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渝05民终44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俊，男，1981年2月28日生，汉族，住成都市锦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浩民，重庆汉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君，重庆汉格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荣宽，男，1963年4月23日生，汉族，住重庆市荣昌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端伟，重庆荣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周俊因与被上诉人郭荣宽股权质权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2017)渝0153民初11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俊上诉请求：1.撤销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2017）渝0153民初1108号民事判决书，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股份转让交易未达到交付条件，双方《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双方同意本次转让的股份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正式启动大宗交易的股份转让方式之后三十日内办理股份转上过户手续。”一审判决时，该交付条件尚不具备。二、被上诉人并不存在实际损失。根据相关证据，在双方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日即2015年6月15日，被上诉人所购股份的市价为12.62元，因双方私交好，协议以3元一股转让，后一审判决认定2016年10月27日当日股票收盘价为8.49元，在一审判决作出之日，该股价已跌到1.54-1.71元/股。三、一审判决认定的周俊在2016年10月27日已无实际履行能力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认为郭荣宽的实际损失为2016年10月27日当日股票的收盘价减去原告购买价也缺乏依据。四、一审判决存在诸多程序违法。一审法院拒绝接收周俊提交的与案件基本事实有关且可能影响审判结果的新证据且有突击宣判之嫌。
郭荣宽二审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使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郭荣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１.判令解除郭荣宽、周俊2015年6月15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2.判令周俊退还3000000元的转让款，赔偿损失708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周俊承担。事实和理由：周俊系重庆峻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2015年6月15日，周俊将其持有的重庆峻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100万股，以3000000元价格转让于郭荣宽。郭荣宽于2015年6月23日向周俊支付了股份转让款3000000元。合同约定周俊履行过户登记的时间为大宗交易系统启动的三十日内。但周俊在2016年7月5日、9月27日、10月31日将其持有的16228050股进行质押，郭荣宽多次就质押事件与周俊协议，要求其解除质押，但周俊迟迟不予解押。2017年2月8日，周俊索性将其所持有的剩余的股份一并进行了质押。周俊明显以其行为拒绝履行合同义务。
周俊一审辩称，1.郭荣宽诉请解除协议的条件不具备，不符合法定和约定的解除条件；2.请求赔偿没有法律依据。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6月15日，周俊（甲方）与郭荣宽（乙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约定主要内容如下：“甲方以3000000元的价格将其在重庆峻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的1000000股股份转让给乙方，上述股份包括该股份项下所有的附带权益及权利，且上述股份未设定任何（包括但不限于）留置权、抵押权及其他第三者权益或主张；乙方同意在合同签字后三十日内向甲方支付全部的价款3000000元；由于标的公司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挂牌企业，合同签署之日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尚无大宗交易的股份转让制度，双方同意本次转让的股份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正式启动大宗交易的股份转让方式之后三十日内办理股份转让过户手续，在此之前，暂时保持甲方为上述股份的名义持有人；自协议生效之日起，甲方仅为上述股份的名义持有人，与股份有关的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股东表决权、利润分配权、配股权、剩余财产分配等权益均应归乙方享有。甲方应接受乙方的指示代表乙方享有或行使相关权益，所得利益应全部归乙方享有；从协议生效之日起，乙方实际行使作为公司股东的权利，并履行相应的股东义务，必要时，甲方作为名义股东应协助乙方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包括以甲方名义签署相关文件；乙方按其所受让的股份比例分享利润和分担风险及亏损；由于一方违约，严重影响了另一方的经济利益，使合同履行成为不必要，可变更或解除协议；如果乙方未按规定支付股份转让价款，每延迟一天，应按逾期支付部分价款的1%支付滞纳金，如果甲方未能按合同规定按时办理股份转让过户手续，每延迟一天，应按逾期过户部分价款的1%支付滞纳金；协议经甲乙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协议签订后，周俊未向郭荣宽交付约定的1000000股，2015年6月23日，郭荣宽向周俊的银行账户转入3000000元，一审庭审中，周俊认为双方经济往来频繁，该转款不能证明是对股权款的支付。