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15民终270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延军，男，1980年10月13日出生，���族，无业，住陕西省神木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孔宁，北京市京师（聊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霍月龙，北京市京师（聊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兴杰，男，1977年1月24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峰，山东同心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庆虎，山东同心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延军与被上诉人王兴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6）鲁1502民初424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0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刘延军上诉请求：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偿还借���本金、利息及逾期利息共3572800元，此后逾期利息计算至实际付清日止；2、本案的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除了上诉人诉求的基于《资金运营管理协议》的约定，由原400万元出资款，在扣除经营的亏损承担部分后转为354万元的被上诉人个人借款这一法律关系外，双方之间还存在数额高达800多万元的直接资金借款关系，上诉人在一审提交了“银行转款清单”。一审法院在查明上述事实的情况下，在一审判决认定过程中，对此情况只字未提。反而把所谓的“借款协议”直接认定为就是《资金运营管理协议》，明显是错误的。二、1、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2014年4月25日所签订的《协议书》和所附的《保证书》的内容看，就与《资金运营管理协议》不是一回事，而且在该《保证书》上，有被上诉人的签名。这充分证明首先有一份《借款协议》���在；2、一审判决要求上诉人提交已经经过被上诉人确认丢失不存在的《借款协议》，并据此要求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明显是置客观事实于不顾的错误要求和认定。三、2016年6月15日的录音资料，在被上诉人一方没有任何证据予以否定的情况下，一审判决却不予采信。该录音证明了上诉人在2016年6月15日向被上诉人追要《资金运营管理协议》约定的借款时，在录音第40分50秒－42分57秒和第43分40秒－54分28秒的期间内，明确表示了还款意愿，被上诉人首先明确了欠上诉人350万元的事实，但是表示应该去掉224多万，还剩110多万，再去70万元，还剩40万，然后表示每年还给上诉人3万。录音证据可以证明，上诉人的主张与之前在2014年4月25日双方所签订的《协议书》和《保证书》约定的借款不是一回事。
被上诉人王兴杰答辩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2014年4月25日所签订的协议书明确表述“双方已不再有任何债权债务关系，也不再有任何诉讼和纠纷”，该表述说明了资金运营协议即为2014年4月25日保证书中所注明的借款协议，被上诉人已全部履行该协议书所约定的付款义务，双方的债务已结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依法予以维持，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王兴杰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1540000元并按年利率24%支付自2011年1月20日至2011年4月19日期间的借款利息92400元，支付自2011年4月20日至2016年7月11日的逾期利息1940400元，此后利息计算至被告实际付清借款之日；2、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8月，原告开始参与聊城市东方煤炭销售有限公司经营。2011年1月19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关于刘延军叁百伍拾肆万元资金运营管理协议”，协议约定以下主要内容：“根据2011年1月19日聊城市东方煤炭销售有限公司会议研究，关于刘延军400万元资金运营管理达成如下协议：一、聊城市东方煤炭销售有限公司于2011年1月19日召开清算会议，股东刘延军的股金清算后剩余金额为叁百伍拾肆万元，该项款项划归刘延军个人资金；二、刘延军将叁百伍拾肆万元个人资金借给王兴杰个人，用于聊城市东方煤炭销售有限公司经营，该项资金必须通过聊城市东方煤炭销售有限公司对公账户进行使用，且必须用于煤炭行业；三、借款期限为2011年1月20日至2011年4月19日，共三个月，借款期满后，根据王兴杰领导的聊城市东方煤炭销售有限公司盈利情况，由王兴杰自愿付息，月利率为三分；四、刘延军借给王兴杰的该笔款项，由李宜民代刘延军监管资金的运用情况，有权要求王兴杰提供资金使用说明及相关票据；五、借款期间，刘延军可以继续以东方煤炭公司的名义开展业务。”以上协议签订后，被告于2011年4月12日偿还原告2000000元，原告向被告出具了收款条。
