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3民终406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州光环钢管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邳州市碾庄镇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张功喜，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州光辉钢管有限公司，住所地邳州市碾庄镇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沈召平，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司鹏，该公司职员。
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亚东，该公司法务。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州巨腾变压器有限公司，住所地邳州市碾庄镇岱山工业园区（桑园村）。
法定代表人：李振节，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培珍，江苏恒久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州学永蒜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邳州市碾庄镇倪庄村。
法定代表人：王学永，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庄广友，该公司职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吕玉湖，男，1959年1月18日生，汉族，住邳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庄思武，江苏景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徐州鑫贝克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邳州市碾庄镇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戚计莲，该公司董事长。
原审被告：徐州大洲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邳州市碾庄镇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吕凤洲，该公司执行董事。
原审被告：徐州清华蒜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邳州市宿羊山镇老枣泗路东。
法定代表人：谢清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明奎，江苏彭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徐州光环钢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光环公司”）、徐州光辉钢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光辉公司”）、徐州巨腾变压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巨腾公司”）、徐州学永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学永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吕玉湖、原审被告徐州鑫贝克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鑫贝克公司”）、徐州大洲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大洲公司”）、徐州清华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清华公司”）水污染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新沂市人民法院（2016）苏0381民初7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7年8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光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司鹏、光辉公司与上诉人光环公司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亚东，上诉人巨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振节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曹培珍，上诉人学永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庄广友，被上诉人吕玉湖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庄思武，原审被告清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明奎，原审被告大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吕凤洲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鑫贝克公司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光环公司、光辉公司共同提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光环公司、光辉公司不承担责任，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吕玉湖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光环公司、光辉公司有排污行为是错误的。