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04刑初108号
公诉机关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何福祥，男，1955年7月1日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汉族，初中文化，原杭州市江干区、杭州市江干区丁桥镇环卫站站长、浙江强飞环卫保洁有限公司董事长、杭州大强保洁有限公司总经理。户籍所在地杭州市江干区。因涉嫌犯贪污罪、滥用职权罪、挪用公款罪于2016年6月20日被刑事拘留，2016年7月7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江干区看守所。
辩护人张蜂、姚杰，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检察院以江检公诉刑诉[2017]12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何福祥犯滥用职权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于2017年2月13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陈某1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何福祥及辩护人张蜂、姚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依法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检察院建议，二次决定延期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何福祥于2002年3月被杭州市江干区丁桥镇人民政府任命为丁某2环卫站站长，2005年3月至2009年又被任命为杭州市江干区丁桥镇城市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全面负责丁某2环卫站的工作；2008年12月被告人何福祥担任由丁某2环卫站实际出资成立的杭州大强保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全面负责该企业工作；2015年1月被告人何福祥担任丁某2环卫站出资成立的浙江强某环卫保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全面负责该企业工作。（一）滥用职权部分：被告人何福祥于2006年至2016年期间分别利用担任丁某2环卫站站长、大强公司总经理、强某公司董事长的职务便利，擅自决定通过让财务人员制作虚假工资表等方式套取丁某2环卫站的人民币15万元后按要求送给戎某使用；擅自决定丁某2环卫站、大强公司向会计徐某发放工资奖金共计人民币426850元；未认真履行审核职责导致通过伪造工资表的方式套取丁某2环卫站的人民币729147元的国家损失；擅自决定将8名社会人员挂靠在大强公司缴纳社保费用及发放工资，造成人民币569831.3元的国家损失；擅自决定以发放不同科目奖金的方式给丁某2环卫站和强某公司相关工作人员发放2015年度奖，造成人民币811200元的国家损失。（二）贪污部分：于2008年至2016年期间，利用担任丁某2镇城管办副主任、丁某2环卫站站长、强某公司董事长、大强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便利，分别通过伪造员工工资表的方式贪污丁某2环卫站的人民币2147461元；以给8名挂靠在大强公司的社会人员发放工资奖金的名义侵吞丁某2环卫站公款人民币660883元；擅自决定通过使用虚假内容的发票及伪造临时工工资表的方式套取丁某2环卫站、强某公司的专项财政资金予以自用或发放给少数管理人员共计人民币666600元；通过要求大强公司出纳伪造员工工资、奖金表及应入账而不入账的方式贪污大强公司的人民币1468719元。（三）挪用公款部分：被告人何福祥利用担任丁某2镇城管办副主任、丁某2环卫站站长的职务便利，先后共计挪用丁某2环卫站的人民币640万元给杭州晴朗置业咨询公司、杭州永蓝绿化公司进行营利活动。案发后被告人何福祥家属退出人民币15万元，涉案人员共退出人民币933003.58元，冻结被告人何福祥存款人民币2150527.09元。为证实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出示了证人证言、相关的书证等证据。据此认为被告人何福祥的行为已构成滥用职权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其中滥用职权罪情节特别严重，贪污罪数额特别巨大，挪用公款罪数额巨大，提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之规定予以惩处。
被告人何福祥对指控的主要犯罪事实及证据均无异议，仅辩称贪污事实系其主动交代。
