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闽06行初90号
原告漳州市聚善堂药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漳州市蓝田开发区横一号路。
法定代表人林雅玲，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孙明，福建拓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苏小榕，福建拓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福建省漳州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住所地漳州市芗城区水仙大街47号。
法定代表人陈文章，局长。
委托代理人黄溪治，男，福建省漳州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刘伟英，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漳州市聚善堂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善堂药业”）不服被告福建省漳州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以下简称“漳州市国税稽查局”）税务行政处罚一案，于2016年12月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立案后于2016年12月12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聚善堂药业的委托代理人孙明、苏小榕，被告漳州市国税稽查局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刘木盛副局长及其委托代理人黄溪治、刘伟英等到庭参加诉讼。2017年5月27日，经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本案审理期限6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漳州市国税稽查局于2016年11月25日作出漳国税稽罚[2016]35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认定原告存在以下违法事实：（一）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原告取得“7.03”涉案企业陇西县徵鑫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徵鑫药业”）、陇西县辰宏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辰宏药业”）二家公司无货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351份，计税金额53,354,135.23元，税额6,936,037.27元，价税合计60,290,172.5元，并已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认证抵扣了进项税额6,936,037.27元。2、根据甘肃省定西市国税局稽查局提供的资金比对资料显示，原告汇款给徵鑫药业和辰宏药业二家公司的货款，经过王×忠、王×芳、李×清、杨×有、贾×桂等人账户，流向原告公司相关人员林×忠账户990,000元（建行账号18×××36），林×源账户440,000元（农行账号62×××15），林×彬账户44,069,236.79元（农行账号95×××10）。3、经查询原告及相关人员16个账户，比对发现徵鑫药业和辰宏药业二家公司通过有关人员王×忠、王×芳、李×清、马×平、杨×有、贾×桂、樵×梅等人账户汇入原告公司林×彬、林×忠、林×源等人账户。其中通过马×平、王×芳银行账户汇入林×忠账户（建设银行账号18×××36）5,993,180元，通过李×清、王×忠、王×银行账户汇入林×源账户（农业银行账号62×××15）13,140,000元，通过王×忠、王×芳、李×清、马×平、杨×有、贾×桂、樵×梅、王×账户汇入林×彬账户（农业银行账号95×××10）122,423,236.7元，通过王×忠、李×清、樵×梅账户汇入林×彬账户（兴业银行账号16×××62）14,717,660元；通过苏×萍、孙×（二位为收购对象）账户汇入林×彬（兴业银行账号16×××41）4,745,329.4元。上述汇入款项合计141,886,226.1元，涉及资金回流，回流账户与聚善堂（福建）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善堂集团”）回流账户存在重复。4、原告取得徵鑫药业和辰宏药业二家公司开具的35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中部分开票方发票销售清单与受票方发票销售清单货物品名不符。综上所述，原告账载采购资金通过徵鑫药业、辰宏药业两家公司的王×忠、李×清、马×平等相关人员流向原告公司林×宗、林×彬、林×源等个人账户，存在资金回流情况，取得徵鑫药业和辰宏药业两家公司无货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351份，计税金额53,354,135.23元，税额6,936,037.27元，价税合计60,290,172.5元。（二）未发生农产品收购业务开具农产品收购发票申报抵扣进项税额。1、原告未向甘肃省定西市国税局稽查局辖区内33农户收购农产品而开具农产品收购发票申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发票金额合计70,342,615.32元。2、原告未向安徽省安庆市岳西县国税局稽查局辖区内6农户收购农产品而开具农产品收购发票，发票金额合计555,902.2元。3、原告未向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国税局稽查局辖区内3人收购农产品而开具农产品收购发票，发票金额合计1,247,405.45元。4、根据广西钦州市国税局稽查局复函资料显示，经公安部门查实，钦州市辖区没有与收购对象周×英相对应的身份证号的公民，而原告以销售方周×英开具农产品收购发票金额195,921.8元。5、根据四川省彭州市国税局稽查局复函资料显示，杨×根2013年10月有卖几吨川芎给福建援建彭州的三位同志，以每公斤十几元成交，货物由买方从杨×根租赁的库房拉走，杨×根没有种植也没有卖过上述福建援建彭州的三位同志天花粉、续断、麦冬、杜仲、川楝子，而原告以杨×根为销售方开具农产品收购发票，货物品名天花粉、续断、麦冬、杜仲、川楝子、川芎，合计发票金额219,764.50元，其中川芎发票金额32,765.40元。