光环公司的经营范围为钢管技术研发、推广，钢管金属结构制造和销售，光辉公司经营范围为钢管金属构建、输配电控制设备加工和销售，两家公司在生产过程中无需排污，也没有专用的排污口，属非排污公司。光环公司、光辉公司的门前排污口是生活用水和雨水排污使用，一审法院没有查清相关事实。2013年邳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出具的监测报告，监测位置虽然位于排污口附近，但整条房亭河均不同程度存在污染的情形，不能以排污口附近氨氮含量超标就想当然的认为光环公司、光辉公司有排污的事实。事实上，上述检测报告显示光辉公司场内循环池水的氨氮含量为2.38，远远小于排污口处的4.3，也小于房亭河各处检测点的氨氮含量。2、一审法院认定光环公司、光辉公司排污口经宿古河进入古运河，最终经武河口进入房亭河，导致养鱼户的鱼死亡，是错误的。首先，房亭河是主河道，宿古河和古运河是支流，邳州市环境监察大队“关于房亭河网箱养鱼死亡的调查报告”查明，2013年7月4日以来房亭河水的流向是自西向东，经沿途调查是铜山区企业排污所致。附近村民均能证实7月4日位于铜山区的房亭河上游污水下泄，河内鱼虾死亡，足以证明是房亭河铜山区境内周边企业排污、污水下泄导致养鱼户的鱼死亡。其次，各被上诉人一审诉称是武河口上游王庄闸放水导致鱼死亡，与事实不符，其并没有举证证明王庄闸在7月3日晚拉闸放水。再次，邳州市环境监察大队“关于房亭河网箱养鱼死亡的调查报告”表明房亭河水质观感差、水质混浊，但古运河王庄闸处水质正常，未发现死鱼现象，宿古河、古运河也未发现死鱼现象。养鱼户也诉称房亭河武河口下游的议堂镇、土山镇，房亭河武河口上游的八义镇、铜山区境内均有死鱼现象发生。以上证据足以证明，即使光环公司、光辉公司排污口经宿古河进入古运河，能最终经武河口进入房亭河各养鱼户的养殖地点，也不是导致鱼死亡的原因。3、邳州市环境监察大队“关于房亭河网箱养鱼死亡的调查报告”的调查结论分析了房亭河水质恶化的成因，分别是农业面污染、支流污水积存、上游铜山区污水下泄、生活垃圾进入导致，与光环公司、光辉公司无关联性，应视为光环公司、光辉公司已完成了养鱼户的鱼死亡与排污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明。4、一审判决采纳的徐州市环境检测中心（2013）环监（水）字第（016）号检测报告和现场勘验的证据没有在一审庭审中进行举证、质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巨腾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巨腾公司不承担责任，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吕玉湖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巨腾公司有排污行为且所排污水流入宿古河是错误的。巨腾公司已提供工商登记等资料证明经营范围，经营范围表明在生产过程中无需排污，也没有专用的生产排污口。巨腾公司门前的排污口是生活用水和雨水排污使用，一审法院没有查清相关事实。一审法院现场查看确认巨腾公司有两处排污口即认定该排污口的污水是超标污水，事实依据不足。巨腾公司门前的桥涵洞口河水呈黄褐色，小河沟里的石块、废旧的水泥杆也是黄褐色，但是巨腾公司两边排污口处的河水却是正常颜色。在小河流的上游（西边）有数家企业，足以证明即便巨腾公司门前的河水有污染，也不能当然认定是巨腾公司排污所致。2、2013年邳州市环境监测大队出具的调查报告显示，巨腾公司排出的污水完全达标。一审法院认为“而对环境损害污染的后果，并非每一个侵权个体均足以达到污染标准方能造成污染后果，即使每个侵权个体未达污染标准，但多个达标排放污染物的个体相互叠加同样能够超出污染标准造成侵权后果”的观点没有科学依据。污染排放达标了即是合法的，不可能数个合法的行为相加之后就是非法的，一审法院以此认定巨腾公司排污达标但仍然造成吕玉湖鱼死亡的后果没有事实及科学依据。3、房亭河是主河道，宿古河和古运河是支流，巨腾公司门前的小河流的流水流入了李集大沟，李集大沟与房亭河没有水系相连，“调查报告”没有李集大沟水质污染的内容，且“调查报告”查明2013年7月4日以来房亭河水的流向是自西向东，附近村民能证实7月4日左右房亭河上游污水下泄，导致河内鱼虾死亡，经沿途调查是铜山区企业排污所致。足以证明邳州境内涉案流域无工业污染水体。4、一审判决的依据徐州市环境检测中心（2013）环监（水）字第（016）号检测报告和现场勘验的证据没有在一审庭审中进行举证、质证，程序违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学永公司上诉请求：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学永公司不承担责任。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在判决中认定“经现场了解，学永公司从事大蒜切片清洗加工经营”没有事实依据。学永公司在2014年2月之前一直从事经营大蒜、水果储存业务，从没有进行“大蒜切片清洗加工”，就在一审法官到现场勘查的时候，学永公司企业里也没有大蒜切片清洗加工设备，学永公司直到2014年2月才购买脱水、烘干设备。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学永公司在2013年7月存在排污行为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
