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抚民三初字第13号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南支行（以下简称工行抚州城南支行），住所地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赣东大道1533号。
法定代表人戴文，该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陈旭华，该行员工，一般代理。
委托代理人熊建文，江西民鉴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代理。
被告抚州宜腾光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腾公司），住所地江西省抚州市金巢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林彦廷，执行董事。
被告林彦廷，台湾地区居民。
被告林孟君，身份证号（台湾）：D220844684，系被告林彦廷之妻。
第三人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南昌营业管理部（以下简称南昌中信保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沿江中大道100号南昌海关大楼8层。
负责人周明，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范庆菊，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员工，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王雪雷，北京市安杰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南支行诉被告抚州宜腾光学有限公司、林彦廷、林孟君、第三人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南昌营业管理部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于2014年8月21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第三人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南昌营业管理部对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于2014年10月8日作出（2014）抚民三初字第13号民事裁定，第三人对该裁定提出上诉，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年1月28日裁定驳回其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经公告送达后，于2015年11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陈旭华、熊建文、第三人委托代理人范庆菊、王雪雷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宜腾公司、林彦廷、林孟君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
原告工行抚州城南支行诉称，2012年8月14日，被告宜腾公司为经营出口贸易，向原告申请短期出口信用保险项下贸易融资贷款，为此，原、被告双方签订了《出口信用保险项下贸易融资总协议》。为担保该项出口贸易融资贷款，2012年9月6日被告宜腾公司将出口贸易（货物）收款权利质押给原告，指定该出口贸易应收款直接支付原告账户，双方签订了《质押合同》并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系统予以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另被告林彦廷、林孟君为该项出口贸易融资贷款债务向原告设立黎连带保证责任担保，签订了《保证合同》。为满足出口贸易融资贷款条件，被告宜腾公司向原告提交了其向第三人投保出口贸易信用保险单证，并在2012年8月4日，由原告、被告宜腾公司、第三人签订了出口信用保险之《赔款转让协议》，约定将本案出口信用保险金赔款直接向原告支付，用于清偿被告宜腾公司融资贷款本息及其他费用。依照上述合同约定及被告宜腾公司的出口贸易融资贷款申请，原告在收到第三人提供的《短期出口信用保险承保情况通知书》、《申报单》等附件资料后，于2012N年9月5日决定了该《信贷审批书》，并及时依约定向被告宜腾公司发放了该项贷款62万元美元，约定贷款期限为4个月（120日），利率按市场浮动利率＋1%执行，逾期应计算复利等。本案贷借款期限内，被告宜腾公司仅偿付了部分利息，且指定出口贸易应收账户从未收到任何款项。贷款到期时，被告宜腾公司已经停产，且被告及其公司人员失去联系。至目前，备案融资贷款已逾期，截止至2014奶奶7月20日，被告尚欠贷款本金62万美元及利息18922.92美元（本息合计638922.9美元）未偿付。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原告只得依法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令：1、被告宜腾公司立即偿付贷款本金620000美元及其利息18922.92美元（截止2014年7月20日）；2、被告林彦廷、林孟君承担偿付贷款本金、利息及其他费用连带保证担保责任；3、第三人南昌中信保公司在其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给付本案保险金责任；4、因本案诉讼所需一切费用由被告共同承担。
原告抚州工行提供以下证据：
