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昌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8）藏03刑初4号
公诉机关西藏自治区昌都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登巴次仁，男，1982年2月3日出生，西藏自治区昌都市人，藏族，大专，原昌都市卡若区国家税务局副局长，中共党员，现无业，住所地昌都市。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7年12月5日被刑事拘留，12月5日至12月7日期间羁押于重庆市渝北区看守所，12月9日被送至昌都市看守所羁押，12月1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昌都市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郝军玲。
西藏自治区昌都市人民检察院以昌检公刑诉〔2018〕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登巴次仁犯诈骗罪，于2018年5月22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7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西藏自治区昌都市人民检察院指派副检察长王秀芬、检察员张荣君、检察官助理拉措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登巴次仁及其辩护人郝军玲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西藏自治区昌都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2013年4月，被告人登巴次仁从西藏自治区八宿县国家税务局调至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卡若区国家税务局任副局长。随着身份的转换以及接触人员类型的增多，登巴次仁各项花销大增，为此通过高额利息向他人借钱维持开支，前后陆续借款几十万元，致使依靠自身的工资已无力偿还。2014年8月，登巴次仁找来一些惠民政策文件给被害人期某看，并告诉期某短期投资会返还本金和60%的利息。期某相信了登巴次仁的话，拿给登巴次仁60万元现金。登巴次仁将60万元钱款大部分用于偿还债务，除去在成都休假期间必要的生活开支，剩余钱款几乎都被用来购买彩票。
2015年8月，被告人登巴次仁与期某约定的”返利”时间将至，为圆谎便采用欺骗期某相同的手法，取得被害人杨某、高某的信任，让二人投资。杨某于2015年8月4日向登巴次仁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存入150万元。登巴次仁为消除杨某顾虑，将杨某存入自己银行账户内的150万元，当面通过昌都市卡若区国家税务局的”POS”机转存至卡若区国家税务局银行账户内，杨某更加相信登巴次仁的说法。后登巴次仁将骗取杨某钱款当中的94.2万元，通过转账归还给期某。高某于2015年8月13日将100万元存入登巴次仁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内，登巴次仁将这些钱款用于购买彩票等消费。
2015年底，与杨某、高某约定的”返利”期限将至，被告人登巴次仁为了防止事情败露，一方面考虑如何找钱归还杨某、高某，一方面想着筹钱继续购买彩票，妄图以中大奖的方式，一次性解决债务问题。于是登巴次仁找到经营宾馆生意的被害人石某，对其谎称税务局针对小型微利企业和工商扶持户有返利优惠政策，且自行编制了《卡若区2016年小型微利及个体工商户扶持项目落实方案》的假文件，将此文件的部分照片和一些自己编造的”群英姐”、”财政局小刘”的微信聊天记录图片发给石某。登巴次仁向石某介绍称钱款交至税务局可赚取利润。石某看了登巴次仁发给自己的有关内容，加之登巴次仁系卡若区国家税务局副局长，石某最终相信了登巴次仁，通过妻子许某的银行账户分两次向登巴次仁中国建设银行账户汇入350万元。其间，登巴次仁还以”返利”需要”手续费”为由，向石某索取现金13.4万元。登巴次仁携带着骗取来的钱款在成都用于购买彩票。
后被告人登巴次仁采取欺骗石某相同的手段，于2016年骗取被害人向某、洛某、郑某的信任，致使向某于2016年1月至5月期间，通过三次银行转账，存入登巴次仁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共计670万元；洛某于2016年2月23日通过银行转账存入登巴次仁中国建设银行账户250万元；郑某于2016年4月5日、4月6日，通过妻子熊益的银行账户分两次转账存入登巴次仁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共计300万元。另外，2016年6月，登巴次仁还约向某在昌都市”贵宾楼”宾馆门口见面，以”返利”需要”手续费”为由向向某索取现金13.7万元。登巴次仁将骗取三人的钱款转入在成都办理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之内，供其偿还债务、购买彩票、消费等，其中，骗取向某钱款当中的206万元用于归还杨某。
