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3民终1204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录，男，1933年8月2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连生（李录之子），1961年1月14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华，北京市风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锁成，男，1965年4月20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涛，北京市翔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北京市平谷区兴谷街道办事处上纸寨村民委员会，地址北京市平谷区兴谷街道办事处上纸寨村。
法定代表人：谢建国，村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云来，男，1974年5月20日出生。
上诉人李录因与被上诉人杜锁成、原审第三人北京市平谷区兴谷街道办事处上纸寨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上纸寨村委会）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2015年平民（商）初字第072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录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华、李连生、被上诉人杜锁成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涛、原审第三人上纸寨村委会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云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录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杜锁成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杜锁成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案件事实明显错误，双方在李录承包的土地及该土地上建设的房屋和转租李录承包的土地、出租李录承包土地上建设的房屋等各方面均不存在合伙关系。1.一审判决对于李录与杜锁成共同出资的事实认定错误。因杜锁成提交的《合作协议》的真实性不能认定，那么判断有无合伙关系的关键就是要看有无共同出资的基本事实。即便《合作协议》的真实性能够认定，也要首先审查双方有无共同出资的基本事实，其次才是有无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和共负盈亏。杜锁成一审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对李录承包的土地及在其上所建设的5200多平方米的房屋、2200多平方米的棚房和17100余棵树木的栽植管理中与李录“共同出资”并占50%的比例，即便是一审判决“审理查明如下”的“另查四”中对杜锁成所主张的出资仅有的“30多万元”也没有加以认定。但一审判决却据此认定杜锁成曾经“提供资金”便具有50%的出资，并分享李录所得拆迁补偿款50%的份额，没有事实依据。2.一审判决对于杜锁成分享李录所得拆迁补偿款50%份额所依据的事实认定错误。首先，上纸寨村委会的评估并非都是立足于北京兴旺达源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旺达源公司）的平台，而是基于李录对本村土地的承包；其次，拆迁评估的依据是地上物，是李录在自己承包土地上盖了房屋、栽植树木以及土地承包期限的长短等，上纸寨村委会从未有过一审判决所认定的“平台”和“名义”的类似表述，也没有说过什么“发放标准”。其三，上纸寨村委会没有“只有公司才有停产停业损失”的表述，其当庭明确表示的是“公司有停产停业损失”、“以其他公司名义评估也是一样的”，更何况，李录作为土地承包人的承包期限未满，李录有经营损失。兴旺达源公司从未开展过任何经营活动，没有损失。其四，上纸寨村委会明确表示，其对李录发放的拆迁补偿款总额中包含了对王某1、李某1、王某2三人的拆迁补偿，一审判决对此基本事实未予认定。其五，李录自2002年开始承包本村土地后十余年来建设的房屋和栽植的树木才是积累的财产，拆迁补偿款只是这些积累的财产因土地承包期限未满而被迫中断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利的补偿。即便双方存在真实的合伙关系，杜锁成也只能要求分享因此获得的拆迁补偿款，而非分割“合伙期间积累的财产”。3.一审判决对于李录在承包土地上资金投入的全部情况没有据实查明，没有查明“合伙期间”的总投入额是多少，李录与杜锁成各自按照比例具体出资额多少。4.一审判决对李录所得拆迁补偿款的实际数额认定与事实不符。1463万元拆迁补偿款中包括了案外人王某1、李某1、王某2等公司和个人的拆迁补偿款303万元。此外，一审判决对于李录2008年之前的投入和2013年以后的投入也没有认定。5.一审判决对于杜锁成与李录之间存在公司股东关系所以便存在合伙关系的事实认定错误。即便依据兴旺达源公司的工商注册资料，李录与杜锁成之间存在公司股东关系，也不等于双方必然存在合伙关系。6.一审判决对于兴旺达源公司“经营损失”的认定与事实不符。李录名下所列的拆迁补偿项目中包括房屋面积5200多平方米、棚房2200多平方米、树木17100余株，但以兴旺达源公司名义评估的经营损失补偿仅为3128034元。杜锁成没有提交其出资50%参与建设房屋和栽植树木的证据，所以即便李录与杜锁成存在兴旺达源公司的股东关系，并且公司股东关系就等于合伙关系，顶多也只能分割经营损失补偿。更何况即便不以兴旺达源公司的名义评估，李录同样会有经营损失。按照上纸寨村委会的当庭表述，以兴旺达源公司的名义进行评估，无非是给李录多评估一些损失而已，与李录和杜锁成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毫无关联。因为上纸寨村委会曾当庭明确表态，不知道杜锁成与李录之间是什么关系。7.一审判决对于“盈余分配”和“债务承担”的认定没有事实依据。杜锁成在一审中主张“盈余分配也是一人一半，基本上是有钱进账就一人一半分了”，一审判决对此予以认定，没有相应的证据。按照杜锁成的说法，其所主张的“有钱进账就一人一半分了”，应该是其所有的经营收入、盈余分配均未投入后来的经营之中，包括砂石料场、李录承包的土地及其在土地上建设的房屋、棚房和栽植的树木等。