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赣民终39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秀珍，女，1963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安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依群，江西仁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洋，江西仁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有财，男，1968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安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依群，江西仁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洋，江西仁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桂凤，女，1960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依群，江西仁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洋，江西仁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安远县立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安远县九龙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魏浩，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伟斌，江西均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唐新民，男，1963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安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红萍，安远县通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被告：赖千桃，女，1958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址同上，系是唐新民之妻，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红萍，安远县通达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杨秀珍、刘有财、何桂凤与上诉人安远县立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立强公司”）、原审被告唐新民、赖千桃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纠纷一案，杨秀珍、刘有财、何桂凤、立强���司不服江西省赣州市（2016）赣07民初3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秀珍、刘有财、何桂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依群、刘洋，上诉人立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伟斌，原审被告唐新民、赖千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邱红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秀珍、刘有财、何桂凤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立强公司向杨秀珍、刘有财、何桂凤偿还土地价款1341万元，并赔偿该款自2010年9月30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5.5%/年计算的利息损失。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立强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为杨秀珍、刘有财、何桂凤仅提供了473.3412万元银行流水，对差额396.6588万元不予认定,数额认定错误。1、收条在法律上的意义是实际收到款项的凭证，唐新民于2010年8月31日出具的870��元《收条》，当时是确认收到了杨秀珍870万元。2、一审判决对事实的举证责任分配不当。杨秀珍、刘有财、何桂凤在一审中已经提交了叶丽红于2010年9月8日出具的《收条》，该收条中明确记载叶丽红收到了杨秀珍二十二张借款凭证票据，该二十二张借款凭证为此870万元的组成部分，对查明本案具体金额具有重要的证明作用。立强公司并未交出此二十二张借款凭证，举证不能的后果应由立强公司承担。3、根据一般的交易习惯，在达成2010年8月31日的《协议书》后，只有杨秀珍之前确实付过了这么多钱给立强公司，唐新民才有可能在当日即出具870万元的收条（该《协议书》中第二条“……经双方清算为准，多退少补给对方”之约定也有结算的意思表示）；其次，杨秀珍已提供了870万元中一半多金额的银行记录作为证据证明交付了870万元；再次，立强公司、唐新民一审中多处陈述自相矛盾，陈述的可信度极低；一审判决认定杨秀珍仅提供了44万元的银行流水账单，不符合事实；2012年8月29日签订的《共同开发协议》中约定的2745.6万元也可印证立强公司、唐新民实际上收到了杨秀珍1341万元土地价款，该款项是按照1341万元×2.5%/月的利率×24个月(2010年8月31日至2012年8月29日)+1341万元+600万元容积率费用=2745.6万元的计算方式计算得出的；杨秀珍、刘有财、何桂凤于2010年11月30日支付4万元现金给叶丽红、2010年12月2日支付23万元现金转给唐新民，根据杨秀珍跟唐新民之间的交易习惯，完全可以判断这两笔款项已实际支付，一审判决未予以支持不当。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立强公司应偿还的金额存在错误。
