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大三民初字第00296号
原告陈亚洲。
委托代理人裴道伟，盐城市亭湖区先锋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盐城市大丰区方强林场，住所地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新丰镇斗龙轧花厂大桥北侧。
法定代表人陈汉文，该林场站长。
委托代理人陈玉华，盐城市大丰区方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盐城市大丰区新丰镇人民政府，住所地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新丰镇健康路2号。
法定代表人仇飞，该镇镇长。
委托代理人刘爱君、丁干明，江苏刘爱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盐城市大丰区农业委员会，住所地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健康西路15号。
法定代表人杨国峰，该委员会主任。
委托代理人陈国明，江苏陈定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吴国良。
委托代理人陈玉华，盐城市大丰区方强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本院于2015年4月22日立案受理了原告陈亚洲诉被告盐城市大丰区新丰镇方强林场（以下简称方强林场）林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依法由审判员徐忠俊适用简易程序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2015年7月14日，原告陈亚洲申请追加盐城市大丰区新丰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新丰镇政府）、盐城市大丰区农业委员会（以下简称大丰区农委）、吴国良为本案被告，本案转为普通程序，由审判员徐忠俊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智通强、人民陪审员柏晓红共同组成合议庭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亚洲，被告方强林场及被告吴国良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陈玉华，被告大丰区农委的委托代理人陈国明两次均到庭参加诉讼，原告陈亚洲的委托代理人裴道伟及被告新丰镇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刘爱君到庭参加了第一次庭审、被告新丰镇政府的委托代理人丁干明到庭参加了第二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亚洲诉称，我与被告方强林场签订了一份《林业承包合同》，权利义务明确，且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合法有效，应当受到法律保护。我按合同约定和《物权法》等相关规定，已全部履行合同义务。然而，被告无视法律法规规定，在2015年初趁我不在家之机唆使人员任意砍伐和大肆毁灭承包人种植的树木，其经济损失十分惨重。我拍摄了现场被砍伐和毁坏林木的视频录相、照片等予以佐证。由于被告拒不履行合同义务，严重地侵害了承包人的合法民生权益，已构成违反先合同义务，其严重的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我遂于2015年4月6日从邮局向被告致函《解除林业承包合同通知书》一份，被告亦于4月9日签收。被告方强林场已经将我承包的林地发包给第三方，我不能将未砍伐的树木移栽到其他地方。为了捍卫法律的尊严，维护我合法的林业承包权利。现请求法院判令：1.解除我与被告方强林场1984年10月23日签订的《林业承包合同》（包括已经被砍伐的19.6亩及未砍伐的13.5亩）。2.被告方强林场赔偿任意砍伐和毁坏我林木损失。（1）还生长在林地中，但林地已承包给他人的树木：大叶黄杨树238800元（796棵×300元／棵）、石榴树24000元（120棵×200元／棵）、女贞树2940元（980棵×3元／棵）、银杏树10400元（130棵×80元／棵）、药瓜1亩5000元，计281140元。（2）开荒费60800元（2000元／亩×30.4亩）、30.4亩林地中未砍伐的树木37440元（288棵×260／2元／棵）、现砍伐的树木按照合同约定分成95290元［包括杨树73970元（569棵×260元／棵÷2）、水杉21320元（164棵×260元／棵÷2）］，合计193530元。