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4）南川���行赔初字第00007号
原告陶德容，女，汉族，生于1974年11月9日。
委托代理人程某甲，男，汉族，生于1973年9月25日。系原告男朋友，原告所在单位推荐的代理人。
被告重庆市南川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所在地重庆市南川区西大街13号，组织机构代码00868221-0。
法定代表人吴意迪，该委员会主任。
委托代理人陈英勇，该委员会执法队队长。
委托代理人李永福，重庆春意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陶德容不服被告重庆市南川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简称南川区计生委）计生行政处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同时提起行政赔偿一案，本院于2014年2月8日受理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2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委托代理人程某甲，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吴意迪及其委托代理人陈英勇、李永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1月2日，被告南川区计生委向原告陶德容作出了南川计生罚字（2014）第11920140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处罚决定认定：原告涉嫌与程某甲违法生育一男孩，取名程某乙。为查清事实，根据《重庆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要求原告配合携带程某乙与程某甲做技术鉴定，原告拒绝配合，故被告依据该条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对原告作出罚款4.8万元的行政处罚。原告收到该处罚决定书后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要求被告赔礼道歉。
原告诉称，被告无视我的孩子程某乙系我与前男友程某丙非婚生育的事实，违法作出南川计生技术鉴字（2013）第3号《要求技术鉴定通知书》，要求我配合携带程某乙与现男友程某甲作亲子鉴定。由于被告送达该通知书的行为不规范，造成我不知鉴定的具体时间，无法配合携带程某乙作鉴定。同时，我提交的新生儿医学出生证明、预防接种证、户口页已经能够证明程某乙是我与程某丙所生，所以没有再要求程某乙与程某甲作技术鉴定的必要，故我未在规定时间携带程某乙配合作技术鉴定合法。被告以我未在规定时间配合携带程某乙做技术鉴定为由，作出的南川计生罚字（2014）第11920140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也是不合法的。并且，程某乙户口页上记载其为我的长子，不应该被罚款。就算要处罚，因程某乙属于非婚生育，也只应征收2000元的违法生育社会抚养费，而不是作出显失公正的4.8万元罚款。原告的现男友程某甲为了程某乙能够身心健康，将其当做自己的亲生孩子照顾是善意的，应该受到法律保护。被告做出的《要求技术鉴定通知书》和《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侵害了原告的隐私权、名誉权，请求法院���法撤销，并责令被告向原告赔礼道歉。
被告辩称，因接到区信访办公室转交的群众举报程某甲涉嫌违法生育的资料，我单位依法进行调查后，认定陶德荣涉嫌与程程某甲违法生育一小孩，取名程某乙。为查清事实，我单位根据《重庆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向原告及程某甲作出并送达了《要求技术鉴定通知书》。原告未按该鉴定通知书的要求配合携带程某乙作技术鉴定，我单位进而依照《重庆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对陶德容作出了罚款4.8万元的行政处罚。我单位的行政处罚行为事实清楚、程序合法、无违法情形，也无需向原告赔礼道歉，故请求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
被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了以下证据：1、区信访办的群众来访交办通知单及群众来访登记表；2、立案呈批表；3、户口证明���4、曾某的调查笔录；5、离婚协议书；6、韦某甲的调查笔录；7、陈某的调查笔录；8、程某丁的调查笔录；9、南川区第二人民医院住院资料；10、陶德容到大有派出所为程某乙上户口申请书、婚姻登记记录证明；11、程某甲的询问笔录；12、陶德容的询问笔录（2013年12月2日）；13、要求技术鉴定通知书及回执、照片、送达说明；14、行政处罚意见书；15、陶德容的询问笔录（2013年12月9日）；16、行政处罚告知书及回执；17、陶德容要求上诉的申请书；18、听证通知书、授权委托书、申辩书及预防接种证、听证笔录、听证意见书；19、行政处罚审批表、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回执；20、陶德容缓缴、免缴申请书；21、《重庆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及释义节选、《南川区征收社会抚养费自由裁量基准》。
对于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认为证据1中的举报人可能是原告现男友程某甲的前妻，存在利害关系，只认可有人举报的事实，但举报内容不真实；证据3户口记载有误，韦某乙不是陶德容长女，韦某丙是陶德容的儿子，同时户口将程某乙记载为陶德容长子，不应该被罚款；证据4、6中的曾某、韦某甲均系程某甲前妻，具有利害关系，不应采用该两份证据；证据7中的陈某只能证明陶德容与程某甲在一起生活，该笔录使用了大量的猜测性语言，只是主观上猜测我们生育了一小孩；证据8是对未成年人的调查，不合法，其看到的只是表象；证据10应该证明程某乙的生父是程某丙；证据13送达不规范；证据15时间有修改过的痕迹，同时证明陶德容没有看《要求技术鉴定通知书》内容就将其扔了；证据17原告将告知书当成了处罚决定书；证据18中听证笔录和听证意见书未如实记录，不合法，其他无异议；证据21中的释义规定不以当事人的违法生育行为为前��，就可以对拒绝配合鉴定处以罚款，不合法；对证据2、5、9、11、12、14、16、19、20无异议。
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在起诉时和开庭前提交了以下证据：1、民事调解书、陶德容的离婚证；2、民事判决书；3、预防接种证、出生医学证明、户口页；4、《行政处罚决定书》；5、《要求技术鉴定通知书》。
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认为证据1、2与本两案无关联性，证据3只能证明陶德容生育一子，不能证明陶德容未违法生育；证据4、5无异议。
本院针对上述已质证的证据作如下确认：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均具有合法性，能够反映本案相关事实，作为本案证据使用。
审理查明，2011年11月26日，原告在南川区第二人民医院生育一子，取名程某乙。2013年8月16日，被告南川区计生委接到重庆市南川区信访办公室转交的群众来访交办通知单后，得知有群众举报程某甲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生育一子，便立案对此进行了调查。在对程某甲的前妻曾某、韦某甲，程某甲的女儿程某丁，以及原告住所地基层组织成员陈某的调查询问后，结合原告自称程某乙出生证明上记载的生父程某丙系使用的假身份信息，且一直下落不明的情况，被告认为原告与程某甲涉嫌违法生育一子，名程某乙。
