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景民二终字第7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西砚山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住所地江西省乐平市塔前镇山下村。
负责人朱根平，该社理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伟，江西护三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省磬安县药材种苗站，住所地浙江省磬安县新城区药城路**号。
负责人孔坚。
上诉人（原审被告）孔坚，男，1972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系孔祥达儿子。
上诉人（原审被告）孔祥达，男，1941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
上诉人（原审被告）孔一，男，1965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系孔祥达儿子。
上诉人（原审被告）郑汝南，女，1944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系孔祥达妻子。
上诉人浙江省磬安县药材种苗站、孔坚、孔祥达、孔一、郑汝南委托代理人陈继平，浙江剑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原告江西砚山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诉原审被告浙江省磬安县药材种苗站、孔坚、孔祥达、孔一、郑汝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江西省乐平市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2日作出（2014）乐民二初字第85号民事判决。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9月22日，原、被告签订一份合作协议书，合作事项为：双方在甲方（江西砚山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提供的土地（按乙方浙江省磬安县药材种苗站要求）上种植中药材，中药材种苗、种植技术、产品收购全部由乙方负责。种植安排：第一阶段甲方安排土地不少于200亩，种植贝母与元胡两种中药材，其中贝母种植10亩，其余种植元胡，完成时间为合同签订日至今年（2013）10月15日。第二阶段甲方安排土地不少于100亩，全部用于种植太子参，完成时间为今年（2013）11月底。结算方式：种苗价格：元胡58元/公斤、贝母62元/公斤、太子参50元/公斤。甲方权利义务：按乙方技术人员的要求播种、管理和采收。乙方权利义务：保障全部种苗95%的出苗率，不足部分乙方按种苗比例给予甲方补偿，乙方应长期保留一名技术员在甲方开展工作，负责种植技术指导和甲方人员的技术培训工作，对中药材种植技术承担全部责任。合同签订后，原告向被告支付购买元胡款为565300元，贝母为126000元。种子在乙方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进行了种植，但经庭审查实，被告所委派的技术人员并不具有相关技术资质。2014年4月1日，因药材问题，原告向乐平市农业局报案。经农业局调查勘验，元胡种植面积为199亩，其中未出苗八亩、出苗率约35%的25亩，元胡存在大面积死亡，死亡率达50%；贝母种植面积5亩，贝母叶面已经全部发黄，部分开始死亡。太子参17亩没有死亡。农业局调查结论为：1、种子发芽率与成苗率偏低；2、技术管理不完善，用药防治不及时；3、用药配方不科学，造成轻度药害。2014年4月12日，原告申请公证处对药材种植现场予以拍照并公证。庭审时，原告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旨在证实被告技术人员未尽到指导义务及药材种子存在质量问题，种苗长势不好的情况。经该院询问被告，被告未能详细陈述其技术人员的具体工作时间。2014年10月18日，原告向该院提出鉴定申请，要求鉴定种子出苗率及元胡、贝母死亡数量。经该院司法技术室对外委托，技术室以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入册机构中无此类鉴定机构，且现场已不存在，仅凭相片不能作出司法鉴定意见为由退回鉴定。原告提出的损失组成为：元胡损失以每亩2840.7元计算，出苗率约35%的损失以60%计算，死亡率达50%的损失以50%计算，元胡损失应为410208.12元；贝母损失为37800元；其他损失等（包括技术人员工资12000元、打田工资13200元、垃圾清理5000元、种子运费3500元、种子下车费120元、租测量仪500元、农药费816元、填下徐地皮2360元、农民工工资185528元）计191136.6元，以上合计649794.72元。经该院核实，元胡以199亩计算，种子款为565300元，每亩种植的种子价植为2840.7元，元胡全部损失的有8亩，损失金额为2840.7×8=22725.6元；元胡出苗率约35%的损失以60%计算的有25亩，损失金额为2840.7×25×0.6=42610.5元；元胡死亡率达50%的损失以50%计算的有166亩，损失金额为2840.7×166×0.5=235778.1元，以上元胡损失合计301114.2元。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身份证明，合作协议，收款凭证，农业局药材种植问题的情况调查，当事人陈述为证，足以认定。
