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浦民六(商)初字第18246号
原告熊广强，男，1954年5月16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原告朱庭花，女，1958年6月20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上列二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司宁，江苏共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负责人杨桦，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李方多，男。委托代理人杨国政，上海尚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南京文思海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法定代表人周颖，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张倩，女。委托代理人陈苏娜，江苏博事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文思海辉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法定代表人周颖，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张倩，女。委托代理人陈苏娜，江苏博事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熊广强、朱庭花与被告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永诚财险上海分公司)、南京文思海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南京文思海辉公司)、文思海辉技术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文思海辉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2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由审判员周士钧独任审理，于2015年12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熊广强及原告熊广强、朱庭花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司宁，被告永诚财险上海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杨国政、被告南京文思海辉公司、文思海辉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陈苏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熊广强、朱庭花诉称：两原告系熊立彧的父母。2010年4月1日，被告文思海辉公司与熊立彧签订劳动合同，期限自2010年至2013年4月1日，同时约定熊立彧按照公司规定自行选择公司提供的补充福利，个人交费部分亦是由公司代为在熊立彧的工资中扣除。2010年4月16日，被告文思海辉公司为被告南京文思海辉公司的内部员工(包括熊立彧)在被告永诚财险上海分公司处投保了团体险，包括团体意外险、团体住院医疗险、团体重大疾病险等险种，保险期间为一年，自2010年4月16日至2011年12月31日止。熊立彧应交的保险费由被告南京文思海辉公司从其工资中予以扣除。2010年6月4日，熊立彧在下班途中遭遇交通事故，被送往医院治疗，后一直处于持续昏迷状态，成为植物人。根据责任认定书，熊立彧不负事故责任。2011年11月30日被认定为XXX伤残，2012年3月南京市建邺区法院以(2012)建民特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宣告熊立彧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2012年8月8日，熊立彧身亡。被告南京文思海辉公司作为投保人一直未向原告告知熊立彧参保扣款之事，直到熊立彧身故后，原告在与被告南京文思海辉公司结算善后费用时才从其提供的工资单明细表中发现熊立彧参保扣款之事，经多次交涉，数月后原告才获得保险文本。两原告作为熊立彧的法定继承人于2013年元月第一时间向被告永诚财险上海分公司申请理赔，但是被告永诚财险上海分公司却至今未支付保险金，而且，被告永诚财险上海分公司在续保时未核实被保险人的健康状况，未能及时发现保险事故发生并及时理赔，有违保险法相关规定。故原告诉至法院要求：1、判令被告按保险合同约定赔付保险金人民币149,000元；2、判令被告永诚财险上海分公司赔偿原告因此受到的损失，即代理费10,000元、交通费454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庭审中，原告表示将被告南京文思海辉公司、文思海辉公司列为被告仅是因为其是投保人，不要求两被告承担责任，仅要求被告永诚财险上海分公司承担责任。被告永诚财险上海分公司辩称：原告人身保险合同纠纷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事故发生后，原告以工伤事故、侵权等原由向南京法院起诉，被告应诉，被告向法庭告知本案是合同纠纷，而不是劳动纠纷或侵权纠纷，但原告自行选择了侵权纠纷，经过雨花台人民法院做出(2014)雨民初字第54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原告诉请，原告后上诉至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判决书，驳回原告上诉，维持原判。原告现在又选择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来起诉，这违反了人身保险合同与侵权纠纷之间的竞合原则。关于本案原告自始至终是知情的，故丧失了诉讼时效，2013年4月12日原告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而事故发生于2010年6月，此后每次庭审，被告也阐明了诉讼时效的问题，原告从未否认，故希望驳回原告诉请。被告南京文思海辉公司、文思海辉公司共同辩称，原告构成了重复起诉，本次起诉与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处理的事情是同一事宜、同一理由，在原告诉讼请求增加之前，也是同一诉讼请求。本案是保险合同纠纷，两被告的诉讼主体不适格。两被告对保险拒赔不承担任何责任，原告要求其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在2013年11月27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本案的谈话笔录中，原告承认被保险人征询过他们同意购买保险合同，且事故发生后，两被告按时缴纳保险费用，并及时告知了相关事宜，故两被告不应当承担责任。经审理查明，2010年4月1日，被告南京文思海辉公司与原告之女熊立彧签订了《劳动合同》，约定劳动合同期限为2010年4月1日至2013年4月1日，同时约定熊立彧按照公司规定自行选择公司提供的补充福利，个人缴费部分亦由公司代为在熊立彧的工资中扣除。2010年4月16日，被告文思海辉公司与被告永诚财险上海分公司签订《员工福利保障计划保险协议》，为包括被告南京文思海辉公司在内的公司内部员工(包括熊立彧)投保了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团体住院医疗保险等险种，保险期间为2010年4月16日零时起至2011年4月15日二十四时止。