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湘01民终25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晴，农民。
委托代理人：彭金局，浏阳市弘扬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代理人：杨昆。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国豪，农民。
委托代理人：彭金局，浏阳市弘扬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代理人：杨昆。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江，农民。
委托代理人：彭金局，浏阳市弘扬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代理人：杨昆。
上诉人（原审原告）：叶淑云，农民。
委托代理人：彭金局，浏阳市弘扬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代理人：杨昆。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伟，农民。
委托代理人：刘伟，湖南声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罗建珍，农民，系刘伟之妻。
委托代理人：刘伟，湖南声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书平，农民。
委托代理人：喻积累，居民。
上诉人（原审被告）：胡和喜，农民，系王书平之妻。
委托代理人：喻积累，居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黎天明，农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黎道辉，农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黎天瑞，农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黎星成，农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黎定贤，农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黎常兵，农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黎常汀，农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黎秋明，农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黎善成，农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黎正法，农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黎定富（曾用名黎定付），农民。
黎天明、黎道辉、黎天瑞、黎定贤、黎星成、黎常兵、黎常汀、黎秋明、黎正法、黎定富、黎善成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湘江，浏阳市远大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被告：黎道明，农民。
原审被告：湖南金鹰建筑园林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长沙大道605号盛世华章小区A7栋1203房。
法定代表人：彭良辉，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进，北京浩天信和（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周晴、周国豪、周江、叶淑云，上诉人刘伟、罗建珍，上诉人王书平、胡和喜因与被上诉人黎道辉、黎星成、黎善成、黎定富、黎天瑞、黎秋明、黎天明、黎常兵、黎正法、黎常汀、黎定贤、原审被告黎道明、金鹰建筑园林有限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2015）浏民重初字第00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叶淑云、周晴、周江、周国豪上诉主张：（一）请求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对周某甲的死亡赔偿金按照城镇标准进行赔偿；（二）请求依法改判被上诉人黎常汀、黎秋明、黎定富、黎善成、黎正法等五位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三）请求依法改判由上列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经济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四）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对死亡赔偿金按照农村标准进行计算，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理由如下：原审法院对上诉人认为周某甲的赔偿标准应按城镇标准的说法不予认定，但是上诉人认为自己提交的证据，系由周某甲户籍所在地村委会和周某甲居住地的社区，根据其对其辖区范围内的村民所掌握的情况，实事求是的出具的证明，完全符合证据要件的规定。且从原审法院审理的其他案件中认定城镇居民的证据规则来看，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足以达到证明周某甲居住在城镇的事实。