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郫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川0124民初字第355号
原告：郫县四林建材经营部（经营者韩茂升），住所地四川省郫县犀浦镇珠江路金竹苑2幢1单元。
委托代理人：魏玥、周凤鸣，四川矩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四川元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青羊区成飞大道青羊工业开发区英国小镇第二期十栋34号。
法定代表人：王建，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简海、唐启昱，四川元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郑兴田，男，汉族，1954年1月17日出生，住四川省彭州市。
第三人：郑维勇，男，汉族，1974年1月7日出生，住四川省彭州市。
第三人：石德奎，男，汉族，1968年8月10日出生，住四川省彭州市。
第三人：赵光建，男，汉族，1976年11月04日出生，住四川省邛崃市。
原告郫县四林建材经营部（以下简称“四林建材经营部”）与被告四川元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基建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1月14日立案后，经被告元基建设公司申请，本院追加郑兴田、郑维勇、石德奎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事后，本院依法追加赵光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告四林建材经营部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魏玥与一般授权代理人周凤鸣，被告元基建设公司一般授权代理人简海，第三人郑兴田与郑维勇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石德奎、赵光建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四林建材经营部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立即支付其钢材款2720799.15元、资金占用费103387.86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18539.23元(2015年3月26日至2015年4月30日)；被告自2015年5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两倍支付其逾期付款损失至款项付清止(其中本金3324187元从2015年5月1日计算至2015年11月6日，本金2824187元从2015年11月7日暂计算至2016年1月6日共174511.10元)。事实与理由：2014年11月25日，原被告签订《钢材购销合同》，约定由原告向被告提供被告承建的宝兴县关镇钟灵村灾后重建项目工程所需钢材，并就结算方式、付款期限、违约责任等做出约定。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向被告履行了供货义务，截至2015年4月25日，共计和其提供钢材1441.217吨。2015年4月30日，经原被告结算确认，原告提供钢材价款共计4520799.15元，产生资金占用费103387.86元，逾期付款违约金18539.23元。被告支付130万元，尚欠3342726.24元。事后，被告仅于2015年11月6日向原告支付所欠货款50万元，其他货款一直未支付。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提起诉讼。
被告元基建设公司辩称，原被告之间没有任何合同关系，请求驳回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
第三人郑兴田述称，石德奎与被告元基建设公司签订了建设分包合同后，石德奎找我一起合伙分包了相应工程，相应合同加盖了元基建设公司项目部的印章；郑维勇只是负责收管材料的人。
第三人郑维勇述称，其在被告元基建设公司相应项目的工地上负责收管材料。
第三人石德奎与赵光建未答辩，未提供证据，未到庭参加庭审。
原被告及第三人出具了以下证据，并发表了相应举证及质证意见：
