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16）鄂01执异390号
申请人（被执行人）林和平（曾用名：凌然），男，1955年2月23日出生，汉族。
申请人（被执行人）武汉施瑞福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庙山小区（格瑞科技产业园）。
法定代表人林和平，该公司负责人。
申请执行人江阴市中科蓝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江阴市澄江中路159号A座512-513室。
法定代表人单祥双，该公司董事长。
申请执行人浙江中科东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经营场所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西城街道南苑社区劳动南路***号。
负责人单祥双。
申请执行人深圳中科汇富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经营场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4009号投资大厦13层D2-1区。
负责人林敏雄。
被执行人谷序文。
江阴市中科蓝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阴中科）、浙江中科东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浙江中科）、深圳中科汇富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深圳中科）与林和平、谷序文、武汉施瑞福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施瑞福公司）合同纠纷仲裁一案，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贸仲委）于2015年10月30日作出（2015）中国仲裁委员会京裁字第1155号裁决书（以下简称1155号裁决）。因林和平、谷序文、施瑞福公司未履行义务，江阴中科向本院申请执行，本院于2016年1月8日以（2016）鄂01执51号立案执行。进入执行程序后，被执行人林和平、施瑞福公司向本院提出不予执行的申请。本院受理后，调阅了相关案卷材料，并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林和平、施瑞福公司称：一、林和平、施瑞福公司与裁决书的任何一位仲裁申请人“之间”均没有仲裁协议。
仲裁仲裁申请人向贸仲委提出仲裁申请的依据是：《增资协议》第5.2条和《补充协议》第15.2条，两个条款均约定了“各方”可以就履行本协议发生的争议，提起仲裁。但这里的“各方”应是合同明确载明的甲方、乙方、丙方，而不是甲A、甲B、甲C、甲D、乙方、丙1、丙2、丙3；争议协议是三方合同，而不是八方合同，现有仲裁条款是“甲乙丙三方之间”达成的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但仲裁申请人仅是1／4甲（三案合并），不是完整的甲方，也不能代表完整的甲方，因此其无权依据协议中的“仲裁条款”提起仲裁。
基于上述理解，申请人林和平、施瑞福公司在仲裁开庭前提出了书面《管辖权异议书》，争议协议是“三方协议”的理由如下：协议列明当事人时使用的就是甲方、乙方、丙方，这是典型的三方协议；协议各个条款中均是用甲方、乙方、丙方称呼，并约定了甲方、乙方、丙方各自的权利义务内容，协议的表述习惯决定了协议中的“各方”指向“甲、乙、丙三方”；协议中仅在涉及股东林和平的特别连带责任时，使用“丙1”这样的方式，这证明除非是协议特别明示，协议中的“各方”仍然是指“甲、乙、丙三方”。因此结合协议的当事人列明方式、协议的表述习惯、以及协议中的特别约定，均表明协议中的“各方”应当毫无意义的被理解为“甲、乙、丙三方”。
1155号裁决在分析管辖权问题时，直接依据《民法通则》第86条的规定，即共同债权人应当依据份额共享权利，由此推定“仲裁协议”同样可以由共同债权人“分别独立享有”。这一分析过程存在两个严重的错误：
第一，《仲裁规则》第5.4条规定，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应视为与合同其他条款分离的、独立存在的条款，……合同的变更、解除……被撤销以及成立与否，均不影响仲裁条款或仲裁协议的效力。因此“仲裁条款”是一项独立的“特别约定”——管辖约定，并非一项实体“权利”，《民法通则》第86条中共同债权人可以分享的“权利”显然不应包含“仲裁条款”，仲裁庭的解释无限扩大了第86条的适用范围，这种解释方式完全是对仲裁条款“独立原则”的根本违背。
第二，协议到底是“三方”还是“八方”，这是一个事实判断，首先应当适用文义解释，即根据协议的上下文、表述习惯来解释“各方”的应然之意，而仲裁庭回避了对其不利的“文义解释”，通过适用《民法通则》第86条来推定“仲裁约定”及于每一位债权人，由此认定本案“仲裁条款”的存在。仲裁庭通过适用法律的方式做出了一个“事实判断”，这本身就是一个严重的逻辑错误，这样的解释方式极有可能违背“文义解释”，本案既是如此。事实上，通过法律推定的方式确定“仲裁条款”，这本身也是对“自愿仲裁原则”的违背。
