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运中民终字第174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运城中心支公司，住所地：运城市盐湖区。
负责人：张京军，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屈一江，女，1984年2月26日出生，汉族，该公司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崇斌，男，1940年2月1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临猗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候玲，女，1972年2月25日出生，汉族，职业住址同上。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某某，男，汉族，学生，住址同上。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家某，男，汉族，学生，住址同上。
梁某某、梁家某法定代理人候玲，系二人之母。
以上四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崔皓，山西郇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白志新，男，1991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临猗县。
委托代理人：王继军，男，1972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址同白志新。
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运城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临猗县人民法院（2015）临民晋初字第14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平安保险的委托代理人屈一江，被上诉人候玲及其委托代理人崔皓，被上诉人白志新的委托代理人王继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5年4月18日19时20分许，被告白志新驾驶晋MLJ4**号汽车沿庙上道路由北向南行驶至薛家庄村北100米处时，与前方梁奎驾驶的三轮摩托车相撞，造成梁奎受伤、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的交通事故。梁奎受伤后被送往临猗县人民医院救治，5月6日因抢救无效死亡，期间花去医疗费27095.38元。5月7日临猗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晋公交认字（2015）第00097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白志新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梁奎无责任。2015年5月l7日，原、被告就赔偿事宜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内容为被告白志新支付梁奎抢救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抚养费、精神损失费、摩托车修理费等各项费用共计人民币肆拾壹万五仟元整，不足部分由梁奎家属自行负担。协议签订当天，白志新支付了13万元。6月2日、6月5日白志新分两次支付了l5.5万元赔偿款。2015年6月8日，临猗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对双方的协议进行了确认，制作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确认了双方所达成的协议。晋MLJ4**号汽车系金顺所有，被告白志新系从金顺处借用车辆。2014年9月14日金顺为车辆在被告平安财险运城支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交强险）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商业险），保险期限为2014年9月15日零时至2015年9月14日24时。交强险的赔偿责任限额为12.2万元、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的赔偿责任限额为10万元，且不计免赔。
另查明，梁奎生于1972年，梁崇斌系梁奎父亲，侯玲系梁奎妻子，梁某某和梁家某系梁奎儿子；梁奎兄弟共四人。交通事故发生后原告第一时间拨打了120急救电话抢救伤者，告知其家人帮助处理交通事故，并支付抢救费用。
原审认为：本次交通事故系白志新驾驶事故车辆和梁奎驾驶的三轮摩托车相撞所致，属于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变警部门认定白志新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梁奎无责任，原、被告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根据不同的事故类型由责任方依照责任比例赔偿。本案四原告因梁奎死亡的损害后果应首先由平安财险运城支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赔偿；不足部分，由白志新按照事故责任比例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由于事故车辆投保了责任限额为10万元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并不计免赔，该部分赔偿责任应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由平安财险运城支公司代为承担。被告平安财险运城支公司提出白志新在交通事故发生后逃逸，依据肇事逃逸的免责条款，其不应承担该部分赔偿责任。