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11民终180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丹阳营销服务部，住所地丹阳市新民东路20号钱塘宾馆7层。
负责人：史火法，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聪慧，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华健，江苏海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绪鸿，男，汉族，1985年4月15日生，住丹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红花，江苏君合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丹阳营销服务部（以下简称信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绪鸿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2017）苏1181民初70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信诚公司上诉请求：撤销（2017）苏1181民初7023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对保险销售过程不了解，认为《电子投保书（普通版）》为打印体，且无刘绪鸿签字，但上诉人向法庭提供的《电子投保书（普通版）》是以电子数据的形式存在，在投保时并不打印，只是在生成后将其唯一识别码填写在《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中，投保人通过电子终端设备确认无误后签字；2、上诉人已经以电子终端设备展示《电子投保书（普通版）》内容并通过《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签署的方式完成了相应投保流程的证据形式固定，但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应通过录音、录像或书面方式对投保人进行投保事项询问和条款进行说明，这是对科技和行业发展固有思维方式的限制，单方面加大了保险人的举证责任。3、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刘绪鸿向上诉人投保前已诊断出IGA肾病、慢性肾功能不全等疾病并进行治疗，2015年5月1日，刘绪鸿向上诉人投保，在《电子投保书（普通版）》健康告知2E项中列明的肾炎、肾病综合症、肾功能异常、肾衰竭等询问事项，被保险人记载处为“否”，《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尾部有刘绪鸿签字确认。综上，被上诉人刘绪鸿在投保时并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上诉人有权依据保险法规定解除保险合同并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上诉请求。
刘绪鸿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被上诉人是2015年5月投保，当时没有通过电子设备向被上诉人出示过相关内容，都是书面纸质的投保申请书，上诉人在一审中已经向法院展示投保当时被上诉人签字的所有书面材料，不能证明上诉人在投保时向被上诉人作出释明并询问，上诉人在上诉状中陈述的投保流程被上诉人并不清楚，被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合理合法，请求维持原判。
刘绪鸿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信诚公司立即给付保险金30万元；2、由信诚公司承担一审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绪鸿与信诚公司曾签订保险合同，约定刘绪鸿在信诚公司处投保种类为“信诚（惠康）重大疾病保险”的保险。被保险人为刘绪鸿本人。保险合同载明的合同成立日为2015年5月1日，合同生效日为2015年5月5日，保单号码为02564417。保险金额约定为30万元，缴费期为20年，保险期间为终身。首期保费约定为8199元。保险合同保险责任部分约定，合同所述重大疾病保险金为被保险人在等待期届满后首次发生并由专科医生明确诊断患有一种或一种以上附录中列明的重大疾病，并且自确诊之日起30天后仍生存，保险公司按照约定方式计算并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给付后合同效力终止。合同约定大于或等于2周岁的被保险人被确诊有重大疾病时，重大疾病保险金数额即为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合同关于如实告知与保险合同的解除部分约定，保险公司就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如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公司有权依照法律规定解除合同。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且不退还已缴保险费。投保人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但无息退还所缴保险费。保险合同关于疾病名称、重大疾病定义附录中第6项记载的疾病名称为终末期肾病（或称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期），疾病定义为双肾功能慢性不可逆性衰竭，达到尿毒症期，经诊断后已经进行了至少90天的规律性透析治疗或者实施了肾脏移植手术。
另查明，2010年3月17日，刘绪鸿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五五医院确诊为IGA肾病、慢性肾功能不全，刘绪鸿于2010年3月17日至2010年3月20日期间在该医院住院就诊；2013年1月14日至2013年1月16日，刘绪鸿又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五五医院住院治疗，出院诊断为IGA肾病、慢性肾功能不全（CKD3期）；2017年3月20日至2017年3月30日，刘绪鸿再次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五五医院住院治疗，该次出院记录记载诊断为IGA肾病、慢性肾脏病（CKD5期）等。2017年4月18日至2017年5月16日，刘绪鸿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住院治疗，出院诊断为尿毒症、肾移植状态等。
2017年4月25日，信诚公司向刘绪鸿寄送解除保险合同通知书一份，载明投保人刘绪鸿于2015年5月1日为本人投保了相应保险合同，据保险公司了解，被保险人在投保前已因“IGA肾病、慢性肾功能不全”接受诊治，但在投保时未如实告知，上述未告知事项已严重影响了保险公司的承保决定。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及保险合同约定，保险公司决定解除上述保险合同，所交保险费不予退还；对于解除合同前所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
还查明，刘绪鸿向一审法院提供装订成册的保险合同书，包含前文所述保险合同条款以及“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电子投保书（普通版）”、“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等材料。其中“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电子投保书（普通版）”第2页健康告知2E项中列明的询问事项是肾炎、肾病综合症、肾功能异常、肾衰竭等，该项对应被保险人处记载为“否”。另外，“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电子投保书（普通版）”在保险合同书中列明为第35页及第36页。“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尾部由刘绪鸿签字，该确认书中记载“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确认，电子投保标识号为E0000423763的《电子投保书》的内容均为本人的真实意愿，已了解并认可其所有内容”。“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在保险合同书中列明为第37页、第38页。刘绪鸿提供的保险合同书中材料均为复印件。
