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民终628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包福刚，男，1968年8月18日出生，满族，住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大伟，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蒋燕，女，1982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新忠，上海市凌云永然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天，上海市凌云永然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包福刚因与被上诉人蒋燕其他所有权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5）浦民一（民）重字第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6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7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包福刚及其委托代理人ＸＸ、黄大伟，被上诉人蒋燕及其委托代理人袁新忠、黄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包福刚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蒋燕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包福刚与蒋燕2012年5月22日已经进行了结算，对于蒋燕贷款支付给包福刚的3,700万元的具体对应情况在该日的《证明》中进行了明确，该《证明》系蒋燕出具，不存在可撤销的法定情形，原审法院无视司法鉴定意见草率否定真实性，没有依据。司法鉴定意见明确落款是先字后印文，符合正常的行文顺序，蒋燕提供空白纸时也不可能预知2012年5月22日会发生付款的事实，且与该证明内容完全一致的材料不止一份。原审法院违反了“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蒋燕应当举证该份《证明》系套打形成。原审法院质疑《证明》内容的不合理，实际上忽视了双方之间长期、多笔借款的债权债务关系，如果蒋燕认为真实存在多支付1,000多万元，完全可以在《证明》中体现出来，而且在《证明》出具一年后，蒋燕才要求返还所谓多收取的上千万款项，更不合常理。原审法院有悖“不告不理”的原则，包福刚在本案中陈述之前借款及房屋买卖、回购的情况，只是为了辅助说明本案的所涉《证明》产生的基础，而原审判决客观上直接处分认定了包福刚与蒋燕之间房屋买卖及回购等事实及债权，侵害了包福刚的实体权利。被上诉人蒋燕辩称，关于1,800万元借款、房屋买卖、回购的问题，因为直接涉及到包福刚所谓的房款转化为借款的事实，故原审法院进行事实查明和认定无不当。因为包福刚的要求，所以蒋燕给了包福刚几份有盖章、签名的空白纸，有些上面有日期，有些没有。本案涉及的《证明》也是在空白纸上套打形成，日期能够固定在2012年5月22日，是因为蒋燕知道会有钱款到账，当初签字盖章的这张纸就是为了对3,700万元的出账作证明，由于蒋燕年轻，包福刚也说他很有实力，所以蒋燕很相信他。正如原审所说的，如果包福刚说还有房屋回购的事实，那么蒋燕还欠其700多万，包福刚此时返还蒋燕400余万元，不符合常理。从该《证明》的内容看，很多内容都与常理不符。蒋燕不同意包福刚的上诉请求，要求维持原判。蒋燕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包福刚返还10,736,700元(实际金额应为10,736,708元，现取整计算)并支付利息（以10,736,7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2年5月23日起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案外人颜某与蒋燕原系男女朋友，蒋某、何某分别为蒋燕的父、母。