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顺民初字第14228号
原告吕×1，女，1966年9月10日出生。
原告吕×2，女，1969年7月1日出生。
原告吕×3，女，1972年6月21日出生。
上列三原告之共同委托代理人单伟鸣，北京道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三原告之共同委托代理人马许，北京道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吕×4，男，1958年11月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杨淑芹（被告吕×4之妻），1958年2月18日出生。
被告吕×5，男，1962年11月5日出生。
原告吕×1、吕×2、吕×3诉被告吕×4、吕×5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涂长江担任审判长、会同代理审判员郝自蕙、人民陪审员杨立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吕×1、原告吕×2、原告吕×3、三原告之共同委托代理人单伟鸣，被告吕×4及其委托代理人杨淑芹，被告吕×5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吕×1、吕×2、吕×3共同诉称：
原、被告系兄弟姐妹关系，母亲郝淑玉于2008年10月19日去世，父亲吕庆禄于2014年6月11日去世。父母在世时，在北京市顺义区×地区×村建有民房两处，门牌号分别为×村南北大街36号和×村西大街17号。父母在世时未主持分家，亦未订立遗嘱。根据案件审理过程中采集的视听资料能够证明被告吕×4恶意侵占、损毁涉诉房屋的事实。原告方要求继承×村西大街17号院内西厢房三间、门楼、院墙、石棉瓦棚、种植物、附属设施及正房五间的残留物（共同所有即可），原告方拒绝与二被告共同使用×村西大街17号院，因为无论是被告吕×4的拆除行为或是被告吕×4、吕×5私自订立分家单的行为，均违背继承法第二十四条确定的义务，与二被告共同使用×村西大街17号院不利于生产和生活需要，且使遗产有继续受到损害的风险。在×村西大街17号院由原告方继承的基础上，×村南北大街36号院由二被告继承。就遗产分割问题，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为维护原告方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要求：1、北京市顺义区×地区×村西大街17号院内的房产及院内附属设施由原告方继承，北京市顺义区×地区×村南北大街36号院内的房产及院内附属设施由二被告继承；2、依法分割被继承人吕庆禄的丧葬补贴费及存款（审理中，原告方撤回该项诉讼请求）；3、依法分割制氧机、电动三轮车、电冰箱、彩电、洗衣机、暖气设备、电暖器、木箱子、藤条桌椅等动产；4、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方负担。
被告吕×4辩称：在父母主持分家时已经将北京市顺义区×地区×村南北大街36号宅院赠与给我了，该宅院的宅基地使用权在九十年代初登记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时已经确权给我了，因而属于我的个人财产，不应当列入遗产范围进行分割。北京市顺义区杨镇地区西大街17号院属于遗产，同意列入遗产范围依法分割，听从法院依法判决。如果要继承遗产，就得说说之前赡养父母的生活费、医疗费等费用负担问题以及料理父亲后事的开销问题。
被告吕×5辩称：我同意被告吕×4的答辩意见，北京市顺义区×地区×村南北大街36号宅院已经登记在被告吕×4名下，不属于遗产范围。对于北京市顺义区×地区×村西大街17号宅院，同意作为遗产分配。
经审理查明：
吕庆禄与郝淑玉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5名子女，包括被告吕×4、被告吕×5、原告吕×1、原告吕×2、原告吕×3。
郝淑玉已于2008年10月19日去世；吕庆禄于2014年6月11日去世。郝淑玉之父母先于郝淑玉去世；吕庆禄之父母亦先于吕庆禄去世。郝淑玉、吕庆禄生前均未留遗嘱。
庭审中，双方一致确认如下事实：2008年1月19日，郝淑玉因意外去世，北京市顺义区×地区×村村民委员会支付了赔偿款；在料理完郝淑玉后事后，由吕庆禄主持，将剩余的补偿款在原、被告五个家庭之间进行了分配，分给每个家庭的孙辈4800元；在郝淑玉去世之后至吕庆禄去世之前期间，除了在吕庆禄主持之下分配郝淑玉意外去世赔偿款扣除丧葬费用以外的剩余款项外，原、被告双方相安无事，未发生继承遗产纠纷，未实际分割郝淑玉的遗产。
吕庆禄去世后，双方就遗产继承问题发生纠纷诉至本院。本案审理中，双方就遗产范围的认定、存放于涉诉宅院部分动产的归属及其分配问题达成的一致意见与存在的分歧如下：