其辩护人认为：（1）指控大强公司、强某公司的性质为国有公司的证据不确实充分。(2)指控滥用职权事实中：第1、2、5节定性错误、第3节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构成犯罪；第4节如有证据认定大强公司为丁某2环卫站设立的国有公司，应认定为国有公司、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罪。(3)指控贪污事实中：对第2、4节中认定何福祥侵吞单位款项的事实无异议，但认定大强公司为国有公司证据不足；第3节事实中主要的钱款并非由何福祥侵吞，不构成犯罪；第5节事实中的22万元仍保管于单位财务人员处，何福祥未实际占有、控制，故该节事实的犯罪数额应认定为10万元。（4）挪用公款事实中：指控的第1节系按上级领导的要求实施出借资金的行为，不属何福祥擅自决定；第2节中永蓝公司的性质与大强公司一样均系丁某2环卫站为开展相应业务需要而成立，在何福祥个人未从中谋利的情况下，2节事实均不符合“归个人使用”的要件，不构成挪用公款罪。（5）具有自首情节。（6）案发后有退赃情节，希从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杭州市江干区丁桥镇环卫站（以下简称丁桥环卫站）系杭州市江干区丁桥镇人民政府（2015年变更为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政府丁兰街道办事处）下属的事业单位，代表丁某2镇政府承担实施辖区范围内的道路、街巷、河道、公厕保洁维护等城市管理职能。2002年3月起被告人何福祥被杭州市江干区丁桥镇人民政府任命为丁某2环卫站站长，全面负责丁某2环卫站的工作，期间，2005年3月至2009年又被任命为杭州市江干区丁桥镇城市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负责丁某2环卫站的工作。
2008年12月丁某2环卫站因参与辖区范围以外城市道路保洁等业务招投标项目的需要，由丁某2环卫站出资成立了杭州大强保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强公司），为工商登记需要，丁某2环卫站将时任站长的被告人何福祥及副站长赵某1挂名登记为公司股东，并由被告人何福祥任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总经理，全面负责大强公司的工作。
2015年1月起杭州市江干区编委不再对丁某2环卫站进行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及组织机构代码证的验审，为维护丁某2环卫站的相关工作职能，由丁某2环卫站出资成立了浙江强某环卫保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强某公司），由该企业承继履行丁某2环卫站所承担的全部工作职能，为工商登记需要，将丁某2环卫站与时任站长的被告人何福祥登记为股东，并由被告人何福祥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全面负责该公司工作。
被告人何福祥在担任上述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之便、超越职权或不履行职责，实施行为具体如下：
（一）滥用职权事实
被告人何福祥于2006年至2008年担任丁某2环卫站站长期间，在未向杭州市江干区丁某2镇相关领导汇报的情况下，超越职权个人擅自决定并先后要求时任丁某2环卫站出纳的柴某、范某1（均另行处理）通过制作虚假工资表的方式套取丁某2环卫站的公款共计人民币150000元，并将上述公款按时任杭州市江干区城市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戎某（另行处理）的要求送交其支配使用，造成国有财产损失。
认定上述事实，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
1、证人戎某的证言证明：其于2006年至2008年底在江干区城管办任副主任，具体分管环卫保洁业务。被告人何福祥时任丁某2环卫站站长，有次其向何福祥提出区城管局已经把临丁路的道路保洁业务交给丁某2环卫站来做，问何福祥能否从临丁路道路保洁经费中返回一些作为其的工作经费，何福祥同意了。后在2006年底2007年初及2007年底2008年初其任职期间，何福祥两次来办公室共送给其现金15万元，当时环卫站副站长赵某1及一个女出纳也在场，但这些现金都是用于工作需要的，主要用在社区干部城市管理年度通报会的经费等。2008年底时何福祥打电话给其准备把2008年的返回经费送过来，其表示已经不再分管环卫保洁业务经费就不要送了。
2、证人赵某1的证言证明：2007年春节前被告人何福祥叫其一起去江干区城管办领导处拜访下送点钱，后到了天成路上城管办一个领导办公室，其看见何福祥把一个大的牛皮纸袋给了这个领导，里面具体有多少钱其不清楚，其认为这钱肯定是丁某2环卫站账上套出来的现金，何福祥个人是不可能出钱送的，具体怎么套的何福祥和出纳都没跟其说过，其也只参与了这一次送钱。
