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佛南法民一初字第983号
原告：吴怡萱，女，汉族，1983年3月16日出生，住广东省汕头市。
委托代理人：刘兴桂，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华秀，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负责人：孙张运。
被告：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
法定代表人：陈学云。
委托代理人：王毅，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孙章润（原名孙张运），男，汉族，1961年8月23日出生，住河北省邯郸市。
被告：郑楚军，男，汉族，1979年4月24日出生，住广东省汕头市。
原告吴怡萱与被告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孙章润（原名孙张运）、郑楚军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11月28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5年1月26日、3月31日、7月10日、2016年3月3日四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四次开庭，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刘兴桂、刘华秀、被告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下简称水利水电九局）的委托代理人王毅、被告孙章润均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下简称水利水电九局佛山分公司）、郑楚军经本院合法传唤均没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司法鉴定期间自2013年11月28日起至2016年2月26日止。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被告水利水电九局佛山分公司成立于2010年11月2日，负责人为孙张运。被告郑楚军因拖欠原告借款未还，向原告支付一张以被告水利水电九局佛山分公司名义出具的中国建设银行佛山德宝支行的支票，支票号码为01517207，票面金额为2397900元。该支票盖章内容为“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财务专用章”及“郑楚强”的私章。2012年5月28日，原告在支票受款人处填上“广州市黄埔区金宏室内装饰服务部”（原告为该服务部业主）后以持票人身份向银行申请兑付该支票，但付款行以余款不足为由拒付。原告根据票据的无因性的原理诉诸法院，请求被告水利水电九局佛山分公司承担支付责任，并要求被告水利水电九局负补充清偿责任。法院作出（2012）佛南法民二初字第234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水利水电九局向原告支付票据款2397900元及赔偿金47958元，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水利水电九局承担。该判决生效后，原告申请了执行，法院从被告水利水电九局的账上扣划执行款2503588.60元。被告水利水电九局申请再审。2013年11月11日，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佛中法审监民再字第39号民事裁定书，认为该案可能涉及刑事犯罪，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孙张运陈述其是被告水利水电九局的员工，设立广州分公司后，把加盖私刻公章设立广州分公司的材料给了郑楚军用于设立佛山分公司，但对具体设立过程不清楚。但工商代理中介孙永锋则陈述设立被告水利水电九局佛山分公司时，孙张运是在现场签字的。孙张运陈述被告水利水电九局在2012年4月已经发现佛山分公司的存在，但未对水利水电九局佛山分公司办理注销手续。被告郑楚军供述称每年以佛山分公司名义向广州分公司交纳管理费。由于（2013）佛中法审监民再字第39号民事裁定书已经生效，原告应获得的权益2503588.60元受到损失，该损失是客观的。被告水利水电九局佛山分公司签发的支票不能兑付，给原告造成了损害；被告水利水电九局对被告水利水电九局佛山分公司和孙张运存在监管失控，孙张运为被告水利水电九局的员工和委派的代表，其行为具备职务性，其行为对原告的侵权责任应由被告水利水电九局负责赔偿；被告郑楚军向原告提供票据，不能排除侵权行为或过错。根据各被告的过错和法律的相关规定，各被告均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为维护合法权益，原告起诉请求法院判令:1.四被告以连带责任方式向原告赔偿人民币2503588.60元；2.各被告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水利水电九局辩称：1.孙张运并非我局的职工，他与我局没有任何关系。在设立广州分公司时，我局是派人过去办理的，因为工商登记手续比较繁杂，我局的人员不能长期停留，他通过朋友认识了孙张运，孙张运帮助办理了广州分公司的设立手续。2.原告在起诉状中称两分公司在设立时所留电话相同，而事实上所留电话完全不同，佛山分公司的电话是133××××××××，而广州分公司的电话是134××××××××。广州分公司的这个手机号码是对外的业务电话并不专属于某个人。原告一直声称广州分公司知道佛山分公司的存在，这完全是不顾事实的主观臆想。3.我局在2012年6月、7月发现被告水利水电九局佛山分公司的存在，并非是起诉书中所称的2012年4月，原告在时间上的描述与事实不符。4.原告不顾及之前多次庭审中已经有证据能够证明的事实，为达到自己胜诉的目的，欺瞒法庭并坚持声称孙张运是我局的职工，甚至还提及到表见代理的法律概念。我们退一步讲，假设孙张运的行为能构成表见代理，也是需要原告与孙张运之间直接产生与代理有关的法律关系，而原告在本案发生之前与孙张运并不认识，那么原告怎么能以没有发生的事实作为基础在本案中要求适用表见代理呢？5.