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05民终30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营新东方建设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东营市河口区仙河镇四号桩工业区孤东采油厂综合大队东邻。组织机构代码：73469511--2。
法定代表人：尹拥军，经理。
委托代理人：范洪涛、王丁丁，山东汇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新友，男。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大爱，女。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裕帅，男。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暨被上诉人李裕帅法定代理人：阮彦娥（系李裕帅之母），女。
四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韩萍、刘明臣，山东兴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周新伟，男。
原审被告：周生果，男。
上诉人东营新东方建设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东方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李新友、李大爱、阮彦娥、李裕帅、原审被告周新伟、周生果用人单位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东营市河口区人民法院（2015）河民初字第1010���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新东方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范洪涛、王丁丁，被上诉人李新友、李大爱、阮彦娥，四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韩萍、刘明臣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周新伟、周生果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李新友、李大爱、阮彦娥、李裕帅原审诉称：2015年8月10日，受害人李德华受新东方公司、周新伟、周生果安排，与闫立良、张建国共同前往广饶为新东方公司安拆塔吊，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导致李德华死亡。李德华死亡后，新东方公司、周新伟、周生果拒不赔偿，四赔偿权利人作为李德华的近亲属，有权要求三赔偿义务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请求判令：1.新东方公司、周新伟、周生果连带赔偿李新友、李��爱、阮彦娥、李裕帅丧葬费26230元、死亡赔偿金58444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314985.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处理丧事人员误工费725.8元、住宿交通费3618元，共计969999.3元；2、案件受理费由新东方公司、周新伟、周生果承担。
新东方公司原审辩称：一、李德华并非答辩人的工作人员，双方之间也不存在雇佣关系，李德华也从未在答辩人处领取过任何报酬。二、答辩人及周新伟、周生果均未安排李德华、闫立良等三人于2015年8月10日赴广饶安拆塔吊，且安拆塔吊系特种作业，该种作业由新东方公司统一安排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任务，并开具派工单，由派工单上的施工人员根据相关规定施工，周新伟、周生果系新东方公司的普通员工，没有派工的权利。三、李德华没有安拆塔吊的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无法从事该种作业，且广饶县境��的施工工地对安拆塔吊作业要求严格，需经过备案、告知及审查程序，闫立良等三人资质不全、手续不全、人员配备不齐整，不具备拆装塔吊的施工条件，不可能进入施工工地作业。四、涉案事故发生在非工作时间、非工作地点，并且非因执行工作任务所引起，故与新东方公司及被告周新伟、周生果均无关联，本案系交通事故侵权案件，应由事故直接责任人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李新友、李大爱、阮彦娥、李裕帅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周新伟原审辩称：一、李德华非新东方公司的员工，也没有拆卸塔机的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其不具备从事塔机安拆工作的条件。二、周新伟没有安排李德华、闫立良、张建国三人在2015年8月10日到广饶拆卸塔机。三、新东方公司对拆卸塔机作业要求严格，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任��均由其统一安排，并开具派工单，事发当天，新东方公司没有派工到广饶拆卸塔机。四、广饶县境内的施工工地对安拆塔吊作业要求严格，若人证不符或安全员不到场均不允许施工，李德华没有相应的的操作资格证书，故其无权进入施工工地进行作业。综上，李新友、李大爱、阮彦娥、李裕帅所述与事实不符，周新伟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周生果原审辩称：一、李德华非新东方公司的员工，其没有拆卸塔机的资格证书，无法从事安拆塔机作业，周生果也从未与李德华一起进行过安拆塔吊的作业。二、周生果对李德华、闫立良、张建国在2015年8月10日去广饶的事情完全不知情，也没有安排该三人到广饶拆卸塔机。三、李德华、闫立良等三人若进行施工，必须携带身份证和新东方公司出具的操作证复印件，且经过监理等单位核对证件无误才能施工，但他们不符合以上要求，故无法进入工地施工。综上，李新友、李大爱、阮彦娥、李裕帅所述与事实不符，其要求周生果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7月5日，新东方公司从山东圣泽建设有限公司承揽了位于广饶县綦安路以西、广锦路以北的广饶经济开发区同泰北花园11号楼的塔式起重机的拆卸工程，该公司在向广饶经济开发区建设规划局备案登记的《山东省建筑起重机械拆卸告知》中载明，进行安装的作业人员为杨列宏、张纪江、闫立良、张建国、周新伟。2015年8月6日，新东方公司从山东圣泽建设有限公司承揽了位于广饶县广泰路以北、正安路以西的圣泽舜城住宅项目30号楼、39号楼的塔式起重机的安装工程，该公司在向广饶经济开发区建设规划局备案登记的《山东省建筑起重机械安���告知书》中载明，上述两项目均拟于2015年8月9日进行施工，进行安装的作业人员为杨列宏、闫立良、张建国、周新伟、周生果。新东方公司认可周新伟、周生果及闫立良均系其单位职工，并主张涉案广饶圣泽舜城住宅项目30号楼、39号楼塔吊安装作业，系由周新伟、闫立良、张建国在2015年8月8日及2015年8月9日施工完成，其三人完成上述作业的行为系履行公司的职务行为。