其所主张的债务“也是按照每人一半承担”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予以证实。8.一审判决对于李录提交的李某1等人的书面证言及相关证人出庭作证所证明的事实不做评价，一概否定，意在掩盖本案事实真相。二、一审判决所采信的证据均为杜锁成提交的证据，对李录提交的多份证据没有采信，并且都变成了对杜锁成有利的证据。虽然如此，一审判决所采信的证据仍不能形成确认双方存在合伙关系的证据链。1.《合作协议》系杜锁成伪造的，不能作为认定存在合伙关系的依据。2.为杜锁成出庭作证的三名证人的证言不能证实李录与杜锁成之间存在合伙关系。证人杨某1当庭明确表示是电话里听杜锁成自己说的杜锁成与李连生在继续合作，真实情况并不清楚，2008年10月以后二人是否合作也不清楚；证人后某明确表示不知道李录与杜锁成二人之间的关系，也不知道各自出资情况和份额多少。证人李某说全是杜锁成向他支付工程款，显系伪证，因为有证据证明李某是从李录财务处领取钩机款。李某在庭审中也表示，当时只是在2008年10月1日向李连生、杨某1、杜锁成要账时，听李连生和杜锁成说他们二人还他的工程款，后来是否实际合伙经营并不清楚；李某称当时听杜锁成与李连生说他们二人继续经营、各占50%的份额明显不合常情，他是去找李连生、杨某1、杜锁成要工钱的，杨某1当时表示不干了，杜锁成和李连生表示他们两个人还他的工钱、顶多加上两人继续经营还你的钱也就够了，还告诉他两人继续合伙经营？各出资50%继续经营？明显不符合一般人的表达方式。所以，李某的证言根本就不能采信。此外，即便杨某1、李某所证属实，其二人所能证明的也只能是2008年10月初李连生与杜锁成当时的想法，不能证明其后二人确实按照各自出资50%的比例合伙经营了，即便二人其后确实继续合伙经营了，也仅指二人合伙经营了砂石料场，而不能证明二人合伙经营了李录承包的土地，不能证明二人各自出资50%对地上物进行投入，不能证明二人合伙经营转租土地及地上物。至于后某在证言中说他认为杜锁成是“老板”，也仅指杜锁成曾在帮忙的砂石料场，与其他无关。3.“记账凭单”不能证明杜锁成参与了李录的经营，亦不能证明“盈余分配”和“债务承担”。一审判决以“记账凭单”中有杜锁成在“领导批示”的签名认定杜锁成参与了李录的经营管理及“盈余分配”和“债务承担”，完全不顾李录提供的只有杜锁成缴纳桥头营村承包费和相关工人挖坑的工钱、树苗钱等领款时才在领款人处签名的“记账凭证”的相关事实，完全不顾商某1出庭作证“从没有过杜锁成在领导批示栏里签字”的证明，完全不顾杜锁成的签名明显是后来加上去的浅显事实，以及李录提出的保险柜被盗后才出现杜锁成在相关单据上签名的辩解。况且，“领导批示”栏应该是领导对财务处理的批示，而不仅仅是签名。杜锁成根本就不知道如何批示，所以“记账凭单”不能证明杜锁成曾经参与“盈余分配”和“债务承担”。当然，李录从未否认杜锁成曾经给予了一些“帮忙”，而这种“帮忙”充其量也只是参与了李录经营中的部分“管理”，但参与“管理”和“共同经营”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4.一审判决将杜锁成通过非正当渠道得来的财务人员结算时的草稿认定为“现金日记账”，将草稿上记载的“集资”认定为杜锁成作为合伙人的出资，既违反一般财务常识，又违反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首先，杜锁成所主张的现金日记账，并非现金日记账，也不是正规财务凭证，其中所记载的内容只是财务人员做财务统计时的草稿，证人商某1出庭作证证实了这一点。其次，该财务草稿上记载的是“欠杜锁成盖房集资款”，而不是“收杜锁成出资款”。一审判决将“集资”认定为“出资”，违反了司法解释的规定。第三，一审审理中，李录提交了2012年5月31日由商某1为杜锁成出具的“欠杜锁成盖房借款122090元整”的留底凭证（欠条），其中有杜锁成核实以后的签名，这才是正规的、最后的财务结论，也是杜锁成本人认可的最终结果，该“欠条”否定了“出资”、“集资”的提法。5.一审判决违法采信复印件合同，却将李录提交的原件合同视为伪造合同，违反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一审中，杜锁成提交了李录与北京源泉伟业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泉伟业公司）的租赁合同复印件，因其中甲方处有杜锁成的签名，据以证实杜锁成参与了李录的经营管理并存在合伙关系。一审法院完全采信杜锁成的主张，并借助李录与源泉伟业公司曾经发生的另外一起诉讼中，李录的代理人曾经当庭表示认可该合同的真实性，便确认复印件合同的真实性，明显违反了民事诉讼证据规则。此外，必须说明的是，另外一起诉讼是以李录的撤诉结案，对于该合同的真实性并未由法院判决作出认定，且该案如继续审理，李录因有合同原件在手，必然否定有杜锁成签名的合同的真实性。6.兴旺达源公司工商注册资料不能证明李录与杜锁成存在合伙关系。其一，杜锁成提交的《合作协议》所载明的日期为2008年11月2日，而公司工商注册资料所记载的日期为2011年3月1日，除了杜锁成口头表述外，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二者之间有任何关联，且两年多以后成立公司来管理两年多以前承包的土地，逻辑和事实上均不能成立；其二，兴旺达源公司的工商注册系杜锁成办理的，李录根本没有到场，没有签过字，也没有出过资；其三，兴旺达源公司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里没有与李录承包土地、房屋等有关的任何内容；其四，兴旺达源公司成立后，没有在注册经营场所租赁房屋，没有从事过任何经营活动，没有参与李录承包土地上建设房屋，没有参与过与承包土地和出租房屋有关的交易行为，没有开出过发票或收据；其五，兴旺达源公司的注册经营场所不能作为申请拆迁补偿的依据，且场地证明是在上纸寨村委会和兴谷街道办事处不知道兴旺达源公司没有租赁房屋的情况下出具的，兴旺达源公司没有资格获得拆迁补偿。其六，兴旺达源公司工商注册资料即便真实可信，其所证明的也是李录与杜锁成之间因兴旺达源公司的存在而存在股东关系，与是否存在合伙关系毫无关联。杜锁成没有权利以公司法所确认的公司股东的权利主张合伙人权利。退一万步讲，即便存在公司股东关系，杜锁成也应依照公司法的规定另行起诉兴旺达源公司和股东李录，无权主张合伙人权利。三、一审审判程序多处严重违法。1.审判长没有审判员资格。2.严重违法超越审限。3.杜锁成没有依照规定补缴诉讼费，一审法院判决支持杜锁成变更以后的诉讼请求，严重违法。4.违法包庇、纵容杜锁成威胁证人的严重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5.审判长违反合议庭规则，合议庭没有进行充分合议；6.违反民事诉讼证据规则，采信复印件合同，而视原件合同为假证据，未对案件的全部证据进行综合审查判断。7.审判长应该回避而未予回避。8.违反法定期限发送判决书。四、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诉讼程序严重违法，在此基础上适用合伙关系法律规范解决公司股东法律关系，属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显失公平。
