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浙民终字第4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温州鸿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守锡。
委托代理人：徐方明、郑小雄。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温州市国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国敬。
委托代理人：胡波。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温州中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倪明连。
委托代理人：李新林。
上诉人温州鸿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锳公司）与温州市国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光公司）、被上诉人温州中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城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曾于2012年11月2日作出（2012）浙温民初字第7号民事判决，鸿锳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经审理于2013年3月19日作出（2012）浙民终字第44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原审法院重审后，于2013年9月5日作出（2013）浙温民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三方当事人均不服，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但中城公司函告本院，以“无法支付上诉受理费”为由，未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同时，又表示“请你院依法按自动撤诉处理”。据此，对中城公司按自动撤诉处理。本院于2013年10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4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鸿锳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徐方明、郑小雄，上诉人国光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胡波，被上诉人中城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新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01年5月8日，中城公司与鸿锳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后又于2002年4月18日签订一份补充合同，约定鸿锳公司开发的坐落于温州市解放南路12号地块的鸿锳大厦土建、消防、水电安装等工程项目由中城公司承包施工；合同价款暂定为77451001元；于2001年5月开工，2003年5月竣工；工程进度款按承包方每月提供月报的工程量支付95%；工程竣工验收报告经发包人认可后28天内，承包人应当向发包人递交竣工结算报告及完整的结算资料；如果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争议，向温州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2002年，国光公司将新国光广场也承包给中城公司施工。鸿锳公司自2001年5月起至2003年1月止共支付给中城公司11995万元。2003年11月27日，鸿锳大厦竣工，同年12月交付使用。2004年2月27日，中城公司向鸿锳公司开具面额为4000万元的建筑安装专用发票。2009年7月间，鸿锳公司常年法律顾问向中城公司发出律师函，主张鸿锳大厦的工程款按60257913元结算，要求中城公司返还多付的工程款并补开发票。2010年1月，未得到回应的鸿锳公司向温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中城公司返还多付的工程款59692087元，并补开面额为20257913元的建筑安装专用发票。在仲裁期间，温州仲裁委员会委托浙江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对鸿锳大厦的造价进行鉴定，后浙江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出具《造价鉴定报告》，鉴定工程造价为61963991元。2011年6月27日，温州仲裁委员会作出（2011）温仲裁字第644号仲裁裁决，按该鉴定结论确定鸿锳大厦的造价，并认定鸿锳公司支付中城公司的11995万元中的66306830元系鸿锳大厦的工程款，该数额扣减工程造价61963991元的余额为3307839元，属于多付的工程款，裁决中城公司返还给鸿锳公司，超出部分未作处理；同时裁决中城公司向鸿锳公司开具金额为21963991元的建筑安装专用发票。裁决生效后，鸿锳公司申请原审法院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该院经审查作出（2011）浙温执裁字第64号执行裁定，裁定不予执行。重审庭审时，鸿锳公司、中城公司、国光公司对鸿锳公司与中城公司就鸿锳大厦的造价按61963991元计算无异议。
另查明，胡守锡、潘伟光、孙国敬既是鸿锳公司的股东，又是国光公司开发的新国光广场项目的股东，胡守锡、潘伟光分别任鸿锳公司、国光公司的董事长，孙国敬任两家公司的总经理。2004年8月12日，国光公司、鸿锳公司的董事潘伟光、胡守锡、孙国敬、胡振宏召开董事会作出决议，内容包括：一、鸿锳公司进行资金往来、财务清算和鸿锳大厦项目的竣工决算审计、销售审计；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公司的四位董事按照出资比例进行资金、财产、损益分配，兑付清结。二、新国光商住楼项目进行资金往来、财务清算和新国光商住楼项目临时审计、销售情况审计。三、成立两个项目的清算小组，鸿锳大厦项目的清算小组由孙国敬任组长，孙利云任常务副组长，成员为潘伟光、胡守锡、胡振宏、陈明礼与刘丽云；新国光商住楼项目的清算小组由潘伟光任组长，孙利云任常务副组长，成员为孙国敬、陈明礼与刘丽云。四、会计师事务所由胡守锡聘请。五、以上两个项目独立清算，余资金分资金，余债务分债务，余财产分财产，按股份比例分配，并清算一个项目，兑付一个项目，了结一个项目；鸿锳大厦项目股份比例为胡守锡占50%，孙国敬、潘伟光各占20%，胡振宏占10%；新国光广场项目股份比例为潘伟光、孙国敬各占35%，胡守锡占30%。