综上，仲裁庭对“仲裁条款”的解读完全错误，违背了仲裁条款的独立原则、更回避了仲裁条款的“文义解释”，硬生生的将不存在的仲裁条款适用于本案中，导致仲裁委错误的受理、审理、并对案件作出根本错误的裁决，这是对“自愿仲裁原则”的根本违背。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由于没有仲裁协议，1155号裁决应当被撤销。
二、“定案证据”未当庭出示、也未经质证，违反法定程序。
《仲裁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仲裁应当开庭进行。当事人协议不开庭的，仲裁庭可以根据仲裁申请书、答辩书以及其他材料作出裁决”。《仲裁规则》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开庭审理的案件，证据应在开庭时出示，当事人可以质证”。证据应当“当庭出示、当庭质证”，这是仲裁程序最基本的规则。本案属于开庭审理的案件，所有证据均应当庭出示，并质证。但本案中却出现了众多定案证据违反该原则的情形：
（一）1155号裁决对此部分证据描述如下：仲裁申请人在庭后对第8项仲裁请求进行了明确、提交了相关证据，并办理了相关手续，仲裁委仲裁院将其转寄被申请人。该描述已足以表明该部分证据既未当庭出示、更未经申请人林和平、施瑞福公司质证。因此，该部分定案证据明显违反了证据应当“当庭出示、当庭质证”的法定程序。
（二）《律师函》的有效性是本案的核心争议，但涉及《律师函》有效性的证据——证据十一，仲裁庭没有转交林和平、施瑞福公司，更未“当庭出示、当庭质证”，仲裁庭直接认定《律师函》有效，并认定仲裁申请人已提出回购请求，违反法定程序。
仲裁申请人核心请求是“股权回购”，而提出回购的唯一证据是《律师函》（详见仲裁申请人证据七），由于该“发函主体”并非《增资协议》第三条“通知与送达”条款约定内容，因此林和平及另两位（施瑞福公司、谷序文）都在庭审中对该函件的效力予以否认。在没有随函提供当事人“委托书”的情形下，这样的《律师函》是不能被视为《补充协议》10条中甲方（投资人）关于回购股权的“收购要求”。林和平的代理人曾在庭后代理意见中再次对该处“核心争议”发表充分论述，1155号裁决中完整记录了该部分异议。
该份《律师函》截止到庭审结束时，乃至现在，一直没有得到当事人的授权确认，林和平、施瑞福公司也没有看到任何确认《律师函》效力的信息或证据，因此，《律师函》当然不应发生任何法律效力。
然而，仲裁庭对于这一“核心争议”——《律师函》有效性，在最终的“仲裁庭意见”部分，直接依据一份未向林和平、施瑞福公司提供、未“当庭出示、当庭质证”的证据——仲裁申请人证据十一《授权书》，直接认可该《律师函》的效力，并作为认定仲裁申请人提出回购股权的“唯一证据”，还以律师函的寄发时间（非妥投时间）作为了回购请求的起算点。这份突然出现的证据十一，没有转交林和平、施瑞福公司，也未“当庭出示、当庭质证”，甚至有可能是虚假的。仲裁庭对这一核心证据违反法定程序的处置方式，直接导致判决发生根本性错误，使得我方对本次仲裁的中立性、公正性产生了严重怀疑。
综上，仲裁申请人仅在开庭时提交证据一至七，林和平、施瑞福公司也仅对此部分证据予以质证，但1155号裁决却引用了仲裁申请人证据十二，由此推断，林和平、施瑞福公司至少没有收到仲裁申请人的证据八至十二，当然也不可能“当庭出示、当庭质证”，违反了《仲裁法》第三十九条、《仲裁规则》第四十二条第（一）规定的的法定程序。因此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
三、变更仲裁请求后，未提供答辩期（45天）、未开庭审理，违反法定程序。
正如前文所述，仲裁申请人是在“庭后”对第八项请求进行了明确、提交了证据、并办理了相关手续。这些连续的动作表明仲裁申请人是在“庭后”“变更仲裁请求”，对这一重大的请求变化，仲裁庭并未按《仲裁规则》第十五条的规定，给予林和平、施瑞福公司45天的答辩期，这等于剥夺了林和平、施瑞福公司对变更后诉讼请求进行答辩、提出反请求、提交证据等一系列的实体权利。更未按照《仲裁法》、《仲裁规则》的要求，对变更后的仲裁请求进行“开庭审理”，这是对仲裁“开庭审理”原则的根本违背。
综上，仲裁庭在接受了仲裁申请变更仲裁请求后，未能按照《仲裁规则》第十五、十六、二十条的规定，给予林和平、施瑞福公司答辩、提出反请求、提交证据的权利，且未按《仲裁规则》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对新的仲裁请求进行“开庭审理”，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
四、未提供充分的质证、庭审调查程序，导致本案出现根本性错判。仲裁庭裁定“目标公司”施瑞福公司承担对投资股东的“回购股权”责任，违背社会公共利益。
由于仲裁庭未能按照《仲裁规则》对仲裁申请人提交的新证据、新仲裁请求，进行充分的质证、庭审调查，导致出现对本案众多焦点争议的错判：