立强公司辩称：杨秀珍、刘有财、何桂凤主张已支付了870万元收条中的款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010年8月31日的《协议书》约定的立强公司前期向杨秀珍借款，以土地作价款抵偿借款是虚假的，立强公司没有向杨秀珍借款，该所谓借款事实上是土地作价款，签订后，杨秀珍没有向立强公司给付过土地作价款。唐新民出具的收条与立强公司无关。
立强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由立强公司偿还杨秀珍、刘有财、何桂凤土地作价款人民币9123412元，并赔偿该款自2010年9月30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5.5%计算的利息损失的判决内容，依法裁定发回重审或者直接改判驳回杨秀珍、刘有财、何桂凤的一审诉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杨秀珍、刘有财、何桂凤承担。事实与理由：
1、一审法院判决程序严重违法，关键性事实未查清，应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法院重审。第一、一审判决剥夺了立强公司依法举证、质证等权利。一审判决仅罗列杨秀珍、刘有财、何桂凤的所有证据，按照杨秀珍、刘有财、何桂凤一审提交的证据机械地照搬照套杨秀珍、刘有财、何桂凤的起诉事实；对立强公司提交的证据都没有列举，对立强公司提出的事实未作任何认定；对立强公司的质证理由和观点未作任何评析，判决程序错误。第二、一审法院针对几个关键性事实未予以查清：（1）2010年5月22日，杨秀珍与立强公司先签订《合作开发协议》，约定双方对立强公司所有溪背居住小区A2、A3地块土地（现新溪花苑A2、A3栋）进行合作开发，双方已经进行了实际开发，有待结算。（2）2010年8月31日，杨秀珍再与立强公司签订关于立强公司所有“新溪花苑”别墅区地块合作开发《协议书》，由于杨秀珍没有履行土地作价款的给付义务，双方没有进行实际开发，杨秀珍退出合作。(3)立强公司收回该土地后，于2012年8月29日与刘有财、何桂凤合作开发，签订了《共同开发协议》，杨秀珍不再是合作开发人，立强公司与刘有财、何桂凤三方作为合作开发人进行实际开发。(4)《共同开发协议》的权利义务约定了立强公司提供“新溪花苑”别墅区土地，刘有财、何桂凤进行部分出资，但没有向立强公司支付土地作价款；三方进行了部分实际开发。(5)唐新民是立强公司9个股东之一，其个人法律行为与立强公司无关联。(6)唐新民与杨秀珍之间民间借贷的基础性法律关系，与立强公司和刘有财、何桂凤三方之间的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法律关系，没有进行区分和查明。(7)一审判决对杨秀珍与刘有财、何桂凤之间的关系和对相关收条、转账凭证、金额、性质以及关联性没有进行查明，明显错误。
2、一审法院判决错误。（1）一审法院依据2010年8月31日《协议书》和收条三张，认定杨秀珍对唐新民的债权、收款等款���，可冲抵本案土地作价款错误。2010年8月31日《协议书》约定的立强公司以土地作价款抵偿借款，立强公司前期没有向杨秀珍借款，该所谓借款事实上是土地作价款，签订后杨秀珍也没有向立强公司给付过土地作价款。唐新民向杨秀珍出具的三张收条，是为便于杨秀珍当时其内部股东融资之用，款项并没有实际给付；杨秀珍在870万元款项构成中，汇入财政专户土地保证金257万元、50万元、80.3412万元，是杨秀珍代为缴交2010年5月22日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中立强公司所有溪背居住小区A2、A3地块（现新溪花苑A2、A3栋）土地保证金和土地作价款，与2010年8月31日的《协议书》无关，且时间发生在半年以前，不能以此认定立强公司行为与唐新民的个人行为混同；2009年7月13日银行转65万元到唐庆荣账户和2009年9月21日银行转11万元到叶丽红账户，均与本案无关联，杨秀珍也没有其他的证据证明与唐新民或者与立强公司有关联性；2009年7月24日银行转存10万元，从农行交易明细单中无法证明具体转存至谁的账户，与立强公司没有关联性，且2010年6月3日，唐新民银行账户转50万到杨秀珍账户，证明杨秀珍与唐新民之间一直是有经济往来；其他金额均无证据证明杨秀珍已经发生巨额的现金交付；杨秀珍在2010年8月31日330万元款项构成中，2010年8月31日，银行转账230万元到李刚账户，与唐新民和立强公司无关；2010年8月31日，杨秀珍农行交易明细清单记载转支41万元，2010年8月31日，杨秀珍工行交易明细清单记载卡取现金59万元，不能证明现金是交付给李刚，也与唐新民和立强公司无关联，收条记载330万元，无相应的证据佐证已经进行了实际交付；杨秀珍2010年8月31日10万元款项的交付，没有提交任何的证据佐证，且与立强公司无关联；一审法院仅凭刘明春的证明直接认定杨秀珍代为垫付55万元错误，刘明春未到庭作证，程序不合法，无法查明垫付款的真实性和证明与唐新民和立强公司有关联。对2010年11月23日现存10万元和转存10万元至唐新民账户、2010年11月24日转存10万元至唐新民账户，2010年11月30日工行网转14万元至唐新民，共计44万元，仅能证明杨秀珍与唐新民具有经济往来，不能证明抵扣了土地作价款，更不能证明与立强公司有关联性；杨秀珍没有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已经向立强公司履行“新溪花苑”别墅区土地作价款，就不存在以立强公司的名义与刘有财、何桂凤对“新溪花苑”别墅区土地进行开发的事实。由于2010年8月31日《协议书》没有实际履行，2012年8月29日，立强公司重新拿出“新溪花苑”别墅区地块与刘有财、何桂凤合作开发，签订《共同开发协议》时，杨秀珍作为在场人签字确认，说明立强公司��刘有财、何桂凤明确告知杨秀珍，确认2010年8月31日《协议书》作废，对各方不再具有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一审法院依据各方没有实际履行并明确作废的《协议书》第八条，认定杨秀珍对唐新民的债权、收款等款项，可冲抵本案土地作价款错误。（2）一审法院认定杨秀珍与刘有财、何桂凤合作开发“新溪花苑”别墅区地块错误。因杨秀珍没有支付土地作价款，2010年8月31日《协议书》双方没有实际履行，而杨秀珍与唐新民的经济往来账，与立强公司无关联，杨秀珍不可能取得“新溪花苑”别墅区地块。依据2012年8月29日《共同开发协议》，合同的当事人为立强公司与刘有财、何桂凤，杨秀珍非当事人，一审法院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推定杨秀珍在2012年8月29日《共同开发协议》中代替立强公司，是以立强公司名义与刘有财、何桂凤签订《共同开发协议》、共同开���错误。杨秀珍与刘有财、何桂凤是各自不同的法律主体，就本案不具有共同诉讼主体资格。
