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6）晋01刑终648号
原公诉机关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霍晓静，女，1974年9月16日出生于山西省太原市，汉族，大学文化，原系山西省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接待处报账员，捕前系山西省行政办公区后勤服务中心副科长。户籍地山西省太原市。住址同户籍地。因涉嫌犯贪污罪于2014年11月20日被太原市公安局迎泽分局逮捕。现羁押于太原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巩旭峰，山西况有云泉律师事务所律师。
太原市迎泽区法院审理的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检察院以并迎检公诉刑诉[2014]910号起诉书、公诉刑追诉[2015]1号追加起诉决定书指控被告人霍晓静犯贪污罪一案，于2015年9月7日作出（2015）迎刑初字第110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霍晓静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12月22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21日作出（2016）晋0106刑初43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霍晓静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太原市人民检察院代检查员黄蕊到庭履行职务，上诉人霍晓静及其辩护人巩旭峰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被告人霍晓静于2011年9月至2013年12月任山西省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接待处报账员。2012年至2013年期间，其利用制表报账的职务便利，在向省财政申请资金的过程中，通过山西省级机关汽车服务中心，采用加大接待处租车费用的方法，先后11次虚报国家财政资金共计人民币2173734元，被告人霍晓静将其中1840900元侵吞。
在本案侦查期间，被告人霍晓静委托其家属退缴赃款人民币97万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当庭提供、并经法庭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告人霍晓静的供述材料（2014年11月12日17时20分至20时30分，在山西省党纪教育基地）：我是2007年从山西迎泽宾馆借调到山西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接待处任接待员，2010年4月接任孙澜担任接待处报账员，那时只负责从值班员手中收集月结明细单、批件、月报表（当时值班，谁安排任务，谁做报表），根据月结明细单通知各家开发票，填写报销单，支付各家接待费，月报表的制表人是值班人。2011年9月份，梁某处长召开处务会，会上安排我负责今后接待处的报表工作，所有值班员不再做报表，每月都将批件和明细交给我，由我通知与接待单位联系开发票，填写报销单报销。我在担任接待处报账员期间，在给山西省级机关汽车服务中心报销租车费用时，虚增租车费用加大报销金额，从汽车服务中心套取过国家财政专项资金，大约80余万元。2012年1月开始采用虚报手段套取财政资金。我担任山西省接待处内勤期间，发现值班员通过山西省级机关汽车服务中心报销接待费用时有加大金额虚报费用套取现金的情况（一般是车运部经理贺某和收银员王某1经办）。2011年9月我担任接待处报账员后，负责与汽车服务中心结算相关费用，正好可以利用这个职务便利虚报租车费用套取现金。于是我直接和汽车服务中心车运部经理贺某联系，提出也想多报些费用套现，贺某答应可以。从2012年1月开始，汽车服务中心车运部收银员王某1每月和我联系，核对实际租车费用，我通过加大租车费金额，制作月报表申请财政资金，报销后通过王某1将多打过去的款项扣除20%的管理费后返还给我。2012年，我通过虚报手段套取的财政资金共有6笔。但我实际拿到手里的大约不到800000元，2013年通过虚报套取的财政资金有一笔90000元。2012年至2013年共套取了800000余元。每次虚增租车费用填制月报表时的数字是依据汽车服务中心提供过来的真实行车令单和我收集起来的任务批件制作月报表。如果批件中有假批件（梁某处长拿过来给我的，未发生消费的），或汽车中心行车令单数额较小时，我就虚增一些数额，制作报表，报给梁某处长审核，经财务处李红英审核、分管副局长王东春审批后报省财政厅审批。财政厅审批回来后，都是由我通知接待单位开具发票，制作报销单到管理局财务报销。每次资金审批回来后，我会通知王某1开票（我加大的数额）报销，告诉她扣除实际产生的租车费、人员工资及相关费用后，余额多少需要提现给我。她会按照我们提前说好的税点扣除以后，将余额提出现金交给我。自我担任接待处报账员以来，梁某处长就明确告诉我，每月在制作接待费用月报表时，都要加大经费支出数额，说怕财政审批时会扣除一部分。在实际制作报表时，梁某处长都要拿回一些未发生消费的批件，餐费、房费、车费同时就会产生，我填写租车费金额是在实际发生额上加大的，制作好报表后都要给梁某审核，他签字后才给财务处李红英审核。且每次给他报表时，我都给他一份真实的报表，便于他备查和分配资金，他一看真实报表就可以看出我虚增的，因此梁某知道我虚增的租车费用。梁某是从接待处值班员干起的，值班员那时都是通过汽车中心套出现金。自他担任处长以来，值班员从汽车中心套现他不会干预，加大数额不仅是汽车中心的租车费，其他接待单位的房费、餐费都会加大，梁某对值班员从汽车中心套现，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他自己不仅从别的渠道拿钱（主要是礼品和丽华酒店），也从汽车服务中心拿钱。2012年1-12月份相关凭证及招待费报销单不是实际发生的，是加大后的数额，有的是我自己加大的，有的是梁某让加大的。