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刑初100号
公诉机关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刘德勇，曾用名刘勇，户籍地广东省英德市。因本案于2015年4月23日被羁押，2015年4月24日被刑事拘留，同年5月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广州市南沙区看守所。
辩护人崔群，北京市沁润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以穗检公二刑诉〔2016〕2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刘德勇犯诈骗罪、行贿罪，于2016年2月24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峰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刘德勇及其辩护人崔群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一、诈骗罪。
（一）2007年间，被告人刘德勇挂靠广州市荔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荔湾公司），承接由广州市道路扩建工程办公室（以下简称：市道扩办）委托给广州市建华综合发展公司（以下简称：建华公司）的车陂涌截污工程相关地块征地拆迁工程。期间，被告人刘德勇伙同同案人黄某甲、郝某甲（均另案处理），使用虚假《村镇宅基地使用证》，将同案人黄焯彬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岑村隔坑路口1、3号土地上的临时建筑以宅基地标准征收，骗取国家征地拆迁补偿款共计人民币12203566.13元。
（二）2008年间，广州市建设工程拆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公司）承接广州市北部水系建设沙河涌等三条河涌联合补水工程征地拆迁工程，该公司工作人员曾某丙、朱某甲灵（均另案处理）具体负责岑某地块的拆迁工作，两人请被告人刘德勇协助工作。期间，被告人刘德勇伙同同案人钟某丙（另案处理），使用虚假《村镇宅基地使用证》，将同案人钟某丙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岑村大埔竹园3、4号土地上的临时建筑以宅基地标准征收，骗取国家征地拆迁补偿款共计人民币5986192.80元。
二、行贿罪
（一）2007年至2008年间，被告人刘德勇挂靠荔湾公司，承接由市道扩办委托给建华公司的车陂涌截污工程相关地块征地拆迁工程，为了在工程中得到时任市道扩办下属单位工作人员曾某丙的帮助及关照，被告人刘德勇向曾某丙贿送人民币20万元。
（二）2007年至2008年间，被告人刘德勇挂靠荔湾公司，承接由市道扩办委托给建华公司的车陂涌截污工程相关地块征地拆迁工程，为了在工程预算款审批方面得到时任市道扩办审计处工作人员方某丙（另案处理）的帮助，被告人刘德勇向方某丙贿送人民币20万元。
（三）2007年至2009年间，被告人刘德勇挂靠荔湾公司，承接由市道扩办委托给建华公司的车陂涌截污工程相关地块征地拆迁工程，为在承包工程等方面得到时任市道扩办征地拆迁处工作人员程某乙（另案处理）的帮助，被告人刘德勇向程某乙贿送人民币16000元。2015年4月22日被告人刘德勇到本院接受询问，期间如实供述了诈骗事实，并主动交代了行贿事实。
为证实指控内容，公诉机关向本院提交了拆迁补偿协议、银行查询资料、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等证据，并据此认为，被告人刘德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共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刘德勇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行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刘德勇一人犯数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应当数罪并罚。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刘德勇辩称：其没有构成诈骗罪，只构成行贿罪，其没有让郝某甲做假证。
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是：
