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7)黔26行赔初1号
原告（共同诉讼代表人）黄再杰，男，住贵州省从江县。
原告（共同诉讼代表人）毛爱平，男，住贵州省从江县。
原告（共同诉讼代表人）蒋佐勋，男，住贵州省从江县。
原告（共同诉讼代表人）周启文，男，住贵州省从江县。
原告陈超，男，住贵州省从江县。
原告周启贤，男，住贵州省从江县。
原告韦国柱，男，住贵州省从江县。
原告黎志刚，男，住贵州省从江县。
原告黎芝华，男，住贵州省从江县。
原告黄再奇，男，住贵州省从江县。
原告李江海，男，住贵州省从江县。
原告黄再明，男，住贵州省从江县。
原告周启明，男，住贵州省从江县。
原告黎云第，男，住贵州省从江县。
原告韦国荣，男，住贵州省从江县。
委托代理人刘云，北京新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从江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涂刚，县长，未到庭。
委托代理人陆伟，贵州智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邓建荣，贵州洛贯经济开发区国土资源分局副局长。
原告黄再杰、陈超、毛爱平、周启贤、韦国柱、蒋佐勋、周启文、黎志刚、黎芝华、黄再奇、李江海、黄再明、周启明、黎云第、韦国荣诉被告从江县人民政府房屋行政赔偿一案，于2015年9月1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以（2015）黔东行初字第188号行政赔偿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原告不服上诉，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6）黔行赔终111号行政赔偿裁定书，裁定指令本院继续审理。本院于2017年1月11日重新立案，于2017年3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列诉讼参加人除被告法定代表人以外，其余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15名原告诉称：我们于1994年联合建造陶瓷厂，并于1994年5月11日收到由从江县洛香镇土地管理所依法颁发的土地使用证，当时因为人数较多，故洛香镇土地管理所发放的土地使用证上只能用“周啟文等”表示，实际指的是15名原告。2015年4月中旬，15名原告通过向从江县有关单位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得知，贵州省人民政府于2012年12月31日做出《省人民政府关于从江县2012年度第一批次城镇建设（旅游文化产业）使用土地的批复》（黔府用地函﹝2012﹞582号），并于2013年10月9日作出《省人民政府关于从江县2013年度第三批次城镇建设使用土地的批复》（黔府用地函﹝2013﹞206号）。因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征收的地块包括了15名原告拥有使用权的集体土地及其土地上所建的陶瓷厂，该行政行为与15名原告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2014年4月9日，被告在未与15名原告达成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的情况下，委派公安等国家公务人员采取强制手段拆除了15名原告所有的陶瓷窑及生产房，给15名原告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被告既没有对15名原告进行合理安置补偿，也没有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显然违反了有关法律规定。请求人民法院责令被告赔偿原告被强拆的陶瓷窑及生产厂房、停产停业及财产损失，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1、15名原告身份证，证明诉讼主体身份适格；2、周启文等人联建瓷窖申请表及土地证，证明涉案的瓷窑及厂房是原告合法财产；3、周启文等15人共有陶瓷窖厂的说明，证明涉案的瓷窑及厂房属15名原告共同所有；4、黔府用地函（2012）582号及黔府用地函（2013）206号，证明原告的陶瓷窑在征地拆迁范围之内；5、强拆照片一组及视频光盘一张，证明被告实施非法强拆的事实；6、贵广铁路（黔东南段）房屋拆迁勘丈登记表13份，证明被拆除的瓷窑和厂房是原告的合法财产；7、韦国荣营业执照、国地税税证、洛香陶瓷厂的历史说明，证明陶瓷厂是原告的合法财产，原告是本案的适格主体；8、洛香镇洛香居民委员会出具证明一份，证明涉案厂房是原告等人出资建设；9、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5）筑行初字第1149号），证明原告共同创办陶瓷厂的事实和被告实施了对涉案陶瓷厂非法强拆的事实；10、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16）黔行终673号），证明原告起诉在法定的时效之内，具有诉权；11、光盘、照片和赔偿协议方案，拟证明原告损失的财产价值。
