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8)赣03刑终93号
原公诉机关上栗县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高某，男，1971年8月23日出生，汉族，江西省万载县人，大学本科文化，中共党员，案发前系萍乡市某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原党委副书记、国营某垦殖场原党委副书记，住上栗县。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17年9月2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2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上栗县看守所。
上栗县人民法院审理上栗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高某犯受贿罪一案，于2018年6月5日作出（2017）赣0322刑初274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高某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原审被告人高某，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11年至2017年，被告人高某先后担任某管委会副主任、副书记（均分管财物、人事、宣传、党建及品牌建设等工作），并挂点负责某洞内改造等工程项目。在此期间，被告人高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工程项目BT投资商项目经理李某1、王某1，设备供应商项目经理刘某1、曾某，景区项目经营者章某1、工程施工方凌某1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分述如下：
一、2012年7月，某管委会与甲公司签订《某游客中心（含某洞内改造）项目（BT）模式合作协议书》，协议约定某游客中心建设（含某洞内改造）项目采用---
移交（BT）方式建设，某管委会负责规划方案、施工图设计及监理，甲公司负责项目的投、融资、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移交给某管委会。甲公司项目经理李某1为了与被告人高某搞好关系，求得被告人高某在工程项目中给予关照，于2012年中秋节至2015年春节期间，每逢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即送现金人民币给被告人高某，其中春节每次送现金5000元，端午节和中秋节则每次送现金3000元，先后八次在被告人高某的办公室内送给被告人高某现金人民币共计3万元。另外，李某1还分别于2016年上半年及2017年6月，在被告人高某的办公室内送给被告人高某面额为1000元的上栗县比一比超市购物卡共4张，价值人民币共计4000元。
二、2013年8月，某管委会与甲公司签订《清溪生态绿道和关下副游客中心系列建设项目（BT）模式合作协议书》，协议约定清溪生态绿道和关下副游客中心系列建设项目采用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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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交（BT）方式建设，某负责规划方案及施工图设计及管理，甲公司负责项目的投、融资、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移交给某管委会。签订协议后，甲公司为求得被告人高某在工程物资采购、工程款项拨付、工程验收结算等方面的关照，安排工作人员王某1先后四次给被告人高某现金人民币共计2.8万元，具体如下：
1、2013年上半年的一天，被告人高某代表某管委会与上栗县采购办、公共政务局、甲公司等单位相关人员前往湖南长沙市询价采购石材等工程物资。出发前，王某1在县公共政务局门口将被告人高某喊到甲公司的车上，送给被告人高某3000元现金，请求其在采购询价时给予关照，被告人高某没有拒绝，收下了。
2、2013年6、7月一天，王某1来到被告人高某的办公室向其汇报工程项目采购苗木的相关事项，并拿出采购预算清单给被告人高某审阅。被告人高某审阅后，认为预算金额太高，表示该事项需要政府采购办、重点办等单位一同询价后以会议讨论的形式确定价格，并告知王某1其不具体负责该项工作。考虑到被告人高某在某管委会有重要的话语权，几日后，王某1再次来到被告人高某的办公室，送给被告人高某5000元现金，请求被告人高某在苗木采购询价时给予关照。
