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苏0582民初5284号之一
原告：张家港市隆顺针织品制绒有限公司,住所地张家港市杨舍镇徐丰村。
法定代表人：朱宇东，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侯钰，江苏梁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耀祥，江苏梁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常熟市联丰织造有限公司，住所地常熟市虞山镇高新技术产业园阳光大道75号1幢。
法定代表人：王汝红，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詹吉夫，江苏国之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沂，江苏国之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张家港市隆顺针织品制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顺公司）与被告常熟市联丰织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丰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5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宋志成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6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隆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侯钰、被告联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詹吉夫到庭参加诉讼。后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9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隆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钱耀祥、被告联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詹吉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隆顺公司向本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联丰公司立即向原告隆顺公司支付加工款365065.80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隆顺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隆顺公司与第三人常熟市九颂针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颂公司）、张家港保税区万隆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隆公司）素有业务往来，由原告隆顺公司为他们加工布料，在业务期间，原告隆顺公司根据九颂公司的指示一直将加工好的布料送至被告联丰公司处，并由被告联丰公司的员工签收。后原告隆顺公司向九颂公司主张债权，但九颂公司对被告联丰公司的员工签收的送货单未予认可。综上所述。原告隆顺公司诉至法院，恳请法院判如所求。审理过程中，原告隆顺公司将上述事实和理由作如下变更：2011年至2012年期间，原告隆顺公司与九颂公司、万隆公司及被告联丰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往来，且业务互有交错，又因各方之间均没有签订合同，致使权利与义务不明。原告隆顺公司因加工款未得到足额偿付，于2013年12月23日将九颂公司诉至常熟市人民法院，但最终九颂公司仅认可了其员工签收的送货单项下的债务，原告隆顺公司又于2014年9月28日将万隆公司诉至张家港市人民法院，而张家港市人民法院认为原告隆顺公司与被告联丰公司存在业务往来的可能性明显大于与万隆公司存在业务往来的可能性。嗣后，原告隆顺公司多方询访，终获悉未受偿部分的送货单的签收人员均是联丰公司的原公司。故原告隆顺公司认为：其与被告联丰公司之间虽无书面合同，但存在原告隆顺公司为被告联丰公司加工布匹的事实，被告联丰公司应当向原告隆顺公司支付相应的加工款。综上，原告隆顺公司诉至贵院，恳请依法判决。
原告隆顺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在本案第一次开庭提交以下证据：
1、账单明细原件一份及送货单复印件六十五份（复印自（2014）张金商初字第00247号案卷中），该部分送货单中的货物是原告隆顺公司送货至被告联丰公司处的，用以证明：原告隆顺公司与被告联丰公司之间业务往来以及一共发生的业务量365065.8元。
2、（2014）熟兴商初字第0001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2014年原告隆顺公司误以为所有的送货单中的所有业务往来都是与九颂公司发生的，但九颂公司在此案的庭审中否认了该送货单。
3、（2014）张金商初字第00247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该案经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隆顺公司与本案被告联丰公司存在业务关系的可能大于本案原告隆顺公司与张家港保税区万隆贸易有限公司存在业务关系的可能。