（一）施瑞福公司作为本次投资协议中的“目标公司”，其在投资协议中对投资股东的“回购股权”约定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理应认定无效，但仲裁庭裁决目标公司施瑞福公司承担“股权回购”责任，显然违背社会公共利益。
施瑞福公司曾在庭审中提出上述答辩意见，但仲裁庭审查后认为：仲裁申请人作为投资人而非第三被仲裁申请人（施瑞福公司）股东，与被申请人之间形成合同关系，系各方作为平等主体经协商自愿达成的，是各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不损害其他股东、社会公众或国家利益，《补充协议》真实、有效。
但仲裁庭的上述认定，与最高院（2012）民提字第11号民事判决书的要旨相违背，在2014年第8期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第34页关于该案的“审判摘要”中做出指示：在民间融资投资活动中，融资方和投资者设置估值调整机制（即投资者与融资方根据企业将来的经营情况调整投资条件或给予投资者补偿）时要遵守公司法和合同法的规定。投资者与目标公司本身之间的补偿条款如果使投资者可以取得相对固定的收益，则该收益会脱离目标公司的经营业绩，直接或间接地损害公司利益和公司债权人利益，故应认定无效。
因此，仲裁庭认定施瑞福公司做出回购承诺有效是明显错误的，且违背社会公共利益，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三款，人民法院认定执行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不予执行。
林和平还认为：仲裁庭混淆“付款义务”和“连带责任”主体，导致错误判定原股东林和平承担支付股权回购款的义务。
仲裁庭在“本案主要争议问题”的第5点中，曾对此做出分析。仲裁庭综合合同第10.1、10.3以及6.3条的约定，分析称“第一被申请人、第二被申请人（股东）对第三被申请人（目标公司）在《补充协议》项下包括向仲裁申请人支付股权收购款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这里认定林和平承担“连带责任”，这与林和平在仲裁中的答辩意见完全一致。但紧接着下一段中，“仲裁庭认为，第二被申请人应向仲裁申请人履行支付股权收购款的义务”，在没有任何说明和理由的情形下，认定林和平承担直接付款义务。显然，仲裁庭将“付款义务”和“连带付款义务”混淆，将债务人和担保人颠倒，将股东错误的认定为“股权收购款的支付义务人”，以便“帮助”仲裁申请人“没有合同依据”的仲裁请求被支持。
因此，仲裁庭支持仲裁申请人提出的股东支付回购款的请求没有任何合同依据、法律依据的。
申请人林和平、施瑞福公司请求裁定不予执行1155号裁决。
浙江中科、江阴中科、深圳中科的答辩意见如下：
一、浙江中科、江阴中科、深圳中科（以下简称三个投资公司）与林和平、施瑞福公司之间有明确的仲裁协议。
（一）本案的诉争合同是股权投资合同，合同的八个主体均表达了将履行诉争合同发生的争议提交贸仲委仲裁的真实意思表示。
1、本案的诉争合同由《增资协议》与《补充协议》组成，共同构成了本案完整的诉争合同，其实质是股权投资合同（下称“股权投资合同”）。
2、仲裁协议在《增资协议》与《补充协议》中均有明确约定，合同的八主体均予以签字／盖章确认，林和平、施瑞福公司在仲裁开庭时也确认诉争合同及签字、印章都是真实的，因此仲裁协议是合法而且有效的。
三个投资公司依据《补充协议》的第15.2条向贸仲委提起仲裁，同样的仲裁条款也约定于《增资协议》的第5.2条。
在诉争合同的仲裁条款中，有请求仲裁的明确意思表示，有在法律规定仲裁范围内的具体的仲裁事项，有选定的明确的仲裁委员会，签订协议属于林和平、施瑞福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六条和第十七条，仲裁协议是合法而且有效的。
（二）诉争合同的八个主体均为平等、独立的法律主体，在合同中不存在限制或者特别约定任一主体仲裁权利及地位的情况下，每个主体均享有独自提起仲裁的权利。
1.诉争合同的甲乙丙方划分是根据合同主体的权利义务性质的同异而进行的划分，不代表任何一方因此放弃了程序和实体上的任何法律权利。
合同的八个主体在合同中分别归入甲、乙、丙三方，是因为八主体在投资交易行为中分别处于投资方、被投资方、被投资方的股东这三个角色，是根据八个主体在投资交易行为中的地位、权利义务性质的同异的概称，这也是合同拟定的基本常识和惯例，这样，在当事人在合同中的权利义务相同时，无须再累赘地复述所有相关的主体。
2.即使是按照文义解释，诉争合同的条款也能清晰地显示“各方”指的是八个独立的主体，而不是林和平、施瑞福公司所称的某几个当事人组成的联合体。
从《补充协议》的第12条“声明和保证”：“12.1协议各方签订本协议已取得其股东会、董事会、主管机关或其他相应机构决议或批准，不存在签订履行本协议义务的障碍。12.2协议各方依中国法律和其本国法具有签订和履行本协议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以及12.3条、12.4条，很明显可以看出，依照中国法律，具有签订诉争协议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必然是合同的八个独立主体，而不是某几个主体组成的联合体的整体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而取得其股东会、董事会、主管机关批准的也必然是独立主体，而不会指向合同的“甲方”作为一个联合整体成立了共同的股东会与董事会。
