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民终11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巍科，男，1987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慈溪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省粮油食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营业场所宁波保税区商务大厦811室。
主要负责人傅肖本，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省粮油食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体育场路229号。
法定代表人袁承海，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陆远，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巍科因与被上诉人浙江省粮油食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简称省粮油宁波分公司）、浙江省粮油食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省粮油公司）产品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3民初24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15年12月18日起陈巍科分多次通过省粮油宁波分公司在跨境购平台开设的店铺“畅购天下：保税超市”中购买了澳洲进口的“Swisse”牌女士和男士复合维生素，共支付货款10563.5元。陈巍科认为该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法的规定，故将省粮油宁波分公司、省粮油公司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1.退还陈巍科货款10563.5元；2.省粮油宁波分公司、省粮油公司赔偿陈巍科十倍货款105635元。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双方之间是否属于买卖关系、涉案复合维生素是否违反食品安全法要求、省粮油宁波分公司、省粮油公司是否应当承担退还货款及赔偿的责任。（一）关于双方之间的关系问题。本案中，陈巍科认为双方属于买卖合同关系，省粮油公司认为属于委托代购关系，原审法院认为，省粮油宁波分公司在其“畅购天下”电商平台上向陈巍科明示消费者在下单前需委托商家代理申报，代缴税款等通关事宜，同意签署委托申报协议，愿意接受海关、检验检疫机构及其他监管部门的监督，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明确“如果消费者对上述协议有异议或者不同意，请不要购买本商品”。同时，双方对于该商品购买过程中被征收行邮税无异议，陈巍科购买该复合维生素需要委托商家代为缴纳行邮税，而行邮税是针对个人行李物品和邮递物品征收的进口税，因此陈巍科主张双方属于买卖合同关系的理由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二）关于涉案商品是否存在违反食品安全法要求的问题。陈巍科认为案涉复合维生素属于普通食品，依照《关于含辅酶Q10保健食品注册申报与审评有关规定的通知》不能添加辅酶Q10等成分，省粮油公司则认为该复合维生素无需进行注册。经查，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保健食品注册与备案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进口属于补充维生素等营养物质的保健食品无需申请保健食品注册。因此，陈巍科主张案涉复合维生素未申请注册系违法，与上述规定不符。同时，根据陈巍科的举证情况来看，并无充分证据证实案涉商品存在有毒、有害或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的情形。故陈巍科认为案涉复合维生素违反食品安全要求的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三）关于省粮油宁波分公司、省粮油公司是否应当承担退还货款和赔偿责任的问题。作为个人购买的关外商品，消费者个人应对商品的情况进行充分了解。省粮油宁波分公司作为代购方，在其网站上的“消费者告知书”中已明确告知该商品按照原产国使用标准，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危害或损失以及其他风险由消费者个人承担，已经进行了相应的风险提示。同时，从本案一审庭审调查的情形看，陈巍科既未实际消费该商品，亦未发生任何实际损害，故陈巍科要求省粮油宁波分公司、省粮油公司承担退还货款和赔偿责任的依据不足，原审不院不予支持。省粮油宁波分公司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不影响本案的审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陈巍科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624元，由陈巍科负担。
