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皖01民终2752号
上���人（原审被告）：严忠婷，女，1973年3月1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安徽省庐江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严中伍，男，1977年1月13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安徽省庐江县。
上述俩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风林,住安徽省庐江县庐城镇庐巢路**号*****室。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卫东，男，1967年5月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安徽省庐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爱民，安徽潜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严忠婷、严中伍因与被上诉人徐卫东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2017)皖0124民初51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严忠婷、严中伍上诉请求:1、撤销庐江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皖01**民初5147号判决，判令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或诉讼请求;2、判令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及律师费用。事实与理由:上诉人对庐江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皖01**民初5247号判决，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不当、适用法律等错误，特向贵院提起上诉:
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以偏概全甚至是无中生有。
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没有进行客观连贯的全过程调查，只是对被上诉人提供的片面材料，作了简单、孤立的形式审查，即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是极其错误的。事实上，被上诉人与主债务人严中桂、严向东民间借贷关系连续发生历时近几年之久，借贷双方有巨额资金往来。被上诉人在本案中提供的材料，假设债权成立，也只是被上诉人与主债务人整体借贷关系链条上的一个极小的环节，在该整体债权的真实性合法性都没有得到有效质证核实情况下，以被上诉人提交虚假、片面的材料，作为定案依据，是极其错误的。同时，鉴于保证行为的从属性，在主债务人被限制人身自由无法出庭，被上诉人与主债务人无法沟通的情况下，对被上诉人提出的主张，保证人是无法行使有效举证、质证、抗辩权利，从原审和重审的情况不难看出，被上诉人的举证、抗辩权的行使，不仅是抽象笼统的，而且也只能干巴巴的援引法条，更谈不上发表能反映借贷关系的真实情况的任何意见。
一审法院，在对被上诉人提出的材料与主债务人整体借贷关系的关联性、客观性、合法性、履行总体情况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将单个借贷关系从整体借贷链条中予以强行分割，孤立的加以评判，有司法擅断之嫌，作出判决当然是错误的，不得判决上诉人承担任何义务。
二、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提供的材料偏听偏信，审查流于形式。
被���诉人利用或许曾经发生过材料，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不仅人为割裂可能存在单个债权，在整个债权债务链条中的真实情况，亦即真实性、合法性、履行情况。而且从本案借贷整过过程看，被上诉人提出的诉讼材料既不真实也不合法，被上诉人行为涉嫌虚假诉讼。
三、一审法院本案审理程序错误。
本案应该适用“先刑后民”的通常审理方法，依据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结合本案实际情况，主债务人涉嫌刑事犯罪，被上诉人提起民事诉讼的事实，与刑事犯罪案件基于同一事实，而且非法吸收的资金属于违法所得，所以只有在作出刑事审判作出后，才能从源头解决民事争议。“先刑后民”还是“先民后刑”、“刑民并行”不是审判原则，但也不是“砧板肉”，而需要紧密结合案件事实，必须服从于作出正确的判决，同时也考量审判者的良心与���慧，更不能尝试标新立异。
从被上诉人和主债务人之间发生的巨额资金借贷过程看，被上诉人涉嫌违法犯罪，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的资金来源没有予以审查，不仅程序不当，涉嫌放纵违法。
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请求追加主债务人为共同被告时，予以拒绝，是极其错误的，不仅反映出一审审判人员对法律理解的片面、肤浅、狭隘，同时暴露出公平正义观念的缺失，缺乏对当事人负责的职业操守，甚至涉嫌审判动机的正当性，也为被上诉人进行虚假诉讼有机可趁。
假如让主债务人参加诉讼，本案就不会一审又审，反反复复，不仅浪费了宝贵的司法资源，同时也让人们对司法的权威及公权的信赖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仅从该案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来看，有许多地方值得反思，这并不是一起有多么复杂的案件，为什么一次就可以弄请的案件，非得要进行多次，难道就没有人对此负责。
