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闽06行初91号
原告聚善堂（福建）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漳州市龙文区蓝田镇水仙大街南侧。
法定代表人林雅玲，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孙明，福建拓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苏小榕，福建拓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福建省漳州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住所地漳州市芗城区水仙大街47号。
法定代表人陈文章，局长。
委托代理人陈文可，男，福建省漳州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吴剑萍，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聚善堂（福建）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因不服被告福建省漳州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税务行政处罚一案，于2016年12月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立案受理后，于2016年12月12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孙明、苏小榕，被告的法定代表人陈文章及其委托代理人陈文可、吴剑萍等到庭参加诉讼。2017年5月27日，经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本案审理期限6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于2016年11月25日作出漳国税稽罚[2016]36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认定原告为了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编造票货款一致的假象，通过申请办理大金额银行承兑汇票和银行存款支付货款，掩盖其以退款或还款名义返回银行存款资金（实际是资金回流）以及通过中间人转让银行承兑汇票实现资金回转。原告公司取得上述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255份，金额238,261,235.71元，税额30,973,961.41元，价税合计269,235,197.12元。主要认为，上述125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经甘肃省定西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证实为虚开。根据规定，上述125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应追缴其已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30,973,961.41元；上述增值税发票已证实为��开的，属于不合法有效扣除凭据，不得于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应调增原告公司2010年-2015年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应追缴原告2010年-2015年少缴企业所得税税款59,565,308.93元。上述问题导致少缴税款90,539,270.34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之规定，原告在没有真实经营业务的情况下，取得陇西县徵鑫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徵鑫药业）及陇西县辰宏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辰宏药业）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255份在账簿上多列支出、虚假纳税申报导致少缴应缴增值税税款30,973,961.41元和企业所得税59,565,308.93元，已构成偷税，决定对原告处以所偷税款一倍罚款，即90,539,270.34元。
原告诉称：1、原告是经福建省食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设立的医药物流企业，主营业务包括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批发等。2、原告向徵鑫药业、辰宏药业采购党参、当归等中药材，通过电话下达药材订单后，向徵鑫药业、辰宏药业开具银行承兑汇票预付药材货款，徵鑫药业、辰宏药业收到承兑汇票后，向当地药农采购进行备货，再通过物流公司将药材运至聚善堂集团。由于原告向徵鑫药业、辰宏药业支付的预付款均为银行承兑汇票，徵鑫药业、辰宏药业为及时向药农采购，将承兑汇票背书转让他人以���取现金用于采购药品。自2012年起，陇西县税务机关要求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时，应提供相匹配的资金凭证，为此应徵鑫药业、辰宏药业要求，原告再次通过银行电汇方式向徵鑫药业、辰宏药业付款，徵鑫药业、辰宏药业再将电汇的货款返还原告并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通过上述模式，原告在2010年至2015年6月间合计向徵鑫药业、辰宏药业开具1318份汇票，预付货款合计319,120,000元，购进药材总额为269,235,197.12元，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1255份，价税合计269,235,197.12元。3、2016年11月25日，被告在无视原告与徵鑫药业、辰宏药业以承兑汇票支付货款事实情况下，仅以银行转账的往来款为根据，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与徵鑫药业、辰宏药业存在资金回流，原告账簿也未体现交易间的运输费用，且定西市税务机关已认定相关增值税专用发票属虚开，因此原告系在��有真实经营业务情况下，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在账簿上多列支出、虚假纳税申报，构成偷税，决定对原告处以罚款90,539,270.34元。4、定西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作出的《已证实虚开通知单》，不能直接作为本案定案依据。