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辽民终94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任丘市华北石油冀东石化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沧州市任丘市建设路。组织机构代码：60101792-4。
法定代表人：刘纪刚，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震，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长征，北京市国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沈大路***号。组织机构代码：24265259-7。
法定代表人：李惠武，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章明，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飞，辽宁百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任丘市华北石油冀东石化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冀东石化）因与被上诉人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蜡化）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辽01民初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0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1月24日、2017年6月29日开庭进行了审理。冀东石化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震、刘长征，沈阳蜡化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飞、林章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冀东石化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判令支持冀东石化在一审的诉讼请求；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沈阳蜡化承担。事实与理由：
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合同载明签订日期为2008年2月1日，合同首部的传真日期标号显示为2008年3月14日12时18分，传真标记日期与合同日期不符；合同落款处没有双方经办代表签字，隐约可见在需方加盖公章有“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供应处”字样，也并非沈阳蜡化同期使用的“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合同中约定供货前，供方提供样品送抚顺石化研究所分析并以此为验收标准，这与冀东石化的庭审陈述的交易习惯不一致；关红军于2008年3月份离职，截止到2015年还保留这份《供应合同》复印件与常理不符，关红军否认其向河北省任丘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提供《供应合同》，询问笔录中也没有关红军提供该合同的记载。《供应合同》无论从证据来源、证据形式还是证明内容均存在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的重大瑕疵，认定冀东石化与沈阳蜡化签订的《供应合同》，不具有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证明效力是错误的，依据为：首先，合同成立以后再发出的传真，就会形成传真日期与合同签订日期不一致的情况，这是常识。从本案《供应合同》双方公章完整性看，是合同成立后发出去的传真。其次，一审法院已经认定：合同落款处可见在需方加盖有“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供应处”字样公章。该印章是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供应处使用的印章，且已经履行。那么合同中是否由代表人签字不影响合同的效力。而且沈阳蜡化在庭审时对“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供应处”的印章印迹的真实性并没有否认。再次，冀东石化发运至沈阳蜡化处三批次燃料油，是沈阳蜡化委托检测机构进行化验，化验结果双方认可，这完全符合交易习惯。一审法院以合同约定的检验机构与冀东石化所述检验不一致，认定合同不具有效力，没有法律依据。第四，关红军时任沈阳蜡化供应处处长时与冀东石化签订的《供应合同》，其是当时的经办人，其保存合同复印件没有什么违反常理的地方。对自己在以前工作中的材料是否保留，是根据每一个人的性格、工作习惯以及对遗留的工作，在以后能够充分说明而保留相关证据等等情况决定的。而不是离开了工作岗位就将所有的材料丢弃，这也是常理。第五，对于《供应合同》的来源，河北省任丘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出具的“举报案件检查情况反馈”中明确说明是关红军提供的。第六，一审法院认定合同中所加盖的沈阳蜡化供应处字样的印章并非沈阳蜡化同期使用沈阳蜡化合同专用章，存在以下两点错误：（1）两枚印章没有可比性，是完全不同的两枚印章。（2）沈阳蜡化供应处印章一审法院对该枚印章没有进行核实，沈阳蜡化也未提出异议，一审法院认定属于主观臆断。上述说明，一审法院认定冀东石化与沈阳蜡化签订的《供应合同》，不具有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证明效力是错误的，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2、一审法院认定：“河北省任丘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接到不明群众举报冀东石化虚开14张增值税发票。河北省任丘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调查后做出《举报案件检查情况反馈》。本案一审经质证查明的事实与《情况反馈》所认定的内容相冲突；《情况反馈》的调查程序是否中立严谨，结论是否客观公允，均有待商榷且不能排除合理怀疑。河北省任丘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的证实材料不能反映案涉纠纷的真实情况，对“证实材料”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定”，没有法律依据，理由为：首先，一审法院的该部分认定存在以下错误：（1）河北省任丘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接到不明群众举报。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证实河北省任丘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接到不明群众举报。根据河北省任丘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做出的“举报案件检查情况反馈”，说明是有名举报人。