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谟县人民法院发文稿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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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腊梅
2016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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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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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2016）黔2326民初496号 2016年8月 日封发
贵州省望谟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黔2326民初496号
原告胡金尧，男，1966年10月2日生，汉族，贵州省安龙县人，农民，住安龙县。
委托代理人韦桥坤，贵州集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郑梅，贵州集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泸州市江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南公司”）。
法定代表人梁伟，该公司总经理。
公司住所地：泸州市龙马潭区龙马大道三段3号1幢17号。
委托代理人黄训平，贵州听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志鹏，贵州听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湧，男，1975年9月7日生，汉族，贵州省册亨县人，农民，住册亨县。
被告贺利兵，男，1979年1月29日生，汉族，湖南省岳阳市人，居民，住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临潼火车站社区9号。现住长沙市岳麓区。
被告岑加让，男，1970年12月21日生，布依族，贵州省兴义市人，无业，住兴义市。
原告胡金尧诉被告泸州市江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杨湧、贺利兵、岑加让承揽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4月12日立案受理后，由审判员韦腊梅、代志兴、助理审判员雷毅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胡金尧及其委托代理人韦桥坤、郑梅，被告泸州市江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黄训平、刘志鹏，被告贺利兵、岑加让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杨湧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
原告胡金尧诉称：2014年11月底，被告江南公司将其承包的望谟县巧路至伟举通村公路工程（K0+000-K4+750段）混凝土路面浇注劳务施工通过其项目负责人杨湧口头发包给原告，原告在为其施工过程中，于2014年12月22日与江南公司项目负责人（即被告杨湧）签订了《混凝土路面浇注施工劳务合同》，按照合同约定，原告方包工不包料，按被告江南公司提供的设计图纸进行施工，以现场实际施工收方为准，单价为17.65元/㎡计算劳务费，付款方式为每月按照原告方完成合格工程量的80%进行付款，完工验收后一个月内付清余款。合同签订后，原告继续进行施工到2015年1月，因被告不按合同约定供应施工材料，导致停工。2015年2月13日，经双方结算，被告杨湧出具了《欠条》一张给原告，载明所欠原告劳务费354000.00元。之后，原告应被告的要求，继续到该工地施工。期间，被告贺利兵、岑加让（系杨湧指派的现场技术施工负责人）向原告出具了三段的结算清单；第一段2015年5月10日结算金额171701.00元；第二段2015年3月17日至2015年4月1日，结算金额为61100.00元；第三段2015年5月20日至2015年6月26日，结算金额为190792.80元。原告的劳动报酬共计605892.80元。之后，原告多次向被告方追讨其劳务报酬均无果。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三条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的工资欠条为证据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诉讼请求不涉及劳动关系其他争议的，视为拖欠劳动报酬争议，按照普通民事纠纷受理。本案被告拖欠原告劳动报酬的事实清楚，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决由被告支付原告劳动报酬605892.80元，并按银行同类贷款利息支付逾期利息。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江南公司口头辩称：第一，公司在本案中不应当是被告，主体不适格。