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鄂0106行初36号
原告徐松。
委托代理人徐大顺。
委托代理人范桂芝。
被告湖北省司法厅，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洪山侧路22号。
法定代表人谭先振，厅长。
委托代理人刘少刚，该单位公务员。
委托代理人孙才华，北京中伦（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饶向东，男，1970年12月13日出生，汉族，原系武汉市科学技术咨询服务中心司法鉴定人，住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
原告徐松不服被告湖北省司法厅作出的鄂司罚决字（2015）第1号行政处罚决定，于2016年1月2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于同年1月27日向被告湖北省司法厅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被处罚人饶向东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因原告申请延期开庭、申请调取证据及申请重新鉴定等事宜而于2016年9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徐松的委托代理人徐大顺、范桂芝，被告湖北省司法厅委托代理人刘少刚、孙才华，第三人饶向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10月23日，就原告对第三人饶某（司某定人）提出的投诉，经立案调查后，被告对其作出鄂司罚决字（2013）第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停止执业一年的行政处罚。原告不服，向湖北省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2014年3月14日，湖北省人民政府决定维持前述行政处罚决定。原告仍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2014年10月11日，本院判决撤销前述行政处罚决定，责令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对第三人的违法行为依法重新作出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书面告知原告，同时驳回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的诉讼请求。被告不服，上诉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年1月22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5年5月7日，被告作出鄂司罚决字（2015）第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行政处罚决定》），认为第三人存在因严重不负责任给原告合法权益造成重大损失且情节严重的情形，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某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给予第三人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
原告徐松诉称，2015年5月7日，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第三人饶某作虚假鉴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主观故意明显，性质恶劣，后果严重，完全符合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标准。其出具的《武汉市科学技术咨询服务中心法医司某定意见书》（鄂科司鉴（2012）省鉴字第324号）（以下简称《鉴定意见书》）在鉴定主体，鉴定材料，鉴定程序，鉴定步骤、方法、标准，鉴定结论五个方面全部违法违规，其故意认假造假，××诈伤的被鉴定人崔某某串通造假，犯罪事实十分清楚，后果十分严重。但被告湖北省司法厅却把第三人故意违法犯罪事实降格为不负责、不规范、不到位，而且适用法律依据是三条完全相同一句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被告没有履职到位，避重就轻，庇护第三人，为此原告不服，经过一审、二审的诉讼，被告虽然将第三人作为司某定人的登记予以撤销，但从第三人的违法事实、性质、情节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及给原告造成的重大损失和严重后果来看，就应当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但被告的《行政处罚决定》认为第三人违反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某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十二条、《司某定程序通则》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及《法医临床检验规范》第3.1.3、4.9.1条的规定，属严重不负责任。该《鉴定意见书》给原告合法权益造成了重大损失，被告称不足以认定第三人故意作虚假鉴定，又称影响特别恶劣，具备严重情节，自相矛盾，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被告的调查不全面、不到位、避重就轻，故意回避多项涉嫌违法犯罪事实：1、鉴定机构武汉市科学技术咨询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武汉科技咨询中心）并未与委托人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白沙洲派出所签订《司某定协议书》，也未经该鉴定机构安排，第三人私自受理鉴定。2、第三人核实被鉴定人身份程序违法。《鉴定意见书》及档案内，没有被鉴定人崔某某的身份证明材料，仅仅在第三人的询问笔录中记录了身份信息，且此信息也未经被鉴定人崔某某签名或签章确认。3、第三人的受理鉴定委托程序违法。鉴定材料未经委托单位的委托，而是由被鉴定人崔某某直接向第三人提供，鉴定材料取得方式不合法，且被鉴定人提供的鉴定材料中，作为认定轻伤依据的CT片没有附原始诊断报告。对取得方式不合法且鉴定材料不完整的鉴定委托，第三人仍然予以受理。4、本案的《鉴定意见书》是第三人独自一人完成，另一鉴定人万某对鉴定毫不知情，第三人为掩盖“虚假鉴定”不惜采取盗用另一鉴定人司某定执业专用章，使其所作“虚假鉴定”合法化。5、第三人故意篡改鉴定文书：同一编号，盖有同一公章的《鉴定意见书》，竟有二个不同版本（将左瞳孔3mm篡改为5mm），且无鉴定人签名。6、第三人临床检验过程违反法规。湖北省人民医院主要针对被鉴定人崔某某的眼部和脊柱进行了检验，医院的《出院记录》上记载的是被鉴定人崔某某“右眼视神经损伤”，但《鉴定意见书》却认定是“左眼钝挫伤”；对脊柱的损伤认定仅依据被鉴定人崔某某提供的腰椎骨折CT片进行阅片检验，《鉴定意见书》中没有活体检查记录。