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黔01民终476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滨河路17号。
法定代表人：尚春，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宪鹏，贵州君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说雨，贵州君跃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绿宝景观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修文县龙场镇马家桥省军区农副业基地。
法定代表人：赵健。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宏（公司员工），男，1962年5月21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赵某1，女，1980年09月20日出生，白族，住贵州省修文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匡仲碧，女，1958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1，男，2002年06月17日出生，白族，住址同上。
法定代理人：赵某1，系王某1之母，身份情况见上。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2，女，2011年1月25日出生，白族，住址同上。
法定代理人：赵某1，系王某2之母，身份情况见上。
上列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仕菊，北京盈科（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鲁茜，北京盈科（贵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世凯，男，1983年06月1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修文县。
原审被告：周成全，男，1967年09月15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修文县。
原审被告：贵州省军区农副业基地，住所地贵州省修文县龙场镇省军区农副业基地（马家桥）。
负责人：周秩水，该基地主任。
原审被告：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贵阳修文供电局，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龙场镇人民南路。
负责人：邓明荣，该局局长。
原审第三人：石付平，男，1982年04月2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修文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贵州，修文县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贵州绿宝景观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宝公司）、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贵州电网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赵某1、匡仲碧、王某1、王某2、徐世凯、原审被告周成全、贵州省军区农副业基地、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贵阳修文供电局（以下简称修文供电局）、原审第三人石付平触电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修文县人民法院（2018）黔0123民初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3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绿宝公司上诉请求:依法确认上诉人在本案中行为合法，主观上没有任何过错，驳回赵某1、匡仲碧、王某1、王某2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和死者达成买卖苗木的口头协议时对买卖标的物本身的毁损、灭失风险承担以及挖掘装运苗木的费用等作了约定，上述约定不违背法律规定，也不存在将风险随意转嫁给买受人的情况，而且上诉人对死者进行了安全注意的提醒，足以证明上诉人主观上没有过错；2、原判认定本案应适用无过错责任错误，因为本案中所有当事人的行为均不是在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的行为，徐世凯操作吊车过程中触碰到了高压电线，而死者正好用吊车吊钩去勾捆绑好的苗木被电击，从此可以看出死者和徐世凯主观过错明显，本案应适用过错责任；3、本案一审适用简易程序不妥，因为本案涉及法律关系复杂，存在买卖法律关系、委托或聘用法律关系、电力部门管理高压线法律关系及吊车所有权变更关系，诉讼标的近百万元，不属于简单民事案件，不应适用简易程序。综上，恳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贵州电网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二、三项，依法改判；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贵州电网公司下属单位修文供电局架设的涉案高压线路合法合规，且已尽到了供电企业应尽的全部注意义务，对于王某3触电的结果的发生不存在任何过错和损失；2、原审法院以从事高空高压造成他人损害承担无过错责任、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经济负担能力为由，判定贵州电网公司承担最高比例的损害赔偿责任于法无据，应当根据各方责任主体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确定各自承担的赔偿责任，贵州电网公司对于受害人触电结果不存在过错，责任比例应该予以调低。综上，恳请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赵某1、匡仲碧、王某1、王某2共同辩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徐世凯辩称，服从原审判决。
周成全辩称，服从原审判决。
贵州电网公司辩称，对绿宝公司的上诉意见以上诉状为准。
绿宝公司辩称，对贵州电网公司的上诉没有意见。
石付平辩称，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请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修文供电局、贵州省军区农副业基地未到庭参加答辩。
