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穗中法民五终字第596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曾凡标，住广州市白云区。
委托代理人：李佳、温燕萍，均系广东政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冯锡健，住广州市白云区。
委托代理人：陈活森，广东法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曾凡标因与被上诉人冯锡健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5）穗花法民三初字第10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涉案土地（土名茨菇岭，面积5亩，3300㎡）位于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莘田村茨菇岭咀。2000年8月1日，莘田某委会（甲方）与原凡标（乙方）签订《土地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位于莘田某内土名“茨菇岭”的山地（涉案土地）租给乙方办厂使用，租赁面积约为5亩（3300平方米），租赁期限共30年，自2000年8月1日起至2030年7月底止。租金：2000年8月1日至2005年7月31日为每年3000元……2010年8月1日至2015年7月31日为每年4000元；2015年8月1日至2020年7月31日为每年4500元……乙方在承租土地30年内共应向甲方上缴租金为127500元。每年的租金乙方要在当年8月10前全部交清给甲方。合同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
一审另查明，2000年8月，曾凡标与冯锡健、案外人曾某和协商共同设立了广州市钟某胶粘制品有限公司（即钟某公司，地址位于广州市白云区竹料镇）。根据各方陈述，各方原计划于涉案土地《土地租赁合同》签订后，在该地址投资设立一家新企业，即“正和联营厂”，后由于冯锡健一方与曾凡标、曾某和一方产生矛盾，两方决定结束合作，涉案土地上设立的正和联营厂亦因此未办理工商登记注册。
2000年10月20日，曾凡标、冯锡健、案外人曾某和签署《广州市钟某胶粘制品有限公司股东会分解协议》，约定如下：经钟某公司全体股东共同商议，根据公司章程，决定分解，并订立以下协议：一、钟某公司原由钟某公司本部及正和联营厂两部分组成，其中钟某公司本部占投资总额55%，正和联营厂占总投资额45%。二、正和联营厂的投资额由冯锡健拥有，钟某公司本部的投资额由曾凡标、曾某和拥有。以上划分投资份额正好与各股东原有在钟某公司的出资比例相符。三、钟某公司本部及正和联营厂的财务结算截止于2000年10月20日，两部分均核算盈亏，并按钟某公司原股东的出资比例分享利润及承担亏损。四、按财务结算截止日起，各自的风险及盈利由各自的股东承担及分享。五、钟某公司全部文件、契约、债权、债务均按规定办理责任人移交手续。六、钟某公司的股东协议、众力公司联营合同于本协议签定之日起同时终止并撕毁。协议签订后，涉案地块由冯锡健使用至今。
上述协议签订当天，冯锡健在曾凡标、曾某和的见证下，出具一份《声明》，内容为：本人冯锡健于2000年10月20日正式退出钟某公司，本人在钟某公司的出资已收回，原在钟某公司所承担的法人责任及债权、债务均移交给接任人曾凡标；自签字之日起与本人无关，本人有责任协助钟某公司办理所有契约、文件及法人的移交手续，移交后钟某公司的所有责任与本人无关。
2001年1月17日，曾凡标与冯锡健在广州市白云区竹料镇东凤村第三、第五经济合作社的见证下，签订《证明》一份，内容为：兹有冯锡健租用东凤某、五社的厂房用地，经冯锡健与钟某公司协议，现转交钟某公司使用，地租从2001年起由钟某公司支付，如中途有租地、房产的任何手续变更，均要经东凤村、冯锡健、钟某公司三方同意才可办理。
2001年9月11日，冯锡健在涉案场地上注册成立了广州市花都区正和胶粘制品厂（个体工商户）。后冯锡健又于2002年4月、2002年8月，以广州市花都区正和胶粘制品厂名义向莘田村委会承租了涉案土地相邻的另外两宗土地，并兴建了厂房。2005年7月，冯锡健与莘田某委会将涉案土地与2002年4月及2002年8月承租的两宗土地，再加新租的一块土地，合并为一个租赁标的签订了一份统一的《土地承发包合同》。
2015年8月12日，曾凡标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解除曾凡标、冯锡健之间的租赁关系；2、冯锡健向曾凡标退还位于莘田某茨菇岭的山地的使用权，土地总面积为5亩；3、冯锡健向曾凡标支付前述土地的使用费，按每月37500元的标准，自起诉之日计算至土地实际退还给曾凡标管理之日止；4、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冯锡健承担。
