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宁知民终字第2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熊国红，女，汉族，1967年7月15日生。
委托代理人徐孝卿，江苏益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徐金琪，江苏汇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尹星，女，汉族，1989年5月23日生。
委托代理人吴小喜，江苏晓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余永翠（原审原告），女，汉族，1935年8月15日生。
被上诉人尹年兰（原审原告），女，汉族，1964年11月10日生。
被上诉人尹年金（原审原告），男，汉族，1970年10月7日生。
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代理人金向煜，江苏振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熊国红、尹星因与被上诉人余永翠、尹年兰、尹年金商标权属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2012）玄知民初字第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7月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8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后又于2013年9月5日、12月30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补充质证，并于2013年9月5日再次公开开庭审理本案。上诉人熊国红的委托代理人徐孝卿（未参加2013年9月5日上午的质证）、徐金琪，上诉人尹星及其委托代理人吴小喜，被上诉人余永翠、尹年兰、尹年金的委托代理人金向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余永翠、尹年兰、尹年金一审诉称：原告余永翠与丈夫尹祥玉生有尹某、尹年兰、尹年金。尹祥玉于1978年去世。余永翠与子女尹某、尹年兰、尹年金先后自安徽和县白桥镇至南京谋生。1987年尹某与熊国红结婚并生一女尹星。1990年，原告余永翠、尹年兰、尹年金与尹某共同筹资租赁南京市莫愁路432号房屋，并以儿媳熊国红的名义申请成立了个体小吃店。该个体小吃店实际是由三原告与被告熊国红及其已故丈夫尹某以家庭共同财产投资，并由全家参与共同劳动经营的，因此该个体工商户名下的财产应属家庭全体成员共有。该个体小吃店后逐步变更为南京市白下区尹氏汤包店。1999年，南京市白下区尹氏汤包店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申请注册“尹氏美”商标，并于2001年1月14日获准注册，商标注册号为1506064，并在此后的经营过程中使用。因被告不允许原告方使用“尹氏汤包”品牌及被告将所有营业收入独自截留产生矛盾，经协商未果，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尹氏”字号及“尹氏美”注册商标为原、被告五人共有；2、南京市白下区尹氏汤包店为原、被告五人共有。
熊国红一审辩称：1、尹氏汤包店是由90年代开办的小吃店变更而来，从个体小吃店到尹氏汤包店均属个人经营，经营者为熊国红。根据《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第4条的规定，汤包店的财产权利及对外民事责任均由熊国红个人享有和承担，而与三原告无关。三原告所称共同筹资及共同经营没有任何事实根据。2、“尹氏美”商标注册于2001年1月14日，鉴于我国在2007年之前不允许自然人申请注册，因此以被告经营的“尹氏”汤包店的名义注册，但是汤包店是由熊国红个人经营的、承担无限责任的个体工商户，据此该商标的专有权当然专属于被告熊国红。目前该商标仍在注册保护期内，未经熊国红本人许可，任何人不得使用此商标。三原告如需使用该商标，唯一的合法途径就是与商标持有人熊国红达成许可使用协议，否则即构成侵权。原告之一尹年金在其开办的狮子桥汤包店门头上擅自使用该商标受到鼓楼区工商局行政处罚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同理，原告在本案中主张共有该商标既无事实根据也无法律依据。3、2008年9月，本案的原告余永翠、另一当事人姚佳月作为原告，本案的原告尹年金作为诉讼代理人以继承为由在南京市白下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与本案完全相同的财产权利。在历经数次开庭、长达一年多的审理后，就在法院即将判决时，原告申请撤诉，现又以共有为名重复诉讼，由此可见原告系出于非法动机和目的，滥用诉权。4、尹星是本案中商标使用合法继承人之一，但是该事项并没有发生，因此不应在本案中处理。5、两被告假设原告存在经济帮助的行为，并不表示认可原告将房屋出卖款用于投资，原告自始至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共同经营。故请求法院驳回三原告的全部诉请。