另，上诉人在（2014）浏民初字第3910号案件中所主张的权利仅仅是周某甲的医疗费，未涉及到伤残赔偿金，故上诉人无需就周某甲居住在城镇的事实进行陈述及提交证据。故上诉人认为己方提交的证据足以有效地证明周某甲居住在城镇的事实。（二）从物权的角度讲，只要是文桥黎氏的成员，均是合同的相对方。首先，文桥黎氏宗祠的所有权属于文桥黎氏的所有成员，文桥黎氏宗祠重建所需的资金来源于文桥黎氏的成员（包括被上诉人黎常汀、黎秋明、黎定富、黎善成、黎正法）。因此，只要是文桥黎氏宗祠范围内的成员，不管是否在发包合同上签字，均属于发包合同的相对方。其次，11位黎氏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刘伟签订的《文桥黎氏祠堂重建工程承包协议》（以下简称11人合同）才是本案真实有效的合同，理由如下：（1）11人合同，是文桥黎氏宗祠的相关负责人按照浏阳市司法局杨花司法所的要求，将11人合同的原件送到该所。进行复印后，该所负责人核对并在复印件上加盖公章后交给上诉人周晴丈夫杨坤。（2）对于11人的合同，在（2014）浏民初字第3910号案件中，被上诉人刘伟的质证意见是11人的合同被后面的合同所替代，黎氏的质证意见和刘伟的质证意见相同。由此可见，无论是刘伟还是黎氏，均未提及到黎常汀、黎秋明、黎定富、黎善成、黎正法等五位被上诉人的签名是后来加的。在（2015）浏民初字第2011号案件中，上诉人申请了对黎常汀、黎秋明、黎定富、黎善成、黎正法等五位被上诉人的诉前财产保全，其未提出异议。若按照原审判决对周某甲存在关于死亡赔偿金计算的原则，即上诉人未在（2014）浏民初字第3910号案件中提及周某甲在城镇居住的事实，就作为不按照城镇标准计算的条件之一，则可同理认为上列五位被上诉人未对其财产保全提出异议，则应当认为其是合同的相对方。（3）对于杨花司法所的《调查简介》这份证据，原审判决也认为不符合证据的法定形式，但又予以采信，实属于自相矛盾。另应注意，该份证据不单单是不符合证据的法定形式，在实体内容上，应当只是黎道辉、黎定贤、黎心成、黎天瑞、黎常兵等六位被上诉人的陈述而已。综上，原审法院认为黎常汀、黎秋明、黎定富、黎善成、黎正法等五位被上诉人不是合同的相对方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三）周某甲在事发过程中没有过错。本案的发生是刘伟和王书平未按照相关规定，在周某甲进行高空作业的时候，未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所导致的。也就是说，若有防护措施，则周某甲就不至于发生意外。故原审判决认定周某甲存在一定的过错，纯属认定错误。
对上诉人周晴、周国豪、周江、叶淑云的上诉，上诉人刘伟、罗建珍辩称：（一）原审法院对死亡赔偿金按照农村居民标准计算正确，应该予以维持。1、上诉人主张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赔偿金缺乏有效证据。首先，周晴等四位上诉人提供的浏阳市×××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该证据属于单位证明，理应由单位负责人及经手人签名或者盖章，并由单位盖章，而该证据却无单位负责人盖章；从内容上看，居委会和派出所都是根据物业公司的证明出示的，均未经过调查核实，且物业公司和业主具有一定的利害关系，因此该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其次，上诉人提供的“工作证明”无法证实周某甲先前在城镇工作的事实。刘伟、罗建珍暂且不质疑证明的真实性，出具该证明的单位湖南××有限公司的住所地在农村。况且，周某甲生前半年在文桥黎氏宗祠重建工地上工作，充分证明其收入主要来源地是农村。2、周某甲的“病历资料”和“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记载的户籍所在地和生前经常居住地均是湖南省浏阳市洞阳镇砰山村，足以证明周某甲的居住地点在农村。（二）周某甲对损害的发生存在过错。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周某甲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预见到在周边没有任何安全措施的情况下，如果冒险作业可能会导致危险情况的发生。但其疏忽大意、怠于防范，导致本案意外的发生，其自身也有一定的过错，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对上诉人周晴、周国豪、周江、叶淑云的上诉，上诉人王书平、胡和喜辩称：（一）对于计算标准问题。湖南省人民政府曾在下发的文件中规定在工业园中发生的损害应当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损失，本人认为应当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二）黎氏宗祠并没有进行登记，都是以自然人的形式签订的合同，应当以十一人签订的合同为准。（三）周某甲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明知危险而继续进行工作，自身有部分过错。
对上诉人周晴、周国豪、周江、叶淑云的上诉，被上诉人黎天明等辩称：赔偿承担责任及计算标准，一审二审都已经发表过意见，以一审答辩意见为准。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驳回周晴、周国豪、周江、叶淑云的上诉请求。
对上诉人周晴、周国豪、周江、叶淑云的上诉，原审被告黎道明未发表书面或口头答辩意见。
