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民终336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顶盈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崇明区新村乡耀洲路741号1幢165室（上海新村经济小区）。
法定代表人：汤辉，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嵩飞，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袁辉，男，1974年3月25日生，汉族，住江苏省启东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上海达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兆甫，男，1973年7月2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泗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小勇，上海市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上海顶盈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顶盈公司）、袁辉因与被上诉人刘兆甫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7民初2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顶盈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汤辉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嵩飞，上诉人袁辉及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被上诉人刘兆甫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小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顶盈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请。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与本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1、被上诉人在本案中主张的工程范围是其从袁辉处承接并施工的，与顶盈公司无关，被上诉人主张的施工范围和顶盈公司与上海市XX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股份公司）签订的建筑劳务作业分包合同不存在任何交叉，明显属于袁辉自行或挂靠其他单位施工的内容；2、被上诉人在本案中主张的债权已在XX股份公司垫付后消灭，被上诉人既不承担本案判决后果，也不承担诉讼费用；3、XX股份公司才是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原告，实际支付本案的诉讼费并最终实际承担本案判决的后果。被上诉人收到的垫付款实际是由XX股份公司支付的，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自始至终都没有参加本案诉讼，其以现金进行垫付的行为有违财务常识。二、涉案工程是上海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发包给XX股份公司后，XX股份公司再转包给案外人王某挂靠的上海C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公司），王某分包给袁辉后，袁辉又分包给被上诉人的。被上诉人主张的涉案工程实际相对方是袁辉。顶盈公司与袁辉系挂靠关系，顶盈公司仅配合袁辉与XX股份公司签订合同、代收工程款，并在收取挂靠费后与袁辉结算，不参与工程施工人员的招募或材料采购。袁辉在《（袁辉）项目人工费清单》及《工作量汇总表》签字的行为，不是代表顶盈公司的职务行为。三、被上诉人在本案起诉之前已经拿到了主张的款项，不会产生所谓的利息损失。根据被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垫付协议》，即使该协议履行，其所需要归还的款项也仅仅是垫付款项，不存在利息。四、XX股份公司在2015年11月23日、12月14日、2016年1月14日、1月19日分四次收到了涉案工程业主B公司支付的18,634,000元（人民币，下同）工程款，并实际按照袁辉委托进行垫付，XX股份公司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利用劳务人员急于拿到工程款的心理捏造A公司垫付的事实，要求被上诉人向其实际确认的律师事务所签订手续并以其名义提起诉讼，严重侵害了顶盈公司及袁辉合法权益，已经涉及虚假诉讼。五、被上诉人与顶盈公司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不存在任何关系，两者之间并无任何书面合同，也无付款及发票往来。
