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桐城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皖0881民初1610号
原告：赵昌福，男，1968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桐城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志武，安徽正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桐城市金神镇人民政府，住所地桐城市金神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408810031210780。
法定代表人：张先伍，镇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龙，安徽正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赵昌福与被告桐城市金神镇人民政府渔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5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案在审理过程中，本院发现本案不宜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7月21日依法裁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昌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志武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赵昌福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向原告返还因虚增水面多上缴的承包金1730400元；2.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万元；3.判决被告承担原告垫付给前承包人赵某1的补偿款30万元；4.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圩外财产的经济补偿款20万元。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第二项诉讼请求为：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487.8万元并承担鉴定费5万元。事实与理由：2007年底和2008年1月，被告先后两次委托安徽佳德拍卖有限公司桐城分公司对集体性质的金神镇大幸福圩水面6000余亩的承包经营权进行拍卖，均流拍。被告遂于2008年1月30日自行发布《桐城市金神镇大幸福圩九年的水面经营权公开招标公告》（以下简称《招标公告》），明文确立：“大幸福圩位于桐城市金神镇黄盆，与菜子湖相连，水面6000余亩……现面向社会对该圩水面养殖综合开发经营权进行公开招标……”。原告依据《招标公告》缴纳保证金、竞标、中标，缴纳风险金和圩堤维护费，全面履行义务后，于2008年2月5日与被告签订了《大幸福圩养殖承包合同书》，约定：大幸福圩的养殖承包经营权每年上缴承包金801888元。但是，双方在实际履行中自始至终按照每年80万元上缴承包金。九年来，原告进行了巨大投入、勤劳苦干，但是仅仅勉强完成了上缴承包金的义务、累计上缴承包金720万元，没有获得预期的6000余亩水面承包收益，投资经营失败，在合同期满后原告放弃了二轮承包。2017年2月承包合同期限即将届满，被告为了推进新一轮大幸福圩承包经营权的招投标工作，于2016年底委托有关部门对大幸福圩进行地理测绘，测绘显示:大幸福圩水面面积4557亩，防水埂面积4.45亩，外埂面积145亩。为此，原告遂委托河南鸿泰测绘工程有限公司进行测绘，测绘结果与被告委托的测绘结果完全相同。至此，才发现2008年2月5日《招标公告》发布的大幸福圩6000余亩水面经营权严重违背事实。《招标公告》错误地将实际4557.6942亩的水面虚增为6000余亩，仅此一项虚增水面1442亩（6000－4557.6942≈1442），按照80万元｜6000余亩（133.333元｜亩）的承包价格计算，被告每年获得虚增水面的不当利益192266.66元（133.333元｜亩×1442亩），九年来的不当得利累计为1730400元（192266.66元×9年）。并且，被告虚增水面的行为，直接导致原告九年来一直按照6000余亩水面进行养殖投入，但是却始终只能获得4557亩水面的养殖产出，造成原告九年来的经营损失达400余万元（具体以司法鉴定为准）。此外，1.在2008年2月招标签约过程中，原告在被告的协调下、直接垫付给原大幸福圩承包人赵某1补偿款人民币30万元，该补偿款是原告依据被告口头要求进行的垫付，现支付30万元补偿款所涉的原承包人赵某1的财产已归属被告，因而，被告应当向原告返还该款。2.原告在承包期间，为了通圩道路畅通、确保养殖看护无死角，对圩区外面的通圩土路进行了道路拓宽，并且修建了停车场和养殖看护房。由于道路拓宽、停车场、看护房都在圩外，因而原告不仅向道路拓宽、停车场、看护房所在地的村民集体和个人支付了补偿款，而且还投入了大量的建设资金。圩外道路、停车场、看护房现已为被告取得，被告在取得该受益的同时应当向原告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综上所述，被告在公开招标公告中将4557亩水面虚增为6000余亩，以致获得不当得利，并且造成原告按照6000亩水面进行投入、但却始终只能获得4557亩的产出，以致经济损失惨重。原被告就此虚增水面的承包金返还及相关补偿事宜进行过多次协商，但最终未能达成调解协议。为维护公平正义，制裁虚增养殖水面的发包行为，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决。原告补充事实与理由：在诉讼过程中，原告依法申请桐城市人民法院委托安徽百友司法鉴定中心对原告养殖承包损失进行司法鉴定，鉴定意见为：1.大幸福圩平均每亩水面养殖鱼类年度可实现利润为375.7元；2.虚增1442亩水面导致养殖户年度损失利润为54.2万元；3.养殖户九年承包期共损失利润为487.8万元。现根据鉴定结果，特申请变更第二项诉讼请求。
