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河市民四初字第1号
原告（反诉被告）：王国亮。
委托代理人：唐海涛���龙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连文。
被告（反诉原告）：梁桂华，个体工商户。
委托代理人：邓崇山，广西中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南丹县精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南丹县城关镇河西二路二巷。
法定代表人：梁桂明，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邓崇山，广西中钧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王国亮与被告（反诉原告）梁桂华、南丹县精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精诚公司”）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09年11月9日作出（2008）河市民一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梁桂华、精诚公司不服，上诉至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0年7月6日作出（2010）桂民一终字第7号民事判决。王国亮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后，于2011年11月30日作出（2010）民申字第1333号民事裁定，指令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该院经审理，认为原判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作出（2012）桂民再字第18号民事裁定，撤销（2010）桂民一终字第7号判决和（2008）河市民一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3年6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蒋林飞担任审判长，审判员谢永乐、李剑峰（后因故变更为审判长韦媛、审判员张桂生、代理审判员蓝苑榕）参加的合议庭进行审理。在本院立案后，梁桂华、精诚公司于2013年7月26日向本院提出反诉，本院对其反诉于2013年7月26日立案后，决定与本案合并审理。审理过程中，因本案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作为依据，故本案中止审理。现另一案已审结生效，故恢复本案审理。本院于2015年3月10日对本案的本诉、反诉合并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书记员陈少杰担任法庭记录。王国亮及其委托代理人唐海涛、吴连文，梁桂华及其与精诚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邓崇山到庭参加诉讼。
原告（反诉被告）王国亮诉称：2000年7月9日，南丹县精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与原告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约定由被告将其“大厂铜坑黑水沟矿窿”的10%的股份转让给原告，股权转让费为188万元。协议第四条还约定“矿窿如果需要转让，所获转让费乙方（指原告）占整个矿窿股份的4.8%：第五条约定”在开发过程中，若需转让或变买井下矿面或者井巷，所获资金，乙方（原告）亦按10%股份分享；第六条约定“甲乙双方必须遵守上述协议，违反协议的按有关法律规定追究责任，并赔偿对方直接经济损失”。协议签议后，原告于2000年7月15日依约向被告给付了188万元转让费，正式成为上述矿窿的股东之一。从此以后，原告还根据要求先后向矿窿工程投资了180.13万元（含机械设备折价32万元、2000年10月31日交给梁桂华收取的44万元投资款和2000年12月3日存给梁桂华设立于中国建设银行广西南丹大厂支行4367423431760003488帐户的款项104万元的单据）。2004年8月，被告向正在服刑的原告发出要求偿还投资款的通知，否则将解除原告的股权。由于原告之人身自由受法律措施的限制，客观上无法弄清欠款的真实情况和履行给付义务，从而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不得不违心地作出了“如果一个月内不能交钱则作自动退股并由梁桂华处理股权”的不真实的意思表示。根据法律规定，原告在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期间所作的意思表示，属于意思表示不真实。况且，该意思表示包含的权利和义务非未实际兑现，因而当属无效的意思表示。在亲属探监过程中，原告得知前述矿窿工程资产已经得到广西高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57350038.80元的补偿款。为此，作为股东之一的原告，理应分享10%的利益。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提起民事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偿付原告股金1880000万元；2、判令被告偿付原告股金增资额1801300万元；3、判令被告偿付原告股权收益金5859600万元；判令被告南丹县精诚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和梁桂华对上述债务共计8540900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被告（反诉原告）梁桂华、精诚公司辩称：一、本案原二审判决生效后，王国亮以“原判认定事实极不清楚，适用法律很不正确”为由，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经最高人民法律审查后，作出（2010）民申字第1333号《民事裁定书》，认为王国亮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裁定指令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广西壮���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区高院）根据裁定进行再审后，作出（2012）桂民再字第18号《民事裁定书》，以“原判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裁定将本案发回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我方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及区高院作出上述裁定在法律上简直是荒唐的。