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川01民终151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第九支行，住所地成都市人民南路三段17号。
负责人：张兵，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青聪，四川发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斌，四川发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悦城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武侯区聚龙路168附23号。
法定代表人：曹荣根，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波，男，公司员工。
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第九支行（简称建行成都九支行）因与被上诉人成都悦城实业有限公司（简称悦城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7）川0107民初6117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上诉人建行成都九支行上诉请求：撤销原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审理。事实与理由：1.建行成都九支行与案外人林某、龚某签署的《住房借款合同》被赋予了强制执行力，但其与悦城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并未进行公证，且未被赋予强制执行力。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2.建行成都九支行在本案中并未就案外人林某、龚某提起诉讼，提起诉讼的对象是连带保证人悦城公司，其起诉合理合法。
被上诉人悦城公司答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裁定。
建行成都九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悦城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向建行成都九支行一次性偿还案外人林某、龚某在该行的全部借款本金1597755.96元及相应利息、罚息，并承担为实现上述债权所发生的律师费53315元。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八条规定“对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并将裁定书送达双方当事人和公证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对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的民事权利义务有争议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依法不予受理。但是，公证债权文书被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的除外”。根据上述规定可知，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是人民法院的执行依据，当事人可以据此申请强制执行。对于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发生争议后债权人应当申请强制执行，直接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本案中，2014年2月10日，建行成都九支行与案外人林某、龚某签订《个人住房（商业用房）借款合同》（编号：510490000-2032-20140523176），约定二人向建行成都九支行借款180万元，由悦城公司承担该合同项下债务的最高额保证。2014年2月13日，四川省成都市蜀都公证处出具（2014）川成蜀证内经字第22798号《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载明赋予《个人住房（商业用房）借款合同》强制执行效力。该公证处就该合同的内容及双方提交的证明材料依法进行了审查，并告知了强制执行公证的有关法律规定、法律意义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兹证明建行成都九支行与案外人林某、龚某签订，由悦城公司提供担保的《个人住房（商业用房）借款合同》于2014年2月10日成立。自该借款合同生效且债权债务形成之日起，该公证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由此可见，因该公证债权文书所涉债务产生纠纷，应当申请强制执行。现建行成都九支行不申请强制执行，而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所争议的正是如前所述已被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个人住房（商业用房）借款合同》项下债权，其诉讼请求中要求悦城公司承担保证责任亦是基于建行成都九支行与林某、龚某建立的借款合同关系，故一审法院认为在该公证债权文书没有被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的情况下，建行成都九支行应当先就前述公证书对承担案涉债务清偿责任的义务人申请强制执行，不能直接提起诉讼。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规定，裁定：驳回建行成都九支行的起诉。
二审中，悦城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一审法院（2016）川0107民初6929号民事裁定书，拟证实建行成都九支行另案中已起诉过悦城公司，但被驳回起诉。现基于同一事实起诉，应当被驳回起诉。建行成都九支行质证称，对于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案系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审法院驳回的理由也是林某和龚某作为被告主体资格不适格，而本案系基于保证合同纠纷。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及采信的证据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1.建行成都九支行与悦城公司曾签订《个人住房/商业用房借款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13091018-1）。该合同第七条“保证责任”第二项字体加黑倾斜约定：无论建行成都九支行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包含、备用信用证等担保方式），无论上述其他担保核实成立、是否有效、无论其他担保是否由债务人自己所提供、建行成都九支行是否向其他担保人提出权利主张，也无论是否由第三方同意承担主合同项下的全部或部分债务，悦城公司在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责任均不能减免，建行成都九支行均可直接依照本合同约定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悦城公司不提出任何异议。2.建行成都九支行曾另案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起诉林某、龚某、悦城公司，一审裁定驳回起诉。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提供担保的第三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本案中，案外人林某、龚某作为债务人与债权人建行成都九支行签订借款合同，债务人林某、龚某自己提供了物的担保，第三人悦城公司提供了人的担保。但债权人建行成都九支行与第三人签订的《个人住房/商业用房借款最高额保证合同》第七条“保证责任”第二项明确约定，无论建行成都九支行对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包含、备用信用证等担保方式），无论上述其他担保核实成立、是否有效、无论其他担保是否由债务人自己所提欧共、建行成都九支行是否向其他担保人提出权利主张，也无论是否由第三方同意承担主合同项下的全部或部分债务，悦城公司在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责任均不能减免，建行成都九支行均可直接依照本合同约定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悦城公司不提出任何异议。故建行成都九支行可以单独起诉悦城公司。
其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公证的以给付为内容并载明债务人愿意接受强制力承诺的债权文书依法具有强制执行力。债权人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对该债权文书强制执行。除非人民法院已因该债权文书确有错误，作出不予执行的裁定。否则，人民法院不受理债权人或者债务人对该债权文书的内容有争议的直接起诉。本案中，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个人住房（商业用房）借款合同》确实经公证赋予了强制执行效力，在无证据证实该债权文书确有错误的情况下，建行成都九支行不能直接起诉案外人林某、龚某。但建行成都九支行与悦城公司曾签订的《个人住房/商业用房借款最高额保证合同》并未经公证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建行成都九支行可以起诉悦城公司。
虽然建行成都九支行曾另案起诉林某、龚某、悦城公司，但该案案由系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审法院驳回的理由也是林某和龚某作为被告主体资格不适格，而本案系保证合同纠纷，故不影响本案的审理。
综上，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第九支行上诉请求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7）川0107民初6117号民事裁定；
二、本案指令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审理。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苟 峰
审判员 付冬琦
审判员 于 洋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张 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