否则，“举报案件检查情况反馈”就没有具体的反馈人。（2）《情况反馈》的调查程序是否中立严谨，结论是否客观公允。河北省任丘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依据《税收征收管理法》、《增值税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冀东石化开具的本案14张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否虚开进行立案调查。其立案调查是依法独立行使税法赋予的调查权，不存在“中立”之说，更不是《情况反馈》的调查程序。一审法院对河北省任丘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依法独立行使税法赋予的调查权，理解为《情况反馈》的调查程序及是否中立调查，显属错误。上述说明，一审法院对该事实主观臆断，导致认定事实的错误。其次，《举报案件检查情况反馈》是河北省任丘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对案件调查核实的结果，向举报人反馈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冀东石化代理人在河北省任丘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调取的证据，然后向一审法院举证。该《情况反馈》不是河北省任丘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直接向一审法院出具的证明。一审法院依据民诉法第六十七条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进行核实符合法律规定，但直接否定河北省任丘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依据税法对案件调查核实的结果，没有法律依据。3.一审法院认定：“冀东石化提供从安达市翼达精细化工经销公司等7家购进油品时取得的增值税发票和付款凭证、购进油品的运费发票等证据待证事实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定”，是错误的。冀东石化提供从安达市翼达精细化工经销公司等7家购进油品时取得的增值税发票和付款凭证、购进油品的运费发票等证据，充分证实冀东石化为沈阳蜡化开具14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货物交易行为的原料原产地采购环节的证据，是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否具有实际货物交易行为的重要环节的证据，一审法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是错误的。4.一审法院认为：铁路运费时间与合同成立时间不符，铁路运费收据的时间是2008年1月3日和1月16日，在合同成立之前。对该份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定，是错误的。首先，铁路运费收据是中介公司（哈尔滨瑞威物流有限公司肇东分公司）给出具的收据，该收据只能说明冀东石化委托中介公司代理申请车皮，不是铁路部们实际收取的铁路运费票据。其次，中介公司收取冀东石化的运费后，再向铁路部门申请车皮。中介公司收费到申请车皮是有时间间隔的。且本案的买卖关系事先有口头约定，后补的合同。再次，冀东石化同时提交2008年2月3日的铁路运费收据，一审法院将该份票据主观回避，没有对该份证据是有效还是无效进行认定，显属违法行为。
二、一审法院对14张河北增值税专用发票第一联（冀东石化开具，沈阳蜡化为受票方，金额总计为14,026,148.08元）、3张银行联网业务入账通知证据认定错误。（一）一审庭审调查的事实情况：冀东石化在庭审中向一审法院出示：14张河北增值税专用发票第一联（冀东石化开具，沈阳蜡化为受票方，金额总计为14,026,148.08元）、3张银行联网业务入账通知（沈阳蜡化向冀东石化转账付款总计5,834,488.08元）。沈阳蜡化在庭审中向一审法院出示：14张河北增值税专用发票第三联（冀东石化开具，沈阳蜡化为受票方，金额总计为14,026,148.08元）、3张银行电子转账凭证（沈阳蜡化向冀东石化转账付款总计5,834,488.08元）和其他证据，并当庭进行当事人陈述和庭审调查回答（沈阳蜡化自述金额总计为14,026,148.08元的14张河北增值税专用发票对应货物，即2,941.028吨燃料油，已经全部收到并入库。但辩称该2,941.028吨燃料油全部为黑龙江汇中锅炉燃料油有限公司的货物，冀东石化提供14张虚开的河北增值税专用发票）。（二）在一审庭审调查基础上的案情分析和理由：根据双方各自提供的证据和双方当庭的当事人陈述，我方认为双方对于14张河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具、交付、入账、税款抵扣及沈阳蜡化向冀东石化转账付款总计5,834,488.08元的事实均无异议。由此，冀东石化与沈阳蜡化之间必然存在有关联的法律关系。但有关联的法律关系仅存在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冀东石化提供14张虚开的河北增值税专用发票，沈阳蜡化接受14张虚开的河北增值税专用发票入账并进行税款抵扣（系沈阳蜡化的主张）。第二种可能，双方真实存在买卖燃料油的事实（系冀东石化的主张）。第一、一审法院认为第一种可能（沈阳蜡化接受14张虚开的河北增值税专用发票入账并进行税款抵扣）具有“合理性”，予以采信。冀东石化认为完全错误。1.增值税专用发票，是指国家税务部门根据增值税征收管理需要，兼记价款及货物或劳务所负担的增值税税额而设定的一种专用发票。它不仅具有其他发票所具有的记载商品或者劳务的销售额以作为财产收支记账凭证的功能，而且是兼记销货方纳税义务和购货方进项税额的依据，是购货方据以抵扣税款的证明。增值税专用发票一般分为：发票联，归购货方记账时使用；抵扣联，由购货方交税务机关作为抵扣税款的凭证；记账联，由售货方记账时使用。增值税发票的内容主要包括发票名称、号码、联次，购货人单位、地址、税务登记号，税款金额、商品名称或经营项目等。沈阳蜡化在庭审中陈述其已经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税款，并获得税务机关的批准。同时，沈阳蜡化的财务情况每年都会进行季度、半年度和年度的审计，并进行公告（沈阳蜡化的年度财务审计单位，即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系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的中国分公司）。但是，税务机关、相关司法机关以及审计会计师事务所至今未作出沈阳蜡化使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认定和处罚，则证明沈阳蜡化不存在使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2.沈阳蜡化对于其主张的抗辩理由负有举证义务，但是沈阳蜡化根本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入账并进行税款抵扣的14张河北增值税专用发票为虚开。一审法院庭审中要求沈阳蜡化限期提供河北增值税专用发票对应的燃料油为黑龙江汇中锅炉燃料油有限公司的证据，但沈阳蜡化未能提供。3.沈阳蜡化的抗辩理由（即冀东石化提供14张虚开的河北增值税专用发票，沈阳蜡化接受14张虚开的河北增值税专用发票入账并进行税款抵扣）涉嫌违反国家刑法和税法等多项规定。