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7民终101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江门市大光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江门市新会区。
法定代表人：马川，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莹，广东良匠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区健辉，广东弘新君睿律师事务所。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谭益文，男，1964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志斗,广东五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旭进，广东五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江门新会供电局，住所地：江门市新会区。
法定代表人：谭学健，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永新，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江门市大光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光明实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谭益文、原审第三人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江门新会供电局（以下简称新会供电局）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2017）粤0705民初23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大光明实业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确认谭益文损害公司利益的事实；2、判决谭益文赔偿大光明实业公司租金差额3385219.8元（从2003年10月1日开始计算至2017年3月9日）及利息1326010.15元（利息计算分别以当月租金损失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分别暂计至2017年5月1日，并请求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两项合计4711229.95元；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谭益文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1、谭益文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事实。谭益文从2003年至2016年担任大光明实业公司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期间，大光明实业公司业务只有经营管理大股东广东大光明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光明集团公司）转入的不动产（包括商铺、厂房、土地等）出租业务，公司实际员工只有谭益文和财务人员，财务人员还是由大光明集团公司财务人员兼任，一审判决认定大光明实业公司知道大新路30号商铺（以下简称30号铺）出租事实，也只是谭益文知道而已。该商铺因没有办理权属变更，大光明集团公司没有持有该商铺产权证，故该商铺不同于大光明集团公司转入的其它不动产，有相关的权证需统一存放于大光明集团公司，大光明集团公司因而不知道该商铺出租情况也不足为奇。大光明集团公司直到2013年处理该商铺出租投诉核查大光明实业公司账目时才发现此事，谭益文一直没有向大光明集团公司汇报过低价出租的事情。2013年3月11日，大光明集团公司监事会作出《监事会会议决议》，会议主要内容有：一、通报新会大源房地产信息中介来信，反映谭益文低价租赁位于30号铺以及承租人转租给第三方和不付中介费的问题；二、通报调查情况和结果；三、提出处理意见。同月12日，大光明集团公司监事会作出《关于纠正会城大新路30号商铺租赁问题的意见》（大光明监事会[2013]1号）发给大光明实业公司，其中包括认为30号铺租金大幅低于同期同原铺租水平，要求就该30号铺的租金问题做出整改，保护业主的正当利益，理顺各方面的关系后，将该商铺的经营权归还业主。谭益文在收到上述两份集团公司文件后拖延执行相关决定，并拒绝配合整改工作。另外从“理顺各方面的关系后，将该商铺的经营权归还业主”表述中可以反映出当时大光明集团公司不知道该商铺的权属情况。谭益文从2003年至2013年担任大光明实业公司执行董事和法定代表人期间是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事实，尤其是在2013年3月11日大光明集团公司作出整改决定后，谭益文还拒不实施，令大光明实业公司的损失进一步扩大。谭益文依法应当对其滥用职权、违反忠诚义务，低价出租财产给大光明实业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2、大光明实业公司享有30号铺的所有权。八十年代末正处电力改革初期，电力投资资金紧缺，“政企合一”就是为解决电力资金难的问题。原出资方本身也没有实际的资金出资，均是以“给政策”方式来成立，原出资方名下的经营资产，包括本案商铺，很多是由下属企业出资购买，但因当时企业变更随意和频繁，为保持稳定，房产均登记在供电局名下，这也是“政企合一”的体现。正是政企合一带来的资产权属混乱，江门市供电局才会于1990年8月3日印发《关于开展资产清查和加强固定资产管理的通知》，要求下属企业在当年8月至10月期间开展资产清查工作。随后，1990年9月18日，广东省新会县供电局集体企业办公室同意在“供电局电器贸易公司”的《固定资产及设备调查明细表》中将包括30号铺在内的多项财产列入该表。这一事件表明30号铺是新会供电局属下企业的集体资产，并不属于当时还是行政机关的供电局的地方国有资产。虽然无论是供电局电器贸易公司、新会市大光明电力物资供应公司，还是新会市大光明电业总公司初始出资时，原出资方“新会市电力工业局”以及“新会市电力工业总公司”均没有以30号铺进行实物初始出资。但30号铺是于1990年9月18日经广东省新会县供电局集体企业办公室同意划归“供电局电器贸易公司”。后来在上级政府的“政企分离”及“转制”政策要求下，新会市大光明电业总公司在2000年转制时，经新会市公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批复同意将30号铺以112.36万元作价转归新会市大光明电力物资供应公司所有，该公司于2003年12月25日由大光明集团公司申请注销，30号铺于2004年6月由电力物资供应公司转入大光明实业公司。因此，大光明实业公司享有30号铺的所有权，虽然还没有办理产权变更。3、谭益文利用大光明集团公司及大光明实业公司的管理漏洞，滥用职权、违反忠诚义务给企业造成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虽然大光明实业公司或大光明集团公司均没有关于出租物业的有关流程的规定，没有规定必须经过一定程序诸如公开竞价后才能对外签订出租合同，但在本案中，30号铺以每月3500元租金价格出租给李恩生，只有同期租赁市场价格的十分之一，而且跟1996年刘荫来与李恩生所签的首份合同每月10000元租金相比也明显偏低。