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4民终218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梁华养，男，汉族，1968年4月29日出生，身份证地址：广东省吴川市，系梁某的父亲。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慧清，女，汉族，1966年5月5日出生，身份证地址：广东省吴川市，系梁某的母亲。
委托代理人：高超强，广东旗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珠海市第八中学，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富柠街**号。
法定代表人：雷英，该校校长。
委托代理人：张琼，广东星石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某。
法定代理人：陈宝勤，女，汉族，1973年9月13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河南省固始县，系邓某的母亲。
法定代理人：文永亮，男，汉族，1974年9月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河南省固始县。系邓某的继父。
委托代理人：武澜，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静，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被告：梁某。
法定代理人：梁华养，系梁某的父亲，身份信息同上。
法定代理人：陈慧清，系梁某的母亲，身份信息同上。
委托代理人：高超强，广东旗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梁华养、陈慧清、珠海市第八中学（以下简称八中）因与被上诉人邓某、原审被告梁某健康权纠纷一案，不服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珠香法民一初字第1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八中因教学需要，准备于2014年4月18日在校园内举行科技节比赛，其中有一项目为“筷子搭桥”。八中对参加该项目比赛的学生进行了专门培训。参加比赛的学生为作好准备，将材料包括筷子和橡皮筋带回学校在课间进行练习。2014年4月2日下午第三节课下课课间，初二（1）班的梁某向同学要了几根筷子和橡皮筋，坐在自己的座位用上述材料做了一个弹弓，并转身与坐在其身后的同学邓某聊天时，不小心把筷子弹出，筷子射中邓某的右眼，致邓某右眼受伤。
邓某受伤后被送至珠海市人民医院治疗，住院6天，行右眼角膜修补术，于2014年4月8日出院，被诊断为右眼眼球穿通伤和右眼外伤性白内障。邓某于2014年4月8日至2014年4月10日在中山大学附属眼科医院住院治疗，行白内障超乳抽吸术＋人工晶体一期置入术，出院医嘱：复诊时间为术后一周、一个月、三个月和半年。邓某支付了在珠海市人民医院住院的医疗费5822.83元及复诊医疗费226.53元；支付了在中山大学附属眼科医院住院的医疗费9305.26元及复诊挂号费181元、医疗费1743.04元。2014年12月15日和16日，邓某在北京同仁医院复查，右眼视力0.02-0.03，经检查，邓某试戴RGP眼镜右眼矫正视力达0.6，医嘱建议配戴RGP眼镜。邓某支付了医疗费234元、购买硬性角膜接触镜（RGP-
CL）和护理液的费用6757元。邓某称在北京同仁医院治疗期间产生了住宿费645元和餐费148元。邓某于2014年12月1日委托广东正光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进行伤残等级评定，该鉴定所于2014年12月9日作出鉴定意见：查邓某右眼最佳视力为0.04（××目3级），邓某因右眼外伤导致右眼视力下降为××目3级，其伤残等级评定为八级。邓某为此支付了鉴定费1500元。另外，邓某在2015年8月28日在珠海市人民医院复诊支付了医疗费60元；在2015年8月31日在中山大学附属眼科医院检查支付了医疗费86.3元。
梁某、梁华养、陈慧清对邓某的上述鉴定意见提出异议，认为邓某××目3级，对应的伤残等级应为九级，要求对邓某的伤残情况进行重新鉴定。广东正光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答复称，根据中山大学眼科中心医院（2014年4月14日）检查报告：右眼FC／30㎝；2014年11月25日检查报告：右眼0.01（裸眼视力），2014年8月20日视觉诱发电位报告：右眼PVEP大方格极度异常，中方格中度异常。上述三次检查已确认伤者邓某右眼视力为××4级，故评定伤者八级伤残。鉴于上述鉴定机构在鉴定报告中记载邓某为××目3级，但在复函中却称邓某为××目4级，由于××目分级对应不同的伤残等级，故为了准确判定邓某的伤残等级，原审法院同意重新鉴定的申请，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对邓某的伤残等级进行重新鉴定。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于2015年10月27日作出鉴定意见，邓某因伤致右眼穿通伤、右眼外伤性白内障的诊断成立，近期行屈光视力检查示：右眼最佳矫正视力0.01，左眼最佳矫正视力1.0，提示右眼××目4级。现检查见右眼角膜正中白斑形成，邓某伤残等级符合道路交通事故八级伤残。根据上述鉴定意见书记载，邓某2014年4月14日屈光检查报告：右眼最佳矫正视力FC／30㎝，左眼最佳矫正视力1.0；2014年5月8日ERG检查，双眼ERG正常；2014年5月9日PVEP检查报告：右眼PVEP大方格轻度异常，中方格中度异常，小方格在正常参考值范围；左眼PVEP大、中方格在正常参考值范围，小方格轻度异常；2015年8月31日屈光检查报告：右眼最佳矫正视力0.01，左眼最佳矫正视力1.0。陈慧清支付了上述鉴定费2330元及邮寄费20元。梁某、梁华养、陈慧清对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的上述鉴定意见提出异议，认为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于2014年11月25日出具的《屈光检查结果报告》已经确认邓某右眼的最佳矫正视力为0.04，该事实已经得以确认，邓某后来提供的2015年8月31日的《屈光检查结果报告》与上述屈光报告相冲突，并且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因此，不得以2015年8月31日的《屈光检查结果报告》作为认定邓某右眼的最佳矫正视力事实的检材提供鉴定机构用作鉴定邓某伤残等级。