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9民终64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茂名市城镇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第五公司，住所地：广东省茂名市。
法定代表人柯杏林，经理。
委托代理人郑东，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文斌，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关汉权，男,汉族。
关汉权委托代理人梁通，广东鸿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高州市石鼓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广东省高州市石鼓镇。
法定代表人张国清，镇长。
委托代理人林谷丰，广东雄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柯勇，男，汉族。
柯勇委托代理人朱伯政，男，汉族。
原审第三人关桂海，男，汉族。
关桂海委托代理人梁通，广东鸿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茂名市城镇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第五公司（以下简称第五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关汉权及原审第三人高州市石鼓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石鼓镇政府）、柯勇、关桂海项目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高州市人民法院（2015）茂高法民重字第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是否符合解除条件。
第五公司与关汉权于2003年8月29日签订的《转让协议书》已经茂南区法院的（2000）茂南法民初字第570号民事判决确认为合法有效的合同，该《转让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五公司请求解除双方于2003年8月29日签订的《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第五公司提交的《转让协议书》有两份不同的版本，其中一份的付款方式有关汉权以高X路XXX号楼房抵偿80万元市场转让款及包括《补充协议》的，另一份却没有；在重审审理中，双方都一致确认付款方式的《转让协议书》代替没有付款方式的《转让协议书》，没有付款的《转让协议书》已作废。本案审理的《转让协议书》是包括高X路XXX号楼房抵偿80万元市场转让款及包括《补充协议》的那份。
合同解除的方式有法定解除和约定解除，《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中均没有约定解除合同的条款，因此第五公司主张的解除合同只能是法定解除。《转让协议书》生效后，在合同没有履行或者未履行完毕前，只有在法律规定的解除条件出现时才导致合同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对于上述合同法规定的第一种情形：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的目的，该情形在双方履行合同过程中并没有出现。
第五公司的合同目的是转让东区市场给关汉权后能否享受到《转让协议书》约定的权利，即150万元的转让款，关汉权已按协议的约定支付了150万元给第五公司，有关汉权提供的证据1即柯杏林出具给关汉权的收款收据及其他相关证据确认，第五公司虽然否认了收到关汉权的付款，但不提供能推翻上述证据的依据，因此应认定柯杏林已收到了关汉权的150万元转让款。第五公司述称仅收到关汉权的转让款30万元是不成立的，其中80万元是以高X路XXX号楼房抵偿的，但该楼房已交付给了第五公司法定代表人柯杏林的儿子柯勇后，柯杏林出具了收到关汉权的市场转让款的收据为凭。对于高X路XXX号是否移交的问题，从高州市供水公司下设机构计量股出具的证明中可以看出，刘XX是XX路XX号（现XXX号）的自来水用户，从2004年3月29日起至出具证明时该楼房的自来水费均由刘XX缴交，而从高州市公安局出具的《人口信息查询表》中可以看出，刘XX与柯勇是同一家庭成员，而柯勇是柯杏林的儿子，因此可以认定高X路XXX号楼房从2004年起已移交给柯勇管理、使用、收益，柯勇在接收到协议约定的高X路XXX号房屋后，柯杏林才出具收款收据给关汉权。对于第五公司认为因为高X路XXX号房屋因抵押给高州市城市开发公司，后被法院委托拍卖而无法再将该房屋过户登记给柯勇问题，该楼房的买受人关桂海是关汉权的儿子，关桂海在庭审中明确表态，关汉权如果能顺利取得东区市场权益的情况下，完全能把高X路XXX号房屋的产权转移登记至柯勇的名下。
第五公司认为关汉权一直未能将高X路XXX号房屋转移登记给柯勇，关汉权应承担违约责任，解除《转让协议书》。涉案的石鼓东区综合市场于1996年起便一直处于被查封状态，有1996年茂名市城镇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与五公司即原告联营纠纷案、2010年7月15日，第五公司与高州市德明世贸易有限公司申领涉案市场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及《房地产权证》，致使答辩人被迫通过诉讼维权诉讼而撤销了上述《国有土地使用证》及《房地产权证》等事实。上述事实表明，第五公司将有纠纷且已被法院查封的标的物转让给关汉权，转让时并没有将该查封及市场的其他风险如实告知关汉权，在签订合同时关汉权并不知情，关汉权在建设市场过程中才知道。第五公司在解除市场风险前或未能在合理期限内提供适当担保的情况下关汉权的行为是其行使先履行抗辩权，而中止履行合同，未将高X路XXX号楼房登记至柯勇名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因在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书》中，第五公司将市场转让给关汉权是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的，是先履行义务，而关汉权的付款有160天的履行期，是后履行义务，故本案中关汉权未按协议约定将高X路XXX号楼房登记至柯勇名下，是其行使先履行抗辩权，其行为未违反法律规定，不构成违约。
