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穗中法民二初字第75号
原告：广东振戎能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熊韶辉，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钟炜，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徐婉雯，北京市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新疆华泰棉花专业合作社。
法定代表人：董小兵，该合作社理事长。
委托代理人：宋明，新疆四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钟延红，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北京振戎宏科棉花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皓东，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温雯，该公司员工。
第三人：万融投资（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栋，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吴欣荣，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广东振戎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振戎公司）与被告新疆华泰棉花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新疆华泰合作社）、第三人北京振戎宏科棉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振戎公司）、第三人万融投资（北京）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万融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11月1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8月18日、2014年10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广东振戎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钟炜、徐婉雯，新疆华泰合作社的委托代理人钟延红、宋明，北京振戎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温雯，万融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吴欣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广东振戎公司诉称：广东振戎公司（作为供方）与新疆华泰合作社（作为需方）在2011年10月20日签订了合同号为HZS11001B的《购销合同》约定：广东振戎公司以青岛仓库交货价28300元/吨的价格向新疆华泰合作社销售美棉；货款支付及结算按商检证书标明的净重结算；新疆华泰合作社应根据销售情况分批将货款汇至广东振戎公司指定账户；合同还约定如任何一方违约，均应承担合同标的额10%的违约金；合同同时约定了管辖为：向供方（即广东振戎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上述合同签订后，广东振戎公司按照合同约定于2011年10月26日至12月16日期间共向新疆华泰合作社发货了毛重为5523.9795吨的棉花（美棉），净重为5488.99214吨。按照合同约定的28300元/吨的价格计算，新疆华泰合作社应当向广东振戎公司支付的货款为28300元/吨×5488.99214吨=155338477.56元，广东振戎公司已向新疆华泰合作社开出了155338477.56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但新疆华泰合作社仅向广东振戎公司支付了货款700万元，至今仍欠货款148338477.56元未付。广东振戎公司多次要求新疆华泰合作社支付余下货款，但其一直没有支付，新疆华泰合作社逾期付款的行为已构成违约。按照合同约定，新疆华泰合作社应按合同标的额，即广东振戎公司向新疆华泰合作社销售货款155338477.56元的10%向广东振戎公司支付违约金15533847.76元。广东振戎公司请求判令：1.新疆华泰合作社向广东振戎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148338477.56元；2.新疆华泰合作社向广东振戎公司支付违约金人民币15533847.76元；3.新疆华泰合作社负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新疆华泰合作社辩称：（一）本案中，广东振戎公司、新疆华泰合作社双方名为买卖关系，实为代理关系。1.关于广东振戎公司、新疆华泰合作社双方的关系。新疆华泰合作社系按照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于2007年由220多名主要是新疆沙湾县和奎屯市的农民成员共同集资成立，注册资金316万元。属于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2011年9月，也即广东振戎公司、新疆华泰合作社双方签订《棉花购销合同》之前一月，广东振戎公司出资60%，与万融公司出资40%，共同设立了北京振戎公司，由广东振戎公司的副总经理胡皓东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新疆华泰合作社当时的法定代表人谭某为该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新疆华泰合作社总经理秦某任该公司副总经理。北京振戎公司主营棉花及棉副产品。2012年5月，新疆华泰合作社受让了万融公司所持有的全部40%股份，成为北京振戎公司股东。2012年2月，又依托新疆华泰合作社成立了其在新疆的办事处，任命新疆华泰合作社后来的法定代表人曹某为办事处主任，使新疆华泰合作社成为一套人马两快牌子的北京振戎公司下属机构。