谭益文从其经手签订第一份合同开始，租金在没有任何变更依据的情况下，租金水平从原每月10000元一再下降，直到降到每月3500元，一份合同比另一份合同租金水平低。谭益文是专门负责大光明集团公司不动产出租业务的，其负责过出租除涉案商铺外的多处铺位，高峰时甚至管理着几乎一条商业街，不可能不知道涉案商铺真实租金水平。只是因为涉案商铺的产权并不由大光明集团公司真实掌握和知晓，谭益文利用大光明集团公司及大光明实业公司的管理漏洞，滥用管理职权、违反对公司忠诚义务，以明显不合理价格出租涉案商铺给大光明实业公司造成损失，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1、大光明集团公司前高管刘荫来出具的《情况反映函》，按证据分类应为证人证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五条有关证人必须出庭作证的规定，刘荫来没有出庭作证的情况下，其证言的证据效力不应被认可。而且刘荫来只是前任董事之一，其一人知情，不代表董事会和经营班子知情，刘荫来证言与事实有较大出入，可信性本就存疑。2、虽然大光明实业公司于2013年3月已获知涉案商铺低价出租的事实，但直至2016年12月，大光明实业公司因法定代表人仍是谭益文，公司公章也掌握在谭益文手中，其不配合让大光明实业公司没法履行诉权，直到撤销其在大光明实业公司的职务后才解决。因此诉讼时效应从大光明集团公司重新掌控大光明实业公司开始计算，而且谭益文的损害行为是一个持续状态，不应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得出起诉二年前的诉求已超过诉讼时效，在其起诉前二年内2015年5月17日之后的诉求未超过诉讼时效的结论。另补充：一、新会供电局并非大光明实业公司或大光明集团公司的主管部门。2000年3月24日，新会市公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作出《关于市大光明电业总公司转制问题的批复（新资委复[2000]24号）》，同意新会电力工业局关于大光明电业总公司（即转制后大光明实业公司的股东大光明集团公司）的转制申请，包括新会市大光明电力物资供应公司在内的其他大光明集团公司和下属公司一并转制组建成新的集团公司。从此时起，大光明实业公司及大光明集团公司均是独立运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大光明实业公司只对股东即大光明集团公司负责，新会供电局与大光明实业公司或大光明集团公司不再存在任何股权、隶属管理或监督关系，该局无权干预大光明实业公司或大光明集团公司的经营管理或廉政建设，也无权代表大光明实业公司或大光明集团公司对外作任何表态。另，2013年3月11日，基于中介公司的举报，大光明集团公司监事会经调查后向谭益文分别作出《监事会会议决议》及《关于纠正案涉铺位租赁问题的意见》，明确要求谭益文说明30号铺的低价出租及要求整改等事宜，如谭益文认为该铺位是新会供电局的，其任职多年知晓案涉铺位的情况，应向所谓的“同意低价出租的实际权属人和上级单位”即新会供电局汇报要求得到支持才合理，但其并无向该局汇报，进一步反映新会供电局并无所谓的上级关系。据上，新会供电局于一审关于“集团公司成立至2017年6月之前一直是新会供电局监管持股单位及下属企业”的陈述是混淆概念，更无任何证据支持其所谓管理关系，该局仅在大光明集团公司2000年改制前具有监管职能，即使该监督职能也是来源于当时地方政府下设的市电力主管部门，也就是《更名通告》（新供电字[1995]59号文件）中的其中一块牌子“新会市电力总公司”，与现在作为央企的新会供电局从来没有直接关系。新会供电局自然无权对涉案铺位租赁事宜发言。一审没有区分大光明集团公司改制前后与新会供电局之间的关系，错误将新会供电局的表述误判为大光明集团公司上级的意见，误判为可以代表大光明实业公司或大光明集团公司的表态。二、案涉铺位权属人实为大光明实业公司，原审错误认定该权属人为新会供电局。根据大光明实业公司提供的证据及一审法院到新会区公有资产管理办公室调取的证据，可以明确以下事实：1、根据1990年8月3日，江门市供电局作《关于开展资产清查和加强固定资产管理的通知》，新会供电局属下“新会县供电局集体企业办公室”同意在“供电局电器贸易公司”的《固定资产及设备调查明细表》中将包括案涉铺位在内的多项财产列入该表，此时，案涉铺位属于“供电局电器贸易公司”的资产；2、1991年10月8日，新会县政府发文《关于成立新会县大光明电业总公司问题的批复》，同意成立大光明实业公司控股股东大光明集团公司，大光明集团公司负责管理“供电局电器贸易公司”和“新会县材料供应公司”（后更名为“新会市大光明电力物资供应公司”）；3、1999年1月4日，新会区公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出具《资产评估结果确认通知书》（新国资[1999]03号）确认因转制需要，新会市资产评估所1998年6月3日出具的《固定资产明细表》中包括案涉铺位在内的资产归属，此时案涉铺位转为“新会市大光明电力物资供应公司”的资产；4、2000年3月24日，新会市公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作出《关于市大光明电业总公司转制问题的批复》（新资委复[2000]24号）同意当时新会电力工业局关于大光明电业总公司的转制申请，包括“新会市大光明电力物资供应公司”在内的其他集团公司下属公司一并转制成为大光明集团公司，此时，案涉铺位属于大光明集团公司的资产；5、2004年6月30日，案涉铺位由大光明集团公司以固定资产转入的方式转给大光明实业公司，此时案涉铺位属于大光明实业公司的资产。另外，随时案涉铺位，如仁寿路33号商铺、朱紫路12号铺位、环城一路15号1座之一房屋等物业，也根据上述文件一并在改制过程中纳入作为大光明集团公司资产，大光明集团公司分别于2003年拍卖了朱紫路12号铺位和环城一路15号1座之一房屋，并以《关于办理房产土地使用权转让手续的请示》向上级主管单位江门市新会区公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请示批准，转让上述铺位款项全部入账大光明集团公司。以上均证明包括案涉铺位在内的多项资产实际权属人分别是大光明实业公司或大光明集团公司。退一万步讲，即使案涉铺位未能以固定资产转入的形式变更为大光明实业公司的资产，其起码仍属于大光明集团公司的资产，绝不是新会供电局的资产。根据《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仅凭与实际情况不符的旧有房地产登记情况确认案涉铺位的权属归新会供电局，与上述证据不符，应予纠正。三、刘荫来的证言反证谭益文故意损害大光明实业公司权益。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大光明实业公司和大光明集团公司是法人单位，个别人员知晓或同意不能等同法人单位知晓或同意，在内部而言，法定代表人的意志不能等同法人单位的意志，只有权力机构即股东会才能代表法人单位的真实意思表示，法定代表人仅在对外关系上对善意第三方产生代表法人、其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由法人承担的法律效力。1、刘荫来不能代表大光明集团公司。刘荫来履职情况：2000年6月至2003年5月任大光明集团公司董事长，2003年5月至2010年4月仅为大光明集团公司9名董事之一，2010年4月离职；从1999年至2008年任新会供电局局长，2008年退休。2000年6月至2003年5月，因改制后新会供电局并非大光明集团公司的上级或股东，刘荫来任大光明集团公司董事长是通过大光明持股会会员代表选举产生的，并非新会供电局任命。