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01民终240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共速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
法定代表人：黄伟雄，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辉，男，该公司法务。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天，男，该公司职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三志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徐海，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峰，山东昌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东亮，山东昌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深圳市共速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共速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山东三志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三志公司）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2016）鲁0105民初55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深圳共速达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2016）鲁0105民初字5579号案件判决书，并改判深���共速达公司不需要支付给山东三志公司任何费用；2.请求对深圳共速达公司被冻结的254万元予以解冻；3.请求判令山东三志公司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本案被上诉人从起诉到开庭审理，对案件事实陈述前后自相矛盾，不符合常理，证明其是在捏造案件事实。被上诉人在起诉状写明：“原告与两被告系货物运输合作单位…2016年8月17日，原告与被告深圳市共速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及济南共速达（物流有限公司）代表签订《货物运输合同》。”这段话有两个明确的意思：一是被上诉人和上诉人是运输合作单位，二是与被上诉人签订《货物运输合同》既有上诉人的代表又有济南共速达（物流有限公司）的代表。又根据本案（2016）年鲁01**民初5579号之二民事裁定书第3页第2行：“原告提交的乙方签字代表程固锐的社保基本信��显示，其缴费单位是济南共速达物流有限公司。”因此，一审裁定书认定，被上诉人在起诉状所述的济南共速达（物流有限公司）的代表是“程固锐”。而本案（2017）鲁01民辖终570号民事裁定书第4页倒数第7行：“二审审理期间，山东三志（物流有限）公司提交以下证明：“（1）济南市社会保险事业局历城办事处于…载明程固锐社会保险参保单位为济南共速达（物流有限）公司。起始时间为2009年8月，终止时间为2014年10月…（2）济南市公安局长清区分局潘村派出所于2017年6月2日出具的《接处警证明》，内容为：‘…赵德武（深圳共速达（物流有限）公司司机）…民警对双方公司负责人程固锐（深圳市共速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驻济南负责人…’”。这就出现了：“程固锐到底是上诉人的代表还是济南共速达物流有限公司的代表”的矛盾之说。为了否定起诉状的说法，被上诉人变更陈述：称“程固锐”是上诉人驻济南地区的负责人。更为奇怪的是，两级法院在裁定书中据以认定事实的“程固锐的社会保险”（注：上诉人从见过这一证据，更未质证过），居然在庭审中被上诉人不提了，也不再出现了，被上诉人也因此撤回了对济南共速达物流有限公司的起诉。两级法院在程序裁定书中所依据的证据，居然在案件的实体审理中不再出现了，这不符合法律规定。多处无法解释的矛盾，当然只能用违反法律的方式来掩饰。被上诉人在解释程固锐（第二次开庭又改说：“昊远公司”是山东三志物流公司与上诉人在《货物运输合同》签订中的介绍人。然而，这样改变说法却与起诉状所称的“原告与被告是合作单位”矛盾。2.原告在庭审中称：“魏传鹏系其员工，其工资由财务副总王冯喜发放。”可是原告提交王冯喜的劳动合同，记录��并非财务副总，而是物流调度；且入职时间后于魏传鹏，又怎么可能工资由王冯喜发放工资呢？《人民币银行账户结算管理办法》65条规定不得违反本办法规定将单位款项转入个人银行结算账户，因此，通过公司员工账户支付员工工资违反规定，且涉嫌偷税，这违反公司财务法律制度。