因此，即使是从诉争合同中“各方”的文义解释来说，“各方”所指向的当事人也必然是八个独立的主体。
并且，作为投资方之一的天津和光已于2014年7月30日前根据仲裁协议行使了其权利，向贸仲委就履行《补充协议》提起了对包括林和平在内的三个仲裁被申请人的仲裁。
3.贸仲委曾作出的（2003）第0204号案件裁决的理由更清楚地显示了：只有在合同中对某些当事人的仲裁地位和权利作出特别约定和限制时，才存在着对其提起仲裁的主体资格的限制。
林和平、施瑞福公司在贸仲委开庭时提到贸仲委曾作出的第0204号案裁决书中，是作出了当时作为合同中的乙方之一的“乙方2”不具有单独提起仲裁的主体资格的判断，因此本案也应当如此。但是，实际上第0204号案正是从反面说明了本案不存在任何对提起仲裁的主体资格的限制的情况。贸仲委在本案裁决书中详细论述了该案的诉争合同《“北方嘉润园小区”项目A地块合作合同》中鉴于条款特别约定：“各方均同意乙方向甲方主张权利时，由乙方1全权代表乙方2以乙方名义向甲方主张权利，甲方依乙方1的要求履行本合同项下的责任和义务视为甲方对乙方的履行。如乙方1与乙方2就同一事项做出不同的意思表示或权利主张时，甲方有权要求乙方1和乙方2达成一致意见后通知甲方，否则甲方有权延迟履行责任和义务，乙方不得就此要求甲方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正是由于第0204号案的诉争合同专门对乙方2的提起仲裁的权利作出了限制性约定，第0204号案的仲裁庭才做出了乙方2不具有单独提起仲裁的主体资格的判断。因此，第0204号案裁决书更说明了在合同中不存在限制或者特别约定任一主体仲裁权利及地位的情况下，各主体均享有独自提起仲裁的权利。而本案的诉争合同没有对任一主体的程序或者实体权利作出限制或者约束。三个投资公司均有权单独行使其仲裁权利。
4.三个投资公司和天津和光按照各自应缴的投资款项分享权利、承担义务，其份额都是明确的、可分的，因此不属于必要共同仲裁，无须共同提起仲裁。
在《增资合同》中明确约定，江阴中科向施瑞福公司投资3000万、获得250万元出资额，深圳中科向施瑞福公司投资2000万、获得166.6667万元出资额，浙江中科向施瑞福公司投资4000万、获得333.3333万元出资额，天津和光向施瑞福公司投资3000万元、获得250万元出资额。
因此，四个投资方按照诉争合同分别投资，因投资而享有的权利是明确可分的，并非指向同一标的，无须共同提起仲裁。
二、所有定案证据均已经当庭出示并经林和平、施瑞福公司质证，庭后补充的证据仅仅是对案件事实的补充说明，且经过林和平、施瑞福公司同意书面质证，完全符合《仲裁规则（2015）》规定的程序。
（一）所有定案证据均经过2015年6月3日开庭时当庭出示并经林和平、施瑞福公司质证是真实的。
本案是股权投资合同争议，三个投资公司是因为合同中的股权回购条款被触发，根据合同向包括林和平、施瑞福公司在内的仲裁被申请人要求股权回购款。因此，本案定案证据必然是要证明股权投资合同是否真实、三个投资公司是否已经按照约定投资、股权回购条款是否约定并已被触发，合同中是否约定林和平需向三个投资公司支付股权回购款的证据。
以上定案证据分别是三个投资公司提交的第一组证据（诉争合同）和第三组证据（汇款支付凭证），这些证据不仅在立案时即已经提交，包括林和平、施瑞福公司在内的三个仲裁被申请人当庭均已确认其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并当庭承认施瑞福公司作为目标公司至今未能在中国境内完成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因此根据《补充协议》第10.1条：“10.1甲方在投资后将尽力协助乙方做好公司上市的相关协调工作，但发生以下情况时，甲方有权要求丙方收购甲方持有的乙方股份，乙方、丙方对此承担连带责任：10.1.1乙方未能在2013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境内完成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当事人的自认证明了股权回购条款已经触发。
（二）裁决书中的第8项仲裁请求是三个投资公司要求仲裁被申请人承担仲裁费、律师费、担保费、保全费等相关费用，该请求并非本案的核心争议，而且该请求在立案时和当庭均书面提出，只因未缴纳该请求的仲裁费，三个投资公司开庭后按照缴费通知的要求办理了补缴仲裁费的手续。
立案时，三个投资公司是分别提起仲裁申请的，后向仲裁委申请合并，包括林和平在内的仲裁被申请人没有提出异议，因此三个案件合并为本案审理，所有的仲裁请求也都予以合并，三个投资公司原在《仲裁申请书》中提出的第4项仲裁请求“仲裁被申请人承担仲裁费、律师费、担保费、保全费、差旅费等相关费用”被列为了第8项，对此项仲裁请求，三个投资公司在开庭时也予以了重申。