综上所述，在检查期间原告未向上述税务机关辖区收购对象购进收购业务发票所记载货物，虚开农产品收购发票金额合计72,561,609.27元，即70,342,615.32+555,902.2+1,247,405.45+195,921.8+219,764.50=72,561,609.27元。被告主要认为，根据相关规定，原告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得申报抵扣进项税额6,936,037.27元；虚开农产品收购发票不得申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72,561,609.27×13%=9,433,009.21元。上述违法事实导致原告少缴税款16,369,046.48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之规定，原告通过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农产品收购发票的行为进行虚假纳税申报，造成了少缴增值税16,369,046.48元，对原告少缴税款处一倍罚款，即罚款16,369,046.48元。
原告聚善堂药业诉称：原告主要从事中药饮片和中药材提取物原料药的生产，年生产能力达3000吨，生产的中药饮片达400多个品种，并于2016年9月通过中药饮片GMP认证。2016年11月29日，被告向原告送达了漳国税稽罚[2016]35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与徵鑫药业、辰宏药业以及各地农户间收购药材是虚构的交易，并认定原告以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和虚开农产品收购发票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构成偷税，决定罚款16,369,046.48元。被告处罚明显不能成立。1、2010年4月至2014年12月期间，原告向徵鑫药业、辰宏药业采购黄芪、党参等中药材，通过加工制成中药饮片进行销售，该期间累计向上述两家公司购进中药材63,541,500元，均已付款，取得两家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351份，价税合计60,290,172元。由于原告的关联企业聚善堂（福建）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与徵鑫药业和辰宏药业也存在大量交易，且存在资金拆借，被告错误认定聚善堂（福建）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与徵鑫药业和辰宏药业间的拆借为原告的资金回流，做出了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认为原告取得虚开的增值税发票用于虚假纳税申报，属于偷税，被告认定事实明显错误。2、原告派业务员到各地采购中药材，采购方式为农户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并采用现金方式支付。被告未考虑农产品收购的实际情况，被告委托的农户所在地税务机关也未真正实地进行调查，而是简单电话调查了事，导致认定事实与客观事实明显不符。被告认定原告未实际向农户采购药材，虚构向甘肃定西、安徽安庆等地农户交易，涉及发票金额共计72,561,609.27元。但事实是，以甘肃定西为例，原告共向定西的31户农户收购药材，这些农户都是通过中间人与原告交易，如马×有、马×龙等15户农户，均通过杨×有向原告发货；杨×心、赵×春等19户农户，通过王×昌向原告发货；曲×、李×芹等17户农户，通过曲×刚向原告发货。上述居间人均有向原告提供书面证明。而四川彭州的农户杨×根也书面证明确有卖给原告“麦冬”、“天花粉”等药材。这些证据足以推翻被告所认定的事实，原告也在陈述申辩中向被告提供了相应材料，但被告名义上给予原告陈述申辩权，实质上却对原告的陈述申辩不进行调查、复核，明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属于法律规定的拒绝听取陈述申辩处罚不能成立的情形。综上，原告实际向徵鑫药业、辰宏药业以及各地农户采购药材，交易真实存在，并均已支付货款，不存在虚构交易。被告在未经认真调查的情形下，拒绝听取原告的陈述申辩，更未对原告的陈述申辩依法调查、复核，错误认定原告存在偷税行为，对原告作出高达16,369,046.48元的处罚。其处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处罚程序明显违法。因本案所谓偷税金额巨大，案情复杂，属行政诉讼法规定应由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范围。请求：1、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漳国税稽罚[2016]35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2、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被告漳州市国税稽查局辩称：一、被诉《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予以抵扣的行为认定事实清楚，对其处以少缴增值税税款6,936,037.27元一倍的罚款证据充分，原告所说的不具有偷税行为不能成立。2010年至2014年，原告取得徵鑫药业、辰宏药业两家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351份，计税金额53,354,135.23元，税额6,936,037.27元，价税合计60,290,172.5元，原告对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已向主管税务机关漳州市龙文区国税局申报认证抵扣了进项税额6,936,037.27元。经答辩人查证，原告与徵鑫药业、辰宏药业并无实际货物交易，虽然原告有汇给徵鑫药业和辰宏药业货款，但之后经过两家公司王×忠、王×芳、李×清、马×平、杨×有、贾×桂、樵×梅等人账户及收购对象的账户，又回流到原告公司人员林×忠、林×源、林×彬账户。且答辩人经比对发现原告取得徵鑫药业和辰宏药业开具的35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中，部分开票方发票销售清单与受票方发票销售清单货物品名不符。徵鑫药业和辰宏药业无货虚开发票，而原告收取这些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予以申报抵扣进项税额。