尹星一审辩称：1、原告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2、同意被告熊国红的全部答辩意见。3、本案系商标权权属纠纷，而被告尹星既不是商标所有人也不是实际使用人，故原告将尹星作为本案被告依据不足，尹星只应作为本案第三人。4、被告熊国红对商标权的取得是合法的，履行了相应手续，原告有异议应向相关登记部门提出申请。5、原告请求确认商标权和字号共有，缺乏事实依据。关于共同出资问题，原告卖掉房子给了熊国红2000元不是共同出资行为，因为余永翠是熊国红丈夫尹某的母亲，我们认为这是帮助行为。在尹氏汤包店之前开的店都有亏损，如果是共有，前面的亏损原告也应承担责任，而原告并未证明承担了亏损，因此原告主张共有没有事实依据。6、被告熊国红取得商标权是2001年，至今已经十几年了，这些年一直在使用商标，原告现在才主张，我们认为已经丧失了共有的权利。
一审法院查明：
1990年9月，熊国红向建邺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个体工商业经营，经营地点莫愁路432号，经营内容为小吃、卤菜。经审核，建邺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准予熊国红登记为个体工商户，经营电烤面食，兼营卤菜，经营地点在莫愁路432号，资金数额5000元。经营用房系承租南京市公安局消防支队第四中队的房屋。1993年4月，熊国红申请变更个体经营范围为饭菜，经营地点不变但面积由原先的17平方米扩大至50平方米，同时熊国红还申请登记字号：“建邺区相思鸟酒家”。熊国红上述申请均被核准。在熊国红填写的登记表中经营者为熊国红，组成形式为个体，从业人员3人，资金数额10000元等。1996年8月，熊国红申请变更，字号由“相思鸟酒家”变更为“建邺区尹氏汤包店”，经营范围由饭菜变更为风味小吃、汤包。建邺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该变更申请。此后，因行政区划调整等原因，“建邺区尹氏汤包店”名称变更为“南京市白下区尹氏汤包店”。
1999年8月，南京市白下区尹氏汤包店申请“尹氏美及图”的图文组合为注册商标。2001年1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核准注册，该商标注册人为南京市白下区尹氏汤包店，商标注册证号为1506064。核定使用商品为第30类：包子、粥、面条、饺子、炒饭、大饼、盒饭、糕点、酱菜（调味品）。
商标注册证号为6845201的“尹氏美”文字商标和商标注册证号为6845202的图形商标，均申请于2008年7月17日，现商标注册人均为熊国红。核定使用商品均为43类：饭店、流动饮食供应、茶馆、餐馆等。
2000年9月，熊国红申请开办个体工商户“南京市鼓楼区尹氏汤包狮子桥店”，经营者为熊国红，经济性质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范围为制售面点小吃。2008年6月熊国红经申请核准注销该店。
原告余永翠与其丈夫尹祥玉均为安徽省和县人，夫妇二人育有三个子女，长子尹某出生于1962年，女儿尹年兰出生于1964年，次子尹年金出生于1970年。1978年尹祥玉去世，去世前尹祥玉系安徽省和县白桥镇饭店工作人员，并与妻、子女共同居住在白桥镇。尹祥玉去世后，余永翠于八十年代初期与其三个子女陆续到南京，以打零工、做小生意为生。八十年代中后期，尹某在南京工艺装备制造厂做临时工，与同在该厂做临时工的熊国红结识，1987年尹某与熊国红结婚，1989年5月生育一女尹星。2004年5月13日尹某因病去世。
三原告及尹某原户籍均在安徽省和县，1995年尹某户籍迁至南京；1996年尹年兰与吴某丙结婚，并于次年将户籍迁至南京；1999年尹年金与陈静结婚，2002年尹年金户籍迁至南京；2010年余永翠户籍迁至南京。
此外，一审法院对原、被告双方在一审中提交的其他大部分证据和证明主张以及对对方证据的质证意见进行了较长篇幅地罗列。
一审法院认为：
依据原、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和陈述的相关意见，应可认定南京市白下区尹氏汤包店系余永翠、尹某、熊国红、尹年兰、尹年金共同出资、共同经营的个体工商户。
首先，余永翠、尹某、熊国红、尹年兰、尹年金对南京市白下区尹氏汤包店存在共同出资行为，其理由如下：
1、南京市白下区尹氏汤包店工商登记的经营者虽为熊国红，组成形式为个体，但熊国红在庭审中陈述该店的设立资金来源于熊国红、尹某夫妇的共同所得及向田品恒的借款。因此该店的开办资金实际来源和组成形式与工商登记存在差异，该工商登记内容不能作为认定该店开办资金来源和组成形式的依据，而应根据实际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2、原告提供的1989年9月24日的转让住宅协议书，其中有买方吴某甲、四邻吴某乙等、中证人成某和等签名及当地居民委员会盖某证人吴某甲、吴某乙、成某和虽未在开庭时出庭作证，但均在本院组织调查时，在原、被告共同在场的情况下，对相关情况进行了陈述，并接受了法院及原、被告的询问，其陈述的内容可作为证人证言使用。上述三名证人分别作为转让时的买方、四邻和中证人对当时住宅转让的事实进行了陈述。分别由和县白桥镇白桥街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原告提供的2010年4月15日的证明与被告提供的2011年8月1日的证明，两份证明在内容上存在矛盾，故不予认定，但该结论并不能影响1989年9月24日的转让住宅协议书的真实性。因此，虽然转让协议书中尹某、余永翠姓名书写有误，但结合三位证人的证言，可以认定余永翠、尹某、尹年兰、尹年金于1989年9月将其共同所有的位于和县白桥镇的房屋转让给了吴某甲。
