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惠中法行终字第8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苏耀华，男，汉族，1966年4月10日出生，住广东省东莞市。
委托代理人：李玉琳，广东汉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博罗县动物卫生监督所。
负责人：刘少球，职务：所长。
委托代理人：温志刚，广东宏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苏耀华因行政处罚纠纷一案，不服博罗县人民法院（2013）惠博法行初字第1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审理查明：2006年12月29日，原告苏耀华与博罗县农业科技示范场签订了《承包土地合同书》，博罗县农业科技示范场依约将三百亩土地发包给原告苏耀华使用，原告苏耀华用于经营博罗县湖镇益湖养殖场养殖猪苗。2012年博罗县人民政府发布博府（2012）32号《博罗县人民政府关于将罗浮山国家级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划入畜禽禁养区范围的通告》，要求辖区内的畜禽养殖场必须在2012年6月30日前自行搬迁或清理，违者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直至关闭。原告认为其是合法经营者，不服被告博罗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博府（2012）32号《通告》，向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两院维持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博府（2012）32号《博罗县人民政府关于将罗浮山国家级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划入禽畜禁养区范围的通告》。被告广东省博罗县动物卫生监督所以原告苏耀华开设、经营的博罗县湖镇益湖养殖场在禁养区范围内，原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已失效又未取得有效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情况下，兴办动物饲养场，被告对原告作出博动罚（2013）0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按照博罗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博府（2012）32号《博罗县人民政府关于将罗浮山国家级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划入禽畜禁养区范围的通告》，原告苏耀华经营的博罗县湖镇益湖养殖场在禁养区范围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兴办动物饲养场等，应当向县经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申请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及第七十七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责令改正，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一）兴办动物饲养场（养殖小区）和隔离场所，动物屠宰加工场所，以及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未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原告在原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已失效又未取得有效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情况下，仍继续饲养生猪17000头，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客观上存在严重污染周围环境的因素，被告对原告作出处十万元的罚款，事实清楚，依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当事人不承担行政机关组织听证的费用。听证依照以下程序组织：（一）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在行政机关告知后3日内提出；（二）行政机关应当在听证的7日前，通知当事人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被告博罗县动物卫生监督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前，已经告知原告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及依法享有的权利，且应原告要求举行了听证。原告主张被告送达违反法定程序，被告工作人员进行调查时没有出示行政执法证件，收缴罚款的机构不应是博罗县畜牧兽医局开设的银行账户。本院认为，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已留置送达原告，送达时有相关单位人员证实，其送达符合相关规定。从查明事实可知，被告工作人员进行调查时符合相关规定。收缴罚款通知只是一种告知代收形式，没有证据显示被告收缴罚款通知违法，原告实际也没有缴交罚款。原告主张被告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违法，无事实依据，对其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原告主张被告存在滥用职权行为，被告作出上述行政处罚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和基于博罗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博府（2012）32号《博罗县人民政府关于将罗浮山国家级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划入禽畜禁养区范围的通告》。本院认为，苏耀华诉博罗县人民政府博府（2012）32号《博罗县人民政府关于将罗浮山国家级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划入畜禽禁养区范围的通告》行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惠中法行初字第18号行政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审理并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从审理结果和原告提供证据看，被告不存在滥用职权行为。因此，对原告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被告广东省博罗县动物卫生监督所于2013年5月23日对原告作出的博动罚（2013）0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苏耀华负担。
