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01民终1693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邱学良，男，汉族，1951年10月20日出生，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川，男，住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系武侯区红牌楼街道办事处竹园社区居委会推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市武侯区红牌楼企业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红牌楼。
法定代表人：黄治河，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川，四川润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龙冠中，四川润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成都市武侯武侯皮革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大石西路12号。
法定代表人：谢强，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卞德志，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冷云松，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邱学良因与被上诉人成都市武侯区红牌楼企业公司（以下简称红牌楼公司）、成都市武侯武侯皮革公司（以下简称武侯皮革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2017）川0107民初75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邱学良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发回重审或者改判;2.本案诉讼费用由红牌楼公司、武侯皮革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第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一审判决认定1996年底，邱学良应获得的260.181㎡拆迁安置房屋，在未安置给邱学良的情况下，被直接交付给红牌楼公司。一审法院在此使用的“未安置”不当，应为未交付。未安置行为属行政诉讼而非民事诉讼。（二）《借款协议》不存在，不应当作为定案证据，一审法院以《借款协议》复印件为据，确认红牌楼公司与武侯皮革公司之间的交付房屋的行为有效，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2016）川0107民初3143号民事判决及（2016）川01民终6369号民事判决均认定《借款协议》真实不能确认，一审法院为何还要将该协议作为证据加以确认。2.邱学良庭审中阐明了是通过信访回复了解到拆迁安置房屋的去向和《借款协议》复印件一事，对其他内容均未认可。3.《借款协议》复印件的邱学良签名与本人书写的签名一致，也不能证明《借款协议》原件的存在即《借款协议》的真实性。且《借款协议》复印件在2016年通过法院审理，被认定不存在。二、一审法院适用诉讼时效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不当，适用法律错误。（一）诉讼时效仅适用于债权，不适用于物权中不动产的财产返还。本案邱学良的拆迁安置房屋被交付给红牌楼公司占有，其未能举证证明邱学良的上述房屋的所有权发生了变更登记和何时进行的变更登记，故该诉争房屋的所有权并未发生改变。不管红牌楼公司占有邱学良房屋多少年，所有权未经依法变更登记，不发生法律效力。（二）一审法院认定邱学良的安置房1996年底被交付给红牌楼公司，邱学良的权利当时就受到侵害，但一审法院没有明确是何种权力受到侵害。邱学良的房屋所有权并未受到侵害，基于所有权的请求返还原物的诉请当然的应受法律保护。如果是说所有权受到侵害，那么交付房屋的时间必然不是侵犯所有权的侵权时间，侵犯所有权的时间就应该是依法变更所有权登记的时间，本案中没有相关的证据证明所有权发生过变更登记和司法确权诉讼的裁决文书。故二十年最长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没有明确，何来超过二十年的诉讼时效的规定。（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百条第二款规定，登记的物权人请求返还财产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本案也不应当适用诉讼时效。