原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为药材种植及回购达成合作协议，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协议合法有效。协议签订后，原告依约定支付了种子款，并在被告技术人员的指导下种植药材。根据协议约定，乙方（浙江省磬安县药材种苗站）应长期保留一名技术员在甲方开展工作，负责种植技术指导和甲方人员的技术培训工作，对中药材种植技术承担全部责任。原告在药材种植发生问题时，申请农业局进行调查勘验，是其为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途径之一。对于药材的出苗及死亡，农业局应当具有一定的判断性。故，依据农业局的调查结论及该院庭审时的调查，被告技术人员显然未能履行其义务，加之被告所委派的技术人员并不具有相关资质。由此导致原告损失的责任，被告应当承担。但依据农业局的调查勘验笔录，该院所能查实的原告损失即元胡的实际损失应为301114.2元，贝母损失无证据证实该院不予支持，其他损失因实际存在，且元胡的种植面积均远远超出其他两种药材（贝母、太子参），故，酌情判决被告承担原告损失10万元，以上损失合计为401114.2元。被告浙江省磬安县药材种苗站系普通合伙企业，合伙人为孔坚、孔祥达、孔一、郑汝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的规定，合伙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为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浙江省磬安县药材种苗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付原告江西砚山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损失401114.2元。二、在被告浙江省磬安县药材种苗站资产不足以清偿上述款项时，由被告孔坚、孔祥达、孔一、郑汝南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江西砚山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298元，保全费4020元，合计14318元。由原告江西砚山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承担5441元，被告浙江省磬安县药材种苗站承担8877元。
江西砚山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浙江省磐安县药材种苗站、孔坚、孔祥达、孔一、郑汝南均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
江西砚山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上诉称：1、原审法院认定贝母损失无证据，与事实不符。其提供了购买贝母种子的发票，价格为126000元，乐平市农业局《关于乐平市砚山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药材种植问题的情况调查》(以下简称《情况调查》)注明“贝母叶面已经全部发黄，部分开始死亡”。其依据合作协议种植浙江省磐安县药材种苗站提供的贝母种子，贝母在种植过程中死亡，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虽然，《情况调查》没有明确贝母死亡的具体数量，原审法院完全可以依据自由裁量权作出有利于其的判决，而且其主张按30%赔偿，合情合理，客观实在。2、原审法院认定其他损失费仅为10万元，有失公正。其出具的证据充分证明，其为种植元胡、贝母支付农民工种植工资、平整土地等开支共计191136.6元，原审法院却将该部分损失费认定为10万元，有失公正。故请求二审法院判决浙江省磬安县药材种苗站增加赔偿贝母损失费37800元及其他损失费91136.60元。
浙江省磐安县药材种苗站、孔坚、孔祥达、孔一、郑汝南上诉称：原审判决违法采信证据，认定事实错误，江西砚山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没有证据证明药材种植失败，没有证据证明存在损失，没有证据证明是浙江省磐安县药材种苗站、孔坚、孔祥达、孔一、郑汝南的原因导致其损失，请求撤销原判，驳回江西砚山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诉讼请求并由江西砚山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承担一、二审诉讼费。1、原审判决违法采信证据。原审法院将《情况调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不审查该证据的合法性和真实性，背离了证据审查的原则，属违法采信证据。2、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关于原审认定元胡未出苗的有8亩的问题：元胡是块茎种植，属无性繁殖，只要块茎没有煮熟，根本就不存在集中不出苗的情况，因此所谓的未出苗只能是未种植。