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1民终400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汉生，男，1966年7月17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泽海，北京市陆通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雪梅，北京市陆通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席贵增，男，1954年8月27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从军，男，1963年7月9日出生。
上诉人刘某因与被上诉人席贵增、郭从军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3）年海民初字第3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18日立案后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某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我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是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而非债务法律关系。双方从一开始合意就是房屋买卖，本案和后续的两笔借款无关。
席贵增、郭从军未提起上诉。
刘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席贵增继续履行《北京市房屋买卖合同》，将508号房屋交付给我；2.判令郭从军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席贵增、郭从军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此案起因主要有几个事实。第一，自2006年1月至2010年5月，刘某先后与席贵增、郭从军写下了如下借条（据）和证明：1.2006年1月23日，席贵增向刘某借款贰拾万元整，以5层C户做抵押。双方同意，担保人认可，借款人席贵增、出借人刘某、担保人郭从军三人签字确认。同日，双方签订了北京市房屋买卖合同，但在庭审质证时，刘某无法提供该房屋买卖合同的原件；2．2009年7月14日，甲方刘某借给乙方席贵增人民币贰拾万元，席贵增以5层C户做抵押，如果乙方反悔，将以经济赔偿按金额（本金）加百分之三十赔偿甲方，刘某（甲方）、席贵增（乙方）、郭从军（担保人）签字；3.2010年3月23日，借款人席贵增又与刘某签订借据，内容为：今有席贵增向刘某借人民币二十万元整。定于2010年5月7日归还。如过期不还双倍返还，借款人席贵增签字，并注明了席贵增的身份证号码；4．2010年5月12日，席贵增写下房款证明，并且双方在房款证明上签字，内容为：刘某于二零零六年壹月二十叁日付给乙方席贵增人民币贰拾万元整，用于购买乙方位于五层C户。现由于乙方家庭房屋有纠纷，等解决后，乙甲双方再做处理。如不能正常过户，乙方将给甲方一定经济补偿。第二,本案刘某于2010年10月19日来我院起诉席贵增、郭从军，诉讼请求是请求判令席贵增返还刘某购房款600000元，判令席贵增赔偿刘某损失260000元，郭从军承担连带责任。刘某同时提交了上述四份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因席贵增、郭从军无法送达，法院于2011年1月8日在人民法院报上公告送达刘某起诉书和开庭传票等。席贵增、郭从军于2011年4月11日，来法院陈述称：“2006年1月23日，其向刘某借钱200000元用做生意，以通达新村房屋作为抵押，并与刘某签署房屋买卖合同，该合同是刘某要求签的，我认为我是还给他钱后，此买卖合同就作废了。没有约定还款时间，至今未还，期间我与刘某协商，刘某说不用着急，2009年7月，刘某找到我，说刘某借条失效，让我重新写欠条，我写好交给刘某，并向其要原借条，他说已经撕毁了。到2010年3月23日，在西郊机场附近一个饭馆中，刘某及其同事在场的情况下，刘某说我没有在第二张借条上写还款日期，让我再写一张借条，约定5月7日还款，如果不还款，双倍返还。到2010年5月12日，刘某让我必须重新写一张房款证明，其上书写为刘某支付给我60万元购买我的房屋，我签字后刘某在12日就起诉我了。我不同意刘某的诉讼请求，刘某所写内容不属实，我是欠刘某20万元，但我没有卖房。”郭从军在当天庭审中的陈述为：“我同意席贵增的说法，我为席贵增向刘某借款20万元做的担保。在当天庭审中，刘某称其为农转非，以前和席贵增也不是一个村的，我方主张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同时，在庭审中，席贵增认可与刘某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真实无异议，但属于无效合同。关于三张20万元的借条，双方在庭审中，刘某认为三张20万元借款均是房款，刘某认为第一张借条上写了房款，后两笔钱的性质也是房款。刘某在此次庭审中，坚持认定与席贵增之间是买卖房屋关系，并申请了证人刘某姐姐、同事、朋友到庭作证，证明刘某与席贵增是房屋买卖关系，但席贵增、郭从军对此事实均不认可。另外，庭审中，法院出示了席贵增与案外人胡荻的判决，刘某对此判决的质证意见是，无异议，席贵增等对与胡荻的判决书也无异议，并称该判决已经执行完毕。庭审结束后，法院对于刘某主张与席贵增房屋买卖合同是有效合同，向有关部门核查后认为此房不能上市交易。此后，刘某于2011年9月28日向我院申请对“海淀区5层508号诉争房屋所在位置同等地段同等面积上市交易毛坯房市场参考价值进行评估鉴定，估价时点为2009年12月26日。经北京华天通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诉争房屋在2011年12月9日房地产市场价值为1648812元，在2009年12月26日的房地产市场价值为1550185元。