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终字第0421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杜晓红，女，1954年8月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曾鸣（杜晓红之夫），男，1950年8月1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黄骥，天津法政牛津（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麦玲，女，1962年5月29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彭进林，男，1948年8月1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程奇（杨麦玲之子），男，1987年10月10日出生。
上诉人杜晓红因与被上诉人杨麦玲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3）东民初字第105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3月1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罗珊担任审判长，法官石婕、李楠参加的合议庭，于2014年4月10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杜晓红的委托代理人曾鸣、黄骥，被上诉人杨麦玲到庭参加了诉讼；本院于2014年5月19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杜晓红及委托代理人曾鸣、黄骥，被上诉人杨麦玲及委托代理人彭进林、程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院于2014年6月16日第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杜晓红的委托代理人曾鸣，被上诉人杨麦玲及委托代理人彭进林、程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麦玲在一审中起诉称：杨麦玲与杜晓红于2012年2月17日签订《经销合同》，杜晓红授权杨麦玲在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联超市）安贞店承包经销北京市第五肉类联合加工厂（以下简称北京第五肉联厂）的熟食，超市货款由杜晓红结算，杜晓红扣除销售额的5%后，将剩余部分交予杨麦玲。杨麦玲于2012年2月21日进入安贞华联超市进行销售。后因杜晓红患病，杨麦玲自2012年5月30日起无法继续经营。因杜晓红未向杨麦玲支付销售利润，故杨麦玲诉至一审法院，请求：1、杜晓红向杨麦玲支付销售利润15060.3元；2、杜晓红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杨麦玲在一审中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经销合同》、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开庭笔录、北京第五肉联厂发货单、关于北京第五肉联厂结款的情况说明、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3年7月12日询问笔录、销售明细单、《终止经销合同协议书》、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3年5月28日询问笔录。
杜晓红在一审中答辩称：不同意杨麦玲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双方签订了《终止经销合同协议书》，彼此再无纠纷，故杨麦玲无权起诉；2、《经销合同》约定杨麦玲承包安贞店、昌平店的柜台，即使杜晓红向杨麦玲支付销售利润，也应扣除杨麦玲经营昌平店所造成的亏损。
一审中杜晓红针对本诉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经销合同》、《终止经销合同协议书》、方民义签字的说明、关于北京第五肉联厂结款的情况说明、2012年4月19日北京第五肉联厂发货单、北京银行业务回单、张雪芹于2012年9月20日出具的情况说明。
杜晓红在一审中提出反诉称：杨麦玲经营昌平店期间收到价值18756.76元的熟肉制品，且杜晓红代杨麦玲向其雇员魏丽丹支付工资2000元，故请求：1、杨麦玲向杜晓红退赔货款18756.76元；2、退还杜晓红代为支付的工资2000元。
