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13民终45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南充市高坪区红兴页岩砖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会龙镇硝厂村9组。
法定代表人：汪红梅，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浩，四川辽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蒋龙国，男，生于1970年11月28日，汉族，住四川省华蓥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钟敏，四川三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岳成，男，生于1972年7月24日，汉族，住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
原审被告：姚小林，男，生于1965年6月21日，汉族，住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
原审被告:唐兴民，男，生于1971年11月20日，汉族，住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
原审被告；杨安军，男，生于1974年8月14日，汉族，住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会龙镇硝厂村*组**号，身份证号码:5129211974********。
上诉人南充市高坪区红兴页岩砖制造有限公司（以简称：“红兴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蒋龙国，原审被告姚小林、唐兴民、岳成、杨安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法院（2017）川1303民初6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红兴公司上诉称：1.一审法院认定一审被告姚小林通过银行转的10万就是2012年5、6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煤款216,580元的组成部分是不恰当的。首先,上诉人于2012年2月14日时已欠下被上诉人295,500元煤款,被上诉人是做生意的,需资金周转也是必然的,从2012年12月14日上诉人欠下这笔款后到付完前被上诉人找上诉人和一审中的四个被告催要该款都是情理中的,一审被告姚小林是该厂合伙人中的大股东,在被上诉人催款时,其他几个原审被告叫姚小林先给欠款也是必然的,为了处理外面的债务能让被上诉人继续供煤,姚小林先将自己私人的10万元用于给付被上诉人295,500元煤款中的部分款项也是于情理中的事。其次,2012年12月13日证明也表明2012年5、6月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供煤款为216,580元,被上诉人也自认了上诉人分四次共转了20万元给付该煤款的事实,而且该证明中也并没有说该20万元煤款包括姚小林个人转给被上诉人的10万元。再其次，2012年12月13日证明中注明“由于有一张蒋龙国出示红兴砖厂收款条(10万)厂方已丢失,特此证明该收条已作废,所有转帐小票全部作废。”指明道姓是上诉人分四次转了20万煤款给被上诉人,并没有说包括姚小林转那10万元,是上诉人把其中10万元的收款条搞丢失,是上诉人转帐给被上诉人20万元的四张转帐小票作废,而并非原审被告姚小林转帐给被上诉人的10万元转帐小票作废,因此不能因为数额及时间的偶合而否认原审被告姚小林给付216,850元煤款外10万的事实,最后,从被上诉人2012年5、6月为上诉人供煤后,上诉人提供的上诉人及被上诉人的驾驶员陈林和谢国强签字确认的收货单的供煤煤款的金额219,091元与2012年5、6月的煤款216,850元基本一致，而且被上诉人也自认上诉人已分四次通过银行转帐20万元给他,说明姚小林转给被上诉人的10万元并不包含在2012年5、6月的216,580元的煤款中。