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
从一审法院所做出的判决看，认为本案的焦点是:民间借贷主合同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民间借贷主合同及担保的从合同是否有效，担保人是否承担保证责任。
事实上本案的关键在于:被上诉人主张的债权，与主债务人发生的整体债权债务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即被上诉人主张的债权的真实合法性究竟如何，是否存在，才是本案首先需要解决的，而不是把结论当做前提。在没有弄清案件事实的情况下，选择适用任何法律条款都是没有意义的。本案依据相关司法解释得出的结论也不是唯一的，况且本案一审法院是在人为割裂事实之间的客观联系情况下，以部分材料的作出判断，可谓盲人摸象，一叶障目。
五、本案值得注意是主债务人涉嫌犯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不管如何解释本罪:是行为犯还是结果犯。民间借贷的每一笔借贷合同都是实施犯罪的工具和手段，本罪属于故意犯罪，从本案的被上诉人的出借金额、交易次数、交易时间等，以及还存在与主债务人以外的人也进行大量的借贷交易行为看，被上诉人和主债务人之间从事的借贷行为，构成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他们恶意串通行为属于正常人生活经验和常识的范畴，他们之间的借贷行为自始当然确定无效。
总之，从本案的案件事实看，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清整个案件事实的情况下，通过“只言片语”偏听偏信，通过两次审判犯相同的错误，得出相同的结论，是对法律的裹读，我们允许任何人对法律可以做出不同的理解，但决不允许审判行为脱离案件事实滥用公权力，从被上诉人与主债务人发生的整体债权债务看，被上诉人��认债权仅有690万元，而主债务人给付被上诉人的金额近二年时间里，就高达近几千万元，被上诉人究竟在主张什么权利，一审法院的判决又是依据什么作出的。
综上，诚请二审法院撤销庐江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皖0124民初5147号判决，判令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或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徐卫东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被答辩人上诉称，因本案主债务人严中桂、严向东与答辩人之间有多笔民间借贷关系，而本案所涉债权已经消灭，原审判决在没有查明事实的情况下，就认定本案所涉债权成立，属于认定事实不清。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这一诉称，纯属不实之词
原审中，答辩人已经就本案所涉债权提供了2015年2月13日，主债务人严中桂、严向东向答辩人出具的100万元借条，以及答辩人通过银行向严中桂汇款654400元的的凭证。另外，答辩人还提供了2014年12月1日，严中桂向答辩人借款100万元，该笔借款除归还部分外，还欠27万元借款没有归还，并入本案所涉借款的相关证据。上述证据，足以证明本案所涉债权的存在。2016年7月23日，答辩人与严中桂核对相关账目时，严中桂对本案所涉的100万元借款不仅认可，而且，还就拖欠未付的利息出具了承诺。现被答辩人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以偏概全，完全是颠倒黑白的不实之词。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二、原审判决程序合法。
被答辩人上诉称，本案应适用“先刑后民”的原则，且应追加主债务人严中桂、严向东为共同被告，而原审法院没有按照“先刑后民”的原则，且没有追加主债务人严中桂、严向东为共同被告，违反法定程序。答辩人认为，这一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
《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明确规定，借款人涉嫌犯罪或者生效判决认定其有罪，出借人请求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从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可见，本案中并不适用“先刑后民”的原则，而是适用“民刑分离”，且作为债权人的答辩人有权要求作为保证人的被答辩人承担法律责任。原审判决正是按照上述规定对本案予以受理，并作出判决的，没有违反法定程序。
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
被答辩人上诉称，因主债务人严中桂、严向东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根据主合同无效，从���同必然无效的规则，本案所涉及的保证行为也是无效的，因此，原审判决判令其承担保证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答辩人认为，这一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本案主债务人严中桂、严向东虽然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的规定：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间借贷合同与担保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众所周知，非法吸收��众存款的犯罪行为，通常是以民间借贷的合法形式表现出来的，即向不特定的人借款，开始时并不必然构成犯罪，其构成犯罪的原因，是从量变到质变的结果。