新疆华泰合作社由该公司提供经营资金，受该公司的安排和指令进行工作，从事包括棉花销售，在新疆区域内收购籽棉，加工皮棉，销售加工出的棉花等业务。现北京振戎公司已成为广东振戎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广东振戎公司的副总经理胡皓东仍为北京振戎公司法定代表人。2.关于广东振戎公司将涉案美棉转给新疆华泰合作社之前的市场行情变化。2010年12月下旬，胡皓东代表广东振戎公司与万融公司的授权代表高某共同签署了合作进口涉案的这批美棉的《棉花合作经营协议》。在2011年3月前，我国棉花市场价格一路上扬，曾到最高点每吨31000元（期货冲高到34000元/吨）。广东振戎公司购买此批棉花时，正处棉花价格较高之位（约28000/吨左右）。但此后从34000元/吨开始一直下跌，至当年10月广东振戎公司、新疆华泰合作社签订《棉花购销合同》时，棉花的市场价格已跌至每吨20000元左右。国家公布的2011年棉花收储价格为每吨19800元。进口棉按配额销售价位也在此区间。为保护棉农的利益，我国进口棉花的使用实行配额制度。广东振戎公司虽系棉花进口商，但却没有国家分配的进口棉花使用配额。这批进口美棉在国内销售或者要交纳大量的关税，或者通过经济手段寻找配额通关。加之其他相关外贸费用，除了价格下跌的巨额损失外，还有大量的销售成本。3.广东振戎公司将涉案进口美棉转让给新疆华泰合作社的原意。基于上述情况，在2011年10月，就此批进口棉花而言，广东振戎公司背负了很大的亏损压力，而广东振戎公司又即将进入年底财务决算。因此，在当月20日，广东振戎公司副总经理胡皓东请求新疆华泰合作社与广东振戎公司签定了编号为HZS11001B的《棉花购销合同》，约定将约5700吨美棉以28300元/吨的价格转移给我合作社，这个价格高出当时市场每吨单价8000多元。即由新疆华泰合作社暂时名义上承担这些棉花的亏损，而广东振戎公司因销售获得利润，使其年度财务状况不受影响。为了保护新疆华泰合作社的利益，双方又签订了落款日期为2012年4月27日，编号为HZS11002S的《棉花购销合同》，约定广东振戎公司从新疆华泰合作社购买与上份合同标的、规格和数量完全一致的进口美棉，价格每吨28400元。这份合同实际是上份合同的回购协议，即度过年底财务决算期后，广东振戎公司将此棉花收回，并以价差补偿新疆华泰合作社。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和相互之间的关联关系，广东振戎公司才与新疆华泰合作社签订了两份《棉花购销合同》，否则，广东振戎公司不可能将价值一亿多元的货物，在没有支付分文货款的情况下，冒如此大的风险销售给注册资金300余万元的新疆华泰合作社。4.涉案棉花实际由新疆华泰合作社与北京振戎公司共同代广东振戎公司销售。（1）涉案美棉的进口到货港为青岛港，签订《棉花购销合同》后，按照北京振戎公司以及胡皓东的安排，新疆华泰合作社支出2000余万元资金取得使用配额将这批棉花从青岛保税库全部通关。此后，北京振戎公司和新疆华泰合作社共同将其移库至中国储备棉管理总公司青岛直属库和山东省棉麻公司高密采购供应站，并将其中大部分质押给了全国棉花交易市场。所获得借款部分支付了广东振戎公司。北京振戎公司2011年12月19日的总经理办公会上听取了上述事项的汇报。2012年2月6日北京振戎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讨论了该库存美棉的销售问题，会议认为为节约公司成本，加大资金使用效率，采取积极询价，分批处理的操作模式，从2月起开始将库存美棉顺价销售。自此，确定了新疆华泰合作社与北京振戎公司共同销售广东振戎公司美棉的代理关系。所产生的部分费用清单上有广东振戎公司代表胡皓东签字确认。（2）按照上述决定，新疆华泰合作社和北京振戎公司共同以新疆华泰合作社的名义分批销售涉案美棉。后来北京振戎公司的数次总经理办公会中也讨论过美棉的销售事宜。其中在2012年8月19日的会议上，还讨论分析了如何处理新疆华泰合作社与广东振戎公司往来款事宜。认为综合各方因素考虑，会议决定用现金方式分批处理部分账务往来。具体讲，就是销售所得资金按照胡皓东副总经理的指令暂不支付广东振戎公司，以便于北京振戎公司和新疆华泰合作社经营使用。另外，在销售期间，新疆华泰合作社还按胡皓东的要求，分批将合同项下近一半的棉花转移给北京振戎公司销售。以此增加其业务量和销售量。因当时的棉花市场价已经低于每吨20000元，因此产生了大量的价格损失。加之支付进口配额通关费，棉花质押借款利息、仓储费、销售税款、费用、新疆华泰合作社的代理费等等。发生了数千万元的亏损和费用。从棉花代理关系上讲，这些费用和亏损应当由委托人广东振戎公司来承担。或者由委托人和销售的指令人，即广东振戎公司和北京振戎公司共同负担。而不应由新疆华泰合作社负担。（二）广东振戎公司所主张的欠款并未确定，应在双方或者三方明确金额、亏损、费用、责任后再行处理，新疆华泰合作社不存在违约情形。1.涉案美棉销售完毕后，新疆华泰合作社当时的法定代表人也即北京振戎公司的常务副总经理谭某曾多次要求与广东振戎公司及胡皓东副总经理对棉花销售中发生的亏损及费用对账确认，确定金额后再根据广东振戎公司、新疆华泰合作社及北京振戎公司承担亏损及费用和占有资金的情况，确定各方还款额。但由于这些损失费用巨大，胡皓东及广东振戎公司的相关人员均怕承担责任，因此一直没有明确处理意见。2.2012年12月18日，广东振戎公司在其办公场所召集会议，由广东振戎公司的高管人员及新疆华泰合作社委托的代表北京振戎公司总经理高某出席，商讨了新疆华泰合作社与广东振戎公司之间棉花欠款的相关问题处理方针，与会双方代表一致同意相互配合，尽快安排各自相关财务、审计人员对双方往来账目进行核对，并梳理相关费用，理清、确认新疆华泰合作社对广东振戎公司欠款的实际具体数额。这些欠款将通过其他方式逐步转为北京振戎公司对广东振戎公司的欠款。在2012年12月21日的北京振戎公司总经理办公会上，会议决定今后广东振戎公司给与的资金支持及银行融资，北京方面与新疆方面对半切；美棉债务也以5∶5分担。可是对上述会议形成的议案，由于广东振戎公司不配合，至今没有执行。3.为了尽快解决问题，新疆华泰合作社在2013年曾几次向广东振戎公司及胡皓东付总经理发书面材料及电子邮件，明确新疆华泰合作社的态度，即欠款新疆华泰合作社认可存在，也同意支付，但是广东振戎公司方应当前来就发生的亏损及各种费用与新疆华泰合作社对账，确定后，新疆华泰合作社支付剩余欠款。而且，新疆华泰合作社也确定将在2013年下半年继续支付约1000万元。但是，广东振戎公司对此始终未做回复，致使欠款金额至今无法确认，新疆华泰合作社无法还款。4.因此，广东振戎公司、新疆华泰合作社双方或者加之北京振戎公司三方之间需要核对代销的实际数量，销售所得金额，价差亏损，发生的各项费用，税款，及各方承担的额度，方式等。明确这些问题后，新疆华泰合作社才能将应付款额全部付清，所以，新疆华泰合作社不存在违约的情形，不应承担违约责任。因此，新疆华泰合作社是互助性质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单位，一方面新疆华泰合作社自身并无经济实力购买如此大量的棉花做经营，另一方面，为了新疆华泰合作社全体社员的利益，也不可能违背市场经济规律来从事这种明显是承受巨额亏损及费用的交易。新疆华泰合作社与广东振戎公司之间的棉花交易就是明为买卖，实为代理关系。而具体的销售安排，指令都是由广东振戎公司的副总经理胡皓东及北京振戎公司所下达，初时签约的目的是为广东振戎公司转移亏损，后来变为代理广东振戎公司销售棉花。新疆华泰合作社请求驳回广东振戎公司的起诉。
