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53民终60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新兴县华通货运经营部。住所地：广东省云浮市新兴县新城镇坡边村委会坳顶村民小组厂房第二卡。
投资人：简广庆。
委托诉讼代理人：甘永波，广东创亮律师事务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福运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石门街朝阳村西侧牛轭墩B区***栋13-14档。
法定代表人：郑晓易，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洁，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国英，广东安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汪悦远，男，1958年9月1日出生，汉族，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文良，女，住广东省云浮市云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仲明，广东翔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新兴县华通货运经营部（以下简称新兴华通货运）、广州市福运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福运物流）因与被上诉人汪悦远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兴县人民法院(2016)粤5321民初12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新兴华通货运的委托代理人甘永波，上诉人广州福运物流的委托代理人肖洁、赵国英，被告汪悦远的委托代理人汪文良、李仲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广州福运物流的上诉请求：1、请求发回原审法院重审或改判或撤销原审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一、广州福运物流二审中提交两份《汪悦远2016年中造种子调运单》（以下简称《调运单》），收货人海南成丰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丰公司）的收货经手人包昌积分别写了“收到种子壹佰柒拾伍件”的内容，签收时间为2016年8月20日。在全部货物196件（包）中，还有21件的确是因为所装的椰果加工液体产品包装破损后被所渗出的液体所弄湿，但弄湿的21件（包）稍后也由成丰公司在另一张签收单上签收了，只是现在被遗失而暂时无法找到。这两份货物签收单在二审期间才找到的，故在二审才向法院提交。收货人在2016年8月20日无异议签收了175件货物，证明175件货物是完好地交给了收货人，不存在因淋湿发芽而需要作出赔偿的事实和理由。收货人签收货物的签收单是运输合同的组成部分，最能表明运输合同履行的事实，而之后余丙根和余关平表述的货物全部因台风引起的雨水淋湿的《证明》并不是运输合同的组成部分，并不能证明运输合同的履行情况。广州市福运物流有限公司海南专线（以下简称海南专线）是一个未经工商登记的主体，其责任人为自然人余丙根，他用模仿广州福运物流运单样式而私印运单进行运输才几个月的时间。他用私刻的“广州市福运物流有限公司海南专线”印章所出具的《证明》是因其受汪悦远、包昌积等人蒙骗而出具的。21件种子的确是被椰果加工液体产品包装破损后渗出的液体有所弄湿，而2016年8月17日从广州起运，同月20日至海口交货的这几天时间里，的确有台风的出现，汪悦远想利用此因素向农业部门申请农业补贴，并与成丰公司要求余丙根及其雇员余关平出具一份种子遇台风全部淋湿的证明。好心而又无知的余丙根和余关平是没有法律知识的农民工，而汪悦远、包昌积的文化水平要比他们高得多。余丙根及其雇员余关平为了争取这个潜在的客户，让汪悦远等能得到国家的农业补贴，就伪造了那两份证明，并使用了私刻海南专线印章。2016年8月17日，余丙根的海南专线与承运人怀远县东顺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顺公司）或殷学刚签订的货物装车清单表载明承运的货物是椰果，可以证明椰果加工液体产品的包装破损后只会弄湿在车厢下面的21件（包）种子，而不可能像台风雨那样从上而下将全部种子淋湿。该次运输42票货物，涉案种子只是其中的1票，其他货物均未被淋湿，只有涉案种子全部被淋湿，不合常理。余丙根和余关平将出庭作证，证明其出具的《证明》内容是虚假的。将种子货物由广州运至海口收货人手中的承运人兼司机殷学刚也会出庭作证，证明全车货物根本没有被雨淋湿，只有21件（包）种子被椰果液体产品弄湿。椰果产品的托运人余彬生也会出庭为对此作证。上诉人的全称是“广州市福运物流有限公司”，而不是“广州市福运物流有限公司海南专线”！2016年8月26日的《证明》上所盖的“广州市福运物流有限公司海南专线”印章，一审法院认定广州福运物流出具证明错误，二审法院应查清这方面的事实。二、虽然，汪悦远与成丰公司于2015年12月25日所签《2016年早、中造委托制种合同书》中约定种子的发芽率为80％，但汪悦远在向新兴华通货运交付托运的种子货物时，没有告知种子的发芽率符合合同要求，出具有检验资质的检验机构的鉴定报告，不能证明2016年8月25日由成丰公司送交的抽检发芽率为65.1％的货物是该批货物。2016年8月13日由汪悦远与成丰公司签订的封样合同种子发芽率≥82.1％的记载仅对签约双方有约束力，对各承运人无约束力，且其真实性也无法确认。