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川民终字第31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余兰。
委托代理人张云勇（特别授权），北京衡熠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璐。
法定代理人余兰。
委托代理人张云勇（特别授权），北京衡熠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江。
委托代理人任天舒（一般授权），四川科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汉市时代机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广汉市东西大街东三段139号。
法定代表人张关井，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徐欣（一般授权），四川红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铁道部隧道工程局成都工程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饮马河街13号。
法定代表人王汉泉，经理。
委托代理人韦令余（特别授权），男，汉族，1980年12月2日出生，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职工，住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区陵园东路3号院。
委托代理人陈小洁（一般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区状元红路。
法定代表人丁荣富，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田金龙（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薛荣昌（一般授权）。
上诉人余兰、何璐、何江因与被上诉人广汉市时代机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时代公司）、铁道部隧道工程局成都工程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工程公司）、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隧道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成少民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4月23日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5年5月25日、同年6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余兰及其委托代理人张云勇，何璐的法定代理人余兰及其委托代理人张云勇，何江及其委托代理人任天舒，被上诉人成都工程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韦令余、陈小洁，隧道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田金龙、薛荣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01年4月18日，何增国以成都工程公司直属工程处的名义与时代公司签订《新光西街、新光中心街、新光南街内部施工协议》，时代公司、成都工程公司直属工程处分别加盖了公章，何增国在甲方代表处签字。该协议主要约定：成都工程公司直属工程处将高新区紫荆小区新光西街、新光中心街、新光南街工程交由时代公司承包施工，工程完工后统一结算，工程承包造价按业主方“倍特开发总公司”、“高新区重点办”报审计局审计价格为准，扣除甲方打井降水费后的总价70%包干。2004年3月15日，成都工程公司直属工程处向时代公司出具《欠条》一张，载明：由于新光三条街目前审计尚未完成，根据业主拨款情况，暂欠时代公司50万元工程款，今后以双方结算为准。2004年12月24日，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成都高新区）审计局出具成高审意（2004）128号《审计意见书》，成都高新区新光街道路排水工程的审定金额为3036379.71元。按照双方关于该工程款结算约定和扣除已支付的工程款外，新光三条街工程尚有工程款948557元未支付。
2002年6月12日，何增国以成都工程公司直属工程处的名义与时代公司签订《元华路、肖家河河堤、桂溪乡道内部施工协议》，时代公司、成都工程公司直属工程处分别加盖公章，何增国在甲方代表处签字。该协议主要约定：将元华路、肖家河河堤、桂溪乡道工程交由时代公司施工，甲方按照工程结算总价收取管理费，剩余工程款支付给时代公司。
2003年6月23日，何增国以成都工程公司直属工程处的名义与时代公司签订《雅安周公山温泉公园3号桥、宋家山道路工程内部施工结算协议》，时代公司加盖公章，何增国在甲方代表处签字捺印。该协议主要约定：将雅安周公山温泉公园3号桥、宋家山道路工程交由时代公司施工，工程价款以四川雅安温泉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审计结算价为准，甲方按照工程总价收取管理费，剩余工程款支付给时代公司。
