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6民终449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杜镇标，男，汉族，1947年6月6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杜健斌，男，汉族，1973年3月22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上列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杰辉，广东海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体育西路111号建和中心25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71811164X7。
负责人：林剑。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孟杰，广东新健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子玲，广东新健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佛山市南海骏玛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九江325国道下北段永利楼首层，组织机构代码77508489-5。
法定代表人：赖国斌。
原审被告：赖国斌，男，汉族，1982年1月29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原审被告：赖国荣，男，汉族，1982年1月29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原审被告：赖国欣，女，汉族，1986年10月11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原审第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海九江支行，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下北管理区大伸村农行南海九江营业所首层、夹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5893777035K。
负责人：邝永辉。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儒卿，女，汉族，1988年9月1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海分行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俊，男，汉族，1986年2月11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海分行职员。
上诉人杜镇标、杜健斌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公司)，原审被告佛山市南海骏玛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骏玛公司）、赖国斌、赖国荣、赖国欣，原审第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海九江支行（以下简称农行九江支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3）佛南法九民二初字第1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案经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进行法庭调查。上诉人杜镇标、杜健斌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程杰辉，被上诉人信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孟杰、陈子玲，原审第三人农行九江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儒卿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被告骏玛公司、赖国斌、赖国荣、赖国欣没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杜镇标、杜健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十二项，改判驳回信达公司“对杜镇标、杜健斌所有的位于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办事处府又居委会碧溪路6号东骏花园五巷八号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诉讼请求；2.判令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没有认定案涉全部主贷款合同是赖国斌虚构贷款用途骗农行九江支行签订的重要事实
(2015)佛中法刑二初字第l9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赖国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编造虚假的贷款用途，利用他人骗取被害人杜镇标、杜健斌提供抵押担保……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该案二审判决虽无相同字样表述，但裁定维持原判，可见赖国斌编造虚假贷款用途签订贷款合同，骗杜镇标、杜健斌提供抵押担保的事实经生效判决认定，本案判决对事关杜镇标、杜健斌身家性命如此重要的事实予以回避，置之不理，从而作出不利于杜镇标、杜健斌的判决，可谓极不公平。
二、一审判决认为“在骏玛公司未清偿本案债务时，信达公司有权以该抵押物(东骏花园房产)折价或变卖、拍卖所得优先受偿”无理
（一）案涉东骏花园房产是杜镇标、张惠霞夫妇及杜健斌、廖醒瑶夫妇四人共同共有房产，杜镇标、杜健斌与农行九江支行所签《最高额抵押贷款合同》未经共有人张惠霞、廖醒瑶同意，故是无效合同。该房产是以杜镇标、杜健斌父子两人名字登记领证，份额为共同共有，作为他们配偶的张惠霞及廖醒瑶当然亦是共同共有人，但她们均无在抵押合同上签字，以该房产为骏玛公司抵押贷款亦未征得两人同意，廖醒瑶对杜镇标、杜健斌与农行九江支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贷款合同》不知情，从未参与卖房过程，其对杜镇标、杜健斌助黎桂芬贷款一事毫不知情。张惠霞虽参与卖房过程，但其一直以为仅是协助黎桂芬办理普通按揭贷款，根本不知道杜镇标、杜健斌是以该房产为骏玛公司办理抵押贷款。该房产产权是四人混同共有，份额不清，杜镇标、杜健斌无权代表所有共有人处分房产，处分房产抵押权必须经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才有效，故此抵押合同是无效合同。