三、海口市琼山区农业局或其两位农艺师于2016年8月25日出具的确认种子发芽率为65.1%的《特优209种子发芽率抽检证明》是无效证据，对于本案纠纷没有证明力。农业局是行政机关，而不是具有种子鉴定资质的中介机构，种子因运输造成质量损失发生纠纷不属于行政管理的事项，农业局不应插手。农业局作出的鉴定结论对本案的民事纠纷起不到鉴定的法律效力。检测的样品是由成丰公司单方送检而非由各方当事人共同送检的，并不能确认样品属于承运人所运输的196件货物中的货物。原审法院仅凭一审开庭时汪悦远的单方陈述和农业局的抽检证明就认定196件种子全部损失，但对全部的货物仍然由成丰公司所占有的事实不进行任何的处理，显属不公。四、本案所涉及的纠纷不是以同一运输方式联运的法律关系。原审法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处理案件，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忽视了合同相对性的原理。虽然本案中的运输工具都是汽车，但每个区段的运输合同的具体内容不同，运输手段和方法各异，不是以同一运输方式的联运。若是联运合同，则托运人应为同一人。本案中，汪悦远将其种子货物交由新兴华通货运运输至海口的收货人处；而新兴华通货运背着汪悦远又私自以托运人的身份将货物交由余丙根或海南专线运输；而余丙根或海南专线又将货物交给了东顺公司或殷学刚运输至海口。上述情况足以说明，以上多个区段没有联运的事实，并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规定。余丙根或海南专线与新兴华通成立了运输合同关系，有NO.0001262海南专线运单为证。运单约定如托运人未办理保价运输，交纳保价费给承运人的，如有货损，承运人则只按损失部分运费的三倍来赔偿新兴华通货运。新兴华通货运没有办理保价运输，余丙根或海南专线也应只按21件或196件的运费的三倍来赔偿。托运人新兴华通货运作为经营物流业务的专业机构是不可能不知道这一惯例的，它自己的运单上也有类似的约定；合约还约定货物签收人作无异议签收的不赔，发生纠纷在承运人所在的广州市所属法院管辖。原审法院判决完全否定了上述运输合同的约定，作出了与合同相背的判决。因此，依照当事人之间的运输合同，余丙根或海南专线只应对新兴华通货运的托运物毁损灭失依双方运单特别约定来承担赔偿责任，而不承担赔偿或连带赔偿责任！且广州福运物流与余丙根或海南专线并非相同的民事主体，更不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五、海南专线或余丙根收到新兴华通货运交运的种子货物，又以自己作为托运人，与下一承运人东顺公司或殷学刚成立了运输合同关系。因此，即使涉案货物全损属于事实需要追究赔偿责任的话，也应追究与新兴华通货运和发生“货损”区段的承运人东顺公司或殷学刚，而不应追究海南专线或余丙根，更不应将不适格的主体即本案的上诉人作为连带赔偿的对象进行判决。据此，如果法院认为本案要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三条，也遗漏必要的共同诉讼当事人。六、余丙根及海南专线本应作为诉讼主体，但汪悦远错列广州福运物流作为被告而未能参加诉讼。一审开庭时余丙根已经准时到达了开庭的地点，没有携带广州福运物流的授权委托书而被法官拒绝参加庭审。他如果参加庭审，则会告知法庭，第二被告的真实主体就是他本人，与广州福运物流无关，也会提出反驳的证据。而且，一审法院开庭后6天就作出了判决，显得太过匆忙。综上，一审判决错误，请予纠正。
新兴华通货运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第二判项，并驳回汪悦远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汪悦远承担。
事实与理由：
一、一审法院没有查清事实，采纳了不合法的证据，对事实作出了错误的认定。1、海南专线和余关平出具的《证明》不合法、不真实，法院不应采纳。首先，新兴华通货运将汪悦远委托运输的水稻种子从新兴县运输给广州市后，在广州福运物流完整地将货物交付给该公司，委托其将货物运到成丰公司，所以货物从广州市运输到海南省路段应由广州福运物流负责，海南专线属办公室设在广州福运物流内下设的一个运输路线，余关平是广州福运物流的员工。其次，广州福运物流上诉时并提交了NO.0003《汪悦远2016年重在种子调运单》上下两处，收货人成丰公司的经手人包昌积分别写了“收到种子壹佰柒拾伍件”，证明175件货物是完好地交给了收货人，收货人成丰公司收货时并无异议，新兴华通货运也没有收到汪悦远的任何异议。根据《汽车货物运输规则》第六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收货人收取的175件货物的质量没有问题。再次，余丙根与余关平并没有在现场看到货物淋湿的情况，成丰公司和汪悦远没有要求承运人到现场进行确认，事隔2天后才同新兴华通货运讲述货物被淋湿，而且福运海南专线出具的《证明》和经手人余关平出具的《证明》的时间是在2016年8月26日，即余关平没有现场亲眼见到货物情况，仅是按汪悦远的意思出具了《证明》，反映的事实是不客观的，《证明》不具有合法性和真实性。最后，两份《证明》认为“货物全部被淋湿、造成发芽”与在两份《调运单》上成丰公司的收货经手人包昌积所写“收到种子壹佰柒拾伍件”的内容互相矛盾。由于《调运单》是合同的组成部分，约束汪悦远和新兴华通货运，其证明力远远大于不属直接证据的两份《证明》。2、汪悦远提供的粮食水份测定仪等图片，没有新兴华通货运与广州福运物流或第三方在场作证，测定的数据也没通过有资质的部门确认，且反映的也仅是其测定的样品货物数据，不能证明其余没有测定的货物也是同种情况。在新兴华通货运与广州福运物流都不确认的情况下该份《粮食水份测定仪》的真实性和合法性都不能确认。3、汪悦远提供的《特优209种子发芽率抽检证明》不真实和不合法，法院不应采纳。首先，海口市琼山区农业局不具有种子鉴定的资质，汪悦远也没有提供鉴定人的资质证书和鉴定机构的资质证明。