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129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上海施耐德日盛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春钱。
委托代理人康琼。
委托代理人王晓野，上海市金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湖州捷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潘伟。
委托代理人周新元，上海市铮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上海施耐德日盛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施耐德公司）因定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2013）宝民二（商）初字第7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施耐德公司之委托代理人康琼、王小野，被上诉人湖州捷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华公司）之法定代表人潘伟及委托代理人周新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捷华公司以其为施耐德公司定作铸件，而施耐德公司拖欠价款为由，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施耐德公司支付捷华公司定作款1，736，336.93元；2、施耐德公司支付捷华公司逾期付款利息309，000元。施耐德公司辩称：双方系2009年5月开始发生定作业务，但到目前为止未曾有过对账结果，关于定作款本金，捷华公司供货存在质量问题，施耐德公司要求退还该部分定作物，并扣除相应款项。除了内在质量问题，捷华公司供货还存在重量不符合要求的情况，应当扣除重量差部分的差额。此外，捷华公司供货还存在退货情况，还应扣除退货部分价款。捷华公司主张定作款的依据不足，故应驳回捷华公司的本诉诉讼请求。此外，捷华公司自2011年5月开始供货的质量每况愈下，甚至遗漏工序，施耐德公司在加工过程中发现质量不合格，无法使用，导致用于制作的空压机损坏、客户索赔，给施耐德公司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经施耐德公司多次催告，捷华公司收回了部分质量不合格产品，但尚有较大数量的不合格产品在施耐德公司及其客户处，具体为阴阳转子、齿轮箱、壳体、气缸体、后轴承座、排气口轴承座、联接筒、侧盖、轴承盖等，存在沙眼、中心有差距、裂缝、漏油、漏气、淬火后有裂缝等质量问题，货值690，101.45元。由于捷华公司供货出现质量问题，且实际也已不再向施耐德公司供货，双方无法合作，故捷华公司应当返还施耐德公司所有模具。由此，施耐德公司提出反诉，要求判令：1、施耐德公司退还捷华公司690，101.45元定作物；2、捷华公司返还施耐德公司价值136，350元的模具。审理中，施耐德公司确认：2013年4月27日捷华公司已返还了模具。施耐德公司对其反诉部分重新进行了整理，称捷华公司所供的质量不合格定作物中有86，881.82元货物存于施耐德公司处和82，648.56元货物存于施耐德公司外协单位处。故施耐德公司变更其反诉诉请为：1、施耐德公司退还捷华公司86，881.82元不合格定作物（捷华公司至施耐德公司处即上海市宝山区沪樊路XXX号自取）；2、施耐德公司退还捷华公司82，648.56元不合格定作物（施耐德公司送至捷华公司处即湖州市双林镇镇西赵介兜村）。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
一、关于合同签订
1、捷华公司与施耐德公司双方自2009年开始发生定作合同关系，由捷华公司为施耐德公司定作铸件。2012年6月8日，双方签订了《买卖协议》，就2012年6月1日至2013年6月1日的业务达成如下约定：由捷华公司为施耐德公司定作灰铁铸件（HT250）、空气压缩机螺杆QT500-7球墨铸铁；需方对铸件加工牌号、技术工艺有特殊要求的，双方通过采购订单或技术协议予以确认；需方每次对所需铸件的具体规格型号、数量、交货期以书面形式（传真订单或采购合同）予以确认，双方经办人确认或加盖采购合同章，供方在一个工作日内回复订单，如对回复的交期有异议双方另行商定；价格按商定价格执行，铸件产品价格见附件“2012年铸件价格清单”，球墨铸件（合9.65／KG）、灰铁铸件（合8.5／KG），含退火费；如因原材料价格等市场行情发生较大变化时，价格另行商定（以新商定的价格及执行期为准，书面），但应提前60天以书面方式通知需方，未商定前执行本协议已定的价格，特殊铸件产品和本价格表未包括的产品按双方约定加盖公章的价格表核价表确认为准；在需方按铸件相应的技术条件及卖方提供维护使用说明书上规定，正确存放下，供方保证铸件在开始使用十八个月，如在此期间铸件因卖方的制造质量不良而发生损坏或不能正常工作时，卖方将严格遵循国家及行业规定的“三包”服务要求，无偿地为用户服务、处理直至更换；并赔偿因此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与间接损失；买方或用户如因存放或使用不当或超过上述规定的质保期而发生故障的，卖方应提供成本价服务；验收标准为按本协议技术标准或质量标准进行验收，重量验收按首次双方确认的三台产品均重为验收标准，但供方应保证后期供货同型号产品的公差范围应保持在正负2%以内，无论是低于或高于2%，供方应提前告知并书面予以解释；规格型号、数量、外观质量在买卖双方货物交接时作入库前的验收，如发现问题，需方应在发现后的三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供方以便作出判断，内在质量问题在质保期内提出；结算方式为银行承兑汇票，结算期限为供方以100万元作为押底金额，供方应每月30日前开具增值税发票，需方应在次月20日前将超出部分支付结清，如因供方当月未按规定时间开具发票，需方当月不予支付；若需方无理由欠款，应支付供方到期货款的千分之一作为违约金；如双方业务无法继续发展时，任何一方均可提出终止协议，但应提前两个月，需方应在业务终止日起60日内向供方支付质保期满的到期货款，未满质保期的货款，所有产品满质保期后买方应按时支付等。
