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民终146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阿斯特克国龙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金堂县工业集中发展区A区钢城西路。
法定代表人：龙国平，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易遵超，四川金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成都阿斯特克国龙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金堂县赵镇钢城西路（金堂工业园区内）。
法定代表人：张弟琼，监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隆春，四川信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成都阿斯特克国龙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保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成都阿斯特克国龙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筑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四川省金堂县人民法院（2017）川0121民初39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环保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全部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四川泰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运公司）并不是将成都金泰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泰运公司）5000万股权转让给上诉人而是将上诉人的股权及资产恢复原状。上诉人在与泰运公司签订《资产处置及股权转让合同书》后由于泰运公司的原因该转让并没有成功，之后双方又签订了《终正协议书》终止于2016年3月19日签订的《资产处置及股权转让合同书》并约定已经履行的部分按法律规定恢复原状。因此，一审认定泰运公司将股权转让给上诉人并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是极不公平的。二、被上诉人在2011年3月金泰运公司减资时就放弃了上诉人承担责任的权利，2015年7月，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在减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经法院判决上诉人不承担责任，可以看出被上诉人在金泰运公司减资当时就放弃了要求上诉人承担责任的权利。三、被上诉人的追加事实和理由已在诉讼过程中经法院审查并予以否定，法院已经认定了金泰运公司股东和注册资金变化情况，而且被上诉人在诉讼当时已经选择了要求环保公司承担减资责任，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办公室关于股东因公司设立后的增资瑕疵应否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责任问题的复函》（[2003]执他字第33号）的精神，上诉人仅对增资注册之后的债务人承担相应责任，对增资注册之前的债务人不应当承担责任。四、金泰运公司有可供执行的财产，金泰运公司厂房和机器设备包括电动单梁起重机等。因此，一审法院不能在未执行完毕金泰运公司的财产前执行上诉人的财产。
被上诉人建筑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环保公司与泰运公司之间存在股权转让，上诉人将股权转让给了泰运公司，泰运公司又将股权转让给了上诉人。且转让的同时增加了注册资本，且认缴时间在2017年12月30日。二、上诉人在转让股权前承诺增资，但在转让后没有履行，因此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三、[2003]执他字第33号复函与公司法和执行中追加被执行人的司法解释的规定相冲突，在本案中不应适用；四、金泰运公司的厂房没有取得所有权证，占用土地无使用权证，无法确认厂房是否应当属于金泰运公司所有，不能被作为执行财产。在执行阶段被上诉人也提交查询的金泰运公司财产状况表，载明了该公司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建筑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环保公司对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01民终4412号判决书确定的金泰运公司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并立即支付工程款4395185.56元及利息；2.诉讼费由环保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4月20日，建筑公司与成都安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现更名为金泰运公司）签订《施工总包合同》，由建筑公司承建金泰运公司厂房部分基础建设及附属工程。后因金泰运公司欠付工程款，建筑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经一审、二审审理，本院于2017年6月9日作出（2017）川01民终4412号民事判决，确定金泰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建筑公司工程款合计4395185.56元及利息。由于金泰运公司未履行生效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建筑公司遂于2017年7月12日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案号为（2017）川0121执1200号。执行过程中，从银行、不动产登记中心、车辆管理部门信息反馈以及一审法院涉金泰运公司的其他案件，均反映出金泰运公司无可供执行财产（除安装在金泰运公司未办理权属登记的厂房内的电动单梁起重机两套外，该设备在他案拍卖中流标后，申请执行人未接受以物抵债）。2017年7月24日，建筑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追加环保公司、泰运公司为被执行人，被一审法院裁定驳回，遂提起本案诉讼。
另查明，成都安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于2008年4月3日成立，注册资本5000万元，有环保公司等三名股东。2011年3月9日，安电公司将注册资本减为1500万元。另外两名股东于2012年12月5日将其股权转让给环保公司，成都安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3月29日，环保公司将所持成都安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1500万元股权转让给泰运公司，安电公司名称变更为金泰运公司。同日，泰运公司决定注册资金增至5000万元，由其认缴，认缴时间为2017年3月30日。2016年5月13日，泰运公司将所持金泰运公司5000万元股权转让给环保公司，其注册资金5000万元由环保公司认缴，认缴时间仍为2017年3月30日。至今，环保公司对增资部分未履行出资义务。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主要采信了以下证据：（2017）川01民终4412号民事判决书、执行案件受理通知书、财产查询反馈汇总表、不动产查询记录、（2015）金堂执字第187号之二裁定书、金泰运公司章程、股东决定、（2017）川0121执异223号裁定书以及当事人陈述。