一审庭审中，曾凡标陈述其与莘田某委会就讼争地块签订《土地租赁合同》后，其向莘田某委会支付租金至2001年8月，支付租金范围截至2002年7月份，之后的租金由冯锡健直接支付给莘田某委会。对此，曾凡标提供2001年8月8日莘田某委会出具的《收据》拟证明其主张，收据载明兹收到曾凡标2001年8月至2002年7月款项3000元。该《收据》上显示的收款内容“房租”被划去并用不同颜色的笔在“房租”后面写上“茨菇岭地租”字样，且“地租”二字覆盖在莘田某委会公章之上，对此曾凡标并无法进行合理解释。冯锡健陈述《土地租赁合同》签订后，2000年8月至2001年7月份，是以正和联营厂的名义向莘田某委会缴纳租金、押金并且入账企业内部会计账；2001年8月份以后，一直以冯锡健个人名义支付租金。
诉讼中，冯锡健提交一份2015年6月26日莘田某委会出具的《关于土地租赁的情况说明》，内容为：“2000年8月，曾凡标、曾某和、冯锡健等人到我村洽商租地，并以曾凡标名义与本村签订了租地合同，承租了本村茨菇嘴的土地约5亩，租期30年。然后他们在上述土地上兴建了厂房，挂牌为正和新材料厂，租赁押金及租金均以该厂名义支付……自2000年10月直至2015年6月，上述土地均由冯锡健个人使用，土地租金也均是由冯锡健个人向本村支付，曾凡标、曾某和两人对此从未向本村提出异议或进行接触。”
曾凡标明确其以租赁合同纠纷为案由提起本案诉讼。
原审法院认为：首先，曾凡标认为其与冯锡健之间就涉案土地形成转租关系，冯锡健则认为案涉《土地租赁合同》项下承租人的权利义务已转让给冯锡健方。对此原审法院认为，在转租关系中，转租人于转租后，仍享有租赁权，同时在转租人与次承租人之间又产生一新的租赁关系，基于此租赁关系，转租人在租赁物上为次承租人再度设定新租赁权；而租赁的权利义务转让则是原承租人转让租赁权予第三人，原承租人退出租赁关系，其原有位置由第三人代其位成为租赁合同的当事人。根据曾凡标的陈述，自2002年7月份以后的土地租金均是由冯锡健直接向莘田某委会缴纳，曾凡标此后亦没有就土地租赁事项与莘田某委会发生过任何接触，亦未向莘田某委会支付土地租金。而莘田某委会出具的《关于土地租赁的情况说明》亦载明《土地租赁合同》签订后，涉案土地的租金均由冯锡健支付，曾凡标对此从未提出异议。因此就实际履行方式而言，曾凡标、冯锡健之间并不符合转租法律关系的特征。其次，曾凡标陈述2002年7月份之前的土地租金均由其向莘田某委会缴纳，但曾凡标仅提供2001年8月8日莘田某委会出具的一张《收据》拟证明由其缴纳2001年8月至2002年7月租金的事实，对其他时间段的租金缴纳情况，曾凡标无法提供证据证明。且该《收据》存在明显改动情形，无法证明所缴纳款项系涉案地块租金。而出租方莘田某委会就《土地租赁合同》签订的过程已在《关于土地租赁的情况说明》中进行了阐述，且过程与冯锡健的陈述相吻合。结合土地租金缴纳情况分析，冯锡健关于曾凡标当时仅代表正和联营厂股东签订《土地租赁合同》陈述的可信度明显比曾凡标陈述的可信度高。第三，曾凡标、曾某和、冯锡健于2000年10月20日签订的《广州市钟某胶粘制品有限公司股东会分解协议》约定正和联营厂投资额由冯锡健拥有，钟某公司本部的投资额由曾凡标和曾某和拥有。而钟某公司总部所使用的土地系冯锡健名义向他人承租，正和联营厂所使用的土地系以原告名义向莘田某委会承租，公司分解后，钟某公司所使用的土地租金即由钟某公司支付，正和联营厂所使用的土地租金即由冯锡健支付。从上述股东分解协议的约定及之后双方的实际履行方式均无法显示冯锡健基于曾凡标的转租而使用涉案土地。自2000年股东分解协议签订至今，冯锡健使用涉案土地并直接向莘田某委会缴纳租金，时间长达15年之久，曾凡标从未提出过异议。另外，曾凡标认为其于股东分解协议签订后亦向冯锡健出具形式相同的《声明》《证明》表明对涉案土地的处分应当经过曾凡标、冯锡健双方及村委会的三方同意方可办理，但曾凡标对此未提供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综上，曾凡标认为其将涉案土地转租给冯锡健，其与冯锡健之间就涉案土地形成不定期租赁关系，且冯锡健违反约定直接与出租方建立租赁合同关系为由，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冯锡健退还土地、支付使用费依据不足，原审法院均不予支持。为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曾凡标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425元，由曾凡标负担。
上诉人曾凡标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我方与冯锡健之间是转租关系。1、我方一审提交的“茨菇岭地租收据”以及“莘田村委会的财务账册”，该两份证据对收据的编号记载一致，且载明缴款人是曾凡标，已足以认定我方缴纳了2000年—2002年期间的茨菇岭地租，结合我方与莘田某委会签订的《租赁合同》，可以证明我方是以自己的名义承租了涉案土地，并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2、“莘田某委会的财务账册”中亦记载了2002年后，由冯锡健自行向缴纳莘田某委会缴纳涉案地块租金的情况，这也与我方在起诉状中陈述的事实吻合，即我方只是转租涉案地块给冯锡健，而没有退出自己与莘田某委会的租赁关系，我方与莘田某委会签订的《租赁合同》依然有效。如我方已退出了涉案地块的租赁关系，冯锡健与莘田村委会另行签订《土地承发包合同》时就无必要将我方与莘田村委会签订的《租赁合同》列为合同附件，直接另行签订合同即可。