2003年6月23日，何增国以成都工程公司直属工程处的名义与时代公司签订《黄忠大道AJ段、元华路南延线、河堤、元华路电力浅沟工程内部施工结算协议》，时代公司加盖公章，何增国在甲方代表处签字捺印。该协议主要约定：将上述工程交由时代公司施工，工程价款按照成都高新区审计结算价为准，甲方按照工程结算总价收取管理费，双方根据审计结果和业主支付甲方工程款情况协商解决工程款支付问题。
前述新光三条街、成都市高新区元华路、肖家河河堤、桂溪乡道、雅安周公山温泉公园3号桥、宋家山道路、黄忠大道AJ段、元华路南延线、河堤、元华路电力浅沟工程已先后竣工验收，交付业主使用。
2004年4月20日，成都工程公司直属工程处（甲方）、俸世福（乙方）、余兰（丙方）签订了一份《抵押协议》主要载明：因甲乙双方对桂溪乡勤俭村过渡性道路、桂溪乡勤俭村人南延线便道工程结算款和紫荆小区道路工程尚未结算完毕。为保证双方原签施工协议履行完毕，丙方自愿以其在太升大厦26楼A、B座房产和二个露台，以评估报告金额的148万元全额担保抵偿甲方所欠乙方的工程款，抵押期限：2004年4月20日至2006年4月20日。甲方保证在二年内支付乙方上述三个工程的工程款。该协议由成都工程公司直属工程处加盖公章，其签字人系何增国。同日，俸世福又和何增国及其妻子余兰签订了一份《房地产抵押合同》，并到成都市房管局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另外，抵押协议中的“紫荆小区道路工程”是指新光西街、新光中心街、新光南街工程。
2007年10月6日，俸世福与何增国签订《俸世福与何增国工程款结算双方约定书》（以下简称《结算约定书》）主要载明：经过俸世福、何增国双方协商，俸世福在何增国手下所承担的工程：成都高新区元华路、肖家河河堤、新光三条街、雅安周公山温泉公园3号桥、宋家山道路等工程，因工程结算资料不齐，无法结算工程尾款，经双方约定在2007年12月13日前进行最终结算，今暂按何增国欠俸世福工程款300万元，如何增国在约定期限内未进行结算，视同何增国欠俸世福300万元。2007年12月6日，何增国向俸世福出具《欠条》一张，写明欠到俸世福劳务分包于2007年12月（应为10月）6日双方签定的《结算约定书》中的几个项目工程款300万元。本《欠条》与《结算约定书》内容一致。
另查明，俸世福从1999年7月起担任时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04年12月23日，俸世福出具了一份《承诺》，称其与何增国的债权债务与成都工程公司无关。此外，俸世福还向原审法院出具《情况说明》一份，称本案所涉工程均由时代公司承包并组织机具和人员施工完成，俸世福与何增国、余兰签订《抵押协议》并到房管局办理抵押登记、2007年10月俸世福与何增国签订工程款《结算约定书》、2007年12月何增国向俸世福出具300万元工程款的《欠条》，都是基于时代公司承包本案诉争工程而产生，因此，与何增国签订《抵押协议》、《结算约定书》、何增国向俸世福出具工程款《欠条》的行为，系其履行时代公司的职务行为，由此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应由时代公司享有，与俸世福个人无关。
又查明，1993年7月1日，原成都工程公司以铁隧成（1993）002号文件（以下简称002号文件），成立成都工程公司直属工程处，余兰为直属工程处的负责人。1997年2月12日，成都工程公司聘请何增国为其公司副经理。2002年12月12日，成都工程公司在《四川日报》刊登声明，称其从未设立“经理部”、“项目部”、“工程处”等任何下属机构。2007年2月15日，成都工程公司被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营业执照。该公司出资人系成都工程公司，成都工程公司系2000年6月22日由铁道部隧道工程局更名而来。
余兰与何增国系夫妻。何江系何增国与前妻所生之子，何璐系何增国与余兰所生之女。
2013年10月8日，因何增国病危不能参加调解，余兰作为丙方并代表何增国与时代公司（乙方）、俸世福（甲方）就成都高新区元华路、肖家河河堤、雅安周公山温泉公园3号桥、宋家山道路、新光三条街、勤俭村过渡性道路、乡村道路以及黄忠大道AJ段等工程，以及甲、乙双方与成都工程公司直属工程处所签订的所有劳务工程分包施工合同所涉及的工程项目，以及从1998年至2003年期间所涉及的全部施工项目所欠工程款，三方达成《调解书》主要载明：丙方余兰以成都市青羊区大安东街61号26楼A房号和B房号两套商住房和30万元人民币交付给甲方，用于抵偿上述全部工程尾款及欠款。并约定，如调解书丙方未履行，则三方一致确认丙方欠甲、乙双方成都高新区元华路、肖家河河堤、雅安周公山温泉公园3号桥、宋家山道路、新光三条街、黄忠大道AJ段等工程款300万元，现进行的诉讼仍按法律程序办理。
《调解书》签订后，余兰于2013年10月18日按约向俸世福支付了欠款30万元，何增国授权余兰办理上述房屋的产权过户手续，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以下简称蜀都公证处）对该授权行为作出了（2013）川成蜀证内民字第XXXX号《公证书》。
2013年底何增国因病去世后，因何江对《调解书》持有异议，故未能办理房屋过户手续，《调解书》内容无法完全履行。
余兰、何江、何璐为何增国遗产的法定继承人。
审理中，时代公司撤回了关于要求判令时代公司对余兰位于成都市大安东街XX号XX楼A、B号（两套）房屋享有抵押权的诉讼请求。
