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东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1323刑初795号
公诉机关惠东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于某，曾用名于某1，男，1981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中共党员，原系惠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特警三大队大队长，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因涉嫌犯贪污罪，经惠州市人民检察院决定，于2017年2月23日被惠州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因涉嫌犯贪污罪和受贿罪，经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决定，于同年3月10日由惠州市公安局执行逮捕。
辩护人曾彬，广东伟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本案由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惠东县人民检察院以惠东检诉刑诉〔2017〕676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于某犯贪污罪和受贿罪，于2017年11月2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惠东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小德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于某及其辩护人曾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建议检察院补充材料一次。经报请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同意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惠东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于某2014年1月至2017年任惠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特警三大队大队长，负责管理特警支队装备采购等工作。
（一）受贿罪
2014年3月以来，惠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队需要补充装备，被告人于某和惠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支队长马某（另案起诉）帮助广州市野X安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简称野X公司）多次顺利中标特警支队采购项目。2015年1月至2016年1月，为感谢于某和马某的帮助，野X公司共分四次送给于某42万元，其中于某个人分得19万元，马某分得23万元。
（二）贪污罪
华某班汽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简称华某班公司）的车手和车辆参加省、市两级公安机关反恐演练。被告人于某与华某班公司口头约定劳务费后，为了谋取私利，于某把实际合同价格虚增1万元，在惠州市公安局将劳务费支付给华某班公司后，于某将该1万元侵吞。
2、2015年2月，于某经与马某商谋后，通过与惠州市志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简称志某公司）虚假签订两份汽车租赁协议，于同年7月套取财政资金共24.7万元，扣除税金后，于某从志某公司拿回23万元。于某将其中的3万元用于支付马某个人修车费用。
于某在向野X公司采购装甲突击车项目中，将采购项目价格虚增20万元，其中10万元为野X公司税费及成本，另10万元野X公司送给了于某。
2017年2月9日，于某在接受市纪委立案审查前，主动交代未被掌握的受贿和贪污事实。于某到案后，主动揭发了他人受贿犯罪事实。
