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1061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站前路22号。
法定代表人：林兆雄，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洁，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珺，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广东省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竹丝岗四马路2号5-10楼。
法定代表人：李小勇，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孔源，广州市金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东省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医药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5）穗越法民二初字第16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因为国药公司向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另案提起诉讼请求撤销涉案合同，另案诉讼的审理结果与本案的处理存在必然联系，故本院于2017年2月10日裁定中止诉讼，2017年7月XXXX日恢复诉讼。国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洁、夏珺，广东医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孔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国药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驳回广东医药公司主张国药公司支付7603200元货款的诉讼请求；2.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驳回广东医药公司主张国药公司支付7603200元货款的利息（从2015年9月1日起计至本判决限定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的诉讼请求；3.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改判支持国药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判决变更《广东省医药集团有限公司销售合同》价格条款中第六列内容（合同编号：综2014第0178号），将单价每片825元/片变更为466.24元/片；4.由广东医药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费用。
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就本案本诉部分的事实认定错误，涉案合同并非成立有效的合同，国药公司无需向广东医药公司支付货款，广东医药公司的诉讼请求应予以驳回。1.涉案合同的所盖印章均存在严重瑕疵，且签约人并无授权，在涉案合同同时存在上述两个严重瑕疵的情况下，一审判决不应认定涉案合同已经成立生效。如一审判决所查明的事实，涉案合同所加盖的国药公司一方的印章{“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合同章（1）”}并非国药公司向广东医药公司提供印章备案表中所备案的印章{“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合同章（4）”}，此为涉案合同存在的严重瑕疵之一。涉案合同存在的严重瑕疵之二，是国药公司一方的签约代表周榕并无授权，且其签约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一审判决认为“被告拒不提交签约代表的身份证明”，但事实上，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应由广东医药公司承担证明周榕有代理权限签约的责任，而非国药公司。广东医药公司作为销售方应有义务核实购货单位（即国药公司）人员的身份，本应持有周榕的授权文件。但广东医药公司却未能在诉讼程序中提供任何关于周榕的身份证明和授权资料（因为国药公司根本未曾出具）。因此，广东医药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法院应认定周榕签约的行为系无权代理的行为。