其中，（1）沈阳蜡化接受14张虚开的河北增值税专用发票入账并进行税款抵扣的行为（即抗辩理由）如果成立，则冀东石化和沈阳蜡化均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而且属于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应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2）沈阳蜡化接受14张虚开的河北增值税专用发票入账并进行税款抵扣的行为（即抗辩理由）如果成立，但是沈阳蜡化从未对于接受虚开14,026,148.08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财务入账及税款抵扣的情况进行披露。所以，沈阳蜡化和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系中国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股票代码000698；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100%控股沈阳蜡化，沈阳蜡化与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合并财务会计报表，并定期进行财务业绩公告）因向公众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涉嫌不披露重要信息犯罪（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条），并违反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应同时接受行政处罚。（3）沈阳蜡化接受14张虚开的河北增值税专用发票入账并进行税款抵扣的行为（即抗辩理由）如果成立，则一审法院应当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即“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举报。”，有义务向司法机关举报，并且中止审理本案。（4）沈阳蜡化接受14张虚开的河北增值税专用发票入账并进行税款抵扣的行为（即抗辩理由）如果成立，则沈阳蜡化同时违反《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7]134号）的第二条“在货物交易中，购货方从销售方取得第三方开具的专用发票，或者从销货地以外的地区取得专用发票，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税款或者申请出口退税的，应当按偷税、骗取出口退税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有关规定追缴税款，处以偷税、骗取数额五倍以下的罚款。”和第四条“利用虚开的专用发票进行偷税、骗税，构成犯罪的，税务机关依法进行追缴税款等行政处理，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应该被追究相应的行政和刑事责任。根据以上分析，沈阳蜡化接受14张虚开的河北增值税专用发票入账并进行税款抵扣的抗辩理由没有任何证据，并且违反了刑法、税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不应被采信。第二、一审法院认为“冀东石化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与沈阳蜡化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并没有否定双方买卖合同关系存在的可能。经过上述分析，一审法院予以采信的第一种可能（系沈阳蜡化的主张）并不成立，而第二种可能，即双方真实存在买卖燃料油的事实（系冀东石化的主张）合法合情合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的，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该条法律规定主要核心为“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存在”。而沈阳蜡化自述金额总计为14,026,148.08元的14张河北增值税专用发票对应货物，即燃料油，已经全部收到并入库。沈阳蜡化已自认收到冀东石化开具的14张河北增值税专用发票第三联及其对应案涉燃料油2,941.028吨，冀东石化已完成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举证义务。所以，一审法院认为“不能以冀东石化给沈阳蜡化开具了14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就认定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向沈阳蜡化交付了货物”，系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法院对沈阳蜡化与汇中公司往来认定混乱，依据为：1.一审法院认定：“沈阳蜡化在原审时提交汇中公司给其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只有19张，但庭审中沈阳蜡化确认2008年2月至4月进油6307.146吨，价税总计22,068,843.00元；与冀东石化提供汇中公司向沈阳蜡化开具25张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面金额22,068,843.08元”能够相互印证，是错误的。冀东石化举证汇中公司在2008年2月至4月间发油4386.927吨，开具25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对应的票面金额为22,068,843.08元。冀东石化所举证的与一审法院所认定的上述事实相差甚远，不知一审法院是如何计算的？一审法院认定的上述事实没有事实依据，显属错误。由此也说明，沈阳蜡化虚构、隐瞒本案的客观事实。2.一审法院认定：“汇中公司向沈阳蜡化开具25张增值税发票，票面金额为22,068,843.08元；冀东石化向沈阳蜡化开具的14张河北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面金额总计为14,026,148.08元，票面金额共计36,094,991.16元。已支付汇中公司31,133,514.36元，其中5,834,488.08元汇入冀东石化公司账户，在2008年1月7日向汇中公司支付预付款500万元。31,133,514.36元+500万元=36,133,514.36元。沈阳蜡化提供的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沈阳蜡化与汇中公司建立的买卖合同关系，上述业务已经履行完毕”没有事实依据，理由为：第一，一审法院认定，沈阳蜡化2008年2月至4月收到燃料油6307.146吨。而汇中公司的25张增值税发票对应的燃料油的数量为4386.927吨，冀东石化向沈阳蜡化开具的14张河北增值税专用发票对应的燃料油的数量为2941.028吨，二者相加为：7327.955吨。与一审法院认的吨数不符。第二，沈阳蜡化在一审庭审时也只是举证其与汇中公司的合同及汇中公司向其开具的19张增值税发票。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冀东石化开具发票的行为与汇中公司有关联，一审法院就将冀东石化与沈阳蜡化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认定沈阳蜡化与汇中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缺乏事实依据。第三，只有沈阳蜡化陈述，是汇中公司将冀东石化开具的14张河北增值税专用发票交付给沈阳蜡化，沈阳蜡化按照汇中公司的要求将燃料油款5,834,488.08元汇入冀东石化公司账户，在没有任何证据证实的前提下，一审法院给予认定，显属错误。第四，在一审时，沈阳蜡化没有举证其向汇中公司支付500万元预付款的证据。
