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沪0120行赔初8号
原告朱国松，男，1957年1月30日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现住上海市奉贤区。委托代理人汪建川，上海市为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市奉贤区奉城镇人民政府，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法定代表人程晓峰，镇长。委托代理人王玮乾。委托代理人徐洁，上海理帅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朱国松诉被告上海市奉贤区奉城镇人民政府要求行政赔偿一案，于2016年4月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受理，并于2016年4月14日向被告发出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举证通知及原告起诉证据等诉讼材料。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5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朱国松及委托代理人汪建川、被告委托代理人王玮乾、徐洁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03年3月1日，原告与上海市奉贤区奉城镇路口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路口村村委会”)签订哺坊用地协议，期限自2003年3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2013年6月14日，被告组织人员将原告养鸭鸭棚拆除。原告曾不服被告实施拆除鸭棚行为而起诉至法院，在被告同意赔偿条件下撤回起诉，但此后被告无诚意赔偿，原告委托律师致函被告，被告置之不理。原告认为，被告实施拆除鸭棚行为前未发出公告，违反法律规定，在实施拆除鸭棚行为时未对原告财物进行清点，导致原告无法确认损失金额，应承担相应责任。原告损失包括：因鸭棚被拆除无处关押导致死亡、丢失鸭2,760只，每只人民币(以下币种同)60元，合计165,600元；每只鸭年产蛋可得利益108元，共计298,080元；鸭棚300平方米，每平方米建造成本150元，合计45,000元；鸭棚内水泥地4,900元(被告未拆除，但鸭棚被拆除后已无法使用)；鸭棚外场地200平方米，每平方米建造成本150元，合计30,000元；被剪断丢失电线12,000元；鸭肥10车(每年可得)，每车280元，合计2,800元；网围损失15,000元(被告未拆除，因无人看管被破坏)；盆10个，每个30元，合计300元，以上损失总计573,680元。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因2013年6月14日对原告位于上海市奉贤区奉城镇路口村九组的鸭棚强制拆除所致经济损失573,680元。原告为证明其主张提供如下证据：1、证明1份，证明原告购买鸭的事实；2、照片1组，证明原告鸭棚被拆除后约1个月内鸭无处关押所致损失情况(鸭死亡、丢失及被附近居民抢走情况均存在，具体分不清楚)，以及鸭棚被拆除时原告在场的事实；3、申请行政赔偿、邮寄凭证、邮寄查询单等1组证据，证明原告向被告提出赔偿申请，被告于2015年12月1日收到的事实；4、行政裁定书3份，证明原告曾就本案相同诉讼请求诉至法院后被驳回起诉，后原告上诉及申诉亦被驳回，原告根据最终意见向被告提出申请赔偿的事实。经庭审质证，证据1，被告对其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认为相关村委会作为单位无权为个人出具证明，且本案关联案件中原告并未出具过该证明。证据2，被告对其关联性不认可，认为当时被告拆除鸭棚现场有多处，照片上财物与原告是否有关不确认，但可确认鸭棚被拆除时原告在现场。对证据3，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确认收到，不认可原告赔偿申请，故未答复原告。对证据4，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被告辩称，原告租赁土地系农用田，其搭建鸭棚改变土地性质，系违法搭建。被告在查实事实后，给予原告合理拆除期限，后在原告逾期未自行拆除鸭棚情形下，被告方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原告所主张损失与被告实施拆除鸭棚行为并无关联性，且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于2016年4月27日向本院提交相关证据，依据，庭审中进行了举证和质证：第一组证据(职权依据和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以下简称《规划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证明被告具有对辖区内集体土地上搭建的违法建筑进行执法的主体资格和职权依据，且拆除原告鸭棚行为适用法律正确。原告认为，被告无权强制拆除原告鸭棚，且适用法律不正确。第二组证据(事实证据)：1、证明2份，证明原告租赁土地性质为农用田，其搭建鸭棚未取得建筑规划许可系违法搭建的事实；2、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送达记录单、照片等1组证据，证明被告依法作出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并通知原告的事实；3、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催告书、送达记录单、照片等1组证据，证明被告依法催告原告要求其限期拆除鸭棚的事实；4、强制执行决定书、送达记录单、照片等1组证据，证明被告向原告作出强制执行决定书并送达给原告的事实。经质证，证据1，原告认为,证明均无落款日期，且路口村村委会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该证明不能作为证据使用，鸭棚系简易棚，不需要许可和批准，故未办理相关手续。证据2，原告确认收到。证据3，原告确认被告进行过送达，因原告不认可催告书内容，故原告拒收。证据4，原告认可拒签。第三组证据(执法程序)：1、程序依据：《规划法》第六十五条规定；2、程序证据：同前述事实证据2、3、4。经质证，原告认为被告执法程序依据适用不正确，对程序证据坚持前述质证意见。