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杭商终字第32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志钧。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贺筱英、潘申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徐雷。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王发勇。
上诉人杨志钧为与被上诉人徐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3）杭江商初字第13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徐雷出具未写明出借人的借条一份，明确因生意需要借款人民币5万元，自2012年5月6日至2012年6月6日归还，如逾期未还，承担总额15%的违约金，并承担律师代理费。借条担保人处有史可敏字样的签字。
原审法院认为，债权人应当对借贷金额及款项的交付等借贷合意、借贷事实的发生承担证明责任。本案杨志钧陈述，其于借条出具之时向徐雷交付借款现金5万元，但杨志钧对本案借款事实的陈述存在诸多矛盾之处。首先，对于杨志钧、徐雷之间是否具有发生借贷关系的事实基础，徐雷陈述，其与杨志钧并不认识，本案借条系出具给他人。杨志钧亦陈述，其和徐雷不熟悉，彼此知道，平时并不接触。原审认为，即如杨志钧所述，杨志钧、徐雷彼此知道，但在双方平时不接触、不熟悉，且无利息约定的情况下即向徐雷出借款项，不符日常情理及交易习惯。其次，对于借款用途，杨志钧陈述徐雷借款系结婚所需，但对徐雷有无结婚并不清楚。原审认为，本案借条写明徐雷因生意需要借款，即使借条为固定格式，借贷双方通常亦会据实注明借款用途等关键事实，而本案借条载明款项用途毫无修改变更，且与杨志钧所述借款用途矛盾，不符交易习惯。第三，对于交付款项时的在场人员，杨志钧代理人陈述，交付款项之时有四人在场，分别为杨志钧、徐雷及案外人史可敏、莫利峰。杨志钧本人陈述，徐雷及案外人史可敏的名字是其两人在借款之时当场所签，后又陈述借款现场除杨志钧、徐雷及案外人莫利峰外，无其他人在场。杨志钧与其代理人所述相互矛盾，杨志钧本人所述前后矛盾。第四，对于款项的交付，即如杨志钧所述，杨志钧、徐雷彼此知道，但在双方平时不接触，不熟悉的情况下向徐雷出借款项，杨志钧未通过银行转账等更为便捷且可保留交易记录的方式交付款项，而主张系通过较大数额现金方式一次性交付款项，不符合日常交易习惯。第五，对于借条上出借人即杨志钧名字的书写人，杨志钧代理人陈述，徐雷出具借条为当场书写，出借人名字系杨志钧在交付借款后自己书写。而杨志钧本人陈述并非其书写，是谁书写记不清楚。原审认为，对于本案借款的关键事实，杨志钧与其代理人相互矛盾。若杨志钧代理人所述属实，则徐雷既然明确向杨志钧借款，且杨志钧当场交付现金，徐雷理应写明向杨志钧借款，而通常不会空下出借人姓名让他人代写。而杨志钧本人对借条上出借人即其本人名字为谁添加的基本事实亦不清楚，则何以证明本案借贷合意的存在。综上，杨志钧陈述的借贷事实相互矛盾，借贷合意不清，款项交付不明。杨志钧的诉请，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杨志钧的诉讼请求。按规定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704.50元，由杨志钧负担。
上诉人杨志钧不服原审法院作出的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在徐雷未提出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仅凭推理否认借条的证明力，其判决缺乏事实基础，有违证据规则。1、杨志钧在一审中出具的借条载明了相关权利义务，徐雷也认可该借条为其亲笔签字，按照浙江省高院的相关意见，应当确认该借条的证明力。2、徐雷作为成年人，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应对其亲笔签名的借条承担全部的法律责任。在庭审中徐雷以案涉债务系赌债为由提出抗辩，但并无确凿的相反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十六条等规定，其主张不应支持。二、一审判决的推理过于主观臆断，不符合民事判决中高度盖然性的标准。首先，本案借款金额仅50000元，系小额的民间借贷纠纷，以杭州的经济水平现金交付款项完全合理。该款项来源是杨志钧曾经承包车辆所得，相应情况在接受询问时也都如实陈述，一审判决认定其不合常理，难以令人信服。其次，由于借款时间久远，徐雷对于借条上的债权人具体由谁填写无法准确回忆，以致在对代理人和法院的陈述中无法明确回答，但这并不能否认借条的效力，因为该借条的内容系由徐雷签字确认的，即使未填写债权人姓名，债权人的身份也是推定为借条持有人，故债权人的姓名究竟由谁填写并不能作为判断借贷关系是否存在的依据。假设案涉债务真是赌债，又如徐雷主张借贷双方根本不认识，为何要借条要填写杨志钧的姓名，完全可以填写徐雷陈述的与其共同参与赌博的人员姓名，并由上述人员直接主张。第三，关于利息和借条格式。