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11年4月20日签订了用煤承包协议,被上诉人给上诉人供煤后,上诉人由于资金周转不灵,2012年2月14日欠下了295,500元煤款,被上诉人多次要求上诉人支付于煤款时,上诉人考虑欠了煤款,被上诉人也需资金周转,仅管不能按约付清,也不能让其空跑路,于是上诉人在2012年4月6日在被上诉人来催欠款时,向被上诉人支付了2万元煤款,被上诉人也给上诉人出具了收款收据,在一审质证中被上诉人认为该2万元收款收据与本案无关联性,纵观本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只发生煤的买卖及被上诉人拉砖冲抵煤款的两个法律关系,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经济往来,试问这不能证明上诉人己给了2万元煤款,那又是什么款?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提交的收款收据大部分为2012年5、6月份所产生,结合上诉人给被上诉人2012年12月13日出具《证明》所述煤款216,580元系2012年5、6月所产生的,出具《证明》的日期在该2万元收款收据之后,于是认定该2万元款是2012年5、6月216,580元煤款的组成部分,这种推断是不恰当的。首先,该2万元收款收据形成时间是2012年4月6日,不是在2012年5、6月发生的。其次,该收款收据与2012年5、6月的收货单明显不同,被上诉人在庭审中也自认收货单与该收款收据不同。再其次:2012年12月13日证明中注明的“由于有一张蒋龙国出示红兴砖厂收条(10万)厂方已丢失,特此证明该收条作废,所有转帐小票全部作废,以此证明为据”已经表明只与被上诉人出具的10万的收条及上诉人的转帐小票有关,而与2万元的收款收据无关。最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20l11年4月20日签了用煤承包协议,被上诉人陆续供煤到2012年2月14日止上诉人共欠295,500元煤款,在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出具了欠条后,上诉人为了获得被上诉人的继续供煤,在被上诉人又继续供煤前和继续催款的情况下,上诉人2014年4月20日暂时支2万元煤款后,被上诉人又才在2012年5、6月开始供煤,这是情理中的。被上诉人2012年5、6月给上诉人供煤的情况、煤款的支付事宜、煤款的差额2012年12月13日证明己十分清楚的表明该2万元款项与这个时间段的煤款无任何关联。3.一审中上诉人提供的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处拉砖冲抵煤款的订砖卡和砖票确定的176500匹砖的砖款应该作为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处拉砖冲抵煤款。然而一审法院却认为上诉人在诉讼过程中提供的订砖卡和砖票无被上诉人签字确认,且拉砖数量及单价无法确定进而不予认定是不恰当的。首先,上诉人在2012年2月14日的295,500元煤款欠条中已批注:“蒋龙国在砖厂运砖数量未定,未结数。”说明被上诉人确实在上诉人处拉了砖。其次,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将砖厂承包给他人经营期间拉了188000匹砖(其中48000匹单价036元/匹,140000匹单价0.33元/匹)共计砖款63,480元冲抵上诉人欠煤款295,500元中的部分煤款,该事实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拉砖冲抵煤款的砖的价格为0.33元匹或0.36元/匹,最后,在一审中,上诉人在诉讼中提供的拉砖订砖卡和砖票,由于本案中联系砖的买方是被上诉人找的,拉砖的司机将被上诉人冲抵煤款的砖拉到被上诉人指定的买方工地上交砖后,买方的收砖人在砖票上签字确认的砖票共计砖数176500匹。以上事实已证明上诉人又抵了176500匹砖的砖款63,690元或69,480元欠被上诉人295,500元煤款的事实,若法院认为上述证据还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拉了176500匹砖的事实,上诉人可以要求拉176500匹砖的司机及买方收砖人出庭证明这一事实。综上所述,原审被告姚小林私人打给被上诉人的10万元款项不应是2012年5、6月216,850元煤款的组成部分,被上诉人在2012年4月6日收的上诉人2万元应作为已付所欠的295,500元煤款予以扣除被上诉人指定的买方收砖人签字确认176500匹砖票的砖的货款60,010元煤款应冲抵煤款,因此,上述三笔款项冲抵品迭后上诉人实际还应支付被上诉人煤款为51,010元,并非232,020元。望二审法院审理查明后判令：1.撤销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法院(2017)川1303民初619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判决内容,改判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还给付欠款51,010元人民币及占用资金利息;2.一、二审诉讼费按法律规定进行分摊。