7、第三人故意不分新鲜与陈旧，故意隐匿腰椎陈旧伤的原始报告，仅仅阅被鉴定人崔某某提供的CT片，即未参照该CT片医院方出具的陈旧伤原始报告，亦未组织专家进行会诊，更未拍摄一次磁共振片鉴别骨折的新旧程度，即而做出轻伤结论。8、鉴定当天第三人对崔某某的调查笔录自相矛盾、漏洞百出。9、第三人制作的虚假鉴定是明知故意，是追求等待希望事态发生，行为上没有积极纠错重新鉴定，也没有采取任何补救措施，却是一种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不是不能预见，不是技术过失、操作不当，第三人的主观恶意十分明显。人命关天的“轻伤”鉴定，竟是疑点重重、漏洞百出。作为专职法医，是大意还是故意，这不是一目了然吗？这一环扣一环的证据链，恰恰是第三人徇私枉法的见证，强烈要求被告将第三人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条、第七条、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条第二款和《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第三条、第十一条规定，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行政机关不得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综上，被告湖北省司法厅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法院判决撤销被告于2015年5月7日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判令被告重新认定第三人作虚假鉴定的事实，对第三人的违法行为依法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判令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
原告徐松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及法律依据：一、用以证明第三人故意作虚假鉴定的证据。第一组证据：关于鉴定委托、鉴定受理、鉴定材料取得不合法、不真实且严重缺失；核实被鉴定人身份不合法、无身份信息、无损伤部位细目照片；《鉴定意见书》出具、送达方式等全都违法违规的事实依据。证据1、2013年6月18日武汉市司法局向被告出具的《关于对徐大顺投诉案件调查处理意见的报告》；证据2、2013年7月30日被告对第三人的《调查（询问）笔录》；证据3、2012年6月18日白沙洲派出所《法医鉴定委托书》；证据4、2012年5月10日白沙洲派出所向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法医鉴定中心出具的《法医鉴定委托书》、崔某某《病情介绍》；证据5、《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材料湖北省人民医院2012年5月19日《出院记录》；证据6、（同证据2）；证据7（同证据1）；证据8、第三人于2012年6月19日对被鉴定人崔某某做的《调查笔录》；证据9、2013年5月13日“武汉市司法局司鉴处的意见”；证据10（同证据1）；证据11、（同证据2）。以上证据1至证据6证明：本案的鉴定检材未经公安机关委托，针对腰椎骨折进行鉴定也无委托，不具备鉴定条件，第三人违法擅自受理，故意隐瞒机构，暗箱操作，意图瞒天过海。第三人明知被鉴定人有住院期间全部病历资料，只要收集即可真相大白，却故意不收集，不计后果违法受理，以结果为行为目标就是故意。根据法律规定个人不得擅自受理。即便是受理后或在鉴定过程中发现检材不真实、不完整、不合法，还可以终止鉴定。作为专职法医是知道和应当知道，这足以应当认定第三人是故意作虚假鉴定，应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证据7至证据11证明：没有核实被鉴定人身份，也没有被鉴定人正面免冠照片及损伤部位照片，甚至连复印件都没有，无法证明是崔某某本人。检材不真实，身份也不核实，是故意串通造假。第三人为其“虚假鉴定”故意制造模糊空间，身份模糊、检材模糊、鉴定部位模糊，是故意作假。
第二组证据：关于第三人故意用虚假检材，即鸳鸯的《出院记录》、空白的眼科会诊记录、崔某某私下提供的陈旧伤的CT片1张，故意不收集崔某某陈旧伤的原始诊断报告，作出轻伤鉴定的事实依据。（一）虚假检材鸳鸯《出院记录》。证据1、《鉴定意见书》虚假鉴定材料：两份《出院记录》；证据2、2013年6月18日武汉市司法局《关于对徐大顺投诉案件调查处理意见的报告》；证据3、《鉴定意见书》的虚假检材《出院记录》；证据4、法医徐某某对《鉴定意见书》的《几点看法》；证据5、湖北省卫生监督局对出院记录诊断的《专家意见》第6项；证据6、湖北省卫生监督局《专家意见》第3项；证据7、2013年10月9日《听证笔录》；证据8、2012年5月10日崔某某《住院志》；证据9、2012年5月10日崔某某《住院患者首次护理评估单》；证据10、2012年5月22日《武汉市武昌区公安分局026号法医鉴定书》；证据11、2012年6月18日白沙洲派出所《法医鉴定委托书》及2012年5月10日白沙洲派出所向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法医鉴定中心出具的《法医鉴定委托书》；证据12、2012年5月10日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对崔某某《询问笔录》。（二）第三人故意用虚假眼科《会诊记录》认定“左眼钝挫伤”。证据13、（同证据7）；证据14、2012年5月15日湖北省人民医院眼科《会诊记录》；证据15、《湖北省卫生厅卫生监督局关于徐大顺举报省人民医院有关情况调查处理的报告》；证据16、2012年5月10日崔某某《住院志》、眼科《会诊记录》、《鉴定意见书》；证据17、湖北省人民医院五份影像学检查报告；证据18、第三人《有关崔某某鉴定案的说明》。（三）第三人私下接受陈旧伤腰椎CT片，冒充新鲜伤做出轻伤鉴定。证据19、（同证据2）；证据20、湖北省人民医院医疗部《情况说明》；证据21、鉴定轻伤依据的腰椎CT片（V39768）；证据22、五份影像学专家对腰椎CT片（V39768）的会诊报告单；证据23、湖北中真司某定所协和法医司某定室《鉴定意见书》；证据24、武汉平安法医司某定所《法医临床学鉴定意见书》；证据25、鉴定轻伤依据的腰椎CT片（V39768）的《CT检查报告》；证据26、（同证据15）；证据27、2013年5月13日“武汉市司法局司鉴处的意见”；证据28、2013年6月13日武汉市司法局对第三人《调查笔录》；证据29、《鉴定意见书》；证据30、湖北省卫生监督局《专家意见》；证据31、湖北省卫生计生委关于徐大顺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有关事项的回复及附件《案件移送书（回执）》。以上证据1至证据31证明：第三人故意用虚假检材出院记录、会诊记录及陈旧伤的CT片冒充新鲜伤，作出罪与非罪的轻伤鉴定。众所周知鉴定检材应包括门诊病历、住院病历、重要的CT、磁共振检查及原始病历资料，特别是涉及是否承担刑事责任的鉴定，必须获得充分证据再作肯定或否定的结论。