陈巍科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并非买卖合同关系有误。1、一审法院仅因征收行邮税就认定双方非买卖合同关系依据不足。行邮税是针对个人行李物品和邮递物品征收的进口税，即个人携带进境的个人行李物品和归属于个人的邮递物品进境都要征收进口税，但这只是海关的征税方式而已，和具体交易双方的合同关系没有必然联系。只要是以个人名义进境的物品，海关就可以征收行邮税，至于该个人物品是怎么得来的，海关无法审核，因为同样是一个邮递包裹，背后的关系可能是买卖、委托、赠与、材料转递、借用、租赁、保管等等，让海关去审核背后的合同关系是不现实的。那么这个个人物品是怎么来的，必然是通过一个合同关系而获得的。具体到本案，根据双方的起诉与抗辩，上诉人获得本案物品的合同关系可能有两种，第一种是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第二种是委托被上诉人向第三方海外商家购买产品。具体合同关系还是要根据双方交易的实质而进行认定，而不能说征收行邮税就不是买卖合同关系，双方构成买卖合同关系，海关也可以对本案物品征收行邮税。海关征税方式和合同关系没有必然联系，而且同样的交易模式，征税方式也在变化，同样是跨境购模式，原先征收行邮税，现在征收跨境电商综合税，交易双方还是按照原先的交易流程，但是海关征税方式发生变化了。日常生活中也是这样，原来征收营业税，现在改征增值税，但交易主体之间的合同关系还是没有变化。因此，上诉人认为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还是要根据双方之间的实质交易行为去认定，缴税、邮寄等等仅仅是合同的履行环节，和合同本质定性无关。一审法院只关注征税的问题，而忽略了该物品是通过什么合同关系得来的，而这个合同关系才是认定双方法律关系的依据。2、被上诉人所称双方属于委托关系没有依据。在双方的交易行为符合买卖合同外观的情况下，被上诉人认为属于委托合同关系，应当由掌握整个交易流程所有信息的被上诉人进行举证，举证不能的，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被上诉人虽辩称双方属于委托关系，但是没有提交相应证据。从上诉人购买过程来看，被上诉人并没有明确提示双方属于委托关系，双方之间也没有签署委托关系的电子协议或者书面协议，因此委托关系无从谈起。本案被上诉人的经营模式是先将产品进口，存储于保税专用仓后，根据购买者下单后在从保税仓直接发货。根据本案实际，涉案产品早于上诉人下单好几个月的2015年10月12日就已经由被上诉人报关进口，存放于保税仓库，上诉人系直接向被上诉人购买。如果是委托关系，在逻辑上说不通，因为如果是委托关系，则在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下单之后，才开始委托被上诉人向海外厂商购买产品，被上诉人向海外厂商购买好上诉人所需的产品类别以及数量后，再向上诉人发货，按照现有的情况，这个过程一般都需要一个月左右。而本案的实际是被上诉人早于上诉人下订单之前几个月就已经将本案产品报关进口了，在上诉人下单后2、3天就用国内快递向上诉人发货。难道被上诉人在还没有接受上诉人委托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受托事务，难道被上诉人未卜先知，在上诉人下单之前几个月就已经知道上诉人需要的商品类别和数量，上诉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逻辑上说不通。如果事实真如被上诉人所述，那么也要举证接受上诉人委托后履行委托事务的过程，就是在接受上诉人委托后，于何时何地向何人购买本案产品等情况，提供相应的合同依据以及购买依据。否则，仅仅口头辩称双方属于委托关系，显然不能成立。3、上诉人认为自己已经穷尽举证证明双方系买卖合同的证明义务和能力，应该发生举证责任转移的效果，即由全面掌握双方交易信息和流程的被上诉人证明双方并非买卖合同或者构成其他合同关系。上诉人已经举证本案网站系被上诉人自营，被上诉人也认可系其自营，上诉人也举证了交易订单、支付价款、收到货物的事实，一般网络交易的买方也只能举证到这个程度，上诉人已经穷尽了举证的能力。上诉人认为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网站系被上诉人自营，在上诉人购买过程中没有任何提示该商品属于第三方销售以及实际销售者主体营业执照信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下订单并支付货款，被上诉人通过快递方式向上诉人发货，上诉人收到货物，这是符合合同法关于买卖合同的定义的，是典型的网络购物行为，应当认定案涉产品系上诉人从被上诉人处购买，双方成立买卖合同关系。至于被上诉人否认双方系买卖合同关系，应该由被上诉人举证。理由是上诉人的举证已经符合买卖合同的外观和实质并且上诉人已经穷尽了举证能力，举证责任应该发生转移。然而被上诉人掌握了所有交易信息和交易流程、产品的来源等等信息，举证能力强于上诉人，因此被上诉人应当披露交易信息流程以及产品来源等证据，由被上诉人举证双方并非买卖合同关系或者属于其他关系，被上诉人无法证明的，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4、上诉人对买卖合同关系的举证已经形成优势证据。上诉人举证了交易订单、支付价款、收到货物的事实，一般网络交易的买方也只能举证到这个程度，上诉人对买卖合同关系的举证已经符合买卖合同的外观和实质，形成了有效证据链。被上诉人主张是委托关系，至今未举证证明。因此，上诉人对买卖合同关系的举证已经达到了优势证据，法院应当予以采信。二、一审法院认定案涉产品违反食品安全要求证据不足，该认定有误，适用法律错误。