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闽02民终41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市湖里区高林社区居民委员会，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主要负责人：林加法，该居委会主任。
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市湖里区高林社区居民委员会第三居民小组，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高林社区。
主要负责人：林ＸＸ，该居民小组组长。
以上二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卢龙光，福建卓法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叶昌盛，男，2009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法定代理人：林某，女，1971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系叶昌盛之母。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国民，福建德和联盟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今嫔，福建德和联盟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上诉人厦门市湖里区高林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高林居委会”）、厦门市湖里区高林社区居民委员会第三居民小组（以下简称“高林三组”）因与被上诉人叶昌盛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16）闽0206民初44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林居委会、高林三组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改判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二、诉讼费由叶昌盛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没有查明主体不适格的问题。（一）本案叶昌盛的诉讼主体资格不适格。1、叶昌盛的母亲外嫁后，长期生活地不在第三小组，怠于履行将户籍迁出第三小组的义务，想在娘家、夫家所在组织享受双重待遇，有失公平。叶昌盛的母亲不按照《高林社区居委会土地补偿分配暂行规定》第八条第5款规定在登记结婚后3个月内迁出户口，过错在先。2、城乡结合部的社区的户籍落户，有的是原农村承包户，有的是购房落户、有的是挂靠。户籍是为了便于社会管理，并不代表身份，集体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不是简单地以户籍来界定，应结合相关条件进行认定。正如将户口挂靠在别人的房产并不能因此而享有该房屋相关权益一样，叶昌盛并非第三小组的成员，本应落户在其父那里，其母故意将其户籍挂靠第三小组，存在侵害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合法权益的明显故意，叶昌盛不能以户籍挂在第三小组为由主张第三小组的集体权益。3、叶昌盛及其父母的生活保障不依附于第三小组。叶昌盛的母亲尚且不享有第三小组相应的权利，更何况叶昌盛。（二）上诉人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审被告。根据《小组会议纪要》，款项分发及人口认定参照《高林社区居委会土地补偿分配暂行规定》，叶昌盛不是集体成员，不享受相关分配待遇。可供分配的“人口份”等按照村规民约发放给有分配权的集体成员。叶昌盛如有异议，主张的对象应当是那些分到款的集体成员，而不是原审被告。二、从证据角度分析，原审诉求有违《民诉法》和《证据规则》。（一）村规民约作为村民自治框架，由集体经济组织依法定程序制定，体现民主集中，且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本应作为案件审理的依据。（二）叶昌盛证据无法证明其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1、与英美法系国家不同，我国不是适用判例法。案外人的判决不是最高院的指导性案例，案外人也不是第三小组的居民，没有可比性和关联性。2、案外人的判决中的一方当事人缺席庭审，导致未查明“外嫁女的生活已经跟原小组脱开关系、其生活保障基础不再依附于原小组”、“外嫁女都不能参与补偿款分配，更何况是其子女”这些事实。该判决的效力仅适用至该判决的执行完成之时，即便是案外人本人的新案件，也不能以此类推。3、户籍与集体成员资格是两码事，不因落户挂靠而获得集体成员身份。三、侵权责任须具备四要素：行为违法性、违法行为人要有主观上的过错、损害事实存在、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有因果关系，本案不具备侵权四要素。1、可供分配的款项由小组根据村规民约分发给集体成员，小组账上已经没有叶昌盛主张的款项，上诉人不存在行为违法性或者主观过错，也没有侵害叶昌盛的权利，其诉求缺乏依据。即便主张，应向分到款项的集体成员提出。2、小组落实村规民约是对集体成员权益的维护，发放程序合法、公平合理。叶昌盛主观臆想其权益受损，诉求若获支持，反而侵害集体成员合法权益。四、法律赋予村居委会、村民小组自治权，村规民约合理合法。1、村规民约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根据《宪法》、《村民委员会自治法》，经过集体讨论表决。