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深中法房终字第137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大成，男，汉族，1943年9月22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吴铁华，男，汉族，1950年5月14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游理贵，男，汉族，1945年12月20日出生。
上列三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刘光华，重庆均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永增，男，汉族，1939年12月11日出生7。
委托代理人蔡华，北京市尚权（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重庆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称重庆特殊钢厂、重庆特殊钢公司、重庆特殊钢（集团）公司，以下简称重庆特殊钢公司）。
诉讼代表人重庆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破产清算组。
负责人魏明书，该清算组组长。
原审第三人深圳冶金技术发展公司（以下简称深冶公司）。
法定代表人肖X庚，总经理。
上列两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樊向忠，重庆特殊钢公司清算组工作人员。
上列两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黄维雄，重庆特殊钢公司清算组工作人员。
上诉人郑大成、吴铁华、游理贵因与被上诉人徐永增、原审第三人重庆特殊钢公司、深冶公司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08）深福法民三初字第14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徐永增原审诉讼请求：1、郑大成立即停止侵权，归还徐永增所拥有的深圳市福田区沙咀路金地花园XXX栋XXX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产）；2、郑大成向徐永增返还不当得利83000元（自2005年10月1日起计算至2008年8月31日止）；3、郑大成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原审庭审中，徐永增认为吴铁华、游理贵与郑大成构成共同侵权，吴铁华、游理贵应立即停止侵权，返还涉案房产，并返还不当得利83000元。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徐永增于1989年5月30日至2000年12月4日期间任深冶公司法定代表人。1993年10月8日，深冶公司发出深冶字（93）1003号《关于公司购入“安居房”决议》，内容为：“根据市办公厅（93）103号文深圳市房改的初步意见的精神，结合企业自身经济效益情况，公司经全体职工讨论，现制订公司房改的初步原则如下：一、公司决定购买部分“安居房”若干套，解决长期在公司工作的职工住房问题。二、购房款项由公司多年经济效益利润中支付。三、公司员工（有条件者）也可暂先垫付房资款项的三分之一，余者由公司支付；购房毕，卖方发放房产证可以公司名义，亦可以出资者名义代之，然房产证由公司统一管理，直至正式完全结算清，给予有条件且达标后者，公司以福利安居房给予职工。四、“安居房”职工购房条件：a.在本公司连续工作8年以上者（含8年），长期居住公司集体宿者（从1984年算起）。b.有深户籍者（无深户籍按市府规定不予过户）。c.为公司骨干人员或有重大贡献者。五、合格于a.b.c者先进行办理，暂不达标者，继达标后公司根据每年盈利情况逐步及时再解决。六、公司与“安居房”职工如何进行清算与过户：a.公司购入的房地产，扣除房地产达期残值与公司使用年限折旧值，剩余值按45～50%的价格给予职工（深市房地产土地使用年限为70年、房屋折旧为35～40年）；b.对于合格于a.b.c项者，且对公司有重大贡献者，可按剩余价值20～25%价格计算，做为奖励员工。c.对重庆特钢职工，如在重特厂区已享受了福利房，原则上应退还总司，然对有特殊情况，如父母子女多者且又不能进入特区者可予照顾。七、此据以，已向深圳市政府经济协作办公室张X铜处长及重特总经理陈X荣先生汇报过，基本上同意此方案。”1993年11月18日，深冶公司向徐永增出具了一份编号为深冶字（93）1107号《公司通知》，内容如下：“徐永增先生：知悉，本市金地房地产公司开始商品房开盘。地址：福田区沙咀路沙尾村附近；价格：￥3000元／㎡；付款方式：分三期，首期为30%，中期为40%，尾期为30%；壹年内正式交付使用。公司根据深冶字（93）1003号文精神及公司经济效益较佳情况下，决定购入该房，作为公司房改及解决徐永增长期住房问题（自84年起直至93年一直居住在办公室内）。此房为徐永增所有，面积为90～95㎡，总价约在27～30万元左右。付款：首期应付金地房地产公司约玖万元，据（93）1003文精神，徐永增应缴于公司财务首期款；由公司财务统一与金地公司缴款、结算。购房完成后，公司财务将与徐永增结算［按公司（93）1003号文精神处理］。”1993年12月12日及13日，深冶公司向徐永增出具了两份《收款收据》。第一份《收款收据》载明深冶公司收到徐永增订购金地花园XXX栋XXX号房订金2万元，另一份《收款收据》载明深冶公司收到徐永增订购金地花园XXX栋XXX号房首期款9万元。1996年6月21日，徐永增与案外人XX（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深圳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以402465元的价格购买了涉案房产即深圳市福田区沙咀路金地花园XXX栋XXX号房。同日，XX（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徐永增出具了购房发票。1996年9月26日，涉案房产办理了《房地产证》，载明徐永增为权利人，房屋用途为住宅，建筑面积为99.62平方米。2001年11月1日，深冶公司向徐永增出具了一份《关于深圳冶金技术发展公司与徐永增先生金地花园XXX栋XXX房产有关问题的说明》，内容如下：“1、深圳市沙咀路金地花园XXX栋XXX房，是1993年至1995年购买的房产。当时，根据市政府国有企业深圳户口人员房改精神（安居房）及深冶字（93）1003号文，购买时户主（权利人）列徐永增先生，购房款由徐永增先生与深冶公司共同支付，产权属徐永增先生。