被上诉人红牌楼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邱学良基于不当得利起诉没有事实依据，双方形成了真实有效的《借款协议》，并约定案涉房屋抵债，红牌楼公司对案涉房屋进行处置有事实依据，不属于不当得利。二、邱学良误将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及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基于《借款协议》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的认定理解为两级法院认定为借款协议不存在，明显混淆了基本的事实。经过武侯区人民政府、红牌楼街道办事处及两级人民法院多次对案涉事实的审理已经确认《借款协议》的真实性。成都市高新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高新法院）（2009）高新行初第23号行政判决书已经确认，经鉴定《借款协议》中邱学良的签字为本人签字。该鉴定意见能够证明邱学良与红牌楼公司签署《借款协议》并约定以拆迁安置房抵债的真实性。该判决经二审维持，具有法律效力。本案一审法院在一审事实认定中援引具有法定效力的判决事实认定本案事实清楚。三、邱学良混淆对债权请求权及物权请求权的认识。1996年底邱学良获得的拆迁安置房在未安置给邱学良的情况下直接交付给红牌楼公司，该事实已经经过高新法院（2009）高新行初字第23号行政判决书确认，表明邱学良事实上并未获得拆迁安置。基于法律规定的物权请求权基础，案涉的房屋为邱学良所有才能行使返还原物的请求权，邱学良享有的基于拆迁安置获得的是补偿而不是物权，其自始至终没有取得案涉房屋的物权，其主张的请求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
被上诉人武侯皮革公司辩称，与红牌楼公司的答辩意见一致。
邱学良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红牌楼公司返还不当得利款获得的拆迁安置房三套（面积260.181㎡);2.判令红牌楼公司支付非法占有邱学良三套房屋期间租金收益1873303.20元（计算方式：30元/㎡/月×260.181㎡×240月）；3.判令红牌楼公司赔偿邱学良误工费、交通费等各项损失72万元；4.判令武侯皮革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邱学良原系成都市武侯区××乡××村10组村民。邱学良在该村拥有247.69㎡宅基地及住房面积。1992年，邱学良上述宅基地与住房被成都市建设用地统一征地办公室征用，邱学良为此可获得260.181㎡拆迁安置用房。1996年11月，邱学良宅基地上的住房被拆除。1996年底，邱学良应获得的260.181㎡拆迁安置用房，在未安置给邱学良的情况下，被直接交付给红牌楼公司。
一审庭审中，邱学良出示了一份《借款协议》复印件。该复印件显示《借款协议》由邱学良、红牌楼公司签订于1996年3月15日。双方约定：红牌楼公司借款给邱学良共计40万元整，利率按银行贷款利率计算。邱学良同意借款40万元在1996年6月底还清，如不能还清，邱学良自愿以西南皮革城安置给邱学良的房屋260.181㎡按1000元/㎡折价260181元给红牌楼公司，剩佘139819元在1996年年底还清，如还不清，按加倍利息计算。《借款协议》还记载：此协议一式三份，双方各持一份，签字盖章生效后即具法律效力。本案邱学良、红牌楼公司在该协议上签字盖章。在场人杨盛云亦在协议上签名。
2005年，邱学良向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政府信访投诉武侯区肖家河村村支部书记黄治河于1996年组织人员将邱学良的住房非法强拆并抢夺房内财产。武侯区人民政府在收到邱学良信访投诉反映的情况后，批示由红牌楼街道办对邱学良投诉反映的情况展开调查。2005年11月1日，红牌楼街道办将调查核实后的情况向武侯区政府回复如下：邱学良原为私营企业业主，红牌楼公司为支持其企业发展，分别于1994年11月和1995年2月共借款20万元给邱学良，1996年3月邱学良再次借款20万元，双方约定上述40万元借款邱学良应在1996年6月底还清，如不能履约，邱学良自愿以西南皮革城赔偿给其的私房260.181㎡，按每㎡1000元折价260181元抵偿给红牌楼公司，余款本金139819元至今未还，更谈不上利息了。1996年底，西南皮革城对肖家河10组进行拆迁安置，邱学良分得的住房依据《借款协议》约定被转至红牌楼公司，因此邱学良投诉信所反映的问题与事实不符。
2005年12月21日，邱学良向一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一审法院确认成都市武侯区红牌楼街道办事处竹园社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竹园居委会）、成都东泰商城有限公司、红牌楼公司非法侵占邱学良所有的位于成都市武侯区㎡农村房屋。一审法院审理认为，邱学良1996年就已经知道其房屋被拆除，其2005年12月21日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据此判决驳回了邱学良诉讼请求。
2009年6月10日，邱学良向高新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政府向邱学良安置面积不少于247.69㎡的房屋，并赔偿邱学良各项损失428008.32元。高新法院在审理该案过程中，为查明《借款协议》真实性，依职权向红牌楼公司经理兼任武侯区肖家河村主任的黄治河、《借款协议》在场人杨盛云以及肖家河村会计林水元进行了调查询问，被调查人向高新法院说明了邱学良以拆迁安置房向红牌楼公司作价抵偿欠款的情况。高新法院还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借款协议》复印件上邱学良的签名进行笔迹鉴定。经鉴定，《借款协议》上邱学良的签名笔迹与其本人书写的“邱学良”样本系同一人书写。鉴定人员杨忱到庭接受了邱学良对鉴定结论的质疑，并当庭释明。高新法院依法采信了该鉴定意见，并进一步确认了《借款协议》效力，同时依据该《借款协议》及（2006）武侯民初字第373号民事判决书，认定邱学良已经于1996年就知道涉案房屋实施拆迁的主体为西南皮革城，且邱学良已通过《借款协议》将其260.181㎡安置房屋折价260181元抵偿给红牌楼公司。