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17)粤01执复13号
复议申请人（异议人、被执行人）：谢海富，男，1967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
委托代理人：卢运水、刘文婷，均为广东致亮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执行人（申诉人）：陈通金，男，1957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苍南县。
被执行人：广州市成河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谢屋村。
法定代表人：庄红琼。
被执行人：陈远河，男，1968年1月23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湖北省当阳市。
被执行人：庄红琼，女，1968年3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址湖北省当阳市。
复议申请人谢海富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增城法院）作出的（2016）粤0183执异19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于2016年10月21日作出（2016）粤01执复184号执行裁定，撤销增城法院作出的（2016）粤0183执异19号执行裁定、（2014）穗增法执字第3343号之四执行裁定和（2014）穗增法执字第3343号之五执行裁定。陈通金不服该裁定，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6日作出（2016）粤执监201号执行裁定，撤销本院作出的（2016）粤01执复184号执行裁定，发回本院重新审查处理。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经审查查明：陈通金诉广州市成河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河公司）、陈远河、庄红琼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增城法院于2014年8月13日作出（2014）穗增法民二初字第2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成河公司、陈远河、庄红琼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支付货款人民币667610.24元及利息（利息从2013年12月2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至还清款日止）给陈通金。判决生效后，因成河公司、陈远河、庄红琼未按判决确定内容履行义务，陈通金于2014年9月25日向增城法院申请执行，增城法院立案执行，执行案号为：（2014）穗增法执字第3343号。在执行过程中，增城法院于2014年12月3日到成河公司查封厂房内机械设备，谢海富在现场，并在查封清单在场人栏签名。
2015年8月24日，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人民政府（下称石滩镇政府）、谢海富、成河公司签订了一份《厂房拆迁搬迁补偿协议书》，约定：石滩镇政府分别补偿给谢海富征地拆迁款5416097元、补偿给成河公司工厂设备搬迁费用及停产停业损失费用及补偿利息合计为3506089元；补偿款支付根据三方签订的本协议及成河公司委托谢海富收取征地拆迁款的委托书，签约之日起三十日内将上述征收拆迁补偿款支付给谢海富。收到补偿款后，谢海富保证于7日内将属于成河公司的征地拆迁款3506089元交还给成河公司。上述款项由石滩镇政府汇入谢海富指定银行账户，账户名称谢海富，开户银行交通银行。协议签订后，石滩镇政府于2015年9月30日将补偿给成河公司搬迁费用及停产停业损失费用及补偿利息3506089元转入谢海富交通银行62×××53账户。谢海富收到后没有按照协议约定的时间支付上述补偿款给成河公司。
2016年1月20日，增城法院作出（2014）穗增法执裁字第334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提取成河公司在谢海富处的征地拆迁补偿款3506089元。同时向其发出通知，通知谢海富在三日内将成河公司在其处的征地拆迁补偿款3506089元汇入增城法院指定帐号。谢海富收到增城法院上述执行裁定书和通知书后未履行增城法院指定义务，该院遂于2016年2月5日作出（2014）穗增法执字第3343号之四执行裁定书，裁定追加谢海富为本案被执行人。该院又作出（2014）穗增法执字第3343号之五执行裁定书，裁定查封谢海富位于增城市××园林湖苑××房的房产。谢海富不服增城法院上述执行行为，向该院提出执行异议。
