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05民初43379号
原告董林，男，1971年8月1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
被告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交通指挥部，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惠新西街21号。
负责人傅凌，司令员。
委托代理人李苗苗，北京市中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孙英实，北京市中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董林（以下称姓名）与被告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交通指挥部（以下称武警交通指挥部）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董林、武警交通指挥部的委托代理人李苗苗、孙英实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董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武警交通指挥部按借条归还董林借款本金160万元。2、判令武警交通指挥部按约定支付2001年12月8日前的借期内利息3.2万元。3、判令武警交通指挥部按月1.5%的利率标准支付从2001年12月9日至今的逾期付款利息。4、判令武警交通指挥部补偿因逾期还款给董林带来的经济损失152.8万元（本判决书中的货币均为人民币）。事实和理由：2001年在我担任武警交通指挥部张家口工程项目经理时，武警交通指挥部教导大队因经济紧张向我借款。于是我在教导大队领导的要求下向亲朋好友及农村信用社共借贷了160万元现金，按月利率1分计算，每年年底支付利息。约定最迟五年内还清本金和利息。我在2001年10月将160万元现金交给教导大队，办公室副主任魏X在大队领导的授意下在办公室收了现金，安排战士王某收取了现金，魏X给我打了借条盖了公章。由于到期未能按约支付利息，从2002年开始我向教导大队多次索要未果。便向指挥部领导反映情况说明诉求，2002年底指挥部成立了调查组由保卫处出面调查了解情况，我也向保卫处和职工处领导说明了诉求。并将账本、作帐凭证、补充协议都交���了调查组。调查组组织财务人员做了审核，并将实际情况向指挥部写了书面报告。指挥部领导批示尽快解决，不要因与地方的纠纷给部队带来影响。但是，由于教导大队领导更换，事情一直没有解决。2005年至2006年我又向指挥部领导多次反映情况，指挥部领导又安排保卫处宣处长和职工处的王X组织人员到教导大队调查了解此事，明确答复了解清楚情况按规定办事，怎么约定怎么支付，让我不要着急，由纪检保卫等执法部门出面解决。但是由于指挥部和教导大队的人员更换，事情又不了了之。后来我多次找指挥部首长反映，指挥部却多次以领导更换，负责人转业为由，说事情还没查清楚，需要重新起动，又组织人员调查了解，由执法部门牵头，让我等待，但是直到现在也没有给我明确答复。我向指挥部领导提出归还我的记账账本、作帐凭证、借款补充协议，计算欠��的总数额，重新出具借条，但指挥部领导一直没有给我答复。故我请求法院伸张正义，使武警交通指挥部按借条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归还本金并支付利息、赔偿损失。我们当时约定按照农村信用社的借款利率来计算，农村信用社都是这一年的利息如果不还，到了下一年利息自动转为本金，所以我要求按照这个方式计算利息。
