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604刑初30号
公诉机关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陈某。原浙江康辉铜业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原上虞市慧光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因犯虚报注册资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3年10月31日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八十万元，现服刑于浙江第二监狱。2016年1月15日被押回审理，现羁押于绍兴市上虞区看守所。
辩护人金尧坤，浙江舜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杜某。原康辉公司总经理，慧光公司法人代表。因犯虚报注册资本罪于2013年10月31日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五万元。因本案于2014年5月2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0日变更为取保候审，2015年6月20日被取保候审。经本院决定，2016年6月2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绍兴市上虞区看守所。
辩护人李铭君，浙江振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陈某。原康辉公司和慧光公司财务经理。因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3年10月31日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没收财产人民币三十万元，现服刑于浙江女子监狱。2016年1月15日被押回审理，现羁押于绍兴市上虞区看守所。
辩护人章明清，浙江近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龚某。原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公司业务一部总经理。因本案于2014年5月22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0日变更为取保候审，2015年6月20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马海、侯新人，浙江越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王某。原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公司业务一部客户经理。因本案于2014年5月22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20日变更为取保候审，2015年6月20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钟鸣，浙江舜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检察院以绍虞检刑诉[2016]22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陈某、杜某、陈某犯骗取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被告人龚某、王某犯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于2016年1月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即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徐涟红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陈某及其辩护人金尧坤、被告人杜某及其辩护人李铭君、被告人陈某及其辩护人章明清、被告人龚某及其辩护人马海、侯新人、被告人王某及其辩护人钟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自2009年8月份至2012年3月份，被告人陈某在担任浙江康辉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辉公司”）法定代表人及上虞市慧光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慧光公司”）实际控制人期间，与时任慧光公司法定代表人、康辉公司总经理杜某、康辉公司与慧光公司财务经理陈某事先商谋，在向光大银行绍兴支行申请授信时，通过制作虚假企业财务报表，形成上述企业运营良好的假象。作为上述两家企业授信调查人的被告人龚某和王某，在明知该财务报表与企业提交给税务机关的财务报表不一致时，没有进一步核查财务报表的真实性，仍继续授信流程。康辉公司和慧光公司为取得商业汇票和信用证，伪造购销合同和使用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龚某和王某没有对上述合同和发票真实性进行跟踪调查，导致康辉公司骗取商业承兑汇票3900万余元，信用证3085万余元；慧光公司骗取商业承兑汇票1997万余元，信用证1939万余元，合计1.09亿余元到期不能归还。