1、原告出具了原被告及第三人的身份信息。到庭当事人对此组证据均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2、原告出具了《钢材购销合同》，拟证明原被告之间签订了钢材买卖合同，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该合同由购买方加盖了“四川元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宝兴县灵关镇钟灵村灾后重建工程项目部”（以下简称项目部）的印章，并由郑兴田与石德奎签署姓名。被告对此证据不予认可。到庭第三人对此证据无异议，表示此合同由其代表被告与原告签订。
被告提供了《工程承包协议书》、《基础承包补充合同》，拟证明原告供货工地由其发包给赵光建，再由赵光建转包给石德奎，以反证其不是《钢材购销合同》的购买主体。同时，被告对《钢材购销合同》中加盖的项目部印文的真实性提出异议，申请对此印文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并提供《工程承包协议书》、《基础承包补充合同》、《项目部印章领取表》，以相应文本中加盖的项目部印文作为对《钢材购销合同》中加盖的项目部印文的鉴定对比材料。经本院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6年9月20日作出鉴定意见，确认《钢材购销合同》中加盖的项目部印文与送检样本印文为同一枚印章所盖。原告对被告提供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对印文的鉴定意见无异议。到庭第三人对被告提供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印文的鉴定意见无异议。结合相应鉴定意见，本院确认原被告出具的此组证据具有真实、合法与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认定《钢材购销合同》中加盖的项目部印文与被告提供样本的项目部印文一致。
3、原告出具16张送货单、钢材结算明细、钢材款结算书、银行交易明细、银行交易结账单，拟证明原告向被告履行了供货义务，并于2015年4月30日与被告进行了结算，明确原告向被告供应钢材款共计4520799.15元，已付钢材款130万元，未付钢材款3342726.24元，结算后被告法定代表人王建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原告支付货款50万元，现被告还欠原告货款2720799.15元。16张送货单收货人均为郑维勇，大多数相邻送货单时间间隔为几天，较长的时间间隔为40余天，第一张与最后一张送货单的时间间隔不足5个月；钢材结算明细、钢材款结算书中均有郑维勇、郑兴田的签字。被告银行交易明细及交易结账单无异议，但对16张送货单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认可16张送货单是同一时间形成，进而认为结算内容的依据不足。被告对银行交易明细、银行交易结账单的真实性无异议，对钢材结算明细、钢材款结算书及16张送货单不予认可，并申请对16张送货单填写字迹是否为同一时间形成进行鉴定。到庭第三人对本组证据均无异议。本院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鉴定时，该中心在16张送货单中选取了其中四张送货单即：0628505号（标注日期为2014年12月28日）、0628512号（标注日期为2015年1月23日）、0628518号（标注日期为2015年3月23日）、0868022号（标注日期为2015年4月10日）。2016年9月20日，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鉴定意见，确认送检的《送货单》原件中的4份单据第一联上的手写字迹的形成时间相近，不应是与其各自标称日期分别形成。鉴定人到庭接受了当事人及法庭的质询，并就当庭回答中涉及的内容作了书面补充说明，该说明载：1、……“送检的《送货单》原件中的4份单据第一联上的手写字迹的形成时间相近，不应是与其各自标称日期分别形成”，其含义是：上述4份单据上手写字迹的形成时间间隔，与其标称的形成时间间隔不一致。2、通常情况下，本次鉴定所采用的形成时间检验方法的分辨时间间隔约为3个月。本次检验的4份单据最大时间间隔约4.5月，但4份单据按照标注时间先后排序后，两个相邻单据之间的标注时间间隔不足三个月。因此，现有技术条件下不能对上述4份单据是否标注日期形成逐一进行分辨，而对其4份单据的整体时间间隔进行检验是可能的。3、本领域目前尚无可供使用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本次鉴定采用的方法系我中心制定的自有方法。该方法系行业内多数专家认可的理论上可靠的技术方案，并经过行业专家组确认，我中心通过实验验证的方法。被告对相应鉴定意见无异议。原告及到庭第三人对相应鉴定意见有异议。本院认为，从鉴定机构质询意见（含补充说明内容）来看，本次鉴定无法确认送货单每两个相邻时间的单据是否同一时间形成，相应意见最大限度说明4份送货单间隔日期最大的2份单据不应是与其各自标称日期分别形成，尽管相应鉴定技术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考虑笔迹形成时间的鉴定本身难度很大，加上本次鉴定文本的时间间隔太短(一般间隔几天，最长间隔不足5个月)，其鉴定难度更大，鉴定结论的精确度会受到较大影响，综合以上情况，本次鉴定意见不足以说明16份送货单为同一时间形成。