此外，在广东医药公司未获得周榕的授权文件、明知周榕系无权代理，且周榕并非国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高级管理人员甚至业务员的情况下，周榕的签约行为亦不构成表见代理。2.国药公司并未接受广东医药公司的“履约行为”，一审判决不应认定涉案合同因事实履行而成立。在本案中，国药公司并未接受广东医药公司“履行的主要义务”，因此，涉案合同并未因事实履行而成立。就货物而言，国药公司的仓库接收货物并不代表对广东医药公司“履行合同义务”的接受。国药公司的仓库每日都有大量货品进出，且仓库管理人员并非销售人员，并不了解相关的交易信息；而广东医药公司出具的发货单上也并没有任何交易信息（合同编号等），国药公司的仓库工作人员客观上也无法当场核实相关交易信息。因此，国药公司仓库接受货物仅仅是一个事实行为，不应发生任何法律效力。更何况，在国药公司的仓库接收了货物之后，国药公司曾多次口头向广东医药公司提出了退货请求。就发票而言，如一审判决所查明的事实，相关发票系周榕所签收。周榕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签订合同本即存在极大疑点和问题，其签收发票的行为也同样存在瑕疵，并不能代表国药公司的意思表示。3.一审判决在对本诉事实进行认定时未采纳国药公司提交的补充证据《声明函》，未能查明广东医药公司在涉案合同的签订过程中对国药公司实施了欺诈，此举应予以纠正，涉案合同应被认定无效，不应约束国药公司。如一审判决所陈述，国药公司在一审诉讼过程中提交了北京泰科斯曼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出具的《声明函》，确认广东医药公司提交给国药公司的《产品建议零售价》并非由泰科斯曼出具及盖章。亦即是说，该份文件系广东医药公司伪造而得。但一审判决在对本诉事实进行认定的过程中，却未提及该份关键证据。因此，一审判决未采纳《声明函》的做法应予以纠正，《声明函》应当作为认定广东医药公司对国药公司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实施了欺诈行为的依据，涉案合同应被依法认定无效。（二）一审判决就本案反诉部分的事实认定错误，涉案合同确实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该合同的价格应予以变更。1.双方曾就合同进行磋商并不代表双方地位平等或磋商结果公平，一审判决不应因此否定合同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在本案中，由于广东医药公司是涉案药品在广州地区的总经销商，且广东医药公司伪造了一份虚假的厂家建议零售价格文件，双方的磋商自始至终在一个地位不对等、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进行，且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磋商最终也导致了涉案交易显失公平的结果。因此，一审判决不应以双方就合同进行磋商这一行为作为认定合同不存在显失公平的依据，该认定应予以纠正。2.国药公司提供的在本案合同签订前后的一段时期内其他市场主体就泰绫进行交易的多份记录是判断本案合同是否显失公平的充分且合理的依据，一审判决应予以采纳。一审判决所查明，国药公司提供的十一份交易记录所涉及的泰绫交易数量均比本案所涉的泰绫交易数量更低，但前者的价格却近乎是后者的二分之一，这一事实更有力地印证了本案所涉合同的交易价格是虚高、荒谬及不公平的。此外，从交易的数量上看，国药公司一共提供了十一份交易记录作为参照，且交易时间覆盖了本案所涉交易前后一年时间，这已经足以反映本案所涉交易发生时泰绫交易价格正常的、普遍的状况。即便本案的交易价格包含了运输费用，这一因素也不可能造成本案交易价格比正常价格高出近一倍的结果，而且也不能得出该等11份交易记录中必然不包含运费；显然这一比较是不符合商业交易常理的。因此，国药公司在诉讼过程中提交的十一份交易记录具有充分且合理的参考价值，应作为判决涉案合同价格是否显失公平的依据。一审判决拒绝采纳相关证据的做法是有失偏颇的，应予以纠正。3.一审判决不应简单地仅以注册资本作为判断交易各方优势地位高低的依据，广东医药公司是涉案药品在广州地区的总经销商，其在本案交易中显然处于优势地位。广东医药公司是本案涉案药品泰绫在广州、东莞、佛山地区的销售代理商；但国药公司在此前从未采购或销售或泰绫；因此，就泰绫这一药品的交易而言，更高的注册资本并不能给国药公司带来任何优势；相反，广州地区总经销商这一角色让广东医药公司在交易中处于显著的优势地位。在这种地位不平等的情况下，广东医药公司还向国药公司提供了一份伪造的《产品建议零售价》，国药公司完全信赖这份文件、不再另行询价是完全合情合理、而且是完全合乎药品销售行业交易习惯的。由于广东医药公司提供的该等虚假文件，才导致国药公司在交易中陷于不利的劣势地位，才导致在本具体交易中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需要法院根据法律和国药公司请求进行调整。4.