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最高法民终18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贾金青。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孝楠，辽宁智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頔，辽宁溪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德伟。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长焕，辽宁诚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陆云霞，北京大成（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唐珍。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勇胜，内蒙古合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大连曼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唐珍，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勇胜，内蒙古合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贾金青因与被上诉人李德伟、原审被告唐珍、大连曼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曼城公司）第三人撤销之诉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辽民撤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贾金青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姜頔，被上诉人李德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长焕、陆云霞，原审被告曼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勇胜到庭参加诉讼，唐珍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贾金青上诉请求：1.撤销（2016）辽民撤1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李德伟的诉讼请求。2.由李德伟承担一审、二审诉讼费。主要事实和理由：1.贾金青与唐珍签订的《借款协议书》、与曼城公司签订的《保证协议》合法有效且贾金青已履行完给付8500万元借款的合同义务,（2014）辽民二初字第00020号民事调解书（以下简称20号调解书）是有法律效力的。2.一审法院关于“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贾金青与唐珍间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的认定错误。3.一审判决关于“曼城公司实际由贾金青家族掌控”及“贾金青作为曼城公司股东,与其本人控股的公司签订《保证协议》，以公司资产为其本人债权提供担保,又采取串通和欺骗的手段将公司债权转让给作为控股股东的本人,损害了李德伟的利益,也损害了公司的利益”的认定错误。4.李德伟仅为曼城公司一般债权人，不属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主张撤销20号调解书相应内容缺乏请求权基础,不具有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5.李德伟的“债权”未得以清偿是其怠于行使到期债权且追求更大的利益导致的,李德伟对“债权”未得以清偿是有故意和重大过错的。6.李德伟的诉讼超过了法律规定的6个月诉讼时效。
李德伟辩称，1.贾金青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实际向唐珍出借了8500万元，不能证明其与唐珍之间具有真实的借贷关系；贾金青与唐珍、曼城公司在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达成调解所依据的事实已被证明不存在，因此20号调解书应被撤销。2.贾金青以自己控股的曼城公司为自己提供担保，违反了法律规定，损害了曼城公司和该公司债权人的利益，贾金青与曼城公司的《保证协议》无效。3.李德伟具有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4.李德伟不存在怠于行使到期债权的行为，李德伟的债权未获清偿与20号调解书具有直接关系；而20号调解书被撤销是因贾金青与唐珍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及曼城公司的担保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所致，李德伟的债权未获清偿不是20号调解书被撤销的唯一原因。5.李德伟的诉讼未超过法律规定的6个月诉讼时效。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曼城公司述称，请求依法判决。
唐珍未提交书面意见。
李德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李德伟对曼城公司享有经过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大民二初字第00081号生效判决确认的合法债权。贾金青与唐珍、曼城公司达成的20号调解书损害了李德伟的合法权益，且贾金青与唐珍之间的借款是虚假的，贾金青以自己控股的曼城公司为自己提供担保，以达到转移资产的非法目的。请求法院判令撤销20号调解书。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5月27日，贾金青提供《借款协议书》、《保证协议》、编号为70058181、70058182、70058183的三张银行转账支票存根、唐珍出具的《借据》、《欠款证明》等证据，以其与唐珍、曼城公司签订了《借款协议书》及《保证协议》，唐珍向其出具了《欠款证明》，确认欠其借款本金8500万元，但其以催要无果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唐珍返还借款本金8500万元及相应利息，曼城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判令唐珍、曼城公司承担诉讼费用。