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新42民终34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献成，男，1963年2月2日出生，汉族，现住新疆石河子市。
委托代理人：王万军，新疆明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宁才，男，1965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新疆沙湾县。
委托代理人：刘晶颖，新疆天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献成因与被上诉人王宁才种植、养殖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沙湾县人民法院(2016)新4223民初20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2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4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献成的委托代理人王万军、被上诉人王宁才及其委托代理人刘晶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李献成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李献成向被上诉人王宁才支付种子款104164元。二、由被上诉人王宁才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双方在合同中虽约定种植亩数为196亩，但是其中有68亩地是案外人王向东的，有案外人王向东向被上诉人王宁才签收的一个书面收条证实该68亩地属于王向东。因此，原审支持被上诉人王宁才制种玉米亩数为196亩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通过上诉人李献成在原审通过的证人证言可以认定上诉人李献成向被上诉人王宁才提供过价值51980元的滴灌肥，所以应当扣除以上费用。
被上诉人王宁才答辩称，原审庭审中，被上诉人王宁才当庭提供了一份与上诉人李献成书写的回收合同一份，合同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被上诉人王宁才也依照约定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何来68亩地是案外人王向东之说。关于51980元的滴灌肥，上诉人李献成向法庭提供证人证言，但证人当庭陈述自相矛盾，明显与事实不符，原审法院对此认定清楚。
王宁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依法判令被告支付种子款372400元；二、依法判令被告支付违约损失50944.32元；三、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原、被告口头约定，被告为原告提供玉米亲本种子，原告为被告进行玉米种子制种。2014年9月29日，原、被告签订书面合同，由被告全部收购原告种植的玉米种子。合同中约定：”一、按包底价每亩1900元，共计196亩，共计372400元；二、乙方（原告）承担收割费每亩60元，共计11760元；三、其他费用，包括拉、烘干由甲方（被告）全部承担；四、十月十五号一次性付清。”合同签订后第二天，被告即对原告地里的玉米种子进行收割，并将收割的玉米种子拉运至乌苏市某烘干厂进行烘干出卖。原告已经支付收割费11760元。原告陈述：”对总共收割了多少吨玉米种子并不清楚，因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由被告以保底价收购，所以收割的玉米种子没有过磅”。被告陈述：”是原告将种子拉运到烘干厂，是否过磅只有原告知道，种子是按照每公斤4.8元出卖的，因为收了好几户的种子，卖了多少吨需要查账后才清楚”。2015年1月20日，被告通过案外人王向东向原告支付种子款50000元，原告认可收到该笔种子款。2015年3月8日，被告通过案外人王向东向原告妻子范金红支付种子款20000元，原告不认可收到该笔种子款，认为收条上的签名不是其妻子范金红的签名。另查明，种植前被告为原告提供玉米亲本种子（父本和母本），双方对实际播种的玉米亲本种子的公斤数（母本717.8公斤，父本135公斤）和亲本种子价款17056元（即亲本费）均无异议。同时，原告陈述：”播种时采取的是点播方式，按照7行母本播一行父本进行播种。如果按照正常播种量，每亩播种量在2.5-2.8公斤。因为自己当时播种播的比较稠密，每亩大概播种量在3公斤左右”。被告陈述：”制种前，除向原告提供亲本种子外还向原告提供了价值51980元（452袋×115元/袋）的滴灌肥”。原告不认可被告向其提供过滴灌肥。原告陈述：”2014年种植的196亩地是其从原村委会党支部书记闫永杰处承包的，承包时没有签订合同。自己并没有跟案外人王向东合伙种地，也没有给案外人王向东经营管理过土地。”被告陈述：”原告只承包了128亩地，合同中的196亩地中有68亩地是王向东的。原告和王向东是合伙种地，所以自己和原告签订合同的时候将王向东的68亩地也算在合同里面”。被告出示2014年5月16日由原告签名的收条一份，收条内容为：”今收到王向东地费用于地里开资叁万元整”。原告对收条上的签名认可，但是对收条的内容不予认可。另查明，在2016年8月15日的石河子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工商档案中载明，被告是石河子市金实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自然人股东。