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粤52行终30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陈丽君，女，1959年10月2日出生，华裔新西兰人，香港永久性居民，住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
委托代理人：黄民峨，广东赛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任汝平，浙江开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揭阳市顺新日用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揭阳市榕城区。
法定代表人：刘国权，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黄惠堎，广东榕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揭阳市房产管理局。住所地：揭阳市榕城区。
法定代表人：陈弋星，局长。
原审第三人：黄加，男，1952年12月4日出生，华裔新西兰人，香港永久性居民，住浙江省嘉善县。
委托代理人：林伟东，男，1957年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
原审第三人：香港明兴企业公司。住所地：香港九龙。
法定代表人：刘国权，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黄惠堎，广东榕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丽君因与被上诉人揭阳市顺新日用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新公司）、原审被告揭阳市房产管理局、原审第三人黄加、原审第三人香港明兴企业公司（以下简称明兴公司）房屋登记纠纷一案，不服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法院（2016）粤5202行初19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96年10月11日，第三人黄加向被告揭阳市房产管理局申请位于揭阳市榕城区榕东办事处彭林工业区房屋一幢四层楼，四至：东至巷、南至埕、西至路、北至已巷，基层面积为陆佰叁拾贰平方米贰拾捌平方分米，建筑面积为贰仟捌拾捌平方米陆拾捌平方分米的房屋权属登记。第三人黄加提供如下资料及文件：1.《清理非农用地单位申请补办用地审批表》；2.《渔湖镇彭南彭林村工艺厂（学校）建设用地位置平面图》；3.揭外资证字〔1994〕010《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4.明兴公司于1996年10月8日出具的《证明》载明“我明兴企业公司在揭阳市投资所办揭阳市顺新日用制品有限公司，系黄加先生本人全额投资，其所建厂房产权属其本人所有”；5.榕集建xxx《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6.《广东省市县私有房屋产权登记申请书》及身份证明材料等。被告揭阳市房产管理局经查勘员勘查、初审员初审调查、复审员复审，认为第三人黄加的申请符合发证的条件，于1996年11月19日予以审批，对第三人黄加核发粤房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被告揭阳房产管理局于1996年11月21日向第三人黄加送达上述《房屋所有权证》。
另查明：1996年4月10日，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政府为原告顺新公司颁发榕集建xxx《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土地位于揭阳市榕城区榕东彭林工业区，面积1665平方米，土地使用者是彭林经联社，用途为原告顺新公司。四至为：东至巷、西至村道、南至巷、北至本厂（林少江）。
再查明：原审法院于2015年3月13日召集原告顺新公司、被告揭阳房产管理局、第三人陈丽君等人对涉讼房屋进行现场勘查，涉讼房屋大门水磨石上刻有“顺新工业大厦”，管理人林琼辉系由原告顺新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国权雇佣。
2015年3月6日，第三人陈丽君提出对原告提供“彭林村公所、彭林联社于1996年10月20日联合出具的《证明书》”进行笔迹及公章印文的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的申请，原审法院委托广东财安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2015年7月24日，该所作出粤财安司法〔2015〕文鉴字第21号《鉴定意见书》认为：由于未能提供“揭阳市榕城区榕东街道办事处彭林经济联合社”印文比对样本，无法确定该印文的形成时间，时间为96年10月20日的《证明》中笔迹及“揭阳市榕城区榕东街道办事处彭林村公所”印章印文与样本《广东省市（县）私有房屋产权登记申请书》中街道办事处或乡政府意见栏处字迹、印文为同期形成。
原审法院在审理第三人陈丽君与第三人黄加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中，依据第三人陈丽君提出的财产保全申请，原审法院于2014年9月17日作出（2014）揭榕法渔民初字第84–1号民事裁定，对第三人黄加名下位于揭阳市榕城榕东办事处彭林工业区四层楼房（产权证号15××93）予以查封。
1994年4月19日，第三人明兴公司经有关行政部门批准，投资开办原告顺新公司，该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刘国权。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前款所称行政行为，包括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作出的行政行为”。原告顺新公司认为被告揭阳房产管理局为第三人黄加核发粤房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提起行政诉讼。