本次交通事故发生后白志新拨打了120急救电话，通知家人将伤者梁奎送往医院救治，并支付医疗费用，白志新离开事故现场是在采取了相应的救治措施及家人到达事故地后，该情形与保险公司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中“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的免责内容不符，不属于该免责条款规定的情形；另外，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中，交通事故的发生意味着合同约定的赔偿条件成就，保险入即应履行赔偿义务，“肇事逃逸”的影响只及于事故发生之后，不溯及以前，投保人只应对逃逸行为扩大损害的部分担责，而白志新离开事故现场的行为并没有给保险人造成新的损失。综合考虑以上因素，保险人不能免除商业险的赔偿责任，奉院对被告平安财险运城支公司的该项辩驳理由不予支持。梁奎生前为农村居民，四原告因梁奎死亡的损害赔偿费用应当依法按照2014年山西省农村居民的相关数额计算。梁奎对本次交通事故的发生没有过错，其因交通事故死亡给四原告造成的精神痛苦是巨大的，结合梁奎死亡的后果及交通事故责任，精神损害赔偿费用酌情确定为5万元。四原告的相关损害赔偿费用具体计算如下：1、医疗费27095.38元；2、护理费1458元（81元／天×18天）；3、伙食补助费900元（50元／灭×18天）；4、营养费360元（20元／天×18天）；5、丧葬费23203.50元（46407元×1／2）；6、死亡赔偿金143080元（7154元／年×20年）、被扶养人生活费58016.50（6107元／年×8年＋6107元／年×3年×1／2），共201096.50元；7、精神损害赔偿5万元，以上共计304113.38元。原告的各项损失304113.38元超出了晋MLJ4**号汽车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责任限额，所以被告平安财险运城支公司应当在保险责任限额内赔偿22万元。由于交通事故发生后被告白志新在保险责任限额内已经付给原告9万元，平安财险运城支公司在向原告支付赔偿款时应予扣除，将该9万元直接支付给白志新。至于白志新和原告达成的赔偿41.5万元的协议，虽然41.5万元超出了四原告因梁奎死亡的法定赔偿数额304113.38元，但协议是双方在平等自愿基础上所达成，也是被告白志新对自己的权利进行处分，本院予以确认。遂判决：一、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运城中心支公司支付原告梁崇斌、侯玲、梁某某、梁家某赔偿款13万元。二、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运城中心支公司支付被告白志新赔偿款9万元。以上款项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
平安保险不服该判决，上诉称：一、本起事故经临猗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的临公交认字（2015）第00097号事故认定书中明确载明被上诉人白志新事故发生后弃车逃逸，于2015年5月6日到案，此逃逸情节不能被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驾驶人的义务：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乘车人、过往车辆驾驶人、过往行人应当予以协助。商业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亦是遵守法律本意，约束肇事司机在事故发生后要停车保护现场并且积极救治受伤人员，若违反法定义务，保险合同约定对于违法行为不予赔偿。本案中被上诉人白志新事故发生后并未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理应承担一定的后果。一审法院的判决具有违法导向的作用，使人认为事故发生后逃之天天，只要拨打120，只要给付家属医疗费就可以否认逃逸的情节。交通肇事逃逸是指在交通事故发生后，当事人明知自己发生了交通事故，为逃避事故责任，故意逃离事故现场，不向公安机关报案的一种违法行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是通过对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后出具的事故认定书，那么如果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一致，被上诉人白志新是在采取了相应的救治措施及家人到达事故地后离开的现场，那么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就不应当载明“逃逸…隋节。既然事故认定书中认定被上诉人白志新具有“逃逸”隋节，被上诉人白志新也未提出复议。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便不能忽略这一案件事实。二、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已经采取了相应的救治措施证据不足。首先，被上诉人拨打120的行为，是任何一个事故发生地的目击者都可能去做的事情，法律和道义赋予了肇事者更高的救助义务。事故的肇事者造成受害人身临险境，除了拨打120最基本的义务之外，肇事者还需确保事故现场安全，避免对受害人造成二次伤害，疏散围观人群，对受害人进行简单的救治等等。一审法院不能仅凭一个拨打120的行为就认为肇事者已采取了保护措施，尽到了救助义务。其次，被上诉人给家人或朋友打电话求助的证据不充分。被上诉人提供的是一份通话记录，通话的人及通话内容均不清楚，并不能证明此电话内容确实是请求救助现场受害人。再者，即使被上诉人有以上种种举动，也不能否认其逃逸的事实，不能排除其因违法行为而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候玲等四被上诉人答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维持。一、第三者责任险是为确保因被保险人给第三人造成损害时，第三人能够得到切实有效赔偿而设立，若交通事故发生致第三人受到损害，保险人就应按责任对第三者进行赔偿。本案中，事故车辆在上诉人处投有交强险和保额为1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上诉人就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和商业险保额内对四答辩人进行赔偿。至于上诉人所说的“免责条款约定”是其于投保人之间的约定，不能对抗四答辩人。二、现在四答辩人的损失还有13万元没有得到赔偿，若四答辩人的损失不能在上诉人处全部得到赔偿，则剩余部分应由被上诉人白志新予以赔偿。
