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7）闽0303刑初322号
公诉机关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黄玉坤，男，1968年12月20日出生于福建省原莆田县，汉族，大学文化，原任莆田市涵江区司法局社区矫正工作科负责人，住址莆田市涵江区，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15年11月1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27日被逮捕，2016年10月14日转取保候审。
辩护人张景松、黄丽君，福建大涵律师事务所律师。
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检察院以涵检公刑诉〔2016〕24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黄玉坤犯受贿罪，于2016年5月16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2016年10月27日作出（2016）闽0303刑初212号刑事判决。宣判后，被告人黄玉坤不服，上诉至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27日作出（2016）闽03刑终656号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本院重新审判。本院于2017年6月9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检察院于2017年9月8日以案件需要补充侦查为由，向本院提出延期审理建议，本院于同日决定延期审理；后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检察院于同年10月9日提请本院恢复审理，本院再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林丽丽、代理检察员张建锋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黄玉坤及其辩护人张景松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黄玉坤于2003年5月至2009年7月间担任莆田市涵江区司法局萩芦司法所所长；2009年7月至2013年1月间担任莆田市涵江区司法局萩芦司法所助理员借调涵江区司法局基层工作科，负责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工作；2013年1月起担任莆田市涵江区司法局社区矫正工作科负责人。2007年至2014年间，被告人黄玉坤多次利用其推荐安置帮教基地、负责社区矫正及安置帮教工作等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5.11万元（人民币，下同）。具体事实分述如下：
1.2007年间，被告人黄玉坤为莆田市涵江区新生果树养殖基地负责人汤某在涵江区“两劳”人员安置帮教基地的推荐、设立及资金申请等事项上提供帮助，收受汤某送给的感谢费1万元。
2.2012年、2013年间，被告人黄玉坤先后两次为汤某在“两劳”人员安置帮教基地资金的申请事项上提供帮助，为此分别收受汤某送给的感谢费5000元、5000元，共计1万元。
3.2012年底，被告人黄玉坤承诺为社区矫正人员林某在缓刑考验期内监管事项上提供帮助，为此收受林某送给的感谢费2000元。
4.2013年左右，被告人黄玉坤承诺为社区矫正人员李某1成在假释前社会调查评估等事项上提供帮助，为此先后两次收受李某1成的儿子李某送给的感谢费3000元、2000元，共计5000元。
5.2013年间，被告人黄玉坤承诺为社区矫正人员吴某如在审前社会调查评估事项上提供帮助，为此收受吴某如的丈夫陈某送给的感谢费3000元。
6.2014年左右，被告人黄玉坤承诺为社区矫正人员林某1在变更居住地事项上提供帮助，为此收受林某1送给的感谢费2000元。
7.2014年间，被告人黄玉坤承诺为社区矫正人员郑某在缓刑考验期内监管事项上提供帮助，为此先后三次收受郑某送给的感谢费现金2000元、价值2000元的购物卡、现金3000元，共计7000元。
8.2014年间，被告人黄玉坤承诺为社区矫正人员陈某1在假释前社会调查评估事项上提供帮助，为此收受陈某1亲属黄某送给的感谢费5000元。
9.2014年间，被告人黄玉坤承诺为社区矫正人员方某在缓刑考验期内监管事项上提供帮助，为此收受方某送给的感谢费3000元。
10.2014年间，被告人黄玉坤承诺为社区矫正人员黄某2在保外就医期间外出事项上提供帮助，为此先后两次收受黄某2的女儿黄某1送给的感谢费500元、2000元，共计2500元。
11.2014年间，被告人黄玉坤承诺为社区矫正人员刘某在缓刑考验期内监管事项上提供帮助，为此收受刘某送给的价值1600元的桌椅一套。
案发后，被告人黄玉坤于2015年11月15日被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检察院抓获归案，并向该院退出赃款1万元。