赵某1、匡仲碧、王某1、王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贵州电网公司、绿宝公司、修文供电局、贵州省军区农副业基地、徐世凯、周成全赔偿赵某1、匡仲碧、王某1、王某2死亡赔偿金26742.62元/年×20年=534852.40元、丧葬费53094元/年÷2=26547元、交通费共5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672058.80元〔其中，长子王某119201.68元/年×（18-15）年=57605.04元；女儿王某219201.68元/年×（18-6）年=230420.16元；母亲匡仲碧19201.68元/年×20年=384033.6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共计1288458.20元。2.要求石付平与贵州电网公司、绿宝公司、修文供电局、贵州省军区农副业基地、徐世凯、周成全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对当事人双方无争议的以下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一、案外人周建培为一建筑工地购买苗木，遂与受害人王某3商谈购买苗木，由王某3把苗木拖运到建筑工地，周建培按约定的价款支付，并通过微信转款一万元给王某3作为定金。之后，王某3与经营景观苗木的绿宝公司的销售人员程智协商买卖银杏、桂花等苗木，双方议定绿宝公司按照“地苗价”标准出售给王某3，银杏树每株260元，桂花树每株230元，挖苗、运苗等事宜由王某3负责，待苗木挖好装车，经绿宝公司苗圃基地现场管理人员清点后付款。2017年11月16日下午，王某3联系好挖苗木的工人、运载苗木的货车及徐世凯驾驶的吊车到修××××贵州省军区农副业基地挖掘装运苗木，该基地系绿宝公司租用贵州省军区农副业基地的土地用于种植苗木的苗圃基地。王某3找到绿宝公司苗圃基地现场管理安全员杨明辉和田玉华对接买卖苗木事宜，杨明辉告知王某3，挖苗木要在高压电线线路下面作业，现场有房屋等安全问题，田玉华将苗木点给王某3后离开苗圃基地现场。随后，王某3带领自己请来挖掘装运苗木的人员开始施工。在吊装苗木时，徐世凯操作吊车过程中触碰到位于苗圃基地上方10千伏马石线52至52+1号杆的高压电线，导致王某3用手拉吊车的吊钩去勾捆绑好的苗木时被电击身亡。事发地的高压线系修文供电局架设和经营管理，修文供电局是贵州电网公司的分公司。二、徐世凯无起重机械驾驶证或者操作资格证，其驾驶操作的涉事吊车即起重机未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或者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三、赵某1与受害人王某3生前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有两名子女王某1、王某2，王某1生于2002年06月17日，王某2生于2011年01月25日。对当事人双方有争议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一、徐世凯在事发现场操作的吊车，登记编号为贵Ａ×××××，属于中型专项作业车，原系周成全所有，周成全于2016年01月10日出售给第三人石付平，第三人石付平后又将其出售给徐世凯，两次买卖均已交付，但均未办理过户登记。以上事实，有周成全提供的协议一份、第三人提供的证人卿文奎、赵某2、许某的证言予以证明，对上述证据，赵某1、匡仲碧、王某1、王某2及修文供电局、贵州电网公司均提出异议，但上述证据来源合法，与徐世凯、周成全、第三人石付平的陈述相互吻合，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二、受害人王某3生前和赵某1及子女即王某1、王某2已在城镇居住生活一年以上，王某3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城镇。赵某1、匡仲碧、王某1、王某2方称王某3生前虽系农村户口，但其生前和赵某1及子女王某1、王某2已在城镇居住生活一年以上，王某3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城镇，并向法院提供了《保险营销员代理合同（A类）》、王某1的考试试卷、证人梅某的书面证言等证据。修文供电局、贵州电网公司及第三人认为以上证据不能达到赵某1、匡仲碧、王某1、王某2的证明目的；一审法院认为，因当地确实存在流动人口管理登记尚不完善的情形，赵某1、匡仲碧、王某1、王某2方已基本穷尽其举证方法，且上述证据在客观上能反映出赵某1及王某3生前已在城镇居住生活一年以上，其收入主要来源于城镇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采信。三、匡仲碧系受害人王某3母亲，住所地为修文县××安全村××组；匡仲碧的丈夫去世多年，其与丈夫生前生育有王某3、王贵全两名子女。该事实，有匡仲碧提供的户口册、修文县六屯镇陆丰村村民委员会及修文县公安局六屯派出所共同出具的证明及当事人陈述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四、受害人王某3生前有儿子王某1、女儿王某2、母亲匡仲碧三名需支付生活费被抚养人；王某1、王某2有王某3和赵某1两名抚养人，匡仲碧有儿子王某3、王贵全两名抚养人。及第三人均未对受害人王某3生前有以上三名需计算生活费的被扶养人的事实提出异议；且经一审法院调查核实，受害人王某3之母亲匡仲碧系临近六十岁的老年人，早年丧夫，老年丧子，精神和身体状况不佳，故一审法院对受害人王某3生前有儿子王某1、女儿王某2、母亲匡仲碧三名需支付生活费的被抚养人的事实予以确认。五、赵某1、匡仲碧、王某1、王某2称匡仲碧之次子王贵全有精神疾病，无扶养匡仲碧的能力，匡仲碧只有受害人王某3一个扶养人，但赵某1、匡仲碧、王某1、王某2无证据予以证实。另查明，贵州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为2674262元/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为1920168元/年、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为7533元/年。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关于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十三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原则是经营者承担无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原则是对已经发生的损害结果，不论行为人是否有过错，均要承担民事责任，除非有证据证明损害后果是由于不可抗力或者受害人的故意造成的。