对于房屋转让款的去向，无论是原告主张的投资于开店，还是被告所主张的由尹氏兄妹分取，双方均未能提供客观的原始证据予以证明。因原、被告系基于血缘及婚姻关系而建立的家庭的成员，彼此间具有高度的信任，且在发生纠纷前，整个家庭关系融洽，成员间感情深厚，因此在处理家庭重大事项时未进行书面约定亦属正常。对于房屋转让款的去向在缺乏原始证据的情况下，只能依据传来证据作出判断，但应充分审查传来证据的来源性、一致性和与其它证据间的合理性。本案中，原告所主张的房屋转让款用于投资开店，有吴某甲、吴某乙、成某和、郎某、周某甲、张某甲等人的证言，吴某甲、吴某乙、成某和作为房屋转让的参与者及原告和县老家的近邻，郎某作为尹家亲戚和尹家到南京后的主要帮助者，周某甲、张某甲作为尹某相交多年的朋友，上述证人均有从余永翠、尹某处获知房屋转让款去向的可能，且来源直接。上述证人与尹家人之间的关系背景各不相同，但对于房屋转让款均陈述用于投资开店，内容一致，彼此映证。从事件发生时间上看，房屋转让发生于1989年9月，而熊国红申请个体工商经营发生于1990年9月，两者前后衔接合理；从变卖房产的原因上看，尹氏家庭长期生活在和县，老家的房产对其家庭来说，除了具有转让上的价值，更具有家庭根基的意义，若非家庭发生重大变故或急需资金，一般不会将老家的房产变卖。而余永翠一家在初来南京谋生时，生活较为困难，随着子女长大，经济情况已有好转，至1989年已无必要为日常生活变卖老家房产。从目前原、被告陈述的内容及提供的证据来看，除了为开店投资所需，没有其他合理的理由会促使尹家人在1989年变卖老家房产；从情理上看，尹家人为开店改善生活而积极筹措开办资金，必然先以自行解决资金问题为主，其次才会考虑向外借债，原、被告对开店时向田品恒借款的事实均无异议，由此可见，尹家人为开店已对外借债，又怎会将房屋变卖的款项瓜分自用。被告所主张的房屋转让款由尹氏兄妹分取，仅提供了吴某丙的证言，其作为尹年兰的丈夫虽有获知房屋转让款去向的可能，但其证言系孤证，缺乏映证，且与情理相悖，其证明力低于原告相关证人证言的证明力。综上，证人吴某甲、吴某乙、成某和、郎某、周某甲、张某甲等人的证言来源直接，内容一致，彼此映证，与其它证据间无矛盾，虽系传来证据，但可作为本案定案证据。
3、原、被告对于开店部分资金来源于向田品恒的借款的事实均无异议，因田品恒是郎某的亲戚，并无证据证明其与熊国红熟识，其出借钱款是基于对郎某的信任，现郎某证实田品恒是借款给余永翠，故可认定南京市白下区尹氏汤包店开办的部分资金来源于余永翠向田品恒的借款。
4、被告主张开办资金部分来源于熊国红和尹某的共同所得，其虽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二人将共同所得投入，但无论其主张是否成立，并不能达到否认房屋转让款投入开办资金的证明效果。
5、被告提供的葛承兵的庭审笔录，原告虽然对借款事实未提出异议，但葛承兵的借款并非发生于1990年开办小吃店的时候。被告提供的被告代理人向吴丰友调查形成的调查笔录，因吴丰友未出庭作证，且吴丰友所陈述的借款也并非发生于1990年开办小吃店时，故不能证明开店时的开办资金来源。
6、被告提供的被告代理人向王某乙和黄某调查形成的调查笔录，因王某乙、黄某未出庭作证，不能确认其证言的真实性，故不能作为定案证据。
综合以上分析，本院认为原告的主张具有证据优势，故本院采信原告的主张，即南京市白下区尹氏汤包店开办的部分资金来源于余永翠等变卖和县白桥镇房屋所得。本院认定南京市白下区尹氏汤包店系由余永翠、尹某、熊国红、尹年兰、尹年金以家庭共同财产投资开办的小吃店变更而来。
其次，余永翠、尹年兰、尹年金等人实际参与了南京市白下区尹氏汤包店的共同经营和劳动，其理由如下：
1、被告对原告提供的余永翠的健康证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该建康证上未注明工作单位或工作地点，因余永翠曾在五金公司食堂工作，其办理了健康证并不必然证明在南京市白下区尹氏汤包店工作。原告提供的证人郎某、周某甲和被告提供的证人梁某、周某乙均陈述余永翠主要是料理家务和照顾孩子。
2、1990年12月4日熊国红的谈话笔录系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所做，真实性应予确认。该份谈话笔录中熊国红认可1990年尹年兰在店内工作。原告提供的证人郎某、周某甲、张某甲及被告提供的证人梁某、周某乙也均陈述尹年兰在店内工作。
3、原告提供的尹年金的健康证，由于该证件保存年代较长，姓名部分破损，照片也已脱落，但脱落的照片与证件中粘贴照片的部位残留痕迹能够相互吻合，应可证明此系尹年金的健康证。健康证登记时间是1991年，单位地点为莫愁路432-4号（即南京市白下区尹氏汤包店经营地点）。同时，原告提供的证人郎某、周某甲、张某甲均陈述尹年金在店内工作。被告提供的证人吴某丙、章某、蒋某、薛某、梁某、周某乙、戴某均陈述尹年金在2000年以后负责南京市鼓楼区尹氏汤包狮子桥店工作。原告提供的李某甲的证言，结合尹年金与李某甲签订的装潢委托协议书等，可以证明尹年金曾负责为南京市白下区尹氏汤包店和南京市鼓楼区尹氏汤包狮子桥店设计制作了门头装潢。
因尹氏汤包店实为家庭经营，且系整个家庭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和生活依托。余永翠作为家庭成员并进行出资，在尹氏汤包店经营中，负责料理家务和照顾孩子，分担其它家庭成员的生活负担，应视为尹氏汤包店的共同经营人之一。尹年兰自1990年起一直实际参与尹氏汤包店的工作，尹年金于1991年办理的健康证及证人郎某、周某甲、张某甲的证言，可证明其当时在店内工作，证人吴某丙、章某、蒋某、薛某、梁某、周某乙、戴某、李某甲的证言可证明尹年金2000年后负责南京市鼓楼区尹氏汤包狮子桥店工作，当时还曾为南京市白下区尹氏汤包店和南京市鼓楼区尹氏汤包狮子桥店进行门头装潢设计制作等具体工作，因此尹年兰、尹年金作为家庭成员及共同出资人，在尹氏汤包店实际工作，应作为尹氏汤包店的共同经营人。
