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11民终15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1，男，1965年7月2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日照市东港区日照南路居委丹阳路西、粮食局加油站北侧。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洪波，山东平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2，男，1958年7月29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日照市东港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3，男，1970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日照市东港区。
两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魏绪富，日照东港时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两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董珊珊，日照东港时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杨某1因与被上诉人杨某2、杨某3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2017）鲁1102民初16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某1上诉请求：1.依法改判上诉人依照遗嘱继承应得不足的差额款322875元；2.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认定法律关系错误，本案是遗嘱继承纠纷，而非法定继承纠纷。2、被继承人的自书遗嘱是合法有效的遗嘱。被继承人杨金绪在见证人在场的情况下，自己书写了遗嘱，该遗嘱共计五页，原审也认定前三页的遗嘱内容连贯完整，被上诉人亦认可系其父亲本人书写。原审判决仅仅以前三页遗嘱没有见证人的印某，就推测出可能被替换了，而被上诉人没有其他相反的遗嘱提交。被继承人的遗嘱不是代书遗嘱，即使没有见证人，也不影响自书遗嘱的真实性、合法性。原审以推测、猜测的可能性作为本案的客观事实认定，是完全错误的。3、原审判决的主要证据不足。被上诉人提交的遗嘱见证人的电话录音及光盘是不完整、不全面的。被上诉人将整理后的电话录音通过移花接木、篡改编辑，变成了曹某承认遗嘱不是当天书写的。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从2012年到2016年对遗产分割诉讼的三次庭审，每次庭审曹某都表述被继承人的遗嘱是当天书写的，另一位见证人李某在法庭调查时，也明确说明杨金绪的遗嘱是当天形成的。一审法院不采信前三次诉讼中形成的结论，反而采信“整理过的”录音是错误的。4、原判决对遗产份额的分割明显错误。原判决将被继承人的遗产774900元，按照法定继承的份额进行分割错误。按照遗嘱继承优先法律规定的遗产分割方式，上诉人首先应该分得被继承人杨金绪夫妻共同财产的一半387450元，其余的387450元，由四位继承人依法继承，即杨金绪和本案的兄弟三人，每人分得96862.5元。上诉人以法定继承共计分得193725元，上诉人遗嘱继承和法定继承的数额应为581175元。5、一审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适用法定继承的法律规定对遗产进行分割，属于法律适用不当，应予纠正。被上诉人对亲生父亲生前不赡养、不尽孝、不安葬。被继承人死后，与上诉人三次诉讼争夺遗产，违背社会的基本伦理纲常。