杜锁成辩称：请求驳回李录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杜锁成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李录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李录与杜锁成存在合伙关系的证据充分确凿，合伙终止后理应按照双方各出资50%的比例分割拆迁款，李录在上诉状中所提的理由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污蔑杜锁成妨碍民事诉讼的理由，杜锁成保留追究李录的相关权利。杜锁成认为，李录的上诉就是为了拖延给付杜锁成拆迁款的时间，是一种浪费诉讼资源的行为，李录应该积极按照双方当时的约定支付拆迁款，李录应该支付拖延期间的利息，故此为了维护杜锁成的合法权益，二审法院应该驳回李录的上诉，维持原判并由李录承担二审的一切费用。
上纸寨村委会述称：由法院依法判决。
杜锁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李录向杜锁成给付杜锁成、李录双方合伙承包的平谷区兴谷街道上纸寨村旧砖厂土地的拆迁补偿款1463万元中的50%即731.5万元；2.诉讼费由李录承担。
一审期间，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该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该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该院认定如下：杜锁成向该院提出如下证据：证据1、杜锁成、李录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证明杜锁成、李录双方存在合作的法律关系，并且双方约定共同出资，共同收益；证据2、2004年8月19日，杜锁成与桥头营村委会签订的《治理河道河滩协议书》，2005年1月30日，杜锁成与李连生（李录之子）签订的《合伙协议》，2005年2月13日，杜锁成与李连生签订的《补充协议》，约定关于桥头营村南两个鱼塘的承包情况。2005年4月5日，杜锁成与李连生签订的《协议》，涉及桥头营村北30亩土地的承包及收益分配情况。这几份协议都是约定杜锁成与李连生共同合伙，共同投资，各按照50%收益。辅助证明杜锁成与李录签订的协议都是共同合伙，共同投资，各按照50%收益；证据3、兴旺达源公司的章程，股东是杜锁成及李录，注册地就是涉案的土地，可以看出双方是合伙关系，双方合伙对于出资及收益比例都是按照50%。双方成立公司是便于管理涉案土地，所以涉案土地作为住所地注册了公司；证据4、兴旺达源公司的验资报告，证明双方实际的出资情况，双方是按照各50%的出资情况履行了各自的义务；证据5、商某2（经营涉案土地的会计，李连生的亲舅哥）出具的现金日记账凭证，证明商某2对杜锁成、李录所经营的砂石料场的出资及未收账款、债务等综合的统计，分析出双方大致的出资情况，并且后续的对债权人的部分欠款也是由杜锁成给付的，直到现在还有一些没有给付完毕。证明杜锁成、李录存在合伙关系，双方对于合伙均有出资；证据6、收据、收款凭证及收款人所出具的证明，证明杜锁成向债权人给付了部分款项，也由此证明杜锁成的合伙出资的情况；证据7、杜锁成就涉案土地及砂石料场产生的水电费的票据，证明杜锁成、李录合伙及出资的证明；证据8、《记账凭单》照片，证明杜锁成基于双方合伙关系参与经营、进行出资及营运分配，证明双方存在合伙关系。其中有杜锁成在领导批示一栏中签字，向外放款都需要杜锁成批准。其中一张领款证明单写明“还杜锁成集资款”，证明杜锁成基于双方合伙关系进行了出资，并且参与了营运及分配，同时证明杜锁成、李录存在合伙关系；证据9、行政复议决定书和房屋租赁合同，证明李录和杜锁成存在合伙关系（详见行政复议决定书中被申请人答辩部分）；证据10、《记账凭单》照片（与证据8内容不一样），证明杜锁成与李录存在合伙关系，以及杜锁成参与管理经营和参与盈余分配，具体表述为2010年7月16日“还杜锁成集资款”以及2010年3月19日“还李录集资款”。其他的单据反映在领导批示部分有杜锁成的签字；证据11、证人杨某2的证人证言，证明杨某2与李连生、杜锁成一起开过沙场，三人在桥头营村开了一年多。2008年6、7月左右，三人搬到上纸寨村，地点就是该案争议的地址。2008年10月，因为证人年纪大了，就撤出了，就剩杜锁成和李连生两人经营；证据12、证人李某的证人证言，证明杨某2退伙的时候杜锁成、李录继续经营涉案土地。证人在该案争议的沙子场上干钩机的活儿，2008年10月初，证人去砂石厂北边的树下找杜锁成和李连生商量怎么给结钱，杜锁成和李连生称杨某2不干了，杜锁成和李连生他们俩给结账，他们继续经营，每人50%，之前都是杜锁成给证人结账；证据13、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对账单及一份转账明细，证明（1）杜锁成参与合伙经营过程中涉案砂石料场建房向承建方刘某1支付55万元，（2）按照杜锁成、李录与源泉伟业公司签订的合同，前提是杜锁成、李录把厂房建好了，预付每年租金12万元，租期是四年，一共48万元，杜锁成有源泉伟业公司向杜锁成转账40万元的记录，剩下的8万元是源泉伟业公司交给李连生了；证据14、2012年12月31日，杜锁成、李录与源泉伟业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证明杜锁成、李录存在合伙关系，杜锁成参与经营，因此才以出租方签字房屋租赁合同；证据15、证人后某的证人证言，证明杜锁成在砂石料场进行经营管理，参与经营，也能证明该证人是杜锁成招录进来的。
李录对杜锁成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和该院的认证情况：对证据1《合作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对于该份证据的认证，将在该院认为部分予以论述；对证据2中治理河道河滩协议书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均不认可，这是桥头营村委会与杜锁成签订的协议，与该案无关。证据2中与李连生签订的三份协议真实性需要核实，但是关联性不认可，这是杜锁成与李连生关于桥头营村鱼塘的合伙关系，不能证明与该案有关。对于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该院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该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评定；对证据3、4的关联性不认可。