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6民终94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金路长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东西湖区革新大道与八方路交汇处***号功臣物流园第*号棚第1-2档（8）。
法定代表人：韩春莲，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庆庆，湖北思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思越，男，1991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和声，湖北高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韩杰，男，1984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城区。
原审被告：余端，女，1987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襄阳市襄城区。
上诉人武汉金路长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路长物流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思越、原审被告韩杰、余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2016)鄂0602民初25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金路长物流公司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王思越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一审判决认定“韩杰驾驶面包车（���载杜保山的侄儿和堂哥）随同杜保山一起前往余家湖送货，而王润平乘坐在杜保山驾驶的车上”错误。实际上是韩杰驾驶面包送杜保山的亲戚与其会合，并不是一起前往余家湖送货，王润平乘坐杜保山的车辆不是金路长物流公司的指派行为。2.一审法院认为“不论王润平乘坐杜保山的车辆是去跟车送货还是取货单，均应视为其劳务行为的延伸，即事发时王润平与金路长物流公司之间存在劳务关系”错误。若王润平是跟车送货，且是金路长物流公司指派的，则金路长物流公司应当承担责任；若因杜保山不清楚襄阳路况，请王润平帮忙指路，王润平则是杜保山的帮工，杜保山应当承担责任；若是取货单，因取货单是杜保山应当履行的运输合同的义务，王润平取货单是帮助杜保山，则杜保山应当承担责任；若王润平是搭乘顺风车，则金路长物流公司更不应当承担责任。杜保山此次的卸货地点依次为枣阳、襄阳义城和余家湖，三个卸货地点的货物全部送到后，杜保山要将送货单交给金路长的员工，王润平是金路长物流公司雇佣在襄阳义城卸货点的卸货人员，王润平在义城已经完成卸货任务，金路长物流公司已经向其支付劳务费，双方的临时雇佣关系已经结束，杜保山的下一个卸货地点为余家湖的湖北荆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对药物的卸载、搬运等有严格的操作管理规定，由专业人员卸货，未委托金路长物流公司派人卸货，金路长物流公司也没有安排王润平去卸货，交通事故发生时，金路长物流公司与王润平之间无任何法律关系，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3.一审法院认定的损失数额较高。王润平的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计算，不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金路长物流公司撤回对第3项的上诉理���，本院予以准许。
王思越辩称，现有证据能够证实王润平是韩杰、余端安排坐上车的，因王润平已经死亡，现在无法知道王润平坐上车干什么，如果没有韩杰、余端的安排，王润平不会跟车。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韩杰、余端陈述称：交通事故发生时其与王润平不存在雇佣关系，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在义城物流园卸货后，余端发现多卸了货物，给杜保山打电话，杜保山让送过去，顺便将杜保山的亲戚一起带过去，韩杰的车赶上并超过了杜保山的车，韩杰要求将货物装上杜保山的车，杜保山不同意，后来打电话说杜保山的车出事了。
王思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金路长物流公司、韩杰、余端连带赔偿王思越之父王润平因在雇佣活动中造成人身损害（死亡）的医疗费2762.65元、交通费600元、死亡赔偿金497040元（24852元/年×20年）、被扶养人（王思越）生活费166810元（16681元/年×20年÷2人）、拖欠工资238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共计719592.65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韩杰、余端系金路长物流公司的员工，负责金路长物流公司在襄阳义城物流园物流信息部的工作。王思越之父王润平受韩杰、余端的雇请，在金路长物流公司位于襄阳义城物流园的物流信息部卸货，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金路长物流公司认可韩杰、余端雇请王润平在襄阳义城物流园物流信息部卸货的事实。王润平生前每月工资不固定，每天根据卸货量结算报酬。王润平生前居住在城镇，主要收入来源于非农。王思越系王润平唯一的近亲属。王思越患有强制性脊柱炎，并持有残疾人证，残疾类别为肢体，残疾等级为肆级。