杨某2、杨某3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得当，维护了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够充分，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杨某2、杨某3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分割继承父母的房屋遗产；2、诉讼费用由杨某1承担。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杨某2、杨某3提交证据如下：两份整理过的遗嘱见证人电话录音及光盘，证明杨某1提交的遗嘱并非杨金绪的亲笔遗嘱，没有真实性；证实杨某1的陈述内容（遗嘱5页是当天书写形成）与两见证人的陈述不一致：首先，杨某1在场已经不符合遗嘱程序，其父亲作为80岁老人当场书写了5张遗嘱，耗时3天也不一定完成；遗嘱明确记载了一式两份，除杨某1本人一份外，至今杨某2、杨某3未见另一份；录音中遗嘱见证人曹律师向杨某2、杨某3证明该遗嘱只是一份，并证明并非是双方之父杨金绪当场所写，是杨某1与见证人到杨金绪家后，杨金绪把5张已经写好的遗嘱拿出来；另一见证人李某自始至终没有在见证的现场；李某录音中陈述遗嘱只有3页，如果超出3页即有人改动。
杨某1对上述录音证据的质证意见为：1、对于谈话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2、录音谈话中见证人曹某、李某确实在被继承人杨金绪书写遗嘱的时候在现场，遗嘱为其本人书写。这与法庭调查时杨某2、杨某3本人及见证人在法庭上的陈述是一致的。3、录音内容不能证实遗嘱是伪造的，遗嘱前3页没有见证人签字盖章，不是自书遗嘱是否真实、合法、有效的法定必要条件，即使没有见证人，杨金绪自己书写的遗嘱也是真实、有效的。4、录音中对遗嘱的份数，究竟是一份还是两份的表述，不能推翻遗嘱内容的真实性。5、杨某2、杨某3自己对遗嘱的质证意见中也认可遗嘱是父亲的笔迹，并未要求司法鉴定，杨某2、杨某3没有相反证据向法庭证明遗嘱是伪造的，录音证据不能证明杨某2、杨某3要证明遗嘱是伪造的主张。
杨某1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被继承人杨金绪的《自书遗嘱》复印件一份，证实被继承人杨金绪于2012年1月1日在自己家中书写，遗嘱中将涉案房屋明确确定由杨某1继承，遗嘱还说明了由杨某1继承的原因，该遗嘱由山东陆海律师事务所律师曹某、李某进行了见证，确认了该遗嘱是杨金绪本人书写，是其真实意思表示；遗嘱的原件在东港区法院另一案件中当庭出示过，并经过了杨某2、杨某3与杨某1的双方质证，遗嘱的原件由杨某1取回。遗嘱证实杨某1在本案中的主张，涉案房产应该按照遗嘱继承分割；遗嘱没有涉及的部分，或者被继承人无权处分的部分，才能按照法定继承。证据二、被继承人杨金绪临终前自己书写的《最后的遗嘱》复印件一份，该遗嘱来源于杨金绪去世后，村委会工作人员整理遗物时发现，村委会工作人员将该文书交给了杨某1，这份遗嘱也明确表示被继承人的全部财产由杨某1继承，他人无权处理；该证据原件同证据一去向。证据三、《房产证》、《土地证》复印件各一份，证实该房产证记载涉案房屋所有权人是杨金绪，涉案房产是杨金绪的合法财产，本案杨某1有权依法继承；两证原件交给了村委会。证据四、杨某1与日照街道日升社区居委会于2017年6月21日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一份。证实涉案房屋已经被合法拆迁，杨某1采取的是货币安置补偿的方式，补偿的数额为774900元，此外房屋周边的土地使用权补偿数额240000余元。合计拆迁总补偿数额1014900元。
杨某2、杨某3对杨某1提交的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复印件真实性无异议。对杨某1的证明内容有异议，对遗嘱的质证意见如关联案件庭审意见【[案件（2012）东民一初字第2742号案件质证意见：对遗嘱真实性有异议，认为遗嘱前三页没有见证律师的签字、盖章，前三页是被篡改，认可系被继承人的书写字迹，不再进行鉴定】。对证据二，杨某2、杨某3对其真实性不认可，作为杨某2、杨某3、杨某1的父亲，在临终前对自己有效遗产有处分权，在临走的时候，不可能说出这种话，不能证明是杨金绪写的，该遗嘱没有写时间，不具备遗嘱有效要件。对证据三无异议。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对拆迁补偿总数额没有异议。杨某1只签署了城中村改造的《拆迁补偿协议书》，签订该协议前，村委会通知杨某2，因该房有争议，不可能由兄弟三人都出面签订协议，杨某2、杨某3同意由杨某1签字该补偿协议。但相关的款项现在在村委，没有向任何人发放。