1.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诈骗犯罪的侦查起诉程序，缺乏法律依据。诈骗犯罪应当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不能由人民检察院自侦自诉。违反立案管辖规定侦查收集的证据是无效证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案件改变定性后可否直接提起公诉问题的批复》规定：“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案件在侦查阶段发现不属于自己管辖或者在审查起诉阶段发现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并且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应当及时移送有管辖权的机关办理。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时认为属于自己管辖的案件，到审查起诉阶段发现不属于人民检察院管辖的，如果证据确实、充分，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直接起诉”。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检察院是2015年8月11日移送至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根据侦查阶段的证据，在发现诈骗犯罪不属于自己管辖时，应及时移送公安机关办理。退一步讲，广州市人民检察院认为自己是在审查起诉阶段发现不属于自己管辖的，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上述批复规定，也必须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符合起诉条件的，才可以直接改变定性起诉。但是，公诉机关在审查起诉时掌握的证据，并未达到证据确实、充分，可以改变定性直接起诉的条件。检察机关在此种条件下的自侦自诉，是缺乏法律依据的。
2.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诈骗拆迁补偿款12203566.13元的犯罪事实，证据不足、事实不清。起诉书指控该宗犯罪的主要证据，是被告人刘德勇的供述、同案被告人黄某甲、郝某甲的证言、证人黄某乙的证言。
2.1被告人黄某甲几次的陈述，存在明显矛盾。关于究竟是刘德勇帮他搞的虚假宅基地证？还是郝某甲帮他搞的虚假宅基地证？完全不同。如果是刘德勇帮他搞的虚假宅基地证，显然不必要与郝某甲签订什么协议。而先拿出复印件，再拿出原件的陈述，违反常理。那么，被告人黄某甲的哪一次供述才是真实的？没有证据证明。因此，在没有证据排除哪一次供述为虚假陈述之前，以上述相互矛盾的证言作为认定虚构事实的证据，既无法排除合理怀疑，也缺乏事实依据。
2.2在同案被告人郝某甲的4次供述证言中，都陈述是刘德勇给他提供《村镇宅基地证》复印件作为版本，然后自己通过电线杆上的办证广告找人制作的假证。如果刘德勇可以提供假证的版本，则根本没有必要通过郝某甲寻找制作假证的人员，完全可以自己直接操作。在2015年9月21日郝某甲的讯问笔录中，他全部推翻了前4次的供述。在没有证据证明上述供述证言真实性的情况下，根据这些相互矛盾的陈述，作为认定被告人刘德勇虚构事实进行诈骗的证据，属于以假证假，不能排除合理怀疑，既没有事实依据，更没有法律依据。
2.3证人黄某乙的证言，完全没有与被告人刘德勇任何有关涉嫌诈骗的内容，根本不能证明上述指控的犯罪事实。
2.4被告人刘德勇的供述共有16次，涉及该项指控虚构事实诈骗犯罪事实的供述有4次。但4次供述并不相同，而且与同案被告人黄某甲、郝某甲的供述证言，存在多处的矛盾和疑点，无法通过相关证据证明谁的陈述是真实的，陈述之间不能够相互印证。诈骗事实最关键的证据伪造的《村镇宅基地证》，未能查明确实存在。
3.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诈骗拆迁补偿款5986192.80元的犯罪事实，证据不足、事实不清。公诉机关依据的主要证据是被告人刘德勇的供述、同案被告人黄某甲、郝某甲的证言、证人朱某乙的证言。
3.1黄某甲的证言、郝某甲的证言既不能证明是郝某甲伪造了钟某丙的《村镇宅基地证》,也没有证据证明是刘德勇伪造了钟某丙的《村镇宅基地证》，如果郝某甲不是伪造者或者见证人，就等于否定了郝某甲对该项指控事实的证明资格。如果刘德勇自己能够伪造《村镇宅基地证》，刘德勇介绍郝某甲与黄某甲认识就成为不成立的事实。
3.2朱某乙的证言并未证明刘德勇和某汝德的关系，以及两人存在共同诈骗的故意和行为，相反，朱荣灵证明《村镇宅基地证》复印件是从岑村四社拿到的，《证明》版本也是他提供的，《村镇宅基地证》原件也是他收回的。这些证言都不能证明刘德勇与指控的诈骗虚构行为事实有直接关系。在被告人黄某甲、郝某甲、朱某乙的供述证言相互矛盾，且没有证据证明哪一个供述证言真实的情况下，以无法证明其供述证言真实性的证据认定事实，是违反证据规则和缺乏法律依据的。
3.3被告人刘德勇的供述共有16次，涉及该项指控虚构事实诈骗犯罪的供述有3次。刘德勇的供述，与黄某甲指证他让其在复印件上盖章的陈述，相互矛盾；与郝某甲不承认帮钟某丙伪造《村镇宅基地证》的陈述，相互矛盾；与朱某乙是他让黄某甲在复印件上盖章和出具《证明》的陈述，也相互矛盾。究竟是谁伪造了《村镇宅基地证》？复印件是谁要求黄某甲盖章的？《证明》又是谁要求出具的？刘德勇是否参与伪造这些虚假拆迁资料？都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更没有伪造证据的书证，只有这些相互矛盾的同案被告人供述。对被告人刘德勇诈骗犯罪事实的认定，完全建立在未经证据证明其真实性的被告人供述基础之上，甚至通过被告人自己的供述来自证其罪，是根本违反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