对该两组证据，该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该院将在下文审理查明事实和该院认为部分予以论述；对证据5《现金日记账》中只有一张记载日期，其他均没有日期，不能证实这些是什么时间形成的，且现金记账中只有一张提到杜锁成，其他均与杜锁成无关，而记载杜锁成的证据需要核实。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该院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该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评判；对证据6、7，上边写的是李连生交款，与杜锁成无关。对该两组证据的真实性，该院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该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评判；对证据8，《记账凭单》照片，在之前谈话中杜锁成称为伪证，这次谈话却视为证据，与上次谈话中的意见不符，而且该案中的有关事项商某2最清楚，申请商某2出庭作证。对于该份证据，鉴于其来源于李录提供，该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且结合两本《记账凭单》的相关记载内容，该院对其证明目的亦予以认定；对证据9，行政复议决定书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前提是“根据杜锁成在笔录中的自述”，而不是行政复议机关的认定，处罚的主体是北京仁鑫公司，而不是杜锁成、李录，因此不能根据杜锁成的自述认定杜锁成、李录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对于租赁合同书，李录认为是伪造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对该组证据中的行政复议决定书，该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该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评判，对房屋租赁合同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该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评判；对证据10，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即便是集资款，也不是出资款，不能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关于领导批示有杜锁成的签字，李录方认为是假的。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该院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该院将在下文审理查明事实部分予以具体论述；对证据11、12，证人证言不予认可。对证据11、12证人证言的认证情况，该院将在该院认为部分予以论述；对证据13，不认可，没有银行盖章，与李录建房无关，针对一份银行盖章的转账明细，真实性无法核实，证明目的不认可，无法证明杜锁成的证明目的，该份证据只是杜锁成与刘某1之间的资金往来，无法证明双方存在合伙关系。对该份证据的认证情况，该院将在下文审理查明事实部分予以论述；对证据14，因为是复印件，不认可。对该份证据的认证情况，该院将结合该院依职权调取的另案证据材料，在下文审理查明部分予以论述；对证据15，不认可。对该份证据的认证情况，该院在下文审理查明和该院认为部分予以论述。
上纸寨村委会对杜锁成提交的证据不发表质证意见，要求以法庭核实为准。
李录向该院提出如下证据：证据1、2012年5月商某2所做的统计单，证明杜锁成所提交的“现金日记凭证”是商某2统计的草稿，不是现金日记，不是最后统计结果。该份证据才是最后结果。根据这份单子很多人的钱都还上了。其中欠韩某1的工钱、筛片款等均已经支付，杜锁成提交的韩某1的工钱、筛片款两份证据系伪造的；证据2、财务人员商某2给杜锁成出具的欠条，证明杜锁成主张的120900元是盖房借款，不是出资款，李录与杜锁成之间是债权债务关系，不是合伙关系；证据3、杜锁成向李连生借款借条11张，合计135000元，证明杜锁成欠李连生钱，李连生向杜锁成借钱是为了让杜锁成还李连生的钱，进一步证明商某2给杜锁成出具的欠条是李连生向杜锁成借款而不是杜锁成的出资款，杜锁成、李录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证据4、李录签名资料（含2002年李录与上纸寨村委会协议、2006年李录与上纸寨村委会协议二份、2009年5月1日李录与上纸寨村委会协议二份、2006年友邦众创税务资料，李录的一代身份证和2006年的税务资料上使用的都是“路”），证明杜锁成提交的《合作协议》上李录签名不符合李录在2009年之前的签名习惯，不是李录本人所签，是伪造的；证据5、李某1等施工单位相关证据12份，证明盖房的施工队伍是李连生或李录联系的，工程款282万余元是由李连生或李录支付的（而且这只是部分证据，有些施工队伍或者其负责人现在联系不上了，无法出庭作证），这些付款全部与杜锁成无关。杜锁成没有联系过施工队伍，没有在李录盖房时出过资，没有与李录或李连生共同承担过风险和债务，双方不存在合伙关系；证据6、2013年7月2日，李连生代签的李录和张某1的源泉伟业公司《房屋租赁合同》及退款收条，证明合同约定的退还张某132万元由李录一人承担。如果双方存在合伙关系，其中的50%应由杜锁成承担，但实际上由李录自行承担的退还义务，杜锁成没有与李录共同承担债务，不存在合伙关系；证据7、证人商某2的证人证言，证明杜锁成、李录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证据8、证人程某的证人证言，证明涉案土地上部分厂房是证人盖的，工程款系李连生支付的，证明杜锁成、李录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证据9、证人王某的证人证言，证明涉案土地上部分房子的彩钢瓦是证人盖的，工程款系李录支付的，证明杜锁成、李录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证据10、2012年12月31日，李录与源泉伟业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证明杜锁成提交的与源泉伟业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是假的，因此杜锁成依据该合同主张的事实也是假的。