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最高法民申140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四川省蜀牛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五块石蓉北商贸大道一段17号。
法定代表人：陈宏强，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文代君，北京万商天勤（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皓民，北京万商天勤（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99号1栋1楼101、103、105号，2楼201、202号。
法定代表人：徐良，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毅，该行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淼，该行员工。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成都天银制药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内。
法定代表人：江国庆，该公司董事长。
再审申请人四川蜀牛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蜀牛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成都天银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银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川民终8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蜀牛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二审法院程序严重违法。二审法院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五项、第九项之规定，侵犯了蜀牛公司的质证权、调查取证（申请）权及辩论权。二审审理中，蜀牛公司申请二审法院分别向成都市经济犯罪侦查处和成都市龙泉驿区地税局、国税局调取证据并于2016年10月18日向二审法院递交了《调取证据申请书》。该院在开庭时只是口头责令平安银行庭后一周内向法庭提交相应审贷资料，对向税务机关调取一事，却未明确提及，蜀牛公司误以为二审法院会自行依法调取。平安银行仅提交了一份严重残缺的审贷资料，且该审贷资料并非蜀牛公司要求的2013年7月授信8500万元及贷款7200万元的相应资料，而是2014年的贷款的资料。其中，平安银行方面的会审意见、核查评估等关键资料被有意抽取，税务机关的资料未见踪影。即使平安银行提交了资料，二审法院也没有组织双方进行质证，剥夺了蜀牛公司的辩论权等诉讼权利。为查证事实，蜀牛公司于2016年11月11日，再次向二审法院递交了《调取证据申请书（2）》，就前述证据要求调查取证。蜀牛公司特别在申请书中阐明了已经发现“共同欺诈”的情况，并要求拟对调查取证后的证据当庭质证。在蜀牛公司等待再次调取的证据、再次开庭的过程中，一纸终审判决书却突然从天而降。蜀牛公司认为，平安银行本应当就蜀牛公司的调查取证申请全部提交涉案证据，方才符合程序规定，尤其是在第一次申请未能奏效且银行方面故意抽取关键资料的情况下，二审法院更应当对存放于国家机关的涉案证据及时予以调取。但二审法院却违反程序法，致使本案关键证据未被发现和质证，最终草草判决。二、二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二审法院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款第六项之规定，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当再审。依据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利率管理规定》、《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复利的计算基数应仅为正常利息即合同期内的应付利息，不包括逾期罚息。因此，即使蜀牛公司完全败诉，二审法院也不能将复利的计算基数包括逾期罚息。三、质押权已经失效。平安银行作为质押权人因未申请展期，根据双方合同约定质押权已经失效。应收账款质押登记为设权性登记，以登记为设立标准，既然登记失效，质押权不再有效。四、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审终审判决。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在原审判决生效后，蜀牛公司委托律师调取并提交了新证据，足以证明平安银行与天银公司通过恶意串通或者利用合法形式损害蜀牛公司的利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之规定，三方签署的所有相关合同应当归于无效，或者至少是，双方签署的担保合同归于无效。综上，蜀牛公司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九项之规定申请再审。
平安银行答辩称：一、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蜀牛公司的再审申请。二、二审判决对蜀牛公司申请调取的证据的关联性已作阐述，蜀牛公司的调查取证申请因证据与本案争议不具关联性而未予准许。三、对蜀牛公司提交的“新的证据”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涉案的贷款在2013年7月已经放贷，而蜀牛公司提交的证据系在此之后。为此，请求驳回蜀牛公司的再审申请。
本院再审审查查明：平安银行与蜀牛公司于2013年7月18日签订的《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协议》(合同编号：平银蓉棕账质字20130718第001号)约定：双方已于2013年7月18日签订平银蓉棕额质字20130718第001号《最高额质押担保合同》；其他未尽事宜，遵照中国人民银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应收账款质押登记操作规则》的有关规定办理。
本案再审审查中，蜀牛公司向本院提交《责令提交书证申请书》，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一百一十二条的规定，申请本院责令平安银行提交其制作和保存的关于2013年7月的8500万元授信及7200万元贷款的全套申贷资料。
本院认为，本案再审审查主要涉及以下问题：一、蜀牛公司和平安银行提交的“新证据”的法律效力；二、二审法院是否存在程序严重违法；三、二审法院是否存在适用法律错误；四、蜀牛公司应否在本案中承担担保责任及应收账款质押担保责任的范围；五、蜀牛公司向本院申请文书提出命令应否准许。
一、关于蜀牛公司和平安银行提交的“新证据”的法律效力的问题