原判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1.时代公司是否是本案的适格主体；2.本案诉争工程所欠工程款应当由谁承担给付义务；3.本案诉争工程所欠工程款金额是多少，利息应如何计算。对此，原审法院作出如下评判：
一、关于时代公司主体资格问题。根据时代公司的主张，本案诉争工程包括以下四项：新光三条街（新光西街、新光中心街、新光南街）；元华路、肖家河河堤、桂溪乡道；雅安周公山温泉公园3号桥、宋家山道路；黄忠大道AJ段、元华路南延线、河堤、元华路电力浅沟工程。根据前述认定的事实，《新光西街、新光中心街、新光南街内部施工协议》、《元华路、肖家河河堤、桂溪乡道内部施工协议》、《雅安周公山温泉公园3号桥、宋家山道路工程内部施工结算协议》、《黄忠大道AJ段、元华路南延线、河堤、元华路电力浅沟工程内部施工结算协议》均系时代公司与何增国、成都工程公司直属工程处签订。在诉讼中，何江对时代公司主张该四项工程的主体资格提出异议，认为四项工程施工协议虽由时代公司签订，但是签订《抵押协议》、《结算约定书》，何增国出具《欠条》的对象是俸世福个人，时代公司并非主张上述工程欠款的适格主体。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上述四个工程施工协议均盖有时代公司的印章，是以时代公司的名义签订，基于该工程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应由时代公司享有，且俸世福已向原审法院出具《情况说明》，明确表明其与何增国签订《抵押协议》、《结算约定书》时担任时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行为均是履行职务行为，产生的权利应当由时代公司享有。因此，时代公司作为上述四项工程的签约、结算主体，有权以其名义主张相关工程欠款，何江提出关于时代公司不是适格主体的异议不能成立，其该项抗辩理由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承担给付工程款义务的主体问题。何江提出何增国不是涉案工程欠款的给付义务主体，认为何增国系以成都工程公司直属工程处的名义对外签约，应由成都工程公司直属工程处的设立单位成都工程公司承担给付义务。原审法院认为，时代公司诉请中既主张何增国、余兰个人承担付款义务，又主张成都工程公司应为何增国的职务行为承担责任，二者本身是相互矛盾的。虽然本案所涉工程有关工程施工协议系何增国以成都工程公司直属工程处的名义签订，并在新光三条街和元华路、肖家河河堤施工协议中加盖了成都工程公司直属工程处的公章，但成都工程公司在《四川日报》刊登声明，称其从未设立“经理部”、“项目部”、“工程处”等任何下属机构，成都工程公司既不认可何增国的行为代表成都工程公司，也不追认其行为，而何增国也未能举证证明其取得成都工程公司授权的证据，时代公司也无证据证明其有理由相信何增国有代表成都工程公司的权利，故何增国的行为对成都工程公司不构成表见代理，其对外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其本人承担。事实上，时代公司与何增国签订的涉案工程协议约定的全部权利和义务实际也由何增国享有和承担，而且，本案所涉工程竣工验收后，何增国以其个人名义与时代公司法定代表人订立《抵押合同》、《结算约定书》，出具《欠条》，以及在病重后与时代公司就所涉工程欠款给付问题进行积极协商的行为，均能够印证本案所涉工程的权利义务是由何增国享有和承担，因此，何增国在施工协议和《结算约定书》中签名行为不代表成都工程公司直属工程处，其签名行为产生的法律责任应由何增国个人承担。由于何增国已因病去世，其所欠时代公司的工程款应当由其法定继承人即余兰、何江、何璐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
俸世福在担任时代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于2004年12月23日向成都工程公司出具《承诺》，表明其已经认可本案所涉工程的相关债权债务关系的责任主体系何增国，故时代公司无权向成都工程公司、隧道公司就本案所涉工程欠款主张权利，成都工程公司及隧道公司不应承担连带责任。
时代公司主张余兰与何增国系夫妻关系，应当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产生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八条“婚姻法第十九条所称“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夫妻一方对此负有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的规定，余兰并未主张及证明其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或时代公司与何增国明确约定相关债务系何增国的个人债务，因此，何增国所欠时代公司工程款的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余兰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原审法院对时代公司的这一主张予以支持。
关于余兰要求履行2013年10月8日其与时代公司、俸世福签订的《调解书》的问题。根据该《调解书》的约定，在余兰未履行其义务的情况下，时代公司有权按所欠金额依照诉讼程序主张权利，因余兰至今不能履行《调解书》约定的办理产权过户手续的内容，且何江明确表明拒绝履行协助办理过户手续，故《调解书》内容现无法完全履行。
