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06民终162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光顺，男，1970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荣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侯家齐，四川双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光明，男，1965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容县（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江县锦源肉牛专业合作社，住所地四川省德阳市中江县。
法定代表人：张权，该合作社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雪，四川金锐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江县畜牧局，住所地四川省德阳市中江县。
法定代表人：廖启富，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欧有模，四川宁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光顺因与被上诉人中江县锦源肉牛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锦源合作社”）、中江县畜牧局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中江县人民法院（2017）川0623民初6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光顺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四川省中江县人民法院（2017）川0623民初625号民事判决；2、判令被上诉人退还刘光顺货款41400元及赔偿经济损失417489元，共计458089元。事实及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人民法院认定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锦源合作社卖给上诉人的21头幼牛存在质量问题，上诉人幼牛的死亡与被上诉人出售幼牛的交易行为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一审举证期内提供了（1）荣县农业局2016年10月17日作出的《关于荣县留家镇刘光顺养牛场牛疾病治疗死亡情况的说明》；（2）荣县工商局对同批次买牛的杨秀云所做的调查笔录；（3）中江县工商和质监局对中江县永太畜牧兽医站站长谢雄辉所做的询问笔录；（4）荣县公安局、工商局、农牧局联合调查组的《情况汇报》；（5）中江县动物卫生监督所2015年11月30日作出的《情况报告》。五份证据均由荣县政府和中江县政府相关部门提供的交由很高可信度，并已形成证据锁链的证据，相互印证了锦源合作社卖给上诉人的21头幼牛存在质量问题。2.原审人民法院认定上诉人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中江县畜牧局存在检疫弄虚作假的行为，上诉人要求其承担共同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依据。这一认定系事实和法律错误认定。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6）中江县畜牧局的回复；（2）荣县工商局对同批次买牛的杨秀云所做的调查笔录；（7）荣县工商局对中江县畜牧局兽医谢会英所做的调查笔录；（8）中江县公安局永太派出所对何克伦所做的询问笔录；（9）中江县公安局永太派出所对刘召强所做的询问笔录；（10）四川省乐自高速公路长山收费站提取的运牛车辆照片；（11）编号为0852529检疫申报单；（12）编号为5109933311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13）动物产地检疫工作记录单；（14）录音光盘资料（15）荣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证明；（4）荣县公安局、工商局、农牧局联合调查组的《情况汇报》。以上12份证据，相互印证被上诉人中江县畜牧局弄虚作假检疫，存在与被上诉人锦源合作社共同损害上诉人利益的客观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检疫法》第71条“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案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一）未履行动物疫病监测、监测职责或者伪造监测、监测结果的”、第84条“违反本法规定，导致动物疫病传播、流行等，给他人人身、财产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农业部67号令《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管理办法》第13条“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实施产地检疫时，应当查验畜禽标识，没有加施畜禽标识的，不得出具检疫合格证明”以及农业部令第6号《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第8条、第13条之规定，中江县畜牧局存在不可推卸的责任。3.原审法院未支持上诉人458089元经济损失，于法于事实无据，是错误的。依据合同法第111条、第113条、第119条、第155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19条之规定，被上诉人锦源合作社依法应当赔偿上诉人：18头牛死亡的损失82800元；医治费39259元；葬死牛租地费4000元；饲料费8000元；割草放养葬牛劳务费26600元；人工饲养管理费28000元年；停待费119700元和利润损失133000元；差旅费16730元。被上诉人中江县畜牧局依法负有与被上诉人锦源合作社共同赔偿的法律责任。二、原审人民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当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1条、第113条、第119条、第155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9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71条、第84条、农业部第67条令《禽畜表示和养殖档案管理办法》第8条、第13条。
