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12民终311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1500号、1530号。
负责人：沈建峰，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勤、王悦瞩，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生乐高校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泰州市海陵区永吉路66号北楼301室。
法定代表人：花永红，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华，江苏ＸＸ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上海昶昇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真陈路1000号6楼B座369室。
原审第三人王安海，男，1945年11月24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
原审第三人李月娥，女，1949年2月3日生，汉族，住上海市徐汇区。
上诉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北京银行上海分行）为与被上诉人江苏生乐高校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生乐公司）、原审第三人上海昶昇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昶昇公司）、王安海、李月娥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法院(2015)泰海商初字第14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银行上海分行上诉请求：撤销原审法院（2015）泰海商初字第1461号民事判决书，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原审判决对于我行提供的关键证据《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购销合同》上生乐公司的公章的真伪未予以查明及认定，导致本案基本事实不清。生乐公司在原审中始终坚称“该公章是他人私刻，并非其真实的印章”，如果事实真如此，则本案所涉的保理借款业务中显然存在骗取银行贷款的刑事犯罪行为，原审法院应当中止案件的审理，并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待刑事案件程序终结后，再恢复审理。2、如果《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购销合同》上的生乐公司的公章是真实的，则上诉人已经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了该笔应收账款的真实性，若生乐公司认为根据该笔应收账款所对应的贸易关系，生乐公司没有义务继续履行付款义务，则应当由生乐公司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而在原审庭审中，生乐公司既未提出过该观点，也未就此提供过任何证据。因此，原审判决“上诉人未尽合理审查义务，且不能证明昶昇公司有权要求生乐公司履行购销合同下的付款义务”的认定，不仅是错误分配了双方的举证责任，更是越俎代庖的为生乐公司创造了新的抗辩观点。3、再退一步说，只要《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上生乐公司的公章是真实的，则生乐公司至少对上诉人在涉案的保理借款业务下的经济损失负有全部或至少部分的损害赔偿责任。生乐公司在《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上所做出的同意付款的意思表示是明确的，其承诺的付款金额、时间明确，没有附加任何保留条件，而上诉人也正是基于该笔应收账款的确实存在，才同意向昶昇公司发放保理借款。若该笔应收账款在当时实际是并不肯定存在的，生乐公司在《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所确认的内容显然严重误导了上诉人，其对上诉人因此所遭受的经济损失负有责任。
生乐公司二审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适当，应当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理由如下：1、我公司从未在上诉人所提交的应收账款通知书上盖章也从未与昶昇公司签署上诉人所提交的购销合同，这两份证据上所加盖的公章都是伪造的，在原审审理时，我公司已经向原审法院提出书面对上述公章和我公司所实际使用公章进行的比对，从肉眼看就能看出通知书和购销合同上所盖的印章和我公司实际所使用的章是不同的，所以该证据不能作为上诉人要求我公司履行相关义务的证据。2、我公司与昶昇公司之间从未发生过任何的业务往来，上诉人向法庭提交的所谓的购销合同上载明的货物的品名、交易的时间前后矛盾，而且其所提交的发票也是昶昇公司自行开具的，也没有向我公司提交，我公司和昶昇公司之间既未签署合同也未发生任何交易往来，故而没有任何付款义务。3、我公司在上诉人所主张相关事实和提起的诉求中没有过错，故也不应当承担任何赔偿责任。综上，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原审第三人均未陈述意见。
北京银行上海分行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生乐公司向我行支付2571.8万元（如昶昇公司、王安海、李月娥清偿了保理合同下的借款及利息之后，则对生乐公司的应收账款债权转回至昶昇公司）；案件受理费由生乐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查明：2012年12月24日，北京银行上海分行（以下称银行）与昶昇公司签订了编号为0142838的《综合授信合同》，约定银行授予昶昇公司授信额度2000万元，授信方式为有追索权的国内保理。上述授信项下，昶昇公司与银行签订了编号为[2012]年[业]字第[0142838]的《有追索权保理额度主合同》（以下简称保理合同），约定昶昇公司将其与债务人已经或即将订立商务合同并形成商务合同项下的应收债款转让给银行，银行为昶昇公司提供有追索权的商业保理服务，昶昇公司申请保理授信额度2000万元。王安海与银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李月娥出具了《同意担保函》，承诺为上述综合授信合同项下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王安海、李月娥与银行签署《最高额抵押合同》，以名下相应房产作为抵押物为上述综合授信合同项下相应债权提供抵押担保。
