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厦民终字第167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诺林（厦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华国，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海彦、訾英韬，北京言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市欣东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春芳，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潘晖，福建新世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金南翔，福建金海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阮晓榕，男，1954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陈福星，福建天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庄文海，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建平，福建天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厦门市捷威工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明榕，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谢峰、赖健斌，福建世礼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漳州昇邦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春芳，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杨超、黄瑶，福建新世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诺林（厦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诺林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厦门市欣东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欣东联公司）、阮晓榕、福建漳州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漳州发展公司）、厦门市捷威工贸有限公司（下称捷威公司）、漳州昇邦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下称昇邦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2）思民初字第42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诺林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确认诺林公司系欣东联公司的股东，享有欣东联公司30%的股权；欣东联公司立即将诺林公司的股东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工商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确认诺林公司对第三人漳州发展公司、捷威公司转让给第三人昇邦公司的欣东联公司的70%股权在同等价格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
原审判决查明，1996年，欣东联公司登记成立。2003年，阮晓榕、王大伟分别享有欣东联公司80%、20%的股权。2003年10月30日，王大伟与捷威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王大伟向捷威公司转让欣东联公司20%的股权。同日，阮晓榕与捷威公司、漳州发展公司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阮晓榕分别向捷威公司、漳州发展公司转让欣东联公司13%、17%的股权。此后，欣东联公司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股权划分为阮晓榕50%、漳州发展公司17%、捷威公司33%。
2003年12月30日，捷威公司、漳州发展公司签订《合作开发“绿波海景山庄”房地产项目合作合同》，约定双方合作开发欣东联公司名下“绿波海景”房地产项目。同日，阮晓榕与捷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明榕签订《关于开发厦门黄厝前曾山“绿波海景山庄”房地产项目协议书》，约定李明榕同意支付阮晓榕1000万元作为股权转让及该房地产项目开发权的转让款，阮晓榕在取得相应的报酬后退出项目开发权，并把所拥有的公司股权转让给李明榕。
2004年9月7日，诺林公司向欣东联公司汇款300万元，转账支票上记载“往来款”。同日，诺林公司向捷威公司汇款849万元。2005年4月22日，阮晓榕向捷威公司出具一份《收条》，确认收到现金330万元、转账445万元，共计收到775万元。
2005年12月26日，诺林公司为保存证据，持《股权转让协议》到厦门市鹭江公证处办理“复印件与原件相符”公证。该《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阮晓榕拟将持有的欣东联公司30%的股权转让给诺林公司，转让价为300万元；本协议一经双方签署立即生效；诺林公司应于合同生效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将股权收购款缴付至阮晓榕指定的银行账户，阮晓榕应开具由阮晓榕本人签字盖章的股权收购款收条给诺林公司作为收款凭证，若阮晓榕未能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收到诺林公司给付的股权收购款，本协议立即自动失效。诺林公司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原件无落款时间，阮晓榕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原件上落款时间为2005年9月6日。