（3）损毁部分40500元［包括大叶黄杨12000元（40棵×300元／棵）、5米高的大叶黄杨15000元（3棵×5000元／棵）、银杏树7200元（90棵×80元／棵）、腊梅6300元（630棵×10元／棵）］。以上三项共计515170元，现请求判决被告方强林场赔偿人民币50万元。3、诉讼费由被告方强林场负担。因被告方强林场在审理中称该次砍伐是被告大丰区农委招标、被告吴国良中标后砍伐，被告方强林场直接受被告新丰镇政府领导，被告方强林场在庭审中称经请示被告新丰镇政府、经过测量，同意砍伐，故请求判决被告大丰区农委、新丰镇政府、吴国良与被告方强林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被告方强林场辩称，1984年10月23日，原告陈亚洲之父陈桂和承包林地的总面积是30.4亩，树的品种为意杨，后于1986年5月2日重新签订合同对种植的品种进行了调整，将其中13.5亩改为种植水杉。该林地承包合同已经于1999年底履行完毕，2000年4月28日已结算兑现了分成。因陈桂和年老不能再签订履行二轮承包，由其三儿子即原告陈亚洲出面承包。因原告陈亚洲与他的两个哥哥闹矛盾，且对二轮分成比例不满意，我林场负责人多次找他签合同，他都没有签订，我林场考虑到一轮承包期内是陈桂和承包开发的，二轮承包期我林场下发树苗栽植，陈桂和家接受了栽植任务，我林场就没有收回林地重新发包给其他农户，认可了陈亚洲续包。其他农户已经签订了新合同，对分成比例都认可。原告陈亚洲没有与我单位签订合同，我林场一视同仁进行分成，不能根据其个人的要求计算分成。现在我林场根据群众座谈会的意见，将林地按承包田对应位置调整了承包对象，重新签订了第三轮承包合同。原告诉称的惨重损失无事实依据，我场不清楚16.9亩林下的苗木数量、规格、单价，我场认为是杂树、杂草，原告主张的50万元损失也无依据。我林场于2015年1月申请对案涉林木砍伐，2月获得批准，在报纸上发布出售公告，并向承包人发出清除杂草杂木的通知。由群众代表、林业主管部门人员组成丈量检测小组对树木进行了丈量检测，公开进行了数量、规格、价格的评定。现在，我林场已经将第二轮的砍伐期履行结束，未对原告的树木造成任何损坏。我林场认为原告要求解除的1984年所签订合同，该合同已经解除了。如果法院认定该合同未履行完毕，那是否解除合同由法庭裁决，但我单位的树木是国有林地，到时候才能砍伐，砍伐需要林业厅批准。此次已砍伐原告的树木包括平均胸径22.7厘米的杨树436棵、平均胸径28.2厘米的杨树151棵、平均胸径16.9厘米的水杉148棵，按照1984年合同的约定原告应当分得52660.1元；按照1999年合同的约定原告应当分得45676元。原告主张的开荒费在第一轮承包期内已经计算了。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新丰镇政府辩称，1.原告已经向被告方强林场发出了解除林业承包合同通知书，根据合同法规定，合同自解除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故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原告主张林业承包合同已经解除，现原告请求法院判令解除合同，不符合法律规定，故该请求不成立。2.本案是林业承包合同纠纷，我单位不是合同主体，被告方强林场讲我单位有相关领导组织开会，并由农经管理人员参加等，这些行为均是政府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职权行为，与合同双方当事人及合同约定内容无任何权利义务关系，我政府的经济管理委员会是作为鉴定单位依法见证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合同签订情况，不产生直接的民事责任，故原告追加我单位为被告无法律依据。3.我单位未实施违约行为，也未实施侵权行为，故原告向我单位主张赔偿没有依据。4.原告自身违反林业承包合同约定，擅自间种合同约定外树种，且在被告方强林场要求自行处理后仍未处理，对造成的损失应当自行承担不利后果。5.原告诉讼请求是要求赔偿任意砍伐与毁坏的林木，故法庭审查确定的损失就应当仅限于已经砍伐与毁坏的林木，原告提供的赔偿明细中涉及的尚未砍伐的林木以及分成等合同解除后的计算事宜不应当在本案的审查范围内。同时，原告主张的已经砍伐及毁坏的林木损失50万元不符合合同约定，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不应得到支持。综上原告针对我单位的诉讼请求依法不成立，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请。
被告大丰区农委辩称，1.我单位不是1984年10月23日林业承包合同的当事人，也不是侵权行为的实施人，故我单位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原告将我单位追加为被告显然错误。2.原告主张的损失并没有发生，原告主张的大叶黄杨等树木损失、开荒费、银杏树等树苗损失，仅提供了几张照片证明，该部分损失即使存在也不是合法损失。1984年10月23日签订的林业承包合同实际是一份造林合同，原告在案涉林地上擅自栽植自有苗木显然违反了合同约定，该损失不应得到法律的保护。3.原告没有积极采取措施防止损失发生，对损失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请求驳回原告对我单位的诉讼请求。