杜晓红在一审中针对反诉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经销合同》、北京第五肉联厂熟肉制品销售明细表、2012年4月19日北京第五肉联厂发货单、北京银行业务回单、张雪芹于2013年12月21日出具的情况说明、手机短信。
经一审法院庭审质证，双方当事人对杨麦玲、杜晓红共同提交的《经销合同》、《终止经销合同协议书》、关于北京第五肉联厂结款的情况说明，及杨麦玲提交的北京第五肉联厂发货单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予以认可。
一审中双方当事人对下列证据持有异议：
杨麦玲提交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开庭笔录，欲证明杜晓红在杨麦玲起诉的另案中对部分证据予以认可。杜晓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不认可。一审法院查证认为，该证据虽系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审理其他案件所形成的笔录，但该案中杨麦玲主张的事实与本案有一定关联，提交的证据与本案部分证据相同，故一审法院对杜晓红的质证意见不予采信，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确认。
杨麦玲提交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3年7月12日询问笔录、销售明细单，欲证明2012年2月21日至5月30日安贞店柜台的销售额。杜晓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内容不认可。因杜晓红针对该证据的内容未能提交相反证据，故一审法院对杜晓红的质证意见不予采信，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
杨麦玲提交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3年5月28日询问笔录，欲证明双方签订的《终止经销合同协议书》中约定杜晓红支付2万元并不等同于双方账目已全部结清。杜晓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内容与证明目的不认可。一审法院查证认为，方民义作为律师及见证人，其陈述具有可信性，杜晓红针对方民义的陈述未能提交有效的相反证据，故一审法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可。
杜晓红提交方民义签字的说明，欲证明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3年5月28日询问笔录中方民义的陈述不实。杨麦玲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一审法院查证认为，该证据内容与方民义的陈述并无矛盾，故对杜晓红提交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杜晓红提交2012年4月19日北京第五肉联厂发货单，欲证明杨麦玲已实际经营昌平店柜台。杨麦玲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一审法院查证认为，该发货单所记载的信息尚不足以证明杨麦玲在昌平店进行经营，故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杜晓红提交北京银行业务回单，欲证明其代杨麦玲向魏丽丹支付了工资。杨麦玲对该证据真实性有异议。一审法院查证认为，该单据内容与本案缺乏关联，故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确认。
杜晓红提交张雪芹于2012年9月20日、2013年12月21日出具的情况说明，欲证明杨麦玲实际经营了昌平店的柜台。杨麦玲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一审法院查证认为，该证据属书面证言，因张雪芹未能出庭作证，故一审法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
杜晓红提交北京第五肉联厂熟肉制品销售明细表，欲证明北京第五肉联厂向昌平店柜台供应了18756.76元的食品。杨麦玲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因该证据并无北京第五肉联厂盖章或签字，故一审法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