2004年8月27日，鸿锳公司与杭州中勤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中勤事务所）订立竣工决算审计业务约定书，约定由中勤事务所对鸿锳大厦工程项目进行审计，审计范围重点是资金使用、利息计算、房屋销售、工程结算和损益分配（包括结余货币资金、未销售房屋及剩余财产、未偿还债务、未收债权、未交税金等）；鸿锳公司应向中勤事务所提供两方面的资料，一是竣工财务决算资料，二是工程价款结算审计资料（包括合同、招投标文件、设计文件、决算资料、施工资料及其他）。后鸿锳公司向中勤事务所提供了相关的审计资料，并表示已经提供了全部资料。鸿锳公司支付了50%即10万元的审计费。中勤事务所根据上述资料进行了审计，于2004年12月24日作出《鸿锳公司截至2004年7月31日资产核实（项目竣工决算）审计报告征求意见稿》，该征求意见稿第5页载明：鸿锳公司已支付工程预付款11995万元，另加上开发成本中已列支的应由施工方承担的支出9154737.52元，减去工程结算审定数66306830元，中城公司多占用工程资金62797907.52元（若加上资金占用利息8569209.14元，则多占用资金为71367116.66元）。中勤事务所于2005年5月14日作出《鸿锳公司截至2004年7月31日资产核实（项目竣工决算）审计报告》，并声明该报告仅供鸿锳公司各股东内部清算之用，但未向鸿锳公司提交正式文本。该审计报告第4页载明：根据2004年8月12日董事会决议，剩余资产按胡守锡50%、孙国敬与潘伟光各20%、胡振宏10%比例分配。经审计后历年可供分配的利润为125881303.77元，按董事会决议比例，其中胡守锡62940651.89元、孙国敬与潘伟光各25176260.75元、胡振宏12588130.38元；若考虑待处理流动资产损失7029682.01元因素核销，利润分配金额为胡守锡59425805.89元、孙国敬与潘伟光各23770322.35元、胡振宏11885161.18元。第5页载明：鸿锳公司已支付工程预付款11995万元，另加上开发成本中已列支的应由施工方承担的支出9154737.52元，减去工程结算审定数66306830元，加上中城公司与施工方实际结算价和工程审定价之间的差额16802518.13元。中城公司多占用工程资金79600425.65元（若加上资金占用利息8569209.14元，则多占用资金为88169634.79元）。鸿锳公司对该审计报告审定的鸿锳大厦造价不予认可。
2005年间，国光公司拖欠中国农业银行温州分行的贷款未偿还，该行委派潘悟霞、孙某主持召集胡守锡、孙国敬等人对国光公司、鸿锳公司持股的公司及项目进行结算，当时在工商银行工作的刘丽云为胡守锡参与了上述结算。杭州鸿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分红情况表、2005年利润预测表、国光公司在鸿锳公司资金收付及利润分红情况表系进行结算时所形成。书写在中国农业银行便签上的总结算清单、新国光项目结算清单、江心西园结算清单系孙某所写。但上述便签和表格没有作为《协议书》的附件。国光公司在鸿锳公司资金收付及利润分红情况表内中城公司多付工程款88169635元右侧备注栏内有关资金和利息的文字系孙某为提示上述多付工程款的来由而作的记号，所记载的资金和利息的数字来自审计报告。通过结算，胡守锡、孙国敬于2005年5月20日就所涉公司及项目的资产、债权、债务的分配订立了名为股权重组转让的《协议书》，《协议书》以国光公司、孙国敬为甲方，胡守锡（鸿锳房开）为乙方，协议约定的内容包括乙方拥有的温州江心西园娱乐有限公司、温州江心西园开发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给甲方所有；甲方拥有的鸿锳公司、杭州鸿锳房地产公司、瑞安鸿锳房开公司的紫荆花园项目、海华广场项目的股份转让给乙方所有；新国光广场按各自所持股份的比例分成；甲方股权转让金和乙方股权转让金、新国光广场股份分成相抵，甲方支付给乙方8500万元等。《协议书》已履行完毕。
鸿锳公司起诉称：根据温州仲裁委员会委托的浙江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温州鸿锳大厦建设项目工程造价鉴定报告》（以下简称《造价鉴定报告》），鸿锳大厦工程造价为61963991元。鸿锳公司支付中城公司的11995万元扣减工程造价61963991元，多付工程款为57986009元，中城公司应返还给鸿锳公司。同时，中城公司应向鸿锳公司开具面额为21963991元的建筑安装专用发票。请求判令：一、中城公司向鸿锳公司递交坐落于温州市解放南路12号地块的鸿锳大厦工程完整的结算资料；二、中城公司返还鸿锳公司多付的工程款57986009元并支付利息，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年利率5.4%，从2008年1月1日起算，计算至还款之日止；三、中城公司向鸿锳公司开具金额为21963991元的建筑安装专用发票。本案重审时，经原审法院释明，鸿锳公司提交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称：鉴于中城公司和国光公司均认可鸿锳公司多付给中城公司的款项已被用于中城公司和国光公司的工程项目，因此中城公司和国光公司负有共同返还鸿锳公司多付的资金的义务。变更诉讼请求为：一、中城公司和国光公司共同返还鸿锳公司多付给中城公司的工程款57986009元并赔付利息损失6446745元（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年利率5.4%，从2008年1月1日起计算至人民法院判决确定的还款日止，暂计算至2010年1月1日为6446745元）；二、中城公司向鸿锳公司开具金额为21963991元的建筑安装专用发票；三、诉讼费用由中城公司和国光公司承担。
中城公司答辩称：一、关于递交完整结算资料的问题，中城公司在鸿锳大厦竣工后，已将完整的结算资料递交给鸿锳公司，由鸿锳公司到城建档案馆备案，并办理了产权登记手续。根据相关规定，建设工程在办理产权初始登记之前，应将结算资料提交给城建档案馆备案，否则，该项目将无法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另外，鸿锳公司于2004年委托中勤事务所对鸿锳大厦的工程款进行审计，中勤事务所的审计报告明确说明工程审价所依据的资料系建设方、施工方认可的全部资料，这也说明中城公司已经向鸿锳公司递交所有资料。现中城公司再次要求递交工程结算资料，缺乏理由。二、关于有无多收工程款的问题，首先，中勤事务所审价所依据的是完整的结算资料，其审价结论是可取的，鸿锳大厦的工程款应为66306830元。其次，鸿锳公司与国光公司在2005年公司股权转让重组之前相互参股、共同投资，两个公司的管理层人员基本相同，资金混合使用。并且鸿锳公司开发的鸿锳大厦与国光公司开发的新国光商住广场（以下简称新国光广场）、东都大厦、南方大厦都是由中城公司负责施工。鸿锳公司支付给中城公司的11995万元，扣除鸿锳大厦的工程款66306830元，其余的53643170元系鸿锳公司代国光公司支付新国光广场项目的工程款。鸿锳公司与国光公司在2005年进行股权转让重组时就代付的工程款已经进行结算。