4、原告出具的成都市圣诚贸易有限公司营业执照与证明、宝兴县健讯石材厂的营业执照与证明、灵龙地磅的证明，拟证明原告为履行与被告之间的钢材买卖合同，向成都市圣诚贸易有限公司购入钢材、提货时间及数量均与本案送货单上的数量及时间相对应，且相应钢材均在收货地进行了过磅，过磅时间与数量均与送货单上的数量及时间相吻合。原告认可货物过磅后有过磅单。被告对此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购入货物与本案有关联，同时，原告未提供原始过磅单的情况下，仅由相应单位出具证明，不能证明其送货及其过磅的情况。到庭第三人对本组证据无异议。本院认为，原告出具其进货单位的证据，仅能证明其与相应单位存在买卖关系，不能证明其在相应单位购买货物的去向；原告在未提供过磅单的情况下，仅以过磅单位笼统出具的证明，不足以证实相应证明的真实性；因此，本院对本组证据不予确认。
5、原告申请证人杨浩、石思英的当庭作证，拟以其证言证明其送货情况及本案送货单的真实性。证人杨浩就货物交接（含车辆联系、过磅、送货、交货等）的陈述与证人石思英、收货人郑维勇等人的陈述基本一致，本院对本案中有关供货情况的证言予以确认，因事件发生在2014年年底至2015年上半年期间，证人有关交接货物的具体时间（含最后一次交接货物的具体时间）是凭记忆陈述，难以做到准确无误，为此，有关交接货物的具体时间应综合其他证据加以认定。被告为证明原告的供货证据具有虚假性，向本院提供一份郑维勇出具的收条，该收条中载明郑维勇于2015年4月15日离开工地，因此，郑维勇在2015年5月签署的收货事宜，明显是虚假的。原告及到场第三人均对此收条客观存在无异议，但表示此收条中所记载郑维勇离开工地的时间与事故不符，且均表示郑维勇是按被告的要求书与，以便顺利拿到法院调解的工资款。为此，第三人郑维勇向本院提交了民事调解书一份，拟证明其离开工地的时间是2015年6月，而非2015年4月15日。郑维勇于2015年6月起诉称，其于2014年11月至2015年6月期间在被告灵关镇钟灵村项目的工地工作，相应工程由被告分包给郑兴田，到2015年6月底，郑兴田仅支付其工资3000元，尚欠其工资35800元，此案经法院主持，当事人达成调解，由被告支付郑维勇工资28000元。原告及到场第三人对此调解书无异议，但均表示郑维勇实际离开工地的时间不是2015年4月15日。被告对此调解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其不能证明郑维勇为领取工资确认离开工地的时间与其实际离开工地的时间一致。本院认为，郑维勇向被告及第三人郑兴田追索其离开工地前（2015年6月前）的劳动报酬时，双方就应付工资金额达成了调解协议，但并未就郑维勇的工作时间进行明确，综合送货单、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及结算证据等，本院认为被告仅以工资收条不足以证明郑维勇实际离开工地的时间为2015年4月15日。综上证据，本院确认被告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供货有假的意见。
6、被告出具的《委托书》、《借条》、《领款单》、《借款单》两份、董其彬于2016年11月18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载明，其与石思英存在借款往来，石思英于2015年9月22日委托其到被告处收取钢材款100万元，被告以应付货款抵扣了董其彬差被告的借款100万元），拟证明其根据原告的委托，与董其彬抵了原告货款100万元。原告对石思英出具的《借条》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表示此借条是虚假的；对委托书、领款单无异议，但表示其是石思英的个人行为，与原告无关；对借款单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原告为证明其质证意见，出具了董其彬于2016年11月22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该说明载明，其与石思英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其与石思英之间100万元的借款是虚假的，相应借条是用于向被告收款，同时，其与被告无借款关系，其仅欠被告法定代表人个人的借款，与被告无关，不存在抵账的问题。基于上述两份矛盾的情况说明，本院通知董其彬本人到场，就相应事宜进行了核实，董其彬明确，其与石思英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但其与被告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石思英为了收取货款，向其出具了收款委托书，并出具虚假借条，其持收款委托书将自己欠被告的债务作了抵账处理，金额为100万元。综合借条（石思英出具）以及当事人陈述内容，本院对董其彬向本庭所述的事实予以确认。