作为村民自治框架，对集体组织的发展意义深远。村规民约不违法，可以也应当作为解决集体经济组织相关问题的主要依据。2、叶昌盛的诉求没有事实或者法律依据，其如果认为发放依据不合法，则应先证明村规民约违法；其如果认为村规民约违法，应先去诉求将其撤销。五、原审希望通过简单的户籍所在地来解决复杂的集体经济组织权益的分配问题，看似“快刀斩乱麻”，出发点是好的。但由于未通盘考虑权利义务相对应原则、前因后果以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的办法，略显简单粗放。叶昌盛的诉求有损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合法权益，支持其诉求将导致不公平。没有不享受权利的义务，也没有不履行义务的权利。叶昌盛的母亲明知相关村规民约，故意不履行相应义务，过错在先。叶昌盛不是小组的集体成员，其诉求没有考虑前因后果，反而有损于集体成员的合法权益。不符合集体成员的条件就不享有相应权益，简单以户籍来认定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容易造成“一刀切”、“大锅饭”。叶昌盛如果借由诉讼获利，真正的集体组织成员的合法权益势必遭受损失，导致更大的不公平。六、原审关于叶昌盛的诉求超过诉讼时效的认定完全正确。
叶昌盛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叶昌盛户口在上诉人处，叶昌盛是有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享有分配征地补偿款的权利。叶昌盛都生活在上诉人处，依靠上诉人的集体土地生存，从出生至今都未离开，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叶昌盛每年都要求权利，但上诉人种种理由据发本应发放的款项，一审认定主张权利的事实存在偏差，一审法院也对证人进行了调查，证人是法庭向相关知情人员邀请来的，并不是叶昌盛申请的，一审认定事实除了时效认定，其他基本事实都认定清楚。
叶昌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高林居委会、高林三组向叶昌盛支付征地补偿款（俗称人口份）64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叶昌盛提交的居民户口簿、土地承包经营证、股权证。高林居委会和高林三组对上述证据的表面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叶昌盛的母亲林某外嫁后，“长期生活地”不在高林三组，未参与集体经济组织的生活或工作，其生活保障基础不再依附于高林三组。叶昌盛本应落户在其父那里，其母故意将叶昌盛户籍“挂靠”在高林三组，存在侵害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的明显故意，叶昌盛不能以户籍挂在高林三组为由主张高林三组的集体权益。法院认为，高林居委会和高林三组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主张。叶昌盛提交的上述证据可以证明其母亲林某系高林居委会三组居民，叶昌盛出生后户口随其母亲落户于高林三组。1998年年底土地延包之时，叶昌盛的母亲林某作为林留民的家庭成员参加原高林村（现为高林居委会）的土地延包。
2.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法院依叶昌盛申请，向高林居委会、高林三组调取了2009年、2012年、2015年、2016年《前头三小组环湾路、五缘医院征地补偿款分配表（独生子女份）》及高林居委会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并依职权向高林三组居民白淑芬、陈梅莲、黄培琼进行了调查取证，制作调查笔录，向白淑芬调取了《存单》6份；依据向白淑芬调取的《存单》依职权向厦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五通支行调取了《存款明细账》。
叶昌盛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但认为《前头三小组环湾路、五缘医院征地补偿款分配表（独生子女份）》及《存款明细账》没有体现2007年度征地补偿款的发放情况，对2007年度征地补偿款发放情况应综合全案的证据进行判断。
高林居委会和高林三组对于《前头三小组环湾路、五缘医院征地补偿款分配表（独生子女份）》及《情况说明》的表面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叶昌盛本身不具备起诉主体资格，该份证据与叶昌盛并无关联。对于三份调查笔录，高林居委会和高林三组对表面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证人未到庭质证，无法确认身份信息，且因自然人身体或记忆力原因，其陈述可能与客观事实不符。对于《存款明细账》，高林居委会和高林三组认为，对方户名由证人白淑芬单方面填写，无法证明事实，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
法院认为，法院依据白淑芬提供的《存单》调取的《存款明细账》显示对方户名为“厦门市湖里区高林社区居民委员会”，并有对方账号；该《存款明细账》与高林居委会及高林三组出具的2009年、2012年、2015年、2016年《前头3小组环湾路、五缘医院征地补偿款分配表（独生子女份）》能相互印证，证明高林居委会、高林三组分别于2009年11月30日、2012年3月8日、2015年3月24日及2016年3月16日四次向村民发放征地补偿款，金额分别为每人18000元、5000元、5000元及4000元。关于2007年征地补偿款发放问题，高林居委会出具的《情况说明》称因档案管理制度不健全、管理不规范、档案室搬迁及人员更换等原因，导致部分档案材料缺失不能及时发现，现任会计对原老高林的财务账目情况比较不清楚，故2007年度的材料缺失；但并未否认于2007年有向村民发放征地补偿款项。法院向高林三组居民白淑芬、陈梅莲、黄培琼调查时，对其身份信息已经进行核对，白淑芬、陈梅莲、黄培琼对于发放钱款的时间虽在表述上有所出入，但对2007年至2016年十年间共发放了47000元的总金额的陈述上是一致的，与向白淑芬调取的《存单》也能相互印证，《存款明细账》体现高林居委会、高林三组在2009年至2016年期间共计发放了32000元，故本院对高林居委会、高林三组在2007年期间向村民发放两次征地补偿款项共计15000元的事实予以确认。
