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最高法民申345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广州金邦有色合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增城新塘镇宁西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李绍康，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少武，北京天驰君泰（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钢，北京天驰君泰（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396号。
代表人：杨德，该行行长。
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深圳市核电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西丽留仙洞中山园路1001号TCL科技园研发楼D1栋2层B单元202号。
法定代表人：徐子川，该公司董事长。
一审被告：湖北名信科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钢花南苑66门20号。
法定代表人：胡晶，该公司董事长。
一审被告：胡晶。
一审被告：吕恒良。
一审被告：李银。
一审被告：广州钢铁控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白鹤洞。
法定代表人：张若生，该公司董事长。
再审申请人广州金邦有色合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邦公司）因与被申请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武汉分行），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深圳市核电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核电公司），一审被告湖北名信科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信公司）、胡晶、吕恒良、李银、广州钢铁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钢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鄂民终1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金邦公司申请再审称，（一）旧质权已消灭。2013年5月3日，质押双方签订了《应收账款最高额质押合同》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协议》，名信公司将其对广钢公司、金邦公司和案外人湖北阳光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公司）的应收账款向民生银行武汉分行提供质押担保，并于同日办理应收账款初始登记，旧质权因此设立。2013年11月6日，民生银行武汉分行又与名信公司签订《应收账款最高额质押合同》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协议》，将名信公司对核电公司、广钢公司、金邦公司和阳光公司的应收账款向民生银行武汉分行提供质押担保，并于同日办理动产权属初始登记及办理变更登记。2013年11月6日质押登记所依据《应收账款最高额质押合同》如需增加出质次债务人和质物，只需表述对核电公司的应收账款权利，但该新质押合同却同时将核电公司、广钢公司、金邦公司及阳光公司的应收账款作为质物，为同一主合同债权提供质押担保。前后两次质押所依据的质押合同、次债务人、质押物、质押登记号均不一致，故第一份质押合同被第二份质押合同取代。因此，第二次初始登记是重新登记，取代了第一次初始登记，旧质权已消灭。第二次初始登记证明文件应当由负责登记的质权人民生银行武汉分行提供而未提供，故该证明在再审中作为新证据提交。（二）新质权不能约束金邦公司。2013年5月3日至2016年5月3日期间，金邦公司与名信公司未签订任何贸易合同，故未产生任何应收账款，自然不产生质押权。第二次质押登记于11月办理，但在8月金邦公司已还清质押的债权，债权消灭。也就是说，第二次质押登记将已消灭的债权办理了质押登记。（三）应收账款质押登记未依法通知应收账款债务人。《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第一条、第二十条规定质权人应在初始登记或变更登记完毕的同时通知其他利害关系人；反之亦然，应收账款质权的实现必须依赖于债务人的履行，对其他利害关系人的通知义务不能免除。（四）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适用《物权法》时，应依据《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和《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中征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平台操作规则》两个部门规章审查采纳金邦公司的抗辩理由，查明事实后，认定民生银行武汉分行不享有优先受偿权。2、原审应适用《民法通则》和《担保法》，应首先查明金邦公司出函时的应收账款余额、出函后的还款情况、应收帐款质押贷款债权情况等事实，然后组织辩论《应收账款债务人确认函》作为单方保证是否附条件、四方当事人过错大小、银行贷款有无损失、贷款损失属不属于担保期间等问题如何认定，最后依据事实和法律判决金邦公司无须承担赔偿责任。金邦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及第六项之规定申请再审。
本院认为，本案再审审查的焦点问题为：民生银行武汉分行对名信公司质押的对金邦公司的应收账款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
民生银行武汉分行与名信公司先后两次签订的《应收账款最高额质押合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协议》均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及变更登记，质押合同有效，质权也已成立。两份《应收账款最高额质押合同》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均为6000万元，被担保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均为2013年5月3日至2014年5月3日。两份《应收账款最高额质押合同》中对质押的应收账款范围和产生期间发生变更，但质押财产价值不变，不属于保证期间的变更的情形。第二份登记应视为对第一份登记在质押财产内容上的变更，并不是新设质。上述应收账款债务人在出具的应收账款确认文件中对质押的应收账款已经明确。虽然第二次应收账款最高额质押登记的应收账款时间范围大于第一次登记的时间范围，但并未增加金邦公司的担保义务。金邦公司再审申请期间提交了2013年11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权属统一登记—初始登记”暨第二次质押登记的初始登记，拟证明第一次初始登记的质权已消灭。经审查，该证据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新证据，且如前分析，两次质押登记对质押的应收账款产生期间的变更系对质押财产变更的约定。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第四条规定“本办法所称的应收账款是指权利人因提供一定的货物、服务或设施而获得的要求义务人付款的权利，包括现有的和未来的金钱债权及其产生的收益……”，因此可以质押的应收账款范围不仅包含了现有债权，还包含了未来将会产生或者可能产生的债权。应收账款不以设质时已存的财产为界，亦可以是未来预期的收益，且不以是否已届履行期限为限。金邦公司向民生银行武汉分行出具的《应收账款债务人确认函》中，确认截止2013年4月28日，名信公司的应收账款为18992140.66元，到期日为2013年11月1日，在本案应收账款时间范围内。而应收账款数额随着业务量的发生处于不确定状态，在办理质押登记时，当事人无法预见到2013年5月3日-2016年5月3日期间，金邦公司与名信公司之间是否还会有贸易合同，应收账款数额多少。即使在此期间没有任何账款产生，质押权也成立，且登记质押的债权并没有增加金邦公司的义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以应收账款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质权自信贷征信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因此，只要有书面合同并办理登记，质权即成立。不能因为未将质押登记事项通知应收账款债务人，就否定质押登记的效力和质押权人享有的质权。2013年4月28日，金邦公司出具的《应收账款债务人确认函》中对质押的应收账款已作明确表述，在未新设质权的情况下，无需再通知金邦公司对质押的应收账款进行书面确认。
关于金邦公司向名信公司回款的问题。根据一审、二审查明的事实，金邦公司主张其已向名信公司履行应收账款回款义务缺乏证据证明。从一审期间广钢公司、金邦公司共同提交的转款证据看，没有相关信息显示支付的票据与质押的应收账款有关，无法确认本案质押的应收账款已经履行。因此，民生银行武汉分行对名信公司质押的对金邦公司的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综上，金邦公司申请再审事由不成立。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广州金邦有色合金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贾劲松
审 判 员 李 春
代理审判员 高 榉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八日
法官 助理 柳 凝
书 记 员 武泽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