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湘0181民初5593号
原告浏阳市荣和出口花炮厂，住所地浏阳市澄潭江镇小源村。
执行事务合伙人刘世科，厂长。
委托代理人黄春林，男，1954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浏阳市。该厂员工。
委托代理人邹毅，湖南鼎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浏阳市金滩花炮厂，住所地浏阳市荷花办事处浏河村。
投资人张雪辉。
委托代理人陈花琳，湖南纬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袁梅生，男，1962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浏阳市。
原告浏阳市荣和出口花炮厂（以下简称荣和花炮厂）与被告浏阳市金滩花炮厂（以下简称金滩花炮厂）产品责任纠纷一案，于2017年8月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原告申请，依法追加利害关系人袁梅生为第三人。2017年12月12日，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李德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刘湘平、寻鑫参加的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邱香林担任法庭记录。本案原告荣和花炮厂的委托代理人黄春林、邹毅，被告金滩花炮厂的委托代理人陈花琳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袁梅生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荣和花炮厂诉称，2008年11月20日，原、被告签订了一份《转让烟花招纸协议》，将印刷有原告方的“万春”商标、厂址、电话及专供桂林市满堂彩烟花公司经销等字样的招纸全部转让给被告使用。事后被告在袁梅生的技术支持下生产了“红菊花、白菊花、红宝石”等系列组合烟花产品，并外包装全部利用了该批招纸。2008年12月期间，被告仍经过袁梅生与桂林市满堂彩烟花爆竹有限公司发生业务，将其生产并贴有原告“万春”商标、厂址、电话及专供桂林市满堂彩烟花公司经销等字样招纸的组合烟花产品销售给了桂林市满堂彩烟花爆竹有限公司。2011年2月3日，邓少华在桂林市满堂彩烟花爆竹有限公司购买到被告所生产的“红菊花”组合烟花，在燃放该烟花时因产品质量缺陷致伤了眼睛。邓少华因眼睛受伤造成损失后，于2011年12月份以产品责任纠纷为由将桂林市满堂彩烟花爆竹有限公司、原告诉至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要求赔偿，后依原告申请将金滩花炮厂也追加为产品责任纠纷案件的被告，产品责任纠纷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二级法院审理认为，涉案“红菊花”组合烟花为谁生产，属于生产者内部法律关系，可另行诉讼解决，最终二级法院按外包装招纸上标注的企业判决原告承担赔偿邓少华各项损失人民币共计654523.13元。案件在执行阶段，原告与邓少华达成和解，即由原告垫付赔偿邓少华350000元结案，在2016年6月1日原告经执行法院已将350000元付给了邓少华。邓少华因产品质量缺陷致伤所造成的各项损失，理应由生产者即被告承担赔偿，原告已垫付赔偿邓少华的损失和因处理邓少华案件所支出的其他各项开支费用概应由被告承担。请求：一、判决被告支付原告已经垫付邓少华的赔偿款和利息共计400000元（利息以35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6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到位止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息，暂计算至2017年8月31日）；二、判决被告支付原告为处理邓少华案件而支出的各项开支费用50000元；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金滩花炮厂辩称：1、邓少华的赔偿款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和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两级法院判决，原被告均参与了诉讼，两审均判决原告承担邓少华赔偿款，原告支付邓少华赔偿款时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存在垫付之说，故原告请求被告支付赔偿款完全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能成立。