7.被告出具了公安机关的受案回执与情况说明，认为本案涉嫌犯罪，且相关公安机关已作刑事立案，本案应中止诉讼。原告及到场第三人对此组证据的客观性无异议，但认为其不构成中止诉讼的理由。为此，原告向本院出具的两份判决书，以证明被告要求中止诉讼的理由不成立。从相应判决书来看，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以公安机关尚在受案初查阶段，未进行刑事立案为由，认为相应案件不应中止诉讼。综上，本院认为，本案应继续诉讼。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赵光建于2014年9月24日在元基建设公司领取“元基建设公司宝兴县灵关镇钟灵村灾后重建工程项目部”印章（以下简称“项目章”）一枚，并承诺该印章仅供项目部工程技术、资料、原材料送检使用，严禁签订任何经济契约，严禁出具任何性质欠条，严禁开具工程量结算凭证，不用于任何合同、协议、文件票据，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引发法律纠纷，由其本人独立承担，与元基建设公司无关。
2014年10月1日，元基建设公司出具《授权委托书》，明确赵光建是其宝兴县灵关镇钟灵村项目部经理，并授权如下：代表公司参与灵关镇钟灵村工程施工管理事务、代表公司对外签订工程承包或分包合同、支付与工程相关款项、代公司承包人或分包人对外支付相关款项、从公司承包人或分包人承包工程款中扣除、处理与公司承包工程施工相关其他事务，本委托书有效期从即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
2014年11月3日，元基建设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石德奎签订《工程承包协议书》，约定将宝兴县钟灵新城聚集区灾后重建聚居点房屋主体工程V02地块所有单位工程及W01地块所有单位工程（±0.000以上）（该工程简称为“灵关镇钟灵村项目工程”）建筑部分、装饰部分；工程包干价900元每平方米（不含税）；工程根据进度编制完成报表，按工程进度每月计量支付；石德奎向元基建设公司交付5%的履约保证金，确定为50万元（后变更为20万元）等内容。该协议书落款处甲方加盖了项目章，并由赵光建签署姓名，乙方由石德奎签署姓名。上述协议书所涉工程的实际承包人为石德奎与郑兴田。
2014年11月3日，赵光建作为甲方与乙方石德奎签订《承包补充合同》，约定本合同为原合同补充协议，按本月5号前，乙方将完成量上报给甲方，由甲方编制单价款，呈报给建设单位，建设单位拔付款项后，甲方再按款项的80%支付给乙方，工程验收合格并报建备案后支付至结算价的95%，余下的5%为质保金，质保期2年满后两个月内一次付清(无利息)；合同除以上约定条款外，其余条款按主合同执行。本公司落款处未加盖项目章。
2014年11月3日，元基建设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石德奎、郑兴田签订《基础承包补充合同》，约定上述工程采用劳务分包形式，钢筋工程劳务费为每吨750元，钢筋由甲方购买，运输进场，由乙方指定地点堆放等内容。该补充合同的落款处甲方加盖了项目章，并由赵光建签名，乙方由石德奎与郑兴田签署姓名。
2014年11月25日，四林建材经营部作为乙方与甲方元基建设公司签订《钢材购销合同》，约定乙方向元基建设公司灵关镇钟灵村项目供应钢材，乙方第一次供货（500吨）满60天（从第一次供货日起算）后付清该批次货款，并从供货次日起以每天每吨3元计算资金占用费；若甲方到期未付清货款及占用费，乙方应按总货款的千分之一每天向甲方收取滞纳金；乙方供完首批货（500吨）后，甲方采用现金付款方式付款，即货到工地后付清货款等内容。该合同落款处甲方加盖了项目章，并由郑兴田、石德奎签名；乙方加盖了单位印章，并由石思英签名。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陆续向灵关镇钟灵村项目的工地供应钢材。
2015年3月10日，灵关镇钟灵村项目部召集劳务承包人开会，石德奎作为承包人之一参加了此次会议。此次会议确定基础部分的钢筋由双方查询市场价格后再商确定价格，并书面签订单价作为结算依据，钢筋的损耗按现行定额规定的计算规则计算的钢筋工程量5%计算。
2015年4月30日，原告与元基建设公司签署《钢材款结算明细》，确认从2014年12月25日至2015年4月25日，原告共向项目部的工地供应4520799.15元的钢材。上述文件落款处由郑兴田与郑维勇签名，未加盖被告或项目部的印章。此次结算依据为16份有郑维勇签名的《送货单》。