4.被告人刘德勇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主动交代侦查机关尚未掌握的行贿犯罪事实，认罪态度好，法庭应当予以考虑从轻处罚。本案行贿目的主要是为了得到道扩办工作人员在拆迁工作中的帮助和关照，甚至部分是为了得到正常的工程款而送礼送钱。相比较通过行贿获得非法利益，情节显著较轻。法庭应当坚持“疑罪从无”的原则，对被告人涉嫌诈骗的犯罪事实不予认定。
经审理查明：一、诈骗罪。
（一）2007年间，被告人刘德勇挂靠广州市荔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荔湾公司），承接广州市道路扩建工程办公室（以下简称：市道扩办）委托给广州市建华综合发展公司（以下简称：建华公司）的车陂涌截污工程相关地块征地拆迁工作。期间，被告人刘德勇伙同同案人黄某甲、郝某甲（均另案处理），使用虚假《村镇宅基地使用证》，将同案人黄焯彬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岑村隔坑路口1、3号土地上的临时建筑以宅基地标准征收，骗取国家征地拆迁补偿款共计人民币1220.356613万元，刘德勇分得其中的348.7万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后本院予以采信的如下证据证实：
1.搜查证、搜查笔录、扣押决定书、查封扣押财物文件清单，证实：2015年4月24日，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检察院搜查了刘德勇住所，搜出书证一批、苹果牌手提电脑一部，予以扣押，现存于该检察院。
2.被告人刘德勇的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证实：刘德勇的户籍情况。
3.《破案报告》、刑事强制措施材料，证实：2015年4月，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检察院在查办黄某甲涉嫌贪污、滥用职权一案时，发现刘德勇有伙同他人贪污的行为。2015年4月20日，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制作了对刘德勇的《询问通知书》，内容为：“刘德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之规定，兹因曾某丙涉嫌玩忽职守案，请你于2015年4月22日接受询问。询问地点广州市人民检察院。”2015年4月22日，刘德勇被带至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接受询问，刘德勇并于当日在该《询问通知书》上“被询问人”一栏签名。经询问，刘德勇对伙同黄某甲、郝某甲利用虚假《村镇宅基地使用证》骗取拆迁款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并主动交代在从事拆迁工作期间，向广州市道路扩建工程办公室及下属的广州建筑工程拆迁有限公司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行贿的事实。2015年4月23日，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检察院决定对刘德勇涉嫌行贿罪一案立案侦查，并对其发出传唤证，同日该院决定对刘德勇以涉嫌行贿罪实施刑事拘留，广州市公安局南沙区分局次日对刘德勇刑事拘留并送至南沙区看守所羁押。2015年5月8日，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对刘德勇以涉嫌行贿罪予以逮捕，同日广州市公安局南沙区分局对刘德勇执行了逮捕。
4.广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文件、广州市建委文件、广州市道路扩建工程办公室文件、广州市污水治理有限责任公司公函、《猎德三期车陂涌截污工程（华南快速路——科韵路段）征地拆迁工作委托合同》、合作承包拆迁协议、道扩办文件、拆迁补偿协议、广州市荔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与刘德勇、刘北财的工作关系的说明》、该公司的商事登记信息、市道扩办出具的《关于车陂涌截污工程天河区岑村隔坑路口1、3号房屋补偿费用的函》等，证实：
（1）广州市道路扩建工程办公室（以下简称市道扩办）是按市副局级事业单位管理的单位，其主要任务包括城市道路等市政工程的征用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等工作。广州市建华综合发展公司（以下简称建华公司）属市道扩办辖下一个部门，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经济独立核算，市道扩办委托建华公司负责征地拆迁工作，建华公司在拆迁工作中代表市道扩办，与被拆迁人签订补偿协议时分别盖市道扩办、建华公司公章。
