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6民终822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佛山市顺德区辉映卫浴洁具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容边天河工业区容辉路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67778055029。
法定代表人：胡结辉。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国芳，广东正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敏，广东正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戴志忠，男，1967年12月14日，汉族，住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镇，广东东达昊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业文，广东东达昊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胡结辉，男，1967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志翔，广东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佛山市顺德区辉映卫浴洁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映公司）因与上诉人戴志忠、原审第三人胡结辉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6）粤0606民初222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9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辉映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国芳、何敏，戴志忠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镇，胡结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志翔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辉映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确认辉映公司与戴志忠于2012年8月7日签订的《OEM合作协议书》于2014年12月1日解除；2、戴志忠立即向辉映公司支付违约金10万元；3.驳回戴志忠的反诉请求；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戴志忠承担。事实和理由：
一、本案根据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发回重审，理由是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属于程序性问题，因此重审审查的范围应严格控制在发回重审裁定书指明的范围，而重审法院却曲解上级法院的裁定，将整个案件基本事实全部推翻并作出相反的判决，明显是置上级法院监督指导职权于不顾，肆意超越审理范围，依法应予以纠正。
（一）二审发回重审裁定明确指出一审判决的具体错误，对于重审程序的审理范围应当有拘束力。重审不是一种完全重新开始的审判程序，不应该是从头开始，应该是为补救原审存在的错误而展开的纠错程序，二审裁定中未指出错误的问题也不应在重审范围之内。
（二）发回重审是在一审法院审判权行使存在遗漏、瑕疵或错误的情况下，二审法院督促一审法院履行自身职责的一种方式，重审对原审程序效力的颠覆有必要前提，仅需针对原审程序的错误和遗漏展开。原审法院已经通过合法的程序对案件的基本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了判断，只要这些基本事实并不是发回重审的理由，适用法律亦无错误，则不应全盘否定。
（三）已经在原审程序自认的事实应实行“禁反言”规则，而不应该在重审中对原审程序中自认的事实以及依据这些事实作出的裁决全部推倒重来。
（四）二审法院发回重审裁定书（案号为[2016]粤06民终5143号）发回重审适用的理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四）项的规定，即“(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说明本案原一审法院的错误仅为遗漏当事人的程序性错误，而并不是因为“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发回重审。即原审并不存在基本事实不清的“实体性错误”，重审的要点应该围绕“程序性问题”进行补救，而不是实体问题全盘从头来过。
（五）正是因为重审法院将案件推倒重来，导致戴志忠在庭审中对原一审和原二审时自认的事实、认可的证据均予以否认，完全不顾诉讼诚信。重审法院亦不顾原一审法院依据各方质证的证据所反映的客观事实，错误认为发回重审案件就是要作出相反的事实认定并作出相反的判决结果，于是肆意将原一审已经查明的所有事实和证据全盘推翻，进行彻底的翻盘改判，重审法院的这种做法完全属于超越审判权限，既是对原审一审法院已查明基本事实的不尊重，更是对于二审法院发回重审理由的歪曲定位，本着维护二审法院审判监督和指导的权威，二审法院应该予以纠正。
二、本案《OEM合作协议书》签订主体是戴志忠个人，而非戴志忠与胡结辉成立的合伙体。《OEM合作协议书》的履行主体也一直是戴志忠，而不是作为合伙体的高斯卫浴。重审法院将合同成立和和合伙体成立等同认定，混淆了合同成立和合同履行的概念，属于事实认定错误。