3、2014年5、6月的一天上午，王某1来到被告人高某的办公室，送给被告人高某1万元现金，请求被告人高某在某游客中心建设项目审计验收中给予关照，并将该项目工程的验收材料拿给被告人高某审阅。被告人高某审阅后，向王某1详细说明了审计验收的相关工作流程，并告知王某1该项工程由某管委会戴怀林副主任具体负责。
4、2016年上半年。甲公司承接的清溪生态绿道建设工程项目由BT模式转为现金支付模式，相关工程款项先由上栗县财政局拨付至某管委会，再由某管委会拨付给甲公司。2016年6月的一天，王某1来到被告人高某的办公室，送给被告人高某1万元现金，请求被告人高某在该项目工程款拨付方面给予关照。
三、2012年，为增强游客体验效果，提升某洞内艺术氛围，某管委会决定在某洞内改造工程项目中引进激光表演项目。同年，被告人高某带领某管委会、上栗县采购办、上栗县公共政务局等工作人员赴乙公司考察，并结识了该公司的项目经理刘某1。2013年2月，刘某1代表乙公司与某景区及建设项目BT投资商甲公司签订合同，承接了某洞内激光演示系统和灯光演示系统工程项目。出于对资金风险和工期要求考虑，刘某1向项目挂点负责人即被告人高某提出相关工程款项应由某管委会向其支付。被告人高某将此事提交至某管委会领导班子讨论，经讨论，管委会决定该工程相关款项先由甲公司拨付至某管委会，再由某管委会转付给乙公司。乙公司与甲公司签订合同后，刘某1来到被告人高某办公室向被告人高某表示感谢，并承诺工程款到位后工程会立刻动工，且乙公司将会准备辛苦费送给被告人高某以示感谢，被告人高某听后，没有拒绝。此后，刘某1为感谢被告人高某在乙公司承接某洞内改造激光表演项目过程中提供的帮助及求得被告人高某在工程款项拨付方面的关照，先后两次送给被告人高某现金共计27.5万元，具体如下：
1、2013年8月的一天，刘某1来到被告人高某办公室，送给被告人高某10万元现金。
2、2016年10月，刘某1电话联系被告人高某，称其公司激光演示项目的款项已全部到位，感谢被告人高某的关照，除去相关费用，还剩17.5万元要送给被告人高某，会找时间将钱送到萍乡来。被告人高某回复不要急，以后再说。2017年1月中旬的一天，刘某1来到被告人高某办公室，送给被告人高某17.5万元现金。
四、2013年8月，丙公司与甲公司签订合同，由丙公司承接某洞内酒窑建设工程项目，工程总价为38.8万元，合同约定工程款先由甲公司拨付至某管委会，再由某管委会转付给丙公司。同月，某管委会转付了第一笔工程预付款20万元，之后，丙公司销售经理曾某电话联系被告人高某，请求其在工程款拨付方面给予关照，并承诺将会给予被告人高某好处费。被告人高某回复曾某，只要丙公司能如期完成项目，工程款的事不用担心。2013年9月底，丙公司承接的酒窑工程完工，同年10月至12月，某管委会拨付10万元工程款给丙公司，8.8万元工程尾款于2016年年中结清。结清工程款之后，甲公司的工作人员王某1找到被告人高某，称甲公司在给丙公司结算工程款时未按照合同约定扣除工程税款，要被告人高某帮忙与丙公司衔接一下，要求丙公司退回应扣除的税款。随后，被告人高某将甲公司的要求转达给曾某。曾某表示同意，并称其会送3.8万元过来给被告人高某，税点由被告人高某自己与甲公司商定，除去税款多余的钱算作给被告人高某的辛苦费。被告人高某表示同意。
2016年12月的一天下午，曾某在萍乡市彭高高速公路收费站送给被告人高某人民币3.8万元。经查，其中3万元是退回给甲公司的工程税款，余下的8千元则是送给被告人高某的辛苦费。后因一直未能联系到王某1，被告人高某至今尚未将该笔工程税款退回给甲公司。
五、2004年，某景区的某艺术团在景区内进行表演活动。2009年，政府收回了某景区的经营权，先后交由上栗县福田镇人民政府和某管委会管理。从2012年至2017年，某艺术团负责人章某1为了能够顺利地与某管委会签订表演协议，求得被告人高某在表演协议签字、表演报酬款拨付等方面的关照，先后六次送给被告人高某现金人民币共计11万元，2017年8月28日，被告人高某因担心案发，退还五万元现金给章某1，具体如下：
1、2012年春节前夕，为了能够尽快顺利地与管委会签订协议，章某1来到被告人高某的办公室，送给被告人高某1万元现金，请其多多关照。2012年3月，管委会与某艺术团签订了高空表演协议。
2、2012年10月至2013年10月，因某在进行洞内改造，没有对外开放，故某艺术团没有在景区内表演，直到2013年10月，艺术团才回到景区表演，为了能够尽快顺利地与管委会签订协议，2014年春节前夕，章某1来到被告人高某的办公室，送给被告人高某1万元现金，请其多多关照。2014年5月，管委会与某艺术团签订了高空表演协议，协议期限为三年。
3、2015年春节前夕，章某1来到被告人高某家中，送给被告人高某2万元现金，感谢被告人高某在续签合同过程中给予的关照并希望管委会能按时支付演出费。
4、2016年春节前夕，章某1来到被告人高某的办公室，送给被告人高某2万元现金，感谢高某的关照。
5、2016年12月的一天晚上，章某1来到被告人高某的办公室，送给高某3万元现金，希望2017年能够顺利地与某管委会签订表演协议。
6、2017年3月的一天，某艺术团与管委会签订的协议即将到期，为了能够顺利续约，章某1来到被告人高某办公室，送给被告人高某2万元现金，请其多多关照。2017年6月，管委会与某艺术团签订了高空表演协议，协议期限为三年。
