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藏02民终1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雷茜，女，1994年9月1日出生，汉族，四川省资阳市人，住址四川省资阳市乐至县。
法定代理人雷蕾，男，1969年4月9日出生，汉族，四川省资阳市人，住址四川省资阳市乐至县。
委托代理人严海霞，江苏王学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索朗卓嘎，工作单位：西藏日喀则市桑珠孜区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
上诉人（原审被告）石达，男，1980年6月17日出生，藏族，西藏日喀则市桑珠孜区曲布雄乡人，住址西藏日喀则市桑珠孜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多拉，男，1984年4月5日出生，藏族，西藏日喀则市桑珠孜区曲布雄乡人，住址西藏日喀则市桑珠孜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米玛次仁，男，1993年1月2日出生，藏族，西藏日喀则市桑珠孜区曲布雄乡人，住址西藏日喀则市桑珠孜区。
委托代理人次仁旺堆，系上诉人米玛次仁的哥哥。
上诉人（原审被告）西藏日喀则市运输公司，住所地：西藏日喀则市桑珠孜区。
负责人马春祥，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林，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日喀则分公司，住所地：西藏日喀则市桑珠孜区。
负责人索旺，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次仁琼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日喀则分公司员工。
上诉人雷茜、石达、多拉、米玛次仁、西藏日喀则市运输公司（以下简称运输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日喀则分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桑珠孜区人民法院（2015）桑民一初字第4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德吉玉珍担任审判长，审判员益西多吉、边确参加的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雷茜的委托代理人严海霞、索朗卓嘎，上诉人石达、上诉人多拉、上诉人米玛次仁的委托代理人次仁旺堆，上诉人运输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林、被上诉人保险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次仁琼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上诉人雷茜于2016年5月26日向本院提出先予执行的申请，要求本院裁定被上诉人保险公司给付交强险理赔款120000元以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理赔款300000元，合计420000元整。对该申请，鉴于上诉人雷茜的家庭及生活情况，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裁定，被申请人保险公司于2016年6月1日前一次性先予支付上诉人雷茜赔偿款120000元（壹拾贰万元）整。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5月31日15时10分许，在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山东南路电信花园门口附近，被告石达驾驶藏DT20**号小型客车（出租车）与原告雷茜发生碰撞，造成原告雷茜受重伤。后经日喀则市公安交警支队于2014年6月7日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书》认定，被告石达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原告对事故不承担责任。事故发生后，原告在日喀则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29天（2014年5月31日至2014年6月28日），期间产生的医疗费为144062元。2014年6月30日至2014年8月14日，原告在四川省华西医院住院治疗45天，期间产生的医疗费为95224.07元。2014年8月14日至2014年10月7日，原告在四川省华西医院住院治疗54天，期间产生的医疗费为98705.02元。2014年10月7日至2014年11月26日，原告在四川省华西医院住院治疗50天，期间产生的医疗费为44889.46元。2014年11月26日至2014年12月25日，原告在四川华西医院住院治疗29天，期间产生的医疗费为73951.99元。2014年12月25日至2015年1月22日，原告在四川省乐至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期间产生的医疗费为13226.59元。以上原告在日喀则及四川住院期间的医疗费共计为470059.13元。原告自付门诊及购药费为85764.6元，被告米玛次仁、石达支付的医疗门诊费为22578元。事故发生后，原告家人为处理事故进藏，所产生的交通费为3760元（原告父母于2014年6月1日进藏的机票）。原告在日喀则住院期间，护理人员的住宿费为8700元，原告在内地住院期间，护理人员的住宿费为2700元，两项共计11400元。原告的护理材料费为3648元，残疾补助器具费为33100元。司法鉴定费为2500元。2015年6月26日，经资阳求真司法鉴定中心对原告的伤情进行了鉴定，鉴定意见为：1、原告因车祸致颅脑损伤后目前处于持续性植物状态，属于交通事故一级伤残；2、护理依赖程度为完全护理依赖，护理人数为2人，终身护理；3、后续康复治疗费约需28800元（两年内），根据医院建议：行脑室／腰大池一腹腔分流术、颅骨修补术、下肢挛缩肌腱修复术约至少200000元左右；4、残疾辅助器具费用33100元。事故发生后，原告在日喀则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期间，被告米玛次仁、石达支付的医疗费为144026元，原告在华西、乐至县医院住院治疗期间，被告米玛次仁向原告支付的医疗费为326770.59元。被告米玛次仁通过邮政储蓄银行于2014年6月30日至2015年8月期间向原告汇款176832.85余元（此款不包括在326770.59元中），其中5000元以现金方式支付给了原告家属。2014年8月6日被告米玛次仁给原告母亲汇款40000元。被告米玛次仁向原告支付了交通费37490元。以上被告共向原告支付的医疗费及交通费共计725119.44元（其中包括被告保险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里理赔的保险金额200000元）。
