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607民初3663号
原告：佛山市佳利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佛山市三水工业园区大塘园兴唐路1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07436594208。
法定代表人：姚颖，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文娟，广东沧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佛山市三水燃气有限公司，住所地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康乐路2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7193750042N。
法定代表人：阮鹏，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雪峰，广东科德（佛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冬梅，广东科德（佛山）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广州地质勘察基础工程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477号，组织机构代码19043354-3。
法定代表人：黄奕芳，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庆年，广东合拓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静，广东合拓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志能，男，1973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长寿区，
被告：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河西区气象台路99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0004013602422（26-11）。
法定代表人：徐强，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德华，北京中伦文德（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海静，北京中伦文德（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本院于2016年9月21日立案受理了原告佛山市佳利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佛山市三水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燃气公司）、广州地质勘察基础工程公司（以下简称地质公司）、杨志能侵权责任纠纷一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6年11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其后，原告向本院申请追加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政设计总院）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本院审查后决定予以准许，并通知该市政设计总院参加诉讼。本案于2017年3月13日再次开庭进行审理。开庭时，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文娟、被告燃气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邹雪峰、被告地质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庆年、张静、被告杨志能、市政设计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德华、杨海静均依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四被告连带赔偿原告损失2402456.71元及相应利息（以2402456.71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5年12月25日计至实际清偿之日）。2.判令四被告连带支付原告评估费10000元。3.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四被告共同负担。事实与理由：燃气公司于2013年确定了燃气管道施工方案，已进行路面开挖。燃气公司在首次开挖路面时将电缆及通信设备标识铲除。2015年，燃气公司进行剩余工程施工时将原施工方案更改为定向钻顶管方案，因此需要对地质进行地质勘察、钻探。燃气公司遂委托地质公司实施该项工作，而地质公司又将钻探工程交给杨志能（包工头）负责施工。2015年6月13日，杨志能在大塘工业园区内进行钻探时钻断了原告的电缆，导致原告及其下属蒸汽分厂（后改名为热电分厂）以及子公司佛山市三水区大塘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污水处理公司）停电、停产，相关设备遭到损坏。经委托佛山市智择价格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择价格事务所）对原告的损失进行评估，并评定本次事故造成原告直接损失2071067.58元，间接损失331389.13元。