2012年王某1帮我套现的共有六笔，第一笔2012年4月，通过加大金额，报销1月份租车费用122165元，多报24614元，王某1将套取得现金19000元返给我；第二笔2012年8月，通过加大金额，报销4-5月份租车费913365元，多报269855元，王某1将套取的现金210000元返给我，第三笔2012年8月，通过加大金额，报销文化体制会专项活动租车费用254000元，多报82000元，王某1将套取的现金60000元返给我，第四笔2012年10月，通过加大金额，报销2012年专项活动租车费用395080元，多报90440元，王某1将套取的现金70000元返给我，第五笔2012年11月，通过加大金额，报销6、7月份租车费用1558553元，多报291914元，王某1将套取的现金230000元返给我，第六笔2012年12月，通过加大金额，报销8、9月份租车费用1336881元，多报273609元，王某1将套取的现金210000元返给我。以上六笔共计套取现金799000元。当时和贺某、王某1说好是按照20%的比例扣除后，把剩余的给我。王某1每次给我钱的时候，我按照中心留20%的比例清点一下数额，实际给我的钱基本上没有零头，我也默认了。王某1每次给我现金都是中午，王某1打电话给我，我去汽车服务中心拿。有时在汽车服务中心办公室（谁的办公室不清楚），有时在我的车里，具体时间和地点记不清了，可以向王某1核实。2013年每月都有多报的情况，多报的金额我都要打电话告诉汽车中心收银员张某（王某1退休），但这其中多报的大部分是梁某告诉我加大的，我印象在2013年只拿了一笔90000元，应该是报销1、2月份加大的租车费。具体套出现金给我的时间我记不清，是韩某给我的。2012年年底，汽车服务中心收银员王某1退休，她告诉我以后提现的事就找韩某，还把我领到韩某办公室，韩某对我说以后多打过去的钱找个地方提现给我，并说税点是20%，我同意（当时我还奇怪，以前税点一直就是20%，怎么韩某还提20%的税），后来韩某给我打电话让我过去拿钱，就是我自己加大的那一笔，扣除20%的税点后我拿了90000元。梁某是否从汽车服务中心套取现金他心里最清楚，自梁某任接待处处长以来，有些费用是从中心处理的，而且多打给中心的钱也有梁某加上的，我觉得如果要套现也是直接和韩某或贺某联系套取（梁某一般套现是通过礼品套，但也有部分打给汽车服务中心，且梁某和贺某关系好，梁某通过贺某的臣道公司肯定拿过钱）。我套取的现金主要用于理财、购买保险和家庭消费。
我认识到自己触犯了法律，采用虚报手段套取国家财政资金，我现在非常后悔，愿意退赔全部赃款，立功赎罪，争取宽大处理。
（2014年11月12日22时23分至23时22分，在山西省党纪教育基地）：2012年我通过虚报手段套取的财政资金共有6笔合计799000元。分别是：2012年4月，通过加大金额，报销1月份租车费122165元，多报24614元，王某1将套取的现金19000元返还给我；第二笔，2012年8月，通过加大金额，报销4-5月份租车费用913365元，多报269855元，王某1将套取的现金210000元返还给我；第三笔，2012年8月，通过加大金额，报销文化体制会专项活动租车费用254000元，多报82000元，王某1将套取的现金60000元的交给我；第四笔，2012年10月，通过加大金额，报销2012年1-6月专项活动租车费用395080元，多报90440元，王某1将套取的现金70000元返给我；第五笔，2012年11月，通过加大金额，报销6、7月份租车费用1558553元，多报291914元，王某1将套取的现金230000元返给我；第六笔，2012年12月，通过加大金额，报销8、9月份租车费用1336881元，多报273609元，王某1将套取的现金210000元返给我。以上六笔共计套取现金799000元。通过加大金额报销2013年1、2月份租车费用297770元，多报113010元，韩某将套取的现金90000元返给我。我担任山西省接待处内勤期间，发现接待处的值班员都可以从汽车服务中心套取现金。2011年9月我担任接待处报账员后，也想利用自己的工作便利，通过虚报租车费用套取现金。主要是在月报表时，根据王某1提供的行车令单，加大数字制作报表上报财政厅审批（每次都有处长梁某，财务处李红英、分管副局长王东春审核签字），等专项资金审批回来，我通知王某1开具发票，同时告诉她哪笔钱我要提现。我当初和汽车中心车运部经理贺某联系，他和收银员王某1答应帮助我套现。说好我每次多报出来的钱给汽车中心留20%的税点（当时我知道汽车中心的规矩是留15%），我想多给他们点，他们会更积极帮助我。韩某知道2012年套现的事，每次我拿到钱都要感谢他一下，给过10000元、20000元、或30000元。2012年从汽车服务中心套现，必须经过韩某经理签字才能支取。我听韩某和王某1都说过要以外调车的名义套出现金给我。2012年套出的现金全部是王某1给我的。一般在省政府行政办公区的院里，有时把钱放在我的车里，有时去汽车服务中心二楼办公室（不知谁的办公室）。具体地点可以和王某1核对。给钱的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可以与王某1核对。一般都是中午吃过饭王某1电话和我联系，我过去拿。2012年年底王某1退休时把我领到韩某办公室，说总以外调车名义从中心提现怕出问题，以后找个公司提现比较安全，并说这样的话就得扣20%的税点。我当时就感到贺某和王某1告诉韩某我给的税点不是20%，不然韩某不会在2012年年底在找其他公司提现时说到扣20%的税点。紧接着，2013年1、2月份多报的钱到账后套出的90000元韩某返给我。后来我通过梁某给臣道公司打钱，感觉到韩某所说安全的公司就是臣道公司，因为这个公司是车运部原来的经理贺某开的。梁某知道我套现的事，每次报表或申请专项经费时，梁某都要拿一些假的批件，让我加大经费支出数额。加大的数额不仅是汽车中心的租车费，其他接待单位的房费、餐费都会加大，梁某对值班员从汽车中心套现都是睁一眼闭一眼放任不管，而他自己不仅从别的渠道拿钱（主要是礼品和丽华酒店），也从汽车服务中心套现。
我认识到自己触犯了法律，一定改过自新，重新做人。希望组织根据我主动交代犯罪事实和我积极退赃，对我从轻处理。