因为公司未与原告签订任何劳务合同，双方未建立劳务关系。第二，从事实方面上讲，本案巧路至尾举通村公路是公司中标施工，公司认可原告参与该工程施工，但原告从未与公司就其完成的工程量进行结算。第三，原告主张的605892.80元没有依据，因此，被告公司申请由法院主持双方进行结算，或对原告完成的工程量进行鉴定。第四，经公司现场测算（公司自行测算），原告已完成的工程量为1.9公里，而非其诉称的4.9公里。若按照原告与杨湧签订的合同单价计算，应为171701.00元。扣除原告已领取的91700.00元，实际剩余款项只有8万余元。第五，被告公司认为，原告参与施工应获得相应的劳动报酬，但应对其完成的工程量以及施工是否合格承担举证责任。综上，被告公司认可原告的施工，但应经法院主持双方进行对帐结算或者进行鉴定后，依照该结论给予支付剩余款项。
被告贺利兵口头辩称：被告贺利兵是杨湧请来做现场施工管理人员，但是在农历2014年底便离开该工地。被告贺利兵的工资至今也没有得到。
被告岑加让口头辩称：岑加让系杨湧在2014年底请来管理巧路工地，直至2015年6月中旬离开工地。
被告杨湧未向本院递交书面答辩状。
庭审中，原告变更其诉讼请求：一、放弃贺利兵、岑加让作为被告，不要求贺利兵、岑加让承担责任。二、要求被告江南公司支付原告劳动报酬、垫付款、停工窝工损失合计685892.80元。
针对原告变更的诉讼请求，被告江南公司辩称：第一，针对354000.00元诉求的意见。（1）原告庭审陈述互相矛盾（一会儿说明其全部工程款、一会儿又说是其帮助杨湧垫付其他标段所差欠的材料款），被告对此一无所知，对此真实性不予认可；被告江南公司认为，此款项是被告杨湧与原告私下借款，与本案毫无关系。（2）经庭审后，现在又变更诉讼请求，并将该354000.00元说成是“原告垫付的民工报酬及材料费”，那354000.00元中有多少是垫付的民工报酬，又有多少是垫付的材料费？如果说是垫付的民工工资，应当提交其分别支付了哪些工人的工资，每人分别支付了多少，不能凭空捏造；如果说垫付的是材料款，也就应提供为谁垫付、垫付给了谁、是什么样的材料、规格型号、方量等作为支付款项的附件作为支撑。（3）该354000.00元欠条形式上看有杨湧的签名，但本案中审理中，杨湧始终未到庭，无法确定欠条的真实性。（4）江南公司未在欠条上盖章，也未授权杨湧与原告进行结算。故该欠条对江南公司不具有约束力。（5）假设该354000.00元系原告伪造，又因为江南公司在庭审中认可将涉案工程转包给杨湧，是否意味着但凡是杨湧签字出去的任何单据最终均由江南公司买单？（6）正因为江南公司是涉案工程的实际中标单位，才实事求是出面解决遗留的问题，且也只能解决胡金尧施工队伍实际完成的工程劳务费的支付问题。（7）在第一次庭审中，因江南公司提出对原告所完成的相关工程款的数额进行实地测算、对帐后支付，且提出证据证实已经支付了91700.00元；原告在庭审中也认可其实际只完成1.9公里工程量，只有约171701.00元产值，扣减江南公司已经支付的91700.00元，剩余的劳务费只有80001.00元，江南公司愿意支付。特别提示：对原告实际完成工程的情况，第一次庭审中贺利兵、岑加让陈述可以得到证实。第二，针对171701.00元诉求的意见。（1）原告代理人在第一次庭审中陈述该笔款项是其实际劳务费，但因代理人工作失误而遗漏未提出主张，故才有本次“增加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呈交法庭。（2）而江南公司自始自终均认可该笔劳务费的存在，且是双方均认可的，故江南公司撤回第一次庭审中口头提出的工程量鉴定申请。（3）原告在庭审中自认已收到江南公司支付的91700.00元，江南公司同样提交了支付凭据，故针对原告171701.00元诉求，扣减后江南公司只应支付其80001.00元。第三，针对原告“第二时间段61100.00元、第三时间段190792.80元”诉求的意见。首先，原告不应将其劳务报酬人为分割时间段计算，而是应就其整个完成的工程量，结合参照单价约定进行计算。其次，原告自行主张该前述两笔款项为误工窝工损失，因为其与杨湧签订的合同中说其只负责提供劳务，并不需要其提供机械设备进场，也未约定其停工如何计算误工费用。再者，江南公司注意到，原告据以主张“第二时间段61100.00元、第三时间段190792.80元”记录在其笔记本上，上面有岑加让以在场人的身份签名。首先，该两笔费用是由谁对帐计算的并不清楚，又是谁予以确认？其次，岑加让并非江南公司职员，也非江南公司委派人员，是否仅凭这样的证据就让江南公司承担。再次，如果说真有停工窝工，都是哪些工人的窝工费，原告是否代为支付了这些工人的窝工费？其个人是否有权代表所有的工人提出误工损失的主张？第四，针对原告说“贺利兵、岑加让是江南公司的管理人员”，这与本案在第一次庭中已查明的事实不符。杨湧并不能代表江南公司，贺利兵、岑加让非江南公司管理人员，更不能代表江南公司。同时，江南公司在庭审时已经陈述，江南公司与杨湧之间是一种转包关系，杨湧聘请的人员不能认定为江南公司的员工。第五，江南公司不否认原告实际施工人的身份，愿意支付其实际应获得的劳务报酬。尽管杨湧私刻江南公司公章与原告签订《混凝土路面浇注施工劳务合同》，但江南公司不否认原告在江南公司中标公路工程标段实际提供劳务的事实，愿意支付其实际发生劳务费（双方确认为171701.00元），扣减已支付的91700.00元余额。至于原告施工部分是否符合质量要求，后果由江南公司向业主方承担。综上所述，江南公司尊重既有的客观事实，不否认原告实际施工人的身份，在原告起诉后，积极出庭并愿意支付原告实际完成的工程劳务费，敬请法院依法判决。
