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黑09民终16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七台河市金沙农场,住所地七台河市新兴区金沙农场场部。
法定代表人：ＸＸ，场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兴福，男，汉族，该场第五管理区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程伟，黑龙江桃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加海，男，汉族，农户，现住本市金沙农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希泉，黑龙江哈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佳丹，女，汉族，无职业，现住本市桃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希泉，黑龙江哈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原告：刘乐贤，男，汉族，金沙农场退休人员，现住本市金沙农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希泉,黑龙江哈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七台河市金沙农场(以下简称金沙农场)与上诉人刘加海、刘佳丹,原审原告刘乐贤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不服新兴区人民法院（2017）黑0902民初7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9日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金沙农场委托诉讼代理刘兴福、程伟，上诉人刘加海及与刘佳丹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希泉，原审原告刘乐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希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金沙农场上诉请求：1、依法判决撤销（2017）黑0902民初753号第二项，依法改判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不属于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依法应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对本案的事实和法律关系认定均错误。原审法院以被上诉人与农村农民从事种地职业区别不大，将被上诉人的身份定向为集体经济成员，并且，将本案案由确定为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缺少法律依据。《物权法》第五十九条“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和第六十三条“集体所有的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破坏。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者其负责人作出的决定侵害集体成员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集体成员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从此规定来看，必须是集体经济成员才有权提起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之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村民委员会根据村民居住状况、人口多少，按照便于群众自治，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的原则设立。村民委员会的设立、撤销、范围调整，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提出，经村民会议讨论同意，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村民委员会可以根据村民居住状况、集体土地所有权关系等分设若干村民小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指村民委员会及下设的村民小组，对于其成员根据本法规定指的是户籍登记在本村的村民。从本案来看，被上诉人及原审原告系城镇居民，不是农村村民，作为原告不适格，通过上诉人提交的营业执照可以证实上诉人系全民所有制国有企业，不是村民委员会也不是村民小组，不是集体经济组织，作为被告也不适格。作为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的主体来看，被上诉人及原审原告和上诉人均不适格，依法应驳回起诉。原审法院认定本案的法律关系不符合事实，违反了《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规定的人民法院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的规定，适用法律错误。二、原审法院擅自改变原审原告和被上诉人的主张的事实，违反“不告不理”的原则，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在阐述原审原告和被上诉人诉称时称原审原告与家庭成员在承包期内逐年开荒，其耕种土地面积达490亩，2011年经家庭协商一致从被上诉人刘加海承包的土地中分给被上诉人刘佳丹230亩，由刘加海统一耕种等事实，与原审判决（2016）黑0902民初618号中阐述的原告主张的事实完全不同。但在本次重审中，原审原告和被上诉人均未提出对诉讼请求和主张事实的变更，上诉人也未收到变更主张事实的诉状，本次重审判决却对原审原告和被上诉人的主张的事实进行变更和增添，严重违反了我国民事诉讼法确定的“不告不理原则”。原审法院在判决中认定原审原告将承包的荒地15亩交给被上诉人刘加海，其承包的15亩已包含在被上诉人刘加海的承包土地范围内，并与上诉人形成新的土地承包关系，原审原告与家庭成员在承包期内逐年开荒，其耕种土地面积达485亩，与上诉人形成长期稳定承包关系，每年一签承包合同，交纳承包费用。2011年经家庭协商一致从被上诉人刘加海承包的土地中分给被上诉人刘佳丹230亩，由刘加海统一耕种等事实，均缺乏证据证实，违反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首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六十三条“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无论当事人还是人民法院主张或认定事实必须有证据证明或证实。