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嘉秀商初字第386号
原告：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针织服装厂。住所地：嘉兴市秀洲工业园区（嘉兴丝绸科技工业园）内。组织机构代码：84649634-5。
负责人：平兴勇，厂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章建伟、ＸＸ宇，浙江圣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章吉生，男，1963年6月17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县柯桥街道金色华庭**幢***室。公民身份号码：3625251963********。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传刚，广东正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小菊，女，1968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县柯桥街道金色华庭**幢***室。公民身份号码：3625251968********。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骏，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针织服装厂(以下简称嘉欣服装厂)与被告章吉生、李小菊定作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5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2015年8月31日，本院公开开庭并于同日进行证据交换，同年10月10日、2016年6月23日本院又二次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嘉欣服装厂委托代理人章建伟、ＸＸ宇，章吉生委托代理人张传刚，李小菊委托代理人吴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嘉欣服装厂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章吉生、李小菊立即支付服装定作款3994259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3年1月12日起至实际付款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暂计至起诉之日为712975元）；2.章吉生、李小菊立即支付仓储费28000元。
庭审中，嘉欣服装厂明确要求逾期付款利息按每日万分之二点一，自2013年1月12日起计算，至2015年5月12日为712975元，此后计算至实际付款日止。事实和理由：章吉生、李小菊系夫妻关系并共同经营毛衫服装出口业务。2011年4月26日，章吉生与嘉欣服装厂签订协议一份（以下简称协议a），约定：嘉欣服装厂为章吉生定作生产约10万件羊毛衫用于出口，服装的原料、重量、款式、颜色及商标等均由章吉生确定，原辅料由嘉欣服装厂提供，章吉生预付30%定作款。协议a签订后，嘉欣服装厂按章吉生的要求组织生产。2011年8月29日，双方又就服装价格、交货期等重新签订协议（以下简称协议b）一份予以明确。2012年8月15日，嘉欣服装厂与李小菊确认，截止2011年9月30日，嘉欣服装厂共计组织生产各款羊毛衫139139件，共计价款8682923元，截止2012年5月，共付款3432087.22元，实提各款服装41614件，价值2175510.40元，尚留存预付款1256576.82元。现嘉欣服装厂尚有库存服装97525件，价值5250836元，经多次催促，章吉生、李小菊未付款提货，给嘉欣服装厂造成重大损失，遂诉讼。庭审后，嘉欣服装厂提交情况说明，确认库存服装数量为88769件，价值为4797129.23元。
被告章吉生辩称，不同意嘉欣服装厂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2013年1月11日，嘉欣服装厂已经在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秀洲法院）以同一事实同一理由起诉了章吉生,案号为(2013)嘉秀商初字第52号，故现嘉欣服装厂无权就同一事实重复起诉；二、章吉生与嘉欣服装厂签订的协议a约定：每件50元,七月底出完。协议a签订后嘉欣服装厂无履行协议的意愿,收取预付款后便涨价,拒不生产。章吉生无奈于同年8月29日,以aoneinternationaltradinglimited公司（以下简称aone公司）的名义，与嘉欣服装厂负责人平兴勇签订协议b。故协议a未履行,而协议b签订的主体并非是嘉欣服装厂及章吉生，嘉欣服装厂及章吉生非本案适格主体；三、协议a约定：投料和大货生产一定要有章吉生书面、邮件、传真通知，才可实施安排生产，货期按批出货大约七月底出完。协议a签订后,章吉生按约支付了定金和预付款。但在章吉生还未通知生产前，嘉欣服装厂却告知因无法独立加工完成订单，需要委托其他厂家生产，无法按约定的期限交货。章吉生多次要求退款，均遭到嘉欣服装厂拒绝。经章吉生要求，嘉欣服装厂答应履行定作合同的主体变更为平兴勇，平兴勇认可章吉生支付给嘉欣服装厂的定金和预付款算是支付给其个人。