针对梁某、梁华养、陈慧清的异议，原审法院发函询问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该中心复函称，邓某于2015年8月31日到本中心进行伤残等级鉴定，理应以最近的视力检查结果为依据，且其2014年11月25日的屈光检查报告与到本中心鉴定的时间相距九个月，损伤后视力的变化是动态的，在经过治疗3-6个月以后有些人保持稳定，有些人视力会逐步恶化。若根据2014年11月25日的屈光检查报告，无法评估其目前右眼视力下降的程度，从而无法得出鉴定意见。屈光视力检查结果在损伤的不同时期存在动态变化，一般情况下随着时间延长，视力会逐步恶化。邓某两次的屈光检查结果变化与其右眼损伤后视力下降不矛盾。邓某右眼的伤残等级是以其结构损伤为基础，经治疗后的效果为依据进行综合性判断。邓某则称2015年8月31日在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进行的屈光检查，是根据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的要求做的，该鉴定中心要求要以最近的检查结果为准。根据上述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书记载，该中心受理委托日期为2015年8月31日。根据邓某提供的门诊病历记载，邓某视力检查2014年5月8日VOD：0.02，VOS：0.25；2014年5月20日VOD：0.04，VOS：0.16；2014年8月21日VOD：0.01，VOS：0.25；2014年11月12日VOD：0.02，VOS：1.0（镜）；2015年6月30日VOD：0.03，VOS1.0＋1（镜）；2015年8月31日VOD：0.01，VOS：1.0＋2（镜）。
邓某向原审法院申请对医学RGP眼镜的更换时间、费用等进行鉴定。原审法院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对此进行鉴定。但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于2015年3月13日复函称，目前国家尚未颁布有关医学RGP眼镜更换时间、频次、费用等辅助器具及后续治疗费用标准，该中心无法完成委托，对该案不予受理。原审法院后委托北京通达法正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述问题进行鉴定。北京通达法正司法鉴定中心于2015年8月26日作出鉴定意见，邓某右眼贯通伤后IOL植入，现角膜白斑，视力0.03，因角膜散光大，普通框架眼镜无法矫正到满意视力，需配戴RGPLens矫正。RGPLens为透气性硬性角膜接触镜，其价格在1680元至4400元不等，配套护理产品每年花费约2000元至3000元，更换期限为1年至1年6个月，与使用习惯相关。综上所述，邓某的残疾器具费用建议为RGPLens配镜费3000元至4500元每2年；RGPLens护理费2500元每年；或以实际发生为准。邓某支付了上述鉴定费5000元及邮寄资料费25元。
根据邓某提供的户口簿记载，邓某属农业家庭户口。邓某提供了出生医学证明，记载邓某于2000年11月5日在珠海市香洲区人民医院出生。邓某于2012年9月1日入读珠海市第八中学。邓某还提供了珠海市学生体质健康检测卡，检验日期2012年12月19日裸眼视力：左4.3，右4.1；2013年11月21日，左4.3，右4.2。邓某提供了公安机关出具的邓某父母办理暂住证明细，邓某父母在本次事故事发前已长期在珠海居住。邓某提供了珠海市香洲翠峰街128号11栋501房的房地产权证，邓某和邓某母亲陈宝勤是该房产的共同共有人。邓某提供了其母亲陈宝勤的珠海市职工社会保险缴费记录，证明陈宝勤从2004年10月至2015年3月均有购买社保，其中从2013年10月至2015年3月所在单位为珠海市伟恒冷气工程有限公司。珠海市伟恒冷气工程有限公司于2015年11月29日出具《收入证明》，证明陈宝勤为该司员工，任职销售部门副经理，月收入6500元。
梁某、梁华养、陈慧清在事发后，为邓某在住院期间提供过部分伙食，为邓某进行治疗提供过交通服务及支付部分费用，并向邓某方支付了16000元。八中发动捐款，一共捐了40000元给邓某。
原审法院认为，在本次事故发生时，邓某和梁某均是八中初二（1）班的学生，均属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梁某在课间玩弄用筷子和橡皮筋做成的弹弓时，不慎弹出一支筷子，射中邓某的右眼，致邓某右眼受伤。据此，梁某因其过失造成邓某身体损害。由于梁某是未成年人，梁华养和陈慧清作为梁某的父母是梁某的法定监护人，有责任和义务配合学校对未成年学生进行相关教育和对未成年学生的日常行为进行监管。而学校作为教育机构，对未成年人在校期间承担的是教育、管理职责，并非监护义务。家长与学校之间并不必然形成委托监护关系，因委托合同的成立必须以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为前提，家长作为未成年学生的法定监护人，并不因未成年子女在校期间而免除其监护责任。本案八中亦未与梁华养和陈慧清成立过上述委托合同。因此，本案梁华养和陈慧清未尽到监护责任，对梁某造成邓某的损害应由梁华养、陈慧清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责任。八中因进行校园科技节比赛需要，对参加“筷子搭桥”项目的学生进行培训，并允许参赛学生带相关材料即筷子和橡皮筋回学校在课间练习。但结合初中学生尤其是男生好动和爱模仿的特性，八中应充分预计到上述材料很容易会被部分学生制造成弹射类的玩具进行玩耍，并存在可能会造成学生损伤的危险，而八中却未对学生进行相关安全教育。而且八中既然允许学生带筷子和橡皮筋回学校在课间时间进行练习，则即使是课间，但在学生进行练习时八中仍应负有管理职责。但八中并未派人进行监督和管理，以及时发现和制止危险行为的发生。据此，八中未尽到教育和管理职责，对邓某的受伤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八中虽辩称已对学生进行了安全教育，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审法院对此不予采信。梁某作为初二学生，对于弹射类玩具容易射伤眼睛的危险后果应当具有一定的认知，故其对本次损伤后果的发生应负主要责任。无证据证明邓某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具有过错。据此，原审法院确定对邓某的损失由梁华养和陈慧清承担60%的赔偿责任，由八中承担40%的赔偿责任。