至于《补充协议》第二条：“乙方（关汉权）负责代第五公司处理该公司柯杏林与高州市石鼓镇农金会之间的借款叁拾万元本息问题，如需付款给石鼓农金会，由乙方负责”约定问题，因该约定只是责任的承担，并没有约定具体履行时间，即使关汉权未履行高州市石鼓镇农金会的债务也是关汉权行使先履行抗辩权，关汉权并没有因此而构成违约。至于《补充协议》第一条：“乙方（关汉权）负责为原告代理该公司与高州市建筑工程公司之间的诉讼案件，所需诉讼费由乙方负责，如需付款给高州市建筑工程公司由乙方支付”的约定问题，该约定中关汉权只是代理责任，所需诉讼费用由关汉权负责，“如需付款”是指诉讼费用还是其他款并不明确，第五公司也未能提供该案件的法律文书，未能证明是否需要付款，因此关汉权也没有因该约定而违约。
《转让协议书》可因关汉权预期违约而解除，在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如果关汉权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的，第五公司可以解除合同。在本案中第五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关汉权已明确地表示其不履行合同；相反关汉权是积极地履行合同，按《转让协议书》的约定支付转让款给第五公司，并投入资金对市场进行建设，至今未能完全建设好市场也并不是关汉权的主观原因所造成的，相反由于第五公司对第三者负有债务导致市场被查封，而影响了关汉权对市场的投入及建设。因此第五公司要求解除《转让协议书》也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的情形。
因第五公司拖欠总公司债务，导致东区市场被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现第五公司已偿还清总公司的债务，该市场的查封已被解除，因此第五公司也不能以此为由解除《转让协议书》。
综上所述，关汉权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没有实际违约，第五公司请求关汉权支付30万元违约金的请求没有依据，不予支持。双方的《转让协议书》已经被确认为有效协议，双方均已实际履行，本案中并没有出现法定解除合同的条件，《合同法》第八条也作了明确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合同仍可履行，第五公司起诉解除合同，没有法律依据。本案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七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茂名市城镇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第五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原告茂名市城镇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第五公司负担。
宣判后，上诉人茂名市城镇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第五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判决书判决“被告已按协议的约定支付了150万元给原告”，这完全是脱离事实的。1、判决书认定80万元是以高X路XXX号楼房抵偿，是错误的。80万元的产生，是双方为对付法院的执行和外界欠款而相互写欠据的。柯杏林写收到关汉权80万元，关汉权写收据收到柯勇的80万元，即是双方不存在以XXX号楼房抵偿，双方也没有发生80万元的现金交易。XXX号楼房最后经法院拍卖，法院认定是拍卖关汉权的楼房，拍卖款也是偿还关汉权的债务，柯勇对此一无所知，所以不能认定关汉权的高X路XXX号楼房已抵偿给上诉人。2、2003年8月29号签订的转让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但2003年8月3日双方已发生四万元的交易，不应理解是支付8月29日协议的付款（证据9、10）。被上诉人当时是支付双方于2003年4月3日和4月6日签订协议的付款，由于被上诉人对4月3日和4月6日协议违约，双方对此四万元未统一意见，未作最后结算。3、有六笔是借款，也不能认定是被上诉人支付8月29日协议的付款。这六笔借款里其中有丁XX借，有柯某某借，写的是借据。丁XX、柯某某从来没有借到关汉权的钱项，而且借据与收据应有区别，借据原则上应有借有还，或者要对借据最后双方作统一结算认定，才能转为收据。4、把餐费也认定是被上诉人支付市场转让款也是不合理的，上诉人到被上诉人的酒店吃饭，签下餐费欠款是通常的事，不能理解为是被上诉人支付市场转让款给上诉人，判决只能根据证据认定，而审判人员凭自己的主观推定是不合理的。5、关于22万元也不是双方真正发生交往的数，只是双方互相写下收据，以应付法院及社会上的债务。6、关于判决书判决被告已按协议的约定支付了150万元给原告，这完全是脱离事实的，庭审中原告表明没有收到被告的150万元转让款，并多次要求审判长责成被告提供150万元的原始票据进行庭审质证，审判长没有支持原告的要求，被告方更没有在庭审中主动出示150万元原始单据，庭审后原告多次通过快递的方式向审判长及审判委员会发出恳求信，要求审判长及审判委员会责成被告方出示150万的原始单据进行质证，没有得到支持，不知道原因何在？总的对于152万元的付款数字，是不存在的，和不应认定的，对于当时案件未移交阳东法院执行前，在茂名市中级法院执行庭已组织双方面对面结算清楚，上诉人没有收到被上诉人的付款，被上诉人过去在法庭上承认没有付款给上诉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68，就是有力的证据之一，判决书怎能认定上诉人没有提供证据呢。二、判决书认定高X路XXX号楼房已交付给了柯勇，这也是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的。1、XXX号楼房于1999年以来一直被抵押被查封，最后法院于2012年11月执行关汉权欠债而进行拍卖，拍卖所得款是偿还关汉权的债务，又不是偿还柯勇的债务。当时拍卖，法院文件拍卖的是关汉权的楼房。而今天法院判决楼房是柯勇的。既然是柯勇的，法院为什么敢拍卖？如此自相矛盾，实属是对事实的极不负责任。2、本案判决仅依据供水公司计量股出具的一份证明，认定是刘XX的水表户名，由刘XX缴交水费，从而认定XXX号楼房是柯勇的。由高州供水公司出具的复函表明计量股不能对外出证明（证据72），私下出证明是违法行为。计量股的证明未能提供水表开户是谁如何申报的资料。同时也不能证实就是刘XX本人开户，其本人交水费，是否存在其他弄虚作假的可能，所以计量股的证明资料不具有合法性和真实性，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而上诉人提供的公安局户籍证明，认定关汉权的高州高X路XXX号楼房从2002年4月28日到现在一直由关X英、关X龙居住（证据十四），为什么判决却不采信呢？