（一）合同成立和合同履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合同成立并生效，并不能等同于合同最终能够履行或已经如约履行。合伙体到底有无成立，要看合伙体是否能够成立，是否达到合伙体成立的基本的必要的条件。本案中，胡结辉、戴志忠虽然签订了《高斯卫浴事业部成立合作协议》，合同签订成立并生效，但是协议中关于成立高斯卫浴这一合伙体进行经营，仅有合同的合意，而最终并未实现。主要包括：
1.戴志忠从未按约定履行过出资80万的义务，只有一方出资，说明成立合伙体的最基本的基础已经丧失。
2.戴志忠从未按照合作协议的约定允许胡结辉参与过事业部的运营，包括财务审批、人事任免等事项。
3.几年来，戴志忠对外交易均是以“潮州事业部戴总”名义进行，包括与辉映公司进行财务对账，其收益也均流入戴志忠个人账户，从未向胡结辉分配过红利。
戴志忠未履行出资义务，导致其与胡结辉约定成立的合伙体并未真正成立。戴志忠是否履行出资义务，关涉到双方合伙体是否成立。而戴志忠从原一审反诉开始一直到二审，均不能提供银行转帐记录，在重审中亦只提供了复印件且与在另案（胡结辉诉戴志忠合伙纠纷案）中提供的转帐记录完全不一样。充分说明了戴志忠提交的80万的投资转账记录单系自行制作，电脑截屏不可能盖银行的业务讫公章。仔细比对其提供的两张网上银行转账明细，盖有“青岛银行辽阳路支行业务讫”公章的转账单明显为戴志忠电脑截屏放大后加盖的章。而仔细查看戴志忠提交的其他山东青岛银行的转账单，均在单据底部明确注明“此电子回单为网上银行补打，请勿重复记账”字样。因此，戴志忠提交的盖有“青岛银行营业部业务讫”公章的80万元转账明细并非真实的转账交易记录，对此，辉映公司当庭提出其真实性应由法院进行核实，但重审法院未作任何回应，对如此重要的证据和事实认定，作出如此草率处理，有悖法院中立审判原则。
（二）根据《OEM合作协议书》，辉映公司的交易相对方为戴志忠个人，而并非是高斯卫浴。根据《高斯卫浴事业部成立合作协议》的第3条第2点的约定，双方出资的账户为指定的账户，也为事业部运营的公共账户，即为山东青岛银行的账户。而在重审中和原一审中，辉映公司提交了与戴志忠的“订单对账及转账记录”，该对账记录均表明，辉映公司的交易相对方为戴志忠人个人，而非高斯卫浴事业部。“订单对账”表格也显示，戴志忠对外是以“潮州事业部戴总”名义进行的对账（即“潮州陶瓷事业部”并非本案“高斯陶瓷事业部”），对账单接收方为戴志忠个人；交易转账记录的收益也全部由戴志忠个人私人账户接受，而非事业部公账，最终也由戴志忠个人支配。由此事实可以说明，戴志忠是以个人名义在实施交易，所得收益也并非进入出资的山东青岛银行的指定公共账户，而是全部流入其个人账户支配。
（三）辉映公司在《OEM合作协议书》履行的过程中均是针对戴志忠个人进行交易联络的意思表示。辉映公司无论是向戴志忠发送《催货通告函》，还是《致戴志忠的函》，抑或《关于终止“戴志忠”采购权限的声明》均是针对其个人做出的联络意思表示，邮寄上述函件的目的地也是戴志忠的私人住宅地址，包括青岛和福建。这些收件地址均非事业部的办公地址，而事实上，所谓的高斯卫浴事业部并未成立，根本就没有具体的办公场所和地址。由此说明,《OEM合作协议》合同的相对方为戴志忠个人而非高斯陶瓷事业部。
（四）从原一审中戴志忠反诉状也可以反向证实，《OEM合作协议》是和其个人签订，而非高斯陶瓷事业部。原一审反诉状反诉原告是戴志忠个人，如果辉映公司认为《OEM合作协议》是和高斯卫浴事业部签订，那就应该以高斯卫浴事业部的名义或以事业部2名合伙人的名义提起反诉，而不是以自己的名义。且戴志忠在反诉中举证的《租赁合同》均以戴志忠名义签订，而非事业部，反诉状中提出的反诉赔偿请求全部都要求向戴志忠个人进行赔偿，而没有提及向高斯卫浴事业部赔偿。充分说明了戴志忠自始至终也是认为《OEM合作协议》中的实际履行双方当事人是辉映公司与戴志忠。
三、由于戴志忠拒绝供货，辉映公司于2014年12月1日向戴志忠发函通知解除了《OEM合作协议》，在同一时间辉映公司还向供应商发函表明终止戴志忠的采购授权，且戴志忠在原一审反诉状中已经自认收悉终止采购授权的通知，重审法院罔顾该客观事实，主观臆断认定双方协议解除时间为起诉日期，明显是错误的。
（一）辉映公司于2014年12月1日向戴志忠发出了《致戴志忠函》，该书面函件内容明确要求戴志忠将COSO所有产品及物料发回辉映公司处进行结算。此函的逻辑前提实际上是根据《OEM合作协议》第八条“不继续合作，甲方（上诉方）按采购价购进所有产品。”的约定而提出的要求，因此，此函的内容实际上就是向戴志忠提出解除双方的合同关系。且此函已经通过邮寄于2014年12月1日寄往戴志忠处，其也签收确认，因此双方签订的《OEM合作协议》已于2014年12月1日解除。
（二）2014年12月1日，辉映公司还向戴志忠所负责的供应商也发出了《关于终止戴志忠采购权限的声明》，此证据重审法院亦认可其真实性。
（三）上述两组证据相互印证，意思表示完全一致，且戴志忠在原一审反诉状中已经自认收悉并知悉被终止采购授权，进一步印证了戴志忠收悉双方解除采购授权的意思表示。
（四）无论是辉映公司或是戴志忠违约，双方的《OEM合作协议》均已经在戴志忠收函后解除。
1.如果是戴志忠违约，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和九十六条的规定，辉映公司书面通知戴志忠后，自通知到达被戴志忠时双方合同关系解除。
2.如果是辉映公司违约，辉映公司已经明确发函终止戴志忠的采购授权，即已经明确表示不履行主要债务，戴志忠收函后亦未提出任何异议，且其在重审中确认双方只在合同签订后至2014年9月发生过交易，说明双方均已经认识到合作关系自辉映公司的通知到达时已经终止。同时，《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和九十六条规定的通知解除合同的情形，并未明确限制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权利（合同条文提出解除合同的一方仅使用“当事人”或“当事人一方”而未使用“守约方”），说明违约方亦享有通知解除合同权，至于违约方解除合同应承担何种责任问题，则另当别论。
四、本案明显属于戴志忠违约，戴志忠确认已经收到辉映公司的《催货通告函》，且在原二审上诉状中已经自认存在“拒绝交货”等违约事实的情形下，重审法院却置证据证实的事实和其自认于不顾，擅自以“日常生活经验”来推断戴志忠不存在违约行为，将偏袒偏帮戴志忠之心表露无遗。