合同上没有杜锁成的签字，杜锁成的签字是在复印件上加上的，因此该租赁合同与杜锁成无关；证据11、上纸寨村委会向李录父子发出的与承包土地及拆迁补偿有关的六份资料，证明村委会的拆迁补偿对象是李录，与杜锁成无关，也与兴旺达源公司无关，杜锁成、李录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杜锁成所主张的其参与评估的情况不能成立；证据12、四份房屋租赁合同，证明李录与王某2、李某1、王某1和源泉伟业公司之间存在房屋租赁关系，与兴旺达源公司不存在租赁关系，拆迁补偿与上述租赁人有关，与兴旺达源公司无关，与杜锁成无关，杜锁成、李录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证据13、三份卖房协议，证明李录方卖房及在承包土地上建房出资情况，同时证明杜锁成没有出资，杜锁成、李录不存在合伙关系；证据14、李录与李某1之间的证据材料，证明李某1与李录之间存在建房合同关系，刘某1与李录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杜锁成之前提交的所谓其与刘某1之间的划款清单与李录委托李某1施工建设厂房没有任何关系，杜锁成、李录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证据15、杜锁成提交的兴旺达源公司《经营场所证明》，证明杜锁成或兴旺达源公司与涉案土地拆迁补偿无关，杜锁成、李录之间不存在合伙关系；证据16、兴旺达源公司工商注册资料第16、17页，证明该公司没有获得拆迁补偿款的资格，杜锁成无权以其为该公司股东的名义主张拆迁款，更无权主张与李录之间存在合伙关系；证据17、兴旺达源公司工商注册资料第44页，证明可印证李录所主张的该公司注册材料中所有李录签名都是杜锁成冒签；证据18、张某1回复李连生的短信，证明仁鑫公司和源泉伟业公司两份房屋租赁合同，杜锁成的签字是不存在的，杜锁成据以主张其参与了李录承包土地建设房屋和出租房屋的经营管理也是不存在的。
杜锁成对李录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和该院的认证情况：对证据1，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从内容看，杜锁成和李连生后面表述了数字，代表了双方投资未收回的部分，而不是李录所称的欠款。其他人的前面都有“欠”字，说明出资款经过经营没有偿还的得出的数字。这也说明了杜锁成、李录之间对于没有清偿外债的分配。这份证据说明双方存在合伙且实际出资，李录只拿出欠款的证据，并未拿出偿还的证据，但是杜锁成提交的证据中显示了杜锁成还款情况，说明双方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该院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该院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评定；对证据2，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上面的签字不是杜锁成本人签字，这份证据与该案争议焦点无关，因此杜锁成方不申请鉴定。李录称在“散伙”后出具的欠条，杜锁成认为双方存在合伙关系，2012年5月31日并不是散伙，而是商某2撤回，所以把他手中的整理出来的材料交给合伙人。所以这12万余元不是向杜锁成的借款。且假如杜锁成向李连生借款，收条也应该保存在杜锁成手中，而不应该在李录手中。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该院将结合其它证据予以综合评定；对证据3，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与该案无关，这是此前杜锁成与李连生之间的借款凭据，且李录所称的借款理由不成立，因为杜锁成想要还款可以直接还款，而不需要向李连生再次借款。对其真实性，该院予以确认，对其与该案的关联性，该院不予采信；对证据4，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与该案无关。对该组证据，因鉴定机构对李录申请鉴定的《合作协议》终止鉴定，故对该组证据与该案的关联性该院不予采信；对证据5，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从证据形式上来说属于证人证言，应当证人出庭，并且经过质证。另外，涉及具体施工也是石料厂具体的款项，由某人付款，但是来源也是基于双方合伙经营。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该院将结合该案其它证据和当事人陈述予以综合评判；对证据6、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李录以该证据否定杜锁成提交的租赁合同，杜锁成认为李录的承租人与杜锁成提交证据中的承租人不是一家公司，因此这份证据不能否认杜锁成提交的租赁合同，且李录提交的租赁合同与杜锁成提交的合同的租赁期间也不同。这份合同是李录出面与承租人签订，因此没有杜锁成的签字。但是在合伙事项中，部分合伙人出面处理合伙事宜也是符合常理的。对于收条，杜锁成对于退还租金的情况知情，所退还的32万元也是从杜锁成、李录合伙经营的收益款中支付的。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该院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该院将结合其它证据予以综合评判；对证据7、8、9证人证言，不予认可。对于该三份证人证言，鉴于商某2与李录有特殊利害关系，该院对该证人证言中对于李录方的有利陈述不予采信，对其证言矛盾和不符常理之处该院将在下文予以论述；对证据8、9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该院将结合其它证据予以综合评判；对于证据10、真实性不认可，应该以杜锁成方提交的同日签订的合同为准。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该院将在下文审理查明部分予以论述；对于证据11，真实性认可，对土地拆迁事实也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该院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结合上纸寨村委会提交的相应材料和上纸寨村委会的陈述，以及结合该案其它相关证据，对其证明目的，该院不予采信；对于证据12，前三份租赁合同真实性认可，对第四份与源泉伟业公司的不认可。对该组证据前三份租赁合同的真实性，该院予以确认。对第四份租赁合同的真实性和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该院将结合其它证据予以综合评判；对于证据13，真实性无法确认，关联性不认可。