吕玉湖辩称：一、各上诉人违反《环境保护法》关于“三同时”、《环境影响评价法》关于“环境评价”的规定。根据国家《环境影响评价法》、环保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的规定，各上诉人均属于对环境产生影响（污染）的行业，而且在我国有些发达城市，已经属于淘汰和限期退出的行业。上诉人企业建设投产时，应当根据《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同时，应当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条和第三条的规定，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但是，各上诉人均未提供证据证明其环保设施与其项目建设的“三同时”文件和验收资料；污染发生时各被告均未有相应的“环评”文件，处于污染排放无管控状态。二、根据环境污染侵害赔偿的举证原则，各上诉人未证明其排放与下流水体污染造成原告养鱼死亡无因果关系，因此，依法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1、有上诉人称其“达标排放”，而这并非免责理由。根据《环境保护法》、《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2、有的上诉人称其生产属于无排放型，即是说无需采取相应排放管控措施，无需建设排放物处理设施、设备。这显然是自欺欺人，实质属于随意排放。综上，结合邳州市水系图，可以看出，各上诉人企业所在地均为“武河口”、“王庄闸”以上，其生产污水长期积聚继而排下，造成下游的水体污染是必然的。三、八集镇、铜山区受污染及造成污染的责任人，与上诉人排污造成被上诉人的损害，是不同的污染源和不同水域的污染。上诉人故意混为一谈，不能免除其排污造成被上诉人损害的民事责任。四、各上诉人的其他上诉理由不成立。1、上诉人巨腾公司经营范围有变压器及配件制造、电缆及附件制造等，属于“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行业”，是国家明文规定的对环境有影响的行业。变压器行业因其污染，2014年列入《工业污染行业生产工艺调整退出及设备淘汰目录》，其关键工艺电镀、喷漆，是污染产生的最大源头；而“电缆制造”包含“橡胶加工”（橡胶加工工序排出的废水、废油等，如果未经处理就排入下水道，必然造成水体污染）、“拉丝”（拉丝工序的主要污染源是拉丝油）、“镀锌”（镀锡是被公认的环境污染行当之一。热镀锡工序的主要污染源是铜线清洗剂酸、镀锡锅散发出的酸汽以及工艺废水）以及“漆包、挤塑、混橡、挤橡、硫化、交联”等式艺流程，都会产生有害物质，随意排放必然造成周边环境的水体污染。2、上诉人光辉、光环公司经营范围包括钢管、金属构件、输配电控制设备加工、金属表面处理。有些经营包含在“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有些属于“金属制品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金属制品·金属制品加工制造”，这些都是属于国家明文规定的对环境有影响的行业和工艺。“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行业，特别是“金属表面处理”工艺包括：①钢铁件的常规处理工艺：脱脂→水洗→酸洗(如有必要)→水洗→中和→水洗→表调→磷化→水洗→干燥→涂装；②有色金属(如铝合金)的处理工艺：脱脂→水洗→活化(如有必要)→水洗→铬化→水洗→干燥→涂装。它对环境的污染因素有：磷、COD、悬浮物、油脂类等。这些污染物，未经处理随水洗程序而流出厂区，当然造成水体的污染。3、上诉人学永公司2013年年审报告中有经营行为及经营收入，却无相应环境保护措施；其排放无管控，造成污染也是必然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大洲公司、清华公司共同述称，不发表答辩意见，由法庭审核。
原审被告鑫贝克公司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吕玉湖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光环公司、光辉公司、巨腾公司、学永公司、鑫贝克公司、大洲公司、清华公司赔偿吕玉湖损失103155元并承担案件受理费。
一审法院查明：房亭河位于江苏省北部，为中运河右岸支流，是徐洪河调引淮水的送水借用河道。经历代多次治理，今房亭河在徐州市鼓楼区东部大庙枢纽以上通过荆山引河与不牢河相接，自大庙枢纽以下东南流经铜山区单集镇、邳州市八义集镇、碾庄镇、土山镇、议堂镇、八路镇，最后于运河镇以南的猫窝地涵东注入中运河后汇入骆马湖。房亭河上游点在铜山区大庙镇浮体闸，下游点在邳州市新河镇房亭河地涵，全长74公里，流域面积716平方公里，沿途有宿古河、古运河、陶公河、一手禅河和白马河等支流汇入，同时与部分农田灌溉渠相连。该河为人工控制河道，水体功能为灌溉、排涝与防洪，非规划养殖水域。
吕玉湖系邳州市夹河养鱼合作社社员，长期在房亭河从事网箱养鱼。2013年7月，吕玉湖发现其网箱养殖的鱼出现死亡现象，遂与养鱼合作社的其他养殖户一起向邳州市渔政渔船监督管理站电话举报。同年7月4日，该站工作人员接到举报后，组织渔政执法人员到达事故现场进行调查处理。同年7月30日，该站经走访调查核实，出具“邳州市房亭河网箱死鱼情况”一份，确认吕玉湖等16户养殖户共有网箱532个，总面积26232平方米，死鱼总量223939公斤，吕玉湖共有网箱23个，面积830平方米，死鱼数量7055公斤，死鱼品种为60%花鲢鱼、30%白鲢鱼、10%草鱼和鲫鱼。同年7月17日，邳州市环境监察大队经调查并取样检测后，出具了“关于房亭河网箱养鱼死亡的调查报告”一份，结论为“房亭河全境水质氨氮、溶解氧均超标，检测数据超标无明显规律性，经研究分析认为房亭河水质恶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因素：一是农业面源污染，部分农田灌溉渠长期积存的污水经雨水冲刷下泄进入房亭河。二是枯水期支流的污水长期积存，水量大时冲刷下泄进入房亭河。三是房亭河上游铜山区污水下泄。四是沿线居民生活污水及生活垃圾进入房亭河。”同年7月4日、7月8日、7月11日，邳州市环境监测站分别对各采样地点进行地表水和工业污染源的水质PH（无量纲）值、悬浮物、化学需氧量、氨氮等指标进行了检测，检测数据显示各监测点水体中的化学需氧量、氨氮等指标均超标。