第一组、1.《营业执照（注册号361000120000904），2.《组织机构代码证》（代码74851740-5），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
第二组、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361000520002124），2.《组织机构代码证》（代码××），3.《台胞证》（号码036××××4080）身份证号：××，4.配偶证明（登记号1049638805），5.《委托书（公证）》，证明1.被告抚州宜腾光学有限公司的主体资格，2.林彦廷的主体资格，3.林孟君的主体资格；
第三组、1.（保险）《赔款转让协议》（编号：PX-3500-2012-0038），2.《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综合保险单》（保单号：SCH016369），3.《保险单明细表》（保单号SCH016369），4.《出口合同》（合同号：1204143），5.《PACKINGLIST（装箱单）》（编号：1204143），6.《出口货物报关单》（海关编号231720120172528438）7.《通关状态查询（验证）》，8.《短期出口信用保险承担情况通知单》（编号：2012-SCH016369-15），9.《申报单》（编号：EMA20120305254），证明1.以被告抚州宜腾公司与第三人保险事实为前提条件而设立本案的出口信用保险项下贸易融资；2.原告、被告宜腾公司、第三人三方协议约定保险金额赔偿应向原告转让或直接支付；3.被告宜腾公司向第三人投保保险事实，投保金额为1500万美元；4.第三人向原告书面通知本案出口货物信用保险事实，出口货物87万美元，及出口事实情况；5.保险金赔偿比例为风险损失之90%。
第四组、1.《出口信用保险项下贸易融资总协议》，2.《短期出口信用保险项下贸易融资申请书》，3.《中国工商银行信贷审批（2012）00528号，4.《OMMERCIAINVOICE（商业发票）》编号：J20120BT317，5.《质押合同》（编号15112005-2012（质）0016号，6.《中国人民银行证信中心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初始登记），7.《保证合同》（编号：15112015-2012（保）第0009号），8.《委托书（公证）》，9.《借款凭证》（2012年9月6日），10.《往来户明细文件（查询结果）（账号：15×××48），11.《EMS国际（地区）特快专递邮件详情单》（EE272290515CN），12.《EMS邮件查询（单）》，证明1.被告宜腾公司与原告签订了出口信用保险项下融资协议，并依约定取得了协议贷款62万美元，2.被告宜腾公司将出口货款权利转让与质押给原告所有，并明确外国买家将货款直接向原告制定账户支付，3.被告林彦廷、林孟君为本案融资贷款设立了连带责任保证担保，4.收款发票、收款通知书，已送达到合同外国买家公司。
第五组、1.《中国工商银行欠息通知单》，2.《往来户明细文件（查询结果）》账号：15×××54，3.被告宜腾公司贷款逾期应付本息计算表，证明被告宜腾公司违约，至今尚未对本案贷款还本付息，应偿还贷款本金为62万美元，利息（含复息）为18922.92美元，本息合计为63822.92美元（截止至2014年7月20日）。
被告宜腾公司未作答辩。
被告林彦廷未作答辩。
被告林孟君未做答辩。
第三人南昌中信保公司答辩称，一、本案涉及的法律关系及出口信用保险业务流程介绍1.工行抚州城南支行与宜腾公司之间的贸易融资法律关系。从工行抚州城南支行的起诉事实与理由看，本案系抚州宜腾光学有限公司违反融资借款合同约定，未按期向工行抚州城南支行偿还融资款本金620，000美元及利息，保证人林彦廷亦未能履行保证责任，致使工行抚州城南支行的借款债权不能获得清偿所引起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工行抚州城南支行在处理该纠纷过程中，单方认为南昌中信保公司未能对宜腾公司投保的短期出口信用保险赔偿保险金，进而将南昌中信保公司列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直接主张南昌中信保公司承担保险责任。事实上，工行抚州城南支行开展的涉案融资业务（又名“有追索权保理业务”）目前多家银行均在开展，此种业务模式在于帮助企业提高资金使用率。该类业务的核心是：银行按一定金额购买借款人的应收账款，购买金额通常低于应收账款金额；融资借款合同特别约定在银行不能对购买的应收账款实现债权时，借款人应当就融资借款承担清偿责任，融资借款保证人则需要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就本案而言，宜腾公司将其所称的“对日本国JIN，KABUSHIKIKAISHAc的出口贸易应收账款”办理了融资借款，林彦廷为融资借款合同的保证人。2.宜腾公司与南昌中信保公司之间的出口信用保险法律关系。宜腾公司为化解、分散交易风险，实现对境外买方出口货款的回收，向南昌中信保公司投保了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宜腾公司作为被保险人购买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并不是为了办理融资贷款，因为出口信用保险并不是保证保险（保证保险是为被保险人无法向银行还款履约而投保，被保险人是借款人），不具有对银行贷款的偿还担保功能，并且出口信用保险的“保险标的”为境外买方支付货款的风险，且该险种项下的保险赔付具有不确定性，保险人将依据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约定进行理赔。宜腾公司投保出口信用保险与将出口应收账款用于办理贸易融资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交易，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办理贸易融资完全由工行抚州城南支行与宜腾公司自行协商决定，南昌中信保公司不是融资借款法律关系的当事人，既并不参与融资，也不承担任何保证责任。