对此，一审法院依法立案受理（即20号案件）。该案庭审前，唐珍向一审法院递交《情况说明》认可其收到了贾金青主张的8500万元款项；贾金青亦向一审法院递交了履行上述借款的《情况说明》。2014年6月6日，贾金青与唐珍、曼城公司达成《和解协议》，2014年6月16日，一审法院作出20号调解书，对双方的调解内容予以确认：一、贾金青、唐珍、曼城公司共同确认，唐珍应在2014年6月20日前向贾金青偿还借款本金8500万元及自2010年9月26日起至全部款项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标准计算的利息，曼城公司对唐珍应履行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二、如果逾期未给付上述款项，曼城公司同意将与大连市中山区城区改造办公室（以下简称中山区城改办）签订的《附带生效条件的非住宅拆迁补偿协议》而可得的大连市××山区××号房屋补偿、装修、搬迁等综合补偿费债权，转让给贾金青，抵顶债务。三、唐珍或曼城公司对贾金青应履行的上述债务全部履行后十日内，贾金青配合唐珍完成将所持曼城公司80%股权无偿转回给唐珍或唐珍指定第三人名下的工商变更手续。四、案件受理费贾金青已预付，调解案件法院减半收取，未退回部分由唐珍、曼城公司承担。五、本和解协议一式五份，贾金青、唐珍、曼城公司各执一份，交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存卷一份，交大连市中山区城区改造办公室留存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六、本和解协议经贾金青、唐珍、曼城公司三方当事人或委托代理人盖章或签字后生效。
该调解书生效后，贾金青因唐珍、曼城公司未按上述调解协议约定偿还贾金青借款本息提出强制执行申请。据此，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抚中执一字第00073-1号《民事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
另查明：李德伟基于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大民合初字第422号民事判决书、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07）辽民二终字第252号民事调解书、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申字第1804号民事裁定书，拥有大连市××山区××号华联宾馆3-15层的房屋所有权及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2007年12月14日，李德伟及其配偶王秋兰与曼城公司签订了《关于转让华联宾馆房地产的协议》，约定李德伟、王秋兰同意以人民币6100万元价格将其所有的华联宾馆3-15层的房屋所有权及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全部转让给曼城公司。2008年4月8日，李德伟及其配偶王秋兰与曼城公司签订《房地产买卖协议书》；次日，李德伟及其配偶王秋兰与曼城公司签订《房地产买卖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约定：曼城公司购买李德伟华联宾馆三至十五层的房屋所有权以及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4300万元，“华联宾馆房地产”所有的装修装饰物品和附属设施设备由李德伟作价人民币1800万元，由曼城公司收购。2008年5月30日，李德伟、王秋兰与曼城公司签订《关于“华联宾馆房地产”转让相关事宜的补充协议》，载明：双方商定的“华联宾馆房地产”总价款6100万元，曼城公司已付100万元；同时对曼城公司给付剩余价款的额度、时间、违约责任等作了约定。2008年7月18日，李德伟将大连市××山区××号华联宾馆3-15层房屋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至曼城公司名下；2008年11月17日将大连市××山区××号的2399.5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至曼城公司名下。
2013年7月11日，曼城公司与中山区城改办签订了《附带生效条件的非住宅拆迁补偿协议》，约定：曼城公司位于大连市××山区××号（原华联宾馆）的总建筑面积为10994.98平方米的被拆迁房屋，双方协议一致全部以货币补偿，中山区城改办支付曼城公司房屋补偿、装修、搬迁等综合补偿费人民币17195万元。曼城公司必须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25日内（即2013年8月6日之前）将上述全部房屋所有权证原件及土地证原件缴付给中山区城改办，同意并协议中山区城改办对上述全部房屋及土地使用权属证原件登记办理注销，若曼城公司未在上述期限内缴付所有权属证件，或交付后因曼城公司原因导致上述房屋及土地权属证原件登记办理注销无法完成，则协议自动作废，视为协议不成立，曼城公司对于协议不成立的后果清楚且自愿承担。曼城公司必须于协议签订之日起25日内将上述房屋（含无证测绘部分）全部腾空并交付给中山区城改办，若逾期不能腾空交付，则协议自动作废，视为本协议不成立，中山区城改办将不对协议项下房屋进行动迁及土地进行收储，曼城公司不再向中山区城改办提出任何补偿请求，等等。
2015年5月31日，李德伟与曼城公司签订《协议书》一份，协议中双方对曼城公司尚欠的转让款本息数额进行了确认。随后，李德伟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曼城公司给付尚欠的房地产转让款人民币2470万元及至曼城公司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5年11月10日，作出（2015）大民二初字第00081号民事判决，判决曼城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给付李德伟房地产转让欠款2470万元及利息（截止2015年5月31日的利息为3242.6万元、自2015年6月1日起至欠款付清之日止以247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标准计算）。该判决生效后，曼城公司未履行给付义务。