上诉人苏耀华上诉称：原审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严重不足，且适用法律法规严重错误，理由如下：一、原审法院的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严重不足。（一）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原审原告）在原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已失效又未取得有效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情况下，仍继续饲养生猪，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从而认定上诉人（原审原告）开设、经营养殖场不合法，从而认定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对上诉人（原审原告）作出处十万元的罚款合法。原审法院纯属弄虚作假，徇私枉法，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严重不足。1、上诉人（原审原告）开设该养殖场是经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政府、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及其他相关行政机关批准、同意，属合法经营。上诉人（原审原告）开设、经营养殖场，是贯彻国家的政策，响应党的号召，当初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的上级领导机构即博罗县人民政府招商引资，并经博罗县人民政府和被告方批准、同意，故上诉人（原审原告）是经博罗县人民政府招商引资政策进来的。后上诉人（原审原告）经过立项，并经博罗县人民政府、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批准、同意，并与博罗县农业科技示范场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书》，缴纳了租金，才在该土地上依约、依法开设、经营养殖场，并依法相继办理了该养殖场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种畜生产经营许可证》，且广东省博罗县环境保护局颁发了《广东省排放污染物许可证》，其他相关部门也相继颁发了《动物防疫合格证》、《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证书》、《无公害农产品证书》和《劳动用工许可证》给上诉人（原审原告）。可见，上诉人（原审原告）开设、经营养殖场是合法的，不存在任何违法行为。2、上诉人（原审原告）合法开设养殖场至今，已按规定办理了《动物防疫合格证》，并凭此证向广东省博罗县工商管理局办理了登记注册手续。但上诉人（原审原告）在2012年6月18日送请年审时，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根据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博府（2012）32号《博罗县人民政府关于将罗浮山国家级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划入禽畜禁养区范围的通告》，告知上诉人（原审原告）的养殖场己被划入禁养区范围内，故而不予受理上诉人（原审原告）养殖场的《动物防疫合格证》年审。是因为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政府违法作出了博府（2012）32号《博罗县人民政府关于将罗浮山国家级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划入禽畜禁养区范围的通告》，违法将上诉人（原审原告）合法开设、经营，且证件齐全的博罗县湖镇益湖养殖场划入禁养区范围内，是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政府为了达到自己的非法目的，下令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其他行政机关单位及其相关职能部门找出不同的理由，逐步让上诉人（原审原告）合法开设、经营的养殖场“违法”，并且不用给上诉人（原审原告）任何赔偿。3、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对上诉人（原审原告）提交的齐全的书面年审材料，不予受理的源头就是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政府，其最终的目的就是逼走上诉人（原审原告）的养殖场，对上诉人（原审原告）的养殖场进行强拆、关闭，为其腾地，并且不用给上诉人（原审原告）任何赔偿。（二）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原审原告）开设、经营的养殖场客观上存在严重污染周围环境的因素。原审法院这一认定，事实从何而来，证据又从何而来，与本案又有何关系。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原审原告）开设、经营的养殖场客观上存在严重污染周围环境的因素，所以认定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合法，简直是荒诞至极!l、上诉人（原审原告）与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行政诉讼纠纷一案，原审被告是博罗县动物卫生监督所，不是博罗县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局，其争议焦点是博罗县动物卫生监督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而不是博罗县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局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2、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原审原告）开设、经营的养殖场客观上存在严重污染周围环境的因素，在整个诉讼过程中，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原审原告）开设、经营的养殖场客观上存在严重污染周围环境，原审法院也未依职权调查、未依法获得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原审原告）开设、经营的养殖场客观上存在严重污染周围环境。3、上诉人（原审原告）开设、经营的博罗县湖镇益湖养殖场是经相关部门批准、同意，是合法经营的，也采取了相应的防治污染措施，并向广东省博罗县环境保护局申请行政许可，该局也向上诉人（原审原告）经营的博罗县湖镇益湖养殖场颁发了《广东省排放污染物许可证》。退一万步来讲，即使上诉人（原审原告）经营的博罗县湖镇益湖养殖场存在污染，也需要环保部门亲自上门进行监测和检测，计算出准确的数字，告知上诉人（原审原告）的养殖场到底造成了多大的污染。但现在原审法院信口开河：认定上诉人（原审原告）开设、经营的博罗县湖镇益湖养殖场客观上存在严重污染周围环境，纯属无中生有，弄虚作假，一味偏袒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严重妨碍司法公正！4、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原审原告）开设、经营的养殖场客观上存在严重污染周围环境的因素；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上诉人（原审原告）开设、经营的博罗县湖镇益湖养殖场是经相关部门批准同意，是合法经营的，不存在任何污染，原审法院弄虚作假，非法认定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非法认定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的，非法认定根本不存在的事实，从而来认定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博罗县动物卫生监督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合法，进而徇私枉法、偏袒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因此，原审法院弄虚作假，徇私枉法，认定事实严重错误，证据严重不足。建议把原审法院的《行政判决书》放入《中国裁判网》，让大家来分析和评论。（三）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且已留置送达上诉人（原审原告），送达时有相关单位人员证实，其送达符合相关规定。从查明事实可知，被上诉人（被告）工作人员进行调查时符合相关规定。