《广东省城镇房地产权登记条例》第三条规定：“县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管理部门负责房地产权登记管理工作，受本级人民政府的委托，对申请登记的房地产依法进行审查和确认房地产权属，核发房地产权证。”被告揭阳房产管理局作为主管辖区内房屋产权登记的行政管理部门，享有受理第三人黄加申请房屋所有权登记，并核发房屋产权证的行政职权。
本案争议主要是被告揭阳房产管理局对第三人黄加核发粤房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
首先，涉讼房屋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载明“土地使用者为彭林经联社，用途为顺新日用制品有限公司”，持证人为原告顺新公司。揭阳市榕城区榕东街道办事处彭林经联社和彭林村公所出具的《证明书》证明该用地已转让为原告顺新公司的建设用地，涉讼房屋的设计图纸也载明原告顺新公司为建设单位。
其次，原告顺新公司与第三人明兴公司是不同法人。
再次，被告揭阳房产管理局对作为香港企业法人的第三人明兴公司出具的《证明》，在没有法定代表人签名确认，且未经过法定程序情况下，直接采信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缺乏依据。
故此，被告揭阳房管局为第三人黄加申请将位于揭阳市榕城区榕东办事处彭林工业区涉讼房屋一幢四层楼为其所有，缺乏房屋权属依据，被告揭阳房管局对第三人黄加作出上述房屋登记行为，属于主要证据不足，房屋权属来源审查程序不当，其登记行为违法，应予以撤销。
至于被告揭阳房管局及第三人陈丽君均主张原告主体不适格问题，因原告系涉讼房屋所占用的土地实际使用者，以及该土地的持证人，与被告核发给第三人黄加《房屋所有权证》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其享有原告的主体资格。故该抗辩依据不足，原审法院均不予采纳。
至于被告揭阳房管局及第三人陈丽君均主张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起诉期限问题，因被告给第三人黄加核发涉讼房屋登记行为未告知原告，其起诉期限从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涉讼房屋登记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即2014年9月19日至2016年9月18日止。原告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并未超过起诉期限。故该抗辩，缺乏依据，原审法院均不予采纳。
第三人陈丽君怀疑原告提供“1996年10月20日《证明书》”属于假证，但未能提供“揭阳市榕城区榕东街道办事处彭林经济联合社”印文比对样本，鉴定机构无法确定该印文的形成时间，第三人陈丽君应当对该事实承当举证不能的法律效果，第三人陈丽君要求重新鉴定，缺乏理由，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第三人陈丽君在原审法院审理的另一案中系涉讼房屋财产保全的申请人，原审法院已受理第三人陈丽君财产保全申请并作出裁定查封涉讼房屋，第三人陈丽君对本案处理有利害关系，其享有参与诉讼的第三人主体资格。原告主张第三人陈丽君作为本案第三人主体不适格，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第三人明兴公司经原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不影响案件的审理。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九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撤销被告揭阳市房产管理局于1996年11月19日对第三人黄加核发的粤房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被告揭阳市房产管理局负担；司法鉴定费人民币10320元，由第三人陈丽君负担。
上诉人陈丽君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存在的主要错误之一，在于混淆了本案争议的焦点。其一，本案争议的焦点，应该是被上诉人“享有原告的主体资格”，而非原审判决所说的“被告揭阳房管局对第三人黄加核发粤房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其二，原审判决不将被上诉人“是否是适格原告主体”这个关键问题列为争议焦点，从而淡化对其应有的审查、审理，回避了对本案公正定案特别至关重要而又对被上诉人极为不利的事实和证据，致原审判决事实严重不清、证据严重不足，酿成错案。因为，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㈣与撤销或变更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的明确规定，可见，人民法院立案庭对一个起诉行政诉讼案件的审查是否立案受理，以及行政审判庭对行政诉讼案件的具体审理，皆无一例外首先必须查明起诉人及所谓的“原告”是否是适格的原告主体，而只有查清并有充分依据证明是适格原告主体后，才能对其所诉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审理及判决，而若“原告”主体不适格，则就须依法驳回起诉，而不应对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具体审理及裁判。而若“原告”主体不适格了，即使所诉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存在什么毛病的话，也与该所谓“原告”无关，其无权提起行政诉讼诉讼，若有异议的话，依法只能循其他非诉讼途径进行（比如，举报、控告揭发），而非行政诉讼！2、本案中，无论是原审被告的答辩及诉讼意见，还是上诉人的答辩及法律意见，皆不约而同地辩称被上诉人不是适格的原告主体，并为此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且法院必须给予依法审查、审理的具体证据及理由。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被告及第三人的抗辩必须成为法庭必查、必理的主要诉讼内容之一，更何况即使就是没有诉讼当事人提出异议，法院也必须主动对被上诉人是否是适格原告主体列入依法首先必查的主要诉讼内容，故“被上诉人是不是适格的原告主体”当然必须列为本案争议焦点。由上可见，鉴于上述具体情况，被上诉人是否“享有原告的主体资格”，不但是本案必查、必审的争议焦点，而且是关键性及前提性的争议焦点，不能回避及无视！
