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朝民初字第57233号
原告于某，男，1965年4月11日出生，住天津市和平区。
委托代理人史力红，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赵乃义，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姜某1，女，1978年2月10日出��，住北京市朝阳区。
被告姜某2，女，1973年4月8日出生，住河北省涿州市。
被告姜某3，女，1985年1月9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
被告姜某1、姜某2、姜某3共同委托代理人徐勇，河南恪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于某与被告姜某1、姜某2、姜某3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2月20日依法作出（2013）朝民初字第26035号民事判决书，姜某1、姜某2不服判决，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5年10月20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15）三中民终字第08200号民事裁定书，以原判决事实尚需进一步查清，撤销了（2013）朝民初字第26035号民事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由审判员文怡昊担任审判���、审判员付瑞洁、杨静参加的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姚澍峥担任法庭记录。于某之委托代理人史力红、赵乃义，姜某1、姜某2、姜某3之委托代理人徐勇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于某诉称：2005年7月9日，于某因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拘留，同年8月13日被批捕。2007年3月20日，于某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有期徒刑十二年，服刑于天津市津西监狱。2012年8月7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对于某予以假释。被捕前于某分别购买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欧陆经典北区凯旋城14层F型（面积为132.58平方米，以下简称F型房屋）、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欧陆经典北区凯旋城14层G型房屋（面积为72.9平方米，以下简称G型房屋），上述房屋均已交纳首付并办理了贷款手续。于某被捕后，姜某2携伪造代理上述房屋买卖的于某的委托书到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办理了公证，公证内容为证明于某到公证处，在公证员的面前，在面前的《委托书》上签字。姜某2携公证的委托书将于某的上述房屋在偿还贷款、领取产权证后卖与姜某1，并办理了更名手续。现上述房屋的产权人均非姜某1。姜某1、姜某2、姜某3的行为严重侵害了于某的合法权益，故此诉至法院，请求人民法院判令姜某1、姜某2、姜某3赔偿于某633.38万元，评估费16667元由姜某1、姜某2、姜某3负担。
姜某1、姜某2、姜某3辩称：于某与姜某1于2003年相识、相恋，于2004年5月18日生一女。2004年，于某先后购置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育慧西里22号楼XXXX室房屋、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72号欧陆经典北区A栋B座20层B-1、凯旋城14层F型房屋、G型房屋。于某与姜某1长期共同生活的愿望极为迫切。2005年5月31日，于某与姜某1之女在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诊断出左眼视神经母细胞恶性肿瘤。2005年4月，因为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某部分同伙被捕，为躲避警方的追捕，于某与姜某1离开北京前往西安、新疆等地。2005年6月，姜某1因女儿手术需要回到北京。2005年6月底，女儿手术结束后，姜某1返回西安与于某会和。在西安，姜某1的朋友家中，于某基于当时面临的形势以及未来长远生活的考虑，于某向姜某1表示，如发生于某被拘捕的情形，要求姜某1尽快处置本案房产在内的四套房产，一来避免房产因认定为非法财产而被没收，二来为避免或少受牢狱之灾，应尽力营救，三来女儿年幼病重，需要花钱治病，母女二人日后生存也需要钱。于某被捕后，根据于某的安排，姜某1通过于某干妈取得房产证、购房合同、契税发票、维修基金收据等材料。2005年8月，于某干妈前往西安将上述材料交给姜某1，当时案外人买利军在场。2005年7月于某被捕后至2009年3月，姜某1持续为F型房屋、G型房屋偿还房贷月供。因无力继续偿还贷款，且于某减刑办理需要支出，姜某1根据于某的口头授权，借款偿还全部剩余房贷后，于2009年3月9日将上述房产分别以859000元、473000元过户到姜某1名下，然后出售给他人。2006年12月，姜某1根据于某的授权委托他人办理了委托书公证事项。处置房产的所得用于因于某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而发生的相关支出，包括看守所家属存款、津西监狱家属存款、药品购置、生活用品购置、律师费用、委托卫冰等人办理涉案事项相关费用、办理减刑支出、办理假释支出等。