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甘12民终62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某1，男，生于1978年9月1日，汉族，农民，住成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某2，男，生于1953年1月1日，汉族，农民，住成县，胡某1之父。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成县红川镇席坪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成县红川镇席坪村。
法定代表人：胡某3，该村委会主任。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成某。住所地：成县。
负责人：陈东耀，该社社长。
上诉人胡某1、胡某2因与被上诉人成县红川镇席坪村村民委员会、成某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成县人民法院（2017）甘1221民初3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胡某1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成县人民法院(2017)甘1221民初380号判决书错误判决。2、判决驳回二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主张的承包地享有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据成县人民政府给上诉人颁发的土地经营权证书，充分证明涉及双方争议的地处瓦窑下的土地总面积2.33亩(实际6亩多)，自土地1980年划分到户，因第二轮承包合同是在第一轮承包合同的基础上签订，上诉人已耕种37年有余。上诉人胡某2之二女儿胡宁元，现年40岁。1997年嫁到徽县栗川乡闰庄村。但当时未在该地取得承包地。根据《中强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故二女儿在娘家即上诉人家中的承包地在承包期内不应抽出。上诉人当时家中划地时人口有5人，现家庭人口目前共有6人，加上二女儿，享有承包地经营权的人口应是7人，本来就存在人多地少的矛盾。故上诉人的土地也不存在多出的问题。2、国家的土地政策自第一次承包到户至今一直就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故不管是女儿出嫁还是新生婴儿，均不能调整土地。一审法院在判决书第9页事实认定部分认定作为二被上诉人主张1997年8月曾依据国家政策调整过上诉人承包地的事实不清，因调整承包地是关系上诉人切身利益的大事，有严格的程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车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承包期内，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形对个别农户之间承包的耕地和草地需要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承包合同中约定不得调整的，按照其约定。二被上诉人未提供当年调整土地时村委会的村民会议记录，未有当年乡政府及农业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无任何书面证据证实曾经对上诉人的土地进行过减少调整的书面文件。可见，当年上诉人的土地未进行任何调整。一审法院就这样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认定案件事实，无任何法律依据。3、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涉及的土地面积小于实际面积的现象，大到全国各地，小到上诉人所在村，都有这种现象。但这是当年划分承包地时系肉眼估计确定面积，误差较大，非上诉人不法侵占造成。成县在建造飞机场征地时，所有被征地农户的实际丈量面积均大于一倍的承包合同面积，后均以丈量面积为准对农户进行了补偿。这足以说明县政府承认农户对多出承包合同土地面积的合法性。故对大于承包经营权证书的部分，其经营权仍应归上诉人享有。4、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家庭联产承包，不能由家庭一人决定权利的处分。上诉人当时和被上诉人签订的调解协议，上诉人代表不了整个家庭成员。故在没有家庭其他成员上诉人胡某2、胡某1之母李会兰等人签字的情况下，属无效协议。5、通过被上诉人对铲除诉争土地上核桃树给上诉人主动赔偿1200元的事实来看，被上诉人实际上也承认上诉人对诉争土地的合法承包经营权，不然二被上诉人也不会主动给上诉人赔偿。因此，对二被上诉人自认的事实，法庭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无须证明。6、经营权证书上的2.33亩面积包括在6亩中，且是一整块，一审法院既然认定其余部分是二被上诉人享有用益物权，那又是如何划分的呢?怎么依法认定二被上诉人修建广场的那块就是当年抽调的呢？一审法院认定属于上诉人的2.33亩的四至界限又在那儿？剩余部分的四至界限又在那儿？一审法院对此并没有认定、解决，势必造成上诉人和二被上诉人的权利均无法行使。二、一审在认定事实错误的情况下，判决必然错误。综上所述，二上诉人地处瓦窑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应归上诉人享有。其超出承包经营权证书面积2.33亩以外的面积，因当时划分承包地时也是给上诉人划给的，已成事实，且上诉人耕种37年有余，二被上诉人在此期间未提出异议，这足以说明二被上诉人承认多余部分上诉人享有承包经营权，而且全村所有农户的承包地均存在土地经营权证书面积与实际面积相差较大的这种情况，如果要翻旧账，从公平公正的角度处理，就应将全村所有的承包地重新丈量核实，然后重新划分。故应尊重事实和法律，多余部分归上诉人享有承包经营权。请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撤销一审错误判决，判决驳回二被上诉人的所有诉讼请求。