该合同由捷华公司方经办人潘志兴签字盖章，施耐德公司方除张悦签字外，还盖有“上海施耐德日盛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8）”印鉴。关于合同中的质量异议期，捷华公司认为应是自送货之日起十八个月内，施耐德公司认为应是施耐德公司用捷华公司供货生产加工完毕出售后的十八个月。
捷华公司曾于2012年6月30日制作了一份铸件产品项目表，上面列明了SRC-40-01等27种铸件产品的图号、品名、牌号、单件重量、单重价格、单件价格等。捷华公司将该表传真给了施耐德公司，施耐德公司采购经理张悦于2012年7月12日在表下注明“以上为供方参考重量，自2012年6月份始，以需方仓库实际入库称重为准”；施耐德公司股东及负责人之一郑晓珍同日在表下注明“可以核一份标准重，确定单价，仓库及品管每批次监控核重，不符合重量偏差就退货处理”。审理中，双方确认该表即为上述合同中的附件“2012年铸件价格清单”。
2、审理中，捷华公司向原审法院另提交了一份签订日期填写为2010年4月16日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该合同载明由捷华公司按施耐德公司提供的图纸或模具为其生产螺杆压缩机零件，定作内容为SRC15-60气缸体100吨，单价9，800元，SRC15-60其他零件120吨，单价9，300元，总金额2，096，000元；交货时间及金额一栏注明，按需方订单要求进行生产，价格按市场原材料价格涨落而上下浮动；按图纸验收，如确属供方铸造质量问题三个月内予以调换；按发票开具日期30天付款，上年度欠款每月付10万元到付清为止，如延期需方每月支付延期金额的1.5%利息；合同有效期为2010年4月16日至2011年12月31日；合同签订地点填写为湖州双林。文本供方处有捷华公司潘志兴签字及捷华公司公章印鉴，需方处盖有“上海施耐德日盛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8）”印鉴。
捷华公司称：1、上述合同文本系捷华公司拟定，由捷华公司的潘志兴拿着空白文本到施耐德公司处，合同中手写内容系潘志兴在时任施耐德公司采购部负责人的李丹办公室中填写，李丹加盖了施耐德公司第8号合同专用章；2、SRC15-60规格产品即SRC－40－01产品，由于后来施耐德公司在图纸上将图号改成了SRC－40－01，捷华公司遂按此图号开具送货单和发票，所以所有材料中并没有出现过“SRC15－60”。
施耐德公司对该合同真实性有异议，无法确认该合同上“上海施耐德日盛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8）”系施耐德公司印章所形成，合同上也没有施耐德公司经办人签字，其从未与捷华公司签署过该合同；双方实际发生的定作业务也并非按该合同约定单价执行，不认可捷华公司关于更改图号的说法，该合同不能作为双方的履行依据。
二、关于对账
1、审理中，捷华公司提交了两份对账函，抬头均为施耐德公司财务部。其中2011年12月30日的对账函载明，“贵司自上期对账至二O一一年一十二月三十日为止，尚欠我捷华公司货款（人民币大写）壹佰贰拾万壹仟叁佰肆拾捌元捌角伍分。￥1，201，348.85元。请贵司财务核对并盖章回传。”另一2012年12月6日的对账函载明，“贵司自上期对账至二O一二年一十一月三十日为止，尚欠我捷华公司货款（人民币大写）壹佰玖拾陆万贰仟叁佰贰拾元伍角伍分。￥1，962，320.55元。请贵司财务核对并盖章回传。”两份对账函上均列有“信息证明核对无误”及“信息不符需填写不符内容”两栏，在“信息证明核对无误”一栏均有“上海施耐德日盛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8）”印鉴，但无签字及落款时间。
对于两份对账函的形成过程，捷华公司称：2011年12月30日的对账函，系潘志兴当日至施耐德公司处交给当时已在施耐德公司财务科任职的李丹手中，李丹称对账需由采购部人员进行，故当时未盖章，若干天后潘志兴与张悦联系其它事宜时，张悦告知对账单已盖章并要求捷华公司取回，潘志兴遂从张悦处取回该函；2012年12月6日的对账函系潘志兴与施耐德公司采购经理张悦提前联系好后，由潘志兴拿着对账函于2012年12月某日到施耐德公司处交给张悦，张悦在其办公室加盖了施耐德公司第8号合同专用章，张悦留存了复印件，原件交潘志兴带回。
对此，施耐德公司表示：对上述两份对账单真实性均不认可，从形式看系出具给施耐德公司财务部，却无施耐德公司财务部门意见及业务经办人签字、落款；且捷华公司在2013年还多次到施耐德公司处对账，但差距较大，从未形成一致意见。为此，施耐德公司提交了一份录音资料，称系2012年12月6日捷华公司的潘志兴与施耐德公司的张悦面谈时所录，证明双方从未有过对账结果。捷华公司称：该录音系潘志兴在2011年或2012年年底催款时发生，但无法反映捷华公司所举对账函系虚假。该录音中，张悦陈述过“12年的发票……”，潘志兴陈述过“你们施耐德永远不可能盖章，那么现在对账对了几年了，从来没有回复这次账是对的……”等。
2、审理中，原审法院根据施耐德公司申请委托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就上述两份对账函及《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上施耐德公司第8号合同专用章的印文与双方确认样本《买卖协议》上施耐德公司第8号合同专用章印文是否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以及上述两份“对账函”的形成时间是否一致、“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该中心作出华政（2014）物证（文）鉴字第C-134号文检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1、两份对账函及《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上施耐德公司第8号合同专用章的印文与双方确认样本《买卖协议》上施耐德公司第8号合同专用章印文系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2、两份对账函形成时间基本一致，不应存在标注日期所示的时间差；3、检材《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的形成时间难以提供鉴定意见。
