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01民终565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阳中心支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延安中路振华科技大厦21楼A栋。
负责人：杨飞鸿，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俊伶，女，1991年5月21日出生，汉族，该公司员工,住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贵阳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瑞金南路95号。
法定代表人：陈兵，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戴瑛，贵州科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金正荣，男，1966年7月27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凯里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龙，贵州黔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发贵，男，1978年7月19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息烽县。
上诉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阳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贵阳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交公司”）、金正荣、王发贵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2014）筑观法民初字第15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案于2017年10月2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保险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2014）筑观法民初字第1541号民事判决书对上诉人的判决；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事由：1、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支付公交公司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49491.14元，该金额明显超过了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0元的约定，系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2、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第二十条规定，未经上诉人书面同意，公交公司对伤者作出的任何承诺、出价、约定、付款或赔偿、调解等，因上诉人并未参加调解，该调解协议对我司不产生法律效力，且从公交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来看，不能证明其已向伤者实际履行。
金正荣答辩称：1、保险公司认为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其承担保险责任符合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虽然保险公司未参加公交公司与伤者詹某的调解，但调解协议对保险公司具有法律效力，能证明发生交通事故的事实，作为事故车辆的保险公司是本案适格的被告；2、由于本案事故发生后，公交公司并没有向保险公司进行理赔，而是向法院起诉要求金正荣、保险公司等人赔偿其已向伤者詹某支付的因交通事故侵权造成的损失，如何确定伤者詹某的损失，应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并结合保险合同进行确定，而不是由其重新核定；3、一审判决认定保险公司交强险赔偿金额并未超过合同约定的赔偿限额，相关法律规定的限额是指一次事故的最高责任限额，并没有对有责无责进行区分，也没有对医疗费、死亡残疾赔偿金、财产损失等进行区分。
王发贵辩称：希望法院维持原判。
公交公司答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公交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金正荣、王发贵及保险公司赔偿其经济损失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等费用共计100681.1元；2、本案诉讼费由金正荣、王发贵及保险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月9日13时许，金正荣驾驶贵Ａ×××××号小型客车与公交公司驾驶员罗松驾驶的贵Ａ×××××号公交大客车在贵阳市××区碧海小区农贸市场路口相撞，致使两车受损，贵Ａ×××××号车上乘客詹某受伤，此次事故经贵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八大队交警现场勘查后，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注：事故书上无编号），认定金正荣负事故全部责任，罗松与乘客詹某无责任。事故发生后，詹某被送往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根据公交公司提交的詹某在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住院病历记载，詹某2012年1月9日住院，2012年6月1日出院，共住院145天，产生医疗费24222.25元，诊断病情为“右手第五掌骨粉碎性骨折”，病历中的长期医嘱单所载内容仅有1月9日至1月13日为连续记载，1月13日至2月3日期间无治疗记录，2月4日有记载治疗内容，之后无任何治疗记录，有记录内容的天数共6天；临时医嘱单所载内容中1月9日至2月29日期间记载基本连贯，期间1月17日、20日、23至26日、30至31日，2月2日、5至7日、10至12日、14至20日、23至28日无治疗记录，6月1日的记录为出院，临时医嘱单中有治疗记录的天数共24天。此5次住院，共产生各项医疗费用24222.25元，根据住院费用清单记载，詹某住院天数144天，其中床位费产生1608元（8元/天30天产生240元，12元/天114天产生1368元），病房取暖费产生465元（5元/天93天产生465元），护理费产生864元（6元/天144天产生864元），诊疗费产生421.5元（副主任医师以上住院诊查费4元/天41天产生164元，主治医师住院诊查费2.5元/天103天产生257.5元）。另外此次住院还产生挂号费5元。出院医嘱载明：“1、合理膳食，加强营养；2、定期复查X线，视骨折愈合情况，可考虑术后一年至一年半拆除内固定；3、加强患指功能锻炼，避免提携重物；4、不适随诊。”2013年7月9日，詹某因内固定术后第二次在贵阳市第一人民住院治疗，7月24日出院，共住院15天，产生医疗费7965.89元。此次出院医嘱载明：“1、注意休息，加强营养；2、加强右手第五指掌指关节及指间关节功能锻炼；3、不适随诊。”