惠东县人民检察院向法庭提供了相关的证据，认为被告人于某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共计19万元；并虚高合同金额，侵吞公款人民币14万元，其行为分别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和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受贿罪和贪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于某身犯数罪，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于某在纪委立案审查前如实交代受贿和贪污犯罪事实，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于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庭审时，公诉机关认为受贿的26万元中3万元是被告人于某主动索取的，具有索贿情节。
被告人于某当庭对指控的事实没有意见，并表示认罪认罚。
被告人于某的辩护人对指控被告人于某犯贪污罪和受贿罪的定性和涉案金额均无异议，提出被告人于某有自首、立功情节，积极退清赃款，系初犯，社会危害性较小，请求对被告人于某从轻处罚并建议在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幅度内判处刑罚。
于某和时任惠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支队长的同案人马某（另案处理）帮助广州市野X安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野X公司”）多次顺利中标特警支队采购项目。2015年1月至2016年1月，为感谢于某和马某的帮助，野X公司共分四次送给被告人于某42万元，其中被告人于某分得19万元，同案人马某分得23万元。在野X公司送给于某的款项中，于某主动索取3万元。
2017年2月9日，被告人于某在接受纪委立案审查前，主动交代纪检部门尚未掌握的其受贿事实，归案后如实供述其罪行。
案后，被告人于某的家属代其退清受贿所得赃款人民币19万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证言
（1）证人李某的证言：我是野X公司副总经理。2010年左右，我在公安部国际警用装备展上认识马某，我们公司是参展商，接待全国各地的观摩团，当时惠州去了一个团，马某是惠州市公安局巡警支队副支队长，他对我们的泰瑟作训靴很感兴趣，就互相交换了名片，后在业务往来中逐渐熟悉，来往也越来越多。2013年底，马某让我们找大队长于某对接装备采购问题，那时我认识了于某。特警支队成立以后，从2014年至2015年，野X公司通过公开招投标与惠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签订采购合同总共有七次，还有一次是竞争性谈判采购，还有一次是直接采购，这九次合同总金额有900万元左右。
最开始是于某曾经告诉过我，他们有意向要购买装备，他把购买装备的清单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我，让我报价给他，这次的具体报价我记不清了。反正报价完过了一段时间，于某还告诉我他们支队购买装备的计划批下来了，并向我要了解我们的产品参数，我把产品参数发给了他。后来在招投标过程中，我们公司找了两家陪标公司，就跟他们说：“你们去报个名吧。”（意思就是去陪标）行业内都是这样做的，这次你帮我陪标，下次我帮你陪标。所以我们公司顺利中标。后面几次招投标都是这样做的。
我们公司送过钱给于某52万元。第一次是2014年，在丽格国际酒店。因为做成了项目，想试探一下于某，所以就事先准备好了4万元。当时我和孟某来惠州办业务，在我们住的丽格国际酒店，我打电话给于某，让他过来一下，他来到我的房间后，坐了一下，于某走的时候，我把4万元给他，钱都是100元面额的，总共四捆，共4万元，是用四个信封装着的，外面包了报纸还是油纸袋我忘记了，再用一个纸质的手提袋装着。我把手提袋给于某的时候，我跟他说，一点心意，他问了一下：“多少？”我说：“4。”后面他也没说什么。
第二次大概是2015年，我们公司帮特警支队搞训练的时候，去惠州之前，于某和我讲好了，这次要给他8万元，具体怎么讲的我记不清了。训练的时候，在特警支队训练场与主楼的一个角落，我等于某落单的时候，就把装有8万元的小纸箱给他，这8万元都是100元面额的，共8捆，我跟于某说这是一点心意，他没有说什么。
第三次是2015年下半年，我来惠州办完业务后，在特警支队射击馆楼下打电话给于某，说我在这边还没走，让他过来一下，过了一会儿，于某来到我的车旁边，我把一个装有14万元的袋子给于某，说的话跟前两次都差不多。这些钱都是100元面额的。
第四次大概2016年1月份，我准备好了23万元给于某，但是于某嫌点数低，就跟我要26万元，最后我答应给他26万元。当时我过不来惠州，我交待孟某去惠州把这26万元给于某。这26万元里面，有10万元是特种车辆采购差价。
