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晋中中法民初字第55号
原告景茂礼，男，1953年10月4日生，汉族，晋中市灵石县人，现住该村。
被告任兆瑞，男，1946年8月1日生，汉族，晋中市榆次区居民，现住榆次区。
被告三晋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住所地：太原市建设南路**号。
法定代表人张继红，系该社社长。
委托代理人落馥香，女，1963年4月7日生，汉族，太原市迎泽区居民，现住该区，系该社副总编。
原告景茂礼诉被告任兆瑞、三晋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著作权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景茂礼、被告任兆瑞及被告三晋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的委托代理人落馥香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属普通农民，自幼酷爱地方文史，尤其钟情于古代碑文。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到2004年底，陆续收集灵石历代碑文418篇20万字。结识被告任兆瑞后，被告任兆瑞对原告收集的碑文非常感兴趣，多次提出要与原告合作。2005年初，被告任兆瑞再次到原告家中要求合作，让原告草拟了《编著<灵石碑钞>（暂名）合作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并在《协议》草稿上签名。2005年6月17日，双方签订正式合作协议书。《协议》签订后，被告任兆瑞索取了原告抄录的上述418篇古碑文的全部原始资料。之后，双方对已收集的资料进行了整理校对，同时又陆续收录碑文900余篇，拍摄图片800余幅，制作拓片600余张。工作中原告主要负责碑文的抄录、校对、拍照，被告任兆瑞主要负责碑石的拓片制作，原告付出的劳动远远大于被告任兆瑞。2010年7月，合作过程中被告任兆瑞背着原告将合作作品1513件（碑文678篇、图片381幅、拓片454张），交由被告三晋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社以《三晋石刻大全*晋中市灵石县卷》（以下简称《三晋石刻*灵石卷》）的书名出版发行（印量4000册，每册定价580元）。2013年2月，原告着手再版事宜，与河北大学出版社达成协议，于2014年9月出版。期间，2013年8月，原告发现被告背着原告将合作作品1656件（碑文755篇、图片426幅、拓片475张）以《灵石古韵*碑石卷》的书名再版发行（印量1000套，每套定价3960元，已售出400套），被告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双方约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规定，被告未经原告许可，擅自将原告拥有著作权的碑石文字、图片、拓片出版、再版成书并作为商业使用，其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有关规定，被告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三晋石刻*灵石卷》印量4000册，总价值232万元，目前销售约2000册，金额116万元。按照协议原告百分之七十计算，应该补偿原告81.2万元；《灵石古韵*碑石卷》印量1000套，每套定价3960元，已售出400套,金额为158.4万元，属侵权应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58.4万元。二书共计应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39.6万元。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为化解矛盾保持和谐，原告放弃全额赔偿只主张赔偿50万元。依据相关法律，请求法院判令：1、依法确认被告侵权；2、依法判令被告停止销售涉案图书；3、依法判令被告写出认错道歉书，在灵石电视台连续播放一月；4、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50万元；5、依法判令被告补偿原告在诉讼过程中的开支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任兆瑞辩称，一、对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无异议。二、对收录碑石文数量有异议。在抄录碑石数量上，2005年6月本人和原告合作时，原告提供所收录碑文228篇，其中与本人收录重复123篇。合作仅一次在蒜峪村，收录碑文8篇。之后再无合作，由我独自进行了收录，加上过去收录的，总计347篇。