2、原告的起诉和请求已过诉讼时效。邓少华产品责任纠纷案已经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两级人民法院审理，于2013年8月审理终结并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判决确认事故产品责任的承担者为原告，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告现于2017年8月再次起诉一方面已超出诉讼时效，一方面违背一事不再理规定。3、涉案产品“红菊花”不是被告生产、销售，责任不由被告承担。涉案产品“红菊花”，销售商桂林市满堂彩烟花爆竹有限公司一再确认系从原告处购进，而与被告从未有任何业务往来，转让皮招不能代表涉案产品为被告生产，因为被告只是受让了原告用过的剩余皮招，在此皮招转让前原告自身已经批量生产并销售给了桂林市满堂彩烟花爆竹有限公司，其自身需承担的责任不能因被告曾受让皮招而将此责任嫁祸之。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和请求。
第三人陈述：2009年初桂林市满堂彩烟花爆竹有限公司涉事故烟花是金滩花炮厂生产，而不是荣和花炮厂生产。第三人曾是荣和花炮厂合伙人，当年桂林市满堂彩烟花爆竹有限公司与荣和花炮厂签订了购销协议，与桂林公司的业务往来，荣和厂都是委托第三人负责。第三人2008年8月底从荣和厂退伙，荣和厂欠桂林公司的债务就归入第三人名下，紧接着金滩花炮厂请第三人做事。桂林公司需要进货就只找第三人。第三人到了金滩花炮厂后以中间人身份，介绍金滩花炮厂的货销入桂林公司。被告金滩花炮厂把桂林公司应付的货款抵扣第三人的工资。出事烟花为2008年12月29日的发货明细表中的货，因产品外包装上写有荣和花炮厂的名字，故实物入库单上写了荣和花炮厂。第三人进入金滩花炮厂后桂林公司与金滩花炮厂就此一次交易，当时桂林公司是知情出事烟花是金滩花炮厂生产。
经审理查明，原告浏阳市荣和出口花炮厂最初成立于1998年11月，黄春林既是公司股东也是公司法定代表人，后于2008年1月被注销，同时登记为同厂名的普通合伙企业。2007年2月28日，作为甲方的黄春林与作为乙方的第三人袁梅生订立《合伙生产经营协议》，按甲方30%、乙方70%比例合伙经营，合伙期间从2007年3月1日起至2010年3月1日止。2007年11月1日，案外人桂林市满堂彩烟花爆竹有限公司与原告荣和花炮厂签订《烟花爆竹购销合同》，双方确认满堂彩公司订货计划单，并由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袁梅生负责供货给满堂彩公司。因合作经营期间发生亏损，无法继续合作，双方于2008年8月31日签订拆伙协议，约定袁梅生所库存的原辅材料、半成品、产成品全部归黄春林所有；桂林市内销市场业务经营往来的应收款或应付款概由袁梅生承担，黄春林无权处理，退回货处理降价32000元由黄春林全部承担。第三人袁梅生离开原告后于2008年9、10月间进入被告金滩花炮厂任技术主管。
2008年11月20日，原告将未使用完的印刷有“万春”商标、厂址、电话及专供桂林市满堂彩烟花爆竹有限公司销售字样的烟花产品的外包装招纸全部转让给被告，双方签订《转让烟花招纸协议》（价格中未包含商标使用许可方面的费用）。被告在第三人袁梅生的技术支持下，亦生产了同原告方一样的产品（包含“红菊花”品种）。2008年12月29日，案外人桂林市满堂彩烟花爆竹有限公司通过第三人袁梅生从被告处购得包含“红菊花”品种在内的多种烟花，其烟花外包装上均印有“万春”商标、厂址、电话及专供案外人桂林市满堂彩烟花爆竹有限公司销售字样；同时该批产品发货明细单上载有“货款请付：账号：95×××11中国农业银行李水华”的文字。第三人袁梅生于2009年4月离开被告处。
2011年2月3日，案外人邓少华在桂林市满堂彩烟花爆竹有限公司销售点购买品名为“红菊花”、“大吉大利”、“鸿运千秋”及“天使小炮弹”各1个。邓少华燃放“红菊花”烟花爆竹时，右眼被炸伤。事故发生后，邓少华于2012年1月10日以产品责任纠纷为由将桂林市满堂彩烟花爆竹有限公司、荣和花炮厂作为被告诉至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要求赔偿，后依荣和花炮厂申请，追加金滩花炮厂为被告，该案经两级法院审理认为，金滩花炮厂是否涉案“万春”商标“红菊花”烟花实际生产者，属于生产者内部的另一法律关系，可另行诉讼救济，最终两级法院按外包装招纸上标注的企业判决荣和花炮厂承担赔偿邓少华各项损失共计654523.13元。案件在执行中双方和解，最终由荣和花炮厂赔付邓少华350000元，于2016年6月7日结案。