被告吴国良辩称，我有购买树木的资质及木材加工许可证，我购买的木材是在被告方强林场经上级主管部门许可砍伐的基础上，经林业部门、镇政府、纪委共同组织的对外出售资产小组进行出售的树木，我合法购买了树木。我常年经营树木，对树木的砍伐有专业技术。我在砍伐现场只看到有黄杨，未发现其他树木，我未在砍伐过程中损坏原告的黄杨树，黄杨树至今保留在原处。原告要求我赔偿无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陈亚洲提交了如下证据：
1.1984年10月23日《林业承包合同》复印件。证明林业承包合同是合法的。
2.2015年4月6日，原告陈亚洲向被告方强林场发出的《解除林业承包合同通知书》复印件。
3.盐城市亭湖区邮政局挂号信回执。
4.2015年初被告多次对原告的林木进行砍伐的摄像及图片。
5.2015年2月27日，接处警工作登记表复印件，证明原告向大丰市公安局新丰镇派出所报警，因林场砍树发生殴打的事实。
6.盐城市大丰区新丰镇老敦村村民委员会主任周凤林、生产组长李左华、村支部副书记柏红娟签名的情况说明三份，证明被告方强林场派人强行砍伐林木，违反了法律规定。
7.盐城市大丰区新丰镇老敦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原件及死亡医学证明书复印件，证明原告陈亚洲的父亲陈桂和于2001年1月7日去世。
8.网上苗木价格清单。
9.证人陈某的证人证言，证明被告方强林场实施了对原告承包林地的砍伐行为。证人陈某陈述：我是原告的二哥。2015年2月份警察到周金国家时我去看了，我看见原告与陈汉文谈树的事情，我看了一下就走了，他们谈的内容我不清楚。几天后，警察又来了，我又去看了，陈汉文指挥人砍了路上的一棵银杏树，树是原告的，还看到陈汉文砍了许多黄杨树。我在那边有半天时间。
10.证人刘某甲的证人证言，证明被告方强林场实施了对原告承包林地的砍伐行为。证人刘某甲陈述：我是原告的大嫂。被告方强林场及吴国良与我家协商，让我们将承包地给他们造路，造路时将原告的银杏树和黄杨树砍了，砍了多少棵不清楚。派出所到方强林场出警时，在周金国家里与原告谈话，他们讲什么事情我不清楚，我没有看到陈某去。几天后派出所又出警，我也看到了，但具体内容不清楚。
被告方强林场对原告陈亚洲提交的证据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
1.对证据1、2、3、5、7均无异议。
2.证据4不是事实，原告私自种植的其他树木，不在我单位的规划范围内，我单位砍伐原告杨树时候，没有损坏其他树木。
3.证据6反映的内容我们不清楚，村组干部反映的是林地如何发包的问题，未谈到损坏的情况，其中柏红娟是原告的妹夫，该证据不能采信。
4.证据8网上价格清单，不认可。
5.证据9、10的两名证人都是原告的亲属，其证言不具有法律效力。警察出警是因为砍伐原告杨树时，受到原告阻挠。
被告新丰镇政府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
1.对证据1林业承包合同的三性无异议，该合同约定，原告只有管护权，如果间种、砍伐应根据甲方的规定合理间种，并缴纳间种费，本案中原告擅自间种甲方提供树种之外的杂树是违约行为，对造成的不利后果应当自行承担。另外，合同约定的期限属于不定期，根据合同法，不定期合同的当事人随时有权解除合同，本案中被告根据栽种林木的生长周期并经批准实施砍伐，不违反合同约定与法律规定。
2.对证据2原告提交的解除林业承包合同通知书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无异议，根据该通知书及合同法96条规定，原告签订的林业承包合同已经解除，原告本身主张解除合同应当对其擅自间种的其他树种自行处理。
3.对证据3邮寄回单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无异议，证实林业承包合同已经解除，原告现在请求法院判令解除合同不符合法律规定。
4.对证据4照片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原告提供的照片是其自2015年2月24日至2015年3月21日期间拍摄，期间时隔一个月。原告陈述其在春节前就已经发现部分水杉树被砍伐，应认定原告早知道承包林木要被砍伐，原告就应当采取措施移栽擅自间种的树种，以减少和避免损失，原告一直未采取任何措施，对由此造成的损失应当由其承担。
5.对证据5出警记录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该记录反映出警时间为2015年2月27日，表明原告此时已经确定知道其承包的林木已经批准需砍伐，原告应当采取措施移栽擅自间种的树种而未采取，故该损失应由原告自己承担。
