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黑民终26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宁支行，住所地东宁县。
代表人莫松军，该支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孙维涛，黑龙江仁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董崟，黑龙江朗信银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牡丹江市东安区江达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牡丹江市。
法定代表人盖文玥，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崔小峰，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东宁县鑫澳经济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东宁县。
法定代表人王心桂，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宁支行（以下简称东宁中行）因与被上诉人牡丹江市东安区江达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达公司），原审被告东宁县鑫澳经济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鑫澳公司）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不服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牡丹江中院）（2015）牡商初字第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东宁中行的委托代理人孙维涛、董崟，被上诉人江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崔小峰，鑫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心桂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14年4月，东宁中行向牡丹江中院起诉，请求鑫澳公司偿还借款490万美元及利息、罚息，逾期不还则以质押物折价、变卖、拍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东宁中行在该案诉讼中举示了鑫澳公司与东宁中行于2013年7月19日签订的编号为DNRXD-013《出口商业发票贴现项下有追索权出口融信达业务合同》（以下简称《融信达合同》）、编号为2013年东国融质字01号《最高额质押合同》及黑龙江省东宁县公证处（以下简称东宁县公证处）于2013年9月22日出具的（2013）东证内经字第017号《公证书》。该案经牡丹江中院组织调解，鑫澳公司与东宁中行达成调解协议，牡丹江中院作出（2014）牡商初字第68号民事调解书（以下简称《68号调解书》），其主要内容为：”一、鑫澳公司于2014年6月25日前偿还东宁中行贷款本金490万美元，利息84,237.48美元……；二、如鑫澳公司未按约定时间还款，应以《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的质押物折价、变卖、拍卖所得价款优先偿还东宁中行。”2014年12月，江达公司向牡丹江中院提起诉讼，诉称：王心桂、黑龙江鑫澳远洋工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鑫澳远洋公司）于2013年9月25日分别向江达公司借款人民币300万元和1000万元，鑫澳公司提供金属钛作为前述两笔借款的抵押担保，请求王心桂和鑫澳远洋公司归还借款本息、律师代理费及鑫澳公司承担抵押担保责任。牡丹江中院于2014年12月5日作出（2014）牡商初字第142号民事调解书（以下简称《142号调解书》），其主要内容为：鑫澳公司、鑫澳远洋公司、王心桂应付江达公司借款本息、律师代理费、案件受理费用；并用265吨BT14钛罐（军工）、15吨B71-0钛管、50吨钛板（军工）、90吨BT20钛锭（军工）、70吨废钛在履行《68号调解书》所确定的给付义务后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鑫澳公司向案外人张某某的借款逾期，张某某等债权人于2013年12月10日、11日将鑫澳公司的部分质押物即案涉金属钛强行拖运转移。截至本案审理中，张某某拖运转移的案涉质押物金属钛尚未完全返还。在金属钛被强行拖运后，江达公司和张某某分别以王心桂涉嫌合同诈骗罪为由报警。东宁县公安局受理后，对王心桂及相关人员进行讯（询）问并制作刑事笔录。东宁县人民法院判决鑫澳公司和法定代表人王心桂构成抽逃出资罪、贷款诈骗罪，该两项罪名均与江达公司的人民币1300万元借款和张某某的人民币350万元借款无关。