三、关于本案所涉工程欠款金额及利息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2007年10月6日，俸世福与何增国就本案所涉工程签订《结算约定书》，约定本案所涉工程暂按何增国欠工程款300万元计算，于2007年12月13日前进行最终结算。2007年12月6日，何增国向俸世福出具《欠条》一张，载明何增国欠到本案所涉工程款为300万元。原审法院认为，何增国向时代公司出具300万元《欠条》的行为，足以确认本案所涉工程欠款的金额。诉讼中，何江提出何增国在出具《欠条》时是受到了俸世福的胁迫所致，虽向法庭举出了《报警登记表》，但是《报警登记表》中仅载明了何增国与俸世福双方发生纠纷，并不能证明和确认俸世福有胁迫何增国出具《欠条》的行为。2013年10月时代公司与余兰签订《调解书》、何增国出具办理房屋产权过户《委托书》的行为均再次确认了本案所涉工程系何增国尚欠时代公司300万元工程款的事实。因此，原审法院对于何江提出的辩解意见因无证据支持而不予采纳。在本案诉讼前，余兰已经向时代公司履行了给付30万元工程款的义务，已支付的30万元应当从所欠工程款300万元中予以扣除。
对于上述已确定的工程欠款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第十八条“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当事人对付款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下列时间视为应付款时间：（一）建设工程已实际交付的，为交付之日；（二）建设工程没有交付的，为提交竣工结算文件之日；（三）建设工程未交付，工程价款也未结算的，为当事人起诉之日”的规定，本案所涉工程因有多项，虽已竣工交付，但时代公司也无证据证明具体交付时间，故以欠款结算完成时计算为宜。本案中双方结算为何增国出具《欠条》时间，因此原审法院认为应当从出具《欠条》次日开始计算利息，即从2007年12月7日起以300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2013年10月18日止，之后的利息以270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余兰、何江、何璐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在继承何增国遗产范围内向广汉市时代机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工程欠款270万元，并以300万元为本金，从2007年12月7日起至2013年10月18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以270万元为本金，从2013年10月1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二、余兰对前述第一项判决的全部应当支付金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广汉市时代机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0078.2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65078.2元，由广汉市时代机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担20000元，由余兰、何江、何璐承担45078.2元。
宣判后，余兰、何璐共同上诉称：一、原判遗漏当事人俸世福，造成债权债务的主体关系严重错误。1.《结算约定书》约定：如果何增国在约定期限内未进行结算，视同何增国欠俸世福300万元。该事实证明本案债权人是俸世福，不是时代公司。2.抵押权利人是俸世福。在余兰与俸世福共同办理的房屋他项权利登记中注明的权利人是俸世福，原判认定权利义务由时代公司享有，与俸世福无关与事实不符。俸世福、时代公司分别为《调解书》中不同的当事人，俸世福并未代表时代公司。二、原判将不能过户的责任归咎于余兰和何江与事实不符，因俸世福不配合解除查封的房屋才导致了不能履行《调解书》约定的过户内容。余兰和何江在办理何增国丧事期间，因时代公司提起诉讼并申请保全，导致不能过户。何江不是《调解书》相对人，对《调解书》的执行与何江无关，其无权提出主张。三、余兰从未向时代公司支付30万元，而是向俸世福支付的。四、《调解书》具有法律效力，签约各方均无异议。余兰已向时代公司支付了30万元，履行了调解协议的支付内容，证明已进入履行阶段。在调解协议履行中时代公司对已生效并部分履行的调解事由再行起诉不具有合法性，只能申请继续执行。一审用判决否定《调解书》违反法律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二百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十三条的规定，应执行调解内容，不应判决。原判决扣除余兰已支付的30万元没有法律依据。五、《调解书》约定将30万元交付给俸世福，时代公司无异议，证明债权人是俸世福，原判认定有误，应纠正。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人民法院对于调解协议约定一方不履行协议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予准许。调解协议约定一方不履行协议，另一方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对案件作出裁判的条款，人民法院不予准许”的规定，一审法院对已经生效的调解进行审理是错误的。综上，请求：1.撤销原判；2.判令执行《调解书》；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时代公司承担。二审庭审中，明确将第二项请求变更为：判令驳回时代公司的诉讼请求。