指控上述事实，公诉机关提供了相应的证据证明。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黄玉坤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多次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计5.11万元，数额较大，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九十三条，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提请依法判处。
被告人黄玉坤辩称：1.起诉书指控的第1、2、3、5、6、7、9起受贿犯罪事实，其没有收取钱款，也没有为请托人谋取利益；2.指控的第4起受贿，其只收取一次钱款2000元；3.指控的第8起受贿，其没有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提供帮助；4.指控的第10起受贿，其三次收受黄某1送给其女儿的过年红包500元计1500元；5.指控的第11起受贿，其没有承诺为刘某提供帮助，桌椅的钱他给刘某，刘某不收，后在刘某结婚时包红包还给刘某；6.其在侦查阶段所作有罪供述均系在刑讯逼供、诱供、骗供情况下产生，应予以排除。
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主要是：1.指控的第1、2起受贿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被告人黄玉坤不具备为汤某谋取利益的职务便利条件，不能依据其在报销票据上签字即认定其具有资金发放的管理、经办、审批权限；汤某出庭作证称其并未送钱给黄玉坤，应采信其庭审证言；2.指控的第5起受贿，陈某在原审二审出庭作证其并未送钱给被告人黄玉坤，其在侦查阶段所作证言系在侦查人员胁迫下产生，故指控该起受贿事实不清、证据不足；3.被告人黄玉坤在侦查机关对其制作第二次讯问笔录时即否认起诉书指控的大部分受贿事实，在庭审中也对上述事实予以否认，故其供述前后矛盾，对上述事实不应认定；4.被告人黄玉坤虽系被动到案，但指控的第3至第11起受贿系主动供述，应认定为自首；5.被告人黄玉坤犯罪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小，积极退赃，有悔罪表现，且曾在基层工作中作出贡献，建议从轻处罚。综上，建议对被告人黄玉坤免予刑事处罚。
经审理查明：一、关于被告人身份与职责的事实
被告人黄玉坤于2003年5月至2009年7月任莆田市涵江区司法局萩芦司法所所长；2009年7月至2013年1月由莆田市涵江区司法局萩芦司法所助理员借调莆田市涵江区司法局基层工作科，负责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工作；2013年1月至案发任莆田市涵江区司法局社区矫正工作科负责人，负责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工作。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户籍证明，证明被告人黄玉坤的身份情况。
2.莆田市涵江区司法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被告人黄玉坤于1991年8月至2003年5月系莆田市涵江区萩芦镇人民政府干部；于2003年5月至2009年7月任莆田市涵江区司法局萩芦司法所所长；于2009年7月至2013年1月由莆田市涵江区司法局萩芦司法所助理员借调莆田市涵江区司法局基层工作科，负责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工作；于2013年1月至案发任莆田市涵江区司法局社区矫正工作科负责人。
3.中共莆田市涵江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涵委编〔2012〕×号文件《关于印发莆田市涵江区司法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证明：莆田市涵江区司法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的基本情况，其中该局内设社区矫正工作科（加挂莆田市涵江区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牌子），履行区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和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职责，具体负责处理区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和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领导小组的日常事务；指导、监督刑满释放和解除劳动教养人员的帮教安置工作；组织实施全区社区矫正工作，指导基层司法所会同公安机关做好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教育矫正及监督考察；建立健全社区矫正工作组织体系，不断推进社区矫正工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4.涵江区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协调小组出具的《安置帮教工作职责》，证明：安置帮教工作职责的基本情况，主要有安排布置、督促检查基层帮教工作及配合有关部门做好监外执行、假释、狱所外执行人员的监督教育、考察工作；协调各方面关系，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刑释解教人员过渡安置；定期对帮教对象进行考察、跟踪、教育，搞好重新犯罪的预测工作；做好接茬帮教人员登记、建档及有关材料的归档、保存等职责。