同年9月4日，因邳州市夹河网箱养鱼合作社委托，徐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作出“（2013）环监（水）字第（016）号”监测报告，经检测，九山大沟县道202桥、宋庄南桥北侧西岸排污沟、宋庄南桥北460米西岸排污沟三个采样地点的PH值（无量纲）、氨氮（mg/L）、高锰酸盐指数（mg/L）、化学需氧量（mg/L）、溶解氧（mg/L）的数据分别为7.78、7.48、5.43；9.19、283、81.5；19.0、442、2.1×103；223、3.05×103、4.90×104；ND、ND、ND。上述取样地点均位于原审被告排污口附近，且在吕玉湖网箱鱼发生死亡及徐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取样时原审被告企业均在正常生产经营。其中，在邳州市环境监察大队的调查走访中，确认清华蒜业公司和大洲食品公司废水不进入宿古河。在一审法院依法向邳州市物价局调取的2013年7月农副产品检测表中显示，规格为1.5斤/条的花鲢、白鲢、草鱼的平均市场价格分别为7.41元、3.23元、7.50元，规格为0.5斤/条的鲫鱼价格为6.74元（吕玉湖主张规格分别为3斤、4斤和6斤的花鲢、白鲢、草鱼的平均市场价格分别为6.5元、3元、7元）。原审原告等养殖户在死鱼事件发生之后，因缺乏专业知识，没有委托专门检测机构对死鱼进行鉴定以固定证据，多方反映并向原审被告索赔未果，后起诉来院。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对原审被告是否排污、鱼的死因及原审原告损失是否系原审被告造成等问题争议太大，致使调解不成。案件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进行了现场勘查与实地走访，发现清华公司厂房内西部有一长宽高分别为110米、8米、4米见方的蓄水池，上有顶棚，用以存放洗蒜废水；在鑫贝克公司门口没有发现排污口；大洲公司南边有一封闭池塘，其宰杀家禽排放的污水向南流入该池塘，没有发现与河流相连的排污口。而其他原审被告企业均有延伸向外的排污口。经现场了解，清华公司与学永公司均从事大蒜切片清洗加工经营。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因环境污染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六十六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证据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四条规定“下列侵权诉讼，按照以下规定承担举证责任：…（三）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根据以上规定，环境污染责任有以下构成要件：（1）环境污染行为；（2）环境污染的损害事实；（3）污染环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从举证责任分配角度而言，环境污染行为与环境污染损害事实应当由原审原告举证，而污染环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即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具体而言，在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件中，原告需要证明以下事实：（1）被告有排污的事实；（2）污染物通过一定途径传播到原告所在地；（3）原告遭受了损害。原告在完成上述举证责任后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要求被告证明其排污与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本案中，吕玉湖提交了鱼死亡的证据，其举证的邳州市渔政管理站出具的《邳州市房亭河网箱死鱼情况》、死鱼照片、邳州市渔政站询问笔录等证据及一审法院调取的相关证据可以证明其网箱养殖的鱼死亡及死鱼数量、价值等事实，证明其受到了损害，七原审被告企业对吕玉湖死鱼数量、价值虽有异议但无相反证据证明，所以一审法院对吕玉湖网箱鱼死亡7055公斤及平均市场价格的事实予以确认。对于七原审被告企业是否存在排污行为，经一审法院现场勘验取证并实地走访了解，原审被告光辉、光环、巨腾、学永公司均有排污行为。吕玉湖提供了邳州市环境检测中心站出具的监测报告，该监测报告形成于2013年7月4日至11日，距原审原告鱼死亡时间不长，且取样地点均位于上述四原审被告排污口附近，所以上述四原审被告虽然否认有排污行为，但依现有证据足以证明上述四原审被告有排污事实。而且，对于排放物中是否含有有毒有害物质的问题。有毒有害物质是指污染方所排放的废物中含有破坏人体、动物身体机能的物质。对这一事实的证明，是证明排污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基本因果关系的前提，是排污和损害之间的一个基本连接点。根据检测报告取样所呈现的“灰黄、臭味、有浮油”的状态，以及检测数据中氨氮含量超标等事实，可以确定上述四原审被告存在排污行为且排放的废物中存在有害物质。对于排放物是否能够通过水的流动、大气流动或者其他可以传播的途径到达损害结果发生地的问题，因上述四原审被告所在地点与吕玉湖网箱养殖的地点有河道与沟渠相通，上述四原审被告排放的废水通过周边沟渠最终流入房亭河到达吕玉湖网箱养殖的场所。综合以上吕玉湖举证情况，吕玉湖所举证据能够证明其网箱养殖的鱼死亡以及上述四原审被告存在排放污染物的行为且污染物到达了其网箱养殖的场所的事实，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吕玉湖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而上述四原审被告未能就吕玉湖鱼死亡与其排放污染物的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予以举证证明，即上述四原审被告不能证明其对吕玉湖的损害后果存在免责事由，所以，上述四原审被告应当赔偿吕玉湖因为网箱鱼遭受污染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根据双方举证情况分析，吕玉湖鱼死亡系多重因素造成，上述四原审被告排污行为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与河流沿线农业面源污染以及居民生活污水及生活垃圾的排放有一定关系。