2、2001年9月，深冶公司徐永增先生退休。因该房系8楼，未装有电梯，且徐永增先生患有高血压、心血管病，极为不便。深冶公司考虑可以从公司其他房产进行置换。3、按深冶公司上级领导要求，易房后需把金地花园XXX栋XXX房户主（权利人）徐永增先生更名为肖X庚先生。4、徐永增先生因病暂迁出该房，借与深冶公司使用。双方易房置换后，再更名。双方易房更名所花费用由深冶公司承担。待双方签约、易房、更名后，产权各得其所。”2003年3月30日，徐永增向深冶公司出具了一份《关于深圳沙咀路“金地花园XXX栋XXX房”产权属性的证明》，内容如下：“深圳沙咀路金地花园XXX栋XXX房（建筑面积99.62平方米）于96年8月由深冶公司出资402465元购买，由于历史原因，办理房产证时权利人挂名为徐永增先生，但该房产权属于深冶公司。”2003年12月30日，吴铁华、游理贵与重庆特殊钢公司签订了一份《房产转让协议书》，约定重庆特殊钢公司将其全资子公司深冶公司在深圳市的包括涉案房产在内的三处房产作价150万元转让给吴铁华、游理贵。2004年1月19日至20日，重庆特殊钢公司分三次向吴铁华、游理贵出具了收到150万元购房款的《收款收据》。上述《房产转让协议书》签订后，重庆特殊钢公司将涉案房产交付给了吴铁华、游理贵。2004年2月23日，徐永增向深冶公司出具了一份《关于金地花园房地产问题说明》，徐永增在该说明中称涉案房产由深冶公司出资，名义落为徐永增户头，购入后作为公司办公场所使用，2001年徐永增退休时已与接班人交接清楚，房产证长期存放在公司并已归档。原审庭审中，徐永增对其出具的上述证明及说明作如下解释：徐永增与XX（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深圳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之前，深冶公司曾以集资建房名义向徐永增收取了集资款，深冶公司据此曾于1993年12月12日及13日向徐永增出具了两份《收款收据》，《收款收据》注明深冶公司收到徐永增订购金地花园XXX栋XXX号房订金2万元、首期款9万元。徐永增于1996年与XX（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深圳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后，金地花园XXX栋XXX号房一直由徐永增实际占有使用。徐永增不再担任深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后，深冶公司的再任法定代表人肖X庚念徐永增身体不好，考虑到涉案房产所在楼房没有安装电梯，徐永增上楼下楼均不方便，提出为徐永增置换新房，将金地花园XXX栋XXX号房借给公司作为办公场地，并承诺会给徐永增置换另一套房屋。徐永增于是于2001年12月份搬出了涉案房产，并将涉案房产《房地产证》原件交由深冶公司保管。徐永增将涉案房产借给深冶公司后，深冶公司一直没有置换另一套房屋给徐永增。后来，肖X庚打电话给徐永增说深冶公司要将涉案房产卖给四川省内江市的一个单位，请徐永增出具关于涉案房产产权属于深冶公司的情况说明，肖X庚还向徐永增说明一定会置换另一套房屋给徐永增。为了配合深冶公司的经营管理，徐永增于是向深冶公司出具了上述证明及情况说明。2008年8月7日，徐永增诉至原审法院。徐永增为证明郑大成系涉案房产的实际控制人，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一份《房屋转让协议》以及一份由深圳市金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盖章的《业主／住户情况登记表（个人）》。《房屋转让协议》载明卖方为吴铁华、游理贵，买方为郑大成，签订日期为2005年4月16日。《房屋转让协议》约定：吴铁华、游理贵自愿将深圳市福田区沙咀路金地花园XXX栋XXX号房转让给郑大成，转让价款35万元，吴铁华、游理贵承担房产过户费用。《业主／住户情况登记表（个人）》载明涉案房产业主系郑大成。原审庭审中，郑大成辩称其与吴铁华、游理贵不存在房屋买卖事实，其系受吴铁华、游理贵委托管理涉案房产，《房屋转让协议》中“吴铁华、游理贵、郑大成”三名字均系其所书写。吴铁华、游理贵在原审庭审中亦否认在上述《房屋转让协议》中签名。郑大成为证明其主张，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一份《管理委托书》，该《管理委托书》载明委托人为吴铁华、游理贵，受托人为郑大成，委托日期为2005年4月16日。委托事项为：吴铁华、游理贵委托郑大成对涉案房产进行管理，包括借用、出租、自用等。原审庭审中，吴铁华、游理贵确认曾于2005年4月16日委托郑大成管理涉案房产，但2012年7月之后已不再委托郑大成管理涉案房产。原审另查，深冶公司系重庆特殊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2005年2月1日，深冶公司因未年检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了营业执照。重庆特殊钢公司原名称为重庆特殊钢厂，1992年7月31日更名为重庆特殊钢公司，1993年4月28日更名为重庆特殊钢（集团）公司，1996年4月3日更名为重庆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6月22日，重庆特殊钢公司申请破产，其债权债务现由破产清算组接管。2009年12月31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终结重庆特殊钢公司的破产程序。至本案原审第三次开庭之日即2013年3月8日止，重庆特殊钢公司的法人资格仍未因破产程序终止而被注销。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系占有排除妨害纠纷。争议焦点在于：一、涉案房产的权利人是谁？二、徐永增请求排除妨害是否有理？三、郑大成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关于涉案房产的权属问题。首先，从事实证据来看，本案中，根据深冶字（93）1003号文、深冶字（93）1107号通知、徐永增与金地公司签订的《深圳市房地产买卖合同》、金地公司向徐永增开具的购房款发票、深冶公司向徐永增出具的购房款收据、深冶公司于2001年11月1日向徐永增出具的说明等一系列证据，均能证明涉案房产系由徐永增与深冶公司共同出资购买且深冶公司将其作为安居房分配给徐永增所有的事实，徐永增是涉案房产的真实权利人；其次，从法律规定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四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根据上述规定，我国不动产公示方式采用登记制度，不动产登记可以产生物权变动公示和公信效力。