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1622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新露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源路。
法定代表人：谢铁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树筠，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雪艳，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湛亿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石沙路。
法定代表人：郑良灿，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元，广东颐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州新露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露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湛亿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湛亿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1民初141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新露通公司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湛亿公司返还新露通公司货款337950元以及从2015年1月6日起至欠款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人民币37174.5元（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暂计至2016年11月6日），共计人民币375124.5元；3.一、二审诉讼费及财产保全费由湛亿公司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以销售单、增值税发票与白某的证言，认定湛亿公司已向新露通公司履行了交付货物义务属于事实认定不清。1.货物买卖过程中，买方负有交付货款的义务，卖方负有交付货物的义务，本案湛亿公司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向新露通公司交付过货物，一审法官仅凭卖方的销售单、新露通公司提供的增值税发票与真实性存疑、漏洞百出的证人证言就裁判湛亿公司已交付货物明显错误。首先，确认湛亿公司是否履行交付货物的义务应当以新露通公司是否收取货物为准，而本案销售单上的收货人签名是白某，而且签名日期是白某后补的，白某并非新露通公司员工，而是新露通公司与湛亿公司货物交易的中间商，其只有促成交易的权利，并无提取新露通公司货物的权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其次，一审判决中提到的增值税发票是新露通公司提供，新露通公司交付货款、开具增值税发票是合情合理的履行合同义务，而双方多次交易的习惯都是在新露通公司购买完成后，再根据自己的需要到湛亿公司处提取货物，而新露通公司从未授予白某提取货物的权利，故白某在销售单上的签名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也无法证明湛亿公司已向新露通公司履行完交货义务。最后，增值税发票、销售单均与当事人是否已经交付货物无直接、必然的因果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在商业交易中，发票开具与收货时间不一致的情况比比皆是，且增值税专用发票是记载商品销售额和增值税税额的财务收支凭证，是买受人纳税义务和进项税额的合法凭证，只是交易双方的结算凭证，不是能够证明标的物已经交付的凭证；销售单是销售方即湛亿公司自己公司因管理的需要而留有的凭证，是销售方内部处理顾客订货单的依据，该销售单并未有新露通公司的印章，不能证明湛亿公司履行了交货义务。2.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粤0106民初19486号，案件与本案情况相同，双方之间的货款纠纷，交易时间相差不多，也都是通过白某进行交易，同样是在新露通公司付款后未收到货，白某在销售单位领取货物后，同样向法庭谎称其于2014年11月23日将货物送至指定地点天河龙洞三保墟，但同样并没有其他证据能够予以佐证货物是否交付，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向根本不属于新露通公司仓库的地方交付大量的轮胎且没有任何单据，明显不合情理。（二）一审法院未查证属实的“证人”白某证言判定案件，属于明显的适用证据不当，从而导致错误判决。1.证人白某称其与新露通公司的原法定代表曾某认识多年，但事实上新露通公司原来的法定代表人是刘国辉，与白某描述完全不一致，而新露通公司在工商局也无法查询到坤山汽配有限公司相关注销或登记信息，也从未听说过有该公司存在过，曾某其人新露通公司从未听说过，一审法院却据以作为认定案件的根据，违反审判原则，属于错误裁判。2.证人白某称，越秀城管车队接收了湛亿公司两车货物，天河龙洞三保墟仓库接收了一车货物，所以湛亿公司履行了交付货物的义务，但一审法院对其证言并未查明，在新露通公司申请一审法院调查取证时，一审法院不肯调取，而且据未经查证的证人证言判定新露通公司收到货物明显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越秀区环卫车队指定的仓库只接收中标单位送来的货物，并且需要中标单位出具城管相关部门批准的报备单核实无误后接收货物，后出具签收单据，白某无法出具签收单据来证明他已履行了交付部分货物的义务且车队在2014年9月至11月期间未收到中标单位新露通公司的货物，白某的证言不具有真实性。