关于邓某的具体损失项目及数额问题。（一）医疗费。邓某支付了珠海市人民医院住院的医疗费5822.83元及复诊医疗费226.53元、中山大学附属眼科医院住院的医疗费9305.26元及复诊挂号费181元、医疗费1743.04元、北京同仁医院的医疗费234元、2015年8月28日珠海市人民医院复诊医疗费60元和2015年8月31日中山大学附属眼科医院检查医疗费86.3元，合计医疗费17658.96元，有相应的医疗费票据、费用清单、病历等证明，原审法院予以采纳。梁某、梁华养、陈慧清辩称邓某到北京同仁医院就医是为了配戴RGP眼镜，并非必要的治疗。邓某右眼受伤后虽经手术治疗，但仍视物不清，根据检查记录，邓某右眼矫正最佳视力在0.01-0.04之间，而邓某配戴RGP眼镜矫正视力达0.6，故邓某在北京同仁医院求诊寻求矫正视力的最佳方案，所产生的医疗费用亦属于对损害后果进行必要治疗所产生的合理费用，故原审法院对上述辩解意见不予采纳；（二）护理费。邓某主张在珠海市人民医院住院6天、在中山大学附属医院住院3天、到北京同仁医院治疗4天，及监护人全休护理30天，合共护理期限43天。根据病历记载，邓某在珠海市人民医院住院6天、在中山大学附属眼科医院住院2天，邓某于2014年12月15日和16日在北京同仁医院门诊检查，考虑邓某为未成年人，其住院期间及到外地医院就诊确需监护人陪同照料，且往返北京需时两天亦属合理，故原审法院确定邓某上述护理期限共12天。对于邓某主张监护人全休护理30天，根据中山大学附属眼科医院的出院医嘱，并无邓某出院后需要护理的意见。结合邓某的伤情，其为右眼受伤致视物不清，但对其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未造成严重影响，对邓某的护理主要是基于其为未成年人，就医复诊时需要监护人陪同。另一方面，邓某还主张监护人因陪同就诊造成误工13天的误工费，该费用其实就是邓某的护理费。据此，原审法院参考邓某的伤情及复诊次数，对邓某在中山大学附属眼科医院出院后的护理天（已扣除到北京治疗的天数）酌定为18天。据此，邓某的护理期限共计30天。邓某主张按分别按广东省2014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中珠海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375元（计算43天为4285.27元）和珠海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5227元（计算13天为2265元）计算护理费，根据邓某提供的其母亲的工资收入证明，上述标准没有超过邓某的月工资收入，原审法院予以采纳，故邓某的护理费为17天×36375元÷365天＋2265元=3959元；（三）交通费。邓某主张其母亲在佛山工作，需从佛山到珠海陪同邓某进行治疗、鉴定、与学校及侵权人家长协商、到法院办理诉讼事项，以及邓某委托的律师从北京到珠海开庭的交通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据此，交通费的赔偿范围仅限于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而受害人、监护人及诉讼代理人因与事故相关当事方协商及进行诉讼而产生的交通费用不属于交通费的赔偿范围。另外，邓某及监护人因进行伤残鉴定而产生的交通费可作为实际支出的鉴定费用计算，邓某在交通费赔偿项目中主张上述交通费，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故结合邓某及监护人就医、进行鉴定以及梁华养为邓某承担了部分交通费用等情况，原审法院酌定邓某的交通费为6000元；（四）住宿费。邓某主张在北京同仁医院治疗期间产生住宿费645元，提供了相应的发票，原审法院予以采纳；（五）住院伙食补助费。邓某住院共计8天，住院伙食补助费应为800元。陈慧清虽提出在珠海住院时有送餐三、四天，在广州治疗期间支付了餐费，包括其本人和邓某及邓某母亲三人的费用。邓某对陈慧清提供的费用记录不予认可，但认可其在珠海住院时有送餐三、四次，在广州治疗期间都买过快餐。因陈慧清未提供相应的票据无法核实餐费支付的情况，但结合邓某的陈述，原审法院酌定邓某的住院伙食补助费为700元。另外，邓某主张到北京同仁医院治疗期间产生伙食费400元，因邓某是门诊治疗，并非住院，故原审法院对邓某的上述主张不予采纳；（六）营养费。邓某主张营养费，但未提供医疗机构的意见予以证明，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七）残疾赔偿金。邓某曾委托广东正光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被评定为右眼因外伤致视力下降为××目3级，构成八级伤残。因××目3级对应的伤残等级应为九级，广东正光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虽在复函中称根据检查报告邓某的右眼为××目4级，构成八级伤残，但因其对邓某××目级别的认定前后结论存在矛盾之处，故原审法院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对邓某的伤残等级重新进行鉴定。经鉴定，邓某因伤致右眼穿通伤、右眼外伤性白内障，构成八级伤残。梁某、梁华养、陈慧清虽对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在鉴定意见书中引用邓某2015年8月31日屈光检查报告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从而否定该鉴定结论。但是，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已明确邓某于2015年8月31日到该中心进行伤残等级鉴定，理应以最近的视力检查结果为依据，损伤后视力的变化是动态的，在经过治疗3-6个月以后有些人保持稳定，有些人视力会逐步恶化，故邓某需提供最近的眼力检查结果作为鉴定依据。邓某也是在得知鉴定机构的要求才在同一天做了相关视力检查，检查结论是右眼最佳矫正视力为0.01。结合邓某之前的视力检查结果，邓某的右眼视力一直在0.01至0.04范围内波动，2015年8月31日的检查结论也在上述范围内，而且鉴定机构是以邓某右眼的结构损伤为基础，经治疗后的效果为依据进行综合性判断邓某右眼的伤残等级。