2016年7月1日，周俊将持有的峻岭能源的2821100股流通股质押给华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2016年10月27日，周俊将25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此后，周俊持有的峻岭能源流通股份已不足以按合同约定向郭荣宽交付。2017年9月20日，周俊持有峻岭能源公司高管锁定股16228050股，其中冻结1482805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日5321350股，周俊认为其现有向郭荣宽交付股权的能力。
另查明：全国大宗交易股票系统未启用，2016年10月27日峻岭能源公司的股票收盘价为8.49元/股。
一审法院认为，周俊与郭荣宽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买卖关系成立，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郭荣宽在签订合同后三十日内向周俊银行账户转款3000000元，周俊辩称双方经济往来频繁，此款不能证明是股权转让款，但周俊未针对该款系双方其他经济往来举示相应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一审法院依法认定郭荣宽按约向周俊支付了3000000元股权转让款。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转让的股份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正式启动大宗交易的股份转让方式之后三十日内办理股份转让过户手续；周俊仅为上述股份的名义持有人，与股份有关的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股东表决权、利润分配权、配股权、剩余财产分配等权益均应归郭荣宽享有；由于一方违约，严重影响了另一方的经济利益，使合同履行成为不必要，可变更或解除协议。周俊辩称解除协议的条件不具备，其现有向郭荣宽交付股权的能力。但按合同约定，周俊应接受郭荣宽的指示代表郭荣宽享有或行使相关权益，所得利益应全部归郭荣宽享有。现周俊在未取得郭荣宽同意的情况下私自将股份质押，已违反合同约定，按约定郭荣宽可要求解除协议，故郭荣宽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退还3000000元股权转让款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基础且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损失，2016年10月27日，周俊将其持有的峻岭能源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给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后，其持有的峻岭能源股份已不足1000000股，而按转让协议约定，郭荣宽可在当天要求周俊将其代为持有股票交付或售出，可周俊已无实际履行能力。故2016年10月27日周俊已给郭荣宽造成损失，当日股票的收盘价减去郭荣宽的购买价即为郭荣宽的损失，即（8.49-3）×1000000=549000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郭荣宽与周俊于2015年6月15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解除时间为本判决生效之日；二、周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郭荣宽股权转让款3000000元；三、周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郭荣宽损失5490000元；四、驳回郭荣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周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713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周俊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周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作为新证据：证据1、周俊2017年11月16日向荣昌区人民法院邮寄的详单、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持有者信息，网上查询邮件投递情况，拟证明一审判决之前周俊已持有不限制流通股119.4万股，已具备转让股权能力，即使周俊将股权质押，也不影响被上诉人的股权，双方合同没有达到解除的程度；
证据2、2018年1月30日周俊邮寄给郭荣宽的邮寄详情和投递情况，拟证明股权转让协议转让条件成就时，周俊积极督促对方办理股权转让手续。
被上诉人郭荣宽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证据1仅能证明上诉人质押被上诉人的股权，不足以证明周俊有转让相应股权的能力。对证据2陈述并未收到，且与本案无关联。
被上诉人郭荣宽二审提交工商行政档案的查询资料，该资料载明2017年5月份周俊的所持有的峻能所有股份被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司法查封至2019年5月，拟证明周俊无法办理股权过户。
上诉人周俊质证不确认证据三性，并认为即使股权被全部查封也不影响在具备股权转让条件时，其有能力办理股权过户。因周俊的姐姐持股此公司20%的股权，周俊有能力办理过户。
根据二审双方举示证据及双方陈述，本院二审另查明，周俊对已收到郭荣宽300万元股权款不再持有异议。