其次，送检的样品是由成丰公司在收货后的三天后单方送检的，对送检的样品是否是汪悦远托运的货物，农业局是否有依法取样和鉴定，没有新兴华通货运和广州福运物流或任何第三方在场进行确认，汪悦远也没有提供证据予以佐证。再次，《特优209种子发芽率抽检证明》也仅是证明被抽检的样品情况，不能证明没有被抽检的货物也属同种情况。4、由于收货现场仅有成丰公司的人员，汪悦远、新兴华通货运、广州福运物流和任何的第三方都没有在场，不排除成丰公司在收货后被水淋湿货物的可能。据此，汪悦远须提供证据证明货物被淋湿损坏与广州福运物流的运输行为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否则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汪悦远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责任。二、法院不应判决新兴华通货运赔偿346449.6元给汪悦远。1、汪悦远没有提供货物的亏损状态、货物的存货地点、存货数量和存货状态的证据，一审法院也没有对现存货物进行勘验，没有对损失雇请有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也没有对现存货物的价值进行评估。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损失有多少的前提下，用推定全损的方式，按汪悦远与成丰公司签订的《2016年早、中造委托制种合同书》约定的价格，判决新兴华通货运赔偿346449.6元给汪悦远是错误的。假如新兴华通货运和广州福运物流要赔偿，损失应该是货物总价值减去货物现存价值。否则，会造成了成丰公司收了货物后付款给了汪悦远，同时汪悦远又通过法院判决取得新兴华通货运的赔偿款，使汪悦远违法取得了双重的得益。2、汪悦远在向新兴华通货运交付托运的种子货物时，没有将由汪悦远与成丰公司签订的《2016年早、中造委托制种合同书》和《2016年新兴中造调前种子检验和双方封样》出示给新兴华通货运，两份合同对新兴华通货运无约束力，汪悦远在交付货物时没有告知新兴华通货运托运货物的价值和状态，也没有告知托运货物时要注意的包装，所以在履行运输合同过程中，汪悦远没有尽到告知的义务，也没有为其货物购买保险，根据《汽车货物运输规则》第七十条第二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零四条的规定，汪悦远对运输损失应承担主要过错责任。假如新兴华通货运和广州福运物流要承担赔偿责任，新兴华通货运和广州福运物流也仅在收取运费4500元的三倍来赔偿，这一约定是物流行业的惯例，否则仅收取4500元运费在没约定赔偿责任的情况下承运人却要承担346449.6元的损失是不公平的。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清事实的情况下，采纳了汪悦远提供的不合法的证据，对事实作出了错误的认定，并错误地作出要新兴华通货运赔偿346449.6元给汪悦远的判决。因此，请二审法院支持新兴华通货运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汪悦远答辩称：一、关于签收《调运单》的问题。包昌积出具的书面证明，明确讲述了当时收货人是出于“不管收到什么东西都应该要签名”的传统观念，才签写下了“收到种子175件”等字样，他还特别注明了数量，表明其仅是对收到种子的数量进行确认的意思表示，绝对没有对种子质量予以确认。我方与成丰公司已有五、六年的长的合作关系，按照种子行业交易惯例，不管种子质量好坏，收货方都必须先行签收，否则，收货方违约。若遇种子质量纠纷，须在收货后两个发芽周期即14天内双方检测质量是否合格，收货方无权现场单方提出种子不合格而拒收，若然如此，我方可以追究对方拒收种子的责任。故此，收货方包昌积只能选择签收。二、关于余关平、余丙根或海南专线出具的《证明》的问题。《证明》的内容已构成自认，不能撤回。广州福运物流员工余关平的陈述与《证明》一致，已形成证据链充分佐证，广州福运物流认为我方欺诈是不存在的。实际上，纠纷发生后，汪悦远百般无奈，多次与对方严正交涉，请求其赔偿损失，然而对方屡屡以种子是遭遇台风不可抗力为由，置之不理。当时汪悦远与对方僵持不下，便要求对方立下证据，并反复强调，请他们务必实事求是地写明事实真相，而对方写证明的目的则显而易见，表达台风淋湿种子是属于不可抗力，想逃避责任。三、我方提供的粮食水分测定仪以及成丰公司接收种子时所拍湿透发霉种子的照片都是由收货人包昌积在接收种子的现场当即拍摄下来的，是货物到达时最直观最真实状态反映，接收种子现场物流人员都在旁边的。其中，后一张照片是存放在海南专线海口仓库里的种子，拍摄地点是在承运人广州福运物流的仓库，从照片中隔着包装袋肉眼都能看到种子已经开始出现发霉并渗出来斑点的情况了。四、对于新兴华通货运对《特优209种子发芽率抽检证明》的质疑问题。农业部门作为专业部门、国家相应主管部门，完全有资格对涉案种子发芽率是否达标、能否能作为种子销售等作出市场准入的判断，受损种子已经确定无法进入市场、无法作为种子销售了，这已经足以证明我方种子货物受损的事实。从我方提供的《特优209种子质变通知函》中可看到，《特优209种子发芽率抽检证明》是成丰公司送农业部门检验的，并非汪悦远单方送检。五、广州福运物流提供的《广州公司装车清单》不能证明只有部分种子受损。无论种子湿透的原因如何，毁损种子的事实既定，理应赔偿。六、广州福运物流提供的余丙根的《声明》不具备证据的真实性，根本是虚构事实，余丙根与广州福运物流实为挂靠关系。一审庭审期间余丙根已到庭但因无委托书、挂靠合同等证明身份的文书，故仅作旁听而没有参加诉讼，庭审期间余丙根在法庭上亲口承认了挂靠事实，只是未被记入庭审笔录。七、对于本案应适用《中国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三条单式联运合同的规定，对方当事人认为应只按三倍运费来赔偿的问题。