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广元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08民终132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西昌市粮油收储库，住所地四川省西昌市。
法定代表人：寸国民，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雷龙，四川谦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尤华，四川谦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陆伟，男，1970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讷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殷勇，四川新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柏斌，四川新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曹绪林，男，1957年2月14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讷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殷勇，四川新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柏斌，四川新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央储备粮广元直属库，住所地四川省广元市上西坝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徐建，副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雪韬，四川华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广元河西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广元市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母建伟，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明，四川鉴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马德能，男，1964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西昌市，现羁押于四川省西昌市看守所。
上诉人西昌市粮油收储库（以下简称西昌收储库）因与被上诉人陆伟、曹绪林、中央储备粮广元直属库（以下简称广元直属库）、四川广元河西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西粮库）、马德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人民法院(2017)川0802民初1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西昌收储库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陆伟、曹绪的诉讼请求；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上诉人与一审原告陆伟、曹绪林并未就涉案玉米建立买卖合同关系，一审判决认定存在严重错误。理由如下。一、双方之间并未就涉案玉米达成交易合意，也未就涉案玉米实施交易行为。1、一审原告以“返还原物”之诉启动本案诉讼程序，其变更后的诉讼请求也是要求三被告支付玉米货款。因此，一审原告也不认为其与上诉人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2、一审原告在其诉状中陈述，马德能在联系涉案玉米交易时称，广元直属库需购进一批玉米，受委托代其联系收购储备玉米事宜。同时，一审原告在一审开庭时也称与广元直属库做生意，以为马德能是广元直属库的工作人员。说明马德能在与一审原告联系涉案玉米交易时，根本没有以上诉人的工作人员身份进行。一审原告在交易涉案玉米时，并没有把上诉人作为交易对象。3、一审原告在一审中陈述，没有看见过马德能的授权委托书。上诉人也从未将马德能与一审原告交易涉案玉米的行为追认为职务行为。4、上诉人没有与一审原告签署过买卖合同或者其他任何交易凭证，也未经手、接受、处置过涉案玉米。马德能用以代上诉人履行另案判决的义务是涉案玉米的“玉米价款”，而非“涉案玉米”。