被告联丰公司联丰公司对以上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
1、对证据1中：（1）、2012年7月18日送货单和2012年9月10日送货单没有人签字，对该两份送货单的证据三性不予认可；（2）、被告联丰公司没有徐翠萍、张志伟、曹兵、陈晓红、丁红英这几个人，所以对这几个人签收的所谓送货单证据三性不予认可；（3）、范兴贤、王庆、钱卫娣、周二、王能刚这五个人曾经系被告联丰公司员工，但后来均已离职，他们当时在送货单上签字，是因为当时九颂公司向被告联丰公司供应成品布，九颂委托原告隆顺公司进行染色加工后，根据九颂的要求交付给被告联丰公司，所以被告联丰公司人员签字只能代表收到九颂交付的相关货物，原被告之间并无加工合同关系的直接业务；（4）、原告隆顺公司提供的所有发货单上均注明发鼎丰，而鼎丰就是指九颂，这再次说明原告隆顺公司只是根据九颂的指示向被告联丰公司交付九颂的货物；（5）、原告隆顺公司所有发货单均未注明所谓的单价，原告隆顺公司自行制作的账单明细的单价是原告隆顺公司单方决定的，这再次说明被告联丰公司对原告隆顺公司的加工具体事宜并不清楚，原被告之间不存加工业务关系。
2、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通过该案判决查明的事实和判决认定的事项可以说明在原告隆顺公司一直以来的意识中，其都是为九颂公司进行染色加工，并根据九颂公司的指示将货物送给九颂公司客户。且该判决也认定加上原告隆顺公司与九颂公司之间认可的购买胚布的抵扣款101793.5元，数额已超过原告隆顺公司向九颂公司支付的加工款，这再次可以印证被告联丰公司相关人员在送货单上的签字仅代表确认收到九颂交付的货物。本案原被告之间并无加工业务。
3、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判决查明的相关事实和认定的事项，同样可以说明在原告隆顺公司一直的意识中，委托原告隆顺公司进行加工业务的并非被告联丰公司。另外，本案被告联丰公司并非该案的当事人，所以该判决认为原告隆顺公司与本案被告联丰公司存在业务往来的可能性，被告联丰公司不予认可。且该判决只认为存在可能性，并未认定存在业务。
原告隆顺公司隆顺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在本案第二次开庭提交以下证据：
1、张志伟（张志卫）出具的证明原件一份，用以证明：在送货单中签字的张志伟也是被告联丰公司的员工。
2、打印自中国裁判文书网的一份判决书，案号为（2014）张开商初字第00169号，用以证明：原告隆顺公司在与被告联丰公司发生业务的同一时期，原告隆顺公司与和被告联丰公司位于同一地区的企业发生业务往来，该业务往来中有与本案中同款的产品，当时原告隆顺公司主张的单价与本案中主张的单价是一致的。
被告联丰公司对以上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
1、对证据1真实性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原告隆顺公司主张的送货单的发生时间是在2012年，到现在已经过了4、5年，中间被告联丰公司离开的和新进的人员有很多，而被告联丰公司这几年的总员工有80人-90人，所以在上次庭审之前代理人与被告联丰公司核实时，被告联丰公司也是根据回忆确定以上五人是曾经是公司员工。对其他人员无法确定。被告联丰公司此前有一名员工叫张志伟的，在被告联丰公司处担任过临时工，时间很短。被告联丰公司现在认可显示为张志伟签字的送货单的真实性，其余质证意见与上次庭审一致。
2、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与本案无关，不认可原告隆顺公司的证明目的。
被告联丰公司辩称：1、原告隆顺公司已经注销登记，丧失法人资格，不具备作为原告的主体资格，依法应直接驳回起诉。2、原告隆顺公司的提起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3、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加工合同关系，也不存在相应的债权债务。请求驳回原告隆顺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告联丰公司未就其答辩意见提供证据。
经审理查明：隆顺公司于2010年3月22日登记开业，于2013年12月30日被吊销营业执照，现处于吊销未注销的状态。
2013年12月23日，常熟市人民法院受理隆顺公司诉九颂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该院经审理后于2014年7月24日作出（2014）熟兴商初字第0001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中认定的事实如下：“2011年至2012年12月，原、被告之间发生业务往来，由原告为被告加工稻草绒、法兰绒、长粒绒等不同品种的布料。业务结束后，双方未进行对帐结算。后因双方在加工数量及付款金额等方面产生争议，故原告诉讼来院。审理中，本院组织双方就原告提供的送货单进行了听证，其中部分送货单（注：即隆顺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送货单）被告不予认可，原告对此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签收人员系被告方工作人员或者代表被告签收加工货物。因双方对加工价格发生争议并协商不成，原告申请对双方一致确认的加工货物的价格进行评估。本院依法委托常熟市价格认证中心进行价格鉴证，该中心于2014年6月17日向本院出具《中止价格鉴证通知书》1份，内容为：‘现因申请方无法提供标的实物，具体品名、品种无法确定，故本次鉴证暂时无法进行’。