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13民终250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二）：黄玉芬，女，汉族，1985年10月1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博罗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博罗县园洲镇广利诚绣花店，经营场所：博罗县园洲镇刘屋村顺安路。
经营者：陈础由，男，汉族，1973年8月29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博罗县。
原审被告一：李海文，男，汉族，1981年10月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博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带喜，男，汉族，1955年3月1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博罗县，系李海文的父亲。
上诉人黄玉芬因与被上诉人博罗县园洲镇广利诚绣花店、原审被告一李海文加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2018）粤1322民初5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黄玉芬、被上诉人博罗县园洲镇广利诚绣花店经营者陈础由、原审被告一李海文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带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玉芬上诉请求：依法改判上诉人无需向被上诉人支付加工费27693元及逾期利息。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依据明显证据不足。因原审被告一认为上诉人未能为其生育男孩，对待上诉人态度十分恶劣，双方遂于2009年离婚，现上诉人是一名独力抚养三个女孩的单亲母亲，为抚养三小孩疲于奔命，因此错过了2018年2月8日的开庭，到法院通知上诉人取判决书时才记起开庭一事。想不到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未到庭为由判决上诉人承担支付加工费的责任，上诉人认为，就算上诉人未到庭，一审法院也应细查证据和事实，不能简单粗暴地以上诉人“未到庭，视为放弃抗辩”为由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首先，纵观全案证据，并没有发现一星半点的证据证明上诉人与原审被告一存在合伙关系，也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是“丰旭制衣厂”的实际经营者，或与原审被告一以“夫妻名义”共同经营。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一见上诉人未到庭，均把责任推到上诉人身上。从被上诉人一审提交的欠条也可以看出，是丰旭制衣厂欠被上诉人的加工费，而并非上诉人，上诉人在欠条上具名仅为履行对帐的职务行为。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实质证据的情况下，仅凭被上诉人与原被告一的一面之词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明显证据不足。其次，因丰旭制衣厂债务起诉原审被告一和上诉人到法院的已不是第一宗，在本案之前，博罗县园洲镇创利达印花厂起诉原审被告一和上诉人【案号为:(20l7)粤1322民初2208号】(已生效)，要求原审被告一和上诉人偿还加工费145000元，案情与本案基本一样，该案上诉人到庭陈述仅系丰旭制衣厂员工，并得到法院采纳，判决仅原审被告一承担偿还加工费的责任，上诉人无需承担责任。虽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但也不可能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形，而且两案均由博罗县人民法院园洲法庭作出，同一案情截然不同的的结案，明显有违我国法律原则，上诉人感到不可思议，也无法理解，故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最后，对于上诉人仅为丰旭制衣厂员工这一事实，由于丰旭制衣厂欠工人工资，工人多次到园洲派出所报案，园洲派出所也对上诉人和原审被告一进行调查了解，在园洲派出所的多次调查中，上诉人均陈述是丰旭制衣厂员工，现欠薪员工已向法院起诉原审被告一，并没有起诉上诉人，证明丰旭制衣厂员工也确认丰旭制衣厂的“老板”仅原审被告一一人，并不包括上诉人。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证据不足，致认定事实错误，故特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清事实，予以纠正，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博罗县园洲镇广利诚绣花店辩称，丰旭制衣厂确实欠我加工的绣花款，黄玉芬也写了欠条。我方也多次向其催款，但是其均未付款，所以我方才起诉的。本案涉及的货款是确实存在的。
李海文述称，李海文与黄玉芬在2009年就已经离婚了，制衣厂是两个人合伙的。上诉人不应以两人已离婚为由而不付货款。
博罗县园洲镇广利诚绣花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二被告归还原告欠款27693元并支付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诉讼费用由原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二黄玉芬于2016年9月8日向原告博罗县园洲镇广利诚绣花店出具一份欠条，内容大意为丰旭加工厂欠广利诚绣花店总货款27693元，欠款人处有“黄玉芬”手写体签名、身份证号码及捺印。庭审中，原告陈述从2012年起与二被告做生意时两人自称夫妻，李海文有参与联系业务并曾到原告处看货；交易流程为黄玉芬通过电话下单、提供布匹，原告加工后送货至丰旭加工厂，一般由黄玉芬签收；黄玉芬2016年9月8日出具欠条后，原告将全部送货单交还给黄玉芬。被告一李海文陈述与黄玉芬于2009年3月离婚，目的是为逃避计划生育政策；办理离婚手续后两人一直从事制衣加工，后于2013年登记成立博罗县园洲镇丰旭制衣加工厂，李海文为登记经营者，负责招揽业务，黄玉芬负责其他经营，并支配全部收入；两人共同经营加工厂至2016年11月，停止经营后李海文就未再与黄玉芬共同生活。另查一，被告一李海文于2013年5月10日注册成立个体户丰旭加工厂，经营者为李海文，经营范围为加工、销售服装、服装电脑绣花。该厂于2017年9月11日注销，注销原因为生意清淡、无法经营。另查二，被告李海文、黄玉芬原系夫妻，后于2009年3月23日登记离婚。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博罗县园洲镇广利诚绣花店提供的由被告二黄玉芬于2016年9月8日出具的欠条有原件予以核对，被告黄玉芬经一审法院依法传票传唤未到庭应诉，视为其放弃抗辩的权利，由此而产生的不利后果，理应由其自负。故一审法院对该欠条的真实性予以确认。黄玉芬在欠条中确认欠原告加工费27693元，双方未约定履行期限及违约责任，现原告于2018年1月22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黄玉芬支付该欠款，并从起诉日即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逾期利息至还清款项之日，一审法院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对原告上述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本案争议焦点为被告一李海文应否对黄玉芬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被告李海文辩称上述债务未经其签名或丰旭加工厂盖章确认，不应认定为丰旭加工厂的债务；且其与黄玉芬已于2009年3月23日离婚，也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丰旭加工厂于2013年5月10日至2017年9月11日存续，李海文为登记经营者；庭审中李海文陈述虽与黄玉芬离婚，但离婚目的是为了逃避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两人仍然共同生活、共同经营丰旭加工厂至2016年11月，期间李海文有实际参与经营。而案涉债务产生于2012年至2016年9月期间，故一审法院认定原告与二被告存在加工合同关系，原告基于合理信赖，与黄玉芬对账确认债务，因此案涉债务应由李海文承担连带责任。原告请求案件受理费由其自行承担，系其对诉讼权利的处分，一审法院予以准许。被告二黄玉芬经一审法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审理和判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缺席判决如下：一、被告李海文、黄玉芬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5日内连带向原告博罗县园洲镇广利诚绣花店支付加工费27693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27693元为基数，从2018年1月22日起至付清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博罗县园洲镇广利诚绣花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7元（适用简易程序已减半收取），由原告博罗县园洲镇广利诚绣花店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加工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综合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上诉人黄玉芬对涉案的货款是否应承担给付责任？
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涉案货款的金额及利息计算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主张其不应承担给付货款的责任，但根据被上诉人经营者所述交易流程，上诉人从下订单到对账，一直参与博罗县园洲镇丰旭制衣加工厂与被上诉人的交易，且涉案《欠条》中落款“欠款人”处为上诉人签名捺印。上诉人称其在欠条上具名系履行对账的职务行为，但并无相应证据证明其受博罗县园洲镇丰旭制衣加工厂委托进行对账，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法认定黄玉芬对涉案的货款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黄玉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93元，由上诉人黄玉芬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岳淑敏
审 判 员 刘艳妹
审 判 员 刘宇慧
二〇一八年八月七日
法官助理 吴晓露
书 记 员 徐静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