综上，余永翠、尹某、熊国红、尹年兰、尹年金共同以共有财产投资开办了南京市白下区尹氏汤包店，该店虽登记为熊国红个人经营，但实际经营者为当时的家庭全体成员：余永翠、尹某、熊国红、尹年兰和尹年金。南京市白下区尹氏汤包店应为余永翠、尹某、熊国红、尹年兰和尹年金共有。现因尹某已去世，尹星作为尹某第一顺序继承人之一，也享有其中相应部分的所有权。由于原、被告相互间具有家庭关系，因此虽然彼此间无约定但仍视为共同共有。个体工商户南京市白下区尹氏汤包店中“尹氏”为其字号，对该字号南京市白下区尹氏汤包店的所有经营者也均有权使用。
商标注册证号1506064“尹氏美及图”的图文组合商标，注册人为南京市白下区尹氏汤包店，该店虽系余永翠、熊国红、尹年兰、尹年金、尹星共有，但因该注册商标登记于南京市白下区尹氏汤包店名下，故不宜由余永翠、熊国红、尹年兰、尹年金、尹星直接对该注册商标享有共有权，该注册商标仍应由南京市白下区尹氏汤包店所有。商标注册证号为6845201的“尹氏美”文字商标和商标注册证号为6845202的图形商标现注册人均为熊国红。故对原告请求确认“尹氏美”注册商标为原、被告五人共有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注册号为1506064的“尹氏美及图”商标专有权属于南京市白下区尹氏汤包店，该店系由原告余永翠、尹年金、尹年兰及被告熊国红、尹星共同经营的个体工商户；二、原告余永翠、尹年兰、尹年金及被告熊国红、尹星对“尹氏”字号均有使用权；三、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熊国红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三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并由三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的诉讼费。主要理由为：1、一审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本案属于知识产权纠纷，一审法院虽被指定可以审理部分知识产权的民事纠纷案件，但仅限于本辖区内的标的额200万元以下的影响较小的纠纷案件。本案的被告、商标持有人均不在一审法院辖区内，且原告的诉求标的远远超过一审法院的级别管辖范围，本案也具有重大影响，一审法院无论从哪一方面都不能对本案取得管辖权。一审法院受理本案属于程序违法。
2、三被上诉人的诉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涉案的小吃店于1990年11月进行工商登记。三被上诉人如果主张共同经营的权利，应当在1992年11月前的两年内提出；“尹氏美”商标于1999年8月申请、2001年1月获准注册，三被上诉人既未在公告期内提出异议、也未在2003年1月前主张有关权利。现在将近二十年后才提起诉讼，期间又并未发生时效的中断、中止和延长的任何法定事由，三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是恶意的、不受法律保护。
3、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审判决无视工商登记的具有法律效力的书证，仅凭被上诉人提供的“听说把祖房卖了开店”的证人证言，得出如下错误结论：1990年9月24日熊国红以待业青年设立的个体户电烤面点店，是用被上诉人卖了祖产房屋的2000元投资的，是被上诉人全家共同经营和参加劳动的，南京市白下区尹氏汤包店是家庭经营的个体工商户。该认定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7条的规定，工商登记的书面证据应当比证人证言的传来证据更具有证据优势。（1）一审认定南京市白下区尹氏汤包店为三被上诉人及上诉人熊国红、尹星共同经营的个体工商户毫无事实根据。①1990年11月开办的小吃店的资金并非来源于1989年9月的安徽和县白桥镇房屋变卖款。首先，该房屋变卖时三被上诉人和上诉人熊国红之夫尹某均已在南京谋生多年，变卖的原因是该房屋长期闲置已无实际居住的需要。其次，该房屋变卖的时间距离小吃店开办的时间已有一年零二个月，从中无法得出卖房是为了筹集开店所需资金的结论。再次，上诉人熊国红夫妇在开店前一直从事多项菜市场设摊位等其他生意，这些生意积累的资金和通过亲戚朋友的关系向田品恒等多人的借款构成小吃店的开店资金。因此，小吃店的开办资金与白桥镇的卖房款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上诉人完全有理由相信三被上诉人与证人之间串通谋划。②三被上诉人没有参加共同经营管理活动的事实。尹年兰是作为雇员在汤包店打工，不参与经营管理。尹年金在2000年前一直从事倒卖光碟等非法经营，后熊国红为了扶助尹年金，将其安排在狮子桥分店负责，一审法院仅凭一张破烂不堪、无法辨认的“健康证”就认定其在90年代初在汤包店工作实属牵强。余永翠带孩子、做家务被认定为“共同经营”令人费解。退一步说，即使存在共同劳动的情况，也不等于共同经营。③南京市白下区尹氏汤包店是上诉人熊国红个人经营的个体工商户。从小吃店到汤包店的工商登记来看，其组成形式一直都某熊国红个人经营。被上诉人所称的由于当时受户口限制而以熊国红的名义进行工商登记的说法不能成立。首先，经营者以外的共同经营人的登记并不受户口限制。其次，法律界定的家庭概念是以夫妻关系为基础的家庭单位。从小吃店的初始工商登记资料来看，熊国红的家庭成员仅记载有尹某一人，1989年熊国红已经结婚另立家庭，1990年小吃店进行工商登记时熊国红与三被上诉人并不是家庭共同成员。三被上诉人如果是共同经营，完全可以以个人合伙的性质进行登记，这是不受法律限制的，但历年的工商登记资料均无记载。