桐城市金神镇人民政府辩称：一、原告要求被告向其返还1730400元承包费的请求不应予以支持。理由如下：1.金神镇大幸福圩原为嬉子湖水域滩涂，1958年由原金神区组织全区民众进行围湖造田，经过几年时间方才建成。建成后大幸福圩的耕种面积在当时条件下测量为6400亩。1980年大水破圩后，溃破的圩堤缺口用石头填起，由此造成圩内水位与圩外的嬉子湖水位一样高，无法进行耕种，只能进行养鱼。起初由原金神乡派人负责荒养，1985年后开始对外进行发包，先后由赵礼成（承包期4年）、琚泽贵（承包期12年）、赵某1（承包期7年）以及本案原告（承包期9年）承包经营至2017年3月初。在此期间，关于大幸福圩养殖水域的面积，一直参照前期的耕种面积对外宣称为6000余亩。2.大幸福圩自1980年由水稻种植改为水产养殖以来，养殖水面既包括大幸福圩的原耕种区域，也包括所有权属于桐城市金神镇黄盆的大寨圩（原属赵店村，该村现已与黄盆合并）和周嘴圩（原属黄盆）的原耕种区域，还包括大幸福圩防水埂以北所有权也属于黄盆的滩涂区域。属于镇村两级共同所有的大幸福圩的养殖水面在枯水期约为5500亩，在丰水××约××（以××面积均不××村民组××段水面面积在内）。基于这一事实，大幸福圩在历次对外发包的招标活动中均对外宣称其面积为6000余亩。3.为查清大幸福圩的准确面积，被告于2016年11月委托桐城市恒翔测绘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使用最先进的仪器进行测量，初步测量结果为6148.65亩。后在征求黄盆民委员会意见的基础上，减除了周边5个段的面积206.74亩，最终确定大幸福圩的面积为5941.91亩。由本次测绘结果可以看出，被告在2008年的招标文件中并未虚增大幸福圩的面积。4.自2017年3月份开始，大幸福圩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对外发包，本次发包的养殖经营面积是依据2016年11月份的测绘结果确定的。由本轮对外发包的面积也可以看出，2008年的招标文件中并未虚增大幸福圩的面积。综上，本案原告诉称被告在2008年进行招标时虚增大幸福圩养殖水面面积的事实是不能成立的，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明显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此外，即使原告主张的被告虚增大幸福圩面积的事实可以成立，其第一项诉讼请求也不应予以支持。如果原告主张的虚增面积事实成立，则被告的行为构成了合同法上的欺诈。对于因一方当事人实施欺诈手段而签订的合同，《合同法》第五十四条已明确赋予另一方当事人申请变更或撤销该合同的权利，但此两种权利都必须在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由于原告主张的虚增面积达1400余亩，作为一个生长在圩区且具有水产养殖经验的居民，原告对于这样大面积的虚增事实在承包经营初期就应该能够发现，不应该在九年后的今天才知道这样一个事实。由于原告没有及时依法行使变更权或撤销权，被告依据双方所签合同的约定向原告收取承包费的行为就是完全合法的。故，原告现在要求被告向其返还1730400元承包费的请求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二、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经济损失492.8万元的诉讼请求也不应予以支持，理由如下：1.原告系大幸福圩周边村民组的居民，对于大幸福圩前期的耕种面积以及后期的养殖水域面积都是非常清楚的。原告既然积极参与了2008年的招标活动并最终以年上缴承包金801888元取得了承包经营的资格，说明其对被告在招标公告中发布的大幸福圩养殖水面的面积是完全认可的，对于承包经营大幸福圩水面期间可能给其带来的收益也是非常清楚的。2.原告在2008年的招标活动中最终以年上缴承包费801888元的报价取得了大幸福圩的承包经营权，说明原告是一个具有相应的养殖经营经验的圩区居民。也正因为如此，被告有理由认为，在九年的承包经营期间，原告是不会进行盲目的投资经营活动，并给自己造成惨重的经济损失的。3.在2017年3月份开始的大幸福圩新一轮承包招标中，原告再次积极参加了本年度的竞标，也可说明原告在上一轮的承包养殖期间并没有遭受其诉称的惨重经济损失。4.原告申请有关鉴定机构作出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是依据原告单方陈述的有关事实（九年来的经营损失达400余万元）以及原告单方提交的有关材料作出的。由于这份《司法鉴定意见书》所依据的事实和材料不具有客观性和合法性，其得出的结论也必然是不客观、不科学、不合法的。因此，这份《司法鉴定意见书》明显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5.如前所述，原告主张的被告虚增大幸福圩面积的事实即使成立，在原告没有及时依法行使变更权或撤销权的情况下，双方所签合同即为合法有效的合同。在双方所签合同合法有效的情况下，原告承包经营的结果不论是盈是亏，均应由其自行承担。三、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其垫付给其前任承包人赵某1的补偿款30万元，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此外，该项诉讼请求也明显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四、原告要求被告向其支付圩外财产的经济补偿款20万元，不符合双方所签《大幸福圩养殖承包合同书》的约定，请法庭不予支持。