另查明，原告委托代理人雷蕾（系原告雷茜父亲）为原告的法定监护人。李建容（系原告雷茜母亲）与原告委托代理人雷蕾为合法夫妻关系。事故发生前，原告雷茜在四川省乐至县“金缘皮具店”从事销售工作，每月固定工资为2500元。原告在日喀则住院治疗期间的费用144026元与门诊费用22578元，共计166604元，未列入原告诉讼请求中。另外，藏DC02**（顶灯营运号122）与藏DT20**小型轿车（顶灯营运号122）为同一辆车，该车辆所有人为被告多拉，2010年8月3日被告多拉将该车辆挂靠于被告日喀则市运输公司，并且双方签订了车辆安全责任书。2013年9月25日被告日喀则市运输公司将该车辆投保于被告保险公司（投保种类：交强险和商业险，保险期自2013年9月25日至2014年9月24日）。2013年12月24日被告多拉将该车辆（含顶灯营运号为122号）租给被告米玛次仁经营，并且双方签订了租车合同。被告石达系被告米玛次仁雇佣的驾驶员。
原审法院判决认定：本案争议焦点：1、赔偿责任的划分问题？2、原告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该院认为，针对争议焦点1：造成此次交通事故的原因是被告米玛次仁雇佣的驾驶员被告石达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驾驶机动车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原告雷茜无违法行为，不承担事故责任。被告米玛次仁与被告石达存在雇佣关系，应当与被告石达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多拉作为肇事车辆藏DT20**车主，将该车出租给被告米玛次仁，并且该车在双方租赁合同期限内发生事故，作为车辆实际所有人被告多拉，车辆权属未改变，车主也是车辆运行受益人，理应与被告米玛次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多拉将该车辆挂靠于被告日喀则市运输公司，被告日喀则市运输公司将该车辆投保于被告保险公司。因此被告多拉、被告日喀则市运输公司之间已形成连带赔偿责任关系。被告日喀则市运输公司辩称，原告起诉的被告是“日喀则市运输公司”，而我公司是“西藏日喀则市运输公司”，两者名称不一样，也是不一样的诉讼主体，并且我公司与被告多拉之间是挂户关系而非挂靠关系，被告日喀则市运输公司不承担责任。该院认为，倘若诉讼主体不一致，被告多拉与该公司之间不会存在车辆挂户协议，并且被告日喀则市运输公司在举证期限内未提供任何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故对被告日喀则市运输公司关于对诉讼主体的辩解理由，本院不予认可。此外，双方《车辆挂户经营协议书》第一条内容明确约定：“乙方自愿将该车辆上户甲方挂靠经营”，并约定了每月收取120元服务费。故对被告提出该公司与被告多拉之间是挂户关系而非挂靠关系的辩解理由，本院不予认可。被告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付限额为120000元，不足部分应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赔付限额500000元范围内予以理赔。经本院庭审查明，被告保险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中已向原告理赔200000元，现剩余赔付金额为300000元。综上，被告保险公司理应在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内向原告理赔420000元。针对争议焦点2：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在四川住院期间的医疗费325997元，门诊及自费购药费105607元，并提交了相关医疗及门诊收费，其它购药收费票据。经本院审查，原告在四川住院期间的医疗费票据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予以采纳，对325997元的医疗费用，本院予以支持，但对原告自付门诊及购药费中仅对85764.6元的费用予以支持，其它费用因原告提供的证据形式、来源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在日喀则住院期间的伙食补助费2600元（120元/天×7天＋80元/天×（29－7）天），在四川住院期间的伙食补助费10350元（50元/天×（236－29）天），两项费用共计12950元。对此原告虽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但结合原告的伤情及住院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参照《2015年西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计算标准的通知》以及参照《2015年四川省交通事故赔偿标准》原告在日喀则及四川省住院期间的伙食补助费共计12950元，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营养费146000元（20元/天×365天/年×20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之规定：“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原告在2015年1月22日乐至县人民医院的出院病情证明书上医嘱显示“加强营养及护理”但并未具体期限，但鉴定意见书显示护理期限为终身护理。故对原告的营养费，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人的护理费共计2443680元（61092元／年×2人×20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之规定：“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动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20年。受害人定残后的护理，应当根据其护理依赖程度并结合配制残疾辅助器具的情况确定护理级别。”根据原告提供的鉴定意见，其护理人数为2人，终身护理，对此本院予以确认。