再次，1995、1997、2002年，尹某、尹年兰、尹年金的户口分别迁入南京，即使按照被上诉人“受户口限制”的说法，这时已经完全具备通过工商变更登记的程序变更为家庭经营或合伙经营的条件。但从1996年起的历次换照变更工商登记中均无尹某的家庭共同经营或三被上诉人合伙经营的信息。上诉人在法庭陈述的开店资金来源与工商登记的信息并不矛盾，借款用于注册资金无需向工商机关说明，工商机关对此也无审查义务，不能以此证实三被上诉人是否出资的问题，一审判决认定熊国红没有如实申报真实的组成形式毫无事实根据。（2）三被上诉人的证人证言都不能证明本案的关联事实。①吴某乙、成某和、吴某甲、王某甲等几位证人证言系由原告代理人所作的谈话笔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首先，对这几位证人的调查都某由原告的代理人金向煜一人所为，笔录上的共同谈话人“丁晓俊”的名字是伪添而成。其次，在和县现场的核证中这几位证人均一致表示，根据其身体条件，完全可以到南京法院开庭质证，但从来没有人要求和通知其出庭作证。再次，这些证人均不具备能够证明本案争议的待证事实的资格。鉴于这些证人都某1989年前原告老家的邻居，从此以后再无往来，对发生在21年后本案所涉的商标以及其他财产形成的事实他们在客观上是无从知晓的。第四，这些证人的说法自相、互相矛盾，不具有真实性。这些证人在原审法院的调查笔录中对于卖房的价格、尹某父亲去世的时间、尹某进白桥饭店的时间和原因等说法相互矛盾，尹某父亲去世后才进饭店的王某甲还将自己说成是与尹某一起向其父亲学的手艺等。②一审判决对这些不具备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的证言予以采信，但对作为被上诉人尹年兰丈夫的证人吴某丙的极具可信的证言却以“孤证”为由予以排除。③证人郎某在原审期间超过举证期限的庭外作证上诉人并未参加，重审时郎某陈述其仅50平方米的两间住房及30多元的工资供连同自家及尹家共8口人免费吃住8年的说法，明显有悖常理、颠倒黑白。（3）一审判决隐匿了上诉人举证的证据和事实。一审判决隐匿了上诉人举证的尹某已于1995年成为南京市户口的证据，隐匿了王某乙、黄某在原审二审期间出庭作证的相关事实，隐匿了张某乙在原审二审期间经过质证的证言。（4）一审判决第25页理由5、6以上诉人的证人没有出席法庭作证为由而不确认其证言的真实性，但被上诉人的证人也没有出席法庭作证，一审判决却以证言相互印证为由予以采信，没有依法公正地保护诉讼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4、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系商标权属纠纷，依法应适用我国商标法的相关规定，但一审判决没有适用我国商标法的任何条款。作为“尹氏美”商标权人的南京市白下区尹氏汤包店并未发生解散、兼并和注销等法定情形，在其市场主体资格仍处于存续期间的情况下将该商标判归数个自然人共有于法无据。一审判决适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四十二条的规定是处理个体工商户对外债务连带责任的有关规定，不适用于本案。
尹星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重新作出公正判决。主要理由为：1、一审判决认定南京市白下区尹氏汤包店系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共同投资与事实和法律相悖。（1）被上诉人至今未能向法庭提供直接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将2000元卖房款投资到上诉人熊国红的店里。（2）证明被上诉人将卖房款投入到熊国红店里的证人的证词都某“听说”，证词自相、互相矛盾，且证人与被上诉人是亲戚或好友关系，与被上诉人有利害关系，可信度极低。法庭未通知被上诉人的证人出庭作证，客观上剥夺了上诉人对证人的质证权利。（3）被上诉人伪造了虚假的和县白桥镇白桥街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证明，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的违法行为置之不理。（4）熊国红正式注册小吃店的时间是1990年9月，而被上诉人卖房是在1989年9月，两者没有关联。
2、一审判决认定南京市白下区尹氏汤包店系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共同经营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从工商登记资料看，汤包店为个体经营，经营者为熊国红，与被上诉人无任何关联。（2）尹年兰夫妇曾在店里工作，但身份是领取工资的工作人员，一审判决以尹年兰在店里工作为由认定为共同经营是歪曲事实。上诉人熊国红开店时，三被上诉人都在做自己的事情或工作，余永翠在五金交家电的食堂上班，尹年兰在做保姆，尹年金在福建。后来熊国红出于照顾将尹年兰安置在自己经营的店里工作。被上诉人及其证人说当时只能有南京市户口的人才能登记为业主，所以用上诉人的名义进行登记的说法与上诉人提供的工商机关出具的证明不符，共同经营人不受当地户口限制。（3）上诉人熊国红多年来独立经营，独自承担经营风险，被上诉人从未在熊国红经营中与其共担风险。一审判决之所以认定被上诉人与上诉人是共同经营者，很大程度上是把他们认定为家庭成员，但上诉人认为家庭成员是由配偶和子女组成，一审判决将家庭成员无限扩大。（4）共同经营应当以合作协议为依据，被上诉人至今未能提供合作协议等证据。