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交《桐城市大幸福圩面积测量技术报告书》及附图，证明：2017年3月经原告委托，河南鸿泰测绘工程有限公司对“大幸福圩”进行测绘，结果显示“大幸福圩”实际水面面积为3038462.79平方米（4557.69亩）；由此，《招标公告》中载明的“水面约6000余亩”与实际不符，虚增水面1442亩，导致原告9年多上缴承包金173.04万元。被告对该组证据的关联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该鉴定意见无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的资质证书，也无书面的鉴定结论并加盖鉴定机构及鉴定人员的印鉴章，故不具有合法性，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院经审查认为，该组证据系原告单方委托鉴定机构测绘而制作的，无鉴定人员的资质证书和鉴定人员的签字确认，故该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测绘图显示的大寨圩、外埂和防水埂面积的相关参数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参考。2.原告提交大幸福圩《水域养殖证》一份，证明：政府部门根据“水面6000余亩”这一招标数据，直接换算出“核准水域、滩涂面积534公顷”；大幸福圩四至明确：东至嬉子湖、南至嬉子湖、西至小幸福圩、北至黄盆。由此，村管区域与本案无关。本案招标物是大幸福圩的水产养殖经营权，不包括大幸福圩的圩埂以外区域。水面与“水域、滩涂”不是同一概念，水面小于“水域、滩涂”。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水域养殖证》是原告单方申请办理的，与被告无关。本院经审查认为：《水域养殖证》是在原告承包养殖多年后，由桐城市人民政府于2013年7月1日颁发的，该证载明：水域滩涂养殖权人是赵昌福，水域滩涂性质为集体所有，核准水域、滩涂面积534公顷。该份证据具有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予以认定，但水域、滩涂的实际面积应当以测绘机构的测绘结果为依据。3.原告提交《承包杨树段放养渔业合同》一份，证明：2011年8月28日，村民组长吴明南将“大幸福圩”毗邻的杨树段渔业资源管理权发包给包宗武的事实。由此表明：“大幸福圩”圩埂圩堤以外的村级水面与本案招标物无关、与原告无关，并且2008年招标物与2017年出租物存在本质区别（村水面一并出租、并禁止围湖造塘）。被告提出异议，认为该合同与本案无关联性，合同所涉杨树段水域属于沿圩周边村民组所有的水面，不在被告发包范围内。本院经审查认为，该份合同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认定。4.原告提交从百度地图上下载的大幸福圩地图照片一组，证明：大幸福圩四至明确，其四周都是圩埂，北面西侧是“大寨圩”。被告认为百度地图不是国家职能部门发布的标准地图，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院经审查认为，百度地图能够看出争议水域的地理特征，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参考依据，但不能作为认定争议水域实际面积的依据。5.原告提交大幸福圩防水埂现场照片6张、大寨圩现场照片3张、拍照的收据及光盘等，证明：大幸福圩四周都有防水埂（圩堤圩埂），是水面圩；“大寨圩”是大幸福圩防水埂以外的湿地，有芦苇、杨树林、小麦、菜地等，与本案招标物无关的事实。被告对照片所拍防水埂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2017年3月新一轮承包人已经对防水埂进行加宽、加高，照片所拍已经不是原告承包期间的状况。本院经审查认为，该组证据能够反映出争议水域的基本状况，但所涉防水埂的状况影响到争议水域实际面积的计算，故应当以新一轮承包前测绘机构的测绘图为依据。6.原告申请证人樊某、刘某出庭作证，两证人证言证明：大幸福圩东、西、南面有圩埂，北面有防水埂，四周界限清晰，承包人只在圩埂内放鱼苗；在枯水季节，大寨圩由村民种植油菜、小麦等；在大水期间，大幸福圩破圩或漫圩，大寨圩与大幸福圩水面连成一体，承包人不得捕鱼，退水后，鱼在哪儿就归谁所有。被告对证人证言无异议，但认为证人证言证明了大幸福圩面积6000余亩，在丰水期间的养殖区域既包括原耕种区域也包括大寨圩和防水埂以北区域。本院经审查认为，证人樊某称其“听说大幸福圩面积6000亩”，证人刘某并未陈述“在丰水期间的养殖区域既包括原耕种区域也包括大寨圩和防水埂以北区域”，故大幸福圩实际面积应当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分析认定。7.《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原告申请对养殖损失进行司法鉴定，鉴定意见为：1.“大幸福圩平均每亩水面养殖鱼类年度可实现利润为人民币375.70元；2.虚增1442亩水面导致养殖户年度损失利润为54.2万元；3.养殖户9年承包期共损失利润为487.8万元”。被告对该证据的关联性无异议，对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认为鉴定意见完全是依据原告单方陈述的事实和提交的材料形成的，不具有客观性和合法性，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院经审查认为，《司法鉴定意见书》是具备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作出的，该证据符合证据规则的要求，具有证据的证明力，被告对检材提出的质疑未提供反驳证据予以证明，故被告的异议不能成立，但“虚增1442亩水面”的表述不是鉴定意见，该表述是鉴定机构根据原告单方陈述作出的，本案实际虚增水面面积应当以其他证据分析认定，故对鉴定意见1予以采信，对鉴定意见2和3不予采信。