新兴华通货运与广州福运物流的约定只对其两者有约束力，对汪悦远无约束力。单式联运合同本就是对合同相对性的突破，我方才要求广州福运物流赔偿。况且，广州福运物流明知所运货物是种子，三倍运费的规定与托运货物价值相差悬殊，以此确定赔偿额显失公平。八、对于货物的处理的问题。汪悦远在一审诉讼中提交的广州福运物流出具的《证明》、海南成丰公司的《质变通知函》、农业局《特优209种子发芽率抽检证明》、《2016年新兴中造种子调前检验和双方抽样》等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涉案种子无法作为种子销售。尽管成丰公司当时提出按每公斤价格1.6元结算，或将种子全部如数退回，但纠纷发生至今时隔一年多，种子已全部报废，为进行诉讼索赔，至今汪悦远与成丰公司仍无法达成协议完成结算，也没有取回种子，现在就算处理也只能转作商粮按0.8元/斤处理。据此，请法院将受损种子判归广州福运物流或新兴华通货运，并判决对方尽快赔偿我方全部损失。九、广州福运物流认为是东顺公司的货物致涉案种子损害，但东顺公司或经手人殷学刚的责任，并不能导致广州福运物流免责。
汪悦远在一审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新兴华通货运赔偿汪悦远的种子损失353520元；2、判令新兴华通货运赔偿汪悦远因不能向其合同相对方交付种子而被要求赔偿的违约金100000元；3、判令新兴华通货运返还运费4500元；4、判令广州福运物流对新兴华通货运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本案受理费由新兴华通货运、广州福运物流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2015年12月25日，汪悦远与成丰公司签订了一份《2016年早、中造委托制种合同书》，约定成丰公司委托汪悦远生产杂交水稻博Ⅱ优138、博Ⅱ优15、特优209三系种子，其中对特优209系种子约定种植面积110亩、计产20000公斤、按18元/市斤结算、生产地点为广东省新兴县，交种时间在2016年8月1日前；同时还约定汪悦远所交付的种子必须为合格种子，即纯度≥96%、净度≥99%、发芽率≥80%、水分含量在12.5%以下，由汪悦远请车将合格种子运到成丰公司仓库，运费由成丰公司负责。此外，上述合同还约定了其他内容，但无约定迟延交付种子或交付种子不合格时汪悦远需支付违约金等违约责任内容。签订合同后，汪悦远依约进行种植特优209系杂交水稻种子。水稻种子成熟收割后，2016年8月13日，汪悦远与成丰公司对已收割的特优209系杂交水稻种子合共19640市斤进行调运前的抽样检查，双方确认该批种子净度≥97.6%、发芽率≥82.1%、水分含量在12%，并约定虽种子净度未达到合同约定，但仍由汪悦远雇车调运给成丰公司，成丰公司在收到种子后进行精选,扣除2%作为精选损耗，同时汪悦远另支付2000元精选工费给成丰公司。为此，2016年8月16日，汪悦远按照往常与新兴华通货运的交易习惯，致电新兴华通货运需托运水稻种子，新兴华通货运调派司机陈英绍到汪悦远经营的农场处接收涉案水稻种子货物。汪悦远将待运的19640市斤水稻种子装成197货件（其中196货件每件100市斤，1货件是零散件40市斤）交付给新兴华通货运后，出具一份种子调运单，载明重量9820公斤（19640市斤）及收货地址、收货人、发货人等信息，同时在调运单上备注运费4500元由收货方支付等内容，但并无约定运输货物的保价条款或货损赔偿数额。新兴华通货运调派的司机陈英绍收货后，在上述种子调运单上签字确认。随后，新兴华通货运以公路运输方式将涉案19640市斤水稻种子从新兴县运输至广州市。货物到达广州市后，在未告知汪悦远的前提下，新兴华通货运将涉案货物转交给广州福运物流，由广州福运物流负责将货物从广州市运至目的地海南路段的运输。广州福运物流亦采取公路运输的方式，将涉案货物运送至海南。当广州福运物流将涉案货物运送至湛江徐闻码头时，因台风影响全面封航，后于2016年8月20日将涉案种子运送至目的地成丰公司仓库处。成丰公司对涉案水稻种子进行验收，发现已被淋湿及出现发芽迹象，经现场测定种子含水量高达39.3%，遂当场拒绝收货。后经与汪悦远协商，汪悦远要求成丰公司暂代收17500市斤种子予以翻晒，余下的2140市斤则退回给广州福运物流，成丰公司同意了汪悦远的要求。随后，广州福运物流又以无法保存为由，在约一个星期后将剩余的2140市斤全部交付给成丰公司。种子经翻晒后，2016年8月23日，成丰公司聘请海口市琼山区农林局对涉案水稻种子进行发芽率的抽检，海口市琼山区农林局于2016年8月25日出具抽检证明，结论为该批种子发芽率65.1%，发芽率不达标，建议不能作为种子销售。为此，成丰公司于次日向汪悦远发出通知函，告知汪悦远此前代收下的涉案种子翻晒后经抽检的结果，主张种子只能作饲料处理，可按每公斤1.6元的价格结算或全部退回，并认为汪悦远已构成违约，要求汪悦远尽快与成丰公司协商处理经济补偿事宜。汪悦远不同意成丰公司提出的协商意见，而涉案19640市斤水稻种子则一直存放在成丰公司处至今。
事件发生后，新兴华通货运曾于2016年8月22日出具证明给汪悦远，证实其本身知晓所运输的为水稻种子，为防止淋湿用集装箱进行运输，在将货物交付给广州福运物流时涉案水稻种子是完好的。2016年8月26日，广州福运物流亦出具一份证明给汪悦远，确认广州福运物流承接新兴华通货运交付的涉案货物，在途经湛江徐闻码头时遭遇台风，致使涉案水稻种子全部被淋湿的事实。此后，汪悦远一直与新兴华通货运及广州福运物流协商涉案货物损失赔偿事宜，但无果。汪悦远遂于2016年9月20日提起本案诉讼。
一审庭审中，汪悦远确认涉案货物的运费4500元已由成丰公司支付，而其所请求的违约金100000元并未实际支出，但认为由于汪悦远无依约交付种子给成丰公司，成丰公司将会要求汪悦远赔偿运费4500元及违约金。同时，汪悦远还认为涉案水稻种子虽存放在成丰公司处，但已被淋湿，至今为止已无法出售，属完全损毁。
