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民终230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号。
法定代表人：刘志高，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祖斌，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国子建，湖北珞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根河市支行。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根河市得耳布尔街。
主要负责人：韩铁桩，该支行副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英，北京市国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铭么，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信托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人民南路2段**号川信红照壁大厦。
法定代表人：牟跃，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詹昊，北京安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万佳，北京安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满洲里市绿色家园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互市贸易区都市绿洲生态酒店宿舍楼。
法定代表人：谢秋辉。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立森，男，1966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道北一道街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明娟，女，1968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道北一道街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明军，男，1971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满洲里都市绿洲生态餐饮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市北区世纪综合楼14号门市。
法定代表人：于菊红。
上诉人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银行）、上诉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根河市支行（以下简称农发行根河支行）因与被上诉人四川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信托）、满洲里市绿色家园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满洲里实业公司）、刘立森、王明娟、王明军、满洲里都市绿洲生态餐饮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满洲里餐饮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鄂武汉中民商初字第00293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被上诉人王明军虽曾向一审法院递交上诉状，但其未在法定期限内交纳上诉费，亦未申请司法救助，本院于2017年12月24日当庭口头裁定对王明军的上诉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之后列其为本案被上诉人的诉讼地位，对其上诉请求及理由均不作审理。上诉人湖北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祖斌、国子建，上诉人农发行根河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英、陈铭么，被上诉人四川信托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詹昊、万佳，被上诉人王明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兴瑞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满洲里实业公司、刘立森、王明娟、满洲里餐饮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湖北银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三项，改判支持湖北银行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农发行根河支行、四川信托、满洲里实业公司、刘立森、王明娟、满洲里餐饮公司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本案所涉信托为四川信托主动发起并管理的信托产品，其作为信托管理人在信托产品中享有的权利应当为保障投资人的预期利益而行使，其对借款人和担保人的权利即是对信托投资人的义务。四川信托未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义务，导致湖北银行无法实现投资收益，应对湖北银行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案涉信托产品的前期尽职调查由四川信托负责完成，四川信托未对相关资料进行实质审查，其后未及时告知借款人违约情况。