判决书认定“柯勇在接收到协议约定的高X路XXX号楼房后，柯杏林才出具收据给被告关汉权”。这是原审判决故意歪曲事实，当时签协议柯勇根本不在场，不知这回事。关于80万元的收据，均是在签协议的2003年8月29日写的，是柯杏林与关汉权相互写的。楼房已抵押已查封如何交楼呢？如此判决时鼓励对抗抵押和查封，是鼓励抗法。关桂海一直在该楼居住，又如何交楼呢？楼房契证及土地使用权证连复印件也拿不出来交楼，又怎能说是交楼呢？所以认定柯勇收到XXX号楼房后，是带有一种恶意的歪曲事实。原审判决把关桂海的代理人在庭审讲到关汉权如能顺利接管市场，关桂海能够把XXX号楼房的产权转移到柯勇名下，凭这句话就是证实楼房未移交给柯勇。目前能够移交但时间已经拖延了十几年，已远离转让协议规定的时间，不存在再同意依约履行协议的可能。楼房从未移交给柯勇，而原审判决千方百计强辩XXX号楼房已移交给柯勇，仅凭不知谁以刘XX的名义开了一个水表，就认定楼房产权已转移给柯勇，是极端无理的。三、关于支付石鼓农金会欠款的问题。判决为关汉权作无理辩解，说没有约定具体履行时间。这是对社会不负责任，对执行上级方针政策不负责任的说法，是变相支持赖债的行为。农金会曾作为地区性一种错误的做法，给一些地区带来严重的后果，上级早已明令取消农金会，并采取多种强制措施追收农金会欠款。只要有半点社会责任心的人，都不容许对农金会的钱无限期拖延下去，借款时就明确有还款期限，关汉权从来没有考虑支付农金会的欠款。本案如此判决允许无限期拖欠农金会的欠款，是对执行上级的政策和对社会是极不负责任的判决。法律到底是反对什么，支持什么，由此可见这一典型事例。四、关于需付款给高州市建筑工程公司案件费用问题。因被上诉人无能力交付房屋，无能力支付石鼓农金会欠款，无能力支付市场转让款，目前付债超亿元，在高州法院数十宗负债案件无法执行，民间一批债务无法偿还，对关汉权要支付高州建总的费用是一句空话。所以判决抓住未向关汉权公开真正欠款数，以如此判决为关汉权达到无能力履行，又不承担责任作无理辩解。请问哪一级法院，哪一位法官敢判决不用支付款给高州建总。五、本案判决书提及的茂南区人民法院的（2010）茂南法民初字第570号民事案，茂名中院维持原判，广东省高级法院不同意再审申请，茂名市人民检察院不支持监督申请。不管多少级有关人员介入，这都是一个张冠李戴的典型冤假错案，其判决裁定对于上诉人要求解除2003年8月29日已被上诉人关汉权签订的《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没有任何联系。第一、（2010）茂南法民初字第570号民事判决书的原诉人梁某某、江某某、关汉权向茂南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关汉权与茂名市城镇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第五公司于2003年8月29日签订的《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证据66），梁某某、江某某、关汉权出具的是付款方式没有房屋及《补充协议》的《转让协议书》（证据62），而这份《转让协议书》是双方于2003年8月29日签订的第一份《转让协议书》，这份《转让协议书》双方签订后马上将原间撕毁，双方都没有保留原件，其目的是为了不让法院及高州市房地产开发公司知道关汉权转让了他的高X路XXX号房屋（原因是关汉权欠高州市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债务，已被法院及房产公司抵押及查封），关汉权在2006年4月18日陈某某的执行询问笔录第一页最后一行，第二页第一行和倒数第一至三行均明确承认这份付款方式没有房屋及没有《补充协议》的《转让协议书》是签完后，就撕毁原件作废的《转让协议书》（证据65），（2010）茂南法民初字第570号民事判决书中，审的就是这份作废的《转让协议书》（2013茂南法审监民再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中（证据35）的第五页第八行起至第六页的第六行止，均详细地说明了（2010）茂南法民初字第570号、（2012）茂中法民一终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及（2012）粤高法民一申字第4295号民事判决书审理判决裁定的均是由关汉权提供的没有原件的假协议书，三级法院所审判的都是虚假错案。第二、东区市场与梁某某、江某某无关，这点后来茂南区法院纠正错案已作了认定，那么这个案再以梁某某、江某某为诉讼主体正确吗？第三、这个案是审理一份被撕毁了的转让合同书，这是一个天大的笑话。难道还是判决正确？第四、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的同时，接着签了一份补充协议，审判不知有补充协议，没有审理补充协议，难道是审判正确？目前新媒体公报不少无罪的人被判死刑的案例，这些案件的纠正并不因为判决时间和多部门介入而坚持错下去，我们认为作为民事案件，这是一宗非常典型的冤假错案。六、判决书中认定关汉权在签订《转让协议书》后，并进入市场施工，实际履行了《转让协议书》，事实并非如此，关汉权从没有到过高州石豉东区市场施工，事实是上诉人茂名城镇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第五公司与高州市海龙实业有限公司于2003年4月3日双方签订的《东区市场转让协议书》（证据9），双方又于4月6号补签了《补充协议》（证据10）。高州市海龙实业有限公司在没有履行协议书时，就与高州市民李某文、陈某芳签订承包建设高州石豉东区市场合同书（证据43、44），赶走上诉人的值班保安，打烂上诉人的财产，抢占东区市场进行施工，高州市海龙实业有限公司与市民李某文、陈某芳签订承包建设石豉东区市场的合同书的承包建设数额就是高州市海龙实业有限公司投入到高州石豉东区市场的全部，由于高州市海龙实业有限公司拖欠高州农信社的债务，被高州农信社起诉到茂名中级法院，茂名中院作出（2006）茂中法民三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证据39），判决高州市海龙实业有限公司偿还农信社的欠款，同时作出（2006）茂中法民三初字第1—1号民事裁定书（证据40），冻结高州市海龙实业有限公司对茂名市城镇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第五公司享有的债权（工程结算款）200万元，同日作出（2006）茂中法民三初字第1—1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证据41）通知茂名市城镇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第五公司协助执行，此案在茂名市中级法院收到行政干预，无法执行。由广东省高院作出（2007）粤高法执指字第1115号民事裁定书，指定阳东法院异地执行（证据46），随后，阳东法院作出（2008）东法执字第40号民事裁定书及（2008）东法执字第40号恢1号执行裁定书（证据58），执行了高州市海龙实业有限公司在高州市石豉东区市场所承建的工程款，至此，高州市海龙实业有限公司在高州石豉东区市场已没有任何财产，更不像判决书中所认定的关汉权投入了资金建设石豉东区市场。
