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3民终1228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付指进，河南省罗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依丰，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系深圳市法律援助处指派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钢柱，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系深圳市福田区法律援助处指派。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大学深圳医院，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路****号。
法定代表人：陈芸，该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菁，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宗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系北京大学深圳医院社会工作部员工。
上诉人付指进因与上诉人北京大学深圳医院（以下简称北大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5）深福法民一重字第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1年3月21日，原告因“反复腰痛伴左下肢放射痛一年余，加重一个月”入住被告医院脊柱外科，初步诊断为“腰椎滑脱，腰5双侧椎弓根峡部裂”，首次病程记录提及患者无典型的神经根受压症状。经术前讨论，被告医院认为针对原告的诊断明确，保守治疗无效，术前检查无手术禁忌症，可择期进行手术。2011年3月24日，被告行“腰5骶1后路椎管减压+钉棒系统内固定术+椎板横突植骨术”，术后给予抗炎止血及对症支持治疗，原告病情逐渐好转。2011年4月11日，原告伤口愈合拆线出院，出院诊断为“腰5骶1滑脱；腰5双侧椎弓根峡部裂；高血脂症；低钠血症”。2011年4月19日，原告因“腰椎滑脱术后左下肢疼痛、肿胀一周”第二次入院治疗，自述2011年4月11日出院后逐渐出现左下肢疼痛、肿胀，被告诊断系术中神经根受挑拨所致，给予抬高患肢、营养神经、活血化瘀、消肿等对症治疗。经风湿免疫科和神经内科会诊后，给予原告地塞米松抗炎消肿治疗。2011年5月12日，原告左下肢体感诱发电位提示周围神经损害（神经根型）。2011年7月15日，原告办理出院，出院诊断为“左足末梢神经炎；全身多发肌筋膜炎；腰椎滑脱术后”。2011年12月13日，原告因“右髋骨、大腿疼痛不适一天”第三次入院治疗，入院诊断为“全身多发性肌筋膜炎、腰椎滑脱术后”，给予营养神经、活血化瘀、改善微循环、消炎止痛等对症治疗，并用复方倍他米松进行肌肉封闭治疗。2011年12月17日，原告症状缓解出院。2011年12月27日，原告又因“右髋部、大腿疼痛2周，加重1天”入院。2011年12月29日，主治医生查房后建议原告再次手术稳定腰椎，原告要求出院，未作特殊检查治疗后于该日办理出院。原告出院后于2011年12月31日入住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疗，经检查骨盆核磁共振，诊断为“双侧股骨头坏死”。2012年1月14日，原告办理出院手续。2012年3月28日至4月1日、6月25日至7月5日，原告又第五次、第六次入住被告医院就诊，诊断为“双侧股骨头坏死”，予以对症治疗。2012年10月28日，原告在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入院治疗,于2012年11月1日出院。2013年11月26日、11月29日、12月2日原告三次在香港大学深圳医院骨科门诊治疗。2014年10月11日、11月9日、11月14日，原告三次在香港大学深圳医院门诊治疗。
据原告提交的医疗费发票显示，原告第一次入住被告医院住院治疗期间支出医疗费97162.66元，其中个人缴交部分为27499.98元。第二次入住被告医院住院治疗期间支出医疗费41550.03元，其中个人缴交部分为5130元。第三次入住被告医院住院治疗期间支出医疗费5261.59元，其中个人缴交部分为826.16元。第四次住院花费原告未提交发票。2012年1月14日向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交纳医疗费5557.25元，其中个人缴交部分为2492.32元。第五次入住被告医院住院治疗期间支出医疗费4700.96元，其中个人缴交部分为770.1元。第六次入住被告医院住院治疗期间支出医疗费3875.28元，其中个人缴交部分为791.03元。2012年10月28日向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交纳医疗费82684.14元，其中个人缴交部分为32379.38元。2013年11月26日、11月29日、12月2日原告三次在香港大学深圳医院骨科门诊治疗，交纳医疗费共590.35元，其中个人缴费4.5元。2014年10月11日、11月9日、11月14日，原告三次在香港大学深圳医院门诊治疗交纳医疗费共1063.4元，其中个人缴费795.77元，但原告未提交此间门诊病历。
原告认为被告的医疗行为具有过错，遂诉至法院。法院依法受理了该案，法院于2014年8月20日作出（2012）深福法民一初字第3540号判决，认为被告应按过错程度承担30％的赔偿责任并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医疗损害赔偿金158644.83元。原告对该判决不服，上诉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中院以一审法院遗漏上诉人在原审第一次庭审后增加“过度医疗”的赔偿请求30万元未处理，及未对上诉人主张的后续治疗费36万元的诉请进行鉴定且未处理，属程序不当，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处理为由，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在原审过程中，法院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进行医疗损害鉴定，鉴定事项包括：1.被告对原告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2.医疗过错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过错参与度。