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海南一中刑初字第97号
公诉机关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被告人卢章雷，男，1965年3月3日出生，汉族，海南省文昌市人，大专文化，原任文昌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站长。因涉嫌受贿罪，2013年9月4日经文昌市人民检察院决定，被文昌市公安局执行刑事拘留，同月17日经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决定，次日被文昌市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文昌市看守所。
辩护人李艳萍，海南昌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琼检一分公诉一刑诉［2014］7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卢章雷犯受贿、行贿罪，于2014年10月20日向本院提出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派检察员ＸＸ川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卢章雷及其辩护人李艳萍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
一、受贿犯罪事实
(一）被告人卢章雷与林中兴、林志铁共同收受文昌东南海水产有限公司林某生123万元，卢章雷分得30.92万元的事实
2006年5月份，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捕捞处原处长林中兴（另案处理）得知文昌有一些报废渔船功率指标后，便告诉福建籍老板林某生（另案处理），可以利用文昌地区的报废渔船功率指标申请船网工具指标建造渔船，并要求林某生按照200元/千瓦的标准支付好处费。林某生表示同意后，林中兴便打电话给卢章雷，提出由卢章雷负责将文昌地区的报废渔船功率指标提供给林某生用于申请船网工具指标。卢章雷表示这件事他做不了主，于是将此事告诉时任文昌市海洋与渔业局局长的林志铁（另案处理），并问林志铁需要收取多少好处费。林志铁让卢章雷自己做主。卢章雷安排文昌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办公室主任吴乾彬（另案处理）与林某生衔接，由吴乾彬从文昌市的报废渔船功率指标库里挑出一些报废渔船功率指标给林某生。此后，林某生在文昌成立了文昌东南海水产有限公司，并于2006年至2007年期间，以该公司名义在文昌分批申请获得25艘渔船的船网工具指标批文，其中18艘渔船的功率由吴乾彬帮忙提供。之后，林某生按照事先与林中兴的约定，以200元/千瓦的标准分6次将123万元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转账到林中兴提供银行账户中。林中兴收到后，按照事先与卢章雷的约定，以100元/千瓦的标准分6次将73.92万元转账到卢章雷提供的账户中。卢章雷将其中43万元分给了林志铁，剩下30.92万元由卢章雷分得。
（二）被告人卢章雷收受林某生7.5万元事实
1、2008年上半年，林某生找到吴乾彬，提出还想利用文昌报废渔船功率指标申请船网工具指标。因当时文昌报废渔船功率指标已经很难找，吴乾彬便请示卢章雷，卢章雷交待吴乾彬帮林某生再找找。之后，吴乾彬帮助找到400千瓦报废渔船功率提供给林某生用于申请船网工具指标。在获得这400千瓦渔船的船网工具指标批文后，林某生通过林中兴按照事先说好的100元/千瓦的标准将4万元好处费送给卢章雷。卢章雷从该4万元中拿出1.5万交给了吴乾彬，其余2.5万元为卢章雷所得。
2、文昌东南海水产有限公司的25艘渔船在文昌办理登记入户后，存在刷写船名号不规范等问题，为了在年审的时候能得到卢章雷的关照，从2010年至2013年，林某生每年春节前都以“红包”的名义送给卢章雷好处费，四次合计3.5万元。期间，卢章雷明知林某生的上述渔船存在船名号不规范等问题，仍审核同意通过年审。
（三）被告人卢章雷收受林某师15万元事实
2009年至2012年，林某师在每年的休渔期都组织渔船违规捕鱼。期间，为了让林某师能避开执法检查，被告人卢章雷经常为其提供文昌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出海执法的信息。为表示感谢，自2009年至2012年，林某师分4次送给卢章雷15万元。
（四）被告人卢章雷收受王某强10万元事实
2008年至2012年期间，王某强在休渔期经常出海违规捕鱼。为躲避文昌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的执法检查，王某强经常向卢章雷打听检查情况。自2009年以来，王某强经常在东郊镇向渔民收购活鱼。为收购到更多的活鱼，王某强找卢章雷帮忙，让文昌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的有关人员不要再去拆除东郊镇渔民违规铺设的渔网。之后，在卢章雷的帮助下，文昌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没有再去查处东郊镇渔民违规铺设的渔网。为表示感谢，自2008年至2012年，王某强分5次共计送给卢章雷10万元。