李德伟在该诉讼中，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财产保全申请，要求保全曼城公司在中山区城改办处的拆迁补偿款。据此，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8日向中山区城改办送达（2015）大民二初字第00081-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中山区城改办暂停支付曼城公司动迁补偿款2000万元。但中山区城改办拒绝接受该协助执行通知书；2015年10月10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向中山区城改办送达（2015）大民二初字第00081-4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暂停支付曼城公司华联宾馆动迁补偿款3800万元，中山区城改办仍拒收。后中山区城改办于2015年11月23日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关于大连曼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补偿额度、支付及法院下达协助执行情况的说明》。在说明中中山区城改办对曼城公司该非住宅拆迁补偿费额度、补偿费支付情况及法院下达协助执行情况三方面情况进行了说明：2014年10月27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辽民二初字第00020号民事调解书及该案执行法院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抚中执一字第00073-1号民事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将曼城公司拆迁补偿款1.2195亿元转让给贾金青，先行向贾金青支付4000万元，至此，曼城公司不存在任何拆迁补偿款权利。
还查明：2010年9月20日，贾金青与唐珍、曼城公司签订《借款协议书》一份，约定：一、贾金青、唐珍双方同意：于本协议签订后2010年9月26日前贾金青借给唐珍人民币8500万元，自2010年9月26日起以8500万元为本金按照3%支付月息，直至全部借款本息偿清之日止。二、三方均同意：本协议第一条项下唐珍应向贾金青偿还的借款本息，待曼城公司收到中山区文林街1号房屋即华联地块动迁补偿款或其他资金后三个工作日内以动迁补偿款或其他资金一次性全部偿还给贾金青；但如至2013年12月30日，无论何种原因曼城公司未能获得动迁补偿款或其他资金的，唐珍均应自筹资金足额偿还本协议第一条项下之借款本息。三、唐珍同意，如曼城公司收到的前述动迁补偿款或其他资金不足以偿清唐珍欠付贾金青借款本息的情况下，唐珍仍应自行筹款向贾金青付清借款本息。四、如唐珍在本协议签订后愿分阶段部分偿还欠付贾金青借款本息的，经贾金青同意后，偿还的部分款项应先充抵欠付贾金青的借款利息。五、如因唐珍未能履行还款义务导致贾金青提起诉讼解决的，贾金青因实现本协议第一条项下借款本息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取证费用、差旅费以及其他费用等）均由唐珍承担。
2010年9月20日，唐珍出具编号JC20100926《借据》一份，载明：唐珍借款人民币8500万元，用于偿还王某投资款（因双方2010年9月25日的华联宾馆项目联合开发协议的相关约定）。
王某于2010年9月26日出具《收条》一张，记载：“今收到大连嘉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创公司）代唐珍偿还王某投资款本息合计82,163,100元整的转账支票二张（支票号：70058183、70058182），票面日期为2010年9月26日”。并手写标明“全部投资款结清王某”。
2010年9月26日，唐珍出具《欠款证明》：兹证明借款人曼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唐珍以个人名义于2010年3月24日与王某签订华联宾馆项目《合作协议》，根据协议约定，曼城公司原股东王某的投资款人民币8500万元整现转为借款。鉴于此，王某对借款人拥有8500万元债权，现该债权已由曼城公司新股东贾金青（身份证号码：……；嘉创公司指定的持股人）全部受让（借款人签字的编号为JC20100926《借据》对该债权予以确认）。待曼城公司收到华联地块动迁补偿款或其他资金后，借款人同意将本金（人民币8500万元）在三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全部偿还贾金青。到期不能偿还，借款人按欠款总额的4%支付月息（起息日为前述三个工作日届满的第二日）。
2010年9月26日，贾金青、唐珍及曼城公司签订《保证协议》一份，首部载明：鉴于1、2010年9月20日贾金青、唐珍、曼城公司就贾金青出借8500万元给唐珍等事宜签订《借款协议书》（N0.920）；2、2010年9月26日，唐珍向贾金青出具《欠款证明》，确认欠贾金青借款本金8500万元；3、现贾金青、唐珍、曼城公司三方经友好协商，就曼城公司对上述《借款协议书》（N0.920）、《欠款证明》约定唐珍应偿还贾金青的借款8500万元本金及利息（以下统称“全部债务”）提供连带保证等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曼城公司对本协议“鉴于”所述的《借款协议书》（N0.920）、《欠款证明》的内容已充分了解，并同意就唐珍应偿还贾金青的“全部债务”提供连带保证。二、曼城公司承担保证的范围除“全部债务”外，还包括贾金青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等）。三、如曼城公司实际履行了保证责任即代贾金青清偿“全部债务”之全部或部分后，有权向唐珍足额追偿，并向唐珍追究因此给曼城公司造成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等）的赔偿责任等等。
同日，贾金青、唐珍、唐颖签订《担保协议书》一份，约定：一、贾金青委托嘉创公司将8500万元借款本金如数足额付给唐珍（或唐珍指定账户）后，唐珍、唐颖同意并协助将王某持有的曼城公司的80%股权转让至贾金青名下，作为唐珍偿还贾金青8500万元本金及利息的担保，贾金青在如约受偿借款8500万元本息后，再将曼城公司80%股权无偿转让给唐珍、唐颖；二、唐珍、唐颖配合贾金青办理前述股权转让事宜的工商登记手续，并在本协议签订后，将曼城公司的公章及财务专用章交由贾金青保存，如唐珍需使用印章需要提前十五日向贾金青提出申请；三、待贾金青850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债权如约足额受偿后，贾金青同意在十五个工作日内将持有的曼城公司的80%股权全部无偿转让给唐珍、唐颖，并返还交付的曼城公司印章。
