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鄂05行终9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元连(曾用名李应年)，男，1936年11月11日出生，汉族，住远安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连喜，李元连之子，1967年7月14日出生，汉族，住远安县。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友桥，湖北力效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远安县嫘祖镇人民政府，住所地：远安县嫘祖镇垭丝路8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205250111277445。
法定代表人汪家雄，该镇镇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世美，湖北典沣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远安县人民政府，住所地：远安县鸣凤镇解放路25号，组织机构代码01112708-2。
法定代表人汤明，该县县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崔丹，该县法制办公室副主任。特别授权代理。
原审第三人向德锋，胡先秀之子，1977年7月8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号码4205251977********，住远安县嫘祖镇集镇。
原审第三人向玉英，胡先秀之女，1965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宜昌市夷陵区。
原审第三人向春英，胡先秀之女，1974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宜昌市夷陵区。
原审第三人向玉英、向春英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德锋，特别授权代理。
原审第三人胡泽成，男，1962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住远安县。
原审第三人朱艳贵，男，1967年6月7日出生，汉族，住远安县。
原审第三人向德炼，男，1941年12月11日出生，汉族，住远安县。
上诉人李元连因诉被上诉人远安县嫘祖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嫘祖镇政府）、远安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远安县政府）、原审第三人胡先秀等林地行政裁决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远安县人民法院（2016）鄂0525行初5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甘杨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曹斌、代理审判员周铁金参加的合议庭，于2017年5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元连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连喜、程友桥，被上诉人嫘祖镇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世美，远安县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崔丹，原审第三人胡先秀的法定继承人向德锋、原审第三人胡泽成、朱艳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1984年因水灾，原告从原盐池河乡柳山村搬迁至瓦屋居住，1985年3月22日经与瓦屋协商，瓦屋以协议形式将原瓦屋林场（小地名“罗家坡”）的山林承包给原告管理，并将原瓦屋林场1983年5月25日取得的《山林证》一并交给原告。1984年远安县开展“两山并一山”工作，将责任山和原告自留山合并一山，统称为自留山。