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税收违法案件发票协查管理办法（试行）》第九条规定，定西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作出《已证实虚开通知单》时，应将相关证据一并移送被告，被告则应依照该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依法立案检查。故该《已证实虚开通知单》不能独立完成证明相关发票为虚开的证明责任，只能作为税务机关立案检查的证据线索，案件的具体事实则应由税务机关依法检查、取证后才能作出发票是否虚开、是何种虚开的结论。5、本案不存在所谓资金回流。原告出具银行承兑汇票向徵鑫药业、辰宏药业购货，双方交易真实。原告通过银行承兑汇票向徵鑫药业、辰宏药业先后支付319,120,000元，其中在双方合作期间，由于资金拆借需要，原告曾要求对方暂时拆借少量款项，但其余已付款均作为货款支付给了徵鑫药业、辰宏药业，已付款与对方实际供货金额基本相当，不存在所谓资金回流。而另外通过银行汇款给徵鑫药业、辰宏药业的款项，因只作开票使用，并非真实货款，属双方拆借的往来款，形式上虽由徵鑫药业、辰宏药业汇回给原告，但显然不属被告认定的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而有意设计的资金回流。6、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所涉原告账簿未体现运输费用问题，因相关采购合同的价格已包含了运输费用，故原告不可能在财务账簿中体现运输费用。被告以此为由认定没有真实交易，显然是为了认定虚开而作出的认定，缺乏法律依据，也缺乏基本常识常理。7、在被告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前，原告向被告提供了大量证明货运存在的证据材料，包括运输司机、运输企业的证明，但被告却对此不加任何分析、调查，明显违反行政执法应当全面、客观取证的基本原则。8、被告在原告已提供银行承兑汇票进行说明，且汇票金额与进货金额相当情形下，拒绝听取原告陈述申辩，亦未对原告陈述申辩调查取证，拒不依法查明银行承兑汇票资金真实性，仅以原告银行汇款存在所谓的回流和部分承兑汇票资金拆借为由，认定本案所涉增值税专用发票项下的交易不存在真实资金往来，显然属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9、原告从事中药材营销业务三十多年，建有直销门店50多家，直接从业人员900多人(不含种植基地)。原告与徵鑫药业、辰宏药业之间的交易不仅真实存在，徵鑫药业、辰宏药业还是原告唯一供货企业，双方间交易真实存在，并无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所称多列成本情形。如相���交易均为虚假，则原告又怎能持续如此庞大经营？故被告认定原告与徵鑫药业、辰宏药业之间的交易均为虚假，显然违反常识常理。10、本案案涉所谓偷税金额巨大，案情复杂，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应由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范围。请求：1、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漳国税稽罚[2016]36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被告辩称：被告依据查明的事实，对原告作出的漳国税稽罚[2016]36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有相应的法律依据，依法应驳回原告的诉请。一、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并予以抵扣的事实清楚，对其予以处罚少缴税款一倍罚款90,539,270.34元，证据充分。原告诉称其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具有偷税行为��不能成立。（一）被告并非仅依据定西市国税局稽查局的《已证实虚开通知单》就直接作出本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认定。1、2010年至2015年6月，原告取得徵鑫药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817份，金额195,405,597.67元，税额25,402,728.05元，价税合计220,808,325.72元；取得辰宏药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438份，金额42,855,638.04元，税额5,571,233.36元，价税合计48,426,871.40元。原告共计取得上述二家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1255份，金额238,261,235.71元，税额30,973,961.41元，价税合计269,235,197.12元。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原告已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认证抵扣了进项税额30,973,961.41元。经被告查证，原告并无实际货物交易，虽然原告有汇款给徵鑫药业和辰宏药业二家货款，但之后经该二家公司的王×忠、王×芳、马×平、李×清、杨×有、贾×桂、樵×梅、王×等人账户，又回流到原告公司及关联人员林×宗、林×忠、林×源、林×彬等人账户。徵鑫药业和辰宏药业二家公司无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而原告将取得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予以申报抵扣了进项税额。2、为进一步查明事实，被告要求原告依法于2016年4月27日前提供2010年至2014年合法经营和依法纳税的相关涉税资料，例如公司真实货物交易的相关资料、销售货物的出入库有关单据及凭证、有关交易的购销合同、货物交易相关的货款和运输费用支付凭证等，但原告未提供。故原告不能证明其与徵鑫药业和辰宏药业二家公司存在实际货物交易的事实。3、定西市国税局稽查局在查处税收违法案件中也查明，徵鑫药业法定代表人王×忠实际控制徵鑫药业和辰宏药业两家企业，为福建、安徽、甘肃、广东、广西、河南、湖南等10个省市的32家公司无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244份，金额355,778,273.02元，税额高达46,486,844.5元，并��实徵鑫药业和辰宏药业向原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255份，涉案发票金额238,261,235.71元。为此，2016年4月20日，定西市国税局稽查局向漳州市龙文区国税局发出协查函，要求对受票单位即原告作出处理。因此，关于本案原告收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方税务机关与受票方税务机关（即被告）查明的事实相吻合，并非原告诉称被告仅依据定西市国税局稽查局的《已证实虚开通知单》就直接作出本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认定。