法庭依职权向《遗嘱》另一见证人山东陆海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某做了调查，形成笔录一份；法庭依职权调取了关联案件（2012）东民一初字第2742号案件卷宗。
杨某2、杨某3对李某调查笔录质证意见为：对笔录内容有异议，该笔录陈述的内容与杨某2、杨某3与其谈话录音陈述不一致，杨某2、杨某3认为法庭依据该调查笔录及录音材料依法认定；对关联案件（2012）东民一初字第2742号案件卷宗资料无异议。
杨某1对李某的调查笔录质证意见为：该笔录内容与杨某1本人陈述的相关事实过程一致，李某在被继承人当场书写时在场，并在遗嘱上盖章签字。能够证实杨金绪书写的遗嘱是本人书写，遗嘱内容是杨金绪真实意思表示，李某被调查时陈述与录音证据中的细节有差异，不影响对法庭调查事实的认定，请求法庭判决时予以参考；对关联案件（2012）东民一初字第2742号案件卷宗资料无异议。
经审查，一审法院对杨某2、杨某3提交的录音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要证明的目的，一审将结合关联证据进行谨慎认定；对杨某1提交的证据一、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目的一审将结合关联证据进行谨慎确认，对杨某1提交的证据三、四予以确认；对李某的调查笔录及关联案件（2012）东民一初字第2742号案件卷宗资料真实性予以确认。上述证据均在卷作证。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一审认定如下事实：被继承人杨金绪夫妇是杨某2、杨某3、杨某1的父母，杨金绪夫妇生育三子二女，长子是杨某2、次子是杨某1、三子是杨某3；长女杨平燕已去世，婚后生育山世高、山世港二子；次女杨平娟已去世，婚后生育一女孙某。杨某2、杨某3、杨某1的母亲于2010年前后去世，杨某2、杨某3、杨某1父亲杨金绪于2012年5月去世。被继承人杨金绪夫妇生前在日照市东港区丹阳路西侧粮食局加油站后拥有平房四间，杨某2、杨某3、杨某1母亲去世后，继承人未对上述房屋中杨金绪妻子的遗产份额进行处理，被继承人杨金绪去世后，杨某2、杨某3、杨某1对上述遗产的分割协商未果，杨某2、杨某3曾于2012年7月27日将杨某1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继承被继承人杨金绪夫妇的上述房屋遗产，后于2012年11月26日向一审法院递交撤诉申请，一审法院于当日裁定予以准许，案号（2012）东民一初字第2742号。此后涉案房屋一直由杨某1管理使用，杨某2、杨某3于2017年2月21日再次诉至一审法院，请求依法定继承进行价值分割。
同时查明：涉案房屋坐落于日照市东港区日照街道日照南路居委，所有权登记在被继承人杨金绪名下。该房屋已于2017年6月21日，由杨某1代杨金绪与日照街道日升社区居民委员会签订《日照街道棚户区（城中村）改造日升社区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协议约定涉案房屋进行全部货币化补偿，奖励及补助总款项共计774900元。因杨某2、杨某3、杨某1之间协商未果，上述补偿款并未支取，尚存放在日照街道日升社区居民委员会。
诉讼中，杨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即涉案《遗嘱》的见证人曹某认可上述《遗嘱》见证业务结束后，见证人或者是见证人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没有按照相关规定整卷存档。
诉讼中，杨某1本人到庭陈述《遗嘱》形成过程及原件去向：该遗嘱意思的形成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父亲去世前1年的时间，其在丝山陵园已经购买了一块墓地，母亲安葬于此，但父亲不满意这块墓地，提出更换墓地的要求。当时其哥三个、父亲都同意。父亲去选并最终选定了黄山陵园。价格是大哥杨某2谈的2.9万元多，其父缴纳了第一笔押金，给母亲移墓，但因父亲没有那么多钱，余款一直未交付。其中杨某3讲过，父亲跟杨某2、杨某3二人一起吃饭，希望其哥三个把钱凑起来交付墓地费用。杨某3给其打过电话，其已同意。但后来杨某2、杨某3二人均无表示，其就自己出钱，给父亲买了黄山陵园墓地。其跟曹某律师10多年前就认识，在父亲要确立遗嘱时，曹曾经让其打过电话问公证处，因父亲年龄大，公证处工作人员提示找律师见证。曹律师受其邀后，开车带着一个30来岁个头挺高的普通话口音的律师，大约9点到的父亲家。