时代公司答辩称：本案涉案工程相关合同由时代公司签订，时代公司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不能履行《调解书》的原因在于余兰、何江。《调解书》未经法院主持调解，故原审法院对时代公司主张的权利进行审理程序合法。综上，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何江答辩称：余兰在何增国不知情的情况下私下签订《调解书》，未经何增国的同意，原判以此为据作出判决有误，应纠正。
成都工程公司、隧道公司答辩称：何增国的行为是个人行为，不是职务行为，时代公司对此清楚并认可。二审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何江上诉称：一、原判认定事实有误。首先，1993年7月，成都工程公司成立了直属工程处，1997年2月，成都工程公司发文聘请何增国为副经理，1998年至2003年期间，何增国以成都工程公司直属工程处的名义与时代公司签订内部施工协议，成都工程公司对此知情，证明何增国是公司行为，不是个人行为，后果应由成都工程公司承担。成都工程公司作为主管单位，仅作出公告而没有实质性措施，未尽到管理责任，不能免责。其次，何增国病重期间签订《调解书》，不是何增国的真实意思表示，签订《调解书》之前从未承认过300万元债务，其病危住院期间神志不清，不可能委托余兰承认该债务，且余兰在为委托公证时没有给何增国做行为能力鉴定，一审时只提交复印件，无原件，真实性有待查明。综上，原判认定何增国的行为不代表成都工程公司，应由何增国本人承担责任有误，应纠正。二、一审判决显失公平。何增国在《欠条》和《结算约定书》中从未承认过300万元债务的真实存在。本案涉及市政工程，何增国个人不可能揽到工程项目，且结算必须有严密的程序和手续，不可能采用《欠条》形式来估算确认工程款。所有协议都有成都工程公司直属工程处与时代公司工程款结算的约定，也有其他法院的判决书和裁定书的结论意见。余兰全程参与并且是成都工程公司直属工程处的负责人，即使存在300万元债务，也应是何增国与余兰夫妻共同债务，原审判决余兰只在遗产范围内偿还债务本息，遗产不够才承担连带责任不当。本案应先由余兰以其个人财产承担清偿责任，不够清偿时再由各继承人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请求：驳回时代公司的诉讼请求。
时代公司答辩称：本案证据充分证明何增国欠时代公司300万元工程款，原判认定正确。原判认定承担责任的主体正确。对于成都工程公司、隧道公司的责任问题，成都工程公司直属工程处将资质出借给何增国，应对何增国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这点不是新的请求，只是针对何江上诉请求的答辩意见。综上，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余兰、何璐共同答辩称：《结算约定书》与《欠条》没有说明工程量的具体项目，300万元是非正常情况下确定的。因无法确定工程量，何增国才委托余兰签订《调解书》，以此方式来结算，《调解书》是何增国的真实意思表示。
成都工程公司、隧道公司答辩称：成都工程公司没有聘请和委托何增国承揽工程，其假借成都工程公司的名义签订协议，工程款从未进入成都工程公司的账户，是个人行为，而非职务行为，俸世福出具《承诺》表明其债权仅与何增国有关，与成都工程公司无关。
经审理查明，二审庭审中，在原判认定事实中，何江对“2002年12月12日，成都工程公司在《四川日报》刊登声明”提出异议，认为不真实；对“因何增国病危不能参加调解”提出异议，认为不是不能参加，而是不知情；对“因何江对《调解书》持有异议，故未能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提出异议，认为不是因何江有异议而未能办理过户。余兰、何璐对“因何江对《调解书》持有异议，故未能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提出异议，认为房屋所有权证登记在余兰名下，不能过户的原因与何江无关。成都工程公司、隧道公司对“1993年7月1日，成都工程公司以铁隧成（1993）002号文件，成立‘成都工程公司直属工程处’，余兰为直属工程处的负责人。1997年2月12日，成都工程公司聘请何增国为其公司副经理”提出异议，认为其没有发出过002号文件，也没有聘请何增国为副经理；对“该公司出资人系成都工程公司”提出异议，认为出资人应是隧道公司。除上述异议外，各方当事人对原判认定的其余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何江当庭明确表示放弃请求由余兰先行清偿债务，不足清偿时才由继承人清偿的主张。