（五）被告人卢章雷收受许某、黄某华、黄某喜等人28.5万元事实
1、2007年至2012年，在每年的休渔期，许某都会违规收购海鲜，并叫卢章雷帮忙不要查处。在每年休渔期结束后，许某都会给卢章雷好处费，先后分六次共送给了卢章雷18万元。
2、2009年期间，三亚渔民黄某华和黄某喜购买了两艘渔船，为了能在文昌办理入户登记，黄某华、黄某喜找许某帮忙。许某又找卢章雷帮忙，卢章雷提出需要打点，许某同意。之后，卢章雷积极与文昌市海洋与渔业局和船舶检验部门沟通，帮助许某将两艘渔船在文昌市办理了入户登记。为表示感谢，许某将黄某华、黄某喜交给他的10万元转送给了卢章雷。卢章雷将其中5万元交给林志铁，其余5万元由其所得。
3、2007年，临高有几艘小型渔船来文昌地区捕捞作业，许某负责经销代理。为了领取柴油补贴，这些船主找到许某，叫许某帮忙在文昌办理编外入户登记。之后许某通过卢章雷帮忙，为这些渔船办理了编外登记入户。领取柴油补贴后，这些渔船船主将5000元交给许某转送卢章雷。
（六）被告人卢章雷收受郑某举、郑某朝3万元事实
2009年，郑某举因在休渔期间违规出海捕鱼，被文昌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查处。之后郑某举为能躲避执法检查，找被告人卢章雷帮忙，希望卢章雷及时为其提供执法检查信息，并表示会感谢卢章雷。之后，卢章雷经常向郑某举提供该管理站执法检查信息，帮助郑某举躲避执法检查。为表示感谢，2010年至2012年，每年休渔期结束后，郑某举和其合伙人郑某朝都会拿出1万元送给卢章雷，3次共送给卢章雷3万元。
（七）被告人卢章雷收受邢某生1.7万元事实
2011年，文昌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多次对东郊镇渔民违规铺设的渔网进行查处，影响邢某生收购海鲜生意。邢某生通过王某强出面找被告人卢章雷帮忙。之后在卢章雷的帮忙下，文昌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没有再去查处东郊镇渔民违规铺设的渔网。为表示感谢，2011年和2012年邢某生分两次通过王某强共计送给卢章雷1.7万元。
（八）被告人卢章雷收受甘某3000元事实
2008年甘某私下将其琼文昌33098号渔船的功率变更为135千瓦，造成船证不符，为此，甘某找到文昌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办公室主任吴乾彬帮忙办理变更手续，吴乾彬又找到卢章雷帮忙，卢章雷表示同意。之后，经卢章雷审批，吴乾彬为该渔船办理了渔船功率变更手续。事后，为表示感谢，甘某通过吴乾彬送给卢章雷3000元。
二、行贿犯罪事实
2007年至2011年休渔期间，卢章雷为违规出海捕鱼的林某师、王某强、许某等人提供方便，并多次收受好处费43万元。卢章雷为了得到时任文昌市海洋与渔业局局长林志铁的包庇，在每年休渔期结束后，都送给林志铁好处费，先后五次共送给了林志铁17万元。林志铁收受卢章雷好处费后，对卢章雷收受渔民贿赂等行为长期纵容和包庇。
针对上述指控的事实，公诉机关提供了书证、证人证言以及被告人卢章雷的供述和辩解等相关证据材料。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卢章雷身为国家工作人员，伙同他人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与林中兴、林志铁共同收受贿赂123万元，其中个人分得30.92万元；单独收受他人贿赂66万元；被告人卢章雷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用违法所得17万元给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情节严重，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之规定，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卢章雷的辩解意见为：对起诉书指控基本属实，但认为有几个问题有些出入，具体为：①本案公诉人指控的第二笔受贿罪，卢章雷收受的数额不当，应认定卢章雷收受林中兴转送的4万元受贿款后，卢章雷将3万元给了吴乾彬，卢章雷只收1万元；②许某将黄某华、黄某喜交给他的10万元，其将其中5万元交给了林志铁后，剩余的5万元，其用于为船主办理船检过程中送礼及请吃花销了2.5万，其本人只获得2.5万元；③卢章雷把林某师、王某强、许某给的43万元中的17万元交给林志铁。卢章雷认为是共同受贿，不是其向林志铁行贿，因为林某师、王某强、许某交钱给其时都跟他说是给其和局长（林志铁）的“茶水费”，其交钱给林志铁的时候也告诉林志铁说是林某师、王某强、许某给的“茶水费”。
