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7民再1号
抗诉机关：广东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爱国，男，汉族，1964年3月17日出生，住北京市海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涂四益，广东穗宏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陈庭亮，男，1967年1月4日出生，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李达保，男，汉族，1950年7月5日出生，住北京市崇文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天俊，广东广能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新会司前仁爱医院，住所地：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司前镇司前永建路。
企业负责人：李达保。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庭亮，该医院院长。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秦川，男，汉族，1963年4月1日出生，原住北京市海淀区，现住北京市朝阳区。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李春增，男，汉族，1965年1月12日出生，住河北省邢台市桥东区。
被申诉人(一审第三人)：汪卓，男，1959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智勇，广东法大春秋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刘爱国、陈庭亮、李达保、新会司前仁爱医院因与被申诉人秦川、李春增、汪卓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4）江中法民二终字第286号民事判决，向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申诉。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作出粤检民（行）监（2016）44000000147号民事抗诉书，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粤民抗158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江门市人民检察院陈小荣检察员出庭。申诉人刘爱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涂四益、李达保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天俊、新会司前仁爱医院负责人李达保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庭亮、陈庭亮、被申诉人秦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钟耀能、汪卓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智勇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当事人一审的意见
刘爱国向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起诉称：2004年7月，刘爱国与秦川、汪卓合伙以650万元价格收购了新会司前仁爱医院(以下简称仁爱医院或医院)100%的份额，其中汪卓占合伙份额的50%，刘、秦各占25%。2008年初，刘爱国、秦川、汪卓与李达保签订合同，决定三人将全部合伙份额以9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李达保。但刘爱国、秦川与李达保在2008年4月17日私下签订协议，确定李达保仅为表面上的医院出资人，在汪卓退出后，医院实际控制人和投资人为刘爱国和秦川，李达保只能执行刘爱国和秦川的指示。2011年8月，秦川联合李达保等人，拒不承认刘爱国对医院的合伙份额，剥夺刘爱国对医院的管理权。为此，刘爱国特提起诉讼，请求判决：1、确认刘爱国与秦川就新会司前仁爱医院的合伙关系，确认刘爱国占有合伙份额的50%和享有对医院的合伙人管理权。2、确认秦川独自对新会司前仁爱医院的决策行为无效，和李达保、陈庭亮、李春增不具备仁爱医院的出资人、合伙人资格。
仁爱医院、陈庭亮、李春增共同答辩称：刘爱国与仁爱医院已经没有任何关系，刘爱国已将其份额转让给李达保，李达保现在是仁爱医院的独资投资人，而陈庭亮因为经营需要现在被聘用为该医院的院长。李春增是提供机械维修服务的固定服务商，维护医院的设备维修。李春增和陈庭亮截至现在为止，都还不是仁爱医院的合伙人或者股东。另外，刘爱国的诉讼请求不明确，而且初审与重审诉讼请求存在矛盾，重审的两个诉讼请求也存在矛盾，请求驳回刘爱国的全部诉讼请求。
秦川辩称：我与刘爱国原是大学同学。毕业后，刘爱国一直由我聘请辅助我工作，而且刘爱国尚欠我200多万元，对于该笔欠款，我会另案起诉。我与刘爱国之前曾有转让25%股权的协议，但后来刘爱国一直没有支付相应的转让金，所以刘爱国并未拥有该25%股权。刘爱国起诉的50%股权更是没有事实依据。在把仁爱医院卖给李达保之前我是仁爱医院股东，出卖仁爱医院之后我就不是该医院的股东了。此外，其他的意见与仁爱医院、陈庭亮、李春增的答辩意见一致。
李达保辩称：对于刘爱国的第一个诉讼请求即要求法院判决“确认刘爱国与秦川就仁爱医院的合伙关系，确认刘爱国占有合伙份额的50%和享有对医院的合伙人管理权。”，在2007年12月11日的时候，我与刘爱国、秦川、汪卓签订转让合同之后，我于2008年4月15日及2008年6月30日支付了全部的转让款项，同时在2008年4月21日，由刘爱国代理汪卓与我办理了相应的转让手续，从此之后，仁爱医院的所有权利应当属于我。因此对刘爱国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我认为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对刘爱国第二项诉讼请求即要求判决“确认秦川独自对仁爱医院的决策行为无效，和李达保、陈庭亮、李春增不具备仁爱医院的出资人、合伙人资格。”，我认为实际上该事情还没有发生，且该事情也不是秦川的所谓决策，我认为刘爱国的该项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请法院驳回刘爱国的全部诉求。