5.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福建省人民检察院、福建省公安厅、福建省司法厅闽司〔2012〕×号《福建省社区矫正实施细则（试行）》，证明：福建省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的主要职责。
6.被告人黄玉坤的供述，证明：其于2003年5月至2009年7月任莆田市涵江区司法局萩芦司法所负责人；2009年7月至2013年1月由莆田市涵江区司法局萩芦司法所助理员借调莆田市涵江区司法局基层工作科，2010年10月起负责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和社区矫正工作；2013年1月至今任莆田市涵江区司法局社区矫正工作科负责人，负责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工作，在服刑人员保外就医、假释、监外执行以及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审前社会调查、社区矫正、居住地执行地变更等事项上具有一定的权力。
上述证据收集程序合法，客观真实，相互印证，能够认定指控的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关于受贿的事实
（一）2007年间，被告人黄玉坤担任莆田市涵江区司法局萩芦司法所所长，利用其在涵江区“两劳”人员安置帮教基地成立过程中负责推荐并协助基地向有关部门申请办理相关手续的职务便利，在涵江区“两劳”人员安置帮教基地的推荐、设立及资金申请事项上，为莆田市涵江区新生果树养殖基地负责人汤某提供帮助。后上述基地经推荐顺利通过考核并成立，于2007年12月28日获得涵江区司法局下拨的补助资金2万元。事后，汤某送给被告人黄玉坤感谢费1万元，被告人黄玉坤收下钱款。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涵江区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协调小组涵安教办〔2006〕×号《关于成立涵江区新生果树养殖基地的通知》、莆田市涵江区司法局出具的莆田市涵江区新生果树养殖基地设立的情况说明，证明：2006年，按照省、市、区精神，要求各乡镇成立“两劳”人员安置帮教基地。根据摸底了解和各司法所推荐情况，该区确定在萩芦镇设立“两劳”人员安置帮教基地，并以涵江区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领导小组的名义于2006年9月10日发文设立莆田市涵江区新生果树养殖基地。莆田市涵江区新生果树养殖基地以自身为主、萩芦司法所所长黄玉坤配合协助，向有关部门申请办理相关手续。
2.莆田市涵江区新生果树养殖基地2007年10月21日出具的《关于请求解决涵江区安置帮教基地资金的报告》、兴业银行进账单（回单）、汤某出具的收款收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账户历史数据查询单、记账凭证，证明：2007年10月21日，莆田市涵江区新生果树养殖基地场长汤某向涵江区司法局提出书面申请，请求该局给予支持解决资金2万元；同年12月27日，该申请获准。次日，莆田市涵江区公证处向上述基地转账2万元；同日，汤某出具收款收据，收到上述资金2万元。同年12月31日，莆田市涵江区司法局对上述款项记账登记。
3.莆田市涵江区委组织部干部档案室于2017年5月26日出具的“许某同志简历”，证明：许某于1995年5月至2007年2月任涵江区司法局基层工作股股长，2007年2月至2012年8月任涵江区人民防空办副主任科员，之后提前退休。
4.证人汤某的证言，证明：他在涵江区萩芦镇官林村开办莆田市涵江区新生果树养殖基地。该基地以莆田市涵江区司法局名义挂牌设立，主要用于地区服刑人员和刑释解教人员的就业帮扶工作（即“两劳扶持”）。
大约2007年间，时任涵江区司法局萩芦司法所负责人的黄玉坤告知他，根据上级文件要求设立“两劳扶持基地”，该工作由其负责。因他之前种植果树、从事养殖业，黄玉坤便询问他是否有意愿从事该工作，他表示同意。后黄玉坤及涵江区司法局的人员对他和其他几个从事种植养殖业的人进行考核，他顺利通过考核。后莆田市涵江区新生果树养殖基地由涵江区司法局挂牌正式成立，由他经营管理。过了不久，黄玉坤告诉他可以向涵江区司法局申请安置帮教基地资金（即基地的建设扶持基金），他不了解申请手续，请求黄玉坤帮忙，黄玉坤表示同意，并允诺帮他做申请材料后由他加盖印章。之后的一天，黄玉坤草拟申请报告后通知他携带上述基地的印章到涵江区司法局萩芦司法所，他在资金申请材料上加盖印章但未签字，后黄玉坤以该申请材料向涵江区司法局申请资金。该基地建设扶持资金获批后的一天，黄玉坤通知他资金已顺利获批2万元，让他到时一同前往取款并分给其1万元，他表示同意。过了几天，上述资金到账，他打电话联系黄玉坤一同前往取款。他先到位于涵江区新涵大街的中国农业银行取出2万元并在该银行门口等候黄玉坤，后黄玉坤到达该银行门口，他依约将现金1万元（1捆，面额均是100元）交给黄玉坤，黄玉坤收下钱款。黄玉坤告诉他每年都可申请该项资金，其会做好相关申请材料，他只需在申请材料上加盖基地印章即可。