不收集必需检材，不区分检材真伪，重要的是明知是虚假检材还下轻伤结论，比医生作假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作为一个从事多年的专业法医明知不可为而为，这就是故意，应当移送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组证据：第三人一人违法进行司某定活动，伪造《鉴定意见书》的事实依据。证据1、2013年6月18日武汉市司法局《关于对徐大顺投诉案件调查处理意见的报告》；证据2、2013年6月4日第二鉴定人万某《关于对崔某某投诉案的情况说明》；证据3、2013年7月30日湖北省司法厅对第三人《调查（询问）笔录》；证据4、2013年6月13日武汉市司法局对第三人《调查笔录》；证据5、《鉴定意见书》。以上证据1至证据5证明：本案的《鉴定意见书》是第三人一人进行司某定活动，系严重的违法行为，第三人是明知的。为掩盖犯罪行为，故意隐瞒、逃避鉴定机构及第二鉴定人监管、监督及把关，盗用第二鉴定人司某定执业专用章，目的是使虚假鉴定合法化，属伪造鉴定书，情节严重，性质恶劣，应当移送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组证据：关于第三人恶意捏造虚假伤情，《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认定“崔某某因受外力致左眼钝挫伤，腰1椎体压缩性骨折的损伤事实存在”，第三人作出轻伤认定致原告批捕，认假造假的事实依据。证据1、《鉴定意见书》；证据2、2013年6月18日武汉市司法局《关于对徐大顺投诉案件调查处理意见的报告》；证据3、2013年5月13日“武汉市司法局司鉴处的意见”；证据4、2013年7月30日湖北省司法厅对第三人《调查（询问）笔录》；证据5、2013年10月9日《听证笔录》中湖北省司某定协会法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张某的意见；证据6、湖北省人民医院五份影像学报告单；证据7、2012年5月10日崔某某《住院志》；证据8、2012年5月10日崔某某《住院患者首次护理评估单》；证据9、2012年5月22日《武汉市武昌区公安分局026号法医鉴定书》；证据10、2012年6月18日白沙洲派出所《法医鉴定委托书》；证据11、《CT检查报告》；证据12、《湖北省卫生厅卫生监督局关于徐大顺举报省人民医院有关情况调查处理的报告》。以上证据1至证据12证明：第三人明知崔某某无伤，整个案件里都没有崔某某受伤的任何证据。第三人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特殊职业，故意编造“因受外力”而“损伤事实存在”的谎言，出具虚假鉴定导致原告被批捕。第三人是认假造假，××诈伤，串通造假，应当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组证据：关于第三人伪造活体检查，隐瞒鉴定会诊的事实依据。证据1、《鉴定意见书》；证据2、2013年5月13日第三人《关于崔某某案投诉事件的汇报》；证据3、2013年6月13日武汉市司法局对第三人《调查笔录》；证据4、第三人《有关崔某某鉴定案的说明》；证据5、2013年7月30日湖北省司法厅对第三人《调查（询问）笔录》；证据6、2013年10月18日崔某某《鉴定经过》；证据7、2013年10月9日《听证笔录》；证据8、2014年5月30日第三人《行政诉讼第三人答辩状》；证据9、2012年6月19日《通用网络发票》。以上证据1至证据9证明：《鉴定意见书》中所述活体检查纯属虚构捏造。多个版本调查笔录，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第三人为掩盖虚假鉴定故意编造活体检查，隐瞒鉴定会诊，有500元鉴定会诊费发票却说没有请专家会诊，情节严重，应当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组证据：关于第三人篡改鉴定文书，同一编号的《鉴定意见书》，竟有二个版本，将正常左眼瞳孔3mm，篡改为5mm的事实依据。证据1、《鉴定意见书》的两个不同版本；证据2、2013年6月18日武汉市司法局《关于对徐大顺投诉案件调查处理意见的报告》；证据3、2013年6月13日武汉市司法局对第三人《调查笔录》；证据4、2013年7月30日湖北省司法厅对第三人《调查（询问）笔录》；证据5、第三人《有关崔某某鉴定案的说明》；证据6、2013年10月9日《听证笔录》；证据7、2013年1月4日录音；证据8、定轻伤依据的腰椎CT片（V39768）及原始诊断报告；证据9、五份影像学专家对腰椎CT片（V39768）的会诊报告单；证据10、武汉平安法医司某定所《法医临床学鉴定意见书》；证据11、湖北中真司某定所协和法医司某定室《鉴定意见书》；证据12、2013年6月18日武汉市司法局《回复》；证据13、2012年5月19日鸳鸯《出院记录》；证据14、湖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对徐大顺同志来信的回复》（鄂卫生计生信访函（2014）3号）；证据15、鸳鸯《出院记录》、鸳鸯《出院证明》、更改前《住院病案首页》及更改后《诊断证明书》。以上证据1至证据15证明：第三人恶意篡改鉴定文书事实确凿。一、任何事物的产生都会留下蛛丝马迹，崔某某在出院一个多月后，仍用更改前的出院记录，不用更改后更严重更利己的“出院记录”作鉴定，不符合逻辑。重要的是腰椎诈伤被原告识破后，第三人就铤而走险将《鉴定意见书》左眼3mm篡改为5mm以达到轻伤标准，这就必然导致医生改病历，配合法医上下保持一致，就出现了更改后鸳鸯《出院记录》、鸳鸯《出院证明》、鸳鸯《诊断证明书》，从而产生新的证明力以达到鉴定轻伤的目的，合谋作假。二、如果按第三人谎称的“存档件电脑未存盘”，《鉴定意见书》上就应该是电脑未存盘前左右两眼均为φ3mm，而不可能出现现在《鉴定意见书》上记载的一只左眼φ3mm，更改后的《鉴定意见书》就应当是左眼φ5mm、右眼φ3mm的记载，也不可能出现现在《鉴定意见书》上记载的一只左眼φ5mm。“存档件电脑未存盘”是编造的谎言。三、如果按第三人谎称：2012年6月19日曾要求崔某某去眼科门诊检查眼睛的初步情况，后第三人将其眼睛检查情况依门诊病历予以摘录。刚经眼科检查摘录过了二天，就依崔某某的要求又将3mm改5mm，法医岂能无凭无据一改再改？一个谎言掩盖另一个谎言，都是第三人和崔某某串通做假编造的谎言，漏洞百出，不能自圆其说，第三人故意篡改已构成犯罪，应当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组证据：关于第三人违反专业领域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鉴定腰椎骨折，既不鉴别骨折新鲜与陈旧，也不参照陈旧伤原始诊断报告，用私下提供的陈旧伤CT片冒充新伤，出具虚假轻伤鉴定，导致原告蒙冤入狱，经济、精神等重大损失的事实依据。证据1、2013年6月18日武汉市司法局《关于对徐大顺投诉案件调查处理意见的报告》；证据2、2013年5月13日“武汉市司法局司鉴处的意见”；证据3、2013年7月30日湖北省司法厅对第三人《调查（询问）笔录》；证据4、2013年6月4日第二鉴定人万某《关于对崔某某投诉案的情况说明》；证据5、法医徐某某对《鉴定意见书》的《几点看法》；证据6、2015年11月5日湖北省人民医院医疗部《情况说明》；证据7、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拘留通知书》、《逮捕通知书》，《荣誉证书》七份；证据8、《民事上诉状》、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调查笔录》、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证据9、《人民调解协议书》、17万打款凭证；证据10、医疗费及相关费用票据。以上证据1至证据10证明：对罪与非罪的鉴定，第三人不收集不采信腰椎CT片陈旧伤的原始诊断报告，鉴定腰椎骨折的二张CT片只收一张，而且这个唯一的原始材料在《鉴定意见书》里还没有，也不另拍一次CT或者磁共振鉴别骨折新鲜与陈旧就下轻伤结论，是典型的知法犯法。第三人在这个特殊领域接受过专门教育及专业培训，有多年的鉴定工作经验，对专业领域的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是知道和应当知道，作为法医，这是法律规定的义务。在法医鉴定这个行业是众所周知的，违反特定领域的法律及规章制度，就是犯法，就是故意，被告以第三人不负责任的辩解对抗法律规定的义务不能免除第三人主观恶意。