（一）彩色电视机一台。
2014年10月31日，经本院现场勘查确认：（1）电视机的品牌为创维牌；（2）该电视机现存放于北京市顺义区×地区×村西大街17号院南院小棚子内；（3）北京市顺义区×地区×村西大街17号宅院的院门钥匙现由被告吕×4掌控。
就上述电视机的归属问题，原告吕×2述称这电视机是原告吕×2购买的创维牌25吋的普通彩色电视机，原告吕×2主张是其用过的旧的，要求由其拉走。被告吕×4、被告吕×5、原告吕×1、原告吕×3均明确同意让原告吕×2拉走，归她个人所有。
（二）电暖器一台。
2014年10月31日，本院现场勘查确认：该电暖器现存放于北京市顺义区×地区×村西大街17号院南院小棚子内。
就前述电暖器的归属问题，原告吕×2述称是原告吕×2购买的，在2012年下半年买的，具体是由原告吕×2丈夫李帅买的，原告吕×2主张是其个人财产，要求拉走。被告吕×4、被告吕×5、原告吕×1、原告吕×3均明确表示同意让原告吕×2拉走，归原告吕×2个人所有。
（三）藤条座椅一套（包括藤条小圆桌一张和藤条椅子两把）。
2014年10月31日，本院现场勘查确认：上述藤条桌椅现存放于北京市顺义区×地区×村西大街17号院南院小棚子内。
就前述藤条桌椅的归属问题，原告吕×3主张前述藤条桌椅是其购买的，并要求藤条桌椅归其所有。被告吕×4、被告吕×5、原告吕×1、原告吕凤明确表示同意让原告吕×3拉走，归原告吕×3所有并且不用折钱。
（四）暖气炉子、暖气管道、暖气片。
2014年10月31日，本院现场勘查确认：上述暖气设施现存放于北京市顺义区×地区×村西大街17号院北院已经坍塌的北正房内；已经坍塌的北正房内东数第一、二间内有暖气片两组、东数第三间内有暖气炉一个，暖气炉与暖气片之间有暖气管道连接。
就前述暖气设施的归属问题，原告吕×2主张暖气片、炉子和暖气管道都是原告吕×2使用过淘汰下来后安装到涉诉宅院内的，应当属于原告吕×2个人财产并要求拉走。原告吕×1、原告吕×3、被告吕×4、被告吕×5均明确表示认可原告吕×2的上述主张。
（五）鱼跃牌制氧机一台。
2014年10月31日，本院现场勘查确认：该制氧机现存放于被告吕×4家中。
在2014年10月31日质证过程中，双方就上述制氧机由谁出资购置一节各执一词，原告吕×1、原告吕×2、原告吕×3均主张该制氧机系由吕庆禄本人出资3000多元购置，被告吕×4不认可原告方的上述主张，主张该制氧机是由被告吕×4出资2950元从×卫生服务中心购置，但被告吕×4认可购置上述制氧机是赠与给父亲吕庆禄了，认可该制氧机在赠与给父亲吕庆禄后就属于吕庆禄的财产了。
在2014年12月13日的庭审过程中，合议庭向双方释明：虽然双方就购置制氧机的实际出资人一节存在争议且均未能就自己的主张提交证据予以证实，但是，根据原告吕×1、吕×2、吕×3和被告吕×4在2014年10月31日质证过程中的前述主张，无论实际出资人是谁都可以认定该制氧机属于吕庆禄的个人财产。
本院释明后，被告吕×4及其委托代理人杨淑芹当庭提出异议，改称主张该制氧机由被告吕×4购置，应该算作是被告吕×4的个人财产，而不应认定为吕庆禄的遗产。被告吕×5对于被告吕×4的前述主张没有异议。
（六）步步美牌电动三轮车一辆。
2014年10月31日，本院现场勘查确认：该电动三轮车现存放于被告吕×4家中。
双方当事人一致确认如下事实：（1）步步美牌电动三轮车是在2013年年底以旧换新的方式购置的，使用了吕庆禄生前使用的旧电动三轮车折价700元加上负责照顾吕庆禄的保姆左俊英垫付的现金2000元购置；（2）在吕庆禄去世后，被告吕×4曾经给过吕庆禄生前保姆左俊英现金5000元，其中含2000元由保姆左俊英在吕庆禄购车垫付的电动三轮车购车款。
就该电动三轮车的分割问题，双方当事人达成如下一致意见：（1）该电动三轮车归被告吕×4继承；（2）被告吕×4无需向其他当事人就该电动三轮车支付财产折款；（3）被告吕×4在吕庆禄去世后支付给保姆左俊英2000元电动三轮车购车款，其他当事人不再分担。
（七）木箱子两只。
2014年10月31日，本院现场勘查确认：（1）上述木箱子的尺寸均为93CM（长）×54CM（宽）×40CM（高）；（2）其中有一只木箱子存在破损；（3）原告方主张木箱子为樟木箱子，而现场勘查本院无法确认木箱子的材质是否为樟木，有鉴于此，合议庭已经在2014年12月13日的庭审中向双方当庭释明将来就本案作出的裁判文书中以上述尺寸表述木箱子的特征，而不具体表述木箱子的具体木材材质，双方对此无异议；（4）上述木箱子现存放于被告吕×4家中。
就上述两只木箱子的归属问题，原告吕×3要求归其所有；原告吕×1、原告吕×2、被告吕×4、被告吕×4均表示同意并且不用原告吕×3就此支付财产折款。
（八）电冰箱一台。
2014年10月31日，本院现场勘查确认：（1）该电冰箱品牌为海尔牌双开门电冰箱；（2）该电冰箱的型号为BCD-153T；（3）该电冰箱现存放于被告吕×4家中。