国药公司客观上无法依据合同约定在“预定交货前一周”对价格提出合同变更的主张，客观上在短期内也无法对合同价格提出异议，一审判决认定国药公司违约且未及时提出异议有失偏颇。首先，涉案合同并未约定“预定交货”的时间，广东医药公司也从未告知国药公司何时“预定交货”，因此，客观而言，国药公司根本没有可能在“预定交货”前一周提出变更合同的主张。第二，由于广东医药公司作为泰绫广州地区总经销商的优势地位及其通过向国药公司提供伪造的《产品建议零售价》而故意造成的信息不对称，国药公司客观上也无法在短期内得知涉案合同价格显失公平的情况，而只能在发现因价格畸高导致产品滞销时，方得知该情况，进而对广东医药公司提出退货的申请。最后，国药公司并非直至诉讼时才对价格提出异议，在数次口头沟通要求退货遭拒后，国药公司曾于2014年9月4日主动将货物运至广东医药公司处，但广东医药公司拒绝收货。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在事实认定方面存在错误，相关事实应于二审程序中重新认定，一审判决应予以撤销并改判。
广东医药公司答辩称，（一）涉案合同上有无加盖备案合同章及国药公司的签约代表周榕有无授权，并不影响合同成立。1.《印章样式备案表》仅注明“以下印章样式仅供广东省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备案用，不作其他用途”，表明《印章样式备案表》中的印章的作用只是备案，是向广东医药公司告知其中的印章是国药公司的印章，并不表明双方之间只能使用《印章样式备案表》中的印章，其他印章对双方无效。因此，在《销售合同》上的“合同专用章（1）”是真实的情况下，该份合同就已经成立，国药公司应当受到该份合同的约束。2.国药公司在《销售合同》在有“周榕”签名的情况下，依然加盖其持有的“合同专用章（1）”，即是对“周榕”签名行为的认可，应当视为对“周榕”签署合同的授权。另外，在《销售合同》上盖有国药公司真实有效的“合同专用章（1）”情况下，是否有签约代表的签名以及签约代表是否有授权，均不影响该《销售合同》的成立。（二）一审法院根据案件事实认定案涉《销售合同》已由双方履行完全正确。1.双方履行案涉《销售合同》的事实主要表现为：广东医药公司在合同签订后向国药公司交付了合同约定的全部货物并由国药公司方加盖收货专用章予以收货；广东医药公司向国药公司交付了全额的增值税发票由周榕进行签收；国药公司在本案诉讼发生前从未对案涉《销售合同》成立与否及是否履行提出过异议。2.国药公司的仓库如何确认是否应当收货，如何与销售人员进行确认，完全是其内部管理制度。对于合同相对人的广东医药公司或其他案外人来说，仓库加盖收货专用章予以收货的行为就代表国药公司，其内部的管理制度无法对抗外人。其次，国药公司在其自称的退货单据上写的退货理由都是“滞销”等原因，从来没有提到是未签订合同而退货，进一步证明国药公司是完全确认收到货物是有合同依据的这一事实。3.国药公司认为周榕无权代表其接受发票，其理由同样是不能成立的。（三）国药公司以广东医药公司存在欺诈为由，主张案涉《销售合同》无效，并无任何依据。广东医药公司不存在欺诈的故意。生产厂家的《产品建议零售价》是广东医药公司的上游客户广州格凌康药业有限公司在向广东医药公司销售货物时所提供。现本案中并未有确实有效的证据证明《产品建议零售价》是伪造的。即使该份《产品建议零售价》真实性存疑，但《产品建议零售价》并非广东医药公司所制作，广东医药公司也没有能力审查其真实性，并不是明知其为虚假而故意出示给国药公司。（四）一审法院在判决中认定本案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理据充分。1.相较于国药公司来说，广东医药公司在合同协商订立过程中的地位并无任何优势可言。2.从合同中双方最终的权利义务关系来看，也不存在结果上的不公平。3.本案中，国药公司自身对该产品后续市场价格的变化判断失误导致在购进案涉产品后，由于市场价格的变化造成滞销，完全属于正常的商业风险。4.国药公司迟至起诉时才对合同价格提出异议并提出显失公平的理由，完全是为了拖延或拒不支付货款的诡辩。国药公司并没有在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提出变更合同的要求，同时在其完全有能力查询到其他市场主体购销案涉产品的价格的情况下，也一直没有提出过显失公平的理由要求变更合同。因此，其在起诉时提出显失公平不应得到法院支持。
广东医药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国药公司立即向广东医药公司还清拖欠的货款7603200元及利息（自2014年6月24日起计至全部欠款还清之日止，以拖欠货款为基数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标准计算，暂计至2015年5月31日为426279.14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国药公司承担。