（二）杜镇标、杜健斌被骗签订《最高额抵押贷款合同》，该合同非杜镇标、杜健斌真实意思表示。法院生效判决认定赖国斌编造虚假贷款用途骗取杜镇标、杜健斌与农行九江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贷款合同》，为其控制的骏玛公司贷款提供抵押担保，其行为构成诈骗罪。即农行九江支行因此取得的杜镇标、杜健斌房产的抵押权是赖国斌诈骗所得的赃物，赖其实是将此赃物处理给农行九江支行最终完成骗取款项的目的。可见案涉抵押合同并非杜镇标、杜健斌真实意思表示，故是无效的合同。
（三）案涉主合同即贷款合同是赖国斌虚构贷款用途签订的无效合同，故作为从合同的《最高额抵押贷款合同》亦无效。(2015)佛中法刑二初字第l9号刑事判决认定赖国斌以骏玛公司名义编造虚假的贷款用途，名义上用于购买原材料，实际上用于归还个人到期债务，同时又骗杜镇标、杜健斌以房产为其虚构用途的贷款作担保，已同时触犯骗贷罪及诈骗罪，刑事案只是按在同一行为触犯数罪时择一重罪处罚的原则，仅追究诈骗罪。此外，即使不构成骗贷罪，亦不能否定虚构货款合同骗贷的事实，故本案贷款主合同全部属无效合同，由于主合同无效，案涉杜镇标、杜健斌房产的抵押合同亦当然无效。
（四）农行九江支行员工曾宪章与赖国斌、骏玛公司恶意串通，编造虚假贷款用途签订贷款合同，进而欺骗杜镇标、杜健斌签抵押合同，农行九江支行恶意取得杜镇标、杜健斌房产抵押权，抵押合同无效。在杜镇标、杜健斌一审提交的证据10第59页第六至十三行显示，赖国斌称当时有笔向农行九江支行所贷款项到期无钱还，曾主动提出可以房产抵押帮其借新还旧。可见曾是明知赖虚构贷款用途仍协助其贷款，其行为已构成恶意串通。
（五）农行九江支行未尽审慎审查义务致赖国斌能编造虚假用途签订主贷款合同，并骗取抵押物完成诈骗，农行九江支行并非善意取得杜镇标、杜健斌房产抵押权，故抵押合同无效。农行九江支行明知案涉房产是杜镇标、杜健斌共同共有物业，杜镇标、杜健斌是成年人，但却不调查二人婚姻状况，更无要求配偶签抵押合同；农行九江支行从未了解杜镇标、杜健斌与赖国斌、骏玛公司是何关系以及杜镇标、杜健斌为何肯为其贷款提供担保；在杜镇标、杜健斌一审证据1O第67页、第ll9—193页中，赖称向农行九江支行申请案涉贷款前已向银行贷了7000万元、向个人借了5000—6000万元，且因无力偿还过亿元的巨额债务陷入系列诉讼纠纷，可见其以杜镇标、杜健斌房产抵押贷款时已债务缠身、资不抵债，农行九江支行却视而不见；在杜镇标、杜健斌一审证据11第29－30页中，曾宪章称申请的贷款必须用于购买材料，但又称农行九江支行不会对申贷用途材料作实质审查，且明知2012年1月至2013年ll月期间骏玛公司与他人有经济纠纷，且一边还银行款一边借银行款，但农行九江支行为掩盖不良业绩仍贷款给其归还个人或公司到期债务及转贷。由上可见，杜镇标、杜健斌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农行九江支行非善意取得抵押权。
综上，杜镇标、杜健斌有充分的理据证明案涉抵押合同无效，信达公司对杜镇标、杜健斌房产并不享有抵押权。
三、一审判决认定杜镇标、杜健斌证据10、11不用作定实依据无理，上述证据是从刑事案卷复印而来，其亦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原件，两份证据可充分证明上述第一条、第二条3—5点的观点。
杜镇标、杜健斌补充上诉意见称：
一、针对上诉状第一大点，证明骏玛公司虚构贷款用途欺骗农行九江支行签订案涉主贷款合同事实的证据确凿充分。（一）有证据证明骏玛公司骗杜镇标、杜健斌与农行九江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前已欠下不少于5000万元的巨额贷款，根本无偿还贷款的能力。体现在：杜镇标、杜健斌证据8即一审的刑事判决。（二）有证据证明骏玛公司从一开始就是想借新还旧以及还赖国斌个人债务，有欺骗农行九江支行签订案涉主贷款合同的主观故意，体现在：杜镇标、杜健斌证据8、证据9认定的事实。（三）有证据证明骏玛公司有虚构贷款用途欺骗农行九江支行与其签订贷款合同的事实，体现在：杜镇标、杜健斌的证据8、证据9。（四）生效的刑事判决已认定赖国斌以骏玛公司的名义虚构贷款用途，先欺骗农行九江支行签订案涉主贷款合同，再骗取杜镇标、杜健斌提供担保，贷款发放后，进行非法处置，导致无力偿还贷款的事实，体现在：杜镇标、杜健斌提供的证据8，虽为一审认定，但二审并无否认，当系有效认定。（五）本案所涉的另外两笔小额贷款（2012年11月7日60万元、2013年4月1日25万元），虽然在刑事案件中没有提及，但是综合上述证据足以推定两笔小额贷款同样是赖国斌及骏玛公司编造虚假用途骗取农行九江支行签订主贷款合同取得贷款。
二、针对第二大点第一小点，补充法律依据是：担保法司法解释第54条。针对上诉状第二大点第3小点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一审判决没有认定案涉东骏花园房产是属于杜镇标、杜健斌及其配偶四人共有的房产，杜镇标、杜健斌与农行九江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时没有经得其配偶同意。《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第六十一条。
信达公司辩称：一、关于杜镇标、杜健斌主张由于赖国斌虚构贷款用途，骗取其提供抵押担保，其行为构成诈骗，因此借款合同、抵押合同无效的问题
(一)骏玛公司与农行九江支行签订的借款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首先，农行九江支行在杜镇标、杜健斌于2012年1月10日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并办理抵押登记后，按照骏玛公司提供的贷款申请资料，已经尽到了放贷审慎审查义务。关于银行与客户之间的放贷审核，只要客户没有在征信系统中出现预警、不良或者列入黑名单，并且客户已经提供足够的抵押物，银行即可以向客户放贷，至于杜镇标、杜健斌提出的骏玛公司、赖国斌已经债务缠身、资不抵债，均是通过刑事判决得知，并非代表银行放贷时已经掌握这些情况，贷款发放是通过骏玛公司账户转入其购买原材料的供货方账户，放贷流程不存在违规操作，银行已经履行了放贷的审慎审查义务。其次，即便骏玛公司虚构贷款用途，未按约使用借款，其行为仅仅是对借款用途的违约。至于是否构成诈骗，关键在于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也是就借款人是否具有拒不归还的目的。然而，借款人提供大量财产作为贷款抵押，根本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所以在刑事判决中并未认定农行九江支行为被害人，赖国斌并未诈骗银行。