但原告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护理人员有固定收入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护理人员属于卫生和社会工作就业人员的范畴，其请求61092元，是依照2014年度四川省卫生和社会工作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计算，其计算标准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院参照2014年四川省当地护工劳动报酬标准每月（2000元—3000元），原告的护理费计算为（30000元／年×2人×20年）1200000元较为妥当；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误工费42900元（3300元/月÷30天/月×390天）。并将工资收入每月按3300元计算（2014年5月31日起计算至2015年6月25日，即定残前一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之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因此原告的误工费理应按照每月的实际工资收入2500元，计算为32500元较为妥当（2500元/月÷30天/月×390天）；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交通费12870元、住宿费11400元、护理材料费3648元、残疾辅助器具费331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之规定：“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原告父母2014年6月1日进藏，所产生的交通费3760元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对原告的住宿费11400元、护理材料费3648元、残疾辅助器具费33100元，被告均予以认可，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伤残赔偿金487620元（24381元/年×20年×100%）。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原告从2013年1月份开始在乐至县从事销售工作，赔偿数额应当以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计算，故对此项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见于发生事故时原告年仅20岁，本应憧憬美好的生活，却被这场车祸，永远定格在一张病床上。这必将对原告及其家人的精神带来极大创伤。故对原告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本院予以适当考虑20000元；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司法鉴定费2500元，后续治疗费228800元。对此认为，司法鉴定费是原告为伤残鉴定而支出的必要费用，本院予以支持；后续治疗费中的康复费用28800元，被告均予以认可，本院亦予以支持；关于后续治疗费200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抚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并且赔偿金额应当以医疗证明或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原告提供的鉴定意见书具备相关鉴定人员执业证及司法鉴定许可证，鉴定依据符合相关规定，并且鉴定结论显示后续治疗费“约至少200000元左右”亦可以认定为后续治疗费所需最低金额。故对原告的后续治疗费200000元，本院予以支持。被告提出对200000元的后续治疗费不予认可，但未提供任何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之规定：“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故对被告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认可。综上，原告在西藏日喀则，四川省华西医院，四川省乐至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期间所产生的医疗费等其他费用共计2760679.73元（包括医药费470059.13元，自付门诊及购药费108342.6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2950元，营养费146000元，护理费1200000元，误工费32500元，交通费3760元，住宿费11400元，护理材料费3648元，残疾辅助器具费33100元，伤残赔偿金487620元，精神损害赔偿金20000元，司法鉴定费2500元，后续治疗费228800元），其中扣除被告已向原告支付的各项费用共计725119.44元（日喀则住院期间的医疗费144026元，交通费36850元，救护车费640元，在四川省华西医院、乐至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期间的医疗及门诊费326770.59元，2014年6月30日至2015年8月份向原告汇款176832.85元，2014年8月6日向原告母亲汇款40000元），原告实际应获得各项赔偿金额共计2035560.29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九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日喀则分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向原告雷茜理赔120000元，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向原告雷茜理赔300000元。两项费用共计42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予以赔付；二、被告石达、米玛次仁、多拉、日喀则市运输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一次性连带向原告雷茜赔偿医疗费等各项费用共计1615560.29元；三、驳回原告雷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限给付金钱义务，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6386.98元，由原告承担16360元。被告石达、米玛次仁、多拉、日喀则市运输公司连带承担20027元。
