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3民终623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宗澄，男，1971年8月19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凯元，湖南云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丰，女，1982年1月19日出生，现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池翔，北京市安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玉刚，男，1960年8月21日出生，户籍地北京市西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清敏，女，1954年1月14日出生。
上诉人李宗澄因与被上诉人郭丰、被上诉人刘玉刚、被上诉人张清敏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5）朝民初字第471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宗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判决；2.依法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郭丰、刘玉刚、张清敏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法院对本案基本事实认定错误。首先，从一审判决中载明内容可知一审法院对李宗澄在一审提交的经过公证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采信，但却对李宗澄主张与郭丰之间存在共同购房合同关系的观点不予采信，是对事实的遗漏和认定错误。在上述微信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李宗澄就共同出资购买并且共同享有诉争房屋的产权达成一致合意；且李宗澄为购房将其名下唯一一套住房出售。其次，一审法院认为无证据显示郭丰存在恶意转移诉争房屋的行为亦是事实认定不清。第一，郭丰在一审之前从未与李宗澄以任何形式提及张清敏购房的情况，刘玉刚与张清敏的交易也是虚假的；第二，依据一审谈话笔录可知，将本案诉争房屋过户至张清敏名下系郭丰、刘玉刚、张清敏恶意串通损害李宗澄的合法权益；第三，房屋变更手续与常理不符；第四，刘玉刚的陈述与事实相悖，自相矛盾，系虚假陈述；第五，诉争房屋中的家具均为通过李宗澄的银行卡购买，其在审理中也承认将部分款项退还给李宗澄，更进一步证明双方为结婚购买房屋、家具的事实。庭审时口头补充：根据一审判决第4页倒数第7行的内容表示为2015年5月16日刘玉刚与郭丰的委托书并没有委托其卖房的授权，仅仅是委托领房本、缴费、交房验收以及维持基金等相关手续，但2016年递交给不动产中心的买卖合同是刘玉刚亲自出面与张清敏签署的，而在2015年5月16日委托之时不委托买卖，这与办理公证委托的初衷相违背，结合一审庭审时郭丰代理人陈述的房屋未过户是因为郭丰单身不符合条件，可以得出刘玉刚签订上述委托公证的前提是卖给郭丰与李宗澄的结论。不办理买卖委托公证是因为不会卖给其他人，也就没有必要办理买卖公证，也就出现由刘玉刚亲自出面签订合同的情况，一审法院对此事实认定不清。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判如所请。
郭丰答辩称，不同意李宗澄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玉刚、张清敏二审未出庭应诉，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李宗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要求郭丰赔偿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保利中央公园×号楼×单元×号房屋的增值部分200万元，及家具折价款10万元；2.郭丰担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就李宗澄与郭丰之间的关系，李宗澄陈述其与郭丰系男女朋友关系，郭丰认可双方曾以交往的目的接触过。
一审庭审中，经李宗澄申请，一审法院自朝阳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调取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以下简称涉案房屋）的登记备案信息，前述调取材料其示：刘玉刚自案外人北京保利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处购买涉案房屋，2015年7月23日涉案房屋登记至刘玉刚名下；其中《北京市国有土地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及《北京市国有土地房屋登记受理通知书》中“受让人”签字处均显示为“郭丰代刘玉刚”；《房屋权属证书（证明）领证凭证》中显示领证人为“郭丰代刘玉刚”；2016年1月26日，即一审诉讼中，涉案房屋由刘玉刚名下转移登记至张清敏名下。经询，郭丰称其与刘玉刚之间没有关系，其与张清敏为母女关系，张清敏是涉案房屋实际购买人；刘玉刚曾与张清敏共同至房管局办理过户手续，但因刘玉刚未携带配偶同意出售证明未办理成功，后因工作原因刘玉刚本人无法另行安排时间将过户手续办理完毕，故通过公证委托郭丰代理其与张清敏办理了过户手续。李宗澄则主张，因郭丰不具备购房资格，故在刘玉刚办理完涉案房屋初始登记后一直未将房屋过户至自己名下，直至2016年1月份，郭丰才将涉案房屋过户至张清敏名下，郭丰是为了推翻与李宗澄共同购房的事实，恶意将涉案房屋过户至其母张清敏名下。