3、证人柴某的证言证明：其于2004年至2007年3月在丁某2环卫站兼职任出纳，之后由范某1接手。当时主要负责环卫站资金的进出，现金日记账和银行日记账的凭证登记及制作环卫站员工工资表，主管领导是环卫站站长被告人何福祥。2006年时何福祥说要拿一笔钱送给江干区城管局的人，让其从环卫站的账上取出现金，一般是隔一段时间取一次，具体多少金额其记不清了，每次取出大概一万至二万，其从环卫站的账上通过现金支票的形式到银行取现金给何福祥，何福祥每次都给其欠条，之后再给其相关凭证后其把欠条还给何福祥，再用何福祥给的凭证把账做平，经对2006年全年的财务账册进行辨认，无法辨认出哪些凭证是取现金给何福祥的。
4、证人范某1的证言证明：2007年底2008年初时，丁桥环卫站的站长被告人何福祥带其去了天城路上的江干区城管办一个领导的办公室，何福祥让其把带去的现金直接交给了这个领导就离开了，具体金额其记不清了，这些现金都是何福祥让其通过在丁某2环卫站员工工资表上虚列用工人员数量的方式套取的，2007年4月起其每个月都虚列一份员工工资单，把现金套出来后存起来，等何福祥需要的时候再取出来。
5、工资表证明：被告人何福祥通过丁某2环卫站出纳范某1从2007年4月起至同年12月，采用虚构员工工资的方式按月从丁某2环卫站提取资金，其中2007年4月至7月每月虚列10名员工每月提现8000元共32000元，8月至12月每月虚列10名员工共提现43845元。
6、被告人何福祥的供述证明：其于2002年3月起任丁某2环卫站站长，2005-2008年又兼任丁某2镇城管办副主任，2008年底兼任某公司法人及总经理，2015年1月起兼任强某公司法人及董事长，2015年8月退休后又经丁某1街道返聘继续担任环卫站站长及大强公司总经理、强某公司董事长。丁某2环卫站是丁某2镇政府下属的事业单位，主要工作职责是代表丁某2镇政府做好镇范围内的道路、街巷、河道和公厕等日常保洁维护及垃圾清运的城市管理工作，每年接受市城管局、江干区城管办和丁桥镇政府的检查与考核。环卫站的资金收入来源于杭州市、江干区和丁某2镇三级财政下拨的专项财政经费及江干区城管局委托环卫站进行道路保洁而支付的财政资金，其负责环卫站的全面工作，环卫站的财务工作也由其具体负责。大强公司是丁某2镇环卫站的下属企业，因2008年12月时杭州市开始对保洁业务实行市场化运作，环卫站作为事业单位不能对外参与保洁业务的招投标工作，在经得丁某2镇政府同意后，由环卫站出资成立了大强公司对外承接保洁业务，大强公司开办至今所产生的经营利润和固定资产机械设备都属丁某2环卫站所有，环卫站也每年都会下拨保洁专项经费用于大强公司的经营和管理，只是因为在公司注册时需要自然人股东，所以其就在公司股东一栏上写了其和当时的副站长赵某1的名字，二人从未从大强公司领过工资或分红。强某公司实际上就是丁某2环卫站换了个名称，和环卫站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因为2014年时区编办不再继续给环卫站办理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及组织机构代码证的验审工作，经丁某1街道党委研究同意后，在2015年1月由丁某2环卫站出资成立了强某公司，强某公司实际上全部沿用了环卫站的员工、固定资产、办公场地、设备及财务制度等，强某公司的资金收入与环卫站相同。2005年底时江干区城管办当时分管环卫保洁工作的戎某副主任就提出丁某2环卫站承接了江干城管办交给的临丁路保洁业务，按惯例2006年要上交一笔钱作为回扣和工作经费，2007年春节前，其就带着赵某1一起到戎某办公室，送给戎某8万元左右的现金，这是其让出纳柴某从环卫站的账户里套出的现金。2007年5月其让环卫站的出纳范某1制作虚假员工工资单套取公款，说要给江干区城管办送回扣，假工资单从2007年4月持续至2013年12月，这份假名单上有王某2、孙某等16人，其中2007年至2008年4月只有10人，5月开始又增加了周某等6人，这些人员都是范某1按其要求虚构的，2007年套出的75000余元再凑了个整数大概是8-10万元，其在2007年底至2008年初和范某1一起送给了戎某副主任。其两次送给戎某钱都是自己决定的，没有向丁某2镇的相关领导汇报过。2008年底时戎某通知其不再分管环卫保洁工作就不要道路保洁的回扣了，当时已经从环卫站又套出10多万现金，其怕还回去会被人发现，就将从2008年1月至2013年12月套出的214万余元中的10余万元分给范某1和徐某，剩下的其都自己拿了。
上述证据均系依法取得，证据间能相互印证，能够证明本节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被告人何福祥于2007年至2015年担任丁某2环卫站站长、大强公司总经理期间，明知徐某作为丁某2镇会计代理中心的会计受指派于2004年起担任丁某2环卫站的会计工作，且相关工资奖金均由会计代理中心发放的情况下，超越职权未向丁某2镇相关领导汇报同意即擅自决定由丁某2环卫站于2007年起至2015年共向徐某发放工资165800元、奖金10万元；2008年底丁某2环卫站出资成立大强公司后，徐某同时兼任某公司会计工作，被告人何福祥以上述相同方式决定由大强公司于2009年4月起至2015年12月共向徐某发放工资奖金人民币161050元，造成国有财产损失共计人民币426850元。