因立案时，三个投资公司未缴纳该项仲裁请求的仲裁费，庭后经仲裁院发出了缴费通知（该通知抄送了仲裁被申请人），三个投资公司补缴了仲裁费，办理了相关手续。
（三）三个投资公司提出仲裁前履行了合同约定的协商前置程序，提出回购请求的《律师函》、快递单及EMS签收记录均经林和平、施瑞福公司在2015年6月3日开庭时当庭质证、并确认收到。
因仲裁协议中约定了提起仲裁前需进行协商，如果在30日内不能协商解决，再提起仲裁，三个投资公司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在2014年8月14日委托中伦律师事务所向包括林和平、施瑞福公司在内的仲裁被申请人发出了要求股权回购的《律师函》、快递单、EMS签收记录（三个投资公司提交的证据七），对此，林和平、施瑞福公司是在2015年6月3日开庭时当庭质证并承认确实收到了《律师函》。
（四）补充证据并非定案证据，只是对庭审事实的补充说明，三个投资公司提交补充证据的时间和程序完全符合《仲裁规则（2015）》的规定，林和平、施瑞福公司是当庭同意并签字确认的。
1.三个投资公司交的补充证据是基于对庭审事实补充说明的证据，并非定案证据。
尽管在2015年6月3日开庭时，定案证据都已经当庭出示并质证，案件事实已经十分清楚，所有诉讼请求都已经当庭陈述。但为了对庭审事实进行补充说明，三个投资公司在庭后（2015年6月12日）提交了补充证据，其中包括本院作出的的保全裁定书、出具的5000元担保费发票，三个投资公司为了向本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而与武汉东创担保公司、武汉市农业担保公司签订的保全担保合同、汇款凭证、发票（担保公司在本院的裁定书中已经列明）、三个投资公司与北京市京悦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银行汇款凭证、律师费发票，三个投资公司的资产管理部经理与施瑞福公司的董事会秘书关于股权回购事项磋商的来往电子邮件、施瑞福公司提出股权回购替代方案的股东会会议纪要，以及因林和平、施瑞福公司在内的仲裁被申请人提到第0204号案裁决并断章取义误导仲裁庭，三个投资公司提交了第0204号案裁决书全文，还有从最高院裁判文书网上下载的本院应天津和光的保全申请作出的保全裁定（仲裁庭开庭时，施瑞福公司已经当庭确认）。
很显然，三个投资公司提交的补充证据并非本案定案证据，只是对案件事实的补充说明，在当庭质证的《律师函》的基础上更加充分说明了三个投资公司在提出仲裁前已经履行了合同约定的协商前置程序。
2.仲裁庭决定开庭后提交补充证据的时间和程序经过全体当事人的同意并签订确认，仲裁被申请人之一的谷序文也在庭后交了一份补充证据。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得到了充分的保证。
对于以上补充证据的提交时间和程序，是2015年6月3日开庭时，仲裁庭经征得全体当事人同意确定的，仲裁庭决定双方当事人在庭后10天内提交补充证据和代理词，如有质证意见书面提交，对此包括林和平、施瑞福公司在内的全体当事人均在庭审笔录上予以签字确认。
仲裁庭的上述决定完全符合《仲裁规则（2015）》“第三十五条审理方式（一）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仲裁庭可以按照其认为适当的方式审理案件。”以及“第四十二条（二）对于书面审理的案件的证据材料，或对于开庭后提交的证据材料且当事人同意书面质证的，可以进行书面质证。书面质证时，当事人应在仲裁庭规定的期限内提交书面质证意见。”
仲裁被申请人之一的谷序文在庭后也提交了一份补充证据，是徐亚文与林和平之间的关于代持股权的协议，仲裁委将其也转寄给了三个投资公司。
因此，贸仲委关于决定补充证据、书面质证的程序既符合仲裁规则的规定，又充分保障了双方当事人的权利。
（五）林和平、施瑞福公司在2015年6月19日收到三个投资公司提交的补充证据并于2015年6月26日将代理词寄到了贸仲委。
林和平、施瑞福公司是在2015年6月19日收到以上补充证据，而并非像其在申请书中所说从未收到及见到。林和平、施瑞福公司是在2015年6月26日将代理词寄到了贸仲委。
三、国内仲裁案件的答辩期是20天，仲裁庭明确给予了包括林和平、施瑞福公司在内的仲裁被申请人20天的答辩期限及提交证据的权利。
（一）国内仲裁案件的答辩期、提交证据材料、提出证明文件的时间是20天，本案仲裁庭已经在通知中给予了包括林和平、施瑞福公司在内的仲裁被申请人全部程序权利。
本案是国内仲裁案件，根据《仲裁规则（2015）》：“第六十五条（一）国内仲裁案件，适用本章规定”，适用“第五章国内仲裁的特别规定”，因此，应当适用“第六十八条答辩和反请求（一）被申请人应在收到仲裁通知后20天内提交答辩书及所依据的证据材料以及其他证明文件；如有反请求，也应在此期限内提交反请求书及所依据的证据材料以及其他证明文件。”
仲裁庭在2015年7月27日的（2015）中国贸仲京字第026108号发给林和平、施瑞福公司在内的仲裁被申请人的通知中，确认了收到三个投资公司的仲裁费，通知包括林和平在内的仲裁被申请人在20天内提交答辩以及相关材料。
