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辽02民终663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众合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五彩城J区3-8号。
法定代表人：何世友，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吴洪涛，辽宁壹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任强，住大连市甘井子区。
委托代理人：罗涛，甘井子区辛寨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孙世德，住庄河市。
上诉人大连众合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合祥公司）为与被上诉人任强、孙世德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6）辽0211民初2670号民事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众合祥公司委托代理人吴洪涛、被上诉人任强及其委托代理人罗涛、被上诉人孙世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众合祥公司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6）辽0211民初2670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及理由，上诉人众合祥公司与被上诉人任强之间不存在雇佣法律关系，上诉人是将本公司装卸劳务发包给被上诉人孙世德代表的大连一运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运公司），原审判决上诉人承担雇主赔偿责任系适用法律错误。“富邦财险公司雇主补偿契约责任险”系一运公司为包括被上诉人任强在内的28人投保的责任险，该证据足以证明任强同一运公司之间存在雇佣合同关系，而上诉人需要将公司装卸劳务发包时，正是被上诉人孙世德带领包括被上诉人任强在内的工人队伍至上诉人处，自称为一运公司的业务经理，要求承包公司装卸业务，并向上诉人出示“富邦财险公司雇主补偿契约责任险”的相关资料，上诉人出于对保险资料的信任，才将装卸业务发包给孙世德及一运公司，并始终认为孙世德及其工人队伍是一运公司员工，被上诉人任强案涉事故发生后，富邦保险公司已进行理赔程序，如二被上诉人不是一运公司员工，富邦保险公司则不会受理保险理赔；被上诉人任强在救治过程中，被上诉人孙世德同上诉人达成“协议“明确表示，双方是”承包劳务装卸工作”，并承诺医疗费用均由“众合祥公司垫付”，并从孙世德的劳务承包装卸费中冲抵，由此证明众合祥公司同孙世德及其代表的一运公司是基于装卸业务发生的加工承揽关系，上诉人同被上诉人任强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工作人员将装卸的工作任务进行安排和分配的表述不准确和完整，实际上，被上诉人孙世德指挥和布置包括被上诉人任强在内的工人工作，也正是如此，上诉人将承包费直接支付被上诉人孙世德，由孙世德根据各个个人的工作量进行分配，众合祥公司不知道各个工人的工作量，无法直接向工人发放劳务费，也说明上诉人同包括被上诉人任强在内的所有个人不存在雇佣关系；一审判决以“众合祥公司将劳务费用支付给被上诉人孙世德个人，由孙世德个人在临时用工单上作为领款人签字，从中无法体现孙世德系以案外人一运公司的名义承揽，劳务费用亦未经过一运公司的账户”为由否定被上诉人任强与一运公司的雇佣关系明显错误，一方面，该认定与雇主补偿契约责任保险的内容严重不符，一审判决不否认保险合同的真实性，却不认定保险关系体现的雇员关系，自相矛盾；另一方面，装卸劳务属于临时用工，承包费是按照当天工作完成情况直接支付现金，实践中没有银行转账的习惯，原审判决以此为由否定雇佣关系，与实践严重不符；原审判决错误认定上诉人众合祥公司承担雇主赔偿责任，导致被上诉人任强既通过保险公司取得保险赔偿，又通过本案主张雇主赔偿，取得双份赔偿，显然与责任保险的财产性质相冲突，雇主责任险的保险标的是雇主的赔偿责任，投保责任险的目的是为了分担雇主的赔偿责任风险，由于保险公司体现的雇主系一运公司，而原审判决认定的雇主为上诉人，这就使得保险关系确定的雇主同人民法院认定的雇主不一致，即使上诉人是雇主，也得不到其享有的雇主保险利益，使得雇主保险形同虚设，无法实现合同目的；被上诉人任强诉讼主张被上诉人孙世德承担赔偿责任，原审判决没有查明和认定任强与被上诉人孙世德之间的法律关系，也没有陈述认定理由，即免除孙世德的法律责任，明显错误，被上诉人孙世德系被上诉人任强等人的“包工头”，被上诉人应当同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任强答辩认为，1.一审庭审过程中明确了被上诉人任强所受伤的时间、地点均在上诉人大连市众合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太子桥仓库中，并且是为众合祥公司工作；2.上诉人声称的上诉人是和大连一运公司签订的合同，但是在一审两次开庭中上诉人均未向法院出示过与一运公司签订的协议，所谓的承包是单方面的一面之词；3.