3.本案涉及的出口信用保险业务流程。（1）承保流程。出口信用保险承保流程主要包括二个阶段，即签订保单、审批限额阶段（含申报缴费）。在签订保单阶段，被保险人与保险人经协商订立框架性保险合同，约定承保范围、保费、申报方式、理赔追偿等双方的权利义务。在随后的限额承保阶段，宜腾公司在框架性信用保险合同内将其可能进行交易的特定买方向南昌中信保公司申请信用限额。由于信用限额是保险人对特定买方可能承担赔偿责任的最高金额，为控制自身风险，南昌中信保公司通常会对特定买方进行资信调查，主要核查该买方截止资信调查时是否合法设立且有效存续（有无停业或宣告破产的情况），并根据核查情况决定是否批复以及批复多大数额的信用限额。宜腾公司在获得中信保公司对国外买方批复的信用限额后，与国外买方开展出口交易，并在出口后向南昌中信保公司申报出口金额，通过申报出口额来结算保险费。出口申报由宜腾公司通过“信保通平台”自行上传数据方式完成。在签署保单、批复信用限额及申报出口交易数据过程中，宜腾公司并不向南昌中信保公司提交任何的贸易单证，南昌中信保公司在这一过程中，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更没有义务对宜腾公司申报的每一笔交易是否真实进行审查。（2）理赔流程。如果在宜腾公司报告所申报的出口交易发生保险事故并且申请索赔后，南昌中信保公司会对涉案交易进行调查。如果经过调查发现当初申报的出口贸易系虚假贸易的，则保险人会因为出口交易不真实而不承担保险责任。因此，保证出口交易的真实性是被保险人宜腾公司获得保险赔偿的前提条件，也是保险合同适保范围的约定（详见南昌中信保公司证据第6页）。（3）赔款转让流程。由于宜腾公司存在将出口贸易的应收账款办理贸易融资借款的可能性，故南昌中信保公司会应宜腾公司的要求，与宜腾公司及工行抚州城南支行签订《赔款转让协议》。该协议的安排是：如果宜腾公司的损失属于真实贸易所致，并且属于保险合同的适保范围，在南昌中信保公司做出定损理赔的情况下，根据宜腾公司的指示将定损核赔后的保险赔款支付至工行抚州城南支行的账户。在此需要说明的是，银行在此赔款转让协议下享有的权利是保险金的受领权，且银行领取保险金的前提是保险公司需要承担保险责任。同时，为了避免保险合同关系与融资借款合同关系的混同或银行方面将出口信用保险理解成对融资借款关系的担保，赔款转让协议会明确约定“融资借款合同关系与保险合同关系互不构成另一方成立的充分和必要条件”，这样就从根本上理清了二者之间不同的性质与法律关系。（详见南昌中信保公司证据第20页）那么在保险合同、金融借款合同、保险赔款转让协议履行过程中，一旦宜腾公司的出口交易发生了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将由被保险人宜腾公司进行索赔；一旦确定为保险责任并且南昌中信保公司决定支付保险赔款的，南昌中信保公司会根据赔款转让协议的约定将保险赔款直接划转至工行抚州城南支行账户。如果出口交易不属于保险责任，南昌中信保公司会作出拒赔处理。嗣后，宜腾公司应当自行承担贸易融资合同项下的借款偿还义务（详见南昌中信保公司证据第21页中第4点（1）约定）。在赔款转让协议项下，如果南昌中信保公司作出理赔决定后未按约定将应予赔付的保险赔款支付至工行抚州城南支行账户的，则需要对工行抚州城南支行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详见南昌中信保公司证据第22页中第三—2点约定）。除此之外，南昌中信保公司无需对工行抚州城南支行承担任何其他的责任或义务。基于上述案件事实，南昌中信保公司认为：金融借款法律关系与保险法律关系完全系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在保险赔款转让法律关系已经约定有效仲裁的情况下，工行抚州城南支行与南昌中信保公司之间因履行《赔款转让协议》发生的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应裁定驳回工行抚州城南支行对南昌中信保公司的起诉。此外，涉案出口交易为虚假的出口交易，不属于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的承保范围，南昌中信保公司不应对虚假的出口交易承担保险责任。据此，要求裁定驳回工行抚州城南支行的起诉或判决驳回工行抚州城南支行的诉讼请求。
二、工行抚州城南支行与南昌中信保公司之间签订的《赔款转让协议》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工行抚州城南支行基于《赔款转让协议》对南昌中信保公司提起的诉讼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应裁定驳回工行抚州城南支行对南昌中信保公司的起诉。本案中，宜腾公司与南昌中信保公司签订了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由南昌中信保公司为宜腾公司的出口贸易承保短期出口信用保险。2012年8月4日，南昌中信保公司、工行抚州城南支行与宜腾公司就“保险事故成立下的保险赔款转让事宜”共同签订了《赔款转让协议》，该协议第九条约定：“因履行本协议而引起争议时，各方首先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争议。如果争议经协商仍未能解决，任何一方可将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依其现行仲裁规则在【北京】进行仲裁。”（详见南昌中信保公司证据第25页）在本案中，工行抚州城南支行主张南昌中信保公司需要对宜腾公司承担保险责任并要求将保险赔偿金支付给工行抚州城南支行，依据的便是三方签订的《赔款转让协议》，除此之外双方并无任何协议或约定。南昌中信保公司认为，（2015）赣立终字第5号裁定书仅是认定南昌中信保公司作为第三人无权提出管辖权异议，但却认定“抚州中院认定涉案仲裁协议属于无效仲裁协议不妥”。