据此，高新法院作出（2009）高新行初字第23号行政裁定书，以邱学良提起行政诉讼超过法定期限为由驳回起诉。邱学良不服，上诉至本院。经本院审理，以同样理由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2016年3月28日，邱学良向一审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确认邱学良与红牌楼公司于1996年3月15日签订的《借款协议》无效。因邱学良既主张合同不成立，又主张合同无效，且邱学良、红牌楼公司双方均不能提供《借款协议》原件，故一审法院作出（2016）川0107民初3143号民事判决书，驳回邱学良的诉讼请求。邱学良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审理认为，邱学良未能举证证明《借款协议》存在无效的情形，同时双方均不能提供借款协议原件，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7年7月27日，邱学良再次以不当得利为由，将本案起诉至一审法院，要求判如所请。
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主要采信了以下证据：当事人身份信息、武国土（94）NQ××9号成都市武侯区农村房屋宅基地使用证、红牌楼街道办事处的回复、高新法院制作的询问笔录、成都市武侯区永丰乡肖家河村十组拆迁户安置表、《借款协议》复印件、（2006）武侯民初字第373号民事判决书、（2009）高新行初字第23号行政裁定书、（2010）成行终字第81号行政裁定书、（2016）川0107民初3143号民事判决书、（2016）川01民终6369号民事判决书及当事人陈述。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邱学良于1996年与红牌楼公司签订的《借款协议》以及（2006）武侯民初字第373号民事判决书的内容，表明邱学良已经知道其农房被征用并于1996年拆除，其已将可获得的260.181㎡拆迁安置房折价用于抵偿红牌楼公司债务。红牌楼公司系依据《借款协议》取得邱学良260.181㎡拆迁安置房，邱学良不当得利的诉讼请求无法得到法院的支持。退一步说，即使邱学良所称《借款协议》不是其本人签字的意见为真，但邱学良可获得的260.181㎡拆迁安置房已经于1996年底被交付给红牌楼公司，邱学良之权利当时就受到“侵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邱学良于2017年7月27日向本院起诉，从其权利被“侵害”之时至其起诉之日已超过最长20年诉讼时效期间，人民法院对其权利不予保护，故一审法院对邱学良之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邱学良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746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15373元，由邱学良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红牌楼公司取得本应被安置给邱学良的三套房屋是否构成不当得利；2.邱学良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对此，本院评析如下：
一、不当得利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根据取得利益致使对方受损的法律事实。不当得利制度的目的在于矫正欠缺法律关系的财物转移，若当事人之间的财物转移基于相应的法律关系，即一方当事人取得另一方当事人的财物具有法律根据时，转移财物的一方不得以不当得利请求返还，而应当依据相应的法律关系主张权利。本案中，邱学良主张红牌楼公司不当得利，而红牌楼公司基于借款抵偿取得本应被安置给邱学良的三套房屋这一事实已经生效判决确认，即红牌楼公司与邱学良存在借款以及以物抵债的法律关系，在该法律关系未被生效法律文书否定之前，邱学良以不当得利请求红牌楼公司返还三套房屋的主张不能成立。
二、诉讼时效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四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邱学良未举证证明三套安置房屋已经登记在其名下，即其已经取得三套安置房屋的物权，其享有的是请求拆迁人交付安置房的债权。现有证据证明，邱学良可获得的260.181㎡拆迁安置房已经于1996年底被交付给红牌楼公司，邱学良请求交付安置房的权利当时就受到“侵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之规定，邱学良于2017年7月向一审法院起诉，从其权利被“侵害”之时至其起诉之日已超过最长20年诉讼时效期间，人民法院对其权利不予保护。一审法院对邱学良之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正确。
综上，邱学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746元，由上诉人邱学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邱寒
审判员 胡瑜
审判员 谢芳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书记员 黄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