2005年12月14日，阮晓榕、捷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明榕、诺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林华国签订《股东会决议---
股权转让》，确认：欣东联公司目前的股权比例为：阮晓榕50%、捷威公司33%、漳州发展公司17%；控制人为三个投资人：漳州发展公司、诺林公司、捷威公司；三方同意漳州发展公司已持有的17%股权和诺林公司20%的股权同时转让给捷威公司，漳州发展公司转让后不再参与该项目经营，诺林公司仍持有10%股权。2006年9月21日，诺林公司向捷威公司发函称，因捷威公司未支付对价，其与捷威公司之间的20%股权转让行为并没有成立，诺林公司仍持有欣东联公司30%股权。2007年5月16日，欣东联公司向诺林公司发出《关于缴纳项目用地相关款项、费用事宜的通知》称：根据漳州发展公司、捷威公司的告知，诺林公司享有公司10%的股权，诺林公司应于接到函件后立即按股权比例投入首批项目建设资金2000万元。2007年6月28日，诺林公司向欣东联公司复函称，欣东联公司在未召开股东会、董事会的情形下，所作出的要求其支付2000万元的决定，违反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要求欣东联公司收到复函后尽快召开股东会、董事会，商讨解决公司投资及历史遗留等有关问题。
2006年1月13日，捷威公司、漳州发展公司作为甲方与鑫汇公司作为乙方（代表人王春芳）签订《合同书》一份，约定捷威公司、漳州发展公司将欣东联公司90%的股权转让给鑫汇公司，并保证鑫汇公司实际享有欣东联公司名下“绿波海景”项目与上述90%股权相应的开发建设经营权益。具体约定如下：甲方披露欣东联公司股东为捷威公司、漳州发展公司、阮晓榕，各占33%、17%、50%股权；甲方披露与欣东联公司的关联文件包括2005年12月14日阮晓榕、捷威公司、诺林公司签订的《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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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转让》，该决议确认欣东联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投资者为漳州发展公司、诺林公司、捷威公司，诺林公司20%的股权转让给捷威公司后仍持有10%股权；甲方保证，无论甲方与第三方签署何种性质的关联文件，做出何种约定或实际投资情况如何，甲方有充分的权利将欣东联公司4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另一股东阮晓榕也有充分的权利将欣东联公司50%的股权转让给乙方，并保证乙方90%的股权及相应的开发建设经营权益；双方同意在90%股权转让并变更至乙方名下前，共同委派王春芳担任欣东联公司的总经理；乙方应支付的对价为1.0533亿元，包括股权转让款和甲方以股东借款等形式投入欣东联公司形成的往来款，其中首期合同对价5000万元，双方确认乙方已于2005年12月23日向漳州发展公司支付4000万元，尚欠1000万元，其余款项分期支付。2006年9月15日、18日，鑫汇公司先后向厦门市森联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称森联公司）各汇款100万元。2012年2月7日、3月31日，鑫汇公司先后向欣东联公司汇款2000万元、253万元。此后，欣东联公司由鑫汇公司实际经营管理，欣东联公司的董事和总经理变更为王春芳。
2011年12月12日，阮晓榕与漳州发展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阮晓榕将欣东联公司50%的股权转让给漳州发展公司。基于此协议，欣东联公司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股权划分为漳州发展公司67%、捷威公司33%。2012年2月9日，捷威公司与昇邦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捷威公司将欣东联公司33%的股权转让给昇邦公司。此后，欣东联公司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股权划分为漳州发展公司67%、昇邦公司33%。2012年2月27日，诺林公司向欣东联公司、漳州发展公司发函称，欣东联公司、漳州发展公司在未经其同意的情况下将其从阮晓榕处受让的30%股权变更至漳州发展公司名下，已侵犯其合法权利，要求欣东联公司、漳州发展公司尽快纠正错误行为。2012年3月1日，漳州发展公司与昇邦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漳州发展公司将欣东联公司67%的股权转让给昇邦公司。此后，欣东联公司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由昇邦公司持有欣东联公司100%的股权。上述协议签订前，均由欣东联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
2012年7月13日，鑫汇公司出具一份《声明》称，其于2005年12月20日向捷威公司支付的1000万元，于2005年12月23日向漳州发展公司支付的4000万元及于2006年9月15日、18日向森联公司支付的200万元系按2006年1月13日签订的《合同书》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在2012年3月以后，转化为昇邦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其于2012年2月7日、3月31日分别向欣东联公司支付共计2253万元，用于支付上述《合同书》的股权转让款，在2012年3月以后，转化为昇邦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款。