还查明，2017年9月20日，周俊持有峻岭能源公司高管锁定股16228050股，其中冻结1482805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日5321350股，其中冻结5321350股。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于2018年1月15日正式启动大宗交易。2015年6月15日当日峻岭能源公司股权挂牌价在12.31-12.75元浮动。2016年10月27日，该公司股权挂牌价在8.49-8.52元浮动。2018年1月15日该股权股价挂牌价在2.70-2.72元之间浮动。2018年1月30日周俊向郭荣宽以EMS特快专递发送文件一份，备注内容“要求郭荣宽前来与周俊共同处理股份转让过户手续的通知。”邮政查询信息显示“投递并签收，签收人他人收门卫。”周俊提交《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者证券持有信息（股权系统）》载明2017年11月8日周俊持有峻岭能源高管锁定股16228050股（全部处于冻结状态）、无限售条件流通股5115350股，其中冻结3921350股。而郭荣宽提交的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2017）川0104民初211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被申请人周俊在重庆峻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庭归纳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一审程序是否违法；2.本案的股权转让合同是否应予解除；3.如果合同应当解除，周俊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以及赔偿损失的标准如何认定。
本院认为，关于一审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上诉人周俊称一审庭审后一审法院拒收材料，且突袭判决，一审程序存在违法。但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应在一审庭审终结前提交证据，人民法院应根据查明的事实及时判决。本案一审法院为查明事实数次开庭，2017年9月22日最后一次开庭后于2017年11月10日做出生效判决，并不存在程序违法问题。上诉人辩称一审程序违法的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双方股权转让合同是否应予解除的问题。上诉人周俊主张按双方《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双方同意本次转让的股份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正式启动大宗交易的股份转让方式之后三十日内办理股份转让过户手续，而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于2018年1月15日才正式启动，故郭荣宽要求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的条件之前并不具备。现周俊认为其有条件和意愿办理股权过户，本案不符合合同解除条件。对此本院认为，双方《股份转让协议》可以解除。具体理由如下：其一，周俊将其股权转让给郭荣宽后质押股权行为实为无权处分。《股份转让协议》约定，转让的股份包括该股份项下所有的附带权益及权利，且转让股份未设定任何（包括但不限于）留置权、抵押权及其他第三者权益或主张；自协议生效之日起，周俊仅为上述股份的名义持有人，与股份有关的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股东表决权、利润分配权、配股权、剩余财产分配等权益均应归郭荣宽享有。在本案中，郭荣宽已按约支付了股权款，股权转让协议按双方约定也自签署之日起生效。郭荣宽作为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后股权的实际持有人，对买受股权享有支配权利，并获得与受让股权有关的股东权益。按合同约定，周俊只是股权的名义持有人，在该《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除因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未正式启动大宗交易股权无法办理过户外，该股权项下其它权利，周俊已无权处分。其二，周俊质押股权导致郭荣宽可支配的股权不足1000000股，周俊质押股权的行为损害了郭荣宽的权益。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周俊持有峻岭能源公司高管锁定股1622805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5115350股。而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周俊将其名下的2821100股无限售流通股于2016年7月1日流通股质押给华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又将2500000股无限售流通股于2016年10月27日质押给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此时周俊持有的无限售流通股已远不足双方约定转让的1000000股。从双方协议签订当天，股权转让方周俊本应保证郭荣宽能享有受让100万股相应的股权。但周俊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收到郭荣宽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后，却未经郭荣宽同意擅自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予以质押。郭荣宽已受让的1000000股无权利负担的股权已处于大部分被设定质押权的状态。从理论上讲，郭荣宽受让的股权在未设置任何权益负担时，其股东权益和股权价值均不同于该股权被设定质押负担之时。周俊将股权质押系为获取相应经济利益，这也印证郭荣宽依约应获得的相应股权利益受损。其三，本案郭荣宽享有《股权转让合同》解除权。周俊将其名下股权在签订《股权转让合同》后仍进行质押，且其名下无权利负担的股权在2016年10月27日时已不足1000000股，郭荣宽自此日起无法行使完整的股东权益。因周俊的违约行为，致使郭荣宽的股东权益受到严重影响，郭荣宽签订合同遂取得除登记之外所有股东权益的合同目的已不能实现。