杜晓红提交手机短信，欲证明杨麦玲认识张雪芹。杨麦玲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一审法院认为，该短信内容仅为一个手机号码，与本案争议缺乏关联，故该院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2年2月17日杨麦玲、杜晓红签订《经销合同》，约定杜晓红授权杨麦玲以承包形式在华联超市昌平店、安贞店销售熟肉制品；杨麦玲向杜晓红支付进店费2万元；超市货款由杜晓红负责结算，杜晓红扣除销售额的5%后，将剩余部分交予杨麦玲；该合同有效期为2012年2月20日至2012年12月30日。
2012年9月7日，杨麦玲与杜晓红经律师方民义见证，签订了《终止经销合同协议书》，约定：杜晓红付给杨麦玲2万元，《经销合同》终止。
在一审庭审中，杜晓红与杨麦玲对杨麦玲是否实际承包经营了昌平店的柜台存在争议，但共同确认杨麦玲经营安贞店柜台的时间为2012年2月21日至2012年5月30日，双方对销售款项的结算方式为：销售款项先由华联超市收取，扣除相关费用后将款项支付北京第五肉联厂，北京第五肉联厂扣除货款后将剩余款项支付杜晓红，杜晓红再扣除5%后将剩余的销售利润支付杨麦玲。
一审法院另查，杨麦玲于2013年4月22日向法院起诉杜晓红，要求杜晓红支付安贞店柜台的销售利润。在该案中，方民义向法院陈述，双方签订的《终止经销合同协议书》不等同于双方的账目已结清，该协议约定的2万元仅为进店费，不等同于杜晓红应向杨麦玲支付的全部补偿。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杨麦玲与杜晓红签订的《经销合同》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的合同。现双方当事人主要存在以下争议：
一、杨麦玲是否实际经营了昌平店的柜台。
杜晓红主张，杨麦玲在（2013）东民初字第5978号案件的庭审中，提交了安贞店柜台的发货单作为证据，其中夹带了一张2012年4月19日的昌平店发货单，足以证明杨麦玲在昌平店进行了经营，故提出反诉，要求杨麦玲退赔货款18756.76元。杨麦玲予以否认。该院认为，根据《经销合同》的约定，杜晓红有义务将昌平店的柜台交付杨麦玲进行经营，故杜晓红应对杨麦玲是否经营承担举证责任。但杜晓红针对何时、何种方式向杨麦玲交付昌平店柜台，以及杨麦玲如何进行经营未提交任何有效证据予以佐证。2012年4月19日的发货单并无直接证明杨麦玲在昌平店进行经营的内容，仅凭该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在昌平店的柜台实际经营。另，杜晓红亦未能提交有效证据对货款数额予以证明。综上，杜晓红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故该院对杜晓红的此项主张不予采信，对其要求杨麦玲退赔货款18756.76元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
二、杨麦玲是否有权要求杜晓红支付销售利润。
杜晓红主张，双方签订了《终止经销合同协议书》，约定杜晓红向杨麦玲支付2万元补偿款，故杜晓红无需再向杨麦玲支付任何销售利润。该院注意到，《终止经销合同协议书》并未明确约定2万元的法律性质，亦不存在关于双方账目已结清、双方不存在纠纷等表述。经该院调查，《终止经销合同协议书》见证律师方民义向该院陈述：该协议约定2万元仅指杜晓红向杨麦玲返还进店费，不等同于全部补偿；《经销合同》终止仅指杨麦玲退出超市柜台的经营，不代表双方账目已结清，《经销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全部终止。该院认为，方民义作为律师与见证人，其陈述具有一定的可信性，杜晓红虽对方民义的陈述有异议，但未能提交相反证据予以反驳，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故该院对杜晓红此项意见不予采信。
根据双方的结算方式，2012年2月21日至5月30日华联超市向北京第五肉联厂支付的款项为47144.36元，扣除货款金额31291.46元后，利润为15852.9元，扣除5%后的剩余利润为15060.3元。现杨麦玲要求杜晓红支付上述销售利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该院予以支持。