2011年8月29日，aone公司与平兴勇签订协议b，约定：投料和大货生产一定要有章吉生书面、邮件、传真通知，才可实施安排生产，大货生产完成后及时通知，章吉生在十天内全款付清。协议b签订后，外国客户取消了定单，章吉生无处销售，故一直未向平兴勇发出书面定单通知。但平兴勇在未接到书面通知的情况下，便自行决定生产，完工后也未通知取货，更拒绝退还定金及预付款，其行为明显违约，意图侵吞章吉生的预付款。因平兴勇强制交易，致使aone公司无奈提货；四、章吉生并未委托任何人对该批货物进行处理，嘉欣服装厂提供的委托书并非原件，协议书经鉴定为伪造，对章吉生不发生法律效力；五、章吉生与李小菊并未办理结婚登记,不存在婚姻关系,嘉欣服装厂提供的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无法证实婚姻问题；六、若协议需要协商或达成补充协议的，应该由合同当事人，即aone公司和平兴勇签订，其他人无权代理；七、落款时间为2012年8月15日的协议书，是嘉欣服装厂对其私自生产羊毛衫行为的单方确认及自愿承担责任的承诺，并非是与aone公司之间的协议，对aone公司不发生任何约束力，该协议中嘉欣服装厂承认货物是其所有，并愿自行寻找客户销售。另该协议书中描述与事实不符，首先，对于产品数量，协议a约定为10万件，协议b并未约定具体数额，但该协议书却载明数量为139139件，后公证确认为73332件，现嘉欣服装厂起诉却称尚有库存97525件；其次，章吉生从未通知过生产，嘉欣服装厂在未收到通知的情况下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生产这么多羊毛衫，且该出货时间也与约定时间不符。另双方于2011年8月29日对服装款号进行确认时，第88602款至88615款并无具体明细，故之后的行为显然是嘉欣服装厂在未商定达成价格的情况下自行生产；八、嘉欣服装厂私自生产后发现销路不畅，强迫章吉生收货，并伪造委托书，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九、协议b签订后次日,平兴勇在录音中便明确表示取消订单，故后期生产的服装与章吉生无关。综上，嘉欣服装厂违反诚实信用原则，骗取预付款后，不履行协议，强迫交易，故请求驳回嘉欣服装厂诉讼请求，判决嘉欣服装厂返还章吉生全部预付款。
被告李小菊辩称，同意章吉生关于事实部分的陈述。嘉欣服装厂基于李小菊与其签订的协议书、对账单，将李小菊列为被告，但上述协议书、对账单并非李小菊本人所签，章吉生也从未委托李小菊参与处理与嘉欣服装厂的贸易往来。李小菊对嘉欣服装厂主张的事实理由不予认可，也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请求驳回嘉欣服装厂的诉讼请求。
原告嘉欣服装厂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证据一，协议a、协议b及所附清单原件各一份[原件均存放于秀洲法院（2013）嘉秀商初字第52号案件中]。用以证明嘉欣服装厂与章吉生就定作服装事项协商一致并对合同权利义务、服装价格、款号等进行约定的事实。
章吉生质证意见：章吉生收到的协议a副本与原件不一致，原件上对货物数量进行了修改且注明“作废”二字，表明该协议已经作废。协议b虽有约定，但章吉生从未通知过生产，且从平兴勇的录音材料中体现该协议在签订当天已取消。而所附清单可以看出并未对第88602款至88615款号服装的生产数量、价格等进行明确约定。
李小菊质证意见：对于协议a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原件上存在修改，且章吉生、李小菊对此均不知情。协议b的质证意见同章吉生，协议a、b均约定了生产大货需有章吉生书面通知，但嘉欣服装厂对此并未提交证据。所附清单的质证意见同章吉生。
证据二，对账单传真件、委托书复印件、协议书原件各一份。用以证明李小菊经章吉生授权，与嘉欣服装厂达成协议，确认章吉生定作的羊毛衫尚有97525件留存在嘉欣服装厂未提货，价值5250836元的事实。
章吉生质证意见：对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上述证据系嘉欣服装厂伪造，章吉生从未通知过生产，也未委托李小菊处理相关事宜，且章吉生认为嘉欣服装厂并不具备一下子生产13万件服装的能力。
李小菊质证意见：对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第一，嘉欣服装厂不具备一个月内生产13万件服装的能力；第二，对账单落款处未加盖嘉欣服装厂公章，李小菊的签名也并非其本人书写；第三，该对账单为传真件，嘉兴的区号为0573，绍兴的区号为0575，但该传真件上的区号却为0572，显然该证据存在疑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委托书、协议书中的李小菊签名均非李小菊本人书写，章吉生也从未委托过李小菊。
证据三，（2013）嘉誉证民内字第3873、4198、4199号公证书三份。用以证明嘉欣服装厂为章吉生定作的服装尚现留存数量。
章吉生质证意见：对公证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第一，3873号公证书所附清点记录单中标明数量为“无”的六款服装(styleno.88627、88628、88629、88632、88636、88637)，却在4198号公证书中载明了其中五款，数量合计17952件；第二，上述公证书在合同订立两年后作出，上述货物与本案合同履行无关；第三，4199号公证书只公证了箱子数量，无法确认服装数量及吊牌，无法证实其中服装系为章吉生定作。