经登记于不动产登记簿上的权利人，法律推定为真正的权利人。本案中，涉案房产登记在徐永增名下，应推定徐永增系涉案房产的真正权利人。吴铁华、游理贵、重庆特殊钢公司以及深冶公司认为涉案房产的真正权利人系吴铁华、游理贵，并提交了重庆特殊钢公司与吴铁华、游理贵之间签订的《房产转让协议书》及《收款收据》予以佐证，但鉴于：其一、重庆特殊钢公司虽为深冶公司的母公司，但二者均为相互独立的企业法人，二者应各自独立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其二、重庆特殊钢公司不是涉案房产的权利人，也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深冶公司是涉案房产的权利人，重庆特殊钢公司与吴铁华、游理贵签订《房产转让协议书》之行为已构成了对徐永增合法财产的侵犯，从吴铁华、游理贵、重庆特殊钢公司以及深冶公司的答辩意见内容分析，亦不能排除各方有恶意串通的合理怀疑。因此，上述吴铁华、游理贵、重庆特殊钢公司、深冶公司的主张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关于排除妨害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物权系对世权，任何人未经物权人同意，不得占有物权。徐永增作为涉案房产物权人，对于任何妨害涉案物权或者可能妨害涉案物权之行为，徐永增有权请求排除妨害。深冶公司在2001年11月1日向徐永增出具的《关于深圳冶金技术发展公司与徐永增先生金地花园XXX栋XXX房产有关问题的说明》中确认涉案房产产权属徐永增所有，深冶公司还考虑到徐永增身体原因，建议以公司其他房产与徐永增名下房产即涉案房产进行置换，待置换更名后产权各得其所。徐永增收到深冶公司的上述说明后，将涉案房产交给了深冶公司，这表明徐永增同意深冶公司在上述说明中提出的置换房屋条件，即徐永增先向深冶公司腾出涉案房产，深冶公司以公司其他房产置换给徐永增，待置换后再进行产权变更。然而，徐永增将涉案房产交给深冶公司后，深冶公司至今仍未能将公司其他房产置换给徐永增，徐永增作为涉案房产的物权人，对涉案房产的处置具有排他的权利，在深冶公司未能履行承诺条件的情形下，徐永增有权放弃深冶公司提出的置换条件并收回涉案房产。徐永增认为郑大成与吴铁华、游理贵是买卖合同关系，据此向原审法院提交了《房屋转让协议》及《业主／住户情况登记表（个人）》，鉴于吴铁华、游理贵在原审庭审中否认《房屋转让协议》中“吴铁华”及“游理贵”之签名系其所签，且郑大成亦否认其与吴铁华、游理贵存在房屋买卖关系，故徐永增认为郑大成与吴铁华、游理贵是买卖合同关系，缺乏事实根据，原审法院不予采信。《业主／住户情况登记表（个人）》系深圳市金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为了物业管理需要而制作的表格，徐永增以该登记表载明涉案房产业主系郑大成从而认为郑大成系涉案房产实际控制人，徐永增上述主张颇为牵强，原审法院不予采信。相反，吴铁华、游理贵及郑大成均认为其之间系委托代理管理涉案房产关系，并提交了《管理委托书》予以证实，原审法院据此认定吴铁华、游理贵与郑大成之间属于委托代理关系，即吴铁华、游理贵委托郑大成管理涉案房产，郑大成接受委托对房屋进行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郑大成受吴铁华、游理贵委托管理涉案房产，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委托人即吴铁华、游理贵承担，故吴铁华、游理贵应将涉案房产返还给徐永增。郑大成并非涉案房产实际控制人，且现已不再接受吴铁华、游理贵委托管理涉案房产，故徐永增要求郑大成返还涉案房产，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但包括郑大成在内的其他任何人在本判决生效后如存在妨害徐永增行使涉案房产物权之行为，徐永增有权请求排除妨害。徐永增请求返还涉案房产，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不当得利的问题。徐永增就涉案房产产权问题曾向深冶公司出具证明及说明，原审庭审中，徐永增对其为何出具证明及说明作如下解释：时任深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肖X庚打电话给徐永增说深冶公司要将涉案房产卖给四川省内江市的一个单位，请徐永增出具关于涉案房产产权属于深冶公司的情况说明，肖X庚还保证一定会置换另一套房屋给徐永增，徐永增于是向深冶公司出具了证明及说明，表明涉案房产产权属于深冶公司。从徐永增在原审庭审中的上述解释可以分析，徐永增系因深冶公司之换房承诺而同意深冶公司可以出售涉案房产，并因此出具证明及说明。徐永增向深冶公司出具的证明及说明在法律层面上可以作以下分析：一、从徐永增与深冶公司的内部关系看，徐永增就涉案房产产权问题曾向深冶公司出具的证明及说明，系基于深冶公司提出的换房要约而作出的承诺，双方之间实际上已确立了以房易房的事实合同关系，在深冶公司未能兑现换房承诺之前提下，徐永增可以随时撤销其向深冶公司作出的关于涉案房产产权归属之意思表示；二、从外部关系来看，尽管徐永增作出的关于涉案房产产权归属之表述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吴铁华、游理贵基于对徐永增作出的证明及说明内容之信赖而购买了涉案房产，支付了房屋对价，并实际占有了涉案房产，吴铁华、游理贵占有涉案房产属于善意占有，不构成不当得利。同理，郑大成占有涉案房产系基于其与吴铁华、游理贵之间存在房屋代管关系，在这种情形下，郑大成占有涉案房产亦不构成不当得利。据此，徐永增要求郑大成及吴铁华、游理贵赔偿不当得利损失83000元，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至于重庆特殊钢公司是否侵犯徐永增的合法权益，鉴于徐永增在本案中未对重庆特殊钢公司提出相应的诉讼请求，本案不予处理，徐永增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一、吴铁华、游理贵及未经物权人徐永增授权的其他居住人员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深圳市福田区沙咀路金地花园XXX栋XXX号房返还给徐永增；二、驳回徐永增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875元（徐永增已预交），由徐永增负担1775元，吴铁华、游理贵负担100元。