锦源合作社辩称：一、一审法院判决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在针对所出示的证据判决书做了充分的阐述。9月6日购牛，9月7日送牛，是在上诉人核对无误后付款，交易行为完成，双方是没有争议的。二、上诉人主张肉牛存在质量问题，在庭审过程中，没有出示相关证据证明存在质量的证据，其肉牛中死亡9头是否是出自我单位出售肉牛。死亡牛的诊断是牛胃胀气，其症状是专家做了定论的，是饲养不当，故我方认为中江县人民法院庭审事实清楚，请维持一审判决。
中江县畜牧局辩称：一、中江县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书认定事实清楚，法律正确，动物卫生监督所接到申请检验之后，派出官方兽医，具有检验的资格。二、实施检疫的程序是合法的，按照法定的程序接受检验申请，实施检验行为，做好检验记录，对结果开具检验证明，程序合法。这些有检验合格证、询问笔录、联合调查组的报告。刘召强的笔录反应了买牛到付款的整个过程是清楚的，也证明了检验人员现场实施了检验。调查报告也记录了检验人员检验的记录，报告对上诉人的牛死于什么病是没有得出结论的。三、实体上，我所的兽医对牛的检验的五种病进行检验，未发现本案涉及的牛患有上述五种病，上诉人没有证明牛死于上述五种疾病。因此，我们认为，我所的检验行为主体合法、程序合法、实体合法，上诉人的牛的死亡跟中江县动物卫生检验所没有法律关系。四、上诉人称提供证据证明畜牧局造假是没有证据的，畜牧局也给予上诉人回复。到今天为止荣县的兽医主管部门并没有发布传染病。我们认为，他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中江县畜牧局造假。五、人民法院审判案件是根据案件事实，什么弄虚作假，只能就事论事，如果说我作假，需要证据证明作假。综上所述，上诉人理由不成立，请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
刘光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被告退还原告货款41400.00元；二、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91169.00元；三、被告回购已经无医疗价值的病牛共38头；四、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诉讼中，原告将第二项诉讼请求中损失金额明确为417489.00元，并自愿放弃要求被告回购38头病牛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原告刘光顺曾于2015年8月在中江县黄鹿镇购买了35头幼牛回家饲养。为了扩大规模，原告便与被告锦源合作社达成口头协议，并于2015年9月6日在位于中江县永太镇的锦源合作社购买幼牛21头，每头4600.00元。由锦源合作社负责人张权指定的货车和驾驶员将幼牛运送至原告位于荣县留佳镇金子村12组的养殖场内。该批幼牛由原告亲自挑选、装车后，驾驶员脱离原告控制，致使原告未能参加幼牛检疫。幼牛入栏几日后即开始发病，截至2016年5月9日，该批幼牛因病死亡9头。同时，该批幼牛的疾病传染给原告养殖场内其他正常牛群，截至2016年5月9日，造成原本正常的35头幼牛因染病死亡9头。原告向被告锦源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张权索要《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未果，后由荣县联合调查组在中江县畜牧局调取，经原告比对，发现该《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上载明的购买人姓名并非原告，所购买的21头牛的耳牌与实际运送至原告养殖场的牛的耳牌号不一致，《动物残产地检疫工作记录单》上载明的车牌号与实际运输牛的车牌号不一致。被告中江县畜牧局具有法定义务查明其中的原因，但并没有严格审查，其检疫监管形同虚设，检疫造假，给原告造成了经济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8月20日，原告刘光顺在中江县黄鹿镇购买幼牛35头回家饲养。2015年9月6日，原告与案外人杨秀云及杨秀云的老师一行三人前往中江县购买幼牛。在被告锦源合作社设在中江县永太镇的饲养观测场内，刘光顺、杨秀云亲自挑选幼牛，被告锦源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张权之妻余小平与刘光顺、杨秀云负责交易，刘光顺以4600元/头（含运费）的价格选中了21头约200斤/头的幼牛，杨秀云以6800元/头（含运费）的价格选中了25头约300斤/头的幼牛。由售牛方负责将幼牛运输至买牛方指定的地点。当日下午4时许，张权电话雇请刘召强（川F6xx**号车驾驶员）在永太饲养观测场将刘光顺选好的21头牛装上川F6xx**号车，因杨秀云选好的幼牛还在装车，余小平安排刘召强将牛运到锦源合作社位于南华镇苏家坝村五社的养殖场下车报检。余小平随后带着另一辆运牛车也赶到锦源合作社在南华镇的养殖场。刘光顺、杨秀云未能跟随两牛车一同到南华养殖场。