国药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1.变更《广东省医药集团有限公司销售合同》价格条款中第六列内容（合同编号：综2014第0178号，以下简称“《销售合同》”），将单价每片825元变更为466.24元/片的标准履行《广东省医药集团有限公司销售合同》项下的合同款结算；2.广东医药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广东医药公司是2000年4月29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仟万元。国药公司是2003年9月28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2014年3月27日，广东医药公司（供方）与国药公司（需方）经过协商签订《广东省医药集团有限公司销售合同》，约定由广东医药公司向国药公司供应泰绫（可吸收性止血绫），规格5cm*8cm，生产厂家北京泰科博曼医疗器械，单位片，数量9216，单价825，金额7603200，付款方式银行承兑等，付款时间需方在收到供方货物后60天内结清货款；交货地点需方仓库，运输方式汽运，运费负担供方；双方同意本合同，共同信守；需方非因质量问题提出的退货、换货，供方将不会接受，未经供方核查及批准，需方不得自行将产品退回供方；任何一方需变更本合同，需在预定交货前一周书面提出；本合同经双方签章确认生效；等。国药公司在合同的盖章为“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1）”，签约代表为“周榕”。另外，国药公司曾将其公司的印章样式提供给广东医药公司作备案用，并注明不作其他用途，其中合同专用章为“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4）”。
上述合同签订后，国药公司在2014年4月25日签收了广东医药公司发送的9216片总价值7603200元的泰绫，药品的有效期分别到2016年5月18日和2016年11月1日，注册证号为国食药监械（准）字2006第3640956号，生产厂商北京泰科博曼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国药公司并于当月由周榕签收了广东医药公司开具的总额为7603200元的全部发票。
国药公司收取上述药品后，没有按约定向广东医药公司支付价款。国药公司称系因广东医药公司提供的上述药品价格畸高，导致产品滞销，其在2014年9月5日曾将涉案的产品运至广东医药公司处，要求办理退货，但广东医药公司拒绝接受退货。国药公司为此提交了自制的两份派车单和两份退货交接单等材料，派车单的质量情况注明是“滞销，退回供应商，商业协调。”退货交接单则注明退货原因：“货物破损、变形、污染/错计划”。实际发运时间登记为2014年9月5日等。上述单据没有广东医药公司的签收，同时广东医药公司称国药公司从没有向其要求退过货亦没有要求变更合同价格条款。
2015年8月10日，广东医药公司委托律师事务所向国药公司发出《律师函》，说明上述货物的付款时间为2014年6月23日前，但国药公司一直拖欠，经广东医药公司多次追讨，国药公司仍未支付任何货款。故要求国药公司在2015年8月31日前向广东医药公司付清上述货款，并承担违约责任等。国药公司于次日收到上述《律师函》，但至今没有向广东医药公司支付任何货款。
另查明，广东医药公司供应给国药公司的上述药品是广东医药公司2013年11月29日与案外人广州格凌康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凌康公司）签订《购销合同》购买所得，该合同其中约定购买的产品为泰绫（可吸收性止血纱布），规格5cm*8cm，数量为9216片，单价为770元，金额合计7096320元。2013年12月27日，格凌康公司将上述药品交付给广东医药公司并经过广东医药公司的验收，验收单其中注明：药品名称为泰绫（可吸收性止血绫），规格型号5cm*8cm，生产批次分别为20131102和20130520，有效期分别到2016-11-02和2016-05-18，生产厂商均为北京泰科博曼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注册证号均为国食药监械（准）字2006第3640956号，到货数量分别为3456和5760，合计9216片，实收合格数量3456和5760，合计9216。格凌康公司同时还向广东医药公司提供了一份盖有“北京泰科斯曼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公章的“产品建议零售价”的复印件：兹有我司生产产品：可吸收性止血纱布（商品名：泰绫），产品规格5cm*8cm/片，包装规格12片/盒，建议在广东地区零售价为850元/片。广东医药公司称在与国药公司签订上述销售合同后一起将该声明交付给了国药公司。
诉讼期间国药公司补充提交了一份盖有“北京泰科斯曼科技发展有限公司”2016年3月18日的声明函：“兹声明：本公司并未于2014年1月1日向任何单位或个人出具《产品建议零售价》以建议我司生产产品“可吸收性止血纱布（商品名：泰绫，产品规格5cm*8cm/片，包装规格12片/盒）”在广东地区零售价为850元/片。”