上述资金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和银行还贷。被告人陈某、陈某在前罪被侦查期间，主动交代骗取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的犯罪事实。2014年5月13日，被告人龚某、王某被公安机关电话传唤归案，后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为证明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向法庭提供了相关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陈某、杜某、陈某以欺骗的手段取得银行票据承兑、信用证，给银行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应当以骗取票据承兑、信用证罪追究刑事责任。被告人龚某、王某作为银行工作人员，违反规定，为他人出具信用证、票据，情节特别严重，应当以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追究刑事责任。被告人陈某、杜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应当按照其参与或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陈某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陈某、陈某、龚某、王某在犯罪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故提请本院对被告人陈某、杜某、陈某、龚某、王某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之一第一款、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处罚。
被告人陈某对起诉书指控的罪名及犯罪事实均无异议，其辩护人提出：1、本案公诉机关指控的骗取承兑、金融票证的犯罪事实都是以康辉公司和慧光公司的名义向银行申请，资金的使用亦是上述公司在使用，故本案应当认定为单位犯罪，不应认定为陈某、杜某、陈某三人犯罪；2、本案作为单位犯罪，被告人陈某只负法定代表人之责；3、本案中，由于银行对康辉公司及慧光公司申请贷款资料存在虚假的情形也明知，并违规同意放贷，因此银行也存在过错；4、被告人陈某有自首情节，可对被告人减轻或从轻处罚。
被告人杜某对起诉书指控的罪名及犯罪事实均无异议，但其提出其不应当被认定为主犯。其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是：1、慧光公司未进行破产程序，应当作为本案被告人；2、被告人杜某、陈某与陈某之间没有进行事先商谋，只是服从被告人陈某的安排；3、应当认定被告人杜某为从犯；4、被告人杜某在前罪侦查期间，主动交代骗取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的犯罪事实，应当认定为自首。
被告人陈某对起诉书指控的罪名及犯罪事实均无异议，其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是：1、起诉书指控的被告人陈某、杜某及陈某的行为导致银行损失的数额不明确；2、被告人陈某、杜某及陈某之间无事先商谋；3、本案从根本上看是单位犯罪，现公诉机关以自然人共同犯罪来替代单位犯罪，与法律不符；4、在单位犯罪中，被告人陈某作为康辉公司及慧光公司的财务经理，只是受命于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将被告人陈某认定为责任人显然不妥，即使要将被告人陈某认定为责任人，其责任显然与被告人陈某及杜某之间有着天壤之别；5、被告人陈某系从犯、亦有自首情节，在本案中作用轻微，请求对被告人陈某免予刑事处罚。
被告人龚某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无异议，但其认为能否构成犯罪由法庭予以认定。
辩护人马海提出的辩护意见是被告人龚某的行为不构成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具体理由如下：1、公诉机关将银行对商业承兑汇票的承兑行为与银行票据的出票行为混为一谈，公诉机关将承兑行为理解为出具行为的一种，明显是对该罪名的罪状的扩大化解释，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2、被告人龚某不具备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的主观故意，不符合犯罪主观方面的要件。本案中信用证出具都是“合规”的，没有任何证据证实被告人龚某对于出具信用证有“违规”的主观故意。3、被告人龚某没有实施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的客观行为，不符合犯罪的客观要件。被告人龚某及王某只具有最初步的建议权，充其量只是最终“出具”的一个环节，根本不能由此理解为其实施了“出具”的行为。4、从主体上讲，龚某仅仅是业务部的经理，既非信用证主管部门（信用证部或贸易金融部）的管理人员，亦非具有决策权的银行高层领导。