为证明李宗澄与郭丰之间成立了共同购房的合同关系，李宗澄提交了微信号为“×××”及“H×××”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1组及北京市国信公证处就前述微信记录作出的（2015）京国信内民证字第19641号公证书1份，并称在李宗澄提供的微信记录打印件第181至194页可见郭丰在办理购房手续时每一步进展都与李宗澄沟通，还将刘玉刚购买涉案房屋的材料都发给了李宗澄；微信记录打印件第183页中，郭丰陈述“我们是要在一起才考虑买房的”，可证明双方以结婚为目的共同购房；在微信记录打印件第133页郭丰陈述“满足你的要求，今天去看房了”；第105至148页双方就郭丰发给李宗澄的照片进行沟通，双方也就楼层的位置、房屋大小等进行了沟通；第153页郭丰称“谈到现在870万”，可说明双方已经定了这套房子；第154至156页双方就该房款的支付进行沟通，李宗澄陈述“你别有压力，这个我能拿出120”；第164页郭丰陈述“你要是卖房子要不要找个搬家公司的车去拉你的东西过来”；第330页到335页是预约缴税的过程，当时涉案房屋还没有办理到刘玉刚名下，所以实际是郭丰去办理的，当时带着李宗澄的卡过去刷，因为卡出现问题没有刷成，郭丰就用自己的卡刷的款；第314页，预约替刘玉刚缴税时留了李宗澄与郭丰的联系方式，所以税务局将缴税预约信息发到了李宗澄手机中，李宗澄又粘贴复制在微信上发给了郭丰，可说明前期双方的购房过程中虽李宗澄没有与刘玉刚实际接触，但是双方对购房的沟通以及共同购房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就该组证据，郭丰就公证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就微信打印件显示的内容均不予认可，并称“H×××”并非郭丰本人的微信号。
李宗澄还提交了其向郭丰的转账记录一组，以证明为购买涉案房屋其出资249万元，前述转账记录中显示李宗澄分别于2015年5月18日向郭丰转账100万元、于2015年6月15日转账49万元、2015年7月15日转账100万元。郭丰就此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并不认可证明目的，称其收到了李宗澄转账的249万元，但该款项为李宗澄主动借款，其已经分笔还清。郭丰就此还提交了转账记录一组，以证明其分别于2015年7月18日、2015年7月29日、2015年9月16日已经将前述款项全部退还李宗澄。李宗澄就郭丰该证据予以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一审庭审中，经李宗澄申请，一审法院调取了郭丰名下开设于招商银行的尾号为0119的账户交易明细。双方对该交易明细真实性认可。就此李宗澄称，自交易明细中可见2015年5月18日李宗澄向郭丰转账100万元，2015年5月19日郭丰向刘玉刚转账50万元，后又于2015年6月6日向刘玉刚转账两笔分别为64万元、36万元，2015年6月11日向刘玉刚转账33.2万元，共计向刘玉刚支付的183.2万元中有100万元是李宗澄的；2015年6月15日李宗澄向郭丰转账49万元，40分钟后郭丰将该笔款项加付1万元转账支付给李玉刚共计50万元；2015年7月9日李宗澄向郭丰转账100万元，2015年7月9日郭丰向李玉刚转账支付100万元；自该银行明细可见郭丰自2015年5月6日至2016年1月27日期间分笔向刘玉刚陆续支付共计648.116万元，可以证明郭丰及李宗澄为涉案房屋实际购买人，涉案房屋与张清敏无关；另2015年7月18日郭丰还给李宗澄100万元，李宗澄又于7月22日将此100万转回给郭丰，后郭丰又用此笔转回的款项向李宗澄付款，并最终于7月29日及9月16日再次向李宗澄转回了全部的249万元，李宗澄基于郭丰反复转回款项，为及时止损就未再将前述款项再转回郭丰，但并不能代表双方的购房合同解除。郭丰就该陈述不予认可，并称其母张清敏年纪较大不会使用U盾，故由郭丰代为转账支付房款，其母亲为实际购房人，且明细无法显示郭丰向刘玉刚的转款是李宗澄转来的249万元。
李宗澄还主张郭丰于2015年5月15日已经接收了涉案房屋，后其与郭丰已实际入住，但2015年7月郭丰更换房屋密码将其赶出涉案房屋，就此李宗澄称其提交的微信记录中可以体现，还提交了钥匙、门禁卡等证据予以佐证。郭丰就该组证据不予认可，亦不认可李宗澄曾搬至涉案房屋居住。
李宗澄还提交了其与案外人的售房合同等证据1组，以证明其为了购买涉案房屋将自己名下原有的通州区房屋出售，并以该房屋的价款支付涉案房屋的价款。郭丰就此证据证明目的不予认可。
另，李宗澄就其所主张的家具折价损失提交了证据一组，其中包括购买红木家具费55125元款项的收据及刷卡记录及北京市龙顺成中式家具厂销售合同单，中信灯饰定/销货单及金额为4500元的银联POS签购单，京东×××198元的发票。李宗澄称其主张的家具折价损失不包括红木家具的费用，而是其从其将原来通州的房屋中的家具搬入了涉案房屋，此部分家具的相应损失的折价8万元。郭丰对红木家具费55125元收据及刷卡记录及北京市龙顺成中式家具厂销售合同单等予以认可，并称其已经将该款项还给了李宗澄，就此还提交了金额为55125元的转账记录予以证明。郭丰对中信灯饰定/销货单及银联POS签购单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并称定/销货单显示为郭丰购买，而银联POS签购单并未显示由谁支付；京东×××“罗盘紫辰（北京）品牌咨询有限公司”并非李宗澄。