1985年6月原告取得了《两山并一山登记册》（编号NO.014561，户主：李应年），其山林座落为：荷花镇（现嫘祖镇）盐池乡瓦屋村××组，地名罗家坡（又称“落家坡”），四至抵界分别为：东界一条龙的岗，西界掉岩白杨树凸岩下，南界公路上，北界二组横路。原告的山林与第三人胡先秀（丈夫向先国已故，其本人诉讼中死亡，其子向德锋作为法定继承人出庭诉讼）山林为邻。向先国编号为NO.014628的《两山并一山登记册》记载的山林界址分别为：东界白杨树岗直下河边，西界河边，南界本人山界，北界横路。即原告山林的西界与第三人胡先秀东界相邻，双方界址清楚并无争议。2004年8月5日，原告取得远林证字（2004）第039576号《林权证》，其林权证记载权利人李应年（李元连），山林座落：远安县荷花镇瓦屋一组，小地名：落家坡，面积50亩，其四至抵界与原告《两山并一山登记册》一致。第三人胡先秀也取得了《林权证》，其林权证记载权利人向先国，山林座落：荷花镇瓦屋一组，小地名吊岩，其四至抵界与其《两山并一山登记册》一致，与原告山林界址清楚并无异议。2013年11月，原告以不慎将远林证字（2004）第039576号《林权证》遗失为由，申请远安县林业局补办新证。并于2013年11月8日在《楚天都市报》A2刊登了《遗失声明》。2014年1月3日，远安县林业局给原告补办了远林证字（2014）第000005号《林权证》，记载：权利人李元连(李应年)，山林座落：远安县荷花镇盐池村五组，小地名：落（罗）家坡，面积150亩，其四至抵界分别为：东至一条龙的岗，南至车河河心，西至掉岩大岗，北至走路横过接田界。该《林权证》补办后，因四至抵界及山林面积发生变化，致使第三人胡先秀、胡泽成、朱艳贵、向德炼的山林界址与原告山林发生争执。随后，原告向被告嫘祖镇政府申请山林确权，嫘祖镇政府2016年8月2日作出嫘政发[2016]14号《关于李元连与胡先秀山界争议的处理意见》（以下简称14号《处理意见》），认为李元连“罗家坡”的西界吊岩大岗位于白杨树包，与胡先秀山林“吊岩”东界吊岩白杨树岗直下河边相吻合，李元连的“罗家坡”与胡先秀的“吊岩”两处山林的东西交界线应为吊岩白杨树岗直下河边。原告不服，于2016年8月5日向被告远安县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远安县政府于2016年9月30日作出远政复决字[2016]5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5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嫘祖镇政府作出的14号《处理意见》。原告仍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撤销由第一被告作出第二被告复议维持的14号《处理意见》；2、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同时查明：原告与第三人的山林自1984年分山以来各自以自己的《两山并一山登记册》及《林权证》管理使用，至今三十年来从未因砍伐林木而引起山林权属纠纷。
原判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规定，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争议，由当地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处理。被告嫘祖镇政府具有对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林权林地纠纷进行处理的法定职权。本案中，原告与第三人取得的《两山并一山登记册》应为双方最初获得林地经营管理的权利来源。双方当事人按照各自所持的《两山并一山登记册》，并无山林权属争议。2004年8月，林业部门以双方所持《两山并一山登记册》给双方颁发了《林权证》，其四至抵界与原《两山并一山登记册》一致，双方仍无争议。2013年11月，原告以其所持《林权证》遗失为由申请远安县林业局补证。2014年1月3日，原告因新补发的《林权证》增加了林地面积，并对《林权证》四至抵界除东界外其它三界进行了改变，从而引起双方林地权属纠纷。被告嫘祖镇政府在处理争议时以双方所持《两山并一山登记册》，及双方2004年所颁发《林权证》划定的山林界址作为依据，确定原告与第三人争议的山林界址并无不当。被告远安县政府在复议过程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三条之规定，作出维持被告嫘祖镇政府处理意见的决定，其复议程序合法。因此，被告嫘祖镇政府2016年8月2日作出的14号《处理意见》及远安县政府2016年9月30日作出的5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元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李元连负担。
