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2民终388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科林联合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北京西站南站房东附楼321。
法定代表人：孟凡峰，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薇，女，北京科林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道通，男，北京科林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京铁实业开发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105号1号楼五层。
法定代表人：赵英杰，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娟，北京中今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雁君，北京中今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北京京铁中兴商厦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丰台区西站南站房东附楼323室
法定代表人：李修国，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薇，女，北京京铁中兴商厦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道通，男，北京京铁中兴商厦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
上诉人北京科林联合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林联合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北京京铁实业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京铁实业公司）、原审第三人北京京铁中兴商厦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兴商厦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6民初28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科林联合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驳回京铁实业公司一审全部上诉请求；3.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京铁实业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遗漏。1、关于中兴商厦公司主营业务。根据京铁实业公司与北京中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实业公司）于1995年9月11日签订的《联营合同》及1995年9月27日签订的《补充合同》可以确定，中兴商厦公司最初的主营业务为开发北京西客站南北站房、高架候车厅夹层共计40221平方米的经营场所。后根据双方于1996年7月2日签订的《协议书》，中兴商厦公司的主营业务所经营的范围缩减为12000平方米，也就是一审判决所确定的北京西客站内北站房及高架候车厅夹层。
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关于中兴商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问题。根据中兴商厦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从中兴商厦公司成立至2006年3月，中兴商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一直为刘瑞之，并非为王道通。王道通自1999年开始任该公司董事、总经理。2、关于1490万元债务是否真实的问题。一审庭审中，中兴商厦公司提供了落款时间为2000年9月4日的五份询证函证据，其中三份分别载明京铁实业公司欠中兴商厦公司1490万元、3266494.10元（电梯款）、373000元（设计费），合计18539494.10元。另一份询证函载明京铁实业公司欠中兴商厦公司利息款1254250元、1005600元。还有一份为中兴商厦公司欠京铁实业公司18405750元（收租金款）及150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在上述几项债权债务相互冲抵后，京铁实业公司并不欠中兴商厦公司款项或仅欠很少款项，据此一审法院认定京铁实业公司所欠中兴商厦公司债务并不真实。1）中兴商厦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了落款时间为2000年9月4日的五份询证函及1490万元等欠款的财务凭证，证明京铁实业公司在2000年9月4日之前欠中兴商厦公司1490万元。对此，京铁实业公司并没有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2）关于中兴商厦公司欠京铁实业公司18405750元债务是否存在。科林联合公司提供的这份询证函（即上述中兴商厦公司欠京铁实业公司18405750元（收租金款）及1500000元的询证函），只是想说明中兴商厦公司与京铁实业公司之间的债务，除双方直接形成的债务外，还有涉及北京西站南站房项目招商的资金往来结算事宜。实际上这份询证函所列18405750元（收租金款）很容易辨别，因为该18405750元款项已在2002年6月12日京铁实业公司、中兴商厦公司、科林联合公司和海南中兴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中兴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以下简称《四方协议》）中进行了清算。此外，京铁实业公司与中兴商厦公司之间也根本不存在其他此类业务往来。根据《四方协议》第五条约定：“鉴于北京西站南站房项目经营场地已退还京铁实业公司，其中涉及南站房部分的招商款项18405750元，已全部支付京铁实业公司。”的内容，此款项即为科林联合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的询证函中载明的款项18405750元。所以，该笔款项不能计算为中兴商厦公司对京铁实业公司的欠款。如京铁实业公司认为该18405750元属于中兴商厦公司实际存在的欠款，应提出该项欠款如何形成的证据。综上，一审法院认定《补充协议》所涉及京铁实业公司欠中兴商厦公司1490万元债务不真实，是完全错误的。3、关于科林联合公司是否向中兴商厦公司偿付了1490万元款项的问题。