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该院无法核实，对其关联性，该院不予采信；对于证据14，不认可，证人应出庭，在李某1的证言中也称将工程转包给刘某1，与杜锁成提交的证据将建房款项给了刘某1也是吻合的。对于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该院将结合其它证据予以综合评判；证据15、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只是应相应单位盖了村委会的章，无法否定双方存在合伙关系，也无法证明房屋的产权性质；对证据16，真实性认可，只是办理企业签订的格式文件，不能证明李录证明目的，且事后经过向上纸寨村委会申请，其已经就相关房屋进行了补偿，实际评估的房产与当时办理执照的房产不一致；对证据17，李录的身份证复印件是其本人提供，否则杜锁成无法取得。办理营业执照手续不需要公司的所有股东参与，但是杜锁成办理，符合办理流程。且杜锁成要求李录提供该份证据材料的原件，真实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对于证据15、16、17的真实性，该院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结合上纸寨村委会提供的相应材料及相关陈述，该院不予采信；对证据18，不认可，且不能否认之前法院调取相关案件所确认的其中有杜锁成签字的租赁合同的真实性。对其真实性，该院无法核实，对其关联性该院不予采信。
上纸寨村委会对李录提交的证据不发表质证意见，要求以法庭核实为准。
上纸寨村委会未向该院提交证据，但向该院提交了关于涉案土地拆迁补偿款的估价结果通知单及已向李录给付补偿款1463万元的相关转账凭证。杜锁成、李录对上纸寨村委会提交前述材料的真实性均予认可。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1月1日，李录与上纸寨村委会签订两份《承包零散土地协议》，其中一份承包面积为7.65亩，期限三年，现已到期回收；另一份承包面积为31.95亩，承包期限20年。根据当事人陈述，2012年之前，涉案土地上主要经营砂石料生意，之后主要经营厂房出租。2015年上纸寨村搞集体建设，李录与上纸寨村委会解除承包合同，并配合上纸寨村委会对上述土地及地上物进行了评估。截止2017年7月11日，上纸寨村委会已将汇总到李录名下的16289391元地上物及相关补偿款中的14630000元发放到李录账户（李连生代领）。杜锁成主张，杜锁成、李录双方是合伙经营关系，上述土地的承包合同只是以李录的名义与上纸寨村委会签订，因杜锁成履行了出资及经营管理义务，所承包的土地上地上物补偿款等相关款项应由双方平均分配，现李录就已领取补偿款全部据为己有，侵犯了杜锁成的权利，故持诉求诉至法院。
另查一，庭审中，杜锁成向法院提交《合作协议》，证明杜锁成、李录双方存在合作的法律关系，并且双方约定共同出资，共同收益，该合作协议载明：“甲方：李录乙方：杜锁成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由李录出面在平谷区兴谷街道上纸寨村旧砖厂（上纸寨村北街2号）承包40亩建设用地，每亩1500元，承包期限20年。达成如下协议：双方共同出资、共同收益。甲方签字：李录乙方签字：杜锁成2008年11月2日”。关于此份协议的签署情况，杜锁成述称，当时签订协议时是杜锁成先行签字后李录将协议拿走，拿回来后已经签上字了，杜锁成也可以合理怀疑这上面的字不是李录本人签的。李录辩称，杜锁成提交的合作协议是杜锁成伪造的，李录从来没有跟杜锁成签订过合作协议，故于2015年12月16日向该院申请对该份协议中的李录的签字是否系其本人所签进行鉴定，经摇号确定鉴定机构为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后李录向该院提供了相应样本，但杜锁成对李录提供的样本均不予认可，为此，杜锁成又向该院提交了相应样本，李录亦不予认可，该院依职权将杜锁成提交的来源于相关职权部门和机构的样本向鉴定机构提供，但鉴定机构以样本的数量和质量均不满足鉴定条件为由，终止鉴定；
另查二，根据兴旺达源公司的相关工商资料记载，2011年3月2日，杜锁成、李录双方共同成立兴旺达源公司，双方各出资1.5万元，各占注册资本50%；公司住所地为北京市平谷区上纸寨北街2号，即该案诉争拆迁土地；公司的经营范围：销售建筑材料、五金交电、水暖器材、机械电子设备、金属材料、日用品。关于此公司，杜锁成主张双方成立公司是便于管理涉案土地，所以涉案土地作为公司住所地，公司开始主要经营砂石料，对外出具票据就是以兴旺达源公司出票；李录辩称兴旺达源公司是杜锁成背着李录取的执照，李录不知情，什么手续都没有。李录为此向该院提交了兴旺达源公司的相关注册资料，证明兴旺达源公司没有获得拆迁补偿款的资格，且李录在工商注册材料中的签名系杜锁成冒签。但根据上纸寨村委会提供的关于涉案土地上地上物及相应补偿的估价结果通知单及上纸寨村委会陈述，在对涉案土地上相关补偿进行评估时有的是以李录的名义，有的是以兴旺达源公司的名义，但是汇总的时候考虑到涉案土地是以李录的名义承包的，且李录是本村村民，所以都汇总到李录名下。已经汇总到李录名下的16289391元补偿款中都包含停产停业损失，这16289391元补偿款都是立足于兴旺达源公司的平台，按照被拆迁人是兴旺达源公司的名义和标准发放的，因为，只有公司才有停产停业损失。
另查三，李连生系李录之子，李连生系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退休干警。2004年8月19日，杜锁成与桥头营村委会签订《治理河道河滩协议书》，由杜锁成承包桥头营村大河沿南河滩地。2005年1月30日，杜锁成与李连生签订《合伙协议》，约定杜锁成出面承包的桥头营村南河套地由杜锁成和李连生共同拥有经营权和使用权，双方各占50%股份等内容。2005年2月13日，杜锁成与李连生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关于桥头营村南两个鱼塘双方共同拥有使用权收益权，双方各占50%的股份权等内容。2005年4月5日，杜锁成与李连生签订《协议》，约定就桥头营村北合计30亩的承包地双方共同投资，各占50%的股份等内容。上述几份协议都是约定杜锁成与李连生共同合伙，共同投资，各按照50%收益。杜锁成主张该案实质亦是杜锁成与李连生合伙经营涉案约40亩土地，只是李连生的特殊公务员身份，才以李连生父亲李录的名义承包涉案土地，与杜锁成共同经营，对此，李连生不予认可，不认可杜锁成与李连生或李录存在合伙关系，但李录同意该案仅以李录作为被告；