在20号案件中，贾金青提供唐珍签名确认的“用途”均记载为“受让债权款”、出票日期均为2010年9月27日、金额分别记载为2,836,900元和32,163,100元的编号70058181、70058182的两张兴业银行《转账支票存根》及“用途”亦为“受让债权款”、出票日期2010年9月28日、金额5000万元、编号70058183的兴业银行《转账支票存根》，证明其履行了出借款项的义务。
一审庭审中，贾金青称上述编号70058183的5000万元支票未能及时存入，对该款项，通过嘉创公司为王某更换了编号03227162、金额500万元及编号03226244、金额1000万元的两张转账支票和40张合计35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而实际支付。为此，其提供王某签名的500万元、1000万元两张转账支票存根、出票人均为大连科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诺公司）、收款人均为大连鑫汇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汇公司）、出票日期均为2010年8月31日的10张金额50万元、30张金额100万元的总计35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及记载该40张承兑汇票金额、票号及王某在“领取人签名”处签名的《2010.10.21付王某退还投资款承兑汇票明细》。
对上述事实，经查：贾金青提供的号码GS/0203226244的转账支票存根载明：出票日期2010年10月14日，收款人：王某，金额1000万元；用途退还投资款。同日，王某出具《收条》一张，载明：“今收到大连嘉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退还部分投资款1000万元，支票号码为6244，以此为据。下注：支票号码GS/0203226244号王某”。
贾金青提供的号码GS/0203227162上海浦发银行转账支票存根载明：出票日期2010年10月31日，收款人：王某，金额500万元；用途退还投资款。
2010年10月21日，王某再次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大连嘉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退投资款4000万元整，其中3500万元为银行承兑汇票，500万元为银行支票，支票号码为GS/0203227162号。”
贾金青提供的嘉创公司的银行对账单显示：2010年9月27日，70058181、70058182号转账支票项下的3500万元款项自嘉创公司账户转出；2010年10月15日，GS/0203226244号转账支票项下1000万元款项自嘉创公司账户转出；GS/0203227162号转账支票项下500万元亦自嘉创公司账户付出，但时间不详。
再查明：20号案件庭审前的2014年6月9日，唐珍出具《情况说明》载明：2010年因我要偿还王某借款本息合计8216万余元（向其借款时用曼城公司80%股权作为借款担保变更登记至王某名下），故在2010年9月20日，我与贾金青、曼城公司签订《借款协议书》，我向贾金青借款8500万元，并由曼城公司为我的借款提供连带担保。2010年9月26日，我、贾金青还有曼城公司签订了《保证协议》；同时将原用于担保王某借款的曼城公司80%股权作为我向贾金青借款的担保，由王某直接变更登记至贾金青名下，等我还清8500万元借款本息后，贾金青再将这80%股权转给我，以此作为我还款的保证。2010年9月27日，贾金青给我两张银行转账支票，分别为32163100元、2836900元，2010年9月28日，贾金青又给我一张5000万元银行转账支票，共计8500万元整都已收到，其中小部分约284万元用于本人经营以外，其余款项全部用于偿还王某借款。
2014年6月10日，贾金青向一审法院出具《关于出借唐珍8500万元的情况说明》载明：2010年当时曼城公司原有股东三人，分别是王某（持股80%）、唐珍（持股10%）、唐颖（持股10%）。2010年9月20日，我与唐珍、曼城公司签订《借款协议书》（NO.920），唐珍向我借款8500万元用于偿还王某的借款和本息。唐珍、唐颖同意除由曼城公司为8500万元借款本息偿还提供连带保证外，另将原用于担保王某借款的曼城公司80%股权作为我向贾金青（原文如此）借款的担保，由王某直接变更至我名下，待唐珍或曼城公司还清8500万元借款本息后，我再将登记在我名下的曼城公司80%股权转回给唐珍。2010年9月26日，我与唐珍、曼城公司签订了《保证协议》；2010年9月27日，我交给唐珍两张银行转账支票，金额分别是32,163,100元、2,836,900元，2010年9月28日，我又交给唐珍一张银行转账支票，金额为50,000,000元,共计8500万元整。以上，为我出借8500万元给唐珍的情况说明，本人对此说明真实性负责。
一审法院于2014年11月20日还受理过案外人曹某某为原告、以本案被告为被告，提起的请求撤销20号调解书的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件，案号为（2014）辽民撤字第00006号。后曹某某于2015年12月31日撤诉。在审理该案过程中，唐珍于2015年6月10日作出公证《声明》，称：关于曹某某于2014年11月7日在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诉讼请求依法撤销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辽民二初字第00020号民事调解书的案件审理过程中，贾金青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的转款凭证的事宜，本人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如下声明：一、贾金青向法院出具的三张支票，支票号码：70058182#、70058181#、70058183#，虽有我本人在支票存根上签字，但我实际没有收到任何款项；二、贾金青向法院出具的数张承兑汇票，现本人不知情，不清楚，同时也没有授权任何人及单位代收；三、贾金青向法院出具的由王某本人签字的收款明细，现本人不知情、不清楚，同时没有向王某授权代收本人的任何款项。该声明由重庆市大渡口公证处予以公证，作出（2015）渝渡证字第4614号《公证书》。
2015年8月10日，唐珍又向一审法院邮寄递交《说明》一份，内容为：关于本人在贵院审理的（2014）辽民撤字第00006号一案中的本人于2015年6月10日在重庆市大渡口公证处经公证的《声明》，系本人在对相关案件事实认识有误的情况下，因担心法院会作出对自己不利的判决结果而出具的。实际情况是，本人因无力偿还欠付王某的投资款，而向贾金青借款8500万元并同意将其中的8216.31万元直接支付给王某。特此说明。