上诉人袁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请。事实和理由：1、被上诉人已经收到XX股份公司为袁辉垫付的工程款，无权再次索要工程款。2、A公司垫付资金来源于XX股份公司从B公司收取的3,000万元工程款，A公司垫付的工程款实际属于XX股份公司的工程款，其垫付行为应认定为XX股份公司的支付行为，故被上诉人收取A公司的工程款应属于上诉人袁辉所支付的工程款，被上诉人已无诉权基础。
两上诉人就对方的上诉请求均表示同意。
被上诉人刘兆甫辩称，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兆甫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顶盈公司支付刘兆甫井架安装劳务工程款123,000元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5年9月28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9月，B公司作为发包人、XX股份公司作为承包人，双方就上海市松江区XX路XX路XX公路XX号地块商品住宅工程（以下简称佘山一品工程）签订了《施工总承包合同》一份，约定工程内容：本工程总用地面积82,795.2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141,448平方米，其中地上面积84,156.3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57,291.7平方米，建筑层数：地上4层，地下2层。主要由叠加别墅和联排别墅、会所、整体地下车库及附属设施组成，依照施工图纸所表明的桩基、土建、安装、室外总体等所有内容；承包范围：包括施工图纸所表明的全部土建工程、安装工程等红线范围内的施工图纸所示的所有内容；承包范围：包括施工图纸所表明的全部土建工程、安装工程等红线范围内的施工图纸所示的所有内容，但不限于以上内容并对承包范围内可能出现的专业工程实行施工总包管理；开工日期：2012年9月10日（具体以建设单位书面开工令为准），竣工日期：2015年10月12日（以质监站备案验收通过之日起计），合同工期总日历天数1,128天；合同价款：暂定金额为397,088,056元。施工总承包合同还对其他相关事宜进行了约定。
2013年9月6日，XX股份公司作为甲方（总承包公司）、顶盈公司作为乙方（劳务公司），双方签订了《建筑劳务作业分包合同》一份，约定工程名称：XX公路XX号地块商品住宅工程项目13#-26#房，工程内容、性质及数量：40,657平方米，工程工期：自2013年9月10日开工，至2015年10月12日竣工；工程造价：劳务暂定2,247万元；工程承包方式及取费标准：劳务分包（砖瓦工、混凝土工、抹灰工、钢筋工、油漆工、白铁工、防水工、电焊工、打桩工、起重工、幕墙工、木工、临时人工）；工程价款的拨付及结算方式：按每月完成实际进度支付人工费至90%，竣工验收后支付剩余人工费10%；工程工期：自2013年9月10日开工，至2015年10月12日竣工；本工程甲方委派袁某为现场负责人。建筑劳务作业分包合同还对其他相关事宜进行了约定。袁辉在该合同乙方“委托代理人”一栏签署了名字。
上述合同或协议签订后，刘兆甫将约定的井架交付涉案场地使用，袁辉已向刘兆甫支付了部分工程款预付款。诉讼中，刘兆甫表示井架租用从2014年5月3日开始至2015年4月8日结束，因本案是井架管租赁，故不存在开工与竣工时间，也不存在工程验收与使用。顶盈公司表示自己没有参与不清楚，以袁辉陈述为准，袁辉表示租赁使用时间应当是2013年11月至2015年3月，且是袁辉自己的项目。
2015年9月28日，袁辉签署了《井架租赁费汇总表》两份，该汇总表载明项目名称：XX公路XX号地块商品住宅工程项目；工程款分别为43,200元、79,800元，合计12,300元，刘兆甫在两份汇总表落款处“施工方确认”一栏签名，张某1在两份汇总表落款处“项目部”一栏签名，袁辉作为确认人在两份汇总表底部分别签署有“确认无误由住安建设有限公司帮袁辉支付该款项43,200元”、“确认无误由住安建设有限公司帮袁辉支付该款项79,800元”字样。
2015年10月28日，A公司作为甲方、刘兆甫以上海市XX经营部（井架安装）的名义作为乙方、XX股份公司作为丙方，三方签订了《垫付协议》一份，约定甲方为乙方就上海市XX路XX路XX公路XX号地块商品住宅工程垫付123,000元民工工资，乙方承诺，委托甲方确定的律师事务所起诉相关单位；民工工资的返还方式：上海市XX经营部（井架）诉顶盈公司、XX股份公司劳动报酬纠纷一案，等该案诉讼终结，进入执行程序，在执行到位的数额中乙方将甲方上述垫付的民工工资返还给甲方……,上述诉讼结果胜诉与否，与乙方无关……,本案起诉的诉讼费不用乙方承担，律师费也不予收取……,丙方同意为乙方的垫付义务承担担保责任；本协议签订后，乙方保证下面的工人不闹事上访，如有违反，则甲方有权终止垫付且乙方应立即返还垫付款及给付相应的利息给甲方。协议还对其他相关事宜进行了约定。现刘兆甫已收到垫付协议上载明的款项。
2015年11月23日，本市浦东新区公安机关经侦工作人员向XX股份公司工作人员张某制作了询问笔录，张某自称是XX股份公司下属上海D有限公司负责人，从事工作是上海市松江区佘山XX公路XX号地块项目负责人，其还表示因佘山一品工程项目较大，故XX股份公司将装饰、安装、土建劳务等进行分包，经过了议标等方式，将部分项目分包给了上海E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公司），当时该公司是全权委托袁辉的，所以XX股份公司具体是跟袁辉（听说袁辉是挂靠在E公司的）联系的，之后袁辉又以顶盈公司、上海F有限公司（以下简称F公司）的名义从XX股份公司分包了劳务作业及建设分包，这些具体都是有合同的。