一审法院认为：汪悦远委托新兴华通货运运输水稻种子，新兴华通货运采取公路方式运输，双方之间存在运输合同的关系，故本案系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汪悦远将涉案水稻种子交付给新兴华通货运承运，新兴华通货运私自将货物转交由广州福运物流运送，在广州福运物流运送途中水稻种子全部被雨水淋湿，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予以确认。新兴华通货运作为承运人，其主要合同义务应当是安全、完好的将托运人的货物运送到其指定的地点给其指定的收货人，但涉案货物在运输途中被雨水淋湿而发生毁损，给汪悦远造成损失，同时亦致使汪悦远无法依约交付货物给相对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涉案水稻种子被雨水淋湿并非属不可抗力，亦并非是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虽涉案货物是在广州福运物流承运阶段发生毁损，但新兴华通货运作为与汪悦远订立运输合同的相对方，应对全程运输承担责任，而其在未经得汪悦远的同意下将货物转交广州福运物流承运，理应对汪悦远因货物毁损所产生的损失承担责任。那么，对汪悦远的货物损失数额应如何确定？由于汪悦远与新兴华通货运在双方成立运输合同关系的调运单中对货物毁损、灭失的赔偿数额并无进行约定，新兴华通货运需赔偿给汪悦远的数额应以该批货物的价值为准。根据汪悦远与成丰公司签订的《2016年早、中造委托制种合同书》，约定涉案水稻种子为每市斤18元，汪悦远以此计算该批水稻种子毁损后的损失价值。但是，根据汪悦远运输种子前与成丰公司的抽样检查，因种子净度未达到合同约定指标，汪悦远需扣除2%即7070.4元（19640市斤×2%×18元/市斤）给成丰公司，则该批种子的实际价值应为346449.6元（353520元-7070.4元）。那么，新兴华通货运需赔偿给汪悦远的损失应以此为准，汪悦远请求按353520元计算毁损货物的价值，对其请求超出部分，不予支持。现涉案水稻种子存放在成丰公司处，而新兴华通货运按全损的价值全部赔偿给汪悦远，对该批种子的处置，新兴华通货运与汪悦远应协商进行处理。对于汪悦远请求的因不能向成丰公司交付种子而被要求赔偿的违约金100000元及运费4500元，汪悦远与成丰公司签订的合同并无对迟延交付种子或交付种子不合格时汪悦远需支付违约金等违约责任进行约定，无法确定汪悦远因涉案货物毁损而对成丰公司需承担的责任，而汪悦远亦未实际支出该笔违约金；同理，对于运费4500元，该运费已由成丰公司支付，而成丰公司至今亦未向汪悦远主张返还运费4500元，汪悦远所主张的违约金100000元及运费4500元均未实际支出，现汪悦远要求新兴华通货运赔偿尚未发生的、不确定的损失，缺乏依据，故对汪悦远关于违约金及运费的请求，不予支持。对汪悦远要求广州福运物流对被告新兴华通货运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广州福运物流采取公路运输方式与新兴华通货运共同对涉案货物进行联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三条“两个以上承运人以同一运输方式联运的，与托运人订立合同的承运人应当对全程运输承担责任。损失发生在某一运输区段的，与托运人订立合同的承运人和该区段的承运人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汪悦远的上述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新兴华通货运、广州福运物流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相应的答辩、质证、抗辩的权利，依法作缺席判决。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八十八条、第二百九十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三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作如下判决：一、新兴华通货运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346449.6元给原告汪悦远。二、广州福运物流对新兴华通货运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汪悦远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8170.3元，汪悦远负担1673.56元，广州福运物流、新兴华通货运负担6496.74元。
本院二审查明的案件基本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提出上诉时，广州福运物流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2016年8月16日从广州运货到海口的托运单，托运人是新兴华通货运，收货人是包昌积，托运单名称为“福运物流有限公司（海南专线）”，收货地址为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雅岗大道安发物流B14栋17档。证明广州福运物流与新兴华通货运成立运输合同，而没有与汪悦远确立合同关系。
2.广州福运物流零担整车汽车运输合同及装车清单，证明广州福运物流将货物交东顺公司、殷学刚运输。
3.东顺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及汽车行驶证，殷学刚的驾驶证，证明承运人东顺公司是运输车辆的车主，殷学刚驾车运输。
4.种子调运单，证明有关175件种子货物由收货人完好无异议签收。