在二审开庭时上诉人又补充上诉意见如下：一、2003年8月29日包含有高X路XXX号房屋内容的《转让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以下统称“协议”）实际应属无效合同，故上诉人认为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的（2010）茂南法民初字第570号民事判决以及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12）茂中法民一终字第1号民事判决均应撤销，对此主张，上诉人将继续通过相关法律途径来实现救济。二、即使假设协议合法有效，被上诉人也严重违反了其中的约定条款，因此，基于被上诉人的违约行为，协议理应依法解除，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导致对案件作出错误判决。2.1对于协议中被上诉人所应承担义务的具体内容，一审法院并未能作出正确认定。根据协议的约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所转让的标的是联营合同项下和681号《民事调解书》中的权利义务，而并非是转让东区市场本身，作为取得上述合同权益的对价，被上诉人必须依约向上诉人履行如下义务：（1）向上诉人支付150万元的转让价款，具体付款方式为：（1.1）协议签订之日起支付30万；（1.2）11月30日前支付20万元；（1.3）将高X路XXX号房屋（包括现有空调）议定价80万元，在协议签订后的5日内将该房屋交付给上诉人和办理过户手续，产权在过户手续由被上诉人承担；（1.4）余款在160天内支付。（2）上诉人与高州市建筑工程公司之间的诉讼案案件，由被上诉人负责代理以及承担所需诉讼费用，如需付款给高州市建筑工程公司由被上诉人支付；（3）被上诉人负责处理上诉人公司柯杏林与高州市石鼓农金会之间的借款30万元及利息纠纷问题，如需付款给石鼓农金会由被上诉人支付。而在协议签订后，被上诉人实际上根本没有按照上述条款约定来履行自身应尽义务，故被上诉人已经严重违约，对此事实一审法院却未能查清。2.2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已经收到被上诉人的150万元转让款是完全错误的。2.2.1本案中，被上诉人赖以证实其已支付150万元转让款的证据是提供的证据1收款收据，但必须指出的是，被上诉人在开庭时并未提供该些证据的原件供各方当事人核对质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该证据1理应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使用。而且，从收款收据所记载的内容来看，当中亦显示许多费用是与此次的转让行为无关。针对此情况，上诉人一审时已多次向法院反映要求纠正，但一审法院却无视于此，依然错误采信证据，导致对案件事实作出错误认定。2.2.2根据被上诉人在2006年4月18日询问笔录中的自述，其承认2003年8月29日收据中的80万元（即高X路XXX号房屋的作价款）以及2003年9月25日收据中的22万元其均未实际给付，“当时柯杏林先写80万元收据给我，我再写一张80万元给他儿子”、“22万元的问题，也是后来大家相互写收据”。这属于被上诉人自认的事实，没有其他相反证据能够推翻的情况下，此自认行为对被上诉人具有法律约束力，被上诉人不得擅自反悔。但一审法院居然在判决中故意遗漏了此重要关键事实，显然严重违法！2.2.3关于高X路XXX号房屋，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被上诉人已经在约定时间内交付给上诉人。无论是柯勇还是刘XX，他们与上诉人是各自独立的民事主体，上诉人从未授权他们能够代表上诉人实施民事行为。而按照法律规定，所谓的房屋交付使用，就是义务人将房屋转移给权利人占有，其外在的表现主要将房屋的钥匙交付给权利人，本案中，并无任何证据能够证实被上诉人有就高X路XXX号房屋向上诉人“交钥匙”的行为。而且，按照协议的约定，高X路XXX号房屋80万元的作价是包括了房屋里的现有空调，如果是已经将房屋交付给上诉人使用，双方也理应对此有交接，但被上诉人同样没有提供任何有关此方面的证据材料。事实上，被上诉人根本不具有可将高X路XXX号房屋交付给上诉人的可能，该房屋的产权证在1999年就已经抵给了一审法院的罗某某法官，而被上诉人的儿女关X龙、关某凤更是从2002年到现在一直是在该房屋居住。根据柯勇在一审庭审时的陈述，其从未使用过房屋，也不清楚房屋的水表户名为何能够登记成为刘XX，一审法院却仅仅以水表的办理情况即认为高X路XXX号房屋从2004年起移交柯勇管理、使用、收益，此等说法纯属主观臆断，而且，即使假使一审法院的该认定能够成立，此等行为也不能视为是上诉人接收了房屋，一审法院将柯勇个人与集体所有制企业的上诉人相等同，只是完全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的。2.2.4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未按协议约定将高X路XXX号房屋登记至上诉人名下是其在行使先履行抗辩权，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可予以支持。查看协议的条款约定，显然，被上诉人才是协议的先履行义务人，只有被上诉人按照协议约定付清全部转让对价后，当中即包括被上诉人必须在协议签订后的5日内将高X路XXX号房屋过户登记至上诉人名下，上诉人于联营合同和681号《民事调解书》中的权利义务方会全部转让给被上诉人。一审法院却称“上诉人将市场转让给被上诉人是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的，是先履行义务，而被上诉人的付款有160天的履行期，是后履行义务”，这完全是故意歪曲事实，将协议的生效日期视为上诉人的履行期限这是根本不能成立的，事实上，协议并没有对上诉人义务的履行期限作出约定，而且，协议中也根本就没有任何条款约定上诉人需负有将东区市场本身作为标的物转让给被上诉人的义务，更何况，被上诉人在之前的（2010）茂南法民初字第570号案件中也承认东区市场是否被法院查封并不妨碍联营建设投资者对自己权益的转让，所以，被上诉人根本不享有《合同法》第六十七条所规定的先履行抗辩权。