2015年8月10日12时45分许，闫立良驾驶其小型普通客车在省道231（广饶境内）86公里＋900米处，与停在路口南侧的杜全兴驾驶的重型半挂牵引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使乘坐在该车上的李德华、张建国死亡。该事故经广饶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认定，闫立良系疲劳驾驶机动车，其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杜全兴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李德华与张建国不承担责任。
事故发生后，闫立良在2015年8月14日广饶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讯问笔录中陈述，其2015年8月10日驾驶车辆系从东营市到广饶县同泰小区卸塔吊，并在该讯问笔录及2015年8月18日的讯问笔录中均称事发前一晚其在工地干活有些晚，休息时约23时以后，事发当天五点起床干活，中间没有休息，驾车犯困打盹发生了事故。在2015年8月21日的讯问笔录中，闫立良陈述其与周新伟、张建国均系新东方公司员工，2015年8月10日，周新伟因回老家安排李德华来帮忙，并安排闫立良开车载着张建国及李德华一同赴广饶同泰小区工地，并称周新伟向其交付了新东方公司开具的派工单，该派工单因发生事故丢失，其存根联由新东方公司保存；闫立良在该询问笔录中还称，在事故发生前其多次与李德华受周新伟指派出来干活，李德华从事的作业是拿扳手拆塔吊，事发当天，周新伟安排其开车载着张建国和李德华上午去垦利万达集团热电厂，中午吃饭后去广饶同泰干活。
另查明，受害人李德华，出生于1989年12月6日，其近亲属如下：父亲李新友，出生于1962年3月8日，系农村居民；母亲李大爱，出生于1965年9月2日，系农村居民；妻子阮彦娥，与李德华于2013年1月15日登记结婚；儿子李裕帅，出生于2013年10月27日。李新友与李大爱育有李德乐、李德华兄弟二人。
再查明，2013年2月24日，李德华作为承租方、陈功爱作为出租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合同约定：李德华租赁陈功爱位于东营区八分场胜利医院南门以西路南的房屋，租赁期限为2013年2月26日至2016年2月25日；租赁期间的水、电、气费用由李德华自理；房屋租金标准为3600元／年。该租赁房屋的房权证号为“东房权证北二路字第0047**号”，房权证中载明房屋坐落为“东营区北二路142号”。李新友、李大爱、阮彦娥、李裕帅提供的李德华的居住证显示，签发机关为东营市公安局东营分局，现居住地址为“东营市东营区北二路142号”，有效期限为“2014年6月20日至2015年6月19日”。2013年2月18日，新泰市石莱镇人民政府向阮彦娥发放《流动人口婚育证明》，2013年2月27日，阮彦娥与东营市东营区胜利街道办事处计生办签订《流动育龄妇女计划生育合同书》，约定阮彦娥到达现居住地3日内向该计生办交验户籍地出具的《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及双方身份证件，该计生办负责审查阮彦娥的《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同日，该计生办及东营工商分局胜利工商所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部门、东营区胜利派出所计生管理部门分别在该《流动人口婚育证明》中“现居住地查验记录”一栏中对查验情况进行了盖章确认。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存在以下争议焦点：1.李德华乘坐闫立良驾驶的车辆前往广饶是否系受周新伟指派，若受周新伟指派，该指派行为是否系履行新东方公司的职务行为；2.事故发生时闫立良驾驶车辆的行为是否系执行新东方公司的工作任务；3.新东方公司、周新伟、周生果应否对李德华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4.李新友、李大爱、阮彦娥、李裕帅主张的各项损失应如何计算。
（一）针对第1个争议焦点分析如下：
首先，根据宿立震与周新伟通话录音中的以下内容：“宿：哦，当时让平去干活是你给打的电话还是谁找的李平来？周���我找的李乐，李乐叫的他去的。周：我说过两天我得回家，你给安排个人用，他说安排人干啥，李乐天天在家玩，我说行啊，我问李乐，李乐说我别去了让我弟弟去吧。宿：公司现在还和你不散伙了吗？周：这不那天给我来了一句，你不是说10号换人怎么没换人呢，就那第一天。宿：说9号让平干上一天，10号不让他干了换人。周：嗯。宿：结果换人你没换，出了这个事。周：一开始我是那个说法来，10号给我安排个，哥那不提前回来，我就找李乐了，9号叫他干一天说是10号换人来，那都忙就疏忽那个事了。宿：哦。周：我想的是叫他们干一上午就算了，我看他三个第一天干活这么慢，第二天干完那个早那就去广饶，这不没想到。”能够认定被告周新伟认可其因回老家而安排“平”在2015年8月9日、8月10日与另外两人共同实施塔吊���业，且因2015年8月9日未能全部完成作业，其安排该三人于次日先从事其他作业，完工后再赶往广饶作业。新东方公司、周新伟、周生果虽不认可录音中的“平”为李德华，但结合宿立震、李德乐的出庭证言，以及闫立良在广饶县公安局讯问笔录中的陈述，能够认定“平”即指李德华。其次，根据2015年8月27日李德乐与周新伟的通话内容：“周：最后那天我也不知道平干的什么，我给平计了二百五十元，就是10号那天。李：哦。”，能够证实周新伟对李德华在2015年8月10日实施的塔吊作业进行了计酬。再次，根据广饶县公安局对闫立良的讯问笔录，闫立良陈述其2015年8月9日在工地作业到很晚，次日早上5点起床干活，完工后其与李德华、张建国赶往广饶实施塔吊拆卸作业，李德华系受周新伟安排，上述陈述与周新伟与宿立震的通话内容亦能吻合。最后，根据李德华的手机通话记录，周新伟于2015年8月8日20时12分拨打李德华的电话；闫立良分别于2015年8月9日早上5时15分及5时30分、2015年8月10日早上4时51分及5时03分拨打李德华的电话，上述记录能够证明周新伟于2015年8月8日晚、闫立良于2015年8月9日及8月10日早上均电话联系过李德华。综上，李新友、李大爱、阮彦娥、李裕帅提供的周新伟与宿立震及李德乐的手机通话录音、广饶县公安局对闫立良的讯问笔录、李德华的手机通话记录能够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实2015年8月10日李德华与闫立良、张建国驾车前往广饶受周新伟安排。