蜀牛公司申请再审提交了以下“新证据”：1.2017年1月4日龙泉驿国税局出具的《涉税信息查询结果告知书》及所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2.2016年10月27日龙泉驿国税局出具的《涉税信息查询结果告知书》及所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3.平安银行授信档案卷内目录资料（原件存放于成都市经济犯罪侦查处）；4.四川檀诚会计师事务所加盖有否认资料真实性印章的川檀会审字第（2013）第2-21号审计报告。以上证据证明平安银行明知贷款资料虚假，串通借款人欺骗蜀牛公司或者利用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况成立；5.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权属统一登记——初始登记》（登记证明标号：00952252000117839100，登记时间：2013-07-31），质押财产描述：蜀牛公司将其所有的房产（权证号：成房权证监证字第××号、成房权证监证字第××号、成房权证监证字第××号）所产生的租金收入自2013年7月31日起质押给平安银行，证明即使质押合同有效，质押权亦失效。
针对上述证据，本院认为，1.蜀牛公司举示以上证据系为证明平安银行与天银公司之间恶意串通的事实。上述证据中证据1至证据4，主要反映的是天银公司的行为，既不能证明平安银行对所谓的天银公司贷款资料虚假事实的明知，更不能证明平安银行和天银公司之间有恶意串通的行为，不能达到蜀牛公司的证明目的。2.蜀牛公司举示的证据4，蜀牛公司系欲以该证据上四川檀诚会计师事务所的批注“P315-P335不是我公司出的资料。2017年1月3日”来否认该报告的真实性，故该证据在证据种类上属于单位证言。《民诉法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证据4虽然加盖有单位印章，但没有单位负责人或者报告上落款的注册会计师签名，不符合单位证言的形式要求。3.蜀牛公司举示的证据5,平安银行在一审中已向法院提交，一、二审法院也予以采信，不属于再审新证据的范畴。
综上，蜀牛公司申请再审提交的上述证据不符合《民诉法解释》第三百八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不足以推翻原判决已认定的基本事实，不具有再审“新的证据”的法律效力。
平安银行在本案再审审查期间向本院提交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权属统一登记——初始登记》（登记证明标号：01521932000186440148，登记时间：2014-07-28）、《动产权属统一登记——展期登记》（登记证明标号：01521932000424178061，登记时间：2017-05-02），质押财产描述：蜀牛公司位于金牛区蓉北商贸大道一段17号五块石商贸中心商铺（面积：5202.65平方米，房产权证号：成房权证监证字第××号）全部租金自2014年7月25日起质押给平安银行，登记到期日2022年7月27日。本院认为平安银行举示的证据登记证明标号、登记时间以及质押财产情况与一审判决查明的质押事实不符，本院对证据的关联性不予确认，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二、关于二审法院是否存在程序严重违法的问题
蜀牛公司申请再审认为二审法院存在程序严重违法，理由是二审法院未根据蜀牛公司的申请进行调查取证，对平安银行提供的部分证据没有组织双方进行质证。
（一）关于调查取证的问题
1.蜀牛公司于2016年10月18日申请二审法院调取以下证据：（1）向成都市公安局经侦支队调取天银公司提供给平安银行办理贷款及授信并经会计事务所审计的2011年至2013年《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纳税申报表》即交税发票或交税支付凭证；关于2013年天银公司7200万元贷款的全套银行贷款申请资料的复印件及2014年7月平安银行向天银公司授信1.2亿元授信资料复印件。（2）向成都市龙泉驿区国家税务局及地方税务局调取天银公司2011年至2013年的纳税情况。
首先，蜀牛公司申请二审法院向成都市公安局经侦支队调取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平安银行对所谓的天银公司贷款资料虚假事实的明知，也不能证明平安银行和天银公司之间有恶意串通的行为，不能达到蜀牛公司的证明目的，对待证事实无意义，二审法院有权不予准许。其次，根据《民诉法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应当是其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蜀牛公司申请二审法院向税务机关调取的部分证据，其已经在申请再审时作为新证据提交，事实证明并非其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不属于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的范围。最后，二审法院已经在二审判决中对不予调取天银公司向平安银行借款时所提供的所有资料及天银公司的纳税资料的原因作出了阐释，不存在程序严重违法的情况。
2.蜀牛公司于2016年11月11日以《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为法律依据，申请二审法院责令平安银行提供有关授信、贷款的资料，并申请二审法院向成都龙泉驿区国家税务局调取天银公司2010年至2013年《纳税申报表》。
《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系关于人民法院调取证据的规定，以及《民诉法解释》第九十四条第一款对“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范围作出了进一步的规定，其范围并不包括对方当事人持有的证据。蜀牛公司申请二审法院责令平安银行提供资料，并不属于人民法院依据当事人申请调查取证的范围，而是可以通过举证责任分配或者“证明妨害”处理。故二审法院的处理并无不当。
（二）关于蜀牛公司申请再审提出二审法院对平安银行提供的部分证据没有组织双方进行质证的问题
首先，蜀牛公司申请二审法院责令平安银行提交相关审贷资料，目的是为证明平安银行与天银公司之间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但是，即便确有天银公司虚报或者伪造财务状况的事实，也最多只能证明平安银行在贷款、授信的审查中存在重大过失，无法证明平安银行存在恶意或者和天银公司串通的事实，即不论平安银行是否提交了蜀牛公司要求的完整的资料，都不能实现蜀牛公司的证明目的。其次，从二审判决情况来看，二审法院不论在事实认定还是案件处理结果上，对平安银行提交的这部分证据并没有采信，即没有将这部分证据作为认定案件的依据，故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三项和第九项规定的“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和“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情形。
三、关于二审法院是否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