六、2012年11月，甲公司将某洞内改造工程分包给凌某1。从2013年至2015年，凌某1为求得时任某管委会副主任即被告人高某在关系协调、工程签订等方面的关照，先后多次送给被告人高某现金人民币8万元、购物卡4张价值人民币共计2000元、石油充值卡8张价值人民币共计4000元，具体如下：
1、2013年端午节前的一天上午，凌某1来到被告人高某的办公室，送给被告人高某1万元现金，感谢其对工程项目的关照。
2、2013年中秋节前的一天中午，凌某1来到被告人高某的办公室，送给被告人高某1万元现金，感谢其对工程项目的关照。
3、2013年11月的一天，凌某1来到被告人高某的办公室，送给被告人高某2万元现金，请求其在工程签证验收时多多关照。
4、2013年12月的一天傍晚，凌某1来到被告人高某位于上栗县上栗镇滨河南路胜利桥附近的自建房内，送给被告人高某4万元现金，请求其在工程签证中给予关照。
5、2013年春节前夕，凌某1在被告人高某办公室送给被告人高某面额为500元的萍乡市南昌百货购物卡2张，价值人民币1000元。
6、2014年春节前夕，凌某1在被告人高某办公室送给被告人高某面额为500元的萍乡市南昌百货购物卡2张，价值人民币1000元。
7、2015年春节前夕，凌某1在被告人高某的办公室送给被告人高某面额为500元的石油卡充值卡8张，价值人民币4000元。
综上，从2011年至2017年，被告人高某在担任某管委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并挂点负责某洞内改造等工程项目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李某1现金3万元、购物卡4千元，王某1现金2.8万元，刘某1现金27.5万元，曾某0.8万元，章某1现金11万元，凌某1现金8万元、购物卡2千元、石油充值卡4千元，总计受贿金额54.1万元。
上述事实，有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视听资料等证据证实。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高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金额54.1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构成受贿罪，且数额巨大。被告人高某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且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同种罪行，系坦白，依法可从轻处罚。被告人高某主动退缴全部涉案财物，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高某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高某有自首情节，经查，在卷证据证明被告人高某是被上栗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人员从某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办公室带至萍乡市纪委办案中心，采取了“两规”措施，故不能证明被告人投案的主动性和自愿性，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等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关于自首的规定，该辩护意见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1、被告人高某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五万元；2、依法追缴被告人高某犯罪所得赃款人民币五十四万一千元，上缴国库。
上诉人高某上诉提出，1、他系主动到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构成自首，可以减轻处罚；2、他有主动退赃的行为，可以从轻处罚。请二审对其适用缓刑，并降低罚金刑。
经审理查明，2011年至2017年，上诉人高某先后担任某管委会副主任、副书记（均分管财物、人事、宣传、党建及品牌建设等工作），并挂点负责某洞内改造等工程项目。在此期间，上诉人高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工程项目BT投资商项目经理李某1、王某1、设备供应商项目经理刘某1、曾某、景区项目经营者章某1、工程施工方凌某1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分述如下：
一、2012年7月，某管委会与甲公司签订《某游客中心（含某洞内改造）项目（BT）模式合作协议书》，协议约定某游客中心建设（含某洞内改造）项目采用---