特别是根据国家当时关于国有企业领导（新会供电局局长）不得兼任其他企事业单位领导职务的政策要求及国资委《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试行）》文件要求，其从2003年5月起仅任9名董事之一。根据《集团公司章程》，董事对公司经营决策、对控股企业（如大光明实业公司）经营管理无独立审批权，只有股东会、董事会或经营班子才能行使上述职权，即刘荫来起码从2003年5月开始已无权直接对包括涉案商铺租赁在内的事项作审批，其既然无权审批，即无权同意谭益文关于案涉铺位的所谓请示。同理，新会供电局在大光明集团公司改制后已无对后者的管理权，既如此，刘荫来即使凭2008年前该局局长的身份也无权对大光明集团公司、大光明实业公司进行管理或接受经营事务报备。2、刘荫来《情况反映函》对谭益文的主张无法律上的证明效力。因刘荫来没有出庭确认，该份文件不具有证人证言的效力。如谭益文主张刘荫来《情况反映函》属书证，则该份书证证据来源存疑：（1）如是新会供电局提供，因其系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而非国家机关，则该份文件不属于国家机关公文，没有法定的证明力；（2）如是刘荫来提供，新会供电局表示“尊重”刘菜来的反映意见，则为配合法定查明案件事实，新会供电局有义务在二审就何为尊重的问题进行明确回应。3、刘荫来的《情况反映函》错谬百出、进一步反证谭益文侵害大光明实业公司权益。如《情况反映函》确为刘荫来出具，则：（1）刘荫来表示其至2010年5月仍为大光明集团公司董事长，但根据上述说明，其任董事长一职仅限2003年5月之前，2003年5月至2010年4月仅任其中一名董事。其撒谎延长自己任董事长的时间，就是为了要证明自己能“独立同意”以保护谭益文2003年9月至2010年7月签订的四份租赁合同。（2）刘荫来从2003年5月至2010年4月仅任大光明实业公司控股股东大光明集团公司的其中一名董事，但谭益文从2003年5月至2017年9月一直是大光明集团公司的董事、副总经理，二人没有上下级管理关系，即按该两人的说辞，谭益文从2003年5月起以大光明集团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的身份向另一名没有主管关系的董事刘荫来请示报备案涉案商铺的出租事宜，显然不符合层级管理常理。（3）刘荫来在其《情况反映函》表示案涉铺位一直是新会供电局资产，新会供电局2000年同意出租该铺位给李恩生。如案涉铺位属于新会供电局资产，刘荫来在该文件重申明显多此一举。另外，新会供电局对该局2000年同意出租决策的事实陈述来自一名退休干部的回忆而非正式的会议记录或文件记载，也不合常理。对应新会供电局一审陈述其知悉2008年之前的租赁事宜，但对之后的两份租赁合同不知情及刘荫来关于新会供电局和大光明集团公司历届领导对出租行为没有异议的表述，则刘荫来或新会供电局起码有一方作出虚假陈述：既然知道前两份合同，为何不知道后两份合同；既然新会供电局一直主张案涉铺位是其财产，为何对刘荫来退休为时间节点后的出租毫不知情且没有措施维护自己的权益。此属国有资产，如属新会供电局所有其应在资产清单中列明，以上可见刘荫来与新会供电局之间陈述相互矛盾。（4）除刘荫来外没有人知晓有关出租事宜：刘荫来于“新会供电局和大光明集团公司历届领导对出租行为异议”，但两单位并无任何领导对此予以确认。大光明实业公司在此明确要求新会供电局、刘荫来到庭表示具体哪些领导知晓案涉铺位的四份租赁合同。（5）刘荫来选择在一审期间到新会供电局作出《情况反映函》而非到大光明集团公司监事会作出、也没有到人民法院进行确认或表示。一审法院被刘荫来曾任大光明集团公司董事长（2003年前）及新会供电局局长的身份混淆视听，没有查清四份出租合同和刘荫来、谭益文的职务对应时间，未经询问审查直接采信该份性质不明、事实不清、错谬百出、缺乏证明效力和明显存在重大利益关系的所谓证据，并以此认定谭益文已作报备、已尽谨慎忠诚义务不存在过错，尽到审判起码的谨慎审查义务。四、谭益文损害大光明实业公司利益的过错明显。1、刘荫来的《情况反映函》证明案涉铺位的低价出租事宜仅在谭益文与刘荫来之间沟通联系，没有第三人知晓，而谭益文一直在大光明集团公司和大光明实业公司任职，其应知道对商铺的租赁应向有权接受报备、审批的董事会、经营班子或股东会提出，而非没有独立审批权的刘荫来。2、谭益文明显违反大光明实业公司《公司章程》对执行董事履职的明确规定。（1）大光明实业公司在谭益文任执行董事期间仅有其本人一名管理人员，大光明实业公司《公司章程》第21条明确规定执行董事仅对股东会负责、向股东会报告工作和执行股东会决议，而非向个别董事汇报工作和执行个别董事的意见。出于谨慎和善意管理的考虑，对铺位出租事宜应向大光明集团公司经营班子（总经理）或董事会汇报请示而非向其中一名董事即刘荫来请示报备。（2）2013年3月，基于中介公司的举报，大光明实业公司控股股东监事会经调查后向谭益文分别作出《监事会会议决议》及《关于纠正案涉铺位租赁问题的意见》，明确要求谭益文说明案涉铺位低价出租及要求整改等事宜，谭益文在收到上述两份大光明集团公司文件后拖延执行并拒绝整改，也明显违反《公司章程》。3、案涉铺位月租金的低价已超出正常人可以接受的范围，谭益文多项举动不符合常理。案涉商铺所在地大新路是新会区核心商业地段，该商铺共三层，建筑面积280.9平方米，在1996年第一次出租时租金已达10000元，同地段其他商铺2000年后月租金起码是谭益文四份虚假合同金额的4倍、2015年后已达10倍。但现在的月租金仅相当于22年前月租金的三分之一，李恩生作为正常生意人不可能不了解，谭益文作为本地人更不可能不清楚新会区核心商业地段大新路铺位的价值，四份合同租金不升反降，谭益文存在故意忠勇承租人低价出租、损公肥私的重大嫌疑。根据大光明实业公司一审提供的评估报告，2003年10月1日至2017年5月1日应收租金数额为3940323.9元，而实际上该期间收到的总租金仅为563500元，租金差额损失达3385219.8元，评估机构是具有专业资格的，其出具该评估报告除有关计价国标，还要参考同地段、同时期、同类型铺位的实际出租价作出，不能随意作出。退一万步，即使案涉铺位不一定能按照评估报告金额出租，也绝不可能低到22年前月租金的三分之一。大光明实业公司已尽最大举证努力、完成关于损失金额的证明责任，谭益文如不予确认，此时举证责任在谭益文方，其应提供反证证明大光明实业公司不存在评估报告的损失。但原审法院在毫无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为谭益文免除了举证责任和330万元租金差额的损失责任，按照一审法院逻辑，即使谭益文让他人免费使用14年，大光明实业公司也不一定有损失。案涉铺位位于会城核心商业地带，相反地段铺位正常的铺位租金水平应是逐年上升的。为进一步证明案涉四份合同的反常，大光明实业公司提供会城仁寿路7号商铺的租赁合同进行比照，该铺位与案涉铺位仅相隔150米，同样位于会城核心商业区，面积110.43平方米，2008年的月租金已达到6500元/月即59元/平方米，远超案涉铺位的12.5元/平方米，2013年续签的月租金已调升至7300元/月，即66元/平方米，2016年再次续签的月租金调升至13000元/月，即118元/平方米。4、故意提前为李恩生续约。案涉四份租赁合同的前两份租期均为三年，都是合同即将届满时续签的，但第三份租赁合同提前一年续签至2013年10月（租期5年），第四份合同更是在租期届满前提前三年多在2010年7月为李恩生续约至2018年（租期长达8年），如此反常，谭益文不但不符合公司高管忠实义务的勤勉义务，连最起码的诚实信用也没有。谭益文作为大光明集团的高管、大光明实业公司唯一管理人员，2015年－2017年大光明集团公司的直接收入合计2235821.64元/年，年均收入达77.86万元（含个人所得税），谭益文除应税收入外，还享有大光明集团公司每年给予高额企业年金、补充医疗、住房公积金等福利，其不但没有合理善意管理大光明实业公司的资产，反而利用职权和大光明实业公司、大光明集团公司的管理漏洞与案外人签订价格明显过低的租赁合同，明显损害大光明实业公司利益。