广东振戎公司提供的证据如下：证据1.合同号为HZS11001B的《棉花购销合同》，拟证实广东振戎公司、新疆华泰合作社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证据2.检验证书、重量证书（17套），拟证实涉案货物在交付前的权属属于广东振戎公司。证据3.《代理运输合同》；证据4.《情况说明》；证据5.《新疆华泰棉花专业合作社入库登记表（青岛库）》；证据6.《高密库存接收新疆华泰棉花专业合作社棉花（美棉）入库单》；证据7.《商品棉保险申报单》复印件；证据8.《开票通知单》（5张）传真件；证据3-证据8拟证实广东振戎公司已按合同约定向新疆华泰合作社交付货物（美棉）的数量及新疆华泰合作社已收到广东振戎公司所发货物。证据9.广东省增值税专用发票（17张），拟证实广东振戎公司已根据新疆华泰合作社的要求开具了已交付货物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但未收货款。证据10.新疆华泰合作社在2014年3月17日作出的《再次催促履行<棉花购销合同>函》；证据11.广东振戎公司在2014年3月20日的《回函》以及快递单、快递回执；证据12.新疆华泰合作社在2014年4月1日作出的《关于履行<棉花购销合同>事宜函》、证据；证据13.广东振戎公司在2014年4月4日的《回函》以及快递单、快递回执；证据10-证据13拟共同证实编号为HZS11001B、HZS11002S的《棉花购销合同》是两份完全独立的合同，之间没有任何关联。证据14.新疆棉花联合收购加工经营合同；证据15.1300万元的《电汇凭证》；证据14-证据15拟证明与广东振戎公司在签订该加工经营合同之后，向新疆华泰合作社支付了1300万元，但后来双方并没有实际履行该合同，因此新疆华泰合作社需将该1300万元退回给广东振戎公司。证据16.合同号为HZS11001S《棉花购销合同》；证据17.金额为1000万元的《电汇凭证》；证据16-证据17拟证实广东振戎公司根据购销合同向新疆华泰合作社支付了1000万元，但双方并没有实际该履行合同，即新疆华泰合作社没有将合同约定的货物交付给广东振戎公司，故新疆华泰合作社需将该1000万元退回给广东振戎公司。
新疆华泰合作社对广东振戎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称：证据1，真实性与合法性均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名为购销，但实际双方并非真实的购销关系。证据2，真实性与合法性、关联系均认可，但一共17份的称重单重量相加为5742.08吨的与广东振戎公司诉状所称的重量不一致。证据3，运输合同的真实性无法予以确认，因为是广东振戎公司与第三方签订的，同时两份合同确定的重量为5863.00888吨与证据2合计的重量不一致。证据4，由第三方出具的，反映的内容是否真实与合法无法确认，其内容显示的运输吨数与证据2和证据3的吨数又不一致，由此可见双方的棉花往来吨数现在并没有确定。证据5和证据6都没有新疆华泰合作社的签字及盖章，真实性与合法性无法确认。该证据确定的吨数与证据4确定的吨数是一致的，但并不能确认双方实际发生棉花交易的具体数量。另外，关于青岛直属库显示有部分棉花是由北京振戎公司提走，这恰好与新疆华泰合作社的证据相印证，证明新疆华泰合作社从广东振戎公司处收取的棉花其中一般转销给广东振戎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北京振戎公司。证据7，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该证据确定的吨数与证据4的吨数一致，但是该证据也不能证明双方实际发生交易的重量。证据8.三性均予以认可，但开票通知单的总吨数为5488.99214吨，与前面几组证据及诉状确认的吨数均不一致。证据9.三性均予以认可，发票显示的吨数与新疆华泰合作社提供的证据8开票通知单显示的数据一致。证据10-证据13对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的诉请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其拟证明的内容。证据14-证据17，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不予认可，不同意其拟证明的内容，广东振戎公司提交的两份合同是否履行只有广东振戎公司的单方陈述。
北京振戎公司对广东振戎公司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
万融公司对广东振戎公司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与新疆华泰合作社质证意见一致。