直到2015年10月30日裁决书作出之前，林和平也未提交任何答辩、材料、以及提出任何异议。
（二）要求仲裁被申请人承担仲裁费、律师费等相关费用的第八项仲裁请求在本案庭前和庭中都已提出，只是尚未缴纳仲裁费，庭后按照仲裁庭的要求在开庭后10日内以及在2015年7月1日提交了证据并向仲裁庭明确了放弃差旅费的请求，办理了缴纳仲裁费的手续，对此仲裁委均通知了林和平，并给予了林和平提出异议的权利和时间。
尽管三个投资公司是在开庭后缴纳了第八项仲裁请求的仲裁费，但仲裁费的缴纳时间不影响仲裁程序的进行，只是会关系到仲裁庭是否在裁决书中对该项请求作出裁决：如果缴纳了仲裁费，裁决书中会正式受理并裁决该项，如果三个投资公司最终未办理缴纳仲裁费的相关手续，证明三个投资公司撤销了该项请求，仲裁庭将不会受理该项请求、也不会作出裁决。
庭后补交了证据，并给予了林和平、施瑞福公司书面质证及提出异议的权利。因此，仲裁庭已经于第8项仲裁请求的仲裁费缴纳前履行了审理该项请求的程序，并在收到仲裁费后就该项请求给予了仲裁被申请人20天的合法期限。
本案于2015年6月3日开庭审理，定案证据当庭质证，第8项仲裁请求在庭前、庭中均已经提出（三个投资公司还在庭后放弃了差旅费的请求），补充证据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庭后提交并提交补充质证意见，补缴仲裁费的过程均不违反法定程序，仲裁庭在三个投资公司补缴仲裁费后再次给予了林和平在内的仲裁被申请人20天答辩、补交证据、提出反请求的时间，仲裁庭的审理方式完全符合《仲裁规则（2015）》的第三十五条第一款和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要求。
直到2015年10月30日裁决书作出之前，林和平、施瑞福公司也未对以上审理方式提出新的要求和异议。
四、本案并未违反任何公共利益，林和平、施瑞福公司是在对最高院的案例和精神断章取义，误导判断。
（一）最高院（2012）民提字第11号民事判决是关于业绩补偿条款部分无效的判决，和本案的股权回购条款无关。
林和平、施瑞福公司在《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申请书》中提到最高院（2012）民提字第11号民事判决，即“海富投资与甘肃世恒的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判决”。在该案中，海富公司对世恒公司进行增资，约定当世恒公司2008年实际净利润未达到3000万元时，海富公司有权要求世恒公司及另一股东迪亚公司予以补偿，即合同中约定了业绩补偿条款。
最高院在判决中称因业绩补偿条款约定了被投资公司世恒公司的年利润最低值，使得海富公司投资可以取得相对固定的收益，该收益脱离了世恒公司的经营业绩，因此损害了公司利益和公司债权人利益而无效；并且，最高院的判决中还明确：“但是，在《增资协议书》中，迪亚公司对于海富公司的补偿承诺并不损害公司及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有效的。迪亚公司对海富公司承诺了众星公司2008年的净利润目标并约定了补偿金额的计算方法。在众星公司2008年的利润未达到约定目标的情况下，迪亚公司应当依约应海富公司的请求对其进行补偿。迪亚公司对海富公司请求的补偿金额及计算方法没有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很明显，最高院海富案判决确定的是业绩补偿条款部分无效——即被投资公司向投资人补偿利润的约定无效（股东向投资人补偿利润是有效的），与本案情况完全不同，最高院从未提出过股权回购条款的约定无效。
而且，林和平、施瑞福公司在摘选2014年第8期最高人民法院报第34页对最高院（2012）民提字第11号民事判决书的“审判摘要”时，还故意省略了最后一句话：“但目标公司股东对投资者的补偿承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是有效的。在合同约定的补偿条件成立的情况下，根据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诚实信用的原则，引资者应信守承诺，投资者应当得到约定的补偿。”
（二）公共利益是法律和行政法规明确规定的与保障国家安全、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关的利益，无效的条款并不等于损害公共利益的条款。
如上所述，最高院的海富案判决中，业绩补偿条款部分无效的原因是因为约定了目标公司必须达到一定盈利，脱离了商事活动具有风险的特点，所以损害了目标公司与公司债权人的利益而无效。
但是，无效的条款并不等于损害公共利益的条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第三款第十三条第三款以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八条的规定可以明确看出：“公共利益”是与国防和外交、由政府组织实施的基础设施建设、政府组织实施的公共事业、政府组织实施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法律及行政法规规定的保障国家安全、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关的利益，不是某些个人及团体利益。