以上四笔送给于某总共52万，他们支队选中了我们的产品，选用我们的参数，促成了装备采购项目的完成，我们公司为了表示感谢，所以送钱给于某，想维系长久的供求关系。
（2）证人孟某的证言：2010年，我在国际反恐装备展北京展会上认识马某。我跟李某一起去参加这个展会，马某当时是惠州市公安局巡警支队副支队长，他对我们的SWAT作训鞋比较感兴趣，便和我们了解产品，我就这样认识马某。2011年左右，我送SWAT作训鞋给惠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的时候，马某和于某都在现场，他们在试SWAT作训鞋时认识了于某。在后续的送货、产品修护工作中，我跟于某偶有联系，但是具体业务的接洽工作主要由李某跟于某联系。
特警支队成立以后，从2014年至2015年，野X公司通过公开招投标与惠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签订采购合同总共有七次，还有一次是竞争性谈判采购，还有一次是直接采购。这九次合同总金额有900万元左右。基本上每次来惠州招投标、签合同、送货等，都是我开车载李某来，因为他不会开车，偶尔会龙志某（仓库保管员）开车送他来惠州。
公司能中标我觉得是于某的配合，我们才能顺利中标。每次我和李某来惠州洽谈业务，都是李某和于某谈，我都是维护保养一下产品，然后等他们谈完一起回广州。
第一次送钱是2014年，在丽格国际酒店。当时我开车载李某来惠州，在车上的时候，我只听到李某打电话给于某，问他在哪，后来李某就叫我把车开到丽格国际酒店那边，车开到阿皇仔的时候，李某让我在那等他，他走路去丽格酒店。
第二次大概是2015年初的时候，我来惠州送货，李某来惠州送钱给于某，在特警支队训练场，我看到李某和于某在主席台旁边谈话，我就进去装备室附近。后来，李某还跟我说，于某对这次送的钱很不高兴，并说：“不说10个点，起码要保证8个点。”这是李某跟我复述的。
第三次是2015年10月份左右，我们来惠州办完业务后，我和李某在特警支队等于某，李某在射击馆楼下，我在特警支队门口。于某下来后，叫我们开车跟着他的车，开到益生食府旁边的一个茶庄，李某就跟于某进了茶庄。具体是在射击馆楼下送的钱，还是茶庄送的钱，我就不清楚了。
第四次大概是2016年1月份，当时李某叫我去惠州把26万元给于某。到惠州后，我打电话给于某，问他在哪，他说他们有一个车队，要在汝湖下高速，叫我在小金口高速出口等他，拿了钱就走。我就开车到小金口高速出口，他开车到了之后，上了我的车看了一下，就把装有26万元的小纸箱拿到他的车上就走了。
前三次送钱之前，李某都会跟我说：“我有东西要谈，你在这等我就行了。”意思是叫我回避。送给于某的钱应该是从我们公司财务那里拿的，我经手的26万元是李某拿给我的。一般都是李某提出建议，何某同意。但每次拿钱何总都不大高兴。
（3）证人何某的证言：2014年，我们公司到惠州进行装备培训的时候，我见过马某和于某。我当时带了以色列、香港、瑞士的几个教官来惠州培训，我们和特警支队的领导以及惠州市公安局的领导进行了装备基本情况和使用维护的一些交流。特警支队成立以后，从2014年至2015年，野X公司通过公开招投标与惠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签订采购合同总共有七次，还有一次是竞争性谈判采购，还有一次是直接采购。这九次合同总金额有900万元左右。我觉得我们公司的产品能七次中标的原因，首先是我们的装备确实比较好，比较符合惠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的要求；其次是在第一次采购前，于某曾经把采购意向告诉过李某，李某也跟我说过这事；第三是李某问过我产品的参数，他把这些参数发给了于某；第四是在后续的采购过程中，我们公司给了惠州市公安局负责采购的工作人员一些回扣。当时我不知道具体送给每个人多少钱，只是出事后，李某跟我讲过送给于某50多万元。
每次在装备回款的时候，李某就会跟我说，已经回款了，惠州那边要去感谢一下，另外，惠州那边也有要求（就是要给回扣）。我就跟李某说只要不影响公司业务，保证不会亏本，你就具体去做吧，财务这边我会沟通好，以业务经费的名义把钱提出来。通常我会去跟财务说，惠州这边业务回款后，李总会需要一些业务经费，到时你提给他就行了。
2、同案人马某的供述：2010年左右，我到北京参加公安部举行的公安装备展示会议上认识了野X公司副总经理李某。回来后，我们经常联系。当时我还是巡警支队的副支队长，偶尔会向他们公司购买一些小装备，金额都不大，都不用招标，李某也常来惠州找我。2014年1月，特警支队成立后，由我任支队长，当时市政府批了1500多万元给我们支队采购装备和车辆，很多厂家来找我，李某也来找过我，我跟他说装备采购我做不了主，我们提出采购需求给市公安局装财科，只能推荐他去竞标。在特警支队挂牌成立的当天，我们专门组织了装备展示，各厂家都拿了装备过来，各级领导和我们都看中李某他们的装备最多也最好，我们根据展示情况，提出了购买需求，我将李某介绍给了于某，交代他跟负责装备采购工作的于某去协调，我将购买需求提供给了装财部门后，就交代于某去跟进这个事。具体的招投标过程和细节我没参与。后来，都是于某告诉我，李某先后七次中标我们支队集中采购警用装备项目，另外还有一次协议采购和一次直接采购，合同总金额达900多万元。