据此，涉案仲裁条款亦为合法有效的仲裁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未声明有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受理后，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提交仲裁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诉，但仲裁协议无效的除外；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未对人民法院受理该案提出异议的，视为放弃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件或者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起诉。鉴于工行抚州城南支行与南昌中信保公司之间因赔款转让协议履行发生的纠纷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南昌中信保公司在首次开庭前已经依据《仲裁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提出异议，那么应当裁定驳回工行抚州城南支行对南昌中信保公司的起诉。事实上，在与本案案情一致的（2015）赣民四终字第1号案中，江西省高院已经认定涉案仲裁条款有效，最终未支持中行抚州分行提出的要求南昌中信保公司支付保险赔款的请求。
三、南昌中信保公司并非涉案融资借款合同当事人，对工行抚州城南支行不负有偿贷义务，故南昌中信保公司不是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适格当事人（第三人），应裁定驳回工行抚州城南支行对南昌中信保公司的起诉。从工行抚州城南支行的诉讼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来看，工行抚州城南支行与宜腾公司之间存在的是借款合同关系，上述当事人之间因借款人宜腾公司不能按期偿还银行借款而产生的纠纷，性质为“金融借款合同”法律，审理该纠纷应当适用的实体法为《合同法》、《商业银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等相关规定。工行抚州城南支行与宜腾公司、南昌中信保公司之间建立的短期出口信用保险赔款转让合同关系，各方当事人之间因为保险赔款转让发生纠纷的，性质为“出口信用保险赔款转让合同”法律关系，审理该纠纷应当适用的实体法为《合同法》、《保险法》及其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纠纷案件适用相关法律问题的批复》（法释（2013）13号）等相关规定。鉴于南昌中信保公司并非金融借款合同的当事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南昌中信保公司对工行抚州城南支行并不负有偿贷义务，不是本案适格当事人。工行抚州城南支行将两个截然不同的法律关系的当事人故意置于一个诉讼中进行起诉，违反了正常的“一事一诉”的诉讼形态和诉讼程序，故意规避有效的仲裁管辖。更为重要的是，工行抚州城南支行与南昌中信保公司就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纠纷争议解决方式已经约定在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详见南昌中信保公司证据第2页），该仲裁条款合法有效。抚州中院执意将南昌中信保公司列为本案当事人（第三人），并在本案中直接审理南昌中信保公司与宜腾公司之间的出口信用保险合同法律关系，直接损害了南昌中信保公司与宜腾公司之间就保险合同争议纠纷进行仲裁的权利。
四、抚州中院将南昌中信保公司追加为本案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严重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第9条规定，受诉人民法院对与原被告双方争议的诉讼标的无直接牵连和不负有返还或者赔偿等义务的人，以及与原告或被告约定仲裁或有约定管辖的案外人，或者专属管辖案件的一方当事人，均不得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通知其参加诉讼。如前所述，南昌中信保公司不是融资借款合同当事人，故与金融借款纠纷毫无关联，对工行抚州城南支行不负有贷款清偿义务。因此，抚州中院追加南昌中信保公司为本案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严重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上述司法解释规定。如前所述，就保险争议纠纷，南昌中信保公司与宜腾公司已经约定在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就保险赔款转让协议下纠纷，工行抚州城南支行与宜腾公司、南昌中信保公司约定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因此，抚州中院追加南昌中信保公司为本案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严重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上述司法解释规定。
