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新民申213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邬海涛，男，1967年1月22日出生，汉族，新疆南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住乌鲁木齐市。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新疆南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乌鲁木齐米泉市古牧地镇下大草滩村。
法定代表人：邬海涛，该公司总经理。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崔献义，男，1959年10月1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乌鲁木齐市。
再审申请人邬海涛、新疆南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山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崔献义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乌中民四终字第2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邬海涛、南山公司共同申请再审称，（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对案涉双方争议租赁场地范围的认定。一组新的证据为我方于2015年12月找到曾丢失的崔献义于2009年1月7日签署的《承诺函》原件和原判生效后，邬海涛与案涉租赁场地有关人员的通话录音，该组新证据均可以证实崔献义认可作为案涉《租赁合同书》附件一的《养殖山地承包合同》约定的租赁场地四至范围，即”西临永胜砖厂、东至高速公路、南至山顶、北至山顶”。案涉双方约定的租赁场地范围是明确的，不存在争议，并非是原判认定的双方对租赁场地范围约定不明。案涉《养殖房屋平面图》所确定的场地范围仅是案涉双方约定的租赁场地的一部分，原审法院以该平面图作为认定案涉双方租赁场地范围的裁判依据明显不当。（二）原判认定的主要证据，即案涉《养殖山地承包合同书》是伪造的。现有新的证据，即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新01行终32号行政判决书。在该行政案件中，作为被诉行政机关的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米东分局主张其于2016年7月12日对崔献义作出的〔2016〕882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合法，并提交了一组证据[包括《崔献义讯问笔录》《邬海涛讯问笔录》《米泉市公证处谈话笔录》及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公证处出具的《关于邬海涛申请的调查处理意见》《关于（2007）米证字3089号公证书复查结果》、（2010）米证字003951号公证书等]，证实案涉《养殖山地承包合同》是崔献义对其曾在原米东新区公证处做过公证的其与原米泉市古牧地镇大草滩村签订的《养殖山地承包合同》（以下简称公证合同，公证号为（98）米证字317号）进行变造而来。（三）原判程序违法。本案是农村承包土地转包纠纷，应追加作为发包方的原米泉市（现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古牧地镇大草滩村委会（以下简称村委会）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二审在一审未予追加，属于遗漏当事人的情形下不发回重审，仍作出维持一审判决的实体判决，显属程序违法。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三项之规定，申请再审。
崔献义接受询问称，（一）邬海涛、南山公司对本案申请再审已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二）案涉双方约定的是将我租赁村委会的山地所办的养殖场租赁给邬海涛经营，我已按照案涉《养殖业房屋平面图》确定的范围将地上房屋全部移交给了邬海涛，邬海涛对此事亦无异议，且有生效判决[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乌中民四终字第3号民事判决]对双方讼争的租赁场地范围予以认定，就是案涉《养殖业房屋平面图》载明的四至范围。故邬海涛、南山公司要求按照案涉《养殖山地承包合同》中对租赁场地四至范围的约定，交付190亩山地缺乏事实依据。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公正，邬海涛、南山公司的再审申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是邬海涛、南山公司撤回再审申请被人民法院准许后再次申请再审的审查案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解释）第四百零一条：”人民法院准许撤回再审申请或者按照撤回再审申请处理后，再审申请人再次申请再审的，不予受理，但有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三项、第十二项、第十三项规定情形，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的除外”的规定，结合邬海涛、南山公司的再审申请事由，本案审查的范围为邬海涛、南山公司的申请再审理由是否符合该条但书规定的情形，即：邬海涛、南山公司提供的新的证据是否达到该条但书规定的”足以推翻原判决”的标准（焦点一）、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否是伪造的（焦点二）及若邬海涛提出的上述申请理由成立，其是否是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六个月内提出（焦点三）。至于邬海涛、南山公司提出的其他再审申请理由（如原审程序违法），不属于该条但书部分规定的法定情形，即不属于准许撤诉后再次申请再审案件中应予审查的范围，本院不予审查。