武警交通指挥部辩称：1、武警交通指挥部与董林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和事实。武警交通指挥部作为国家级的部队，从未向董林借钱，也从未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向董林借钱，不可能也不需要向董林个人借钱。2、董林出具了印有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交通指挥部教导大队印章字样的《借款协议》，用以证明与武警交通指挥部存在借贷关系，没有任何法律和事实依据。首先，该协议不是武警交通指挥部出具。其次，武警交通指挥部从未��权教导大队代表武警交通指挥部出具该协议。再次，董林作为教导大队曾经的教员，完全知晓教导大队的级别和职能，也必然知晓武警交通指挥部不可能委托教导大队从事任何民事行为。3、关于董林主张与教导大队的借贷关系，同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虽然董林提交了印有显示教导大队字样印章的借款协议，但仅凭该协议，无法证明教导大队向董林借款的事实存在：1)从该协议的形式上看，仅是借款协议，不是收据。2)教导大队的账簿上从未有收入160万借款的记载，教导大队未收到该笔款项。3)董林对该教导大队的借款用途描述前后矛盾，而且不合规、不合理。董林庭审时先是说借款目的是为了教导大队投标工程，该借款用董林5年的管理费进行折抵，但根据董林自认的管理费最高仅为每年4万，5年的管理费仅为20万，与160万相差甚远。董林2007年3月份给教导大队的报告材料中又自述借款160万元是用于买车，并主张该车是其自己所有，车丢了以后要求组织帮助追回。但董林第一次庭审时又说买车共花费30多万元。董林的上述主张不但借款用途和金额上自相矛盾，而且也不符合教导大队自身的性质和职能，教导大队的职能仅是培训新兵，也没有投标工程的资质，因此不可能向董林个人借款用于董林主张的用途。4、董林虽然提供证人证言证明曾将款项交付给魏X，但该等证人证言并不能客观反映董林的证明目的。首先，魏X已经去世，对董林主张的事实无法核实，且魏X个人并无权利代表教导大队收取款项。其次，董林关于160万的构成主张其中120万元是工程款（庭审中曾说过是110万），40万是向其他朋友所借（其中有8万是由董林携带），并主张2001年10月8日当天将160万现金一次性交给魏X。但是根据与董林随行的两名证人（陈某和司机��某）的当庭陈述，俩人均记不清楚当天董林是否随身携带了物品。试想一下，如果董林当天真的给魏X送钱，由其自身携带的128万现金，不论从重量、体积还是物品的性质均不可能不引起随行人员的注意，特别是给董林开车的司机，何况二人主张是陪董林去送钱。另外号称给魏X点钱的王某，同样记不清其所主张的装钱的三个包里的钱款数量，仅记住装20万的包，对于装128万元现金的大包，王某居然也记不清楚，明显不合常理。再次，证人杨某、曹某、王某陈述杨、曹二人到教导大队将32万元（与董林与冷X的个人借款纠纷的金额一致）现金交给董林的证言，描述的现场场景与王某描述的也互相矛盾。王某陈述当天董林穿的是军装，而杨、曹二人说董林穿的是便装，王某说的是他本人迎接的杨、曹二人，杨、曹二人说的是董林迎接的他们，王某说在魏X的床上清点的款项���杨、曹二人说记得在桌子上等等。另外，董林、杨某、曹某、陈某对于其主张的现金来源均未予以证明。最后，如果真像董林所说，魏X是收到钱后给董林出具的《借款协议》，应同时出具收据，而不仅仅是《借款协议》。因此，董林及证人证言自相矛盾、不合常理、且无法证明现金来源，因此无法客观证明本案的证明目的，应不予采信。董林主张的利息金额高于法律规定，主张的损失没有法律依据。综上所述，董林主张与武警交通指挥部的借贷关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法院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董林持有一份《借款协议》原件，协议内容打印在抬头印有“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交通指挥部教导大队”的信纸上，内容为：“借款协议。为缓解教导大队的资金危机，今向董林同志借款160万元，经双方协商同意，按民间借贷利��1分计算，在还款时支付利息。借款最迟在五年内还清，时间从2001年10月算起。借款单位：（此处加盖有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交通指挥部教导大队印章）。时间：2001年10月8日。”武警交通指挥部对《借款协议》上加盖的教导大队公章的真实性认可。
武警交通指挥部提交董林2002年2月7日书写的《保证书》，内容为：“尊敬的大队首长：一、我保证以往在外的所有债权债务纠纷都个人承担，与单位无关。二、我保证欠部队的管理费余额6万元在2002年6月30日前交清。……”武警交通指挥部以此证明当时董林尚欠部队管理费，部队不欠其任何款项。董林对《保证书》的真实性认可，称当时新任领导怕其在外的工程民工闹事，让其写下《保证书》。