二、原审判决所存在的主要错误之二，就在于原审判决错误地认定被上诉人“享有原告的主体资格”。造成如此错判的根本原因就在于：⑴原审判决违背司法公正偏袒了被上诉人，回避了对本案公正定案特别至关重要而又对被上诉人极为不利的事实和证据，从而导致原审判决关键事实没有依法查清；⑵原审判决混淆很多事关重大事实及证据；⑶没有关注到被上诉人与第三人明兴公司、黄加三者之间所存在的直接利害关系及明摆着的串通关系，对其在诉讼中相互配合及为诉讼而蓄意出具的材料所存在的严重问题，以及黄加的特别反常态度，没有关注到黄加与上诉人之间所存在的重大矛盾。1、被上诉人根本就不具备原告的主体资格，被上诉人与涉讼具体行政行为根本就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为，⑴被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是撤销原审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㈣与撤销或变更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的明确规定，本案并没有任何证据可证明被上诉人与原审被告所核发的粤房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及其相关行政行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原因就在于，①粤房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确权的房屋所占用的土地，其使用权的合法依据是榕集建xxx《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该证载明土地使用者是“彭林经联社”，而非被上诉人；②揭阳市榕城区渔湖镇国土管理所及揭阳市榕城区渔湖镇建设管理办公室于1993年7月20日批准的渔湖镇彭南彭林村工艺厂（学校）建设用地位置平面图确认的使用人是“彭林工艺厂”，而非被上诉人；③1993年9月26日揭阳市榕城区国土局作出的《清理非农用地单位申请补办用地审批表》，所确认的用地单位也是“渔湖彭林村集体经济组织”，而非被上诉人。由上可见，由依法行使土地、建设管理职能的诸多部门所作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相关文件中，均一而再再而三地从多个层面及角度证明被上诉人既非粤房产第15××93号《房屋所有权证》确权房屋所占用土地的使用者，也非房屋的建设单位，故依法应认定被上诉人与本案具体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被上诉人的原告诉讼主体完全不适格，其起诉应依法驳回。⑵原审判决存在“张冠李戴”，既把土地“用途”与“土地使用者”混为一谈，也把“顺新日用制品有限公司”与“揭阳市顺新日用制品有限公司”混为一谈，同时更是明显误解了“用途”的法律含义，把土地“用途”想当然成“涉讼土地建筑物的所有权人”。因为，①上述《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所载明的“用途”是“顺新日用制品有限公司”，而“顺新日用制品有限公司”与“揭阳市顺新日用制品有限公司”明显是完全两码事，不能想当然等同！因为“顺新日用制品有限公司”既可能是榕城“顺新日用制品有限公司”，也有可能是潮州市“顺新日用制品有限公司”或广东“顺新日用制品有限公司”；②土地“用途”虽然载明是“顺新日用制品有限公司”，但是土地“用途”既不同于“土地使用权者”，更绝对不同于涉讼土地房产的所有权人，若要从土地“用途”去变成涉讼土地建筑物的所有权人，其距离还不只是“十万八千里”！③土地“用途”并非该涉讼土地及房产的权益人，而从原审被告所举证的《私有房屋产权登记申请书》所载明的事实也已清楚可见，彭林经联社（彭林村公所）已经盖章出具材料证实该涉讼土地系由黄加受让使用并由其出资建设涉讼楼房的。2、被上诉人与该涉讼土地及涉讼楼房也不存在事实上的利害关系，因为本案既没有证据可证明被上诉人有出资受让该涉讼土地，也没有证据可证明被上诉人有出资建设涉讼楼房。其原因就在于，⑴本案证据至今不存在这方面的任何证据，故被上诉人必须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⑵原审判决在没有对查明真相至关重要的被上诉人及彭林经联社这两家单位与本案涉讼有关的财会帐进行调查取证，也没有对所谓的承建单位进行调查取证的情况下，就极为武断地认定被上诉人系该涉讼土地的“实际使用者”及涉讼楼房所有权人，这无疑是极为荒谬错误的！因为，①被上诉人是一个法人单位，且又是一家受到外经贸部门监管的外资企业，这就意味着：其一，依照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必须建立规范的财会帐，其所有的收支及资产依法都必须登记造册，并且必须要有财会账本及原始凭证；其二，由于涉讼土地是集体的，必然是要有偿才能受让及使用，楼房也必然是要有偿建设的，故若被上诉人真的有出资受让该涉讼土地及出资建设涉讼楼房的话，则必然、也必须要有该两项重大支出的相应财会账本及原始凭证（如，转让土地合同，土地款支付凭证，委托建楼的合同，工程款支付凭证，报批报建手续，等等），若真的存在这些证据材料的话，则法院是完全可以调取到的且也应该予以调取，但是本案至今查无实据，被上诉人也无法举证！②同理，由于涉讼土地是集体的，并且原审判决认定系受让于彭林经联社，而彭林经联社作为一个村民集体组织必定建立有完整的财会帐，那么，彭林经联社无疑就应该存在着有关将涉讼土地转让给被上诉人的证据材料（包括所谓土地转让合同、所谓收取土地转入款的收款收据、所谓村委会或经济联合社同意将涉讼土地转让给被上诉人的村民表决决议），则法院对此是完全可以调取到的且也应该予以调取，但是本案至今查无实据。③如果有哪个建筑商为被上诉人建设涉讼楼房的话，那么为何没有该建筑商的证实材料，且原审法院为何不予调查取证予以核实呢？毫无疑问，对上述问题及证据的调查，乃是真正查明案件真相的最有说服力及证明力的突破口！