捷华公司对上述鉴定意见书真实性无异议，对鉴定结论认可，对于结论第二点意见，捷华公司称其于2012年年底至施耐德公司处催款，施耐德公司财务部门让捷华公司把2011年、2012年的账都对一下，捷华公司遂同时拟了涉案两份对账函，分别将日期打印为2011年、2012年后交给施耐德公司财务部门，其称需要采购部门核对，后由捷华公司潘志兴自施耐德公司张悦手中拿回两张对账函，所以两张对账函形成时间一致。
施耐德公司对鉴定意见书真实性无异议，对鉴定结论认可，对捷华公司关于鉴定结论的解释不予确认，认为其陈述前后不一致且不合逻辑，《工矿产品购销合同》所涉定作内容从未出现过，与本案无关。
3、原审另查明，2012年12月26日施耐德公司采购经理张悦签收了捷华公司交付的“2010.3.19-2011.4.8”、“2011.4.29-”、“2012年2.21-”、“2009年8月”期间四本送货单的存根联原件（无收货人签字），张悦签收时注明“用于核对”。捷华公司称除了施耐德公司签收的上述存根联，其还将2011年12月以前有施耐德公司签收的送货回单联与发票一并交给了施耐德公司，施耐德公司表示否认。审理中，双方均称各自处留存的送货单（有签收）已不齐全。
三、关于双方业务模式
审理中，捷华公司提交了若干施耐德公司订单样式，订单上打印了名称、规格型号、单位（件）、数量、需求日期、单价、金额总计等栏目，除“单价”及“金额总计”两栏空白未印制内容外，其余栏目均已印制了具体订单内容，并称：1、施耐德公司通过传真或偶尔电话告知定作内容，捷华公司收到订单后，将其与施耐德公司业务员张旺林协商好的单件价格及总计金额填写在“单价”及“金额总计”空项处回传施耐德公司。捷华公司要求施耐德公司签章回传，但施耐德公司很少回传。施耐德公司的李丹当时提出按件数而非重量结算，所以捷华公司填写的是单件价格，该金额是根据单重价格乘以每个规格试样时确定的标准重量所得。2、捷华公司完成定作后，汽运至施耐德公司处，待其采购部人员（先是李丹后是张旺林）核对送货单与订单所载件数、单件价格后开具入库单，抄写送货单上的品名、规格、件数、单件价格，入库单一式三联，给捷华公司两联，捷华公司持单入库卸货，由仓库人员核点捷华公司实际送货数量。2009年至2011年期间，每次送货时施耐德公司都对重量进行抽检；2011年5月以后，施耐德公司只对新规格进行重量抽检；2012年6月以后就供货全部过磅进行总称重。3、捷华公司都是先送货再开发票，如有退货则扣除退货后开票。
施耐德公司对上述订单样式无异议，确认“单价”及“金额总计”两栏确为空白，但称：1、双方系按重量而非件数结算，在定作完成前无法确定金额，所以没有列明单价和金额。捷华公司回传时仅盖章或注明能否满足送货期限的要求，并未填写单价和金额，由于时间长久，捷华公司回传给施耐德公司的订单已无法找到。2、双方交易存在先票后货的情况，故不能根据发票金额确定捷华公司实际供货金额。施耐德公司并提交了捷华公司于2010年4月21日向施耐德公司出具的要求其核对的书面材料。其上载明：开发票送货单总计金额598，496.45元，2010年1月4日预开发票总计为471，063元，“扣除已开，这次应开127，433.45元如有误请来电”。捷华公司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称系因施耐德公司需要发票抵扣，故应其要求先开具发票再进行送货，且最终送货与发票情况也是一致的，先票后货的情况只此一次。
审理中，原审法院向施耐德公司职员张悦就本案有关情况进行了调查询问。张悦陈述：1、其自2011年6月进入施耐德公司公司担任采购部经理至今，此前捷华公司、施耐德公司之间已有业务往来。2、自其任职以来，施耐德公司仅与捷华公司签订过2012年6月8日的《买卖协议》及同年7月19日潘志兴签字的调价表。施耐德公司未签订过2010年4月16日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2012年年底至2013年年初潘志兴多次找施耐德公司谈对账事宜，但从未形成过对账函。3、《买卖协议》签订前，施耐德公司传真订单给捷华公司，其上没有价格，施耐德公司系统中有产品单重价格表，捷华公司在订单上填写双方协商一致的单重价格回传给施耐德公司，施耐德公司核实后回传给捷华公司，有时操作不规范，施耐德公司业务员张旺林传真给捷华公司后，捷华公司未回传，甚至有时并无订单，口头协商订单内容。4、捷华公司送货至施耐德公司仓库或指定第三方，送到施耐德公司仓库的由仓库人员当场点明送货件数，同时对货物单重进行抽检，抽取三四个坯件称重，看其重量是否符合重量要求，如不符要求则当场退回。送货单上事先记载了送货型号、名称、数量（件数）、规格、单件重量，施耐德公司按实收件数签收，有时发现捷华公司填写的单件重量与施耐德公司实际称重不符，施耐德公司会改成实际称重。送货单为复写，施耐德公司签收后会留存原件联或复写联，其余送货联交捷华公司带回。送货单上记载数量的，施耐德公司按数量签收，如记载重量，施耐德公司按过磅重量签收。送至施耐德公司委托工厂的，施耐德公司按捷华公司要求先进行了签收，后确认收货件数与送货单记载一致，但单件产品实际重量与送货单记载不一致。5、施耐德公司收货后都要过磅确定重量，乘以单重价格才能确定总价，双方系按重量结算。6、就每一规格定作物，捷华公司先根据模具生产少量样品，因施耐德公司检验需要单件重量标准，就要求捷华公司提供单重表格，捷华公司曾根据公差范围工艺提供过一个单重表格，记载了一系列产品的单件重量供施耐德公司参考；施耐德公司在该表上备注了以此为参照标准，不得高于这个重量后回传。7、2011年6月张悦经手后是先送货后开票，但以前有过先开票后送货的情况，且开票不规范，有时多开有时少开。捷华公司每次送货后过一两个月累积一定送货量后开具发票，捷华公司每个月会与施耐德公司业务员张旺林电话联系，询问货有无收到、能否开票，但并不在电话中确定具体的开票金额，不清楚捷华公司的开票依据，也无法核实捷华公司是否严格按照送货数量开具；因为没有衔接好，发票开具一两个月后施耐德公司就已抵扣；后来施耐德公司发现开票金额不对后，向捷华公司邮寄了回开发票。8、施耐德公司仅在捷华公司送货时进行抽检，所以只有加工到相当程度才能发现质量问题，具体为：外壳上有砂眼，有废铁硬块、坯件尺寸超出公差范围、阴转子有裂纹、退火不好导致硬度超过要求范围，造成产品报废；上述问题无法通过肉眼看到，有的加工成成品投放市场后反映有质量问题。9、发现质量问题后通过传真与电话与捷华公司沟通，捷华公司认可的进行了换货，捷华公司不认可的有的放在仓库内库存。根据《买卖协议》，施耐德公司卖出后十八个月内如有问题，都可以处理直至更换，卖出之前就更可以了，故没有所谓质量异议期。10、张悦接手后仅在2011年底左右发生过一次换货，就两三个产品，换好后未重新签收和开票。关于退货，施耐德公司签收后发现的，由采购部开具退货单交给仓库，由潘志兴或捷华公司人员在退货单上签字并带回。