为进一步查明事实，答辩人还要求原告依法于2016年4月27日前提供2010年至2014年合法经营和依法纳税的相关涉税资料，如公司真实货物交易的相关资料、销售货物的出入库有关单据及凭证、购销合同、货款和运输费用支付凭证等，但原告未能提供。故原告不能证明其与徵鑫药业和辰宏药业存在真实购销业务的事实。同时，定西市国税局稽查局在查处税收违法案件中也查明，2010年4月至2015年10月期间，徵鑫药业法定代表人王×忠实际控制两户企业（徵鑫药业和辰宏药业），在没有实际购销业务的情况下，为福建等10个省市的32家企业无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244份，金额355,778,273.02元，税额高达46,486,844.5元，并且证实徵鑫药业、辰宏药业向原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351份，涉案发票金额53,354,135.23元。2016年4月20日，定西市国税局稽查局向漳州市龙文区国税局发出协查函，要求对受票单位即原告作出处理。因此，对于本案原告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方地区的税务机关与受票方地区的税务机关查处的事实是相吻合的。原告以“关联企业聚善堂（福建）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述甘肃供货企业也存在大量交易，且存在资金拆借，被告错误认定该公司与供货企业间的拆借为原告的资金回流”为由主张答辩人认定偷税事实错误，不能成立。首先，原告不能证明关联企业聚善堂（福建）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述甘肃供货企业存在资金拆借；其次，答辩人并不是以聚善堂（福建）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述甘肃供货企业的资金流来认定原告与甘肃供货企业的资金回流，不仅甘肃定西市国税局有查实并比对，而且答辩人对从银行查询的资料也进行了比对，均认定原告汇款给徵鑫药业和辰宏药业的货款，经过这两家公司相关人员账户及收购对象的账户，又回流到原告公司人员的账户上。二、被告对原告未发生农产品收购业务开具农产品收购发票申报抵扣进项税额9,433,009.21元认定事实清楚，对原告处以少缴增值税税款9,433,009.21元一倍罚款证据充分。原告认为收购农产品交易真实存在不属实。答辩人依法对原告进行检查，并要求其提供公司相应的账簿、发票等材料。根据原告提供的材料，2010年至2014年期间，原告开具了农产品收购发票116,079,608.37元，但未能体现与之相应的交易。为此，答辩人发函让农户所在地的国税局协查。经查实：原告未向甘肃省定西市33个农户收购农产品而开具农产品收购发票申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发票金额合计70,342,615.32元；原告未向内蒙古乌拉特前旗3个农户收购农产品而开具农产品收购发票申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发票金额合计555,902.2元；原告未向安徽省安庆市岳西县6个农户收购农产品而开具农产品收购发票申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发票金额合计1,247,405.45元；公安局查询钦州市无周×英公民（身份证号为：），故原告未向广西钦州市周×英收购农产品而开具农产品收购发票申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发票金额合计195,921.8元；原告未向四川省彭州市杨×根收购农产品而开具农产品收购发票申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发票金额合计219,764.5元。因此，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部分货物适用增值税低税率和简易办法征收增值税政策的通知》第一条规定、《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农业产品征税范围注释〉的通知》（财税字[1995]52号）第一条规定，上述虚开农产品收购发票不得申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为9,433,009.21元。为进一步查清事实，答辩人还要求原告依法于2016年5月16日前提供：2010年至2014年期间，运送原材料到公司的货车驾驶员提供给仓库管理人员签收的原材料销售方的发货单据；2010年至2014年期间，公司中药材收购对象送货上门的人员名单，公司支付现金货款的金额、时间、领取人，以及公司支付每一笔现金货款的经手人；2010年至2014年期间，林×彬支取现金用于向送货上门的收购对象支付现金货款的个人银行账户及账号、开户行名称。但原告也未能提供。而原告诉称“被告所委托的农户所在地税务机关也未真正实地进行调查，而是简单电话调查了事”不属实。农户所在地税务机关均有向农户调查，并由他们出具情况说明及自述材料等，而且村委会也证实他们并未向原告出售过农产品。原告诉称“这些农户都是通过中间人杨×有、王×昌、曲×刚与其发生交易，也提供了书面证明，并在申辩中向被告提供了相应材料”不属实。答辩人仅收到原告提供的申辩书，但未收到其所说的这些材料，且答辩人对其申辩也进行了复核。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的补充通知》的相关规定，答辩人认定原告公司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得申报抵扣进项税额6,936,037.27元，虚开农产品收购发票不得申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9,433,009.21元。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对原告2010至2014年度通过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和虚开农产品收购发票，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行为，认定为偷税，作出处以少缴税款16,369,046.48元一倍罚款的处罚决定，事实清楚、符合法律规定。四、答辩人对原告上述二项违法行为依法进行行政处罚，程序合法正当。答辩人于2015年12月2日依法立案后，依法实施检查，依法调取原告的相关账簿资料等，并对涉案相关人员进行询问，做了大量的调查取证工作。