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104民初34号
原告：刘松潭，男，1990年9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山东省金乡县，现住济南市槐荫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中秋（刘松潭之姐），女，1987年8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山东省金乡县，现住济南市槐荫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庆宾，山东新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济南鑫苑万卓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张立洲，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开勇，山东众成清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牛超，山东众成清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松潭与被告济南鑫苑万卓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苑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2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诉讼过程中，为查明案件事实，原告刘松潭申请追加李庆安、叶顺军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后其又撤回了对该两人的追加申请，对此本院予以准许。原告刘松潭还向本院申请对涉案房屋的价值进行鉴定，本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进行了相应的鉴定。因案情复杂，本案依法转为适用普通程序，分别于2017年5月22日、2017年10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松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中秋、林庆宾，被告鑫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开勇、牛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松潭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履行合同，交付合同图纸指定户型x号楼102（东户）；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事实和理由：2016年3月23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约定交付房屋为x号楼102（东户），即合同上的指定户型，现房屋交接时交付的102与合同图纸上的户型不符，原告如约履行义务，被告未履行合同，故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
诉讼过程中，刘松潭将诉讼请求变更为：1.判令解除双方2016年3月23日签订的合同编号为：销售（字）201613628901号《商品房买卖合同》；2.判令鑫苑公司向其支付缴纳的购房款567326元及银行贷款利息27734.29元（截止2017年9月，以判决前实际发生为准）、物业费1047元、广电网络入网建设费250元、住房专项维修资金11025元；3.判令鑫苑公司承担其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即赔偿567326元；4.判令鑫苑公司赔偿其房屋溢价损失664374元；5.判令鑫苑公司向其支付逾期交房违约金17019.78元；6.判令鑫苑公司承担本案鉴定费12300元及案件受理费。
变更诉讼请求的事实和理由为：2016年3月26日，原告与鑫苑公司签订了合同编号为：销售（字）201613628901号《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约定：鑫苑公司将其开发建设的鑫苑世家公馆x号楼1单元102室卖给原告。2016年2月4日原告向鑫苑公司支付会员服务费8000元和首付款142326元。2016年3月23日《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办理了按揭贷款手续，2016年4月14日中国农业银行济南银河支行将购房款尾款425000元转入鑫苑公司账户。另，原告还于2016年4月29日缴纳广电网络入网建设费250元；于2016年10月21日缴纳物业费1047元、住房专项维修资金11025元。2016年12月30日，鑫苑公司向原告交房时，原告发现所交付的房屋并非原告所购买的鑫苑世家公馆x号楼1单元102室，而是该楼层103室（详见户型图），原告购买的原房屋被鑫苑公司出售给了第三人李庆安、叶顺军。
原告认为，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合法有效，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鑫苑公司应当依约向原告交付所购买的鑫苑世家公馆x号楼1单元102室房屋，现鑫苑公司将该房屋出售给第三人，已无法继续履行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商品房司法解释）第八条的规定，为了维护合法权益，原告要求变更诉讼请求如上，望判如所请。
诉讼过程中，刘松潭明确其增加的逾期交房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为因鑫苑公司逾期无法交付房屋，其要求解除合同的违约金，计算标准为按照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九条第1款第2项的约定，逾期交付房屋导致房屋买卖合同解除的，其有权以购房款567326元为基数，主张3%的违约金。