（一）辉映公司已经在原一审举证“订货单”、“催货通告函”、邮寄送达底单，且戴志忠已经确认收悉该催货通告函，那么其就应该举证证实其已经按期按量提供了订货单的货物，如戴志忠并未能举证证实，就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二）戴志忠在原二审上诉状中已经明确自认“可以拒绝继续供货”（见戴志忠上诉状第1页倒数第10行），在戴志忠已经自认存在违约事实的情况下，重审法院完全罔顾该自认，而以“日常生活经验”认定戴志忠没有违约，使民事诉讼中的证据规则形同虚设，视若无物。
（三）在订单有明确标明交货日期，且有明确载明货物“收货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容边天河工业区容辉路2号”的情况下，重审法院仍然可以用“日常生活经验”予以推翻，将交货日期理解为供应商可以交货的日期，而并非实际向辉映公司交货的日期，将收货地址理解为先交到戴志忠处凑够一个集装箱后再送给辉映公司。按重审法院的理解，在双方的交易中载明交货日期和交货地点毫无作用，对双方没有任何约束力，任何交易规则都可以“日常生活经验”替代之。显然，重审法院的“日常生活经验”是为戴志忠创设的经验，将偏袒偏帮之心表露无遗。
（四）另一方面，重审法院关于“交货日期”到底是供应商交给戴志忠的日期，还是交给辉映公司的日期的判定对本案的审理没有任何意义，即使是交货日期可以认定为是供应商交给戴志忠的日期，戴志忠没有确定具体的交货日期，那么在辉映公司已经发出“催货通告函”，要求按照订单交货日期按期按量履行交货催告的情况下也应该在合理的期限内履行交货的义务，而不是完全拒绝交货。没有交货就是实质违约，重审法院将“没有交货”偷换概念为“没有按期按量交货”，完全是为了偏帮戴志忠的枉法裁判行为。
五、在双方合作期间，戴志忠从未对付款问题提出过任何异议，双方的实际交易惯例已经改变了《OEM合作协议书》中“到货后七天内汇款”的付款期限约定。因此，辉映公司不存在迟延付款的违约事实。
（一）虽然双方签订的《OEM合作协议书》中约定的付款方式为“到货后七天内付款”，但是双方自2012年10月份实施交易以来，付款方式均是按照货到后一段时间进行批量对账，对帐后一定时间内支付已对帐的批次的货款。这种模式，从双方提交的历次对账单和付款单都可以明确，付款均是在双方对账确认后的七到十天左右支付。双方实际付款方式虽然和合同约定不同，但是双方对此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说明双方以实际交易惯例的履行行为改变了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双方都予以接受并默认这种付款模式。因此，戴志忠在时隔多年到如今对簿公堂才提出辉映公司存在逾期付款的违约行为，缺乏理据。
（二）原一审中，戴志忠坚持双方系按合同约定的“到货后七天内付款”，因此认为辉映公司自2014年7月至8月的5次供货均存在超过货到后7天付款的情况。而在重审中，戴志忠又认为辉映公司在2014年6月至9月期间付款期限不符合“对帐后七天内付款”，明显是根据诉讼需要作出的违背诚信的虚假陈述。但重审法院却再一次偏听偏信其前后不一致的陈述，主观认为双方改变的付款模式为戴志忠所称的“对帐后七天内付款”，显然，重审法院作出的认定缺乏证据支撑。
六、辉映公司和案外人顺德区容桂鸿旭金属制品厂（以下称鸿旭厂）不属于关联企业，重审法院仅仅依据“亲属关系”就武断认定独立的主体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从而将鸿旭厂的对外授权和采购行为视同为辉映公司对外采购的行为，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
（一）判断两个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应该从两个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人员、财务、管理、股权等交叉或重合的情形予以综合判断。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鸿旭厂和辉映公司之间存在人格混同的情况下，重审法院认定鸿旭厂和辉映公司之间系关联企业是错误的。
（二）案外人鸿旭厂作为商标的所有权人，除了授权辉映公司使用相关商标之外，完全可以自由授权他人使用其商标生产相应产品。重审法院仅凭鸿旭厂的经营者与辉映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的妻子有亲属关系，就将鸿旭厂的授权行为完全等同于辉映公司行为，将鸿旭厂对外的采购等同于辉映公司的采购行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辉映公司在《OEM合作协议》中的交易主体为戴志忠个人，双方签订的协议因戴志忠拒绝供货构成违约于2014年12月1日通知解除，戴志忠应向辉映公司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戴志忠的反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为维护辉映公司的合法权益，恳请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准确适用法律，支持辉映公司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戴志忠辩称：辉映公司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案涉《OEM合作协议》主体是高斯卫浴，并不是戴志忠个人；辉映公司将高斯卫浴与戴志忠合作强制终止，并非是因戴志忠违约，因此请求法院驳回其上诉。
原审第三人胡结辉述称：对辉映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没有异议。辉映公司是与戴志忠签订的合作协议，而不是高斯卫浴事业部，该事业部也没成立，经营和分红胡结辉都没有参与；将资金支付给戴志忠后，其并没有告知高斯卫浴的状况，胡结辉认为高斯卫浴事业部并没有成立。
上诉人戴志忠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第一、二、三判项；撤销原审判决第四项，改判辉映公司向戴志忠、胡结辉赔偿经济损失650000元；上诉费用由辉映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