3、上诉人尹星不应当作为一审的被告。本案是商标权属纠纷，上诉人尹星既不是涉案商标的使用权人也不是所有权人，对被上诉人更不存在授权，故尹星作为一审被告属于程序不当。
4、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本案系商标权属纠纷，涉案争议的“尹氏美及图”注册商标的权利人为南京市白下区尹氏汤包店而非具体的自然人，只有南京市白下区尹氏汤包店有权使用该商标。而一审判决将该商标的使用权人范围变更为上诉人、被上诉人五人，从程序上违背了正常处理商标争议的程序，一审法院无权对该商标的权利进行划分。
余永翠、尹年兰、尹年金答辩意见为：1、一审法院基于二审法院的指定管辖而对本案享有管辖权。2、三被上诉人的诉求未超过诉讼时效。本案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不是从小吃店成立开始，而是从被上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开始。3、南京市白下区尹氏汤包店是否为熊国红个人经营的个体工商户不能仅看工商登记的单个证据，应当综合全案证据予以确定。4、上诉人熊国红认为小吃店的开店资金来源于尹某、熊国红夫妇生意积累的资金和通过亲戚朋友关系筹集的借款的说法不能成立。上诉人熊国红在原审中对于小吃店的房租以及购买设备、原材料和人员工资等开办资金的来源未作出合理解释，二审中又陈述是向田品恒等亲戚的借款，但田品恒与被上诉人才存在直系亲属关系，其与熊国红只是姻亲关系，田品恒没有理由借款给熊国红，熊国红陈述其向田品恒借款违反事实和常理。至于变卖房屋的日期和小吃店的开店日期之间存在的时间间隔，是由于小吃店的开店需要筹备资金，符合常理。5、关于被上诉人是否参与南京市白下区汤包店共同经营的问题，上诉人仅选择对其有利的内容予以陈述，不足以否定被上诉人共同经营的事实。尹年金的健康证由于时代久远，其中的照片有撕破的痕迹，但对于该证据中的纸张、印章、笔迹的形成某间等都可以进行鉴定，上诉人在一审中放弃了对该证据进行鉴定的权利，现在又否定该证据违反了相关规定。6、工商登记与房屋产权登记的性质不同，工商登记属于公示性登记而非权属登记。南京市白下区尹氏汤包店虽然登记为熊国红个人所有，但与实际上属于家庭共有并不矛盾。7、法律界定的家庭概念并不排斥除夫妻以外的大家庭，在有关农村承包经营的法律法规中可以找到相关规定。至于上诉人熊国红所称的被上诉人的户口问题，虽然后来分别迁入南京，但由于被上诉人与熊国红之间是亲属关系，故没有及时变更。8、上诉人尹星所称的一审法院无权划分商标权利的说法不能成立，法院对商标权属作出认定符合我国法律规定。9、被上诉人一审中要求确认“尹氏”字号及“尹氏美及图”注册商标为原、被告五人共有的诉讼请求中既包含所有权，也包含使用权，一审判决与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相对应。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一审法院对本案是否享有管辖权；2、余永翠、尹年兰、尹年金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3、尹星作为本案被告主体是否适格；4、余永翠、尹年兰、尹年金是否为南京市白下区尹氏汤包店的共同经营者，是否享有涉案“尹氏美及图”注册商标和“尹氏”字号的所有权或使用权。
二审中，上诉人尹星未提交新的证据。
上诉人熊国红提供了如下证据：
1、2013年5月13日尹星与余永翠的谈话录音及整理笔录，证明余永翠、尹年兰、尹年金对南京市白下区尹氏汤包店不存在共同出资、共同经营的行为，具体包括7个方面的事实：（1）卖房子的钱被输掉了，证明即使有卖房子的事实，钱也未用于开办小吃店；（2）开店时余永翠在五金公司，没有在家带小孩，证明一审判决认定余永翠在家带小孩帮着经营是错误的；（3）开店找房子时，尹年金没有参加，推翻了周某甲说四宝、五宝在开店的时候一起找房子的证言；（4）余永翠两次提到小吃店开业时尹年兰在做保姆，证明最初小吃店开办时尹年兰并没有参加；（5）余永翠陈述向田品恒的借款是尹某还的；（6）郎某与尹某、熊国红之间有矛盾，且郎某向尹年金借款5000元没有归还，证明郎某与尹年金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可信；（7）余永翠陈述熊国红的汤包技术是向一个会包包子的女孩学会的事实，推翻了被上诉人的证人证明的汤包技术是尹家祖传的事实；
2、安徽省《和县志》第45、54、75页，证明和县白桥镇的设立时间是1992年2月14日，晚于被上诉人提交的《转让住宅协议书》中“和县白桥镇街道居民委员会”印章的加盖时间，该协议书不具有真实性；
3、证人马某、高某甲、高某乙的谈话笔录（2013年6月19日）及证人证言和证人吴某丙的谈话笔录（2013年6月29日），证明尹年金没有在南京市白下区尹氏汤包店劳动过，尹年兰在1998年9月以后到汤包店打工；
4、证人马某、高某甲、高某乙与熊国红或尹星的合影照片3张，证明证人马某、高某甲、高某乙的身份，曾经在南京市白下区尹氏汤包店工作的事实；
5、证人陶某的谈话笔录（2013年8月16日）及证人证言，证明最初成立的小吃店做黄桥烧饼的时候，尹年兰和尹年金根本就不在店里工作和陶某不是熊国红嫂子的事实，被上诉人提交的1990年12月4日工商处罚的谈话笔录中熊国红之所以将陶某说成是嫂子是为了减轻处罚；
6、证人吴某丙的谈话笔录（2013年6月30日）和证人李某乙的谈话笔录及证人证言，证明吴某丙曾经为南京市白下区尹氏汤包店代办不锈钢餐具及门头装饰等业务，一审判决以尹年金曾经代理过南京市白下区尹氏汤包店的门头装潢设计制作工程为由认定尹年金是共同经营者的逻辑不能成立；
7、王某乙为南京市白下区尹氏汤包店办理的网络商务合同及收款收据，证明目的同证据6；