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称的富邦财产保险有限公司签订的雇主赔偿责任险，在原审法院调取的保险材料当中明确的写明该节属于意外伤害的一种商业险，并不代表其雇佣关系，另外在一审卷宗中所调取的保险单中明确了该保险合同形成的基础必须向保险公司提供由其雇员和雇主签订的劳动合同，但是被上诉人本人从未和一运公司签订过任何劳动合同，也从未和富邦保险公司签订过任何保险合同，这个保险合同不知从何而来；4.上诉人在其上诉状中说和一运公司形成的承包分包关系，承包分包的对价应该支付给一运公司，一审时证人出庭作证已经明确向人民法院陈述了其同孙世德、任强在众合祥公司太子桥仓库工作是由众合祥公司法人的直系亲属直接指派，报酬是由众合祥公司的法人及其直系亲属直接对孙世德、任强等人直接发放，并不存在同一运公司劳务承包合同的对价问题；5.被上诉人孙世德只是一个自然人，并没有劳务承包的资质，即使形成了所谓的口头承包协议，因为他没有资质也是不受法律保护的，承包关系不存在。众合祥公司与被上诉人任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
孙世德答辩认为，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我就是一个自然人，没有正规单位，是给上诉人干活的，讲的是干一天算一天账。
任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原告系被告孙世德介绍至众合祥公司处工作，被告孙世德系被告众合祥公司指定带班人。2015年12月12日上午，原告和被告孙世德在被告众合祥公司太子桥友谊仓库工作时，被被告众合祥公司所拥有的货物砸伤，造成原告左腿胫腓骨骨折，后经两被告送至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救治，经过骨折复位并内固定手术后于2015年12月29日出院。出院后，原告多次找两被告协商解决，两被告均不予理会，被告众合祥公司系原告的实际雇用人，被告孙世德为现场管理人员，应当对原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一、判令二被告赔偿原告伤残赔偿金143，556元，后续治疗费10,000元，陪护费18，000元，误工费36，000元，营养费9，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700元，交通费300元，精神抚慰金20,000元，司法鉴定费3，720元，维权费8，000元，以上合计257,926元；二、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2月12日上午，原告任强在被告众合祥公司太子桥友谊分库从事装卸工作过程中，库房内堆放的货物突然倒塌，将原告砸伤。后原告任强被送入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治疗，于2015年12月29日出院，共住院17天。原告任强入院诊断为“左胫腓骨骨折、左小腿软组织挫伤”，出院诊断为“左胫腓骨骨折”。案件审理过程中，本院依法通过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大连顺德法医司法鉴定所对原告任强的伤情进行鉴定。2016年6月17日大连顺德法医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记载：“被鉴定人任强的损伤构成九级伤残等级；合理休治时间自伤后至本次鉴定定残前一日止；伤后可设1人陪护90天（含住院期间）；伤后可适当予以营养补偿90天（含住院期间）；后续治疗费用1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2015年12月12日上午原告任强在被告众合祥公司太子桥友谊分库从事装卸工作过程中，库房内堆放的货物突然倒塌，将原告砸伤，后原告任强被送入连市第三人民医院治疗，原告及二被告均不持异议。故原告在被告众合祥公司太子桥友谊分库工作时因货物倒塌而被砸伤的事实，本院可以认定。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告在太子桥友谊分库提供装卸劳务系何人雇佣。根据原告、二被告与证人的当庭陈述，各方对于以下事实均予以认可：原告、被告孙世德、证人刘某某等人共同在太子桥友谊分库为被告众合祥公司装卸货物，被告众合祥公司的工作人员将需要装卸的工作任务进行安排、分配，工作完成后，被告众合祥公司的工作人员向被告孙世德支付所有工人的劳务费，再由被告孙世德将劳务费分发给所有工人。根据上述事实，被告众合祥公司向包括原告、证人刘某某等在内的工人分配、安排装卸工作任务，根据工人提供的劳务量结算劳务费用后一并发放给被告孙世德，再由孙世德分发给各工人，原告与被告众合祥公司之间实际上成立雇佣关系，原告为被告众合祥公司提供装卸劳务，被告众合祥公司向原告支付相应的用工费用。虽然被告众合祥公司并未直接将劳务费支付给原告本人，而是支付给了被告孙世德，但被告孙世德仅是作为全部工人的带头人代领劳务费用，领取后按各工人的工作量将劳务费用予以分发，被告孙世德既未接受各工人的劳务成果，未向各工人安排工作任务，也未向各工人支付劳务费或抽取劳务费提成，故被告孙世德与原告之间不成立雇佣关系。关于被告众合祥公司辩称，案外人大连一运运输有限公司为原告投保了雇主补偿契约责任保险，被告孙世德以大连一运运输有限公司名义揽活一节。本院认为，从劳务费用的结算方式来看，被告众合祥公司将劳务费用支付给被告孙世德个人，由被告孙世德个人在临时用工单上作为领款人签字，从中无法体现被告孙世德系以案外人大连一运运输有限公司的名义进行承揽，劳务费用的支付亦未经过案外人大连一运运输有限公司的账户，被告孙世德与原告均否认其提供劳务与案外人大连一运运输有限公司存在关联，仅以雇主补偿契约责任保险的投保情况不足以认定原告与被告大连一运运输有限公司之间的雇佣关系，故对于被告的该项辩称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故本院依法认定原告与被告众合祥公司之间形成雇佣关系。