移交（BT）方式建设，某管委会负责规划方案、施工图设计及监理，甲公司负责项目的投、融资、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移交给某管委会。甲公司项目经理李某1为了与上诉人高某搞好关系，求得上诉人高某在工程项目中给予关照，于2012年中秋节至2015年春节期间，每逢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即送现金人民币给高某，其中春节每次送现金5000元，端午节和中秋节则每次送现金3000元，先后八次在高某的办公室内送给高某现金人民币共计3万元。另外，李某1还分别于2016年上半年及2017年6月，在高某的办公室内送给高某面额为1000元的上栗县比一比超市购物卡共4张，价值人民币共计4000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某游客中心建设（含某洞内改造）项目(BT)模式合作协议书，证实2012年7月，某管理委员会与余干县甲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某游客中心建设（含某洞内改造）项目(BT)模式合作协议书》，协议约定某游客中心建设（含某洞内改造）项目采用建设—移交（BT）方式建设，某管委会负责规划方案及施工图设计及监理，甲公司组建的项目公司负责项目的投、融资、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移交给管委会。
（2）证人李某1的证言，证实2012年5月份左右，他的朋友章某2邀请他一同去上栗县某风景名胜区考察该景区的游客中心建设（含某洞内改造）工程项目，认识了时任管委会副主任的高某。同年6月份借用余干县甲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的资质中标了该项目，成立了甲公司某改造工程项目部并开始施工，他担任该项目部负责人。为了在工程项目中获得高某的关照和帮助，第一次送钱给高某是2012年中秋节前，他在高某的办公室送给高某3000元现金。第二次是2013年春节前，他在高某的办公室送给高某5000元现金。第三次是2013年端午节前，他在高某办公室送给高某3000元现金。第四次是2013年中秋节前，他在高某办公室送给高某3000元现金。第五次是2014年春节前，他在高某的办公室送给高某5000元现金。第六次是2014年端午节前，他在高某办公室送给高某3000元现金。第七次是2014年中秋节前，他在高某办公室送给高某3000元现金。第八次是2015年春节前，他在高某办公室送给高某5000元现金。2016年上半年，他去高某办公室送给高某2张面值1000元的上栗比一比超市购物卡，共2000元。2017年6月2日，他去高某办公室送给高某2张面值1000元的上栗比一比超市购物卡，共2000元。
（3）上诉人高某供述，李某1从2012年中秋节到2015年春节，每逢端午节、中秋节、春节都会给他送节礼，他分八次总共收受李某1所送现金3万元，李某1有时还会送2条香烟。2013年、2014年、2015年春节，这三次每次都是送的5000元，2012年中秋节、2013年和2014年的端午节、中秋节，这五次每次送的都是3000元。李某1每次都是一个人在过节的前几天到他办公室，将黄色信封装好的现金拿给他，现金都是百元面额的人民币，有时会一并送两条香烟。2016年上半年，李某1来到他办公室拿出两张面值1000元的上栗比一比超市的购物卡给他。2017年6月份，李某1到他办公室拿了两张面值1000元的比一比超市的购物给他。3万元现金收受后用于个人和家庭的日常开支了，香烟用于单位办公室或家庭接待上了，购物卡则用于家庭消费了。所收受的上述现金、购物卡及香烟，他没有退还给李某1及其公司。
上述证据，均已经一审庭审质证、认证。本院予以确认。
二、2013年8月，某管委会与甲公司签订《清溪生态绿道和关下副游客中心系列建设项目（BT）模式合作协议书》，协议约定清溪生态绿道和关下副游客中心系列建设项目采用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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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交（BT）方式建设，某负责规划方案及施工图设计及管理，甲公司负责项目的投、融资、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移交给某管委会。签订协议后，甲公司为求得上诉人高某在工程物资采购、工程款项拨付、工程验收结算等方面的关照，安排工作人员王某1先后四次给高某现金人民币共计2.8万元，具体如下：
1、2013年上半年的一天，上诉人高某代表某管委会与上栗县采购办、公共政务局、甲公司等单位相关人员前往湖南长沙市询价采购石材等工程物资。出发前，王某1在县公共政务局门口将高某喊到甲公司的车上，送给高某3000元现金，请求其在采购询价时给予关照，高某没有拒绝，收下了。