其在父亲家等着，父亲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曹律师。父亲从抽屉里拿出来前期起草的，按照以前起草的意思重新写的5张，因写字慢，大约1点多写完。两个律师在第4、5页后面背书，律师看完后签字盖章的。大约1点一起到了振兴酒店吃的饭，饭后曹律师跟另外一个律师开车走的，现场就4个人。《遗嘱》确实是一式两份，父亲在去世前3天把房产证及他持有的《遗嘱》都给了自己。2012年的关联案件审理前，自己把《遗嘱》交给了曹律师一份，因为曹律师说第一份已提交法庭，其又把第二份给了曹律师。【关联案件（2012）东民一初字第2742号案卷中显示，两份遗嘱原件已于2012年11月29日由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某收回】。
另查明，杨某2、杨某3提交的2012年6月份前后《录音》中的“遗嘱见证人”曹某在录音中的陈述内容为：那个律师见证业务是其亲自办理的，见证当天杨金绪掏出几份材料，其中包括其在遗嘱上签字的那个，杨金绪当时拿出三份材料，其告诉杨金绪只能在一份材料上见证，材料不是当场写的，是之前写好的；当杨某2、杨某3兄弟问遗嘱几份时，其对“两份”持疑问语气；其陈述见证遗嘱时，自己没留底，因不具备复印条件，所以也未留复印件，不存在一式两份的问题，盖章的就一份；当杨某2、杨某3向其出示遗嘱复印件时，其对最后一页是“单独一张”持疑问，对该张前面那一页的“存在与否”持疑问，对最后一张没有实质内容持疑问和疑惑，并推断前面还有内容，等等。
杨某2、杨某3提交的2012年6月20日《录音》中的“遗嘱见证人”李某在录音中的陈述内容为：自己事太多想不清楚，具体得问曹律师，是曹律师经办的，其没在场；自己只是合法性审查，其与曹律师是一个审查合法性，一个进行遗嘱见证；遗嘱有原件，大约三页，有复印件，原件三页都加盖了律师章，因为如果没有章的话，可能哪一页被人换掉；出完遗嘱后不是马上审核，曹律师见证完后，过几天拿来让其审核，先审核复印件，在复印件上盖章，后核对原件，等等。
本案中，法庭依职权调查“遗嘱见证人”李某时，其到庭陈述：该见证业务是曹某律师的业务，写遗嘱当天，好像是2011年或者2012年的冬天，当时是上午，曹带着一个人去其办公室，让其带着证件和他一起出去，好像是另外一个人开车。到了后，曹律师问了杨金绪几个问题，大约是询问思维是否清晰，后来老头自己现场写了遗嘱，大概三四张，老头年龄比较大，写的很费劲；当时其在玩手机，最早不知道是遗嘱的事，杨金绪写完以后，其看了才知道是遗嘱；最后曹律师还问了一句是不是杨金绪自己的意思，老头说是；其印象中好像是签了个字，至于盖没盖章时间太长想不清；好像是中午还到谁家一起吃了个饭，吃饭回来后就被送到律所，之后是不是出了见证书就没印象了，当时见证的时候人不超过五个人。见证后一年到一年半，印象中有两个男的去找，当时意思好像是问问遗嘱有多少页，想看看遗嘱原件，其当时告诉他，这个业务是曹律师办理的，具体情况想不准，最好去问曹律师，他们还问了一些关于遗嘱的内容等细节问题，其忘了怎么回答的他，不知道他们给自己录音，当时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因为具体是曹律师办的，对于细节内容自己不是很清楚，没详细和他们说。印象中《遗嘱》可能是一份，复写的可能不大，遗嘱见证完曹律师应该有留复印件。虽然律师见证业务当时不规范，但其认为应该是每页见证的内容都签字、盖章；法庭出示的《遗嘱》看字像是，印象中是个红色的信纸，看内容遗嘱应当是前三张加最后一张是一份完整的遗嘱，第四张是单独的证明，自己感觉是排错了顺序，遗嘱每张是单张的，可能是排序错误，第四张当时好像真的见过。其在杨某2、杨某3提交的《录音》中的陈述，和今天的陈述，不排除多个见证业务记混的可能。
再查明，经法庭向被继承人杨金绪夫妇的代位继承人山世港、山世波（山世高）、孙某核实，其均自愿放弃继承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一、本案诉讼主体是否完整；二、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三、涉案遗产应按遗嘱继承分割还是法定继承分割。
对于争议焦点一。被继承人杨金绪夫妇共生育三子二女，二女均已过世，且该二女的子女作为代位继承人均到庭明确表示放弃继承权，故本案诉讼主体并不缺少。