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严重不足。被上诉人（被告）的送达全部违反法定程序。《行政处罚法》第四十条规定，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根据《民事诉讼法》送达法律文书的规定，在受送达人或者其同住成年家属拒收法律文书时，应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盖章，将行政处罚法律文书留在受送达人住所，即视为送达。留置送达，是指在向受送达人或有资格接受送达的人送交需送达的诉讼文书、法律文书时，受送达人或有资格接受送达的人拒绝签收，送达人依法将诉讼文书、法律文书留放在受送达人住所的送达方式。留置送达适用的条件是受送达人或有资格接受送达的人拒绝签收需送达的诉讼文书或法律文书。在进行留置送达时，送达人应当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受送达人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作为见证人，人民法院的送达人员应当向见证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记明受送达人拒收的事由和送达的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在送达回证上签名或盖章。见证人不愿在送达回证上签名或盖章的，由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情况，把诉讼文书、法律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即产生送达的法律后果。在被上诉人（被告）的全部《送达回证》上，却均未注明上诉人（原审原告）拒收的理由，也未注明是“留置送达”。且送达人全部未出示《执法证》，《送达回证》上也没有加盖被上诉人（被告）的公章，根本不符合留置送达的法定程序，违反了留置送达的法律规定。因此，被上诉人（被告）的全部送达程序是程序严重违法的。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严重不足。（四）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工作人员进行调查时符合相关规定。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严重不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行政机关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证件。”再根据《﹤广东省行政执法证﹥管理办法》第四条明确规定“行政执法人员在实施行政执法时，应当主动出示行政执法证件，表明身份。对不出示行政执法证件的行政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被管理人有权拒绝”。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对上诉人（原审原告）进行询问和作出具体的行政处罚时，根本没有执法人员到场，更没有任何人出示过执法身份证件。且在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提交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送达回执》和《行政处罚决定书的送达回执》来看，也均没有执法人员的执法身份证件和执法身份证件号码。从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提交的所有证据来看，均没有任何广东省人民政府颁发的行政执法证。但现在原审法院认定：被告工作人员进行调查时符合相关规定。实际上，被告工作人员进行调查时不符合任何相关规定，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恰恰证明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的程序严重违法，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严重不足，纯属一味地徇私枉法，偏袒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五）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收缴罚款通知只是一种告知代收形式，没有证据显示被告收缴罚款通知违法，原告实际也没有缴交罚款。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的程序合法，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严重错误。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作出罚款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与收缴罚款的机构分离。《国务院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实施办法》第三条规定，作出罚款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与收缴罚款的机构分离。第四条规定，罚款必须全部上缴国库，任何行政机关、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第五条规定，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有代理收付款项业务的商业银行、信用合作社（以下简称代收机构），可以开办代收罚款的业务。根据罚缴分离，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对上诉人（原审原告）作出行政处罚，上诉人（原审原告）缴纳行政处罚罚款应该到财政部门指定的银行或信用合作社交款，而绝不是缴至博罗县畜牧兽医局开设的银行账户（44×××69）。现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对上诉人（原审原告）作出最高额10万元的行政处罚，并且要求原告方将该行政罚款缴至博罗县畜牧兽医局开设的银行账户（44×××69）。即使是告知代收形式，也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有代理收付款项业务的商业银行、信用合作社（以下简称代收机构），可以开办代收罚款的业务。而绝不是代收至博罗县畜牧兽医局开设的银行账户（44×××69）。可见，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的行政处罚严重违法，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国务院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实施办法》的规定，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的行政处罚不合法，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严重错误。2、原审法院认定：没有证据显示被告收缴罚款通知违法，原告实际也没有缴交罚款。原审法院从而认定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的行政处罚合法，纯属本末倒置，徇私枉法，枉法裁判！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第一条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和第四十三条的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提供据以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的，视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证明其具体行政行为合法，否则，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须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而不是由上诉人（原审原告）举证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合法。