（2014年11月20日13时5分至13时29分，在太原市第一看守所）：2012年至2013年，我在担任山西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接待处报账员期间，利用职务便利，通过虚报加大租车费用的手段，从山西省级机关汽车服务中心套取现金800000余元。分别是2012年元月份租车费19000元；2012年全国文化体制会租车费60000元；2012年4、5月份租车费210000元；2012年1-6月份专项活动租车费70000元；2012年6、7月份专项活动租车费230000元；2012年8、9月份租车费210000元，以上共计六次套取现金799000元，山西省级机关汽车服务中心收银员王某1给我的；2013年套取1、2月份租车费90000元，是山西省级机关汽车服务中心经理韩某给我的。以上共计贪污889000元。王某1是汽车中心车运部的收银员，负责和我核对租车业务开票的人员。2012年年底王某1退休，韩某经理和我讲，以后从另外一个公司提现。但2013年以后韩某只给过我一笔90000元，其余的我不知道是否提现。2013年给汽车服务中心报销的租车费在虚报加大，但我只拿过一笔，其余都是梁某处长让加大的，是否从汽车服务中心套取了现金我不清楚。
我很后悔自己的行为，触犯了法律，我会积极配合检察机关，争取宽大处理。
（2014年12月9日10时40分至11时29分，在太原市第一看守所）：2012年，管理局共打给汽车服务中心租车费9877860元，其中有6笔是我自己加大租车费金额，制作月报表或申请专项财政资金时，通过汽车服务中心收银员王某1开具发票，报销后由王某1从汽车服务中心套出现金交给我，共计877700元，我实际拿到799000元。2013年，管理局共打给汽车服务中心租车费用5520088元，其中，只有1笔（2013年1、2月份）是我自己加大租车费金额，制作月报表申请财政资金，通过汽车服务中心收银员张某开具发票，报销后由汽车服务中心韩某从臣道公司套出现金交给我90000元。以上7笔共计889000元，是我通过汽车服务中心虚增租车业务加大报销金额套取的现金。根据上次核对相关资料，应该是加大了报销金额，但不是我自己做主加大的，是梁某处长让加大，由我通知汽车服务中心收银员王某1开发票，但我没有要求王某1套现给我。2012年年底接待处向财政厅批报的钱回来后，梁某着急要处理这批费用，安排我通知汽车服务中心开发票，报销单据也是梁某告诉我报销多少我就写多少，这些钱打入汽车服务中心我就不清楚了，我没有让王某1套现给我。每一次都要拿实际发生的行车令单和我核对，大部分给我留复印件。每次发生租车业务后，汽车服务中心收银员都会给我送来行车命令单和我们的派车单，我根据批件和行车命令单对该次租车业务进行核对。如果批件中有假批件（梁某处长拿过来给我的，未发生消费的），或汽车中心行车令单数额较小时，我就虚增一些数额，制作报表（在梁某监督下），报给梁某处长审核，经财务处李红英审核、分管副局长王东春审批后报省财政厅审批。审批回来后，我通知汽车服务中心收银员王某1根据我虚增的数字开具发票，报销后套出现金给我。接待处梁某能看出来我虚增租车业务加大报销金额，因为做月报表时，我都要拿汽车中心的行车命令单和批件给他审核，他能看出来，且我在虚增租车业务加大报销金额时，有时是根据他提供的假批件虚增的，他一下就能看出来。王东春副局长、李国蓉副局长不一定能看出来。分管财务处的孙富忠副局长、财务处处长张玉石、李红英他们知道有虚增租车业务的情况，但是否报销出来，他们不一定知道。做月报表和向财政申请专项活动接待费用时的依据是从值班员处收集来的任务批件和实际行车命令单以及我们的派车单。当时给各家结完账后，梁某处长说不用保存，我就没有保存。这些资料只需要梁某处长审核，他没有安排给其他领导审核。按规定来讲，在找任何一个领导审核、审批时都得提供，但我只是按照梁某处长的安排给他提供了以上资料，有领导提出要看相关资料时，都由梁某负责解释。2013年我只加大了其中1、2月份租车业务，我不清楚其余加大金额是要如何处理，是梁某处长让我加大金额的。2012年年底王某1要退休，收银员工作交给了张某，以前由王某1套现给我，因我和张某不熟悉，套现就不方便了。王某1当时把我领到韩某办公室，说以后套现的事就和韩某联系。2013年1、2月份我自己加大租车费用，通知张某开票，但从2013年3月份开始，每月梁某都让我加大租车费用，我再往大加不好加，就决定以后有机会再说。大概2013年后半年，韩某有一次打电话给我，让我去办公室，将90000元交给我。之后接待处与汽车服务中心的租车业务不是很多，也没有大的会议和专项活动，因此我就没有再加大过租车业务套取现金。每次通知开票都是我给张某打电话，告诉她开票金额，但没有通知她套现给我，或许梁某会和韩某联系多付款如何处理。我和张某核对2013年1、2月租车业务时，电话里告诉她多开的金额，后来梁某处长让我加大数字后，我只告诉张某开票的数额，她会根据实际发生额计算出多开的金额。我以前有记载，现在没有保存了。我认可给我出示的汽车服务中心相关凭证，由于我原始资料没有保存，有些数字仅凭记忆是不准确的。经过核对2012年、2013年相关业务和报表、报销单，我认可7笔多打款的金额，以汽车服务中心记载的为准。需要解释的是，7笔多打款我实际拿到金额小于多打款的金额。原因是王某1每次都要从给我的钱里扣除零头，这笔钱是要分给贺某的。当时贺某和王某1对我讲，多打款套现得扣部分管理费（开票要扣税点），为了能顺利套出钱，我同意按照20%的点留给汽车服务中心。每次王某1给我钱的时候，我都是按照多打款扣除20%的比例大概清点一下，拿到手的钱都没有零头。2012年年初是贺某和我谈的，要套取现金得扣除相应的税点，最后商量好给中心留2%的税，我同意。2013年韩某说要找一个安全的公司提现，给中心留10%的税，那个公司留10%的税，共扣除20%的税，我同意。当时韩某只说从一个安全的公司给我套现，没告诉我哪个公司。后来审计开始后我清楚是贺某的臣道公司。
梁某通过丽华大酒店和购买礼品套现。王某1、贺某、王某2在帮助我套现的过程中，还贪污汽车服务中心的钱，也通过同样的手段给其他业务单位套现。