其中，关于意外伤害保险(保险金额为100,000元),保险合同约定“若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并自事故发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造成附表一所附‘残疾程度与给付比例表’所列残疾程度之一者，保险公司按照该表所列比例乘以其保险金额给付意外残疾保险金。如治疗仍未结束的，按第一百八十日的身体情况进行残疾鉴定，并据此给付残疾保险金。”《残疾程度与给付比例表》第一级赔付比例为100%，其中第一级第八项为“中枢神经系统机能或胸、腹部脏器机能极度障碍，终身不能从事任何工作，为维持生命必要的日常生活活动，全需他人扶助的(注4)”，而“为维持生命必要的日常生活活动，全需他人扶助的”系指食物摄取、大小便始末、穿脱衣服、起居、步行、入浴等，皆不能自己为之，需要他人帮助。关于补充住院医疗保险金(保险金额为20,000元，符合当地社保规定合理住院医疗费用按照95%比例赔付)，保险合同对门诊急诊医疗、住院医疗保险的责任免除部分第27项约定：“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事故或者疾病所致的各项医疗费用，依照有关法律或者当地政府规定已经得到补偿，或已经从其他福利疾患、医疗保险计划或其他人第三方取得部分或全部补偿的，保险公司仅负责补偿剩余部分。”该处盖有投保人文思海辉公司的印章。合同到期后，被告文思海辉公司与被告永诚财险上海分公司续签了保险合同，保险期间自2011年4月16日至2011年12月31日，投保除与前一份保险合同相同的险种外，增加了住院津贴保险，即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事故或疾病经医院诊断必须住院治疗，自事故发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的每次合理住院天数，超过三天的，从第四天起，按照约定的意外伤害住院日额每天给付意外伤害住院津贴保险金。两份保险合同项下，熊立彧个人应缴的保险费由被告南京文思海辉公司在熊立彧的工资中予以扣除。2010年6月4日，熊立彧在下班途中遭遇交通事故，受伤后立即送往医院治疗，但是一直昏迷没有意识，呈植物人状态，直至2012年8月8日死亡。2010年8月25日，熊立彧的伤情经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为工伤。2011年11月30日，经南京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熊立彧致残程度为一级，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在(2012)建民特字第2号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委托南京脑科医院司法鉴定所鉴定，经鉴定被保险人熊立彧系植物状态，目前无民事行为能力。原告熊广强、朱庭花系被保险人熊立彧的法定继承人。2012年4月，原告熊广强、朱庭花起诉至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要求侵权人徐建及太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赔偿医疗费、交通费、死亡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就该纠纷，各方最终于2013年2月5日达成调解协议，由太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赔偿208,500元、徐建赔偿194,000元，并同意纠纷就此了结，再无争议。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据此出具(2012)雨民初字第1062号民事调解书。2013年1月6日，原告熊广强向被告永诚财险上海分公司申请理赔。2013年1月7日，被告永诚财险上海分公司收到申请材料，并于2013年2月5日向原告发出理赔说明书，要求其补充相关材料。2013年4月12日，被告永诚财险上海分公司作出拒赔决定，理由如下：首先该事故已经超出索赔时效；其次，事故发生后被告未接到通知，无法及时提供理赔服务及调查取证；最后，因为被保险人已经身故，无法对其伤残等级作出准确判断。之后，原告熊广强、朱庭花曾选择以侵权责任纠纷向被告南京文思海辉公司、文思海辉公司、永诚财险上海分公司提起诉讼，要求三被告连带支付其赔偿金14.90万元并承担诉讼费用，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雨民初字第54号民事判决，认为两原告的请求权基础不符合法律规定，三被告之间不构成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故驳回原告熊广强、朱庭花的诉讼请求。后原告熊广强、朱庭花提起上诉，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针对被告辩称，两原告表示，熊立彧是在征求原告同意后购买保险合同的，但原告只知道公司为熊立彧购买了商业险，对险种等并不清楚；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处于深度昏迷，亦无法告知原告购买保险的具体情况，故原告无法实际主张权益。直到2012年12月，公司将相关资料交给原告后，原告才知道涉案保险合同的存在。为此，原告提供了一份人事材料签收表。该表显示2012年12月24日，原告签收了2012年4月的员工福利保障计划保险协议、2011年3月的员工福利保障计划保险协议、2011年永诚保险发票两张等材料。对该证据，被告永诚财险上海分公司表示不清楚证据的真实性，须听取被告南京文思海辉公司、文思海辉公司的质证意见。被告南京文思海辉公司、文思海辉公司则表示需要庭后核实。本院要求被告南京文思海辉公司、文思海辉公司限期内提交书面质证意见，逾期不提供视为认可真实性。被告南京文思海辉公司、文思海辉公司未在限期内提交书面质证意见。以上事故，由原告提供的户口本、劳动合同、保险协议(两份)、工资明细清单、保险专用发票、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工伤认定书及劳动能力鉴定结论、(2010)建民特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死亡证明书、理赔申请书、情况说明、理赔说明书、2012年12月24日人事材料签收表、(2012)雨民初字第1062号民事调解书、医疗费发票，被告永诚财险上海分公司提供的(2014)雨民初字第54号民事判决书、(2015)宁民中字第3091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南京文思海辉公司、文思海辉公司提供的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谈话笔录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原告已经明确不要求被告南京文思海辉公司、文思海辉公司承担责任，故本案对原告关于被告文思海辉公司、南京文思海辉公司的诉讼请求不再处理。而被保险人熊立彧与被告永诚财险上海分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关系受法律保护，两原告系被保险人熊立彧身故后的法定受益人，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现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有三：一、两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被告永诚财险上海分公司认为，原告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事故发生后原告自行选择了侵权纠纷，南京法院已经驳回原告诉请。