相反，是被上诉人在签订协议时故意隐瞒了高X路XXX号房屋在1999年就已被抵押给高州市城市开发公司、根本无法在5日内登记过户给上诉人的事实，而且，高X路XXX号房屋在2012年更是因与高州市城市开发公司的该纠纷被拍卖，因此，是被上诉人严重违约。2.3被上诉人怠于履行与高州市石鼓农金会的借款债务，已经构成违约。对于上诉人公司柯杏林与高州市石鼓农金会之间的借款纠纷，被上诉人是非常清楚的，并同意由其负责向高州市石鼓农金会偿还该借款债务。虽然协议中未约定被上诉人的具体履行期间，但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所以，没有约定具体履行期限并不能成为一审法院免除被上诉人向高州市石鼓农金会履行还款义务的理由所在。被上诉人是于2003年8月29日与上诉人签订协议，但被上诉人却始终怠于向高州市石鼓农金会偿还借款债务，最终上诉人只能在2009年至2010年期间代被上诉人履行了此项义务，显然，被上诉人的严重违约行为是客观存在的。另外，如前所述，被上诉人才是协议的先履行义务人，偿还高州市石鼓农金会的债务本就是被上诉人应当先履行的义务，所以一审法院认定“即使被上诉人未履行高州市石鼓农金会的债务也是被上诉人行使先履行抗辩权”，这种说法是根本不能成立的。2.4本案中没有任何关于被上诉人在协议签订后有投入资金对东区市场进行建设的证据，一审法院对此方面做出的认定完全错误。
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依法撤销高州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茂高法民重字第13号民事判决。2.请求依法改判，判令解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03年8月29日签订的包含有高X路XXX号房屋内容的《转让协议书》和《补充协议》。3.请求依法改判，判令被上诉人立即向上诉人支付违约金30万元。4.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关汉权答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被告已按协议支付了150万元给原告”，认定正确。答辩人在原审提供的第一组证据，充分证实了答辩人已履行了协议约定的付款义务。付款约定的方式包括现金支付、以楼房作价支付。原审根据双方质证真实合法的证据，认定答辩人已按约定支付了150万元给原告，认定完全正确。二、原审认定高X路XXX号楼房已交付给柯勇，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审认定答辩人已交付XXX号楼房的证据，包括柯杏林出具的收到80万元的收据和高州市自来水公司《证明》和XXX号楼房的电费缴费清单。上诉人如未收到房屋，不可能会出具收据确认收到答辩人的以房作价80万元转让款。楼房如未交付给上诉人，怎可能由上诉人儿子柯勇的同住成年家庭成员刘XX报装水表和一直缴交水费电费呢？原审判决据此认定XXX号楼房已实际交付上诉人方，认定事实相符。三、关于代为清偿基金会债务问题。《补充协议》第二条的约定，只是约定答辩人处理基金会与上诉人之间可能要清偿债务，但并没有约定具体履行时间。答辩人当时承诺处理，但事后上诉人并未告知基金会追收该笔款项、要求答辩人付款。而且，即使答辩人事后接到通知暂未履行代为清偿义务，也属行使先履行抗辩权，不能据此认定答辩违约。原审对此问题认定正确。四、关于是否需支付款给高州建筑工程公司案件费用问题《补充协议》第一条就答辩人代理人上诉人与高州建筑工程公司案件问题，约定含糊不清，无具体履行内容，上诉人也未能举证证明答辩人到底要支付哪一案费用，支付多少费用，当然不能据此认定答辩违约。原审就该问题认定，同样正确。五、上诉人称（2010）茂南法民初字第570号民事判决时错误判决，毫无依据。（2010）茂南法民初字第570号民事判决，是茂南区人民法院按照法定程序公开审理后依法作出的判决。该570号判决已被（2012）茂中法民一终字第1号民事判决、（2012）粤高法民一申字第4295号民事裁定予以维持，足见该570号判决是合法、生效的判决，其法律效力毋庸置疑。原审判决援引570号判决作为查明内容和说理依据，援引没有任何问题。上诉人上诉称该570号判决错误，并认为原审判决援引该570号判决时错上加错，上诉人的讲法毫无依据。六、原审判决认定答辩人在签订《转让协议书》后进入市场施工。实际履行了《转让协议书》，认定的事实乃板上钉钉，毋庸置疑。被上诉人关汉权2003年9月进入涉案市场，先后筹集巨额资金对市场进行继续建设；完全了市场首层大部分（超过70%）框架、墙体、地板工程，完成了市场二楼全部主体工程，完成了一、二层的全部装修工程，关汉权完成的工程造价超千万元。经关汉权2003年9月至2005年初一年多的继续建设，市场一、二层当时已完全达到开业经营的标准，建设工期符合（2000）高法民初字第681号调解书确定的建设工期。协议已实际履行，亦已被茂检民不字（2013）12号《茂名市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和广东省高院（2012）粤高法民一申字4295号《民事裁定书》所认定。该认定已生效且完全正确，毋庸任何人置疑。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东扯西拉，胡乱拼凑，其上诉理由、上诉请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恳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述，维持原判判决。
原审第三人柯勇述称：被上诉人答辩状第2点不是事实，根据柯勇的说法，他不知道这回事，上诉人交钱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要写80万收条给我当事人，没有这回事，没有见过面。从常规说，上诉人是一个公司，与柯勇没有任何关系，第五公司不可能把XXX号楼房交给柯勇。柯杏林有两个妻子，柯勇有几兄弟，不可能把整栋楼房交给柯勇。上诉人称柯杏林与柯勇一起住，刘XX与柯勇住了一段时间，但只是同居关系，没有登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弄了假的东西出来欺骗法院和外界。
原审第三人关桂海述称：同意被上诉人关汉权的意见。
原审第三人石鼓镇政府不到庭参加诉讼，也不作答辩。