李小菊质证意见：同意章吉生的质证意见。另，协议a约定2011年7月完成出货，嘉兴服装厂在时隔两年后提出公证保全是不合理的。3873号、4198号公证书所公证的服装无法证实是为章吉生定作生产，4199号公证书对服装的数量、款式、商标等未作明确公证，故对上述公证书的关联性不予认可。
证据四，绍兴县公安局出具的《关于李小菊户口迁移的情况说明》原件，户主为章吉生的户口簿复印件各一份。用以证明章吉生、李小菊系夫妻关系。
章吉生质证意见：户口簿并非原件，不予认可。公安机关无权证明婚姻关系，只有民政机关和法院才能够认定夫妻关系。
李小菊质证意见：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本案合同金额较大，即便章吉生、李小菊系夫妻关系，处理民事行为时也应当有相应授权，但章吉生从未委托过任何人，故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可。
证据五，秀洲法院（2013）嘉秀商初字第52号案件法庭审理笔录一份[原件均存放于秀洲法院（2013）嘉秀商初字第52号案件中]。用以证明，在笔录的第5页、第7页中章吉生对嘉欣服装厂提交的两份协议，预付金额，提货数量及金额均是认可的。
章吉生质证意见：对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嘉欣服装厂是断章取义，章吉生取货是事实，但是从未要求嘉欣服装厂生产过。
李小菊质证意见：同意章吉生的质证意见。
证据六，收款明细及打款凭证复印件十份。用以证明章吉生共向嘉欣服装厂付款3432087.22元，其中2693869元为预付款。
章吉生质证意见：上述证据并非原件，对真实性无法确认，确支付过款项，但具体金额不确定。
李小菊质证意见：收款明细显示前六笔款项是aone公司支付到嘉欣服装厂账户上，具体金额为2693844.52元。之后资金的来源都无法明确，不能证明是在支付后续货款，故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联。
证据七，授权书及邮件往来记录复印件、商标查询信息各一份。用以证明章吉生女儿章磊将rainisrain商标授权嘉欣服装厂使用。
章吉生质证意见：该证据无原件，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即便按嘉欣服装厂所述，也是其为了另行生产销售而向章磊索要商标专用权使用许可，与本案无关联。
李小菊质证意见：该证据没有原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从邮件往来记录的时间可知，嘉欣服装厂在2012年8月向章磊索要商标许可，该时间已逾合同签订时间一年之久，故该证据与本案所涉服装无关联。
证据八，库存衣服明细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章吉生提走服装明细及库存服装货号、数量，上述库存明细与公证书所附清单一致。
章吉生质证意见：该证据系伪造，其内容与公证书所附清单无法对应，与章吉生更无关联，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
李小菊质证意见：该证据系嘉欣服装厂单方制作，与公证书所附清单在数量有差别，嘉欣服装厂并没有依约组织生产。
证据九，购纱发票明细及发票复印件三十一份。用以证明嘉欣服装厂为章吉生定作服装所购部分毛纱的数量、金额。
章吉生质证意见：证据并非原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无法证明上述毛纱系为章吉生定作服装所购；且根据约定，衣服原料、价格应由章吉生进行确认，但章吉生从未确认过原料，嘉欣服装厂私自购买原料加工，构成违约。
李小菊质证意见：证据并非原件，并且第一，若发票中购买的原材料就是定作合同的原材料，根据协议a约定应于七月底完成出货，而嘉欣服装厂却在2011年7月21日、8月20日才进行原材料采购，如何保证能在约定期间内交货；第二，若协议a作废，以协议b为准，则相应原材料采购又发生在协议b签订前，且未经章吉生同意，则嘉欣服装厂的采购属于自行行为，其未按约定生产，构成重大违约。
证据十，提货清单及提货单复印件共计二十一份。用以证明章吉生的提货数量及所提货物的款号，且章吉生在2012年2月24日仍然在下单提货。
章吉生质证意见：证据不真实，不予认可。货物是嘉欣服装厂运送的，章吉生只是被迫收货。
李小菊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若结合协议a，嘉欣服装厂应该在2011年7月初交付10万件货物，但提货单显示2011年8月第一次发货，则嘉欣服装厂存在严重违约。若结合协议b，约定了10月底交付，但提货单显示在2011年10月后仍存在出货现象，则嘉欣服装厂亦未按约定履行。另，2011年9月起，嘉欣服装厂交货量只有几十件，可见其没有生产能力或存在其他买卖合同关系。
证据十一，羊毛衫加工明细一览表打印件一份。用以证明嘉欣服装厂库存服装的统计总价与李小菊在协议书中确认的总价是一致的。
章吉生质证意见：该证据系嘉欣服装厂单方制作，不予认可。嘉欣服装厂并未按约履行协议，而是在强卖货物。双方对部分服装尚未约定价格，嘉欣服装厂便进行生产，无法证实上述服装是为章吉生定作。
李小菊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同章吉生的质证意见，李小菊并未签订过协议书，也未与嘉欣服装厂进行过对账，故而无法计算出上述库存的价值。
证据十二，录音光盘及文字整理材料一份[原件存放于秀洲法院（2013）嘉秀商初字第52号案件中]。用以证明，第一，章吉生、李小菊、章磊的身份关系；第二，因外商取消了与章吉生的订单，故章吉生迟迟未提货；第三，李小菊认可库存服装是为其定作，且同意将库存服装进行处理；第四，李小菊、章磊持有章吉生的委托，可代章吉生与嘉欣服装厂协商处理相关事宜；第五，章吉生并未严格按照协议支付货款；第六，李小菊认可签订的协议书。