对于争议焦点二。杨某2、杨某3、杨某1的母亲于2010年前后去世，此后涉案房屋一直由双方的父亲杨金绪居住使用，双方母亲对涉案房屋占有的份额并未进行继承分割；杨某2、杨某3、杨某1的父亲杨金绪于2012年5月份去世，去世前就遗产打算以“立遗嘱”的形式进行处理，该处理包含了对亡妻财产份额的处理及对自己财产份额的处理，上述处理从而引发杨某2、杨某3、杨某1的两次诉讼。因被继承人杨金绪夫妇的遗产一直未予以妥善分割，双方一直处于协商过程中。就关联案件（2012）东民一初字第2742号，杨某2、杨某3于2012年11月26日申请撤诉，并不意味着杨某2、杨某3表示放弃继承权利，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故，该案并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一审对杨某1的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
对于争议焦点三。本案结合当事人陈述、举证、自认及关联案件卷宗资料查明的事实，分析如下：
一、本案的核心证据是2012年元月一日的《遗嘱》，该证据是否是有效证据，决定了涉案财产是按照遗嘱继承分割还是按照法定继承分割。一审分析如下：1、涉案《遗嘱》共计5页，从形式上看，前3页书写连贯，字体工整，内容明确，意思完整；至第3页的最后部位出现空行，可见该行的以上部分已经是一个较为完成的遗嘱，且该第3页中间部位明确载明了“该遗嘱一式二份，一份交二儿子平波，另一份我本人保存”；该3页并未加盖见证人印某，亦无见证人书写的关于见证的意思表示。2、该《遗嘱》第4页字迹较前3页潦草，且内容系交代“继承事宜之外”的事情，该页为满格书写，右下部加盖两见证人印某，并载有见证人见证的意思表示。3、该《遗嘱》第5页“抬头”即为“遗嘱人杨金绪”，下部为两见证人的印某及关于见证的意思表示，该页并无实质性内容。4、杨某1在庭审中陈述《遗嘱》确系2份，而两见证人陈述加盖见证律师印某的仅一份，可见，当时在场人对该事实的陈述，前后相互矛盾；5、见证人曹某在当年录音中陈述《遗嘱》系先前完成，非见证现场当天完成，其在几次庭审中均陈述系杨金绪当天书写完成，可见，曹某的陈述前后相互矛盾；6、见证人李某在当年录音中陈述见证时其并不在场，遗嘱两到三页，每页都加盖律师印某，且其最先是对遗嘱复印件加盖印某；在本案庭审中法庭调查时，李某陈述见证时其在场，系当场加盖印某；而本案涉案《遗嘱》5页，且前3页并无见证印某及见证的意思表示，可见，李某的陈述前后相互矛盾；7、杨某2、杨某3提交的对两见证人的《录音》证据的录制时间系在被继承人杨金绪去世后不长时间，从两见证人录音中的谈话语气、内容、语境、背景看，在杨某2、杨某3未约造访时，两见证人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陈述的内容应是最接近客观事实的；8、见证人之一曹某亦系杨某1两次诉讼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其在庭审中的陈述仅系杨某1一方的单方陈述，且陈述内容存在为了被代理方利益进行“意思修正”的可能，并且其作为当时的遗嘱见证业务的接洽及经办人，其记忆该遗嘱见证业务的细节应较另一见证人李某细节知道的更为详细；9、另一见证人李某在本案法庭调查中的陈述系在历经两次诉讼案件庭审之后，其本案中陈述的内容虽与杨某1陈述的部分内容一致，但李某与其当年在录音中的陈述相差较多，时隔多年后凭记忆回忆的见证细节清晰、细致，让人存疑，不排除其进行“意思修正”的可能，亦不排除其多个见证业务记混的可能；10、就涉案《遗嘱》的证据原件，关联案件卷宗显示两份《遗嘱》原件已由该案杨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某于2012年11月29日收回，本案杨某1未再提交法庭，该事实与两见证人在《录音》证据中陈述的《遗嘱》原件只有一份相矛盾，也导致一审不能对证据的内容细节等进行对比认定。基于以上理由，一审认为，两见证人系执业律师，执业律师作为遗嘱业务的见证人，在遗嘱见证时，常规见证细节会有谨慎注意的能力和义务，《遗嘱》见证时不会对所有遗嘱页码进行选择性或遗漏性见证标注，故，5页遗嘱存在前3页无见证印某，后2页有见证印某的可能性不大，可见，涉案《遗嘱》存在前3页被更换的可能；又因杨某1未能对涉案《遗嘱》的特殊形式作出合理说明并提交关联证据予以佐证，导致一审对杨某1提交的《遗嘱》真实性存疑。故，涉案证据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本案被继承人的遗产仍应按照法定继承进行分割。