关于李宗澄主张的200万元损失，其提交了链家房地产房源信息打印件一组，并称涉案房屋现在已经涨价至1600万元，涉案房屋首付款550万元中李宗澄出资249万元，其应占出资比例为0.4527，故要求获得200万元的房屋涨价损失。郭丰就此证据不予认可。
另，本案第三人刘玉刚及张清敏均无法有效送达，故一审法院依法进行了公告送达。案件审理过程中，郭丰代理人向法庭提交了一份说明人签字为“刘玉刚”的《情况说明》，其中载明：“本人刘玉刚，身份证号码：×××，在2012年6月21日与开发商北京保利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购得坐落于朝阳区望京东×××。后由于生意投资需要，于2015年5月26日将房屋出售于买方张清敏女士，身份证号码：×××。买卖双方于2016年1月26日办理完房屋《不动产权证书》和全部过户交房手续。该房由购买人张清敏女士独立所有，己交清全款，并己由国家房屋管理机构核发了“京(2016)朝阳区不动产权第×××号”的房屋《不动产权证书》。本人刘玉刚和张清敏女士，作为买卖双方，本若公平合理、双方自愿的原则完成上述交易，且全部操作过程符合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事后本人莫名得到通知，知悉了本房产的交易相关案件，且本人无故被列为第三人。由于本人工作、生活均不在北京，无法参加开庭，特对尊敬的法官做如下说明：1.本人刘玉刚，从来都不认识起诉方李宗澄；2.本人刘玉刚，从来都没有与起诉方李宗澄有过任何接触；3.本人原持有的上述房产早已在2015年5月与张清敏女士签署完购房合同，于2016年1月办理完全部过户手续，交易过程合理合法，现该房屋全权属于张清敏女士，本人无任何关系。”就该《说明》如何得来，法庭要求郭丰作出解释，郭丰称刘玉刚向张清敏提供该《说明》，张清敏交由郭丰提交法庭；郭丰还称其母张清敏因身体原因无法出庭。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交证据。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本案中，李宗澄主张其与郭丰之间就购买涉案房屋形成共同购房合同关系，并据此主张了200万元的涉案房屋涨价损失。首先，李宗澄与郭丰之间并未就购买涉案房屋形成书面的合同，其提交的微信记录中虽可显示其与郭丰的恋爱关系、双方之间就选房屋的交流过程、郭丰向其转述的郭丰与刘玉刚之间的购房交流过程及郭丰与李宗澄的部分资金往来等内容，但上述内容仅能够证明双方对购买涉案房屋进行了出资，并无法明确显示李宗澄与郭丰就共同出资购买并且共同享有涉案房屋的产权达成一致合意。再结合李宗澄提交的转账记录及郭丰名下尾号为0119的银行账户转账记录，虽据此可见郭丰确使用李宗澄转账的249万元向刘玉刚给付了部分款项，但亦无法推断此笔款项的性质为共同购房款或是赠与、借款等其他性质。因此李宗澄所提交的证据未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亦未达到证据的高度盖然程度，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与郭丰之间就涉案房屋的共同购房合同关系成立。其次，即便假设李宗澄与郭丰之间存在共同购房合同的关系，自本院自朝阳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调取的涉案房屋登记信息可以显示涉案房屋由刘玉刚名下转移登记至张清敏名下，而从未实际转移至李宗澄或者郭丰名下，现无任何证据显示郭丰曾以自己的名义与刘玉刚签订过涉案房屋的购房合同，李宗澄现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其可预期的能够获得涉案房屋的产权，更无法证明其主张的自2015年5月15日至今的涨价损失为合同订立时李宗澄方可预见的确定能够发生的损失。虽然李宗澄主张郭丰诉讼中恶意将涉案房屋转移登记至其母亲张清敏名下，但现亦无证据显示郭丰与张清敏之间就涉案房屋之间存在何种关系，无法推断该主张成立。再次，本案中双方均认可郭丰已于2015年7月18日、7月29日及9月16日以分笔转款的形式偿还了李宗澄全部款项249万元。即便双方存在共同购房合同关系，据李宗澄陈述自2015年7月开始双方已经发生矛盾，自2015年7月18日开始郭丰已明确向李宗澄退回相应款项，应视为郭丰已经明确双方无法共同购房，李宗澄即便因此产生了房屋涨价损失，亦应为2015年5月至郭丰还款期间的涨价损失，并非其认为的房屋涨价至今的现价值所对应相应损失。综上，李宗澄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郭丰的就涉案房屋的共同购房合同关系成立，亦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房屋涨价损失为确定发生的可预见损失，故因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一审法院无法支持李宗澄的该部分诉讼请求。
关于家具折价损失，现李宗澄所依据的购房合同关系一审法院不予认定，其所提交的票据亦无法证明其家具损失实际已经发生，李宗澄该部分诉请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李宗澄如认为其家具损失确实发生，可依据相应法律关系另行主张。