一、辉映公司擅自对外采购及单方向供应商发函告知巳解除潮州陶瓷事业部（下简称潮州事业部）之间的合作关系的违约行为造成潮州事业部经济损失,原审法院认定戴志忠提出的损失没有相应的证据支持属认定事实错误。
因辉映公司单方致函给各供应商称辉映公司已和潮州事业部终止合作关系，导致各供应商要求潮州事业部对已采购的陶瓷产品需马上支付货款并提货，故潮州事业部只能在未与辉映公司结算的情况下向各供应商支付货款并提货，并租赁仓库存放上述陶瓷产品。
双方约定的合作方式为：辉映公司向潮州事业部发送订货单，潮州事业部收到订货单后，按照订货单向供应商订货,待供应商确定生产完毕后，潮州事业部按照辉映公司的指令向其发货，发货需凑够一个集装箱才统一发货，发货后双方进行对账，对账后七天内辉映公司向戴志忠支付货款。戴志忠收到货款后，再另行与供应商结算。
辉映公司在2014年9月1日前向潮州事业部发送了部分订单，潮州事业部收到订货单后马上向供应商订货，且供应商巳按照订单要求生产完成陶瓷产品。但因辉映公司拒绝支付戴志忠于2014年9月13日向其发送货物的货款107384.75元，且无故单方解除与潮州事业部合作关系，致使潮州事业部扣留部分陶瓷产品尚未向辉映公司发货（根据戴志忠在原审中提交的《高斯卫浴订货单》、《高斯陶瓷事业部发货确认单》对比可知，戴志忠尚有部分陶瓷产品未向辉映公司发货）；另因辉映公司向各供应商发函告知解除与潮州事业部的合作关系，导致各供应商均要求戴志忠提取已订购的货物并支付货款，戴志忠迫于无奈，在未收到辉映公司的货款的前提下先行与供应商结算并提取全部陶瓷产品，并于2014年9月28日租赁位于潮安县古巷镇的厂房用于堆放上述未向辉映公司发货的陶瓷产品，并为此一次性支付了两年租金148800元（戴志忠已在原审中提交了《厂房租赁合同》证明租赁关系）。戴志忠认为，因辉映公司存在无故解除与戴志忠签订的合作协议且拒绝支付货款的违约行为，致使戴志忠由此产生了损失（包括未发货的货物价值及租金损失），上述损失应当由辉映公司承担。
二、辉映公司尚未足额支付货款给戴志忠。
根据戴志忠在原审中提交的《高斯陶瓷事业部发货确认单》可知，戴志忠于2014年9月13日向辉映公司发送陶瓷产品，辉映公司应根据双方的合作模式向戴志忠支付货款107384.75元，但至今其仍不支付货款，且以已和潮州事业部解除合作关系为由拒绝与戴志忠对账。戴志忠认为，因辉映公司拒绝支付上述货款给戴志忠且发函给各供应商告知解除与潮州事业部的合作关系，致使各供应商逼迫戴志忠结算并支付陶瓷生产及采购的费用，造成戴志忠损失，故辉映公司应当向戴志忠支付货款并承担相应的损失。
终上所述，辉映公司的违约行为造成戴志忠损失应当由辉映公司承担，故戴志忠要求辉映公司赔偿经济损失合法合理，原审法院认定证据不足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恳请贵院查清事实，依法裁判。
辉映公司辩称：
一、戴志忠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主要义务，经辉映公司催告后仍拒不履行，导致双方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依据法律规定及双方合同约定，辉映公司有权行使合同解除权，并要求支付违约金10万元。
（一）双方之间签订有《OEM合作协议书》，合同约定由戴志忠为辉映公司采购OEM产品，并对供货周期和供货质量负责。但戴志忠在2014年6月至8月期间，出现七次未按期按量供货的情形，经多次催促无果后，辉映公司于2014年9月15日再次向戴志忠发书面函进行催告，戴志忠仍未予以理会，其延迟履行或拒不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违约，其以自己的行为表明已不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
二）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规定，戴志忠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经辉映公司催告后仍不履行的，辉映公司有权行使法定的合同解除权。
（三）根据双方合同约定，任何一方违反合同第六条的规定，违约方应向对方支付违约金10万元。戴志忠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且在一审的庭审中经法庭释明后，表明对违约金的多少不持异议，不要求法庭酌情增减。同时，戴志忠拒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的行为，给辉映公司的生产经营带来严重影响，使辉映公司遭受重大经济损失。因此，辉映公司向戴志忠主张10万元违约金，符合双方合同约定和相关法律规定。
二、无论戴志忠在本案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辉映公司均享有法定的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
（一）本案中双方签订的《OEM合作协议》内容是紧紧围绕OEM产品的采购授权的委托代理而展开，由辉映公司授权戴志忠独家采购高斯卫浴的OEM产品，协议名为《OEM合作协议》，即定作加工协议，实际应为委托代理协议。
（二）根据《合同法》第二百六十八条“定作人可以随时解除承揽合同”，以及第四百一十条“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的规定，本案中双方之间无论是存在定作加工合同关系，还是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也无论是否存在违约情形，辉映公司都有法定的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因此，戴志忠所称的辉映公司无合同解除权是没有依据的。
三、辉映公司已经作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且书面通知了戴志忠，双方的合同关系已经解除。
（一）辉映公司于2014年12月1日向戴志忠发出了《致戴志忠函》，该书面函件内容明确要求戴志忠将COSO所有产品及物料发回辉映公司处进行结算。此函的逻辑前提实际上是根据《OEM合作协议》第八条“不继续合作，甲方（被上诉方）按采购价购进所有产品。”的约定而提出的要求，因此，此函的内容实际上就是向戴志忠提出解除双方的合同关系。