余小平便向南华镇畜牧站申报检疫（刘光顺电话告知均以杨秀云名义申报），检疫人员谢会英于下午4：30左右到达现场，对杨秀云申报的46头幼牛进行检疫（核对耳标、检查养殖档案、注射预防针），下午19:00时左右，谢会英随运牛车一同回到南华镇畜牧兽医站，填写检疫申报单、动物产品检疫记录、总台账、在电脑上填写数据后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将《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交由驾驶员随车。检疫结束后，刘光顺一行与驾驶员约定在成德南高速公路中江收费站汇合。19:40左右，两辆牛车先后达到中江收费站，杨秀云与其老师乘坐小车、刘光顺乘坐杨秀云的运牛车（川F6xx**号）、刘光顺运牛车（川F6xx**号）由驾驶员及驾驶员朋友押车开往荣县，三车依次通过中江县收费站，川F6xx**号车在最后。杨秀云车及川F6xx**号经乐自高速至荣县，川F6xx**号因走错路，经成自泸高速到荣县，期间刘光顺与川F6xx**号驾驶员刘召强保持电话联系，川F6xx**号车便在威远西站下高速后至容县南站上乐自高速，至长山收费站下高速。川F6xx**号车于2015年9月6日23:20到达长山收费站，杨秀云自行将川F6xx**号车引导至自己的养牛场。川F6xx**号车于2015年9月7日00:04到达长山收费站，刘光顺便在长山收费站上了川F6xx**号车，并将牛车押送至自己的养牛场。2015年9月7日上午8:11原告刘光顺向张权转账支付了购牛尾款45000.00元。另查明，2015年9月6日下午17：11，刘光顺向张权转账交付了部分购牛款50000.00元。2015年9月8日，原告刘光顺养牛场内部分幼牛陆续出现“流鼻涕、咳嗽、低烧、瘤胃胀气、食欲不振”等症状，经当地兽医诊治无效，先后有18头牛死亡。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论的焦点为：一、买卖合同关系是否成立；二、原告幼牛的死亡与被告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被告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关于焦点一。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原告刘光顺于2015年9月6日与被告锦源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张权之妻余小平以4600元/头（含运费）的价格达成购买幼牛21头的口头协议，并约定由被告锦源合作社承运至原告所在的养牛场，原告刘光顺在当场支付部分货款后，被告锦源合作社将经检疫合格的幼牛运送至原告的养牛场，原告清点检查后将货款于幼牛送达当日支付给被告锦源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张权。根据原告刘光顺、被告锦源合作社代表人张权、川F6xx**号运牛车驾驶员刘召强的陈述，结合原告提供转款凭据及荣县三局的联合调查报告综合分析，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刘光顺虽系与被告锦源合作社负责人张权之妻余小平达成的口头买卖协议，事后被告锦源合作社负责人张权对余小平与原告达成的口头协议予以了追认，且原告刘光顺也按约定向锦源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张权支付案涉货款。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原告刘光顺与被告锦源合作社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被告锦源合作社以检疫合格证明上载明货主是案外人杨秀云而辩称其系与案外人杨秀云建立的买卖合同关系的理由不成立。关于焦点二。首先，原告应举证证明病死幼牛系本次买卖交易的幼牛。2016年4月22日荣县农牧业局、荣县工商局、荣县公安局出具《联合调查组中江县调查幼牛交易事件情况汇报》确认：原告刘光顺所购21头幼牛先后因病死亡9头，并引起养牛场内其他幼牛也因病死亡9头。该《联合调查情况汇报》并未载明死亡幼牛的耳标号。而在时隔半年后的2016年12月13日，荣县农牧业局才出具《关于刘光顺向张权购买21头牛的耳标号核对情况说明》。一审法院认为，幼牛的耳标号具有唯一性。荣县三局在《联合调查组中江县调查幼牛交易事件情况汇报》上没有载明死亡幼牛的耳标号，说明相关部门在出具该《联合调查情况汇报》时并没有对死亡幼牛的耳标号进行核对，故并不能确认原告养牛场内先期病死的9头幼牛一定就是被告锦源合作社2015年9月6日出售给原告的21头幼牛之中的9头。根据约定，案涉幼牛于2015年9月7日凌晨运抵原告的养牛场，原告于当日上午8:11才向被告支付所购幼牛款项，应视为原告对幼牛的数量进行了清点并对幼牛的耳标号进行了核对，并对幼牛数量及对应的耳标号不持异议。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病死的其中的9头幼牛系其于2015年9月6日从被告锦源合作社购买的。其次，原告应举证证明幼牛因何原因死亡。根据2016年10月17日荣县农牧业局出具的《关于留佳镇刘光顺养牛场肉牛疾病治疗死亡情况的说明》反映，病牛的发病症状为“流鼻涕、咳嗽、低烧、瘤胃胀气、食欲不振”，死亡牛的症状为瘤胃胀气。瘤胃胀气俗称胀肚，主要是因为牛采食大量的易发酵饲料导致大量气体产生，嗳气受阻，引起瘤胃急剧膨胀。兽医专家对病牛提出的治疗方案为：清热解毒、健胃消食。幼牛脾胃功能尚不健全，体质较弱，加之长途运输，容易感染外邪，若饲养不当，容易患病。本案中，荣县农牧业局先后6次派当地兽医并请自贡市、西南大学专家对原告幼牛进行诊治，并就幼牛死亡原因进行调查，未能确定幼牛患“口蹄疫”疾病，也未明确死亡原因，荣县农牧业局据此认定原告向被告锦源合作社购买的幼牛存在质量问题，缺乏事实依据，况且，荣县农牧业局亦未说明幼牛存在什么质量问题。故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未能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幼牛死亡存在质量问题，存在何质量问题，抑或存在质量问题是否系导致幼牛死亡的直接原因。