三、一审法院认定冀东石化承担举证责任，违背《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一条的立法本意。上述规定立法本意为：解释第一条在举证责任方面，并没有机械地适用《民事证据规则》第二条与第五条的规定，而是根据该规定第七条，即“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以本规定及其他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承担”的精神，进行了合理的安排，要求法官不能根据被告的否定性抗辩，直接否定合同成立的事实，而是要具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及其他相关证据作出认定。这里的相关证据，是指证明双方当事人就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达成一致的电话录音，与当事人无利害关系的第三人的证人证言。当然必要时也不排除人民法院要求对方当事人就买卖合同不成立事实举证的可能。冀东石化在一审举证从燃料油的原产地、运输到加工地、加工成燃料油、储存、销售运输、结算开具增值税发票、支付部分货款的证据，同时还有当时在场的第三人证实，上述证据已经形成证据链条，且买卖合同的标的物已经交付，冀东石化的举证责任已经完成。冀东石化与沈阳蜡化之间存在购销燃料油事实确实、充分。对此，沈阳蜡化以其与汇中公司形成的买卖合同关系，一审法院仅凭沈阳蜡化的陈述，在没有充分证据证实的前提下就给与认定，显属错误。一审法院应当依据上述法律规定的立法本意，要求沈阳蜡化将其所述与汇中公司在2008年2月至4月所有购买燃料油的检斤单、检质单、入库单等证据举证。综上所述，冀东石化销售给沈阳蜡化燃料油2,941.028吨，并给其开具对应的14张河北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为14,026,148.08元。沈阳蜡化承认收到该14张河北增值税专用发票第三联和对应的2,941.028吨燃料油，并以此为扣税凭证抵扣相应款项的进项税额，而且向冀东石化支付部分货款5,834,488.08元，尚欠冀东石化货款8,191,660元及利息。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冀东石化特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公正判决，支持冀东石化的请求。
沈阳蜡化答辩称：冀东石化的上诉请求不成立，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理由如下：（一）冀东石化提供的《供应合同》是虚假的，不能作为认定买卖关系的依据。1、沈阳蜡化和冀东石化未签订过《供应合同》。2、《供应合同》是复印件，沈阳蜡化不予认可，不具备证明力。《供应合同》印章无法准确辨别，即使是供应处字样的印章，沈阳蜡化也从未在庭审上认可印章的真实性。沈阳蜡化对外签订合同均是公章或合同章。3、《供应合同》第十二条写明合同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两份，如果真如冀东石化所说，冀东石化应当存有两份合同原件，而冀东石化未提供合同原件，与合同约定相矛盾。冀东石化上诉称“从本案《供应合同》双方公章完整性看，是合同成立后发出去的传真。”这种逻辑关系不成立，也与事实不符。4、关宏军保存合同复印件不符合常理。沈阳蜡化对合同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和人员。作为供应处处长，关宏军不可能对签订的合同还要复印留存，即使留存，也是留存在工作岗位，离职后正常办理交接。沈阳蜡化每年签订成百上千份合同，关宏军也不可能留存，且关宏军本人否认其向河北省任丘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提供该份合同。因此，河北省任丘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认定是关宏军提供的合同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常理。（二）河北省任丘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出具的材料不具有合法性，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1、程序违法。首先，被调查对象错误。河北省任丘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调查的事实与沈阳蜡化直接相关，但却没有找沈阳蜡化调查核实。尽管关宏军曾经任供应处处长，但在被调查时已不是沈阳蜡化员工，不能代表沈阳蜡化，不能据此形成调查结论。其次，《税务稽查工作规程》（国税发〔2009〕157号）第二十六条二款规定：“提取证据材料复制件的，应当由原件保存单位或者个人在复制件上注明‘与原件核对无误，原件存于我处’，并由提供人签章。”根据该条规定，河北省任丘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无权依据复印件做出调查结论，复印件必须与原件核实后才能作为事实认定依据。河北省任丘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根据供应合同复印件认定沈阳蜡化与冀东石化存在买卖关系违反稽查工作规程。2、从河北省任丘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的案件调查启动到结果反馈，可以看出冀东石化利用公权力办私案，借行政机关名义形成民事诉讼证据表面的合法性，但其程序和实质内容违法。从举报的时间点和内容上看，如果不是冀东石化安排，不可能有所谓的群众在冀东石化诉讼期间，针对诉讼争议焦点，对七年前发生的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事情进行举报。从举报反馈内容上看，反馈结果不但与事实不符，也与其调查笔录不符。（三）一审法院是依据证据规则依法裁判，并非是冀东石化所称的两种可能性中排除一种可能的方式去认定案件事实。1、冀东石化称“冀东石化与沈阳蜡化之间必然存在有关联的法律关系”这一前提就是错误的。沈阳蜡化已经明确表示是与汇中公司存在法律关系，而不是冀东石化。沈阳蜡化的付款是按照汇中公司的要求支付，14张发票是汇中公司提供的发票。2、冀东石化称因为沈阳蜡化可能违反税务法律法规而没有受到处理，所以沈阳蜡化就与冀东石化存在真实的买卖关系，这种因果关系是不成立的。买卖关系的成立，应依据买卖合同、送货、收货等相关证据认定，冀东石化不能提供买卖合同、发货单据、收货单据、结算单据等这些买卖关系构成要件中最基础的直接证据，而用排除法进行认定不符合合同法规定，不符合举证规则。3、关于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八条的规定，冀东石化认为其已完成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举证义务，但从其提供的证据看，仍然是14张增值税发票，从其上诉状看，其仍然主张14张增值税发票对应的货物已经入库。根本没有发票以外交付燃料油的证据。