汪卓辩称：刘爱国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驳回。由于刘爱国、秦川和李达保三人曾于2007年12月期间恶意串通，以李达保作为受让人而与汪卓签订仁爱医院的转让书，同时还指定秦川作为担保人，转让合同上显示是李达保受让仁爱医院，事实上是刘爱国和秦川作为实际的受让人，这表明刘爱国、秦川、李达保是以欺诈的手段侵犯汪卓在仁爱医院的财产权利。鉴于此，我认为刘爱国、秦川、李达保与我签订的转让合同涉嫌诈骗，该合同应当无效。合同无效，双方应当相互返还财产，并赔偿我的损失。至于给我造成的损失，我保留追讨的权利。所以我仍在仁爱医院享有50%的权利。鉴于在本案中，刘爱国、秦川、李达保的行为已经违反了刑法的规定，涉嫌合同诈骗罪，他们三人企图侵占我的财产，建议法庭将本案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中止本案的诉讼。另外，我虽然签订了仁爱医院的转让合同，但是我还没有完全收齐股权转让款，我还有95万元的股权转让款没有收到，如果按照合同约定，我应当收到的股权转让款是450万元。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
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仁爱医院已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其所有制形式为私人，经营性质属营利性医疗机构，注册资金100万元，原主要负责人是李雄伟。2004年7月6日，以汪卓为甲方、李雄伟为乙方、张月华为丙方（保证人）、刘爱国为丁方（保证人）签订一份《仁爱医院转让合同书》，合同约定李雄伟将独资设立的仁爱医院转让给汪卓经营，转让标的包括仁爱医院一切财产（动产和不动产），转让价格总额为650万元。合同还约定了付款办法、违约责任等条款。该合同还约定“签订合同后，30天内汪卓交付200万元给李雄伟，同时李雄伟将仁爱医院全盘移交给汪卓管理；李雄伟办理完证照及有关财产等转让手续后，汪卓先后分期将余款付清给李雄伟”。2004年7月26日，汪卓、刘爱国、秦川签订一份《合伙合同》，约定合伙经营项目和范围：全盘收购仁爱医院，包括医院营业执照、房屋产权、土地使用权及医院现有的一切财产；出资方式及出资额度：收购仁爱医院总金额为650万元，汪卓出资总额50%，刘爱国出资总额25%，秦川出资总额25%，分三期支付。并约定合伙期间各合伙人的出资为共有财产，按各人出资比例分配盈余和承担债务。2005年6月20日，经申请批准，仁爱医院换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将仁爱医院的主要负责人由李雄伟变更为汪卓，其它内容不变。2007年6月23日，仁爱医院聘任陈庭亮为仁爱医院的院长，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2007年12月11日，以李达保为甲方，以汪卓、刘爱国、秦川共同为乙方，秦川为丙方（保证人）签订一份《仁爱医院转让合同书》，合同约定汪卓、刘爱国、秦川将独资设立的仁爱医院（包括一切动产和不动产）转让给李达保经营，转让价格总价为900万元。合同还约定了付款办法（支付的款项全部汇入担保人秦川的帐号）：“签订合同后，甲方在2007年12月25日前交付乙方250万元；双方商定2007年12月31日，乙方将仁爱医院全盘移交给甲方管理；乙方办理完证照及有关财产等转让手续后，甲方依办理转让手续进度分期将余款付清给乙方”。该《仁爱医院转让合同书》还约定了违约责任等条款。2008年1月1日，仁爱医院继续聘任陈庭亮为该医院的主要负责人（院长），全面负责医院的管理。2008年4月15日，刘爱国、秦川、汪卓出具《收款凭证》确认收到李达保交来的450万元；同年6月30日，秦川出具《收条》确认收到李达保交来的450万元（注：李达保提交的上述《收款凭证》、《收条》均为复印件，秦川确认上述事实。而对于第一笔款项450万元，刘爱国、汪卓没有异议，汪卓认为其实际仅收到由刘爱国、秦川交来的225万元及130万元，其应收份额还有95万元没收到。秦川认为第二笔的450万元全由秦川收取，因刘爱国自2004年收购仁爱医院时从未出资，而是由秦川代刘爱国支付，故对这450万元其不需支付给刘爱国）。2008年4月17日，以秦川、刘爱国为甲方，李达保为乙方签订一份《股权代持协议》（协议编号：QC2008），载明：本协议甲方以隐名投资方式，委托乙方作为股权代持人收购了仁爱医院。合同约定对于收购价款的确认：甲方分别于2008年7月31日前，以乙方名义向“医院”原股东“汪卓”支付收购价款总额人民币900万元，从而取得医院100%的股权；以乙方作为收购价款支付人的《股权收购款收讫凭证》作为本协议的附件二；在本协议存续期间，“医院”所进行的与“医院”股东相关的行政审批、登记手续均以乙方名义进行；甲方承诺，作为“医院”的实际收购人，其已履行了为获取本协议项下股权的相应支付行为。当天，秦川、刘爱国与李达保又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李达保将持有的100%股权转让给刘爱国、秦川，价格为900万元，但刘爱国、秦川至今未有支付转让价给李达保。同日，李达保在一份《股权确认书》上签名，该确认书的内容：“李达保先生就其与秦川先生刘爱国先生之间所签订《股权代持协议》已向‘医院’登记股东李达保先生进行了充分的披露，在此，李达保先生同意维持该协议以及‘医院章程’的效力；并且同意‘秦川，刘爱国’作为实际控制人行使股权。”。当日，李达保还签署了一份《实际控制人身份确认书》，该确认书的内容：“李达保先生就其与秦川先生刘爱国之间所签订的《股权代持协议》已向‘医院’股东会、董事会进行了充分的披露，在此，‘医院’股东会、董事会同意维持该协议以及‘医院章程’的效力；并且同意‘秦川，刘爱国’作为实际控制人行使股权”。上述两份确认书均盖上仁爱医院的印章。2008年4月24日，仁爱医院（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汪卓）委托刘爱国与李达保在江门市××区公证处办理公证签订一份《协议书》，协议约定将仁爱医院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变更为李达保；而机构名称、地址、类型等内容不变；签订本协议后，双方需到有关的登记机关申请办理上述证照的变更登记手续。