(二)杜镇标、杜健斌签订抵押合同提供抵押担保的意思表示是真实的，并不存在抵押合同无效的情形。首先，通过(2015)佛中法刑二初字第l9号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和证据来看，杜镇标、杜健斌在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时，对于抵押担保金额、债务人等内容均是明知的，并自愿签订，不存在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情况。杜镇标、杜健斌是被赖国斌欺骗，误认为贷款所得将用于清偿二人债权，但事实上赖国斌将贷款用于清偿其他债务。因此，二人对于提供抵押担保的意思是真实的，并未有人对担保的内容被骗。如果法庭认定本案的抵押权无效，将导致与该生效判决相矛盾，导致作为被害人的杜镇标、杜健斌将不存在任何损失。刑事判决认定的退赔杜镇标、杜健斌485万元违法所得也将无从说起。另外，杜镇标、杜健斌也自认农行九江支行的员工曾宪章在签订抵押担保合同时已经向其提示并说明担保风险，杜镇标、杜健斌是为了尽快收回卖房尾款，才自愿用其房产提供抵押担保。至于杜镇标、杜健斌主张曾宪章与赖国斌、骏玛公司恶意串通，骗取其抵押，毫无事实根据。刑事判决中并未认定曾宪章参与诈骗，曾宪章履行职务行为过程中，已尽到了风险提示义务。
二、关于杜镇标、杜健斌主张涉案房产的抵押未经共有人同意，故抵押合同无效的问题
(一)并无证据证明农行九江支行在签订抵押合同时对房产存在其他共有权人知情。基于房地登记情况，农行九江支行对于房屋的权属已做足够的形式审查义务。农行九江支行基于房屋登记认为杜镇标、杜健斌为房屋的合法产权人并无过错。对于张惠霞、廖醒瑶而言，二人在办理抵押登记的两年后才提出异议，并且是在知道受到诈骗后才提出异议，应当认为是二人早已得知房屋已被抵押，如果赖国斌如约偿还欠款，二人对抵押没有异议。
(二)不动产物权的登记具有公信力，因信赖该登记而取得物权的行为应受法律保护。本案中，抵押房屋的房产证上记载所有权人为杜镇标、杜健斌，该房屋在登记机关登记的所有权人为杜镇标、杜健斌，农行九江支行当时有理由相信杜镇标、杜健斌就是该房屋的真实所有权人，杜镇标、杜健斌当时在该房屋上设定抵押权的行为是一种有权处分行为。而且，该抵押权经过有关登记机关的登记，农行九江支行取得该房屋抵押权的行为无论从实体上还是形式上都应是有效的。物权法规定了物权法定的重要原则，物权法以不动产登记公示，赋予对外公信效力，旨在明晰物权归属，保护交易安全和交易秩序，提高交易效率。因此杜镇标、杜健斌作为涉案房产的登记权人对该房产的处分行为具有法律约束力。
三、信达公司作为抵押权人，对本案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三条规定，信达公司作为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债权人，其受偿顺序优于退赔被害人的损失。
信达公司补充答辩意见称：一、对于本案中主合同效力问题，现在没有证据证明骏玛公司与农行九江支行之间签订的合同存在法律规定合同无效的情形，且双方签订合同时意思表示真实，骏玛公司当时不存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因此杜镇标、杜健斌主张的所谓欺诈农行九江支行的情形不存在。况且按照我国法律规定，所谓的欺诈是意思表示不真实，是属于可撤销合同，而非无效合同，农行九江支行以及信达公司至今从未主张撤销合同。二、最高额债权特定化后该债权是可以转让的。一审判决事实清楚，具有法律依据。三、对于杜镇标、杜健斌主张房产共同共有的问题，一审判决已进行充分的阐述，且作为抵押权人对于房产证以及房屋抵押情况已尽到审查义务，杜镇标、杜健斌作为房产的共有人对该抵押物具有处分的权利，该抵押担保合同有效。
农行九江支行述称：债权已转让予信达公司，其意见与信达公司的意见一致。
骏玛公司、赖国斌、赖国荣、赖国欣在二审中未作陈述。
信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骏玛公司向信达公司清偿已到期的贷款本金850000元及利息（截至2013年11月20日止的利息为6366.04元，从2013年11月20日起按合同约定的执行利率上浮50%计收罚息至清偿之日，并按合同约定的逾期罚息利率计算复利）；2.骏玛公司提前归还未到期的贷款本金6250000元及利息（截至2013年11月20日止的利息为35722.7元，从2013年11月20日起按合同约定的执行利率上浮50%计收罚息至清偿之日，并按合同约定的逾期罚息利率计算复利）；3.信达公司对赖国斌所有位于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左滩村委会圣淘湾逸雅半岛11号（房产他项权证证号为粤房地他项权证佛字第××号）享有优先权，对杜镇标、杜健斌所有的位于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办事处府又居委会碧溪路6号东骏花园五巷8号房产（房产他项权证证号为粤房地他项权证佛字第××号）享有优先受偿权，优先的范围为上列第1、2项诉讼请求；4.赖国斌、赖国欣、赖国荣、杜健斌、杜镇标对骏玛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5.本案诉讼费用由骏玛公司、赖国斌、赖国欣、赖国荣、杜健斌、杜镇标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8月1日，赖国斌（抵押人）与农行九江支行（抵押权人）签订了一份《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编号44100620110010177)，约定：赖国斌自愿以其位于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左滩村委会圣淘湾逸雅半岛11号房产（房地产权证证号为粤房地权证佛字第××号）为骏玛公司与农行九江支行自2011年8月1日起至2016年8月1日止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所形成的债权提供抵押担保。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为10395000元；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同时存在物的担保（含债务人或第三人提供）和保证担保的，抵押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同时存在两个以上物的担保的（含债务人提供物的担保）。抵押权人有权就其中任一或者各个担保物行使担保物权。抵押权人已经选择某一担保方式/担保物来实现债权的，也可以同时主张通过其他担保方式/担保物来实现全部或部分债权。