谢海富异议称：由于挂绿湖水利工程厂房拆迁搬迁，石滩镇政府对异议人所属的厂房和仓库的承租方，亦得到工厂设备搬迁费、停产停业损失费及相应的补偿利息，合计3506089元。按照石滩镇政府的规定，拆迁补偿款项由房产权属人接收，异议人受成河公司的委托，接收了属于该公司共计3506089元的补偿款。收到款项后，异议人继续受成河公司的委托，将款项在扣除拖欠厂房租金及借款后，按照其委托指示分别向该公司指定的人支付了款项，将该补偿款全部支付给该公司。异议人认为，异议人接收及支付该笔补偿款的行为合法有理，补偿款由异议人代收后，按照成河公司的委托指示支付完毕之前，也没有收到法院的通知，要求将代收的补偿款提交到法院，同时代收补偿款的账户亦没有被采取任何冻结的措施，该笔补偿款在这样的状态下是属于成河公司可自由调动的资金，没有受任何限制。异议人不是（2014）穗增法民二初字第26号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的当事人，不知道有关于成河公司的民事诉讼纠纷的详细情况，不负该生效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任何义务。增城法院向异议人发出的要求异议人将补偿款提交到法院的通知，发生在异议人已经合法将所有款项支付及扣除完结，双方确认办结委托事项，结束代理成河公司的该笔补偿款之后，所以，不存在异议人拒不将该公司的拆迁补偿款提交法院的事实行为，异议人的合法行为是不应被追究责任的。
在执行法院审查异议的听证会上，谢海富陈述称其收到石滩镇政府划拨的征收补偿款大概半个月左右，之后根据成河公司法定代表人庄红琼的口头委托，谢海富以其个人银行账号及其女儿谢东颖的银行账号将这些款项转付偿还成河公司所欠债务，并提交了相关的付款依据，所付款项包括：一、谢海富扣除成河公司欠其租金及借款共1058337元；二、谢海富于2015年10月13日转账500000元、2015年10月19日转账557500元给单艳灿的委托收款人刘翠玲（单艳灿配偶）共计1057500元；三、谢海富分别于2015年10月15日转账600000元、2015年l0月20日转账400000元、2015年10月21日转账195000和5000元、2015年10月27日转账145000元给田芳，共计1345000元；四、上述偿还款项合计为3495837元，石滩镇政府划拨的补偿款是3506089元，扣除谢海富及转账给其他债权人的款项，余下金额10252元已以现金的形式返还给庄红琼，但是没有收据。
听证会后，增城法院向成河公司法定代表人庄红琼进行询问，其表示2016年3月17日其因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刑事拘留，因病取保候审。并表示己收到法院听证会通知。对谢海富提出的异议其认为，谢海富收到政府补偿给成河公司补偿款后向其提出要扣除欠其租金、工人工资、水电费以及欠单艳灿、田芳货款。公司当时没有委托谢海富偿还债务，但他强行扣下偿还债务。公司确实是欠他们的钱，钱是入谢海富账户，他要怎么扣怎么扣。
对谢海富提出的异议，增城法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二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查询被执行人的存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情况。人民法院有权根据不同情形扣押、冻结、划拨、变价被执行人的财产。人民法院查询、扣押、冻结、划拨、变价的财产不得超出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的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61条规定：“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但对本案以外的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的申请，向第三人发出履行到期债务的通知（以下简称履行通知）。履行通知必须直接送达第三人。”第65条规定：“第三人在履行通知指定的期限内没有提出异议，而又不履行的，执行法院有权裁定对其强制执行。”谢海富收到政府机关依照协议约定补偿给成河公司款项3506089元后并未依约在7日内将该款项交还给成河公司，应认定成河公司对谢海富享有到期债权。该院向谢海富送达执行裁定书及履行通知限其在指定期间内将成河公司补偿款汇入原审法院指定账号，谢海富在履行通知指定的期限内没有提出异议，又不履行，该院作出执行裁定追加谢海富为本案被执行人并查封其位于增城区××园林湖苑××901房屋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本案的执行依据已发生法律效力，受国家强制力保护。政府机关补偿给成河公司款项3506089元属该公司财产，理应由该公司自行处分并用于偿还生效判决规定应履行义务。谢海富作为出租厂房业主，其也知道该公司在执行法院尚有执行案件未履行付款义务，但谢海富在收到成河公司补偿款后在没有该公司书面委托授权其处分情况下，利用其掌控该补偿款优势将该公司补偿款用于偿还该公司其他债务。该院向谢海富发出履行通知发生法律效力后，谢海富始要求成河公司盖章确认委托付款确认函，对该确认函效力，该院在执行程序不予审查。因此，谢海富提出其已办结委托事项，结束代理成河公司的该笔补偿款，不存在异议人拒不将该公司的拆迁补偿款提交法院的事实行为的异议理由不能成立，该院不予采纳。为此，增城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于2016年6月29日作出（2016）粤0183执异19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谢海富的异议。