2008年5月6日，经申请批准，仁爱医院又换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将仁爱医院的法定代表人和主要负责人汪卓，变更为法定代表人李达保，主要负责人陈庭亮。其它内容不变。2010年2月21日，仁爱医院召开股东会议，作出《2010年仁爱医院股东会议记录及决议》，决议明确非正常开支1万元以上由刘爱国签字认可，5万元以上由全体股东签字确认。参会人员：秦川、刘爱国、李春增、陈庭亮均在会议记录上签名，并盖上仁爱医院的印章。此外，李达保与秦川、刘爱国曾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李达保将持有仁爱医院的100%股权转让给秦川、刘爱国或秦川、刘爱国指定的第三人持有，股权转让价格为900万元，在股权过户后三个工作日内支付，具体的付款时间、履行方式等均无约定。该《股权转让协议》署名签订日期为“200”（原文）。李达保与秦川、刘爱国三方还制作了一份《关于“股东转让其股权的议案”的股东会决议》，但没有注明开会日期，该议案主要内容有：本次股东会出席股东：“医院”股东李达保，拥有本企业股权100%；股东会股东决议：通过《关于股东李达保转让其股权的议案》，即“医院”其他股东会同意，股东李达保向外转让其企业股权；并且其他股东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本次股东会决议原件由“医院”董事会归档备案；同时，“医院”董事会应当根据上述“股东会决议”内容组织具体实施工作。该股东会决议，只有李达保、秦川、刘爱国的签字及盖上仁爱医院的印章，而没有任何签署日期。
一审法院的判决理由及结果
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是合伙协议纠纷。首先，当事人就仁爱医院在本案中是否具有主体资格提出不同的意见，一审认为，本案中相当一部分证据均涉及仁爱医院的单位行为，而讼争的标的又是仁爱医院，刘爱国亦对仁爱医院提起诉讼，故认定仁爱医院有诉讼主体资格较为合适。仁爱医院原是李雄伟投资开办的私人营利性医疗机构，汪卓以其个人名义于2004年7月6日与李雄伟签订《仁爱医院转让合同书》，李伟雄将仁爱医院转让给汪卓，虽然当时是汪卓独自与李伟雄签订该《仁爱医院转让合同书》，但汪卓、刘爱国、秦川三人在签订上述《仁爱医院转让合同书》的当月26日签订《合伙合同》，并约定由汪卓出资50%、刘爱国出资25%、秦川出资25%，仁爱医院的法定代表人及主要负责人由汪卓担任。该《合伙合同》能证实汪卓、刘爱国、秦川三人实际上是共同受让仁爱医院并合伙经营。在三人合伙经营仁爱医院期间，2007年12月11日，汪卓、刘爱国、秦川三人又与李达保签订《仁爱医院转让合同书》，约定以900万元的价格将仁爱医院转让给李达保，显然，在与李达保签订该《仁爱医院转让合同书》时，刘爱国仍是仁爱医院的合伙人。该2007年12月11日签订的《仁爱医院转让合同书》约定“本合同以李达保第一次转让费225万元到达汪卓、刘爱国、秦川的账户日生效，汪卓、刘爱国、秦川在2007年12月25日前未收到李达保前述款项时，本合同自动作废。”，说明该转让合同是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诉讼中李达保提供两份其支付转让款共900万元的凭证均为复印件，用于证明其已按约定支付了全部转让款，秦川虽然在庭审中予确认，汪卓承认收到部分款项，但李达保该《收款凭证》显示第一笔转让款是在2008年4月15日才支付，刘爱国则认为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的规定，李达保并没有在约定的2007年12月25日前向汪卓、刘爱国、秦川支付225万元首期款，依约该转让合同未生效，自动作废；2008年4月17日，以秦川和刘爱国为甲方，以李达保为乙方签订了一份《股权代持协议》，当日，李达保与仁爱医院又制作了《股权确认书》、《实际控制人身份确认书》，证明仁爱医院的实际控制人、股东均为刘爱国和秦川，该《股权代持协议》首页的内容为“为简易交易，本协议甲方以隐名投资方式，委托乙方作为股权代持人收购了仁爱医院。”（原文），该协议第2条内容为“甲方将分别于2008年7月31日前，以本协议乙方名义向医院原股东汪卓支付收购价款总额人民币900万元，从而取得医院100%的股权。”（原文），从该《股权代持协议》以及《股权确认书》、《实际控制人身份确认书》的内容来看，在2007年12月11日签订的《仁爱医院转让合同书》，仁爱医院实际的受让人并非李达保，而是刘爱国与秦川，2007年12月11日转让仁爱医院给李达保的行为显然不是当事人刘爱国、秦川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对当时占仁爱医院最大份额的合伙人汪卓刻意隐瞒，刘爱国、秦川恶意串通，侵犯了汪卓的权益，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规定，一审认定刘爱国、秦川与李达保于2007年12月11日签订的《仁爱医院转让合同书》无效。因无效合同自始无效，故一审对2007年12月11日转让仁爱医院给李达保的行为不予确认，刘爱国主张确定其与秦川就仁爱医院的合伙关系，一审予以支持。刘爱国起诉要求确认其占有仁爱医院合伙份额的50%和享有对医院的合伙人管理权以及确认秦川独自对仁爱医院的决策行为无效、李达保、陈庭亮、李春增不具备仁爱医院的出资人、合伙人资格。首先，对于刘爱国认为其占有仁爱医院50%份额的问题，按照其与秦川、汪卓的《合伙合同》，刘爱国在仁爱医院所占的合伙份额并非50%，因此对其要求确认其占有仁爱医院合伙份额的50%的诉求，一审不予支持。第二，刘爱国要求确认其享有对医院的合伙人管理权以及确认秦川独自对仁爱医院的决策行为无效，这是仁爱医院内部管理、各合伙人之间的分工等问题，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调整范围，故对刘爱国该主张，一审不予调整。第三，刘爱国主张确认李达保、陈庭亮、李春增不具备仁爱医院的出资人、合伙人资格。