蒋燕为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上海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颜某为上海C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0年10月21日，上海D有限公司（以下简称：D公司）与温州市E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公司）签订协议书，主要约定：甲方（即D公司）在XX路XX弄XX号、XX号，XX路XX弄XX号建有的7,205.75平方米商铺，乙方（即E公司）有意按18,000元/平方米、总房款129,703,500元的价格进行购买。2010年9月30日，A公司与案外人董某、张某3签订《商铺认购意向书》，约定董某、张某3以单价18,000元/平方米向A公司认购XX路XX弄XX号商铺。2011年8月1日，A公司与案外人张某1签订《商铺认购意向书》及《补充协议》，约定张某1以单价18,000元/平方米向A公司认购XX路XX弄XX号商铺，张某1还需支付按10,500元/平方米计价的改建工程款。同日，A公司与张某1分别签订关于A公司垫资50%总房款等内容的《补充协议一》和关于张某1委托A公司对63号商铺进行经营管理等内容的《商铺委托经营合同》。2013年11月8日，案外人张某2、张某4以约25,955元/平方米的单价向蒋燕购买XX路XX弄XX号商铺；2013年12月31日，案外人邱某1、邱某2以约26,226元/平方米的单价向蒋燕购买XX路XX弄XX号商铺。为支付XX路商铺项目的购房款，2011年10月31日，A公司与包福刚签订借款金额为1,660万元的《借款协议》。同日，蒋燕作为借款人、抵押人，包福刚作为贷款人，A公司作为担保人签订《民间借贷抵押合同》（即1,800万民间借贷抵押合同），主要约定：蒋燕向包福刚借款1,800万元，期限自2011年10月31日起至2012年1月10日止；利息总额120万元；包福刚以银行卡转账的方式支付1,300万元给蒋燕指定的收款人D公司，包福刚以银行卡转账200万元、以现金支付300万元给蒋燕；抵押物为蒋燕已缴款所有并拥有处分权的XX路XX弄XX号、XX号、XX号、XX号、XX号、XX号、XX号、XX号八套商铺；抵押方式为以包福刚与D公司签署商铺销售合同并开具房屋销售发票抵押给包福刚进行合同质押的方式；同日，包福刚通过刷卡向D公司支付1,300万元；2011年11月1日，包福刚向蒋燕转账200万元。蒋燕另出具无落款时间的收条称“今收到包福刚代本人兑换美金70万元，本人同意折算为人民币肆佰肆拾万零叁仟壹佰元整”。2011年10月31日，D公司向包福刚开具了XX路XX弄XX号、XX号、XX号、XX号、XX号、XX号、XX号、XX号八套商铺的销售发票，发票载明包福刚支付的购房款总金额为19,403,100元。本案审理中，包福刚还提供了落款日期为2011年11月31日（包福刚称该日期为误写，实际落款日期为2011年10月31日）、落款方为D公司的《证明》，该证明主要确认购房人系包福刚、包福刚足额出资购买了上海市XX路XX弄XX号、XX号、XX号、XX号、XX号、XX号、XX号、XX号XX套商铺。该公司亦向购房人包福刚开出正式购房发票及商品房出售合同等内容。本案审理中，原审法院至D公司就上述八套商铺销售发票及《证明》内容进行调查。调查中，D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因时间久远且人员变动，无法确认落款日期为2011年11月31日、落款方为D公司的《证明》真实性；D公司与E公司之间签订的购买商铺协议涉及多套商铺，故双方约定由E公司或蒋燕指定的购房人与D公司分别签订商铺买卖合同；根据惯例，D公司在收到购房款后才向购房人出具发票，但不清楚上述八套商铺购买款是否全部由包福刚支付，对蒋燕主张由包福刚购买八套商铺实际系为借款担保一事并不清楚。一审审理中，包福刚还提供了落款日期为2011年11月1日的《借款合同解除协议》复印件，主要约定双方同意就2011年10月31日签订的1,660万元借款协议和1,800万元民间借贷抵押合同予以解除，该协议尾部乙方落款处盖有C公司公章和财务专用章、颜某私章以及“蒋燕”字样的签名，协议头部经裁剪。一审审理中，为证明双方曾约定由蒋燕以28,000元/平方米元价格向被告包福刚回购XX路XX弄XX号、XX号、XX号、XX号、XX号、XX号、XX号、XX号八套商铺，包福刚在本案中提供了以下复印件作为证据佐证：一是落款日期为2012年1月11日的《房产转让协议》，该协议尾部乙方落款处加盖了C公司的财务章和公章（公章内有签名，但字迹不清无法辨认）以及颜某私章。二是加盖有C公司公章（公章内有签名，但字迹不清无法辨认）和财务专用章、颜某私章的《房产转让证明》。三是落款日期为2012年1月11日、落款方为D公司的《房产转让证明》复印件。2012年1月11日，上海XX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代蒋燕向包福刚指定的大连F有限公司(以下简称：F公司)汇款1,533万元。