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皖01民终809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国柱，男，1986年1月1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庐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自发，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晓宇，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啟银，男，1967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庐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友章，庐江县冶父山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刘国柱因被上诉人高啟银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2017）皖0124民初90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国柱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高啟银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刘国柱向高啟银借款42.86万元未还，与事实不符。刘国柱确实向高啟银借过款，但是借款仅仅只有54万元，分别是2015年9月19日借款12万元，2015年9月22日借款7万元，2015年10月26日借款5万元，2015年11月2日借款20万元，2016年2月6日借款10万元。虽然借款当时出具给高啟银的借条上没有注明借款利息，但实际上都是有高额利息的，少则月息6%，多则月息10%。自借款之日起，刘国柱就需要按月向高啟银支付高额利息。一开始，刘国柱还能够承担，并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到后来刘国柱就无法承受高额的利息，而高啟银都会催要，刘国柱无奈之下只好向高啟银出具借条，因此，本案所涉的借款其实全都是利息，且是超过法律允许的民间借贷利率标准的利息。前述54万元借款，刘国柱不仅已经归还本金22万元，而且按照法律许可的利息标准刘国柱根本就不欠利息。民间借贷的出借方，无不是为了追求高额借款利息才借款，而刘国柱出具给高啟银的前述54万元借条没有载明利息，这是明显不合常理的。正因为如此，才会有本案所涉及的借条。而从本案中的借条本身就可以看出，其中还有1.36万元、4.8万元、8.2万元这样的数额，如果不是利息的话，正常的民间借贷不可能会有这样的小数字。尽管高啟星诉称本案所涉的都是借款，但是其根本就提供不了能够证明其向刘国柱交付本案所涉借款的任何证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刘国柱根本没有向高啟银借到本案所涉的借款，请求二审法院改判驳回高啟银的诉讼请求。
高啟银辩称，刘国柱主张其曾经向高啟银的借款存在高额利息，无事实依据。高啟银系依据持有的借条起诉，借款月利率2%也符合法律规定，刘国柱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果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刘国柱的上诉请求。
刘国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刘国柱立即归还借款本金428600元及利息16880元（此后利息要求按照月利率2%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国柱因做防水工程缺少资金周转多次向高啟银借款。其中分别于2016年1月22日向高啟银借款75000元，刘国柱于当日向高啟银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借到高啟银现金75000元”；2016年11月20日刘国柱再次向高啟银借款，高啟银于当日出借给刘国柱现金82000元，连同此前由高啟银出借给刘国柱的228000元（分四次借款，借款金额分别为48000元、9万元、3万元、6万元）汇总后由刘国柱向高啟银出具借据一份，载明“借款金额31万元，月利率2%，已收现金”，同时高啟银与刘国柱签订《民间借贷合同》一份，对上述借据的内容进行了进一步的约定，刘国柱将此前所出具的四张借条原件已抽回；2016年12月30日刘国柱再次向高啟银借款3万元，刘国柱于当日向高啟银出具借据一份，载明“借到高啟银现金3万元，月利率贰分”；2017年1月13日刘国柱再次向高啟银借款13600元，刘国柱于当日向高啟银出具借条一份，载明“借到高啟银现金13600元”。庭审中，刘国柱提交银行流水一份，证实刘国柱已分11次向高啟银转账128800元。具体时间分别为：2015年11月19日转账9500元、2015年12月3日转账15500元、2015年12月20日转账9500元、2016年1月5日转账15000元、2016年1月10日转账3600元、2016年1月20日转账9500元、2016年1月30日转账15000元、2016年2月17日转账13100元、2016年3月1日转账15000元、2016年6月13日转账13600元、2016年6月22日转账9500元。