在野X公司采购装备期间，于某给过我23万元。第一次是在2015年初的一天中午，于某约我在支队地下停车场见面，碰头后他说：“老马，这里有4万块钱，你拿去补窟窿吧。”说完将装有4万块钱的袋子给我，我没有说什么，打开看后就开车离开了。这4万块钱都是100元面额的，每捆1万元，总共4捆。我在外面欠了一些债务，于某知道。补窟窿的意思就是拿这些钱去还债。第二次是在2015年中的一天，于某约我到他家东湖花园三区附近的江边见面，见面后他说：“老马，我拿了7万元给你，你要省着点用。”他拿了个纸袋子给我，我打开一看，里面装有7捆人民币，我没有说什么，拿了钱就开车走了。这7万块钱都是100元面额的，总共7捆。第三次是在2016年初的一天，我刚好在单位，于某叫我去备勤室等他，我去到后，他拎着一个纸袋进来给我，并说：“老马，这10万元你拿去用吧，你别乱造。”我打开一看，纸袋里面有一个黑色塑料袋，里面装了10捆人民币，都是100元面额的，我收下后没有说什么，他就出去了。过了很久，他又通过银行转了2万元给我。
野X公司送了多少钱给于某我不知道，他也没具体跟我说，但我内心知道这应该是野X公司给他的回扣，只是我们心照不宣，他为了保护我，都没有说破。应该说这是潜规则，这种装备招投标肯定会有回扣的，我当时让于某负责，也是想着肥水不流外人田，他们中标后，肯定会给于某一些回扣，于某作为我的好兄弟，也肯定不会忘了我。因为野X公司中标了，我介绍了野X公司给于某，中标后他肯定会给于某回扣，这是潜规则。装备采购的潜规则是装备供应方要到使用单位了解产品参数，然后还有装财部门、政府采购部门都要打点。装财部门是装备采购的主管部门，使用单位只是把产品参数报给装财部门，装财部门如果说产品参数太高或太低，都过不了关。价格是由装财部门去审定。如果说于某把参数透露给李某，或者说采用野X公司的产品参数，野X公司就很容易中标。另外一个，通常情况下，装备采购的返点数大概在15%至20%。于某只是拿了小部分。
我介绍了野X公司给于某，在第一次购买装备前，于某把野X公司的装备图片（后面还附有产品参数）给我看，于某说这些装备都很好，就买他们的吧，我说好，那就用他们的吧。于某做完采购计划后，我在采购计划上签了字，我也知道采购计划上很多装备都是野X公司的独有装备。之后，于某也把采购计划发给过李某，让李某做好准备。我们都觉得野X公司的产品不错，另外野X公司是我介绍给于某认识的，我是支队长，我是一把手，我要在合同上签字，所以我要先认可，于某肯定要跟我报告。我和于某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但是这23万元是野X公司给他的，与我和他的债权债务没有什么关系。
3、被告人于某的供述：我的职责主要是负责管理全支队的装备，同时也负责装备的采购和维护保养，还有使用等工作。马某是特警支队支队长，负责支队的全面工作。2014、2015年我们支队的大部分特种装备（包括防爆器材、反恐器材、救援器材、侦查器材等）都是从野X公司采购的。2013年，马某介绍我认识李某，当时是马某让我跟他了解特种装备的市场行情，李某是野X公司的副总经理。
支队总共向野X公司采购过九次装备。在特警支队成立后，支队开始通过公开招标购置警用装备，第一次是在2014年3月，由野X公司中标；此后到2016年底，特警支队还有六次公开招标采购警用装备，均是由野X公司中标；另外还有一次协议采购和一次直接采购。这九次与野X公司签订的合同总金额900多万元。2014年3、4月份，特警支队要补充装备，我就把购买装备的意向告诉李某，把采购清单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了李某，并让他报价，李某报价490万左右给我后，我就按照这个价做采购计划。当时计划的总金额是1200多万，除了特种装备之外，还有交通工具采购、武器装备采购。之后，我们支队党支部委员会研究我的采购计划，通过后，我就把采购计划上报市公安局，市公安局审批后再报到市财政局，市财政局批了计划后，跟我说2014年的财政有点紧张，叫我分批采购。然后我就把490万的特种装备采购分成四批次。之后，我就跟李某打电话，说采购已经批下来了，要进入公开招标程序了，你把产品参数报过来吧。（按照业内规则，当我叫李某报参数给我时，李某就知道他只要报名参与招投标就行了，一般情况下最后都会中标）李某就按之前我发给他的采购清单，把相关产品的参数发给我，然后我就把这些产品参数报给市公安局警务保障处政府采购办。市公安局警务保障处政府采购办确定招标代理机构之后，代理机构就按照产品参数制作招标文件，招标文件经我确认后，盖上市公安局的公章。之后代理机构就发公告。2014年年中左右，李某报名招投标后，他跟我说，他们野X公司已经报到名了，我就说我知道了。之后就是开标和评标，最后野X公司综合得分最高，顺利中标。后面六次野X公司都是这样顺利中标的。2015年上半年那次是直接采购，向野X公司采购了排爆筒，金额在5万元左右；2015年7、8月份那次是协议采购，向野X公司采购了狙击枪配套器材，金额在18万元左右。