（2）2005年间，市道扩办与建华公司签订《猎德三期车陂涌截污工程（华南快速路——科韵路段）征地拆迁工作委托合同》，约定市道扩办负责征地拆迁的组织、指导、协调、检查、监督，征地拆迁的具体工作委托给建华公司完成，包括动迁、谈判、签订合同、支付补偿款等，拆迁劳务费为1.5%。建华公司以道扩办的名义与被拆迁人签订合同，所有补偿标准、合同均需道扩办审批后方可签订。拆迁实施单位必须经道扩办审查其拆迁资质后，才能承担拆迁工作。
（3）2005年8月，刘德勇通过个人关系事先与建华公司达成委托意向后，与广州市荔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荔湾公司）洽谈，商定以刘北财名义挂靠荔湾公司承接拆迁工作（荔湾公司营业执照证实该公司有城市房屋拆迁乙级资质）。2005年8月，荔湾公司与建华公司签订《车陂涌污水处理工程征地拆迁工作合同》，约定建华公司负责征地拆迁的组织、指导、协调、检查、监督，征地拆迁的具体工作委托给荔湾公司完成。
（4）2006年1月，荔湾公司与刘某乙签订《合作承包拆迁协议》（同时向刘某乙发出《工作任务下达书》），约定由刘某乙具体承包征地拆迁工作，荔湾公司只收取3%的管理费，不承担任何盈亏。
（5）天河区岑村隔坑路口1号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穗扩协[2007]811号）及附件（包括协议呈批表、《村镇宅基地使用证》、查册表），证实：2007年7月，市道扩办与岑村四社签订该协议，拆迁对象是穗天沙字第020956号《村镇宅基地使用证》所记载的隔坑1号房屋，房屋性质为宅基地，拆迁方是市道扩办，承担拆迁单位法定代表人是刘某乙；业主（被拆迁方）是岑某四社，法定代表人黄某甲，补偿业主岑某四社总金额为724.953002万元。经朱某乙、关某某等经办人呈批，市道扩办审核批准了该拆迁补偿协议。
（6）天河区岑村隔坑路口3号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穗扩协[2007]838号）及附件，证实：2007年6月，市道扩办与岑村四社签订协议，拆迁对象是穗天沙字第020912号《村镇宅基地使用证》所记载的隔坑3号房，房屋性质为宅基地，签订人情况同上，补偿业主岑某四社总金额为708.466783万元。
（7）岑某四社2007年3月21日出具的四份《证明》，内容为：穗天沙字第020912号、020956号《村镇宅基地使用证》所载的该村隔坑3号、1号房屋，1996年由天河区政府发给岑村四社宅基地证。
（8）复函，证实相关部门复函查证岑村隔坑街1号（穗天沙字第020956号）、岑村隔坑街3号（穗天沙字第020912号）《村镇宅基地使用证》情况：（1）天河区房地产登记交易中心根据上述地址，在房地产产权管理系统中查无信息。（2）长兴街道办事处查询档案资料，无上述使用证资料。
（9）市道扩办出具的《关于车陂涌截污工程天河区岑村隔坑路口1、3号房屋补偿费用的函》，证实：隔坑路口1、3号房屋因无历史用房证明，应按未到期临时建筑补偿标准予以补偿，具体金额应为1号房屋832824.055元、3号房屋1297807.66元。
5.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天河区分局出具的《关于说明有关情况的复函》，证实：（1）1988年开始，天河区建设委员会开始宅基地发证工作，期间，曾委托给镇政府、街道办处理。1998年9月22日开始，发证职能划归区国土房地产管理局，天河区建设委员会将部分宅基地档案资料移交该局保管，另一部分存放于街道。（2）查无存根档案的，该局档案室将出具“查无”的查册证明。如需办理相关登记业务，申请人可凭房屋所在地街道办事处出具的档案证明申请办理。
6.天河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复函，证实：2002年间，岑村四社向该局申办岑村隔坑路口1、2、3、4号房屋的产权登记，经核查，由于房屋用地与规划路网存在冲突，申请资料中缺少相关用地及报建资料，该局作退案处理，并无核发上述房屋的《村镇宅基地使用证》，该局已向申请人发出退案通知，但申请人一直未领回相关资料，现案件材料存于该局。
7.落款日期为1989年11月8日的《合作合同》，内容：甲方（黄某甲、黄某乙、张某甲）与乙方（郝某甲）约定，甲方投资55%、乙方投资45%用于甲方承包的隔坑路口、原沙砂场地生产经营，“租赁期内，如遇国家征用，……国家给予的赔偿经费、土地款归岑村第四生产队所有地建筑物和房屋双方分红。甲方佰份之伍拾伍分红，乙方佰份之肆拾伍分红”。
8.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出具的司法鉴定文书2份，证实：上述《合作合同》中的甲方“黄某甲、黄某乙、张某甲”签名笔迹是黄某甲本人所写，乙方“郝某甲”签名笔迹是郝某甲本人所写。
9.黄某甲与郝某甲之间资金往来的银行明细清单和底单，证实：2007年8月10日黄某甲向郝某甲农某甲社账户分两笔共汇入300万元。
