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湘0104行初218号
原告陈余甫，男，汉族，1985年1月15日出生，户籍地湖南省岳阳县，现住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
委托代理人汪鑫，女，汉族，1986年12月14日出生，住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系原告之妻。
被告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爱民路180号。
法定代表人谭应林，局长。
委托代理人刘矛林，系该局民警。
委托代理人黄新泉，北京市鑫诺（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陈余甫（以下简称原告）诉被告长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以下简称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行政纠纷一案，于2016年12月1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同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3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汪鑫，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刘矛林、黄新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6年11月25日，原告作为纠纷的一方当事人在被告下属的坪塘派出所接受处理时，自称受到死者家属的殴打。对此，原告认为被告未履行保护公民人身安全的法定职责。
原告诉称：原告在长沙市××××了一家名为“贡草堂铁皮石斛惠民生活馆”（以下简称贡草堂）的保健食品店。2016年11月25日10时17分左右，住在附近的任某从菜市场买菜回家后来到该馆，进大门不到一分钟，就出现了头晕的症状。当时在场的人均认为任某是心脏病发作，其中一位顾客给任某服用了8粒速效救心丸。本店负责人彭某马上拨打了120急救电话（时间为10点19分）。接着任某又开始呕吐，彭某随即前往任某家里通知其丈夫及儿子。二人来到贡草堂后，120救护车已经到达。本店员工建议任某前往医院就治，但是任某坚持回家。随后其子将她背回家。约30分钟后，任某便死在家中。当日12时许，被告所属坪塘派出所辅警将原告和彭某从死者家中带到了坪塘派出所。进入该派出所后，民警没收了原告与彭某身上的手机与钥匙，并对原告进行询问，一直持续到16时许。其后，原告被带到该所二楼会议室与死者家属就赔偿问题进行调解。原告坚持认为，事实尚未调查清楚，处理赔偿问题为时过早，但调解员认为死者是在原告店中发病，要求原告拿出诚恳的态度。期间，一位女民警给在场的每个人都倒了一杯开水，这时死者的一位家属将杯中的开水泼洒到原告脸上，顿时被烫得通红，而在场民警却未予制止。当日17时30分许，原告向民警请示后离开调解室去上厕所，上完厕所后在该所值班室门口被七八个死者家属围住并殴打。当时在旁的民警同样未予制止，直到彭某跑来，对方的人才散开。对方人员还威胁原告及彭某，声称“只要你们出了这张门，我就开车撞死你们。”原告倒在地上，要求警方交还手机，以便拨打120急救电话，但是在场民警并未予以理睬。这时，本店员工汪某过来用手机拨打120急救电话。民警看到汪某在打电话后，又没收了汪某的手机。之后，在该所调解员的主持下，死者家属对原告提出了8万元的赔偿金要求，后改为3万元。原告被打后一直疼痛难忍，直到当日19点42分左右，在原告家属的强烈要求下，原告才被送上120救护车。医生在救护车上对原告实施抢救的过程中，原告休克了两次。送到长沙市第四医院急救室后，医生为原告注射了两支强心针，经过一小时十二分钟的抢救，转入重症监护室进行治疗。经过治疗之后，原告身体多次抽搐，现已花费医药费一万多元。原告认为，任某的死亡完全由于其自身的疾病所致，与贡草堂无关。该事件既非刑事案件也非行政案件，不属于被告办案的职权范围。但是被告的非警务人员将原告非法带至派出所关押，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收缴了原告的手机并限制其人身自由，一再要求原告向任某家属支付3万元至8万元的赔偿费用。另外，民警还放任死者非直系家属（即打人者）自由出入于该所，并且在原告被其殴打时，未尽保护义务，也不及时进行制止、救治，被告的以上行为严重触犯法律法规，请求人民法院判令：一、确认被告不依法履行保护公民人身安全职责的行为违法；二、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医药费、营养费、误工费、身体损害费、精神损失费等项损失共8万元；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在起诉时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明其诉讼主张：