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规定，对本案进行再审，只能按照第二审的程序进行��理。而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规定，本案再审的审理范围，只能是对王国亮提出的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然而，原一审法院对本案作出判决后，王国亮并没有提出上诉，因此，在程序上就不存在“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的事由。既然不存在法定的审查事由，还能立案再审，这岂不是很荒唐？其次，原一审法院对本案作出判决后，王国亮并没有上诉，是我方不服一审判决，依法提起上诉的。王国亮针对我方提起的上诉，答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而对原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原二审法院经审理后，在二审判决书中认定“双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原二审判决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王国亮有什么相反的证据足以推翻其承认的事实？根本就没有！本案被发回重审后，王国亮重新提交的《民事起诉状》及相关证据，除了一份内容为梁桂华于2000年10月31日日出具收到王国亮7月1日至10月31日投资款44万元的收条，以及一张104万元的《存款通知单》以外，并没有新的证据。对于这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在此暂且不论。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该两份证据并不属于“新的证据”。而且从这两份证据的内容来看，也不足以推翻王国亮承认原一审认定的事实。因此，既然王国亮在原二审诉讼程序中承认“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而且又没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其承认的事实，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区高院还能以“原判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裁定再审本案，并通过再审裁定将本案发回重审，这岂不是也很荒唐？
二、根据我方与王国亮于2000年7月9日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的内容来看，王国亮是以188万元作为对价，通过受让我方在与韦文虎合伙经营矿窿所持有的65%合伙股份中的10%股份的方式，成为合伙股东之一，其目的就是参与合伙矿窿的开采经营管理。但由于合伙另一方当事人韦文虎并未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负责办联营探采窿道的有关事项所须的一切手续”的义务，因此导致我方与王国亮合伙经营的矿窿，处于无证非法开采状态，不符合我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第三款关于“劫查、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分别申请、经批准取得探矿权、采矿权，并办理登记”之规定。原一审判决据此认为：“王国亮、梁桂华、精诚公司在没有取得合法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从事合伙采矿，该协议书的内容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该《股份转让协议书》属无效协议”。原二审法院对我方提起的上诉进行审理后，判决认定：“一审判决以梁桂华、精诚公司与王国亮无合法采矿证为由认定《股份转让协议书》无效，符合法律规定，应予维持”。我方认为，原一、二审认定本案《股份转让协议书》为无效协议是正确的。然而，王国亮提出的诉讼请求及事实与理由，显然是以本案《股份转让协议书》为有效协议为��提的。因此，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三）项的规定，依法应驳回王国亮提起的诉讼。
三、王国亮提起的诉讼，不但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不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三）项规定的的起诉条件，而且在逻辑上也是矛盾的。1、王国亮请求“判令被告偿付原告股金188.00万元”，并在诉状中认为“原告于2000年7月15日依约向被告给付了188万元转让费，正式成为上述矿窿的股东之一”。这就很显然，王国亮是以188万元作为对价，受让我方出让的10%的合伙股份，才成为合伙股东之一的。而现在王国亮提出请求“判令被告偿付原告股金188.00万元”，我方不知道王国亮有什么事实和理由能够主张“判令被告偿付原告股金188.00万元”。但从逻辑上讲，既然王国亮请求“判令被告偿付原告股金“188.00万元”，那么王国亮还是合伙股东之一吗？如果已经不是股东，哪又凭什么提出诉状中第2项和第3项诉讼请求？2、王国亮请求“判令被告偿付原告股金增资额180.13万元”，比原诉讼请求增加了148.13万元，其中104万元与本案无关。而且该项诉讼请求，在性质上与其第1项诉讼请求一样，都是属于投资损失。根据无效合同的处理原则，王国亮是没有理由请求判令我方赔偿其合伙经营期间的投资损失的。虽然我方与王国亮对本案合同无效都有过错，但我方在与王国亮合伙经营期间投资损失75212409.53元（1998年3月19日一2004年8月31日总投资：82960689.53元；收入：何湘华卖矿款5126928.00元；实际投入：82960689.53元－5126980.00元－2621300.00元（王国亮出资款）＝75212409.53元），如果王国亮有理由要求我方赔偿其合伙期间的投资损失，我方同样也有理由要求王国亮赔偿我方在合伙期间的投资损失。3、王国亮请求“判令被告偿付���告股权收益金5859600万元”是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的。本案事实表明，我方与王国亮合伙经营期间是亏损的，没有收益。王国亮提出的该项诉讼请求，显然是冲着我方从南丹县富源矿业探采有限公司取得57350038.80元补偿款来的。但事实上，自发生2001年“7.17”重大安全事故时止，王国亮就已放弃对合伙体进行投资经营的权利和义务。为此，根据双方财务人员的清算，我方于2003年4月16日向王国亮发出的《通知书》，以及《通知书》所列的财务结算结果，是经双方财务人员进行清算的结果，我方第一次探监并送达《通知书》给王国亮时，王国亮并没有当时就签署意见，而是我方第二次探监时，即2004年8月5日王国亮才书面答复“在一个月内不作出答复，由按自动退股赴理，如在一个月内交钱（2001年7月19日到现在的请人守窿费用和其他费用）则继续有股份，超出一个月时间���无股份，而且这三年来的各种费用也不用付给，股份由梁桂华处理”。