一审庭审中，中兴商厦公司已出具证明，证明相应款项已经相互冲抵、支付完毕，但一审判决中并未提到这份证据。一审法院认为在股权转让之前科林联合公司提供借款或代其支付商户退租款项“与常理不符”，实际上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如此才构成了之后双方债务相互冲抵的合法、合理基础。否则，将坐实一审法院认定的股权转让后“二者之间发生款项往来应属常态”。以支付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退租款为例，根据2002年1月科林联合公司、中兴商厦公司与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三方签订的《退租协议书》，由科林联合公司代中兴商厦公司支付退款1311.99万元（占应付中兴商厦公司1490万元的88.05%）；分十五年支付，每年度12月30日前支付一次。最后一笔款项81.29万元已于2016年12月26日支付完毕。根据财务规定，在与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退租协议书》尚未履行完毕之前，中兴商厦公司和科林联合公司之间的相互债务，尚不能进行最后财务结算。所以，中兴商厦公司在一审庭审时所出具的上述证明，属于在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退租协议履约过程中的初步结算情况说明。在2016年12月26日科林联合公司支付完毕最后一笔81.29万元退款后，2016年12月30日中兴商厦公司和科林联合公司正式签订了《双方债务财务结算协议》。因此，无论中兴商厦公司和科林联合公司在一审庭审中出具的证明，还是2016年12月30日签订的《双方债务财务结算协议》，均不属于“事后追认”范畴，也与科林联合公司控股与否无关。双方按财务规定时点进行结算，既符合财务结算规定要求，同时也不违反《补充协议》，因为《补充协议》并没有严格的支付期限限制。一审法院以推论的方式否定科林联合公司偿付了中兴商厦公司1490万元是错误的，属于对承债式收购概念、双方债务相互冲抵的财务结算规定等理解错误。
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1、中兴商厦公司是否对京铁实业公司享有债权，谁应当承担举证责任的问题。首先本案启动诉讼程序的是京铁实业公司，且起诉与《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签订及实际履行间隔长达14年之久。当时签订协议的经办人已经退休或离任，故如何确定债权债务存在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一审法院追加中兴商厦公司作为第三人后，将举证责任严格分配给科林联合公司和中兴商厦公司，属于举证责任分配不当。因为京铁实业公司作为中兴商厦公司的股东（尤其是国有股东）应当对当年为何会在《补充协议》中确定存在1490万元债务进行举证。中兴商厦公司被一审法院追加为第三人后，向一审法院提供了落款时间为2000年9月4日的五份询证函及1490万元等欠款的财务凭证，应当说已经完成了基本的举证责任，足以证明京铁实业公司确实在2000年9月4日之前欠中兴商厦公司1490万元。一审法院认定有一份询证函上所记载的内容为中兴商厦公司欠京铁实业公司18405750元，但请注意2002年6月12日《四方协议》第五条约定，北京西站南站房部分的招商款项18405750元已全部支付京铁实业公司，此款即为中兴商厦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的询证函中载明的款项18405750元。该笔款项不能计算为中兴商厦公司对京铁实业公司的欠款。这恰恰证明中兴商厦公司及科林联合公司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2、关于中兴商厦公司对京铁实业公司享有债权数额的问题。由于中兴商厦公司提供的询证函的形成时间为2000年9月4日，而非《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四方协议》所签署的2002年6月11日和6月12日，且中兴商厦公司同时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京铁实业公司欠款的财务凭证证据。根据会计档案管理办法,原始凭证、记账凭证、总账、明细账的保存期限为15年，中兴商厦公司的这些财务资料目前保存完整。故如果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债权债务根据现有证据仍无法查清，应当对中兴商厦公司的财务进行审计。3、关于科林联合公司与京铁实业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是否生效的问题。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九条“依照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手续，或者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生效，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办理批准手续的，或者仍未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登记手续，但未规定登记后生效的，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合同标的物所有权及其他物权不能转移。”的规定，京铁实业公司与科林联合公司针对京铁实业公司持有的中兴商厦股权事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已经过中兴商厦公司股东会表决通过，至于京铁实业公司所持有的股权转让价格及转让方式问题，只需要双方协商确定，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规定需要转让股权所对应的标的公司及标的公司其他股东同意，也没有法律法规规定未经标的公司及标的公司其他股东同意股权转让协议就无效或不必然生效。一审法院认定由于没有其他股东及标的公司认可《补充协议》所涉及的中兴商厦公司债务，导致《补充协议》并未当然生效，没有法律依据，属于法律理解错误。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但法律并没有规定债权人同意的方式必须为债权人书面签章方为有效。《四方协议》首段即表明“中兴商厦公司股东及股权已发生变更”，第二条“资金收支清算”条款就京铁实业公司场地价款事宜约定“明确各方已全部结清，不再多退少补”。此条款已表明中兴商厦公司对债务转移是知晓并且认可的，且是一个合理的结论。这是因为：第一，协议四方既然知晓《补充协议》已约定科林联合公司将偿付给中兴商厦公司1490万元，《四方协议》不再专门对该1490万元作出安排亦属合理。第二，《四方协议》中“资金收支清算”强调的是京铁实业公司场地价款“各方已全部结清，不再多退少补”，而该1490万元属于欠中兴商厦公司债务，二者性质完全不同。