第八组证据：第三人与被鉴定人崔某某是串通作案，鉴定弄虚作假属惯犯屡犯的事实依据。证据1、原告代理人徐大顺轻伤（重型）的《武汉市科技咨询中心法医鉴定意见书》；证据2、原告代理人徐大顺伤残九级的《武汉市科技咨询中心法医鉴定意见书》；证据3、原告代理人范桂芝轻微伤的《武汉市科技咨询中心法医鉴定意见书》；证据4、《鉴定意见书》；证据5、湖北中真司某定中心《法医司某定意见书》、湖北新华法医司某定所《法医临床学鉴定意见书》；证据6、原告代理人范桂芝的CT片影像学报告单二份；证据7、第三人《有关崔某某鉴定案的说明》。以上证据1至证据7证明：第三人和崔某某是串通一气，合谋作假，鉴定故意弄虚作假。
第九组证据：虚假鉴定暴露后，第三人没有积极采取措施纠正，而是放任等待希望危害结果发生的事实依据。证据1、崔某某的CT片（V39768）、原始报告单及五份影像学专家对腰椎CT片（V39768）的会诊报告单；证据2、2013年5月13日“武汉市司法局司鉴处的意见”；证据3、2013年5月13日第三人《关于崔某某案投诉事件的汇报》；证据4、第三人《有关崔某某鉴定案的说明》；证据5、2013年10月10日湖北省司法厅对办案民警向某的《电话调查记录》；证据6、2013年10月28日原告代理人对湖北省司法厅调查人陈某某的录音、2013年10月18日崔某某《鉴定经过》。以上证据1至证据6证明：对明知无罪的人故意使其受到追诉，第三人是行为前明知，不是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也不是技术水平不够、阅片有误。第三人犯的错与他从业多年的专职法医身份不相符，是明知故意，是希望和追求危害结果发生。在结果发生之后，第三人没有积极地消除后果，而是放任损害后果的发生，故意使他人受刑事追究。第三人的行为完全符合从重处罚标准。
二、用以证明《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避重就轻，行政处罚不能代替刑事责任的证据。（一）第三人私自受理虚假检材出院记录，被告谎称“是白沙洲派出所鉴定委托书注明中指定和认可的”，无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属滥用职权。证据1、被告的《答辩状》；证据2、2012年6月18日白沙洲派出所《法医鉴定委托书》；证据3、2012年5月10日白沙洲派出所向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法医鉴定中心出具的《法医鉴定委托书》；证据4、《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材料《出院记录》；证据5、2013年6月18日武汉市司法局《关于对徐大顺投诉案件调查处理意见的报告》；证据6、2013年6月13日武汉市司法局对第三人《调查笔录》；证据7、2013年5月13日“武汉市司法局司鉴处的意见”。以上证据1至证据7证明：《鉴定意见书》的虚假检材出院记录未经公安机关委托，被告将取得不合法的虚假出院记录转嫁给派出所指定和认可的，意图合法化。白沙洲派出所也没有出具委托书委托他人代理，“派出所指定和认可”的说法无法无据。被告主观臆断，偷换概念，故意混为一谈。作罪与非罪鉴定不收集门诊和住院病历、重要的CT、磁共振影像检查等病情资料，却谎称派出所“指定和认可”，为第三人狡辩，推脱罪责，逃避法律责任。第三人特意鉴定腰椎轻伤又是受谁委托，受谁指定和认可？其意图很明显。
（二）第三人故意篡改鉴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却把篡改定性为“未实时记录，可以修改、补充，原因是未存盘造成的”，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纯属狡辩。证据1、同一编号不同版本的二份《鉴定意见书》；证据2、2013年6月18日武汉市司法局《关于对徐大顺投诉案件调查处理意见的报告》；证据3、被告的《行政处罚决定》；证据4、被告的《答辩状》；证据5、2013年10月9日《听证笔录》；证据6、2013年7月30日被告对第三人《调查（询问）笔录》。以上证据1至证据6证明：二份盖有公章、鉴定人章某1法律效力的《鉴定意见书》，是铁证如山的事实，分明是篡改，已构成犯罪，篡改与是否实时记录、与修改、与存档是本质的区别。被告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把第三人的刑事责任降格为行政责任，避重就轻：1、第三人修改没有依据，无凭无据修改就是恶意篡改。2、第三人是将正确的3mm改成错的5mm（够轻伤标准）。修改应在鉴定实施过程完成之前，有依据的“修正”，否则“修正”就是故意篡改。3、《鉴定意见书》盖章生效，已产生了法律效力，证明是在鉴定实施过程已经完成之后，再动手脚就不属“修改”，属“篡改”，与是否发出没有关联。4、2012年6月19日至2012年6月21日时隔3天，任何事都可能发生，活体检查以后再发生的事（损伤）就不属于修正和补充的范围。
（三）第三人作虚假鉴定主观故意明显、证据充分，《行政处罚决定》中称“不足以认定故意”，无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公然袒护包庇犯罪。1、证据内容同第一组证据证据1、2，证明违法事实：根据法律规定个人不得擅自受理鉴定。第三人却故意隐瞒鉴定机构，暗箱操作，私自受理。特别是接受不真实、不完整、取得不合法的检材，第三人有一百个不受理的理由，却违法愿冒风险受理，这是不是故意。2、证据内容同第四组证据证据1至证据10，证明违法事实：整个案件崔某某没有丝毫伤痕，没有损伤基础和受伤机制。第三人却故意捏造“损伤事实存在”谎言，在《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称：“根据送检材料和活体检查，认为被鉴定人崔某某因受外力致左眼钝挫伤，腰1椎体压缩性骨折的损伤事实存在”。3、证据内容同第二组证据证据1、4，证明违法事实：第三人仅阅一个文证资料（脑神经科出院记录）就作出《鉴定意见书》，该出院记录中对眼睛的检查与诊断左右不分、相互矛盾，常人一眼即可看出是虚假的。该出院记录没有腰椎压缩性骨折的临床表现和诊疗措施，鉴定委托书简要案情里没有腰椎损伤任何记载，也没有要求对腰椎进行法医鉴定的说明。第三人竟作出了腰椎骨折的轻伤鉴定，这是不是故意。4、证据内容同第一组证据证据7、8、9，证明违法事实：作鉴定不核实被鉴定人身份，被鉴定人连身份证复印件都没有；所谓“调查笔录”连调查人、记录人及被调查人无一人签字，“调查笔录”检查的数据没有依据；阅的CT片档案及《鉴定意见书》里连复印件都没有，检材来历不明，身份也不核实。这不是故意是什么。