就前述电冰箱的归属问题，原告吕×2主张该电冰箱是原告吕×2出资1600元在2008年之前购买的，原告吕×2要求将该电冰箱归其所有；原告吕×1、原告吕×3、被告吕×4、被告吕×5均表示同意让原告吕×2将该电冰箱拉走，归原告吕×2所有。
（九）洗衣机一台。
2014年10月31日，本院现场勘查确认：（1）洗衣机品牌为海信牌；（2）洗衣机具体型号为XPB60-60TS；（3）该洗衣机现存放于被告吕×4家中。
就上述洗衣机的归属问题，原告吕×3主张由其支付财产折款50元将该洗衣机归其所有。原告吕×1、原告吕×2、被告吕×4、被告吕×5均表示同意。
（十）银行存款及医保存折个人账户余额
在2014年10月31日的质证过程中，经合议庭释明后，原告方明确表示其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提及的存款指向的是吕庆禄名下的银行账户，存款银行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银行账户中的款项就是吕庆禄的退休工资，存款银行为北京银行的银行账户中的款项是在吕庆禄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原告方申请法院调取上述两账户的存取款交易记录，不涉及其他存款。
为查清案件事实，本院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和北京银行顺义支行等金融机构调取的交易明细与存取款凭证，此外，本院还向被继承人吕庆禄生前所在的单位调查取证。
前述调查取证的结果（包括合议庭调查获得的银行交易明细、存取款凭证、询问笔录、领取丧葬费补贴5000元的手续复印件等材料）向原、被告双方送达、出示后，双方均无异议。
2014年11月29日，经本院询问，原告吕×1、原告吕×3、原告吕×2作出如下表示：（1）对于吕庆禄生前发放退休金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银行账户和发放医保补贴的北京银行的账户，根据法院查证的结果，上述账户中发生在吕庆禄去世后的资金均有合理的去向和用途，故此，不再要求分割上述账户中的存款并撤回相关的诉讼请求；（2）对于吕庆禄生前所在单位发放的丧葬费补贴5000元，也不再要求作为遗产来分割。基于原告方的上述表态，合议庭认定双方就上述问题不再存在争议。
（十一）坐落于北京市顺义区×地区×村南北大街36号宅院。
北京市顺义区×地区×村南北大街36号宅院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的编号为顺-×-×集建（证）字第198号，登记在被告吕×4名下。双方当事人一致确认，该宅院内的现存北正房五间系由吕庆禄在其父母吕立库、吕彭氏主持分家时所得。
原告吕×1、吕×2、吕×3主张前述宅院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登记在被告吕×4名下是因为丈量宅基地颁发《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时，被告吕×4居住在该宅院内，并非代表该宅院已经分配给被告吕×4。
经本院于2014年9月30日现场勘验，并经双方当事人确认，北京市顺义区×地区×村南北大街36号宅院的现状如下：（1）×地区×村南北大街36号宅院内有北正房五间，该房屋屋顶为黑色小瓦、墙体为条石与青砖结构、木质木窗；（2）由于建筑年代较为久远，该房屋门窗已经明显破损；（3）东数第一、二间相通中间无隔断墙，单独开南门，东数第一、二间北侧墙体存在一条两指宽的贯通裂缝；（4）东数第三间开南门，东数第三间与东数第一、二间之间有隔断墙，东数第三间与东数第四、五间之间有隔断墙，该隔断墙上有门相通；（5）东数第四、五间之间没有隔断墙，东数第四、五间内靠南侧窗户设置有土炕。
根据前述房屋结构与状况以及建筑年代，在考虑房屋折旧的情况下，就北京市顺义区×地区×村南北大街36号宅院内北正房五间的市场价值一节，双方协商一致确认每间价值1000元，合计价值5000元。双方均同意就涉诉房屋的市场价值以双方协商确定的前述数额为准，均不要求启动鉴定程序。
被告吕×4主张北京市顺义区×地区×村南北大街36号宅院已经由吕庆禄主持分家时分配给被告吕×4，被告吕×4就其该项主张提交如下证据材料：（1）北京市顺义区×地区×村南北大街36号宅院的《宅基地使用证（临时）》（编号为110），该《宅基地使用证（临时）》显示前述宅院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已于1992年6月登记在被告吕×4名下；（2）（1）北京市顺义区×地区×村南北大街36号宅院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编号为顺-×-×集建（证）字第198号），该《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显示该宅院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已于1993年8月5日登记在被告吕×4名下；（3）原顺义县公证处出具日期为1993年4月4日编号为（93）顺证民（沙宅）字第1348号的《公证书》，该《公证书》载明内容如下：“兹证明顺义县×乡（镇）×村村民吕×4及其家庭成员有偿使用宅基占地面积为433平方米，其中标准面积为267平方米；老人补助面积平方米（本院备注：前述划横线的部分在《公证书》中显示为空白未填写任何内容）；超标准面积为166平方米。