被告人卢章雷的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①被告人为违规出海捕鱼的林某师、王某强、许某提供方便，收受好处费43万，其中送给林志铁17万元，应认定为共同受贿，而不是行贿。②本案公诉人指控的第二笔受贿罪，卢章雷收受的数额不当，应认定卢章雷受理林某生的4万元受贿款后，其将3万元给了吴乾彬，自己只收1万元。③卢章雷个人受贿的第（三）笔林某师送的15万元，第（四）笔王某强送的10万，第（五）笔中许某送的18万元，黄某华和黄某喜交许某送的10万共计53万，属于卢章雷与林志铁的共同受贿，其中卢章雷受贿金额为31万，林志铁受贿金额为22万。因此，本案在第一笔共同受贿中个人受贿30.92万，在第二至第八笔，个人所得受贿金额共计为41万元。本案被告人合计所得受贿金额为71.92万元。④
被告人在第一笔共同受贿中，应认定为从犯。此外，被告人系初犯，有自首情节，立功表现，被告人家属积极退赃，应当给予被告人从轻、减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
一、受贿的事实
（一）2006年5月份，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捕捞处原处长林中兴（另案处理）得知文昌有一些报废渔船功率指标后，便告诉福建籍老板林某生（另案处理），可以利用文昌地区的报废渔船功率指标申请船网工具指标建造渔船，并要求林某生按照200元/千瓦的标准支付好处费。林某生表示同意后，林中兴便打电话给卢章雷，提出由卢章雷负责将文昌地区的报废渔船功率指标提供给林某生用于申请船网工具指标。卢章雷表示这件事他做不了主，于是将此事告诉时任文昌市海洋与渔业局局长的林志铁（另案处理），并问林志铁需要收取多少好处费。林志铁让卢章雷自己做主。卢章雷安排文昌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办公室原主任吴乾彬（另案处理）与林某生衔接，由吴乾彬从文昌市的报废渔船功率指标库给林某生。此后，林某生在文昌成立了文昌东南海水产有限公司，并于2006年至2007年期间，以该公司名义在文昌分批申请获得25艘渔船的船网工具指标批文，其中18艘渔船的功率由吴乾彬帮忙提供。之后，林某生按照事先与林中兴的约定，以200元/千瓦的标准分6次将123万元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转账到林中兴提供银行账户中。林中兴收到后，按照事先与卢章雷的约定，以100元/千瓦的标准分6次将73.92万元转账到卢章雷提供的账户中。卢章雷将其中43万元分给了林志铁，剩下30.92万元由卢章雷分得。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卢章雷供称：2006年5月份，林中兴打电话跟我说有个公司想用文昌报废渔船功率指标申请造船并在文昌登记入户，问我能不能操作，我就跟林中兴说这个事情我一个人做不了主，这是局里的权力范围。林中兴说他知道，叫我跟林志铁具体沟通。然后我将该事情告诉林志铁，林志铁表示认同。然后我就问林志铁叫他们每艘船赞助多少钱，林志铁就叫我跟人家谈就可以了。于是我又打电话给林中兴，说我已经跟林志铁说好了，只是每艘船要赞助一点钱。林中兴就说那就按100元/千瓦的报废渔船功率来给我和林志铁好处费。过了一两天林某生就来文昌找我，我就安排办公室主任吴乾彬与林某生衔接，具体操作利用文昌报废渔船功率给林某生申请造船的事情。2006年至2007年，林某生以其东南海水产有限公司分批申请了25艘渔船，并在文昌办理登记入户，其中19艘渔船所利用的报废渔船功率是由我安排吴乾彬帮忙提供的。在这过程中，林某生就通过林中兴分五次将739200元好处费转到我岳母陈月美的农业银行。每笔钱汇入这个账户后林中兴都会打电话告诉我，叫我查收。其中第一笔是2006年6月份，汇入人民币102000元；第二笔是2006年8月份，汇入人民币187200元；第三笔是2007年1月份汇入人民币120000元；第四笔是2007年5月份汇入160000元；第五笔是2007年9月份汇入170000元。我也会尽快把钱取出一部分交给林志铁，从2006年到2007年我分五次给了林志铁43万元。
2、同案人的供述和辩解
（1）林志铁供称：我在2006年5月任文昌市海洋与渔业局局长后，该局都是将报废渔船功率指标交给文昌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代管，之前是不是这样做我不清楚，我担任局长期间没有这方面的文件或会议记录，据我所知这样做是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的惯例，一般关于渔船的档案、年审等日常惯例工作都是由渔政站负责。
2006年，卢章雷告诉我林中兴介绍林某生过来文昌利用报废渔船功率建造渔船。我表示同意，并叫卢章雷跟林中兴具体谈好处费的事情。卢章雷后来与林中兴商量好林某生按照100元/千瓦的价格标准给我和卢章雷好处费。东南海水产有限公司的渔船在文昌入户首先由文昌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提交文昌市海洋与渔业局，由我作意见同意后，再起草报告给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我和卢章雷每次都会大概按照六四分成的比例分得好处费。之后卢章雷分五次将其中的43万元好处费交给我。第一次是2006年6月份卢章雷给我6万元，第二次是2006年8月卢章雷交给我11万元，第三次是2006年12月份卢章雷交给我7万元，第四次是2007年1月份卢章雷交给我9万元，第五次是2007年9月份卢章雷交给我10万元。
