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云29行终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美芹，务农。
委托代理人雷加森，云南联名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理白族自治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住所地:大理市龙山州级行政办公区。
法定代表人杨作云，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绍义，该局工伤与医疗生育保险科科长，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张正宝，该局政策法规科科长，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代理。
原审第三人弥渡县寅街镇人民政府。
住所地:弥渡县寅街镇寅街村*号。
法定代表人郭永政，镇长。
委托代理人杨生，云南成展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黄美芹因工伤认定一案，不服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2015）大行初字第2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杜世贤原系弥渡县寅街镇人民政府农科站站长，属事业单位在编在职人员。2002年5月14日，杜世贤、王海娇、曹建武三人从寅街镇农科站到弥渡县审计事务所办理公务。当天，公务办理完毕后，王海娇、曹建武二人返回农科站上班，杜世贤称其有事，继续留在弥渡县城。2002年5月23日，杜世贤之妻原告黄美芹向寅街派出所报案，称其丈夫杜世贤于2002年5月14日到弥渡县城办事后下落不明。寅街农科站从2002年8月起停发杜世贤的工资；2006年7月6日，中共寅街镇镇党委给予杜世贤党内除名处理；2008年9月24日，寅街镇农业综合服务站在《大理日报》刊登启事，限杜世贤60日内回单位报到；2015年3月18日，弥渡县人民法院作出(2014)弥民特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宣告杜世贤死亡。2015年9月26日，原告黄美芹认为杜世贤因工外出下落不明，应当认定为工伤，向弥渡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被告大理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5年9月28日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认为杜世贤于2002年5月14日外出未归，下落不明，弥渡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18日宣告其死亡，但杜世贤外出期间，无证据证明其发生了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的事实，杜世贤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或者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之规定，属于不得认定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被告决定不予认定或者视同工伤。2015年12月8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2015]539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责令被告重新作出工伤认定。
原审认为，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被告大理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2015]539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是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规定，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本案，在案证据证实杜世贤因工外出办理公务完毕后下落不明，但无证据证实其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不符合上述规定，同时，也不具备《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视同工伤的情形，所以，杜世贤不应当认定为工伤。综上所述，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原告要求撤销〔2015〕539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责令被告重新作出工伤认定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黄美芹要求撤销被告大理白族自治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5年11月17日作出的[2015]539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责令其重新作出工伤认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黄美芹承担。
原告黄美芹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规定，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同时，最高人民法院〔2010〕行他字第236号“关于职工因公外出期间死因不明应否认定工伤”的答复认为用人单位或者社会保障部门提供的证据不能排除非工作原因导致死亡的，应当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和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认定为工伤。本案，被上诉人大理白族自治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为杜世贤因办理私事下落不明，与在案证据证明的事实不符。杜世贤现已被弥渡县人民法院宣告死亡，因用人单位或者社会保障部门未提交杜世贤系因办理私事导致死亡的证据，所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答复，被上诉人应作出有利于杜世贤的工伤认定。
被上诉人大理白族自治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辩称：《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规定，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同时，《工伤保险条例释义与实务》对本条的释义为职工因工外出期间受到的伤害，包括事故伤害、暴力伤害和其他形式的伤害；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是指因遭受安全事故、意外事故或者自然灾害等各种形式的事故而失去任何音讯的情形。在上述情况下，职工虽处于生死不确定的状态，但本着充分保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基本精神，只要在因工外出期间发生事故，造成职工下落不明的，就应认定为工伤。本案，在案证据询问笔录、证明材料、调查笔录等形成证据链，相互印证，证实了杜世贤当天外出办理公务过程中没有受到任何伤害或者发生事故。其是在办理公务结束后，再去办理私事，并且有证人证实杜世贤8天后还在弥渡县城出现过。杜世贤下落不明不是因工作原因造成，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规定的情形，所以，被上诉人作出《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本案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2010〕行他字第236号“关于职工因公外出期间死因不明应否认定工伤”的答复，应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的规定。原审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维持被上诉人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认定事实清楚，依据充分，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弥渡县寅街镇人民政府述称：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被上诉人大理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受理上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并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是履行法定职责，行政行为符合法定程序。《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规定，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本案，杜世贤从弥渡县审计事务所办完公务后，自称有事要办，然后自行离开。在整个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伤害或者事故，也无证据证实其下落不明是因工作原因，为此，被上诉人认定杜世贤下落不明不属于工伤，事实清楚。另，弥渡县人民法院依法定程序宣告杜世贤死亡，只是对被宣告人的财产保管、财产继承、婚姻关系等产生影响，因无任何证据证实杜世贤确已死亡，所以，不能认定为工伤。被上诉人受理上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后，对杜世贤下落不明的事件作了调查取证，在此基础上，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工伤认定办法》的规定，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行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认为,工伤认定是劳动行政部门依据法律的授权,××是否属于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给予定性的行政确认行为。本案，杜世贤下落不明，弥渡县人民法院依法宣告其死亡，杜世贤之妻上诉人黄美芹向被上诉人大理白族自治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经审查，大理白族自治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2015]539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行政主体适格。最高人民法院〔2010〕行他字第236号“关于职工因公外出期间死因不明应否认定工伤”的答复，明确职工因公外出期间死因不明，用人单位或者社会保障部门提供的证据不能排除非工作原因导致死亡的，应当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和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认定为工伤。该答复明确的是认定职工为工伤或者视为工伤的前提是“因公外出期间死因不明”。本案，2002年5月14日，杜世贤按弥渡县寅街镇人民政府的安排，与镇农科站职工王海娇、曹建武一起，到弥渡县审计事务所履行公务，事毕，王海娇、曹建武已返回镇农科站上班，而杜世贤称其有事要办，独自一人滞留在弥渡县城。杜世贤履行公务结束后，独自一人滞留在弥渡县城办理非公务事项的期间，不属于“因公外出期间”。杜世贤自2002年5月14日至今下落不明，其虽被弥渡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18日宣告死亡，但不属于“死因不明”的情形。综上，杜世贤下落不明的事件，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被上诉人作出[2015]539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原审驳回上诉人要求撤销[2015]539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责令被上诉人重新作出工伤认定的诉讼请求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黄美芹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鲍 强
审判员 段蓉晖
审判员 王梓静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日
书记员 左 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