（2013）佛中法审监民提字第39号民事裁定书已经确认：被告水利水电九局佛山分公司不是我局设立的分支机构，其无论是从设立形式还是内部工作人员均与我局毫无关系，我局对此不但没有任何过错反而是无辜的受害者。综上，我局对于被告水利水电九局佛山分公司不存在任何监管的责任与义务，本案不应适用公司法的相关规定。6.原告在本案中所依据的事实与已生效裁定的内容完全一致。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五款之规定：“对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申请再审，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本案完全符合该条款的规定，况且，原告在裁定书生效之后向检察机关进行了申诉，但检察机关在了解案情后，认可裁定书的结果并没有采取抗诉。在侵权之诉中，法院可以受理原告对水利水电九局佛山分公司、孙章润、郑楚军的起诉，但不应再受理原告对水利水电九局的起诉，法院在立案过程中存在严重程序违法。综上，请法院驳回原告对水利水电九局的起诉。
被告孙章润（原名孙张运）辩称：我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有异议，原告诬蔑我。
被告水利水电九局佛山分公司、郑楚军没有答辩。
庭审中，原告举证如下：
1.原告的身份证、被告水利水电九局佛山分公司、水利水电九局的组织机构代码证、被告孙章润（原名孙张运）、郑楚军的身份证（各1份，复印件），证明原、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
2.水利水电九局佛山分公司的企业机读档案资料（1组，复印件），证明水利水电九局佛山分公司具备商事主体资格，但其民事责任应由水利水电九局承担；商事登记具备公示性，原告信赖其支票并无过错；水利水电九局佛山分公司注册时，按照工商局的要求，提交了水利水电九局加盖了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证明水利水电九局佛山分公司是合法设立的，设立后开具的银行账户及对外开具的支票均是合法的。
3.水利水电九局广州分公司注册资料（1组，复印件），证明孙章润（原名孙张运）参与了水利水电九局广州分公司的设立，且是办公地点的承租人，该资料中的公章与水利水电九局报案鉴定的并不一致，陈学云签名也不一致，但水利水电九局并不否认广州分公司的合法性；广州分公司的注册材料里有一份水利水电九局的章程修正案，修正案第三条为将水利水电九局的地址变更为贵阳市瑞金北路48号，该修正案加盖了公司的公章，地址与法院一审的地址是一致的。
4.水利水电九局的组织机构代码证（1份，复印件），证明水利水电九局的办公地址为贵州省贵阳市瑞金北路48号，但该公司居然否认此地址为其办公地址，明显不诚信。
5.中国建设银行支票、退票理由书（各1份，原件），证明水利水电九局佛山分公司（私章名称郑楚强）出具出票日期为2012年5月28日、收款人为广州市黄埔区金宏室内装饰服务部、金额为2397900元的中国建设银行支票给原告，但原告到银行兑付支票款时因账户余额不足被退票；退票的理由是水利水电九局佛山分公司账户余额不足，并非说该账户或开设的公司是非法的，故票据本身是合法有效的。
6.（2012）佛南法民二初字第2340号民事判决书（1份，原件），证明一审法院已经按法定地址传唤两被告，但两被告均没有到庭，因水利水电九局佛山分公司无独立法人资格，法院缺席判决被告水利水电九局承担责任。
7.2013年3月11日证人谈话笔录（1份，复印件），证明孙张运是水利水电九局的员工，2010年来广东找项目；2012年4月，水利水电九局已经知道佛山分公司之事，但却一直未作处理。
8.孙张运于2013年9月27日出具的说明、关于孙章润于2013年9月27日的说明的质证意见（各1份，复印件），证明孙张运称是将私刻了水利水电九局公章的材料交给了郑楚军办理佛山分公司的注册登记，明显与工商代理的证言和登记资料相矛盾，且其自我归罪是故意为水利水电九局开脱责任。
9.（2013）佛中法审监民提字第39号民事裁定书（1份，原件），证明水利水电九局提起申诉后，法院再审裁定认为孙张运、郑楚军等人存在伪造水利水电九局公章的可能，故孙张运、郑楚军等在本案中应对原告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该裁定只是从程序上驳回原告的起诉，并非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驳回的理由是认为孙张运、郑楚军等人存在伪造水利水电九局公章的可能，水利水电九局已经报案。该裁定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该裁定作出的时间是2013年11月11日，发出的时间是月底，郑楚军已经出狱，且其所涉及的刑事案件与本案并无任何关系，公安机关也没有对孙张运采取任何刑事调查或羁押措施，故本案中实际上不存在刑事案件影响民事审判的情形。
10.（2013）佛中法审监民提字第39号案庭审笔录（2份，复印件），证明孙张运在开庭时认可自己是水利水电九局职工，水利水电九局没能证明公司公章备案（其是在申诉后才备案），其认可广州分公司和孙张运的职务身份，故不论公章是否伪造，各被告均应连带承担赔偿责任。
11.（2013）潮湘法刑初字第135号刑事判决书（1份，复印件），证明郑楚军刑事案件与被告水利水电九局的报案无关，亦证明南海桂城派出所没有对郑楚军伪造被告印章一事立案。该判决书显示郑楚军在2013年8月4日就已离开看守所，而（2013）佛中法审监民提字第39号案在2013年9月2日第二次开庭，水利水电九局及法院均没有调查了解郑楚军的刑事案件，实际上该案与（2013）潮湘法刑初字第135号案没有任何关系。
12.借款合同（4份，原件），证明原告与郑楚军存在借款关系，郑楚军为了归还借款向原告交付了涉案支票。原告已出借250.3万元给郑楚军，郑楚军后来归还了17万元，余款233.3万元未还，证明本案支票原因关系合法（支票额含部分利息）。
13.水利水电九局广州分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资料（1组，复印件加盖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白云分局档案资料查询专用章），证明广州分公司工商登记所使用的材料与佛山分公司设立时使用的材料是一致的，而且被告代理人在询问笔录中也承认陈学云的签名并非其本人所签，但水利水电九局不能证实设立广州分公司的公章和设立佛山分公司的公章是否是同一枚公章，现水利水电九局只承认广州分公司设立的合法性，而否认佛山分公司设立的合法性是没有理据的，是为了推卸责任。