另查明，2013年11月18日，案外人王某作为一期（甲方）、袁辉作为二期（乙方），双方签订了《建筑工程（二期）协作协议》一份，约定工程名称为：XX公路XX号地块商品住宅（佘山一品）；面积及结构层次：总面积141,448平方米（其中一期面积84,248.54平方米，楼号为1-12,33-36,39-42,45-48号；二期面积为567,199.46平方米，楼号为13-30,31，32,37,38,43,44号）；承包范围：施工图所包含的土建、安装等工程；工期：2012年9月10日至2015年10月28日，合同总工期为1,128天；合同价款397,088,056.62元，最终按审定价确定（甲、乙双方各自标段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王某为总包驻工地代表，负责合同履行，袁辉为乙方驻工地代表，负责合同履行，按总包、业主要求组织施工；总包收取乙方的总费用为乙方施工范围内总造价的1.5%。协议书还对其他事宜进行了约定。
2014年8月1日，XX股份公司与上海G有限公司（以下简称G公司）签订《建筑劳务作业分包合同》一份，将XX公路XX号地块商品住宅工程项目室外道路及室外景观工程分包给G公司，工程内容包括：室外所有道路、路面铺贴、室外雨污水、小区的景观（不含苗木、绿化）、小区外及住宅院落围墙、小区景观灯等地土建及安装工程等；工程造价：劳务暂定2,360万元；工程承包方式：劳务分包（砖瓦工、混凝土工、抹灰工、钢筋工、油漆工、白铁工、防水工、电焊工、打桩工、起重工、幕墙工、木工、临时人工）；分包合同还对其他事宜进行了约定。
2014年3月10日，XX股份公司与F公司签订《建筑工程分包合同》一份，将XX公路XX号地块商品住宅工程项目第31#、32#、37#、38#、43#、44#的安装工程分包给F公司施工，面积为12,501.9平方米，工期自2014年4月15日至2015年5月30日；工程造价为7,948,024.81元。分包合同还对其他事宜进行了约定。
另，自2013年至2014年期间，XX股份公司还就地块商品住宅工程项目中的外墙装修工程、会所精装修以及样板房装修等与E公司签署了三份《建筑工程分包合同》，分包对相关的事宜进行了约定。
庭审中，顶盈公司还提交了2012年9月17日的《建设工程施工协议书》一份，证明XX股份公司将其总包的佘山一品工程转包给案外人C公司，王某代表C公司将佘山一品工程的二期分包给袁辉，袁辉为了便于施工，分别挂靠了顶盈公司、E公司、F公司等。刘兆甫对此表示不清楚。袁辉对此没有异议。
庭审中，对于张某1的身份，刘兆甫称是顶盈公司的现场负责人，二者是劳务关系，是顶盈公司委托张某1管理涉案工程。顶盈公司及袁辉均予以否认，并称是袁辉个人聘请的经理并发放工资，是帮助袁辉负责现场管理的。
庭审中，XX股份公司提交了2015年9月29日签署的“人民调解协议书”一份，载明甲方为XX股份公司袁某，乙一为顶盈公司土建班组张某1，乙二为E公司保温一组柯某，乙三为F公司水电班组范某，乙四为E公司保温二组周某，乙五为E公司大理石班组陈某，乙六为F公司消防班组施某。纠纷概况：甲乙双方因农民工工资支付发生纠纷，经双方测算确认，甲方需支付给乙方农民工工资分别是：乙一人民币1,045万元，乙二人民币286万元，乙三人民币130万元，（该笔款项已含在乙一总款项中），乙四人民币110万元，乙五人民币507万元，乙六人民币120万元。协议书还对付款方式作了安排，甲乙双方相关人员均签字确认。刘兆甫对此没有异议，认为可以证明顶盈公司欠付的金额与刘兆甫主张的一致。顶盈公司对此不予认可，认为顶盈公司不是当事人，该协议书对顶盈公司没有约束力。袁辉认为自己没有参加，对于人民调解协议的真实性存疑，调解协议上的人员也分别起诉了顶盈公司、E公司等，可见调解书是违背客观常情的。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刘兆甫是否是本案的适格原告？2、刘兆甫在本案中主张的涉案工程的相对方是谁？3、顶盈公司和袁辉是否应当承担付款责任？
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刘兆甫是涉案工程建筑劳务的施工人，其施工完毕并经结算后，因无法及时获取工程款而与A公司和XX股份公司签订了《垫付协议》，由A公司先行垫付了工程款，但该垫付协议清楚的载明该笔款项只是垫付，事后刘兆甫还需经过诉讼追讨后将工程款返还A公司，各方并无债权转移的意思表示，故对于顶盈公司和袁辉辩称的刘兆甫债权已消灭，XX股份公司已取得原告资格的意见，法院不予采纳，刘兆甫作为本案原告提起诉讼主体适格。
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因顶盈公司与刘兆甫并未签订任何施工协议，故袁辉在本案中签署汇总表的行为具有复合性，其中，刘兆甫施工的属于顶盈公司和XX股份公司分包合同项下的内容，顶盈公司即为事实合同关系的相对方，除此之外，因袁辉在佘山一品项目中挂靠公司众多，还有其自身施工的项目，刘兆甫应向袁辉或其他方主张。