认定上述事实，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
1、证人徐某的证言证明：其于2004年9月至江干区丁兰街道办事处（原丁某2镇）会计代理中心（也叫账务中心）担任会计，根据安排其负责丁某1、大塘等4个村社的会计工作，另外丁某2环卫站、强某公司、大强公司的会计账目也由其制作、监督和管理，其在1995年担任丁某2居民区主办会计时已经兼了丁某2环卫站的会计工作，当时其的工资、奖金都是丁某2居民区发放的，2008年底成立的大强公司和丁某2环卫站实际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大强公司需要用钱就由环卫站打过去，所以大强公司的会计工作也是其兼着的，从2007年起至2015年其都在环卫站领了工资和奖金，一共是165800元的工资和10万元的奖金；2009年5月起至2015年其从大强公司领取工资、奖金共16万余元。当时是被告人何福祥认为其比较辛苦，就以发工资、奖金的形式给其作为补贴，数额都是何福祥定的，实际上其的工资奖金都是丁某2镇账务中心核算发放的，环卫站是丁某2镇的下属事业单位，大强公司的资金都是财政划拨的，其在环卫站、大强公司担任会计是组织安排不是私人兼职，所以其是不能在丁某2环卫站和大强公司领工资和奖金的，其也没有向会计中心的领导汇报过。
2、证人范某1的证言证明：丁某2环卫站和大强公司的会计工作都由徐某负责，其在环卫站任出纳期间，从2007年至2015年环卫站都给徐某发放了工资和奖金共计265800元，当时被告人何福祥让其给徐某每半年单独制作一份工资单，2009年起徐某提出一年领一次何福祥也同意了，环卫站发放奖金的名单和发放理由都是何福祥告诉其的，其按何福祥的要求制作发放表予以发放，这些工资奖金发放清单上从2012年开始就没有何福祥等人的签字了，因为徐某提出制作领付款凭证的方式更加正规，所以之后就改为领导在领付款凭证上签字的方式。
3、证人赵某2的证言证明：其在大强公司担任出纳期间，大强公司从2009年4月至2016年2月每个月都给徐某发工资，被告人何福祥告诉其工资标准是每月800元，其中2009年5月徐某的工资是3200元，这应该是大强公司补发给徐某的，具体补发的是什么钱其不记得了，但一定是何福祥要求的；2011年12月何福祥让其给徐某增加了一笔2650元的加班补助，到2012年3月时何福祥要求其把徐某的工资提高到每月1500元，且每年按照何福祥决定的金额发放奖金。2010年5月起其把大强公司的管理人员和一般职工合并到一张工资单并制作了汇总表，所以每个月的工资单上没有何福祥作为审批人的签字，何福祥只需要在汇总表上签字就可以了。徐某让其刻了一个私章，主要是用来让其在工资和奖金单上领款用的，这件事其没有向何福祥汇报过，徐某从大强公司领取了工资奖金共计16万余元。
4、证人何某1的证言证明：其系大强公司副总经理，徐某是丁兰街道办事处账务中心的会计，主要负责街道下属一些事业单位和村社区的会计工作，大强公司和丁某2环卫站的会计工作也由徐某负责。2009年4月起大强公司每月都给徐某发放工资且每年会发放奖金，这些都是被告人何福祥要求的，工资和奖金标准也是何福祥确定的，一开始工资是每月800元，后来何福祥调整到每月1500元，徐某领取的具体数额其不清楚，以记账凭证为准。
5、证人高某1的证言证明：被告人何福祥任丁某2环卫站站长和大强公司总经理期间，其系分管城管工作的丁某2镇副镇长，丁某2环卫站、大强公司的开支是由镇会计代理中心的徐某负责监督的，徐某的工资、奖金是按照村社委员的标准进行核算并由镇会计代理中心发放，按规定不能再在丁某2环卫站和大强公司领取工资、奖金，何福祥也从未向其汇报过环卫站和大强公司给徐某发放工资奖金的情况。
6、证人戴某的证言证明：其于2001年起先后在丁某2镇担任财政出纳、总会计等职务，徐某是丁某2镇会计代理中心的会计，负责丁某2环卫站等单位的会计工作，工资奖金按照村社委员的标准进行核算并由镇会计代理中心进行发放，社保由镇社区服务中心缴纳。丁某2镇政府对下属事业单位发放奖金是按中央八项规定的要求，参照机关单位的标准进行发放，不得随意发放奖金。
7、丁某2镇环卫站工资、奖金领款凭证证明：徐某于2007年至2015年从丁某2环卫站领取工资人民币165800元、奖金10万元，共计265800元。
8、杭州大强保洁公司工资单证明：徐某于2009年4月起至2015年12月从大强公司领取工资人民币102050元，奖金59000元，共计161050元。
9、丁某2镇人民政府关于建立会计代理中心的通知、情况说明证明：2004年12月丁某2镇人民政府为深化村级财务管理体制改革，规范村经济合作社财务管理行为，经研究决定建立丁某2镇会计代理中心，基本职能是为村社记账核算、实行财务监督、定期报告财务情况、搞好会计资料保管，代理中心选聘了3名代理会计，其中徐某负责丁某1、大塘、三义、长睦社区及经合社的账务工作，工资待遇参照撤村建居社区两委班子成员待遇发放，社保费用由丁兰街道办事处拨付。