杜晓红要求杨麦玲支付其代付的工资2000元。因杜晓红未能提交有效证据证明上述款项与杨麦玲有何关联，故该院对此项反诉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杜晓红向杨麦玲支付人民币一万五千零六十元三角；二、驳回杜晓红的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杜晓红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
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
1、《经销合同》与《终止经销合同协议书》的性质及关联性的问题。杜晓红与杨麦玲于2012年2月17日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协商一致签订了《经销合同》。该合同明确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应共同遵守。《经销合同》中约定杨麦玲经营昌平、安贞两家店，并于2012年2月21日和2012年2月27日分别进入以上两家店经销北京第五肉联厂生产的熟肉制品。后因杜晓红突然患病住院供货不能保障而无法履行《经销合同》，因此，杜晓红与杨麦玲于2012年9月7日又签订了《终止经销合同协议书》。该协议书明确表达了双方在《经销合同》中所涉及的权利义务关系全部终止，并协商一致：由杜晓红向杨麦玲支付2万元作为杨麦玲的利润和补偿。一审判决中却认定为：”《终止经销合同协议书》并未明确约定2万元的法律性质，亦不存在关于双方账目已结清、双方不存在纠纷等表述”，一审判决属于对终止合同含义的狭义解释。杜晓红认为，《终止经销合同协议书》文理清晰、内容通畅、法律关系明确，具有法律效力，杜晓红与杨麦玲应当履行该协议约定的相关义务。
2、杜晓红给付2万元的性质问题。《经销合同》第五条第二款明确约定：乙方（杨麦玲）向甲方（杜晓红）一次性缴纳进店费2万元整（进店之后，甲方有权不予退还）。上述括弧里的语句内容是双方特别手写注明约定的，因此，杜晓红根本不可能退进店费。鉴于杨麦玲在安贞店经营产生了一些利润，但昌平店经营亏损和已交给华联超市进店费不退的情况下（按华联超市规定进店后进店费不退），杜晓红仍依据《终止经销合同协议书》给付杨麦玲2万元作为一次性全部补偿（已包含安贞店盈利部分）。杜晓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经销合同》合法有效，但一审判决书却认定给付的2万元是进店费，严重违反了《经销合同》中关于”进店费不退”条款的约定，这种前后矛盾是一审法官认定事实不清的结果。杜晓红根据《终止经销合同协议书》给付杨麦玲一次性全部补偿2万元，但杨麦玲拿到钱后又要1.5万余元的利润。杜晓红认为，杜晓红给付的2万元中已含有利润和其他补偿，如再给杨麦玲1.5万余元就等于给予双份利润，将构成杨麦玲的不当得利。一审判决中表述：方民义的笔录证言称2万元是进店费。这种表述也是错误的。首先，方民义并未出庭，不知一审判决中所称的笔录从何而来？其次，方民义的所谓笔录明显地违反《经销合同》中”进店费不退”的条款，因为方民义在看了《经销合同》后才亲自起草了《终止经销合同协议书》，因此应该知道《经销合同》中关于”进店费不退的条款”。
3、杨麦玲在昌平店经营的事实问题。在一审审理中，杜晓红向法院提供了大量证据证明杨麦玲在昌平店经营的事实，特别是杨麦玲自己向法庭提交的证明自己在昌平店经营的2012年4月19日收货凭证，进一步证明了其在昌平店经营的事实。在这张”铁证”收货凭证面前，杨麦玲先说：”在昌平店经营过”，后又改口说：”是送货人夹进去的”，最后又改口说：”不知道自己怎么夹进去的”，显然杨麦玲在说谎。一审法官对这种前后表述不一致的说法却置之不理，也没有调查取证。杜晓红认为，既然《经销合同》是昌平、安贞两家店，那么《终止经销合同协议书》也是终止昌平、安贞两家店的事；一审法官在杨麦玲没有任何证据只凭其口头否认在昌平店经营事实的情况下，就偏听偏信，且在没有做任何调查的情况下就采信了杨麦玲的口供，属于认定事实不清。
4、关于销售利润款的计算问题。一审法院认定的15852.9元的销售利润款有误。依据《关于北京市第五肉类联合加工厂结款的情况说明》第一项：2012年2月21日至2012年5月20日，北京第五肉联厂在我司共计销售额57493.12元。这是杨麦玲在华联超市安贞店全部的销售额，需要超市扣除相关费用后再向北京第五肉联厂返款。但是一审判决简单地用57493.12元减去18%的扣点再减去货款成本数额就得出杨麦玲的利润。但是，华联超市所扣除的费用并不止18%，如果按照一审判决所说华联超市向北京第五肉联厂支付的款项为47144.36元的话，那么杨麦玲的二月份所得应为47144.36元-15764.99元-15462.04元-6437.85元=9479.48元，而二月份全月所得为18366.92元，减去9479.48元等于8887.44元，这意味这杨麦玲全月仅干了十天的利润比杜晓红干了二十天的利润还多，显然一审判决在计算上存在瑕疵。
二、一审判决证据不足。