10.广东诚安信司法会计鉴定所出具的穗司鉴15010191800080号、粤诚司鉴定[2015]8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证实：经司法会计鉴定，岑村隔坑路口1、3号房屋，按照未到期临时建筑补偿标准计算，拆迁款应为213.0631715万元；黄某甲等人实际获得拆迁款为1433.419785万元（1号房拆迁款724.953002万元、3号房屋708.466783万元）；黄某甲等人超额领取拆迁款1220.356613万元；拆迁款的去向。1号房屋拆迁款：张某戊账户67.8640万元（存款人黄某甲）、黄某甲账户258.489002万元（存款人黄某甲）、黄某乙账户49.9万元（存款人黄某乙）、陈某乙账户348.7万元（存款人黄某甲）；3号房屋拆迁款：黄某甲账户663.466783万元（存款人黄某甲）、黄某乙账户45万元（存款人黄某乙）；黄某甲账户收到的补偿款去向：黄某丙账户分两次共80万元、黄某甲另一账户分三笔共150万元、张某戊账户131.170430万元、郝某甲账户分二笔共300万元、黄某甲另一账户分二笔共150万元。
11.被告人刘德勇的供述及辨认笔录、签认，供述主要内容为：我在上世纪80年代就认识刘某乙了，他也是英德人，是我老乡。90年代我在广州读大学时，他就在广州做拆迁工作。毕业后我在白云区石井工商所做临时工，刘某乙让我跟他一起做拆迁，所以说是刘某乙带我入行的。因为是刘某乙带我入行，我感到他对我有恩，所以在我受委托做拆迁时，我会叫上他和我一起做，而且他对拆迁业务和流程比较熟悉，所以和广州荔湾建筑工程公司的《委托合同》，我也是让刘某乙去签署的。在具体的拆迁工作中，我们分工合作，我去和被拆迁户谈拆迁补偿金额，清点青苗、测量面积，刘某乙去和道扩办、水务、工商开会，每周还有拆迁例会，这些事务性的工作也是很多的。因为我基本都在拆迁现场或者在和被拆迁户谈拆迁事宜，所以签署《补偿协议》这些就由刘某乙来做了。
2006年初，我通过挂靠广州荔湾建筑工程公司，在道扩办下属的建华公司的委托下，从事车陂涌截污（科韵路-
华南快速路段）的拆迁工作。我在荔湾建筑工程公司做拆迁业务，是受道扩办委托，代表道扩办到拆迁地核实被拆迁人提供的材料是否真实、到拆迁土地实地勘测、按照道扩办的补偿标准确定拆迁土地的补偿价格，然后写好协议呈给道扩办审批，审批完道扩办放款给被拆迁人。因为道扩办对需委托的土地只是有模糊的概念，因此我们接受委托后，会马上进行摸查。通常会对拆迁土地上的户数、房屋面积、拆迁土地上的建筑物及青苗进行清点，清点完毕后汇报道扩办。道扩办会根据我们的摸查某出具补偿标准。我们根据补偿标准，对具备《村镇宅基地使用证》的房屋，我们会拿着被拆迁户提供的《村镇宅基地使用证》复印件到房管局查册，证实被拆迁户提供的《村镇宅基地使用证》的真实性，后我们会根据宅基地证上登记的面积以具备宅基地证的标准进行补偿。对不具备《村镇宅基地使用证》的房屋，我们会请专业的测量公司进场，对房屋面积进行测量。房屋面积确定后，按照不具备宅基地证的补偿标准进行计算。上述补偿金额计算好后，我们代表道扩办制作《补偿协议》，签署上我们公司的经办人的名字后，呈道扩办审批。《协议呈批表》上，经办人一栏不是签我所挂靠的广州荔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经办人的名字，而由道扩办下属的广州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下简称建筑公司）的经办人签名呈批，原因是：在开展拆迁工作时，无论是入户摸查、测量、与被拆迁户谈补偿协议，我们对外都表明我们就是道扩办的工作人员来办理拆迁。因为拆迁是国家职能，有些被拆迁户甚至会请了律师来核实我们的身份。所以我们接受委托后，道扩办会要求我们就以道扩办的名义来开展拆迁工作，不得私下派卡片泄露我们具体挂靠哪个公司的身份。如遇上被拆迁户对我们工作不信任，要求提供身份证明时，我们就回道扩办开具《证明》，证明的内容大概是道扩办委托我们开展拆迁业务，令我们可以利用道扩办的名义顺利开展工作。拆迁的清点、资料收集及查证、补偿协议等完成后，由道扩办下属的建筑公司的经办人以他们的名义进行呈批。但其实拆迁本来是道扩办的职责，但他们委托给我们做了，因为我们在开展工作时都对外宣称我们就是代表道扩办的，所以呈批上对应，也由道扩办下属的建筑公司的人签名呈批。当时我同被拆迁户介绍多数说自己叫“刘某丙”，平常他们都叫我“阿某甲”。朱某乙和曾某丙是道扩办拆迁工作的现场第一指挥，拆迁工作是否达到审核标准都掌握在他们手中。
关于为黄焯彬位于隔坑路口的房子办理拆迁的经过。其实车陂涌截污工程（科韵路-
华南快速路段）我在2005年7月已经进场摸查，只不过委托合同后补。黄焯彬位于隔坑路口1、3的房子在拆迁范围内。从我2005年进场开始，我就开始和黄某甲谈拆迁补偿事情。我对黄某甲需拆迁的房子进行实地勘察，经测量后确定房屋面积。当时他只能提供《房屋所有权申请登记证件收据》，也就是说他的房子是没有《村镇宅基地使用证》的，所以只能按照每平方米700元左右的标准进行补偿。但黄某甲不同意，说他的房子建筑质量好、成某、世代久远，坚持要每平方米1300元。我从2005年和他谈到2007年谈不拢。2007年初，时任广州市长张某乙要在当年7月1日对车陂、猎德、沙河三条涌的拆迁工作进行验收，否则要对拆迁人员进行问责。这时我非常着急，所以对黄某甲说：“如果你要高额赔偿，那你去办张《村镇宅基地使用证》回来。”而且我建议他因为他的土地是被公路隔开了，所以办两张会好操作一点。但他办了好几个月都没有下文。于是他问我说：“你搞了这么久拆迁，认不认识人可以搞到宅基地证？”我知道郝永球有门路可以搞到虚假的《村镇宅基地使用证》，于是我找郝某甲说有个岑某的人想搞一个虚假的宅基地证，能不能帮忙，搞完后被拆迁户可以给回一定的好处给他。