据了解，燃气公司在更改施工方案后并未向佛山市三水区大塘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塘投资公司）重新提交申请及审批。地质公司声称，燃气公司铲除标识后，未将涉及有关地下管线电缆铺设的情况告知地质公司。地质公司违法将钻探工程分包给没有施工资质的个人杨志能。各被告存在多方失误，最终造成原告重大经济损失，故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事发后至今,原、被告就赔偿事宜多次协商，但无果，原告诉至本院。
被告燃气公司辩称，一、原告的诉讼主体不适格。原告要想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必须举证证明被告侵害了他的合法财产（权益），但原告并未提交与此相关的证据。
（一）智择价格事务所报告书第十条第2项写明“……我司只对评估标的物的价值发表意见，不作为其权属方面确认的依据”；（二）原告在诉状中声称“……导致原告及其下属热电分厂以及其子公司污水处理公司停电停产，相关设备损坏”。首先，原告未举证证明损坏的相关设备的所有权归原告及其下属所有，也没举证证明热电分厂是其分支机构；其次，根据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子公司具备法人资格，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故主张权利的应为污水处理公司而不是原告。况且，原告也未举证证明其与污水处理公司之间存在母子公司关系。
二、报告书中评估的损失不能作为确认涉案财产损失数额的依据。
（一）该报告书第三行“……对因施工意外引发断电导致原告损失的资产价值进行评估”，此处指明的事因是“施工意外引发”，何人施工与事发地点在哪里均不明确。（二）该报告书第二条写明价格评估的目的是为委托方即原告提供评估标的市场参考价值，也就是说该评估结论仅仅为原告提供参考，而不是确定性结论。（三）该报告书声明中第1项明确评估结论受已说明的限定条件限制，这限定条件指的是委托方提供资料客观、真实。本案由原告单方面提供资料，无法保证资料的客观性、真实性。（四）该报告书声明中第3项明确评估结论仅对本次委托有效，不作他用，未经价格事务所同意不得向原告和有关当事人之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也就说该报告仅对原告有效，且原告不能作为其他用途包括向法院提供作为证据使用。
三、原告将燃气公司列为被告，却未举证证明燃气公司存在侵权行为，该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存在主观过错。
燃气公司委托地质公司进行地质勘察、钻探，双方之间存在承揽合同关系。燃气公司作为涉案工程的发包人，显然不应承担侵权责任，理由如下：
（一）燃气公司将涉案工程发包给地质公司施工没有任何过错。首先，燃气公司与地质公司以及市政设计总院签订了合法有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其次，地质公司在承包此工程之前经过了严格的招标、投标、开标、中标程序。地质公司具有实施工程的相关建设资质。再次，施工工程中涉及的施工方案的更改，也不存在瑕疵，该更改是由市政设计总院设计。最后，根据上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第9.2.20条约定，设计人在整个勘察设计工作中作为牵头人，负责协调发包人对勘察工作的安排……，证明作为勘察人的地质公司如何进行勘察、钻探工作是由设计人安排的。
（二）原告在诉状的事实与理由部分陈述“据了解，燃气公司在更改方案后并未向大塘投资公司重新提交申请及审批”纯属捕风捉影，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而根据燃气公司提交的证据恰恰证明涉案勘察、钻探工程的施工是经过了大塘投资公司的同意。
四、原告诉请燃气公司对涉案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所谓连带责任是指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有牵连关系的两个以上当事人均须对全部损失承担赔偿的民事责任。本案中，燃气公司未与地质公司约定或向其明确表示当地质公司在勘察、钻探施工过程中造成他方损失时愿意与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法律亦未规定委托方须对被委托方在地质勘察、钻探施工过程中造成他方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五、原告起诉程序上有瑕疵。