武警交通指挥部提交董林2007年3月20日书写的情况汇报材料复印件，证明董林在其中自认160万元用于购买15台���斗车，且董林认为车应归其所有，因此即使有160万元款项，也没有支付给教导大队，而是董林自己在用。董林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认可，称这个材料是为了逼冷X出面说清楚这160万元和车的事。情况汇报材料主要内容如下：大队首长：我是教导大队训练处董林……由于种种原因，我的个人问题很多没有解决，现重新向新领导班子提出来：一、职务问题……二、工程账目问题。2001年我与大队签订合同在外施工，年底单位调查工程情况，我便将7本账目交给了大队，但是大队一直未能归还，由此造成此项工程不能决算的局面，所以我请求大队交还所有账目和凭证，否则便承担因此造成的300万元的经济损失。三、住房问题……四、关于丢失车辆问题。2001年，大队提出要组建车队，以单位名誉向我借款160万元购买了15台翻斗车，放在宣化的一个停车场，大队还派了10多名人员维修看护，准备来年在112公路施工。2002年初大队新领导不准外出搞工程，我回到大队工作，没有负责给车队安排活。2003年非典之后，我听说宣化车队的车都丢了……我向当地公安机关报了案……由于不知道车牌号及发动机、底盘号码，所以派出所很难破案……我找原大队长冷X，他说购车的手续和发票都在指挥部运输管理处，但很长时间也没拿出来……从此再无缘与老冷见面。此案的诉讼时效马上就要过去了，我希望大队领导迅速调查解决此事，追回因此造成的损失，并且恳请大队信守承诺，归还借款和利息。
董林提交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军事法院（以下称武警军事法院）于2009年4月8日作出的（2008）武法民终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教导大队向董林借款与冷X向董林借款不是一回事。该判决书查明：2001年12月董林委托他人将10万元交给冷X，冷X为董林出���了10万元借条；2002年12月，董林委托他人将现金22万元借给冷X，没有出具借条；董林于2004年11月10日向武警北京军事法院起诉，要求冷X返还借款32万元及逾期利息。（2008）武法民终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据此判决冷X向董林偿还借款32万元并支付利息。
董林提交赤宝线改建工程项目办公室于2001年9月29日给武警交通指挥部张家口项目部拨款110万元的《拨款通知单》和银行进账单，证明出借给教导大队的160万元大部分来自赤宝线工程款。武警交通指挥部对此不认可，称张家口项目是由董林自己管理经营的，与武警交通指挥部无关。
因董林申请，证人王某到庭作证称，我在部队时给教导大队办公室副主任魏X当勤务员，办公室没有主任。2001年有一天董林带着两个人到魏X房间，我给开的门，给他们倒了水。董林穿的军装，另两个男的穿便装，我不认识。他们说还有两位客人，让我迎一下。我就去了办公区的院门口，过了大概四十分钟又来了两个穿便装的男士说找董林，还一人拎着一个包，我给带到了魏X办公室。我进去后，魏X和董林交涉了一下，就让我清点钱数。董林他们三人拿了一个包，后面两人一人拿了一个包，五人带了三个包，钱是从这个三个包里拿出来的，经过清点，一共是160万元。我记得后来的两个人里，有一个包里是20万元。当时在魏X办公室里找了一个绿色的大手提包装钱。清点完之后，魏X问我是不是160万元，我说是。魏X去别的屋打了一张条给了董林，条上有红章，内容我没看清，他把这个凭证给了董林。然后他们俩交谈一下，董林就带着他的朋友走了。对魏X和董林的对话我断断续续听到一小部分，他们好像是要搞一个工程什么的。他们走了之后，魏X让我把这个装钱的大手提包放到部队的一辆黑色桑塔纳上，魏坐上车走了，开车的司机穿军装，车牌号不是我们教导大队的，应该是指挥部的。这事的具体日期记不清了，记得我当时穿的长袖衣服。我退伍后和董林没有联系，2016年9月董林通过北京的战友樊X联系到我，请我作证。