5、从客体上讲，信用证开具的程序是合规的，因而国家金融机构的管理秩序及金融机构的财产所有权的损害与本案的开具信用证行为之间没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辩护人侯新人提出的辩护意见：1、即是认为本案构成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构罪的主体不应当是龚某，而是光大银行的单位犯罪，且龚某并非直接责任人员和法定代表人，无须直接对单位犯罪承担刑事责任。2、即是能认定被告人龚某的行为构成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也存在以下量刑情节：（1）关于涉案数额方面，不应当将康辉公司商业汇票3900万及慧光公司商业汇票的1997万列为涉案数额，因为这些出票人均为企业，银行不是出票人；（2）对光大银行为康辉公司及慧光公司出具的信用证共计5000万金额也不应全部计算为损失数额。康辉公司及慧光公司虽然对信用证的金额到期不能归还，但并不代表银行就没有追回的可能，企业自身财产和担保企业财产经过处置后，有可能部分得到偿还。3、被告人龚某具有自首情节。综上，请求对被告人龚某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王某对起诉书指控的罪名及犯罪事实均无异议。其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是：1、被告人王某并非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的适格主体，其作为银行工作人员，在企业申请授信阶段对企业提交的资料进行初级审查，其本人并不承担或者参与出具金融票证的工作。2、被告人王某在主观上没有违法出具金融票证的主观故意。综上所述，被告人王某不构成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如果认定被告人王某构成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其有以下从轻情节并请求对其判处缓刑：首先，被告人王某系基层银行工作人员，并不主导开具金融票证的结果，在授信的过程中也没有起到决定作用。其次，被告人王某具有自首情节。
经审理查明：
一、骗取票据承兑、信用证
2003年3月被告人陈某担任康辉公司法定代表人。2010年2月24日，经康辉公司股东会决定，光大银行绍兴支行与康辉公司签订16380万元综合授信协议。2011年3月18日，光大银行绍兴支行继续为康辉公司提供综合授信15986万元。慧光公司于2007年1月成立，杜某担任法定代表人。2009年9月16日经慧光公司股东会决定，慧光公司与光大银行绍兴支行签订5455万元的综合授信协议。2010年10月19日慧光公司与光大银行绍兴支行签订4250万元的综合授信协议。2012年3月8日慧光公司与光大银行绍兴支行继续签订4250万元的综合授信协议。上述综合授信过程中，由被告人陈某、杜某与授信银行的领导沟通，在确定授信额度后，再由被告人陈某按照授信程序准备材料及与银行客户经理沟通，向银行提交虚假的财务报表，形成企业运营良好的假象，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基于上述虚假的财务报表等材料向康辉公司、慧光公司授信。
2009年9月至2012年3月期间，在不具备真实的业务情况下，康辉公司与慧光公司之间多次签订虚假的购销合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及提货单等材料，用于向光大银行绍兴支行申请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及信用证开立、承付。其中2010年2月26日至2012年2月16日期间，在缴纳相应的保证金后，在授信范围内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对康辉公司作为付款人的24份商业承兑汇票、5份银行承兑汇票予以贴现，对4份国内信用证、1份国际信用证予以议付；2009年9月18日至2012年3月8日期间，在缴纳相应的保证金后，在授信范围内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对慧光公司作为付款人的4份商业承兑汇票予以贴现，对1份国际信用证予以议付。上述银行贴现及议付的资金均用于相应企业的银行还贷及生产经营。截止2014年5月4日，康辉公司尚欠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商业承兑汇票贴现资金及信用证议付资金人民币6986余万元，慧光公司欠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及信用证议付资金3936万余元。
上述事实，由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夏某证言，证明其系康辉公司财务部员工，接受陈某的指示工作，主要负责康辉公司的银行转贷，同时也负责慧光公司的转贷工作。慧光公司的实际老板也是陈某。其在光大银行绍兴支行接触的客户经理是王某。康辉公司向光大银行绍兴支行贷款的提供的购销合同都是康辉公司向慧光公司购买的电解铜合同，合同都是陈某在电脑内制作好的，其打印出来并盖上康辉公司和慧光公司的公章及法人章，后来陈某让其在电脑内按照原来的模板改一下数字，数字是陈某要求改的，一般比贷款的数额要大一些，打印出来给陈某看，她认可后，其就去盖章，盖好章后就给光大银行送去。在编号为2010SXT017号浙江康辉公司使用授信额度档案中，康辉公司向慧光公司购买400吨电解铜购销确认书，货物金额为22988000元，是其应陈某的要求制作并提供给光大银行绍兴支行。该份档案中有光大银行商业承兑汇票查询确认书是其在王某办公室内确认的，当时其带了康辉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和法人章在确认书上盖章的。在该份档案中有份慧光公司汇票贴现总协议，其中在协议的末页有慧光公司的公章及杜某的法人章也是其在王某的办公室内盖的。其身上同时带着二家公司的公章及法人章，王某也没有问过其，因为之前陈某一直是这么在操作的。
