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闽民申字第243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廖宜永，男，汉族，1965年2月28日出生，住福建省武平县。
委托代理人：钟兆洪，福建省武平县中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刘永锋，男，汉族，1974年3月10日出生，住福建省武平县。
委托代理人：兰通，福建至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朱迪良，男，汉族，1971年8月2日出生，住福建省武平县。
再审申请人廖宜永、刘永锋因与被申请人朱迪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岩民终字第7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廖宜永、刘永锋申请再审称：原一、二审认定事实不清。（一）2014年4月17日的借条实际上与2014年3月28日的借条是同一笔借款，本案属于朱迪良虚假诉讼。廖宜永于2014年3月28日向朱迪良借款40万元、同年4月24日向朱迪良借款20万元。2014年3月28日借款40万元时双方曾口头约定借期7天，因7天后无法归还，朱迪良便要求廖宜永提供担保，于是2014年4月17日廖宜永按照朱迪良要求骗取刘永锋提供担保，由于怕刘永锋知晓是对之前借款的补充担保，便没有在2014年3月28日的借条上提供担保，而是重新填写借条由刘永锋提供担保，并且按朱迪良的要求加了“现金”二字。2014年3月28日的借据未在当时收回，之后廖宜永一直向朱迪良索要该借据，朱迪良以各种理由拒不归还。廖宜永曾于2014年9月13日向武平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提出控告，但被告知无法立案。原判认定讼争借条具有直接的证明力，致使朱迪良成功地在法律层面上骗得其40万元。（二）原一、二审判决未严格审查双方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双方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仅简单依据借条作出不符合事实的判决，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款、第十九条之规定。1.其一、二审中提供的手机通话录音光盘和催款谈话录音光盘，可以充分证实廖宜永与朱迪良之间总借款数额是60万元，在多个案外人在场的情况下朱迪良明确表述要求还款总额43万元、条子3张。从总额43万元而非83万元可以反映出其中一张借条40万元便是虚数。一审对该证据不组织举证质证，二审认为该证据“证明朱迪良向廖宜永催要借款，但不足以证明2014年4月17日的借条，被上诉人没有实际支付上诉人借款这一主张”，均是错误的。2.在现金款项来源上，其一、二审中均对朱迪良所称向亲戚饶乔中借了15万元、向侄儿朱雄英借了12万元，凑齐了40万元借给其的说法提出质疑。饶乔中没有父母而有三个孩子，其老婆没有工作带孩子，自己系一发电站聘用工，月薪仅3000元，不可能在夜间随时拿出15万元现金；朱雄英只开了一个一天营业额不足1000元的早餐店，也不可能随时拿出现款12万元。如果法院能够全面发现问题，查查银行取款凭单，朱迪良的谎言可以不攻自破。二审中，其提出本案涉嫌犯罪，要求移送公安机关立案调查，二审不予理会，仅凭借条上的“现金”二字作出判决，不能令人信服。3.从双方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上也足以分析判断本案40万元款项以现金支付亦无可能。法院应进一步对交付时间、交付方式等疑点予以调查落实或移送公安机关侦查落实，以便查明是否虚假诉讼。4.从朱迪良的交易习惯上，其他款项不论多少数额都是通过银行转帐，而唯独本案借款用现金支付，令人奇怪。朱迪良称是廖宜永怕银行扣款而需提取现金，缺乏依据，因廖宜永4月17日并无银行到期借款，而且如果其连银行借款都不能偿还，则朱迪良也不可能借现金给其。（三）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本案朱迪良在2014年4月17日并没有支付给廖宜永40万元借款，因此，讼争借款合同不成立，刘永锋不应承担担保责任。综上，二审认定事实不清，导致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五）项和第（六）项的规定再审本案。
朱迪良提交意见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廖宜永、刘永锋申请再审理由不成立，且刘永锋在本案执行阶段已出具《还款计划》，承诺还清讼争的40万元借款，说明借款事实成立，请求驳回再审申请。
本院审查查明，朱迪良向本院提交了刘永锋在执行过程中所出具的《还款计划》，主要内容是：刘永锋承诺其所担保的廖宜永40万元款项，计划于2016年4月1日开始12个月内平均还款，还清为止。对此，刘永锋称，这是被朱迪良逼迫所写，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
另，在本院审查中，廖宜永、刘永锋确认其一、二审中未向法院递交书面调查取证申请，并称一审庭审中其有提出要求法院调查核实，但也没有具体请求向谁调查。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2014年4月17日朱迪良有无出借给廖宜永40万元款项。朱迪良为证明借款事实，提交了当日廖宜永、刘永锋签字的《借条》，其中载明廖宜永向朱迪良“借到”40万元现金，并约定借期为3个月，即2014年4月17日至7月16日。廖宜永、刘永锋申请再审主张该借条系由2014年3月28日的借款40万元转化而来，则按照常理，如果廖宜永为了同一笔借款先后出具了两张借条，其在出具后一张借条时应当会将前一张借条收回，但廖宜永不仅未于2014年4月17日出具后一张借条时收回2014年3月28日的借条，而且此后于2014年4月24日另行向朱迪良借款20万元时又出具了一张借条，也没有收回其所称的已被替代的2014年3月28日的借条，有违常理。而且，根据廖宜永一审提交的证据，2014年3月28日的《借条》中载明借款期限为3个月即2014年3月28日至6月27日。廖宜永、刘永锋申请再审主张2014年3月28日的借款实际口头约定的借期为7天，但对此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故其在借款未到期的情况下，另行出具了同一笔借款的借条，亦违背常理。廖宜永无证据证明此后其曾向朱迪良索要2014年3月28日的借条，故其主张2014年4月17日借条系由2014年3月28日借条转化而来，原一、二审未予采信并无不当。
双方当事人在讼争借条中已明确注明廖宜永借到的40万元为现金，该借条并无瑕疵，廖宜永也未能对其主张的款项尚未发生作出合理说明，而朱迪良一审中已对借款经过、款项来源等作出陈述，该陈述并无明显不合理之处。廖宜永、刘永锋主张朱迪良的亲戚饶乔中、朱雄英没有出借十几万元的能力，但对此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廖宜永在一、二审中提交的录音资料，一、二审法院均已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举证质证，一审庭审笔录明确记载，法庭当庭播放了录音，后朱迪良发表了质证意见，故廖宜永、刘永锋申请再审主张一审对该证据不组织举证质证，与事实不符。在录音资料中，朱迪良虽有提到“20万元”、“50万元”以及“最低限度43万元”等金额，但录音内容不能明确得出2014年4月17日的借条非真实借款之意思表示。朱迪良在录音中所说的最低限度43万元就给你抵帐结清、把钱转到我帐上来就会把3张条子交给你等内容，只能证明朱迪良同意以43万元结清双方借款，不能证明双方的3张借条实际借款仅为60万元。故廖宜永、刘永锋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本案40万元系虚假诉讼，原一、二审判决综合本案双方提交的证据，认定廖宜永已借到该40万元款项，并无不当。
此外，廖宜永、刘永锋在一、二审中并未向法院递交书面的调查取证申请，故其主张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五）项之情形，理由亦不能成立。
综上，廖宜永、刘永锋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五）项和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廖宜永、刘永锋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高 晓
审 判 员 黄晓文
代理审判员 刘云贞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张 涛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
（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
（四）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
（五）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
（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七）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
（八）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
（九）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
（十）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
（十一）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
（十二）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十三）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