上诉人李元连上诉称：1、上诉人并未提请嫘祖镇政府进行山林确权，因为上诉人《林权证》四至清晰，不存在疑问，嫘祖镇政府作出的14号《处理意见》是其自行行为。并且，嫘祖镇政府无权对远安县政府颁发的四至清晰的《林权证》进行更改，一审法院没有就此进行查明，认为上诉人申请了林地确权，该认定明显错误。2、一审法院认定《两山并一山登记册》是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林地经营管理的最初权利来源，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第一，众所周知，1982年，我国进行第一轮林地承包，1983年进行责任山承包，这两轮林地承包才是林地经营管理的最初权利来源。1985年上诉人与原瓦屋签订合同后，依据合同流转承包原瓦屋林场林地，上诉人取得上述林地的经营管理权后，四至没有改变。因此，上诉人的山林四至就是原瓦屋林场的四至。第二，一审认定，1984年远安县开展两山并一山工作，上诉人是1985年才搬来原瓦屋林场，1984年还在原柳，未能参加原瓦屋的两山并一山。并且，上诉人承包原瓦屋林场后，只取得了该林场一块山林，没有其他的自留山和责任山。3、一审中上诉人多次要求原审第三人提交1983年分山的责任山登记册，即争议山林的最初权利来源，原审第三人都未提交。上诉人认为只要查清1982年和1983年分山时的登记册是否包含原审第三人现在《林权证》上的山林，事实就可以查清。4、依据远安县1984年两山并一山文件精神，该工作不能随意更改原两证的四至。上诉人的两山并一山登记册四至与原来的《山林证》四至明显不符，属于随意更改。上诉人申请远安县林业局更改颁发错误的《林权证》，该更正行为经过远安县盐池村委会现场实地调查，并张榜公示四至，原审第三人和其他人都未提出异议，同时也在楚天都市报刊登了公告。该行为是对错误证件的纠正行为，符合法律规定，更正后的《林权证》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依据错误的2004年《林权证》作出的处理意见并无不当，属于认定事实不清。综上，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错误，导致作出不公正、不合法的判决，请求：1、依法撤销远安县人民法院（2016）鄂0525行初53号行政判决，并依法改判；2、由二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
被上诉人嫘祖镇政府辩称：1、通过2016年7月5日上诉人委托李连喜向嫘祖镇政府递交的委托书载明的内容，2016年10月13日上诉人在起诉状中的诉称内容，以及2016年12月2日一审庭审中李连喜的陈述，均可以证实是上诉人向嫘祖镇政府申请山林确权、处理山林界址纠纷。2、从远安县分山工作的历史沿革来看，原审第三人胡先秀（户主向先国）的山一直以来都是换名不换山，林权的最初来源全组同步。上诉人1984年底才从柳山村搬迁到瓦屋村××组，只赶上该村1985年并山，因此，1985年的两山并一山登记为最初来源。3、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嫘祖镇政府只处理了1985年两山并一山时，原荷花区盐池河乡瓦屋村××组李元连
《两山并一山登记册》（编号No.014561，户主：李应年）罗家坡山林西界与向先国《两山并一山登记册》（编号No.014628）吊岩东界的位置。在岩、界、路、树之争议中以树定位，其岩、界、路自然吻合。李元连的西界吊岩白杨树凸岩下与向先国的东界白杨树岗直下河边系同一位置。上述两份登记册都是盐池河乡政府颁发的，不存在改变远安县政府《林权证》的问题。4、上诉状中所述“1982年一轮承包，1983年二轮承包”与事实不符。上诉状中称“1985年林权流转”，“流转”一词是2003年生效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中的新法律概念。5、上诉状中所述关于2014年远安县林业局补发林权证出现的问题，并非嫘祖镇政府的职责范围，也与本案无关。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结果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远安县政府辩称：1、远安县政府受理、审理行政复议及作出决定，程序合法。