2011年8月9日，赖国斌与农行九江支行办理上述逸雅半岛房产的抵押登记（房地产他项权证证号为粤房地他项权证佛字第××号）。
2011年8月24日，赖国斌（保证人）、赖国荣（保证人）、赖国欣（保证人）与农行九江支行（债权人）签订了一份《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44100520110007246），约定：赖国斌、赖国荣、赖国欣自愿为骏玛公司与农行九江支行自2011年8月24日起至2014年8月23日止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所形成的债权提供保证担保。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27000000元。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各保证人共同对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二年。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同时存在物的担保（含债务人或第三人提供）和保证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已经选择某一担保来实现债权的，也可同时主张通过其他担保来实现全部或部分债权。
2012年1月10日，杜镇标（抵押人）、杜健斌（抵押人）与农行九江支行（抵押权人）签订了一份《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编号44100620120000364），约定：杜镇标、杜健斌自愿以其所有位于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办事处府又居委会碧溪路6号东骏花园五巷8号房产[房地产权证证号为粤房地证字第C3176690号；房地产权共有（用）证证号为粤房地共证字第C0499653号]为骏玛公司与农行九江支行自2012年1月10日起至2017年1月9日止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所形成的债权提供抵押担保。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为9500000元。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同时存在物的担保（含债务人或第三人提供）和保证担保的，抵押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同时存在两个以上物的担保的（含债务人提供物的担保），抵押权人有权就其中任一或者各个担保物行使担保物权。抵押权人已经选择某一担保方式/担保物来实现债权的，也可以同时主张通过其他担保方式/担保物来实现全部或部分债权。
上述东骏花园房产于2005年2月28日经登记权属人为杜镇标、共有（用）权人为杜健斌，共有方式为共同共有。2012年1月11日，杜镇标、杜健斌与农行九江支行办理东骏花园房产抵押登记（房地产他项权证证号为粤房地他项权证佛字第××号）。
2012年11月7日，骏玛公司（借款人）与农行九江支行（贷款人）签订了一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44010120120010390），约定：骏玛公司向农行九江支行借款6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2年11月7日至2013年11月6日止，年利率6.6%；借款用于购买原材料。
2012年11月7日，农行九江支行向骏玛公司发放了贷款600000元。
2013年2月26日，骏玛公司（借款人）与农行九江支行（贷款人）签订了一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44010120130001795），约定：骏玛公司向农行九江支行借款20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3年2月26日至2014年2月25日止，年利率6.6%；借款用于经营活动中支付需要。
2013年2月26日，农行九江支行向骏玛公司发放了贷款2000000元。
2013年3月29日，骏玛公司（借款人）与农行九江支行（贷款人）签订了一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44010120130003462），约定：骏玛公司向农行九江支行借款210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3年4月1日至2014年3月31日止，年利率6.6%；借款用于经营活动中需要。
2013年4月1日，农行九江支行向骏玛公司发放了贷款2100000元。
2013年4月1日，骏玛公司（甲方）与农行九江支行（乙方）签订了一份《出口贸易融资合同》（合同编号44062020130000549），约定：骏玛公司向农行九江支行申请出口贸易融资。骏玛公司不能如期清偿融资本息的，农行九江支行有权选择处理抵押物、向保证人追偿或直接向骏玛公司追偿等一种或多种方式实现债权。对逾期融资，从逾期之日起在融资凭证记载的融资利率基础上上浮50%计收逾期利息，直至本息清偿为止。
2013年4月3日，农行九江支行向骏玛公司发放了融资款项250000元。借款凭证上记载执行年利率6.16%，借款期限自2013年4月3日至2013年9月28日止；借款用途用于购买原材料。
2013年4月10日，骏玛公司（借款人）与农行九江支行（贷款人）签订了一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44010120130003926），约定：骏玛公司向农行九江支行借款2150000元，借款期限自2013年4月11日至2014年4月10日止，年利率6.6%，借款用于经营活动中支付需要。
2013年4月11日，农行九江支行向骏玛公司发放了贷款2150000元。
