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3民终700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许庆绵，男，1953年9月20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富香（许庆绵之妻），1953年2月10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潮白水泥构件厂，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木林镇马坊村。
法定代表人：黄蕊，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国闯，北京兴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许庆绵因与被上诉人北京市潮白水泥构件厂（以下简称潮白构件厂）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3民初4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2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许庆绵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富香，被上诉人潮白构件厂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国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许庆绵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许庆绵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由潮白构件厂承担；事实和理由：许庆绵在潮白构件厂组织的聚餐活动回家过程中受伤，聚餐是工作状态的一种延续，那么许庆绵在聚餐后回家亦是工作状态的延续，仍然属于从事雇佣活动，许庆绵在此情况下受伤，潮白构件厂未能尽到对聚餐职工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潮白构件厂辩称，同意一审判决。
许庆绵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潮白构件厂赔偿许庆绵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误工费、交通费共计82066.37元；2.请求对许庆绵伤残程度进行司法鉴定，依鉴定结果增加诉讼请求：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鉴定费；3.案件诉讼费由潮白构件厂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9月21日，潮白构件厂与许庆绵签订了《离退休人员聘用协议》，约定由于工作需要，潮白构件厂聘用许庆绵承担普工工作，聘用期限自2013年9月21日起至2015年9月20日。2015年9月2日中午，许庆绵与其他单位员工在北小营镇金手勺饭店聚餐，聚餐完毕后许庆绵骑电动自行车回家，在骑车回家途中自己不慎摔伤，被送至顺义区医院治疗。后许庆绵通过北京市正中天诚法律咨询服务中心委托北京市顺义区法医院司法鉴定所对自己的伤残等级进行了鉴定，该所在2016年3月9日出具了第0146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许庆绵构成九级伤残。
许庆绵称聚餐活动系潮白构件厂组织，自己与潮白构件厂存在雇佣关系，因此在回家路上摔伤，属于从事雇佣活动受的伤，因此单位作为聚餐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当对自己的损失承担赔偿义务。为此许庆绵提交了《离退休人员聘用协议》、与潮白构件厂负责人谢宙良的谈话录音、诊断证明书、医疗费票据、鉴定书及票据等证据予以证明自己受伤的事实及产生的各项损失。潮白构件厂对上述除谈话录音外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承认当天确实有单位的人去吃饭，但否认该次聚餐系单位组织，并认为许庆绵属于酒后骑车，并且其回家途中发生的事故也不属于从事雇佣活动中发生事故，而是其过量饮酒发生的意外事故，因此应当自行承担责任，与公司无关，对于谈话录音，虽不认可其真实性，但经法院释明后，潮白构件厂表示对其真实性不申请鉴定。
为证明许庆绵属于酒后骑车，潮白构件厂提交了许庆绵自己出具的情况说明、入院记录等证据予以证实。情况说明载明：2015年9月2日12：00左右和公司员工去北小营吃饭。在北小营金手勺喝1杯半白酒后就骑电动自行车回家。一不小心自己从车上摔下来了，当时我没有任何感觉，就是眼前一黑。直到医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清醒。后来才听说是同事们给我送到医院。在入院记录中，亦载明许庆绵为酒后。许庆绵对情况说明、入院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承认自己当初确实喝了白酒，单位对饮酒并没有什么规定，也没有人劝自己饮酒，但认为聚餐是单位组织的，酒也应是单位提供的，因此单位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发生事故应当属于单位的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签订的《离退休人员聘用协议》，潮白构件厂与许庆绵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双方对此均予以认可，故法院对此不持异议，依法予以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许庆绵以自己参加单位聚餐为由，认为聚餐后骑车回家途中摔伤属于从事雇佣活动受伤，且单位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因此主张潮白构件厂作为雇主单位，应当对自己受伤遭受的各项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对于许庆绵所遭受的人身损害可否要求潮白构件厂赔偿的问题，双方争议的焦点主要有三：一、许庆绵聚餐后骑车回家的行为是否属于“从事雇佣活动”的范围。