蒋龙国答辩称：1.上诉人红兴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法院将姚小林给蒋龙国所转的10万元款项认定其包含在红兴公司支付的其于2012年5月至6月所欠煤款的偿还款内是正确的，红兴公司现主张这10万元是其另外的偿还款项，其就应当提供证据向证实另外还向蒋龙国转款10万元的证据；2.对于红兴公司提出的还应当用蒋龙国拉走价值60,010元砖冲抵煤款的上诉理由，蒋龙国不予认可，一审时，蒋龙国在对方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自己已经认可从红兴拉走了价值63,480元的砖用于冲抵煤款，红兴公司的该项上诉主张与蒋龙国无关，即使有关，其金额也小于蒋龙国自认的63,480元，一审已对此事进行了处理；3.红兴公司于2014年4月20日暂时支2万元煤款与红兴公司的下欠煤款无关，是其支付的未写入欠条的货款。综上，应当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蒋龙国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一立即偿还原告欠款312,080元；2.判令被告一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支付上述款项从2012年12月13日起到实际欠款支付完毕之日止的资金利息；3.判令被告二、三、四、五对全部欠款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4.诉讼费等相关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1年10月4日，高坪区会龙红兴砖厂与原告签订协议，月底由原告向其提供生产用煤，被告于次月的15号必须付清上月煤款。之后原告按约定供煤，但被告并未按约付煤款，到2012年12月13日共欠原告煤款312,080元，原告多次催要，被告至今未付。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
一审查明:2011年4月20日，被告姚小林、唐兴民、岳成、杨安军成立合伙企业南充市高坪区红兴页岩砖厂。2016年10月18日南充市高坪区红兴页岩砖厂名称变更为南充市高坪区红兴页岩砖制造有限公司，红兴公司股东为汪红梅以及被告唐兴民、岳成、杨安军。2011年10月4日被告姚小林与原告蒋龙国签订《高坪区会龙红兴砖厂用煤承包协议》约定，原告蒋龙国向高坪会龙红兴砖厂提供烧砖用煤。2012年2月14日被告唐兴民、姚小林向原告蒋龙国出具《欠条》一张载明：“今欠到蒋龙国煤款共贰拾玖万伍仟伍佰元（295,500元），红兴砖厂，唐兴民、姚小林”；2014年1月7日被告姚小林在该《欠条》上备注记载：“此煤款到期未付”；2016年2月24日被告唐兴民、姚小林在该《欠条》上备注记载：“此款未付款，注，蒋龙国在砖厂运砖数量未定、未结数”；2016年12月16日被告唐兴民在该《欠条》上备注:“注<本砖厂2016年已更名为红兴砖厂有限责任公司>，此欠条欠蒋龙国煤款本公司属实，同意支付。”2012年12月13日由被告姚小林等出具、证明人梁某签字并加盖有南充市高坪区红兴页岩砖厂印章的《证明》一份载明：“兹有煤炭供应商蒋龙国於2012年5月-2012年6月供红兴砖厂煤共计人民币216,580元，贰拾壹万陆仟伍佰捌拾元整，红兴砖分四次转账付蒋龙国煤款共计200,000元，贰拾万元整，至2012年12月13日还下欠16,580元，壹万陆仟伍佰捌拾元整未付。由于有一张蒋龙国出示红兴砖厂收款条（10万）厂方已丢失，特此证明该收条作废，所有转账小票全部作废，以此证明依据。”由于双方协商未果，原告诉至法院，要求四被告支付煤款并承担资金占用利息。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被告姚小林所转账支付的10万元是否是支付《欠条》中煤款的部分？2.被告主张原告已拉砖的砖款抵扣煤款能否得到支持？3.被告红兴公司是否应当承担煤款支付义务？4.原告主张被告所欠16,580元的煤款是否已过诉讼时效？对于被告姚小林所转账支付的10万元是否是支付《欠条》中煤款的部分？