何江虽对原判认定事实“2002年12月12日，成都工程公司在《四川日报》刊登声明”提出异议，认为不真实，但其未提出反驳理由及证据，且在一审质证中明确表明对该声明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二审庭审中还将该证据作为其二审新证据向本院提交，认为可能登报声明过，该事实表明其观点前后矛盾，故其该异议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成都工程公司、隧道公司称成都工程公司出资人系隧道公司，但未举证证明，故该异议不成立。
二审庭审中，围绕本案争议焦点，各方当事人举证、质证、辩论如下：
一、关于双方达成调解后法院还能否进行判决的问题（《调解书》是否真实、能否履行）
二审庭审中，何江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作为二审新证据予以证明：
1.原审法院（2008）成民初字第176号《民事裁定书》（以下简称176号案）；2.成都高新区法院（2012）高新民初字第2094号《民事裁定书》（以下简称2094号案）；3.成都高新区法院（2012）高新民初字第2631号《民事裁定书》（以下简称2631号案）；4.原审法院（2013）成民初字第878号《民事裁定书》（以下简称878号案）。以上四份证据拟证明：正因为何增国、余兰多次诉讼中一再否认383万余元欠款的存在，时代公司又无证据证明到底欠不欠、欠多少工程款，才导致他们以不同的金额在不同的法院反复起诉、撤诉。5.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成都青羊区法院）（2008）青羊民初字第1057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1057号案），拟证明《抵押合同》所涉工程款已经支付，因此不存在《调解书》中的83万元的欠款。6.成都高新区法院（2009）高新民初字第1395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1395号案），拟证明何增国、余兰提出所谓300万元《欠条》及《结算约定书》都是何增国被俸世福非法拘禁后胁迫之下写的，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因此，何增国和余兰也从未认可过《欠条》中300万元的欠款。该组证据证明《调解书》是不真实的。
时代公司质证认为：1.1-4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证据内容不涉及本案所涉工程，878号案已撤诉。2.1057号案《民事判决书》未生效，发回成都青羊区法院重审后，余兰撤诉了。3.1395号案《民事判决书》未生效，不能达到何江的证明目的。
余兰、何璐质证认为：所有证据都是真实、合法的，但均与本案不具关联性。1057号案、1395号案两份《民事判决书》均未生效，且均被二审法院发回重审了。176号案已裁定撤诉。2094号案、2631号案、878号案三份《民事裁定书》表明诉请的工程项目与本案不一致，与本案没有关系。
成都工程公司、隧道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与成都工程公司、隧道公司均无任何关系。
何江当庭表示1057号案、1395号案《民事判决书》均未生效。
本院认为：1-6份证据的真实性各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1-4已撤诉，证据5、6均未生效，表明证据中所涉事实均未经生效裁判作出认定，不能直接作为证据采信，故对该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二、关于何增国能否代表成都工程公司问题（成都工程公司是否设立成都工程公司直属工程处的问题）
二审庭审中，何江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作为二审新证据予以证明：
1.成都工程公司002号文件，拟证明成都工程公司直属工程处是由成都工程公司直接发文成立的，其负责人余兰也是由成都工程公司直接任命的。2.成都工程公司《关于公司副经理聘任的通知》，拟证明何增国是成都工程公司发文聘任的公司副经理。3.成都工程公司《工程承包协议书》，拟证明成都工程公司和成都工程公司直属工程处之间的关系，同时确定了何增国和余兰的权限，因此何增国的相关行为并非个人行为。4.成都工程公司关于成都市人民南路南延线B段项目BⅡ合同段《投标文书》及《授权书》。5.倍特建设开发公司与成都工程公司签订的《新光西街、新光中心街、新光南街市政道路、排水工程施工合同》。上述证据4、5拟证明这两个工程合同，就是何增国代表成都工程公司对外签订的市政工程分包合同。6.（2002）中铁隧监通字5号《监察通知书》。7.《关于撤销与雅安周公山温泉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的通知》。8.川雅泉发（2002）017号《关于继续履行建设合同的函》。9.成都工程公司关于川雅泉发（2002）017号函的回复。上述6-9份拟证明成都工程公司与成都工程公司直属工程处产生的矛盾，以及后来撤销成都工程公司直属工程处的原因，同时还证明成都工程公司直属工程处的成立和撤销，成都工程公司的上级主管单位都是知情的。10.成都工程公司2002年12月12日登报《声明》。11.成都工程公司的《委托书》。12.2004年12月22日《会议纪要》。13.成都工程公司的《情况说明》。上述证据10-13拟证明虽然成都工程公司2002年12月12日可能登报声明过，但因种种原因成都工程公司直属工程处直到2004年底才真正停止运作，而成都工程公司直到2003年12月后，仍在授权何增国代表成都工程公司处理有关业务。