上诉人雷茜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了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西藏自治区桑珠孜区人民法院（2015）桑民一初字第415号民事判决，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考虑不充分，应当予以纠正，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方面存在错误，具体如下：上诉人对于一审法院认定的伙食补助费12950元、营养费146000元、住宿费11400元、护理材料费3648元、残疾辅助器具费33100元、残疾赔偿金487620元、鉴定费2500元、后续康复治疗费228800元，合计：926018元诉请的项目和计算标准，没有异议，但对于一审法院所认定的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等请求的认定和计算标准有异议，具体如下：1、医疗费。根据各方所提交的票据和确认的事实，该起事故导致发生医疗费共计598244.13元。其中，被上诉人支付了上诉人西藏住院费144062元（上诉人认可），四川住院费325997.13元（包含上诉人米玛次仁2014年8月1日起至2015年2月14日给上诉人父母的汇款及给付现金，合计253700元，由上诉人父母代上诉人米玛次仁交付给医院），门诊费用22578元（上诉人认可），合计：492637.13元。由上诉人米玛次仁支付的部分，上诉人已经撤回了诉请。其中还应该包括由被上诉人保险公司所主张的，己经理赔给了上诉人米玛次仁的200000元。上诉人仅请求了由自己支付的门诊及自购药费105607元。对于该部分的请求，均有票据予以佐证。由于客观情况，有些票据可能不完全符合证据要求，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否定了事实的存在。一审法院只支持了该项损失中的85764.6元，存在19842.4元的差额，未能得到认定。2、护理费。根据鉴定意见，上诉人的护理期限为终身护理，护理人数为2人。对此，一审法院予以了肯定，但是对于认定护理费的计算参考标准，一审法院存在明显偏差，上诉人现居四川省，对于其护理，也只能在四川。因此，对于其护理费的计算标准，也应当参照四川省的护工收入。《四川省统计局关于2014年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公告》，卫生和社会工作的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61092元/年。护理工作与卫生和社会工作息息相关，多方面重合，理应参照。即使是专业护工的收入，参照四川各医院的实际护工市场价格，也是每天150元，且根据具体情况有上浮的空间。结合上诉人的实际情况，生活无法自理，全天候卧在病床，需要24小时完全依赖护工护理，因此对上诉人的护理费用，基本符合卫生和社会工作行业标准。而一审法院在没有结合上诉人的具体护理需要和实际护工市场行情的状况下，仅以每人每年30000元的标准计算，脱离了客观实际，也无法满足上诉人的护理标准和实际需要。上诉人根据实际并参考标准，请求的护理费是2443680元，一审法院仅支持了1200000元，存在1243680元的差距。3、误工费。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误工损失证明和事故前—年的工资单，证明上诉人在事故发生前的月平均收入为3300元。对此，一审法院也予以了认可。但是却以上诉人月基本工资2500元为计算上诉人误工损失的标准，自相矛盾。上诉人请求误工损失为42900元，一审法院仅支持了其中的32500元，存在10400元的差额，未能得到认定。4、交通费。该起事故共计产生交通费56685元。其中，被上诉人支付的费用为43815元，其中实际用于上诉人及家属处理事故的部分为36850元，其他部分均为上诉人米玛次仁自己需要而产生。对于上诉人米玛次仁支付的交通费，上诉人并未主张。上诉人所主张的交通费12870元，均由正规票据予以证明。其中11280元的飞机票，是上诉人父母及近亲属，为能及时赶到日喀则处理事故，而产生的必要费用。其余的1590元，为成都和乐至的往返车费，也是上诉人往返家中和医院的必要交通费。对于出院后产生的交通费，也是由于上诉人出院后住在乐至，而乐至的医疗和药品供应水平，无法满足医嘱中上诉人的用药情况，必须往返成都购买必须的药物。事实上，由于时间长远和保管不当，所实际花费的交通费远远不止所请求的数额，而一审法院在其他上诉人都认可三人的必要交通费的情况下，仅仅认定了上诉人父母二人的交通费3760元，与上诉人的实际损失存在9110元的差距。5、其他方面（1）被上诉人保险公司理赔的200000元，并非向上诉人理赔，而是付给了上诉人米玛次仁；（2）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米玛次仁在2014年6月至2015年8月期间，向上诉人汇款176832.85元，没有事实和证据为依据。庭审过程中，米玛次仁也未向法庭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给付了该数额的款项。因此，该款项176832.85元，在认定上诉人米玛次仁已经给付的金额中，应该予以扣减。二、一审法院在适用法律方面考虑不充分。理由如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虽然规定了受害人因生命健康权受到侵害，有权获得精神损害抚慰金，但是并没有规定具体的赔偿限额。根据各地法院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判决，以不宜超过50000元为原则，并且根据伤残等级的高低而逐级递减。由此可见，根据具体情况，受害人最高可以获得50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而本案上诉人在该起事故中遭受重大身体创伤和心理伤害，被鉴定为构成一级伤残，终身双人护理，已经属于最高级别的精神损害，理应获得最高级别的精神损害抚慰，但原审法院在判决中仅仅支持了20000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只相当于七级伤残的赔偿标准。因此，上诉人请求增加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综上，对于上诉人理应得到的赔偿总额应该为：一审法院已经认定支持的伙食补助费12950元、营养费146000元、住宿费11400元、护理材料费3648元、残疾辅助器具费33100元、残疾赔偿金487620元、鉴定费2500元、后续康复治疗费228800元，小计：926018元。再加上虽然一审法院没有完全认定，但是上诉人依法应当获得赔偿的医疗费105607元、护理费2443680元、误工费42900元、交通费1287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小计：2655057元。（上述损失与一审法院认定支持的部分，差额合计：1313032.4元）；上述两大项合计：3581075元，其中并不包括被上诉人已经实际支付的损失部分，上诉人在一审中己撤回诉请或并未主张。因此，一审法院对于重要的事实认定存在错误，在适用法律方面，未能充分考虑上诉人的实际情况，导致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未能得到充分的保护。