新疆华泰合作社提供的证据如下：证据1.新疆华泰棉花专业合作社章程，合作社成员名册、出资额,拟证明新疆华泰合作社是220多名农民成员按照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于2007年共同集资成立的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注册资金为316万。证据2.广东振戎公司、新疆华泰合作社共同设立的关联企业“北京振戎宏科棉花经营有限公司”基本情况、万融公司2011年工商资料、华泰2010年工商资料，拟证明2011年9月，广东振戎公司出资60%，万融公司出资40%共同组建了北京振戎公司，主营棉花及棉副产品。2012年新疆华泰合作社受让万融公司全部股份，成为北京振戎公司股东。2013年3月起，北京振戎公司成为广东振戎公司全资子公司。证据3.北京振戎公司总经理办公会纪要及《情况通报》，拟证明北京振戎公司与新疆华泰合作社在组织机构、人员、业务存在融合交叉关系。证据1-证据3拟共同证明广东振戎公司、新疆华泰合作社双方名为买卖关系，实为代理关系。证据4.2010年12月22日《棉花合作经营协议》、《广东振戎能源有限公司广东振戎办字〔2012〕11号文》，拟证明2010年12月底，广东振戎公司与万融公司约定合作进口涉案美棉。证据5.网上打印件，拟证明2011年下半年我国棉花市场价格情况。证据6.编号为HZS11001B的《棉花购销合同》、编号为HZS11002S的《棉花购销合同》，拟证明广东振戎公司、新疆华泰合作社双方签订编号为HZS11001B的《棉花购销合同》是由新疆华泰合作社暂时名义上承担涉案棉花的损失，使广东振戎公司的年度财务状况不受影响。而编号为HZS11002S的《棉花购销合同》实际就是回购协议，即广东振戎公司将涉案棉花购回并以价差补偿新疆华泰合作社。证据7.ZR〔20120423〕A06-020《棉花购销合同》，拟证明2012年4月，为了广东振戎公司的利益，在棉花价格大幅下跌的情况下，广东振戎公司仍以每吨28300元的价格将96.8345吨美棉转让给新疆华泰合作社，由新疆华泰合作社代理销售。证据4-证据7拟共同证明广东振戎公司将涉案美棉装让给新疆华泰合作社的真实原意及当时的市场行情。证据8.《关于委托办理进口棉通关的函》、《委托书》拟证明受广东振戎公司副总经理胡皓东及北京振戎公司的委托，新疆华泰合作社按照市场价带垫巨额资金取得涉案美棉的使用配额，并办理相关的通关手续。证据9.北京振戎公司总经理办公会纪要及相关函件，拟证明北京振戎公司和新疆华泰合作社共同将涉案美棉移库至中国储备棉管理总公司青岛直属库和山东省棉麻公司高密采购供应站，然后由新疆华泰合作社和北京振戎公司共同代理广东振戎公司销售，所得货款暂不支付给广东振戎公司，由北京振戎公司和新疆华泰合作社共同用于棉花经营业务。证据10.新疆华泰合作社与北京振戎公司自2012年3月至2012年7月陆续签订的关于涉案美棉由新疆华泰合作社转手给北京振戎公司的十二份销售合同，拟证明新疆华泰合作社按照胡皓东及北京振戎公司的要求，分批将HZS11001B《棉花购销合同》项下近一半的棉花（2810.8482吨）转移给北京振戎公司销售。证据11.《代付款证明》，拟证明在涉案美棉销售期间，新疆华泰合作社销售所得款由北京振戎公司收取。证据8-证据11拟共同证明涉案棉花实际由新疆华泰合作社和北京振戎公司共同代理广东振戎公司销售。证据12.2012年12月18日广东振戎公司会议纪要，拟证明广东振戎公司、新疆华泰合作社双方一致同意互相配合、尽快安排各自相关的财务、审计人员对双方往来账目进行核对，理清、确认新疆华泰合作社对广东振戎公司欠款的实际具体数额。这些欠款将通过其他方式逐步转化为北京振戎公司对广东振戎公司的欠款。证据13.2012年12月20日北京振戎公司《关于处理美棉销售有关事宜的函》、2012年12月21日2012年第10次总经理办公会纪要，拟证明北京振戎公司按照2012年12月18日广东振戎公司会议纪要执行。证据14.2013年1月6日广东振戎公司出具的《关于前往贵社对账的函》，拟证明广东振戎公司认可2012年12月18日广东振戎公司会议纪要，派人前往新疆华泰合作社处对账。证据15.胡皓东代表广东振戎公司就新疆华泰合作社代理销售涉案美棉所发生部分费用签字确认清单，拟证明广东振戎公司认可新疆华泰合作社的代理关系。证据16.《关于共同努力尽快解决双方往来款及棉花经营费用和亏损问题的函》、邮箱发送邮件截图，拟证明新疆华泰合作社积极与广东振戎公司沟通解决双方之间经济往来存在的问题。证据17.广东振戎公司向新疆华泰合作社出具的往来账项询证函2张，拟证明广东振戎公司询证的欠款金额与诉状中的金额不一致，准确金额有待核实。证据12-证据17拟共同证明广东振戎公司所主张的欠款应在双方或者三方确认亏损和费用并明确承责主体后处理。证据18.万融公司出具的《保证函》，拟证明万融公司履行了棉花合作经营协议中协调外商的约定，促成广东振戎公司与外商订立美棉进口合同。证据19.美棉库存表，拟证明万融公司和广东振戎公司合作经营8000吨美棉的到港价格约为人民币24000.00元/吨。证据20.对外销售美棉价格确认函5份，万融公司和广东振戎公司实际履行棉花合作经营协议。2011年10月20日《棉花购销合同》中，涉案美棉5700吨的单价28300.00元/吨远高于当时的市场价格。证据21.广东振戎公司与万融公司签订的美棉销售合同4份，拟证明万融公司和广东振戎公司实际履行棉花合作经营协议。2011年10月20日《棉花购销合同》中，涉案美棉5700吨的单价28300.00元/吨远高于当时的市场价格。证据22.万融公司与最终客户签署的美棉销售合同10份，拟证明万融公司和广东振戎公司实际履行棉花合作经营协议。该合同和万融公司与广东振戎公司签订美棉买卖合同相比，除价格不同外，其他条款相同，证明万融公司的行纪人地位。2011年10月20日《棉花购销合同》中，涉案美棉5700吨的单价28300.00元/吨远高于当时的市场价格。证据23.关于进口棉质押的报告，拟证明广东振戎公司、新疆华泰合作社双方商议进口美棉在通关后以新疆华泰合作社名义入库并办理质押，同时签订由广东振戎公司北京分公司起草的回购协议，2011年10月20日《棉花购销合同》并非真正市场意义上的买卖。证据24.广东振戎公司北京分公司起草的合同，拟证明涉案5700吨美棉的销售及回购合同在2011年10月12日同时起草，与实际盖章签署的合同内容完全一致，二者应为同时签字盖章。签订上述两份合同目的为财务倒账，并非真正市场交易意义上的买卖。证据25.开通质押业务通道服务费的请示，拟证明涉案5700吨美棉向全国棉花交易市场质押借贷，表面上是以新疆华泰合作社的名义实施，实际上是由广东振戎公司和万融公司的共同决定，广东振戎公司起了主导作用。证据26.关于销售东雍库美棉的建议，拟证明涉案5700吨美棉的销售处置事宜由北京振戎公司控制。该公司是由广东振戎公司和万融公司按照六比四出资成立的合资公司，可以理解为这也是实质上履行双方订立的棉花合作经营协议的组成部分。证据27.北京振戎公司第1次经营管理协调会议纪要；证据28.北京振戎公司第3次经营管理协调会议纪要；证据29.北京振戎公司2011年第2次总经理办公会议纪要；证据30.北京振戎公司第12次经营管理协调会议纪要；证据27-证据30都拟证明2011年10月20日《棉花购销合同》签订且形式上向新疆华泰合作社交付5700吨美棉后，进口美棉的销售处置事宜仍由北京振戎公司控制决定。2011年10月20日《棉花购销合同》并非真正市场意义上的买卖。证据31.北京振戎公司报价单，拟证明2011年10月20日《棉花购销合同》签订且形式上向新疆华泰合作社交付5700吨美棉后，进口美棉的销售处置事宜仍由北京振戎公司控制决定。