捷华公司发表意见如下：张悦的陈述说明订单上的价格是施耐德公司认可的，施耐德公司认可了签收的送货单价格，施耐德公司加工过程中出现的所谓质量问题不是捷华公司责任，捷华公司也对有质量问题的产品都进行了换货，双方是先送货后开票，且发票已抵扣，不存在另开票的问题。
施耐德公司发表意见如下：张悦系2011年12月才开始担任施耐德公司采购部经理；其陈述也说明了捷华公司实际送货金额是不确定的，无法根据发票等现有证据确认双方交易的实际金额；张悦入职前普遍存在先票后货的情况，发票抵扣也不代表实际入库或收货的内容；施耐德公司的外协单位仅核对数量，捷华公司标示重量有高低，与固定重量（可有合理差距）的标准相悖；捷华公司开票时会多开数量；退货未在发票中扣除。
四、关于开票、付款等
审理中，捷华公司、施耐德公司均确认：1、双方自2009年5月开始业务，至2013年1月18日最后一次送货。2、捷华公司自2009年6月至2013年1月18日期间向施耐德公司开具了价税总额合计为7，404，971.4元的发票，其中2009年至2013年的开票金额分别为1，329，144.15元、2，210，301.75元、1，966，369.5元、1，890，972.2元、8，183.8元，施耐德公司均已抵扣。3、施耐德公司自2009年11月至2013年3月向捷华公司总计支付了5，669，897.22元，其中2009年至2013年分别支付42万元、2，070，729.8元、1，815，000元、1，214，167.42元、150，000元。4、截止2012年6月25日的开票金额为7，166，439.4元，此后2012年7月14日至2013年1月18日的开票金额为238，532元。5、双方定作合同关系于2013年4月27日解除。
审理中捷华公司称：即使不按照两份对账单，由于捷华公司开票金额即为送货金额，则总开票金额7，404，971.4元减去总付款金额5，669，897.22元所得1，735，074.18元为施耐德公司应付款金额；关于利息需要分段计算，就《买卖协议》签订后开具的开票，其中2012年6月25日开具的编号为XXXXXXXX号、XXXXXXXX号的发票，金额分别为78，665元、75，478元，该两张发票项下的货物送货日期为2012年6月8日及当月13日，采购日期在《买卖协议》签订前，系《买卖协议》签订前发生的业务，故截止至2012年6月8日买卖协议签订前的定作款即为2012年6月25日以前所开发票的总额7，166，439.4元，减去施耐德公司所有付款总额5，669，897.22元，余款1，496，542.18元，按照当时约定的票后30日付款及为计算之方便，捷华公司就该1，496，542.18元部分的逾期付款利息主张自2012年8月1日起计算；就《买卖协议》签订后订单项下的定作款为2012年7月14日以后开具的发票总额即238，532元，由于《买卖协议》中约定票后20日付款，捷华公司就该部分定作款自2013年3月1日起主张利息；至于利率，就1，496，542.18元部分，依照相关法律主张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30%主张；就238，532元部分，《买卖协议》约定按到期货款的千分之一作为违约金，但没有说明按每日、每月或每年计，属约定不明，故也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30%主张。故捷华公司将其诉请调整为：1、施耐德公司支付捷华公司定作款1，735，074.18元；2、施耐德公司偿付捷华公司以1，496，542.18元为基数，自2012年8月1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30%计的逾期付款利息；3、施耐德公司偿付捷华公司以238，532元为基数，自2013年3月1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30%计的逾期付款利息。
审理中，施耐德公司确认：2012年7月14日及以后开具的发票项下的定作物为《买卖协议》签订之后订购。至于2012年6月25日开具的XXXXXXXX号、XXXXXXXX号发票，施耐德公司称：其中XXXXXXXX号发票（金额78，665元）上所载的66，677元定作物系2012年2月23日订货，同年6月8日送货，其余定作物系同年6月13日送货，同年8月27日后补订单，但实际订货日期已无法核实；其中XXXXXXXX号发票（金额75，478元）项下定作物系2012年2月23日订货，同年6月8日送货。对捷华公司调整后的诉请，施耐德公司坚持答辩意见，并认为：《买卖协议》签订前双方并无任何关于违约金或逾期付款利息的约定；而《买卖协议》也约定无理由欠款才需要支付违约金，本案即使认定存在欠款，也是因为双方未对账造成，并非无理由欠款；且《买卖协议》违约金条款明确，系按欠款千分之一计算，故即使计算利息也应按此计算；另《买卖协议》还约定了100万元作为押底金额，该款可从协议之前的欠款中留存，双方之间是持续性业务，《买卖协议》系基于双方之间业务往来而签署，并非新业务的建立，因此该协议之前即使存在欠款，施耐德公司也无需支付利息。
另查明，本案所涉7，404，971.40元发票，其中2012年7月14日及以前开具的发票载明了单件价格及件数，此后开具的发票载明了单重价格及公斤数。
五、关于调价
对于2012年期间所开发票，施耐德公司主张不应按发票金额计算，应当调价，具体如下：
1、其中844，149.8元发票系2012年2月10日至同年5月9日期间开具。施耐德公司确认上述发票所载供货件数确为实收件数，但称由于捷华公司提供价格过高，当时要求对该部分定作物进行调价。施耐德公司就上述期间的发票提交了一份调价表，列明订单号、送货单号、名称、规格型号、主计量（件）、单重价格、预估重量、单件价格、件数、铸件价格合计、加工费、加工费合计、总额等栏目，调价后总额为697，134元（与发票金额相差147，015.8元）。捷华公司潘志兴于2012年7月19日在表格下方注明“暂按此金额结算，如有数量误差，下次再作调整”，并签名落款（此后双方并未再作出新的价格调整）。
2、其中420，885.7元发票系2012年6月4日至2012年7月14日期间开具，施耐德公司亦确认发票所载的供货件数，但亦认为应按上述调价表中确认的单件价格进行调价，调价后应为356，841.1元，与捷华公司开票金额相差64，044.6元。