因此，即使是最高院的海富案中的业绩补偿条款，也没有违反任何公共利益。
（三）本案的股权回购条款没有违反任何法律禁止性规定，更没有违反公共利益，是真实、合法且有效的。
如上所述，本案的股权回购条款并未违反任何公共利益，并且，也与海富案中的业绩补偿条款是完全不同的约定。股权回购条款没有违反以下任何法律禁止性规定，因此是有效条款：
1、股权回购条款未利用股东独立地位和有限责任侵犯公司法人独立财产权，未违反风险共担的原则。
三个投资公司是在成为施瑞福公司的股东前，基于股权投资协议的有条件的安排进行了溢价投资，三个投资公司分别投入了4000万、3000万、2000万，只获得了333万、250万、166万的出资额，其余出资均计入了施瑞福公司的资本公积金。也就是说，相对于公司原股东，三个投资公司投入了巨额资金，只获得了很少的股权，已在先承担了更多的商业风险。同样，作为合同的相对方的被投资的施瑞福公司，为了获取更多的发展机会和利益签订了合同，从而获得了《补充协议》的第2.1条约定的用于公司四大支柱产业的新的产业基地的建设、补充流动资金的增资金额。
施瑞福公司为获取这种巨大利益，而与三个投资公司签订了股权回购条款，约定了一定条件下履行支付股权回购款的义务，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这种由于商业风险带来的资产减少是正常的交易行为的后果。因此，三个投资公司在股权回购条件被触发时，要求施瑞福公司承担相应责任，是通过正当、合法的程序，有正当、合理的缔约依据，不是侵犯公司法人独立财产权的行为，也未违反风险共担的原则。
2、股权回购条款不构成股东抽逃出资，未违反资本维持、资本减少限制的原则。
施瑞福公司支付股权回购款不是股东抽逃出资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的约定，股东抽逃出资有五种行为：“（1）将出资款项转入公司账户后验资后又转出；（2）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3）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4）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5）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
而本案的支付股权回购款是基于合同债务，即三个投资公司作为投资合同一方以债权人的身份要求履行合同义务，并非故意无对价或者低对价地获得公司财产，损害公司利益，要求施瑞福公司支付股权回购款有合同依据、真实交易背景、公平对价基础，没有违反法律抽逃资本的意图。
3、要求施瑞福公司支付股权回购款未损害公司及债权人利益。
被投资公司、投资人、债权人均为平等的商事主体，基于股权投资合同的溢价投资是商业交易行为，法律地位完全平等，各方均会因商业行为存在利益和风险的变化。在股权回购条件被触发时，三个投资公司要求回购股权是合法合理的，因为从这点来说，三个投资公司也是施瑞福公司的债权人（三个投资公司共投入9000万元，只有750万计入实收资本，其余8250万元都计入了施瑞福公司的资本公积金），在签订诉争合同的股权回购条款时，三个投资公司都还不是施瑞福公司的股东，三个投资公司基于投资合同方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而不是基于施瑞福公司股东的地位，不存在滥用股东地位、损害公司和债权人利益的因素。
4、施瑞福公司支付股权回购款的连带责任未违反法律关于公司回购股份的规定。
签订本案诉争合同时，林和平、谷序文、徐亚文作为合同的丙方，是施瑞福公司的100%股东，而诉争合同的股权回购条款是施瑞福公司的全体股东及被投资公司——施瑞福公司在股权投资合同中一致表示同意的，施瑞福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在程序上完全合法，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关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
而且，根据《补充协议》第10.3条和第14.5条，施瑞福公司承担的是支付股权收购款的连带责任，三个投资公司收到全部价款后，需将持有的施瑞福公司的股权过户给林和平、谷序文，而不是施瑞福公司。因此，该请求未违反法律关于公司回购股份的规定。
五、仲裁庭提供了法定的质证、调查程序，本案的裁决是正确的，
（一）仲裁庭对进行了充分的、法定的质证调查程序。