上诉人石达针对上诉人雷茜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在庭审上答辩称：对于交通费，上诉人雷茜在日喀则住院时，我们为上诉人购买了摩托车，并加了油，供他们使用，无其他答辩意见。
上诉人多拉针对上诉人雷茜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答辩称：1、答辩人不是交通事故责任赔偿主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答辩人作为车辆所有人，提供的出租车不存在缺陷等过错，就不应当对交通事故责任承担连带责任。即使存在过错，也只是承担与其过错的相应责任，而不是连带责任。同时，根据答辩人提供证据显示：答辩人将出租车（含顶灯运营号122号）租给被答辩人米玛次仁经营，并且双方签订租车合同，合同约定“发生交通事故，债务由乙方全权负责”，因此，答辩人不应当就此次交通事故承担赔偿责任。如果片面以答辩人为车辆所有人而认定承担连带责任，违背了法律规定，也有失公平公正。2、被答辩人要求赔偿的护理费标准不合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之规定，被答辩人雷茜不能证明其护理人员工资收入的情况下，护理费应当根据法律法规参照当地护工劳务报酬标准即按四川省资阳市当地护工劳务报酬标准1000一2000元计算。结合被答辩人雷茜伤情具体情况，答辩人认为护理费按每月每人1500元较为适当。3.被答辩人要求赔偿的残疾赔偿金计算标准不合理。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雷茜作为受害者值得同情，是合法权益受到法律保护，但是答辩人的合法权益也应当受到法律同等保护。首先，答辩人不是适格的交通事故责任赔偿主体，其次，被答辩人雷茜违背事实和法律，不合理地计算相关赔偿费用。因此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是不合理的，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上诉人米玛次仁针对上诉人雷茜的上诉请求和理由答辩称：1、被答辩人雷茜要求伤残赔偿金计算不合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2015）民他字第25号可明确规定：若在城镇连续居住一年以上且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残疾赔偿金等有关损害赔偿费用可根据当地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被答辩人雷茜原属农村户口，且提供的工资证明真实性存疑，仅能证明2013年曾在乐至县工作过。同时，被答辩人雷茜也没有提供其他能证明其在乐至县连续居住一年以上且主要收入来源于乐至县的有效证据，诸如社保证明，劳动合同等。但是，被答辩人雷茜在不能证明自己在城镇连续居住一年以上且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的前提下，却以四川省201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381元为基数计算残疾赔偿金时，是极其不合理的，答辩人认为，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803元为基数计算残疾赔偿金，更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2、被答辩人雷茜要求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计算不合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以下方式：（一）致人残疾的，为残疾赔偿金…之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具体体现为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形式，原审法院支持伤残赔偿金的同时，重复计算精神抚慰金，损害了答辩人的合法权益，有失公平公正。综上，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上诉人运输公司针对上诉人雷茜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在庭审上口头答辩称：上诉人雷茜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支持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予以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保险公司针对上诉人雷茜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在庭审上口头答辩在称：藏DT20**在答辩人处所投保的险种有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险，交强险赔付限额为120000元，商业第三者险赔付限额为500000元，答辩人先后支付了200000元的商业第三者险和120000元的交强险，尚未支付的金额为300000元，请求法院在该范围内依法予以处理。
上诉人石达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了上诉，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西藏自治区桑珠孜区人民法院（2015）桑民一初字第415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本案依法改判部分诉讼费用由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2014年5月31日，上诉人石达驾驶小型客车与上诉人雷茜发生碰撞，致被上诉人受伤，后经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石达、原审被告米玛次仁、多拉、运输公司连带承担各项费用共计1615560.29元，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部分事实认定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部分错误，以致判决上诉人承担了过高的相关费用。一、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护理费1200000元，赔偿标准适用错误。原审法院因部分事实认定错误导致其参照2014年四川省当地护工劳动报酬每月（2000元—3000元），以25OO元/每月的标准计算护理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之规定，由于被上诉人出院回原籍四川资阳市休养并且无证据证明其护理人员工资收入的情况下，护理费应当参照当地护工劳务报酬标准为1000一2000元每月，结合被上诉人伤情，上诉人认为护理费按每月每人1500元比较适当。