谭益文辩称，一、（2017）粤0705民初2331号《民事判决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恳请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大光明实业公司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二、涉案商铺的所有权属于新会供电局，大光明实业公司无权对他人的财产主张权利，大光明实业公司对新会供电局的财产主张租金权利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三、大光明实业公司称谭益文“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事实”并要求“赔偿其租金差额3385219.8元及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1、谭益文在担任大光明实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有权依照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职务，谭益文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不是个人行为，谭益文在担任大光明实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实施的一切行为依法由公司承担，不应由谭益文个人承担。2、涉案的四份租赁合同均加盖了大光明实业公司的印章，四份租赁合同的原件自始至终一直由大光明实业公司保管，谭益文在租赁合同上签名是履行法定代表人职责代表大光明实业公司签名，出租涉案商铺的行为是大光明实业公司的行为，不是谭益文的个人行为，出租涉案商铺产生的法律后果依法应由大光明实业公司承担，不应由谭益文承担。3、《民法通则》第43条明确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民法总则》第62条明确规定“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大光明实业公司要求谭益文承担公司责任违反上列法律的明确规定，应依法驳回。4、大光明实业公司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谭益文违反公司章程和公司法的规定，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谭益文“滥用职权、违反忠实义务，损害公司利益”。大光明实业公司要求“谭益文赔偿其租金差额3385219.8元及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四、本案大光明集团公司两份审计报告证实，谭益文已依法认真履行了法定代表人职责，没有滥用职权，没有违反忠实义务，没有损害公司利益。1、大光明实业公司及大光明集团公司对谭益文担任大光明实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的工作没有提出过任何异议。2、大光明集团公司对谭益文2002年12月至2015年6月共14年期间的全部工作先后两次委托有资质的审计机构进行经济责任审计。两份审计报告均确认“谭益文在2002年12月至2015年6月任期内，能按集团制度要求履行法定代表人及总经理职责，大光明实业发展公司基本参照大光明集团公司指定的各项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未发现资产流失的情况，未发现收支不合法现象”。大光明集团的两份《审计报告》充分证明谭益文在14年的任职期间里没有违反公司章程和公司法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利益。大光明实业公司所称“谭益文滥用职权，违反忠实义务，损害公司利益”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五、大光明集团公司自始至终清楚知道涉案商铺出租给李恩生之事，大光明实业公司称“大光明集团公司一直不知道涉案商铺出租”是故意隐瞒事实，欺骗法院，谋取非法利益。1、大光明实业公司在第一次庭审中已确认：2003年9月大光明集团公司将30号铺交给大光明实业公司使用；2004年6月，经江门市大光明电业集团有限公司授权，大光明实业公司将30号铺入账到其《大光明电业集团有限公司授权经营资产负债表》中，增加方式为“物资公司转入”。该事实充分证明大光明集团公司及大光明实业公司在2004年已清楚知道涉案商铺出租给李恩生之事。2、本案大量证据证实，大光明集团公司自始至终清楚知道涉案房屋出租给李恩生之事。涉案商铺是1996年出租给李恩生的，当时谭益文并不是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谭益文直到2002年才担任大光明实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谭益文以大光明实业公司名义将涉案商铺继续出租给李恩生实质是对原租赁合同的延续。2002年谭益文将涉案商铺继续出租给李恩生时已将租赁合同和租金的情况向当时大光明集团公司的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刘荫来汇报，刘荫来清楚知道租赁合同和租金之事并明确表示同意，刘荫来的《情况反映函》充分证明该事实，一审判决也确认了该事实。3、大光明集团公司对谭益文2002年至2015年的经营情况进行专项审计的两份《经济责任审计报告》已清楚记载涉案商铺出租给李恩生之事，清楚记载了大光明实业公司收取李恩生押金10000元和三个月租金10500元的事实。进一步证明大光明集团公司清楚知道涉案商铺出租给李恩生和租金之事。4、谭益文提交的证据十三《发票》证实，大光明实业公司已于2013年3月收取了李恩生2013年4至6月的租金10500元并向李恩生开具《发票》入账，再次证实大光明集团公司和大光明实业公司自始至终清楚知道涉案房屋出租及租金之事。大光明实业公司称大光明集团公司一直不知道涉案商铺出租给李恩生是故意隐瞒事实，欺骗法院，谋取非法利益。5、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法人或法定代表人应当将自己公司的经营情况向其他人员或其他组织机构报告。退一步讲，即使大光明集团公司真的不知道涉案商铺出租之事，大光明实业公司也不能据此要求谭益文赔偿其所谓的租金损失。六、大光明实业公司的起诉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1、大光明集团公司已于2013年初正式向属下各子公司下发《集团与子公司财务、资产、审计管理职责权力界定细则》，将各子公司财务、资产、审计、经营等全部财产纳入大光明集团公司统一管理并将各子公司公章、财务章等全部收回大光明集团公司统一管理。谭益文已于2013年3月21日和4月3日将大光明实业公司的公司印章和财务印章全部交回给大光明集团公司，大光明实业公司的全部财产和所有印章均已由大光明集团公司控制和掌握，大光明实业公司上诉称“公司印章一直掌握在谭益文手上，导致大光明实业公司无法履行诉权”明显是捏造事实。