郝某甲说可以。于是我就约了黄某甲、郝某甲和我一起吃饭（地点忘记了）。之后郝永球就帮黄焯彬位于隔坑路口1、3号的房屋办理了假的宅基地证。我认为那是假宅基地证，因为我私下也去房管局查询过，黄焯彬的隔坑路口1、3号不具备规划地户籍图，所以是不能出具《村镇宅基地使用证》的。郝某甲帮黄某甲办理好这些假证后，应该是将原件交给了黄某甲。作为拆迁呈批的资料，我只要《村镇宅基地使用证》的复印件。黄某甲的拆迁资料汇总到我这里后，我安排手下按正常的程序对郝某甲帮黄某甲搞的假宅基地证进行查册，查册的结果肯定是“查无”的，但之前也有过出现多宗查册“查无”的情况，但也能顺利通过道扩办审批的情况。于是我按照程序将房管局“查无”的结果附入拆迁资料。查完册后，我就让我的工作人员将假宅基地证的复印件拿去岑某四社，让黄焯彬自己盖上广州市天河区长兴街岑村第四股份合作经济社的章，盖章回来后我们公司的人会在这两份宅基地证的复印件上盖上与原件相符的章，证实该宅基地证的真实性。然后我就按照具备宅基地证的标准为黄焯彬的隔坑路口1、3号的房屋计算标准并制作补偿协议。因为补偿协议上显示的甲乙方分别是道扩办和岑某四社，所以我们公司的人刘某乙就在补偿协议上签名，后来的呈批就由建筑公司的人完成。郝某甲提供的虚假《村镇宅基地使用证》应该是给了黄某甲。因为我收集资料只要向被拆迁户拿宅基地证的复印件就可以，被拆迁户是自己保留原件。等拆迁款审批完后，被拆迁户拿着宅基地证的原件交给道扩办的的财务人员，将支票拿走。所以我是不需要拿着宅基地证的原件的。我、黄某甲及郝某甲觉得黄某甲的钱到账后，如果郝永球也参与分钱的话岑村的村民对外村的人参与分钱肯定有意见。于是我们三人一拍即合，决定签一份《合作合同》，营造一种假象是20世纪80年代黄某甲向岑某四社承租该地块时，因资金不够，由郝某甲出资一半来承租，这样令郝某甲分钱看起来名正言顺。合同是找人代笔的，由郝某甲和黄某甲分别在合同上签名，但当时具体签署合同的过程细节内容我不是很记得了。当时我怕出事，所以我的做法是找别人的账户来收钱，再从这个收钱的账户将钱某甲现或者转账回来。当时可能数额较大，我除了张某丙外，还使用了陈某乙的银行账户来收取黄某甲的好处费，具体数额以查证的为准。但陈某乙账户收取的费用也不一定我全部拿了，我记得黄焯彬说隔坑路口的房屋拆迁还有共有人要分，不想让共有人知道原来拆迁费有这么多，所以陈某乙的账户上的入账数额也不一定是我自己全拿了，但具体黄某甲拿回多少，我分多少我不记得了，具体以你们银行查账为准。
我不知道郝某甲的虚假《村镇宅基地使用证》从哪里做的。郝永球通过给黄焯彬办虚假《村镇宅基地使用证》得到三百万元的好处，当时我们谈好的。我的好处费都是黄某甲转给张某丙或者陈某乙账户后提现拿的，印象中张某丙提现给我的钱总数近200万元，郝某甲没有给钱给我。黄焯彬位于隔坑路口1、3号土地上的房屋被拆迁时，我记得当时黄焯彬是在岑村四社出具的《证明》上盖了岑村四社的公章的，在伪造的隔坑路口1、3号的《村镇宅基地使用证》上应该是没有盖岑村四社的章,这么多年了，对这些小细节我不是很记得了，以档案中的书证为准。我对穗司鉴15010191800103号、15010191800080号《司法鉴定书》，没有意见。（出示《合作合同》一份），经我看过，这份是黄某甲和郝某甲签订的合同。据我所知，当时是郝永球帮黄焯彬搞到了隔坑路口1、3号的虚假《村镇宅基地使用证》，但因为补偿款是直接打到黄某甲的账户上的，郝某甲担心黄某甲收到钱后会不分钱给他，所以当时郝某甲想签这份《合同》的意愿是最强烈的，他的想法是签订这份《合同》后，如果黄某甲收到拆迁款后不分钱给他的话，他可以以这份《合同》去找黄某甲拿钱。
经辨认照片，刘德勇辨认出了黄某甲、郝某甲就是其陈述中的黄某甲、郝某甲。
刘德勇签认了伪造的的隔坑1、3号《村镇宅基地使用证》。
刘德勇签认了相关的《合作合同》。
12.证人黄某甲的陈述、辨认笔录、签认，陈述主要内容为：1999年7月-2013年4月我任广州市天河区岑村第四股份合作经济社社长。2005年广州市道路扩建工程办公室（下简称道扩办）发函到村、社征地拆迁，目的整治车陂涌。我刚好有土地在需拆迁的范围内。我位于岑村隔坑路口1、2、3号的土地上盖有房子，而且我这三块地我已经申请了房屋所有权登记证申请，但当时房管局还没有发《村镇宅基地使用权证》，可以提供《房屋所有权申请登记证件收据》三份；另外我和弟弟黄某乙、张某甲于1989年向四社承租了隔坑路口附近的近70亩地。上述的所有土地，根据当时《关于广州市北部水系建设沙河涌等三条河涌联合补水工程补偿标准的函》规定，这种属于未到期的临时建筑，每平方米补偿四五百元，当时我不同意这种补偿方式，没有签补偿协议。我当时提出每平方要补偿1400或者1500元，否则我不同意拆迁。这时刘德勇来找我，他说：“你要拆迁补偿款，我也要钱养孩子。”意思就是让我和他合作，分他好处费。因为当时我的预想拆迁价格和我想象中有差距，既然刘德勇提出了可以帮我，那我就同意了。我当时的土地均没有《村镇宅基地使用证》，如果我有的话，补偿款是每平方米4000元，还有回迁房。但我觉得我当时的房子按照规定是可以拿得到《村镇宅基地使用证》的，因为2003年我已经向广州市天河区房地产房屋登记交易中心提交办理《村镇宅基地使用证》的申请，后来我将我的《房屋所有权申请登记证件收据》等资料交给刘德勇去操作。过几天，他告诉我他打算用他人的《村镇宅基地使用证》挂到我的土地上，按照有宅基地证的补偿标准来补偿，每平方米约2600元，但所得的拆迁款要分他一半。我想着这样可以保障我得到每平方1400元的预想值，我同意了。