二、相关生效法律文书充分证明马德能与一审原告交易涉案玉米的行为并非职务行为。在刑事判决书中公诉机关并未将马德能交易涉案玉米的行为作为滥用职权行为指控。其查明“……马德能于2015年4月7日至4月26日组织货源从山西发运玉米13车皮，价值2029897.5元履行判决书部分义务”。该段描述并未将马德能交易涉案玉米的行为认定为职务行为。实际上是马德能在滥用职权行为后，为弥补其后果而采取措施的描述，并非滥用职权行为本身。事实上，马德能挪用公款、滥用职权犯罪的数额也因其用涉案玉米价款代上诉人履行另案判决确定的部分义务而作出了相应数额的扣减。三、一审判决推翻上诉人与马德能、河西粮库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的理由不能成立。该协议表明马德能与河西粮库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因该批玉米交易，马德能对河西粮库享有2029897.5元的债权，马德能用该玉米价款代上诉人向河西粮库履行了另案部分义务。但一审判决认定河西粮库取得货物是基于西昌收储库与河西粮库的买卖合同关系，在实质上推翻了该执行和解协议，其理由不能成立。虽河西粮库提货在前，执行和解协议签订在后，但马德能用以代上诉人履行214号民事判决义务的是涉案玉米的“玉米价款”，而非涉案玉米。河西粮库提货在前说明了马德能与河西粮库建立了买卖关系，并因其享有的债权通过三方协商代上诉人履行对河西粮库的债务，属于债权的转让和抵扣。四、应依照涉案玉米交易时各方意思表示及客观行为，认定本案相关法律关系。在本案中马德能是以广元直属库的名义与一审原告洽谈玉米交易业务，至于马德能在实施该行为过程中是否得到了广元直属库的授权，其行为是否合法，以及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陆伟、曹绪林辩称，一、本案的基本事实。被上诉人陆伟、曹绪林经云南洱源县收储库经理杨国亮介绍与西昌收储库的副主任马德能达成口头的玉米买卖协议，并按约向广元直属库发出玉米，随即持铁路提货凭证赶到广元，准备在交付提货凭证办理结算手续时，该批玉米在无提货凭证的情况下，已被广元直属库交付给河西粮库。为此，被上诉人找西昌收储库主张货款时，时任西昌收储库副主任马德能告之河西粮库付款。被上诉人找河西粮库时，又被告知该玉米款已用于抵偿西昌收储库欠款。几方相互推诿，遂引发诉讼。二、西昌收储库副主任马德能的行为显然属于职务行为，上诉人西昌收储库与被上诉人陆伟、曹绪林之间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马德能在一审庭审中明确回答，其是代表西昌收储库来购买此批玉米，被上诉人陆伟、曹绪林在向西昌收储库主张货款时，马德能以西昌收储库名义出具承诺书，承诺书中明确反映了马德能是代表西昌收储库购买此批玉米，用于抵偿西昌收储库欠河西粮库的货款，并代表西昌收储库承诺在2015年9月20日之前付清玉米货款。此外，凉山中级人民法院所作的（2014）川凉中民初第214号民事判决中所涉的粮油采购合同就是由马德能代表西昌收储库所签署的，可见时任西昌收储库副经理的马德能本身的工作职责就包括到各地进行粮油采购。西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16）川3401刑初259号刑事判决中对马德能的行为认定为滥用职权的犯罪行为，同时查明的事实是马德能组织货源从山西发运玉米是为了履行凉山中级人民法院（2014）川凉中民初第214号民事判决中的部分义务，而该判决中的义务履行人为西昌收储库而非马德能个人。再依据凉山中级人民法院（2015）川凉中执字第35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表明西昌收储库以811959公斤的玉米折价2029897.50元抵偿了西昌收储库的执行款，而马德能并非该案的被执行人，以上事实都可以证明马德能的行为为职务行为。三、被上诉人陆伟、曹绪林按马德能的指示发出了玉米，完成了出卖人的交付义务。2015年4月7日至2015年4月26日期间，被上诉人陆伟、曹绪林委托五寨县佳兴农贸公司、五寨县天泉农贸公司通过铁路运输的方式，将816.72吨玉米分13个车皮发至广元直属库，被上诉人陆伟、曹绪林的发货行为也被马德能所确认，并被西昌收储库用于抵偿了所欠付的货款，被上诉任已完成了交付义务。四、西昌收储库以案涉玉米抵偿了其应付河西粮库的执行款，西昌收储库的行为实质就是作为买受人在收货后的处置行为，不能否定其在该买卖合同中作为买受人的法律地位。五、关于上诉人的其他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的论证。1、《执行和解协议》不能作为马德能的行为非职务行为的抗辩依据。该协议为西昌收储库内部为逃避对上诉人陆伟、曹绪林应承担的付款义务而作出的，其内容不具有客观真实性，没有得到货物所有人陆伟、曹绪林的确认，因此对于陆伟、曹绪林的主张并不具有任何对抗性。