国药公司为证明广东医药公司提供的药品价格畸高，提供了其和其他医院在2013年1月至2015年9月期间对外购买同类规格的泰绫的发票，显示该期间的泰绫的交易价格为466.24元/片至520元/片，但购买的数量为8至120片。另外，根据国药公司提交的一份盖有“北京泰科博曼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公章但没有日期的“泰绫可吸收性止血纱布报价单”显示同规格类型的泰绫价格590元/片。
诉讼过程中，国药公司对《广东省医药集团有限公司销售合同》中的盖章“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1）”和签约代表周榕的身份提出异议，认为不能确认是否属于其公司公章，签约代表人也不能确认是否属于其公司的人员，且没有其授权的依据。就上述问题，国药公司没有在一审法院限定的时间内提供其公司为职员缴纳社保的依据；但申请对涉案合同中的盖章“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1）”的真伪进行鉴定，以证明广东医药公司是弄虚作假。但国药公司承认其该公章没有在公安机关或工商部门办理备案登记，并提交其在2014年6月期间与其他公司签订的盖有“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1）”的九份合同作为鉴定的比对章。广东医药公司对此表示不同意。
一审法院认为，广东医药公司与国药公司签订的《广东省医药集团有限公司销售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在双方当事人盖章后合同成立，该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本案中，广东医药公司根据合同约定向国药公司履行了交付价值7603200元医药产品的义务，国药公司收货后至今未按合同约定向广东医药公司支付上述价款，已经构成违约，对此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现广东医药公司主张要求国药公司支付价款7603200元并计付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合法合理，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由于广东医药公司在给国药公司的《律师函》中变更了货款给付的时间，故利息也应相应调整为从2015年9月1日起计算。
至于国药公司认为其从未签署该合同，该合同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故该合同没有成立以及认为涉案合同的形成涉嫌串通欺诈，系无效合同的问题。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合同自双方当事人签订时成立，广东医药公司、国药公司已经在涉案合同中盖章，故该合同自双方当事人在协议上盖章时已经成立。国药公司在庭审过程中亦承认在签订涉案合同前双方确有进行过协商，虽然涉案销售合同中国药公司所盖的公章和其在广东医药公司处备案的公章不是同一枚公章，但双方事前并无约定双方之间所签订的合同，必须是要盖国药公司在广东医药公司处备案的公章才具有效力，且涉案合同所盖公章显示亦是国药公司的公章名称，只是数字是（1）不是（4）而已；国药公司对此虽提出异议并申请鉴定公章的真实性。从综合全案证据来看，双方事前有协商的事实，合同签订后国药公司有接收广东医药公司货物和发票的行为，且至本案诉讼前，国药公司提交的证据均未能显示其对该买卖行为提出过异议，在一审法院限定的期限内，拒不提供签约代表的身份证明材料，同时结合国药公司自认退货时所写的理由等以上事实，足以印证涉案销售合同是双方合意的结果，是真实有效的。即使涉案合同的公章经鉴定与国药公司提交的作为比对章的其它合同的公章不一致，亦只能证明国药公司的内部管理混乱，公司存在多套公章，不能以此否定双方之间的买卖行为。故国药公司认为其对合同不知情，所签订合同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的理由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亦明显违反常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故国药公司要求对涉案合同公章进行鉴定的申请一审法院不予接纳。至于国药公司认为该销售合同的形成过程涉嫌串通欺诈，应为无效合同，但对此没有提交证据证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关于国药公司反诉合同条款约定的价款过高，属于显失公平要求变更的问题。显失公平是指当事人一方利用自己的优势或者利用另一方没有经验、轻率，致使双方的合同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而显失公平的合同，应当具备如下要件：（一）一方当事人利用另一方缺乏经验、轻率或者自己的优势。