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李宗澄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中，李宗澄围绕其上诉意见提交如下证据材料：证据一，录音光盘及文字资料和照片，用以证明李宗澄与郭丰共同办理了本案诉争房屋的入住、装修及郭丰仍在该房屋中居住的事实，并有诉争房屋的管家索经理陪同；证据二，视频录像光盘，用以证明李宗澄和郭丰对本案诉争房屋进行装修、购买家电后入住，视频中明确显示该房屋门牌号及内部装修和家电；证据三，证人证言，用以证明李宗澄与郭丰从恋爱、购置婚房到入住并共同居住数月后，又搬离诉争房屋以及李宗澄在诉争房屋三次家具搬入搬出，李宗澄从通州搬入的大部分家具和物品仍留在诉争房屋；证据四，证人证言，宋凯与刘克克共同协助李宗澄从诉争房屋中将通州搬入的冰箱、衣服及其他日用品；证据五，照片，用以证明诉争房屋中的家具设备实为李宗澄通州房屋出售前的家具设施，除已搬走的外，现仍存放于诉争房屋中。经过庭审质证，郭丰发表如下质证意见：上述证据材料均不属于新证据，均应在一审过程中提交，不能作为二审的定案依据。对于证据一，没有证据证明通话另一方的身份是谁，故对录音真实性不予认可，也不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照片仅在手机当中存储，对照片的真实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据二，录像的原文件没有，故对其真实性、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据三、四，证人都是李宗澄同事，且没有到庭，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因为两份签名笔迹像同一人所签。证据五，真实性不予认可，通州的照片是链家网下载的，不能证明是其通州的房子，证明目的也不予认可。其他照片没有原件，都是电脑存储的照片，对真实性及证明目的也不予认可。关于李宗澄二审期间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本院经审查认为，李宗澄在本院审理期间提交的证据不属于二审新证据范畴，且该证据不能证明其所主张的事实成立，故本院对其主张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另，李宗澄在二审中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请求法院调取1.诉争房屋2015年6月的网签记录；2.郭丰与刘玉刚于2015年5月16日公正的房屋买卖协议。郭丰不同意该调查取证申请，因为李宗澄请求申请调查取证的内容与李宗澄无关，该房已由刘玉刚卖给了张清敏。
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关于李宗澄主张其与郭丰之间就购买涉案房屋形成共同购房合同关系，并据此主张了200万元的涉案房屋涨价损失的意见，本院认为，李宗澄虽提交相应证据主张其与郭丰之间存在恋爱关系、双方之间就购买涉案房屋进行交流及郭丰与李宗澄的部分资金往来等内容，但在现有证据不足以显示李宗澄与郭丰之间就涉案房屋共同享有产权存在约定，郭丰对涉案房屋系双方共同购买亦予以否认的情形下，李宗澄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表明双方之间成立共同购房合同关系。李宗澄虽提交转账记录用以证明郭丰使用其转账的款项向刘玉刚给付部分款项，但结合李宗澄陈述双方当时存在恋爱关系的情形，现有证据不足以表明此笔款项的性质为共同购房，且李宗澄亦认可郭丰已经向其返还全部款项。故李宗澄所提交的证据未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亦未达到证据的高度盖然程度，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与郭丰之间就涉案房屋的共同购房合同关系成立，在此情形下，一审法院对其相应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关于李宗澄主张郭丰存在恶意将诉争房屋产权转移至张清敏名下的意见，本院认为，李宗澄提供的现有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其系涉案房屋实际购买人，现有证据亦不足以证明郭丰与张清敏之间就涉案房屋存在何种关系，且结合郭丰与张清敏系母女关系的情况，仅依据郭丰实际参与购买房屋环节的情况不足以推断李宗澄该主张成立。
关于李宗澄所主张家具折价损失，在李宗澄所依据的购房合同关系本院不予认定的情形下，李宗澄所提供的现有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其家具损失实际已经发生，李宗澄该部分诉请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李宗澄如认为其家具损失确实发生，可依据相应法律关系另行主张。
关于李宗澄在本院审理期间提交的调查取证申请，其要求调查取证的内容并未体现与待证事实的直接关联性，亦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不予准许。
综上所述，李宗澄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600元，由李宗澄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鲁 南
审 判 员 石 煜
审 判 员 张玉娜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常 欣
书 记 员 左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