14.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章程修正案（2份）、公司年检报告书首页、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3份）、情况说明、关于继续保持工商营业执照副本的报告（2份）、章程首页、证明、企业年检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的证明（该组证据均为复印件加盖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档案查询专用章），证明原告向贵州省工商局查询了水利水电九局的工商档案资料，主要是水利水电九局2009年以来在工商局存交的盖有其公章的材料，该材料反映了三个问题：一是公章在2009年至2012年一直没有防伪编号，工商局的资料里也没有发现在公安局备案公章的文件，水利水电九局的公章在2012年之前是没有在公安局备案的；二是2013年11月，水利水电九局的公章开始出现防伪编码，明显与2012年的公章不一样；三是2012年5月3日，水利水电九局用旧公章盖了一份报告，2013年11月21日有一份标题一样的报告，该两份报告均是要求工商局继续保持12本工商营业执照副本，也就是说该局有12本营业执照副本，说明该局在贵阳以外的很多地方的业务都是分开操作的，在贵阳本部之外照样可以经营、设立分公司等。
15.桂城派出所于2013年5月30日对郑楚军所作的讯问笔录（1份，复印件加盖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档案章），证明：（1）马妙燕是郑楚军的妻子，原告的大量借款都是按郑楚军通知打入马妙燕账户；（2）郑楚军承认向原告借款并开具支票；（3）郑楚军承认与孙张运一起设立水利水电九局佛山分公司，谈好每月15万元承包费，郑楚军与广州分公司的康孔发有约定，郑楚军在此前就在佛山活动（工程投标）。
16.桂城派出所于2013年6月4日对孙永锋所作的询问笔录、辨认笔录、桂城派出所于2013年4月11日对孙章润所作的询问笔录（各1份，复印件加盖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档案章），证明：（1）水利水电九局佛山分公司是由孙永锋代为办理；（2）孙张运亲自参与设立佛山分公司的手续；（3）孙永锋可以辨认出孙张运。
17.桂城派出所于2013年6月7日对付乐玲所作的询问笔录（1份，复印件加盖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档案章），证明设立水利水电九局佛山分公司属实。
18.网银历史交易查询表（1份，原件），证明郑楚军向原告借款的事实，收款人马妙燕就是郑楚军的妻子，在郑楚军的询问笔录中有相关陈述。
经质证、辨证，被告水利水电九局对原告出示的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已生效的（2013）佛中法审监民提字第39号案民事裁定书中已说明水利水电九局与佛山分公司无关，佛山分公司不是经该局合法授权而成立的，况且原告如果一直信赖工商登记的话，就会知道与其发生个人借款关系的郑楚军并不是佛山分公司的负责人，在工商登记中也没有郑楚军的出现。在表面看来，佛山分公司的工商登记和银行账户的开具均是合法的，但表面的程序合法不代表实质合法，在实体上佛山分公司的成立存在重大瑕疵。水利水电九局也是向工商登记机关一再申请吊销佛山分公司的营业执照，但登记机关未作出任何行为。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内容。首先，孙张运在广州分公司的设立中提供过帮助，但他并非广州分公司的员工，也不是水利水电九局的委托代理人；其次，广州分公司工商登记材料中的公章与水利水电九局报案鉴定的公章并不一致的问题，是水利水电九局因企业改制而变更过公章，由原来一枚印模四枚印章变更为一个加密公章；地址变更只能证明在修正案作出时，地址是贵阳市瑞金北路48号，不能证明水利水电九局现在的办公地址。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内容。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支票用途上写的是往来款，支票本身看不出原告与郑楚军之间有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若是借款，可以直接在用途上写明还借款。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证明内容有异议，该判决书已经被生效的（2013）佛中法审监民提字第39号案民事裁定书撤销了。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在该笔录中，原告用笔圈起的部分就是其要证明的内容。首先，孙张运说2010年下旬到广东找项目，并不能说明其就是给水利水电九局找项目，因为孙张运做的是拉项目的生计，他并没有工作单位，他同时为多家单位拉项目提点；其次，水利水电九局在中院第二次开庭笔录中已经详细说明了发现佛山分公司的时间是2012年6、7月份；再者，在该笔录第5页第一段，孙张运说不是水利水电九局的委托人，也不是职工，故该笔录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对证据8中的孙张运于2013年9月27日出具的说明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原告的证明内容，孙张运的说明与工商登记资料并不矛盾，孙张运表述的是一个事实；关于孙章润于2013年9月27日的说明的质证意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只能说明原告不认可孙张运的说明，并不能证明本案事实。对证据9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该裁定书认为，水利水电九局与佛山分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不应对佛山分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才从程序上驳回了原告的起诉，其实驳回的正是原告对水利水电九局的起诉；原告将借款一事诉诸于侵权纠纷是原告的权利，但生效裁定书已经将水利水电九局和佛山分公司之间的关系划清，水利水电九局不应作为本案的被告。