章吉生质证意见：对该证据不予认可。嘉欣服装厂采用欺骗及偷录的方式获取了这份录音，李小菊前去嘉欣服装厂并非为处理库存，而是为了讨要预付款，为尽快拿到预付款，李小菊的部分称述违背真实意思表示。
李小菊质证意见：该录音系李小菊在嘉欣服装厂欺骗下作出的违背意愿的表述，是基于讨要预付款才顺从平兴勇的陈述。该份证据应当结合其他证据予以认定。
证据十三，自绍兴县公安局调取的户口迁移证、准予迁入证明原件各一份。用以证明章吉生、李小菊系夫妻关系。
章吉生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只是对户口信息的证明，公安机关无权证明婚姻关系，章吉生、李小菊也并非夫妻关系。
李小菊质证意见：同意章吉生的质证意见。
证据十四，自绍兴县房管处调取的房产所有权登记申请书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申请书中李小菊的签名与协议书、对账单上李小菊的签名笔迹不同，李小菊存在两种以上书写笔迹。
章吉生质证意见：房产登记申请书中的签名确非李小菊本人所签，相应房产手续是由他人代办的。人的笔迹已形成规律是无法伪装的，并非可以随意存在多种风格的笔迹签名。
李小菊质证意见：房产手续是委托代办的，申请书中的签名并非李小菊所签。江西省崇仁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崇仁法院）曾对李小菊的签名进行过笔迹鉴定，应以鉴定结论为准。
证据十五，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江西高院）出具的（2015）赣民申字第262号民事裁定书原件一份。用以证明章吉生的再审申请被驳回。
章吉生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裁定内容违法。再审驳回的理由是违反一事不再理，然而嘉欣服装厂故意隐瞒已撤诉的事实，故该裁定是无效的。
李小菊质证意见：同意章吉生的质证意见，江西高院在不知嘉欣服装厂已经向秀洲法院申请撤诉的情况下作出了驳回裁定，该裁定并不客观。
被告章吉生在审理中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一，秀洲法院（2013）嘉秀商初字第52号民事裁定书，用以证明该案已被裁定中止尚未审结，本案立案系违法。
嘉欣服装厂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
李小菊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案与本案证据相同，但诉请金额却由500多万变更至400万，嘉欣服装厂未作合理解释。
证据二，anoe公司的公司信息及翻译文本、翻译公司的营业执照各一份。用以证明anoe公司系协议b的签订主体，嘉欣服装厂起诉的主体错误。
嘉欣服装厂质证意见：该证据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形成于境外的证据应经过公证认证；公司注册信息的出处不明，且上海天使外语翻译有限公司对文本进行翻译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
李小菊质证意见：翻译的形式合法，对证据予以认可；结合付款明细等证据，可认定anoe公司为合同相对方。
证据三，服装照片影像打印件六份。用以证明嘉欣服装厂为章吉生定作的服装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
嘉欣服装厂质证意见：第一，货物已提走多年，章吉生现在提质量异议已超过合理期限；第二，无法证实照片内的服装是嘉欣服装厂为章吉生定作的服装；第三，无法从照片上查明服装存在质量问题。故上述证据缺乏真实性、关联性，且即便存在个别质量问题也已超过提出异议的期限，不具有任何证明效力。
李小菊质证意见：该证据与李小菊无关联。
证据四，浙江省绍兴县公证处出具的（2013）绍证民字第306号、741号公证书各一份。用以证明嘉欣服装厂一直在网络上销售涉案服装并显示了库存数量，上述服装系嘉欣服装厂自行生产销售，发现销路不畅后转而陈述系为章吉生定作。
嘉欣服装厂质证意见：该证据超过举证期限，且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使嘉欣服装厂在网上销售涉案服装，也是商标所有权人章磊进行授权，要求其代为销售，显示的库存数量也是代销的数量，与嘉欣服装厂主张的库存数量是不同概念。
李小菊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可以证明嘉欣服装厂自行销售相关服装，并将未销售部分归于章吉生名下。
被告李小菊在审理中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一，崇仁法院出具的（2013）崇民初字第355号、367号民事判决书原件，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抚州中院）出具的（2014）抚民一终字第14号民事裁定书打印件各一份。用以证明嘉欣服装厂提供的协议书经崇仁法院多次委托鉴定，均证实协议书中的签名并非李小菊本人所签。
嘉欣服装厂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抚州中院的裁定内容正确。章吉生以确认李小菊签字的协议书无效为诉讼请求起诉至法院，可见前提是章吉生认可了协议书上的签名系李小菊所签。