3、一审判决认定在杨秀珍与刘有财、何桂凤支付1351万元对价后，重获该土地的开发权错误。唐新民与杨秀珍于2013年1月26日签订的《土地抵押协议》，没有立强公司盖章确认，事后也没有追认，认为甲方唐新民实际上是立强公司，唐新民行为与立强公司行为混同，认定杨秀珍取得该土地，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以2016年7月赣州华坚鞋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坚鞋城）与立强公司签订的《以土地使用权抵偿债务协议》后面“……并同意，请立强公司及唐新民签字盖章。在场人：杨秀珍、刘有财”备注中，有杨秀珍的签字，推定杨秀珍有该土地相应权益错误。杨秀珍是刘有财的内部股东，是应刘有财的要求签署名字，不能以此推定杨秀珍取得该土地。同时，该备注的前提是2016年4月16日华坚鞋城的代表刘志峰、刘全辉作为甲方，刘有财、何桂凤作为乙方，立强公司作为丙方，唐新民作为丁方四方签订的《<判决书强制执行协议>之补充协议》，第二条明确约定由乙方承担丙、丁方需承担的义务，才在《以土地使用权抵偿债务协议》后面备注“根据三方协商同意，由我们先垫付安远立强公司及唐新民借汇民公司1550万元的债务（已签合同），此协议我们已看过，并同意，请立强公司及唐新民签字盖章。在场人：杨秀珍、刘有财”。乙方刘有财、何桂凤承诺垫付1550万元原因是，依据2012年8月29日《共同开发协议》约定，刘有财应当向立强公司支付土地作价款2745.6万元的60%即1647.36万元，何桂凤应当向立强公司支付土地作价款2745.6万元的25%即686.4万元，合计2333.76万元，均未向立强公司支付。该土地虽然过户到安远��民盛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盛泰公司），但民盛泰公司并没有实际开发，事实上仍然由立强公司与刘有财、何桂凤进行实际开发，以销售的房价款优先支付清偿华坚鞋城的1550万元的债务，到2017年4月止，该1550万元债务已经清偿完毕，至于该清偿的1550万元款项，包括立强公司与刘有财、何桂凤针对“新溪花苑”别墅区地块的投资、收益等情况，应当进行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的结算，属另一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所谓归还土地作价款的法律关系。故杨秀珍与刘有财、何桂凤不存在失去该土地的开发权，也不存在支付1351万元对价后，重获该土地的开发权的事实。杨秀珍陈述所谓土地作价款的支付上汇入财政专户土地保证金387.3412万元，是其代为缴交2010年5月22日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中针对立强公司所有溪背居住小区A2、A3地块（现新溪花苑A2、A3栋）土地���证金和土地作价款，与2010年8月31日《协议书》约定针对“新溪花苑”别墅区地块的土地作价款无关联。其他款项有的是杨秀珍与唐新民的往来账，有的是与案外人唐庆荣、叶丽红、李刚的往来账，有的银行交易清单根本无法查明与谁的交易，有的收条、证明等根本无法查明相应事实，没有证据证明其已经向立强公司给付过土地作价款。另一方面，立强公司与刘有财、何桂凤就讼争土地正在合作开发中，具体的债权债务金额有待结算确定，属另一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处理的范围。故一审认定支付9123412元款项的利息，没有依据。
杨秀珍、刘有财、何桂凤辩称：一审审判程序中保障了立强公司的举证、质证权利，一审法院并未违反程序。除认定金额与事实有出入外，案件关键事实也已查清。从2010年8月31日签订的《协议书》第八条“本协议签订之前双方及乙方与唐新民的所有债权、债务凭证、收款收据、协议书、承诺书等一律作废”之约定可看出，2010年5月22日的《合作开发协议》双方已经履行完毕且已结算清楚，并不存在有待结算的情况。杨秀珍已提供了大部分银行转账凭证作为证据，且从唐新民出具三张合计1210万元的收条、争议土地抵押给赣县汇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民公司）需杨秀珍同意等情况均可印证杨秀珍已支付了2010年8月31日杨秀珍与立强公司签订《协议书》中的土地价款。杨秀珍是挂靠立强公司开发争议土地，故2012年8月29日签订的《共同开发协议》中甲方载明为立强公司完全符合常理。这并不能证明立强公司与刘有财、何桂凤合作开发争议土地。刘有财、何桂凤也不认可是与立强公司合作开发争议土地，且立强公司、唐新民在一审中称刘有财、何桂凤也未实际出资，现在又称与刘有财、何桂凤合作开发，前后矛盾，可印证立强公司所述不是事实。刘有财、何桂凤是与杨秀珍合作开发争议土地，所以华坚鞋城才会将争议土地及地上建筑的剩余价值以转让民盛泰公司的股权的方式转让给刘有财。唐新民代立强公司收款、出具收条等行为可证实唐新民与立强公司之间存在法律上的混同。因为立强公司、唐新民欠杨秀珍各类款项（借款、代付土地款、代付工程款等，后经立强公司、唐新民、杨秀珍协商均算作借款），双方才于2010年8月31日签订《协议书》由立强公司、唐新民以土地抵偿债务。一审判决认定杨秀珍、刘有财、何桂凤之间属于合作开发争议地块的法律关系准确。除金额认定比事实情况（杨秀珍实际支付1341万元，包括冲抵借款）更少之外，一审判决查明和认定事实基本正确。