根据相关司法解释，所谓“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根据双方提供的相关证据，能够证实该聚餐活动的参加人员系由潮白构件厂召集，聚餐费用也系潮白构件厂承担，因此足以认定该聚餐活动确系潮白构件厂所组织。显然，该聚餐活动的参与者与其同时所具有的员工身份密切相关，其系接受厂方安排而为，因此该聚餐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其工作状态的一种延续。但是，聚餐可算是“从事雇佣活动”，其聚餐完毕后的回家行为是否仍属于“从事雇佣活动”呢？我们认为，对司法解释所界定的“从事雇佣活动”的范围，不宜过于扩大化。许庆绵在聚餐后自行选择回家路线、自行安排骑乘工具（电动车）回家的行为，与其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或其他劳务活动不具备必要的关联性，因此其行为不应属于法律意义上的“从事雇佣活动”。二、许庆绵回家途中骑车摔伤可否比照工伤事故中的上下班途中受伤进行处理。在劳动关系中，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的，可以认定为工伤。但是，雇佣关系毕竟不完全等同于劳动关系，用劳动关系中的社会法规范来调整雇佣关系，显然对雇主来说过于苛刻。即使再退一步，我们将雇佣关系中上下班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比照劳动关系中上下班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来处理，但具体到本案中，许庆绵之所以受伤，是其骑乘电动车时操作不慎，发生意外事故而单方摔伤，并非是发生了交通事故，且其本人属于酒后骑车，对意外事故的发生应负全部责任，因此即使比照劳动关系来处理，其行为也不符合前述的“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的规定，其骑车回家摔伤一事也难以构成工伤事故，因此对其比照工伤事故中上下班途中受伤进行处理显然也缺乏依据。三、潮白构件厂是否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许庆绵称聚餐系潮白构件厂组织，酒也属于单位提供，在聚餐完毕后未安排车辆送其回家，因此主张单位对其摔伤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但是，许庆绵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聚餐中饮酒的行为是基于单位的指派或强迫，也无证据证明对其进行了劝酒，因此其在聚餐中饮酒属于完全自愿行为。作为一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许庆绵应当知晓过量饮酒后骑车所可能产生的后果，但却放任该损害后果的发生，故由此产生的后果也应当由其自行承担。至于其所称的厂方未安排车辆送其回家，显然厂方是否安排车辆送其回家与其酒后骑车摔伤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直接因果关系，且从社会生活常识来看，该要求对厂方来说并非合理要求，厂方并无义务须安排车辆送其回家。判决如下：驳回许庆绵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另查明，许庆绵在二审庭审中自述，“喝了一杯牛栏山二锅头白酒，大概有二两多”，“感觉没有喝醉，从楼梯下来也没有问题”，“平时喝酒，一般喝二两左右白酒”。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许庆绵参加潮白构件厂组织的聚餐后回家的行为是否属于从事雇佣活动的范围；二、潮白构件厂是否对许庆绵有安全保障义务以及是否应当对许庆绵受伤承担责任。
关于许庆绵参加潮白构件厂组织的聚餐后回家的行为是否属于从事雇佣活动的范围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许庆绵在聚餐结束后自行选择回家路线、自行安排交通工具回家的行为系个人行为，并非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亦非履行职务。而是否与履行职务具有内在的联系，本院认为，就雇佣关系而言，回家、休息、就餐等是为了实现个人的身体和生活需要，从而具备从事雇佣活动的健康状况，与从事雇佣活动存在事实上广义的联系，但上述行为更多的是为了实现生存的需要及具备履行雇佣关系的条件，并非上述法律规定的内在联系，若以事实上广义上的联系认定从事雇佣活动，则雇主对雇员的义务无限放大，与常理相悖，故许庆绵聚餐结束后回家的行为不符合上述从事雇佣活动的认定标准。
关于潮白构件厂是否对许庆绵有安全保障义务以及是否应当对许庆绵受伤承担责任的问题，依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许庆绵自认在聚餐结束后意识清醒并未处于醉酒状态，双方均认可许庆绵并未过量饮酒，故在此情况下，不应对潮白构件厂增加过重的义务，许庆绵在聚餐结束后回家途中因自身原因摔伤，潮白构件厂并不存在过错，许庆绵主张潮白构件厂应当安排车辆送其回家，潮白构件厂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许庆绵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52元，由许庆绵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鲁 南
审 判 员 张玉娜
审 判 员 石 煜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孟 磊
书 记 员 李 峥
书 记 员 左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