另查明，2006年1月，王春芳担任欣东联公司的董事、经理。2011年12月12日，王春芳担任欣东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2年1月18日，昇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春芳。同时，王春芳是鑫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原审法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诺林公司是否从第三人阮晓榕处受让了欣东联公司30%的股权？
原审法院认为，诺林公司是否从第三人阮晓榕处受让了欣东联公司30%的股权，应从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时间及诺林公司是否支付了股权转让款等事实进行认定。有关诺林公司与第三人阮晓榕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时间。诺林公司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原件上没有落款时间，但从诺林公司提交的公证书来看，可推定该协议签订时间系在公证书出具之前，即2005年12月26日之前。第三人阮晓榕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原件上落款时间为2005年9月6日，早于公证书的形成时间。在诺林公司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该协议签订的具体时间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对第三人阮晓榕提供的该协议的落款时间（2005年9月6日）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有关诺林公司是否已支付股权转让款的问题。根据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来看，转让方及接受转让款方均为第三人阮晓榕，诺林公司应举证证明其向第三人阮晓榕支付了股权转让款。首先，诺林公司主张汇入欣东联公司账户的300万元系向第三人阮晓榕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但其向法院提交的转账支票上载明款项性质为“往来款”，而诺林公司提交的洪某出具的收条虽然载明收到诺林公司对欣东联公司的30%股权出资款，但诺林公司未向法院申请洪某出庭作证，亦未能进一步说明洪某的身份及该款项的性质，且欣东联公司及第三人对该收条的真实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故对诺林公司主张的汇入欣东联公司账户的300万元系股权转让款的事实，原审法院不予确认。诺林公司与欣东联公司之间发生的款项往来，属于其他法律关系，诺林公司可另行主张。其次，诺林公司称其通过第三人捷威公司汇款849万元向第三人阮晓榕支付了股权转让款，但诺林公司向第三人捷威公司汇款849万元的时间系2004年9月，而第三人阮晓榕向第三人捷威公司出具《收条》的时间系2005年4月22日，均早于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时间（2005年9月6日），依常理诺林公司无法预见到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具体时间及转让款的金额，且第三人捷威公司否认其曾受诺林公司的委托支付股权转让款，第三人阮晓榕亦称该《收条》系出具给第三人捷威公司的投资款，与诺林公司无关，故诺林公司仅以该《汇款凭证》及《收条》亦不足以证明该款项为支付给第三人阮晓榕的股权转让款。再次，诺林公司之前称通过第三人捷威公司（汇款849万元）向第三人阮晓榕支付股权转让款775万元，之后又改称通过欣东联公司支付转让款300万元，庭审时又解释为先支付转让款本金300万元，因欣东联公司要求又追加支付收益金775万元。诺林公司的说法前后矛盾，且所提交的证据未能形成有内在逻辑关系的证据链条，故对诺林公司主张的其已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事实，原审法院不予确认。
诺林公司与第三人阮晓榕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若阮晓榕未能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收到诺林公司给付的股权收购款，本协议立即自动失效，该条款应视为附解除条件的约定。现诺林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于约定的期限内向第三人阮晓榕支付了股权转让款，该协议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双方签订的协议视为自动解除，对双方不具有约束力。虽然诺林公司提供了《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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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转让》、《关于缴纳项目用地相关款项、费用事宜的通知》及其参与投资、经营欣东联公司等相关证据，欲证明其已实际获得股东资格并为其他股东认可的主张，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股东取得股东资格应以其实际出资为必要条件。股东权利的享有和股东义务的履行，是取得股东资格的结果，而不是取得股东资格的条件，诺林公司是否取得股东身份应以其是否支付了股权转让款为认定标准，而非以其他股东是否认可进行认定，故诺林公司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享有股东资格。
