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13民终214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胥中国，男，汉族，生于1963年4月6日，住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洪粱，四川百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胜碧，女，汉族，生于1940年12月2日，住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杜学英，四川元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胥中国因与被上诉人何胜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法院（2017）川1303民初11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胥中国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判决；2.依法改判支持胥中国的原审第1、2项诉讼请求；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何胜碧承担。事实与理由：1.原审判决认定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属“最宜应当维持现状”显然错误，应予纠正。原审判决已经查明，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归胥中国依法享有的事实，与认定胥中国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归谁的事实自相矛盾。胥中国在原审中出示的相关证据已充分证明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归胥中国依法享有，而原审判决却以胥中国证据不足为由驳回诉讼请求明显偏袒何胜碧。第一，原审查明何胜碧的女儿出嫁，本社集体组织收回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并发包给胥中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第二，胥中国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交由其父母代为耕种，没有违反任何法律规定。1998年，胥中国的父母在没有告知胥中国的情形下，将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交与何胜碧根本不是事实。在二十世纪末期，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将土地交由他人代为耕种是普遍现象，这不能视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由村社集体组织收回并重新发包给何胜碧。根据1997年8月27日《中共中央办公室、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中办发[1997]16号）第2条第1项明确规定：“在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集体土地家庭联产承包制度是一项长期不变的政策”。当国家第二轮土地承包30年期限才开始时，如果要交回土地承包经营权，胥中国的父母是没有任何权利代其作出交回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决定。同时，本社集体组织法定代表人杜德安已经多次表示，本社至今也没有任何存在收回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行为。在本社集体组织根本没有收回胥中国的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并交与何胜碧的情形下，原审判决凭推理认为“1997至2011年期间电话联系已属便利、想来胥中国父母极可能将交地事项及杜德安的决定通��了胥中国”，而认定胥中国对此并无异议。但胥中国不知原审判决认定杜德安通知的什么决定，是农税负担或是收回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如果胥中国知道杜德安的决定内容，就不可能在父母亲2011年死亡后回家要求村社分补偿款时才知道这一事实，招致胥中国多次走上信访维权的道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及《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条之规定，原审判决推论胥中国的父母将案涉土地交给何胜碧是发包给何胜碧之论断，则是无稽之谈。第三，《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2条、第34条、第36条之规定，何胜碧虽然从1999年起缴纳税费，但并没有给何胜碧交转包费及其收益，这根本不能表示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就视为交给何胜碧。既然原审判决认定是代耕行为，那么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当然就属���胥中国所有。2.原审法院在本案中使用自由裁量权明显不当，偏袒何胜碧显然错误。原审判决“以何胜碧与胥中国的家庭人口来认定维持现状为宜，认为何胜碧的丈夫刘超系抗美援朝军人，保家卫国有功，其遗属应受国家优待，乡邻礼让。”等等理由而驳回胥中国的诉讼请求明显不当。其一，胥中国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应当依法由胥中国一家人享有，应当依法受到法律保护；其二，何胜碧是军属，保家卫国有功，乡邻礼让，这显然是原审法院承办法官连国家民政优抚政策都搞不懂。严重地侵犯了胥中国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其三，本社社长杜德安编制的税费负担表不能证明案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归属，只能证明农税缴纳情况，不能否定胥中国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何胜碧答辩称：1.一审判决虽然理由牵强，但是结果没有错误。2.没有偏袒之说，本案争议标的，一审中胥中国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胥中国，为此一审法院驳回胥中国的诉请，并无不当，请求二审驳回胥中国的上诉请求。
胥中国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何胜碧归还属于胥中国所有的一个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并判令何胜碧返还擅自领取的政府补贴费用以及租金约2247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何胜碧承担。