现郭荣宽请求解除双方协议的请求成立。周俊虽称即使其持有股权被质押，但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正式启动大宗交易后，其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向郭荣宽办理股权过户，但双方合同约定的股权是周俊持有的股权，并非其他人持有的股权，且双方合同约定股权只是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正式启动大宗交易后办理过户，并非股权权益自该日起才转让。再者，周俊虽抗辩其于2017年11月8日持有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未冻结部分已超过1000000股，其具备股权过户的条件，但依据郭荣宽提交的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2017）川0104民初2112号民事裁定，周俊在重庆峻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仍处于被查封状态，周俊未举示相应证据证明其持有的1000000股无权利负担。综上，周俊在双方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质押股权，使未限售股中无权利负担的股权不足1000000股的行为损害了郭荣宽的利益，使郭荣宽订立合同时目的不能实现，郭荣宽有权解除合同。周俊辩称合同不应解除的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双方股权转让合同解除后，周俊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以及赔偿损失的标准如何认定的问题。本院认为，双方《股权转让合同》被解除，系因周俊非善意处分已转让给郭荣宽的股权造成的。周俊对股权质押行为直接导致合同解除，故周俊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关于赔偿责任标准问题，一审法院判决以2016年10月27日股票的收盘价减去双方股权转让协议载明的购买价作为郭荣宽每股受让股权损失。本院认为该损失认定不当。首先，2015年6月15日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当天，双方当事人约定股权转让单价为3元，而当日股权挂牌价在12.31-12.70元间浮动。也就是说，双方当事人协议的股权转让单价与当日股票挂牌价是不一致的。其次，一审法院对股权转让日的股权按双方协议股价为标准，而对股权转让合同不能履行之时的股价又按当日股票挂牌价作为认定标准，从而造成认定郭荣宽损失前后采用标准不一。其三，双方当事人明确双方股权转让合同交易的股票是新三板股票市场交易的股票。新三板市场的股票主要采用协议转让、做市转让和集中竞价三种方式，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大宗交易股份转让方式启动前，股权缺乏公开流动性。本案双方在订立股权转让合同时将挂牌12.31-12.70元的股票协议按3元转让也说明在当时双方采用协议方式定价，而非采用集中竞价方式确定转让股票价格。退一步讲，如采用新三板市场挂牌价作为比价标准，那么在双方协议约定股权可办理过户之日的2018年1月15日，该股权股价挂牌价在2.70-2.72元之间浮动，如此推论，则得出郭荣宽不仅无损失且在解除合同时存在盈利的荒谬结果。故一审法院采用协议不能履行日的新三板市场挂牌价减去合同签订日的协议价来确定郭荣宽股票损失标准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中，双方在《股权转让合同》第七条违约责任条款中约定，除协议另有规定外，守约方有权要求解除本协议及向违约方索取赔偿守约方因此蒙受的一切经济损失。郭荣宽在订立《股权转让合同》后于2015年6月23日向周俊的银行账户转入3000000元，因合同解除，周俊应向郭荣宽返还3000000元及相应资金占用损失。双方合同虽对守约方在解除协议情形下可主张损失进行了约定，但对郭荣宽具体损失计算标准未提交合理依据，郭荣宽主张损失标准过高，本院酌情按郭荣宽自300万元付出之日至周俊返还其本金之时以300万元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上浮50%主张郭荣宽的损失。所述，周俊要求继续履行协议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但对郭荣宽具体损失计算标准，本院根据新查明的事实予以调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2017）渝0153民初1108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第二项；
二、撤销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2017）渝0153民初1108号民事判决书第三项、第四项；
三、周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郭荣宽损失（以3000000元为计算基数，从2015年6月23日起算至周俊付清本息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基准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
四、驳回郭荣宽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周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713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周俊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71300元，由周俊负担60000元，由郭荣宽负担113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玉妹
审判员 沈 娟
审判员 吴贵平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日
书记员 何冬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