同时查明：鑫澳公司于2013年7月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牡丹江市分公司（以下简称牡丹江人保公司）合作向东宁中行申请短期出口贸易信用保险贷款，并于2013年7月15日向牡丹江人保公司投保1750万美元，并约定除买卖拒收情形外，赔付比例均为80%。鑫澳公司于2013年7月23日向牡丹江人保公司缴纳保险费人民币3,070,813.90元。东宁中行、鑫澳公司与牡丹江人保公司三方于2013年8月12日签订《赔款转让协议》，约定东宁中行受让上述保单项下按理赔比例计算的赔款权益（即1750万美元80%）。该笔信用保险贷款业务在东宁中行报上级行审批时，未获同意而未实施。
再查明：案涉《68号调解书》所涉借款系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中信保公司）合作，涉案四笔借款共计490万美元，每笔借款东宁中行均通过《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分行代理行系统在线管理贸易融资、接受信用担保授信额度使用表》申请，并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行（以下简称省中行）进行请示，请示报告未提及已设定最高额质押事实。东宁中行于2013年7月29日向”中国银行牡丹江支行”的说明中亦未提及已设定最高额质押事实。东宁中行、鑫澳公司与黑龙江省哈牡绥东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牡绥东公司）于2013年7月19日签订一份2013年东中融质押字第01号《动产质押监管协议》（以下简称《质押监管协议》）和《动产质押监管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质押补充协议》），约定：”经三方协商，鑫澳公司同意将质押物存放于鑫澳公司仓库，鑫澳公司承担质押物的仓储保管责任，承担保管费用；因保管不当而引起的质押物灭失、发生霉变，自燃等损失由鑫澳公司负全部责任，承担全部损失。”鑫澳公司于2013年7月5日委托牡丹江金江资产评估事务所对质押物金属钛进行评估，评估价值为人民币9176万元，该《资产评估报告》中的特别事项说明，本次评估的原材料的数量及产权都经过监管公司、东宁县公证处、东宁中行共同认证、核实。
还查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银行）金融总部于2013年7月22日印发中银司总（2013）572号《关于加强贸易融资及保函业务风险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风险管理通知》），主要内容为：”加强对融信达业务的风险管理，新叙做的出口融信达业务，均需事先核定并占用出口商/卖方的授信额度，对于立即核定授信额度确有困难的存量融信达客户，允许在年底前逐步纳入客户授信额度管理，但在纳入额度管理前该客户的融信达余额不得超过本文发文日期的余额水平……。”《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口融信达业务管理办法（2010年版）》（以下简称《中行融信达管理办法》）规定：”本办法项下的出口融信达业务……；总行授权各一级分行、直属分行和总行公司金融总部（国际结算）直接办理出口融信达业务……；出口商每次申请办理出口融信达业务时，应提交融资申请书。出口商初次申请办理有追索权信保项下出口商业发票贴现业务时，应首先与我行签署《出口商业发票贴现项下有追索权出口融信达业务合同》。”
另查明，王心桂于2013年12月20日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中陈述的主要内容为：”鑫澳公司于2012年与中信保公司发生融资贷款业务，总额1025万美元并未设立抵押或质押担保。贷款到期偿还后再贷款，不用再做手续。2013年7月，鑫澳公司准备在东宁中行贷款1750万美元，东宁中行不仅要求鑫澳公司向牡丹江人保公司投保，还要求鑫澳公司提供质押担保，故鑫澳公司提供价值人民币9000余万元的金属钛质押，并向牡丹江人保公司交纳49.7万美元保费，东宁中行委托哈牡绥东公司对质押物进行监管，但库房未贴监管标志。针对该笔1750万美元贷款，王心桂和东宁中行签订了金属钛质押合同，东宁县公证处于2013年7月22日出具了《公证书》。该笔贷款报东宁中行上级行审批时，因鑫澳公司在该行已有中信保公司的贷款，所以未获批准。”