根据原告提交的传唤证、佛山市公安局三水分局大塘派出所（以下简称大塘派出所）的询问（讯问）笔录，可证明被讯问人王正中、杨志能、李小龙、汪旭、郝永洪涉嫌破坏电力设备刑事犯罪，该案属于刑事案件且并未终结，故原告的起诉违反“先刑后民”的原则。
综上，涉案事故的发生原因及造成的损失不明，本地政府的安监部门并未出具事故调查报告，原告所提交的证据不充分，不具备证明力，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地质公司、杨志能共同辩称，一、原告及其子公司在本次事故中存在过错：有违规埋设电缆、电缆管线附近未立标识牌、断电后两次强行合闸等过错行为，故应对此次事故承担相应的责任。
(一)涉案电缆属于热电厂与污水处理公司之间私拉的高压管线，未向供电部门、园区管理部门及相关管理部门进行任何报备，其存在本身就是不合法，不为外人所知的，也就无法通过合法合规的途径查询到其管线线路。且管线处及附近都未立任何的标识牌，无法使人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以下简称电力法）第十一条规定“城市电网的建设与改造规划，应当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按照规划，安排变电设施用地、输电线路走廊和电缆通道”。第二十六条规定，“申请新装用电、临时用电、增加用电容量、变更用电和终止用电，应当依照规定的程序办理手续”。可见，原告并没有提交证据证实涉案电缆属于合法报建报批的高压管线，也没有证据证实已经尽到提醒标识的责任，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原告及其子公司存在违规操作：在突然停电，未及时排查事故缘由的情况下，两次强行合闸，造成了损失的进一步扩大，依法应当承担因违规操作扩大损失的法律责任。地质公司在施工过程中钻断涉案电缆，因电力设备均自带短路、停电保护装置，因此次事故造成损失的范围仅为电缆修复和停电停产损失。经热电厂员工证实，热电厂在不明跳闸原因的情况下，强行进行了两次合闸操作，自认存在违规操作的事实，现场施工人员李小龙可以证实相关事实。由此可知，原告及其子公司对此次事故的发生及之后损失的扩大，都存在严重的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
（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第二十七条规定“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由此可见，因原告对于涉案电缆没有进行合法报批报建，未设立电缆标识存在过错，应当减轻被告在电缆修复和停产损失中的责任。因原告及其子公司存在违规操作，强行二次合闸的事实，造成事故损失进一步扩大，该损失扩大的范围是因原告或其子公司造成的，被告不承担责任。
二、原告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不是真正的涉案事故受害人，与本案并无直接的利害关系，请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
（一）根据涉案事故现场施工人员的陈述，地质公司的施工人员钻断的电缆是热电厂输往污水处理公司的高压电缆。此次事故涉及的主体仅有可能是热电厂和污水处理公司之间，与其他法人主体之间没有关联性。
（二）原告并无任何证据证明事故给其造成了损失，原告在诉状中陈述的损失主体与评估报告中描述的损失主体不符，但无论如何都不是原告自身的实际损失。地质公司不清楚热电厂及污水处理公司的法人主体信息，以及原告与其之间的关系。原告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实他们之间的法律关系，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
（三）地质公司不清楚原告与涉案事故的受害企业之间有何关系，究竟是子公司还是分公司，但即便原告是受害企业的母公司，也无权代其提起诉讼，因为母公司与子公司是相互独立的法律实体，分别对自己公司的财产享有财产权，同样也应以各自所有的财产清偿各自的债务，以各自独立的身份向他人主张权利。母公司无权代子公司向他人提起赔偿，请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
三、地质公司作为享有施工资质的企业法人，不存在非法分包或转包的情形。地质公司属于合法合规施工，不存在过错，并非过错方，不应承担任何过错责任。
（一）根据地质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地质公司在大塘工业园区进行的地质勘察有合同依据，施工过程严格遵守施工规范，在施工之前进行了现场踏勘，安全质量检查、管线探测检查等诸多手续。
（二）地质公司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核发的《建设工程资质证书》，证书编号为B144055335-6/1，有效期至2020年06月17日，业务范围为工程勘察综合类甲级。涉案现场施工人员陈银、李小龙、陈海涛均具有相应的资质证书。至于本案被告杨志能属于劳务帮工性质，其工作范围仅为钻探打孔。该工作内容仅仅是整个地质勘察工程项目中的一道工序，不属于工程分包或转包的情形。地质公司与杨志能也签订了《劳务承揽合同》，证实了双方之间的劳务承揽关系。
（三）地质公司的施工图纸是由燃气公司及设计单位审核确认的，施工图纸中并未显示事发地点有任何管线标识。