2015年8月13日，贾金青提供大连市公证处作出的（2015）大证民字第34502号《公证书》，公证事项为保全证人证言。该公证书载明：申请人王某为曹某某诉贾金青等一案，于2015年8月12日向我处申请对本人的证言进行保全证据。根据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本公证员与公证辅助人员彭军于2015年8月12日下午二时三十分至五十分许，在大连市公证处对证人王某就相关事宜进行了询问，证人王某事先打印书写了《情况说明》一份（见后附页），并在我的面前签名予以确认。依据上述事实，兹证明与本公证书相粘连的《情况说明》系证人王某亲自书写，其上王某的签名属实。《情况说明》内容如下：2010年9月，唐珍应向我返还投资款8216.31万元，但因唐珍无力自行支付前述款项，遂向贾金青借款8500万元。前述8500万元，贾金青安排嘉创公司给了唐珍三张支票。唐珍在嘉创公司的支票根上签字后，将其中两张支票转给我，转付给我的支票分别是：号码为70058182的票面金额为3216.31万元的支票，以及号码为70058183的票面金额为5000万元的支票。前述两张转付我的支票中，号码为70058182的3216.31万元我已收到，但另一张号码为70058183的票面金额为5000万元的支票，我未能转存成功，款项没有收到。我将该情况告知唐珍、贾金青，贾金青又安排嘉创公司另向我支付了两张支票（注：支票号为03226244的票面金额为1000万元，支票号为03227162的票面金额为500万元），及总额3500万元的40张银行承兑汇票（详见我签名确认的《承兑汇票明细》）。前述两张支票计1500万元，及40张银行承兑汇票计3500万元，共计5000万元我已收到，并于2010年10月14日和2010年10月21日出具了《收条》。这两份《收条》所写的“今收到嘉创公司退还部分投资款”，实际就是之前号码为70058183的票面金额为5000万元未能转存成功而换了2张支票及40张银行承兑汇票对应的款项，我和嘉创公司之间没有投资借款关系。关于前述40张银行承兑汇票，票面记载的“出票人”为科诺公司、“收款人”为鑫汇公司，在交付我时，鑫汇公司已经背书给嘉创公司，然后嘉创公司在“背书人”处加盖印章并将“被背书人”处空白，即交付给我的这40张银行承兑汇票，可由持票人自行处置，包括再背书或要求银行见票即付。因我与其他单位有资金往来需要，便将汇票交付给相关单位，这些单位是否再背书给他人我不清楚，具体可以银行记录为准。综上，我实际自贾金青处收到应由唐珍向我返还的投资款8216.31万元。
本案中，贾金青提交了嘉创公司于2016年7月11日向一审法院出具的《情况说明》，内容为贾金青委托其为唐珍的债权人王某更换票据、开具票据及给付款项情况进行的说明。
为查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向唐珍发出传票并打电话通知其出庭就相关事实接受询问，但唐珍拒不出庭并明确表示其不到庭接受询问；对于向贾金青提供《公证书》就案涉8500万元款项是否收到、如何收到作出《情况说明》的王某，一审法院亦明确告知贾金青王某应当出庭作证，但贾金青以王某拒绝出庭作证为由未申请其出庭作证。
又查明：截至2010年9月20日，曼城公司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1000万元，法定代表人唐珍，股东及持股比例情况是：唐珍10%，唐颖10%，王某80%。
2010年9月26日，曼城公司全体股东作出《股东会关于变更登记事项的决议》，一致同意王某将其在曼城公司的出资800万元全部转让给贾金青；股东由原股东王某、唐珍、唐颖变更为贾金青、唐珍、唐颖。当日，王某与贾金青签订了《大连曼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王某将其在曼城公司的出资800万元转让给贾金青。随即，曼城公司作出《曼城公司章程修正案》，将公司章程中的原股东由王某修正为贾金青；将王某以货币出资800万元，出资比例为80%，修正为：贾金青以货币出资800万元，出资比例为80%。并于同日向大连市工商局递交了申请变更股东登记的《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
2010年9月28日，曼城公司由唐珍出资100万元、唐颖出资100万元、王某出资800万元，变更为：唐珍出资100万元、唐颖出资100万元、贾金青出资800万元。
2013年7月9日，曼城公司由唐珍、唐颖各持10%股权，贾金青持80%股权，变更为贾某(贾金青的妹妹)持有20%，贾金青持有80%。
上述事实有《借款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书》、《保证协议》、《股东会关于变更登记事项的决议》、《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借据》、《欠款证明》、《收条》、《转账支票存根》、《银行对账单》、《附带生效条件的非住宅拆迁补偿协议》、（2012）辽民二终字第158号《民事调解书》、《借款合同》、（2014）辽民二终字第00020号《民事调解书》、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大民一初字第205号民事判决书、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抚中执一字第00073-1号《执行裁定书》、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抚中执一字第00073-1号《协助执行通知书》、（2015）渝渡证字第4614号及（2015）大证民字第34502号《公证书》、《情况说明》、《申请》、《说明》、起诉状、缴费通知书、人民法院诉讼收费专用票据、法院《接受诉状（申请）回执》、《内资企业注册内容查询卡》、《企业变更内容查询卡》及庭审笔录载卷佐证，相关证据已经质证，足资认定。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李德伟是否具备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二、一审法院作出的（2014）辽民二终字第00020号民事调解书，是否错误并损害了李德伟的民事权益，是否应予撤销。