2013年9月27日，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出具中大法鉴中心[2013]医鉴字第Y037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一、根据原告的临床表现考虑腰椎滑脱伴有神经根症状，保守治疗无明显缓解，为解除神经根症状，在征得原告同意后行手术治疗是可以的，手术方式选择无明显不妥。二、在脊柱外科病人的治疗中，神经损伤的病人较普遍，其中部分病人就处在脊髓损害临界状态或已经出现神经损害，手术治疗中的震动、牵拉、植入物安置等刺激或操作可能导致脊髓水肿、缺血或神经传导障碍而出现或加重神经损害，通过药物干预脊髓继发性操作病变过程可以起到减轻脊髓损伤、改善神经功能的作用，大剂量甲基强的松龙治疗急性脊髓损伤在国际上已得到认可。原告术前就有神经根性症状，术中行神经根松解，手术中的创伤难以避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神经根周围水肿、粘连等，术后为预防局部炎症反应及神经根周围局部水肿粘连，短时间内给予一定剂量激素抗炎消肿治疗是可以的，但原告非脊髓损伤，无需大剂量冲击治疗。被告给予原告激素治疗，超过了大剂量的最低标准，应属于大剂量使用，并非被告所称的短期小剂量使用，如按冲击治疗剂量来看，则属于小剂量，但原告非脊髓损伤，没有冲击治疗的适应症。病历记录显示原告术后神经根症状明显缓解，被告使用激素的目的是为了预防术后炎症反应及局部水肿粘连，一般预防性用药不应超过3至5天，尤其大剂量使用，而被告却几乎连续用药达9天，也未说明原因，时间偏长，总剂量偏大，也未告知患者。虽然4月2日病历记录原告不慎摔倒后出现神经症状，但此前已使用激素多日，且当日已停药，原告病情未再加重，在没有足够影像学等证据证明原告神经根损伤的情况下继续延长激素使用不够慎重，因此被告在第一次术后对原告大剂量使用激素时间偏长，虽然所用时间仅9天，但作为预防性用药存在不妥，增加了激素副作用发生的风险。原告第二次住院治疗期间具有一定的激素治疗适应症，被告所用激素剂量为中剂量，前后使用6天，不能认为属于明显不妥，经治疗病情改善，达到治疗目的。原告第三次住院治疗，X线检查未提示股骨头坏死，但原告腰椎滑脱术后右髋部、大腿疼痛，被告未根据原告病情进一步鉴别诊断，也未进一步全面检查，欠妥。在未能考虑股骨头坏死的情况下，仅予地塞米松局部注射不能认为属于误治，如果考虑股骨头坏死则属于禁忌，但仅一次使用，剂量小，作用有限。原告住院时间短，前后仅4天就要求出院，也影响了疾病的诊断。原告第四次住院期间，原告入院后很快要求出院，未在该院进一步检查，在外院很快确诊为股骨头无菌性坏死，因此，不能认定被告存在延误诊断的行为。三、股骨头坏死全称股骨头无菌性坏死，或股骨头抽血性坏死，是由于多种原因导致的股骨头局部血运不良，从而进一步引起骨细胞缺血、坏死、骨小梁断裂、股骨头塌陷的一种病变。引起股骨头坏死的因素很多，有创伤性和非创伤性两大类，非创伤类常见的有激素治疗、酒精中毒、高尿酸血症、动脉硬化、结缔组织疾病、脂蛋白异常、柯兴氏病、骨发育不良等多种原因。原告第一次、第二次入院前后未诉有髋关节、膝关节疼痛不适，活动受限等，无髋关节外伤史，可以排除创伤性因素。病历记录无长期饮酒史，多次住院血尿酸正常，仅第一次住院期间一次检查甘油三酯偏高，血胆固醇正常，第二次住院血脂正常，原告为中年男性，住院期间多次影像学检查未提示有骨质疏松，无减压病、柯兴氏病、骨发育不良、高空病、白血病、血友病等病史，因此可以排除上述因素导致原告股骨头无菌性坏死的可能性。在目前常见的可能导致股骨头坏死的因素中，原告出现髋部、大腿疼痛前有短期使用糖皮质激素史，虽然糖皮质激素导致无菌性股骨头坏死多与中长期或大剂量使用激素有关，而原告在被告医院前后三次住院所用激素非长时间、大剂量使用，但对于存在个体差异和对激素敏感的病人来说，也可能造成股骨头坏死的发生，因此不排除糖皮质激素与原告的股骨头坏死有关，但由于导致股骨头坏死的因素有很多未知，也不能完全排除其它不明因素。四、原告的股骨头坏死考虑不排除与激素有一定关系。被告在第一次手术后使用激素有一定指征，但在大剂量使用的情况下，使用时间偏长，同时合并激素雾化吸入治疗，且未告知患者，存在一定过失，增加了药物的副作用，其后又反复使用激素进行治疗，被告对原告使用激素的总剂量不大，使用时间并不长，而且被告在使用激素的同时一直应用活血化瘀、改善微循环药物，在此情况下原告出现股骨头坏死考虑也与原告对激素过于敏感等个体因素有关。五、被告在对原告诊疗的过程中，病历记录不规范，如术前两次明确记载原告无神经根性症状，术后记载神经根症状已明显改善，而在被告的答辩材料中称原告术前术后均有神经根性症状；原告为腰椎滑脱Ⅰ度，而在术前讨论中记载为Ⅱ度滑脱，前后记录矛盾。原告手术时年仅44岁，而被告多次称其为老年患者，说明被告对原告检查不仔细，病历书写不规范。综上所述，被告在对原告的诊疗过程中存在术后虽有一定激素使用指征，但每日使用剂量偏大，时间偏长，且未告知患者；第三次住院X线检查未提示股骨头坏死，但原告腰椎滑脱术后右髋部、大腿疼痛，被告未根据原告病情进一步鉴别诊断，也未进一步全面检查；对原告检查不仔细，病历书写不规范。鉴于被告对原告使用激素的总剂量不大，使用时间不长，而且被告在使用激素的同时一直应用活血化瘀、改善微循环药物，在此情况下原告出现股骨头坏死，考虑也与原告对激素过于敏感等个体因素有关，且导致股骨头坏死的因素有很多未知，也不能完全排除其它不明因素，被告过错的原因力大小为次要因素，间接参与度理论值为21%至40%（建议25%较妥，仅供法院参考）。
原、被告均对该鉴定意见提出异议，针对原、被告对该《司法鉴定意见书》提出的异议，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于2013年12月18日作出中大法鉴【2013】函字第1320号《答复函》进行了解释，仍维持原鉴定意见。2014年1月14日，鉴定人员到庭接受质询时进一步解释称，根据卫生部制订的诊疗规范，原告第一次住院治疗期间的确存在短期使用激素剂量偏大的问题，但临床治疗过程中医生实际使用的激素剂量比规定剂量大，加之考虑到被告病历书写不规范的问题，所以鉴定意见认定被告负次要责任，从严格意见上讲，鉴定意见照顾了原告，给医院判定的责任偏重。短期使用激素剂量偏大与股骨头坏死之间只是存在可能性，并不能确定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认定被告医院的过错参与度为25%是合适的。
另查，原告于诉前单方委托广东龙城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对其双侧股骨头坏死造成的双侧髋关节残疾程度进行法医学鉴定，广东龙城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于2012年7月9日出具广东龙城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2012]临鉴字第29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原告双侧髋关节活动、负重严重受限，经法医学检查计算双侧髋关节活动度均丧失85%以上，致双下肢均丧失功能50%以上，日常生活有关的活动能力部分受限，参照《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的规定，将原告的双侧髋关节残疾程度评定为两个八级。原告为此支出鉴定费2500元。