2012年1月11日和2月23日，蒋燕通过网上银行分别转账40万元、70万元给包福刚，转账凭证记载的汇款用途均为“还款”。2012年1月11日，D公司、包福刚、蒋燕签署《碧云新天地步行街商铺三方协议》并办理了公证。该协议涉及包福刚于2011年10月31日向D公司购买XX路XX弄XX号、XX号、XX号、XX号、XX号、XX号、XX号、XX号八套商铺的解除、转由蒋燕购买上述八套房屋等内容。2012年1月16日，D公司与蒋燕、包福刚就上述房产签订《解除协议》。2012年3月28日，颜某与包福刚签订《民间借贷抵押合同》（即960万民间借贷抵押合同），约定：颜某向包福刚借款96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2年3月28日至2012年4月28日，实际借款日和还款日以借款双方办理的借款借据上所记载的日期为准；利息总额25万元；为确保借款人正当履行还款义务，以颜某名下的XX路XX弄XX号、XX号、XX号、XX号房屋抵押给包福刚，同时A公司和B公司为该笔抵押借款提供无限连带责任担保；颜某不能按照本合同的约定向贷款人履行还款义务的，应当向包福刚支付全部贷款本金5%的违约金；合同期满，颜某不能按时间向包福刚归还贷款本金的，自逾期之日，每天向包福刚支付贷款本金百分之十的违约金等。2012年3月28日，原告蒋燕与包福刚签订《民间借贷抵押合同》（即2,140万民间借贷抵押合同），约定：蒋燕向包福刚借款2,140万元；期限自2012年3月28日至2012年4月28日；利息总额55万元；为确保借款人正当履行还款义务，以蒋燕名下XX路XX弄XX号1、1夹层、55号1、1夹层、56号1、1夹层、57号1、1夹层、58号1、1夹层、59号1、1夹层、75号底层、77号底层八套商铺抵押给包福刚，同时A公司和B公司为该笔抵押借款提供无限连带责任担保；蒋燕不能按照本合同的约定向包福刚履行还款义务的，应当向包福刚支付全部贷款本金5%的违约金；合同期满，蒋燕不能按时向包福刚归还贷款本金的，自逾期之日，每天向包福刚支付贷款本金百分之十的违约金等。2012年4月10日，A公司与包福刚签订《商铺认购协议书》，约定包福刚向A公司认购XX路XX弄XX号、XX号实测总面积为1,806.60平方米的商铺；认购总价款为32,518,800元等内容。2012年4月13日，A公司与包福刚又就上述《商铺认购协议书》签订《补充协议书》。该补充协议书称：双方就2012年4月10日签订的《商铺认购协议书》及2012年3月28日签订的《民间借贷抵押合同》作补充约定，蒋燕和颜某于2012年3月28日与包福刚签订民间借贷抵押合同，共同借款3,100万元；同时该协议书又约定了按时还款和不能按时还款情况下的《商铺认购协议书》的效力问题。2012年4月13日，包福刚分别向蒋燕汇款900万元和13,672,200元。同日，蒋燕与颜某分别向包福刚出具收条。蒋燕出具的收条内容为：“今收到包福刚先生借款现金人民币柒佰柒拾贰万柒仟捌佰元整以及银行转账借款人民币壹仟叁佰陆拾柒万贰仟贰佰元整”。颜某出具的收条内容为：“今收到包福刚先生借款现金人民币陆拾万元整以及银行转账借款人民币玖佰万元整”。2012年4月28日，蒋燕向包福刚汇款100万元。2012年5月，蒋燕、颜某与中信银行上海北京西路支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签订借款合同，约定蒋燕、颜某向中信银行借款3,700万元等。2012年5月22日，蒋燕将3,700万元汇入大连G有限公司(以下简称：G公司)账户。2012年5月22日，包福刚向案外人钱某1汇款55万元。2012年5月23日，F公司代包福刚向蒋燕汇款33万元、向A公司汇款400万元。一审审理中，包福刚提供了A公司向G公司、F公司出具的《证明》。该《证明》为打印体，内容为：A公司将3,700万元银行受托支付贷款汇入G公司账户，A公司同意并委托G公司将该笔款项全额汇入F公司账户，同时也同意并授权F公司将该笔款项用于归还A公司法定代表人蒋燕及颜某向包福刚的个人借款及利息（注：其中蒋燕2012年3月28日借款2,140万元及利息55万元，颜某2012年3月28日借款960万元及利息25万元，另外同意加收以上两笔借款至2012年5月23日逾期利息132万元，另同意蒋燕替钱某1归还2012年5月22日临时借款55万元，以上款项合计3,367万元，同时减去蒋燕前期归还利息100万元，实际委托归还以上款项总计3,267万元）；同时，委托F公司将多余400万元汇入A公司银行账户，将33万元汇入蒋燕个人银行卡。该《证明》尾部落款处打印有“上海A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章：”、“2012年5月22日”字样，在上述打印字样处加盖有A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签章：”字样右侧有“蒋燕”字样的手写签名，手写签名上覆盖有指印一枚，手写签名右侧盖有蒋燕私章。