如果没有签订《补充协议》或《四方协议》的其他两方不知晓《补充协议》，《四方协议》则有可能被解释为京铁实业公司“已全部结清”、该1490万元债务不需要再偿还，这不仅与《补充协议》是矛盾的，对中兴商厦公司也将是一大损失。需要强调的是，《四方协议》的其他二方及科林联合公司作为利益关系方，在股权变更后进行资金收支清算时，自身不可能不关心中兴商厦公司与京铁实业公司之间的每笔债权债务如何处理，否则将不符合常理。第三，《补充协议》签订于2002年6月11日，《四方协议》签订于2002年6月12日。《四方协议》是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后对场地价款和其他债权债务的重新约定或清算，与《补充协议》并不冲突，更不能否定《补充协议》所涉1490万元债务的存在。相反，《四方协议》是在《补充协议》基础上签订的，没有《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何来签订《四方协议》。因此，《四方协议》足以证明中兴商厦公司及海南中兴公司对《补充协议》是知晓并且认可的。3）一个有力的佐证是：自《补充协议》签订至本案诉讼的14年间，中兴商厦公司从来没有向京铁实业公司主张过该1490万元债权，表明中兴商厦公司一直认可科林联合公司依据《补充协议》对该1490万元债务的承继或承担。如果在《补充协议》签订后，中兴商厦公司提出过异议或继续向京铁实业公司主张债权，可以证明并未取得债权人同意。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补充协议》“并未当然生效”很牵强，京铁实业公司并没有提出中兴商厦公司和另一股东海南中兴公司反对或异议的证据。4）《补充协议》为双方签订的有效协议，即使存在一审法院所认定的问题，也并非必然无效，关键还要看该协议是否已得到履行。如前面所述，《补充协议》确定的以偿还债务的方式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所涉及应支付中兴商厦公司1490万元债务，已由科林联合公司与中兴商厦公司以债务相互冲抵的方式实际履行。综上，《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为生效协议，一审法院认定及适用法律均存在错误。4、关于科林联合公司采取承债式收购股权是否合法的问题。承债式股权转让指转让方和受让方约定对某一时间节点之前的债权、债务由原股东承担,该时间节点之后的债权、债务由新股东承担的股权转让方式。从目前科林联合公司及中兴商厦公司提供的证据显示，京铁实业公司确实对中兴商厦公司负有债务，中兴商厦公司不仅知晓、认可其债务转移，并且新的债务承担方科林联合公司已履行了偿债义务，故该收购方式合法有效。一审法院否定《补充协议》的有效性，是错误的。5、关于科林联合公司是否与当时的中兴商厦公司及其股东海南中兴公司均存在关联关系的问题。一审法院认定“科林联合公司与当时的中兴商厦公司及其股东海南中兴公司均存在关联关系”并不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的规定，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由此可见，关联关系强调的是“直接或者间接控制”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根据工商查询确认，1999年9月29日王道通由海南中兴公司推荐任中兴商厦公司董事、总经理职务。2002年1月11日海南中兴公司的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已经发生变化，北京理工世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海南中兴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并委派戴斌出任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王道通任海南中兴公司董事的时间为2010年5月21日。王道通现为科林联合公司的董事。故此在2002年6月11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科林联合公司与中兴商厦公司、海南中兴公司并不存在上述关联关系。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6、关于股权转让时中兴商厦公司的实际价值认定问题。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列举了以下三个事例，推定中兴商厦公司的股权价值远高于1490万元，并由此导致了国有资产流失。1）一审判决列举的第一个事例为，中兴商厦公司在1995年成立时出资额为1000万元，京铁实业公司49%的股份对应的出资额为490万元。实际情况是，中兴商厦公司注册成立时，创始股东京铁实业公司和中兴实业公司根本没有实际出资，所有注册资金都是以中兴商厦公司筹备前期招商收入支付的。2）一审判决列举的另一个事例为，2003年9月-2004年12月京铁实业公司收回涉案场地经营权支付给科林联合公司3500万元（高架候车厅场地）和4200万元（北站房场地）。原协议证据表明的事实是，京铁实业公司依协议支付的3500万元和4200万元款项，属于协议规定的用于原租赁商户清退款，并非场地新增价值数额。需要强调的是，京铁实业公司二次收回场地经营权，是出于自身经营及西客站整体角度，并经批准。因此，该行为存在极大的偶然性。一审法院不能以京铁实业公司收回场地经营权这一特殊的、偶然性事例来衡量中兴商厦公司的价值。3）一审判决列举的第三个事例为，2009年5月科林联合公司受让北京理工中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理工中兴公司）持有的中兴商厦公司49%股份，取得的股权转让对价为1150万元。这一事例只能说明京铁实业公司股权转让价款高于理工中兴公司。科林联合公司认为，一审法院以上述三个事例认定该股权价值高于1490万元，完全属于推定形成的结论。7、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科林联合公司认为恶意串通是前提，而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均处于平等地位。1）京铁实业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当时参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关人员存在受贿、渎职等情形发生。2）关于恶意串通的举证责任方式问题。科林联合公司认为该举证责任属于严格举证义务，不能通过推定方式进行。尤其是相关民事行为已经履行长达14年之久，通过推定方式将极大的损害合同的稳定性及第三人的利益。3）上述法律规定只规定了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无效，并没有规定以明显不合理低价受让股权的行为无效。