王心桂于2013年12月29日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中称，”2013年7月19日的《最高额质押合同》系针对与牡丹江人保公司合作的1750万美元贷款，并非《68号调解书》所涉与中信保公司合作的490万美元贷款。”东宁中行国际结算部主任马某某于2013年12月20日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陈述的主要内容为：”出口融信达业务在以前不用客户提供抵押和质押担保。2013年7月，中国银行下达文件，要求对该项业务加大降低风险的力度，由中信保公司保险的同时，要求客户提供抵押或质押担保。因总行改变业务要求，王心桂于2013年7月向东宁中行再次申请融信达贷款时，东宁中行要求其提供担保……。王心桂系自2012年开始在东宁中行做融信达业务。”东宁中行行长辛某某于2014年1月2日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陈述的主要内容为：”鑫澳公司于2013年6月向东宁中行提出与牡丹江人保公司合作出口融信达业务，东宁中行提出该项业务必须追加担保，鑫澳公司告知东宁中行可用金属钛质押。由于总行未给东宁中行核准授信额度，暂时无法叙做。鑫澳公司又提出在中信保公司还有保险额度，东宁中行提出叙做中信保公司业务，也必须提供金属钛质押。鑫澳公司同意后，东宁中行于2013年7月19日办理了质押手续。在与中信保公司叙做业务过程中，鑫澳公司仍要求与牡丹江人保公司合作，故东宁中行与鑫澳公司、牡丹江人保公司于2013年8月12日签订了《赔款转让协议》。协议签订后，总行要求企业只能与一家保险公司合作，该《赔款转让协议》项下的业务就未做。”牡丹江人保公司业务员叶某于2013年12月22日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陈述的主要内容为：”今年7月份，王心桂准备在中行融资，找到牡丹江人保公司为买方做信用担保，牡丹江人保公司和鑫澳公司、东宁中行签署了《赔款转让协议》。按银行现在的作做法，该1750万美元贷款应该有质押担保或担保人，且王心桂亦称提供了质押担保。”鑫澳公司副总经理吕某某于2013年12月31日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陈述的主要内容为：”平时未看到监管公司的人员到仓库检查监管的质押物，库房门亦未张贴监管标志。2013年12月11日，其他债权人到鑫澳公司拉货后，监管公司才在库房门上贴监管贴……。王心桂向江达公司贷款时，吕某某陪王心桂和江达公司的张某甲及随行人员去库房看过货，当时由鑫澳公司保管员赵某某开的库房门。”鑫澳公司仓库保管员赵某某于2013年12月31日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陈述的主要内容为：”赵某某于2013年2月初到鑫澳公司负责仓库保管工作，王心桂把监管公司三个库门的钥匙给了赵某某，这三把钥匙始终在赵某某手里。每次看货都是王心桂给赵某某打电话开库房门，三个库门上未张贴监管标志，贴的是福字。”案外人张某乙于2013年12月17日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陈述的主要内容为：”2013年9月3日，王心桂从其哥哥张某某手里贷款人民币350万元，用355根钛罐抵押。贷款当天，王心桂和鑫澳公司人员领着张某乙和张某某看的钛罐。当时钛罐在鑫澳公司1号库保管，没有监管人员，库门上亦未张贴监管标志。看完货后，张某某和张某乙也在库门上加了把锁。因王心桂所借款项到期未还，该批货被张某某、张某乙拉走221根。”江达公司业务员丁某于2013年12月31日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陈述的主要内容为：”2013年9月24日，丁某和江达公司总经理张某甲一起到鑫澳公司办理业务，先查看了抵押的金属钛，作价人民币5400万元。当时库房门上有一把锁，没有监管标志。”
2015年6月2日，江达公司向牡丹江中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牡丹江中院《68号调解书》主文第二项。案件受理费由东宁中行、鑫澳公司负担。
