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民终338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董云良，男，1977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滨江区。
委托代理人刘伟涛，浙江世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金建中，浙江沁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锡炎，男，1962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余杭区。
委托代理人甘河亮、洪华根，浙江科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董云良因与被上诉人王锡炎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15）杭滨民初字第17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6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9月30日至2014年12月16日期间，王锡炎陆续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董云良支付34笔款项共计276000元。王锡炎于2015年10月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董云良归还不当得利276000元，董云良支付利息，从起诉之日起，以276000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全部归还之日止，本案诉讼费由董云良负担。
原审法院认为：王锡炎支付董云良276000元款项的事实，有打款凭证为证，且经双方确认，原审法院经审查后对该事实予以确认。就董云良提出的该款项系其与王锡炎之间借款的还款的抗辩，经审查，董云良未对借款事实的成立提供书面证据，且其对借款交付的地点、在场人员，欠条出具情况等方面的陈述与证人钱某的陈述存在明显矛盾。董云良在首次与王锡炎会面的情况下，就将200000元现金交给王锡炎而未索要借条，明显不符合常理。另按欠条内容计算借款本息与本案款项金额亦不相符。故对董云良提出的相应抗辩原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判决：董云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王锡炎27600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以276000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至判决确定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440元，由董云良承担。
宣判后，董云良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王锡炎通过银行转账向董云良支付34笔款项共计276000元，王锡炎一审提交的（2015）杭余瓶商初字第624、623号判决书第2页第7行中其对转款原因陈述为“王锡炎、徐美珍共同答辩称：王锡炎是向案外人董云良借款，也是还款给案外人董云良，已经归还270000多元。”董云良对此证据质证认为，王锡炎提交的证据恰恰证明了王锡炎转款给董云良的原因是借款关系，而不是不当得利。一审法院对此未予认定不当。根据王锡炎提交的（2015）浙杭商终字第3216、3217号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的记载：“王锡炎称其已经将案涉借款归还给案外人董云良，但董云良并非涉案当事人，其也无证据证明王某指示其打款给董云良以归还本案借款，且从王锡炎与董云良之间汇款的金额上看，与本案所涉借款金额亦不相符。”可见，董云良与王某的借款为不同借款，一审未予认定不当。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举证责任分配不当。王锡炎在生效判决中自认转款270000元是向董云良归还借款，且生效判决认定董云良与王某的借款是两个借款，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该事实应被认定。而一审法院相反将借款事实的举证责任分配给董云良不当。且董云良与证人钱某在借贷金额、款项交付、交易方式、交易习惯等事实上已经清楚陈述，不存在矛盾，也符合常理。本案中，王锡炎34次转款给董云良，说明王锡炎汇款存在基础法律关系，造成给付错误的人应是王锡炎，故应由王锡炎就董云良收到款项没有合法依据承担举证责任，而非举证责任倒置。且不当得利诉讼中，经常发生被上诉人所为之给付行为有法律上的原因，相关证据就在被上诉人处，但被上诉人出于诉讼策略，谎称无合法依据，这会给上诉人带来巨大风险。并且，只要属于权利发生规范的构成要件的事实，即使是消极事实，被上诉人的证明责任也不能免除。综上，上诉人董云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王锡炎的一审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王锡炎负担。