经一审法院要求，信诚公司提供了包含“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电子投保书（普通版）”、“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的投保材料，其中“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为原件，“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电子投保书（普通版）”因为没有手书笔迹，无法判断是否为原件。“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原件尾部没有保险合同书中注明的页码。信诚公司提供的上述原件未装订成册。保险公司举证时主张上述证据均保存于上海市档案局，但在其庭前向一审法院寄交的载有相关证据原件照片的光盘中没有“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电子投保书（普通版）”照片。
一审法院认为：信诚公司对于刘绪鸿在其处投保“信诚（惠康）重大疾病保险”的事实不持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信诚公司应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及相关法律规定承担保险合同义务。
双方争议焦点主要是刘绪鸿在投保时是否履行了如实告知义务。信诚公司主张刘绪鸿在投保时隐瞒其已经患有肾脏疾病的事实，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故根据法律规定要求解除案涉保险合同。
我国法律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依据该条款规定，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前提是存在保险人询问相关事项的情形。
刘绪鸿否认信诚公司在其投保时询问其相关患病情况，并陈述在投保时并未看到“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电子投保书（普通版）”。可以作为判断刘绪鸿上述陈述是否属实的事实依据由以下几点：1、刘绪鸿签字确认的电子投保确认书中记载了上述电子投保确认书的文号；2、“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电子投保书（普通版）”（保险合同书第35页至36页）并无投保人签字确认，该投保书所有内容均为电脑打印；3、根据信诚公司提供的没有装订成册的“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等资料原件没有编写页码的事实，可知刘绪鸿持有的保险合同书系相关材料签订后由信诚公司编写页码并制作成册，即刘绪鸿在投保时并没有保险合同书；4、信诚公司提供的相关投保资料原件照片光盘中没有“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电子投保书（普通版）”材料，根据信诚公司陈述，相关原件系保存于上海市档案局，可知“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电子投保书（普通版）”并未由保险公司进行纸质档案的保存。根据上述可确定的事实，保险合同书系刘绪鸿签署相关投保材料后保险公司制作，故不能以刘绪鸿提供的保险合同书中有“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电子投保书（普通版）”即推断投保当时刘绪鸿就已经知晓该电子投保书内容。相反，保险公司提供的原件没有编写页码且保存的纸质原件中没有上述电子投保书的事实，也足以对投保时保险公司有无向投保人出示电子投保书或者其相关内容的事实产生质疑。电子投保书中关于健康告知部分的内容繁复，有近30项内容需要询问，如保险公司确实对每项内容进行了细致询问，完全可以通过录音、录像的方式予以记载，或者可以要求投保人签字予以确认。现仅凭电子投保确认书中记载有电子投保书文号这一事实，不足以使保险公司是否向刘绪鸿出示了电子投保书并对健康告知部分的内容进行过细致询问的事实更加明确，该事实依然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相应的不利后果应由保险公司承担。综上，一审法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保险公司向刘绪鸿询问过相关肾病病史，因缺少保险人询问这一前提，应认定投保人不存在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形，保险公司以此要求解除保险合同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刘绪鸿、信诚公司就案涉重疾险保险金额为30万元均未提出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信诚公司就刘绪鸿确诊的尿毒症疾病属于案涉保险的保险范围未提出异议，一审法院亦予以确认。刘绪鸿要求信诚公司支付30万元保险金的主张符合保险合同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信诚公司向刘绪鸿支付保险金30万元。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信诚公司承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信诚公司称刘绪鸿在投保时隐瞒了其已经患有肾病的事实，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按照我国保险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但投保人的告知义务仅限于保险人询问的范围和内容。当事人对询问范围及内容有争议的，保险人负举证责任。本案中，刘绪鸿否认信诚公司在其投保时询问过其相关健康情况，双方就订立保险合同时是否向刘绪鸿询问过相关健康情况存在争议，应由信诚公司举证予以证明。根据信诚公司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信诚公司就《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电子投保书（普通版）》中“健康告知”部分的内容向刘绪鸿进行了询问。故对于信诚公司以刘绪鸿投保时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要求解除保险合同并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刘绪鸿与信诚公司之间签订的重大疾病保险合法有效，刘绪鸿在保险期间被确诊患尿毒症，该疾病属于案涉保险的保险范围，双方对于涉案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金额30万元亦无异议，信诚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赔付保险金的责任。
综上所述，上诉人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丹阳营销服务部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丹阳营销服务部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朱卫芳
审判员 葛荣贵
审判员 丁奕帆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五日
书记员 袁则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