国光公司将自己持有的鸿锳公司40%股权转让给胡守锡，并向胡守锡支付6451万元，就是因为鸿锳公司代国光公司支付的工程款已经在鸿锳公司股权转让款中进行结算抵扣。鸿锳公司主张工程款系无故多付与事实不符。三、关于开具发票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的规定，发票是指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开具、收取的收付款凭证。税务部门负责全国发票管理工作。未按照规定开具发票的，属于违反发票管理法规的行为。可见，开具发票属于行政法律关系，不是民事法律关系，鸿锳公司在诉讼中提出开具发票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须说明的是，中城公司实际开具鸿锳大厦的发票是6310万元，其中面额4000万元的发票已经交给鸿锳公司，另外面额2310万元的发票交给了国光公司，可以让国光公司转交给鸿锳公司。四、鸿锳公司的主张已经超过诉讼时效。鸿锳公司支付中城公司11995万元的时间为2003年1月份以前，至2009年提起仲裁申请达八年之久的时间里，鸿锳公司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即便按照鸿锳公司提供的证据，鸿锳大厦工程款的审定之日为2007年4月23日，鸿锳公司向中城公司发律师函主张权利之日为2009年7月15日，相距也已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五、本案涉嫌刑事犯罪，应移交公安机关查处。为建设鸿锳大厦、国光大厦等项目，朱长江作为负责人成立温州中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五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城第五分公司），中城第五分公司与国光公司的办公场所一致，均在温州市火车站站前国光大厦16-17楼，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是同一班人，中城公司对项目的建设运营均不知情。根据中城公司财务处对中城第五分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显示的期末数据及财务数据所作的一般推理，可以反映出中城第五分公司资金流向不明、数据存在虚假的情况。根据鸿锳大厦的结算书，中城第五分公司还应开具2000多万元的建筑安装发票给建设单位，但其资产负债表的预收账款为零，对应的存货也为零，中城第五分公司已对此作了掩饰性调整，并且涉嫌偷税。中城公司决定进行内部审计，因中城第五分公司拒不交出账册、凭证及其他财务材料而无法进行。发回重审后，国光公司诉讼地位变化，中城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终止代理，且鸿锳公司与国光公司之间的结算涉及股权和分红，仅凭举证和庭审无法查清事实，本案应移送公安机关查处。六、鸿锳公司与国光公司表面上“矛盾”，实质上是恶意串通，共同利益一致，通过虚构法律关系、掩饰刑事部分犯罪事实，企图获取非法利益，实行虚假诉讼。综上，请求驳回鸿锳公司的诉讼请求。
国光公司答辩称：国光公司是鸿锳公司的股东，持股40%。鸿锳公司的股东胡守锡占国光公司开发的项目新国光广场30%的股份。鸿锳公司与国光公司相互参股，公司的实际股东均为潘伟光、孙国敬和胡守锡。在管理人员方面，两家公司是一套人马，胡守锡、潘伟光分别任鸿锳公司、国光公司的董事长，孙国敬、陈明礼分别任两家公司的总经理和财务总监，高级管理人员混同使用，办公地点相同，财务上资金相互调配、共同使用。2001年5月，鸿锳公司将鸿锳大厦工程承包给中城公司施工，2002年，国光公司取得新国光广场项目，也承包给中城公司施工，国光公司和鸿锳公司均需支付工程款给中城公司。鸿锳公司支付给中城公司11995万元，超出鸿锳大厦工程款的部分用于代国光公司支付工程款。2004年，中勤事务所出具了审计报告征求意见稿，审定鸿锳大厦的造价为66306830元，国光公司与中城公司对该审计结果均无异议，但鸿锳公司提出鸿锳大厦工程建造成本过高，国光公司应承担占用鸿锳公司资金的利息等问题，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只能暂时搁置。2005年间，国光公司拖欠中国农业银行温州分行贷款2.2亿元未偿还。中国农业银行温州分行为了保障贷款的安全，特委派其工作人员孙某、潘悟霞主持对国光公司孙国敬、胡守锡共同投资的新国光广场项目、江心西园项目、鸿锳公司、杭州鸿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项目的投资及分配进行结算。结算时，胡守锡要求鸿锳大厦的造价按审定价66306830元扣减中城公司的实际承包人所取得的利润16802518.13元，即按49504311.87元计算。如此，得出鸿锳公司代国光公司支付给中城公司的工程款为79600425.65元，加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8569209.14元，合计代国光公司支付的金额为88169635元。国光公司为了尽快处理股东纠纷和贷款问题，同意按88169635元结算代付的工程款。但国光公司与中城公司对鸿锳大厦的工程款仍应按66306830元结算。2005年5月20日，根据中勤事务所的审计报告及胡守锡提供的国光公司在鸿锳公司资金收付及利润分红情况表（主要数据来源于该审计报告），孙国敬代表国光公司与胡守锡（鸿锳公司）就各公司或项目的股权重组、转让签订了《协议书》。该协议的主要内容为对鸿锳公司、新国光广场项目、江心西园项目、杭州鸿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进行股权转让或重组并结算，各项目的股权转让款抵扣后，国光公司还应支付胡守锡（鸿锳公司）8500万元。其中国光公司须向鸿锳公司支付的代付工程款款项88169635元已和其他收付款项进行抵扣。协议签订后，双方均完全履行了《协议书》约定的义务，即双方按约定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且国光公司向鸿锳公司提供了价值4475万元的房产，并支付了现金4025万元。
本案是重审案件，应保持一审程序中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不变，国光公司在一审中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但是从鸿锳公司变更后诉讼请求看，鸿锳公司变更了诉讼主体，将国光公司列为本案被告，国光公司的被告主体不适格，鸿锳公司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
就鸿锳公司所主张的款项而言，胡守锡委托的审计单位出具审计报告，鸿锳公司和国光公司在农行相关人员的主持下，对涉案工程款进行了结算，且签订了相关协议，该协议已经实际履行完毕。综上，鸿锳公司诉请的所谓多付工程款实为代国光公司支付新国光广场项目的工程款，国光公司已经还清，请求判决驳回鸿锳公司的诉讼请求。