对于第三个争议焦点，顶盈公司和袁辉在庭审中均表示双方是挂靠关系，结合袁辉与王某此前曾签订协作协议，较早介入涉案工程，施工中亦是由袁辉向刘兆甫支付了工程款项，XX股份公司工作人员在公安机关询问时亦表示袁辉是以顶盈公司的名义分包了本案的劳务工程，故法院确认顶盈公司和袁辉之间是挂靠关系，袁辉借用顶盈公司的资质实际承包了本案的工程。因该行为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故本案中所涉的顶盈公司与XX股份公司签订的建筑劳务作业分包合同，以及顶盈公司与刘兆甫之间的施工合同关系均为无效，但各方仍可参照约定结算工程款。本案中，经法院向刘兆甫释明后，刘兆甫表示要求袁辉作为本案的共同被告，与顶盈公司就涉案工程款在挂靠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刘兆甫的此项主张于法不悖，法院予以支持。至于刘兆甫主张的工程款的金额，其中汇总表中的21#-22#中间、19#-20#中间、25#-26#中间、17#-18#中间、20#、21#、22#、25#、26#，共计金额111,466.67元，属于顶盈公司所签分包合同的范围，付款条件也已具备，应当由顶盈公司支付。对于汇总表中的27#-28#中间、27#、28#，共计金额35,533.33元，故扣除预付款24,000元之后，剩余11,533.33元应由袁辉自行承担。关于刘兆甫主张的迟延付款的利息，首先标准并无不当，其次，因双方对于付款时间并无明确约定，而涉案劳务工程已经竣工交付并经结算，故刘兆甫主张从双方结算之日计算工程款利息，于法不悖，法院予以支持。
一审法院审理后作出判决：一、上海顶盈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兆甫井架安装劳务工程款111,466.67元；二、上海顶盈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支付刘兆甫迟延支付工程款的利息（以111,466.67为本金，自2015年9月28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三、袁辉对于上海顶盈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上述第一、二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袁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兆甫井架安装劳务工程款11,533.33元；五、袁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支付刘兆甫迟延支付工程款的利息（以11,533.33为本金，自2015年9月28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760元，减半收取1,380元，财产保全费1,135元，合计诉讼费2,515元，由上海顶盈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负担2,400元，袁辉负担115元。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顶盈公司提交B公司向XX股份公司支付工程款清单及相应付款凭证及上诉人自行制作的XX股份公司已垫付费用清单，证明2015年11月、12月及2016年1月，XX股份公司实际收到B公司支付的工程款18,634,000元，扣除其垫付的款项，差额和其实际收到款项比例大约是1.5%，和XX股份公司收取的管理费相吻合，从侧面证明被上诉人所主张的垫付协议实际并未履行，而是由XX股份公司实际履行的垫付义务，XX股份公司操控被上诉人提起诉讼，涉嫌虚假诉讼。
上诉人袁辉向本院提交署名为梁亮、周某、章某出具的情况说明，该说明内容主要为涉案工程系从袁辉处承接，所属班组的生活费、工程款一直由袁辉支付，后经政府组织协调，达成了剩余工程款由袁辉签字确认，XX股份公司垫付的共识，并因此签订了《佘山一品（袁辉）项目土建剩余全部人工费清单》。签订后，因为急于拿到工程款无奈之下才按照XX股份公司的要求签订了《垫付协议》，由XX股份公司支付了袁辉确认的劳务费，本案诉讼过程其全程均未参与，既未缴纳诉讼费用，也没有支付过律师费，不认识代理律师。上诉人以此证明包括本案在内的所有涉案纠纷均存在相同情形，涉嫌虚假诉讼。
被上诉人刘兆甫质证认为，人工费清单袁辉签字处的抬头为代表负责人，其代表的就是顶盈公司。具体工程款由A公司还是XX股份公司垫付，和本案处理没有关联。对顶盈公司自己制作的垫付费用清单不予认可，B公司的支付工程款情况对本案没有实质意义。对于袁辉提交的三份情况说明真实性不予认可，该三份情况说明是证人证言，不符合证据提交规则。垫付协议明确约定领取垫付款的条件是保证诉讼进行，这并不违法。本案不构成虚假诉讼，真实的债务是存在的，纠纷也确实是存在的，三方所作的是垫付协议的安排，不是法律关系的安排。
本院审核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认为，就顶盈公司所提交的证据，B公司并非本案当事人，其是否已向XX股份公司按约支付工程款并不能证明XX股份公司实际向被上诉人进行垫付的事实，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其自行制作的垫付费用清单未获XX股份公司或被上诉人的认可，故对顶盈公司提交的证据本院不予认可。就袁辉所提交的情况说明，梁亮、周某、章某并未到庭说明情况，对真实性存疑。即使情况说明确为梁亮、周某、章某所出具，其意思表示也不能代表本案被上诉人，况且其在说明中也已确认签订了《垫付协议》及领取了工程垫付款的事实，故按照《垫付协议》约定其也有义务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故对袁辉所提交的证据，本院同样不予认可。