2014年6月10日，詹某与罗松达成协议一份，载明“1、詹某治疗凭据由罗松承担；2、詹某二次住院共计159天，其中误工费77元×159天=12243元、营养费30元×159天=4770元，詹某第一次住院护理费120元×144天=17280元，第二次住院护理费150元×15天=2250元由罗松承担；3、根据医嘱詹某二次出院休息180天，其中误工费77元×180天=13860元，营养费30元×180天=5400元，詹某第一次出院护理费60.93元×90天=5483.7元，第二次出院护理费78.78元×90天=7090.2元由罗松承担；4、经双方签字生效后，互不相找。”二人分别签字捺印，同日，詹某在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支出116元，发票显示内容为“干式胶片21.06元，计算机X线摄影（CR）90元”。同日，罗松向詹某支付了68376.9元，詹某出具收条一张。上述协议及收条均由贵阳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观山湖区分局在其上写有“属实杨照流”字样，并加盖了道路交通事故专用章。
公交公司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詹某受伤系因交通事故产生，其损失应当先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保险责任，不足部分由侵权人金正荣承担，公交公司基于与詹某之间的运输合同关系代保险公司及金正荣支付的詹某的损失应由保险公司与金正荣返还公交公司，公交公司遂以上述事实及理由诉至一审法院提出诉请如前。在庭审过程中，保险公司及金正荣均向一审法院提出鉴定申请，其中金正荣申请对詹某的住院时间的必要性及营养费的合理性进行鉴定，保险公司则对詹某的护理期限、误工期限申请鉴定。对于保险公司的鉴定申请，因从双方证据已经可以进行认定，因此一审法院未予准许；对于金正荣提出鉴定，一审法院予以准许，在对外委托相关单位进行鉴定期间，一审法院与多家鉴定单位进行了联系，这些单位均表示，申请鉴定“住院时间必要性”这一内容，因医疗条件、病理病因、个体差异等因素影响，且在法医临床鉴定有关标准中无此项鉴定项目，故无法进行鉴定。另查明，公交公司对于其诉请中提到的误工费损失计算标准，提供了云岩区贵乌社区服务中心与贵阳市公安局云岩分局贵乌路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两份证实其主张，其中日期为2013年12月17日的证明载明“兹有詹某，男，身份证号，于1986年起居住在我辖区××单元××号。”日期为2014年5月6日的证明载明“兹有詹某，男，汉族，1964年4月3日贵州省黔西县大关镇小街村大洞组人，于1999年在我辖区银佳菜场批发蔬菜至今。”再查明，事故发生时金正荣驾驶的贵Ａ×××××号小型客车登记车主为王发贵，该车由王发贵在2011年出售给案外人刘琼，刘琼又出售给金正荣。该车在2011年11月9日由王发贵在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保险期间从2011年11月10日零时起至2012年11月9日24时止，此次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因2012年1月9日发生的交通事故造成詹某受伤，双方对于詹某因伤产生的损失进行赔偿发生争议而产生的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导致詹某受伤的交通事故的责任划分，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已经进行了认定，金正荣承担全部责任，罗松与詹某无责任，各方当事人对此均无异议，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的金正荣驾驶的贵Ａ×××××号小型客车在保险公司处投保有交强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的规定，詹某因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应当首先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不足部分由侵权人金正荣承担。贵Ａ×××××号小型客车登记的车主为王发贵，根据其提供的证据显示，该车辆已经出售给案外人刘琼，金正荣又从刘琼手中购买了该车，事故发生时，金正荣是该车的实际使用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王发贵虽系肇事车辆的所有人，但并无证据证实其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故公交公司要求王发贵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交通事故发生后，公交公司基于运输合同关系向詹某承担了赔偿责任，其对此次交通事故的发生无过错，由此造成的损失可以向实际侵权人追偿。但应限于相关法律规定的对受害人进行赔偿的合法范围内。
公交公司赔偿詹某的各项损失总计100681.1元，包括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误工费这四项内容，一审法院意见如下：1、医疗费部分，公交公司诉请金额总计32304.2元，包括詹某第一次住院145天产生的24222.25元、第二次住院15天产生的7965.89元以及2014年6月10日因拍片产生的116元。对于詹某第二次住院的天数及产生医疗费，金正荣、王发贵及保险公司无异议，且有票据为证，一审法院对此次住院的天数及产生的费用均予以确认。对于詹某第一次住院的天数及产生的相关医疗费，保险公司及金正荣均提出质疑，认为詹某的伤情仅是“右手第五掌骨粉碎性骨折”，按照一般性常识而言，不可能住院达145天，根据公交公司提供的詹某第一次住院的病历显示，詹某在住院期间的治疗记录不连续，存在挂床可能，病历虽然记载住院145天，但并不能证实詹某的实际住院天数，其因挂床导致多支出的相关费用不应得到支持。经查，詹某第一次住院共145天，从住院病历记载内容来看，确实存在治疗记录不连续的情况，记录中显示2012年1月28日伤口已经拆线，则表明至此日期其伤情已经基本稳定等待痊愈，其伤情为“右手第五掌骨粉碎性骨折”，并不会导致其身体不能移动或行走不便，必须留院随时监控以防发生意外，即便其前期伤情需要住院治疗，但在其伤情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出院在家休养，但事实是詹某直到2012年6月1日才出院，且病历中从2012年2月29日后就再无治疗记录，詹某有扩大损失的故意，保险公司与金正荣的意见合理，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对于詹某第一次住院的时间，一审法院以病历记载的有治疗记录内容的最后一次时间，即2012年2月29日作为其住院的截止日期，确认詹某第一次住院的合理天数为52天。