重审中，国光公司提起反诉称：国光公司与鸿锳公司原为相互关联、股东相互参股的二个公司，该二个公司管理人员混同，资金混合使用，且注册的经营地点相同。由于国光公司开发的新国光广场项目和鸿锳公司开发的鸿锳大厦项目均由中城公司承包施工，且鸿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胡守锡在新国光广场项目占30%的股份，须出资30%，于是双方同意由鸿锳公司代国光公司支付给中城公司部分新国光广场的工程款作为胡守锡在新国光广场项目的出资。2004年，由于国光公司、鸿锳公司的股东之间出现矛盾，造成拖欠中国农业银行温州分行巨额贷款无法偿还，双方需要全面清算重组。为此，胡守锡提请委托中勤事务所对鸿锳公司的资产及鸿锳大厦工程款进行审计，并由胡守锡与国光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潘伟光共同在中勤事务所的竣工决算审计业务约定书上签字。2004年12月24日，中勤事务所作出《温州鸿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截至2004年7月31日资产核实（项目竣工决算）审计报告征求意见稿》。根据该报告，鸿锳公司共计支付给中城公司11995万元（另外鸿锳大厦开发成本中已列支的应由施工方承担的支出9154737.52元），鸿锳大厦的工程款审定价为66306830元。但胡守锡对该报告不满意，要求中勤事务所对该报告进行调整。2005年5月14日，中勤事务所又做出定稿报告，该报告仍认定鸿锳公司支付给中城公司的款项为11995万元，但将中城公司与内部承包的施工方实际结算价49504311.87元作为鸿锳大厦的造价。由此得出鸿锳公司代国光公司支付新国光广场项目的工程款为79600425.65元以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8569209.14元，合计88169634.79元。该代付款与双方各自股份投资收益抵消后，国光公司将鸿锳公司40%股权转让给胡守锡，反而需支付胡守锡6451万元。2005年5月20日，双方在农行委派人员的主持下签订股权重组《协议书》，该《协议书》确定国光公司应支付鸿锳公司8500万元。上述《协议书》签订并履行后，鸿锳公司、国光公司及其他各公司各自调帐，各自处理债权债务。之后，双方按约定全面履行了《协议书》，支付了款项并办理了各公司的股权变更手续。
2010年1月6日，鸿锳公司就上述已与国光公司结算的代付工程款款项向温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中城公司返还。仲裁期间，鸿锳公司否认审计报告审定的鸿锳大厦工程款造价及与国光公司已结算多付款项的事实，重新申请温州仲裁委员会委托浙江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对鸿锳大厦工程造价进行鉴定，鉴定造价为61963991元。
2013年5月7日，鸿锳公司变更诉讼请求要求国光公司向其支付上述重组时已结算的代付工程款，并以2011年4月13日浙江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鉴定的鸿锳大厦工程造价为依据计算代付工程款。而这一数额和国光公司原结算的代付金额相差21614416.65元，且据此国光公司多付了鸿锳公司资金占用利息2326852.59元，上述共计23941269.24元。国光公司依据错误的审计报告所多付的金额及利息必须返还。综上，请求判令：一、鸿锳公司返还国光公司23941269.24元；二、本案的反诉费用由鸿锳公司负担。
鸿锳公司答辩称：一、不存在国光公司多付鸿锳公司款项的事实。本案事实清楚，原一、二审时，国光公司与中城公司一致认可鸿锳公司多付给国光公司的款项用于国光公司和中城公司的新国光广场项目。本案只存在鸿锳公司的资金被国光公司与中城公司占用的事实，而不存在鸿锳公司占用国光公司资金的事实。二、国光公司主张鸿锳公司多付的工程款已在《协议书》中予以抵扣，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该《协议书》于2005年5月20日签订，仅仅涉及国光公司与胡守锡之间几家公司股权重组问题，不涉及工程款结算，其主体甲方是国光公司，乙方是胡守锡，而本案主体三方均是企业法人。三、审计报告根本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首先，审计报告不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审计报告没有任何经办人员或有资格的注册会计师签署出具，不是一个正式的审计结论。其次，因审计单位不具备工程造价的鉴定资质，审计报告即使涉及工程造价款的结算，也属无效。四、在原审审理过程中，作为第三人的国光公司与作为被告的中城公司一直主张，鸿锳大厦的造价为49504311.87元，鸿锳大厦的造价是鸿锳公司与国光公司之间进行结算。退一步讲，即使审计报告中所涉及的造价作为国光公司与中城公司结算的依据，也是国光公司与中城公司之间的关系，与鸿锳公司无关。综上，国光公司的反诉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
原审法院认为：综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如下：
一、关于中城公司多收工程款的数额问题
中城公司已收取11995万元，扣减鸿锳大厦造价后的余额就是中城公司多收的工程款，鸿锳公司、中城公司、国光公司对鸿锳公司与中城公司就鸿锳大厦的造价按61963991元计算无异议，故中城公司多收的工程款为57986009元。
二、中城公司多收工程款是否构成不当得利的问题
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致人受损的，才需返还不当利益。本案建设工程项目的合同暂定价为77451001元，至2003年1月止，鸿锳公司多次付款给中城公司共计11995万元。结合社会常识，鸿锳公司多次支付工程款致超出合同暂定价四千多万的行为本身就证明鸿锳公司多支付给中城公司款项具有一定的根据。在此情形下，鸿锳公司应证明中城公司多收取工程款的根据不合法，才得以要求返还。但鸿锳公司始终未予举证证明或做出合理解释。并且，中勤事务所于2004年12月作出的审计报告征求意见稿已经明确指出中城公司多收资金的问题，胡守锡、孙国敬对鸿锳公司与国光公司的资产、债权、债务结算后于2005年5月20日订立股权重组转让《协议书》，而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鸿锳公司在上述期间内曾主张多付的款项属错误支付。再结合鸿锳公司与国光公司之间存在紧密关联，国光公司的新国光广场同样承包给中城公司施工，也需要支付工程款给中城公司，中城公司、国光公司辩称多付的工程款系用于代付国光公司应付的工程款，合理可信。本案重审时，鸿锳公司以中城公司和国光公司均认可鸿锳公司多付给中城公司的款项已被用于中城公司和国光公司的工程项目为由，主张中城公司和国光公司负有共同返还鸿锳公司多付的资金的义务。因此，鸿锳公司、中城公司、国光公司均认可鸿锳公司多付的工程款系用于代付国光公司应付中城公司的工程款。综上，中城公司多收取工程款具有合法根据，并不构成不当得利，鸿锳公司要求中城公司返还多付的工程款57986009元并支付利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三、关于开具发票的问题
