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佛中法民二终字第84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新阳钢铁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劳再友，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启航，广东丰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胡功群，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武钢华南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
法定代表人杜某某，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牟飚，该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王怡珩，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佛山市新阳钢铁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阳公司）因与上诉人广州武钢华南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钢华南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4）佛顺法民二初字第1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新阳公司与武钢华南公司于2012年9月25日签订《销售合同》，《销售合同》第一条约定新阳公司向武钢华南公司购买热轧原卷钢材1万吨，每吨含税单价3600元，总货款为3600万元，交货地点是佛山市南海区九江码头，交货期限是2012年10月；第二条约定交货数量及公差：通常为＋0-5%，专用料为＋0-10%，受整卷、盒、张、根限制，可不少于一卷、一盒、一张、一根交付；第四条约定验收及提出异议期限：按上述标准及规定验收。若有异议，需方须在供方货发2个月内以书面方式向供方提出，否则供方不予受理；第五条约定需方应向供方支付包括货款及代办运费在内的全部合同款。付款方式（定金、预付款或全额合同款）及结算规定如下：需方于2012年9月25日前支付20%定金，货到前支付余额，如超出付款日期则按武钢标准贴息。以上价格为九江码头交货价，出库费和吊装费由需方自理。此价格为预结算价；第六条约定需方按上述方式支付定金（同城支票、银行汇票、银行承兑汇票或经武钢股份营销总公司批准使用的有关结算票据）到供方帐上后，此合同方可生效。若合同生效后，由于资源问题造成合同不能正常排产，甲方将尽快给予回复，经甲乙双方协商后，取消或更改此合同。
合同签订后，新阳公司于次日以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向武钢华南公司支付定金720万元。新阳公司于2013年1月8日向武钢华南公司交付了票面金额为328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后（到期日为2013年4月23日），武钢华南公司于2013年1月至4月期间将钢材送货至指定的履行地。经验收确认，武钢华南公司实际交付的钢材总数量为9654.35吨。
另查明，上海大宗钢铁电子交易中心的报价资料显示自2012年10月开始，华南地区热轧卷的价格上涨；武钢华南公司提供的2013年1月份热卷乐从代理户报价实时汇总表显示：至2013年1月，热轧卷钢材市场价是4200-4300元／吨。而新阳公司确认2013年1月15日至25日，其报价4280元／吨对外销售热轧卷，2013年1月28日至30日报价4300元／吨对外销售热轧卷。
新阳公司于2014年4月9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一、武钢华南公司向新阳公司返还货款5244196元及利息174998.1元（利息计算见利息计算表，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3年1月9日开始计算，暂计算至起诉时止，要求计算至武钢华南公司返还货款时止），合计5419194.1元；二、武钢华南公司向新阳公司支付赔偿费用300万元；三、案件诉讼费用由武钢华南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根据新阳公司提供的《销售合同》、银行承兑汇票以及武钢华南公司提供的委托书，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合法有效，法院予以确认。综合诉辩之间的争议，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涉案钢材的单价是多少？2.新阳公司是否因武钢华南公司未在《销售合同》约定的时间交货而造成损失？对此，法院作如下的分析认定：
1.涉案钢材的单价是多少？