1、杨麦玲提供了安贞店销售清单及43张收货凭证作为证据，要求杜晓红给付销售利润款。杜晓红当庭指出安贞店销售清单存在严重问题无法使用，杨麦玲承认有问题并表示无法再取证情况下，一审法官却主动为杨麦玲调查取证。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证据分配原则，杨麦玲理应承担举证责任，但一审法官却越俎代庖，帮助杨麦玲逃脱了败诉后果。并且，一审法官调取的这份1.5万余元的证据也存在瑕疵。杨麦玲以这份带瑕疵证据再次起诉杜晓红，并把原来的诉请1.7万余元改成1.5万余元，一审法官就这样用一份带瑕疵的证据为依据，作出了1.5万余元的错误判决。判决错误之一在于，杨麦玲所要的1.5万余元的利润是依据销售额计算出来，是错误的。利润的计算不应以个人的”询问笔录”中的4.7万余元销售额为依据（此额虽已扣除商品扣率，但仍有其他超市费用未扣除），而应以”借款情况说明”中的实付金额（俗称回款额）为依据，因为这才算华联超市返给北京第五肉联厂最终的钱款，此材料是财务给出的，并加盖公章，更具有法律有效性。判决错误之二在于，杨麦玲所要的1.5万余元是按”纯利润5%”扣除杜晓红的服务费，这是错误的。因为《经销合同》中第六条第二款明确约定是按照”销售额5%”扣除服务费。
2、《经销合同》、《终止经销合同协议书》及方民义手写的转交钱字条三份证据互相印证给付的2万元不是进店费。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方民义不出庭作证，只是以笔录形式陈述2万元是进店费，这份笔录违背事实和律师职业操守，更违反《经销合同》中关于”进店费不退”的条款，是伪证，但却被一审法官采信。杜晓红认为，方民义作为证人应出庭作证，讲清事实，诚信作证，用编造的谎言做出的证言就是伪证，不应采信。二审法院为了弄清事实两次要求方民义出庭作证都被拒绝。杜晓红认为，方民义不敢出庭作证是心虚的表现，也是对自己的瞎话不敢面对的表现。
3、杜晓红向法庭提供了大量证据。《经销合同》中约定杨麦玲经营昌平、安贞两家店，第五条第二款明确约定”进店费不退”。《终止经销合同协议书》在杜晓红给付2万元作为一次性补偿后，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全部终止。方民义手写字条中记载杜晓红给付的2万元不是进店费。杜晓红给杨麦玲的雇员魏丽丹代发工资的银行汇单证明了杨麦玲在昌平店经营的事实。张雪芹的两份书证、录音证言和手机短信等证据再次证明杨麦玲在昌平店经营的事实。杜晓红提供的北京第五肉联厂给昌平店发送1.8万余元货物清单证明杨麦玲在昌平店经营时进货的数量和金额，这些货物是否全部在昌平店销售还是有部分流入店外仍需调查清楚。在杨麦玲在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的起诉书中，明确写着”在昌平、安贞店销售熟食食品”，并索要劳务费6万余元，这足以证明杨麦玲在昌平店经营过的事实，如果杨麦玲只在一家店经营三个多月销售熟肉食品，劳务费不可能达到6万余元。杨麦玲辩称：”起诉书中的两个店是按《经销合同》中实际两个店来写的”，这恰恰说明了杨麦玲当时讲的是真话，是事实。后因要不到劳务费（被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驳回起诉）昌平店又亏损，杨麦玲才改口否认在昌平店经营的事实。
三、一审违反法定程序。
1、在2013年7月19日的庭审中，杜晓红当庭就杨麦玲自己提交的在昌平店经营的证据（2012年4月19日的昌平店收货凭证）进行质证，此时杨麦玲已哑口无言，但一审法官随即终止庭审，让杜晓红的两位代理人出庭回避。在单独与杨麦玲谈话后，杨麦玲突然决定撤诉。杜晓红认为，一审法官是恶意终止庭审，在杨麦玲面临败诉时候再一次帮助杨麦玲。
2、杨麦玲索要的1.7万余元的证据存在重大问题无法使用，面临败诉的结果，一审法官为帮助杨麦玲而主动去华联超市调查取证。杜晓红认为，该作法违背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诉讼原则，是对司法公正的一种亵渎。
3、方民义作为证人理应出庭作证，但一审法官在方民义未出庭情况下就采信不知从何而来的笔录证言违反法律程序，是极其错误的。按法律的有关规定应有两名以上的律师才能做见证律师，方民义一个人只能起到普通见证人的作用，理应出庭作证才行（如作为律师见证应加盖律所公章才有效），但一审法官却采信方民义的证言，而杜晓红提交的张雪芹的证言因未出庭作证却不被一审法官采信，暴露出一审法官不公平、不公正的做法。
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杨麦玲的全部诉讼请求，杨麦玲向杜晓红退赔货款18756.76元。