综上，诺林公司与第三人阮晓榕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合法有效的合同。但因诺林公司未向第三人阮晓榕支付股权转让款，该协议应视为自动解除，对双方没有约束力。故诺林公司要求确认其享有欣东联公司30%股权、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诺林公司要求确认其享有优先购买权的诉讼请求，与诺林公司主张的确认享有股权、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诉讼请求并非同一法律关系，诺林公司可待确权后另行诉讼，故对该诉求，原审法院不予处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14年4月15日作出如下判决：驳回诺林（厦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宣判后，诺林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诺林公司上诉称，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诺林公司的原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洪某确认诺林公司支付的300万系支付30%股权的出资款，足以证明诺林公司已支付股权转让款。该份证据系书证，并非证人证言。洪某的行为属职务行为，但原审法院遗漏查明洪某的身份。欣东联公司不能对300万元作出合理说明，原审法院认定300万元属于其他法律关系，显然武断。原审法院遗漏查明阮晓榕与林华国的谈话录音，以及阮晓榕任欣东联公司法定代表人直至2011年12月12日，诺林公司早在2005年1月27日就参加欣东联公司的股东会，实际参与欣东联公司的经营管理的事实，这些表示，诺林公司已经支付股权转让款。二、即便诺林公司未付清股权转让款，《股权转让协议》也未自动解除，对双方具有约束力。阮晓榕从未通知诺林公司解除合同，对诺林公司参与欣东联公司的行为不持异议。根据讼争协议，阮晓榕办理股权过户手续的义务在先，诺林公司的支付股权款的义务在后，诺林公司有权拒绝履行先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合同解除无从谈起。阮晓榕在录音证据中认可《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其任法定代表人期间诺林公司也参与了欣东联公司的经营，从不持异议。三、股权转让款的支付问题属另一法律关系，不影响本案的处理。从公司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看，取得并不以支付股转款为条件，更与是否实际出资无关。诺林公司是否交付了股权转让款，并不影响诺林公司的股东身份。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诺林公司已经成为欣东联公司的事实股东，且不以实际出资为条件。四、股东会决议，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等，是公司、阮晓榕以及其他股东对诺林公司股东资格的内部认可，表明诺林公司已经获得股东资格。五、原审法院对《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间的认定属臆断。六、诺林公司要求确认优先购买权的诉讼请求不予处理是错误的。即便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为减少讼累，也应一并审理。七、合议庭成员更换其中二人，违反法律规定。八、原审法院依职权将阮晓榕、漳州发展公司等由被告变更为第三人，损害了诺林公司诉权，违反民事诉讼法规定。
被上诉人欣东联公司答辩称，一、诺林公司认为该300万元款项系所谓“股权转让款”与事实不符。2004年9月当时，诺林公司并没有与任何人形成过关于欣东联公司股权受让的合意，不可能存在所谓“股权转让款”之说。即便是洪某“证词”真实，其亦属于“证人证言”，在洪某没有出庭作证，且证词本身与书证矛盾的情况下，该证词不应得到采纳。二、讼争《股权转让协议》因诺林公司没有支付对价而自动解除。阮晓榕与诺林公司在《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自动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后，合同不需要当事人特别通知即自动解除。三、诺林公司获取欣东联公司股权的依据是《股权转让协议》，审查该《股权转让协议》的存续状况，也就必然涉及诺林公司是否已经支付股权转让款。诺林公司没有支付股权转让款
-----股权转让协议已经解除-----
诺林公司不具有股东资格。四、林华国先生参与欣东联公司的管理工作，与诺林公司是否存在股东身份没有关系，完全是基于林华国先生本身的知识水平、业务能力符合当时欣东联公司的需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阮晓榕答辩称，一、诺林公司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支付了股权转让款。转账支票及“洪某”的收条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转账支票上载明款项性质为“往来款”，与收条内容存在明显矛盾；再者，股权转让款应当是支付给阮晓榕，而不可能是直接支付给欣东联公司。阮晓榕对录音的真实性不能确认，录音的内容也没有明确表示已转让股权的语句，更未确认已收股权转让款。二、《股权转让协议》是附解除条件的合同，应当适用《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而非诺林公司所称的第九十六条。因诺林公司未支付股权转让款，《股权转让协议》视为自动解除，对双方不具有约束力。协议并无互负债务和履行先后的情形，不适用先履行抗辩权。且过户办理时间远超三天，而诺林公司的付款时间应为3个工作日内。诺林公司称阮晓榕变更了《股权转让协议》中关于合同解除条件的约定，不符合事实，且根据法律规定，无效的合同自始无效。