新阳公司陈述称，《销售合同》第一条“产品明细及要求”中载明：涉案钢材的单价是3600元／吨，而武钢华南公司则称《销售合同》中第一条所载明的钢材单价只是预结算价，因合同第五条中还约定了“以上价格为九江码头交货价，出库费和吊装费由需方自理。此价格为预结算价”，之后双方经口头协商约定涉案钢材的价格为4000元／吨。对于“此价格为预结算价”的条款，新阳公司的解释为“钢材数量不可能准确到10000吨，武钢华南公司只要在合同第2条规定的数量内交货就不属于违约，因此合同上的3600万元是预结算价”。而武钢华南公司对此的解释为“预结算价与总货款没有关系，预结算价是指在签订合同时按市场价格暂时约定货物的单价，其并不是实际的货物价格，应以双方在交收货物时协商的价格为实际的货物单价”。比对双方上述的解释可知，争议的关键是涉案合同条款中的“此价格”系指钢材的单价还是总价款，一般而言价格是指单位货物的价钱，但就本案而言亦不排除系指总价可能。故需综合本案的相关情况进行认定。
首先，在买卖交易中，为避免价格风险，买卖双方在洽谈某些市价变化较大的货物交易时，确实存在先在合同中规定一个暂定价格，待日后交货期前的一定时间再由双方按当时的市价商定最后价格的情形，而前述暂定的价格往往系为锁定总价款及要求对方支付定金或预付款而设立。就本案而言，《销售合同》第一条虽约定“涉案钢材的单价是3600元／吨”但随后的条款已明确该价格为预结算价，即便从新阳公司提供其与武钢华南公司先前交易而订立的多份《销售合同》的内容来看，亦与涉案《销售合同》大致相同，但就没有“此价格为预结算价”的条款，既然双方多次的交易均系钢材买卖，如果按照新阳公司前述所称“钢材数量不可能准确到预定的吨数，因此合同上的总价就是预结算价”的说法，其所提供先前交易的多份《销售合同》按理亦应载明“此价格为预结算价”的条款，由此可推知新阳公司前述所称预结算价系指总价款的解释并不可信。
其次，新阳公司称涉案钢材的单价是3600元／吨，而其支付给武钢华南公司的总价款是4000万元，即便按照约定购买钢材1万吨的重量，其亦多支付给武钢华南公司400万元，新阳公司在庭审时对此的解释是：由于新阳公司与武钢华南公司有10多年的交易关系，新阳公司一直习惯多付货款，新阳公司向银行申请承兑汇票时多申请款项，这样可多占用资金，多付的该款项没有明确约定是预付款还是定金，因为按照双方的交易习惯，双方会事后就该部分金额进行交易。即便从新阳公司向法庭提供的《销售合同》、银行转账单亦未能反映其针对某时段的购货存在向武钢华南公司多支付货款的交易习惯，而且新阳公司在没有就以后是否继续采购钢材与武钢华南公司达成任何协议的情况下，就以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将多达数百万元的资金提前支付给武钢华南公司显然不合常理，亦不符合交易的常规。如前所述，假如双方在《销售合同》中所约定的预结算价是指单价，那么2012年9月25日的《销售合同》第一条所载明的钢材价格3600元／吨，应该是双方参照当时的市场价格所订立，之后钢材价格处于不断上涨的状态，及至2013年1月，涉案钢材的价格已涨至4200-4300元／吨。故在此情况下，新阳公司作为钢贸企业即便在2013年1月以4000元／吨的价格购买了涉案钢材再转售出去仍能获利，而其庭审时亦承认当时确实报价4280元、4300元／吨对外销售热轧卷。尽管钢材实际交付的重量通常与合同约定重量有合理的误差，但因《销售合同》约定“货到前支付余额”，故在无法预知交付钢材的准确重量以及双方约定预期交付的钢材总重1万吨不变的情况下，新阳公司基于该预期的交货重量而总共支付400万元的货款恰好可以合理解释其实际上已与武钢华南公司在交货期协商好将钢材单价变更为4000元／吨，否则无法解释新阳公司作为正常的市场经营主体，在没与武钢华南公司约定清楚多支付的巨额款项到底是作为将来交易的预付款抑或定金的情况下，愿意将该款项毫无保障地留存于武钢华南公司处。
综合上述分析，法院认定《销售合同》所约定的钢材单价3600元／吨只是预结算价，涉案钢材的实际结算价已经双方协商约定为4000元／吨，故在新阳公司前后共计支付的货款已达400万元以及武钢华南公司实际交货的钢材经验收确认重量为9654.35吨的前提下，经核算，新阳公司多支付了货款1382600元，故武钢华南公司应返还该款项及相应的利息。至于利息的起算时间问题，因新阳公司是以交付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支付剩余货款3280万元，而汇票的到期日均为2013年4月23日，故其主张武钢华南公司占用货款期间的利息损失应从2013年4月23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武钢华南公司提出双方最终商定该批钢材按4000元／吨结算的抗辩意见成立，法院予以采纳。
2.新阳公司是否因武钢华南公司未在《销售合同》约定的时间交货而造成损失？
《销售合同》约定的交货时间是在2012年10月，武钢华南公司是在2013年1月至4月才将涉案的钢材全部交付完毕，仅就此点而言，似乎是武钢华南公司违约。但《销售合同》还约定“货到前支付余额”，新阳公司在合同签订后次日向武钢华南公司支付定金720万元，迟至2013年1月8日才将余款付清，而且其在回答法庭的询问时陈述称“2014年1月份才接到武钢华南公司通知可以交货，要求新阳公司汇款的电话”，而武钢华南公司则称已在2012年10月底11月初通知新阳公司货到码头，双方对各自的说法都没能提供证据来支持，但从前述关于付款的约定来看，新阳公司履行支付余款的义务应先于武钢华南公司交付货物，另外考虑到相关市场经营行为存在的不确定性，即便武钢华南公司按约定的时间交货，新阳公司在2012年11月份销售涉案钢材未必就可获得其预期300万元的收益，何况本案亦无证据证明其预先就涉案钢材与其他客户签订相关的销售合同，故在新阳公司未按约支付货款的情况下，其以武钢华南公司延迟交货造成损失而要求赔偿损失300万元欠缺理据，法院不予支持。武钢华南公司提出其不存在延迟交货造成新阳公司损失的抗辩意见理由成立，法院予以采纳。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武钢华南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新阳公司返还货款1382600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法：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以货款1382600元为本金，自2013年4月23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新阳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367.18元，由新阳公司负担26182.18元，武钢华南公司负担9185元。