上述行为均与《信托贷款合同》中约定的四川信托权利行使相违背，而上述权利约定应视为四川信托作为受托人对委托人湖北银行应尽的受托义务。（二）农发行根河支行出具的《担保函》和《补充说明》具备法律效力。湖北银行已在其所能范围内对担保函进行了充分审查。一审法院认定《担保函》、《补充说明》无效且农发行根河支行仅对满洲里实业公司不能清偿部分的50%承担赔偿责任错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第二款规定，农发行根河支行作为金融部门的分支机构，是作出保证的适格主体。一审判决未适用该规定违背法律适用基本原则。湖北银行已派员面核面签《担保函》、《补充说明》，也对授权书进行了形式审查，湖北银行对此无任何过错。即便认定该保证无效，湖北银行也不应承担责任。（三）湖北银行作为信托受益人，在四川信托拒绝履行清收义务的情况下，有权向相关债务人主张权利。湖北银行并非公证文书的当事人，无权直接申请执行。在四川信托因债务人无法直接送达不能通知转让债权导致其未完成信托产品分配工作的情况下，湖北银行有权为维护自身权益通过诉讼向相关债务人主张权利。
农发行根河支行辩称，同意湖北银行关于四川信托应承担相应过错责任，有权向债务人及其他担保人主张权利的上诉理由，不同意其关于农发行根河支行应承担责任的请求及理由。依《担保函》内容，农发行根河支行提供担保的对象为信托产品，湖北银行对信托产品享有的权能为所有权，而非债权，故该标的并非保证行为指向的适格对象，一审判决认定湖北银行与农发行根河支行之间形成担保法律关系错误。其他意见与农发行根河支行的上诉理由相同。
四川信托辩称，（一）案涉《信托合同》及《信托贷款合同》均合法有效。两者相互对立，无主从或依附关系。应以各份合同中约定内容作为判断参与缔约主体权利义务范围的标准。（二）本案信托产品系通道类信托贷款业务，相关前期尽职调查及风控措施落实等工作均由湖北银行负责完成，而非四川信托。（三）四川信托已按照《信托合同》约定方式，向贷款人发放了贷款，也多次按约定地址向委托人发送了信托产品现状及风险的告知通知，适格履行了通知义务，无违约事实及履约错误。且上述义务的履行与否与湖北银行主张的本案损失之间也无直接或相当因果关系。
王明军辩称，（一）对于刑事案件中被告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资产的，应依法追缴或责令退赔。故本案所涉湖北银行4000万元信托贷款债权应通过刑事案件处理，民事案件应不予受理。（二）即便作为民事案件受理，也不应将后期罚息、复利等作为赔偿范围进行判决。（三）湖北银行未及时对王明军抵押财产及对外债权行使权利，对扩大的损失应自行承担。（四）《信托贷款合同》涉及骗取贷款，属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应为无效。本案损失应由湖北银行、四川信托依各自过错承担责任。
农发行根河支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湖北银行对农发行根河支行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王铎在《担保函》、《补充说明》上盖章签名的犯罪行为是职务行为，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该行为应为无效代理行为。农发行根河支行对上述犯罪行为无明显过错。湖北银行明知农发行根河支行作为分支机构，无权对外担保，仍接受王铎的越权盖章行为，对授权书不作任何真实性审查，湖北银行并非善意相对人。该《担保函》的出具与贷款不能收回的损失之间也无因果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农发行根河支行不应承担责任。（二）一审判决免除四川信托责任，并支持具有重大过错的湖北银行享有逾期贷款本息的年利率21%的收益权，侵害了农发行根河支行合法权益。湖北银行、四川信托未对贷款人及担保人的资信、贷款用途、抵押财产进行实质性尽职调查，是造成贷款损失的直接原因。《信托贷款合同》约定的罚息标准超过银行贷款罚息标准。一审判决支持湖北银行每年21%的收益权，将导致随时间推移农发行根河支行实际承担全部4000万元贷款本金的可能。（三）生效的刑事判决认定王明军采用伪造文件的手段骗取银行贷款构成骗取贷款罪，判处王明军、谢秋辉有期徒刑的同时责令其退赔受害单位贷款4000万元。依据该判决，王明军系贷款债务人而非担保人。一审判决对此事实认定与刑事判决相冲突。
湖北银行辩称，（一）农发行根河支行营业执照记载的经营范围未将担保业务排除在外，表明农发行根河支行已取得上级行对外担保的概括性授权，故王铎签章行为未超越授权。即便认定越权盖章，因王铎法定代表人身份以及湖北银行并不知悉该事实，亦可构成表见代表的有效行为。农发行根河支行用人失察、管理不力的过错与犯罪行为得逞、湖北银行贷款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涉及的“过错”是指造成担保无效后果是否存在过错。本案如因未获授权原因导致农发行根河支行提供的担保无效，判断湖北银行的过错应限于考察湖北银行是否已尽职审查授权事项。农发行根河支行上诉中提及湖北银行是否对贷款人及担保人的资信、贷款用途、抵押财产等进行了实质性尽职调查问题与前述过错无关。本案中，湖北银行已对法人授权及担保前述进行了形式审查，审查程序和标准与其高度审慎义务相适。（三）《信托贷款合同》约定罚息标准系针对改变贷款用途违约行为，且50%的逾期还款罚息上限适用于银行贷款，不适用于信托机构。（四）《信托贷款合同》、《不可撤销保证函》合法有效，王明军并非《信托贷款合同》约定的贷款人。
四川信托辩称，（一）无证据证明四川信托与王明军、满洲里实业公司恶意串通，或明知王明军有骗取银行贷款故意，进而与其签订《信托贷款合同》。农发行根河支行主张该合同因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导致无效无任何事实依据。即便王明军具有骗取贷款的故意，使四川信托缔约表意存在瑕疵，因权利人未行使撤销权，该合同亦为有效。（二）四川信托已按照《信托合同》约定方式发放贷款，适格履行了合同义务，款项供满洲里餐饮公司使用亦符合《信托合同》约定。
王明军的答辩意见与其对湖北银行的答辩意见相同。