五、无论保险事故是否成立，工行抚州城南支行在涉案保单项下均不享有保险索赔权，工行抚州城南支行无权依据《赔款转让协议》直接向南昌中信保公司主张保险责任。《赔款转让协议》第一条约定：“宜腾公司授权南昌中信保公司将按照保险单理赔后应付给宜腾公司的赔款直接全额支付给工行抚州城南支行”；第三条第1项规定：“按照本协议第一条的规定，将应付给宜腾公司的赔款直接全额支付到工行抚州城南支行指定的账户【15×××51】”。根据上述约定，宜腾公司授权南昌中信保公司将按照保险单规定理赔后应付给宜腾公司的赔款直接全额支付给工行抚州城南支行。那么，此项约定仅是保险赔款支付方式的一种安排，它改变的只是保险赔款的支付对象，而非将保险合同项下权利义务转让给工行抚州城南支行。上述安排在法律性质上属于向债权人指示的第三人履行，但不改变出口信用保险合同项下权利义务关系，其法律后果也不会导致工行抚州城南支行享有出口信用保险合同项下被保险人的权利义务，包括保险金请求权。《赔款转让协议》第五条关于索赔约定了三种索赔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宜腾公司依照保险合同约定进行索赔；第二种方式是宜腾公司委托工行抚州城南支行进行索赔；第三种方式是宜腾公司将索赔权转让给工行抚州城南支行。在“委托索赔”方式下，工行抚州城南支行仅是作为宜腾公司的南昌中信保公司，索赔主体仍然是宜腾公司，各项索赔文件均由宜腾公司盖章，工行抚州城南支行仅是承担递交索赔文件而已。本案中，宜腾公司并未对涉案出口交易向南昌中信保公司申报可能损失并索赔，也未授权工行抚州城南支行以宜腾公司名义向南昌中信保公司递交索赔文件；也未提交任何能够证明宜腾公司的索赔权已经发生转让的证据。据此，工行抚州城南支行直接主张南昌中信保公司对其承担保险责任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赔款转让协议》第一条的约定，融资借款合同与出口信用保险合同互相独立，互不构成另一方合同订立、履行的前提（详见南昌中信保公司证据第20页）。关于宜腾公司与工行抚州城南支行之间订立贸易融资借款合同，南昌中信保公司既不参与，亦未在借款合同中盖章而成为借款合同当事人。因此，工行抚州城南支行在起诉书中提出的“根据南昌中信保公司提供的短期出口承保通知书等文件发放融资贷款”的主张完全是错误的，与本案基本事实不相符。在与本案类似案件中，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14）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354号裁决书中，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经审理认定，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分行无权直接向南昌中信保公司提出保险索赔请求，最终裁决中信保江苏分公司不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分行赔付保险金。对于本案处理具有指导意义的是，抚州中院处理的（2013）抚民三初字第01号案，该案件本案案情一致。在（2013）抚民三初字第01号案件中，抚州中院一审错误的认定该案件赔款转让协议无效，并最终判决南昌中信保公司向中行抚州分行承担保险金支付责任。该案件经过江西省高院二审审理，（2015）赣民四终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撤销了（2013）抚民三初字第01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内容，驳回了南昌中信保公司对中行抚州分行承担赔款支付责任的判项（详见南昌中信保公司证据第213页至第271页）。主要理由是：中行抚州分行一审诉请宜腾公司偿付贷款本金及利息，并要求林彦廷对贷款本金、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案由为借款合同纠纷，江西省高院（2013）赣立终字第57号民事裁定也仅对本案借款合同纠纷的管辖争议作出终审裁决。但中行抚州分行一审起诉状第三项诉请是“判令南昌中信保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给付本案保险金责任”，该诉请指向的是另一保险法律关系，涉及保险法律关系的《保险单明细表》、《赔款转让协议》均约定了争议的解决方式。其中，宜腾公司与南昌中信保公司签订的《保险单明细表》约定：“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宜腾公司、南昌中信保公司、中行抚州分行三方签订的《赔款转让协议》第九条约定：“如果争议经协商仍未能解决，任何一方可将争议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上述对争议解决方式的约定合法有效，对当事人具有拘束力，基于《保险单明细表》、《赔款转让协议》产生的保险争议应通过仲裁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规定，起诉必须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项规定，依照法律规定，双方当事人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不得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告知原告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因此，中行抚州分行一审提出的要求“判令南昌中信保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给付本案保险金责任”的诉请应通过仲裁方式解决，一审法院认为《赔款转让协议》对争议解决方式的约定“并未明确双方发生争议时当事人必须提交仲裁”，系认定错误，进而审理该诉请并进行实体处理违反上述法律规定。故，本案也应参照（2015）赣民四终字第1号案件处理。