一、关于李德伟是否具备提起本案第三人撤销之诉主体资格的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第三人，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据此可知，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条件是：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是指对当事人之间的诉讼标的的全部或者一部分，以独立的实体权利人的资格提出诉讼请求进而参加诉讼的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是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由人民法院通知其参加诉讼或申请参加诉讼的当事人。而“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即为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实体条件：生效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内容错误及错误内容损害第三人的民事权益。该条中的“民事权益”，确如贾金青在答辩状中所称的系侵权责任法第二条中规定的18项权益，对于普通债权，原则上不适用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保护。但享有法定优先权及法定撤销权的债权，系法律明确规定给予特别保护的债权，根据上述规定，属于第三人撤销之诉适用范畴。
本案双方当事人均认为李德伟并非20号案件的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故对此不再赘述。双方的争点在于李德伟是否是20号案件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由于李德伟与曼城公司间因民间借贷关系发生纠纷诉至法院，经法院生效判决确认其对曼城公司享有近6000万元的债权，李德伟系曼城公司的债权人。而20号调解书确认：“唐珍应在2014年6月20日前向贾金青偿还借款本金8500万元及自2010年9月26日起至全部款项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标准计算的利息，曼城公司对唐珍应履行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如果逾期未给付上述款项，曼城公司同意将与大连市中山区城区改造办公室签订的《附带生效条件的非住宅拆迁补偿协议》而可得的大连市××山区××号房屋补偿、装修、搬迁等综合补偿费债权，转让给贾金青，抵顶债务。”据此调解书，曼城公司将以自身财产对贾金青对于唐珍的债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且其拆迁款债权将整体转让给贾金青。由于李德伟系曼城公司债权人，曼城公司即将承担的保证责任及将自身的拆迁款债权整体转让给贾金青，则可能影响李德伟对于曼城公司财产的执行即李德伟债权的实现。因此，贾金青与唐珍、曼城公司间借款保证合同纠纷诉讼的结果与李德伟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李德伟是20号案件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
又因李德伟主张其系在（2015）大民二初字第00081号案件诉讼中提出保全申请，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向中山区城改办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后，中山区城改办于2015年11月23日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情况说明》后才知道20号案件，故在该案的审理中，李德伟非因本人原因未参加诉讼。对此，虽然贾金青提出异议，但未能提供有效证据予以反驳；且李德伟自2015年11月23日知道20号案件至其提起诉讼的2016年2月22日，未超过法定期限，故李德伟有权提起本案诉讼，是本案适格原告。
二、关于一审法院作出的（2014）辽民二终字第00020号民事调解书是否错误并损害了李德伟的民事权益，是否应予撤销的问题。
首先，关于贾金青出借8500万元款项的真实性问题。在20号案件中，贾金青提供三张银行转账支票、唐珍的借据、收条、情况说明及其本人出具的情况说明等证据，证明其通过三张转账支票实际支付了8500万元借款。但贾金青在本案中自己否定了上述主张和事实，而是主张第三张记载5000万元的支票并未转存成功而是于2010年10月以其他转账支票和承兑汇票兑付。
经查，本案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贾金青与唐珍间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第一、贾金青作为款项出借人在两次诉讼中就其如何履行8500万元借款一节提供的说明和主张前后不一、相互矛盾，不合常理。贾金青在20号案件中提供2010年9月27、28日签发的三张银行转账支票证明其向唐珍实际出借了8500万元款项，对此，其在20号案件中提交了《情况说明》，明确：“2010年9月27日，我交给唐珍两张银行转账支票，金额分别是32,163,100元、2,836,900元，2010年9月28日，我又交给唐珍一张银行转账支票，金额为50,000,000元,共计8500万元整。”并明确表示：“以上，为我出借8500万元给唐珍的情况说明，本人对此说明真实性负责。”但在本案中，其又否认了上述说法，而是称其中的5000万元是于2010年10月通过给付王某两张转账支票、40张银行承兑汇票履行的。20号案件是其于2014年提起的诉讼，本案中其主张的5000万元发生于2010年10月。若其在本次诉讼中的陈述属实，其在20号案件的诉讼中对此就应知晓，没有理由以一张记载5000万元的转账支票证明其履行给付该款项的事实；第二、唐珍作为8500万元款项的借款人，在两次诉讼中关于是否收到8500万元借款的陈述前后矛盾、相互冲突，不断反复，不合常理。在20号案件中，唐珍提供的《情况说明》中明确：“2010年9月27日，贾金青给我两张银行转账支票，分别为32163100元、2836900元，2010年9月28日，贾金青又给我一张5000万元银行转账支票，共计8500万元整都已收到”，但该说明证明的5000万元借款事实已被证明虚假。2015年6月其出具公证声明，全盘推翻了前述《情况说明》，称：其虽在支票存根上签字，但实际没有收到任何款项，其不清楚贾金青向法院出具的数张承兑汇票，也没有授权任何人及单位代收、没有向王某授权代收本人的任何款项。后来，其又出具推翻上述公证《声明》的《说明》，称公证声明系其在对相关案件事实认识有误的情况下，因担心法院作出对己不利的判决结果而出具。由于唐珍出具的各份说明及声明内容不一、不断反复，为查清案件事实，一审法院依法向其发出传票并多次电话通知其到庭就该事实进行说明、接受询问，但其拒不到庭并明确表示不到庭说明实情。唐珍作为8500万元巨款的借款人，对于借款是否实际收到如此反复、前后矛盾，又始终拒绝到庭说明情况，亦不合常理。第三、案涉借款协议形成于贾金青与唐珍之间，但贾金青提供了王某出具的多张收条及《情况说明》，证明王某收到了其向唐珍出借的款项。