但原审法院认定的上述事实，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本次重审被上诉人和原审原告均未提交新证据，从原审被上诉人及原审原告提交的七份证据来看，证明承包关系的《黑龙江省勃利种畜场“五荒”土地使用权承包合同书》和《黑龙江省七台河市金沙农场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2013年5月6日），但以上承包合同只能证明1996年12月31日原审原告与上诉人签订了“五荒”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承包荒地15亩，承包期限20年，并不能证实将承包的荒地15亩交给被上诉人刘加海，其承包的15亩已包含在被上诉人刘加海的承包土地范围内，并与上诉人形成新的土地承包关系。更不能证实原审原告与家庭成员在承包期内逐年开荒，其耕种土地面积达485亩，与上诉人形成长期稳定承包关系，每年一签承包合同，交纳承包费用。2013年被上诉人承包土地，期限为一年，但并不能证实从被上诉人刘加海承包的土地中分给被上诉人刘佳丹230亩，由刘加海统一耕种。而且，从被上诉人及原审原告证实的问题来看，也互相矛盾，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缺少证据证实，依法不应认定。其次，原审原告未经上诉人同意，转让其土地承包经营权也是无效的。上诉人与原审原告于1996年12月31日签订的《勃利种畜场“五荒”土地使用权承包合同书》第十条约定“未经发包人同意，擅自变更土地使用权人的，其变更行为无效”。原审法院认定本合同有效，但又认定擅自转让有效，判决内容和认定事实相互矛盾。最后，被上诉人未经上诉人同意，擅自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也是无效的。依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黑龙江省七台河市金沙农场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第六条第三项明确约定不得擅自转让国有土地承包合同，未经上诉人同意转让行为无效。原审法院认定本份合同有效，但又认定擅自转让有效，判决内容和认定事实也相互矛盾。三、土地补偿费的权利主体和补偿对象是上诉人，被上诉人无权请求征地土地补偿费，上诉人依法也应驳回其诉讼请求，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从我国法律来看，享有土地补偿费的权利主体或补偿对象不是被征收土地上的农民、农业职工或移民，而是土地所有的组织或法律和法规确定具有使用权的组织。首先，从《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来看土地补偿费所有权人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而不是被征收土地上的农民，作为被征收土地上的农民有权获得的是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无权主张土地补偿费。其次，本案来看是因汪清水库消险扩建工程导致的移民征地，依据《土地管理法》第五十一条“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收土地的补偿费标准和移民安置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的规定，应适用《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的规定，依据该规定第三十条“农村移民在本县通过新开发土地或者调剂土地集中安置的，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将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和集体财产补偿费直接全额兑付给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农村移民分散安置到本县内其他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的，应当由移民安置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与县级人民政府签订协议，按照协议安排移民的生产和生活。”第三十一条“农村移民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其他县安置的，与项目法人签订移民安置协议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将相应的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资金交给移民安置区县级人民政府，用于安排移民的生产和生活。农村移民跨省安置的，项目法人应当及时将相应的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资金交给移民安置区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用于安排移民的生产和生活。”第三十二条“搬迁费以及移民个人房屋和附属建筑物、个人所有的零星树木、青苗、农副业设施等个人财产补偿费，由移民区县级人民政府直接全额兑付给移民。”第三十三条“移民自愿投亲靠友的，应当由本人向移民区县级人民政府提出申请，并提交接收地县级人民政府出具的接收证明；移民区县级人民政府确认其具有土地等农业生产资料后，应当与接收地县级人民政府和移民共同签订协议，将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交给接收地县级人民政府，统筹安排移民的生产和生活，将个人财产补偿费和搬迁费发给移民个人。”的规定，土地补偿费给付或有权接收使用的集体经济组织或人民政府，作为移民能够享有和请求的是搬迁费以及移民个人房屋和附属建筑物、个人所有的零星树木、青苗、农副业设施等个人财产补偿费，无权也无资格要求土地补偿费。最后，上诉人属于国有企业或国有农场，依据《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加强国有农场土地使用管理的意见》（国土资发〔２００８〕２０２号）第三部分即规范国有农场土地使用权收回行为规定中规定，因国家经济建设或地方公益性建设需要收回国有农场农用地的，需依法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并参照征收农民集体土地的补偿标准进行补偿；对于怎样参照补偿分配，2009年9月18日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农业部办公厅作出关于收回国有农场农用地有关补偿问题的复函[国土资厅函〔２００９〕８５０号]，明确规定：依据《土地管理法》及《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有关规定，征收农村集体土地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其中，土地补偿费给土地所有者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安置补助费用于安置被征地农民，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归其所有者所有。收回国有农场农用地也应按照上述原则进行补偿，即将收回国有农场农用地的补偿分为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具体的补偿费用标准由地方自行规定，但应保持失地的国有农场职工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其中，国有农场土地归国家所有，但国有农场享有土地的长期使用权，土地补偿费应当给予国有农场。