根据涉案三份《山东省建筑起重机械拆卸告知书》，能够认定新东方公司系广饶同泰小区、圣泽舜城项目塔吊拆装作业的施工单位，且其向广饶经济���发区建设规划局备案登记的作业人员中包括周新伟、闫立良及张建国三人。上述事实与周新伟与宿立震及李德乐的通话录音、广饶县公安局对闫立良的讯问笔录，以及被告新东方公司认可周新伟、闫立良、张建国对涉案塔吊的作业行为系履行其公司职务行为的情况相结合，能够证实周新伟系为完成新东方公司的工作任务而安排李德华乘坐闫立良驾驶的车辆前往广饶实施塔吊作业。
（二）针对第2个争议焦点分析如下：
如上述第1个争议焦点的分析，事故发生时闫立良驾车前往广饶，系受周新伟的指派到广饶同泰小区拆卸塔吊。闫立良在广饶县公安局的讯问笔录中陈述，事故发生时车内存放有周新伟向其交付的新东方公司开具的派工单，该陈述亦能与新东方公司关于其派出人员实施塔吊作业需开具派工单的主张相吻合。结合新东方公司承揽广饶同泰北花园11号楼塔式起重机拆卸工程，以及该公司向广饶经济开发区建设规划局提交的拆卸告知中所载明的作业人员中包含闫立良、张建国、周新伟的事实，能够印证闫立良到广饶同泰小区花园施工系执行新东方公司的工作任务，事故发生时其前往施工工地的驾车行为应视为执行公司工作任务的延伸。
（三）针对第3个争议焦点分析如下：
如前所述，周新伟指派李德华到广饶作业，以及指派闫立良驾车拉载李德华前往广饶作业，均系执行新东方公司工作任务的行为，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新东方公司应对李德华的死亡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根据广饶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对事故责任的认定，李德华在本案事故中没有过错，故新东方公司应对李德华的死亡承担全部赔���责任。李新友、李大爱、阮彦娥、李裕帅主张李德华乘坐闫立良驾驶的车辆到广饶系受周新伟、周生果指派，据此要求周新伟、周生果与新东方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李德华系受周新伟指派，而非受周生果指派，且周新伟的指派行为系履行新东方公司的职务行为，故李新友、李大爱、阮彦娥、李裕帅要求周新伟、周生果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依据，不予支持。
（四）针对第4个争议焦点分析如下：
李新友、李大爱、阮彦娥、李裕帅主张的损失包括以下几项：1.死亡赔偿金。庭审中，李新友、李大爱、阮彦娥、李裕帅主张受害人李德华长期在东营城区居住，并为此提供了东营市公安局东营分局签发的居住证，以及李德华与陈功爱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陈功爱的身份证明、租赁��屋的产权证明，该居住证载明的李德华的居住地址与其租住房屋的坐落相一致，能够证明李德华生前自2013年2月26日起居住在东营市东营区胜利小区的事实。李德华的户籍所在地虽位于山东省新泰市石莱镇贾家庄村，但根据该村委会的证明以及东营市为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的务工证明，能够确认李德华生前在东营务工，并不以农业收入作为生活来源，故其死亡赔偿金应按2014年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222元计算。李德华死亡时年龄为25周岁，其死亡赔偿金计算20年，为584440元（29222元／年20年）。2.丧葬费。李德华的丧葬费按照2014年山东省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52460元的一半计算，数额为26230元（52460元÷2）。3.被扶养人生活费。李德华的被扶养人为其儿子李裕帅，李德华死亡时李裕帅年满1周岁，其生活费应计算17年。关于李裕帅生活费的计算标准，根据其母亲阮彦娥与东营市东营区胜利街道办事处计生办签订的《流动育龄妇女计划生育合同书》，以及该计生办在《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的查验记录，能够证明阮彦娥自2013年2月27日与李德华共同居住生活在东营市东营区胜利小区，结合李裕帅的年龄，根据日常生活经验，能够认定李裕帅与父亲李德华、母亲阮彦娥共同生活的事实，故其生活费应按2014年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8323元计算，数额为155745.5元（18323元／年17年÷2人）。事故发生时，李新友、李大爱均未满60周岁，根据法律规定，该两人不享有被扶养人生活费，李新友、李大爱、阮彦娥、李裕帅虽主张李新友、李大爱均已丧失劳动能力，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该主张，故不予采信。4.精神损害抚慰金。本次事故导致受害人李德华死亡，造成了李新友、李大爱、阮彦娥、李裕���精神上的损害，原审法院酌情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金数额为20000元，对其主张的超出部分，不予支持。5.处理丧葬人员误工费、住宿费、交通费。李新友、李大爱、阮彦娥、李裕帅主张处理丧事人员的误工费、住宿费、交通费共计4343.8元，虽未提供证据证实，但根据常理判断，前来处理李德华丧事的人员必然发生一定的误工费、住宿费及交通费，酌定该费用为2000元。综上，李新友、李大爱、阮彦娥、李裕帅的各项损失包括死亡赔偿金584440元、丧葬费2623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55745.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以及处理丧葬人员误工费、住宿费、交通费2000元，共计788415.5元。
