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103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勇美。
委托代理人于荣，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山友通信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巨康。
委托代理人徐伟奇，上海徐伟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胡勇美因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15）黄浦民二（商）初字第3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胡勇美及其委托代理人于荣，被上诉人上海山友通信公司（以下简称“山友公司”）委托代理人徐伟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山友公司于1993年2月设立，系股份合作制企业，注册资本50万元（每股100元，币种为人民币，以下同）。1994年山友公司注册资本增至105万元，扩股总额55万元，每股股价不变，全部为职工个人股。胡勇美在增资扩股后登记为山友公司在册职工股东，持股数量50股，胡勇美并未出资。2000年，山友公司根据《上海市股份合作制企业暂行办法》对公司股本结构及相应公司章程进行规范化变更，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变更，胡勇美所持山友公司的50股作退股处理，山友公司因此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了股权变更手续。2014年11月6日，胡勇美委托律师致函山友公司，对1993年集资扩股登记在其名下的50股于2000年作退股处理认为系山友公司无权处理，要求山友公司作出解释，及时反馈处理意见及解决方案。2014年11月11日，山友公司回复称，胡勇美并未出资，山友公司增资款大多来自公司外不参与公司生产经营的上海友谊汽车服务公司人员，但体改办和工商局在规范股份合作制时明确要求，非公司人员不能登记为股份合作制的股东，为适应登记要求，在申报登记时采取了将出资人员不列入股东名册，未出资的员工列入股东名册的过渡性安排，之后将非公司人员出资全部作退股处理。胡勇美应对股权登记及退股情况知晓。胡勇美与山友公司协商无果，胡勇美遂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确认胡勇美持有山友公司0.476%的股权（50股）。
原审另查明，2000年，山友公司为理顺公司发放奖金的资金来源，山友公司从公司自有股份产生的红利中提取部分金额用于发放公司员工奖金，明确奖金收益人无股本金投入，为避免误解，山友公司要求在发放奖金前，奖金受益人作出如下承诺：“企业为规范上述奖金发放程序，若需在我名下进行相应登记及退出时，因本人没有相应的股本金投入，故本人承诺不对此提出任何权利要求”。胡勇美在承诺书上签字确认。
2010年6月30日，山友公司决定以红利方式对员工进行奖励，分红资金来源于税后利润，并出具《告知书》。胡勇美在承诺书中再次承诺：“因本人没有投入过股本金，故本人不会对该股份提出任何权利要求，若需要在我名下进行变更登记或退出，本人即以该股份名义登记人的身份无条件配合企业办理相关手续”。
原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胡勇美请求确认其享有山友公司的股权，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虽然胡勇美曾经登记为山友公司股东，持股数量为50股，但并不因此免除胡勇美对其出资义务已履行或其依法受让股权的证明义务。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胡勇美并未向山友公司出资，且在其向山友公司出具的两份承诺书中确认其没有相应的股本金投入，同时承诺不对此（股权）提出任何权利要求。基于胡勇美未向公司出资及胡勇美承诺书所反映的事实，原审法院认为，胡勇美作为名义股东对配合山友公司办理企业股权登记其名下及办理退股手续的情形应当知情。胡勇美请求确认其持有山友公司0.476%的股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之规定作出判决：驳回胡勇美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95元，减半收取197.50元，由胡勇美负担。
原审判决后，胡勇美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工商资料表明，山友公司1994年增资55万元来源于公司资本公积，登记持股人员为包括胡勇美在内的众多职工，该资本公积为集体所有制（股份合作）企业职工共同创造，胡勇美通过资本公积出资获取股权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山友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对胡勇美股权作退股处理的合法依据。胡勇美签字的承诺书形成于自己的股权被擅作退股处理之后，其内容不溯及，也未指向胡勇美已于1994年所取得的股权。否则，山友公司没有必要以提供虚假材料的方式对胡勇美的股权作退股处理。