鑫苑公司辩称，一、刘松潭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商品房预售合同、要求被告返还其购房款及利息、支付赔偿金等费用，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1.本案不存在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后，被告又将该房屋出卖给第三人的情形。（1）从合同签订情况看，被告与刘松潭于2016年3月23日签订编号为销售（字）201613628901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刘松潭购买的商品房楼号为鑫苑世家公馆x号楼1单元102室。而在此之前，被告与第三人叶顺军、李庆安于2016年3月22日签订编号为销售（字）201613504320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第三人购买的商品房楼号为鑫苑世家公馆x号楼1单元101室。（2）两个合同约定的商品房为相邻的两套户型结构、朝向、面积均相同或相似的背靠背房屋，由于置业顾问的疏忽，将刘松潭所购商品房的附图粘贴到第三人所购商品房的附图位置上，导致刘松潭对所购商品房的位置产生了重大误解。从合同签订时间上看，被告先与第三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后与刘松潭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因此，本案不存在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后，被告又将该房屋出卖给第三人的情形。2.被告并没有将刘松潭购买的商品房出售给第三人，也不存在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出卖给第三人的事实的情形。（1）尽管被告先与第三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后又与刘松潭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但是在认购商品房时，刘松潭早于第三人签订认购协议。在2016年2月1日，刘松潭确认购买鑫苑世家公馆x号楼1单元102室商品房后，与被告签订《商品房认购协议》，约定刘松潭自愿认购鑫苑世家公馆x号楼1单元102室商品房，建筑面积91.85平方米，单价6400元/平方米。2016年2月23日，被告与第三人签订《商品房认购协议》，约定叶顺军、李庆安自愿认购鑫苑世家公馆x号楼1单元101室商品房，建筑面积91.74平方米，单价6431.25元/平方米。（2）根据上述约定内容，刘松潭早于第三人认购商品房，且认购的商品房为7-1-102，而第三人认购的商品房为7-1-101，两套商品房的户型结构、朝向、面积均相同或相似，且背靠背紧紧相邻。因此，在刘松潭认购7-1-102商品房时，被告根本没有将该商品房出售给第三人，也不存在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出卖给第三人的事实的情形。（3）两份认购协议签订后，被告积极按照该协议约定协助两户业主分别办理贷款手续、网签备案手续。由于两户业主所购商品房的楼层布局、房号存在特殊性，东侧第一户为物业用房、东侧第二户为101、东侧第三户为102。按照通常的理解，很容易将东侧第一户误认为101，将东侧第二户误认为102，将东侧第三户误认为103。本案中，刘松潭所购商品房为102户，按照认购协议及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约定以及测绘报告的内容，应为东侧第三户；而由于置业顾问的疏忽将东侧第二户误认为102户，并将刘松潭所购102户的合同附图粘贴在东侧第二户的位置上，最终导致刘松潭对所购商品房的位置产生了重大误解。根据济南市房产测绘研究院出具的测绘报告，被告出售给刘松潭的商品房102户就是东侧第三户，被告并未将该东侧第三户出售给第三人。因此，被告并没有将刘松潭购买的商品房出售给第三人，也不存在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出卖给第三人的事实的情形。二、虽然被告交付给刘松潭的商品房与该合同附图不一致，但不存在刘松潭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且无法取得该商品房的事由。1.被告交付的商品房虽与该合同附图标注的位置不一致，但该商品房与该合同附图标注的商品房的结构形式、户型、朝向完全相同，面积几乎相同，系背靠背的两套房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别。2.为保证该合同的顺利履行，被告于2016年10月17日以特快专递的方式（EMS邮政编码：1083714744821）向刘松潭送达《入伙通知书》，通知其于2016年10月20日至2016年10月23日期间办理入伙手续。2016年10月21日，刘松潭到达交房现场并完成了7-1-102商品房的交接手续，被告交付的商品房与该合同第三条买受人所购商品房的基本情况一致。因此，本案并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且刘松潭无法取得房屋的情况。综上，刘松潭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要求被告返还其购房款及利息、支付赔偿金等费用，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为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刘松潭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及答辩意见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刘松潭向本院提交了《济南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个人担保借款合同》、首付款收据、购房发票、《入伙通知》，鑫苑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刘松潭的《商品房认购协议书》。当事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由上述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认定如下：