本案中，修文供电局及贵州电网公司作为事发高压线的电力设施产权人和经营者，虽然架设的高压线符合国家电力法的相关规定，但其不能证明涉案损害的发生是由于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因此应当对受害人王某3人身损害的发生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根据法律规定，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故在本案中应当由贵州电网公司承担相应责任。徐世凯未取得起重机械驾驶资格证，且明知在高压电线下作业存在危险，但其在操作起重机作业时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对本案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绿宝公司作为具有经营景观苗木资质的企业，虽在其与受害人王某3达成的口头买卖协议中约定了苗木交付方式，对买卖标的物本身的毁损、灭失风险承担以及挖掘及装运苗木的费用作了约定，但绿宝公司出卖给王某3的苗木处于高压电线下，大大增加了挖掘装运苗木时发生安全事故的风险，该风险不能随意转嫁给买受人，虽然绿宝公司的相关人员对王某3进行了注意安全提醒，但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采取或者要求买受人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来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故仍未能尽到因其苗木所处地点带来的安全风险所应当尽到的安全注意和保护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王某3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选任没有起重机械驾驶资格证的徐世凯驾驶吊车吊装树木，且在苗木出卖方的相关人员进行安全提醒后，却未能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应当承担责任。一审法院根据触电事故发生的事实经过，综合从事高空、高压经营者对造成他人损害承担无过错责任的原则，以及在涉案事故中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经济负担能力等因素，酌情确定由贵州电网公司承担45%的责任、徐世凯承担30%的责任、绿宝公司承担10%的责任；受害人王某3自己承担15%的责任。因周成全、第三人石付平只是涉事吊车原所有人，并非涉事吊车的实际所有人和管理使用人，赵某1、匡仲碧、王某1、王某2要求周成全及第三人石付平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赵某1、匡仲碧、王某1、王某2要求贵州省军区农副业基地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因赵某1、匡仲碧、王某1、王某2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当事人是具有独立承担责任的民事主体，且亦无证据证明该当事人在涉案事故中存有过错，故赵某1、匡仲碧、王某1、王某2的该项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结合法律法规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一审法院确认赵某1、匡仲碧、王某1、王某2的损失为811010.83元。分述如下：1.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732463.83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四条“人民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审理民事纠纷案件，如受害人有被抚养人的，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将被抚养人生活费计入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的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计入死亡赔偿金。（1）死亡赔偿金534852.40元。受害人王某3生前已在城镇居住生活一年以上，其收入主要来源于城镇，故赵某1、匡仲碧、王某1、王某2主张死亡赔偿金按贵州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为26742.62元/年×20年=534852.40元。（2）被扶养人生活费197611.43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王某1、王某2经常居住地在城镇，赵某1、匡仲碧、王某1、王某2主张其被抚养人生活费按照贵州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标准计算，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匡仲碧经常居住地在农村，赵某1、匡仲碧、王某1、王某2主张其被抚养人生活费按照贵州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标准计算，于法无据，应当按照贵州省上一年度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标准计算。事发时，王某1年满15岁零5个月，需计算生活费时间2年零7个月；王某2年满6岁零10个月，需计算生活费时间11年零2个月，匡仲碧年满58岁零11个月，需计算生活费时间20年。在前2年零7个月（31个月），被扶养人生活费年赔偿总额累计已经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故按规定该期间三名被扶养人的生活费共计算为19201.68元/年÷12个月×31个月=49604.34元；之后的被扶养人有王某2，需计算生活费时间8年零7个月（103个月）；匡仲碧，需计算生活费时间17年零5个月（209个月），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故王某2的生活费计算为19201.68元/年÷12个月×103个月÷2人=82407.21元、匡仲碧的生活费计算为7533元/年÷12个月×209个月÷2人=65599.88元。2.丧葬费26547元。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计算6个月，赵某1、匡仲碧、王某1、王某2主张26547元，未超过该计算标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3.交通费2000元。赵某1、匡仲碧、王某1、王某2主张交通费5000元，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全部支持。鉴于赵某1、匡仲碧、王某1、王某2处理事故后续事务及办理死者王某3的丧葬事宜等确会产生必要的交通费，一审法院根据赵某1、匡仲碧、王某1、王某2的居住地到事发地的距离，酌情支持交通费2000元。