湖北银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四川信托对湖北银行购买的全部信托产品本金4000万元及信托收益（包含计算至到期日2015年1月25日的信托收益1199444.44元以及2015年1月25日之后依法计付的信托收益）依约承担赔偿责任；2、农发行根河支行依约对湖北银行购买的四川信托信托产品的投资本金及收益（即诉讼请求第一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立即向湖北银行支付全部投资本金及收益共计41199444.44元（其中信托收益1199444.44元计算至2015年1月25日，此后收益依法计付），并依约按照每日万分之五向湖北银行支付违约金；3、满洲里实业公司作为《信托合同》和《信托贷款合同》的借款人，按照约定向湖北银行偿还全部信托贷款4000万元的本金、利息、复利及罚息；4、刘立森、王明娟、王明军依据各自担保合同的约定对满洲里实业公司所涉信托贷款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5、湖北银行对满洲里餐饮公司提供的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6、本案诉讼费由四川信托、农发行根河支行、满洲里实业公司、刘立森、王明娟、王明军、满洲里餐饮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2月24日，湖北银行向四川信托出具《关于意向购买四川信托发行的“四川信托单一资金信托”的函》，载明：农发行根河支行取得其上级行或有权行对满洲里市绿色家园有限责任公司的授信批复（大于4000万元）；该信托计划项下相关抵押、保证手续办理完毕；相关合同及相关担保函面签完毕。满足上述条件，我行审查真实有效后，即付款购买该信托计划。
2013年1月17日，四川信托作为贷款人、满洲里实业公司作为借款人签订SCXT2012（DXD）字第129号-2《信托贷款合同》。贷款人作为川信·满洲里都市绿洲生态酒店单一资金信托的受托人，拟以委托人交付的信托资金向借款人发放人民币信托贷款并签订该贷款合同。贷款种类为流动资金贷款为主，贷款金额为人民币4000万元整，贷款期限为24个月，自贷款所对应的信托资金划付至信托财产专户之日起计算。本合同执行的利率为固定利率，年利率为10.5%；计息方式为按季计息并支付；借款人应于贷款到期日一次性偿还贷款本金。第十四条第（二）款约定了借款人的义务，其中第11点约定，合同有效期间借款人如发生停业、歇业、被注销登记、被吊销营业执照等对其履行本合同项下还款义务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均应立即书面通知贷款人，并按贷款人要求及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落实本合同项下债务的承担、清偿及/或担保。第十五条约定了贷款人的权利，主要包括有权了解借款人的生产经营、财务活动，要求借款人提供有关的计划统计、财务会计报表等文件资料，有权亲自或聘任其他第三方对贷款人发放的贷款进行日常管理，有权在借款人违反本合同第十四条第（二）款项下的任何义务，贷款人认为可能危及其在本合同项下的债权时，宣布本合同项下贷款立即到期。第十七条第（二）款第1项之（5）约定，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偿付到期贷款本金及利息构成逾期贷款，就借款人未按期偿付的贷款本息，按本合同项下贷款利率（日利率）的200%按日计收罚息，并对应付未付的利息按日计收复利，直至借款人清偿贷款本金及利息为止。附件第1.9条约定，不对本合同项下账户进行监管。
2013年1月17日，债权人四川信托与保证人刘立森签订SCXT2012（DXD）字第129号-4《保证合同》。该合同附件二为王明娟向四川信托出具的具有担保意思的承诺函。
2013年1月17日，抵押权人/债权人四川信托与抵押人满洲里餐饮公司签订SCXT2012（DXD）字第129号-3《川信·满洲里都市绿洲生态酒店单一资金信托之抵押合同》（以下简称《抵押合同》）。其后双方就合同约定抵押物办理了他项权证。
2013年1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恒信公证处作出（2013）满恒证内字第53号《公证书》，赋予《信托贷款合同》、《抵押合同》、《保证合同》强制执行效力。
2013年1月23日，湖北银行作为委托人（即受益人）、四川信托作为受托人签订SCXT2012（DXD）字第129号-1《川信·满洲里都市绿洲生态酒店单一资金信托之信托合同》（以下简称《信托合同》）。2.1约定，受托人基于对四川信托的信任，将自己合法所有的资金信托给四川信托，由四川信托按委托人的意愿、以四川信托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管理、运用和处分信托财产。2.2约定，本信托的规模为人民币4000万元，全部信托资金由委托人以自有资金认购；信托期限为24个月，自信托成立日起计算。信托资金由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指示用于向满洲里实业公司发放信托贷款，满洲里实业公司将贷款资金用于满洲里都市绿洲生态酒店项目的内部装修并补充其流动资金。第五条约定，本信托于委托人按本合同约定将信托资金付至四川信托指定账户之日成立。6.1约定，四川信托对信托财产进行管理、运用，应当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义务，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服务。6.3.2约定，受托人将信托资金用于向满洲里实业公司发放信托贷款，用于补充企业的流动资金不足和满洲里都市绿洲生态酒店项目的内部装修等。四川信托按上述方式正确合理运用和处分信托财产导致的财产收益与损失由信托财产承担。四川信托按上述具体运用方向，管理、运用信托财产，即视为四川信托已履行了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上述财产管理运用方式符合委托人意愿。7.2.2约定，因正确合理处理信托事务所支出的其他费用（以下简称信托管理费用，费用可能发生亦有可能不发生）由信托财产负担，在实际发生时由受托人从信托财产专户中对外划付，包括但不限于7.2.2.5信托相关的专业服务机构收费（如：会计师、律师费等）、财务顾问费用、投资顾问费用、监管费用、咨询服务费、代理机构手续费等。