蒋燕主张该《证明》系包福刚利用加盖A公司印章和蒋燕私章的空白纸事后套打而成，故向原审法院申请对该《证明》进行鉴定。根据蒋燕申请，原审法院委托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15年7月21日，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书称：该《证明》落款处“蒋燕”签名是其本人所写，无法判断该证明落款处的指印是否为蒋燕所留，该证明落款处的“上海A有限公司”印文与相交打印体字迹的形成顺序为先字后印文，但“蒋燕”印文与打印体字迹未形成交叉，故无法判断“蒋燕”印文与打印体字迹形成的先后顺序；由于未提供与检材同一打印机样本材料供对比检验，故无法判断该《证明》的主文内容与落款处两枚印文是否形成于同一时间，也无法判断该《证明》上的打印体字迹是否形成于2012年5月22日。为该鉴定，蒋燕支付鉴定费40,000元。原审另查明，包福刚因分别与何某、蒋某签订的《民间借贷抵押合同》产生纠纷而诉讼，两案均已作出相应判决。一审审理中，蒋燕提供了蒋某、何某、包福刚起草的《协议书》复印件。该协议书共三页，包福刚确认上述协议书复印件第三页的真实性，并表示第三页括号内字样为包福刚本人手写。其中第三页第九条载明：“本协议签署后，甲方须将所有与蒋燕、颜某、蒋某（何某）借款事宜所涉的所有（房证及借条、转账支票）等返还给乙方，（同时原加盖担保人＿＿＿公司印章的空白A4纸只能作为受托支付凭证，不得作为债务凭证）”。原审还查明，2012年9月，XX路XX弄XX号1、1夹层、XX号1、1夹层商铺所有权登记至包福刚名下；2012年10月10日，XX路XX弄XX号1、1夹层、108号底层商铺登记至包福刚名下。上述三套商铺包福刚均按照每平方米18,000元、房屋总价21,015,000元缴纳了契税。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举证和质证意见以及确认的法律事实，对本案中存在的争议焦点，原审法院认定如下：一、2011年10月31日蒋燕和包福刚签订的1,800万民间借贷抵押合同的履行情况蒋燕和包福刚均表示2011年10月31日包福刚与A公司签订的借款金额为1,660万元的《借款协议》并未实际履行，故依法确认。但关于同日蒋燕与包福刚签订的1,800万民间借贷抵押合同是否被解除，双方存在争议：包福刚主张该合同已被解除，其提供的《借款合同解除协议》复印件可予佐证，蒋燕则予以否认。对此应认为，因包福刚未能提供《借款合同解除协议》的原件进行核对，且该协议落款处甲方栏仅有打印字体“包福刚”，并无包福刚本人签名，与通常的合同签署方式并不一致；该协议落款处乙方栏加盖的是C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以及颜某私章，亦与该协议要解除的《民间借贷抵押合同》及《借款协议》的签订主体不符。故对包福刚以该《借款合同解除协议》为据主张双方已解除1,800万民间借贷抵押合同之辩称，不予采信。关于1,800万民间借贷抵押合同的借款给付情况，蒋燕主张，包福刚通过2011年10月31日向D公司刷卡1,300万元、2011年11月1日向蒋燕转账200万元，支付了该合同项下1,500万元的借款本金，剩余借款本金包福刚未支付。包福刚则主张，其根据蒋燕提议，以单价18,000元/平方米、总价19,403,100元向D公司购买了XX路XX弄XX号等八套商铺，其在2011年10月31日向D公司刷卡1,300万元系用于支付该八套商铺购房款的一部分，剩余购房款6,403,100元由蒋燕代其向D公司支付（以蒋燕存留在D公司的预付款进行支付），后其在2011年11月1日通过向蒋燕转账200万元、一次性向蒋燕交付70万美元现金的方式返还了该代付款。为证明上述主张，包福刚提供了D公司开具的XX路XX弄XX号等八套商铺的销售发票、蒋燕出具的70万美元收条以及落款日期为2011年11月31日、落款方为D公司的《证明》作为证据。对此应认为，上述《证明》中虽然称包福刚已向D公司足额缴纳了XX路XX弄XX号等八套商铺的购房款19,403,100元，但原审法院在案件审理中至D公司调查该《证明》出具情况时，D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因人员变动，对该《证明》的真实性难以确认；虽然在蒋燕出具的收条中载明了包福刚代蒋燕兑换美金70万元、折算人民币4,403,100元，但对该大额钱款的来源及交付情况，包福刚均未提供证据佐证；综上，应认为，虽然D公司向包福刚开具了八套商铺销售发票，但因并无其他证据佐证包福刚已足额缴纳发票载明的购房款，故结合1,800万民间借贷抵押合同中关于“以蒋燕已缴款所有并拥有处分权的XX路XX弄XX号等八套商铺作为抵押物，抵押方式为以包福刚与D公司签署商铺销售合同并开具房屋销售发票抵押给包福刚进行合同质押，借贷双方同意以逐步偿还借款逐步原价回购上述商铺，蒋燕每周还款累加金额达到借款本息金额时包福刚则配合蒋燕办理相应各商铺销售合同项下的商铺原价回购手续，撤销原商铺销售合同等”的约定，可认定，D公司向包福刚开具八套商铺销售发票，应是作为1,800万民间借贷抵押合同约定的抵押方式。