3、其中216，085.5元发票系2012年9月25日至2012年11月4期间开具，施耐德公司亦确认发票所载的单重价格，但称其所签收的实际重量未达到发票所载重量，其根据实际签收重量计算供货金额应为214，861元，与捷华公司开票金额相差1，224.5元。
4、施耐德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开具日期为2013年3月13日的金额分别为147，015.8元、65，269.1元的两张增值税发票及快递存根与寄送查询结果，称其就上述三部分调价后的差额即147，015.8元、64，044.6元、1，224.5元于2013年3月15日向捷华公司回开了上述两张发票，捷华公司也已进行了抵扣。
捷华公司对上述调价主张均不认可，认为施耐德公司当时以捷华公司产品价格过高为由要求调价，捷华公司基于业务及尽快收款的考虑才在调价单上签字，现施耐德公司未按时付款，故不认可调价表；也从未收到并抵扣过上述两张发票。
六、关于质量问题
审理中，施耐德公司称在加工过程中发现捷华公司供货存在沙眼、漏油、漏气、出现淬火后出现裂缝及中心位置偏差等质量问题，并向原审法院提交了部分内部质量检验单及联络函，称其曾通过传真上述联络函及电话方式向捷华公司反映质量问题。捷华公司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表示从未收到过上述联络函，对于有问题的货物施耐德公司或在签收时拒收由捷华公司带回，或已经通过退货处理过了，其余的并未反映过有质量问题。
捷华公司、施耐德公司均确认：仅从铸件本身无法识别定作单位及定作日期。但施耐德公司称：2013年1月18日以前捷华公司是施耐德公司唯一供应商；根据其自行统计整理，其第一项反诉请求所涉86，881.82元系2011年5月至同年9月及2012年5月的供货，其中属2012年5月所供的定作物货值3，055.5元；其第二项反诉请求所涉82，648.56元系2011年8月至同年12月的供货。
七、关于扣款
审理中，施耐德公司主张应就捷华公司的本诉金额扣除如下款项：1、上述调价差额147，015.8元、65，269.1元；2、反诉所涉不合格定作物的金额86，881.82元、82，648.56元；3、退货金额129，431元；4、业务期间所有供货的价格差475，530.89元。
除上文已述的第一项调价差额、第二项反诉所涉金额外，关于上述第三项退货金额，施耐德公司称：2010年12月至2011年9月期间共向捷华公司退货计114，556元，2011年12月发生退货计14，875元，总计退货金额129，431元。
关于上述第四项价格差，施耐德公司称：其中2009年供货，捷华公司据以计算的单重价格比《买卖协议》附表中的单重价格高，该单重价格差乘以《买卖协议》附表中的单件重量，再乘以送货件数所得4，831.6元；基于同样的计算方式，2010年供货因单重价格差而产生总差额94，765.9元；2011年的供货不仅存在单重价格的差异，根据推算发现供货的实际单件重量比《买卖协议》附表中单件重量要重，按单件重量差乘以送货件数再乘以《买卖协议》附表中的单重价格，算得因单件重量差而产生差额140，722.67元，另有按前述方式计算的单重价格差22，869.33元，两者合计163，591.99元；2012年的供货不存在单重价格差，但存在单件重量差，按上述方式算得单件重量差额总计212，341.1元；上述差额相加总计475，530.89元，应予扣除。另外，施耐德公司为说明其主张的上述第四项价格差的计算方式，向原审法院提交了2012年5月10日XXXXXXX号送货单及所对应的XXXXXXXX号（116，120元）、XXXXXXX号（107，380元）发票。需要说明，该组证据中送货单所载货物数量、单件价格及总额与送货单所载一致。
捷华公司表示：不认可施耐德公司的调价金额，理由如前所述；捷华公司是扣除退货后开具的发票；施耐德公司主张价格差475，530.89元无依据，且也与调价部分有重复计算；不认可有质量问题，不同意退货退款；综上，不同意施耐德公司所有扣款主张。为说明捷华公司系扣除退货后开票，捷华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了2011年12月号码为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的送货单、当月XXXXXXXXXXXX-2号退货单及2012年1月开具的号码为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的发票。上述单据显示，五张发票项下的定作物规格与件数，恰与五张送货单所载定作物扣除退货单所载定作物后的结果相吻合，且送货单上所载单价、金额等与发票所载一致。
施耐德公司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组证据系截取一个时间段拼凑而成，上述送货单与发票不具有对应性，即使该组证据说明当月是先货后票，也不能排除其余送货是先票后货的情况。
原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涉案两份对账函能否作为计算施耐德公司欠款的依据；二、开票能否作为计算施耐德公司欠款的依据；三、施耐德公司主张的质量异议能否成立；四、施耐德公司的扣款主张能否成立。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审法院认为：根据鉴定意见书，涉案两份对账函上施耐德公司第8号合同专用章印文与《买卖协议》上的印文系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但鉴定意见书也指出，两份对账函形成时间基本一致，不应存在标注日期所示的时间差，捷华公司亦确认两份对账函系同一时间形成。而在原审法院委托鉴定前，捷华公司则坚称两份对账函分别形成于落款所示2011年底及2012年底，与鉴定意见书出具后的说法前后矛盾，且其后也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而双方实无必要在2012年底就截止当时的定作款进行对账的同时，再就截止2011年度的定作款进行对账，与常理不符。况且从涉案对账函形式来看，仅有施耐德公司第8号合同专用章印文，并无施耐德公司经办人签字及落款。再者，根据施耐德公司提供的录音资料内容及捷华公司质证意见，可知录音中张悦与潘志兴的谈话发生于2012年年底，而该次谈话中潘志兴陈述，施耐德公司永远不可能盖章，对账多年施耐德公司从未回复哪次对账是对的，该段陈述亦是对涉案两份对账函的否认。