（二）在2014年12月1日，辉映公司还向戴志忠所负责的供应商也发出了《关于终止戴志忠采购权限的声明》（关于该声明，戴志忠在一审反诉状中已经自认收悉并知悉其内容），进一步公示和强化了辉映公司解除双方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
（三）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的规定，综合《致戴志忠函》、《关于终止戴志忠采购权限的声明函》及《OEM合作协议》第八条的约定，辉映公司书面通知戴志忠解除合同关系，且已经送达给戴志忠，其亦未就解除的效力提出任何异议，因此，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已经解除。
四、戴志忠没有证据证明辉映公司存在逾期付款行为，即使存在逾期付款行为，但戴志忠在一审庭审中确认辉映公司及时予以补付且对补付行为未持异议，因此，戴志忠不再享有不安抗辩权。
（一）戴志忠提供的证据《高斯陶瓷事业部发货确认单》，由于是单方制作且没有辉映公司的签收确认，所以无法确认戴志忠的发货日期和到货日期，因此也无法确认付款时间。既然无法确认付款时间，也就更无法证明辉映公司是否存在逾期付款的事实。
（二）即使辉映公司存在逾期付款的行为，戴志忠在一审庭审中确认辉映公司及时予以补付且对补付行为未持异议，从未要求辉映公司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且其提供的送货单从2014年7月24日至8月12日的送货，间隔时间已超过七天，对其7月24日的送货未在七天内收到货款的情况下仍愿意继续送货，说明戴志忠对辉映公司的逾期付款行为予以接受，实则为双方对合同履行变更的认可。因此，戴志忠不再享有不安抗辩权。
五、戴志忠的反诉请求继续履行《高斯卫浴事业部成立合作协议书》，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应在本案中审查处理。
（一）胡结辉既是辉映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又是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其除了在辉映公司的公司经营中，可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代表公司作出法律行为外，亦可以在社会生活及经济交易中以自然人的身份作出民事行为及承担民事责任。《高斯卫浴事业部成立合作协议书》在签订时，所列明的双方主体显示胡结辉是以个人名义与戴志忠达成的协议，而没有任何信息可以看出其是代表辉映公司的行为。
（二）《高斯卫浴事业部成立合作协议书》是胡结辉与戴志忠签订的个人合伙协议且并未实际履行，而本案所涉《OEM合作协议书》属委托代理协议，显然两份民事合同并不属于同一种法律关系，签订的双方主体也不同，因此，戴志忠对此提出反诉要求在本案中一并处理，没有法律依据。
综上，恳请二审法院驳回戴志忠的上诉请求。
原审第三人胡结辉述称：不清楚案涉交易双方具体的数额和情况。
辉映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辉映公司、戴志忠签认的《OEM合作协议书》于2014年12月1日解除；2.戴志忠向辉映公司一次性支付违约金10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戴志忠承担。
戴志忠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辉映公司继续履行《0EM合作协议书》及《高斯卫浴事业部成立合作协议书》；2.辉映公司停止单方对外采购OEM范围内产品的行为；3.辉映公司向戴志忠支付违约金100000元；4.辉映公司赔偿戴志忠因其违约造成的经济损失650000元（包含但不限于业务损失600000元、物业费4000元、电费10000元、油费16000元及律师费20000元）；5.反诉费用由辉映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
一、2012年8月7日,戴志忠与胡结辉（辉映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订了一份《高斯卫浴事业部成立合作协议书》，约定：戴志忠与胡结辉合作成立高斯卫浴，合作期限自2012年8月1日起至2020年7月30日止；经营范围：卫生陶瓷含马桶、小便斗、蹲便器、台盆、感应器、智能马桶（不含浴室柜盆）；事业部代表人戴志忠，全权负责事业部的管理与经营，对外开展业务，订立合同，负责事业部所有采购产品的质量跟踪工作，对事业部进行日常管理；本合同自订立之日起生效并开始经营；合同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
二、2012年8月7日，辉映公司与高斯卫浴（代表人为戴志忠）签订了一份《OEM合作协议书》，约定：甲方（辉映公司）授权乙方（高斯卫浴）负责采购和监管甲方委托加工的高斯OEM卫浴洁具产品；合作时间自2012年8月1日至2020年7月30日；OEM范围为马桶、小便斗、蹲便器、台盆、感应器、智能马桶（不含浴室柜盆）；采购价格为乙方采购产品成本价上加15%；甲方收到货后七天内汇款（只限佛山设仓时，如在潮州设仓，款到发货）；甲方对乙方所有采购产品的单价、款式、质量及产品供应商有决策权；乙方不得向甲方以外的企业及个人供应OEM范围内产品；甲方不得向乙方以外的企业及个人采购OEM范围内的产品；甲方所有授权OEM范围内的产品，必须由乙方代表签字方可授权；乙方要对产品的供货周期、供货质量负责；违约方应向另一方支付100000元的违约金，如产生经济损失，应承担经济责任。由于授权生产的供应商很多位于潮州地区，高斯卫浴在潮州设有办事处，双方在合作过程中，有时也将高斯卫浴称为潮州陶瓷事业部。