（二）被告认定原告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而设计的资金回流，证据充分。原告对其与徵鑫药业和辰宏药业及其控制人之间的大量、异常资金来往进行辩解的诉称理由，不能成立。1、原告与徵鑫药业和辰宏药业之间若是资金拆借，相互之间应有相应的借款合同，但原告及徵鑫药业和辰宏药业账上都未看到相应借款合同，有悖正常企业拆借流程。2、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基础是必须存在真实的货物交易，原告取得了125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238,261,235.71元，若确如原告所称存在真实货物交易，应存在与之相匹配的能真实反映该交易的运输合同和运输费用。但原告账簿上未体现上述交易的运输费用。即使如原告所称的运输费用已包含在采购合同中，也应由徵鑫药业和辰宏药业两家公司承担，但被告从徵鑫药业和辰宏药业两家公司的账簿上也只发现两笔相关运输费用票据，金额合计56,402元，明显与其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的销售货物数量、金额不匹配。被告从未收到原告诉状中所称的“大量的证明货运存在的证据材料，包括运输司机、运输公司的证明”。原告提出徵鑫药业、辰宏药业是原告的唯一供货企业，但原告账上显示，2010-2014年原告购进商品总额是10.8亿元（不含税），2010年-2015年6月原告向这两家公司购入的商品只有2.3亿元(不含税)。所以原告诉称徵鑫药业、辰宏药业是原告唯一供货企业显然不能成立。综上，被告通过大量内查外调，从票据流、资金流、货流等方面认定原告存在恶意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并作出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二、被告对原告的违法行为依法进行行政处罚，程序合法正当。被告于2015年11月13日立案，启动调查程序，依法对原告办公场所进行检查、调取相关文书，并对涉案相关人员进行询问，做了大量调查取证工作，在查明事实基础上，经审理制作漳国税稽罚告[2016]37号《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于2016年11月21日送达原告，告知原告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及申请听证权利。原告在告知书送达后三日内向被告提出陈述申辩，但未提出听证申请。被告经核实，并经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重审委员会）审理后，依法作出漳国税稽罚[2016]36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并于2016年11月29日依法送达原告。综上，被告对原告依法进行处罚，程序合法正当。三、被告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鉴于原告上述收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况，被告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第四条、第九条、《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的补充通知》的相关规定，认定原告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应追缴其已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30,973,961.41元。同时对原告2010年至2015年度通过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不缴或少缴应纳税款的行为，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九条、《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十九条、国税发[2008]88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所得税管理的意见》第二条、国税发[2008]40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展打击制售假发票和非法代开发票专项整治行动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三条等规定，认定原告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是合法有效扣除凭证，不得于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故应增调原告2010-2015年企业所得税所得额238,261,235.71元。并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规定，追缴原告2010年-2015年少缴企业所得税税款238,261,235.71×25%=59,565,308.93元，上述两项合计应追缴税额90,539,270.34元。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被告认定原告行为已构成偷税，据此对原告作出处以所偷税款一倍罚款90,539,270.34元的处罚决定。综上，被告的处罚决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下列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
证据A1、(1)原告营业执照；(2)原告税务登记证；(3)原告税务登记表；(4)组织机构代码证；(5)一般纳税人年审证；(6)药品经营许可证；(7)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8)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9)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10)关于延缓销毁聚善堂（漳州）医药物流有限公司公章的请示；(11)企业集团登记证；(12)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13)开户许可证；(14)银行账户明细清单（原告向被告提供的企业对公账户明细）；(15)开立（或变更）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16)纳税人基本情况；(17)纳税人在检查所属期间缴纳增值税情况表；(18)增值税纳税申报表；(19)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及相应附件；(20)员工工资表；(21)税务行政处罚证明。欲证明：1.证据A1（1）-（7）证明原告企业主体资格,且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证据A1（8）-（12）证明2013年1月7日原告由原有的“聚善堂（漳州）医药物流有限公司”变更为“聚善堂（福建）医药集团有限公司”；3.证据A1（13）-（15）证明原告银行基本账户及一般账户情况；4.证据A1（16）-（19）证明原告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申报情况；5.证据A1（21）证明原告未受到税务行政处罚。