8、熊国红向员工发放工资的手写记录（2006-2008年）、熊国红与熊国强是兄妹关系的户籍《证明》，证明熊国红按同等标准向哥哥熊国强、小姑子尹年兰发放工资，而且由于是家属发放工资都没有签字，尹年兰和熊国强都某打工者、不是经营者；
9、“南京市鼓楼区尹氏汤包狮子桥店”工商登记资料；
10、熊国红向南京市鼓楼区工商分局投诉尹年金商标、字号侵权的材料；
11、尹年金在“南京市鼓楼区尹氏汤包狮子桥店”原址设立“南京百连鸡汁汤包店”的工商登记资料；
12、“南京市白下区尹氏天下客酒店”工商登记资料；
13、“南京市白下区尹氏珠江路汤包店”工商登记资料；
证据9-13证明南京市白下区尹氏汤包店是熊国红个人经营的，具体来说：（1）2000年熊国红为了扶持尹年金开设“南京市鼓楼区尹氏汤包狮子桥店”，经营者为熊国红，后尹年金没有遵守从总店拿包子馅料的约定而自行配置馅料，由于口味不好导致客人投诉，熊国红于2008年将该店注销。如果属于家庭经营当时完全可以以家庭名义开设；（2）熊国红向工商部门投诉尹年金在“南京市鼓楼区尹氏汤包狮子桥店”注销后仍然使用该店的商标和店名，后尹年金在原址另行注册“南京百连鸡汁汤包店”，证明不属于家庭经营；（3）2002年、2005年先后开设的“南京市白下区尹氏天下客酒店”、“南京市白下区尹氏珠江路汤包店”经营者均为熊国红个人，如果是家庭共同经营，之前因户口原因而登记为熊国红个人经营，在户口问题解决后开设新店不可能还登记为熊国红个人经营；
14、尹某与熊国红的结婚证复印件，证明两人的结婚时间为1989年11月9日，一审判决查明的结婚时间1987年有误；
15、熊国红现行开设的汤包店的证据：（1）直营店南京市白下区尹氏汤包店营业执照复印件、经营者熊国红身份证复印件；（2）加盟店“南京欣宇芳鸡汁汤包店”营业执照复印件、经营者陈红军身份证复印件、《加盟合约》复印件；（3）加盟店“南京市玄武区三牛酒楼”营业执照复印件、实际经营者王立友身份证复印件、《加盟合约》复印件；（4）加盟店“南京市玄武区吴某乙汤包店”营业执照复印件、经营者吴某乙身份证复印件、《加盟合约》复印件；（5）加盟店“南京市秦淮区尹星小吃店”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经营者尹星身份证复印件，该店名称已核准，但尚未办理营业执照。该组证据证明上诉人熊国红现行开设的尹氏汤包店直营店或加盟店的状况。
上诉人尹星对熊国红提供的上述证据均无异议。被上诉人余永翠、尹年兰、尹年金对熊国红提供的证据1系余永翠本人的陈述没有异议，但由于余永翠已患有“阿尔茨海默病”，其陈述的内容是不真实的。对证据3、5、6中证人马某、高某甲、高某乙、李某乙、陶某的谈话笔录和证人证言以及证据2、4、7、8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无法判断；仅凭《和县志》中的记载不足以否定被上诉人提交的《转让住宅协议书》的真实性；照片的形成某间无法确定，通过照片也无法证实相关的证人是否为当时店里的员工；王某乙代办网络商务合同的情况的真实性无法判断，且与本案无关，其与尹年金办理设计装修事项并支付相应款项性质不同；发放工资的手写记录有些可能是伪造的，部分笔迹与熊国红的笔迹有一定差异，户籍证明的出具单位与实际不符，且未提供原始的户籍档案。对证据3、6中吴某丙的两次谈话笔录，认为其未到庭作证或以其他形式接受法院及双方当事人的质询，不能作为定案证据。对证据9-1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4没有异议，确认尹某和熊国红的结婚时间以结婚证登记的为准。对证据15的真实性不持异议。
被上诉人余永翠、尹年兰、尹年金提供了以下三组证据：
1、余永翠的病历（包括清晰的文字说明）和影像学报告单、人民卫生出版社2010年6月第5版的《精神病学》第300页第二节，证明余永翠在2013年5月20日前后已经患有“阿尔茨海默病”，其现在的精神状态对于追忆一二十年前的事实或者近期的事物都会发生错认、虚构、错构等，故建议法庭对熊国红提供的余永翠的谈话录音证据不予采纳；
2、余永翠的身份证、户口簿，证明余永翠的身份信息以及白桥镇1991年12月31日已经存在了；
3、被上诉人尹年金现行开设的汤包店的证据：（1）直营店“南京市白下区健伟汤包店”营业执照；（2）直营店“南京百年尹氏汤包餐饮有限公司”营业执照；（3）直营店“南京市雨花台区尹年金汤包店”营业执照；（4）直营店“南京市下关区年兰汤包店”营业执照；（5）直营店“南京市六合区宽喜鸡汁汤包店”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商铺租赁合同》，该店已签订合同、名称已核准，但尚未开业和办理工商登记；（6）直营店“南京百年尹氏汤包餐饮有限公司加工配送分公司”营业执照；（7）直营店“南京森林摩尔商业街区店”《南京森林摩尔租赁合同》，该店已签订合同，但尚未开业和办理工商登记；（8）直营店“南京尹年金汤包店”营业执照；（9）加盟店“张家港市杨舍西城林氏鸡汁汤包店”营业执照、《特许加盟合同书》、实际经营者林伟身份证复印件；（10）加盟店“南京市鼓楼区赛味味小吃店”营业执照、《特许加盟合同书》；（11）加盟店“盐城市亭湖区尹年金汤包店”营业执照、《特许加盟合同书》；（12）加盟店“盐城市城南新区尹年金汤包店”营业执照复印件、《特许加盟合同书》；（13）加盟店“南京市栖霞区环东小吃店”营业执照、《特许加盟合同书》、经营者钱传锦身份证复印件；（14）加盟店“南京市鼓楼区慧坤小吃店”营业执照、《特许加盟合同书》；（15）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平江区嘉馀坊23号”加盟店《特许加盟合同书》；（16）位于“江苏省南京市建邺万达广场220-44号商铺”加盟店《特许加盟合同书》；（17）位于“江苏省无锡市荡口古镇旅游区-