成县红川镇席坪村村民委员会、成县红川镇席坪村第二生产合作社辩称，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基本事实清楚，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一、被答辩人对超出其家庭土地承办经营合同亩数范围内的土地不享有合法经营权。2001年第二答辩人与被答辩人胡某1签订了第二轮土地承包经营合同。被答辩人承包面积为7.83亩，分布三处。其中梁后4.8亩，梁后0.7亩。现在双方争议的瓦窑下土地2.33亩。而实际瓦窑下土地为6亩。该处剩余的3.67亩土地属村社集体土地，未包含在二被答辩人家庭承包土地面积之内。二被答辩人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记载的土地面积与《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上的面积相符。被答辩人对瓦窑下的3.67亩土地不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该土地最初由第二答辩人出租给被答辩人，后由其无偿使用多年。二、被答辩人女儿胡宁元是否有承包地与本案无关。被答辩人女儿胡宁元1997年出嫁，1999年我村按县乡统一工作安排，对各社部分农户承包地做过调整。2001年第二轮土地发包时，该女已不属被答辩人家庭承包土地成员，不存在调整被答辩人女儿胡宁元承包地的问题。胡宁元在其夫家所在村没有土地承包地与二答辩人无关。三、被答辩人应退还占用经营的集体土地3.67亩。数量记载是合同内容的主要元素，合同是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内容的真实表示，遵守合约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体现。被答辩人超过《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和其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记载的承包地面积，占用经营集体土地3.67亩，事实清楚。其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涉及的面积小于实际面积属普遍现象，故对于其大于承包经营权证书的部分，经营权应归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实属无理狡辩。四、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协商解决争议并主动补偿，是为了及时化解纠纷，加快实施村级基础设施建设。20l7年3月5日经我村村民代表大会决议修建村文化广场及村委会办公用房。按村基础设施规划，在确保被答辩人承包面积的前提下，剩余部分由村社占用修建村文化广场。被答辩人作为本村村民，其全家人都是本村公用基础设施的受益者，本应主动配合村社修建基础设施，但被答辩人一再阻挠施工。为了化解矛盾，保障施工正常进行，答辩人与被答辩人达成调解协议，并主动补偿其1200元，但被答辩人仍无理取闹，阻挠施工，致使我村文化广场建设停建至今。答辩人与被答辩人达成协议并予补偿的行为，决不能说明其占用集体土地就是合理的。纠纷调解时认定的事实证据不作为判决认定的证据是民事诉讼的基本常识。五、依据我村基础设施建设整体规划，瓦窑下集体土地6亩，河道边2.33亩属被答辩人承包地，剩余部分村社将收回修建文化广场等村内基础设施建设。综上所述，农村土地属村社集体所有，村社集体经济组织对农村所有土地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对被答辩人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约定的承包地亩数外的土地，答辩人修建公益设施被答辩人无权干涉。一审法院认定被答辩人瓦窑下承包土地面积为2.33亩事实清楚，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被答辩人阻挠施工给答辩人造成经济损失数千元，本有施工机械租赁合同为证，但为了化解纠纷，答辩人放弃赔偿请求，不再向二审法院举证。被答辩人行为侵害了广大村民整体利益，己引起村民严重不满。为了避免造成更大损失，请求二审法院及时审理，早日判决。
成县红川镇席坪村村民委员会、成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按照最后一轮土地调整后承包合同，胡某2瓦窑下承包土地面积为2.33亩，剩余土地归席坪村集体所有；2、请求法院判令两被告承担席坪村文化广场建设因误工造成的误工费、机械费损失4800元；3、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及其他所有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告胡某2、胡某1同系红川镇席坪村二社村民，父子关系。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被告家以胡某2为户主，承包了成某的耕地。其后，胡某2的大女儿和二女儿胡会宁分别出嫁。2001年，被告家与发包方成某重新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该合同上显示被告家承包地户主为胡某2，承包面积为7.83亩，其中瓦窑下承包地面积为2.33亩，其提交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显示的土地承包面积与《土地承包合同》上面积相同。2017年2月，经红川镇人民政府决定，在席坪村修建文化广场。其后，红川镇席坪村分别召开党员大会、村社干部大会、村民代表大会等，讨论修建文化广场事宜，决定在席坪村二社胡某2现在耕种的承包地内进行修建，占地面积l亩左右。