而对环境污染损害的后果，并非每一侵权个体均足以达到污染标准方能造成污染后果，即使每个侵权个体未达污染标准，但多个达标排放污染物的个体相互叠加同样能够超出污染标准造成侵权后果。而因吕玉湖养鱼的河道非指定养殖水域，吕玉湖也未取得水产品养殖许可，故其存在一定过错,应当减轻上述四原审被告的赔偿责任。结合上述四原审被告的企业规模、排污持续时间、排污量、污染物的有害物质构成及造成的损害后果等因素，上述四原审被告应共同承担上述赔偿份额。综合本案具体情况，上述四原审被告应当赔偿原审原告损失的30%为宜。而根据相关证据证明，清华、大洲公司污水不排入宿古河，故不会对吕玉湖造成污染；同时，吕玉湖不能证明鑫贝克公司有排污行为，故上述三原审被告不应承担对吕玉湖的赔偿责任。根据吕玉湖死鱼的种类、数量、价格等因素计算，其损失应为：1、花鲢：7055公斤×2×60%×5元/公斤=42330元；2、草鱼：7055公斤×2×40%×6元/公斤=33864元，以上损失合计76194元,四原审被告应当共同赔偿该损失的30%部分即22858.20元。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徐州光辉钢管有限公司、徐州光环钢管科技有限公司、徐州巨腾变压器有限公司、徐州学永蒜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分别赔偿吕玉湖经济损失5714.55元。上述四公司对上述损失分别承担连带责任。二、驳回吕玉湖要求徐州鑫贝克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徐州大洲食品有限公司、徐州清华蒜业有限公司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吕玉湖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63元，由吕玉湖负担1991元，余款372元，由徐州光辉钢管有限公司、徐州光环钢管科技有限公司、徐州巨腾变压器有限公司、徐州学永蒜业有限公司各自负担93元。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光环公司、光辉公司、巨腾公司、学永公司是否存在排污行为；2、如上述四上诉人存在排污行为，其排污行为与被上诉人养殖的鱼死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徐州市环境检测中心（2013）环监（水）字第（016）号检测报告能否作为定案依据；3、如存在上述因果关系，各上诉人应如何承担责任。
二审期间，上诉人光环公司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2015年8月17日邳州市环境保护局出具的核准意见，核准光环公司试运营三个月。拟证明一审原告所诉称的2013年7月4日鱼死亡时，光环公司还没有正式的开始营业；2、光环公司环境保护验收意见一份，拟证明2017年1月20日光环公司环评经过验收，环评验收意见中显示光环公司废水不外排，雨污分离；3、车间照片一张，拟证明光环公司目前生产车间的废水，进入循环池，经循环后又进入车间继续使用，生产的废水不外排。光环公司认为，以上三组证据能够证实2013年7月光环公司没有实际生产，结合邳州市环境监察大队的调查报告，以及各排污口取样点，均不包含光环公司，进一步印证了光环公司当时没有实际生产。吕玉湖质证认为，光环公司所举的三组证据与其上诉理由中所称的企业生产中不排污是相矛盾的。吕玉湖并针对上述证据提出以下意见：对光环公司的环评报告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试运营的核准意见是2015年作出的，实际上光环公司于2009年10月28日设立，相应的公示信息上表明自2013年到2016年均有年度报告，光环公司一直有生产经营活动；对光环公司2017年的环保竣工验收意见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光环公司在2017年环保设施才竣工验收，此前其环保设施应当处于未运营状态，其生产造成的污染是必然的；对照片无法看出该照片系哪一个公司或者所处的地理位置、拍摄时间，不足以证明光环公司主张的污水循环池能够循环利用的状况。其他各方当事人对光环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不持异议。
上诉人光辉公司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邳州市环保局2007年12月28日出具的批复一份，2011年4月2日出具的环评验收意见一份，拟证明光辉公司废水不外排，且已实行雨污分离；2、排污许可证一份，排污许可证显示排污种类只包括废气噪声，不包括废水，拟证明光辉公司废水不外排；3、生产照片一张，拟证明光辉公司生产车间的冷却水进入循环之后，经过增压、冷却又返回车间继续使用，污水不外排。吕玉湖对上述证据提出以下质证意见：对光辉公司2007年环保局批复、2011年环评验收意见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能体现出该公司存在污水外排，批复意见里要求其不得外排，该证据不能证明光辉公司2013年7月前后没有污水外排；光辉公司的排放污染许可证发证时间是2016年1月6日，而光辉公司实际开始经营时间是2006年9月6日，可见，在其发放排放污染许可证之前，其排放污染物是无管理状态；对生产照片，可以看出是光辉公司的冷却塔和循环水利用，假定该冷却塔是光辉公司的，该设备应该与其主体工程同时施工、验收、投入使用，未能体现其环保措施与其工程和经营处于“三同时”状态。其他各方当事人对光辉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不持异议。