2、证人徐某甲证言，证明其系慧光公司会计，在慧光公司做税务账，报表由其做好，再交给税务局。从公司的账面上看公司是亏损的。慧光公司每次开给康辉公司的发票都是杜某让其开多少增值税专用发票，但是在开发票是所需要的发货清单是没有的，其也知道这些没有附相关的送货单据或仓库进货单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没有真实交易，纯粹是为了银行贷款才对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实际上其在做真实的慧光公司的财务报表就可以看出，慧光公司的财务成本很高，根本没有盈利。
3、证人徐某乙证言，证明其系康辉公司助理会计，其是于2009年到康辉公司协助陈某做财务工作。康辉公司的负责财务部门的总经理是杜某，杜是决定账怎么做、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到那家公司，财务部门的另一负责人是陈某，她是负责报表的制作。慧光公司法定代表人是杜某，陈某也是负责财务的。康辉公司和慧光公司负责人都是陈某，主管经理是杜某，陈某是负责做财务的。财务报表是每个月都做一次的，里面包括公司的固定资产、企业应收应付账款、短期借款、应付票据、盈利、亏损等数据，这个财务报表是给陈某、杜某、陈某，并且也会给税务部门。杜某、陈某在看到财务报表后，会让其修改数据，这样能反映公司经营状况良好的表象，这样的财务报表是去做审计报告，审计报告用于企业银行贷款。企业开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根据杜某的要求开的，部分由其寄出，部分由杜某自己拿走。按照规定流程，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应当有交易合同、发货清单、入库单，然后其根据这些书面材料才能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但这些材料其都没有看到过，就这样听杜某的要求把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出去了。增值税专用发票大多都是康辉公司开给慧光公司，还有就是从慧光公司接到增值税专用发票。康辉公司与慧光公司之间是没有真实交易。
4、证人龚某证言，证明其系原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公司业务一部经理，其大概在2009年下半年认识陈某的。在认识陈某后一二个月，陈某带了杜某，当时杜系慧光公司的法人代表。康辉公司其首先接触的是陈某，然后由陈某陪同考察企业，财务是由陈某负责的，使用授信的时候商票合同等材料都是由陈某在负责送的。慧光公司其主要是在接触杜某，具体的财务资料有时候杜某也在送的。
5、证人王某证言，证明其系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客户经理。康辉公司开始申请授信的时候龚某给其资料，然后去企业考察，见到财务人员陈某，其写授信报告的时候主要跟陈某联系，使用授信时送商票和合同等材料也是陈某在送的，或者是夏某送。慧光公司主要接触的是杜某，考察的时候也是接触他的，写授信报告也是跟杜某联系的，使用授信时候送商票是杜某和陈某在送的。
6、被告人陈某供述与辩解，证明康辉公司到银行办理贷款时其需要提供贷款企业的近3年年度报表和当月财务报表（资产损益表、资产负债表、各科目明细），企业基础资料，如果开商票或者信用证还需要购销合同。按照一般的逻辑，其公司是贷不到款的，但是其公司要贷款的话先同银行部门沟通，然后再让经办人准备贷款的资料，程序是颠倒的，其公司要做的就是各种银行程序上需要的材料准备好，银行方面核实一下就好了，至于实地考察，只是走走形式。贷款银行对其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的审核都是场面上的，其实银行也是知道其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的，最明显的就是报表上面的库存同实际差很大。其在向银行提交的基础资料是真实的，各种报表是虚假的，购销合同是没有实际交易的，发票也是对开的，没有实际交易。银行贷款一块总协调是其，具体贷款是由杜某在负责，陈某负责递交材料和具体操作。其作为康辉公司的老总一开始去光大银行绍兴支行与客户经理龚某沟通，后续的时期是由杜某和陈某具体负责。康辉公司和慧光公司从光大银行绍兴支行获得的资金都用到生产上去了，比如进货销售，销售后所得的资金归还贷款及资金拆借。