被告从江县人民政府辩称：15名原告主体不适格，其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与从江陶瓷厂有利害关系。1994年5月11日，从江县人民政府颁发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和建设用地申请表记载的土地使用人为“周啟文等人联建窑厂”，该周啟文与原告中的周启文名字有出入，仅凭原告的陈述，不能排除一致性，请求驳回原告起诉。
被告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1、从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从江县洛贯产业承接区建设项目征地补偿方案》的通知（从府办发﹝2011﹞38号），拟证明洛贯产业园区征地补偿方案经县人民政府研究，程序合法；2、关于从江县2012年度第一批次旅游文化产业用地征地前告知及听证情况的说明，拟证明：国土部门征地是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3、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从江县2012年度第一批次城镇建设（旅游文化产业）使用土地的批复》（黔府用地函﹝2012﹞582号），拟证明被告对诉争土地履行了从集体土地到国有土地变化的审批程序；4、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从江县2013年度第三批次城镇建设使用土地的批复》（黔府用地函﹝2013﹞206号），拟证明被告对诉争土地履行了从集体土地到国有土地变化的审批程序；5、从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贵州洛贯经济开发区站前广场及洛香长途汽车客运站征地拆迁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拟证明站前广场及汽车站征地拆迁有工作方案；6、从江县价格认定中心出具的从江县洛香镇四口土陶窑评估价值明细，证明从江县价格认定中心对四口陶窖进行评估具体情况以及被告对原告的厂房资产进行了价值评估；7、贵州仁智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费用报价单及评估明细、汇总资料，拟证明被告委托评估公司对窖炉四座及相关设备进行了资产评估。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4号没有异议；对2、5、6、9、10、11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但不认同原告的证明目的；对3号证据有异议，认为是15名原告自认，没有证明效力；对7、8号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所有权或使用权应以工商部门出示的证据为准。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号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因补偿标准过低，不具有合法性；对2号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对3、4号证据的合法性有异议，已经另行提请诉讼；对5、6、7号证据不予认可，认为从内容到形式均不符合证据三性要求。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提交的1、2、3、6、9号证据，能够互相印证，符合证据的“三性”，可以采信，证明15名原告主体资格是适格的；原告提交的4号证据与被告提交的3、4号证据一致，被告认可原告诉争的陶瓷窑在拆迁范围；原告提交的5号证据符合证据的“三性”，被告亦认可组织实施拆迁行为，可以作为证据采信；原告提交的7号证据不仅详细记录了拆迁房屋勘丈情况，而且还有相关工作人员签字确认，符合证据的“三性”，可以作为证据采信；原告提交的8号证据不具有合法性，不予采信；原告提交的10号证据是人民法院生效的裁决，可以采信；原告提交的11号证据，虽可证明其财产未拆迁前的实际情况，但未能满足其证明目的。
被告提交的1号证据，符合证据的三性，可以采信；被告提交的2号证据，原告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同时也缺乏被告张贴、送达材料等相关印证材料，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提交的5号证据，从受文对象看，仅是行政机关内部文件，不具有证据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提交的6、7号证据，缺乏相关委托手续及评估机构资质、印鉴等材料，不符合证据的“三性”，本院不予采信。