白志新答辩称：一、白志新不具有肇事逃逸的情节。所谓肇事逃逸指的是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为逃避法律追究，驾驶车辆或者遗弃车辆逃离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的行为。为逃避救治义务或责任追究是逃逸行为的主观心理状态和终极目的，是区别于其他行为的根本特征。从本案的实际情况来看，白志新显然没有肇事逃逸的情节。事故发生后，白志新及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积极履行救治义务，另外其还联系女朋友和父亲送钱到医院，根本没有逃避救治义务的故意。白志新在拨打120急救电话的时候，发现现场村民在拨打报警电话，就未再拨打报警电话，而联系其亲属来现场处理事故，其离开时堂哥白康康已到达现场处理事故，白志新的所作所为表明其根本没有逃避责任追究的故意。其之所以离开现场，是因为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事故发生在受害人的村头，当时有村民要殴打白志新，白志新是在堂哥白康康的极力保护下才得以脱身。虽然交通事故认定书有白志新弃车逃逸的表述，但白志新提供的证据和案件事实都能证明其没有肇事逃逸的情节，因此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忽略弃车逃逸这一事实的论点是不成立的。二、一审法院认定白志新已经采取了相应的救治措施证据充足。《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规定了车辆驾驶人的救治义务，作为义务人白志新已经采取了相应的救治措施。白志新作为一名普通人，并不具备专业的救护知识，其唯一能做的就是在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另外白志新让堂哥来现场处理事故和让父亲送钱到医院，也表明其积极履行了救助义务。虽然白志新一审中没有继续举证和堂哥、家人通话的内容，但堂哥来到现场处理事故及父母送钱到医院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在一审庭审中，原告对这些事实都是认可的。交通事故发生后，白志新采取了必要的救治措施是毫无疑问的，证据是充足的，一审法院认定白志新已经采取了相应的救治措施证据是充足的，上诉人所谓的一审法院认定证据不充足的上诉理由明显站不住脚。三、对于商业第三者险，保险公司应按保额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首先，上诉人所述的“肇事逃逸商业险免责条款”为无效条款。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中，交通事故的发生意味着合同约定的赔偿条件成就，保险公司即应履行赔偿义务。肇事逃逸的影响只及于事故发生之后，不溯及以前，投保人和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只应对逃逸行为扩大损害的部分担责。在本案中，白志新并没有肇事逃逸，即便其是肇事逃逸，但离开现场并没有给保险公司造成更大的损失，而保险公司却以肇事逃逸为由免除自己的全部责任，这明显违背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和保险法的相关规定，该条款明显免除己方责任、排除他方主要权利，应为无效条款，因而保险公司不能免除其赔偿责任。退一步讲，即便该免责条款有效，那该条款的免责事由也不能成立。上诉人坚称的肇事逃逸免责只实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其具体条款是“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不难看出，即便驾驶人弃车逃逸该免责条款也并不当然生效，必须是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弃车逃逸，保险公司才能主张免责。从本案的实际情况来看，白志新显然采取了必要的措施，积极履行了法律规定的义务，因此上诉人的免责事由是不能成立的，依法应履行赔偿义务。四、上诉人所述在交强险分项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不能成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其并未规定分项予以赔偿，故上诉人要求交强险分项赔偿的观点不能成立。
本院庭审过程中，就发生本案交通事故后肇事司机白志新是否对受害人采取相应救治措施的情况询问受害人家属，受害人家属承认白志新在发生事故后打了120并通知其家人到现场进行了救治，认为白志新并不属于肇事逃逸。
本院认为：上诉人平安保险公司上诉请求改判其在交强险分项限额内对受害者家属承担赔偿责任，其主张理由违背交通安全法76规定的精神原则，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上诉人依据交警部门的事故责任认定书认为白志新属于肇事逃逸而不应承担商业三者险赔偿责任的问题，经本院调查，白志新在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便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并通知了其家人前往事故现场对受害人进行救治，并不存在遗弃受害人置之不管的情况，被害人家属对其积极救治的事实亦予承认，虽然事故责任认定书中表述其为“弃车逃逸”，但并代表反映了本案事故的客观事实，本院认为白志新的行为并不符合本案商业三者险条款中所描述的“肇事逃逸”情节，上诉人以此主张免除其商业险的赔付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本院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运城中心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晓明
审判员 王玉林
审判员 张朝阳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曲华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