2、《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第136条规定“延付或者拒付租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根据上列法律规定，如果大光明实业公司认为谭益文滥用职权、违反忠实义务、损害公司利益，大光明实业公司应当在2013年5月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期间，最迟应当在2015年5月前提起本案诉讼，但大光明实业公司直到2017年才提起本案诉讼，早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其诉讼请求不应受法律保护。七、大光明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刘荫来的《情况反映函》是在新会供电局领导见证下作出的，《情况反映函》加盖了新会供电局印章，该《情况反映函》具有客观真实性，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依据，一审判决采信该《情况反映函》并无不当，大光明实业公司在其上诉状中对大光明集团公司的前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刘荫来进行恶意攻击和谩骂是没有理智的行为，是非常错误的，恳请二审法院注意这一事实。八、房屋租金应由市场决定，不应由评估报告决定。大光明实业公司提供的评估报告是为了提起本案诉讼而单方作出，与客观事实不符。商铺出租是市场行为，能否出租和租金多少，均受经济环境、供需关系、市场情况、当事人协商等诸多因素影响，租金应由市场决定，不能由评估报告决定。涉案商铺始建于上世纪20年代，楼龄将近百年，房屋到处漏水，属于危房。该房屋虽然是三层，但可作经营使用的仅是一层的前半部分，面积约60㎡，其他面积已不能使用，评估人员既没有到现场勘查，也没有考虑涉案商铺将近百年属于危房的事实，主观地应大光明实业公司请求将涉案商铺全部面积一并作经营用房计算明显错误。九、大光明集团公司对属下公司的物业出租从来没有具体文件指引，没有具体租赁流程，也没有公开招标制度，出租房屋都是由属下公司按照市场情况与承租方协商确定，大光明实业公司以现在的诉讼思维来判断以前的租赁行为明显错误。十、大光明实业公司提起本次诉讼明显是政治逼害和政治清算。谭益文在担任大光明集团董事和担任大光明实业公司的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期间，积极支持配合中央巡视组和南方电网提出的整改意见，积极支持配合电网公司对下属公司的改革。因此，大光明集团公司部分领导对谭益文的支持行为不满，找一个荒谬的理由和虚构证据企图利用法院诉讼来掩盖他们的非法目的。大光明实业公司提起本诉明显就是大光明集团公司部分领导对谭益文的政治逼害和政治清算，恳请二审法院明察。另补充：涉案30号铺1996年至2003年的租赁合同全部都是由广东大光明集团有限公司直接签订，广东大光明集团有限公司清楚知道涉案30号铺租赁之事。大光明实业公司提交的工商资料证实（一审判决已作认定），大光明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是新会市大光明电业总公司，新会市大光明电业总公司原是新会供电局属下的集体企业，2000年2月22日，根据国家企业转制政策，新会供电局将新会市大光明电业总公司转制为广东大光明集团有限公司，新会市大光明电业总公司是广东大光明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广东大光明集团有限公司是由新会市大光明电业总公司转制而成。1996年至2003年，涉案30号铺的六份租赁合同全部是由广东大光明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新会市大光明电业总公司直接签订，广东大光明集团有限公司清楚知道涉案30号铺出租之事，大光明实业公司称广东大光明集团有限公司不清楚30号铺出租之事是故意隐瞒事实，欺骗法庭。一、关于涉案30号铺出租情况的历史沿革。1、1996年4月10日，以广东大光明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新会市大光明电业总公司为出租方，以李恩生为承租方，双方于同一日签订了两份关于30号铺的租赁合同，两份租赁合同的租期均为五年（1996年5月1日至2001年4月30日），其中一份租赁合同的租金为每月3000元，另一份租赁合同的租金为每月10000元。2、1997年1月17日，新会市大光明电业总公司与李恩生签订租赁合同一份，将30号铺出租给李恩生，租期一年（1997年1月1日至1997年12月31日），租金每月7000元。3、1998年4月20日，新会市大光明电业总公司与李恩生签订租赁合同一份，将30号铺出租给李恩生，租期一年（1998年5月1日至2001年4月30日），租金每月5000元。4、1999年10月6日，新会市大光明电业总公司与李恩生签订租赁合同一份，将30号铺出租给李恩生，租期一年（1999年10月1日至2000年9月30日止），租金每月3500元。5、2000年9月30日，新会市大光明电业总公司与李恩生签订租赁合同一份，将30号铺出租给李恩生，租期三年（2000年10月1日至2003年9月30日），租金每月3000元。6、2003年9月30日，大光明集团有限公司将30号铺交由大光明实业公司出租，由大光明实业公司江门市大光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与李恩生签订租赁合同一份，将30号铺出租给李恩生，租期三年（2003年10月1日至2006年9月30日），租金每月3500元。7、2006年4月30日，大光明实业公司与李恩生签订租赁合同一份，将30号铺出租给李恩生，租期三年五个月（2006年5月1日至2009年9月30日），租金每月3500元。8、2008年4月28日，大光明实业公司与李恩生签订租赁合同一份，将30号铺出租给李恩生，租期五年（2008年11月1日至2013年10月31日），每月租金3500元。9、2010年7月1日，大光明实业公司与李恩生签订租赁合同一份，将30号铺出租给李恩生，租期八年（2010年7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每月租金3500元。需要特别向法庭说明的是，上一份租赁合同2013年10月31日到期，为何在上一份租赁合同未到期情况下又与李恩生签订新的租赁合同，原因是30号铺楼龄将近百年，楼房多处出现漏水等危险情况，必须及时对房屋进行维修，而上一份未到期的合同并没有约定维修费用由谁负责的条款，为避免维修费用由大光明实业公司负责，必须签订新的租赁合同明确约定维修费用由李恩生负责，正是基于此才在上一份合同未到期情况下重新与李恩生签订了新的租赁合同，新的租赁合同已明确约定房屋维修费用由李恩生负责，谭益文这样做正是为了维护大光明实业公司的合法权益，二审法官比对前后两份合同就可清楚知道此事。关于30号铺出租情况的10份租赁合同全部都是大光明实业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10份租赁合同中，1996年至2003年的6份租赁合同是由大光明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新会市大光明电业总公司直接与李恩生签订，2003年至今的4份租赁合同是广东大光明集团有限公司将30号铺交由大光明实业公司管理后，才直接由大光明实业公司与李恩生共同签订。上列事实充分证明，出租30号铺是大光明集团有限公司决定，租金也是由广东大光明集团有限公司决定，整个租赁行为都是直接由大光明集团有限公司实施的行为，谭益文只是执行者。需要特别指出的是，1996年至2002年的租金已被大光明集团有限公司收取，2003年至今的租金已谭益文收取，大光明集团有限公司及大光明实业公司收取租金后已向李恩生开具发票，大光明实业公司在其起诉状及上诉状中亦已确认全部租金由其收取的事实。