7、被告人陈某供述，证明其系康辉公司财务经理，公司领导层面管理财务的是杜某。康辉公司向银行贷款都是陈某先同杜某讲好后，其具体负责向银行提交公司的基础资料、财务报表，包括损益表、负债表、贷款前三年的年度报表和贷款前一个月的月报。正式放款还需要购销合同和增值税专用发票。为了多贷到款，其向银行贷款时提供的各类报表都是造过假的，对应的发票、合同都是关联公司之间签订的，如果是开商业承兑汇票、信用证的，对应发票由各公司的自己会计开，对应业务合同由其造假制定，后由其将合同、发票交给银行办理承兑汇票、商票、国内信用证的开具。康辉公司向光大银行绍兴支行贷款1.5亿元，慧光公司贷款是4000万元，其资料主要是给光大银行绍兴支行的王某的，龚某是王某的领导。其提供给光大银行绍兴支行的财务报表是不真实的。康辉公司、慧光公司在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办理各种业务均是同一人，授信需要的材料都是由其提供的，具体银行放贷和转贷都是由夏某去办的，这个王某也是知道的。贷款的实际用途是用于公司的生产经营，周转贷款以及支付对应贷款的利息。
8、被告人杜某在庭上供述，证明其系慧光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时也担任康辉公司总经理。
9、康辉公司、慧光公司工商登记资料、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公司章程、任职文件，证明康辉公司成立于1999年，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7000万元，陈某于2003年担任法人代表。慧光公司成立于2007年，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杜某担任法人代表及总经理。陈某系康辉公司的总经理助理，负责康辉公司的财务工作。
10、审计报告及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康辉公司、慧光公司财务报表附注，证明经绍兴正达会计事务所对康辉公司2009年、2010年、2011年度经营状况进行审计，三年度康辉公司、慧光公司均处于亏损状态。
11、虚假审计报表及相关资料，证明由康辉公司及慧光公司提供给光大银行绍兴支行的审计报告及相关财务资料经与绍兴正达会计事务所提供的审计报告比较，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利润表等数据与绍兴正达会计事务所提供不一致，存在虚增资产、虚报效益、虚做现金流量及虚报利润等造假情况。
12、税务部门财务报表，证明康辉公司、慧光公司纳税申报时提供给税务机关的财务资料与其在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办理授信业务所提供的财务资料存在较大差异，其向光大银行绍兴支行提供的财务报表存在虚构效益、增大资产的情况。
13、授信申请书、授信调查报告、授信业务评审意见表、授信业务上报意见及批复，证明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引用了康辉公司、慧光公司提供的虚假审计报告、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利润表，于2010年2月24日、2011年3月18日经光大银行杭州分行批准，认定康辉公司为A级信用等级客户，风险等级为正常三级，并授信额度分别为16380万、15988万元。于2009年9月8日经光大银行杭州分行认定慧光公司信用等级为A级信用等级客户，风险等级为正常三级，并授信5455万元，2010年10月3日经光大银行杭州分行认定慧光公司信用等级为BBB级客户，风险等级为正常四级，并综合授信4250万元，2012年3月7日经光大银行绍兴支行认定慧光公司信用等级为BBB级客户，风险等级为正常四级，并综合授信4250万元。
14、购销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2009年9月至2012年3月期间，康辉公司与慧光公司之间为取得光大银行绍兴支行的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及信用证承付，互相签订购销合同及互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
15、股东会决议，证明2009年9月至2012年3月期间，康辉公司及慧光公司在光大银行绍兴支行的申请授信及使用授信均由全体股东会讨论决定。
16、商业承兑汇票复印件、贴现业务批复入账通知书、授信审批意见书、商业承兑汇票总协议、银行承兑汇票查询确认书、开立国内信用证申请、承诺书、国内信用证正本复印件、托收凭证，证明2009年9月至2012年3月期间康辉公司、慧光公司在授信额度内向光大银行绍兴支行申请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及国内信用证议付。
17、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出具的康辉公司、慧光公司贷款本息明细，证明至2014年5月4日，康辉公司及慧光公司未归还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已贴现、议付金额。
上述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能够证明本节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对违法票据承兑