因此，冀东石化仍然属于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八条不能“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的情况。4、冀东石化提供的运费票据与其提供的供应合同时间不符，运费收据显示的付款单位是汇中公司，更加证明沈阳蜡化主张的真实性。（四）冀东石化无权向沈阳蜡化主张权利，退一步讲，即使有权主张，也已经超过诉讼时效。1、冀东石化在原二审庭审期间已明确主张其开具发票后就应当支付货款。《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冀东开具的最后三张发票及其主张的最后销售燃料油时间均是2008年4月21日，而直到2013年4月13日向沈阳蜡化发送往来对账函。因此，无论按照冀东石化自认的应付款时间还是合同法的规定的付款时间，均超过了诉讼时效。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的是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在诉讼时效期间主张权利才产生中断，而冀东石化向沈阳蜡化发送对账函时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不存在中断的问题，不应当适用第十条的规定。而且，沈阳蜡化回复不拖欠货款，也不导致重新确认债务的问题。因此，冀东石化的权利主张超过了诉讼时效。综上所述，冀东石化的上诉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二审法院予以驳回。
冀东石化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请求法院判令沈阳蜡化支付冀东石化未付货款8,191,660元及利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沈阳蜡化与汇中公司于2008年1月7日签订了《协议书》一份，约定：沈阳蜡化每月以承兑汇票的方式向汇中公司预付500万元货款，汇中公司保证向沈阳蜡化供油不少于5000吨，协议还约定每批油发出后，汇中公司将发车信息及发出量及时通知沈阳蜡化，沈阳蜡化收到油后支付80%货款，待汇中公司提供相应增值税发票后付清全部油款。汇中公司于2008年6月25日之前以油品结清全部预付款，并提供相应发票，使双方账目持平。下半年可根据运作情况再行议定。根据冀东石化提供的证据显示，2008年2月至2008年5月之间，汇中公司向沈阳蜡化开具了25张增值税发票，票面金额合计为22,068,843.08元；冀东石化也向沈阳蜡化开具了14张增值税发票，票面金额合计14,026,148.08元，上述增值税发票票面金额合计36,094,991.16元。2008年2月至5月，沈阳蜡化向汇中公司账户支付油品货款25,299,026.28元，向冀东石化公司账户汇入5,834,488.08元，以上款项合计31,133,514.36元。
根据业已生效的原审法院作出的（2009）沈中民三终字第1163号民事判决书，2008年7月1日沈阳蜡化与汇中公司又签订《协议书》一份，就散油购销事宜作出约定，沈阳蜡化预付汇中公司500万元货款，汇中公司保证专款专用，用于购买散油，并保证每月最低限度向沈阳蜡化提供散油3000吨。预付款运行周期截止到2008年12月31日，该协议签订后，汇中公司并未按协议约定向沈阳蜡化提供油品，至今仍欠沈阳蜡化预付货款500万元未予返还。
又查明：2007年冀东石化与汇中公司签订《仓储转运协议》，该协议约定：汇中公司利用现有的储油罐，为冀东石化储存渣油、油浆等油品。2008年2月1日，冀东石化与汇中公司签订了《委托生产加工合同》，该合同约定：冀东石化委托汇中公司加工燃料油，冀东石化提供原料，汇中公司负责加工，冀东石化支付汇中公司加工费每吨200元。然而，在上述协议中，并没有提及冀东石化委托汇中公司向沈阳蜡化运输货物燃油的事宜。而且庭审时，冀东石化对其在2008年2月、3月期间通过汇中公司卖出多少吨仓储燃油并不清楚，案涉三批货物是冀东石化从七家公司购买燃油储存在汇中公司储油管，由汇中公司提炼成合格油后发出，因从汇中公司油管中进行输出，冀东石化亦承认不能提供其委托汇中公司向沈阳蜡化发货的出库凭证及由其承担运费的直接证据，收款时间是依据沈阳蜡化的汇款时间，发货时间是依据向沈阳蜡化开具增值税发票时间作为依据。案涉三笔货物冀东石化主张与汇中公司已经结算仓储费用、加工费用，虽然没有汇中公司签字确认，但冀东石化主张根据汇中公司的明细账记载2008年1月至10月向汇中公司交纳的仓储费用，共计5044.678吨，帐号是汇中公司。
另查明：冀东石化主张案涉货款业务发生在2008年的2月至4月间，之前没有向被告沈阳蜡化出售过燃油。案涉买卖的交易模式是先发货后结算，冀东石化时任经理刘纪刚与沈阳蜡化时任供应处长关宏军共同商定，冀东石化向沈阳蜡化发送3批燃油，第一次发运燃油1100吨，单价4800元，共计货款528万元，沈阳蜡化于2008年2月29日支付货款300万元，欠228万元；第二次2008年3月25日发运燃油1257.87吨，当时单价4700元，合计货款5,911,660元，该货款沈阳蜡化没有给付；第三次2008年4月发运燃油583.228吨，单价4860元，该货款沈阳蜡化分两次给付，其中2008年4月15日给付200万元，2008年4月23日又给付834,488.08元，沈阳蜡化只拖欠第二笔货款以及第一笔部分货款。
再查明：冀东石化主张案涉款项是2008年4月23日最后一笔货款开始拖欠，欠款形成后，多次向沈阳蜡化索要，从2009年冀东石化法人以薛某薛爱峰到沈阳蜡化登门多次索要货款。冀东石化于2013年4月13日向沈阳蜡化发出对帐函，沈阳蜡化于2013年4月19日在回函中称“经核查，我公司不欠贵公司货款”。2015年6月4日、6日刘纪刚与樊凯的通话录音可以证明向沈阳蜡化多次追要欠款，两名证薛某薛爱峰、李继太可以证明去沈阳蜡化对账，多次索要不给才于2014年10月30日起诉来院。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诉争焦点为：一、冀东石化与沈阳蜡化是否存在案涉货款的买卖合同关系，冀东石化提供双方已达成买卖合意的证据应如何认定；二、沈阳蜡化应否按照冀东石化所主张的增值税发票的差额承担给付货款的责任；三、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本案冀东石化主张自己从案外人安达市翼达精细化工经销公司等七家公司处购买原料，并委托汇中公司加工、存储、运输燃料油，然后再卖给沈阳蜡化，并依据14张增值税发票及3笔沈阳蜡化的付款进账单为凭，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沈阳蜡化应给付欠款。对此情节，沈阳蜡化予以否认，抗辩主张从未与冀东石化签订过任何买卖合同，亦未发生过买卖交易事实，案涉燃油款是与汇中公司发生业务，沈阳蜡化与汇中公司有长期油品买卖业务关系，因为汇中公司在肇东地区是唯一一家有出卖油品资质的公司也便于质量管控，冀东石化开具的14张增值税发票是因替汇中公司代开并由汇中公司转交给沈阳蜡化，向冀东石化汇款5,834,488.08元也是沈阳蜡化根据汇中公司的要求将应支付给汇中公司的货款直接汇给冀东石化。