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东营新东方建设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李新友、李大爱、阮彦娥、李裕帅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处理丧葬人员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共计788415.5元；二、驳回李新友、李大爱、阮彦娥、李裕帅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500元，由李新友、李大爱、阮彦娥、李裕帅负担2527元，东营新东方建设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负担10973元。
新东方公司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原审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错误，请求二审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一、原判决认定李德华、闫立良等三人驾车去广饶系受周新伟指派，证据不足，基本事实认定错误。1.原审对闫立良的讯问笔录采信不当。闫立良作为交通事故的直接侵权人、主要责任人，其与本案的审理结果有重大利害关系，直接影响到其自身责任的承担，因此，其讯问笔录的证明效力很低。基于上述原因，原审庭审中，上诉人已明确表示对笔录中的部分内容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对2015年8月21日的笔录形成过程和目的提出了明确的质疑，要求被上诉人提供同步录音录像证实或法院依职权调查。闫立良所称的派工单，一直都是其单方主张，无论闫立良还是被上诉人均未举证证明2015年8月10日下午派工单的存在，所以闫立良的该部分陈述应当不予采信。而原审法院未对上诉人的质疑予以查明，未在判决书中真实反映上诉人的意见，仅仅因为讯问笔录的形成机关系交警部门便不加审查地全部予以认定。2.闫立良的讯问笔录、周新伟与宿立震、李德乐的通话录音，宿、李二人原审当庭所作的证言以及原审时被上诉人代理人的当庭陈述，相互之间、前后之间存在诸多矛盾。原审法院采信的证据无法相互印证，不能形成证据链：其一，周新伟的通话录音中，只是提到“去广饶''，并未明确到广饶所为何事；闫立良在讯问笔录中称“先去垦利万达集团胜达热电厂干活，中午吃饭后去广饶同泰干活”、“派我来广饶同泰小区拆塔吊”；而被上诉人在原审第一次庭审中称是去广饶圣泽舜城工地安装塔吊，第二次庭审又改称先去圣泽舜城工地穿钢丝，之后去同泰小区拆塔吊；由此可见，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相互矛盾，对最基本的工作地点、工作内容均不能相互印证。因为不能相互印证，原审判决也有意回避了这一问题。根据上诉人原审时提交的证据（派工结算单），圣泽舜城工地在2015年8月9日便已施工、结算完毕，也即事故发前，该工地早已完工。其二，如果周新伟的通话录音是有效证据，那么其在录音中称“我找的李乐，李乐叫的他去的”，这又如何解释可见，周新伟对所谓的指派事宜也没有明确认可，从字面来看，真正指派李德华的系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李德乐，并非周新伟。3.周新伟与宿立震、李德乐的通话录音，因宿、李两人与被上诉人及受害人李德华存在重大利害关系，在采信其录音中的内容时，更应特别慎重。从通话内容���看，周新伟的很多说法，前后不一，尤其关于是否指派李、闫等三人赶赴广饶，与其原审庭审中的当庭陈述和答辩意见截然相反。4.原审判决中引用的宿立震与周新伟的通话录音：“我想的是叫他们干一上午就算了”，若此段录音属实，那么可以看出，周新伟并未直接安排李、闫等三人于2015年8月10日中午去广饶。原审判决的认定，属于主观臆断。5.所谓的“周新伟对李德华在2015年8月10日实施的塔吊作业进行了计酬''，如果属实，也只能证明李德华在2015年8月10日上午为周新伟从事了相关工作，不能作为认定其三人受周新伟指派赴广饶的证据，因为下午的工作尚未开始，不可能计酬。6.被上诉人所称的上诉人拖欠其劳务费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被上诉人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李德华曾经从上诉人处领过���酬。综上，原审判决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证明李德华等三人系去广饶从事塔吊作业，也没有查明其三人为何去广饶、去广饶什么地方、干什么。证人证言均是传来证据、通话录音中的内容以及讯问笔录中的内容本身便是待证的事实，存在诸多疑点尚未查清。用这些真伪不明的事实，组合论证另一个待证事实，显然是错误的。原审判决所谓的能够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根本不成立。二、原审过程中上诉人提交的派工结算单应认定为有效证据，并作为判案的依据。1.派工结算单系上诉人内部日常管理、派工、结算的唯一凭证，一式三联，只能“单方制作”，但该派工结算单在上诉人所施工工地的管理方留有客户联。原审裁判应注意到此种合理性及现实性，不能仅对派工结算单作形式审查，便简单地以“单方制作”为由，予以彻底排除。2.原审判决对上诉人提交的派工结算单未予认定，但却以“该陈述亦能与新东方公司关于其派出人员实施塔吊作业需开具派工单的主张相吻合”的理由来论证闫立良笔录的真实性。原审判决认定了闫立良笔录的真实性，而闫立良在该笔录中陈述“存根在公司”，但上诉人提供了派工结算单，原审法院却又不予认定。3.上诉人认为，在双方当事人都认可存在派工结算单的情况下，上诉人提供了整本的有连续性的派工单，如果被上诉人没有相反证据予以反驳，就应该认定该派工单的真实性，因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优势更为明显。4.既然上诉人提供的派工结算单是有效证据，就足以证明闫立良开车载李德华等人去广饶并非执行上诉人的工作任务，所以上诉人不应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三、退而言之，若二审认定周新伟指派的事实成立，其指派行为也超越了职权，且事后未得到上诉人追认，所以不能认定为职务行为，不应由上诉人承担指派的后果。1.周新伟系上诉人的普通员工，并不享有安排工作任务的权利。从我方提供的派工结算单来看，安排工作的是张剑和尹拥军。2.上诉人与周新伟签订了安全承诺书，严厉禁止任何违规作业，包括无权指示不符合规定的人员从事特种作业。由此可见，如果是周新伟指派李德华等人去广饶，也没有得到上诉人的授权，而且，上诉人对周新伟的指派行为也不予认可。3.被上诉人提供的宿立震与周新伟的通话录音（详见原审判决书第l6页）亦能反映出周新伟的安排不符合上诉人的要求，属于超越职权。