仓河北街110号”加盟店《特许加盟合同书》、经营者戴高明身份证复印件，该店刚签订合同，但尚未开业和办理工商登记。该组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尹年金现行开设的汤包店直营店或加盟店的状况。
上诉人熊国红、尹星对余永翠的身份证和户口簿没有异议，对尹年金现行开设的汤包店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病历和影像学报告单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病历上记载的“阿尔茨海默病”在影像学报告单上并未注明，病历上的内容是医生的个人判断和见解，余永翠是否患有该病症应当通过医学鉴定，即使余永翠患有该病症，也不能据此否定熊国红提供的余永翠思路清晰的谈话录音证据。
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熊国红提供的证据14虽系复印件，但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且双方当事人之间系直系亲属或姻亲关系，对于尹某与熊国红结婚的相关事实是知情的，故本院作为本案证据采信。熊国红提供的证据15中除“南京市秦淮区尹星小吃店”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外均为复印件，但双方当事人并无异议，且熊国红提供的营业执照、经营者身份证、《加盟合约》等证据之间可以相互印证，故本院亦作为本案证据采信。对于熊国红提供的其他证据，被上诉人均有不同程度的异议，其中熊国红提供的余永翠的谈话录音及整理笔录，被上诉人已当庭认可系余永翠本人的陈述，而余永翠不仅系本案的当事人而且在本案之前的审理中均未出庭参加诉讼，故其陈述对于本案事实的查明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至于余永翠的身体健康状况以及对于其陈述真实性的影响需要结合谈话的内容与被上诉人提供的相关证据予以综合判断；《和县志》作为公开出版物真实性可以确认，至于其中记载的和县白桥镇的区划建置情况与被上诉人提交的《转让住宅协议书》的关系需要结合两份证据中的具体内容加以分析；证人马某、高某甲、高某乙、李某乙、陶某既有律师谈话笔录又出庭作证，并接受了双方当事人的询问和法庭的调查，真实性可以确认，马某、高某甲、高某乙与熊国红或尹星合影的照片亦能印证证人的身份，且上述证人证言的内容与熊国红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理某证人吴某丙虽未到庭作证，但其作为被上诉人尹年兰的丈夫，与被上诉人具有更加密切的利害关系，而且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亦提交了多位证人的谈话笔录作为证据使用，一审法院并未以证人未出庭作证而将谈话笔录不作为定案证据使用，对于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基于查明事实的需要依法适用相同的采信标准；王某乙为南京市白下区尹氏汤包店办理的网络商务合同的相关证据提供了相应的原件，真实性可以确认，且与熊国红主张的一审判决以尹年金曾负责为南京市白下区尹氏汤包店设计制作门头装潢认定尹年金实际参与共同经营和劳动有误的上诉理由具有关联性；证据9-13被上诉人对真实性均无异议，且主要涉及熊国红、尹年金设立或注销相关店铺的工商登记信息，对于判断本案南京市白下区尹氏汤包店的经营者具有参考作用。故本院对熊国红提供的上述证据作为本案证据采信。
被上诉人余永翠、尹年兰、尹年金提供的余永翠的身份证和户口簿均提供了原件，且上诉人熊国红、尹星均无异议，本院作为本案证据采信。对余永翠、尹年兰、尹年金提供的余永翠的病历和影像学报告单以及《精神病学》的公开出版物，被上诉人也提供了原件，至于其中记载的内容是否可信以及对于熊国红提供的余永翠的谈话录音证据效力的影响本院需要结合证据的具体内容进行综合判断。故本院对被上诉人余永翠、尹年兰、尹年金提供的该两份证据亦作为本案证据采信。对被上诉人提供的尹年金现行开设的汤包店的证据，上诉人熊国红、尹星对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其中“南京市六合区宽喜鸡汁汤包店”、“南京森林摩尔商业街区店”两家直营店和位于“江苏省无锡市荡口古镇旅游区-
仓河北街110号”的加盟店均尚未开业和办理工商登记，不属于现行开设的汤包店；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平江区嘉馀坊23号”和“江苏省南京市建邺万达广场220-44号商铺”的两家','2018-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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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止诉讼；
（六）移送或者指定管辖；
（七）诉讼期间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或者驳回停止执行的申请；
（八）财产保全；
（九）先予执行；
（十）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
（十一）补正裁判文书中的笔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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