这样，最终在《灵石碑钞》中共录入碑石文583篇。在抄录碑石内容上，原告抄录的仅为碑石正文，且错误甚多。原告诉称本人索取了其418篇古碑文，并非事实。三、对编辑脚本有异议。2007年4月脚本由本人编撰，本人将编好的脚本文档复制到县文史研究会电脑中，脚本交文史研究室。脚本碑石文字内容不全，没有碑石图片和拓本图片，并非原告所诉图文皆有。至于本书的最后定名及内容设置等项需经文史研究会批准。在编辑《灵石碑钞》过程中没有分工一说，只是把两人所收录的碑石文合并编辑出版，当时根本没有想到对原碑石的拍照和拓本。原告所诉谁主要负责哪方面的工作并非事实。四、对原告陈述的《三晋石刻*灵石卷》的编撰过程有异议。1、编撰《灵石碑钞》夭折。2007年6月，文史研究会准备编审《灵石碑钞》，可在10月省三晋文化研究会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宣传部门及文化研究会组织编撰《三晋石刻大全》系列丛书。《三晋石刻大全》的编撰要求很高，因为内容雷同，所以文史研究会暂停对《灵石碑钞》的出版，最初的合作协议也随之流产。2、编撰《三晋石刻*灵石卷》起步。2007年11月，原市人大副主任杨二怀同志到灵石督促此项工作，要求本人帮助完成此书的编撰。时任宣传部长安振录责成文化局完成，并和本人相商，希望本人能帮助。时任文化局杜瑞明局长和本人说这是工作，没有其他任何报酬，本人表示不会在报酬上提出要求。2008年春，本人在《灵石碑钞》的基础上开始工作。发现原来抄录的碑文内容很不完整，且讹误太多，需要补正，对过去和新发现的碑石还要拍照、拓本，工作量很大。2008年9月，本人将《三晋石刻大全》的编撰方案复印件送到县史志办，希望与景茂礼合作，但景茂礼不在。后原告与本人联系协商此事，最终商定各自出版有关碑石的书刊。自此以后再无有关此事的任何交往，更没有合作。3、编撰《三晋石刻*灵石卷》过程。从2008年春开始，本人按《三晋石刻大全》的编撰方案要求开始收集素材。因原抄录碑文内容不全且讹误太多，本人从头开始，跑遍了全县536个村落，对已收录及新发现的碑石进行了拓本、抄录、断句、拍照。到2010年6月历时2年，完成了《三晋石刻*灵石卷》的编撰工作并送出版社付印。期间，原告根本没有参与任何工作。五、对原告所称本人侵犯其权利有异议。1、出版《三晋石刻*灵石卷》是政府行为，并非与本人合作。原告在给文化局的完成工作说明中及《灵石碑刻全集》的后记中均承认编辑出版《三晋石刻*灵石卷》是与政府合作。这说明原告同意使用其抄录的碑文，本人作为执行主编就有权将原告的碑文录入。且出版《三晋石刻*灵石卷》是经过时任宣传部部长王世强提议审查同意的。2、原告所诉《三晋石刻*灵石卷》共印刷4000本，销售2000本，并非事实。实际《三晋石刻*灵石卷》印刷500册，印刷完成后，全部交由文化局。编撰《三晋石刻*灵石卷》是上级对全省各个县（市）下达的工作任务，并非以营利为目的，未经销售，均属赠阅。3、在已出版的《三晋石刻*灵石卷》的编辑委员会名单中有景茂礼的署名，碑文抄录人员名单中亦有景茂礼的署名，在后记中也明确指出，“景茂礼同志在碑文抄录中做了一定的基础工作”，这些都是对原告的工作作出的客观肯定。在已出版的《灵石古韵*碑石卷》编撰部人员名单中同样有景茂礼的署名，不构成对原告著作的侵权。4、原告的成果应属政府买断。原告在文化局领取了15000元的报酬，这说明原告的抄录成果已由政府付给了应有的报酬。而本人以及所有参与人员并未获取额外的报酬。领取报酬当属对成果的买断，也同样不构成对原告著作的侵权。5、谁都有权对碑石进行收录。碑石是祖宗留给后人的财富，后人谁都有权去抄录、拍照、拓本，任何人再去对碑石的抄录、拍照、拓本都不构成对原告著作的侵权。就文字而言，原告出版的《灵石碑刻全集》70％的文字是抄袭本人的。
被告三晋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辩称，一、《三晋石刻大全》系国家十二五规划项目，是由三晋文化研究会组织山西省各县有关人员编纂、由三晋出版社负责出版的一项大型公益性项目，不以盈利为目的。预计出版120卷，目前已出版50余卷，灵石县卷系其中一种。二、《三晋石刻*灵石卷》于2010年7月出版，共印刷1300册，其中省三晋文化研究会用于赠阅交流400册，灵石县文化局用于公益性赠阅交流500册，我社样书120册，实际入库280册，目前库存141册，只对外销售139册，销售折扣为60%，实际获利48372元，远低于印刷成本105873.1元，此书我社目前仅直接成本就亏损57501.1元。原告称我社印刷4000册，不知有何依据。三、《三晋石刻*灵石卷》于2010年7月出版，此书依照丛书的统一要求，有简介，有拓片、照片，有碑文，而且收录下限截至本卷定稿，可以说，就规模而言，已远远超出原告的一小部分；就体例而言，也大大完善。况且碑刻的原创著作权早已进入公有领域，原告景茂礼既签领文化局的补助1.5万元，又领到样书，如有异议，当时就应提出，如今已隔5年，早已超出人民法院保护民事权利的期限。四、原告景茂礼与另一被告任兆瑞均系《三晋石刻*灵石卷》编委，名字都已署在编委会中，根据出版合同，我社只负责书稿的校对加工及全书体例的一致，他二人之间的纠纷，属编委内部事务，与我社无关。