5、证据内容同第二组证据证据1、6、18、19及第七组证据证据3、4，证明违法事实：罪与非罪的鉴定仅凭一个孤独的虚假出院记录（是他人冒名签署的假检材，而且还是鸳鸯版）；《鉴定意见书》里也没有案发当天崔某某的门诊病历和住院病历以及全身检查的五份CT、磁共振影像检查；定轻伤的三维重建CT片至少是二张（稍有医学常识都知道），第三人却故意只收崔某某自带的一张CT片，后又在2013年10月9日的听证会上辩称是因没有看到另一张片子才没看出是陈旧伤；《鉴定意见书》里也没有看到“需结合案件调查”的个人意见等。第三人作为一名同济医大毕业而且从事多年的专职法医，置这些最基本常识于不顾，就下轻伤的鉴定结论。这是不是故意。6、证据内容同第三组证据证据1至证据5，证明违法事实：罪与非罪的《鉴定意见书》是第三人一人做出来的，第二鉴定人万某不知道这个案子。为逃避鉴定机构及第二鉴定人的监管、监督，竟盗用第二鉴定人专用章，目的是使作出的虚假鉴定合法化。这是不是故意。7、证据内容同第六组证据证据1至证据11，证明违法事实：篡改《鉴定意见书》，将正常“左眼瞳孔3mm”篡改成“5mm”（达到轻伤的标准），谎称是因电脑没有存盘，即便是没有存盘也应是“左右二眼均为3mm”。典型狡辩，这是不是故意。8、证据内容同第五组证据证据1至证据6，证明违法事实：伪造活体检查，《鉴定意见书》检案摘要里记载的是“右眼视神经损伤”，检验过程里活体检查是左眼却无右眼。右眼有问题为何不检查右眼？张冠李戴故意造假。9、证据内容同第五组证据证据7，证明违法事实：隐瞒鉴定会诊事实，隐藏鉴定会诊结论，作了鉴定会诊却故意说没有会诊必要，会诊结论至今都被藏匿，第三人故意做假铁证如山。10、证据内容同第七组证据证据2，证明违法事实：第三人不是骨科专业医生，明知有影像专科医生诊断的陈旧伤原始报告却不采用，这是鉴定骨折的重要依据，××找专科医生一样，影像学检查的诊断结果在法医活体损伤鉴定中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如果将这份影像学检查诊断（陈旧伤）报告写进鉴定书里，这个假轻伤还能做出来吗？就是故意。11、证据内容同第七组证据证据1，证明违法事实：骨折首先有新鲜和陈旧之分，这是最一般的常识，特别是年纪大的妇女骨质疏松等多方面因素可致腰椎骨折。身为法医不可能不知道，法医的职责和专业知识就必须审核，甄别真伪，特别是罪与非罪的伤情鉴定，属重大案件范畴，即便是专家也要采用CT、磁共振来确定，如此重要的鉴别被省略掉，这就是故意。12、证据内容同第一组证据至第七组证据，证明违法事实：第三人出具的《鉴定意见书》从程序到实体全都严重违反法律法规，无一处例外，这就是彻头彻尾的故意行为，以鉴定程序违规认定鉴定结论无效属事实不清。以上证据证明：第三人故意作虚假鉴定事实确凿，他有一百个不下轻伤的理由和依据，却违心下一个等同毁灭原告一生乃至生命的轻伤鉴定意见书，性质、情节十分恶劣。第三人是具有法律规定的特殊身份或特定职责、多年的鉴定经验以及熟知鉴定管理中漏洞的心态，出于特定的目的、动机，是认假造假，他的行为是符合法律规定的特定目的，等同谋杀，已构成了伪证罪，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被告把第三人个人诸多违法犯罪事实转嫁给鉴定机构，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与事实和法律不符。证据1、被告的《答辩状》；证据2、《行政处罚决定》；证据3、第三人的《答辩状》；证据4、2013年7月30日被告对第三人的《调查（询问）笔录》；证据5、鄂司罚决字（2013）第1号行政处罚决定。以上证据证明：鉴定机构的鉴定活动是由鉴定人来实施完成的，故原告诉状中1、2、3、4、7点涉及的问题是第三人的直接责任。第三人故意作虚假鉴定是他个人行为，应由他个人承担。被告强行扣在机构身上实在牵强附会，有悖于客观实际，被告以权压法来对抗法律的规定，为第三人逃避法律责任，滥用职权。被告的行为等同犯罪，依法应问责。原告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被告《行政处罚决定》，依法不能作为认定原告诉状中1、2、3、4、7点属鉴定机构责任的合法依据，该《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不合法。
（五）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对第三人重启处罚程序后，在提交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对第三人诸多违法事实仍不调查核实，避重就轻。证据1、被告的《收条》；证据2、2015年3月18日被告对原告《调查（询问）笔录》；证据3、2013年10月9日《听证笔录》；证据4、2012年6月19日《通用网络发票》；证据5、本案鉴定轻伤依据的腰椎CT片（V39768）及原始报告单；证据6、2013年5月13日第三人《关于崔某某案投诉事件的汇报》及2012年6月13日武汉市司法局对第三人《调查笔录》；证据7、2012年5月10日崔某某《住院志》、五份影像学报告单；证据8、《行政处罚决定》；证据9、崔某某《住院志》、《住院患者首次护理评估单》；证据10、2013年5月13日“武汉市司法局司鉴处的意见”；证据11、2013年6月4日第二鉴定人万某《关于对崔某某投诉案的情况说明》；证据12、2013年6月18日武汉市司法局《关于对徐大顺投诉案件调查处理意见的报告》；证据13、2013年7月30日被告对第三人的《调查（询问）笔录》；证据14、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拘留通知书》、《逮捕通知书》、《民事上诉状》、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调查笔录》、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人民调解协议书》、17万打款凭证、原告医疗费及相关费用票据；证据15、被告调查人陈某某的《收条》。
三、用以证明涉案的多个部门对涉案人的违法事实予以处理，省市多名专家及鉴定机构对该CT片进行了鉴定，多家媒体对该案进行报道的证据。（一）湖北省卫生厅对涉案人的调查处理。证据1、《湖北省卫生厅卫生监督局关于徐大顺举报省人民医院有关情况调查处理的报告》；证据2、鄂卫医移（2014）第001号《案件移送书》；证据3、《湖北省卫生计生委关于徐大顺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有关事项的回复》及附件《案件移送书（回执）》；证据4、（2015）鄂洪山行初字第00144号《行政判决书》。（二）湖北省公安厅对该案的调查处理。证据5、湖北省公安厅《公安机关复核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2014）36号）；证据6、武汉市公安局《公安督察通知书》（武公督（2014）405号）。（三）武昌区人民大调解领导小组解聘二名违法调解员。证据7、《解聘通知书》解聘调解员喻某某、吴某某的首席调解员资格。（四）湖北中真司某定所协和法医司某定室、武汉平安法医司某定所及多名影像学专家鉴定。证据8、五份影像学专家对腰椎CT片（V39768）的会诊报告单，结论一致为陈旧伤；证据9、武汉平安法医司某定所《法医临床学鉴定意见书》；证据10、湖北中真司某定所协和法医司某定室《鉴定意见书》。（五）多家媒体对该案的报道。证据11、湖北日报《如此鉴定伤害了谁》；证据12、楚天都市报《一纸法医鉴定书、一年多后宣告无效》；证据13、民主与法制时报《一对夫妇告司法厅一审胜诉》。