根据查明的事实，答辩人经审理后制作了《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于2016年11月21日送达原告，告知原告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其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及申请听证的权利。原告在告知书送达后三日内向答辩人提出了陈述申辩，但未提出听证申请。答辩人经核实，并经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审理后，依法作出漳国税稽罚[2016]35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于2016年11月29日依法送达原告。综上，答辩人对原告作出的《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且有相关的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下列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时的证据、依据：
证据A1、（1）原告企业营业执照；（2）原告公司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3）林雅玲身份证、林×园身份证；（4）开户许可证；（5）公司组织架构图；（6）验资报告及附件；（7）企业所得税相关材料；（8）产成品及生产成品的原材料；（9）原告税务行政处罚证明；（10）原告2010年至2014年企业所得税优惠备案资料；（11）原告提供的2010年至2014年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情况表；（12）中药饮片净制工艺流程图；（13）原告提供的2012年度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情况资料；（14）原告提供的2013年度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情况资料；（15）原告提供的2014年度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情况资料；（16）漳国税稽处[2016]44号《税务处理决定书》；（17）漳国税稽罚[2016]35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欲证明原告企业基本情况及纳税主体资格情况，法人及财务负责人身份，原告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以及被告依法实施检查后对原告做出税务处理决定、行政处罚决定。
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A1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据A1（10）-（11）、（13）-（15）与本案无关，对被告提供证据A1（8）、（12）的证明目的不明白，对证据A1中其他证据的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A1（16）-（17）合法性有异议，被告作出处理和处罚认定事实严重不清，证明逻辑严重错误，证据严重不足，适用法律严重错误。处理决定及处罚决定的事实和理由是一样的。根据被诉处罚决定认定的第一项事实，被告认定原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351份，价税合计60,290,172.5元，没有写明原告向对方汇了多少货款。根据定西市国税稽查局所查认定向原告回流资金4千多万元，根据被告所查原告公司及相关人员的16个账户，认为原告资金回流共1亿四千多万元。被告所查回流资金与定西市稽查局所查回流资金是否存在重复？处罚决定书中写明“与聚善堂（福建）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回流账户存在重复”，被告如何区分原告与聚善堂集团是如何重复的？原告共取得6千多万元增值税发票，原告付货款付了将近7千万元，但是处罚决定书中认定交易对方所谓的回流资金达到1.8亿元，这种所谓的资金回流在逻辑上显然不能成立。根据被诉处罚决定认定的第二项事实，同样存在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问题。被告委托农户所在地税务机关进行调查，该调查有用电话取证、有村委会开具证明，证据是非法的。
本院认为，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A1（1）-（6）、（9）的真实性和关联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上述证据可以证明原告企业基本情况及纳税主体资格情况、法定代表人及财务负责人身份，原告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证据A1（7）-（8）、（10）-（15）与本案不具备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证据A1（16）-（17）具有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可以证明被告于2016年10月25日对原告作出漳国税稽处[2016]44号《税务处理决定书》，于2016年11月25日对原告作出漳国税稽罚[2016]35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
证据A2、（1）2010--2014年原告各月增值税纳税申报表；（2）原告年度企业所得税申报资料。欲证明原告公司2010年--
2014年增值税、年度企业所得税税款申报情况，其中包括原告取得虚开增值税发票的计税金额53,354,135.23元及未发生农产品收购业务开具农产品发票金额72,561,609.27元。
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A2的证据三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该组证据恰恰证明了2010-2014年期间，原告营业收入高达208,348,402.49元，原材料来源于徵鑫药业、辰宏药业这两家公司，正好佐证了原告向徵鑫药业、辰宏药业采购原材料的交易行为真实存在。
本院认为，原告对证据A2（1）的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可以证明原告2010年--
2014年增值税申报情况。因本案被诉处罚决定未涉及企业所得税问题，证据A2（2）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
