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 n 民 事 判 决 书
＼n（2014）深中法民终字第183号＼n上诉人（原审原告）章海东，男。＼n委托代理人童峰明，广东粤鹏律师事务所律师。＼n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栾绍梅，女。＼n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永忠，男。＼n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红光阳真空工艺有限公司。＼n法定代表人刘金某，董事长。＼n委托代理人桑波，广东瑞霆律师事务所律师。＼n上诉人章海东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红光阳真空工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光阳公司）、栾绍梅、孙永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3）深宝法民一初字第10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n原审法院查明：原告与被告孙永忠、栾绍梅是朋友关系，被告孙永忠与栾绍梅系夫妻关系。2012年11月2日，被告栾绍梅、孙永忠作为借款人向原告出具了一张借条，内容为：今借到章海东先生人民币400000元，借期10天，每超一天付3000元违约金。被告红光阳公司作为担保人在该借条上加盖公章。次日，原告通过其账户将265000元汇至被告孙永忠的账户内，另外135000元以现金方式于2012年11月3日交付被告孙永忠，上述两笔款项合计400000元。之后，被告栾绍梅、孙永忠于2012年11月10日、15日、30日分别向原告还款12000元、100000元、51000元，合计还款163000元。庭审中，被告红光阳公司撤回了对涉案借条上签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的申请。＼n被告红光阳公司于2003年11月6日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栾绍梅，股东为栾绍梅、栾某甲、孙某甲。2012年12月27日，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刘金某，股东变更为任某军、徐某龙、于振某、黄某达。＼n原告于2013年8月6日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栾绍梅、孙永忠向原告偿还借款400000元及利息（自2012年11月1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被告红光阳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n原审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对涉案借款400000元及被告栾绍梅、孙永忠于2012年11月10日、15日、30日分别向原告偿还款12000元、100000元、51000元，合计总还款额为163000元均没有异议，予以确认。上述还款双方未明确是还本金还是利息，根据法律的规定，对上述已付的款项应按先还利息再还本金的顺序计算，超出应还利息的部分，应当从本金中扣减。另外，双方约定逾期还款违约金超过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原告诉请借款期限届满后利息按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标准即年利率5.6%（6个月内）的四倍为月息1.87%计算，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n经核实，被告栾绍梅、孙永忠欠原告章海东的借款本息如下：＼n日期借款还款备注2012.11.340万元出借本金2012.11.101.2万元2012年11月3日借款40万元，借款期限未届满即2012年11月10日已偿还1.2万元，应在本金40万元中扣除，由此本金应为38.8万元（40万元-1.2万元）；2012.11.1510万元2012年11月13日至15日共3天，借款本金38.8万元的利息为388000元×1.87%÷30天×3天=725.56元；2012年11月15日归还10万元应先扣减上述3天利息，剩余本金100000元-725.56元=99274.44元。抵扣借款本金为388000元-99274.44元=288725.56元。2012.11.305.1万元2012年11月16日至2012年11月30日共15天，借款本金288725.56元的利息（288725.56元×1.87%÷30天×15天）=2699.58元；剩余本金51000元-2699.58元=48300.42元。抵扣借款本金为288725.56元-48300.42元=240425.14元。总计40万元16.3万元综上，被告栾绍梅、孙永忠欠原告章海东借款本金240425.14元及相关利息（自2012年12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按照月息1.87%的标准计算）。涉案借款未经公司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或事后追认，被告栾绍梅、孙永忠以被告红光阳公司的财产提供担保，该担保行为无效。原告诉请被告红光阳公司对被告栾绍梅、孙永忠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n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栾绍梅、孙永忠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章海东归还借款本金240425.14元及相关利息（自2012年12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按照月息1.87%的标准计算）；二、驳回原告章海东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163元，由原告章海东负担1，263元、被告栾绍梅、孙永忠负担2，900元。＼n上诉人章海东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改判被上诉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其事实与理由是：一、被上诉人的担保形式合法有效。本案中，被上诉人在借条上盖公章，并特别注明担保人字样，且借款人栾绍梅即为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被上诉人的担保行为在形式上合法有效。二、被上诉人的担保行为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关于“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关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规定，在合同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缩小了合同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情形。