此外，一审判决所谓“受让方明知所涉股权未经评估”缺乏依据，因为京铁实业公司转让股权是否需要评估属于铁路系统内部程序，并不属于科林联合公司“明知”的范围及法定义务。4）《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2003年9月-2004年12月京铁实业公司又回购有关场地的行为能否作为判断恶意串通的依据。首先，从《股权转让协议》后的标的公司经营状况考量《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的签约各方的主观意愿，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其次，从目前京铁实业公司提供的证据看，没有证据显示在《股权转让协议》前已经决定要回购场地，而根据科林联合公司提供的《关于总公司在北京西站多种经营场地现状的若干说明》及《关于北京西客站南站房东附楼场地经营使用权情况的介绍》，京铁实业公司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相当长时间后，出于自身经营及西客站整体角度才决定收回场地，并经批准。因此，该行为存在极大的偶然性。一审法院不能以京铁实业公司收回场地经营权这一特殊的、偶然性事例来衡量中兴商厦公司的价值，并进而推定为恶意串通的依据。换一角度讲，如果京铁实业公司不收回场地，中兴商厦公司的全部债务及经营风险是必然由科林联合公司承担的。这里特别需要明确的是科林联合公司提供的这两份证据虽然没有任何人签字或盖章，但在一审开庭过程中科林联合公司已经指出了这两份文件的具体起草人的姓名和职务，并且多次要求一审法院传唤两位人员到庭接受询问。科林联合公司及中兴商厦公司再次表明如下观点：由于京铁实业公司为国有企业，按照国有企业的管理规定，其当时的经办人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取得了明确授权，在没有法律规定的不能出庭接受询问的情形下，当时的经办人均应当由法院责令其出庭接受询问，以让法院了解签订时的实际情况。
四、一审法院对责任主体没有认定。一审判决中多次强调《补充协议》中京铁实业公司所欠中兴商厦公司1490万元债务不真实，并由此导致了一系列不利于科林联合公司的后果，但一审法院并未认定责任主体。首先，其所欠中兴商厦公司的1490万元债务是否为真实的债务，京铁实业公司作为债务人最清楚，因为科林联合公司既不是债务人、也不是债权人。如果债务不真实，只能说明京铁实业公司提供了虚假债务。债务不真实、提供虚假债务转让所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与“未经资产评估”转让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是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行为，前者已涉嫌刑事犯罪。对此，一审法院应该极为慎重地要求京铁实业公司尽举证责任，如对询证函中中兴商厦公司欠京铁实业公司18450750元的来源等提供佐证。在京铁实业公司未进行任何举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又故意忽略了《四方协议》中“南站房部分的招商款项18405750元已全部支付京铁实业公司”的证据，仅依据该询证函18450750元数字即直接认定1490万元债务不真实，显然是不负责任的。其次，如果债务不真实，京铁实业公司提供了虚假债务，过错方及承担责任方应该是京铁实业公司，更不能由此判定《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科林联合公司亦未找到其适用的法律条款。作为一个市场主体，京铁实业公司不能以国有企业的身份不为自己的过失或过错承担其法律和经济责任，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均处于平等地位。而在一审判决中，完全看不到京铁实业公司在提供不真实或虚假债务后应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和经济责任后果，反而是京铁实业公司并不需要为此承担、付出任何违法成本。这对科林联合公司既不公平也不公正，违反了法律的正义这一基本原则。
京铁实业公司辩称，一、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1.关于中兴商厦公司主营业务问题。一审中，京铁实业公司、科林联合公司及中兴商厦公司关于中兴商厦公司的主营业务的事实并无争议。2.关于王道通身份问题。王道通曾任中兴商厦公司的董事、总经理；科林联合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董事；理工中兴公司的董事；北京科惠联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惠联公司）的实际控制人。3.关于1490万元债务是否真实及《补充协议》效力问题。首先，《补充协议》第二条所述京铁实业公司在中兴商厦公司中的1490万元债务不存在。根据科林联合公司提供的五份询证函及2002年6月12日《四方协议》可以充分证明，在签订《补充协议》时，协议所述称京铁实业公司在中兴商厦公司中的1490万元的债务是根本不存在的。科林联合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在签订《补充协议》之时，京铁实业公司对中兴商厦公司负债1490万元。相反，根据《四方协议》可以证明是中兴商厦公司欠京铁实业公司450万元，而非京铁实业公司对中兴商厦公司负有债务。其次，从法律规定的角度来看，《补充协议》第二条所约定的债务承担方式因未经债权人中兴商厦公司的同意，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并且，在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档案中，亦没有登记备案《补充协议》。综上，在1490万元债务不存在且《补充协议》第二条无效的情况下，科林联合公司未支付任何对价即取得京铁实业公司持有的49%国有股权，导致国有资产无偿流入私营企业，损害了国家利益。4.关于中兴商厦公司欠京铁实业公司18405750元债务问题。首先，中兴商厦公司欠京铁实业公司18405750元真实存在。根据科林联合公司提供的询证函足以证明中兴商厦公司欠京铁实业公司18405750元，且《四方协议》第五条亦明确该笔欠款真实存在，四方当事人均认可。其次，《四方协议》第五条约定：“鉴于北京西站南站房项目经营场地已退还甲方（京铁实业公司），其中涉及南站房部分的招商款项18405750元，已全部支付甲方。据此，四方同意由乙方（中兴商厦公司）财务补充办理账目划转手续。”事实上，中兴商厦公司从未偿还该笔欠款，只不过由中兴商厦公司的财务补充调整财务手续而已，为了平账，否则也不会约定为“补充办理账目划转手续”，科林联合公司在上诉状中也认可京铁实业公司与中兴商厦公司不存在其他此类业务往来。由此再次能够证明，签订《补充协议》时，协议第二条所述的1490万元债务根本不存在。5.关于科林联合公司是否向中兴商厦公司偿付1490万元问题。第一，只有在1490万元债务真实存在、1490万元所对应的49%国有股股权转让款公平公允合法、且《补充协议》第二条合法有效的前提下，才发生科林联合公司履行《补充协议》第二条的义务问题，而这仅仅是合同履行问题，本案则是合同效力问题。