被告提交下列证据：1.桐城市金神镇黄盆民委员会《证明》一份，证明：（1）金神镇大幸福圩原为嬉子湖水域滩涂，1958年由原金神区组织全区民众进行围湖造田，经过几年时间方才建成。建成后大幸福圩的耕种面积在当时条件下测量为6400亩。1980年大水破圩后，溃破的圩堤缺口用石头填起，由此造成圩内水位与圩外的嬉子湖水位一样高，无法进行耕种，只能进行养鱼。起初由原金神乡派人负责荒养，1985年后开始对外进行发包，先后由赵礼成（承包期4年）、琚泽贵（承包期12年）、赵某1（承包期7年）以及本案原告（承包期9年）承包经营至2017年3月初。（2）大幸福圩自1980年由水稻种植改为水产养殖以来，养殖水面既包括大幸福圩的原耕种区域，也包括所有权属于桐城市金神镇黄盆的大寨圩（原属赵店村，该村现已与黄盆合并）和周嘴圩（原属黄盆）的原耕种区域，还包括大幸福圩防水埂以北所有权也属于黄盆的滩涂区域。属于镇村两级共同所有的大幸福圩的养殖水面在枯水期约为5500亩，在丰水××约××（以××面积均不××村民组××段水面面积在内）。（3）被告在2008年组织招标时没有虚增大幸福圩养殖水面面积。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提出异议，认为应当以《招标公告》和合同作为定案依据。理由：（1）被告与黄盆民委员会是上下级的领导与服从的关系，并且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现在（2017年初）又是合伙出租水面的关系。（2）大幸福圩是由来已久的地理名称，国家地质地理的公共地图已载明“大幸福圩”的四至和面积，已将“大幸福圩”、“大寨圩”2个圩分别罗列在卫星地图上。村级证明改变历史以来的地理、改变“大幸福圩”和“大寨圩”概念和范围，赤裸裸地用谎言消灭客观存在的、卫星地图载明的“大寨圩”，显然不具有合法性，“大幸福圩”、“大寨圩”概念和范围应以国家卫星地图为准。（3）涉及本案部分的内容不具有真实性，该证明严重夸大“大幸福圩”的圩内面积，与被告提供的《成果报告》及图纸注明的“大幸福圩防水埂内面积3368209.57㎡（5052.31亩）”明显矛盾、相差达到1347亩。并且，违背大幸福圩的圩内不能耕种、只能养鱼的事实。最后一段的内容完全撒谎、纯属捏造事实，与“大幸福圩”只能养鱼、不能种植，“大寨圩”只能种植、不能养鱼的事实相悖。原被告招标的是只能养鱼、不能种植的“大幸福圩”，该证据与“大幸福圩”、“大寨圩”之间一直存在圩埂相隔的事实相悖，与本案《招标公告》和合同等客观书证的内容相悖。“大幸福圩”与“大寨圩”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是两个不同的圩。该证明将两者合二为一，严重违背客观事实、违背常识。该证明在内容上自相矛盾。即：第一段讲大幸福圩“无法种田，只能养鱼，当时由金神乡派人负责荒养”（即：是水面圩），第二段讲“大幸福圩位置较高的滩涂无法耕种，原黄盆大队在靠其周边圈一周咀小圩，原赵店大队在其周边圈一大寨圩，能耕面积各200亩……”（即：圈出耕地），第三段讲“自1983年正式承包养鱼以来，所有水面都是连成一体，归属镇村两级……”，明显前后矛盾。该《证明》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因为：本案招标物是镇级管理的“大幸福圩”。《证明》则反映的是“大幸福圩”+村级管理的“大寨圩”、乃至黄盆丰水期所有水面。村级管理的“大寨圩”及丰水期村里水面，显然与本案招标物无关、与“大幸福圩”无关。该《证明》不仅使“大幸福圩”突破了圩埂圩堤的四至界线，挺进到“大寨圩”；而且，挺进到丰水期、大水所能达到的该村一切区域，将招标物“大幸福圩”6000余亩水面无限放大，无疑荒唐。大幸福圩的面积和水面面积，有《测量报告》及地图、以及公共卫星地图，村委会对此作出的证明，不具有合法有效性。原告认为，大幸福圩圩内总面积只有4707亩（含圩埂）。本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明》能够证明大幸福圩的来龙去脉、形成过程及自1985年承包养殖以来所有水面连成一体（包括大寨圩和滩涂）的事实，但大幸福圩养殖水面实际面积的认定，应当以测绘机构的测绘结果为依据。2.《测量合同》、《成果报告（征求意见稿）》、《成果报告》、《测绘服务费发票》、《情况说明》各一份，证明（1）为查清大幸福圩的准确面积，被告于2016年11月委托桐城市恒翔测绘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使用最先进的仪器进行测量，初步测量结果为6148.65亩。后在征求黄盆民委员会意见的基础上，减除了周边5个段的面积206.74亩，最终确定大幸福圩的面积为5941.91亩。（2）被告在2008年组织招标时没有虚增大幸福圩养殖水面面积。原告认为该组证据不具有证据的“三性”，且与最初“水面面积”测量的初衷相悖（即：最初是水面测量结论，与现结论不同），测量合同签订未标注时间，交款发票是2017年5月21日（该时间在本案诉讼后），征求意见书是2016年11月21日，在时间上相差巨大，明显是为了掩盖“大幸福圩水面不足6000余亩”初始测量结论而刻意制作的，原告正因为得知初始测量远远不足6000亩而引起重视，进而提出本案诉讼。测量的地图和面积部分正确、部分错误，错误在于对“大幸福圩”区域界定有误，与“大幸福圩”四至不符，与《招标公告》及合同不符，与国家公用卫星地图显示的“大幸福圩”四至不符，并且公然将国家卫星地图上的“大寨圩”计入“大幸福圩”，明显做假、掩盖事实，违反《桐城市金神镇大幸福圩九年的水面经营权公开招标公告》及其合同，违背概念常识。本案招标物是大幸福圩，是以圩埂圩堤（防水埂）为四至界线的圩内水面经营权。被告突破防水埂、跨越“水面”，将防水埂外面的湿地耕地测量计入“大幸福圩”的水面面积，显然错误。原告测量的大幸福圩内面积为4707.5112亩，与被告扣除大寨圩以后的测量面积4702.4627亩相差5.0485亩（原告比被告还多5亩），对此1‰微小的5亩测量误差，原告愿意接受、同意忽略不计。