对上诉人周晴、周国豪、周江、叶淑云的上诉，原审被告金鹰建筑园林有限公司辩称：（一）金鹰建筑园林有限公司不是本案的赔偿主体，金鹰建筑园林有限公司与本案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上的关系，在承包协议中加盖的印章并非金鹰建筑园林有限公司的印章，而是湖南金鹰园林园艺有限公司。（二）在本案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周晴、周国豪、周江、叶淑云撤回了对金鹰建筑园林有限公司的起诉，原审法院予以准许。金鹰建筑园林有限公司无需在本案中承担责任。
上诉人刘伟、罗建珍上诉主张：（一)请求依法撤销（2015）浏民重初字第0006号和（2015）浏民初字第2011号民事判决，改判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的损害不承担赔偿责任。(二)判令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部分事实认定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错误一：原审判决认定涉案工程施工方必须具有相应的资质，刘伟应对整个工程的安全负责有误。理由如下：首先，根据涉案工程的性质和楼层，并非必须具备建筑施工资质。涉案的祠堂属于农民自建、非公共建筑工程，未达到三层的建设工程。目前我国法律法规并未强制性的规定该建筑需要施工方具有相应资质。由此可见，涉案工程无需施工方具有相应资质，原审法院认定施工必须具备相应资质有误；其次，上诉人仅对未转包给王书平的工程承担安全责任。如前所述，涉案工程无须施工方具有相应的资质，则刘伟从理事会承包和转包给王书平都是合法的，彼此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周某甲和王书平直接形成劳务关系，周某甲的损害后果系在为王书平所施工范围内提供劳务。因此，刘伟对王书平施工工程造成安全事故承担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错误二：原审判决认定周某甲的死亡结果和事故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有误。根据现有的证据并无法确认周某甲的死亡结果与事故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对于农民自建的房屋目前均是参照适用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质【2004】216号《关于加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的若干意见》第三条规定，并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调整。即“农民自建二层以下低层住宅”建设不需要施工方具有相应的资质。正因为如此农村建房承包给不具有资质的个人实属常态，原审判决认定刘伟违反强制性规定无法令人信服。
对上诉人刘伟、罗建珍的上诉，上诉人周晴、周国豪、周江、叶淑云辩称：(一)刘伟没有相应资质承包工程，且转包给没有资质的王书平，对周某甲的死亡承担责任，属于事实清楚。上诉人认为涉案建筑物黎氏祠堂属于农民自建不属于公共建筑的理由不能成立，涉案祠堂结构及形状、要求与农民自建的房屋有差别，且实际建筑来说对施工要求很高，它的空间及承重梁等与农民常规住房是不同的，即农民自建房屋是通过墙与梁进行承重，而祠堂是通过巨梁进行承重，涉案祠堂不属于农民自建房屋，需要相关资质才能承建。(二)刘伟认为周某甲死亡与事故没有关系是没有事实依据的，本案死者周某甲从受伤之日到死亡之日一直在接受治疗，始终没有离开过医院，这些出院的××历和门诊病历、住院病历等，仅仅是为了医保报账。本案周某甲是因为事故死亡，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三）刘伟认为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没有依据。按照国家相关标准，涉案工程属于高空作业。国家标准是指基准量在两米以上均属高空作业，本案涉案工程超过两米。综上，请求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驳回其上诉。
对上诉人刘伟、罗建珍的上诉，上诉人王书平、胡和喜辩称：同意周晴等四上诉人的答辩意见。祠堂工程从结构、造价等方面分析根本不属于普通民房，周某甲从受伤到死亡是由于该事故导致的。另外王书平强调：洒水不属于其承包工程范围。
对上诉人刘伟、罗建珍的上诉，被上诉人黎天明等辩称：认可刘伟的上诉请求。
对上诉人刘伟、罗建珍的上诉，原审被告黎道明未发表书面或口头答辩意见。
对上诉人刘伟、罗建珍的上诉，原审被告金鹰建筑园林有限公司辩称：（一）金鹰建筑园林有限公司不是本案的赔偿主体，金鹰建筑园林有限公司与本案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上的关系，在承包协议中加盖的印章并非金鹰建筑园林有限公司的印章，而是湖南金鹰园林园艺有限公司。（二）在本案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周晴、周国豪、周江、叶淑云撤回了对金鹰建筑园林有限公司的起诉，原审法院予以准许。金鹰建筑园林有限公司无需在本案中承担责任。
