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01民终725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潘仁良，男，1966年2月6日出生，湖北孝感人，居民身份证住址：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解放大道****号。
法定代表人：徐永健，该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金凤，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史丽丽，女，1883年7月23日出生，汉族，该医院耳鼻喉科医生，住武汉市硚口区，
上诉人潘仁良因与被上诉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以下简称同济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2016）鄂0104民初5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潘仁良、被上诉人同济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金凤、史丽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潘仁良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2、二审法院依法适用过错推定情形，推定同济医院有过错；3、判令同济医院停止侵害重新出具上诉人住院36天的出院诊断和出院记录；4、判令同济医院赔偿潘仁良交通费、误工费、损害赔偿金、精神抚慰金、医疗过错鉴定费、司法鉴定费用等151593.14元；5、一、二审诉讼费由同济医院承担；6、判决同济医院出院诊断结论错误，认定潘仁良病情为脑脊液鼻漏。事实与理由：潘仁良住院36天期间的临床诊断、转科诊断、病情介绍、术前诊断、术后诊断、出院前当日的诊断全部都是确诊的脑脊液鼻漏，办理出院手续后变成了未确诊的脑脊液鼻漏待排，上面的诊断均都提供了证据加以证明的。同济医院明显存在部分检查结果被蓄意隐瞒、隐匿或者没有检查报告单和出院记录中治疗经过上有不实之处、隐瞒之处，致使潘仁良维护其合法利益过程中司法鉴定时法医缺乏证据和依据，导致其伤残等级和后续治疗费及损伤程度重新鉴定时被多家鉴定机构不受理或退卷，致使造成了潘仁良身体上和经济上及精神上的严重损失及损害。潘仁良向一审法院提供了充足的证据证明同济医院有隐瞒、隐匿、篡改病历资料的恶意行为对潘仁良造成了损害，一审应依照《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过错推定的情形】的规定推定同济医院有过错，并结合第六十一条【填写、妥善保管和提供病历资料的义务】的规定注释中：“根据《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同济医院应当按照规定向潘仁良提供真实的相关病历资料，违反了该义务，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结合第二十一条【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责任的承担方式】的规定，应判令同济医院停止侵害重新出具出院诊断和出院记录，结合第二十条【侵害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赔偿】和第二十二条【精神损害赔偿】及第五十四条【医疗损害责任的归责原则】的规定一审法院应支持、确定赔偿数额。综上所述，根据《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的规定潘仁良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支持潘仁良的上诉请求！
同济医院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潘仁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进行医疗过错鉴定、重新出具潘仁良住院36天的出院诊断和出院记录；2、判令同济医院赔偿潘仁良误工费、交通费、精神抚慰金等15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同济医院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5月28日，潘仁良等若干人到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访时，与双环公司保卫人员熊勇发生争执，熊勇致潘仁良受伤。潘仁良在应城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50天，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住院治疗18天，后因潘仁良仍间断出现鼻腔液体渗出、打喷嚏时有液体流出，遂于2013年8月13日到同济医院神经外科就诊，2013年8月13日首次病程记录显示入院诊断“脑脊液鼻漏”，鉴别诊断“完善相关辅助检查，待排”。2013年8月15日就鼻内镜确诊是否有脑脊液鼻漏，神经外科请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会诊，会诊意见及建议为“病史敬悉。外伤性脑脊液鼻漏。局麻鼻内镜检查不易发现脑脊液鼻漏部位。必要时转我科治疗。”后多次脑脊液生化检查，因潘仁良鼻腔渗出物量少而无法送检。2013年8月22日，潘仁良转入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病程记录显示：转科情况“患者目前一般情况可，无明显脑脊液外漏，辅助检查亦未发现明显脑脊液鼻漏”；入院诊断“脑外伤后：脑脊液鼻漏？”；目前诊断“1、脑外伤后：脑脊液鼻漏？2、鼻中隔偏曲”；转科目的“转入我科检查确定有无脑脊液鼻漏。”2013年8月23日耳鼻咽喉头颈外科请放射科会诊查看潘仁良影像学资料寻找脑脊液鼻漏位置。2013年9月9日，拟行鼻内镜下右侧鼻腔、颅底探查+脑脊液鼻漏修补术，术前诊断为“1．