杨麦玲服从一审法院判决，其针对杜晓红的上诉理由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双方于2012年2月17日签订《经销合同》，约定杨麦玲在华联超市昌平店、安贞店销售熟肉制品，杨麦玲支付杜晓红2万元进店费，2012年2月21日杨麦玲进入安贞店经营。合同约定，货款双方30天进行账目核对，杜晓红跟超市结算后，将剩余货款的95%交给杨麦玲。杨麦玲实际经营期间为2012年2月21日至2012年5月30日，经营期间，杜晓红一次都未向杨麦玲支付货款，2012年5月30日以后，杜晓红电话关机，人也不出现，再也不向杨麦玲供货，根本不是杜晓红所称的生病住院无法联系。2012年7月杨麦玲万般无奈才起诉北京第五肉联厂，这时杜晓红才出现，双方达成协议，杜晓红将2万元进场费退还杨麦玲，但2012年2月21日至2012年5月30日期间的销售货款却从未结清。杨麦玲一直向杜晓红追要，但是杜晓红却一直不予支付。杜晓红与杨麦玲之间是合同关系，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积极履行双方的权利义务，杜晓红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杨麦玲2012年2月21日至2012年5月30日销售货款，也没有证据证明已经支付了该笔款项，因此按照法律规定应当返还杨麦玲该笔销售货款。关于2012年9月7日双方签约《终止经销合同协议书》的见证律师，是杜晓红请的。律师就应当像这位律师一样，不管谁请，坚持实事求是，依法办事，不能失去律师的职业道德。针对此案的争议焦点，华联超市不给杨麦玲出示证据，只有法院调查，他们才出示，为了此案的公正解决，一审法院主审法官亲自调查。
二审审理中，杜晓红提交了以下证据：
1、杨麦玲在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起诉时的起诉书，证明杨麦玲在起诉北京第五肉联厂时写的是昌平店与安贞店两个店，且要求给付的款项为60710元，该数额不可能是一个店面的钱，因此杨麦玲实际经营过华联超市昌平店；
2、北京第五肉联厂向华联超市昌平店发货的单据，杜晓红认为该单据为杨麦玲向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提交，可以证明杨麦玲实际经营华联超市昌平店的事实；
3、赵瑞海签名的证明材料，内容如下：赵瑞海为北京华联昌平店熟食主管，在2012年2月中旬，由杜晓红带领杨麦玲到我店找到本人，交接昌平店的经营事宜，并于当日告知本人昌平店的具体工作由杨麦玲负责，由杨麦玲雇佣促销员一名为魏丽丹（现已不在本店）。之后，杜晓红没再参与大红门熟食的日常经营，杨麦玲在昌平店从2012年2月中旬至5月中旬进行经营，期间魏丽丹工作一个月，以后大红门厂家未派后续促销员。（杜晓红口头传达给杨麦玲负责昌平店），并未出示厂家手续。杜晓红认为赵瑞海的上述证言可以证明杨麦玲实际经营了华联超市昌平店，但赵瑞海在二审中未能出庭作证。
杨麦玲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认为均无法直接证明杨麦玲实际经营华联超市昌平店的事实。
二审审理中，杨麦玲提交了以下证据以证明其主张：
1、（2012）昌民初字第09967号民事裁定书；
2、向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提出的变更诉讼请求申请；
杨麦玲认为上述证明可以证明杨麦玲在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起诉时最终变更诉讼请求为17237.5元，而非60710元，且杨麦玲并未实际经营华联超市昌平店。杜晓红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
二审庭审中，《终止经销合同协议书》见证律师方民义出庭陈述称，杜晓红与杨麦玲签订的《终止经销合同协议书》中记载的”甲、乙双方同意，由甲方（杜晓红）给付乙方（杨麦玲）人民币贰万元整，至此，《经销合同》终止”，此处”终止”的含义是《经销合同》不再履行，因为在履行期间，甲方（杜晓红，也即北京第五肉联厂）曾停止了供货。《终止经销合同协议书》中的”2万元”，仅指杜晓红向杨麦玲退还的进店费，没有杜晓红向杨麦玲补偿的含义。此外，方民义还提交了杜晓红与张世华、郭晋签订的《终止经销合同协议书》，并指出与张世华、郭晋签订的《终止经销合同协议书》第二条中，有”甲乙双方账目已结清”的字样，而杜晓红与杨麦玲签订的《终止经销合同协议书》中，没有”结清”的字样。
杜晓红认为方民义的上述陈述不真实，杜晓红当时正是为了与杨麦玲一揽子结清所有账目，才委托方民义来起草协议，杜晓红与其他人的合同均是一揽子结清的；方民义提供的杜晓红与郭晋的合同是作废的合同；《终止经销合同协议书》是方民义根据《经销合同》起草的，当时杜晓红也希望按照张世华的合同写，但是方民义说这是终止协议，写了终止就没有问题了；方民义后来又找杜晓红要律师费，双方才发生了矛盾。杨麦玲对方民义的陈述表示认可。