詹某此次住院费用中的床位费、病房取暖费、护理费、诊疗费均系按天收取，现确认其住院合理天数为52天，则上述几项费用应相应扣除扩大产生的部分，床位费确认合理金额为8元/天×30天+12元/天×22天=504元，病房取暖费确认合理金额为5元/天×52天=260元，护理费确认合理金额为6元/天×52天=312元，诊疗费确认合理金额为4元/天×41天+2.5元/天×11天=191.5元，加上其他支出的医药费20863.75元，一审法院确认詹某第一次住院所产生的合理医疗费为22131.25元。2014年6月10日因拍片产生的116元系为检查伤情支出，属于合理费用，予以确认。综上，公交公司的此项诉请，一审法院按30213.14元金额予以支持。2、护理费部分，公交公司诉请金额总计32103.9元，其中两次住院159天护理费19530元，第一次出院后护理费5483.7元，第二次出院后护理费7090.2元。公交公司虽未提供詹某确需专人护理的证明，但詹某系右手掌骨粉碎性骨折，其伤情会导致其在工作生活中产生不便，出院医嘱中也有“注意休息”、“避免提携重物”的内容，主张住院期间的护理费符合法律规定。现确认詹某两次住院的合理天数为52+15=67天，则其住院期间的护理费应按此天数计算，计算标准参照贵州省2013年度居民服务及其他服务业职工平均工资标准28224元/年计算为7245元（28224元/年÷12个月÷21.75天×67天）；对于詹某出院后产生的护理费，出院医嘱中并无其出院后须专人护理的建议，同时也无证据证实詹某在出院后因聘请护理人员产生了护理费损失，或其家人因对其护理产生了误工损失，因此对于公交公司所主张的詹某出院后的护理费，一审法院不予支持。3、营养费部分，公交公司诉请金额总计10170元，其中住院159天营养费4770元，出院后营养费5400元。詹某两次住院出院医嘱中均有加强营养的意见，主张营养费符合法律规定，公交公司现按30元每天标准主张不违反法律规定，其主张的时长则为339天，对于主张住院期间内的营养费属合理主张，一审法院以其确认的住院合理天数62天计算支持，对于出院后的营养费，考虑詹某的伤情，酌情按60天确认出院后的营养期限，此项费用，一审法院支持1862元。4、误工费部分，公交公司诉请金额总计26103元，其中住院159天产生误工费12243元，出院后按医嘱休息180天产生误工费13860元。对于误工费的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詹某的伤情不构成伤残，且无证据证实詹某在出院后确因此次交通事故减少了13860元的收入，因此詹某的误工费应当按照住院天数计算，参照贵州省2013年度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标准42815元/年计算为10171元（42815元/年÷12个月÷21.75天×62天）。此项诉请，一审法院以此金额予以支持。以上1-4项詹某因此次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一审法院确认为49491.14元，该损失未超出肇事车辆交强险的赔偿限额，应当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范围内进行赔付。公交公司对詹某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的赔偿存在超额赔付的情况，超出部分的损失系公交公司基于运输合同关系对其自身财产的合法处分行为，应当由公交公司自行承担。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之规定，判决：一、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阳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在交××责任限额内××贵阳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49491.14元；二、驳回贵阳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157元（公交公司预交1157元），由金正荣负担567元，贵阳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负担59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事实一致。上述事实有当事人庭审陈述及相关证据在卷佐证，且经质证，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保险公司称其不应承担公交公司自行承诺向伤者支付的费用问题，本案中虽然公交公司驾驶员罗松与伤者詹某达成了赔偿协议，但原判计算的各项费用并非以该协议约定的费用为标准计算，而是另行按照法律规定予以计算，并且明确说明公交公司对詹某的赔偿费用存在超额赔付的情况，超出部分损失由公交公司自行承担。故保险公司的该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对此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交强险分项限额赔偿问题，国家设立交强险的目的是为了控制机动车行驶这一高危行为的风险，保障机动车交通事故受害人的人身、财产损失能够得到及时的补偿，因此只要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人员人身伤亡、财产损失，保险公司就要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对受害人的损失进行赔偿，而不应当区分被保险人对造成交通事故是否有责任以及进行分项限额来对受害人的利益进行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并未明确规定交强险应当实行分责分项限额赔偿的制度，故原判按照不分责、不分项原则计付赔偿金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的精神。上诉人提出的应当按照分责并分项限额的原则计付赔偿金的主张限制了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依法应当享有的权利，不符合国家设立交强险的初衷与法律的基本精神，本院不予采纳。本案交通事故所造成的损失费用在交强险一次事故总的赔偿限额122000元的范围内，应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直接予以支付，原判据此进行判决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314元，由上诉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阳中心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符黎音
审判员 邹爱玲
审判员 刘 静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曹 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