邓某因伤致右眼穿通伤、右眼外伤性白内障，随着时间延长，其视力会有逐步恶化风险，故综合上述因素，原审法院认为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的鉴定结论准确、科学，予以采纳。邓某虽为农村户籍，但邓某已提供证据证明其在事发前已在珠海居住一年以上，邓某母亲亦在珠海、佛山等城镇居住、工作，且邓某与其母亲在珠海拥有一套住宅，故邓某主张适用珠海城镇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原审法院予以采纳。本案在辩论终结前已公布了广东省2015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其中珠海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5287.3元／年，故邓某的残疾赔偿金为35287.3元／年×20年×30%=211723.8元；（八）残疾辅助器具费。邓某右眼经治疗后仍视物不清，普通镜面矫正效果不佳，经配戴RGP眼镜后，矫正视力达0.6，北京同仁医院医嘱邓某配戴RGP眼镜。邓某是初中学生，需要继续学习文化知识，右眼视物不清必然对其学习及以后日常生活造成影响，但邓某配戴RGP眼镜后能达到一定的视力矫正效果，能改善邓某的日常学习能力和生活质量。因此，邓某配戴RGP眼镜是其必需的残疾辅助器具。经北京通达法正司法鉴定中心鉴定，邓某的残疾器具费用建议为RGPLens配镜费3000元至4500元每2年；RGPLens护理费2500元每年；或以实际发生为准。梁某、梁华养、陈慧清虽以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的答复称目前国家尚未颁布有关医学RGP眼镜更换时间、频次、费用等辅助器具及后续治疗费用标准，而对北京通达法正司法鉴定中心的上述鉴定结论提出异议。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残疾辅助器具费按照普通适用器具的合理费用标准计算。伤情有特殊需要的，可以参照辅助器具配制机构的意见确定相应的合理费用标准。故北京通达法正司法鉴定中心参照配制机构的意见确定相应的合理费用标准，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原审法院予以采纳。邓某主张已实际发生的配镜费用及护理液费用6757元，及以后的配镜费141750元（按77岁计算，每两年4500元）及护理费157500元（每年2500元计算）。原审法院认为，参照鉴定意见，邓某在第一次配戴RGP眼镜时年满13岁，故从13岁开始配戴起算，暂计至70岁时止，共计需配戴及更换30次，按照普通适用器具的合理费用标准定为每两年3000元，合计配镜费用为3000×30=90000元，护理费用为2500×57=14250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合计为232500元。由于上述费用是双眼配戴RGP眼镜的费用，而本次事故造成邓某右眼视力下降，故原审法院确定应计算事故参与度为60%，即梁某、梁华养、陈慧清以及八中应承担邓某残疾辅助器具费为232500元×60%=139500元；（九）精神损害抚慰金。结合邓某的伤残等级、本地平均生活水平，及考虑邓某是未成年人心理承受能力较低，故原审法院确定邓某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为20000元；（十）鉴定费。邓某为确定本次事故造成的损失而需要相关鉴定机构进行鉴定。邓某在广东正光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进行伤残评定，支付了鉴定费1500元；在北京通达法正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残疾辅助器具费5000元，邮寄鉴定资料的快递费25元。上述费用均为邓某进行鉴定而支付的必要费用，原审法院予以采纳；（十一）律师咨询费。邓某称其没有法律知识，事发后需要专业帮助，故产生律师咨询费200元。但该费用不是事故造成受害人的必然损失，不属人身损害赔偿范围，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十二）邓某监护人及诉讼代理人进行诉讼产生的交通费、住宿费。邓某称其监护人往来法院及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产生的交通费及住宿费。上述费用均不属于人身损害赔偿范围，原审法院均不予支持。
原审法院核定邓某的上述损失合共406711.76元，由梁华养和陈慧清承担60%的赔偿责任，即244027.06元，由八中承担40%的赔偿责任，即162684.7元。由于梁华养和陈慧清在事发后已向邓某预付了16000元，故八中、梁华养、陈慧清还应赔偿邓某228027.06元。至于梁华养和陈慧清支付的邓某在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的鉴定费2330元及邮寄费20元，由梁华养、陈慧清和八中按赔偿比例分担。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原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一、梁华养和陈慧清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邓某各项损失228027.06元；二、八中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邓某各项损失162684.7元；三、驳回邓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416元（邓某已预付），由邓某负担2416元，梁华养和陈慧清负担4800元，八中负担3200元；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鉴定费2350元（陈慧清已预付），由梁华养和陈慧清负担1410元，八中负担940元。