美棉价格持续下跌，远远低于2011年10月20日《棉花购销合同》中每吨人民币28300.00元的价格，该购销合同并非真正市场意义上的买卖合同。证据32.美棉销售情况，拟证明2011年10月20日《棉花购销合同》签订且形式上向新疆华泰合作社交付5700吨美棉后，进口美棉的销售处置事宜仍由北京振戎公司控制决定。2011年10月20日《棉花购销合同》并非真正市场意义上的买卖。证据33.北京振戎公司经营情况报告，拟证明广东振戎公司形式上向新疆华泰合作社交付5700吨左右的美棉，进口美棉的销售处置事宜由北京振戎公司控制决定，是由广东振戎公司和万融公司的共同决定，广东振戎公司起了主导作用。证据34.新疆华泰销售货款及回广东振戎货款情况；证据35.审计尚缺资料清单；证据34-证据35拟证明2011年10月20日《棉花购销合同》并非真正市场意义上的买卖。证据36.库存老美棉销售收入及付款情况：（1）《库存老美棉销售收入及付款情况汇总表》、拟证明青岛库、高密库美棉5490.421811吨，销售收入人民币104587681.83元，已向广东振戎公司付款人民币35935177.80元。东雍保税库美棉96.8345吨，新疆华泰合作社与广东振戎公司按28300.00元/吨的单价签订合同，北京振戎公司按28350.00元/吨的单价购买，各方的货款已结算完毕。（2）《美棉销售收入汇总表》、《美棉销售收入明细表》、《棉花购销合同》2份及相应的付款凭证，拟证明青岛库、高密库美棉5490.421811吨，销售收入人民币104587681.83元，其中，北京振戎公司采购2736.958626吨，共计人民币51250821.28元。（3）汇款凭证，拟证明2011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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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26日，新疆华泰合作社向广东振戎公司汇款6次，合计金额人民币28935177.80元。2013年4月26日，新疆华泰合作社向广东振戎公司汇款人民币7000000.00元。汇款人民币总计35935177.80元。证据37.销售老美棉费用支出情况：（1）《销售美棉费用汇总表（一）》，拟证明新疆华泰合作社支出老美棉手续费、包干费、服务费、保险费、保管费、质押费合计3920322.43元。（2）《销售美棉费用汇总表（二）》，拟证明根据美棉批号、提货单号，统计每柜支出的手续费、包干费、服务费、保险费、保管费等销售费用。（3）北京全国棉花交易市场有限公司及山东省棉麻公司高密采购供应站开具的发票，拟证明新疆华泰合作社支出老美棉手续费、包干费、服务费、保险费、保管费、质押费合计3920322.43元。证据38.广东振戎公司工商档案，拟证明胡皓东为广东振戎公司的工作人员。证据39.《合作协议》，证据40.财务凭证，证据41.《尕孜库勒轧花厂承包合同》，证据42.财务凭证，证据39-42拟证明新疆华泰合作社提交的《新疆棉花联合收购加工经营合同》及《棉花购销合同》（HZS11001S）已经实际履行，广东振戎公司、新疆华泰合作社应共担经营风险。证据43.《棉花购销合同》7份，拟证明北京振戎公司提交的证据2-3所涉及的向新疆华泰合作社支付款项，有可能是支付上述新棉合同项下货款，不能证明全部用于支付美棉的货款。
广东振戎公司对新疆华泰合作社提交的证据质证称：证据1，对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证据2，对真实性、关联性不予确认，北京振戎公司、万融公司并非涉案《棉花购销合同》的签约主体，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万融公司与广东振戎公司之间的关系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3，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4，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5，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该证据资料是从网上打印的，但新疆华泰合作社没有证实该网络上的资料来源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证据6，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广东振戎公司已经按照HZS1001B《棉花购销合同》履行了交货义务，但新疆华泰合作社没有履行支付全部货款的义务。HZS1002S《棉花购销合同》该合同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7，对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8，对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确认，两份材料都是北京振戎公司出具的，没有广东振戎公司的参与。证据9，《关于开展美棉销售的函》，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确认。因为是北京振戎公司出具的，广东振戎公司并没有参与，无法确认其真实性。本案涉案的《棉花购销合同》是广东振戎公司、新疆华泰合作社双方签订的，北京振戎公司和广东振戎公司是两个各自独立经营的法人企业，北京振戎公司无权代表广东振戎公司作出任何意思表示。2011年12月19日、2012年2月9日、2012年2月17日、2012年5月26日的总经理办公会纪要没有原件，对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确认。对2012年8月19日、2012年12月21日的总经理办公会纪要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确认，全部的总经理办公会纪要都没有盖公章，这些纪要的内容中不能证明新疆华泰合作社所要证明的事项。证据10，对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11，对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确认。