证据A3、（1）甘肃省定西市国税局稽查局《税收违法案件协查函》（定国税（稽）协[2016]66号）及其附件；（2）定国税（稽）协[2016]66号《协查文书清单》；（3）甘肃省定西市国税局稽查局《税收违法案件协查函》（定国税（稽）协[2016]68号）及其附件；（4）定国税（稽）协[2016]68号《协查文书清单》；（5）《已证实虚开通知单》（2016年4月20日）及其附件。欲证明甘肃省定西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认定徵鑫药业和辰宏药业向原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351份，涉案发票计税金额53,354,135.23元。
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A3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及要证明的内容有异议。协查函足以证明税务机关查处本案存在严重程序违法情形。首先，按照税务总局规定的《税收违法案件发票协查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协查是指委托方需要受托方开展调查取证的一种执法活动，故委托方还需将相关证据材料以及需要查明的事实进行调查，但本案中的协查函中实质上已作出了发票虚开的结论，并无任何调查取证的内容，而是作出相关处理。唯一的协查要求（定国税（稽）协[2016]66号）是，查明企业基本情况及税款是否已经抵扣，而非对受票企业与开票企业的交易真实性进行调查，不属调查取证，明显违反了需要通过受托方调查取证后才能定案的规定。其次，协查文书证据形式不合法，根据《税收违法案件发票协查管理办法（试行）》第九条规定：“已确定虚开发票案件的协查，委托方应当按照受托方一户一函的形式出具《已证实虚开通知单》及相关证据资料，并在所附发票清单上逐页加盖公章，随同《税收违法案件协查函》寄送受托方。”甘肃省定西市国税局稽查局仅出具了协查函、已证实虚开通知单及发票清单，但未见其他证据资料。《已证实虚开通知单》仅能作为税收稽查立案的线索，并不能证明相关发票是否虚开，不能据此作出税务处理、处罚。
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A3（5）中的2016年4月20日甘肃省定西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给被告出具的《已证实虚开通知单》具备证据三性，可以证明该《已证实虚开通知单》载明：“经查证，现将'7.03'专案涉案企业向漳州市聚善堂药业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350603764057680）已证实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351份，涉案发票金额53,354,135.23元告知你局，请按有关规定处理，并将有关情况及税务处理结果反馈我局”，从上述内容看，只能证明甘肃省定西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认为“7.03”专案涉案企业向原告已证实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但无法证明原告对“7.03”专案涉案企业虚开的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否知情、是否属无货虚开；原告对被告提供的附件“发票清单”未予否认，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A3（1）、（3）均为系甘肃省定西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向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国家税务局征管科技科发出的协查函、《已证实虚开通知单》及附件发票清单等材料，所涉协查函的发函单位与证据A3（5）中的《已证实虚开通知单》的发函单位均一致，均为甘肃省定西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所涉发票号码、份数、金额、开票单位、受票单位等亦与被告提供的证据A3（5）中的“发票清单”一致，但针对原告取得案涉增值税专用发票性质问题，证据A3（1）、（3）中的协查函及证据A3（1）中的甘肃省定西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关于对“7.03”专案的协查要求》与证据A3（5）中的《已证实虚开通知单》的表述存在不一致，证据A3（5）中的《已证实虚开通知单》中使用的是“虚开”字眼，而证据A3（1）、（3）中的协查函及证据A3（1）中的甘肃省定西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关于对“7.03”专案的协查要求》中使用的是“无货虚开”字眼，存在不一致，上述证据A3（1）、（3）、（5）尚不足以证明原告取得本案所涉35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否属无货虚开取得。证据A3（2）的《协查文书清单》与证据A3（4）的《协查文书清单》的内容除打印日期不一致外，其他内容均一致，但均未加盖甘肃省定西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的公章，该两份《协查文书清单》是否分别为定国税（稽）协[2016]66、68号协查函的文书清单无法确定，本院不予认定。
证据A4、漳州市龙文区国税局出具的原告取得徵鑫药业和辰宏药业二户企业增值税专用发票认证已抵扣说明及对应的发票清单。欲证明1、2010年至2014年，原告取得徵鑫药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76份认证抵扣，计税金额37,195,651.89元，税率为13%，税额4,835,434.61元；原告已办理了抵扣税款；2、2013年至2014年，原告取得辰宏药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75份认证抵扣，计税金额16,158,483.34元，税率为13%，税额2,100,602.66元，原告已经办理了抵扣税款。
原告对证据A4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证据A5、（1）原告提供的与徵鑫药业、辰宏药业的资金往来情况；（2）与资金往来情况表相对应的应付账款。欲证明原告公司账上资金往来核算情况；原告于2010年8月24日至2014年12月5日期间支付款项给徵鑫药业49,358,689元、于2013年6月3日至2014年12月12日支付款项给辰宏药业19,481,593.5元。