②正是因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不合法，所以，上诉人（原审原告）不应向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缴纳任何罚款，且上诉人（原审原告）就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向原审法院提起了诉讼，但现在原审法院认定：原告实际也没有缴交罚款，从而认定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合法，原审法院纯属认定事实不清，歪曲事实真相。（四）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的程序合法，纯属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严重错误。而且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的所有程序都是违法的，但原审法院却未涉及，一笔带过，认定是合法的。故而，原审法院徇私枉法，枉法裁判量1、行政行为必须程序公正，公开，因为程序公正是达至实体公正的前提与保证，即没有行政程序公正，其实体公正也将无从谈起，确定程序公正的规则正是结果公正的实现基础。依照我国法律的规定，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作出具体的行政行为，一般要经过受理、立案、调查取证、告知、听证或申辩、作决定、送达、执行等程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的行政处罚行为欠缺大部分的合法环节，属严重的程序违法行为！2、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调查终结，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如下决定。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该交给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审批，否则，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程序是不合法的。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就对上诉人（原审原告）作出顶格十万元的行政处罚罚款，未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的负责人集体讨论，也未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的负责人审批同意，没有任何《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决定审批表》，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就直接对上诉人（原审原告）作出了行政处罚。因此，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就直接对上诉人（原审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程序是严重违法的。3、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根本没有按照《动物卫生监督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细化标准》，对上诉人（原审原告）的养殖场未经过责令改正，警告，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随意就对上诉人（原审原告）作出了最高额十万元的罚款。可见，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严重违反法定程序。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应当集体讨论决定。对于本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对上诉人（原审原告）作出行政处罚的《行政处罚立案审批表》、《案件处理意见书》、《询问笔录》、《现场（检查／勘验）笔录》和《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均在2013年5月9日。而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对上诉人（原审原告）作出顶格罚款十万元的《会议纪要》却是在2013年5月2日。就是说，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的行政处罚行为，在未经过立案审批，未经过案件受理，未经过询问上诉人（原审原告），也未经过现场（检查／勘验），也无需根据《行政处罚细则》，就已经集体讨论决定对上诉人（原审原告）作出顶格罚款十万元的决定。可见，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对上诉人（原审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违反法定程序对上诉人（原审原告）作出顶格罚款10万元是真，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在2013年5月9日一天全部搞定的所谓的《行政处罚立案审批表》、《案件处理意见书》、《询问笔录》、《现场（检查／勘验）笔录》和《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全部是弄虚作假的，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的行政处罚行为并没有经过合法的法定程序，是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从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对上诉人（原审原告）作出的《询问笔录》和《现场（检查／勘验）笔录》可以看出，《询问笔录》和《现场（检查／勘验）笔录》短短记录几句话，上诉人（原审原告）有《动物防疫合格证》，上诉人（原审原告）也多次提交年审资料进行年审，只是由于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和博罗县人民政府的原因，不给予年审，并没有其他的事实、理由，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直接就对上诉人（原审原告）作出了最高额十万元的行政罚款。6、其他养殖户曾于2013年5月21日在博罗县动物卫生监督所参加其举行的《拟行政处罚听证会》，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明确表示，并予以承认，其作出行政处罚的根源就是源于博罗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博府（2012）32号《博罗县人民政府关于将罗浮山国家级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划入禽畜禁养区范围的通告》。可见，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的具体行政处罚行为是违法的。（五）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对上诉人（原审原告）作出行政处罚的目的不合法。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的行政处罚行为合法，纯属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严重不足。