上诉人王书平、胡和喜上诉主张：（一）请求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撤销浏阳市人民法院（2015）浏民重初字第0006号判决；（二）请求法院依法改判刘伟作为项目安全主体责任人承担80%以上的责任，判定王书平承担10%的责任。事实与理由：（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导致判决显失公平。纵观本案，导致周某甲从负伤至死亡最直接、最客观、最关键、最主要的事实就是洒水，而周某甲去洒水的指令来源于刘伟直接聘请的负责人徐某甲。另外根据在场目击证人邹某、高某证人证言，足以证明周某甲因为洒水从亭子上摔到地下成重伤至死亡与王书平没有直接的、客观的因果关系，但是原审判决却对这一关键事实并未采信，有失偏颇。（二）本案刘伟与黎氏宗祠理事会黎天明、黎道辉等11人签订的《文桥黎氏祠堂工程承包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一）应当认定为建设工程承包合同。而本案刘伟与王书平签订的合同，从其他的实质内容及《劳动合同法》第15条第2款之规定来看，应该认定为建设工程劳务承包合同。原审判决将该两个完全不同性质、不同内容、不同权利义务、不同法定关系合同相提并论并混为一谈。其认定的王书平、刘伟签订的合同与刘伟同黎氏宗祠签订的建设工程承包合同承包范围一致，只是承包方式不同有误。理由如下：（1）从协议一的实质内容构成要件上看，该协议书共为五页共计条款6大条34款，对承包范围、承包方式、承包价格、付款方式、质量要求、材料要求、违约责任等都作出了详细的约定。而刘伟和王书平签订的《文桥黎氏重建工程劳务承包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二），仅仅是一页合同，实质内容、权利义务关系约定也非常简单，而且对质量要求、违约责任、甚至连对这样重大的砖混结构建筑物的用水都未规定。因此判决书所述的两份协议书只是承包方式不一致的说法有误，况且协议一的82万为总工程款，而协议二的20万为农民工工资。（2）原审法院认定协议二的“兜底条款”错误。协议二中第二条承包方式结尾这样约定“工程除装修之外，木门含三张大门，另付工作其余均在包工范围内”。这就说明承包方式最后条款从文字含义上来解释就是针对三张大门的安装施工以及大门安装成功后针对散落遗留在地面残留物的清扫而言。而非原审法院认定的“但协议最后的兜底条款其余均在包工范围”。（3）虽说施水是建筑施工的必经程序，但是协议二中并未约定具体谁负责，根据合同签订的相对性的法定原则，未有施工用水的约定，王书平就无施水的义务和责任。原审法院草率的使用行业惯例而忽视法律规定，实属错误。（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条之规定，刘伟应对黎氏重建项目工程的安全施工承担主体责任，原审法院也予以认定，但是在承担责任的时候却同等承担责任，于法于理不符。（5）原审法院认定刘伟是该项目的主体责任人，其应购买与安装安全施工防护设施。但是原审法院却将此责任转嫁给王书平，这是对主体责任人的袒护。（6）在午休期间徐某甲指挥周某甲去施水，其也有过错，应该根据《侵权责任法》第11条追加徐某甲为被告或者第三人。（三）本案中，周某甲为王书平提供劳务不假，但是包括王书平以及其他的农民工都是为刘伟提供劳务，真正的雇主应是刘伟。因此，把主体责任人刘伟的责任和非主体的责任人王书平并列起来并不合理。
对上诉人王书平、胡和喜的上诉，上诉人周晴、周国豪、周江、叶淑云辩称：（一）关于工程承包范围问题，王书平应当向法庭提交证据证明洒水不属于王书平的承包范围或者提交证据证明行业惯例。但是，目前王书平没有提交有效证据证明该问题。本案两位证人的证人证言在该案和其他案件中都没有讲清楚洒水不属于王书平的承包范围。（二）对于签订合同的相对方，黎氏祠堂不属于合同上的六个人或者十一个人，而是属于黎氏宗族，他们仅仅是黎氏宗族的部分个体，只要是能查清该十一人是宗族成员即可。（三）根据相关法律和国家标准均能够确定施工工程的防护措施应当由施工单位提供和建立，周某甲不应当承担责任，请求驳回上诉。
对上诉人王书平、胡和喜的上诉，上诉人刘伟、罗建珍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理由如下：(一)刘伟不是本案的赔偿主体。（1）周某甲与王书平直接建立劳务关系。周某甲受王书平聘请，受王书平管理、安排，由王书平支付报酬，显然周某甲是直接为王书平提供劳务，两者形成直接的劳务关系。（2)王书平与刘伟之间形成劳务承包关系。2014年3月9日，刘伟为甲方，王书平为乙方，两者签订了《文桥黎氏重建工程劳务承包协议书》，该协议约定：甲方承接一栋黎氏宗祠，以包工（木工、泥工、钢筋工、包模板、架材、工具、伙食、排水、水电安装等）的形式承包给乙方。合同签订后，王书平招聘包括周某甲在内的劳务人员予以施工。由此可见，王书平和刘伟成立劳务承包协议。（3）周某甲的人身损害赔偿系为王书平提供劳务过程中所导致的。根据查明的事实，周某甲损害是为水泥柱子洒水过程所导致的，也即为王书平提供劳务过程中导致的。从双方签订的协议来看，木工、泥工等均是王书平承包，而水泥制件是建筑施工的必经程序，施水用工本属于整个用工的范围。（二）本案承包涉案工程无需建筑资质。中国住建部【2004】216号《关于加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的若干意见》第三条规定，对于建制镇、集镇规划区内的所有公共建筑工程、居民自建二层（不含两层）以上的建设工程，应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督管理规定。由此推出，农民自建二层以下低层住宅建设时不需要施工方具有相应的资质。在本案中，涉案祠堂为农民自建，既非公共建筑，也未达到三层建筑，施工方可以不具有相应资质。综上，刘伟与周某甲之间无合同约定的或者法律规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不是本案适格的赔偿主体，在本案中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另，从王书平与刘伟签订的合同来看，承包方式及范围非常清楚，整个工程的主体均承包给了王书平。从实际施工过程看，事发的时候工程进入尾声，一直是王书平聘用劳务人员进行施工，刘伟并没有派其他人员到工地施工。由此可见，洒水过程包含在王书平的施工范围内。
对上诉人王书平、胡和喜的上诉，被上诉人黎天明等辩称：（一）关于责任承担部分与刘伟答辩意见一致。（二）合同相对方主体问题与一审答辩意见一致。合同相对方不是整个黎氏宗族，之所以有一个理事会就证明该六人是一个代表，最终承担责任的应当是该六人。
对上诉人王书平、胡和喜的上诉，原审被告黎道明未发表书面或口头答辩意见。