但是被告自认，自己已经从公司中退出，其与原告之间签订制种合同并不是履行金实种业公司的职务行为。同时，原告也自认，其与被告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均是被告个人与自己进行联系，被告并未向其出示过金实种业公司的相关授权委托手续，给自己提供的玉米亲本种子的包装袋上也没有任何关于金实种业公司的商业标签。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合同是种植回收合同，兼有买卖合同和技术合同内容。种植回收合同是双务有偿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七十四条的规定，可以参照买卖合同或者技术合同的相关规定处理。经查明，被告系以个人名义与原告签订的制种合同，其生产经营的玉米种子为主要农作物种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生产经营种子必须取得经营许可证，必须在经营许可范围内进行销售”。虽然被告没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其在不具备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生产经营主要农作物玉米种子的行为违反了行政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要接受行政处罚，但是其并没有违反合同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影响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合同的效力。故原、被告签订的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是有效合同，予以确认。一、关于被告是否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种子款，应当支付多少种子款的问题。
合同生效后，双方当事人应当及时、全面履行合同义务。本案中，原、被告签订书面合同的第二天，被告即对原告地里的玉米种子进行收割，并将收割的玉米种子拉运至烘干厂烘干出卖。原告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合同义务。按照双方合同第一、四条的规定，被告应当在2014年10月15日一次性向原告支付种子款。对被告辩称：”原告实际只承包种植了128亩地，其中有68亩地是案外人王向东的，因为原告与案外人王向东合伙种地，所以2014年9月29日合同中约定的196亩地包括案外人王向东的68亩地”。经查明，2014年9月29日签订的书面合同，是双方在玉米制种收割前一天签订的，而且合同中签名的甲、乙双方只有原、被告，并没有案外人王向东。合同内容中，尤其是关于种植亩数的约定无法反映出196亩地包括了案外人王向东种植的68亩地。同时，被告认可，原告按照合同第二条的约定支付了收割费11760元，收割费每亩是60元。那么被告既然认可原告是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的收割费，则可以证实原告实际承包种植的亩数应当为196亩。虽然原告对2014年5月16日收条上的签名认可，但是通过收条上的内容无法反映出原告与案外人王向东之间存在合伙种地关系，也无法反映出原、被告之间争议的68亩地属于案外人王向东的。对于王向东的证人证言。一方面，通过本院作出的（2016）新4223民初1730号生效判决书的内容，可以看出王向东与本案被告存在利害关系。另一方面，证人王向东陈述：”该68亩地是其从被告手里承包后交到原告手里进行管理”。但是，王向东与被告并没有签订书面的承包合同，王向东与原告之间也没有关于合伙种地的相关约定。因此，证人王向东的证人证言缺乏证明力且没有其他证据相互予以佐证，对证人王向东的证人证言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本案中，在玉米制种收割前，原、被告就已经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收购亩数为196亩，被告也认可原告是按照196亩地支付的收割费。因此，被告的辩称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对被告辩称：”在制种前，被告向原告提供价值17056元玉米亲本种子（父本和母本）和价值51980元（452袋×115元/袋）的滴灌肥。同时，被告已经分两次（2015年1月20日、2015年3月8日）向原告支付种子款70000元。要求从合同中约定的种子款372400元中扣除以上费用”。原告认可实际播种公斤数为母本717.8公斤、父本135公斤，按照每公斤20元计算，亲本种子价款为17056元【母本亲本费14356元（717.8公斤×20元/公斤）+父本亲本费2700元（135公斤×20元/公斤）】。故，对亲本种子价款17056元本院予以确认。对被告要求从种子款中扣除的价值51980元的滴灌肥。因为被告书证2”2014年东戈壁工作记录”中只能够反映出领取的种子、滴灌肥等公斤数，并没有原告的签名，无法证实原告领取了价值51980元的滴灌肥。同时，对被告提供的妥建国、张黔宁的证人证言。证人妥建国陈述：”其是在2015年到原告家里卸载了410多袋滴灌肥”。但是，本案中原告是在2014年进行制种。证人张黔宁陈述：”因为自己的房子离种植户的地里近，被告就将种子、肥料等存放在自己的房子，种植户都是从其家里领取的种子、肥料。原告只是从其手里领取过30袋种肥。'2014年东戈壁工作记录'是由其记录的”。通过两名证人的证言可以看出，证人证言之间相互矛盾，两名证人并不清楚在2014年原告是否从被告处领取了滴灌肥。