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黔01民终548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马玲丽，女，1947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平禹，贵州群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杜春萍，女，1962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杜芸萍，女，1963年5月1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杜声星，男，1964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杜敏，女，1971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飞达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汤巴关见龙洞路35号仓库。
法定代表人:郭熙林,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霖(该公司副总经理),男,1963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
上诉人马玲丽因与上诉人杜春萍、杜芸萍、杜声星、杜敏、被上诉人贵州飞达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飞达公司）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2018）黔0103民初2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马玲丽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二、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马玲丽与杜家亮构成事实婚姻关系。依据马玲丽提供的一系列证据，足以证明马玲丽与杜家亮在1993年9月以夫妻名义共同居住和生活的事实，双方构成事实婚姻关系。二、诉争财产系马玲丽个人财产。第一，《拆迁协议》表明，诉争房产是先行出售，然后再行拆迁，且由上诉人马玲丽独立缴纳购房款，合同已履行完毕；第二，诉争财产是在杜家亮去世后形成的，不属于杜家亮遗产；第三，根据在案证据表明，杜家亮生前并无经济能力，未有任何遗产，诉争房产的购房款是上诉人独立缴纳，应当属于原告的个人财产。
杜春萍答辩称，一、马玲丽提出房屋是先购买后安置的情况不属实；我父亲生前办厂做生意，是有经济来源的，后期周转不灵，我也投了钱进去；1993年是否在一起我们都不清楚，1996年我父亲才带马玲丽和我认识。
杜芸萍答辩称，一、1994年6月我父亲才和马玲丽在一起，之前我父亲就和案外人冯某生活多年，中途又和我母亲离婚；二、这个房子是单位的福利房，单位错误收取马玲丽的房款，两个月后我与杜声星去单位说明情况，单位已经要求马玲丽退款。
杜声星答辩称，一、不是先购买后拆迁；二、1996年我才认识马玲丽；三、马玲丽出具的证明说我的父亲住在尚武巷与事实不符。
杜敏答辩称，同意杜春萍、杜芸萍、杜声星的答辩意见。
飞达公司答辩称，一、是否事实婚姻我方无法核实；二、争议房屋不是先购买后拆迁，拆迁协议载明清楚，发生纠纷是因为办产权才引起的，按照公司规定，产权本应该办给杜家亮，杜家亮已经去世，我方以法院裁判为准。
杜春萍、杜芸萍、杜声星、杜敏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一审对房屋定性错误，该房屋应当认定为杜家亮个人财产，请求改判驳回马玲丽的诉请。事实及理由：一、飞达公司2001年以福利分房方式将位于五柳街××号一处砖木结构住宅分配给杜家亮居住，2002年该公司与杜家亮签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用五柳街竹园新村2单元2层2号房屋进行置换，协议载明被拆迁人为杜家亮，故本案诉争财产属于杜家亮个人财产和遗产。二、被上诉人马玲丽无权继承也无权购买争议房屋。马玲丽与杜家亮系同居关系，杜家亮去世后，马玲丽采取欺骗手段，从黔春社区开具一份虚假证明，导致飞达公司错误收取房款，现马玲丽的证明已经作废，飞达公司也要求马玲丽到公司办理退房退款手续。一审法院仅凭马玲丽出具的杜家亮签署的《委托书》，即认定马玲丽与杜家亮共同购房系认定事实错误，且马玲丽在杜家亮死亡后委托关系也已经终止，其继续实施代理行为无效。杜家亮死亡后同居关系结束，该房屋也不具备共同所得必须具备的“共同生活”和“共同劳动、经营和管理”两个条件。
马玲丽答辩称，一、存在事实婚姻，我与杜家亮1993年即以夫妻名义生活；二、杜家亮1996年就开始打官司，没有经济来源，不存在福利分房。
马玲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位于云岩区××街竹园新居2单元2层2号房屋归原告所有；2、五被告协助原告办理过户手续；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飞达公司原名“贵阳市机械化施工处”，后于2005年改制后更名为“贵州飞达汽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杜家亮与江忠英曾系夫妻关系，二人于1991年11月4日登记离婚，二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生育四个子女即本案的被告杜春萍、杜芸萍、杜声星、杜敏。2005年1月21日，杜家亮因病去世。2002年9月6日，贵阳市机械化施工处（甲方、拆迁人）与杜家亮（乙方、被拆迁人、承租人）签订一份《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该协议第一条约定“拆迁范围内涉及乙方五柳街××号砖木结构住宅用途的房屋，建筑面积48.11㎡需拆除。……并于2002年9月17日前搬迁完毕”；第三条约定“甲方以五柳街B幢一单元2楼K＃房叁间（成套住宅房屋）建筑面积72.56㎡安置乙方，附房屋平面图。甲方按1050(1200)元/㎡出售给乙方（48.11×1050＝50515.5元，（72.56－48.11）×1200＝29340元），乙方补给甲方人民币79855.5元。甲方负责办理调换房屋产权证交乙方，办证费用按有关规定执行”；第九条约定“其他：乙方各项补助费合计10122元，计算结果：79855.5－10122＝69733.5元，乙方回迁时一次性付清房款陆万玖仟柒佰叁拾叁元伍角”。
