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4民终312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史杏芬，女，汉族，1951年1月生，住常州市天宁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正涛，男，汉族，1970年2月生，住常州市天宁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单兴法，男，汉族，1949年12月生，住常州市天宁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常州市红梅公园管理处，住所地常州市天宁区罗汉路。
法定代表人：张建刚，管理处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奇伟，江苏圣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晋庥，江苏圣圆律师事务所律师。
关于上诉人史杏芬因与被上诉人常州市红梅公园管理处（以下简称红梅公园）人事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2017）苏0402民初12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史杏芬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撤销红梅公园对史杏芬作出的除名决定，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红梅公园承担。事实及理由：史杏芬从未收到除名的书面决定书，多次到市档案馆查档也未查到，起诉园林局和红梅公园，是想通过诉讼让红梅公园提供证据，但红梅公园始终没有提供对其极为有利的证据，说明红梅公园没有对史杏芬作出过除名的书面决定，“应当书面通知本人”的送达程序也就无从谈起了。
史杏芬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撤销对史杏芬的除名决定。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史杏芬于1979年6月由原常州市园林绿化管理处（以下简称“园林管理处”，后更名为常州市园林绿化管理局”）统一分配，安排至红梅公园工作。1985年12月31日，原常州市园林绿化管理处向红梅公园作出“关于对史杏芬所犯错误处分报告的批复”，该批复载明“你园送来关于对史杏芬所犯错误处分的报告收悉。经查，史因犯生活作风方面的错误，引起夫妇感情不和，被夫殴打，连续旷工半年之久。本应除名处理，本人愿意痛改前非。经研究，根据国务院颁发的《职工奖惩条例》第十一条第一款和第十二条规定。同意你单位意见，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特此批复”。1987年2月16日，园林管理处向红梅公园作出“关于对史杏芬连续旷工除名处分报告的批复”，该批复载明“你园对史杏芬连续旷工的处分报告收悉。史杏芬，女，三十七岁，初中文化，一九七九年六月参加园林工作，旷工前系红梅公园园景队绿化工，家住常州市××大街××号。史杏芬曾在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因生活作风方面的错误，引起家庭矛盾，旷工达半年之久，受到行政记大过处分。竟又于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五日起，连续旷工至今，达五个月之久。已在群众中造成严重影响。根据国务院发布的《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第十二、十八条规定，经研究决定给史杏芬除名，此复”。2016年10月8日，史杏芬向常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仲裁委）提起对常州市园林绿化管理局的劳动仲裁，该仲裁委于同日向史杏芬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后史杏芬不服,于2016年11月7日向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起诉，该院于2017年2月7日出具（2016）苏0411民初6266号民事裁定，该裁定认为对史杏芬作出除名处分时的红梅公园在人员和经营管理上具有其相对独立性，且现在的红梅公园亦具有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据此裁定驳回史杏芬的起诉。2017年2月21日，史杏芬向仲裁委提起对红梅公园的劳动仲裁，该仲裁委于同日向史杏芬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后史杏芬不服遂提起本案诉讼。
一审中，红梅公园提供其出具的落款日期为2008年10月16日证明一份，内容为“史杏芬于1987年2月被单位除名。无劳保，无生活来源。现年老多病，生活极其困难。希望有关部门酌情考虑，帮其办理低保手续。”证明史杏芬在2008年10月要求红梅公园出具证明以帮助其办理低保手续，为此红梅公园出具了相应证明给史杏芬。史杏芬经质证后认为，该证明和除名决定无关，不能证明什么，史杏芬没有收到过该证明。
一审中，史杏芬陈述，1996年1月5日，其在离婚之后就去找过红梅公园，红梅公园领导告知没有史杏芬的位子了，史杏芬不是这里的人了，10年前左右是红梅公园席主任带着史杏芬去办理低保的。当时请假时，史杏芬只说其要走了，要停职一个时期，没有明确具体的时间。史杏芬未向红梅公园办其他的交接手续，也未谈及待遇和职位保留的问题，只是说过一段时间再说。史杏芬请假走时没有给红梅公园或家里留联系方式，因为怕前夫找到史杏芬，史杏芬离婚后经常回常州。
原审法院认为：人事争议案件的处理，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办理；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没有明确规定的，可以参照与法律、法规不相抵触的部门规章、国家有关人事政策、地方政府规章及人事管理规范性文件处理。本案中，首先，史杏芬主张因红梅公园未向其送达除名决定故无效，但史杏芬离开时并未向红梅公园及其家人留联系方式，由于时间久远，红梅公园未能举证向史杏芬送达证据，但即使存在未送达情形，过错亦不在红梅公园。第二、史杏芬长时间离开红梅公园并另寻工作，红梅公园亦长期未向史杏芬发放工资，亦未再安排史杏芬工作，故双方人事关系事实上已处于解除状态。第三、史杏芬陈述“其在1996年1月5日离婚之后就去找过红梅公园，红梅花园领导告知没有史杏芬的位子了，红梅公园领导告诉史杏芬不是这里的人了。”此时，红梅公园已向史杏芬表示已开除史杏芬，之后长达多年史杏芬并未就此提起仲裁或诉讼。史杏芬陈述“10年前左右是红梅公园席主任带着史杏芬去办理低保的。”亦可印证红梅公园陈述的向史杏芬出具证明的陈述。故史杏芬至少在1996年明知被开除的事实，史杏芬的请求亦超过诉讼时效。第四、《企业职工奖惩条例》（国发[1982]59号，1982年4月10日国务院发布，2008年1月15日废止）第十八条规定，职工无正当理由经常旷工，经批评教育无效，连续旷工时间超过十五天，或者一年以内累计旷工时间超过三十天的，企业有权予以除名。故红梅公园按照此规定可以对史杏芬作出除名决定，且红梅公园亦按照相关程序向上级主管部门进行报告。据此判决：驳回史杏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史杏芬负担。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中，红梅公园向本院提供了证明人为董兰珍、焦金坤于1987年2月23日出具的《证明》复印件以及红梅公园于1985年、1986年两次与史杏芬谈话形成的谈话笔录复印件各1份，董兰珍、焦金坤在《证明》中陈述了其二人将史杏芬连续旷工除名处分的报告交给史杏芬母亲的经过情况。史杏芬质证认为谈话笔录能够证明其当年受到家暴的事实，《证明》反映的情况有违文书的行文常识。
本院认为，史杏芬在本案中，提起要求撤销红梅公园对其作出的除名决定，从本案现有证据材料来看，能够反映决定对史杏芬除名处分的文件，为常州市园林绿化管理局下发给红梅公园的批复，该批复从行文对象及内容来看，系上级主管部门对下级单位提出报告的一种答复，该批复是否可以视为红梅公园对史杏芬除名处分的书面决定，审理中红梅公园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但根据国务院1982年实施的《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第十三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关于“企业对职工给予开除处分，须经厂长（经理）提出，由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讨论决定，并报企业主管部门和企业所在地的劳动或者人事部门备案。职工被除名，企业应当书面通知本人，并且记入本入档案。在批准职工的处分以后，如果受处分者不服，可以在公布处分以后十日内，向上级领导机关提出书面申诉”的规定，企业决定对职工给予开除处分，应当作出书面决定并通知本人，本案中，红梅公园在收到上级主管部门的批复后，是否作出给予史杏芬除名处分的书面决定，该事实无证据证明，故史杏芬要求撤销红梅公园对其作出的除名决定与法不符。
综上，对史杏芬要求撤销除名决定的上诉请求予以驳回；一审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史杏芬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银芬
审判员 顾 洋
审判员 沈超彦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书记员 石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