包福刚主张其在2011年10月31日向D公司刷卡1,300万元、2011年11月1日向蒋燕转账200万元，系用于支付八套商铺的购房款，缺乏证据佐证，故不予认可。包福刚在2011年10月31日向D公司刷卡1,300万元、2011年11月1日向蒋燕转账200万元，该支付方式与1,800万民间借贷抵押合同约定的借款本金给付方式相符，故对蒋燕主张上述刷卡、转账行为系用于支付1,800万民间借贷抵押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依法认可。二、1,800万民间借贷抵押合同项下的借款归还情况蒋燕主张，其通过与XX公司之间的贸易合同向银行贷款1,533万元，银行直接将1,533万元发放至XX公司账户，其委托XX公司于2012年1月11日向包福刚指定的收款方F公司汇款1,533万元，作为其归还1,800万民间借贷抵押合同项下的借款本息，其又在同日和2012年2月23分别向包福刚支付了该合同项下的利息40万元和70万元，因已支付的利息总额已超过合同约定，故包福刚在2012年5月23日将超付的33万元返还给了蒋燕，现双方已结清1,800万民间借贷抵押合同项下的所有借款本息。包福刚则主张，2012年1月11日蒋燕通过XX公司支付的1,533万元系根据2012年1月11日《房产转让协议》约定蒋燕回购XX路XX弄XX号等八套商铺应支付的部分房款，同日蒋燕支付的40万元及2012年2月23日支付的70万元则是所欠剩余房款的部分利息。对此，应认为，包福刚主张2012年1月11日及2月23日蒋燕共计支付的1,643万元系八套商铺部分回购款及欠付回购款的部分利息，需以其与蒋燕之间存在八套商铺回购事实为前提。但根据前述分析，应认为，现有证据无法认定D公司与包福刚之间实际存在八套商铺买卖的事实，将D公司向包福刚开具八套商铺销售发票的行为认定为履行1,800万民间借贷抵押合同约定的抵押方式更加合理；且包福刚用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按28,000元/平方米回购八套商铺的《房产转让协议》、《房产转让证明》均无原件予以核对，《房产转让协议》、《房产转让证明》的落款处加盖的是C公司公章、财务专用章及颜某私章，与其正文中所反映的房产转让主体并不一致，故对《房产转让协议》、《房产转让证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此外，蒋燕与包福刚签订的1,800万民间借贷抵押合同中约定如蒋燕还款额达到借款本息金额时，包福刚应配合办理相应商铺的原价回购手续、撤销原商铺销售合同等，与包福刚主张的蒋燕同意加价回购八套商铺亦不相符；即便如包福刚所述，蒋燕系为避免承担包销协议的违约责任才同意加价回购，但包福刚主张的商铺回购价系在原价基础上每平方米加价1万元，远远高于同时期甚至其后一、两年内类似商铺的市场价，并不符合一般的商业理性。综上，包福刚主张1,643万元系用于支付八套商铺回购款，缺乏证据佐证，亦与常理不合，故不予采信。结合前述认定的蒋燕与包福刚之间存在1,800万民间借贷抵押合同的借款给付情况，对蒋燕主张其在2012年1月11日及2月23日共计支付的1,643万元系用于归还该借款本息，应予认可。关于该1,643万元是否存在蒋燕主张的超额给付，应认定如下：因包福刚实际给付的借款本金仅为1,500万，结合1,800万民间借贷抵押合同中关于借期内利息的约定及实际给付本金与合同约定本金之间的比例，蒋燕应于2012年1月11日向包福刚归还借款本金1,500万元及借期内（2011年10月31日至2012年1月10日）利息100万元。但蒋燕在2012年1月11日仅分两笔共归还包福刚1,573万元，尚余27万元利息未予归还。虽然蒋燕与包福刚在1,800万民间借贷抵押合同中没有就借款人逾期归还利息的违约责任进行约定，但合同约定蒋燕“保证在本合同的约定期限内偿还贷款本息”、“借款人不能按照本合同的约定向贷款人履行还款义务的，应当向贷款人支付全部贷款本金的5%的违约金”，故蒋燕还应就其未能在2012年1月11日归还全部借款本息向包福刚支付违约金。因此，蒋燕在2012年2月23日给付包福刚的70万元，扣除欠付的借期内利息27万元，剩余金额43万元应为蒋燕支付的违约金。