二、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赔偿残疾赔偿金487620元，赔偿标准适用错误。原审法院因部分事实认定错误导致其以城镇居民收入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是错误的。从中天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可以看出被上诉人本身为农村户口，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经常居住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可以明确：若被上诉人要享受城镇居民赔偿标准则需证明其已在城镇连续居住一年以上，收入来源于城镇并且固定连续一年以上。而在本案中，第一、被上诉人提供的工资证明明确其从2013年l月就在乐至县金缘皮具店工作至2013年12月，被上诉人理应提供相应的社保证明、劳动协议、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或其他更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据，仅凭一份工资证明，根本无法证明其在该段时间是否真实在乐至县工作；第二、即使参加工作的地点真实，被上诉人也仅出具了2013年l至12月的工资证明，而事故发生在2014年5月31日，从2014年元月至2014年5月30日长达半年的时间里，被上诉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在城镇居住且收入来源于城镇，因此原审法院依据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不当，应当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三、原审人民法院判决上诉人向上诉人雷茜赔偿误工费32500元，缺乏事实依据。原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之规定，赔偿误工费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第二、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第三、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情况的，可以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结合本案，首先，被上诉人只有2013年的工资证明，缺少其在20l4年元月到事故发生期间的收入证明，因此不能按照330O元的固定收入计算误工费；其次，按照无固定收入的计算要求，仅一年的工资证明根本无法计算其近三年的平均收入，同时，上诉人雷茜也没有提供其从事相关职业的证据，因此，没有参照相同或相近行业的收入依据，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被上诉人对赔偿误工费的事实负有收集或提供证据的责任，若不能举证证明，则应当承担相应举证不利的后果，因此原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上诉人不应当向上诉人雷茜赔偿误工费。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并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上诉人雷茜针对上诉人石达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在庭审上口头答辩称：第一，护理费标准的问题。上诉人石达所认定的四川当地护工劳务报酬的标准为每月1000—2000元，其所依据的是某网页的招聘信息，没有任何的其他相关信息予以佐证。而原审原告主张的护理费，是参照了《四川省统计局关于2014年度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公告》中，卫生和社会工作的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为61092元/年的标准，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和参考标准。一审法院对护理费标准认定为30000元/年/人，也远低于参考的标准，对此原审原告也提起了上诉；第二，残疾赔偿金标准的问题。原审原告在一审时出具了相关证据，比如雇佣其工作的单位出具的证明、其事故发生前在单位连续工作12个月以上的工资单、其父母与其共同租住在城镇的房屋租赁合同等，均能充分证明其在城镇工作、生活超过了一年，收入来源于城镇的事实，因此其残疾赔偿金应当适用城镇标准；第三，误工费的计算，有事实依据。原审原告提交的由其单位出具的证明显示，其基本工资为2500元，根据销售提成，其每月收入平均在3300元左右。而一审法院判令原审原告的误工费标准为2500元，也低于了原审原告的实际收入水平。
上诉人多拉、米玛次仁、被上诉人保险公司针对上诉人石达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未提出答辩意见。
上诉人运输公司针对上诉人石达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在庭审上口头答辩称：第一，赔偿责任的承担上，上诉人石达作为驾驶员对交通事故有过错，应承担责任。第二，赔偿费用上，同意上诉人石达在上诉中提出的上诉人雷茜所提出的赔偿要求过高的意见。
上诉人多拉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了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西藏自治区桑珠孜区人民法院（2015）桑民一初字第415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故责任主体错误。