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对上诉人（原审原告）作出行政处罚的源头就是博罗县人民政府在2012年3月22日出台了《博罗县人民政府关于将罗浮山国家级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划入畜禽禁养区范围的通告》，其目的就是对上诉人（原审原告）违法作出行政处罚，从而配合博罗县人民政府违法欲将上诉人（原审原告）开设的养殖场予以强拆，并且达到不给上诉人（原审原告）任何补偿和赔偿的目的。二、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博罗县动物卫生监督所是博罗县畜牧兽医局下属正股级事业单位。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五条的规定，行政相对人也有权向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的直接管理者博罗县畜牧兽医局提出复议申请，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仅告知上诉人（原审原告）向博罗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程序严重违法。原审法院却认定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程序合法，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严重错误!三、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原审原告）主张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违法，无证据和事实，本院不予采纳。原审法院的认定置事实和法律于不顾，纯属违背事实和法律，简直是可笑之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第一条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和第四十三条的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提供据以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的，视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从庭审来看，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程序合法，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但可笑的是，针对上述事实和证据，上诉人（原审原告）主张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不合法，但结果原审法院却认定“上诉人（原审原告）主张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不合法，没有证据和事实，本院不予采纳”。按照法律规定，明明是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须证明其行政处罚合法，但现在原审法院要求上诉人（原审原告）提供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程序违法，荒谬之极!原审法院作出此认定，荒谬透顶，可笑之极里原审法院能作出如此认定，建议把该《判决书》放进《中国裁判文书网》，让大家产生共鸣！四、原审法院认定，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粤高法行终字第699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作出的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从审理结果和上诉人（原审原告）提供证据来看，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不存在滥用职权行为。原审法院断章取义，一派胡言！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粤高法行终字第699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认定本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即有关国土、动物卫生监督所、规划、环保以及工商管理等部门均系依据（2012）32号《博罗县人民政府关于将罗浮山国家级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划入禽畜禁养区范围的通告》对上诉人（原审原告）及其经营的益湖养殖场作出处罚、不予年审等行政处理行为，博罗县人民政府不能以此为由主张其关闭上诉人（原审原告）经营养殖场行为的合法性。博罗县人民政府应当对上诉人（原审原告）苏耀华经营的养殖场被博府（2012）32号《通告》划入畜禽禁养区而遭受的损失依法给予补偿。可见，上诉人（原审原告）开设、经营益湖养殖场是合法的，不存在任何违法行为。且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对上诉人（原审原告）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不合法，目的不合法，程序不合法，同时还存在滥用职权问题，其对上诉人（原审原告）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就是源于博罗县人民政府作出的（2012）32号《博罗县人民政府关于将罗浮山国家级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划入禽畜禁养区范围的通告》。因此，原审法院纯属断章取义，歪曲事实真相，以达到包庇、纵容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的目的，进而达到枉法裁判的目的！五、原审法院作出的判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一）从上述可知，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属严重的程序违法行为，原审法院应对该具体行政行为予以撤销。但原审法院却依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维持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原审法院纯属适用法律法规严重错误。适用法律法规条例必须在遵守法定程序的前提下适用，没有程序的公正，就没有实体的公正。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的行政处罚决定属严重的程序违法行为，故而原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也存在严重错误。（二）国土资源部与农业部曾联合发文《关于促进规模化畜禽养殖有关用地政策的通知》，规定“任何地方不得以新农村建设或整治环境为由禁止或限制规模化畜禽养殖”。且根据《国务院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本应扶持本地养殖业、畜牧业的发展，但现在原审法院适用上述法律规定，认定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的行政处罚决定是完全合乎法律规定的，原审法院对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实行地方保护主义，原审法院适用上述法律法规存在严重错误。（三）根据2013年10月8日国务院第26次常务会议通过的《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因畜牧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调整以及划定禁止养殖区域，或者因对污染严重的畜禽养殖密集区域进行综合整治，确需关闭或者搬迁现有畜禽养殖场所，致使畜禽养殖者遭受经济损失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予以补偿。”