二、杨某2、杨某3、杨某1的母亲去世后，其母亲对涉案房屋享有份额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为：杨金绪、杨某2、杨某3、杨某1及其姐妹二人，因上述姐妹二人均已去世，且代位继承人放弃继承权，故杨某2、杨某3、杨某1母亲的份额由杨金绪、杨某2、杨某3、杨某1共四人继承，即杨金绪对涉案房屋享有份额为5/8（1/2＋1/2×1/4），杨某2、杨某3、杨某1三弟兄对涉案房屋享有份额分别为1/8（1/2×1/4）。杨金绪去世后其占有的5/8份额在代位继承人放弃继承的情况下，杨某2、杨某3、杨某1三兄弟分别享有份额为5/24（5/8×1/3），加上自母亲处继承的涉案房屋的1/8的份额，杨某2、杨某3、杨某1三兄弟各自享有1/3份额。因涉案房屋的拆迁价值明确，故杨某2、杨某3、杨某1各自分割被继承人杨金绪夫妇的遗产数额为258300元（774900元×1/3）。因杨某2、杨某3仅对被继承人杨金绪名下的房屋主张权利，故本案对其他财产不作处理。
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七十条、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五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判决：一、被继承人杨金绪夫妇的遗产，位于日照市东港区原丹阳路西侧粮油站后房屋四间﹝房产证号90××10，土地证号11（54）002﹞的拆迁安置补偿款由杨某2依法继承2583**元；二、被继承人杨金绪夫妇的遗产，位于日照市东港区原丹阳路西侧粮油站后房屋四间﹝房产证号90××10，土地证号11（54）002﹞的拆迁安置补偿款由杨某3依法继承2583**元；三、被继承人杨金绪夫妇的遗产，位于日照市东港区原丹阳路西侧粮油站后房屋四间﹝房产证号90××10，土地证号11（54）002﹞的拆迁安置补偿款由杨某1依法继承2583**元；四、驳回杨某2、杨某3本案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549元，由杨某2、杨某3负担7699元，杨某1负担3850元。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自书遗嘱是否真实有效。自书遗嘱能够发生法律效力的前提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和实体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规定，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本案中，被上诉人虽对2012年元月一日遗嘱系被继承人书写的事实无异议，但主张遗嘱的前三页已被替换。从被上诉人提交的录音中两见证人的陈述来看，曹某陈述遗嘱系先前完成，非见证现场当天完成，被继承人拿出三个材料等，李某陈述见证时其并不在场，遗嘱两到三页，每页都加盖律师印某。因该录音的录制时间系在被继承人杨金绪去世后不久，在两见证人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其陈述的内容应最接近客观事实。执业律师作为遗嘱业务的见证人，在遗嘱见证时，较常人见证更具有谨慎注意的能力和义务，遗嘱见证时不会对遗嘱页码进行选择性或遗漏性见证标注，而2012年元月一日遗嘱中存在前3页无见证印某，后2页有见证印某的情形与见证人李某关于“遗嘱两到三页，每页都加盖律师印某”的陈述不符。结合见证人曹某关于“当时拿出三份材料，其告诉杨金绪只能在一份材料上见证”的陈述,在上诉人未能对涉案遗嘱的特殊形式作出合理说明并提交关联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形下，一审认定上诉人提交的遗嘱真实性存疑并按照法定继承进行分割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杨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143元，由上诉人杨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卜雪雁
审判员 宋海红
审判员 刘丽艳
二〇一八年四月三日
书记员 辛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