对上诉人王书平、胡和喜的上诉，原审被告金鹰建筑园林有限公司辩称：（一）金鹰建筑园林有限公司不是本案的赔偿主体，金鹰建筑园林有限公司与本案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上的关系，在承包协议中加盖的印章并非金鹰建筑园林有限公司的印章，而是湖南金鹰园林园艺有限公司。（二）在本案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周晴、周国豪、周江、叶淑云撤回了对金鹰建筑园林有限公司的起诉，原审法院予以准许。金鹰建筑园林有限公司无需在本案中承担责任。
周晴、周江、周国豪、叶淑云向一审法院起诉主张：（一）依法判决其他当事人赔偿各项损失737124元；（二）本案诉讼费由其他当事人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2月21日，文桥黎氏崇公祠重建理事会（甲方）将公祠重建工程发包给没有建筑资质的刘伟（乙方），双方签订了《文桥黎氏祠堂重建工程承包协议书》，其中第一条约定：“承包范围为两栋一亭及正面两厢扮时早角的金墙和两边厢房所属祠堂地基，从正负零以下，均为乙方承建范围。主体工程长25.8米，宽以老祠堂基脚为准，两边厢房以祠堂实地约200平方米左右，右后推2米，按原地加高0.8米，周围水沟，祠堂内向外砌阴沟排水”；第二条约定“承包方式：采用包工包料含油漆、画工、雕刻、堆画、水电安装、排水、门前阶梯护栏、石狮等大包干的方式发包给乙方”；第三条约定“承包价格：大包干全部工程价共计828000元”；第七条第一项约定“乙方必须给施工人员购买保险，甲方付给乙方施工人员保险费2000元。”第四项约定“梁、墙体用水乙方负责。”甲方理事会成员黎天明、黎道辉、黎天瑞、黎定贤、黎心成、黎常兵和乙方代表刘伟在协议上签名，并加盖了湖南金鹰园林建筑演艺有限公司的公章。后因湖南金鹰园林建筑演艺有限公司未获准工商登记注册，刘伟个人又与理事会6名成员签订了一份内容完全相同的承包协议。2014年3月9日，刘伟（甲方）又与没有建筑资质的王书平签订《文桥黎氏重建工程承包协议书》，其中第一条约定的承包范围与理事会和刘伟签订的《文桥黎氏祠堂重建工程承包协议书》相同；第二条约定承包方式为“采用包工形式承包给乙方（木工、泥工、钢筋工、包模板、架材、工具、伙食、排水、水电安装、含基础2米以上加钱），外墙瓷砖及内吊脚砖。超2米之内另加钱。电路要求走管道路暗线整改过工程除工程装修之外，木工合含三张大门，另付工作其余均在包工范围内”；第三条约定承包价格为200000元。工程开工后事故发生前，由于建设资金紧张，理事会召集黎姓族员商讨筹集资金事项，黎常汀、黎秋明、黎正法、黎定富、黎善成5位黎姓成员家庭经济基础较好，被推举为筹款带头人，为协助筹款在刘伟与理事会签订的《文桥黎氏祠堂重建工程承包协议书》复印件上加签名字。2014年3月17日，周某甲经人介绍到王书平承包的工地上务工，约定日工资150元。同年7月6日下午2点左右，工地负责现场安全施工监督的负责人徐某甲为防止天气过热导致水泥浇灌的梁柱烧坏，叫周某甲为梁柱施水，周某甲在6米高的平面天井边洒水时不慎从高处坠落，由于旁边没有设置安全防护措施，周某甲摔至地面致伤。周某甲受伤后于2014年7月6日至7月7日在浏阳市中医医院住院1天。7月9日至8月21日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住院43天。8月22日至9月13日在湘雅博爱康复医院住院22天。9月13日至10月9日在浏阳市人民医院住院26天。10月25日至10月29日在浏阳市中医医院住院4天。此后至2015年2月25日期间，转回家中至当地村卫生室继续治疗。××医院住院7天。2015年3月10日至3月30日，4月1日至4月22日在浏阳市××康复中心住院42天，合计住院145天。4月20日，周某甲经长沙市浏阳河司法鉴定所鉴定为因高坠致伤，损伤综合评定为一级伤残；伤后休息期从受伤之日计算至定残前一日；伤后营养期十个月；完全护理依赖。花费鉴定费2300元。2015年4月30日，周某甲在浏阳市人民医院死亡。
另查明：周某甲出生于1962年10月20日；文桥黎氏崇公祠重建理事会是未经登记的自发性民间团体；案外人徐某甲系刘伟雇请在工地具体负责安全施工、监督、管理材料的工人。事发后，王书平支付周某甲现金68000元，支付周某甲在××养老院的托养费1980元，支付陪护工资170元，垫付××康复中心医疗费4873.6元，垫付浏阳市中医医院医疗费528.9元，合计已支付75552.5元。刘伟已支付叶淑云、周晴、周江、周国豪140000元。
经审核，因周某甲受伤死亡给周晴、周国豪、周江、叶淑云造成的经济损失可列入赔偿范围的如下：医疗费433669.66元、死亡赔偿金201200元（10060元×20年）、鉴定费2300元、营养费5000元、交通费2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8700元（60元/天×145天）、护理费33092.64元（112.56元/天×294天）、误工费20589.8元（2101元/月÷30天×294天）、翻身高级护理床、轮椅费2360元、护理垫22元，以上共计708934.1元。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身体权、健康权受法律的保护。提供劳务者因劳务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一)关于本案刘伟与理事会签订的合同版本问题。刘伟与理事会均称2014年2月21日签订承包协议时，甲乙方为理事会6名成员与刘伟，乙方并加盖有湖南金鹰园林建筑演艺有限公司印章，但因该公司未实际获准工商注册登记，该主体不存在，现叶淑云、周晴、周江、周国豪已撤回对该公司的起诉，故原审法院认定承包协议的主体为理事会6名成员与刘伟。关于理事会11人签名的承包协议，其中有5位非理事会成员签名系工程发包后事故发生前在合同复印件上加签的，此5人既非工程发包时的合同相对方，其签名目的亦非发包时的合同目的，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5人不能认定为承包协议的主体，故对11人签名的协议，原审法院不予认定。