野X公司李某给过我和马某好处费52万元，我拿了29万元，马某拿了23万元。第一次是在2015年初的一天，李某来我们支队办事，办完事之后，他约我到丽格国际酒店。我说好。过了一会儿，我就到丽格酒店李某住的房间，见面后他给了我一个袋子并说：“快过年了，拿点钱给你们。”我收到后打开看，里面有八捆人民币（每捆100张，每张面额100元），一共8万元。我说了声感谢，之后回办公室了。过了几天的一天中午，我约马某在支队地下停车场见面，碰头后跟他说：“老马，广州野X那边拿了钱过来，这几万块钱给你的。”说完将装有4捆人民币（每捆100张，每张面额100元）的袋子给他，马某没有说什么。他打开看后点了点头，就开车离开了。
第二次是在2015年年中的一天，李某和销售经理孟某到支队交货（防爆类器材），交货期间，在支队训练场，李某把我单独叫到一边给了我一个小纸箱并说：“再拿点钱给你们用吧。”我收到后打开看，里面有14捆人民币（每捆100张，每张面额100元），一共14万元。我点点头，说了声感谢后就拿着小纸箱先回了办公室。一两天后，我约马某到我家附近江边见面，碰头后我说：“广州野X又来钱了，这是7万元。”我将装有7捆人民币（每捆100张，每张面额100元）的塑料袋给他，他打开看了下说了声好，然后就开车走了。
第三次是在2015年9月份，我们有一个车队从珠海训练回来，准备从汝湖下高速，孟某给我打电话，我约他在小金口高速出口。之后，我开车直接从小金口下高速，见到孟某后，他就把4万块钱拿给我，我拿了钱之后就走了。这4万块钱都是100元面额的，总共四捆。
第四次是在2016年1月，李某打电话给我说准备一笔23万元的好处费，我觉得少了点，就说要加到26万元，他也同意了。过后不久的一天，李某和孟某刚好到惠州办事，就约我在支队门口见面，见面后李某（或者孟某，具体是谁我记不清了）给了我一个小纸箱并说：“于大，这是之前说好的26万元。”我收到后打开看，里面有26捆人民币（每捆100张，每张面额100元），一共26万元。我说了句感谢，然后我就拿着这个小纸箱放在我的车上，之后返回办公室。过了不久，马某刚好在备勤室值班，我单独进去把装有10捆人民币（每捆100张，每张面额100元）的袋子给他，并说：“老马，这是广州野X刚给的。”他收下后没说什么，我就出去了。过了两天，我觉得这次给少了马某，于是又通过手机用我个人工商银行账户转账了一笔2万元到他的工商银行账户上。这26万元中，可能有10万元是装甲突击车的差价。
这算是采购行业内的潜规则，支队的装备采购和维护工作都是马某交代由我负责的，野X公司参加的七次招标、一次协议采购和一次直接采购都是我在经办，他们送钱是为了感谢马某和我的关照，让他们得以中标，感谢我们选择了他们公司的产品。在招投标过程中，我用了野X公司的参数，使得他们公司顺利中标。李某第二次送钱给我后，我跟他说：“现在你们的返回率6至8个点都达不到，这是起码要达到的，你们看着办吧。”李某说他们回去合计一下。后来我也没有再追问。他给多少我们就拿多少，除了最后一次提出加价。
第三次的好处费从23万元加到26万元就是感觉他们给的点数低了点，我想返点率高点。几次招投标都是野X公司中标是因为在采购装备招投标过程中，我们直接用野X公司的参数，所以几次招投标，都是野X公司综合分最高，都是野X公司中标。
我在野X公司中标过程中的作用是每次招投标的主要产品的参数都用的是野X公司的产品参数，这样就可以帮助他们顺利中标。马某只是介绍了这家公司给我认识，默认我选择这家公司。2014年底、2015年初的时候，马某有一天和我聊天的时候说，野X公司中了那么多标，有没有意思一下，我说应该有吧，他们应该会做的。我与野X公司、李某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与马某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但与我给他的23万元没有关系，这23万元是野X公司给他的好处费。
4、营业执照、企业信息，证实广州市野X安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何某。
5、装备采购材料，证实特警支队与野X公司政府采购的清单，金额共930多万元，于某、李某、方某均指认。
二、贪污的事实
（一）2014年9月和2015年1月，惠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两次聘请惠东县华某班汽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某班公司”）的车手和车辆参加省、市两级公安机关反恐演练。被告人于某与华某班公司口头约定劳务费后，为了谋取私利，被告人于某把实际合同价格虚增1万元，在惠州市公安局将劳务费支付给华某班公司后，被告人于某将该1万元侵吞。