经审理查明，1993年9月1日，第五公司与石鼓镇政府签订《联合建设经营高州市石鼓镇东区综合市场合同书》。合同约定由第五公司出资，第三人石鼓镇政府提供土地，双方共同投资经营高州石鼓镇东区综合市场，市场第一层的收益石鼓镇政府占30％，第五公司占70％，第二层以上，由第五公司自主建设经营，产权及收益永远归第五公司所有。合同签订后，第五公司投入资金建设。2000年7月，石鼓镇人民政府以第五公司资金不到位，不能按时完工为由，向高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解除第五公司与石鼓镇政府于1993年9月1日签订的联营合同。案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于2003年8月29日达成调解协议，作出（2000）高法民初字第681号调解书，调解书第五项约定：“被告（即本案原告）如无能力履行合同，可另找新投资者代为履行，但需遵守本协议及原合同的规定，新投资者权益由被告（本案原告）与新投资者自行协商。”在石鼓镇政府与第五公司达成和解结案的当天，即2003年8月29日，第五公司即按上述调解协议的第五项规定将其于1993年9月1日与石鼓镇政府签订的《联合建设经营高州市石鼓镇东区综合市场合同书》的合同权益全部转让给关汉权，并于当天签订《转让协议书》，该协议约定：“甲方（即原告）将于1993年9月1日与高州市石鼓镇人民政府签订的一份《联合建设经营高州市石鼓镇东区综合市场合同书》的权利义务转让给乙方（即被告）享受和承担建设，经营石鼓东区市场。一、甲方于2003年8月29日与石鼓镇政府民事调解书（2000）高法民初字第681号，（民事调解书中属甲方的权利和义务现根据调解书的第五条将享有权利义务）全部转让给乙方继续履行享有产权收益份额；二、转让价款：双方商定壹佰伍拾万元的价款转让给乙方；三、付款方式：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由乙方付款30万元给甲方，在11月30日前付20万元给甲方，同时乙方与高X路XXX号房屋，双方议定价捌拾万元作付给甲方，由乙方负责产权给甲方费用由乙方负责，（其中包括现有空调在内），余款包括房屋过户手续在160天内办理好给甲方，如超期不办好，按月息1%计算给甲方；四、本合同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包括补充合同）”，同日，双方又签订《补充协议》，具体约定：“甲方：柯杏林乙方：关汉权本补充协议是原协议书（2003年8月29日甲方与乙方所签订的协议书）的补充协议，与原协议书一起共同遵守执行。一、乙方负责为茂名城镇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五公司代理该公司与高州市建筑工程总公司之间的诉讼案件，所需诉讼费用由乙方负责。如需付款给高州市建筑工程总公司由乙方支付；二、乙方负责代茂名城镇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五公司处理该公司柯杏林与高州市石鼓农金会之间的借款30万元及利息纠纷问题，如需付款给石鼓农金会，由乙方支付；三、茂名城镇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五公司柯杏林与柯杏新20**年8月30日双方签订协议作废，无效；四、此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自签字之日起生效；五、双方签订协议之日五天内交付高X路XXX号房屋给甲方，即办理过户手续。”协议签订后，第五公司出具了一份声明给关汉权，声明内容：“我司现根据高州市人民法院（2000）高法民初字第681号《民事调解书》中第五项的规定，由新投资者关汉权代为履行该调解书”。本案关汉权即投入资金建设市场。期间，关汉权以石鼓镇人民政府的名义向高州市建设局申请补办该市场有关选址规划及建设的手续，但未获审批。
2003年8月3日至2004年9月5日期间，第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柯杏林先后28次以出具《收据》、《借据》、《银行存款回单》、《领款单》、《借款单》、《收款收据》、《餐费单》、《借款》给关汉权的形式，先后28次收到（收到、借到、领到、签到）关汉权的付款1520512元。分别为2003年8月3日40000元、2003年8月29日800000元、2003年8月29日300000元、2003年9月18日50600元、2003年9月25日220000元、2003年10月14日500元、2003年10月14日500元、2003年10月16日500元、2003年11月3日400元、2003年11月3日400元、2004年1月7日17000元、2004年1月14日5000元、2004年1月16日5000元、2004年2月14日13500元、2004年4月6日5000元、2004年4月15日21000元、2004年5月10日9000元、2004年6月10日1000元、2004年6月16日1000元、2004年6月18日1000元、2004年6月19日1000元、2004年7月12日4000元、2004年7月17日5000元、2004年7月27日547元、2004年7月28日665元、2004年8月18日1900元、2004年7月28日13000元、2004年9月5日3000元。每份凭证中均有柯杏林的签名确认，共支付1520512元，其中2003年8月29日即签订合同之日共付款两笔，分别为80万元、30万元，而80万元注明为XXX号房款。
高州市高X路XXX号楼房，原为XX路XX号，建基面积：50.15平方米，建筑面积318.65平方米，为关汉权与其妻子江某梅共有，各占一半份额。1997年7月8日抵押给高州市房地产开发公司，并办理了抵押登记。2004年3月29日前该楼房使用自来水的户主名为关汉权，此后该水表用户变更登记为刘XX，至2013年4月17日前均由刘XX缴交消费。广东衡益拍卖有限公司于2012年11月9日对该楼房进行公开拍卖，由竞买人关桂海以1082701.70元竞得，于2013年4月28日办理了粤房地权证产权证，面积为449.89平米，在重审审理中，关桂海明确表态如继续履行合同，其同意将该房屋过户给第五公司。
另查明：关桂海，男，汉族，是被告关汉权的儿子。刘XX，女，汉族；柯勇，男，汉族,是柯杏林的儿子，刘XX与柯勇是同住的成年家庭成员，重审依法追加关桂海与柯勇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诉讼中，第五公司不要求两第三人承担任何民事责任。
2003年江某某、梁某某在茂南区人民法院起诉关汉权，分别请求关汉权偿还借款150万元及利息。茂南区法院于2004年6月8日分别作出（2003）茂南法民初字第1577、1578号民事调解书，关汉权将其取得的石鼓东区市场收益转让给江某某、梁某某每人一半抵销债务，江某某、梁某某取得了石鼓东区市场的权益及义务。2005年4月江某某、梁某某将上述市场份额以390万元转让给莫某某。