大光明集团有限公司及大光明实业公司在签订租赁合同收取租金之后，却向二审法庭谎称“广东大光明集团有限公司自始至终不知道30号铺出租之事”，欲盖弥彰，请法庭明察。上述10份租赁合同证实，涉案30号铺的整个租赁行为包括租金全部都是由大光明集团有限公司决定，不是由谭益文决定。谭益文2002年担任大光明实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后所签订的四份租赁合同都是对大光明集团有限公司所签租赁合同的延续，租金也是对大光明集团有限公司的延续。大光明实业公司称“谭益文损害公司利益”明显是捏造事实，恶意诋毁。谭益文担任大光明实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与李恩生签订的租赁合同都是经大光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刘荫来同意并授权签订的。涉案30号铺原是新会供电局交给大光明集团有限公司管理的物业。2002年大光明实业公司成立后，大光明集团有限公司于2003年将涉案30号铺交给大光明实业公司管理，谭益文是根据大光明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对涉案30号铺进行出租，出租行为实质是大光明集团有限公司的行为。大光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刘荫来2017年7月20日出具的《情况反映函》已依法确认“刘荫来任职期间新会供电局和大光明集团公司历届领导对大光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出租行为均没有异议，江门市大光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定出的租金并无不妥”。刘荫来的证言充分证明出租行为和租金都是经大光明集团有限公司同意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刘荫来的《情况反映函》是在新会供电局领导面前作出并经新会供电局盖章确认，具有客观真实性。一审判决采信刘荫来的《情况反映函》是正确的，恳请二审法院认真注意这一事实。法律明确规定公司的收益归公司所有，公司的损失由公司承受，大光明实业公司的起诉明显违反法律规定。《民法通则》第43条明确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民法总则》第62条明确规定“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上述法律规定包含两个核心要点，一是法定代表人为公司创造的财富属于公司所有，不属法定代表人个人所有，二是公司的经营损失由公司承受，不应由法定代表人个人承受，这也是公司法的基石。如果大光明实业公司认为公司的损失应由谭益文承受，则谭益文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的所有经营收益也应当归谭益文所有。据此亦反证大光明实业公司的起诉荒唐和无理，恳请二审法院认真注意上列法律规定，客观公正依法处理本案。六、谭益文只有违反了《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公司法》第148条明确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一）挪用公司资金；（二）将公司资金以其个人名义或者以其他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三）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四）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五）未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同意，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六）接受他人与公司交易的佣金归为己有；（七）擅自披露公司秘密；（八）违反对公司忠实义务的其他行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前款规定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公司法》第149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公司章程》第21条明确规定“执行董事对股东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四）制定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五）制定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八）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十）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公司章程》第25条规定“执行董事、经理、监事行使职权时，必须遵守下列规定：（一）遵守公司章程，忠实履行职务、维护公司利益，不得利用在公司的地位和职权为自己谋取私利。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二）不得挪用公司资金或者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不得将公司资产以其个人名义或者以其他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三）不得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同类的营业或者从事损害公司利益的活动，从事上述营业或活动的所得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除经股东同意外，不得同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四）除依照法律规定或者股东会同意外，不得泄露公司秘密。（五）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法定代表人有权决定公司的经营事务。公司责任由公司承担不应由个人承担，这是法律和公司法确立的基本原则，也是公司法的基石。法律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公司责任是例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只有违反公司法的明确规定才应承担责任。任何人没有充分证据不能随意突破法律确立的基本原则。如果随意突破上述基本原则，将导致公司财产和个人财产混同，公司债务与个人债务混同，公司财产独立和股东有限责任的公司法基石将会土崩瓦解，将会天下大乱。由于公司责任由公司承担是法律规定的基本原则，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是例外原则。因此，公司要求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必须严格举证，必须提供直接和充分有效证据加以证明，且各证据之间必须构成完整的证据链，同时人民法院要对该项证据必须进行严格审查。