于某被判有期徒刑12年，实际服刑仅7年，足以反映姜某1为于某早日出狱做出的重大努力和付出；上述款项还用于二人女儿于某3（原名于某某）的医疗费用；还用于于某1上北京户口时交纳的大额社会资源占用费等费用，幼儿园、小学择校、转学等费用。2012年于某假释后，于某向姜某1提出共同生活和结婚，在被告知姜某1已经与他人结婚之事实后，其期望落空，故提出本案。于某与姜某1虽不是夫妻，但相恋多年，且育有一女。姜某1对于某房产的处置是基于于某的口头授权，因此本案的法律关系是代理法律关系，而非侵权法律关系。2005年7月9日，于某被拘捕前，于某曾因同伙被拘留而前往西安躲避警方的拘捕。期间，于某向姜某1表示如发生于某被拘捕的情形，要求姜某1尽快处置本案房产在内的四套房产，一来避免房产因认定为非法财产而被没收，二来为避免或少受牢狱之灾，应尽力营救，三来女儿年幼病重，需要花钱治病，母女二人日后生存也需要钱。因此姜某1在于某被拘留后竭尽所能处置涉案房屋，并将款项用于���述用途，所以本案不存在侵权事实。退一步讲，即使于某存在财产损失，于某的财产损失应该按照损失发生时点确定，而不应按照起诉时的市场价格计算。F型房屋、G型房屋的房屋贷款不属于于某的财产损失，上述贷款系姜某1偿还。当时涉案房屋并没有完成物权登记，所以没有侵犯物权，首付款确系于某支付，我们认为只侵犯了于某这部分首付款的所有权。侵权行为应当以填平损失为原则，我们认为应当按照侵权行为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其他方式来计算。评估报告不能作为赔偿依据。姜某3不应承担连带责任，因为她主观上无侵权的共同故意，客观上没有实施侵权行为，涉案房产的买卖过程与其无关，公证处公证内容是签名字的事实，对于授权内容是否出于真实意思表示不作评判，公证处对姜某3的笔录是询问其对涉案房产是否享有权益，事实上她对涉案房产不享有权益，笔录内容对于公证书的出具没有任何影响。综上，于某之诉讼请求无法律和事实依据。
经审理查明：2004年7月27日，于某与北京太合龙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太合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于某购买F型房屋，价格为946018元。2004年8月24日，于某与中国工商银行签订《个人购房借款合同》，约定贷款用于购买上述房屋，贷款金额为75万元。2004年8月24日起至2005年6月24日，上述贷款偿还本息合计50301.8元，2005年6月24日起至2009年3月9日期间，上述贷款偿还本息合计882485.44元。
2004年7月27日，于某与北京太合龙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太合公司）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于某购买G型房屋，价格为523482元。2004年8月24日，于某与中国工商银行签订《个���购房借款合同》，约定贷款用于购买上述房屋，贷款金额为36万元。2004年8月24日起至2005年6月24日，上述贷款偿还本息合计25724.63元，2005年6月24日起至2009年3月9日期间，上述贷款偿还本息合计428308.01元。
2009年3月9日，姜某2以于某委托代理人的身份与姜某1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于某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70号6号楼XXXX室房屋（建筑面积132.58平方米）出售给姜某1，成交价格为859000元。
2009年3月9日，姜某2以于某委托代理人的身份与姜某1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于某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70号6号楼XXXX室房屋出售给姜某1（建筑面积72.9平方米），成交价格为473000元。
2011年1月12日，姜某1与案外人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姜某1将��于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70号6号楼14层XXXX室出售给案外人，成交价格为84万元。
2011年3月3日，姜某1与案外人签订《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70号6号楼14层XXXX室房屋出售给案外人，房屋成交价格为475000元。
另查一，北京市方圆公证处（2005）京证内字第10089号卷宗显示2005年9月7日，于某出具《委托书》，其内容为登记在于某名下的期房位于朝阳区亚运村北苑路欧陆经典北区凯旋城E栋K层F型和E栋K层G型两套。目前正拟转让出售该房产，我因近期出国，现委托人姜某2全权代理该房屋转让出售相关事宜，包括房屋月供、退房及取消购房合同，交纳相关税费事宜。受托人在委托范围内签署的文件我们均承认。以上房产在2005年3月办理的转让、出售、终止合同等事宜予以追加承认���2005年9月7日，于某出具《委托书》，其内容为登记在于某名下的座落在朝阳区育慧西里22号楼的房产（房产证号:京房权证朝私04字第XX**号）是于某的财产。目前正拟出售、出租该房产，我因近期出国，现委托人姜某2全权办理该房产出售、出租相关事宜，包括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代理委托方进行立契过户、产权登记、代收房款及交纳相关税费。委托人在委托范围内签署的文件我们均承认。以上房产在2005年3月办理的出租、出售予以追加承认。2005年9月15日，北京市公证处公证员魏某某兹证明于某（男，一九六五年四月十一日出生）于二〇〇五年九月七日来到我处，在我的面前，在前面的《委托书》上签名。2005年9月7日，于某出具《证明》，其内容为本人于某，身份证号：×××至2005年9月7日未婚，特此证明，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本人负责。2005年9月7日，于某签署《公证接谈笔录》，其内容为于某称其未婚，但有一同居的女朋友，叫姜某3，三套房屋的产权人是于某的名字，没有姜某3的出资。2005年9月7日，姜某3签署《公证接谈笔录》，其内容为姜某3与于某系同居关系，两人同居五年，生育一个孩子，姜某3没有为三套房屋出钱。