在关汉权建设该市场过程中，2005年11月21日，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向石鼓镇东区综合市场发出《公告》，公告称：因本案第三人五公司拖欠案外人茂名市城镇房地产开发总公司联营合作款纠纷一案，石鼓镇东区综合市场已于1996年被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现该案进入执行阶段，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对石鼓东区综合市场进行租赁、出售、转让。”后又撤销该裁定，重新查封该市场第一层的一半产权。因高州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诉高州市海龙实业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转让纠纷，2005年11月25日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06）茂中法民三初字第11号民事裁定书冻结高州市海龙实业有限公司对五公司享有的债权（工程结算款）200万元，该工程结算款的依据为高州市高茗工程造价事务所于2007年6月7日才出具的《高州市建设工程结算书》，工程名称：高州市石鼓东区市场，结算内容：第二层框架等，该结算书上所标示的建设单位为五公司，主管及经办人均为柯杏林，而施工单位一栏却空白，确定工程总造价为2005539.68元。2007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上述两案由阳东县人民法院执行，同年莫某某、梁某某、江某某作为案外人向阳东县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认为阳东法院即将处理的石鼓东区市场属其所有，请求解除对该市场的查封，2009年4月28日，阳东法院以（2007）东法执字第337号执行裁定书，驳回莫某某、梁某某、江某某的异议。2008年6月25日，阳东县人民法院以（2007）东法执字第337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查封石鼓东区综合市场第一层一半产权。2010年6月15日，第三人向阳东法院申请，申请将石鼓东区综合市场按原合同将石鼓镇政府享有的30%权益转让给第五公司经营，2010年6月18日，阳东县人民法院向高州市石鼓镇人民政府发出（2007）东法执字第337号通知，该通知认为镇政府将其对东区市场首层的30%收益转让给本案第三人即第五公司，是石鼓镇政府对自己合同权益的处置，符合法律规定，并同意镇政府提出的申请，但强调石鼓镇政府在转让30%市场收益权时，要求石鼓镇政府协助阳东法院督促被执行人（即五公司）履行其拖欠总公司的债务。石鼓镇政府分别2010年6月22日、同年8月19日、同年8月25日收到原告五公司上述石鼓东区综合市场首层收益的30%股份转让款（原单如此）70万元、100万元、80万元，合计250万元。2010年7月6日，阳东法院根据第五公司及柯杏林的申请作出（2007）东法执字第337号通知书，同意被查封的石鼓东区综合市场可由第五公司（本案第三人）及柯杏林自行变卖，并将变卖款支付给本案申请执行人茂名市城镇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及另案申请执行人高州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对高州市海龙实业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2005539.68元，第五公司于2010年7月13日通过案外人朱某某向阳东法院交纳了170万元，作为履行五公司拖欠总公司的债务；又于2010年10月9日通过案外人朱某某向阳东法院交纳了2005540元，作为高州市海龙实业有限公司拖欠高州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的债务。阳东县人民法院（2007）东法执字第337号之二裁定书，解除对石鼓东区综合市场第一层的一半产权的查封。
高州市石鼓镇农金会债权债务清偿中心分别于2009年12月30日收到柯杏林偿还借款本金237227元、于2010年6月22日收到柯杏林偿还借款本金62773元、于2010年8月23日收到柯杏林偿还借款本金50000元、于2010年8月23日收到借款利息80000元。合计偿还借款本金35万元，利息80000元。案外人丁XX于2006年4月26日向高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石鼓信用社借款180000元，借款用途为购房。高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石鼓信用社已于2008年2月22日至2009年4月30日先后五次收到了还款180000元。
2010年7月15日，第五公司与高州市德明世贸易有限公司（下称德明公司）签订《联营合同》，主要内容：双方联合经营石鼓东区市场，德明公司对该市场房地产独立进行建设经营，独立办理该市场房地产相关权证；因第五公司在建设市场时已偿还或支付给茂名市城镇房地产开发总公司、海龙公司、石鼓镇政府等债务6395539元，现德明公司支付6395539元给五公司；五公司享有市场首层收益的5%份额。2010年8月19日，高州市国土资源局核发了土地使用权证为“石鼓东区农贸市场”的《国有土地使用证》。2010年8月23日，高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有《公司名称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核准“高州市德明世贸易有限公司”变更为“高州市石鼓东区市场贸易有限公司”（下称石鼓东区农贸市场）。2010年8月25日，五公司出具《确认书》，确认“石鼓东区农贸市场”和“高州市石鼓东区市场贸易有限公司”是石鼓东区市场土地使用权的同一权利主体，2010年8月27日高州市石鼓镇规划办补发了《村镇建筑许可证》。2010年9月2日石鼓东区农贸市场向高州市房产局递交申请，申领市场的《房地产权证》，2010年9月7日，该局核发了石鼓东区佛山大道东区市场的《房地产权证》给石鼓东区农贸市场，关汉权、梁某某、江某某不服，于2010年9月14日向高州市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上述产权证。高州市人民法院于2010年12月22日作出（2010）高法行初字第42号行政判决：确认高州市房产局2010年9月7日核发《房地产权证》给高州市石鼓东区市场贸易有限公司的行政行为违法。高州市房产局不服上诉，经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茂中法行终字第37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2011年3月3日，石鼓镇政府向高州市国土资源局申请，高府国用（2010）第XXX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办理了变更登记并已注销该证，其中证号由“高府国用（2010）第XXXX号”变更为“高府国用（2011）第XXXX号”；使用权人由“石鼓东区农贸市场”变更为“农贸市场”；市场的法定代表人由“周某文”变更为“李某标”，四至面积等其他登记内容不变。