三、诺林公司未取得欣东联公司的股东资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取得股东身份应以其是否支付了股权转让款为认定标准，而非以其他股东是否认可进行认定，诺林公司并无充足的证据证明其履行了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原审法院的认定是正确的。四、原审法院对《股权转让协议》签署时间的认定正确。五、诺林公司既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又主张股权优先购买权，两个主张属于不同法律关系，适用不同的案由，在未确认股东资格之前，诺林公司无权主张优先购买权。六、原审法院正确适用法律、严格遵守审判程序，不存在诺林公司所称的损害其诉权和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阮晓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漳州发展公司答辩称：一、原审法院未予认定诺林公司于2004年9月6日汇入欣东联公司账户的300万元系股权转让款是完全正确的。诺林公司主张其是从第三人（原股东）阮晓榕处继受取得股权，却又举证强调其出资款是直接投入到欣东联公司的，那么它到底是原始取得还是继受取得，两种说法显然是完全冲突。2004年9月6日汇入欣东联公司账户的300万元早于股权转让协议签订的时间，如若相关，则协议双方必然会在转让协议中确认早前支付的300万系股权转让款。诺林公司的300万元汇款清楚载明系往来款，诺林公司2004年度的年检财务报告也清楚将该笔钱款归入应收帐款项目而非对外投资项目，且诺林公司对外投资一项中根本就没有欣东联公司，这也足以证明该300万确非股权转让款。洪某并非欣东联公司的财务负责人，其在证明材料上根本也未注明职务及身份，而是以个人名义出具，表明该行为并非事发时的职务行为，而是事后为诺林公司提供书面证言的个人行为，原审将该证据认定为证人证言是完全正确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已清楚约定，股权转让款应转至阮晓榕指定的银行账户，并开具由阮晓榕本人签字盖章的股权收购款收条给诺林公司作为收款凭证。阮晓榕从未确认谈话录音的真实性。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也仅仅是认为录音无剪辑，却并未确认谈话录音系发生在林华国与阮晓榕之间。即便录音属实，阮晓榕在谈话中也并未确认其有收到诺林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诺林公司与阮晓榕之间确实曾达成过股权转让意向，因此包括漳州发展公司在内的股东曾一度误以为阮晓榕的股权已转让给诺林公司，故漳州发展公司等曾与诺林公司一同讨论过欣东联公司经营上的一些事项。所谓的诺林公司实际参与欣东联公司经营管理的行为完全是建立在他人错误认识基础的一个“错误”行为，很快已得到纠正，诺林公司以此主张其股东身份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二、原审认定股权转让协议对双方已无约束力也是完全正确的。三、原审判决并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无论是以原始取得方式还是以继受取得方式取得股权，都必须以出资为前提。在继受取得方式下，也不是说签了协议不付款就可以取得股东资格。诺林公司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未依约付款，并由此导致股权转让合同失效。本案系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一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因此，原审法院将答辩人等作为案件第三人也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四、原审法院未予处理诺林公司优先购买权的请求也是完全正确的。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捷威公司答辩称，诺林公司无法提出任何证据推翻阮晓榕举证的协议签署时间，原审认定协议签署时间为2005年9月6日，与诺林公司主张的协议签署于2005年12月之前并无冲突。但是，捷威公司已举证证明2003年12月30日，阮晓榕已经将其所拥有的欣东联公司的股权（100%股权）转让给捷威公司与漳州发展公司（由李明榕作为代表），阮晓榕已经退出了欣东联公司，其于2005年9月6日与诺林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属于“无权处分”，《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无论诺林公司是否向阮晓榕支付股权转让款，因诺林公司属于继受取得股权，若其取得股权的依据《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其就不具备取得本案所涉股权的实质要件，其不具备本案股东资格。二、原审法院认定诺林公司未向阮晓榕支付3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并无不当。三、本案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应当以欣东联公司为被告，而捷威公司并非争议股权的转让方，与争议股权没有利害关系，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2014修改）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捷威公司并非本案的被告或第三人，诺林公司无权要求捷威公司作为诉讼当事人承担责任。因此，应驳回对捷威公司的起诉。四、诺林公司主张的“确认优先购买权”，与本案“确认股权”是基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产生的权利，两个诉求对被告主体的要求也不同，诺林公司无权在同一案件中一并主张。原审判决适用程序及裁判结果并无不当，依法应予以维持。