黄玉坤是涵江区司法局萩芦司法所负责人，他开办的莆田市涵江区新生果树养殖基地即在其支持帮助下成功申请并设立。他为了得到黄玉坤对上述基地资金申请事项上的支持、关照并感谢其支持、关照，同时黄玉坤也向他索要钱款，所以他送钱给黄玉坤。
5.被告人黄玉坤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和辩解，证明：他在涵江区萩芦镇当干部时就认识汤某，2007年左右，他担任涵江区司法局萩芦司法所所长期间，上级发文要求每个县区设立一个安置帮教基地，涵江区司法局让各司法所推荐，要求他在个人推荐设立该基地，后由涵江区司法局考核。他想到汤某之前从事养殖、种植业，又是刑释人员，既符合相关文件要求又具有安置帮教的典型性，于是他找到汤某让其开办基地，汤某表示同意，并让他帮忙办理基地开办的相关手续。后汤某顺利通过考核，涵江区司法局同意汤某在萩芦镇设立一个安置帮教基地用于就业帮扶（对象原先是刑释解教人员，后来变成社区服刑人员和刑释解教人员）。涵江区司法局基层科许某让他负责协助汤某办理安置帮教基地设立的相关事宜，该基地设立的工商、税务登记事宜基本是他帮汤某办理的。后该基地顺利开办并由区司法局挂牌设立，基地名称为莆田市涵江区新生果树养殖基地。基地开办后不久，他告诉汤某区司法局有一项安置帮教扶持资金，其可以书面报告申请该资金，汤某表示其不知如何办理申请材料，叫他帮忙，他表示同意。他替汤某写好申请材料后通知汤某携带基地印章到萩芦司法所盖章，但忘记让汤某在申请报告上签字，所以他就叫人在申请报告上代签汤某的名字向区司法局申请资金。2007年底，汤某的基地顺利申请到一笔2万元的安置帮教基地资金。该资金审批后的一天，他告诉汤某该资金已顺利获批2万元，汤某表示上述基地的推荐、设立及上述资金的申请均是他帮忙办理的，愿意拿一部分钱感谢他，他听后让汤某取钱时与他一同前往。资金到账后的一天，汤某打电话联系他表示其欲往涵江区新涵大街的中国农业银行取款，并约定在该银行门口见面。他到达该银行门口时，汤某已取款完，拿了1万元（1捆，面额均是100元）给他，感谢他在其基地开办及资金申请事项上的帮忙，他当场收下钱。
汤某的上述基地是在他担任涵江区司法局萩芦司法所负责人期间帮其推荐并申请设立的，且他在担任该司法所负责人及在涵江区司法局工作期间也负责汤某基地的其他相关工作，该基地的安置帮教扶持资金申请也得到他的支持和关照，所以汤某要送钱给他。
庭审中，被告人黄玉坤否认起诉书指控的该起受贿，辩解其没有为汤某谋取利益，也没有收受汤某所送钱款，辩护人提出汤某行贿次数及行贿金额不合常理，指控该起受贿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并提交证人汤某出庭作证证言，以证明汤某将钱款送给许某而非黄玉坤，黄玉坤并未收到汤某现金。经查，证人汤某证言与被告人黄玉坤在侦查阶段的供述能够相互印证，且有莆田市涵江区司法局出具的莆田市涵江区新生果树养殖基地设立的情况说明、关于请求解决涵江区安置帮教基地资金的报告等书证予以佐证，证实：被告人黄玉坤在担任涵江区司法局萩芦司法所所长期间，利用其负责推荐“两劳”人员安置帮教基地的职务便利，在推荐、设立基地过程中，推荐汤某成立“两劳”人员安置帮教基地并协助其向有关部门办理设立手续，并在事后收受汤某感谢费1万元，其行为符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构成要件。被告人黄玉坤与证人汤某就送、收该钱款的时间、地点、数额、请托事项等主要细节供述相吻合，依法可以认定被告人黄玉坤收受汤某现金1万元的事实。证人汤某虽在庭审中出庭作证称其将现金送给许某，从未送钱给黄玉坤；但其同日向侦查机关作证称，其在侦查阶段向侦查人员所做证言属实，指控的其先后送2万元现金给黄玉坤是事实，其今天出庭翻证，系因庭前与黄玉坤串供，且受到黄玉坤威胁，所以在庭审中翻证，应以其侦查阶段供述为准。莆田市涵江区委组织部干部档案室出具的“许某同志简历”证明2007年2月，许某已是涵江区人民防空办副主任科员，而基地向司法局申请资金补助的时间是2007年10月21日，此时许玉坤已调离司法局，并无职务便利。故侦查机关在侦查阶段依照法定程序获取证人汤某的证言，其证言与被告人黄玉坤在侦查阶段的供述相互印证，且有相关书证予以佐证，依法可以采信。综上，被告人黄玉坤有关此节的翻供及其辩护人关于此节的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均不予采纳。
（二）2012年、2013年间，汤某先后两次到被告人黄玉坤位于莆田市涵江区司法局办公室，请求被告人黄玉坤在莆田市涵江区新生果树养殖基地资金申请事项上给予关照，被告人黄玉坤允诺。后上述基地分别于2012年8月14日、2013年10月15日获得补助资金各1.6万元。事后，汤某先后两次送给被告人黄玉坤感谢费各5000元，计1万元，被告人黄玉坤收下钱款。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中共莆田市涵江区委综治委涵综治委〔2011〕×号《关于调整涵江区综治委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安置帮教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组成人员名单的通知》，证明：2011年8月19日，上述领导小组人员调整，黄玉坤作为区司法局科员担任该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副主任。