是法律不允许的。故不存在公司员工给另一个员工发放工资的可能。3.被上诉人称合同约定货物价值为254万元，《货物运输合同》中此数字被涂改，而托运单载明货物总额却为2543174.16元，而被上诉人向法院提交的通话录音却称“损失没有统计”。被上诉人称：“托运人为了少付保费，只报少于实际价格的保价。”被上诉人意思即所有托运货物已投保，而其不能向法庭提交货物保险单，来证明存在托运货物及托运货物价值的事实，并又声称没有投保。那么没有投保即按托运单的记载只需���运费的1-5赔赔偿，那么被上诉人又何来254万元的损失呢？4.被上诉人名称在2016年3月1日由济南三志物流有限公司变更为山东三志物流有限公司，不可能在2016年8月17日不可能还以“济南三志物流有限公司”签订合同。5.原审第6页第一行：“原告提交发车清单、货物运单明细表、91托份运单及相应的货物价值说明….信息基本一致”错误。发车清单为“江西三志物流发车清单”与被上诉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并且发车时间为2016年8月22日9点41分31秒，托运单的时间都在2016年8月17日之前，又何来基本一致呢？被上诉人提交的“发车清单、货物运单明细表、91托份运单及相应的货物价值说明…”，尤其是91托份运单及相应的货物价值说明，自相矛盾，许多没有原件、没有合法来源，又何来基本一致呢？被上诉人庭审明确表示托运单及相应的货物价值与上诉人无关，又怎么可以要来认定案件事实呢？庭审中上诉人针对被上诉人信口开河的虚假陈述提出问题，被上诉人不予回答，庭审中其又自相矛盾的陈述，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与证据之间相互矛盾，又何来基本一致呢？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4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被上诉人在第一次庭审时明确表示其与浩远物流公司是本案所诉货物的货物运输关系。被上诉人在第二、三次庭审明确表示：91份托运单及相应的货物价值说明与上诉人没关系（即没有关联性），所以法庭应认定这两个事实，可原审法庭无视被上诉人的这些陈述，违反法律规定。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1条第2款规定：“摘录文件、材料应当保持内容相应的完整性，不得断章取义。”程固锐在询问笔录中说了“其是在深圳市共速达物流有限公司工作”，更说了车上装的是“浩远物流公司的货物”、“车上装的有一批有时限的电子产品”；赵德武在询问笔录中说了“其在深圳市共速达物流共速达物流有限公司开集装箱车”，更说了车上装的货物是“从济南北盖家沟”拉的，并非被上诉人公司地址。原审断章取义违反法律规定。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5条：“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可原审第4页第5行称：“后魏传鹏到庭述称：….”然而，在整个庭审中根本没有魏传鹏出庭接受质证，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原审第7页倒数第5行称：“本院认为，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首先，程固锐、赵德武、魏传鹏、徐吉伟是被上诉人提交证据材料中的关键人物，其不能提交这些人的身份材料等证明，来证明其提交的《货物运输合同》等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所以，被上诉人必须提供上述证人出庭作证，否则不能认定其提交的《货物运输合同》等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上诉人只是要求法庭按法律规定必须要求被上诉人提供上述证人出庭接受质证而已，被上诉人不能履行法律义务，理应认定其提交的《货物运输合同》等证据材料的不真实性。可原审不但没有否定这些证据材料，还作为了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违反法律规定。更何况法庭并没有按法律规定的举证期限在庭审前向上诉人送达证据材料副本，庭审中也没有向上诉人提供证据材料副本，只是临时要求上诉人发表质证意见，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7条第（三）项规定：“原始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传来证据”。故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关于“程固锐和赵德武两人原始书证《社保证明》”的证明力，大于传来证据济南市公安局长清区分局潘村派出所出具有的《接处警证明》。