上诉人巨腾公司向本院提供彩色照片6张，证据拍摄内容为巨腾公司门前小水沟沿途涵洞河流污染痕迹以及巨腾公司的排污口，拟证明巨腾公司的排污口不能污染水源和相应环境。流经巨腾公司门前的小河沟里的水是来源于巨腾公司西边各个工厂排出的污水，将涵洞和小河沟里的电线杆、石块等污染成黄色，而巨腾公司的排污口却是正常颜色，足以证实巨腾排出的只是生活废水，不对环境造成污染。即使巨腾公司门口的小河沟有污水流过，与巨腾公司无关。吕玉湖质证认为，上述照片是巨腾公司附近的水沟情况，但拍摄时间不清楚，也不能证明造成水体污染是其他企业而不是巨腾公司。其他各方当事人对巨腾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不持异议。
上诉人光环公司、光辉公司、巨腾公司共同向本院提供邳州市水系图一份，证明各上诉人在水系中所处位置，进而证明各上诉人即使存在排污行为，也与被上诉人的损害后果不存在因果关系。吕玉湖质证认为，从水系图可见，各上诉人企业所处位置在水系上游，所排污水经宿古河汇入古运河、进而汇入房亭河，巨腾公司排水先进入李集大沟，李集大沟在韩庄方向汇入宿古河。
上诉人学永公司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邳州市碾庄镇人民政府和邳州市碾庄镇倪庄村分别出具的三份证明，拟证明学永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经营的是冷库，2014年前政府相关部门每年都组织检查，均未发现该公司有从事大蒜切片清洗加工行为，2014年初该公司才上一套蔬菜加工生产线。同时证明，2013年7月邳州市碾庄镇境内河道没有死鱼和投诉现象；2、两份设备购买协议书，两份收据，学永公司在2014年2月才购买脱水及烘干设备，拟证明该公司2013年7月不存在排污现象；3、照片四张，拍摄时间在本案上诉之后，证明目前排水口并不排放污水；4、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一份，证明学永公司符合环保要求，所排放的水达到排放要求。吕玉湖对上述证据提出以下质证意见：对三份证明形式上的真实性认可，但是该三份证明不具有实质上的证明力，对学永公司的经营状况应当由工商市场管理机关予以证明，而人民政府的证明不具有相应证明力，村委会的证明也不具有相应证明力。镇政府2013年7月出具的“碾庄境内河道没有死鱼以及投诉现象”，不排除流经碾庄的宿古河对下游水域产生污染；对学永公司的两份设备购买协议和收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在本案污染发生时学永公司没有排污行为，事实上，2013年学永公司的公示信息显示其有经营和经营收入；对四张照片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照片无法体现是学永公司附近的排水口，拍摄时间是2017年案件上诉之后，与污染事件相差数年；对学永公司的环评审核意见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学永公司于2006年10月23日成立，而该环评文件2017年2月才通过审核，且该环评意见要求学永公司根据申报满足环评要求，不能证明其没有排污。其他各方当事人对该证据不持异议。
被上诉人吕玉湖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光环公司、光辉公司、巨腾公司、学永公司四企业的公示信息，拟证明四企业各自经营的所在行业范围，光环公司经营钢管、金属结构制造、金属表面处理，光辉公司除了光环公司的业务以外还有输配电控制设备加工，巨腾公司经营变压器及配件、高低压成套设备、电缆及附件制造，学永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大蒜净化等。上述行业及涉及的相关工艺，根据我国环评法的规定应当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其项目在运营过程中应当按照环保法的规定，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遵守“三同时”的规定。对于学永公司，通过专门调取的其2013年的年度报告，拟证明学永公司该年度有生产经营行为和生产经营收入。光环公司、光辉公司对吕玉湖提供的上述证据提出质证的意见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光辉公司在生产经营期间就有排污行为，从上述证据看，光环公司、光辉公司2011年就取得了验收合格的报告，明确了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污水不外排；对光环公司，所体现的公示时间也没有异议，但公示并不代表实际投产。巨腾公司对吕玉湖提供的上述证据提出的质证意见为：巨腾公司买铜、铝、变压器油等进行变压器组装，不生产变压器材料；两排水口没有污染痕迹；巨腾公司变压器的经营范围与本案的焦点问题没有关联性，证明不了巨腾公司有排污且污水不达标、不达标的污水进入房亭河，从而造成鱼的死亡。巨腾公司对吕玉湖提供的上述证据提出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在2013年7月学永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其他各方当事人对吕玉湖提供的上述证据不持异议。
原审被告鑫贝克公司、大洲公司、清华公司均未提供新证据。综合各方当事人所举证据以及质证意见，本院认证如下：1、对上诉人光环公司、光辉公司、巨腾公司共同向本院提供的邳州市水系图的认证。各当事人均无异议，且能够证明各上诉人在水系中所处位置，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2、对各上诉人分别提供的环保部门核准、批准、验收文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以及各上诉人提供的车间、生产、企业排水口附近相关状况照片的认证。被上诉人对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但提出上述证据反映出各上诉人均存在环保验收滞后的情况，同时照片也不是事发当时的照片，均不能证明各上诉人分别主张的污染事故发生时其各自都没有排污行为的主张。本院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上述证据亦与本案相关事实存在一定关联性，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依据，但对于各上诉人在被上诉人鱼死亡前是否存在排污行为，从上述证据的形成时间等情况分析，上述各证据均无法单独或直接证实各上诉人在鱼死亡事故发生时有无排污行为，本院将结合本案其他关联证据和事实予以综合认定。3、对上诉人学永公司提供的当地镇政府和村委会的证明、购买设备协议及收据的认证。上述证据在证明各上诉人在被上诉人鱼死亡前是否存在排污行为的问题上，关联性较低、证明效力偏弱，对是否有排污只能结合本案相关事实和证据综合认定。4、对被上诉人吕玉湖提供的各上诉人的生产经营公示信息的认定。各被上诉人对证据真实性不持异议，但提出公示信息不能直接证明排污事实，亦应当结合相关事实和证据综合认定。