但是，王某于2010年9月26日出具的《收条》，载明其收到了嘉创公司通过给付其70058182、70058183号两张转账支票代唐珍偿还的投资款82,163,100元。但该两张支票的出票日期明确记载为2010年9月27日和9月28日，且是唐珍签收的，王某于9月26日不可能收到尚未签发的支票；王某于2010年10月21日出具的《收条》，载明其于该日收到了500万元银行转账支票，但该支票的签发日期是2010年10月31日，王某亦不可能在十天前收到将于十天后签发的支票。由此可知，王某出具的该两张《收条》记载的内容均与事实不符。贾金青提供的王某经公证的《情况说明》，虽说明了8500万元款项给付的过程，并明确自贾金青处收到应由唐珍向其返还的投资款8216.31万元，但鉴于贾金青、唐珍在几个案件中就8500万元借款履行情况的主张和说明前后矛盾、不相一致，王某出具的证明其收到上述款项的《收条》上内容亦与事实不符，贾金青主张的后来以两张转账支票和40张银行承兑汇票给付5000万元的事实，均未提供付至王某关联公司账户的直接证据，一审法院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告知贾金青要求王某出庭作证、接受询问，但王某拒绝出庭作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询”、“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第七十三条规定：经法院通知出庭作证的证人，因健康原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及其他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庭的，经法院许可，可以通过书面证言、视听传输技术或者视听资料等方式作证。贾金青从未申请王某出庭作证，在一审法院明确要求其出庭作证的情况下，王某拒不到庭，也未提交其存在健康原因、路途遥远，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及其他不能出庭的理由的证据，王某非以书面证言方式作证的适格证人，故王某出具的《情况说明》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予以采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第一百一十条第三款规定：“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拒绝到庭、拒绝接受询问或者拒绝签署保证书，待证事实又欠缺其他证据证明的，人民法院对其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由于贾金青、唐珍作为本案当事人在20号案件和本案中的主张前后不一、相互矛盾；贾金青提供的王某出具的证明其收到贾金青款项的《收条》均与事实不符；唐珍作为本案当事人拒绝到庭；提供证人证言的证人非法定事由亦拒绝出庭作证，故上述唐珍出具的《说明》、王某出具的《收条》、《承兑汇票明细》及公证的《情况说明》等证据均不具有证明力，一审法院均不予采信，对贾金青、唐珍间存在借款关系的事实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因此，贾金青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履行了案涉《借款协议》项下出借款项的义务，不能证明其与唐珍间存在真实的民间借贷关系。在此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情形下，曼城公司将自身1.7亿余元债权全部转让给贾金青，属于曼城公司放弃到期债权或无偿转让财产，对曼城公司的合法债权人李德伟造成损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20号调解书应当予以撤销。
其次，根据曼城公司全体股东作出的《股东会关于变更登记事项的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及工商登记信息，2010年9月26日，贾金青受让王某曼城公司80%股权，成为了曼城公司控股股东。至2013年7月9日，贾金青持有曼城公司80%股权，其妹贾某持有另20%股权，即曼城公司实际由贾金青家族掌控。而李德伟的债权形成于2008年，其债权来源于其原所有的“华联宾馆”及其土地使用权的转让。贾金青基于20号调解书取得的曼城公司的拆迁款债权正是来源于受让自李德伟的“华联宾馆”及其土地使用权。2010年9月既成为曼城公司的控股股东的贾金青，对此应当知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贾金青作为曼城公司股东，与其本人控股的公司签订《保证协议》，以公司资产为其本人债权提供担保，又采取串通和欺骗的手段将公司债权转让给作为控股股东的本人，损害了李德伟的利益，也损害了公司的利益。虽然贾金青提供《担保协议书》证明其持有曼城公司80%股权的目的是为了担保唐珍对其8500万元借款本息的清偿，但不论基于什么目的，客观事实是其身为持有曼城公司80%股权的股东，与曼城公司签订了《保证协议》，并进一步通过20号调解书将曼城公司的拆迁款债权移转给作为控股股东的自己。该行为违反了《公司法》的规定，损害了其他债权人的利益，该调解书内容违法，亦应予以撤销。
综上，由于20号案件中贾金青出借8500万元款项的事实缺乏有效证据证明，而贾金青本身又系曼城公司80%控股股东，20号调解书确认的曼城公司对贾金青债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将拆迁款债权转让给贾金青，缺乏基本的事实依据，属于曼城公司放弃到期债权或无偿转让财产，降低并剥夺了曼城公司的偿债能力，影响了李德伟对曼城公司债权的实现、损害了李德伟的利益。因此，李德伟的诉讼请求和理由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撤销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辽民二初字第00020号民事调解书。案件受理费921,8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926,800元，由贾金青、唐珍、大连曼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同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贾金青提交了六组新证据：证据一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高新园区支行出具的《转账支票明细表》，证据二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高新园区支行出具的转账支票复印件（支票号：70058181），证据三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高新园区支行出具的转账支票复印件（支票号：70058182），以上三组证据证明唐珍收到了贾金青3500万元借款。证据四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大连学苑广场支行出具的《转账支票明细表》，证据五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大连学苑广场支行出具的转账支票复印件（支票号：03226244），证据六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大连学苑广场支行出具的转账支票复印件（支票号：03227162），以上三组证据证明唐珍于2015年6月10日所作的公证《声明》完全是虚假陈述。
