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山阳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陕1024民初142号
原告：胡盛喜，男，1958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山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由军，系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山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信山阳分公司”）。
住所地：商洛市山阳县城关街道办北大街东段。
负责人：刑光平，系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树民，系陕西丰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胡盛喜与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山阳分公司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2月6日立案受理，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情复杂，于2018年5月3日转为普通程序继续审理，由审判员游家国、孙晓智及人民陪审员邹来群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6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盛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由军、被告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山阳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树民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胡盛喜向本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请求判决确认原告2002年10月至今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事实与理由：原告2002年10月开始进入被告前身的山阳县电信局工作至今，期间被告经过改制和名称变更，但原告隶属、从事业务和工作岗位一直未变，始终在被告处从事被告安排的电话安装、线路和机房维护、收费等工作至今。但入职以来被告至今没有按照规定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并按照《劳动法》及社保等规定给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而是要求原告与其签订所谓的《电信业务代办合同》《农村统包责任制承包合同》《委托代理电信业务合同》等。原告认为，原告自入职以来一直从事被告安排、分配的工作，遵守被告各项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按月获取工资和待遇，原告作为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持续的、长期的、稳定的且所提供的劳动是作为用人单位的被告的业务的核心组成部分，而不是平等市场主体之间通常民事代理的临时性、阶段性、以交付劳动成果为目的的代理、承包等劳务关系。
按照《劳动法》及相关法律、政策规定，双方签订的所谓“承包代办”实质是劳动关系基础上的企业内部经营管理行为，而并非平等主体之间的委托代理、承包关系，显然属于毫无争议的劳动关系。原告所在的商洛地区之前与原告相类似的电力系统线务员、信用社信贷员、邮政投递员均在企业改制过程中按照《劳动法》和相关规定，给该部分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人员均通过补缴了社保、提前退休或买断工龄等方式妥善得到安置，唯独电信不遵守劳动法而是采取所谓代办统包等手段规避劳动法，对原告等一批从邮政分流或招录的基层代办人员至今没有任何说法，造成大部分员工工作数十年却没有任何保障。按照《劳动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陕西省实施<全民所有制企业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人的规定〉办法》《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被告应该遵守《劳动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与原告签订劳动合同，这是被告应遵守的强制性法律义务。被告不但故意不签劳动合同、不履行法律强制性义务，还欺骗原告违法私自给原告等人办理个体执照，采取违法手段企图用所谓的代办和承包来偷换概念、否定劳动法规定的强制实施和必须签订劳动合同的强制性义务、否定事实劳动关系的存在，不仅违反法律规定也缺乏一个国有企业应有的责任和担当，令原告和社会各界难以接受。原告多年信访维权未果后，遂向山阳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但却被错判不属于劳动关系,令包括原告在内的广大电信代办员工实在无法接受，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和法律的尊严，故诉至法院，请法院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中国电信山阳分公司辩称：被告方与原告是委托代理合同关系，不是劳动关系。双方签订了电信业务代理合同，原告电信营业代办点办理的有工商营业执照，法律主体为个体工商户。原告的劳务报酬按照自己的业务业绩计酬，工作行为自由，不受被告方单位劳动规章制度约束。根据确立劳动关系构成的三要素全面审查，原告与被告方法律地位平等，双方的权利义务受民法调整，不受劳动法约束。故被告方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敬请贵院依法驳回。
原告胡盛喜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交了以下证据：