（2）林中兴供称：2006年在我到文昌调研后不久，我联系了林某生，告诉他说文昌那边有报废渔船功率可以换船网工具指标造新船，但要有偿购买，具体价格由他和文昌这边谈。林某生说他正好也想在海南发展渔船，正愁没有船网工具指标造船。而在文昌的报废渔船功率都由文昌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来管理、整合，而卢章雷是文昌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的站长，所以我就介绍林某生给卢章雷认识。后来，经林某生与卢章雷联系后，决定由林某生在文昌注册一个公司（后来林某生在文昌注册了文昌东南海水产有限公司），文昌海洋与渔业局提供报废渔船功率，由林某生出资购买。卢章雷没有直接向林某生提供报废渔船功率，而是先告诉我他们提供的报废渔船功率总数、单价（大约100元/千瓦）和总金额，然后由我把卢章雷提供的报废渔船功率总数按照约200元/千瓦的单价及总金额报给林某生。林某生同意后，就把钱付给我，我再按照卢章雷之前报给我的价将钱付给卢章雷。
林某生给我的钱都是通过银行转账或汇款给我的，大概有100多万元。我也是通过转账或汇款将钱给卢章雷的。后我大约转给卢章雷70多万元。
（3）吴乾彬供称：在2007年和2008年，福建老板林某生在文昌市成立了一个文昌东南海水产有限公司，用我们文昌的船网工具指标造了19艘渔船，这19艘船网工具指标都是卢章雷叫我从我管理的文昌渔船数据库里找出报废渔船的船网工具指标，整合后交给文昌东南海水产有限公司向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申请造船。另外，大约在2007年或2008年左右，林某生的文昌东南海水产有限公司用三亚的船网工具建造了6艘渔船，这6艘渔船后来通过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审批后转到我们文昌入户。
3、证人证言
（1）林某生证称：2006年5、6月份的一天，我在和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的捕捞处处长林中兴的交往中，林中兴告诉我说文昌有报废渔船功率指标，可以转换成船网工具指标来申请造船，但要付费，并问我有没有兴趣。当时我正好也想在海南发展渔船，拓展捕捞业，正愁没有船网工具指标造船。林中兴说，文昌的报废渔船功率都由文昌渔监站管理、整合，并将站长卢章雷的联系方式告诉我，叫我去文昌找卢章雷具体联系报废渔船功率指标的事。到了第二天，我就自己去文昌找了卢章雷，谈了相关由文昌渔监站提供报废渔船功率给我去申请造船的事。卢章雷还交待他们渔监站的办公室主任吴乾彬与我衔接，具体负责操作这件事，以后每一批船都是我直接找吴乾彬要报废渔船功率来申请船网造船工具指标。我记得卢章雷还说，申请渔船造船指标如果是个人的就必须是本地户籍，如果是公司申请就必须是当地注册的公司，所以我就在文昌注册了文昌东南海水产有限公司。据我所知，报废渔船功率指标不能进行买卖，我心里明白林中兴说的“付费”其实就是按照功率量给林中兴、卢章雷好处费。
文昌渔监站向我提供报废渔船功率申请船网工具指标造船的过程中，我分6、7次大约给了140多万元“好处费”给林中兴和卢章雷。
（2）黄某成（原文昌市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证称：文昌市报废渔船功率指标，是文昌市海洋与渔业局交给文昌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代管的。具体是否有相关的文件或是会议记录，我不知道。
4、书证
（1）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渔业船舶登记证书证实：文昌东南海水产有限公司经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批准，使用文昌市淘汰渔船的功率指标建造了琼文昌33079、琼文昌33080、琼文昌33081、琼文昌33082、琼文昌33085、琼文昌33086、琼文昌33090、琼文昌33091、琼文昌33092、琼文昌33093、琼文昌33096、琼文昌33095、琼文昌33099、琼文昌33111、琼文昌33112、琼文昌33133、琼文昌33176、琼文昌33178十八艘渔船。
（2）银行账户明细及存取款转账凭条。
证实：2006年至2007年间，林中兴从其持有的户名“周明”和“徐日海”的农行账户，先后六次共转入73.92万到被告人卢章雷持有的“陈月美“的农业银行里。
（3）事业单位法人证书证实：文昌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为事业法人。法定代表人为卢章雷，举办单位（发起设立）为文昌市海洋与渔业局。宗旨和业务范围是保护渔业资源和水生野生动植物、监督管理渔业水上交通安全和渔民专业技能培训、考试、维护渔业生态环境、渔业渔场、渔港及渔港水域的正常生产秩序、处理渔业生产纠纷和渔业船舶水上交通事故。
（4）任免通知证实：2004年3月15日，被告人卢章雷被文昌市委组织部任命为文昌市渔政渔监站站长。
（5）人口信息查询资料证实：被告人卢章雷出生于1965年3月3日。
