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7民终116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告）：吴贵华。
委托诉讼代理人：龙振军，广东永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恩平市恩城街禄平村平冈经济合作社。
负责人：吴雁河，该村村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义新，广东义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晓军，广东义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吴贵华与上诉人恩平市恩城街禄平村平冈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平冈经济合作社”)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恩平市人民法院（2017）粤0785民初7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吴贵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三项；2.判令平冈经济合作社为吴贵华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平冈经济合作社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平冈经济合作社在反诉请求中没有诉请的范围内对“吴贵华向平冈经济合作社支付136.8亩水田的承包收益”进行判决，违反“不告不理”原则，程序违法。平冈经济合作社的反诉请求为诉请合同无效，进而诉请因合同无效而返还财产和赔偿损失，而就合同有效的前提下因国家免征农业税所导致的受益归属问题并没有诉请。一审法院在平冈经济合作社没有诉请的前提下，超出平冈经济合作社的诉请范围判决在合同有效的前提下，吴贵华支付平冈经济合作社从2006年1月1日至2017年7月31日的136.8亩水田的承包收益396150元以及从2017年8月1日开始至2029年12月31日止按照136.8亩和每年每亩250元的标准计算的承包收益给平冈经济合作社，明显违反“不告不理”的原则，程序违法。二、一审判决违反“不告不理”的原则，超出平冈经济合作社的诉请范���判决在合同有效的前提下，吴贵华支付平冈经济合作社136.8亩水田的承包收益，剥夺了吴贵华就时效利益进行抗辩的权利。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民商事审判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二条第二款关于“无效合同产生债务的诉讼时效的起算，根据以下情形确定：合同双方当事人依合同约定履行了各自义务，尔后合同被仲裁机关仲裁裁决或法院判决确认无效，一方当事人请求对方返还依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和赔偿损失的，诉讼时效从确认合同无效的仲裁裁决或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就〈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答记者问》中所称，关于无效合同所涉请求权的诉讼时效问题的确是司法实务中急需规定的问题，但由于在讨论过程中，关于诉讼时效起算点的问题争议颇大，未形成倾向性意见，故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决定对该问题暂不予以规定，待进一步研究。在无效合同法律关系中，主要有确认合同无效请求权、返还财产请求权、赔偿损失请求权三种请求权。在司法实务中，主要涉及两类诉讼时效问题：第一，上述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确认合同无效请求权虽明为请求权，但实质为实体法上的形成权，因此，通说认为，其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而应适用除斥期间的规定。但由于合同无效制度涉及到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问题，故我国合同法并未对确认合同无效请求权的除斥期间进行规定。返还财产请求权为不当得利请求权的，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赔偿损失请求权是因缔约过失责任而产生的债权请求权，故也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第二，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的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何时起算。该问题是目前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争论最大的问题，主要有三种争议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应从合同被确认无效之日起算。理由是：合同无效只能由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只有在判决或裁决确认合同无效之时才产生返还财产及赔偿损失请求权，权利人才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诉讼时效期间才起算。至于因合同无效而导致的权利人的不利益，可通过实体法的规定依公平原则进行解决，不应以诉讼时效起算点的提前起算来解决。第二种观点认为，应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开始起算。理由是：当事人基于合同有效而签订和履行合同，其对权利实现的合理预期为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故在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而无论合同事后是否被确认无效。而且，合同无效产生的损失，多因合同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产生，而非因合同被确认无���产生。第三种观点认为，上述两种观点均存在不足，前者会产生权利睡眠问题，后者则会带来无效合同按有效对待的无奈，应综合前两种规定作折衷规定，即合同被确认无效，返还财产、赔偿损失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合同被确认无效之日起计算。但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当事人没有履行或者没有完全履行合同的，当事人以合同无效为由请求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由于平冈经济合作社的反诉请求为诉请合同无效及因合同无效后的财产返还和赔偿损失，合同无效属于形成权，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而财产返还和赔偿损失属于债权请求权，其诉讼时效自合同被判决或裁定无效之日起算，按照平冈经济合作社的诉请，由于其诉讼请求的诉讼时效都没有届满，故吴贵华在一审中并没有就时效利益予以抗辩。而一审法院却违反“��告不理”的原则，在判决合同有效的前提下，判决吴贵华支付平冈经济合作社承包利益。在合同有效的前提下吴贵华支付平冈经济合作社承包利益属于债权请求权，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关于“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的规定，平冈经济合作社提起反诉的时间为2017年8月15日，则其权利受保护的期限为2014年8月16日至2017年8月15日。