2、一审已查明了相关事实，符合实际情况。第一，吊岩大岗实际上是个总称，其包含自东边白杨树岗（或作白杨树岗直下）往西的四条山岗。第二，吊岩大岗最东边的白杨树岗直下一线才是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胡先秀争议林地的准确分界线。3、针对上诉人上诉理由，远安县政府向法庭作如下说明。第一，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一，所述不符合实际情况。上诉人虽未向嫘祖镇政府递交书面的确权请求，但上诉人之子李连喜曾向嫘祖镇原书记王晓燕反映林地争议问题，其直接意思即为要求嫘祖镇政府对争议林地作出确权处理。同时，上诉人的第一、二次行政复议申请书及本案的起诉状均是围绕争议林界的由来和争议林地是其本人的来叙述，进而说明嫘祖镇政府对争议林地西界的认定是错误的，均未提到自己未申请确权而嫘祖镇政府作出确权决定一事。并且，上诉人在本案一审起诉状的第三页自上向下第二行，载明“原告向第一被告远安县嫘祖镇人民政府申请山林确权”。综上，嫘祖镇政府虽然未提供上诉人申请山林确权的书面申请，但上述间接或直接的证据证明，上诉人曾口头向嫘祖镇政府申请山林确权，嫘祖镇政府不存在实施了未申请而自作主张进行山林确权的行政行为。第二，关于上诉理由二，上诉人对政策的认知存在错误。首先，全县范围真正开展现代意义上的林地家庭承包经营始自《关于贯彻中央〔1985〕1号文件的实施意见》（远发〔1985〕4号）的施行，该文件是远安县现代意义上林地家庭承包经营的政策及法理上的依据，由此规定而来的“两山并一山登记册”则成为远安县林地家庭承包经营的最初权利来源。上诉人所述无政策和法律依据，且明显不符合历史事实。其次，1984年开展的两山并一山工作是一个持续性的工作，一直持续到1985年完成。上诉人1985年由原柳搬至瓦屋，是赶上了瓦屋的两山并一山工作的，现存于嫘祖镇林业站及远安县林业局档案中的户主为李应年、编号为014561的《两山并一山登记册》原件表明，上诉人搬至原瓦屋并分得了山林，这是上诉人家庭承包经营山林的最初权利凭证，也是上诉人2004年《林权证》的权利来源，除两山并一山之外的林地，不是上诉人家庭承包经营的林地。第三，关于上诉理由三，上诉人对诉讼的认知存在错误。本案一、二审查明上诉人与胡先秀（向先国之妻，向德锋之母）争议林地界限的具体位置是应有之意，除胡先秀以外其他三位第三人林地的最初权利来源，不是案件所必须要查明的。并且，除胡先秀的“吊岩”林地与上诉人林地邻界外，其他三人并不与上诉人林地邻界。第四，关于上诉理由四，上诉人对并山及除权认知错误。首先，依据远发〔1985〕4号文件第12条之规定，上诉人1985年与瓦屋签订的《有关林厂的处理协定之如下》是一个林场内的林木处理协议，并不涉及林地的承包经营，该协议下的林场并不是上诉人的责任山和原划自留山，因此该林场不存在于《两山并一山登记册》上，更不存在“两山并一山”工作时“随意更改原来两证的四至”问题。其次，上诉人称自己2004年的《林权证》遗失，于2013年年底登报申明遗失。该登报公告遗失的行为本身并无不妥，但上诉人应严格依照公告遗失的《林权证》所载内容，补办《林权证》，而不是在改变原《林权证》所载内容的基础上，新办《林权证》。并且，上诉人2013年底在村委会张贴除权公示并不能达到其想达到的目的，且是无效的。综上所述，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原审第三人向玉英、向春英、向德锋、胡泽成、朱艳贵述称：应当以两山并一山的初始来源确定本案争议山林的界限。同意嫘祖镇政府和远安县政府的答辩意见。
当事人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已随案移送本院。
二审庭审中，上诉人向本院申请证人向某出庭作证，向某陈述：“我是宏江公司远安分公司韩家河多金属铜矿的负责人，2006年-2008年我们在争议的山林中勘探、打井口，村委会跟我说要给李连喜打招呼，并且因为勘探、打井口还支付给李连喜1.2万元，2013年-2014年在争议的山林中付给李连喜3000元钻孔费，另付补偿费5000元。我有书面的证言提交法庭。”证明当年的钻孔情况，证人已向上诉人支付过钻孔费用，并且在涉案山林中打孔没有人找其麻烦，由此证明涉案争议山林一直由上诉人经营管理。上诉人还提交了一份新证据，嫘祖镇政府的《行政复议答辩书》。证明上诉人是以信访的方式向嫘祖镇政府申请处理山林补偿款，上诉人没有申请过林地确权。