1、案涉产品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举证责任应由被上诉人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食品的生产者与销售者应当对于食品符合质量标准承担举证责任。认定食品是否合格，应当以国家标准为依据；没有国家标准的，应当以地方标准为依据；没有国家标准、地方标准的，应当以企业标准为依据。食品的生产者采用的标准高于国家标准、地方标准的，应当以企业标准为依据。没有前述标准的，应当以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为依据。”因此应由被上诉人证明案涉产品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上诉人已经举证证明本案产品含有药品辅酶Q10、保健品原料黄芪等，且本案产品没有保健食品或者药品的批文，并且本案含有辅酶Q10的产品没有依法标注“不适宜人群”和“注意事项”，在法律规定食品不得添加药品、保健品原料不得用于普通食品经营以及辅酶Q10产品说明书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该款产品违反食品安全的行为是显而易见的。对此，被上诉人有举证义务证明本案产品添加辅酶Q10和黄芪等有法律依据，未按规定标注不适宜人群和注意事项有法律依据。但被上诉人至今仅举证一个双方交易时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保健食品注册与备案管理办法》中的规定，没有尽到举证义务，本案产品应属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有误。本案双方合同关系发生2015年年底和2016年年初，而一审法院适用的《保健食品注册与备案管理办法》是在2016年7月1日生效。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新的规定只能对之后发生的行为发生法律效力，尤其是行政法相关规定更是如此。行为人对于之后将颁布和生效的法律规定是没有预见能力的，不能用以后的法律来评判之前发生的法律行为，否则，人们将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今天的行为将来会有什么新的规定来处理。因此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有误，在给予被上诉人豁免的同时损害了上诉人的权益，对于上诉人不公。3、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产品无需申请保健食品注册的结论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保健食品注册与备案管理办法》第九条，进口属于补充维生素等营养物质的保健食品无需申请保健食品注册。因此，上诉人主张案涉复合维生素未申请注册系违法，与上述规定不符。一审法院的言外之意是根据这个第九条的规定，案涉产品不需要申请保健食品注册。正常的逻辑推理应该是首先法律规定进口属于补充维生素等营养物质的保健食品无需申请保健食品注册，其次案涉产品属于进口属于补充维生素等营养物质的保健食品，因此得出结论案涉产品不需要申请保健食品注册。但一审法院的推理缺少了一个环节，那就是本案并没有证据证明案涉产品属于保健食品，同时《保健食品注册与备案管理办法》第九条也规定了首次进口的保健食品，是指非同一国家、同一企业、同一配方申请中国境内上市销售的保健食品，因此法院直接认定该产品属于保健食品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在没有依据证明本案产品在出口国属于保健食品的情况下，是无法得出本案产品无需注册的结论的。另外，食品安全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国家对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和婴幼儿配方食品等特殊食品实行严格监督管理。《保健食品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未经卫生部审查批准的食品，不得以保健食品名义生产经营；未经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审查批准的企业，不得生产保健食品。虽然该法条现在主管部门变成了国家食药总局，但是该法条并未失效，司法执法实践中仍然在适用。因此，针对一款产品是否是保健食品，不能以销售方声称的为准，而是要一定的资格审批、注册或者备案文件予以认定。目前没有相应的文件证明本案产品属于保健食品，就理应认定为普通食品。虽然被上诉人声称维生素属于公认的保健食品，但是实际生活中，很多补充维生素的产品都是普通食品，并不是保健食品，只有依法注册和备案并取得食药局批文的，才能算保健食品，因此被上诉人所谓的公认的保健食品并不存在。4、就算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产品无需申请保健食品注册能够成立，新的《保健食品注册与备案管理办法》能够适用于本案，本案产品也应当依法向国家食药总局进行备案。根据《保健食品注册与备案管理办法》的规定，保健食品备案，是指保健食品生产企业依照法定程序、条件和要求，将表明产品安全性、保健功能和质量可控性的材料提交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存档、公开、备查的过程。