被告人登巴次仁于2014年至2016年期间，采取编造国家税务机关针对小型微利企业有优惠返利政策的谎言以及制作假的税务机关文件，骗取期某60万元、杨某150万元、高某100万元、石某363.4万元、向某683.7万元、洛某250万元、郑某300万元，合计1907.1万元。其中，94.2万用于偿还期某，206万元用于偿还杨某，约921万元用于向卿某、黄某等9人购买彩票，约319万元用于偿还期某、李某、尼某等25人的借款，约98万元转账给米某等亲属、委托其代为偿还欠债，80余万元向熊某、益某购买汽车，约50万元购买房产，投资酒吧、会所约90万元，消费约80万元。
2016年7月，向某告知登巴次仁父母、妻子，自己被被告人登巴次仁骗取财物。登巴次仁亲属经与向某商议，将157平方米的房产、一辆”奥迪”二手越野车折价110万元、并另筹20万元现金、共计130万元赔偿给向某。登巴次仁亲属还代登巴次仁归还洛某被骗的250万元。
公诉机关为证明上述犯罪事实提交了物证，证人证言，勘验、检查、辨认、搜查笔录，视听资料，被害人陈述，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等证据。据此，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登巴次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编造谎言、隐瞒事实真相的手段骗取期某、杨某、向某等七人财物1907.1万元，虽然登巴次仁用骗取的钱款归还期某、杨某以及其亲属代为返还向某共计590万元，但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且数额特别巨大，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登巴次仁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未提出异议，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其辩护人提出：登巴次仁虽然采取了欺骗手段，但所得钱款用于偿还被害人的投资和返利，或用于购买彩票，希望通过中得巨额奖金偿还被害人的投资、返利以及其他债务，登巴次仁没有占为己有，其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案发后，登巴次仁无力偿还被害人钱款，不能推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登巴次仁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公诉机关指控其构成诈骗罪不能成立。登巴次仁能够坦白自己的罪行，认罪、悔罪态度较好，积极赔偿被害人向某、洛某的损失，取得向某的谅解，且患有右耳感音神经性耳聋，可以对其从宽处罚。
被告人登巴次仁的辩护人向法庭提交了以下证据：
1、被害人向某的谅解书：向某对被告人登巴次仁的行为表示谅解，希望人民法院从宽判处。
2、成都仁品耳鼻喉专科医院出院证明书：被告人登巴次仁患有右耳感音神经性耳聋。
经审理查明：
2013年4月至2017年6月期间，被告人登巴次仁任昌都市卡若区国家税务局副局长。
2014年8月，被告人登巴次仁对经营一家酒吧的被害人期某谎称，针对小型企业，税务机关出台有投资返利扶持政策，投资期限届满可获高额回报，并向期某出示了自己编造的政策文件。期某信以为真，遂交给登巴次仁60万元现金。
2015年8月，被告人登巴次仁与期某约定的”返利”时间将至，登巴次仁又对被害人杨某谎称，税务机关对小型企业有投资返利的优惠政策，并向其出示了自己编造的盖有红色印章的红头政策文件。杨某相信确有投资返利的优惠政策，遂于2015年8月4日通过中国银行向登巴次仁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转账存入150万元。其中94.2万元，登巴次仁于2015年8月5日用于返还期某。杨某转账后，登巴次仁在昌都市卡若区国家税务局办公场所交给杨某三张”POS”机转账凭证，称已通过卡若区国家税务局办公用的”POS”机将150万元转入税务局账户。2016年四五月，经杨某多次催促，登巴次仁于2016年5月26日返还杨某206.71万元。
同在2015年8月，被告人登巴次仁对在昌都市卡若区国家税务局办理业务的被害人高某谎称，税务机关有投资返利的优惠政策，投资一定数额的资金，一年之后可返还高额回报，并让高某看了保存在电脑中其编造的盖有印章的政策文件。高某相信了登巴次仁的说辞，于2015年8月13日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登巴次仁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转账存入100万元。