被上诉人昇邦公司答辩称，一、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诺林公司提供的证据并不能够证明其向欣东联公司支付的300万元款项的性质，其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其主张该300万元款项系股权转让款的说法不应当予以支持，原审法院对于该“事实”不予认定是正确的。二、原审法院认定诺林公司与阮晓榕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因诺林公司未支付股权转让款而视为自动解除，对双方不具有约束力，该认定是正确的。从2005年诺林公司与阮晓榕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日，至2012年初，诺林公司也从未向欣东联公司主张办理股权的变更登记，亦可印证《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失效，诺林公司并非欣东联公司30%股权的股东。三、原审法院认定股东取得股东资格应以其实际出资为必要条件，诺林公司是否取得股东身份应以其是否支付了股权转让款为认定标准，适用法律正确。所谓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一致是有前提的，即买受人以一定的对价来受让，在双方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前，买受人是否支付股权转让款，也是双方之间股权转让合同是否实际履行的标志，故在继受股权的过程中，若买受人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其是否支付股权转让款系是否可以获得股东资格的标志，原审法院认定股东取得股东资格应当以出资为条件，是正确的。四、昇邦公司从欣东联公司原股东移交的欣东联公司资料来看，未发现存在林华国（诺林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诺林公司参与欣东联公司日常经营的情况。诺林公司举证参与欣东联公司实际经营管理的相关合同，并未有原件，也没有实际付款凭证。经营关系和股权关系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诺林公司法定代表人有可能基于接受欣东联公司的原股东的指派、聘用等原因，参与了欣东联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但并不能够据此认定诺林公司系欣东联公司的实际股东。五、原审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的签署时间为2005年9月6日，不予处理诺林公司要求确认其享有优先购买权的诉讼请求是正确的。六、答辩人受让欣东联公司股权从程序到实体都是合法的，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七、欣东联公司从设立之初到答辩人受让欣东联公司股权时，诺林公司都非欣东联公司30%股权的股东，而捷威公司系欣东联公司33%的股东，漳州发展公司于2011年12月12日受让阮晓榕50%的欣东联公司股权，成为欣东联公司67%股权的股东，故答辩人受让欣东联公司100%股权系善意的。答辩人受让欣东联公司100%股权已经支付了巨额的股权转让对价，且已经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故答辩人受让欣东联公司100%股权，从程序到实体都是合法的，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请求驳回诺林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二审中，诺林公司提交如下证据：一、洪某的会计从业资格证，拟证明洪某系漳州发展公司员工，于2004至2005年间被委派至欣东联公司担任职务。二、会计人员档案表，拟证明洪某在漳州发展公司工作，曾于2004年至2005年被派至欣东联公司担任出纳。三、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拟证明录音证据未经过剪辑处理，阮晓榕在与林华国的通话中确认已将其拥有的30%股权转让给诺林公司，漳州发展公司再将诺林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他人，与阮晓榕无关。
欣东联公司对证据一、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法确认，即使是真实的，其体现的只是洪某曾经在漳州发展公司工作，与欣东联公司无关。对证据三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其证明对象，无法确认录音中谈话人的身份。
阮晓榕同意欣东联公司质证意见，录音谈话内容并未明确体现阮晓榕已经将其股权转让给诺林公司。
漳州发展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一、二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且证据体现洪某发证日期为2006年3月13日，诺林公司主张2004年洪某就代表欣东联公司收款并出具收据，但当时其并未取得会计资格，如何从事财务工作。证据三系诺林公司单方申请鉴定，诺林公司原审中已经提出鉴定并得到法院准许，但并未去做鉴定。
捷威公司质证如下：对证据一、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鉴定意见书所涉录音中谈话人身份无法确认，对鉴定机构是否具备对对话内容进行鉴定的资质存疑，对检材的合法性不予认可。
昇邦公司同意欣东联公司质证意见。
漳州发展公司提交诺林公司厦安德信审（2005）第00108号审计报告，拟证明诺林公司自认其向欣东联公司支付的300万元的款项并非投资款。
诺林公司对漳州发展公司提交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审计报告运用的是会计科目，与法律事实存在一定出入是正常的。欣东联公司300万元的股权投资因尚未办理变更登记，列为应收账款从会计学角度是正常的，但与法律事实并不一致。