该管理办法第四章进行了详细而严格的规定，其中第49条规定要求提供“产品生产国（地区）政府主管部门或者法律服务机构出具的注册申请人为上市保健食品境外生产厂商的资质证明文件；产品生产国（地区）政府主管部门或者法律服务机构出具的保健食品上市销售一年以上的证明文件，或者产品境外销售以及人群食用情况的安全性报告；产品生产国（地区）或者国际组织与保健食品相关的技术法规或者标准；产品在生产国（地区）上市的包装、标签、说明书实样”。按照48条的规定，还要求提供“安全性和保健功能评价材料，包括目录外原料及产品的安全性、保健功能试验评价材料，人群食用评价材料；功效成分或者标志性成分、卫生学、稳定性、菌种鉴定、菌种毒力等试验报告，以及涉及兴奋剂、违禁药物成分等检测报告”。同时54条规定“申请保健食品注册或者备案的，产品标签、说明书样稿应当包括产品名称、原料、辅料、功效成分或者标志性成分及含量、适宜人群、不适宜人群、保健功能、食用量及食用方法、规格、贮藏方法、保质期、注意事项等内容及相关制定依据和说明等”。上述备案的规定要求严格，而且食品安全法对备案的用语是应当备案，其中涉及多方面的材料都是涉及产品安全性方面，因此也属于强制性要求，违反了备案的规定，会导致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也属于不安全的食品。5、本案产品含有辅酶Q10，目前我国食药局规定中关于辅酶Q10的产品说明书的内容的规定仅在《关于含辅酶Q10保健食品产品注册申报与评审有关规定的通知》有明确规定，该规定中关于标注不适宜人群和注意事项的要求理应得到遵守，否则容易发生安全隐患。根据食品安全法的规定，食品安全标准包括对与卫生、营养等食品安全要求有关的标签、标志、说明书的要求。而国家食药总局于2009年9月2日发布的国食药监许（2009）566号关于含辅酶Q10保健食品产品注册申报与评审有关规定的通知中规定，含辅酶Q10的产品标签、说明书应当符合保健食品注册管理有关规定。“不适宜人群”项应包括“少年儿童、孕妇乳母、过敏体质人群”，“注意事项”应标明“服用治疗药物的人群食用本品时应向医生咨询”。现涉案产品未按规定对不适宜人群和注意事项作出标识,违反了食品安全标准的法律规定,有可能损害消费者的身体健康。总之，上诉人认为在没有证据证明本案产品属于保健食品的情况下，应认为该产品为普通食品。而作为普通食品添加药品辅酶Q10和保健品原料黄芪等，没有法律依据，应属不安全食品。即便如一审法院认定的本案产品属于无需注册的保健食品，保健食品是一种特殊食品，也属于食品，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八条明确规定“生产经营的食品中不得添加药品，但是可以添加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目录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制定、公布”，而辅酶Q10属于药品，又不属于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目录中的物品，因此，本案产品即便是保健食品，添加辅酶Q10是违反食品安全法的，除非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并且按照《关于含辅酶Q10保健食品产品注册申报与评审有关规定的通知》去申请注册并获得审批，才能取得添加辅酶Q10的合法性。另外，即便是本案产品是保健食品，也要按照该通知规定标注不适宜人群和注意事项，否则让不适宜的人群服用本案产品后，容易发生安全隐患。再者，进口保健食品的备案程序也是强制性要求，未经备案通过取得备案批文，就进行销售，容易发生安全隐患。另外，根据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禁止生产经营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本案产品即便是作为保健食品，违反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违法添加药品，并未按食品安全法规定进行备案，属于其他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产品，属于禁止经营的产品。再根据国家食药总局食品召回管理办法（2015年3月11日）第二条规定，不安全食品是指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规定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以及其他有证据证明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食品。因此本案产品属于不安全食品。因此，不管本案产品属性是什么，都违反了食品安全标准的规定，应属不安全食品。三、一审法院认定消费者告知书的效力并予以采信有误。1、消费者告知书中的内容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属于无效条款。食品安全法第二十五条规定：“食品安全标准是强制执行的标准。”因此，食品安全标准属于强制性标准，必须得到遵守，被上诉人不能仅凭消费者告知书而不受食品安全标准的约束。法院判决对社会生活具有指引作用，此先例不可开。如果销售者都可以以消费者告知书等店堂告示而不用遵守食品安全标准，那么食品安全标准就形同虚设，食品安全法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虽然案涉产品属于进口产品，但是按照食品安全法第九十二条规定，进口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应当符合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这条规定属于强制性规定，没有其他任何理由可以不遵守，否则就会危害社会公共利益，危害到食品安全。