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案外人A公司向本院提交情况说明一份，陈述了《垫付协议》签订的背景原因，说明《垫付协议》系在政府、司法所、综治所及派出所工作人员的监督见证下，在XX镇XX楼XX室所签订。协议签订后，各实际施工人均拿到相应劳务款并支付给了民工，并按照协议提供了各实际施工人身份证明材料以及工程结算单、工人工资清单等材料，签署了起诉状和诉讼授权委托书委托A公司确定的刘小勇律师向松江法院提起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被上诉人是否为本案适格原告；二、涉案工程的相对方如何确定，被上诉人应与袁辉还是顶盈公司进行工程款的结算；三、被上诉人的债权是否已获清偿而消灭；四、被上诉人主张的利息损失是否应得到支持。
对于争议焦点一。被上诉人作为涉案工程建筑劳务的施工人，在完成了施工项目后未能及时获取工程款，故与XX股份公司、A公司以签订《垫付协议》的方式先行从A公司处领取工程垫付款，同时按照《垫付协议》的约定配合本案诉讼的进行，待本案诉讼终结后，仍需将执行到位的工程款向A公司予以返还。可见，《垫付协议》系为维护农民工权益的解决方案，而非被上诉人与A公司的债权转让协议，其间并没有故意串通损害上诉人权益的情形，该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也于法不悖，合法有效，故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具有主体资格，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主张本案系虚假诉讼，而被上诉人承接涉案工程及被拖欠工程款均是客观事实，其诉权并不因《垫付协议》的签订而丧失，理应得到法律保护，故本院对上诉人的主张不予采信。
对于争议焦点二。被上诉人与顶盈公司就涉案工程虽没有签订任何书面合同，但被上诉人实际施工范围与顶盈公司和XX股份公司所签劳务作业分包合同项下内容具有部分重合，而袁辉系代表顶盈公司与XX股份公司签订了分包合同，且其较早介入涉案工程，在佘山一品项目工程中存在多重身份，挂靠多家单位，而其未能提供清晰明确的证据以区分其在各项工程项目中的具体身份，导致人财关系紊乱，故一审认定袁辉在本案工作量汇总表中签字的行为具有复合性，并以被上诉人实际施工范围为基准，其中被上诉人施工范围属于顶盈公司和XX股份公司分包合同项下的内容，以顶盈公司作为工程施工合同关系的相对方，超出分包合同范围部分，则以袁辉个人作为合同关系的相对方，并无不妥，本院予以支持。鉴于袁辉与顶盈公司在庭审中均确认双方存在挂靠关系，故一审在确认本案所涉顶盈公司与XX股份公司签订的建筑劳务作业分包合同及顶盈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的施工合同关系均为无效的同时，判令袁辉对顶盈公司就涉案工程在挂靠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并以被上诉人及袁辉均确认签字的工作量汇总表作为本案具体工程款数额的结算依据，于法不悖，本院同样予以支持。
对于争议焦点三。上诉人主张《垫付协议》实际并未履行，而是由XX股份公司根据汇总表及人工费清单向被上诉人支付了工程款，故被上诉人的债权已获清偿。但对此，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无法采信。即使垫付款系实际由XX股份公司所垫付，但其作为《垫付协议》的担保人，上诉人也无法证明该垫付不是履行《垫付协议》的行为。虽然袁辉在工作量汇总表后都有关于该项人工工资由XX股份公司帮其支付的内容，但《垫付协议》签订于汇总表之后，且XX股份公司与被上诉人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建设施工合同关系，其并无向被上诉人支付工程款的法定义务，故上诉人关于被上诉人债权已获得清偿而无实体权利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对于争议焦点四，虽然《垫付协议》中并没有关于利息的约定，但被上诉人起诉本案的请求权基础系其与上诉人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而非《垫付协议》的相关内容，上诉人并不是三方协议签订的当事人，其义务并不以垫付协议中的内容所确定，涉案劳务工程已经完工并经结算，上诉人的付款条件已经具备，故一审支持了被上诉人关于从双方结算之日计算工程款利息的主张，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顶盈公司、袁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520元，由上诉人上海顶盈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负担2,760元，上诉人袁辉负担2,76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潘 兵
审判员 郑卫青
审判员 杨斯空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赵 樱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