三、2013年9月9日，辉映公司分别向案外人潮安县欧贝尔陶瓷有限公司、潮州市枫溪金信陶瓷厂、上海东姿陶瓷有限公司、潮安县古巷镇摩尔斯陶瓷洁具厂、潮安县宾丽橱柜设备有限公司、潮州市家豪陶瓷洁具实业有限公司、潮州永好卫浴科技有限公司、广东马岛卫浴有限公司等八家公司（厂）出具《商标使用授权书》，授权对方使用“COSO”高斯注册商标生产相关陶瓷产品，其中授权潮州市枫溪金信陶瓷厂使用商标的期限为2013年8月1日起至2014年5月31日止，其他公司（厂）的授权期限均为2013年9月1日起至2014年8月31日止，戴志忠在上述《商标使用授权书》均予以签名。
四、关于辉映公司与高斯卫浴的合作流程，辉映公司主张订货单是由其直接向供应商发送，供应商确认后直接回传辉映公司，再由辉映公司传给戴志忠，供应商完成生产后再由戴志忠指令发货，发货后双方进行阶段性对账，对账后一定期限内辉映公司向戴志忠支付货款；戴志忠则认为订货单是由辉映公司直接向戴志忠发送，再由其向供应商发送下单，要求供应商生产并确定交货时间，戴志忠是按照辉映公司指令发货，凑够一个集装箱才统一发货，发货后双方进行对账，对账后七天内辉映公司向高斯卫浴付款。
五、2014年6月28日、7月15日、7月16日、8月29日、8月30日，辉映公司分别向罗马卫浴、东姿陶瓷、摩尔斯陶瓷等供应商发送《高斯卫浴订货单》订购洁具产品。
六、2014年9月15日，辉映公司向戴志忠发出催货通告函，将尚未按期按量供货的订单进行罗列，并要求戴志忠及时履行。戴志忠于2014年9月16日收到催货通告函后，于同年9月30日向辉映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胡结辉回复了联络函，函中指出双方合作过程中辉映公司存在迟延付款及违约向高斯卫浴以外的企业采购OEM范围内产品的行为。胡结辉在和戴志忠的微信联系时承认收到戴志忠的上述函件。2014年12月1日，辉映公司再次致函戴志忠称：“鉴于你长期不履行合约，拒绝向我司供货情况，现我司限你于即日起5日内将你处库存的我司COSO产品及所有物料全部发送我司结算，如你未在指定期限内履行，我司视为你处已无我司COSO产品及所有物料库存。5日后如我司发现你处仍有我司COSO产品及所有物料，我司将视为你侵犯我司商标权进行违法生产销售活动，我司将会动用法律手段追究法律责任。”戴志忠于2014年12月5日收到上述函件。辉映公司已于2014年12月1日同时向相关的委托生产商发出终止戴志忠采购授权的声明。
七、2014年6月11日，辉映公司、戴志忠对账后向戴志忠支付了对账日期分别为2014年5月20日、6月7日、6月9日的货款合计313219.50元；2014年6月26日，双方对账后向戴志忠支付了对账日期分别为2014年6月9日、6月19日、6月23日的货款合计280778.85元；2014年7月16日，双方对账后向戴志忠支付了对账日期分别为2014年6月25日、7月5日、7月8日的货款合计334135.25元。
八、2016年10月9日，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受理了胡结辉诉戴志忠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案号为（2016）粤0606民初17178号。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涉案合作协议的主体；二、辉映公司、戴志忠双方是否存在违约行为；三、涉案合作协议是否应当解除。针对上述争议焦点，一审法院分析如下：
争议焦点一：双方签订《OEM合作协议书》前，与胡结辉签订了《高斯卫浴事业部成立合作协议书》，该协议约定本合同自订立之日起生效并开始经营，即作为合伙体的高斯卫浴自该协议签订之日起成立并开始经营；同时，该协议还约定高斯卫浴代表人为戴志忠，由其全权负责事业部的管理与经营，对外开展业务，订立合同。随后，戴志忠才以高斯卫浴代表人的身份与辉映公司签订《OEM合作协议书》。所以，《OEM合作协议书》的合同主体应为辉映公司和高斯卫浴（合伙人为戴志忠和胡结辉）。因此，辉映公司、胡结辉提出是戴志忠以个人身份与辉映公司签订《OEM合作协议书》的抗辩意见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争议焦点二：首先，关于戴志忠是否违约问题，辉映公司主张其于2014年6月28日至8月30日期间下达的七份订单，戴志忠一直未能按期按量提供上述订单采购的货物。根据双方提供的七份订货单的形式，双方均确认订货单上的“确认签名、确认日期、交货日期”栏目均为由供应商填写确认，但供应商填写的交货日期是否就是戴志忠应向辉映公司交货的日期，双方对此意见并不一致。在《OEM合作协议书》中没有具体明确合作流程的情况下，双方并没有通过补充协议的形式予以明确，从而无法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即使是辉映公司于2014年9月15日向戴志忠发送《催货通告函》，辉映公司亦没有明确戴志忠应于什么时候交货。根据日常生活经验，一审法院认为，供应商填写的交货日期并非戴志忠应向辉映公司交货的日期，而是供应商交货给戴志忠的日期，而戴志忠凑够一个集装箱后按照辉映公司的指令发货。所以，辉映公司提出戴志忠没有按期、按量交货，要求其支付违约金100000元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其次，关于辉映公司是否违约问题，虽然《OEM合作协议书》约定辉映公司应在收到货后七天内付款，但一审庭审中双方均确认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对付款期限进行了变更，辉映公司虽然主张变更了期限，但未能明确变更的期限，戴志忠则主张变更为双方对账后七天内付款。一审采纳戴志忠主张的变更期限，即双方对账后七天内付款。根据辉映公司2014年6至9月份的付款情况，辉映公司确实存在逾期付款的违约行为。关于辉映公司是否存在违反合同约定向高斯卫浴以外的企业及个人采购OEM范围内产品的行为，戴志忠主张辉映公司通过鸿旭厂对外采购OEM范围内产品。经查，鸿旭厂为潘丽嫦个人经营的个体工商户，而潘丽萍（原告法定代表人胡结辉的妻子）自认，潘丽嫦是其亲妹妹。根鸿旭厂于2014年9月1日出具的授权书，指定案外人苏超旺为COSO品牌陶瓷采购业务唯一采购商，同时声明原潮州陶瓷事业部（高斯卫浴）对接人不再负责任何业务合作。根据上述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一审法院确信辉映公司通过了关联企业鸿旭厂对外采购OEM范围内产品，违反了《OEM合作协议书》的约定，应承担违约责任。