因李达保、陈庭亮、李春增是否具有仁爱医院的合伙人或出资人资格，涉及与秦川、汪卓等人对仁爱医院所享有的份额关系，若在本案中一并审理显然不妥当，因此，一审对刘爱国该诉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五十九条“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二条“合伙人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第三十三条“个人合伙可以起字号，依法经核准登记，在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第三十四条“个人合伙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合伙人有执行和监督的权利。合伙人可以推举负责人。合伙负责人和其他人员的经营活动，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民事责任”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于2014年4月10日作出(2013)江新法民一重字第7号民事判决：一、确认刘爱国与秦川就仁爱医院的合伙关系。二、驳回刘爱国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0元，由秦川、李达保负担。
当事人二审的意见
刘爱国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合伙企业的内部管理和各合伙人的分工，属于法院管辖范围，一审判决拒绝对此作出调整的判决是违法的。民法通则和合伙企业法对合伙组织的内部管理都有明确的规定，就是合伙人对执行合伙事务享有同等权利，转让和处分合伙组织的财产和权力必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本案中秦川独自对医院作出的决策没有经过刘爱国的同意，法院应该依法判决这种决策行为无效，并确认刘爱国享有合伙管理权。(二)法院拒绝否认李达保、陈庭亮、李春增的出资人、合伙人资格，违背了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本案是合伙份额确认之诉，如果不确认李达保等三人是否有合伙人和出资人资格，就不能确定刘爱国的合伙份额。一审关于不应在案件审理中对该问题作出认定的判决是不能成立的。即使一审判决关于李达保等三人的合伙人资格问题与其他诉求不适合一并审理，既然法院已经合并审理，那也是分开判决而不是驳回诉求，因此，一审判决明显违背了民事诉讼法。(三)刘爱国和秦川获得仁爱医院全部合伙份额的行为，没有损害为合同当事人汪卓的利益，依法不能判决无效。虽然刘爱国和秦川隐瞒了医院份额的实际受让人并非李达保的事实，但这种隐瞒行为，没有损害汪卓的利益，而且汪卓是合同当事人而非第三人，因此不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三项的规定。综上所述，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改判：一、确认刘爱国和秦川就仁爱医院的合伙关系，确认刘爱国拥有合伙份额50%和享有对医院的合伙人管理权；二、确认秦川无权对仁爱医院独自进行决策及李达保、陈庭亮、李春增不具有仁爱医院的出资人、合伙人资格。
秦川、李春增共同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不当。(一)一审判决认定汪卓、刘爱国、秦川三人共同从李雄伟处受让仁爱医院显属错误。事实上是汪卓从李雄伟处受让仁爱医院，再由汪卓、刘爱国、秦川三人签订合伙合同，准备三人共同经营仁爱医院，三人约定份额为汪卓占50%，刘爱国占25%、秦川占25%。但在这一过程中，刘爱国并没有实际出资，投入的资金均由秦川垫付。2007年12月11日汪卓、刘爱国、秦川与李达保签订《仁爱医院转让合同书》，商定三人将仁爱医院以900万元价格转让给李达保，并指定由秦川账户收取李达保支付的款项。之后，汪卓收取秦川转交的部分款项后到卫生行政部门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将医院相关权属登记至李达保名下，并由李达保开始经营医院。(二)一审认定李达保延迟支付首期款225万元，刘爱国、秦川恶意串通，侵犯汪卓权益，并依此认定汪卓、刘爱国、秦川与李达保的股权转让合同无效，上述认定明显错误。首先，汪卓、刘爱国自始至终从未主张首期款延迟支付而导致股权转让合同无效。相反，汪卓一再强调其还没收到余款95万元，要求李达保履行股权转让合同支付余款，只是由于指定收款人是秦川，秦川收取李达保款项后如何分配是汪卓、刘爱国、秦川三人内部问题，并不能否认善意第三人李达保的权益。其次，李达保并没有与刘爱国、秦川串通，损害汪卓的权益。汪卓、刘爱国、秦川商定将仁爱医院转让给李达保时，其转让价格并没有低于市场价格，反而还略高于市场价格，比起汪卓从李雄伟处受让仁爱医院时支付的价格还要高出250万元，汪卓从中是获利的，其权益并没有受到损害。因此，一审法院以此认定股权转让合同无效，并确认刘爱国与秦川的合伙关系明显错误。退一万步讲，法院即使认定股权转让合同无效，亦应对无效合同结果做出处理，确定导致无效合同责任归属。现一审判决只认定合同无效，导致李达保支付了900万元，却没有获得医院股份，汪卓在收取了大部分股权转让款后，仍占有医院股权。法院如此判决对李达保显然极不公平。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刘爱国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刘爱国承担。
在二审庭审中秦川变更其上诉请求：对一审判决结果没有异议，但认为股权转让合同以及代持股协议签订后支付给汪卓及刘爱国的款项是秦川本人的钱。在股权交易过程中，秦川没有收取李达保的款项，秦川与李达保之间存在其他的债权债务关系，但与本次股权交易无关，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在二审庭审中李春增变更其上诉请求：对一审判决结果没有异议；但对一审判决中事实认定部分有异议，一审法院没有查明李春增对仁爱医院享有10%的股份。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李达保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李达保与刘爱国、秦川、汪卓于2007年12月11日签订《仁爱医院转让合同书》无效，是毫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1、《仁爱医院转让合同书》真实、有效。在上述合同签订前，经刘爱国、秦川、汪卓对多个意向购买人的比较后才最终选择李达保作为买受人。