对证据10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内容，2013年8月15日的庭审笔录第5页，水利水电九局已说明康孔发是其员工，康孔发才是广州分公司的负责人，孙张运说的有水利水电九局的证书，水利水电九局不清楚是什么证书，故对此不予认可；并且这是孙张运与郑楚军为了私人利益在佛山违法设立分公司，他们取得水利水电九局的复印件，并且私刻公章，完成了工商登记事宜，这是水利水电九局无法预料也无法控制的，故水利水电九局没有责任。对证据1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该判决书的事实与郑楚军私刻公章成立佛山分公司一事相类似，也就是说郑楚军伪造印章已经是一个惯犯，中级法院在庭审中对此事实特意向公安机关调取了证据，已完成了自己的责任，中级法院没有责任和义务去监管郑楚军何时释放及其个人情况，这是公安部门的工作。证据12中编号为2011借字02号的借款合同下面所写收到款项的时间及欠付款项的金额，水利水电九局是第一次看到，在中级法院当时调取的借款合同中没有上述记录；对4份借款合同，只认可其程序上的真实性，对于借款是否真实发生、是否履行不予认可，因为原告并没有提交与借出款项相对应的资金流转证据，况且4份借款合同中郑楚军的签名从肉眼辨识均不相同，郑楚军不出庭参加诉讼，对借款合同无法作出判断。对证据13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孙张运和郑楚军已多次说明佛山分公司是私自设立的，并且就是用广州分公司设立时所用的复印件加盖了他们自己私刻的公章来成功设立佛山分公司，在公安机关的鉴定中已经详细说明水利水电九局的一枚印模四枚印章与佛山分公司工商登记中所加盖的公章不符，故水利水电九局不需要再证明与佛山分公司之间的关系。对证据14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水利水电九局确实是因体制改革而变更过公章，而公章变更是在本案发生之后，该局向公安局提交的四枚作为样本的印章正是在公章变更前一直使用的，时间跨度涵盖了广州分公司的成立以及本案的事发。原告猜测水利水电九局的管理不是事实，也并非证据，水利水电九局因为在贵阳以外分局和分公司众多，为方便行政管理，有多个营业执照副本，并不违法；在之前的询问笔录中，原告并没有申请对水利水电九局在银行备案的印章作为检材或样本，况且原告申请的样本是在工商部门及税务部门备案的，水利水电九局无法取得原件，因此无法提交。对证据15的真实性无异议，关于马妙燕是郑楚军的妻子，水利水电九局没有证据予以反驳；关于原告主张的郑楚军承认向原告借款并开具支票，笔录第4页郑楚军的原话是“开支票给她，因为之前因公司投标交保证金不够钱就向她借钱，等保证金回来就将钱退还给她，而在向她借保证金时，就会先写张借款同等金额的支票给她，退钱后再将支票收回，我借的保证金已还清，那些支票忘记取回”，说明双方之间确实有借款，但郑楚军案发时已不欠原告款项，故原告没有损害发生；关于原告的第3点证明内容，郑楚军确实是与孙张运共同设立水利水电九局佛山分公司，但孙张运一直以为在建设局的备案办不下来，这个公司就没有设立成功，孙张运并不知道郑楚军已经利用他给的材料设立了佛山分公司，因此佛山分公司在工商局备案上是成立了，但并没有在佛山建设局备案，佛山分公司只是一个有工商登记却没有实际经营项目的空壳；关于谈好每月15万元承包，原告主张郑楚军与广州分公司康孔发有约定，但原告提交的笔录第2页中明明是写着与孙张运之间有约定，原告不能对证据进行猜测；笔录第4页中郑楚军承认马妙春是佛山分公司的财务人员，而并非马妙燕。对证据16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于水利水电九局佛山分公司是由孙永锋代为办理，予以确认；孙永锋手里有孙张运身份证复印件，因此他能辨认出孙张运也是情理之中，更何况孙永锋的笔录对于三年前发生的事情记录得太详细了，孙永锋手里有工商存档的材料档案，因此他能顺利辨认出孙张运；孙张运曾说过的确是把水利水电九局广州分公司的复印件加盖了他私刻的公章给了郑楚军，孙张运觉得在建设局没有备案成功，这个公司就不成立，因此，孙张运一直不知道佛山分公司在工商局已经成立了。对证据17的真实性无异议，该笔录第2页中付乐玲直接将材料送到桂城佛平路雷岗公园对面的办公室及这三份笔录中均提到郑楚军在申请佛山分公司之前已经有一家公司在正常经营中，该公司的名称为潮洲市建筑安装总公司佛山分公司，郑楚军陈述该公司的经营范围是装修、土建等，并且该公司一直经营至2012年9月5日，详见郑楚军笔录第2页。证据18虽然加盖了银行印章，但水利水电九局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这张表格中马妙燕名字和账号两栏的颜色是加重的，与其他栏目的颜色不符，并且银行的公章并没有盖到马妙燕的栏目里，这是经过高科技手段制作出来的。另外，该表下方有一行说明，提到了黄色栏目在这张表上是没有的，整个表格格式混乱。从该表格中看不出是原告向马妙燕转账还是马妙燕向原告付款，这一点也不符合银行业务工作中的行业习惯。黄色栏目应该是银行填写的，这张表格并不完整，更何况原告出入账极多，8月至12月的表格没有打全。对证据18的合法性，原告称该表格是托人打印出来的，故该表格不是银行的正常业务表格，属于原告非法取得的证据。对证据18的证明内容，认为：第一，没有资金流转的内容，看不出来是出账还是入账，不能证明原告有损害；第二，表上交易发生的时间是在水利水电九局佛山分公司工商登记之前，因此与佛山分公司无关。郑楚军称在成立佛山分公司之前一直经营着一家公司，而该公司从事的业务与原告相似，因此两个同行之间的资金往来也是很正常的，故就算是原告因这些借款存在损害，也与佛山分公司无关；第三，资金的对方是马妙燕，而不是佛山分公司账户，况且佛山分公司的财务人员是马妙春；第四，该表格上的资金发生时间和金额与原告委托代理人之前在庭审中对借款一事的解释不同，庭审中原告一直说借款是发生在2011年至2012年，并且表格中的金额也与借款合同的数额及原告委托代理人庭审中陈述的数额不同，若是真正发生的事实，是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更改性的，是可以经得起多次反复询问的，不可能出现本案中前后不一的情形，这是原告难以自圆其说的表现；第五，原告提交的表格打印得不全。