而《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其一，该条款并未明确规定公司违反上述规定对外提供担保导致担保合同无效；其二，公司内部决议程序，不得约束第三人；其三，该条款并非效力性强制性的规定；其四，依据该条款认定担保合同无效，不利于维护合同的稳定和交易的安全。因此，《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并非效力性强制性的规定，故对公司对外担保的效力应予确认。三、上诉人是善意第三人。根据《合同法》第五十条关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关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担保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的规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外提供担保应认定为有效。因此，对于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形，公司对外仍应对善意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根据《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本条的前提条件为按照公司章程规定，首先，本案中被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公司章程有此规定；其次，即使章程有此规定，鉴于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章程本身不具有对外效力，不得强加给第三人对公司章程的审查义务。故被上诉人的担保行为合法有效，被上诉人应当承担担保责任。四、最高人民法院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6年第7辑公布的中国进出口银行与光彩事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四通集团公司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一案中，裁判摘要载明：“修订前公司法第六十条第三款关于‘董事、经理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有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规定，是指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经公司批准，不得擅自为公司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该规定的立法本意是为了防止大股东、控股股东操纵公司与自己进行关联交易，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该规定并非一概禁止公司为股东担保。就有限责任公司而言，当公司债权人与公司股东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对于符合公司章程，经公司股东会、董事的比准，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的担保的，可以认定有效”。从上述裁判摘要的内容来看，首先，明确了《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关于对外担保须经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在性质上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5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注意根据《合同法解释（二）》第十四条之规定，注意区分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具体情形认定其效力。《公司法》关于公司对外担保须经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主要是为了加强公司管理，促进公司规范经营、健康发展，违反该规定并不会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相反，确认该行为的效力，更有利于交易的安全和稳定。所以，《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虽是强制性规定，但应属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违反该规定并不必然导致公司对外担保行为无效。其次，明确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属于公司内部决议程序。在法律关系上，上述两款规定主要是调整公司内部法律关系的规范，并在公司内部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一般不能对抗担保债权人等公司以外的善意第三人。公司是否正确履行了内部决议程序，对与公司交易的善意第三人没有约束力，也不能作为确认交易行为效力的依据，只是导致公司内部相关责任人对公司承担应的法律责任。＼n被上诉人红光阳公司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担保行为无效，是正确的。l、《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而案涉之担保，系被上诉人对原审被告栾绍梅、孙永忠向上诉人借款之债务所提供的担保。其中，栾绍梅为被上诉人当时的大股东。因此，按照上述法律条款之规定，案涉担保必须经股东会决议。但是，被上诉人并未就案涉担保召开过股东会，更遑论存在相应之决议。显然，案涉担保行为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2、《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范，上诉人认为相关条款属于非效力性强制性规范无法律依据。（1）该条款使用了“必须”一词，说明该条款属于强制性规定，而非倡导性规定或任意性规定。（2）从《公司法》第十六条的具体性质、立法背景和宗旨来看，该规定属于法律的效力性强制性规范。由于1993年《公司法》法律规范的缺失，导致在实践中公司控制股东和公司高管滥用公司资产对外违法担保的情形时有发生，使得公司、中小股东和债权人利益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与威胁。在此背景下，2005年《公司法》第十六条，在赋予公司对外担保权的前提下，对公司对外担保的程序做了强制性规范。上述强制性规范，旨在保障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时遵循严格的决定程序，而且也在警示债权人严格审查担保合同的签约程序，以防范担保无效的法律风险。