上诉人郑大成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徐永增的诉讼请求；赔偿、补偿经济5万元。事实和理由：既然郑大成是原审被告，为何未作程序上的裁定，也不作实体上的判决。原审法院将本案审理的焦点首先定位于“涉案房产的权利人是谁”，此问题是确权问题，另案正在依法进行确权审理。原审法院对本案已裁定中止诉讼，原因是确权在先，本案也二次裁定：因本案的审理须以另一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本院依法裁定本案中止诉讼。另一案依法正在进行之中，故原审法院无权就本案涉案房产的权属作确权审理。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认定涉案房产的国有资产是徐永增的个人财产。系列证据证明：涉案房产是重庆特殊钢公司的，是由重庆特殊钢公司出售与吴铁华、游理贵的，重庆特殊钢公司出售涉案房产是合法的，吴铁华、游理贵自2003年购得涉案房产起至今合法占有使用收益的事实，明明是徐永增退休时将涉案房产资料交出，原审法院认定为借出。涉案房产不是徐永增的，徐永增自己承认，且有一系列证据证明。原审法院采信了徐永增假造的下列证据：缴费收据，1993年10月8日深冶公司深冶字（93）1003号《关于公司购入“安居房”决议》，1993年11月18日深冶公司向徐永增出具深冶字（93）1107号《公司通知》，2001年11月1日二个意思相反的文件，原审法院采信了一个孤证，而不采信同年同月同日的真实证据，徐永增编造的肖X庚电话对话。原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原审法院适用《物权法》，本案所涉事实在此法律生效前的2003年；涉案房产的性质属于国有资产，根据相关规定，涉案房产是国有资产所有权的一种表现形式；原审法院明知56条等法律规定而不适用。原审法院在判决书中的矛盾：从吴铁华、游理贵、重庆特殊钢公司及深冶公司的答辩意见内容分析，亦不能排除各方有恶意串通的合理怀疑，故上述各方的主张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实为原审法院的不公正之立意；从外部关系来看，尽管徐永增作出的关于涉案房产产权归属之表述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吴铁华、游理贵基于对徐永增作出的证明及说明内容之信赖而购买涉案房产，支付了房屋对价，并实际占有了涉案房产，吴铁华、游理贵占有涉案房产属于善意占有，不构成不当得利。原审法院在程序上的问题：诸多法律关系的纠纷合一为占有排除妨害纠纷来审理，有占有、排除妨害、不当得利、返还财产、产权确认等；本案是排除妨害的法律关系，主体丧失，依法应对责任主体裁定追加为被告，在2012年9月28日的庭审已查明郑大成非适格的被告主体；原审法院追加深冶公司为第三人已无法律上的意义；2013年3月8日开庭前的2013年2月29日，吴铁华、游理贵及代理人已向原审法院作出书面代理意见并申请延期开庭，再次申请中止本案审理，原审法院均不予理会；2013年3月8日的开庭审理中，只有徐永增的举证，吴铁华、游理贵并未质证，且徐永增的举证并非原件；调查取证申请没有得到原审法院的支持。原审法院忽略了一系列证据。原审法院忽略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1984年8月30日）（56）的规定。请求二审法院支持郑大成的上诉请求。上诉人郑大成在本案二审法庭调查时补充上诉意见：徐永增起诉郑大成的理由是排除妨害，郑大成是被告，说郑大成房子租了，是不当得利，说郑大成是侵权，要郑大成搬迁，这四项与郑大成均没有直接关系，郑大成是受吴铁华、游理贵委托管理涉案房产，出租、自用也罢，在没有确权的情况下，不存在不当得利、排除妨害、侵权、搬迁，这都与郑大成无关，郑大成只是一个莫名的被告，要求撤销原审判决。要求徐永增对郑大成的经济和精神损失进行赔偿。因为徐永增告的被告是郑大成，在福田区已经不存在了，究竟告的是什么，如果是确权应另案起诉，尽快了结本案，吴铁华、游理贵已经在重庆法院起诉，法院也审理了，徐永增几次上诉管辖权，高院予以驳回。徐永增在本案中到底主张的是什么案由，到底告的是什么。
上诉人吴铁华、游理贵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徐永增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原审法院将本案的审理焦点首先定位于“涉案房产的权利人是谁”，此问题是确权问题，另案正在依法进行确权审理。原审法院对本案明明裁定中止审理，原因是确权在先，本案也二次裁定：因本案的审理须以另一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原审法院依法裁定本案中止诉讼。另一案依法正在进行之中，所以原审法院无权就本案涉案房产的权属作确权审理。1、徐永增的诉讼请求无此诉求。2、原审法院2008年4月民事裁定（（2008）深福法民三初字第1476号排除妨碍纠纷案）中止本案诉讼；2011年3月民事裁定（（2008）深福法民三初字第1476-2号排除妨碍纠纷案）本案继续中止诉讼。3、同时，吴铁华、游理贵提起确认之诉，2011年1月原审法院依法裁定［（2011）深福法立裁字第12号民事裁定书］应由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4、于2011年1月11日在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案号（2011）渝一中法民初字第51号案件。5、徐永增于2011年4月提出了管辖异议。6、2011年9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查后裁定驳回徐永增的管辖异议。7、徐永增不服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定，于2011年9月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上诉，至2011年12月初重庆高级法院裁定驳回徐永增的管辖异议。8、2012年7月重庆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四庭再组合议庭。9、在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诉讼中追加第三人和送达等事宜，最高法法院报于2013年5月4日公告送达（见报），明确了开庭期。原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认定涉案房产的国有资产是徐永增的个人资产。