1、2004年的《电信业务统包合同书》和2002年的《代收话费合同》。证明：（1）、被告与原告签订所谓的内部统包合同，给原告指定了详细的管理考核办法（含劳动记录），并遵照此制度对原告进行考核和管理；（2）、原告受被告单位的劳动制度管理，按照被告要求从事被告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名为统包、代办，实为劳动关系基础上的企业内部经营激励行为，根本上属于劳动关系。
2、陕西电信线路作业人员安全技能培训《合格证书》及登高、安全考试试卷。证明：（1）、被告前身山阳县电信分公司组织原告参加安全技能培训与考核并颁发《合格证书》；（2）、被告与原告之间存在管理、控制、人身隶属关系。系事实劳动关系。
3、《工作证》、工服、工具。证明：（1）、被告给原告办理工作证原告对外均以被告工作人员身份代表被告办理业务；（2）、原告与被告属于劳动关系
4、《工资发放银行明细》（2007-2017）。证明：（1）、原告根据薪酬考核办法给被告发放薪酬；（2）、原告按照被告要求从事被告安排的业务范围内的有报酬的劳动，名为统包、代办，实为事实劳动关系。
5、《色河电信支局关于确保通讯线路安全及线路整治工作安排》。证明：（1）、被告给原告下发工作安排和管理规定，原告按照被告的规章制度、任务安排等工作，受被告的管理和控制；（2）、被告与原告之间存在管理、控制、组织等人身依附的从属关系，实际为事实劳动关系。
6、工作记录（部分）。证明：（1）、原告在被告处工作记录；（2）、原告与被告属于劳动关系。
7、岗位管理制度。证明：（1）、被告给原告下发各个岗位和管理规定，原告按照被告的规章制度、任务安排等工作，受被告的管理和控制;（2）、被告与原告之间存在管理、控制、组织等人身依附的从属关系，实际为事实劳动关系。
8、村委会证明。证明：（1）、原告自2002年开始在被告工作至今；（2）、原告在被告从事的是持续的、稳定、长期的劳动和工作，与被告属于劳动关系。
9、信访登记表。（1）、原告等157人到省信访局信访要求确认劳动关系缴纳社会保险。（2）、原告一直主张双方之间劳动关系，要求维护自己合法权益。
10、山阳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书》。证明：（1）、被告认可原告2002年就开始入职被告处工作至今；（2）、原、被告劳动争议经过仲裁程序但被错误的以原告办有《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为由遗憾的裁决为不具有劳动关系。
被告中国电信山阳分公司支持其辩称，提交了以下证据：
1、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山阳分公司与原告签订的电信业务代理协议书6份。证明目的：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山阳分公司与原告签订了《电信业务代理协议》，建立了与原告兼业销售电信业务的民事合同性质的代理关系。
2、原告的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及在山阳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办理营业执照的档案记录2份。证明目的：原告出面办理了营业执照，赋予其合法代理电信业务的代理资格，双方的法律地位平等。
3、原告在住所地经营活动室照片二张。证明目的：原告从事电信代理工作的性质为兼营，不受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山阳分公司劳动规章制度约束。
4、2016年1至6月份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山阳分公司给原告兑现的代办业务量的酬金明细记录。证明目的：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山阳分公司根据原告所完成的业务量支付一定的佣金而非约定的工资数额，该佣金不受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限制。
5、山阳县劳动仲裁委员会的送达回证1份。证明目的：原告领取劳动仲裁裁决书的具体时间。
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本证据的证明目的，证据能充分证明委托代理关系，但是不能证明具有劳动关系，属于有名合同，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民事代理关系，双方地位平等，属于民事合同，受民法调整。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只能证明原告具有从事电信代理业务具有学识和技能。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只能证明发放工作证、工作服只是让原告完成代办业务的需要。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只能证明原告在被告处领取了代办酬金。对证据5：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证实原告代办工作的内容。对证据6：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也仅证实原告代办工作的内容。对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已经说明了不具备劳动关系。对证据8：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不能说明双方具有劳动关系。是村委会单方主观推测。对证据9：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10：仲裁结果明确说明原、被告双方不具有劳动关系。
对被告电信公司提交的证据，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山阳分公司与原告签订的电信业务代理协议书6份，2012年2月20日及2009年4月1日这两份合同不是原告本人签字，其余四份签字了，证明目的不认可。所有合同内容完全一致，没有任何变化。该合同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签订的平等主体之间的代理关系，而是内部经营管理行为，劳动关系是不能由当事人双方自行约定，而是由劳动法强制性规定，即使签合同，也不能改变劳动关系。对证据2：营业执照，真实性认可，但是证明目的不认可，原告没有办理过该执照，没有使用过该执照从事任何活动，该执照是由被告利用原告提交的身份资料，自行到工商部门办理的。对证据3：原告在住所地经营活动室照片2张，真实性不认可，照片中看不出来，也没有原告本人。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据4：2016年1至6月份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山阳分公司给原告兑现的代办业务量的酬金明细记录，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该代理费用实际上是工资报酬。对证据5：山阳县劳动仲裁委员会的送达回证1份，无异议。