而马德能本人与西昌收储库之间并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马德能并没有任何理由将个人应收的货款200余万元用于清偿西昌收储库的债务，且对于《执行和解协议》中的玉米，马德能个人并不具有处置权，西昌收储库占用了此批玉米清偿其债务，则就应当由其来承担支付货款的义务。2、陆伟、曹绪林此前的陈述并不影响本案中其与西昌收储库买卖合同关系的成立。最初，陆伟、曹绪林误以为马德能是代表广元直属库联系玉米，但在其后的交易过程中，马德能已经明确告知其代表的是西昌收储库，并且向陆伟、曹绪林二人出具了证明，证实了其是代表西昌收储库购买的案涉玉米，其从西昌收储库副经理转任经理之后，还代表西昌收储库向陆伟、曹绪林承诺会尽快支付玉米款，并且其个人还愿意与西昌粮食库承担连带责任。结合本案所查明的事实可见，案涉玉米的利益确实已经被西昌收储库所获取，支付货款的义务人应当为西昌收储库。
广元直属库辩称，一、本案一审判决认定的买卖关系主体与案件证据及事实相吻合，能够反映本案的真实情况。本案中，实际上存在着两个买卖关系：首先是马德能（西昌收储库）与陆伟、曹绪林之间关于案涉玉米的买卖关系；在完成该笔买卖的同时，马德能（西昌收储库）就该批玉米又和河西粮库完成了买卖行为，并通过指示陆伟、曹绪林进行发货的方式完成了货物的交付。事实上，西昌收储库也因为本次买卖而付清了其所欠河西粮库的款项，因而西昌收储库认为其和陆伟、曹绪林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的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两个买卖关系的行为几乎在同一时间进行，且马德能（西昌收储库）与陆伟、曹绪林之间的玉米买卖交付是由马德能指示二人向河西粮库交货的方式完成，故两个买卖关系极易出现混淆，一审判决通过证据区分了两个独立的买卖关系，属对事情的正确认定。二、本案中广元直属库与陆伟、曹绪林以及西昌收储库或马德能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广元直属库之所以作为案涉玉米的收货人，只因为广元市仅有广元直属库粮食铁路专运线可用于粮食的运输，且广元直属库与该批玉米的买受人河西粮库之间签订了《货物代储代运协议》，本身具有为河西粮库代收代储粮食的合同义务，故广元直属库不应承担案涉玉米款的支付责任。三、本案中河西粮库提走案涉玉米的时间虽然在《执行和解协议》之前，但两者并不矛盾，《执行和解协议》系对马德能（西昌收储库）与河西粮库之间买卖关系的事后确认，并且该《执行和解协议》恰好能够反映玉米货款的抵扣情况，也能反映西昌收储库最终获得利益的事实。综上，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河西粮库辩称，一、我方与陆伟、曹绪林没有建立买卖合同关系，不是合同相对方，在我方收到涉案玉米之时，未听说过他们，更不知道该批玉米和他们有关，不应当由我方支付货款。二、我方取得的货物是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依法购买了本案13个车皮的玉米，数量为811959kg。支付了合理的对价款，我方没有直接以货币的形式支付货款，是以抵账的方式进行了货款支付。三、我方取得货物系善意取得，合法取得。马德能就该批玉米通过电话、短信与我方达成了买卖合同关系，在结算过程中，马德能与西昌收储库提出这批玉米用来代西昌市粮油收储库履行部分执行义务，向法院提交了相关的货物运单等手续，在法院执行局法官的审查确定后，认定马德能和西昌市粮油收储库有处置权，我方在法院的主持下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我方和西昌市粮油收储库之间的执行案件现已执行终结。四、基于本案的事实，马德能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代表的是西昌收储库，所以上诉人西昌收储库与陆伟、曹绪林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理应支付玉米货款。这从马德能此前的市场交易行为，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等均能证实。五、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西昌收储库用涉案的这批玉米用于抵偿我方的货款，是最大的受益人。马德能又和西昌市粮油收储库之间没有债权债务关系，马德能没有任何理由将个人应收的200余万元用于代上诉人清偿债务。基于西昌收储库为受益人，不能仅享受收益而拒绝履行给付货款的义务。综上，上诉人应向陆伟、曹绪林支付货款，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马德能未提交答辩意见。