章吉生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抚州中院在不知前案已撤诉的情况下作出理由为一事不再理的裁定，该裁定是错误的，应当予以改判。另章吉生并不认可存在有李小菊签字的协议书，只是基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才提起诉讼。
证据二，江西天剑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赣天剑司鉴[2013]文鉴字第（6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及江西神州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江西sz司鉴中心[2014]文鉴字第0648号文检鉴定意见书原件各一份。用以证明嘉欣服装厂举证的协议书中李小菊的签名经两次司法鉴定，鉴定结论均显示非李小菊本人所签。
嘉欣服装厂质证意见：上述两次鉴定均是崇仁法院在一审过程中委托的，而抚州中院在二审中已将崇仁法院的一审判决予以撤销，故而由崇仁法院委托的司法鉴定意见不具有法律效力。且江西神州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文检鉴定意见书中第一鉴定人员不具备鉴定职称，其间嘉欣服装厂多次申请调取样本也未被采纳。
章吉生质证意见：上述证据真实有效，鉴定中嘉欣服装厂亦在场，结论是真实性，抚州中院并非因鉴定撤销判决，而是因为一事不再理。
证据三，抚州中院出具的（2014）抚民一终字第379号民事裁定书原件一份。
嘉欣服装厂质证意见：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
章吉生质证意见：对证据无异议，但认为裁定结果错误，案件应予以受理。
证据四，秀洲法院出具的（2013）嘉秀商初52号民事裁定书原件一份。用以证明嘉欣服装厂曾就本案相同事实起诉至秀洲法院，现再次起诉无合理理由。
嘉欣服装厂质证意见：无异议。
章吉生质证意见：无异议。
依李小菊的申请，本院委托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落款时间2012年7月13日的对账单及落款时间为2012年8月15日的协议书上“李小菊”的签名是否是其本人所签进行笔迹鉴定。该鉴定中心于2016年5月16日出具了浙大司鉴中心[2015]文鉴字第17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载明标称时间为2012年8月15日的协议书上“李小菊”字迹与样本字迹两者所表现出来的笔迹特征差异点的质量高于符合点的质量，笔迹特征总和基本上反映了不同人的书写习惯，可认定不是同一个人所写；标称时间为2012年7月13日的对账单是传真件，其上“李小菊”字迹模糊不清，不具备鉴定条件。另鉴定发票一份载明李小菊缴纳了本次鉴定的鉴定费用19000元。
嘉欣服装厂质证意见：对于鉴定结论并不认同，该签名是李小菊当着多人的面书写的，鉴定结论为非李小菊本人所写，只能说明李小菊本人具有两种不同的书写习惯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字迹。另章吉生、李小菊否认夫妻关系，但在法院向绍兴县房管处调取的房产档案中存在两人的结婚照复印件，该证据可表明章吉生、李小菊一直在隐瞒二人是夫妻关系的事实。
章吉生质证意见：对司法鉴定意见书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经过多次鉴定，可证实确非李小菊本人签名，而是嘉欣服装厂伪造的并以此提起虚假诉讼。结婚证是虚假的，章吉生、李小菊从未到民政部门办理结婚登记。
李小菊质证意见：对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进一步证实协议书上的内容并非李小菊书写，从而否定了嘉欣服装厂的诉讼主张。同意章吉生对结婚证的陈述，章吉生、李小菊并未向法庭隐瞒二人的婚姻状况。
本院经审查，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一、原告提交的证据：证据一，双方对其中签名盖章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且与本案相关联，对该证据本院予以认定；证据二，对账单原件模糊不清无法辨认，协议书经鉴定非李小菊本人签名，委托书系复印件且章吉生、李小菊有异议，在嘉欣服装厂未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证据二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证据三，章吉生、李小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系公证证据，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公证内容与本案是否相关联，在论理部分具体阐述；证据四与证据十三，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其能否证待证事实，在论理部分具体阐述；证据五、十五，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证据六、七、十，虽然系复印件，但章吉生、李小菊对曾付款收货、章磊授权商标使用的事实予以确认，故上述证据与本案相关联，本院予以认定，但对于能否证明待证事实，在论理部分具体阐述；证据八、九、十一，均为复印件，大都为嘉欣服装厂单方制作，章吉生、李小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且证据无法证明与本案存在必然关联，故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定；证据十二，系录音证据，但章吉生、李小菊对录音对象并无异议，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证据十四，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予认定。