位于天河龙洞三保墟的仓库是一家轮胎加工企业，并非“仓库”，而在2014年底该单位并未接收过新露通公司的轮胎加工业务，也未收取过新露通公司单位的轮胎，白某是否有将货物送去该公司加工与湛亿公司履行交货义务没有任何关联性。湛亿公司未能提供证明其将属于新露通公司的货物交付给新露通公司的证据，不能证明湛亿公司履行了交付义务。（三）一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证人白某称其收到了湛亿公司的货物，但未能出具单据证明其将货物送至新露通公司处，其证言仅能证明白某收到了湛亿公司的货物这个事实，不能证明其将湛亿公司的货物交付给新露通公司。湛亿公司的举证责任并未完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湛亿公司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其向新露通公司履行了交付货物的义务，湛亿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判定证人白某的证言具有真实性是对本案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的行为，证人白某的证言并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真实性不能予以认可，且并不能证明湛亿公司依法履行交付货物的义务。综上，新露通公司认为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严重错误，一审法院在未区分证据责任，未查清证据真实性的情况下作出了错误的裁判。据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做出公正判决，以维护新露通公司的合法权益。
湛亿公司辩称，不同意新露通公司的上诉请求。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具体答辩意见与一审一致，即：新露通公司、湛亿公司之间除了案涉争议交易外，之前也存在多次交易，一直由白某与湛亿公司商谈。新露通公司在一审起诉状中陈述的事实不属实，新露通公司不是在2015年1月份订购轮胎，实际在2014年8月至9月期间由白某向湛亿公司订购，就货物的品牌、规格、型号、价格等内容均由白某与湛亿公司商谈，双方达成口头协议后，湛亿公司分三次交付货物给白某，湛亿公司向白某催收货款，白某曾向湛亿公司出具一张支票，后来支票未能入账，白某后向湛亿公司承诺新露通公司会在2015年支付货款，在2015年1月新露通公司通过汇款方式向湛亿公司支付货款。在整个交易过程中，从合同具体内容的商定、交收货物、指示付款、收取发票等交易过程，均由湛亿公司与白某进行，就交易来说，湛亿公司没有与新露通公司其他员工交涉过，在多次交易过程中，湛亿公司曾多次见到白某持有新露通公司的支票，也见过白某以新露通公司名义办理与其他公司签订供销合同。综上，湛亿公司认为已经履行供货义务，请法庭核实案件事实。
新露通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湛亿公司返还新露通公司货款人民币337950元；支付从2015年1月6日起至欠款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人民币37174.5元（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暂计至2016年11月6日），共计人民币375124.5元；2.湛亿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新露通公司、湛亿公司之间存在买卖轮胎的交易关系。2015年1月6日，新露通公司向湛亿公司汇款337950元，注明用途为货款。2015年6月15日，湛亿公司向新露通公司开具总金额为337950元的增值税发票三张。现新露通公司认为湛亿公司至今没有交付货物，构成违约，要求湛亿公司退还已支付的货款337950元，诉至一审法院。
一审庭审中，新露通公司确认其与湛亿公司存在多次轮胎买卖交易，交易习惯为：湛亿公司业务员白某出面与新露通公司联系，若新露通公司有需要就电话联系白某订货，每次均为先付款之后再多次提货，新露通公司员工会在湛亿公司处签收提货单据，但是新露通公司并没有相应材料，只是自行记录；提货时，新露通公司会先电话联系白某，由白某告知湛亿公司准备好货物。新露通公司表示涉案争议的货物没有从湛亿公司处提走的原因是新露通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欠湛亿公司负责人的钱，湛亿公司表示需要用新露通公司支付的货款抵债或由新露通公司自行追促原法定代表人还钱后，才同意新露通公司提货，但无证据证实。湛亿公司抗辩称白某并非其司员工，不存在新露通公司派人到达湛亿公司处多次提货的情况，也不存在湛亿公司因新露通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欠款扣留货物的情况，除了白某外，湛亿公司没有与新露通公司其他员工有过接触；双方交易习惯并非先付款后交货，而是新露通公司先向湛亿公司订货，湛亿公司交货后再支付货款，涉案货物在2014年9月至11月期间分三次向新露通公司交付，时间久远，具体时间不清楚了，具体收货人为白某。湛亿公司为证实其已履行了交货义务，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销售单3张，显示录单时间为2015年3月12日、2015年3月18日、2015年4月10日，货物名称为“路通达11R22.5”、“路通达1100R20”等，单据记载的总金额为337950元，单据下方均有“已收货白某”的签收记录，拟证实涉案争议货物的交付情况，其已经将货物交给白某；2.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三张，开票时间2015年6月15日，总金额337950元，发票复印件中有“第二、三联原件已收取白某2015.6.18”的签收记录，拟证实其已经向新露通公司出具发票，交给白某转交新露通公司。经一审庭审质证，新露通公司对证据1真实性不确认，认为湛亿公司陈述在2014年9月至11月交货，但提交的销售单记载时间是2015年3、4月，与湛亿公司陈述不符，其也没有收到货物；对证据2真实性确认，但对证明内容不确认。湛亿公司对销售单时间解释称白某提货时并未签收单据，该销售单是事后补的，即使新露通公司货款已经支付，也是需要补齐货物签收手续。