但现在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对上诉人（原审原告）进行严重的行政处罚，并联合当地政府欲对上诉人（原审原告）的养殖场进行强拆，且不给上诉人（原审原告）任何赔偿和补偿，因此，原审法院适用法律法规严重错误!（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于1997年7月3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2007年8月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修订通过，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公布，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上述法律法规早已颁布和实施，2006年12月29日，上诉人（原审原告）承包博罗县湖镇益湖养殖场（承包方），并与博罗县农业科技示范场（发包方）签订了《承包土地合同书》，博罗县农业科技示范场属副科级建制，是博罗县农业和林业局、博罗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下属的农业科研事业单位。示范场作为广东（博罗）农业良种示范基地、广东省××人扶贫培训惠州基地、广东省主要经济作物育种重点科研基地和全国首个县级航天农业试验示范基地，承担省、市、县农业科研项目的试验、示范和推广，负责对新品种、新技术、新农药、新肥料进行试用、监测、效果分析及推广应用。博罗县农业科技示范场即农业科研事业单位，也是博罗县人民政府的属下单位，即博罗县农业科技示范场与上诉人（原审原告）签订《土地租用合同书》，并把上述土地出租给上诉人（原审原告）使用。上诉人（原审原告）经营的博罗县湖镇益湖养殖场是经相关部门批准、同意，且上诉人（原审原告）也正是依据上述法律法规和条例相继办理了齐全的全部证件，并予以合法经营。但原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认定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的行政处罚决定是完全合乎法律规定的，从而势必导致认定上诉人（原审原告）合法经营的养殖场是违法的，那么如果上诉人（原审原告）涉嫌违法，那也是博罗县农业科技示范场是违法在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也严重渎职；且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的上级行政机关博罗县人民政府也存在违法，可见，原审法院适用上述法律法规存在明显严重错误，纯粹是包庇、纵容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进而帮助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达到强拆上诉人（原审原告）合法经营的养殖场，并且不用给上诉人（原审原告）任何赔偿的目的！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行政处罚裁量标准》第四条第（二）项第3目关于《动物防疫法》第七十七条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情形和处罚标准的规定“严重违法行为表现情形：有本条违法行为之一，并经责令改正拒不改正，并发生动物疫情的。处罚标准：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没有证据证实上诉人（原审原告）经营的养殖场有发生动物疫情，对上诉人（原审原告）作出顶格处罚明显事实不清，过罚不当。原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合法，认定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对上诉人（原审原告）作出的顶格十万元罚款，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原审法院纯属置事实和法律依据于不顾，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不顾，认定事实不清，违背事实真相，证据不足，适用法律完全错误！七、按照“依法行政”的原则，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章实施行政行为。但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不合法、目的不合法，且程序严重违法，同时还存在滥用职权问题，但原审法院置若罔闻，一意孤行地认定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是完全合乎法律规定的，故原审法院纯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严重不足，且适用法律法规存在严重错误。原审法院纯属偏袒、包庇、纵容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且对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一味地实行地方保护主义，徇私枉法，作出枉法裁判！上诉人认为：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诉讼，应充分客观公正，不因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是行政机关而庇护，并给予地方保护。否则，最终不仅造成各方当事人权益的损失进一步扩大，更严重沾污了法律及法院的公正！综上所述，上诉人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做出的（2013）惠博法行初字第16号行政判决，并依法改判；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广东省博罗县动物卫生监督所答辩称：一、原审人民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治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兴办动物饲养场等，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申请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而上诉人在原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已失效又未取得有效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情况下，仍然继续兴办动物饲养场，违法事实清楚。经现场勘查，目前上诉人的存栏量17000头生猪，上诉人对此亦予以承认，上述事实确已失效的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询问笔录、现场检查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二、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治法》第七十七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责令改正，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一）兴办动物饲养场（养殖小区）利隔离场所，动物屠宰加工场所，以及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未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经答辩人现场勘查，上诉人饲养生猪数量特别巨大，特别是从2012年3月22日上诉人养殖场被博罗县人民政府划为禁养区范围后，仍继续饲养生猪，且数量巨大，对周围环境造成严重污染，情节严重，存在发生重大动物疫情风险，或发生一类动物疫情风险的可能。