6.对证据6证明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无异议，证实被告方强林场多次做原告工作，要求采取措施移栽间种的银杏树等让出砍伐所需的通道，因原告拒不同意，故损失应由原告自己承担。
7.对证据7死亡证明及村委会证明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无异议。
被告大丰区农委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
同新丰镇政府意见，补充：
1.对林业承包合同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该合同是否成立有异议，因为作为承包方的陈桂和并未在合同上签字，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该合同不具有效力。
2.即使该合同已经生效，由该合同可以看出原告所享有的权利是对林木收益的分配权，不是对案涉林地的经营耕种权，在该合同中原告所负有的义务是按照被告方强林场的要求进行苗木的栽种以及管护，即使进行间种也要根据方强林场的规定在不影响林木生长的情况下进行栽种，间种的时间仅仅有四年。原告擅自在林下栽种林木违反了合同约定。
被告方强林场提交了如下证据：
1.林木砍伐许可证。证明林木已经到了砍伐期。
2.被告方强林场向各承包户发出的通知。证明该通知是向每一位承包户送达的，原告陈亚洲的通知是陈汉文交给他的，但是陈亚洲没有接受，当时在场的有周春良、周金国。
3.合营林调查表。证明林业主管部门规定只能栽种水杉和意杨，不能栽种其他品种。
4.林业承包合同。证明与原告相邻的承包户周存良、周存仁在1999年、2001年重新签订了林业承包合同，但是原告未重新签订合同，原告要求解除的合同应当在1999年已经到期。
5.证人刘某乙、杨某的证人证言。证人刘某乙陈述：我认识原告，我原来是林场场长，1984年的合同结束后林地二轮承包的时候，林场让陈桂和签订合同，他年龄大了，就将林地承包权给了三名儿子，但是三名儿子对林地的划分产生了异议，并且原告对林地分成的比例有异议，就一直未签订合同，但是按照新的合同栽种树木了。原告新一轮的承包费已经交了。林地不允许栽种其他树木，在原告栽种过程中林场多次去制止。证人杨某陈述：我认识原告，我原来是林场的会计，现在砍伐的林木是在2000年砍伐后2001年重新栽种的。我们找陈亚洲重新签订合同，但原告不签。原告私自栽种的树木，我们是不同意的。
6.1986年5月2日，被告方强林场与原告父亲陈桂和签订的营造基地林合同书。证明在1984年签订的总合同基础上，又签订了具体的实施合同。1986年签订的关于老墩村5组13.5亩林地的承包合同是1984年签订的30.4亩合同的分合同，合同中明确了生长期限为10-15年。
7.树木逐棵检测表，证明2015年2月份经林业局批准进行第二次砍伐时，因原告不在家，丈量时经过原告的哥哥陈亚东签字确认。原告地面的树木，经原告哥哥陈亚东同意进行清除。原告委托陈亚东参与丈量砍伐，并在砍伐丈量的统计表上签字，说明被告方强林场已经充分征求了承包户的意见。
8.1984年林业承包合同，证明1984年时原告陈亚洲才11岁。合同是真实的，但林场是与陈桂和签订的合同。
原告陈亚洲对被告方强林场提交的证据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
1.对证据1大丰区农委在2014年12月29日颁发的林木采伐许可证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与本案的林业承包合同是两个法律关系，该许可证在被告方强林场与原告陈亚洲约定的有效合同期内无法律效力。
2.证据2通知上未盖公章，为一个空白的函，没有法律效力，
3.证据3记载的陈亚洲意杨为750棵，水杉300棵不认可，没有事实依据。
4.证据4是方强林场与其他农户之间的承包合同，与原告的承包合同无关。
5.证据5的证人是被告单位的原工作人员，他们的证言受否有效请法庭审查。证人陈述新一轮的承包费已经交了，证明新的一轮合同并未解除，根据规定要继续履行合同，而被告违反规定砍伐、毁损原告的林木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证人刘某乙关于未签订新合同原因的陈述无事实及法律依据。
6.证据6没有陈桂和的签字仅有印章，不能证明就是陈桂和的印章，对该合同不认可。即使该合同成立，也是与被告方强林场在总合同基础上签订的从合同。该合同的内容，并未实质改变主合同的条款内容。
7.对证据7四张树木逐棵检测表不认可，陈亚东的签名未经过原告的委托，其签字无效。
8.证据8应提供合同原件，合同上的“陈亚洲”是林场的会计书写的。
被告新丰镇政府对被告方强林场提交的证据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
