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渝一中法民终字第0421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丁建勇，男，1964年4月8日出生，汉族。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欣，男，1965年5月24日出生，汉族。
上诉人（原审被告）丁如炎，男，1968年12月5日出生，汉族。
上列三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陈纯刚、王雪梅，重庆渝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胡开伦，男，1968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春，男，1962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
上诉人丁建勇、刘欣、丁如炎与被上诉人胡开伦、杨春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16日作出（2013）江法民初字第01520号民事判决，丁建勇、刘欣、丁如炎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于2013年10月28日、2013年12月19日对本案进行了询问。上诉人丁建勇、刘欣、丁如炎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陈纯刚、王雪梅与被上诉人胡开伦到庭参加诉讼，杨春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07年9月1日，丁如炎、刘欣与重庆市江北区五宝镇万缘村4社签订《土地租用合同》，租用该社黄家湾大石塔部分土地用于发展食用菌种植业，但丁如炎、刘欣租用土地后并未用于发展种植业，而是利用该土地与丁建勇合伙经营采石场。2008年11月26日，刘欣（甲方）与杨春（乙方）对在万缘四社黄家湾开采、销售条石一事签订《合作协议书》。协议约定：1、甲方出场地、住宿、电费、煤、二锺、削子。2、乙方负责切割机、油料、工具，切割、打条石、上车，计2.9元一个。3、乙方生产规格是长75厘米以上，宽25厘米，厚25厘米的条石，任何一个条石的一端小于20厘米，甲方不收购。4、乙方在切割、打条石、上车等生产过程中的安全事故由乙方负责。5、甲方负责收购、销售乙方生产的条石，以及清场地渣子。6、场地上的条石没有卖出去，由乙方转运，甲方给乙方转运费0.3元一个。等等。
合作协议签订后，杨春召集了其他四名合川同乡在万缘石厂从事打石头、切割石头等工作，丁建勇等三人按照协议约定，每月底与杨春结算一次工作量，并向杨春支付打条石、转条石、上条石、杂工以及生活费等费用。杨春每月领钱均要在丁建勇处签字，从丁建勇等三人向一审法院提供的由杨春签字的2009年至2010年的部分领款凭单可以看出，大多数月份丁建勇向杨春支付的款项中包含了条石上车的费用，少部分月份没有包含，其中抬石头上车的费用为每个石头0.4元，每次均单列出来计价。
（2012）江法民初字第6469号案中丁建勇等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证实，胡开伦等人是杨春叫去专门从事抬石头上车的，口头约定每抬一个石头上车劳务费为0.4元，抬石头的人每月与杨春一起去丁建勇处领钱，丁建勇在支付给杨春的工作报酬中扣除抬石头上车的力钱后，再将力钱支付给抬石头的人；有时抬石头的人忙，没有与杨春一起去领钱，则由杨春将钱领回来后，仍以每个石头0.4元的价格分发给大家。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杨春提供的证人证言证实，证人在采石场为丁建勇等三人打石头、切割石头、抬石头，打石头、抬石头的价格为1.7元一个，如果没有抬，而是丁建勇找人抬石头，每个石头在扣除力钱0.4元后就是1.3元一个；杨春除了打石头，还负责切割石头，也要抬石头上车，每个石头为2.9元，其中多出的1.2元为丁建勇支付给杨春切割石头的费用；证人以及杨春并不认识胡开伦等专门抬石头的民工。打石头的人每月基本上都是与杨春一起去丁建勇处领钱，有时是杨春单独领回来后再分发。
胡开伦、李坤国、李中华、黄中全、黄荣、ＸＸ平等六人在采石场专门从事抬石头上车的工作。2009年11月9日下午3时左右，胡开伦、李坤国、李中华、黄中全在抬一块石头上车的过程中，由于系石头所用的铁丝滑脱，石头落下砸断了跳板，跳板断裂，胡开伦摔在地上，同时滑落的石头砸到胡开伦的腿上致胡开伦受伤。胡开伦受伤后，被丁建勇用车送至解放军第三二四医院治疗，出院诊断为：右胫骨中上段开放性、多段性、粉碎性骨折，右胫前肌断裂，右小腿中断外侧皮肤挫裂伤，左小腿上段皮肤挫裂伤。胡开伦先后三次在三二四医院住院治疗、复查，每次均由丁建勇派车接送并支付医疗费、住院生活补助费、护理费和营养费。丁建勇等三人每月另支付500元费用给胡开伦直至2012年。