2015年6月10日，现场施工之前，地质公司相关工作人员到施工现场，以钻孔方案图为依据，对图上所列7个孔位进行了逐一核实工作（即核实孔位上有无地下管线），经核实地质公司未在孔位位置及附近发现明显标识桩、标识牌以及可疑管线。
2015年6月12日，地质公司联系了大塘投资公司（即大塘工业园管理部门）现场巡查人员潘某到现场就上述7个孔位是否适合施钻做现场指证。经指证，对7个孔位均未提出异议，认为可以施钻，次日地质公司才开始正常施工，2015年6月13日下午2点30分左右便发生此处事故。
（四）事故发生后，地质公司高度重视，立即停止施工，检查管线情况，并通知电力公司、燃气公司和工业园管理处前来确认管线情况并组织抢修工作，力求把损失最小化。因此，整个施工过程中，地质公司都是严格按照相关程序，依法依规进行作业的，并无过错。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之规定，地质公司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过错责任。
四、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实际损失，其提交的《价格评估报告书》属于原告单方委托，没有确定侵权行为与损失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没有确定损失范围及损失金额，不能作为损失认定的依据。
（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地质公司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无法确认侵权行为与损失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无法确定因案涉事故造成的损失范围，没有任何财务单据来证实其实际损失。
（二）原告提交的《价格评估报告书》是2015年12月25日出具的，涉案事故的发生日期为2015年6月13日，距事故发生已过去半年有余。该报告上写明“价格评估作业日期为2015年7月16日至2015年12月25日”，据地质公司了解，原告是2016年3月才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的，该评估行为并未告知地质公司，地质公司也从未知悉。评估报告里写明“损失具体分为设备设施损坏修复、织染厂损失、热电厂损失和库存布（处理布）损失”。而原告在诉状中的事实与理由部分陈述的损失对象仅为原告及其下属热电厂以及子公司污水处理公司，评估报告的损失范围与原告在诉状中的陈述不符。
（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有关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另一方当事人有证据足以反驳并申请重新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地质公司认为，原告单方委托评估机构作出的评估结论严重与客观事实不符，相关损失范围、因果关系、损失依据从未得到地质公司认可确认，依法不应采信。
五、即便地质公司在此处事故中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也应仅限于电缆修复和停电停产的损失范围。并且请求法院在该损失范围内明晰各方当事人的责任比例，以免产生诉累。
（一）此次事故的发生主要是由于原告及其子公司私拉高压电缆又未作标识，导致地质公司已尽到充分的注意义务后仍无法得知其电缆管线的存在及具体位置。地质公司是合法合规施工，并无任何过错。相反，对于原告及其子公司这种私埋高压电线的行为，给整个工业园区的正常用电埋下了非常大的隐患，是否要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尚有待查证。事故发生后，原告及其子公司进行了违规操作，强行二次合闸导致损失扩大，对此扩大部分的损失，不应由地质公司承担责任。因此，地质公司承担责任的范围应仅限于电缆修复和停电停产损失。
（二）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涉案工程是燃气公司发包给地质公司施工的，所有施工审批报建手续均由燃气公司完成，地质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合法合规施工，不存在过错。且燃气公司和地质公司均为国有企业，社会信用良好，请求法院依据法律法规，公平、公正的划分各方当事人的承责范围和比例，以免造成三被告之间因承责比例不清晰，另行提起诉讼，造成当事人的诉累和司法资源的浪费。
综上，地质公司恳请法院查明事实，分清责任，根据事故的起因、损失的扩大及双方的过错大小等情节，依法驳回原告不合理的诉讼请求，作出公正判决。
被告市政设计总院辩称，一、“投标联合体”是联合体各方对合同甲方（燃气公司）在合同上的连带责任，不是侵权连带责任的依据。
2014年3月18日，市政设计总院与地质公司签署了《联合体共同投标协议书》，共同参加佛山三水天然气二期工程零星工程勘察设计项目的投标工作。中标后，市政设计总院与地质公司于2014年5月4日与燃气公司共同签署《建设工程设计合同》（二）。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一条第三款规定“联合体中标的，联合体各方应当共同与招标人签订合同，就中标项目向招标人承担连带责任。”可见，所谓联合体各方承担连带责任，是指联合体各方就合同的履行向招标人承担连带责任，是约定的连带责任，是合同上的连带责任。此连带责任不是对侵权连带责任的规定。