2015年六七月份，被告人登巴次仁多次电话联系被害人石某，谎称税务机关有帮扶小型企业的优惠政策，并在二人见面时向石某出示了其编造的政策文件。石某遂让妻子许某于2015年11月26日、12月24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登巴次仁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分别转账存入200万元、150万元，共计350万元。而后，登巴次仁又以”返利”需要”手续费”为由，向石某索取现金13.4万元。
2015年底，被告人登巴次仁对被害人向某谎称，税务机关出台一项扶持农牧民施工队的优惠政策，投资可获高额回报，向某父亲的农牧民施工队可享受该项政策，并将自己编造的政策红头文件照片通过手机发送给向某。向某相信存在该项政策，遂于2016年1月4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向登巴次仁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分别转账存入225万元、25万元。未过多久，登巴次仁告知向某可追加投资，向某便于2016年1月15日、5月25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向登巴次仁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分别转账存入160万元、260万元，其中260万元当中的206.71万元用于返还杨某。2016年7月26日，登巴次仁以领取扶持资金需要交纳”手续费”为由，向向某索取现金13.7万元。
2016年一二月份，被告人登巴次仁对被害人洛某谎称，税务机关有一项政策，将资金存在税务机关账户当中，一年后可返利60%。洛某相信了登巴次仁投资返利的说辞，于2016年2月23日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登巴次仁的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转账存入250万元。
2016年3月底，被告人登巴次仁在四川省成都市对在昌都市经营超市的被害人郑某谎称，国家对西藏小型微利企业、个体工商户有扶持政策，投资可获高额回报，并通过手机”微信”向郑某发送一幅自己编造的标题为《卡若区2016年小型微利及个体工商户扶持项目落实方案》的文件照片。二人在谈话中，登巴次仁还向郑某出示了其编造的负责该项目的”税务局群英姐”、”财政局小刘”的”微信”聊天记录。郑某信后让妻子熊某于2016年4月5日、4月6日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登巴次仁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分别转账存入200万元、100万元，共计300万元。
被告人登巴次仁骗取七名被害人钱款共计1907.1万元。除94.2万元用于返还期某、206.71万元用于返还杨某之外，剩余钱款用于购买彩票、偿还借款、投资消费等。
2017年11月9日，向某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于同年12月5日在重庆市沙坪坝大学城将被告人登巴次仁抓获。登巴次仁归案后，除如实供述了骗取向某钱款的事实，还如实供述了公安机关尚未掌握的其骗取期某、洛某、杨某、高某、郑某、石某六人钱款的事实。案发前，登巴次仁亲属得知登巴次仁骗取向某等人钱款之后，将157平方米的房屋折价110万元、一辆”奥迪”越野车折价20万元以及另筹20万元资金，共计150万元赔偿给向某，并代登巴次仁返还洛某250万元。向某对登巴次仁的行为表示谅解。
上述事实，有控辩双方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受案登记表、抓捕经过、情况说明：2017年11月9日，向某报案称，昌都市卡若区国家税务局副局长登巴次仁于2015年12月通过电话对其说，国家税务局针对农牧民施工队出台一项扶持优惠政策。于是向某向登巴次仁先后汇款670万元，后登巴次仁失去联系。公安机关经摸排走访，于2017年12月5日在重庆市沙坪坝大学城将登巴次仁抓获。登巴次仁归案后除如实供述了骗取向某钱款的事实，还如实供述了公安机关尚未掌握的其骗取期某、洛某、杨某、高某、郑某、石某六人钱款的事实。
2、搜查笔录，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物证手机一部、银行卡四张等物：2017年12月6日，侦查人员对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景阳路35号繁华里小区3幢1203室的被告人登巴次仁住所进行了搜查，扣押米色”华为”手机一部，卡号为×××的中国建设银行卡一张及其他银行卡三张等物品。
3、昌都市卡若区国家税务局关于协查的复函、干部任免审批表：被告人登巴次仁于2013年4月任昌都市卡若区国家税务局副局长，负责办税服务大厅工作；2015年10月1日因病请假，再未安排工作；2017年3月12日提出辞职，同年6月30日被批准辞去公职。
4、被害人期某的陈述：2014年8月，登巴次仁对经营一家酒吧的期某称，针对微型企业，税务局出台有投资返利扶持政策，投资到期后不仅可归还本金，还会支付60%的利息。登巴次仁当时在其办公室向期某出示了有关政策文件，但并未将文件留给期某，还要求期某不准向他人说及此事。期某称，登巴次仁时任昌都市卡若区国家税务局副局长并持有关政策文件，遂相信了登巴次仁的说辞，后交给登巴次仁60万元现金。2015年8月，登巴次仁返还期某90多万元。