2013年12月2日，为查清事实，被告根据《重庆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向原告作出并送达了南川计生技术鉴字（2013）第003号《要求技术鉴定通知书》。该通知要求原告及程某甲于2013年12月6日上午8时30分携带小孩程某乙到南川区计生委，和该单位执法队的工作人员一并到重庆市正鼎司法鉴定所作技术鉴定。2013年12月6日，程某甲按要求到达了南川区计生委，原告及小孩程某乙未到达现场，技术鉴定未能如期进行。
2013年12月9日，被告再次向原告进行���询问，原告称其收到鉴定通知书后由于情绪激动未看内容便将其扔了，并明确表示不愿意配合作技术鉴定。同日，被告向原告作出并送达了南川计生罚告（2013）1192013003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原告因涉嫌违法生育又拒不配合进行技术鉴定，决定给予原告罚款4.8万元（肆万捌千元整）的行政处罚，并告知原告可以就此申请听证。原告收到该行政处罚告知书后，申请了听证。被告于2013年12月13日组织了听证。经过听证，被告认定原告拒不配合做技术鉴定的理由不成立。
2014年1月2日，被告根据《重庆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向原告作出并送达了南川计生罚字（2014）第11920140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拒绝配合携带程某乙作技术鉴定的行为处以4.8万元罚款。原告收到该处罚决定书后，向被告申请缓缴最终免缴该4.8万元罚款，同时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要求技术鉴定通知书》和《行政处罚决定书》。
本院认为，重庆市南川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是负责辖区内的计划生育工作和与计划生育有关的人口工作的法定机关，其对涉嫌违法生育的当事人依法进行调查、处理，是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应予支持。
依据《重庆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和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对涉嫌违法生育的，被告有职责进行调查，必要时，可以要求当事人进行技术鉴定以查清事实，当事人应当配合，当事人拒绝接受技术鉴定的，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本案中，被告收到转交的群众举报后，依法进行立案调查。被告经过对原告现男友程某甲的前妻曾某、韦某甲，程某甲的女儿程某丁，以及原告陶德容住所地基层组织成员陈某的调查询问后，结合原告自称程某丙系使用的假身份信息，且一直下落不明的情况，认为原告与程某甲涉嫌违法生育一子证据充分。因原告与程某甲均否认违法生育事实，为查清事实，被告通知原告配合携带程某乙进行技术鉴定，符合法律规定，程序合法。原告无正当理由，未按技术鉴定通知书的要求携带程某乙配合作技术鉴定的行为，违反了《重庆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告根据该条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对陶德容作出罚款4.8万元的行政处罚符合地方性法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原告诉称被告作出的《要求技术鉴定通知书》违法，请求人民法院撤销的问题。根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一条第（四）项规定，提起诉讼的行为，应当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本案中，被告向原告发出要求技术鉴定通知书的行为，是为了查清事实，收集信息、资料的调查行为，仅是一个程序性的通知��该行为不产生直接的法律后果，不具有可诉性，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故本院不将该通知作为一个独立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而作为本案行政处罚的一个主要证据进行审查。
原告主张已有出生医学证明、预防接种证、上户口时的申请书证明程某乙的父亲是程某丙，因此，没有必要要求程某乙与程某甲作技术鉴定，故原告拒绝配合携带程某乙作鉴定的行为合法的问题。本院认为，虽然原告提交的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预防接种证记载的程某乙的父亲为程某丙，但是缺少程某丙的身份证号码等基本信息，也无法查找到本人，故程某丙是否是程某乙的亲生父亲无法进一步查实。而相反，被告在他人举报后，通过初步调查，认为原告与程某甲涉嫌违法生育一子。为进一步查清事实，要求原告配合携带程某乙与程某甲作鉴定，符合《重庆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原告理应配合。故原告拒绝配合携带程某乙做鉴定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原告主张因被告《要求技术鉴定通知书》送达不规范，导致原告无法配合携带程某乙作技术鉴定的问题。本院认为，被告在向原告送达《要求技术鉴定通知书》时，原告拒绝签收，被告拍照记录送达过程，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送达不规范的问题。关于原告称因为情绪激动没有看送达文书的内容，而不知道技术鉴定的具体时间，也没有接到计生委再次通知鉴定的电话才致使鉴定无法进行的主张。本院认为，未看送达文书的内容是原告自己的责任。同时，2013年12月9日，当被告再次向原告进行询问时，原告明确表示不愿意配合作技术鉴定。可见，致案件事实最终不能进一步查实，不能做技术鉴定的原因是原告造成的，并非被告所致。因此，原告的该项主张不能成��。
原告主张因程某乙户口页上记载其为原告的长子，不应该被罚款，就算要处罚，也应只征收2000元的违法生育社会抚养费，故被告作出的4.8万元罚款显失公正，导致《行政处罚决定书》不合法的问题。审理认为，本案中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是针对原告拒绝携带程某乙配合与程某甲作技术鉴定行为的处罚，而不是对违法生育行为本身的处罚，故原告的该主张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规正确。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在具体行政行为中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规定的情形，并致原告精神损害的结果，故原告要求被告进行赔礼道歉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五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陶德容请求责令被告南川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向原告陶德容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
本案不交纳案件受理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鲁朝伦
代理审判员 刘 利
人民陪审员 罗富贵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周 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