二、被告章吉生提供的证据：证据一，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证据二，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本院不予认定；证据三，并非原件且无法证实与本案相关联，本院不予认定；证据四，系公证文书，公证内容与本案相关联，本院对该证据予以认定。
三、被告李小菊提供的证据：证据一、三、四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认定；证据二在崇仁法院审理的（2013）崇民初字第367号、（2014）崇民初字第355号案件中形成，鉴于该两份判决均被撤销，故该两份鉴定亦不予认定。
四、鉴定证据：因本院委托，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及《发票》，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对于鉴定内容，在论理部分具体阐述。对于鉴定过程中调取的章吉生、李小菊的结婚证复印件，因章吉生、李小菊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本院对此不予认定。
根据以上认定的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对案件事实确认如下：
2011年4月26日，章吉生（甲方）与嘉欣服装厂（乙方）签订协议（即协议a）一份，约定：甲方向乙方采购10万件男衫，款式、样衣、颜色由甲方提供；每件50元；打样先付定金，投料前以合同总额先付30%预付款，出货前款到发货；投料和大货生产一定要有甲方书面、邮件、传真通知后乙方才可实施安排生产，货期按批出货大约七月底出完。2011年8月29日，章吉生（甲方）又与嘉欣服装厂（乙方）签订协议一份（即协议b），约定：甲方向乙方采购服装，衣服原料、重量、款式、颜色由甲方提出，价格以双方确认后为准；打样先付定金，投料前以合同总额先付30%预付款，出货全款付清，款到发货；投料和大货生产一定要有甲方书面、邮件、传真通知，乙方才可实施安排生产，发货生产完成后及时通知甲方，要求甲方在十天内全款付清；十月十号每款出货10%，十月二十号每款出货30%，剩下的每款60%十月底全部交清。协议b后所附表格清单载明的款号/单价为：88620款/78.1元,88621款/66.1702元,88622款/55.6元,88623款/63.1元,88628款/59.3844元,88632款/69.5838元,88625款/50.6元,88617款/66.2274元,88626款/57.9422元,88629款/62.5118元,88630款/61.0118元,88631款/51.192元,88633款/50.1元,88635款/51.7704元,88637款/51.7704元,88619款/49.1元,88627款/49.2元,88636款/50元,88618款/50元。后嘉欣服装厂陆续生产服装，章吉生累计提货41614件，价值2175510.40元。截止2012年2月23日，章吉生累计付款3432087.22元。
另查明，章吉生、李小菊系共同生活，双方育有一女一子，其女儿章磊系“rainisrain”商标的所有权人，并授权嘉欣服装厂在涉案服装上使用上述商标。
因定作的服装未被提货而囤积于嘉欣服装厂，李小菊、章磊曾与嘉欣服装厂进行协商，但双方未达成一致。嘉欣服装厂对部分库存服装已进行网上售卖，剩余部分经浙江省嘉兴市誉天公证处保全公证。浙江省嘉兴市誉天公证处出具（2013）嘉誉证民内字第3873号、4198号公证书，公证证实2013年9月29日、10月17日在嘉欣服装厂四楼仓库存放吊牌标有“rainisrain”商标的服装，其中款号/数量为：88618款/6686件，88620款/2024件，88621款/1580件,88622款/5445件、88623款/4274件、88627款/1141件、88628款/3452件、88629款/5315件、88632款/5076件、88637款/2968件。
另查明，2013年1月11日，嘉欣服装厂以章吉生为被告起诉至秀洲法院，案号为（2013）嘉秀商初字第52号，后嘉欣服装厂撤回起诉，秀洲法院于2014年6月16日裁定予以准许。