10、被告人何福祥的供述证明：徐某是账务中心的会计，工资奖金都是镇账务中心发的，所以按相关规定和制度，徐某是不能在丁某2环卫站和大强公司领取工资奖金的，其是考虑到徐某给环卫站和大强公司制作很多会计账，很多都是加班做的，很辛苦，所以其才给徐某在环卫站和大强公司发工资奖金，但这些事情其没有向丁某2镇的分管、主管领导汇报过，也没有和其他人说起过。
上述证据均系依法取得，证据间能相互印证，能够证明本节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被告人何福祥于2009年7月至2011年10月担任丁某2环卫站站长职务期间，未认真履行应对环卫站员工工资表进行审核的职责，而直接在工资汇总表上签字同意发放，导致朱某3、邵某1等16-19人的虚假工资表通过审核后被套取，造成国有财产损失共计人民币729147元。
认定上述事实，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
1、证人范某1的证言证明：被告人何福祥于2009年8月至2011年11月让其通过制作朱某3等19人的假工资表套取丁某2环卫站的公款70多万元，工资表上的名字都不是环卫站的员工，也从未在环卫站工作过，名字都是其编造出来的，假工资表上的签名也是其本人签的，因其工作上较随意，有些工资表其制作了汇总表，何福祥只在汇总表上签字就可以了，如果其没有制作汇总表的，何福祥就要在每张工资表上签字。2010年7月起因环卫站的员工工资都有了提高，而何福祥让其套取现金时都是说一个大概的金额，所以7月起假工资表上的名单减少为16人。这些钱都是现金交给了何福祥，何福祥拿到钱后会当场从这些套取的现金中拿出1万余元给其，并让其分点给徐某，其按何福祥的要求每次分给徐某4000-6000元不等，2011年9-10月，何福祥给其的比较多，其也相应给了徐某8000-10000元，其余归其所有。其第一次给徐某钱时徐某问过钱的来源，其告知是何福祥让其做假工资表套出来的，后来徐某就不问了，之后何福祥就让其不要再制作这份假工资表了。
2、证人徐某的证言证明：2009年8月至2011年11月期间，丁某2环卫站的出纳范某1每个月都会给其一笔现金并说这是被告人何福祥给其的，具体每次的数额其记不清了，基本以4000元为主，一共大概拿了10万元左右。2009年8月其第一次从范某1处拿这笔钱时以为是环卫站发的奖金，但做完8月的会计账后发现当月环卫站的账上没有这笔钱的财务凭证，也没有要签字的凭证，其问了范某1后得知这些钱是何福祥让范某1通过造假工资表套现出来的，其中一份给其，其当时对范某1提出这样做不好，但之后范某1还是每个月都会把套现的钱给其，其也每次都收下了。这些套现的工资表就是名单上有朱某3等19人或16人的工资表。
3、证人高某2的证言证明：其经过对朱某3等人的工资表的辨认，确定工资表上的19人均非丁某2环卫站的职工，也没有在环卫站工作过，其不认识这些人。这些工资表都是虚假的，按丁某2环卫站工资发放的规定，在每个月的工资表汇总凭证上需要其签字审批，但因为环卫站有很多职工，每个月制作的工资表也有很多张，其看到何福祥在汇总凭证上已签字，其就没有去核对每一张工资表的内容，所以就没有发现有这些虚假工资表的事情，在那些假的工资表上签了字。
4、证人沈某1的证言证明：其于2007年起至丁某2环卫站工作，系丁某2环卫站（强某公司）的办公室主任，经辨认朱某3等19人的工资表上的名单均不是环卫站的职工，其也没有给这些人缴过社保等费用，环卫站的工资表都是出纳范某1做的，其从2011年任办公室主任起是需要对工资表的内容进行核对并在汇总表的领付款凭证上签字，但一般范某1都是把职工已领完钱且被告人何福祥及高某2已签字的工资汇总表、领付款凭证拿来让其签字，其就把每一张工资表的金额相加与汇总表进行核对无误后就签字，而没有去核对每张工资表里的人员。
5、丁某2环卫站工资汇总表、工资表证明：由丁某2环卫站出纳范某1经手，于2009年7月至2010年2月，伪造了朱某3、姜某等19人名单，共计套取工资233010元；2010年7月至2011年5月伪造了朱某3等16人名单，共计套取工资347185元；2011年7月至10月伪造了朱某3等16人名单共计套取工资148952元，上述虚假工资金额共计人民币729147元。
6、被告人何福祥的供述证明：朱某3、邵某1等人均不是丁某2环卫站的员工，也没有在环卫站工作过，那份写有朱某3等人的假工资表不是其要求范某1伪造的，其也没有拿到过通过伪造朱某3等19人假工资表的方式套取的公款，也不知道这些公款怎么处理的。按环卫站发放工资的流程，范某1制作好上月的工资表后会将工资表及汇总表交给办公室主任沈某1、副站长高某2和其审核好后签字审批，其作为站长要具体审核范某1制作的所有员工工资表里的内容和金额，只有其签字同意后范某1才能发放工资。因为环卫站的工资表有很多张，看起来很麻烦，其也很相信范某1，再加上从2007年4月至2013年12月期间其一直让范某1伪造王某2等人的假工资表套现，所以其也没有认真核对每一张工资表就直接签字了，导致了丁某2环卫站的公款被套现，造成了国家损失。