原审法院认为，对于买卖合同关系成立的判断标准，一是证明买卖合同成立的法律要件已经具备；二是证明合同已经履行且为相对人所接受。现冀东石化主张与沈阳蜡化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冀东石化作为主张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负有证明其与沈阳蜡化订立买卖合同和生效履行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关于冀东石化提供与沈阳蜡化签订的《供应合同》的证明效力问题，2015年4月2日原一审第一次庭审时，冀东石化并未提供证明与汇中公司有贸易往来的买卖合同，冀东石化陈述与沈阳蜡化通过传真签署《供应合同》，但没有合同原件，盖有公章的传真合同原件也没有保留。现冀东石化举证与沈阳蜡化签订的《供应合同》是其委托代理人刘长征去河北省任丘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从卷宗复制调取过来的，在河北省任丘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举报案件看到的《供应合同》是复印件，河北省任丘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工作人员说是由关宏军提供的，在河北省任丘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举报案件情况反馈》第一页第三段也记载由关宏军提供了该份《供应合同》。经审查该《供应合同》系复印件，合同载明签订日期为2008年2月1日，有效期至2008年2月29日，合同首部的传真日期标号显示为2008年3月14日12时18分，传真标记日期与合同签订日期不符；合同落款处并无双方经办代表签字，隐约可见在需方加盖公章有“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供应处”字样，也并非沈阳蜡化同期使用的“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合同中约定供货前，供方提供样品送抚顺石化研究院分析并以此为验收标准，这与冀东石化的庭审陈述的交易习惯不一致。所谓提供人关宏军2008年3月已经从沈阳蜡化供应处离职，其截止到2015年还专门保留这份《供应合同》的复印件也与常理不符，现关宏军经庭审质证明确否认其向河北省任丘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提供了该份合同，在2015年6月15日河北省任丘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对关宏军的《询问笔录》中也没有关宏军提供该合同的陈述和记载，故该《供应合同》无论从证据来源、证据形式还是证明内容均存在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的重大瑕疵，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原审认定该《供应合同》（复印件）不具有证明冀东石化与沈阳蜡化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证明效力。
关于河北省任丘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出具证实材料的证明效力问题，本案第一次庭审结束后至判决前，河北省任丘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接到不明群众书信举报冀东石化2008年向沈阳蜡化虚开案涉14张增值税发票，举报信附14份发票复印件，河北省任丘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按照举报线索对冀东石化法定代表人刘纪刚和沈阳蜡化原供应处处长关宏军进行询问，该局在《举报案件检查情况反馈》及《询问笔录》中确认：“刘纪刚和关宏军都承认2008年冀东石化向沈阳蜡化供应燃用油，关宏军提供了《供应合同》，沈阳蜡化已分3次将货款汇入冀东石化，货款共计5,834,488.08元，余款8,191,660元未付。刘纪刚提供了购进油品时取得的增值税发票和付款凭证、购进油品的运费发票、仓储协议以及向沈阳蜡化运输燃料油的运费收据。通过以上调查没有证据证明冀东石化与沈阳蜡化的业务不真实。”对该《情况反馈》，沈阳蜡化抗辩认为：“河北省任丘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出具的虚假证据不应当被采纳。冀东石化利用任丘市当地稽查局出具虚假证据干预民事纠纷，又利用当地公安局到沈阳蜡化进行所谓核实情况，违法办案。种种事实表明，不排除冀东石化利用特殊关系，启动税务、公安程序违法帮助冀东石化调查取证，出具虚假证据。无论该证据本身还是关宏军的证人证言，均能够认定该份证据的违法性，且与事实严重不符，不应当予以采纳”。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对有关单位和个人提出的证明文书，应当辨别真伪，审查确定其效力”，本案一审经庭审质证查明的事实与河北省任丘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检查所谓冀东石化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的《情况反馈》所认定的内容相互冲突，河北省任丘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在没有审查《供应合同》是否存在原件及对沈阳蜡化进行询问的情况下，仅凭冀东石化法定代表人刘纪刚的证言和已经从沈阳蜡化离职7年之久的原供应处处长关宏军的询问，对该案作出冀东石化与沈阳蜡化买卖合同关系成立的结论性认定和表述，并对本案二审审理和发回后重审的事实审理形成影响，河北省任丘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情况反馈》的调查程序是否中立严谨，结论是否客观公允，均有待商榷且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四条：“人民法院应当组织当事人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进行质证，并针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说明和辩论。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与待证事实相关联、来源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应当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综上，河北省任丘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的证实材料不能反映案涉纠纷的真实情况，对河北省任丘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该证实材料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定。
关于冀东石化提供从七家购进油品时取得的增值税发票和付款凭证、购进油品的运费发票以及向沈阳蜡化运输燃料油的运费收据的证明效力问题，经审查认为，对冀东石化提供的安达市翼达精细化工经销公司发票、大庆宏利石化科技有限公司发票、安达市沥青储运有限公司发票、大庆市天业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发票、蓝星石油有限公司大庆分公司发票、大庆祥瑞石油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发票、大庆油田飞马有限公司发票及运输发票等，可以证明冀东石化在上述公司购买抽出油、铝箔油、油浆、燃料油、污油、铝箔油等油品的事实，但不能证明冀东石化将上述油品卖给沈阳蜡化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上述证据待证事实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定。关于冀东石化提供的运费收据证明冀东石化将购买的油品卖给沈阳蜡化从而认定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原审法院认为，运费收据时间与冀东石化主张买卖合同成立时间不符，冀东石化在一审起诉状中称2008年2月至4月期间向沈阳蜡化供燃料油，冀东石化提交的所谓《供应合同》的签订时间是2008年2月1日，而铁路运费收据其中两张收据的时间是2008年1月3日和2008年1月16日，明显与冀东石化主张的送货时间矛盾。且运费收据显示交款单位是汇中公司，故对该份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定。