而被上诉人之所以这样做，必然是因为我方曾经在2001年向冯锡健出具了《证明》，将涉案土地转租给冯锡健使用，租金由被告直接支付给莘田某，并声明如涉案土地中途有租赁的任何手续变更，均要经莘田某、我方、冯锡健三方同意才可办理。二、冯锡健提交的《关于土地租赁的情况说明》(下称《说明》)不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l、该《说明》本质上是证人证言，而不是书证。该证据形成的时间不是在我方与莘田某委会《租赁合同》签订时，而是莘田某委会为了配合冯锡健而炮制的，不具备书证的客观性、时间性。本案涉及的合同时间跨度长达十五年，莘田某委会工作人员早己换了多届，现任村委会根本没有参与15年前签的合同的过程，该村委会的工作人员也不可能了解我方与冯锡健之间合作的真实情况。《说明》作为证人证言，村委会没有出庭作证，依法应当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为支持我方一审诉请；2、本案上诉费由冯锡健承担。
被上诉人冯锡健答辩称：不同意曾凡标的上诉意见。我方认为原审认定双方并非是转租关系是正确的。曾凡标认为我方提供的情况说明是不具备合法性、关联性，但是其二审提交了村委的证明，那么其既然信任村委，那么也应当认可我方原审提交的情况说明。原审查明双方之间符合租赁合同权利义务承继关系，并不存在转租关系是正确的，对方主张双方之间是转租关系主要依据的是2000年的股东分解协议，但是该份协议针对的是另外土地的处分，并非是本案涉及的土地，曾凡标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关于钟某公司这块土地必须双方办理是因为该土地办理了宅基地证，而且也挂在我方名下，对方为了保障其权利，所以才出具了该份证明。而涉案土地并没有宅基地证，也没有挂靠在曾凡标名下，不存在私下处置的危险，所以涉案土地并未有类似股东分解协议的协议存在。
本院二审经过庭询调查，确认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误。
二审期间，曾凡标提交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莘田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一份，拟证明我方已经缴纳2000-2001年的租金，其后转租给对方，由对方缴纳租金至今。冯锡健对此发表质证意见称：该证明超过了举证期限，不应当采纳，而且该份证明也说明对方对村委是信赖的，但是曾凡标在上诉状中对我方提交的村委的证明是否定的，这是自相矛盾的。另外，即使这份证明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其后村委也出具了证明，那么两份证明存在矛盾时，应当于后面出具的证明为准，双方应当对村委出具的证明应当采信，不应当是对自己有利的就采信，不利的就不采信。而且从证明的内容来看，租赁合同已经转给我方，租赁合同权利义务的承担人是正和联营厂。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冯锡健与曾凡标就涉案土地是否存在转租关系，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已对该争议焦点展开了充分阐述,合法合理，本院予以确认。曾凡标上诉主张根据其与莘田某委会所签协议，其为涉案土地的承租人，冯锡健所使用的涉案土地系向其转租而来，但曾凡标自认在与莘田某委会签订合同后只缴纳到2002年7月份，其后均由冯锡健直接向莘田某委会交租，曾凡标此后再未向莘田某委会交过租金，也没有参与过涉案土地相关事宜，而莘田某委会已于2005年7月直接与冯锡健签订了包括涉案土地在内的《土地承发包合同》，其后曾凡标并未对此提出过异议。曾凡标称其与冯锡健有过转租约定，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冯锡健对此也不予认可，故曾凡标该上诉主张并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曾凡标该主张不予采纳。原审法院驳回曾凡标全部诉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至于曾凡标在二审期间提出的证据即莘田某委会为其出具的《证明》，该《证明》内容与莘田某委会之前向冯锡健出具的《关于土地租赁的情况说明》所证明的内容不一致，莘田某委会未能合理解释为何其证言前后不一，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上诉人曾凡标的上诉理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850元，由上诉人曾凡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梁淑敏
审 判 员 陈珊彬
代理审判员 李 焕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宋德光
邝伟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