在刘爱国、秦川、汪卓自愿基础上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与李达保签订合同，该合同的真实性和效力不容置疑。2、该转让对价公平，完全符合各方当事人的权益。刘爱国、秦川、汪卓作为仁爱医院的前合伙人，理应比李达保更清楚仁爱医院当时的经营状况、资产情况以及各合伙人之间的关系。该合同转让费作价900万元（刘爱国、秦川、汪卓取得该医院的转让价为650万元），该价格是公平的，刘爱国、秦川、汪卓一直不存在价格上的异议。而根据2008年11月、2009年4月期间的相关评估，其土地价格为477900元及房屋价格380万元，总价为427.79万元，再加上医院设备等的估算，也远未达到900万元。因此，李达保与刘爱国、秦川、汪卓就仁爱医院的转让，转让价格是公平合理的。3、转让合同已经实质履行完毕。转让合同签订后，李达保按照《仁爱医院转让合同书》所述的将转让款全部汇入秦川的账户的约定，已按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方式履行了付款义务。一审庭审中，刘爱国、秦川、汪卓于2008年4月15日《收款凭证》及秦川于2008年6月30日出具的《收条》足以证实了李达保已履行了全部的付款义务，而刘爱国、秦川、汪卓也对其各自收到款项的事实在不同程度上均予以确认；另一方面，刘爱国、秦川、汪卓也履行了移交经营权和相关证照变更、财产转让变更登记的义务，并对相关财产转让的行为办理了公证事项。因此，该合同已经实质履行完毕，仁爱医院的全部合伙份额为李达保所有。4、一审法院以转让合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认定该合同无效，明显适用法律不当。该法律条款适用的损害对象为国家、集体、第三人，而在本案中，李达保与刘爱国、秦川、汪卓均为合同当事人，并非第三人。其次，以当时价格900万元的公平对价自愿转让行为并不存在损害任何当事人利益的事实。此外，李达保根本没有与刘爱国、秦川、汪卓任何一方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因此，一审法院认定转让合同无效适用法律不当。(二)一审法院在没有当事人提起诉讼请求认定《仁爱医院转让合同书》无效或者应予撤销的情况下，对该合同未经实质性审理的情况下作出合同无效的认定，显属不当，严重损害了李达保的合法权益。(三)一审法院仅凭本案中出现的2008年4月17日《股权代持协议》、《股权确认书》、《实际控制人身份确认书》，便认定2007年12月11日签订的《仁爱医院转让合同书》的实际受让人并非李达保，属错误认定。在时间上，2007年12月11日签订的《仁爱医院转让合同书》已经实际履行3个多月后，才发生李达保与刘爱国、秦川签订《股权代持协议》、《股权确认书》、《实际控制人身份确认书》的民事行为。显然，该转让合同书与《股权代持协议》、《股权确认书》、《实际控制人身份确认书》之间并不抵触、并不矛盾，是仁爱医院合伙份额的先后两个转让行为。(四)代持协议未曾生效，仁爱医院的全部合伙份额仍为李达保所有。李达保与秦川、刘爱国、汪卓签订转让合同书后，如期支付了转让款，并于2007年12月31日全面接管仁爱医院，取得仁爱医院的经营管理权。在接管仁爱医院经营后的几个月的时间里，李达保逐步发现医院存在一些难以应对的问题，该医院当时的经营问题超出了李达保先前所知晓的范围，李达保再三考虑后，曾有意再行向他人转让该医院的合伙份额。刘爱国、秦川得知后，表示有意按原价接受李达保对该医院的全部合伙份额的转让。经协商后，李达保与刘爱国、秦川签订了《股权代持协议》、《股权确认书》、《实际控制人身份确认书》。但鉴于刘爱国、秦川一直没有履行向李达保支付转让款的义务，因此，仁爱医院的全部份额仍为李达保所有，不存在代持行为的条件，代持行为从未发生过。而一审法院由于没有将本案中仁爱医院的合伙份额的转让行为的效力作正确的认定，以及未对代持协议等在实践和生效条件上予以明晰，以致在判决中确认刘爱国与秦川就仁爱医院的合伙关系，这是错误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撤销一审判决，确认李达保与刘爱国、秦川、汪卓于2007年12月11日签订的《仁爱医院转让合同书》有效；确认刘爱国与秦川就仁爱医院不存在合伙关系，李达保占仁爱医院的合伙份额为100%，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刘爱国、秦川、汪卓负担。
仁爱医院答辩称：其与本案的诉讼无关。
陈庭亮答辩称：对于判决结果没有异议，但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部分没有查明其持有仁爱医院5%股份份额有异议，对于内部是否有付股权转让款，其不清楚。
汪卓答辩称：1、李春增、陈庭亮、汪卓之间对于股份份额的诉求应另案处理。2、一审期间认定的主要事实是合同诈欺行为，主要表现在：由秦川、刘爱国以李达保的名义购买汪卓的股份，不是真的购买。如果是真的购买，就不会存在代持协议。秦川二审庭审中也证实李达保没有出过钱。3、秦川和李达保一起对于刘爱国的诈欺行为，所以刘爱国因此提起了本案的诉讼。4、秦川对于陈庭亮、李春增的许诺，如果不经过股东董事会的同意，也是诈欺行为。所以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判决，同时维持原审判决中的关于诈欺行为的事实认定部分。
二审查明事实及判决理由、结果
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二审认为：本案属合伙协议纠纷。围绕上诉人刘爱国、秦川、李春增、李达保的上诉请求，结合诉辩各方的意见，分析如下：(一)关于刘爱国、秦川与李达保于2007年12月11日签订的《仁爱医院转让合同书》的效力问题。各方当事人对于汪卓、刘爱国、秦川三人于2004年7月26日签订一份《合伙合同》均无异议，二审予以确认，该《合伙合同》约定汪卓、刘爱国、秦川三人经受让仁爱医院并合伙经营该医院。在三人合伙经营仁爱医院期间，汪卓、刘爱国、秦川三人又与李达保于2007年12月11日签订《仁爱医院转让合同书》，约定以900万元的价格将仁爱医院转让给李达保。综合现有证据情况，二审认定该《仁爱医院转让合同书》无效。理由如下：1、《仁爱医院转让合同书》并不是秦川与刘爱国转让仁爱医院股份给李达保的真实意思表示。从《仁爱医院转让合同书》约定内容可知，各方当事人签订该合同实质是将秦川、刘爱国和汪卓各自所拥有的仁爱医院的股份份额全部转让给李达保，刘爱国、秦川和汪卓退出对该医院的经营管理。而刘爱国在一、二审诉讼中均称其与秦川及李达保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实际购买人是其与秦川，李达保只是名义买受人。