涉案房产的法律性质：1、系列证据证明，涉案房产是重庆特殊钢公司的：内江法院的生效裁定、福田法院生效判决、深圳中院的生效判决、徐永增历年来的承认等。2、系列证据证明，涉案房产是重庆特殊钢公司出售与吴铁华、游理贵的，有系列转让的手续资料。3、系列证据证明，重庆特殊钢公司出售涉案房产是合法的。4、吴铁华、游理贵自2003年购得涉案房产至今合法占有使用收益的事实。5、明明是徐永增退休时将房产资料交出，原审法院认定为借出。涉案房产不是徐永增的，徐永增自己的承认。证据如下：2007年1月30日给破产工作组的《申请书》；2007年2月1日给内江法院的《证明》；2004年2月23日《关于金地花园房地产问题说明》；2004年7月给内江法院执行局黎X明局长《说明书》；2003年3月30日“关于深圳沙嘴路金地花园XXX栋XXX房产权属性的证明”；2001年3月31日深圳冶金技术发展公司法人代表交接工作记要；1998年5月13日关于深圳冶金技术发展公司的审计报告；等。涉案房产是重庆特殊钢集团有限公司的。证据如下：原审法院和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四川省内江市中区法院的生效裁定；重庆特殊钢集团有限公司购置支付；国有资产审计；重庆特殊钢集团有限公司国有固定资产帐簿；重庆特殊钢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资产涉案房产所有权证的原件；重庆特殊钢集团有限公司对徐永增要求办理过户的函件；等。涉案房产是重庆特殊钢集团有限公司依法转让与吴铁华、游理贵的。证据如下：重庆特殊钢集团有限公司转让申请、批示；重庆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批准；重庆特殊钢集团有限公司转让的办公会议程序决定；原审法院和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的查实；四川省内江市中区法院对转让事实的查实证明；转让的协议、付款、交接；实际占有和使用；重庆法院破产清算组对徐永增的要求办理过户的函件；等。原审法院采信错误：1、原审法院采信了徐永增假造的“缴费收据”。2、原审法院采信了徐永增假造的“1993年10月8日深冶公司深冶字（93）1003号《关于公司购入“安居房”决议），1993年11月18日，深冶公司向徐永增出具编号为深冶字（93）1107号《公司通知》”。3、原审法院采信了徐永增假造的2001年11月1日二个意思相反的文件，原审法院采信了一个孤证，而不采信同年同月同日的另一个真实证据。4、原审法院采信了徐永增编造的“肖X庚的电话”对话。原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1、原审法院适用的法律是2008年10月1日生效的《物权法》，本案所涉事实在此前的2003年。2、涉案房产的性质属国有资产，根据相关规定，涉案房产是国有资产所有权的一种表现形式。3、原审法院明知“56条”等法律规定，而不应用。原审法院在判书中的矛盾：从吴铁华、游理贵，重庆特殊钢公司以及深冶公司的答辩意见内容分析，亦不能排除各方有恶意串通的合理怀疑。因此，上述各方的主张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实为原审法院的不公正之立意。从外部关系来看，尽管徐永增作出的关于涉案房产产权归属之表述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但吴铁华、游理贵基于对徐永增作出的证明及说明内容之信赖而购买了涉案房产，支付了房屋对价，并实际占有了涉案房产，吴铁华、游理贵占有涉案房产属于善意占有，不构成不当得利。原审法院在程序上的问题：1、诸多法律关系的纠纷合一为“占有排除妨害纠纷”来审理，有占有、排除妨害、不当得利、返还财产、产权确认等。2、本案是排除妨害的法律关系，主体丧失，依法应对责任主体“裁定”追加为被告。在2012年9月28日的开庭中已查明郑大成已非适格的被告主体，证据如下：郑大成的代理管理身份已被终止；涉案房产的出租合同；租金专用银行卡；等。3、关于原审法院追加深冶公司为第三人的解释：已无法律上意义，证据如下：2003年前其经营资格早已吊销；工商注册的开设年限于2005年业已到期；开办人重庆特殊钢公司已于2005年宣告破产，债权债务已清结；若要追加，依法应追加主管人或清算人，根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原经济庭于2000年1月26日庭务会“关于企业歇业、撤销或被吊销营业执照后的诉讼问题”的讨论意见。4、2013年3月8日开庭前的2013年2月29日，吴铁华、游理贵及代理人已以特快专递的形式向该合议庭（成员）作出书面代理意见（原审法院一点不理会）；并作因生病住院请假；还再次申请合议庭中止该案的审理；但原审法院还是不理会。5、在2013年3月8日的开庭审理中，只有徐永增的举证，吴铁华、游理贵并未质证，且徐永增的举证并非原件。6、调取证据原件申请书没有得到原审法院的支持（其中历史上真正的2001年11月1日关于涉案房产的公司文件，它区别于另一份2001年11月1日的关于涉案房产的公司文件，比对后才能确认真伪，原审法院以伪证定性涉案房产属徐永增的。）被原审法院忽略了的证据：企业法人申请换照审批表，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等，《深圳冶金技术发展公司章程》，1986年1月26日《深圳冶金技术发展公司章程》，2000年6月8日法定代表人登记签字表，《“金地花园”住宅集资统建合约》，1996年4月26日广东省深圳市转让（销售）房地产收入发票0006919，1996年6月21日固定资产明细帐，重庆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深圳冶金技术发展公司财务收支的审计决定（重特审发（19993008号），关于深圳冶金技术发展公司的审计报告，《关于肖X庚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厂（2000）函字第39号2000年12月4日及《深圳冶金技术发展公司法人代表交接工作记要》2001年3月31日，《特钢公司市外房地产管理办法》重钢特房发（2001）208号，《关于深圳冶金技术发展公司在深圳金地花园XXX栋XXX房产有关问题的说明》2001年11月1日，《关于深圳沙嘴路“金地花园XXX栋XXX房”产权属性的证明》2003年3月30日，《关于金地花园房地产问题说明》2004年2月23日，《关于重庆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实行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的通知》渝国资管（2000）20号1996年4