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A1（1）-（16）、（18）-（21）的证据三性及欲证明的内容均无异议；对证据A1（17）的证据关联性、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本案在2015年11月才立案，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六条规定，违反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在五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因此，被告依法只能对立案前五年的涉税行为立案调查，即只能调查2010年11月13日之后的涉税行为，但本案被告立案调查所属期明显超出五年期限，明显违法。
本院认为，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A1（1）-（16）、（18）-（21）的证据三性及欲证明的内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六条规定：“违反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在五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但其只是规定在五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并未规定不能立案调查，况且，《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前款规定的期限，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原告对证据A1（17）的证据合法性的异议理由不能成立，原告对证据A1（17）的证据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被告所举证据A1（17）具备证据三性。
证据A2、（1）2010-2015年6月现金总账等账簿信息；（2）2013-2014年应缴税费总账及明细账；（3）2015年应付票据明细账；（4）2010-2015年供应商核算明细账（应付账款明细）。欲证明原告2010－2015年6月财务核算情况及与徵鑫药业、辰宏药业账上记载的资金往来核算。
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A2的证据三性无异议，对欲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该组证据相反恰恰可以证明徵鑫���业、辰宏药业是聚善堂集团的唯一供货商，从聚善堂集团的库存商品账目看出聚善堂集团从徵鑫、辰宏采购了大量药材货物，而这些资料目前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虚假的，因此本案被告只调查了票流情况，对资金流没有查清，而物流完全没有调查，认定事实严重不清，证据不足。
本院认为，原告对该组证据的证据三性均无异议，可以作为本案定案依据，被告提供该组证据的证明内容只是要证明“原告2010年－2015年6月财务核算情况及与徵鑫药业、辰宏药业账上记载的资金往来核算”，原告的质证意见与被告欲证明的内容不对应，不予采纳。
证据A3、（1）2010抵扣凭证汇总簿封面及明细；（2）2011抵扣凭证汇总簿封面及明细；（3）2012抵扣凭证汇总簿封面及明细；（4）2013抵扣凭证汇总簿封面及明细；（5）2014抵扣凭证汇总簿封面及明细;（6）原告2010-2014年度取得徵鑫药业、辰宏药业增值税专用发票认证抵扣情况及发票明细；（7）原告2015年度取得徵鑫药业、辰宏药业两家企业增值税专用发票认证抵扣情况及增值税专用发票清单；（8）2010-2015年6月原告取得徵鑫药业、辰宏药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认证结果统计表。欲证明：1.证据A3（1）-（7）证明原告2010-2014年取得认证增值税专用发票29759份，金额108834.71万元，税额16699.42万元，本案所涉虚开1255份增值税发票也在其中，金额共计238,261,235.71元，税额30,973,961.41元，并已抵扣了进项税额30,973,961.41元；2.证据A3（8）证明原告对上述涉案发票数量、金额、申请认证抵扣进项税额无异议，已自认。
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A3的证据三性及有关票据金额、税额及确已抵扣进项税额的事实无异议，但该1255份增值税发票不是虚开，而是真实交易。
本院认为，原告对该组证据的证据三性均无异议，可以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原告对该组证据有关票据金额、税额及确已抵扣进项税额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证据A4、（1）税务稽查工作底稿及情况说明；（2）2010-2012年原告支付徵鑫药业银行存款情况表；（3）2013-2014原告通过银行存款转账支付徵鑫药业采购货款表；（4）2015年原告通过银行存款转账支付徵鑫药业采购货款表；（5）2013-2014原告通过银行存款转账支付辰宏药业采购货款表；（6）2013-2014原告通过银行存款转账支付徵鑫药业、辰宏药业采购货款表；（7）2010-2014年支付银行承兑汇票金额/份数统计表；（8）原告2010-2014年申请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统计表；（9）2010-2012年聚善堂支付银行承兑汇票表；（10）2013年聚善堂支付银行承兑汇票表；（11）2014年聚善堂支付银行承兑汇票表；（12）2013-2014年聚善堂申请办理支付银行承兑汇票统计表及明细；（13）2010-2012年度原告向徵鑫公司银行汇款会计凭证及原始单据；（14）2010-2012年原告向徵鑫公司开具承兑汇票的记账凭证及原始单据；（15）2011年原告向徵鑫公司开具承兑汇票的记账凭证及原始单据；（16）2012年原告向徵鑫公司开具承兑汇票的记账凭证及原始单据；（17）2013年原告与徵鑫、辰宏两家公司往来的记账凭证及原始单据；（18）2014年原告与徵鑫、辰宏两家公司往来的记账凭证及原始单据；（19）2015年1-6月原告与徵鑫、辰宏两家公司往来的记账凭证及原始单据。欲证明：1.证据A4（1）税务稽查工作底稿（一）证明原告对涉案发票数量、金额、申请认证抵扣进项税额���予以认可，并确认了结转主营业务成本238,261,235.71元。2.证据A4（2）-（6）证明原告2010-2015年6月支付徵鑫药业银行存款172,578,039元，支付辰宏药业银行存款48,620,683元。其中，2013-2014年原告分别向辰宏药业支付银行存款22,011,115元、26,609,568元，合计48，620,683元。3.证据A4（7）-（12）证明原告2010-2015年向徵鑫药业、辰宏药业开具承兑汇票1318份，金额319,120,000元，其中徵鑫药业270,020,000元，辰宏药业49,100,000元。4.原告对上述事实也已自认。