而极为遗憾的是，在上述如此状况之下，原审判决凭什么就可如此极端武断地认定被上诉人是该涉讼土地的“实际使用者”及涉讼楼房所有权人呢？难道被上诉人不必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吗？⑶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系该涉讼土地的“实际使用者”及涉讼楼房所有权人也完全极端违背常理！因为，①从1996年至今已近20年时间了，而无论是涉讼土地还是涉讼楼房都是一宗数额特别巨大的财产，被上诉人作为一个小企业及其投资者，包括原审第三人明兴公司，不可能对如此重大财产无动于衷一直不来照顾及办理产权证，甚至任由自己于1998年就被工商部门吊销执照！况且，被上诉人一直就是揭阳市榕城区本地企业，不可能对案涉《房屋所有权证》的存在不知情或无动于衷！②第三人明兴公司自己作为被上诉人的独资开办者（两者虽是不同法人单位，但是法定代表人均为刘国权），为配合黄加于1996年10月份申办案涉《房屋所有权证》一事，于1996年10月8日特地专门向原审被告出具证明材料明确作出了“我明兴公司在揭阳市投资所办揭阳市顺新日用制品有限公司，系黄加先生本人全额投资，其所建厂房产权属其个人所有。”的证明。由此可见：其一，此份证明材料可视为被上诉人的自认，其证明力非同寻常！其二，由于明兴公司于1996年10月出具此份证明材料的目的就是专门用于黄加申办案涉《房屋所有权证》，而由于该事项的利害关系乃特别重大，故要不是该房地产真的就是为黄加所有的话，那就实在找不出任何理由来解释为何被上诉人及明兴公司在完全知情的情况下仍会自觉自愿且特地专门向原审被告出具上述证明材料！其三，此份证明材料就更加毫无争议、无可置疑地彻底证实了被上诉人与案涉《房屋所有权证》完完全全不存在事实上和法律上的利害关系。③原审判决关于“原告为有限责任公司与明兴公司是不同法人的企业，明兴公司出具的《证明》不能认定第三人黄加系涉案房屋的权属人”的认定是一种错误逻辑。因为，其一，被上诉人虽与明兴公司是不同法人的企业，但是明兴公司毕竟是被上诉人的独资开办者，两者利益无疑是紧密相连浑然一体，并且更要紧的还在于两者的法定代表人都是刘国权，所以，在事实上被上诉人不可能对明兴公司出具的上述《证明》不知情，也不可能明兴公司对被上诉人名下的重大财产权益不关心、不维护！更何况，本案中上诉人及原审被告认定被上诉人不是涉讼房地产的真正权益人，以及认定黄加才是涉讼房地产的真正权益人的依据，并非单单依靠明兴公司出具的上述《证明》而已，而是包括彭林经联社及彭林村公所所出具证明材料及原审被告所依法调查取证和审查核实的证据材料在内的诸多强有力证据可相互印证！其二，原审判决关于“被告揭阳房管局对作为香港企业法人的第三人明兴公司出具的《证明》，在没有法定代表人签名确认，且为经过法定程序情况下，直接采信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缺乏依据。”的认定，明显错误。因为，第1，原审被告的行政登记行为与诉讼行为不同，当时的法律法规并没有规定作为香港企业法人的原审第三人明兴公司向原审被告出具《证明》要经过什么认证程序及法定代表人签字，而法定代表人是否签字更与《证明》是否合法有效完全无关！难道在原审第三人明兴公司当时到揭阳市工商局及外经贸部门报批投资及申请注册登记成立被上诉人时，其所提供的材料有经过什么认证程序吗？第2，被上诉人在揭阳市工商局的工商登记材料中《委托书》，该《委托书》就是刘国权自己亲笔所写及公司盖章，而该《委托书》的手写笔迹与上述《证明》的手写笔迹是同一个人即刘国权所写，并且两份材料的盖章都是一样的，由此表明了上述《证明》就是刘国权自己亲笔所写，等于他在里面自己签字一样，同时由此也揭穿了被上诉人关于所谓上述《证明》非出自刘国权之手以及所谓《证明》不实、公章不实等说法是在公然说谎！④而令人感到特别蹊跷的是，黄加作为依法登记的房地产所有权人，在本案涉讼中，面对如此巨大财产且又是经过了20多年时间，居然对被上诉人的本案主张不但毫无异议，而且处处殚精竭虑予以配合成全，这符合常理吗？黄加由于重婚而与上诉人矛盾极大，离婚后发生了一系列关于分割夫妻共有财产的诉讼，而黄加一直在千方百计转移及隐匿夫妻共有财产，本案又是一例。⑤榕城区法院渔湖法庭在另案对黄加涉讼房地产进行财产保全时，有先向彭林经联社及彭林村公所核实是否为黄加所有，在得到确认后才由彭林经联社及彭林村公所派员陪同前往财产保全。⑷原审判决关于涉讼土地系被上诉人向彭林经联社受让而来的认定，是滑天下之大稽！因为，查阅被上诉人在揭阳市工商局的工商登记材料中签订于1994年4月12日的《租约》，约定明兴公司向林少江承租了位于彭南村道边工业场地（即本案涉讼土地）450平方米，租期自1994年5月至1996年5月止。这是一份极为重要的证据，它表明：①最起码早在1994年4月12日开始，涉讼土地就是林少江的，而不是彭林经联社的，所以原审第三人明兴公司才需要向林少江承租作为注册登记成立被上诉人的住所地；②若被上诉人真的要受让涉讼土地，那也只能是向林少江受让，而非向彭林经联社受让，故被上诉人关于1994年从彭林经联社手中受让涉讼土地，以及1993年7月20日委托揭阳县建筑设计室设计出具建设楼房图纸等说法，是一个弥天大谎！⑸原审判决关于“彭林经联社和彭林村公所所出具的《证明书》，证明该用地已转让为“顺新日用制品有限公司的建设用地”及“涉案房产的设计图纸也载明揭阳市顺新日用制品有限公司为建设单位”等认定，是完全错误的。因为，①首先，上述《证明书》与本案其他重要证据完全矛盾且明显违背常理。其次，本案没有证据可证明彭林经联社和彭林村公所有将该涉讼土地转让给被上诉人，因为若有转让则必然是有偿转让，那么彭林经联社和彭林村公所其有该项转让及土地款收入的转让合同及收款收据在哪？再者，彭林经联社和彭林村公所所出具的《证明书》是违法无效的，因为，彭林经联社和彭林村公所并非国土行政部门无权证明土地转让事项！并且彭林经联社和彭林村公所作为一个法人单位，依法必须建立在附有相应具体依据的基础上才能出具相应的证明材料，但彭林经联社和彭林村公所明显是在凭空出具证明，此毫无客观性及合法性可言。最后，如果被上诉人是诉讼楼房的建设单位，那么承建商是谁呢？为何原审法院不向该承建商调查取证呢？②本案根本无法确认该所谓“设计图纸”的真实性及关联性，因为：其一，不但该所谓“设计图纸”没有经过相关设计单位盖章确认，而且原审法院也没有对该设计单位揭阳县建筑设计室进行调查取证核对其真实性；其二，该设计图纸明显是造假出来的，因为该图纸日期为1994年5月7日，而揭阳撤县设市时间为1992年，说明绘制该图纸是所谓的揭阳县建筑设计室这个单位已经不存在了，如何来绘制该图纸呢？