上述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
（二）被告人卢章雷收受林某生7.5万元事实
A、2008年上半年，林某生找到吴乾彬，提出还想利用文昌报废渔船功率指标申请船网工具指标。因当时文昌报废渔船功率指标已经很难找，吴乾彬便请示卢章雷，卢章雷交待吴乾彬帮林某生再找找。之后，吴乾彬帮助找到400千瓦报废渔船功率提供给林某生用于申请船网工具指标。在获得这400千瓦渔船的船网工具指标批文后，林某生通过林中兴按照事先说好的100元/千瓦的标准将4万元好处费送给卢章雷。卢章雷从该4万元中拿出1.5万交给了吴乾彬，其余2.5万元为卢章雷所得。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被告人卢章雷供称：2008年的时候我已经帮忙提供了很多报废渔船功率给林某生申请建造渔船，当时文昌市已经没有多少报废渔船功率了。有一次吴乾彬就找我说林某生还要申请建造一艘400千瓦的渔船，但是他找了很久也没有凑够400千瓦的报废渔船功率，我就说再找找看吧。后来吴乾彬大概花了2个月才凑够400千瓦的报废渔船功率提供给林某生。林某生申请建造的这艘渔船登记入户后，有一天林中兴就打电话给我，说林某生这艘400千瓦渔船的好处费给他了，问我是不是把我这份好处费汇到我原来的账户，也就是我岳母陈月美的农业银行账户。因为当时我岳母陈月美的账户已经销户了，所以我就跟林中兴说这一次直接给我现金。过了几天的一个上午，我准备去海口办事，于是我就打电话给林中兴，我开车到海府路老省政府后，林中兴在停车场拿一个银行的纸袋交给我，我收下了纸袋，过后打开看里面有4扎人民币，每扎1万元。因为这几年林某生在文昌申请造船，吴乾彬帮忙做了很多事，也是由我安排吴乾彬具体负责挑选一些报废渔船功率指标给林某生，考虑到文昌已经没有报废渔船功率指标了，估计这也是林某生最后一次给我好处费，所以我就想分给吴乾彬一些好处费。过来几天上班的时候，我在吴乾彬的办公室将3万元交给吴乾彬，并对他说这是东南海水产公司给的，你就拿着。吴乾彬笑笑就收下了，他也知道这个钱就是给他个人。
2、同案人的供述和辩解
（1）林中兴供称：在2008年之前，我每次将好处费转给卢章雷都是转账或是汇款到卢章雷提供的一个账户里，到2008年的时候林某生按照200元\\\千瓦将钱转给我后，我就准备按照100元\\\千瓦将4万元转给卢章雷，当时我叫卢章雷把账号发给我，卢章雷说他原来的那个账户不用了，说他改天上海口，直接把现金给他。我当时说可以。过了几天，卢章雷打我电话，说他来海口了，于是我就叫他来我上班的地方，就是位于海口市海府路老省政府。卢章雷到了后，打我电话，然后我们就约在停车场见面，见面后我就将事先准备好的用纸袋装着的4万元现金交给卢章雷。我们闲聊了几句后，卢章雷说他还有事就开车离开了。
（2）吴乾彬供称：大约到了2008年7、8月份，我最后一次提供船网工具给文昌东南海水产有限公司申请造船后不久（具体日期我记不清楚了），有一次卢章雷来到我的办公室，将15000元现金交给我，说是东南海水产有限公司给的。我听后就收下了这15000元。我知道卢章雷在和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的原捕捞处处长林中兴等人用文昌的船网工具指标给林某生的文昌东南海水产有限公司造船这件事上，肯定捞了不少好处，我知道一些内情，他将这15000元交给我是为了避免我把他们的事说出去。
3、证人证言。林某生证称：2008年上半年的时候，我还想在文昌申请几艘渔船，我问吴乾彬能不能帮我再找一些报废渔船功率指标。吴乾彬跟我说文昌地区的报废渔船功率指标已经很难找了。当时我就叫吴乾彬帮忙再给我找找。大概过了一两个月，吴乾彬才给我找到400千瓦的报废渔船功率。于是我就利用这400千瓦的报废渔船功率向文昌市海洋与渔业局提出渔船船网工具指标申请，文昌市海洋与渔业局局长林志铁批准后就打报告给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最后由林中兴审批这艘400千瓦渔船的船网工具指标。我获得这艘400千瓦渔船的船网工具指标批文后，我就按照事先与林中兴的约定，大约按照200元/千瓦的标准将8万元左右的好处费通过银行转账给林中兴，然后再由林中兴分一部分给卢章雷和林志铁（他们每人得多少我不清楚）。
4、书证。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渔业船舶登记证书证实：文昌东南海水产有限公司经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批准，使用文昌市淘汰渔船的功率指标建造了琼文昌33179号渔船。
上述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
B、文昌东南海水产有限公司的25艘渔船在文昌办理登记入户后，存在刷写船名号不规范等问题，为了在年审的时候能得到卢章雷的关照，从2010年至2013年，林某生每年春节前都以“红包”的名义送给卢章雷好处费，四次合计3.5万元。期间，卢章雷明知林某生的上述渔船存在船名号不规范等问题，仍审核同意通过年审。