唐新民、赖千桃述称：同意立强公司的上诉意见。2010年8月31日《协议书》约定的立强公司前期向杨秀珍借款是虚假的，立强公司没有向杨秀珍借款，该所谓借款是土地作价款，签订后杨秀珍没有向立强公司给付过土地作价款；唐新民向杨秀珍出具的三张巨额款项的收条，是唐新民为便于杨秀珍当时其内部股东融资之用，所记载的相应款项并没有实际给付，不能证明立强公司实际收受了杨秀珍给付的土地作价款；一审法院仅凭刘明春于2017年2月28日为杨秀珍诉讼之用的证明，未经审理查明，直接认定杨秀珍代为垫付55万元，明显错误。“刘明春”未到庭作证，程序不合法，无法查明该垫付款的真实性和证明与唐新民和立强公司有关联；对2010年11月23日现存10万元和转存10万元、2010年11月24日转存10万元到唐新民账户，2010年11月30日工行网转14万元到唐新民，共计44万元，仅能证明杨秀珍与唐新民具有经济往来，并不能证明抵扣了立��公司的土地作价款和证明与立强公司有关联性；假如一审判决认定杨秀珍支付、抵扣款项9123412元是真实的，也与2010年8月31日《协议书》约定的土地作价款人民币1331万元相差金额巨大，杨秀珍依据该协议书约定不能当然地取得“新溪花苑”别墅区土地。况且，杨秀珍没有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已经履行土地作价款，其交款的证据不能排除唯一性。杨秀珍未能取得“新溪花苑”别墅区土地，也不存在杨秀珍以立强公司的名义与刘有财、何桂凤签订《共同开发协议》，对“新溪花苑”别墅区土地进行开发的事实；2012年8月29日，立强公司重新拿出“新溪花苑”别墅区地块与刘有财、何桂凤合作开发，签订《共同开发协议》时，杨秀珍作为在场人签字确认，说明立强公司与刘有财、何桂凤明确告知杨秀珍，确认2010年8月31日《协议书》作废，一审法院依据各方没有实际履���并明确作废的《协议书》第八条，认定杨秀珍对唐新民的债权、收款等款项，可冲抵本案土地作价款错误。一审判决认定本案讼争的土地在杨秀珍、刘有财、何桂凤支付1351万元对价后，重获该土地的开发权事实错误。该地块实质上仍然交回立强公司与刘有财、何桂凤三方合作开发，立强公司的借款以三方开发收益优先归还；一审判决认定给付金额错误，也不存在给付利息问题。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杨秀珍、刘有财、何桂凤要求唐新民、赖千桃承担连带责任的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中第二项，一审判决第一项的判决内容明显错误，显失公正，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者依法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驳回杨秀珍、刘有财、何桂凤的一审诉讼请求。
杨秀珍、刘有财、何桂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立强公司立即向杨秀珍、刘有财、何桂凤支付购地款人民币1341万元，并自2010年8月31日起按照5.5%/年的标准支付赔偿金，直至还清上述购地款为止；2、依法判决唐新民、赖千桃对立强公司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立强公司、唐新民、赖千桃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因立强公司、唐新民欠杨秀珍借款等相关款项，经立强公司、唐新民与杨秀珍协商，由立强公司（为甲方）与杨秀珍（为乙方）于2010年8月31日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由于甲方前期向乙方借款，为了偿还乙方借款，甲方挂牌取得的“新溪花苑”别墅区地块（坐落在安远县欣溪背小区，国有土地使用证号为安国用2010第A01－2010068号）作价抵偿给乙方；该地块作价1331万元，转让款冲抵甲方向乙方借款（以双方清算为准，多退少补），经冲抵结清后，该地块的使用权归乙方享有；乙方应以甲方名义在该地��上进行房地产开发；开发的一切费用由乙方负责；甲方负责土地分户（税费由乙方），保证乙方开发，并配合乙方办理报建方案等；本协议签订之前双方及乙方与唐新民的所有债权债务凭证、收款收据、协议书、承诺书等一律作废等等。杨秀珍在协议的乙方栏内签署了姓名，立强公司在甲方栏内加盖了公章，唐新民在甲方栏处签署了姓名。协议签订后的当日，唐新民向杨秀珍出具了三张《收条》，写明的内容分别为“收杨秀珍购地款计捌佰柒拾万元”，“收到杨秀珍人民币壹拾万元（购地补偿款）”和“收到杨秀珍交来购地皮款计人民币叁佰叁拾万元正（转李刚）”。以上收据写明的收款共计为人民币1210元。基于上述协议，2012年8月29日，杨秀珍以立强公司名义与刘有财、何桂凤签订《共同开发协议》，约定三方共同出资对上述地块进行房地产开发，并约定不尽事���按立强公司与杨秀珍签订协议内容共同协商解决；此协议签订后立强公司与杨秀珍签订的原协议作废。立强公司法人代表和刘有财、何桂凤分别在协议落款栏内签名，杨秀珍作为在场人在协议人签名。上述协议签订后，杨秀珍、刘有财、何桂凤即开始着手对上述本案土地开发。
2013年1月26日，立强公司需用本案土地抵押向汇民公司借款，经与杨秀珍协商，由唐新民（为甲方）与杨秀珍（为乙方）签订《土地抵押协议》，约定乙方同意甲方（注：实为立强公司）向汇民公司借款1500万元，并约定甲方应按时还清该借款，否则应由甲方相关房产及股权抵偿乙方。随后，立强公司以本案土地抵押向汇民公司借款1500万元，并办理了土地抵押登记。因立强公司未能归还上述借款，汇民公司于2015年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判决立强公司应归还借款1450万元及其利息给汇���公司，并确认了汇民公司对本案土地享有抵押权。由于杨秀珍、刘有财、何桂凤在本案土地上已经进行了部分开发建设，故经杨秀珍、刘有财、何桂凤、华坚鞋城（其受让了汇民公司债权）、立强公司就抵押权的实现进行了协商，达成一致意见。为此，2016年7月，华坚鞋城与立强公司签订了《以土地使用权抵偿债务协议》，约定立强公司将抵押的本案土地过户给华坚鞋城的全资子公司以抵偿借款，过户后立强公司所欠债务即为还清。杨秀珍、刘有财以在场人身份在该协议上批注“根据三方协商同意，由我们先垫付立强公司及唐新民借汇民公司1550万元债务”。随后华坚鞋城注册设立了民盛泰公司，立强公司根据执行法院（安远县人民法院）的裁定，将本案土地过户给了民盛泰公司。民盛泰公司便办理了《规划许可证》、《施工设可证》和《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等。��民盛泰公司实际未予开发，在收得了原告向其支付1351万元售房款（民盛泰公司出具的收据写明是股权转让款）后，民盛泰公司即将全部股权转让给了刘有财，原告便以民盛泰公司名义开发本案土地。原告以未获得立强公司、唐新民抵偿土地权益为由，提起本案诉讼。