（2015年4月29日11时30分至14时17分，在太原市第一看守所）：我经过反复考虑，在侦查阶段我听信了接待处处长梁某的片面之词，没有全部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经过这一阶段的思考，今天想把事实真相讲清楚。我之前在侦查机关供述的通过虚报租车费用套取国家专项资金的事实没有大的变化。但我想补充的是，通过虚报租车费用套取国家专项资金的行为是接待处处长梁某让我加大的，套出的现金我都交给梁某了。另外，当时我承认2012年从王某1手上拿到799900元，2013年从韩某手上拿到90000元，这两个数字是有出入的，2012年和2013年从汽车服务中心套取的现金以汽车服务中心记载的为准，王某1和韩某给我的钱我都认。2012年，我从汽车服务中心王某1手中共拿过6笔现金，都是通过加大租车费用套取的现金，给汽车服务中心是留15%的税点，王某1给到我手上的钱以王某1说的为准，不是799900元。2013年，我从汽车服务中心经理韩某手中也拿过好几笔现金，不仅仅是1笔90000元，给汽车服务中心留10%税点，从其他公司套现给人家留10%，共留20%的税点。以前我不想把接待处领导供出来，怕牵连到很多人。我只承认了2012年的6笔和2013年1笔，这不是事实。现在我想清楚了，要把事实说出来。2012年至2013年接待处给汽车服务中心多打过去的钱，就是要套现的，是处长梁某安排我这么做的，从汽车服务中心套出的现金我全部交给梁某了。2012年套现是由王某1给我，2013年因王某1退休，由韩某套出现金交给我。21000元、229400元、69700元、76800元、248200元、232600元这六笔钱都是由王某1提现后交给我，我交给梁某。2013年机关事务管理局共给汽车服务中心打款5520088元，其中2013年1、2月多打113010元，2013年3、4月多打137413元，5、6月份多打249218元，7、8月份多打328890元，9月份多打165295元，10、11月多打95740元，以上租车业务都是梁某安排我加大数额虚报租车费用套现的。2013年我印象是有4、5笔从汽车服务中心经理韩某手上拿过现金，不很确切，以韩某说的为准。韩某共给过我4次钱，共计1041900元。每次都是在韩某的办公室给的，是韩某打电话通知我，让我去他办公室拿钱，每次给我钱时都没有外人在场，我用纸袋或黑塑料袋或会议袋过去拿钱。2012年至2013年，从汽车服务中心共套取现金1919600元，具体以汽车服务中心统计的为准。这些套出的现金是我具体承办的，但都是按照梁某的安排去做的，钱拿回来都交给梁某了。每次都在梁某的办公室给他。我没有证据证明给他钱，我给他钱的时候也没有其他人在场。梁某让我结完账后将消费明细都销毁，我就没有保存。从汽车服务中心套取现金第一次我是和贺某讲的，说梁某处长让汽车服务中心多开票提取现金处理费用，贺某同意并安排王某1具体办理。2012年套出的现金是通过王某1给我，2013年以后套出的现金是通过韩某给我。我没有和这松说过要套现，只是和贺某、王某1说过要套现，他们应该和韩某汇报过。以前供述给韩某、王某1等好处费是编造的谎言，我当时想证实一下我的谎言更真实。
我检举梁某在采购礼品过程中有套现的行为。如，梁某于2012年从山西五台山协会购买铂金画，每幅画有几千元回扣，梁某至少拿了几十万回扣。山西晋氏织造集团购买礼品时，付款数与实际发生数额差距大，梁某可能从中贪污。我这次讲的全部都是真的。
2、证人梁某的证言（2015年3月26日10时5分至12时10分，在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检察院）：2009年12月至今担任山西省机关事务管理局接待处处长。霍晓静是2007年年底或2008年年初从迎泽宾馆借调到接待处工作。霍晓静刚借调过来时当接待员，2010年3月接任内勤，2011年9月底至2014年1月担任报账员。报账员的工作职责是：从各接待单位收集消费明细单，从值班员手中收集批件，每十天进行汇总，而后同我核对，月底根据核对的数据制作月报表，将月报表报相关领导审批后，报财政厅进行审核，审核之后通知接待单位开发票，填写报账单报销。我对霍晓静的月报表只进行书面审核，不做详细实质性的审核。报销单是根据月报表的数字进行报销的，如果报销数额小于月报表的数字，也是提前和报销单位沟通好开好发票才能报销。因为霍晓静在做月报表前，就和我对发生的真实费用进行过核对，核对无异议后制作月报表。霍晓静将做好的月报表拿给我审核时，不再提供明细，我也不对月报表进行实质性审核，只是签字。霍晓静在月报表上填写的数字与核对时确定的数字不一致，我发现不了，因为我不会想到霍晓静有那么大的胆子敢私自更改核对过的数字，报表时也不再核对消费明细，她应当按照我们核对后确定的数字填写报表。霍晓静如果在核对完数字之后在报表时再加大数字，我是看不出来的。
霍晓静2011年9月刚担任报账员时，我就告诉过她，要在汽车服务中心处理接待处借调的司机工资、汽油费、洗车费等费用，每月核对数字时，让她将上述费用加在租车费里，以租车费的名义做在月报表中。在汽车服务中心处理借调的司机工资、汽油费、洗车费这个事我请示过原任局长任云峰、副局长王东春，也和汽服中心的经理韩某讲过，他们都同意。以租车费名义加大金额报销后的款直接打入汽车服务中心账户内，由汽车服务中心支付给相关人员和部门，接待处不拿一分钱。我不知道霍晓静在汽车服务中心套取现金。韩某从来没有跟我讲过霍晓静在汽车服务中心套取现金的事，为此，2014年4月左右，山西省审计厅在我局审计时，我听说霍晓静在汽车服务中心套取现金的事后，我带领副处长张轶，让汽车服务中心的贺某联系韩某到贺某家里专门质问韩某此事，我问韩某：”霍晓静在汽车服务中心套取现金的事为什么不跟我讲，这是犯错误的事”，韩某不吭气，后来他说霍晓静套取现金的事没有跟我讲过，说我肯定不知道此事，我非常生气，我们不欢而散，之后我还找我单位的纪检书记汇报了此事。我根本不知道霍晓静从汽车服务中心套现，我让她加大金额报销租车费不是为了套现，而是为了处理借调司机工资等费用，而且这些费用是在汽车服务中心账上处理，不需要套现。霍晓静从汽车服务中心套现，是她的个人行为，是她钻空子擅自加大金额报销租车费用，她套现的钱一分也没有给过我。按照接待处规定，霍晓静在制作月报表前都要将批件、消费明细（包括行车令单）收集齐全，经和我核对后制作月报表，之后将批件和消费明细保存备查。霍晓静担任报账员之前由值班员自己保管，霍晓静担任报账员后，由霍晓静收集保管。2014年1月份，审计厅进驻机关事务管理局审计开始后，有一天，我看到霍晓静神色紧张从办公室出来，大衣里鼓鼓囊囊，我再进办公室时，发现一些备查档案全部都没有了。2014年6、7月份省纪委调查组要求接待处提供相关明细档案，霍晓静说没有保存。我怀疑她是怕自己套现的事败露，将证据销毁或隐匿了。就此事，我向局机关纪检书记汇报过。霍晓静2013年从汽车服务中心套取的现金没有给过我。2013年12月份的150万元，是按照原任管理局局长任云峰的安排，让霍晓静以租车费名义报销，这笔款是购买奥迪车的钱，于2013年12月打入汽车服务中心，留在汽车服务中心账上，其余是否多报我不清楚。