原审过程中，原告认为其伤情加重，原广东龙城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2012]临鉴字第298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已经过时，要求重新对其双腿伤残等级进行鉴定。经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进行新的伤残等级鉴定。2014年5月20日，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出具中大法鉴中心[2014]临鉴字第L4914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根据法医检查所见，结合医院临床病历及影像学资料，原告存在双侧股骨颈坏死，已行“右人工全髋关节置换术”，目前遗留双侧髋关节活动障碍，左髋关节功能丧失52.83%（相当于左下肢功能丧失31.7%），右髋关节功能丧失38.83%（相当于右下肢功能丧失23.3%），双下肢长度相差2厘米。参照《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的规定，原告的左下肢功能丧失31.7%、右下肢功能丧失23.3%及双下肢长度相差2厘米，分别符合交通事故九级、十级、十级伤残。
原告不服上述鉴定意见，投诉至广东省司法厅。该投诉被转交至广州市司法局处理后，广州市司法鉴定协会成立专家咨询组对鉴定案件进行复查。专家咨询组认可鉴定意见中医方过错行为在损害后果中的原因力大小为次要责任，参与度为21％至40％，但认为鉴定意见建议值取25％不妥，应以接近高限40％为妥。同时，专家咨询组认为鉴定意见对右股骨头无菌性坏死全髋关节置换的伤残等级评定存在明显失误，认为符合交通事故九级、九级、十级伤残。
在重审过程中，原告主张被告存在如下过错：违反诊疗规范，未经保守治疗，在不具有手术指征情况下过度医疗，导致原告腰椎伤害；在第一次住院治疗时违反诊疗规范，在不具有使用激素的情况下长期、大量使用了激素，并且有增量突变的行为，导致原告股骨头坏死。被告辩称已尽相应诊疗义务，无过错。认为：被告对原告的诊疗行为符合常规，不存在主观过错和违法行为；原告自身多种疾病均可造成股骨头坏死，不能认定是被告过错所致；被告对原告不构成侵权，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虽然鉴定认定了被告的医疗行为在原告的损害后果中是次要因果关系，但事实上原因力与法律上所说的过错参与度是有区别的。因为医疗行为的特殊性，医疗行为在医疗后果中必然具有一定的甚至是百分之百的参与度。本案中鉴定人认为医疗行为对后果具有21％－40％的参与比例并不等于在法律上具有同等比例的过错。但由于鉴定人在法律上和法官在医疗专业上各自的局限性，现行的鉴定和判决结论将二者混为一谈。因此，广州市司法局认为被告的过错应该对原告损害后果的参与度接近高限40％存在错误。
原告于2015年4月15日又以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由向被告主张权利，案号为（2015）深福法民一初字第2824号，诉讼请求、事实理由部分与本案完全一致。法院查明上述情况后，向原告释明，原告在法院释明后，选择在本案中继续主张被告医疗过错行为造成其股骨头坏死的损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法院（2015）深福法民一初字第2824号案件针对被告主张的过度医疗、违反诊疗规范等医疗过错造成腰椎损害结果以医疗服务合同案由继续审理，现该案仍在审理过程中。
原告主张被告篡改、伪造病历以掩饰其医疗过错行为。为此，原告提交了多份书面材料，称被告在腰椎手术适应症、激素使用适应症、激素用量、在伤残鉴定等多方面违反《激素指导原则》，篡改、伪造治疗过程、查房记录和其他病历。被告辩称关于原告的病历法律上仅要求被告在法院阶段提供给患者，故虽然原告未在法院阶段前见到该类病历，并不能因此否定其真实性；在鉴定中心进行鉴定时，原告已经拿到了全套病历并发表过质证意见，故关于原告所有主张都由中大法医鉴定中心在鉴定时予以回应。
在重审时，因原审医疗损害鉴定机构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的主管机关广州市司法局组织评查后认为原鉴定意见对医疗损害及伤残等级评定存在明显失误、鉴定意见明显不妥，故在本案重审过程中，法院询问是否可参考广州市司法局对原告的回复确认被告责任及原告伤残等级，原、被告均予以拒绝。法院决定重新委托鉴定机构进行医疗损害鉴定，鉴定事项包括：1.被告对原告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2.若认为行为存在医疗过错，医疗过错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因果关系程度、伤残等级、后续医疗费。并注明原告认为部分病例内容系伪造，请鉴定机构予以注意，如部分病例与前后内容存在明显矛盾、违背常理之处，无法进行鉴定，请及时函复本院。
法院先后通过摇珠确定鉴定机构为：1、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但该鉴定中心以缺乏该案方面的技术和经验为由拒绝鉴定。2、广东省医学会医鉴办，但原告提出异议，认为广东省医学会不能作为本案重新司法鉴定机构，后法院司法辅助中心通知因广东省医学会未在广东省司法行政部门登记备案，无进行司法鉴定的资质。3、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该所以“缺乏该案方面的相关专家”为由拒绝鉴定。因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确定的重新鉴定名册中共4所司法鉴定机构，原鉴定机构为中山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另3所鉴定机构均因故未受理。故法院不再对医疗过错进行相应鉴定。