上述四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均约定：借款按月结息。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的期限归还借款本金的，贷款人对逾期的借款从逾期之日起在本合同约定的借款执行利率的基础上，按照逾期期限分段计收罚息；从逾期之日起30天内（含30天）上浮50%计收罚息，30天以上至60天（含60天）上浮50%计收罚息，60天以上上浮50%计收罚息；逾期期间，采用固定利率计息的人民币借款，如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调的，罚息利率自基准利率调整之日起相应调整。借款人未按期支付利息的，贷款人从未按期支付之日起按月计收复利；借款到期之日前未按期支付利息的，按合同约定的借款利率计收复利；借款到期之后，按合同约定的逾期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对借款人发生可能影响借款安全或者债务履行情形的，贷款人可以宣布合同项下的借款提前到期，提前收回借款；借款人违反合同约定的义务，贷款人可以提前收回已发放借款。
2013年12月3日，农行九江支行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同日，一审法院受理立案。
2013年11月3日，杜镇标、杜健斌向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大良派出所报案，认为黎桂芬、赖国斌涉嫌合同诈骗或贷款诈骗。2015年8月28日，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佛中法刑二初字第19号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人赖国斌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百万元。”“二、被告人黎桂芬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万元。”“三、责令被告人赖国斌退赔违法所得，发还被害人杜镇标、杜健斌；责令被告人赖国斌、黎桂芬退赔违法所得，发还被害人何某。”赖国斌、黎桂芬对该判决不服上诉。
2016年3月17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粤高法刑四终字第378号民事裁定书，经审理查明：“（一）2011年3月17日，黎桂芬与被害人杜镇标、杜健斌签订《房某。合同约定，杜镇标、杜健斌以人民币730万元的价格将两人共有的位于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办碧溪路6号东骏花园五巷8号的房屋（以下简称“东骏花园房产”）出售给黎桂芬；黎桂芬须于2011年3月25日前支付购房定金70万元；2011年4月30日前双方到房地产交易所办理房屋买卖过户手续，同时支付余款660万元。黎桂芬陆续支付了购房款245万元后，余款485万元一直未支付，房屋亦未办理过户手续，杜健斌及其家人向黎桂芬追讨售房余款。在此期间，赖国斌经营的佛山市南海骏玛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骏玛公司”）急需资金周转，欲向佛山市农业银行九江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九江支行”）申请贷款，但苦于无抵押物，遂产生用东骏花园房产作为抵押物从农业银行九江支行申请贷款用于偿还债务的想法。赖国斌经与黎桂芬商量，虚构贷款用途，谎称贷款部分用于偿还黎桂芬拖欠杜健斌父子的购房余款，部分用于偿还个人债务，取得黎桂芬信任。赖国斌让黎桂芬出面以申请银行贷款用于支付购房余款为诱饵，说服杜健斌、杜镇标自愿将东骏花园房产作为抵押物为骏玛公司向农业银行九江支行申请贷款作最高额抵押担保。2012年1月10日，杜镇标、杜健斌以甲方名义、黎桂芬以乙方名义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在2012年3月31日前，乙方需支付485万购房余款给甲方；乙方以甲方名义办理银行抵押贷款手续，甲方无条件协助乙方办理；购房余款于银行放款后第二天支付给甲方。同日，农业银行九江支行与杜镇标、杜健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约定杜镇标、杜健斌将东骏花园房产作为抵押物为农业银行九江支行与骏玛公司形成的债权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为950万元。骏玛公司与农业银行九江支行签订《出口打包贷款合同》，骏玛公司向农业银行九江支行申请贷款用于组织信用证或出口合同单项下的货物出口，借款期限自2012年1月10日起至2012年7月9日止；担保方式为最高额担保方式。2012年1月12日、同月13日、17日，骏玛公司先后向农业银行九江支行申请贷款36万元、290万元、325万元，共计651万元。2013年2月26日，赖国斌用东骏花园房产作为抵押物，与农业银行九江支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以骏玛公司名义借款200万元用于转贷。同年3月16日，因杜镇标、杜健斌向赖国斌、黎桂芬追讨售房余款，赖国斌向杜镇标、杜健斌出具担保书及还款计划。同年3月29日、4月1日，赖国斌在明知××××、杜镇标追讨购房余款并承诺还款的情况下，仍与农业银行九江支行再次签订两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共计425万元用于转贷。截至案发前，赖国斌用东骏花园房产作为抵押物以骏玛公司名义向农业银行九江支行申请贷款逾期未还。2013年11月16日，农业银行九江支行向杜镇标、杜健斌发出《担保人履行责任通知书》，要求杜镇标、杜健斌为骏玛公司拖欠农业银行九江支行贷款本息合计6320097.8元承担担保责任。……”法院认为：“1、关于上诉人赖国斌提出在第一起事实中，已向黎桂芬说明用杜镇标的房产抵押所得贷款先用于公司经营，黎桂芬自愿帮其解决资金周转问题；2013年与杜镇标签担保合同时，已征得杜家同意继续用房产抵押，不存在诈骗故意的意见。经查，2012年1月10日杜镇标、杜健斌与黎桂芬签订的补充协议中，双方明确约定购房余款于银行放款后第二天支付给杜镇标父子。银行资金流向证实，赖国斌在银行贷款发放后，用于清偿其他债务或作其他使用。上述证据已确证，杜家与黎桂芬的协议未得到执行，事实上受到了欺诈。在未将贷款支付购房款的责任上，黎桂芬与赖国斌所述矛盾。黎桂芬提出，事先已与赖国斌约定，在骏玛公司贷款发放后要支付其所欠购房款。赖国斌辩解，黎桂芬同意将贷款用于骏玛公司的经营。黎桂芬归案后承认，在2012年3、4月份才与赖国斌形成诈骗的共同故意，此前没有骗取他人财物的意图。银行资金流向反映，黎桂芬没有从本次贷款中分得款项。因此，本案证据尚未证实黎桂芬在2012年初补充协议签订时，具有欺骗杜镇标父子的故意和动机。赖国斌提出黎桂芬自愿用他人房产为其抵押贷款的辩解，与常理不符，与其他证据不符，不能成立。杜镇标父子发现贷款发放并被赖国斌使用后，于2013年3月16日要求赖国斌签订担保书、还款计划。被害人杜健斌陈述，其家人始终要求清偿购房款。本案证据证实杜镇标父子对清偿购房款有明确的要求，赖国斌也承诺还款。银行贷款去向证实，在当月29日和4月10日，骏玛公司收到了以东骏花园为抵押物的银行贷款400余万元，赖国斌仍不顾承诺，将款项用于其他用途。