(二)关于王书平、胡和喜及刘伟的责任。王书平、刘伟签订的工程承包协议与刘伟和理事会签订的承包协议，其承包施工范围一致，区别在承包方式；刘伟与理事会是采用包工包料的大包干形式；刘伟将整个工程的劳务分包给王书平，即涉案工程的木工、泥工、钢筋工、包模板、架材、工具、伙食、排水、水电安装等施工工序都由王书平承包。周某甲在工地从事挑砖、和灰、施水等辅助性工作，事发时为水泥浇灌的八角亭柱子施水，属于其工作内容之一，因此周某甲是直接为王书平提供劳务，在此过程中周某甲遭受人身损害，王书平、胡和喜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周某甲坠落的天井平台距离地面高度6米以上，根据相关安全法规，凡在坠落高度基准面2米以上的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的作业，应做好安全防护措施，4米以上建筑施工工程，在建筑物的首层必须设置安全网，工作人员需戴安全帽等。王书平作为施工方未提供符合高处作业的安全生产条件及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疏于防范，对事故发生具有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王书平、胡和喜辩称：周某甲受伤是因为刘伟雇请的工地负责人徐某甲安排洒水时造成的，而洒水义务是刘伟与理事会签订的承包协议中明确约定的承包范围，王书平与刘伟签订的承包协议中，没有施水的约定，故王书平没有施水的责任和义务，周某甲受伤与王书平没有因果关系。原审法院认为，徐某甲系刘伟派驻工地负责监督安全施工、材料发放的工人，徐某甲为防止高温天气烧坏刚浇灌的水泥柱子，确保建筑物施工质量，安排工地施工人员周某甲施水是行使现场建筑质量监督职责，其正常行使职责并没不妥之处。刘伟与理事会签订的承包协议是包工包料的大承包，并在第四项约定“梁、墙体用水乙方（刘伟）负责”，双方之间施水义务明确无争议。王书平与刘伟签订的是劳务分包协议，协议中虽没有对施水用工进行特别约定，但协议最后有兜底条款“其余均在包工范围内”，从协议可以看出，王书平承包所有的建筑施工的用工，为水泥制件施水是建筑施工必要也是必经工序，施水用工属于整个用工范围。本案刘伟与王书平对施工施水没有特别约定并为此产生争议，结合实际情况和按行业惯例，施水用工理应由王书平负责。故王书平、胡和喜的上述辩解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三)关于刘伟、罗建珍的责任。刘伟先用湖南金鹰园林建筑演艺有限公司名义承包涉案工程，后由于湖南金鹰园林建筑演艺有限公司并未核准登记，刘伟又以个人名义签订承包合同。刘伟明知自己没有建筑施工资质仍旧承包涉案工程，还将工程施工部分分包给同样不具备建筑施工资质的王书平，刘伟作为涉案工程的总承包人，对施工方未提供符合高处作业的安全生产条件及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疏于防范，对事故发生同样具有过错，亦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王书平辩称刘伟应对整个工程安全负主体责任的辩解意见，原审法院予以采纳。刘伟、罗建珍辩称：征得理事会同意才将工程分包给王书平，农村自建两层以下低层住房不需要建筑资质，一切意外事故由王书平承担，以上辩解意见因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和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刘伟另辩称周某甲死亡原因与本次事故的因果关系无法确认。周某甲自受伤起一直处于连续治疗中，直至死亡，刘伟没有提供相反证据证明有其他因素导致周某甲死亡，可认定其死亡与事故有直接因果关系，故该辩解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四）关于黎天明、黎道辉、黎天瑞、黎定贤、黎心成、黎常兵的责任。文桥黎氏为筹备重建崇公宗祠，自发成立了文桥黎氏公祠重建理事会，选举该6人为理事会成员，具体负责祠堂重建事宜。该6人代表理事会将宗祠重建工程发包给没有建筑资质的自然人，对事故发生具有选任过错，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该6人辩称叶淑云、周晴、周江、周国豪没有证据证明周某甲死亡与本次事故存在因果关系，与原审法院前述说理一致，该意见不予采纳。该6人另辩称理事会支付了保险费给工人购买意外保险的意见，叶淑云、周晴、周江、周国豪认可购买意外保险的事实，但未在本案中要求保险公司一并承担责任，投保人可另行主张，原审法院不予处理。
（五）关于黎常汀、黎秋明、黎正法、黎定富、黎善成的责任。该5人非理事会成员，非签订承包合同的相对方，在承包合同上加签名字是在合同签订之后，事故发生之前，目的是为筹集祠堂建设资金，且刘伟并不知道有黎常汀、黎秋明、黎正法、黎定富、黎善成签字的合同，故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黎常汀、黎秋明、黎正法、黎定富、黎善成不作为本案的责任主体列入诉讼中。该5人的辩解意见，原审法院予以采纳。
（六）关于死者周某甲责任。周某甲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周边没有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高空作业，未尽到自身安全注意义务，没有确保作业安全，存在一定过失，对事故发生亦应自负一定责任。
