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01民终1627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桂蓉，女，1974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仕强，四川盛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郫县国济综合医院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郫县安靖镇土地村。
法定代表人：肖泽东，该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兴凤，女，系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常玉欣，女，系公司工作人员。
上诉人刘桂蓉因与被上诉人郫县国济综合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济医院）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法院（2017）川0124民初31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桂蓉上诉请求：撤销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法院（2017）川0124民初3193号民事判决第四项，改判被上诉人支付上诉人2016年8月至2017年2月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49999.98元（8333.33元×6个月）。事实和理由：1.刘桂蓉兼任办公室主任仅是空挂虚名，并未实际担任办公室主任职务，从未接触过公司公章，国济医院也没有证据证明原办公室主任与刘桂蓉进行了工作交接；2.国济医院所提供的职责分工通知是事后伪造的虚假证据，其生效时间早于刘桂蓉上岗时间，刘桂蓉对其完全不知情；3.证人刘某作证时还在医院工作，与医院具有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存在多处不合理之处，不具有证明力，且依法刘某应当出庭作证，接受当事人质询，刘某未出庭，其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4.即使刘桂蓉主管人力资源工作，国济医院没有书面证据证明刘桂蓉拒签劳动合同的情况下，未签书面劳动合同的责任仍应由国济医院承担，刘桂蓉据此要求国济医院支付双倍工资于法有据。
国济医院辩称，刘桂蓉负责办公室工作，其职责范围包括负责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刘桂蓉自己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相关责任在其本人，其下属曾出庭对此作证。
刘桂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国济医院支付刘桂蓉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49999.98元；2.判令国济医院支付刘桂蓉经济补偿金4166.66元；3.判令国济医院支付刘桂蓉违法除名的赔偿金8333.33元；4.判令国济医院支付刘桂蓉未提前1个月通知的赔偿金8333.33元；5.判令国济医院支付刘桂蓉2017年1月至2月拖欠工资8333.33元及应补发工资21000元；6.判令国济医院支付刘桂蓉每周六加班费9600元及请求补交2017年1月至2月的社会保险；7.判令国济医院以书面形式登报向刘桂蓉赔礼道歉，恢复名誉；8.判令国济医院支付刘桂蓉精神损害赔偿金10000元；以上共计101166.63元。一审诉讼中，刘桂蓉当庭撤回以下诉讼请求：1.国济医院支付刘桂蓉违法除名赔偿金8333.33元；2.国济医院支付刘桂蓉2017年1月至2月的拖欠的工资8333.33元；3.国济医院支付刘桂蓉每周星期六加班费96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桂蓉于2016年8月13日入职国济医院，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约定年薪为10万元。刘桂蓉2016年8月份工资为3600元，2016年9月份至12月份工资为4000元。
2017年2月3日，国济医院作出《关于医院开除刘桂蓉的通知》，载明：“财务科科长刘桂蓉上班期间经常迟到、早退，缺席医院的各种会议违反了医院的院纪院规，……2016年我院审计发现财务诸多漏洞、财务制度混乱，刘桂蓉在职期间没能履行好一个财务科长的职责；我院药房采购的复方可待因财务没有账目，复方可待因为管制药品，账目混乱将给医院带来毁灭性的灾难。经院办公会研究决定开除刘桂蓉。”
2017年2月9日，刘桂蓉向郫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请求：1.被申请人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41666.66元；2.被申请人支付经济补偿金4166.66元；3.被申请人支付违法除名赔偿金8333.33元；4.被申请人支付未提前一个月通知的赔偿金8333.33元；5.被申请人支付2017年1月、2月拖欠工资8333.33元（实际时间指2017年1月1日至2月3日）及应补发工资21000元（实际时间指2016年8月13日至2016年12月）；6.被申请人支付每周六加班费9600元（实际时间指2016年8月13日至2017年2月3日）及请求补交2017年1月、2月的社会保险；7.被申请人以书面形式登报向申请人赔礼道歉，恢复名誉；8.被申请人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10000元。2017年6月2日，郫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郫劳人仲委裁字（2017）第171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一、被申请人郫县国济综合医院有限公司自裁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申请人刘桂蓉违法除名（即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8333.33元；二、被申请人郫县国济综合医院有限公司自裁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申请人刘桂蓉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2月3日的工资8333.33元（已扣除申请人2017年1月社会保险的个人缴纳部分），补发刘桂蓉2016年8月13日至2016年12月的工资18840.84元；三、被申请人郫县国济综合医院有限公司自裁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申请人刘桂蓉2016年8月13日至2017年2月3日每周星期六的加班费9600元；四、驳回申请人刘桂蓉的其他仲裁请求。刘桂蓉不服仲裁裁决结果，在法定期限内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诉请如前。