原告提交的说明也有与事实不符的地方，其中第1条，在原告所说的时间内，水利水电九局佛山分公司尚未成立；第2条第2段，在其中一张借据上做了记录，但是水利水电九局在票据纠纷审理的整个过程中从未见到借款合同上有原告自己所做的记录，直至本案开庭，原告再提交合同原件时，才发现上面多了一些手写的文字，故对该说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被告孙章润（原名孙张运）同意水利水电九局对原告出示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并补充如下：原告、郑楚军及原告代理人合伙诈骗国家的钱。对证据10，水利水电九局有贵州省部门颁发的技术人员职称证书，因为我不认识该局的人，所以无法取得，故而无法在佛山备案。在佛山备案时提供的全部是复印件，没有提供副本，在复印件上所盖的水利水电九局的公章均是我私刻的。我帮过广州分公司设立，在交材料给代办机构时，别人让我在租赁合同上签字，否则人家不给办理，所以我就签了自己的名字。水利水电九局广州分公司的负责人不是我，而是康孔发，与我没有任何关系。对证据15，办理佛山分公司使用的水利水电九局公章是我私刻的，设立佛山分公司的材料复印件以及设立申请书原件上的章是我用自己私刻的水利水电九局公章加盖的，这些材料被郑楚军拿去设立佛山分公司；因为郑楚军给了孙永锋代办费，所以即使公章是私刻的，也能把营业执照办理下来。对证据15的证明内容有异议，原告称郑楚军借款用于佛山分公司的投标，但当时佛山分公司尚未成立，所以原告所述不属实；郑楚军说借款已经还清，支票没有收回来，这是真实的，郑楚军说的每年15万元的承包费不属实，因为当时公司尚未成立；原告的证明内容说郑楚军与康孔发有约定，不属实，是诬陷康孔发的。没有在建设局备案的公司不能进行投标，所以原告所说的“在此前郑楚军就在佛山活动（工程投标）”不属实。对证据16的证明内容有异议，我与孙永锋从未见过面，郑楚军让孙永锋代办佛山分公司时将我的身份证交给了孙永锋，孙永锋说我与他一同到工商局，不属实，我没有去过，也没有签过字。对证据16中孙章润的询问笔录无异议。对证据17，我从未听说过也没有见过付乐玲这个人。对证据18，在该表格上资金发生的时间，我还不认识郑楚军。
庭审中，被告水利水电九局举证如下：
1.（2013）佛中法审监民提字第39号民事裁定书（1份，原件），证明“本院再审认为部分”已作出认定：水利水电九局佛山分公司的成立并未经过水利水电九局的合法授权，其设立存在重大瑕疵，水利水电九局作为总公司承担责任的依据不够充分。该裁定书已生效，故佛山分公司并非水利水电九局设立，两公司之间无任何关系，水利水电九局不对佛山分公司负责。
2.借款合同（4份，复印件），证明：（1）四份《借款合同》的总金额是2503000元，这与支票金额不符，也与原告请求中的金额不符；（2）从合同中可以看到出借时间和到期还款日，郑楚军到期不归还借款由此产生侵权行为，原告被侵权的发生时间就是还款日届满的次日，而不是支票无法兑现的时间；（3）四份《借款合同》只有原告单方陈述，郑楚军没有出庭质证，仅从肉眼能够看出四份合同中“郑楚军”的签字各不相同，不是一个人的笔迹。
3.讯问笔录（1份，复印件），证明：（1）第2页反映郑楚军自2009年经营潮州建筑安装总公司佛山分公司，从事装修、土建等业务，一直经营至2012年9月5日被抓获，郑楚军同时控制着两家公司，其中这家公司从经营范围上看与原告的经营有互通业务之处；（2）第2页中“广州分公司负责人姓孙”说明郑楚军并不知道广州分公司负责人是康孔发，不是孙张运，表明郑楚军从未与广州分公司的人接触过；（3）第3页第一段和第三段的回答，郑楚军对于佛山分公司办理工商注册过程的陈述与孙张运在几次庭审中主张的一致，在佛山分公司设立的过程中孙张运并没有到场，均是派人过去与郑楚军接洽的；（4）第4页郑楚军陈述：“保证金已经还清，支票忘记取回”，证明郑楚军实际上已经不欠原告任何款项了。综上，以上笔录是郑楚军在潮州看守所在押期间，被桂城派出所工作人员提审得到的，被告更相信他陈述内容的真实性及笔录制作程序的合法性。
4.案件移送函（1份，复印件），证明在（2012）佛中法审监民提字第39号民事裁定书生效后，由于该案件事实已涉及刑事犯罪，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将该案移送至桂城派出所，故本案应中止待刑事部分出现结果后，再对民事问题进行审理。
5.社保证明（1份，原件），证明孙张运不是水利水电九局员工。
6.分公司注销登记申请书（1份，原件）。
7.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2份，原件）。
经质证、辨证，原告对被告水利水电九局出示的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该案本院查明部分与本院认为部分对证据的认定有遗漏，也存在矛盾，遗漏就是郑楚军在裁定书作出前已出狱，也与本案无关；在查明事实上有重大遗漏：再审认为部分采信了孙张运2013年9月27日的说明，但在该说明中，孙张运说公章是其私刻的，但水利水电九局并没有针对孙张运报案，而是针对郑楚军报案，且孙张运多次应该局的安排参加庭审，足以证实该局对孙张运的行为是认可的，故该裁定书的认定和处理是矛盾的。该案审理的是票据纠纷，该案裁定并没有将涉案票据认定为无效票据，也就是说票据是有效的，因为佛山分公司的商事登记是有效的，银行账户是有效的，因而所开具的支票也是有效的。在票据有效的情况下，该案没有回答为何水利水电九局对佛山分公司开具的票据不负责任，这是在法律适用上的一个错误。关于佛山分公司是否存在设立上的瑕疵，不属于票据合法的审理范围，票据合法性的审查，只是就票据要件进行审查，设立的瑕疵并不影响出票人的义务。《最高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4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票据纠纷案件时，发现票据欺诈犯罪嫌疑线索的，应当及时将犯罪嫌疑线索提供给公安机关，但票据纠纷案件不应因此而中止审理，也就是说本案无论是孙张运、郑楚军或是他人私刻公章，均不影响对出票人义务的认定，更不能在程序上驳回原告的起诉。从该案的表述上看实质上是中止审理，待公安机关处理完毕，原告再另行主张权利。不管孙张运是否水利水电九局的员工，在本案中完全构成代理关系，该案并没有就佛山分公司的设立资料和广州分公司的设立资料及水利水电九局本部公司的公章进行比对鉴定。