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这既是行政法规定的义务，也是一方当事人的合同义务。中城公司已全部收取鸿锳大厦的工程款，中城公司应当向鸿锳公司开具建筑安装专用发票。中城公司已开具面额为4000万元的建筑安装专用发票，鸿锳大厦的造价为61963991元，故中城公司需继续开具为面额21963991元的建筑安装专用发票。鸿锳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理由正当，予以支持。
四、国光公司是否已实际返还鸿锳公司代付的工程款本息
（一）对相关公司及项目进行审计及清算系胡守锡、孙国敬的真实意思表示
胡守锡、潘伟光、孙国敬既是鸿锳公司的股东，又是国光公司开发的新国光广场项目的股东。2004年8月12日，国光公司、鸿锳公司的董事胡守锡、孙国敬等召开董事会作出决议，对鸿锳公司进行资金往来、财务清算和鸿锳大厦项目的竣工决算审计、销售审计，对新国光商住楼项目进行资金往来、财务清算和新国光商住楼项目临时审计、销售情况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由胡守锡聘请。2004年8月27日，鸿锳公司与中勤事务所订立竣工决算审计业务约定书，鸿锳公司在该约定书上盖章，潘伟光、胡守锡在负责人栏签字。该约定书约定由中勤事务所对鸿锳大厦工程项目进行审计，审计范围重点是资金使用、利息计算、房屋销售、工程结算和损益分配（包括结余货币资金、未销售房屋及剩余财产、未偿还债务、未收债权、未交税金等）。鸿锳公司支付了50%即10万元的审计费。因此，胡守锡、孙国敬等决议对鸿锳公司、鸿锳大厦项目、新国光商住楼项目进行审计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鸿锳公司已根据董事会决议委托中勤事务所对鸿锳大厦项目进行了审计。
（二）相关审计报告已明确指出中城公司多占巨额工程资金的事实
2004年12月24日，中勤事务所作出审计报告征求意见稿，指出鸿锳公司已支付工程预付款11995万元，中城公司多占用工程资金62797907.52元（若加上资金占用利息8569209.14元，则多占用资金为71367116.66元）。2005年5月14日，中勤事务所作出审计报告，指出鸿锳公司已支付工程预付款11995万元，另加上开发成本中已列支的应由施工方承担的支出9154737.52元，减去工程结算审定数66306830元，加上中城公司与施工方实际结算价和工程审定价之间的差额16802518.13元。中城公司多占用工程资金79600425.65元（若加上资金占用利息8569209.14元，则多占用资金为88169634.79元）。审计报告及其征求意见稿均明确指出中城公司多占工程资金的事实，仅在金额上存在差别，审计报告将中城公司与施工方实际结算价和工程审定价之间的差额16802518.13元亦列入鸿锳公司多付中城公司工程款的范围。
（三）国光公司在鸿锳公司资金收付及利润分红情况表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刘丽云为胡守锡参与结算，而2004年8月12日的董事会决议中已将刘丽云列为鸿锳大厦项目和新国光商住楼项目两个清算小组的成员。孙某在出庭作证时明确陈述国光公司在鸿锳公司资金收付及利润分红情况表系受胡守锡委派参加帐目审查的刘丽云提供，孙某并在该表上批注，在目前无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应认定国光公司在鸿锳公司资金收付及利润分红情况表系结算时形成。
孙某在出庭作证时明确陈述国光公司在鸿锳公司资金收付及利润分红情况表上“应付鸿锳”项目下“中城公司多付工程款”栏目后的备注“资金79600425.65，利息8569209.14”系其手写，并称该数据来源于审计报告。查阅审计报告，确有“中城公司多占用工程资金79600425.65元（若加上资金占用利息8569209.14元，则多占用资金为88169634.79元）”的记载，而88169634.79元四舍五入即为88169635元。孙某的证言与国光公司在鸿锳公司资金收付及利润分红情况表、审计报告的记载能够相互印证。鸿锳公司、中城公司与国光公司均认可鸿锳公司成立至今仅开发过鸿锳大厦一个项目，结合以上分析，可以认定国光公司在鸿锳公司资金收付及利润分红情况表上“应付鸿锳”项目下“中城公司多付工程款”即为审计报告中记载的“中城公司多占用工程资金”。
审计报告第4页记载，根据2004年8月12日董事会决议，剩余资产按胡守锡50%、孙国敬与潘伟光各20%、胡振宏10%比例分配。经审计后历年可供分配的利润为125881303.77元，若考虑待处理流动资产损失7029682.01元因素核销，利润分配金额为胡守锡59425805.89元、孙国敬与潘伟光各23770322.35元、胡振宏11885161.18元。根据该记载，可以认定鸿锳公司在审计时存在利润盈余可分配。孙某在出庭作证时明确陈述处理股权转让的经过是先算好潘伟光的账，让其退出国光公司和鸿锳公司，之后，国光公司与鸿锳公司之间进行清算。结合潘伟光与孙国敬各占鸿锳公司20%股份的事实，潘伟光退出后，孙国敬占有鸿锳公司40%股份，2005年5月20日的《协议书》亦有甲方（国光公司、孙国敬）拥有鸿锳公司40%的股权的记载，故孙国敬在鸿锳公司历年利润分配应为23770322.35的2倍即47540644.70元，去掉小数点后的数字即为47540644元，该金额与鸿锳公司资金收付及利润分红情况表上“应收鸿锳”项目下“利润分红”金额47540644元一致。
综上，孙某的证人证言、国光公司在鸿锳公司资金收付及利润分红情况表、孙某手写的便签与审计报告能够相互印证，故应认定国光公司在鸿锳公司资金收付及利润分红情况表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四）国光公司已实际返还鸿锳公司代付的工程款本息
孙某出庭作证称，因孙国敬和胡守锡的公司比较多，故其利用前述的便签和表格把温州鸿锳、杭州鸿锳、新国光、江心西园这四家公司的收付情况列成清单，最后算出一个金额。孙某手写的中国农业银行总结算便签上记载，胡守锡应收温州鸿锳公司6451万元。孙国敬将鸿锳公司40%的股份转让给胡守锡，鸿锳公司在审计时存在巨额的盈余而非亏损，孙国敬将股权转让，本应收回转让款，而根据孙某手写的中国农业银行总结算便签的记载，孙国敬将鸿锳公司40%股权转让，反而需要支付胡守锡6451万元，说明该6451万元不仅是股权转让款，而有其他款项与股权转让款折抵后形成。
根据国光公司在鸿锳公司资金收付及利润分红情况表的记载，鸿锳公司多付中城公司的工程款与国光公司在鸿锳公司的利润分红均已作为“应付鸿锳”与“应收鸿锳”的其中一项纳入该表计算，“应付鸿锳”与“应收鸿锳”收支相抵后，国光公司应付鸿锳公司64508517元。
结合孙某的以上证言及国光公司在鸿锳公司资金收付及利润分红情况表的记载，中城公司与国光公司关于该6451万元即来自国光公司在鸿锳公司资金收付及利润分红情况表上的“收支相抵，应付鸿锳公司64508517元”取整后所得的主张真实可信，该主张可与上述证据相互印证，予以采信。
根据以上分析，并结合孙某的证人证言，可以认定在胡守锡应收鸿锳公司6451万元中已包括鸿锳公司代国光公司支付给中城公司的工程款，该款项的金额为88169635元，即88169634.79元（已付工程款金额11995万元-