湛亿公司申请白某出庭作证，白某到一审法院陈述：其与新露通公司老板曾某经朋友介绍认识，从2008年开始与曾某合作，当时曾某经营的公司叫坤山汽配有限公司，该公司现已经注销，之后才与新露通公司合作，但实际一直与曾某联系；其认识轮胎销售公司的员工，在价格方面有优势，曾某若需要轮胎会告知需要轮胎的品牌、规格，由其向相应公司咨询型号、价格，再将情况告知曾某，若曾某同意就通过其向商家采购，整个交易由其出面进行，其赚取中间差价；2013年至2015年期间，其促成新露通公司、湛亿公司之间十多次交易，交易习惯为其按照新露通公司要求订货，电话通知湛亿公司提货，提货时不签收单据，偶尔事后会补签单据，提货后直接送货至新露通公司指定的各区环卫车队，一般根据环卫车队的存储空间送货，若放不下就会通知迟点再送，货物由环卫车队人员签收，签收的单据由其交给新露通公司，若其没有去，就会由曾某的亲戚去收，有时不需要环卫车队的签收单据，只要新露通公司把送货清单打印出来就可以了；涉案交易是新露通公司在2014年8月底或9月初联系其，表示需要采购一批轮胎，其找到湛亿公司商谈后，2014年9月至10月期间由其从湛亿公司处提货，分三次送货至新露通公司指定的送货地点，两次送货到越秀区环卫车队，一次送货是天河龙洞三保墟仓库，越秀区环卫车队放置物品有两个地方，一个在白云区××路萧岗，一个在天河客运站附近，每个地方可以容纳70至80条轮胎，送货后，其将签收的单据交回给新露通公司，因为当时橡胶降价，轮胎也可能降价，湛亿公司称已经订回货物，需要新露通公司先支付货款，一直合作是新露通公司开具支票给其，其把支票给湛亿公司，但这次交易因为价格浮动就由新露通公司先开具支票，其将支票交给湛亿公司作为凭证，这时货物已经交付了一部分，后来支票到期时，新露通公司告知账户余额不足，让湛亿公司不要将支票入账，2014年10月货物全部送完后，湛亿公司向其催款，其与新露通公司沟通，新露通公司表示需过段时间才能付款，2015年1月6日新露通公司支付了货款，但涉案交易订购时的货款是351000元左右，因为新露通公司拖延货款，轮胎价格下调，新露通公司不同意按原来的价格付款，最后只支付了33万元左右货款，其在2015年6月份左右将湛亿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交给新露通公司；因其与曾某经营理念有分歧，2015年之后双方就没有再合作。白某提交了新露通公司在2014年9月26日向湛亿公司开具的金额为351000元的广州银行支票一张，证实涉案交易中新露通公司开具支票情况。对于白某的上述陈述，新露通公司认为白某的陈述不真实，白某在湛亿公司询问时确认涉案货物全部送货至越秀区环卫车队，但新露通公司询问时又说分别发往两个地方，前后不一致；白某称先交货后付款，明显与交易习惯不同，证人白某作为中间商，湛亿公司不可能先发货后收款；白某陈述与新露通公司不再合作的理由前后陈述不一致；补签单据的陈述也不一致，之前说不需要签单，后面又说发生争议要补签。湛亿公司对证人白某的证言无异议。
一审法院认为，新露通公司、湛亿公司之间虽然没有签订书面买卖合同，但已经事实上形成了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湛亿公司是否已向新露通公司交付涉案337950元货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首先，新露通公司、湛亿公司之间存在多次买卖交易，双方均确认与白某联系、交接，结合白某的证言，一审法院对于白某居间人的身份予以认可。其次，关于交易习惯，新露通公司主张涉案交易是先付款后交付货物，但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白某到庭对于新露通公司、湛亿公司之间多次交易具体情况，包括如何与新露通公司联系、订货方式、提货方式、送货地点、支付货款习惯等进行了详细陈述，也对涉案交易发生时间、送货次数及地点、支票交付、货款支付信息予以明确，虽白某陈述的涉案货物三次送货地址存在瑕疵，但是其确认了三次送货的详细地址及其中越秀区环卫车队的具体仓库地址证实其送货情况，而且白某提交的广州银行支票与其陈述的涉案交易货款支付细节基本一致，新露通公司提交的湛亿公司开具的三张增值税发票与白某从湛亿公司处签收的增值税发票一致，综上，一审法院对白某证言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再次，新露通公司称湛亿公司未交货的原因是其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欠湛亿公司负责人款项，湛亿公司要求以此货款抵债，湛亿公司对此予以否认，新露通公司并未举证证实其上述主张。且新露通公司在2015年1月支付货款，至本案诉讼发生时，已近两年时间，新露通公司也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在此期间曾向湛亿公司要求发货或退还货款，明显不符合常理。另，新露通公司申请一审法院调取三保墟仓库及越秀城管车队两个仓库的出入库流程，但是新露通公司与上述仓库所在部门之间存在合同关系，新露通公司可自行向相关部门核实涉案交货记录，新露通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相应证据，故一审法院对新露通公司调取证据的申请不予受理。现湛亿公司提交的销售单、增值税发票与白某的证言能够相互印证，上述证据已构成较完整的证据链证实湛亿公司已向新露通公司履行了交付货物义务。新露通公司认为湛亿公司未交付货物，要求退还货款的诉请，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新露通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927元，财产保全费2396元，均由新露通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新露通公司提交了以下五组证据：