“周：这不那天给我来了一句，你不是说l0号换人怎么没换人呢宿：说9号让平干上一天，l0号不让他干了换人。周：���。宿：结果换人你没换，出了这个事。”原审判决认定该录音为有效证据并作为判案的依据，但是从该部分内容来看，如果属实，那么周新伟并没有按照上诉人的指示换人，所以其行为已经超越了职权，依法不应认定为职务行为。4.如周新伟超越职权的行为，给李德华亲属带来损失，那么周新伟个人的指派存在过错，其本人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而不应归责于上诉人。四、即便周新伟的指派系职务行为，其也并非导致李德华死亡的侵权行为。很显然，闫立良的疲劳驾驶行为及杜全兴的违法停车行为系造成李德华死亡的直接原因。本案起诉所指向的侵权行为应系闫、杜两人的违法行为。而周新伟的指派行为，于李德华的死亡结果之间无直接的因果关系，显然不属于本诉之中的侵权行为。周新伟的行为性质无法直接界定责任主体，无法成为作出裁判的事实根据。五、闫立良的驾车行为不能视为执行上诉人工作任务的延伸。1.如第一、第二点所言，闫立良驾车去广饶，是否系周新伟指派、是否系执行上诉人工作任务，尚无充分证据证明。若无该两点前提，尤其是否系执行上诉人工作任务混沌不清，则闫立良的行为不能视为执行上诉人工作任务之延伸。2.何谓“执行公司工作任务的延伸”，现行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而原审判决既未作出明确的界定，亦未给出充分的理由和依据。没有充分的说理过程，仅凭简单的结论便予以归责，依法不能成立。六、原审判决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归责，法律适用明显错误。1.《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此条所述“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既包括用人单位的正式员工，也应当包括临时在单位工作的人员；此条所述“他人”，应系用人单位工作人员以外的第三人，应与用人单位无任何的法律关系。而按照原审判决的逻辑，事故发生时李德华系受周新伟指派、为上诉人工作，那么李德华就并非本规定所述的“他人”，所以不能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归责。2.《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确立的是使用人责任。而使用人责任适用的前提在于存在使用关系（参见梁慧星《民法立法、理论、实务若干问题》）。如前一、二部分所述，现有证据不足以充分证实周新伟有指派李、闫等三人去广饶从事上诉人工作的行为，也不能证实周新伟的行为系职务行为，所以不能证实存在使用关系。综上所述，原审判决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与基础��实相矛盾，与该规定的实质精神不符。七、若二审也认定周新伟的指派行为和闫立良的驾车行为系履行上诉人的职务行为并应由上诉人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那么上诉人也仅应在闫立良应承担的事故责任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而不应对李德华死亡的全部损失承担责任。1.从事故认定书来看，闫立良在涉案交通事故中承担主要责任，鲁M3A9**重型半挂牵引车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根据责任承担比例，闫立良通常应承担70％的赔偿责任。如果法院认为上诉人应当对闫立良履行职务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那么因为闫立良在交通事故中应当承担70％的责任，所以上诉人承担责任的范围也仅限于闫立良在交通事故中应当承担的70％的责任范围，而不应是被上诉人的全部损失。2.目前，本案交通事故另一受害人张建国的亲属已对闫立良、杜全兴及涉案鲁M3A9**车辆的投保保险公司向��审法院提起诉讼。根据法律规定，原审法院在审理中会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为交通事故的其他受害人（包括李德华亲属）预留出赔偿份额。此外，不排除被上诉人也会对前述主体提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之诉以要求损害赔偿的可能。如果维持原审判决，需要强调的是，一旦被上诉人获得该项赔偿，则构成双重赔偿。而本案明显不属于可获得双重赔偿的情形。八、如二审判决上诉人应当承担本案责任，那么受害人李德华存在明显过错，应适当减轻上诉人的赔偿责任。原审判决认为李德华在交通事故中没有过错，便据此认定其对死亡后果不存在过错，显然是错误的。本案并非审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原审法院适用的是用人单位（使用人）责任。在对使用人进行归责时，应当充分审查被使用人在使用过程中有无过错。本案中，李德华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从事塔吊特种作业需要专门的资质，而自己没有从事塔吊拆装特种作业的资格，却依然主动加入接受指派从事塔吊特种作业，其行为存在明显过错，自身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九、原审判决按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证据明显不足，且与被上诉人提交的诸多证据相矛盾。上诉人即使承担责任，也应当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原审判决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明显过高。既然原审法院已经查明被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实误工费、交通费和住宿费，对其该项诉讼请求就应当不予支持。被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十、原审判决还存在以下重大问题。刻意回避了对李德华与上诉人、李德华与周新伟之间的关系认定，而对三者关系的认定直接决定着本案的法律适用和责任承担。原审判决始终未能厘清李德华与周新伟、上���人、闫立良的致害行为之间的法律关系，导致判决法律适用与事实认定脱节，未能准确界定责任承担主体为单一主体还是多重主体，裁判逻辑混乱。