我方认为，王国亮对《通知书》签署的答复意见，产生以下法律后果：1、答复意见所附的时间和条件成就时，双方的合伙经营关系终止。事实上，王国亮所附的条件已经成就。因此，原一审判决认定“王国亮已退出合伙，双方当事人的合伙事务已于2004年9月5口终止，”原二审判决认为一审判决的认定“与事实相符，应予维持”是正确的。2、王国亮以免除承担在2000年7月至2002年12月合伙经营期间按比例出资义务为条件，放弃其原持有的合伙股份，股份由梁桂华处理。因此，王国亮无权就其原合伙股份向我方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我方与王国亮合伙关系终止后，我方单方与南丹县富源矿业探采有限责任公司等六家公司于2004年3月14日共同签订《承诺书》，共同承诺“办证所需要支付的报酬���分别由六家探矿施工企业平均承担，并均等享有权益”、“如有不愿意或不按时支付的，视为自动放弃在105号矿体详查的一切权益”，并履行了该《承诺书》约定的义务而产生的补偿款，与王国亮无关。王国亮既不是该《承诺书》的当事人，也没有与我方共同履行该《承诺书》约定的义务。本案事实表明，2001年“7.17”矿难事故发生后，王国亮再也没有向合伙项目投过一分钱。“7.17”矿难事故发生后，合伙矿隆的维护和权益的争取，都是我方单方投资的。争取得到57350000元的补偿，王国亮并未投过一分钱，未尽到作为合伙一方应尽的出资义务，王国亮有什么理由可以对这57350000元补偿款主张权利呢？王国亮的诉讼主张，符合“诚实信用、权利义务一致原则吗？如果我方单方面投资维护矿隆和投资争取补偿得不到实现的话，我方要求王国亮赔偿我方单方面投资维护矿���和投资争取补偿所造成的损失，王国亮会同意吗？如果王国亮不同意赔偿，那么我方单方面出资获得补偿款，王国亮要求享有这符合公平公正的原则吗？更何况我方取得的补偿款，是王国亮单方面自动退出合伙后，梁桂华、精诚公司单方面出资与六家企业共同维护富源公司探矿权益而产生的，因此，该补偿款既不是我方与王国亮合伙期间的收益，更不是合伙经营利润，王国亮请求“判令被告偿付原告股权收益金5859600元”，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我方于1998年3月19日至2004年9月5日止向合伙矿窿投资损失82960689.53元，是有充分的事实根据。其中1998年3月19日
--1999年12月31日投资57350038.80元，有华信会计师事务所的鉴证报告以及富源公司提供的证明为证，2000年1月1日--
2003年7月30日投资25379740.51元，2003年8月1日--
2004年9月5日投资230910.22元，梁桂华、精诚公司提供投资票据经��审法院与韦文虎会计员吴光华质证，一审法院已认定，就算减去我方从富源公司得到57350038.80元补偿款，减去王国亮投资2621300元还有22989350.73元投资损失是明摆着的，王国亮是否也应当赔偿我方的投资损失呢？
四、王国亮在重新提交的《民事起诉状》中，企图推翻《通知书》以及其在《通知书》上所签署意见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是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的。王国亮在原二审庭审中，也明确承认《通知书》以及王国亮在《通知书》上所签署意见的真实性和有效性。现王国亮又反悔但又没有相反的证据足以推翻原承认对其不利的事实，因此，王国亮的诉讼主张是不能成立的。
综上所述，王国亮提出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反诉原告（本诉被告）梁桂华、精诚公司诉称：我方与王国亮于2000年7月9���签订一份《股份转让协议书》，协议书约定我方“在大厂铜坑黑水沟开发矿窿（原地区公路局窿），将该窿甲方65%股份中的10%股份转让给乙方”、“转让费为壹佰捌拾捌万元”，并约定“甲乙双方共同管理，共同经营”，以及“从7月1日开始，乙方按股份的比例进行投资”（详见股份转让协议书）。协议签订后，王国亮于2000年7月15日付给反诉原告股份转让费1880000元，并派出管理人员覃敏国参与合伙开发矿窿的经营管理，王国亮在2000年12月31日之前，共向合伙矿窿投资74.13万元。我方自1998年3月9日至2004年9月5日共向合伙矿窿投资82960689.53元（该事实在与韦文虎合伙纠纷一案中，已得到一审法院的认定），其中：1998年3月19日至1999年12月31日投资57350038.80元（经华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得到富源公司的确认），我方在与王国亮合伙经营期间，截止2004年8月31日，我方共向合伙矿窿投资9703845.94元。自发生2001年“7.17”重大安全事故时止，王国亮就已放弃对合伙矿窿进行投资经营的权利和义务。为此，根据双方财务人员的清算，我方于2003年4月16日向王国亮发出的《通知书》，要求王国亮在2003年4月30日以前偿付拖欠的投资款576549元给我方，如在限期内不还款，合同自动解除，同时视为自动退出股份。我方第一次探监并送达《通知书》给王国亮时，王国亮并没有当时就签署意见，而是我方第二次探监时，即2004年8月5日王国亮才作出书面答复“在一个月内不作出答复，则按自动退股处理，如在一个月内交钱（2001年7月19日到现在的请人守窿费用和其他费用）则继续有股份，超出一个月时间则无股份，而且这三年来的各种费用也不用付给，股份由梁桂华处理”。我方认为，我方与王国亮于2000年7月9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书》，由于合伙另一方当事人韦文虎并未能按合同约定履行“负责办联营探采窿道的有关事项所须的一切手续”的义务，导致我方与王国亮合伙经营的矿窿处于无证非法开采状态，违反了我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第三款关于“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分别申请、经批准取得探矿权、采矿权，并办理登记”的强制性规定。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该《股份转让协议书》属无效协议。为此，我方依法提出反诉，请求人民法律根据本案事实，确认本案合同无效，并按无效合同的处理原则，判令王国亮赔偿我方部分投资损失是合理合法的，故提出如下反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我方与王国亮于2000年7月9日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而产生的合伙合同关系无效；2、请求人民法院判令王国亮赔偿我方在2000年7月9日至2004年9月5日合伙期间的投��损失3056080.68元；3、请求人民法院判令王国亮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反诉被告（本诉原告）王国亮辩称：梁桂华、精诚公司所提出的类似反诉请求及理由，已经另案生效判决予以驳回。本案反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请求法院驳回其反诉请求。