理由如下：济南市公安局长清区分局潘村派出所出具有的《接处警证明》不符合传来证据的法律要求。单位依据本单位所保有的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等原始证据而出具的证明，这类证明的基础来源是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等原始证据，其性质是通过转述方式生成的传来证据。济南市公安局长清区分局潘村派出所出具的《接处警证明》所依据的原始证据：一是广东省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关于粤BB62**车辆登记情况；二是程固锐（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有关程固锐（故济南市公安局长清区分局潘村派出所出具的《接处警证明》只能表述为“...赵德���（自称是深圳市共速达物流有限公司司机）…程固锐（自称是深圳市共速达物流有限公司驻济南负责人）…”。所以，济南市公安局长清区分局潘村派出所出具的《接处警证明》直接表述为“...赵德武（深圳市共速达物流有限公司司机）…程固锐（深圳市共速达物流有限公司驻济南负责人）…”是主观推测。不符合传来证据的法律要求，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因为，程固锐（事实上，济南市公安局长清区分局《不予立案通知书》（长公（潘村）不立安[2016]10009号）明确记载：“赵德武你于2016年8月17日提出控告的赵德武货车被抢案…签收人：赵德武（程固锐代）”。文书送达给赵德武而没有送达给深圳市共速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案件内容为：赵德武货车被抢案；文书签收人为：赵德武（程固锐代）。这三方面的内容证明：一、济南市公安局长清区分局不认可赵德武（这也明确推翻了济南市公安局长清区分局潘村派出所出具的《接处警证明》中的相关内容。5.任何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必须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且必须经过法庭质证；证据认定也必须符合法律要求，否则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原审不顾法律如此规定，采用“有罪推定”，凭主观认定案件事实。6.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487条规定：“人民法院冻结被执行的银行存款的期限不得超过一年，查封、扣押动产的期限不得超过两年，查封不动产、冻结其他财产权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年。”本案已超过上述冻结期限，应予解冻。可原审不顾上述法律规定。7.原审在审理过程违反法定程序，没有按法律规定进行证据交据。采取不给上诉人证据副本的作法，让被上诉人根据起诉内容假造证据，在被上诉人无法提交与起��状内容相符的证据时，则以其说明来取代证据，并作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实在荒唐！更为荒谬的是对被上诉人自已陈述有利的内容即认定；对被上诉人自己陈述不利的，或自相矛盾的地方，即又以子虚乌有的说明来证明。原审完全置法律于不顾。综上，恳请贵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解除对上诉人帐户的冻结。补充上诉理由：第一，被上诉人对货物运输合同中签字的程固锐、赵德武两人的身份不能举证，也不能对程固锐、赵德武的签字的真实性举证。第二，被上诉人不能对合同签字中的赵德武、程固锐等的代理权限进行举证。第三，被上诉人不能对运输合同是否履行进行举证。第四，被上诉人不能对涂改的货物价值进行举证。这四个问题，是本案的关键问题，因此，被上诉人的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撤销一审判决，并且解冻法院冻结的上诉人254万元的账户。
山东三志公司辩称，1.关于案件主体问题，上诉人否认其是运输合同主体。对此，首先运输车辆系上诉人所有，营运手续登记的为上诉人；其次，签订合同的司机赵德武在公安机关的所作的笔录中明确说明自己系上诉人的司机、程固锐在公安机关所作的笔录中明确认可系上诉人济南地区负责人，也证实赵德武系上诉人司机。上述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均在本案起诉之前，因此具有较大证明力。第三，济南市公安局长清分局《不予立案通知书》证实友邦公司抢深圳共速达车辆及货物的行为不属于犯罪行为，不予立案的事实。