1.支票遗失声明。拟证明：因新露通公司之前管理混乱，导致大量支票遗失，公司对遗失支票作出登报遗失声明，白某在一审出具的支票来源不合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2.证明。拟证明：白某在一审时陈述其将货物送至位于天河龙洞三宝墟仓库的洪亚呀处，但该处并非新露通公司的专属仓库，在2014年9月至10月期间也未收取过新露通公司轮胎的事实。
3.广州市政府采购合同。拟证明：车队需要货物时中标单位接到通知要在15分钟内回应(合同第四条第l、2款规定，第七条规定)，货物必须在接到通知后3小时内送达，急件1小时送达，如果不能送达，即视为违约，可以证明越秀车队根本没有仓库，所以其在需要轮胎时才会要求马上送货，与白某在一审时陈述完全不符，而且该合同明确约定不得转包，中标单位必须指派专门的人员进行交货，如果白某直接送货到越秀车队，越秀车队不仅不会接收，而且会根据合同第六条第1款将会视为中标单位转包。
4.机动车行驶证。拟证明：新露通公司专门购置两辆车辆用于运送货物，且该送货车辆必须预先到招标单位登记备案方能进出送货，不存在需要由白某送货的可能性。
5.《2015年度报告》。拟证明：在2015年及之前新露通公司的原大股东(也就是原法定代表人)为刘国辉，并非白某一审所称是曾某。
对此，湛亿公司质证称，证据1.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广东建设报纸刊载的日期2016年12月24日，另外一个日期是2016年12月1日，根据其内容涉及到遗失声明的支票高达数十张，双方之间的交易只与白某有交接，而且湛亿公司曾见到白某使用新露通公司的支票与广州黄埔区环卫车队签订了采购轮胎的合同，双方多次交易；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明人没有出庭接受湛亿公司的质证，相关具体的细节无法核实；证据3.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没有原件，湛亿公司不予确认；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根据公司法的规定，不能排除有代持股份的情况。根据湛亿公司了解，白某在一审中说其与曾某很熟，不代表其只认识曾某一人。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主要焦点为：湛亿公司是否已向新露通公司交付了价值337950元的货物。
关于上述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认为，新露通公司、湛亿公司均确认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新露通公司于2015年1月6日向湛亿公司支付货款337950元的事实，并无不当，故本院对此事实予以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经审查，湛亿公司为证实已向新露通公司交付了价值337950元货物的事实，提交的证据为销售单3张（后补，签收人白某）、广东省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三张（签收人白某），以及申请白某出庭作证。但根据白某出庭作证的证言可知，白某并非新露通公司或湛亿公司的员工，其参与整个交易过程实为赚取中间差价，故白某与本案存在重大利害关系。现湛亿公司提交的据以证实已向新露通公司交货的证据中，湛亿公司已经向新露通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的事实并不足以证实湛亿公司已经交货，在没有其他证据进一步佐证的情形下，白某确认湛亿公司已向新露通公司交货的行为亦不足以作为认定湛亿公司已向新露通公司交货的依据。鉴此,湛亿公司举证不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对此认定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新露通公司的上诉主张有理，本院予以采纳。现新露通公司诉请湛亿公司返还货款337950元有理，本院予以支持。同时，新露通公司实际于2015年1月6日向湛亿公司支付该笔货款，故新露通公司诉请湛亿公司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付自2015年1月6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有理，本院亦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新露通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处理失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1民初14178号民事判决；
二、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被上诉人广州湛亿贸易有限公司向上诉人广州新露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返还货款337950元并计付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自2015年1月6日起计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6927元、财产保全费239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927元，均由被上诉人广州湛亿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纯金
审判员 国平平
审判员 陈珊彬
二〇一八年一月九日
书记员 刘俊武
薛钰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