一审另查明：1.2016年7月1日印发的《关于肖泽东等同志人事任命的通知》载明国济医院任命刘桂蓉为财务科主任兼办公室主任。2.2016年7月12日，刘桂蓉及案外人罗元明与国济医院股东肖泽东、王梅签订了《郫县国济综合医院有限公司股东协议》，载明公司财务总监和采购负责人及院办公室负责人由乙方（即刘桂蓉及案外人罗元明）选定人员担任，负责财务事务和采购事务，会计人员管理及公司财务运营和公司公章管理。3.仲裁庭审笔录第九页载明，刘桂蓉陈述其工作岗位是财务科主任兼办公室主任。
一审法院认为，仲裁裁决结果中第一项“被申请人郫县国济综合医院有限公司自裁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申请人刘桂蓉违法除名（即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8333.33元”、第二项“被申请人郫县国济综合医院有限公司自裁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申请人刘桂蓉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2月3日的工资8333.33元（已扣除申请人2017年1月社会保险的个人缴纳部分）”及第三项“被申请人郫县国济综合医院有限公司自裁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申请人刘桂蓉2016年8月13日至2017年2月3日每周星期六的加班费9600元”，国济医院并未向法院起诉，刘桂蓉向法院起诉后撤回了要求国济医院支付违法除名赔偿金8333.33元、2017年1月和2月工资8333.33元、每周星期六加班费9600元的诉讼请求，视为双方均认可仲裁裁决的上述结果，一审法院在一审判决主文中予以列明。一审法院对刘桂蓉的其他诉讼请求评判：
对于刘桂蓉要求国济医院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49999.98元的诉讼请求，刘桂蓉和国济医院对双方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事实无异议，刘桂蓉和国济医院的争议焦点在于刘桂蓉的职责范围是否包含了办公室主任（含人事管理）的管理职责。首先，刘桂蓉在仲裁阶段陈述其工作岗位是财务科主任兼办公室主任，刘桂蓉在诉讼阶段不认可其担任了办公室主任一职，但其提供的《郫县国济综合医院有限公司股东协议》及《投资合作框架协议》并未明确刘桂蓉的工作岗位，刘桂蓉的证据不足以推翻其在仲裁阶段所做的陈述。其次，国济医院提交的仲裁庭审笔录及书面证人证言等证据显示证人刘某是院办公室工作人员，工作职责包含负责劳动合同签订，国济医院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刘桂蓉的管理职责包含了劳动合同签订。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刘桂蓉的管理职责包含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其应当知晓劳动者与用人单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重要性以及未订立书面合同的法律后果。刘桂蓉自己不与国济医院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行为，属于未履行自身职责，存在明显过错，其主张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对于刘桂蓉与国济医院解除劳动关系的方式，仲裁裁决为国济医院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刘桂蓉和国济医院双方均未提出异议，视为双方均认可该事实认定，国济医院系违法解除了与刘桂蓉的劳动合同。故刘桂蓉主张国济医院再次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支付了赔偿金的，不再支付经济补偿”之规定，一审法院对刘桂蓉主张支付经济补偿金4166.66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刘桂蓉和国济医院的劳动合同并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之情形解除，故刘桂蓉主张支付未提前一个月通知的赔偿金8333.33元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对于刘桂蓉要求国济医院补发2016年8月至2016年12月工资21000元的诉讼请求，刘桂蓉2016年8月13日入职，其2016年8月份正常工作日为13天，其月工资标准为8333.33元，其2016年8月13日至12月31日的应发工资数额为38314.16元（8333.33/21.75*13+8333.33*4），刘桂蓉陈述国济医院已发放19600元（3600+4000*4），故国济医院还应当补发18714.16元，但仲裁裁决国济医院补发工资18840.84元，国济医院未起诉，视为其认可仲裁裁决结果，故国济医院仍应补发2016年8月至12月工资18840.84元。
对于刘桂蓉要求国济医院补交2017年1月至2月的社会保险的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其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可见，社会保险费的征缴是行政机关的职权范围，不是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故对该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处理。