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A4（1）中的稽查工作底稿（一）、(2)-(19)均无异议;对证据A4中的稽查工作底稿（二）的表面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及合法性有异议，理由：1.被告仅凭甘肃税务机关的证明，在缺乏其他证据的情况下，认定原告取得的1255份发票为虚开，是错误的。2.根据被告提供的该组证据恰恰可以证明原告向徵鑫、辰宏采购药材所付货款存在重复支付的情况，即原告先用承兑汇票支付了一次货款，后因徵鑫、辰宏这两家公司所在地税务机关认为承兑汇票不能作为开具增值税发票的凭证，原告又应徵鑫、辰宏这两家公司要求，通过银行存款转账的方式又支付了一次货款。这与王×忠笔录中所陈述的交易模式相符合。
本院认为，原告对证据A4(2)-(19)及证据A4（1）中的稽查工作底稿（一）及情况说明，均无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至于被告在证据A4(1)税务稽查工作底稿（二）中认定原告取得的全部125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属无货虚开是否证据充分，应结合本案其他证据材料进行综合认定。
证据A5、（1）陇西县辰宏、徵鑫资金流向流程检查明细表；（2）2010-2015年原告公司、徵鑫药业、辰宏药业及相关个人的资金流向表；（3）资金流向流程表（与辰宏药业）；（4）资金流向流程表（与徵鑫药业）；（5）徵鑫药业、辰宏药业及相关人员对聚善堂集团公司林×彬、林×源、林×宗资金流入汇总表；（6）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账户明细查询（辰宏公司、王×芳、马×平、王×忠、李×清、王×、贾×桂、樵×梅）；（7）兴业银行账户明细查询表（聚善堂集团、林×宗、林雅玲、林×彬）；（8）招行、平安、浦发、工商漳州分行银行流水（林×彬、聚善堂集团、林×宗）；（9）漳州农商银行流水、承兑汇票确认材料（林×彬、林×源、林×宗）；（10）福建海峡银行漳州分行流水（聚善堂集团）；（11）农行、中信、光大银行账户历史数据查询单（聚善堂集团、林×源、林×彬）；（12）中国建设银行漳州东城支行（聚善堂医药集团、林×忠）；（13）2013-2014聚善堂集团通过银行转帐支付／退款徵鑫辰宏采购货款资金统计表及相应明细表；（14）2013-2014聚善堂集团通过银行转账取得徵鑫药业还、退款明细表、记帐凭证及银行单据；（15）林×彬、林×宗、林×源对许×翔、陈×兴、陈×煌、林×清等人资金往来情况表；（16）晋江星际贸易有限公司、晋江天环贸易有限公司自述材料；(17)晋江星际贸易有限公司、晋江天环贸易有限公司相关人员身份证复印件及自述材料；（18）6份银行承兑汇票以及银行往来单据；（19）晋江星际、东定贸易有限公司基本信息材料；（20）许×翔身份证复印件、自述材料及银行承兑汇票复印件；（21）王×忠询问笔录、说明及身份证复印件；（22）2013－2014其他应付款明细记帐凭证及银行单据。欲证明：1.证据A5（1）-（14）证明：①2013-2014年原告向辰宏药业支付银行存款48,620,683元。其中2013年，辰���药业通过马×平向原告及林×彬回流资金22,011,115元。2014年通过马×平、王×芳等账户向原告、林×彬及林×忠回流资金28,583,885元。②2010-2015年6月期间原告向徵鑫药业支付银行存款172,578,039元，后通过王×忠、杨×有、贾×桂、李×清、马×平、樵×梅、王×等人账户再支付到林×彬、林×源及原告共计196,487,117.99元。以上银行存款资金回流合计247,082,117.99元[其中99,946,229元系回流到林×彬、林×源、林×忠个人银行账户；剩余147,135,888.99元回流到原告的对公账户（其中4,000,000元原告的会计账目没有记载，系从银行流水中查出回到原告的对公账户）]。2.证据A5（15）-（20）证明原告通过许×翔、陈×兴、陈×煌、林×清等四人在2012-2014年期间将原告之前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款项回流到林×彬、林×宗、林×源等人账户合计168,014,850元。3.证据A5（21）证明王×忠及其控制公司（徵鑫、辰宏��与杨×丽、杨×有、李×清、王×等人的关系。4.证据A5（22）证明通过账载其他应付款反映原告截止到2014年12月末向林×彬借款余额2.57亿元；截止2014年7月向林×宗借款余额1648.93万元；截止到2014年8月底向林×忠借款余额2896万元；截止2014年3月底向林×源借款余额6592万元。原告与林×宗、林×彬、林×源、林×忠等人资金往来频繁、数量大，流向异常，明显属于资金回流。
原告质证认为：证据A5（1）-（4）是定西国税稽查局单方制作的，证据A5（5）的制作机关不明，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无异议，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所谓的回流是定西国税稽查局根据相似金额进行匹配，所以才会出现返还的金额高于汇出金额的情形，显然不具有内容的客观性、合法性。对证据A5（6）-（14）中时间为2010年11月12日前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其合法性有异议，因为该日期之前的涉税行为均已超过五年的追溯期，根据税法的相关规定，不能予以处罚。对2010年11月13日以后的证据材料的证据三性均无异议，原告也认可收到徵鑫、辰宏两家公司返还原告多付货款共计247,082,117.99元。对证据A5（15）-（20）的证据关联性有异议，这些证据均无法证明与本案有关，只能证明原告有给徵鑫和辰宏31,000,000元的承兑汇票，但不能证明这31,000,000元的承兑汇票又汇回原告公司或原告公司的关联人员。被告认定高达1.68亿元的资金回流，但连基本的承兑汇票票号都不能提供。故这些证据只能证明许×翔等四人与原告有其他资金往来，与本案毫无关系。被告的处罚决定书表述为“经过银行查询，上述许×翔等4人通过个人账户在2012-2014年期间汇款到林×彬等个人账户合计168,014,850元”，在举证过程中证明内容又变成“原告通过许×翔、陈×兴、陈×煌、林×清等四人在2012-2014年期间将原告之前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款项回流到林×彬等人账户合计168,014,850元”，前后矛盾。