3、证人王某2的证言（2014年11月13日16时20分至21时30分，在三益宾馆106室）：我于2000年11月担任山西省级机关汽车服务中心财务科科长。中心财务科，我作为科长，还有会计、出纳。2012年会计张某，出纳马某。山西省级机关汽车服务中心是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上级主管部门是山西省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我们的中心财务是独立的，法人负责制。2014年元月至今，法人是张宝柱，2008年5月至2014年元月，法人是韩某。我们汽车服务中心每年通过机关事务管理局接待处承揽省政府的大型会议，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外宾接待的租车业务，接待处每次业务都要有派车单，中心根据接待处的派车单，由车运部开出行车命令单开始执行任务，任务结束后，由中心收银员收集好发生的行车令单和接待处的派车单，不定期（一般两个月）与接待处核对，通过接待处上报财政报销租车费。在汽车服务中心承揽接待任务过程中，通过接待处报销租车费有违规和违法行为。汽车服务中心伙同管理局接待处，违反法律、法规套取财政专项资金。从2010年开始，汽车服务中心韩某经理和接待处处长梁某商量好，在向财政申请租车结算费用时虚报加大租车费用，报销出来的钱以外调车的名义套出现金，返给接待处处理一些费用（每月都有领导的电话费、加油费等）。2012年1-12月，管理局共拨入租车费用9877860元。经过审计和这段时间配合调查，查阅我个人笔记本记载的相关内容及中心保存的实际发生的行车令单，我能确定1032432元是虚报增大多支付的。我是根据中心财务凭证，中心保留的实际发生金额的行车令单，我的原始记载（根据王某1每次报销前给我的纸条记录）来确定的。我会提供相关资料和明细。这些款全部以外调车费的名义套出现金，王某1返还给了接待处霍晓静。从2012年初，王某1每次开票都要向我和韩雪松经理汇报，我们都知道是接待处虚报加大了租车费用，霍晓静要将多支付的款项提现。王某1每次都在报销前还要给我一张纸条，记载实际发生金额，开票金额，我根据王某1的记载，记录在我的笔记本或纸条上（有时从纸条上再往笔记本上腾），计算出应该扣除的借调人员工资、相关费用后产生一个余额。再扣除15%的税点（管理费），剩余的款就是应该返还接待处的。之后我告诉王某1这个数字（王某1自己也掌握这个余额），经她核对后，由她制作假的外调车明细，从财务上提现后返给接待处霍晓静。汽车中心开具发票是根据接待处霍晓静的通知，2012年霍晓静与收银员张某核对数字并通知开具发票。王某1和张某每次在开具发票时，都要向我和韩雪松经理汇报霍晓静要求多开发票，我们是根据霍晓静的要求才加大租车金额开具发票，汽车中心不可能擅自多开发票，多开了也报销不回来。从2010年开始，接待处和汽车服务中心就有了不成文的规定（两家领导协商好），每次在向财政打报告申请结算费用时都要多报些，开始是处理借调人员的工资、相关费用，后来给接待处套出现金用于接待处领导和员工的工资和不好处理的费用。给接待处领导提出的现金一般由韩某返还，给值班人员的现金一般由车运部贺某和王某1返还。当时韩某和我商量过，对方提出套现，要扣多少税点（其实就是管理费，因为要多开车票）中心才不吃亏，经商量中心决定扣15%的税点，在这以后的报销返现中一直就是这个规矩。2011年底接待处确定了霍晓静为专门的报账员，由她代表接待处与汽车中心结算。王某1在2012年汇报说霍晓静要求多开票套现时，我和韩某经理都同意，多付款项扣除15%的税点后，以外调车费的名义从中心财务提现给霍晓静。通过调取财务凭证和我的原始记载，霍晓静通知要求提现的，共有6笔，分别是2012年4月103#报销凭证显示，1月份多支付金额24614元，扣除15%税点后剩余21000元，以外调车名义由运车部程晓东提现；2012年8月88#报销凭证显示，4-5月份多支付金额269855元，扣除15%税点后剩余229400元，以外调车名义由运车部王某1提现；2012年8月156#报销凭证显示，全国文化体制会多支付金额82000元，扣除15%税点后剩余69700元，以外调车费名义由车运部王某1提现；2012年10月82#报销凭证显示,1-6月专项多支付金额90440元，扣除税点15%后还剩余76800元，以外调车费名义由运车部王某1提现；2012年月11月64#报销凭证显示，6、7月，专项多支付金额291914元，扣除15%的税点后剩余248200元，以外调车名义由车运部王某1提现；2012年12月106#报销凭证显示，8、9月份多支付金额273609元，扣除15%税点后剩余232600元，以外调车名义由运车部王某1提现。以上6笔外调车费全部是假的，外调车明细上的签字也是假的，没有实际发生外调车费。这6笔款共计877700元是接待处多付款项扣除税点后的数字，全部是经中心经理韩某、我签字同意以外调车名义提取的现金，由王某1领取返给接待处霍晓静。王某1应该将套出的现金交给霍晓静了。因为这6笔款都是经我和韩某签字后支出的，我们都知道这些钱是要返还给霍晓静的，王某1不敢不给。我见过2次霍晓静来中心找王某1拿钱，都是中午，一次在院子里，一次在楼里。王某1是在上班时间从财务上领走钱，当天中午霍晓静就来中心找王某1，王某1给了霍晓静钱后都要向我和韩某汇报。根据财务记载，2013年1-12月，管理局共拨入租车费5520088元。2013年管理局多支付了110余万租车费用。这110万元多支付的依据是张某的记载和实际发生租车费用的令单。汽车服务中心打给臣道公司的钱共8笔，第一笔是2012年12月3日，打入臣道公司795386元，其中，303030元是中心臣道公司公司的业务款，余款492356元是接待处扣完10%的税点后打入臣道公司的，该笔款贺某扣10%税后提现，到中心交给韩雪松（当时韩某不在中心，贺某在我办公室交给我，我清点后待韩某回来后交给韩某）；第二笔是2012年12月17日打入臣道公司522250元，此款是韩某经理告诉我说要提现，让我打到臣道公司的。臣道公司2013年5月份才开出发票，中心下账时臣道公司并未附明细，这笔款贺某提现后交给韩某；第三笔是2013年1月9日打到臣道公司360000元，该款是2012年12月21日接待处打入中心的，王某1当时生病的，韩某告诉我说打入臣道公司提现（该款是王某1开票，没有实际发生的令单），我计算了扣除10%的税点，将余款360000元打入臣道公司。