本案在诉讼过程中，刘国柱抗辩其没有实际向高啟银借款，本案中的债务均系刘国柱前期向高啟银所借款项的债务利息，且利率标准超过法律规定，但刘国柱对其抗辩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且高啟银亦不予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高啟银持有的由刘国柱出具的四份借据中载明借款金额为428600元，其中2016年11月20日借款金额为31万元的条据以及2016年12月30日借款金额为3万元的条据中均约定月利率2%，有刘国柱出具的借据予以佐证，双方债权、债务关系明确，予以确认。鉴于双方约定的月利率2%符合法律规定，故对高啟银要求刘国柱归还借款本金428600元，并对其中31万元的借款按照约定的月利率2%承担利息16120元（自2016年11月20日起计算至2017年2月6日止），对其中3万元的借款按照约定的月利率2%承担利息760元（自2016年12月30日起计算至2017年2月6日止）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对此后的利息有约定的从其约定，没有约定的，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刘国柱抗辩已分11笔向高啟银所转账的128800元均应冲抵本案借款，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前述11笔转账行为中前六笔均发生在本案借款行为之前，刘国柱对转账所还款项也未能做出合理解释，高啟银亦不予认可，故对刘国柱要求对前六笔所转款项62600元抵扣本案借款的抗辩意见不予支持；对后五笔所转账的66200元虽发生在本案借款行为之后，但经核实，本案中第一笔债务系发生在2016年1月22日的75000元，该笔债务没有约定利息，而第二笔债务虽约定了利息，但借款时间系在2016年11月20日，发生在刘国柱转账行为之后，故刘国柱所转账的66200元只能抵扣第一笔债务75000元的本金，抵扣后75000元的本金应为8800元。故刘国柱所欠高啟银借款本金应为362400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刘国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归还高啟银借款31万元及利息16120元（以31万元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为标准自2016年11月20日起计算至2017年2月6日止，此后利息仍按此标准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二、刘国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归还高啟银借款3万元及利息760元（以3万元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为标准自2016年12月30日起计算至2017年2月6日止，此后利息仍按此标准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三、刘国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归还高啟银借款22400元及利息（以22400元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为标准自2017年2月6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7924元，公告费360元，合计8284元，由刘国柱负担。
刘国柱二审期间提交如下证据：1、民事起诉状，证明高啟银就2015年9月19日借款12万元、11月2日借款20万元另案提起了诉讼，并按月利率2%主张利息，故其不应在本案中重复主张利息；2、借条，证明刘国柱分别于2015年9月19日、9月22日、10月26日、11月2日和2016年2月6日向高啟银借款12万元、7万元、5万元、20万元和10万元；3、转账明细，证明刘国柱于2017年1月25日向高啟银还款10万元；4、收条，证明高啟银于2017年1月收到刘式城5000元。高啟银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上述证据均与本案无关。
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认定事实：刘国柱还分别于2015年9月19日、9月22日、10月26日、11月2日和2016年2月6日向高啟银借款12万元、7万元、5万元、20万元和10万元，共计54万元，刘国柱于2017年1月25日向高啟银还款10万元，此后两天又还款12万元，高啟银主张余下的32万元未偿还，并另行提起了诉讼。2017年1月13日，刘国柱向高啟银出具一份还款承诺书，承诺在2017年1月17日前还高啟银90万元。
本院认为，刘国柱从高啟银处陆续借了多笔款项，并出具了相应的借据，刘国柱也认可其每次借款高啟银是现金支付，现刘啟银持有刘国柱向其出具的多张借据，借据出具后刘国柱也偿还了部分款项，表明其对收到借据中的款项没有异议，同时刘国柱于2017年1月13日还向高啟银出具了还款承诺书，承诺于2017年1月17日前还款90万元，上述事实足以证明刘国柱收到了借据中的借款，刘国柱主张案涉借据中的借款均为其他借款的利息，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刘国柱未能全额清偿本案借款，现高啟银诉请刘国柱清偿下欠借款本息，依法应予支持。
综上所述，刘国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7924元，由上诉人刘国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养俊
审判员 栾 蕾
审判员 于海波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徐园园
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