原审判决认为：一、江达公司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是否超过法定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的规定，”第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起撤销之诉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出。”而案涉《142号调解书》于2014年12月25日作出，该调解书主文第四项确认鑫澳公司用诉争的质押物在履行案涉《68号调解书》所确定的给付义务后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江达公司于2015年6月2日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未超过六个月期限，故东宁中行主张已超过法定期限的理由不予支持。二、江达公司主张撤销案涉《68号调解书》主文第二项的理由是否成立。王心桂在刑事讯问笔录中陈述，案涉《最高额质押合同》并非针对中信保公司融资保险业务，而是针对牡丹江人保公司的1750万美元短期信用保险贷款，该陈述与牡丹江人保公司业务员叶某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一致。根据《中行融信达管理办法》的规定，案涉《68号调解书》所涉《融信达合同》最高可贷款金额为700万美元，而《最高额质押合同》担保的最高额为本金1400万美元，该《最高额质押合同》作为从合同未与主合同约定的本金数额吻合，却与王心桂在公安机关陈述的牡丹江人保公司融资保险贷款1750万美元，实际发放贷款本金1400万美元（1750万美元80%）完全吻合。况且，该《融信达合同》和《最高额质押合同》项下四笔贷款已于2013年9月17日前发放完毕，东宁县公证处于2013年9月22日出具《公证书》，该《公证书》办理的时间与银行办理信贷风险防范行为的严谨性不符，结合王心桂在刑事讯问笔录中的陈述和2013年7月8日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的特别事项说明，对该《公证书》所公证事实不予确认。根据《中行融信达管理办法》的规定和东宁中行国际结算部主任马某某在公安机关的刑事询问笔录中的陈述，中国银行的出口融信达业务只需向中信保公司履行投保手续即可，无须另行提供抵押或质押担保。虽然中国银行下发《风险管理通知》要求出口融信达业务贷款须另行提供质押担保，但该通知系于2013年7月22日印发，省中行于2013年7月24日下发，而案涉质押物评估时间为2013年7月5日，不能确认案涉《最高额质押合同》系针对《68号调解书》所涉贷款提供担保，而《中行融信达管理办法》规定出口融信达业务初次申请时才与中国银行签署《融信达合同》，鑫澳公司于2012年即开展融信达业务，东宁中行与鑫澳公司于2013年7月19日再次订立案涉《融信达合同》依据不足，且东宁中行就案涉《68号调解书》所涉贷款向省中行的报告中亦未涉及《最高额质押合同》，可推定案涉《68号调解书》项下贷款的最高额质押事实不存在。三、东宁中行是否对质押物实际占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二百一十二条关于”质权自出质人交付质押财产时设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第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七条的相关规定。鑫澳公司、东宁中行与哈牡绥东公司虽签订了《质押监管协议》和《质押补充协议》，但《质押补充协议》约定质押物由鑫澳公司自行保管并承担保管责任，且鑫澳公司副总经理吕某某、仓库保管员赵某某、案外人张某乙在公安机关所作的刑事询问笔录亦可证实案涉质押物存放于鑫澳公司仓库，经鑫澳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心桂同意方可打开仓库，并未设置监管标志。因鑫澳公司所欠债务逾期，案外人张某某等多名债权人将存放于仓库内的部分质押物转移，所转移的质押物直至本案诉讼时尚未全部返还。东宁中行、哈牡绥东公司未尽监管义务，致使鑫澳公司对监管的质押物仍实际占有并有处分的权利，应当确认东宁中行对该质押物不享有质权。故江达公司主张撤销案涉《68号调解书》主文第二项的理由成立，该条款损害了江达公司的民事权益。判决：撤销牡丹江中院于2014年6月12日作出的《68号调解书》第二项即”如鑫澳公司未按约定时间还款应以《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的质押物折价、变卖、拍卖的价款优先偿还东宁中行”的条款。案件受理98,000元，由东宁中行、鑫澳公司承担。
