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皖01民再41号
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沈勇，男，1972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寿县。
委托代理人：项勇，安徽和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孙同乐，男，1974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寿县。
委托代理人：宛宁，上海锦天城（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应东，上海锦天城（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李桂玲，女，1965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安阳市北关区。
原审被告：张剑，男，1975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
原审被告：刘慧敏，女，1982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寿县。
原审被告：朱宪军，男，1964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
再审申请人沈勇与被申请人孙同乐、原审被告李桂玲、张剑、刘慧敏、朱宪军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1月13日作出（2015）庐民二初字第01293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沈勇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作出（2017）皖01民申16号民事裁定，决定本案由本院提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沈勇及其委托代理人项勇，被申请人孙同乐的委托代理人宛宁、陈应东，原审被告张剑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李桂玲、刘慧敏、朱宪军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同乐诉称：孙同乐为安徽钰之哲商贸有限公司（下称钰之哲公司）的实际出资人，该公司100%股权经孙同乐指定由自然人张鹏程、谢小林各自代持50%。2014年5月，孙同乐与李桂玲、张剑、刘慧敏达成《安徽钰之哲商贸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将其实际控制的钰之哲公司的100%股权进行全部转让，转让价格为人民币1200万元，付款方式为该转让协议生效后立即支付200万元，余款1000万元在该协议生效后三个月内由李桂玲、张剑、刘慧敏全部支付给孙同乐。朱宪军、沈勇对上述约定全部知晓，且向孙同乐出具承诺书，承诺若李桂玲、张剑、刘慧敏届期未付股权转让款，自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承担每月3%的违约金。
孙同乐与李桂玲、张剑、刘慧敏签订了《安徽钰之哲商贸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后，李桂玲、张剑、刘慧敏向孙同乐支付了第一笔股权转让款200万元，孙同乐立即按照该协议约定移交了钰之哲公司的公章、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相关物业买卖合同的证件、凭证、印鉴，并在合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法人变更登记等一切手续，孙同乐作为股权转让方义务履行完毕。
现双方约定的三个月付款期限早已届满，但李桂玲、张剑、刘慧敏在仅支付上述200万元股权转让款后便一直拖延、拒绝支付剩余股款，故诉至法院请求：1、判令被告李桂玲、张剑、刘慧敏立即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1000万元及利息240元，2015年5月22日之后的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另行计算，直至本息偿清之日止，朱宪军、沈勇对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判令被告李桂玲、张剑、刘慧敏立即按照协议约定支付违约金240万元；被告朱宪军、沈勇对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各被告共同负担。
张剑辩称：孙同乐起诉依据的是2014年5月22日签订的《安徽钰之哲商贸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的签订主体转让方是张鹏程、谢小林，受让方是李桂玲、张剑、刘慧敏，根本没有孙同乐，孙同乐不是股权转让协议的一方当事人，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孙同乐无权基于该股权转让协议向被告提起诉讼。孙同乐作为原告主体不适格，应驳回其起诉。
刘慧敏辩称：孙同乐主体不适格，应驳回起诉；即使孙同乐享有诉权，本案因股权转让时转让方隐瞒了公司债务，违反瑕疵担保责任，故被告享有抗辩权，可以拒绝支付转让款；其次，本案孙同乐未得到转让人授权向被告收取款项，故将刘慧敏列为被告没有依据，故请求驳回孙同乐诉讼请求。
沈勇辩称：同意刘慧敏的答辩意见，并且承诺书不具备担保效力，即使承诺书具备担保效力被告也享有先诉抗辩权，不应将沈勇列为被告，且该担保因超过担保时效而免责。
李桂玲、朱宪军未作答辩。
原审查明：钰之哲公司于2013年11月21日成立，注册资本100万元。张鹏程、谢小林各占有50%股份。2014年5月22日，张鹏程、谢小林与李桂玲、张剑、刘慧敏达成《安徽钰之哲商贸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将其实际控制的钰之哲公司的100%股权进行全部转让，转让价格为人民币1200万元，付款方式为该转让协议生效后立即支付200万元，余款1000万元在该协议生效后三个月内由被告李桂玲、张剑、刘慧敏全部支付给原告。同时约定如李桂玲、张剑、刘慧敏违反协议条款构成违约，应向张鹏程、谢小林赔偿本协议所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总值的20%的违约金。
2014年5月22日孙同乐与张鹏程、谢小林签订《委托收款函》一份，约定鉴于孙同乐是钰之哲公司100%股权转让前的实际出资人，李桂玲、张剑是钰之哲公司100%股权转让后和购买公司名下资产的实际出资人，张鹏程、谢小林授权并委托孙同乐，同意孙同乐按照《安徽钰之哲商贸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约定的股权转让金款项支付步骤收取相关款项，直至款清。同日，朱宪军、沈勇向孙同乐、谢小林出具《承诺书》一份，该内容为朱宪军、沈勇向孙同乐、谢小林承诺，若李桂玲、张剑、刘慧敏届期未付股权转让款1000万元，朱宪军、沈勇自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承担每月百分之三的违约金。朱宪军、沈勇自愿确认将《安徽钰之哲商贸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作为该《承诺书》的附件附后。
2014年5月23日，被告向孙同乐账户支付转让款200万元，孙同乐立即按照该协议约定并接受被告指示移交了钰之哲公司的公章、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相关物业买卖合同的证件、凭证、印鉴，并在合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法人变更登记等手续。变更后的钰之哲公司股东是张剑（30%股份）、李桂玲（50%股份）、刘慧敏（20%股份），法定代表人系张剑。因被告未支付余款，故孙同乐诉至法院。