济南市公安局长清分局潘村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实因为货物被济南友邦物流公司人员扣走后，是深圳共速达公司要求公安机关将案件立为抢劫案，后又是深圳共速达公司又提出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要求公安机关立案，经过公安机关调查，均不构成上述罪名。上述两项证据证实货物发生被扣留事件后，在公安机关处理的主体系上诉人。第四，上诉人对于车辆使用情况称不清楚。一个物流公司对于自己名下的营运车辆如何使用如果不清楚，这本身就意味着其要承担责任。2.关于货物价值问题，被上诉人提交了程固锐、赵德武签字认可的合同、发车清单，载明货物价值为254万元，提交了载明有托运单号、收货人、发货人等信息的托运单91份，且与发车清单吻合。同时提交了大部分发货人出具的货值证明。这些证据相互结合，完全可以证实货物价值，上诉人仅仅一味的否认无任何证据，也不能返还货物。因此，其上诉主张无理无据。关于上诉人提到的其他问题均已经在一审时进行过调查，本案中，货物运输主体确定，货物价值证据充分，根据合同法第311条及312条之规定，上诉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故请依法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
山东三志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深圳共速达公司赔偿山东三志物流公司货运损失254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8月17日，魏传鹏与程固锐、赵德武签订《货物运输合同》1份，载明：甲方（托运方）为济南三志物流有限公司，乙方（承运方）为深圳共速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甲方委托乙方承运零担百货一批，详细见随车清单。价值254万元。起运地济南到达无锡，地址无锡市广石路华天停车场；货物重量30吨，运费5300元，回付运费；起运时间2016年8月17日18时，限乙方16小时后到达目的地，于2016年8月18日10时到达目的地；乙方在承运过程中要保证货物安全，如发生缺损、湿货及其他损坏，乙方要按实际价值赔偿给甲方。魏传鹏在甲方签字处签字、捺印。乙方（车属单位）处写有“深圳共速达物流股份��限公司”，车牌号码为：粤BB62**、粤BK1**挂。程固锐、赵德武在乙方签字处签字、捺印。合同签订后，赵德武于2016年8月17日驾驶粤BB62**号车辆承运货物。济南市公安局长清区分局潘村派出所向山东三志公司出具《接处警证明》1份，载明：“2016年8月17日19时56分，赵德武（深圳共速达物流有限公司司机）报警称：2016年8月17日19时30分许，在京福高速由北向南第418公里处（济南长清段），其驾驶的重汽牌豪沃重卡被他车截停在高速路上，后从对方两辆车上下来4名男子，将卡车开走。丢失车辆车牌号码为粤BB62**，归属深圳共速达公司所有，车上载有其他公司货物。民警对双方公司的负责人程固锐（深圳共速达公司驻济南负责人）、施彦红（友邦公司负责人）进行了询问。”原审法院对货物未按照合同约定承运至指定地点的事实予以确认。粤BB62**、粤BK1**挂号车辆登记在深���共速达公司名下。
对于《货物运输合同》的相对方。1.对于魏传鹏与山东三志公司之间的关系。山东三志公司述称魏传鹏系山东三志公司员工，是山东三志公司的一个线路负责人。山东三志公司提交其与王冯喜、魏传鹏之间的劳动合同各1份、魏传鹏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单1份，山东三志公司述称王冯喜系山东三志公司财务副总，魏传鹏工资系通过王冯喜个人账户支付的。经质证，深圳共速达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劳动合同应经备案，且山东三志公司亦未提交王冯喜、魏传鹏的社保证明，银行交易清单亦证明山东三志公司未给魏传鹏发放过工资，交易的摘要和附言中没有标明为工资。后魏传鹏到庭述称：“我系山东三志公司员工，职务是线路经理（负责人），主要从事线路调度，工资系通过山东三志公司副总王冯喜发放，未缴纳社保��《货物运输合同》系我代表山东三志公司签订的”。原审法院认为，山东三志公司提交了与魏传鹏签订的劳动合同，亦对工资发放方式进行了说明，且魏传鹏自认系山东三志公司员工及货物运输合同系其代表山东三志公司签订的事实。综上，对魏传鹏系代表山东三志公司签订货物运输合同的事实予以确认。2.对于程固锐、赵德武与深圳共速达公司之间的关系。山东三志公司述称魏传鹏在与程固锐、赵德武签订合同时，就向其核实身份情况，两人明确表示为深圳共速达公司员工，且审核了车辆行驶证及运营手续等。魏传鹏述称：“通过昊远物流公司常树兰经理介绍认识的程固锐，听说程固锐是深圳共速达公司济南负责人，赵德武是深圳共速达公司司机，签订合同时审核车辆信息及驾驶员驾驶证，确认车辆属于深圳共速达公司”。山东三志公司提交了粤BB62**、粤BK1**挂号车辆的行驶证复印件。