其余当事人对漳州发展公司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并无异议。
本院认证如下：诺林公司提交的洪某的会计从业资格证、会计人员档案表本身并不足以证明洪某曾于2004年至2005年被派至欣东联公司担任出纳。诺林公司单方委托的鉴定意见评断未发现录音经过剪辑处理，但并不能证明录音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漳州发展公司提交审计报告并不足以否定诺林公司对其向欣东联公司转账300万元的性质主张。本院对前述证据均不予采信。
二审审理查明，欣东联公司于2005年1月27日在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西路611号202室召开股东大会，形成《股东决议》，由全体股东（包括福建闽南（漳州）经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捷威公司、诺林公司）签字盖章。
捷威公司、漳州发展公司在2006年1月13日的《合同书》向鑫汇公司（代表人王春芳）声明：“捷威公司、漳州发展公司、诺林公司于2005年12月14日签署《股东会决议
--
股权转让》，确认欣东联公司的实际控制和投资者为捷威公司、漳州发展公司、诺林公司，……诺林公司持有的股权比例为30%，……诺林公司同意将持有的欣东联公司的20%股权（投资权）同时转让给捷威公司，……诺林公司仍持有欣东联公司10%股权”。《合同书》中还约定捷威公司、漳州发展公司负责协调与诺林公司、阮晓榕之间的关系，保证捷威公司、漳州发展公司、诺林公司、阮晓榕终止履行之前各方签署的涉及阮晓榕原所享有的欣东联公司50%股权转让的约定，保证阮晓榕有权将欣东联公司50%的股权转让给鑫汇公司。后捷威公司在原审中否认依2005年12月14日《股东会决议
--股权转让》实际受让诺林公司20%的股权。
讼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本协议一式三份，双方各持一份，一份报送工商登记机关”。二审中，诺林公司、阮晓榕均认为第三份留存于欣东联公司，欣东联公司表示未见过第三份副本，其余当事人均表示不知晓第三份副本的下落。针对2004年9月6日诺林公司向欣东联公司支付的300万汇款，阮晓榕与欣东联公司均未说明系基于何种法律关系，漳州发展公司主张系欣东联公司向诺林公司的借款，但未提交证据予以佐证。
捷威公司陈述2003年12月30日，阮晓榕已经将其所拥有的欣东联公司的股权全数转让捷威公司和漳州发展公司，但漳州发展公司、阮晓榕均认为转让未实际履行。
另查明，漳州发展公司的原名为福建闽南（漳州）经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思明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1年9月25日准予厦门市捷威投资有限公司变更名称为厦门市捷威工贸有限公司。2011年12月12日，欣东联公司法定代表人由阮晓榕变更为王春芳。
以上事实，有诺林公司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2005年1月27日《股东决议》、2006年1月13日《合同书》及二审笔录为证。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一、讼争《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诺林公司是否实际受让公司股权？二、昇邦公司主张合法取得讼争30%的股权能否成立？
一、讼争《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诺林公司是否实际受让公司股权？
本院认为，诺林公司并非欣东联公司的发起人或原始股东，对欣东联公司并无认缴出资之义务，其通过与阮晓榕缔结股权转让协议，受让欣东联公司的股权，属于股权的继受取得。审查诺林公司是否享有欣东联公司之股权，应当判断其是否已经通过合法形式受让或继受取得公司股权，即讼争《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诺林公司是否实际受让公司股权。
根据二审查明事实，早在2005年1月27日，诺林公司已经作为欣东联公司的股东，与其余股东漳州发展公司、捷威公司共同参加欣东联公司的股东大会。因此，在讼争《股权转让协议》存在落款时间不同的副本，且第三份副本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仅根据阮晓榕提交副本的落款时间，认定双方当事人缔约的时间为2005年9月6日与前述事实明显矛盾，依据不足。虽然诺林公司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落款时间为空白，其主张按时支付的股权转让款300万元也是以“往来款”的名义支付给欣东联公司。但是诺林公司提交的两次股东会决议（2005年初、年底）、欣东联公司向诺林公司发出的《关于缴纳项目用地相关款项，费用事宜的通知》（2007年5月16日）、漳州发展公司、捷威公司、鑫汇公司缔结的《合同书》（2006年1月13日）均证明诺林公司的股东身份已经得到公司以及其余股东的认可，甚至向外部投资方进行了披露。诺林公司已经实际受让欣东联公司的股权，行使了股东的权利，被要求履行股东义务。阮晓榕作为讼争股权的转让方，同时也是欣东联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其主张诺林公司未依约支付股权转让款，否定诺林公司的汇款与案件的关联性，却对诺林公司长期参加公司管理、行使股东权利未提出异议，其抗辩明显不合常理。因此，阮晓榕有责任证明其担任欣东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期间，欣东联公司与诺林公司就讼争300万元汇款存在其它经济往来。但是阮晓榕以及欣东联公司以及公司当时股东漳州发展公司、捷威公司均未能举证证明300万元是基于其他法律关系产生，欣东联公司与阮晓榕等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综上，诺林公司提交的证据足以形成证据链，证明其于2004年9月7日与阮晓榕缔结股权转让协议，并按时足额支付股权转让对价，已依法继受取得欣东联公司30%的股权。此外，捷威公司主张其与漳州发展公司早在2003年12月30日已经全数受让阮晓榕名下拥有的欣东联公司的股权，但并未得到漳州发展公司、阮晓榕的认可，也与2006年1月13日的《合同书》内容明显矛盾，不予采信。虽然《股东会决议