法律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某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一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条、第三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条、第七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及释义；《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国务院令第310号）第十一条；《司某定人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96号）第二十条、第三十一条；《司某定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司法部令第123号）第二十一条第三款；《司某定程序通则》（司法部令第132号）第四条、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司某定许可证和司某定人执业证管理办法》（司发通（2010）83号）第十九条；《司某定文书规范》第七条；《公安机关办理伤害案件规定》第二十二条；《法医临床检验规范》3.1.3；《法医临床影像学检验实施规范》3.4、3.5.3、3.5.4；《湖北省司某定管理条例》第十条、第二十四条；《湖北省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试行）》第九条；《湖北省司某定人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第二十三条；《进一步规范司某定专用章的制发、管理和使用的通知》（鄂司办字（2011）29号）第四条；《吉林省司某定协会关于印发〈法医临床鉴定若干问题的专家意见〉的通知》第二节第七条；《人体轻伤鉴定标准（试行）》第四十三条；《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侵犯公民民主权利、人身权利和渎职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的通知》。
被告湖北省司法厅辩称，一、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合法。（一）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符合法定程序。2012年5月10日，在武昌区解放路小学内，原告与崔某某（当时原告之岳母）因故发生冲突。2012年6月18日，因原告对《武汉市武昌区公安分局法医鉴定书》（武公昌技法门字（2012）第026号）“崔某某的损伤程度为轻伤”的鉴定结论有异议，该分局白沙洲派出所委托武汉科技咨询中心对崔某某作损伤程度的司某定。该中心于2012年6月21日出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崔某某的损伤程度属轻伤”。2013年4月19日，武汉市司法局受理了原告代理人徐大顺对武汉科技咨询中心及第三人在法医鉴定中违反法定程序、鉴定材料缺失以及要求对第三人进行查处的投诉。武汉市司法局开展了相关投诉处理工作，于2013年6月18日作出《关于对徐大顺投诉案件调查处理意见的报告》，认为武汉科技咨询中心及第三人在受理和实施该司某定过程中存在程序违规的事实，建议被告对武汉科技咨询中心及第三人分别给予停止从事司某定业务六个月、停止执业一年的行政处罚。2013年6月25日，被告收到武汉市司法局的上述报告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进行了行政处罚案件立案，开展了调查核实，听取了陈述和申辩，于2013年10月23日作出鄂司罚决字（2013）第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武汉科技咨询中心停止从事司某定业务六个月的行政处罚；作出鄂司罚决字（2013）第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第三人停止执业一年的行政处罚，并于2013年10月24日，向武汉科技咨询中心和第三人进行了送达。后原告不服鄂司罚决字（2013）第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向湖北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湖北省人民政府政府于2014年3月14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鄂政复决（2014）29号），认为“实施行政处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的程序”，“对提交的实施行政处罚程序合法的证据予以确认”，决定维持鄂司罚决字（2013）第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2014年原告不服诉至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4年10月11日，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鄂武昌行初字第00020号行政判决，撤销被告于2013年10月23日对第三人作出的鄂司罚决字（2013）第2号行政处罚决定，要求对第三人的违法行为依法重新作出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书面告知原告，驳回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的诉讼请求。后被告不服一审判决，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5年1月22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维持原判。收到上述判决后，被告于2015年1月27日启动对第三人的重新处罚程序，并对有关情况进行调查。2015年2月10日被告对第三人进行调查，制作调查（询问）笔录，并向投诉人即本案原告代理人徐大顺、范桂芝了解相关情况。2015年3月3日，被告对被鉴定人崔某某进行电话调查（崔某某拒绝作笔录）。2015年4月23日，被告根据上述调查向第三人作出《湖北省司法厅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和《湖北省司法厅听证告知书》，将被告调查的情况及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以及第三人享有的要求听证的权利，对其作了告知。2015年5月7日，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鄂司罚决字（2015）第1号）。