5.海南专线及余丙根的《声明》，证明广州福运物流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对于以上证据，新兴华通货运认为确实反映其与广州福运物流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余丙根对广州福运物流的承诺对新兴华通货运无约束力，并认为收货人已对货物无异议签订；汪悦远则认为，证据反映广州福运物流与新兴华通货运确立运输合同，经手人签名的行为并不等于货物完好签收。
新兴华通货运在二审中提交2017年1月11日的托运单一份，格式与广州福运物流提交2016年8月16日的托运单格式相同，而名称为“福运物流有限公司（湖南专线）”，证明广州福运物流在本案事故发生后仍以同一地点和同一公司名义与新兴华通货运发生运输合同关系。
对此，广州福运物流认为广州福运物流并没有交接单，没有运输专线，证据所写的收货地址与该公司地址不同，不能说明广州福运物流与新兴华通货运发生过运输关系。汪悦远则认为，对新兴华通货运的举证无异议。
广州福运物流在提起上诉时提出申请，要求委托鉴定机构对现存放在成丰公司且由成丰公司签收的水稻种子的发芽率进行司法鉴定，在诉讼中，又提出不坚持上述鉴定申请。
另查明：一审法院受理本案后，通过特快专递的方式，向被告广州福运物流邮寄诉讼文书，该公司人员签收后，公司没有派员出庭参加诉讼。广州福运物流在一审开庭后向法院寄交了《民事答辩状》，认为其并非适格的被告，理由是汪悦远与新兴华通货运确立运输合同关系，而非与其确立运输合同关系，对于海南专线是否他人冠以其名义进行经营并无提及。
再查明：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查阅，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农业部、国家粮食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于2016年2月2日联合发布《关于公布2016年稻谷最低收购价格的通知》[发改价格政策（２016）２23号］，该文反映，经国务院批准，2016年生产的早籼稻（三等，下同）、中晚籼米和粳稻最低收购价格分别为每年50公斤133元、138元和155元。
在二审诉讼中，根据广州福运物流的申请，余丙根、余关平、余彬生三名证人到庭作证。其中余丙根认为，自己并非广州福运物流的员工，而是海南专线的经营者，海南专线在工商部门没有登记，海南专线与广州福运物流没有任何关系，海南专线的托运单冠以广州福运物流名称是由其打印的。本案货物运输以海南专线的名义进行的，自己经营的是广州久陆零物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是葛强，自己也是股东。经营的场所是向他人租赁的，由于广州福运物流比较大，接的运单比较多，故自己挂靠该公司经营，对于广州福运物流，自己认识几名员工。同时认为自己经手加盖海南专线公章的证明，内容虽然载明涉案水稻种子全部淋湿，但内容是根据汪悦远的要求写的。余关平则认为自己是帮余丙根在海口驻点看货，涉案种子处理是自己与成丰公司的包昌积联系的，自己所写的证明是对方要求按其写的内容抄写的。余彬生则认为有一批椰果要退回海南，交广州福运物流运输，自己找到余丙根，当时已告知椰果有漏水需注意，以免污染其他货物。对于证人余丙根所述的广州久陆零物流有限公司，广州福运物流向本院提交了该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内容显示公司的类型为自然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葛强，经营范围为道路运输业，住所地为广州市白云区石门街朝阳村西侧牛轭墩B区B14栋17档。
二审诉讼中，广州福运物流认为根据其提交的托运单，新兴华通货运将货运到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雅岗大道安发物流B14栋17档，而广州福运物流的住所地在广州市白云区石门街朝阳村西侧牛轭墩B区B13栋13-14档，故从收货地址反映其与海南专线无关。汪悦远认为，虽然托运单所载地址与广州福运物流注册地在字面显示不同，但两者同属一个地方。广州福运物流承认两者同属一物流园区，但由于物流园的经营主体众多，并不知道余丙根以其公司专线名义进行对外经营。
二审诉讼中，新兴华通货运要求到成丰公司查看涉案水稻种子的状况，经与汪悦远及成丰公司联系，新兴华通货运于2017年8月31日派员前往成丰公司查看。对于查看的情况，新兴华通货运提供了两张照片给法庭，而汪悦远亦通过成丰公司提交了五张照片给法庭。新兴华通货运及汪悦远提交的照片均有一张水稻种子的近距离照片，其中新兴华通货运的照片未能从图像上判断水稻种子霉变，而汪悦远提供的照片显示水稻种子有发白的情况，而新兴华通货运及汪悦远对于对方的照片均否认从涉案水稻种子取样拍摄。而对于远景照片，新兴华通货运提交的照片显示有一堆放17包以上的货物（少量货物因被现场物品遮挡，故未能清楚具体包数），汪悦远提交的远景照则有一堆较大的货物（具体数量未能精确到包数，但总体与成丰公司公司签收的175件的数量相近），而且在此堆货物前有新兴华通货运的员工在前面查看货物，其中一张照片远处可以看到新兴华通货运提交照片的小堆货物。新兴华通货运认为，其工作人员前往成丰公司仓库查看水稻种子时，成丰公司的工作人员告知小堆的是汪悦远运来的货，并未提及大推货物也包括其中。而汪悦远则认为，小堆货物是21包，即成丰公司要求承运人运回去翻晒部分，但数天后对方又将货物运到成丰公司并强行卸货；另一堆大的货物是175包，是成丰公司在2016年8月20日时暂收翻晒的。
本院认为：本案是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以下几方面：一是本案的运输方式及法律适用，二是广州福运物流是否本案适格主体，三是运输途中是否发生水稻种子被淋湿的事实及淋湿的数量，四是运输前后水稻种子的发芽率，五是赔偿的数额与涉案水稻种子的处理。