2016年2月1日，鑫苑公司作为甲方，刘松潭作为乙方，双方签订《商品房认购协议》一份，约定甲方将其开发建设的位于济南市槐荫区清源路与淄博路交汇处的鑫苑世家公馆x号楼1单元102室房屋（以下简称102室房屋）以587840元卖予乙方，乙方在签署该认购协议时向甲方支付2万元购房定金。第三条约定，乙方应在签署本认购协议后“（空白）”日内或按照甲方另行通知时间签署该商品房预售/买卖合同。乙方在签订本认购协议之前已经明确了解甲方售楼现场所公示的《商品房预售/买卖合同》（含附件及补充协议）的全部条款内容及含义，接受并认可按照该公示文本签署该商品房预售/买卖合同。乙方保证不以合同条款无法达成一致或者其他任何非双方约定或法律规定事由为由，拒绝或拖延签署该商品房买卖合同（含附件及补充协议）。第四条第二款约定，乙方通过按揭付款的方式支付购房款，乙方应在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当日，向甲方支付不少于总购房款总额30%的首期房款（含定金）。该协议还约定了其他内容。该协议显示负责与刘松潭签订该协议的置业顾问为蔡滨。签订上述协议时，刘松潭向鑫苑公司支付了2万元购房定金。2016年3月14日，刘松潭向鑫苑公司支付了剩余首付款122326元。
2016年3月23日，双方签订了编号为销售（字）201613628901的《济南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鑫苑公司将102室房屋以567326元的价格卖予刘松潭，该房屋建筑面积91.85平方米，套内面积69.33平方米。合同第六条付款方式约定为刘松潭应于2016年2月4日付第一笔房款人民币142326元交付鑫苑公司，剩余房款人民币425000元以按揭贷款方式支付给鑫苑公司。第八条交付期限约定为鑫苑公司应当于2016年12月30日前将涉案房屋交付刘松潭。第九条逾期交房违约责任约定为，逾期90日内的，合同不解除，鑫苑公司应当按已付购房款的日万分之一承担违约金；逾期90日以上的，刘松潭有权要求解除合同，合同解除的，鑫苑公司应当退还刘松潭全部购房款并按已付款的3%承担违约金。刘松潭不要求解除合同的，鑫苑公司自逾期之日起按已付购房款的日万分之二向刘松潭支付违约金。该合同还约定了其他内容并进行了网签备案。该合同附件一为房屋平面图，包括该楼层四户的整体平面图及东二户单独的平面图。刘松潭及鑫苑公司在第二户单独的平面图内签名盖章，刘松潭并在整体平面图的东二户内签名，整体平面图显示四户的入户门均设在该层的楼道内；附件二为公共部位与公用房屋分摊建筑面积构成说明；附件三为装饰、设备标准；附件四为民用建筑节能信息公示；附件五为补充协议。
签订上述合同后，刘松潭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历城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签订《个人购房担保借款合同》一份，约定从该银行贷款425000元，贷款期限360个月用于支付102室房屋的购房款。签订上述合同后，农业银行将上述贷款支付给了鑫苑公司。2016年9月15日，鑫苑公司向刘松潭开具了购房发票，载明其实收取刘松潭购房款共计567511元。
2016年10月17日，鑫苑公司通知刘松潭于2016年10月20日至23日期间收房，刘松潭于2016年10月21日到涉案小区办理收房手续。
当事人对以下事实存有争议：
刘松潭称，其在2016年初到鑫苑公司看房，欲购买一套东户房屋，在与鑫苑公司销售人员沟通协商后，其选中了x号楼1单元东二户的户型，并于2016年2月1日与鑫苑公司签订了认购书，之后支付了首付款，签订了《济南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办理了贷款手续，并从2016年5月开始偿还贷款。其在2016年10月21日办理收房手续，但到验房阶段时，发现x号楼1单元1层东一户没有挂门牌号，成为了物业办公室，其所购买的东二户所挂门牌号为101，而102的门牌挂在了东三户上。当时鑫苑公司欲向其交付东三户房屋。该房屋的房间布局与东二户为对称户型，虽然两房屋面积基本相同，但其在选房时即选择的东户而非西户。其购买东户的目的系用于结婚的婚房，婚姻双方对户型的位置均非常在意，故其当时拒绝接收东三户房屋。在之后，其称其多次要求鑫苑公司将东二户房屋向其交付，但鑫苑公司均不予理睬。现其发现，该房屋已经由鑫苑公司交付给了叶顺军及李庆安，两人也开始对该房屋进行装修，其已经无法获得该房屋，故其认为鑫苑公司在将涉案房屋向其出售后再行出售的行为，构成“一房二卖”，导致其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其要求解除与鑫苑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要求鑫苑公司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为证明其主张，其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1.涉案楼幢照片一宗，显示x号楼1单元1楼及2楼的东一户均为物业办公室，没有悬挂门牌号，其中1楼物业办公室的入户门为在该楼幢南侧外墙单独开立，在该层楼道内未设立入户门，2楼物业办公室在该层楼道内开设入户门一处，但未悬挂门牌号。该两层内的房屋门牌号均是排除物业办公室后向西依次按照01户至03户的顺序悬挂，其他楼层则按照自东向西01至04户的顺序悬挂。刘松潭称，其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鑫苑公司从未向其说明过东一户为物业办公室的事实，其一直认为自己购买的102室房屋就是该层东二户房屋，直到收房时其才发现102的门牌号悬挂在了东三户房屋上。
证据2.东三户户内照片及视频材料一份，显示该房屋内张贴有《住宅质量分户验收记录》及《室内净尺寸检查记录》各一份，记载的验收单位为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和物业公司，两份记录载明的房间号均为103室。
证据3.《房屋权属状况信息》一份，显示鑫苑世家公馆x号楼101号房屋现在合同备案在李庆安和叶顺军名下。其称该101号房屋即其购买的东二户房屋，该证据可以证明鑫苑公司“一房二卖”的事实，鑫苑公司应当在双方合同解除的情况下向其赔偿一倍的购房款。