五、原告景茂礼在编书过程中，已由灵石县文化局支付费用1.5万元，并且在“《三晋石刻*灵石卷》完成工作说明”中说：“为了近快完成上级安排《三晋石刻*灵石卷》一书的编纂工作，我与文化局共同合作，双方协商每月工资人民币壹千伍百元正，从2009年2月份开始，至2009年11月终止，共计10个月，工资壹万伍千元正。（共抄录古碑文500篇）。”证明他的那一部分工作成果系职务作品，已由政府一次性买断，不应再享有著作权及相关权利。六、任兆瑞作为《三晋石刻*灵石卷》的执行主编，于2010年4月19日与我社签订出版合同，依据本合同第三条，即使侵犯他人著作权，也应由任兆瑞承担全部责任。七、《灵石古韵》共五卷六册，总印张483.5个，每套总定价3690元。其中《灵石古韵*碑石卷》系《三晋石刻*灵石卷》的增补本，厘清了前者的权属，后者的权属便迎刃而解。3690元是全套定价，若平均到每册，应为615元，也即《灵石古韵*碑石卷》的定价应为615元，而且此套印数为1000套，除社里留10套样书外，其余990套为作者任兆瑞所有，与我社无关。此书也与任兆瑞签有合同，即使侵权，也由任兆瑞承担全部责任。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第一组证据拟证明双方之间是合作创作关系，合作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协议仍在履行中。证据主要是编著《灵石碑钞》（暂名）合作协议书及合作协议书草稿。
2、第二组证据拟证明双方合作创作《灵石古碑文抄注》，即合作协议所说的《灵石碑钞》（暂名）图书。证据包括被告提交灵石县文史研究会审阅的《灵石古碑文抄注》书稿目录及本书的序言和后记草稿等。
3、第三组证据拟证明《三晋石刻*灵石卷》是按照《三晋石刻全集》标准将《灵石古碑文抄注》整理改编后出版的正式图书，被告任兆瑞违反约定，在未经原告许可的情况下将共同合作创作的作品当作自己单独创作的作品出版发行。证据包括被告给原告提供的《三晋石刻全集》凡例、晋中市各县（区、市）分卷编纂方案、被告安排原告按照《三晋石刻全集》标准改编、补充《灵石古碑文抄注》内容的亲笔留言及需要补充的具体内容、双方野外工作照片、《三晋石刻*灵石卷》的封面、编委会成员页、版权页、后记、附录、产品合格证。
4、第四组证据拟证明任兆瑞所著《灵石古韵*碑石卷》是任兆瑞剽窃了合作作品《三晋石刻*灵石卷》的全部内容。证据包括《灵石古韵*碑石卷》封面、凡例、编辑人员页、版权页、后记及（2015）晋中中法民初字第48号侵权责任纠纷案中被告起诉书。
5、第五组证据拟证明任兆瑞承认合作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任兆瑞承认《三晋石刻*灵石卷》最少使用了原告20万字碑文原始资料。证据包括（2015）晋中中法民初字第48号侵权责任纠纷案中任兆瑞的答辩状。
6、第六组证据拟证明原告进行了抄录碑文及制作拓本等工作。证据包括原告抄录的灵石古碑文部分原始草稿、拍摄的部分灵石古碑碣实物图片、制作的部分灵石古碑碣拓本图片、原告抄录碑文部分现场工作照片及抄录碑文到过的孤坟野庙标本图片、他人为原告开展抄录碑文工作出具的介绍信及提供的相关材料复印本、晋中日报对原告抄录碑文情况进行的专题报道。
7、第七组证据拟证明被告因侵权所获利益。证据包括《三晋石刻*灵石卷》网上销售页面选、原告委托女儿景丽萍购买《三晋石刻*灵石卷》图书发货单及发票、网上购买《三晋石刻*灵石卷》图书交易记录。
8、第八组证据拟证明原告家庭困难，因被告的侵权行为导致其精神、经济遭受损失。证据包括原告夫妇结婚证、户口登记卡、原告夫妇残疾证、家庭低保证以及女儿的学生证、希望工程资助通知、上学家庭经济困难认定表及国家助学贷款证明、《山西晚报》对原告女儿上学情况的专题报道、原告及其妻子生病的医疗资料、原告进行诉讼的部分开支。
被告任兆瑞对原告景茂礼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为：针对第一组证据，认可双方签订合作协议，认可《协议》中的条款，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协议》第一条有明确的规定，文史研究会对灵石碑抄进行出版，但由于中途情况发生变化，故《灵石碑钞》没有出版，责任不在任何一方，且协议明确写明景茂礼协助任兆瑞对资料的错误进行纠正。不认可第三组证据，认为景茂礼提供的拓本等资料与《三晋石刻大全》的要求相差较远，碑石内容不全，且双方的合作仅仅限于《灵石碑抄》，开始编纂《三晋石刻*灵石卷》后双方再无合作，《三晋石刻*灵石卷》中并未利用《灵石碑钞》的内容。对第六组证据不予认可。对其他证据未发表质证意见。
被告三晋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对原告景茂礼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为：针对第一组证据，认为合作协议只是针对《灵石碑抄》，而《灵石碑抄》并没有正式出版，合作协议与《三晋石刻*灵石卷》无关，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认可第七组证据，认可出版图书就是为了销售。对第八组证据不予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