《代付款证明》的内容显示邓州市永泰棉纺股份有限公司向新疆华泰合作社购买棉花，货款由北京振戎公司代为向新疆华泰合作社支付，而并非如新疆华泰合作社以该《代付款证明》所要证明的事项“在销售期间，新疆华泰合作社销售所得款由北京振戎宏科棉花经营有限公司收取”，因此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12，对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13，对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14，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有异议。新疆华泰合作社没有证据证明该函件中提到的2012年12月18日的会议精神就是新疆华泰合作社提交的证据4。根据该函件，广东振戎公司也是一直要求新疆华泰合作社支付欠款的。证据15，对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16，对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确认，因为该证据是新疆华泰合作社单方制作的，广东振戎公司并没有收到新疆华泰合作社发出的该邮件。证据17，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询证函仅是广东振戎公司要求新疆华泰合作社核对欠款金额，其中的金额并不是双方确认的最终金额。证据18，只有传真件的复印件，对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该证据所表明内容是我方与万融公司之间的关系，与本案双方当事人主张的诉请或抗辩没有关联。证据19，内容真实性不予确认，因为新疆华泰合作社没有证明当庭进入的邮箱属谁所有，也没有证明相关邮件的发件人或收件人是谁；附件只是一个表格，是单方的表示，未经双方确认；且内容与本案无关。证据20，对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21，新疆华泰合作社提交的原件上广东振戎公司的公章与涉案两份《棉花购销合同》上广东振戎公司的公章不一致，故真实性不予确认，且这些证据材料属于另外一个法律关系。证据22，合同相对方不是广东振戎公司，无法确认真实性，而且是案外人的购销合同，与本案无关。证据23、24，质证意见同证据19。证据25、26，对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27-证据35，质证意见同证据19。证据36，《库存老美棉销售收入及付款情况汇总表》、《美棉销售收入汇总表》及《美棉销售收入明细表》都是新疆华泰合作社单方制作，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不予确认，且其中有多处不合理之处。至于7份汇款凭证，对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证据37，《销售美棉费用汇总表（一）》、《销售美棉费用汇总表（二）》是新疆华泰合作社单方制作的，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不予确认。发票，无法确认真实性，对关联性有异议。因为这些费用是新疆华泰合作社单方支出的费用，广东振戎公司不清楚。证据38，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只能说明胡皓东曾经作为广东振戎公司代理人身份去申请办理广东振戎公司分公司，但不能证明胡皓东是广东振戎公司的工作人员。证据39-4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39只有新疆华泰公司自己盖章是原件，甲方盖章不是原件，根据广东振戎的证据14，合同第三条约定双方设立银行共管账户，新疆华泰合作社付款必须经过双方授权代表会签后才能支付，但新疆华泰合作社的上述证据均没有经过广东振戎公司的确认，付款也不是经过共管账户，不能证明是在履行《新疆棉花联合收购加工经营合同》，反而证明双方没有履行该合同。证据43，没有原件，不予确认，与广东振戎公司无关，且新疆华泰合作社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合同已实际履行。
北京振戎公司对新疆华泰合作社提交的证据质证称：对证据8、证据9中有北京振戎公司盖章的函件不予确认，因为当时北京振戎公司主管经营的经理是高某，高某可以自己加盖公章，高某是万融公司的股东和新疆华泰合作社的实际控制人，对于函件有无走公司正常盖章流程，北京振戎公司不清楚。北京振戎公司与广东振戎公司是两个独立主体，不能代表广东振戎公司。其中有一份函件，北京振戎公司的名称打印错误，可见并非是北京振戎公司出具的函件。其余质证意见与广东振戎公司质证意见一致。
万融公司对新疆华泰合作社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
北京振戎公司提供的证据如下：证据1.《棉花购销合同》14份，证据2.银行支付凭证，证据3.增值税发票，证据1-3拟共同证明北京振戎公司与新疆华泰合作社之间为真实的贸易关系，北京振戎公司支付全额货款给新疆华泰合作社，新疆华泰合作社也相应开具增值税发票给北京振戎公司。证据4.银行支付凭证，拟证明北京振戎公司已向新疆华泰合作社支付了新疆华泰合作社证据43项下5份《棉花购销合同》项下货款45393945.66元，加上证据1中14份《棉花购销合同》，北京振戎公司共向新疆华泰合作社支付货款100916379.02元。证据5.增值税发票，拟证明新疆华泰合作社就以上19份合同共向北京振戎公司开具货物重量为5252.469857吨的增值税发票。
广东振戎公司对北京振戎公司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
新疆华泰合作社对北京振戎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称：证据1，对其中2012年4月23日《棉花购销合同》的真实性不予确认，没有加盖双方公章也没有传真号。对其中《补充协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除上述两份协议之外，对于北京振戎公司提交的与新疆华泰合作社提交证据中重合部分，新疆华泰公司予以确认。除此之外，北京振戎供公司提交的传真件合同均无显示一方为红色公章，所以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2、证据3，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明在涉案合同履行期间，北京振戎公司与新疆华泰合作社之间还有其他合同，所以不能证明北京振戎公司所支付的货款是用于支付涉案合同的，因此对北京振戎公司提交证据的关联性不予确认。北京振戎公司提交的证据也显示，美棉购销合同的价格大概是在每吨17000元至19000元之间，这是当时美棉的市场价格，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涉案合同中美棉的价格远远高于市场价格。证据4、证据5，北京振戎公司在法庭通知质证时，没有正当理由未出庭，也未提供原件，银行凭证不能和购销合同、增值税发票一一对应，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