关于焦点一。（一）邬海涛、南山公司作为新证据之一的是一份自称来源南山公司2009年3月31日的记账凭证中一份由崔献义于2009年1月7日签署的《承诺函》。邬海涛、南山公司以该《承诺函》中的手写部分载明的内容[本次支付2009年租金2万元，在崔献义满足下述条件后，在支付余款3万元（5个月后）及后期年份租金。承诺人：邬海涛。①崔献义按承包合同四至界限交付百拾余亩转包山地；②清理村民占有的山地；③交付租赁的用电权；④交付姜晓泉占有的水井并提供水井协议；⑤提供承包费缴纳凭证及租赁费发票。承诺满足上述条件，我方可支付2万元。....]，拟证实崔献义认可案涉双方约定的租赁场地范围就是作为《租赁合同书》附件一的《养殖山地承包合同》约定的四至范围,并非是原判认定的作为《租赁合同书》附件二的《养殖业房屋平面图》中所占有的四至范围。本院认为：
第一，从该《承诺函》的构成形式上看，其是由打印部分（崔献义签名）[内容为”本人收到邬海涛支付2009年租金2万元，余款在我提供2008年及2009年租赁发票后，伍个月内支付（注：本人2007年9月与邬海涛签订租赁合同，邬海涛在租赁经营场地内注册实体为新疆南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其签订的合同是经新疆南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授权签订的，本人确认]和手写部分（盖有南山公司印章）共同组成，与因履行案涉《租赁合同书》而发生的关联诉讼中向法庭出示的《承诺函》相比，多了”手写部分”的内容。邬海涛、南山公司对此不能作出合理解释。且邬海涛、南山公司称该《承诺函》是在丢失后于2015年12月份找到，亦未作出合理说明。
第二，从该《承诺函》打印部分及手写部分内容及签名看，手写部分内容明显是对打印部分内容的限制，属于对承诺内容的重大变更，理应由崔献义书写或者由其再次签字确认。但是，手写部分是邬海涛自己书写，南山公司加盖印章予以确认，并非崔献义书写或签名确认。邬海涛、南山公司解释称，该手写部分的内容是经崔献义、邬海涛、南山公司三方协商同意的，并提交一组佐证证据[2009年3月31日的记账凭证页、时任会计韩某2013年3月30日的《证明》和附加信息载明有”支付崔献义2009年租金2万元，余款在崔献义提供2008与2009年租金发票后（要求5个月内）再支付”内容的工商银行的转账支票存根、由时任会计韩某手写的”今收到崔献义场地租赁费发票贰张，票号00274877（2008年场地租赁费50000元）票号00274878（2009年场地租赁费50000元”的收条（落款日期为2009年9月26日）及两张租赁费发票等]。对此，本院认为，虽然邬海涛、南山公司提供上述佐证证据，拟直接证实《承诺函》中手写部分的内容是经崔献义、邬海涛、南山公司协商同意的，进而证实双方约定的租赁场地是作为案涉《租赁合同书》附件一的《养殖山地承包合同》约定的四至范围,并非是原判认定的作为案涉《租赁合同书》附件二的《养殖业房屋平面图》中所占有的四至范围。但是上述佐证证据因其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对其证明力亦不予确认。其一，在邬海涛、南山公司未提该《承诺函》已作为记账依据的已装订成册且完整的记账凭证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仅凭记账凭证单页的记载，无法得出该《承诺函》就是当时原始记账凭证中的《承诺函》。其二，工商银行转账支票中的附注信息并非是崔献义本人所写，崔献义亦不予认可，其真实性存疑，无法印证该《承诺函》中手写部分是经崔献义同意的。其三，时任会计韩某的证词，是由邬海涛提供的打印件、关键内容由韩某填充的证词，韩某未出庭接受质询，韩某所作的证词真实性存疑，不予采信。其四，邬海涛提供的两份租赁发票，刚好印证了该《承诺函》中由崔献义签字的打印部分内容的真实性。
（二）邬海涛、南山公司提供的新证据之二是由邬海涛、南山公司自行整理的一份《有关邬海涛与崔献义签订公证租赁合同及村民占地、占用租赁设施、房屋坍塌的事实手机录音证明书面说明》（以下简称《录音书面说明》）。首先，邬海涛、南山公司未提供相应的录音载体，无法对该录音的完整性，真实性予以确认。其次，从邬海涛自行整理的《录音书面说明》内容来看，均不涉及案涉双方争议的租赁场地的四至范围就是作为案涉《租赁合同书》附件一的《养殖山地承包合同》约定的四至范围。
综上，邬海涛、南山公司提供的新的证据之一、之二，均不足以推翻原判决关于案涉双方租赁场地四至的认定。