戴志忠主张辉映公司应支付违约金100000元，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因高斯卫浴的合伙人为戴志忠和胡结辉，所以上述违约金由辉映公司向戴志忠、胡结辉支付。关于戴志忠提出的650000元的经济损失，由于没有提供相应证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争议焦点三：根据合同法规定，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的，可以解除合同。辉映公司已经明确表示双方已经中止了合作并要求解除合同，而戴志忠虽然同意继续合作，但亦表示继续履行合同已经不可能，故一审法院支持辉映公司提出解除合同的主张。关于合同解除的时间，辉映公司在致戴志忠函中只是要求其对全部库存产品及物料进行结算，并没有明确提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故辉映公司主张《OEM合作协议书》于2014年12月1日解除的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由于辉映公司在起诉状中提出了解除《OEM合作协议书》，戴志忠于2016年3月3日收到法院送达的起诉状副本，所以，法院认定《OEM合作协议书》解除的时间为2016年3月3日。另，戴志忠提出的《高斯卫浴事业部成立合作协议书》是否应继续履行问题。因该协议显示是胡结辉以个人名义与戴志忠签订，涉及到戴志忠与胡结辉的另一法律关系，故在本案中不作审查处理。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五）项、第九十四条第（二）项、第九十六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辉映公司与戴志忠于2012年8月7日签订的《0EM合作协议书》于2016年3月3日解除；二、辉映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戴志忠、胡结辉支付违约金100000元；三、驳回辉映公司的诉讼请求；四、驳回戴志忠其他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本诉受理费3300元（辉映公司已预交），由辉映公司负担；反诉受理费减半收取为5650元（戴志忠已预交），由辉映公司负担760元，由戴志忠负担4890元。
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没有提供新证据。
经审查，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1，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容边天河工业区容辉路2号为辉映公司的注册登记地址。
另查明2，辉映公司向戴志忠付款的银行回单上“交易用途”显示为“高斯付”。
另查明3，辉映公司与戴志忠分别在2014年5月20日、6月7日、6月9日、6月19日、6月23、6月25日、7月5日、7月8日多次对账，形成的对账单均未明确约定付款期限。
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及辉映公司、戴志忠的上诉意见和答辩意见，本院对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分析如下：
关于《OEM合作协议》订约主体的认定问题。首先，案涉《OEM合作协议》反映签约的甲方为辉映公司、乙方为高斯卫浴，戴志忠作为高斯卫浴的代表在《OEM合作协议》上签字。其次，在《OEM合作协议》签订当日，戴志忠与胡结辉签订了《高斯卫浴成立合作协议书》，约定成立高斯卫浴。再次，根据双方提交的订购单反映在双方合作过程中，均是以“高斯卫浴”的名义对外下单经营。另外，辉映卫浴的付款回单也均显示“高斯付”，因此，《OEM合作协议》的合同相对方为辉映公司与高斯卫浴。
关于《OEM合作协议》履行过程中的违约责任的认定问题。首先，根据《OEM合作协议》第六条第五款：“乙方要对产品的供货周期、供货质量负责”的约定，高斯卫浴有义务在订货单载明的交货日期内向辉映公司交付相关产品。其次，根据辉映公司提交的七份订货单反映，高斯卫浴作为订购商向东姿陶瓷等供应商下订单生产多批次的卫浴产品，订货单上的送货地址为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容边天河工业区容辉路2号，联系人为吴顺冰。而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容边天河工业区容辉路2号为辉映公司的注册经营地址，即订货单项下的货物需直接送至辉映公司处；另外，辉映公司、戴志忠均确认订货单载明的联系人吴顺冰为辉映公司的员工，因此，订货单上载明的交货日期应为向辉映公司交货的时间而并非送货至高斯卫浴的时间，一审对此认定有误，本院予以纠正。再次，依据双方约定，交付货物是高斯卫浴的合同义务，在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已经在订货单约定的时间交付产品的情况下，其应对辉映公司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在辉映公司向高斯卫浴的代表人戴志忠发出催货通知等函件的情况下，高斯卫浴没有及时交付货物，也没有与辉映公司协商延迟交付事宜，应认定存在逾期交付的违约行为。高斯卫浴主张凑够一个集装箱后再发货，但其并没有证据证明其主张，双方也无此约定，本院对此不予采信。根据《OEM合作协议》第七条违约责任的约定，作为高斯卫浴的代表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戴志忠应据此向辉映公司支付违约金100000元，其可依据合伙协议向胡结辉主张相应的权利。此外，辉映公司在高斯卫浴无法根据约定交付相关货物的情况下，向高斯卫浴代表人戴志忠发出函件，解除其采购授权，并另行组织订购货物并不属于违约。根据一审法院及本院查明的事实，双方均确认对《OEM合作协议》约定的付款期限进行了变更，但对变更后的付款期限双方各执一词，无法确定。虽然戴志忠主张是双方对账后七日内付清货款，但双方多份账单均没有明确约定付款期限，因此对其主张辉映卫浴存在逾期付款的违约行为，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OEM合作协议》解除的认定。虽然高斯卫浴无法根据约定交付货物，辉','2018-09-30