--股权转让》曾声明由捷威公司受让诺林公司所持有公司20%的股权，但捷威公司否认有实际受让，因而，可以认定诺林公司依然持有欣东联公司30%的股权。
阮晓榕、漳州发展公司在明知诺林公司已经实际受让登记在阮晓榕名下暂未过户的30%的股权且行使了相应的股东权利，却在未取得诺林公司认可的情况下，恶意串通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办理讼争股权过户手续，损害了诺林公司的利益，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属于无效合同。
二、昇邦公司主张合法取得讼争30%的股权能否成立？
本院认为，昇邦公司主张合法取得诺林公司持有的30%股权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因如下：1、昇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春芳亦是鑫汇公司的时任法定代表人，其代表鑫汇公司缔结《合同书》时，理应清楚诺林公司在欣东联公司至少仍持有10%的股权。2、在王春芳于2006年1月23日成为欣东联公司董事后，欣东联公司依然认可了诺林公司的股东身份，并于2007年5月16日向诺林公司发函，要求追加投资。3、针对漳州发展公司、捷威公司在《合同书》向鑫汇公司披露的“诺林公司意欲转让给捷威公司的20%的股权”，已经捷威公司确认未实际转让。漳州发展公司、捷威公司在该份《合同书》对鑫汇公司承诺“负责协调与诺林公司、阮晓榕之间的关系，保证漳州发展公司、捷威公司、诺林公司、阮晓榕终止履行之前各方签署的涉及阮晓榕原所享有的欣东联公司50%股权转让的约定”，因此鑫汇公司在其法定代表人就任欣东联公司董事之后，有必要的谨慎义务和充分的便利去核实争议的20%股权转让的实际履行情况，但本案未有任何证据证明王春芳、鑫汇公司亦或昇邦公司有理由相信漳州发展公司、捷威公司兑现了《合同书》承诺之内容。4、虽然，此后系昇邦公司实际从漳州发展公司受让讼争30%股权，但是昇邦公司与鑫汇公司法定代表人均为王春芳，昇邦公司在受让欣东联公司股权的过程当中，也使用了鑫汇公司此前付款抵充相关股权受让对价，因此可以认定昇邦公司与鑫汇公司在受让讼争股权过程中有密切关系，其明知昇邦公司从漳州发展公司处受让的讼争股权存在权利瑕疵，其受让讼争股权时并非善意，其主张合法取得讼争股权的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因为阮晓榕与漳州发展公司转让讼争股权的行为无效，漳州发展公司向昇邦公司转让讼争股权的行为属于无权转让，昇邦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其善意取得讼争股权，阮晓榕与漳州发展公司转让讼争股权的行为亦无效，诺林公司要求确认其持有欣东联公司30%的股权，并要求欣东联公司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诺林公司作为欣东联公司持股30%的股东，依法享有法定的优先购买权利，无需起诉确认其法定权利，其要求确认法定权利的诉求本院不予处理。此外，针对诺林公司上诉所称原审错列第三人的程序问题，原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一条规定，将诺林公司追加的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其余被告的诉讼地位列为第三人并无不当，也未损害当事人的诉讼权益，该部分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诺林公司部分上诉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支持。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依法予以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2）思民初字第4229号民事判决；
二、确认诺林（厦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享有欣东联公司30%的股权；
三、欣东联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
四、驳回诺林（厦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0800元，均由欣东联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仲）
代理审判员 （胡欣）
代理审判员 （苏鑫）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日
书记 员（ 龚 妍 ）
附：相关的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一百零六条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2018-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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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七条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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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
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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