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14民初6071号
原告：张家波,男,1981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谷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志堃，广东博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毕杞恒,男,1971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桂海，广东富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周志愿,男,1982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谷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付舒仁，广东卓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家波诉被告毕杞恒、周志愿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8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家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志堃、被告毕杞恒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桂海、被告周志愿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付舒仁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营养费、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伤残鉴定费共468678.61元（已扣除两被告垫付的住院医疗费97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2016年12月2日上午，张家波在广州市花都狮岭镇六群三队十二巷十四号周志愿经营的档口采购设备时，周志愿请来毕杞恒驾驶叉车装运设备时侧翻，叉车及其上装运的机器设备将原告压伤。原告因受伤严重，随即被送往花都第二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经医生诊断为：1、左耻骨上下支闭合性粉碎性骨折；2、左股骨粗隆及粗隆下闭合性粉碎性骨折……全身二十多处伤情。经治疗后病情基本稳定，于2017年1月12日出院，共住院41天，花费147482.20元（其中两被告垫付97000元，原告垫付50482.20元）。出院之后，原告多次复查，花费复查医疗费1001元。后续拆内固定手术尚需15000元。
原告的伤情经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评定有四个十级伤残。原告因此次事故而造成的损失包括：医疗费66483.2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100元、护理费22500元、营养费3000元、误工费105000元、交通费5000元、住宿费3000元、残疾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218615.41元、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伤残鉴定费980元，共468678.61元。
本次事故发生后，经事发地安监、质监部门调查证实：毕杞恒未取得驾驶叉车必须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格，涉事叉车未办理使用登记备案。毕杞恒在未取得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格证的情况下，驾驶未经登记备案的叉车运送货物侧翻，其应该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而周志愿聘请毕杞恒装运货物，疏于审查，亦有过错，应负连带责任。
诉讼中，原告主张根据广东省2017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的最新数据，变更诉讼请求为：1、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营养费、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伤残鉴定费共485454.83元（已扣除两被告垫付的住院医疗费101046.8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
被告毕杞恒辩称：1、事故发生后，我方暂不提责任，已为原告先行垫付了医疗费87000元，而我方本身身体也有毛病。2、原告向周志愿购买机器设备，周志愿聘请我方为其装上车，谈成价钱150元，到周志愿的商铺进行装运，我方是雇员，周志愿是雇主，我方在装运过程中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原告的损失不应由我方承担。而我方为原告先行垫付医疗费87000元，在分清责任后，我方保留向责任一方或多方主张权利。3、我方有驾驶技术，也有该准驾车型的驾照，不是必须有该类型证件才允许驾驶该叉车，因此我方并无过错。4、原告有一定的过错，叉车装运的过程中，原告作为一个成年人，在叉起机器设备时，原告在设备旁边扶着的同时应当看着该设备可能出现的翻车或者侧倒，且安监中队也作了相关调查。综上，我方认为原告的损失不应由我方承担，恳请驳回原告的诉请。