刘德勇介绍我认识一名叫郝某甲的男人，刘德勇说郝某甲有搞到《村镇宅基地使用证》的门路。第一次见郝某甲的过程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我记得就是刘德勇让郝永球帮我搞隔坑路口1、3号虚假的《村镇宅基地使用证》，我提交资料，刘德勇就将《村镇宅基地使用证》和我的资料提上道扩办，到时拆迁款到账要分给刘德勇和郝某甲一半。郝永球办好我隔坑路口1、3号的虚假《村镇宅基地使用证》后，刘德勇将这两个证的复印件用一个黄色的信封装着拿给我。我在复印件上盖上岑某四社的章，当时我还想在这两份《村镇宅基地使用证》的复印件上盖上长兴街道办事处的章显得更有证明力，但长兴街道办拒绝了我的要求。我对刘德勇说，让他把这两份宅基地证的原件出示给长兴街道办，让长兴街道办在这两份宅基地证的复印件上也盖章。但经刘德勇出示原件后，长兴街道办回复是查询过郝永球给我的《村镇宅基地使用证》，查询结果是这两份使用证是天河区政府发出的，但国土部门尚未备案。我当时就觉得这两个宅基地证有问题，我让刘德勇不如就用回我自己提交的资料算了。这时，刘德勇安排我和他、郝某甲一起去黄村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附近一农庄吃饭，当时是刘德勇派他的司机接我去的。去到后，刘德勇、郝某甲都在场，我也向他们说房管局的系统对郝某甲提供的这两个宅基地证的查询结果是查无，并让他们说清楚这两份证的来源。当时郝某甲说这两份证是他帮一名叫刘德和的男子办理宅基地证，但在办理过程中，刘德和去世了，所以后来证办好后郝某甲就自己保存着，所以这两份《村镇宅基地使用证》是真的，只不过是没有到房管局备案而已。
为了防止刘德勇帮我这样操作后反悔中途退出我会麻烦，刘德勇也怕我获取拆迁款后不分一半给他，因为郝永球不是岑村的人怕到时郝永球分钱会引起岑村村民的议论，所以我们三方一拍即合决定签订一份合同。我当时说了我对合同的要求是写上双方各拿拆迁款的50%。与郝某甲见面后没几天，郝某甲、刘德勇和我三方在场的情况下（地点我忘记在哪里了），刘德勇拿出两份已经写好的《合作合同》，当时我签了黄某甲、张某甲、黄某乙三个名字，郝某甲签了自己的名字。时间签署为1988年，这样可以令这份合同看起来真实点。合同当时是一式三份，合同签完后刘德勇没有要，我就两份都自己保存下来，郝某甲那份他自己拿走。（经侦查人员出示《合作合同》），合同上面约定我拿55%，郝某甲拿45%，这与我们约定的各拿一半不同，等我汇了拆迁款的一半给刘德勇后我才看到合同约定郝某甲只拿45%，我汇多了。
拆迁资料的审核我没有参与，都是由刘德勇去操作的。2007年8月我开始收到拆迁款。郝永球提供的隔坑路口1、3号《村镇宅基地使用证》的原件不在我这里，刘德勇当时给我的是这两个宅基地证的复印件。我去道扩办拿拆迁款的支票时，道扩办的人也没有向我回收这两个宅基地证的原件。2007年7月左右，在刘德勇的操作后，我收到第一笔拆迁款，扣除手续费后约人民币660万。刘德勇叫我将拆迁款的一半先给郝某甲，要不郝某甲是不肯提供第二个宅基地证出来的。所以我就从我的农某甲社的账户汇了人民币300万给郝某甲。到了当年的8月左右，我的第二笔拆迁款到账，扣除手续费后约人民币720万，我转账给张某甲人民币约200万，给了弟弟黄某乙人民币约100万。因为我曾经向妹妹黄某丙借过人民币30万，所以还给妹妹黄某丙人民币30万，另因为妹妹生活困难，所以我资助她人民币50万元。对于刘德勇的部分，刘德勇提供了一个叫陈某乙的存折给我存钱，我存了约350万进去，过了没多久，我又向刘德勇提供的张某丙的账户存入人民币约150万。这些以银行查询的明细为准了。明细上显示不是整数的，因为这些钱某乙四社要扣除手续费的。
汇完款后，我一算我只得到了300万左右。我想着即使以我的房屋不具备《村镇宅基地使用证》来算，我也能得到这300万，但我现在却冒这么大的险，可能涉及违法，我就觉得我被刘德勇骗了。于是我开始找刘德勇，说他多拿了我的钱，让他还我部分钱。我一直催刘德勇还钱。一两天后，我在办公室上班时，刘德勇打电话问我在哪里，说还回一些钱给我。刘德勇的司机上来我办公室，把我叫到楼下。把我带到楼下后，刘德勇的司机走到鱼塘边抽烟。刘德勇把我叫进他的车，我问他：“你还多少钱给我？”他说：“先别说这个，先拿着吧”。他接着递过来一个黑色塑料袋，我知道里面装着钱。我当天刚好开了车，我拿着塑料袋就放在车里接着继续到办公室上班。当晚我回家后我就我点了下钱，钱都是人民币一百元面额，一万一沓，一共有二十五沓，即25万元。我当时觉得应该是钟某丙也送了钱给刘德勇，刘德勇才有钱给我。这25万元，我花得是心安理得的，因为我觉得这是刘德勇还我的钱。我平常花钱也比较多，花在请客、抽烟等消费上了，已经花完了。当中有18万是堂叔黄满球的儿子需要钱，我借了他18万。后来，我继续问刘德勇，利用我拿了这么多的拆迁款，什么时候还给我。他说再等等，我继续打电话找他，但都关机，后来就听说他出国了。
