故意犯罪、醉酒或者吸毒、自残、自杀的证据。从上述情况看，双方当事人对舒学生突发疾病死亡无异议，可以推定其为突发疾病死亡。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上诉人夷陵区人社局尽管没有义务为工伤职工和用人单位任何一方提供证据材料，但其有义务为作出宜人社工认[2016]124号《不予认定工亡决定书》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这就要求其在作出本案《不予认定工亡决定书》之前，应调查、收集相关证据，查明案件事实，准确适用法律，并以此来证明本案《不予认定工亡决定书》合法。
综上，舒学生的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符合“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三要素，应认定为视同工伤。上诉人夷陵区人社局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结论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诉讼费50元，由上诉人宜昌市夷陵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钟 波
审 判 员 胡振元
代理审判员 周铁金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陈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