上述事实有杨秀珍与立强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唐新民出具的《收条》、三原告签订的《共同开发协议》、杨秀珍与唐新民签订的《土地抵押协议》、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赣中民二初字第308号民事判决书、安远县人民法院（2016）赣0726执244－2号裁定书、华坚鞋城与立强公司签订的《以土地使用权抵偿债务协议》，本案土地过户后由民盛泰公司持有的（2016）安远县不动产权第01606号《土地使用权证》、民盛泰公司办理的《施工许可证》、《规划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华坚��城与刘有财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华坚鞋城向原告出具的《收款收据》及民盛泰公司工商变更资料及庭审记录等在卷证实，足以认定。
对于杨秀珍向立强公司支付“土地作价款”数额的认定：
杨秀珍认为2010年8月31日签订协议的当日，杨秀珍与唐新民（立强公司第一大股东）依据协议约定，就唐新民或立强公司向杨秀珍的借款或垫付款进行了结算。唐新民根据结算结果向杨秀珍出具了三张金额分别为870万元、330万元和10万元的《收条》，说明通过以借（垫）款冲抵等方式确定杨秀珍已向立强公司支付“土地作价款”1210万元。差额部分，杨秀珍在此后补付了146万元。即杨秀珍主张其已向立强公司付清了“土地作价款”。杨秀珍为此提出的具体支（垫）付款数额和证据是：一、对于唐新民出具金额为870万《收条》，杨秀珍主张该金额的支（垫）���情况是，1、2009年7月13日，杨秀珍转账至唐庆荣（唐新民的侄子）账户65万，杨秀珍对此提交了银行“流水”账单证明；另支付了5万元现金给唐新民，但杨秀珍未提供证据。2、2009年7月24日，杨秀珍转存入唐新民农行账户10万，杨秀珍对此提交了银行“流水”账单证明。3、2009年9月21日，杨秀珍转入11万元至叶丽红（立强公司的财务）信用社账户，杨秀珍对此提交了银行“流水”账单证明。4、2010年2月19日，杨秀珍代立强公司向杜进标支付现金15.782万元土方款，杨秀珍对此提交的证据是杜进标书面“证明”。5、2010年3月9日、11日、15日杨秀珍分别转账80.3412万、50万、257万至县财政专户，为立强公司代缴土地款款项，杨秀珍对此提交了《工商银行进账单》证明。以上金额计494.1232万元，其余差额部分，杨秀珍提出借条、票据等资料（共22张），均由唐新民的财务叶丽红收��，总计金额应为870万；二、对于唐新民出具金额为330万元（转李刚）《收条》，杨秀珍主张出具该收条的当日即2010年8月31日根据唐新民指示向李刚转去了330万元，杨秀珍对此提交了银行“流水”账单证明；三、对于唐新民出具金额为10万元的《收条》，杨秀珍主张该款已付，但未能提交已支付的其他证明；四、杨秀珍主张其于2010年10月22日（即签订协议后）代立强公司向刘明春支付55万元投资款本息，应抵作本案土地作价款，杨秀珍对此提交了立强公司与刘明春签订的《协议书》（该协议书上有刘明春书写的“此款由杨秀珍垫付计币伍拾伍万元正”内容）和刘明春书面《证明》及银行转账和取现“流水”清单证明。庭审结束后，刘明春到法庭表示收得了杨秀珍55万元；五、杨秀珍主张其于2010年11月23日、24日、25日、30日（即签订协议后）共计转入或存入54万元给唐新民，其对此提交了银行“流水”账单予证明，该“流水”账单记载的金额计为44万元；另杨秀珍还提出其分别于2010年11月30日、12月2日付叶丽红现金4万元，付23万现金给唐新民，但未提交证据证明。
立强公司通过其代理人对杨秀珍提交的证据均予以否认，认为杨秀珍没有向立强公司支付“土地转让款”，也无债权冲抵的事实，并认为杨秀珍与唐新民之间的债权债务与本案无关，唐新民不能代表立强公司收款。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一、杨秀珍与立强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约定“本协议签订之前双方及乙方与唐新民的所有债权债务凭证、收款收据、协议书、承诺书等一律作废”，该约定明确表明了杨秀珍对唐新民所享有的债权或相关收款等可冲抵本案土地作价款，因此，两被告相应的质证意见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二、从本案相关证据表明，唐��民常将自己的个人行为与公司行为混同，常以个人名义代表公司实际接受或支付款项、签订相关协议等，因此，应当认定在上述协议签订后唐新民接受杨秀珍款项或指定杨秀珍付出的款项为杨秀珍向立强公司支付的本案土地作价款；三、根据上述理由，并结合杨秀珍提供的证据，对杨秀珍向立强公司支付的本案土地作价款作如下认定：1、对于唐新民出具金额为870万的《收条》，杨秀珍提出已付款主张，有相应银行“流水”账单证明的金额计473.3412万元，该数额应认定已向立强公司支付；剩余部分，因数额较大，杨秀珍不能提供支付凭证等有效证据证明，不能认定其已按收据写明的数额已予给付；2、对于唐新民出具金额为330万元的《收条》，杨秀珍提交的银行“流水”账单可证明该款杨秀珍确已给付，此付款事实应予认定；3、对于唐新民出具金额为10万元《收条》��实际付款情况，杨秀珍未能提供支付凭证，但鉴于数额较小和《收条》本为证明给付事实发生的重要依据，故可认定该款杨秀珍已支付；4、对于杨秀珍提出其于2010年10月22日代立强公司向刘明春支付55万元投资款本息，应抵作本案土地作价款的主张，杨秀珍提交的立强公司与刘明春签订的《协议书》和刘明春《证明》及银行转账和取现“流水”清单可以证明该55万元的支付事实，刘明春对此也表示认可，故可以认定杨秀珍该事实主张；5、对于杨秀珍主张其转入或存入54万给唐新民用于支付土地作价款的主张，因其提交银行“流水”账单记载的金额计为44万元，应认定支付金额为44万元；对于杨秀珍还提出其向叶丽红和唐新民给付了现金的主张，因其无证据证明，其此主张依法不予认定。