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借款合同反映的事实是真实的，原告对借款合同上郑楚军的签名、借款合同的真实性负法律责任，其中2011借字02号借款合同上有原告对收到款项的记录，关于借款合同的数额，总共借款250.3万元，扣除了已还的17万元后，尚欠233.3万元未还，因双方约定部分利息，故支票开具的数额为2397900元，故并不矛盾。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该笔录第2页郑楚军说与广州分公司姓孙有谈好在佛山设立分公司，然后一起到佛山水利局、建设局报备，并到南海工商局申领佛山分公司的营业执照，是他和孙张运派的人一起去银行开户，只是后来建设局的备案一直没有批下来，所以虽然佛山分公司领取了营业执照，但业务不多，主要是招投标；第3页郑楚军说是他公司的人和孙负责人的人一起到南海工商局申请营业执照，还说曾经有付钱给水利水电九局作为管理费，有向原告借款，主要用于招投标的保证金；第4页说他没有水利水电九局的公章，要盖公章时，是由孙张运来办理，且说他没有私盖水利水电九局的公章，郑楚军所说的“保证金已还清，支票忘记取回”不能采信。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没有证据证明是郑楚军伪造公章，孙张运自称是其私刻公章，但公安机关并没有针对孙张运私刻公章立案。对证据5，孙章润原名为孙张运，无论该证明是否真实，孙张运与水利水电九局的关系是不能否认的。对证据6不予确认，原告问过南海工商局，工商局没有受理水利水电九局的注销申请。对证据7，诉讼代理是当事人的自主选择，律师成本应由当事人自行承担。
被告孙章润（原名孙张运）对被告水利水电九局提交的证据1-7均无异议。
庭审中，被告孙章润没有书面证据提交。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根据原告的申请依法调取并当庭出示如下证据：1.水利水电九局佛山分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资料（1组，复印件加盖佛山市南海工商行政管理局政府信息公开专用章）；2.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桂城派出所出具的复函（1份，原件）、立案决定书（1份，复印件）。
经质证、辨证，原告对本院出示的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印证了原告所说的佛山分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中有水利水电九局的公章、有孙张运代表该局委托中介代办人孙永锋的资料，佛山分公司是有效的商事登记主体，在企业主体依然合法存在的情况下，其所开具的银行账户和支票是有效的。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公安机关回复称没有查到具体的犯罪嫌疑人，没有收到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移交的材料，也就是说水利水电九局提交的证据4实际上没有移送，本案应根据查明的事实作出处理。
被告水利水电九局对本院出示的证据1，对程序上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现有证据已证明水利水电九局与佛山分公司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佛山分公司是孙张运和郑楚军私自设立的。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回复函的内容是否真实不予认可。
被告孙章润对本院出示证据认为，我没有见过孙永锋，我也没有亲自来过佛山办理分公司的设立事宜，这一点郑楚军在讯问笔录中有陈述过，但在佛山分公司设立时，我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给过郑楚军，郑楚军交由孙永锋代办设立分公司事宜，故孙永锋是看到我的身份证才认识我的。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根据原告的申请依法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本院当庭出示了广东省绿色产品认证检测中心司法鉴定所出具的粤广绿司鉴所[2015]文鉴字第1156号鉴定意见书、更正函、鉴定费发票。
经质证、辨证，原告对鉴定意见书、更正函、鉴定费发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鉴定结论不能说明佛山分公司所使用的水利水电九局公章与广州分公司所使用的公章全部不同，只能说明水利水电九局佛山分公司在工商局的公章与水利水电九局广州分公司在工商局的公章部分不同，具体意见如下：1.鉴定所选用的检材存在瑕疵，根据原告提供的线索，广州分公司还有两个公章，即2010年1月12日、2010年4月1日的两份租赁合同，该两份合同也有水利水电九局的公章，在工商局均有备案，鉴定机构可以调取，但鉴定机构仅调取了水利水电九局在工商局登记的公章，故鉴定所选用的检材存在瑕疵，鉴定结论不具有唯一性，具有可变性。2.水利水电九局在之前再审案中提到有4个不同的公章在使用，4个公章均没有在工商局备案，水利水电九局在南海公安局报案时提供的说明中称其有4个印模，但没有说明哪一个公章是在工商局备案的，因此，即使广州分公司和佛山分公司使用的公章不一致，也不能排除哪一个公章不是水利水电九局的公章，更不能在事后发生责任后选择认其中一个公章而不认另一个公章。3.广州分公司的注册资料和佛山分公司的登记资料中显示的经办人和联系电话均是一致的，本案中法院调取的派出所询问郑楚军的笔录也反映两公司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被告水利水电九局认为，我方至始至终都不同意鉴定，因此，该鉴定意见不论从程序上还是从检材和样本选取上，我方都没有参与。因此，该鉴定意见无论程序还是结论都是客观公正的。
被告孙章润同意被告水利水电九局的上述质证意见。
被告水利水电九局佛山分公司、郑楚军经本院合法传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也没有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书面证据，视为放弃举证、质证、辨证的权利。
