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1）惠中法行终字第7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博罗县杨村镇埔联村马岭村民小组。
负责人杨贵才，职务：小组长。
上诉人（原审原告）博罗县杨村镇铺联村山尾村民小组。
负责人杨贵芳，职务：小组长。
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周伟军，广东鸿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博罗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徐云枢，职务：县长。
委托代理人李群胜，系博罗县法制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邱广球，系博罗县国土资源局监察大队副大队长。
原审第三人博罗县杨村镇埔联村连一村民小组。
负责人欧艳明，职务：小组长。
原审第三人博罗县杨村镇埔联村连二村民小组。
负责人欧少增，职务：小组长。
原审第三人博罗县杨村镇埔联村连三村民小组。
负责人欧旺明，职务：小组长。
上述三原审第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欧继良，男。
上诉人博罗县杨村镇埔联村马岭村民小组、博罗县杨村镇埔联村山尾村民小组因土地行政确认—案，不服龙门县人民法院（2011）龙法行初字第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马岭、山尾村民小组（原称羊角山，70年代末分为马岭、山尾），第三人连一、连二、连三村民小组（原称荣顺，同期分为连一、连二、连三）。原告称争议土地是1—4号；第三人称争议土地是5—13号。从1998年开始原告就提出了1—4号土地的权属争议，并书面请求杨村政府处理，后转由博罗县政府确权。县政府于2001年、2002年分别作出了处理决定，均被法院撤销。最后在2009年3月2日，原告向被告申请确权。原告申请确权的争议土地是1—4号，争议土地的土名是“三渡桥”、“沥肚”、“火沥”范围，统称“三渡桥”。现由连二村民欧继良使用，土地现状为鱼塘，有小面积菜地和果园，其中4号土地被基本恢复为耕地。1—4号土地1961年抽调给羊角山水库副业场使用，1964年转为埔联大队青年场使用，1977年青年场停办后，由埔联小学办实验农场至1980年，第三人村民于当年冬开始耕种。1995年12月20日，第三人村民欧继良与第三人签订了《承包土地合同书》，并于1990年开始先后将1—4号地挖成鱼塘。庭审时原告承认自1964年转为埔联大队青年场使用时起至今没有使用过1—4号土地。在原告申请确权后，第三人在答辩中提出了5—13号土地的争议，被告将双方提出的争议土地问题一并作出处理。对于1—4号土地的争议，原告提供了1953年县政府颁发给羊角山村民杨某祥、杨某培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证上载明：“三渡桥”，水田2.44亩，“沥肚”水田3.809亩，“火沥”水田2.033亩，共8.282亩。第三人提供了原荣顺村民欧某发、欧某泰名下的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记录三渡桥有土地面积1.645亩，沥肚0.325亩。由此可知，“三渡桥”土地在土改时期属于“插花地”。这些土地经过多年的耕作使用、改道、平整、合并、挖塘等，地形地貌已发生了变化。上述土地证内土地的具体位置已无法辩认。5—13号土地的权属问题，第三人提供了1953年县政府颁发给村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证内登记的土地无法确认具体位置。第三人提出部分争议土地有兑换的情况，但未提供相关证据。5—13号土地从解放以来一直由原告使用，之前从未有过争议。
原审法院认为：争议的1—4号土地，虽然双方都提供了1953年由被告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由于争议土地属“插花地”，经过多年的耕作、平整、合并、改道，证内登记的土地具体位置已无法确认，所以均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争议的5—13号土地，从解放以来一直由原告经营管理，从未有过争议。只是本次原告对1—4号地申请确权时，第三人才在答辩中提出争议。对5—13号地的权属主张，第三人虽然提供有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由于无法确认证内土地登记的具体位置，亦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对于1—4号土地，原告虽在1998年就开始提出争议，但第三人80年代开始一直使用这些土地。根据[1995]国土[籍]字第26号《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农民集体连续使用其他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满二十年的，应视为现使用者所有；连续使用不满二十年，或者虽满二十年但在二十年期满之前所有者曾向现使用者或有关部门提出归还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土地所有权”。