另：1、荣和花炮厂于2014年4月10日以金滩花炮厂、桂林市满堂彩烟花爆竹有限公司为被告向本院提起了产品责任诉讼，后因当时尚未实际履行邓少华案的赔偿责任，于当年10月8日撤回起诉。
2、被告系个人独资企业性质，2006年4月20日至2013年7月10日期间，其投资人为李水华，与前述载有“货款请付：账号：95×××11中国农业银行李水华”的发货明细单上中的“李水华”系同一人。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民事判决书、结案证明、民事开庭笔录，发货明细表、介绍信、工商登记资料、发票，合伙生产经营协议及解散协议，证人证言，录音资料等证据证明。经庭审质证核实，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致伤案外人邓少华的烟花“红菊花”产品生产者到底是原告还是被告？2、案外人邓少华因伤所受损失应当由谁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1，一方面，根据2007年11月原告与案外人桂林市满堂彩烟花爆竹有限公司签订的《烟花爆竹购销合同》，及双方对订货单的确认，原告生产的“红菊花”等产品销往了案外人桂林公司。另一方面，2008年11月，原告将未使用完的招纸转让给被告后，被告亦在第三人袁梅生的技术支持下，生产了同类型粘贴了同标签的产品销往桂林公司。尽管被告否认与案外人桂林市满堂彩烟花爆竹有限公司有业务往来，但从被告接受转让招纸的行为，从2008年12月29日案外人桂林市满堂彩烟花爆竹有限公司进货入库单标注的产品明细、货款请付李水华的字样分析，被告在此期间与案外人桂林市满堂彩烟花爆竹有限公司是存在业务往来的；与第三人袁梅生的陈述能够相互印证。即致伤案外人邓少华烟花的实际生产者大概率是被告，从产品的源头上不能完全排除不是原告生产，两者之间有混同。
关于争议焦点2，原告将其“万春”商标、厂址、电话及专供案外人桂林市满堂彩烟花爆竹有限公司销售字样的招纸等标识用于本案“红菊花”烟花上，就足以表明原告为该产品观念上的生产者。既然本案“万春”商标“红菊花”烟花是以荣和花炮厂商品或商标名义出售于市场，则荣和花炮厂以生产者自居的意思明确，而且一般社会信赖也以“万春”商标所有人为对象，而无特别查询实际生产者的必要。因此，原告荣和花炮厂作为涉案“红菊花”烟花的商标及商号的所有人应当以生产者的地位负生产者的全部责任，包括生产、检验及商品观察责任。依据以上理由，即便涉案“红菊花”烟花的实际生产者为被告金滩花炮厂，原告荣和花炮厂亦应当自行负担以下责任：1、因不合法的招纸转让行为导致的违法成本；2、转让招纸后对使用招纸产品的生产者产品质量监督失察风险；3、招纸产品因质量问题导致的赔偿责任。因此，根据以上论证，案外人邓少华因伤所受损失应由原告荣和花炮厂承担主要赔偿责任，被告金滩花炮厂承担次要赔偿责任。故对原告要求被告偿付原告已经赔付案外人邓少华的赔偿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部分支持。原告请求给付利息及因处理邓少华案件而支出的各项开支费用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浏阳市金滩花炮厂于本判决生效后5日内偿付浏阳市荣和出口花炮厂已负担的生产者责任100000元。
二、驳回浏阳市荣和出口花炮厂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债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8050元，由浏阳市荣和出口花炮厂负担5650元，由浏阳市金滩花炮厂负担24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 德
人民陪审员 刘湘平
人民陪审员 寻 鑫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邱香林
附相关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2、《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三条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产品缺陷由生产者造成的，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追偿。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