本院经审查认为，对原告出示的证据1-11、13-17，到庭被告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均予以采信，并综合本案事实认定证据的证明效力；证据12、18内容能相互印证，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
被告水利水电九局出示的证据1-5，原告及被告孙章润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均予以采信，并综合本案事实认定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对证据6、7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调取的证据1、2以及出示的粤广绿司鉴所[2015]文鉴字第1156号鉴定意见书、更正函、鉴定费发票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且与本案相关联，故本院均予以采信。
综合采信的证据以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认如下事实：
原告提交的支票显示：出票日期为2012年5月28日，支票号码为01517207，收款人为广州市黄埔区金宏室内装饰服务部，支票金额为2397900元，用途为往来款。该支票加盖有章面内容为“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财务专用章”的公章及“郑楚强”的私章。该支票被付款银行以账户余额不足为由拒付。
原告于2012年6月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水利水电九局佛山分公司向原告支付票据款2397900元、赔偿金47958元、利息4063.11元；水利水电九局对水利水电九局佛山分公司承担补充清偿责任等。本院作出了（2012）佛南法民二初字第234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水利水电九局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票据款2397900元及赔偿金47958元予原告。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结案，案件受理费收取26399.36元，由水利水电九局负担。水利水电九局不服上述判决而申请再审，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佛中法审监民提字第39号民事裁定书查明了如下事实：广州市黄埔区金宏室内装饰服务部是个体工商户，业主是原告吴怡萱。水利水电九局佛山分公司成立于2010年11月2日，登记机关为佛山市南海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负责人为孙张运。孙张运称，水利水电九局佛山分公司设立时提交的材料是其将广州分公司注册用的材料的复印件，加盖私刻的水利水电九局公章后交由郑楚军办理水利水电九局佛山分公司的登记设立。法定代表人陈学云的签名可能是郑楚军模仿的。郑楚军与郑楚强为亲兄弟。2013年3月22日，水利水电九局向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桂城派出所报警，称其公司被人仿造公章在佛山市区注册了分公司，现该案尚在侦查阶段。2013年4月24日，佛山市南海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分别出具佛公南（司）鉴（文）字[2013]013号《印章检验鉴定书》和[2013]014号《笔迹检验鉴定书》，鉴定结论显示：登记设立水利水电九局佛山分公司时的《分公司设立登记申请表》及《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上，章面内容为“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的印章与水利水电九局提供的该司印章不一致；法定代表人处落款为“陈学云”的签名亦与水利水电九局提供的陈学云本人签名不一致。郑楚军2012年9月5日因涉嫌伪造公司印章被潮州市公安局刑拘，其后被执行逮捕，羁押在潮州市看守所。郑楚军于2011年8月4日、2011年12月4日、2012年1月4日分别与吴怡萱签订《借款合同》四份，约定向吴怡萱分别借款196万元、249000元、98000元、196000元。法院经再审认为：“…依据本案现有证据，足以证实水利水电九局佛山分公司的成立并未经过水利水电九局的合法授权，水利水电九局佛山分公司的设立存在重大瑕疵。这种情形下，水利水电九局作为总公司承担责任的依据显然不够充分。而分公司不具法人资格，不能单独成为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导致这一情形的原因正是本案所涉嫌的刑事犯罪。本案所涉嫌的刑事犯罪直接影响了民事案件的审理，并导致本案一审被告责任承担主体不适格，故本院对吴怡萱的起诉予以驳回，并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吴怡萱可在刑事案件处理完毕后，根据查清的事实，再寻解决途径”，并裁定如下：“一、撤销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2）佛南法民二初字第234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吴怡萱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收取26399.36元，由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退回吴怡萱；再审受理费36399.36元，由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退回水利水电九局。
2013年11月26日，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向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桂城派出所作出了案件移送函，将相关案件移送该派出所，备注内容为：“因该案已由桂城派出所立案侦查，根据其规定本案不需全案卷移送，桂城派出所择日派警前来复印相关卷宗材料”。