长期承包国有农场农用地并将其作为生产生活主要来源的农业职工，失地后自谋职业并与农场解除劳动关系的，安置补助费给予个人；但由国有农场重新安排就业岗位的，安置补助费给予国有农场。对于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按照“谁投入、谁获得”的原则给予补偿。从该规定可见土地补偿费归属权利主体是国有农场，从本案来看土地补偿费属于上诉人，被上诉人不符合安置补助费的给付条件，被上诉人无权主张。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错误，该项判决应予撤销。四、原审原告已退休，被上诉人不是上诉人的职工，不具有取得安置补助费的资格，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据《黑龙江省国有农场土地承包管理办法（试行）》第十条“常年有固定薪金收入的在职、在岗的各级管理人员、工勤人员、教职员工、在社保部门或国有农场领取离退休金的离退休人员、1997年12月31日后户籍由农村迁入本场并在原村已分配耕地的人员和自愿申请不参加责任田承包的人员，均不享有责任田的承包权。”的规定，原审原告不享有责任田的承包权，并且，有社会保险的保障，更谈不上享有安置补助费的权利。被上诉人只是上诉人土地的承包人，并不是上诉人的职工，安置补助费是对具有劳动关系的职工，并且要解除劳动关系才能给予个人。被上诉人不具有获得安置补助费的资格，依法也不应给予安置补助费。五、原审法院混淆了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和土地征用补偿的法律关系，上诉人依据承包管理方案，给以被上诉人相关补贴和补偿，被上诉人拒绝领取，上诉人不存在过错和侵权，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错误。本案是汪清水库消险扩建工程建设涉及征用土地补偿的纠纷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原审法院将两种法律关系混为一谈。而且，上诉人对于被上诉人涉及汪清水库淹没土地的均采取了虚拟流转的方式进行补贴或相关补偿，但被上诉人拒绝享受或领取相关待遇，是自行放弃权利，上诉人无任何责任和过错，更谈不上侵权。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是错误，应予纠正及撤销错误的判项。六、本案不属于必要共同诉讼，被上诉人不能作为共同原告，并且，已经生效裁定所确认，依法应驳回其起诉。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七十三条“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通知其参加；当事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加。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应当进行审查，申请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申请理由成立的，书面通知被追加的当事人参加诉讼。”从本案来看原审原告刘乐贤主张的是荒地15亩被证收，被上诉人刘加海主张67.5亩耕地被征收，被上诉人刘佳丹67.5亩被征收，土地位置、面积、性质、主体均不同，诉讼标的不是共同的，原审法院认为诉讼请求都是土地安置补偿费用就是诉讼标的共同的，这是错误的。如果是这样所有请求土地安置补偿费用的案件均可以合并审理，诉讼请求相同不是认定诉讼标的共同的唯一依据，还需要共同诉讼人与对方当事人之间是同一个诉讼标的，而本案显然不属于此种情形，不符合必要共同诉讼的条件，不能作为共同原告。而且，上诉人并未同意合并审理，原审法院适用错误。
刘加海、刘佳丹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七台河市新兴区人民法院法院（2017）黑0902民初753号民事判决书；二、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诉讼请求，判令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征地安置补助费2,165,344.16元（145亩×666.67平方米×32元/平方米×70%）；三、本案的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审判决被上诉人以32元/平方米，按照35%的标准给付上诉人安置补助费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对于原审法院认定本案的相关事实不持异议；但是，对于原审法院以32元/平方米，按照35%的标准给付上诉人征地补偿款的判决不予认可，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的判决缺少合法性，属于适用法律错误。首先，上诉人要求给予安置补助费的请求是合理合法的，被上诉人依法定标准给予上诉人安置补助费也是理所应当的。按照《（国土资发[2008]202号）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加强国有农场土地使用管理的意见》第三条：因国家经济建设或地方公益性建设需要收回国有农场农用地的，需依法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并参照征收农民集体土地的补偿标准进行补偿；需要收回国有农场建设用地的，参照征收农民集体建设用地的补偿标准进行补偿，保障农场职工的长远生计。依法收回国有农场土地使用权，应给予经济补偿。经济补偿参照征收农民集体土地的补偿标准计算，并安排相应的社会保障费用。显然，被上诉人无视相关法律法规，拒绝对上诉人给予安置补偿的行为是违法的，原审法院应该依据法定标准，足额给予上诉人安置补助费，原审法院以32元/平方米，按照35%的标准给付上诉人安置补助费的做法是错误的。其次，上诉人在原审诉讼时，主张在征地补偿标准32元/平方米基础上，要求安置补助费按照70%分配给上诉人，是有法可依的。本案分配问题，黑龙江省人民政府“黑政发[2014]34号”《黑龙江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实施办法》第二十八条：“涉及使用国有农用地的土地补偿可参照本办法执行。”毫无疑问，本案事实即可参照该办法执行。按照该办法第七条：“按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确定的征地补偿费，70%用于安置被征地农民的补助”。对此，原审法院在原审判决中也提到了“黑政发[2014]34号”《黑龙江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实施办法》，然而，原审法院却按照35%的标准予以判决，上诉人对于原审法院的做法不能理解，对于原审法院论述的理由不能接受，对于原审法院的判决结果不认可，原审法院凭什么有法不依。上诉人认为，既然有明确的规定，即“黑政发[2014]34号”《黑龙江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实施办法》，第七条“按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确定的征地补偿费，70%用于安置被征地农民的补助”，那么，原审法院就应该遵照执行，而无权任意改动。可是，原审法院却按照35%的标准做出判决，原审法院的做法令上诉人不能理解，上诉人甚至怀疑是否是原审法院迫于被上诉人的压力，有意不予按照规定标准支持上诉人的诉讼主张。原审法院并未做到依法判案，只能提起上诉，依法维权。
