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6民终257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1，男，1957年7月25日出生，汉族，湖北省襄阳市人，北京市石景山区政府食堂职工，住襄阳市樊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芦进，湖北元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2，男，1962年3月5日出生，汉族，湖北省襄阳市人，无固定职业，住襄阳市樊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3，女，1967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湖北省襄阳市人，个体工商户，住襄阳市樊城区。
上诉人李某1因与被上诉人李某2、李某3继承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19日作出的(2015)鄂樊城屏民初字第004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1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芦进，被上诉人李某2、李某3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某1上诉请求：1.撤销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鄂樊城屏民初字第00462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上诉人对本案争议房屋享有四分之三份额，两被上诉人各享有八分之一的份额。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遗漏重要事实未予认定。被继承人傅光英生前己对樊城区马道口社区中山后街2组房屋拆迁房处分，不能按照法定继承处理。被继承人傅光英生前在对本案位于樊城区马道口社区中山后街2组房屋拆迁时，在拆迁补偿协议上写有“根据被征收人傅光英意愿，安置房产权所有权人为被征收人李某1(身份证号：)(其儿子)”字样，上诉人已经在一审中提交，一审法院对这一证据并没有评判，就直接认定涉案樊城区马道口社区中山后街2组房屋按法定继承处理，明显错误。（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按照法定继承认定，两被上诉人对樊城区马道口社区中山后街2组房屋各享有30％份额错误。首先，被继承人李瑞昌先过世，按照继承法，被继承人傅光英享有樊城区马道口社区中山后街2组房屋(53.98m2)全部份额的八分之五，上诉人与两被上诉人各享有八分之一的份额。被继承人傅光英过世前，已将自己份额赠与李某1。因此，上诉人李某1对樊城区马道口社区中山后街2组房屋享有四分之三，两被上诉人各享有八分之一。一审判决对樊城区马道口社区中山后街2组房屋继承份额错误。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李某2答辩称：拆迁协议下面写的那句话不明确是谁写的，也没有我母亲的签字和手印。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李某3答辩称：与李某2答辩意见一致，同意一审判决，请求维持原判。
李某2、李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双方系兄弟、兄妹关系，其父亲李瑞昌、母亲傅光英身前遗留有房产两套，其中一套坐落于襄阳市××区××道口社区××后街××组，另一套坐落于襄阳市××区××还房楼××单元××室。双方已故母亲生前就坐落于襄阳市××区××道口社区××后街××组一套住房征收产权调换问题于2013年10月5日与襄阳市樊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签订了襄阳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该协议约定拆迁置换房屋一套面积94.87㎡，及房屋补偿款74510.38元和过渡安置费每月500元。双方父母分别于2004年12月8日、2015年6月12日病故。双方协商无果，故诉至法院要求依法分割双方父母遗留两套房产、现金74510.38元，及自2013年10月5日住宅房征迁过渡费每月500元至交房之日止。
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李瑞昌与傅光英婚后生育有3个子女：李某1、李某2、李某3。李瑞昌、傅光英有房产两套，其中一套位于襄阳市××区××道口社区××后街××组，另一套位于襄阳市××区××还房楼××单元××室（房屋所有权证号：襄房私03-02302，房屋所有权人：傅光英，建筑面积41.69平方米）。
原审另查明，1997年3月12日，傅光英、李某1（被拆迁人）与襄樊市康居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拆迁人）签订《还房协议》一份，主要内容为：被拆迁人于1995年9月7日选定的兴武街还房楼G2型号（四单元五楼）的房屋即将交付，交付前，被拆迁人须付清还房费用10954.65元（其中：房屋差价款9354.65元，水表开户费650元，成本费550元，电表成本费550元）。2004年1月8日李瑞昌去世，生前未留遗嘱。傅光英随李某1生活，由李某1照顾。2010年7月3日，傅光英出具证明1份，内容为“樊城区兴武街房管楼四单元五楼2号房屋一间，其中有一半是长子李某1的，当时拆迁时是30.01平方米，拆迁补偿价是每平方米445元（1997年拆迁）。”。