脑外伤后；2.脑脊液鼻漏？3．鼻中隔偏曲”。手术前医生对手术中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告知“本次手术探查未发现脑脊液漏口部位，则停止进一步手术”。潘仁良签字“了解风险，要求手术。”手术中收缩双侧鼻腔粘膜，内镜检查中鼻甲根部、中鼻道、碟筛隐窝、额窦开口、前筛开口，鼻顶均未见明显水样分泌物溢出，终止手术。2013年9月18日，潘仁良出院，出院诊断为“1.脑外伤：脑脊液鼻漏待排”。潘仁良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鄂孝感中刑终字第00134号刑事裁定书及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鄂刑申49号驳回申诉通知书显示，2013年5月28日熊勇致潘仁良受伤，潘仁良伤情经应城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孝感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确认为轻伤。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同济医院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且对潘仁良造成损害？潘仁良主张同济医院所出具的出院记录中的检查结果和出院诊断不实，导致潘仁良另一刑事案件中涉及的损伤程度、伤残等级、后续治疗费、司法鉴定缺乏依据，潘仁良的损伤只能认定为轻伤，故对潘仁良造成了损害。同济医院辩称依据潘仁良入院时潘仁良提交的病历，初步诊断为脑脊液鼻漏，同济医院严格按照医疗处理原则诊治患者，住院期间检查及手术探查均未发现脑脊液鼻漏，出院诊断为“脑脊液鼻漏待排”是正确的。潘仁良是因为被人打伤而出现的人身损害，故其损害后果因由侵权人承担，潘仁良现在的损害后果与同济医院无因果关系，故潘仁良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一审法院认为，对于潘仁良“请求进行医疗过错鉴定、重新出具潘仁良住院36天的出院诊断和出院记录”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已三次委托医疗过错鉴定，均被医疗鉴定机构退回，潘仁良也明确表示不做医疗鉴定；且潘仁良要求同济医院“重新出具出院诊断和出院记录”亦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故此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在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中，潘仁良作为患者，应该提供证据证明其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且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入院诊断是同济医院根据患者入院时的病史描述，在有限的时间内所作出的初步诊断，出院诊断是同济医院对潘仁良住院以后经过各项诊疗及详细检查结果作出的专业性判断，二者可能存在差异。本案中，潘仁良的住院病历显示入院诊断为“脑脊液鼻漏”，出院诊断为“1．脑外伤：脑脊液鼻漏待排”。从潘仁良提供的现有证据看，不足以证明同济医院对潘仁良入院诊断和出院诊断结果不一致存在过错，潘仁良无法证明同济医院的诊疗过程存在过错，且潘仁良主张“同济医院未对脑脊液鼻漏确诊致使潘仁良的另一刑事案件中所受的损伤只能认定为轻伤”这一损害结果无法律依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潘仁良未能提供充分、确切的证据证明同济医院在对潘仁良的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且该过错致使潘仁良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潘仁良“要求同济医院赔偿误工费、交通费、精神抚慰金等150000元”的诉讼请求无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亦不予支持。综上，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潘仁良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25元，由潘仁良承担。依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准予潘仁良予以免交。
本院二审期间，潘仁良对一审查明的“完善相关辅助检查，待排”时间没有写，一审遗漏了8月17日送检未执行，8月24日我做了鼻内镜，入院诊断“脑外伤后：脑脊液鼻漏？”事实有异议。遗漏了8月28日的手术谈话记录，8月28日的内容与9月9日的内容互相矛盾，未见明显水样分泌物溢出。
二审中，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因潘仁良未举证证实同济医院的“出院诊断”和“出院记录”不真实、不完整，以及同济医院在对其治疗过程中存在过错，并给其造成了损害，故本院对潘仁良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同济医院对其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由于潘仁良的请求无事实依据，为此，一审依据查明的事实及法律规定，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潘仁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上诉人潘仁良负担（免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海鹏
审判员 彭显海
审判员 白 瑞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六日
书记员 王歆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