工程结算审定数66306830元＋应由施工方承担的支出9154737.52元＋中城公司与施工方实际结算价和工程审定价之间的差额16802518.13元＋资金占用利息8569209.14元）四舍五入后的结果。因《协议书》所涉之8500万元系由6451万元等几项计算而得，故应认为最终结算金额8500万元已包括鸿锳公司代国光公司支付给中城公司的工程款，国光公司已实际返还鸿锳公司代付的工程款本息。鸿锳公司认为本案的诉讼主体系公司法人，而签订《协议书》的当事人系胡守锡与孙国敬个人，该8500万元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但该《协议书》已涉及鸿锳公司股权与国光公司新国光广场项目股份的转让，且《协议书》签订后，胡守锡与孙国敬均已按《协议书》的约定履行了自己的义务，胡守锡与孙国敬退出了相关的公司、项目的股权、股份，《协议书》及其约定的8500万元与本案具有关联性。
胡守锡与孙国敬等人于2004年8月12日作出的董事会决议明确由胡守锡聘请会计事务所对鸿锳公司的资金往来等进行审计，中勤事务所分别于2004年12月24日、2005年5月14日作出审计报告的征求意见稿与定稿，明确指出中城公司多占用鸿锳公司巨额工程资金的事实。事后，刘丽云为胡守锡参与结算。在此情况下，鸿锳公司主张在签订《协议书》时仅未将中城公司多占用的巨额工程资金纳入结算，有悖常理。鸿锳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其委托代理人在庭审中均无法明确说出8500万元的来源与构成，仅表示8500万元系对八家公司的持股情况进行估值后进行折抵的结果，但又无法说明具体折抵情况，其又主张8500万元并不包括鸿锳公司多付中城公司的工程款，明显违背常理，亦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证人孙某作为结算过程的参与者，能够准确说明签订《协议书》的来龙去脉及相关数据的来源与构成，且与中城公司、国光公司提供的证据相互印证，现有证据均不能否定其证言，其证言可以采信。
综上，应认定《协议书》中约定的8500万元中已包括鸿锳公司代国光公司支付给中城公司的工程款，国光公司已实际返还鸿锳公司代付的工程款本息。
五、鸿锳公司是否应返还国光公司相关款项
国光公司与鸿锳公司进行结算时，国光公司同意鸿锳公司代国光公司支付中城公司的工程款及其利息按88169635元计算，该款虽与本案认定的鸿锳大厦造价61963991元存在差额，但因国光公司与鸿锳公司之间的结算关系属于一个法律关系，而中城公司与鸿锳公司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则属于另一个法律关系，国光公司系自愿与鸿锳公司达成协议并已全部履行，现国光公司主张应按本案认定的鸿锳大厦造价61963991元退还其自愿与鸿锳公司结算的金额之间的差额部分，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原审法院于2013年9月5日判决：一、本诉被告温州中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诉原告温州鸿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面额为21963991元的建筑安装专用发票；二、驳回诉原告温州鸿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反诉原告温州市国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反诉请求。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363964元，由温州鸿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161506元，减半收取80753元，由温州市国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鸿锳公司提起上诉称：一、中城公司多收鸿锳公司工程款的事实清楚，其与国光公司未经鸿锳公司同意将该部分款项用于双方之间的项目，属共同侵害鸿锳公司合法权益，构成不当得利。鸿锳公司要求其与国光公司共同返还款项的请求，合法正当。原判认为“中城公司多收取工程款具有合法根据”，违背事实，也违背诉讼证据规则。二、原判认定国光公司已实际返还鸿锳公司代付的工程款本息没有事实依据。第一，手写草稿（便签）不具备证据三性，没有本案任何当事方的确认，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第二，原判仅凭孙某证言即认定“资金收付及利润分红情况表”是刘丽云提供，依据不足；第三，1、孙某自称因国光公司在农行贷款出现问题而介入结算事项，故鸿锳公司认为孙某与国光公司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具有倾向性；2、孙某称其手写的便签是将四家公司的收付情况列成清单，与《协议书》涉及七家公司的重组内容不符，且孙某作为外部人员短期怎么可能有能力代两方当事人对四家公司结算并确定股权估值；3、如此重大事项居然写在便签纸上，既无来龙去脉，也无各方确认；4、孙某本人也确认数字看不懂（一审判决第28页第1至第3行“……右侧空格内有关资金和利息的文字系孙某因当时看不懂而做的提示”）。据此，孙某证言内容不能作为认定巨额款项返还的证据，原判认定国光公司已实际返还鸿锳公司代付的工程款本息系基于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的证据材料基础上，该认定没有事实依据。综上，原判认定中城公司占用鸿锳公司资金合法有据，并认为国光公司已实际返还鸿锳公司代付的工程款本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改判支持鸿锳公司一审的诉讼请求。
国光公司在庭审中口头答辩称：本案存在三个法律关系，一是鸿锳公司与中城公司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二是鸿锳公司代国光公司支付工程款的代付款关系，三是鸿锳公司与国光公司重组债权债务转让关系，一审法院对三层法律关系的审理是仔细、慎重的，对本诉的判决也是正确的。鸿锳公司多付中城公司的工程款是替国光公司支付新国光广场的工程款，而该部分款项中勤事务所在对鸿锳公司的审计报告中作了披露，孙某书写的总结算和便签上也已作了表述，原判认定国光公司已归还该款项证据充足，要求维持一审本诉部分的判决。
中城公司书面答辩称：由于鸿锳公司是代国光公司支付工程款，故鸿锳公司不存在多付，中城公司也不存在不当得利的问题，而鸿锳公司与国光公司间以股权转让款抵扣工程款产生的争议，与中城公司无关。