上诉人新阳公司上诉提出：原审认定事实不清，处理不当，应予改判。具体理由如下：
一、本案讼争交易事实陈述。
2012年9月份，钢材市场低迷，武钢华南公司的销售经理黄某和该公司的负责人杜某某向新阳公司推销该批热轧卷板钢材，并与新阳公司在顺德区乐从镇财神酒店商谈有关订货事宜，事后由武钢华南公司起草好合同内容并由双方最终确认盖章。杜某某告知，10月初就可到货，要求新阳公司准备好资金。合同签订后，新阳公司于次日支付了该合同约定的定金720万元，并对后续货款作好了安排，但直到合同约定的交货期（同年10月），武钢华南公司仍然没有交货。在之后的两个月内，新阳公司多次电话和派人催促华南武钢公司交货，因为此时钢材价格上涨，货物供不应求，销售利润可观，可武钢华南公司仍然迟迟不愿意交货。
2012年12月底，新阳公司特意找到法律顾问梁伟炽律师，其建议直接起诉武钢华南公司违约，并要求双倍返还定金。新阳公司考虑到和武钢华南公司之间有多年的生意往来，不想把关系闹僵，也不想以诉讼的方式获取额外的720万元。于是，梁伟炽律师起草了一份书面函，新阳公司指派销售经理蔡某某以函件形式催促武钢华南公司尽快交货，否则将司法解决。武钢华南公司收到此书面函后的次日就指派销售经理黄某到新阳公司处商讨该批货物的交付事宜。
2013年1月初，武钢华南公司通知新阳公司可以付款交货了。1月8日，在支付了定金720万元的基础上，新阳公司为凑个整数，以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向武钢华南公司又支付了3280万元，共4000万元。当时新阳公司之所以多付款原因有四：第一，根据当时新阳公司与银行的约定，新阳公司从银行出借的款项均必须用于钢材买卖，只有向钢厂支付货款时银行才会为新阳公司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新阳公司因此可从银行处多借款项，从而减少现金压力；第二，武钢华南公司是国企，值得信赖，双方生意往来多年，以往新阳公司也常常多付款，武钢华南公司也会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单价结算，多出的部分金额也常常用作购买新货；第三，在钢材价格上涨时，新阳公司也想多付款多取货，所以，就凑出整数4000万元；第四，武钢华南公司销售经理黄某也告诉新阳公司，多付部分款项，凑个整数，其公司很多钢材到位后价格可协商。
2013年1月，武钢华南公司向新阳公司交付货物时，钢材价格上涨到4200元／吨至4300元／吨。面对如此大的差距，武钢华南公司提出，无法按合同原来约定的3600元／吨交货，必须请示总部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后才能决定。后来，武钢华南公司销售经理黄某告知新阳公司，只能以4000元／吨左右的价格交货，新阳公司坚决不同意。在新阳公司收到武钢华南公司交付的发票后，赫然发现武钢华南公司竟然在没有经过新阳公司同意的情况下以4000元／吨的单价强行开出了发票。新阳公司立即与黄某联系，指出发票单价和部分发票的型号不符，要退回发票，黄某表示型号不符寄给武钢华南公司财务就可解决，但单价问题要求新阳公司等等再讲，武钢华南公司也一直为此事和总部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协商。其后，黄某多次到新阳公司处商讨，希望以4000元／吨的销售价格结算，并提出在当前行情下，价格会涨到4500元／吨至4600元／吨以上。新阳公司坚决不同意，坚持要求以合同价3600元／吨结算并重新开出发票。后来，黄某找到和武钢华南公司有长期业务往来的广州市胜盈贸易有限公司的老板朱某，黄某知道朱某和新阳公司关系很好，并要求朱某数次陪同其到新阳公司和财神酒店劝说新阳公司，提出如果以4000元／吨结算不行也可以3900元／吨结算。在此期间，黄某又找到曾经在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做过领导职务的杨荆州做新阳公司的思想工作，希望配合武钢华南公司的工作，并提出如果以单价4000元／吨或者3900元／吨结算，武钢华南公司会用其他方式弥补相应的差价。但是，新阳公司还是坚持要以合同价来结算，武钢华南公司表示此事该司确实解决不了，因为合同原定价格和市场价格相差太大，武钢华南公司无权确定，只能上报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决定。之后，武汉钢铁（集团）公司的领导覃唯强专程从武汉至新阳公司处协商，陪同的还有武钢华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杜某某等人，协商未果。新阳公司仍坚持按合同价3600元／吨结算，覃某某提出，须返回汇报研究，此后，口头回复按3750元／吨至3800元／吨结算行不行？武钢华南公司只是口头上的承诺，不愿意以书面形式对差价部分进行补偿，新阳公司不同意变更合同结算单价，而此时钢材市场价格已经狂跌到3800元／吨至3900元／吨，而且还在继续下跌，同时，单价有问题发票不能进行有效抵扣。新阳公司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立即停止该批钢材的对外销售并将武钢华南公司开出的发票全部退还。