刘加海、刘佳丹、刘乐贤一审诉讼请求:原告刘乐贤于1973年在被告处参加工作，从事多种岗位；从1983年开始承包土地，以耕地收入维持家庭生活。1996年12月31日，原告刘乐贤与被告签订《勃利种畜场“五荒”土地使用权承包合同书》，承包荒地面积15亩（位于汪清水库上游淹没区域），承包期限20年。嗣后，原告刘乐贤在承包期限内与家庭成员逐年开荒，其耕种土地面积490亩，与被告形成长期稳定承包关系，每年一签承包合同，交纳承包费用，享受国家耕地补贴政策待遇至今。2007年初，原告刘乐贤将自己承包的土地全部交由原告刘加海耕种、经营和管理，其收益及享受国家耕地补贴政策等权益圴由原告刘加海享有。嗣后，原告刘加海按照被告对土地管理的方式，以家庭成员承包的资格每年与被告签订《黑龙江省七台河市金沙农场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并履行至今。2011年初，经家庭协商一致同意从原告刘加海承包的土地范围内分给原告刘佳丹土地230亩，该土地仍由原告刘加海代替原告刘佳丹每年与被告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交纳承包费用，其土地由原告刘加海统一耕种、经营和管理，其收益或享有国家耕地补贴由家庭自行分配。2012年4月份，由于汪清水库消险增容扩建工程（以下简称汪清水库扩建工程）建设需要，征用三原告承包的部分耕地，征用原告刘乐贤承包五荒耕地面积15亩，征用原告刘加海承包耕地面积65亩，征用原告刘佳丹承包耕地面积65亩，共征用三原告的耕地面积145亩。2012年4月23日，七台河市人民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汪清水库移民征地有关事宜。2012年4月25日，被告在未与三原告协商，也未解除土地承包合同，与汪清水库扩建工程指挥部签订《汪清水库消险增容扩建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工作协议书》，其中约定，1征地位置金沙新区第二、三、六作业管理区；2征地面积5684872平方米；3征地补偿标准32.00元/平方米。三原告承包耕种土地面积内的145亩处于汪清水库扩建工程征用土地范围之内。三原告认为，被告与汪清水库扩建工程指挥部签订征地补偿协议，确定征地补偿标准每平方米为32.00元标准过低，侵犯了三原告的合法权益；而且，征地补偿资金已经拨付给被告，被告就应该在征地补偿标准每平方米32.00元的基础上，依法、公平、合理地给付三原告应得的征地安置补偿费用；同时，被告未制定、公布土地安置补偿费用的分配方案，而是采取单独与被征用土地农户协商的方式，预给付三原告土地安置补偿费用共计206,200.00元，每平方米（145亩×666.67平方米）不到5.00元，被告损害了三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按征地补偿标准每平方米32元的70%（145亩×666.67平方米×32.00元×70%）给付三原告征地安置补偿费2,165,344.16元并承担本案一切费用。同时，三原告在重审认为，刘加海、刘乐贤、刘佳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始终由刘加海以家庭承包方式耕种、经营和管理，其收益由家庭自行分配，共同起诉，符合法律规定。
金沙农场一审辩称，对三原告陈述承包土地及被征用土地的相关事实无异议，但请求享有土地补偿费的诉求不符合法律规定。三原告与被告之间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是一年一签，征用土地时，承包期限已届满，不在合同承包期内，根据黑龙江省七土联（1997）9号文件规定，三原告不属于安置对象，无权主张。原被告之间是国有农场和职工之间的关系，不是村民与村民委员会之间的关系，所以，三原告主张每平方米32.00元的标准按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分配比例的70%给付没有法律依据。另外，被告是全民所有制企业，不是集体经济组织，三原告也不是农民，不具有农村集体组织成员的资格；同时，三原告各自与被告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具有合同相对性，三原告不是必要的共同原告，不应共同诉讼；综上，三原告不享有土地补偿费的权益，请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初，因汪清水库消险增容扩建工程建设需要征用被告土地，三原告承包的部分耕地也在征用土地范围之内。2012年4月23日，七台河市人民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汪清水库移民征地有关事宜；2012年4月25日，被告在未与三原告协商，也未解除土地承包合同，与汪清水库扩建工程指挥部签订《汪清水库消险增容扩建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工作协议书》及2014年第56次七台河市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其中约定，1征地范围及位置为金沙新区第二、三、六作业管理区；2征地面积200公顷；3征地补偿标准32.00元/平方米。嗣后，三原告与被告多次协商，被告同意给付三原告土地安置补偿费用共计206,200.00元。三原告认为，被告与汪清水库扩建工程指挥部签订征地补偿协议，确定征地补偿标准每平方米为32.00元标准过低，侵犯了三原告的合法权益；而且，征地补偿资金已经拨付给被告，被告就应该在征地补偿标准每平方米32.00元的基础上，依法、公平、合理地给付三原告应得的征地安置补偿费用；同时，被告未制定、公布土地安置补偿费用的分配方案，而是采取单独与被征用土地农户协商的方式，预以每平方米（145亩×666.67平方米）不到5.00元，被告损害了三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按征地补偿标准每平方米32元的70%（145亩×666.67平方米×32.00元×70%）给付三原告征地安置补偿费2,165,344.16元并承担本案一切费用。同时，三原告在重审认为，刘加海、刘乐贤、刘佳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始终由刘加海以家庭承包方式耕种、经营和管理，其收益由家庭自行分配，共同起诉，符合法律规定。