嫘祖镇政府的质证意见：关于证人证言。1、对证人身份提出异议。首先，不知道是单位作证还是个人作证，从文字表述上是单位作证，但是书面证人证言上又是向某本人签字。其次，证人提供的用以证明其身份的资料表明，宏江公司的负责人是周立新而不是证人向某；营业执照已经于2006年11月17日作废，而证人陈述打孔时间是在2013-2014年，是否打孔在时间上自相矛盾；该资料里面有一份探矿图，标明了韩家河勘查区，勘查区的范围不在本案争议林地范围内。综上，证人的身份和证明能力均有异议。2、关于付款，应当提供当时的付款凭证。且书面证人证言与证人陈述的给付数额不一致。因此，对其真实性有异议。3、证人证言与本案无任何关系，本案是公民之间的山界确权，但是证人陈述只是在上诉人山上打孔，该证人证言与本案行政确权无关联。关于嫘祖镇政府的《行政复议答辩书》，认为被诉处理意见是嫘祖镇政府依据2016年7月5日上诉人的申请作出的。并且，一审庭审笔录第20页李连喜陈述，是其自己要求政府处理两山并一山西界纠纷，上诉人已经在该笔录上签字予以确认。
远安县政府的质证意见：关于证人证言。1、上诉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应当在庭审前提出，并经法院允许，而上诉人在庭审时突然申请证人作证，有失公平公正。2、同意嫘祖镇政府质证意见。3、打孔的具体位置是否是涉及本案争议林地无从查证，即使在本案争议林地上，所付的打孔费用是否正确本身并不能证明。因此，上诉人实际上是通过证人间接证明争议地界的林地属于上诉人，这种以证人进行证明的再证明方式显然不符合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4、对于证人的身份及出庭作证的方式，存在疑问，且有相互矛盾的地方。5、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的林地界址争议虽然发生在2016年，实际上是对1982年至1985年以来，远安县林地承包及相关政策的适用争议，而证人与上述应当证明的节点毫无关系，且作出的证明与争议无关，所以，无任何证明力。关于嫘祖镇政府的《行政复议答辩书》。1、其是远政复决字[2016]53号案件复议时，嫘祖镇政府依法作出的答复，其真实性无异议，但该答复实际上并未被5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所认定。2、远安县政府在本案的二审答辩状中已对上诉人是否申请山林确权问题进行了阐述，已有充足的证据证明上诉人是向嫘祖镇政府申请过林地确权。上诉人提供的该证据无法推翻已经确凿无疑的确权申请，达不到其证明目的。
原审第三人向玉英、向春英、向德锋、胡泽成、朱艳贵的质证意见：同意嫘祖镇政府和远安县政府的质证意见。
本院认为，首先，关于证人证言。证人在庭审中陈述证言时，不能清晰的说出其所勘探、钻孔的具体位置与本案争议山林界限的关系，即不能分辨其所勘探、钻孔的具体位置与掉岩大岗或掉岩白杨树凸岩下的位置关系，也不清楚本案争议的山林界址的具体位置，且未能提供其曾向上诉人支付过钻孔费的凭证。该证人证言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其次，关于上诉人提供的嫘祖镇政府的《行政复议答辩书》，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可，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
本院经审查所认定的案件事实与原审相同。另查明，1、原审第三人胡先秀（户主为向先国）位于“吊岩”的山林在《两山并一山登记册》上载明的西界、南界与其2004年的《林权证》上所载相反，东界与北界相同。胡先秀之子向德锋陈述，《林权证》上载明属实，其四至应当为东至白杨树岗直下河边，南至河边，西至本人山界，北至横路。2、本案中原审第三人的林地与上诉人争议林地的方位，由东往西分别为：李元连、胡先秀（向先国）、胡泽成、向德炼、朱艳贵。其中，李元连争议林地的西界与胡先秀（向先国）的东界相邻。
本院认为，本案的被诉行政行为是嫘祖镇政府作出的嫘政发[2016]14号《关于李元连与胡先秀山界争议的处理意见》和远安县政府作出的远政复决字[2016]5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嫘祖镇政府作出的14号《处理意见》认定事实是否清楚，即上诉人位于罗（落）家坡的山林西界与胡先秀位于“吊岩”的山林东界界限到底是“掉岩大岗”还是“掉岩白杨树凸岩下（白杨树岗直下河边）”。
本案上诉人为主张争议林地的界限应是“掉岩大岗”，提供了1983年5月25日远安县政府颁发给瓦屋大队的《山林证》（编号：NO：000909）、《有关林厂的处理协定之如下》、2014年1月3日上诉人补办的新《林权证》等证据支持其主张。