在施工时，遭到被告胡某2、胡某1及其家人的阻拦。为解决矛盾纠纷，2017年3月28日，席坪村村社干部和胡某2、胡某1等人对胡某2所在的瓦窑下的承包地进行了现场丈量，确定其瓦窑下西部一部分承包地面积为5.3亩，双方签名进行了确认，并对损坏胡某2家核桃树进行了赔偿，赔偿款1200元由胡某2领取，后因发生争议退回。因被告的行为，导致红川镇席坪村无法修建文化广场，为此，二原告于2017年6月13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依法判令二被告在瓦窑下承包土地面积为2.33亩，剩余土地归席坪村集体所有，并要求二被告承担修建文化广场建设因阻挡造成的误工费、机械费损失4800元。案件审理过程中，经法院工作人员现场勘丈，胡某2名下在红川镇席坪村二社瓦窑下的承包地面价大于6亩，胡某2在2001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因家庭人员变动，实际承包地面积为2.33亩，其余属租赁关系一直由其耕种。
一审法院认为，我国实行的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土地承包经营权自承包合同生效之日起取得，即使耕种多年，但未经发包，双方未订立承包合同，就不能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而且，土地承包合同原则上要求用书面形式。本案中，以胡某2为户主的承包方与发包方成某于2001年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均显示其瓦窑下承包地面积为2.33亩，据此，原告诉求对胡某2名下瓦窑下承包地面积为2.33亩进行确认有理有据，法院应予支持；被告虽辩称除2.33亩外，其余土地一直由其家庭耕种，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实，其辩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涉及的土地面积小于实际面积的现象，大到全国各地，小到席坪村二社的现象都有存在的理由不成立，法院不予支持。原告诉求在修建文化广场过程中因被告的阻挡行为造成各项损失4800元未提供有效证据证实，且没有实际发生，法院不予支持。被告辩称胡宁元因出嫁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问题，经查证，胡宁元于1997年出嫁，根据1997年8月2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精神，结合当时的土地承包政策，席坪村二社在当时”大稳定、小调整”原则下收回胡宁元承包地并无不当，符合当时的政策，故被告的该项辩解理由不成立。综上，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第二条第(三)项、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一、确认以胡某2为户主的位于成某瓦窑下的承包地面积为2.33亩，剩余多出的部分归成某集体所有；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0元，由被告胡某2、胡某1共同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双方经调解无果。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2001年上诉人家与发包方成某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该合同载明承包地户主为胡某2，承包面积为7.83亩，其中瓦窑下承包地面积为2.33亩，其提交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显示的土地承包面积与《土地承包合同》上面积相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生效后，国家依法确认承包方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故应该按上诉人《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显示的土地承包面积确定瓦窑下承包地面积为2.33亩。2017年3月28日，席坪村村社干部和胡某2、胡某1等人对瓦窑下的承包地进行了现场丈量,该地实际面积为5.3亩；2017年6月22日，一审法院对该块地同样进行了实际丈量，丈量面积也超出了2.33亩，上诉人称诉争地已耕种多年，女儿胡宁元在上诉人家中的承包地在承包期内不应抽出，对于大于承包经营权证书的部分地，其经营权仍应归其享有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另外，上诉人对于2001年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并未提出任何异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多出的土地归成某所有，上诉人理应归还多出承包合同面积的承包地，被上诉人对该诉争地的有效使用是为了修建村文化广场，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上诉人应该支持被上诉人的善举。
综上所述，胡某2、胡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于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0元，由上诉人胡某2、胡某1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贾丽萍
审判员 牟虎生
审判员 谢自强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日
书记员 杨亚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