2.莆田市涵江区司法局涵司[2012]×号《关于建设涵江区刑释解教人员过渡性安置基地的实施方案》，证明：该区刑释解教人员帮教安置工作和过渡性安置基地建设工作具体实施方案的基本情况。
3.关于请求解决涵江区安置帮教基地资金的报告、关于申请涵江区安置帮教基地建设资金补助的报告、收款收据、电子转账凭证、中国农业银行福建省分行账户历史交易清单、记账凭证，证明：2012年7月28日，莆田市涵江区新生果树养殖基地向涵江区司法局提出书面申请，请求该局给予支持资金3万元；同年7月31日，该申请获批拨付资金1.6万元；同日，该基地出具收款收据，金额为1.6万元；同年8月14日，莆田市涵江区财政局向上述基地转账1.6万元；该基地于同日收到款项1.6万元；同年9月30日，莆田市涵江区司法局对上述款项记账登记。2013年8月20日，上述基地向涵江区司法局提出书面申请，请求该局下拨资金补助3万元；同年8月30日，该申请获批拨付资金1.6万元；同年9月28日，该基地出具收款收据，金额为1.6万元；同年10月15日，莆田市涵江区财政局向上述基地转账1.6万元；该基地于同日收到款项1.6万元；同年12月30日，莆田市涵江区司法局对上述款项记账登记。
4.莆田市涵江区司法局于2016年9月18日出具的关于基地收款收据时间在资金发放之前的情况说明，证明：莆田市涵江区司法局财务报销程序是凭收据按照财务审批手续进行审批，后进行转账处理。故莆田市涵江区新生果树养殖基地2012年、2013年出具的上述收款收据时间在基地资金发放之前。
5.证人汤某的证言，证明：2012年间，涵江区司法局的林某2电话通知他可申请该年度的安置帮教基地资金，让他携带基地印章前往涵江区司法局盖章。他先到涵江区司法局黄玉坤办公室请求黄玉坤在莆田市涵江区新生果树养殖基地的资金申请事项上给予支持关照，黄玉坤表示同意。后他找到林某2并在安置帮教基地资金申请报告上加盖基地印章并签字。过了不久，黄玉坤通知他资金已顺利获批1.6万元，让他到时一同前往取款。上述资金到账后，他打电话联系黄玉坤到涵江区新涵大街的中国农业银行，他取出1.6万元并在该银行门口等候黄玉坤。黄玉坤到达该银行门口后，让他将其中5000元交给其，他按要求将现金5000元（面额均是100元）交给黄玉坤，黄玉坤收下钱款。
2013年间，涵江区司法局的林某2或黄玉坤（记不清通知的人员）通知他可申请该年度的安置帮教基地资金，让他携带基地印章前往涵江区司法局盖章。他也是先到涵江区司法局黄玉坤办公室请求黄玉坤在莆田市涵江区新生果树养殖基地的资金申请事项上给予支持关照，黄玉坤表示同意。后他找到林某2并在安置帮教基地资金申请报告上加盖基地印章并签字。过了不久，黄玉坤通知他资金已顺利获批1.6万元，让他到时一同前往取款。上述资金到账后，他打电话联系黄玉坤到涵江区新涵大街的中国农业银行，他取出1.6万元并在该银行门口等候黄玉坤，黄玉坤到达该银行门口后让他将其中5000元交给其，他按要求将现金5000元（面额均是100元）交给黄玉坤，黄玉坤收下钱款。
黄玉坤先后担任涵江区司法局萩芦司法所及涵江区司法局的工作人员，他开办的莆田市涵江区新生果树养殖基地即在其支持帮助下成功申请并设立。他为了得到黄玉坤对上述基地资金申请事项上的支持、关照并感谢其支持、关照，同时黄玉坤也向他索要钱款，所以他先后三次送钱给黄玉坤计2万元。上述下拨的资金款项都是从涵江区财政局或涵江区司法局账户直接拨付至莆田市涵江区新生果树养殖基地的账户上。
6.被告人黄玉坤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和辩解，证明：2010年间，涵江区司法局社区矫正与安置帮教科从基层科分离出来，由他担任该科负责人并负责管理汤某上述安置帮教基地的相关事宜。2012年间，汤某到他在涵江区司法局的办公室，表示其来办理安置帮教基地资金的申请事项，请求他多支持关照，他表示同意。汤某的资金申报材料到他手上后，他核准通过该资金，不久其申请通过局里的同意。过了不久，他通知汤某资金已顺利获批1.6万元，让其到时一同前往取款。上述资金到账后的一天，汤某约他在涵江区新涵大街的中国农业银行门口见面。他到达该银行门口时，汤某表示其已取款完，拿了5000元给他，感谢他在其基地开办设立及资金申请事项上的帮忙，他当场收下钱。
2013年间，汤某又到他在涵江区司法局的办公室，表示其来办理安置帮教基地资金的申请事项，请求他多支持关照，他表示同意。汤某的资金申报材料到他手上后，他核准通过该资金，不久其申请通过局里的同意。过了不久，他通知汤某资金已顺利获批1.6万元，让其到时一同前往取款。上述资金到账后的一天，汤某约他在涵江区新涵大街的中国农业银行门口见面。他到达该银行门口时，汤某表示其已取款完，拿了5000元给他，感谢他在其基地开办设立及资金申请事项上的帮忙，他当场收下。
汤某的上述基地是在他担任涵江区司法局萩芦司法所负责人期间帮其推荐并申请设立的，且他在担任该司法所负责人及在涵江区司法局工作期间也负责汤某基地的其他相关工作，该基地的安置帮教扶持资金申请也得到他的支持和关照，所以汤某要送钱给他。