庭审中，双方均表示未签订书面合同，对于2011年的业务，双方一致确认至年底被告共结欠原告20万元。另外，双方在业务过程中，原告向被告购买过坯布，经协商货款折抵为101793.5元，双方均表示该款在本案中可以一并予以抵扣。对于原、被告确认的退货问题（原告退给被告），双方均表示另外解决，不要求在本案中予以处理。因双方意见不一，故调解未成”。该判决书中记载的争议焦点及评判如下：“1、加工量以及加工价格是否能确定。2、被告付款数额。对其一，原告为证明加工量，向本院提供了送货单，上面均未标明加工价格。经质证，被告对其中部分送货单不予认可，认为签收人员并非其工作人员，不能代表其进行签收，对此原告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涉及的签收人员有权代表被告签收，故对该部分送货单，本院不能认定。因双方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各种品名的加工价格，原告制作了清单，并在双方一致确认的加工量基础上进行价格鉴证，但因无法提供标的实物，致使不能作出鉴定。庭审中，本院组织双方对价格进行协商，被告表示可以按照30万元计算加工款，原告表示不同意，并坚持按照变更的诉讼请求确定加工价格。基于以上情况，按照法律规定，原告应对其主张的加工价格负举证责任，但其并无证据证明，应承担不利后果。故本院对原告认为2012年双方之间发生的业务量为578427.4元不予认定，并因鉴定不能，对实际加工价格无法认定。对其二，原告认为被告总共付款28万元；被告则认为总共付款68万元，并提供了号码分别为21562286、21562287、22336720、21945610、22346993、21979634、21979635、22346995的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金额依次为5万元、5万元、5万元、5万元、5万元、5万元、5万元、3万元以及号码为08349351的转帐支票复印件，金额为5万元；号码分别为08409201、08409202、08409225金额依次为2万元、3万元、5万元的转帐支票存根复印件；付款人为被告、收款人为原告的网银异地转帐通用回单1份，金额为5万元；许萌签名收到承兑汇票的凭证1份，并在该凭证上注明‘承兑号22009213、22009214、22009215、22009216、22009217，金额均为2万元，合计10万元’；以上证据除号码为22346995的承兑汇票和号码为08409202的转帐支票由原告法定代表人朱宇东签收以及号码为22346993的承兑汇票、08409201的转帐支票由朱清超签收、号码08409225的转帐支票由沈叶军签收、网银异地转帐通用回单外，其他均由许萌签收。经质证，原告认可收到以上付款凭证，并确认其中号码22336720、22346993、22346995的承兑汇票（共计金额13万元）、号码为08409201、08409202、08409225金额依次为2万元、3万元、5万元的转帐支票（共计金额10万元）、网银异地转帐（金额为5万元）系被告所付加工款，其他的原告认为系案外人张家港保税区万隆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隆公司）的付款并已开具给万隆公司收据。审理中，被告提供了万隆公司说明一份，内容为号码08349351的转帐支票系万隆公司代被告支付给原告的款项；原告为证明付款情况，申请万隆公司出庭作证，万隆公司总经理张崇作证称：‘我公司和隆顺公司、九颂公司均有业务往来，对于号码21562286、21562287、21945610、21979634、21979635的银行承兑汇票是我公司付给隆顺的款项，其他的是九颂公司的付款’。后又改称：‘其中号码分别为08409201、08409202、08409225的转帐支票和许萌签收的号码为22009213、22009214、22009215、22009216、22009217的承兑汇票付的是我公司欠九颂公司的业务款还是我公司欠隆顺公司的业务款也弄不清的，我公司按照隆顺公司开给我公司的增值税发票付款，然后交给九颂公司代给隆顺公司’。经质证，对于付款，原被告坚持各自意见。同时，原告表示与万隆公司有业务关系，原告为其进行布料印染；被告表示与万隆公司有面料销售业务关系”。常熟市人民法院认为：“付款应由被告举证。被告向本院提供了总计68万元的付款凭证，原告承认全部收到以上凭证，但认为其中部分系万隆公司的付款。万隆公司也到庭作证，就本案所涉及的付款情况作了相应陈述。三方陈述不一。因三方之间相互存在业务，造成付款手续混乱三方均有责任。就目前情况分析，万隆公司将相关承兑汇票等交给被告，被告再交给原告，未有证据证明以上凭证系万隆公司委托被告转交，故从凭证交付上可以初步认定属于被告支付，万隆公司如认为系其支付，需进一步提供证据来证明。综上，本院认为：按照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加工价格，经协商亦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本院无法确定诉讼标的。退一步而言，被告也提交了金额总计68万元的付款凭证，原告对此也未能提供充分证据反驳非被告所付。加上双方一致同意原告向被告购买的坯布在本案中一并处理折抵为101793.5元，数额已超过原告所主张的加工款。故原告的诉讼请求，证据不充分，本院碍难支持”。该院依法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家港市隆顺针织品制绒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250元，财产保全费2285元，合计人民币9535元，由原告张家港市隆顺针织品制绒有限公司负担”。该判决已生效。