李德伟质证认为，首先，该六组证据均为复印件，真实性无法核实，对真实性有异议。第二，该六组证据早已存在，贾金青在一审中并未提交，二审中提交不属于新的证据。第三，该六组证据并不能证明贾金青向唐珍实际支付了8500万元借款的事实。支票号为70058181、70058182的两张支票收款人均为曼城公司，并非唐珍本人。支票号为03226244、03227162的两张支票收款人为王某，即使收到款项，也只是王某收到了嘉创公司的款项，与唐珍无关。且以上六组证据并没有完全体现案涉8500万元借款的支付过程。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一审判决、贾金青的上诉理由及李德伟的答辩意见，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一、李德伟是否具备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二、（2014）辽民二终字第00020号民事调解书是否应予撤销。
一、关于李德伟是否具备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主体资格的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第三人，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规定，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要件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第三人，此第三人包括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李德伟不是20号案件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李德伟是否是20号案件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的规定，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指对他人之间争议的诉讼标的没有独立的实体权利，只是参加到诉讼中，以维护自己利益的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同案件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是指，诉讼的判决或调解书认定的事实或结果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第三人的民事权益或者法律地位。本案中，李德伟与曼城公司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经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大民二初字第00081号生效民事判决确认，其对曼城公司享有约6000万元的债权，李德伟是曼城公司的债权人。而20号案件中，曼城公司以其自身财产为唐珍对贾金青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若唐珍逾期未偿还借款，曼城公司将其与中山区城改办签订的《附带生效条件的非住宅拆迁补偿协议》而可得的大连市××山区××号房屋补偿、装修、搬迁等综合补偿费债权，转让给贾金青，抵顶债务。此被拆迁的房屋，系曼城公司从李德伟手中购得，且除动迁补偿款的债权之外，曼城公司几乎没有可供偿债的资产。曼城公司承担的保证责任，影响了李德伟对曼城公司债权的实现。因此，20号调解书与李德伟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损害了李德伟的民事权益。故李德伟是20号案件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
李德伟主张其在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大民二初字第00081号案件诉讼中提出保全申请，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向中山区城改办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后，中山区城改办于2015年11月23日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情况说明》后才知道20号案件，故李德伟非因本人原因未参加20号案件的诉讼。李德伟自2015年11月23日知道20号案件至2016年2月22日提起诉讼，未超过六个月的法定期限。对此，贾金青虽提出异议，但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故一审判决认定李德伟有权提起本案诉讼，是本案适格原告，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二、关于（2014）辽民二终字第00020号民事调解书是否应予撤销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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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朱先梅与舟山市普陀新鑫娱乐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PubDate\\\\\":\\\\\"2014-0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