一审判决后，梁华养、陈慧清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原审判决；2.判令梁华养、陈慧清只需赔偿邓某各项损失16960.92元（不服判决金额为：211066.14元）；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邓某、八中承担。事实及理由如下：一、原审法院认定梁华养、陈慧清对邓某的损失承担60%赔偿责任严重错误。（一）邓某只请求梁华养、陈慧清对邓某的损失承担30%赔偿责任，原审判决违反了不告不理原则。原审的庭审中，邓某变更诉讼请求，明确梁华养、陈慧清与八中按份责任的方式向邓某承担赔偿责任，并且只要求梁华养、陈慧清承担30%的损失，要求八中承担70%的损失。按照民事诉讼法的不告不理的原则，根据邓某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只能在邓某所主张要求梁华养、陈慧清承担的30%赔偿范围内判令梁华养、陈慧清承担赔偿责任，如今原审法院却判令梁华养、陈慧清在超过30%的范围承担赔偿责任，显然原审判决违反了不告不理的原则，属于严重的程序错误。（二）在邓某右眼受伤事故中八中应当承担主要责任，甚至是全责，作为梁某监护人的梁华养、陈慧清已尽到监护责任只需承担次要责任，最多承担20%的赔偿，甚至无责。首先，八中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是导致本次事故的主要原因，甚至是全部原因。第一，导致邓某受伤的工具来自八中组织的“筷子搭桥”活动的参赛工具。作为活动组织方的八中应当负有安全教育及管理的责任，应当意识到一次性筷子及橡皮筋组合使用会对学生造成伤害，也应当意识到十三、四岁学生贪玩的天性会制作成弹弓来玩，但是仍然将一次性筷子及橡皮筋发放给学生，并让其带回在课间进行练习，并且在学生在课间进行练习过程中也没有监督和管理。显然八中是未尽到安全教育及管理的责任。第二，案涉事故是发生在课间，在事故发生之前一段时间内已经有学生将一次性筷子削尖做成了箭，并且在课间使用橡皮筋将筷子弹来弹去，出现这情况是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作为活动组织方及未成年学生的监护方的八中是应当发现，并予以制止的。其次，梁华养、陈慧清已尽到监护责任只需承担次要责任，甚至无责。第一，邓某的受伤并非是梁某故意所致。邓某及八中均已确认，梁某手握着筷子及橡皮筋在转身与后座的邓某聊天过程中，不小心把一次性筷子弹出，刚好射中邓某的眼睛，才导致邓某受伤，并非是故意而为。并且事发时梁某年幼，其是难以意识到行为会导致同学受伤，梁某的过错程度非常低。第二，本次事故是发生在梁某在学校学习期间，该期间的监护主体是学校，并且导致邓某受伤的工具也是来自八中组织的“筷子搭桥”活动的参赛工具，梁华养、陈慧清并不清楚梁某握有一次性筷子及橡皮筋等物品，不可能意识到梁某使用筷子和橡皮筋作出弹弓伤人，也就不可能对梁某进行教育和监护。最后，根据目前的法院判例来看，作为未成年家属的梁华养、陈慧清最多承担20%的赔偿责任。
从中国裁判文书网的生效判决来看，作为中学生的未成年在学校导致同学受到伤害的，即使是因两者斗殴产生的伤害，学校也要承担40%的赔偿责任，实施伤害行为的未成年法定监护人也只承担20%的赔偿责任。这些案例与本案比较来看，本案导致邓某受伤的，并不是梁某的故意行为所致的，而是与学校科技节的活动工具管理不到位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学校的赔偿责任应该更大。因此，根据目前的法院判例来看，作为未成年家属的梁华养、陈慧清最多承担20%的赔偿责任，这是合理的。
二、原审法院判决赔付佩戴RGP眼镜的费用没有法律依据。（一）《北京通达法正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不具有合法性，委托程序违法。首先，RGP眼镜更换的时间、频次、费用无法定标准，司法鉴定机构不得受理该鉴定委托。从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于2015年3月13日作出的《答复函》来看，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不接受委托并非是无能力完成鉴定委托，而是该鉴定委托事项属于《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六条所规定的司法鉴定机构不得受理的鉴定委托。并且该函已经明确目前国家尚未颁布有关医学RGP眼镜更换的时间、频次、费用等及后续治疗费用标准。换而言之，任何机构都无法根据国家颁布的标准对关于佩戴医学RGP眼镜的辅助器械费用作出鉴定，该鉴定委托事项是无法完成的。事实上从《北京通达法正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附注来看，该鉴定所依据的也只是一些杂志的论文，并非是根据国家颁布的标准，也印证了RGP眼镜更换的时间、频次、费用等及后续治疗费用无国家标准。其次，原审法院的委托程序违法。原审法院是在在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作出《答复函》后，明确告知“佩戴医学RGP眼镜的辅助器械费用”属于《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十六条所约定的司法鉴定机构不得受理的鉴定委托的情况下，再在邓某代理人单方联系好北京通达法正司法鉴定中心，单方私自与北京通达法正司法鉴定中心接触后，才根据邓某方的单方要求下，委托北京通达法正司法鉴定中心对“佩戴医学RGP眼镜的辅助器械费用”进行鉴定的。可见原审法院的委托程序存在两违法情形：第一，是在明知该项鉴定委托事项属于司法鉴定机构不得受理的鉴定委托的情况下进行委托的；第二，北京通达法正司法鉴定中心并非是通过双方摇珠确定的鉴定机构，而是邓某代理人单方联系好，私自接触后，要求法院委托的鉴定机构，违法了公平公正性。（二）原审既按八级伤残等级赔付伤残赔偿金，又判决赔付佩戴RGP眼镜的费用，属于重复支持。首先，邓某佩戴RGP眼镜后其最佳矫正视力达0.6，根据该视力其受伤达不到伤残等级。根据原审法院的论述，邓某佩戴RGP眼镜后其最佳矫正视力达0.6，而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18667－2002）》4.10.2.a的规定，一眼低视力1级的才构成十级伤残，而《根据低视力及××目分级标准》最佳矫正视力为0.3-0.1的才为低视力1级，也就是说最佳矫正视力为0.6的连低视力1级都没达到，连十级伤残都构不成。也就是说邓某通过佩戴RGP眼镜对其受伤的眼睛进行视力矫正后，其是达不到伤残等级的。其次，残疾辅助器具是指因伤致残的受害人为补偿其遭受创伤的肢体器官功能、辅助其实现生活自理或者从事生产劳动而购买、配制的生活自助器具，如截肢后购买的假肢、失明后安装的义眼等。而RGP眼镜却是直接用于改善视力的改善伤残等级的用具，并非为严格意义上的残疾辅助器具。并且残疾赔偿金也是对受害人因伤致残而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进行的赔偿，该费用是包含了改善伤残等级所支出的费用。因此，本案中要么要求支付伤残赔偿金，要么要求支付佩戴RGP眼镜的费用，只能取其一要求，不能两项同时要求，原审法院同时支持两项费用显然是错误的。同时由于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伤残等级鉴定结论所依据的邓某于2015年8月31日的屈光检查报告不具有真实性及没有经过质证的鉴定检材，而且根据多次的屈光检查结果可知，邓某的最佳矫正视力应该在0.04左右，即对应的伤残等级是9级，所以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所作出的伤残等级鉴定结论是不正确的，应当在双方在场的情况下，重新对邓某进行屈光检查，并以新的屈光检查报告为依据再进行伤残等级鉴定。