上述证据均系依法取得，证据间能相互印证，能够证明本节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被告人何福祥于2009年9月至2015年9月担任丁某2环卫站站长、大强公司总经理职务期间，在未向杭州市江干区丁某2镇相关领导汇报的情况下，违反规定擅自决定将范某2、何某2、朱某1、喻某、赵某3、黄某、陈某2、胡某18名社会人员挂靠在丁某2环卫站下属的大强公司参加社会保险，并由大强公司出资为除范某2、朱某1以外的另6人缴纳社会保险费用，同时为陈某2、赵某3、黄某、喻某4人每月发放1000余元的基础工资，造成国有财产损失共计人民币394000余元。
认定上述事实，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
1、证人赵某2的证言证明:2009年10月至2015年9月期间，共有朱某1、范某2、喻某、赵某3、黄某、何某2、陈某2、胡某18人将五险一金等社保费用挂靠在大强公司，期间每个月公司会帮他们缴纳养老金等社保费用，包含个人部分和单位部分，且每月还会发放给这些挂靠人员工资（包括加班费）及年终奖，这些都是被告人何福祥让其这么做的。其中朱某1、范某2是徐某介绍过来的，朱某1、范某2、陈某2、何某2、赵某35人是有援助证的，丁某2镇就业服务中心将5人的补助金额共计152000元打入大强公司账户，朱某1和范某2的差额部分是通过徐某交给其，其都交给了何福祥，但这些差额款没进入过大强公司的账户。另6人是何福祥介绍的，都没有向大强公司交纳过其他社保费用。大强公司每月还会发放工资及年终奖给这挂靠的8个人，工资、奖金单上的签名大都是何某1签的，有时其也会代签，这8人的工资、资金共计872843元，其都按何福祥的要求取现后交给何福祥。
2、证人何某1的证言证明：其知道2009年10月至2015年9月期间，共有朱某1、范某2等8人挂靠在大强公司，由公司缴纳五险一金的社保费用，并在大强公司领取工资和奖金。其听赵某2说过这8人挂靠在公司是被告人何福祥要求的，这些挂靠人员的工资、奖金领取人一栏的签字基本是由其签的，因为赵某2说是何福祥要求给这8人发放工资奖金，让其放心签字，平时公司有员工生病等工资表也是其代签的，另有一部分是赵某2签的，然后赵某2会把这些工资、奖金交给何福祥，其没有拿过其中的任何钱。
3、证人李某的证言证明：其系陈某2的丈夫，陈某2不是大强公司的员工也没有在大强公司工作过，2010年左右陈某2碰到被告人何福祥就提出想到何福祥单位去工作并缴纳社保费用，何福祥同意后，从4月份起何福祥把1100元现金交给陈某2说是工资，并说社保费用也由大强公司缴纳，其有一次碰到何福祥提出让陈某2在大强公司具体做什么工作，何福祥让陈某2工资先拿着，工作以后再说，一直持续到2013年5月陈某2到了退休年龄，何福祥提出之后大强公司就不再给陈某2工资和缴纳社保费用了，这期间陈某2从未向大强公司补缴过社保费用。
4、证人陈某2的证言证明：其不是大强公司的员工也从未在大强公司工作过，2010年时其曾向何福祥提出帮忙安排个工作顺便把社保费用缴到退休，何福祥同意后从2010年4月开始到2013年5月其到退休年龄期间，每月给其1100元工资并让大强公司给其缴纳社保费用，工资大概有3万多元，其从未向大强公司补缴过社保费，但其有失业证，每月有财政补助可以抵扣社保费用。
5、证人蒋某的证言证明：其系赵某3的丈夫，赵某3不是大强公司的员工也从未在该公司工作过，2009年下半年其向被告人何福祥提出能否让赵某3在何福祥的单位工作并交社保的钱，何福祥答应让大强公司来缴社保费用，让赵某3不用去上班的，之后从2009年12月起何福祥每个月都会给赵某31160元的工资一直到2012年5月赵某3退休。期间赵某3没有向大强公司缴纳过社保费用。
6、证人赵某3的证言证明：其不是大强公司的员工也从未在大强公司工作过，2009年下半年其丈夫蒋某帮其联系了被告人何福祥，说何福祥同意将其挂靠在大强公司缴纳社保费用，另外何福祥还从2009年12月起每个月给其发1160元的工资，这样一直到2012年5月其退休，其也从未向大强公司缴纳过社保费用。
7、证人何某2的证言证明：其系被告人何福祥的弟弟，其不是大强公司员工也从未在该公司工作过，2010年1月至2014年11月何福祥安排其挂靠在大强公司参加社会保险，期间其从未向大强公司缴纳过社保费用，其挂靠大强公司期间没有从公司领取过工资和奖金。
8、证人胡某1的证言证明：其系晴朗置业咨询有限公司的法人，其的社保费用本来是由晴朗公司缴纳的，但2013年5月晴朗公司被工商局注销了，其就找到被告人何福祥想挂靠在大强公司缴纳社保，何福祥同意后，2013年6月开始至2015年9月均由大强公司代其缴纳社保费用，但其没有领取过大强公司的工资和奖金，其不是大强公司的员工也从未在大强公司工作过，挂靠期间没有向大强公司交过社保费用。
9、证人莫某的证言证明：其系喻某的丈夫，2009年下半年时被告人何福祥有次碰到其时提出喻某没有工作，可以把社保挂靠在大强公司，其当时就让何福祥这个事情直接和喻某去商量，过了一段时间，喻某跟其说何福祥已经帮忙把社保挂靠在大强公司了，2014年12月左右，喻某在一家旅行社找到了工作并开始在旅行社缴纳社保费用，大强公司就不再缴纳喻某的社保了。2009年11月起何福祥还每个月给喻某发工资，基本上是几个月左右一次性把工资用现金交给喻某，具体金额其不清楚。喻某不是大强公司的员工也从未在大强公司工作过，其夫妻二人也从未向大强公司缴纳过社保费用。