16:28:20',0,'web',NULL),(32946269,'a7a7fa55-7994-47d0-8d63-a87b011a3804','$(function(){$(\"#con_llcs\").html(\"浏览：0次\")});$(function(){$(\"#hidRequireLogin\").val(\"0\");$(\"#Content\").html(\"此篇文书不存在!\");});$(function(){});','2018-09-30
16:28:20',0,'web',NULL),(32946270,'f965b1b9-a031-419c-8b71-a87800aee33a','$(function(){$(\"#con_llcs\").html(\"浏览：0次\")});$(function(){$(\"#hidRequireLogin\").val(\"0\");$(\"#Content\").html(\"此篇文书不存在!\");});$(function(){});','2018-09-30
16:28:21',0,'web',NULL),(32946271,'9e5cec6d-9f22-4d21-98f7-a8b00135546b','$(function(){$(\"#con_llcs\").html(\"浏览：118次\")});$(function(){var
caseinfo=JSON.stringify({\"法院ID\":\"1954\",\"案件基本情况段原文\":\"\",\"附加原文\":\"\",\"审判程序\":\"二审\",\"案号\":\"（2018）鄂11民终125号\",\"法院地市\":\"黄冈市\",\"法院省份\":\"湖北\",\"文本首部段落原文\":\"\",\"法院区域\":\"\",\"文书ID\":\"9e5cec6d-9f22-4d21-98f7-a8b00135546b\",\"案件名称\":\"林瑞发、朱云强追偿权纠纷二审民事裁定书\",\"法院名称\":\"湖北省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判要旨段原文\":\"\",\"法院区县\":\"\",\"DocContent\":\"\",\"补正文书\":\"2\",\"诉讼记录段原文\":\"上诉人林瑞发因与被上诉人朱云强追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浠水县人民法院（2016）鄂1125民初11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判决结果段原文\":\"\",\"文本尾部原文\":\"\",\"上传日期\":\"\\\/Date(1522080000000)\\\/\",\"案件类型\":\"2\",\"诉讼参与人信息部分原文\":\"\",\"文书类型\":null,\"文书全文类型\":\"1\",\"裁判日期\":null,\"结案方式\":null,\"效力层级\":null,\"不公开理由\":\"\"});$(document).attr(\"title\",\"林瑞发、朱云强追偿权纠纷二审民事裁定书\");$(\"#tdSource\").html(\"林瑞发、朱云强追偿权纠纷二审民事裁定书
（2018）鄂11民终125号\");$(\"#hidDocID\").val(\"9e5cec6d-9f22-4d21-98f7-a8b00135546b\");$(\"#hidCaseName\").val(\"林瑞发、朱云强追偿权纠纷二审民事裁定书\");$(\"#hidCaseNumber\").val(\"（2018）鄂11民终125号\");$(\"#hidCaseInfo\").val(caseinfo);$(\"#hidCourt\").val(\"湖北省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hidCaseType\").val(\"2\");$(\"#HidCourtID\").val(\"1954\");$(\"#hidRequireLogin\").val(\"0\");});$(function(){var
dirData = {Elements: [\"RelateInfo\", \"LegalBase\"],RelateInfo: [{ name:
\"审理法院\", key: \"court\", value: \"湖北省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 },{ name: \"案件类型\", key:
\"caseType\", value: \"民事案件\" },{ name: \"案由\", key: \"reason\", value:
\"追偿权纠纷\" },{ name: \"审理程序\", key: \"trialRound\", value: \"二审\" },{ name:
\"裁判日期\", key: \"trialDate\", value: \"2018-03-07\" },{ name: \"当事人\", key:
\"appellor\", value: \"林瑞发,朱云强\" }],LegalBase:
[{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Items:[{法条名称:\'第一百七十三条\',法条内容:\'第一百七十三条
系统尚未收录或引用有误
\'}]}]};if ($(\"#divTool_Summary\").length > 0)
{$(\"#divTool_Summary\").ContentSummary({ data: dirData });}});$(function()
{\r\n var jsonHtmlData =
\"{\\\\\"Title\\\\\":\\\\\"林瑞发、朱云强追偿权纠纷二审民事裁定书\\\\\",\\\\\"PubDate\\\\\":\\\\\"2018-0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