万融公司对北京振戎公司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与新疆华泰合作社质证意见一致。
万融公司未提交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新疆华泰合作社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于2007年由223名成员发起成立的，以合作社成员为主要服务对象，提供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贮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的专业合作社。
2010年12月22日，广东振戎公司与万融公司签订了WR100027号《棉花合作经营协议》，约定合作经营8000吨美棉，根据万融公司确认合同商品、规格、质量、数量、价格等内容后，以广东振戎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正式的进口合同（合同号为50004743，标的物为2010-2011年度美国西德克萨斯产皮棉，品质为S-
M级1-1/8，重量约为8000吨，到货港为青岛港），广东振戎公司负责办理开证事宜，万融公司协助。双方对合作经营的利润进行分成，广东振戎公司占60%，万融公司占40%。万融公司负责所有与外方联系和沟通事宜，广东振戎公司应积极履行与外方签订的进口合同中约定的各项义务，并承担50004743合同标的物的市场风险。以广东振戎公司名义进口的该批棉花只能由万融公司负责对外销售，广东振戎公司不得自行对外销售或委托第三方销售。万融公司对外销售前，先与广东振戎公司签订货物买卖合同，合同价格以广东振戎公司书面确认给万融公司对外售出价格为基数，扣除广东振戎公司采购该批货物的成本和万融公司垫付的配额等相关费用及税金后，得出该批货物的毛利润。该批货物采购成本包括货物本身的货值、到港后港杂费、货物报关报检所需要的相关费用、关税、增值税、仓储费及配额费用及由此产生的各种税金。胡皓东作为广东振戎公司的授权代表在《棉花合作经营协议》上签名。
2011年4月19日至2011年6月17日期间，广东振戎公司进口美国棉花一批，经过青岛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验证书及重量证书记载的合同号为50004743，记载的总净量为5742.38吨。
2011年5月19日，广东振戎公司（供方）与万融公司（需方）签订了WR10039S号《棉花购销合同》，约定的美棉单价为每吨28000元。2011年9月1日至2011年9月2日，广东振戎公司（供方）与万融公司（需方）签订了ZR（20110902）A06-012、ZR（20110902）A06-013、ZR（20110902）A06-14号《棉花购销合同》，约定的单价为每吨20290元。
2011年9月20日，广东振戎公司与万融公司共同投资成立了北京振戎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其中广东振戎公司出资600万元，万融公司出资4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胡皓东。
2011年10月19日，广东振戎公司与案外人青岛全恒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恒公司）签订ZR（20111012）A10-005号《代理运输合同》，约定全恒公司为广东振戎公司代理运输1533.627吨货物，装货仓库为青岛胶州湾公用性保税仓库，目的仓库为中国储备棉青岛直属库，指定收货人为新疆华泰合作社。双方又于2011年11月17日，签订ZR（20111117）A10-013号《代理运输合同》，约定全恒公司为广东振戎公司代理运输4329.38188吨货物，装货仓库为山东省棉麻公司高密采购供应站（青岛）、青岛东雍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目的仓库为中国储备棉青岛直属库，指定收货人为新疆华泰合作社。
2011年10月20日，广东振戎公司（供方）与新疆华泰合作社（需方）签订了HZS11001B号《棉花购销合同》，约定供方向需方供应美棉约5700吨±3%，等级SM，长度1-1/8，青岛仓库交货价28300元/吨，总货值约161310000元±3%。货款支付及计算办法：按商检证书标明的净重结算。合同签订后，需方根据销售情况分批将货款汇至供方指定账户，供方根据销售情况分批办理货权转移手续，并为需方开具全额增值税发票。违约责任：如果任何一方违约，均应承担本合同标的额10%的违约金，并同时承担由此给对方造成的损失。
2011年10月29日至2011年12月14日期间，中国储备棉管理总公司青岛直属库以新疆华泰合作社名义入库美棉毛重2838.1675吨。2011年12月3日至2011年12月16日期间，山东省棉麻公司高密采购供应站仓储公司以新疆华泰合作社名义入库美棉毛重2685.812吨。全国棉花交易市场向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提交了编号为11-3640、11-3550、11-4053、11-3945、11-4109、11-4013、11-3962、11-3857、11-3990、11-4004、11-4089、11-4080、11-4101、11-4145、11-4154的《商品棉保险申报单》，载明出卖人为新疆华泰合作社，确认商品棉已入库，对商品棉申请投保，上述申报单共申报货物5523.9795吨。