对于刘桂蓉要求国济医院以书面形式登报向申请人赔礼道歉，恢复名誉及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10000元等两项诉讼请求，本案系劳动争议，刘桂蓉的诉讼请求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的审理范围。如有争议，可另案主张。
据此，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郫县国济综合医院有限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桂蓉违法除名（即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8333.33元；二、郫县国济综合医院有限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桂蓉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2月3日的工资8333.33元（已扣除申请人2017年1月社会保险的个人缴纳部分），补发刘桂蓉2016年8月13日至2016年12月的工资18840.84元；三、郫县国济综合医院有限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桂蓉2016年8月13日至2017年2月3日每周星期六的加班费9600元；四、驳回刘桂蓉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刘桂蓉提交新证据：国济医院6-10月份的全体员工工资表。拟证明：1.国济医院7-10月均有员工入职离职的情况发生，但刘桂蓉并未经办，且该工资表由非办公室的常玉欣制作，证明刘桂蓉不负责医院的人力资源管理；2.国济医院总共有43名员工，在仲裁和一审中，医院只提供了4份劳动合同，证明其余大部分员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国济医院质证认为：对工资表的真实性无异议，常玉欣系国济医院出纳，工资表由出纳制作是国济医院的惯例；工资表只能证明员工变动情况，不能证明刘桂蓉没有经办，至于具体由谁经办属于刘桂蓉作为财务科主任和办公室主任的权限；国济医院不存在大部分员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况，员工劳动合同系根据法庭需要提交，如果法庭需要，国济医院可以提交全体员工的劳动合同。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述工资表不能证明刘桂蓉不负责人力资源管理，也不能证明国济医院未与大部分员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即上述证据无法实现刘桂蓉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国济医院与刘桂蓉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原因。本院对此评述如下：本案中，刘桂蓉和国济医院对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事实均无异议，但双方对刘桂蓉在职期间是否负责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以及刘桂蓉对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是否具有管理职责存在分歧。国济医院主张刘桂蓉在职期间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签订劳动合同属于其应尽管理职责，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系因其个人职务不作为行为造成，其责任应由刘桂蓉承担；刘桂蓉主张其并未实际担任办公室主任，不认可其在职期间负责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并主张国济医院不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原因在于国济医院，其责任应由国济医院承担。本院认为，国济医院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其主张的上述事实，“关于肖泽东等同志人事任命的通知”能够证明刘桂蓉在职期间担任财务科主任兼办公室主任，“关于医院委员会成员职责分工的通知”能够证明刘桂蓉负责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并有国济医院多名员工证实上述事实。刘桂蓉虽不认可上述证据，但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上述证据系虚假伪造，不足以推翻上述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刘桂蓉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刘桂蓉的管理职责包含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并无不当。
另外，如一审法院所述，刘桂蓉的管理职责包含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其应当知晓劳动者与用人单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重要性以及未订立书面合同的法律后果。刘桂蓉不与国济医院签订劳动合同，属于不积极履行自身职责的不作为行为，存在明显过错，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其责任应由刘桂蓉承担。故刘桂蓉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刘桂蓉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刘桂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丽莎
审判员 冯 燕
审判员 罗健文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四日
书记员 钟雨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