事实上，武钢华南公司作为国内著名钢铁行业大型国企武汉钢铁（集团）公司的直属公司，而且，合同金额如此巨大，假如单价变更为4000元／吨，不可能没有正式的书面合同。双方于2012年9月25日签订的《销售合同》是唯一应被认可的书面合同。新阳公司根本不可能想到，大型钢铁行业的国企会在没有书面合同确认单价的情况下擅自开出单价为4000元／吨的发票，此类行为在有着严格管理制度的国有大型企业是不可能发生的。武钢华南公司擅自开出4000元／吨单价的发票，意图造成既成事实的局面，从而使新阳公司屈服。武钢华南公司知道新阳公司作为其下游企业有求于其，不会轻易得罪。新阳公司也确实不想将关系闹僵，以后不好发展生意，在黄某的苦苦劝说下才愿意和武钢华南公司谈判。谈判过程的持续本身也证明了对4000元／吨或3900元／吨的单价没有达成一致，最终结果也确实没有达成任何书面协议。
由于新阳公司停止了该批钢材的销售，至一审开庭前，未销售存货约有7000－8000吨。一审庭审时，由于乐从钢材市场延续了之前的狂跌之势，整体情况已经变得非常恶劣，乐从钢铁融资遇到巨大危机，新阳公司因该批钢材大部分未销售占用并沉淀了巨大的资金，不得不以当时的市场价亏损卖出一部分钢材，而当时的市场价低于合同约定的3600元／吨的单价，新阳公司因此损失巨大，该损失由武钢华南公司造成，应由武钢华南公司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武钢华南公司在一审期间提交水路货物单，拟证明“被告武钢华南公司于2012年10月将上述销售合同的钢材，通过船运至佛山九江码头的事实。”而新阳公司在一审期间提交的2012年10月至12月华南地区热轧卷行情表证明，钢材从2012年10月16日的3680元／吨上涨至2012年10月31日的3800元／吨。很显然，钢材价格上涨是武钢华南公司不愿按照合同约定在2012年10月份交货的唯一原因。
武钢华南公司应于2012年10月向新阳公司发货，但延迟至2013年1月才开始交货，拖至2013年4月才发货完毕，显然已经违约。交货后，在未与新阳公司有任何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以4000元／吨的结算价向新阳公司开出发票，意图改变合同交易单价，造成既成事实的局面，遭到新阳公司强烈拒绝。武钢华南公司一再违约，严重影响新阳公司正常经营计划的落实，导致新阳公司可实现的预期经营收益损失约300万元至411万元。根据合同约定，应由武钢华南公司开出单价为3600元／吨的税票，武钢华南公司至今未开出。由于没有税票进行抵扣，新阳公司被迫停止该批钢材的销售，造成实际经济损失约320万元。一审庭审前后，由于该批钢材资金积压太大，为解决公司生存问题，新阳公司才开始销售一部分钢材，并跟客户约定，本案已经开庭，不久就会解决发票的问题，暂时先欠下，客户同意后新阳公司才能销售。
二、原审认定货物单价经双方协商变更为4000元／吨错误。
1.涉案2012年9月25日的《销售合同》对单价作出了明确清楚的约定，该约定属无可争议的法律事实。原审以“假如双方在《销售合同》中所约定的预结算价是指单价”作为基础，认为“原告作为钢贸企业即使在2013年1月以4000元／吨的价格购买了涉案钢材再转售出去仍能获利”，从而认定“实际上已与被告在交货期协商好将钢材单价变更为4000元／吨”。然而，本案无任何证据显示双方曾对货物单价进行变更约定，原审所作上述认定毫无事实根据。在上述《销售合同》中，双方由始至终明确约定合同货物单价是3600元／每吨，除此之外，再无对货物单价作其他约定。而且，若该价格是不确定价格，合同根本无法履行。另外，合同订立与交货期相差时间仅一个月，合同双方均是经营钢材买卖的企业，充分考虑市场价格走势及相关变动因素，约定单价为3600元／吨。交货时，市场可能会发生大幅度的涨或跌，但双方均是经营钢材买卖经验丰富的企业，在签订合同时均能够遇见，但合同中并无提及，说明双方并无约定，风险各自承担。
2.《销售合同》第二条对交货数量的变化进行了明确的约定，清楚载明交货数量允许存在的差异范围。由此可见，在签订合同时，双方已经可以预见到货物数量可能会发生变化并且写入合同。但是，对于货物单价未约定变动的可能，因为，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均认为不会存在令货物单价发生变化的情况。由此说明唯一会影响合同总价变动的因素只是货物的数量。因此，《销售合同》中“此价格为预结算价”应理解为，在货物单价不变的情况下，根据交付货物的数量计算结算价。
3.双方在前订立的多份《销售合同》的履行事实，足以表明本案讼争《销售合同》中，合同总价是以单价不变，根据交付货物的数量进行计算的。将双方在前订立并履行完毕的多份《销售合同》与对应的增值税发票进行比对，可以发现，每份合同的货物单价与发票上实际结算的单价是一致的，存在变化的均是货物的数量，充分说明双方在订立合同时约定的货物单价便是结算单价，变化的只是货物数量。即使本案讼争《销售合同》中增加“此价格为预结算价”，亦不能视为双方对并无约定过的内容进行了约定，反而强调了必须按照交付货物的数量根据合同单价计算合同总价。
4.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合同条款的变更会采用书面形式，而不是口头方式。本案讼争《销售合同》约定的交货地点是南海九江码头，但交货时双方已经变更了交货地点，实际交货地点是顺德乐从仓库。因为交货地点变更，在新阳公司向武钢华南公司出具了《委托书》后，武钢华南公司才送货。该交货地点的变更，说明双方若变更合同内容会采用书面方式的交易习惯。若合同单价真的在之后发生了变化，双方肯定会有书面文件，但双方从未曾就改变单价而出具过任何书面文件。在本案讼争《销售合同》中，合同单价是最重要、最根本的条款，涉及巨大利益，单价的变更对双方均影响巨大，没有书面确认的单价变更不可理解，亦极不合理。