在1490万元债务根本不存在、1490万元所对应的49%国有股股权转让款远远低于股权实际价值且不符合法定程序、《补充协议》第二条无效的前提下，科林联合公司是否向中兴商厦公司偿付1490万元与本案合同无效的问题无关。第二，没有证据证明科林联合公司代京铁实业公司偿付中兴商厦公司1490万元。关于科林联合公司主张的支付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退租款问题。首先，《退租协议书》是在2001年1月10日签订，此时京铁实业公司与科林联合公司尚未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科林联合公司主张此行为性质为清偿京铁实业公司所负中兴商厦公司债务，显然没有事实依据且与常理不符。至于科林联合公司称中兴商厦公司向其借款，因该借款已经发生在科林联合公司成为中兴商厦公司股东之后，且财务凭证全部记载为借款而非代京铁实业公司偿还债务，因此，更无法证明科林联合公司代京铁实业公司偿还中兴商厦公司债务1490万元，其数额也是不对的。退一万步讲，即使科林联合公司所述的其向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支付退租款、中兴商厦公司对其借款系真实的，该行为也属于其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在科林联合公司成为中兴商厦公司控股股东之后，其履行合同的行为或与中兴商厦公司之间的借款更加不能证明已代京铁实业公司偿付1490万元债务。
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准确无误。1.关于中兴商厦公司债权债务的举证责任问题。在中兴商厦公司提供证据证明其对京铁实业公司负有18405750元债务的情况下，科林联合公司认为该笔款项已经由中兴商厦公司支付给京铁实业公司，根据法律规定，科林联合公司应就中兴商厦公司已经履行该笔大额还款义务的事实提供相应的证据。而事实上，如前所述，中兴商厦公司从未偿还该笔款项。2.关于中兴商厦公司对京铁实业公司享有债权数额的问题。根据现有证据可以证明，在京铁实业公司、科林联合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之时1490万元的债务是根本不存在的，这一关键事实已经查清，并且中兴商厦公司作为本案原审第三人已经参加了一审庭审，在中兴商厦公司保管全部完整文件资料的情况下，如其认为京铁实业公司尚欠中兴商厦公司其他款项，那么完全可以由中兴商厦公司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中兴商厦公司所提交的财务凭证也无法证明其向京铁实业公司偿还了18405750元债务，因此根本无需进行财务审计。故科林联合公司的这一说法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仅仅是为了达到拖延诉讼、浪费司法资源的目的。3.关于《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是否生效问题。⑴本案所涉及的转让股权为国有资产，根据《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的规定，必须经过审批和评估。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国有资产无偿、低价转让，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科林联合公司称涉案股权价格及转让方式仅需双方协商确定的说法违背了法律规定，并且根据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科林联合公司认为股权转让无需经过其他股东同意的说法仍然是错误的。根据中兴商厦公司的工商档案资料，《股权转让协议》及其相关的股东会决议均已备案登记，而在同一天签署的《补充协议》既没有进行备案登记，又没有相应的股东会决议，这是不符合常理的，反而能够证明《补充协议》的签订其他股东及中兴商厦公司是根本不知情的，且该《补充协议》所约定的1490万元债务不存在、同时在没有债权人同意的情况下，对债权人中兴商厦公司的债权进行处置，违反了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认定《补充协议》无效合理合法。⑵科林联合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在《补充协议》签订这一刻，中兴商厦公司对于债务承担的约定是知情并同意的，未有证据证明中兴商厦公司及其他股东对《补充协议》的签订及存在是知晓的。《四方协议》无法证明中兴商厦公司对于债务承担是知情并同意的，从其内容来看，根本未提及该问题。科林联合公司认为“《四方协议》证明中兴商厦公司及海南中兴公司对《补充协议》是知晓并认可”的说法，纯粹是其主观推论及猜测，没有任何事实依据。⑶因为京铁实业公司对中兴商厦公司不负有债务，在《四方协议》中已经进行了当时的最终确认，所以中兴商厦公司自然无权再对京铁实业公司主张任何权利。⑷如上所述，在《补充协议》已经无效的前提下，不存在履行问题，更何况科林联合公司也根本没有证据证明其已经履行。4.关于科林联合公司采取承债式收购股权是否合法的问题。按照科林联合公司对承债式股权转让的理解，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来看，均无法证明本案系承债式收购股权，且其自称中兴商厦公司知晓、认可债务承担、并已履行偿债义务的说法也与承债式股权收购的概念无关。5.关于科林联合公司与中兴商厦公司、海南中兴公司的关联关系问题。根据京铁实业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王道通作为中兴商厦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同时担任科林联合公司的董事、法定代表人、海南中兴公司的董事，由此可见，科林联合公司与中兴商厦公司及海南中兴公司之间系关联关系。6.关于股份转让时中兴商厦公司的实际价值认定问题。⑴关于注册资金：根据科林联合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1490万元债务形成的财务凭证来看，其中1995年11月8日的备用金申请单写明：支付京铁实业公司注册资金400万元，支付中兴实业公司注册资金600万元，而付款单位为北京铁路分局西客站多种经营筹备组，由此可见，该注册资金的来源在当时与中兴商厦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中兴商厦公司当时尚未设立，能否设立尚不确定，不可能从筹备前期招商收入中支付上述款项。显然，科林联合公司的说法与其提交的证据自相矛盾。中兴商厦公司由京铁实业公司与中兴实业公司于1995年12月8日成立，当时注册资金为1000万元，京铁实业公司出资400万元，持有中兴商厦公司40%的股权；中兴实业公司出资600万元，持有中兴商厦公司60%股权。