本院认为，首先，《关于贯彻中央[1985]1号文件的实施意见》（远发[1985]4号）载明，两山并一山时，山界林权以原发的“两证”为准。因此，《两山并一山登记册》具有林地管理的最初权利来源性质。上诉人的《两山并一山登记册》中载明的位于罗家坡的林地四至与其遗失的2004年的《林权证》中载明的四至一致，原审第三人胡先秀的《两山并一山登记册》中载明的位于“吊岩”的林地四至与其持有的2004年的《林权证》中载明的四至一致，且依据上述四至分布，上诉人位于罗家坡的林地与胡先秀位于“吊岩”的林地相邻且界限无争议。因此，被上诉人嫘祖镇政府在处理争议时依据上述两证中载明的界址作为依据，确定上诉人与胡先秀争议山林的界址并无不当。上述两证中对争议林地的界址载明为：掉（吊）岩白杨树凸岩下（白杨树岗直下河边）。
其次，上诉人持有的NO.000909《山林证》、1985年3月22日上诉人与远安县荷花公社瓦屋大队签订的《有关林厂的处理协定之如下》并不能必然证明上诉人位于罗家坡的林地西界应为“吊岩大岗”。第一，据被上诉人远安县政府陈述，《关于贯彻中央[1985]1号文件的实施意见》（远发[1985]4号）第12条规定，所谓的两山并一山，是指“将责任山和原划自留山合并一山，统称为自留山”。上诉人1985年3月22日与远安县荷花公社瓦屋大队签订的《有关林厂的处理协定之如下》，从协议内容上看，是一个林场内的林木处理协议，并不涉及林地的承包经营，因此该协议下的林场，并不是上诉人的责任山和原划自留山。第二，上诉人持有的NO.000909《山林证》是1983年5月25日远安县政府颁发给瓦屋大队的，并不是颁发给上诉人的，其权利人是瓦屋大队，性质是集体所有，该证也不是针对上诉人颁发的原发“两证”。并且，据被上诉人远安县政府陈述，上述文件（远发[1985]4号）实施后，远安县范围内才有现代法律意义上山林的家庭承包经营。因此，该证也不同于上述文件实施后因家庭承包经营所颁发的《林权证》。因此，上述两项证据的结合并不能必然推断出上诉人获得了对上述《山林证》范围内的林地享有农村家庭承包性质的经营权，故而上诉人的《两山并一山登记册》和2004年的《林权证》也未据此予以登记，也就不能推断出上诉人位于罗家坡的林地西界应为上述《山林证》中所载明的“掉岩大岗”。
最后，上诉人以其持有2014年的林权证为由，认为应以此证中载明的界限来确定本案争议的林地界限的主张不能予以支持。2013年11月，上诉人以其所持《林权证》遗失为由申请远安县林业局补证。2014年1月3日，上诉人因新补发的《林权证》增加了林地面积，并对《林权证》四至抵界除东界外其它三界进行了改变，从而引起与本案原审第三人之间的林地权属纠纷，继而引发本案诉讼。现在，再以上诉人持有2014年的《林权证》作为依据，以支持其主张，不符合逻辑，也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并且，根据法律规定，嫘祖镇政府具有对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的林权林地纠纷进行处理的法定职权。争议林地界址的确权问题已进入本案诉讼，且经本案论证分析所得结论与上诉人2014年补办的《林权证》存在矛盾，嫘祖镇政府未依据该补办的《林权证》作出处理决定，并无不当。关于上诉人2014年补办的《林权证》的合法性问题，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围。
需要说明的问题。上诉人认为，其未向嫘祖镇政府申请林地确权。根据本案一审认定的有效证据及各方当事人在一、二审庭审中的陈述可以认定，上诉人虽未向嫘祖镇政府提出书面的确权申请，但其子李连喜曾口头向嫘祖镇政府申请处理涉案林地的西界界限纠纷，并出具了委托书，并在本案一审起诉状，一、二审庭审笔录中予以认可。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被上诉人嫘祖镇政府作出的14号《处理意见》认定事实清楚。被上诉人远安县政府经复议维持嫘祖镇政府作出的处理意见正确。上诉人主张其位于罗（落）家坡的山林西界与胡先秀位于“吊岩”的山林东界界限是“掉岩大岗”，并就其主张提交了相关证据，但其证据并不足以推翻嫘祖镇政府提供的证据证明的事实。原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李元连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甘 杨
审 判 员 曹 斌
代理审判员 周铁金
二〇一七年六月二日
书 记 员 陈 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