另查四，关于杜锁成、李录双方出资及盈余分配情况。杜锁成主张双方约定各占50%，此外，2011年砂石料厂建房后，双方产生的很多债务，也是按照每人一半承担。因为财务不太健全，基本上是一人出资一半，出资款都是现金，盈余分配也是一人一半，基本上就是有钱进账就一人一半进行分配。截止到2012年4、5月，所欠杜锁成的盖房集资款14万多元，及杜锁成还其他债权人的数额亦算作杜锁成的出资。李录对此不予认可，李录辩称，都是以李录或者李连生的名字出资的，与杜锁成无关，杜锁成提交的证据中的还集资款，是借款，不是出资。为进一步证明上述事实，杜锁成向该院提交商某2（系李连生亲舅哥，经营涉案土地的会计）2012年初出具的《现金日记账》，该《现金日记账》载明：“欠杜锁成盖房集资款140220元”，该份记账单上还载明对外欠货款、工钱等事宜。杜锁成主张“欠杜锁成盖房集资款140220”的记载事项说明了杜锁成履行部分出资的情况，证人商某2称《现金日记账》是其2012年5月离职前作废的手稿，《现金日记账》中体现的欠款内容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以李录提交的商某2于2012年5月底制作的正式的版本为准。李录提交的商某2书写的该份记账单上载明：“杜锁成122090元-34400元（泼机组）=87690李连生230000元+10000”及外欠货款、工钱等事宜，关于前述两份《记账单》中载明的杜锁成的集资款，李录和证人商某2均称是李连生向杜锁成借的钱，不存在合伙及杜锁成出资的情况；李录提交的2012年5月31日的《收据》载明：今证明欠杜锁成盖房借款122090元，收款人商某2，交款人杜锁成等内容；根据杜锁成的申请，该院对李录提交的作为鉴定样本的两本《记账凭单》进行了证据保全，在该两本《记账凭单》中，日期为2010年3月19日的《领款证明单》载明：“还李录集资款”，金额为10000元，“领导批示”处有杜锁成签字。商某2述称该1万元系李录拣砖头卖给厂子盖房的钱，是商某2书写错误；2010年7月26日的《领款证明单》载明：“还李录砖款”，金额为1万元；2010年7月16日的《领款证明单》载明：领款单位（人）李连生摘要：集资款金额20000元领款人李连生等内容，经法庭向商某2询问按其所述砂石料厂是李连生的，为什么还称李连生的集资款？商某2答复是其随便写的；另有一张2010年7月16日的《领款证明单》载明：领款单位（人）杜锁成摘要：还杜锁成集资款金额15000元领款人杜锁成等内容，经法庭向商某2询问2010年7月16日还杜锁成集资款1.5万元的缘由，商某2答复是李连生通过商某2向杜锁成的还款；此外，杜锁成还主张，就该案所涉砂石料场建造厂房的相关花费，是以经营砂石料场盈利的钱盖厂房，杜锁成还补了30多万元。为证明杜锁成部分出资情况，杜锁成向法庭提交了中国农业银行借记卡对账单，证明杜锁成参与合伙经营过程中涉案砂石料场建房时杜锁成向承建方刘某1支付55万元，源泉伟业公司将承租涉案部分土地的40万元租金汇入杜锁成账户，收入与支出差额部分的15万元亦是杜锁成的出资。此外，杜锁成在拆厂房、盖厂房和雇人工中花费10多万元，栽松树买树苗花费4万元，此部分共计30多万元。李录辩称，认可源泉伟业公司将40万元租金转入杜锁成账户，但系因为当时李录手中没有卡，所以让源泉伟业公司将40万元打入杜锁成账户。杜锁成拆厂房的6万元已经还给杜锁成，杜锁成家盖房时给了杜锁成5.4万元。此外，庭审中，李录辩称并不认识刘某1，并称相关厂房是李某1建的，李录与李某1签订了合同，但是，在李录向该院提交的李某12017年7月4日出具的书面证明中载明：关于在李录承包土地上建钢结构厂房一事，我和李录有合同，我因缺少相关设备，经丁某1介绍，找到刘某1，将部分工程转包给刘某1，我刘某1有合同，但合同已找不到，此事与杜锁成没有任何关系等内容，杜锁成主张此份证明亦能印证杜锁成向刘某1支付工程款事宜；
另查五，关于双方经营管理情况。杜锁成主张，2008年奥运会之前，杜锁成、李录双方在涉案承包地经营砂石料，一直经营到2011年，年底转租一部分空地，其他部分用于建房，将房屋对外出租，在这个过程中，杜锁成负责砂石料厂内的经营事务，李连生负责外边的事务（如对外协调等），对外砂石料的款项都是会计商某2收，要是开票就是以公司名开票，杜锁成用钱都是从会计处支取。李录主要负责看门，月工资1000元。李录辩称，杜锁成只是帮忙、小工、跑腿的，而不是合伙人，也从没有工资；经法庭向商某2询问砂石料厂的工资发放情况，其表示一两个月发一次工资，都是现金发放，谁领工资的时候谁签字，每次发工资的时候都制作工资表，杜锁成只是跑腿的，没有工资，杜锁成在厂子干了2、3年；为进一步说明杜锁成、李录的经营管理情况，杜锁成向法院申请对李录提交的作为鉴定样本的两本《记账凭单》进行了证据保全，在该两本《记账凭单》中的多张《领款证明单》、《收据》及相关票据上有杜锁成签名，尤其是封面标注日期为2010年3月份的《记账凭单》，该本《记账凭单》记载的事项基本为砂石料厂的日常开支情况和对外债务的偿还情况，且此本《记账凭单》中绝大多数《领款证明单》、《收据》及相关票据上除了有相关人员收款和领款的签字外，亦基本都有杜锁成签名，其中更有多张《领款证明单》的“领导批示”一栏有杜锁成的签字，甚至2010年3月10日李录等人领取工资的《领款证明单》、2010年3月19日李录领取集资款的《领款证明单》、2010年3月26日李录领款“交大队电费”的《领款证明单》及部分领款人为商某2的《领款证明单》上亦在“领导批示”一栏有杜锁成的签字。杜锁成也据此主张砂石料厂向外放款都需要其批准，也证明其与李录存在合伙关系，以及杜锁成参与经营管理的情况；李录辩称上述杜锁成的签字是假的，是后来签的，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此外，为证明杜锁成、李录之间存在合伙关系且杜锁成参与经营管理，杜锁成还申请证人后某出庭作证，后某述称，其在涉案的砖厂上曾经打工一年半以上，主要负责洗沙子，其到涉案砖厂打工亦是杜锁成找的，涉案砂石料场在其打工期间是杜锁成在经营管理，杜锁成和李连生都是老板。另，2010年7月《记账凭单》中5月份工资表的领款人处有后某签字，后某亦称是其本人所签；关于前述两本《记账凭单》，该院鉴于系来源于李录提供，且杜锁成对此申请证据保全并将此证据作为杜锁成方证据用以证明杜锁成参与经营管理和出资等情况，该院对此证据的真实性和杜锁成的证明目的予以采信，对李录辩称的杜锁成的签字系后加上去的，因李录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该院对李录所持的有关前述两本《记账凭单》的相应答辩和质证意见不予采信；
另查六，关于对外债务的承担问题。在前述关于杜锁成、李录双方出资及盈余分配情况一节中，杜锁成述称2011年砂石料厂建房后，双方产生的很多债务，是按照每人一半承担。杜锁成主张《现金日记账》中载明的部分债务由杜锁成向债权人予以偿还，并向法院提交了部分债权人的收据和向上纸寨村委会交纳电费的收据。李录对此不予认可。李录为此向法庭提交了李某1等施工单位相关证据12份及相关书面证人证言，证明盖房的施工队伍是李连生或李录联系的，工程款282万余元是由李连生或李录支付的，这些付款全部与杜锁成无关。杜锁成没有联系过施工队伍，没有在李录盖房时出过资，没有与李录或李连生共同承担过风险和债务，双方不存在合伙关系；