2015年4月30日，原告与元基建设公司签署《钢材款结算单》与《钢材款结算书》，确认原告供货数量1441.217吨，供货金额4520799.15元，资金占用费103387.86元，违约金18539.23元，共计4642726.24元，扣除已付货款130万元，未付金额为3342726.24元。该结算单及结算书的落款处有郑兴田与郑维勇的签名，均未加盖被告或项目部的印章。
2015年5月13日，郑兴田向原告的员工石思英出具《委托付款证明》，明确其委托被告代为向原告支付灵关镇钟灵村项目的材料款。
被告于2015年2月17日向原告员工石思英转账支付材料款130万元；于2015年11月6日向原告员工石思英转账支付材料款50万元，并出具领款单，石思英在该领款单领款人处签署了姓名；2015年6月9日，石思英向被告借支20万元，原被告均认可此款转化为钢材款；被告以上共向原告支付钢材款200万元。
2015年9月22日，石思英向被告出具《委托书》，载明其委托董其彬到被告处收款，因相应项目由石思英送的钢材，此款在钢材款中扣除，郑兴田在本委托书中签字确认其同意在项目部工程款中扣除100万元。此委托书附石思英于2014年7月19日向董其彬借款100万元的《借条》原件。因董其彬欠被告两笔借款共137万元（两笔分别为80万元与57万元），被告依据此委托书，与董其彬冲抵其借款100万元，并于2015年11月6日出据此款领款单，石思英在此领款单领款人处签署了姓名。
董其彬于2015年9月22日在石思英于2014年7月19日向董其彬出据的《借条》（借款金额100万元）复印件上，签字认可此借条原件已交被告元基建设公司，实为董其彬帮忙收账。董其彬于2015年11月8日在上述同一张《借条》复印件上再次添加以下内容：此借条作废本人与石思英在2015年9月20日之前无任何经济往来。
诉讼中，被告申请对《钢材购销合同》中加盖的“四川省元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宝兴县灵关镇钟灵村灾后重建工程项目部”的印文，与《工程承包协议书》、《基础承包补充合同》、《项目部印章领取表》中加盖的同名印文是否为同一枚印章所盖进行鉴定，并申请对16张《送货单》中填写的字迹是否为同一时间形成进行鉴定。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时在16张《送货单》中选取了4份，分别为0628505号（标注日期为2014年12月28日）、0628512号（标注日期为2015年1月23日）、0628518号（标注日期为2015年3月23日）、0868022号（标注日期为2015年4月10日），并于2016年9月20日作出鉴定意见，确认相应印文与送检样本印文为同一枚印章所盖；送检的《送货单》原件中的4份单据第一联上的手写字迹的形成时间相近，不应是与其各自标称日期分别形成。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元基建设公司是否是《钢材购销合同》主体；原告向项目部所在工地提供了多少钢材；董其彬是否代表原告与元基建设公司抵扣了100万元钢材款；原告主张的资金占用费及违约金是否成立。对此，本院对上述争议评判如下。
关于元基建设公司是否《钢材购销合同》主体的问题。元基建设公司对雅安市宝兴县灵关镇钟灵村灾后重建项目工程依法成立了项目部，刻制了项目部印章，确定赵光建为项目部经理，对项目经理授权范围包括：对外签订工程承包或分包合同，代承包人或分包人对外支付相关款项等。后赵光建代表项目部与石德奎签订了《工程承包协议书》，与石德奎及郑兴田共同签订了《基础承包补充合同》、《承包补充合同》，其中约定钢筋由项目部购买。同时，《钢材购销合同》加盖了项目部的印章，且赵光建与石德奎、郑兴田签订的合同得到了元基建设公司的授权，原告有理由相信石德奎、郑兴田有权代理项目部采购材料。项目部系是单位的内部机构，其从事民事活动的法律后果应由单位承担。因此，项目部与原告签订合同的法律后果应由元基建设公司承担，本院由此确认被告是《钢材购销合同》主体。该合同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其合法有效，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关于原告向项目部所在工地供应了多少钢材的问题。原告向被告供货，项目部负责接收材料的人员对相应货物进行了核对与确认，根据原告送货情况进行了结算，形成了书面文本。此次结算，有16份送货单为据，尽管被告对送货单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且相应送货单据的鉴定意见确认送检的《送货单》原件中的4份单据的手写字迹形成时间相近，不应是与其各自标称日期分别形成，鉴于鉴定的4份送货单间隔时间较短，本次鉴定结论的说服力不强，不能达到证明16份送货单为同一时间形成的程度，结合相应证人证言基本吻合的实际情况，本院相应送货单以确认。因结算单的供货情况与送货单能够对应，本院对结算明细中的内容予以确认，确认原告向项目部供应钢材1441.217吨，货款金额4520799.15元。