一审法院审理中，主持双方当事人经现场勘验实际测量，三原告承包耕种土地面积内的部分耕地处于汪清水库扩建工程征用土地范围之内；原告刘乐贤承包荒地15亩，已交给原告刘加海耕种、经营，并与被告长期形成新的土地承包关系，其承包土地15亩已包含在原告刘加海承包土地范围内，确定征用原告刘加海承包耕地面积80亩，征用原告刘佳丹承包耕地面积65亩，共征用耕地面积145亩。原告刘乐贤于1973年在被告处参加工作。从1983年开始承包土地，以耕地收入维持和改善家庭生活水平。1996年12月31日，原告刘乐贤与被告签订《勃利种畜场“五荒”土地使用权承包合同书》，承包荒地面积15亩（位于汪清水库上游淹没区域），承包期限20年。嗣后，原告刘乐贤与家庭成员在承包期限内逐年开荒，其耕种土地面积达485亩，与被告形成长期稳定承包关系，每年一签承包合同，交纳承包费用，享受国家耕地补贴政策待遇至今。2007年初，原告刘乐贤将自己承包的土地全部交由原告刘加海耕种、经营和管理，其收益及享受国家耕地补贴政策等权益圴由原告刘加海享有。2010年，原告刘加海按照被告对土地管理的方式，以家庭成员承包的资格每年与被告签订《黑龙江省七台河市金沙农场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并履行至今。2011年初，经家庭协商一致同意从原告刘加海承包的土地范围内分给原告刘佳丹土地230亩，该土地仍由原告刘加海代替原告刘佳丹每年与被告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交纳承包费用，其土地由原告刘加海统一耕种、经营和管理，其收益或享有国家耕地补贴由家庭自行分配。2017年4月10日，原告刘加海与被告签订《黑龙江省七台河市金沙农场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承包土地面积为175亩，原告刘加海代替原告刘佳丹与被告签订《黑龙江省七台河市金沙农场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承包土地面积为165亩，并交纳承包费用，领取耕地补贴。另查明，原告刘乐贤与原告刘加海、刘佳丹系父子女关系。原告刘乐贤系被告职工，于2014年退休，享受职工退休待遇。原告刘加海、刘佳丹系被告人员，无职业，始终长期稳定从事土地耕种，靠土地收入维持和改善生产、生活水平，其性质属于农户。庭审中，三原告要求被告比照农村土地被征用，按70%比例给付三原告土地安置补偿费；被告主张三原告不是土地安置对象，不享有土地补偿费的权益，双方争议较大，调解无效。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国有农场土地被征用，因土地安置补偿费与农户产生争议引发纠纷的法律关系，应适用土地法、农业法、物权法、合同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及国家政策和相关文件的规定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土地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土地的所有权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第九条规定“国有土地和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依法确定给单位或者个人使用。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有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土地的义务。”第十五条规定“国有土地可以由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发包方和承包方应该订立承包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土地承包经营的期限由承包合同约定。承包经营土地的单位和个人，有保护和按照承包合同约定的用途合理利用土地的义务。”第四十七条规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第四十八条规定“征地补偿方案确定后，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公告，并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第四十九条规定“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将征收土地的补偿费用的收支状况向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公布，接受监督。禁止侵占、挪用被征收土地单位的征地补偿费用和其他有关费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农业，是指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等产业，包括与其直接相关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本法所称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业企业和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农村土地，是指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第三条规定“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第十五条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第十六条二款规定“承包地被依法征收、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第五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四款规定“涉及农村土地承包民事纠纷，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第三条规定“承包合同纠纷，以发包方和承包方为当事人。前款所称承包方是指以家庭承包方式承包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村土地的农户，以及以其他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的单位或者个人。”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地被依法征收，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的，应予支持。承包方已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以转包、出租等方式流转给第三人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青苗补偿费归实际投入人所有，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归附着物所有人所有。”第二十三条规定“承包地被依法征收，放弃统一安置的家庭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安置补助费的，应予支持。”《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第三条规定“国家实行开发性移民方针，采取前期补偿、补助与后期扶持相结合的办法，使移民生活达到或者超过原有水平。”《（国土资发[2008]202号）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加强国有农场土地使用管理的意见》第三条规定“因国家经济建设或地方公益性建设需要收回国有农场农用地的，参照征收农民集体土地的补偿标准进行补偿，保障农场职工的长远生计。依法收回国有农场土地使用权，应给予经济补偿。经济补偿参照征收农民集体土地的补偿标准计算，并安排相应的社会保障费用。”《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征地管理工作的通知》第一条第三款规定“合理分配征地补偿费。