此外，如涉案两份对账函确为双方对账结果，则捷华公司亦无必要在第二份对账函形成后还要将四本送货单交给张悦用于核对，不合常理。故原审法院认为，虽然涉案两份对账函上确有施耐德公司印文，但原审法院仍不宜将其作为计算施耐德公司欠款金额的依据而予以采信。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施耐德公司主张开票金额不能作为确认施耐德公司欠款金额的依据，理由是捷华公司存在先票后货的情况，且捷华公司开票未扣除退货部分的金额，捷华公司的开票情况不能说明其实际送货的情况。关于先票后货，捷华公司于2010年4月21日向施耐德公司出具的书面材料说明捷华公司的确存在过先票后货的情况，但该证据同时也证明即使2010年1月存在预开发票的情况，捷华公司下次开票时也以实际送货金额扣除了预开金额再行开具，即开票金额即是送货金额。且该份书面材料系捷华公司为开票要求施耐德公司核对而出具，说明即使存在预开发票的情况，但双方亦会进行核实对账，开票金额需与送货金额一致，否则没有要求核实回复之必要。且仅凭该份证据亦无法证实施耐德公司主张的先票后货具有普遍性，也与施耐德公司方张悦陈述其经手后并无先票后货之情况相印证。
关于开票是否扣除退货，捷华公司提供了2011年12月的送货单与退货单、2012年1月的发票。从三种单据显示时间与双方陈述的送货及开票模式来看，捷华公司的该项举例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从统计结果来看，送货内容扣除退货内容后的结果也与发票内容完全一致，且送货单所载单价、金额也与发票一致，足以说明捷华公司开票系根据送货而来，且已扣除了退货部分。施耐德公司主张捷华公司开票未扣除退货，却未能提供证充分据予以证实，故原审法院对其该项主张实难采信。
除上述捷华公司提交的2011年12月的送货单记载了定作物单价、金额外，施耐德公司为说明其价格差扣款计算方式时亦提交了2012年5月10日的送货单及对应发票，其中送货单上亦记载了送货数量、单件价格、金额，且与发票所载一致。故双方虽陈述送货单已不齐全，但结合上述两组分别来自原、施耐德公司的例证，不仅可以证明捷华公司系根据实际送货进行开票，也说明了捷华公司的送货单上记载了件数、单件价格及金额；与捷华公司陈述的《买卖协议》前其在订单上填写的是单件价格相印证。施耐德公司虽否认捷华公司在订单上填写了单价价格，其经办人张悦也陈述捷华公司在订单上填写的是单重价格，却未能予以举证证明，因此原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故在《买卖协议》签订前，即使不考虑双方存有争议的2010年《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但结合订单、送货单以及施耐德公司对记载了单件价格及金额的送货单予以签收的事实，应视为其对送货单所载单价及金额亦予确认，则捷华公司据此所开发票显然可以作为计算施耐德公司欠款的依据。
况且，审理中施耐德公司亦自认2012年期间开具的发票上所载的供货件数即为施耐德公司实收件数，也可说明双方系按实际送货进行开票的交易惯例。从施耐德公司让捷华公司签署调价单对交易金额予以降价调整，及主张曾向捷华公司回开过发票来看，也说明双方系以发票金额作为结算基础。最后，《买卖协议》中约定了结算期限为供方以100万元作为押底金额，供方应每月30日前开具增值税发票，需方应在次月20日前将超出部分支付结清，如因供方当月未按规定时间开具发票，需方当月不予支付。该条款也可印证双方之间以发票作为结算依据的业务模式。综上，足以说明捷华公司的开票金额可以作为计算施耐德公司欠款的依据。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原审法院认为，双方均确认从定作物本身无法识别定作单位且捷华公司自2013年1月以后未再向施耐德公司供货，则即使施耐德公司与其外协单位处确存有其所称的不合格定作物，也无法辨识这些定作物是否捷华公司所供，也就无法证明施耐德公司关于质量问题的主张。再者，审理中施耐德公司虽陈述了其所称不合格定作物的供货时间，但未能予以举证证明，捷华公司也不认可施耐德公司陈述的供货时间，而双方自2009年5月就开始发生业务，故仅凭施耐德公司陈述无法证明其所谓不合格定作物的供货时间，进而也无法判断是否超出质量异议期限。关于质量异议期，根据《买卖协议》的约定，铸件开始使用后十八个月内如因卖方的制造质量不良而发生损坏或不能正常工作时，卖方将严格遵循国家及行业规定的“三包”服务要求，无偿地为用户服务、处理直至更换。施耐德公司主张该约定指施耐德公司加工完毕并出售以后的十八个月。如按此理解，则质保期将根据施耐德公司实际加工出售的情况各有不同，难以确定，应认为属于约定不明。该约定本身也不利于敦促施耐德公司积极履行检验、验收义务，且有违公平原则。而对捷华公司主张按《工矿产品购销合同》约定以三个月为质量异议期，原审法院认为，该合同上虽有双方印鉴，但鉴于捷华公司未能举证证明该份针对特定规格定作物的合同已实际履行，施耐德公司亦不认可该份合同，故对该份合同不予采信。根据涉案定作物性质及《买卖协议》的约定，应认为施耐德公司收货后十八个月是质量异议的合理期间。而本案中施耐德公司第一项反诉请求所涉定作物，根据施耐德公司陈述几乎均为2011年9月以前的供货，即使该项陈述属实，在捷华公司否认施耐德公司就已收货部分提出质量异议且施耐德公司也未能举证证明其此前曾提出过的情况下，施耐德公司在本案中提出的质量异议也已超过上述合理期间。综上，原审法院对施耐德公司就质量问题提出的抗辩不予采信。
关于第四个争议焦点。原审法院认为，就施耐德公司第一项扣款主张即调价差额147，015.8元、65，269.1元，其中147，015.8元系2012年7月19日捷华公司经办人潘志兴签署的调价单所能确认的金额，现捷华公司表示不予认可，在其未能举证证明双方就该次调价另有约定的情况下，原审法院确认此次调价结果，故应当扣除该笔147，015.8元。至于施耐德公司主张按照调价单标准就2012年6月4日至同年7月14日期间发票项下供货进行调价后扣款64，044.6元，原审法院认为，根据调价单内容，其仅针对2012年2月10日至同年5月9日期间发票项下供货，并无约束此后其余供货的意思表示，且捷华公司也不同意该笔调价扣款，故施耐德公司主张就2012年6月4日至同年7月14日期间发票项下供货进行调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施耐德公司主张2012年9月25日至2012年11月4期间发票项下定作物实际签收重量与票载重量不一致，相差1，224.5元，由于其未能举证证明，原审法院亦不予确认。就上述64，044.6元、1，224.5元，施耐德公司虽主张其已向捷华公司回开发票65，269.1元，即使属实，也无证据证明捷华公司已予抵扣，故就该笔65，269.1元扣款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信。