关于原告任强请求的相关赔偿项目及赔偿额的认定问题。1.伤残赔偿金：原告长期在大连市区居住生活，根据原告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市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残疾赔偿金应确定为143，556元（35,889元/年×20年×20℅）。2.后续治疗费：依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认定为10,000元。3.陪护费：原告主张18,000元。本院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级别护理的劳动报酬标准（指导工资价位150元）计算，原告的护理费本院依法确定为13,500元（依据鉴定结论伤后可设1人陪护90天）。4.误工费：结合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及本案司法鉴定结论，本院依法确定为31,370.30元（63,612元/年÷365天×180天）。5.营养费：关于原告主张的营养费9,000元一节，本院依法确定为7,200元（90天×80元/天）。6.住院伙食补助费：关于原告主张的住院伙食补助费1,700元一节，本院依法确定为1,700元（100元/天×住院17天）。7.交通费：关于原告主张的交通费300元一节，本院结合受害人及其陪护人员所必需的交通费用，并结合原告提供的加油费票据，认定必要的交通费用为100元。8.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主张2万元过高，鉴于原告的伤情构成了9级伤残，故本院依法酌定10,000元。9.司法鉴定费：原告因司法鉴定垫付了3,720元鉴定费用，有发票为证，本院予以支持。10.维权费：原告所主张的维权费即律师费，不属于法定的人身损害赔偿范围，故对于原告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任强总的应获赔偿额认定为217,426.30元（伤残赔偿金143,556元+后续治疗费10,000元+护理费13,500元+误工费31,370.30元+营养费7,2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700元+交通费1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依法由被告众合祥公司全额赔偿。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八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大连市众合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任强残疾赔偿金、后续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合计217,426.30元。二、驳回原告任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170元，由原告任强负担550元，由被告大连市众合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4,620元；鉴定费3,720元，由被告大连市众合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审理期间，当事人未向法庭提供新证据。
二审经审理查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
本院认为，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任强在从事上诉人所在仓库装卸业务过程中因堆放货物倒塌致人身损害，其诉讼主张人身损害赔偿于法有据。被上诉人任强诉讼主张上诉人众合祥公司系案涉装卸业务的雇主，故请求上诉人承担雇主赔偿责任。上诉人众合祥公司一、二审均抗辩主张其不是被上诉人任强雇主，实际雇主为一运公司，因此，本案当事人争议焦点在于被上诉人任强从事装卸业务发生人身伤害时系何人雇佣。根据被上诉人任强、孙世德陈述及证人证实，被上诉人任强、孙世德及证人刘某某等人共同在太子桥友谊分库为上诉人众合祥公司装卸货物，上诉人众合祥公司的工作人员将需要装卸的工作任务进行安排、分配，工作完成后，上诉人众合祥公司的工作人员向被上诉人孙世德支付所有工人的劳务费，再由被上诉人孙世德将劳务费分发给所有工人。对被上诉人任强、孙世德陈述及证人证实，上诉人认可被上诉人任强、孙世德及证人刘某某等人共同在太子桥友谊分库为上诉人众合祥公司装卸货物，工资发放由被上诉人孙世德领取，但认为工人分配、安排装卸工作任务由被上诉人孙世德完成，且孙世德领取工资系代表一运公司领取承包费，雇佣关系发生在被上诉人任强同一运公司之间。本院认为，“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本案中，被上诉人任强、孙世德及证人刘某某等人共同为上诉人众合祥公司装卸货物，上述人员提供劳动的工作成果直接受益人系上诉人，劳动报酬由上诉人支付。