证据4.2016年10月21日，涉案小区物业公司出具的《钥匙托管收据》一份，载明鑫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世家公馆管理处确认收悉世家公馆x号楼1单元102号房屋业主托管装修钥匙2把，供该房屋封阳台使用。鑫苑物业承诺按托管目的严格保管钥匙，不受理任何托管目的之外的钥匙借用要求。托管期间业主若要看房，则可到物业服务中心登记领用。其称，其收房时发现房屋交付错误即拒绝受领房屋钥匙，将钥匙退还了物业公司，物业公司向其出具了上述收据。
证据5.农业银行贷款还款流水一份，显示其自2016年5月至2017年9月期间，共计偿还银行按揭贷款利息27734.29元。其称上述还款利息应当认定为鑫苑公司违约给其造成的损失。
证据6.《山东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专用票据》、物业费交费清单及山东广电网络入网建设费发票各一份，显示刘松潭于2016年10月21日缴纳了102室（东三户）房屋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11025元、物业费1047元及入网建设费250元。刘松潭称，在没有实际验房的情况下，其按照鑫苑公司的要求缴纳了东三户的上述费用，鑫苑公司应当向其赔偿。
证据7.经其申请，本院委托山东众合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x号楼1单元1楼东二户房屋的价值进行评估出具的《房地产评估报告》一份，评估结果为，2017年8月1日实地查勘之日的房屋单价为13410元/平方米，总价为123.17万元。
鑫苑公司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因其代理人未到过涉案小区内，故其代理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其对证据2中两份记录的真实性认可，但该两份记录系验收人员按照房屋坐落由东向西查验后填写的内容，是按照验收顺序编写的，不是房屋的实际门号，真实的门号应当以房屋分层分户平面图为准。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其是将东二户卖予了李庆安和叶顺军，该证据也显示了东二户的门牌号为101而非102，故该证据不能证明其“一房二卖”的事实。证据4的真实性认可，该证据证明了其已经向刘松潭交付了东三户的钥匙，履行了交付房屋的义务。刘松潭将钥匙交予物业仅是为了封闭阳台进行施工的目的，该证据印证了刘松潭是收房后委托物业使用该房屋的钥匙。证据5及证据6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其并不存在违约行为，涉案合同也不应当予以解除，故其不应当赔偿刘松潭以上述证据所欲证明的损失。证据7的真实性认可，认可该评估报告所作出的东二户房屋价值的评估结果。
鑫苑公司向本院说明，虽然其向刘松潭交付的房屋与附图不一致，但是刘松潭在接到其收房的通知后即办理了东三户房屋的收房手续，实际接受了门牌号为102的房屋，刘松潭的购房合同目的已经实现，刘松潭无权再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其承担违约赔偿责任。为证明其上述主张，其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1.2016年2月23日，其作为甲方与叶顺军、李庆安作为乙方签订的《商品房认购协议》一份，该协议为格式合同，条款与刘松潭签订的认购协议相同。该协议载明乙方以590003元的价格认购鑫苑世家公馆x号楼1单元101室房屋（以下简称101室房屋）。协议约定签订该认购协议5日内双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乙方以按揭贷款方式付款，其中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当日，支付不少于30%的首付款，剩余房款由银行按揭贷款支付。该协议还约定了其他内容。该协议显示置业顾问为张倩。
证据2.2016年3月22日，其作为甲方与叶顺军、李庆安作为乙方签订的《济南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该合同亦为格式合同，除具体数据外，条款与刘松潭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内容相同。该合同约定乙方购买甲方开发建设的鑫苑世家公馆101室房屋，该房屋建筑面积91.74平方米，套内面积69.55平方米，房屋总价为570990元。该合同的附件一为101室房屋及其所在楼层的房屋平面图，该平面图与刘松潭签订的关于102室房屋的平面图完全一致，叶顺军、李庆安在该平面图中进行了签字确认。该合同也进行了网签备案。
证据3.叶顺军、李庆安交付的101室房屋定金及首付款收据各一份，显示两人在2016年2月23日交付定金1万元，在2016年3月16日交付首付款330990元。
证据4.2014年9月9日绘制的房屋分层分户平面图（预测）及2014年9月23日打印的房屋户（室）面积对照表各一份，两份图纸均加盖了济南市房产测绘院测绘资质专用章。两图显示涉案楼幢一层东一户为“物业用房01（下）”；东二户为101，预测建筑面积为91.74平方米，套内面积为69.55平方米；东三户为102，预测建筑面积为91.85平方米，套内面积为69.63平方米。
证据5.2016年8月8日绘制的房屋分层分户平面图（实测）及2016年9月6日打印的房屋户（室）面积对照表各一份，两图均加盖了济南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市房产测绘研究院房产测绘专用章及济南市房产测绘研究院测绘资质专用章，其中房屋分层分户平面图（实测）还加盖了济南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的相关专用章。两图显示该楼幢一层东一户为“物业用房01（下）”；东二户为101，实测建筑面积为91.78平方米，套内面积为69.55平方米；东三户为102，预测建筑面积为91.88平方米，套内面积为69.63平方米。
鑫苑公司称，上述证据可以证明，102室在规划设计及竣工实测时均是东三户，按照合同约定，刘松潭购买就是东三户，而东二户作为101室其已经在刘松潭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前出售给了叶顺军和李庆安，其两次出售的是不同的两户房屋，并非“一房二卖”，只是工作人员的失误将两户的平面图打印成了一份，导致了刘松潭的误解。