（2）、关于原审认定元胡出苗率为35%的有25亩的问题：出苗率=植株数量/种茎数量，统计时必须将种茎与植株进行对比，因此统计出苗率应当在2月份之前，此时种茎尚未腐烂可以确定数量，而4月份元胡已进入成熟期，地下种茎已完全腐烂而不存在，失去了统计数量的基础条件，《情况调查》到4月份还统计出苗率，完全是凭空捏造的。（3）、关于原审认定元胡死亡率达50%的有166亩的问题：根据江西砚山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原审提供的公证照片，元胡根本不存在死亡，《情况调查》中所谓的死亡无非是植株发黄开始死亡，4月份，元胡已进入成熟期，植株开始死亡是正常的，说明种植成功，待植株全部死亡后，就可以采收了，如果到了4月植株还不开始死亡，则说明种植失败了，乐平市农业局的水稻专家不懂药材种植，将正常现象视为非正常现象。事实上，江西砚山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于2014年3月14日向乐平市人民政府提交的汇报材料已经证明药材长势良好，而江西砚山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将大量的元胡销往磐安药材市场的事实又证明了种植是丰收的，其所谓的损失根本就不存在。3、原审判决在判决书行文上不规范，缺少举证、质证内容，没有将其提交法庭的证据列在判决中，也没有列明江西砚山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提交给法庭的公证书。4、原审判决在本院认为部分，认为其判决是依据农业局的调查勘验笔录，但是在原审整个诉讼过程中，都未曾出现过任何一份勘验笔录，原审判决把一份不存在的证据在判决书中列明，其认为原审判决是有问题的，没有任何依据。
二审期间，上诉人江西砚山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浙江省磐安县药材种苗站、孔坚、孔祥达、孔一、郑汝南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查，原审庭审时，江西砚山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举证如下：1、2013年9月22日《合作协议》，2、2014年4月2日乐平市农业局《情况调查》，3、《公证书》，4、购买元胡、贝母种子的票据，5、损失清单及相应票据。
浙江省磐安县药材种苗站、孔坚、孔祥达、孔一、郑汝南的质证意见如下：1、对《合作协议》没有异议，2、对《情况调查》合法性存在异议，认为农业局调查人员并不专业，也不是药材种植方面的专家，不能得到采信；3、对《公证书》没有异议，4、对购买种子这部分的票据予以认可，5、损失清单及相应票据中，对技术人员的工资单12000元（2013年11月、12月生活费各5000元，2014年3月7日指导费2000元）予以认可，对3月份的农药费816元予以认可，并指出农药费是种植药材正常的、必须的开支，不属于损失，对其他的，均不予确认，认为有些费用即使真实存在，也是正常开支，不属于损失。
浙江省磐安县药材种苗站、孔坚、孔祥达、孔一、郑汝南举证如下：1、2014年3月14日江西砚山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向乐平市政府提交的汇报材料，旨证江西砚山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的元胡、贝母、太子参长势良好；2、2014年5月20日江西砚山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发的《告知函》，旨证江西砚山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发函时贝母已收获完成，元胡也即将完成收获，当时还不存在种子质量问题，只是存在收购纠纷；3、江西砚山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向其提供的2014年3月24日拍摄的照片，旨证元胡、贝母长势良好；4、乐平、磐安两地气象资料，旨证2014年3-4月份气温较高，元胡、贝母提前成熟符合其生长规律；5、《中药材规范化种植技术指南》、《实用中药材栽培与加工技术》、《药用植物栽培实用技术》《元胡采收期研究》，旨证植株开始死亡是元胡、贝母进入成熟期的特征；6、技术人员（卢德人）证明一份，旨证元胡、贝母、太子参长势良好。
江西砚山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质证意见如下：1、对汇报材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这份是会议材料，是报喜不报忧，元胡死亡的时间是3月下旬；2、对《告知函》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元胡、贝母没有全部死亡，药材也有收的，按合同浙江省磐安县药材种苗站方应该收购，但没有来；3、对照片的三性有异议；4、对气象资料真实性没有异议，按浙江省磐安县药材种苗站提供的教科书上说明元胡生长的特性必须是22℃以上，但3月乐平的气温不到20℃；5、对4份文件真实性没有异议；6、对技术人员证明，根据证据规则，证人应该出庭作证，卢德人没有种植药材的技术和资质，所以导致药材的死亡是必然的。
经原审庭审质证双方无异议的证据有：《合作协议》、《公证书》、购买元胡、贝母种子的票据（691300元）、技术人员的工资单（12000元）、农药费（816元）、汇报材料、《告知函》、气象资料以及《中药材规范化种植技术指南》、《实用中药材栽培与加工技术》、《药用植物栽培实用技术》《元胡采收期研究》。