宅基四至分别为：东至任仲宽，西至吕×6，南至王利，北至任仲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北京市农村村民建房用地的若干规定》，该户对上述宅基占地享有合法使用的权利和按期缴纳土地使用费的义务。”；（4）落款日期为1996年7月30日有吕×4签名的文字内容垂直书写的《分家单》一张，具体内容如下：立契约人父吕庆禄、母郝淑玉、长子吕×4、次子吕×5、三女吕×3未婚一、现有祖遗产房基地壹处瓦房捌间，坐落北大街路东。另有料石若干块、檩材10根，经中人说合情愿交由吕×4永远为业，它人不得干涉。（本院备注：前述下划横线内容存在明显的涂改，文字上有划线，但文字内容尚能辨认）二、其父母另有房地一处瓦房捌间、财物、树木均与吕×4无关，更不得干预。受业后两子负责。三、受业后必须有父母住房，东屋正房两间。四、养老口粮每人每年小麦400市斤、大米50市斤。零用钱每人每月暂定50元，医疗药费凭发票按金额分摊50%，煤、柴二子共同供应。衣服每年每人壹套。（本院备注：前述下划横线内容存在明显的涂改，文字上有划线，但文字内容尚能辨认）中证人（本院备注：吕×4的签名位于前述“中证人”与前述文字内容之间；该字据上没有“中证人”的签名，亦无吕庆禄、郝淑玉的签名）注：吕×5因接父班，暂时不分财产，但应尽义务。
审理中，被告吕×5对于被告吕×4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之真实性及其证明目的均无异议。被告吕×5提交了与吕×4持有的前述《分家单》文字内容一致的《分家单》。被告吕×5提交的《分家单》没有任何涂改，但也没有任何人签字。被告吕×5认可分家单上的内容是吕庆禄写的，被告吕×4持有的《分家单》也是吕庆禄亲笔写，吕庆禄一共写了两份，交给被告吕×4和被告吕×5各持有一份。被告吕×5陈述，中证人没有在《分家单》上签字，是因为当时认为没有必要签，但当时是有中证人的，中证人是吕志善（吕志善系原、被×兄长）、吕×8（吕庆×的叔伯哥哥，已经去世）、殷在友（时任×村村委会书记）、苏存旺（时任×村村委会治保主任兼民调主任，已经去世）。
原告方对于被告吕×4、被告吕×5分别持有的前述《分家单》之真实性不予认可，具体理由如下：在《分家单》上既没有分家人的签字也没有中证人的签字，且被告吕×4持有的《分家单》部分文字内容有明显的涂改痕迹，涂改内容正好是其要证明的内容，被告吕×5持有的《分家单》的落款日期有明显涂改痕迹，无法确定日期，书写《分家单》文字内容的人是谁无法确定。从内容看，《分家单》并没有实际履行，这上面提到了原告吕×3，但原告吕×3从没有听父亲吕庆禄说过分家的事情，且如果涉及原告吕×3了，但是原告吕×3并没有见过此分家单，这也是一个疑问。此外，不管《分家单》是谁书写的，最后都应该有本人的签名，而且现在也无法确认这上面的字迹是不是吕庆禄本人书写。
被告吕×4、被告吕×5一致确认二人分别提交的前述《分家单》第一条中“现有祖遗产房基地壹处瓦房捌间，坐落北大街路东。”指向的宅院就是北京市顺义区×地区×村南北大街36号宅院。
庭审中，合议庭明确询问被告吕×4由被告吕×4提交的字据上的划线是谁划的，被告吕×4当庭作出如下解释：“是我划的，我开始不同意，就划了，现在我同意了，就签字了”。合议庭进一步追问被告吕×4，上述《分家单》上的“吕×4”签名是何时所签时，被告吕×4当庭答复称：是在我同意以后签的，在1996年7月30日同一天签的，开始不同意就划了，后来同意了就签了字。
被告吕×5则当庭认可被告吕×4前述陈述，并称：“被告吕×4当时开始不同意，后跟我一商量，当天又把名字签了，都是在1996年7月30日划的、签的。”
合议庭要求被告方解释为何被告吕×4提交的字据上有“吕×4”的签名，而被告吕×5提交的字据上没有任何人签名？被告吕×5当庭解释称：我根本不在乎这件事，也没把这当回事，所以就没有签字，哪个院给我都行，无所谓的事情，两个院让我大哥先挑，我要他挑剩下的。此外，虽然《分家单》明确涉及了原告吕×3，但在《分家单》中财产分割不涉及原告吕×3，也没有给她设定赡养义务，所以没让她签字。原告方对于被告方作出的上述解释不予认可，并主张被告吕×4、被告吕×5的陈述也前后矛盾，一个说是同意就得签字，一个说同意就不签字。
合议庭要求双方解释在本院进行现场勘查的时候前述南北大街36号宅院内为何实际并没有8间房屋时。被告吕×4当庭答复称：在写《分家单》的时候是有8间房的，有北正房8间，是两排，一排5间一排3间，有3间让我在2010年拆了，因为这是我买的。被告吕×5认可被告吕×4所述之情况。原告方则认可原来是有8间房。有5间正房，3间厢房，3间厢房是哪年拆的忘记了，父母在世的时候拆的。