10、证人喻某的证言证明：被告人何福祥和其丈夫莫某是朋友关系，2009年9月份左右当时其在开童装店，有一次何福祥找到其说可以把其的社保挂靠在大强公司里，让其去办一张失业证，其办好失业证后从2009年10月开始就将社保挂靠在大强公司由该公司缴纳费用，一直到2014年11月其找到一份旅行社的工作后，由旅行社开始缴纳社保费用为止。也是从2009年10月开始大强公司每个月给其发1160元的工资，一般是几个月的工资装在一起用现金给其，最后一次发工资是2014年11月，工资一共有7万多元，但大强公司的奖金其从未拿到过。其不是大强公司的员工也从未以该公司上过班，也没有向大强公司缴纳过社保费用。
11、证人方某的证言证明：其是黄某的丈夫，被告人何福祥是其老婆的叔叔，2009年下半年时黄某当时没有工作，没有单位可以缴社保费用，有次其和何福祥说起这事想让何福祥帮忙安排份工作并解决下黄某的社保缴纳事情，何福祥说会安排好的，过了段时间何福祥把黄某的社保安排在大强公司，并说黄某刚生完病不用到大强公司来上班，从2009年12月开始何福祥每个月都会给黄某发工资1040元，基本上是几个月左右一次性把工资用现金交给黄某，2014年11月左右，何福祥跟其说黄某不能继续挂靠在大强公司缴纳社保费用了，后从当年12月开始黄某就自己出钱缴纳社保，从当月开始黄某也没再拿工资。黄某不是大强公司的员工也从未在该公司工作过，其夫妻二人也从未向大强公司缴纳过社保费用。
12、证人黄某的证言证明：被告人何福祥是其的叔叔，和其丈夫方某也是朋友。2009年下半年时因其没有工作，想请何福祥帮忙安排份工作并顺便解决下社保缴纳问题，何福祥答应了，其和丈夫方某也说过这事，方某也向何福祥提出过，过了段时间何福祥跟方某说已经把其的社保安排在大强公司，并说其刚生完病不用去公司上班，从2009年12月开始何福祥每个月都会给其发工资1040元，基本上是隔几个月一次性将现金交给其或方某，工资一共拿了6万多元，一直到2014年11月何福祥跟其说自己要退休了，其不能继续挂靠在大强公司缴纳社保了，所以从2014年12月开始其就自己出钱缴纳养老和医疗两块社保费用，也没有再领过工资，大强公司的奖金其从未领取过。其不是大强公司的员工也从未在该公司工作过，也没有向大强公司缴纳过社保费用。
13、证人徐某的证言证明：2009年9月份左右，其嫂子朱某1和朋友范某2分别找到其，提出二人因为没有工作，想让其帮忙挂靠一家单位参加社保，并说会把社保的钱还给挂靠单位的，其就找被告人何福祥帮忙想将二人挂靠在大强公司缴纳社保，何福祥同意后让其直接找出纳赵某2办理相关参保手续，其让赵某2办好手续后，朱某1是从2009年10月开始，范某2是从2009年9月开始将社保挂靠在大强公司的，挂靠期间范某2、朱某1一直都是通过其向大强公司补交所有的社保费用的，二人因有用工补助款，所以其把大强公司给二人缴纳的社保费用扣除用工补助款后，把差额部分的钱分两次交给赵某2，第一次是2009年底或2010年初共3447.88元交给了赵某2，第二次是2014年年底时，二人在挂靠期间可以拿到每人8000元左右的公积金，不挂靠后二人就把这笔钱一次性取出来，加上2010年至2014年挂靠期间的差额款一次性通过其交给了赵某2。后一直到2014年11月赵某2跟其说何福祥提出范某2、朱某1二人的社保不能再挂靠在大强公司了，其就让二人从2014年12月开始自己出钱交社保费用了。二人在挂靠期间没有从大强公司领取过工资和奖金。
14、证人朱某1的证言证明：2009年时因其没有工作，当时听别人说在单位缴社保费用的话，退休的时候可以多拿点钱，其就找到小姑子徐某帮忙将其挂靠在一家单位里交社保费用，并说其会把这些费用还给这家单位的，后徐某就将其的社保挂靠在大强公司，具体如何操作其不清楚，挂靠期间其按照徐某说的扣除用工补助款后应补缴的差额通过徐某交到了大强公司，大强公司交的8000元左右的公积金在最后不能挂靠时一次性取出来也交给了大强公司。一直到2014年11月左右，徐某对其说不能再挂靠在大强公司缴纳社保了，所以从当年12月开始其就自己出钱缴社保费用了。其不是大强公司的员工，不认识被告人何福祥，也没有在大强公司领取过工资和奖金。
15、证人范某2的证言证明：2009年时因其身体有病又没有工作，想减轻点生活负担，就想通过徐某帮忙将其挂靠在一家单位交社保费用，并说社保费用的钱其会还给这家单位的，后徐某就将其的社保挂靠在大强公司，一直到2014年11月份时徐某说不能再让其挂靠在大强公司交社保了，从当年12月开始其就自己出钱交社保费用了。挂靠期间其把应交的社保费用都通过徐某交给了大强公司，因其享有用工补助款，具体要交的钱是徐某扣除用工补助款后告诉其差额，不能挂靠以后其还把大强公司交的8000元左右的公积金一次性取出来通过徐某交给了大强公司。其不是大强公司的员工，也没有在大强公司领取过工资和奖金。
16、情况说明证明：2009年10月至2015年9月期间，在大强公司领取工资、奖金的朱某1、范某2、喻某等8人系经何福祥同意后陆续在大强公司缴纳社保费用的挂靠人员，上述8人均非大强公司职工也从未在该公司工作过，所涉社保费用均由大强公司按企业职工的缴费标准进行支付。
17、浙江省社会保险历年参保证明、大强公司吃空饷人员情况表、情况说明、工资表证明：大强公司于2009年9月至2015年9月先后为范某2、何某2、朱某1、喻某、赵某3、黄某、陈某2、胡某18人缴纳五险一金共计人民币357871.3元，其中朱某1、范某2共计105386.63元；并向上述人员发放工资总数共计人民币872843元；其中朱某1、范某2、何某2、赵某3、陈某25人持有杭州市就业援助证，申请的用工补助款已全部打入大强公司账户，上述5人的补助款共计人民币152000元。