2014年9月28日，隆顺公司又以万隆公司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诉讼，隆顺公司在该案中主张：“原、被告自2011年至2012年发生业务关系，由原告为被告染色布匹。2011年度，双方业务量为37.5万元，而被告仅支付25万元，尚欠12.5万元；2012年度，双方业务量为40万元，但被告支付的40万元款项被常熟市人民法院（2014）熟兴商初字第0001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为常熟市九颂针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颂公司）的付款，因此，被告应重新支付40万元。综上，被告至今仍结欠原告52.5万元。现起诉要求判令被告支付加工款52.5万元；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院经审理后于2015年10月19日作出（2014）张金商初字第00247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中认定的事实如下：“九颂公司与隆顺公司和万隆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往来。万隆公司因结欠九颂公司价款向九颂公司支付相应金额的承兑汇票，又因九颂公司结欠隆顺公司款项，九颂公司未经背书直接将其从万隆公司手中接收的承兑汇票支付给隆顺公司，隆顺公司接收后认为是万隆公司付款，并据此进行记账和向万隆公司开具相应金额的增值税发票。2013年12月23日，隆顺公司向常熟市人民法院起诉九颂公司，请求判令九颂公司支付加工费396633.9元，在该案审理中，九颂公司向常熟市人民法院提供了已向隆顺公司付款68万元的付款凭证，隆顺公司认可收到该68万元的付款凭证，但认为其中有40万元系万隆公司支付，后常熟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万隆公司将相关承兑汇票等交给九颂公司，九颂公司再交给隆顺公司，未有证据证明系万隆公司委托九颂公司转交，故认定该款系九颂公司支付给隆顺公司，并据此驳回隆顺公司的诉讼请求。2014年9月28日，隆顺公司以万隆公司已支付的40万元被常熟市人民法院认定为九颂公司支付，万隆公司应重新支付40万元，以及万隆公司另结欠隆顺公司加工款12.5万元为由向本院起诉，请求判令万隆公司支付加工款52.5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主张与被告之间存在业务往来，且被告尚结欠其加工款52.5万元，对此，被告予以否认，原告为证实自己的主张，提供了送货单和开具给被告的增值税发票等证据。本院认为，首先，对原告提供的送货单，被告质证认为该送货单的抬头均是“发鼎丰”，而鼎丰是被告供应商的名字，鼎丰就是九颂公司，且送货单上的签收人均不是被告公司人员。对此，被告提供了有九颂公司法定代表人等出具的说明，证明鼎丰系九颂公司注册前使用的名字。针对被告的质证意见和提供的证据，原告认为鼎丰只是一个代号，并不指向任何一家公司，其包括被告、九颂公司、常熟市联丰织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丰公司）等，但对此原告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同时，原告认可送货单上的签收人均是联丰公司的人员，且货均是送至联丰公司，对此，原告一方面主张联丰公司是和被告系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实际经营地点和相关人员系重合的，另一方面又主张将货物送至联丰公司系根据被告的指定，对此，被告均予否认，原告也均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此外，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说明，质证意见为该说明系书面证言，无其他证据相印证，证明力较差。对原、被告上述举证和质证意见，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送货单上载明的收货单位为“发鼎丰”，而未明确为被告，原告主张“鼎丰”包含被告，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送货单上的签收人原告明确表示系联丰公司人员，同时原告一方面主张被告与联丰公司系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实为一体等，另一方面又主张系根据被告的指令将货送至联丰公司，但均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也不予采信。其次，关于原告提供的增值税发票。本院认为，第一、本案审理中，原告认可系根据被告举证的承兑汇票上载明的收款人系被告，便认为系被告向其付款，并据此进行记账和开具增值税发票给被告，而常熟市人民法院（2014）熟兴商初字第0001号民事判决书认为，被告举证的承兑汇票系被告交付给九颂公司，九颂公司再交付给原告的，并据此认定是九颂公司向原告付款。因此，原告的认识与已生效的上述法院判决相矛盾。故原告系基于承兑汇票上收款人是被告即认为被告付款这一错误认识，进行记账和向被告开具增值税发票，并将该增值税发票作为被告结欠其加工费的证据，明显缺乏事实基础。第二、本案审理中，原告主张与被告的业务未进行结算，双方也未协商确定交易的单价，仅系原告自行确定单价后，根据其主张的交易总量计算出增值税发票金额并据此金额开票。因此，退一步讲，即使原告有证据来证实原、被告之间存在业务往来，原告提交的增值税发票上载明的金额也无法准确反映出原告所主张的双方真实的交易量，进而也无法据此来认定原告所主张的所谓被告结欠其加工费的具体数额。第三、在原告提供的送货单不足以证实原告主张的基础上，原告仅凭该增值税发票，在无其他证据相印证的情况下，也不足以证实被告结欠原告所主张的加工款。