双方在订立合同的能力与地位上处于不相等的地位，而这种差异是造成合同的权利义务明显不公平的主要原因。（二）合同的权利义务对双方极为不公平，这是显失公平合同在实体上的重要条件。而对于显失公平合同的判断，主要在于结果上的不公平。本案中，首先，根据原、国药公司的自认，合同是经过双方磋商合意的结果；其次，从货物单价来看，根据国药公司提供的其与其他医院采购的单价来看，确实与本案合同存在差异，但这些医院的采购均是数量较少；对国药公司而言，如将其他医院采购的货物单价与本案货物单价进行对比，其作为注册资金为100000万元的企业，在签订合同时，国药公司完全有能力就标的物的单价进行多方询价，最终确定单价，而不是仅仅依靠对方提供的一份声明函来作出决定；且根据广东医药公司提供的证据来看，其进货价单价已达770元/片，故涉案合同单价从结果上看难以得出不公平的结论，相较于广东医药公司的注册资本仅有5000万元，国药公司在签订合同时的能力与地位明显处于优势的地位，而所购买的药品既非紧俏亦非广东医药公司独家所有，要造成合同的权利和义务明显不公平也应是在于国药公司，故不能将公平原则具体化为衡量涉案合同权利义务对等与否。第三，本案合同货物价格还包括运输费由广东医药公司承担，该价格还涉及国药公司的付款期限、质量保证等。国药公司不能简单以其或其它他医院对外采购的价格与本案合同货物价格对比后来主张本案合同货物价格显失公平，且本案合同履行后，国药公司从未就价格提出异议，并收取了广东医药公司开具的发票，双方合同也明确约定“任何一方需要变更本合同，需在预定交货前一周书面提出”，但直至广东医药公司提起诉讼后国药公司才对价格提出异议，国药公司的行为既不符合同约定，其结果对广东医药公司也会产生不公平。从保护当事人的缔约机会公平、强调当事人的意思自治、风险自担角度出发，因此无法以显失公平来认定该份合同具有可变更的因素。故国药公司反诉要求变更涉案销售合同价格条款的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国药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货款7603200元支付给广东医药公司；二、国药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上述欠款7603200元的利息（从2015年9月1日起计至判决限定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支付给广东医药公司；三、驳回广东医药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四、驳回国药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本诉受理费68006元，由广东医药公司负担3610元，由国药公司负担64396元。一审反诉受理费20598元，由国药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国药公司提交了如下证据：1.《声明函》，载明“兹声明：本公司并未于2014年1月1日向任何单位或个人出具《产品建议零售价》以建议我司生产产品‘可吸收性止血纱布（商品名：泰绫，产品规格5cm*8cm/片，包装规格12片/盒）’在广东地区零售价为850元/片。”，函上盖有“北京泰科斯曼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印章并有“石海波”的签字，日期为2017年1月5日；2.快递单，上面载明：寄件人单位，北京泰科斯曼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内件品名，声明函；3.《关于市场调节价药品及医用耗材定价问题的说明》，载明“……生产厂家出具的建议价格是经营企业制定销售价格的重要参考因素之一”，该说明盖有“广东医药价格协会”的印章。上述证据拟证明广东医药公司向其出示的《产品建议零售价》系广东医药公司伪造的，广东医药公司在涉案销售合同签订的过程中实施了欺诈。广东医药公司对此质证认为：1.证据1、2并无直接否认《产品建议零售价》真实性，其内容无法证明《产品建议零售价》是由广东医药公司所伪造；2.对于证据3，关联性不予确认，该说明只是社会团体的单方意见，并非物价管理部门的权威意见，因此不能直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直接依据。
广东医药公司提交如下证据：1.广东省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与案外人广州福高药业有限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合同显示双方交易的可吸收性血绫（泰绫）单价为844元；2.上述合同的发货单；3.案外人广州福高药业有限公司向广东医药公司支付上述合同款项的付款凭证；4.广东医药公司向案外人广州福高药业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上述证据拟证明本案中产品单价是该产品能够被市场认可的市场价。国药公司对此质证认为：1.上述证据无法确认真实性，因为都是广东医药公司与案外人进行的交易。2.广东医药公司提交的该证据中合同交易的数量偏低，对本案的价格没有可比性。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国药公司在一审庭审中确认，对于涉案合同其与广东医药公司存在协商。国药公司二审庭审中，认为广东医药公司是涉案产品的广东总代理商，但没有依据。