三、原审法院并未对梁华养、陈慧清为邓某的医疗支出的交通费进行折抵是错误的。原审时梁华养、陈慧清已经主张了在邓某前往广州治疗时，梁华养、陈慧清支出了大巴的车费共计2880元，梁华养、陈慧清开出租车送邓某母女到广州治疗时发生的出租车车费共计5325.22元［由于梁华养是出租车司机，梁华养、陈慧清自愿对于出租车车费只主张因送邓某母女而损失的出租车租赁费用2400元及高速费680元部分（共计3080元）］，对于该两费用邓某是确认的，梁华养、陈慧清也进行了主张，梁华养、陈慧清是支出了交通费5960元。因此，该项费用应当计至总的交通费总额中，梁华养、陈慧清在按份额承担后，已付的交通费应在应承担的赔偿总额予以折抵，原审法院不予处理及进行折抵是严重错误的。
四、原审法院认定的护理费天数及标准逻辑严重错误。首先，护理费天数违反了不告不理原则。邓某主张监护人应陪同就诊造成误工的天数为13天，而却酌定陪护就诊的合理天数确是18天，比邓某主张的天数多了5天。其次，法院认定的30天护理费用，却采用2种计算标准，17天是按照珠海市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天却是按照珠海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为何一种费用却要适用两种标准，让人无法理解。
综上，邓某的受伤应当按9级伤残计算伤残赔偿金，佩戴RGP眼镜的费用不应支持，同时梁华养、陈慧清只需承担20%的赔偿责任，故梁华养、陈慧清应承担的赔偿金额为：［医疗费17658.96元＋（13＋12）天×护理费36375元÷365天＋交通费（6000＋5960）元＋住宿费645元＋住院伙食补助700元＋残疾赔偿金35287.3元／年×20年×20%＋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20%-（垫付费用16000元＋垫付交通费5960元）=16960.92元。
邓某答辩称，一审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梁华养、陈慧清的上诉请求。
八中答辩称，第一，梁华养、陈慧清认为其儿子梁某射伤邓某眼睛应由八中承担主要责任、甚至全责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邓某眼睛所受伤害事实上纯属因梁某严重的过失伤害行为造成的，邓某因受伤造成的相关赔偿责任应由梁华养、陈慧清全部予以承担。从梁某在本案事发后的2014年4月22日所写的事发经过及证人即另一学生邱海敏2014年4月22日所写的事发经过可以证实，本案系梁某因贪玩而主动向其他同学索要筷子和橡皮筋，并将筷子一端削尖制作成一个弹弓，在其转身与邓某谈话聊天时不小心将弹弓射了出去，很不幸的是正好射中了邓某的眼睛，导致邓某眼睛受伤。从上述客观事实来看，本案邓某眼睛遭受严重受伤的原因是梁某擅自从同学处要来了筷子，且梁某改变了筷子的原有状态，将原本两端为平面的筷子削尖，制作成了一个弹弓玩耍，且在玩耍时将弹弓对着同学的脸部，最后还将弹弓射了出去，并碰巧射中了邓某的眼睛，导致邓某的眼睛受伤。因此，本案系梁某改变原本不具有危险性的筷子的形状，将筷子削尖并且不小心将筷子射出，梁某的这一系列行为是造成邓某的眼睛受伤严重后果的根本原因，故邓某因梁某的行为造成的伤害结果应由梁某的法定代理（监护）人梁华养、陈慧清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第二，八中已尽到了作为教育机构即学校对学生在安全管理上应尽的教育与管理义务，不存在任何过错，对学生之间在课间休息期间自行造成的伤害结果不应承担责任。1、对于这一次由省教育部门发起的，全省各市初中学校都必须参加的校园科技节比赛活动，八中无论是在开展比赛活动前还是在练习相关科技节比赛项目时，无论是参与科技节比赛的同学还是未参与科技节的同学，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学校召开的动员大会上都特别地向同学们进行了安全教育，而且还设有安全管理员，这些安全教育工作全校师生都是非常清楚的。梁某同样知晓清楚。2、对于本案所涉的筷子和橡皮筋，八中并未要求也没有允许参赛学生将筷子及橡皮筋带到学校练习，筷子和橡皮筋是参赛的学生自行带到学校来的，八中并没有向加害人梁某发放筷子和橡皮筋，本案是梁某因贪玩擅自从其他同学处要来筷子并经过加工制作，并在玩耍的过程中因严重过失将削尖的筷子射出去伤害到了邓某的眼睛。3、本案所涉事件并不是发生在科技节的比赛过程中，也不是发生在由八中组织的比赛练习中，也不是发生在课堂中，而是发生在课间时间，是学生们自由活动的时间，故邓某因梁某在课间射伤眼睛造成的损失应由实际加害人予以承担。
基于上述事实与理由，八中认为梁华养、陈慧清要求八中承担邓某眼睛受伤的主要甚至全部经济损失的上诉请求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护八中的合法权益。