1.对采伐证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无异议，该证据证明被告实施的砍伐行为是根据规定批准的，如果原告认为是该砍伐证导致其承包林木被砍伐或树木毁坏，其应对该采伐证的合法性进行确认即提起行政诉讼，在未经确认该采伐证违法的情况下，依据该采伐证实施的采伐行为合法，原告无权依据采伐证向被告主张赔偿。
2.对林场通知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明林场通知原告并要求原告在合理期间内自行清除擅自间种的杂树，是原告拒不执行该通知，对此造成的损失由原告自己承担。
3.对调查表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无异议，该证据反映了当时林地承包及树木品种情况，根据该调查表案涉土地上合法种植的应当是意杨，而不是原告主张的银杏、石榴、女贞等杂树，故原告主张的上述树种为其擅自间种，违反合同约定，对此损失应由原告自己承担。
4.对周存良及周存仁的承包合同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无异议，该两名承包户是与原告相邻承包被告方强林场林地的承包户。根据该两份合同并结合原告父亲于1984与被告林场签订的林业承包合同，能够证实承包合同约定的承包期应当是栽种树种的一个砍伐期，约15年。在第一轮承包期满后其他的承包户与被告签订了新的承包合同，由于原告父亲病故，且当时未确定合法继承人，故被告方强林场与原告之间未能重新签订林业承包合同，但是在实际合同履行中均是参照新合同履行的。
5.对1986年合同书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无异议，根据该合同能够反映该合同约定的承包期是林木的一个生长砍伐期约10-15年。
6.对四张砍伐树木的检测表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无异议。
被告大丰区农委对被告方强林场提交的证据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
从被告方强林场的证据看，我单位不是合同的当事人也不是砍伐树木的实施人，故不是本案适格主体。其余同被告新丰镇政府质证意见。
被告吴国良对被告方强林场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被告新丰镇政府未举证。
被告大丰区农委未举证。
被告吴国良提交了如下证据：
1.大丰市公安局调解协议书复印件，证明被告吴国良中标后在砍伐过程中受到原告陈亚洲殴打，现场只有黄杨，没有其他树木。
2.被告方强林场与陈桂和结账单复印件2份。
原告陈亚洲对被告吴国良提交的证据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
1、证据1上面的字是我签字的。证明了吴国良砍伐的事实。
2、证据2不认可。
被告方强林场、新丰镇政府、大丰区农委对被告吴国良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经审理查明：1984年10月23日，原大丰县方强林场（甲方）与陈桂和（乙方）签订《林业承包合同》，载明：甲方将土地权为国有的斗龙港堤坎共30.4亩，交由乙方承包，并订立本合同。一、斗龙港堤坎土地权为国家所有（从水面到农田边），乙方承包使用期在十五年以上，并可继承承包，但不得在承包地段建房、起土，更不得荒废，所在林木乙方只有管护权，间、砍伐必须由甲方申请领取许可证后进行。二、造林，造林是乙方承包的主要任务，所需苗木费由甲方投资，苗木一般亦由甲方供给，乙方按照甲方的要求进行栽植，并要保证成活率在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因达不到标准，补植所需的苗木费由乙方承担。三，分成比例。1.承包后的新造林主产品仍按三、二、五分成，即国家得三成，乡林场得二成，承包者得五分（含砍伐工资）；2.幼林地（生长期在四年以内），分成比例与新造林相同，但乙方每亩要上缴甲方造林抚育管理费5.00元，在砍伐收益时结算，如未到砍伐期，而提前更新，双方重新议定；3.成材林（含中年林），按年份计算与原管护单位分成，即：将应村得的五成扣除砍伐工资后，以树木生长期计算分成；4.付产品，承包前的成材林（含中年林），砍伐的树头、树根甲方得五成，村和乙方得五成。（计算方法与主产品相同），新造林（包括幼林）砍伐的树头、树根全归乙方所得。三、幼林间种，在不影响树木生长的前提下，乙方根据甲方的规定，实行合理间种，并每亩交土地费二十元，分四年交清，第一年七元，第二年六元，第三年四元，第四年三元。……该合同尾部甲方处加盖了“大丰县方强林场”印章，乙方处空白，继承人处书写了原告陈亚洲的姓名。
1986年5月2日，原大丰县方强林场（甲方）与陈桂和（乙方）签订《营造基地林合同书》，约定：乙方在斗龙河堤老墩五队地段造林（水杉）13.5亩，按国家3成，林场2成，承包者5成的比例分成，生长期定为10-15年。该合同书尾部甲方处加盖了“大丰县方强林场”印章，乙方处盖有陈桂和印章。