六、涉案出口交易不属于真实交易，南昌中信保公司对于虚假的出口交易不承担保险责任。1、经调查，买方JIN公司否认与宜腾公司存在涉案交易。尽管宜腾公司未申报可能损失与索赔，南昌中信保公司还是根据工行抚州城南支行的贸易情况描述，按照出口信用保险海外贸易调查程序，委托日本国的光和综合法律事务所与工行抚州城南支行指称的日本国买方JIN公司取得了联系，开展“贸易损失”的调查。2013年5月16日，日本国的光和综合法律事务所针对贸易调查出具了调查报告。经过调查，JIN公司主张“从未与宜腾公司签发过涉案订单或合同，订单形式及订单签名与该公司真实订单及签名不符，JIN公司也从未收到合同项下货物或贸易单据，与涉案订单贸易没有任何关系”。（详见南昌中信保公司证据第108页与110／页177页与179页；114页与116页／159页与160页）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否认交易声明及境外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调查报告均经过了中国驻当地大使馆的公证与认证，依法具备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截至目前，宜腾公司和工行抚州城南支行尚未提供JIN公司已签收涉案货物的任何证据材料。在工行抚州城南支行不能提供贸易单证原始文件，并且买方JIN公司又否认与宜腾公司存在交易的情况下，足以说明不属于南昌中信保公司承保的真实交易，宜腾公司与JIN公司之间并不存在涉案交易。2、涉案虚假出口贸易不属于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的承保范围，南昌中信保公司根据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的约定，不应承担保险责任。作为中国唯一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中信保公司自成立以来，通过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手段，支持了中国数以万计的企业出口贸易，为中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提供了收汇风险保障。中信保公司一直以来坚决贯彻和落实中国保监会提出的禁止“不合理拒赔、惜赔”的工作要求，对于符合理赔条件的出口贸易损失一定会及时予以赔付，最大限度实现降低中国外贸出口企业经济损失。但对不属于真实、合法、有效范围内的虚假交易行为，因不属于中信保公司的承保范围，中信保公司依法、依约不承担赔偿责任。这符合保险法的基本法理，是对国有资产负责任的态度，也是各个国家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一致做法。本案中，宜腾公司与南昌中信保公司订立的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第一条约定：“本保单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企业进行的符合下列条件的出口贸易：（一）销售合同真实、合法、有效，一般应包括合同主体、货物种类、数量、价格、交货时间、地点和方式及付款条件等主要内容”。依据上述约定，保单承保的交易必须是真实、合法、有效的，以虚假交易背景进行的投保，不属于保险合同的承保范围，南昌中信保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
如前述所述，涉案售货合同项下出口交易为虚假贸易合同，工行抚州城南支行主张的宜腾公司与国外买方JIN公司的出口交易根本就不存在。按照本案保险合同中关于“承保条件”条款的约定，南昌中信保公司对上述虚假交易不应承担保险责任。
七、南昌中信保公司根据保险合同约定，对虚假的出口贸易不承担保险责任或对存在贸易纠纷的保险索赔暂不予定损核赔，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司法解释规定。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并于2013年5月8日实施的《关于审理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纠纷案件适用相关法律问题的批复》（法释（2013）13号）规定，对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保险法没有作出明确规定。鉴于出口信用保险的特殊性，人民法院审理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可以参照适用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出口信用保险合同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出口信用保险合同中约定“对适保范围为真实的出口交易”、“对因贸易双方存在纠纷而引起买方拒付货款或拒绝接受货物，保险人在被保险人未经诉讼或仲裁前不予定损核赔”，完全是基于出口信用保险这一险种自身特殊性质所决定，防止发生欺诈风险给出口信用保险公司造成“理赔欺诈”方面的经济损失。本案中，南昌中信保公司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对宜腾公司的虚假出口交易不承担保险责任和对存在贸易纠纷的保险索赔暂不予定损核赔，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事实上，在出口信用保险领域经常发生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为骗取保险赔偿金而虚构贸易背景并制造保险事故的案件，被保险人声称的虚假贸易风险并不属于承保范围。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在经营过程中，曾经多次出现被保险人虚构贸易背景，试图骗取保险赔款的情况。在以往发生的多起诉讼或者仲裁中，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均支持了中信保公司对虚构交易拒绝进行理赔的正确做法。南昌中信保公司认为，通过梳理本案的事实不难发现，被保险人宜腾公司伪造了系列贸易单据，从工行抚州城南支行等银行骗取了贷款。