2、2013年6、7月一天，王某1来到上诉人高某的办公室向其汇报工程项目采购苗木的相关事项，并拿出采购预算清单给高某审阅。高某审阅后，认为预算金额太高，表示该事项需要政府采购办、重点办等单位一同询价后以会议讨论的形式确定价格，并告知王某1其不具体负责该项工作。考虑到高某在某管委会有重要的话语权，几日后，王某1再次来到高某的办公室，送给高某5000元现金，请求高某在苗木采购询价时给予关照。
3、2014年5、6月的一天上午，王某1来到上诉人高某的办公室，送给高某1万元现金，请求高某在某游客中心建设项目审计验收中给予关照，并将该项目工程的验收材料拿给高某审阅。高某审阅后，向王某1详细说明了审计验收的相关工作流程，并告知王某1该项工程由某管委会戴怀林副主任具体负责。
4、2016年上半年。甲公司承接的清溪生态绿道建设工程项目由BT模式转为现金支付模式，相关工程款项先由上栗县财政局拨付至某管委会，再由某管委会拨付给甲公司。2016年6月的一天，王某1来到上诉人高某的办公室，送给高某1万元现金，请求高某在该项目工程款拨付方面给予关照。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清溪生态绿道和关下副游客中心系列建设项目(BT)模式合作协议书，证实2013年8月，某管委会与甲房地产公司签订《清溪生态绿道和关下副游客中心系列建设项目(BT)模式合作协议书》，协议约定清溪生态绿道和关下副游客中心系列建设项目采用建设—移交(BT)方式建设，某负责规划方案及施工图设计及监理，甲公司组建的项目公司负责项目的投、融资、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移交给管委会。
（1）记账凭证、资金支付凭证、财政直接支付申请书、建筑业统一发票、栗府办抄字[2016]239号抄告单、上栗县财政局预算单位实存往来资金到账通知单，证实某管委会拨付清溪生态绿道建设工程款项给甲公司的相关情况。
（1）证人王某1的证言，证实2012年6月份，他的姐夫章某2以甲公司的名义中标上栗县某风景名胜区游客中心建设（含某洞内改造）工程项目。工程开始施工后，他被章某2派驻到工地负责跟进项目进度，他认识了时任管委会副主任的高某。2013年至2016年间，他分四次送给高某现金人民币共计2.8万元，另外，每逢端午、中秋、春节还给上诉人高某送了上饶的土特产。第一次是2013年上半年，他代表甲公司与管委会、县采购办、公共政务局等单位一同去长沙采购工程项目材料。在他开车接高某期间拿了一个装有3000元现金红包的信封给高某，并请求他这趟出去采购多多关照，高某收下了。这3000元钱是他先用自己的钱垫支的，之后再跟章某2报销。第二次是2013年6.7月份的时候，某风景名胜区游客中心的工程进入到种植苗木阶段，需要采购苗木。当时甲公司对采购苗木预算额1000万余元，他希望高某关照帮忙降低苗木采购的询价。几天之后，他来到高某办公室，请求高某在苗木询价上关照一下，然后拿出一个装有5000元现金的信封放到高某办公桌上就离开了。第三次是2014年，项目已经完工进入审计验收阶段。一天上午11点多钟，他带着工程验收材料来到高某的办公室，拿出一个装有1万元现金的信封放入高某办公桌的抽屉里，接着拿出工程验收资料请求高某帮忙关照并签个字。高某看了一下材料说要去找管委会戴怀林副主任签字。因为高某是管委会的重要领导，甲公司平时有事需要协调解决的都会去找高某，高某也会尽量帮忙解决。送给高某这1万元钱是用他自己的钱垫支的，在萍乡市区楚萍路工商银行取的现金，之后再找章某2报销。第四次是2013年章某2承接了清溪生态绿道建设工程项目，在2016年转为现金支付模式。2016年6月份左右的一天，他到高某办公室送给高某1万元现金，并请求高某在生态绿道工程拨款的事情上多关照，高某回答说会尽量照顾。因为高某分管财务审批，为了工程款项尽快拨付到位，章某2安排他送1万元钱给高某。这1万元钱同样是用他自己的钱垫支，之后找章某2报销。
（4）证人章某2的证言，证实2012年5、6月份左右，甲公司中标上栗县某风景名胜区游客中心建设（含某洞内改造）工程项目后，他认识了时任管委会副主任的高某。从2013年至2016年期间，他安排王某1送了钱给高某。王某1每次送完钱都给他说，并找他报销，报销的是他个人的钱，不在甲公司账上报销。
（1）上诉人高某供述，王某1是章某2的妻弟，也是甲公司在某景区工程项目部的工作人员，主要负责景区工程项目进度，同时落实工程项目的一些具体工作。2013年至2016年，王某1分四次总共送给他现金人民币2.8万元。第一次是2013年上半年的一天，他收受王某1送的3000元现金，王某1请求他在询价采购石材上多关照。该款被他用于个人和家庭的日常开支了。第二次是2013年6、7月份的一天，他收受了王某1送的5000元现金，王某1请求他在苗木进行询价上多关照。该款被用于个人和家庭的日常开支了。第三次是2014年5、6月份的一天，他收受了王某1送的1万元现金，王某1请求他在工程验收方面进行关照。他跟王某1详细说明了一下审计验收的相关工作程序，告知王某1该项目由副主任戴怀林负责后，王某1就离开了他办公室。下班后他将钱带回位于上栗镇滨河南路的家中，藏在他卧室内的阁楼里。第四次是2016年6月的一天，他收受了王某1送的1万元现金，王某1请求他对生态绿道工程拨款的事多关照。下班后他将钱带回位于上栗镇滨河南路的家中，藏在卧室内的阁楼里。他收受王某1所送的2.8万元现金中，2万元藏在上栗镇滨河南路家中主卧室阁楼里，0.8万元用于了个人和家庭的日常开支。他没有将所收受的现金退还给王某1及其公司。