因董林申请，证人曹某到庭作证称，2001年国庆节以后，应该是10月8日，董林因为工程款的问题找我拆借20万元现金，按照信用社的1%给我利息。我当时是交通局公路管理站施工队的队长，我和交通局工程队的副队长杨某下午到延庆康庄的教导大队送钱。董林迎出来接的我们，进去后到了一个办公室。除了我、杨某、董林之外，办公室里还有两个穿军装的，还有其他几个穿便装的，我不认识。我和董林把钱清点之后，我把钱给了董林，董林把钱给了部队的人。从办公室出来后，董林说部队的人给他打了收条，还把收条给我们看了���我没仔细看收条的内容，是一个带红头的纸，收条上的钱数是160万元，大小写都有，这个当时看的很清楚。杨某也出钱了，应该是12万元，拿袋子装过去的。董林在2006年底把我的这20万元连本带利都还清了，现金还的。董林是以个人名义向我们借钱，还钱也是以个人名义还的。
因董林申请，证人杨某到庭作证称，2001年10月份，我的同学董林向我借了12万元，说是部队搞工程招投标用。2001年10月国庆节后一周左右，我和曹某一起去延庆康庄武警教导大队送钱。到那儿后，董林接我们去了一个办公室，屋里有几个人。进去后我把钱给了董林，董林把钱给了一位军官。一位士兵和军官两人清点完之后，军官出去了，回来后给了董林一个借条。董林给我们看了，借条上面的金额是160万元，上面应该是盖了公章，还有一个红头。曹某借给了董林20万元，我们俩都是带的现金，我的钱是用一个黑色袋子装的。2003年底董林把我的钱还清了。
因董林申请，证人陈某到庭作证称，2001年国庆节后，董林给我打电话说要借8万元，我给他把钱送到了张家口宣化，在他家住了一晚。第二天吃过午饭，他说要到北京送钱，我就跟着一起去了，还有给董林开车的程某。到了延庆康庄的教导大队之后，董林说钱不够，要等两个朋友。他两个朋友来了后，我们去了一个办公室，办公室里有两人穿军装，一位士兵，一位军官。董林他们把钱放在桌上，军官让士兵清点，点完之后那位士兵说正好160万元。过了一会儿那位军官拿了一张条给了董林。之后我们回了宣化。这8万元董林在2003年就还我了。
因董林申请，证人程某到庭作证称，2001年10月，我是董林的司机，有一天我和陈某、董林三人到教导大队送钱。到了之后，又来了董林的三���朋友，他们把钱给了董林。董林在一个屋里把钱交给了一位军官，当时我在场，还有一位士兵。那位士兵数完钱之后说是160万元，然后军官就出去了，一会儿他拿回来一个条给了董林。然后我们就走了。
因董林申请，证人尹某到庭作证称，我2002年6月调到武警交通指挥部，主要负责训练处工作，2005年任命为训练处副处长，2008年任处长，2016年退役转业。我去的时候，董林是训练处的教员，在外面搞工程。借款这个事在我去了不久他就找我反映，说教导大队欠他的钱，好像是160万元。董林给我看了他的欠条，如果他只是说，我也不会相信。我刚来不很了解情况，就让他跟大队反映。当时教导大队的大队长是郭X，副大队长是李X。董林就找他们去了，回来之后说这事比较难办。我聊天时问过魏X，魏X说冷X当大队长时，教导大队借董林的钱是他经手的，具体金��没说。我去的时候冷X已经调走，魏X从办公室主任改任副大队长。我也听李X说过这事，李X说指挥部把董林的账本拿去之后给弄丢了，拿走账本应该是要调查董林反映的问题。现在教导大队账目往来是非常规范的，但是以前，据我听说很多不是很规范，自己的账本可能是很清楚，但工程上的可能不是很清楚。当时教导大队的公章有一个用章登记本。我去了教导大队之后董林几乎每年都会来要钱，直到我2016年转业。部队从2002年开始多次调查过这事，保卫处的轩X处长去过，职工处王X协理员和副处长关X也去过，最近一次是2015年指挥部后勤部长杨X。我估计是调查没什么结果，否则董林不会每年都来要钱。董林的事情教导大队的领导一直很挠头，我经历的几任大队长都知道这个事，最开始是郭X，后来是王X1，之后是李X，高X。我是董林的直接领导，他如果去找大队领导，��导会叫我到场，我不在的话，事后也会跟我说。
因武警交通指挥部申请，证人吴某到庭作证称，我1998年7月到教导大队，1999年5月任教导大队出纳，至今都在教导大队财务工作。教导大队有比较完善的财务规定，从没有160万元的借款入账，也没有领导通知过我教导大队有160万元欠款。董林2001年4月向财务交过4万元，但2001年没有160万元的款项进账。如果对外出具欠条应该要盖财务章。工程的款项不从财务走账，我知道教导大队有人在外干工程，但没人从财务走过账。从我担任出纳至今，没有接触过跟工程有关的账目。我听说过董林账本的事，但没有接触过。