显然是被上诉人在弄虚作假。3、原审判决关于“因原告系涉讼房屋所占用的土地实际使用者，以及该土地的持证人，与被告和发给第三人黄加《房屋所有权证》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其享有原告的主体资格”的说法，完全站不住脚！因为，⑴是否占用涉讼土地及房产，以及是否持有房产证，均无法得出涉讼“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及“享有原告的主体资格”这样的结论；⑵“占用”涉讼土地及房产，以及“持有”房产证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并不必然是合法的，也可以是借用或串通取得的，此完全不属于行政诉讼法关于“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定义范围。况且，本案中，被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明兴公司、黄加明显是沆瀣一气结成“攻守同盟”，黄加既可以把房地产交付给被上诉人“占有”使用，也可以为了争夺夫妻共有财产及本宗诉讼可以把房产证交付给被上诉人暂时“持有”。
三、原审判决所存在的主要错误之三，就在于原审判决没有依法认定被上诉人的起诉已明显超过起诉时效。上诉人认为：⑴原审判决一直故意回避了被上诉人与明兴公司所存在的极为特殊的关联性，因为被上诉人虽与明兴公司是不同法人的企业，但是明兴公司毕竟是被上诉人的独资开办者，两者利益无疑是紧密相连浑然一体，并且更要紧的还在于两者的法定代表人都是刘国权（而且都属于私有企业，实际利益都归于刘国权这个自然人股东）；⑵假设被上诉人有证据证明其为本案的适格原告的话，其起诉也已明显超过起诉时效，故其诉讼请求也应依法驳回。主要理由是：1、被上诉人于1996年10月8日就明知粤房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的申办及原审被告对所涉房屋确权登记及核发行为。根据本案证据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外经贸揭外资证字（1994）010号]可知，被上诉人是由明兴公司独资设立的私有企业，而该投资者于1996年10月8日向原审被告出具证明称：“我明兴公司在揭阳市投资所办揭阳市顺新日用制品有限公司，系黄加先生本人全额投资，其所建厂房权属其个人所有。”由此证明如下二方面的重要事实：①被上诉人的投资者明兴公司承认被上诉人并非本案确权房屋的产权人、投资人、与原审被告确权的房屋没有任何关系；②无论是明兴公司还是被上诉人于1996年10月8日就清楚地知道黄加向原审被告申办本案所涉房屋确权登记，以及原审被告的核发产权证行为。故而，可见被上诉人的起诉已超过《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诉讼时效，其诉讼请求也应依法予以驳回。2、原审判决及被上诉人关于“被告给第三人黄加核发涉案房屋登记行为未告知原告”，故本案诉讼时效应从“2014年9月19日至2016年9月18日止”的主张及认定，是完全错误的。因为，⑴如上所述，被上诉人与案涉《房屋所有权证》确不存在事实上和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同时既有明兴公司向原审被告出具的上述《证明》，以及彭林经联社及彭林村公所向原审被告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可见，被上诉人不是涉讼房地产的权益人，故原审被告没有义务向被上诉人告知涉讼行政行为，原审判决关于“被告给第三人黄加核发涉案房屋登记行为未告知原告”的认定既不合理也不合法。⑵被上诉人一直就是揭阳市榕城区本地企业，不可能对案涉《房屋所有权证》的存在不知情或无动于衷！⑶如上所述，被上诉人虽与明兴公司是不同法人的企业，但明兴公司毕竟是被上诉人的独资开办者，两者利益无疑是紧密相连浑然一体，并且更要紧还在于两者的法定代表人都是刘国权！所以，在事实上，被上诉人不可能对明兴公司为黄加办理案涉《房屋所有权证》而专门出具的上述《证明》会不知情，也不可能对案涉《房屋所有权证》的办理、核发及存在会不知情！因而，被上诉人对原审被告的涉讼具体行政行为，本案诉讼时效必须从1996年10月8日起算。
四、原审判决所存在的主要错误之四，就在于原审判决没有依法采纳上诉人的合理要求，对本案司法鉴定事项进行重新鉴定。1、一审时，上诉人有申请对被上诉人所举证这份所谓由彭林村公所及彭林经济联合社于1996年10月20日联合出具的《证明书》其笔迹及公章印纹的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其主要理由是，本案完全有充分理由怀疑上述《证明书》系被上诉人为此次起诉才在最近（即2014年）通过非法方式取得的假证，而非形成于1996年10月20日。因为，⑴黄加于1996年10月11日在申办案涉《房屋所有权证》而在相关《申请书》“所有权来源情况”一栏中明确填写上“本人于一九九四年在彭林村工业区征用土地1665㎡，并于同年由本人出资建成厂房。”这一意见，而既然彭林村公所于同日在上述《申请书》中也就黄加的上述意见明确向原审被告出具了“情况属实，同意申请”的证实，那么就不可能又如此明目张胆、自相矛盾地再向被上诉人出具上述《证明书》，故上述《证明书》显得特别蹊跷。⑵为配合黄加于1996年10月份申办案涉《房屋所有权证》，明兴公司自己作为被上诉人的独资开办者且与被上诉人系同一法定代表人，既然已于1996年10月8日特地专门向原审被告出具“我明兴公司在揭阳市投资所办揭阳市顺新日用制品有限公司，系黄加先生本人全额投资，其所建厂房产权属其个人所有”的证明，就不可能再在1996年10月份又向彭林村公所及彭林村经济联合社索取上述《证明书》！这一方面显得特别莫名其妙，另一方面也完全自相矛盾且违背常理，因为如果被上诉人真的于1996年10月8日及20日专门索取上述《证明书》的话，这就绝对不存在作为被上诉人的独资开办者明兴公司还会于1996年10月8日专门向原审被告出具上述这份证明材料了！⑶再考究上述《证明书》的纸张、笔迹及公章印纹状况，完全不像历经20年的岁月，而是更像近期才形成的！故为有利于真正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彻底杜绝假证干扰正常司法秩序，使得本案能够公正准确裁判，特提出此一司法鉴定申请。2、本案既然委托司法鉴定，这就充分证明了原审法院也认定本案有此项司法鉴定的必要性及合法性。但令人不解的是，既然原所委托的鉴定机构已经明确表示“无法确定该印文的形成时间”了，这就表明这个鉴定机构不具备相关鉴定能力，在这个情况下，为真正查明案件事实以准确定案，显然就必须依法另行委托其他有相应鉴定能力的鉴定机构重新鉴定才合理合法，上诉人也有及时提出此一申请，但原审法院不予采纳，显然是错误的。