还查明，2013年7月4日，章吉生以其从未授权李小菊与嘉欣服装厂达成协议为由，起诉李小菊至崇仁法院，嘉欣服装厂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2013年10月8日，崇仁法院作出（2013）崇民初字第367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章吉生要求确认李小菊代理行为无效的诉讼请求。嘉欣服装厂不服判决提起上诉，2014年3月25日，抚州中院以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作出（2014）抚民一终字第14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崇仁法院（2013）崇民初字第367号民事判决，发回重审。2014年4月29日，崇仁法院重审立案受理，于2014年8月26日作出（2014）崇民初字第355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章吉生要求确认李小菊代理行为无效的诉讼请求。嘉欣服装厂不服提起上诉，2014年12月25日，抚州中院作出（2014）抚民一终字第379号民事裁定，认为李小菊是否有权代理章吉生，李小菊代理行为是否有效，2012年8月15日协议书是否真实等问题，属于秀洲法院已受理的（2013）嘉秀商初字第52号案件的基本事实认定，崇仁法院再受理并作出实体判决违背了“一事不再理”原则，应予纠正，故裁定：一、撤销崇仁法院（2014）崇民初字第35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章吉生的起诉。章吉生不服二审裁定，向江西高院申请再审，江西高院于2015年8月13日作出（2015）赣民申字第262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章吉生的再审申请。
本院认为，综合原被告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五：一是嘉欣服装厂的起诉是否系重复起诉，有无违反“一事不再理”；二是嘉欣服装厂与章吉生的定作合同是否合法有效；三是章吉生是否需要向嘉欣服装厂再行支付服装定作款，若需再行支付则金额如何确定；四是仓储费是否应得到支持；五是李小菊是否需对章吉生的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
争议焦点一。嘉欣服装厂曾以章吉生为被告起诉至本院，但该案中，起诉的事实与理由虽与本案类似，然所列被告、诉讼标的等都与本案不同，且后该案嘉欣服装厂主动申请撤回起诉，本院已按法定程序裁定予以准许，而并未就诉讼请求作出实体性处理。故本案起诉并非系重复起诉，未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
争议焦点二。章吉生辩称协议a已作废，而协议b的合同相对方系aone公司及平兴勇，而非章吉生与嘉欣服装厂，且录音证据中可反映章吉生与平兴勇在协议b签订次日已达成合意撤销了协议b。对此，本院认为，一、嘉欣服装厂与章吉生基于真实意思表示签订了协议a，且双方已就协议a部分履行了各自的义务，故协议a合法有效。在协议a履行过程中，双方又协商达成了协议b，基于协议b的签订主体、协议内容及双方对协议a的履行情况，可认定协议b系对协议a的替代及延续，故而协议a上标注“作废”二字并非指代协议a自始无效。协议b签订后，章吉生与嘉欣服装厂间存在多笔款项给付及货物交付往来，未有证据表明存在撤销协议b的事由，故而双方理应对已部分履行的协议a负责并按协议b约定履行各自义务。二、协议b甲方抬头处虽标明“australiaaonehodi章吉生”，但落款处却只有章吉生签名，且章吉生始终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该“australiaaonehodi”的明确主体身份，虽然交易中存在aone公司付款记录，但无法表明aone公司与“australiaaonehodi”为同一主体，且即便两者为同一主体，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仅凭aone公司的付款行为也无法证明其系协议b的合同相对方。此外，协议b作为协议a的替代和延续，在章吉生未有明确书面表明变更合同相对方的情况下，嘉欣服装厂有理由相信交易相对方仍为章吉生。同理，平兴勇作为嘉欣服装厂的法定代表人与章吉生签订协议a，在未有证据证明章吉生与平兴勇存在个人交易的情况下，平兴勇在协议b中的签字也应视为代表嘉欣服装厂的职务行为。且从之后的款货交付可知，嘉欣服装厂一直作为履约的主体，为章吉生定作服装并进行交付。综上，协议a与协议b的签订主体均为嘉欣服装厂、章吉生，该两份协议均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
争议焦点三。嘉欣服装厂主张与章吉生的代理人李小菊对账后达成一致，然而其主要证据对账单模糊不清，不符合鉴定条件，协议书经鉴定李小菊的签名并非其本人书写，委托书为复印件，上述证据无法形成有效的证据链证实其主张，故对于证据上记载的嘉欣服装厂自认部分本院予以确认，其余部分本院不予采信。章吉生辩称从未书面通知嘉欣服装厂安排生产，嘉欣服装厂生产的服装并非为章吉生定作，章吉生的收货行为属于被迫交易，且已收到的服装存在质量问题。对此，本院认为，一、协议中虽约定了以书面、传真、邮件方式通知生产，但在实际生产中，可能存在变通采用口头方式通知安排生产的情形。从章吉生的付款、收货记录中可知，自2011年8月至2012年2月，章吉生前后向嘉欣服装厂付款共14次，收货共15批，其间并未有证据表明章吉生曾就嘉欣服装厂的生产、交货行为提出过异议，故可视为双方就定作行为达成一致并按约履行各自义务。二、嘉欣服装厂为章吉生定作服装，并按要求使用章磊所有的“rianisrian”商标，符合协议约定及交易习惯。且从录音证据中可知，章吉生方已知为其定作的服装囤积于嘉欣服装厂处，故结合协议b所附清单中对服装款号的约定及实物保全公证书，可认定（2013）嘉誉证民内字第3873、4198号公证书中保全的吊牌标有“rainisrain”商标，款号为88618、88620、88621、88622、88623、88627、88628、88629、88632、88637的服装系嘉欣服装厂为章吉生而定作。