二、市政设计总院未实施侵权行为
承担侵权责任的首要条件是要有侵权行为的发生。本案中，市政设计总院既没有单独也没有共同实施侵权行为，承担侵权连带责任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案的侵权行为发生于勘察钻探过程中，与设计行为无关。
（一）进行勘察并为设计提供依据是勘察单位的义务
基本建设程序是先勘察后设计再施工，三个阶段依次进行。电缆挖断事件发生在第一阶段也就是勘查阶段，而非设计、施工阶段，与设计人无关。
施工单位要以勘察报告和施工图设计文件为施工依据，施工图设计则要以勘察报告为依据。勘察单位的任务是探明地下情况、为施工图设计提供地质、水文、管线等依据。这一点既是基本建设程序的要求，也为相关行业规范所规定，同时也是三方签订的《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约定的内容。
《市政工程勘察规范》（CJJ56-2012）第8.1.3条规定：“城市室外管道勘察应为明挖法管道地基基础及顶管、定向钻施工的设计、地基处理与加固、管道基槽开挖和支护、排水设计等提供必要的岩土参数和相关建议。”第8.4.1条规定：“详细勘察应按管道设计方案，施工工法、设计对勘察的技术要求，为施工图设计和施工提供所需要的岩土参数及相关建议。”《佛山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定向钻进技术规定》也对这一点做了明确，其第4.1.3条规定：“工程勘察应包括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地形、地貌、地物的勘察及现有地下管线的探测、新建管线路径勘察。”
谨慎适当地进行勘察是勘察单位的义务。《市政工程勘察规范》详细规定了各种情形下的具体勘察规范，其第8.4.2对室外管道工程中勘察单位如何布置勘探点等做了详细要求。《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第9.3.1条规定：“勘察人应按国家技术规范、标准、规程和设计人的技术要求和勘察工作范围等进行工程勘察。”
综上，勘察单位面临的是未知的地下情况，假定地质情况有各种可能并小心妥善求证是勘察单位的义务。
（二）在勘察阶段，设计单位的义务是指定勘察范围，明确勘察任务。
2015年6月初，市政设计总院现场工作人员接到建设单位通知，由于原告始终不同意燃气管开挖穿越其厂门口，三水区大塘镇兴唐路天然气中压管道工程管道桩号2+350-2+500段无法按原设计施工，计划将该段管线变更至路面下并采用定向钻穿越方式。
根据建设单位的委托要求，设计人员在地形图上初步布置非开挖敷设管位，并以邮件方式将电子图发送给勘察单位，要求其就该区域进行管道中线测量及地质勘察，其性质属于勘察任务书。
在勘查阶段，设计单位理论上完全可以不向勘察单位提供任何资料，这时勘察单位就需要把整个项目现场全挖出来看看，而非按间距布点。但这对勘察单位，乃至建设单位，乃至全社会而言都是不经济的。设计单位提供标有非开挖部位的图纸，其目的就是向勘察单位指定需要查明地质情况的区域。
三、损失范围和价格认定有瑕疵
原告仅得就自己的损失向侵权人寻求救济，损害标的物的价格评估应以损失范围的确定为前提。就损失范围，原告应证明两个基本问题：（1）该设备确为本次事故造成；（2）该设备确为其所有。原告提交的《设备损害统计表》、污水处理公司出具的《确认单》均表明提交评估的部分设备设施并非原告所有。污水处理公司是独立法人，案件所涉电热分厂的权属状况不明。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价格评估报告书》所评估的对象为本案造成的损害。原告不得就他人的损失获得赔偿。现有证据也不能表明评估报告所列损失确为本次事故所造成。
四、原告是否有过错对侵权责任的认定关系重大
如原告确为事故电缆设施的所有人和管理人，其应当对电缆尽到管理义务，如设置明显标识并定期检查及时补正；事故发生后，应由专业人员积极采取合理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现有证据表明，现场无明显标识；事故发生后，两次合闸又两次跳闸。由于原告事故处理不当造成的损失应由原告自己负责。
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当事人提供的工商登记资料、价格评估报告书及评估费发票、工程招投标的证据、建设工程设计合同、劳务承揽合同、事故现场照片及视频、工作联系函、大塘工业园入园施工审批表、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等证据，已形成证据链，反映了事发前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施工过程中的细节，事发后原告委托对损失进行评估、修复等情况，证据来源、形式合法，与待证事实有关联性，本院认定其证明效力。对其他有争议的证据，要么来源或形式存在瑕疵，要么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其证明效力。
