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兴平市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5)兴行初字第00001号
原告尹强超，男，1982年10月14日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尹陕合，男，1953年5月18日生，汉族，
被告兴平市公安局
法定代表人苏东明，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葛继伟，兴平市公安局法制科科长。
委托代理人曹遂，兴平市公安局丰仪派出所所长。
第三人高俊娥，女，1983年8月24日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冯孟训，男，兴平市南位镇教委退休干部，
原告尹强超诉兴平市公安局不服行政处罚一案，原告于2015年1月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依法受理，于2015年1月12日给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2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尹强超的代理人尹陕合，被告兴平市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葛继伟、曹遂，第三人高俊娥的代理人冯孟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尹强超诉称：原告妻子第三人高俊娥在2012年元月8日生下第二个女儿高玲珑，第三人娘家急用钱，原告怀疑其娘家养母将满月刚过三五天的高玲珑卖掉。原告报案，被告兴平市公安局丰仪派出所2014年7月11日兴公（丰）（2014）6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第三人以13000元将刚生不久的高玲珑卖给了兴平市庄头镇庄头村6组村民张现平、于晓鸽夫妇。原告认为卖娃的主谋是第三人养母，是团伙作案，认为被告查明的卖娃时间不准，娃是尹家后代，尹家有强硬的抚养能力，尹家人没绝，不需要外人收养。既然查明是卖娃，被告为何按收养法处罚？是用法不当，应适用（2010）7号两院两部按拐卖儿童妇女罪论处。原告不服该处罚决定，提出了复议，经咸公复字（2014）第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告的兴公（丰）（2014）6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认为用法不妥，兴公（丰）（2014）6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咸公复中前矛后盾，事实不清，定性不妥，引用法律不当。原告是被卖孩子的父亲，是合法公民，被告的处罚决定侵犯了原告的切身利益，所以原告有诉讼资格。故起诉法院，请求：撤销被告的兴公（丰）（2014）6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咸公复字（2014）第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对第三人拐卖女婴团伙追究刑事责任，适用拐卖儿童罪论处。
被告兴平市公安局辩称，我局于2014年7月11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以出卖亲生子女对第三人高俊娥作出没收违法所得13000元并处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现原告不服提出起诉，我局认为，1、原告尹强超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原告主体资格。因为《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一条第一项规定，原告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我局是对第三人高俊娥作出行政处罚，并未侵犯原告的权益，故原告不具有《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原告主体资格。且我局作出处罚决定后，原告的二女儿高玲珑已由被收养家庭返回到第三人高俊娥身边，至于原告与第三人关于女儿的抚养权之争，应通过民事诉讼来解决。2、我局对第三人作出的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性准确、量罚适当。2013年4月26日，原告代理人尹陕合到我局丰仪派出所报案称，他儿媳妇高俊娥将一岁多的亲生女高玲珑卖给他人。接报后，我局丰仪派出所依法进行了调查。经查，第三人与原告2009年8月23日生育长女尹缘圆，2011年11月17日补办了结婚证，2012年1月8日生育二女儿高玲珑。高玲珑出生后，原告与第三人婚姻关系不和，家庭矛盾激化，第三人连同孩子回其娘家居住，其二人分居。由于生活困难，2012年1月28日，通过他人介绍，第三人将二女儿高玲珑送给兴平市庄头镇庄头村张现平、于晓鸽夫妇抚养，张现平、于晓鸽夫妇给第三人13000元营养补偿费。以上事实有第三人本人陈述、高立团、甘丛莲、张现平、于晓鸽、于会芳、杨青团、杨泰喜等人的证言。我局认为，第三人是由于生活所迫，不是出于非法获利为目的，将亲生女儿送给他人抚养并收取营养补偿费，收养人张现平、于晓鸽夫妇具有抚养目的和抚养能力，根据2010年3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第17条之规定，第三人的行为不能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第三人私自送养亲生女儿收取钱财，属于出卖亲生子女的行政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31条3款，我局对第三人作出了没收非法所得13000元并处5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故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维持我局的处罚决定，以维护法律尊严。