赖国斌在骗取杜镇标父子提供房产为抵押物后，拒不清偿剩余购房款，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主观目的明确。赖国斌提出杜家同意其行为，缺乏证据支持。至本案发生，赖国斌以东骏花园为抵押物向银行申请的贷款尚未全部归还。赖国斌无力清偿债务，银行已向杜镇标父子提出履行责任的通知。经我院调查，相关银行已提出诉讼。赖国斌使用欺骗的方法，使杜镇标父子为其向银行贷款提供抵押物，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造成杜镇标父子经济损失。赖国斌及辩护人提出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故意的上述意见，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2、关于……”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5年10月20日，农行九江支行将涉讼债权转让给信达公司。2016年1月4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信达公司联合发出债权转让及催收公告。
一审法院认为，赖国斌与农行九江支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骏玛公司与农行九江支行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出口贸易融资合同》以及赖国斌、赖国荣、赖国欣与农行九江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合同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有效合同。涉讼债权从农行九江支行转让后由信达公司取得，其转让手续符合法律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应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
农行九江支行已依约向骏玛公司发放贷款7100000元（按600000元+2000000元+2100000元+250000元+2150000元计）。骏玛公司没有依约结息还本，已构成违约。《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44010120120010390）项下的借款600000元的借期（自2012年11月7日至2013年11月6日止）、《出口贸易融资合同》项下的借款250000元的借期（自2013年4月3日至2013年9月28日止），均已届满。信达公司主张骏玛公司偿还上述两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600000元+250000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农行九江支行主张另三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2000000元+2100000元+2150000元）提前于2013年11月20日到期，符合双方合同约定，一审法院予以采纳；信达公司主张骏玛公司偿还该另三份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的全部借款（2000000元+2100000元+2150000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四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均约定了“借期内借款年利率为6.6%”，“借款人对到期应还未还的借款本金，贷款人自逾期之日起在合同的贷款利率基础上上浮50%计收罚息”。因此，信达公司主张骏玛公司按年利率6.6%计付借期内（或宣布提前到期前）的利息，按年利率9.9%（即年利率6.6%的基础上上浮50%计）计付从借期届满（或宣布提前到期）后的罚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借款人向贷款人支付的借款利息为其使用借款须支付的合同对价，四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均约定“借款人未按期支付利息的，贷款人从未按期支付之日起按月计收复利；借款到期之日前未按期支付利息的，按合同约定的借款利率计收复利；借款到期之后，按合同约定的逾期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实际是借款人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利息时向贷款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信达公司主张四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项下的合同期内（或宣布提前到期前）未按时偿付的利息计付复利，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信达公司对逾期贷款已诉请按罚息利率计息并经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即对借款人逾期偿还贷款已给予贷款人补偿，若对贷款逾期后以合同载明利率计付的利息部分再计付复利则实际给予贷款人双倍损失补偿，故一审法院对信达公司关于借期届满（或提前宣布到期）后的复利请求不予支持。《出口贸易融资合同》约定借期内借款年利率6.16%，对逾期融资，贷款人从逾期之日起在融资利率基础上上浮50%计收逾期利息。因此，信达公司主张骏玛公司按年利率6.16%计付借期内的利息，按年利率9.24%（即年利率6.16%的基础上上浮50%计）计付从借期届满后的罚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信达公司主张骏玛公司计付《出口贸易融资合同》项下融资款项的复利，因双方于合同中没有关于复利的约定，故一审法院对信达公司的该主张不予支持。
赖国斌以位于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左滩村委会圣淘湾逸雅半岛11号房产向农行九江支行对骏玛公司2011年8月1日起至2016年8月1日止发生的债权提供抵押担保、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为10395000元，且双方已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该抵押成立并发生法律效力。本案债务形成于双方约定的期间且在约定的最高债权额度范围内。在骏玛公司未清偿本案债务时，信达公司有权以该抵押物折价或变卖、拍卖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