原告提供多份原贵阳市机械化施工处职工及邻居的书面证言显示：原告与杜家亮于1993年底就已居住在一起共同生活。原告拟以此证明其与杜家亮从1993年底就开始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构成事实婚姻关系。被告对此不予认可，并提供一份名为冯素珍出具的书面《证明》予以反驳，该《证明》载明“本人冯素珍与杜家亮同居多年后，因，马玲丽的介入到至我与杜家亮分手于1994年6月左右。2004年12月13日，杜家亮向原告出具一份《委托书》，载明“本人因病尚在治疗中，特委托妻子马琳丽全权处理原大众汽车配件财务及本人安置在五柳街竹园新居B栋二单元二楼202房屋的一切手续，特出此委托书”。2005年8月12日，原告向贵阳市机械化施工处交纳房款80941.5元后，领取上述房屋钥匙并入住至今。2005年11月15日，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政府头桥街道黔春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一份《证明》，载明“兹有我社区居民马玲丽……，该居民与丈夫杜家亮于1993年11月至2002年共同居住五柳街××号（大众汽配厂内）……”。2005年12月6日，该社区居委会又出具一份《证明》，载明“黔春社区出具给马玲丽关于1993年11月与杜家亮居住我社区的证明作废”。因被告杜声星、杜芸萍、杜敏就上述房屋向贵阳市机械化施工处主张权利，贵阳市机械化施工处于2006年1月6日、3月2日两次向原告发出通知，告知原告“杜家亮的三个子女（杜芸萍、杜声星、杜敏）对原告现入住二桥‘竹园新居’B栋一单元二楼2号住房有异议。因签订购房协议的是杜家亮，只能由杜家亮子女来办理购房的有关手续。所以请原告接到通知后，办理退房退款手续”。原告以诉争房屋系其所有为由，拒绝办理退房退款手续。2017年9月4日，被告杜芸萍向被告飞达公司支付购房款104290.62元。2017年10月24日，被告杜芸萍向贵阳市云岩地税缴纳税款798.56元和142.64元。另查明，本案诉争房屋即位于贵阳市××街竹园新居2单元2层2号房屋曾于2013年1月24日办理所有权登记在被告飞达公司名下。审理中，飞达公司称待法院明确该房屋的权属后，其将按照法院判决协助办理所有权变更登记。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为：一、马玲丽与杜家亮是否构成事实婚姻关系；二、诉争房屋系马玲丽与杜家亮共同购买还是单独购买。一、针对马玲丽与杜家亮是否构成事实婚姻关系。虽然黔春社区居民委员会于2005年11月15日出具的《证明》载明“马玲丽与丈夫杜家亮于1993年11月至2002年共同居住于五柳街××号……”，但是该居委会之后又于2005年12月6日出具一份《证明》将之前出具的《证明》作废，故该居委会于2005年11月15日出具的《证明》不能作为认定马玲丽与杜家亮是否构成事实婚姻的依据。对于原告提供的多份证人证言，因证人均未出庭，故该书面证言的真实性无法认定，同时该证言也只能证明马玲丽与杜家亮从1993年底开始同居，并不足以证明二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对于杜家亮于2004年12月13日出具的《委托书》，虽然该《委托书》载明“……特委托妻子马琳丽……”，但该《委托书》于2004年出具，并不能证明二人在1994年2月1日前就已经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与杜家亮构成事实婚姻关系，故一审法院认定原告与杜家亮构成同居关系。二、针对云岩区××街竹园新居2单元2层2号房屋系马玲丽与杜家亮共同购买还是其中一人单独购买。虽然原告于2005年8月12日交付购房款时杜家亮已去世，但原告交付购房款仅仅在杜家亮去世半年之后，基于原告与杜家亮同居多年以及杜家亮去世前书面委托原告办理上述房屋有关事宜等情形，原告支付的购房款不属于其个人出资，而应当认定为原告与杜家亮共同出资购买。同时，上述房屋系杜家亮居住的住房被拆迁而取得购买的权利，因此，即使原告个人支付的购房款，也不能认定为原告独自购买，依然应当认定为原告与杜家亮共同购买。对于被告飞达公司通知原告退还购房款一事，因杜家亮系购房权利人，而杜家亮生前明确表示委托原告全权处理上述房屋的一切手续，故原告支付购房款系行使购房人的权利义务，飞达公司无权要求原告退款。综上，一审法院认定贵阳市××街竹园新居2单元2层2号房屋系原告与杜家亮共同出资购买，因二人系同居关系，故原告与杜家亮分别享有该房屋50%的权利。因杜家亮已于2005年去世，对于杜家亮对该房屋享有的权利涉及另外的继承法律关系，本案不作处理。对于原告要求“五被告协助办理过户手续”的诉请，因原告只享有该房屋50%的权利，且杜家亮享有的50%份额涉及另外的继承法律关系，原告应当在其余50%份额权属确定后与其他权利人一并向被告飞达汽贸公司主张办理过户手续，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十条“解除同居关系时，同居生活期间双方共同所得的收入和购置的财产，按一般共有财产处理。……”之规定，判决：一、原告马玲丽对位于贵阳市××街竹园新居2单元2层2号房屋享有50%的权利；二、驳回原告马玲丽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44元，减半收取922元，保全费829元，共计1751元由原告马玲丽负担（已预交）。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审理中，马玲丽提交其与杜家亮合影照片一张，照片上有“重庆港留影九三年国庆”字样，并申请证人张某、邓某出庭作证，拟证明马玲丽与杜家亮于1993年即开始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杜春萍等人质证认为：该照片并不能证明1993年二人公开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二证人系马玲丽朋友，证言不属实，且均陈述没有参加过马玲丽的结婚酒席，故证人证言不应采信。另，马玲丽提交杜家亮工资情况等材料，拟证明杜家亮没有经济能力。