北京市方圆公证处（2006）京证内字第15386号卷宗显示2006年12月26日于某出具《委托书》，其内容为于某是座落在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欧陆经典北区凯旋城E栋K层F型和E栋K层G型两套房产的产权人。现因本人常期在国外工作，特委托姜某2为我的代理人，全权代理我办理如下事宜：1、解除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海淀支行贷款及原贷款保险事宜并在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解除设立在上述房产的抵押事宜并领取房产证；2、在抵押登记注销手续办完之后，办理上述房产出售或出租，交纳相关税费、产权过户、协助买方办理银行贷款签署相关贷款文件、代收房款及银行转款等一切有关事宜。代理人在上述权限范围内所签署的一切文件，我均予以承认。委托期限：至上述事项办完为止。代理人有转委托权。本委托书附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2006年12月28日，公证员魏某某兹证明于某（男，一九六五年四月十一日出生）于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来到我处，在我的面前，在前面的《委托书》上签名。2006年12月26日，于某出具《声明书》，声明内容：本人在此郑重声明，我至二〇〇六年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止，在中国居住期间未曾登记结婚。以上声明内容属实，本人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
经询，于某、姜某2、姜某1称于某没有前往上述公证处办理公证事宜，公证处于某当时的签名均不是于某本人签署���
另查二，2009年5月31日，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出具（2009）西民一初字第1256号民事调解书，其内容为于某与柴某某于1987年相识并确立恋爱关系，1989年7月9日登记结婚，1997年5月1日生一女于某1，2005年4月9日生一子于某2。婚前及婚后初期，双方感情尚可，2007年3月于某因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经该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如下协议：双方自愿离婚；婚生女于某1、婚生子于某2随柴某某共同生活，子女抚育费由柴某某自理；天津市河西区黑牛城道新世纪城26-1-301室房屋归柴某某所有，天津市和平区成都道鹏程里17号地2、地3室房屋由于某租住；双方各自衣物归各自所有；双方无其他纠葛。
经询，柴某某称如果本案有其权益，由于某主张，其保留权益，之后进行相关诉讼。
另查三，2010年12月7日，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出具（2010）青民一初字第3738号民事调解书，该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在该院审理过程中，经该院调解，姜某1、于某自愿达成如下协议：姜某1、于某生育之女姜汶函随姜某1生活，姜某1自行抚养，于某不承担抚养费；双方无其他纠纷。
另查四，2007年3月2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06）一中刑初字第2169号刑事判决书，其内容为于某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15万元（刑期自本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2005年7月9日起至2017年7月8日止）。2007年6月29日，天津市监狱出具《罪犯入监通知书》，其内容为于某因虚开增值税罪，经人民法院判处十二年，���2007年6月27日送往天津监狱服刑。
另查五，于某、姜某2、姜某1、姜某3均称F型房屋、G型房屋为于某个人财产。
另查六，于某、姜某2、姜某1、姜某3均称姜某2、姜某1、姜某3是亲姐妹。
诉讼中，经于某申请，本院委托北京市金利安房地产咨询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70号（凯旋城）6号楼14层XXXX室房屋进行价值评估。后该公司出具《房地产估价报告》，其结论为上述房屋于2014年1月8日的房地产公开市场价值为408.08万元。于某为此次评估支付评估费10161元。经于某申请，本院委托北京市金利安房地产咨询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70号（凯旋城）6号楼14层XXX室房屋进行价值评估。后该公司出具《房地产估价报告》，其结论为��述房屋于2014年1月8日的房地产公开市场价值为225.3万元。于某为此次评估支付评估费6506元。