7.6约定，信托终止时，若信托财产存在非现金状态的，委托人及受益人同意以信托财产在信托终止时的状态向受益人进行分配。在受托人将《原状分配通知书》和《信托贷款合同》的原件送达受益人之日，受托人向受益人分配信托财产的义务即履行完毕。受益人应及时与四川信托办理清算及交接手续。委托人知悉并同意，信托财产可能发生损失，信托财产可能以债权、股权等非现金形式进行清算。8.2.1.5约定，除受托人违反信托目的处分信托财产，或者受托人管理、运用、处分信托财产有过失等情形外，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9.1约定，本信托涉及满洲里实业公司信用，可能因为借款人不能及时履行还款义务从而影响本信托投资收益而产生风险。防范措施：委托人对借款人的经营情况、资信状况、还款能力有充分了解并愿意承担有关信用风险。第十八条约定，本合同经委托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章，且四川信托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2013年1月23日，农发行根河支行向湖北银行出具《担保函》，称：鉴于贵行与四川信托签订信托合同，贵行向四川信托购买SCXT2012（DXD）字第129号-1“川信·满洲里都市绿洲生态酒店单一资金信托之信托”（以下简称信托产品），我行自愿对贵行购买上述信托产品全额收回投资本金及预期收益承担下述担保责任：1、我行承诺保证贵行购买的信托产品投资本金与收益安全，无论该信托产品资金及实际运作或投资收益如何，我行均保证到期无条件足额向贵行支付等值于全部投资本金及本函第2条所述收益的人民币款项，贵行不承担任何风险及其他义务。2、我行保证贵行所购买该定向信托产品的年化收益率为8.5%。投资收益=投资本金×上述投资年化收益率×投资天数/360（备注：贵行投资本金为人民币4000万，投资天数728天，该定向信托产品起息日为2013年1月25日，到期日为2015年1月23日。贵行无须支付管理费、托管费或其他任何费用）。4、该定向信托产品到期日一次性结算支付。投资收益按季结算支付，每季末月的21日为投资收益支付日，收益计算至产品期限中每季度末月的20日，最后一期投资收益在产品到期日随本金一并付清。该定向信托产品本金、投资收益支付日若遇法定节假日，则顺延至法定节假日后第一个银行工作日。我行保证在上述约定的支付日分别向贵行汇划等值于全部投资本金、以及本函第2条所列收益的人民币款项，无论四川信托是否按管理合同约定向贵行支付投资本金及收益。只有当四川信托在上述投资本金支付日及投资收益支付日向贵行汇划全部理财本金及本函第2条所列收益的情况下，我行责任方可免除。5、我行若逾期支付本函第2条所列款项的，除按本函第2条明确之收益率计付投资收益外，我行还应另行按照逾期支付的实际天数和逾期支付的本金及收益的总额，按每日万分之五的逾期率向贵行支付违约金。6、本函内容已取得我行所需的各项授权和批准。本承诺函未经我行所需的各项授权和批准的事项，不成为我行减免履行本承诺函项下的承诺事项的理由，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我行承担。本函所列承诺事项全部履行后，本函自动作废。本函经我行签发即生效，一经签发即不可撤销，复印无效。
2013年1月25日湖北银行将4000万元支付到指定账户。
2013年9月至2014年1月，四川信托工作人员多次通过手机短信方式敦促王明军付款、询问关于抵押材料的相关情况。
2014年6月23日，四川信托向湖北银行发出《关于“川信·满洲里都市绿洲酒店装修单一资金信托”项下抵押物涉案告知函》，称：接到《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调查取证函》，因满洲里餐饮公司被申请强制执行，需提供该公司申请信托贷款的资料；四川信托将按法院要求提供前述资料。湖北银行在回执上加盖“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融市场部”印章。
2014年7月25日，湖北银行向四川信托出具加盖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融市场部印章的《工作联系函》，请四川信托派相关业务人员配合一同前往满洲里市房产管理局，查询满洲里都市绿洲生态酒店美食广场、宿舍楼及项下土地在满洲里市房管局办理的抵押情况。
2014年7月30日，农发行根河支行向湖北银行出具《补充说明》，载明：2013年1月23日我行向贵行出具了担保函，为贵行向四川信托购买的信托产品全额收回投资本金及预期收益承担担保责任。上述担保函所担保的主债权范围涵盖该信托产品项下《信托合同》、《信托贷款合同》以及相关合同所确定的贵行应当享有的全部投资本金及预期收益。
2014年10月8日和10月10日四川信托三次函告湖北银行信托产品借款人欠息情况，并记载：作为被动受托的受托人，我司谨在此再次提醒贵行借款人之前的逾期还款行为可能存在导致信托财产受损的风险，请贵行及时将上述问题的解决方案反馈我司，我司将按照贵行的指令处理信托财产等相关事项。
2014年10月12日，湖北银行向四川信托出具加盖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融市场部印章的《回函》，载明四川信托寄送的《有关满洲里实业公司逾期还款的告知函》和《第二次告知函》、《第三次告知函》已收悉，请四川信托在借款人再次出现欠息时采取包括宣布贷款立即到期、依据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方式，充分、合理地行使贷款合同和担保合同赋予四川信托的权利，以最大程度地维护四川信托和湖北银行的合法权益。