原审还查明，2013年6月6日，襄阳市樊城区人民政府发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公告》。位于襄阳市××区××道口社区××后街××组房屋被列为拆迁范围。2013年10月5日，傅光英（乙方）与襄阳市樊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甲方）签订《襄阳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主要内容为：住宅房证载总建筑面积为30.58㎡，实际测绘总建筑面积53.98㎡；乙方选择的住宅安置房位于第12号楼第11层H9号，建筑面积为94.87㎡；甲方用于产权调换的住宅安置房经房地产评估机构评估价值为6568元/㎡；乙方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53.98㎡，甲方奖励建筑面积8.1㎡，乙方选择的安置房建筑面积94.87㎡，住宅房超面积差价215364.72元{94.87㎡-（53.98㎡+8.1㎡）=32.79㎡×6568元=215364.72元}；住宅房改非住宅经营性用房增加补偿金额34132.66元；住宅房改非住宅经营性用房奖励补偿金额22186.28元；住宅房临时安置过渡期限及补助费5829.84元；搬家补助费1079.6元；装饰、装修及附属物补偿费6287元；搬迁时限奖励5000元。双方通过计算，甲方在交付安置房时，甲方应支付给乙方其他项目货币补偿款总金额74510.38元。协议签订后，位于襄阳市××区××道口社区××后街××组的房屋被拆除。2015年6月9日傅光英去世。
原审审理过程中，李某2表示，只要10万元，放弃继承其他财产。李某3申请撤回对位于襄阳市××区××还房楼××单元××室房屋的起诉。
原审法院认为，位于襄阳市××区××道口社区××后街××组房屋所有权人为李瑞昌、傅光英。2004年1月8日李瑞昌去世，2015年6月9日傅光英去世，生前均未留遗嘱。李某1、李某2、李某3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对李瑞昌、傅光英位于襄阳市××区××道口社区××后街××组的房屋，均享有继承权，应按照法定继承办理。2004年1月8日李瑞昌去世后，傅光英随李某1生活，由李某1照顾，直至傅光英去世，李某1对傅光英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可以多分遗产。2013年10月5日，傅光英（乙方）与襄阳市樊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甲方）签订《襄阳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选择住宅房屋产权调换，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53.98㎡，其中住宅房补偿金额300911.51元{(650×0.85+5022)×53.98㎡}属于遗产范围。调换房屋的权利和义务由李某1享有和承担，李某1应按住宅房补偿金额中李某2、李某3应得的份额折价支付给李某2、李某3现金。李某2、李某3没有证据证实傅光英去世时遗留有74510.38元，故对李某2、李某3要求分割现金74510.38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李某2、李某3要求分割住宅房征迁过渡费每月500元，因住宅房征迁过渡费不属遗产，不予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的规定，判决：一、傅光英与襄阳市樊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签订《襄阳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中选择的位于第12号楼第11层H9号住宅安置房（建筑面积94.87㎡）归被告李某1所有；二、位于襄阳市××区××道口社区××后街××组房屋（建筑面积53.98㎡）补偿款为300911.51元，原告李某2、李某3各分得30%即90273.45元，被告李某1分得40%即120364.61元。被告李某1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分别给付原告李某2、李某3人民币90273.45元；三、驳回原告李某2、李某3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应付款项应在规定时限内履行，逾期支付，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087元，原告李某2负担3026元，原告李某3负担3026元，被告李某1负担4035元。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2013年10月5日，襄阳市樊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甲方）与傅光英（乙方）签订《襄阳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在该协议甲方签字盖章下端，虽写有“根据被征收人傅光英意愿，安置房产权所有权人为被征收人李某1(身份证号：)(其儿子)”字样，但该文字即不是傅光英本人所写，傅光英也未在该文字处签字或捺手印，仅此不能证明傅光英生前将该房屋处分给了上诉人李某1。原审判决对此事实不予认定，并按法定继承处理本案，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因此上诉人李某1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
综上，上诉人李某1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406元，由上诉人李某1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玉学
审判员 高建平
审判员 徐正道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袁晓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