证实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被告人卢章雷供称：林某生公司的25艘渔船在文昌登记入户的，为了叫我在他公司渔船管理和年审方面给予关照，在2010年至2013年期间，我4次合计收受林某生送给我3.5万元现金的“感谢费”。①2010年春节前某一天的下午，林某生在文城称心宾馆大门的路边，将装有5000元现金和一些茶叶的礼品袋送给我的。②2011年春节前某一天的下午，林某生在文城凤凰城大酒店后面停车场，将装有10000元现金和一些茶叶的礼品袋送给我的。③2012年春节前某一天的下午，林某生是在文昌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附近，将装有10000元现金和一些茶叶的礼品袋送给我的。④2013年春节前某一天的下午，林某生是在文城维嘉大酒店大门口对面，将装有10000元现金和一些茶叶的礼品袋送给我的。
2、证人证言。林某生证称：我从2010年开始每年春节都会给卢章雷送“红包”和礼品。我和卢章雷认识后，有时候卢章雷没有茶叶了会打电话叫我给点茶叶给他。所以在2010年春节前我送了6—8盒茶叶和一个5000元的红包，2011年—2013年每年春节前，我每年都给卢章雷一个10000元的红包和10盒礼品茶。我们东南海公司在获批船网工具指标后，都在文昌入户，到进行年检审核时候，有些渔船存在职务船员缺乏、刷写船名不规范、船档案资料里没有相片等问题，为了在年审的时候能得到卢章雷的关照，我就给了卢章雷3.5万元的好处费。
3、书证。文昌市渔船船舶年审审核表证实：2010年至2013年期间，经卢章雷审核、签字，同意文昌东南海水产有限公司名下的25艘渔船通过年审。
上述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
(三）被告人卢章雷收受林某师15万元事实
2009年至2012年，林某师在每年的休渔期都组织渔船违规捕鱼。期间，为了让林某师能避开执法检查，被告人卢章雷经常为其提供文昌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出海执法的信息。为表示感谢，自2009年至2012年，林某师分4次送给卢章雷15万元。
证实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被告人卢章雷在侦查阶段供称：林某师分6次合计给送我21万元。之前我们渔监站都会在休渔期间外出查处违规捕鱼的情况，但很多次都扑空，当时我也知道林某师会在休渔期组织渔船出海违规捕鱼，所以我就找到林某师提出让他给我提供其他渔船违规捕鱼的信息，然后我也给他提供我们出海查处的信息给他，让他能避开我们的检查。林某师为了感谢我给予的照顾，分6次合计给送我21万元：①2007年8月下旬的一天上午9点多，林某师拎着一个纸袋来到我办公室，说今年休渔期间他组织渔船捕鱼赚到了一些钱，给我一些钱喝茶，然后就从纸袋里拿出一个用黑色塑料袋包裹的钱给我。回家后我看到里面有3万元。②2008年8月份下旬的一天上午，林某师到我办公室，说今年休渔期间组织渔船捕鱼赚到了一些钱，然后他拿出3万元人民币现金交给我。③2009年8月份休渔期结束后的一天早上，林某师叫我到清澜边防派出所对面的清香茶店吃早餐，林某师叫我把车钥匙给他，说钱放在副驾驶座前的箱子里。我就将这3万元拿回家放在卧室的桌子抽屉里面。④2010年8月下旬某天，也是在清香茶店吃早餐时，林某师送给我3万元。⑤2011年8月份下旬一天早上，林某师约我到清香茶店吃早餐，林某师叫我将车钥匙给他，说他把钱放在了我车副驾驶座前的箱子里。然后我就将这4万元存放在卧室桌子的抽屉里。⑥2012年8月份下旬一天早上，林某师约我到清香茶店吃早餐，林某师就叫我将车钥匙给他，下班回到家后我才打开林某师给我的塑料袋，看到里面有5万元。这些钱有些我是用于家庭和个人开销，大部分都是给我老婆把钱存到银行里。
因为林志铁当时是文昌市海洋与渔业局局长，是我的直接领导，林某师、许某、王某强等人在休渔期违规捕鱼也会有人举报，林志铁知道这些情况，可能也知道我收这些违规捕鱼的人的好处费，所以我每次收了好处费后，我会给林志铁一些钱，并且告诉林志铁这些钱是那些在休渔期违规捕鱼的人给的好处费，我这么做就是想跟林志铁通个气，以后也不会出什么事。
被告人卢章雷在审查起诉阶段又称：具体什么时候给的，给了多少钱，我记不得。
但在案件开庭审理阶段，被告人卢章雷在庭审中对公诉机关的该项指控没有异议。
2、同案人供述和辩解。林志铁供称：2007年至2011年这5年期间，每年禁渔期结束后的8月底或9月初，卢章雷合计送了17万元给我。卢章雷之所以要送这些钱给我，是因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我国南海每年进行伏季休渔，但是当时卢章雷利用当渔监站站长的身份与一些渔民勾结，为这些渔民违规出海捕鱼提供方便，并收受好处费。由于我是卢章雷的领导，他为了得到我的庇护，同时也是想与我搞好关系，他就分多次送钱给我。分别是2007年送我2万元，2008年送我3万元，2009年送我3万元，2010年送我4万元，2011年送给我5万元，五次合计17万元。卢章雷每次交钱给我的时候都跟我说是他从那些禁渔出海捕鱼的渔民那里拿给我喝茶的钱。