关于董其彬是否代表原告与被告元基建设公司抵扣了100万元钢材款的问题。首先，石思英是原告的员工，是原告方签订《钢材购销合同》、提供钢材、结算钢材款、领取钢材款的经办人，且每次货款的领取及领款手续的完善均由石思英一人经手。其次，董其彬持石思英出具的收款委托书，与被告达成协议，由被告在其应付原告货款中抵扣了董其彬对被告的借款100万元后，被告向原告出具了此抵扣款的领款单，按照以往的收款程序，仍由石思英在此领款单上签字进行了确认。再者，原告一再表示其未授权石思英委托董其彬收款或抵扣货款，但从原告出具的证据、石思英的陈述以及董其彬的确认内容，能够认定本次诉讼前石思英与董其彬共同确认此100万元是虚假债务，基于此，石思英在与董其彬无任何债权债务关系，擅自与董其彬制造虚假债务，并委托董其彬收账，且在无任何利益的情况下向被告确认收到货款100万元，有悖常理。因此，石思英与董其彬所确认的内容相较被告的辩解理由更具合理性。第四，被告向原告出具此款的领款单，并由原告的货款经办人签字确认，原告在未出具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仅口头否认其收到此货款，不具有说服力。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相关规定以及上述分析内容，本院认为，尽管被告并无直接证据证明石思英有权代表原告委托他人代收或抵扣货款，但本案证据证明被告通过抵账的形式支付原告货款100万元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本院对此事实予以确认。
原告主张的资金占用费及违约金是否成立。在没有被告授权郑兴田、郑维勇确认资金占用费及违约金的情况下，其擅自与原告确认货款资金占用费103387.86元、逾期付款违约金18539.23元（为货款结算前的违约金）的行为，对被告没有约束力。同时，被告事且对此内容未予追认，原告主张的资金占用费及违约金不成立。
综上，原告主张被告支付货款的请求，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应付货款金额为1520799.15元(4520799.15元-已付货款300万元)，原告主张超出此金额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资金占用费103387.86元及货款结算前的逾期付款违约金18539.23元的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被告约定的逾期付款违约责任的利率标准为日1‰即月36.50%，原告现要求利息损失以未付货款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两倍，从2015年5月1日起计算至货款付清日为止，未超过双方约定标准，且不违反利率上限规定，本院对此予以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四川元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五日内支付原告郫县四林建材经营部（经营者韩茂升）货款1520799.15元及其利息，利息计算方法为：以未付货款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两倍，从2015年5月1日起计算至货款付清日为止。
二、驳回原告郫县四林建材经营部（经营者韩茂升）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收取案件受理费15469元，由原告郫县四林建材经营部（经营者韩茂升）负担7969元，由被告四川元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7500元；鉴定人出庭费1860元，由被告四川元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鉴定费由被告四川元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此费系被告四川元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支付。上述案件受理费、鉴定人出庭费已由原告郫县四林建材经营部（经营者韩茂升）预缴，被告四川元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应在支付上述判决款时将其应负担部分一并支付原告郫县四林建材经营部（经营者韩茂升）。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徐晓莉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宋 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