被告任兆瑞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拟证明任兆瑞享有《三晋石刻*灵石卷》、《灵石古韵*碑石卷》的著作权，同时证明创作过程。证据包括当时编纂的未成书的原稿、拓本原件及照片、晋中日报刊登的《三晋石刻全集》分卷编纂工作启动的材料一份、晋中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的《三晋石刻全集》编纂方案通知一份、灵石县文史研究会出具的证明一份以及牛海燕、杜瑞明、孟海龙、吴志忠、相中英、闫春成的证明各一份、《灵石碑刻全集》后记内容一份。
第二组证据拟证明景茂礼并非与任兆瑞系合作创作关系，而是领取政府给予的资金后进行的编纂工作，景茂礼仅是编委会成员。证据包括景茂礼签字的收条一份、灵石县文管局出具的证明一份、《三晋石刻大全》编委会名单、《灵石古韵*碑石卷》编委会名单。
第三组证据拟证明《灵石古韵*碑石卷》并未用于市场销售，证据主要是灵石县文史研究会出具的证明一份。
原告景茂礼对被告任兆瑞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灵石碑刻全集》后记的证明事项有异议。对任兆瑞提供的景茂礼签字的收条认为是原告的个人行为，与被告无关，且虽然收据写与政府合作，但实际并未与政府合作。对拓本没有异议，但认为只能证明《三晋石刻*灵石卷》中有任兆瑞的劳动成果，并不能证明著作权完全归属于任兆瑞。对杜瑞明、闫春成的证明事项有异议，认为这些证据能够证明原告并未与政府合作，政府并无支付工资的事实，《三晋石刻*灵石卷》的著作权属于景茂礼与任兆瑞。对其他证据无异议。
被告三晋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对被告任兆瑞提供证据未发表质证意见。
被告三晋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拟证明《三晋石刻*灵石卷》的编纂系公益性项目，不具有盈利性。证据包括十二五规划项目扉页、《三晋石刻*灵石卷》已出卷。
第二组证据拟证明任兆瑞拥有《三晋石刻*灵石卷》的著作权，且认可任兆瑞不侵犯他人著作权，若涉及侵权，与出版社无关。证据包括《三晋石刻*灵石卷》编委会名单及图书出版合同、原告景茂礼出具的收据及下乡补助材料。
第三组证据拟证明《三晋石刻*灵石卷》的印刷情况。证据包括《三晋石刻*灵石卷》版权页、提印协调单、付印通知单、印刷委托书、库存统计情况、印刷发票。
第四组证据拟证明任兆瑞拥有《灵石古韵*碑石卷》的著作权，若涉及侵权，与出版社无关。证据包括《灵石古韵*碑石卷》图书出版合同。
第五组证据拟证明《灵石古韵*碑石卷》的印刷情况。证据包括《灵石古韵*碑石卷》版权页、提印协调单、付印通知单、印刷委托书、印刷发票、印装顺序。
原告景茂礼对被告三晋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为：针对图书版权页、提印协调单、付印通知单、印刷委托书、印刷发票、印装顺序等证明印刷情况的证据，认为出版图书四五个月以后才开的发票，且版权页应写清楚字数、册数。对景茂礼出具的收据及下乡补助材料，认可收据是自己写的，但实际并未与政府合作。对其他证据未发表质证意见。
被告任兆瑞对被告三晋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提供的证据未发表质证意见。
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一、对原告提供的第一组证据，各方对合作协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该协议可证明景茂礼与任兆瑞就编撰碑钞类书籍达成合意，对此本院予以采信。二、对原告提供的第三组证据，能够证明《三晋石刻*灵石卷》的编撰系景茂礼与任兆瑞在《灵石碑钞》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而成，双方进行了实质性的合作行为，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三、对原告的第六组证据，能够证明原告进行了抄录碑文及制作拓本等工作，本院对其予以采信。四、对原告提供的第八组证据，被告出版社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本院将结合案件实际情况具体认定原告所受的经济损失。五、对被告任兆瑞提供的第一组证据中《灵石碑刻全集》后记内容，因原告在该后记中的陈述并不能作为判断抄录的碑文作品是否讹误较多的标准，故该证据不足以佐证其证明内容。六、对被告任兆瑞第二组证据中有景茂礼签字的收条，景茂礼对该收条的真实性并未提出异议，且该收条能够证明景茂礼接受了政府的资金，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七、对被告任兆瑞第一组证据中杜瑞明、闫春成的证明材料，景茂礼对此提出异议，因该两份证明未附证人的身份情况，且证人未出庭作证，本院对该两份证言不予采纳。八、对被告三晋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提供的第三组证据，景茂礼认为证据存在瑕疵，但并未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且该组证据能够证明《三晋石刻*灵石卷》的印刷情况，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