陆伟、曹绪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三被告立即支付816.72吨玉米货款2058134.40元及资金利息，并赔偿原告损失；2、本案的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5年1月1日，被告广元直属库（甲方）、河西粮库（乙方）签订货物代储代运协议，约定：甲方为乙方提供一定数量的蓬式站台，用于乙方货物的临时存放，乙方拥有货物所有权；乙方凭领货凭证提取货物；代储数量以卸车后的实物数量为准并办理交接手续；协议自2015年1月-2015年12月31日止；协议还对代储代运的收费标准及结算方式等内容进行了约定。
2014年4月初，原告经第三人马德能介绍，河西粮库需要购进一批玉米。于2015年4月7日至2015年4月26日，原告委托了五寨县佳兴农贸有限公司、五寨县天泉农贸有限公司，通过广元直属库铁路专用线将其所有的13个车皮的玉米，合计816.72吨运送至中央储备粮广元市直属库。该批玉米是被告河西粮库委托广元直属库用其铁路专用线代为运送，实际购买人为河西粮库。河西粮库在该批次玉米到站后全部运回。
2015年5月13日，被告河西粮库（甲方）、西昌收储库（乙方）、第三人马德能（丙方）因（2014）川凉中民初字第214号民事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1、经甲、丙双方确认，丙方发给甲方的13个车皮玉米数量为811959㎏；2、经甲、丙方协商，丙方将上述811959㎏卖给甲方，单价为2.5元/㎏、合计价款2029897.5元；3、经甲、乙、丙三方协商同意，丙方将上述玉米价款2029897.5元代为乙方履行（2014）川凉中民初字第214号民事判决书中确定的部分义务。
2015年第三人马德能系被告西昌收储库的副主任，西昌收储库与河西粮库一直有业务往来。2015年4月，原告陆伟、曹绪林与第三人马德能经人介绍，马德能称需购进一批玉米。二原告委托山西省五寨县佳兴农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兴公司）和山西省天泉农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泉公司）于2015年4月7日至2015年4月26日期间，通过铁路运输的方式，将816.72吨玉米共计13个车皮从五寨站通过广元直属库的铁路专线发给河西粮库，河西粮库收到上述玉米（车号分别为：p6×/33273××；p7×/38220××；p6×/34116××；p6×/31360××；p7×/38277××；p6×/33272××；p6×/33134××；p6×/34019××；p6×/33309××；p7×/38076××；p6×/34136××；p6×/34677××；p7×/38195××）。
2015年4月河西粮库的彭琪与马德能通过短信磋商，确定了玉米的数量为800吨，价格未定，约定收货人的信息为：四川广元河西粮食储备库有限公司，广元市下西经济开发区回龙路1号，彭琪。同时写明，到站：广元，收货单位：中央储备粮广元直属库。同时，在短信中确定了发货数量。
2014年，因买卖合同纠纷，河西粮库将西昌粮库诉至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4年11月3日作出（2014）川凉中民初字第214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生效后，于2015年进入执行程序，在执行过程中，执行申请人河西粮库、执行被申请人西昌收储库与马德能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协议中将2015年4月7日至2015年4月26日将13个车皮的玉米，共计811959Kg抵偿给河西粮库。执行和解协议内容为：该玉米为马德能发运山西玉米13个车皮（车号分别为：p6×/33273××；p7×/38220××；p6×/34116××；p6×/31360××；p7×/38277××；p6×/33272××；p6×/33134××；p6×/34019××；p6×/33309××；p7×/38076××；p6×/34136××；p6×/34677××；p7×/38195××），马德能将上述13个车皮的玉米款代为西昌粮库履行（2014）川凉中民初字第214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部分义务。
2015年4月从五寨发往广元的13个车皮玉米（车号分别为：p6×/33273××；p7×/38220××；p6×/34116××；p6×/31360××；p7×/38277××；p6×/33272××；p6×/33134××；p6×/34019××；p6×/33309××；p7×/38076××；p6×/34136××；p6×/34677××；p7×/38195××）系陆伟、曹绪林委托五寨县天全农贸有限公司、五寨县佳兴农贸有限公司从五寨站发出的。