一审法院认为，结合被告姚小林等向原告出具的《证明》中“由于有一张蒋龙国出示红兴砖厂收款条（10万）厂方已丢失，特此证明该收条作废，所有转账小票全部作废，以此证明为依据”之表述以及该《收条》出具时间在先而被告出具《证明》在后，且包括被告姚小林本人在内的被告亦多次在《欠条》上备注295,500元的煤款未付等情形综合分析认定，被告姚小林辩称已向原告转账10万元支付《欠条》中的部分煤款于常情常理不合，故对其意见不予采信。关于被告主张用原告已拉砖的砖款抵扣所欠煤款能否得到支持？一审法院认为，即便是在原告同意一并处理的情况下，被告并未提供有力证据支持其具体抵扣金额。故对被告主张用原告已拉砖的砖款抵扣煤款不予支持，其可依法另行主张。关于被告红兴公司是否应当承担煤款支付义务？一审法院认为，四自然人被告合伙成立南充市高坪区红兴页岩砖厂，对合伙企业经营期间产生的债务应依法承担连带责任，同时四被告通过申请变更而非注销后另行注册的方式将合伙企业南充市高坪区红兴页岩砖厂直接变更为红兴公司，被告红兴公司仍应对原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关于原告主张的16,580元煤款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为，签订协议（合同）时，约定了付款期限，事后经结算又出具了无履行期限的欠条，应适用法复［1994］3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务人在约定的期限届满后未履行债务而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条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何时开始计算问题的批复》的规定，诉讼时效从出具欠条的第二日起算，即从2012年12月14起至2014年12月13日止。故原告主张16,580元煤款已过诉讼时效，应不予支持。另外，关于原告主张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从2012年12月13日起到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的资金利息，因双方未予明确约定，故对其资金占用利息宜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从原告向本院主张之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完毕之日止。就被告主张扣减原告所拉砖的砖款63,480元，原告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杨安军经依法传票传唤未到庭，系其自愿行使诉讼处分权。综上所述，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原、被告之间煤炭的买卖，有双方的用煤协议、欠条等为依据，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双方均应按约定履行义务、享受权利。对原告主张被告给付货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实际抵扣后被告应偿还货款232,020元（295,500元-63,48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九条、第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1.被告南充市高坪区红兴页岩砖制造有限公司应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蒋龙国偿还货款232,02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从2017年3月3日起计算），利随本清；2.被告姚小林、唐兴民、岳成、杨安军就第一项判决内容承担连带清偿义务；3.驳回原告蒋龙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上述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91元，由原告蒋龙国负担901元，被告南充市高坪区红兴页岩砖制造有限公司、姚小林、唐兴民、岳成、杨安军负担2,090元。