就第二项质量异议扣款所涉86，881.82元、82，648.56元，由于原审法院对施耐德公司的质量异议不予采信，故对上述扣款主张不予支持。就第三项退货扣款129，431元，如前所述，捷华公司主张其系扣除退货后开票，并且其举证已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施耐德公司主张开票未扣除退货却未能举证证明，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故亦不支持该项扣款主张。就施耐德公司主张的第四项价格差扣款475，530.89元，根据其在审理中陈述的计算方式，可知该金额系以《买卖协议》附表中各规格的单件重量及单重价格作为计算依据。对此，原审法院认为附表系《买卖协议》项下的附件，仅对合同签订后发生的订单具有约束力，施耐德公司不得以此作为此前供货金额的结算依据。况且，结合本案所涉订单、送货单、发票来看，在《买卖协议》签订前，双方系以定作物单件价格乘以供货件数结算供货金额，并非如施耐德公司所称按重量结算，也与张悦陈述施耐德公司收货时只点收件数，对重量只进行抽检相印证，说明重量仅是施耐德公司检验定作物的考量因素，而非结算依据。再者，定作物重量属外观质量问题，施耐德公司通过简单的称重方式即可检验，如施耐德公司对重量持有异议，也应当在合理期间内及时向捷华公司提出（如《买卖协议》就约定了三天异议期），但施耐德公司并无举证证明其曾就已收货部分向捷华公司提出过重量异议，反而在收到捷华公司发票后均进行了抵扣，说明施耐德公司对捷华公司供货的重量亦予以认可。故原审法院对施耐德公司第四项扣款主张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可知本案中施耐德公司应付款金额为发票额7，404，971.4元减去已付款5，669，897.22元，再减去扣款147，015.8元后得1，588，058.38元。从涉案送货单、发票及双方在审理中的自认，可知《买卖协议》签订前发生的定作款为开票额7，166，439.4元减去调价款147，015.8元即7，019，423.6元，此后发生的定作款为238，532元。故协议签订前施耐德公司的欠款额为7，019，423.6元减去所有已付款5，669，897.22元即1，349，526.38元。捷华公司称双方就《买卖协议》签订前的业务约定票后30日付款，故主张该部分欠款应自最后开票月即2012年6月后的同年8月1日起计算。施耐德公司不予确认，并认为《买卖协议》约定了100万元的押底金额，因双方之间是持续性业务，该押底金额可从协议前的欠款中留存，故无需对该协议前的业务额支付利息。原审法院认为，《买卖协议》明确系针对2012年6月1日至2013年6月1日期间业务所作约定，故该押底金额条款对此前业务不具有约束力。鉴于双方都未能举证证明是否对《买卖协议》前发生的业务金额作过付款约定，应视为未作约定，施耐德公司应当在收货后及时付清欠款，现捷华公司主张自2012年8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30%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与法不悖，原审法院应予支持。至于《买卖协议》签订后又发生的定作款238，532元，《买卖协议》中约定了：供方以100万元作为押底金额，供方应每月30日前开具增值税发票，需方应在次月20日前将超出部分支付结清；又约定了需方应在业务终止日起60日内向供方支付质保期满的到期货款，未满质保期的货款，所有产品满质保期后买方应按时支付等。而捷华公司最后一次供货发生于2013年1月18日，双方确认系争协议于2013年4月27日解除，故上述238，532元项下定作物于2014年7月18日质保期到期，即付款期已届满，施耐德公司未能按约支付，显属违约。施耐德公司辩称因无对账结果而未付款不构成违约，原审法院不予采信。系争协议约定的违约金条款，如按施耐德公司主张的理解方式计算，显然畸低于捷华公司的利息损失，有悖公平原则，且也有悖于通常的商事交易习惯，故原审法院确认捷华公司所述，该条约定属于约定不明，捷华公司有权按照法律规定主张自付款期届满之次日即2014年7月1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30%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对于捷华公司的其余本诉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施耐德公司的反诉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原审法院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作出判决：一、施耐德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捷华公司定作款1，588，058.38元；二、施耐德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捷华公司以1，349，526.38元为基数，自2012年8月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30%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三、施耐德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捷华公司以238，532元为基数，自2014年7月19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30%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四、对捷华公司的其余本诉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五、对施耐德公司的全部反诉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如果施耐德公司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23，16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8，162元，由捷华公司负担1，990元、施耐德公司负担26，172元。反诉受理费1，845元，由施耐德公司负担。鉴定费13，000元，由捷华公司负担10，000元、施耐德公司负担3，000元。