故上诉人违法情节严重，答辩人对上诉人作出处十万元的罚款，处罚适当，依据充分。三、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符合法定程序。l、答辩人对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符合法定程序。2013年5月9日，答辩人对上诉人经营的养殖场未取得有效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兴办动物饲养场违法行为立案调查；同日，答辩人向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上诉人向答辩人申请行政处罚听证；2013年5月13日答辩人向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听证会通知书》；2013年5月21日，答辩人根据上诉人的申请组织听证；2013年5月23日，答辩人向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上事实有立案表、询问笔录、相片、参会人员签名、送达回证等为证。2、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上虽有瑕疵，但并不影响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1）上诉人虽未告知被上诉人有权向博罗县畜牧兽医局申请复议，但该程序瑕疵并不影响行政处罚决定的合法性。上诉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仅告知被上诉人有权向博罗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而未告知其有权向博罗县畜牧兽医局申请复议，属于程序上的暇疵，非程序上的违法，该暇疵并没有剥夺和损害被上诉人的合法权利，完全可以通过补救程序进行完善，或者通过判决予以纠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l条“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两年”的规定，实际对具体行政行为存在程序上瑕疵的确认；而且，被上诉人并没有因行政处罚决定存在程序上的瑕疵而被剥夺了诉权，该程序上的瑕疵已经通过其行行使诉权得以补救。（2）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要求上诉人将罚款缴至博罗县畜牧兽医局账号，并不表明由答辩人收缴罚款，而是告知上诉人由答辩人开出财政缴款单，上诉人到银行缴纳罚款至博罗县畜牧兽医局的财政账号上。事实上，任何行政机关均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3）2013年5月2日，答辩人对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已经答辩人集体讨论同意。四、上诉人诉奉无法律依据。上诉人依据《﹤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行政处罚裁量标准》和《动物卫生监督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细化标准》，认为答辩人违法对其作出行政处罚。但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里，并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行政处罚裁量标准》和《动物卫生监督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细化标准》这两部法律法规，故上诉人的主张并无法律依据。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原审人民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依据充分，适用基本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为此，答辩人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经二审审理查明：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因此确认原审查明的事实。本院另查明，2011年12月6日，上诉人苏耀华领取《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名称为博罗县湖镇益湖养殖场，经营者为苏耀华；苏耀华还领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苏耀华于2011年12月30日领取广东省博罗县环境保护局颁发的《广东省排放污染物许可证》，其他相关部门也相继颁发了《动物防疫合格证》（有效期一年至2012年2月22日）、《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证书》、《无公害农产品证书》和《劳动用工许可证》。2012年6月18日苏耀华在《动物防疫合格证》有效期已过，申请《动物防疫合格证》延期，博罗县畜牧兽医局于同日作出《不予受理告知书》。
本院认为：上诉人苏耀华经营的养殖场与博罗县农业科技示范场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书》，缴纳了租金，并依法相继办理了该养殖场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种畜生产经营许可证》，且广东省博罗县环境保护局颁发了《广东省排放污染物许可证》，其他相关部门也相继颁发了《动物防疫合格证》、《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证书》、《无公害农产品证书》和《劳动用工许可证》，上诉人前期开设、经营养殖场是合法的，不存在任何违法行为。上诉人在2012年6月18日送请年审时，被上诉人根据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博府（2012）32号《博罗县人民政府关于将罗浮山国家级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划入禽畜禁养区范围的通告》，告知上诉人的养殖场己被划入禁养区范围内，故而不予受理上诉人养殖场的《动物防疫合格证》年审，使上诉人经营的养殖场无法办理《动物防疫合格证》。被上诉人博罗县动物卫生监督所向上诉人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采用公告送达方式送达，认为是将以上文书留置在上诉人办公室，是留置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留置送达是指受送达人负责人或者当事人拒绝签收，在第三者见证的情况下留置送达的一种送达方式。本案从被上诉人提交的送达材料来看，送达回证上没有注明文书留置送达给了什么人，也没有写明拒绝签收理由的材料反映，不符合留置送达的法律规定。因此被上诉人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的方式不符合留置送达的法定程序，明显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罚款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与收缴罚款的机构分离。《国务院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实施办法》第五条规定，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有代理收付款项业务的商业银行、信用合作社（以下简称代收机构），可以开办代收罚款的业务。根据罚缴分离的规定，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上诉人缴纳行政处罚罚款应该到财政部门指定的银行或信用合作社交款，而不应缴至博罗县畜牧兽医局开设的银行账户（44×××69）。现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作出最高额10万元的行政处罚，并要求原告方将该行政罚款缴至博罗县畜牧兽医局开设的银行账户（44×××69）。