4.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涉案触电事故致使王某3死亡，赵某1、匡仲碧、王某1、王某2精神上确实遭受损害；因王某3自己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赵某1、匡仲碧、王某1、王某2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过高，一审法院综合侵权行为发生的场合、方式、造成的后果以及责任人的经济支付能力、本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酌情支持40000元。综上，一审法院确认的赵某1、匡仲碧、王某1、王某2的损失为：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732463.83元+丧葬费26547元+交通费2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801010.83元。为避免在划分责任人赔偿数额时重复计算，一审法院按照前述确定的责任比例，酌情确定赵某1、匡仲碧、王某1、王某2的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分别由贵州电网公司赔偿22000元，徐世凯赔偿14000元，绿宝公司赔偿4000元。因此，贵州电网公司应当赔偿赵某1、匡仲碧、王某1、王某2损失（801010.83元-40000元）×45%+22000元=364454.87元，徐世凯应当赔偿赵某1、匡仲碧、王某1、王某2损失（801010.83元-40000元）×30%+14000元=242303.25元，绿宝公司应当赔偿赵某1、匡仲碧、王某1、王某2损失（801010.83元-40000元）×10%+4000元=80101.08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徐世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赵某1、匡仲碧、王某1、王某2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242303.25元；二、贵州绿宝景观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赵某1、匡仲碧、王某1、王某2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80101.08元；三、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赵某1、匡仲碧、王某1、王某2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364454.87元；四、驳回赵某1、匡仲碧、王某1、王某2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396元，减半收取计8198元（系缓交），由徐世凯负担2459元，贵州绿宝景观工程有限公司负担820元，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3689元，赵某1、匡仲碧、王某1、王某2负担123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任何证据，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事实一致。上述事实有当事人庭审陈述及相关证据在卷佐证，且经质证，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中各方责任比例问题，一审法院现场勘验笔录记载：“经现场勘查，徐世凯停放吊车所在路面距离事故所接触到的高压线最低位置垂直距离为9.5米，银杏树所在地面与触电高压线最高位置垂直高度为11.2米，现场银杏树高度约为9.2-10米。”根据上述记载可知，涉案被挖掘的苗木树尖距触电高压线的距离为2-1.2米，再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行业标准10KV及以下架空配电线路设计技术规程》中关于10KV高压线路设计架设时，线路与树木的距离规定：“配电线路通过公园、绿化区和防护林带，导线与树木的净空距离在最大风偏情况下不应小于３米”，本案中树尖距离高压线路的距离不符合行业标准最小距离３米的规定，而贵州电网公司架设的高压线路属于高度危险作业，在平常的维护与管理过程中，有义务对涉案高压线路进行巡查整改，随时发现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问题并及时整改，但贵州电网公司并未就涉案苗木超出行业标准规定的最小距离向绿宝公司发出过整改通知，贵州电网公司作为涉案线路的所有者和经营者，理应承担责任。原判认定贵州电网公司承担45%的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至于绿宝公司的责任，贵州省修文县龙场镇人民政府对王某3触电死亡事件的调处答复意见载明：“涉案高压线路1980年建成，2003年进行升级改造；绿宝公司成立于2009年”，庭审中绿宝公司认可涉案苗木种植于2002年，种植时大概一米左右。根据上述当事人的陈述和政府答复意见可知，高压线路架设在前，苗木种植在后，绿宝公司在高压线路下种植苗木本身存在较大的风险，故应对苗木的种植、挖掘等工作尽更大的注意义务，即便通过口头约定将标的物的风险转嫁给买受人，也应给予买受人更多的安全注意提醒。但绿宝公司安全员只是口头上对王某3进行了提示随即离开，没有在现场进行监督，本院认为原判认定绿宝公司承担10%的责任符合本案客观实际情况，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绿宝公司提出的本案一审适用简易程序违法的问题，一审法院开庭时只有一名审判员，庭审笔录上记载的审判人员也只有一位，绿宝公司开庭时未对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提出异议，并在庭审笔录上签字，视为绿宝公司对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表示认可，绿宝公司提出一审程序违法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对该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471.5元，由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0669元，由贵州绿宝景观工程有限公司负担1802.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龚国智
审 判 员 符黎音
审 判 员 李 蓉
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陶海峰
书 记 员 曹 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