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15民初9894号
原告刘廷贵，男，1945年7月1日出生，住北京市大兴区。
委托代理人刘宝强（原告之子），男，1973年5月7日出生，北京客6分公司员工，住北京市大兴区。
被告北京兴创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海子角观音寺南口建材城。
法定代表人张涛，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杨占武，北京市铭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廷贵与被告北京兴创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兴创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09年12月3日作出（2009）大民初字第7468号民事裁定，驳回刘廷贵的起诉。刘廷贵不服该裁定，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中院）提起上诉。2010年4月14日，一中院作出（2010）一中民终字第06535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刘廷贵不服该裁定，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申请抗诉，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提请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抗诉。2013年3月7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作出（2013）京检民抗字第22号民事抗诉书，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抗诉要求再审此案。2013年4月11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高民提字第1613号民事裁定，裁定指令一中院再审。2013年9月4日，一中院作出（2013）一中民再终字第10407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一中院（2010）一中民终字第06535号民事裁定及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大兴法院）（2009）大民初字第7468号民事裁定；指令大兴法院审理此案。大兴法院于2016年6月12日作出（2014）大民再初字第4823号民事判决，驳回了刘廷贵的全部诉讼请求。刘廷贵不服该判决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中院）提起上诉，二中院于2016年9月29日作出（2016）京02民再89号民事裁定，撤销大兴法院（2014）大民再初字第4823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大兴法院重审。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刘廷贵及其委托代理人刘宝强，兴创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杨占武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廷贵诉称:刘廷贵是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某村村民，在某村某巷某号拥有一处院落。生物医药基地东配套区建设中，刘廷贵的房屋被划入拆迁范围。2009年5月15日，刘廷贵与被告兴创公司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兴创公司将刘廷贵的房屋拆除，但至今未将拆迁补偿协议给刘廷贵，也未给刘廷贵开具领款凭证。刘廷贵与兴创公司多次协商未果，故起诉要求判令：1.兴创公司返还落款日期为2009年5月15日但实际于2009年5月18日签署的拆迁补偿协议；2.兴创公司自2009年5月23日起按每天200元的标准向刘廷贵支付违约金;3.兴创公司给刘廷贵开具领款凭证;4.兴创公司给付刘廷贵律师费用10000元、精神损失费5000元；5.诉讼费用由兴创公司承担。
被告兴创公司辩称:兴创公司与刘廷贵之间对拆迁补偿协议的主要内容即如何计算抵扣面积，未达成一致意见，因此确定给刘廷贵的具体补偿款数额也未达成一致意见，双方并未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合同，兴创公司没有义务返还刘廷贵拆迁补偿协议；刘廷贵已将兴创公司存入其账户的钱款领走，兴创公司无义务再开具领款凭证。因此不同意刘廷贵的全部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04年4月17日，刘廷贵与某村委会签订《住房协议》，约定刘廷贵自愿购买某村委会自建房屋，房屋价款每平方米820元，建筑面积89.53平方米，房屋价款86544.43元。该协议签订后，刘廷贵实际居住使用上述房屋。同日，刘廷贵之子刘宝强亦购买某村自建房屋一套（建筑面积为116.26平方米）。
