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1）惠中法民一终字第66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艳萍，女，1973年11月25日出生，汉族，住惠州市惠城区。
委托代理人：欧阳武，广东广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国文，女，1968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惠州市惠城区号。
委托代理人：赵秀娟、林志晖，均系广东宝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艳萍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1）惠城法民一初字第7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经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0年7月20日，杨翠芳向原告杨艳萍借入60000元，约定月息5%，借款期限为3个月，并出具一份《借条》交原告收执。2010年8月2日，杨翠芳再次向原告借入50000元，约定月息5%，借款期限为5个月，并出具一份《借条》交原告收执。其后杨翠芳并未如期还款，2011年2月12日死亡。原告遂于2011年3月9日诉诸法院，请求杨翠芳配偶即被告陈国文清偿借款本金110000元以及相应利息。
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本院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原审法院认为，对于本案所涉借款是杨翠芳个人债务还是夫妻共同债务，原告、被告各执一词，本院对此予以综合分析如下：一、基于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享受利益的同时理应承担因此所带来的不利后果，因此法律规定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从常理分析，因家庭生活困难予以借款，从保护自身利益以及便利清偿债务的角度出发，债权人一般会要求债务人夫妻在借条上予以签名确认。结合本案而言，正是由于债权人的懈怠，不仅未能探寻杨翠芳借款的真正用途，亦未要求杨翠芳配偶即本案被告对借款事实签名确认，现有证据无法证实被告对此借款知情或者同意，亦未有相应证据证实此款系用于婚后夫妻共同生活所需。二、杨翠芳生前为广东公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惠州分公司职员，月均收入8400元，被告为广东省电信工程有限公司六分公司职员，月均收入2500元。杨翠芳夫妻均为公司职员，家庭经济状况良好，同时亦不存在经营活动中资金周转困难的情况发生，现有证据无法证实本案借款系用于婚后夫妻共同生活开销。因此，杨翠芳对于原告的110000元债务，应认定为其个人债务，与被告无涉。原告诉求杨翠芳配偶即本案被告承担偿还责任，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予以驳回。但是，考虑到杨翠芳已逝，根据《继承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原告可另案主张权利要求以债务人杨翠芳的遗产清偿本案债务。
综上，依照《婚姻法》第四十一条，《民事诉讼法》第七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八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杨艳萍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555元、保全费1270元，合计为3825元，由原告杨艳萍负担。
上诉人杨艳萍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审法院在判决方面存在以下错误：1、证据认定错误：一审法院简单认定杨翠芳的工资8400元，但该证据并没有相应的工资完税证明，也没有其本人或单位出具的工资单，杨翠芳生前在事业单位上班，没有提交完税证明只能说明工资不符。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属于事实不清，证据采纳错误。2、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一审法院本院认为部分用分析的方法分析论证，但该分析逻辑前提错误。一审法院论证的逻辑前提是要求上诉人(债权人)举证证明夫妻共同负债或者是在借钱时就应当需夫妻共同签名，否则，债权人存在懈怠，因此应当承担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忽视该举证前提是债务人，而非债权人。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4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而《婚姻法》第19条第3项的规定是：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但是，本案被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证实上诉人知道，事实上，被上诉人没有对此约定，且上诉人并不知情。因此，一审法院要求上诉人对被上诉人明确知道该债权并且用于家庭生活举证，显然与法不合。上诉人认为，由于一审法院在证据认定及举证责任分配的认定存在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因而判决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判令：l、改判为被上诉人偿还借款11万元并支付利息；2、一、二审的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陈国文答辩称，一、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举债，不能简单推定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对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没有作明确的规定。最高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除外。”依据该解释，凡是没有证据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夫妻个人债务或第三人知道夫妻间对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只要是婚姻存续期间所欠下的债务，无论是夫妻哪一方借的，也不论用于干什么，是否用于家用，都属夫妻共同债务，应由夫妻共同偿还。而事实上，夫妻共同债务主要是基于夫妻共同生活的需要，以及对共同财产的管理、使用、收益和处分而产生的债务，包括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和夫妻共同经营所负的债务。所谓的生活需要，通常是指一般的衣食住行医等方面的基本需要，不应当包括经商、娱乐等非日常生活需要的其他活动。如果夫或妻一方以经商、娱乐等非日常生活需要处分财产，应当自行承担民事责任。并且随着审判实务的深入，这一推定规则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一方面，随着时代变迁，夫妻在身份及财产上的对外连带性正逐渐弱化；另一方面夫妻一方擅自举债损害配偶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推定规则牺牲夫妻一方利益而片面保护债权人利益，也并非有利于公平正义。本案中，杨翠芳向被答辩人举债11万元，根据一审中答辩人提交的证据可知，该11万元借款明显不是日常生活需要的大宗财产交易，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同时根据借条约定的利息，该借款明显属于高利贷，因此，推定该借款为夫妻共同债务，将置答辩人于不利地位，损害其合法权益。二、关于本案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对于夫妻一方超出日常生活需要范围的举债，由债权人承担举证责任。1、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对外借款，该债务性质如何界定，应根据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确定，即“谁主张、谁举证”。