实行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区片综合地价后，省级国土资源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按照征地补偿主要用于被征地农民的原则，结合近年来征地实施情况，制定完善征地补偿费分配办法，报省级政府批准后执行。征地批准后实施时，市县国土资源部门要按照确定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及时足额支付补偿安置费用；应支付给被征地农民的，要直接支付给农民个人，防止和及时纠正截留、挪用征地补偿安置费的问题。”《（国土资厅函（2009）850号）国土资源办公厅、农业部办公厅作出关于收回国有农场农用地有关补偿问题的复函》内容“经研究，现对《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加强国有农场土地使用管理的意见》（国土资发[2008]202号）中'因国家经济建设或地方公益性建设需要收回国有农场农用地的，参照征收农民集体土地的补偿标准进行补偿'等内容解释如下：土地补偿费给土地所有者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安置补助费用于安置被征地农民，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归其所有者所有，但应保持失地的国有农场职工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期承包国有农场农用地并将其作为生产生活主要来源的农场职工，安置补助费给予个人；但由国有农场重新安排就业岗位的，安置补助费给予国有农场。”《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黑龙江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实施办法的通知》第七条规定“按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确定的征地补偿费，70%用于安置被征地农民的补助，30%用于持有集体土地所有权的集体经济组织安排基础和公益设施建设、兴办村办企业和被征地农民的生活补助等。”第二十八条规定“涉及使用国有农用地的土地补偿可参照本办法执行。”原告与被告签订《黑龙江省七台河市金沙农场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格式样本）》（甲方为被告，乙方为原告）第一条约定“乙方为有权代表家庭承包土地的承包人，乙方应在本合同上签字，视为已取得家庭其他承包人的授权。”第三条约定“合同一年一签订。”第四条三款约定“乙方有权按照甲方制定的当年《农业生产、土地承包办法》规定的条件享有土地承包权，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第四条五款约定“乙方有权享受国家惠农政策的权利。”第五条二款约定“合同签订后，尚未耕种，甲方按所征用的面积另行安排同等面积的承包土地；作物播种后，甲方按所征用的面积，根据前三年的农作物平均产量及价格，给予乙方经济补偿。乙方拒不遵守以上各项规定，甲方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同时在下一年度中取消其承包土地。”第七条二款约定“如遇国家、省、市、区政府公益设施建设、民生安居工程、发展规划需要及矿产开发、文物挖掘等事项，甲、乙双方无条件服从用地的需要，双方依据政策享受补偿权，但不得采取任何方式的阻挠、干扰。”第八条约定“履行本合同时，如发生纠纷，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在本案中，原告刘乐贤与被告签订《黑龙江省勃利种畜场“五荒”土地使用权合同书》，后由原告刘加海耕种、管理与被告签订《黑龙江省七台河市金沙农场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后经家庭协商同意在原告刘加海承包土地范围内分给原告刘佳丹土地，由原告刘加海代替原告刘佳丹与被告签订《黑龙江省七台河市金沙农场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统一由原告刘加海耕种、经营和管理，其收益由家庭自行分配，每年一签承包合同，与被告形成了长期稳定的承包关系，并交纳承包费用，享受国家耕地补贴待遇至今。因原告刘乐贤已将承包的土地交由原告刘加海耕种、经营和管理，后原告刘加海与被告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并实际履行，原告刘乐贤不再是原土地承包人，原告刘加海及代替原告刘佳丹与被告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已连续履行至今，双方签订的合同内容未违反国家禁止性规定，符合国家惠农相关政策，因此，原告刘加海、刘加丹与被告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有效，应依法受到保护。关于三原告是否享有土地安置补偿费权益问题；三原告主张享有土地安置补偿费的权益，要求被告给付三原告土地安置补偿费；被告提出三原告是国有农场的职工，依据黑土1997(9)号文件的规定，不属于安置对象；同时，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属于农村承包土地关系，是国有农场和职工之间的关系，被告是国有农场，不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三原告与被告之间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是一年一签，在征用土地时，承包期限已届满，三原告不享有主张土地补偿费的权利，其抗辩理由不符合法律和政策的规定。虽然被告属国有农场性质，其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土地使用权由国家授权归被告使用，并享有管理、经营、收益的权利。根据被告管理模式及现状，被告管理的人员有两类，一类是农场职工，享有职工社保、医保等福利待遇；一类是农户，靠长期稳定耕种土地来解决和维持生产、生活水平，不享有农场任何福利待遇；原告刘乐贤属于农场职工，并将自己承包的土地交由原告刘加海经营和管理，原告刘加海与被告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与被告形成了新的承包关系，原告刘乐贤丧失原承包人的资格。因此，原告刘乐贤不属于安置对象，不享有土地安置补偿费的权益；原告刘加海、刘佳丹属于农户。依据国家政策和被告制定《农业生产、土地承包办法》的规定与被告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原告刘加海、刘佳丹始终长期稳定从事耕种土地，靠土地的收入来解决和维持其生产、生活水平，不享有社会福利待遇，与农村农民从事种地职业区别不大；同时，近年来国家颁布的相关“三农”政策包括农村、农民和国有农场从事耕种土地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因公益设施、关乎国计民生等重大基础建设和水库扩容、扩建等工程，需征用、征占土地，在土地补偿费等方面，均规定和体现了在征用、征占土地时，土地安置费要给个人，不得降低被征用土地个人原有生活水平和生产能力，在原有生活水平和生产能力基础上要扶持和提高，要给予一定的安置和社会生活、生产保障。