贺某扣除了10%的税点后提现交给了韩某（王某1到我办公室，说贺某联系韩某不在中心，先给我放下，由我交韩某，我清点了一下留下，之后交给了韩某）；第四笔2013年3月6日打入臣道公司378437元，记得是韩某通知我打款，贺某拿过来发票；第五笔2013年6月24日，打入臣道公司154000元，是否接待处打入中心又打入臣道公司的，我需要再核对一下；第六笔2013年9月25日，打入臣道公司336153.8元，此款目前没有证据证明是接待处的钱；第七笔2013年12月11日，打入臣道公司93250元，此款与接待处没有关系；第八笔2013年12月30日，打入臣道公司342563.4元，此款是接待处2013年7、8月份打入的租车费用和2013年9月省长观摩会租车费用，我根据收银员张某的记载，扣除相应费用和税点后的余款，打入臣道公司后由贺某提现交给韩某。以上八笔打入臣道公司的款，每次都是我告诉贺某要打款，让他扣除10%的税点后，提现交给韩某。第三笔360000元，第八笔342563.4元，我有王某1、张某原始记载的数据，扣除相应税点后正好是该两笔金额，证实打入臣道公司的钱是接待处的。所有打入臣道公司的钱都是韩某经理让打过去的，贺某提出现金也都交给韩某，至于韩某是否给接待处返还，我不清楚。在今年审计调查开始后，韩某召集我和王某1多次强调不要说出2012年返还给接待处的钱，让我们只说2013年打入臣道公司的钱，其中3次是由王某1返还霍晓静，4次是由韩某返还霍晓静。我不知道2013年打入臣道公司的款中，返还给霍晓静的有多少。
（2014年12月18日10时10分至11时30分，在三益宾馆）：根据我的回忆和原始记载，以及汽车服务中心财务凭证，我如实向检察机关提供了相关的书证和证言。中心财务有记载的，2012年有6笔是接待处通过虚增租车费用加大报销金额套取现金877700元，由我中心收银员王某1返还给接待处霍晓静，2013年，我中心通过山西臣道会议服务有限公司共套取了现金290余万元，其中有110余万元是管理局接待处多付款要套现的，但由于中心财务管理混乱，相关支付依据缺失，没有明确的记载证明打入臣道公司的款中，有多少是接待处多付款项。根据财务记载，2013年1-12月，管理局共拨入租车费5520088元，多支付了110余万元。该1100000余元，按照韩某经理的安排，部分款从中心财务账上打入臣道公司后套出现金交给了韩某，部分款还留在中心账上。2013年6月下旬，中心经理韩某把我叫到他办公室，通知我给臣道公司打款154000元，其中包括接待处90000元，省委接待办30000元，管理局企管中心20000元，三笔合计140000元，臣道公司扣管理费14000元（10%的税点），于是我按照学松的安排，从中心账上打入臣道154000元，并将韩某告诉我的内容记载在我2013年的笔记本上。按照中心经理韩某的安排，打入臣道公司的154000元是要通过臣道公司套出现金140000元，因不是实际发生的业务，只能以中心外调车名义由臣道公司制作假的明细到中心报销。报销单是我填写好后让张某在报领处签字，我和韩某签字支出，这笔140000元是由贺某提出现金后交给韩某处理的。这次调查和上次有出入，是由于原始资料和记载保存不完整，我只能凭当时的记忆提供证词，后来我找到自己的笔记本，看到上面的相关记载，和以前说的不一样，以这次说的为准。
（2015年4月23日10时20分至12时30分，在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检察院）：汽车服务中心虚增业务套现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汽车服务中心自己虚增业务套取现金用来处理一些事情。二是客户单位虚增租车业务通过汽车服务中心套取现金。2012年6月以前，汽车服务中心是以外调车名义直接套现，2012年6月以后，汽车服务中心职工贺某内退时成立了山西臣道商务会议服务有限公司，经和韩某经理请示（从中心账上套现风险大，税务正常检查很难过关），之后中心通过贺某的臣道公司套现，其中接待处2013年多打的款都是通过臣道公司套现的。2012年年底至2013年年底，汽车服务中心共分8次打给臣道公司2980000余元，其中7次打款2880000余元是用来套现的（扣除10%的税点），共套出现金大约2500000余元。以上七笔套取的现金，我接手了三笔，分别是第一笔587000元，第二笔522250元，第三笔324000元。第一款587000元中，318000元用于归还之前借加油站的钱（2012年年初，200000元交韩某办理医保事宜，118000元用于2012年春节送礼），200000元交韩某办理医保事宜，69000元预留到2012年12月底交给韩某（部分内容我的笔记本上）。第二笔522250元，其中，427700元现金交给韩某，94550元用于处理往年中心欠款（司机张银虎借款30000元、以我名义报销财务处张玉石借款20000元、业务单位修理费42550元）。2012年12月初，韩某在他办公室和我商量并安排我给臣道公司打款，当时商量好要返还给各业务单位虚增业务套出的现金，其中有省纪检委73620元、省工会3000元、省林业厅67480元、接待处232600元、2013年春节送礼费用51000元。以上这些内容都是韩某告诉我后，我记在笔记本上，我给韩某钱时都是将每笔款分别包装在几个信封中，信封上有单位名称和钱数，送礼的120000元也是按照韩某给我写的名单分装信封交给他。第三笔款324000元，由王某1交给我，我转交给韩某。我给韩某每一笔款时，都是在他办公室给的，没有其他人在场。贺某交给韩某的钱是接待处多打的钱，根据我笔记本记载：第五笔打入臣道公司154000元，套出现金140000元，其中90000元是要返还接待处的。第八笔打入臣道公司342563.4元，是接待处2013年7、8月份省长观摩会多打的款，按照韩某经理的安排扣除10%的税点后打入臣道公司套现。第四笔378437元、第六笔336153.8元，也都是计算好打款数字后，经韩某经理同意，由中心财务打入臣道公司，由贺某扣除相应税点后提现给韩某。我和张某的笔记本上都记载着2013年接待处霍晓静和张某核对的多打款的具体数字，每次我按照韩某经理的安排，将接待处多打的款扣除10%的税点后打入臣道公司套现。以上几笔款都不是真实发生的费用，每笔款支出之前，都是韩某安排让套现的，或处理单位费用，或返还业务单位，打款之后需要履行财务手续报销时，由我填写经费支出报销单，找相关人员在经手人处签字（并告诉他们是韩某经理让签的，是往臣道公司打的款，他们不知道每笔款核算的内容，只履行签字手续），我在财务主管处签字，韩某审批，后面报销附的发票都是贺某开好给我拿过来的。