双方均已实际出资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科林联合公司认为双方没有实际出资与事实不符。⑵关于涉案场地经营权收回的对价：2003年9月4日，京铁实业公司与科林联合公司签订《经营场地清退合同》，根据该合同，京铁实业公司收回北京西站高架候车厅二夹层场地经营权，该场地面积约为4500平方米，一次性清退款为3500万元。该合同已经履行完毕。2004年12月15日，京铁实业公司与科林联合公司签订《投资清退协议书》，该协议约定京铁实业公司收回北京西客站北站房主楼场地，该场地面积约7000多平方米，清退期间为2005年1月1日至2045年12月7日，总计清退款为1.9亿元。以上两场地清退款高达2.2亿元，该清退事实属于既定事实，不存在假设，按照该款项计算，49%的股权对应的最低价格应为近1亿元。而这距离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仅间隔两年时间。很明显，即使《补充协议》所述1490万元真实存在，其对应的49%股权价格明显偏低，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损害国家利益。⑶关于科惠联公司于2009年5月31日受让理工中兴公司49%股权问题。如上所述，截止2009年5月31日，在中兴商厦公司12000平方米全部经营场地已转出完毕的情况下，理工中兴公司的转让价格仍高达1150万元；相反，本案股权转让时，中兴商厦公司尚具有近12000平方米的场地经营权，而《补充协议》所述的对价为1490万元，再结合京铁实业公司支付的清退款2.2亿元来看，两相比较，明显可以看出，涉案股权的价值远远高于1490万元。科林联合公司仅仅从数字上来看1490万元＞1150万元，就称京铁实业公司的转让价格高于理工中兴公司，这一说法在事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⑷按照科林联合公司的说法，其为受让京铁实业公司49%股权支付对价1490万元，从而成为中兴商厦公司的股东，当科林联合公司真实地偿还中兴商厦公司债务之时，1490万元进入中兴商厦公司的账户，理论上科林联合公司对这1490万元享有49%的权益。也就是说，在科林联合公司替京铁实业公司偿债1490万元的情况下，其实际支付的价款为1490万的51%即759.9万元。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通过对相关证据的分析，认定“涉案股权价值远高于1490万元，即使1490万元真实存在，亦同样因严重低于真实股权价值的价格转让国有股股权，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损害了国家利益”是完全正确的。7.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正确。通过一审中双方提交的证据并结合如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1490万元的债务不存在，《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是无效的，科林联合公司亦未代京铁实业公司偿付中兴商厦公司1490万元，1490万元的价格严重低于涉案股权的实际价值。同时，王道通作为中兴商厦公司的董事、总经理、科林联合公司的董事，其对中兴商厦公司的债权债务情况及股权价值情况应更为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按照法律规定进行评估即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可以看出科林联合公司是明知且具有主观恶意，其目的就是以“零转让”的方式达到受让股权的目的，获取巨大利益，从而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损害了国家利益。据此，一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无效，无疑是公平公正地维护了国家利益不受损害。
三、关于责任主体的认定问题。1.科林联合公司作为涉案股权的受让方，因其法定代表人、董事王道通又是中兴商厦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因此，科联联合公司对中兴商厦公司的债权债务应是十分清楚的。否则，按照常理，科林联合公司在2002年受让如此重大资产、标的额过千万的情况下，其应对中兴商厦公司进行财务尽职调查及法律尽职调查，以确认股权的交易对价即拟收购公司的债权债务情况，这都是股权收购的最基本的操作。由此可见，科林联合公司对于1490万元的债务不存在是明知的，其目的就是不花一分钱而获得京铁实业公司49%的国有股权。2.一审庭审中，正是由中兴商厦公司提供证据证明其欠京铁实业公司18405750元，对此科林联合公司及中兴商厦公司均认可，同时《四方协议》也再次予以明确，在这种情况下，该事实非常清楚。3.在本案中，京铁实业公司的诉讼请求仅仅是确认《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无效，而对于无效的后果问题，不在本案的审理范围之内，因此，科林联合公司所称一审法院对责任主体没有认定，与本案无关。
中兴商厦公司陈述称，同意科林联合公司的上诉意见。关于中兴商厦公司与科林联合公司、京铁实业公司之间的财务账目认定问题。首先，京铁实业公司作为国有企业应有明确的账目，移交时的账目是清楚的。关于1800余万元的债务。如果上述债务存在，京铁实业公司不可能在长达14年的时间不主张权利，这是不符合逻辑的，也恰恰证明上述债务中兴商厦公司已经偿还。中兴商厦公司作为目标公司有充分证据证明京铁实业公司未支付注册资金，1490万元债务就是基于欠缴的注册资金产生的。
京铁实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确认2002年6月11日京铁实业公司与科林联合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无效；2.判令科林联合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中兴商厦公司（原名北京京铁中兴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1995年12月8日，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成立时的股东为京铁实业公司、中兴实业公司，出资比例分别为40%、60%。1996年8月21日，中兴商厦公司股权结构变更为京铁实业公司49%、中兴实业公司51%。中兴商厦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经营开发原北京铁路分局授权京铁实业公司开发经营的北京西客站内北站房及连接南北站房高架候车厅二夹层共计11892.1平方米场地（以下简称涉案经营场地）。此后，经过多次股权转让，至2002年6月11日前，中兴商厦公司股东为京铁实业公司、海南中兴公司、中国兴南（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兴南公司），出资比例分别为49%、49%、2%。