2015年7月22日，马德能出具证明一份，内容：兹有山西省五寨县佳兴农贸有限公司、天泉农贸有限公司发运玉米壹拾叁车皮，共计816.72吨。价格2520元/吨，发至中央储备粮广元直属库。此玉米是五寨县佳兴农贸有限公司、五寨县天泉农贸有限公司所有，与西昌市粮油收储库无任何经济、法律关系。
2015年五寨县天泉农贸有限公司出具证明一份，内容：兹有黑龙江省讷河市曹绪林、陆伟委托五寨县天泉农贸有限公司在五寨站发运玉米。车皮号为p6×/33273××；p7×/38220××；p6×/34116××；p6×/31360××；p7×/38277××；p6×/33272××；p6×/33134××；p6×/34019××；p6×/33309××；p7×/38076××；p6×/34677××；共十一车，计688.44吨，此玉米货款曹绪林、陆伟已与我公司结清，玉米归曹绪林、陆伟所有。
2015年五寨县佳兴农贸有限公司出具证明一份，内容：兹有黑龙江省讷河市曹绪林、陆伟委托五寨县天泉农贸有限公司在五寨站发运玉米。车皮号为p7×/38195××、p6×/34136××共两车，计128.28吨，此玉米货款曹绪林、陆伟已与我公司结清，玉米归曹绪林、陆伟所有。
四川省西昌市人民法院（2016）川3401刑初259号刑事判决书中马德能的供述：广元河西粮油收储库和西昌市粮油收储库打官司后，在申请执行过程中，我从山西发了一批玉米到广元粮食储备公司，购买用来抵广元河西粮食储备公司的小麦，发了13个车皮，800吨左右，金额是202万元，发货的两个人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人，是通过云南大理洱源县粮油公司的老总杨国亮联系的，没有签合同，也没有付款。而该次玉米收购行为在（2016）川3401刑初259号刑事判决书中被认定为滥用职权。
2015年1月1日，被告广元直属库（甲方）与河西粮库（乙方）签订了货物代储代运协议。协议中约定：“一、甲方为乙方提供一定数量的蓬式站台，用于乙方货物的临时存放，乙方拥有货物的所有权。二、双方的基本权利义务。1、乙方需提前告知甲方预到达车号、品名、发站，到达后甲方第一时间通知乙方，乙方凭领货凭证提取货物……”。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一、本案是否应当中止审理；二、原告陆伟、曹绪林的主体资格问题；三、关于原告陆伟、曹绪林建立买卖合同的相对人即支付价款的主体问题；四、关于涉案玉米的数量、单价问题。
一、被告西昌粮库认为因当事人不服四川省西昌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川3401刑初259号刑事判决书，提出上诉，该案进入二审程序，故本案应当中止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诉讼：（五）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之规定，但本案的审理，与（2016）川3401刑初259号的二审结果无关，因在259号案件中，马德能的供述是其从二原告处购进13个车皮的目的就是抵偿河西粮库的小麦。至于二审是否会改判或者重新认定事实，马德能的供述是既成事实。故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不存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关于中止审理的情形。
二、原告陆伟、曹绪林的主体资格问题。2015年7月22日五寨县天全农贸有限公司、五寨县佳兴农贸有限公司分别出具了证明，证明13个车皮的玉米（车号分别为：p6×/33273××；p7×/38220××；p6×/34116××；p6×/31360××；p7×/38277××；p6×/33272××；p6×/33134××；p6×/34019××；p6×/33309××；p7×/38076××；p6×/34136××；p6×/34677××；p7×/38195××）系受陆伟、曹绪林的委托在五寨站发出，玉米货款已清结，所有权归陆伟、曹绪林所有。故二原告系涉案玉米的所有权人，作为本案的原告，主体适格。
三、陆伟、曹绪林建立买卖合同的相对人即支付价款的主体问题。原告陆伟、曹绪林与第三人马德能通过案外人介绍，经双方电话联系，磋商，达成了玉米买卖的意向，同时，由马德能指定了发货方式和收货人，原告方按照马德能的指示将货物通过广元直属的铁路专线发给河西粮库。同时马德能与河西粮库的副经理彭琪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将购买的陆伟、曹绪林的货物转卖给河西粮库，用来抵偿西昌粮库欠河西粮库的小麦款。第三人马德能陈述其上述行为均为职务行为，而被告西昌收储库认为，马德能代表的是个人行为，其购买玉米的行为与西昌收储库无关，但是从西昌市人民法院（2016）川3401刑初259号案件中马德能的供述以及本案中马德能的陈述可以看出，马德能是代表西昌收储库对外建立的合同关系，其本案的涉案玉米在259号刑事判决书中也被认定为滥用职权，充分说明马德能对外建立的买卖合同关系代表的是西昌收储库而非个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连带责任”之规定，马德能对外建立的买卖合同关系应当视为其职务行为。实质上二原告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为西昌收储库。