原审过程中，原告向法院提交了一份由河南省信阳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医院（信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开具的《诊断证明书》，载明：原告因双侧股骨头坏死要求到该院手术诊疗置换人工髋关节，换双侧髋关节约需15万元，二次翻修约需22万元，累计需要37万元。在重审过程中，原告向法院提交了其自行委托的由信阳德正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出具的伤残鉴定意见书（信德正司法鉴定所[2016]临鉴字第30号），内容为原告后期需行内固定取出术约需8000-10000元；后期需行“右侧全髋置换术”，约需80000-100000元；后期需行“左侧全髋置换术（陶瓷界面髋关节假体）”及“髋关节翻修术（陶瓷界面髋关节假体）”，两次手术约需150000-180000元。原告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时限评定评估意见：误工期：90-180日，护理期：30-90日，营养期：60-90日。对原告后期治疗费用和原告的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时限的评定提出了评估意见。被告对该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提出质疑，认为存在鉴定机构非经法院委托，也未经与被告协商认可，鉴定检材不明等多个疏漏，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和判决的依据。
再查，原告系城镇居民。原告的母亲张某，生于1939年10月28日，系河南省罗山县的城镇居民，年迈丧偶，无生活来源，包括原告在内共育有两名子女；原告的妻子琚某，生于1966年12月3日，系河南省罗山县的城镇居民，因罹患疾病致残，委托广东众合司法鉴定所对其残疾程度进行鉴定，该所于2012年9月28日出具粤众[2012]临鉴字第0597号《法医临床学鉴定意见书》，认定琚某因左髋关节病变行左全髋关节人工关节转换手术治疗，致其左髋关节活动受限、疼痛，左下肢缩短，左大腿肌肉萎缩，走路跛行，日常生活基本能够自理，按照琚某的要求，根据《劳动能力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GB／T16180-2006）标准，将琚某的残疾等级评定为七级；原告的女儿付某，生于1989年9月27日，系河南省罗山县的城镇居民，因罹患疾病致残，深圳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于2012年8月23日出具《深圳市非因工作（病）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结论》，认定付某达到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条件。原告主张其事故发生前在骏业塑胶（深圳）有限公司工作，并提交了相应工资单等证据，但未提交事故发生后的工资单。
另原告在原审及重审阶段提交了大量规范、文献、网页及其他医疗事故受害人的相关司法鉴定意见，用于证明其庭审意见。并主张其伤残等级应以其庭前委托的广东龙城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为准，理由是其于2012年4月1日出院，自行委托的鉴定出具时间为2012年7月9日，原审鉴定结论时间在2014年4月14日，超出了最佳鉴定期限，不应采纳。
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143627元（第二次住院到第六次在被告处住院、2012年1月14日、2012年11月的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费）、护理费18765元（135天×139元）、误工费65031元（5700元×11月＋259元×9天）元、伙食补助费13500元（135天×100）、营养费13500元（135天×100元）、伤残补助费366154元（44653元／每年×20年×0.41）、被抚养人生活费378012元（母亲张某28812×8×0.41/2＝47251元，妻子琚某28812×20年×0.41×0.4＝94503元，女儿付某28812×20年×0.41＝236258元），残疾用具费10000元、后续治疗费（腿部治疗）28.5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4万元、交通费10000元，共计1343589元；2、腰椎损害赔偿599723元，其中包含医疗费97162元、护理费22天×139元=3058元、误工费36个月×5700元=193800元、伙食补助费22×10＝2200元、营养费2200元、伤残补助费44653×20年×0.1＝89306元，被抚养人生活费92197元（母亲张某28812×8×0.1/2＝11524元、妻子琚某28812×20年×0.1×0.4＝23049元、女儿付某28812×20年×0.1＝57624元），残具费3000元，后续治疗费10万元，精神损害赔偿费1万元，交通费5000元，腰椎伤残鉴定费1800元；3、截至第二次庭审时发生的车费、住宿费、伙食费、检查费共计27717.5元；4、2015年诉讼过程中原告的各项费用损失41955.5元（包括车费4410.5元，住宿费2248元，伙食费4000元，误工费10840元，检查费249元，残具费208元，律师费20000元）；5、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审认为，患者在诊疗过程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被告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法院审查本案病历，被告的确存在病历书写不规范、检查不仔细等问题，存在轻微瑕疵，但并不影响查明医疗行为有无过错及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认定，故本案仍应在进行相应司法鉴定后判断被告有无责任，不应直接推定被告存在过错。
由于原审阶段的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经其主管机关广州市司法局成立的专家咨询组复查，认为医疗损害鉴定结论恰当但建议接近高限（40%）为妥，且伤残鉴定存在明显失误，法院在重审阶段委托司法鉴定机关进行重新鉴定。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通知确认的四家重新鉴定机构中包含了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另外三家鉴定机构又因故不接受委托，现无可受理重新鉴定的机构。原审鉴定意见及广州市司法局专家咨询组复查意见均认为医方过错行为在原告股骨头坏死的损害结果中的原因力大小为次要责任，而原告的该损害结果必然是包括其自身疾病发展、被告的医疗过错行为等多种因素导致，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有关次要责任的内容，医疗过错行为起次要作用的，医疗机构应承担20%-40%责任，法院在参考上述因素情况下，酌定被告存在过错行为，对原告的股骨头坏死的损害结果承担40%责任。