被告吕×4、被告吕×5一致确认二人分别提交的前述《分家单》第二条中所述“其父母另有房地一处瓦房捌间”指向的宅院就是北京市顺义区×地区×村西大街17号院，这8间指的是北京市顺义区×地区×村西大街17号院内的北正房5间和3间西厢房。
合议庭要求被告吕×4、被告吕×5解释二人分别提交的前述字据中载有“三女吕×3未婚”等字样，吕庆禄、郝淑玉二位老人有二子三女一共五名子女，为何在该字据中仅仅涉及了吕×4、吕×5、吕×3而未提及吕×1、吕×2时，被告吕×4、被告吕×5当庭答复称：因为吕×1、吕×2都已经结婚了，吕×3还没有结婚，因为涉及房产分割的问题，将来吕×3出嫁的时候得在从涉诉房屋内出嫁。《分家单》中也没有给三原告设定赡养义务。原告吕×1、原告吕×2、原告吕×3则主张不知道分家一事，也从未听父亲吕庆禄提及过曾经分家一事。
就前述《分家单》之真实性一节，被告吕×4申请证人吕志善（身份证号码×××）、殷在友（身份证号码×××）出庭作证。
证人吕志善就《分家单》的形成过程相关情况当庭作出如下陈述：（1）吕庆禄是吕志善的五叔。吕志善的父亲是吕庆禄的大哥。（2）吕庆禄跟吕志善本人说过分家一事，吕庆禄说准备把两处房产中北边宅院（即×村南北大街36号宅院）归被告吕×4，吕庆禄曾经问吕志善这样分配行不行，吕志善答复吕庆禄说得看他们哥俩的意见，如果他俩没什么意见这是好事。（3）就分家一事，吕庆禄写了文字的东西，找了吕志善、吕志善的四叔吕×8、×村村委会书记殷在友、×村村委会治保主任苏存旺去做见证人。（4）吕庆禄主持分家的地点是在北京市顺义区×地区×村西大街17号宅院北正房东屋，《分家单》是吕庆禄自己写的，一共写了两份，写的时间也就在1996、1995年大概，好像是在1996年，是春天写的，已经脱棉衣了，穿着秋衣、衬衫，当时天气不太热。（5）吕庆禄写《分家单》的时候有吕志善、吕×8、吕庆禄、殷在友、苏存旺、吕×4、吕×5在场，原告吕×1、吕×3、吕×2都不在场。（6）吕志善当庭确认被告吕×4、被告吕×5提交的《分家单》都是当时写的，文字内容是吕庆禄本人所写。（7）当时被告吕×4提出《分家单》这样分不合理，被告吕×4提出被告吕×5接班了，因此，被告吕×4应该多分点，被告吕×4当时还把《分家单》划了两下，被告吕×4有意见，当时，被告吕×4觉得给钱、给粮不合理，吕庆禄有退休工资，被告吕×5有工作，而被告吕×4在农村，所以，被告吕×4觉得《分家单》内容不合理，被告吕×4对分到的房子也不同意，他愿意要×村西大街17号宅院，×村西大街17号宅院内的房屋当时是新房，而且临街出入方便。在场人做了被告吕×4的思想工作，后来就这样分了。当时，被告吕×5表态，是他接班了，以后他挣钱了再给被告吕×4补偿点，在场人也做了工作，他们哥俩没有意见，在场见证人都说了就不用签字了，所以就没签字，所有人都没签，被告吕×4签了一份。（8）在被告吕×4持有的《分家单》上有明显涂改，但当时被告吕×4经过在场人劝说后已经同意了《分家单》的内容，因此，当时没有再重新誊写一份。（9）当时在场人都认为《分家单》涉及的是家务事，没必要签字，因此，《分家单》上没有吕庆禄、郝淑玉夫妇的签名。（10）《分家单》中对北京市顺义区×地区×村西大街17号宅院未作处理。
证人殷在友就《分家单》的形成过程相关情况当庭作出如下陈述：（1）殷在友在1988至2012年1月期间任×地区×村党支部书记。（2）大概在1996年，殷在友应吕庆禄邀请，参加了吕庆禄给两个儿子分家的过程，在书写《分家单》前一天的晚上，吕庆禄找殷在友，提出要给两个孩子分家，邀请殷在友次日过去吕庆禄家中当中证人，殷在友曾经询问吕庆禄用不用带上×村村委会会计作代笔人并拿着村委会公章，吕庆禄表示不用，并提出就让×村村委会去两个人就行，当时参与见证分家过程的村委会干部还有治保主任兼民调主任苏存旺，吕庆禄说就是让殷在友、苏存旺等人当中证人，也不用会计当中证人、代笔。（3）殷在友与吕庆禄没有亲属关系。（4）吕庆禄主持给儿子分家的地点是北京市顺义区×地区×村西大街17号院北正房东屋。（5）吕庆禄主持分家时，在场人有殷在友、苏存旺、吕×8、吕志善、吕庆禄、郝淑玉、吕×4、吕×5。（6）殷在友表示，其之所以参与当时吕庆禄主持分家，是因为吕庆禄亲自到殷在友家找殷在友，而且，吕庆禄的辈分又比殷在友大，所以殷在友才去的，否则，殷在友一般不去参与这种事情，分家本来是他们家庭内部的事情，吕庆禄说跟他两个儿子都商量好了，要求殷在友参加就是当个证人，《分家单》是吕庆禄自己写的，当时，没找别的代笔人，要是找村委会会计代笔，那必须得盖×村村委会的公章。（7）分家的时候，一念完《分家单》，开始被告吕×4不同意，场面特×，殷在友陈述其记得分家跟被告吕×4要米、要面，又把北边那破房（指的是×村南北大街36号宅院）给他，还在胡同里面，被告吕×4想要×村西大街17号宅院，所以，被告吕×4当时不愿意，因为被告吕×5当时接班，是铁饭碗，被告吕×4不愿意，觉得不公平，有点不服，就用笔把《分家单》给划了，在场人好像是吕×8，要么就是吕志善，就把被告吕×4叫外面跟他说说，被告吕×5也表示以后日子好了会给被告吕×4点补贴，后来就说妥了，他们家人没有意见，我们中证人更没有意见。