据此，被告提供的证据，与原告的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明：被告虚列大幸福圩的面积远远大于1298亩（公告的水面面积6000亩－被告的圩内面积4702亩）。由此，原告主张被告虚增水面1442亩，符合客观事实。在被告不申请对大幸福圩水面面积进行重新测量鉴定的情况下，应当以原告的测量报告作为定案依据。本院经审查认为，该组证据是被告于2016年11月委托桐城市恒翔测绘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对大幸福圩水面面积进行测绘形成的，与前述原告提交的测绘图能够相互印证，结合两张测绘图的相关参数进行分析，能够认定大幸福圩防水埂外（滩涂）面积为889.60亩（已扣除归属其他村民小组的5段面积206.74亩），大幸福圩圩内面积4902.49亩（包括大寨圩349.85亩、不包括外埂面积145.36亩和防水埂面积4.46亩）。3.《金神镇大幸福圩经营权租赁合同书》一份、《租赁费收据》两份、《竞标申请书》一组，证明：（1）2017年3月份，大幸福圩养殖水面又开始新一轮的对外发包，本次对外发包的面积为5988亩，与2008年对外发包的养殖面积相差无几；（2）被告在2008年组织招标时没有虚增大幸福圩养殖水面面积；（3）原告继续参加了自2017年3月份开始的大幸福圩养殖水面新一轮租赁经营的竞标活动；（4）在2017年3月份开始的大幸福圩新一轮承包招标中，原告再次积极参加了本年度的竞标，也可说明原告在上一轮的承包养殖期间并没有遭受其诉称的惨重经济损失；（5）被告在2008年组织招标时没有虚增大幸福圩养殖水面面积。原告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本案招标物与《租赁合同》出租物不同。本院经审查认为，该组证据能够证明2017年3月新一轮发包承包相关情况，可作为认定本案有关事实的参考依据。4.被告申请证人赵某1、赵某2出庭作证，证人赵某1的证言证明：其为原告前一轮承包人，在交接时，因鱼没有捕完，故原告自愿补偿其15万元；在其承包期间，大幸福圩的养殖区域包括大寨圩、周嘴圩和防水埂以北的汊段，枯水期面积5000余亩，丰水期面积7000余亩，大幸福圩与大寨圩、周嘴圩是连在一起的，大寨圩没有从事耕种生产，全部属于养殖水面。证人赵某2的证言证明：其在大幸福圩从事近30年的养殖活动，承包人先后有赵礼成、琚泽贵、赵某1、赵昌福及现在的张正；大幸福圩的养殖区域包括原来的耕种区域、发水后的防水埂以北区域及大寨圩，养殖水面在枯水期面积5000余亩，丰水期面积7000余亩，大幸福圩北面有防水埂，五位承包人均在防水埂内投放鱼苗，承包人及周边村民在发水期内不能在圩外捕鱼；大寨圩在枯水期，村民在圩内种植小麦、油菜、蔬菜等。原告对证人赵某1证言的质证意见：证言不具有关联性，存在虚假陈述，与《招标公告》内容相悖。原告对证人赵某2证言的质证意见：证人证言存在部分虚假陈述，混淆了洪涝灾害期间水面与正常时间的水面面积，同时该证人明确表示五届承包人均不能到圩外捕鱼的事实，充分表明原告方证人所反映的村民与承包人的关系的处理原则。本院经审查认为：证人赵某1的证言能够证明其在承包期间的有关事实，但其对原告承包期间有关事实的陈述与证人赵某2的证言存在部分不一致，对于不一致的部分，应当采信证人赵某2的证言；两证人对大幸福圩的养殖区域面积的陈述虽然一致，但均为约数，准确面积应当以测绘机构的测绘结果为依据。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桐城市金神镇“大幸福圩”原为嬉子湖水域滩涂，1958年由原金神区组织全区民众进行围湖造田，建成后的耕种面积在当时条件下测量为6400亩。1980年大水破圩后，溃破的圩堤缺口用石头填起，由此造成圩内水位与圩外的嬉子湖水位一样高，无法进行耕种，只能进行养鱼。起初由原金神乡派人负责荒养，1985年后开始对外进行发包，先后由赵礼成（承包期4年）、琚泽贵（承包期12年）、赵某1（承包期7年）以及原告（承包期9年）和现承包人张正承包经营渔业养殖。被告在2007年底和2008年1月先后两次委托安徽佳德拍卖有限公司桐城分公司对集体性质的金神镇大幸福圩水面承包经营权进行拍卖均流拍后，于2008年1月30日自行发布《招标公告》，该公告载明：“大幸福圩位于桐城市金神镇黄盆，与菜子湖相连，水面6000余亩……现面向社会对该圩水面养殖综合开发经营权进行公开招标……”。原告依据《招标公告》缴纳保证金、竞标、中标，缴纳风险金和圩堤维护费，全面履行义务后，于2008年2月5日与被告签订了《大幸福圩养殖承包合同书》，约定：承包形式为水面水产养殖，承包期限自2008年2月1日至2017年1月31日，每年上缴被告承包金801888元；承包期内的债权债务由承包人负责处理；承包期满后，承包人对其维护、开发所产生的固定资产及其增值部分，无条件归发包方所有。合同还约定了其他权利和义务。合同签订后，原告在与前轮承包人赵某1交接中自愿给付赵某115万元补偿款。合同履行中，原告为了通圩道路畅通、确保养殖看护无死角，对圩区外面的通圩土路进行了道路拓宽，并修建了停车场和养殖看护房。原告自始至终按照每年80万元上缴承包金，至承包期满，原告累计上缴承包金720万元，被告对此未提出异议。在承包合同期限届满前，被告于2016年底委托有关部门对大幸福圩水面面积进行测绘，原告在得知测绘结果与其承包经营的大幸福圩水面面积不一致后，遂自行委托河南鸿泰测绘工程有限公司对大幸福圩水面面积也进行了测绘，测绘结果与被告委托的测绘结果相差无几，原告据此认为，被告于2008年2月5日在《招标公告》上发布的大幸福圩水面面积6000余亩严重违背事实，存在虚增水面面积1442亩，由此造成其重大经济损失。原告在与被告交涉赔偿事宜未果后，向本院提起诉讼。案在审理中，原告申请对养殖损失进行司法鉴定，本院委托安徽百友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本院予以采信而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依据的鉴定意见为：“大幸福圩平均每亩水面养殖鱼类年度可实现利润为人民币375.70元”。另查明：桐城市人民政府于2013年7月1日根据原告申请向原告颁发《水域养殖证》，水域滩涂性质为集体所有，核准水域、滩涂面积534公顷（折合8010亩，该面积未经测绘）。原告在承包经营水产养殖期间，大寨圩在枯水期村民可种植小麦、油菜、蔬菜等，在丰水期及发水后与大幸福圩、周嘴圩、滩涂连成一片，原告及周边村民在此期间均不得捕鱼。大幸福圩防水埂外（滩涂）面积为889.60亩（已扣除归属其他村民小组的5段面积206.74亩），大幸福圩圩内面积4902.49亩（包括大寨圩349.85亩、不包括外埂面积145.36亩和防水埂面积4.46亩）。