故，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养牛场幼牛死亡与被告锦源合作社出售幼牛的交易行为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幼牛死亡的经济损失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关于中江县畜牧局是否在幼牛检疫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中江县畜牧局主管本县的动物防疫工作，中江县动检所系县级人民政府设立的动物防疫监督机构。2015年9月6日，中江县动检所在幼牛启运地对原告所购幼牛按照《动物检疫管理办法》、《反刍动物产地检疫规程》规定的流程、检疫对象进行现场检疫，未检疫到“口蹄疫、布鲁氏病菌、牛结核病、炭疽、牛传染性胸膜炎”五种疾病之一，遂于当日19：08、19:18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交由承运人随车备查。原告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中江县动检所及其主管部门中江县畜牧局在实施检疫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故，原告请求被告中江县畜牧局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依据。综上所述，原告刘光顺与被告锦源合作社之间建立的买卖合同，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真实，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二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原告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而本案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其诉讼请求应予驳回。原告提起诉讼，符合民诉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被告中江县畜牧局辩称其不是适格的被告主体，理由不成立。一审判决驳回原告刘光顺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2016年10月17日荣县农牧业局出具的《关于留佳镇刘光顺养牛场肉牛疾病治疗死亡情况的说明》反映，病牛的发病症状为“流鼻涕、咳嗽、低烧、瘤胃胀气、食欲不振”，死亡牛的症状为瘤胃胀气。瘤胃胀气俗称胀肚，主要是因为牛采食大量的易发酵饲料导致大量气体产生，嗳气受阻，引起瘤胃急剧膨胀。兽医专家对病牛提出的治疗方案为：清热解毒、健胃消食。幼牛脾胃功能尚不健全，体质较弱，加之长途运输，容易感染外邪，若饲养不当，容易患病。本案中，荣县农牧业局先后6次派当地兽医并请自贡市、西南大学专家对原告幼牛进行诊治，并就幼牛死亡原因进行调查，未能确定幼牛患“口蹄疫”疾病，也未明确死亡原因，荣县农牧业局据此认定刘光顺向锦源合作社购买的幼牛存在质量问题，缺乏事实依据，况且，荣县农牧业局亦未说明幼牛存在什么质量问题。刘光顺与锦源合作社并未就购买幼牛质量要求作出明确约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标的物的质量要求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项规定“质量要求不明确的，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履行；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特定标准”。刘光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从锦源合作社所购幼牛死亡原因系本身携带《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规定的依法不应出售的动物疫病,故其上诉意见中主张幼牛存在质量问题并无相关事实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八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畜牧业监督管理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动物防疫工作”。第八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设立的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依照本法规定负责动物、动物产品的检疫工作和其他有关动物防疫的监督管理执法工作”。中江县畜牧局是中江县人民政府设立依法行使相关行政管理职权的事业法人。刘光顺认为中江县畜牧局在本案中存在检疫“弄虚作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屠宰、出售或者运输动物以及出售或者运输动物产品前，货主应当按照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的规定向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本案中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对出售幼牛的检疫行为具有强制性，属行政行为，故刘光顺在本案中要求中江县畜牧局承担赔偿责任不属于民事诉讼受案范围。
综上所述，上诉人刘光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8171元，由上诉人刘光顺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汝良
审判员 张时春
审判员 毛文婷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七日
书记员 熊 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