证据6.该小区物业公司的《业主档案》及《房屋验收记录表（一）》一份，档案显示刘松潭在2016年10月21日在业主入住档案资料目录中进行了签字确认，并在业主钥匙、礼品领用登记中签字。记录表的内容为房号、业主姓名，水电表读数以及房屋各部位、装饰等是否存在问题等，上述内容均为空白，在该表物业代表签字处由沈某签字，并写明“有温控、无对讲挂板”，之后为刘松潭本人的签字，但该签字被划掉。
刘松潭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其对证据1-3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该三份证据证明了其认购东二户的时间在前，交付首付款的时间也在先，故应当将认购书认定为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鑫苑公司在其购买东二户房屋后，又将该房屋出售给了案外人，鑫苑公司的行为符合商品房司法解释第八条有关“一房二卖”的规定，应当承担相应的惩罚性违约责任。其对证据4、5的真实性也没有异议，但是相关的平面图仅能显示对涉案房屋进行了测绘，不能证明鑫苑公司向其交付的为东二户的102室房屋。其对证据6的真实性认可，但是相关该证据中的相关签字均是在收房的过程中签订的，在其实际验收房屋时发现了鑫苑公司向其交付的房屋与合同约定不符，故其将房屋验收记录中的签名划掉，当时拒绝接收东三户房屋，并将东三户的钥匙交换了物业公司。
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及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对于刘松潭提交的证据：其提交的证据1与当事人对房屋现状的描述相一致，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其他证据均为证据原件，鑫苑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也亦予以认可，故本院对上述证据均予以采信。由其提交的上述证据可以证明，其在2016年10月21日到涉案小区办理了收房手续，并在办理收房手续的过程中，交纳了收房时应当交纳的相关费用。同时，在房屋分户验收时，鑫苑公司及验收单位在房屋内张贴了按照包括物业用房的顺序编号的《住宅工程质量分户验收记录》及《室内净尺寸检查记录》。但该两份记录并非在房管部门备案的图纸，不能以此确定相关房屋的真实房号。虽然不能以此确定真实房号，但此两份记录也证明了，一般人在不知道东二户标号特殊性的情况下，该房屋被合同标注为102时不会提出异议。在鑫苑公司无证据证明其签订认购书及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将房屋分层分户平面图明确告知过刘松潭的情况下，刘松潭对东二户房屋标号是否正确，没有审查义务。还款明细及评估报告可以证明，截止2017年9月，刘松潭支付了房屋按揭贷款利息27734.29元；涉案房屋鉴定基准日的价值为123.17万元。
对于鑫苑公司提交的证据：其提交的证据均为证据原件，刘松潭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本院对上述证据均予以采信。由鑫苑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以认定，叶顺军及李庆安认购东二户房屋及交纳首付款的时间均晚于刘松潭，但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时间早于刘松潭。其提交的房屋分层分户平面图加盖了测绘及房管部门的相关公章，上述图纸显示，东二户与101室房屋的认购书及商品房买卖合同载明的房屋面积相一致，东三户与102室房屋载明的房屋面积相一致，即在房管部门备案的信息中101室为东二户，102室为东三户。但鑫苑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与刘松潭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向刘松潭出示上述测绘图纸。在涉案房屋的编号与其他绝大多数楼层的标号存在差异的情况下，该证据不能证明刘松潭签订认购书及合同时知晓东二户标号为101的事实。鑫苑公司提交的业主档案虽然显示刘松潭在众多收房材料中进行了签字确认，但是在收房最后一步的验房环节中，刘松潭将自己的签名划掉，其该行为表现出当时其对房屋交付提出了异议，不能证明双方对交付东三户房屋达成了一致意见。
本院认为，经审理，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三：一是刘松潭与叶顺军、李庆安购买的是否为同一套房屋；二是鑫苑公司是否构成违约，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否应当解除；三是，如鑫苑公司构成违约，应如何承担违约责任，其是否应当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刘松潭称按照合同约定，其购买的102室房屋是x号楼1单元1层东二户，商品房买卖合同的附图可以证明该事实，鑫苑公司从未告知过102室房屋为东三户。鑫苑公司则称，因工作人员失误将101室房屋及102室房屋的附图打印重复，导致刘松潭误认为东二户为102室房屋，但其已经向刘松潭交付了门牌号为102的东三户房屋，按照合同履行了交付义务，故双方合同约定的标的102室房屋，应按照房管部门备案的分层分户平面图的记载，认定为东三户。本院认为，商品房买卖合同，是买受人向出卖人发出购买具体房屋的要约后，出卖人与买受人就标的房屋的买卖进行协商达成一致的协议。协议中标的房屋坐落位置的确定，应当以具备唯一性和客观性的房屋四至为标准，而房屋的门牌号仅是对标的房屋人为排序的结果，存在变动的可能性。房屋决定了房号而非房号决定了房屋。购房人选定房屋是先确定了房屋的四至位置，再发出具体购房的要约，出卖人根据购房人发出的要约，再将该房屋对应的房号、面积等告知购房人，双方就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协商订约。现双方签订的《济南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有关标的房屋的附图明确记载了标的房屋四至，明确了标的房屋的具体坐落。故该附图可以证明双方买卖的标的房屋为东二户房屋。同理，由叶顺军和李庆安与鑫苑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附图，可以认定鑫苑公司还将东二户房屋卖予了叶顺军和李庆安，鑫苑公司的行为构成了“一房二卖”。