上述证据，均已经一审庭审质证、认证。本院予以确认。
三、2012年，为增强游客体验效果，提升某洞内艺术氛围，某管委会决定在某洞内改造工程项目中引进激光表演项目。同年，上诉人高某带领某管委会、上栗县采购办、上栗县公共政务局等工作人员赴乙公司考察，并结识了该公司的项目经理刘某1。2013年2月，刘某1代表乙公司与某景区及建设项目BT投资商甲公司签订合同，承接了某洞内激光演示系统和灯光演示系统工程项目。出于对资金风险和工期要求考虑，刘某1向项目挂点负责人即上诉人高某提出相关工程款项应由某管委会向其支付。高某将此事提交至某管委会领导班子讨论，经讨论，管委会决定该工程相关款项先由甲公司拨付至某管委会，再由某管委会转付给乙公司。乙公司与甲公司签订合同后，刘某1来到上诉人高某办公室向高某表示感谢，并承诺工程款到位后工程会立刻动工，且乙公司将会准备辛苦费送给高某以示感谢，高某听后，没有拒绝。此后，刘某1为感谢高某在乙公司承接某洞内改造激光表演项目过程中提供的帮助及求得高某在工程款项拨付方面的关照，先后两次送给高某现金共计27.5万元，具体如下：
1、2013年8月的一天，刘某1来到上诉人高某办公室，送给上诉人高某10万元现金。
2、2016年10月，刘某1电话联系上诉人高某，称其公司激光演示项目的款项已全部到位，感谢高某的关照，除去相关费用，还剩17.5万元要送给高某，会找时间将钱送到萍乡来。高某回复不要急，以后再说。2017年1月中旬的一天，刘某1来到高某办公室，送给高某17.5万元现金。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萍乡市某风景区某激光演示系统及灯光演示系统合同,证实2013年2月，甲房地产公司与武汉创意乙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同，甲公司购买武汉创意乙公司激光演示系统及灯光、音响系统，所有工程款项甲公司指定由某旅游公司为甲公司代为支付。
（1）记账凭证、发票、协助查询存汇款通知书、交易明细、现金支票,证实刘某1代表武汉创意乙公司送给高某好处费27.5万元及该笔好处费在武汉创意乙公司财务账上是以购买某材料款做账的。
（1）记账凭证、收据、支付系统来账回单,证实某旅游公司支付工程款给武汉创意乙公司的相关情况。
（1）证人刘某1的证言，证实2011年底，他与乙公司总经理葛某经北京一家做洞穴设计的公司的工作人员李某2介绍，来到上栗某风景区进行考察认识了高某，乙公司中标萍乡市某风景区某激光演示系统及灯光演示系统项目后，他作为乙公司项目经理负责与管委会对接，而高某当时分管某洞内改造工程、财务审批等工作。为了感谢高某在他公司取得该项目过程中提供的帮助以及为获得其在工程款拨付等方面的关照，他于2014年初及2017年3、4月份，分别送给高某现金人民币10万元及17.5万元，共计27.5万元。2013年2月27日，他代表乙公司在管委会与BT方甲公司签订了合同。由于乙公司一直是与管委会对接，并且乙公司担心有资金风险，所以要求项目款由甲公司支付给管委会，管委会再按合同约定按期支付给乙公司。乙公司履行价格为546万元的项目合同，另签一份价格为695万元的合同给甲公司，由甲公司对外使用。签订合同后一天上午，他到高某办公室表示工程款到位后会给高某几个点的辛苦费，高某没有接话。项目在施工期间，项目资金除首付款外，进度款一直没按合同约定支付给乙公司，当时高某分管财务审批，为了顺利请拨项目款，2013年8月份左右，项目快要完工的时候，葛某安排公司财务转了10万元到他的银行账户，让他送给高某。于是，他打电话给萍乡市区万龙湾宾馆十字路口处的工商银行预约取钱，次日在该银行取了10万元现金，一捆十匝，都是百元面额的。他将这10万元钱用黑色塑料袋包好，装进随身携带的黑色手提电脑包。随后，他赶到管委会高某办公室将门反锁，从包中取出包着钱的黑色塑料袋塞在高某办公桌左边桌脚边，并告知高某先准备了10万元过来给他。2016年7月份，高某打电话说甲公司的工程款全部到位了，要他将尾款收据带去管委会办手续。月底的一天，他带着收据到管委会办理了请拨款手续，8、9月份的时候，他电话联系过高某，表示还有17万多的返点费用给他，有空就送过去。2017年春节前，管委会将尾款46万拨付给了乙公司。同年3、4月份的一天，葛某安排乙公司拿了20万的现金支票给他，他在乙公司附近的农业银行取了20万元现金，扣除税款之后将剩下17.5万元用黑色塑料袋装好放进他的黑色电脑包里，来到高某的办公室将门反锁，从随身携带的黑色电脑包中取出装有17.5万元现金的黑色塑料袋，放在了高某办公桌左边的桌脚下，并跟高某交代这笔钱是17.5万元。