另查七，该案审理过程中，杜锁成认为涉案土地涉及拆迁，存在评估环节，杜锁成参与评估的情况能够反映出杜锁成、李录之间存在合伙关系，杜锁成向法院申请与上纸寨村委会了解情况，并于2016年10月19日向法庭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上纸寨村委会向该院提交了关于涉案土地拆迁补偿款的估价结果通知单及已向李录给付补偿款1463万元的相关转账凭证。另，估价结果通知单中有部分拆迁款的被拆迁人直接载明被拆迁人系兴旺达源公司，且最终汇总的补偿款数额中均含有停产停业损失，关于其中缘由，上纸寨村委会述称，在对涉案土地上相关补偿进行评估时有的是以李录的名义，有的是以兴旺达源公司的名义，但是汇总的时候考虑到涉案土地是以李录的名义承包的，且李录是本村村民，所以都汇总到李录名下。已经汇总到李录名下的16289391元补偿款中都包含停产停业损失，这16289391元补偿款都是立足于兴旺达源公司的平台，按照被拆迁人是兴旺达源公司的名义和标准发放的，只有公司才有停产停业损失。关于已发放到李录账户的补偿款数额，上纸寨村委会述称系1463万元，李录认可此数额。关于剩余款项尚未发放的原因，上纸寨村委会述称系因为所涉的地上物尚未腾退，李录辩称系因为该部分地上物涉及案外人，为此，杜锁成在该案中只主ＸＸ均分配已经发放的1463万元，其余款项杜锁成称另案主张；
另查八，根据杜锁成方申请，该院调取了该院（2015）年平民初字第04669号李录诉源泉伟业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的相关卷宗材料，在该案中，源泉伟业公司向该院提交了李录、杜锁成与源泉伟业公司于2012年10月31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该《房屋租赁合同》与该案中杜锁成所提交的用于证明杜锁成、李录共同对外出租房屋即双方存在合伙关系的《房屋租赁合同》一致，与李录向该院提交的仅为李录与源泉伟业公司于2012年10月31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并不一致。且，在（2015）年平民初字第04669号案件的开庭笔录中，源泉伟业公司称：“2013.7.2签署的合同属于效力待定合同，因为房屋有权出租人不只李录，还包括杜锁成，2012.10.31签署的合同可以看出实际是两个人签署的。2012.10.31签订的合同是有效的。经核对两份合同李录签字笔体不同，推断不是李录本人签署的，2013.7.2签订的合同应属于效力待定的合同，如李录、杜锁成进行追认就是有效……”。针对（2015）年平民初字第04669号案件中源泉伟业公司向法院提交的李录、杜锁成与源泉伟业公司于2012年10月31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李录称该合同杜锁成是以协助李录工作的身份来签署的，不代表具有权利……源泉伟业公司称，第一次租金给的杜锁成，有收据。开始杜锁成是与李录合作的关系，是邻村原来的会计，2012年签合同时李录与杜锁成合作一起在租赁地开过砂石厂，出租给我时还开着，一年以后就不开了。2012年合同有杜锁成与李录一起签的，说是二人的场地。2012年签合同后，我出钱，杜锁成施工在租赁场地南边盖了车间，后城管发现要求拆除，拆除后签的2013年合同。合同是李连生给我的，谁签的字我不知道。
另查九，杜锁成向该院提交载明日期为京城管复字[2013]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该决定书“被申请人答辩称”部分载明：“2013年4月24日，我大队对北京市平谷区兴谷街道上纸寨村东原砖厂院内搭建建筑进行立案调查。北京仁鑫源泉环保设备有限公司全权委托杜锁成处理北京市平谷区兴谷街道上纸寨村东原砖厂院内建设房屋一事，根据杜锁成在笔录中自述得知，该房屋所占用土地为李录和杜锁成从北京市平谷区兴谷街道上纸寨村承包，承包期限为2009年1月1日至2029年12月31日，上述建筑物于2010年3月开始建设，由李录和杜锁成所建，2011年3月李录和杜锁成共同成立了兴旺达源公司，该建筑由兴旺达源公司使用，后兴旺达源公司与北京仁鑫源泉环保设备有限公司已合并为北京仁鑫源泉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李录和杜锁成均持有该公司股份，为股东之一……”等内容。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2009年修正）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第三十一条规定，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第三十二条规定，合伙人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修改稿）第47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的口头合伙协议或者有其他证据证明的，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该案中，由于李录对杜锁成向该院提交的合作协议上李录签名的真实性存在异议且申请笔迹鉴定，但由于相应样本不符合鉴定机构的数量和质量要求，导致鉴定机构终止鉴定。基于此，即便该院不将该份合作协议认定为证据，即视为双方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但即便在此情形下，鉴于该案所查明的事实，杜锁成亦已提供相应证据举证证明杜锁成、李录提供资金、共同经营管理的情况，亦就杜锁成、李录双方关于盈余分配、债务承担等合伙事项提供了《记账凭单》、兴旺达源公司章程、现金日记账凭证、收据等证据予以证明，且有杨某2、李某、后某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杜锁成、李录之间存在合伙关系。故，该院认定杜锁成、李录双方存在合伙关系。且，基于上纸寨村委会向该院提交的相关材料所载内容和上纸寨村委会的相关陈述，上纸寨村委会汇总到李录名下的所有拆款款项都是杜锁成、李录为了获得停产停业损失而立足于兴旺达源公司的平台，按照被拆迁人是兴旺达源公司的名义和标准发放的，故杜锁成作为该公司占50%份额的股东，亦应对上述拆迁款享有50%的份额。合伙财产应为合伙人共有，合伙财产包括合伙时投入的财产和合伙期间积累的财产，以及合伙期间的债权债务。合伙关系终止，双方可以要求分割合伙财产或者结算。该案中，杜锁成提供证据证明合伙期间的积累财产即该案所争议的拆迁补偿款。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修改稿）第五十二条规定：“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书面协议，又协商不成的，如果合伙人出资额相等，应当考虑多数人意见酌情处理；合伙人出资额不等的，按出资','2018-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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