对于鑫苑公司提出的刘松潭将102室误认为东二户构成重大误解，应当按照房屋门牌号认定双方买卖的系东三户的答辩意见。本院认为，所谓的重大误解是指行为人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行为。在正常的商品房房屋买卖过程中，房屋作为价值较大的商品，购房人按照房屋的坐落位置选中了房屋后，会与出售人就该具备唯一性的房屋的价值等问题进行较长时间的协商。从本案看，双方从签订认购书到最终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也经历了四十余天的时间，在该过程中，刘松潭不可能对其欲购买的房屋的坐落位置是东二户还是东三户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鑫苑公司具体负责销售的人员也不可能对刘松潭欲购买东二户的意思表示产生误解，双方在买卖东二户的意思表示上应当是一致的，并且该一致的意思表示体现在了房屋买卖合同所附的平面图中。至于该平面图所对应的房号在认购书及房屋买卖合同中记载为102，与在房管部门备案的房号101相异的问题，因鑫苑公司未能证明其将备案房屋的真实编号告知了刘松潭，而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附图中显示的物业用房的入户门开设在楼道中，与备案测绘图及房屋现状中在该房屋南侧单独设立入户门并不相符，在该合同附图中未对房屋编号标明的情况下，一般人对东二户在合同条款中标注为102不会提出异议。因标注标的房屋的号码应为房屋出售者的义务，故应当认定为鑫苑公司错误的将东二户标注为102室房屋，而不应当认定为刘松潭将102室房屋误认为东二户房屋。刘松潭在办理具体收房手续时，拒绝在验房记录中签字的行为，也印证了刘松潭购买东二户为其真实的意思表示。真假均知晓，将假误认定为真，谓之误解。但刘松潭并不知晓东二户的真实编号，真实关系不知晓，也就不存在误解的逻辑基础。鑫苑公司提出刘松潭构成重大误解，双方系买卖的东三户房屋的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相反，鑫苑公司对东二户的真实编号应当是知晓的，但其错误的将东二户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编号为102出售给了刘松潭，其该行为或故意为之，或无意为之。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本院已经认定鑫苑公司将x号楼1单元1层东二户的房屋进行了两次出售，其行为构成“一房二卖”。现其已经将东二户房屋交付给了叶顺军和李庆安，无论其该行为系故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基于违约责任承担的严格责任原则，其该行为均构成违约，且导致了刘松潭获得东二户房屋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此时，鑫苑公司不能交付东二户房屋的行为也已经超过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九条约定的逾期交付90日，刘松潭既可以基于约定的解除条件主张解除合同，也可以基于法律规定解除合同。故，刘松潭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济南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诉讼请求，有理有据，本院予以支持。需要提出的是，刘松潭在本案诉讼中变更诉讼请求要求解除其与鑫苑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本院注意到，双方在签订该《商品房买卖合同》时随该合同还另有附件，在该合同解除的情形下，附件应当一并解除。
合同解除权作为形成权，其自有解除权的一方当事人发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到达对方时发生法律效力，刘松潭在本案的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中明确提出了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该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送达鑫苑公司的时间为2017年4月6日，故本院认定双方签订的《济南市商品房买卖合同》于该日解除。因上述合同已经解除，刘松潭要求鑫苑公司向其返还已付购房款567326元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不超过其实际支付的购房款数额，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本院既已认定鑫苑公司构成违约，其则应承担违约责任。至于鑫苑公司应当如何承担违约责任，刘松潭提出了多项诉讼请求，综合起来，其要求鑫苑公司承担的违约责任实际包含三部分内容：一是按照合同约定逾期交房导致合同解除的违约金；二是鑫苑公司无法向其交付东二户房屋导致合同解除后产生的损失；三是因“一房二卖”而应当承担的惩罚性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及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由上述法律规定可知，违约金系合同双方当事人约定的一方违约时应向守约方承担的违约赔偿责任，如约定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守约方所受损失的，守约方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增加违约金。本案中，鑫苑公司逾期交付房屋结果的产生系因“一房二卖”导致的履行不能，即鑫苑公司逾期交付房屋的违约行为已经被无法交付房屋履行不能的违约行为特定化，产生了法律适用时的法条竞合。故鑫苑公司的违约责任的承担应当指向履行不能，而不应再对履行不能导致的逾期进行重复的法律评价，承担双重违约责任。此时，虽然履行不能也符合双方合同约定的逾期交房承担违约金的条件，但刘松潭在主张了该违约金的同时，又提出了因违约所造成损失的赔偿请求。