如吴贵华明知平冈经济合作社诉请如一审判决之判项，将就上述时效利益进行抗辩。正是由于一审判决超过平冈经济合作社的反诉请求范围进行判决，导致吴贵华在一审期间没有就时效利益进行抗辩，而根据《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关于“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己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的规定，吴贵华在二审的诉讼时效利益抗辩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违反“不告不理”的原则，超出平冈经济合作社的诉请范围判决在合同有效的前提下吴贵华支付平冈经济合作社136.8亩水田的承包收益，剥夺了吴贵华就时效利益进行抗辩的权利。三、一审法院认定136.8亩水田本应退回给平冈经济合作社，但为便于管理而继续由吴贵华管理收益，并判决吴贵华应支付平冈经济合作社136.8亩水田的承包收益，属于事实不清。（一）一审法院���定“吴贵华承包的水田（己开挖成鱼塘）的面积为159.03亩，扣除吴贵华的责任田10.83亩，吴某1、吴某2、吴某3的责任田为11.4亩后的承包的数量为136.8亩”错误。从吴贵华提交的2002年承担农业税统计表可知，吴贵华承包的水田中，其中承包平冈经济合作社第一生产队的水田为68.11亩，承包平冈经济合作社第二生产队的水田为23.47亩，承包平冈经济合作社第三生产队的水田为3.59亩，承包平冈经济合作社第四生产队的水田为6.66亩，总计为101.83亩，其中吴贵华作为第一生产队的村民，其承包第一生产队的水田68.11亩为吴贵华的责任田，其承包经营第二、三、四生产队的责任田只有33.72亩，开挖成鱼塘面积为159.03亩，与承包水田面积101.83亩的差额57.2亩属于吴贵华将荒地开挖成鱼塘形成。（二）一审法院对吴贵华承包的水田的来源未查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关于“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应当按照承包方的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允许其依法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不交回的，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第二十九条关于“承包期内，承包方可以自愿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自愿交回承包地的，应当提前半年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方。承包方在承包期内交回承包地的，在承包期内不得再要求承包土地”、第三十二条关于“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第三十六条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转包费、租金、转让费等，应当由当事人双方协商确定。流转的收益���承包方所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截留、扣缴”、第四十一条关于“承包方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的，经发包方同意，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由该农户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的规定；又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6条关于“因国家施行农业税减免、农业补贴等政策，承包方依据土地承包合同要求重新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如有证据证明其己自愿交回承包地的，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处理不属于承包方自愿交回承包地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处理”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关于“因发包方违法收回、调整承包地，或者因发包方收回承包方弃耕、撂荒的承包地产生的纠纷，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发包方未将承包地另行发包，承包方请求返还承包地的，应予支持；（二）发包方己将承包地另行发包给第三人，承包方以发包方和第三人为共同被告，请求确认其所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返还承包地并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但属于承包方弃耕、撂荒情形的，对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的规定，农村土地分为：1.家庭承包；2.对于四荒地可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的方式承包；3.通过转让、转包、租赁和互换的方式流转承包。集体经济组织对家庭承包土地回收分为合法回收、非法回收、被动回收三种方式。对于不同的承包方式及回收方式的发包主体、承包主体、承包收益主体、承包对价采用不同的处理方式：家庭承包的发包方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承包方为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包收益的主体为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包对价为缴交公、购粮；对于四荒地可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的方式承包，发包方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承包方为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或以外的单位和个人，承包收益的主体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承包对价为承包合同约定的价款；通过转让、转包、租赁和互换的方式流转承包的发包方为原承包人，承包方为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或以外的单位和个人，承包收益的主体为原承包人，承包对价为流转承包合同约定的价款。承包土地被合法回收和被动回收的家庭承包主体在承包期内不得再要求承包土地；承包土地被非法回收的家庭承包主体则可以再要求承包土地。具体到本案中，吴贵华就涉案的水田是与平冈���济合作社订立承包合同，承包合同的对价为代缴交公购粮。平冈经济合作社取得涉案的水田对外发包只能说明平冈经济合作社取得涉案的水田来源于四种方式：合法回收的土地、非法回收的土地、被动回收的土地和尚没有进行家庭承包的机动土地。对于平冈经济合作社合法回收的土地、被动回收的土地以及尚没有进行家庭承包的机动土地与平冈经济合作社村民的生活无关，且受吴贵华与平冈经济合作社所订立的承包合同的约定所约束，不存在返还的问题；对于平冈经济合作社非法回收土地并对外发包，可以认定无效并返还土地给原家庭承包主体，但诉请无效和返还的主体为原家庭承包主体，而非平冈经济合作社。