当时我应该是在岑村四社出具的《证明》上盖了岑村四社的章，是否有在伪造的隔坑路口1、3号的《村镇宅基地使用证》上盖上岑村四社的公章，这么多年了，对这些小细节我不是很记得了，以档案中的书证为准。我对穗司鉴15010191800103号《司法鉴定书》没有意见。我对穗司鉴15010191800080号《司法鉴定书》结论中隔坑路口3号的补偿款有意见，当时我收到后不但转给郝某甲人民币300万（鉴定结论中有显示），另外我还转了人民币150万给刘德勇带来的一个存折上，但名字我忘记了。我也忘记这150万元是用哪个银行卡转的、是用哪一笔拆迁款来给的了。（出示《合作合同》一份），这份合同的情况是：当时郝某甲帮我搞到了两份虚假的《村镇宅基地使用证》，他怕我不分钱给他，他说要和我签一份协议，以保证我收到拆迁补偿款后会把原先约定给他的钱给他。后来我就提议那就签一份《合同》，这样我如果不给钱给他的话他就可以去告我打官司。郝某甲同意了。在我、郝某甲和刘德勇三方都在场的情况下，我和郝某甲签订了《合作合同》，《合作合同》已经写好（忘了是找谁手写的），一式三份，每份都有两页，当时我和郝某甲、刘德勇看了合同内容，郝某甲签上自己名字，我就签了我、张某甲和黄某乙的名字。签完后，郝某甲拿走其中一份，刘德勇不要，我就将剩下的两份全拿走了。因为我的房屋是分两个证来获取拆迁的，第一笔拆迁款到账后，刘德勇还对我说要及时给钱给郝某甲，要不第二个证是拿不到拆迁款的，意思应该是郝某甲不会让我使用第二证从而影响呈批吧，所以我很快就转人民币300万给郝某甲了。
经辨认照片，黄某甲辨认出了被告人刘德勇、证人郝某甲就是其陈述中的刘德勇、郝某甲。
黄某甲签认了《房屋所有权申请登记证件收据》、《集体土地所有权证》，签认了伪造的隔坑1、3号《村镇宅基地使用证》，并签认了相关的《合作合同》。
13.证人方某丙的陈述，主要内容为：1992年7月至今，我在广州市道路扩建工程办公室工作。2012年8月份左右至今，任审核鉴证部（审计处）副处长。审核鉴证部主要负责经办部门递交的拆迁补偿协议及工程类预结算的审核，审核后呈计财处审核。2007年4月至2012年8月左右，我当时任审计处工作人员，主要负责征地拆迁补偿协议的审核。具体审核的内容包括：1、征地拆迁补偿协议所附的资料是否完整，2、征地拆迁补偿协议的附件资料与补偿标准是否相符。如果发现拆迁协议所附的资料完整性和合理性存在问题则提出补充和完善的意见，如果没有问题就呈计财处审批。道扩办征地拆迁的流程，一般大部分的拆迁项目都是由道扩办下设的拆迁公司负责。道扩办下设的拆迁公司忙不过来时就与有资质的拆迁公司签订委托合同，道扩办作为拆迁的主体，指导受委托的拆迁公司进行具体拆迁事宜。具体流程是：1、在进行一个拆迁项目时，拆迁公司经办人根据业主提供的红某对整个拆迁项目进行摸查，然后根据摸查情况制作概算；2、道扩办将概算送财政局评审中心评审，评审通过后拆迁工程进入实质实施阶段；3、受委托拆迁公司的经办人和拆迁户谈拆迁协议，并将拆迁协议及相关资料整理成册，其中经办人在搜集资料过程中要确保拆迁户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经办人审查案卷材料的完整性和拆迁户提供资料的真实性时，一份完整的补偿协议案卷要具备的资料是房屋测绘图、补偿方案确认表、产权人资质材料、拆迁户提供的权属资料（如：《村镇宅基地使用权证》）。对于这份《村镇宅基地使用权证》因为还处在拆迁初期，拆迁户是不会提供原件的，只会提供复印件，经办人会与拆迁户核对《村镇宅基地使用证》的原件和复印件是否相符，然后盖上与原件相符的章。4、经办人准备好这些材料后，呈拆迁公司的领导审批。拆迁公司的领导审批后会呈道扩办征地拆迁部领导审批，征地拆迁部也是对拆迁协议所附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批。审批完后呈计财处经办人审批，计财处经办人会对所附资料是否完整、资料和提出的补偿方案是否相符进行审查，同时针对资料的问题提出补充意见。审计处经办人审批后呈审计处领导审批，审计处领导会根据审计处经办人的意见对资料进行审批，审批后呈计财处审批。计财处的经办人会对所附资料和补偿协议在法律上是否可行提出意见，计财处经办人的作用相当是律师，通常由律师担任。计财处经办人审核完呈计财处领导审批。计财处领导审批后递交办领导审批。办领导审批完成后，生成协议，协议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5、协议生效后，由经办人提交付款申请，提交到计财部门、办领导逐级审批，审批通过后由财务窗口放款。取款单位提供发票、协议书、权属证明原件后领款。之后由经办人整理成册归档，并注销权属证明原件。在协议提交领导审批时，如果关键性的材料（权属证明、补偿方案）出现问题的话，就直接返还经办人补充；如果是其他材料有问题，为避免浪费时间，就继续走流程，直到所有审批完成后，再返还经办人补充。在资料不齐的情况下，仍然要将流程往下走，是因为流程停止和回转是比较麻烦的，如果一个方案每个部门都提出一个补充意见又回转的话，那么这个补偿方案会持续很久，被拆迁户可能会这个期间随时改变补偿协议内容，这不利于拆迁工作的进行。另外有时候由于工程紧，为了加快进度也不能随意退案。在拆迁公司、道扩办征地拆迁部、审计处、计财处的审批中，相应部门都是提出相关的补充完善意见，都会在审批表上列明。在所有审批完、放款前，道扩办的秘书处会打印《补偿协议》，这时会把拆迁公司的经办人叫过来校对，在校对时经办人会对着审批表上的审批意见加以完善。我说的这种审批完、放款前由经办人补充材料的情况是针对缺失的材料不涉及原则问题，例如只是测绘表、房屋鉴定之类，这些在后续的过程中是可以通过补充来完善的。如果《村镇宅基地使用证》这种原则性的资料出现问题，那审批要中止，退回经办人再补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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