4、证人王某1的证言（2014年11月14日15时20分至19时10分，在山西省党纪教育基地）：2011年9月之前，我每月和接待处值班员核对租车业务，与报账员孙澜结算开票报销（值班员只负责核对数字，报账员负责报销）；2011年9月之后，接待处报账员更换为霍晓静，由她一人既负责核对数字，又负责报账，我就直接和霍晓静联系与接待处的业务及结算。我在担任中心收银员以来，有违规虚增租车业务多开发票的行为，但都是请示领导之后，按照接待处的要求多开发票，多付的款项打到汽车中心账上由领导之间协调如何处理。霍晓静接任报账员后，于2011年底就提出要虚增租车业务多开发票，在她之前接待处的值班员也有时提出过多开发票，但多付的款项由领导安排处理。2012年初，霍晓静向我提出多开发票套取现金，我将情况向中心总经理韩某和王某2及车运部经理贺某汇报，并让霍晓静也和韩某经理说一声，后来韩某经理和财务科王某2科长同意按照霍晓静提出的金额开票，并以外调车名义从中心财务套出现金返还给霍晓静。霍晓静向我提出多开发票提现后，我向韩某和王某2汇报，他们说接待处是主要业务单位，还得靠接待处承揽业务和回款，不能得罪。并同意多付的款项按照扣除15%的税点后提现给霍晓静，我将多开票要扣除15%税点的情况告诉霍晓静，霍晓静同意。每月我将行车令单交给霍晓静核对（只核对令单），我给他提供复印件，我中心留原件备查，经核对没有异议后就等待霍晓静通知我报销。每两个月或三个月报销时，霍晓静会给我打电话，通知我开票，告诉我是结哪个月（或哪次专项活动）的租车费用可以报销了。2012年4月开始，她几乎每次报销时都会让我多开发票，但多开发票付的款项不一定都要提现。只有她通知我要多开票提现时，会和我再次核对实际发生的租车费用、借调人员工资和相关费用（加油费、洗车费），告知我多付金额，并要求我把多支付的款项提现交给她，这种情况下，我会将和霍晓静核对的数字记载向王某2科长报告。我的记载记录，在我退休时都处理掉了，但王某2科长还有记载。每次我给他写个纸条报告霍晓静要提现的情况（实际发生金额、开票金额、核减项目等）,王某2科长会根据我的纸条再做记载，我见过他抄写我纸条的内容。汽车中心以外调车费名义制作假的《外调车辆明细表》，从中心财务报销出现金返还给霍晓静。山西省级汽车服务中心2012年8月16日88号凭证，8月15日支付外调车费229400元；2012年8月30日156号凭证，8月24日支付外调车费69700元；2012年10月22日82号凭证，10月12日支付外调车费76800元；2012年11月13日64号凭证，11月13日支付外调车费248200元；2012年12月21日106号凭证，12月11日支付外调车费232600元，上述五笔共计856700元是我报销领取的现金。这几笔款项报销明细表是我让郝少婷（中心临时工）制作的虚假表，上面的司机都是我空编的，套现时我随意找了几个司机让他们在上面签字，也有我们车运部员工的签字，金额是按照合计金额计算分摊的，通过这些假的外调明细从财务上套取出现金。我在上班时间从财务科马某手上拿到现金后，当天中午打电话给霍晓静，霍晓静到中心找我给到她手上的。其中在我办公室给过一笔，韩某在二楼的休息室给过一笔，管根生一楼休息室给过一笔，霍晓静车上给过两笔。2012年8月的一天，霍晓静给我打电话，说2012年4、5月份的租车费用报销了，要给中心往过打钱，并告诉我这笔款中有油费和外调人员工资，扣除这些费用剩余的款给她提出现金。我将霍晓静的电话内容告诉财务科王某2科长和总经理韩某，同时我给王某2科长写了一个单子，记载霍晓静告诉我的4、5月份实际发生金额、开票金额、借调人员工资金额、加油费金额以及多支付的金额。韩某经理和王某2科长安排我，以外调车费名义提现给霍晓静。于是我就制作了假《外调车辆明细表》，填写了假的行车命令单，交给财务科出纳员马某报销提现。提出现金的当天中午吃过午饭，我和霍晓静电话联系好，在一楼管根生休息室，我把钱交给霍晓静。中心总经理韩某、财务科王某2都能证明，当天我从财务上报销了外调车费，很多人都知道我通知了霍晓静来取钱。且这笔款是扣除15%税后的款，如果不提现返还给接待处，我中心没有必要扣税，也没有必要以外调车费的名义制作假表报销。况且，经手人这么多，我自己不敢拿了这笔钱不给接待处，如果不给人家或少给了人家，那就没有以后多付款的情况了。另外，接待处霍晓静不可能平白无故给我们多支付租车费用，她要到财政报销租车费用，是根据我们的发票才能多报，多报出来的钱她不会留在中心的。每次都是中午休息时间给霍晓静钱，没注意有人在场。经我回忆，三次给霍晓静钱是用软布袋包装，其余是用黑塑料袋包装给霍晓静的。她拿钱时一般当面都不清点，但拿回去一定会清点。2012年4月27日103#记账凭证，这笔以接待会议外调车名义领取的21000元，不是真实发生的，是制作假的外调车明细提出的现金。当时车运部经理贺某还没退休，这笔款贺某应该清楚是要返还给霍晓静的，我也曾给王某2写过纸条载明实际发生金额和开票数额以及多支付金额，我现在记不清是否是我亲自给她这笔款，如果霍晓静证实是我给的，那就应该是我给的。在前几次纪委调查组向我了解情况时，我向组织证实2012年12月5日、12月18日、2013年1月10日，从臣道公司的贺某手中接过三次现金，全部交给了霍晓静。这些证词全部不是事实，是在中心经理韩某授意下那么说的，我是2012年底正式退休的，退休前，我曾把霍晓静领到韩某办公室，让她以后关于多付款的事找韩某。至于2012年底至2013年从臣道公司套取现金返给霍晓静，我没有经手。我之所以按照韩某的授意，承认自己在2012年年底至2013年年初给过霍晓静3次钱，是因为今年审计厅对我中心审计发现：中心2013年打入臣道公司几百万元外调车费提取了现金，韩某向审计厅报告这些提取现金都是返还给了接待处。因为从2012年开始，接待处报账员霍晓静向中心提出多开发票多报销套现的要求，经中心领导同意每次都以外调车名义将多付款项提出现金给她。韩某经理担心2012年返现的事情暴露，就让我不要提2012年返现的事，只咬死2012年12月、2013年1月，打入臣道公司的钱通过我手3次返现给霍晓静。事情真相是：2012年接待处报账员霍晓静提出将多付款1000000余元套现，汽车中心以外调车名义，通过我手返给霍晓静的现金有800000余元；2012年年底至2013年年初，接待处多付款也有2000000余元，汽车中心将多付款项打入臣道公司提出的现金，全部交由韩某返还给接待处。纪委调查组找我调查时，韩某让我承担了2012年12月和2013年1月的三次返现，我推不过，只好承担了（我想反正2012年套现给过霍晓静，不说从中心套现只说打入臣道公司套现也说得过去）。至于韩某是否将打入臣道的钱全部返还给霍晓静，我不太清楚。