原告质证认为，被告认定原告支付给辰宏药业的货款金额错误，重复计算了2014年6月30日支付的87,074元及汇款手续费，该笔款项因原告付款失败，已退回聚善堂药业账户，不应计算在支付货款金额内；扣掉该笔款项后，原告对其他付款金额无异议。
本院认为，原告对证据A5的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并未提出异议，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均确认，原告在2010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支付给徵鑫药业、辰宏药业款项共计68,753,208.5元，本院予以确认。
证据A6、徵鑫药业和辰宏药业资金流向流程检查明细表。欲证明原告汇款给徵鑫药业和辰宏药业的货款，经过该两公司王×忠、王×芳、李×清、杨×有、贾×桂等人账户，回流到原告公司相关人员林×忠（金额990,000元）、林×源（金额440,000元）、林×彬（金额44,069,236.79元）账户。
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A6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表系定西市国税稽查人员单方制作的工作底稿，非原始证据、直接证据，是稽查人员将金额相近的银行转账款项进行的主观配对，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存在以下明显错误：1、资金最终流向聚善堂集团，与聚善堂药业无关。2、资金有去无回，如配对资金最终流向王×忠个人账户，根本不存在所谓的资金回流。3、该表没有具体指明哪一笔所谓回流的资金与原告支付货款及取得的专用发票直接相关，被告推断的回流资金与聚善堂药业无关，既不能证明存在“资金回流”，更不能证明原告取得了虚开增值税发票。
本院认为，证据A6是定西市国税稽查局将交易日期及交易金额相近的资金进行比对制作而成的资金流向报表，仅能证明相关账户的银行往来资金流向，但尚不足以证明被告所欲证明的其他内容。
证据A7、（1）建行漳州分行查询存款明细资料（林×忠、聚善堂医药集团）；（2）中信银行漳州分行查询存款账户明细资料（聚善堂医药集团）；（3）中国光大银行漳州分行查询存款账户明细资料（聚善堂医药集团）；（4）中国农业银行漳州分行查询存款账户明细资料（聚善堂医药集团、林×源、林×彬）；（5）兴业银行漳州分行查询存款账户明细资料（聚善堂医药、聚善堂药业、林×宗、林雅玲、林×彬）；（6）招商银行漳州分行营业部查询存款账户明细资料（林×彬）；（7）平安银行漳州分行查询存款证明（聚善堂医药集团）；（8）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漳州分行查询存款证明（聚善堂医药集团）；（9）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州分行（林×宗）；（10）漳州农村商业银行查询存款账户明细资料（聚善堂医药集团、聚善堂药业、林×宗、林×彬、林×源）；（11）福建海峡银行漳州分行查询存款证明（聚善堂医药）。欲证明原告公司给徵鑫药业、辰宏药业的已付款项，经过两公司相关人员王×忠、王×芳、李×清、马×平、杨×有、贾×桂、樵×梅等人账户及两位收购对象账户汇入林×忠、林×源、林×彬账户共计人民币141,886,226.1元，涉及资金回流。
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A7的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1、被告查询原告及相关人员的银行账户，根据《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第三十三条规定，应经漳州国税局局长批准，凭《检查存款账户许可证明》向相关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查询。本案中被告并未取得漳州国税局局长签字，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取得的证据不具有合法性。2、原告在2010-2014年度，仅向徵鑫药业、辰宏药业支付货款不到7000万元，被告认定的回流金额却高达1.4亿元，存在重大矛盾和错误，显然被告在认定回流金额时存在恶意推定、扩大认定的倾向。3、被告在证明对象中提到两位收购对象账户，并未明确该两位收购对象是谁，说明这两位收购对象不是徵鑫药业、辰宏药业的人员。4、被告未核实账户资金的来源与性质，也未核实资金转回是与原告相关还是与原告的关联企业相关。5、不能因为个人账户有资金往来，就推定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资金回流。有资金往来不能认定为虚开增值税发票的资金回流，因为原告与徵鑫药业、辰宏药业之间，长期有业务往来，甚至有私人朋友关系，双方也有资金拆借关系，判断是否虚开，不仅要看资金流，还要看物流，如果抛开物流，只看资金流，明显违反虚开的规定。6、本组证据中混杂了聚善堂集团及所谓收购对象的存款账户明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进一步说明被告认定事实不清。
本院认为，该组证据仅能证明相关账户的银行往来资金流向，因林×忠、林×源、林×彬既是原告的相关人员，也是聚善堂（福建）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的相关人员，该证据无法证明王×忠、王×芳、李×清、马×平、杨×有、贾×桂、樵×梅等人账户及两位收购对象账户汇入林×忠、林×源、林×彬账户的款项就是原告付给徵鑫药业、辰宏药业货款的回流，且根据庭审中被告陈述，两位收购对象是指苏×萍和孙×，该二人是农户，与徵鑫药业、辰宏药业没有关系，故该证据也无法证明苏×萍和孙×所汇的款项就是徵鑫药业、辰宏药业回流给原告的货款。
证据A8、徵鑫药业和辰宏药业二户企业《取得资金与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比例关系统计表》及对应发票清单。欲证明原告通过其相关人员向徵鑫药业和辰宏药业的相关人员支付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手续费。