2014年12月29日，王明军向四川信托和湖北银行作出《不可撤销保证函》，载明：本人是满洲里餐饮公司和满洲里实业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及控制人，同时也是《信托贷款合同》的实际用款人。本人自愿为《信托贷款合同》项下的全部借款本息以及其他债务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信托贷款合同》项下的全部借款本金、利息和债务人因违约而应当承担的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按照合同约定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以及债权人为实现债权、担保权利所支出包括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等其他全部费用。本保证的保证期限为本保证函第一款所述的债权全部清偿之日。本保证函为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如债务人发生违约行为，保证人应当立即履行保证义务，不得以主债权存在其他包括担保、质押、保证等担保措施为由拒绝履行保证义务。
2015年1月26日，四川信托作出《有关满洲里实业公司逾期还款的第四次告知函》，确定根据《信托贷款合同》上述借款于2015年1月25日应支付当季利息420000元，本金4000万元，截至2015年1月26日该企业拖欠本息合计41481666.67元。
2015年1月27日，四川信托作出《通知》，称贵司作为委托人与我司签署了《信托合同》，由我司设立的信托于2013年1月25日成立，信托财产规模为人民币4000万元整，我司已根据信托合同约定将信托资金全部用于向满洲里实业公司发放信托贷款。现满洲里实业公司未按《信托贷款合同》约定还本付息，鉴于《信托合同》约定，本信托到期日为2015年1月25日，因此通知如下：根据《信托合同》第七条第6款的规定，我司以信托到期/终止日信托财产的现状分配给贵司。贵司于2015年1月26日取得债务人未清偿的债权，包括本金、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等及其全部从权利。本信托项下的债务作为信托财产的债务一并归属于贵司。受益人应接受非现金形式的信托财产归属，并应承担信托债务。该《通知》所附权益移交清单记载：信托财产的性质为债权；债务人为满洲里实业公司；对应合同为《信托贷款合同》；截至2015年1月27日未清偿的债权金额为人民币41505361.19元，其中欠本4000万元，欠息1481666.67元，罚息23694.52元（按合同约定计算）；信托财产剩余现金11661.38元；对抵押人满洲里餐饮公司和保证人刘立森享有担保权利。
2015年1月30日，四川信托分别向满洲里实业公司、满洲里餐饮公司、刘立森邮寄《通知函》，载明：湖北银行于2015年1月27日取得满洲里实业公司未清偿的债权，包括本金、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等及其全部从权利，被通知人作为债务人、担保人所承担的义务于2015年1月27日起向湖北银行履行。
2015年2月10日，湖北省武汉市楚信公证处作出（2015）鄂楚信证字第2691号《公证书》，对四川信托于2015年1月28日申请，于2015年2月2日向湖北银行总行金融市场部送达上述《通知》（附有相关合同）和（2013）满恒证内字第53号《公证书》的事实和过程进行证据保全。
2015年3月24日，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作出（2015）川成蜀证内经字第33477号《公证书》，对四川信托向湖北银行邮寄《通知》（原状分配通知书）和（2013）满恒证内字第53号《公证书》的行为进行了保全。
2015年3月27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呼伦贝尔市分行向湖北银行作出《防止损失扩大的通知函》，称：1、满洲里实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王明军采用欺骗手段说服农发行根河支行行长王铎擅自违规在《担保函》及《补充说明》上签名并加盖公章，王铎的行为违法，你行取得的《担保函》及《补充说明》无效，农发行根河支行不承担担保责任。2、王明军涉嫌骗取贷款罪，建议你行及时举报刑事案件，采取追偿保全等措施，避免损失扩大。3、你行应尽快协调四川信托及时向有管辖权法院直接申请公证债权文书的强制执行，避免损失扩大。
2015年4月2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向呼伦贝尔市公安局出具《说明》，称：对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呼伦贝尔市分行从湖北银行取得的内农发银授字第【2011】068号《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业务授权书》复印件上加盖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3）”的印章，我行从未刻制过也从未使用过。
2015年4月27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以川银监函【2015】123号《复函》就《内蒙古银监局关于协查四川信托违规办理信托产品的函》进行了回复。2015年5月29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北监管局以鄂银监函【2015】23号《复函》就内蒙古银监局《关于协查湖北银行违规办理信托产品的函》进行回复。两份复函都对有关事项的基本情况、核查情况进行了说明。
2015年12月4日，内蒙古自治区根河市人民法院作出（2015）根刑初字第30号《刑事判决书》，查明：2013年1月23日，王明军与湖北银行的业务员一同来到农发行根河支行，找到王铎为王明军的4000万元贷款提供担保。王铎在湖北银行业务员起草的《担保函》上加盖了农发行根河支行的公章并签字，又一次违规为湖北银行的4000万元投资本金及收益出具了《担保函》。2014年7月30日，湖北银行业务员以《担保函》需要补充细节为由找到王铎，王铎又在湖北银行业务员提供的《补充说明》上签字，并加盖农发行根河支行公章。2014年12月31日，湖北银行向农发行根河支行发出《催告函》（抄送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呼伦贝尔市分行），要求农发行根河支行履行担保到期投资收益及本金到期日的相应担保责任。内蒙古自治区根河市人民法院认为：王铎身为银行工作人员，违反规定为他人出具保函，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