其同时提出两项违约赔偿请求的行为，实质上系要求本院对双方约定的违约金予以增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八条规定：当事人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增加违约金的，增加后的违约金数额以不超过实际损失额为限，增加违约金以后，当事人又请求对方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增加违约金的数额以不超过实际损失为限。故在刘松潭提出了损失赔偿请求的情况下，其再要求鑫苑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向其赔偿违约金17019.78元，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刘松潭提出的因其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而导致的损失，其中贷款利息27734.29元、物业费1047元、广电网络入网建设费250元、住宅专项维修资金11025元均系其按照合同能够有效履行且不知房屋编号错误的情况下直接支出的费用，因其欲获得东二户的合同目的因为鑫苑公司“一房二卖”的违约行为无法实现，故上述其基于实现合同目的预期而支出的费用均为鑫苑公司违约给其造成的直接损失，其要求鑫苑公司予以赔偿的诉讼请求，有理有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房屋价格上涨的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根据该法律规定，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赔偿可预见的可得利益的损失。现刘松潭因鑫苑公司的违约行为，无法获得东二户房屋的所有权，也就使其丧失了其本应当享有的针对东二户房屋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在其无法获得该房屋处分和收益权的情况下，房屋价格上涨而产生的可预期的收益本应归刘松潭所有，但其无法获得，故其有权要求鑫苑公司对其该损失予以赔偿。经评估，双方对东二户房屋的现价值为1231700元均没有异议，刘松潭实际支付的购房款金额为567511元，故鑫苑公司应向刘松潭赔偿房屋价格上涨损失664189元，刘松潭主张664374元不准确，应以本院认定的数额为准。因其该项诉讼请求得到了本院的支持，其要求鑫苑公司承担该房屋评估鉴定费12300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亦予以支持。
关于鑫苑公司是否应当对其违约行为承担惩罚性赔偿，双方对此争议最大。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中的惩罚性赔偿，系基于开发商存在法定的恶意违约或者欺诈行为而设立的法定违约赔偿责任。因“一房二卖”而应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法律依据为商品房司法解释第八条第二项及第九条第三项的规定。其中第八条第二项规定，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后，出卖人又将该房屋卖给第三人，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无法取得房屋的买受人可以请求解除合同、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并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第九条第三项规定，出卖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时，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出卖给第三人或者为拆迁补偿安置房屋的事实，导致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的，买受人可以请求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并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上述司法解释中的第八条第二项系规定的“一房二卖”中第一买受人无法取得房屋时的责任承担问题，而第九条第三项则规定了第二买受人无法取得房屋时的责任承担问题。即，如何对“一房二卖”这一客观事实进行法律评价，首先应当对第一买受人和第二买受人进行界定。按照上述司法解释的文意，明确规定了应以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的时间确定第一及第二买受人。
现刘松潭与鑫苑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时间为2016年3月23日，而叶顺军和李庆安签订商品房买卖的时间为2016年3月22日，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刘松潭应当被认定为第二买受人。但刘松潭在诉讼中主张，虽然其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时间晚于叶顺军和李庆安，但是其与鑫苑公司签订的有关东二户的认购协议的时间及交付首付款的时间均早于叶顺军和李庆安，该认购协议也具备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条款，故应当将该认购书定性为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当以其与叶顺军和李庆安签订认购协议的时间作为认定买受顺序的依据，并按照商品房司法解释第八条第二项的规定，要求鑫苑公司承担惩罚性违约责任。本院认为，商品房司法解释第五条规定，商品房的认购书等协议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且出卖人已经按照约定收受购房款的，该协议应当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依照该司法解释的规定，认购书被定性为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应当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认购书的内容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二是出卖人已经依约收取了购房款。