谢海富不服增城法院的异议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称：一、增城法院认定成河公司对谢海富享有到期债权的事实错误。谢海富在收到补偿款后，已经依约告知了成河公司，并按成河公司的要求将征收补偿款汇给其债权人，加上扣除成河公司对谢海富的租金、欠款，将剩余部分一万多元现金退还给成河公司。谢海富的行为已经完全履行了补偿款的交付义务。增城法院于2016年1月20日向谢海富发出（2014）穗增法协执字第3343号协助执行通知书时，谢海富所收成河公司的补偿款已经支付完毕，成河公司已通过实际行动，变更了交付方式。该交付方式没有违反任何的法律法规，谢海富的交付行为合法，成河公司对谢海富并不享有到期债权。二、增城法院认定谢海富知道成河公司在该院尚有执行案件未履行付款义务的事实错误。谢海富仅仅因为作为出租厂房业主，才在增城法院查封成河公司机械设备时作为见证人签名，见证法院查封的情况。对陈通金与成河公司间的买卖合同纠纷后续情况并不知情。谢海富在按成河公司指示“处分”相关补偿款时，增城法院并未通知谢海富要协助执行。三、增城法院认定谢海富“在收到成河公司补偿款没有该公司书面委托授权其处分情况下，利用其掌控该补偿款优势将该公司补偿款用于偿还该公司其他债务”的事实错误。首先，法律并没有规定民事主体之间的民事委托行为必须书面委托。而且事后成河公司已经以《确认函》的形式，确实委托谢海富进行涉案支付行为。其次，谢海富事前并不知悉成河公司与单艳灿、田芳间的债权债务。转账的时间、金额、银行账户等，均由成河公司提供。不存在谢海富“利用其掌控该补偿款优势将该公司补偿款用于偿还该公司其他债务”。再次，增城法院也明确成河公司对于补偿款可“自行处分”。成河公司委托谢海富将付给成河公司的债权人单艳灿、田芳以及抵扣拖欠谢海富款项，属于成河公司“自行处分”补偿款。增城法院否认成河公司委托谢海富处分补偿款的合法性，前后矛盾，而且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四、增城法院认定谢海富没有在指定的期限内提出异议又不履行的事实错误。2016年1月20日，谢海富在收到协助执行通知书后，已当即向增城法院说明相关补偿款已按成河公司的指示支付给相应债权人，并将剩余款项退回给成河公司，并提交相关证据给增城法院。谢海富知悉被列入被执行人及被查封自有房产后，又于2016年3月8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之规定，依法对增城法院的错误执行行为提起执行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提出异议的，应当在执行程序终结之前提出，但对终结执行措施提出异议的除外。”陈通金与成河公司、陈远河、庄红琼发生的（2014）穗增法执字第3343号强制执行纠纷一案的执行程序仍未终结，谢海富就增城法院错误的执行行为依法提出异议的权利在法定保护的期间内，并不存在谢海富超期提出异议的情况。五、增城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增城法院在没有审查清楚成河公司是否存在到期债权前就要求谢海富协助执行，认定执行法院径直要求谢海富协助执行，追加谢海富为被执行人，同时查封了谢海富的房产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错误。且无视谢海富的回复及证据，不对是否存在到期债权一事进行审查，也没有召开听证会，没有作书面结论，却径直发出裁定书给谢海富，追加谢海富为被执行人，同时查封了谢海富的房产是错误的。六、成河公司的确认函虽然是在法院发出“履行通知”后产生的，但该确认函只是将此前的合法有效的委托行为及经过通过书面方式予以确认。增城法院对此不予审查，违反法律规定，损害了谢海富的合法权益。七、增城法院片面采纳庄红琼的个人说辞，不通知相关人员当面对质是错误的。为此，谢海富请求撤销增城法院作出的（2016）粤0183执异19号执行裁定，支持其异议和复议请求。
本院复议审查后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五）项的规定，有义务协助执行的个人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拒不协助执行的，属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行为。谢海富在2015年8月24日签订的《厂房拆迁搬迁补偿协议书》中保证收到补偿款后7日内将属于成河公司的征地拆迁款3506089元交还给成河公司。谢海富应依承诺将该款项汇入成河公司的账户中，而谢海富承认是在收到石滩镇政府划拨的征收补偿款大概半个月左右，以其个人银行账号及其女谢东颖银行账号将这些款项转付偿还该成河公司所欠债务。虽谢海富称其受成河公司法定代表人庄红琼口头委托，但是谢海富2014年12月3日曾作为见证人见证原审法院对（2014）穗增法执字第3343号案的执行查封措施，应对成河公司是否负有待法院执行的债务尽足够谨慎的义务，但是谢海富不仅没有尽到该义务，也没依其承诺将补偿款划入成河公司的账户。其所称成河公司提交的事后确认函亦不能对抗谢海富所负有的谨慎义务。因此，其行为不能视为已经向成河公司支付了补偿款。原审法院认定成河公司在谢海富处的补偿款并无不当。