因该违约金金额未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高计算标准，蒋燕在自愿给付后又要求返还的，不应予以支持，现亦无证据证明包福刚在2012年5月23日给付蒋燕的33万元系用于返还该1,800万民间借贷抵押合同项下的超额给付钱款，故可认定蒋燕在2012年1月11日及2月23日共计给付包福刚的1,643万元均系用于归还上述合同项下的借款本息及违约金，不存在蒋燕主张的超额给付情况，蒋燕与包福刚关于上述合同项下的借款已经结算完毕。三、2,140万民间借贷抵押合同及960万民间借贷抵押合同的借款给付情况对包福刚共向蒋燕转账22,672,200元以支付上述两份民间借贷抵押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双方均予确认，并有证据佐证，依法认可。但对于该两份合同项下的剩余借款本金是否给付，双方存在争议。蒋燕主张，虽然其与颜某出具了以现金方式收到剩余借款本金共计8,327,800元的收条，但该收条系根据双方之间的借款惯例而提前出具，实际该现金给付并未发生。包福刚则主张，虽然其未将剩余借款本金8,327,800元以现金方式给付蒋燕，但因蒋燕尚欠包福刚八套商铺回购款14,852,600元，双方约定将其中的部分欠款8,327,800元转化为该两份民间借贷抵押合同项下的剩余借款本金，故其已全部履行了该两份民间借贷抵押合同项下的借款给付义务，其提供的《房产转让协议》、《房产转让证明》、蒋燕与颜某出具的收条、2012年4月10日及4月13日双方签订的《商铺认购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均可证明上述主张。对此，根据查明事实，因蒋燕与包福刚之间并不存在以28,000元/平方米单价回购八套商铺的事实已被认定，故包福刚主张收条中的现金给付部分已通过回购款转借款的方式加以支付，缺乏依据。蒋燕与颜某出具的收条中尽管确认全部借款本金均已支付，但双方均认可收条中所称的现金给付并未实际发生，故收条并不能证明包福刚之主张；尽管2,140万民间借贷抵押合同及960万民间借贷抵押合同约定的借款给付日期为2012年3月28日，但包福刚实际于2012年4月13日才向蒋燕转账22,672,200元,2012年4月10日的《商铺认购协议书》只是对包福刚按18,000元/平方米元单价向A公司购买XX路XX弄XX号等十三套商铺的约定，2012年4月13日的《补充协议书》也只是确认2,140万民间借贷抵押合同及960万民间借贷抵押合同的总计借款金额为3,100万元、蒋燕和颜某如按期还款则《商铺认购协议书》失效等约定，并没有对上述两份民间借贷抵押合同项下的借款金额已全部给付的确认内容；且结合《补充协议书》中关于蒋燕和颜某按期还款则《商铺认购协议书》失效的约定，应认为，蒋燕关于《商铺认购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系为担保该两份民间借贷抵押合同而签订、并非确认两份民间借贷抵押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已全额支付之主张，较为可信，且该主张亦与包福刚确认的《商铺认购协议书》并未实际履行之陈述相符，故依法认可蒋燕之主张。综上，应认为，对该两份民间借贷抵押合同，包福刚实际仅在2012年4月13日向蒋燕支付了借款本金合计22,672,200元。需要指出的是，在2012年4月10日的《商铺认购协议书》中约定的商铺单价仍为18,000元/平方米，与包福刚主张的蒋燕在2012年1月11日以28,000元/平方米单价回购八套商铺的主张相矛盾，亦可证明包福刚关于回购八套商铺之主张缺乏依据。四、2,140万民间借贷抵押合同及960万民间借贷抵押合同的借款归还情况对2012年4月28日蒋燕向包福刚汇款100万元，双方均确认系蒋燕支付上述两份民间借贷抵押合同项下的利息，故依法予以认可。因截止至2012年4月28日，上述两份民间借贷抵押合同项下的利息低于100万元，故蒋燕关于该100万元系预先支付的利息之主张，应予采信。对2012年5月22日蒋燕向G公司汇款3,700万元，系蒋燕归还上述两份民间借贷抵押合同项下的借款本息，双方均予确认，故应予认可。对2012年5月23日F公司代包福刚向A公司汇款400万元汇款，系对于2012年5月22日蒋燕以3,700万元归还上述两份民间借贷抵押合同项下的借款本息超额部分的返还，双方均予确认，故予以认可。因根据前述分析，已认定蒋燕在2012年1月11日及2月23日共计给付的1,643万元均系用于归还1,800万民间借贷抵押合同项下的借款本息及违约金，不存在超额给付情况,故2012年5月23日F公司代包福刚向蒋燕汇款33万元也应系本案争议的3,100万元民间借贷抵押合同项下的借款本息超额归还部分的返还。