原告胡金尧为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劳务合同，证实江南公司是适格的被告。经质证，被告江南公司认为，其未与原告签订该份劳务合同，合同所盖的公盖是杨湧私刻的，公司当庭申请对公章进行鉴定。被告贺利兵、岑加让均表示，与其无关，其只是杨湧聘请的工人。
2、欠条，证实被告杨湧欠款的事实。经质证，被告江南公司认为：第一，由于杨湧未到庭，无法确定欠条的真实性。第二，公司没有在欠条上签字或者签章，欠条对公司没有拘束力。第三，杨湧曾经向原告借款18万元，并且把该借款写入该欠条中，公司应付的款项应该进行对帐或者测量鉴定，而不以欠条为准。被告贺利兵、岑加让均认为，与其无关，其只是杨湧请来的工人。杨湧是否向原告借款不清楚，但是在农历2014年的腊月间（2015年初）贺利兵、岑加让与杨湧一起到原告家借钱，但杨湧所借金额不清楚。
3、岑加让签名确认的工程款记帐单（第二段），证实被告杨湧的工人岑加让签字确认款项的事实。经质证，被告江南公司认为，对原告完成的工程不应该分段，应该进行全部工程对帐。如果要分段，要说明第一段是多少等情况，即便是时间段，应该有总和。即便上面有岑加让的签字，公司不否认该工程是原告做的，但应该对工程进行对帐或者鉴定。被告岑加让认为，其只是杨湧请的工人，所产生的费用是原告与被告杨湧协商过的，其只是以在场人身份签字，没有权利了解工程具体完成情况及金额。签字只能证明原告工作的工天。被告贺利兵表示，这个时候其已离开工地，不清楚这些情况。
4、岑加让签名确认的工程款记帐单（第三段），证实原告完成工程应结算的金额。经质证，被告江南公司认为：第一，对原告完成的工程不应该分段，应该进行全部工程对帐。如果要分段，要说明第一段是多少等情况，即便是时间段，应该有总和。即便上面有岑加让的签字，公司不否认该工程是原告做的，但应该对工程进行对帐或者鉴定。第二，该记事本上没有杨湧签字，也没有公司管理人员签名，该记录不能作为公司与原告进行结算的依据。被告岑加让认为，其只是杨湧请的工人，所产生的费用是原告与被告杨湧协商过的，其只是以在场人身份签字，没有权利了解工程具体完成情况及金额。签字只能证明原告工作的工天。被告贺利兵表示，这个时候其已离开工地，不清楚这些情况。
5、岑加让签名确认的工程款记帐单（第一段），证实原告完成工程应结算的金额。经质证，被告江南公司认为，因该证据上有被告江南公司李德英经理的签字认可，且该证据中体现的工程方量也正是被告公司通过测量原告所施工工程量应结算的金额为171701.00元。被告贺利兵表示不清楚这些情况。被告岑加让表示，其只是以在场人身份签字。
经审查上述证据，对证据1，该合同能够证实被告江南公司系适格被告。对证据2，经庭审查明该证据中所载明的款项明为欠款，但实为借款，故与本案无关联，不予采信。对证据3和证据4，该证据仅能证实“在场人”为岑加让，并不能证实岑加让确认款项的发生，故不予采信。对证据5，被告江南公司对该证据予以认可，故予以采信。
被告江南公司为支持自己的答辩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收条，证实原告收到被告公司职工胡勇龙支付的工程款91700.00元。经质证，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表示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该收条是第一段工程的欠款。被告贺利兵、岑加让均表示无异议。
2、公司公章样本，证实用江南公司的公章跟原告与杨湧所签《劳务合同》中所盖的公司印章是不一样的。经质证，原告表示相信被告公司提交的公章样本是真的。即使合同上的公章是假的，但被告公司已经认可了原告参与建设该工程的事实，并且杨湧的行为是公司授权的行为。被告贺利兵、岑加让均表示无异议。
经审查上述证据，对证据1，该证据能够证实原告告已领取91700.00元，故予以采信。对证据2，因原告表示无异议，故予以采信。
为查清案件事实，本院向施工工地现场管理人员岑加让所作的询问笔录，查实原告的工作时间由其自行规定，以及除工人外，施工过程中所需的设备灌车由原告提供。原告对该询问笔录表示无异议。在第二次庭审时，因被告江南公司、杨湧未出庭应诉，故未予质证。
经审理查明：2014年12月22日，原告胡金尧与被告杨湧签订《混凝土路面浇注施工劳务合同》，合同约定：甲方（被告杨湧）将望谟县巧路至尾举通村公路工程（K0+000—K4+750段）水泥路砼浇注施工任务以包工不包料的形式交由乙方（原告胡金尧）施工。工程项目：混凝土路面浇注，厚度18cm；宽度4.5m（不含弯道加宽）。承包方式：采用包工不包料的承包方式，甲方只负责将砼料（水泥、碎石、砂）运输至施工拌合站内，甲方提供砼路面所需的拌合设备及模板。乙方负责砼拌合、浇注任务的模板安装、浇捣、震动、养护、切缝、刻纹和砼路面施工所需的一切工具。承包单价：17.65元/㎡；此单价为税前单价。计量方式：以现场实际收方为准。付款方式：按每月实际完成合格工程量的80%进行拨款，完工竣工验收合格后一个月内付清余款。甲方必须保证搅拌站内的水泥、碎石、砂供应及时。以保证工程施工不中断；若因甲方材料原因造成乙方机械及人员停工待料造成的损失由甲方负责承担。同时查明，原告只负责该工程的路面浇注硬化，按期交付工作成果。施工过程中原告的工作时间由其自行规定。原告胡金尧于2014年9月进场开工，至今仍未完工，亦未进行验收。原告已完成工程量为1.9公里，原告与被告江南公司就1.9公里的结算价为171701.00元，并于2015年1月19日领取已完工作量的报酬91700.00元。另查明，被告杨湧于2015年2月13日向原告出具的欠巧路至尾举公路混凝土工程劳务费354000.00元的欠条，实为原告胡金尧为被告杨湧垫付的第一期施工人的材料款。原告为该工程的第二期施工人员。再查明，望谟县巧路至尾举通村公路工程系望谟县交通局发包给被告江南公司进行承建。被告江南公司将工程转包给被告杨湧，未签订书面合同。被告杨湧并非被告江南公司员工。被告江南公司将工程转包给被告杨湧未经过发包方望谟县交通局的同意。被告杨湧并无承接该通村公路建设工程的资质，原告胡金尧也没有承接通村公路建设和进行劳务作业的资质。被告贺利兵、岑加让系被告杨湧聘请的现场施工管理人员。