被告人龚某于2008年12月份担任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公司业务一部总经理。被告人王某于2008年至2012年期间担任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客户经理，2012年2月份起担任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公司业务一部总经理助理。对所经办的客户第一手材料的真实性及授信材料、使用授信材料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负责。2009年9月至2012年3月期间，康辉公司、慧光公司向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公司一部申请授信进行审查过程中，被告人龚某、王某对康辉公司及慧光公司提交的同一份审计文号下却出现不同审计结果的存疑审计报告及其他不符合授信申报要求的申报材料，未按银行及其他相关规定对授信资料的真实性等履行尽职调查义务，仍使用康辉公司、慧光公司提供的虚假审计报告、财务资料填报授信额度申报表，使得该二公司在光大银行绍兴支行顺利取得相应的授信额度。
2010年2月26日至2012年2月16日，在授信范围内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对康辉公司作为付款人的29份商业汇票贴现，2009年9月18日至2012年3月8日期间，在授信范围内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对慧光公司作为付款人的4份商业承兑汇票贴现。被告人龚某、王某在办理商业承兑汇票贴现业务过程中，未尽严格审查之责，使用由关联公司对开的虚假购销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资料用于办理票据贴现业务，且在商业承兑汇票总协议明确规定每笔业务需要提供货物发运单据的情况下，仍未要求上述二公司提供，使得康辉公司和慧光公司的上述违法商业承兑汇票的承兑顺利得以通过审批。至2014年5月4日已造成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金额逾期本金5897.3万余元尚未归还光大银行绍兴支行。
上述事实，由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陈某证言，证明康辉公司和慧光公司实际上是关联企业，慧光公司开设就是为了给康辉公司贷款提供方便。其公司需要贷款时，其出面跟银行部门的领导沟通好，然后在叫人去准备贷款所需要的资料，程序是颠倒的，公司所做的是把各种银行程序上需要的材料准备好，银行方面核实一下就可以了，至于实地考察，只是走走形式的。对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的审核也是场面上的，跟贷款实际是不搭界的，银行是知道其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的，最明显的就是报表上的库存同实际上的库存差距很大，人人都能看出来，银行方面也是不会提出来的。银行部门也是知道其公司提供的各种财务报表是虚假的，都是按照银行的要求提供的，银行的人员也是清楚的，报表要怎么做也是银行的工作人员叫其公司的财务做的。
2、证人陈某证言，证明康辉公司需要贷款的时候其老板陈某已经跟银行部门沟通好了，其要做的是把材料凑齐，银行部门走走表面的程序就可以了，银行对其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具体审核是没有的，最明显的是报表库存与实际库存差距很大，银行也知道其公司提供的报表是假的。康辉公司和慧光公司在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办理授信的时候需要材料都是由其提供给王某，龚某是王某的领导，具体放贷和转贷款都是夏某去王某办公室办的。
3、证人夏某证言，证明其是康辉公司的财务部员工，负责康辉公司和慧光公司银行转贷工作。其在工作中接触到的光大银行客户经理是王某。其在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办理贷款时基本上都是带着康辉公司和慧光公司二家公章，王某也是没有问过其的，因为以前陈某也是这么操作的。
4、证人徐某甲证言，证明其是在慧光公司做税务账，其从其提交给税务部门的公司账面上看是亏损的。
5、任职通知、劳动合同书，证明被告人龚某于2008年12月份担任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公司业务一部总经理。被告人王某于2008年至2012年期间担任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客户经理，2012年2月份起担任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公司业务一部总经理助理。
6、《中国光大银行商业汇票业务操作管理办法（承兑业务）》第四十五条规定，对承兑业务要认真审查票据申请人资格、票据交易金额与企业的经营规模、销售收入是否匹配，严格审核商品交易合同是否真实有效，确认客户经理是否按规定双人核实贸易背景真实性后在留存的资料复印件上签字确认。第八十九条规定，客户经理主管部门负责人主要审核商业汇票是否真实、合法，报批材料是否齐全、合规。《中国光大银行国内信用证业务管理办法》、《国际信用证业务规定》有关光大银行的国内信用证及国际信用证开立的相关管理规定。
7、资料合规性审查表，证明光大银行要求对客户的股权结构、他行授信、授信用途、经营情况、管理能力、财务状况、抵（质）押以及还款来源进行全面、客观分析。