根据上诉人提供证据显示，同时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将出租车（含顶灯运营号122号）租给上诉人米玛次仁经营，并且双方签订了租车合同，约定“发生交通事故、债务由乙方全权负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并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确定其相应的赔偿责任：（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机动车存在缺陷，且该缺陷是交通事故发生原因之一的；（二）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无驾驶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驾驶资格的；（三）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因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等依法不能驾驶机动车的；（四）其它应当认定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有过错的。”规定，由于上诉人作为车辆所有人，提供的车辆不存在缺陷等过错，因而不应当认定上诉人为事故责任主体而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片面地以上诉人为车辆所有人，是车辆运行受益人，而认定其承担连带责任，违背了法律规定，也有失公平公正。二、一审法院计算赔偿费用不合理。（一）残疾赔偿金计算不合理。一是上诉人雷茜提供的证据6显示的是其2013年工作及收入情况，仅能证明其在2013年当时在城镇工作，但不能证明其自2013年起一直在城镇工作，且达到了“在城镇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标准。二是上诉人雷茜提供的证据7因缺乏关联性，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也不能达成其证明目的。三是上诉人雷茜提供的证据4显示其居住地在农村。此外，上诉人雷茜无其他充分证据证明其在城镇连续居住一年以上、收入来源于城镇，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一审法院在计算残疾赔偿金时，以四川省201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381元为基数，是不合理、不公平的。上诉人认为，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803元为基数计算残疾赔偿金，更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二）精神损害抚慰金计算不合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之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具体体现为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形式。一审法院在认定伤残赔偿金的同时，重复计算精神抚慰金，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有失公平公正。三、因车辆挂靠在公司，对于受害人的损害公司理应承担责任。综上，上诉人认为，一审原告作为受害者，其合法权益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但是被告的合法权益也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因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
上诉人雷茜针对上诉人多拉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在庭审上口头答辩称：第一，原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多拉承担责任无误。上诉人多拉作为该肇事车辆的实际出资人和车主对车辆有着必要的管理和服务的责任。事实上，多拉也是利用该车租车从事客运业务并从中收益，支配着车辆的运营，而不是单纯的、无利益关系的车辆出借人，因此其在享有收益的同时，也应该承担运营的风险的责任；第二，对于一审法院计算赔偿标准方面。1、残疾赔偿金方面，原审原告提交了事故发生前在城镇连续工作12个月的工资单，不仅能证明其收入水平，同时也能证明其收入来源于城镇。虽然其户口记载居住地为农村，但是人口是流动的，而户口的记录是相对滞后。故应该尊重已经实际发生的事实。2、精神损害抚慰金方面，上诉人认为不仅应该支持，而且应该按照最高比例足额支持。第三，对于上诉人多拉提出的，上诉人运输公司应承担责任的意见无异议。
上诉人石达针对上诉人多拉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在庭审上口头答辩称，同意上诉人多拉提出的，上诉人运输公司应承担责任的意见。
上诉人米玛次仁、被上诉人保险公司针对上诉人多拉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未提出异议。
上诉人运输公司针对上诉人多拉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在庭审上口头答辩称：上诉人运输公司与上诉人石达并不是挂靠关系，只是“挂户”关系，因而上诉人运输公司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上诉人米玛次仁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了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西藏自治区桑珠孜区人民法院（2015）桑民一初字第415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一、一审法院伤残赔偿金计算不合理。一是上诉人雷茜提供的证据6显示的是其2013年工作及收入情况，仅能证明其在2013年当时在城镇工作，但不能证明其自2013年起一直在城镇工作，且达到了“在城镇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标准。二是上诉人雷茜提供的证据7因缺乏关联性，一审法院不予采纳，也不能达成其证明目的。三是上诉人雷茜提供的证据4显示其居住地在农村。此外，上诉人雷茜无其他充分证据证明其在城镇连续居住一年以上、收入来源于城镇，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一审法院在计算残疾赔偿金时，以四川省201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381元为基数，是不合理、不公平的。上诉人认为，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803元为基数计算残疾赔偿金，更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二、一审法院精神损害抚慰金计算不合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之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具体体现为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形式。