3、证人证言。林某师证称：2009年到2012年期间，为了感谢卢章雷在伏季休渔期给他违规捕鱼的帮忙，我共送给卢章雷15万元。具体情况是：①2009年送给卢章雷3万元。2009年8、9月份，大约是当年休渔期结束后的一天早上，我打电话约卢章雷到清澜的清香茶店吃早餐。卢章雷开他的白色北京现代越野车，过来停在路边。在吃早餐的过程中，我让卢章雷把车钥匙拿给我，我说要把3万元放他车上，是给他的感谢费。之后我走去卢章雷的车，将三万元现金放在了他车的储物箱里。②2010年送给卢章雷3万元，情况与2009年的时候差不多，也是在休渔期结束后不久，我约卢章雷在清香茶店吃早餐，我拿卢章雷的车钥匙把3万元，放在卢章雷车副驾驶座的储物箱里。③2011年送给卢章雷4万元，也是在休渔期结束后不久，我约卢章雷在清香茶店吃早餐，我拿卢章雷的车钥匙把4万元放在卢章雷车副驾驶座的储物箱里。④2012年送给卢章雷5万元，在休渔期结束后的一天早上，我约卢章雷到清香茶店吃早餐。这次卢章雷是开的一辆黑色北京现代越野车来的。
在吃早餐的过程中，我送钱给卢章雷的原因主要是：第一，每年伏季休渔期我组织渔船出海违规捕鱼作业，在伏季休渔期我们用灯光围网捕鱼，这些事国家明令禁止的，我也违规收购、贩卖这些违规捕获的灯光鱼等水产品，我怕卢章雷来执法查处我，所以每年送卢章雷好处费就是让卢章雷和渔监站不要查处我。第二，每年伏季休渔期文昌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都会出海查处违规捕鱼的渔民，因为我和文昌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站长卢章雷比较熟，所以平时和他喝茶的时候他有时会把渔政站出海查处违规捕鱼的情况告诉我，要我注意一点（暗示我要注意文昌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的执法检查），我再把文昌市渔监站出海查处违规捕鱼的信息告诉这些违规出海捕鱼的渔民，这样可以逃避处罚；第三，卢章雷是文昌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站长，我送钱给卢章雷也是和他搞好关系，联络感情，这样我在文昌市从事水产品代销生意比较容易。
4、书证
（1）琼30151号渔船的登记、审核材料证实：琼301**号渔船登记在林某师名下。
（2）事业单位法人证书证实：文昌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为事业法人。法定代表人为卢章雷，举办单位为文昌市海洋与渔业局。宗旨和业务范围是保护渔业资源和水生野生动植物、监督管理渔业水上交通安全和渔民专业技能培训、考试、维护渔业生态环境、渔业渔场、渔港及渔港水域的正常生产秩序、处理渔业生产纠纷和渔业船舶水上交通事故。
（3）2006年至2012年《文昌市伏季休渔管理工作方案》证实：文昌市休渔期海上执法权由文昌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执行，文昌市海洋与渔业局对其工作进行指导。
上述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
（四）被告人卢章雷收受王某强10万元事实
2008年至2012年期间，王某强在休渔期经常出海违规捕鱼。为了躲避文昌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的执法检查，王某强经常向卢章雷打听检查情况。自2009年以来，王某强经常在东郊镇向渔民收购活鱼。为收购到更多的活鱼，王某强找卢章雷帮忙，让文昌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的有关人员不要再去拆除东郊镇渔民违规铺设的渔网。之后，在卢章雷的帮助下，文昌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没有再去查处东郊镇渔民违规铺设的渔网。为了表示感谢，自2008年至2012年，王某强分5次共计送给卢章雷10万元。
证实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被告人卢章雷在侦查阶段供称：王某强分6次送给我11万元好处费。这些年王某强组织的渔船平时都以刺网或钓业方式捕鱼，到了休渔期的时候，等到其他大船都停止作业了，王某强组织的渔船就改用灯光围网进行捕鱼，在休渔期以灯光围网捕鱼是明确禁止。在这期间，王某强经常打电话问我文昌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外出进行渔政管理的情况，每次我都会如实告诉他，有几次也是我主动打电话给王某强通风报信。为了感谢我的帮忙所以他就在2007年到2012年，每年休渔期结束后给我送一些钱，共六次送给我11万元。具体情况是：①2007年8月底一天上午9点钟，王某强到我办公室说今年他捕鱼赚了一些钱，然后拿出1万元交给我。②2','2018-09-27
13:05:15',0,'web',NULL),(25181418,'dd54bc0c-6af8-4515-87fb-10245241f95e','$(function(){$(\"#con_llcs\").html(\"浏览：0次\")});$(function(){var