由于一审法院没有查清上述事实，就认定水田136.8亩本应退回给平冈经济合作社，但为便于管理而继续由吴贵华管理收益并判决吴贵华支付平冈经济合作社136.8亩水田的承包收益，属于事实不清。四、一审法院认定吴贵华与平冈经济合作社就136.8亩水田没有约定承包价格，从而判决按照250元/亩/年的标准计算承包收益给平冈经济合作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已经认定吴贵华与平冈经济合作社约定涉案的136.8亩水田由吴贵华采用代缴交公购粮的方式承包经营，则代缴交公购粮为上述土地承包对价，即使国家于2006年1月1日免征农业税，对于国家免征农业税的受益归属主体属于发包方还是承包方在司法实践中尚存在争议。如家庭承包主体采用流转的方式对外发包，考虑到土地属于家庭承包主体的生活基础和根本，国家免征农业税的受益应归属于家庭承包主体；如村集体经济组织将收回的土地或机动土地对外发包，则与家庭承包主体的生活基础和根本无关，属于市场经营行为，原承包合同的对价是代缴交公购粮，如农��税的增加由承包人承担，则根据公平原则，农业税的减免也应由承包人享有。而且吴贵华与平冈经济合作社签订的《水稻责任田承包合同书》第六条第六款也约定，在承包期内由于国家政策影响各种任务有变动时，则按增减比例调整到户。即使退一步说，农业税的减免的收益归于平冈经济合作社，吴贵华也只是根据减免农业税的35.12元/亩/年的金额标准（2002年吴贵华承包平冈经济合作社第一生产队的水田为68.11亩，承包第二生产队的水田为23.47亩，承包第三生产队的水田为3.59亩，承包第四生产队的水田为6.66亩，总计为101.83亩，上交的农业税、教育费附加、代管粮、提留款为平冈经济合作社第一生产队2728.4元，第二生产队625.80元，第三生产队112.5元，第四生产队109.1元，总计为3575.80元，平均每亩每年为35.12元）以及承包的亩数33.72亩的标准，从2014年8月16日计算到2017年8���15日，支付给平冈经济合作社的总金额为3552.74元。一审法院认定吴贵华与平冈经济合作社就水田136.8亩没有约定承包价格，从而判决按照250元/亩/年的标准计算承包收益396150元给平冈经济合作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五、一审法院在未查清事实的基础上驳回吴贵华诉请平冈经济合作社为吴贵华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没有法律依据。如上所述，吴贵华从平冈经济合作社处承包的水田究竟属于平冈经济合作社收回的家庭承包土地抑或机动土地尚未查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二十条关于“承包期内，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依法收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一）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二）承包期内，承包方提出书面申请，自愿放弃全部承包土地的。（三）承包土地被依法征用、占用���导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全部丧失的。（四）其他收回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情形”的规定以及第二十一条关于“符合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承包方无正当理由拒绝交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由原发证机关注销该证（包括编号），并予以公告”的规定，如属于平冈经济合作社收回的家庭承包土地，而涉案土地原办理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又没有注销，吴贵华则无法再次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在此种情况下，平冈经济合作社应先办理涉案土地的原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注销手续，吴贵华才能再次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一审法院驳回吴贵华该项诉请没有法律依据。综上，请二审法院依法支持吴贵华的上诉请求。
平冈经济合作社辩称，一、平冈经济合作社在一审期间的答辩意见以及反诉请求均提出了要求吴贵华赔偿占用土地收益损失的请求，无论涉案承包合同最终被认定为有效还是无效，法院审理并判决吴贵华向平冈经济合作社支付涉案土地的承包收益并没有超出平冈经济合作社的诉讼请求，没有违反“不告不理”的民事审判原则。二、如前所述，平冈经济合作社已经明确主张了赔偿占用土地的收益损失，吴贵华在一审时并没有提出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在二审阶段无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意见。况且，平冈经济合作社要求吴贵华赔偿占用土地损失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吴贵华的占用行为是连续的、持续的，至今仍在实施占用行为，因此，平冈经济合作社关于赔偿占用土地收益损失的请求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三、对于吴贵华占用水田的面积，平冈经济合作社认为是148.2亩，并非136.8亩，对于该148.2亩水田，吴贵华占用既无合同上的依据，也无法律上的依据，属于无权占用。四、吴贵华的占用行为造成平���经济合作社遭受损失的大小应当通过评估鉴定予以确定，这也是平冈经济合作社申请评估鉴定的理由之一，但是一审法院并没有进行评估鉴定，处理错误，导致本案的事实无法查清。五、吴贵华无权占用涉案的土地，无权请求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况且在恩平市尚未有进行山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的先例和操作办法、操作流程，实际上未能进行山地类的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一审法院驳回吴贵华关于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的诉讼请求，处理正确。平冈经济合作社其他答辩意见参照其提交的上诉状意见。
平冈经济合作社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为：1.确认吴贵华提供的落款日期为2002年5月25日的《承包合同书》无效；2.确认吴贵华对平冈经济合作社集体所有的位于崩塞池良、虎山、猪山、左车轮两山仔、和尚群一边山地、两个浦泸仔、师映山头原自强基地山头、虎山仔等八处共计410亩山地以及148.2亩水田等农村集体土地不享有承包经营权；3.判令吴贵华将占用的崩塞池良、虎山、猪山、左车轮两山仔、和尚群一边山地、两个浦泸仔、师映山头原自强基地山头、虎山仔等八处共计410亩山地以及148.2亩水田等农村集体土地返还给平冈经济合作社；4.判令吴贵华赔偿自占用农村集体土地之日起计算至实际返还土地之日止的发包收益损失给平冈经济合作社；5.驳回吴贵华全部诉讼请求；6.判令吴贵华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落款日期为2002年5月25日的《承包合同书》效力的认定错误。对吴贵华提供的落款日期为2002年5月25日的《承包合同书》的效力问题，一审法院对该合同是否需要经民主议定程序、是否存在恶意串通等方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最��导致对合同效力的认定错误。（一）一审法院在对落款日期为2002年5月25日的《承包合同书》项下山地承包方案是否需要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问题上，适用法律错误。