王国亮为其主张提交如下证据：1、股份转让协议书，证明王国亮在精诚公司所属大厂铜坑黑水沟矿窿享有10%股份；2、股金收条，证明王国亮履行了受让义务；3、投资收条及新发现的投资收条和银行存款单，证明王国亮履行了投资义务及增加投资部分的金额；4、精诚公司《通知书》和王国亮书面承诺及（2002）南市刑初字第50号判决书摘要。证明：王国亮共计投资320000元及精诚公司要求正在羁押服刑的王国亮投资；5、联合详查105号矿体补充协议书，证明精诚公司参与联合详查105号矿��工程；6、协商会议纪要及南丹县政府《关于同意富源矿业探采有限公司股权变更的批复》，证明精诚公司得到105号矿体详查补偿金和5%的股权；7、关于处理105号矿体原探矿权人遗留问题协议书，证明精诚公司得到105号矿体详查补偿金；8、华锡公司董事会纪要，证明精诚公司得到105号矿体详查补偿金；9、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证明精诚公司获取巨额详查工程投资补偿；10、华信鉴字（2000）第001号《出资鉴证报告》，证明窿道资产的价值；11、精诚公司105矿体详查工程移交清单，精诚公司所移交的主要是掘进形成的窿道资产；12、广西高级法院（2013）桂民终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关于承诺退股的法律后果等法律事实已经人民法院生效的裁判文书确认。
梁桂华、精诚公司为其主张提交如下证据：1、合同协议书，证明合伙股份转让及合伙关系；2、通知书，证明王国亮自动退股及放弃合伙股份；3、合同协议书，证明梁桂华与韦文虎的合伙关系；4、补充协议，证明补充关系的内容；5、协议书，证明精诚公司对合伙进行投资；6、合同书，证明精诚工资曾与富源公司发生承包关系；7、承诺书，证明精诚公司承诺出资维护富源公司探矿权；8、富源公司与高峰公司协议书，证明富源公司以放弃探矿权为对价，取得高峰公司的实偿；9、情况说明，证明精明公司取得补偿款及股权与王国亮无关；10、证明，证明反诉原告发给王国亮的欠款通知书；11、情况说明，证明104万元是王国亮向梁桂华借的钱；12、询问笔录，证明吴光华对梁桂华2000年1同月1日-2003年7月30日的投资金额予以认可；13、收据，证明精诚公司以现金出资取得富源公司股权；14、精诚公司支付富源公司办证费用证据，证明精诚公司履行六家承诺的义务；15、河池市���华会计事务所审计报告书，证明精诚公司的投资数额；16、南丹县富源矿业探采有限责任责任公司证明，证明：精诚公司提供的投资票据及审计结果；17、精神公司支付给215地质队及富源公司设计指导费证明，证明履行承包合同的情况；18、精诚公司矿窿2000年1-12月投资票据，证明精诚公司投资数额；19、精诚公司矿窿2001年1-7月投资票据，证明精诚公司的投资数额；20、精诚公司矿窿2001年8-12月投资票据，证明精诚公司的投资数额；21、精诚公司矿窿2002年1-12月投资票据，证明精诚公司投资数额；22、精诚公司矿窿2003年1-12月投资票据，证明精诚公司投资数额；23、精诚公司矿窿2004年1-12月投资票据，证明精诚公司投资数额；24、精诚公司矿窿2005年1-12月投资票据，证明精诚公司投资数额；25、精诚公司矿窿2006年1-6月投资票据，证明精诚公司投资数额。
对王国亮��交的证据，梁桂华、精诚公司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股份转让协议书，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够证明王国亮的证明目的；2、股金收条，与本案没有关联性；3、投资收条及新发现的投资收条和银行存款单，银行存款单不是投资款，也不能证明是投资款，事实是王国亮还给梁桂华的借款；4、精诚公司《通知书》和王国亮书面承诺及（2002）南市刑初字第50号判决书摘要，原审已经提交，刚好证明王国亮自愿放弃合伙财产份额，双方合伙行为终止，不能证明王国亮要证明的内容；5、联合详查105号矿体补充协议书，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双方没有按该协议书来履行，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王国亮的证明目的；6、协商会议纪要及南丹县政府《关于同意富源矿业探采有限公司股权变更的批复》，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王国亮的诉讼请求成立；7、关于处��105号矿体原探矿权人遗留问题协议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是案外人之间的协议书，与本案无关；8、华锡公司董事会纪要，与本案无关，是案外人之间的事，其真实性也无法核实；9、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证明精诚公司获取巨额详查工程投资补偿，与本案没有关联性；10、华信鉴字（2000）第001号《出资鉴证报告》，认可其真实性，但不能证明王国亮的诉请，反而证明了精诚公司的投资数额；11、精诚公司105矿体详查工程移交清单，认可其真实性，说明王国亮已经放弃合伙中的合伙财产份额，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12、广西高级法院（2013）桂民终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认可其真实性，与本案有一定的关联性，但该判决书不能证明王国亮的诉讼请求。
对梁桂华、精诚公司提交的证据，王国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对证据1、3、4、5、6、7、15、16无异议；2��通知书，其合法性存在问题，该通知上所列王国亮投资的数额不对，少列了44万元，当时王国亮由于身处监狱无法对通知中的数据进行核实，且王国亮所做承诺的法律后果不等同于王国亮退伙，该通知书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3、富源公司与高峰公司协议书，对该证据认可，特别是约定富源公司取得精诚矿业公司股金的问题刚好证明王国亮的主张，而不能证明梁桂华、精诚公司的证明目的；4、收据，形式上证明了精诚公司交的金额，但交付在是在2006-2007年，与本案没有关联性；5、精诚公司支付富源公司办证费用证据，证据形式不合法，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不予认可；6、对证据9、10、11、12、17、18、19、20、21、22、23、24、25的真实性有异议，与本案待证事实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