本院认为，针对本案争议焦点一，即马玲丽与杜家亮是否形成事实婚姻关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五条“未按婚姻法第八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离婚的，应当区别对待：（一）１９９４年２月１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二）１９９４年２月１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后，男女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在案件受理前补办结婚登记；未补办结婚登记的，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之规定，马玲丽主张其与杜家亮属事实婚姻需举证证明两个基本要件事实，一是1994年2月1日之前二人已经共同生活，二是二人系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本案中，从马玲丽提交的照片、证人证言、委托书等证据考察，上述证据仅能证明二人在1993年前后认识并交往，但并不足以证明二人在1994年2月1日前就已经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故一审法院未认定马玲丽与杜家亮形成事实婚姻关系，而是认定二人属同居关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针对本案争议焦点二，涉案房屋的权属问题，本院认为，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十条“解除同居关系时，同居生活期间双方共同所得的收入和购置的财产，按一般共有财产处理。……”之规定，同居生活仍然可能发生财产共有关系并受法律保护。
其次，对于争议房产是否属于马玲丽与杜家亮“同居生活期间双方共同购置的财产”问题，关键应审查2002年杜家亮签订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内容和性质。马玲丽上诉主张该《协议》证明系先购房后拆迁，杜春萍等则主张《协议》性质为房屋置换协议。本院认为，合同确立的法律关系和实质内容应根据合同的具体条款并结合合同标的的实际状况予以认定。第一，该《协议》虽然名为《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并且其中确有拆迁和安置的内容，但因被拆除的房屋系公房，而非杜家亮享有所有权的房屋，新安置的房屋因系产权房又需出资购买，故该《协议》实质并非简单的新旧房屋产权置换，而是拆除公房同时安置需购买具有所有权的房屋，因此，前后房屋的权利性质和价值大小已经完全不同。同时，因安置房系在原居住公房拆迁的前提下购买，对于原居住人又具有一定的福利性质，故该《协议》实质系具有福利性质的拆迁购房合同。第二，杜春萍等上诉主张拆迁协议仅为杜家亮个人签订，故属于杜家亮个人财产。对此主张，本院认为，虽然该《协议》上仅注明被拆迁人杜家亮的名字，但签订该协议确系杜家亮与马玲丽同居期间共同所为，按照法律规定，合同双方基于合同约定的债权债务关系在合同成立生效时即发生，也即是说，基于该合同享有的取得房屋等相关权利以及交纳房款等义务此时也已经享有和负担。且马玲丽与杜家亮共同生活多年，经济收入也发生混同，协议约定又改变了原有财产权利的性质并注入新价值，故争议房屋应认为双方同居生活期间共同购置的财产。第三，马玲丽上诉主张该房屋为先出售再拆迁，且由其独立交纳购房款，属于其个人财产。对此，本院认为，其主张与《协议》约定条款不符，该《协议》约定的是拆除旧房同时购买安置房，系同步进行，而非先出售再拆迁。虽然马玲丽独立支付购房款，但如前所述，基于合同享有的房屋相关权利于合同成立生效时产生，同时，基于合同负担的付款义务也于合同签订时负担，即便是马玲丽在此后个人交纳购房款，也仅是履行了合同约定的支付购房款的共同义务而已，并不能据此认定房屋系马玲丽独自购买。且因该《协议》系带有福利性质的购房协议，杜家亮的单位福利也融入到房屋的价值之中，更不能简单认定因马玲丽交纳房款即系其个人财产。同理，由于争议房屋融入杜家亮享受的单位福利和马玲丽在共同生活期间参与购置房产的新增价值，亦不能仅认定为杜家亮的个人财产。综上所述，案涉房屋应认定为马玲丽与杜家亮共同共有。一审判决对共有状态进行分割并认定马玲丽对争议房屋享有50%的份额，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马玲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上诉人杜春萍、杜芸萍、杜声星、杜敏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44元，由马玲丽负担922元，由杜春萍、杜芸萍、杜声星、杜敏共同负担92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益
审 判 员 韦 娟
审 判 员 邱翠雪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李 娜
书 记 员 刘光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