2016年1月22日，农发行根河支行向满洲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关于王明军、谢秋辉以伪造出资证明和验资报告的手段骗取满洲里实业公司工商注册登记的情况反映》。2016年2月5日，满洲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对其进行了答复。
2016年1月29日，农发行根河支行向湖北银行作出《防止损失扩大的通知函（二）》，称：你行应及时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措施，并在王明军、谢秋辉骗取贷款的刑事案件中依法积极地向司法机关申请追赃，若你行怠于行使上述申请财产保全、申请追赃的权利，你行应自行承担遭受损失和扩大损失的法律后果。
2016年2月，满洲里市人民检察院作出满检刑诉【2016】49号《起诉书》，在审查查明部分载明：2013年1月23日王明军与湖北银行的业务员一同到农发行根河支行找到王铎（已判）为王明军贷款作担保，王铎在明知《业务授权书》是假文件的情况下，向湖北银行工作人员出示了《业务授权书》，在《担保函》上签字并加盖公章。在本院认为部分载明：被告人王明军、谢秋辉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4000万元贷款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第一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骗取贷款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另查明，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信托财产专户对外发生多笔财务顾问费用支出，收取了来自并非借款人账户支付的利息。
四川信托2013年和2014年会计报表显示当年事务管理类信托的平均报酬率分别为0.56%、0.42%。
满洲里餐饮公司和满洲里实业公司于2013年12月10日被满洲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营业执照。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包含三个层次法律关系：1、基于《信托合同》，湖北银行与四川信托之间形成的营业信托法律关系；2、基于《信托贷款合同》、《保证合同》、《抵押合同》和对应他项权证、《不可撤销保证函》、《信托合同》和四川信托关于信托财产原状分配的《通知》，湖北银行与满洲里实业公司、刘立森和王明娟、满洲里餐饮公司、王明军之间形成的债权债务及相应担保法律关系；3、基于《担保函》和《补充说明》，湖北银行与农发行根河支行之间形成的担保法律关系。
（一）关于本案是否因王铎所涉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王明军和谢秋辉所涉骗取贷款罪而驳回起诉，四川信托是否为适格被告的问题。王铎所涉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王明军和谢秋辉所涉骗取贷款罪指向的法律事实，与本案审理的上述三层法律关系指向的法律事实仅有部分关联，不存在本民事案件的事实在根本上与刑事案件等同的情形，因此本案既无需以任一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中止，也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裁定驳回民事案件原告起诉全案移送公安、检察机关的条件。即使认为本案贷款、担保的相关事实可能与王明军和谢秋辉所涉骗取贷款犯罪事实高度重合，但是由于民事审判的对象是民事法律关系，依据是民事法律规范，与刑事审判的对象、依据乃至裁判原则、价值取向均不相同，本案属于同时存在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的情形。鉴于已启动的刑事审判并未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即法院仅依据刑事法律规范对王明军、谢秋辉的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以及应受刑法处罚性进行了评价，未就相关合同效力、合同责任进行评价；本案仍可以与王明军和谢秋辉所涉骗取贷款罪一案分别审理。
四川信托关于并非适格被告的抗辩主要理由在于：湖北银行既不认可其关于信托到期后对信托财产进行的原状分配，又在本案中针对借款人、担保人、抵押人提出了还本付息及承担担保责任的请求，湖北银行的诉讼策略在逻辑上存在矛盾之处，导致对四川信托的请求是不明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关于起诉必须符合的条件为：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明确的被告；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湖北银行在诉讼中的逻辑是否成立，已超出法院对诉讼主体是否适格、案件是否存在驳回起诉问题的审查范围，属于实体审理的范围，即其诉讼请求能否获得支持。湖北银行起诉的多个被告身份清晰、明确存在，诉讼请求具体，符合起诉的要件，四川信托关于所谓适格被告的抗辩于法无据，不予采信。本案应按照各方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依照民事法律规范进行审理。