董林提交其2013年、2008年9月26日、2010年9月20日、2012年9月15日、2014年3月18日、2015年11月17日、2016年4月21日向武警交通指挥部及其上级机关邮寄催款通知单和反映信的快递凭证，证明其一直在追索���款。
董林称，我1996年至2007年在武警交通指挥部教导大队当教员，期间我曾在河北张家口负责一个小工程项目，每年给部队交管理费。2001年8月，教导大队大队长冷X和副大队长李X带了一个司机开车来张家口工地找我，说教导大队开了会，要投标丹拉高速工程，是个一亿元的标，让我和在内蒙古施工的教导大队办公室副主任贾X一人一半筹集360万元，借给教导大队，由教导大队交给指挥部项目局用于投标，中标后让我当项目经理。到了10月份，贾连锁说他的钱下不来。我当时在张家口干一个总价360万元的工程，我从业主支付的工程款中拿了120万元，又找朋友、同事借了40万元，凑齐了160万元。冷X让我把钱交给管财务的教导大队办公室副主任魏X。2001年10月8日中午，我把钱送到魏X在北京市延庆县康庄镇教导大队营区的办公室，当时魏X的通讯员王某，还有我的��学曹某、杨某、战友陈某在场。我把160万元现金给了魏X，魏X让通讯员王某点了钱，然后给我出具了《借款协议》。我当时把挪用张家口的工程款都做了账，让冷万恩签了字，证明这160万元借款中有120万元是挪用张家口的工程款。张家口的工程教导大队只出了两个司机，没出任何机械和钱。施工的车、料、设备机械等都是我租的买的，我给包工头打了欠条。业主给了360万元工程款，我拿出120万元借给教导大队，给教导大队交了4万至6万元管理费，用30多万元买了12台二手翻斗车，挂的是部队的车牌，我和部队司机的工资也从项目工程款里出，扣除设备、人工、料等成本，能有五六十万元的利润。2001年底，冷X调走。2002年初，武警交通指挥部不让我们教导大队搞工程了。丹拉高速因为部队资质不够没有投标，武警交通指挥部2003年中标308高速工程，后来把这个标卖了，不知道投标有没有用我的这160万元。我2002年底找魏X要钱，他说他只是经手人，做不了主，让我找冷X。冷X已经调到工程部，不管这事。我就去找武警交通指挥部的领导，保卫处有人找我了解情况，没给我答复。我找教导大队训练处处长李X，他说是给我找个项目，不再收管理费，用管理费折抵这160万元，但没协商成功。2002年不让教导大队搞工程了，在从张家口往回撤的过程中工程车丢了。我还不了地方的款项，地方上闹。后来领导查这些事，当时我所有取钱的凭证和账本都交给了部队，一个叫徐X的干事给我出了收条。查了之后我的工程是不亏损的，欠的钱就是当年借给教导大队的钱。账本拿回来之后，教导大队和保卫处就相互推诿。2005年冷X要转业，我找他让他出面，他说这是公家的事，跟他个人没关系。当时他个人还欠我30万元，他的意思是他出面给我解决这个事��他欠我的钱一笔购销，我没同意。我去军事法院起诉了他，军事法院判了，他到现在还没给我钱。我一直在向部队要这160万元，部队都有记录，没人给我答复。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交的相关证据、当事人陈述意见及庭审笔录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董林持有武警交通指挥部教导大队加盖公章的《借款协议》原件，协议中载明教导大队因资金困难于2001年10月8日向董林借款160万元并支付利息。证人王某、曹某、杨某、陈某、程某到庭作证，均称2001年10月8日亲眼目睹董林将160万元现金交给教导大队办公室副主任魏X，魏X给董林出具了《借款协议》。在上述证人中，曹某、杨某、陈某三人向董林提供了部分款项，程某为董林的司机，王某为魏X的勤务员，五位证人的身份、背景各不相同，尤其是证人王某，系当时武警交通指挥部战士，明显与董林不存在利害关系，但五位证人对于董林将160万元现金交给魏X的事实经过和主要情节均陈述一致，能够相互印证。证人尹某亦称，魏X说过，教导大队借董林的钱是他经手的。综合在案证据，可以形成证据链和优势证据佐证董林的主张，本院据此认定如下事实：2001年10月8日，教导大队办公室副主任魏X收取了董林的160万元现金，并给董林出具了加盖教导大队公章的《借款协议》。
对于魏X收取董林的160万元并出具《借款协议》能否代表教导大队一节，武警交通指挥部未提交证据证明魏X收取董林的款项是其个人行为，根据魏X当时担任的职务，以及魏X收钱时让勤务员在场清点，并当面以教导大队名义给董林出具《借款协议》的情节，依据生活常识，综合在案证据，可以认定魏X当时是履行职务，代教导大队收取董林的160万元并出具《借款协议》。
