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鲁0102行初102号
原告常承宗，男，汉族，1948年出生，住济南市。
委托代理人杨仲宇（系原告之妻），女，汉族，1948年出生，住济南市市中区。
被告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区分局，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贾延昭，局长。
委托代理人栾雅杰，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区分局法制大队民警。
委托代理人牛泽泷，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区分局法制大队民警。
原告常承宗不服被告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区分局作出的历下公（趵）行罚决字[2015]0000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16年3月2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5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常承宗及委托代理人杨仲宇,被告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区分局的委托代理人栾雅杰、牛泽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区分局于2015年10月14日对原告作出历下公（趵）行罚决字[2015]0000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为：“近年来，常承宗因反映工龄和待遇问题多次到北京非正常上访，为此被北京警方训诫，2014年9月4日、9月19日常承宗又因为到京非访被济南市历下区公安分局分别行政拘留十日，常承宗不思悔改，又于2014年10月19日到北京天安门进行非正常上访，扰乱当地公共场所秩序，被北京警方训诫，以上事实有常承宗陈述、证人证言、北京当地警方的训诫书、我局办案人员拍摄的训诫场所照片等证据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现决定对常承宗处以行政拘留十日”。
被告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区分局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1、公安行政处罚审批表；2、行政处罚决定书；3、受案登记表，证明案件受案情况；4、受案回执，证明案件受理情况告知报案人；5、抓获经过，证明原告到案经过；6、综合材料，证明案件基本情况；7、传唤审批表，证明传唤原告时经过办案部门负责人的批准；8、传唤证，证明传唤原告时使用了传唤证；9、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证明传唤原告的情况通知了其家属；10、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明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告知原告作出处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原告依法享有的权利；11、行政拘留家属通知书，证明处罚原告的情况通知了其家属；12、行政拘留执行回执，证明原告已送达处罚执行机关；13、常承宗询问笔录，证明原告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情况；14、侯秀峰询问笔录，证明原告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情况；15、北京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训诫书，证明原告于2014年10月19日被北京警方训诫；16、历下区常承宗进京非正常上访情况，证明原告于2014年10月19日到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17、关于常承宗信访事项的情况说明，证明原告上访诉求及各部门所作的工作；18、工作情况说明，证明非正常上访人员进京后如何上访、如何被查获及北京警方处置流程；19、北京训诫场所照片，证明北京警方训诫的方式；20、户籍证明信息，证明原告户籍所在地；21、工作说明，证明被告未在处罚当天执行拘留的说明；22、工作说明。
被告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区分局提供适用的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
原告常承宗诉称，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登记并受理了原告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并给予书面答复，详见证据一登记回执天公（2016）第144号-回和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天公（2016）第123号-不存。因济南市办案人私自篡改了原告档案中的教师身份和退休时间。因此自2009年至今原告经常进京上访，详见证据二企业职工退休核准表、天桥区管理补发工资审批表、济南市政府不予受理告知书（2份）。此间有过两次非访行为并受到北京警方的行政处罚，详见证据三京公海行罚决字【2014】007296号、京公朝决字【2012】007615号，该证据也是原告在京的维权途中没有其他任何非访行为的反证，更没有受到和收到北京警方的处罚和训诫。该证据已在被告对原告非法询问时向其出示说明，其对此置之不理。综上所诉，原告的证据一和证据三从正反两方面证明原告在2014年10月19日在北京没有非访，扰乱当地公共秩序之行为，因此，被告的处罚决定书是事实认定完全错误，于法无据的错误处罚。恳请法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70条第（1）、（2）项之规定，撤销被告对原告的历下公（趵）行罚决字【2015】0000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和诉讼材料制作费。
原告常承宗向本院提供证据即：1、登记回执天公（2016）第144号-回和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天公（2016）第123号-不存；2、企业职工退休核准表、天桥区管理补发工资审批表、济南市政府不予受理告知书2份（济政信复不字（2011）1号、4号）；3、京公海行罚决字【2014】007296号、京公朝决字【2012】007615号；4，行政拘留回执；5、2014年9月2日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出具的《工作说明》、2014年9月22日西城公安分局（2014）第3629号-回《登记回执》、2014年10月13日西公（2014）第3628号-不存《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
被告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区分局辩称，近年来原告因工龄、待遇问题多次到北京天安门、中南海等地非正常上访，被北京警方多次训诫并处罚。但原告又于2014年10月19日到北京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扰乱当地公共场所秩序，被北京警方予以训诫。我局于2015年10月14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决定。原告在起诉状中提出自己在北京没有非正常上访行为。对此，我局认为，根据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出具的训诫书及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原告确于2014年10月19日到天安门地区非正常上访，扰乱当地公共场所秩序，原告的理由不成立。综上所述，我局办理的原告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一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处罚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下证据作如下确认：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18、20-22认为不真实不合法，对证据19认为与其无关。本院认为，被告提交的证据1-22均是公安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取得或制作的证据材料，来源合法，客观真实，足以证实历下公（趵）行罚决字[2015]0000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所认定的事实，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22，本院予以采信。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5的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证据1、5与本案无关，认为2-4并不影响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本院仅对原告所举证据1-5的证据形式予以确认，对其证据目的不予确认。
经审理查明，庭审中，原告陈述：“2014年10月19日，原告到达北京后，先到中纪委、信访局当面陈述，后再向信访局发同城快件提供书面材料。之后原告去了天安门，北京公安询问原告去哪里，原告讲不知道去哪里，后北京公安对原告的身份及物品进行检查，并将原告送派出所，要求当地政府接回原告。同日，侯秀峰等七、八个人从北京雇车将原告接回。”
2015年10月14日，被告对原告作出历下公（趵）行罚决字[2015]0000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为：“近年来，常承宗因反映工龄和待遇问题多次到北京非正常上访，为此被北京警方训诫，2014年9月4日、9月19日常承宗又因为到京非访被济南市历下区公安分局分别行政拘留十日，常承宗不思悔改，又于2014年10月19日到北京天安门进行非正常上访，扰乱当地公共场所秩序，被北京警方训诫，以上事实有常承宗陈述、证人证言、北京当地警方的训诫书、原告局办案人员拍摄的训诫场所照片等证据证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现决定对常承宗处以行政拘留十日”。该《行政处罚决定书》处罚的内容已执行完毕。
另查明，2014年10月19日，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对原告制作训诫书一份。
本院认为，《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原告常承宗的户籍所在地在本市，被告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区分局作为治安管理机关，对上述案件依法享有管辖依据和行政职权，被告列举的证据足以证实历下公（趵）行罚决字[2015]0000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所认定的事实。被告作出历下公（趵）行罚决字[2015]0000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事实清楚，程序合法完备，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原告要求撤销历下公（趵）行罚决字[2015]0000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主张没有事实理由和法律依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常承宗要求撤销被告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区分局作出的历下公（趵）行罚决字[2015]00009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五十元由原告常承宗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文
人民陪审员 刘丽
人民陪审员 秦芳
二〇一六年九月八日
书 记 员 高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