同时，马德能与河西粮库建立买卖关系的时间，与马德能和二原告建立买卖合同的时间几乎同步，而被告西昌收储库在与河西粮库、马德能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在建立买卖合同之后，也就是说马德能在与河西粮库建立买卖合同关系时就已明确该批玉米是基于西昌收储库与河西粮库的买卖合同，用于抵偿西昌收储库欠河西粮库的小麦款，而非在2015年5月13日的执行和解协议中载明的该批玉米由马德能代西昌收储库抵偿河西粮库的欠款。西昌收储库在签订执行和解协议时明知该批玉米的所有权不属于马德能个人所有，还与其签订和解协议，损害了二原告的利益，同时使自己获利。综上，二原告建立的买卖合同相对方为西昌收储库。西昌收储库将该玉米又转卖给河西粮库。原告方履行了买卖合同的发货义务，被告西昌收储库在收到货物后应当按照双方约定支付价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之规定，西昌收储库应当支付价款。
四、关于涉案玉米的数量、单价问题。原告陆伟、曹绪林主张的玉米数量为816.72吨，单价为2520元/吨。对于玉米的数量问题，河西粮库收到的玉米数量为811959Kg，由于玉米在运输过程中的损耗，在庭审查明中，各方当事人对此均未提出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五条“当事人没有约定交付地点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标的物需要运输的，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给第一承运人后，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买受人承担”之规定，本案中，双方未对货物的交付地点明确约定，通过铁路运输的方式，故标的物在交付给第一承运人时风险由买受人西昌收储库承担。二原告交付货物的数量为816.72吨。关于该批玉米的价款问题，在2015年7月22日，马德能出具的证明中，明确表示价款为2520元/吨，与原告主张的单价一致。故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要求被告西昌收储库支付玉米价款816.72吨*2520元/吨=2058134.40元的诉请予以支持。
原告要求被告广元直属库支付货款，由于广元直属库仅仅是代储代运，并不是买卖合同的相对人，没有支付对价的义务，故原告的该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另原告要求被告河西粮库支付货款，河西粮库取得货物是基于西昌粮库与河西粮库的买卖合同关系，在庭审查明过程中，河西粮库辩称其是因执行和解协议提取的货物，但事实是河西粮库提货在前，执行和解协议签订在后，且在河西粮库的彭琪与马德能是通过短信磋商，建立了买卖合同关系。河西粮库与西昌粮库系多年的合作关系，知道马德能为西昌粮库的副主任，且西昌粮库的业务一直是马德能在经手，至于其三方为何在明知马德能是代表西昌粮库对外建立买卖合同，涉案玉米并非马德能个人所有的情况下签订执行和解协议，不属于本案的审理范畴，本案中不作处理。在本案中，河西粮库取得涉案玉米的所有权是基于与西昌收储库的买卖合同关系。故原告要求河西粮库支付价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同时，原告还主张被告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由于双方并未约定付款期限、违约责任，原告也未提交损失依据，故对于该项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西昌市粮油收储库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陆伟、曹绪林816.72吨玉米款2058134.40元；二、驳回原告陆伟、曹绪林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上诉人西昌收储库申请本院调取马德能滥用职权案的讯问笔录材料。因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在2017年8月15日作出（2017）川34刑终52号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已对马德能犯滥用职权罪、挪用公款罪的相关事实及马德能的供述作出认定。故对上诉人西昌收储库申请本院再次调取马德能相关讯问材料的请求不予采纳。