八中亦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1、由梁华养、陈慧清向邓某承担全部经济损失赔偿责任；2、对邓某诉讼请求的伤残赔偿金及残疾辅助器具费标准及金额依法予以改判；3、由邓某、梁华养、陈慧清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如下：一审法院对于邓某因梁某私自制作的弹弓射伤眼晴导致邓某严重受伤事实的因果关系及责任承担的分配存在严重的错误，导致一审的判决结果严重错误，对八中非常不公平。因此，八中请求二审法院对一审法院的错误判决依法予以纠正改判，支持八中的上诉请求。事实与理由如下：第一，一审法院认定八中未尽到教育和管理职责，应就本案邓某所受伤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八中认为一审法院的这一认定是错误的，应当予以纠正。八中事实上已尽到了作为教育机构即学校对学生在安全管理上应尽的教育与管理义务，不存在任何过错，对学生之间在课间休息期间自行造成的伤害结果不应承担责任。（1）八中是珠海市一家公立的基础教育机构，承担着国家义务教育（初中阶段）的教育教学任务。众所周知作为教书育人的学校，老师们除了费尽辛劳教授孩子们文化知识，还特别关心和注重保护孩子们的生命健康安全，因此，在八中平常的工作中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内容，那就是对孩子们时刻进行安全教育，要求和提醒学生们注意安全。（2）八中无论是在开展比赛活动前还是在练习相关科技节比赛项目时，无论是参与科技节比赛的同学还是未参与科技节的同学，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学校召开的动员大会上都特别地向同学们进行了安全教育，而且还设有安全管理员，这些安全教育工作全校师生都是非常清楚的。因此，一审法院的认定与客观事实不相符。（3）对于八中因省教育部门的安排需要组织学生们参加这次科技节比赛活动，对其中的“筷子搭桥”项目，事实上八中并没有向学生们发放筷子及橡皮筋，也没有允许参赛学生将筷子及橡皮筋带到学校练习，筷子和橡皮筋是参赛的学生为了获得好的成绩自行带到学校练习的，从本案的证据来看，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八中允许或同意参赛学生将筷子及橡皮筋带到学校练习，故一审法院认定是八中允许参赛学生将筷子及橡皮筋带到学校练习的，但没有任何证据佑证，属主观臆断或推断，依法不能成立，因此一审法院以此为基础判决八中承担赔偿责任是无事实依据的。
第二，一审法院的认定与判决与本案的客观事实严重不相符，这给八中造成了严重的经济负担，同时也给八中学校的教师造成了很严重的心理负担，并将对学校未来开展正常的教育教学活动造成消极影响。本案邓某的伤害是梁某的个人行为造成的，八中在本案中不存在任何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1）本案邓某所受伤害事实上纯属梁某的严重过失伤害行为造成的，邓某因受伤造成的相关赔偿责任应由梁华养、陈慧清全部予以承担。从梁某在本案事发后的2014年4月22日所写的事发经过及证人即另一学生邱海敏2014年4月22日所写的事发经过可以证实，梁某将筷子削尖的这一行为是造成本案严重后果的根本原因，故本案邓某因梁某的行为造成的伤害结果应由梁某的法定代理（监护）人梁华养、陈慧清承担全部赔偿责任。（2）八中认为造成邓某眼睛受伤的根本原因不在筷子本身，而在于梁某改变了筷子两端是平面的原样，将筷子一端削尖，制作成了一个弹弓玩耍。因事实上筷子本身并没有很大的危险性，在我们中国几乎每个家庭都会使用筷子，小孩子一般在5岁左右就开始学会使用筷子，比梁某小的孩子都可以使用筷子，这证明了筷子本身的危险性并不大。在学校实际上学生们使用的铅笔或其他写字用的笔都比这筷子的危险性大，因众所周知，筷子的两端都是平的，而笔的一端却是尖的，因此学生们使用的笔比筷子的危险性更大。那是否意味着，学校就不应当允许学生带笔到学校了呢？当然不是。故一审法院将筷子视为造成邓某受伤的根本原因，而忽略了筷子本身并不具有危险性，忽略了让筷子产生危险性的原因是梁某的个人行为，从而错误地认定是因八中允许参赛学生带筷子等材料到校练习，错误地认定八中未尽到教育与管理的职责，从而判决八中需承担40%的赔偿责任。（3）本案的邓某及梁某两人都不是参加科技节比赛的参赛同学，且本案的事件并非发生在课堂，也不是发生在科技节比赛活动进行过程中，也不是发生在参赛学生的练习中，而是发生课间休息期间，该时间是学生们独立自由活动的期间，这期间学校的一千多名学生，一些学生可能去操场活动，一些学生可能留在教室内休息或看书，还有一些学生可能会去厕所，八中的近百名教职工不可能对每一个学生进行一对一的跟踪管理，这期间的安全是要靠学生们听从和遵守校规校纪，自觉听从老师平时的安全教育管理要求，所以在八中学校这么多年以来尚未发生过类似本案的安全事件。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的即使是课间，八中仍负有管理职责，八中未派人进行监督和管理，及时发现和制止危险行为的发生，由此判决八中承担赔偿责任，八中认为一审法院的这一认定是严重错误的，是一审法院额外给八中学校增加的一项教育与管理义务，一审法院的这一要求既不切实际，也是无法实现的。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八中没有尽到教育与管理的职责的认定是错误的，由此导致一审法院的判决错误，应当予以纠正。综合上述本案的客观事实，八中作为学校在梁某因贪玩的个人行为造成邓某眼睛受伤的事件中没有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邓某因梁某个人行为造成的伤害损失应由梁华养、陈慧清全部承担。
第三，对于一审法院对邓某的各项诉讼请求的认定与判决，八中认定有以下几项不合法，不合理，依法应予以改判：（1）对邓某的伤残赔偿金按珠海市城镇居民的标准予以计算，八中认为是没有法律依据的。邓某系农业户口性质，目前还是学生，尚未工作，无固定收入，因此，邓某虽然在珠海居住一年以上，但其不具备有固定的收入的这一条件。因此，邓某的伤残赔偿金应按农村户籍标准予以计算。（2）一审法院对邓某的残疾辅助器具费的判决不符合法律规定，没有法律依据。首先，邓某就残疾辅助器具费向一审法院提出鉴定申请后，一审法院已委托了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鉴定，但该鉴定中答复称目前国家尚未颁布有关医学RGP眼镜更换时间、频次、费用等辅助器具及后续治疗费用标准而不予受理。在这种情况下一审法院允许邓某单方与后来北京通达法正司法鉴定中心单方事先联系好后再由法院委托鉴定，这一委托鉴定程序本身就存在不合法性，且无法排除非公正、公平鉴定的可能性。且该司法中心的鉴定参照“北京同仁验光配镜中心”的价格予以鉴定得出鉴定结论，而“北京同仁验光配镜中心”是个什么机构，其确定的价格是否具有公信力，是否符合国家标准，鉴定意见中均未明确与说明，无从考证。该司法鉴定中心得出的结论依法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和案件判决的依据。其次，在残疾辅助器具费鉴定程序不合法，在鉴定结论无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还按照中国女性平均寿命77岁的标准予以计算残疾辅助器具费，并判决一次性支付这些尚未发生的费用给邓某，且八中在一审的民事判决书中没有看到一审法院列明对此项判决的法律法规条文依据。因此，八中认为一审法院对残疾辅助器具费的判决是无法律依据的，依法应当予纠正。