宜腾公司早已停止经营，法定代表人林彦廷已经被执行逮捕。工行抚州城南支行明知或者应当知道相关贸易及贸易单据系虚构，但是为了转嫁损失而向南昌中信保公司提起诉讼。但是，无论依据涉案出口信用保险合同，还是赔款转让协议的约定，上述虚构的“贸易”损失不是保险合同的承保范围，贷款银行的损失不能够由南昌中信保公司作为保险人来承担。工行抚州城南支行对于贷款合同项下的损失，应当通过积极提起贷款合同民事诉讼或者进行刑事案件报案的方式来主张权利，而不应该无视相关合同约定，企图向南昌中信保公司转嫁损失。综上所述，南昌中信保公司不是本案借款合同的当事人，不负有偿还借款的义务，故不是本案适格的当事人。在南昌中信保公司与工行抚州城南支行之间达成的《赔款转让协议》存在仲裁条款的情况下，已经排除了人民法院受理范围，工行抚州城南支行对南昌中信保公司的起诉应当被裁定驳回。抚州中院将南昌中信保公司追加为本案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严重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司法解释。工行抚州城南支行在涉案保单项下不享有保险索赔权，工行抚州城南支行无权依据《赔款转让协议》直接向南昌中信保公司主张保险责任。宜腾公司与JIN公司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出口贸易关系，其所谓“贸易损失”不属于保险合同承保范围，南昌中信保公司对此不承担保险责任。根据保险合同第十三条第（二）款约定，在宜腾公司对JIN公司就贸易真实性通过诉讼或仲裁方式确认，并就货款支付获得已生效仲裁裁决或法院判决且申请执行之前，南昌中信保公司有权不予定损核赔。据此，请求合议庭依法裁定驳回工行抚州城南支行的起诉或判决驳回工行抚州城南支行对南昌中信保公司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南昌中信保公司提供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编号1《短期出口信用综合保险合同》
证明事项：（1）保险条款第二条约定，保险人对被保险人在本保单有效期内按销售合同约定出口货物后，或作为信用证受益人按照信用证条款规定提交单据后，因下列风险引起的直接损失，按照保单约定承担保险责任。（一）商业风险非信用证支付方式下包括以下情形：1.买方破产或无力偿讨债务；2.买方拖欠货款；3.买方拒绝接受货物。
因此，根据该条款约定，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的承保范围为宜腾公司与国外买方交易过程中的商业风险等其他风险，而不是“宜腾公司届期不能呢个清偿融资借款”的清偿责任。
（2）保险条款第一条（一）约定，销售合同真实、合法、有效，一般应包括合同主体、货物种类、数量、价格、交货时间、地点和方式及付款条件等主要内容。
因此，根据该条款约定，宜腾公司投保的出口交易必须是真实的，否则不属于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的适保范围。
（3）根据保险条款第七章“索赔”第十三条第（二）款约定，“因贸易双方存在纠纷而引起买方拒付货款或拒绝接受货物，除非保险人书面认可，被保险人应先进行仲裁或在买方所在国家（地区）提起诉讼，在获得已生效的仲裁裁决或法院判决并申请执行之前，保险人不予定损核赔”。
（4）涉案保险合同订立与履行主体分别为保险人中信保南昌营管部、被保险人宜腾公司，工行抚州城南支行不是涉案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不想有保险索赔权。
第二组证据：编号2PX-3200-2012-0038《赔偿转让协议》
证明事项：
（1）中信保南昌营管部的适保范围是“宜腾公司在保险单适保范围内的全部出口”（贸易），并不是宜腾公司对工行抚州城南支行的融资贷款清偿责任或担保责任。
（2）根据赔款转让协议第一条的约定，工行抚州城南支行仅是有权受让获得“中信保南昌营管部应支付给宜腾公司的保险赔偿金”，但受让保险赔偿金的前提是“中信保南昌营管部对宜腾公司存在确定的、应支付的保险赔偿金”。
（3）根据赔款转让协议第一条的约定，中信保南昌营管部和宜腾公司之间的出口信用保险合同关系与工行抚州昌南支行和宜腾公司之间的金融借款合同关系相互独立，互不构成存在的前提，工行抚州城南支行是否向宜腾公司发放贷款与本案出口信用保险合同的订立、履行无关。
（4）根据赔款转让协议第二条的约定，出口贸易的真实性、合法性的审查义务由宜腾公司负责，中信保南昌营管部对贸易真实性、合法性不承担审查义务。
（5）根据赔款转让协议第五条的约定，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应由宜腾公司行使索赔权，并将转让事宜书面通知到中信保南昌营管部。但是宜腾公司与工行抚州城南支行之间至今并未办理索赔权转让，亦未将转让事宜书面通知到中信保南昌营管部，
（6）《赔款转让协议》第九条约定，“因履行本协议而引起争议时，各方首先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争议，如果争议经协商仍未能解决，任何一方可将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依其现行仲裁规则在［北京］进行仲裁。”
《赔款转让协议》系中信保南昌营管部与工行抚州城南支行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约定的仲裁事项明确，仲裁机构选择确定，为合法有效的仲裁条款。据此，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应裁定驳回工行抚州城南支行对中信保南昌营管部的起诉或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第三组证据：
（1）编号3日本JIN公司否认与宜腾公司存在涉案交易的声明第29页至第134页
（2）编号4日本JIN公司否认与宜腾公司存在涉案交易的声明的翻译文件第135页至第196页