被上诉人李新友、李大爱、阮彦娥、李裕帅答辩称：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正确、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公正，依法应予维持。一、原判决认定周新伟指派闫立良驾车拉载李德华、张建国去广饶作业系执行上诉人新东方公司工作任务，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已形成完整且多重紧密围合的证据链。1.交警部门在事故发生第一时间内对闫立良所做的讯问笔录客观真实，具有很强的证据优势，原审采信闫立良笔录内容非常恰当。首先，闫立良、李德华、张建国受到上诉人的指派，由闫立良驾车，李德华、张建国乘车共同去广饶工地安拆上诉人承接塔吊工程的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导致李德华、张建国身亡，作为李德华、张建国身亡的直接见证人，也是该起交通事故中唯一的幸存者，闫立良对事件的前因后果无疑是第一序列知情人。从原审原、被告之间的对立关系来分析，闫立良也是唯一能够站在公平、公正角度叙述事实真相的人。其次，从几份笔录内容看，交警部门对闫立良所做的笔录并没有任何针对性，也没有任何引诱或误导，完全是由闫立良自己在叙述该起事故发生的前因后果。再次，正因为闫立良的笔录中还原的事实真相戳穿了其所在单位也就是上诉人的谎言，致使上诉人规避法律责任的目的未能实现，才引发了上诉人对闫立良笔录证明效力的所谓质疑。上诉人以闫立良是交通事故的直接侵权人、主要责任人，并且闫立良与本案的审理结果有重大利害关系为由，质疑闫立良笔录的证明效力。但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新东方公司才是此次交通事故的责任���体。上诉人安排闫立良、李德华、张建国三人在事故发生前一天工作至晚上11点多，第二天工作一上午，中午没休息，又接着安排他们三人去垦利和广饶工地继续安拆塔吊。人是血肉之躯，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加上没有得到充分休息，极度的劳累和精神紧张是引发本次事故的根本原因。作为驾车人闫立良，他本意中并不想发生这次事故，也不想李德华、张建国失去生命。他们三人是工友，是一起听从上诉人安排为上诉人付出劳动的弱势群体。闫立良不是法律从业者，他无法理解在司法机关讯问时应该怎样说会减轻自己的责任，而且事故发生当场就被限制人身自由，更没有时间和条件查阅和弄清民法、民诉法、侵权法的规定。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说出事实真相，真实地向公安机关反应他所知道的前因后果。因此，闫立良作为本案的知情人和直接见证人，对李德华在事故发生前后做什么工作，为谁工作，去广饶干什么，在司法机关依法讯问时作了如实陈述。几份笔录取自司法机关，而且前后连贯一致，与其他证据相印证，具有明显的证据优势，原审法院采信闫立良笔录完全正确。2.闫立良讯问笔录、周新伟与宿立震、李德乐的通话录音，宿立震、李德乐当庭证言以及原审时被上诉人代理人当庭陈述可以形成多重且闭合的证据链。上诉人关于上述证据及陈述无法印证的主张属言不由衷的随意辩解，且不能自圆其说。其一，因为周新伟的通话录音中多次出现“去广饶”，上诉人便以“未明确到广饶所为何事”为由，认为被上诉人的证据相互矛盾。对通话录音应结合前言后语及其相关其他证据完整理解，用正常的思维考量分析，不能断章取义。该录音与证人证言、闫立良笔录等相互印证，能够得出闫立良、李德华、张建国去广饶是为了完成上诉人安排的工作。如果闫立良、李德华、张建国去广饶是为了走亲戚或者游玩，没有必要向上诉人的职工周新伟请示、汇报。对于去广饶的工作地点及工作内容，被上诉人的原审证据及陈述并无矛盾，原判决认定非常清楚。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提供的能够证实李德华去广饶安拆塔吊的工作地点、工作内容的证据及证言应该一字不差的完全一致，是上诉人一厢情愿的吹毛求疵，目的不过是扰乱视听，逃避责任。作为并不是塔吊安拆从业人员的宿立震以及原审原告代理人，均不具备专业能力区分李德华去广饶从事上诉人指派的工作是“拆塔吊”还是“装塔吊”还是“装拆塔吊”，就是作为专业塔吊公司的上诉人，在其制作的所谓“派工单证据”中，也多次出现工作内容不吻合的情况。但无论“装”还是“拆”均不能动摇李德华为上诉人干活的事实。可见，上诉人做此文字游戏，更是为了混淆视听。被上诉人认为，只要能证明李德华去广饶是为了完成上诉人指派的工作就足够了，这是事实的主干和基础。到底是“拆塔吊”还是“装塔吊”还是“装拆塔吊”，到底是去“广饶同泰小区”还是“圣泽舜城”，丝毫不影响本案的定性。原判决未受扰乱，将其认定为塔吊作业非常恰当。原审庭审中，上诉人多次将“广饶圣泽”和“圣泽舜城”混淆，但被上诉���并未刻意挑剔上诉人的此项混淆，因为被上诉人不想玩文字游戏浪费诉讼资源。其二，原审中，上诉人提交的所谓“派工单证据”多处有当天制作的痕迹，并且存在日期倒排的现象，被上诉人在原审庭审中已经明确指出以上情况。上诉人一再重复该单方证据的证明力，意图以这样的虚假证据对抗原审原告提交的多份原始的客观的第三方证据的效力，是站不住脚的。其三，被上诉人对周新伟电话录音中提到“我找的李乐，李乐叫他（李德华）去的”这句话的解释是：在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尹拥军所有的饭店“欧尚御品”，周新伟、张剑（上诉人的副总，高管之一）、李德乐在一起谈话，周新伟让张剑安排一个工人干活，张剑说“李德乐没事，让李德乐去吧”，李德乐���“我不去，让我弟弟李德华去吧”，周新伟和张剑都同意了让李德华去完成上诉人的工作。并且被上诉人提交的通话记录中显示周新伟当天就给李德华打电话安排了工作，张剑自始至终知情并且同意。如果这样还没有成立雇佣关系，那么请上诉人明确解释如何才能成立雇佣关系？按照上诉人的逻辑，李德乐指派李德华为上诉人工作，在周新伟和张剑在场且明知并且同意的情况下，雇佣关系的法律后果应由谁来承担？总不能雇佣关系的受益方为上诉人，责任承担方反而成了李德乐？这种逻辑恐怕违反了我国的若干法律法规，根本不能成立。3.关于周新伟电话录音是否采信问题，被上诉人认为，作为本案原审的共同被告，周新伟是上诉人的职工，负有管理职责，与上诉人有着重大利害关系，其当庭发言始终在看上诉人的脸色，受上诉人左右，��全是在附和上诉人的意图。相比之下，其电话录音内容是其真实意思表露。原审法院将周新伟的通话录音与其他证据相印证作出认定，完全正确恰当。宿立震在原审庭审中明确说明，与周新伟、周生果、张剑、李德乐、李德华均是普通朋友关系，与李德华并没有任何特殊或者其他重大利害关系。李德乐是李德华的哥哥，没有任何法律法规中规定亲属之间不可以作证，退一步讲李德华的赔偿与否与李德乐没有任何的法律关系，上诉人所称存在“重大利害关系”没有法律依据。4.