从以上法律和政策规定可以认定，原告刘加海、刘佳丹属于长期稳定耕种土地的农户，属于安置对象，享有土地安置补偿费的权益。因此，对原告刘乐贤的主张不予采纳；对原告刘加海、刘佳丹的主张予以采信；对被告的部分辩解意见不予采纳。关于三原告是否属于共同诉讼当事人问题；三原告与被告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并长期稳定形成土地承包关系；当发生被征用土地安置费分配纠纷时，三原告诉讼请求均要求被告给付土地安置补偿费用，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属于同一种关系，三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本案利害关系，属于共同诉讼当事人。本院为节省诉讼成本，合理利用审判资源，减少诉累，在征得当事人同意采取合并审理，符合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并无不妥之处；但原告刘乐贤已丧失原承包人的资格，不是本案适格原告，原告刘加海、刘佳丹是本案适格原告。因此，对原告刘乐贤的主体资格不予采纳，对原告刘加海、刘佳丹的主体资格予以采信；对被告部分辩解意见予以采纳。关于土地安置补偿费给付及标准问题；因国家经济建设或地方公益性建设需要收回或征用国有农场农用地时，按照法律和政策的相关规定，土地补偿费应参照征收农民集体土地的补偿标准进行补偿。当汪清水库扩建工程需要征用被告农用地时，被告应依照法律和政策的规定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不得降低被征用土地农户原有生产、生活水平；但被告未与原告协商，又未对原告进行合理性补偿的情况下，就与汪清水库扩建工程指挥部签订征用土地合同，侵犯了原告刘加海、刘佳丹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存在过错，属于违约。被告在取得征地补偿款后，被告就应按法律和政策及合同的约定，与原告刘加海、刘佳丹协商解除土地承包合同，参照征收农民集体土地的补偿标准协商商定分配方案。而被告未按法律和政策规定的补偿标准与原告刘加海、刘佳丹几经协商未果，又未合理及时的按照法律和政策规定的标准给付原告刘加海、刘佳丹土地安置补偿费，属于侵权。故被告应对原告刘加海、刘佳丹承担土地安置补偿给付责任。另外，原告主张被告与汪清水库扩建工程指挥部签订合同商定的补偿款价格过低，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但原告未提供相关有效证据及合法有效信息及数据佐证；同时，按照法律规定，关于征地补偿费标准价格是否合理、公平，不是司法调整的范围，法院只调整征地补偿费的分配纠纷，且汪清水库扩建工程征用土地关系到国计民生，属于公益事业。因此，本院不予调整。依据法律和政策规定当国有农场农用地发生征用或征占土地时，土地补偿费应参照农民集体土地补偿费标准进行补偿。参照原、被告提供的法律依据，在征用土地时不降低被征用土地承包人原有的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平的基本原则，考虑原告刘加海、刘佳丹承包土地的经营模式和范围及年限，被告国有农场的实际管理情况及汪清水库扩建工程指挥部给付被告征地补偿款中含有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和其它费用等诸多因素，故对原告刘加海、刘佳丹主张被告按农民集体土地补偿费标准70%承担给付义务的请求应予调整，酌定由被告给付原告刘加海、刘佳丹土地安置补偿费，按每平方米32.00元的35%计算，即（145亩×666.67平方米×32.00元×35%）1,082,672.08元比较适当。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九条、第十五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二款、第五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四款、第三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第三条、《（国土资发[2008]202号）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加强国有农场土地使用管理的意见》第三条、《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征地管理工作的通知》第一条第三款、《（国土资厅函（2009）850号）国土资源办公厅、农业部办公厅作出关于收回国有农场农用地有关补偿问题的复函》内容、《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黑龙江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实施办法的通知》第七条、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及合同约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刘乐贤不具备主体资格，驳回其诉讼请求；二、被告七台河市金沙农场在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一次性付给原告刘加海、刘佳丹土地安置补偿费共计1,082,672.08元。三、驳回原告刘加海、刘佳丹、刘佳丹其它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15,942.00元由被告七台河市金沙农场承担，同上款一并执行。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当庭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对一审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还查明,上诉人刘加海、刘佳丹承包的土地性质共分三部分，一为责任田二为承包田三为“五荒”地。其中上诉人刘加海、刘佳丹每人责任田各6亩,另刘加海家人张传波有责任田6亩；刘乐贤1996年竞拍“五荒”地15亩,承包期为20年，到2016年终止;其余均为承包田。每年承包费中责任田的承包费低于其他的承包田,“五荒”地只收取管理费。上诉人刘加海、刘佳丹上述三种类型的土地均享受国家耕地补贴政策待遇。具体三种类型的土地具体位置双方均不能一一确认。原审原告刘乐贤因享受退休待遇，其责任田在退休时被收回。2007年2月7日黑农联发（2007）14号关于印发《黑龙江省国有农场土地承包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第八条在对国有农场现有耕地进行核实的基础上,将国有农场现有耕地划分为责任田和机动田两部分。责任田按照国有农场所在县（市)农民实际二轮土地承包平均面积，以在场户ロ为依据分给本场农工及其家属,在册农工可适当高于家属；对国有农场耕地总量较少,其平均承包面积低于当地农民实际二轮土地承包平均面积的,应提高责任田比重，机动田最高不得超过10%。要合理确定农工责任田面积,防止通过减少农工承包责任田面积等方式损害农工利益。第九条升学、参军、劳教人员与在册农工及其家属享有同等承包权。具体分配标准由国有农场职工代表大公讨论确定,并按隶属关系报本级国有农场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备案。