另，经山东三志公司申请，原审法院到济南市公安局长清区分局潘村派出所调取案卷材料一宗，其中，在2016年8月28日的询问笔录中，程固锐述称：“赵德武所驾驶重汽重卡为共速达物流有限公司所有，我是共速达公司在济南的车队负责人”；在2016年9月6日的询问笔录中，程固锐述称：“我在深圳共速达物流有限公司工作，担任济南办事处车队负责人”、“我作为公司济南办事处的负责人，依照公司规定，对这件事应完全负责并进行处理”；在2016年8月17日的询问笔录中，赵德武述称：“我现在在深圳共速达物流有限公司开集装箱车”、“共速达物流有限公司是深圳的一家物流公司，像我这种集装箱车公司大概有五六十辆”。深圳共速达公司主张货物运输合同的主体是魏传鹏与程固锐、赵德武。对于粤BB62**、粤BK1**挂号车辆的使用情况，深圳共速达公司述称：“不清楚。因为公司的车辆使用情况很复杂，有司机承包使用的情况”，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对于程固锐、赵德武在询问笔录中的陈述，深圳共速达公司不予认可，主张应当有原始证据证明。深圳共速达公司提交程固锐、赵德武社会保险缴纳证明各1份，分别载明：自2014年11月至2016年10月程固锐的参保单位为天津市共速达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共速达）；自2011年2月至2017年4月赵德武的参保单位为马鞍山市共速达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鞍山市共速达）。经质证，山东三志公司认为天津共速达和马鞍山市共速达都是由深圳共速达公司出资设立的，深圳共速达公司与两公司存在着关联性，社会保险缴费不代表一定存在劳动关系，也不能排除程固锐、赵德武代表深圳共速达公司签订合同。综上，原审法院认为，签订合同时山东三志公司对合同约定��承运车辆进行了审核，粤BB62**号承运车辆登记在深圳共速达公司名下，深圳共速达公司述称“车辆有司机承包使用的情况”，但未举证证明，应推定粤BB62**号车辆由深圳共速达公司实际使用承运；另，在公安机关所作询问笔录中，程固锐、赵德武均自认为深圳共速达公司员工，该笔录系有权国家机关在履行职务行为时作出的，具有证明力，且该三份笔录形成时间均早于本案立案时间，可信度高，予以认定。综上，应认定程固锐、赵德武系深圳共速达公司员工，两人签订货物运输合同系履行职务行为。故，原审法院认定，《货物运输合同》的相对方为山东三志公司与深圳共速达公司，山东三志公司、深圳共速达公司之间存在货物运输合同关系。
对于运输货物价值总额。山东三志公司提交发车清单、货物运单明细表、91份托运单及相应的货物价值说明。发车��单载明了托运单号、收货人、发货人等信息，共91份，程固锐、赵德武在发车清单中签字、捺印。山东三志公司提交的91份托运单单号同发车清单中载明的单号一致，托运单载明的信息基本一致，大部分托运单载明了发货日期、托运方、收货方、货物名称、件数、运费、货物价值等，对于托运单中载明的价值数额，山东三志公司述称：“保价是根据托运人托运时，承运人询问其是否保价时托运人进行的报价，该价格只会低于实际价格，因为运输相对较为安全，即使出问题承运人也会赔付，所以托运人为了少付保险费，往往报价较低”。山东三志公司提交的托运单载明的货物价值总额为2543174.64元。经质证，深圳共速达公司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原审法院认为，首先，货物运输合同中明确载明了货物价值为254万元，程固锐、赵德武在合同中签字应视为对货物价值总额���认可；其次，山东三志公司提交了发车清单，程固锐、赵德武在发车清单中签字确认，且山东三志公司提交的托运单同发车清单中载明的单号一致，对于货物价值除托运单中载明外，山东三志公司还提交了相应证明。综上，深圳共速达公司对山东三志公司提交的证据不予认可，但未提交证据证明，山东三志公司提交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予以认定。关于货物能否返还，山东三志公司述称不清楚货物现存在何处，深圳共速达公司述称不知道有山东三志公司所述的货物。
2017年11月21日，山东三志公司与案外人济南昊远物流有限公司共同出具《情况说明》1份，主要载明：“2016年8月17日三志公司与深圳共速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共速达公司）签订的由济南发往无锡的《货物运输合同》系经济南昊远物流有限公司常树兰经理介绍三志公司的经理魏传鹏与��速达公司济南负责人程固锐签订，昊远公司系介绍人。经了解该车货物在途经济南市长清区时因共速达公司与其他公司之间的经济纠纷被扣留，现不知去向。该车货物托运人系三志公司，货物与昊远公司无关。”
另查明，2016年3月1日，山东三志物流公司名称由济南三志物流有限公司变更为山东三志物流有限公司。另，深圳共速达公司当庭提交《申证人出庭接受法庭质证请书》1份，申请程固锐、赵德武、魏传鹏、徐吉伟出庭接受法庭质证。