单个借款行为，仅是引起民间借贷这一民事法律关系的民事法律事实，并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刑事法律事实。而且，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嫌疑人在向他人借款时，往往会提供担保（包括第三人的保证担保），出借人在借款当时根本不会意识到借款人将来会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保证人亦是如此，甚至连借款人本人也不一定会意识到。而且，由于担保人的存在，反而会使得出借人确信借款人是正常的在借款。保证人为单笔借款行为提供保证担保，是完全基于其对该保证行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完全意义上的意思自治的合同行为，而单笔借款行为并不触犯刑事法律规范，而保证担保发生在出借人与保证担保人之间，因此，单笔借款行为叠加后构成刑事犯罪的，不应牵连为单笔借款提供保证的担保行为，否则，对出借人来说，不仅是严重不公平的，而且，会因此引发普遍的社会道德风险，这与立法、司法对债权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正因为如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才做出了上述规定。
本案中，主债务人严中桂、严向东以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向答辩人借款时，答辩人不仅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严中桂、严向东会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在被答辩人提供保证担保的情况下，答辩人将案涉款项出借给严中桂、严向东，本身并无任何过错，借款行为本身，并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的情形。而且，在本案之前，答辩人诉严照明一案，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2017）皖01民终690号民事判决，正是秉承了上述司法理念做出的。原审判决与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该判决，在适用法律上是完全一致的。答辩人认为，原审判决适用法律完全正确。
综上，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被答辩人提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给答辩人一条继续生存下去的活路。
徐卫东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严忠婷、严中伍偿还严中桂、严向东向徐卫东借款本金1000000元及利息150000元（利息计算至2016年10月13日，后期利息按月利率30‰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2.本案诉讼费用由严忠婷、严中伍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2016年11月8日，徐卫东以严向东、严中桂、安徽腾达电磁线材有限公司、严忠婷、严中伍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1、判令严向东、严中桂偿还本金100万元，利息15万元，并按约定月利率3%计算利息至实际还清之日；2、判令安徽腾达电磁线材有限公司、严忠婷、严中伍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3、诉讼费用由被告方承担。一审法院于同日以“民间借贷纠纷”立案并送达应诉。
2017年3月1日，徐卫东向原审提交书面申请，以“严向东、严中桂涉嫌非法集资犯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无法到庭应诉”为由，申请撤回对严向东、严中桂、安徽腾达电磁线材有限公司的起诉。2017年3月6日，原审裁定徐卫东的撤诉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准予徐卫东撤回对严向东、严中桂、安徽腾达电磁线材有限公司的起诉。
2017年3月22日，严忠婷、严中伍向原审提交书面申请，��求增加严中桂、严向东为案件共同被告。2017年3月27日，原审裁定严忠婷、严中伍申请追加共同被告的理由不成立，驳回其申请。
原审判决查明认定，“2015年2月13日，严中桂、严向东向徐卫东借款1000000元，约定借款期限三个月，月利率30‰。严中桂、严向东于当日向徐卫东出具等额借据一份，由严忠婷、严中伍在借据上签字担保，约定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限二年。次日，徐卫东交付严中桂、严向东554100元；2015年2月16日，徐卫东交付严中桂、严向东100300元；同时将2014年12月1日严中桂向徐卫东借款100万元除已还部分的下欠款27万元，并入本案借款本金。借款后，严中桂、严向东按本金1000000元、月利率30‰，按月给付了15个月的利息450000元（2015年3月13日至2016年5月13日），此后余款未予偿还。本案借贷款本金实际为924400元（554100＋100300＋270000），至2016年5月13日，已经结算付清全部利息，尚欠本金882218元”。对此徐卫东无异议，严忠婷、严中伍虽辩称已还清全部借款，但未能提供确实有效证据予以证明。