当时被告吕×4不同意的时候把分家单给划了，都念完了，他拿过来给划了，弄得在场中证人特别尴尬。当时被告吕×5说了点软话，跟被告吕×4商量，就同意了，吕庆禄说就这么分，也没有改，他们都没有意见了，所以我们这些中证人也没有签字。（8）当时，被告吕×4签了一份《分家单》，另外一张没签，被告吕×4是签完了以后再一看分家单，生气，就把《分家单》给划了。（9）分家之时，吕庆禄的两个儿媳妇没有在场，因为农村分家儿媳妇都不在场。家庭内部分家都是家族长辈主持、分家。（10）就《分家单》中列明中证人但无中证人签字2，殷在友解释称分家是家庭内部的事情，我们中证人就是作证的，而且说的也不和气，我们中证人就没有签名，这事又没通过村委会解决，不用我们中证人签字。吕庆禄生前是会计。而且，当时吕庆禄说了不用我们中证人签字，他就是把我当个证人把我叫去的。（11）殷在友当庭确认被告吕×4、被告吕×5提交的《分家单》都是当时写的，文字内容是吕庆禄本人所写。
三原告对证人证言均不认可，具体理由如下：（1）证人证言与被告方的陈述自相矛盾，被告方说看到分家单之后不同意才划掉，但是证人说×，看了内容后才划掉，这是相互矛盾的；（2）殷在友的证言与吕志善的证言也有矛盾，关于分家单是书写在什么时候，二人的证言有矛盾之处；（3）既然分家单上列出了中证人，应该是希望中证人在上面签字的；（4）证人殷在友反复强调当时分家闹得很不愉快，所以，两位证人不能证明分家的事实是否存在，并且，按照证人殷在友的证言，即便有分家的事实，也可能存在后来闹翻了的情况，《分家单》没有实际履行。
围绕前述《分家单》文字内容是否系由吕庆禄本人亲笔书写这一争议焦点，被告吕×4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1）封面为“工作日记”下方标注有“吕庆禄1963.6.17”字样的笔记本一本；（2）封面有使用毛笔书写红色字体的“吕庆禄”的笔记本一个；（3）封面为“笔记本”并标注有“电话要事燕京汽车公司85.10.2600.9.13”的笔记本一个；（4）使用稿纸装订，封面标注有“学习中国现文学史笔记电大中文系吕庆禄1962.10.10日于顺义第一本1-37页以五四运动开始
---左联时期”等字样的笔记一本。（5）电话簿一本。
被告吕×4主张前述证据材料原来存放在吕庆禄的书柜里，上面的内容都是吕庆禄本人书写。被告吕×4主张可以通过比对上述证据材料的笔迹与《分家单》中的笔迹是否为同一人书写来确认《分家单》的真实性。
被告吕×5对于被告吕×4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之真实性及其证明目的均无异议。
原告吕×1、吕×2、吕×3则表示无法确认被告吕×4提交的前述证据材料中的笔迹是吕庆禄本人的笔迹，不认可被告吕×4提交上述证据材料的证明目的。
合议庭向原告方明确释明，为了澄清被告吕×4、吕×5所持有1996年《分家单》的真实性，需要提供对比的检测样本进行笔迹鉴定。合议庭询问原告吕×1、吕×2、吕×3是否持有吕庆禄亲笔书写的相关材料后，原告吕×1、吕×2、吕×3当庭明确答复没有相关材料提交。
（十二）坐落于北京市顺义区×地区×村西大街17号宅院。
该宅院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的编号为顺-×乡-×村集建（证）字第110号，登记在吕庆禄名下。双方就该宅院内北正房五间、西厢房三间及门楼、院墙等附属设施的建筑时间存在一定分歧，但均确认大致的建筑时间为1980年前后（被告吕×4、吕×5主张的房屋及门楼的建筑时间为1981年、院墙的建筑时间为1983年前后；原告吕×3、吕×1主张房屋建造时间在1980年之前；）。双方均认可该宅院内的房屋及门楼、院墙等附属设施是在吕庆禄、郝淑玉主持之下建造，购置建房用材料的资金由吕庆禄、郝淑玉出资，但在房屋建造过程中，被告吕×4、吕×5曾经出力。经本院询问，双方均一致确认该宅院内的房屋及附属设施应当属于郝淑玉、吕庆禄的财产。
审理中，原告方提交了11张北京市顺义区×地区×村西大街17号院原有北正房五间在坍塌之前的照片（原告方述称的拍摄时间为2014年9月17日），被告吕×4、被告吕×5对前述照片显示的内容及原告方所述照片拍摄时间均无异议。
根据双方均无异议的上述照片，能够认定如下事实：（1）原有北正房五间的房顶为红瓦、墙体为青砖、窗户为木框与玻璃、门为木门；（2）原有北正房五间内部结构为：①东数第一、二间相通且中间无隔断墙，东数第一间与东数第二间形成一大间，东数第一间与东数第二间分别有一个大窗户，东数第一、二间的窗户之间有承重墙，承重墙上为房柁；②东数第四、五间相通且中间无隔断墙，东数第四间与东数第五间形成一大间，东数第四间与东数第五间分别有一个大窗户，东数第四、五间的窗户之间有承重墙，承重墙上为房柁；③东数第三间南侧为正门，门两侧分别有一个窗户，东数第三间正门两侧的窗户与东数第二间、东数第四间的窗户之间有承重墙，承重墙上为房柁；④东数第三间东侧与东数第一、二间之间有隔断墙，隔断墙上有门，东数第三间西侧与东数第四、五间之间有隔断墙，隔断墙上有门；⑤东数第三间北侧墙体上设置有一个门通向北正房后。