月17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重新授予五家公司国有资产投资主体资格的批复》渝府（2000）169号2000年9月11号，《关于出具“同意特钢公司处置驻广州办事处房产及深冶公司房产的批文”的请示》重钢特发（2003）13号2003年1月14日，重钢集团公司《关于特殊钢有限公司处置上海、广州、深圳、重庆等地房产的批复》重集财务发（2003）10号2003年1月15日，特钢公司《经理办公会会议决定通知》2003年第36次，深圳市中深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冶金技术发展公司委托评估的八卦岭宿舍、金地花园及龙华镇横岭住宅资产评估报告》中深信评报字（2003）第029号2003年10月20日，特钢公司《证明》2004年1月3日，特钢公司《关于深冶公司房产处置程序的情况说明》2005年5月15日，房产转让协议书2003年12月30日附：房产转让明细清单、房产出售款发票、重庆特殊钢集团公司《委托书》、深圳金地花园XXX栋XXX房地产证件（房地产证号：XXXXX**），吴铁华、游理贵的《管理委托书》2005年4月16日，特钢公司破产清算组2008年10月9日《答辩状》，特钢公司破产清算组2009年3月16日给徐永增的《通知》，特钢公司破产清算组2009年3月16日给徐永增的《过户的函》，特钢公司破产清算组2009年3月17日《答辩状》。原审法院忽略了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1984年8月30日）（56）买卖双方自愿，并立有契约、买方已交付了房款，并实际使用和管理了房屋，又没有其他违法行为，只是买卖手续不完善的，应认为买卖关系有效，但应着其补办房屋买卖手续。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吴铁华、游理贵的上诉请求。本案二审法庭调查时，上诉人吴铁华、游理贵补充上诉意见：原审判决说到关于本案的中止问题，在第二次下达中止诉讼裁定时，裁定书就明确了本案中止的原因是因为另一审正在进行，另一案正在进行的文件在原审时已经被原审法院明确写进了裁定书中，重庆的案子在8月5日开庭，本案的开庭通知书已经下达。吴铁华、游理贵虽然在一审时没有到庭，但是作了书面的意见陈述，包括中止审理的书面请求。原审法院将众多的法律关系的主张混为一审的审理内容，有违审判的案由规定，使得当事人无所适从。在一审时，有些明显的证据，原审法院没有采纳，关于公司购置安居房的文件，吴铁华、游理贵已经提出了质证意见，且用证据证明是伪造的，但原审法院没有采纳。深冶公司向徐永增出具的编号931107号的公司通知，也是一个假文件，吴铁华、游理贵也有事实证据说明是假的，但原审法院没有理会。深冶公司向徐永增出具的两份收款收据，也是非常明显的假造，吴铁华、游理贵也提交了证据，但原审法院仍然采纳了假的证据，徐永增用了11万元买了涉案房产，吴铁华、游理贵提交了一份司法鉴定申请书，希望二审法院可以作出一个公平的判决。2011年4月1日那个不是事实的文件，也被原审法院采信了，造成目前吴铁华、游理贵的冤枉，原审法院明知是一个电话内容，吴铁华、游理贵指出没有这个事情，但原审法院以一个电话内容作为定案的依据，其中也没有任何的电信记录。确权之诉不是本案的审理内容，徐永增现在下落不明，故意不接收法院人员亲自送达的文件，也不接收公安机关的送达文件，原审法院对确权之诉的处理是违法的。原审法院认定吴铁华、游理贵与深冶公司串通制造了关于房屋买卖的事件，判决书后面又说吴铁华、游理贵是善意取得，所以驳回徐永增的诉求，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矛盾之处，对于房屋的认定有很多依据，虽然在事实上有认定，但是没有予以处理。原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吴铁华、游理贵现有两个要求，第一是继续中止，第二要求司法鉴定。
针对上诉人郑大成、吴铁华、游理贵的上诉，被上诉人徐永增口头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郑大成、吴铁华、游理贵的上诉事实和理由逻辑混乱、证据混乱、叙述混乱，事实不清，适用法律存在明显错误，如郑大成、吴铁华、游理贵认为原审法院忽略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法律政策执行若干问题》第五十六条，该五十六条已经废止，充分说明郑大成、吴铁华、游理贵的上诉存在明显错误。郑大成、吴铁华、游理贵认为本案应当继续中止，这是一个不恰当的上诉请求，要求对相关证据予以鉴定，也违反了最高院关于民事证据的有关规定。另外，徐永增在原审法院起诉是2008年8月6日，与重庆一中院案件的立案时间相比早了整整三年，该案立案在先，审理在先，判决在先，在法律程序上没有任何错误，不能因为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违法立案，就必须跟随其违法的指挥判案，且郑大成、吴铁华、游理贵就同样的事实，同样的理由，同样的证据在原审法院提出过与重庆一中院立案相同的诉讼，在原审法院败诉后又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深圳中院作出的（2009）深中法民五字第1156号裁定驳回了郑大成、吴铁华、游理贵的上诉，足以说明本案的来龙去脉是非常清晰的，郑大成、吴铁华、游理贵就涉案房产的诉讼问题，一直纠缠不休，企图用非法的手段，索要徐永增的房屋，没有法律依据，因此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郑大成、吴铁华、游理贵的上诉，维持原审判决。
原审第三人重庆特殊钢公司口头述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和改判。程序方面，同意上诉意见，原审法院以裁定的形式，本案要以重庆市的案件为依据，在没有任何改变的情况下，程序是有问题的。实体方面，重庆特殊钢公司针对法院确权，确定涉案房产属于徐永增的几个证据，确定房屋属于徐永增最原始的两个文件就是深冶字（93）1003号和深冶字（93）1107号的文件，是不真实的，深冶公司无权指定该文件。深冶字（93）1003号规定，在本公司连续工作八年以上可以享受安居房的资格，从1984年算起，而深冶公司1985年才成立。深冶字1993年出具的一个文时间为10月8日，后一个文10月8日说徐永增享受安居房，前后在40天内就形成了100多个文件，显然不符合事实。
原审第三人深冶公司口头述称，原法定代表人肖X庚写了一份说明，对房屋产权的问题作了一个说明，是深冶公司出资的，第二关于原审判决书中证据证明房屋是属于徐永增的一个说明。
经审理查明，徐永增于1989年5月30日至2000年12月4日期间任职深冶公司法定代表人。