平冈经济合作社主张落款日期为2002年5月25日的《承包合同书》无效，其中一个理由是该合同以及该合同项下山地的承包方案未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当属无效。对于该问题，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五条的规定，认为该法条仅规定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村民会议2/3以上成员或者2/3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但对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经营的，在程序上并无特别规定，进而认为将涉案山地发包给吴贵华无须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一审法院对���条法律规定的理解存在片面性、局限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是我国土地资源管理领域的特别法，主要是调整土地权属确认、土地使用、土地管理等方面形成的法律关系。其中，对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发包程序上的规定，是从土地管理的层面进行规范、调整，而并非从农民集体意思表示、意思自治的层面进行规范、调整，也不是从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形成、取得的层面进行规范、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五条的条文内容未对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程序进行特别规定，但并不代表其他法律对该类发包、承包行为没有相应程序规定。一审法院仅凭《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就认定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需要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明显以偏概全。《中��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是专门对农村土地发包、承包行为进行规范、调整的特别法。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对农民集体所有的耕地、林地、草地及其他农用地进行承包经营的，有家庭承包和其他方式承包两种承包方式。对于家庭承包，《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八条规定：“土地承包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一）按照规定统一组织承包时，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平等地行使承包土地的权利，也可以自愿放弃承包土地的权利；（二）民主协商，公平合理；（三）承包方案应当按照本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四）承包程序合法”，即“土地承包方案应当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是家庭承包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的其中一个法定程序。对于其他方式承包，《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六条规定：“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可以直接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实行承包经营，也可以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折股份给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后，再实行承包经营或者股份合作经营”，第四十八条规定：“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即“招标、拍卖、公开协商”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和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外的单位或个人进行承包经营的共同程序，“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批准”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和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外的单位或个人承包经营的特别程序。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上述规定可见，如落款日期为2002年5月25日的《承包合同书》项下山地采用家庭承包方式承包，则其承包方案应当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如落款日期为2002年5月25日的《承包合同书》项下山地采用其他方式承包并由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的，则应当通过招标、拍卖或公开协商的程序。落款日期为2002年5月25日的《承包合同书》项下山地的发包、承包行为显然没有经过招标、拍卖程序。至于公开协商程序应当如何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有明确规定。1998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是专门对农村村民自治、自理行为进行规范、调整���特别法，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意思表示应当通过何种程序、何种方式作出，应当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九条规定：“对涉及村民利益的村民承包经营方案，村民委员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2010年10月28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亦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土地承包经营方案，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上述规定可见，对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进行发包，无论发包的对象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还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外的单位或个人，承包方案均应当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这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涉及村民利益事项自治、自理的必经程序，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包集体所有土地的基本法定程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由众多村民组成的集体组织，对涉及村民利益事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意思表示必须经村民会议议定，不能由个别人自行主张。