重审对原审以上查明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案担保借款的主债务人严中桂、严向东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庐江县人民检察院于2017年1月19日批准逮捕。2017年9月25日，庐江县人民检察院向本院提起了公诉。庐江县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查明，“2015年2月13日至2016年4月26日，严中桂、严向东以资金困难为由，先后承诺按3%、4%的月利率支付利息，多次向徐卫东借款合计人民币690万元，其中包含本案2015年2月13日的担保借款100万元”。徐卫东的报案及陈述，作为“被害人陈述”之证据，被庐江县人民检察院起诉书认定采信。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重审争议焦点为，案涉民间借贷主合同的���间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民间借贷主合同及担保的从合同是否有效，担保人是否需对借款承担保证责任。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借款人涉嫌犯罪或者生效判决认定其有罪，出借人起诉请求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本条系从程序上确立了“民刑分离”的司法处理原则，本案徐卫东诉求严忠婷、严中伍承担保证责任符合法律规定的受理条件。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规定，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本案中，借款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的罪名是非��吸收公众存款罪，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行为通常以民间借贷的合法形式表现出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刑事法律事实是数个“向不特定人借款”行为的总和，从量变到质变；而单个借款行为仅是引起民间借贷这一民事法律关系的民事法律事实，并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刑事法律事实。同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嫌疑人向他人借款时，往往由第三人提供担保，且多为连带责任保证。第三人为单个借款债务提供担保，是基于意思自治的合同行为，单个借款行为并不侵犯刑事法律规范，且担保关系发生在贷款人与第三人之间，因此，单个借款行为叠加后构成刑事犯罪的，不应牵连第三人为单个借款行为提供的担保。本案中，严中桂、严向东以办厂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向徐卫东借款，徐卫东并不知道严中桂、严向东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出借人徐卫东对于借款人严中桂、严向东的犯罪行为并不知情且无过错，且借款合同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严中桂、严向东与徐卫东之间的民间借贷主合同应为有效。担保法规定，担保合同是借款合同的从合同。债权人要求债务人提供担保，目的是为了降低贷款风险。保证人同意提供担保，应当推定为充分了解行为的后果。如因债务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而认定借贷合同无效，保证人可以免除担保责任，则债权人旨在降低贷款风险的努力不能产生任何效果。担保人以无效为由抗辩其担保责任，即是把自身的担保错误行为作为不承担责任的抗辩理由加于对方，违背了诚信和公平原则，会造成事实上的不公。担保法第三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一）���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二）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本案严忠婷、严中伍为该笔借款进行担保，并无以上免除保证责任的情形存在，故本案严忠婷、严中伍与徐卫东之间担保的从合同亦有效，严忠婷、严中伍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本案严忠婷、严中伍虽然辩称徐卫东所出借款项系从银行借贷而来，徐卫东的借贷行为涉嫌高息转贷牟利，但未能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证明，故不予采信。本案借贷款本金实际为924400元（554100＋100300＋270000），至2016年5月13日，已经结算付清全部利息，尚欠本金882218元。本案的借贷主合同约定月利率3%，超出法定范围，应予降低，本院依法确定按月利率2%计付利息，从2016年5月13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
综上所述，案涉民间借贷主合同有效，严忠婷、严中伍与徐卫东之间担保的从合同亦有效。徐卫东要求严忠婷、严中伍归还借贷款本金882218元及后期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予以支持。
案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被告严忠婷、严中伍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徐卫东借贷款本金882218元及后期利息（以本金882218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自2016年5月13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150元，由原告徐卫东负担3528元，由被告严忠婷、严中伍负担11622元。