（二）关于四川信托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湖北银行与四川信托签订的《信托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已于2013年1月23日成立并生效。湖北银行依约于2013年1月25日将4000万元信托资金付至四川信托指定账户，根据《信托合同》第五条约定，该项信托于当日成立。根据《信托合同》第2.2条的约定信托资金由四川信托按照湖北银行的指示用于向满洲里实业公司发放信托贷款；根据第6.1条的约定受托人四川信托对信托财产的管理负有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义务；根据第6.3.2条的约定，受托人按照上述（即第2.2条约定）具体运用方向，管理、运用信托财产，即视为四川信托已履行了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关于贷款发放的相关证据，包括《信托贷款合同》、《保证合同》、《抵押合同》和对应他项权证，均足以证实四川信托按照约定向湖北银行指定对象发放了信托贷款，其并未违反合同约定的受信义务。湖北银行关于四川信托未进行完善的贷前审查、贷后管理，及早发现贷款回收风险，并予以有效应对，故而违反合同第6.1条所约定的诚实、信用、谨慎、勤勉，为受益人最大利益服务的义务，是其对合同条款的片面解读。根据《信托合同》第7.2.2条和7.2.2.5条约定，财务顾问费用属于正确合理处理信托事务所支出的其他费用，应当由信托财产负担，在实际发生时由受托人从信托财产专户中对外划付。湖北银行关于从信托财产专户对外发生多次财务顾问费用支出违反受托义务的主张，与合同约定相悖。在湖北银行与四川信托基于《信托合同》产生的营业信托法律关系中，湖北银行的身份是一个投资者、委托人，其购买信托产品支付的4000万元，作为信托财产被指定用于向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无论《信托贷款合同》对贷款人四川信托作出了怎样的要求，或四川信托基于《信托贷款合同》对借款人及使用贷款的行为享有怎样的管理审查权利，都不构成四川信托在《信托合同》项下应对湖北银行承担的合同义务。湖北银行关于贷款、担保合同服务于《信托合同》故四川信托对借款人和担保人的权利构成了对信托投资人的义务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
湖北银行和四川信托之间存在明确、有效的《信托合同》，该合同是解释合同责任、信托责任的首要文本。信托产品的价格不必然决定信托产品的种类，信托产品是否为事务管理类信托也不必然决定信托责任的内容、范围。湖北银行未能证实四川信托违反信托目的处分信托财产，或处理信托财产存在过失，或存在其他违约行为，其关于案涉信托并非事务管理类信托，四川信托应向其赔偿损失的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三）关于满洲里实业公司是否应还本付息，刘立森、王明军、王明娟是否应承担担保责任，湖北银行对满洲里餐饮公司的抵押物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对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八十条第三款规定：“公证债权文书被裁定不予执行后，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就债权争议提起诉讼。”公证债权文书与民事判决书均为执行的依据。无论是文书确定的原债权人还是继受债权的债权人与债务人发生争议的，应当直接申请执行。鉴于提起一般民事诉讼的最终目的之一在于获取判决书形式的执行依据，若非公证债权文书被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以至于丧失原有执行依据的，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无权就债权争议提起诉讼以获得同等效力的执行依据。（2013）满恒证内字第53号《公证书》已赋予《信托贷款合同》、《保证合同》、《抵押合同》强制执行效力，目前没有证据显示该执行依据已经被裁定不予执行，因此关于满洲里实业公司是否应还本付息，刘立森、王明娟是否应承担担保责任，以及湖北银行对满洲里餐饮公司的抵押物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的问题不属于法院民事诉讼受案范围。一审法院驳回湖北银行对满洲里实业公司、刘立森、王明娟、满洲里餐饮公司的起诉。本案仅就王明军是否就《信托贷款合同》项下满洲里实业公司的债务承担担保责任进行审查。
《信托贷款合同》、《不可撤销保证函》是缔约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一方面，王明军、谢秋辉并非《信托贷款合同》当事人；另一方面，即使王明军、谢秋辉最终被法院判定其以控制的满洲里实业公司名义、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4000万元贷款的行为构成骗取贷款罪或其他与诈骗相关罪名；从民事法律关系的角度，至多认定王明军、谢秋辉作为经办人在缔约交易过程中主观上有欺诈故意，该故意等同于满洲里实业公司的故意，作为合同相对人的四川信托、当前债权人的湖北银行享有合同撤销权。但四川信托或湖北银行并未在法定期间内行使该权利，故对农发行根河支行关于王明军、谢秋辉的行为可能构成刑事犯罪影响《信托贷款合同》等合同效力的抗辩不予采信。
上述合同的债权人本为四川信托，在信托终止时其依照《信托合同》第7.6条约定以信托财产在信托终止时的状态（主要为债权）向受益人湖北银行进行了分配，于2015年1月27日作出《通知》，于2015年1月30日发出特快专递向满洲里实业公司、刘立森、满洲里餐饮公司通知了债权转让一事，于2015年3月24日以公证方式固定了送达原状分配《通知》等文件的事实。《信托合同》第7.6条约定和四川信托的做法，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和第八十条第一款“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的规定；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五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信托终止：（一）信托文件规定的终止事由发生”和第五十四条第一款“信托终止的，信托财产归属于信托文件规定的人”的规定。湖北银行获得了四川信托基于《信托贷款合同》及从属担保合同项下的债权及从权利。