由村民会议按照确定的议事规则决定涉及村民利益土地承包经营方案，是体现村民自治的要求，也是实现“公开协商”这一法定程序的保障。因此，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通过其他承包方式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虽然没有“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的特别程序规定，却仍然受“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后方可办理”这一法定程序的约束。1998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九条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落款日期为2002年5月25日的《承包合同书》项下山地承包方案未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明显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落款日期为2002年5月25日的《承包合同书》无效。一审法院对平冈经济合作社的上述主张并未采纳，其理由有三：1.是否组织村民召开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承包经营方案，是平冈经济合作社应当履行的职责，平冈经济合作社对于未经民主议定程序签订合同过错更大；2.落款日期为2002年5月25日的《承包合同书》签订时虽未经民主议定程序，但签订后合同主要标的履行就是当地，且履行至今已经过了十五年，在发生本案诉讼前未有证据证明村民曾就合同签订提出过异议；三是落款日期为2002年5月25日的《承包合同书》签订后，已履行十五年之多，吴贵华已经进行了大量投入。对此，平冈经济合作社辨析如下：1.关于第一个理由。落款日期为2002年5月25日的《承包合同书》项下山地承包方案未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签订该承包合同的行为本身就违反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强制性规定，属于违法行为，自始无效。落款日期为2002年5月25日的《承包合同书》无效的原因在于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不在于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责任主体是谁。即无论是因平冈经济合作社的过错，还是吴贵华或者其他相关人员的过错，均不会改变落款日期为2002年5月25日的《承包合同书》的签订程序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的法律事实。过错责任归属和过错责任大小，不应当是判断合同效力的依据，而应当是判断因合同无效所造成损失责任承担的依据。2.关于第二个理由。从一审法院的这个理由推导出的观点就是，即使落款日期为2002年5月25日的《承包合同书》违反民主议定程序，但其已实际履行且平冈经济合作社长期没有提出异议，所以合同是有��的。这个观点实质上来源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二十五条的规定，然而该司法解释已于2008年12月24日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2007年底以前发布的有关司法解释（第七批）的决定》废止，其原因是该司法解释已被物权法及新的司法解释所取代。该司法解释已不再适用，根本不可能作为认定落款日期为2002年5月25日的《承包合同书》效力的依据。无效的合同自始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其无效的本质，不会因为时间推移或者合同实际履行而改变。况且确认合同效力的诉讼请求不属于债之请求，不受诉讼时效或者除斥期间的限制，合同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在任何时候均可以请求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合同的效力，哪怕该合同签订至今已经过了十五年。3.关于第三个理由。如前所述，落款日期为2002年5月25日的《承包合��书》是否实际履行，不会改变其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自始无效的本质。同理，无论吴贵华是否作了投入，也无论吴贵华所作投入大小，也不能改变落款日期为2002年5月25日的《承包合同书》自始无效的法律事实。（二）一审法院认定吴贵华与平冈经济合作社的原村长吴某4、文书吴某5之间不存在恶意串通，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对“恶意串通”的合同归纳了两个特点：一是当事人出于恶意，即明知或应知某种行为将造成国家、集体或者第三者的损害而故意为之；二是互相串通，即当事人都具有希望通过实施某种行为而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者的利益的共同目的，并相互配合或者共同实施了该非法行为。一审法院以上归纳是准确的，但未能正确适用于对本案事实的认定。1.吴某4是平冈经济合作社时任村长，吴某5是平冈经济合作社时任文书，吴贵华是平冈经济��作社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三人都明知发包的山地属于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发包的山地面积占平冈经济合作社所有山地面积的46%，几乎是平冈经济合作社所有山地的二分之一，明显属于村集体的重大事项，涉及村民利益，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九条规定的“村民的承包经营方案”，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该三人亦明知全体村民才有权决定是否发包集体所有的土地以及承包方案，更明知每一名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承包集体所有的土地均享有平等的权利。因此，该三人明知未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就签订落款日期为2002年5月25日的《承包合同书》，必然会损害集体经济组织其他成员承包涉案山地的权利以及对该山地进行发包、承包的方案进行讨论、表决的权利，故意不公开协商，故意不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故意规避民主议定程序，私下签订落款日期为2002年5月25日的《承包合同书》，明显存在恶意。2.吴贵华在1985年已经承包崩塞池良、虎山、猪山、左车轮两山仔四座山头的土地，承包面积约150亩，承包款总额为每年273元，每亩承包单价约1.82元，承包期限至2015年12月30日届满。然而，在该四座山头的承包期还有十三年之久的情况下，吴贵华与吴某4、吴某5三人以暗箱操作的手段，将原四座山头的承包期限延长至2032年6月1日，将承包面积增加至450亩，而每年承包费总额仅为800元，每亩承包费单价仅为1.78元。通过比对，不难发现，落款日期为2002年5月25日的《承包合同书》的承包费单价比十七年前的承包费单价还要低0.05元，比同时期周边同类土地的承包费单价低四十多倍。