《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明确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当具备的主要内容共计12项及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明确规定的12项内容，包括了合同主体信息、商品房的基本状况、销售方式、价款及付款方式和时间、交付条件和时间、装饰设备标准承诺、基础配套设施和公共设施的交付承诺、公共配套建筑的产权归属、面积差异的处理、办理产权登记的事宜、解决争议的办法、违约责任。经审查，刘松潭与鑫苑公司签订的《商品房认购协议》并不具备房屋的交付标准、交付时间、办理产权登记事宜、违约责任的承担等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当具备的关键性的几项主要内容，即仅仅按照该认购协议的约定，并不能确定双方在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中的具体权利义务。因此，在该协议约定了双方应当按照该协议的约定另行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且双方也已经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以已经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可以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情况下，该认购协议应当被认定为签订本约的预约合同，而非定性为商品房买卖合同。故，虽然刘松潭签订认购协议及支付首付款的时间均早于叶顺军和李庆安，但因其接受了认购书中约定的，在接到鑫苑公司通知时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签约条件，在其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签订时间晚于叶顺军和李庆安的情况下，其应当被认定为第二购买人。因其为第二购买人，其要求鑫苑公司按照商品房司法解释第八条第二项的规定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另，按照商品房司法解释第九条第三项的规定，在鑫苑公司故意隐瞒东二户房屋已经出售的事实时，刘松潭作为第二买受人才有权要求鑫苑公司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但从查明的案件事实看，虽然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附图确定了合同标的为东二户房屋，但合同中对该房屋房号的记载却为东三户的备案房屋编号，面积也是东三户的预测面积，由此可知，应当认定为鑫苑公司错误的将东三户的相关数据记载到了双方签订的有关东二户房屋买卖合同中，正是因此，两份商品房买卖合同才均得以网签。现东二户与东三户面积基本相同，户型一致仅是方向相反，鑫苑公司实际出售的价格也基本相同，且其并未将东三户再行出售，而是按照其与刘松潭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主文约定的102号所真实对应的东三户启动了交房程序，通过该整个的交易过程，难以确定鑫苑公司故意隐瞒东二户已经出售的真实动机。刘松潭也未能举证证明鑫苑公司的上述错误行为系基于故意隐瞒的欺诈行为，故鑫苑公司“一房二卖”的行为也不符合商品房司法解释第九条第三项所规定的应当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条件。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条第一项、第一百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八条第二项、第九条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刘松潭与济南鑫苑万卓置业有限公司签订的编号为销售（字）201613628901的《济南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及附件于2016年4月6日解除；
二、济南鑫苑万卓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刘松潭购房款567326元；
三、济南鑫苑万卓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刘松潭支出的2016年5月至2017年9月期间的按揭贷款利息27734.29元；
四、济南鑫苑万卓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刘松潭房价上涨损失664189元；
五、济南鑫苑万卓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刘松潭物业费损失1047元；
六、济南鑫苑万卓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刘松潭广电网络入网建设费损失250元；
七、济南鑫苑万卓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刘松潭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损失11025元；
八、济南鑫苑万卓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刘松潭鉴定费12300元；
九、驳回济南刘松潭有限公司','2018-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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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相关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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