秦川在一审中否认刘爱国的上述陈述，并主张其收到李达保的股权转让款，但是在二审的陈述与刘爱国的陈述基本一致，承认是假买。虽然秦川对其在一、二审诉讼中自相矛盾的陈述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但是结合《股权代持协议》载明的内容及在《仁爱医院转让合同书》签订后，秦川和刘爱国实际上并未实质退出经营，从各方当事人作为证据提交的仁爱医院股东会决议的内容可反映，刘爱国或秦川仍以股东身份参与对仁爱医院的经营管理，在秦川与李达保的录音资料中李达保也作出过仁爱医院是秦川所有的陈述，综合上述证据足以印证刘爱国陈述内容，秦川在一审诉讼中的陈述可信度不高。因此，可以推定刘爱国和秦川签订《仁爱医院转让合同书》并不是真实出让仁爱医院的股权意思表示。2、刘爱国与秦川存在共同的意思联络，存在恶意串通，对当时仁爱医院最大的股东汪卓刻意隐瞒，损害了汪卓的利益。《仁爱医院转让合同书》约定李达保支付第一笔转让款225万元至刘爱国、秦川和汪卓账户之日起生效，而根据李达保向法庭提交两份收款凭证复印件，显示第一笔转让款是于2008年4月15日才支付。在李达保支付完第一笔转让款不到两天，秦川和刘爱国和李达保即签订了《股权代持协议》，明确载明秦川和刘爱国以隐名投资方式，委托李达保作为股权代持人收购仁爱医院，秦川和刘爱国将分别于2008年7月31日前，以李达保向汪卓支付股权转让款900万元，从而取得医院100%的股权。同日李达保与仁爱医院制作了《股权确认书》、《实际控制人身份确认书》，载明仁爱医院的实际控制人、股东均为刘爱国和秦川。秦川在一审诉讼中和李达保意见一致，均认为该《股权代持协议》并未实际履行，但秦川在二审中又予以否认，虽然其在一、二审诉讼中相互矛盾的陈述明显违背诚信原则，但是对于各方当事人提供的仁爱医院股东会决议反映秦川以大股东身份参与医院决议及在医院领取分红等事项，明显与其在一审中陈述的其已退出仁爱医院经营及并不拥有仁爱医院股份的意见相矛盾，且其对于《股权代持协议书》作出其和刘爱国是实际持股人的约定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综合刘爱国的陈述和书面证据情况，二审推定《股权代持协议》存在并已实际履行。李达保主张代持行为并未实际发生，其在2007年12月11日签订《仁爱医院转让合同书》后，即于2007年12月31日全面接管仁爱医院，其与秦川和刘爱国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可证明其欲将持有仁爱医院的100%股权转让给秦川、刘爱国或其指定的第三人持有，因秦川和刘爱国没有支付转让款900万元，因此其仍持有仁爱医院100%股权。二审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2008年1月1日仁爱医院继续聘请陈庭亮作为该院的主要负责人，李达保并不是当时医院的主要负责人。而仁爱医院的法定代表人是在2008年5月6日才变更为李达保，因此李达保称其在签订《仁爱医院转让合同书》后即全面接管仁爱医院，依据不足，二审不予采信。李达保与秦川及刘爱国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没有签署日期，也没有约定具体付款时间和履行方式，对于该协议书内容秦川与刘爱国在二审诉讼中均予以否认。实际上，在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书》时关于《仁爱医院转让合同书》约定的转让款仅是支付了一部分，按李达保所述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书》及《实际控制人身份确认书》当天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但明显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与《股权确认书》、《实际控制人身份确认书》的内容相矛盾，且当时其尚未成为仁爱医院的法定代表人，在转让款尚未支付完毕情况下李达保即与秦川、刘爱国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李达保持有的100%仁爱医院股权以9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秦川、刘爱国，明显不符合常理。且从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股东会决议内容来看，秦川始终作为仁爱医院的股东参加会议，并未实际退出仁爱医院经营管理。李达保的上述上诉意见也与其在录音资料中作出的仁爱医院是秦川的陈述是相矛盾的。综上，李达保的上述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审不予支持。结合《股权确认书》、《实际控制人身份确认书》内容可知，秦川和刘爱国签订《仁爱医院转让合同书》目的是为了获得汪卓在仁爱医院的股份，使汪卓退出仁爱医院的经营而实际控制仁爱医院股份及经营管理。在签订合同及履行转让合同过程中，李达保实质是非常清楚刘爱国和秦川签订《仁爱医院转让合同书》的目的，并协助刘爱国和秦川实现上述目的而实施了所谓的受让行为。因此，李达保并不是善意的第三人，在这过程中汪卓并不知道秦川和刘爱国是实际购买人，秦川与刘爱国恶意串通的行为明显侵犯了汪卓的权益。虽然汪卓在股权转让协议中作为合同当事人签订合同，但相对于刘爱国和秦川及李达保来说属于相对的第三方。因此，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五十二条规定认定《仁爱医院转让合同书》无效，符合法律规定。因无效合同自始无效，李达保基于该股权转让合同受让仁爱医院的行为无效，刘爱国主张确认其就仁爱医院的合伙关系，二审予以支持。李达保主张在当事人均未提出要求确认《仁爱医院转让合同书》无效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该《仁爱医院转让合同书》无效没有法律依据。二审认为，在诉讼中一审法院追加汪卓作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汪卓在诉讼中已经明确对该《仁爱医院转让合同书》的效力提出异议，因此，李达保的上述主张依据不足，二审不予支持。(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合同被认定无效后可能产生财产返还及过错责任追究问题。