杜保山于2016年1月3日与金路长物流公司签订货物运输合同，杜保山驾驶其所有的鄂Ｆ×××��×重型仓栅式货车为金路长物流公司从武汉运送一批货物至枣阳、襄阳义城物流园和余家湖，约定运费为1800元，卸完货付清运费。2016年1月4日，杜保山驾驶车辆将货物运至襄阳义城物流园后，由王润平负责卸了一部分货，后按约定将剩余货物运送至余家湖湖北荆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即原襄阳楚天源化工有限公司）。韩杰驾驶面包车（车载杜保山的侄儿和堂哥）随同杜保山一起前往余家湖送货，而王润平乘坐在杜保山驾驶的车上。杜保山的车上除王润平外还载有朱小伟（杜保山的侄儿），朱小伟坐中间位置，王润平坐在靠右边车门的位置。当日16时08分时，杜保山驾驶鄂Ｆ×××××重型仓栅式货车沿新2**国道由襄阳市区往宜城方向行驶，当车辆行驶至襄城区××国道××沟铁路涵洞路段时，因操作不当导致货车发生侧翻，致鄂Ｆ×××××重型仓栅式货车乘车人王润平���朱小伟不同程度受伤。王润平后经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殁年49周岁）。金路长物流公司于一审审理过程中申请追加杜保山为本案被告，一审法院当庭释明并不予准许。王润平死亡后，王思越与杜保山协商，于2016年1月7日自愿达成了和解协议，协议内容为：“……二、乙方（杜保山，下同）已于2016年1月6日支付了王润平丧葬费21608.50元，于本协议签订现场再支付赔偿款拾万元给甲方（王思越，下同），甲方即谅解乙方，并请求公安机关不再追究其交通肇事刑事责任……四、……乙方有权就已经向甲方支付的赔偿款向物流公司索赔追偿；五、本协议签订后甲方收到乙方支付款后不再向乙方收取任何费用，其他利害关系人也不得以任何理由索赔费用，如果物流公司不赔偿，也不能向乙方再要钱。但如果起诉，乙方必须作为诉讼被告参与诉讼；六、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双方签字即生效。未尽事宜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杜保山已按协议向王思越支付了赔偿款100000元。原告称与杜保山口头约定上述100000元系支付给原告的生活补助。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在于王润平乘坐杜保山驾驶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时，与金路长物流公司、韩杰、余端之间是否存在劳务关系。金路长物流公司雇请王润平在襄阳义城物流园物流信息部卸货属实。杜保山接受金路长物流公司的委托将货物运至襄阳义城物流园物流信息部后，王润平按安排卸了部分货物，后王润平乘坐杜保山驾驶的车辆前往余家湖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根据杜保山于事发后第一时间对事发经过的陈述，以及韩杰于事发后接受询问时的陈述，事发当天韩杰知道并同意王润平乘坐杜保山的车辆，而且韩杰驾驶面包车（车载杜保山的侄儿和堂哥）一��前往余家湖，不论王润平乘坐杜保山的车辆是去跟车送货还是取货单，均应视为其劳务行为的延伸，即事发时王润平与金路长物流公司之间存在劳务关系。金路长物流公司、韩杰、余端称事发时与王润平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王润平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第三人侵权造成死亡，而事发后王思越与第三人杜保山达成刑事和解，只获得了100000元赔偿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王思越可以选择向雇主即金路长物流公司主张赔偿，但韩杰、余端系金路长物流公司的员工，其安排王润平在襄阳义城物流园物流信息部卸货及乘坐杜保山驾驶的车辆系职务行为，故王思越主张韩杰、余端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对王思越主张的各项损失，一审法院评析认定如下：王思越主张医疗费2762.65元，有正规票据证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损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予以支持；王思越主张交通费600元，王润平因本案事故死亡，王思越为办理丧葬事宜等必然支出一定的交通费，故根据人损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结合王思越提供的相关票据和死者近亲属的人数、居住地等因素，酌定予以支持；王思越主张死亡赔偿金497040元（24852元/年×20年），王润平生前居住在城镇，且主要收入来源于非农，故根据人损解释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对王思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予以支持；王思越主张被扶养人（王思越）生活费166810元（16681元/年×20年÷2人），因王思越已成年，身体虽有残疾，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无劳动能力，且无其他经济生活来源，故根据人损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对王思���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不予支持；王思越主张拖欠工资2380元，因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不予支持；王思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过高，王润平的突然死亡给王思越精神和心理上造成重大创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综合考虑到本案侵权行为造成的后果、事故发生的原因及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酌定支持30000元。