原审法院查明，胥中国与何胜碧同属元宝山村3组村民。何胜碧家原有七个人的包产地，1987年何胜碧的女儿出嫁，本社收回其承包地，并发包给胥中国，胥中国一直将该土地耕种至1995年。至此，胥中国一家有六个半人的包产地，何胜碧一家有六个人的包产地。此后若干年胥中国及妻子外出务工，土地承包交由胥��国的父母管理。1997年胥中国的父母未告知村社干部将本属胥中国的一个人的土地承包交给何胜碧，由后者承担农税双提，但无书面协议。1998年初社长杜德安在编制本社农民税费负担方案时，经征求胥中国父母及何胜碧意见，认定何胜碧家有七个人的土地承包（含案涉土地），并确定何胜碧家按七人承担农业税费。此后双方多年相安无事。期间胥中国的父母分别于2010年、2011年去世。胥中国2011年底从外地返回家中，次年本社分配大春河水淹没补偿款，胥中国要求杜德安向其分配案涉土地的补偿款，何胜碧不允，双方自此发生争议。其后案涉土地又产生租金，双方矛盾进一步加剧，并导致多次到江陵镇、高坪区有关部门上访。2015年10月16日江陵镇人民政府致函胥中国，认定胥中国之父母将土地交付何胜碧的行为不属于土地承包权属调整，而属于土地流转，认为案涉土��的承包权仍属于胥中国。何胜碧对此不服上访。2016年5月23日江陵镇人民政府致函何胜碧，变更认为1998年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时何胜碧家的包产人口为七人，即案涉承包地属于何胜碧家，并称“在此之前，镇人民政府的答复意见与本处理意见不相符的，以本处理意见为准”。胥中国对此不服上访。江陵镇人民政府经调查取证，再次于2017年2月28日向胥中国出具《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认为“1997年，你父母将一个人承包地交给何胜碧并由何胜碧承担这一个人的税费，对此行为，组长杜德安认可了他们的做法，并在1998年将何胜碧家税费负担方案确定为7个土地承包。至于何胜碧家耕种的这一个人的承包地是代耕你的土地还是组上认可的发包土地，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加之年代久远，无法考究，因此，镇人民政府对你现在要求何胜碧退还你一个人的承包地（包括退还所领取的各项款项）的诉求不能支持”。胥中国对此不服，继续上访。2017年3月高坪区农村经营管理局深入镇、村、组调查取证，又在2017年3月17日集中约见了胥中国、何胜碧，并邀镇、村、社干部并村民代表到场座谈、协商。会后形成了《会议纪要》，载明：“这1份承包地是属于胥中国父母委托何胜碧家代耕还是通过组上发包给何胜碧家，当事人一方胥中国的父母也已去世，事件发生时间年代久远，且双方都没有出示可以证明对这1份土地拥有承包权的有力证据，目前取证材料也无法证明土地归属，因此无法认定该份土地的承包期归属”。
原审另查明，胥中国家现实有人口七人，耕种管理五个半人的包产地；何胜碧家现实有人口十一人，耕种管理七个人的包��地（含案涉一个人的包产地）。上列事实，有政府部门函件、会议纪要、杜德安工作笔记、庭审笔录等在卷佐证。
原审法院认为：本起纠纷反映时代特点，土地承包到户后，由于一度农业税费负担不轻，兼之时兴外出打工，一些欠缺劳动力的农户视承包地为累赘，或通过村社，或私相联系，将土地无偿转给需地的乡邻，只求后者承担农业税费，有的还承诺永不收回。以此行事往往相安无事。及至2006年国家废除农业税，并实施粮食直补等惠农政策，绝大多数人仍能信守约定，分清义利害，但也产生了少量纠纷。特别是有些地块涉及到出租、征收，收益较大时，矛盾往往放大升级。处理此类纠纷，最宜探究初心，维护诚信，尊重历史，兼顾现实，以平和人心，引导风俗。其次，胥中国父母1997年即将案涉承包地交与何胜碧，而胥中国迟至2012年才因分配大春河水淹没补偿款等提出异议，1997年至2011年期间电话联系已属便利，想来胥中国父母极可能将交地事项及杜德安的决定通知了胥中国，而胥中国对此并无异议。第三，本案的核心争点是：胥中国父母1997年向何胜碧交地属于何种性质？经江陵镇人民政府、高坪区农经局反复查证，均无证据证实案涉承包地当初是由何胜碧家代耕还是发包给了何胜碧家。本案到案后，胥中国未就此提交进一步的证据，加之农村土地承包手续极不规范，胥中国父母已作古，时间久远，关键事实实难查清。第四，胥中国家现实有人口七人，管理耕种五个半人的包产地；何胜碧家现实有人口十一人，管理耕种七个人的包产地（含案涉承包地），在新的有力证据出现以前，最宜维持现状。第五，何胜碧之夫刘超已故，其年青时曾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有功，其遗属应受国家优待，乡邻礼让。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胥中国未就其诉请提供充分的证据，应承担败诉的后果。案经调解无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胥中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1元，由胥中国负担。
二审查明，一审中，原审法院根据何胜碧的调查取证申请，从高坪区江陵镇元宝山村3组时任组长杜德安处调取了1996-1998农税和双提款花名册，载明：许（胥）风一（胥中国的父亲）家1996年6人包产地6.5个人，1997年6人包产地6.5个人，1998年4人包产地4个人；刘超（何胜碧的丈夫）家1996年8人包产地6个人，1997年9人包产地6个人，1998年9人包产地7个人。
二审查明的其他���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执焦点为何胜碧家从1998年起增加的一个人承包地是否归属于胥中国家。
经查，何胜碧家从1998年起增加的一个人承包地，系从胥中国家调出。调整前胥中国已外出没在家，承包地由其父母管理。1997年，胥中国的父母将管理中的一个人承包地交由何胜碧家耕种。如果何胜碧的耕种行为属于代耕性质，就不发生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变更，一般也无需履行任何法律程序。但一审法院调取的高坪区江陵镇元宝山村3组农税和双提款花名册记载，何胜碧家在从1998年起增加了一个人承包地同时，也增加了一个人农业税费的负担。这种变化情况在社集体台账上的反映，说明社集体认可何胜碧家增加一个人承包地的事实。社集体的认可，就应当视为社集体对何胜碧家承包地调增，并产生相应的法律效果，故何胜碧家取得承包地的合法性应予认可。
虽然无直接证据证明胥中国父母交出承包地是否征求胥中国的意见，但是胥中国在此后没有承担相应承包地的农业税费，且在此后三年内其本人或通过其父母对调出一个人承包地的事实未提出异议，说明胥中国对社集体将其一个人的承包地调整给何胜碧家是知道或应当知道的。
虽然集体土地家庭联产承包制度是一项长期不变的政策，但是并不排斥对承包地进行微调。现实生活中，村社集体根据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对承包地进行小范围的调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高坪区江陵镇元宝山村3组1998年对何胜碧、胥中国两家承包地调整，是针对两家家庭人口与承包地面积严重失衡进行的微调，属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此��保农户家庭人口与承包地之间保持一个基本平衡，不违反国家政策。
综上，胥中国的上诉理由不充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62元，由上诉人胥中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朝阳
审判员 何顺红
审判员 罗晓翠
二〇一八年四月九日
书记员 任 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