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411民初2127号
原告：刘孝平。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钟伯英，嘉兴市长虹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陈火荣。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汤尚义、张桔，浙江泰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孝平与被告陈火荣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6月6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李卫东适用简易程序，于7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孝平及其委托代理人钟伯英、被告陈火荣及其委托代理人汤尚义、张桔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孝平起诉称，2014年9月20日，被告陈火荣用陈某甲的假名与原告签订《厂房租赁协议》，将位于嘉兴市秀洲区新塍镇益友路222#厂房租给原告使用，双方约定了租赁价格、时间、付款方式，并约定原告如退租，需提前1个月通知被告。2015年10月，嘉兴市秀洲区环保部门经检查，通知原告停止生产，原告只得另寻厂址。此后，原告多次与被告电话联系退租事宜，但被告均不照面，原告又发短信催促，还请有关部门调解，但原告均置之不理，故原告提起诉讼，要求判令原被告签订的《厂房租赁协议》无效，被告返还原告租金250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陈火荣答辩称，陈某甲系其弟弟，长期在外地做生意，其受弟弟陈某甲委托代为与原告刘孝平签订租房协议，也告知了原告，所收租金也交给了陈某甲，《厂房租赁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根据协议第七条原告租房未满一年要退租的，房租也按一年计算，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原告刘孝平为证明其主张，举证如下：
证据一，《厂房租赁协议》一份。载明协议双方当事人为陈某甲与刘孝平，协议签订时间为2014年9月20日签订，内容为陈某甲将坐落于新塍镇益友路222#厂房租赁给刘孝平使用，租赁期限为3年，自2014年10月10日至2017年10月9日，年租金为6万元，第一年的租金于签订合同生效起支付3万元，剩余3万元于2015年1月底支付，第二年、第三年租金一次性支付；“乙方（即刘孝平）如有特殊情况不到一年要停产，租金也算一年计算，并要提前一个月通知甲方（即陈某甲）”；协议由双方签字后即生效。以证明原被告之间的厂房租赁合同关系，协议甲方“陈某甲”三个字系由被告陈火荣签的。
被告陈火荣对该证据无异议，并称其弟长期在江苏工作，其受弟弟委托处理厂房出租事宜，并与原告签订了这份租赁协议，协议中“陈某甲”确由其代签。
证据二，《证明》一份。由嘉兴市秀洲区新塍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于2015年6月2日出具，载明“兹有申请人刘孝平于2016年5月中旬来我所请求通过调解解除其与房东陈某甲的房屋租赁合同，工作人员通过司法所工作电话多次联系房东陈某甲，均无人接听。特此证明！”。以证明原告在5月中旬多次请求该所调解解除与房东陈某甲的房屋租赁关系，该所多次电话联系陈某甲却无人接听。
被告陈火荣对该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认为该证据的出具时间为2015年6月2日，所要证明的事实却是2016年5月；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人员并未拨打过陈某甲的电话。
针对被告陈火荣的质证意见，原告刘孝平说明系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把《证明》的出具时间打错了；原告以为陈火荣即陈某甲，故将陈火荣的电话号码提供给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人员，工作人员拨打的其实是陈火荣的电话号码。
证据三，《收条》一份。由收款人陈火荣于2015年10月29日出具，载明“今收到刘孝平房租费陆万元整￥60000”。以证明被告陈火荣已收到原告支付的2015年10月10日至2016年10月9日的房租6万元整，此前的房租原告均已支付。
被告陈火荣质证无异议，称系代陈某甲收取原告第二年的房租，原告也是逾期支付的，第一年的房租原告也已支付。
证据四，《通话详单》一份。以证明原告刘孝平自2016年5月1日起用其移动电话（电话号码为135××××2586）连续11次拨打被告陈火荣的移动电话（电话号码为138××××9208），其中有6次接通电话，通话目的是为协商厂房退租事宜。
被告陈火荣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其电话号码也是正确的，并称其经营饭店，有时原告打电话其听不到，接通电话时均告知原告按厂房租赁协议办事，同时也证明其具有代理权，原告认可被告作为陈某甲代理人的身份。
证据五，证人陈某乙证言。