关于原告的伤残等级鉴定，原告在起诉前单方委托广东龙城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进行了伤残等级鉴定，该鉴定机构于2012年7月9日出具鉴定意见，认为伤残等级达到两个八级，原审过程中原告又以病情继续发展为由申请重新鉴定，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认定原告达到九级伤残一项，十级伤残二项，广州市司法局复查意见为认为原告到达九级伤残两项，十级伤残一项。但原告最后一次住院治疗后出院时间为2012年7月5日，故原告自行委托伤残等级鉴定的时间仅为出院后4天，且原告在原审过程中自行主张要求重新鉴定，属于自行放弃该鉴定意见的使用。且伤残等级鉴定是根据受害人肢体受限程度来进行的鉴定，与其他医疗事故受害人用药数量无关联。综上，法院参考广州市司法局的复查意见，酌定原告的伤残等级构成两个九级，一个十级。
关于原告主张被告存在违反诊疗规范，未经保守治疗，在不具有手术指征情况下过度医疗，导致原告腰椎伤害要求被告赔偿的请求，已由法院（2015）深福法民一初字第2824号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处理，现该案仍在审理过程中。故法院对原告有关腰椎损害赔偿部分及腰椎伤残等级鉴定费部分请求不做处理。
关于原告起诉主张的各项损失，法院逐一分析如下：
一、医疗费，原告曾先后六次入住被告医院治疗，其中第一次住院系原告为治疗其自身疾病所支付的费用，不属于损失。而被告在第一次治疗中使用激素过量，自第二次至第六次在被告处治疗及在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医期间，原告支出的医疗费均构成原告的损失，该部分费用合计为60945.11元，其中个人缴费10009.52元。2012年10月28日向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交纳医疗费82684.14元，其中个人缴交部分为32379.38元，原告在本案庭审终结后补交了病历，法院予以认定，但同时予以训诫。2013年11月26日、11月29日、12月2日原告三次在香港大学深圳医院骨科门诊治疗，交纳医疗费共590.35元，其中个人缴费4.5元，法院予以核准。2014年10月11日、11月9日、11月14日，原告三次在香港大学深圳医院门诊治疗交纳医疗费共1063.4元，其中个人缴费795.77元，但原告未提交此三次治疗门诊病历，故此部分产生的医疗费法院不予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明确规定，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的医疗费用不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该条第二款规定：“医疗费用依法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第三人不支付或者无法确定第三人的，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本案中在法院予以认定的全部医疗费中，原告实际并未缴纳全部医疗费用，部分系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垫付，故不宜认定为原告本人的实际支出。综上，原告因此产生的医疗费用中实际个人缴纳的部分为42393.4元属于原告实际损失。对于原告超出的过高医疗费部分请求，法院依法不予准许。对于原告就腰椎损害赔偿提出的赔偿请求和腰椎伤残鉴定费，属（2015）深福法民一初字第2824号一案处理内容，故法院对原告此部分请求不再处理。
二、护理费，医嘱未明确要求原告在住院期间需要护理，原告自行委托的鉴定机构鉴定其护理天数为30－90日，法院酌定原告需要90日护理。原告未提供其实际支出护理费的票据，法院参照法庭辩论终结前一年度的居民服务业国有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酌定支持3个月护理费计14607.75元。对原告超出部分的过高诉讼请求，院不予支持。
三、误工费，原告主张误工费包括双腿残疾的误工费62700元（5700元×11个月）和2012年11月在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置换右髋关节产生的误工费2331元（259元×9天）两部分构成，合计65031元。原告主张其系有固定收入的人，该情况下误工费指的是原告因事故导致的实际损失，但原告只提交了事故发生前的收入状况，未提交事故发生后实际减少收入部分，依法不应支持误工费。但鉴于原告长期住院休息，应当存在一定误工损失，原告多次住院期间，均有医嘱要求全休，其中最后一次要求全休医嘱为2012年4月1日出具，要求全休1个月，轮椅3个月，而2012年7月5日的出院医嘱没有全休要求。结合原告自行委托的鉴定机构鉴定其护理天数为90－180日，法院酌定原告在2012年4月1日出院后需要90日护理，故法院认定原告在第二次入院时间起即2011年4月19日至2012年6月30日期间需要误工。据原告提交银行账户交易清单显示，其主张按每月5700元计算误工费未超出其实际工资收入水平，法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计算11个月的误工费62700元，法院予以支持。对于原告主张的于2012年11月在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置换右髋关节的误工费用，原告未能提交病历等证据证明与损害结果有关，法院不予支持。
四、住院伙食补助费，自原告第二次住院到第六次住院和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期间共住院治疗128天，按每天100元的标准计算，其住院伙食补助费为12800元（100元×128天）。
五、营养费，医嘱无加强营养内容，但原告受伤客观需要加强营养，自行委托鉴定结论为营养期60-90日，结合原告的伤残等级，法院酌定为4000元。
六、残疾赔偿金，原告为城镇居民，应按照深圳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原告的伤残等级为两个九级和一个十级，其残疾赔偿金的赔偿系数为0.23，原告主张按44653元标准计算，故其残疾赔偿金为205403.8元（44653元×20年×赔偿系数0.23）。