五、原审判决所存在的主要错误之五，就在于原审判决没有依法追加彭林经联社为本案当事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最起码是没有依法对彭林经联社及彭林村公所进行调查取证并调取有关所谓将涉讼土地转让给被上诉人的证据材料，没有向所谓的设计单位及承建单位调查取证，导致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本案的审判结果与彭林经联社具有法律上及事实上的利害关系，并且只有追加彭林经联社作为第三人，明显有利于查明案件关键性的事实真相。2、如果彭林经联社真的将涉讼土地转让给被上诉人，而彭林经联社又无法提供相应的收取土地款凭证及账本，说明该土地款被贪污，则上诉人将向纪检部门揭发举报。
六、原审判决所存在的主要错误之六，就在于原审判决没有依法认定原审被告所作出的涉讼行政行为无论是在程序上还是在实体上都是合理合法，依法必须给予尊重及维持。
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原审判决，并驳回被上诉人的起诉或诉讼请求，同时确认粤房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的合法性；2.案件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顺新公司辩称，一、被上诉人与本案有事实上和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是本案适格原告，重审判决依法予以认定正确。1993年，揭阳市榕城区国土局批准彭林经联社取得位于揭阳市榕城区榕东彭林工业区2.9亩（1933M2）建设用地使用权，1994年4月22日被上诉人经工商注册成立后，彭林经联社将其中的1665㎡建设用地的实际使用权（即涉案房屋所占用土地的实际使用权）转让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在1665㎡的土地上建设四层楼房，作为被上诉人的厂房及企业所在地。1996年4月10日，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政府颁发榕集建xxx《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明确位于揭阳市榕东彭林工业区用地面积1665㎡土地的使用者是“彭林经联社”，用途是“顺新日用制品有限公司”，即被上诉人系涉案房屋所占用的土地实际使用者。对此，被上诉人已提供充分确凿的证据予以证明，事实清楚，不容置疑。
1、涉案房屋所占用土地的使用者是彭林经联社，彭林经联社将该1665㎡建设用地转让给被上诉人，这有被上诉人持有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为据。涉案房屋所占用土地的使用者是彭林经联社，证据充分，有揭阳市榕城区国土局于1993年9月26日作出的《清理非农用地单位申请补办用地审批表（以表代文）》确认“用地单位揭阳市榕城区渔湖镇彭林经济联合社”，以及揭阳市榕城区渔湖镇国土管理所和揭阳市榕城区渔湖镇建设管理办公室于1993年7月20日确认的《渔湖镇彭南彭林村工艺厂（学校）建设用地位置平面图》，该图抬头处加盖的是“揭阳市榕城区渔湖镇彭林经济联合社”，事实清楚。1996年4月10日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政府颁发榕集建xxx《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也记载“土地使用者彭林经联社”，三份土地管理职能部门出具的文书所确认的用地单位一致，印证了涉案房屋所占用土地的使用者是彭林经联社的事实。1994年被上诉人依法成立后，彭林经联社将该1665㎡土地转让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才取得该1665㎡土地的实际使用权，对此，《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有记载，该证用途一栏明确“顺新日用制品有限公司”，即该1665㎡土地登记的使用者是彭林经联社，实际使用者是被上诉人。上述三份材料系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其证明力远远大于其他书证。且被上诉人持有该《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原件，这直接证明被上诉人就是该1665㎡建设用地即涉案房屋所占用土地的实际使用者。如上诉人认为“顺新日用制品有限公司”不是被上诉人，应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至于上诉人认为土地使用者“彭林经联社”可变更土地实际使用人，被上诉人是认同的，只是土地使用者也应同样地在《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上变更“用途”。如未变更，则应认定土地的实际使用者是被上诉人。
2、涉案房屋所占用土地的实际使用者是被上诉人，这有该1665㎡土地的使用者彭林经联社出具的《证明》为证。1996年10月8日，揭阳市榕城区榕东街道办事处彭林经济联合社和彭林村公所出具《证明书》，证实：原村征用的工业用地2.9亩，后分拆为工艺厂和顺新日用制品有限公司，其中1665㎡的土地划归被上诉人作为工业用地；被上诉人的工业用地属村集体所有，土地使用证统一办为村经联社，被上诉人取得使用权；被上诉人在该土地上建成的厂房等系其自筹资金自建。1996年10月20日，彭林村公所和彭林经济联合社再次出具证明书，证实：我村原工艺厂建设用地1933㎡，其中1665㎡于1994年转让为顺新日用制品有限公司的建设用地。上述二份证明书，系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政府登记的该1665㎡建设用地使用用者彭林经联社出具的，具有较高的证明力。经广东财安司法鉴定所认定，1996年10月20日的《证明书》中的笔迹及“揭阳市榕城区榕东街道办事处彭林村公所”的印章印文与样本《广东省市（县）私有房屋产权登记申请书》中街道办事处或乡政府意见栏处字迹、印文为同期形成，即《证明》系于1996年10月形成的，进而证实该《证明》的内容真实，证据确凿。彭林经联社出具的二份《证明书》与揭阳市榕城区人民政府颁发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能相互印证，共同证实该1665㎡土地的实际使用者是被上诉人的事实。