（一）关于本案的运输方式及法律适用问题
汪悦远与成丰公司确立买卖水稻种子的合同，为履行合同需要将水稻种子从新兴县运至海口市的成丰公司，其将水稻种子交新兴华通货运进行运输，而涉案水稻种子运至成丰公司，是分区段由不同的承运人完成的，且均采用汽车运送，即运输方式相同，以上行为符合单式联运的法律特征，本案运输合同履行为单式联运方式。对于单式联运产生损失的责任承担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两个以上承运人以同一运输方式联运的，与托运人订立合同的承运人应当对全程运输承担责任。损失发生在某一运输区段的，与托运人订立合同的承运人和该区段的承运人承担连带责任”。由于本案运输合同的履行分两个区段，即新兴县至广州市，广州市至海口市两区段，与托运人汪悦远签订运输合同的是新兴华通货运，其完成了新兴县至广州市区段的运输，而货物的损害发生在广州市至海口市运输区段，根据上述规定，水稻种子在运输途中发生的损害，应由新兴华通货运承担赔偿责任，由实际发生损害的广州市至海口市区段的承运人承担连带责任。广州福运物流以广州市至海口市运输区段承运人没有与托运人直接签订运输合同为由，否定本案单式联运的主张，理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广州福运物流是否本案适格主体问题
第一，当事人提交法庭的托运单反映，从新兴华通货运处承接涉案水稻种子承运的是海南专线，虽然其在文字表述上与广州福运物流不同，但其在名称前冠以广州福运物流的名称，合同的相对人从名称上一般会判定海南专线是广州福运物流的下属机构。第二，余丙根认为其以海南专线的名义对外经营，但至今无证据证明海南专线在工商部门登记，故其并非承接物流行业的参与主体。第三，广州福运物流在一审开庭后，向法院提交了答辩状，在对方当事人以其为被告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并未就公司与海南专线无关进行抗辩，只是认为公司并非合同相对方而不应作为被告。第四，广州福运物流认为并不知道余丙根以其公司名称下的专线名义对外经营，但在整个诉讼活动中，广州福运物流收到诉讼文书后通知余丙根，并与余丙根一起参加诉讼等一系列的行为，反映两者是有密切联系的。而且，从广州福运物流提交的工商登记资料复印件反映，余丙根认为其经营的广州久陆零物流有限公司，公司的住所地为广州市白云区石门街朝阳村西侧牛轭墩B区B14栋17档，而广州福运物流的住所地为广州市白云区石门街朝阳村西侧牛轭墩B区B13栋13-14档，两者是相邻的。虽然，海南专线的托运单所载的收货地点是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雅岗大道安发物流B14栋17档，与广州福运物流的地址不一样，但据广州福运物流称同属于一个物流园。据此，从经营地点也反映，广州福运物流对余丙根以该公司专线的名义经营不可能不知道。第五，从新兴华通货运提交的证据反映，在本案事发后的数月，广州福运物流仍会出现下属专线的名义对外从事运输业务，且收货地点在同一物流园区。第六，余丙根既然认为自己经营广州久陆零物流有限公司，显然与其又以海南专线名义对外经营的讲法相矛盾。而且，余丙根认为自己是挂靠广州福运物流经营的，两者属于挂靠与被挂靠的关系。上述几方面的证据，可以反映即使余丙根不是广州福运物流员工，余丙根也是以挂靠或其他方式，以广州福运物流的名义对外从事货物运输业务，而且广州福运物流对此是知道的。无论余丙根是广州福运物流的员工，还是广州福运物流明知余丙根以其名义对外从事货运经营，广州福运物流均应对货物损害承担责任，至于广州福运物流与余丙根之间是代理、挂靠、侵权还是确立其他法律关系，属于其内部的法律关系，对于外部的当事人不产生对抗的效力。其两者之间的责任分配问题，本案不作处理。
（三）关于是否发生水稻种子被淋湿的事实及淋湿的数量问题
虽然，涉案水稻种子运至成丰公司时，成丰公司的员工签收了175件货物，但其签收行为反映了成丰公司收货的数量，至于货物是否存在瑕疵交付，尚需要结合本案其他证据进行认定。由于运输的货物是水稻种子，在潮湿的环境下容易发芽或影响其日后的发芽率，而本案货物由新兴县运至海口市，路途遥远，当收货人成丰公司发现运送来的水稻种子被淋湿的情况下，告知卖方汪悦远，汪悦远要求对方先行收货翻晒，其处理方式符合履行合同防止损失扩大的原则。而对于水稻种子是否被全部淋湿的问题，汪悦远提供的收货时进行粮食水份测定的图片，次日到海口与承运方交涉时的照片，余丙根、余关平出具的证明，成丰公司向汪悦远出具的通知，运输的车辆及保护措施，运送途中遇台风雨而停留2天才运送等证据，上述证据相互形成了严密的证据链，可以认定涉案水稻种子全部被淋湿的事实。首先，余丙根、余关平经手出具的证明，是事发几天后出具的，与事发相距时间并不长，能客观反映货物损害的情况；其次，不论余丙根在诉讼中到庭作证还是广州福运物流均认为余丙根是海南专线的实际经营者，余关平又是货物接收的参与者，可以反映余丙根、余关平对于运输情况是知悉的，而其经手出具的证明还加盖了海南专线的公章，证明内容反映了货物被全部淋湿的事实。至于余丙根、余关平认为，受对方欺骗而出具证据，理据不充分。再次，由于货物装运后知道有台风而封航，无法运输至海口，从余丙根等证人到庭作证的证言反映，运送货物是采用了平板车，加盖塑料帆布，即使如此，这种保护措施对于台风雨的应对常显不足。而运输车辆在途中遇台风雨作两天的等候，而对不能受潮的水稻种子未采取进一步的保护措施。这样的环境，对于货物淋湿的几率显然是非常大的。最后，成丰公司购进涉案水稻种子是用于售卖的，现该批水稻种子尚存于成丰公司，也反映了货物无法作为种子用途出售，也可佐证了水稻种子被水全部浇湿的事实。综上，根据现有证据，认定涉案水稻种子被全部淋湿符合日常生活经验的判断标准。
（四）关于运输前后水稻种子的发芽率问题