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A8的客观性无异议，关联性及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1、《取得资金与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比例关系统计表》属稽查人员自行制作的表格，非原始证据、直接证据，不具有证明力。2、被告为了认定聚善堂药业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将交易双方货款金额主观配比为手续费，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3、该表没有指明所谓徵鑫药业、辰宏药业从原告处的“取得资金”如何算出，未指明哪些“取得资金”与哪些增值税专用发票直接相关，既不能证明原告向徵鑫药业和辰宏药业支付手续费，也不能证明所谓“手续费”的计算依据和逻辑。统计表只是被告自己制作的表格，不能体现何时通过何账户进行转账的，相互的印证证据必须提交，但被告均未提供。被告欲证明存在开票手续费事实的证据明显不足，完全是杜撰的。首先，这些所谓的“手续费”根本不是被告在证据清单中的证明对象所描述的“原告通过其相关人员向徵鑫药业和辰宏药业的相关人员支付”，而是原告聚善堂药业通过银行对公转账支付给徵鑫药业和辰宏药业的货款，不知道被告将其认定为手续费的依据何在。其次，定西市税务机关在计算所谓的“手续费”时，仅截取了部分数据进行配比。徵鑫药业向聚善堂药业销售4200多万元药材，其选取其中1300多万进行手续费配比的计算；辰宏药业向聚善堂药业销售1800多万元药材，也仅就其中1500多万进行手续费配比的计算。手续费仅匹配了2800万的开票额，而其余约4000万元，被告完全无法匹配相应的手续费，存在明显漏洞。再次，定西市税务机关采用推定方式自行匹配资金及开票情况，无法证明二者间存在关联，错误调查方式下计算所得的费率有明显浮动，从2.02%-3.65%不等，这也说明所谓的开票手续费率完全是其主观臆断，并且该证据没有其他任何证据可以印证。
本院认为，被告在庭审中陈述称证据A8中的《取得资金与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比例关系统计表》是与协查函一起回来的，所以一起列进证据中，但没有证明存在手续费的事实，并认为虽然案涉的处罚决定书中有列这一份证据，但实际上被告对该证据要证明的事实并没有在处罚决定书中作出认定。因此，被告提供该组证据欲证明的事实，在被告作出的案涉处罚决定书中并没有作出认定，该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之间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
证据A9、（1）漳国税稽[2016]0103号《税收违法案件协查函》；（2）甘肃省定西市稽查局提供的徵鑫药业和辰宏药业针对原告的应收账款明细账；（3）甘肃省定西市稽查局提供的徵鑫药业和辰宏药业开具的涉案增值税专用发票账面核算资料；（4）原告对徵鑫药业和辰宏药业的应付账款明细账；（5）原告公司记帐凭证及涉案增值税专用发票等相关附件。欲证明：1、徵鑫药业和辰宏药业账面记载涉案增值税专用发票核算情况及收取原告款项情况，二家公司账上凭证并无相应的运输费用等货物真实交易凭证，二家公司存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2、原告账上核算涉案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情况及向徵鑫药业和辰宏药业两公司付款情况，原告账上资料不能体现有真实交易，原告公司存在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3、原告取得上述两公司开具的35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中部分开票方发票销售清单与受票方发票销售清单货物品名不符。
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A9（1）协查函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1、既然有协查函就应该有回函，但是证据中没看到回函，说明案件事实尚未查清，在未查清的情况下被告匆忙作出处罚，显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2、漳州市国税稽查局发函要求协查有无真实货物交易，但定西国税对此并未进行调查。对证据A9（2）-（5）质证如下：1、被告从徵鑫药业、辰宏药业账上无运输凭证，得出两家公司未支出运输费用的结论，据此推定双方不存在真实的货物交易，并最终认定徵鑫药业、辰宏药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该证明逻辑明显错误。真实的情况是，徵鑫药业、辰宏药业通常找个体户，没有运输单据，运费均用现金结算，基本不开发票，但确实存在真实的货物运输。2、双方账上的应收账款资料、应付账款资料及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资料，恰恰可以证明原告与徵鑫药业、辰宏药业存在真实交易。3、被告仅以原告账务资料无法体现真实交易，就直接得出原告存在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结论，显属片面推定，未曾考虑到陇西地区中药材交易的商业惯例、企业账务管理不规范等合理因素，属于未履行行政机关全面调查取证职责的行为。4、被告未指明哪些开票方发票销售清单与受票方发票清单货物品名不符，无法证明上述情形是否客观存在。即使开票方发票销售清单与受票方发票清单货物品名不符，也是因为开票方为了异地采购药材能够抵扣，单方面作出的改动，原告并不知情，无法据此证明原告取得的是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本院认为，证据A9具备证据的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但上述证据材料能否证明被告欲证明的内容，还应结合全案证据材料综合认定。
证据A10、（1）徵鑫药业的营业执照（副本）；（2）徵鑫药业的税务登记证；（3）徵鑫药业的组织机构代码证；（4）徵鑫药业的开户许可证；（5）徵鑫药业的药品生产许可证；（6）徵鑫药业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资产负债表、损益表或利润表、企业所得税申报表；（7）徵鑫药业的工资表；（8）辰宏药业的营业执照（副本）；（9）辰宏药业的税务登记证;（10）辰宏药业的组织机构代码证；（11）辰宏药业的开户许可证；（12）辰宏药业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资产负债表、损益表或利润表、企业所得税申报表；（13）辰宏药业的工资表。欲证明1、本案所涉开票方徵鑫药业、辰宏药业基本情况及纳税主体资格，以及其2010-2014年报税情况。2、上述两公司员工包括涉及资金回流人员王×忠、王×芳、李×清、马×平、杨×有、贾×桂、樵×梅、王×等。