一审法院认为，山东三志公司、深圳共速达公司之间的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承运人应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本案中，深圳共速达公司作为承运人未按照合同约定将货物运送至指定地点，亦未将货物返还山东三志物流公司，且经法庭询问，深圳共速达公司表示���知道有山东三志公司所述的货物，应认定深圳共速达公司返还不能，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关于赔偿数额，货物的毁损、灭失的赔偿额，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本案中，货物运输合同中明确约定货物价值为254万元，且山东三志公司提交了托运单、证明等证据予以佐证，深圳共速达公司对山东三志公司提交的证据均不予认可，但未提交证据证明货物价值，原审法院对山东三志公司主张的货物价值数额予以确认。故，山东三志公司主张深圳共速达公司赔偿货运损失254万元，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对于深圳共速达公司提交的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申请，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深圳共速达公司申请已超过法定期限，故不予准许。一审法院判决：深圳市共速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山东三志物流有限公司货物损失254万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120元，申请费5000元，共计32120元，由深圳市共速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中，深圳共速达公司、山东三志公司均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二审期间，深圳共速达公司称其所有的案涉粤BB62**货车上运输的是济南昊远公司的货物，是从魏传鹏处拉的货。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一、深圳共速达公司、山东三志公司之间是否存在货物运输关系；二、案涉货物的价值。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虽然案涉《货物运输合同》未加盖山东三志公司（甲方）、深圳共速达公司（乙方）公章，仅是由魏传鹏代表甲方、程固锐和赵德武代表乙方在合同上签字并捺印，但根据一、二审查明事实，案涉粤BB62**货车系深圳共速达公司所有的车辆，该车由赵德武驾驶，案发时，该车上所载货物系从魏传鹏处装载。结合公安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程固锐和赵德武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一审法院对魏传鹏的调查以及济南昊远公司出具的证明，一审法院确认案涉《货物运输合同》相对方系深圳共速达公司与山东三志公司并无不当。深圳共速达公司否认程固锐系其济南车队负责人、否认赵德武系其公司的司机，以及其称案涉车上货物系济南昊远公司的货物，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焦点二，案涉货物运输合同载明货物价值为254万元，山东三志公司向法院提交的发车清单、货物运单明细表、91份托运单及相应货物价值说明，证明托运的货物价值总额超过了254万元，程固锐、赵德武在发车清单上签字确认，一审法院认定案涉货物价值254万元并无不当。深圳共速达公司否认案涉货物价值，但未提交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亦无不当。
综上，深圳共速达公司与山东三志公司之间的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合法有效，深圳共速达公司未将货物按照合同约定送至指定地点，亦未将货物返还山东三志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根据查明事实判决深圳共速达公司赔偿山东三志公司254万元货物损失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深圳共速达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7120元，由上诉人深圳市共速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耀勇
审判员 ��梅
审判员 李 萍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一日
书记员 范玉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