原审法院有权要求谢海富协助执行，将相关款项划拨到法院。如谢海富拒不履行，则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处理。基于涉案的补偿款系成河公司在谢海富处的财产，原审法院认定该款项为成河公司向谢海富享有的到期债权不当，另外，我国民事诉讼法与相关司法解释对于追加被执行人有明确的规定，本案中并不存在追加谢海富为被执行人的法定理由，亦不能直接执行谢海富名下的财产。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裁定：一、撤销增城法院作出的（2016）粤0183执异19号执行裁定；二、撤销增城法院作出的（2014）穗增法执字第3343号之四执行裁定；三、撤销增城法院作出的（2014）穗增法执字第3343号之五执行裁定。
陈通金不服本院作出的上述复议裁定，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称：广州中院在没有任何新证据，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仅凭被申诉人谢海富的陈述，作出（2016）粤01执复184号执行裁定，撤销了增城法院的异议裁定，撤销了增城法院对谢海富所采取的执行措施，使申诉人的债权完全失去保护，严重损害了申诉人的合法权益。具体理由如下：一、增城法院裁定追加谢海富为本案的被执行人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但广州中院在无法无据的情况下，撤销增城法院的执行裁定，涉嫌枉法裁判。广州中院在复议裁定书中对增城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可，并认定谢海富对本案执行负有付款义务。但广州中院一方面认定了上述事实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却作出与事实相反、与法律相违背的裁定，在无法无据的情况下即撤销了增城法院作出的裁定。本案毋容置疑的事实是谢海富在收到属于成河公司的拆迁补偿款后未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给成河公司，因此其至今对成河公司负有给付3506089元的义务，该笔款项属于成河公司对谢海富享有的到期债权，增城法院为此向谢海富发出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是合法合理的。而谢海富在收到通知后在指定的期限内没有提出异议又不履行，增城法院为此裁定追加其为本案被执行人符合法律规定。二、广州中院复议裁定中关于“基于涉案的补偿款系成河公司在谢海富处的财产，原审法院认定该款项为成河公司向谢海富享有的到期债权不当，另外，我国《民事诉讼法》与相关司法解释对于追加被执行人有明确的规定，本案中并不存在追加谢海富为被执行人的法定理由，亦不能直接执行谢海富名下的财产”的表述令人费解，明显存在错判。众所周知，货币是一种特殊的动产，并不同于其他动产以及不动产。其特殊性表现在：货币占有的取得就视为货币所有权的取得，即“占有即所有”。本案且不论谢海富与成河公司、陈远河、庄红琼是否有恶意串通声称征收补偿款以逃避执行的故意，仅基于成河公司委托谢海富收取征地补偿款的委托关系来看，谢海富在收到相关补偿款后，其就享有该款项的所有权，因此成河公司只能要求其返还一定数额的金钱，而不能根据物权请求权要求谢海富返还原物的占有。由于谢海富未按委托合同的约定按时向成河公司返还相关款项，其对该款项的占有依法属于不当得利所生之债，其对成河公司负有返还该笔补偿款的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00条规定：“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债务，但对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的，人民法院可依申请执行人的申请通知该第三人向申请执行人履行债务。该第三人对债务没有异议但又在通知指定的期限内不履行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执行。”增城法院认定上述款项为成河公司向谢海富享有的到期债权并无不当，由于谢海富没有在指定期限内提出异议又不履行，增城法院将其追加为本案被执行人完全符合法律规定。而广州中院复议裁定认为“基于涉案的补偿款系成河公司在谢海富处的财产，原审法院认定该款项为成河公司向谢海富享有的到期债权不当”完全是错误的，是完全违反法律规定及违背法律常识的，该裁定书中关于“另外，我国《民事诉讼法》与相关司法解释对于追加被执行人有明确的规定，本案中并不存在追加谢海富为被执行人的法定理由，亦不能直接执行谢海富名下的财产”的说法不当，可见广州中院对待裁定的随意性。综上所述，广州中院在事实认定上的违法性必然导致裁判结果上的违法性，依法应当纠正：请求撤销广州中院（2016）粤01执复184号执行裁定，纠正该院的违法行为，以维持申诉人的合法权益。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从当事人异议、复议和申诉请求看，本案主要审查执行法院追加谢海富为本案被执行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执行法院裁定追加谢海富为本案被执行人，其主要理由是本案被执行人对谢海富享有到期债权，而谢海富在接到限期履行债务通知后不提出异议亦不履行义务，因此应追加为被执行人。