二审中，红兴公司为了支持其上诉理由，出示了下列证据：1.证人杨某作证称，其是一名驾驶员，从2012年开始为红兴公司运砖，每次运砖均是红兴公司派送，由当时的砖厂厂长梁某具体安排，其不认识蒋龙国，也不知道其运的砖与蒋龙国有什么关系；2.证人梁某作证称，其于2012年5月至2013年初在红兴砖厂打工，主管砖厂的生产与销售，在此期间，蒋龙国来拉砖都是先与姚小林联系，蒋龙国在其管厂期间所拉的砖都是拉到高坪物流园，但蒋龙国具体拉走了多少砖因时间太久，其不记得了；3.证人姚某作证称，其是一名驾驶员，曾经为红兴砖厂运过砖，每次运砖均是砖厂叫运往什么地方，其就运往什么地方，其往高坪物流园运过砖；4.录音光盘一份及录音说明一份，拟证实2017年11月29日、2017年12月22日、2017年12月25日红兴公司职工谭勇用其152××××4016电话三次与南充物流园工地买砖老板郑涛155××××3888电话三段录音反映出，蒋龙国从红兴公司拉走的砖卖给了郑涛的南充物流园工地并收取了60,010元砖款；4.南充现代物流园棚户区改造一期还房工程任务结算清单一份，拟证实2013年1月15日红兴砖厂结算砖款的的金额为60,010元；5.用砖单位为物流园红兴砖厂订砖卡及砖票，拟证实蒋龙国拉走的砖的数量为193000匹；6.吴冬的情况说明及红兴砖厂便签纸上记录一份；7.蒋龙国于2012年4月6日出具的金额为20,000元的收款收据一份，拟证实蒋龙国在2012年4月6日收取了煤款20,000元。
蒋龙国的质证意见是：1.三位证人的证言并不能达到红兴公司的证明目的，不能证明蒋龙国拉过砖或者拉走过多少砖；2.用砖单位为物流园红兴砖厂订砖卡及砖票上没有蒋龙国的签字，不能证明其与蒋龙国存在任何关系，且该组证据在一审已经予以了出示，并没有得到一审法院的采信；3.录音证据中没有蒋龙国的参与，对于其真实性、合法性和与本案的关联性不予认可；4.工程结算单是其内部的数据统计，上面并没有说明是蒋龙国领取了该笔款项；5.蒋龙国出具的收款收据是蒋龙国收取的在2012年4月所发生的一笔货款，与本案无关；6.对于吴冬的情况说明及其内部记录不予认可，该证据在一审中已经予以了出示，因蒋龙国拉砖的数量与其有利害关系，一审中，在红兴公司并无证据的情况下，蒋龙国已经自认从红兴公司拉走了价值63,480元的砖，同时，从该份情况说明的内容来看，也并不能证实蒋龙国除上之外还从红兴公司拉走过砖。
本院对红兴公司出示的前述证据的认证意见为，虽然红兴公司申请了证人杨某、梁某、姚某出庭作证，且出示了订砖卡、工程结算单、通话录音资料和吴冬的情况说明及红兴砖厂便签一份，但是从该三位证人所作证言的内容来看，除了证人梁某证实到蒋龙国从红兴公司拉走过砖之外，其他两位证人只能证实他们将红兴公司的砖运去过高坪区物流园区，并不能证实他们为蒋龙国运过砖，且也与证人梁某所一样不能证实他们所称的所涉砖的数量；至于红兴公司所出示的订砖卡、工程结算单、录音资料和情况说明及便签等证据能否达到其证明目的的问题，由于订砖卡上没有蒋龙国的签名，庭审中蒋龙国对红兴公司所出示的订砖卡不予认可，在红兴公司没有证据证实其运到高坪区物流园区的砖均是为蒋龙国所供的情况下，现有证据并不能证实前述订砖卡均与蒋龙国存在关联；吴冬的情况说明并不能证实红兴公司关于“除了蒋龙国在一审自认的运走了价值63,480元的砖外，另外还运走过成砖的诉讼主张，红兴公司便签纸上所记载的内容所要表达的意思不明，不能证实其与本案存在联系；同时，工程结算单上没有蒋龙国的签名，不能证明该结算单与蒋龙国存在联系，即使将该结算单与录音资料一起考虑，认定蒋龙国从南充物流园的工地领走了60,010元的砖款，但是红兴公司并无足够的证据证明该60,010元独立于蒋龙国在一审中已经自认的63,480元之外；至于红兴公司出示的蒋龙国于2012年4月6日出具的金额为20,000元的收款收据也缺乏与本案存在关联性的证据支撑。综上，红兴公司出示的前述证据并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故应当不予采信。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原审被告姚小林、唐兴民、岳成、杨安军合伙成立的原南充市高坪区红兴页岩砖厂因在蒋龙国处购买煤炭下欠货款形成的“欠条”及“证明”，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后来承继原南充市高坪区红兴页岩砖厂民事权利义务的红兴公司依法应当承担清偿责任，作为原南充市高坪区红兴页岩砖厂合伙人的原审被告姚小林、唐兴民、岳成、杨安军依法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在原南充市高坪区红兴页岩砖厂与蒋龙国之间的煤炭买卖过程，当事人双方达成过用原南充市高坪区红兴页岩砖厂生产的砖冲抵原南充市高坪区红兴页岩砖厂下欠蒋龙国煤炭货款的口头协议，故在本案中蒋龙国从原南充市高坪区红兴页岩砖厂所运走的砖的折价款项可以用作冲减原南充市高坪区红兴页岩砖厂下欠蒋龙国的煤炭货款。