综上，被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展开调查，听取了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核实了有关证据材料，并告知了听证权利，在此基础上根据人民法院判决文书的内容，对第三人的违法行为依法重新作出了处理，决定给予第三人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二）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内容适当。1、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某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的相关规定，针对调查情况，被告认为第三人在鉴定过程中存在以下违法违规的事实：对被鉴定人崔某某脊柱损伤的认定，未对脊柱进行必要的检查，未拍摄被鉴定人损伤的局部照片；对被鉴定人的调查笔录里没有鉴定人的签名；未借助任何测量工具，对鉴定意见书进行修改，且未对该检查过程进行实时记录；对被鉴定人崔某某眼部损伤记载内容前后不一致。第三人在实施鉴定过程中不负责任。综上，被告在调查核实和收集证据材料基础上，依据以上规定重新认定了第三人的违法事实。关于原告所称第三人故意作虚假鉴定的说法，缺乏相关证据事实，被告不予认定。2、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内容适当。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某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规定，被告以第三人严重不负责任，违反鉴定程序和技术操作规范的鉴定行为，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为由，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某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决定给予第三人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二、原告《行政起诉状》所述事实与理由不成立。（一）原告所称“饶某故意篡改鉴定文书”与事实和法律不符。被鉴定人崔某某取《鉴定意见书》时反映“眼睛不舒服”，经重新观察双侧瞳孔大小，第三人要求肖某将左眼φ3mm改为左眼φ5mm，然后将《鉴定意见书》打印发出，但更改后的数据没有及时保存。白沙洲派出所刑侦民警向某证实，收到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书》仅为一份，该《鉴定意见书》对崔某某左眼瞳孔直径的记载为φ5mm，也没有复印任何材料给徐大顺。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某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的规定，司某定实行鉴定人负责制度。在鉴定文书正式出具前，鉴定人可以根据活体检查结果等情况对鉴定意见书进行修改、补充、审核，但应对鉴定过程进行实时记录。记载左眼φ3mm的《鉴定意见书》实际上是一个存档件，并未对外出具，没有产生任何法律效力。因武汉科学咨询中心管理不规范，司某定文书出具没有依据一式三份的规定，只出具了一份，从而造成发出件与存档件中对左瞳记载不一致情况的发生。第三人对鉴定过程也没有进行规范检查和实时记录。被告将该行为定性为“鉴定实施过程不规范”、“鉴定文书的出具不符合规定，文字审核不到位”是准确的。原告称“饶某故意篡改法医鉴定”、“省司法厅极力为其开脱狡辩”不能成立。（二）原告所称“鉴定人饶某故意不分新鲜与陈旧，故意隐匿腰椎陈旧伤的原始报告”等观点，与事实和法律不符。按照《司某定程序通则》第十三条规定，委托人应当向司某定机构提供真实、完整、充分的鉴定材料，并对鉴定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白沙洲派出所在2012年6月18日出具的法医鉴定委托书中注明：“伤者到场并随带门诊和住院病历或医院出具的病情介绍。”据此可见，由伤者崔某某到鉴定机构提供门诊、住院病历及相关鉴定材料，是该鉴定委托方白沙洲派出所所指定和认可的。鉴定机构收到崔某某提供的鉴定材料包括：编号V39768的CT片、出院记录（病区：神经外科Ⅲ科，住院号：952428），并无原告所指院方出具的陈旧伤原始报告。被告认为，原告所称第三人故意隐匿腰椎陈旧伤的原始报告，缺乏相关证据。原告所称被告故意回避多项涉嫌违法犯罪事实与事实不符。（三）原告所称被告“调查不全面、不到位”、“避重就轻”等与事实不符。《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行政机关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的，必须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有关证据。被告向原告、武汉科技咨询中心及第三人、鉴定委托方白沙洲派出所、被鉴定人崔某某任何一方开展调查核实都是完全合法的。在开展行政处罚过程中，被告始终遵循公开、公正原则，依法开展立案调查、听证，实施行政处罚，原告所称“调查不全面、不到位”、“避重就轻”等均与事实不符。被告向鉴定委托方和被鉴定人均调查、了解情况，多次打电话联系崔某某及其丈夫，要求其接受调查。崔某某以身体状况不佳为由不愿与调查人员见面情况下，被告要求其就鉴定经过如实作出说明。在调查中没有发现“饶某有意串通被鉴定人崔某某”行为，原告也未向被告提供任何“饶某有意串通被鉴定人崔某某反调查串供”的相关证据。被告经调查，没有发现原告所称第三人“隐匿CT片的诊断报告，篡改鉴定内容、有意串通被鉴定人崔某某、故意作虚假鉴定”等虚假鉴定事实存在。对此，湖北省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也认为，“申请人所称鉴定人饶某有意隐匿V39768CT片检查报告，故意作虚假鉴定的说法，缺乏相关证据证实。被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四）原告诉称鉴定机构未与委托人签订《司某定协议书》、受理程序违法等问题，属鉴定机构责任，被告已在鄂司罚决字（2013）1号行政处罚决定中予以认定。原告诉状中所列1、2、3、4、7点涉及的问题，依据《司某定程序通则》规定，属于鉴定机构的责任。被告已在针对鉴定机构的鄂司罚决字（2013）1号行政处罚中予以认定。以上问题，与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无关。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公平公正。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湖北省司法厅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第一组证据：关于被告主体资格。证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湖北省司法厅）；证据2、《湖北省司法厅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鄂政办发（2009）114号）。证明被告为法人，具备司某定行政管理主体资格。