（3）编号5其礼律师所出具的物流调查报告第197页至第212页
证明事项：
（1）作为涉案贸易单证的发票系工行抚州城南支行向中信保南昌营管部提交，宜腾公司并未就该等交易向中信保南昌营管部申请索赔，中信保南昌营管部至今未见到涉案贸易单证的原件。
（2）经中信保南昌营管部委托调查机构调查，日本JIN公司的授权代表人否认与宜腾公司开展涉案交易，否认收到任何贸易单证或提取货物，主张不拖欠宜腾公司任何款项。
（3）日本JIN公司否认交易的声明及境外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调查报告经过了中国驻日本国大使馆的认证，依法具备法律效力。
第四组证据：
（1）编号6（2013）抚民三初字第01号民事判决书第213页至第244页
（2）编号7（2015）赣民四终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第245页至第271页
证明事项：
（1）在（2013）抚民三初字第01号案件中，抚州中院一审错误的认定该案件赔款转让协议无效，并最终判决中信保南昌营管部向中行抚州分行承担保险金支付责任。该案件经过江西省高院二审审理，（2015）赣民四终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
中行抚州分行一审诉请宜腾公司偿付贷款本金及利息，并要求林彦廷对贷款本金、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案由为借款合同纠纷，江西省高院（2013）赣立终字第57号民事裁定也仅对本案借款合同纠纷的管辖争议作出终审裁决。但中行抚州分行一审起诉状第三项诉请是“判令中信保南昌营管部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给付本案保险金责任”，该诉请指向的是另一保险法律关系，涉及保险法律关系的《保险单明细表》、《赔款转让协议》均约定了争议的解决方式。其中，宜腾公司与中信保南昌营管部签订的《保险单明细表》约定：“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宜腾公司、中信保南昌营管部、中行抚州分行三方签订的《赔款转让协议》第九条约定：“如果争议经协商仍未能解决，任何一方可将争议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上述对争议解决方式的约定合法有效，对当事人具有拘束力，基于《保险单明细表》、《赔款转让协议》产生的保险争议应通过仲裁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规定，起诉必须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项规定，依照法律规定，双方当事人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不得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告知原告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因此，中行抚州分行一审提出的要求“判令南昌中信保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承担给付本案保险金责任”的诉请应通过仲裁方式解决，一审法院认为《赔款转让协议》对争议解决方式的约定“并未明确双方发生争议时当事人必须提交仲裁”，系认定错误，进而审理该诉请并进行实体处理违反上述法律规定。
（2）（2015）赣民四终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撤销了（2013）抚民三初字第01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内容。
（3）（2013）抚民三初字第01号案件与本案案情一致。
第五组证据：编号8（2014）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354号裁决书第272页至第310页
证明事项：
（1）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作出的（2014）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354号裁决书中，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经审理认定：
招商银行无权直接向中信保江苏分公司索赔；作为被保险人的天源公司未按照保险合同约定采取仲裁或诉讼手段对其与香港富鸿公司之间的贸易关系加以确认或解决，中信保江苏分公司有权不予定损核赔。
（2）本案情况与（2014）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354号裁决书涉案情况一致。
第六组证据：
（1）编号9（2011）中国贸仲深裁字第D66号《裁决书》第311页至第337页
证明事项：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分会经审理认为，（1）申请人交行东山支行针对保险事故发生真实性问题提交的证明文件在形式与内容上均存在重大瑕疵和不足；（2）中信保广东分公司作为被申请人经向涉案买家调查，证明了该涉案合同是伪造的，买家否认与被保险人签署过任何买卖合同。
据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分会认为无法确定涉案交易是真实的，最终裁决中信保广东分公司无需对申请人交行东山支行进行赔偿。
（2）编号10（2011）京仲裁字第','2018-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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