庭审中，被告人黄玉坤否认起诉书指控的该起受贿，辩解其没有收受汤某所送钱款，没有职务便利也没有为汤某谋取利益；辩护人提出被告人黄玉坤不具备为汤某谋取利益的职务便利条件，不能依据其在报销票据上签字即认定其具有资金发放的管理、经办、审批权限；汤某出庭作证称其并未送钱给黄玉坤，应采信其庭审证言；指控该起受贿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经查，被告人黄玉坤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与莆田市涵江区司法局出具的黄玉坤情况说明、中共莆田市涵江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莆田市涵江区司法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中共莆田市涵江区委综治委《关于调整涵江区综治委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安置帮教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组成人员名单的通知》、收款收据等书证相互印证，证实：被告人黄玉坤在担任莆田市涵江区司法局萩芦司法所负责人及在涵江区司法局工作期间负责汤某上述基地的相关工作，期间自2009年7月起负责涵江区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工作，并自2011年8月19日起兼任涵江区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安置帮教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副主任，履行安置帮教工作职责。结合莆田市涵江区司法局出具的关于基地收款收据时间在资金发放之前的情况说明，可以证实基地申请区司法局下拨资金后，该局按照财务审批手续办理财务报销程序时，被告人黄玉坤因具有负责管理上述基地相关事宜的职权，分别于2012年、2013年在上述收款收据背面签字核准确认。综上，依法可以认定被告人黄玉坤在上述基地申请拨付资金期间，在上述基地资金申请、发放相关事宜上具有职务便利。被告人黄玉坤与证人汤某二人在侦查阶段就送、收该钱款的时间、地点、数额、请托事项等主要细节供述相吻合，依法可以认定被告人黄玉坤二次收受汤某现金计1万元的事实。辩护人关于采信证人汤某庭审证言的辩护意见，在指控的第1起受贿事实中已作分析，不再赘述。黄玉坤在汤某提出对上述基地资金申请事项给予关照的请托事项时予以允诺，并在事后收受汤某现金计1万元，已构成受贿；黄玉坤虚假承诺或有无实际为汤某谋取利益的行为，均不影响受贿的认定。故被告人黄玉坤有关此节的翻供及其辩护人关于此节的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均不予采纳。
（三）2012年间，林某到被告人黄玉坤办公室，请求被告人黄玉坤在其缓刑考验期内监管事项上给予关照，并送给被告人黄玉坤现金2000元，被告人黄玉坤予以允诺并收下上述钱款。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审前社会调查委托函、审前社会调查函、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报告、调查评估意见书、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2012）荔刑初字第×号刑事判决书、执行通知书、报到通知、社区矫正人员基本信息表、法定不批准出境人员通报备案通知书、涵江区社区矫正人员季度考核表、解除社区矫正证明书、解除社区矫正通知书、解除社区矫正宣告书，证明：林某因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于2012年9月19日被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缓刑考验期间自2012年10月9日起至2013年10月8日止）。后林某到涵江区司法局报到并接受社区矫正监管，并于2013年10月8日因矫正期满解除社区矫正。
2.证人林某的证言，证明：2012年间，他被法院判处缓刑，受涵江区司法局的监管。为得到涵江区司法局有关国家工作人员在他缓刑考验期内监管等相关事宜上的支持、关照，他于2012年间去涵江区司法局社区矫正科黄玉坤办公室报到时，将事先准备好的2000元（用信封包装）送给黄玉坤，请求黄玉坤在他缓刑考验期监管等事宜上给予支持、关照，黄玉坤听后表示同意并收下钱款2000元。
3.被告人黄玉坤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和辩解，证明：2012年间，涵江区梧塘镇人林某因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被判处缓刑，涵江区司法局负责其在缓刑考验期内的监管。2012年的一天，林某到他办公室报到，请求他在其缓刑期内监管事宜上给予支持、关照，并送给他2000元（用信封包装），他表示同意并当场收下钱。