教导大队作为武警交通指挥部的直属机构，其民事行为的后果由武警交通指挥部承担。对于武警交通指挥部辩称董林起诉超过诉讼时效一节，在案证据可以形成证据链，证明董林从2012年起在持续追索借款，武警交通指挥部该抗辩意见没有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对于武警交通指挥部依据2007年3月20日的情况汇报材料主张董林自认160万元用于购买15台翻斗车归其所有，因此160万元是董林自己使用一节。除了该材料之外没有其他证据证明160万元系用于购买翻斗车，而多位证人证言显示借款系用于工程投标，对于借款的真实用途和去向原被告双方均未提供充足证据。不论借款的真实用途是什么，根据生活常识，借款人把借款返还给出借人使用的情况明显违背常理，武警交通指挥部需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成立，对此由武警交通指挥部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教导大队既然给董林出具《借款协议》，说明其认可与董林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对借款的用途和如何处分是教导大队的民事权利，如武警交通指挥部认为董林使用了教导大队的款项，可与董林另行解决，其以此为由否认借款关系没有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对于武警交通指挥部辩称曹某、杨某交给董林的款项与董林借给冷X个人的款项金额一致一节，在案证据能够证明董林借给冷X个人的款项与本案中的160万元无关，该抗辩意见没有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董林要求武警交通指挥部立即偿还借款160万元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对于董林要求武警交通指挥部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根据《借款协议》，双方约定的利息标准为年利率12％，董林主张高出该利率标准之外的利息和逾期利息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董林所称双方约定���期未还利息转为本金一节没有合同依据，亦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董林要求武警交通指挥部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交通指挥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董林偿还借款一百六十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按照年利率百分之十二的标准，从2001年10月8日起计算至上述借款本金还清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董林的其他诉讼请求。
武警交通指挥部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判决书主文中判决武警交通指挥部支付给董林的款项以及诉讼费负担部分确定由武警交通指挥部负担并直接支付给董林的诉讼费均可以打入董林名下中国建设银行账户。
诉讼费负担如下：案件受理费31824元，由董林负担15546元（已交纳），由武警交通指挥部负担16278元（董林已预交，武警交通指挥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支付给董林）。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宋培海
审判员 杨 静
审判员 文怡昊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姜 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