针对本案原告和第三人提出的1—13号土地的争议，在双方都不能提供有效权属证据的情况下，被告根据法律赋予的行政职权，结合查明争议土地现状及管理使用等事实，依照上述法规及“三个有利于”原则，作出的处理决定并无不当。至于原告提出5—13号土地不是本案申请确权，被告不应一并处理的问题。由于第三人在答辩时就提出争议，被告在合并处理时已将5—13号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全部处理给原告所有，因此，被告的合并处理并没有损害原告对5—13号土地拥有的权利。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适当，程序合法，应予以维持。原告起诉要求撤销理由不充分。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维持被告博罗县人民政府作出的2010年8月4日博府决[2010]16号《关于杨村博联三渡桥等土地权属问题的处理决定》。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马岭、山尾村民小组负担。
上诉人博罗县杨村镇埔联村马岭村民小组和博罗县杨村镇铺联村山尾村民小组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书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以撤销。具体理由为：(一)一审判决书超出了土地确权申请的范围，程序违法。在本次土地确权中，上诉人诉请确权的地块为l一4号的土地，并未对其余的土地申请确权。根据《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及不告不理的原则，被上诉人只能在原告的申请范围内作出决定，然而被上诉人及一审判决书却违反上述规定，对申请人申请范围外的5—13号土地进行确权，程序严重违法，所作出的决定应予以撤销。退一步来，如果原审第三人认为除了l一4号的土地权属有争议外，其应当依法另行提起书面确权申请并提供相应的证据，另案处理。事实上，自80年代初以来，上诉人因三渡桥等土地权属问题与原审第三人纠纷不断，而自有纠纷以来的二十多年里，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争议的土地仅仅只涉及到本案的1—4号土地，双方从来未对之外的土地有过任何的争议。之前多次的确权中，原审第三人从未对1—4号之外的土地提出过异议。(二)上诉人提供的杨某祥、杨某培等人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合法有效，依法应作为土地确权的依据。（三)根据原审第三人提供的证据，其仅仅能证明原荣顺村民欧某发、欧某泰名下在三渡桥有土地1．645亩，沥肚0．325亩，共计1．97亩。但一审判决书却认定争议地中1—3号地块共计6797．9平方米(折合10．19亩)的土地所有权及使用权人为原审第三人，明显与事实不符，应予以纠正。(四)上诉人1997年书面确权时，争议地的1—4号地的范围是具体明确的，如果被上诉人认为1953年颁发的土地证上的土地与争议的1—4号土地不一致的话，那么对这一事实的举证责任在被上诉人这一方，不能仅仅想当然的认为“经社会变革及现状的改变”径直认定具体位置无法确认。一审判决书认为1953年颁发的土地证上的土地与争议的l一4号土地是否一致无法辨认，却不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所作出的判决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五）被上诉人依据“管理使用的事实，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生产发展和方便管理的原则”将1—3号土地确认给原审第三人的决定适用法律错误。理由是如适用该原则，上诉人亦完全符合方便管理适用等原则，因为争议地就在上诉人本村辖区范围内。（六）原审第三人在判决书的第9页辩称：“被答辩人农民个人土改分得三渡桥、火沥、沥肚的土地8．282亩，……”试问，原审第三人主张的8.282亩的土地凭证何在？（七）一审判决书第6页倒数第三行认定“1983年欧继良承包以上4户村民在“三渡桥”的土地耕种”，但对涉案1—4号土地的公余粮缴交问题予以了回避。事实是，涉案1—4号土地的公余粮一直都是由上诉人缴交的。二、涉案的1—4号土地为上诉人所有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法应予以认定。1—4号土地早在1953年政府就已确权给原羊角山生产队并经营使用。1964年，原埔联生产大队因在羊角山水库兴办青年场，抽调了羊角山在“三渡桥”等三处的水田(即本纠纷的争议土地)，当时一起被抽调还有老围、荣顺等生产队的土地。1977年青年场关闭后，老围、荣顺等生产队的土地均已返回给各自的生产队，唯独原羊角山生产队抽调的水田没有归还。其原因是当时埔联小学校长吴某生请求时任支部书记黄某来，经黄某来书记出面与当时的原羊角山生产队队长杨某明、杨某荣商议将原羊角山被抽调的水田转交给埔联小学办实验农场。1980年冬停办实验农场，争议土地被荣顺村民小组占用至今。以上事实有《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黄某来、潘某珍等出具的《证明》、《申请报告》、钟某如出具的《证明》、戴某平等出具的《证明》、上诉人缴交公余粮《农业负税担税额计算表》等证据予以证实。三、涉案1—4号土地自争议以来，被上诉人此次诉讼前作出了几次确权决定，每次确权上诉人均对1—4号地绝大部分的土地享有所有权及使用权。让上诉人无法理解的是，同样的被上诉人(同一办事人)，同样的证据材料，可以作出不同的决定。为此，上诉人提起上诉，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