18、被告人何福祥的供述证明：2009年10月至2015年9月期间，总共有8名社会无业人员挂靠在大强公司缴纳“五险一金”的社保费用，这8人分别是喻某、赵某3、陈某2、黄某、何某2、胡某1、范某2、朱某1，除了徐某介绍过来的朱某1和范某2以外其余6人都没有向大强公司缴纳过社保费用，其还让大强公司给这8人发放工资和奖金，其中喻某、陈某2、黄某、赵某34人其每个月都会发放1000多元的基础工资，其余的钱其都自己拿走了。之所以让这些无业人员挂靠在大强公司，是因为除了徐某介绍的2人外，其余6人都是其朋友或上级的老婆，其碍于面子，再加上大强公司的效益也不错，就用了其作为大强公司总经理的权力擅自决定将这8人违规挂靠在公司了，也没有向上级领导或丁某2镇的分管领导汇报过，给这些人发工资也是为了不让人从形式上看出这8人是挂靠在公司参加社保的，所以其只给关系较好的4个朋友的老婆发了基础工资，其他的工资和奖金赵某2都交给其了，其觉得处理不好，也没有办法退回大强公司，所以其就自己都拿走了。
上述证据均系依法取得，证据间能相互印证，能够证明本节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节事实中，挂靠人员朱某1、范某2虽违规挂靠在大强公司，但二人对大强公司代缴的社保费用差额均予以足额补足，并通过徐某转交给大强公司财务人员，但上述共计22986.63元的差额款及中止挂靠后二人一次性提取的共计16000元左右的公积金均未入大强公司账户而被被告人何福祥个人非法占有，上述数额均已计入被告人何福祥的贪污数额内，故不应重复计算在本节所列的滥用职权导致国有财产损失的犯罪数额内。8名挂靠人员中陈某2、赵某3、何某23人已由相关部门向大强公司返还了社保补贴共计人民币69600元，该部分数额也不应计算在国有财产损失数额内。故本节犯罪应认定被告人何福祥滥用职权的行为造成大强公司共计人民币394000余元的损失。
被告人何福祥于2016年担任丁某2环卫站站长、强某公司董事长职务期间，在未向杭州市江干区丁某1街道相关领导汇报的情况下，超越职权违规从上级部门下拨的道路保洁经费、城乡社区环境卫生经费的专项拨款中以差旅费名义开支的方式，擅自决定给丁某2环卫站、强某公司部分职工、管理人员及其本人发放不同名目的补贴、奖金共计人民币811200元。其中被告人何福祥个人以奖金的名义从中领取人民币46000元。
认定上述事实，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
1、证人范某1的证言证明：2016年时其在丁某2环卫站担任出纳工作，经对相关财务凭证进行辨认后确认，2016年2月给单位驾驶员、路段管理员共计16人发放2015年度安全考核奖24000元；给路段长共21人发放2015年度话费补贴共计12600元；给管理人员25人发放2015年度话费补贴共计27500元；给管理人员25人发放2015年度清洁度“一等奖”奖金共计217800元，这份清单中王某3、邵某2的奖金共计16000元其按沈某1的意思直接给了被告人何福祥，给何福祥的原因其不清楚，清单上的签字是其代签的；给管理人员33人发放2015年度考核奖共计315500元，这份清单上同样的王某3、邵某2的奖金共计16000元其也按沈某1的意思直接给了何福祥，清单上也由其代签名；给环卫站及大强公司管理人员35人发放2015年度“洁美杯”考核奖共计13万元。上述汇总报销凭证的经办人为其本人，何福祥及高某2、沈某1均在相关凭证上签字，其都是按照何福祥的要求把这些钱发放给个人的。2016年1月份时强某公司还发过一次上半年、下半年迎检奖。
2、证人沈某1的证言证明：经对相关凭证进行辨认后确认，2016年2月份时，丁某2环卫站给职工和管理人员发放了各项奖金补贴共计人民币727400元，这些发放清单都是由其制作的，被告人何福祥及高某2等人都在汇总报销凭证上签字，由出纳范某1发放，其中发放清洁度一等奖','2018-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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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机关湖南省雁北监狱于2016年12月15日以该犯在服刑期间有悔改表现，提出减刑建议书���报送本院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判决结果段原文\":\"\",\"文本尾部原文\":\"\"});$(document).attr(\"title\",\"蒋侠太减刑刑事裁定书\");$(\"#tdSource\").html(\"蒋侠太减刑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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