故，对被告辩称的价值51980元的滴灌肥不予确认。被告辩称的已经支付的种子款70000元。对2015年1月20日被告支付的种子款50000元，因原告认可，本院予以确认。对2015年3月8日被告向原告妻子范金红支付的种子款20000元，虽然原告不认可收条上范金红的签名，也不认可收到该笔费用，但是原告认可范金红是其妻子，收条签字日期也在玉米制种收割之后。同时，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收条上”范金红”的签名是虚假的，原告也没有申请法院进行笔迹鉴定。故，本院对2015年3月8日收条上的20000元予以确认。对原告辩解：”2014年9月29日，双方签订合同时，就约定以保底价收购后按照372400元支付种子款，并未约定扣除其他费用”。根据实际交易习惯，在制种回收合同中，一般都由收购方先期向种植户提供亲本种子或者亲本费，待种子回收时再从种子款中扣除前期提供的亲本费。本案中，被告已经在种植前向原告提供了亲本种子。按照原、被告认可的原告实际播种的亲本种子的价值（即亲本费）17056元，被告在收购时应当将该亲本费17056元予以扣除。故，对原告的辩解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应当按照2014年9月29日双方合同中第一、四条的约定，在扣除亲本费17056元、种子款70000元后向原告支付种子款285344元。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种子款3724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原告主张违约损失50944.32元的问题。因为双方在合同中并未约定违约金或者违约金的计算方法，故对原告主张的违约损失即被告逾期支付种子款产生的利息损失，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因此，原告比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月息6‰计算利息损失符合法律规定。同时，依照民法的公平原则和等价有偿原则，利息计算期限应当以实际天数为准，原告主张按照684天计算利息损失，加重了被告的负担。因此，被告应当向原告承担的利息损失为37037.65元【285344元×6‰（即日息万分之2）×649天（付款期限届满第二天2014年10月16日至起诉前2016年8月5日）】。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利息损失50944.32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遂判决如下：一、被告李献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原告王宁才支付种子款285344元。二、被告李献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原告王宁才支付利息损失37037.65元。案件本诉部分诉讼争议标的423344.32元，案件受理费765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3825元，由原告王宁才负担多诉部分的912元，由被告李献成负担2913元（案件受理费已由原告预交，被告应当负担的案件受理费，在本案执行时按法律文书确定的数额由被告一并向原告支付）。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相一致。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双方的制种亩数为多少？2、上诉人李献成主张从种子款中扣除51980元的滴灌费的诉讼请求是否应当得到支持？
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上诉人李献成提出双方种植亩数中的68亩地是案外人王向东的诉讼请求。本院结合本案案情分析，首先，本案双方在玉米制种收割前一天签订书面回收《合同》，约定制种亩数为196亩，且《合同》中只有上诉人李献成与被上诉人王宁才签名，而并没有案外人王向东的签名。其次，上诉人李献成也是按照196亩制种亩数收取了被上诉人王宁才支付的收割费11760元。最后，上诉人李献成在原审提交的2014年5月16日的《收条》也并不能证实双方争议的68亩地属于案外人王向东。综合以上案情，上诉人李献成提出的双方种植亩数中的68亩地是案外人王向东的主张缺乏事实及证据支持。故，上诉人李献成的该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上诉人李献成提出应当从种子款中扣除51980元的滴灌费。但上诉人李献成在一、二审中均未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证实其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故，上诉人李献成提出应当从种子款中扣除51980元的滴灌费的诉讼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李献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573元，投递费100元，合计4673元，由上诉人李献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潘 宏
审 判 员 滕媛媛
代理审判员 拉扎提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张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