原审庭审时，江西砚山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为证实药材未出苗及死亡等事实申请的证人到庭作证，浙江省磐安县药材种苗站申请的农业局调查组成员也到庭作了说明。
二审期间，上诉人浙江省磐安县药材种苗站、孔坚、孔祥达、孔一、郑汝南提出了请求专业人员出庭作证申请，申请法院通知浙江省中药研究所教授级高工俞旭平到庭就元胡、贝母生长习性等专业问题提出意见。本院认为，浙江省磐安县药材种苗站提供的《中药材规范化种植技术指南》、《实用中药材栽培与加工技术》、《药用植物栽培实用技术》《元胡采收期研究》均能证明元胡、贝母的生长习性，江西砚山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也没有异议，请求专业人员出庭就元胡、贝母生长习性等专业问题提出意见没有必要，故对此申请不予支持。
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一致。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乐平农业局的《情况调查》能否采信；2、元胡植株4月初死亡是否正常死亡；3、对贝母损失、其他损失，原审判决是否妥当。
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浙江省磐安县药材种苗站认为原审判决是违法采信，本院认为，乐平农业局根据江西砚山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反映，从农技推广中心抽调种植专业技术人员组成调查组，进行了调查，出具了《情况调查》，并到庭作出了说明，虽然浙江省磐安县药材种苗站对《情况调查》有异议，但没有提供足以推翻的相反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所记载的事项推定为真实，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制作文书的机关或者组织对文书的真实性予以说明”，该《情况调查》应当作为本案的证据予以采信。
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浙江省磐安县药材种苗站主张的“4月份，元胡已进入成熟期，植株开始死亡是正常的，说明种植成功，待植株全部死亡后，就可以采收了，如果到了4月植株还不开始死亡，则说明种植失败了”，本院认为，乐平农业局的《情况调查》已证实“元胡存在大面积死亡，死亡率达50%”，该局调查组成员也出庭说明元胡死亡是非正常死亡，故浙江省磐安县药材种苗站的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对于第三个争议焦点，虽然乐平农业局的《情况调查》证实“贝母叶面已经全部发黄，部分开始死亡”，但江西砚山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没有提供证据证实贝母损失的具体情况，故原审法院没有认定贝母的损失并无不妥；其他损失，原审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及乐平农业局的《情况调查》酌情判定10万元也并无不当，故本院认为江西砚山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的上诉理由也不能成立。
本院认为，江西砚山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与浙江省磐安县药材种苗站签订的《合作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江西砚山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按约定向浙江省磐安县药材种苗站购买了种子，进行了种植，履行了合作协议约定的义务；浙江省磐安县药材种苗站也应当按合作协议约定提供种植技术，收购产品，并长期保留一名技术员在江西砚山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开展工作，负责种植技术指导和种植人员的技术培训工作，对中药材种植技术承担全部责任。本案中，当江西砚山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药材出现问题时，浙江省磐安县药材种苗站的技术人员并没有在现场，也没有证据证实其履行了合作协议约定的技术指导义务，应承担违约责任；乐平市农业局的《情况调查》足以证明元胡种植存在损失，故原审法院依据《情况调查》判决浙江省磐安县药材种苗站承担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只是原审判决书的“本院认为”部分引用的“调查勘验笔录”出现笔误，应该是《情况调查》，应予纠正。
综上，江西砚山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浙江省磐安县药材种苗站、孔坚、孔祥达、孔一、郑汝南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195元，由江西砚山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负担2878元，浙江省磐安县药材种苗站、孔坚、孔祥达、孔一、郑汝南负担731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舒振亚
审 判 员 杨丹霞
代理审判员 周宗祥
二〇一六年四月八日
代书 记员 徐彩霞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