蜀牛公司申请再审认为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理由是认为复利的计算基数应仅为正常利息即合同期内的应付利息，不包括逾期利息。根据平安银行与天银公司于2013年7月29日签订的《贷款合同》（平银蓉棕贷字20130718第001号）约定的复利计算方式为“天银公司未能按约定偿还贷款的，平安银行有权根据实际逾期天数从逾期之日起对贷款本金按照本合同约定的利率加50%计收罚息，对不能支付的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平安银行据此约定诉请本金和利息、罚息、复利，一、二审法院对平安银行的诉请予以支持。从上述合同约定来看，复利的计算基数为“不能支付的利息”，并没有包括逾期罚息，一、二审法院依据合同约定判决的复利计算方式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
四、关于蜀牛公司应否在本案中承担担保责任以及应收账款质押担保责任的范围问题
蜀牛公司申请再审主张其不承担担保责任，理由是认为平安银行与天银公司恶意串通或者利用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导致担保合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民诉法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该规定系对欺诈、胁迫和恶意串通事实提高证明标准的规定，即对这类事实的证明标准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本案中，现有的证据仅能反映天银公司的行为，即便确有天银公司虚报或者伪造财务状况的事实，也最多只能证明平安银行在贷款、授信的审查中存在重大过失，无法证明平安银行存在恶意或者和天银公司串通的事实。故本案证据尚不能达到《民诉法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的证明标准。同时，既然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平安银行存在“恶意串通”，也不能证明平安银行存在“故意”，蜀牛公司主张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自然缺乏证据。因此，蜀牛公司主张担保合同无效的理由不成立，其据此主张不应承担担保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八条规定：“以应收账款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质权自信贷征信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中国人民银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第十二条：“质权人自行确定登记期限，登记期限以年计算，最长不得超过5年。登记期限届满，质押登记失效。”平安银行与蜀牛公司于2013年7月18日签订的《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协议》中明确约定，未尽事宜遵照中国人民银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应收账款质押登记操作规则》的有关规定办理。即根据双方约定，在合同无其他相反约定的情况下，中国人民银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应收账款质押登记操作规则》的有关规定适用于本案所涉的应收账款质押。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权属统一登记——初始登记》（登记证明编号：00952252000117839100）记载，蜀牛公司提供的应收账款质押已经于2015年7月30日登记到期，而平安银行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登记期限届满前申请展期，故平安银行对蜀牛公司提供的应收账款的质押权因登记期限届满后失效，即平安银行对蜀牛公司质押登记房产自2015年7月31日后所产生的租金不再享有优先受偿权，但平安银行仍然有权主张质押登记期间（2013年7月31日至2015年7月30日）的应收账款优先受偿权。因此，一、二审判决“如天银公司未履行上述给付义务，平安银行有权就蜀牛公司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权属统一登记——初始登记》(登记证明编号：00952252000117839100)中记载的质押应收账款优先受偿，蜀牛公司在承担质押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天银公司追偿。”该判项虽然未明确应收账款质权有效期间，但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记载及《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对超出登记期间的应收账款，蜀牛公司显然不用承担应收账款质押担保责任。故本案一、二审判决应收账款质押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登记（包括应收账款范围及期间）来行使，并无不当。如果平安银行对于登记期间届满后应收账款主张优先受偿权，蜀牛公司可在执行程序中提出抗辩。本院对蜀牛公司以一、二审判决其承担应收账款质押权担保错误为由请求再审，不予支持。
五、关于蜀牛公司向本院提出的文书提出命令
蜀牛公司在再审审查阶段以《民诉法解释》第一百一十二条为依据，申请本院责令平安银行提交其制作和保存的关于2013年7月的8500万元授信及7200万元贷款的全套申贷资料。首先，《民诉法解释》第一百一十二条是关于书证中的证明妨害规则的规定，适用于诉讼中的妨害行为。而本案尚处再审审查阶段，蜀牛公司无权在本案中提出程序性的申请。其次，文书提出命令的适用条件首先要求待证事实对于判决结果具有重要影响，而该书证对于待证事实的证明有重要意义。本案中，蜀牛公司申请责令平安银行提交相关书证的目的，是要证明平安银行在审贷过程中与天银公司恶意串通，但是，蜀牛公司申请的书证并不能达到其目的，即书证对于待证事实的证明不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蜀牛公司的该申请不符合上述规定，本院不予准许。
综上，蜀牛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第一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九项规定的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四川省蜀牛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李玉林
审 判 员 张 纯
审 判 员 李晓云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十三日
法官助理 万 怡
书 记 员 方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