第三人述称，对原告要求撤销被告的行政处罚，对我按拐卖女婴团伙追究刑事责任，适用拐卖儿童罪论处一案，我陈述如下，1、我始终不能承认将亲生女儿卖给别人。事实是，我在医院生第二个女儿时，原告及其家里没人去医院照管我，产后我暂住旅社（有发票）。2012年1月24日，我娘家人送我和孩子回原告家，原告家里把大门锁了，不但不让进门，还大打出手，我哥头被打破住进医院，我被迫打了报警电话，丰仪派出所民警赶来，才平息了事态（有出警记录）。我只好和孩子一直居住在娘家至今。原告一直在南方打工，自我生第二个女儿后，就与我断绝了来往，原告及其家人从没过问过我和孩子的生活，完全遗弃了我母女三人。我一个弱女子带着两个女儿，一个两岁一个刚出生，加之产后虚弱有病，无法生活下去，为了保孩子一条命，我忍疼割肉，将刚出生一个多月的二女儿送给庄头村无子女的张现平、于晓鸽抚养。当时并没有说是卖给他们，更没有说多少钱。事实是2012年1月28日早上，张于夫妇来抱孩子时突然掏出一叠钱给我，我坚决不要，根本没接那钱，他们说生个娃不容易，医院接生住旅社等都要钱，说我身体也有病，这钱是给我的营养费医药费等，始终没说钱数，说完把钱丢在炕上，抱起孩子就走，我妈急忙从中抽出1000元拴在孩子脖子上。过后我才点那钱是12000元。这就是事情的真实过程。孩子被收养的两年间，我和我母亲多次看望孩子，给孩子买衣服玩具食品，给孩子钱，让孩子和大女儿合影留念，两家像亲戚一样来往，世上有这样卖娃的吗？说良心话，我内心始终没有卖孩子的思想，为了生存，我忍痛将自己的亲生骨肉送给别人抚养，这本是人间悲剧，而酿成这一悲剧的真正根源不是我，而是原告，是他遗弃了我和孩子，才使我被迫将孩子送了人，现原告父子以要孩子为名诬告我卖娃，其目的不是真心要娃，而是想把卖娃的罪名强加于我。对于被告的处罚决定，蒙受冤屈的应该是我而不是原告，应当承担责任的不应是我，而应是原告。况且二女儿2014年7月就回到了我身边，原告却连看都没有看一回。如果原告真心要抚养娃，经法庭现在就将娃交给他抚养。对被告的处罚决定，我虽然委屈，也同意该处罚决定。
在审理中，被告向本院提供以下三组证据，第一组是程序方面的证据，证明其作出的行政处罚程序合法；包括：第1份被告丰仪派出所受案登记表，证明原告尹强超及其代理人尹陕合报案及被告接警情况；第2份被告对第三人高俊娥的传唤证，证明被告受案后对第三人依法进行了传唤：第3份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证明被告依据《行政处罚法》对第三人高俊娥进行了处罚前告知；第4份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依据《行政处罚法》的程序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的相关规定，对第三人进行了处罚。第二组处罚的证据方面的证据，证明其处罚证据确凿，包括：第1份证据，证明第三人高俊娥将二女儿高玲珑卖给张现平、于晓鸽夫妇并收取13000元现金的事实：第三人高俊娥2014年7月9日的询问笔录；张现平2014年5月14日的询问笔录；于晓鸽2014年5月14日的询问笔录；第三人母亲甘丛莲2014年7月9日的询问笔录，于会芳2014年6月10日的询问笔录；以上笔录证明第三人高俊娥以营养费的名义收取了张现平、于晓鸽夫妇13000元现金。第2份证据证明第三人高俊娥生活困难：第三人高俊娥2014年7月11日询问笔录；甘丛莲2014年7月9日询问笔录；高立团2014年6月20日询问笔录；杨泰喜2014年5月25日询问笔录；原告尹强超及其代理人尹陕合询问笔录；以上证据证明第三人高俊娥生产后无收入，吃喝没人管，孩子没有奶粉，生活困难的事实。第三组法律适用方面的证据，证明其适用法律正确，包括，第1份，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第17条，要严格区分借送养之名出卖亲生子女与民间送养行为的界限，区分的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获利的目的，应当通过审查将子女“送”人的背景和原因、有无收取钱财及收取钱财的多少、对方是否具有抚养目的及有无抚养能力等事实，综合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获利的目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可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第2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31条，…出卖亲生子女的，由公安部门没收非法所得，并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以上证明被告处罚依据法律正确。
原告质证认为，被告证据中的被询问人均为受益人，他们所说的均与事实不符，不认可被告的所有证据，认为被告的有的证据是谎编滥造，均不认可。
第三人对被告证据无异议。
原告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原告2013年4月离婚案件时的答辩状1份、原告银行卡收支往来情况及给第三人父亲寄1000元的凭据，证明其给第三人高俊娥留有生活费，第三人生活生活并不困难。
被告质证认为，该证据都是2013年原告自己说的，且是与第三人打离婚官司时的证据，不予认可。
第三人高俊娥认为原告的证据是自己所说的，不是证据，不认可。
合议庭合议后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告要求撤销被告的兴公（丰）（2014）6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咸公复字（2014）第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对第三人高俊娥拐卖女婴团伙追究刑事责任，适用拐卖儿童罪论处的请求是否属于行政审判权范围；2、被告作出的兴公（丰）（2014）6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程序是否合法，证据是否确凿，依据法律是否正确。合议庭同时认为，被告提举的第一组证据，能够证明被告在原告及其代理人报案后，依据《行政处罚法》等规定的相关程序，对第三人的行为进行处罚的案件事实，为有效证据。