东宁中行向本院上诉称：一、案涉《142号调解书》确认以抵押物在履行《68号调解书》确定的给付义务后，方向江达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而江达公司与鑫澳公司之间并未签订书面的抵押合同，案涉《142号调解书》对江达公司、鑫澳公司之间抵押关系的认定违法且无效，江达公司对抵押物不享有优先受偿权，其对鑫澳公司质押给东宁中行的金属钛既无独立的请求权亦无法律上利害关系，原审法院将该《142号调解书》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并准许江达公司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应驳回江达公司的起诉。二、案涉《最高额质押合同》明确约定本合同之主合同为案涉《融信达合同》，鑫澳公司以自有金属钛为该《融信达合同》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并在东宁县公证处办理了公证。该《最高额质押合同》与《融信达合同》相互印证，能够证明《最高额质押合同》系为案涉《融信达合同》项下490万美元借款提供质押担保。虽然东宁中行、鑫澳公司与牡丹江人保公司签署过《赔款转让协议》，但东宁中行的上级行未予批准，该《赔款转让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双方亦未签订相关融信达合同。鑫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心桂在公安机关的刑事讯问笔录，并未被生效刑事判决所认定，更与鑫澳公司所签订的相关合同等书证相矛盾。在中国银行的《风险管理通知》下发前，出口融信达业务风险已开始发生并在互联网上予以报道，东宁中行要求鑫澳公司提供质押担保符合上级行风险防控的精神，在向省中行请示中未提及该最高额质押的事实，并不等于案涉《最高额质押合同》不存在。原审判决以担保金额与主合同金额不符，进而推定《最高额质押合同》并非为案涉《融信达合同》项下490万美元提供担保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三、东宁中行与鑫澳公司、哈牡绥东公司签订《质押监管协议》，委托哈牡绥东公司对质押物金属钛进行监管，哈牡绥东公司亦向东宁中行出具了《收到质押物通知书》，并收取了监管费用及派专人进行监管。东宁中行因案涉质押物金属钛数量多、移动困难而未将金属钛移位，直接借用鑫澳公司场地有偿委托哈牡绥东公司保管和自己保管，属于质权人东宁中行占有质押物的形式之一，应认定案涉《最高额质押合同》生效且质权成立。并且，在质押物被第三方哄抢后，东宁中行、哈牡绥东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于2014年1月2日追回了385吨金属钛，亦可说明哈牡绥东公司和东宁中行进一步采取了保护措施。综上，案涉《68号调解书》主文第二项内容并无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驳回江达公司的起诉或诉讼请求。
江达公司答辩称：案涉《最高额质押合同》系东宁中行和鑫澳公司恶意串通所订立，该合同并不成立。除原审判决已经认定的事实外，本案还涉及其他几项事实均可进一步证明案涉《68号调解书》所涉490万美元借款系与中信保公司合作。即便东宁中行与鑫澳公司就案涉《68号调解书》所涉490万美元借款协商过质押担保的事宜，但因质押的金属钛仍然由出质人鑫澳公司实际占有、控制、管理和处分，该质权并未成立，亦不能因此对抗江达公司。而江达公司与鑫澳公司发生借贷时、鑫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心桂在刑事笔录中的陈述、江达公司和鑫澳公司之间在案涉《142号调解书》一案及本案诉讼中，鑫澳公司均确认案涉金属钛作为抵押物为江达公司出借人民币1300万元提供抵押担保，属于江达公司与鑫澳公司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业经生效裁判所确认，案涉金属钛存在合法有效的抵押权。东宁中行以江达公司与鑫澳公司就案涉金属钛订立的是买卖合同而非书面抵押合同为由，否定江达公司就案涉金属钛享有抵押权的理由不能成立，故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东宁中行向本院举示如下七组证据。
证据一，鑫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心桂于2013年12月13日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一份。意在证明：鑫澳公司在东宁中行贷款1000万美元所涉保险业务系由中信保公司承保，鑫澳公司于2013年7月又将价值人民币9000余万元的金属钛质押给东宁中行，案涉《最高额质押合同》真实有效，质权有效设立。原审法院所调取的刑事笔录不全面，片面调取有利于鑫澳公司的证据具有倾向性。
证据二，哈牡绥东公司业务员庚某于2013年12月23日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一份。意在证明：案涉《最高额质押合同》签订后，东宁中行、鑫澳公司与哈牡绥东公司签订了《质押监管协议》，委托哈牡绥东公司对质押物进行清点、接收并派专人进行看管，由哈牡绥东公司和鑫澳公司各持一把锁，该监管行为符合《担保法》关于动产质押交付、占有的规定。