800元/年的承包费总额比2002年时恩平市最低月工资标准还要低，半个月的收入就可以支付450多亩山地一年的承包款。吴贵��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成本占有了平冈经济合作社全体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赖以生存的46%的土地资源，应当认定为明知或者应知将造成集体或者第三者的损害而故意为之。3.一审法院认为吴贵华2002年时承包的山地属于四荒地，在当时大片山地无人承包耕作情况下，吴贵华还履行向国家缴交公、购粮等作为对价，所以按当时眼光来看，落款日期为2002年5月25日的《承包合同书》确定的承包价格，是符合当时农村四荒地无人承包经营的实际情况。此观点既与事实不符，又缺乏逻辑。2004年国家取消农业税之前，需要缴交公购粮的土地仅限于水田，承包经营四荒地无需缴纳公购粮，吴贵华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曾就涉案山地缴交公购粮。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山地原为四荒地，因无人耕作，吴贵华愿意承包经营，所以其支出的承包款对价哪怕远远低于当时的市场价格也是��理的。从这个逻辑出发，意味着原本无人耕作的四荒地就不值钱，就没有市场行情价格，就可以随意定价，事实并非如此。涉案山地周边的同类土地在发包前也是属于无人耕作的四荒地，但承包费均价已达每亩40多元，远远高于落款日期为2002年5月25日的《承包合同书》的承包费，以一审法院的逻辑解释显然是不通的。4.吴贵华提供一份标题为“关于2002年5月25日平冈村承包出租山头合同证明”的证据，拟证明落款日期为2002年5月25日的《承包合同书》是在平冈经济合作社的村干部、村民代表、党员的参与下，由平冈经济合作社与吴贵华协商一致后签订的。但是，平冈经济合作社提供的公安机关对在2002年证明上签名的吴某7等人所作询问笔录足以证实，在2002年证明上签名的人员均是被吴贵华、吴某4等人诱骗签名的，签名人员均不清楚该证明的内容，而且签名的时间是在2013年左右，绝非是2002年5月25日。由此可见，为了掩饰暗箱操作签订落款日期为2002年5月25日的《承包合同书》的事实，吴贵华与吴某4、吴某5互相勾结，诱骗部分村民在其事先起草好的证明上签名，企图通过该证明取代村民会议决议，借此侵害集体经济组织其他成员的合法权益，彰显了吴贵华的恶意。5.吴贵华与吴某4、吴某5互相串通，以达其损害村集体利益的目的，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吴某4是平冈经济合作社时任村长，保管平冈经济合作社的印章，吴某5是平冈经济合作社时任文书，负责合同文书的起草。签订落款日期为2002年5月25日的《承包合同书》，必须经过该两人的配合方可实现。落款日期为2002年5月25日的《承包合同书》发包方签署栏处仅有平冈经济合作社的印章和吴某4、吴某5两人的签名，没有其他任何村委干部、村民代表的签名，也没有经平冈经济合��社的上一级村民委员会的确认或备案，足以体现吴贵华与吴某4、吴某5之间的“通力配合”完成签约，实现吴贵华以明显低价承包平冈经济合作社46%山地资源的目的；二是签订落款日期为2002年5月25日的《承包合同书》后，吴某4、吴某5又与吴贵华配合事后炮制2002年证明，诱骗其他村民在该证明上签名，企图藉此掩盖其暗箱操作签订落款日期为2002年5月25日的《承包合同书》的事实，进一步印证了吴贵华与吴某4、吴某5之间存在“互相串通”。因此，吴贵华与吴某4、吴某5既存在共同侵害平冈经济合作社集体利益以及集体经济组织其他成员的合法权益的恶意，又存在互相配合、共同完成暗箱操作，以明显低价将平冈经济合作社绝大部分山地发包给吴贵华的非法行为，明显属于合同法所定义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一审法院对吴某7等27人��询问笔录的采信带有明显的选择性，认定事实错误。平冈经济合作社提供公安机关对吴某7等27人所作询问笔录，是证明吴贵华与吴某4、吴某5恶意串通，暗箱操作签订落款日期为2002年5月25日的《承包合同书》的重要证据。其中，吴某4、吴某5在笔录中均陈述称该承包合同确实未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只是其两人单独以平冈经济合作社的名义与吴贵华签订；其他被询问的村民亦陈述称原本并不知道该承包合同的存在，同时陈述称2002年证明是在吴贵华、吴某4等人的诱骗下而签名的，并不清楚证明的内容。然而，在一审判决中，一审法院只字不提询问笔录中的上述内容，只引用了村民对涉案山地属于四荒地的陈述，以此论证落款日期为2002年5月25日的《承包合同书》的明显低价是“事出有因”。由此可见，一审法院对同一证据的分析、采信，明显存在偏向性、选择性。即���认定落款日期为2002年5月25日的《承包合同书》有效为目标，选择性采信村民有利于其认定目标的陈述，而对否定其认定目标的陈述不进行任何分析、采信。以这种选择性采信证据的方法来认定事实，必然缺失客观性、真实性、准确性。综上，一审法院关于落款日期为2002年5月25日的《承包合同书》的效力问题，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该合同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且存在恶意串通损害集体、第三者利益的情形，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二、一审法院关于吴贵华对涉案土地是否享有承包经营权的问题，认定事实错误。涉案土地分为三部分：一是落款日期为2002年5月25日的《承包合同书》项下的土地，原估算为450亩，后实测为410亩；二是吴贵华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10.83亩水田；三是吴贵华用于开挖鱼塘的148.2亩水田。（一）关于410亩山地。如前所述，落款日期为2002年5月25日的《承包合同书》无效，自始不具有法律效力，吴贵华不能据该合同主张享有涉案山地的承包经营权。其中，该410亩山地中崩塞池良、虎山、猪山、左车轮两山仔四座山头约150亩山地的承包经营期限于2015年12月30日届满，自该年12月31日起，吴贵华不再享有承包经营权；和尚群一边山地、两个浦泸仔、师映山头原自强基地山头、虎山仔四座山头约260亩的山地，吴贵华自始不享有承包经营权。（二）关于吴贵华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的10.83亩水田。吴贵华享有承包经营权，平冈经济合作社无异议，且平冈经济合作社亦已为其办理了相应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证。（三）关于吴贵华开挖鱼塘的148.2亩水田。该等水田的承包期限已经于1999年底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期限届满时到期，本应通过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方式确定新的承包方案。由于该土地已连片开挖成鱼塘，不适宜通��家庭承包，所以平冈经济合作社在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时没有将该土地列入家庭承包范围重新发包，至今也没有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其他方式发包，仍被吴贵华霸占。但从承包经营权取得的角度考虑，吴贵华已经通过家庭承包方式分配取得另外的10.83亩水田，也没有通过其他方式承包该148.2亩水田，故吴贵华对该148.2亩水田不再享有承包经营权。三、一审法院关于涉案土地是否应当返还给平冈经济合作社的问题，认定事实错误。（一）对于410亩山地。一审法院在错误认定落款日期为2002年5月25日的《承包合同书》效力的基础上，认定吴贵华无须返还该山地给平冈经济合作社，认定事实必然错误。（二）对于10.83亩水田，不属本案争议的土地范围。