根据王国亮的申请，本院依法调取了如下证据：1、对高峰公司的询问笔录；2、河池市华信会计事务所报告书；3、富源公司出具的《说明》；4、关于105号矿体详查工程补偿金的分配方案（1）、（2）、（3）。对上述证据，王国亮质证认为，对证据1、2、4无异议，对证据3有异议，证据3刻意强调梁桂华、精诚公司取得的补偿款是针对兴发矿1999年12月31日止的资产的补偿，实际王国亮受让的是精诚公司在兴发矿所享有股份中的10%的股份，该股份在1999年之前已经存在，该股份所产生的收益，王国亮作为股份的受让人当然享有相应的受益权。梁桂华、精诚公司对上述证据无异议，认为证据佐证了梁桂华、精诚公司所提交证据的证明目的，补偿款与王国亮无关。
对王国亮、梁桂华、精诚公司提交的证据及本院调取的证据，本院认为，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作为定案依据，对当事人不予认可的证据，本院根���查明的事实及证据规则的规定予以认证，对与案件事实有一定关联性的证据，可以作为审理案件的参考依据。
经审理查明，2000年7月9日被告梁桂华、被告精诚公司与原告王国亮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约定：一、被告在大厂铜坑黑水沟开发矿窿（原地区公路局窿），将该窿被告65%股份中的10%股份转让给原告（即整个窿被告占股份为55%，原告为10%，公路局为35%），转让费为壹佰捌拾捌万元；二、原、被告双方共同管理，共同经营，被告主要负责生产，原告负责指挥和策划。原告派出管理人员，负责参与财务管理和井下生产管理；三、矿产品双方共同协商销售生产过程中所需投资问题双方共同协商。从7月1日开始，原告按股份的比例进行投资，7月份以前的投资由被告自行负责。上缴国家各种税费及各种费用原、被告双方按股份比例承担��四、矿窿如果需要转让，所获转让费原告占整个矿窿股份的4.8%；五、在开发过程中，若需转让或变卖井下矿面或者井巷，所获资金，原告亦按10%股份分享；……八、合同自被告收到原告转让费之日起生效。2000年7月15日、2000年10月31日、2000年12月31日，王国亮分别交纳窿口入股费188万元、投资款44万元、投资款221300元，梁桂华分别给王国亮出具了对应数额的收条。王国亮另投入卷扬机一台，折价8万元。2000年12月3日，王国亮给梁桂华设立于中国建设银行广西南丹大厂支行43×××88的帐户存入104万元。
2002年王国亮因犯非法采矿罪、重大责任事故罪等罪名，被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有期徒刑十七年，入狱服刑。2003年4周16日，精诚公司给王国亮发出书面《通知书》，称：你原与精诚公司梁桂华在南丹大厂镇铜坑矿黑水沟共同投资开矿窿：2000年7月一12月窿���开支662.4091万元；2001年元月一12月窿口开支726.3475万元；2002年元月一12月窿口开支228.91146万元；总投资为1411.647746万元。窿口收入为512.6928万元。总投资减去总收入及窿口总开支为：1411.647746－512.6928＝898.654946万元。以上投资款按你的股份10%的股比，你应承担89.86549万元，减去原你投入现金24万元，卷扬机8万元，共计32万元后，你还欠窿口投资款57.6549万元。现精诚公司要求你接到通知后，在2003年4月30日以前把欠窿口的投资款还给精诚公司，以便支付新欠工人工资及其他费用，如在限期内不还款，合同自动解除，同时视你为自动退出股份。以上数据经双方财务吴光华、杜海明、覃敏国审核。2004年8月5日王国亮在该《通知书》的最后一页注明：此通知以收到，望在一个月内回答清楚，不有文字回答的作自动退股处理。并注：一个月内不作出答复则按自动退股处理，如��一个月内交钱（2001年7月19日到现在的请人守窿口费用和其他费用）则继续有股份，超出一个月时间则无股份，而且这三年来的各种费用也不用给付，股份由梁桂华处理。此后，王国亮末按约定支付欠款。
另查明，“广西南丹兴发矿”是未经工商部门核准登记的企业。其成立经过是：1995年4月2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公司与何湘宁签订《兴路矿挂靠河池公路对外贸易总公司协议书》。同年5月18日，“地区公路局兴路矿”取得桂丹大矿管字第95020号《广西壮族自治区集体和个人采矿许可证》，“在大厂瓦窑山矿点开采铜、锌矿”，有效期“自1996年5月18日起至1996年6月30日止”。同年10月13日，南丹县人民政府作出“丹政函（1995）67”《南丹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河池公路贸易公司用地作为采铜锌矿的批复》，批准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公司“使用大厂镇辖区位于瓦窑山处的国有土地4041.85平方米（折6.06亩）作开采铜锌矿矿窿用地”。1996年4月8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公司交纳国土划拨费33547.36元。同月9日，南丹县土地管理局颁发县（丹用）地证字第玖佰壹拾捌号《建设用地许可证》，批准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公司“申批的用地作开采铜锌矿建设项目用地”。1998年12月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公路对外经贸总公司与何湘宁签订《脱勾协议书》。1999年1月10日，韦文虎与何湘宁签订《兴路矿（兴发矿）经济责任分担协议书》。2000年12月，南丹县土地管理局发放“丹国用（2000）字第501010100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划拔大厂瓦窑山面积肆仟零肆拾壹点捌伍平方米给何湘宁作为矿窿。
精诚公司成立于1995年12月12日，隶属于南丹县乡镇企业委员会，属独立核算的股份制集体经济性质。1995年12月12日，梁桂华任公司经理。1999年3月21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梁桂明。2003年3月10日，精诚公司受让南丹富源公司5%的股权。富源公司自2003年2月至2005年12月止，为105号矿体维权办理相关手续，共支出1042346.76元，其中精诚公司承担费用173724.45元。
1998年3月19日，韦文虎作为甲方“广西南丹兴发矿的代表，与乙方梁桂华签订《联营合同协议书》。双方约定共同联营投资原甲方在铜坑矿境内的窿道探采100-105号矿体。
1998年10月15日，精诚公司向二一五地质队、富源公司提交《关于申请加入105号矿体详查工程的报告》。报告称：精诚公司与南丹县兴发矿联合在大厂黑水沟开了一个矿窿（河池地区公路局隆口）。同月22日，富源公司向二一五队提交《关于105号矿体详查工程进展情况的报告》，请求把精诚公司与南丹县兴发���联合在黑水沟施工的窿道（原地区公路局窿）作为105号矿体详查工程的辅助工程。同月30日，二一五地质队（甲方）、富源公司（乙方）、精诚公司（丙方）签订《大厂矿田龙头山区105号矿体详查工程附属工程窿道承包开掘合同书》，同意接由丙方在大厂铜坑黑水沟开掘的窿道（地区公路局窿）为大厂矿田龙头山区105号矿体详查工程的附属工程窿道。