证人陈某乙（男，1957年6月4日出生，汉族，住嘉兴市秀洲区新塍镇横埭32号303室）应原告刘孝平申请出庭作证，提供如下证言：我与被告陈火荣认识已有7、8年了，原告刘孝平我是经朋友介绍认识的。被告曾称有厂房出租，让我留意一下，后原告即打电话询问附近有无空房屋出租，我就让原告来看被告的厂房，并介绍原被告碰头，双方在被告家里谈了租金价格，后来租房协议签订、支付租金时我都不在场。出租厂房的房产证我没看到过，被告要出租厂房我就认为是被告的厂房。原告租用厂房是用于开设造粒厂，今年3、4月份时因为不符合环保要求就不开厂了。今年5月初时，原告想要退租厂房，要求被告退还一部分房租，并让我做中间人一起去被告家里找被告协商，被告说要跟家里人商量一下，后来也不了了之了，当时原告是否已腾空厂房我不清楚。
原告刘孝平对证人陈某乙所提供的证言质证无异议。
被告陈火荣质证称，原告刘孝平与证人陈某乙一起与其协商退租事宜时，其称让老婆打电话给其弟陈某甲协商一下，当时证人可能没有听清，其他无异议；原告作为厂房承租人没有支付2015年12月和2016年1月的电费9331.68元，且从未支付过水费，直到2016年5月才搬离厂房。
被告陈火荣为反驳原告刘孝平的主张，举证如下：
证据六，《电费机打发票》两份。户名均为嘉兴市秀洲区新塍益达化纤织造厂，开票日期均为2016年4月7日，电费年月分别为2015年12月和2016年1月，电费金额分别为6884.60元和2447.08元。以证明原告刘孝平在2016年2月份之前仍在使用租赁厂房并产生电费，且未及时交纳电费，导致供电站要拆除电表，故被告交纳了所欠电费，2015年2月的电费还包括了逾期付款违约金41.06元，被告直到2016年5月28日才腾空了厂房。
原告刘孝平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质证无异议，认为其确结欠电费，但欠费金额需要核实，其在2016年5月20日左右即腾空了厂房。
证据七，证人陈某甲证言。
证人陈某甲（男，1964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住嘉兴市秀洲区新塍镇洛兴村东石桥12号）应被告陈火荣申请出庭作证，提供如下证言：我在外从事机修工作已有20多年，被告陈火荣是我哥哥，我曾委托陈火荣帮我将新塍镇益友路222#厂房对外出租。陈火荣将厂房出租给原告刘孝平事先打电话告诉了我，后还将厂房租赁协议也给了我一份，原告支付的房租也打入我的银行卡上，包括2015年10月的60000元房租。原告要求退还部分租金，陈火荣也跟我说过，我不同意，因为按照厂房租赁协议，租期不到一年，租金也按一年计算。
原告刘孝平、被告陈火荣对证人陈某甲所提供的证言均无异议。
经审查，本院对本案证据认证如下：
被告陈火荣对原告刘孝平提供的证据一、证据三、证据四、证据五，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六、证据八均质证无异议，上述证据真实、合法，能够证明相应的待证事实，本院予以确认。证据二《证明》无出具单位负责人及证明制作人员签名或盖章，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且根据原告的陈述，人民调解委员会所拨打的电话号码并非陈某甲的电话号码，故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确认有效的证据，结合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
2014年9月，原告刘孝平为经营塑料造粒，经人介绍向被告陈火荣租用厂房，被告受陈某甲的委托，将陈某甲位于嘉兴市秀洲区新塍镇益友路222#厂房出租给原告使用，双方于9月20日签订了《厂房租赁协议》一份，协议明确载明出租方为陈某甲，承租方为刘孝平，被告作为出租方在协议上签署了陈某甲的名字，双方约定租赁期限为3年，自2014年10月10日至2017年10月9日，年租金为6万元，原告如有特殊情况不到一年要停产，租金也算一年计算，并要提前一个月通知陈某甲，双方还就租金支付方式等项作出约定。嗣后，被告按约交付了原告厂房，原告支付了2016年10月9日前共两年的租金，陈某甲已收到原告支付的上述租金。2016年5月上旬，原告以其所经营的塑料造粒不符合环保要求为由，要求被告退还部分租金，并于5月底腾空了租用厂房。被告则以双方约定“原告如有特殊情况不到一年要停产，租金也算一年计算”为由，拒绝退还租金，遂成讼。
本院认为，被告陈火荣受陈某甲委托，将坐落于嘉兴市秀洲区新塍镇益友路222#厂房出租给原告刘孝平使用，并以陈某甲的名义与原告签订了《厂房租赁协议》，协议明确载明出租方为陈某甲，承租方为原告，事后陈某甲对该协议也作出确认，故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在协议签订时，即便被告陈火荣未表明其系陈某甲之委托代理人身份，就原告而言在陈某甲作出确认之前上述协议也仅处于效力待定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因此，若厂房出租人陈某甲未按《厂房租赁协议》的约定履行合同义务所产生的民事责任应由陈某甲承担，原告以陈火荣为被告提起诉讼，诉讼主体显然不适格，依法应驳回原告对被告陈火荣的诉讼请求。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孝平对被告陈火荣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213元（已减半），由原告刘孝平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后附页）。
审判员 李卫东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日
书记员 吴雪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