二审期间，严忠婷、严中伍提交以下证据：1、起诉书，证明严中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名成立；包含徐卫东“2015年2月13日至2016年4月26日，被告人以资金困难为由，先后承诺按3%、4%的月利率支付利息，多次向徐卫东借款合计人民币690万元”的犯罪事实；2、徐卫东笔录，证明是徐卫东承认自2015年2月13日至2016年4月26日，被告以资金困难为由，先后承诺按照3%、4%的月利率支付利息，多次向徐卫东借款合计690万元。徐卫东在经侦报案时提供了一张2015年9月8日和2015年2月14日的转账凭证，说明徐卫东都自身无法证明本案项下的100万元借款事实，且与本案中陈述的事实自相矛盾。徐卫东自认690万元出借行为是严中桂涉嫌非法集资行为的事实；3、严中桂的陈述，证明严中桂陈述证明严中桂借款金额及还款去向，转入的账户有徐卫东、徐芳、张官志。严中桂已经还清但现在徐卫东手上还有690万元的条子。徐卫东利用非法手段折磨严中桂，并逼迫严中桂出示虚假借据。严中桂归还徐卫东归还方式和转账的卡号，钱从严中桂、严向东、严忠婷卡上汇出；4、徐卫东的举报性，证明徐卫东明知严中桂涉嫌违法行为情况下，而仍故意实施出借行为。徐卫东明知严中桂有巨额资金往来的情况下，恶意侵害第三人利益；5、2015年2月13日后银行流水汇总，证明自2015年2月13日后，严中桂累计归还徐卫东已查证的银行流水为1975.184万元，其中不包括中国银行卡流水和给付现金部分。从流水统计表中付息记录和还款日期中可以看出2015年9月8日，严中桂已经归还本案项下借款；6、经侦调取的银行流水，证明严中桂农商行银行卡4页、惠民村镇银行卡2页、严中桂农商银行卡75页，严中桂农业银行卡流水22页、严中桂建设银行流水95页、严中桂工商银行卡36页，合计234页。经严中桂刑事代理律师赵宗道梳理并用红线标识，证明自2015年2月13日后，严中桂累计还款徐卫东1975.184万元的真实性。
徐卫东质证认为：严中桂和严向东向被上诉人的借款远远不止本案的数字，目前他们共欠被上诉人本金690万元；严中桂依法关押前，在2016年7月23日前，曾经就他仍然欠我们的借款本金及利息进行核对，并签署确认清单，本案所涉的无论是严忠婷、严中伍担保的100万元还是严忠婷、何良进担保的90万元都记录在清单中。1、对于证据一到证据四，三性不予认可，对于证据来源，如果是来源于辩护律师，应当签字盖章确认。无论是检查机关的公诉中材料还是公安机关的侦查材料都不能作为直接的证据。对于证明目的与本案的客观证据所证明的内容不相符合；2、对于证据五和证据六，三性��予认可，这是上诉人自己陈述的汇总，银行流水不能作为在证据使用，这几份目录表的最后截止时间是2016年6月7日，我们提供的严中桂的清单是2016年7月23日，借款人明确表明没有还款。
严忠婷、严中伍又提交一份严中桂20**年5月25日的书面陈述：2015年2月13日我（严中桂）向徐卫东借款100万元（实际借款55万元，出具100万元借条一张），这100万元出具借条是事实，由我妹妹严忠婷、弟弟严中伍担保是事实。徐卫东到账554100元，4100元是徐卫东向我借款40万元支付我的利息，实际借款55万元。出具100万元借条目的是套取担保人担保，后面45万元借款不用找担保人。我和严向东出具借条就行。100万元借条实际借款55万元，该笔借款我于2015年5月2日归还徐卫东60600元，55万元是此笔借款，56000元是此笔借款的利息及其他笔款项的利息。判决书上2015年2月16日徐卫东支付严���桂、严向东100300元；同时将2014年12月1日严中桂向徐卫东借款100万元除已还部分的下欠款27万元，并入本案借款本金不是事实。2014年12月1日我归还徐卫东卡上100万元。我借徐卫东借款，到期约定期限必须归还本金。严忠婷、严中伍认为上述材料证明：1、本案项下借款事实并未发生，因本案借据金额与转款凭证差额巨大；2、徐卫东有向严中桂借款的事实，而徐卫东手中共有690万元借据，如果均未归还，其巨额资金来源于何处，无非是高利转贷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截留借据，制造虚假债务；3、借贷双方恶意串通，套取担保人担保，承担借贷风险，恶意侵害第三人利益；4、原判决中，对本案认定事实错误；5、严中桂向徐卫东的真实借贷在约定期限内必须归还本金；6、本案项下借据未抽回，借贷双方达成共识，不抽回借据的目的就是向第三人转嫁风险；7、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第三款“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徐卫东质证认为：1、关于严中桂书面陈述的真实性不认可，是否为严中桂本人所陈述，不知道该份证据的来源；2、陈述的本身内容均不是事实，该份证据的核心内容认为借条100万元只支付了554100万元，这个与事实不符合，徐卫东从来没有向严中桂借款40万元，上诉人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严中桂所说的徐卫东曾向严中桂借款40万元；3、严中桂陈述曾经2015年5月2日汇款给徐卫东606000元，上诉人也没有就此提供证据证明严中桂在2015年5月2日方归还徐卫东606000元，也不能证明归还的是本案所说的借款；4、2014年12月1日，严中桂从来没有向徐芳的银行卡上汇过100万元，相反的是在2014年12月1日，徐芳向严中桂的卡上汇过100���元；5、关于本案的案涉款项，案涉款项882218元，是2015年2月13日，本案的借条，严中桂、严向东向被上诉人出具100万元的借条并且有两上诉人出具担保，该借条出具后，徐卫东于次日向两借款人支付本金554100元，2月16日向两借款人汇款100300元，同时在2014年12月1日，徐芳汇给严中桂1**万元借款，这笔借款还有27万元没有归还，这27万元归入本案的借款中，综上，汇总借款为924400元，后期严中桂还款数额先扣利息再扣本金的方式已经由原一审判决详细表述，截止到2016年5月13日，这个时间之前的利息已经全部结清，多付的款项算入本金，截止到这天仍欠款本金882218元；6、在上次庭审中，我们提交的证据有一份2016年7月23日，严中桂本人于我们核对账目后所签字确认的清单，该清单的最后一笔是2015年2月13日借款100万元，到2016年7月23日，严中桂本人仍承认该笔借款，并对该笔借款截止到2016年8月4日应付利息30900元予以确认，由此可以表明严中桂在2018年5月25日的陈述是虚假的；7、严中桂与俩上诉人是同胞手足，严中桂目前所出具的陈述有为俩上诉人开脱责任之嫌。