（七）关于精神损害赔偿。周某甲因事故受伤致死，给叶淑云、周晴、周江、周国豪带来一定程度的精神损害，考虑双方过错因素，原审法院确定叶淑云、周晴、周江、周国豪的精神抚慰金为40000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之规定，判决：一、叶淑云、周晴、周江、周国豪因亲属周某甲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708934.1元，由刘伟、罗建珍共同赔偿210000元（已支付140000元），由王书平、胡和喜共同赔偿210000元（已支付75552.5元），由黎天明、黎道辉、黎天瑞、黎定贤、黎心成、黎常兵共同赔偿140000元，其余损失由叶淑云、周晴、周江、周国豪自负；二、叶淑云、周晴、周江、周国豪因亲属周某甲死亡造成的精神抚慰金40000元，由刘伟、罗建珍共同赔偿15000元，由王书平、胡和喜共同赔偿15000元，由黎天明、黎道辉、黎天瑞、黎定贤、黎心成、黎常兵共同赔偿10000元，以上款项各给付方相互承担连带责任并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三、驳回叶淑云、周晴、周江、周国豪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3986元，由刘伟、罗建珍负担1195.8元；王书平、胡和喜负担1195.8元；黎天明、黎道辉、黎天瑞、黎定贤、黎心成、黎常兵负担797.2元；叶淑云、周晴、周江、周国豪负担797.2元。
本院二审中，上诉人周晴、周国豪、周江、叶淑云、上诉人刘伟、罗建珍、上诉人王书平、胡和喜与被上诉人黎天明、黎道辉、黎星成、黎善成、黎定富、黎天瑞、黎秋明、黎常兵、黎正法、黎常汀、黎定贤，以及原审被告黎道明、湖南金鹰建筑园林有限公司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一是上诉人周晴、周国豪、周江、叶淑云因本案事故产生的损失认定问题；二是周晴、周国豪、周江、叶淑云损失的赔偿主体问题；三是周晴、周国豪、周江、叶淑云损失的赔偿比例问题。
（一）上诉人周晴、周国豪、周江、叶淑云因本案事故产生的损失认定问题。上诉人周晴、周国豪、周江、叶淑云上诉认为应当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赔偿金。《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中载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应根据案件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经常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等因素，确定适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性支出）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的标准…”本案中，上诉人周晴、周国豪、周江、叶淑云提交了湖南××有限公司出具的《工作证明》、浏阳市×××管理公司、浏阳市公安局××派出所等共同出具的《书面证明》、《商品房买卖合同》、证人证言等证据证明受害人周某甲应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受害人周某甲死亡赔偿金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理由如下：第一、湖南××有限公司虽提交书面《工作证明》称周某甲于2011年4月至2014年2月在该公司工作，但并未提供工资流水明细或工资发放记录、社会保险缴纳记录等证据予以佐证，不足以证明其主要收入来源地为城镇。第二、《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日期为2013年11月20日，约定房屋交付日期为2014年6月30日。上诉人周晴、周国豪、周江、叶淑云等未提交房屋交付手续等证据证明房屋交付时间。本案事故发生于2014年7月6日，故《商品房买卖合同》亦不足以证明周某甲在本案事故前的实际居住情况。浏阳市×××管理公司、浏阳市公安局××派出所等共同出具的《书面证明》能够证明周某甲居住在城镇，但不足以证明其收入来源地为城镇。综上，上诉人周晴、周国豪、周江、叶淑云等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受害人周某甲在本案事故前在城镇居住及生活一年以上及其实际收入来源地为城镇，原审法院按照农村居民相关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适用法律并无不当。
（二）周晴、周国豪、周江、叶淑云损失的赔偿主体问题。第一、上诉人周晴、周国豪、周江、叶淑云上诉认为包括黎常汀、黎秋明、黎定富、黎善成、黎正法在内的11人均应为赔偿责任主体。本院认为，受害人周某甲系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受伤并死亡，涉案工程的发包主体系案件的必要当事人。本案中，原审法院依法询问黎心成、黎定贤、黎常汀、黎秋明、黎天明、刘伟等当事人，并结合杨花乡司法所依法出具的《调查简介》等证据，依法确认与刘伟签订承包合同时，黎常汀、黎秋明、黎正法、黎定富、黎善成并未在合同上签名，即黎常汀、黎秋明、黎正法、黎定富、黎善成五人并非涉案承包合同的签订主体，不是合同相对人。上诉人周晴、周国豪、周江、叶淑云要求黎常汀、黎秋明、黎定富、黎善成、黎正法等五人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第二、上诉人刘伟、罗建珍上诉认为刘伟对本案事故无责任。1、涉案工程承包是否应有资质。原建设部颁布的《关于加强村镇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的若干意见》第三条规定：“…（一）对于建制镇、集镇规划区内的所有公共建筑工程、居民自建两层（不含两层）以上、以及其它建设工程投资额在30万元以上或者建筑面积在300平方米以上的所有村镇建设工程、村庄建设规划范围内的学校、幼儿园、卫生院等公共建筑（以下称限额以上工程），应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督管理。