时代公司质证认为：1.上述证据均不属于二审的新证据，这些证据在目录里面批注是存放于原审法院和成都高新区法院，证据9、10是一审已提交过的；2.证据1、2是真实的；证据3、4虽然是从法院卷宗复印出来的，但也是复印件，不知道原来是否提交的原件；打印时间是在一审诉讼前，不属于二审的新证据。3.何增国的行为是否代表成都工程公司，由法院裁决。其他证据没有原件，不予认可。
余兰、何璐质证认为：所有证据是真实的、合法的，但与本案不具关联性。证据1表明成都工程公司没有将成都工程公司直属工程处进行登记；证据2表明何增国是成都工程公司的副经理；证据3表明工程是由成都工程公司直属工程处负责的；证据4与本案不具关联性，时代公司没有对这个项目提起起诉；证据5表明因为产生新的施工关系，后面就没有履行这个合同了；证据6、7不能说明与成都工程公司具有关联性；证据8、9不是针对本案的项目；证据10不是具体针对何增国和余兰，也不具关联性。证据11、12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3无异议。
隧道公司、成都工程公司质证认为：1.证据1真实性不予认可，1993年成都工程公司属于国家机关，证据表明不属于规范的国家发文标准。2.证据2真实性不予认可，是复印件，同样是发文件，字体和格式都不一样，不符合国家机关发文的格式。3.证据3真实性不予认可，是复印件。4.证据4、5真实性不予认可，都是复印件，当时何增国是“成都建委”的工作人员，不是隧道公司职工，他自己为了承揽工程，假借成都工程公司的名义签订合同，包括成都工程公司直属工程处这个机构都是他自己成立的，隧道公司没有设立这个机构。5.证据6真实性不予认可，是复印件。6.证据7、8、9、10真实性予以认可，是隧道公司提交给法院的，证明目的不认可，说明隧道公司在发现何增国的前述行为后采取一系列措施，开始是不知道何增国签订合同的行为，发现后发函说明情况，证明何增国是代表自己，不代表隧道公司。7.证据11真实性不予认可，是复印件，印章大小不一样。8.证据12是隧道公司提交给法院的，是证明何增国的行为是个人行为，跟成都工程公司没有任何关系。9.证据13真实性不予认可，是复印件，不清楚这个情况。
本院认为：何江提交的上述证据中，对原审判决已认定且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的证据，即证据10本院予以采信。其余证据因均为复印件，且无其他证据佐证，故对该部分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
三、关于何增国是否欠时代公司300万元款项问题（300万元欠款是否真实）。
二审庭审中，何江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作为二审新证据予以证明：
1.《高新区尚未审计的竣工工程》，拟证明所有工程都没有进行审计，所有的工程都是市政工程，何增国个人不可能拿到这些工程，显然这些工程不是何增国个人承包的工程，因此，何增国个人不应该为这些工程承担责任。2.时代公司的《借条》，拟证明不是所有的工程款都要通过成都工程公司或成都工程公司直属工程处，时代公司也可以直接向业主单位或总承包商借钱。3.2003年5月10日《联合施工协议》，拟证明2003年5月后，成都工程公司直属工程处的对外业务应由余兰负责。4.2006年1月18日《关于要求兑现﹤还款协议﹥的函》，拟证明截止2006年后，“倍特公司”一家就仍欠383万元工程款。5.《申请书》，拟证明时代公司所有的工程款都是从业主单位和总承包商那里来的，也知道如何结算工程款。
时代公司质证认为：1.证据1是成都工程公司直属工程处自己制作的清单，对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2.证据2-4均是复印件，对真实性不予认可。3.证据5真实性予以认可，2008年3月17日在176号案《民事裁定书》中提交的《申请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余兰、何璐质证认为：1.证据1的三性不予认可，没有时间，看不出来甲乙双方是什么关系，竣工工程与本案也没有关系，既不是档案也不是双方结算的依据。2.证据2与本案没有关系，是真实的，不是本案的诉争项目。3.证据3是真实的，是余兰负责，当时协议没有产生效益，最终没有进行招投标。4.证据4是真实的，权利义务关系与本案无关，主要解决民工工资问题达成协议，协议中跟成都工程公司、隧道公司也没有关系，与余兰有关，不同意何江的证明目的。5.证据5是真实的，当时申请书中的项目与本案之间没有关联性，达不到何江的证明目的。
成都工程公司、隧道公司质证认为：1.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成都工程公司直属工程处是非法成立的机构，没有证明力。2.对证据2-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
本院认为：对证据1-5均为复印件，且证明目的与争议焦点不具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中，何江申请证人范正新出庭作证，拟证明《调解书》不是何增国的真实意思表示及不存在欠款300万元的事实。并称范正新系其表兄。本院根据何江的申请，准许证人出庭作证。范正新出庭陈述称：2007年证人当时在何增国手下干活。2007年12月5日晚上，何增国来电话通知去喝茶，后来警察到了，12点后就回去了，当时打了几百万元条子，在四川省广汉市的一个宾馆打的。