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1、2，其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不予采纳。原告提供的其余证据及被告提供的证据，均与本案有关联性，且真实、合法，本院予以采纳。根据上述有效证据，结合原、被告在法庭上的陈述，本院确认以下法律事实：原告在上海市奉贤区奉城镇路口村九组土地上未取得相关审批手续搭建鸭棚养鸭。2013年3月26日，被告作出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认定原告在上海市奉贤区奉城镇路口村九组擅自搭建建筑物、构筑物，该行为违反《规划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依据《规划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责令原告于2013年5月31日前自行拆除，逾期不拆除，由被告依法组织强拆。2013年4月1日，被告向原告发出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催告书，认定原告于2003年3月1日在上海市奉贤区奉城镇路口村九组擅自搭建建筑物、构筑物，被告已作出限期拆除决定，因原告在规定期限内未拆除搭建的建筑物、构筑物，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以下简称《强制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要求原告自收到催告后30日内拆除前述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并告知原告在3日内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2013年6月5日，被告作出强制执行决定，认定原告经催告后仍未自行拆除上述擅自搭建的建筑物、构筑物，故被告决定于2013年6月11日对上述建筑物、构筑物实施强制拆除，并告知原告享有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权利。2013年6月14日，被告组织人员对原告的上述鸭棚进行了拆除。2013年7月31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被告实施强制拆除原告鸭棚行为违法，后以被告有诚意支付相应补偿款为由，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本院予以准许。后双方未就补偿款数额达成一致。2014年11月27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被告赔偿因2013年6月14日对原告位于上海市奉贤区奉城镇路口村九组的鸭棚拆除所致经济损失573,680元。本院以原告起诉不符合法定条件为由驳回原告起诉。原告不服，分别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和申诉，但其上诉和申诉请求均被驳回。原告于2015年11月30日向被告申请赔偿，要求被告赔偿其经济损失573,680元，被告对此未予答复，后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也可以在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在规定期限内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中，原告于2015年11月30日向被告主张赔偿，在被告未予答复情形下，提起本案诉讼，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赔偿请求人未经确认程序而直接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案件，在判决时应当对赔偿义务机关致害行为是否违法予以确认。行政机关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应遵守法定条件和程序，根据《强制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四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依法作出行政决定后，当事人在行政机关决定的期限内未履行义务，具有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可以强制执行。行政机关在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前，应当事先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对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本案中，被告于2013年3月26日作出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责令原告于2013年5月31日前自行拆除。2013年4月1日，被告向原告进行催告，要求原告自收到催告书后30日内自行拆除。被告在其作出的行政决定所确定的履行期限尚未届满情形下，即进行催告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同时本案被告在对原告鸭棚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前并未进行公告，亦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综上，被告实施拆除原告鸭棚行政行为程序违法。至于原告要求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首先，原告对其主张的各项损失并未提供初步证据加以佐证。其次，原告搭建的鸭棚、外场地、水泥地等系违法建筑，并非原告合法财产；原告鸭死亡、丢失及电线、鸭肥、网围等损失与被告实施拆除鸭棚行为无关；鸭产蛋损失系间接损失。综上，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难以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朱国松的诉讼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徐玉良
审 判 员 徐成文
人民陪审员 陆英钢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戴小清
附：相关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