陈桂和按上述两份合同约定，实际承包了被告方强林场30.4亩的林地。林地具体分为两块：一块位于老墩村××组境内，面积为16.9亩；另一块位于老墩村××组境内，面积为13.5亩。原告陈亚洲在16.9亩林地上种植了林下作物。
1999年，被告方强林场对陈桂和承包看护的林木进行了砍伐，并于2000年4月28日向陈桂和支付了分成款。
1999年底至2001年，方强林业站（即被告方强林场）先后与其他承包户重新签订了《林业承包合同》，新《林业承包合同》约定：分成比例为国家三成、林业站三成、承包户三成、村一成；实行合理间种，只能种矮秸豆科作物，不得种高秸作物，等等。陈桂和及原告陈亚洲均未与被告方强林场重新签订《林业承包合同》，被告方强林场向原告陈亚洲发放了种植所需的树苗，原告陈亚洲接受树苗并进行了种植。
2014年12月29日，大丰市农业委员会（即被告大丰区农委）向新丰镇林业站颁发了大林采字（2014）472号、（2014）467号《林木采伐许可证》，批准对在新丰镇方强老墩村六组斗龙港北圩堆的杨树采伐。原告陈亚洲承包的16.9亩林地亦在计划砍伐的范围内，另13.5亩林地不在砍伐范围内。被告新丰镇政府、大丰区农委组织对需砍伐的林木进行了招标，被告吴国良中标了该砍伐项目。被告方强林场对砍伐的树木进行了测量，并制作了树木逐棵检测表，登记了棵数及树径，原告陈亚洲之兄陈亚东在案涉16.9亩林地树木登记的四页检测表上签名。
2015年1月，被告方强林场电话通知原告陈亚洲砍伐事宜。2015年春节前，原告陈亚洲发现承包的16.9亩林地内已经有部分意杨及水杉树被砍伐，与被告方强林场交涉未果。2015年2月27日，被告吴国良与原告陈亚洲因砍树产生口角后发生揪打，大丰市公安局新丰派出所民警出警进行了调解。被告吴国良对案涉16.9亩林地的树木砍伐后，被告方强林场为使林地与河堤下承包地的承包户相对应，便调整了承包方案，该16.9亩不再发包给原告陈亚洲。
2015年4月6日，原告陈亚洲向被告方强林场发出《解除﹤林业承包合同﹥通知书》，载明：由于你场无视法律规定，严重的侵害了承包人的合法民生权益，已构成违反先合同义务，其严重的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鉴于此，承包人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之规定特致函贵场《解除林业承包合同通知书》一份，希贵场领导接函后认真应对、积极处理善后相关事宜，防止损失进一步的扩大，以免产生对已不利的法律后果。等等。被告方强林场于2015年4月9日签收该通知书。2015年4月22日，原告陈亚洲诉至本院。
另查明，陈桂和于2001年1月7日因病去世。陈桂和生前与其妻杨安英生有三子，即为陈亚洲、陈亚东、陈某。农历2000年12月29日，杨安英、陈亚东、陈某在协议书上签名，约定“承包方强林场国有土地一事全权交给陈亚洲”。2015年3月5日，杨安英、陈亚东、陈某共同出具委托书，载明：关于承包方强林场林地一系事事，将全权委托陈亚洲一人与林场交涉。
审理中，原告陈亚洲陈述：16.9亩林地的林下作物黄杨、石榴、银杏、女贞还在，腊梅已全部被挖掉了，一亩多的药瓜也被挖掉了。因为我没有土地可供移植，所以未毁损的苗木没有移走。之所以20多年不移走，是因为合同未限制我种植多少年。我没有土地，所以在砍伐之前没有办法移栽，即使当时明确要砍伐林下树木，也没有地方移栽，解除合同后也没有地方移栽。
本院于2015年11月25日向原告陈亚洲发出举证通知书，要求其在收到通知之日起10日内向本院提交案涉未砍伐13.5亩林地上树木的清算依据（如树木的棵数、树径、单价等），也可在收到通知之日起10日内向本院申请对上述树木进行评估、鉴定。2015年11月30日，原告陈亚洲向本院邮寄《关于案涉未砍伐13.5亩林地树木清算依据》，载明：“1、未砍伐13.5亩树木的棵数为288棵。2、未砍伐13.5亩树木的高度、直径与已砍伐的16.9亩树木的高度、直径同等。3、未砍伐的树木价格为330元／棵，依据在2015年4月份，本人承包的国有林地北坡私人部分的意杨卖出，规格与已砍伐部分的树木同等，且为方强林场树木竞标人同一人收购（吴国良收购），并有与吴国良树木、树价的谈话录音，每棵均价为333元。2015年12月17日，本院再次向原告陈亚洲发出举证通知书，告知其邮寄的《关于案涉未砍伐13.5亩林地树木清算依据》不能作为案涉未砍伐13.5亩林地上树木的清算依据，其可申请对上述树木进行评估、鉴定。2015年12月19日，原告陈亚洲向本院提交申请，要求对案涉13.5亩未砍伐树木的均价评估、鉴定。经本院委托，江苏东诚亿土地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对案涉13.5亩土地上意杨树均价及砍伐费用进行了鉴定，经该公司评估人员在本院鉴定科人员、原告陈亚洲陪同下查勘，现状意杨树总量约271棵（其中已倒伏、未砍伐94棵）。该公司出具估价报告书载明：1、在价格咨询评估基准日2015年4月22日的价格为人民币59090元，意杨树净得均价为218元／棵（取整），砍伐费用为40元／棵。2、在价格咨询评估基准日2016年1月20日的价格为人民币48346元，意杨树净得均价为178元／棵（取整），砍伐费用为40元／棵。原告陈亚洲支出鉴定费1750元。