本院结合争议焦点对当事人在一、二审审理期间所提供的证据进行审查，综合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对案件事实进行认定。对一审判决认定“检测数据显示各监测点水体中的化学需氧量、氨氮等指标均超标”的事实，无相应依据，本院不予确认。一审判决认定的“同年9月4日，因邳州市夹河网箱养鱼合作社委托，徐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作出（2013）环监（水）字第（016）号监测报告，经检测，九山大沟县道202桥、宋庄南桥北侧西岸排污沟、宋庄南桥北460米西岸排污沟三个采样地点的PH值（无量纲）、氨氮（mg/L）、高锰酸盐指数（mg/L）、化学需氧量（mg/L）、溶解氧（mg/L）的数据分别为7.78、7.48、5.43；9.19、283、81.5；19.0、442、2.1×103；223、3.05×103、4.90×104；ND、ND、ND。上述取样地点均位于原审被告排污口附近，且在吕玉湖网箱鱼发生死亡及徐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取样时原审被告企业均在正常生产经营”，上述事实亦缺乏依据，所谓徐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监测报告与本案并无关联，应系一审法院笔误所致，对该错误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纠正。一审判决关于“案件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进行了现场勘查与实地走访，发现清华公司厂房内西部有一长宽高分别为110米、8米、4米见方的蓄水池，上有顶棚，用以存放洗蒜废水；在鑫贝克公司门口没有发现排污口；大洲公司南边有一封闭池塘，其宰杀家禽排放的污水向南流入该池塘，没有发现与河流相连的排污口。而其他原审被告企业均有延伸向外的排污口。经现场了解，清华公司与学永公司均从事大蒜切片清洗加工经营”的事实认定，系基于一审法院调查走访情况，因该走访情况未经质证且案发现场已时过境迁，对现在的情况进行走访已无法反映鱼死亡事故发生当时的相关情况，故本院对该事实亦不予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房亭河位于江苏省北部，为中运河右岸支流，是徐州主要行洪灌溉河道，自大庙枢纽以下东南流经铜山区单集镇、邳州市八义集镇、碾庄镇、土山镇、议堂镇、八路镇，最后于运河镇以南的猫窝地涵东注入中运河后汇入骆马湖。房亭河上游点在铜山区大庙镇浮体闸，下游点在邳州市新河镇房亭河地涵，全长74公里，在邳州市境内全长约35公里，长年水流方向是自西向东。
吕玉湖系邳州市夹河养鱼合作社社员，在房亭河邳州市土山镇夹河村段从事网箱养鱼。2013年7月，吕玉湖发现其网箱养殖的鱼出现死亡现象，遂与养鱼合作社的其他养殖户一起向邳州市渔政渔船监督管理站电话举报。同年7月4日，该站工作人员接到举报后，组织渔政执法人员到达事故现场进行调查处理。同年7月30日，该站经走访调查核实，出具《邳州市房亭河网箱死鱼情况》一份，确认吕玉湖等16户养殖户共有网箱532个，总面积26232平方米，死鱼总量223939公斤，吕玉湖共有网箱23个，面积830平方米，死鱼数量7055公斤，死鱼品种为60%花鲢鱼、30%白鲢鱼、10%草鱼和鲫鱼。根据邳州市物价局出具的2013年7月农副产品检测表，规格为1.5斤/条的花鲢、白鲢、草鱼的平均市场价格分别为7.41元、3.23元、7.50元，规格为0.5斤/条的鲫鱼价格为6.74元。
同年7月17日，邳州市环境监察大队经调查并取样检测后，出具了《关于房亭河网箱养鱼死亡的调查报告》，该报告载明经对邳州市境内房亭河全线、古运河及宿古河进行调查，“无工矿企业和养殖场废水流入，沿途有村庄生活污水及生活垃圾”，“对群众反映进入宿古河的宿羊山镇学永蒜业、清华蒜业及碾庄镇的光辉钢管、巨腾变压、大洲食品进行调查，大洲食品、清华蒜业洗蒜水不进入宿古河，其余企业经检测均达标排放。沿途有部分村庄生活污水及生活垃圾”，2013年7月4日及7月6日分别走访群众，“反映上游污水下泄。”该调查报告取样监测情况记录为：同年7月4日、7月6日，邳州市环境监测站分别对房亭河沿线取样监测。取样点包括邳州市土山镇房亭河前宋村段上、中、下游，碾庄镇古运河王庄闸上、下游，土山镇房亭河段夹河、武河交叉口，房亭河土山镇与碾庄镇交界等等。检测数据显示各监测点水体中的化学需氧量、氨氮等指标均超标。2013年7月8日在死鱼户反映的学永蒜业、清华蒜业及碾庄镇相关企业排污口取样，监测数据表明均达标排放。
上述调查报告的调查结论为：“房亭河全境水质氨氮、溶解氧均超标，检测数据超标无明显规律性，经研究分析认为房亭河水质恶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因素：一是农业面源污染，部分农田灌溉渠长期积存的污水经雨水冲刷下泄进入房亭河。二是枯水期支流的污水长期积存，水量大时冲刷下泄进入房亭河。三是房亭河上游铜山区污水下泄。四是沿线居民生活污水及生活垃圾进入房亭河。”
另查明，光环公司、光辉公司生产经营范围为钢管及金属配件加工等，巨腾公司生产经营范围为变压器及配件等，该三个企业均位于邳州市碾庄镇工业园区内；学永公司经营大蒜购销、净化等业务，位于邳州市碾庄镇倪庄村。上述四家企业均位于房亭河支流古运河的支流宿古河，宿古河经由碾庄镇汇入古运河，古运河在邳州市土山镇夹河村武河口汇入房亭河。