2012年8月20日，胡开伦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丁建勇等三人对其受伤承担赔偿责任，后又向一审法院申请撤回起诉，一审法院于2012年11月7日依法作出（2012）江法民初字第646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胡开伦撤回起诉。一审法院在对该案的审理过程中，根据胡开伦的申请，委托重庆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对胡开伦的伤残等级、后续医疗费、误工期限进行了鉴定，该所于2012年10月9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胡开伦右下肢功能障碍伤残等级为九级，双下肢遗留疤痕伤残等级为十级；胡开伦双下肢遗留疤痕可用抗疤痕增生药物治疗，参照重庆三甲医院收费标准，需人民币5000元左右；胡开伦误工损失日为120日。胡开伦支付鉴定费用2212.8元。由于胡开伦的双下肢抗疤痕治疗后该处的伤残等级可能减轻或者消失，经一审法院释明后，胡开伦放弃双下肢遗留疤痕十级伤残的赔偿请求，只要求主张续医费。
另查明，胡开伦系农村户口，其母亲张子芳生于1929年6月14日，其父亲已去世，父母亲共生育了包括胡开伦在内的五个子女，其中二儿子胡某乙为听力一级残疾人。胡开伦的女儿胡某甲生于2000年8月11日。
胡开伦一审诉称，丁建勇等三人租用重庆市江北区五宝镇万缘村四社的部分土地合伙开采石头，雇佣原告等人为其提供抬石头上车的劳务。刘欣与杨春签订合作协议，将切割加工石料的工作任务发包给了杨春。2009年11月9日，原告在抬石头上车的过程中由于跳板断裂，石头滑落致原告右胫骨粉碎性骨折。原告是在为丁建勇等三人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受伤，且在抬石头上车的过程中自身没有任何过错，应由丁建勇等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另外，原告是杨春叫去抬石头的，杨春在承包采石场加工石料工作时未按照《重庆市长江防护林体系管理条例》第33条的规定向有关部门办理批准手续。而丁建勇等三人明知杨春不具有采石场安全生产资质仍然发包，故应由四被告对原告的损害后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请求法院判令四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后续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鉴定费，共计154885元。
丁建勇、刘欣、丁如炎一审辩称，原告在采石场抬石头上车的过程中受伤属实。刘欣与杨春签订的合作协议实质为加工承揽合同，双方在合作协议中已约定杨春在切割、打条石、上车等生产过程中的安全事故由杨春自己负责，原告是受杨春的雇佣从事抬石头上车的工作，所以应由杨春对原告的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
杨春一审辩称，原告与丁建勇他们都是五宝的人，而我是合川的人，我并不认识原告。我都是在丁建勇处打工，原告是受丁建勇等三人的雇佣从事抬石头的工作，原告是如何受伤的我并不清楚，是事后才听说的。采石场是由丁建勇等三人承包经营，我与刘欣签订的合作协议实质为加工承揽合同，合作协议约定安全事故由我负责，指的是我对我本人受伤负责，而非对第三人的受伤负责。故原告所受损害应由丁建勇等三人承担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丁建勇等三人租用重庆市江北区五宝镇万缘村四社的部分土地合伙经营采石场，并与杨春签订了合作协议书，约定杨春按照丁建勇等三人要求的尺寸切割石料，并对符合要求的石头按每个2.9元的价格予以收购。对于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一审法院认为，杨春利用自身的切割设备及切割专业技术，按照丁建勇等三人的要求独立完成加工石料的工作任务，并交付工作成果。丁建勇等三人向杨春支付的每个石头2.9元的收购价格并非是买卖石头的对价，实质是向杨春支付的完成工作成果的报酬，故双方之间并非买卖合同关系，而是加工承揽合同关系。
对于胡开伦雇主的认定，一审法院评判如下：首先，由于杨春家住合川，并不认识家住江北区五宝镇的胡开伦，反而是丁建勇等人认识胡开伦。胡开伦自述是受丁建勇等人的雇佣，杨春也否认雇佣了胡开伦，所以仅凭丁建勇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尚不足以证实胡开伦是受杨春的雇佣。其次，虽然杨春与丁如炎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中约定杨春除打石头、切割石头外，还要负责抬石头上车，但双方在实际履行过程中，除了杨春等打石头的人有时要抬石头上车外，胡开伦等人也在抬石头上车，丁建勇将抬石头上车的费用每次都单独计价，单独结算，并非按合同约定的2.9元一个计价结算，这从杨春签字的领款单上可得到证实。胡开伦等人虽然有时也在杨春处领取抬石头的劳务费，但杨春只是将丁建勇等人发放的劳务费以相同的价格转发给胡开伦等人，其并未在转发劳务费的过程中赚取差价获得利益，杨春仅是代为领取并发放了本应由丁建勇等人直接向胡开伦支付的劳务报酬，说明双方在实际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已变更了《合作协议书》的约定，事实上只要有人抬石头上车，丁建勇等人就向其以每个石头0.4元的价格支付劳务费用。再次，从谁是胡开伦提供劳务的最终受益者角度分析，杨春在采石场打、切、抬石头仅是以自身的技术和劳力获取了相应的工作报酬，胡开伦也仅是出卖劳动力获得了相应的劳务报酬，丁建勇等三人在经营采石场的过程中利用杨春、胡开伦等人的技术和劳务开采并加工石料，再对外销售石头获取利润，所以丁建勇等人才是胡开伦提供劳务的最终受益者，也是劳务费用的实际支付者。综上，胡开伦受伤发生在《侵权责任法》施行之前，应适用当时的法律确定责任。胡开伦在抬石头上车的过程中受伤，一审法院认为丁建勇、丁如炎、刘欣为胡开伦的雇主，三人共同雇佣胡开伦并支付劳务报酬。根据法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故丁建勇、丁如炎、刘欣应对胡开伦的受伤承担赔偿责任。