现原告又选择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来起诉，违反了人身保险合同与侵权纠纷之间的竞合原则。本院认为，前一诉讼，原告系以侵权为由向三被告提起诉讼，要求三被告承担连带责任。而本案中，原告实际上仅是要求被告永诚财险上海分公司承担合同责任，故不构成重复起诉。此外，对两原告而言，被告永诚财险上海分公司系合同相对人而非侵权人，故前一诉讼中原告要求其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是原告对法律关系的认知错误，本案不存在请求权竞合的情况。而原告提起本案的诉讼未加重被告的民事责任，亦不因本案的诉讼获得额外的赔偿，故原告提起本案的诉讼，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本院对被告的抗辩，不予采信。二、两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被告永诚财险上海分公司认为，事故发生于2010年6月，2013年4月12日原告才向被告申请理赔，原告自始至终对本案是知情的，故丧失了诉讼时效。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人寿保险以外的其他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向保险人请求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而保险事故系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即保险事故的认定以保险合同的存在为前提。结合本案，两原告只有在知晓被保险人在被告永诚财险上海分公司处投保的事实后，才可能在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陷入昏迷后向被告行使索赔的权利。被告永诚财险上海分公司提出被保险人是经原告同意购买商业保险，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告清楚知道被保险人与被告永诚财险上海分公司的保险合同关系，而原告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其在2012年12月24日才从被告南京文思海辉公司处取得涉案保险合同，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的并不知晓被保险人在被告处投保的事实予以确认。两原告直至2012年12月24日始知道在被告永诚财险上海分公司投保的保险事实，后按照保险条款约定于2013年1月6日向被告永诚财险上海分公司索赔，故两原告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被告应当依照合同约定予以赔付。三、被告永诚财险上海分公司应承担的保险责任如何确定。被告永诚财险上海分公司认为原告没有及时通知保险事故，导致其无法及时调查取证，且被保险人已经身故，所以无法对伤残等级作出准确的判断。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故结合本案，即使投保人或受益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只要被保险人的伤情程度可以确定，保险人仍应承担保险责任。现被保险人的伤情经南京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南京脑科医院司法鉴定所的鉴定，已经确认处于植物状态，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与保险合同所附的《残疾程度与给付比例表》第XXX伤残“中枢神经系统机能或胸、腹部脏器机能极度障碍，终身不能从事任何工作，为维持生命必要的日常生活活动，全需他人扶助的”情况相符，故原告要求被告依照100%偿付比例给付意外伤残保险金100,000元，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医疗保险金，(2012)雨民初字第1062号一案中原告已主张了医疗费用，后各方达成调解协议，故本院认为医疗费已经由侵权人徐建及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补偿，而保险合同已经明确为费用补偿性医疗保险，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住院津贴保险金，系被告文思海辉公司在2011年5月续签的保险合同中才为被保险人投保的险种，被保险人发生意外事故的时间为2010年6月4日，其自事故发生之日起一百八十日不在该份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内，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律师费、交通费，不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赔付范围，被告永诚财险上海分公司无须赔付。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付原告熊广强、朱庭花保险金100,000元；二、驳回原告熊广强、朱庭花的其余诉讼请求。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80元，减半收取计1640元，由原告熊广强、朱庭花负担612元，由被告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负担102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周士钧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赵 燕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本法所称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第二十三条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情形复杂的，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核定，但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保险人应当将核定结果通知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达成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协议后十日内，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保险合同对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期限有约定的，保险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保险人未及时履行前款规定义务的，除支付保险金外，应当赔偿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因此受到的损失。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保险人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义务，也不得限制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取得保险金的权利。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