另陈述：2015年8月20日，登巴次仁以投资酒吧、咖啡厅为由向期某借款180万元，2016年偿还60万元。
中国农业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清单：2015年8月5日，被告人登巴次仁通过银行转账返还期某94.2万元。
5、被害人杨某的陈述：杨某系某公司昌都分公司负责人，公司主要经营城市绿化和城建工程，公司交纳税款均由杨某办理。在交纳税款过程中，杨某结识了时任卡若区国家税务局副局长的登巴次仁。一次在税务局办理业务时，登巴次仁悄悄对杨某说：”现在国家税务局内部有个好政策，对微小型企业有投资返利的优惠政策，返利大概在60%。”登巴次仁还称，杨某公司一年上交许多税款，不如把钱交给登巴次仁，税款可在当中抵扣。登巴次仁叮嘱杨某此项政策要保密，不得向他人提及。大概半月后，登巴次仁将杨某叫至办公室，向其出示了税务局、财政局联合下发的盖有红色印章的红头政策文件，但未让杨某拍照复印。杨某相信确有投资返利的优惠政策，遂于2015年8月4日通过中国银行向登巴次仁银行账户转账150万元。转账后，登巴次仁在税务局交给杨某三张”POS”机转账凭证，称已通过卡若区国家税务局办公用的”POS”机将150万元转至税务局账户。2016年四五月，经多次电话催促，登巴次仁向杨某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转账200多万元。
杨某提供的中国银行转账汇款凭证，中国农业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清单：2015年8月4日，杨某通过中国银行向被告人登巴次仁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转账存入150万元。
杨某提供的3张中国农业银行持卡人存根（”POS”机存根），中国农业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清单：2015年8月4日，被告人登巴次仁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在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国家税务局分别消费50万元、80万元、20万元，共计150万元。
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明细信息：2016年5月26日，被告人登巴次仁通过银行转账返还杨某206.71万元。
6、被害人高某的陈述：高某系某公司法定代表人。2015年8月，高某在税务局办理业务，时任卡若区国家税务局副局长的登巴次仁对其说：”现在我们税务局有个好政策，你投资一定数额的钱，一年之后我们税务局会给你返40%的利润。整个昌都市只有4个名额，你和我爸爸是那么多年的朋友，我为这个事情找你好多天了。”登巴次仁说后，又让高某看其电脑中的文件。高某不识字，见文件末尾盖有印章，便答应投资。三天后，登巴次仁通过电话将高某叫至税务局，并拿出一沓资料让其签字。签字完毕，登巴次仁对高某说：”剩下的事情我找领导办就行了，你等我给你打电话就可以了。”约一星期后，登巴次仁通过电话称，手续办妥，要求高某汇款。高某遂向登巴次仁银行账户汇款100万元。2016年初，高某知道被骗，因与登巴次仁父亲王某1是朋友，故未报案。
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账户明细信息、转账凭条：2015年8月13日，高某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被告人登巴次仁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转账存入100万元。
7、被害人石某的陈述：石某系某公司法定代表人。2015年六七月份，时任卡若区国家税务局副局长登巴次仁在成都多次电话联系石某称国家税务局有帮扶小型企业的政策，并在二人见面时拿出有关文件让石某看。2015年11月26日，石某妻子许某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登巴次仁汇款200万元。之后，登巴次仁又称拉萨总局要求企业追加资金，石某妻子许某遂又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登巴次仁汇款150万元。2015年12月24日，登巴次仁向石某索要13.4万元手续费。
石某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2015年11月26日、12月24日，许某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被告人登巴次仁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分别转账存入200万元、150万元。