对于本院依照原告的申请而向本地公安机关调取的询问笔录，地质公司的申请对大塘投资公司、三水供电局进行了调查取证而得到的答复、供用电合同，是有关单位依照法定程序出具的，本院确认其证明力。根据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4年3月，燃气公司将佛山市三水区天然气利用工程二期工程、零星工程勘察设计进行公开招标（第二次），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院总院与地质公司组成联合体（承诺向招标人承担连带责任）进行共同投标，2014年4月4日，主管部门佛山市三水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确认上述联合体中标。2014年5月4日，燃气公司作为发包人，与作为设计人的市政设计总院、作为勘察人的地质公司签订《建设工程设计合同》。2014年5月6日，燃气公司向大塘投资公司申请入园施工（兴唐路天然气管道敷设）并获准。燃气公司以涉案管道需要经过污水处理公司门口及有关村庄村口的路段，污水处理公司及有关村庄不同意原设计的管线开挖穿越为由，决定采用定向钻施工，其后于2015年6月9日要求市政设计总院对该段管线进行设计变更。燃气公司曾就此向大塘投资公司口头反映需要改为定向钻顶管方案，大塘投资公司要求燃气公司提供更改后的施工方案，且需要对涉案管线进行地质勘察钻探。但地质公司未另行向大塘投资公司提供更改后的施工方案并获准入园施工批准就将钻探工程交给杨志能施工，并指派其员工李小龙负责现场监督、指挥。2015年6月13日（星期六）下午，李小龙及同事陈海涛在大塘工业园兴唐路污水处理公司门前路段操作探测仪对地下是否有电缆、光纤线等进行探测，杨志能根据探测结果（当时未测出有管线）指挥几名雇工（王正中、郝永洪、汪旭）进行钻探。施工中，杨志能钻断了埋藏在地下的电缆，导致原告的子公司污水处理公司、下属热电分厂及织染厂停电、停产，相关设备遭到损坏。地质公司获悉情况后，随即告知本地电力管理部门、安监部门及大塘投资公司。原告亦为此报警，并通知本地电力管理部门。为了降低安全隐患并减轻损失，原告在排查并隔离故障点期间，曾出现过两次跳闸，原告遂向本地电力管理部门申请恢复供电并获准。
原告于2015年7月委托智择价格事务所对相关损失进行评估。该事务所于2015年12月25日评定本次事故造成污水处理公司、热电厂、织染厂等直接损失2071067.58元，间接损失331389.13元。
另查明，燃气公司针对涉案工程领取了本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与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杨志能没有钻探的技术资格证。
燃气公司于2015年11月18日向大塘投资公司申请入园施工（兴唐路天然气管道地质钻探）并获准。
2015年11月25日，原告与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佛山三水供电局签订《供用电合同》（高压），约定由该局向原告供电。
根据本地政府授权，大塘投资公司对大塘工业园区内的市政建设享有管理权。原告在敷设涉案高压电缆前没有告知大塘投资公司，没有办理相关报建手续。大塘投资公司不知道涉案地段有电缆，故在地质公司钻探施工前，大塘投资公司虽有派员到场参与勘察，但未能将上述情况告知地质公司。
织染厂无领取营业执照，热电分厂已领取营业执照，两者均为原告的分支机构。污水处理公司属于企业法人，其唯一股东就是原告。姚颖是热电分厂的代表人，也是污水处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地质公司与杨志能自2011年就有合作关系，地质公司接到工程后就联系杨志能过去钻探。双方签订了《劳务承揽合同》，约定杨志能提供一次性劳务承揽，按照地质公司指派到现场的负责人的指示进行钻探（打孔），每钻探1米就支付报酬60元，一般在每项工程完成后就结算，地质公司平时没有向杨志能发放工资。钻探工具属于杨志能，并由其雇人操作，工资亦由杨志能自行支付。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原告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二、如何确定原告的损失；三、如何确定赔偿责任主体及其比例；四、各被告应否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一、关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一）从原告提供的工商登记信息可以看出，织染厂、热电分厂、污水处理公司均与原告存在密切的联系。热电分厂是原告的分支机构，原告代表其提起诉讼，并无损害其合法权益，故可予准许。虽然污水处理公司是独立的企业法人，但其唯一股东就是原告。污水处理公司亦确认自己是原告的子公司，并同意就本次事故导致其损失由原告一并向被告主张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民法以意思自治为原则，民事权利属于私权范畴，污水处理公司将其起诉权让与原告行使，没有损害被告的利益，本院对此予以尊重。本院认为，一并由原告向被告主张权利，有利于减轻当事人的诉累。因此，本院确认原告可以成为本案适格的诉讼主体。