因在本案中，李达保在诉讼中提供两份收款凭证复印件以证实其支付转让款共900万元，秦川虽在一审庭审中确认，但在二审中又予以否认，并主张其与李达保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李达保实际没有支付款项给其，支付给汪卓的款项实际是其支付的而不是李达保支付的。第三人汪卓也承认收到部分款项但主张该款项是秦川和刘爱国支付的。在一、二审诉讼中刘爱国和秦川均提供了支付部分款项给汪卓的转账凭证，对于汪卓具体收到多少转让款及转让款是否实际由李达保支付，各方当事人在一、二审诉讼中的陈述不一致，且互有矛盾；李达保虽对其支付转让款提供了相应的收据，但并未提供其支付给秦川涉案转让款的相关支付凭证，且其在录音中也承认其与秦川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而秦川对李达保上述付款情况的陈述前后矛盾。因此，刘爱国和秦川支付给汪卓的款项是否实际是由李达保支付及李达保有无实际支付转让款给秦川存疑，秦川给李达保出具的收款收据中的款项是否有实际支付，且究竟是源于双方的债权债务往来还是涉案转让款的支付，无法查实，现有证据无法查清该部分转让款是否实际支付或是由谁支付的。因此，一审法院在判决转让合同无效后并没有对涉案财产返还一并作出处理并无不妥，二审予以维持，各方当事人可另循合法途径解决。(三)关于刘爱国、李达保、李春增、陈庭亮等人提出的要求确认其对仁爱医院合伙分别享有相应合伙份额的问题。刘爱国主张其占有仁爱医院合伙份额为50%，根据秦川与汪卓和刘爱国的《合伙协议》，刘爱国享有的合伙份额并不是50%，而涉案《仁爱医院转让合同书》认定无效，因此，刘爱国要求确认其享有50%股权份额无法律依据，二审不予支持。关于李达保、陈庭亮、李春增是否具有合伙人资格，与秦川、汪卓、刘爱国等人对仁爱医院所享有的份额直接相关，不宜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当事人可另循合法途径解决。关于刘爱国要求确认其享有对仁爱医院合伙人的管理权以及确认秦川独自对仁爱医院的决策行为无效，该主张属于仁爱医院的内部管理及合伙人对合伙事务的管理问题，因合伙事务属合伙企业的内部管理，合伙人可通过约定进行分工，是否参与经营管理并非法定义务或权利。刘爱国该项诉求不具体，不具可诉性，二审不予支持。综上，刘爱国、李达保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应予驳回。秦川、李春增的上诉请求部分有理，对其有理部分予以支持，无理部分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于2015年5月5日作出（2014）江中法民二终字第28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受理费800元，由上诉人刘爱国、秦川、李春增、李达保各负担200元。
检察机关抗诉意见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二审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规定，认定刘爱国、秦川与李达保于2007年12月11日签订的《仁爱医院转让合同书》无效，属于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理由是：
本案中，汪卓、刘爱国、秦川与李达保于2007年12月11日签订了《仁爱医院转让合同书》。2008年4月15日，刘爱国、秦川、汪卓出具《收款凭证》确认收到李达保交来的450万元，同年6月30日秦川出具《收条》确认收到李达保交来的450万元。2008年5月6日经申请批准，仁爱医院又换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将仁爱医院法定代表人和主要负责人汪卓，变更为法定代表人李达保，主要负责人陈庭亮，其它内容不变。所以，汪卓对2007年12月11日的《仁爱医院转让合同书》的转让事宜和履行一直并无异议，直至2012年刘爱国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时，汪卓仍出具一份《情况证明》，认为其实际仅收到由刘爱国、秦川交来的225万元及130万元，其应收份额还有95万元没收到。由此可见，转让股份是汪卓的真实意思表示。同时，汪卓作为转让一方在2007年12月11日的《仁爱医院转让合同书》上和合同履行的相关文件上均已签名确认，理应是2007年12月11日《仁爱医院转让合同书》的合同相对人，终审判决认为“相对于刘爱国和秦川及李达保来说属于相对的第三方”，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关于“第三人”的规定，显然是对该条款作了扩大性解释，与立法原意和法律正确适用相悖。且汪卓、刘爱国、秦川20**年7月6日收购仁爱医院的对价是650万元，在2007年12月11日转让仁爱医院的对价是900万元，本案并无证据证明2007年12月11日的转让行为损害了汪卓的利益。所以，终审判决在本案双方均未提出转让合同的效力主张和转让合同并不损害到国家、集体及其他第三人利益，且原合同已实际履行多年的情况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规定，认定刘爱国、秦川与李达保于2007年12月11日签订的《仁爱医院转让合同书》无效，显属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
当事人申诉及答辩的意见
刘爱国、陈庭亮、李达保、仁爱医院申诉请求及理由：
(一)一、二审判决在审判程序、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均有严重错误，请求再审依法改判。理由：1、在第三人汪卓没有提出诉求的情况下判决《仁爱医院转让合同书》因侵害汪卓的利益而无效，并拒绝回应刘爱国的诉讼请求，严重违背诉讼法的基本规定。2、汪卓事实上知道秦川和刘爱国为仁爱医院的实际受让人，李达保只是刘爱国和秦川的代持股人，一、二审认定刘爱国、秦川和李达保对汪卓构成欺诈，是事实认定错误。自汪卓退出仁爱医院到其参加诉讼，六年期间医院均由秦川和刘爱国管理，而汪卓的住所地就在医院附近，且汪卓的亲属仍在医院工作，汪卓不可能对医院的情况一无所知；汪卓在没有收到分文转让款的情况下即弃医院而去，说明其根本不在乎真正的医院所有权人，其本人也从未向李达保催讨医院转让款，所有转让款均是秦川和刘爱国交涉及支付。3、即使李达保、秦川和刘爱国隐瞒了相关事实、导致汪卓错误判断签订《仁爱医院转让合同书》，也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问题，因为汪卓自己签订了合同书，其是合同的当事人而不是合同之外的第三人。4、秦川和刘爱国按照以李达保名义购买医院份额没有侵犯汪卓的任何权益，属于投资人基础权利，法院不应质疑这种行为的合法性。5、合伙具有严格的身份性，一经解散就不可强制性恢复，法院判决认定汪卓至今享有仁爱医院的合伙份额，错误理解了合伙的性质。