邓某答辩称，一审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八中的上诉请求。
梁华养、陈慧清答辩称，第一，八中要求梁华养、陈慧清承担全部经济损失没有任何依据，本案只有邓某才有权要求梁华养、陈慧清就本案承担损失，在原审庭审笔录中可以显示，邓某已经要求梁华养、陈慧清承担本案损失的30%情况下，八中无权要求梁华养、陈慧清承担全部责任，八中允许学生带筷子和橡皮筋回学校在课间内进行练习的事实清楚，根据邓某一审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八中初二一班班主任出具的且经八中确认的关于邓某同学受伤情况的说明的背景的第二句话以及邓某陈述的第二行“当时因科技节，老师说要将材料带回学校进行练习”以及梁某陈述的第一句话“有同学在对科技节的筷子搭桥做准备”；第二，对于八中上述第二项上诉请求梁华养、陈慧清认可。
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
一、关于八中和梁华养、陈慧清赔偿责任承担比例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三十二条以及第三十九条之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责任。本案中，梁某弹射筷子不慎导致邓某眼部受伤，由于梁某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侵权责任应当由其监护人梁华养、陈慧清承担。由于邓某遭受人身损害发生在学校内，而八中组织开展校园科技节过程中，并未对学生开展相关安全教育，对于本案事故的发生，也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原审法院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及侵权人的过错程度，确定对邓某的损失由梁华养、陈慧清承担60%的赔偿责任，由八中承担4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梁华养、陈慧清主张邓某在原审中变更诉讼请求，要求梁华养、陈慧清承担30%的赔偿责任，由于邓某对此予以否认并明确责任比例由法院最终确定，故邓某的要求不属于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形，对梁华养、陈慧清的该项主张，本院依法不予采信。
二、关于残疾赔偿金的问题
根据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的鉴定结论，邓某眼睛的伤残等级为八级，对于梁华养、陈慧清对鉴定结论的疑问，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也进行了解释说明，故对于该鉴定结论，本院予以采信，梁华养、陈慧清主张伤残鉴定的依据不具有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由于伤残鉴定时邓某并未佩戴RGP眼镜，故梁华养、陈慧清主张佩戴RGP眼镜后达不到伤残等级，本院不予采信。由于邓某及其父母长期在珠海生活、工作、居住，对邓某的残疾赔偿金应当适用珠海城镇标准计算，八中主张适用农村标准不符合公平原则，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根据鉴定结论和2015年度珠海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残疾赔偿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三、关于残疾辅助器具费的问题
根据医嘱以及邓某的伤残情况，佩戴RGP眼镜能够有效改善眼部伤残对生活学习造成的影响，因此RGP眼镜是必需的残疾辅助器具。梁华养、陈慧清主张要么支付RGP眼镜费用，要么支付伤残赔偿金，是对两项费用法律意义和逻辑关系的混淆，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残疾辅助器具费用的确定，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应当以专业机构的意见为重要依据。虽然国家尚未颁布RGP眼镜更换时间、频次、费用及后续治疗费标准，但北京通达法正司法鉴定中心参照专业配镜机构的意见确定相应的费用标准仍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梁华养、陈慧清以及八中主张北京通达法正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不具有合法性，本院不予采信。原审法院委托鉴定是为了参照使用，提高确定本项费用的准确性，梁华养、陈慧清以及八中主张鉴定程序违法，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原审法院参照鉴定意见确定梁华养、陈慧清以及八中承担残疾辅助器具费的数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四、关于护理费的问题
原审法院确定邓某在珠海市人民医院、中山大学附属医院以及北京同仁医院治疗期间的护理期限为12天，邓某在中山大学附属医院出院后的护理天数为18天，是结合本案情况做出的合理认定，梁华养、陈慧清主张护理天数多出5天，属于事实认知错误，本院不予采信。邓某主张的护理费计算方法及数额，并未超出依据邓某母亲的月工资收入标准计算出的数额，故原审法院予以采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梁华养、陈慧清主张护理费计算错误，本院不予支持。
五、关于交通费的问题
原审法院对交通费用的确定，是结合邓某及其父母就医、进行鉴定以及梁华养也承担了部分交通费用的情况酌情作出的，本院予以维持。梁华养、陈慧清主张其支出的交通费用应当计算在交通费总额中，并在总赔偿额中折抵，混淆了法律逻辑关系，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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