三、武钢华南公司于本案中提出的相关辩解无理据，不能成立。
1.武钢华南公司辩称，其与新阳公司交易不会多收取款项，只会按照实际价格收取。那么，武钢华南公司在通知新阳公司付款时，便应该通知新阳公司按照货物的总量付款。但无论是按照《委托书》上的钢材数量，还是按照实际交付的钢材数量计算，即使按照4000元／吨计算，新阳公司实际已多支付了款项。但是，武钢华南公司很显然是理所当然地接受了，至今也没有返还多支付的部分给新阳公司。该事实反映了如此的交易方式对双方而言经常发生，新阳公司会多支付款项，武钢华南公司亦接受。
2.不能仅凭新阳公司支付了4000万元便认为新阳公司同意按照4000元／吨进行结算，若如此，新阳公司少付款，是否也可以按照实际付款金额结算。武钢华南公司既然无法举证证明双方已同意变更合同单价，即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3.新阳公司正常的销售行为，与本案讼争《销售合同》单价是否已变更为4000元／吨无任何关联性。新阳公司是钢材销售企业，无论是以3600元／吨，还是4000元／吨，甚至是4200元／吨购买钢材，新阳公司均有权利决定钢材卖出时价格。新阳公司为何要放弃以3600元／吨的价格，而改用以4000元／吨的价格购买钢材。从交易常理出发，新阳公司不可能放弃可以获得的更高额的回报。
4.钢材行业有其自身的特点及发展的难处，钢材企业每次交易时都会或多或少地多支付款项，此情形在钢材行业非常普遍。新阳公司向武钢华南公司多支付货款之外的款项，是新阳公司经营过程中的选择，亦符合经营需要。新阳公司多支付款项等于告知武钢华南公司继续合作的意愿，武钢华南公司在收款后没有退回，之后会在新阳公司提出购买钢材时优先为新阳公司安排货物及交易。此种交易方式在钢材市场十分普遍，因为，预先确定继续合作，无论对于钢厂的生产或钢材企业的货源，均得到了保证。
四、原审对合同中约定的“预结算价格”理解错误。
1.原审将上述“预结算价格”理解为不确定价格，双方可以变动，属不了解钢铁贸易方式所产生的误解。本案中的“预结算价格”，是指在交货日（2012年10月）武钢华南公司于指定地点（南海九江码头）的交货价格，该价格固定不变，变的只可能是运费。因为，在交易过程中，由于钢厂发货的原因，往往不是在指定地点交货，而是在指定地点附近交货。那么，双方就要结算运费，多退少补。就本案讼争《销售合同》项下的货物，就不是在九江码头交货，而是在顺德乐从交货。由于武钢华南公司把货物从九江码头运往顺德乐从，多支付了10元／吨的运费，新阳公司则少支付了10元／吨的运费。所以，双方的结算价格应是3610元／吨，多出的10元／吨属于运费范畴，与双方的钢材交易价格无关。如果货物是铁路运输，一般是在南海大沥三眼桥车站交货，则双方的结算价格为3570元／吨。因为新阳公司须把货物从上述地点拉到九江码头，每吨要支付30元运费，武钢华南公司则少出了30元／吨的运费。由此可见，双方的钢材交易价格3600元／吨是不变的，变的只是九江码头到交货地点的运费。双方在前的多份交易合同中没有约定“预结算价格”，是因为在前的多次交易基本是现货交易，武钢华南公司已经有货在指定地点，双方不存在运费补差问题。而本案的交易为期货交易，交货地点存在不确定性。
2.钢铁贸易中存在浮动价格合同与固定价格合同，两者最大区别是浮动价格合同没有明确交易价格。一般而言，钢厂与经销商签订的都是固定价格合同，因为钢铁价格变动较大，签合同当天为3600元／吨，交货时可能不到3000元／吨，钢厂不会承担价格变动的风险。新阳公司与武钢华南公司交易多年，交易额达几个亿，均是采取固定价格合同（包括本案交易）。这几年钢材价格下跌，新阳公司承受了几千万元的损失，都是固定价格合同带来的风险。浮动价格合同则是在合同中不写明价格，在单价栏中，会注明“以交货日欧浦钢网（或兰格钢铁网）的现货价格下浮100元／吨进行结算”，此种合同才是原审所推定的合同。而本案讼争《销售合同》明确约定交易价格为3600元／吨，不属于浮动价格合同。
五、武钢华南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时间交货，违约事实清楚，应承担赔偿责任。
1.合同约定“款到发货”，虽然顾名思义就是货款支付完毕后武钢华南公司才交付货物，但“款到发货”的前提条件却是武钢华南公司在新阳公司付款前必须已经准备好所交付的货物，才能确保新阳公司付款后可以立即交付货物。一审期间，武钢华南公司提交水路货物运单，称2012年10月27日从武汉运至南海九江的4856.88吨钢材便是为新阳公司生产的钢材。由此可清楚反映：在2012年10月份，武钢华南公司根本不可能按量、按时交货，此时，武钢华南公司已经违约。既然武钢华南公司并未准备好交付的货物，新阳公司当时并不需要履行付款义务。
2.武钢华南公司辩称，2012年11月至2013年1月期间，双方就合同单价一直协商，因价格未谈成没有交货。新阳公司对于武钢华南公司的上述辩称不予确认，但武钢华南公司的上述辩称正好说明其在准备好货物后通知新阳公司，新阳公司才能向武钢华南公司付款，而且，并不是新阳公司在上述期间没有付款所以武钢华南公司才未交货。
3.新阳公司支付货款后，武钢华南公司并未立即交付所有的货物，直至2013年4月份才全部交付完毕。武钢华南公司在新阳公司付款后没有立即全部交付，已经是违反了合同的约定，其在2013年1月份交付货物时再次违约。