2009年4月3日，兴创公司取得京建大拆许字[2009]第23号《房屋拆迁许可证》，后开始在大兴区黄村镇进行生物医药基地东配套区某村项目建设。刘廷贵居住的黄村镇某村某巷某号院落及房屋位于拆迁范围内。
2009年5月15日，刘廷贵与某村委会签订了《拆迁确认函》、《还款协议》及《居住协议书》。《拆迁确认函》载明：“东配套区地铁站指挥部：黄村镇某村某巷某号，户主刘廷贵，共贰口人，应享受购房补贴面积60平方米，其中已购自建房面积89.53平方米。本人选择继续居住本村自建楼28号楼1单元301室。超人口数购买面积29.53平方米（89.53-60平方米）”。《还款协议》约定，某村村民刘廷贵，超面积楼款43704.40元，本人同意从拆迁补偿款中予以扣除（由兴创公司代扣）。《居住协议书》约定，刘廷贵在某小区居住房屋为某某号楼某单元某室（2004年4月17日《住房协议》中楼号为某号楼某单元某室，系同一房屋），建筑面积为89.53平方米；刘廷贵同意抵扣回迁安置面积，并由兴创公司将对应产生的弃楼款直接支付给某村委会；已住楼房因超出福利分配范围，刘廷贵同意按规定在本协议签订后15日内向某村委会补交43704.40元购房款（或同意由兴创公司在刘廷贵拆迁补偿款扣除）。
兴创公司根据上述拆迁材料拟定了《拆迁补偿协议》，刘廷贵在该协议上签字。同日，某村委会又以上述《拆迁确认函》有误为由向兴创公司出具《关于刘廷贵院落拆迁有关问题的函》，该函主要内容为：“兴创公司，我村村委会出具的关于某村某巷某号刘廷贵《某村拆迁确认函》有误：1.在册户口人数为5人（原确认函为2人）。2.已购自建房面积205.79平方米（原确认函为89.53平方米）。请贵单位暂停发放刘廷贵拆迁补偿款，待我村村委会与刘廷贵将确认函、还款协议、居住协议书重新签订后，再办理下一步拆迁手续”。
2009年5月18日，兴创公司委托的拆迁公司为刘廷贵出具“拆房条”，刘廷贵在拆房条上签字并将被拆迁房屋钥匙上交，随后兴创公司将刘廷贵位于黄村镇某村某巷某号院落及房屋拆除。2009年5月27日，兴创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大兴支行以刘廷贵名义开设账户，并存入拆迁补偿款1342620.96元。刘廷贵在农行大兴支行将该账户挂失后，于2010年4月至6月期间，领走了前述款项。
庭审中，刘廷贵坚持主张兴创公司返还落款日期为2009年5月15日但实际于2009年5月18日签署的拆迁补偿协议，兴创公司称应某村委会要求需要重新签订确认函、还款协议、居住协议书等文件，已将刘廷贵单方签署的拆迁补偿协议销毁。刘廷贵称2009年5月31日，银行通知其领取拆迁补偿款；其因没有领款凭证即存折，用身份证以挂失的方式将拆迁款领取。兴创公司提交2009年10月9日的说明，称由于当时兴创公司是委托拆迁公司与某村村民签订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因工作时间紧，兴创公司员工在未核实是否与刘廷贵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情况下，即按之前的登记表以刘廷贵名义在银行开设账户并存入款项，兴创公司在之后的复查过程中发现这一问题，作为纠正便未给刘廷贵开具领款凭证。
经询问，刘廷贵称其在2009年5月15日签署的三份文件，即《拆迁确认函》、《还款协议》及《居住协议书》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其坚持认为此次拆迁与2004年村里自建房无关，拆迁时不应扣减之前的自建房面积。兴创公司称既然刘廷贵在前述3份文件上签名，表明其认可之前的福利房面积应在拆迁时被扣除，只不过是由于工作人员失误，面积扣除少了，应扣除包括刘廷贵之子刘宝强名下的一套福利房面积（116.26平方米），但实际上只扣除了刘廷贵名下的一套福利房面积（89.53平方米）。
另查明，本院从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司法所调取了《解决某村福利分房问题方案》，该方案主要内容如下：某村为提高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于2002年出台了自建住宅小区的方案，并于2004年使192户住进了新建小区。由于国家政策调整，经与相关部门多次协商，已经明确答复住宅小区二期工程彻底封闭。经反复研究，确定了结合某村整体拆迁，解决福利分房遗留问题的具体方案。一、福利分房的性质：根据目前某村整体拆迁的安置补偿政策，结合当初某村自建住宅楼入住条件，福利分房等于村民按每平米交纳820元享受人均30平米的住宅楼。本次拆迁安置楼仍然是个人交820每平米，村集体补1580元每平米，购买均价为每平米2400元的回迁房，等同于村集体向村民发放福利为每人1580×30平米=47400元。二、福利分房问题的解决方式：村集体按人均47400元向村民统一发放福利，并结合本次拆迁一并进行。三、具体操作方式：（一）已经入住自建小区的村民1.自愿选择退出的：在本次拆迁公告搬迁期之前自动搬出已住楼房，并将楼房交予村委会。（1）村委会将按入住时的缴费标准等额返还给本人……如果购置安置房面积大于人均30平米，超出部分与村委会无关，由村民自己办理。（2）没有待拆平房住宅的，在村委会一次性领取每人47400元的福利，其他自理。2.自愿选择继续居住的：（1）原平房住宅拆迁时，其居住楼房的实际面积，在这次回迁面积中扣除，视同提前购买了回迁楼。（2）已住楼房面积不足人均30平米的，村委会按差额面积，每平米1580元直接补发给本户。（3）没有待拆平房住宅的，今后村集体不再给予任何福利待遇。(二)未入住自建小区的村民1.拆迁选购安置房时，村委会按人均30平米代替向拆迁办缴纳每平米1580元的购房款，其余自缴……3.没有待拆平房住宅的，在村委会一次性领取每人47400元的福利。四、凡不能履行拆迁相关手续的村民暂时无权享受此项福利待遇。