被上诉人博罗县人民政府答辩称：一、博府决[2010]第16号，程序合法。2009年3月2日，杨村镇埔联村马岭、山尾两村民小组向本府申请对“三渡桥”确权，面积11.35亩（1—4）。2009年12月13日，杨村镇埔联村连一、连二、连三村民小组向县政府提出《答辩书》，要求对土地面积29亩确权（1—13号地)。本案调查结束后，多次召集争议双方进行协商，无法达成协商意见，一致要求本府裁决。二、博府决[2010]第16号，查明事实清楚。本轮争议双方现场指认测绘的争议地有13幅之多
(99年测绘是6幅地)，总面积28.67亩。而且各自指认的范围、土名，面积不一致。马岭和山尾村民小组指认的争议地位置、土名、面积与1999年县国土局组织测绘时指认的位置。面积基本一致。四块地面积共7922平方米(折11.883亩，99年认定11.25亩)。统称“三渡桥”(以下简称三渡桥)。现为连二村欧继良使用。土地现状为鱼塘，有小面积菜地和果园。其中4号地被基本恢复为耕地。对以上地块的土地权属问题，马岭和山尾小组提供了1953年县政府颁发给羊角山村民杨某祥、杨某培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为证，连一、二、三组也提供了原荣顺村民欧某发、欧某泰名下土地证。由此可知，“三渡桥”土地在土改时期就是属于“插花地”，双方都有土地在其中。该地块自“土改”发证至今经过五十多年的耕作使用，改道、平整、合并、挖塘等生产活动，地形地貌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上述土地证内土地的具体位置已无法辩认，但可以认定是在争议范围内，有否相互兑换却无法查清。但对该土地自1961年抽调给羊角山水库副业场使用，1964年转为埔联大队青年场使用，1977年青年场停办后，由埔联小学办实验农场，小学为贯彻执行上级抓教学质量的要求，于1980年停办实验农场，当年冬连一、连二、连三小组村民欧某良、欧某荣、欧某洪、欧某才去耕种，1983年欧继良承包以上四户村民在“三渡桥”的土地来耕种，并于1990年开始先后将1—4号地挖成鱼塘养鱼至今的事实双方是认同的。马岭和山尾小组自办副业场、青年场、学校实验农场至今对“三渡桥”(1—4号地块)土地没有经营使用过。但从1998年开始提出书面请求政府处理以来一直没有放弃对该地权属的争取。连一、连二、连三小组现场指认的争议地位置、土名、面积，与1999年县国土局组织测绘的争议地位置、土名、面积不同。5—13号地块面积共11193.9平方米(折合16.79亩)。土地现状为稻田和菜地，对该土地的权属问题，连一、连二、连三小组提供了1953年县政府颁发给本组村民黄某英、欧某兴、欧某发、欧某泰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为证，但土地经过几十年的耕作、平整、合并、证内的土地位置已无法确定。而马岭和山尾小组则认定该地一直为本小组耕作使用，从未有过争议，拒绝提供证据材料。本府将争议双方确认的不同地方，统一为本案的争议地。本府认为，争议双方对争议地都提出了权属主张，但均不能提供能够证明争议地权属的有效文件。三渡桥1—4号争议地自1961年抽调给水库副业场使用，之后转给埔联大队青年场和小学使用，1980年连一、二、三组村民去耕种，1983年由连二村民欧继良同原荣顺村民承包经营至今，使用事实清楚。而马岭和山尾小组自羊角山水库副业场起，至今没有耕种使用过1—4号地，1998年马岭和山尾小组正式以书面向杨村镇提出1—4号地的权属争议。1953年颁发的土地证，经过社会的变革及现状的改变而无法确定每地块具体位置。5—13号地解放至今一直为马岭和山尾村民使用，近年在种菜和水稻，之前没有争议，去年才提出争议。根据管理使用的事实，本着尊重历史，照顾现实和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生产发展和方便管理的原则而进行土地的划分，作出博府决[2010]第16号。将争议地中1—3号地块共6797.9平方米(折10.19亩)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判给连一、二、三村民小组农民集体共同所有；基于争议地的地理位置，为平衡各方利益关系和有利生产和管理，本着互谅互利的原则，将4号(面积1123平方米)及5—13号地块共11193.6平方米(折18.47亩)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判给马岭和山尾村民小组农民集体共同所有。