3、涉案房屋的建设者和使用者是被上诉人，这有法院现场勘查笔录和涉案房屋的设计图纸为证。2015年3月13日，法院组织现场勘查的笔录明确记载：涉案房屋大门上方刻有“顺新工业大厦”六个大字，楼房左侧面上方印有“顺新”二个大字，管理楼房的林燕辉也承认其是受被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刘国权的雇请，足以证明房屋的建设者和使用者是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提交了15份广东省揭阳县建筑设计室设计的建筑工程图纸，该图纸有工程设计制图人和工程负责校对人签字确认，15份图纸明确兴建单位是揭阳市顺新日用制品有限公司，工程名称是顺新工业大厦，该工程的位置、建筑结构与揭阳市房产管理局提交的《揭阳县镇房屋墙界表》中的房屋平面示意图一致，充分说明涉案房屋是被上诉人兴建的。
总之，被上诉人系涉案房屋所占用的土地实际使用者，也是涉案房屋的建设者和使用者，揭阳市房产管理局将涉案房屋登记为黄加所有并为其核发粤房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其具体行政行为侵犯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因此，被上诉人有权依照《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与本案的行政行为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有悖事实。对此，被上诉人已提供上述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不再赘述。上诉人以“本案既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有出资受让该涉讼土地，也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有出资建设涉讼楼房”为由，主张被上诉人与涉案土地及楼房不存在事实上的法律关系，更是曲解法律。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是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且由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举证责任。被上诉人作为行政诉讼中的“原告”，只需举证证明“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即可，无需提交出资证据，法院也不必审查出资证据，更不必审查彭林经联社相关经济收入的证据。上诉人称明兴公司于1996年10月8日出具的《证明》是被上诉人的自认，实是混淆主体，无理狡辩。首先，该证明的内容不属实，被上诉人已当庭对其真实性和合法性提出异议。其次，明兴公司与被上诉人是二个不同的主体，明兴公司出具的《证明》违背事实与法律，不能据此认定黄加系涉案房屋的权属人。再次，该《证明》系先盖章后书写文字，内容不实，刘国权并不知道明兴公司出具《证明》，更不知道会有如此违背事实和法律的《证明》，被上诉人更不知道明兴公司出具如是《证明》。
二、重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未超过起诉期限，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整部《行政诉讼法》中，没有诉讼时效的概念，只有起诉期限的概念。上诉人主张重审判决没有依法认定被上诉人的起诉已明显超过诉讼时效错误，其主张于法无据，应予驳回。退一步说，假设上诉人所谓的“诉讼时效”是指“起诉期限”，那么，被上诉人的起诉并没有超过“起诉期限”，理由如下：
揭阳市房产管理局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并未告知被上诉人，也没有告知诉权或起诉期限，这是揭阳市房产管理局当庭确认的事实。被上诉人不知道揭阳市房产管理局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更不知道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直至2014年9月18日揭阳市榕城区法院查封了被上诉人所有的、位于揭阳市榕城区榕东彭林工业区的厂房四层，称该四层楼房系黄加名下的财产。此时，被上诉人才得知自己的厂房已被黄加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证号为粤房字第××号。依照《行政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2000年3月10日施行）第四十一条“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的规定，因揭阳市房产管理局给黄加核发涉案房屋登记行为未告知被上诉人，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涉案房屋登记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即2014年9月19日至2016年9月18日止。被上诉人于2014年12月15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未超过起诉期限。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在明兴公司出具证明时就清楚地知道黄加向揭阳市房产管理局申办涉案房屋确权登记以及揭阳市房产管理局核发《房屋所有权证》的行为，被上诉人的起诉超过诉讼期限，理由不成立。