经本院于2014年9月30日现场勘查，北京市顺义区×地区×村西大街17号宅院内西厢房三间的具体情况如下：（1）西厢房三间屋顶为黑色小瓦、墙体为青砖结构，窗户为木质框与玻璃；（2）西厢房三间北数第一、二间相通，北数第一间的门窗已经缺失；（3）西厢房三间中的北数第三间单独开门。
庭审中，合议庭出示了在2014年9月30日现场勘查时拍摄的全部照片和视频，双方当事人对于现场勘验的视频与照片之真实性没有异议。
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根据法官于2014年9月30日在进入北京市顺义区×地区×村西大街17号宅院之前从该宅院北正房南侧西墙外（即北正房西山墙与西厢房后檐墙之前的卡子墙处）搭梯子拍摄的照片三张能够认定如下事实：（1）在法官进入涉诉宅院之前，北京市顺义区×地区×村西大街17号院原有北正房五间东数第一、二间房顶已经坍塌；（2）在法官要求被告吕×4打开涉诉宅院院门之时（即法官拍摄上述照片之时），北京市顺义区×地区×村西大街17号院原有北正房五间东数第三、四、五间房顶尚未坍塌；（3）在法官要求被告吕×4打开涉诉宅院院门之时（即法官拍摄上述照片之时），被告吕×4已经将北京市顺义区×地区×村西大街17号院原有北正房五间中的如下部位予以拆除：①所有房屋的门窗；②东数第三间东、西两侧的隔断墙拆除了上面的约三分之一；③房屋南侧的东数第一、二间窗户之间的承重墙墙体；④房屋南侧东数第三间西侧窗户与东数第四间窗户之间的承重墙墙体（尚有木柱支撑着房柁）；⑤房屋南侧东数第四、五间窗户之间的承重墙墙体（尚有木柱支撑着房柁）；⑥被告吕×4使用千斤顶和木柱支顶房屋南侧东数第三间西侧窗户与东数第四间窗户之间的房柁，并使用绳索拉拽房屋南侧东数第三间西侧窗户与东数第四间窗户之间支撑着房柁的木柱。⑦在北京市顺义区×地区×村西大街17号院原有北正房五间中东数第三、四间的屋顶坍塌后，被告吕×4将涉诉宅院院门打开，法官才得以进入涉诉宅院内进行现场勘查。
2014年10月31日，本院再次现场勘验时确认，北京市顺义区×地区×村西大街17号宅院内的北正房五间已经全部坍塌。
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就北京市顺义区×地区×村西大街17号院原有北正房五间坍塌的原因一节各执一词，被告吕×4辩称是其在更换涉诉房屋的窗户过程中不慎造成房屋坍塌，被告吕×5对被告吕×4的上述辩解意见予以认可；原告吕×1、吕×2、吕×3对于被告吕×4的上述辩解意见不予认可，并主张是被告吕×4故意破坏房屋结构造成坍塌。
庭审中，合议庭要求被告吕×4当庭对如下问题作出合理解释：①为何要将所有房屋的门窗均予以拆除？②为何要将东数第三间东西两侧的隔断墙上面的约三分之一予以拆除？③为何要将房屋南侧的东数第一、二间窗户之间的承重墙墙体予以拆除？④为何要将房屋南侧东数第三间西侧窗户与东数第四间窗户之间的承重墙墙体予以拆除而仅留存木柱支撑着房柁？⑤为何要将房屋南侧东数第四、五间窗户之间的承重墙墙体拆除而仅留存木柱支撑着房柁？⑥被告吕×4为何使用千斤顶和木柱支顶房屋南侧东数第三间西侧窗户与东数第四间窗户之间的房柁，并使用绳索拉拽房屋南侧东数第三间西侧窗户与东数第四间窗户之间支撑着房柁的木柱？⑦根据上次庭审质证出示的视频资料能够认定，本院法官进入涉诉宅院后，在宅院内并未见到用于更换窗户的建筑材料。
被告吕×4对上述问题的答复如下：为什么拆窗户是因为要换窗户，要换窗户，就得换柱子，柱子已经老化、下沉，我父亲活着的时候，我就跟他说过，现在村委会有政策，我要换窗户，正好有这个机会就要换，用千斤顶是因为柱子本来就糟了，才用的千斤顶，我在村委会都登记完了，要换窗户、做保温，旧窗户都得自己拆，人家才给换。砖墙也得拆，需要从新垒。我是木工出身，也给别人换过柱子。
被告吕×5当庭表示对被告吕×4的陈述没有异议，被告吕×4准备换窗户的时候，被告吕×5知道，因为被告吕×4还跟被告吕×5说过。
原告吕×1、吕×2、吕×3就被告吕×4前述解释及被告吕×5的意见质证意见如下：（1）对被告吕×4、吕×5的说法不予认可。理由是在2014年9月18日晚上的时候，被告吕×4给原告吕×1打过电话，告诉原告吕×1说其要拆房，如果有什么异议让原告吕×1回家一趟，后来，被告吕×4又告诉原告吕×1别回来了。（2）被告吕×4曾经给原告吕×2打过电话，要强行拆房，想2015年开春建新房，不管原告吕×2同不同意，被告吕×4都拆。（3）被告吕×4前述解释的理由太牵强了，被告吕×4也曾经给原告吕×3打过电话，跟原告吕×3说过这事，三原告都不同意被告吕×4拆，当时的电话内容，原告吕×3也进行了录音。