其次，这些所谓的贸易公司和个人的自述材料属于证人证言，不符合行政诉讼对证人证言的形式要求，证人也没有出庭作证，其真实性无法确认。同时，这些证人证言明确提到，原告开给徵鑫药业和辰宏药业的承兑汇票只有这6张。再次，3100万元承兑汇票虽是原告开具给徵鑫药业和辰宏药业的，但王×忠向税务机关所做笔录明确提到，徵鑫药业和辰宏药业拿到原告开具的承兑汇票后，将票据贴现后交给李×清和杨×有去收购药材，该款项根本没有转回到原告手中，被告也没有证据证明3100万元款项转回给原告。最后，所谓168,014,850元回流款更是无稽之谈，被告的证据只能证明许×翔��陈×兴、陈×煌、林×清等四人向林×彬等人账户转款168,014,850元，许×翔等人和林×彬等人存在资金往来，但没有承兑汇票、证人证言等其他任何证据证明是本案中的承兑汇票的资金回流，完全是被告的主观推断。对证据A5（21）的证据三性均无异议，但对被告要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被告对该笔录没有全面、客观的看待，该笔录恰恰能证明原告与徵鑫、辰宏两家公司的交易、付款模式。对证据A5（22）的证据三性无异议，对被告要证明的内容有异议，企业与企业的关联人或控制人有资金往来是民营企业非常普遍的现象，但不能以此将这些款项定性为资金回流。
本院认为，被告提供证据A5（1）-（14）欲证明有关银行存款资金来往情况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但有关款项是否属“资金回流”性质，仅凭有关银行资���往来情况，无法直接证明，应综合本案全案证据材料予以综合认定。被告提供证据A5（15）-（20）欲证明“原告通过许×翔、陈×兴、陈×煌、林×清等四人在2012-2014年期间将原告之前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款项回流到林×彬、林×宗、林×源等人账户合计168,014,850元”的事实，但证据A5（15）是被告自己制作的资金往来情况表，只能证明许×翔、陈×兴、陈×煌、林×清等人与林×彬等原告公司关联人员的资金往来情况，尚不足以证明这些资金就是原告出具给徵鑫药业、辰宏药业的银行承兑汇票的回流款项。而且被告认为上述合计168,014,850元的资金，均是原告开具给辰宏药业、徵鑫药业的银行承兑汇票通过许×翔等人进行的资金回流款项，但被告只提供了其中的6张银行承兑汇票，金额也只有3100万元。根据被告提供的证据A5（17）中的自述材料中载明“四、除此上述6张汇票之外，从我公司开业至今再没有取得与之相关的其他汇票（出票人聚善堂（福建）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及收款人陇西县徵鑫药业有限公司、陇西县辰宏药业有限公司）”；被告提供的证据A5（20）中的许×翔2016年3月4日的自述材料载明“我在2013年-2014年有转让银行承兑汇票给陈×明，具体如下：31×××5、31×××4、30×××1、30×××2、31×××9、31×××0，合计金额叁仟壹佰万，约定3厘多结算，并把款汇入我指定陈×兴、林×青、陈×煌卡号62×××79、62×××76、62×××36，具体详回单。”从该自述材料的内容看，许×翔只承认上述6张银行承兑汇票是他转让给陈×明的、并把款汇入其指定陈×兴等3人的个人账户中，但并没有承认是谁转让给许×翔以及陈×兴等3人收到款项后有将该款项汇给了原告公司或原告公司的关��人员。而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许×翔是如何取得上述6张银行承兑汇票的、陈×兴等3人收到6张银行承兑汇票的款项后是如何转给原告的，也未提供证据证明除了上述6张银行承兑汇票外，许×翔还取得了多少份与本案有关的银行承兑汇票。被告对上述问题均未进行调查核实，被告提供的该组证据材料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仅凭证据A5（15）“林×彬、林×宗、林×源对许×翔、陈×兴、陈×煌、林×清等人资金往来情况表”，尚不足以证明被告欲证明的事实。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A5（21）的证据三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A5（22）的证据三性无异议，对该证据材料反映的资金往来情况和数额也未提出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但原告对被告主张该证据材料还可证明这些款项明显属于资金回流的事实存在异议。本院认为，被告提��的证据A5（22）仅能证明“原告与林×宗、林×彬、林×源、林×忠等人资金往来频繁、数量大”，但出现该情形的原因是什么，仍需被告依法进行调查核实，被告仅凭该资金往来的异常情况，尚不足以证明明显属资金回流的事实。
证据A6、（1）漳国税稽协[2016]1002号、漳国税稽协[2016]1008号、漳国税稽协[2016]1009号《关于聚善堂（福建）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涉税案件的协查函》；（2）增值税专用发票清单；（3）徵鑫药业营业执照；（4）徵鑫药业税务登记证；（5）组织机构代码证；（6）开户许可证；（7）药品生产许可证；（8）增值税纳税申报表；（9）资产负债表；（10）损益表（或利润表）；（11）企业所得税申报表；（12）辰宏药业营业执照（副本）；（13）辰宏药业税务登记证（副本）；（14）组织机构代��证；（15）开户许可证；（16）增值税纳税申报表；（17）资产负债表；（18）损益表（利润表）；（19）企业所得税申报表；（20）企业相关人员马×平、杨×丽身份证复印件；（21）徵鑫药业往来、收入、成本、费用、权益账明细。欲证明本案所涉开票方徵鑫药业、辰宏药业的基本情况、纳税主体资格、2010-2015年报税情况以及账上反映的与原告资金往来。
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A6的证据三性无异议；对其中的证据A6（1）协查函认为，既然有协查函就应该有回函，但是证据中没看到回函，说明案件事实尚未查清，在未查清事实情况下被告匆忙作出处罚，显属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且从协查函内容看，被告明显需要定西税务机关对承兑汇票背书转让情况进行调查，并要求定西税务机关调查货物由谁组织出库，通过何单位或何人、���何方式运输，运费由谁支付，这可以证明在案件调查过程中，被告已经意识到承兑汇票和运输方式对本案的影响，被告在定西税务机关未就上述协助调查内容作出结论的情况下，不应作出本案的处罚决定。对证据A6（21）的账面情况，可以证明徵鑫与聚善堂集团有真实的货物交易，双方交易客观存在，不存在虚构的问题。
本院认为，原告对证据A6的证据三性无异议，该组证据材料可以作为本案定案依据。