就本案而言，大光明实业公司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谭益文违反对公司的忠诚义务，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谭益文与李恩生恶意串通并收受李恩生的利益。大光明实业公司所称的证据和陈述都是基于自己单方推断和怀疑，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实，人民法院不应支持。七、根据新会供电局出示的房产证显示，涉案房屋始建于上世纪20年代，距今将近百年，房屋是砖木结构，共三层，一层连墙宽3.65米，前后深22.82米，上落二、三楼的楼梯是木楼梯，楼梯宽0.81米，人在楼梯上行走摇摇欲坠，房屋到处漏水，二、三楼已不能使用，只有一层的前半部分约40㎡可用于经营，每月租金3500元是正常的。为了查清房屋现状，请求二审法院法官到现场对房屋进行查看。八、大光明实业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明显是对谭益文进行政治清算和政治迫害。谭益文担任大光明实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积极支持配合中央巡视组和南方电网提出的整改意见，积极支持配合电网公司对下属公司的改革，得罪了大光明集团公司的主要领导，大光明集团公司的主要领导对谭益文的支持行为不满，利用职权虚构事实和证据起诉谭益文，明显是对谭益文进行政治迫害和政治清算，恳请二审法院明察。九、大光明实业公司对本案没有诉权。涉案30号铺是新会供电局的财产，新会供电局从1986年开始就依法取得了涉案30号铺的房地产权证，2018年4月25日又依法取得涉案30号铺的不动产权证，涉案30号铺从1986年开始至今一直是新会供电局的合法财产，从来不是大光明实业公司财产，大光明实业公司无权对新会供电局的财产主张权利。新会供电局认可大光明实业公司2008年之前的出租行为，不认可大光明实业公司2008年之后的出租行为。因此，大光明实业公司无权对2008年之后的出租行为主张权利，大光明实业公司对本案没有诉权，其上诉请求应依法驳回。十、即使大光明实业公司具有本案诉权，其诉讼请求也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其诉讼请求不受法律保护。大光明实业公司上诉无理，恳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大光明实业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一审的正确判决。
新会供电局述称：本案争议焦点有两个，其中第一是涉案的30号铺是新会供电局还是大光明实业公司所有，第二是谭益文担任大光明公司董事期间是否存在侵害公司权益的行为以及大光明公司是否存在损失。其实只有第一焦点问题与新会供电局有关，第二个焦点是大光明实业公司与谭益文之间的纠纷，与新会供电局无关。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原审判决涉及新会供电局的部分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适当，判决公平公正，大光明实业公司上诉所称对新会供电局为案涉房屋权属人提出的异议主张缺乏理据，依法应予驳回。具体理由如下：一、新会供电局并非本案一审被告，也非二审的谭益文，现在上诉期限已经届满的情况下依法也没有增加谭益文的法律空间，故二审法院对原判涉及新会供电局的事实查明和裁判认定均不应改变也无权改变。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64条第1款“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如果当事人认为原审判决结果、查明事实或法律适用有错误的均有权提起上诉。本案新会供电局并非一审被告，也非二审的谭益文，在各方当事人均未对新会供电局提起上诉的情况下，应认为原审各方当事人就一审判决对涉及新会供电局的相关事实查明认定和裁判结果并无异议，至于大光明实业公司对谭益文提起的上诉，只能涉及大光明实业公司与谭益文之间的诉讼权益处置，不能影响一审对新会供电局为案涉物业新会区大新路30号铺房屋所有权人和土地使用权人合法利益和法律地位的认定，大光明实业公司在未列示新会供电局为谭益文的情况下，又补充上诉要求改变一审判决另行确认大光明实业公司为商铺权属人的地位，缺乏诉讼程序法律依据，应该不予审理并直接驳回。二、本案系大光明实业公司与谭益文之间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而非大光明实业公司或谭益文与新会供电局之间的房屋产权确认纠纷，大光明实业公司原审诉讼请求也不涉及产权确认事项，故案涉房屋新会区大新路30号铺的产权是否存在纠纷及其实体处理并非本案审理的范围，本案无权对该商铺进行改变新会供电局产权归属和国土房管权利登记状况的处理。新会供电局为案涉房屋新会区大新路30号铺1986年至今的登记房屋所有权人和土地使用权人，新会供电局持有权证，国土房管部门登记档案记录也清晰完整，产权从未发生变动。根据民法物权登记对抗法理，任何一方如对房屋产权或其登记状况存有异议，应该进行房屋确权民事诉讼或改变登记行政诉讼。本案系大光明实业公司与谭益文之间就谭益文是否存在侵害大光明实业公司利益行为产生的纠纷，并非大光明实业公司或谭益文与新会供电局就房屋产权或其登记状况产生的纠纷。原审法院在新会供电局已出示房屋产权证书、土地使用权证书、房产登记档案的情况下，认定新会供电局为房屋所有人和土地使用权人地位合法有据。本案一审大光明实业公司或谭益文均未对案涉物业新会区大新路30号铺提出明确的改变权属或登记状况的诉讼请求，也未将新会供电局列为被告或被上诉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68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323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等规定，二审法院对当事人没有在法定期限内提出明确诉讼请求的事项应不予审理并直接驳回。三、案涉新会区大新路30号铺的房屋所有权人和土地使用权人一直为新会供电局，且从未发生产权变动。新会供电局历史上曾将该商铺提供给下属企业使用，不等同于产权转移或产权划转，大光明实业公司上诉称其为商铺权属人的主张和内容，均缺乏法律依据和事实基础，更与现有证据证明的事实不符，不应获得支持。案涉新会区大新路30号铺系1920年代历史建筑，由新会供电局于1986年从前业主余雅望处换购取得，并随后办理了《广东省房产所有证》（新房证字203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新府国用字1989第0105893号），取得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对此，大光明集团公司2013年3月12日《关于纠正会城大新路30号商铺租赁问题的意见》也确认“集团与新会供电局的共识都认定该物业属于新会供电局所有，新府国用字（1989）第0105893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显示土地使用证为新会供电局”。综上，案涉物业1986年至今未发生产权变更，大光明实业公司的股东大光明集团公司对此也具文认可，即新会供电局拥有完整产权，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终极权利。至于新会供电局历史上曾将案涉物业新会区大新路30号铺提供给下属企业使用的行为，并不等同于物业产权转移或产权划转，相关曾经使用该物业的下属企业也不能基于使用行为而取得房屋产权，“使用”不是产权变动的方式，法律上亦无“使用”替代物权登记产生权属变动的法理，至于使用人因长期使用物业获得租金等收益，而对自身财务账册进行入账处理或进行资产评估，并不能改变产权的归属和登记状况。