（5）证人葛某的证言，证实2012年乙公司中标某风景区某激光演示及灯光演示系统项目，刘某1作为该项目的负责人与高某进行工作对接，为了感谢高某在乙公司取得该项目过程中提供的帮助，刘某1请示了他给予高某一定的好处费。经他与乙公司股东商议最后确定给高某30万元的好处费。这30万元好处费是分两次由刘某1送给高某的。因为承诺给高某的好处费30万元是不含税的，扣除税款之后就是差不多27、28万元左右。
（6）上诉人高某供述，其于2013年下半年及2017年元月，两次收受了乙公司项目经理刘某1共计27.5万元现金。2011年底，县委、县政府决定对某进行改造升级，管委会邀请洞内改造规划设计专家李某2先生进行指导，并设计改造方案。方案中有洞内激光表演项目，即一种集声、光、电于一体的电子激光表演，以增强游客体验效果，提升洞内艺术氛围。经李某2先生联系介绍，湖北省武汉市有两家公司到某实地考察，其中包括乙公司。两家公司制定了激光表演初步设计方案，经管委会讨论，认为乙公司的设计方案更理想、更可行。针对激光表演项目的设计方案，管委会与乙公司进行了多次商谈，最终达成了协议。根据甲公司与管委会签订的景区工程项目协议，工程在建设中需要采购的大额设备，比如洞内的激光表演项目设备，需要通过政府采购确定，设备费用由甲公司支付。所以，2013年2月，乙公司与甲公司签订了合同，乙公司提出相关工程款项要由管委会根据合同约定按期支付给乙公司，经讨论，管委会同意工程款项由甲公司先打给管委会下辖的旅游公司账上，再由管委会转付给乙公司。刘某1第一次送钱是在2013年的下半年的一天上午，刘某1提着一只黑色电脑包来到他办公室将房门关上并反锁，刘某1从包中取出一个黑色塑料袋包放到他办公桌抽屉内，说先准备了10万辛苦费给他，其他以后再送来。他收下了。第二次是2017年1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刘某1带着黑色电脑包来到他办公室，从黑色电脑包中取出一个黑色塑料袋，放到他办公桌左边桌脚下，他没有推辞，收受了刘某1送的现金人民币17.5万元。他从刘某1所收受的这27.5万元现金中，其中5000元用于了个人和家庭的日常开支，其余27万元他先是藏在上栗镇滨河南路家中卧室内的阁楼里，2017年8月中旬又将其中25万元藏在他家的车库中，想把钱退还给刘某1。
上述证据，均已经一审庭审质证、认证。本院予以确认。
四、2013年8月，丙公司与甲公司签订合同，由丙公司承接某洞内酒窑建设工程项目，工程总价为38.8万元，合同约定工程款先由甲公司拨付至某管委会，再由某管委会转付给丙公司。同月，某管委会转付了第一笔工程预付款20万元，之后，丙公司销售经理曾某电话联系上诉人高某，请求其在工程款拨付方面给予关照，并承诺将会给予上诉人高某好处费。上诉人高某回复曾某，只要丙公司能如期完成项目，工程款的事不用担心。2013年9月底，丙公司承接的酒窑工程完工，同年10月至12月，某管委会拨付10万元工程款给丙公司，8.8万元工程尾款于2016年年中结清。结清工程款之后，甲公司的工作人员王某1找到上诉人高某，称甲公司在给丙公司结算工程款时未按照合同约定扣除工程税款，要上诉人高某帮忙与丙公司衔接一下，要求丙公司退回应扣除的税款。随后，上诉人高某将甲公司的要求转达给曾某。曾某表示同意，并称其会送3.8万元过来给上诉人高某，税点由高某自己与甲公司商定，除去税款多余的钱算作给高某的辛苦费。高某表示同意。
2016年12月的一天下午，曾某在萍乡市彭高高速公路收费站送给高某人民币3.8万元。经查，其中3万元是退回给甲公司的工程税款，余下的8千元则是送给高某的辛苦费。后因一直未能联系到王某1，高某至今尚未将该笔工程税款退回给甲公司。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财务调整、《关于转付余干甲公司设施改造项目款相关财务调整事项的说明》、记账凭证、电汇凭证、收款收据,证实某旅游公司支付某洞内酒窖建设工程款给长沙丙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相关情况。
（1）证人曾某的证言，证实丙公司在2013年承接了某风景名胜区某定制酒窖工程项目，他认识了时任管委会副主任的高某。在正式签合同之前，他主动打电话给高某，向其表示希望高某能在工程方面多多给予关照，并告知丙公司会给一些辛苦费。2013年8月，丙公司与管委会签订了工程合同，工程总价为38.8万元（含税），当月工程开始施工，同年9月底完工。管委会分三次将工程款拨付给了丙公司，第一次是2013年8月份，在施工之前，管委会拨付了20万元工程预付款给丙公司。第二次是2013年10月至12月份之间，管委会拨付了10万元工程款给丙公司。第三次是2016年大概10月份，管委会将工程尾款8.8万元拨付给了丙公司。2016年大约10月份，在管委会结完工程尾款给丙公司之后，高某打电话给他说按照工程合同约定，工程税款应由丙公司承担，投资单位要他开好发票送过去。他同意了。考虑到要给高某10%的辛苦费，另外再加上开税票，两笔费用都比较高，所以他就想用现金抵税款，辛苦费也算在其中，就按10%给高某3.8万元，既送了好处费给高某，又解决了税款的事。于是，他向高某提出用现金抵税款，要高某帮忙想办法搞定税票的事，高某答应了。2016年11、12月的一天晚上8点左右，他带着3.8万元现金开车到了萍乡，联系高某到沪昆高速萍乡市区出口的收费站后将3.8万元现金交给高某。这3.8万元是他在长沙丙公司对面的银行从他的私人账户上提取的，用一个黑色塑料袋装好，都是百元面额的现金，其中3万元是成匝的，另外8千元是零散的。