六、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合同作为双方履行的依据，应根据合同判断双方是否依约履行了义务。就本案讼争《销售合同》而言，在已有明确的合同单价且无证据显示双方对合同单价进行过变更的情况下，应确认钢材单价由始至终是3600元／吨。即使新阳公司多支付了大笔款项，仍应按照合同约定的价格认定交易单价为3600元／吨。
综上，新阳公司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新阳公司的原审全部诉讼请求并由武钢华南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
上诉人新阳公司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如下新的证据：
1.2008年至2009年转账凭证及增值税发票多份（原审证据7，原件），拟证明双方之间存在长期合作关系，交易密切、稳定且金额巨大，仅在上述期间，双方之间钢材买卖交易金额已超过1亿元；
2.2012年11月1日至12月31日预期收益表一份，拟证明如果武钢华南公司按期交货，新阳公司将货物对外销售，可获得的收益约为411万元；
3.《证明》（11页）及出具《证明》单位营业执照各两份，拟证明武钢华南公司实际交货时间为2013年1月11日至4月19日，武钢华南公司逾期交货，而且，武钢华南公司共交货9654.35吨，同时证明新阳公司销售该批钢材的时间；
4.新阳公司于2013年1月11日至4月7日销售盈亏情况表两份，拟证明因武钢华南公司违约，新阳公司销售钢材时价格下跌，造成新阳公司损失2124875.76元；
5.未销售钢材损失情况表、兴业银行借款借据、兴业银行贷款偿还清单、产品质量证明书各一份及纳税申报表两份，拟证明因武钢华南公司未提供真实发票，造成新阳公司不能销售钢材，未能及时归还银行贷款，并因钢材价格下跌及利息成本增加，导致新阳公司经济损失3209537.85元；
上诉人武钢华南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3、4，证据2中的两份《证明》及证据5中的损失情况表均不属于二审中新的证据。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与本案无关；证据2、4及证据5中的损失情况表、两份纳税申报表为新阳公司单方制作，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3中两份《证明》的真实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联。其中，一份《证明》的出具人佛山市顺德区业勤钢铁实业有限公司与涉案《委托书》载明的收货主体佛山市顺德区业勤平板厂为不同主体，而且，新阳公司对涉案两份《委托书》的真实性无异议，表明武钢华南公司确实在2013年1月9日及3月4日分两次向新阳公司交付钢铁9975.23吨。新阳公司分两次在九江码头提货，武钢华南公司的交付义务已完成，至于新阳公司将货物送至哪个仓库储存，与本案无关。与此同时，该证据中两份营业执照均无原件核对，对真实性不予确认且与本案无关；对证据5中贷款偿还清单及产品质量证明书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中借款借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该3份证据材料的证明目的均有异议。质量证明书载明的发货日期为2012年10月17日，恰好证明武钢华南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水路货运单的真实性，并证明武钢华南公司依约于2012年10月17日装船发货，货物于同年10月底到达约定的交货地点佛山九江码头；借款借据载明的借款期限为2013年8月23日至2014年3月23日，结合原审中由中国银行出具的金额为3280万元的承兑汇票载明的相关内容，可知该借据上的款项2000万元系兴业银行划入新阳公司账户的贷款，而非新阳公司支付给武钢华南公司的货款，且借款时间在上述承兑汇票出具时间之后7个月，表明该款项与本案无关联。
经审查，本院对上诉人新阳公司提交的证据作如下认证：对双方就真实性均无异议的证据5中的贷款偿还清单及产品质量证明书，本院确认其真实性；证据1系新阳公司在原审中提供的证据7（复印件）的原件，来源合法，形式客观，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2、4及证据5中的未销售钢材损失情况表、两份纳税申报表，属新阳公司单方制作，武钢华南公司对真实性持有异议，而且，无其他证据佐证，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定；证据3与涉案两份《委托书》载明的内容相互印证，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5中的兴业银行借款借据与本案无关联。
上诉人武钢华南公司答辩称：原审对涉案钢材价格为4000元／吨及武钢华南公司不存在迟延交货的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合同约定的交货地点及实际履行地点没有变化，交货地点并非乐从仓库。新阳公司的上诉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驳回。
上诉人武钢华南公司上诉提出：
一、原审认定事实错误。
（一）原审将武钢华南公司举证的两份《委托书》认定为陈述事实错误。武钢华南公司在一审期间提交《委托书》（新阳公司签收的提货单明细表）两份，证明内容为新阳公司分别于2013年1月9日及3月4日，分两次向武钢华南公司提货热轧原卷共计9654.35吨。因计算有误，在新阳公司对该证据质证时立即更正提货重量为9975.23吨。结合上述事实，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关于证据种类和证明标准的相关规定和第七十五条关于当事人陈述的相关规定，武钢华南公司上述行为应为举证，并非当事人陈述。