七、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母亲张某年迈丧偶，无生活来源，原告对其负有赡养义务，原告的损失应包含张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母亲张某1939年出生，原告主张其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年限为8年未超出法定标准，原告主张适用深圳市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28812元，故张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6507.04元（28812元／年×８年×赔偿系数0.23÷扶养义务人数２人）；原告的妻子琚某因病致残，虽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但通过劳动获取报酬的能力明显下降，应适当考虑琚某的被抚养人生活费，根据广东众合司法鉴定所评定的伤残等级，法院酌情确定琚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情形的40％计算，琚某的女儿付某已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不应计入扶养义务人范围，扶养义务人仅原告一人，故琚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53014.08元（2013深圳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8812元／年×20年×赔偿系数0.23×40％）；原告的女儿付某虽已成年，但因病致残，已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应计算付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的妻子琚某部分丧失劳动能力，无力承担扶养责任，不应计入扶养义务人的范围，付某的扶养义务人仅原告一人，故付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132535.2元（28812元／年×20年×赔偿系数0.23）；以上三人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212056.32元。
八、残疾辅助器具费，原告提供其购买残疾辅助器具的发票为208元，法院对此项损失予以支持；对原告超出部分的过高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九、后续治疗费，根据原告提供的病历资料及鉴定意见，原告必然支出相关后续治疗费用，法院酌定原告需要20万元后续治疗费用，如原告实际支出的后续治疗费用超出该限度，可就超出部分另行向被告主张。
十、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原告的伤残程度，其精神损害抚慰金为23000元。
十一、交通费，原告住院、门诊及必要陪护人员必然产生该费用支出，法院参照原告住院天数及广东省公职人员市内交通补贴标准，酌定支持8000元。
十二、原告主张的诉讼以来的车费、住宿费、伙食费、律师费均系原告自行支出的诉讼成本，不属于被告法定赔偿项目，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告的各项损失共计为785169.27元（42393.4元+14607.75元+62700元+12800元+4000元+205403.8元+212056.32元+208元+200000元+23000元＋8000元），被告按过错程度应承担40%的赔偿责任，故原告在本案中可得的赔偿款数额为314067.71元。对原告过高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二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一、二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付指进支付医疗损害赔偿金314067.71元；二、驳回原告付指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0565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8918元，由被告北京大学深圳医院负担1647元，原告应负担部分法院已批准免交，被告北京大学深圳医院负担部分于判决送达之日起七日内向法院缴纳；两次鉴定费共计12080元（已由原告预交）、鉴定人员出庭费用2000元（已由被告预交），由被告承担。
上诉人付指进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5)深福法民一重字第11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由北大医院承担全部的医疗损害责任；2.判决支持付指进在2012年7月做的二个八级伤残鉴定合法有效；3.判决支持付指进关于伤残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标准以判决前深圳市最新标准重新进行计算，暂总计634778元的诉讼请求；4.判决支持付指进在北大医院第三次住院治疗起，以后的费用和广州中山医院的二次治疗的医疗费用5261+4700+3875+5557+82684-102077元的全额赔偿；5.判决支持付指进的误工费62700元、护理费8631元、营养费3900元、伙食补助费3900元，交通费10000元，共计89131元赔偿的诉讼请求；６．判决支持付指进残疾辅助器具费10000元的诉讼请求；７．判决支持付指进2012年7月做的伤残鉴定费用2500元，2016年1月做的后续治疗鉴定费用1200元，中山大学法鉴中心二次鉴定费用12080元，共计15780元的诉讼请求；８．判决支持付指进2012年11月在广州中山医院住院手术产生的误工费2331元、护理费1989元、营养费900元，伙食费900元，交通费1000元共计，7120元的诉讼请求；９．判决支持付指进在法庭辩论结束前因病情复查和诉讼产生的车费、住宿费、伙食费、复查医疗费、律师费共计69672元的诉讼请求。其中，门诊复查费用十五张发票共计2527元、同期伙食费2600元、交通费2473元、误工费7046元，因有医嘱要求定期复查，故没有写病历，医生要求半年复查一次，付指进一年才复查一次；１０．判决支持付指进后续治疗费344620元的诉讼请求；１１．判决支持付指进精神损害抚慰金70000元的诉讼请求。以上总计1343178元。１２．一、二审、重审、再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北大医院承担。其事实和理由为：一、判决在损害责任认定上事实不清，缺乏法律依据。1．北大医院在腰椎手术过程使用医疗器械无证违法已被药监局认定，也是造成腰椎手术失败，继而大量使用激素掩盖失败后果的主要原因。诊疗行为违法，并可能导致损害后果的，根据侵权法第五十八条，应推定医院全责。2．付指进腰椎手术后造成左腿肿胀不能下地，随后又连续治疗左腿达三个多月，医院一直隐瞒病情，并伪造病历。判决说“审查病历只是存在轻微瑕疵，不影响对损害因果关系的认定”，隐瞒手术失败及并发症是轻微瑕疵吗？连续一百多天大量用药、大量使用激素不知道在治疗什么，还伪造成手术顺利，病历如此前后矛盾法官不进行认定，轻微瑕疵能说得过去吗？