首先，揭阳市房产管理局不能举证证明被上诉人知道具体行政行为以及起诉期限，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次，如前所述，刘国权不知道明兴公司出具《证明》，被上诉人更不知道明兴公司出具如是《证明》。再次，揭阳市房产管理局提交的《房屋墙界表》中产邻户认证（签名）栏没有产邻户签名确认，证明揭阳市房产管理局工作人员没有到现场查勘。特别是涉案房屋大门上方赫然刻有“顺新工业大厦”六个大字，一目了然，揭阳市房产管理局竟然将房屋登记在黄加名下，更说明揭阳市房产管理局没有到现场勘查。正是因为揭阳市房产管理局在所谓“勘查过程中”没有向产邻户了解情况，所以，被上诉人不知道揭阳市房产管理局已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更不知道黄加已将被上诉人的财产登记在其名下。最后，作为涉案房屋所占用土地的产权依据——《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一直由被上诉人持有，涉案房屋一直由被上诉人管理，被上诉人一直在行使产权人的权利，不存在不照顾重大财产以及不维护自己的重大利益之说。
三、本案没有再对司法鉴定事项进行重新鉴定的必要。上诉人申请对彭林村公所和彭林经联社于1996年10月20日出具的《证明书》笔迹及公章印纹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系基于其怀疑《证明书》系被上诉人在最近（即2014年）通过非法方式取得的假证，而非形成于1996年10月20日。经广东财安司法鉴定所认定，1996年10月20日的《证明书》中的笔迹及“揭阳市榕城区榕东街道办事处彭林村公所”的印章印文与样本《广东省市（县）私有房屋产权登记申请书》中街道办事处或乡政府意见栏处字迹、印文为同期形成，而《广东省市（县）私有房屋产权登记申请书》中街道办事处或乡政府意见栏处有落款，表明字迹和印文形成于“1996年10月11日”，这足以证明《证明书》形成于1996年10月，不是形成于2014年，上诉人主张《证明书》系假证，纯属其个人主观臆断，完全违背事实。有鉴于此，本案确无再对“揭阳市榕城区榕东街道办事处彭林经济联合社”的印文进行重新鉴定的必要。再者，由于上诉人未能提供彭林经联社的印文比对样本，致鉴定机构无法确定该印文的形成时间，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综上，重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二审法院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原审被告揭阳市房产管理局未作答辨。
原审第三人黄加述称，重审判决证据充分，上诉人的上诉是无理缠诉，请求依法驳回。
原审第三人明兴公司述称，一、原审判决认定明兴公司投资开办顺新公司，二者系不同法人，认定事实清楚。顺新公司是明兴公司投资并于1994年4月22日经批准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明兴公司是该司独资股东，拥有100%的股权，原审第三人黄加对顺新公司没有出资，不是该司股东，这有工商登记资料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登记书》为证。上诉人一再辩称顺新公司是原审第三人黄加全额投资，依据不足。二、原审判决1996年10月8日《证明》不予采信，符合法定程序。明兴公司根本没有出具1996年10月8日《证明》，原审被告揭阳市房产管理局提交的《证明》不真实，对此，明兴公司在一审时提交的《声明书》已有阐述。假设明兴公司有出具该《证明》，那么，这一证据是在香港地区形成，需要依照法定程序办理相关的公证认证手续，这是揭阳市房产管理局当庭确认的事实。但，时至今日，揭阳市房产管理局仍不能提交相关的公证认证手续，无法证实该《证明》来源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从而无法确认《证明》的真实性，揭阳市房产管理局称该《证明》系黄加向其当面提交，而黄加又当庭予以否认，更是使《证明》的来源不明。基于此，重审判决认定“被告揭阳市房产管理局对作为香港企业法人的第三人明兴公司出具的《证明》，在没有法定代表人签名确认，且未经过法定程序情况下，直接采信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缺乏依据。”，合理合法。上诉人诉称明兴公司出具该《证明》可视为顺新公司的自认，实在荒谬。首先，这是揭阳市房产管理局提交的来历不明的“证据”，不是明兴公司出具的。其次，顺新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明兴公司无权干涉也从不干涉。再次，明兴公司根本就没有出具该《证明》，且一直以来涉诉的土地及地上建筑物是刘国权雇林琼辉管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也一直由顺新公司持有，不存在对顺新公司名下重大财产权益不关心、不维护一说。最后，明兴公司在此声明：明兴公司是香港企业，公司所有的一切文书均以中文繁体字书写，而且明兴公司出具的文书，均以企业法定代表人的签名为准，工商登记内档中的《委托书》便是以中文简体书写且没有企业法定代表人刘国权签名确认，不能确认《证明》的真实性。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请二审法院予以驳回。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顺新公司于1998年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本院认为，关于顺新公司是否具备原告主体资格的问题。第一、顺新公司系明兴公司于1994年4月19日独立开办的有限责任公司，现营业执照处于被吊销状态。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是工商行政管理局对实施违法行为的企业法人给予的一种行政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条、第四十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2018-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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