8、被害人向某的陈述、报案报告、辨认笔录：2015年底，昌都市卡若区国家税务局副局长登巴次仁通过电话对向某说：国家税务局近年高度重视农牧民施工队的发展，为鼓励农牧民施工队为昌都经济添砖加瓦，国家税务局出台了一项扶持农牧民施工队的优惠政策，上交100万元，可取得上交金额85%的回报；该政策仅在拉萨、昌都实施；向某父亲的施工队可享受该政策。后又将该政策的红头文件照片通过手机”微信”发送给向某，并要求向某不要向他人提及此事。向某相信存在该项好政策，遂于2016年1月4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分别向登巴次仁中国建设银行账户汇款225万元、25万元。汇款当天，登巴次仁将向某叫至办公室，向其出示了红头文件的原件。未过多久，登巴次仁告知向某可追加投资，向某便于2016年1月15日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登巴次仁中国建设银行账户汇款160万元。2016年5月25日前几天，登巴次仁再让向某汇款，并称回报只有投资的65%，且回报资金将于近期下发，听后向某遂于5月25日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又向登巴次仁中国建设银行账户汇款260万元。该次汇款后三四天，登巴次仁持一方为卡若区国家税务局、另一方为向某父亲农牧民施工队、并盖有卡若区国家税务局印章的合同，让向某加盖农牧民施工队印章，并签字、捺印。签订的合同，登巴次仁未让向某留存。
2016年7月26日，登巴次仁通过电话通知向某称，扶持资金将于7月29日下发，让向某准备13.7万元手续费。向某于通话当日将13.7万元交给登巴次仁。7月29日，向某给登巴次仁打电话，其电话已是关机状态。情急之下，向某找到登巴次仁妻子米某，说出事情原委。米某称，登巴次仁已多日没有回家，其留在家中一封信，信中内容说其以单位名义骗了许多钱，没有办法归还。听后，向某准备报警，登巴次仁家人称愿意想办法赔偿向某被骗钱财。未过多久，登巴次仁家人将启齿花园一套面积157平方米的房子和一辆”奥迪Q7”机动车作为赔偿交付给向某，另赔偿其20万元。2017年9月，向某得知登巴次仁不知所踪，随后便报了案。
被告人向某提供的中国农业银行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个人跨行汇款申请书、中国建设银行转账凭条，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账户明细：2016年1月4日、1月15日，向某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被告人登巴次仁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分别转账存入225万元、160万元；2016年1月4日，通过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向登巴次仁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转账存入25万元；2016年5月25日，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登巴次仁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转账存入260万元。以上共计670万元。
房屋抵债协议：米某将位于昌都市卡若区启齿花园、建筑面积157平方米的房屋折价110万元，”奥迪”越野车折价20万元，共计130万元用于偿还向某债务。
9、被害人洛某的陈述：洛松泽仁系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常去税务局办税大厅办理业务，遂与时任卡若区国家税务局副局长登巴次仁相识。2016年一二月份，登巴次仁通过电话对洛某说，税务局有一项政策，将钱存在税务局”对保账户”中，一年后可返利60%，并称”水磨沟农家乐”那家人也曾投资，可去询问。经询问，”水磨沟农家乐”那家人称曾投资10万元，并已收回成本和利润，洛某便相信了登巴次仁投资返利的说辞。登巴次仁还将有关投资返利的”微信”聊天截图向洛某出示，洛某更加确信登巴次仁的说辞，便向登巴次仁账户汇款250万元。2017年初，洛某寻找登巴次仁还钱未果，遂多次找到登巴次仁妻子米某，米某便向其归还了250万元。
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账户明细信息：2016年2月23日，洛某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被告人登巴次仁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转账存入250万元。