2014年4月25日，原告与被告在律师侯某的见证下签订了协议书一份，协议书载明以下内容：“甲方王兴杰，乙方刘延军，甲方与乙方因合作经营产生经济纠纷，经律师居中调解，双方达成如下协议，共同遵守：一、甲方向乙方支付人民币23万元；二、乙方同意接受甲方支付的人民币23万元；三、上列款项由本律师事务所转交；四、双方不再有任何诉讼和纠纷；五、双方再无任何债权债务。”原告、被告及见证律师侯某在协议书上签字捺印。该协议签订后，原告随即书写保证书一份，保证书载明：“刘延军与王兴杰签订的借款协议原件已丢失，该原件无论在何时、何地、何人处发现都做无效处理，因双方纠纷已经解决。保证人刘���军，2014年4月25日。”协议书签订当日，被告将230000元付给了原告，原告出具了收据。见证人侯某在庭审作证时称，签订协议书时双方只是说有一笔借款，丢失了原件，双方商定由王兴杰付给刘延军230000元，即便刘延军再找到借款协议原件，刘延军也不能再要求王兴杰承担偿还责任，协议书系由侯某起草的，签订协议书过程中双方未出示任何书面材料。
聊城市东方煤炭销售有限公司于2002年6月10日成立，法定代表人为王兴杰（本案原告），属有限责任公司，登记股东为王兴杰、王兴辉。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分歧的焦点问题为：1、双方签订的资金运营管理协议是否有效；2、双方2014年4月25日签订的协议书、保证书中所指借款是否与资金运营管理协议中的借款为同一款项。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资金运营管理协议系由聊城市东方煤炭销售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兴杰根据2011年1月19日公司会议决议代表公司与原告自愿签订，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同时，原、被告双方协商将清算后原告剩余的3540000元股金转为被告借款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也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资金运营管理协议合法有效。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从原、被告所签订的资金运营管理协议的内容来看，该协议虽名为资金运营管理协议，但实为借款性质的协议。该协议签订后，被告于2011年4月12日偿还原告2000000元，尚欠1540000元。此后，2014年4月25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协议书明确载明“被告向原告支付人民币23万元后，双方不再有任何诉讼和纠纷，双方再无任何债权债务”等内容，应理解为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至此已经清结。同时，对于原告2014年4月25日书写的保证书中所述“借款协议原件”，原��作为债权人应当持有该借款协议原件，结合见证人侯某的证言，在原告不能提供“借款协议原件”的情况下，根据证据的高度盖然性原则，本院依法认定该“借款协议”所指借款与“关于刘延军叁百伍拾肆万元资金运营管理协议”中的借款为同一款项。在原、被告双方已对2014年4月25日之前包括“关于刘延军叁百伍拾肆万元资金运营管理协议”借款在内的债权债务关系协议清结后，原告再以“资金运营管理协议”借款向被告主张权利，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提交的电话通话录音光盘，因未提供原始载体，且通话录音内容不完整，通话录音中也未显示与原告所诉债务有关的内容，其证明力明显低于被告提交的协议书、保证书，故该录音光盘不能证明原告所主张的2011年1月19日借款未还的事实。
综上所述，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延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5382元，减半收取17691元，由原告刘延军负担。
本院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同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2011年11月19日双方签订的资金运营管理协议，明确约定了借款的主体、金额、期限、利率等事项，该协议名为资金运营管理协议，实为具有借款性质的协议。上述协议签订后，双方又于2014年4月25日在律师见证下签订协议，协议约定王兴杰向刘延军支付人民币23万，双方不再有任何诉讼和纠纷，双方再无任何债权债务。协议签订当日，王兴杰付给刘延军23万，协议已履行完毕。从协议内容看，双方于2014年4月25日之前形成的包括本案争议借款在内的债权债务均因履行而消灭��上诉人刘延军称2014年4月25日签订的协议书和保证书是对已经丢失的借款协议进行约定，与本案资金运营管理协议无关。对此，上诉人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本院不予认定。原审法院结合本案其他证据，根据证据的高度盖然性原则，认定保证书中所指借款与资金运营管理协议中的借款为同一款项，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所称录音证据，该录音证据未显示与上诉人所诉债务有关的内容，证明力明显低于被上诉人提交的协议书、保证书，不能证明上诉人主张的事实。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5382元，由上诉人刘延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凤魁
审 判 员 刘晓光
审 判 员 徐红杰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法官助理 高 原
书 记 员 肖军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