胡开伦要求按照2011年度重庆市的相关统计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一审法院予以准许。胡开伦右下肢功能障碍伤残等级为九级，赔偿系数为20%，胡开伦系农村居民，残疾赔偿金为6480.41元／年×20年×20%＝25921.64元。经鉴定，胡开伦的误工时间为120天，误工费为80元／天×120天＝9600元。扶养义务人胡某乙只是听力残疾，其残疾并不影响其劳动能力，故对于胡开伦要求扣减胡某乙扶养义务份额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纳。胡开伦母亲张子芳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4502.06元／年×5年×20%÷5＝900.41元，胡开伦女儿胡某甲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4502.06元／年×6年×20%÷2＝2701.24元，合计3601.65元。鉴定费用为2212.8元，胡开伦只主张2200元是其对自己权利的处分，一审法院予以准许。后续医疗费5000元有鉴定结论佐证，且各被告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综上，纳入本案赔偿范围的费用为：后续医疗费5000元、误工费9600元、残疾赔偿金29523.29元（含被扶养人生活费3601.65元）、鉴定费2200元，合计46323.29元，由丁建勇、刘欣、丁如炎共同赔偿。遂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判决：一、丁建勇、刘欣、丁如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胡开伦各项损失46323.29元；二、驳回胡开伦的其他诉讼请求。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916元，由丁建勇、刘欣、丁如炎负担。该费用已由胡开伦向一审法院缴纳，丁建勇、刘欣、丁如炎在履行上述义务时一并支付给胡开伦。
丁建勇、刘欣、丁如炎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主要事实和理由：1.本案证据显示胡开伦的雇主是杨春，而不是丁建勇等；2.领款的人是杨春，所以不能认定与杨春之间的合作协议通过实际行为被改变；3.误工费不应按80元／天计算，应按50元／天计算，诉讼费应只负担910元。
胡开伦答辩称，我没有承认杨春是雇主，我不认识杨春，他是合川人，我是五宝人，是丁建勇喊我去的，我的误工费超过120天，一审本来都给少了，但是我同意一审判决。
经审查，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和证据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核心问题在于胡开伦是由谁雇佣的，在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杨春等打石头的人有时要抬石头上车，胡开伦等人也在抬石头上车，丁建勇将抬石头上车的费用每次都单独计价，单独结算，并非按合同约定的2.9元一个计价结算，这从杨春签字的领款单上可得到证实。胡开伦等人虽然有时也在杨春处领取抬石头的劳务费，但杨春只是将丁建勇等人发放的劳务费以相同的数额转付给胡开伦等人，其并未在转发劳务费的过程中赚取差价获得利益，杨春仅是代为领取并发放了本应由丁建勇等人直接向胡开伦支付的劳务报酬，胡开伦提供劳务的最终受益者系丁建勇等三人，所以丁建勇、刘欣、丁如炎是胡开伦实际的雇主。至于胡开伦是由谁去叫去采石场抬石头的这个问题，首先，胡开伦住在五宝镇，与丁建勇、刘欣、丁如炎是同一个地方的人，而与住在合川的杨春完全不认识，而丁建勇、刘欣、丁如炎提供的证人证言和胡开伦的陈述并不足以证明杨春就是胡开伦的雇主。其次胡开伦是杨春叫去的，还是其他人叫去的，并不影响本案对实际雇主的认定，本案认定实际雇主的关键在于，谁对胡开伦提供的劳务获益，这一点前面已经充分论述，胡开伦提供劳务的获益者是丁建勇、刘欣、丁如炎。故一审法院对该问题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丁建勇、刘欣、丁如炎上诉的其他问题，一审法院主张误工费80元／天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案件受理费的金额是以起诉标的为基数计算，丁建勇、刘欣、丁如炎要求按判决金额作为基数计算，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丁建勇、刘欣、丁如炎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00元，由丁建勇、刘欣、丁如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罗登文
代理审判员 王 兵
代理审判员 刘 静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曾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