证据一、《证明》、《关于任某女士死后在坪塘派出所发生的经过》、通话记录。拟证明任某的死亡与原告无关，原告尽到了救助义务。
证据二、病历本、医疗门诊收费票据、出院记录与入院记录、《司法鉴定受理通知书》及《鉴定事项告知书》。拟证明原告被殴打后在医院治疗的经过及费用。
证据三、《举报投诉信》。拟证明被告保留有原告被带入坪塘派出所至被送到120急救车时段的视频资料。
证据四、《司法鉴定意见书》。拟证明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司法鉴定中心为原告的伤情做了鉴定。
被告辩称：一、被告依法履行了公安机关应尽的职责。2016年11月25日，被告下属的坪塘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辖区内洋湖村有人意外死亡。民警赶往现场，死者（任某）家人称，因在洋湖景园4栋105的一家理疗店出现不适，被送往家中后死亡。死者家属认为该店有不当用药行为，是导致死者身亡的原因，并要求公安机关调查其非法行医等行为。民警随即在家属的指引下找到该店的老板（即原告）进行调查。原告诉称自己被辅警带至派出所。事实上，被告接处警均由民警主导，辅警只是驾驶警车协助出警。在该报警中，坪塘派出所民警至始至终都在场，并由正规招录的辅警驾车。而原告谎称非警务人员将其带至派出所，可见原告的诉称不真实，系无端指控被告允许非警务人员参与执法执勤活动。原告在诉状中捏造事实，称手机、钥匙被民警收缴。原告到坪塘派出所后，民警就死亡事件找原告调查核实，这段时间按照规定将原告带至执法办案区，并制作了询问笔录。之后原告没有离开坪塘派出所，是因为其在当地街道司法所调解员的主持下，与死者家属在协商后事等问题。期间，原告人身、财产并未受到被告强制措施控制，但原告在诉状中称民警收缴了他的手机，这是毫无事实根据的谎言。原告称自己被死者家属泼了开水，民警没有制止。而事实上，因当时不能确定死者死亡原因，街道司法所本着化解矛盾的原则，指派调解员就死者后事处理情况组织双方协商，希望快妥善处理死者后事。但期间原告因自己言语不当，激怒死者家属，因而被其泼水。而原告所称的女民警，只是户政窗口进来帮忙倒茶的户籍专干，并非民警。在此这种情况下，发生的事情不能认定为被告的责任。原告自称其在离开值班室上厕所期间被人踹倒在地，民警没有制止。而事实上，当时原告与死者家属在调解室协商至晚饭时间，调解员要求双方各自再考虑，他去打印协议内容。在此期间，原告到派出所值班室等待，本来让原告坐进值班室，也是出于对原告的保护，所里的一位辅警还推迟吃晚饭，一直守在值班室门口，也是怕死者家属进来纠缠。但原告称搞了一天，觉得难受想要到外面透下气。当时值班民警告知原告，外面有许多死者家属，一些人情绪还十分激动，但原告非要出去，民警见状也无法过多干预。由此可见，原告称自己被坪塘派出所扣押逼迫的说法毫无依据。当原告从值班室出去后，与他叫来的身穿保安制服的人一起，与死者家属突然发生争执。当时死者所在村的村干部马上把双方人员分开了。等到民警闻讯从值班室出来，双方已经停止了冲突。这样瞬间发生的事情，显然不是民警不制止，而是事发突然，民警来不及制止。原告回到值班室称自己不舒服，民警见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当原告被120急救车送往医院后，双方的调解被中止。之后，原告向民警称自己被死者家属打伤，民警又给原告开具了伤情鉴定委托书，让他做了法医鉴定。原告又住院治疗，期间病情一度严重。坪塘派出所虽然没有与原告再制作笔录，但根据原告的口述，该所还是依法定程序传唤了原告指控的打人者进行调查，目前该案还在调查取证过程中。此外，原告提交的鉴定结论无法证明其受伤，其住院记录也仅记载了自称被人打伤，民警的调查也暂未获取有效证据。原告倒地点是所内监控的死角，民警询问调查也没有获得有效的证据，这是客观条件所致，并非被告民警有意不作为。原告诉称被告民警勾结死者家属，以派出所名义敲诈原告。事实上，该所民警并未参与民事调解，也没有逼迫扣押原告。在派出所期间，被告的民警、辅警一直注意保护原告的安全。因此，原告的这种说法不仅毫无事实根据，还有诬告陷害之嫌，被告保留对原告上述言行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综上所述，被告已经履行了应尽的法定职责，但现有证据不足，暂无法对原告指控的人作出处理结论。另一方面，原告如果被他人殴打致伤，公安机关承担的是调查取证和追究违法犯罪嫌疑人法律责任的职责，其因伤治疗等费用应由打人者承担。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其住院治病等费用，这既不符合事实，也没有法律依据。因此，特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证据一、接处警案（事）件登记表及《处警经过》。拟证明被告接、处警情况。