证据A7、（1）2010年徵鑫药业的应收账款记账凭证、银行承兑汇票及增值税专用发票联次；（2）2011年徵鑫药业的应收账款记账凭证、银行承兑汇票及增值税专用发票联次；（3）2012年徵鑫药业的应收账款记账凭证、银行承兑汇票及增值税专用发票联次；(4)2013年徵鑫药业的应收账款记账凭证、银行承兑汇票及增值税专用发票联次；（5）2014年徵鑫药业的应收账款记账凭证、银行承兑汇票及增值税专用发票联次;（6）2013年辰宏药业的应收账款记账凭证、银行承兑汇票及增值税专用发票联次；（7）2014年辰宏药业的应收账款记账凭证、银行承兑汇票及增值税专用发票联次；（8）2010年徵鑫药业银行承兑汇票及银行存款单据；（9）2011年徵鑫药业银行承兑汇票及银行存款单据；（10）2012年徵鑫药业银行承兑汇票及银行存款单据。欲证明1.2010年-2014年原告与徵鑫药业、辰宏药业两家企业资金往来，包括银行存款和汇票以及开具的125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2.2010-2012年，原告向徵鑫药业开出承兑汇票59,020,000元，但经核查，徵鑫药业账载仅取得银行承兑汇票37,000,000元。3.2013-2014年原告办理给徵鑫药业、辰宏药业的汇票871份，金额260,100,000元，徵鑫药业、辰宏药业账上均未体现有收到银行承兑汇票的记录。
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A7的证据三性无异议，但对被告要证明的内容有异议，承兑汇票是证明原告与徵鑫药业、辰宏药业存在真实交易的重要证据，在原告开具汇票并由徵鑫药业、辰宏药业接收后，票面上所记载的款项均已依法转给徵鑫、辰宏，这一法律事实并不因为徵鑫、辰宏财务账册是否有记录而改变，被告仅凭徵鑫、辰宏没有入账的情形就轻易否定承兑汇票的法定效力。
本院认为，原告对证据A7的证据三性无异议，被告提供该组证据材料有关欲证明银行承兑汇票内容，仅是客观描述了徵鑫药业、辰宏药业账上体现的银行承兑汇票情况，对此原告并未否认，而且被告欲证明的事实中并无“否定原告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的法定效力”的表述��容，原告的有关质证意见与被告欲证明的内容不对应。该组证据具备证据效力，可以作为本案定案依据。
证据A8、（1）2016年4月20日甘肃省定西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给被告出具的《已证实虚开通知单》及所附发票清单；（2）定国税（稽）协[2016]151号、70号、71号、74号、73号、72号、75号、77号《关于“7.03”专案案件的协查函》及漳州市龙文区国家税务局上报漳州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的案件协查基本情况表、2016年4月25日、4月23日甘肃省定西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给漳州市龙文区国家税务局征管科技科的《已证实虚开通知单》及所附漳州市龙文区国家税务局从协查系统查询打印的发票明细单等；甘肃省定西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出具的《关于对“7.03”专案的协查要求（已证实虚开）》；（3）辰宏药业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开户许可证、单位纳税人税务登记信息采集表；徵鑫药业营业执照（副本）、税务登记证、开户许可证、药品生产许可证、单位纳税人税务登记信息采集表及所附上述两公司记账凭证；（4）取得资金与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比例关系统计表（徵鑫药业、辰宏药业）及发票清单。欲证明：1.甘肃省定西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认定“7.03”专案涉案企业向原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255份，涉案发票金额238,261,235.71元。2.原告按月通过其相关人员向徵鑫药业、辰宏药业的相关人员支付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手续费。3.甘肃省定西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的认定与被告查实的原告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吻合。
原告质证认为：1、对证据A8（1）的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异议，对其合法性存在异议，发票是否虚开，应当在甘肃、福建双方税务机关对交易双方企业案件调查完毕后才能确认，而不应在调查过程中就已作出最终结论；其次，根据《税收违法案件发票协查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五条规定，《已证实虚开通知单》只能作为稽查立案的根据，不能仅凭此认定存在发票虚开，更不能仅凭《已证实虚开通知单》作出处理决定或者处罚决定。2、对证据A8中的所有协查函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但本案的协查函本身可以证明被告查处存在严重的违法情形。根据《税收违法案件发票协查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协查是指委托方需要受托方开展调查取证的一种执法活动。委托方还需要将相关的证据材料以及需要查明的事实请受托方进行调查，但从本案协查函本身看，委托方实质上已经做出发票虚开的最终结论，只是要求所谓的受托方对受票单位进行处理，这并非法律规定的协查函的内容。唯一出现协查要求的内容是查明企业的基本情况及税款是否已经抵扣，而非对受票企业与开票企业之间交易真实性进行调查，明显违反《税收违法案件发票协查管理办法（试行）》关于在查处案件时需要经受托方调查取证后才能定案的规定，不符合立法本意。漳州税务机关在协查后没有向委托协查方作出回函。3、证据A8（4）价税合计比例关系统计表及发票清单是被告单方违法制作的，不具有客观真实性，毫无事实根据。本案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原告有向徵鑫、辰宏两家公司相关人员支付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手续费的事实。该证据材料是被告在已经认定原告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前提下，凭空想象、主动捏造出来的表格，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价税合计比例关系表中体现的费用，是票据的贴现费用而非被告所称的虚开发票的手续费，因为原告通过承兑汇票支付货款给徵鑫药业和辰宏药业，汇票无法马上兑现，而两家企业向农民手中收购中药材又急需现金，只能向票据中介进行贴现，这个费用是由原告来承担。被告认为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手续费完全是主观臆断，增值税专用发票13%的进项税额，如果是手续费一般都要票面金额的5-7%，而非被告认定的2.8%，这显然不符合常理。4、对被告欲证明的第三个证明对象也不认可，这组证据只能证明被告和定西国税是以徵鑫、辰宏账上记载情况来确认事实，在未对原告方账上所记载的药材库存及货款资金情况调查核实的情况下，被告所作出的认定当然与定西国税相同，并且无论是定西市国税局稽查局或是本案被告，既然是从徵鑫、辰宏账目上来认定事实，又对徵鑫账上收到原告的37,000,000元承兑汇票的事实视而不见，属于认定事实不清。