(二)一、二审判决造成的严重后果。首先，从法理上推演，汪卓不是《仁爱医院转让合同书》的第三人，一、二审判决适用《合同法》第52条明显错误，汪卓也只是以欺诈为由提起撤销合同之诉。其次，一、二审判决没有在判决主文中判处《仁爱医院转让合同书》无效，而只是在判决说理中认定无效，新会区人民法院难以作出与上级法院判决书的说理部分相悖的判决。第三，自汪卓退出后，医院增添了诸多设施，人员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医院无法甄别汪卓到底应该享有什么样的权利。第四、虽然李达保只是名以上的医院所有权人，但所有房地产均登记在李达保名下，法院不能否定房产登记的法律效力。第五、医院通过抵押向银行的贷款，以及医院的其他债务，均是以李达保的名义进行，如果认为李达保不是医院所有权人，对这些债务如何处理，法院也深感无能为力。
陈庭亮申诉补充意见：本人多年来一直担任仁爱医院的院长，负责医院的日常工作，多年来通过绩效奖金提留等方式对医院进行投入，本人的上诉权益合法，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不论李达保、秦川、刘爱国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或者《股权代持协议》是否履行和生效，本人都具有医院合伙人的资格。
李达保申诉补充意见：李达保现为仁爱医院唯一的投资者。1、《仁爱医院转让合同书》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已履行了该合同书约定的事项，李达保自2007年12月31日成为仁爱医院的唯一投资者。2、李达保与秦川、刘爱国于2008年4月1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没有实际履行，因为秦川、刘爱国没有支付过任何转让价款给李达保。3、《股权转让协议》没有实际履行，秦川、刘爱国至今未成为仁爱医院的合伙人或股东，故不存在李达保为秦川、刘爱国代持股份的问题。4、秦川、刘爱国自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和《股权代持协议》后对医院的日常经营和管理不等同于他们当然成为仁爱医院的合伙人或股东。5、李达保与秦川、刘爱国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一直催促履行协议的约定支付900万元的转让价款，但他们一直以相应款项未到位为由迟延履行。6、李达保已于2013年12月20日收回了秦川、刘爱国对仁爱医院的日常经营和管理权，并自己重新对该医院进行日常的经营和管理至今。
秦川答辩称：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判决正确，抗诉理据不足。汪卓、秦川、刘爱国原来是对仁爱医院进行合伙，该事实各方没有异议，在经营过程中由于合伙人经营理念的问题产生争议，汪卓提出要么全部退出经营，而秦川与刘爱国又想继续经营，所以为了符合汪卓的要求，找到李达保要求做一个虚假的股权转让协议，将医院整体的股权作价900万元，从形式上转让给李达保，好让汪卓退出，而实际是由秦川、刘爱国接收汪卓所占有的股份，所以签订了2007年12月11日《仁爱医院转让合同书》，后来汪卓收到了大部分的股权转让款，该款项是秦川所支付的，有一部分是从刘爱国帐户转给汪卓，但该款项也是秦川提供给刘爱国，再由刘爱国转给汪卓，为了让汪卓相信仁爱医院已经转让给李达保，所以秦川也签收了一些收据，整个转让过程中，李达保从没有支付过任何的股权转让款，当时秦川、李达保、刘爱国对此均无异议。为了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所以秦川、刘爱国与李达保同时签订了《股权代持协议》，并且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将李达保的股权转让给秦川、刘爱国。所以秦川、汪卓所签订的协议目的是为了让汪卓体面地离开合伙体，留下秦川与刘爱国继续经营仁爱医院，大家的真实意思并不是将股权转让给李达保，李达保也没有实际','2018-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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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3年）》\',Items:[{法条名称:\'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一百七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ly][ly]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ly]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ly]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ly]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ly]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ly]\'}]}]};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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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胡敏生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PubDate\\\\\":\\\\\"2015-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