二审查明，2017年7月11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川凉中执字第35号之一执行裁定书，在裁定终结对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4）川凉中民初字第214号民事判决书执行的同时，该执行裁定书确认2015年5月13日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协议以811959公斤玉米（案涉玉米）折价2029897.50元抵偿案款2029897.50元。2017年8月15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在其（2017）川34刑终52号刑事裁定书中认定“……2013年5月在单位发现空库事件后，马德能为掩盖挪用公款事实，未经西昌市粮油收储库法人授权，利用职务便利，擅自以西昌市收储库的名义对外签订粮油购销合同，赊欠货款欲填补空库，后无能力支付货款，造成西昌市收储库直接经济损失241577.5元，其行为已构成滥用职权罪，并应以挪用公款罪、滥用职权罪对其实行数罪并罚……”。另查明，被上诉人陆伟、曹绪林现仍持有案涉13车皮玉米的原始领货凭证。被上诉人广元直属库称与河西粮库系长期的货物代储代运关系，案涉玉米到站后，河西粮库出示了马德能的短信记载的车号、货物数量提取了案涉玉米。其后又提供了双方的执行和解协议，由广元直属库备案。
被上诉人马德能在原审时称，其在西昌收储库工作时，对外的合同均由马德能代表单位签订，无需单位授权。2015年经人介绍，与二被上诉人陆伟、曹绪林达成买卖协议，购买了800吨玉米，通过广元直属库的铁路专线发给河西粮库。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陆伟、曹绪林以至今持有案涉玉米的领货凭证为由提起返还原物之诉，但其具体的诉讼请求为要求包括上诉人在内的三被诉主体支付货款并赔偿损失，从被上诉人陆伟、曹绪林的主张看，其提起的是因出卖玉米请求支付货款引起的债权诉讼而不是主张案涉玉米的所有权，故以买卖合同纠纷确认本案案由并无不当。
上诉人西昌收储库认为其不应承担本案民事责任，但相关证据不支持其主张，主要表现在：1、案涉玉米系时任上诉人西昌收储库副主任马德能联系，玉米的价格、收货人及收货地点系被上诉人陆伟、曹绪林与马德能确认，这有马德能事后出具的证明及与被上诉人河西粮库的工作人员短信磋商内容为证。2、案涉玉米到达被上诉人广元直属库时，虽被上诉人广元直属库在未见到提货单的情况下允许被上诉人河西粮库提货存在瑕疵，但被上诉人河西粮库系根据与马德能确认的收货人提货，且根据以后的抵偿协议，马德能对河西粮库作为收货人是认可的。3、根据上诉人西昌收储库与河西粮库、马德能达成的抵偿协议，由马德能经手的案涉玉米被上诉人西昌收储库抵偿了欠河西粮库的货款，马德能作为经办人，案涉玉米的实际受益人是上诉人西昌收储库。4、根据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34刑终52号刑事裁定书的认定，马德能未经上诉人西昌收储库授权，利用职务便利，擅自以西昌收储库的名义对外签订粮油购销合同，赊欠货款的行为构成滥用职权，故在马德能承担刑事责任后，相应的民事法律后果应由上诉人西昌收储库承担。
本案被上诉人陆伟、曹绪林出售价值200多万的玉米而不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在价格、付款方式、违约责任等均约定不明时即发出货物，对纠纷引起存在一定过错；被上诉人广元直属库未见提货单仅凭马德能的短信指示将案涉货物交与了被上诉人河西粮库，其过错明显，鉴于一审判决后，被上诉人陆伟、曹绪林未提起上诉，本案不作处理，但对本案纠纷的引起也有一定责任，故被上诉人陆伟、曹绪林及被上诉人广元直属库应承担相应的诉讼费。
综上，上诉人西昌收储库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虽分摊诉讼费不当，但未影响实体处理，故判决结果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23265元，由被上诉人陆伟、曹绪林承担3000元，由被上诉人中央储备粮广元直属库承担5000元，由上诉人西昌市粮油收储库承担1526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3265元，由上诉人西昌市粮油收储库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夏茂中
审判员 熊剑洪
审判员 吕 晶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日
书记员 王汇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