杜镇标、杜健斌是位于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办事处府又居委会碧溪路6号东骏花园五巷8号房产的登记权属人（共有权人）。物权法以调整平等主体之间因物之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财产关系。物权法以不动产登记公示，赋予对外公信效力，旨在明析物权归属，保护交易安全和交易秩序，提高交易效率。抵押权人农行九江支行是相对于杜镇标、杜健斌的婚姻家庭关系之外的主体。该东骏花园房产的抵押处分应当适用物权法上的不动产登记公示原则。因此，杜镇标、杜健斌作为东骏花园房产的登记权人对该房产作出的处分行为（即杜镇标、杜健斌与农行九江支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农行九江支行信赖该登记而在其上设立担保物权，抵押权经依法登记发生法律效力。杜镇标、杜健斌认为东骏花园房产是夫妻、家庭共同财产，仅是其婚姻家庭的内部财产关系，不能以此对抗婚姻家庭以外的其他人员利益。因此，杜镇标、杜健斌以其两人的配偶没有在《最高额抵押合同》上签名、对设置抵押权不知情或东骏花园房产属于家庭财产而主张抵押合同无效的辩解，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至于杜镇标、杜健斌与赖国斌、黎桂芬之间关于贷款的用途（以东骏花园房产作抵押物向银行申请的贷款用于清偿该房产的购房款）是抵押人、借款人等之间的约定，与贷款人无关；赖国斌没有将贷款实际用于向杜镇标、杜健斌偿还剩余购房款，是赖国斌对杜镇标、杜健斌实施诈骗，与贷款人无关。杜镇标、杜健斌认为东骏花园房产的抵押权是赃物而应返还受害人、抵押合同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而为无效合同的辩解，一审法院不予采纳。杜镇标、杜健斌认为农行九江支行违规发放贷款应承担相应责任但不能举证证明，且（2015）粤高法刑四终字第378号民事裁定书查明认定的事实中也不涉及农行九江支行的职员违规发放贷款的内容，故一审法院对杜镇标、杜健斌该辩解不予采纳。本案债务形成于杜镇标、杜健斌与农行九江支行约定的期间（2012年1月10日起至2017年1月9日止）且在约定的最高债权额度（9500000元）范围内。在骏玛公司未清偿本案债务时，信达公司有权以该抵押物（东骏花园房产）折价或变卖、拍卖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
赖国斌、赖国荣、赖国欣为骏玛公司自2011年8月24日起至2014年8月23日止在农行九江支行处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所形成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且担保债权的最高余额为27000000元。骏玛公司的本案债务形成于2012年至2013年期间即在双方约定的期间内且在约定的担保债权的最高余额范围内，故信达公司主张赖国斌、赖国荣、赖国欣对骏玛公司上述本息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信达公司主张杜镇标、杜健斌对骏玛公司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杜镇标、杜健斌答辩表示异议且信达公司不能举证证明杜镇标、杜健斌就骏玛公司的本案债务作出提供保证担保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对信达公司该主张不予支持。
赖国荣、赖国欣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条、第九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百八十条、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二百零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骏玛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44010120120010390）项下借款600000元及截至2013年11月6日止的利息（含复利）1875.83元予信达公司；二、骏玛公司应以上列第一项借款600000元为本金从2013年11月7日起至上列第一项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年利率9.9%计付利息予信达公司，本项随上列第一项清；三、骏玛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44010120130001795）项下借款2000000元及截至2013年11月20日止的利息（含复利）11431.27元予信达公司；四、骏玛公司应以上列第三项借款2000000元为本金从2013年11月21日起至上列第三项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年利率9.9%计付利息予信达公司，本项随上列第三项清；五、骏玛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44010120130003462）项下借款2100000元及截至2013年11月20日止的利息（含复利）12002.83元予信达公司；六、骏玛公司应以上列第五项借款2100000元为本金从2013年11月21日起至上列第五项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年利率9.9%计付利息予信达公司，本项随上列第五项清；七、骏玛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出口贸易融资合同》（合同编号44062020130000549）项下借款250000元及截至2013年11月20日止的利息1989.17元予信达公司；八、骏玛公司应以上列第七项借款250000元为本金从2013年11月21日起至上列第七项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年利率9.24%计付利息予信达公司，本项随上列第七项清；九、骏玛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44010120130003926）项下借款2150000元及截至2013年11月20日止的利息（含复利）12288.62元予信达公司；十、骏玛公司应以上列第九