原告质证认为，证据A10（7）、（13）的工资表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因为原告与徵鑫药业、辰宏药业的员工没有资金往来。除此之外，该组证据恰恰证明了徵鑫药业、辰宏药业是实际生产、经营的企业，具有相应的药材供应能力，侧面佐证原告与两公司的交易是真实存在的。
本院认为，该组证据具备证据的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
证据A11、（1）徵鑫药业法定代表人王×忠询问笔录；（2）王×忠自述材料；（3）王×忠身份证复印件。欲证明徵鑫药业和辰宏药业均为王×忠实际控制，王×忠陈述徵鑫药业、辰宏药业与原告及聚善堂集团之间的业务模式。
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A11的证据三性无异议。1、对王×忠的实际控制人身份无异议。2、王×忠的调查询问笔录恰恰证明了以下内容：（1）聚善堂药业与徵鑫药业、辰宏药业存在真实交易；（2）徵鑫药业、辰宏药业当地采购的药材，均由杨×有负责运输。（3）药材运输通常找个体户，没有运输单据，运费均用现金结算，基本不开发票。（4）开票方发票销售清单与受票方发票清单货物品名不符，也是因为开票方为了异地采购药材能够抵扣，单方面作出的改动，原告并不知情。3、对被告完全无视王×忠询问笔录中有利于原告的陈述这一做法有异议。王×忠在询问笔录及自述材料中均向税务机关陈述了徵鑫药业、辰宏药业与原告存在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税务机关对此不予调查核实，违反了《福建省行政执法程序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行政执法机关调查收集证据，应遵循合法、客观、全面、及时的原则。
本院认为，原告对证据A11的证据三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证据A12、（1）曹×国的询问笔录及身份证复印件；（2）林×彬的询问笔录；（3）林×宗的询问笔录；（4）林×园的询问笔录；（5）林雅玲的询问笔录；（6）陈×江的询问笔录；（7）朱×燕的询问笔录及其附件；（8）辞职人员情况说明；（9）郭×雪的情况说明。欲证明：1、根据曹×国的笔录，运费是由徵鑫药业和辰宏药业负担，但在两家公司的账务凭证上没有对应的运输等单据。2、根据采购员曹×国、财务人员林×园、出纳朱×燕的笔录，三方对向农户收购的原材料货款的支付描述是相互矛盾的，不能证明原告用现金支付农户货款。3、林×彬确认其与王×忠、李×清、王×芳、马×平、杨×有、贾×桂、樵×梅均有账户往来，可以证明原告与徵鑫药业、辰宏药业有资金回流的情形。
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A12的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1、相关人员的询问笔录恰恰可以证明聚善堂药业与徵鑫药业、辰宏药业存在真实交易。林×宗的询问笔录可以证明：第一、聚善堂药业确有向徵鑫药业、辰宏药业购买药材；第二、聚善堂药业向药农采购药材，是由林×宗、曹×国或聘请当地人代理收购；第三、所有的收购价均包括运费，运输由药农负责。曹×国的询问笔录可以证明：第一、聚善堂药业的采购主要由林×宗、曹×国负责。第二、货物的运输由徵鑫药业、辰宏药业、药农负责。第三、向药农采购药材是逐户以现金方式进行。二人的询问笔录与王×忠的询问笔录相互印证，均可证明聚善堂药业与徵鑫药业、辰宏药业存在真实交易。2、被告认为采购员曹×国、会计林×园、出纳朱×燕三人对原材料货款的支付描述相互矛盾，属对三人询问笔录的误读。上述三人的调查笔录不仅不相矛盾，而且可以相互印证，证明药农的中药材收购款主要采用现金方式支付。
本院认为，原告对证据A12的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该组证据可以证明被告欲证明的第1点内容；被告欲证明的第2点、第3点内容，应结合全案证据综合认定。
证据A13、漳国税稽通[2016]1008号《税务事项通知书》及送达回证。欲证明被告要求原告依法于2016年4月27日前提供2010年至2014年合法经营和依法纳税的相关涉税资料，如：公司真实货物交易的相关资料、销售货物的出入库有关单据及凭证、有关交易的购销合同、货物交易相关的货款和运输费用支付凭证等。但原告未能提供真实的交易凭证资料。
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A13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合法性、证明对象有异议。1、该《税务事项通知书》仅能证明被告限期要求原告提供相关涉税资料，被告事实上已将原告2010-2014年度的所有账簿调走，这些账簿中已经包含了被告要求提供的货物购销合同、出入库单、付款凭证等资料，被告明知货物运输由徵鑫药业、辰宏药业承担，还要求提供运输费用支付凭证，明显有悖常理。2、被告作为行政机关没有积极调查取证，反而要求聚善堂药业自证清白，明显违反了行政机关应当全面、客观、及时进行调查取证的原则。该通知书的内容违反合法性，被告一方面要求原告提供资料，但对有利于原告的资料视而不见、拒绝调查，被告应该根据原告的陈述和资料进一步调查，而不能仅靠定西市国税稽查局的判断，选择性的适用证据。而且被告所有的证明对象，仅有证明结论，缺乏证明逻辑，如被告认为原告没有提交真实的交易凭证资料，但原告的资金证明、入库单等均有提供给被告。被告不能要原告提交超出其举证能力的资料。被告所列的出入库有关单据及凭证、购销合同等，原告均已提供给被告，被告却认为原告没有凭证提交，显然是矛盾的。
本院认为，原告对证据A13的关联性、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四条第（三）项规定：“税务机关有权进行下列税务检查：（三）责成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提供与纳税或者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有关的文件、证明材料和有关资料”。因此，被告有权要求原告提供与纳税有关的证明材料，该证据来源合法，符合法定形式，具备证据合法性。
0) {$(\"#divTool_Summary\").ContentSummary({ data: dirData });}});$(function()
{\r\n var jsonHtmlData =
\"{\\\\\"Title\\\\\":\\\\\"牡丹江市阳明区巨龙节能环保建材厂与冯友发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执行裁定书\\\\\",\\\\\"PubDate\\\\\":\\\\\"2017-1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