（二）原审根据“禁止反言”原则，认为在武钢华南公司已确认交货重量且未提出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认定武钢华南公司确认的9654.35吨为交付钢材的重量错误。
1.武钢华南公司的上述行为并非反言，而是当庭对质证意见和证明内容的立即更正和最终确认。武钢华南公司在对新阳公司举示的证据5《被告交付的钢材数量明细表》进行质证时虽认可交付的钢材重量为9654.35吨，但武钢华南公司在举示证据3即两份《委托书》时立即向法庭更正了质证意见和证明内容，即上述交付的钢材重量为9975.23吨。结合一审庭审查明的事实，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八条关于质证的相关规定及第六十五条关于当事人提供证据的相关规定，武钢华南公司的上述行为是当庭对质证意见和证明内容的立即更正和最终确认，并非反言。
2.武钢华南公司有充分证据证明交付的钢材重量不是9654.35吨，而是9975.23吨。
（1）涉案两份《委托书》载明的合计提货重量为：7990.22吨＋1985.01吨＝9975.23吨，新阳公司当庭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认可。
（2）武钢华南公司在一审庭审调查时向新阳公司提问，依据销售合同第四条关于验收及提出异议期限的相关规定，新阳公司是否按约定的提出异议期限以书面方式向武钢华南公司提出异议新阳公司不但当庭回答未在约定的提出异议期限内以书面方式向武钢华南公司提出异议，而且还确认实际提货的重量、质量和规格等均符合合同约定，并无异议。新阳公司的上述回答充分印证了武钢华南公司实际交付的钢材重量为9975.23吨。
二、原审适用“禁止反言”的法律原则错误。
（一）武钢华南公司的上述行为并非反言，而是当庭质证意见和证明内容的立即更正和最终确认（事实与理由同上）。
（二）即使武钢华南公司的上述行为构成反言也不能适用“禁止反言”的法律原则。武钢华南公司在作出适用“禁反言”原则的行为后立即撤回，即武钢华南公司上述行为的作出与撤回的间隔过短，或者可以说是在同一过程中做出的行为，应认定在后作出的行为，即撤回行为，为最终有效的意思表示。而且，本案有充分证据和相关事实足以推翻原审适用“禁止反言”法律原则作出的推定结果（事实与理由同上）。
（三）原审适用“禁止反言”的法律原则，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作为法律依据。
综上，武钢华南公司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武钢华南公司返还新阳公司货款99080元；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新阳公司承担。
上诉人新阳公司答辩称，新阳公司收取的货物重量为9654.35吨，而非武钢华南公司主张的9975.23吨，武钢华南公司开具的发票载明的货物重量亦为9654.35吨。
上诉人武钢华南公司在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查，本院除对原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2008年期间，新阳公司多次向武钢华南公司付款，武钢华南公司多次向新阳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应本院要求，新阳公司对上述付款及发票项下的交易进行详细列表说明，反映双方在2008年期间存在多次钢材买卖交易，而且，基本上历次交易新阳公司均有多付款至武钢华南公司。
2012年5月29日，双方签订《销售合同》两份（以下分别简称《销售合同1》及《销售合同2》），同年5月30日，双方再次签订《销售合同》（以下简称《销售合同3》）一份。该3份《销售合同》载明的交货时间均为2012年6月，交货数量及公差均为“通常为＋0-5％”，载明的其他相关内容如下：
合同号数量（吨）含税单价（元／吨）交货地点总货款（元）结算规定11504200乐从指定仓库63万2012年5月29日前支付全额货款。以上价格为乐从指定仓库含税交货现款价。出库费及吊装费由需方自理。26004200乐从指定仓库252万2012年5月30日前支付全额货款。以上价格为乐从指定仓库含税交货预结算价。出库费及吊装费由需方自理。343.374500九江码头1951652012年5月31日前支付全额货款。以上价格为佛山九江战备码头含税交货价。出库费及吊装费由需方自理。上述3份合同均已履行完毕，履行过程中，付款、收货及开具发票具体情况如下：
合同号付款时间（2012年）付款金额（元）收货（吨）发票开具时间（2012年）发票金额（元）发票单价（元／吨）15.29103万145.925.30612863.99420025.29237万593.875.302494254.00420036.5381377.6043.375.30195165.0045002012年6月5日，武钢华南公司向新阳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份，载明的价税合计金额为479094.60元。新阳公司主张，该发票项下的交易为，新阳公司在上述3份销售合同项下多付款479094.60元（103万元＋237万元＋381377.60元-612863.99元-2494254.00元-195165.00元），武钢华南公司向新阳公司交付价值479094.60元的钢材并出具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双方两清。