2013年7月，在上述《综合授信合同》和《保理合同》授信项下，昶昇公司向银行提交《资金使用计划》、载明供货方为案外人上海宜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承公司）、购货方为昶昇公司、产品名称为多媒体终端机CS0722Ⅱ型，金额为2720万元的商品购销合同等材料称，因向宜承公司支付货款需要，申请支用保理额度2000万元，并要求银行将该笔保理融资款直接指定支付至宜承公司的银行账户。另昶昇公司向银行提交载明甲方为生乐公司、乙方为昶昇公司、产品名称为多媒体终端机CS0722Ⅱ型，金额为3000万元的购销合同一份；该购销合同约定，甲方指定技术人员验收合格后，乙方开具增值税发票；自发票开立日期甲方有15天对账期，150天期满一次付清；合同尾部甲方一栏加盖有“生乐公司”字样印鉴。2013年7月3日，银行与昶昇公司共同出具编号为CS20130705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约定昶昇公司拟于2013年7月5日将其对生乐公司签署的编号为SLGX20130131001、应收账款余额为2571.8万元，付款日为2013年12月2日的商务合同项下应收账款以及就该部分应收账款所享有的全部债权及债权的从属权利等相关权益转让给银行，生乐公司向银行履行上述应收账款项下的付款义务，并将应收账款直接付至指定账户。载明“致昶昇公司及银行：我方已收到你们于2013年7月3日签署的编号为CS20130705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现确认同意其内容”内容、签署日期为2013年7月4日的《回执》上加盖有生乐公司字样的印章。
2013年7月5日，昶昇公司向银行出具《保理额度支用申请书》，其中“应收账款明细表”载明：……债务人名称生乐公司，转让应收账款金额合计2571.8万元，商务合同付款日2013年12月2日，到期日2014年1月1日……。同日，银行向昶昇公司相应账户内放款2000万元，并于同日按昶昇公司发出的《保理融资款受托支付指令》将该款项全额划转给宜承公司。2013年12月12日，银行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权属统一登记系统对昶昇公司因系争《保理合同》而发生的债权转让作了应收账款转让登记。
2014年1月21日，银行向生乐公司发出工作协查函称，昶昇公司向银行贷款2000万元，保理买方为生乐公司，该贷款已逾期；请求生乐公司协查确认：一、生乐公司与昶昇公司是否存在贸易往来关系？有无签订相关贸易购销合同？二、请提供生乐公司与昶昇公司所有往来资金明细及相关凭证；三、生乐公司在《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回执上的公章是否属实？请生乐公司提供公章样本以便进一步查验；四、生乐公司是否有相应姓名的工作人员；五、在贷款保理业务贸易背景未了解清楚及逾期贷款未清偿以前，请生乐公司暂停划付昶昇公司在生乐公司的所有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昶昇公司投资生乐公司的意向投资款。2014年2月13日，银行另向生乐公司发出工作协助函称，前期由于技术问题，导致《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回执上的公章无法验印，要求生乐公司带好相关开户资料来银行开立账户后，通过验印系统进行核验。生乐公司针对银行2014年2月13日的发函于2014年2月21日回函称，生乐公司已按照银行要求提供公章原件及复印件，并委派专人至银行对公章真实性进行验看，生乐公司认为已经极力配合银行提出的要求。现关于生乐公司在银行开户的要求，生乐公司无法满足。生乐公司认为，在生乐公司已经提供公章原件的前提下，银行完全可以鉴定公章的真实性。如银行有其他要求，在不违背生乐公司基本规章的前提下，生乐公司会予以配合。
2014年2月19日，银行以昶昇公司、王安海、李月娥为被告向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黄浦法院）提起诉讼。黄浦法院于2014年11月14日作出（2014）黄浦民五（商）第1115号民事判决书，对银行要求昶昇公司在保理融资本金2000万元及利息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并支付相应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对银行要求王安海、李月娥对上述昶昇公司的付款义务在2000万元限额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及要求王安海、李月娥以名下所有的相应抵押房产为上述昶昇公司的付款义务在相应限额内承担抵押担保责任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后银行认为生乐公司未支付2571.8万元，昶昇公司、王安海、李月娥亦未清偿保理融资借款本息，再提起本案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银行以昶昇公司将对本案生乐公司享有的2571.8万元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其作为昶昇公司申请的2000万元保理融资款的还款来源为由，要求生乐公司履行给付2571.8万元的义务。则银行的诉讼请求应以昶昇公司向其转让的该项债权合法有效，且已具备履行条件为基础。本案中，《保理额度支用申请书》及《应收账款债权转让通知书》明确载明，转让的相应债权为编号为SLGX20130131001的商务合同下应收账款及就应收账款所享有的全部债权；编号为SLGX20130131001的购销合同载明，需方对所购货物验收合格，对账完毕确认后的相应期限内向供方给付货款。银行于2014年1月向生乐公司核实债权转让事宜，而在相应债权转让依据的购销合同及转让通知回执存疑的情况下，其未继续向生乐公司核实相应购销合同的履行情况，转而于2014年直接以昶昇公司及相应担保人为被告提起诉讼主张2000万元的保理融资款项下债务，在生效民事判决已裁决昶昇公司及相应担保人对2000万元的保理融资款项下债务承担责任情况下，另行向生乐公司主张昶昇公司向银行转让的案涉债权。现生乐公司对此提出抗辩称，我公司并未与昶昇公司签订相应购销合同，昶昇公司亦未向我公司交付货物或增值税发票。而银行仅提供明知存在瑕疵的购销合同及增值税发票列表，未能针对我公司的抗辩提交有效证据证明昶昇公司按照相应购销合同已实际履行了交付货物的义务而享有要求生乐公司给付货款的义务；不能证明其所主张的昶昇公司向其转让的相应债权具备履行条件。故银行要求生乐公司给付2571.8万元的主张依法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银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0390元、公告费600元，合计170990元，由银行承担。