1996年6月21日，徐永增与案外人XX（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深圳市房地产买卖合同》，XX（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涉案房产以402465元价格出售给徐永增。
1996年9月26日，徐永增取得涉案房产房地产证，房地产证载明权利人为徐永增，房屋用途为住宅，建筑面积99.62平方米，房屋性质为内销商品房，房地产证号为XXXXX**。
2001年徐永增退休后，于2001年3月31日将涉案房产的房地产证及深冶公司的公章等资料移交给了深冶公司后任法定代表人肖X庚。
本案二审法庭调查时，吴铁华、游理贵确认涉案房产现由其二人在实际使用。吴铁华、游理贵在本案一审时确认曾于2005年4月16日委托郑大成管理涉案房产，自2012年7月后已未再委托郑大成管理。
自2004年起，涉案房产被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市中区法院）查封、续封至今，最后一次续封期限截至2015年4月1日。
深冶公司为重庆特殊钢公司全资子公司，于2005年2月1日因未年检被工商行政部门吊销了营业执照。2005年6月22日，重庆特殊钢公司申请破产，其债权债务现由破产清算组接管。2005年7月27日，重庆特殊钢公司宣告破产。2009年12月31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终结重庆特殊钢公司破产程序，现重庆特殊钢公司尚未办理企业登记注销手续。
2008年9月1日，吴铁华、游理贵以徐永增为被告，向原审法院提起涉案房产所有权确认诉讼，重庆特殊钢公司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了该案诉讼。吴铁华、游理贵起诉认为：涉案房产原属重庆特殊钢公司所有，系由重庆特殊钢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冶公司出资402650元购得，当时深冶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永增以自己名义将涉案房产作了个人登记，之后，徐永增将涉案房产纳入了母公司重庆特殊钢公司的国有资产之内。2003年12月30日，吴铁华、游理贵从重庆特殊钢公司购买了涉案房产，并一直由吴铁华、游理贵使用，但在办理过户手续时，涉案房产因重庆特殊钢公司的债务纠纷被内江市市中区人民法院查封。请求法院判令：徐永增将涉案房产过户到吴铁华、游理贵名下。原审法院受理后，于2009年1月13日作出（2008）深福法民三初字第1649号民事判决，查明：案外人内江市市中区XX公司诉重庆特殊钢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案在市中区法院申请执行中，深冶公司于2004年2月13日向市中区法院申请以自己400万元资产为被执行人债务提供担保，该院于2004年2月24日作出（2003）执字第348、349号民事裁定追加深冶公司为该案的被执行人，并在400万元范围内以自己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2004年4月7日，市中区法院作出（2003）内中执字第348-1号民事裁定，查封了涉案房产。吴铁华、游理贵以涉案房产为其个人出资向重庆特殊钢公司购买为由向市中区法院提出执行异议，2004年5月25日，该院作出（2003）执字第348-2号民事裁定，以涉案房产为重庆特殊钢公司所有为由驳回了吴铁华、游理贵的执行异议。2008年4月7日，市中区法院作出（2003）内中执字第348-3号民事裁定，裁定续查封深冶公司所有的登记在徐永增名下的涉案房产，现涉案房产仍处于市中区法院查封中。认定：市中区法院于2004年5月25日作出的（2003）执字第348-2号民事裁定，驳回了吴铁华、游理贵关于涉案房产为其所有的执行异议，该裁定现已发生法律效力，因该生效裁定否定了涉案房产为吴铁华、游理贵所有，吴铁华、游理贵提起本次诉讼依据不足。判决：驳回吴铁华、游理贵的诉讼请求。吴铁华、游理贵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10年11月17日作出（2009）深中法民五终字第1156号民事判决，认定：该案并非房屋确权纠纷，而是房屋买卖纠纷，涉案房产迄今仍处于查封状态，故无论吴铁华、游理贵与重庆特殊钢公司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有效，吴铁华、游理贵要求履行过户的合同义务不能对抗房产已被查封的事实，吴铁华、游理贵若认为市中区法院作出的（2003）执字第348-2号民事裁定有错，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但在涉案房产未解封之前，吴铁华、游理贵无权请求办理房产过户手续。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1年，吴铁华、游理贵以重庆特殊钢公司为被告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确认涉案房产归吴铁华、游理贵所有。原审法院于2011年1月6日作出（2011）深福法立裁字第12号民事裁定，认定：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重庆特殊钢公司的破产申请，吴铁华、游理贵与重庆特殊钢公司的房产所有权确认之诉，只能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对其起诉，原审法院不予受理。裁定：对吴铁华、游理贵的起诉，不予受理。吴铁华、游理贵收到上述民事裁定后，遂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徐永增及内江市市中区XX公司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了该案诉讼，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于2013年9月17日作出（2011）渝一中法民初字第0051号民事判决，认定：吴铁华、游理贵与重庆特殊钢公司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之间成立房屋买卖合同关系，而双方基于《房屋转让协议书》产生的基础法律关系为债权债务关系，该协议对双方具有债权法上的约束力，吴铁华、游理贵基于前述合同的签订，享有的是请求重庆特殊钢公司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的权利，并通过合同的履行行为实现物权变动，即房屋买卖合同关系仅是实现物权的原因行为，其必须依赖不动产的变更登记实现物权变动的结果，本案中，双方并未进行产权变更登记，不能产生所有权变更的法律后果，吴铁华、游理贵享有债权请求权，但其基于债权债务关系的存在，而直接请求判决确认涉案房产归其所有，其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吴铁华、游理贵的诉讼请求。吴铁华、游理贵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后于2013年12月16日申请撤回上诉。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18日作出（2013）渝高法民终字第00341号民事裁定，准许吴铁华、游理贵撤回上诉。