第二组证据：关于被告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证据3、2013年6月18日武汉市司法局《关于对徐大顺投诉案件调查处理意见的报告》及其附件；证据4、2013年7月8日湖北省司法厅《行政处罚案件立案审批表》；证据5、2013年10月9日《听证笔录》；证据6、鄂司罚决字（2013）第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据7、鄂司罚决字（2013）第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据8、《湖北省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鄂政复决（2014）29号）；证据9、2014年10月11日武昌区人民法院（2014）鄂武昌行初字第00020号《行政判决书》；证据10、2015年1月22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证据11、2015年4月23日《湖北省司法厅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鄂司罚先告字（2015）第1号）；证据12、2015年4月23日《湖北省司法厅听证告知书》（鄂司罚听告字（2015）第1号）；证据13、《行政处罚决定》；证据14、《送达回证》。以上证据证明：一、针对原告代理人徐大顺的投诉，武汉市司法局及被告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对武汉市科技咨询中心、第三人饶某鉴定行为进行了调查和处理，程序合法；二、被告向武汉市公安局建议对崔某某受伤一案的鉴定意见进行重新审查，必要时进行重新鉴定；三、根据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告知了当事人即被处罚人和原告及其代理人，程序合法。第三组证据：关于被告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依据。证据15、《鉴定意见书》及鉴定档案；证据16、2013年7月30日湖北省司法厅对第三人《调查（询问）笔录》；证据17、2013年7月30日湖北省司法厅对武汉科技咨询中心负责人《调查（询问）笔录》；证据18、2013年8月14日湖北省司法厅对原告代理人《调查（询问）笔录》；证据19、2013年10月10日对白沙洲派出所民警向某《电话调查记录》；证据20、第三人向武汉市司法局出具的《关于崔某某案的汇报》；证据21、武汉市科技咨询中心省人民医院鉴定点肖某《关于崔某某一案存档问题的汇报》；证据22、被鉴定人崔某某于2013年10月18日所写《鉴定经过》、2013年6月4日司某定人万某向武汉市司法局出具的《关于对崔某某投诉案的情况说明》；证据23、2015年3月3日对崔某某的《电话调查记录》；证据24、《不予立案通知书》（昌公（白）不立字（2014）01号）；证据25、湖北省公安厅《公安机关复核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2014）36号）。以上证据证明：一、被告对原告代理人徐大顺投诉内容、武汉市司法局调查情况进行了核实；二、第三人仅依据崔某某的病历作出轻伤鉴定意见，严重不负责任，给原告的合法权益造成重大损失，应属法律规定的情节严重；三、第三人违法违规鉴定行为虽属情节严重，但不存在故意作虚假鉴定情形，不应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某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司某定程序通则》、《司某定人登记管理办法》、《司某定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法医临床检验规范》。
第三人饶某述称：一、原告在起诉状中提出的第1、2、3、4、7几个问题，属于“司某定的委托与受理”问题。根据《司某定程序通则》第十一条，受理司某定委托的主体是司某定机构。由于第三人所在的鉴定机构武汉市科技咨询中心对程序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所以一直沿用《司某定程序通则》施行前的惯用做法。第三人作为鉴定机构指派的司某定人，只承担具体的案件鉴定工作，即第三人只针对鉴定材料作出鉴定结论，至于受理、照相、打印、盖章等都不是第三人的工作内容。二、关于原告提出的第5个“篡改鉴定文书”问题。首先，第三人鉴定点向外只发出一份《鉴定意见书》。至于存档件与发出件瞳孔大小不一致问题，鉴定机构的工作人员肖某所写的情况说明已经作出详细解释。在正式鉴定书发出之前，一名法医对相关内容作出修正，是正常工作行为。该鉴定案件判定为轻伤的依据，与瞳孔大小无关。三、关于原告提出的第6个问题。首先，关于左眼钝挫伤的判断，是参阅湖北省人民医院2012年5月15日眼科会诊记录得出的结论，××变”这一诊断。在实施鉴定时，被鉴定人崔某某眼睛受伤才一月余，而眼睛损伤的鉴定时限为最少三个月。所以该案件的鉴定不可能以眼睛损伤为鉴定依据。其次，左眼钝挫伤的含义只是说明致眼睛损伤的外力是钝性暴力，如拳头、棍棒，而不是锐性暴力，如刀具。眼睛所受外力的性质，与损害后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也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至于腰椎损伤的认定，其依据为被鉴定人的出院记录和原始CT片，并且关键依据为原始CT片。检验过程记载有活体检查项目和阅片情况。四、关于原告提出的第7个问题。首先，CT诊断报告，被鉴定人并没有提供，没有被提供的材料，如何隐匿？其次，诊断报告只具有参考价值，对于法医工作而言，原始CT片才是具有价值的材料，也是不可缺少的材料。没有原始CT片，意味着送检材料不全，不可以只根据CT报告作出鉴定结论；只要有原始CT片，即意味着送检材料齐全，可以作出鉴定结论。退一步而言，这份CT报告单的诊断为：1、××变；2、腰1椎体压缩性骨折；3、颅底CT平扫未见明显移位性骨折。实际上，这份诊断报告也没有明确诊断出腰椎为陈旧性骨折。另，对第三人作出腰1椎体压缩性骨折的诊断过程进行说明。损伤程度鉴定有如下模式：首先，询问被鉴定人受伤时的具体情况，如所受外力的性质、受力部位、受力后身体体位的变化等，要考虑的是所受外力是否可以造成某类损伤。其次，阅读门诊病历或者出院记录，然后阅片。最后作身体体格检查。在上面一系列过程中，只要没有发现异常，就可以下诊断结论。本案中，崔某某受伤情况为“推倒在地”，出院记录记载为“腰1压缩性骨折”，阅片时见腰1椎体压扁呈楔形，体格检查发现腰部局部有压痛，因此认为从受伤方式、临床诊断、阅片和体格检查相一致，所以认为腰1压缩性骨折成立。现在看来，由于水平有限、经验不足，所以作出了不正确的判断。五、关于原告提出的第9个问题。2012年6月下旬发出《鉴定意见书》。7月份的某天，徐大顺夫妇找到第三人说，被鉴定人崔某某有个孪生姐妹，那个腰椎骨折的片子是其孪生姐妹的，而不是崔某某的。过了几天，白沙洲派出所警官向某来鉴定所，让第三人在鉴定聘请书上签名，当时，第三人就把这一情况向其反映，也当面要求让崔某某重新做一次鉴定。后来，大概是8月份的某天，原告代理人徐大顺又来找第三人，当时他拿来同济医院等多家医院的诊断报告，看后第三人也担心判断有误，再三交代其赶快去公安机关要求重新鉴定。再然后，徐大顺又来找第三人，说','2018-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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