综上，一审法院支持王思越合理、合法损失为：医疗费2762.65元、交通费600元、死亡赔偿金49704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共计530402.65元。王思越已从第三人杜保山处获得100000元赔偿款，因双方在和解协议中并未明确约定赔款的性质，王思越称双方口头约定系支付给其的生活补助，但无证据证明，不予采信。王思越因王润平死亡已从第三人处获得的赔款依法应从总损失中予以扣除，故扣除杜保山已赔付的100000元后，金路长物流公司依法还应赔偿王思越各项损失共计430402.65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一、三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武汉金路长物流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一次性赔偿原告王思越各项损失共计430402.65元；二、驳回原告王思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898元，由原告王思越负担1567元，被告武汉金路长物流有限公司负担2331元。
本院二审查明案件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一致。
二审另查明：2016年1月7日，王思越与杜保山签订和解协议，内容为：“一、由于乙方（杜保山，下同）驾驶货车翻车造成车上押货人员王润平死亡，因此承担全部事故责任，但考虑到乙方是受金路长物流公司雇佣运货（车辆系租赁），雇主物流公司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乙方保证其货运车辆车牌号为鄂Ｆ×××××未挂靠任何物流公司）；同时死亡人王润平也系该物流公司雇佣委派负责押运送货的工作人员，故该物流公司也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乙方保证基本事实属实，这是双方和解的基础。二、乙方已于2016年1月6日支付了王润平丧葬费21608.50元，于本协议签订现场再支付赔偿款拾万元给甲��（王思越，下同），甲方即谅解乙方，并请求公安机关不再追究其交通肇事刑事责任。三、甲方的权利义务：甲方保证在与物流公司协商赔偿时不再向乙方追偿，将来若协商不成被迫采取法律程序确定乙方与物流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时，甲方不再向乙方索取赔偿款或者不再向乙方申请强制执行，即乙方不再向甲方支付任何赔偿款，甲方不再向乙方收取任何费用。四、乙方的权利义务：乙方保证负责协助甲方向物流公司索赔及追偿损失，包括确认物流公司的武汉及襄阳的地址、负责人、财产以及死者王润平在物流公司里的身份等信息，协助查询本次货运物品性质及存放等信息，提供其接受物流公司委托其运货的确切证据，并在和物流公司协商或者诉讼中作为诉讼主体为甲方索赔提供方便。甲方需要乙方协助时提前联系共同商量，乙方保证的事实不真实和承诺以上义务不能兑现或者隐藏躲避起来，甲方保留依法相乙方追索另外损失的权利。乙方有权就已经向甲方支付的赔偿款向物流公司索赔追偿。五、本协议签订后甲方收到乙方支付款后不再向乙方收取任何费用，其他利害关系人也不得以任何理由索赔费用，如果物流公司不赔偿，也不能向乙方再要钱。但如果起诉，乙方必须作为诉讼被告参与诉讼。六、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双方签字即生效。未尽事宜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争议焦点为发生交通事故时，王润平与金路长物流公司之间是否存在雇佣关系。从王思越与杜保山签订的和解协议内容看，王思越认为王润平的死亡系杜保山驾驶车辆翻车造成的，应承担交通事故全部责任，但杜保山系受金路长物流公司雇佣运输货物，金路长物流公司系杜保山的雇主，同时王思越还认为王润平也是受金路长物流公司雇佣押送货物，故对于王润平的死亡，作为雇主的金路长物流公司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这是王思越与杜保山和解的基础，杜保山向王思越支付丧葬费及赔偿款10万元后，王思越谅解杜保山，并请求公安机关不再追究杜保山交通肇事罪的刑事责任。本院认为，王思越在交通事故发生后，在查找并确定赔偿责任主体时，选择的是基于雇佣关系向雇主要求承担赔偿责任，其后将金路长物流公司、韩杰、余端作为本案被告提起诉讼也是基于雇佣关系。而本案上诉人金路长物流公司上诉称金路长物流公司运输单上未注明要求卸货，不需要王润平跟车卸货，也不需要王润平取回货单，因而主张发生交通事故时，其与王润平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本院认为，从杜保山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及其在一审开庭时出庭作证的证言内容看，其陈述是韩杰安排王润平坐在��车上，韩杰在公安机关的陈述也称当时杜保山到余家湖卸完货不再返回义城物流园，要求韩杰派人取货单，王润平见韩杰忙去不了，就主动上车跟去，韩杰未予以制止，由此可以看出，王润平跟车去的行为是与雇佣活动相关联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
综上，金路长物流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452元，由武汉金路长物流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童 斌
审判员 杨晓波
审判员 陈淑娟
二〇一七年五月九日
书记员 曹 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