本院认为，一、应依法认定光辉公司、巨腾公司、学永公司实施了排污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被侵权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请求赔偿的，应当提供证明以下事实的证据材料：（一）污染者排放了污染物……”。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中，能够证实侵权人排放污染物的具体证据包括污染源的环境监测报告、环境侵权及事故调查处理报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及其他环境监督管理部门的调查材料等。
在本案鱼死亡事故发生后，邳州市环境保护部门接群众反映随即进行调查，邳州市环境监察大队出具的《关于房亭河网箱养鱼死亡的调查报告》载明，“对群众反映进入宿古河的宿羊山镇学永蒜业、清华蒜业及碾庄镇的光辉钢管、巨腾变压器、大洲食品进行调查，大洲食品、清华蒜业洗蒜水不进入宿古河，其余企业经检测均达标排放”。上述调查报告所附的邳州市环境监测站出具的工业污染源监测结果表载明，“徐州光辉钢管有限公司厂外排污口监测项目值（mg/L）分别为pH（无量纲）7.79、悬浮物16、化学需氧量22、氨氮4.34；徐州巨腾变压器有限公司厂外排污口监测项目值（mg/L）分别为pH（无量纲）7.67、悬浮物17、化学需氧量18、氨氮0.629；徐州学永蒜业有限公司厂外排污口监测项目值（mg/L）分别为pH（无量纲）7.75、悬浮物17、化学需氧量21、氨氮4.99。”上述调查报告具有及时性，能反映事故发生当时的真实情况，虽然2013年7月6日、8日的监测数据显示是达标排放，但达标排放也是排污行为，故仍可以确认光辉公司、巨腾公司、学永公司确有排污行为。光辉公司、巨腾公司、学永公司虽辩称其生产过程中并不产生污水、无排污行为，但其所提交环保部门的文件、照片等证据均反映的是事故发生数年以后的相关情况，不足以推翻上述环保部门的调查报告。对光辉公司、巨腾公司、学永公司提出其没有排污行为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二、应依法认定光环公司未实施排污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前述调查报告、工业污染源监测结果表均与光环公司无涉，环保部门在事故发生后调查走访，亦未查明光环公司存在排污行为，而原审原告亦未提交其他证据证实光环公司在鱼死亡事故发生时确有排污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应当提供证据证明污染者排放了污染物的事实，原审原告未就光环公司在案涉污染事件发生前存在排污行为的事实完成举证责任，一审判决认定光环公司实施了排污行为，证据不足，应依法认定光环公司未实施排污行为。
三、光辉公司、巨腾公司、学永公司排污行为与吕玉湖所养殖鱼死亡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环境侵权作为一种特殊侵权，实行推定因果关系规则，即在环境污染责任中，只要证明污染者已经排放了可能造成财产损害的物质，而当事人的财产受到损害，即可推定这种危害是由该排污行为所致。被侵权人提供证据证明排污者排放的污染物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即推定因果关系成立。有关污染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问题由污染者进行举证，污染者必须证明其行为与损害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才能不承担侵权责任，如果举证不能，则就应当认定因果关系成立。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中，证明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具有关联性可以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及其他环境监督管理部门的调查处理报告等为依据。
本案中，依据邳州市渔政渔船监督管理站《邳州市房亭河网箱死鱼情况》、邳州市环境监察大队出具的《关于房亭河网箱死鱼的调查报告》及报告所附的邳州市环境监测站的涉案企业排污口采样点《工业污染源监测结果表》，并结合“邳州市水系图”及当事人陈述等相关证据，可以认定光辉公司、巨腾公司、学永公司均向宿古河排污，而宿古河汇入古运河，经由王庄闸，在武河口汇入房亭河，污染事故发生地在上述三上诉人排污点的下游，且环保部门的调查结论说明“枯水期支流的污水长期积存，水量大时冲刷下泄进入房亭河”系当时房亭河水质恶化、渔业污染的原因之一，上述支流即指古运河、宿古河。故可以认定，光辉公司、巨腾公司、学永公司所排污水是有可能到达污染事故发生地并可能与污染结果存在一定关联性，也就是说原审原告已完成有关光辉公司、巨腾公司、学永公司排污行为与原审原告所养殖鱼死亡有关联性的举证责任。
据此，光辉公司、巨腾公司、学永公司应对排污行为和损害后果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的举证责任。尽管环保部门的监测数据显示上述三上诉人在事故发生后均为达标排放，但不能足以说明上述三上诉人之前均为达标排放，更不足以排除污染行为和损害后果间的因果关系，更何况环保部门的调查结论已明确“枯水期支流的污水长期积存，水量大时冲刷下泄进入房亭河”，可见污染损害后果不是一次排放污水所致。环保部门在调查时是针对的房亭河全线、古运河、宿古河进行的，在调查走访时已经对沿线企业有无排污、所排污水是否能进入上述河道以及是否达标排放均作了调查，相关记载显示支流有排污且能进入宿古河的的企业只有光辉公司、巨腾公司和学永公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污染者举证证明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污染','2018-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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