本院认为：被告于2008年1月30日向社会公开发布大幸福圩水面养殖综合开发经营权《招标公告》，原告经过招投标程序中标，并于2008年2月5日与被告签订《大幸福圩养殖承包合同书》，《招标公告》及合同约定的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招标公告》及《大幸福圩养殖承包合同书》均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招标公告》及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义务。原告主张的请求权是因合同产生的请求权，本案不属于当事人行使合同变更权或撤销权的情形，不适用除斥期间的规定，故被告以原告未行使变更权或撤销权为由提出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大幸福圩水面养殖面积如何确认。2.原告承包经营期间的损失如何认定。
关于争议焦点1，本院认为：被告在《招标公告》中表述的大幸福圩“水面约6000余亩”为约数，且没有明确将大寨圩、滩涂等水域涵盖其中，这是原桐城县金神区组织民众在1958年进行围湖造田后按当时的耕种面积沿袭而来，但这一不严谨的表述出现在《招标公告》中，足以让原告相信大幸福圩水面面积不少于6000亩，这是引起当事人争议并引发诉讼的根本原因。大幸福圩水面实际养殖面积的确认，应当尊重历史，并应结合本案测绘图、证人证言等相关证据进行分析认定。原告主张被告虚增大幸福圩水面面积1442亩，是以百度地图照片显示的大幸福圩地理特征及单方委托测绘的结果为依据，该主张既未尊重历史，又未考虑实际。在原告承包前，大幸福圩已进行多轮承包，前期承包人对大幸福圩水面养殖面积包括大寨圩、滩涂等水域均无异议，证人证言也证明在丰水期及发水期大幸福圩水面与大寨圩、滩涂等连成一片，原告申请颁发的《水域养殖证》，也确认了原告承包的是水域滩涂，核准面积虽不准确，但显然能够反映出大幸福圩水面养殖面积应当包括大寨圩、滩涂等水域在内。据此，本院根据对证据的分析与认定，确认大幸福圩防水埂外（滩涂）面积为889.60亩（已扣除归属其他村民小组的5段面积206.74亩），大幸福圩圩内面积4902.49亩（包括大寨圩349.85亩、不包括外埂面积145.36亩和防水埂面积4.46亩），综上，确认原告承包的大幸福圩水面养殖面积为5792.09亩。
关于争议焦点2，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一方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原告承包的大幸福圩水面养殖面积比《招标公告》中载明的面积少207.91亩，被告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应当相应减少原告上缴的承包金，以6000亩水面养殖面积及每年实际上缴80万元承包金为标准，按207.91亩所占比例进行扣减，9年承包期共应当减少承包金249492元；此外，被告还应当赔偿原告可得利益损失，以鉴定意见确认的每亩水面养殖鱼类年度可实现利润为人民币375.70元为标准计算，9年承包期可得利益损失共计703006元。至于原告提出被告承担垫付前轮承包人补偿款30万元及圩外财产补偿款20万元的主张，因无证据证明，故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对原告诉讼请求中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部分，本院依法予以支持，对无证据证明其事实主张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桐城市金神镇人民政府返还原告赵昌福上缴的大幸福圩水面养殖承包金249492元（207.91亩÷6000亩×80万元/年×9年）。
二、被告桐城市金神镇人民政府赔偿原告赵昌福承包大幸福圩水面养殖损失703006元（207.91亩×375.70元/亩/年×9年）。
上列一、二项合计952498元，被告桐城市金神镇人民政府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三、驳回原告赵昌福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1559元，鉴定费50000元，计111559元，由原告赵昌福负担96611元，被告桐城市金神镇人民政府负担14948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肖春生
审 判 员 汪 琦
人民陪审员 王 溯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七日
书 记 员 :项琼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第五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合议庭笔录
时间：2017年11月3日
合议庭：审判长肖春生审判员汪琦人民陪审员王溯
书记员:项琼
合议事项：原告赵昌福与被告桐城市金神镇人民政府渔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