庭审中，双方均表示对原审认定的事实没有争议。本院就评估鉴定问题向双方释明，双方均不申请任何评估鉴定。于某表示，如法庭认为有必要就涉案房屋价格向有关机构询价，法庭调查结果的真实性我们认可，但是本案的定案依据仍然应当是原审评估的价格。我们认为本案中不需要再就其他时点的价格进行询价。姜某2、姜某1、姜某3、杨晓文表示同意询价，对法庭调查的结果认可。本院就涉案房屋的价格咨询了多家中介机构，综合各方报价后可以确定2009年3月，涉案房屋所在小区的均价为约1万元每平米，至2011年1到3月，价格上涨至2.2万元每平方米。
针对主要争议，双方重新发表了意见。于某表示，房款均是其个人支付的，姜某2、姜某1、姜某3没有出过钱。她们在原审中也承认没有经济实力。本案发生在侵权责任法施行之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通知，本案不应适用侵权责任法而应当适用民法通则第117条。本案中涉案房屋已被多次转让，不可能返还，是因为姜某2、姜某1、姜某3的恶意侵权造成了房屋无法追回。原审判决是公平合理的。按照评估价格进行补偿，才能弥补受侵害一方的实际损失。即使按照侵权责任法的规定，由于于某长期在狱中，根本无法售房，侵权责任法关于赔偿时点的规定是为了防止当事人怠于行使求偿权，而本案中不存在怠于行使的可能，而是根本不可能在狱中了解售房的相关情况。而且，侵权责任法也没有将损失的确定方式做唯一性的规定。入狱之前，于某名下有四套房和大量存款，出狱之后，房子和存款都没有了，我年过半百，在假释期���无法谋求工作。我已经为我做出的犯罪行为承担了责任，但是我的财产是合法的，服刑和财产受损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我和姜巍霞同居多年，一共买了11套房，她名下就有7套，在我被抓之前，我有500万存款由她掌管，现在都没了，姜某2、姜某1、姜某3是用假的委托书在四人之间互相转卖，故合同价格不能反映真实的市场价格。
姜某2、姜某1、姜某3则称，因为于某的犯罪行为，导致他民事权利受到限制，丧失了交易机会，造成了财产损失，这是刑法所追求的目的，犯罪产生的不利后果应当由他自己承担。侵权责任法规定，计算损失的时间点主要作用是合理客观地计算损失的数额，而不是于某所说的作用。虽然房产名义上登记在他名下，但是他与姜某2同居期间购买的，姜某2对于房产的取得是有贡献的。我们转卖房产没有取得任何增值利益，即使是三人之间互相转卖，也是按正常市场价格出卖的。此外，请法庭考虑姜巍霞与于某共同生活多年，并且育有一女的事实。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庭审陈述、（2006）一中刑初字第2169号刑事判决书、（2010）青民一初字第3738号民事调解书、《商品房买卖合同》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关于法律适用问题，本案主要争议行为及后果均发生在2010年之后，理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于某是否授权出售涉案房屋，姜某1、姜某2以于某的授权抗辩，其就此未提供相关证据，于某对此亦予以否认，故本院对姜某1、姜某2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姜某1、姜某2又以涉案信件内有授权作为抗辩意见，事实上，涉��信件不能反映相关授权，故本院对姜某1、姜某2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结合各方对涉案公证书的陈述，考虑到姜某2、姜某1、姜某3之间的关系、姜某3签署的《公证接谈笔录》等因素，姜某2、姜某1、姜某3应是共同实施了对涉案房屋的侵权行为，故姜某2、姜某1、姜某3应对于某之财产损失承担连带责任。关于财产损失之数额，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考虑到原审中涉案房屋的评估并非以财产损失实际发生的时间作为评估基准时间，而是以2014年1月8日作为基准，且姜某2等私自出售涉案房屋时及售后相当长时间内于某尚在服刑，本院从公平角度出发，参考房地产市场走势等因素，以及涉案房屋的首付、贷款、还贷等情形，酌情确定姜某2、姜某1、姜某3应赔偿于某财产损失共计100万元。姜某1、姜某2以涉案房屋的售房款的支出抗辩，事实上，姜某2、姜某1、姜某3未将涉案房屋的售房款交付于某，姜某1、姜某2陈述的支出也与本案非同一法律关系，本院对其抗辩不予采信。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姜某1、姜某2、姜某3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于某财产损失一百万元。
二、驳回原告于某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五万六千二百五十四元，由���告于某负担四万四千二百五十四元（已交纳），由被告姜某1、姜某2、姜某3负担一万二千元（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鉴定费一万六千六百六十七元，由原告于某负担一万三千一百元（已交纳），由被告姜某1、姜某2、姜某3负担三千五百百六十七元（于某已交纳，姜某1、姜某2、姜某3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支付于某）。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文怡昊
审判员 杨 静
审判员 付瑞洁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日
书记员 姚澍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