大光明实业公司上诉称其为商铺权属人的上诉主张及相关内容，缺乏理据，依法应不予支持。四、本案系大光明实业公司与谭益文之间就谭益文是否存在侵害公司利益行为产生的纠纷，侵权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过错等是否存在，新会供电局尊重人民法院对本案纠纷依法裁决。本案系大光明实业公司对谭益文提起董事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相关权利义务发生于大光明实业公司与谭益文之间，新会供电局按法院传唤以第三人身份到庭配合法院对相关事实的调查并说明情况，作为本案第三人，新会供电局充分尊重人民法院对本案依法裁决，维护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公平正义。另补充：一、新会供电局于1986年从前业主余雅望换购取得案涉新会区大新路30号铺产权，并于1986年3月30日取得《广东省房产所有证》（新房证字2033号），于1989年8月16日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新府国用字1989第0105893号），并于2018年4月25日换发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粤（2018）江门市不动产权第2030814号，重新测绘后房屋建筑面积244.48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宗地面积113.00平方米），新会供电局系案涉房产1986年至今的唯一合法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是该房产物权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权能的终极合法权利主体。新会供电局历史上曾将案涉房产交给下属监管企业使用是一种现实的经营管理状况，但该等使用无论事实还是法律层面，均不产生房产权属变更的效果。任何第三方对案涉房屋提出的产权异议主张均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二、本案对于房产使用或收益情况的认定应还原和尊重历史，具体分为以下两个阶段：（1）2003年10月1日至2009年9月30日期间租赁行为。新会供电局尊重刘荫来出具的《情况反映函》【刘荫来1990年代末期至2008年任新会供电局书记、局长，2000年至2010年还任大光明集团公司董事并曾任董事长】所陈述的事实，“我任职期间新会供电局和大光明集团公司历届领导对大光明实业发展公司的出租行为均没有异议”，“我认为江门市大光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定出的租金并无不妥”。即对于大光明实业公司于2003年9月30日、2006年4月30日先后与李恩生签订的两份《铺面、房屋出租协议书》（租期2003年10月1日至2009年9月30日）及约定的租金，新会供电局尊重时任局领导刘荫来对“出租行为均没有异议”的意见。（2）2009年10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间的实际租赁行为。对于大光明实业公司于2008年10月28日、2010年7月1日先后连续与李恩生签订的两份《铺面、房屋出租协议书》（延长租期2009年10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无大光明集团公司或大光明实业公司向新会供电局报备的记录。基于新会供电局系房产的合法的所有权人和收益权人，对于该等期间（2009年10月1日后至2018年6月30日期间）的实际租赁行为及其产生的法律效果，新会供电局有权提出权利主张，期间产生的收益应该由新会供电局享有（大光明实业公司已收取的租金应协商研究转付给新会供电局），而对于该等期间（2010年10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是否存在租赁损失或其他利益，新会供电局具备相应的主张实体权利的基础和诉讼主体资格，任何第三方（包括大光明实业公司）无权越过新会供电局主张或处置新会供电局依法享有的实体或诉讼权益。本案新会供电局为一审过程中追加的第三人，不是本案的原告或被告，也不是本案的上诉人或被上诉人，故对于该等期间（2009年10月1日后至2018年6月30日）实际租赁行为及是否存在损益的情况，应由新会供电局自行依法研究决定，任何第三方可依法向新会供电局提出建议，但其无权“代位”行使或享有本应由新会供电局享有的实体权益和诉讼权利。三、案涉房屋系1920年代建造的历史建筑，因建造年代久远（距今约100年），可能存在因自然原因或历史使用因素而影响其价值或使用的情况（刘荫来也在《情况反映函》陈述房屋“只有一楼可作商铺，二、三楼因楼梯狭窄，不能作经营使用”），基于安全使用、减损维护等因素考虑，新会供电局近期拟委托有资质机构对房屋状况进行鉴定，而本案《铺面、房屋出租协议书》最后期限至2018年6月30日，请相关方届期尽快将房屋及相关权益交付新会供电局处置，也恳请二','2018-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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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三条 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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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止诉讼；
（六）移送或者指定管辖；
（七）诉讼期间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或者驳回停止执行的申请；
（八）财产保全；
（九）先予执行；
（十）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
（十一）补正裁判文书中的笔误；
（十二）中止或者终结执行；
（十三）提审、指令再审或者发回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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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三条
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机关申请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后，应当在30日内由行政审判庭组成合议庭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就是否准予强制执行作出裁定；需要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由本院负责强制执行非诉行政行为的机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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