王明军就满洲里实业公司截至2015年1月27日下欠本金4000万元、利息1481666.67元、罚息23694.52元，以及依合同约定以未按期偿付的贷款本息金额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点八三的标准计付此后至清偿之日止的罚息、复利，应向湖北银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四）关于农发行根河支行所提供的担保是否有效，是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或赔偿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企业法人设立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分支机构，由该企业法人申请登记，经登记主管机关核准，领取《营业执照》，在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营业执照是判断某一单位究竟是独立的企业法人还是企业法人分支机构的主要标准。农发行根河支行的营业执照中明确记载其类型为国有经营单位（非法人）。虽然在《担保函》和《补充说明》中，农发行根河支行对信托产品项下以《信托合同》、《信托贷款合同》所确定的湖北银行应享有的全额投资本金及预期收益的回收，作出了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意思表示，且加盖了真实有效的公章；但是由于该单位身份为法人的分支机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若其未经法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书面授权而与债权人湖北银行订立保证合同的，该合同无效；债权人和企业法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湖北银行主张其签署并接受该担保文件时，对担保的授权进行了审核，但未提交足以证实授权真实存在、充分有效的证据。相反，2015年12月4日内蒙古自治区根河市人民法院已经在（2015）根刑初字第30号《刑事判决书》主文中确认，经办上述担保文件的农发行根河支行原负责人王铎，违反规定为他人出具保函，其行为构成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易言之，王铎在担保文件上加盖公章的行为未经法人授权。《担保函》和《补充说明》无效。
湖北银行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规定，原则上法人的分支机构未经法人同意，为他人提供保证的，保证合同无效，保证人不承担保证责任，但应当根据其过错大小，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是金融部门的分支机构提供保证的，如无其他导致保证合同无效的因素，保证人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因此《担保函》和《补充说明》有效。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发布日期为1994年4月15日，其性质为司法解释，解释的对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中的相关法律问题。关于法人分支机构提供担保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1988.4.2施行）第107条规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对外签订的保证合同，一般应当认定无效。即使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效力层级相同；按照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律适用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及其解释作为施行在后的特殊法应当优先适用。在《担保函》和《补充说明》无效的情况下，湖北银行对农发行根河支行应依约承担担保责任并支付违约金的请求丧失合同依据，双方应依法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虽然湖北银行诉请主张农发行根河支行对湖北银行购买的信托产品的投资本金及收益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但该连带责任的实质即与主合同债务人承担同等的给付义务，支付金额相当于主债务余额。庭审中农发行根河支行已经就其无过错、不承担赔偿责任进行了抗辩。农发行根河支行应承担的是约定连带担保责任还是法定过错赔偿责任，只是湖北银行对给付责任法律基础的单方认识。尽管是否承担因缔约过失而产生的法定民事责任没有在请求中直接表述，但仍包含在该项给付之诉的范围内，属于本案审理的范围。
农发行根河支行提供的无效担保以《信托合同》、《信托贷款合同》为主债权合同，主合同有效，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判断债权人湖北银行与担保人农发行根河支行应承担的责任范围，即“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湖北银行是否具有过错是判定民事责任主体和责任范围的关键。农发行根河支行以中国银监会湖北监管局和四川监管局就案涉信托项目情况的复函、提示湖北银行《防止损失扩大的通知函》等证据，主张湖北银行购买四川信托产品的业务性质已被认定为同业投资业务，存在多种违规之处，具有明显过错，湖北银行不通过报案、保全、申请法院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等方式防止损失，应当自行承担民事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湖北银行提起本案诉讼本身就是减损行为，其没有采取农发行根河支行推荐的','2018-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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