庭审中，被告人黄玉坤提出其不认识林某，并未收取林某钱款，林某证言不属实的辩解。经查，被告人黄玉坤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与证人林某的证言相互印证，且有审前社会调查委托函、审前社会调查函、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报告、调查评估意见书、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2012）荔刑初字第×号刑事判决书、执行通知书、报到通知、社区矫正人员基本信息表、法定不批准出境人员通报备案通知书、涵江区社区矫正人员季度考核表、解除社区矫正证明书、解除社区矫正通知书、解除社区矫正宣告书等证据予以佐证，证实林某为得到涵江区司法局社区矫正科负责人即被告人黄玉坤在其缓刑考验期内的关照，于2012年间到黄玉坤办公室，送给黄玉坤现金2000元。证人林某与被告人黄玉坤在侦查期间就请托事项、收受钱财的时间、地点、金额的供述相吻合，依法可以认定被告人黄玉坤收受林某现金2000元的事实。黄玉坤明知林某提出具体的请托事项而收受其钱财，允诺利用职务便利为林某谋取便利，其行为已经构成受贿。而被告人黄玉坤最终是否利用其职务便利为林某谋取利益，不影响受贿的认定。故被告人黄玉坤有关此节的翻供与查明的事实不符，均不予采纳。
（四）2013年左右，李某请求被告人黄玉坤在其父亲李某1成假释前社会调查评估事项上给予关照，被告人黄玉坤予以允诺。后李某在莆田市涵江区送给被告人黄玉坤现金3000元，再次请求黄玉坤在上述事项上给予关照，被告人黄玉坤予以允诺并收下上述钱款。后李某1成顺利予以假释。事后，李某在莆田市涵江区送给被告人黄玉坤感谢费2000元，被告人黄玉坤收下钱款。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山东省滕州监狱对拟假释罪犯调查评估委托函、假释前社会调查通知书、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报告、调查评估意见书、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枣刑执字第×号刑事裁定书、假释证明书、报到通知、江口镇社区矫正人员接受手机定位监管承诺书、接受社区矫正保证书、缓刑人员告知书及谈话笔录、社区矫正告知书、社区矫正宣告书、社区矫正人员基本信息表、法定不批准出境人员通报备案通知书、社区矫正对象汇报记录表，证明：山东省滕州监狱于2013年5月10日委托涵江区司法局对拟假释罪犯李某1成进行调查评估，黄玉坤于2013年5月31日建议可以纳入社区矫正管理，后涵江区司法局同意对李某1成纳入社区矫正管理。2013年7月25日，李玉成被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予以假释，假释考验期自2013年7月25日起至2016年5月16日止，在涵江区司法局接受监管。
2.证人李某的证言，证明：他父亲李某1成因犯票据诈骗罪服刑于山东省淄博市的监狱，后因办理假释手续，需涵江区司法局出具评估意见书。2012年间的一天（具体时间记不清），他通过朋友找到涵江区司法局社区矫正科负责人黄玉坤，请求其在办理假释相关手续过程中给予支持、关照，黄玉坤表示同意。后他打电话约黄玉坤在涵江区见面，将事先准备好的3000元（用信封包装）送给黄玉坤，请求黄玉坤在他父亲李某1成假释相关手续办理过程中给予关照，黄玉坤表示同意并收下钱。他父亲的假释手续顺利办理后，为了感谢黄玉坤对他父亲假释手续办理的支持、关照，他再次约黄玉坤在涵江区见面，将事先准备的2000元（用信封包装）送给黄玉坤，感谢其支持、关照，黄玉坤收下钱款。
3.被告人黄玉坤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和辩解，证明：2012年间（具体时间记不清），涵江区江口镇前面村人李某因其父亲李某1成申请假释需涵江区司法局评估，到他办公室，请求他在其父亲李某1成申请假释相关事宜上给予支持、关照，他表示同意。在上述手续办理过程中的一天，李某约他在涵江区见面，送给他现金3000元（用信封包装），请求他尽快办理其父亲假释手续，他表示同意并当场收下钱。在他的支持下，李某1成的假释手续顺利办理。李某1成报到后的一天，李某再次约他到涵江区见面，送给他2000元（用信封包装），感谢他在其父亲办理假释相关手续上的支持，他当场收下钱。
庭审中，被告人黄玉坤辩解其只收取李某一次钱款2000元；经查，被告人黄玉坤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与证人李某就请托事项、送、收钱款的时间、地点、次数、数额等主要细节供述相吻合，依法可以认定被告人黄玉坤两次分别收受李某现金3000元、2000元计5000元的事实。故被告人黄玉坤上述辩解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五）2013年间，陈某在涵江区“建成大酒店”请求被告人黄玉坤在其妻子吴某如审前社会调查评估事项上给予关照，被告人黄玉坤予以允诺。后陈某在该酒店送给被告人黄玉坤现金3000元，再次请求被告人黄玉坤在上述事项上给予关照，被告人黄玉坤收下钱款。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报告、调查评估意见书、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2012）城刑初字第×号刑事判决书、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莆刑终字第×号刑事判决书、释放证明书、执行通知书、报到通知、社区矫正人员基本信息表，证明：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涵江区司法局对吴某如进行审前社会调查评估，黄玉坤于2013年4月23日建议可以纳入社区矫正管理，后涵江区司法局同意对吴某如纳入社区矫正管理。后吴清如因犯合同诈骗罪于2013年5月8日被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缓刑考验期间自2013年5月8日起至2017年5月7日止，在涵江区司法局接受监管。