综上，可认定杨秀珍向立强公司支付的本案土地作价款为912.3412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杨秀珍与立强公司于2010年8月31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立强公司将其“新溪花苑”别墅区地块的土地作价1331万元抵偿给杨秀珍，由杨秀珍以立强公司名义进行房地产开发建设和收益，开发的一切费用由杨秀珍负担，由此可认定双方形成的是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关系。后杨秀珍邀约刘有财、何桂凤共同投资入股参加开发，并以立强公司名义与刘有财、何桂凤签订了《共同开发协议》，立强公司在该协议上加盖了公章表明予以了认可，因此刘有财、何桂凤也与立强公司形成了合作开发合同关系。故立强公司、唐新民、赖千桃提出《协议书》已作废和没有履行，原告与其无合同关系的辩解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在三原告着手对该土地进行开发建设时，立强公司将该土地用于了其借款抵押。因立强公司不能偿还借款，导致该土地过户给了其债权人华坚鞋��注册设立的民盛泰公司名下以抵偿其借款。由于立强公司的上述行为，致原告失去了该土地的开发权益，原、被告间合作开发的物质基础已消失，至此，双方的合作开发合同关系实际已终止。事实上，原告通过与受让该土地方协商和支付1351万元对价后，重新获得该土地开发权益，以民盛泰公司名义对该土地进行房地产开发，由民盛泰公司重新办理了《施工许可证》、《规划许可证》和《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因此，原告要求立强公司返还“土地作价款”（根据合同性质，该款应定性为合作开发支付的对价款）并赔偿占用期间利息损失的请求，依法应予支持。对于利息损失的计算，原告主张按年利率5.5%/年计息妥当，可以支持；利息的计算时间，综合支付（抵扣）时间及金额，宜确定从2010年9月30日开始起计算，至立强公司偿还之日止。对于原告支付给立强公司“土地作价款”数额，经查证为人民币912.3412万元，原告主张已支付1341万元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被告提出原告未支付“土地转让款”的抗辩与事实不符，亦不予采纳。对于原告请求唐新民、赖千桃负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据业已查明的事实，本案合作开发合同主体为原告和立强公司，立强公司为有法人资格的有限责任公司，合同责任依法应由其独立承担。唐新民、赖千桃不是合同主体，虽存在唐新民常将自己的个人行为与公司行为混同，常以个人名义代表公司实际接受或支付款项、签订相关协议等，但这只是属于其公司管理问题，不能由此得出唐新民为本案合同主体和改变了立强公司法人地位的结论。因此，原告要求唐新民、赖千桃负担本案连带责任的请求依法无据，不予支持。对于被告提出原告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经审查，本案土地发生过户的时间���2016年9月后，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是同年的12月，未超过诉讼时效，被告该抗辩意见无事实依据，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一、由立强公司向杨秀珍、刘有财、何桂凤偿还“土地作价款”人民币9123412元，并向原告赔偿该款自2010年9月30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5.5%/年计算的利息损失；二、驳回杨秀珍、刘有财、何桂凤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支付义务限于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734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人民币132340元，由立强公司负担99700元，由杨秀珍、刘有财、何桂凤负担32640元。
二审中，杨秀珍、刘有财、何桂凤提供了2016年5月30日、2013年9月29日两份《股东会议记录》,证明杨秀珍、刘有财、何桂凤分别在诉争土地上享有15%、60%、25%的股份权益。
立强公司质证认为：对两份《股东会议记录》的三性均有异议，不能说明杨秀珍持有15%的股份，有涂改痕迹，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首先，《股东会议记录》系杨秀珍、刘有财、何桂凤为诉讼私自制作的，属伪造证据；也不符合公司法有关股东会议记录的形式要件，不具有合法性。其次，两份《股东会议记录》内容存在多处涂改，2013年9月29日的《股东会议记录》第五行“刘有财60%、何桂凤25%、李某15%（有涂改）、杨秀珍15%”关于股份分配的内容，是在2017年上半年，杨秀珍为了本案诉讼，私自叫李某添加上去的，刘有财、何桂凤、何伟斌等其他人均不知情；在两份《股东会议记录》的内容本身均未涉及股份问题，其中“李某、杨秀珍”均为“管理人员”，每月工资2000元，这足以证明杨秀珍并不是股东。
立强公司提供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何桂凤、何伟斌《调查笔录》各一份、何伟斌身份证复印件一份、刘有财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目的：1、新溪花苑二期别墅区土地共同实际开发人是立强公司与刘有财、何桂凤，刘有财、何桂凤并没有与杨秀珍合作开发。《共同开发协议》和《以土地使用权抵偿债务协议》上的在场人后面“杨秀珍”签名是刘有财叫她签的，实际杨秀珍并非合同当事人；立强公司是该开发项目的股东和土地使用权人，持有15%股份，转让给何伟斌的朋友，实际持有11%股份，并非一审认定的该开发项目股东立强公司实际为杨秀珍。2、该合作开发项目的审批规费也是立强公司与刘有财、何桂凤议���，以总包290万元计入开发成本，由立强公司缴交的。由立强公司提供“新溪花苑”二期别墅区土地，直接作价2745.6万元，进一步佐证立强公司是项目实际开发人之一。3、“新溪花苑”二期别墅区土地过户至民盛泰公司后，仍实际交由立强公司与刘有财、何桂凤三方开发。4、本案定性为追偿权纠纷是错误，事实上是唐新民与杨秀珍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目的是厘清其双方借贷账目，刘有财、何桂凤无任何关联，与“新溪花苑”二期别墅区土地开发无关联。