被告周志愿辩称：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周志愿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周志愿没有过错和侵权行为，不需要承担责任。（一）周志愿没有审查叉车司机资质的义务，不存在过错。原告完全参与、知晓周志愿联系叉车司机的过程以及选择电话的方式。周志愿只是帮忙电话联系，由哪个叉车司机装运、价钱多少、是否符合资质要求等事项，周志愿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去决定和审核，由同时在现场的原告决策和审核。从始至终，原告都没有提出查看叉车司机的资质问题。（二）事故发生后，周志愿秉着尽快救人的善意，尽到了各项合理的人道义务和帮扶义务。原告治愈后，周志愿没有再进行相关的经营，但考虑到原告需要找叉车司机赔偿，一直不敢换电话，但原告及其家属一直没有再联系周志愿。正因为周志愿及时处置得当，并先行垫付了部分费用，使得原告得到了及时救治和照顾，病情没有恶化。原告和周志愿仅是同乡关系，在买卖电火花机之前还不认识的，周志愿已经尽到了人道义务和帮扶义务。（三）退一万步说，即使周志愿存在过错，也不存在侵权行为。本案中，周志愿打电话的过程均是受原告的委托，且在原告在场的情况下打的，是按原告的指示进行的，周志愿并没有侵害原告的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的行为。
二、原告存在明显的过错导致伤害发生。电火花机非常笨重，装运时有较高的危险性。事故发生时，正将最重的主机部分从室内运至空旷场地装车。周志愿等在场人员已经在远处看，不敢走近，但原告却离主机非常近，而且在主机倾倒时，原告不是立即往外跑而是试图去挡褚主机的倾倒。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能力人，应当预见装运大件主机的危险性，没有尽到必要谨慎义务，事故发生时也没有正确处置，导致伤害发生，具有明显的主观过错。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并记录在卷。
经审理查明：毕杞恒无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但经常开叉车为人装运货物，周志愿在广州市花都狮岭镇六群三队十二巷十四号一档口经营模具加工生意，张家波向周志愿采购电火花机，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张家波已付货款2万元。2016年12月2日，在周志愿经营的档口外，毕杞恒操作叉车将前述电火花机装运上货车时，电火花机发生侧翻，将在一侧扶着电火花机的张家波压伤。张家波当即被送往广州市花都第二人民医院治疗，当日门诊花费1046.8元，并住院治疗至2017年1月12日出院，共住院41天，住院期间共花费145615.36元。出院诊断为：1、左耻骨上下支闭合性粉碎性骨折；2、左股骨粗隆及粗隆下闭合性粉碎性骨折；3、左胫骨中下段开放性骨折；4、左腓骨中段粉碎性骨折；5、左小腿皮肤软组织坏死；6、腰5横突骨折；7、骶骨骨折；8、左侧第5、6肋骨折；9、乙状结肠挫裂穿孔；10、小肠、乙状结肠系膜挫裂并出血；11、小肠挫伤；12、后腹膜挫伤并血肿；13、膀胱挫裂伤并出血；14、失血性休克……。出院建议：1、出院带药，加强营养，低脂饮食，忌食生冷辛辣腥发食物，禁烟禁酒，2、骨科一门诊复诊，定期复查X线片（1次/月）；3、加强双下肢非附中功能锻炼，三个月内扶双拐患肢勿下地负重行走；4、全休三月，骨折愈合后拆除内固定物（费用约15000元）；5、定期复查腹部B超，不适随诊。住院期间留陪护一名。
2017年6月20日，张家波委托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对其伤残等级进行鉴定，该所于2017年6月29日出具鉴定意见书，评定原告小肠破裂修补的伤残程度为十级，乙状结肠破裂修补的伤残程度为十级，骨盆多发性骨折致骨盆畸形愈合的伤残程度为十级，左股骨粗隆下粉碎性骨折致左髋关节丧失功能25%以上的伤残程度为十级。张家波为此支付了鉴定费980元。
庭审中，毕杞恒、周志愿对张家波住院治疗情况及产生的费用无异议，且原、被告均确认，毕杞恒已垫付费用87000元，周志愿已垫付14046.8元（含张家波向周志愿借款3000，周志愿表示同意作为垫付费用扣除）。张家波与毕杞恒均陈述周志愿打电话叫毕杞恒开叉车为周志愿将电火花机装上货车，价钱150元。周志愿确认由其致电毕杞恒沟通叉车事宜，但辩称是受张家波指示。张家波确认事故发生时其在一侧扶着电火花机，但称是受毕杞恒要求去扶，毕杞恒与周志愿均称张家波自行去扶电火花机，其并未要求张家波去扶。毕杞恒并陈述涉事叉车是其向他人购买的二手叉车，其并不清楚出厂编号，也没有办理叉车使用登记。
事故发生后，广州市花都狮岭镇安全生产委员会依法向毕杞恒、周志愿制作询问笔录，本院依法向该委员会调取前述询问笔录各一份。毕杞恒陈述其是事故当事人，创源模具店的店主即周志愿雇请其开叉车搬货物，其驾驶的叉车没有行驶证，其也没有叉车驾驶证，其在搬移火花机时发生机器坠落压伤张家波的下肢。周志愿陈述其受张家波委托雇请毕杞恒帮其搬移火花机，毕杞恒开叉车搬移火花机时发生机器坠落压伤张家波的下肢，其并不清楚毕杞恒是否持有叉车驾驶证及该叉车是否有行驶证。经质证，张家波对毕杞恒的询问笔录无异议，对周志愿的询问笔录，认为是其单方陈述，无证据证实。毕杞恒、周志愿均对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认为该笔录是事故发生后第四天所做，其在询问中明确表态是周志愿雇请其，不认可周志愿陈述的张家波委托其的说法，认为其与周志愿之间是雇主和雇员的关系，周志愿则认不认可毕杞恒陈述的与其是雇佣关系的说法，认为是张家波委托其雇请毕杞恒。
本案诉讼前，张家波的委托代理人袁志堃向广州市花都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该局回复称经查询该局特种设备数据信息系统，没有叉车作业人员毕杞恒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格证的信息；涉事叉车（出厂编号：070307132）未在该局办理使用登记；涉案叉车事故发生地点不属于法律规定的特定区域，故不属于特种设备事故。
《特种设备安全目录》显示，叉车属于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是指除道路交通、农用车辆以外仅在工厂厂区、旅游景区、游乐场所等特定区域使用的专用机动车辆】中的一个品种，代码5110。
另查，张家波是湖北省谷城县石花镇蔡家营村5组村民，农业家庭户口，谷城鑫谷模具有限公司是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于2013年1月21成立，经营范围为制造、加工、销售：模具、机械零部件，张家波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占股50%。张家波于1981年1月13日出生，与其姐张红丽共同扶养母亲陈都勤（1953年9月18日出生，至定残之日仍需扶养16年），张家波与其妻朱敏共同抚养儿子张超文、张超武（双胞胎，2005年11月12日出生，至定残之日仍需抚养76月）。