肖：本案查明事实如下：桐城市金神镇“大幸福圩”原为嬉子湖水域滩涂，1958年由原金神区组织全区民众进行围湖造田，建成后的耕种面积在当时条件下测量为6400亩。1980年大水破圩后，溃破的圩堤缺口用石头填起，由此造成圩内水位与圩外的嬉子湖水位一样高，无法进行耕种，只能进行养鱼。起初由原金神乡派人负责荒养，1985年后开始对外进行发包，先后由赵礼成（承包期4年）、琚泽贵（承包期12年）、赵模范（承包期7年）以及原告（承包期9年）和现承包人张正承包经营渔业养殖。被告在2007年底和2008年1月先后两次委托安徽佳德拍卖有限公司桐城分公司对集体性质的金神镇大幸福圩水面承包经营权进行拍卖均流拍后，于2008年1月30日自行发布《招标公告》，该公告载明：“大幸福圩位于桐城市金神镇黄盆村，与菜子湖相连，水面6000余亩……现面向社会对该圩水面养殖综合开发经营权进行公开招标……”。原告依据《招标公告》缴纳保证金、竞标、中标，缴纳风险金和圩堤维护费，全面履行义务后，于2008年2月5日与被告签订了《大幸福圩养殖承包合同书》，约定：承包形式为水面水产养殖，承包期限自2008年2月1日至2017年1月31日，每年上缴被告承包金801888元；承包期内的债权债务由承包人负责处理；承包期满后，承包人对其维护、开发所产生的固定资产及其增值部分，无条件归发包方所有。合同还约定了其他权利和义务。合同签订后，原告在与前轮承包人赵模范交接中自愿给付赵模范15万元补偿款。合同履行中，原告为了通圩道路畅通、确保养殖看护无死角，对圩区外面的通圩土路进行了道路拓宽，并修建了停车场和养殖看护房。原告自始至终按照每年80万元上缴承包金，至承包期满，原告累计上缴承包金720万元，被告对此未提出异议。在承包合同期限届满前，被告于2016年底委托有关部门对大幸福圩水面面积进行测绘，原告在得知测绘结果与其承包经营的大幸福圩水面面积不一致后，遂自行委托河南鸿泰测绘工程有限公司对大幸福圩水面面积也进行了测绘，测绘结果与被告委托的测绘结果相差无几，原告据此认为，被告于2008年2月5日在《招标公告》上发布的大幸福圩水面面积6000余亩严重违背事实，存在虚增水面面积1442亩，由此造成其重大经济损失。原告在与被告交涉赔偿事宜未果后，向本院提起诉讼。案在审理中，原告申请对养殖损失进行司法鉴定，本院委托安徽百友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本院予以采信而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依据的鉴定意见为：“大幸福圩平均每亩水面养殖鱼类年度可实现利润为人民币375.70元”。另查明：桐城市人民政府于2013年7月1日根据原告申请向原告颁发《水域养殖证》，水域滩涂性质为集体所有，核准水域、滩涂面积534公顷（折合8010亩，该面积未经测绘）。原告在承包经营水产养殖期间，大寨圩在枯水期村民可种植小麦、油菜、蔬菜等，在丰水期及发水后与大幸福圩、周嘴圩、滩涂连成一片，原告及周边村民在此期间均不得捕鱼。大幸福圩防水埂外（滩涂）面积为889.60亩（已扣除归属其他村民小组的5段面积206.74亩），大幸福圩圩内面积4902.49亩（包括大寨圩349.85亩、不包括外埂面积145.36亩和防水埂面积4.46亩）。
承办人认为：被告于2008年1月30日向社会公开发布大幸福圩水面养殖综合开发经营权《招标公告》，原告经过招投标程序中标，并于2008年2月5日与被告签订《大幸福圩养殖承包合同书》，《招标公告》及合同约定的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故《招标公告》及《大幸福圩养殖承包合同书》均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招标公告》及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义务。原告主张的请求权是因合同产生的请求权，本案不属于当事人行使合同变更权或撤销权的情形，不适用除斥期间的规定，故被告以原告未行使变更权或撤销权为由提出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大幸福圩水面养殖面积如何确认。2.原告承包经营期间的损失如何认定。
关于争议焦点1，承办人认为：被告在《招标公告》中表述的大幸福圩“水面约6000余亩”为约数，且没有明确将大寨圩、滩涂等水域涵盖其中，这是原桐城县金神区组织民众在1958年进行围湖造田后按当时的耕种面积沿袭而来，但这一不严谨的表述出现在《招标公告》中，足以让原告相信大幸福圩水面面积不少于6000亩，这是引起当事人争议并引发诉讼的根本原因。大幸福圩水面实际养殖面积的确认，应当尊重历史，并应结合本案测绘图、证人证言等相关证据进行分析认定。原告主张被告虚增大幸福圩水面面积1442亩，是以百度地图照片显示的大幸福圩地理特征及单方委托测绘的结果为依据，该主张既未尊重历史，又未考虑实际。在原告承包前，大幸福圩已进行多轮承包，前期承包人对大幸福圩水面养殖面积包括大寨圩、滩涂等水域均无异议，证人证言也证明在丰水期及发水期大幸福圩水面与大寨圩、滩涂等连成一片，原告申请颁发的《水域养殖证》，也确认了原告承包的是水域滩涂，核准面积虽不准确，但显然能够反映出大幸福圩水面养殖面积应当包括大寨圩、滩涂等水域在内。据此，本院根据对证据的分析与认定，确认大幸福圩防水埂外（滩涂）面积为889.60亩（已扣除归属其他村民小组的5段面积206.74亩），大幸福圩圩内面积4902.49亩（包括大寨圩349.85亩、不包括外埂面积145.36亩和防水埂面积4.46亩），综上，确认原告承包的大幸福圩水面养殖面积为5792.09亩。
关于争议焦点2，承办人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一方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原告承包的大幸福圩水面养殖面积比《招标公告》中载明的面积少207.91亩，被告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应当相应减少原告上缴的承包金，以6000亩水面养殖面积及每年实际上缴80万元承包金为标准，按207.91亩所占比例进行扣减，9年承包期共应当减少承包金249492元；此外，被告还应当赔偿原告可得利益损失，以鉴定意见确认的每亩水面养殖鱼类年度可实现利润为人民币375.70元为标准计算，9年承包期可得利益损失共计703006元。至于原告提出被告承担垫付前轮承包人补偿款30万元及圩外财产补偿款20万元的主张，因无证据证明，故不予采纳。