原审判决后，上诉人施耐德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2011年12月之前，发票不应作为判决认定的计算欠款的依据。首先，张悦的入职时间是2011年12月，有张悦社保交金记录以及劳动合同为证，在张悦入职后捷华公司才采用先货后票的交易形式；其次，在张悦入职前，捷华公司存在先开票后交货甚至不交货的情形，故不能仅以发票作为供货依据。2、单重差应当予以确认，这一部分应予扣减的金额为475，530.89元。3、调价表不仅适用于2012年2月10日至5月9日期间开具的发票所涉供货，也应用于调整此后的供货单价，因此捷华公司的供货金额应调降213，509.40元。4、施耐德公司所提产品质量问题，捷华公司亦予以认可，现场勘查记录也明确列明了质量不合格的货品，双方也都确认了产品质量问题的发现很大部分是在加工过程中的事实；双方之间多次发生退货，也证明捷华公司的产品存在质量问题，因此，施耐德公司的退货请求应得到支持。5、施耐德公司提供了业务中发生退货的证据，捷华公司认为退货产品金额已在开票时予以扣除并无证据证明，因此退货金额129，431元应予扣除。6、2012年6月1日之前的利息因无约定，故不应该计算；2012年6月8日签署的《买卖协议》是对此前业务的延续，该协议中约定的100万元押金当然在此前所欠的货款','2018-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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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下列重大立功表现之一的，应当减刑：
（一）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的；
（二）检举监狱内外重大犯罪活动，经查证属实的；
（三）有发明创造或者重大技术革新的；
（四）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舍己救人的；
（五）在抗御自然灾害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有突出表现的；
（六）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的。
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下列期限：
（一）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
（二）判处无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十三年；
（三）人民法院依照本法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限制减刑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缓期执行期满后依法减为无期徒刑的，不能少于二十五年，缓期执行期满后依法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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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八条
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下列重大立功表现之一的，应当减刑：
（一）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的；
（二）检举监狱内外重大犯罪活动，经查证属实的；
（三）有发明创造或者重大技术革新的；
（四）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舍己救人的；
（五）在抗御自然灾害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有突出表现的；
（六）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的。
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刑期，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判处无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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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九条
对于犯罪分子的减刑，由执行机关向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提出减刑建议书。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对确有悔改或者立功事实的，裁定予以减刑。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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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侯腾飞故意伤害罪刑事裁定书\\\\\",\\\\\"PubDate\\\\\":\\\\\"2018-0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