（三）对于开挖成鱼塘的148.2亩水田，既然吴贵华不享有承包经营权，依法应当返还。然而，一审法院一方面认为该���田属于平冈经济合作社的村民维持生活的根本，理应返还给平冈经济合作社，另一方面又认为由于吴贵华已经开挖成鱼塘，为便于管理，可由吴贵华继续管理收益，无须返还，但应由吴贵华折款支付承包收益给平冈经济合作社。一审法院该认定逻辑混乱，于法无据。既然吴贵华对该148.2亩水田不享有承包经营权，理应返还给平冈经济合作社，由平冈经济合作社集体讨论决定承包方案。至于是将该水田继续交由吴贵华管理，还是另行发包，决定权应当在于平冈经济合作社，一审法院以判决的方式决定将该水田继续交由吴贵华管理收益，实质上是利用公权力代替平冈经济合作社村民的自治、自理，凌驾于平冈经济合作社的集体决策权之上，认定事实以及解决纠纷的处理方式均属错误。况且，即使继续由吴贵华管理收益该148.2亩土地，但一审法院在认定吴贵华向平冈经济���作社支付承包收益的起始时间上亦存在错误。我国从2004年起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但一审法院认为吴贵华应当自2006年国家免征农业税后才向平冈经济合作社支付承包收益，该免征农业税的时间与客观事实不相符，认定错误。四、一审法院关于吴贵华是否应当向平冈经济合作社赔偿损失的问题，认定事实错误，处理不当。由于吴贵华长期无权霸占平冈经济合作社410亩出地及148.2亩水田进行经营，获取不当利益，造成平冈经济合作社遭受重大损失，吴贵华依法应当予以赔偿。（一）关于赔偿损失的起算时间，应根据吴贵华占用土地的开始时间确定。1.对于崩塞池良、虎山、猪山、左车轮两山仔四座山头约150亩的山地，承包期限于2015年12月30日届满，吴贵华自2015年12月31日起属无权占用，应当自2015年12月31日起赔偿平冈经济合作社该四座山头的发包收益损失。暂计至2017年7月31日，占用时间为一年七个月。2.对于和尚群一边山地、两个浦泸仔、师映山头原自强基地山头、虎山仔四座山头约260亩的山地，吴贵华自2002年6月1日起占用，应当自2002年6月1日起赔偿平冈经济合作社发包收益损失。暂计至2017年7月31日，占用时间为十一年零二个月。3.对于148.2亩水田，吴贵华的承包期限于1999年12月31日届满，其自2000年1月1日起属无权占用，应当自2000年1月1日起赔偿平冈经济合作社发包收益损失。暂计至2017年7月31日，占用时间为十七年七个月。（二）关于发包收益损失的赔偿标准，应当参照同时期同地区相同类型土地的承包价格确定。综合比对平冈经济合作社同时期发包的同类土地的承包价格以及平冈经济合作社周边集体经济组织同时期发包的同类土地的承包价格，本案中，吴贵华占用山地的发包收益损失应当按照60元/亩/年的价格计算，���田的发包收益损失应当按照250元/亩/年的价格计算。暂计至2017年7月31日，吴贵华应当向平冈经济合作社赔偿山地的发包收益损失188450元（60×150×1+60/12×150×7+60×260×11+60/12×260×2=188450）、水田发包收益损失651428元（250×148.2×17+250/12×148.2×7≈651428），共计839878元。自2017年8月1日起至吴贵华将占用的农村集体土地返还给平冈经济合作社之日止，应当继续按照山地60元/亩/年、水田250元/亩/年的标准赔偿发包收益损失给平冈经济合作社。另外，为了更加准确的确定赔偿损失的标准，平冈经济合作社已经申请一审法院委托有资质的评估机构对涉案土地的同期市场承包价格进行评估，但一审法院既没有依法委托评估，也没有作出任何回复，处理错误。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错误，处理不当，请二审法院依法处理。
吴贵华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吴贵华与平冈经合社于2002年5月25日签订的《承包合同书》有效，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平冈经济合作社认为上述合同未经民主议定程序，且存在恶意串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一审法院认定吴贵华对涉案的集体土地使用权享有承包经营权，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三、2002年5月25日签订的《承包合同书》有效，故平冈经济合作社诉请返还由吴贵华承包经营的土地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四、平冈经济合作社在一审期间所提第一项请求是诉请合同无效，第二、三、四项请求是建立在涉案合同无效的前提之下所发生的财产返还和赔偿损失的法律后果，而一审法院却在认定合同有效的情况下判决吴贵华对平冈经济合作社赔偿损失，明显超过了平冈经济合作社的诉请范围，也剥夺了吴贵华在一审期间就诉讼时效进行抗辩的权利，请二审法院驳回平��经济合作社的上诉请求。
吴贵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吴贵华与平冈经济合作社就农村土地承包所签订的《承包合同书》有效；2.判令平冈经济合作社为吴贵华办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3.本案诉讼费用由平冈经济合作社承担。
平冈经济合作社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确认吴贵华提供的落款日期为2002年5月25日的《承包合同书》无效;2.确认吴贵华对平冈经济合作社集体所有的位于崩塞池良(土名，下同)、虎山、猪山、左车轮两山仔、和尚群一边山地、两个浦沪仔、师映山头原自强基地山头、虎山仔等八处共计4l0亩山地以及148.2亩水田等农村集体土地不享有承包经营权;3.判令吴贵华将占用的崩塞池良、虎山、猪山、左车轮两山仔、和尚群一边山地、两个浦沪仔、师映山头原自强基地山头、虎山仔等八处共计410亩山地以及148.2亩水田等农��集体土地返还给平冈经济合作社;4.判令吴贵华赔偿自占用农村集体土地之日起计算至2017年7月31日止的发包收益损失839878元给平冈经济合作社，并自2017年8月1日起至吴贵华将占用的农村集体土地返还给平冈经济合作社之日止，继续按照山地60元/亩/年、水田250元/亩/年的标准赔偿发包收益损失给平冈经济合作社;5.判令吴贵华承担本案本诉、反诉的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85年12月17日，吴贵华与平冈经济合作社签订了一份《恩平县专业承包合同书》，约定由吴贵华承包平冈经济合作社所有的崩塞池良、虎山、猪山、左车轮两山仔共四座山头。主要经营种果，植树及其他经济作物；承包期限30年，即从1985年12月17日至2015年12月30日止；承包款每年273元。1989年2月15日，吴贵华与吴某1、吴某2、吴某3签订家庭合伙经营合约书，约定双方以分配的责任田、农户调换的土地以及吴贵华承包的上述四座山头合办华长（又名梨山）农场，合伙时间从1989年2月15日到1992年12月底止。经过发展，该梨山农场共开挖鱼塘90亩，种植柑、桔、橙等果树150亩。1992年5月15日，吴贵华与吴某1、吴某2、吴某3又签订《承包合同》，约定华长（梨山）农场由吴贵华一人承包，承包期到1996年年底。同日，吴贵华又与吴某2、吴长和、李卓芳、吴某6签订共同承包华长农场合约书。1997年1月10日，吴贵华与吴某1、吴某2、吴某3又签订延长承包华长农场合同，将承包期延长到2001年年底止。2001年底承包期满后，李卓芳、吴某2退出承包经营的华长（梨山）农场，农场由吴贵华独自一人经营和收益。2000年6月25日吴某1以梨山农场代表身份与平冈经济合作社签订变更原承包虎山等四座山头的合同，承包款由每年273元提高到800元。2002年5月25日，吴贵华又与平冈经��合作社重新签订一份《承包合同书》，该合同约定：1984年开始，甲方（平冈经济合作社）将梨山、虎山、猪山、车轮4个山头给吴贵华承包经营，在原基础上2000年6月又将和尚群一边的山地，两个浦沪仔、师映山头原自强基地山头、虎山仔山头交由吴贵华经营使用。2000年6月25日甲方拟与吴贵华、吴某1签订承包合同。由于吴贵华、吴某1都不签字，且吴某1历年来都没有上交承包款，承包款全由吴贵华承担，现决定2000年6月25日合同作废，现与吴贵华补签承包合同如下：1、为了发展生产，依照党的政策，经双方协商，甲方将梨山、虎山、猪山、车轮、和尚群一边山地、两个浦沪仔、师映山头原自强基地山头、虎山仔山头交由乙方（吴贵华）承包管理经营项目范围，标准要求：（1）主要以种果为主；（2）道路按村规划的路线一定要留五米宽。2、承包管理期限三十年，由��○○二年六月一日至二○三二年六月一日止。3、收益分配和承包款：乙方承包山头款捌佰元正，每年十二月三十日前交齐下年款，若不按期交齐款，按所欠总款罚20%。4、承包责任：各项承包资源权属甲方。乙方在承包期内要保护自然资源，保持生态平衡。此外，合同还对承包期满后添置财产的归属、交接手续、违约责任以及承包地国家征用事项作出了约定。平冈经济合作社的时任村长吴某4、时任村文书吴某5代表甲方签名确认，并加盖平冈经济合作社印章，乙方由吴贵华签名确认。