为查清案件事实，法庭还询问了当事人，重点核实从江县人民政府颁发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和建设用地申请表记载的土地使用人为“周啟文等人联建窑厂”，该周啟文与原告中的周启文是否是同一人以及15名原告诉称的1994年联合建造的陶瓷厂与从江县陶瓷厂的关系。
经查，从江县洛香镇境内没有“周啟文”出面主张诉争财产的权利，“啟”字是“启”字的繁体字，卷宗材料中贵广铁路（黔东南段）房屋拆迁勘丈登记表也将产权人姓名处的“周啟文”在产权人签名处写成周启文，足可认定“周啟文”即是“周启文”，被告在质证过程中不认可“周啟文”即是“周启文”，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周啟文”另有他人。
另查：从江县陶瓷厂始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厂区位于原××洛香村，1984年从江县人民政府同意征地扩建，明确土地属国家所有。15名原告于1994年5月合伙建造的陶瓷厂，与从江县陶瓷厂相邻，未办理工商企业登记和营业执照。被告在质证过程中认为15名原告联建的瓷窑在从江陶瓷厂范围之内，属于征收拆迁范围。
经审理查明:原告黄再杰等15人均系从江县洛香镇人，1994年5月，15名原告在从江县陶瓷厂（××从江县××）附近以“周啟文”的名义向从江县洛香镇人民政府申请联合建瓷窑，1995年5月11日，从江县洛香镇人民政府颁发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2012年12月31日，贵州省人民政府作出《关于从江县2012年度第一批次城镇建设（旅游文化产业）使用土地的批复》，批准将从江县洛香镇洛香村、岩寨村的集体农用地33．7438公顷转为建设用地，同时批准将该集体农用地和上述集体经济组织的集体建设用地3．4343公顷、未利用地18．7765公顷，共计55．9546公顷土地征为国有，作为从江县2012年度第一批次城镇建设用地。2013年10月9日，贵州省人民政府作出《关于从江县2013年度第三批次城镇建设使用土地的批复》，批准将从江县洛香镇洛香村、岩寨村的集体农用地17．9165公顷转为建设用地并征为国有，连同国有建设用地0．4683公顷，总计18．3848公顷土地作为从江县2013年度第三批次城镇建设用地。2011年，由于贵广铁路（黔东南段）建设需要，被告对包括15名原告联合建设的陶瓷窑及生产用房在内的土地进行征收，制定了《征地补偿方案》，对15名原告联合建设的陶瓷窑及生产用房进行了勘丈和登记，并对补偿问题进行了协商。在原被告双方未能就征收补偿达成协议的情况下，2014年4月9日，被告组织人员对15名原告联合建设的陶瓷窑及生产用房进行了强制拆除。
本案争议焦点为：一、15名原告是否主体适格？二、被告组织人员对15名原告联合建设的陶瓷窑及生产用房进行了强制拆除是否合法？三、如何确定15名原告的财产损失？
本院认为，关于15名原告主体适格问题，不仅有原告提供的证据予以证明，而且有生效法律文书证明，被告提供的证据也显示曾经组织人员对15名原告的财产进行勘丈，对征收补偿进行了初步的价格评估，故被告否认15名原告主体资格，其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强拆是否合法问题，15名原告在诉请行政赔偿时，一并要求确认被告行政强制违法，本院(2017)黔26行初23号行政判决书已判决确认被告2014年4月9日对15名原告联合建设的陶瓷窑及生产用房进行强制拆除的行政行为违法，在此不再赘述。关于15名原告财产损失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15名原告联合建设的陶瓷窑及生产用房属于15名原告合法财产，被告因实施强制拆除行为而造成原告财产损害的，应予赔偿。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15名原告应当对被告强制拆除行为造成其财产损害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15名原告虽提供了财产损失的照片及补偿方案，但未提供相应的事实依据。经合议庭专门对此进行释明，15名原告仍未能完成证据补强，应当承担举证不充分的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本案被告以15名原告不是适格原告为由，在审理过程中也未提供不予赔偿或减少赔偿方面的证据，故15名原告的具体财产损失数额无法确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黄再杰、陈超、毛爱平、周启贤、韦国柱、蒋佐勋、周启文、黎志刚、黎芝华、黄再奇、李江海、黄再明、周启明、黎云第、韦国荣的诉讼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杨通烈
审判员 罗安武
审判员 王家良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杨玉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