项借款2150000元为本金从2013年11月21日起至上列第九项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年利率9.9%计付利息予信达公司，本项随上列第九项清；十一、骏玛公司不清偿上列第一项至第十项时，信达公司对赖国斌所有的位于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左滩村委会圣淘湾逸雅半岛11号房产（房地产他项权证证号为粤房地他项权证佛字第××号）在折价或变卖、拍卖所得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十二、骏玛公司不清偿上列第一项至第十项时，信达公司对杜镇标、杜健斌所有的位于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办事处府又居委会碧溪路6号东骏花园五巷8号房产（房地产他项权证证号为粤房地他项权证佛字第××号）在折价或变卖、拍卖所得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十三、赖国斌、赖国荣、赖国欣对骏玛公司上列第一项至第十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十四、驳回信达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61794.6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共66794.62元，由骏玛公司、赖国斌、赖国荣、赖国欣、杜镇标、杜健斌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杜镇标、杜健斌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
了证据，其余当事人均没有提交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经本院审查，对二审证据作如下认证：对证据1涉案抵押房产的档案资料以及证据2民事起诉状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内容在下文论理部分再作综合分析论述。
经审理，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是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之规定，针对杜镇标、杜健斌提出的上诉请求与理由，本院作如下分析：
一、关于涉案金融借款合同的效力。杜镇标、杜健斌主张涉案贷款是赖国斌诈骗农行九江支行而取得，故其无需承担抵押担保责任。一方面，本案无证据证明农行九江支行参与赖国斌实施骗贷等不法行为，或者农行九江支行与赖国斌恶意串通损害杜镇标、杜健斌的合法权益，故涉案金融借款合同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规定，不具有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另一方面，从本案金融借款合同的成立及履行来看，即使赖国斌确实实施了骗贷的不法行为，农行九江支行作为被欺诈一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关于“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之规定，农行九江支行对涉案金融借款合同享有撤销权，但其并未主张撤销合同，故该合同应属有效。据此，杜镇标、杜健斌主张否定涉案金融借款合同的效力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杜镇标、杜健斌二审提交的证据1以证明涉案借款有欺诈的可能，如上述分析，该证明内容不影响本院上述认定，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杜镇标、杜健斌申请对广东省佛山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赖国斌、黎桂芬犯诈骗罪一案的相关证据材料进行调查取证，因为该案已经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人民法院审理并作出生效刑事裁判，相关证据的认定应当以人民法院生效刑事裁判认定为准，故该调查取证事项并无必要，本院不予接纳。
二、关于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效力。杜镇标、杜健斌主张涉案《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首先，如前述分析，《最高额抵押合同》作为从合同，其主合同即涉案金融借款合同合法有效，不属无效，故《最高额抵押合同》不因主合同无效而无效。其次，杜镇标、杜健斌主张《最高额抵押合同》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从杜镇标、杜健斌与黎桂芬于2012年1月10日（即与《最高额抵押合同》签订的同一日）签订的《合同补充协议》内容可知，杜镇标、杜健斌对于提供房产作抵押办理贷款手续以取得银行贷款的心理状态是明知和故意的，即提供房产抵押以获取银行贷款是其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至于后来赖国斌、黎桂芬没有将取得的借款实际用于支付杜镇标、杜健斌的剩余购房款，并不影响上述认定。再次，如前所述，从本案《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成立及履行来看，即使赖国斌确实实施了骗贷的不法行为，农行九江支行作为被欺诈一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农行九江支行对涉案抵押合同享有撤销权，但其并未主张撤销合同，故该合同应属有效。最后，杜镇标、杜健斌以其二人的配偶未在《最高额抵押合同》上签名确认为由，主张该合同无效。杜镇标、杜健斌是涉案东骏花园房产的登记所有权人，农行九江支行信赖该物权登记接受该房','2018-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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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潘永与司军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PubDate\\\\\":\\\\\"2018-0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