再者，联丰公司与被告系两个独立的公司，且原告举证的证据中有联丰公司发给原告的退货单，虽然原告对此主张为，系被告使用联丰公司的退货单，但被告予以否认，原告对此也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认为，从上述退货单反映的事实和原告认可的货送至联丰公司并由联丰公司的人员签收等事实来分析，从形式上看，原告与联丰公司存在业务往来的可能性明显大于原告所主张的与被告存在业务往来的可能性。综上，原告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原告的主张，故本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难以支持”。本院依法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家港市隆顺针织品制绒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050元，由原告张家港市隆顺针织品制绒有限公司负担”。后隆顺公司不服该判决，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2016年3月30日作出（2015）苏中商终字第01851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中认为：“隆顺公司主张其与万隆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依据为送货单、以往付款记录以及已抵扣的增值税发票。首先，送货单中抬头为“发鼎丰”，在本案的审理中，仅有案外人九颂公司承认其曾使用“鼎丰”作为其名称，隆顺公司主张“鼎丰”系万隆公司、九颂公司、联丰公司共同的代称，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万隆公司对此亦予以否认，故无法单独通过送货单认定万隆公司系隆顺公司案涉送货行为的交易相对方。对部分送货单中存在范兴贤、钱卫娣等签字的问题，万隆公司虽承认范兴贤系公司董事长亲属，但其并非公司员工，收货行为不能当然代表万隆公司；钱卫娣虽是万隆公司员工，但万隆公司对其收货行为解释为收取万隆公司为九颂公司加工好的货物，交易的相对方为九颂公司，并提供了其与九颂公司的对账单加以证实。万隆公司的该解释与九颂公司出具的说明内容亦相符，能够证明万隆公司收取隆顺公司的货物系根据其与九颂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而发生，对此隆顺公司无法提供相反的，足以对万隆公司的说法产生合理怀疑的相关证据加以反驳。其次，隆顺公司主张根据付款记录及另案笔录，万隆公司2011年结欠其12.5万元，2012年结欠40万元。其一，对于2011年的欠款主张，隆顺公司认为万隆公司经理张崇在另案中承认了该事实，但张崇的证言明显存在前后矛盾，其最终承认对于万隆公司向隆顺公司付款的行为是支付自己的欠款还是代九颂公司付款弄不清楚，故不能视为万隆公司确认结欠隆顺公司款项。因此，隆顺公司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结欠的货款，而在其不能提供送货单等其他证据证明供货的情况下，即便双方在2011年发生过业务往来，亦无法认定万隆公司仍结欠隆顺公司货款；其二，（2014）熟兴商初字第0001号案件中已经认定隆顺公司收取的万隆公司出具的40万元承兑汇票系九颂公司支付给其的货款，隆顺公司以为是万隆公司付款系认识错误，其开具给万隆公司增值税发票亦是对象错误，不能作为证明买卖合同关系的凭证。因此，隆顺公司据以证明万隆公司仍然结欠货款的证据尚不充分。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并无不当。上诉人隆顺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050元，由上诉人张家港市隆顺针织品制绒有限公司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另查明：一、隆顺公司与联丰公司之间不存在书面的合同；二、案涉送货单中均未记载标的物的单价或总价，隆顺公司与联丰公司均表示已无案涉标的物留存；三、案涉隆顺公司的送货单中记载的收货单位均为“发鼎丰”；四、案涉送货单记载的时间最晚至2012年12月。隆顺公司在本案诉讼前，未向联丰公司主张过权利。
以上事实，有上述证据及本院庭审笔录、调查笔录等予以证明。
本院认为：原告隆顺公司作为商事合同的一方，在订立及履行合同时应当明知合同的相对方，就合同的价款也应当向明确的合同相对方进行主张，但关于案涉标的物加工价款，原告隆顺公司首先向九颂公司主张，因证据不足被常熟市人民法院驳回诉讼请求后，又向万隆公司主张相应的权利，亦被本院及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驳回相应的诉讼请求，继而提起本案诉讼，向被告联丰公司进行主张。即本案所涉标的原告隆顺公司已向其他主体进行主张，但证据不足而未能实现诉讼目的，该公司的本次诉讼行为已经构成重复起诉，应当予以驳回。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及相关法律法规，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张家港市隆顺针织品制绒有限公司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宋志成
人民陪审员 缪永兴
人民陪审员 缪祖兴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三日
书 记 员 曹云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