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一、案涉争议合同是否依法成立并生效；二、如案涉合同合法有效，则是否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
关于上述争议焦点一。涉案销售合同盖有双方当事人公章，但国药公司不确认该公章真实性，认为该公章不是其在广东医药公司备案的公章，不具有效力。本院认为，首先，国药公司在一审庭审中，确认其在签订涉案合同前双方确有进行过协商。虽然涉案合同所盖公章不是国药公司在广东医药公司备案的公章，但双方当事人并无约定双方之间所签订的合同，必须是要盖国药公司在广东医药公司处备案的公章才具有效力。涉案销售合同所盖公章与备案的公章名称一致，均为合同专用章，只是数字编号不同。国药公司一审曾要求提交其签订的九份合同予以比对，上述合同均盖有国药公司编号为（1）的合同专用章，这可推断国药公司存在编号为（1）的合同专用章。由于国药公司没有对编号为（1）的合同专用章在相关部门进行备案登记，所以其称涉案合同的印章系伪章，依据不足。其次，关于涉案合同的签约代表人，国药公司一审时曾称不确认周榕是否其司员工，但并没有按照一审法院要求提交其缴纳社保名单予以否认，其应承担举证不力的后果。再者，涉案合同签订后，国药公司签收了广东医药公司的货物和发票。虽然国药公司认为其签收货物行为不代表其接受履行义务，但从其签收的发货单看，发货产品内容、单价与涉案合同买卖的产品一致，发货单上盖有其收货专用章，且其收到货物后长达4个多月才要求退货，从发货单的内容到形式及其退货时间等事实都可表明此为国药公司对涉案合同的履约行为。综合以上证据，从双方事前协商的事实到双方签订合同，再到签收货物、发票的行为，足以形成有效的证据链，应能证实双方签订了涉案合同并已交付货物，一审法院据此认定涉案合同成立并生效，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至于国药公司认为涉案合同存在欺诈的问题，国药公司提交的《声明函》等证据并不足以证实广东医药公司故意伪造《产品建议零售价》使国药公司陷于错误认知而签订涉案合同，故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上述争议焦点二。国药公司认为广东医药公司是涉案药品在广州地区的总经销商，其在本案交易中显然处于优势地位，致使涉案合同显失公平。本院认为，一审法院已经详细论述显失公平的构成要件，要认定为显失公平，必须同时符合其要件。首先，在本案中，根据广东医药公司一审反诉提交的《委托书》及《授权委托书》仅能说明广东医药公司具有涉案产品在广州地区的销售权，并不能证明广东医药公司对该产品有独家代理权，且国药公司二审庭审也自认没有依据认定广东医药公司为该产品的广东地区总代理商。然则，广东医药公司仅仅作为涉案产品的其中一个供应来源，并不构成显著优势地位。另外，国药公司作为大型国有药业公司，应有充足能力对要采购的产品进行市场调查进而作出商业决定，故亦不足以认定其缺乏经验。其次，根据广东医药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来看，广东医药公司从案外人格凌康公司购入涉案产品的进货单价为770元/片，其售与国药公司的单价为825元/片，且该价格还包含广东医药公司所承担的运输费等，两者相对比，合同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应不属于明显不公平。至于国药公司提交的其他市场主体同时段采购涉案产品的单价确与本案合同存在差异，但广东医药公司二审提交其与案外人广州福高药业有限公司的销售合同显示其出售同类涉案产品的单价为844元/片，故难以个别合同采购单价来简单认定涉案合同产品价格显失公平，况且价格波动乃市场特性，当事人签订合同时应充分考虑市场风险，因此国药公司主张变更涉案合同产品价格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国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4994元，由上诉人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国平平
审判员 徐 艳
审判员 张纯金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任永乐
蔡静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