caseinfo=JSON.stringify({\"法院ID\":\"1057\",\"案件基本情况段原文\":\"\",\"附加原文\":\"\",\"审判程序\":\"二审\",\"案号\":\"（2016）浙01民终175号\",\"不公开理由\":null,\"法院地市\":\"杭州市\",\"法院省份\":\"浙江\",\"文本首部段落原文\":\"\",\"法院区域\":\"\",\"文书ID\":\"dd54bc0c-6af8-4515-87fb-10245241f95e\",\"案件名称\":\"冯毅刚与中商控股集团（杭州）有限公司、徐志洪民间借贷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法院名称\":\"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判要旨段原文\":\"\",\"法院区县\":\"\",\"补正文书\":\"2\",\"DocContent\":\"\",\"文书全文类型\":null,\"诉讼记录段原文\":\"上诉人中商控股集团（杭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商公司）与被上诉人冯毅刚、原审被告徐志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5）杭下商初字第5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1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判决结果段原文\":\"\",\"文本尾部原文\":\"\",\"上传日期\":\"\\\/Date(1462982400000)\\\/\",\"案件类型\":\"2\",\"诉讼参与人信息部分原文\":\"\",\"文书类型\":null,\"裁判日期\":null,\"结案方式\":null,\"效力层级\":null});$(document).attr(\"title\",\"冯毅刚与中商控股集团（杭州）有限公司、徐志洪民间借贷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tdSource\").html(\"冯毅刚与中商控股集团（杭州）有限公司、徐志洪民间借贷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2016）浙01民终175号\");$(\"#hidDocID\").val(\"dd54bc0c-6af8-4515-87fb-10245241f95e\");$(\"#hidCaseName\").val(\"冯毅刚与中商控股集团（杭州）有限公司、徐志洪民间借贷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hidCaseNumber\").val(\"（2016）浙01民终175号\");$(\"#hidCaseInfo\").val(caseinfo);$(\"#hidCourt\").val(\"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hidCaseType\").val(\"2\");$(\"#HidCourtID\").val(\"1057\");$(\"#hidRequireLogin\").val(\"0\");});$(function(){var
dirData = {Elements: [\"RelateInfo\", \"LegalBase\"],RelateInfo: [{ name:
\"审理法院\", key: \"court\", value: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 name: \"案件类型\", key:
\"caseType\", value: \"民事案件\" },{ name: \"案由\", key: \"reason\", value:
\"民间借贷纠纷\" },{ name: \"审理程序\", key: \"trialRound\", value: \"二审\" },{ name:
\"裁判日期\", key: \"trialDate\", value: \"2016-04-05\" },{ name: \"当事人\", key:
\"appellor\", value: \"中商控股集团（杭州）有限公司,冯毅刚,徐志洪\" }],LegalBase:
[{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Items:[{法条名称:\'第一百七十条\',法条内容:\'第一百七十条
系统尚未收录或引用有误
\'}]}]};if ($(\"#divTool_Summary\").length > 0)
{$(\"#divTool_Summary\").ContentSummary({ data: dirData });}});$(function()
{\r\n var jsonHtmlData =
\"{\\\\\"Title\\\\\":\\\\\"冯毅刚与中商控股集团（杭州）有限公司、徐志洪民间借贷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PubDate\\\\\":\\\\\"2016-0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