国光公司提起上诉称：一、国光公司超越鸿锳大厦工程款审定金额多支付给鸿锳公司的款项（即反诉请求金额）无效，应予返还。2005年股权重组时，鸿锳大厦工程造价经审计为66306830元，但鸿锳公司法定代表人胡守锡认为该造价金额过高，要求中城公司在审定造价基础上减去其与施工方实际结算价的差额，中城公司则不同意，国光公司为尽快解决股权重组和银行还贷问题，未经中城公司同意，以49504312元的价格与胡守锡结算了鸿锳大厦工程款，并在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中将鸿锳公司代付国光公司工程款所形成的欠款与双方股权重组所形成的转让款进行结算充抵。国光公司与鸿锳公司结算鸿锳大厦工程款的行为，实际上是代中城公司与鸿锳公司结算工程款的代理行为，因中城公司一直对与鸿锳公司结算的低于66306830元部分的工程款不予认可，故国光公司超越审定价格结算并支付给鸿锳公司的款项属无权代理行为，不产生法律效力，鸿锳公司应予返还。二、国光公司超越审定金额之外，以明显低于实际造价代中城公司与鸿锳公司结算鸿锳公司工程款，非真实意思表示。2005年国光公司股东出现矛盾且遇到经营危机，如不解决股权重组问题，将导致银行贷款不能归还并造成企业破产，鸿锳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胡守锡以此要挟国光公司在结算鸿锳大厦工程款时，以审定价66306830元扣减中城公司该项目实际承包人的利润16802518.13元进行结算，国光公司为摆脱企业困境只得按鸿锳公司的要求代中城公司结算，并非国光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现根据鉴定确定鸿锳公司的造价为61963991元，鸿锳公司实际代付的工程款为57986099元，而当时结算确定鸿锳公司代国光公司支付的工程款本金为79600425.65元，差额达21614416.65元，显失公平。综上，请求撤销原判第三项，改判支持国光公司的反诉请求。
鸿锳公司在庭审中口头答辩称：一、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是中城公司与国光公司多占用鸿锳公司的款项，不存在国光公司所称的其多支付给鸿锳公司款项的问题。二、2005年胡守锡与孙国敬股权重组时并没有涉及任何工程款的事。三、国光公司的上诉请求是以所谓的鸿锳公司的审计报告为依据，但并无证据证明该审计报告系股权重组的结算依据，国光公司以此作为鸿锳公司多付款项的依据，没有理由。据此，要求驳回国光公司的上诉。
中城公司书面答辩称：国光公司的上诉请求与其无关。
二审中，中城公司未提供新的证据材料。鸿锳公司提供了胡守锡（含胡志光）汇入鸿锳公司及瑞安鸿锳公司、杭州鸿锳公司的投资款、借款等共计131531749.53元，国光公司向鸿锳公司借款共计170141059.22元的相关汇款或记账凭证，欲证明胡守锡及鸿锳公司实际投入的款项远大于《协议书》中确定的鸿锳公司（胡守锡）分得的8500万元，故该8500万元应不包含讼争的鸿锳公司多付的工程款。国光公司为反驳鸿锳公司的主张，提供了其归还鸿锳公司部分款项的汇款或记账凭证。前述证据材料经质证，国光公司认为，鸿锳公司提供的汇款或记账凭证并非二审新证据，且也与本案无关，同时，对其中仅以记账凭证来证明款项发生提出异议；中城公司也认为，鸿锳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非二审新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更与中城公司无关。鸿锳公司认为，剔除仅有记账凭证及多计部分，国光公司提供的汇款凭证证明其实际归还鸿锳公司的款项不足1亿元，截止2005年5月20日，国光公司至少还欠鸿锳公司7000多万元借款，故国光公司提供的证据进一步印证鸿锳公司的主张；中城公司认为，国光公司提供的证据与其和本案无关。本院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争议的是鸿锳公司多付的工程款是否已返还及应否由中城公司与国光公司共同返还，而鸿锳公司、国光公司二审中提供的汇款或记账凭证所涉的是某一时段公司股东向公司投资、公司向股东或案外人借款及两公司间借、还款情况，故与本案争议不具有关联性，二审均不作认定。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
根据鸿锳公司与国光公司的上诉理由和请求及两公司与中城公司各自的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鸿锳公司多付给中城公司的工程款，在鸿锳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与国光公司及其现法定代表人于2005年5月20日订立的《协议书》中，对该部分款项是否实际已由国光公司连本带利予以返还，鸿锳公司要求中城公司和国光公司共同返还该款本息的诉请能否得到支持。二、如国光公司确已超额返还鸿锳公司代付的工程款本息，则国光公司的行为能否视为代中城公司与鸿锳公司结算鸿锳大厦的工程款，该行为是否存在无权代理、显失公平等情形，国光公司据此提出的反诉请求能否得到支持。简言之，鸿锳公司认为其多付的工程款未返还，中城公司与国光公司应共同返还，国光公司则认为鸿锳公司为其代付的工程款其已超额返还，鸿锳公司应返还多收取的款项。就此，本院认为：
一、从现已查明的事实看，由于鸿锳公司与国光公司在2005年5月20日订立《协议书》前，两公司存在公司或公司开发的项目股东重叠，公司董事相同、总经理为同一人，且同时分别开发的鸿锳大厦和新国光广场的施工方均为中城公司，各自用于支付工程款的资金实际混合使用，加之国光公司与中城公司均确认鸿锳公司多付中城公司的工程款系代国光公司支付其应付中城公司的工程款的情况，可以认为鸿锳公司超出鸿锳大厦工程造价外支付给中城公司的款项实际已转化为鸿锳公司对国光公司的债权。至此，本案法律关系的性质已转化为债权纠纷而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讼争工程款的返还与否已与中城公司无涉，但不影响其本应向鸿锳公司足额开具建筑安装专用发票义务的承担。退一步讲，根据国光公司与中城公司共同确认的鸿锳公司代付工程款事实，国光公司应为鸿锳公司多付中城公司工程款的终局责任承担者，如按鸿锳公司的主张，其多付中城公司工程款的事实及金额均已确定，仅须直接判令中城公司返还多收的工程款即可，则必然引发中城公司向国光公司追讨其欠付的新国光广场项目工程款的纠纷，再产生国光公司向鸿锳公司索要已返还垫付款的纠纷，徒增当事人的讼累，浪费司法资源，不利于纠纷及时化解。