一审法院认为，环保公司系金泰运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增资出资义务，由于金泰运公司无财产清偿建筑公司的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环保公司应当在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因此，建筑公司主张由环保公司对本院（2017）川01民终4412号判决确定的金泰运公司的付款义务承担相应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环保公司辩称建筑公司在2011年3月金泰运公司减资时就放弃了环保公司承担责任的权利；建筑公司的追加事实和理由已经法院审查并予以否定，根据民事诉讼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以及相关规定，不应追加环保公司为本案被执行人；本案所涉债权发生在增资瑕疵之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办公室关于股东因公司设立后的增资瑕疵应否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责任问题的复函》的意见，环保公司不承担责任；且环保公司有财产可供执行，应驳回建筑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建筑公司以环保公司未履行增资出资义务为由申请追加环保公司为被执行人被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后，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不是因减资提起的诉讼，也不属于重复诉讼；上述复函意见系2003年的个案答复，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理，实施于2011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及实施于2016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应当优先适用；环保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系一审法院生效裁定认定的事实。因此，环保公司关于驳回诉请的抗辩意见，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三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判决：一、环保公司在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对（2017）川01民终4412号判决确定的金泰运公司的付款义务承担补充责任；二、驳回建筑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保全费5000元，两项合计5050元，由环保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环保公司提交成都安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2012）安电决字第001号《宣布投资失败的决议》复印件、环保公司与泰运公司签订的《资产处置及股权转让合同书》、龙国平与时任金泰运公司法定代表人舒承德以环保公司、泰运公司、舒承德三方名义签订的《终止协议书》，拟证明2016年5月13日作出的股权变更不是股权转让，而是终止2016年3月19日的《资产处置及股权转让合同书》，恢复原股权。建筑公司对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不认可。本院认为，《宣布投资失败的决议》系复印件，无原件核对亦无其他证据印证，其真实性无法确认；《资产处置及股权转让合同书》与一审证据《成都安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时间不一致，虽然内容与环保公司将成都安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给泰运公司这一事实不冲突，但其中具体权利义务系合同相对方之间的约定，与本案没有关联；《终止协议书》虽有原件核对，但没有载明签订时间，且仅有时任金泰运公司法定代表人舒承德和环保公司法定代表人龙国平签名，没有泰运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者委托代理人签名，亦无泰运公司和环保公司公章，在无其他证据印证的情形下，不能证明该协议系泰运公司和环保公司共同的意思表示，本院对该协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本案中，首先，金泰运公司的注册资本经历了从5000万元减资至1500万元再增资至5000万元的过程。本院（2017）川01民终4412号判决确认环保公司不在减资范围内对金泰运公司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针对的是金泰运公司第一阶段的减资过程中的股东责任。本案审理的是金泰运公司第二阶段增资过程中的股东责任，与前案不属于同一事实和理由，故本案不构成重复诉讼。
其次，环保公司主张增资系泰运公司受让金泰运公司股权后做出的决定，因泰运公司无力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双方将金泰运公司的股权恢复原状，而非泰运公司将金泰运公司股权转让给环保公司，环保公司无增资意愿，不应因未缴纳增加的注册资本而承担补充责任。本院认为，因环保公司提交的《终止协议书》无泰运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者委托代理人签名，亦无泰运公司和环保公司公章，在无其他证据印证的情形下，不能证明该协议系泰运公司和环保公司共同的意思表示。现有证据仅能证实环保公司以股权转让的方式重新受让金泰运公司全部股权。同时，即使按照环保公司的主张是泰运公司与环保公司终止股权转让协议，但环保公司明知泰运公司将金泰运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5000万元，其未等待泰运公司将金泰运公司股权及注册资本恢复原状的情况下，同意以股权转让的形式按照变更后的状态受让金泰运公司全部股权，应当视为其对泰运公司增资行为的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八条的规定，环保公司明知泰运公司未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况下受让金泰运公司股权，应当在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向公司债权人承担责任。当然，环保公司可在承担责任后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双方约定向泰运公司主张权利。
再次，环保公司主张根据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办公室关于股东因公司设立后的增资瑕疵应否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责任问题的复函》的规定，其不应当承担补充责任。本院认为，前述复函中明确，公司股东若有增资瑕疵，应承担与公司设立时的出资瑕疵相同的责任，本案中环保公司在增资不足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与前述复函的精神并不相悖。
最后，一审法院执行过程中已经查明金泰运公司无可供执行财产，环保公司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金泰运公司有足以履行全部债务的财产可供执行，因此，环保公司以金泰运公司尚有可供执行财产为由主张不承担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环保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成都阿斯特克国龙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邱寒
审判员 胡瑜
审判员 谢芳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黄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