法院认为，土地补偿费在性质上是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补偿，在土地被征收后，统一支付给作为被征地单位的农村集体集体组织。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涉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问题，由土地补偿款的性质所决定的，土地补偿款只能在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内部进行分配，不具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不能参与土地补偿费的分配。叶昌盛能否参与征地补偿款的分配取决于其是否具备高林三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叶昌盛的母亲林某系高林三组的成员，叶昌盛出生后户口随其母亲落户于高林三组，故叶昌盛自出生时起具有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享有集体所有的土地为其提供社会保障的权益，享有与其他村民同等的来源于集体所有的土地被征收而获得补偿的权利，且根据《福建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三十五条：“在国家提倡一对夫妻个子女期间，农村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或者生育两个女孩并已绝育的家庭，享受下列奖励与优惠：（一）在分配集体经济收入、享受集体福利、划分宅基地时，增加一人份额;……”规定，叶昌盛作为独生子女在领取征地补偿款时应增加一人份额。高林居委会、高林三组拒不分配给叶昌盛征地补偿款属于侵权行为。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叶昌盛应当在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益被侵害之日起二年内主张权益。叶昌盛称其每年均向高林居委会、高林三组要求发放属于其所有的征地补偿款，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叶昌盛于2016年6月7日向本院递交起诉状，故叶昌盛所诉的2007年至2012年期间发放的征地补偿款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法院不予支持；对于叶昌盛所诉的要求高林居委会、高林三组支付其于2015年3月、2016年3月发放的征地补偿款共计18000元，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一、厦门市湖里区高林社区居民委员会、厦门市湖里区高林社区居民委员会第三居民小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叶昌盛征地补偿款18000元。二、驳回叶昌盛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诉讼主体问题，叶昌盛提交的居民户口簿、土地承包经营证、股权证可以证明叶昌盛母亲林某与高林三组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关系，其生活保障基础系在高林三组，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林某系高林三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正确，且叶昌盛自出生便××组，生活保障基础依赖其母亲也依附于高林三组，应认定为其自出生便原始取得高林三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虽法律规定涉及村民利益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但据此形成的利益分配方案不得以具体讨论等为由损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及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现上诉人以叶昌盛母亲不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为由，拒绝向叶昌盛发放征地补偿款，侵害了叶昌盛作为高林三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合法权益，故上诉人关于叶昌盛诉讼主体不适格及村规民约合理合法故其不构成侵权等主张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高林居委会、高林三组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宁
审 判 员 李向阳
审 判 员 许 莹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代书记员 肖子发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出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