关于冀东石化依据14张增值税发票和3张转款凭证主张与沈阳蜡化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欠付货款问题，本案中，冀东石化为证明与沈阳蜡化存在买卖关系及欠付货款金额，提供14张增值税发票及3张收款凭证。而沈阳蜡化抗辩主张接受冀东石化发票是因为冀东石化欠汇中公司发票而直接由冀东石化代汇中公司向沈阳蜡化开具，并提供了沈阳蜡化与汇中公司的协议书等证据，证明汇中公司与沈阳蜡化之间的买卖关系。原审法院认为，增值税发票的开具与抵扣是我国税收征管的一种凭证及措施，其主要功能是用以抵扣税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一款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发票的开具与现实的买卖交易行为之间并非必然的、绝对的对应关系，现实生活中有的企业为逃避税费，也确实存在代开发票并无实际买卖关系的情形，即发票与实际交易相分离的现象。发票对买卖合同的成立具有证明力，但属于证明买卖合同成立的间接证据，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来对买卖合同的成立与否作出判断。
本案中，冀东石化主张案涉货物是直接发货到沈阳蜡化，沈阳蜡化收到货物后通知冀东石化确认后就开发票。冀东石化是以汇中公司名义发货的故没有发货凭证，对沈阳蜡化如何区别接收到的货物是冀东石化发运的还是汇中公司发运的，冀东石化主张双方通过电话进行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本案审理中，冀东石化始终主张汇中公司是受其委托向沈阳蜡化发送燃油的，现冀东石化只能提供其给沈阳蜡化开具的十四张增值税发票，在冀东石化不能提供买卖合同、发货单据、收货单据、结算单据等能证明双方存在买卖交易的情况下，汇中公司向沈阳蜡化发送燃油是受其委托的举证责任应由冀东石化承担。而且，从沈阳蜡化向冀东石化付款的金额来看，只占目前已查明的汇中公司与沈阳蜡化交易金额的一小部分，沈阳蜡化付款凭证与冀东石化提供增值税发票并非一一对应关系，冀东石化主张发货的燃油与汇中公司发货的燃油混同，并且冀东石化亦不能提供其委托汇中公司代其向沈阳蜡化发货及承担运费的书面证据。本案中，冀东石化不能提供证据排除沈阳蜡化基于出卖人汇中公司的指示从而接受冀东石化发票并给付款项的可能，依据现有证据分析，沈阳蜡化的抗辩理由更具有合理性，故对于沈阳蜡化的抗辩理由予以采信。
另，虽然沈阳蜡化提供由汇中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只有19张，但庭审中沈阳蜡化确认2008年2月至4月进油6307.146吨，价税总计22,068,843.00元；这与庭审中冀东石化提供的汇中公司向沈阳蜡化开具的25张增值税发票，票面金额合计为22,068,843.08元能够相互印证；由于冀东石化也向沈阳蜡化开具了14张增值税发票，票面金额合计14,026,148.08元，上述增值税发票票面金额共计36,094,991.16元。而同期2008年2月至5月沈阳蜡化主张共向汇中公司支付油品货款31,133,514.36元，虽然其中有5,834,488.08元汇入冀东石化公司账户，因为在2008年1月7日签订的协议书中沈阳蜡化已经向汇中公司预付货款500万元，故沈阳蜡化实际支付汇中公司的货款应为31,133,514.36元+5,000,000元=36,133,514.36元。综上，沈阳蜡化所主张的2008年2月至5月汇中公司供货数额36,094,991.16元（含冀东石化增值税发票数额14,026,148.08元）与同期向汇中公司付款数额36,133,514.36元（含向冀东石化付款数额5,834,488.08元）基本相符，沈阳蜡化提供的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与之建立买卖合同关系的是汇中公司，上述业务已经履行完毕。关于沈阳蜡化提出其受汇中公司指示接受冀东石化的增值税发票并向冀东石化付款的抗辩意见，予以采信。
至于冀东石化主张向沈阳蜡化代开增值税发票是否涉嫌违反税务法规，因与本案买卖合同并非同一法律关系，且应属税务机关处置范围，不予处理。
关于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沈阳蜡化主张虽然原、被告之间根本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即使冀东石化依据买卖合同关系主张权利，在二审庭审期间已明确主张其开具发票后就应当支付货款。《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冀东石化开具的最后三张发票及其主张的最后销售燃料油时间均是2008年4月21日，而直到2013年4月13日向沈阳蜡化发送《往来对账函》，沈阳蜡化答复不拖欠货款。因此，无论按照原告自认的应付款时间还是合同法的规定的付款时间，原告的起诉均超过了诉讼时效，应当依法驳回。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一）当事人一方直接向对方当事人送交主张权利文书，对方当事人在文书上签字、盖章或者虽未签字、盖章但能够以其他方式证明该文书到达对方当事人的；”2008年3月至2013年4月期间，冀东石化虽无证据表明其向沈阳蜡化主张过买卖合同关系和索要货款，但冀东石化2013年4月13日发出对账函，沈阳蜡化于2013年4月19日在回函中称“经核查，我公司不欠贵公司货款”。该行为应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综上，原审法院认为冀东石化没有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与沈阳蜡化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且合同已经实际履行，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百零四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冀东石化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1,936元，由冀东石化承担。
本院经审理对一审判决所认定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