上诉人认为，宿立震与周新伟通话录音中“我想的是叫他们干一上午就算了”，就可以说明周新伟并没有安排李德华、闫立良、张建国等三人于2015年8月10日去广饶更是断章取义后的无谓辩解。这句话恰恰可以证实2015年8月10日，李德华、闫立良、张建国三人是为上诉人在工作。这句话的字面意思也只是说周新伟脑子里想什么，并未落实在语言和行动上，而且这句话后面还有上诉人选择性忽视的后半句话：“我看他三个第一天干活这么慢，第二天干完那个早那就去广饶，这不没想到。”看到这里我们应该非常清楚事实真相的来龙去脉了，事实真相是2015年8月9日，上诉人安排李德华、闫立良、张建国三人去广饶安拆塔吊，他们三个人干的慢没有干完。上诉人第二天又早早的安排三人去垦利干活，垦利的工作结束的早，于是三人又去广饶继续干9日没有干完的工作。这个事实不但从上诉人引用的周新伟电话录音中可以还原，并且能够和闫立良笔录、被上诉人提交的多份证据相吻合，得出正如被上诉人所述的唯一结论。5.从周新伟与李德乐的通话录音中，周新伟说“我给平计了���百五十元，就是10号那天”。上诉人认为是周新伟个人在结算工钱，却对周新伟是其员工这一事实再一次选择性失忆。原审庭审中，上诉人明确承认周新伟是其员工，也不存在承包或租赁关系，周新伟凭什么为上诉人结算工人劳务费？2015年8月10日下午，李德华、闫立良、张建国所从事的上诉人的塔吊作业并未开始，这是事实。因为三人在去往广饶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客观上三人已经没有能力在当天出现在广饶工地上，但这也不是否认三人去往广饶的原因是为了完成上诉人安排的工作这一事实的理由。三个人干完上诉人安排的垦利工作，为了再去广饶完成前一天没有干完的塔吊业务，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导致三人永远不可能一起再为上诉人完成广饶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上诉人给死者李德华结算了全天的工钱。上诉人主张死者是为了周新伟个人工作，以及10日下午的工钱不可能计酬的说法不合情理。二、上诉人认为其单方制作的“派工单”是有效证据，但对该派工单的多处瑕疵又一次选择性忽略。1.被上诉人对派工单是上诉人单方制作的事实并不否认，但对多份派工单一式三联的内容字迹不符，墨迹未干，时间倒排等瑕疵提出异议，进而对派工单的真实性产生合理怀疑，上诉人在该宗派工单的真实性尚无法证明的前提下妄提证明效力，无疑为空中楼阁。多次强调自己随意补充、更改的派工单的合理性及现实性也充分证实上诉人对生命以及法律的极端漠视。2.闫立良笔录中认可上诉人曾出具过派工单，但发生车祸时已经丢失，而上诉人又取出整本的派工单意图证明事故当天未出具派工单，真实的派工单隐匿后拒不提交法庭。由此也可以看出上诉人对派工单制作及保存的自主性和随意性。退一步讲，上诉人提交的派工单中有8月9日的派工内容，工作地点显示为广饶县，也可以证实其在广饶承接工程的真实性。派工单的内容是完成塔吊安拆的全部工作，而周新伟电话录音、闫立良笔录中也可以体现8月9日的工作并未干完，8月10日即事故发生当天李德华、闫立良、张建国三人的一项工作内容就是完成8月9日的收尾工作，更能够印证周新伟电话录音和闫立良笔录的真实性。3.从证据的采信原则来看，上诉人提交的该宗派工单不但没有证明其自身的主张，反而更能印证被上诉人的诸多观点，本着证据提交人自行认可对方主张后，对方无需举证的原则，上诉人应承担举证的不利后果。三、与原判决一样，二审法院应认定周新伟指派李德华的事实成立。因周新伟多次指派李德华为上诉人工作，且2015年8月9日、10日两天的指派行为不但是周新伟的职务行为，并且上诉人的副总也是高管之一的张剑就在指派现场，张剑明确同意周新伟代表上诉人指派李德华为上诉人工作。1.上诉人关于周新伟是其普通职工，不享有安排工作任务的权利的辩解不能成立。首先，从周新伟与宿立震的通话录音以及周新伟与李德乐的通话录音，结合李德乐出庭证言可以证实周新伟多次代表上诉人指派李德华、李德乐、张凯等人为上诉人工作，闫立良也证实周新伟指派其工作；其次，2015年8月9日、10日两天工作的指派，上诉人的副总也是高管之一的张剑就在指派现场，已认可周新伟指派李德华的行为。以上两点结合，周新伟代表上诉人指派李德华从事上诉人承揽工作的事实已经非常明确。2.上诉人称与周新伟签订了安全承诺书，希望由此得出周新伟超越职权，上诉人不认可周新伟指派行为的结论。周新伟是上诉人的职工，与上诉人之间签订任何协议对第三人无���何法律利害关系。上诉人的这一说法恰恰可以说明上诉人的管理不到位，内部制度不健全，李德华的死亡和上诉人内部管理混乱和制度不健全有着直接关系。3.作为提供劳务的李德华只知道周新伟是上诉人的职工，在上诉人单位带班管事儿，李德华没有能力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一定要详细知道周新伟在上诉人单位是什么职务，权利有多大，也不可能知道上诉人所说的所谓安全承诺书内容，李德华只要从事上诉人承揽的工作，将自己的劳务提供给上诉人，李德华即完成了提供劳务者的所有义务，同时也应该享有提供劳务者的所有权利和受法律保护。4.上诉人称从周新伟与宿立震的通话录音中可以听出周新伟超越职权的观点同样不能成立。首先，上诉人并没有将换人的通知下达给李德华；其次，李德华10日去广饶是延续9日未完成的工作，这两天的工作都是上诉人所承揽���工作内容；再次，周新伟疏忽也好，故意也罢，事实上没有将换人通知传达给李德华，李德华身亡的赔偿责任依法应由上诉人承担。5.李德华没有知道或应当知道周新伟是否越权的能力和义务。被上诉人认为，周新伟在本案中并没有超越职权的行为，如果有超越职权的行为，也是上诉人内部管理的问题，不影响上诉人对其雇员李德华的死亡承担责任。四、上诉人认为即便周新伟的指派行为系职务行为，也并非导致李德华死亡的侵权行为的观点不能成立。李德华去广饶完成上诉人工作期间身亡。如果没有上诉人雇佣李德华正在从事雇佣劳动这一大的前提，李德华不会因为交通事故而死亡。因此，被上诉人依法有权选择提起本案诉讼而未以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起诉，上诉人以交通事故侵权责任混淆本案责任主体没有根据。五、闫立良的驾车行为是执行上诉人工作任务的内容之一。闫立良驾车与李德华、张建国一起去广饶是为了完成上诉人承揽的广饶同泰小区的塔吊业务，同时将前一天没有干完的同样也是上诉人承揽的圣泽舜城塔吊再进行收尾工作。工作地点之间距离较远，三人不可能步行去广饶，闫立良受周新伟指派驾车去广饶是完成上诉人指派工作的必要且不可缺少的行为，是上诉人指派工作内容中不能分割的一部分。上诉人企图将闫立良的驾车行为和塔吊业务完全区分和割裂开不仅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六、原判决引用《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归责，适用法律正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确立的是使用人责任制度（参见梁慧星《民事立法、理论、实务若干问题》）。