2008年8月7日，徐永增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原审法院受理后，于2008年10月9日作出（2008）深福法民三初字第1476号民事裁定，以本案的审理须以（2008）深福法民三初字第1649号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为由中止本案诉讼。2011年3月24日，原审法院作出（2008）深福法民三初字第1476-2号民事裁定，以本案的审理须以（2011）渝一中法民初字第0051号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为由继续中止本案诉讼。2012年6月13日，原审法院通知恢复本案审理，同时，于2012年7月23日作出（2008）深福法民三初字第1476-3号民事裁定，准许徐永增撤回对第三人王志军的起诉。
2013年12月2日，深冶公司以徐永增为被告，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确认涉案房产归深冶公司所有；徐永增协助办理涉案房产的权属转移登记手续。原审法院已受理，案号为：（2014）深福法民三初字第102号，现该案正在审理中，郑大成、吴铁华、游理贵以该案正在审理为由申请中止本案诉讼。
本院认为，徐永增在本案提出的诉讼请求有停止侵权、返还原物及返还不当得利，均属于基于物权保护所提出的请求，故本案案由应确定为物权保护纠纷，原审将本案案由确定为占有排除妨害纠纷，未能涵盖徐永增的全部诉请，不符合《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相关规定，本院予以纠正。
徐永增对原审判决驳回其要求郑大成、吴铁华、游理贵返还不当得利的诉讼请求没有提起上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本院二审只就原审判决吴铁华、游理贵及未经物权人徐永增授权的其他居住人员返还涉案房产给徐永增的判项进行审查处理，并维持原审的其他判决结果。
郑大成二审提出的要求徐永增赔偿、补偿经济5万元的上诉请求，其未在一审提出相应的诉请，不属于本案二审审理的范围，本院予以驳回，郑大成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
《物权法》于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徐永增于2008年8月7日提起本案物权保护诉讼，故对于徐永增的诉请，应适用《物权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审查。根据《物权法》第十七条之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现涉案房产登记在徐永增名下，而房产管理部门对涉案房产的登记行为实际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根据行政行为效力先定性原则，只要该登记行为未被否定或撤销，即仍具有法律效力，徐永增以涉案房产现登记在其名下为由要求吴铁华、游理贵返还涉案房产，证据充分，主体适格。
如前所述，涉案房产现仍登记在徐永增名下，该登记仍然有效，深冶公司在原审法院提起涉案房产所有权确认诉讼的行为不具有对抗生效物权登记的证据效力，郑大成、吴铁华、游理贵以深冶公司已提起涉案房产所有权确认之诉为由否定徐永增提起本案物权保护诉讼主体资格的主张，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吴铁华、游理贵提起的要求将涉案房产过户至其名下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之诉已被生效的（2009）深中法民五终字第1156号民事判决驳回，吴铁华、游理贵提起的涉案房产所有权确认之诉亦已被生效的（2011）渝一中法民初字第0051号民事判决驳回，即吴铁华、游理贵已经生效民事判决确认并非涉案房产的所有权人，故即使吴铁华、游理贵与重庆特殊钢公司之间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书》有效，吴铁华、游理贵亦只取得了涉案房产占有人的身份，而现有证据证明徐永增现为涉案房产的合法权利人，根据《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三条之规定，徐永增可以请求吴铁华、游理贵返还涉案房产。同理，深冶公司所有权确认诉讼的诉讼结果尚不确定，本案不能以一个尚未确定结果的诉讼为由即驳回徐永增基于生效物权登记而要求返还涉案房产的诉讼请求。原审判决吴铁华、游理贵及未经物权人徐永增授权的其他居住人员将涉案房产返还给徐永增，处理得当，本院予以维持。
若深冶公司的所有权确认之诉胜诉，徐永增经本案判决取回涉案房产后，对涉案房产的占有、使用等问题，可再由徐永增与深冶公司之间协商或另循法律途径解决，深冶公司所有权确认之诉的审理结果并不影响本案的审理，郑大成、吴铁华、游理贵申请本案中止诉讼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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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王培喜与余志刚、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淳安支公司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PubDate\\\\\":\\\\\"2014-0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