（二）2015年2月，被告人于某经与同案人马某商谋后，通过与惠州市志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志某公司”）签订虚假的两份汽车租赁协议，于同年7月套取财政资金共24.7万元，扣除税金后，被告人于某从志某公司拿回23万元。被告人于某将其中的3万元用于支付同案人马某个人修车费用。
（三）2015年10月，被告人于某在向野X公司采购装甲突击车项目中，将采购项目价格虚增20万元，其中10万元为野X公司税费及成本，另10万元野X公司送给了被告人于某。
2017年2月9日，被告人于某在接受纪委立案审查前，主动交代纪检部门尚未掌握的其贪污事实。同月10日，市纪委将被告人于某涉嫌贪污和受贿问题移送惠州市人民检察院。被告人于某在接受惠州市人民检察院调查时能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同月11日，惠州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对其立案侦查。被告人于某到案后，主动揭发了石某受贿的犯罪事实。
案后，被告人于某的家属代其退清贪污所得赃款人民币14万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证言
（1）证人华某1的证言：我是华某班公司董事长，该公司是我的个人独资公司。于某是惠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三大队大队长，2014年6、7月份，于某因公安反恐表演需要汽车特技表演车手，通过香港的车手陈某华认识，陈某华说于某要代表特警参加省公安厅的表演，需要车手和车辆，问我能不能做，陈某华跟我介绍说于某是他的学生，并说2014年省公安厅要举行反恐突击演练，有一些特技项目，想聘请我们培训和参加表演，需要我们出车辆和车手。我就把我手机上我的团队表演的视频给他们看，他们基本满意，说要考察一下我的团队。后我就带他们两个人到巽寮湾去看我的团队，看完我的车队、人员、装备等之后，在我的办公室，于某说表演地点在广州，需要我们四台车，并喷上“特警”字样，装上警灯，还要帮他们培训人员，培训的时候用公安的车，表演时才用我们的车。我说要给点费用我们，于某当时没有表态，没有说给多少钱。到了晚上，陈某华打电话给我，问我8万元费用行不行？我说8万元就8万元。一个星期后，我们的车喷好漆，然后拉到佛山南X（当时定的表演地点是在南X）进行训练，同时也对公安特警人员进行了一些简单的培训。我问于某什么时候表演，他说正常情况下是8月20日以后。后来由于地方不够大，又把地点改成花都。大概9月中旬左右，我们公司派了四台车，5、6个人参加他们的反恐演练。
表演完一个星期之后，我就打电话给于某，跟他说我们已经完成任务了，钱什么时候结给我。于某说在走程序。后来我反复打电话催他，前后催了五、六次。
在第一次表演完之后，于某就跟我说上次的表演领导都很满意，在惠州还有一次表演要给市领导看，我说没问题啊。于某打电话给我说，这次的表演定下来了，时间在1月份，地点在公安消防总队里面。我就问于某这次给多少费用，他说这里那么近，车的颜色也没有改，不用花钱重新喷，给你4万元。我说没问题啊，意思一下就行了。第二次表演的时候，我们提供的车辆、人员、培训、表演内容和第一次是一样的。
表演完后一个星期，我打电话给于某，要他给我结账，他说他在等局里的钱批下来。前后催了四、五次。至2015年3月份，于某打电话给我，说我们要先做一份合同，合同上要开多几万元，到时这些钱要我给回他。我就说你说怎么搞就怎么搞了。他问我要了我们公司的名称和账号，我用短信发给了他。过了一个星期左右，我收到了于某寄给我的第一份合同。当时合同内容和落款日期是已经打印好了的，合同金额是9.8万元。拿到合同后，我叫我们公司财务段某宜在乙方栏盖上公司的公章，我叫办公室寄回给于某。过了两个月左右，我收到了于某寄过来的第二份合同，合同金额是7.2万元，我叫段某宜盖完章后寄回给了于某。两份合同总额是17万元。我自己算了一下，除去我自己应该得的12万元，收到所有合同金额后，我还要转回9万给于某。过了一段时间，于某打电话给我，说钱可能明天要汇给我，收到钱给他回个电话，并把9万元转回给他，我就说好。过了几天，财务段某宜告诉我，公司收到一笔款9.8万，我就打电话给于某，说钱已经收到了，多出来的钱怎么弄。于某说他发一个卡号给我。之后他发了他个人的卡号给我。过了一两天，我交代财务段某宜转9万元到于某的卡号上。第二天，段某宜告诉我，她已把9万元转给','2018-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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