2015年2月13日俩上诉人签收借款担保的金额是100万元，徐卫东于次日向两借款人支付本金554100元，2月16日向两借款人汇款100300元，同时在2014年12月1日，徐芳汇给严中桂1**万元借款，这笔借款还有27万元没有归还，这27万元归入本案的借款中，以补足所出具的借条100万元。关于2014年12月1日严中桂给徐芳打了100万元是还款，当天下午徐芳又汇给严中桂97万元，严向东出具的借条100万元，扣了3万元利息（一个月）。2015年5月2日严中桂汇款606000，严中桂汇完款后，徐卫东当天下午又汇给严中桂5760**元，扣了24000元利息钱。
对严忠婷、严中伍在二审提供的证据一已经��审庭审质证，不属于新证据。对严忠婷、严中伍提供的证据二--
证据六，是本案发回重审前第一次上诉时提交的证据，理应在发回重审时作为新证据予以提交，但严忠婷、严中伍未在一审重审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交，现在二审中提交，均为复印件，亦无法证明本案所涉借款已归还，本院不予采信；另严中桂于2018年5月25日的书面陈述与其2016年7月23日的确认清单相矛盾，徐卫东质证亦未认可，现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案涉借贷双方恶意串通，套取担保人担保，且严忠婷、严中伍亦未提供2016年7月23日后严中桂、严向东给付徐卫东款项的相关证据，因此，本院对该书面陈述不予采信。
二审查明严中桂、严向东与徐卫东双方之间发生多次借款，在严中桂、严向东还款后遂将借条抽回，现徐卫东所持严中桂、严向东于2015年2月13日出具100万元并有严忠婷、严中伍提供连带���任担保借条原件，该借条实际出借本金924400元款项组成与一审查明一致，对严中桂、严向东自2015年3月13日至2016年5月13日每月还款3万元，一审法院按先还利息后还本金计算至2016年5月13日，严中桂、严向东仍欠本金882218元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1、案涉债务数额能否确定。徐卫东所持的案涉借据与严中桂此后于2016年7月23日所确认清单的款项相互印证；该借据中实际出借本金924400元，有相应转付款项记录，虽与借据数额不符，但一审法院在核算中已将出借时预先扣除利息部分从本金中予以核减。案涉借据原件仍在出借人徐卫东处，借条出具后，扣除严中桂、严向东自2015年3月13日至2016年5月13日每月还款3万元，在扣除归还利息和本金后，仍下欠本金882218元。严忠婷、严中伍认为严中桂、严向东已全部归还该借款，但借据原件没有抽回与常理不符，���与此后双方进一步对帐所签确认清单相矛盾，且案涉借据有转款事实。因此，严忠婷、严中伍在没有充分证据足以推翻案涉借据和确认清单的情况下，所称本案下欠款项已还清的理由，本院不予采信。严忠婷、严中伍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或主债务人在2016年7月23日之后，归还过上述欠款本息，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的主债务数额并无不当。
2、严忠婷、严中伍与徐卫东之间的保证合同关系是否合法有效。本案中，在借款、担保行为发生时，债权人徐卫东、担保人严忠婷、严中伍并不知道严中桂、严向东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出借人徐卫东对于借款人严中桂、严向东的犯罪行为并不知情且无过错，借款、担保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对于借款、担保的意思表示真实，借款、担保合同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严中桂、严向东与徐卫东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及严忠婷、严中伍与徐卫东之间的保证合同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一）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二）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本案严忠婷、严中伍为该笔借款进行担保，并无以上免除保证责任的情形存在，故严忠婷、严中伍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综上，在债权债务清楚的情况下，本案无须以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为依据而中止审理。由于严忠婷、严中伍提供的是连带责任保证，债权人徐卫东有权要求保证人严忠婷、严中伍对全部未清偿债务承担担保责任。严忠婷、严中伍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主张依法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处理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150元，由严忠婷、严中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钱爱民
审判员 张 健
审判员 陆文波
二〇一八年六月七日
书记员 沈晨晨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