2.证人陈某的证言，证明：他妻子吴某如犯合同诈骗罪，为了能顺利适用缓刑进行社区矫正，需涵江区司法局进行审前评估。2013年间的一天，他通过朋友约涵江区司法局黄玉坤在涵江区新涵大街“建成大酒店”吃饭，吃饭期间他请求黄玉坤在办理吴某如审前评估相关手续过程中给予支持、关照，黄玉坤表示同意。饭后，他趁旁边没人将事先准备好的3000元（用信封包装）送给黄玉坤，请求其支持关照，黄玉坤收下钱款。
3.被告人黄玉坤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和辩解，证明：吴某如因犯合同诈骗罪在判刑前需进行审前评估，吴某如户口不在涵江区，但吴某如丈夫陈某系涵江区三江口镇人，故吴某如欲在涵江区进行社区矫正，法院将吴某如的审前评估函发到涵江区司法局办理。2012年间的一天（具体时间记不清），一绰号为“阿弟哥”的人和陈某到他办公室，“阿弟哥”自称是凤凰山公园老板，和他是老乡，请求他在吴某如审前评估事宜上给予关照，他表示同意。后二人约他在涵江区新涵大街“建成大酒店”吃饭，吃饭期间，陈某再次请求他在办理其妻子吴某如审前评估事宜上多多支持、关照，他表示同意。饭后，陈某趁旁边没人将3000元（用信封包装）送给他，请求他尽快办理上述手续，他表示同意并收下钱款。
庭审中，被告人黄玉坤否认指控的该起犯罪事实，辩解其只是与陈某吃饭，没有收取其钱款。经查，证人陈某的证言与被告人黄玉坤在侦查阶段的供述相互印证，且有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报告、调查评估意见书、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2012）城刑初字第×号刑事判决书、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莆刑终字第×号刑事判决书、释放证明书、执行通知书、报到通知、社区矫正人员基本信息表等证据予以佐证，证实：2013年间，陈某为得到被告人黄玉坤在其妻子吴某如审前社会调查评估事项上的关照，在“建成大酒店”送给被告人黄玉坤现金3000元。证人陈某与被告人黄玉坤在侦查期间关于陈某与黄玉坤之间的行受贿行为的请托事由、时间节点、具体地点、财物金额等均能够相互印证，依法可以认定被告人黄玉坤收受陈某现金3000元的事实。故被告人黄玉坤有关此节的翻供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辩护人提出，陈某在原审二审开庭审理时出庭作证称其并未送钱给被告人黄玉坤，应采信其出庭作证证言；但在本案庭审中，辩护人并未提交陈某在二审出庭所作证言进行质证，陈某本人亦未出庭作证，也没有其他相关证据证实侦查机关向陈某取证时违法或陈某在侦查阶段做不实证言；故陈某在侦查阶段所作证言依法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辩护人关于此节辩护意见缺乏事实依据，不予采纳。
（六）2014年左右，林某1请求被告人黄玉坤在其社区矫正期间变更居住地事项上给予关照，被告人黄玉坤予以允诺。后林某1顺利办理上述变更居住地手续，在被告人黄玉坤位于涵江','2018-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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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销售假药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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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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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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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二条
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一）犯罪情节��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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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役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一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二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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