审理中刘某于2011年9月27日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请求判令席贵增返还刘某购房款200000元。2010年7月16日，海淀法院作出（2010）海民初字第5422号民事判决书，确认胡荻与席贵增房屋买卖合同有效，判决席贵增协助胡荻办理房屋入住手续等。刘某又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席贵增与胡荻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此案曾一度请求申请对（2010）年海民初字第5422号案件申请再审，但没有结论。故法院于2017年7月24日再次开庭时，经询问刘某，刘某坚持本案两项诉讼请求不变。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庭审笔录、刘某提供的8份证据、华天通（2011）估字A075号房地产评估报告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所在。从刘某提交的证据可以得出，刘某与席贵增发生法律关系是双方在2006年存在债务关系，席贵增向刘某借款20万元，同时在借条中席贵增愿意用其房产做抵押。债务到期不能偿还，刘某可以行使抵押权，但此案经审理发现诉争的房屋不能上市交易，且当时房屋并未实际交付给席贵增，双方也不可能在相应房产部门办理抵押登记。据此，刘某不能通过行使抵押权，将债务关系转换成为房屋所有关系，即：无法实现以物抵债的事实。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刘某在债务发生的几年间，并没有督促席贵增积极偿还债务，而是通过多次要求席贵增改写或者续签借条（据）的方式。从追索债务的形式要件考量，直到2010年起，开始以诉讼的方式试图实现席贵增名下房产抵债的事实。另外，在刘某于2011年12月，自行向我院起诉的席贵增、郭从军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我院亦经审理，作出了（2012）海民初字第2775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已经生效，我院判决席贵增返还刘某借款20万元且要求郭从军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据此，刘某与席贵增、郭从军的借款和保证关系，也已经在人民法院处理完毕。生效的判决书认定的双方债务关系成立，直接导致了刘某已经丧失了请求“以房抵债”请求法院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成立的前提。故如前所述，刘某继续要求席贵增继续履行所谓房屋买卖合同并协助办理房屋交付的诉讼请求，根本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要求郭从军承担连带责任亦无相应依据，法院一并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七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刘某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刘某主张与席贵增之间是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并称2006年1月23日支付给席贵增的20万元系房款而非借款，但本院从刘某提交的证据及法院已经查明的事实来看，刘某与席贵增之间的法律关系难以确定为真实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第一、根据2006年1月23日席贵增、刘某、郭从军签字的借条内容，席贵增系向刘某借款20万元，并以诉争房屋做抵押。刘某对为何房款要以借款的形式交纳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合理解释；第二、诉争房屋当时不能上市交易，也不能办理抵押登记，而房屋买卖合同与借条同日签订，结合借条内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目的更有可能是担保席贵增的债务；第三、从历次双方书写的字据来看，款项支付情况与合同约定不符，刘某此前主张2009年字据上的20万元和2010年上的字据20万元均系房款，但上述两份字据更能证明双方之间是借贷关系，且生效判决也已认定是借贷关系。刘某现又认为上述借款与2006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关，但其支付的款项数额与合同约定不符，且尚不能根据其提交的证据就认定2006年借条上的20万元性质为房款，在缺乏其他证据进一步证实的情况下，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真实的房屋买卖。因此，双方存在真实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这一待证事实尚未达到高度可能性，法院不能认定双方存在真实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刘某在本案中要求席贵增继续履行所谓房屋买卖合同并协助办理房屋交付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正确。
综上所述，刘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275元，由刘某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磊
审 判 员 刘秋燕
审 判 员 朱文君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日
法官助理 叶康喜
书 记 员 李昊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