本院经审理查明：景茂礼系碑石文化爱好者，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始陆续收集灵石历代碑文，后与任兆瑞结识，双方基于共同兴趣爱好决定合作编纂碑钞相关书籍，双方与第三方灵石县文史研究会在2005年6月17日正式签订《编著<灵石碑钞>（暂名）合作协议书》，此后，二人着手进行该书的编纂工作，景茂礼提供了多年来抄录的碑文资料，在此基础上双方进一步合作开展抄录碑文、制作拓本、拍摄图片、整理、校对等工作，最终于2007年6月编纂成书《灵石碑钞》。2007年10月10日，晋中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三晋石刻全集》编纂方案，组织编纂更为全面的系列丛书《三晋石刻全集》，在这种情况下，灵石县文史研究会暂停了《灵石碑钞》的出版。
之后，灵石县文化局组织相关人员进行《三晋石刻*灵石卷》的编纂工作，任兆瑞接受文化局的口头委托负责该书的编纂，应任兆瑞相邀，同时也基于之前的合作协议，景茂礼也参与到该书的编纂中，并接受政府给予的15000元资金。因《三晋石刻*灵石卷》的编纂要求更高，双方在《灵石碑钞》的基础上着手更多的碑拓制作及拍照等工作，并将《灵石碑钞》存在的问题进一步补正。历时两年多，《三晋石刻*灵石卷》编纂完成，并于2010年7月交付本案被告三晋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进行出版。该书主编署名为杨洪，执行主编署名为任兆瑞，编委会成员中有景茂礼的署名。任兆瑞作为执行主编，与被告出版社签订了《图书出版合同》，且出版社表示认可执行主编为本书的著作权人。
任兆瑞对《三晋石刻*灵石卷》进行增补，在未经景茂礼同意的情况下单独编纂为《灵石古韵*碑石卷》并交本案被告出版社进行出版，该书于2013年8月出版，执行主编署名为任兆瑞，在编辑部分出现景茂礼的署名。
景茂礼也在《三晋石刻*灵石卷》的基础上，未经任兆瑞的同意，单独编纂为《灵石碑刻全集》，并与河北大学出版社签订《图书出版合同》将该书交付出版，《灵石碑刻全集》于2014年9月出版，该书编著者署名为景茂礼、刘秋根。
景茂礼认为任兆瑞署名的《三晋石刻*灵石卷》、《灵石古韵*碑石卷》侵犯了自己的著作权，故诉诸法院。
本院认为：原、被告对景茂礼、任兆瑞及第三方灵石县文史研究会于2005年6月17日正式签订的《编著<灵石碑钞>（暂名）合作协议书》均无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关于本案涉案作品《三晋石刻*灵石卷》的著作权归属问题。景茂礼、任兆瑞就编纂《灵石碑钞》签订了合作协议，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可见二人就编纂碑钞类书籍具有合作意图，基于该合作意图，双方均就编纂《灵石碑钞》进行了实质性创作行为，虽双方对对方所作的工作持有异议，但依证据可知景茂礼与任兆瑞均共同或各自进行过碑文抄录、制作拓本、拍摄照片等创作行为，最终编纂成书的《灵石碑钞》系景茂礼、任兆瑞的合作作品。但由于客观情况的变化，该书并未付诸出版。后在文化局组织人员开展《三晋石刻*灵石卷》编纂工作时，任兆瑞与景茂礼均参与其中，该书主要是在《灵石碑钞》的基础上进行增补，对景茂礼、任兆瑞二人而言，《三晋石刻*灵石卷》是《灵石碑钞》的延续，是双方在政府组织编纂工作的契机下对其合作作品进一步完善，且在完善过程中双方亦均进行了更多的创作行为，故仅就任兆瑞、景茂礼而言，《三晋石刻*灵石卷》是合作作品。在编纂《三晋石刻*灵石卷》时，任兆瑞系接受灵石县文化局的委托负责编纂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受委托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的归属由委托人和受托人通过合同约定，合同未作明确约定或者没有订立合同的，著作权属于受托人。本案中任兆瑞与灵石县文化局之间并未签订书面委托合同，故任兆瑞作为受托人对该书享有著作权。而景茂礼是在接受政府资金的情况下进行创作，属于完成职务作品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公民为完成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工作任务所创作的作品是职务作品，除本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外，著作权由作者享有。在这一层面，景茂礼对该书享有著作权。但由于任兆瑞与景茂礼又系合作创作关系，故任兆瑞与景茂礼对《三晋石刻*灵石卷》均享有著作权。