本院认为：关于毕杞恒由谁聘请。张家波与周志愿均未提交书面证据证明双方对此作出约定，张家波作为买方，其主张是作为卖方的周志愿联系叉车为其装货，毕杞恒作为受聘作业方，其在事故发生后在安监部门的询问笔录以及在本案庭审中均直接指认由周志愿打电话叫其驾驶叉车搬移电火花机，张家波与毕杞恒的陈述相互印证，且周志愿亦确认由其致电毕杞恒，叫其过来搬移电火花机，周志愿虽辩称代张家波联系毕杞恒，但未对此提交证据证明，张家波亦对此不予确认，故本院确认毕杞恒为周志愿聘请。
关于周志愿与毕杞恒之关系。毕杞恒主张其与周志愿之间是雇佣关系，但未对此提交证据证明，本院对此不予采信。雇佣关系是指雇员按照雇主的指示和管理，为雇主提供劳务，雇主按照约定支付报酬的权利义务关系。雇主通常本身已经具备了开展工作所需的工具设备和经验技术，并以自己的经验技术指导和管理雇员开展工作，雇员则仅提供劳务，劳务可长可短，不附带设备，结算方式通常以计时为结算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本案中，周志愿致电毕杞恒让其驾驶叉车将电火花机搬移上货车，由毕杞恒提供工具（叉车）和叉车技术（操作叉车），即毕杞恒自带劳动工具并具有工作所需的相关技术经验，毕杞恒在工作的具体开展上有自主权，毕杞恒必须负责的将货物全部搬移上车，方才完成合同义务，故其交付的是劳动成果，而不是可长可短的劳务，并以整体完成劳动成果为结算单位。毕杞恒日常承接和实施叉车业务，虽未取得相关资格证书，但有过多次相关工作经验，并自备工具，而周志愿是货物卖家，其本身并没有叉车技术，也没有预备叉车工具，两者的关系与通常的雇佣情形不同，而与承揽关系一致。因此，周志愿与毕杞恒之间成立的是承揽合同关系，并非雇佣关系。
关于各方责任分担。《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周志愿在操作叉车作业导致电火花机侧翻压伤张家波，叉车作为特种设备，属于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毕杞恒未取得驾驶涉案叉车所需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涉案叉车未办理使用登记，且在超出规定的场所使用，可见毕杞恒对事故的发生存在直接过错，故毕杞恒应当对张家波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据此，作为定作人的周志愿本无须对承揽人毕杞恒承担责任，但因承揽人毕杞恒并无从事叉车作业的必要资质，其驾驶的叉车也未办理使用登记，意味着选任其实施叉车作业潜藏一定风险，但周志愿未在选任时尽到审查义务，存在选任过失，因此须承担相应责任。张家波作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其专业从事模具行业多年，理应知悉在他人进行叉车作业时手扶电火花机的潜在危险，却疏忽大意未尽谨慎注意义务，故张家波对其自身损失的产生亦存在过错，应自行承担相应的责任。综上，本院根据原、被告的过错程度，认定张家波自负10%的责任，毕杞恒负担60%的赔偿责任，周志愿负担30%的赔偿责任。
张家波索赔的损失应以法律规定及其提供的合法有效证据计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结合原告主张的诉讼请求，本院确定原告的损失如下：
1、医疗费，凭据计算，纠纷当日门诊费用1046.8元及住院期间产生费用145615.36元，双方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张家波主张的两次X光片复诊费共727元，有影像学报告证实，亦有出院医嘱印证，本院予以确认，其余274元的票据，没有相应病历或医嘱佐证，无法确认与张家波伤情治疗的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张家波所述后续治疗费15000元，没有鉴定机构出具鉴定结果，且尚未发生，本院不予支持；2、住院伙食补助费，按100元/天计算住院41天为4100元；3、护理费，张家波所述护理人员即其妻朱敏的月工资收入证明是张家波名下公司出具，没有银行流水、纳税证明等佐证，不足采信。根据医嘱，住院期间留陪护一名，按100元/天的标准计算住院41天为4100元；4、营养费，根据张家波所受伤情及医嘱，本院酌定2000元；5、误工费，张家波所述其月工资收入证明是其名下公司出具，没有银行流水、纳税证明等佐证，不足采信。结合张家波公司经营范围为制造、加工、销售模具、机械零部件的情况，参照广东省2017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中制造业国有同行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误工费为73261元/年÷365天/年×209天＝41949.45元；6、交通费，张家波提交的票据凭不足以证明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考虑其处理事故的实际需要，本院酌定2000元；7、住宿费，张家波主张其妻子过来护理其而产生的住宿费3000元，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8、残疾赔偿金，张家波虽是农业家庭户口，但其自2013年起任谷城鑫谷模具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可见其收入来源并非农业，故参照广东省2017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残疾赔偿金为37684.3元/年×20年×16%=120589.76元；9、被扶养人生活费，参照广东省2017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计算，张家波母亲陈都勤生活费：28613.3元/年×16年×16%×1/2=36625.02元；张家波儿子张超文生活费：28613.3元/年÷12月×76月×16%×1/2=14497.41元，张超武生活费亦为14497.41元；10、鉴定费，该980元为张家波确定伤残等级所必须支出的费用，本院予以支持；11、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张家波的伤残情况，本院酌定16000元。综上合计404728.21元，由被告毕杞恒承担60%为242836.93元，扣除其已支付的87000元，仍应赔偿张家波155836.93元，由周志愿承担30%为121418.46元，扣除其已支付的14046.8元，仍应赔偿张家波107371.66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二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十四条、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毕杞恒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张家波赔偿155836.93元；
二、被告周志愿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张家波赔偿107371.66元；
二、驳回原告张家波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165.10元，由原告张家波负担1825.99元，被告毕杞恒负担1384.91元，被告周志愿负担954.2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双方当事人不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审判员 陈佩勤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八日
书记员 毕嘉文
附本判决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二百五十一条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
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验等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十二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
第十四条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检测人员和作业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从事相关工作。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检测人员和作业人员应当严格执行安全技术规范和管理制度，保证特种设备安全。
第三十三条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应当在特种设备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三十日内，向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办理使用登记，取得使用登记证书。登记标志应当置于该特种设备的显著位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条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
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
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
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
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
第二十一条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
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
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
受害人定残后的护理，应当根据其护理依赖程度并结合配制残疾辅助器具的情况确定护理级别。
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
第二十三条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
受害人确有必要到外地治疗，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员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其合理部分应予赔偿。
第二十四条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
第二十五条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地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受害人因伤致残但实际收入没有减少，或者伤残等级较轻但造成职业妨害严重影响其劳动就业的，可以对残疾赔偿金作相应调整。
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
第三十五条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
“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八条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一般不予支持，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形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
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
（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
（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
（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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