证据三，哈牡绥东公司驻库监管员王某某于2013年12月24日、31日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三份。意在证明：王某某于2013年7月被哈牡绥东公司派到鑫澳公司库房监管质押的金属钛，哈牡绥东公司和鑫澳公司在库门上各加了一把锁，并将监管标签分别贴在三个仓库门上，王某某定期对质押物进行了巡查，该监管程序符合动产质押交付、占有的规定。
证据四，《受理通知单（回执）自然人》一份。意在证明：东宁中行与鑫澳公司对案涉《最高额质押合同》进行公证，东宁县公证处受理日期为2013年7月22日。
证据五，《归库废钛清分种类明细表》（以下简称《分类明细表》）、《2014年4月25日质押货物盘点明细表》（以下简称《盘点明细表》）各一份。意在证明：公安机关将案涉金属钛追回后归还给质权人东宁中行，鑫澳公司、东宁中行、哈牡绥东公司三方盘点并分类入库，符合质权转移占有的法律规定。
证据六，《中国银行东宁支行委托监管质押货物遭受非法侵害的报案材料》一份。意在证明：质权人东宁中行积极行使质权。
证据七，哈牡绥东公司向东宁中行的《告知函》、《解除质押监管通知书》、《质押物移交通知书》。意在证明：东宁中行、鑫澳公司、哈牡绥东公司三方签订的《质押监管协议》真实有效，哈牡绥东公司已对质押物进行了监管、占有。
江达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东宁中行所举示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证据四、证据六、证据七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有异议，但对所证明问题均有异议。认为：证据一不属于新证据，东宁中行在原审诉讼中有能力提交而未提交。该笔录与原审法院调取的证据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条，进一步证实案涉《68号调解书》所涉最高额质押的事实不成立。王心桂于2013年12月13日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中虽表述了将案涉金属钛质押给东宁中行，但该笔录是案涉金属钛发生哄抢后公安机关的第一份笔录，公安机关对案情并不熟悉才有了原审法院所调取的2013年12月20日、12月29日的两份笔录。王心桂在该两份笔录中确认案涉金属钛并非为《68号调解书》所涉490万美元提供质押担保，而是与牡丹江人保公司合作的1750万美元提供的质押担保，同时亦确认该批金属钛还另行抵押给了案外人张某某和江达公司。证据三系公安机关对哈牡绥东公司驻库监管员王某某的询问笔录，该笔录亦不属于新证据，且哈牡绥东公司并未形成实质监管，质押物仍在鑫澳公司实际保管之下。证据四系东宁县公证处受理公证的通知单回执，王心桂在2013年12月20日的公安机关讯问笔录中明确其与东宁中行于2013年7月19日签订《最高额质押合同》的当天即办理了公证，东宁县公证处于2013年7月22日出具了《公证书》，而东宁中行提交的《公证书》却系2013年9月17日申请的公证，此时案涉490万美元借款已发放完毕，该公证明显违背银行信贷操作规范。证据五所涉明细表亦不属于新证据，所涉金属钛分类入库的时间是2014年4月，系案涉金属钛在2013年12月10日、11日被哄抢并由公安机关介入后形成的两份明细表，该归还行为不属于质押监管行为，属于刑事司法处置行为。证据六属于东宁中行单方的报案材料，存在规避事实的可能性，对其所证明内容不认可。证据七系哈牡绥东公司与东宁中行之间的委托监管手续，与本案待证事实不具有关联性。
鑫澳公司的质证意见为：对东宁中行所举示的证据一至证据七的真实性无异议，鑫澳公司与江达公司之间签订金属钛的买卖合同是真实的，抵押也是真实的，与东宁中行之间的《最高额质押合同》也是真实的，有第三方哈牡绥东公司监管，质押时监管公司包括公证处都参与了。
本院的认证意见为：江达公司对东宁中行所举示上述七组证据除证据五外，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鑫澳公司对东宁中行所举示的上述七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虽然江达公司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有异议，但证据五系东宁中行、鑫澳公司和哈牡绥东公司就公安机关将被哄抢的部分案涉金属钛追回后，三方于2014年4月16日、25日对质押物进行盘点分类入库的明细表，且三方均在该明细表上签字确认。因此，本院对东宁中行所举示证据的真实性均予确认。