何江质证认为：证人证言是真实的，能够证明条子是在非正常情况下出具的，380万元的条子没有任何根据和依据。时代公司质证认为：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1.何增国已经去世，证人与何增国之间是什么关系没有证据证明；2.证人只是简单陈述2007年12月5日写了几百万元条子，他所说的条子是否为本案2007年12月6日《欠条》不明确；3.余兰、何增国后来又认可了《调解书》，该事实印证了《欠条》不是受胁迫形成的。余兰、何璐质证认为：证人叙述的事情是真实的，但不能证明何江的拟证目的，当时因工程纠纷而引起，证人说的不是本案中2007年12月6日何增国出具《欠条》引起，在2013年后形成了新的合同关系，没有证明2013年何增国病重期间的事实，2007年的条子上涉及了八个项目，本案是六个项目，纠纷涉及的项目、金额与本案没有关系，不能证明本案的事实，达不到证明目的。隧道公司、成都工程公司质证认为：不清楚这个情况，没有办法判断。本院认为，范正新系何江的表兄，与其有直接利害关系，证人证言又无其他证据佐证，系孤证，且证人证言涉及2007年12月5日条子的金额不明确，与本案2007年12月6日何增国出具《欠条》的时间及金额均不吻合，证人证言不能证明何江的拟证事实，故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一、关于一审是否遗漏当事人问题（1.时代公司应否享有债权；2.俸世福签约及收款行为是否公司行为，余兰支付的30万元应否认定为向时代公司付款）
时代公司在2001年4月18日至2003年6月23日期间所签协议均加盖了时代公司印章，表明时代公司是合同相对人。虽在后来的《结算约定书》、《欠条》、《抵押协议》中均是以俸世福个人名义作出的约定，但俸世福在向原审法院出具的《情况说明》中明确说明本案所涉工程均由时代公司承包完成，俸世福的行为均为公司行为，所产生的权利义务与俸世福无关，时代公司也予以认可。俸世福签订《调解书》时虽以个人名义与时代公司分别作为调解相对方，但根据俸世福的《情况说明》，俸世福该签约行为系代表时代公司的行为，故余兰因履行《调解书》约定的支付义务向俸世福支付的30万元款项即为向时代公司支付的款项，原审判决扣除该款项正确。综上，余兰、何璐该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双方达成调解后法院还能否进行判决问题（《调解书》是否真实、能否履行）
2013年10月8日，余兰作为丙方并代表何增国与时代公司、俸世福签订《调解书》，约定用两套房屋及30万元人民币交付给俸世福，何增国经公证委托余兰办理上述房屋的产权过户手续，证明何增国不仅明知《调解书》，且对《调解书》中约定作出积极履行的意思表示，签订《调解书》的各方当事人均认可真实性，证明《调解书》是真实的。何江对原判认定的因何增国病危不能参加调解提出异议，认为何增国不知情，签订《调解书》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的理由与本案事实不符，其异议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何江认为何增国病危住院期间神志不清，不可能委托余兰承认该债务，且余兰在委托公证时没有给何增国做行为能力鉴定，一审时只提交复印件，无原件。本院认为，首先，何江未提供证据证明何增国住院期间神志不清，故其主张委托公证时应做行为能力鉴定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次，经二审核实，原判认定何增国授权余兰办理上述房屋的产权过户手续，蜀都公证处对该授权行为作出了（2013）川成蜀证内民字第XXXX号《公证书》符合客观事实，对《委托书》复印件予以采信并作为本案定案证据正确，何江该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2013年10月8日，余兰作为丙方并代表何增国与时代公司、俸世福签订《调解书》，经各方签字认可，已经生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二百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十三条的规定，其中根据前述第一百九十五条、二百三十六条、第十三条规定，表明经过司法确认的调解协议或由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调解书生效后，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不完全履行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本案中，《调解书》并未经过人民法院进行司法确认，故余兰、何璐上诉称人民法院应当直接执行《调解书》，而不应再进行审理的前提条件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根据前述第十条规定，表明调解协议约定一方不履行协议，另一方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对案件作出裁判的条款，人民法院不予准许。本案所涉《调解书》中并未约定该条规定','2018-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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