另查，2002年至2003年，吴贵华在经营华长（梨山）农场时与其他合伙人之间发生纠纷，一审法院和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分别对其合伙纠纷作出了处理。
吴贵华与平冈经济合作社在本案中有争议的事实有：1.吴贵华认为2002年5月22日签订的《承包合同书》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具有法律效力，该合同合法有效；平冈经济合作社认为2002年的《承包合同书》没有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也没有进行公开协商，签订程序严重违反了民主议定程序。同时，该合同是吴贵华与时任村干部恶意串通的结果，严重损害村集体利益，属于无效合同。2.吴贵华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平冈经济合作社有义务为吴贵华办理涉案土地经营权证；平冈经济合作社认为吴贵华按照家庭承包的方式所承包的面积为10.83亩土地，平冈经济合作社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为其办理了承包经营权证，至于吴贵华占用的其他450亩的山地，其土地性质属于四荒地，不在家庭承包方式的范围之列，也不在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发证的范围，因此吴贵华这部分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平冈经济合作社认为吴贵华霸占涉案的山头和水田，没有任何合同及法律上的依据，属于无权占有，该等山头、水田等土地资源属于平冈经济合作社的集体财产，理应返还给平冈经济合作社；吴贵华认为涉案的土地是通过合法承包取得，合同履行有十多年，且吴贵华作了大量投入，平冈经济合作社要求返还无依据。4.平冈经济合作社认为吴贵华霸占平冈经济合作社8座山头和142.8亩水田等自然资源，应当按照山地60元/亩/年、水田250元/亩/年的承包价格标准计赔平冈经济合作社所受损失，共应当赔偿发包收益损失839878元；吴贵华认为，吴贵华从承包涉案土地以来就承担了上缴农业税的相关任务，从2004年以来我国陆续取消了农业税，因此土地承包的价格上涨，因国家税收政策的变更所得到的利益应该属于土地发包方还是承包方在司法实践中是有争议的。既然农业税取消之前的税收承包人已经承担，农业税取消之后的利益也���该归属于承包人，我国税收政策的变更是属于吴贵华、平冈经济合作社无法预见的，而且1999年7月8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规定，在农业承包合同中已经约定了承包价格不得变更，所以平冈经济合作社以取消农业税后的土地承包价格来评价农业税取消之前的承包价格，并要求以此价格来计算损失没有法律依据。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纠纷。结合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吴贵华、平冈经济合作社于2002年5月22日签订的《承包合同书》效力问题；二、吴贵华是否享有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平冈经济合作社是否有义务为吴贵华办理诉争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登记；三、平冈经济合作社能否要求吴贵华将承包的土地返还给平冈经济合作社；四、吴贵华是否应赔偿平冈经��合作社损失。
一、吴贵华、平冈经济合作社于2002年5月22日签订的《承包合同书》效力问题。
（一）吴贵华、平冈经济合作社于2002年5月22日签订的《承包合同书》是否违反民主议定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包经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为30年。发包方和承包方应当订立承包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承包经营土地的农民有保护和按照承包合同约定的用途合理利用土地的义务。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在土地承包经营期限内，对个别承包经营者之间承包的土地进行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村民会议2/3以上成员或者2/3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该条规定��个人或农户要获得承包经营权，应当与该片土地的经营管理者签订合法有效的承包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合同当事人包括发包方和承包方：发包方是作为集体土地经营管理者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承包方应是作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农民。承包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应当享有合同约定的权利并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另《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五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由本集体经济组织的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的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村民会议2/3以上成员或者2/3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该条规定是对农民集体所有土地交本集体经济组织的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限制性规定，其中“必须经村民会议2/3以上成员或者2/3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程序性规定，通常称为“民主议定程序”。未经或违反民主议定程序而签订的承包合同，一般应认定无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根据承包人的不同，对承包程序作出的不同规定。根据上述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包经营的，在程序上并无特别规定。吴贵华','2018-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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