原审推定胡勇美应对退股知情，有违逻辑，缺乏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胡勇美的原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山友公司答辩称：胡勇美既未出资，也没有通过继受方式取得山友公司股权。对其主张的出资来源于资本公积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根据工商资料显示，山友公司增资扩股是通过集资方式取得。胡勇美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维持原审判决。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庭审中，胡勇美提交一份新的证据材料，即2013年5月9日（2011）卢民二（商）初字第386号蔡卫平诉山友公司公司决议纠纷一案的庭审笔录，拟证明山友公司曾陈述其增资时实际验资的款项是以红利公积金支付的。胡勇美称该份证据材料系原审判决后了解到该案的情况，并调取的笔录，故未向原审法院提供。
山友公司认为该份证据材料并非新的证据。同时认为，庭审笔录中表述的真实意思是，由职工出资的55万元作为红利付给了山友公司的第一批出资人，作为与该出资的置换，山友公司将自有公积金用于验资。
鉴于胡勇美于原审判决后取得该份证据材料，且其中涉及的陈述内容与本案事实有关联，故可以作为新的证据予以采纳。
本院另查明：1、胡勇美原审中提供的山友公司工商备案验资证明书中载明注册资金105万元资金来源为企业自筹资金，1995年1月4日验资报告中载明核定105万元的说明为集体资本金。2、在胡勇美二审中提交的该份庭审笔录中，山友公司还陈述，其增资所增加的股东就是集资者，是山友公司之外的人员。
本院认为，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山友公司系于上海市注册设立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在国家立法层面，除了《关于发展城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指导意见》、《上海市股份合作制企业暂行办法》外，并无其他可以适用的法律、法规。虽然股份合作制企业有别于公司法所规定的有限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形式，但是股份合作制企业毕竟具有股份制的内涵，具有公司法意义上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资合性特征，其市场化运作方式也与公司具有一定的同质性。因此，就本案而言，对于《关于发展城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指导意见》和《上海市股份合作制企业暂行办法》中未作规定的问题，虽然不能直接适用《公司法》，但是可参照适用公司法的基本原理和规定。本案争议在于胡勇美是否为山友公司的实际股东。从《公司法》规定的角度而言，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并依照其出资额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第二十二条则进一步明确了，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时，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一方，应举证证明其依法出资或受让取得股权的事实。参照上述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中，胡勇美应当证明其已向山友公司依法出资。从胡勇美一、二审中的陈述看，其本人并未向山友公司实际出资，而是主张其出资来源于山友公司的资本公积，但该节事实为山友公司所否认。胡勇美提供的工商备案材料中均未明确载明增资款来源于山友公司的资本公积。山友公司在另案庭审陈述中也表述了增资集资的对象为山友公司以外的人，与山友公司给胡勇美的答复内容是一致的。因此，胡勇美并无充分证据证明增资款项来源于资本公积。本院对其该项上诉理由难以采信。山友公司已对2000年前后将胡勇美登记为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东之一和办理退股手续作出合理解释。加之山友公司提供的胡勇美出具于2009年、2010年的两份承诺书所载内容，更加印证了胡勇美未投入股本金，并非山友公司的股东。此外，本院还注意到，胡勇美在原审庭审中曾陈述，其是在2013年8、9月才分别知道自己被登记为股东，同日知道自己被退股的事宜，这与胡勇美主张自己在2000年以前便已出资成为山友公司股东的内容存在不合理之处。且据此可以证明，直至2013年时，胡勇美始终没有成为山友公司股东的意思表示，这也与胡勇美提起本案诉讼请求确认自己为山友公司股东的主张相矛盾。因此，胡勇美不能证明其以实际出资方式取得山友公司股权，且在2000年已不再被登记为山友公司股东的情况下，请求确认其为持有山友公司0.476%股权的股东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95元，由上诉人胡勇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 炜
审判员 杨怡鸣
审判员 肖光亮
二〇一五年八月七日
书记员 王乐轶
附：相关法律条文
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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