包福刚主张蒋燕的3,700万元还款中还包括了蒋燕代钱某1向包福刚归还的借款55万元，蒋燕对此并不认可，因包福刚对该主张并无证据佐证，故不予采信。虽然鉴定意见书认定2012年5月22日A公司出具的《证明》落款处的“蒋燕”签名是其本人所写，但鉴定意见亦指出，无法判断该《证明》上的正文打印体字迹是否形成于2012年5月22日以及正文内容与落款处印文是否形成于同一时间；结合被告包福刚自认曾收到原告蒋燕提供的加盖C公司印章的空白纸，以及包福刚与蒋某、何某共同起草的协议书第三页第九条曾载明包福刚“须将所有与蒋燕、颜某、蒋某、（何某）借款事宜所涉的所有（房证及借条、转账支票）等返还给乙方，（同时原加盖担保人＿＿＿公司印章的空白A4纸只能作为受托支付凭证，不得作为债务凭证）”等事实，应认为，从现有证据来看，尚难排除该《证明》系以预先加盖A公司印章及蒋燕签名的空白纸套打而成的可能性；即便该《证明》属实，《证明》内容所反映的原告蒋燕确认2,140万和960万民间借贷抵押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全部给付及蒋燕代案外人钱某1归还借款55万元之情况，也与本案查明事实不符；另，包福刚主张，蒋燕欠其的回购房款14,852,600元均转化为蒋燕对其的借款，其中的8,327,800元转化为本案3,100万元民间借贷抵押合同项下的借款，另有6,524,800元借款蒋燕尚未偿还；如包福刚的上述主张属实，通常情况下，对蒋燕在2012年5月22日超出本案3,100万元民间借贷抵押合同项下借款本息而多付的钱款433万元，包福刚应优先用于充抵蒋燕未还的6,524,800元借款；但上述《证明》却载明，包福刚在收到蒋燕支付的3,800万元还款后，扣除本案3,100万元民间借贷抵押合同项下的借款本息、逾期利息以及蒋燕代钱某1归还的临时借款55万元外，包福刚委托F公司将多余的433万元返还蒋燕。事实上包福刚也确于2012年5月23日向蒋燕返还了433万元。如上述《证明》内容属实，包福刚将433万元返还蒋燕而非用于充抵蒋燕尚欠的6,524,800元借款的行为，显然不合常理。综上，对包福刚以2012年5月22日A公司《证明》为据主张双方已结清2,140万和960万民间借贷抵押合同项下的全部借款本息及逾期利息，不予采信。综上，应确认：2012年3月28日，蒋燕与包福刚签订2,140万民间借贷抵押合同；同日，颜某（代蒋燕借款）与包福刚签订960万民间借贷抵押合同；2012年4月13日，包福刚向蒋燕给付上述两份民间借贷抵押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22,672,200元；2012年4月28日，蒋燕预先向包福刚给付利息100万元；2012年5月22日，蒋燕向包福刚给付3,700万元，用于归还上述两份民间借贷抵押合同项下的借款本息；2012年5月23日，包福刚返还蒋燕多付的钱款433万元。原审法院认为，蒋燕自认其在2012年4月28日给付被告包福刚的100万元系预先支付的利息，依法应予认可。因包福刚实际给付的借款本金低于两份合同约定的借款金额，故结合合同约定的利息金额，按包福刚实际给付的借款本金金额与合同约定借款本金金额之间的比例，应依法确定蒋燕应支付的借期内利息合计585,763元。虽然包福刚实际在2012年4月13日才向蒋燕给付借款本金22,672,200元，但因蒋燕在2012年4月13日的《补充协议书》中确认“实际借款期限及付息日仍按双方原签订的《民间借贷抵押合同》即2012年3月28日起执行”，故上述两份民间借贷抵押合同的还款期限、计息期间、违约责任仍应按原合同约定加以确定。因蒋燕归还全部借款本息日为2012年5月22日，故按照合同约定，其还应向包福刚给付自2012年4月29日起至2012年5月22日止的逾期还款违约金，因此，蒋燕在2012年5月22日给付的3,700万元中还应包含其应支付的逾期还款违约金。鉴于上述两份民间借贷抵押合同约定的逾期还款违约金标准过高，结合合同约定及原告蒋燕已先行给付等情况，故依法确定蒋燕应支付的逾期还款违约金金额为521,460元。综上，蒋燕应就上述两份民间借贷抵押合同向包福刚归还借款本金22,672,200元、借期内利息585,763元、逾期还款违约金521,460元，合计23,779,423元。扣除包福刚在2012年5月23日归还的433万元，包福刚应返还蒋燕的钱款金额为9,890,577元。蒋燕主张包福刚还应以应还款项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2年5月23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缺乏法律依据，故依法认可包福刚应自蒋燕向法院提起诉讼之日即2013年6月2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给付应还款项的利息。