三、博府决[2010]第16号，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本府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和《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第三条。综上，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原审第三人博罗县杨村镇埔联村连一、连二、连三村民小组陈述称：1、三渡桥土地本小组从1980年11月开始连续使用31年，依法属本小组所有。使用事实，有发生法律效力的博罗县人民法院（2003）博法行初字第2号行政判决书的认定为依据。2、本小组使用三渡桥土地将近20年，从未有人提出争议。根据《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若干规定》第二十和二十一条规定，三渡桥土地属本小组所有，事实清楚。3、上诉人争议三渡桥土地，证据不足。1957年上诉人在三渡桥的土地经调换后就没有土地在三渡桥，2001年划争议范围时，本小组就坚决反对。4、三渡桥土地，土改时已确权给本小组农民。本小组农民个人土改分得三渡桥、火沥、沥肚的土地8.282亩，其中三渡桥2.44亩自己被他们耕回还多占耕本小组3.81亩，地点位置在5、6、7、8、9、10号地，火沥、沥肚5.84亩土地现在也由上诉人耕种，地点位置在11号地块，因此足于说明上诉人根本没有资格提出三渡桥的土地争议，这些耕地也是原羊角山水库副业场埔连青年场使用的土地，同时证明了上诉人提供的1—4号地块的公余粮从1964年开始缴纳不是事实纯属虚假。5、上诉人称：青年场关闭后，各生产队的土地均已归还，唯独原羊角山生产队抽调的水田没有归还，其原因是当时埔联小学校改吴某生请求当时大队的主要领导出面协调的结果，这一说法严重违背了客观事实，事实证明是吴某生来埔连任校长前已有小农场，见埔联村委，原埔连小学校长戴福生，陈佰贵，吴某生，黄某来，潘汉珍等证明。综上所述，本小组使用三渡桥事实清楚，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关于本案的权属依据。上诉人和原审第三人提供的权属依据都是1953年《土地房产所有证》，但争议地点在土改时期就属于“插花地”，现又经过多年的耕作、平整和挖塘等生产活动，证内的地点已无法得到确认。被上诉人博罗县人民政府不将上述两份《土地房产所有证》作为权属依据，是合法有效的，本院予以支持。二关于经营管理使用的事实。争议的5—13号地，从解放以来一直是由上诉人在经营管理，直至去年原审第三人才提出争议。争议的1—4号地，一审庭审时上诉人也承认自1964年转为埔联大队青年场使用时起至今没有使用过1—4号地土地，而原审第三人村民欧继良在1995年就与原审第三人关于争议地签订了《承包土地合同书》，关于1—4号地原审第三人使用事实清楚。被上诉人依据法律赋予的职权，结合查明的事实及使用管理的现状情况，依照“三个有利于”原则，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本院予以维持。至于上诉人提到5—13号土地原审第三人应该另案提起确权，被告不应一并处理的问题。原审第三人在被上诉人作出本案确权处理决定前，答辩时就提出争议，被上诉人在合并处理时依据事实和法律规定将5—13号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全部处理给上诉人所有，对此，被上诉人的合并处理并没有损害上诉人对5—13号土地拥有的权利。相反，被上诉人的处理更有利于解决矛盾和处理实际问题，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上诉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曾红艳
审 判 员 刘 烨
代理审判员 邱炜炜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廖晓丹
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1、《广东省森林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三条规定：“调解处理（以下间称调处）林权争议，必须坚持以下原则：（一）以事实为根据，尊重历史，照顾现实情况；（二）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保护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有利于群众生产生活；（三）互谅互让，协商解决。”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是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
（三）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由于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也可以查清事实后改判。当事人对重审案件的判决、裁定，可以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