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印发《技术咨询、技术审核工作管理规定》和《对外委托鉴定等工作管理规定》的通知，法官在审理过程中有责任通过技术咨询、审核对鉴定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进行认定，而不是要求被委托的鉴定机构进行审查。根据《司法鉴定通则》第十三条“委托人应当向司法鉴定机构提供真实、完整、充分的鉴定材料，并对鉴定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的规定，鉴定机构没有审查病历真伪的责任和能力，这样做属于是故意造成鉴定不能，程序明显违法。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制作方对病历资料内容存在的明显矛盾或错误不能做出合理解释的，应承担相应的不利法律后果”。如果病历确实存在伪造，导致无法认定，根据《侵权法》58条同样推定全责。3．判决采信中山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和司法局对上诉人投诉的回复意见，不伦不类，自相矛盾，并且存在有选择的采信部分内容，于法无据，也有失公正。首先说中大法鉴中心的鉴定意见，在损害责任认定上中大法鉴认为北大医院责任在百分之二十五还是偏向付指进考虑；司法局的回复是上限的百分之四十，相差一倍。如果司法局的意见成立，那也应该是中大撤回鉴定，或者补充鉴定。何况司法局的意见连他自己也承认没有法律效力。由于司法局避重就轻，其回复已被付指进起诉到法院。中大鉴定中心在回复付指进的投诉时，引用了《临床骨科学》和《股骨头坏死病学》专业文献中提到的二个能导致股骨头坏死的关键数据“激素用量与股骨头坏死的关系”的数据，足以证明原告的股骨头坏死直接是激素造成的，这是签定机构自己提供的数据，足以推翻签定结论和司法局的所谓次要责任的谎言。以上事实充分证明了付指进的双腿股骨头坏死直接是北大医院诊疗错误造成的，法院判决医院承担次要责任违背事实，没有法律依据。二、伤残鉴定认定的事实不清，法律依据错误。1．广州司法局的回复只是咨询意见，没有法律效力。给出的伤残鉴定意见虽然指出中大鉴定错误，纠正的等级没有提供科学依据。根据《道路交通伤残标准》附则C．8.2肢体丧失功能计算，髋关节的权重指数是0.6，而付指进的右髋关节由于严重变形被整个锯掉，属于功能完全丧失，乘上0.6的权重指数=丧失功能60％，最低都是八级，加上膝盖集液功能受限及腿短二公分，实际可达七级，而不是中大说的十级，也不是司法局说的九级。2．付指进的损害后果双腿股骨头坏死是2012年1月在广州中山医院被诊断出来，2012年4月在北大医院得到进一步确诊的，股骨头坏死是不死的癌症，一经确诊绝无治疗康复的可能，2012年7月只是到北大医院复查，而不是判决书上说的治疗。在广东龙城司法鉴定所做的伤残等级结果是在北大医院确诊后三个月作出的，不是判决说的4天。付指进是因病情加重，右髋关节手术后，才要求补充鉴定的，并没有放弃最初损害发生后的鉴定结果。3．目前，中大法鉴的伤残鉴定依据不足，被广州司法局认定明显错误，付指进重审阶段多次申请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证，法院不传召鉴定人出庭，等于放弃了该份鉴定意见作为证据的合法性，重新鉴定也被退鉴，付指进的伤残鉴定只有依照广东龙城司法所的有效鉴定意见了。法院采信广州司法局的咨询意见作为损害后果的伤残标准与法无据。付指进的伤残重新鉴定已多次退鉴，付指进只能退一步，依照损害确诊后三个月做的伤残等级二个八级作为损害后果的法律依据。三、伤残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提出时是2013年的标准，重审法庭辩论结束是2016年，付指进的诉讼请求也明确表示，判决时应该按最新的标准进行计算。四、在医疗费用上判决对医疗费社保基金支付部分的计算方式与法无据。《社会保险法》第三十条的规定是对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规定，不能成为医院免除赔偿的借口。医院是全额收费，同样应该全额赔偿。五、付指进的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伙食补助费、交通费是付指进在北大医院及广州中山医院因治疗损害后果所发生的费用。六、付指进在北大医院治疗长达一百四十多天，治疗期间就购买使用了包括“轮椅、拐杖、助行器、座厕便等残疾辅助器具”，这些包括医生、患者都是有目共睹的，由于当时不知道会产生纠纷，没有保管好票据，但这些确实是付指进的具体损失。受害人是弱势群体，法院应该酌情支持付指进的该项请求。七、判决遗漏的上诉人2012年7月做的伤残鉴定费用和2016年1月做的后续治疗鉴定费用；应该计入赔偿。八、付指进2012年11月在广州中山医院手术产生的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伙食补助费、交通费，判决认为没有提交病历，实际是有提交病历，应该计入赔偿。九、付指进在法庭辩论结束前因病情复查和诉讼产生的车费、住宿费、伙食费、复查医疗费、律师费都确系是付指进因损害发生所造成的费用损失。并且，其中医院复查费用也属于医疗费的范围，要求赔偿于法有据。十、付指进的后续治疗费用，是法院多次委托无果后在法庭上要求付指进自行鉴定的，北大医院当时在场并没有反对。付指进的后续费用总计344620元，不是判决中法院说的酌定20万元。十一、付指进的侵权诉讼达四年之久仍然无解决的希望，精神上遭受了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因此，付指进请求高于法定的精神损害赔偿也是与法有据的。
上诉人北大医院亦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5)深福法民一重字第11号民事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直接予以改判；2．本案诉讼费由付指进承担。其事实和理由为：一、一审法院违反审理程序，在事实未查明的情况下，自行推理，适用不具有相应证据效力的证据做出判决，应予以撤销。（一）一审法院在认定本案应进行重新鉴定的情况下，未经鉴定即做出判决，违反法定程序。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委托了三家广东省高院名单上所列的重新鉴定机构。其中广东省医学会医鉴办无司法鉴定资质，另外两家是缺乏技术、经验和相关专家。理由均不是因为本案无法经鉴定查明事实。在此基础上，如果法院认为本案必须经过鉴定，则可以委托省内、省外具有鉴定能力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如果法院认为本案可以不必进行鉴定，则理应适用目前唯一具有法律效力的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的鉴定结论。而不是自行推理并采信不具有鉴定资格的广州市司法局的意见作出判决。