上述事实，有《安徽钰之哲商贸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委托收款函》、《承诺书》、钰之哲公司工商基本信息以及庭审笔录等予以证实。
原审争议的焦点是：（一）孙同乐作为本案原告其主体是否适格；（二）李桂玲、张剑、刘慧敏是否应当承担付款责任及朱宪军、沈勇应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原审认为：案涉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虽然是张鹏程和谢小林与李桂玲、张剑、刘慧敏签立，但同时孙同乐取得了张鹏程和谢小林的书面委托授权，该委托书有效，李桂玲、张剑、刘慧敏应基于该委托协议向原告孙同乐履行债务，该履行行为并未加重李桂玲、张剑、刘慧敏的义务，且被告实际先期支付的200万元转让款系转至孙同乐账户，朱宪军和沈勇的连带责任担保书也是向孙同乐出具，被告应当知晓孙同乐已经取得了张鹏程和谢小林的授权，故原告主体适格。
其次，被告提出孙同乐股权转让时隐瞒了转让的股权存在瑕疵，转让前公司存有大量债务，故拒付股权转让款。原审认为被告主张的该债务，涉及公司与第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不直接涉及本案钰之哲公司的股权转让，该债务已经超过本案的股权转让款支付的审查范围，故不作认定，被告的抗辩意见，不予支持。如果钰之哲公司已经实际负担了转让前未披露债务，当事人可根据合同约定另行起诉主张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综上，原审认为，原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按照合同约定已经办理了企业变更登记，被告已支付部分转让款，且已经实际参与公司的经营活动，说明股权已经实际转让，故被告李桂玲、张剑、刘慧敏应当按照约定支付相应的转让款。按照合同约定被告应当在协议生效后三个月内支付余款1000万元，但被告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如期付款，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故原告孙同乐要求被告李桂玲、张剑、刘慧敏支付剩余转让款及违约金，予以支持。违约金的数额按照合同约定为股权转让价款的20%，予以确认。朱宪军和沈勇向孙同乐出具了连带责任保证的书面承诺书，故朱宪军和沈勇应对剩余股权款及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孙同乐主张的10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利息损失240万元，经查合同中并无此约定，故原告主张的利息损失240万元，缺乏依据，不予支持。被告不承担付款及担保责任的抗辩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李桂玲、张剑、刘慧敏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孙同乐股权转让款1000万元及违约金240万元，合计1240万元；二、被告朱宪军、沈勇对判决第一项所确定的被告李桂玲、张剑、刘慧敏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孙同乐的其他诉讼请求。
沈勇申请再审称：沈勇于2014年5月22日向孙同乐出具的担保承诺书，是连带责任的保证，该保证没有约定保证期间，担保期间依法应为6个月。本案主债务2014年8月22日履行期间届满，截止2015年2月21日保证期间到期。而孙同乐的起诉时间为2015年6月3日，已经超过保证期间。原审对这一事实未作审查和认定，径直判决沈勇承担保证责任。原审判决认定沈勇承担保证责任缺乏证据证明。请求：撤销原判决，改判沈勇对李桂玲、张剑、刘慧敏的债务不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孙同乐辩称：其在6个月的保证期间内向沈勇多次催要主张债权，要求沈勇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沈勇的连带保证责任不能免除。沈勇的再审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沈勇的再审申请，维持原审判决。
张剑辩称：是孙同乐转让股权时隐蒙了公司的隐形债务，才导致本案纠纷的发生。
李桂玲、刘慧敏、朱宪军再审均没有提交答辩意见。
再审期间，申请人沈勇没有提交新的证明材料；被申请人孙同乐申请证人出庭作证，证明其在保证期间内多次向沈勇催要，要求沈勇承担保证责任，并提交了一些新的书面证明材料，证人证言和新的书面证明材料均经对方质证。本院经审查认为，被申请人孙同乐再审提交的证人证言和新的书面证明材料依法构成再审新的证据。
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同于原审判决。
本院认为，本案再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债权人孙同乐在保证人沈勇的保证期间内是否向其主张过担保权利？2、沈勇是否应当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案涉股权转让方和受让方于2014年5月2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行性规定，合法有效。同日，沈勇出具承诺书，对案涉股权转让价款中的1000万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保证合同亦合法成立。因保证合同没有约定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依法应为债务履行期间届满后6个月。本案主债务履行期间届满为2014年8月22日，之后因主债务人李桂玲、张剑、刘慧敏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在协议生效后三个月内支付股权转让余款1000万元，孙同乐在6个月的保证期间内多次向沈勇催要，要求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现有证据足以认定，没有超过沈勇的保证期间。故沈勇的保证责任不能免除，依法应对剩余股权转让款1000万元及相应的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审对沈勇的保证责任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并无不当。沈勇申请再审改判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2015）庐民二初字第01293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长文
审判员 王亚明
审判员 李 鸿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付旋璇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七条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认为，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应予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应当在再审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予以维持。
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裁判结果错误的，应当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