2002年6月11日，京铁实业公司与科林联合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京铁实业公司同意将其持有中兴商厦公司49%的股份合计490万元全部转让给科林联合公司。同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协议上载明转让方为京铁实业公司、受让方为科林联合公司，约定：根据2002年6月11日，京铁实业公司与科林联合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现就未尽事宜达成补充协议如下：一、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受让方享有转让方在中兴商厦公司中的权益。二、双方同意按公允价值，将转让方在中兴商厦公司中的1490万债务置换为受让方在中兴商厦公司的49%的股权。三、双方确认中兴商厦公司享有经营权的经营场地面积、位置（详见之后2002年6月12日《四方协议》附件），使用期限及权利不变。同日，兴南公司将其持有的中兴商厦公司2%的股权转让给科林联合公司。中兴商厦公司股权结构变更为科林联合公司51%、海南中兴公司49%。
2002年6月12日京铁实业公司（甲方）、中兴商厦公司（乙方）、海南中兴公司（丙方）、科林联合公司（丁方）签订《四方协议》，约定：鉴于中兴商厦公司股东及股权发生变更，甲方为本协议经营场地权属所有人（北京铁路局）的代表，乙方的股东分别为丙方和丁方，为界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现就各方在中兴商厦公司所享有的权益及清算事宜，达成协议如下：乙方的经营场地面积（11892.1平方米）和位置详见附件；乙方对以上场地的经营使用期限为50年，自1995年12月8日至2045年12月7日；由于招商工作已经完成，经营场地已交付乙方经营，甲、乙、丙、丁四方一致同意，以甲方收到的已付款总额和本协议第一项一款确定的平方米面积为准，低于审计后的每平方米支付价格，乙方及合作方或股东不再补充支付；高于审计后的每平方米价格，甲方不再退还超出部分的款项。即按现经营使用面积现已付金额为最终应付款项，各方已全部结清，不再多退少补；同时中兴实业公司于1995年原借北京铁路分局（现已转为乙方借支甲方款项）的100万元，乙方几年来共借支甲方的350万元（其中100万由甲方直接支付给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甲方同意上述两项借款不再归还其借款、与上述已付款总额一并冲抵清结。鉴于北京西站南站房项目经营场地已退还甲方，其中涉及南站房部分的招商款项18405750元，已全部支付甲方。据此，四方同意由乙方财务补充办理账目划转手续。
上述协议签订后，各方按照约定完成了股权变更登记。现京铁实业公司以其与科林联合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与《补充协议》因违反法律法规强行性规定应属无效为由，诉至一审法院。
根据当事人陈述及已生效人民法院文书载明，一审法院还认定以下事实：2002年9月12日，中兴商厦公司与科林联合公司签订经营场地转让协议，约定中兴商厦公司将涉案经营场地中的5842.1平米经营场地面积及使用权转让给科林联合公司。2003年，京铁实业公司与科林联合公司签订经营场地清退合同，约定京铁实业公司支付给科林联合公司3500万元，回购涉案场地中连接南北站房高架候车厅二夹层场地经营权。2004年12月15日，京铁实业公司（甲方）与科林联合公司（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甲方向乙方支付共计4200万元，用于清退北站房部分经营场地内原承租的全部商户。2005年1月15日，京铁实业公司（甲方）与北京京铁西站科贸集团（乙方，原北京西站科贸集团，以下简称科贸集团）签订委托经营协议书，约定甲方现将该场地委托乙方经营，乙方按期向甲方支付托管收益等内容。数月后，科林联合公司（甲方）与京铁实业公司（乙方）签订投资清退协议，变更2004年12月15日协议约定的涉案经营场地收回方式，由托管经营变更为投资清退。清退期限为自2005年1月1日至2045年12月7日。乙方清退甲方投资每5年为一个周期。第一期：2005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乙方每年向甲方支付退款200万元，分别自当年6月30日前支付。第二期至期末：乙方每期各年度退款均按上一期年度退款额基础上浮8％，分别自当年6月30日前支付。
根据工商登记资料等证据显示，一审法院还查明以下事实：
事实一，2002年9月18日，海南中兴公司名称变更为理工中兴公司。2009年5月31日，理工中兴公司与科惠联公司所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理工中兴公司将其持有的中兴商厦公司49%股权转让给科惠联公司，转让金额为1150万元。科惠联公司为科林联合公司100%持股的全资子公司。
事实二，京铁实业公司成立于1991年6月4日，设立时的企业管理部门为铁道部，批准设立单位为北京铁路分局。企业性质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现股东为北京京铁投资管理中心。北京京铁投资管理中心投资人为北京市铁路局。
事实三，根据工商登记资料等证据显示，2002年中兴商厦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王道通，任董事、总经理职务，系由海南中兴公司1999年推荐出任。其现为理工中兴公司及科林联合公司董事。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要认定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效力，在不涉及是否违反公司法相关规定的情况下，主要审查的法律依据为是否违反合同法上述规定。具体到本案中，存在如下两个焦点问题：
其一，关于股权转让协议违反《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及《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相关规定是否必然无效的问题。国务院制定的《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国有资产占有单位有资产拍卖、转让情形的，应当进行资产评估；第八条规定，国有资产评估工作，按照国有资产管理权限，由国有资产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和监督。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制定的《实施细则》第六条明确，资产转让是指国有资产占有单位有偿转让超过百万元或占全部固定资产原值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非整体性资产的经济行为。该细则第十条规定，对于应当进行资产评估的情形没有进行评估，或者没有按照《办法》及本细则的规定立项、确认，该经济行为无效。本案京铁实业公司即援引上述行政法规和规章，请求确认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中明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管理办法》中关于国有资产转让应当进行评估、批准等程序的规定，均属于规范内部程序的管理性规定，而非效力性规定，因此，违反《管理办法》规定，未经评估与批准的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当然无效。而《实施细则》为部门规章，即使该规定明确表明该转让行为无效，亦不得直接援引该规定作为人民法院审查协议效力的依据。