原、被告提交的证据，经举证质证，原被告双方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的，本院予以认定。被告提供的原告在住所地经营活动室照片，原告不认可，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认定的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可以认定以下事实：
原山阳县邮电局于1998年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分营成立山阳县电信局，后经改制为陕西省电信有限公司山阳电信分公司，2004年变更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山阳分公司。
原告于2002年10月进入被告前身山阳县电信局工作至今，期间被告经过改制和名称变更，但原告始终在被告处从事电话安装、线路和机房维护、收费等工作至今。2002年11月，原告与小河电信支局签订代收话费合同。2004年3月，原告与山阳县电信局签订统包电信业务合同。原告胡盛喜（乙方）与山阳县电信分公司（甲方）2007年签订《委托代理电信业务合同》，合同约定：“第一条：甲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1章'委托合同'的相关规定，将甲方的部分电信业务委托给乙方代理，双方由此产生的权利、义务及可能出现的争议均应按照委托代理法律关系处理；双方并不形成任何合同上或事实上的合资、合伙、劳动等其他法律关系。”委托代表电信业务范围为代办、代维、代收业务。委托代理的地域范围和用户范围为小河镇范围。代理期限为壹年（2007年4月1日-2008年4月1日）。代理费标准根据山阳县电信分公司规定的代理费标准执行。乙方代理电信业务以每月为一个结算周期，结算时间为次月25号前，由分公司直接汇至个人账户。合同同时约定，甲方应为乙方的委托代理行为提供相关代办设备、电信业务单据、电信业务收款凭据、业务宣传资料、装移机及维护所用的线材。甲方应对乙方的维护技能、业务知识、营销知识、服务标准等予以指导和培训，对乙方的代理业务予以后台支持和技术服务，协助乙方解决委托代理业务中遇到的具体困难和问题。乙方应依法经营，并在签订本合同后30天之内，应根据本合同，在相关管理机关办理工商营业执照登记或变更原有的营业执照的营业范围等手续，并自行办理相关保险手续。乙方应自行承担水电费、物业管理费、保险费、管理费等一切与代理相关的费用。甲方除代理费外不再承担任何费用。后原告与被告又分别于2008年、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签订期限为一年的《委托代理电信业务合同》，合同内容约定基本一致。原告于2010年5月19日和2014年8月19日办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经营场所为山阳县小河镇街道，经营范围及方式为代理（委托代理电信业务合同）约定的电信业务。合同履行期间，被告为原告发放劳动工具、工作服、办理工作证等，并按照原告业务量按月给原告发放酬金。
原告因确认劳动关系与被告发生争议，遂向山阳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仲裁委于2018年1月12日作出仲裁裁决，裁决结果为：“申请人胡胜喜与被申请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山阳分公司不具有劳动关系。”原告不服该裁决，向本院提起诉讼。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的协议。在劳动关系中劳动者对用人单位具有人身依附性、从属性或者隶属性，用人单位一般需要向劳动者提供劳动场所、对象、工具等基本劳动条件，劳动者通过提供劳动来完成用人单位指令的工作。本案原、被告签订的《委托代理电信业务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权利义务平等，对双方具有约束力。按照合同约定，被告将部分电信业务委托给原告代理，原告在其代理业务范围内从事代办、代维、代收等业务，被告按照底薪加业务量计算原告的报酬，双方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是平等的，双方并不存在人身依附和隶属关系。本案中，尽管原、被告之间虽然存在一定的管理关系，但原告除了遵守被告基于电信代理业务方面的工作规则外，被告单位的其他劳动管理制度，如签到、考勤、晋升、晋级、调动等都不针对原告。被告虽然向原告提供部分办公设施、工具等，进行业务管理指导和监督，但均是为了便于履行《委托代理电信业务合同》，确保电信业务规范有序发展，这种管理与劳动关系下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管理是不同的。原告除了经营电信代办业务之外，还可以兼职从事其他行业工作，且《委托代理电信业务合同》明确约定“双方由此产生的权利、义务及可能出现的争议均应按照委托代理法律关系处理；双方并不形成任何合同上或事实上的合资、合伙、劳动等其他法律关系”。故原告在与被告签订《委托代理电信业务合同》后，原、被告双方形成了委托代理法律关系。原告要求确认其自2002年10月至今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但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与被告之间具有劳动关系的法律特征，故原告要求确认其与被告之间具有劳动关系的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胡盛喜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胡盛喜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游家国
审 判 员 孙晓智
人民陪审员 邹来群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邹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