而广州中院则认为执行法院认定被执行人对谢海富享有到期债权的依据不足，谢海富在本案中只负有协助执行的义务，不应追加为被执行人。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显示，谢海富根据其与石滩镇政府、成河公司签订的《厂房拆迁搬迁补偿协议书》的约定，并受成河公司的委托收到成河公司应得的拆迁补偿款3506089元后，又对该款进行了处理，除抵扣成河公司所欠其租金外，还先后分多笔将补偿款支付给他人。因此，本案依法是否应当追加谢海富为被执行人，应首先查明谢海富支付上述每一笔款项的时间、处理上述款项是否受成河公司的委托以及谢海富与本案被执行人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在执行法院向谢海富发出限期履行债务通知书时被执行人是否对谢海富享有到期债权等事实。如认为谢海富在本案中只负有协助执行义务，即应查清其在收到执行法院发出的限期履行债务通知书之后是否仍擅自支付上述款项。执行法院在作出追加裁定之前，应查明以上事实。而本案中，执行法院和广州中院均未查清以上事实即对是否应追加谢海富为被执行人作出处理，明显依据不足。事实不清。为此，本案应发回广州中院重新审查，依法作出处理。综上，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29条的规定，裁定：一、撤销广州中院（2016）粤01执复184号执行裁定；二、本案由广州中院重新审查处理。
另查明，陈通金认为本院（2016）粤01执复184号执行裁定存在违法情形，向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2017年2月14日，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作出穗检民（行）执监[2016]44010000027号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认为：“该案不符合监督条件。理由如下：第一，谢海富处分属于成河公司的补偿款，存在不当。第二，对于谢海富拒不协助执行的行为，不应直接追加其为被执行人，生效裁定对此认定正确”，决定不支持陈通金的监督申请。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增城法院根据到期债权的规定追加谢海富为本案被执行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据此应当审查增城法院对谢海富采取的执行措施是否符合法律对到期债权执行的规定。本案中，增城法院根据协议书获知石滩镇政府补偿款项支付至谢海富处时，向谢海富发出执行裁定书，采取截留属于成河公司收入的执行措施。增城法院的执行裁定书和通知书适用的是法律及司法解释中关于“协助执行”的相关法律规定，要求谢海富协助执行成河公司的“收入”，并未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零一条中关于“到期债权”的法律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61条的规定采取相关执行措施，也没有告知谢海富提出异议的期限，因此，增城法院以谢海富未在指定期间内提出异议为由追加谢海富为被执行人依据不足。本案中，增城法院对谢海富处置属于成河公司补偿款性质的定性和适用法律前后矛盾，导致追加谢海富为被执行人的依据不足。因此，查清谢海富支付上述每一笔款项的时间、处理上述款项是否受成河公司的委托以及谢海富与本案被执行人之间是否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在向谢海富发出限期履行债务通知书时被执行人是否对谢海富享有到期债权等事实，与如何对谢海富的行为定性及本案的最终处理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本案按执行复议程序审查，为保障当事人诉权，应由增城法院作为一审程序对相关事实首先予以查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四）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粤0183执异19号执行裁定；
二、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穗增法执字第3343号之四执行裁定；
三、撤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4）穗增法执字第3343号之五执行裁定；
四、本案发回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重新审查。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赵 彤
审判员 刘 皓
审判员 陈 雯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六日
书记员 李绿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