但是，需要明确的是，在法律、行政法规没有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行政规章涉及国有资产保护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下，若股权转让协议不仅违反该规定，而且明显违背等价有偿原则甚至双方恶意串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损害了国家乃至社会公共利益，则应当依据合同法，并参照《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相关规定，认定该协议无效。
其二，根据上述分析，本案的事实焦点在于，京铁实业公司与科林联合公司在转让中兴商厦公司49%的国有股股权过程中，是否存在损害国家利益并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行为。进一步而言，由于科林联合公司所取得该49%的股权所支付的对价为承接了京铁实业公司所欠中兴商厦的1490万元债务，因此，本案争议的核心事实为，京铁实业公司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其所欠中兴商厦的1490万元是否为真实的债务状况。对此，一审庭审中，京铁实业公司提供双方签订的《四方协议》证明京铁实业公司不仅不欠中兴商厦的1490万元债务，反而中兴商厦尚欠其450万元债务。科林联合公司则提供日期均为2000年9月4日的五份询证函及1490万元的财务凭证，证明双方所签《补充协议》中的该笔债务真实存在。对上述证据及事实，一审法院具体阐述如下意见：
首先，关于《补充协议》与《四方协议》所载债权债务情况，其一，京铁实业公司与科林联合公司所签《补充协议》的实质是将京铁实业公司所欠中兴商厦公司债务转移至科林联合公司，科林联合公司以偿还债务方式支付股权对价。从债务转移的角度，该补充协议没有债权人中兴商厦公司的签章，亦无该公司股东会决议或者书面声明等证据表明当时的中兴商厦公司（此时的股权结构为京铁实业公司49%、海南中兴公司49%、兴南公司2%，兴南公司虽于同日转让股权给海南中兴公司，但尚未办理登记）对此债权数额予以认可和对转让事宜表示同意，此后四方签订的《四方协议》并未提及该债务转移事宜，中兴商厦公司亦未表示追认；而股权转让完成后，科林联合公司已成为中兴商厦公司控股股东，因此即使此后中兴商厦公司表示追认，亦不能认定为当时中兴商厦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从这一角度而言，《补充协议》并未当然生效，其所载债权债务并不真实。其二，《四方协议》系四方所签，相较于双方所签《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更能真实反映中兴商厦公司当时的债权债务情况，而该协议所载明的债务情况为京铁实业公司对中兴商厦公司享有450万元债权。其三，协议中各方均未对京铁实业公司放弃450万债权作出说明，一审庭审中各方亦未对此作出合理解释。在双方还存在本案诉争的1490万元债务情况下，京铁实业公司无正当理由放弃450万债权的行为显属不当，并损害了国家利益。
其次，关于询证函所载明的债权债务情况，经一审法院审查，五份询证函中，其中仅有三份询证函载明京铁实业公司欠中兴商厦公司（“贵公司欠”）1490万元、3266494.10元（电梯款）、373000元（设计费），共计18539494.10元；其中一份询证函虽载明京铁实业公司欠中兴商厦公司利息1254250元、1005600元，但京铁实业公司在“数据不符及需加说明的事项”处签章，并注明“此利息款为代北京中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的利息款”，表明京铁实业公司并不认可该款项系其所欠；另有一份询证函则载明的为中兴商厦公司欠京铁实业公司（“欠贵公司”）18405750元（收租金款）及1500000（借款）元。按照该五份询证函所载款项计算，截止该日，扣除争议款项，京铁实业公司不仅未欠中兴商厦公司款项，反而中兴商厦公司尚欠京铁实业公司款项；即使认定争议款项为京铁实业公司欠款，实际欠款亦远非1490万元。经一审法院询问，京铁实业公司虽认为部分欠款已经偿还但未提供证据佐证，科林联合公司及中兴商厦公司均表示上述债权债务在股权转让前均未予偿还、抵销。因此，从现有证据及法庭所能查证的事实来看，《补充协议》中所载明的1490万元债务，在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并不是京铁实业公司与中兴商厦公司真实的债权债务状况。
再次，对于此后，科林联合公司在取得股权后是否偿还该债务问题，一审庭审中，科林联合公司提供情况说明、退租协议书、记账凭证、发票等证据，证明其以代中兴商厦公司偿还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商户退租租金的方式清偿了上述债务，从而支付了股权对价，但首先，根据证据显示及科林联合公司陈述，退租协议书签订于2002年1月，其他12商户开始退租一事则发生在2001年且在当年已经偿还完毕，此时双方尚未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科林联合公司主张此行为性质为清偿京铁实业公司所负中兴商厦公司债务，与常理不符，其亦未就此提供证据佐证，一审法院难以采信；其次，科林联合公司提供的记账凭证等证据，均载明性质为借款，并未表明系其偿还京铁实业公司欠款，二者在性质上明显不同。而且此时科林联合公司已经成为中兴商厦公司控股股东，二者之间发生款项往来应属常态，难以认定上述款项为偿还京铁实业公司欠款。2002年9月中兴商厦公司与科林联合公司签订经营场地转让协议，将涉案经营场地中部分面积的使用权转让给科林联合公司的这一事实亦与此相印证，证实双方之间尚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科林联合公司在取得上述资产经营权后，为中兴商厦公司支付租金、提供借款等行为亦属合理。故综合上述证据，均不能证明科林联合公司因取得股权而替京铁实业公司支付了中兴商厦公司1490万元债务。
最后，从另一个事实的角度，即中兴商厦公司49%股权在转让时的实际价值问题，因京铁实业公司在转让时未进行资产评估，','2018-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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