即使是告知代收形式，也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有代理收付款项业务的商业银行、信用合作社（以下简称代收机构），可以开办代收罚款的业务。而绝不是代收至博罗县畜牧兽医局开设的银行账户（44×××69）。故被上诉人的行政处罚决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国务院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实施办法》的规定，故被上诉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合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行政处罚裁量标准》第四条第（二）项第3目关于《动物防疫法》第七十七条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情形和处罚标准的规定“严重违法行为表现情形：有本条违法行为之一，并经责令改正拒不改正，并发生动物疫情的。处罚标准：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本案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实上诉人经营的养殖场有发生动物疫情，对上诉人作出顶格处罚明显事实不清，处罚过当。被上诉人博罗县动物卫生监督所是被上诉人博罗县畜牧兽医局下属正股级事业单位。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五条的规定，行政相对人也有权向被上诉人的直接管理者博罗县畜牧兽医局提出复议申请，被上诉人仅告知上诉人向博罗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程序违法。
综上，上诉人苏耀华上诉理由成立，本院应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目、第3目和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8日作出的（2013）惠博法行初字第16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被上诉人博罗县动物卫生监督所于2013年5月23日作出的博动罚（2013）0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本案受理费50元，由被上诉人博罗县动物卫生监督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瑞南
审 判 员 黄潮明
代理审判员 覃毅华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邓鸣明
附：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五十四条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判决：
（一）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判决维持。
（二）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1、主要证据不足的；
2、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3、违反法定程序的；
4、超越职权的；
5、滥用职权的。
（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判决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
（四）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可以判决变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行政处罚裁量标准
四、《动物防疫法》第七十七条的行政处罚
（一）行政处罚依据
《动物防疫法》第七十七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责令改正，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一）兴办动物饲养场（养殖小区）和隔离场所，动物屠宰加工场所，以及动物和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场所，未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
（二）未办理审批手续，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引进乳用动物、种用动物及其精液、胚胎、种蛋的；
（三）未经检疫，向','2018-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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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97年）》\',Items:[{法条名称:\'第一百三十三条\',法条内容:\' 第一百三十三条
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ly]\'},{法条名称:\'第六十七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六十七条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ly]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ly]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ly]\'},{法条名称:\'第七十二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七十二条
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ly]
（一）犯罪情节较轻；[ly] （二）有悔罪表现；[ly] （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ly]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ly]
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ly]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ly]\'},{法条名称:\'第七十二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七十二条
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ly]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ly]\'},{法条名称:\'第七十三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七十三条
拘役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一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二个月。[ly] 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一年。[ly]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ly]\'}]}]};if ($(\"#divTool_Summary\").length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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