2011年11月7日、2011年12月1日、2011年12月8日、2011年12月19日、2011年12月28日，新疆华泰合作社向广东振戎公司出具五份《开票通知单》，载明的货物净重分别为1361.7550吨、135.7290吨、3163.7271吨、576.03204吨、251.74900吨（共计5488.99214吨），货款金额分别为38537666.50元、3841130.70元、89533476.93元、16301706.73元、7124496.70元（共计155338477.56元），要求广东振戎公司核对并开具销售发票。
2011年11月15日，广东振戎公司向新疆华泰合作社开具金额分别为4577666.50元、8490000.00元、8490000.00元、8490000.00元、8490000.00元的五张增值税专用发票。2011年12月9日，广东振戎公司向新疆华泰合作社开具金额分别为9606607.63元、10471000.00元、10471000.00元、10471000.00元、10471000.00元、10471000.00元、10471000.00元、10471000.00元、10471000.00元的九张增值税专用发票。2011年12月29日，广东振戎公司向新疆华泰合作社开具金额分别为8150853.37元、8150853.36元、7124496.70元的三张增值税专用发票。以上增值税发票金额共计155338477.56元。
另查明：2012年2月20日，北京振戎公司向新疆华泰合作社出具《关于开展美棉销售的函》，载明：“根据目前市场情况，按照广东振戎公司业务主管领导的指示，经我司会议决定，广东振戎销售给贵社，并委托贵社办理质押给全国棉花交易市场的5700吨美棉，原定于2012年四月底由广东振戎全部回购的协议不再履行。现委托贵社自行销售，其中部分可转销我司销售给客户，为我司做一些销售量。贵社所得销售款首先还质押借款，余款可由贵我双方先行使用于今年的棉花经营业务，待广东振戎就该批棉花有关事项决定后，再行处理。”
2012年3月12日至2012年7月11日期间，新疆华泰合作社与北京振戎公司签订了多份《棉花购销合同》，约定由北京振戎公司向新疆华泰合作社购买美棉，单价为每吨17100元至19400元。
2012年4月27日，新疆华泰合作社（供方）与广东振戎公司（需方）签订编号为HZS11002S的《棉花购销合同》，约定供方向需方供应美棉约5700吨±3%，等级SM，长度1-1/8，青岛仓库交货价28400元/吨，总货值约161880000元±3%。货款支付及计算办法：按商检证书标明的净重结算。合同签订后，需方根据销售情况分批将货款汇至供方指定账户，供方根据销售情况分批办理货权转移手续，并为需方开具全额增值税发票。违约责任：如果任何一方违约，均应承担本合同标的额10%的违约金，并同时承担由此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广东振戎公司、新疆华泰合作社均确认上述《棉花购销合同》并未实际履行。
2012年5月，万融公司将其持有的北京振戎公司的出资400万元转让给新疆华泰合作社，北京振戎公司的股东变更为广东振戎公司和新疆华泰合作社，其中广东振戎公司出资600万元，新疆华泰合作社出资400万元。
新疆华泰合作社提交2012年12月18日会议纪要传真件载明，出席人员包括广东振戎公司代表樊某甲、胡皓东、黄某、郑某，以及新疆华泰合作社代表高某。“鉴于自2011年以来，新疆华泰合作社在与广东振戎公司的美棉和国产棉贸易中形成了后者的大额欠款，有必要尽快妥善处理，2012年12月18日，广东振戎公司代表樊庆华、胡皓东、黄志斌、郑创成与新疆华泰合作社代表高新程就此议题在广州市珠江新城华夏路8号合景国际金融广场35楼广东振戎公司会议室举行了会议，纪要如下：一、双方代表一致同意相互配合，尽快安排各自相关财务、审计人员对双方的贸易往来账目进行核对，并梳理相关费用，理清、确认新疆华泰合作社对广东振戎公司欠款的实际具体数额。二、由广东振戎公司下属的北京振戎公司与新疆华泰合作社签署委托协议，确定新疆华泰合作社2012-2013年度在新疆的棉花收购、加工、交储、销售活动是北京振戎公司委托下的活动。截至2012年12月31日，新疆华泰合作社在上述活动中所出的包括但不限于收购贷款保证金在内的所有权益均为北京振戎公司所有，广东振戎公司将这部分权益从新疆华泰合作社的欠款中剔除，转记为北京振戎公司对广东振戎公司的欠款。新疆华泰合作社承诺，在2013年4月30日前，将这部分权益转化为现金，全部打入广东振戎公司账户。三、本纪要第二条以外的新疆华泰合作社对广东振戎公司的欠款，将通过其他方式逐步转为北京振戎公司对广东振戎公司的欠款”。广东振戎公司代表未在该会议纪要上签名，新疆华泰合作社代表高某批注：“原则同意。请尽快转新疆华泰按程序由理事会研究通过。高某。21/12”。庭审中，广东振戎公司否认在2012年12月18日与新疆华泰合作社在广州就涉案美棉事宜进行过洽商，后又表示双方有过洽商，但新疆华泰合作社提交的会议纪要不属实。本院要求广东振戎公司在庭后提交该次洽商的会议精神的书面证据，广东振戎在庭后提交书面回复意见称，双方没有形成书面的会议纪要。
2012年12月20日，北京振戎公司向新疆华泰合作社出具《关于处理美棉销售有关事宜的函》，载明：“2011年10月，广东振戎为转移亏损，将全部5700吨进口美棉转给贵社，销售所得款除返还全国棉花交易市场质押借款外。剩余部分由贵我双方用于棉花经营。按照2012年12月18日广东振戎处理美棉的会议纪要精神，华泰在销售美棉中所发生的销售损失及销售费用转记北京振戎宏科，请你社将相关费用结算清楚，以便双方处理账务。同时对你社在销售中应得的利益列出完整账目，在扣除亏损、费用及你社利益后，剩余资金将返还广东振戎。由我公司承担销售过程中发生的亏损、销售费用等”。
2013年1月6日，广东振戎公司向新疆华泰合作社出具《关于前往贵社对账的函》，载明：“根据贵社与我司代表于2012年12月18日在广州洽商的关于逐步解决贵社对我司欠款问题的会议精神，我司拟指派谢家乡等同志于2013年1月14日前往贵社就2011年形成的5700多吨美棉欠款及相关账目进行核对，请予接洽为盼”。
2013年3月，广东振戎公司成为北京振戎公司的唯一股东，出资额1000万元。
又查明：新疆华泰合作社主张其销售涉案棉花所得收入为104587681.83元；新疆华泰合作社已支付质押费、包干费、保险费、保管费等共计3934612.43元，因上述费用没有进项抵扣而多支出税费511499.62元（3934612.43元×13%），代理费及相关税费约24000000元。
新疆华泰合作社为证明其销售收入的金额，提交了其自制的《美棉销售收入汇总表》和《美棉销售收入明细表》，载明从中储棉青岛库及山东棉麻高密库销售的美棉重量共计5490.421811吨，销售金额共计10','2018-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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