2012年9月25日，双方签订本案讼争《销售合同》，该合同第一条明确约定货物规格（18种）、数量，对应上述18种规格的货物，约定的单价均为“含税单价3600元／吨”、交货地点均为“九江码头”、交货日期均为“2012年10月”，同时约定，合同总重1万吨，运输方式为水运，运费担当为“武钢办理运输，武钢负担运费”，金额3600万元，其中，总货款3600万元，总运费0元。
2013年1月8日及3月4日，新阳公司向武钢华南公司出具《委托书》两份，指示武钢华南公司将本案讼争《销售合同》项下的钢材送至顺德区乐从镇，并指定收货人为新阳公司，该两份《委托书》详细载明了钢材的品名、规格、重量、材质及进货仓库等，其中，载明的重量分别为7990.22吨及1985.01吨，合计9975.23吨。
2013年2月18日，武钢华南公司将载明开票日期均为2013年1月31日，编号为05357438-05357442的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通过快递方式寄交新阳公司。其后，因编号为05357442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记载的钢材规格型号有误，武钢华南公司于2013年3月5日补充开具编号为05379181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于次日再次通过快递方式将该发票寄交新阳公司。上述编号为05357438-05357441及05379181的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载明的货物重量合计9654.35吨，含税单价为4000元／吨。
2013年7月27日，新阳公司通过快递方式将上述编号为05357438-05357441及05379181的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退回武钢华南公司。
涉案由武钢华南公司开具的多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及所附《销售货物或提供应税劳务清单》，包括2008年、2012年期间以及本案讼争《销售合同》履行期间，均详细载明了货物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单价及金额等。
2014年5月13日，原审法院对双方制作《询问笔录》一份。新阳公司陈述，除本案讼争钢材买卖交易外，双方在前存在其他钢材买卖交易；武钢华南公司陈述，双方之间仅存在本案讼争钢材买卖交易，在前无钢材买卖交易。
原审庭审期间（2014年5月23日），新阳公司为证明武钢华南公司在本案讼争《销售合同》项下已交付的货物重量为9654.35吨的事实，举示由其自行制作的《被告交付的钢材数量明细表》一份，该明细表详细载明了货物规格、品名、合同量、到货量等，武钢华南公司质证认为，对该明细表的真实性无异议，其确实向新阳公司交付了9654.35吨的钢材。其后，武钢华南公司举示编号为05357438-05357442的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部分证明内容为“按照实际交货数量9654.35吨”。再后，武钢华南公司为证明新阳公司向其提货9654.35吨的事实，举示《委托书》两份。在新阳公司对武钢华南公司提供的上述两份《委托书》发表“对真实性无异议”的质证意见后，武钢华南公司陈述“更正证明内容，由于被告计算有误，其向原告交付的钢卷吨数是9975.23吨。”
本院二审庭审期间（2014年9月22日），武钢华南公司陈述，不清楚除本案讼争钢材买卖交易外，是否还有其他钢材买卖交易。本案讼争《销售合同》项下的钢材单价经双方口头协商一致，变更为4000元／吨，并以付款代替书面确认方式。武钢华南公司曾经按照9975.23吨的数量开具发票，但新阳公司称发票载明的规格有误，退回武钢华南公司。其后，武钢华南公司将双方没有异议的9654.35吨的发票补回，还有300多吨钢材的发票新阳公司未接受。《销售合同》中载明的单价及交付地点可通过协商进行变更，最终单价必须经双方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协商一致，若双方对最终单价不能协商一致，新阳公司可不付款，后续问题如何处理不清楚。其主张新阳公司在本案讼争《销售合同》项下实际收货9975.23吨的主要依据为，涉案两份《委托书》中载明的提货数量为9975.23吨，而且，新阳公司在一审庭审期间对货物交付数量及质量表示无异议；新阳公司陈述，《销售合同》是格式合同，载明的单价及交付地点不可变更，若变更，必须通过书面方式确认。无论钢材市场价格如何变动，《销售合同》签订后，除书面变更外，必须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盈亏自负，风险自担。
本院二审法庭调查期间（2014年11月5日），武钢华南公司陈述，双方之间仅存在本案讼争交易，在前无其他钢材买卖交易。不清楚武钢华南公司为何在前向新阳公司开具多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及新阳公司支','2018-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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