原告于2013年11月28日以水利水电九局佛山分公司、水利水电九局、孙章润（原名孙张运）、郑楚军为被告提起本案诉讼。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曾向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桂城派出所发函，该派出所于2014年7月11日向本院作出回复，内容为：1.2013年3月22日，事主刘元贺报称，其受水利水电九局委托前来桂城派出所报案，水利水电九局被人伪造公章在佛山市区注册了一个“水利水电九局佛山分公司”的单位，因这个单位与其他单位产生法律诉讼，后我公司账户在2013年3月6日被南海区人民法院强制划走人民币2503588.6元。接报后，南海公安分局于2013年4月27日对水利水电九局被伪造公章案立案侦查，并依法开展侦查工作，但因到目前为止未能确认具体的犯罪嫌疑人，所以该案尚在继续侦查中。2.我单位没有收到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移交水利水电九局被伪造公章案相关材料。
原告提交的水利水电九局广州分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资料中有水利水电九局的印章。本院调取的水利水电九局佛山分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材料中也有水利水电九局的印章字样。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对水利水电九局佛山分公司设立时的《分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及2010年10月11日的《确定书》上水利水电九局的公章与水利水电九局广州分公司2010年3月31日的《分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及2010年6月13日的《（2009）年度分支机构年检登记表》上水利水电九局的公章是否一致进行鉴定。本院根据原告的申请委托广东省绿色产品认证检测中心司法鉴定所对上述事项进行鉴定，该鉴定所于2015年12月22日作出粤广绿司鉴所[2015]文鉴字第1156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水利水电九局设立时的《分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及2010年10月11日的《确定书》上盖印的“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的公章印文，与2010年3月31日水利水电九局广州分公司的《分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和2010年6月13日的《（2009）年度分支机构年检登记表》上盖印的同名公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公章盖印。该鉴定所于2016年2月26日作出更正函，内容为：…2.对鉴定意见书正文第5页第一行中“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设立时的《分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更正为“中国水利水电第九工程局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设立时的《分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原告为此支付鉴定费29734元。
另查一，被告郑楚军于2012年9月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0日被逮捕。（2013）潮湘法刑初字第13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郑楚军伪造了“潮州市建筑安装总公司”、“潮州市建筑安装总公司佛山分公司”两枚印章等事实，并判决被告郑楚军犯伪造公司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个月等。被告郑楚军在2013年5月30日的讯问笔录中称：“…另外，我与水利水电九局广州分公司的负责人（姓孙，男，约50岁，其他情况不详）谈好在佛山成立水利水电九局佛山分公司，佛山的经营权由我负责，我每年付约15万元人民币的管理费给孙负责人，是否有签合同现在记不清楚了。然后由孙负责人派人过来与我公司的人一起到佛山水利局、建设局等单位报备，并到南海工商局申领分公司的营业执照，水利局批准了备案，建设局一直没批下来，我们领取工商营业执照，并且在孙负责人派人与我们一起去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开设了水利水电九局佛山分公司的帐户，但是因为佛山建设局备案一直没有批准下来，所以这个分公司虽然营业执照领了回来，但业务不多，主要是用于投标等。…我是有向吴怡萱借钱，而且我曾经写九局佛山分公司的支票给她。…因我在投资工程时资金不足，而向她借钱。我是以私人的名义向她借钱。开支票给她因为之前因公司投标交保证金不够钱就向她借钱，等保证金退回来就将钱退回给她，而在向她借保证金时就会先写张借款同等金额的支票给她，退钱后再将支票收回来。我借的保证金已还清，那些支票忘记取回。…我现在欠吴怡萱的钱都是属于私人借款，与九局佛山分公司无关系。…”；被告郑楚军在该笔录中还陈述其妻子是马妙燕。
另查二，被告孙章润（原名孙张运）在桂城派出所于2013年4月11日对其所作询问笔录中称：“…2013年3月的一天，水利水电九局的刘元贺告','2018-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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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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