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枝江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0583民初8号
原告：徐传勇，男，汉族，生于1963年1月27日，户籍地：枝江市，住枝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鲜于运福，女，汉族，生于1962年7月20日，住同上，系原告徐传勇之妻。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先林，枝江市中联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枝江市七星台镇孙家港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枝江市七星台镇孙家港村。
法定代表人：时小平，该村民委员会主任。
被告：徐爱青，男，汉族，生于1971年2月28日，住枝江市。
原告徐传勇与被告枝江市七星台镇孙家港村民委员会、被告徐爱青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徐传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鲜于运福、熊先林,被告枝江市七星台镇孙家港村民委员会的法定代表人时小平,被告徐爱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徐传勇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请求确认被告枝江市七星台镇孙家港村民委员会于1997年10月与原告徐传勇签订的5.15亩（现为“港头子”2.17亩、“下横路”1.76亩二块土地，合计3.93亩）家庭土地承包合同合法有效，原告徐传勇享有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被告徐爱青于2005年10月取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中涉及这二块土地承包合同无效，被告徐爱青协助变更过户给原告；2、被告赔偿损失19055.63元（含318国道扩建占地补偿费2699元、2014年至2017年共4年时间地力保护补贴1545.2元、五年的直补1673.43元、2015年8月至2017年12月维权误工费4050元、诉讼代理费6050元、打字复印费426元、交通费2612元，起诉时为16677.3元，开庭时变更为此）。原告主张的事实和理由：1997年10月二轮土地延包时，被告枝江市七星台镇孙家港村民委员会与原告徐传勇签订“港头子”、“下横路”二块土地（原合计为5.15亩）的承包合同，原告徐传勇取得了30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2005年完善二轮土地延包时，在未出现原告放弃或者转让、村委会可以收回、调整的情形下，村委会又将此土地发包给被告徐爱青，并错误地发给经营权证。原告发现问题后，开始找村委会要田，村委会答复：你们什么时候要种就叫他归还。后在徐爱青拒绝返还的情况下，无数次找村委会、镇政府、枝江市经管局、市政府主张权利。后于2017年通过土地仲裁部门，土地仲裁部门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原告申请，现依法起诉。
被告枝江市七星台镇孙家港村民委员会辩称，请法院依法处理。
被告徐爱青辩称：1、1987年分家，大哥、大嫂（即徐传勇、鲜于运福）和丹妮为一个家庭主体，三哥、三嫂和雪娇为一个家庭主体，被告徐爱青和父亲徐世汉为一个家庭主体。原告徐传勇向父亲借的钱就是被告徐爱青的钱，大哥徐传勇说将房子卖给父亲而不是徐爱青是不能成立的。2、《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十八条起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申请仲裁的时效为二年，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2000年至2004年争议土地的上交款均由被告徐爱青交纳；原告徐传勇自1999年之后再也没有交纳提留款、防汛义务、排涝费等，义务劳动从未参加，这些说明原告徐传勇对土地过户是心知肚明，国家法律规定的二年诉讼时效是合乎情理，原告的起诉超过了二年的诉讼时效。3、自2000年以来，各种交费通知书都是通知徐爱青、徐世汉，说明徐传勇的土地早在1999年应已经过户，不存在再在2005年确权需要通知徐传勇的问题。4、原告起诉的理由是村委会在原告徐传勇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土地过户，所以被告主体应是村委会，徐爱青只应为利益相关方。5、本案争议土地已由国家给徐爱青发了经营权证，合法有效，应受国家法律保护。谁主张谁举证，原告的诉求没有任何证据支持。
经审理查明，徐世汉是徐传勇、徐爱青的父亲，原告徐传勇系长子，徐爱青为三子。1997年二轮土地延包前就已分家，徐爱青当时未婚，随其父徐世汉生活。徐传勇成家另立门户。1997年10月，他们所在的原五组重新分配承包地，徐传勇一家分得“港头子”3.08亩、“下横路”2.07亩二块地，共5.15亩。徐世汉、徐爱青一家只分得3.43亩。1999年承包合同书将土地打折，徐传勇承包土地合同面积为4.36亩，徐世汉为2.92亩。1999年下半年，徐传勇的土地由父亲徐世汉耕种，自身外出打工，徐传勇之妻鲜于运福在七星台镇上学校当老师。2000年，上述三块土地的承包户主为徐世汉。2001年承包户主改为徐爱青，承包人口为2人，承包面积为7.3亩。2002年农村税费改革时，户主又改为徐世汉，面积又打折为5.26亩。2005年依法完善二轮土地延包时，承包方是徐爱青，并取得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经营权证上“港头子”2.17亩、“下横路”1.76亩二块土地，合计3.93亩，原在1997年时为徐传勇的土地，是本案争议土地。徐传勇自2000年后再未交纳过任何提留款及其他土地方面义务，匀由徐世汉、徐爱青名义交纳。徐世汉现随徐爱青生活。原告徐传勇申请土地仲裁，土地仲裁部门以超过二年诉讼时效为由驳回原告申请，遂起诉。原告徐传勇、被告徐爱青对上述事实无异议。