证据二、对原告、彭某、朱某亮三人的询问笔录。拟证明被告履行了调查的法定职责。
证据三、《鉴定委托书》。拟证明被告履行了法定职责。
证据四、《司法鉴定意见书》。拟证明原告在冲突中没有受伤。
证据五、《调解记录》。拟证明原告与死者家属在街道司法所调解员的主持下进行调解的经过。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经当庭质证认为：
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无法核实其证据的真实性；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证据仅能证明原告住院治疗的事实，不能证明其在坪塘派出所被人殴打的事实；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求，内容不真实；对证据四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达不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经当庭质证认为：
对证据一的关联性无异议，对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没有看到被告的原件；对证据二中对朱某亮的询问笔录有异议，询问内容明显偏袒他。对其余两份笔录无异议；对证据三无异议；对证据四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五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原告未签字同意，且任某死亡前未在原告店中做理疗，该证据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作如下分析与认定：
一、原告的证据：证据一中的《证明》与本案中被告是否履行保护原告人身安全的职责无关，不予采纳。《关于任某女士死后在坪塘派出所发生的经过》及通话记录与本案事实有关，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证据二，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且与本案事实有关，予以采纳；证据三系原告单方作出的说明，所述事实需其他证据印证，故不能单独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证据四，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且与本案事实有关，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二、被告的证据：证据一，原告对其关联性无异议，该证据材料内容真实、来源合法，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证据二，原告认为被告对朱某亮的询问明显偏袒，没有事实依据，不予采纳。原告对其余两份询问笔录均无异议。故该组证据材料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证据三、四，原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证据五，系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出具的关于调解过程的说明，来源合法且与本案事实有关，原告是否签字不影响其证明目的，本院予以采信。
根据以上采信的证据和庭审中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认如下案件事实：
2016年11月25日10时15分许，家住长沙市岳麓区××小区××房的居民任某（女，64岁），前往位于本小区4栋105号门面房的“贡草堂”（该馆工商登记名称为“长沙市岳麓区鹿安保健食品经销部”，负责人为汪某，实际投资人为原告）做理疗。任某为该馆会员，当其进店后便出现头晕、呕吐等症状。由于任某有心脏病史，原告等人见状怀疑是心脏病发作，便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派人上门将病情告知其丈夫及儿子。任某的丈夫与儿子闻讯后立即赶往该馆，将其接回家中。约30分钟后，任某在家中去世。当日11时许，任某丈夫向被告下属的坪塘派出所报警，称其妻子的死亡与原告店内用药不当有关，要求公安机关进行查处。该派出所接警后抵达现场，为避免双方的矛盾激化，将原告及其同事彭某、死者亲属代表等人带至派出所进行调查处理。当日13时许，该派出所民警对原告及彭某等人分别制作了询问笔录。之后，办案民警与当地街道司法所联系，请其派调解员前来主持调解。