杨秀珍、刘有财、何桂凤质证认为：两份《调查笔录》和刘有财出具的《证明》中记载的内容与何桂凤、刘有财对委托诉讼代理人的陈述及刘有财、何桂凤签字确认的一审诉状、二审上诉状中的内容完全不一致，对此两份《调查笔录》及刘有财出具的《证明》的三性均持异议。且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证据规则，《调查笔录》的被调查人需到庭当庭接受法庭及各方当事人的质询，其所陈述的内容需进行质询判断真伪后才可作为证据。两份《调查笔录》及刘有财出具的证明也不符合作为本案证据的条件。何桂凤、刘有财一直是与杨秀珍合作开发争议土地上的项目，该项目15%的股份属于杨秀珍所有。
第二组证据，安远县非税收入管理局出具的《证明》一份、银行进账单三份。证明目的：2010年1月11日、3月15日、3月29日，由杨秀珍转入土地保证金代收代缴户合计387.3412万元，属于溪背新溪花苑土地一期的土地保证金，而非“新溪花苑”二期别墅区土地的保证金，进一步佐证杨秀珍并没有实际支付870万元的相应款项，也与2010年5月22日《合作开发协议》，双方存在溪背新溪花苑一期即溪背居住小区A2、A3地块的土地合作开发的事实相印证。
杨秀珍、刘有财、何桂凤质证认为：《证明》是立强公司断章取义，骗取安远县非税收入管理局出具的，对其三性均持异议。安远县非税收入管理局得知立强公司将此骗取得来的《证明》提交给法院后，立即出具了《关于更正证明的函》并邮寄给法院，该份函件记载的内容才是事实。对三份银行进账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持异议，此三份进账单证明立强公司欠杨秀珍钱。
第三组证据，江西省政府非税收入票据17张。证明目的：立强公司向相关政府部门依据协议约定缴交“新溪花苑”二期别墅区土地开发各种审批规费，佐证立强公司是该开发项目的实际股东和土地使用权人，非一审认定的该开发项目股东立强公司实际为杨秀珍。
杨秀珍、刘有财、何桂凤质证认为：对此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立强公司的证明目的。根据杨秀珍与立强���司2010年8月31日的协议第三条之约定及合作建房的实践操作，均需以立强公司这家有资质的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名义办理相关手续。不能因为这17张票据的“付款人”记载的是立强公司，就认定立强公司享有争议项目的股份。事实上，该17张票据对应的款项均是杨秀珍、刘有财、何桂凤等人实际出资的。
第四组证据：票据22张，证明目的：杨秀珍基于2010年5月22日与立强公司签订合作开发协议，支付了溪背新溪花苑一期即溪背居住小区A2、A3地块的土地合作开发部分费用，有待双方进行结算，不能佐证杨秀珍实际支付三张收条的相应款项。
杨秀珍、刘有财、何桂凤质证认为：从此22张领条的内容看出，此22张领条与杨秀珍毫无关系，不可能是由杨秀珍交给立强公司的，此组证据与本案无关。
庭后，立强公司对自己的主张补强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李某的《证明》原件、《调查笔录》原件、《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股东会议记录》复印件两份，证明杨秀珍提供的《股东会议记录》属于虚假证据；新溪花苑二期土地合作开发人是立强公司、刘有财、何桂凤三方。
杨秀珍、刘有财、何桂凤质证认为：对李某的《证明》原件、《调查笔录》原件的三性均持异议，系唐新民一方断章取义向相关人员取得。李某向杨秀珍方作出的一份详细《证明》，足以反映客观事实。对《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股东会议记录》复印件两份的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但不能达到立强公司、唐新民、赖千桃的证明目的。
第二组证据：安远县不动产登记中心的《证明》一份，证明立强公司依法取得的溪背C地块土地，分开办理了两宗土地使用权证；立强公司对该两宗土地分为一期和二期分别���后进行开发，即新溪花苑一期土地开发和新溪花苑二期土地开发。
杨秀珍、刘有财、何桂凤质证认为：对于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持异议，但该组证据反映了立强公司、唐新民、赖千桃在一审、二审庭审中的虚假陈述，即立强公司、唐新民、赖千桃之前的说法是“杨秀珍缴纳的387.3412万元是溪背居住小区A2、A3栋地块的保证金，不是整个溪背C地块的保证金。”
第三组证据：叶远新、姚赛斌的《调查笔录》、何桂凤收到叶远新、姚赛斌股金的《收条》、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何桂凤提供唐新民《收条》复印件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一份，证明在2012年8月29日，立强公司、刘有财、何桂凤三方对新溪花苑二期土地合作开发后，立强公司将实际持有15%股权中的4%股权转让给了叶远新、姚赛斌，进一步佐证立强公司才是新溪花苑二期��地合作开发的实际开发人之一，而非杨秀珍。
第四组证据：唐新民收到何桂凤支付的股权款《收条》复印件一份，证明依据2012年8月29日《共同开发协议》，何桂凤依约向立强公司履行了相应土地作价款，三方进行了实际投资开发等，立强公司、刘有财、何桂凤三方签订的对新溪花苑二期土地的《共同开发协议》是真实有效，并实际仍然履行中。
杨秀珍、刘有财、何桂凤质证认为：对于第三、四组证据三性均持异议，叶远新、姚赛斌是否有向立强公司、唐新民购买股份的行为与本案无关，即使是有，立强公司、唐新民无权处分新溪花苑二期项目的股份，因为该股份为杨秀珍、刘有财、何桂凤所有；立强公司、唐新民、赖千桃提交该组证据中《收条》、何桂凤提供唐新民《收条》复印件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的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其并非证据原件，而是相关人员在复印件上签名按手印确认，真实性无法确认。据何桂凤反映，该组证据中记载的情况不符合事实；唐新民2012年8月30日出具给何桂凤的《收条》又可以证明立强公司、唐新民、赖千桃在一审、二审庭审中所述事实自相矛盾，此前立强公司、唐新民、赖千桃的说法是“刘有财、何桂凤均未支付任何款项给立强公司或唐新民”，现在其又提交唐新民出具给何桂凤的收条，说法变成了“刘有财、何桂凤已交付了合作款项给立强公司，是杨秀珍没有付款”。