被上诉人王锡炎答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前不认识，也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被上诉人是因为与案外人王某之间存在债务关系，根据王某的指示把还款错误支付至董云良账户上，后王某以没收到还款为由把被上诉人诉至余杭区人民法院，该案经一审、二审，最终判决被上诉人归还王某借款本金以及利息。为此，被上诉人付给上诉人董云良的款项构成不当得利，董云良应当返还。一审法院的事实认定正确。至于被上诉人在与王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庭审中对于该笔款项的表述，是因为借款时王某欺骗了被上诉人，让被上诉人误认为该款项系上诉人董云良所出，所以被上诉人才把款项付给上诉人。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事实上不存在任何借贷关系。本案在庭审调查过程中，上诉人还串通证人做伪证，捏造事实，欺骗法院。其证人证言和上诉人本人对借款时的在场人员、借款时间等陈述前后矛盾，明显有违常理，且无法自圆其说。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对于本案的举证责任问题，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没有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结合本案实际情况，上诉人主张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但又无法举证，一审法院据此要求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依法追究其做伪证的相应责任。
上诉人董云良在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被上诉人王锡炎在二审期间提交毛某的证人证言一份，拟证明董云良获得不当得利的事实，以及董云良与证人存在串供、作伪证的情形。毛某当庭陈述：其在王某与王锡炎的民间借贷纠纷中曾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在该案中的陈述均属实，王锡炎与王某之间的保证借款合同签订于近两、三年的7月份，借款金额为5万元，对于款项实际支付情况毛某不清楚，只是在王锡炎让其作为担保人签字时予以签字，且前后一共签了两次字，第一次是在新窑路2号签的，第二次是在自己家门口签的，两次担保数额均为5万元，在场人员有董云良、王锡炎、王某；两次签字涉及的是同一笔借款，可能是时间到了还没还，两次合同签订隔了比较长的时间，第一次签订合同时在2012年8月20日左右，第二次是7月份，大概是2014年；毛某签订合同时合同上没有借款人的名字，据王锡炎向其陈述，王锡炎是向某公司借款，利息很高。后王锡炎还不了钱，董云良就电话找到了毛某，2014年左右找到王锡炎后，毛某就打电话给董云良让其来家里，当时在场的有董云良、王锡炎、王某以及董云良的几个手下，董云良让王锡炎还钱，但王锡炎还不出，具体多少数额毛某不清楚，之后王某就起诉了。
对被上诉人王锡炎二审提交的证据材料，上诉人董云良认为，对毛某证言的三性均有异议，毛某系王锡炎的朋友，其本案庭审陈述与前案庭审陈述存在出入，在民间借贷纠纷中毛某陈述有一次合同是在其家里签的，本案中却陈述在家附近签的，两份合同签订时间已经生效判决确认为2013年和2014年，这与毛某本案陈述也不一致，由此可见王某与王锡炎之间的借款和董云良与王锡炎之间的借款是不同的，发生时间分别为2012年和2014年，借款时间、金额均不一致。本院认为，因证人毛某明确表示其所签署的两份保证借款合同上的借款人均为空白，其并不知晓其所签署的两份合同所涉的借款人是谁，故毛某的证言不能证明王锡炎诉欲证明的内容，本院对该证人证言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系王锡炎对董云良提起的不当得利之诉，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应由王锡炎就其款项给付原因先行举证或作合理解释，再由董云良对收取该款的合法依据举证。现王锡炎自2012年9月30日至2014年12月16日，陆续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董云良支付34笔款项共计276000元，并不存在支付对象错误的情形，王锡炎主张该转账系为归还所欠王某的10万元借款且系受王某指示将该款项支付给董云良，但缺乏有效证据证明且该主张未被已生效的王某起诉王锡炎的民间借贷纠纷判决所采信，金额亦无法对应。且在该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一审中，王锡炎曾陈述27万余元款项系王锡炎向董云良借款并归还给董云良的，现王锡炎对此解释为“之前借钱的时候，我一直以为钱是王某的。要还款时，王某跟我说钱其实是董云良的。我就有认知错误了”，该解释缺乏有效证据佐证亦与民间借贷的生效判决相悖，故本院不予采信。在王锡炎不能就其款项给付原因先行举证或作合理解释的情况下，要求董云良对收取该款的合法依据举证并返还所涉款项及利息，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举证责任分配不当导致实体裁判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15）杭滨民初字第1762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王锡炎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440元，由王锡炎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440元，由王锡炎负担，王锡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二审诉讼费，逾期将依法强制执行；董云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联系本院办理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亮
审 判 员 韩 昱
代理审判员 韩圣超
二〇一六年九月七日
书 记 员 周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