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包福刚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返还蒋燕9,890,577元；二、包福刚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给付蒋燕利息（以9,890,577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3年6月20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6,220元，由蒋燕负担6,795元，包福刚负担79,425元；鉴定费40,000元，由蒋燕负担；财产保全费10,000元，由蒋燕与包福刚各半负担。本院经审理查明，对原审法院认定的当事人与涉案人员、公司的关系予以确认。对原审法院关于2012年3月28日，颜某与包福刚签订的960万民间借贷抵押合同、蒋燕与包福刚签订的2,140万民间借贷抵押合同；2012年4月13日，包福刚向蒋燕汇付上述合同项下的款项及当日蒋燕和颜某分别向包福刚出具收条；2012年4月28日至2012年5月23日，蒋燕与包福刚本人及其公司之间、包福刚与案外人钱某1之间的款项往来，蒋燕和颜某与中信银行签订3,700万元的借款合同；A公司向G公司、F公司出具的《证明》及原审应蒋燕的要求进行司法鉴定，司法鉴定机构亦出具鉴定书等事实予以确认。原审查明的其余事实，本院不予作审核认定。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和双方的陈述意见，《证明》的效力问题为本案的争议焦点。首先，原审法院应蒋燕的申请对该《证明》进行司法鉴定，相关司法鉴定机构作出鉴定结论并明确落款处的“上海A有限公司”印文与相交打印体字迹的形成顺序为先字后印文，同时蒋燕作为法定代表人进行签字和盖私章，可见尾部印章、签名齐备，且符合正常的行文顺序。同时本院注意到，A公司的公章印文亦压盖在日期“2012年5月22日”的打印字体上。蒋燕在原审中称其曾经交包福刚多份盖章、签字的空白A4纸，为解释该日期其为何能提前预知，蒋燕在二审中亦陈述了理由，但是蒋燕向银行借款，银行何时会将贷款发放给蒋燕系由银行控制，非蒋燕能够控制并预知。事实上，2012年5月22日左右确实发生了与《证明》内容完全吻合的款项流转，蒋燕以“提前预知”为由一言以蔽之显无依据，实难采信。其次，蒋燕亦认可其交包福刚《证明》所用空白纸张是为了对银行借款3,700万元出账作证明，说明蒋燕明知其需要与包福刚进行结算。最后，《证明》中罗列了众多数字，该些数字均明确详细且实际发生，具体反映了结算数额的过程，符合结算凭证的要件。综上，原审法院否认《证明》的真实性，具体分析《证明》记载的每笔款项的真实性和流转的合理性，显无必要。原审法院据此所作判决的理由与依据不足，本院予以纠正。本院确认《证明》系蒋燕真实意思的表示，通过《证明》所记载的具体内容来看，蒋燕与包福刚就2,140万民间借贷抵押合同和960万民间借贷抵押合同等内容进行了结算并结算完毕。蒋燕要求包福刚返还钱款，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同时考虑到双方之间金钱往来频繁，故包福刚关于《证明》的目的仅为了结算3,700万元，双方其他钱款另行结算的意见可予采纳，且《证明》的记载亦印证了包福刚的解释。虽然蒋燕与包福刚对2,140万民间借贷抵押合同和960万民间借贷抵押合同的具体履行情况涉及到1,800万民间借贷抵押合同、商铺买卖和回购等内容，但双方对上述内容均有各自主张，与本案也非相同法律关系，故不宜在本案中处理和认定。综上所述，包福刚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5）浦民一（民）重字第1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蒋燕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6,220元、鉴定费人民币40,000元、财产保全费10,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6,220元，均由蒋燕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单 珏
代理审判员 潘静波
审 判 员 潘春霞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黄 白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