1998年11月1日，韦文虎代表南丹兴发矿与梁桂华签订《补充协定》，约定“甲乙双方于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一日在南丹共同协商申请加入富源公司，使兴发矿能在今后工作中不受干扰，正常开展工作，经研究决定：出矿后，从全部股份中拿出5%的股份作为处理公共关系使用，具体由梁桂华操作落实，其余按双方原定合同所规定的分红方案执行”。
1998年11月2日被告梁桂华与精诚公司签订《联营投资协议书》，约定其双方共同参与兴发矿韦文虎窿口联营投资并由精诚公司出面负责申请加入富源公司。
2000年3月3日，精诚公司等六公司与富源公司签订《委托申办南丹县大厂矿田105号矿体勘查证协议书》，约定推选富源公司作为105号矿体的探矿权申请人，负责办理南丹县大厂矿田105号矿体勘查许可证工作及其他有关手续。同年6月26日，215队与富源公司签订《大厂矿区105号矿体联合详查项目勘查换证合同书》，约定大厂矿区105号矿体联合详查项目，由富源公司作为探矿权人进行勘查登记。2000年7月10日，国土资源部给富源公司核0100000060051号许可证，授予该公司105号矿体探矿权，有效期为1998年2月2日到2001年12月30日。
2000年3月25日，河池华信会计师事务所向富源公司出具《出资鉴证报告》，累计六家公司勘查出资43975.75万元。其中精诚公司申报截止1999年12月31日，出资机器设备22523707.00元，在建工程64810681.00元，材料物资8249010元，共计95583398.00元，鉴证报告认定数为57350038.00元。2006年8月1日，富源公司出具证明，内容为：今有我公司于2000年元月18日收到精诚公司交来1998年3月至1999年12月期间对105号矿体详查工程前期投资票据，金额为玖仟伍佰伍拾捌万叁仟玖佰捌拾元整（95583398元整）。经河池华信会计师事务所对以上投资票据及工程进行评估后，实际认定为伍仟柒佰叁拾伍万零叁拾捌元捌角整（57350038.80元整），我公司予以确认。2006年8月17日，河池华信会计师事务所在河池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注销登记。
2001年南丹“7·17”特大透水事故发生后，韦文虎、何湘宁擅自离开黑水沟矿窿并单方终止了黑水沟矿窿的投资活动，黑水沟矿窿的抢险救灾、维护及生产经营所需资金全由梁桂华、精诚公司投资。2003年1月8���，韦文虎派驻黑水沟矿窿的会计吴光华与梁桂华派驻黑水沟矿窿的出纳杜海民签订《结算书》确认：精诚公司黑水沟矿窿2001年8月至2002年12月总投资费用804282.90元。按股份（即33%）何湘华（何湘宁之兄，此时代表广西南丹兴发矿）应付投资款265413.36元。2001年1月份，何湘华卖矿得款865000元，按合同股份（即33%）分配，何湘华应得285450元，尚欠精诚公司579550元。2001年1月份，何湘华欠精诚公司投资款20万元。以上何湘华共欠精诚公司1044963.36元。但事后经精诚公司计算，其认为该《结算书》中的投资额不准确，2001年8月至2002年12月梁桂华、精诚公司单方投资黑水沟矿窿的资金应为1347553.31元。
2003年3月12日，吴光华签收了精诚公司发给“河池地区公路局兴发矿韦文虎、何湘华”的《通知书》，其内容为：“河池地区兴发矿共欠精诚矿业公司投资款人民币壹���零柒万零玖仟拾叁元叁角陆分（1070913.36元），限河池地区公路局、兴发矿韦文虎、何湘华在2003年3月20日以前把占用款退还精诚矿业公司，以便支付所欠工人工资及其他费用，如在限期内不还款，合同自动解除，同时视兴发矿为自动退出股份”。2003年6月1日，韦文虎出具《承诺书》，“定于6月7日前到南丹与梁桂华商定黑水沟之事。误期后果自负”。2003年6月7日，韦文虎又出具一份《承诺书》称：“今有韦文虎欠梁桂华合作开矿款，现承诺保证于2003年7月30日还款叁拾万元，如不如期还款，产生的后果由韦文虎负责，自动退股”。之后，韦文虎没有履行还款义务，韦文虎原派到矿窿管理财务帐目人员吴光华于同年8月离开矿窿。此后，黑水沟矿窿就由精诚公司和梁桂华负责看护。
根据梁桂华、精诚公司提供的票据表明，从1998年3月19日至2003年7月30日的双方合���期间，梁桂华、精诚公司对合伙投入了82729779.31元，其中：1、1998年3月19日至1999年12月投资款57350038.80元，已经经过华信会计师事务所作出的《出资鉴证报告》认定，并得到富源公司的确认（仅仅针对梁桂华、精诚公司的投资，不包括韦文虎、何湘宁投资形成的土地使用权、房屋及矿窿巷道等财产）；2、2000年1月至2001年7月投资款23499685.71元；3、2001年8月至12月投资款1046621.35元；4、2002全年投资款300931.96元；5、2003车1月至7月投资162501.49元；6、勘探、设计费介万元；7、支付给二一五地质队地质设计费20万元。自2003年2月至2005年12月止，富源公司为105号矿体维权办理相关手续，共支出1042346.76元，其中精诚公司承担费用173724．45元。
2004年10月14日，富源公司作为乙方与甲方高峰公司签订《关于处理105号矿体原探矿权人遗留问题的协议书》。双方就处理105号矿体原探矿权人遗留问题达成如下协议：一、甲、乙双方一致同意甲方作为105号矿体探矿权申请人申请105号矿体探矿权；乙方放弃对105号矿体探矿权的延续登记申请。二、甲、乙双方一致同意给乙方对105号矿体原详查工程投资给予如下补偿：1、甲方取得105号矿体探矿权后，双方组建新的公司，甲方以现有资产出资占新公司75%的股权，乙方以现金出资占新公司25%的股权。新公司在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2、甲、乙双方同意105号矿体原详查工程补偿金以1999年对105号矿体详查工程审计报告审定的439757500万元为准。补偿金由新公司原则上在二年内（不超过三年）付清。3、甲、乙双方同意以甲方2004年9月30日为基准日评估的总资产为基数，乙方按所占新公司25%的股权计算股本金（不超过9000万元），乙方股本金以补偿金抵付。2006年1月16日，高峰公司取得了国土资源部下发的105号矿体勘查许可证。
2007年8月22日和2008年1月31日，高峰公司分别给付富源公司105号矿体投资补偿款50000000元、50000000元和20000000元，合计1.2亿元。富源公司将上述补偿款平均分配给精诚公司等六家公司，其中精诚公司合计获得补偿款18480000（应付税金1520100元）。之后精诚公司取得补偿款总额57350038.80元。
2006年7月5日，韦文虎、何湘宁将梁桂华、精诚公司诉至本院，请求分割57940000元补偿款中的一半即28970000元，另外请求确认享有精诚公司在高峰公司中所占2.75%股权的一半份额即50%股权的权利。该案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回本院重审过程中，梁桂华、精诚公司对韦文虎、何湘宁提出反诉，要求韦文虎、何湘宁共同赔偿其1998年3月至2003年7月30日合伙期间的投资款损失82729779.31元。本院对该案本诉与反诉合并审理，于2013年5月15日作出（2012）河市民三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韦文虎、何湘宁不服，上诉至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2日作出该案二审生效判决，即（2013）桂民再终字第5号民事判决。