原告陈亚洲对该估价报告均无异议。认为应当按2015年4月22日的估价计算分成。如果法院认定应当适用合同解除日期的价格计算分成，同意按2015年4月22日的价格作为合同解除日意杨树的价格。
被告大丰区农委、被告新丰镇政府对该估价报告无异议。但均认为应该根据实际砍伐的日期和相关的手续确定分成。
被告方强林场、吴国良对该估价报告有异议，认为估价价格过高，应该根据实际砍伐的日期和相关的手续确定分成。
经本院释明，被告大丰区农委，新丰镇政府、吴国良未就13.5亩林地上树木2015年4月9日的价格向本院举证。亦未在本院指定的期限内就案涉13.5亩土地上林木2015年4月9日的价格申请评估。被告方强林场于庭审终结后向本院提交了该场与吴国良于2015年1月28日签订的《方强林场老墩六组主伐树木销售合同》复印件、于2015年11月16日签订的《新丰镇方强林场木材销售合同》复印件，2015年1月28日合同载明意杨树为每棵226元、2015年11月16日合同载明风倒木、断木每株46元。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当庭陈述，《林业承包合同》复印件、《解除林业承包合同通知书》、挂号信回执、摄像光盘及图片、接处警工作登记表复印件、情况说明、证明、林木砍伐许可证、合营林调查表、树木逐棵检测表、证人证言，估价报告书、鉴定费票据等证据在卷证实。
本院认为，案涉1984年10月23日《林业承包合同》虽然没有原告陈亚洲之父陈桂和签名，但被告方强林场认可与陈桂和在1984年订立了该《林地承包合同》，并认可二轮承包期间内由原告陈亚洲续包。且该合同已实际履行多年，则原告陈亚洲作为案涉林地的承包人享有诉讼主体资格，可以以原告身份主张权利。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是：1.案涉1984年10月23日《林业承包合同》是否应予解除；2.原告主张的损失是否合理；3.被告大丰区农委、新丰镇政府、吴国良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案涉1984年10月23日《林业承包合同》是否应予解除。被告方强林场辩称该合同已于1999年底履行完毕，原告陈亚洲则主张二轮承包仍应按该合同履行。本院认为，被告方强林场认可由原告陈亚洲续包，但又未与原告重新签订合同，结合该《林业承包合同》中“乙方承包使用期在十五年以上，并可继承承包”的约定以及继承人处书写了原告陈亚洲姓名的事实，故本院对原告陈亚洲关于其是按1984年10月23日《林业承包合同》的约定进行二轮承包的主张本院予以采信，认定原告陈亚洲与被告方强林场是按1984年10月23日《林业承包合同》的约定进行二轮承包。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原告陈亚洲于2015年4月6日向被告方强林场发出《解除林业承包合同通知书》，被告方强林场于同年4月9日签收，并认为该合同已经解除，可见原告陈亚洲与被告方强林场就解除1984年10月23日《林业承包合同》达成合意，且被告方强林场已经将原由原告承包的16.9亩林地发包给他人，该合同已不能继续履行，故本院认定案涉1984年10月23日《林业承包合同》从2015年4月9日起解除。
关于原告主张的损失是否合理。原告要求被告赔偿50万元，但主张被任意砍伐和毁坏林木造成的总损失为515170元。具体包括（1）还生长在林地中，但林地已承包给他人的间种树木价款281140元；（2）开荒费、13.5亩未砍伐林地树木价款、16.9亩已砍伐树木按合同约定分成，计193530元；（3）损毁林木的价款40500元。
（一）、关于还生长在林地中，但林地已承包给他人的间种树木价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原告陈亚洲于2015年4月6日即向被告方强林场发出《解除林业承包合同通知书》，其应当知晓合同解除后产生的法律后果。案涉《林业承包合同》解除后，原告陈亚洲对被告方强林场已发包给其他农户的16.9亩林地已不再享有承包权，原告陈亚洲应及时清理、移栽该林地的间种林木。原告主张的林下作物，被告方强林场不予认可，被告吴国良辩称仅有黄杨树，且原告陈述腊梅、药瓜已被挖尽，故对林下作物的品种、数量，本院亦不能查证。对于仍在原处的林下作物，原告因自身原告无土地可供移栽、拖延移栽，对由此造成的损失要求被告方强林场赔偿，没有依据。且1984年10月23日《林业承包合同》中并未约定若解除合同发包方应赔偿承包人间种林木的损失，故原告陈亚洲要求被告方强林场赔偿该部分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开荒费、13.5亩未砍伐林地树木价款、16.9亩已砍伐树木按合同约定分成。1、开荒费。1984年10月23日《林业承包合同》中并无关于开荒费计算方法、承担方式的约定，原告陈亚洲主张开荒费60800元，但未举证证明，被告方强林场又不予认可，故对原告主张的开荒费本院不予支持。2、13.5亩未砍伐林地树木价款。