三、双方协议明确约定了货物交付时间，然章吉生迟迟未提货，致使货物积压，嘉欣服装厂出于减少损失保障自身利益的目的在章吉生明显逾期违约后自行网上售卖，该行为符合一般常理。且从录音证据中可知，章吉生方亦赞同积极处理囤积服装避免损失扩大，故现章吉生辩称因存在上述售卖行为，故相应服装非为其定作，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四、章吉生辩称服装存在质量问题，但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实，对此本院不予采信。另嘉欣服装厂称（2013）嘉誉证民内字第4199号公证书中所保全服装亦系为章吉生而定作，对此本院认为，协议b中虽然约定了该11款服装的款号，但未对上述款号服装的数量、价格等进行约定，且未有证据表明上述保全服装标有“rianisrian”商标标识，在嘉欣服装厂未提供其他充分证据的情况下，无法证实该部分服装系为章吉生定作，相应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嘉欣服装厂为章吉生定作服装，章吉生理应按协议约定给付报酬。现章吉生已累计付款3432087.22元，累计提货41614件，价值2175510.40元，尚留存服装37961件，价值2269599元（6686×50+2024×78.1+1580×66.1702+5445×55.6+4274×63.1+1141×49.2+3452×59.3844+5315×62.5118+5076×69.5838+2968×51.7704），扣除章吉生累计付款额与已提货金额的差额，现章吉生还需再行支付嘉欣服装厂定作款1013022.18元（2269599+2175510.40-3432087.22）。双方对货物交付及款项支付时间均有明确约定，章吉生逾期付款且远远超过相应合理期限，给嘉欣服装厂造成了损失，现嘉欣服装厂诉请章吉生赔偿自2013年1月12日起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但按每日万分之二点一计算标准过高，本院依法调整为以定作款1013022.18元为基数，自2013年1月1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争议焦点四。嘉欣服装厂陈述用以存放涉案留存服装的仓库系其自有仓库，且该仓库同时用于其自身的正常生产经营，并非专用于存放涉案货物,故嘉欣服装厂未因涉案服装存放造成其支付了额外的仓储费用或造成其余合理损失。同时，嘉欣服装厂的损失已有逾期付款利息进行赔偿填补，故其再行请求仓储费缺乏法律依据，且其请求金额也缺乏客观的依据，嘉欣服装厂的该诉请对此本院不予支持。
争议焦点五。嘉欣服装厂举证户口薄、结婚证复印件等证明章吉生、李小菊系夫妻关系，然而结婚证系复印件，且章吉生、李小菊对其真实性有异议，而户口薄等证据也不足以认定二人存在法定的婚姻关系，故结合现有证据及章吉生、李小菊陈述，本院仅认定二人系共同生活且生育子女。因无法证实章吉生、李小菊系法定夫妻关系，而李小菊并非是合同履行中的交易相对人，也并未书面表示愿意就章吉生的债务向嘉欣服装厂承担还款责任，故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章吉生所负债务不应由李小菊负担，嘉欣服装厂的相应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二百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章吉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到原告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针织服装厂处清点应提取的定作服装（即浙江省嘉兴市誉天公证处出具的（2013）嘉誉证民内字第3873号、4198号公证书项下的吊牌标有“rainisrain”商标,款号为88618、88620、88621、88622、88623、88627、88628、88629、88632、88637），并应在清点后三日内按服装数量、单价支付定作款并提取对应服装；如果被告章吉生未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清点服装，则原告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针织服装厂有权申请执行，要求被告章吉生支付定作款1013022.18元及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以定作款1013022.18元为基数，自2013年1月12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果被告章吉生清点服装后未在三日内支付定作款并提取对应服装，则原告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针织服装厂有权申请执行，要求被告章吉生按清点确认的服装名称、款号、数量、单价在定作款1013022.18元范围内支付对应的定作款及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逾期付款的利息损失以清点确认的定作款为基数，自2013年1月12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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