二审中，上诉人、生乐公司以及原审第三人均未举证新的证据，原审查明的事实有相应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黄浦法院判决已经生效并且进入执行程序，2016年8月10日，北京银行上海分行通过法院拍卖保证人财产实现部分债权，现二审主张金额为14562444.66元。
本案原审法院于2015年11月26日立案受理。2014年2月29日，黄浦法院受理北京银行上海分行以昶昇公司、王安海、李月娥为被告合同纠纷案件【（2014）黄浦民五（商）初字第1115号】，请求昶昇公司支付涉案保理融资款项及利息等，王安海、李月娥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承担相应抵押担保责任。黄浦法院全额支持了北京银行上海分行的诉讼请求。2015年11月17日，黄浦法院发出《公告》，依据业已生效的（2014）黄浦民五（商）初字第1115号民事判决书，拍卖王安海、李月娥名下坐落于上海市徐汇区吴兴路270弄2号3108室房产。
再查明，本案所涉保理合同项下生乐公司、昶昇公司、担保人承担给付保理融资款项本息的顺位没有明确约定。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1、上诉人能否向生乐公司主张受让债权即应收账款；2、债权转让所涉及的买卖合同、债权转让通知书及回执（印章）真实性的举证证明责任应当如何分配，生乐公司应否承担直接支付账款的民事责任；3、若印章虚假，本案是否应当移送公安机关，是中止审理还是驳回起诉；4、生乐公司应否承担过错损害赔偿责任。
本院认为，合法权益依法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对其主张的诉讼请求依法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否则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对于争议焦点1，北京银行上海分行已经以昶昇公司、王安海、李月娥为被告向黄浦法院起诉，该案中未将生乐公司作为案件当事人并主张承担民事责任，黄浦法院判决生效并进入执行程序后，北京银行上海分行另行就保理合同项下应收账款转让所享有的债权单独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而将昶昇公司、王安海、李月娥列为第三人，其诉讼请求为全额的应收账款2571.8万元。依照合同相对性，北京银行上海分行仍可以提起相应的诉请，至于能否得到支持以及权利实现应依照查明的事实和法律依法裁判并执行。
关于争议焦点2、3、4，合并分析如下：本案所涉保理合同项下应收账款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之基础买卖合同关系的真实性是解决争议问题的关键。生乐公司抗辩其与昶昇公司之间从没有签订涉案基础买卖合同，也没有签署《债权转让通知书》及回执并确认买卖合同真实性、承诺合同已经履行并给付对价至指定账户。有关“生乐公司”印章非生乐公司真实印章，是伪造的生乐公司印章。而北京银行上海分行未经审慎核查、确认基础合同关系、印章的真实性，在纠纷发生后未能举证证明涉案“生乐公司”印章真实有效，基础买卖合同实际履行等，依照其所举证据不能确认昶昇公司依据基础买卖关系对生乐公司享有应收账款债权，也不能确认昶昇公司有权转让涉案债权，北京银行上海分行已经取得或者将来能够取得昶昇公司转让的基于涉案基础买卖合同存在的应收账款债权，不能认定生乐公司应当承担基于债权转让通知书、回执所确认的给付买卖合同对价的债务。
其中，对于印章真实性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依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以及保理合同保理商操作规则的要求，应当由北京银行上海分行对印章的真实性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北京银行上海分行未事先依照操作规程尽到审慎注意义务，确认基础买卖合同关系、应收账款转让通知、回执等真实、合法、有效，故诉讼中其主张生乐公司承担合同责任，北京银行上海分行对其主张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原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并无不当。
对于印章真伪涉嫌犯罪，应否移送侦查问题。本案所涉诉求基础是债权转让合同关系，基础法律关系是昶昇公司与生乐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其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与“印章”犯罪行为所指向的事实是可以分离的，若是北京银行上海分行就印章伪造等犯罪报案并由有权机关结论后，仍可以依法行使救济权利，故该案法院不是必须移送侦查，或中止诉讼、驳回起诉，可以就北京银行上海分行所诉作出实体裁判。
生乐公司有无过错，应否承担赔偿责任。本案所涉债权转让合同关系中，现有证据不能确认生乐公司是保理合同项下具体法律关系主体，而且在纠纷发生后，生乐公司是积极协助、配合北京银行上海分行依法维护权益的，生乐公司无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本案北京银行上海分行所诉请求赖以成立的请求权基础没有相应证据支持，其上诉诉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170390元，由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乐文
代理审判员 朱希懋
代理审判员 陈 雨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姚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