10、被害人郑某的陈述、辨认笔录：郑某在昌都市经营一家超市。2016年3月底，时任卡若区国家税务局副局长登巴次仁约郑某在成都市外双楠龙腾路一茶楼内面谈称，国家对西藏小型微利企业、个体工商户有扶持项目，投资可返利35%，昌都金川宾馆的”石总”已投资300万元。登巴次仁通过”微信”向郑某发送一幅标题为《卡若区2016年小型微利及个体工商户扶持项目落实方案》的文件照片。谈话中，登巴次仁向郑某出示了其与负责该项目的”税务局群英姐”、”财政局小刘”的”微信”聊天记录，还与”小刘”通过电话交谈，电话中提及2016年该项目返利为40%。”小刘”还向登巴次仁手机发送信息称，投资可于2016年10底拿回。2016年4月5日，郑某妻子熊益向登巴次仁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转账200万元。次日，登巴次仁要求郑某增加投资，郑某妻子熊某遂又向登巴次仁中国建设银行账户转账100万元。2016年5月，登巴次仁通过”微信”告知郑某投资已通过审核，并向郑某发送了审核通过的图片，让郑某等待其返回昌都签订保密协议。2016年6月，因登巴次仁一直未与郑某签订保密协议，郑某怀疑被骗，经与税务机关核实方知不存在投资返利项目。
提取笔录、提取照片复印件：2018年1月17日，侦查人员自郑某所持手机内提取《卡若区2016年小型微利及个体工商户扶持项目落实方案》等文件照片2张。
中国建设银行个人账户明细信息、郑某提交的转账凭条：2016年4月5日、4月6日，熊某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被告人登巴次仁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分别转账存入200万元、100万元。
11、昌都市卡若区国家税务局、卡若区财政局的情况说明：卡若区国家税务局没有名叫”群英”的工作人员，卡若区财政局无刘姓工作人员。
12、昌都市公安局关于调取农牧民优惠政策的函、昌都市卡若区国家税务局关于协查的复函：税务机关未出台有关农牧民投资税务机关可高额返利的优惠政策；2015年至2016年期间，昌都市卡若区国家税务局从未制定《卡若区××年小型微利及个体工商户扶持项目落实方案》的文件。
13、证人米某的证言：其与登巴次仁系夫妻关系。2016年7月29日，向某通过电话告诉米某，登巴次仁对向某称税务局有项关于农牧民施工队优惠扶持政策，听后向某向登巴次仁转账近700万元。米某通过登巴次仁弟弟王某2得知，登巴次仁让人捎给家人一封信，信中称其被人骗钱，已前往内地寻找骗子，信中也提到向向某借款近700万元。2016年8月，米某与登巴次仁父亲王某1在成都市找到登巴次仁，将其带回昌都。向某称通过税务局了解，税务局并无针对农牧民施工队的优惠政策，要求登巴次仁家人还钱，否则报警。登巴次仁家人遂将启齿花园一套面积157平方米的房子和一辆”奥迪Q7”机动车作为赔偿交给向某，王某2还代为赔偿向某20万元。
14、证人王某2（被告人登巴次仁的弟弟）的证言：2016年7月，登巴次仁离开昌都，并托人捎给父母、米某信件，信中称其欠了许多债务，也是被骗，已前往内地寻找骗子，信中提到其欠向某近700万元。经打听得知，登巴次仁去了成都。向某多次向登巴次仁索要欠款，登巴次仁便商定将启齿花园一套面积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和一辆”奥迪Q7”机动车赔偿给向某，并过了户。2016年8月，登巴次仁父母和米某将登巴次仁从成都带回昌都。其间，王某2向向某归还20万元。
15、证人王某1、卫某（被告人登巴次仁的父母）的证言：2016年七八月，米某称登巴次仁不知所踪，王某2带回登巴次仁托人捎的几封信，信中称其在昌都欠了许多债务，包括向某的近700万元。2016年8月，王某1、卫某和米某在成都找到登巴次仁，并带回昌都。向某等人曾多次向王某1、卫某二人索要欠款，二人商量把登巴次仁夫妻的一套面积一百五十多平方米的房子和一辆二手”奥迪Q7”机动车赔偿给向某，还通过亲戚筹集20万元，通过王某2交给了向某。
16、证人邱某的证言、辨认笔录：邱某系四川省成都市肖家河福利彩票店业主。自2015年底，登巴次仁常至店中购买彩票，每次花费少则几百元，多则上万元。
17、被告人登巴次仁的供述、辨认笔录：自2009年始，为了投资餐饮和应对生活消费，登巴次仁以高额利息向多人借款。2014年，为了归还借款和支付借款利息，登巴次仁编造税务局优惠扶持政策，对期某称投资税务局，半年后可返利50%。期某遂拿给登巴次仁60万元现金，双方约定返利30万元。登巴次仁将该笔钱款用于还债、消费和购买彩票。2015年8月返利期满，登巴次仁无力还款，便又以同样方式对杨某称，税务局有投资返利政策，投资100万元，可返利40万元，并让其看了一些自己编造的税收返利政策文件。杨某相信了登巴次仁的话，遂向登巴次仁银行账户存入150万元。登巴次仁将其中”不到一百万元”归还期某，剩余钱款用于购买彩票。2015年8月，登巴次仁使用相同方式向高某介绍自己编造的税务局优惠政策。高某听后，向登巴次仁银行账户存入100万元，该笔钱款用于购买彩票、消费。2015年底，与杨某、高某约定的返利时间将至，因无力还款，登巴次仁遂对某宾馆老板石某谎称税务局针对小型微利企业和工商扶持户有返利优惠政策，并通过手机向其发送了自己编造的政策文件图片，石某相信税务局存在返利优惠政策，便向登巴次仁多次汇款共计350万元，该笔钱款用于在成都购买彩票、消费和偿还债务。之后登巴次仁又通过向向某、洛某、郑某介绍自己编造的投资返利政策，让三人投资。其中对向某称，国家税务局针对西藏农牧民施工队有优惠扶持政策，投资可获高额返利，并通过微信向其发送了伪造的盖有卡若区国家税务局业务专用章的政策红头文件照片。向某遂于2016年初向登巴次仁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先后多次存入共600多万元。为拖延还款时间，双方还签有一份合同。伪造的文件、合同已被销毁。登巴次仁还以收取相关费用为由，向向某索取十几万现金。洛某、郑某听了登巴次仁所说的投资返利政策之后，分别向登巴次仁银行账户存入250万元、300万元。登巴次仁所得上述三人的钱款大部分用于在成都购买彩票，一次购买彩票八九千元，多则一二万元；一部分钱款用于购买”奥迪Q7”车一辆、房子一套，投资酒吧和消费。