使用人责任制度适用的前提是使用关系，使用关系不是法律关系，而是一个事实关系，即一方使用了另一方的事实。被使用人为使用人的利益在执行工作任���中所造成他人的损失，由使用人即用人单位承担赔偿责任。而且是无过错责任。本案中，周新伟、闫立良是上诉人的工作人员，与上诉人存在适用关系。周新伟指派李德华到广饶作业，以及指派闫立良驾车拉载李德华前往广饶作业，均系执行上诉人工作任务的行为，原审引用《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认定上诉人对李德华的死亡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适用法律正确。该条的设立目的是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包括像李德华一样，没有与用人单位形成劳动关系却为单位提供劳务的广大雇工的利益。上诉人认为此条所述“他人”系用人单位工作人员以外的第三人（与用人单位无任何法律关系），并无依据。如果按照上诉人对“他人”的界定，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就被排斥在法律保护之外。上诉人不仅上诉无理，还曲解了《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篡改了梁慧星教授的理论。被上诉人认为，对于本案的归则原则，同时使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七、上诉人认为应在闫立良承担的交通事故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于理不通。1.闫立良在完成上诉人指派工作范围内致使李德华死亡，也是职务行为。上诉人企图混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与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两个完全不同责任的内容，用交通事故责任比例区分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赔偿比例完全是典型任意曲解法律的行为。如果上诉人认为闫立良有过错，可以依法对闫立良提起相关追偿诉讼，而不可用此法律关系的法律规定想当然地适用到另一法律关系上面。这与梁慧星教授所说的使用人责任制度也是相悖的。2.对上诉人一再提到的“双重赔偿”，只是上诉人的主观臆想和栽赃。即便被上诉人意图通过诉讼获得所谓双赔，人民法院依法也不会准许。八、本案中，死者李德华不存在任何过错。李德华不是在安拆塔吊过程中从高空坠落或外力打击身亡，而是在去往广饶途中因交通事故身亡，应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李德华是该条规定中典型的“他人”。假如李德华在安拆塔吊过程中因缺少必要的专业知识或资质而发生安全生产事故，李德华应按过错程度承担责任。《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应由上诉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我国其他法律法规也未规定李德华去往广饶完成上诉人工作内容途中受害应承担何种过错责任。再退一步讲，在闫立良笔录中，闫立良称多次看到李德华拿着扳手装、卸螺丝，如果李德华所从事的仅仅是闫立良、张建国将塔吊节杆落到地面后拆装螺丝，或者帮闫立良、张建国从车上装卸工具也存在过错吗？李德华并不是在高空作业等需要特种资质的过程中死亡，因此，上诉人关于李德华有过错的辩解理由完全无法成立。从证据来看，被上诉人在原审中提交的关于城镇居民的相关证据完全达到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的标准，原审法院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相应赔偿金符合我国法律规定。
原审被告周新伟、周生果未提供答辩意见。
经审理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李德华乘坐闫立良驾驶的车辆前往广饶是否为周新伟指派，如果是周新伟所指派，该指派行为应否认定为履行新东方公司的职务行为。二���因李德华死亡而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是由闫立良赔偿，还是由新东方公司赔偿；如果由新东方公司进行赔偿，其赔偿范围应如何认定。三、上诉人主张受害人李德华对死亡后果的发生存在过错，应据此减轻上诉人的赔偿责任，该主张应否采纳。四、被上诉人主张的死亡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应否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进行计算；原判决认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否过高；原审酌情支持被上诉人误工费、交通费和住宿费2000元，是否妥当。五、上诉人原审中提交的派工结算单应否作为有效证据予以采信。六、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关于焦点问题一。本院认为，闫立良为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其在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后的第一时间接受了交警部门的询问。在询问笔录中，闫立良述称其与李德华、张建国驾车前往广饶实施塔吊拆卸作业。周���伟亦为上诉人员工，原审中被上诉人提供的周新伟的手机通话录音证据，通话内容能够证实李德华乘车前往广饶系周新伟的指派。原审法院综合上述证据，认定李德华乘坐闫立良驾驶的车辆前往广饶为周新伟指派，具有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周新伟为上诉人的员工，其指派李德华、张建国前往广饶实施塔吊拆卸作业，该施工作业为上诉人的业务内容，因此，周新伟的指派行为应认定为履行新东方公司的职务行为，由此产生的后果应由新东方公司承担。
关于焦点问题二。本院认为，闫立良驾车前往广','2018-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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