第十条常年有固定薪金收入的在职、在岗的各级管理人员、工勤人员、教职员工、在社保部门或国有农场领取离退休金的离退体人员、1997年12月31日后户籍由农村迁入本场并在原村已分配耕地的人员和自愿申请不参加责任田承包的人员,均不享有责任田的承包权。第十一条国有农场农工退休(享受退休薪金待遇的退休人员)、提干、死亡,农工家属户籍迁出,参军转干或分配工作和升学后已就业者,应收回责任田纳入机动田管理。第十一条对林地、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土地资源,应采取公开竟价承包的形式长期发包。农民二轮上地承包期限保持长期不变。第十三条责任田承包经营权可参照农民土地承包期限保持长期不变。第十四条机动田原则上一年一发包,承包期最长不得超过3年。第十六条土地承包费标准:按改革前费用项目和费用水平计算,不得超过原土地承包费扣除类似农村“乡镇五项统等“收费的余额。按政策规定新增职工自身受益的各项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不属于增加农工负担,要由国有农场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并按隶属关系报本级国有农场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备案。第十七条责任田可按照土地条件划分等级,按等级收取土地承包费。土地等级划分和土地承包费标准由国有农场自行制订，经国有农场职工代表大会过论通过,并按隶属关系报本级国有农场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备案。第十八条机动田实行市场化运作。由发包方参照当地市场价格,提出发包方案,并经国有农场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公开竟价发包。同等条件下,按照先农工、后家属；先场内、后场外的顺序发包。上诉人金沙农场陈述，按上述文件规定,确定本场责任田为农工每人12亩，家属每人6亩，其余土地为金沙农场机动地；现农场土地承包经营户平均承包土地面积约为68亩。
本院二审认为，本案是因国有农场农用地被收回引发的国有农场与承包人之间的土地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案由应为（国有农场农用）承包地收回补偿费用分配纠纷。该案依国家政策应参照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的法律为依据解决双方争议。上诉人刘加海、刘佳丹为原审原告刘乐贤的子女，为农工家属确定责任田面积。金沙农场责任田与农村集体土地的家庭承包的土地性质相同，其他承包地为机动地和“五荒”地与农村集体组织的土地机动地和“五荒”地承包性质相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二款规定，家庭承包方承包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有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承包地被依法征收，放弃统一安置的家庭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安置补助费的主张应予支持。上述法律规定只限家庭承包形式的土地能够获得相应的补偿，而非其他方式的承包。其他方式承包土地的青苗和地上附着物应给付承包人，其余事项应按承包合同约定解决。（国土资厅函（2009）850号）国土资源办公厅、农业部办公厅做出《关于收回国有农场农用地有关补偿问题的复函》内容“经研究，现对《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加强国有农场土地使用管理的意见》（国土资发[2008]202号）中'因国家经济建设或地方公益性建设需要收回国有农场农用地的，参照征收农民集体土','2018-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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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理法院\", key: \"court\", value: \"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 name: \"案件类型\",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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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Items:[{法条名称:\'第五十二条\',法条内容:\' 第五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ly]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ly]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ly]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ly]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ly]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ly]\'},{法条名称:\'第五十八条\',法条内容:\' 第五十八条
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ly]\'}]},{法规名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Items:[{法条名称:\'第四条\',法条内容:\'
四、关于联营合同中的保底条款问题[ly]
（一）联营合同中的保底条款，通常是指联营一方虽向联营体投资，并参与共同经营，分享联营的盈利，但不承担联营的亏损责任，在联营体亏损时，仍要收回其出资和收取固定利润的条款。保底条款违背了联营活动中应当遵循的共负盈亏、共担风险的原则，损害了其他联营方和联营体的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应当确认无效。联营企业发生亏损的，联营一方依保底条款收取的固定利润，应当如数退出，用于补偿联营的亏损，如无亏损，或补偿后仍有剩余的，剩余部分可作为联营的盈余，由双方重新商定合理分配或按联营各方的投资比例重新分配。[ly]
（二）企业法人、事业法人作为联营一方向联营体投资，但不参加共同经营，也不承担联营的风险责任，不论盈亏均按期收回本息，或者按期收取固定利润的，是明为联营，实为借贷，违反了有关金融法规，应当确认合同无效。除本金可以返还外，对出资方已经取得或者约定取得的利息应予收缴，对另一方则应处以相当于银行利息的罚款。[ly]
（三）金融信托投资机构作为联营一方依法向联营体投资的，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分享固定利润，但亦应承担联营的亏损责任。[ly]\'}]}]};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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