（1）证人王某1的证言，证实某洞内酒窖工程是发包给一家长沙的酒窖公司做的。他曾向高某提出要高某去跟这家长沙的酒窖公司协调工程税款的事情。2016年下半年某洞内酒窖工程结算之后，他公司会计发现甲公司在给该酒窖公司结算工程款时忘记扣除税款了，于是他找到高某，请他帮忙联系酒窖公司协调退回税款给甲公司。他不知道高某有没有帮甲公司联系这家酒窖公司协调退回税款的事情，高某一直都没有回复他。
（1）上诉人高某供述，2016年12月份左右的一天晚上，丙公司的销售经理曾某拿给他现金人民币3.8万元，其中3万元是交给他转交给甲公司的抵扣税款，其余8000元是送给他的好处费。2012年下半年，某洞内改造工程开始施工，县政府要求在洞内建一个酒窖。2013年8月，丙公司与甲公司签订了合同，承接了某洞内酒窖建设工程项目，工程总价为38.8万元。丙公司与乙公司一样，要求工程款要从管委会拨付。在管委会拨付了第一笔预付款之后，拨付第二笔工程款之前，曾某打电话给他，表示希望他能在工程款拨付方面给予关照，并承诺到时候其公司会给他一些“茶水费”。该工程于2013年9月底完工，直到2016年年中，甲公司才结清工程款。在结清工程款之后，甲公司的王某1找到他说，甲公司在给丙公司结算工程款时未按照合同约定扣除工程税款，要他帮忙与丙公司衔接，要丙公司退回应扣除的税款。2016年下半年的一天，他打电话给曾某说了这件事，曾某同意了，并提出税点应当算低一点，曾某送3.8万元给他，税点的事由他去和甲公司协商，除去税款多余的钱算作给他的辛苦费。他听完后表示同意。2016年12月的一天晚上大约8点左右，曾某打电话叫他到高速路口，他开车到了彭高收费站后，曾某将一个黑色塑料袋交给他，说里面是3.8万元现金，并说明其中3万元是税款，其余的是他的辛苦费，但同时也说了税款多少主要还是由他自己去和甲公司谈。由于王某1未接电话，3万元一直没给王某1。他将这3.8万元放在办公室书柜内，大约两个星期后他又将这笔钱带回家中，放在书房的书柜里面。从曾某处所收受的这3.8万元中，个人和家庭消费用了一万多元，剩下的钱藏在其卧室阁楼上了。
上述证据，均已经一审庭审质证、认证。本院予以确认。
五、2004年，某景区的某艺术团在景区内进行表演活动。2009年，政府收回了某景区的经营权，先后交由上栗县福田镇人民政府和某管委会管理。从2012年至2017年，某艺术团负责人章某1为了能够顺利地与某管委会签订表演协议，求得上诉人高某在表演协议签字、表演报酬款拨付等方面的关照，先后六次送给高某现金人民币共计11万元，2017年8月28日，高某因担心案发，退还五万元现金给章某1，具体如下：
1、2012年春节前夕，为了能够尽快顺利地与管委会签订协议，章某1来到上诉人高某的办公室，送给高某1万元现金，请其多多关照。2012年3月，管委会与某艺术团签订了高空表演协议。
2、2012年10月至2013年10月，因某在进行洞内改造，没有对外开放，故某艺术团没有在景区内表演，直到2013年10月，艺术团才回到景区表演，为了能够尽快顺利地与管委会签订协议，2014年春节前夕，章某1来到上诉人高某的办公室，送给高某1万元现金，请其多多关照。2014年5月，管委会与某艺术团签订了高空表演协议，协议期限为三年。
3、2015年春节前夕，章某1来到上诉人高某家中，送给高某2万元现金，感谢高某在续签合同过程中给予的关照并希望管委会能按时支付演出费。
4、2016年春节前夕，章某1来到上诉人高某的办公室，送给高某2万元现金，感谢高某的关照。
5、2016年12月的一天晚上，章某1来到上诉人高某的办公室，送给高某3万元现金，希望2017年能够顺利地与某管委会签订表演协议。
6、2017年3月的一天，某艺术团与管委会签订的协议即将到期，为了能够顺利续约，章某1来到上诉人高某办公室，送给高某2万元现金，请其多多关照。2017年6月，管委会与某艺术团签订了高空表演协议，协议期限为三年。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高空表演协议书,证实2012年、2014年、2017年萍乡市某旅游公司与江西某高空飞车艺术团签订高空表演协议，协议约定江西某高空飞车艺术团在某出洞口区域进行高空特技表演，费用采取总费用承包形式。
（1）证人章某1的证言，证实他从2004年开始到某表演高空飞车节目，2012某归某风景区管委会管理后，某风景区管委会与他重新签订协议，按门票收入的12％提成；2014年，因某进行了改造，门票收入大增，某风景区管委会又与他重新签订了一个三年的合同，管委会每年给他38万元演出费用；2017年又续签了一个三年的合同，管委','2018-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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