第五组证据：安远县人民法院（2016）赣0726民初653号判决书、安远县人民法院（2016）赣0726民初1268号判决书第10-11页中认定的事实，证明2010年5月，杨秀珍与立强公司存在溪背居住小区A2、A3栋地块（新溪花苑一期土地）合作开发的事实，冲抵相关款项后存在杨秀珍仍应向立强公司给付土地使用权转让款余额的事实，进一步佐证转财政387.3412万元与本案无关联，证实杨秀珍与唐新民之间存在巨额的民间借贷款项有待厘清的事实，佐证杨秀珍的起诉属虚假诉讼。
杨秀珍、刘有财、何桂凤质证认为：对于第五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均不持异议，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①（2016）赣0726民初653号判决书仅对杨秀珍与唐新民、立强公司等相关人员之间的债权债务作出了判决，并未提及387.3412万元是属于溪背居住小区A2、A3栋地块的保证金；②（2016）赣0762民初1268号判决书现还未生效，且该份判决也未提及387.3412万元是属于溪背居住小区A2、A3栋地块的保证金。
第六组证据：安远县人民法院（2016）赣0726民初111号判决书、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赣07民终645号判决书证明：1、2010年5月22日，杨秀珍取得溪背居住小区A2、A3栋地块（新溪花苑一期土地）合作开发权后，邀请欧阳才春、杜文全和刘有财共同开发，立强公司的土地作价款应由杨秀珍、刘有财和欧阳才春、杜文全共同支付。开发期间立强公司用共同开发的房产作为安置房，理应冲抵该土地作价款，因欧阳才春、杜文全和刘有财不同意，要求应支付的土地作价款由杨秀珍承担，就由唐新民分别出具欠条，欧阳才春以此成诉。2、基于唐新民出具欠条行为，杨秀珍理应支付该开发土地的土地作价款，事实上转财政387.3412万元已进行冲抵，在2012年5月24日结算时，仍欠450万元，就在2012年4月23日欠条中冲抵，事后虽有杨秀珍诉状中认可，但没有得到法院支持，进一步佐证杨秀珍不可能已支付新溪花苑二期土地作价款，实际取得土地，更不可能作为实际开发人与刘有财、何桂凤进行开发的事实。
杨秀珍、刘有财、何桂凤质证认为：对于第六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均不持异议，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①该两份判决书均未认定立强公司、唐新民、赖千桃主张的证明目的。②该两份判决书与本案无任何关联性，系立强公司、唐新民、赖千桃为干扰法院认定事实为目的而提交的。③该两份判决书中认定的其他案件的情况也可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恶意裁剪、拼凑案件事实、干扰法庭思路系立强公司、唐新民、赖千桃的惯用诉讼手段。（与本案中立强公司、唐新民陈述“新溪花苑二期是其开发的”一样，在该两份判决书中立强公司、唐新民也陈述“溪背居住小区A2、A3栋也是他们开发的，与杨秀珍等人无关”。后被法院认定为虚假陈述）。
杨秀珍、刘有财、何桂凤对自己的主张和反驳对方证据补强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2010）赣中民一初字第5号民事起诉状、民事裁定书、民事判决书、安远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证明》。证明①唐新民、安远县立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欠李刚的款项，且在诉讼过程中李刚申请法院保全了本案争议的地块。②经过法院调解，确定应于2010年8月31日前归还该笔款项。杨秀珍之前提供转账给李刚的转账凭证及唐新民出具的330万元收条的日期均为2010年8月31日，由此可印证杨秀珍确实代唐新民、立强公司归还了李刚330万元，而非立强公司、唐新民所称此330万元与其无关。
立强公司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及其证明观点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不能支持其证明观点，即使存在代偿问题，由于涉及巨额款项，杨秀珍应当提交直接由其银行账户转入李刚的银行账户的相关凭证加予佐证。
第二组证据：《成交确认书》及其附件、《安远县国土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牌结果公示》、《安远县国土资源局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项目情况告知书》及其附件、《投保【竞买】申请书》、安远县不动产登记中心《证明》。证明：溪背C地块在土地出让时并不存在新溪花苑一期、二期的区分，溪背C地块包括了现新溪花苑一期、二期。杨秀珍代立强公司缴纳的387.3412万元款项为整个溪背C地块的保证金及土地出让金。“新溪花苑一期、二期”是后来杨秀珍等实际开发人对项目的命名。
立强公司质证认为：对第二组证据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及其证明观点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不能支持其证明观点，不存在所谓“新溪花苑一期、二期”是“杨秀珍”等实际开发人对项目的命名，事实上，立强公司通过政府挂牌方式取得溪背C地块土地，分别办理了两宗土地使用权证，立强公司对C地块一期面积22824.34平方米先进行开发，即新溪花苑一期；C地块二期面积10665.66平方米即新溪花苑二期（本案诉争土地），当时并没有进行开发，杨秀珍通过2010年5月22日的《','2018-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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