涉案水稻种子是汪悦远根据成丰公司的委托培育的，由于水稻种子的培育地点在广东省新兴县，而收货地点在海南省海口市，两地相隔较远，而且水稻种子数量较多，在运输前对种子进行检测并确定合格才运送符合一般经济活动的原则。对于检测情况，汪悦远提交了与成丰公司双方封样的证据，故对汪悦远认为运输前双方检测水稻种子的发芽率达到82.1%并对样品进行封存的主张，应予以支持。一般的买卖行为，标的物的质量影响的是买卖双方的利益与责任，故产品检测的报告与存样只由买卖双方保存，而无需交运输方，本案只是出现了特殊的情况致水稻种子损害，这是买卖双方在运输前未能预测到的。如要求托运人在将货物交付运输时，提交货物的检测单据及封样，显然过于严柯，也不符合经济与效率的商业原则。广州福运物流及新兴华通货运认为汪悦远与成丰公司在运输前对水稻种子检测的结果对其没有拘束力的主张，理据不足，不予支持。水稻种子运至成丰公司的途中，出现被水淋湿的情况，需经翻晒也很可能影响种子发芽率。对于此时的种子发芽率，若如广州福运物流及新兴华通货运主张需要委托有资质的中介机构进行测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也应在举证期限内提出。而广州福运物流及新兴华通货运在一审法院向其发出传票等诉讼文书后，既不到庭，也没有在法定期限内提出鉴定申请，到了二审期间，虽然广州福运物流曾提出过鉴定申请，但基于案件实际情况又没有坚持鉴定的要求，故对于涉案水稻种子的发芽率，现无法凭中介机构的鉴定结果确定。相反，成丰公司作为买方，委托当地农业部门对水稻种子的发芽率进行测定，由于农业部门对水稻种子的发芽率检测具有一定权威性，故对该检测结果，本院予以采纳。
（五）关于赔偿的数额与涉案水稻种子的处理问题
涉案水稻种子在运输途中被水淋湿，经翻晒也无法达到发芽率大于80%的国家标准和合同标准，新兴华通货运应承担赔偿损失的责任。汪悦远与新兴华通货运确立货物运输合同时，并没有约定赔偿数额的限制，新兴华通货运应赔偿汪悦远的全部损失，新兴华通货运及广州福运物流认为只赔偿3倍运费的抗辩理由，没有事实依所在，本院不予采纳。一审判令承运人赔偿水稻种子的损失，损失数额是按水稻种子全部损失核计的，但发生纷争后，水稻种子仍然存放在成丰公司的仓库，成丰公司出具的证明反映，涉案的水稻种子仍然有一定的价值，故核计损失额时应作相应的扣减。一审判令承运人按水稻种子合同价格计算损失，但又基于涉案水稻种子存放在成丰公司的事实，要求对涉案水稻种子由新兴华通货运与汪悦远协商进行处理，其做法显然失当。首先，本案是当事人因履行运输合同产生的纠纷，运输的货物发生损害，当事人承担的民事责任方式是赔偿损失，而损失的数额应该是货物的原价值减除现存价值。其次，虽然以现存货物判归损害方的方式可解决残值问题，但是本案是单式联运的运输合同，直接承担赔偿责任的是新兴华通货运，而广州福运物流对于新兴华通货运的赔偿款尚需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即广州福运物流在本案中承担的责任以新兴华通货运的赔偿责任为限，如按一审的处理方式，则无法避免广州福运物流承担的责任大于新兴华通货运的情况，更何况一审对于现存水稻种子未明确归属，致当事人的财产权利义务在判项中未能明确反映。对此，本院认为，由于汪悦远是买卖水稻种子的一方当事人，水稻种子的权属因买卖行为只能在其与成丰公司之间转移，而且基于本案运输合同履行方式及涉案水稻种子存放于成丰公司的实际情况，对于现存放的水稻种子应由汪悦远处理，而赔偿损失的数额以扣减货物现存价值的方式为宜。对于涉案水稻种子的现存价值，双方均没有提供价格鉴定报告，也没有提出鉴定的申请。汪悦远认为水稻种子已变质，提交了水稻种子的近照，但新兴华通货运否认，汪悦远又没有其他证据证明该照片确实从涉案水稻种子抽取后拍摄，故对其主张，不予支持。至于汪悦远答辩认为按0.8元/市斤计算，但广州福运物流及新兴华通货运均不同意，而汪悦远又没提供其他证据证明种子的现存价值，故对其主张亦不予支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农业部、国家粮食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联合发布的《关于公布2016年稻谷最低收购价格的通知》[发改价格政策（２016）２23号］反映，2016年生产的早籼稻（三等，下同）、中晚籼米和粳稻最低收购价格分别为每50公斤133元、138元和155元，根据上文规定，涉案水稻种子现存价值参照每50公斤133元计算这宜，即水稻种子现存价值为26121.2元（19640/2公斤*133元/50公斤=26121.2元）。根据一审确定的种子价值346449.6元，减除现价值26121.2元，新兴华通货运应赔偿的320328.4元（346449.6元-26121.2元=320328.4元）给汪悦远，广州福运物流对该赔偿款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部分不清，适用法律正确，但实体处理上，未对涉案水稻种子进行处理错误，本院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变更新兴县人民法院(2016)粤5321民初1271号民事判决第一判项为：新兴县华通货运经营部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320328.4元给汪悦远。
二、维持新兴县人民法院(2016)粤5321民初1271号民事判决第二、第三判项。
三、存放于海南成丰种业有限公司仓库的涉案水稻种子由汪悦远自行处理。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审受理费8170.3元，汪悦远负担1864元，广州市广州福运物流有限公司、新兴县华通货运经营部负担6306.3元；二审受理费6602元，由广州市福运物流有限公司、新兴县华通货运经营部负担5982元，汪悦远负担62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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