关于焦点二。邬海涛、南山公司提供的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新01行终32号行政判决书足以证实作为案涉《租赁合同书》附件一的《养殖山地承包合同》，是崔献义在原米东新区公证处公证的对其与村委会签订的《养殖山地承包合同》[即公证合同，见原米东新区公证处（98）米证字第317号公证书]基础上增加承包范围及变更亩数等变造而来。但该变造合同并非是原审法院认定案涉双方争议租赁场地范围的依据。原审法院是结合邬海涛在案涉《租赁合同书》履行过程中产生的其他相关诉讼（即请求清理外户姜晓泉的诉讼）中的自认内容[一审案号为米东区人民法院（2008）米东民一初字第1280号、二审案号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乌中民四终字第3号]进行综合认定的。在上述相关诉讼中，邬海涛上诉认为村委会实际测量了崔献义转包给邬海涛的土地范围，并出具了平面图，经双方签字认可，并在二审庭审中，邬海涛作为新的证据出示的村委会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案涉《租赁合同书》附件二：《养殖业房屋平面图》系村委会实际测量后绘制的，该图中一切范围（包括姜晓泉在内）的土地均已转包给了邬海涛。邬海涛在该清理外户案中的陈述及出示村委会《证明》等行为，均表示其认可案涉《租赁合同书》附件二：《养殖业房屋平面图》是作为双方争议租赁场地的意思表示。且邬海涛请求清理外户姜晓泉案的生效判决[该判决，即（2009）乌中民四终字第3号民事判决生效后，邬海涛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作出(2016)新民申1834号裁定予以驳回]对案涉双方争议租赁范围予以确认，即在邬海涛与崔献义对租赁场地范围产生争议时，应以案涉《养殖业房屋平面图》确定的租赁范围为准。故原判认定的主要证据并非是依据变造的案涉《养殖山地承包合同》。该合同的变造，仅涉及相关变造人员是否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的问题，不影响原判对案涉双方争议租赁场地范围的认定。至于案涉合同相关变造人员是否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不是民事案件审理的范围，亦决定了不是本案审查的范围，本院不予审查。
关于焦点三。首先，新的证据之一：《承诺书》。从证人韩某签署证词的时间（2014年3月24日）可以看出，即使该《承诺函》可以认定属于民事诉讼法第四百零一条但书条款中的”新证据”，依据该但书中规定的”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六个月内提出”，应在取得该新证据时间2014年3月24日顺延6个月，即2014年9月24日内提出。但从邬海涛、南山公司向法庭提交的《民事再审申请书》载明的落款时间”2016年11月2日”来看，早已超出在知道应当知道的6个月内提出的法定期限。
其次，新的证据之二：《录音书面说明》。从邬海涛、南山公司提交的《民事再审申请书》落款时间”2016年11月2日”来看，并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四百零一条但书规定的”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六个月内提出”的规定，本院此次再审审查只需审查在2016年5月2日（包含本数）之后形成的《录音书面说明》。对于2016年5月2日之前形成的《录音书面说明》，即使构成民事诉讼法第四百零一条但书规定的新证据，也不属于本院此次审查的范围。《录音书面说明》是邬海涛与案涉租赁场地相关人员的录音汇总。《录音书面说明》中邬海涛于2016年5月2日之前的2007年10月8日、2012年3月13日，2012年3月13日，2012年3月14日，2012年4月19日、2012年5月8日、2012年10月15日、2015年7月5日、2015年11月24日、2016年4月7日等时间，与相关人员的通话录音证据，已经超过在知道应当知道的6个月内提出的法定期限，本院不予审查。
对于《录音书面说明》中形成于2016年5月2日（含本数)之后的2016年5月26日邬海涛与姜晓泉电话录音及2016年8月14日邬海涛与村委会前任书记霍洪臣的电话录音在本次审查范围之内。但是基于焦点一中关于《录音书面说明》是否能够达到足以推翻原判决这一实质要件的分析得知，其不属于民事诉讼法解释第四百零一条中”但书”部分规定的新证据。故邬海涛于2016年5月26日与姜晓泉的电话录音及2016年8月14日与村委会前任书记霍洪臣的电话录音，虽属于民事诉讼法解释第四百零一条”但书”部分规定的”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六个月内提出”的条件，但因不满足该条”但书”部分规定的”足以推翻原判决”条件而不属于该条”但书”部分规定”新证据”。
最后，关于变造案涉《养殖山地承包合同》的问题。即使该变造案涉合同属于原判认定的主要证据成立。从邬海涛、南山公司提供的现有证据可知，米东区公证处将原米东区公证处公证的（98）米证字第317号公证书调出，并交其时（2013年6月），其就已经知道该合同系变造的事实。但邬海涛和南山公司在2016年5月2日才以该理由申请再审，显然超过民事诉讼法解释第四百零一条中”但书”部分规定的”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六个月内提出”的期限。
综上，邬海涛、南山公司以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原判认定主要事实的证据是伪造和原判决程序违法等申请再审的理由因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解释第四百零一条中”但书”部分的规定，属于”不予受理的情形”，应予驳回。邬海涛、南山公司提供的新的证据，不符合民事诉讼解释法第四百零一条中”但书”部分的规定，属于”不予受理的情形”，其以该理由申请再审，应予驳回。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邬海涛和新疆南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彭 英 琪
审 判 员 张 斌
审 判 员 古丽努尔买买提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邵 颢
书 记 员 黄 玲 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