二、关于损失的确定问题。智择价格事务所是具备相应资质的价格评估机构，其经过法定程序、方式对受损的机器设备、原材料进行评估并确定财物的损失价值。该估值意见可与大塘派出所在事发后不久对相关人士（包括原告的员工张良军、大塘供电所的员工植伟恒、大塘投资公司的员工黄桂生）调查所制作的询问笔录互相印证——存在较大损失。原告作为事故受害方，在事发后未能与被告就赔偿问题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而委托智择价格事务所对损失进行鉴定，是出于维权、举证的需要，是合理之举。被告没有提供足以反驳的证据，结合原告提供的相关受损机器设备的图片、购置合同、抢修项目工程合同、付款凭据等补强证据分析，可以确认原告因本次事故而产生的直接损失为2071067.58元、间接损失价值为331389.13元，合计2402456.71元。
至于原告主张的评估费10000元，属于其为评定事故所造成的损失而支出的合理费用，亦构成原告在本次火灾中所受到损失的一部分，理应由侵权人一并予以赔偿。
三、赔偿责任主体及比例的确认问题。
（一）首先，根据电力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申请新装用电、临时用电、增加用电容量、变更用电和终止用电，应当依照规定的程序办理手续。”本案中，没有证据显示原告在涉案路段敷设高压电缆前已向本地电力管理部门办理了审批或备案手续。其次，原告亦无将此情况告知作为大塘工业园区的管理部门——大塘投资公司，导致大塘投资公司无法将此情况再告知燃气公司知悉。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原告作为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对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因此，地质公司进行钻探施工时，涉案路段到底有无竖立电力标识，举证责任在于原告。原告表示污水处理公司门口侧靠墙那里原有电力标识，但被燃气公司于2014年底进行第一次路面开挖时铲除后却没有恢复。被告对此却予以否认并提供了反证。原告一方面认为涉案地段的电力标识在事发前被地质公司铲除，但提供的照片却显示该地段附近存在标识。究竟该照片中的标识是事发前已存在，还是事发后才竖立，原告的举证还未完成，应承担举证不力的不利后果。退一步来说，即使如原告所言确曾有电力标识，但其明知燃气公司施工铲除标识后却不（及时）要求燃气公司重新竖立，且明知地质公司会在涉案路段进行勘察——事发前曾拒绝地质公司在污水处理公司门前开挖路面，才导致了燃气公司要求市政设计总院变更设计方案。事实上，地质公司就在污水处理公司门前勘察钻探，原告理应知道，但却不及时予以提醒或制止。因此，原告对事故的产生无疑存在某种程度的过错，应自行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根据《建设工程设计合同（二）》的约定，在指定的时间内向地质公司提交完整、正确的基础资料及文件是燃气公司的责任——包括向园区管理部门申请准许施工的文件。然而，燃气公司在变更设计方案后，没有按照大塘投资公司的要求，在重新提交入园施工的申请尚未获得许可之前，就要求或放任地质公司派人在休息日施工。此外，根据燃气公司提交的（关于设计变更）工作联系单显示，燃气公司理应知道涉案管道位置已敷设蒸汽管道——虽非高压电缆，但亦应引起注意（地下可能存在隐患）。燃气公司未将此告知地质公司，提醒其采取合理的注意义务。燃气公司对损害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亦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三）首先，地质公司作为勘察人，未谨慎审查杨志能的施工资质，将部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个人，存在选任方面的过错。其次，在燃气公司变更施工方案后，理应按之前的习惯做法，待园区主管部门（书面）审批通过后才进行施工，但其却在未看到审查批准文件的情况下就轻信燃气公司并径行施工，此亦是其过错。最后，地质公司指派至现场的负责人用探测器对涉案路段进行探测，确认无误后才指示杨志能打孔的，地质公司对当时探测不到地下埋有高压电缆应承担部分责任。
根据大塘派出所的询问笔录及庭审中当事人陈述可知，杨志能自带钻探工具，自行雇人操作，自付所雇之人的工资。并按地质公司现场负责人的指示进行钻探（打孔）。杨志能的工作场所并非固定。杨志能所提供的劳动是其独立的经营活动，并非是地质公司经营活动的组成部分。通过分析上述各方面的特征，可以认定杨志能与地质公司之间实际上存在勘察工程分包合同关系。地质公司认为杨志能属于劳务帮工性质，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四）杨志能明知自己不具备相应的施工资质条件，仍承揽地质公司分包的钻探工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杨志能应对原告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五）关于利息问题。原告主张以2402456.71元为基数，从2015年12月25日计至实际清偿之日的利息，实质上属于可得利益损失。虽然侵害财产权益造成可得利益损失应当为侵权损害赔偿的内容，但该项损失之赔偿应当满足确定性和因果关系两个要件。