（2013）桂民再终字第5号民事判决认为，该案争议的焦点为，韦文虎、何湘宁与梁桂华、精诚公司签订的《联营合同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是否有效；韦文虎、何湘宁是否有权要求获得50%的补偿款；韦文虎、何湘宁有关在高峰公司占有股权的请求应否在该案处理；梁桂华、精诚公司要求韦文虎、何湘宁赔偿其投资款损失是否合理。
关于合同效力问题。判决认定合同无效，理由是双方签订《联营合同协议书》时，韦文虎、何湘宁的开采证已过期，双方的合伙开矿行为属于无证状态，合同因违反国家的法律规定而无效。至于富源公司后来取得开采证有效期间涵盖双方签订合伙合同的日期，因开采证持有人对象不同，不能视同为韦文虎、何湘宁在签订合伙合同时属于有开采许可资质。
关于韦文虎、何湘宁是否有权要求获得50%的补偿款的问题。判决认为韦文虎、何湘宁有权获得，理由：（1）韦文虎书所写《承诺书》的法律后果。由于退股即为放弃所有财产权利的说法为梁桂华、精诚公司单方的说法，并无其他证据佐证。而合伙人退股应进行相关的清算。此后双方都没有进行退股清算的工作，韦文虎、何湘宁退股的状态并没有实际发生。梁桂华、精诚公司主张的退股即是放弃所有财产权利的说法，没有事实依据。（2）本案所涉57350038.80元补偿款的来源。根据华信会计师事务所作出的《出资鉴证报告》认定，57350038.80元补偿款的来源即为高峰公司对本案合伙矿截至1999年12月31日止的资产额的补偿。（3）1999年对105号矿体详查工程审计报告审定的本案合伙矿57350038.80元资产包括哪些财产。在《出资鉴证报告》里，对本案合伙矿进行的财产评估中，财产的构成为机器设备2200万，在建工程6400万，材料物资820万，未说明该财产形成的年代，梁桂华主张该财产是其98年后投资形成的说法没有依据。鉴定报告确认的出资57350038.00元是包括了矿山在内的所有财产的价值。（4）梁桂华、精诚公司投入资金额。鉴定报告认定的1998年3月19日至1999年12月投资款57350038.80元，实际是指加入105号矿体详查工程时评估的资产，那是本案合伙矿的全部资产，不能视为梁桂华、精诚公司单独投入；2001年8月至12月投资款1046621.35元，该数额却与双方财务人员签订的《结算书》表述的：“精诚公司黑水沟矿窿从2001年8月份至2002年12月份总投资费用共计804282.90元”不符。其余投入则由于缺乏必要的单据无法��实。因此，梁桂华、精诚公司主张投入的资金额无证据证实。综上所述，韦文虎、何湘宁没有真正清算退股。该案合伙矿获得高峰公司的补偿是截至1999年12月31日的矿山的资产补偿，各方理应按一定比例分割。双方签订的《联营合同协议书》第7条约定的：“……今后窿道与设备让退各占50%”。虽然该《联营合同协议书》因违反国家法律而无效，但由于双方均有财产投入，在无法清算的情况下，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按公平原则，对合伙组织剩余的补偿款，以按各50%来进行分配为宜。所以，韦文虎、何湘宁有权要求获得高峰公司支付的50%的补偿款。关于具体分配补偿款的问题。结合该案实际，考虑到在南丹“7.17”矿难事故发生后，包括本案所涉矿在内的南丹县境内的矿山企业都被封停产。梁桂华、精诚公司积极参与富源公司组织的为恢复生产所��的努力，也进行了部分资金投入。同时后期也主要是由梁桂华、精诚公司守护矿山，因此，可酌情从获得的57350038元补偿款中先提取48%即27528018元（57350038元×48%）给梁桂华、精诚公司进行适当的补偿，剩余的52％即29822020元（57350038元×52%），参照《联营合同协议书》第7条约定，按各50%分配即各得14911010元（29822020元×50%）。
关于梁桂华、精诚公司要求韦文虎、何湘宁赔偿其投资款损失82729779.31元的问题。梁桂华、精诚公司主张其在合伙矿总共投资损失82729779.31元。该院认为，由于双方事实上没有对合伙进行总的清算，合伙的投入及盈亏经专业鉴定部门也无法清算得出结论，故梁桂华、精诚公司单方主张其在合伙中损失82729779.31元没有事实根据，依法不予支持。
（2013）桂民再终字第5号民事判决判决梁桂华、精诚公司向韦文虎、何湘宁支付补偿款14911010元，驳回韦文虎、何湘宁的其他诉讼请求；驳回梁桂华、精诚公司的反诉请求。
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本案《股份转让协议书》是有效还是无效；二、王国亮请求梁桂华、精诚公司连带偿付股金1880000元、股金增资额1801300元、股权收益金5859600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三、梁桂华、精诚公司请求王国亮赔偿投资损失3056080.68元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股份转让协议书》是有效还是无效的问题。从双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的起因来看，梁桂华、精诚公司在与他人合伙经营大厂铜坑黑水沟矿窿获取相应合伙股份后，将其部分合伙股份转让给王国亮，协议书是为了规范双方的权利义务而签订。从《股份转让协议书》的内容来看，是双方对在大厂铜坑黑水沟矿窿合伙采矿的投资、经营、管理、所占股份比例及盈亏比例等内容的具体约定，协议虽名为股份转让协议书，但具有明显的合伙协议的法律特征。从双方合伙经营的项目内容来看，双方所经营的项目内容是对矿产资源的开采，而并非对矿产资源的勘探。因此，双方之间是基于《股份转让协议书》而成立合伙采矿的法律关系。在双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时，大厂铜坑黑水沟矿窿没有取得采矿许可证，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第三款：“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分别申请、经批准取得探矿权、采矿权，并办理登记”的规定，双方签订的协议因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至于富源公司后来取得探矿权证有效期间涵盖双方签订合伙协议的日期问题，因探矿权证持有人不同且探矿证不等同于采矿证，故不能因此认定双方开采行为合法。
二、��于王国亮请求梁桂华、精诚公司连带偿付股金1880000元、股金增资额1801300元、股权收益金5859600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的问题。如前所述，本案双方之间是基于《股份转让协议书》而成立合伙采矿的法律关系，王国亮以支付1880000元入伙资金为对价，受让精诚公司在大厂铜坑黑水沟矿窿中所占合伙份额其中的10%份额，成为该矿窿的合伙人之一。精诚公司在合伙矿窿中的合伙份额价值体现在包括矿山在内的所有合伙资产的价值上，王国亮受让了相应的合伙份额，那么就承接了该合伙份额在合伙经营中所享有的相应权利及承担的相应义务。在王国亮与精诚公司签订入伙协议时及之后的时间内，精诚公司作为合伙矿窿的代表，将合伙矿窿并入105号矿体详查工程的一系列拼盘行为正在进行并持续，王国亮在此过程中亦有部分投资。合伙矿窿已因拼盘行为物化为105号矿体详查工程的一部分，本案双方合伙所指','2018-10-09
