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辽01民终352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韩绍信，男，1953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大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禹，北京大成(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袭，男，1981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铁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琪，辽宁成功金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许大勇，男，1978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沈阳市于洪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天文，辽宁常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市锋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皇姑区。
法定代表人：徐大勇，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天文，辽宁常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韩绍信、张袭与被上诉人许大勇、沈阳市锋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锋彩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不服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2017）辽0114民初127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韩绍信、张袭上诉请求：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和实体上均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对许大勇的签字行为系履行锋彩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行为的认定，属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一、根据合同相对性，签约主体系许大勇，非锋彩公司。一审法院认定：“虽然《煤炭购销合同》中记载的乙方为许大勇，但结合煤炭量需求量加大、送货地点为公司经营地、锋彩公司采购员的证言、案外人安珍珍向原告付款时摘要记载为锋彩公司货款、许大勇是锋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等情况，确认许大勇签署合同的行为属职务的行为，合同的相对人应为锋彩公司。”一审法院仅凭以上证据即认定二上诉人知道许大勇系锋彩公司法定代表人，二上诉人的合同相对人就是锋彩公司，其证据明显不足。二被上诉人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二上诉人愿意与锋彩公司签订并履行合同。买卖合同中从未提及锋彩公司和许大勇属职务行为，许大勇也从未向二上诉人出示过营业执照和授权委托书等证明其代理人身份的材料。直至起诉之日，许大勇亦从未向二上诉人披露锋彩公司系缔约主体，二上诉人始终认为合同关系在二上诉人与许大勇之间建立的，合同主体也仅为二上诉人与许大勇。上诉人也只是履约将煤送至许大勇指定地点,一审判决以实际送货地点为锋彩公司为由认定锋彩公司担责，且以许大勇付款时摘要记载为锋彩公司为由认定其为合同相对人，许大勇付款时填写摘要纯属单方面个人随意行为，二上诉人根本无法控制,一审判决理由逻辑混乱。二、一审诉讼中，许大勇申请追加锋彩公司为被告，锋彩公司到庭后亦认可承担还款责任，系典型债务加入行为，应由许大勇和锋彩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锋彩公司自愿承担责任，也并不能免除许大勇的偿债义务。主张合同中“职务行为”而向企业法人主张权利，这本来是原告的权利，在原告不主张职务行为的情况下，二被上诉人自已主张的职务行为不应被法院认定。锋彩公司、证人及案外人均与许大勇有利害关系，相关证据都不足以采信。二上诉人已保全查封许大勇房产，锋彩公司没有任何执行能力，而许大勇作为锋彩公司法定代表人，把锋彩公司叫来承担债务后，锋彩公司便自愿承担债务，这个过程必然是在恶意串通损害债权人利益。三、关于一审法院所谓的“职务行为”，纯属对我国法律的误读和违法扩大解释。一审法院作为定案依据的《煤炭购销合同》中根本就没有提及锋彩公司半个字。一审法院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虽不能作为判决依据的法律条文（实体法不溯及既往），但其内容也与《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8条基本一致，即需要以法人的名义。归根到底，许大勇以锋彩公司的名义与二上诉人签订合同，纯属一审法院的主观臆断，没有证据支持，不符合事实。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依法判决。