经审理查明，原告尹强超与第三人高俊娥系夫妻关系，2009年8月生育一女尹缘圆，2011年11月补办了结婚证，2012年1月8日生育二女儿高玲珑。高玲珑出生后，原告与第三人关系不和，第三人高俊娥连同孩子回娘家居住。双方关系存续期间，第三人高俊娥曾于2012年3月、2013年4月两次起诉离婚。第一次双方和好撤诉，第二次判决不准予离婚。2013年4月26日、2014年5月9日，被告兴平市公安局两次分别接到原告代理人尹陕合及原告尹强超的报案称，第三人高俊娥以13000元人民币将刚出生不久的亲生女儿卖给兴平市庄头镇村民张现平、于晓鸽夫妇。被告即传唤询问了第三人高俊娥及相关证人，认定第三人高俊娥于2012年元月28日早9时许，以13000元的价格将刚出生不久的女儿高玲珑卖给了兴平市庄头镇庄头村村民张现平、于晓鸽夫妇，即依据《行政处罚法》的相关程序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三十一条，对高俊娥作出没收违法所得13000元并处罚款500元的兴公（丰）（2014）6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已执行。在被告案件处理过程中，第三人高俊娥的二女儿高玲珑2014年7月回到高俊娥身边生活至今。
被告作出兴公（丰）（2014）6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后，原告尹强超不服向咸阳市公安局提出复议，复议机关维持了该处罚决定书。原告尹强超以定性不妥，引用法律不当，要求撤销被告的兴公（丰）（2014）6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咸公复字（2014）第11号行政复决定书，对第三人高俊娥拐卖女婴团伙追究刑事责任，适用拐卖儿童罪论处，请求法院判决。
本院认为，被告兴平市公安局的兴公（丰）（2014）6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对第三人高俊娥作出的处罚决定，并未侵犯原告尹强超的合法权益，原告尹强超不是该行政处罚案件的行政管理相对人，故原告尹强超不具有《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原告尹强超认为第三人高俊娥拐卖女婴团伙应追究刑事责任，应适用拐卖儿童罪论处，不属于行政审判权限，其应找相关部门申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尹强超的起诉。
诉讼费50元由原告尹强超承担。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陕西省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于惠敏
审判员 南 云
审判员 董建生
二〇一五年四月三日
书记员 藤朝侠
附：法律条款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
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原告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一款第2项：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
（二）起诉人无原告诉讼主体资格的；
三、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第17条，
要严格区分借送养之名出卖亲生子女与民间送养行为的界限，区分的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获利的目的，应当通过审查将子女“送”人的背景和原因、有无收取钱财及收取钱财的多少、对方是否具有抚养目的及有无抚养能力等事实，综合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获利的目的。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属于出卖亲生子女，应当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
（1）将生育作为非法获利手段，生育后即出卖子女的；
（2）明知对方不具有抚养目的，或者根本不考虑对方是否具有抚养目的，为收取钱财将子女“送”给他人的；
（3）为收取明显不属于“营养费”“感谢费”的巨额钱财将子女“送”给他人的；
（4）其他足以反映行为人具有非法获利目的的“送养”行为的。不是出于非法获利目的，而是迫于生活困难，或者受重男轻女思想影响，私自将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子女送给他人抚养，包括收取少量“营养费”“感谢费”的，属于民间送养行为，不能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对私自送养导致子女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害，或者具有其他恶劣情节，符合遗弃罪特征的，可以遗弃罪论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可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修正）第31条
借收养名义拐卖儿童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遗弃婴儿的，由公安部门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出卖亲生子女的，由公安部门没收非法所得，并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以上证明被告处罚依据法律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