5、证人张某的证言（2014年12月17日15时20分至16时10分，在三益宾馆106室）：我担任汽车服务中心收银员一年来（2013年），与管理局接待处发生的租车业务的结算，只和接待处报账员霍晓静联系。每月将收集好的行车命令单收集好复印后，由财务科临时工郝少婷到管理局接待处交给霍晓静，霍晓静核对好之后给我打电话，通知开票金额（由于每次开票金额大于实际发生额），我经请示财务科王某2科长和中心韩某经理，他们同意我按照霍晓静要求开票的金额开出发票，由我或郝少婷将发票送给霍晓静。之后每次付款后，霍晓静都要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款已经打入我们中心账户，让我记载多付款的具体明细（包括接待处借调人员工资、欠汽车中心加油站汽油费、洗车费）以及多付款的具体金额，并嘱咐我将多付款项向韩总汇报，我每次都是先向财务科王某2汇报，有时同时向韩某汇报，他们都说知道了，什么也不给我安排。我向王某2科长汇报时，都是将自己记录在日历台账上的内容再抄写一遍递给他。2013年，我经手开票的9笔，共计5520088元。根据我记载的日历台账显示：第一笔，2013年5月霍晓静电话通知我，1、2月份进账297770元，减去借调司机贺鹏飞工资6000元，张佳佳、贾召云工资8400元、詹鹏飞补去年工资12600元，减去1、2月份实际租车费157760元，余113010元；第二笔，2013年7月，接霍晓静电话通知，3、4月份进账423403元，减去詹鹏飞工资4200元，贾召云工资4200元，贺鹏彪工资6000元，减去3、4月份实际租车费271590元，余137413元；第三笔，2013年8月，接霍晓静电话通知，5、6月份进账833545元，减去贾召云工资4200元，减去贺鹏彪工资6000元，减去加油站油费33257元，减去5、6月份实际租车费540870元，余249218元；第四笔，2013年10月，接霍晓静电话通知，7、8月份进账两笔分别是394130元，545510元，减去7、8月份租车费595730元，减去贺鹏彪工资6800元，詹鹏飞工资4200元，洗车费4020元，减去7、8月份实际租车费595730元，余328890元；第五笔、第六笔，2013年12月，接霍晓静电话通知，9月份进账689920元，减去贺鹏彪工资3400元、詹鹏飞工资2100元，减去9月份实际租车费519125元，余165295元；10、11月份进账503990元，减去贺鹏彪工资6800元、詹鹏飞工资4200元，油费36570元，减去10、11月份实际租车费360680元，余95740元；第七笔，2013年12月，霍晓静通知开票181820元，未和我核对过金额。我减去借调人员工资5500元，余款44180元；第八笔1500000元、第九笔150000元是韩某经理通知我开的票，霍晓静没有就此两笔款项给打过电话，也没有核对过金额这两笔款没有行车令单。当时150000元进账后，我并不知道其中是否有多付款项。后来韩某经理告诉我说此款里有98264元是2011年省长观摩会的欠款，经过查证车运部应收账款表，我看到确实有2011年省长观摩会钱款98264元，于是2013年11月28日将此内容记载在我的日历台账上，证实接待处打款150000元里应减去98264元，并告知王某2科长。我给接待处开票9笔5520088元中，实际付款5520088元，我保存的令单金额是2577895元；除去借调人员工资84600元、加油费69827元、洗车费4020元\'\'再除去省长观摩会98264元、中博会150万元（韩某经理告知接待处打入的150万元是中博会钱款和历年管理局办公室欠款），接待处共计多付1185482元。我只知道多付款项中有借调人员的工资和相关费用，不知道剩余款项如何使用。山西省机关汽车服务中心2013年8月16日记账凭证，这笔款是中心支付臣道公司后，王某2科长拿来报销单让我在报领处签了个字，我不清楚这笔款是怎么回事，也没有领取这笔款。我接任王某1收银员工作时，她没有向我移交过资料和办理手续，也没有交代过任何事情。中心经理韩某、中心财务科长王某2都没有给我安排过与霍晓静结账的相关事宜。我接任王某1后，原来跟着王某1的临时工郝少婷带我去过接待处霍晓静办公室，我知道以后租车业务的结算工作是和接待处霍晓静联系，当时和霍晓静相互留了电话，之后每次结算都是霍晓静对完账确认之后给我安排相关事宜。第一次多开发票是霍晓静打电话告诉我的，我向王某2科长和韩某经理汇报，说接待处霍晓静要求多开发票（开票金额大于实际发生额），两位领导同意我按照霍晓静要求的办。我每次都是按照霍晓静说的金额开具发票，并将霍晓静电话和我核对的明细记载在我的日历台账上，再分别抄报给王某2科长和韩某经理。日历台账上记载的内容。开始两天不是当天记载（后按照开票日期补记在台历本上），后来几笔是霍晓静给我打电话对账当天记载的。
对账时霍晓静告知我结账的内容，如：租车费多少，接待处外调人员工资多少，加油费多少等等内容。每次对账都是霍晓静打电话告知我，并嘱咐我进账后，把多余款项明细向韩某汇报。我每次都把霍晓静告知的内容记录于日历笔记本中，并抄写两份给韩某和王某2各一份。2013年共和霍晓静对账6次，最后12月份未接到霍晓静电话，所以12月份没有对账明细。2013年收到的150000元和1500000元开票时是韩某通知的，霍晓静也没有对过这两笔账。2012年-2013年支付臣道公司租车费款项的经手人签字中，其中有5笔是我签的，但我不清楚支付的内容。当时都是王某2让我在经手人处签字，说是韩某让我签的，履行完善付款手续。我当时没多想，就盲目的签了字。其中2013年6月21日汽车中心付臣道公司154000元，也是王某2让我在经手人处签的字。我记得当时签字时，经费报销单上韩某和王某2都已经签了字，王某2让我在经手人处签字，我就签了，至于付款内容，我不清楚，我也','2018-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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