2011年3月17日，关汉权、梁某某、江某某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高州市国土资源局在2010年8月19日核发给石鼓东区农贸市场的高府国用（2010）第XXXX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因该证国土资源局已撤销，高州市人民法院于2011年5月16日作出（2011）高法行初字第12号行政判决：确认高州市国土资源局在2010年8月19日核的《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关汉权、梁某某、江某某又于2011年5月9日向高州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高州市国土资源局在2010年3月3日核发给农贸市场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并确认该发证违法。高州市人民法院于2011年10月27日以（2011）高法行初字第21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高州市国土资源局2010年3月3日核发的土地使用权人为“农贸市场”的《国有土地使用证》。
2010年，梁某某、江某某、关汉权诉五公司、高州市石鼓镇人民政府转让合同纠纷案向茂南区人民法院起诉，梁某某、江某某、关汉权请求确认：1、关汉权与五公司于2003年8月29日签订的《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2、判令被告（本案第三人）按照上述《转让协议书》办理石鼓东区综合市场权属及权益的相关手续给原告；3、由被告承担诉讼费用。经茂南区人民法院的（2010）茂南法民初字第57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1、原告（本案被告，下同）关汉权与被告（本案第三人）五公司于2003年8月29日签订的《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2、驳回原告关汉权的其他诉讼请求；3、驳回梁某某、江某某的全部诉讼请求。五公司不服上述判决提出上诉，经茂名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2月1日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五公司不服继续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高院认为该协议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已经实际履行；原一、二审判决认定该《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适用法律并无不当为由，于2012年2月5日裁定驳回了五公司的再审申请。五公司继续不服，向茂名市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该院认为《转让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双方自签订协议书起已开始履行，于2013年8月12日作出不支持五公司监督申请的决定。
第五公司一审的诉讼请求为：请求法院判决依法解除原告五公司与被告关汉权于2003年8月29日签订的两份《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判令被告立即支付违约金30万元；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二审应围绕上诉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审理。根据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第五公司与关汉权于2003年8月29日签订的《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是否合法有效。二、第五公司在本案中是否享有合同解除权。
一、关于第五公司与关汉权于2003年8月29日签订的《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
第五公司与关汉权于2003年8月29日签订的《转让协议书》已经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茂中法民一终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为合法有效，茂名市人民检察院针对第五公司的申诉作出了不支持监督申请的决定，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也裁定驳回了第五公司的再审申请。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关于“对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申请再审，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的规定，第五公司与关汉权于2003年8月29日签订的《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的事实已经生效判决书认定，第五公司在本案中再提起《转让协议书》的效力问题，本院不作审查。
二、关于第五公司在本案中是否享有合同解除权的问题。
合同的解除有约定解除及法定解除，本案双方当事人没有在合同中约定合同解除条款，也没有在合同签订后协商解除合同，而第五公司在本案中起诉要求解除合同，因此本案要解决的焦点问题是第五公司在本案中是否享有法定的合同解除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关于法定解除权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本案中，根据第五公司与关汉权于2003年8月29日签订的《转让协议书》中约定，关汉权的合同义务为支付转让款150万元给第五公司，其中关汉权以其自有的高X路XXX号房屋作价80万元给第五公司。其余的70万元在2003年11月30日前支付20万元，余款50万元在签订合同后160天内支付','2018-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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