本院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A8(1)中的2016年4月20日甘肃省定西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给被告出具的《已证实虚开通知单》具备证据三性，可以证明该《已证实虚开通知单》载明：“现将'7.03'专案涉案企业向聚善堂（福建）医药集团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350603764065605）已证实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255份，涉案发票金额238261235.71元告知你局，请按有关规定处理，并将有关情况及税务处理结果反馈我局”，从上述内容看，只能证明甘肃省定西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认为“7.03”专案涉案企业向原告已证实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但无法证明原告对“7.03”专案涉案企业虚开的上述增值税发票是否知情、是否属无货虚开；原告对被告提供的上述《已证实虚开通知单》中的附件“发票清单”未予否认，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A8(2)系甘肃省定西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给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国家税务局征管科技科的协查函、《已证实虚开通知单》及发票清单等材料，经审查，该组证据所涉协查函的发函单位与证据A8(1)中的《已证实虚开通知单》的开具单位一致，均为甘肃省定西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所涉发票号码、份数、金额、开票单位、受票单位等亦与被告提供的证据A8(1)中的“发票清单”一致，但针对原告取得案涉增值税专用发票性质问题，证据A8(2)中的协查函、甘肃省定西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关于对“7.03”专案的协查要求》与证据A8(1)、（2）中的《已证实虚开通知单》的表述存在���一致，证据A8(1)、（2）中的《已证实虚开通知单》中使用的是“虚开”字眼，而证据A8(2)中的协查函及甘肃省定西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关于对“7.03”专案的协查要求》中使用的是“无货虚开”字眼，存在不一致，上述证据A8(1)、（2）尚不足以证明原告是否属无货虚开取得案涉125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原告对被告所举证据A8（3）未提出否定意见，该组证据具备证据三性，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所举证据A8（4）系税务机关制作的取得资金与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比例关系统计表（徵鑫药业、辰宏药业）及发票清单，但经核对，统计表中的数据与所附发票清单中的数据不符且存在错漏，在所附发票清单中载明2011年11月21日-22日徵鑫药业共开具给原告的2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金额2，549，500元，但在“取得资金与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比例关系统计表”中却没有体现该部分金额；“取得资金与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比例关系统计表”中的“价税合计”总金额，将辰宏药业2014年开具给漳州市聚善堂药业有限公司的30份发票的价税合计金额也计算在内，但该公司与本案原告并非同一家公司，故该部分金额与本案无关，不应计算在内；发票清单载明原告2010年9月-2015年2月期间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份数为1130份，但原告在2010年9月-2015年2月期间实际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份数为1225份，也就是说在该期间内尚有9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价税合计金额并未计算在“取得资金与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比例关系统计表”中的“价税合计”总金额内。综上，被告提供的证据A8（4）存在错漏，不具备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法证明被告欲证明的内容。
证据A9、（1）向原告提取的部分记帐凭证（包括所附购销合同、付款通知书、进出仓单）；（2）向原告提取的部分记帐凭证[包括徵鑫和辰宏两公司开具的销售清单、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原告的进仓单]；（3）徵鑫药业取得的运输费发票；（4）林×宗、林×彬、张×、林×香、陈×辉的身份证复印件及询问笔录；（5）陈×辉笔录补充说明及向陈×辉作笔录时出示的记账凭证、发票等资料、苏×阳自述材料、张×说明；（6）原告2016年4月27日出具的《情况说明》。欲证明：1.原告与本案开票方徵鑫、辰宏两家企业的购销合同上表明“运费由货方负担”，即运费由徵鑫、辰宏负担，但在徵鑫、辰宏两家的账簿上只发现两笔相关运输费用票据，金额合计56402元，与徵鑫、辰宏两家公司向原告开具的价税合计金额高达269,235,197.12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匹配，显然原告与徵鑫、辰宏两家之间并无真实货物交易。2.林×宗询问笔录证明其与林×彬系父子关系，与林×源系子父关系，与林×忠系兄弟关系。
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A9（1）、（2）的证据三性没有异议，被告要证明运费由徵鑫、辰宏负担，原告也没有异议，这与被告提供的其他有关证据相印证。对证据A9（3）的证据三性无异议，但对被告欲证明的内容有异议，仅凭这两张发票不能证明徵鑫只有这两张运输费发票，更不能得出只有两张运输费发票就没有运输事实的结论。而且徵鑫、辰宏两家公司没有对运输费用记账，与是','2018-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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