根据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7条“婚姻法第十七条关于夫或妻对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应当理解为：……(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的决定，夫妻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者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规定，除了用于日常生活需要的小额债务外，要证明夫妻一方对所负的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债权人必须举出借债是“夫妻共同意思表示”的证据。据此，认定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举债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其举证责任在于债权人。该案中被答辩人主张杨翠芳向其借款11万元，提供了两张借条为据，答辩人并不认可该借款事实，被答辩人并未完成举证责任；被答辩人还主张本案债务属两被告夫妻共同债务，却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答辩人对于也予以否认，因此被答辩人就该事实主张相对于答辩人而言尚未完成举证，即对该借款的“借款用途”的事实未能举证证明，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夫妻一方超出日常生活需要范围举债的情形构成表见代理，援引表见代理规则，由债权人承担举证责任。由于婚姻家庭生活的私密性和复杂性，负债方夫妻存在举证困难。根据证明责任分配理论，并综合考虑举证责任难易程度，风险防范成本等因素，由债权人人承担举证责任更为适合。本案中，被答辩人应就出借给杨翠芳11万元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承担举证责任。根据答辩人提供的证人证言可知，在杨翠芳生前欠了很多的赌债，去世后有多个债主向其追偿，该笔借款到底去往何处，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并未用于答辩人夫妻共同生活。何况本案中，被答辩人与答辩人及杨翠芳并不相熟，按常理来说，不会轻易在无需担保的情况下出借这么大笔借款。因此，本案中，被答辩人仍需提供进一步的证据证明该案借款是否属于答辩人夫妻共同债务，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三、杨翠芳向被答辩人的借款是在答辩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所为，且该借款没有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应当认定为个人债务。“为夫妻共同生活”是夫妻共同债务的本质特征，也是区分夫妻共同债务与个人债务的依据。夫妻共同债务应当具有夫妻双方具有共同举债的合意或夫妻双方共同分享债务所带来的利益的特征。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7条第2款规定：“下列债务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应由一方以个人财产清偿：……(4)其他应由个人承担的债务。”根据法律规定和司法解解释的精神，确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系夫妻个人债务还是共同债务，有两个基本的判断标准：一是夫妻有无共同举债的合意，二是夫妻是否分享了该债务所带来的利益。夫妻共同债务是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或一方为维持共同生活的需要，或出于为共同生活的目的从事经营活动所引起的债务。夫妻个人债务是指夫妻约定为个人负担的债务或者一方从事与家庭共同生活无关时所产生的债务。本案中，杨翠芳向被答辩人的借款是在答辩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所为，且该借款没有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应当认定为杨翠芳个人债务。四、答辩人根本没有享受到该笔借款带给其的利益，却要答辩人承担该笔债务，明显显失公平。从常理分析，因家庭生活困难予以借款，从保护自身利益以及便利清偿债务的角度出发，债权人一般会要求债务人夫妻在借条上予以签名确认，正式由于被答辩人的懈怠，致使未能探寻杨翠芳借款的真正用途，而事实上在本案中，杨翠芳在未让答辩人知悉的情况下，向被答辩人借款11万元用于偿还赌债，根据最高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第二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判决，将对答辩人造成极之不公平的结果，因为：1、被告对这笔借款毫不知情；2、这笔借款最大可能是杨翠芳用于偿还赌债；3、原告在暴利的驱使下，放弃了对借款事实的了解及核实，存在过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4、享其利、担其责。答辩人根本没有享受到该笔借款带给其的利益，却要答辩人承担该笔债务，明显显失公平，是超出了一个公民的防范能力，也与社会的善良风俗以及民法的公平原则相悖。反之，被答辩人在享有高额回报的同时应当承担其所带来的风险，杨翠芳因无力偿还借款而自杀，致使被答辩人仅能从杨翠芳的遗产中主张债权，这就是被答辩人应当承担可能出现的风险。综上，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恳请法院查清事实，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杨艳萍在二审中提交了一份由上诉人代理人制作的询问笔录，以此证明被上诉人已死去的丈夫杨翠芳生前经常向他人借款用于赌博。
被上诉人陈国文在二审中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认为，双方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杨翠芳生前于2010年7月20日、8月2日向上诉人所借的合计110000元，是否应认定为被上诉人的夫妻共同债务。对此本院认为，杨翠芳生前于2010年7月20日、8月2日分别向上诉人借款60000元和50000元时出具的借条，虽未写明杨翠芳与被上诉人为共同借款人，被上诉人在两张借条上也未签名，但，上述借款11万元是死者杨翠芳与被上诉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由死者杨翠芳所借，而被上诉人又未能提交证明其在杨翠芳生前曾彼此约定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的证据，另外，被上诉人亦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杨翠芳生前借的上述11万元全部用于赌博或该11万元系赌债，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的规定，涉案的11万元借款应认定为被上诉人与死者杨翠芳夫妻共同债务，被上诉人依法应将该11万元借款偿还给上诉人。原审判决认为上诉人主张的11万元并非被上诉人与死者杨翠芳的共同债务错误，本院依法纠正。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2011）惠城法民一初字第741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陈国文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五天内清偿1100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1年3月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欠款还清日止）给上诉人杨艳萍。
本案一、二审受理费共计5110元，由被上诉人陈国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赖锦荣
审判员 刘伟新
审判员 邓耀辉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胡 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