关于被告是否侵犯原告景茂礼的著作权问题。《三晋石刻*灵石卷》中的碑文抄录、碑石拓本、碑石照片等作品既有景茂礼的创作，也有任兆瑞的创作，而抄录的碑文、制作的拓本以及拍摄的照片均是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这些作品的著作权属于创作作品的人，结合本案实际情况，《三晋石刻*灵石卷》收录的有些作品著作权属于景茂礼，有些则属于任兆瑞，且这些作品的归属通过当事人的举证可以分割开来，故《三晋石刻*灵石卷》属于可以分割的合作作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合作作品可以分割使用的，作者对各自创作的部分可以单独享有著作权，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合作作品整体的著作权。第四十七条第二项有相关规定，未经合作作者许可，将与他人合作创作的作品当作自己单独创作的作品发表的，属于侵犯著作权的侵权行为。任兆瑞在未经景茂礼同意的情况下，在《灵石古韵*碑石卷》中使用景茂礼享有著作权的作品，侵犯了景茂礼的著作权，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至于被告三晋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的侵犯著作权问题。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的相关规定，出版者应当对其出版有合法授权承担举证责任。出版物侵犯他人著作权的，出版者应当根据其过错、侵权程度及损害后果等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出版者对其出版行为的授权、稿件来源和署名、所编辑出版物的内容等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依据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出版者所尽合理注意义务情况，由出版者承担举证责任。本案被告出版社作为专业的出版机构，应当对其出版的作品是否侵犯他人著作权进行严格审查，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尽到了应有的注意义务，导致侵权作品《灵石古韵*碑石卷》得以出版，故其也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关于原告请求被告赔偿其损失的数额计算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予以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景茂礼虽提供相关证据证明侵权人的侵权所得，但其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本院对此不予采纳。此外，景茂礼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损失及为制止侵权行为支付的合理费用，本院综合考虑涉案作品的影响力、侵权行为的性质、情节等因素，酌情确定赔偿数额。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任兆瑞、被告三晋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侵权并停止销售涉案图书。
二、被告任兆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景茂礼经济损失人民币25000元。被告三晋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景茂礼经济损失人民币5000元。
三、驳回原告景茂礼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任兆瑞、被告三晋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800元，由原告景茂礼负担800元，由被告任兆瑞负担6665元，由被告三晋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负担133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韩锦芬
审判员 侯建伟
审判员 范光伟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张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