另查明，被告徐爱青提供了二份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一编号为枝江集建（1992）字第0908210，是徐爱青自己的，另一份编号为枝江集建（1992）字第0908211号，名字处已被撕毁。被告徐爱青说明，后一份实为徐传勇的，说明徐传勇的宅基地已由徐爱青合法占有。但同时查明，因新建村便民服务中心，原告徐传勇于2015年11月25日收到占地（宅基地）补偿款12697元。
在诉讼中，原告徐传勇作出承诺：如果法院判决本案争议土地承包经营权由原告徐传勇享有，原告自愿同意在2028年12月31日前继续由被告徐爱青代耕，此期间如遇国家进行土地征收，利益由徐传勇享有，但代耕期间农田直补、青苗补偿费由被告徐爱青享有。
本院认为，1997年10月二轮土地延包时，原告徐传勇与被告枝江市七星台镇孙家港村民委员会签订“港头子”、“下横路”二块土地（原合计为5.15亩，现为3.93亩）的承包合同，原告徐传勇即取得了30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这是我国现行的土地政策决定的。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此土地流转过户给被告徐爱青是否有法律依据。如果合法有效，就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如果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则应当将此土地承包经营权判归原告徐传勇所有。但由于本案中没有书面合同或其他有力证据，导致事情真伪不明。这就涉及谁来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即谁由于没有举证而承担败诉的后果。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原告徐传勇已经完成举证；依照该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变更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故被告徐爱青应当对如何合法流转过户进行举证，因其未能提供有力证据，故该争议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户给被告徐爱青没有依据，依法应当返还。原告徐传勇在诉讼中作出承诺：再由被告徐爱青耕种至2028年12月31日。由于原告徐传勇与被告徐爱青系亲兄弟，大家庭内部纠纷本身较为复杂，时间也久远，为了使案件尽量公正合理，本院在判决时应考虑原告徐传勇的承诺情节。
关于被告徐爱青辩称的诉讼时效问题，诉讼时效一般适用债权纠纷，不适用本案的物权领域纠纷问题。被告徐爱青辩称，徐传勇将宅基地上的房屋卖给了被告徐爱青他们，以及徐爱青持有编号为枝江集建（1992）字第0908211号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来证明徐传勇的宅基地就已经变成徐爱青所有，均与本案无直接关联，这也与原告徐传勇于2015年11月25日收到占地（宅基地）补偿款12697元一事有所矛盾。被告徐爱青持有的涉及本案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待本案判决生效后可申请相关部门进行相应变更。原告徐传勇要求赔偿的请求，因系大家庭内部纠纷，请求赔偿项目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故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中办发【1997】16号）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徐传勇与被告枝江市七星台镇孙家港村民委员会于1997年10月签订的“港头子”2.17亩、“下横路”1.76亩二块土地的家庭土地承包合同（合计3.93亩，位于枝江市七星台镇孙家港村三组，该合同书上原为5.15亩，现为被告徐爱青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确定的部分土地），合法有效，此“港头子”2.17亩、“下横路”1.76亩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原告徐传勇所有；由被告徐爱青继续耕种至2028年12月31日（在此期间若遇国家征收，利益归原告徐传勇享有；但耕种期间农田直补、青苗补偿费等由被告徐爱青享有）；
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徐传勇、被告徐爱青各负担2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李 勇
二〇一八年五月三日
书记员 许海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