许大勇、锋彩公司二审辩称：上诉人的上诉状中明确认可在与锋彩公司发生业务往来前是与绿原达纸厂进行的煤炭销售行为，在锋彩公司继续在原址经营后，继续与二上诉人发生业务往来，对这一点上诉人是认可确定的。韩绍信本人在一审开庭时，明确表示在煤炭出现质量问题，会到达锋彩公司查看煤炭情况，且也会根据煤炭的使用量决定是否再次送煤。因此，对于该煤炭是由锋彩公司使用，上诉人是明确知道的。双方的煤炭协议是对之前已经送煤炭的使用量及金额进行的确认，而不是重新签订煤炭供销合同，且该煤炭与许大勇个人无任何关系，都是锋彩公司的生产经营所用，应由锋彩公司承担责任，许大勇的签字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韩绍信、张袭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判决许大勇给付货款747,753.60元及利息(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4年4月2日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2.许大勇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许大勇系锋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4年8月14日，锋彩公司成立。因该公司生产经营需要，由韩绍信与张袭合伙向锋彩公司供应煤炭，实际送货地点为锋彩公司（沈阳市皇姑区文大路404号，原沈阳市皇姑区广意绿原达装饰材料纸厂院内）。2015年4月10日，韩绍信、张袭经与许大勇对账后，韩绍信、张袭（甲方）与许大勇（乙方）签订《煤炭购销合同》一份，双方约定：由甲方负责送货到乙方指定的地点；甲方同意乙方拖欠购煤款总额陆拾万元整，超出部分乙方需先付款，待甲方收到煤款后三日内将货送到乙方指定地点；结算方式为甲方同意拖欠购煤款总额陆拾万元整，超出部分乙方需先付款，待甲方收到煤款后三日内将货送到乙方指定地点；双方并在合同的备注处记载：“在本合同签订之日前乙方共欠款66.3294万元整。”
2015年4月12日至2015年11月7日期间，韩绍信、张袭依合同向送煤465880公斤，入库单中记载单价为0.38元，总价值177,034.4元，韩绍信、张袭自认收到许大勇货款10万元（其中2万元由安珍珍给韩绍信网银转账，交易摘要记载为锋彩货款），余款77,034.4元未支付。
另查明，沈阳市皇姑区广意绿原达装饰材料纸厂注册地为：沈阳市皇姑区文大路404号，经营者为：谭慧民。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煤炭购销合同、称重计量单、入库单、银行转账记录、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人证言等证据在卷佐证，经庭审质证及该院审查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许大勇的签字行为是个人行为还是代表锋彩公司的职务行为;二、拖欠煤款的具体数额。针对争议焦点一，虽然《煤炭购销合同》中记载的乙方为许大勇，但结合煤炭需求量较大、送货地点为公司经营地、锋彩公司采购员的证言、案外人安珍珍向韩绍信、张袭付款时摘要记载为锋彩货款、许大勇是锋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等情况，该院确认许大勇签署合同的行为属履行职务的行为，合同的相对人应为锋彩公司；至于韩绍信、张袭提出原绿原达纸厂的实际控制人为许大勇的主张，经查，该厂的登记经营者为谭慧民，韩绍信、张袭并无相关证据证明许大勇为实际经营者，故对其主张该院不予支持。针对争议焦点二，双方对《煤炭购销合同》中确认的663,294元煤款没有异议；就合同签订后供货的数额，韩绍信、张袭提供了称重计量单及入库单证明了供货的数量及单价，故该院确认合同签订后，韩绍信、张袭向锋彩公司供应了177,034.4元的煤炭，锋彩公司仅支付10万元货款，余款77,034.4元未付，两项合计锋彩公司共欠韩绍信、张袭煤款740,328.4元（663,294元+77,034.4元）。
关于韩绍信、张袭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四）项规定：当事人就履行期限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本案中，在煤炭购销合同中明确约定韩绍信、张袭同意被告拖欠煤款陆拾万元，后经双方对账，共欠煤款663,294元，双方未约定该笔赊欠煤款的给付时间，且事后亦未达成合意，故韩绍信、张袭可随时主张。2017年5月15日，韩绍信撤销对张袭的起诉，同日，张袭申请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故该笔货款的利息应从韩绍信、张袭共同向许大勇主张权利之日，即2017年5月15日（追加许大勇为被告的日期）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另《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合同签订后锋彩公司又欠付货款77,034.4元，因最后一次供货的时间为2015年11月7日，故应从2015年11月8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沈阳锋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给付韩绍信、张袭货款740,328.4元；二、沈阳锋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给付韩绍信、张袭欠付货款740,328.4元的逾期付款利息（其中663,297元部分从2017年5月15日起计算、77,034.4元部分从2015年11月8日起计算，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货款之日止）；三、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600元，由沈阳锋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并直接给付原告。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并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除许大勇在买卖合同中的主体身份以外”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二审争议焦点为：根据案涉的煤炭购销合同的约定，本案煤炭的买受人如何确认，许大勇应否承担给付煤炭货款责任，锋彩公司对案涉煤炭货款应否承担给付责任，其性质如何认定。