本院二审查明，案涉《142号调解书》认定与本案相关联的主要事实为：”2013年9月20日，江达公司员工盖某某与鑫澳公司签订买卖合同，鑫澳公司将其所有的总计价款人民币5405万元的265吨BT14钛罐（军工）、15吨B71-0钛管、50吨钛板（军工）、90吨BT20钛锭（军工）、70吨废钛出售给盖某某。同日，鑫澳公司向盖某某出具承诺书，承诺销售给盖某某的钛金属材料均为该公司资产，如果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发生财产纠纷，愿承担一切法律后果。庭审中，江达公司与鑫澳远洋公司、王心桂、鑫澳公司均认可，鑫澳公司是以与江达公司员工盖某某签订买卖合同的方式，为鑫澳远洋公司、王心桂向江达公司借款1300万元进行抵押担保。”案涉《142号调解书》主文第四项内容为：”鑫澳公司对鑫澳远洋公司、王心桂应付江达公司借款本息、律师代理费、案件受理费以抵押物265吨BT14钛罐（军工）、15吨B71-0钛管、50吨钛板（军工）、90吨BT20钛锭（军工）、70吨废钛在履行《68号调解书》所确定的给付义务后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除此，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前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民诉法》设立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是为了保护因客观原因未参加前诉讼程序而受生效裁判损害的第三人的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民诉法》第五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规定，提起撤销之诉的第三人应当提供存在下列情形的证据材料：（一）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错误；（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即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需同时具备前述条件才是第三人撤销之诉的适格主体。本案中，江达公司依据案涉《142号调解书》主张案涉《68号调解书》主文第二项内容侵害了其民事权益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但是，根据《142号调解书》中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及所确认的事实可以看出，鑫澳公司将案涉金属钛以签订买卖合同方式作为王心桂和鑫澳远洋公司与江达公司之间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该担保行为的类型属于非典型担保即让与担保抑或后让与担保，非《担保法》和《物权法》明确规定的法定担保物权，且该《142号调解书》主文并未依据抵押担保制度确认江达公司对案涉金属钛享有优先受偿权，故江达公司对案涉金属钛享有的民事权利属性并非法定的担保物权，其仍属于债权的范畴。对于债权，原则上不适用第三人撤销之诉保护，除非法律明确规定给予特别保护的法定优先权的债权和法定撤销权的债权，但江达公司所享有的债权亦不属于特别保护的债权情形。又因江达公司依据案涉《142号调解书》主文第四项中已经确定鑫澳公司以金属钛等物品在履行《68号调解书》所确定的给付义务后承担责任，表明江达公司在达成该调解时已经知晓并认可东宁中行在《68号调解书》中所享有的优先受偿权在先，在此基础上自愿与鑫澳公司达成《142号调解书》，现江达公司又以《68号调解书》主文第二项损害其民事权益，无事实依据。因此，江达公司对案涉《68号调解书》主文第二项所涉质押物金属钛并不享有独立请求权，《68号调解书》主文第二项的处理结果与江达公司亦无法律上利害关系，江达公司作为鑫澳公司的普通债权人提起本案诉讼，不具备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主体资格，原审判决未考虑以上因素即撤销案涉《68号调解书》主文第二项不当，应予纠正。
综上，东宁中行的上诉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牡丹江中院（2015）牡商初字第74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江达公司的起诉。
一审案件受理费99,800元退回给江达公司，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0元退回给东宁中行。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王 剑
代理审判员 黄世斌
代理审判员 马 莎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王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