一审法院根据原南充市高坪区红兴页岩砖厂、唐兴民、姚小林于2012年2月14日给蒋龙国出具金额为295,500元欠条和蒋龙国在一审中自认的可以用于冲减其应收货款的砖款63,480元，认定原南充市高坪区红兴页岩砖厂的该笔欠款仍有232,020元（295,500元－63,480元）没有履行，并无不当；至于一审判决认定2012年12月13日由姚小林向蒋龙国出具、梁某签字，并盖有原南充市高坪区红兴页岩砖厂印章的“证明”所反映出的下欠货款16,580元已过诉讼时效的问题，蒋龙国未就此提起上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之规定，一审法院对于该部份事实作出的认定不属于二审主动审理的范围，故本院对一审判决就该部份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予审理。关于上诉人红兴公司提出的“原审被告姚小林私人打给被上诉人的10万元不属于因偿还原南充市高坪区红兴页岩砖厂2012年5、6月下欠蒋龙国216,850元煤款所支付款项的组成部分，该10万元应从2012年2月14日所写欠条中记载的下欠的295,500元的货款中予以扣减”和“被上诉人在2012年4月6日收的红兴公司的2万元也应从下欠的295,500元煤款予以扣减”的上诉理由。经查，首先，从原南充市高坪区红兴页岩砖厂、唐兴民、姚小林于2012年2月14日给蒋龙国出具金额为295,500元欠条上不断批注的内容和2012年12月13日由被告姚小林出具、梁某签字，并加盖有原南充市高坪区红兴页岩砖厂印章的《证明》中关于“兹有煤炭供应商蒋龙国於2012年5月-2012年6月供红兴砖厂煤共计人民币216,580元，贰拾壹万陆仟伍佰捌拾元整，红兴砖分四次转账付蒋龙国煤款共计200,000元，贰拾万元整，至2012年12月13日还下欠16,580元，壹万陆仟伍佰捌拾元整未付。由于有一张蒋龙国出示红兴砖厂收款条（10万）厂方已丢失，特此证明该收条作废，所有转账小票全部作废，以此证明依据”的内容不难看出，在蒋龙国与原南充市高坪区红兴页岩砖厂就下欠货款的经济交往及结算中，各方当事人均是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十分注重经济交往中各项经济手续的细节。在此情况下，如果红兴公司上诉理由所提及的10万元和2万元确实用于了支付2012年2月14日所写欠条中记载的下欠295,500元货款，理应在相关条据中予以批注，但是在蒋龙国多次向原南充市高坪区红兴页岩砖厂及其相关人员主张权利的过程中，原南充市高坪区红兴页岩砖厂及其相关人员在该“欠条”进行三次批注的同时，均未予以注明，与常理不符；其次，从红兴公司所称其已支付10万元和2万元的时间来看，分别是2012年5月23日和2012年4月6日，而姚小林、唐兴民在此之后的2014年1月7日和2016年2月24日，仍然在该“欠条”上批注的是“此煤款到期未付”和“此款未付款”等字样，这能证明红兴公司上诉理由中所称前述10万元和2万元与该“欠条”没有关联性；第三，原审被告姚小林出具、梁某签字，并加盖有原南充市高坪区红兴页岩砖厂印章的《证明》及相关结算的描述时间是2012年12月13日，前述10万元的发生时间是在2012年5月23日，从时间和金额来看，蒋龙国所称该10万元的票据是《证明》中所称的作废的票据，有其合理性；第四，从红兴公司以“证明中说明的是红兴公司分四次支付了20万元，并没有说姚小林支付过款项”为由，拟证明姚小林支付的该10万元不包含在前述20万元之内，应当用姚小林支付的该10万元冲减涉案“欠条”中所载明的欠款金额的逻辑来看，红兴公司一方面不认可姚小林支付的款项属于红兴公司所支付的款项，而另一方面又要求用姚小林支付的该款项冲减红兴公司的下欠货款，其前后矛盾。综上，故应当对红兴公司的该项上诉理由不予支持。关于红兴公司提出的“蒋龙国指定的买方收砖人签字确认176500匹砖票的砖的货款60,010元煤款应冲抵红兴公司所欠煤款”的上诉理由。经查，一审法院在红兴公司未出示相关证据，而蒋龙国自认的情况下，已经冲减了红兴公司应付蒋龙国的货款63,480元。二审中，红兴公司出示的证据并不能达到其上诉理由中关于还应当扣减的该60,010元独立于蒋龙国在一审中已经自认的63,480元之外的证明目的（前面对证据的认证时已阐明了理由），红兴公司对于其该项上诉主张未举出足够的证据予以证明，故依法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982.00元由上诉人南充市高坪区红兴页岩砖制造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罗勤阳
审判员 李卫东
审判员 董 行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日
书记员 王思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