二审中，张雪芹作为证人出庭陈述称，张雪芹在华联超市昌平店工作，2012年3月下旬，杨麦玲雇佣其做促销员，并承诺基本工资1500元另加2%的提成。后张雪芹向杨麦玲要工资，杨麦玲不给，直到2012年5月初多次向她要工资，她还是不给，最后打电话也不接了。大红门熟食无人管理、很乱，5月中下旬就撤店了。2013年7月20日上午，华联超市昌平店一开门，杨麦玲就到店里找主管和经理，并询问其在这经营期间的营业额是多少，同时也与张雪芹打了招呼。
杜晓红对张雪芹的上述证言表示认可。杨麦玲则认为张雪芹的证言不符合事实，如果张雪芹是杨麦玲雇佣的，就应该有合同，如果张雪芹的确卖货了，就应当把票据给杨麦玲。卖熟食没有亏损，只有赚多少的问题，杨麦玲没有要求昌平店的利润，说明昌平店杨麦玲并没有经营。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陈述意见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
关于杜晓红是否应向杨麦玲支付销售利润的问题。杜晓红主张《终止经销合同协议书》系双方对《经销合同》的最终结算，协议中的2万元系一次性全部补偿。本院认为，《终止经销合同协议书》见证律师方民义在二审中当庭陈述，协议中的2万元仅指进店费，没有杜晓红向杨麦玲补偿的含义，并提交了同时期杜晓红与他人签订的《终止经销合同协议书》，上述协议书中有”双方账目已结清”的字样，而杜晓红与杨麦玲之间的《终止经销合同协议书》中却仅有”《经销合同》终止”的表述。因此，无法认定《终止经销合同协议书》中所涉2万元系双方《经销合同》项下所有账目结算后的款项，杜晓红仍应按照《经销合同》的约定向杨麦玲支付销售利润。
关于杜晓红应向杨麦玲支付的销售利润具体数额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一审法院根据华联超市法务部助理王艳阳的询问笔录，及华联超市出具的销售明细表、情况说明，综合确定了杜晓红应向杨麦玲支付的销售利润数额。杜晓红虽不认可该数额，但却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因此，杜晓红的上述主张不能成立，对一审销售利润的计算金额，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杨麦玲是否应向杜晓红退赔货款的问题。杜晓红主张北京第五肉联厂向华联超市昌平店发送了1.8万余元熟食制品，并提交了相应的发货单据，要求杨麦玲退赔相应货款。本院认为，杜晓红在二审中虽提交了张雪芹和华联超市昌平店熟食主管赵瑞海的证人证言，并申请张雪芹出庭作证，以证明杨麦玲实际经营了华联超市昌平店。但是，赵瑞海未能到庭陈述并接受本院调查及双方当事人质询，现杜晓红主张杨麦玲实际经营了华联超市昌平店，证据不足。此外，仅凭北京第五肉联厂向华联超市昌平店发货的单据亦无法证明相应货款需由杨麦玲退赔，本院对杜晓红要求杨麦玲退还货款的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一审法院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杨麦玲在与杜晓红的前一诉讼中撤诉，系其对自身诉讼权利处分，杜晓红并无证据证明一审法院有程序违法之处；其次，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可以依职权调查取证。一审法院采纳依职权调查取证的结果作为判案依据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再次，一审法院根据方民义的询问笔录对《终止经销合同协议书》的性质进行综合认定并无不当之处。因此，杜晓红关于一审法院程序违法的主张均不能成立。
综上，杜晓红的上诉请求，均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176元，由杜晓红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至一审法院）；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318.92元，由杜晓红负担（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645.43元，由杜晓红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罗珊
代理审判员 石婕
代理审判员 李楠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