因此，本案产品也要符合我国食品安全标准。原审法院观点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放松了对食品安全审查的底线，难以成立。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四条规定：“境外出口商、境外生产企业应当保证向我国出口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符合本法以及我国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要求，并对标签、说明书的内容负责。进口商应当建立境外出口商、境外生产企业审核制度，重点审核前款规定的内容;审核不合格的，不得进口。发现进口食品不符合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进口商应当立即停止进口，并依照本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召回。”第六十三条规定：“国家建立食品召回制度。食品生产者发现其生产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应当立即停止生产，召回已经上市销售的食品，通知相关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并记录召回和通知情况。食品经营者发现其经营的食品有前款规定情形的，应当立即停止经营，通知相关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并记录停止经营和通知情况。食品生产者认为应当召回的，应当立即召回。由于食品经营者的原因造成其经营的食品有前款规定情形的，食品经营者应当召回。”由此可见，食品安全标准是强制性标准，如发现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产品就要召回，食品安全标准不能通过双方约定而降低，也不能通过消费者告知书而免于遵守。2、《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格式条款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费用、履行期限和方式、安全注意事项和风险警示、售后服务、民事责任等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并按照消费者的要求予以说明。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不得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易。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含有前款所列内容的，其内容无效。”跨境购产品在我国国内销售，也应当遵守我国的法律法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3]28号）第十六条规定：“食品、药品的生产者与销售者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消费者依法请求认定该内容无效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被上诉人消费者告知书中告知“该商品按照原产国使用标准，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危害或损失以及其他风险由消费者个人承担”的内容明显属于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已经认为该条款无效，请求法院不予采信，但一审法院仍然认定其有效，明显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四、被上诉人作为本案产品广告的发布者，就虚假广告行为，应承担连带责任。1、被上诉人在销售网页宣称案涉产品女士维生素产品功效有皮肤健康、提高机体免疫能力、增加骨密度、骨的强度、维护骨骼健康、心血管健康等；宣称男士维生素产品优势可缓解压力、抗疲劳、养护男性前列腺健康、维护心脑血管健康、提供机体所需营养素、增强免疫力等。被上诉人对于上述宣称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举证不能的，则构成虚假宣传和欺诈。被上诉人的上述行为违反广告法第16、17、18、28条的规定，其中第17条规定除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外，禁止其他任何广告涉及疾病治疗功能，并不得使用医疗用语或者易使推销的商品与药品、医疗器械相混淆的用语。本案产品并非药品，却对于产品性能做夸大宣传，对于产品功效表示功效、安全性的断言或者保证，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构成虚假宣传，被上诉人也应承担退一赔三的法律责任。虽然被上诉人辩称其仅提供信息发布服务，但是虚假宣传信息确实是被上诉人发布。2、被上诉人作为广告发布者，就虚假广告行为，应承担连带责任。