原告吕×3提交了其与被告吕×4之间的电话录音，该电话录音在庭审中当庭播放，被告吕×4对于录音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并称打电话的时间不记得了，就记得是2014年的一个周五晚上，具体日期忘了，应该是父亲吕庆禄去世一百天办完事后给她们打的。
当庭播放的录音显示：（1）被告吕×4在电话中明确告知原告吕×3其准备拆除北京市顺义区×地区×村西大街17号宅院内的房屋，原告吕×3明确表示等过一段时期再说，不同意拆除涉诉房屋；（2）被告吕×4在通话中解释要拆除房屋的原因是因为改造窗户、做保温，原告吕×3明确要求大家要一块儿商量商量，别闹得太僵了；（3）被告吕×4在电话中明确提出要求原告吕×3等人在礼拜天回来一趟算算账，如果过礼拜天不回来，被告吕×4就将房屋拆除，并告知原告吕×3：“过礼拜天你们不来，这房就长不住了，这房我就拆了，你不叫我盖，我也得拆它，我叫它塌了，我也给它弄了，我不管你这事”。对此，原告吕×3明确表示不同意拆除房屋，并明确告知被告吕×4：“你甭管说商量不商量，你要是这样太强硬了，你拆不了，你要是这样，你太过于强硬了。”
鉴于涉诉×村西大街17号宅院内的北正房现已经坍塌，在2015年3月11日的庭审中，经合议庭释明和询问，原告方明确表示同意根据涉诉房屋的现状进行实物分配，并要求以涉诉房屋现状分配实物，同时同意采取折价的方式对已经坍塌的房屋进行赔偿。
根据前述房屋结构与状况以及建筑年代，在考虑房屋折旧的情况下，就北京市顺义区×地区×村西大街17号宅院内原有北正房五间及现存的西厢房三间的市场价值一节，双方达成如下一致意见：（1）原有北正房五间在坍塌之前的市场价格为每间3000元，五间北正房合计15000元；（2）西厢房三间每间房价值350元，合计价值1050元；（3）双方均同意就涉诉房屋的市场价值以双方协商确定的前述数额为准，均不要求启动鉴定程序。
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方提交了有被告吕×4、被告吕×5签字的落款日期为2014年7月10日的《立分家单》一份，内容如下：“吕×4、吕×5兄弟二人自愿经中人说和把房产均分，坐落在南北街36号伍间正房分给吕×5所有。坐落在西大街17号院伍间正房分给吕×4所有。如以后有纠纷，有中人承担解决。空口无凭，立字为证。代笔人殷万苍，中证人殷在军、吕志新、殷秀旺、吕庆志、吕庆旭。”
被告吕×4当庭陈述前述《立分家单》中的相关人员身份情况及与双方之间的关系情况如下：殷万苍是现任的×村村委会的会计，与被告吕×4没有亲属关系；殷在军是现任×村的党支部书记，其和双方都没有亲属关系；吕志新是被告吕×4的堂兄；殷秀旺是×村的治保主任，其与双方没有亲属关系；吕庆志是被告吕×4的大爷；吕庆旭是被告吕×4的叔叔。
被告吕×5认可被告吕×4的当庭陈述。原告吕×1表示对被告吕×4陈述的亲属关系、相关人员的职务情况认可，但表示其不认识殷秀旺，也不清楚他是不是治保主任。原告吕×2表示在被告吕×4陈述的人员里面，其只认识家里的亲属，对吕×4陈述的亲属关系均认可，对村委会的干部都不认识。原告吕×3表示其不认识殷秀旺，其对殷在军不熟悉，认可殷万苍是×村村委会会计，对被告吕×4陈述前述人员的亲属关系认可。
就被告吕×4依据其提交的1996年《分家单》、《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以及《公证书》等证据主张×村南北大街36号宅院已经分给自己，而在2014年7月10日《立分家单》中将×村南北大街36号宅院分配给被告吕×5并将×村西大街17号宅院分配给被告吕×4的具体原因一节，被告吕×4当庭解释称：因为1996年分家的时候，把×村南北大街36号院分给被告吕×4，而被告吕×4对此不太满意，当时，被告吕×5向被告吕×4承诺等他得到×村西大街17号宅院的时候会跟被告吕×4相互调换，所以，就有了2014年7月10日《立分家单》中的相关约定。被告吕×5表示认可被告吕×4前述陈述。原告吕×1、吕×2、吕×3对于被告吕×4、吕×5的前述解释不予认可。
庭审中，被告吕×4、被告吕×5均认可2014年7月10日的《立分家单》在协商及签订过程中，原告吕×1、吕×2、吕×3均不在场，被告吕×4与被告吕×5均认为《立分家单》所涉及的事项与三原告没有关系，并主张该《立分家单》是在1996年《分家单》的基础上重新分配涉诉宅院。
就被告吕×4、被告吕×5均持有1996年的《分家单》是否对×村西大街17号宅院的分配问题作出明确处置一节，被告吕×5当庭确认前述1996年的《分家单》没有明确将×村西大街17号宅院分配给被告吕×5。但被告吕×5主张父母曾经跟其说过，因为当时被告吕×5的小妹妹还没有结婚，如果她结婚了，当时就可以给被告吕×5，父母说等小妹妹结完婚就把×村西大街17号院给被告吕×5，当时不方便写，被告吕×5主张1996年的《','2018-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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