一审法院在认定伤残赔偿金的同时，重复计算精神抚慰金，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有失公平公正。三、因车辆挂靠在公司处，对于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公司理应承担责任。四、上诉人雷茜实际的工资只有1000多元，且在其亲戚处打工，上诉人雷茜在日喀则期间无任何收入，对其赔偿标准应参照农村标准进行确定。上诉人认为，一审原告作为受害者，其合法权益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但是被告的合法权益也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因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
上诉人雷茜针对上诉人米玛次仁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在庭审上口头答辩称：第一，同意上诉人米玛次仁提出的上诉人运输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意见；第二，上诉人米玛次仁无证据证明上诉人雷茜的工资为1000元，若其认为上诉人雷茜提供了伪证应提供相应的证据；第三，上诉人米玛次仁认为应适用农村标准的理由不成立。对于赔偿请求过高的答辩意见与对上诉人多拉提出的答辩意见相同。
上诉人石达、多拉、被上诉人保险公司针对上诉人米玛次仁的上诉请求和理由未提出意见。
上诉人运输公司针对上诉人米玛次仁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在庭审上口头答辩称：要求上诉人运输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对于赔偿数额问题，同意上诉人米玛次仁提出的上诉人雷茜请求的赔偿数额过高的意见。
上诉人西藏日喀则市运输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了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西藏自治区桑珠孜区人民法院（2015）桑民一初字第415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判决并依法改判。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判决认定“诉讼主体一致”是错误的。一审判决认为“倘若诉讼主体不一致，被告多拉与该公司之间不会存在车辆挂户协议”。这样的认定是显然错误的，混淆了“主体”与“正确的诉讼主体”的法律概念。我公司作为法人，确实具有主体地位，我们也不否认与多拉之间存在协议，但要成为“正确的诉讼主体”，需要一审原告对我公司提起诉讼方可。但在一审当中，原告并没有对我公司提起诉讼，其起诉的是“日喀则市运输公司”，而不是我公司即“西藏日喀则市运输公司”，在其未变更诉讼请求，未将我公司列为被告的情况下，根据“不告不理”的原则，不能判决我公司承担责任。二、一审判决认定为挂靠经营缺乏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为挂靠经营的理由是根据《车辆挂户经营协议书》。第一条“乙方自愿将该车辆上户甲方挂靠经营”并约定了每月收取120元服务费。这样仅凭字面表示就认定为挂靠经营是明显缺乏法律依据的。首先，如果仅凭字面表示就可以认定，那该协议的台头为“车辆挂户经营协议书”，这里的文字是“挂户”，而不是“挂靠”。其次，从协议的内容来看，上诉人收取的120元是服务费，该费用的性质是为挂户车辆的车主提供各项服务的费用（如购买保险、办理车辆年审、季检等），并不是管理费，也与车辆的行驶、运营、收益等无关，并非从车辆运营中所获得的利益。第三，本案中，车主自行在工商局注册登记，有自己独立的营业执照，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车主实际享有对车辆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其享有的是真正的、完整的所有权。我公司既不能支配车辆运行也不享有运行利益，公司与车主之间仅仅是挂户关系而已，并不是挂靠经营。三、一审判决我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进行判决的法律依据中并没有关于连带责任的规定，因此根据这些法条并不能判决我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且交通事故损害与挂靠关系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上诉人作为被挂户单位与该交通事故的发生无因果关系、主观上不具有任何过失和过错、从客观上该事故是由石达的过错造成，故上诉人运输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同时，由于连带责任是较重的共同责任，因此只有法律明确规定适用连带责任的，才能够适用连带责任。目前，仅有司法解释规定挂靠关系需承担连带责任，但司法解释与《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不符。在《侵权责任法》未规定挂靠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况下，上诉人运输公司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四、即使法院判决上诉人运输公司承担责任，那也应在收取的服务费范围内承担有限责任。我国确定道路交通事故赔偿特殊责任主体认定原则是以运行支配与运行利益归属的“二元说”为基础，即从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两个方面考量。本案中，被挂户单位既不能支配车辆的行使和运营，也不能从车辆运营中获得任何利益，而且在此次交通事故中，被挂户单位不具有侵权事实，与挂户人也不存在实质意义上的雇佣关系，故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法院最终判决被挂靠单位承担责任，那么依据“权利和义务一致原则”，也只能要求被挂户单位在收取服务费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如果超出服务费的范围进行判决，将忽视被挂靠单位的合法权益，违反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原则，造成极大的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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