消费者因虚假广告推荐的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遭受损害，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相关规定请求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广告法第56条也规定，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虚假广告，造成消费者损害的，其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广告代言人应当与广告主承担连带责任。因此，被上诉人作为虚假广告的发布者，理应承担连带责任。3、被上诉人放任不安全食品的销售，应承担赔偿责任。根据上诉人提供的网页，被上诉人在收到本案起诉状后，明知本案产品属不安全食品，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放任该产品在其平台销售至今。根据食药解释第9条的规定，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食品、药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利用其平台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给消费者造成损害，消费者要求其与生产者、销售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五、对消费者的十倍赔偿不以造成实际损害为前提，这是最高院发布司法解释的发布会明确表明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
省粮油公司答辩称：一、一审认定法律关系事实清楚。上诉人认为在本案中与被上诉人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该观点不成立。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有义务进口、通关相应货物，而被上诉人并非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进口、通关，而是以上诉人的名义进口、通关，双方之间是委托买卖关系。上诉人提出双方之间没有书面委托文件，而实践中，通常采用默认等形式进行，相关内容在一审中也有陈述。上诉人提出所购买的商品时间与下单时间不同，这是正常的现象，上诉人购买的是种类物，被上诉人接受的是多方委托，非上诉人一方，所以会进货后存放在仓库中，因此在发货时可能发了较早的货物。二、案涉产品是补充维生素的保健食品，而非食品。上诉人的观点为案涉物品为食品不能添加维生素等，而案涉产品本来就是维生素，如不添加是无法理解的。根据国家规定，在保健食品中是可以添加维生素等的。三、上诉人本身购买大量的产品，在一审中其也陈述其没有食用，上诉人购买产品的目的存在问题。根据国家规定，用于生活消费的才予以保护，而上诉人非用于生活消费。四、上诉人提出属于广告欺诈，这属于新的诉讼请求，在一审中我方提出如果上诉人有新的诉讼请求或法律关系，应另行起诉，而不应在二审中提出。五、上诉人认为案涉产品有毒有害，违反食品安全，被上诉人已经提交了检测报告，案涉产品属于无毒无害，如果上诉人仍认为有问题的，可以申请鉴定。综上，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省粮油宁波分公司二审未作答辩。
二审中上诉人陈巍科提交如下证据：
1.网购平台保税超市简介、正品货源采购介绍、购物流程介绍，欲证明保税超市是由省粮油公司运营的跨境进口B2C平台，所售商品都是先由省粮油公司进口存放于保税仓库，有消费者下订单后直接从保税仓库发送给消费者。
2.支付宝帐单信息，欲证明陈巍科将货款通过支付宝支付给省粮油公司，交易对象跟收款方均是省粮油公司的事实。
省粮油公司经质证对上述证据的证明力表示认可，省粮油宁波分公司未发表质证意见。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证明力予以认定。
二审中被上诉人省粮油宁波分公司、省粮油公司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中所涉“畅购天下”电商平台系跨境电子商务平台，省粮油宁波分公司在该电商平台上向陈巍科明示消费者在下单前需委托商家代理申报，代缴税款等通关事宜，同意签署委托申报协议，愿意接受海关、检验检疫机构及其他监管部门的监督，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时，双方对于该商品购买过程中被征收行邮税无异议，陈巍科购买该复合维生素需要委托商家代为缴纳行邮税，而行邮税是针对个人行李物品和邮递物品征收的进口税。由此可见，陈巍科购买跨境商品的过程中省粮油宁波分公司是以陈巍科本人的名义向海关报关、纳税，商品通关的性质是陈巍科个人行邮物品，省粮油宁波分公司为陈巍科提供的是采购商品、通关纳税、物流托运等服务，故陈巍科主张双方属于买卖合同关系的主张不成立。因此，陈巍科要求省粮油宁波分公司、省粮油公司承担产品销售者赔偿责任缺乏前提条件，原审法院对其诉请不予支持并无不当。综上，对陈巍科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624元，由陈巍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志军
审 判 员 韩 昱
代理审判员 王 超
二〇一七年七月四日
书 记 员 王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