司法所指派调解员邹某前承担该项任务。街道司法所在该所内设有人民调解室，在司法调解员主持调解的过程中，死者亲属朱某亮与原告发生言语冲突，在调解室内将街道户籍专干（女，在派出所内办公）倒给他的一杯开水泼在原告身上。在此过程中，坪塘派出所无民警、辅警在场。在邹某前的主持下，双方情绪渐趋平稳，有和解的意愿但尚未达成协议。于是，司法调解员要求双方人员分开进行单独思考。随后，原告及亲友等人被派出所安排到值班室进行商议、等待。为防死者亲属冲进室内纠缠、伤害原告等人，坪塘派出所特安排一位辅警守在门口值班（当时正值晚饭用餐时间）。当日17时50分许，原告不听值班民警劝告自行走出值班室，在该室门口与死者多位亲属相遇，被其团团围住，并遭到朱某亮的推搡。原告一方亲友见状立即上前解围。随即双方人员纠缠在一起，并发生肢体冲突。死者所在村的村干部见状立即分开双方人员，值班民警、辅警也闻讯从值班室出来，制止了该场冲突。见原告坐在地上，自述身体不适，遭到了死者亲属朱某亮等人的殴打。民警便安排原告等人在值班室休息，随后拨打120急救电话。当日19时许，原告家属赶到派出所后也拨打120急救电话。救护车到后，原告在家属的陪同下前往长沙市第四医院进行治疗。2016年12月7日，坪塘派出所委托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司法鉴定中心对原告的伤情进行鉴定，并就死者亲属朱某亮等人殴打原告一事进行调查处理。2016年12月14日，该鉴定中心作出鉴定意见，结论为原告的“本次损伤不宜评定损伤程度”。随后，坪塘派出所民警开展了相关的调查，并多次组织原告与打人者就医药费等费用进行协商处理。至本案开庭审理之日止，该案仍在调查处理中。原告以自己在派出所被人殴打，系被告未履行保护公民人身安全的法定职责所致，遂诉至本院，要求确认被告未履行保护其人身安全的行为违法，并赔偿其医药费、营养费等损失共计8万元。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人民警察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及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判断公安机关是否履行了法定职责，主要从履职是否及时、正当，是否存在过错等方面进行衡量。本案中，被告在接到死者任某之夫的报警后及时出警赶赴现场，为便于案件的处理和防止矛盾的激化，办案民警将原告及死者亲属等相关人员带到派出所接受调查。当发现该纠纷有调解结案的可能后，办案民警通知街道司法调解员前来主持调解。当双方人员按照司法调解员的安排，分开独立思考等待下一轮调解时，被告特意将原告等人安排在值班室内休息、等待，并指派专人守护。当原告自行离开值班室与死者亲属相遇，并发生双方人员肢体冲突时，该派出所值班民警、辅警及时平息了事态。当民警听到原告自述遭人殴打致身体不适时，便拨打120急救电话安排其就医。随后，被告就原告投诉被人伤害一事进行调查，并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其伤情进行鉴定。当鉴定结论为“不宜评定损伤程度”后，又多次组织原告与加害者就民事赔偿问题进行协商。由此可见，在原告到派出所接受调查和人民调解的过程中，被告为保护其人身安全履行了相应的职责。对于原告诉称被打之事，由于事发突然，非被告过错所致。加害者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可向其依法主张权利。因此，被告的上述处置行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构成未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
综上，原告诉称被告未履行保护公民人身安全的法定职责，导致其身体受到伤害的理由，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原告要求确认被告未履行保护其人身安全的行为违法，并赔偿其医药费、营养费等损失8万元的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陈余甫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陈余甫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至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翰旻
审 判 员 苏舸飞
人民陪审员 李秋莲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李 思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相关条款：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