有关公司担保的规范内容不仅拘束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控制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而且也拘束担保债权人，从而遏制公司的无序、恶意担保行为的发生。可见《公司法》第十六条属于效力性法律规范，对担保法律关系的所有当事人都具有约束力。（3）原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安建在2005年《公司法》修订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公司法》修改的主要内容涉及五个方面。其中，第四个方面为“健全了对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机制”。显然，着重保护中小股东权益，是新《公司法》的宗旨。需要说明的是，能够操控公司为其债务提供担保的都是公司的大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因此，如果《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将违反该规定的担保行为认定为有效的话，则必然会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和公司自身的利益。而这恰恰是与《公司法》的宗旨相违背的。从保护中小股东利益方面来看，《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也应当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3、案涉担保行为未经股东会决议，违反了《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因此，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之规定，案涉担保行为无效。4、由《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可知，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权力在于股东会。而栾绍梅在未得到股东会授权的前提下，出具担保，属于越权行为。对于该越权行为，上诉人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上诉人负有审查义务，这点将在下文予以阐述）。因此，按照《合同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栾绍梅的行为不能代表被上诉人，案涉担保行为当属无效。二、担保无效的后果应由上诉人及栾绍梅、孙永忠承担。1、按照《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合同无效的，有过错方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2、上诉人未履行审查义务。（1）《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属于强制性规定，担保法律关系的各方当事人及其利益相关者，均有义务予以遵守并约束自己的行为。即担保人应召开股东会并形成相应之决议；担保权人应审查相关担保行为是否通过股东会决议。因此，担保权人的相关审查义务，是《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强制性所赋予的。（2）上诉人依法负有审查之义务，即在被上诉人为栾绍梅、孙永忠夫妇的借款提供担保时，应对担保的合法性予以审查。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审查只是形式上的审查，即只要审查是否有相关的股东会决议即可，而不必审查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与程序合法性。显然，这样的审查，并不是苛求债权人，而是作为善意第三人为了保护交易的安全而应尽之义务。纵观本案，上诉人对于被上诉人提供担保是否经过股东会决议，未予任何审查。而上诉人应当知道没有股东会决议，案涉担保行为是无效的，且会损害被上诉人及其他股东的利益。但是，上诉人却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显然，上诉人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应当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3、上诉人不是善意第三人。《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对公司为股东进行担保之条件有着明确的规定，任何善意第三人在接受相关担保时，都不会忽略对股东会决议进行审查。而上诉人将大量金钱出借给栾绍梅、孙永忠夫妇，就应在接受被上诉人的担保时，审慎注意法律的规定，以避免相应之风险。由于上诉人无视相关法律规定，没有尽到应尽的审查义务，放任栾绍梅、孙永忠从事损害被上诉人及其他股东权益的行为，其当然不属于善意第三人。因此，上诉人认为其属于善意第三人，与事实不符。4、对于担保无效，被上诉人并无任何过错。栾绍梅擅自以被上诉人的名义为其私人债务提供担保，未经过股东会决议，其行为显系越权。而上诉人在栾绍梅、孙永忠未提供股东会决议的前提下，仍然接受担保，损害了被上诉人及其他股东的利益。显然，担保无效的责任完全在于上诉人和栾绍梅、孙永忠，被上诉人对此无任何责任。＼n被上诉人栾绍梅、孙永忠未提交答辩意见。＼n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n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红光阳公司是否应对栾绍梅、孙永忠向上诉人的借款承担担保责任。被上诉人红光阳公司在栾绍梅、孙永忠出具借条上的担保人处加盖公章，应视为其同意对栾绍梅、孙永忠的借款承担保证责任，因借条上并未约定保证方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的规定，红光阳公司应当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担保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本案中，借条并未约定保证期间，而借款期限约定为10天，即2012年11月22日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上诉人应当自该日期起六个月内要求红光阳公司承担保证责任，但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的时间为2013年8月6日，已超过保证期间，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红光阳公司的保证责任应予免除。上诉人要求红光阳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n驳回上诉，维持原判。＼n二审案件受理费8326元，由上诉人章海东负担。＼n本判决为终审判决。＼n审判长李飞＼n审判员李君贤＼n审判员李小丽＼n二〇一四年三月五日＼n书记员秦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