8、授信调查报告、授信业务上报意见书、授信额度启用（使用）意见表，证明康辉公司授信业务的主办人是龚某、协办人是王某，慧光公司的授信业务的主办人是王某、协办人是龚某。同时对上述公司提交的审计报告及财务资料等相关资料均盖有与原件核对无误章，并有王某、龚某的签章。
9、光大银行绍兴支行使用授信额度材料档案，证明康辉公司、慧光公司在光大银行绍兴支行申请贴现商业承兑汇票的相关材料上均有龚某、王某的盖章或签字。
10、商业银行授信工作尽职指引，证明客户调查和业务经理尽职要求：商业银行应对客户提供的身份证明、授信主体资格、财务状况等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和有效性进行认真核实，并将核实过程和结果以书面形式记载。商业银行对可客户调查和客户资料的验证应以实地调查为主，间接调查为辅。商业银行在授信决策过程中，应严格要求授信工作人员遵循客观、公正的原则，独立发表决策意见，不受任何外部因数的干扰。授信工作尽职调查，对进行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疏漏的、未对客户资料进行认真和全面核实的授信人员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11、光大银行东部审计中心文件，证明光大银行东部审计中心对康辉公司、慧光公司的不良贷款责任认定并进行问责，认定王某、龚某对上述二企业贷款形成不良承担分别承担经办和协办责任，并给龚某、王某给予记大过处分。
12、光大银行商业承兑汇票总协议，证明该协议第十条规定，票据贴现申请人需提供经年审合格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授权委托书、财务报表等基础资料。办理每笔贴现业务时，应向贴现行提交经其背书的未到期的商业汇票，贴现申请人与出票人或者其直接前手之间与该商业汇票有关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普通发票、基础交易合同、商品发运单据。经贴现行核实无误后，贴现行将按照协议的规定向贴现申请人贴现并划付贴现金额。
13、关于对上虞市慧光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不良贷款的问责通报，证明经光大银行杭州分行对慧光公司不良贷款的责任认定，王某作为慧光公司的主办客户经理，在授信过程中贷前调查不实，授信企业了解不深入，贷后检查流于形式，信贷资金流向监管不到位。应对慧光公司授信形成不良承担主要经办责任。龚某作为慧光公司协办经理及支行业务部门负责人，参与借款人及其关联企业在分行授信的贷前调查和贷后管理，在授信管理过程中，未及时发现并结识借款企业慧光公司与康辉公司关联关系。对该笔授信形成不良承担相应的协办和经营管理责任。
14、民事裁定书，证明康辉公司于2014年3月12日向本院申请破产清算，2015年7月6日康辉公司破产财产已最后分配完毕，终结破产程序。光大银行绍兴支行获得受偿684235.15元。
15、康辉公司不良贷款汇总报告、光大银行对慧光公司垫款金额，证明康辉公司授信违约风险发生后，在光大银行绍兴支行的14806万元，先由担保企业浙江暨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平移代偿6200万元，剩余8606.12万元，通过抵押物拍卖现金清收1619.85万元，剩余6986.13万元于2014年9月份核销。慧光公司截止案发前，仍欠光大银行垫款金额3936.3余万元（其中商业承兑汇票贴现金额1997.3余万元，国际信用证议付金额1939余万元）。
16、被告人龚某供述与辩解，证明其原系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公司业务一部经理。2009年上半年，光大银行杭州分行要求贷款属地管理，就把以前康辉公司在光大银行杭州分行的8000万贷款在2010年转给其所在的绍兴支行，后绍兴支行又给康辉增加了7000万信用额度，这样康辉公司在光大银行绍兴支行的授信额度就有了1.5亿元。整个授信审批的流程是首先由客户经理王某负责采集信息，然后业务部讨论，讨论结果其负责签字，上报绍兴支行的风险部，风险部讨论后上报绍兴支行贷款审查委员会，同意后再上报杭州分行风险部，如果同意后再报杭州分行贷款审查委员会。然后再报总行风险审批部门同意，在逐级批复。康辉公司的授信每年都要审核的，审核的流程与申报授信一样，但只需要报到杭州分行贷款委员会审查同意后，不需要到总行。慧光公司的授信也是在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办理的，授信审批的模式与康辉公司一样。授信根据的财务报表、年度审计报表、企业经营状况、利税情况、销售额、上下游企业经营状况等资料都是由企业提供给其的。其中康辉公司的资料是财务经理陈某提供的，慧光公司的材料是由杜某提供的。康辉公司在授信后使用授信的每一笔信用证、商业承兑汇票贷款都需要提供购销合同及对方企业开出的增值税发票。慧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杜某是康辉公司的负责人陈某的外甥。康辉公司提供的购销合同大多数都是同慧光公司签订的，而慧光公司提供的购销合同大多也都是同康辉公司签订的。康辉公司其开始是接触陈某的，财务是由陈某负责，在使用授信的时候送商票、合同等材料都是由财务陈玲在送的，慧光公司其主要接触的是杜某，有时也在送商票、合同等材料。从表面看其认为该合同是真实的，但合同是否实际履行，其银行也无法核实、监管。银行贷款基本上要么是关联企业走账，要么几家互保企业签订虚假购销合同，要么贷款企业自己成立一家专门公司用于贷款走账，银行只要能够保证贷款顺利归还，根本不去管合同真假。