本案中，韩绍信、张袭上诉主张许大勇应作为煤炭买受人的依据是根据煤炭购销合同约定，合同的签订方为许大勇个人，且合同中没有提及任何有关锋彩公司的字样，也没有许大勇是作为锋彩公司代理人签订合同的任何文字表述。对此情节，二被上诉人许大勇、锋彩公司抗辩认为在签订该煤炭购销合同之前，二上诉人已多次向锋彩公司所在地送煤，该煤炭由锋彩公司使用，二上诉人是明知的。许大勇在煤炭购销合同签字的目的是为了确定已送煤炭的尚欠货款金额和双方今后履行合同的方式。
本院经审查，2015年7月10日的《煤炭购销合同》载明：甲方（供煤方）为韩绍信、张袭，乙方（需煤方）为许大勇，在合同关于煤炭购销品种、数量、价格，质量要求、交货方式、交货地点及结算方式等约定事项中，并无任何有关锋彩公司的意思表述，也未提及许大勇系代表锋彩公司签订该购销合同的特别说明，对于煤炭购销合同上没有锋彩公司的字面表述也没有加盖锋彩公司公章的原因，虽然二被上诉人辩称该煤炭购销合同是由韩绍信、张袭起草的，签订该煤炭购销合同时，锋彩公司的公章不在许大勇身边。因此只有其个人签字没有加盖公章，且签订合同时对于锋彩公司作为合同主体身份双方没有争议。本院认为，依照《合同法》相关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等。现合同的乙方（需煤方）明确约定为许大勇，故韩绍信、张袭有理由相信与其建立煤炭买卖合同关系的相对人即为许大勇。
另，二被上诉人抗辩主张一审时韩绍信、张袭提交了送货单据，送货单据的签收人为锋彩公司的工作人员，且单据上的收货人标注为绿原达纸厂，绿原达纸厂是锋彩公司经营之前在该地址的经营单位，锋彩公司是购买了绿原达纸厂的设备后继续在此经营的，也因为绿原达纸厂与韩绍信、张袭有煤炭的买卖行为，所以才继续由锋彩公司发生煤炭买卖，所以韩绍信、张袭明知是在与锋彩公司作为煤炭的真正买受人发生业务往来而不是与许大勇个人。本院经审查认为，煤炭购销合同签订前后并没有韩绍信、张袭接受或追认许大勇代表锋彩公司签订合同的事实，合同约定的“由供煤方负责送货到需煤方指定地点”此处也未提及锋彩公司，韩绍信、张袭按照许大勇的指定将煤炭送到绿原达纸厂或锋彩公司地址并无不当，虽然转款十万元的银行卡是锋彩公司财务人员安珍珍个人的银行卡且款项内容标注的是锋彩公司货款，但是许大勇自己如何在给付煤款凭证上单方作出的标注，二上诉人并不知晓，不能以此推定韩绍信、张袭明知与其建立煤炭买卖合同关系的买受人为锋彩公司。综上，二被上诉人所称韩绍信、张袭明知许大勇是代表锋彩公司签订合同与客观事实不符，许大勇主张锋彩公司应作为买卖合同相对人的证据不足，一审判决对许大勇不是案涉合同买受人并免除其货款给付责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应予撤销。本院认定许大勇作为案涉合同的买受人，应向韩绍信、张袭承担给付全部案涉货款及违约金的责任。
至于一审中锋彩公司对许大勇拖欠韩绍信、张袭的货款表示作为合同主体愿意偿还，应属债务加入，本院认定其与许大勇一起向韩绍信、张袭承担案涉货款的共同偿还责任。
综上所述，韩绍信、张袭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2017）辽0114民初12764号民事判决第三项；
二、变更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2017）辽0114民初1276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许大勇、沈阳锋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共同给付韩绍信、张袭货款740,328.4元；
三、变更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2017）辽0114民初1276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许大勇、沈阳锋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共同给付韩绍信、张袭欠付货款740,328.4元的逾期付款利息（其中663,297元部分从2017年5月15日起计算、77,034.4元部分从2015年11月8日起计算，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货款之日止）；
四、驳回韩绍信、张袭的其他诉讼请求；
五、驳回韩绍信、张袭的其他上诉请求。
如许大勇、沈阳市锋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1,600元，由许大勇、沈阳锋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共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1,600元，由许大勇、沈阳锋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关长春
审判员 曹 杰
审判员 刘春杰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吴晓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