如前所述，三个投资公司立案时提交了定案证据，包括林和平、施瑞福公司在内的仲裁被申请人均委托了代理律师，2015年6月3日开庭时携带了三个投资公司提交的定案证据来开庭。开庭时仲裁庭给予了双方充分的举证质证权利，三位仲裁员均就仲裁相关问题对所有当事人充分询问，仲裁庭经征得双方同意，给了双方10天的时间提交代理词和补充证据，并就补充证据提交书面质证意见，所有当事人均予以签字确认。其中，仲裁被申请人之一谷序文还在2015年6月8日提交了一份凌然和徐亚文之间的《协议书》作为证明徐亚文为凌然代持股的补充证据。三个投资公司在2015年6月12日交了补充说明事实的《补充证据》，仲裁庭转寄给林和平，林和平、施瑞福公司于2015年6月19日收到。因此，仲裁庭从程序上提供了法定的质证、调查程序。
（二）根据《补充协议》第10.1条、第10.2条、第10.3条、第10.4条，林和平承担支付股权回购款的义务具有充分的合同依据。
《补充协议》第10.1条约定：“甲方在投资后将尽力协助乙方作好公司上市的协调工作，但发生下列情况时，甲方有权要求丙方收购甲方持有的乙方股份，乙方、丙方对此承担连带责任：10.1.1乙方未能在2013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境内A股完成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第10.2条：“甲方要求丙方收购其持有的乙方股份时，丙方应当以下述价格收购。”第10.3条：“乙方应在甲方提出收购要求之日起1个月内将收购价款支付给甲方。”第10.4条：“丙方1承诺对如上10.1、10.2及10.3条款描述至股权认沽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根据以上条款，如前所述，三个投资公司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全部投资，目标公司施瑞福公司（合同的乙方）未能在2013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境内A股完成首次公开发行上市，股权回购条件已经触发，作为丙方1的林和平根据合同约定承担包括支付股权收购款在内的连带责任是有充分合同依据的。
综上，本案的仲裁协议合法有效，未违反任何法定程序，不违反任何公共利益，仲裁裁决是完全正确且有法律、合同的依据，林和平的申请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是为了拖延执行进程，请求本院依法予以驳回。
经本院审查查明，2011年3月3日，甲方：浙江中科、江阴中科、深圳中科、天津和光远见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和光）与乙方：施瑞福公司、丙方：林和平（凌然）、谷序文、徐亚文签订《浙江中科、江阴中科、深圳中科、天津和光与施瑞福公司及凌然、谷序文、徐亚文关于对施瑞福公司增资协议》（以下简称《增资协议》），约定：鉴于乙方注册资本2000万元，拟增加注册资本1000万元，增资后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丙方为乙方现股东','2018-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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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Items:[{法条名称:\'第七十五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七十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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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ly] （一）停止侵害；[ly] （二）排除妨碍；[ly] （三）消除危险；[ly] （四）返还财产；[ly]
（五）恢复原状；[ly] （六）修理、重作、更换；[ly] （七）赔偿损失；[ly] （八）支付违约金；[ly] （九）消除影响、恢复名誉；[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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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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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ly]\'}]},{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3年）》\',Items:[{法条名称:\'第六十一条\',法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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