承办人意见：综上所述，对原告诉讼请求中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部分，依法予以支持，对无证据证明其事实主张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拟作判决如下：
一、被告桐城市金神镇人民政府返还原告赵昌福上缴的大幸福圩水面养殖承包金249492元（207.91亩÷6000亩×80万元/年×9年）。
二、被告桐城市金神镇人民政府赔偿原告赵昌福承包大幸福圩水面养殖损失703006元（207.91亩×375.70元/亩/年×9年）。
上列一、二项合计952498元，被告桐城市金神镇人民政府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三、驳回原告赵昌福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1559元，鉴定费50000元，计111559元，由原告赵昌福负担96611元，被告桐城市金神镇人民政府负担14948元。
请合议庭评议。
汪：
合议庭签名：
桐城市人民法院稿纸
签发：
拟稿单位及拟稿人：核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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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桐城市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7）皖0881民初1610号
原告：赵昌福，男，1968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桐城市金神镇黄盆村张湾31号，公民身份号码342822196809131937。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志武，安徽正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桐城市金神镇人民政府，住所地桐城市金神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408810031210780。
法定代表人：张先伍，镇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龙，安徽正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赵昌福与被告桐城市金神镇人民政府渔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5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案在审理过程中，本院发现本案不宜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7月21日依法裁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昌福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志武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赵昌福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向原告返还因虚增水面多上缴的承包金1730400元；2.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万元；3.判决被告承担原告垫付给前承包人赵模范的补偿款30万元；4.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圩外财产的经济补偿款20万元。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第二项诉讼请求为：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487.8万元并承担鉴定费5万元。事实与理由：2007年底和2008年1月，被告先后两次委托安徽佳德拍卖有限公司桐城分公司对集体性质的金神镇大幸福圩水面6000余亩的承包经营权进行拍卖，均流拍。被告遂于2008年1月30日自行发布《桐城市金神镇大幸福圩九年的水面经营权公开招标公告》（以下简称《招标公告》），明文确立：“大幸福圩位于桐城市金神镇黄盆村，与菜子湖相连，水面6000余亩……现面向社会对该圩水面养殖综合开发经营权进行公开招标……”。原告依据《招标公告》缴纳保证金、竞标、中标，缴纳风险金和圩堤维护费，全面履行义务后，于2008年2月5日与被告签订了《大幸福圩养殖承包合同书》，约定：大幸福圩的养殖承包经营权每年上缴承包金801888元。但是，双方在实际履行中自始至终按照每年80万元上缴承包金。九年来，原告进行了巨大投入、勤劳苦干，但是仅仅勉强完成了上缴承包金的义务、累计上缴承包金720万元，没有获得预期的6000余亩水面承包收益，投资经营失败，在合同期满后原告放弃了二轮承包。2017年2月承包合同期限即将届满，被告为了推进新一轮大幸福圩承包经营权的招投标工作，于2016年底委托有关部门对大幸福圩进行地理测绘，测绘显示:大幸福圩水面面积4557亩，防水埂面积4.45亩，外埂面积145亩。为此，原告遂委托河南鸿泰测绘工程有限','2018-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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