具有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并不是只有广东省高院名单上指定的鉴定机构，不能因为地区性的为了便于案件审理做出的指导意见，而影响对客观事实的判定。这是不科学、不客观，违反法律宗旨的行为。（二）根据原审二审法院裁定意见，本案应在原审认定的事实的基础上对原审未处理部分进行审理，已经处理部分应维持原审判决。(2014)深中法民终字第2938号民事裁定书中，将本案发回重审的理由是原一审法院未对付指进提出的增加诉讼请求部分组织鉴定并进行处理，而不是认为原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纠正。因此，一审庭审中应围绕原审没有进行处理的新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对于已经认定的事实和做出的判决部分应维持原审意见。广州市司法局不具有鉴定资格，其组织人员作出的意见不具有合法性。北大医院和付指进在庭审中均不同意适用该意见对事实进行认定。原审中的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具有鉴定资质，鉴定程序合法，鉴定意见已经照顾患方权益，不具有证据排除的情形。本案不需要进行重新鉴定，应适用原鉴定意见。（三）付指进提交的广州市司法局的复函不能作为否定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鉴定意见的依据，其认定不能直接作为证据使用。我国法律法规规定了当事人对鉴定结论有异议的，通过申请重新鉴定来解决。鉴定机构的设立管理、鉴定人员资格以及鉴定程序都是有明确规定的，广州市司法局不具有鉴定资格，其做出的有关鉴定结论的意见不能直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不具有作为鉴定结论的证据效力。广州市司法局的复函上也说明了如付指进对鉴定意见有异议建议向人民法院申请鉴定人出庭质证或重新鉴定。复函的出具人尚且清楚自身的法律地位，一审法院却违反程序适用不合资质的意见作为判决的依据，应予以纠正。（四）北大医院已尽相应诊疗义务，无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我国民法规定了侵权责任的四个构成要件。本案中，北大医院对付指进的诊疗行为符合诊疗常规，不存在主观过错和违法行为；被付指进自身多种疾病均可造成股骨头坏死，不能认定是北大医院过错所致。北大医院对付指进不构成侵权，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虽然鉴定认定了北大医院的医疗行为在付指进的损害后果中是次要因果关系，但事实上原因力与法律上所说的过错参与度是有区别的。因为医疗行为的特殊性，医疗行为在医疗后果中必然具有一定的甚至是百分之百的参与度。但并不等于医院的诊疗行为对患者的后果应当承担相同参与度的过错比例。比如说，一个患者为治疗需要在医院进行了截肢，那么，医院的诊疗行为对于患者截肢这一后果的参与度为100%，但患者截肢的原因为自身原因，医院的过错为0%。本案中鉴定人认为医疗行为对后果具有21%-40%的参与比例并不等于在法律上具有同等比例的过错。但由于鉴定人在法律上和法官在医疗专业上各自的局限性，现行的鉴定和判决结论将二者混为一谈。此为目前医疗损害责任认定中的误区。广州市司法局认为北大医院的过错应该对付指进的损害后果的参与度接近高限40%存在错误。一审法院在判决中引用了北大医院此段论述，但未予以理解和接受。反而弃用具有证据效力的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采信广州市司法局的复函意见，自行推理得出过错比例和伤残级别。如果三家鉴定机构都没有能力进行鉴定，广州市司法局也明白自己不能干预鉴定的独立性，反而法官能判定医学专业问题了？法官确实有自由裁量权，有权酌定判决。但这种裁量权的运用，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现在事实都不清楚，法官的推理就变成了对法律的儿戏。二、一审法院判决费用不合理。对后续治疗费的判定违反了原审发回重审的初衷。按原审二审意见，本案应再次发回重审。如前所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不适用合法证据，又没经重新鉴定否定合法的鉴定意见的情况下，自行推定上诉人的过错参与度，适用不具有鉴定资质的广州市司法局对伤残的鉴定意见，判决北大医院对付指进的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不合法。故伤残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费用计算上，伤残和过错比例均存在错误。同时，判决中适用了付指进自行委托鉴定得出的结论，该鉴定存在检材未经质证等问题，不能直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相关费用如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等的计算存在依据不足的问题。付指进妻子和女儿的伤残认定均在付指进在北大医院治疗以及其定残后，不属于其伤残前已经在扶养的被扶养人。从某种程度甚至可以认为付指进是其妻子、女儿的被扶养人。根据书院相关规定，主张后续治疗费用的应当提交县级以上医院的证明或者符合规定的鉴定结论，该证明或鉴定结论中应当列明后续治疗的诊疗科目及相关诊疗目的、时间和费用。原审二审发回重审的理由之一也是应当对本部分进行鉴定。可本案却是一审法院酌定20万元。不仅不符合法律规定，且再次违反了原审二审发回重审的初衷。单凭此点，本案就应再次发回重审。最后，鉴定费为查明事实所产生，应按过错比例分担。均由上诉人承担不合理不合法。
上诉人北大医院针对上诉人付指进的上诉答辩称，答辩意见与我方上诉状意见为准。另补充如下：付指进提到的病历记载矛盾，激素使用，病历质证等问题，在原审两审，重审的一审和鉴定过程中都多次提出过，鉴定人和北大医院都曾予以解答，详细的内容可见原审和重申、一审的笔录以及北大医院提交的书面意见。特别是在原审、一审及2014年1月14日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时的笔录。综合来说，一审付指进上诉理由成立的话，本案应发回重审。就付指进提出的医疗使用的医疗器材的问题，付指进向法院提起了刑事自诉，目前处于中院二审当中。根据程序，则本案可以终止审理等待刑事案件结束后对相关事实予以认定。
上诉人付指进针对上诉人北大医院的上诉答辩称，对方所说的鉴定与事实不属实。中山大学的鉴定排除了我自身疾病的原因。关于后续治疗，当时在重审，是在重审当天提出的。法庭提出要付指进自行进行后续治疗的鉴定，北大医院当时是没有反对的。北大医院说我是私自委托与事实不符。重审的记录里面有提到。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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