02:01:06',0,'web',NULL),(16662527,'3a1b505b-24f9-4d2c-b825-a841001109a9','$(function(){$(\"#con_llcs\").html(\"浏览：0次\")});$(function(){var
caseinfo=JSON.stringify({\"法院ID\":\"14\",\"案件基本情况段原文\":\"\",\"附加原文\":\"\",\"审判程序\":\"一审\",\"案号\":\"（2017）京0115民初1927号\",\"法院地市\":\"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院省份\":\"北京\",\"文本首部段落原文\":\"\",\"法院区域\":\"\",\"文书ID\":\"3a1b505b-24f9-4d2c-b825-a841001109a9\",\"案件名称\":\"郭峰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邱素梅等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法院名称\":\"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裁判要旨段原文\":\"\",\"法院区县\":\"大兴区\",\"补正文书\":\"2\",\"DocContent\":\"\",\"不公开理由\":\"\",\"文书全文类型\":\"1\",\"诉讼记录段原文\":\"原告郭峰与被告邱素梅、第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以下简称建行）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18日立案后，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郭峰及其代理人孙娟、邓洪杰，被告邱素梅的代理人王智，第三人建行的代理人何碧玉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判决结果段原文\":\"\",\"文本尾部原文\":\"\",\"上传日期\":\"\\\/Date(1513094400000)\\\/\",\"案件类型\":\"2\",\"诉讼参与人信息部分原文\":\"\",\"文书类型\":null,\"裁判日期\":null,\"结案方式\":null,\"效力层级\":null});$(document).attr(\"title\",\"郭峰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邱素梅等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tdSource\").html(\"郭峰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邱素梅等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7）京0115民初1927号\");$(\"#hidDocID\").val(\"3a1b505b-24f9-4d2c-b825-a841001109a9\");$(\"#hidCaseName\").val(\"郭峰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邱素梅等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hidCaseNumber\").val(\"（2017）京0115民初1927号\");$(\"#hidCaseInfo\").val(caseinfo);$(\"#hidCourt\").val(\"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hidCaseType\").val(\"2\");$(\"#HidCourtID\").val(\"14\");$(\"#hidRequireLogin\").val(\"0\");});$(function(){var
dirData = {Elements: [\"RelateInfo\", \"LegalBase\"],RelateInfo: [{ name:
\"审理法院\", key: \"court\", value: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 name: \"案件类型\", key:
\"caseType\", value: \"民事案件\" },{ name: \"案由\", key: \"reason\", value: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 name: \"审理程序\", key: \"trialRound\", value: \"一审\" },{ name:
\"裁判日期\", key: \"trialDate\", value: \"2017-06-19\" },{ name: \"当事人\", key:
\"appellor\", value: \"郭峰,邱素梅,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 }],LegalBase:
[{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Items:[{法条名称:\'第八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八条
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法条名称:\'第六十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六十条 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法条名称:\'第一百零七条\',法条内容:\'
第一百零七条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if
($(\"#divTool_Summary\").length > 0) {$(\"#divTool_Summary\").ContentSummary({
data: dirData });}});$(function() {\r\n var jsonHtmlData =
\"{\\\\\"Title\\\\\":\\\\\"郭峰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邱素梅等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PubDate\\\\\":\\\\\"2017-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