…”本案涉案工程高度超过居民自建两层以上房屋高度、投资额度超过30万元，承建主体应当具有相应资质。刘伟关于涉案工程不需要承建资质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2、刘伟负有安全保障责任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四十五条规定：“施工现场安全由建筑施工企业负责。实行施工总承包的，由总承包单位负责。分包单位向总承包单位负责，服从总承包单位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管理。”本案中，刘伟系涉案工程的总承包人，应当对施工现场安全负责。且刘伟与王书平签订的合同中关于安全责任的分担，属于其内部约定，不能对外发生法律效力。刘伟关于其仅对未转包给王书平的工程承担安全责任的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3、周某甲死亡与事故的因果关系。刘伟、罗建珍上诉认为现有证据无法确认周某甲死亡与事故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本院认为，受害人周某甲于2014年7月6日在提供劳务过程中从高处坠落受伤，先后在浏阳市中医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湘雅博爱康复医院、浏阳市人民医院等医疗机构住院治疗，且相关病历均载明周某甲系急性特重型颅脑损伤、脑干出血、脊柱骨折等，后于2015年4月30日在浏阳市人民医院死亡。周某甲住院期间具有连续性、××情具有一致性，现有证据能够证明周某甲死亡与事故具有因果关系。且上诉人刘伟、罗建珍虽对周某甲死亡原因有异议，但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综上，刘伟、罗建珍关于周某甲死亡与事故因果关系不确定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已经查明的案件事实，刘伟在没有资质的情况下与文桥黎氏崇公祠重建理事会签订《文桥黎氏祠堂重建工程承包协议书》，约定包工包料承包该工程。刘伟后又将该工程以包工形式分包给不具有资质的王书平。刘伟作为涉案工程的总承包人，未提供符合高处作业的安全生产条件及采取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对周某甲受伤及死亡具有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
（三）周晴、周国豪、周江、叶淑云损失的赔偿比例问题。第一、上诉人周晴、周国豪、周江、叶淑云上诉认为受害人周某甲在事故中无过错，不应自负责任。周某甲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自身安全负有谨慎注意义务。本案中，周某甲在提供高空作业劳务时，未充分履行注意义务，在无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高空作业，对事故发生存在过失。原审法院认定周某甲对事故自负一定责任，处理并无不当。上诉人周晴、周国豪、周江、叶淑云关于周某甲不应自负责任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第二、王书平、胡和喜上诉认为王书平承担责任过重。1、周某甲受伤时接受其劳务成果的主体。上诉人王书平、胡和喜上诉认为周某甲系受徐某甲指令洒水，其受伤、死亡与王书平没有直接性因果关系。本院认为，刘伟与王书平签订的《文桥黎氏重建工程承包协议书》中约定了承包范围、承包方式、承包价格、付款方式等。该协议中关于承包范围的约定与刘伟同文桥黎氏崇公祠重建理事会签订的《文桥黎氏祠堂重建工程承包协议书》中关于承包范围约定一致，且在承包方式中约定“甲方采用包工形式承包给乙方（木工、泥工、钢筋工、包模板、架材、工具、伙食、排水、水电安装、含基础2米以上加钱）外墙瓷砖及内吊脚砖…”。根据上述约定，刘伟将涉案工程主体施工的劳务全部分包给王书平。虽然刘伟与王书平签订的《文桥黎氏重建工程承包协议书》中未明确约定“为梁柱浇水”系王书平承包范围，但根据协议中关于承包方式的约定及生活常识分析，为“梁柱浇水”系水泥制件工程施工的必要程序。另，周某甲系由王书平直接雇请并为其提供挑砖头、和灰、施水等辅助性工作。综合上述分析，虽然事故发生当日徐某甲指令周某甲为水泥梁柱施水，但该工作系周某甲工作范围及王书平承包劳务工程范围，原审法院认定周某甲为王书平提供劳务并无不当。2、刘伟与王书平的法律关系问题。不具有建设资质的刘伟与文桥黎氏崇公祠重建理事会签订承包合同后，又与王书平签订《文桥黎氏重建工程承包协议书》，将以包工形式将涉案工程主体工程施工转包给王书平，合同中约定了承包价格等。上诉人王书平称其与其他农民工均为刘伟提供劳务，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原审法院准确分析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结合各方当事人对本案事故的过错形式、程度等，依法确定各方当事人承担的赔偿责任，处理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周晴、周国豪、周江、叶淑云、上诉人刘伟、罗建珍、上诉人王书平、胡和喜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3986元，由上诉人周晴、周国豪、周江、叶淑云承担1328元，由王书平、胡和喜承担1328元，由刘伟、罗建珍承担133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游慧艳
代理审判员 孟宝慧
代理审判员 高 进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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