关于装卸工作的安排与支配，货物所有权属上诉人，装卸工作仅限于货物位置的转移，装卸工作流程相应简单易于操作，仓库货物存放位置相对固定，被上诉人孙世德在工作中的”工人分配和安排装卸“仅是作为装卸人员中具有相应号召力的一员能够传达和协助货物所有权人指示的表现而已；关于工人劳动报酬的发放，虽然被上诉人孙世德从上诉人众合祥公司处领取，但被上诉人孙世德领取后按各工人的工作量将劳务费用予以分发，其本人也未向各工人抽取劳务费提成获取收益，被上诉人孙世德没有接受雇员劳动成果，不支付雇员劳动报酬，被上诉人孙世德仅是作为工人的带头人代领劳务费用。故，被上诉人任强与上诉人众合祥公司之间实际上形成雇佣关系，被上诉人孙世德与被上诉人任强之间没有形成雇佣关系，上诉人众合祥公司应当就被上诉人任强从事劳务活动过程中遭受的人身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上诉人有关被上诉人任强系与案外人一运公司形成劳务关系，上诉人不应承担被上诉人任强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的主张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理由如下，一、合同是平等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上诉人主张其将案涉装卸业务发包给一运公司应就其事实主张提供证据，但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就案涉装卸业务同一运公司协商一致确定双方权利义务关系；上诉人主张因被上诉人孙世德向其出示“富邦财险公司雇主补偿契约责任险”的相关资料，且被上诉人孙世德自称为公司经理，故同案外人一运公司形成加工承揽关系。即使上诉人主张的“富邦财险公司雇主补偿契约责任险”的事实成立，该事实仅能证明本案二被上诉人同案外人一运公司之间存在劳务关系，该法律关系不能证明上诉人同案外人一运公司之间存在加工承揽关系；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孙世德在上诉人处提供劳务的行为系履行案外人一运公司的职务行为，上诉人也不能提供被上诉人孙世德具有一运公司授权进行业务承揽或其有理由相信被上诉人孙世德具有一运公司代理权的证据；二、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任强在救治过程中，被上诉人孙世德同上诉人达成“协议“明确表示，双方是”承包劳务装卸工作”，并承诺医疗费用均由“众合祥公司垫付”，并从孙世德的劳务承包装卸费中冲抵，由此可证明众合祥公司同被上诉人孙世德及其代表的一运公司是基于装卸业务发生的加工承揽关系，上诉人同被上诉人任强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首先，该协议系上诉人同被上诉人孙世德签订，如上所述，被上诉人孙世德的行为不能代表案外人一运公司，其次，被上诉人孙世德并非以一运公司的名义同上诉人签订“协议”，被上诉人孙世德以个人名义签订“协议”的法律后果不及于案外人一运公司，上诉人对“协议”质证意见不能对其所持“同一运公司形成加工承揽关系”的诉讼主张形成支持；三、二被上诉人参加“富邦财险公司雇主补偿契约责任险”与同上诉人存在雇佣关系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二被上诉人参加“富邦财险公司雇主补偿契约责任险”体现的是二人同案外人一运公司之间的劳务关系，该劳务关系不必然确定二被上诉人参与案涉装卸业务系以案外人一运公司的名义，并确定上诉人同案外人一运公司之间必然存在合同关系；被上诉人任强在上诉人处从事劳务活动，期间遭受人身损害，民事赔偿责任依据法律规定应当由发生人身损害时的雇主承担民事责任，一运公司虽然系二被上诉人参加“富邦财险公司雇主补偿契约责任险”的原雇主单位，但并非案涉人身损害发生时被上诉人任强雇主，上诉人主张本案原审判决确认上诉人是被上诉人任强实际雇主，而保险合同确定的雇主系一运公司，即使上诉人是雇主，也得不到其享有的雇主保险利益，使得雇主保险形同虚设，无法实现合同目的，该辩解系“偷换概念（雇主）”；至于，上诉人所称被上诉人任强从保险公司获得部分赔偿，而原审判决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被上诉人任强获得双倍赔偿不合理一节，雇员从事雇佣活动遭到人身损害的赔偿原则系法律规定，雇主无法律规定的免责依据，被上诉人任强在保险公司获得的赔偿与本案非系同一法律关系，本院不予一并处理；四、关于被上诉人孙世德本案民事责任承担问题，如前所述，孙世德非系被上诉人任强从事劳务活动的雇主，且一审审理期间，被上诉人任强坚持主张上诉人为雇主，变更请求同意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其对被上诉人孙世德的诉讼请求，原审判决未在判决书予以表述欠妥，但未判令被上诉人孙世德承担本案民事责任并无不当。综上所述，众合祥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170元，由上诉人大连众合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宋 君
审 判 员 陈 薇
代理审判员 于长江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九日
书 记 员 郑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