另供述，登巴次仁于2015年向期某借款180万元。
18、被害人向某的谅解书：向某对被告人登巴次仁的行为表示谅解，希望人民法院从宽判处。
本院认为，被告人登巴次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税务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虚构投资税务机关可获高额回报、税务机关存有扶持有关企业优惠政策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1297.1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登巴次仁犯诈骗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
关于辩护人提出被告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不构成诈骗罪的意见。本院认为，被告人欺骗被害人投资税务机关、可获高额回报的行为，使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加之被告人税务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更是加强了被害人的错误认识。基于错误认识，被害人方才处分了自己的财物，使被告人得以如愿完全控制和支配被害人的财物。诈骗罪构成要件中的”非法占有”是指事实上对被害人财物的控制和支配，被告人主观上具有归还意图以及对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支配方式，不影响非法占有的成立。即本案中被告人通过骗取被害人财物，无论是用于归还其他被害人被骗财物，还是用于购买彩票、意图通过中得高额奖金归还被害人被骗财物，均不影响非法占有的成立。故辩护人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诈骗数额。被告人登巴次仁骗取七名被害人共计1907.1万元。在案发前，登巴次仁已归还期某被骗财物60万元，已归还杨某被骗财物150万元，已归还洛某被骗财物250万元，并归还向某150万元，归还被害人财物数额共计610万元。本院认为，在计算骗取被害人财物数额时，应按实际未归还的数额认定，案发前已经归还的数额应予扣除。因此，登巴次仁诈骗数额应认定为1297.1万元。
被告人登巴次仁诈骗数额1297.1万元，数额特别巨大，且利用税务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采取虚构投资税务机关可获高额回报、税务机关存有扶持有关企业优惠政策事实的手段，实施诈骗，社会危害性较大，应依法予以惩处。但登巴次仁归案后能够坦白自己的罪行，如实供述了侦查机关尚未掌握的诈骗其他六名被害人的犯罪事实；认罪、悔罪态度较好；在案发前能够归还部分被害人被骗财物、赔偿被害人部分损失，取得部分被害人的谅解。故可以对其从轻处罚，辩护人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
被告人登巴次仁虽经诊断患有右耳感音神经性耳聋，但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对于审判人员、公诉人的讯问，辩护人的发问，皆能及时回答，其听力不存在严重障碍。故不能认定登巴次仁系耳聋之人，且只聋不哑不是刑法规定的从宽处罚情节。故辩护人关于被告人系耳聋之人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登巴次仁多归还期某的34.2万元和多归还杨某的56.71万元，系犯罪所得，应依法予以追缴，但鉴于登巴次仁仍欠期某上百万元的债务，故对多归还期某的34.2万元不再予以追缴。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登巴次仁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12月5日起至2032年12月4日止。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二、责令被告人登巴次仁退赔被害人高某100万元、被害人石某363.4万元、被害人向某533.7万元、被害人郑某300万元。
三、依法追缴被告人登巴次仁多归还被害人杨某的56.71万元，追缴资金按比例发还被害人高某、石某、向某、郑某。
四、作案工具”华为”手机一部依法予以没收。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判长 向巴江村
审判员 李 志 伟
审判员 乐 桂 梅
二〇一八年八月一日
书记员 次丹顿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