1、2016年11月1日，冀东石化向本院提出调取证据申请，请求调取：（1）大庆市公安局现行犯罪侦查大队保存的汇中公司财务账簿及记账凭证中记载及保存的2008年1月份至4月份汇中公司给沈阳蜡化公司开具的燃料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张数及相对应燃料油交易的相关证据、汇中公司收取冀东石化储存燃料油收费账簿信息及代冀东石化向沈阳蜡化发运燃料油的证据。（2）河北省任丘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关于冀东石化公司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卷宗中的举报案件检查情况反馈、供应合同、刘纪刚笔录、关宏军笔录等证据。2016年11月10日，本院依法到河北省任丘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调取了该局“关于冀东石化公司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卷宗资料。同日，该局向本院出具了的函件。该函件载明：“我们在办理华北石油冀东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案中，我们找到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原供应处处长关宏军了解有关情况时，关宏军向我们提供了华北石油冀东石化销售有限公司与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签订的供应合同，并确认双方存在真实的买卖交易关系。我们做了询问笔录。后附卷宗材料”。
本庭组织双方对该函件进行了质证。冀东石化经质证认为，对该函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该份证据充分证实了冀东石化开具的本案14张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货物实际交易行为及资金流向的客观情况，并非虚开。河北省任丘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再次确认关宏军提供了华北石油冀东石化与沈阳蜡化签订供应合同并确认存在真实的买卖交易关系。沈阳蜡化经质证认为：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是河北省任丘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再次对供应合同来源做明确说明，该证据是关宏军提供的。本案关宏军亲自到庭说明该证据肯定不是其本人提供的。上次二审法院对此向其发问过。河北省任丘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说是关宏军提供的，关宏军说不是其提供的。河北省任丘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以发证形式向法院说明，因此需要找关宏军核实到底哪个是真实的。该事实对本案有很多影响，有必要再次向关宏军就该问题做以清楚、确定的说明。河北省任丘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在证据上所盖印章真实性无异议，但内容说关宏军提供供应合同，但关宏军笔录得不出该事实。稽查局没有看到供应合同原件，其不能认定提供了供应合同。河北省任丘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情况反馈结论是没有证据证明不真实，该行政行为已完成，现在的说明是证明存在真实的买卖交易。
2、2016年12月8日，冀东石化向本院提出调取证据申请，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调取沈阳蜡化将收到冀东公司于2008年2月24日至4月21日开具的票号03383637-03383641、03383698-03383703、03383718-03383720共计14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及汇中公司于2008年2月至4月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在沈阳市国家税务局抵扣税款的相关证据。2017年3月31日，本院依法到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税务局调取了该证据。同日，该局向本院出具了冀东石化向沈阳蜡化开具的14张增值税专用发票所抵扣税款的票号。即：03383637、03383638、03383639、03383640、03383641、03383698、03383699、03383700、03383701、03383702、03383703、03383718、03383719、03383720。汇中公司向沈阳蜡化开具的19张增值税专用发票所抵扣税款的票号。即：01180385、01180386、01180387、01180389、01180390、01180391、01180392、01180393、01180394、01180395、01180396、01180397、01180398、01180399、01180400、00298109、00298110、00298281、00298282。
本庭组织双方对该函件进行了质证。沈阳蜡化质证认为：增值税专业发票税务局认证一份，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发票1、2、3、4、5、7、12、14、15以及第二页1-14，除这些发票其余不是沈阳蜡化公司提供的证据。冀东石化质证认为：针对法院调取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关于沈阳蜡化所述的汇中公司向其开具的19张增值税专用发票，沈阳蜡化称该部分发票当中有该公司未向税务机关抵扣的票据或者票据不一致的情况。那么，说明冀东石化向法庭所举证的汇中公司向沈阳蜡化开具的25张增值税发票是客观真实的。
3、2017年1月12日，河北省任丘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向本院出具了一份《关于华北石油冀东石化销售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发票案件的相关说明》载明：我局于2015年4月5日接到群众来信举报，举报信反映华北石油冀东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在2008年向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开具的14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是虚开的，举报信附14份发票的复印件，发票代码：1300073140，号码：03383637-03383641、03383698-03383703、03383718-03383720，货物名称：燃料油。按照举报线索，我局派两名检查人员对华北石油冀东石化销售有限公司进行了检查，检查过程及取得的证据资料如下：一、华北石油冀东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提供了购进油品时取得的增值税发票和付款凭证、购进油品的运费发票、仓储协议以及向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运输燃料油的运费收据。二、检查人员对华北石油冀东石化销售有限','2018-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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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
（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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