对于康辉公司实际偿还能力进行贷前调查并撰写授信调查报告时，康辉公司授信前三年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其与王某只看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审计报告。其与王某在到税务部门、工商部门调查发现康辉公司提供给税务部门的报表与审计报告中的报表数据差距很大，但其还是相信会计事务所审计报告中的报表。其没有注意到光大银行《商业汇票贴现总协议》中规定办理每笔贴现业务还需要商品发运单据。关联企业也是可以授信的，但是如果是关联企业，是不可以互相签订贸易合同、互相有资金进出。对于康辉公司和慧光公司的使用授信所提供的购销合同等资料的真实性审核是其下属王某审核的，在他报上材料后其负责看这些材料并在这些材料上签字。对于购销合同的真实性其是无法核实的，银行是无法跟踪他们的物流的。
17、被告人王某供述与辩解，证明其系原光大银行绍兴支行客户经理。其协助龚某办理康辉公司、慧光公司的授信。其授信根据企业的财务报表、年度审计报表、月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康辉公司的财务材料是由陈某提供给其的，慧光公司是由杜某提供的。对于有的贷款需要购销合同的，其银行规定是要对购销合同去核实，但实际上其都没有核实的，其是根据发票和合同进行审核的。康辉公司的负债人是陈某，慧光公司的负责人是杜某，据陈某说杜某是他亲戚，杜某开设慧光公司可以与康辉公司发生贸易往来，这样贷款所需要的购销合同等材料提供比较方便，康辉公司的购销合同大多是同慧光公司签订的，而慧光公司的购销合同大多也是同慧光公司签订的，但是贸易的真实性其是无法查证的。对于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等资料是没有每个月向他们申请查看，都是看他们公司年度审计报告。康辉公司与慧光公司是否是关联企业其是没有认真核实的，只是看了营业执照上的法人不是同一人就好了。其不是每次都去税务系统查实康辉公司和慧光公司的销售和利润情况。税务系统的报表中这二家公司的利润都是负的，与他们在授信是提交的财务报表是不一致的，其只是以为公司为了逃税才这么做的，其没有去核实。银行规定必须对购销合同进行核实，但是实际上其都是没有去核实的，其是根据发票和合同进行审核的，没有实地核实。
上述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部分，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收集在卷，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证据还有：
刑事判决书，证实被告人陈某因犯虚报注册资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3年10月31日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八十万元；被告人杜某因犯虚报注册资本罪于2013年10月31日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五万元；被告人陈某因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3年10月31日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没收财产人民币三十万。
抓获说明及情况说明，证明2014年5月13日，经公安民警电话传唤，被告人龚某、王某主动到案，并如实供述了本案的主要事实。公安机关在侦办陈某、陈某等人涉嫌骗取贷款案件时，发现被告人陈某、陈某在前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的案卷中已经对其向银行递交虚假财务报表，骗取贷款等情况进行了供述，上述供述的事实，公安机关在办理前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时并未掌握，之后亦未立案。被告人杜某系被公安机关传唤到案','2018-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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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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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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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七条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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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七条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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