案涉款项的借款期限仅有一个月，且发生在同事之间，杨志钧也不是专业从事放贷，不约定利息在情理之中。杨志钧的职业是公交司机，不可能要求其在与同事之间的借款能有强大的法律意识，基于对同事的信任和法律意识的欠缺，未对借条上借款用途进行更改也符合一般大众的法律意识水平与日常习惯。对于本案事实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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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涉款项究竟系借款还是赌债，一审判决也没有其最终的确认，足见其对本案事实认定不清。三、一审法院未对本案双方当事人及相关证据进行公平、合理的审查，判决结果有失客观公正，甚至判决内容明显与询问笔录记载有出入。一审法院的判决无论在实体方面还是程序方面都有失公允。四、一审判决推理断案的精神对于建立诚信意识具有不良引导作用，且不利于社会稳定和谐。综上，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杨志钧一审的诉请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诉讼费用由徐雷承担。
被上诉人徐雷答辩称：1、杨志钧一审起诉依据的借条，是当时莫利峰、史可敏、杨华芳、徐雷四个人在格林豪泰酒店因为赌博，徐雷在其他三位人员胁迫之下写了五张借条，当时出具借条时，向谁借一栏是空白的。杨志钧和徐雷根本不认识的。2、借条载明当时徐雷所谓的借款是因为生意的需要，徐雷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已向法院递交了当时徐雷还在公交公司上班，不存在做生意的事实。后来一审庭审过程中，杨志钧改变了资金的用途，认为是结婚所用。而事实上，徐雷根本没有结婚。3、借条出具给了杨华芳、莫利峰、史可敏后，为什么会转到杨志钧处，因为双方不认识，徐雷对此不知情。徐雷根本没有拿到过所谓的借款。请求维持原判。
上诉人杨志钧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一份采荷洁莲新村3幢3单元502室的房产证复印件，拟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的合意及借款事实，徐雷以其居住的房屋所有权证作为抵押。经质证，徐雷对房产证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因杨水珍是徐雷的母亲，杨志钧代理人也称房产证是在莫利峰处，因为当时莫利峰要取公积金，要拿房产证办租赁合同，要装修。徐雷和莫利峰是同事，就把徐雷母亲的房产证借给莫利峰，与杨志钧无关。本院认为，该证据虽然具有真实性，但本案并无抵押事实，对其证明内容不予确认。
被上诉人徐雷在二审期间无证据材料提交。
经本院审理，另查明，在案涉借条上，有徐雷所写“以房产证作抵押”的内容，但该房产证系由案外人莫利峰所持有，所涉房产也并未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在本院审理中，双方均陈述，徐雷曾向案外人莫利峰等人出具与本案所涉借条格式一致的借条。经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杨志钧向徐雷主张债权，主要证据系徐雷出具的借条一份。对于该份借条的形式真实性虽然可以确认，但双方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借贷合意及款项的交付等，系本案双方争议的问题。首先，杨志钧认可在徐雷出具借条时，借条上所载的债权人处系空白，而当时杨志钧在现场，其作为债权人完全可以在借条上予以载明。杨志钧陈述借条上名字并非其书写，是谁书写也记不清楚，对该借贷过程中的基础事实，杨志钧的陈述显然有违常理。其次，根据双方的陈述，徐雷向案外人莫利峰等人出具与本案所涉借条格式一致的借条，而案涉借条上虽然载明“以房产证作抵押”的内容，但该房产证又系由案外人莫利峰所持有，且实际也未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故对于房产抵押的事实存疑。再者，杨志钧陈述双方并不熟悉，借条系在徐雷家附近一车站路边出具，且所涉借款并无利息约定。同时，对于借款用途，杨志钧陈述徐雷借款系结婚所需，但对于徐雷有无结婚并不清楚，而案涉借条则写明徐雷因生意需要借款，与杨志钧所述借款用途矛盾，
故杨志钧的该些陈述不符日常情理及交易习惯。综上，本院认为，虽然杨志钧在本案中提交了借条，但根据审理中的相关证据及双方对事实的陈述进行综合分析，原审法院认为杨志钧主张本案借贷事实不清，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杨志钧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09元，由上诉人杨志钧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依群
审判员 张 敏
审判员 黄江平
二〇一四年四月八日
书记员 林叶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