二、在确定鸿锳公司多付中城公司的款项已转化为其对国光公司的债权的情况下，则应审查国光公司主张的其在2005年订立的《协议书》中已将鸿锳公司为其垫付的工程款连本带利且超额返还鸿锳公司的事实是否成立。本院认为，1、双方签订的《协议书》首部仅表述“甲、乙双方就……公司股权转','2018-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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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四十七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不满二百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不满十克或者其他少量毒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 第三百五十六条因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过刑，又犯本节规定之罪的，从重处罚。 第六十七条……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审判程序\":\"一审\",\"案号\":\"（2015）杨刑初字第1306号\",\"法院地市\":\"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院省份\":\"上海\",\"文本首部段落原文\":\"\",\"法院区域\":\"\",\"文书ID\":\"5db5f902-6370-4aee-a618-0e538b9bea70\",\"案件名称\":\"杨某某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一审刑事判决书\",\"法院名称\":\"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裁判要旨段原文\":\"\",\"法院区县\":\"杨浦区\",\"DocContent\":\"\",\"补正文书\":\"2\",\"诉讼记录段原文\":\"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检察院以沪杨检公诉刑诉（2015）129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杨某某犯贩卖毒品罪，于2015年12月1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实行独任审判，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柴某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杨某某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判决结果段原文\":\"\",\"文本尾部原文\":\"\",\"上传日期\":\"\\\/Date(1453074288000)\\\/\",\"案件类型\":\"1\",\"诉讼参与人信息部分原文\":\"\",\"不公开理由\":null,\"文书全文类型\":null,\"文书类型\":null,\"裁判日期\":null,\"结案方式\":null,\"效力层级\":null});$(document).attr(\"title\",\"杨某某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一审刑事判决书\");$(\"#tdSource\").html(\"杨某某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一审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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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Items:[{法条名称:\'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三百四十七条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一）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一千克以上、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五十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
（二）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集团的首要分子；
（三）武装掩护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
（四）以暴力抗拒检查、拘留、逮捕，情节严重的；
（五）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的。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二百克以上不满一千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十克以上不满五十克或者其他毒品数量较大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不满二百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不满十克或者其他少量毒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款的规定处罚。
利用、教唆未成年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毒品的，从重处罚。
对多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未经处理的，毒品数量累计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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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过刑，又犯本节规定之罪的，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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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七条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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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七条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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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四条
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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