原告陈亚洲与被告方强林场的《林业承包合同》于2015年4月9日解除后，双方的合同权利义务终止，对案涉13.5亩林地上的林木应当按《林业承包合同》中结算条款的约定进行清算。原告陈亚洲向本院提交的《关于案涉未砍伐13.5亩林地树木清算依据》，载明的数量、高度、直径等计算依据不具有公正性；载明的单价330元／棵与其诉讼请求中的计算单价260／棵明显不符，故本院不予采信。江苏东诚亿土地评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对案涉13.5亩土地上意杨树均价及砍伐费用出具的估价报告书，原告陈亚洲、被告大丰区农委、新丰镇政府均无异议，被告方强林场、吴国良对该公司出具的估价报告书有异议，但未能提交足以推翻的证据，故本院对该估价报告书予以采信，认定该13.5亩林地上有意杨树271棵。因该估价报告中的价格咨询评估基准日2015年4月22日与《林业承包合同》解除之日2015年4月9日较为接近，且原告陈亚洲亦同意按2015年4月22日的估价计算分成，被告大丰区农委、新丰镇政府、吴国良经本院释明未就2015年4月9日的价格向本院举证，亦未在本院指定的期限内就案涉13.5亩土地上林木2015年4月9日的价格申请评估；被告方强林场庭后提交的2015年1月28日销售合同与案涉《林业承包合同》解除之日相隔时间较长、2015年11月16日销售合同载明的系风倒木、断木的单价，该两份合同不能作为确定案涉《林业承包合同》解除之日价格的依据。综上，本院酌定按2015年4月22日价格咨询评估基准日的价格作为原告陈亚洲与被告方强林场解除《林业承包合同》后对案涉13.5亩土地上林木进行清算的依据。据此，结合《林业承包合同》“承包者得五成（包含砍伐工资）”的约定，原告陈亚洲就该13.5亩土地上林木应得分成为24119元［（218＋40）元／棵×271棵×50%-40元／棵×271棵］。3、16.9亩已砍伐树木按合同约定分成。如前所述，在案涉1984年10月23日《林业承包合同》第一轮承包期结束后，被告方强林场未与原告陈亚洲签订新承包合同，重新约定分成比例，故对本次砍伐的林木应当仍按1984年10月23日《林业承包合同》的约定分成。按该合同约定林木收益的分成承包者得五成（包含砍伐工资）。对于已砍伐的树木，原告陈亚洲要求分得95290元［包括杨树73970元（569棵×260元／棵÷2）、水杉21320元（164棵×260元／棵÷2）］，被告方强林场辩称按照1984年的合同约定原告应当可得52660.1元（包括平均胸径22.7厘米的杨树436棵、平均胸径28.2厘米的杨树151棵、平均胸径16.9厘米的水杉148棵）。对比双方的计算方式，被告方强林场按树木的平均胸径区分后分别计算更为合理、可信，原告陈亚洲不区分树径粗细、品种，均按每棵260元计算收益，且未扣减砍伐工资，本院不予采信。对比双方计算的棵数，原告主张合计733棵，而被告方强林场按735棵计算原告应分得的收益，可见被告方强林场按原告之兄陈亚东签名的检测表记载统计的棵数并未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检测表记载的树径系逐棵测量后进行的登记，被告方强林场据此计算砍伐树木的分成本院予以采信。故关于已砍伐树木按1984年合同的分成，对原告陈亚洲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对被告方强林场的辩称意见本院予以采信，认定对于已砍伐的树木被告方强林场应当按1984年合同的约定给付原告陈亚洲分成52660.1元。
（三）、关于损毁林木的价款。被告方强林场在2015年1月就电话通知原告陈亚洲砍伐事宜，原告陈亚洲应当明知其承包的部分林木将被砍伐、自行间种的林木可能受到损坏。原告陈亚洲未能在砍伐开始前妥善处理好间种的林木，怠于保护自己的权益，由此造成的损失应由原告自行承担。且对原告主张损毁林木的数量、价值本院亦无法查证，故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被告大丰区农委、新丰镇政府、吴国良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大丰区农委作为林业主管单位、被告新丰镇政府作为被告方强林场的上级单位，该两名被告在案涉林木砍伐过程中的批准、招标等行为是履行行政管理职责，该两名被告既不是合同的相对一方当事人，亦未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要求两名被告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又因本院对原告主张的损毁林木价款不予支持，故对原告陈亚洲要求被告吴国良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九十六条、','2018-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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