另，原告认可被告杨湧与其签订《混凝土路面浇注施工劳务合同》中所盖被告江南公司印章系伪造的。
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自愿放弃对被告贺利兵、岑加让的起诉。
上述事实，有原告起诉状、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被告答辩、劳务合同、第一段结算清单、收条、询问笔录，以及庭审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体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第二百五十二条规定，承揽合同的内容包括承揽的标的、数量、质量、报酬、承揽方式，材料的提供、履行期限、验收标准和方法等条款。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承揽人应当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工作，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中，原告胡金尧与被告杨湧签订的《混凝土路面浇注施工劳务合同》中对工作项目、质量要求、价格、材料的提供等均作出明确约定，且在施工过程中，原告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工作。因此，原告胡金尧与被告杨湧之间系承揽关系。因原告与被告杨湧所签订的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亦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而被告杨湧并非被告江南公司员工，只因被告江南公司将工程转包给被告杨湧，且原告在庭审中亦认可杨湧与原告签订的合同中所盖江南公司印章系伪造的，因此，被告江南公司与被告杨湧之间系转包关系。故原告胡金尧已完工作成果的报酬应由被告杨湧支付。但鉴于被告江南公司认可原告已完成工作量的结算价为171701.00元，并表示扣除原告已领取的91700.00元后，愿意支付剩余的80001.00元，故本院予以确认。
针对停窝工损失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本案中，原告向本院提交用以证实其停窝工损失的证据仅为其自行记录的记帐单，而无其他证据与之相佐证，且该记帐单亦不足以证实其实际产生的停窝工损失数额，加之，原告与被告杨湧之间系承揽合同关系，而被告江南公司与被告杨湧之间系转包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原告的停窝工损失理应由被告杨湧承担赔偿责任，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江南公司赔偿其停窝工损失的诉请无理，本院不予支持。
针对垫付款354000.00元的问题。被告杨湧所欠原告354000.00元的款项实际系原告为杨湧垫付的第一期施工人员的材料款。因该欠款所产生的法律关系实际为借贷关系，与本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故对于该垫付的材料款由原告另行主张权利。
另，原告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自愿放弃对被告贺利兵、岑加让的起诉。因该决定系原告对自己权利所作的处分，本院予以准许。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四条、第七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限被告泸州市江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胡金尧剩余报酬80001.00元。
二、驳回原告胡金尧要求被告泸州市江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支付其停工窝工损失的诉讼请求。
三、原告胡金尧要求被告泸州市江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支付垫付款354000.00元的诉讼请求，由其另行主张权利。
案件受理费11659.00元，由原告胡金尧承担9859.00元，由被告泸州市江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担180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至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法院。
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权利人可以在判决书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
审 判 长 韦腊梅
审 判 员 代志兴
助理审判员 雷 毅
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李 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