原告诉请2402456.71元属于评估的损失，当事人对此损失数额一直存在较大争议，也就是说在评定之日（2015年12月25日）损失尚未确定。此外，在评定损失时，当事人的责任尚未厘清，因果关系亦未明晰。原告所主张的利息属于间接损失，原告在法庭辩论终结前仍未能达到相关证明标准。况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亦未对涉案的利息损失作出明确的规定。原告主张该损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六）根据大塘派出所在事发后对原告的员工张良军、大塘供电所的员工植伟恒所制作的询问笔录显示，原告在事发后就立即组织人力排除故障以避免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由于原告的工作人员初次排查时尚未知悉断电的真正原因，即使存在合闸行为，也符合常理。况且，本次属于突发事故，而原告整个供送电系统庞杂，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当供电装置断电后，原告通过切断相关电缆开关又合闸，无非是以便于排查，属于防范灾害的进一步扩大而采取的正常应变措施，但准确排除上述故障难免出现差错，只要差错是属于合理的范围，且不属于故意为之，就不应由原告承担责任。地质公司认为原告两次强行合闸，造成了损失的进一步扩大，没有事实根据，本院不予采信。
（七）从上述分析可知，各被告之间存在直接或间接的侵权行为，且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因果关系。根据当事人的过错大小，本院酌情确定原告应自行承担20%的责任，即482491.34元(2412456.71元×20%)；各被告承担80%的赔偿责任，即1929965.37元(2412456.71元×80%)。为了减轻当事人诉累，本院再酌定每个被告各自所承担的责任如下：燃气公司承担578989.61元(1929965.37元×30%)；地质公司承担1157979.22元(1929965.37元×60%)；杨志能承担192996.54元(1929965.37×10%)。
四、关于各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问题。多个赔偿义务人对受害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须基于法律的规定或当事人的约定。各被告的行为并未构成共同侵权，而是涉及无意思联络的数人分别实施侵权行为且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情形,故各被告依法不应承担连带责任。况且，原告也无指出本案应适用哪条法律规定来判定各被告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更无证据显示各被告约定彼此须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
至于市政设计总院与地质公司之间是否互负连带赔偿责任的问题。虽然市政设计总院作为建设工程合同的设计勘察工作联合体的牵头人，但首先市政设计总院与地质公司所约定承担的连带责任，是指市政设计总院与地质公司作为共同中标人，协商约定对各自在履行建设工程合同过程中造成招标人（燃气公司）的损失而共同承担的合同责任，所指向的对象是燃气公司。本案属于侵权责任纠纷，没有证据显示市政设计总院与地质公司约定任何一方须对对方造成原告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况且，根据行业惯例，建设工程的基本作业流程为勘察—设计—施工，而勘察与设计是相对独立的行为。市政设计总院的设计行为并未直接侵害原告的利益，也未与勘察行为构成共同侵权行为，故市政设计总院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因此，原告诉请各被告承担连带责任，既无事实根据，也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此外，关于燃气公司抗辩“先刑后民”的问题。第一，从法律体系整体而言，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作为两大部门法，在位阶上平等，在刑民交叉案件的适用上并无绝对的先后顺序。况且，在我国法院审理侵权责任纠纷的司法实践中也无一律适用“先刑后民”的规定。第二，本案没有证据显示公安机关已就本次事故立案进行刑事侦查，对相关责任人员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第三、即使有刑事案件，但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对本案的处理结果不足以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故亦不必适用“先刑后民”。燃气公司的抗辩欠缺法理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对涉案损失进行鉴定的问题。地质公司申请对引起勘察钻探过程中造成原告高压管线断电所引起的实际损失（包括实际损失的范围、各因果关系、各方的承责比例、损失金额）进行评估、鉴定。本院认为地质公司始终认定是原告的员工在断电后强行合闸而造成损失的扩大（包括机器设备烧毁），但鉴于本院已认定本案中不存在地质公司所声称的情况，况且事发至今已超过一年半，相关机器设备要么损毁、更换，要么灭失，原状、原样已变化较大，甚至不复存在，不再具备鉴定的客观条件。因此，本院对地质公司的该项申请不予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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