刘廷贵不认可上述方案，称与本案无关。兴创公司认可该方案，称拆迁时应按照该方案扣除刘廷贵及其子刘宝强购买的自建楼面积。经核实，某村拆迁过程中，购买某村自建楼的其他村民自愿选择继续居住的，均按上述方案在拆迁中扣除了已购买的实际居住的自建楼面积。刘廷贵及刘宝强在拆迁时，自愿选择继续居住2004年购买的某村自建楼房。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笔录、房屋拆迁许可证、《某村拆迁确认函》、《还款协议》、《居住协议书》、估价结果通知书、东配套区拆迁补偿、安置结算明细表、拆房条、《解决某村福利分房问题方案》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具体到本案，本院认为兴创公司与刘廷贵之间的拆迁补偿协议尚未成立。理由如下：
一是拆迁事实方面，本案所涉的拆迁与某村委会之前自建楼房有直接关系。某村委会于2004年自建住房，使192户村民住进了新建小区，之后由于国家政策调整，小区二期工程彻底封闭，故结合本案所涉拆迁确定某村整体拆迁，并出台了解决福利分房遗留问题的方案。根据该方案，刘廷贵及其子刘宝强自愿选择继续居住之前在村委会购买的住房（即刘廷贵购买自建住房89.53平方米，刘宝强购买自建住房116.26平方米），在原平房住宅拆迁时，其居住自建楼房的实际面积在本案所涉拆迁中应予扣除，视同提前购买了回迁楼。故，应先由某村委会对刘廷贵及其子刘宝强购买自建住房情况、是否选择继续居住、应扣除面积及超出福利分房面积如何还款等进行确认，然后由兴创公司根据某村委会确认的情况，与刘廷贵协商拆迁补偿协议。某村委会首次与刘廷贵签订《拆迁确认函》、《还款协议》及《居住协议书》后，发现《拆迁确认函》有误（主要是没有扣除刘宝强购买自建楼房的面积），致函兴创公司待重新签订相关确认手续后再办理拆迁手续，现某村委会与刘廷贵未重新签订相关确认手续，故兴创公司无法与刘廷贵协商确认拆迁补偿协议。
二是合同形式方面，本案中拆迁安置补偿合同关系被拆迁人的重大利益，生物医药基地东配套区拆迁实施方案是根据被拆迁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的拆迁安置政策，不仅涉及安置房、补偿款，而且和某村委会自建楼房有直接的关系，属于复杂及标的额较大的合同，应以书面形式加以固定。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本案中，刘廷贵虽然在最初拟定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上签字，但兴创公司并未签章。因此，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双方均已在协议上签字或签章。合同法第三十七条规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签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但本案中，兴创公司及刘廷贵各自的行为，并不能适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理由为：兴创公司存入刘廷贵账户134万余元，是在某村委会及兴创公司工作人员工作存在失误的前提下实施的，兴创公司并未向刘廷贵出具领款凭证，是刘廷贵通过挂失形式将款项领走，兴创公司认为刘廷贵多领了拆迁款，其对刘廷贵将款项领走这一行为，是不予认可和接受的。对刘廷贵而言，其亦不认可兴创公司的行为，认为拆迁时不应扣除村委会自建楼房的面积，双方对对方已经实施的行为，均不予认可，故该合同未成立。
综上，刘廷贵要求兴创公司返还落款日期为2009年5月15日（实际于2009年5月18日签署）的拆迁补偿协议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刘廷贵通过挂失的方式领取了拆迁款，现双方对该款项存在争议，故对刘廷贵要求兴创公司开具领款凭证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刘廷贵主张的违约金、律师费用和精神损失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兴创公司无需支付。据此，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廷贵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三百六十元，由原告刘廷贵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长 田桂清
审判员 王 晓
审判员 付占国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记员 王玥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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