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余江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7)赣0622刑初43号
公诉机关江西省余江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杨洋，男，1993年7月15日出生，汉族，四川省邻水县人，中专文化，无业，住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2016年9月23日因本案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2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余江县看守所。
辩护人朱少敏，江西全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吴春发，男，1983年8月5日出生，汉族，贵州省大方县人，初中文化，无业，住贵州省大方县。2016年9月24日因本案被取保候审，2017年4月2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余江县看守所。
辩护人余素文，江西融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胡三英，女，1987年1月6日出生，汉族，湖南省衡南县人，初中文化，无业，住湖南省衡南县。2016年9月23日因本案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2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鹰潭市看守所。
辩护人王建宁，江西信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杨洲，男，1995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四川省邻水县人，小学文化，无业，住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2016年9月23日因本案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22日取保候审，2017年4月2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余江县看守所。
被告人胡国荣，男，1989年9月2日出生，汉族，湖南省衡南县人，小学文化，无业，住湖南省衡南县。2010年5月11日因犯诈骗罪被广东省惠阳市惠阳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2011年12月28日刑满释放。2016年9月23日因本案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2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余江县看守所。
江西省余江县人民检察院以余江检察诉刑诉[2017]3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杨洋、吴春发犯组织卖淫罪，被告人胡三英、杨洲、胡国荣犯协助组织卖淫罪，于2017年4月2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余江县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员祝大伟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杨洋及其辩护人朱少敏、被告人吴春发及其辩护人余素文、被告人胡三英及其辩护人王建宁、被告人杨洲、胡国荣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一）2016年8月中旬起，被告人杨洋、吴春发与刘正东、刘富春、王胜亮（均另案处理）合伙在鹰潭市月湖区九号会所组织一批卖淫女卖淫牟利。刘某2负责会所卖淫活动的经营管理，刘某3负责招揽、管理卖淫女，杨洋负责管理会所内的业务员，吴春发负责接待、招揽嫖客，王某1负责会所后勤及协调当地关系。该卖淫组织聘请被告人胡三英收取嫖资、记账、发放业务员、卖淫女工资以及给卖淫女面试、化妆，聘请被告人杨洲、胡国荣等人作为业务员，通过微信发送招嫖信息招揽嫖客、在会所内值班接待嫖客、安排卖淫女给嫖客挑选等。该卖淫组织对卖淫女统一服装、统一购置卖淫手包、漱口水、消毒液等物品，安排部分卖淫女住宿，对卖淫女、业务员制定了工作规章和奖惩制度。2016年8月23日至9月21日，九号会所内卖淫次数共计762次，卖淫收入共计282530元。
同年9月22日22时许，公安机关对九号会所进行查处，在会所二楼的3个房间内查获正在卖淫嫖娼的卖淫女4人、嫖客3人，在二楼805房间内当场抓获被告人胡国荣，在会所一楼大厅当场抓获被告人胡三英、杨洲。次日，被告人杨洋、吴春发到余江县公安局办案中心给胡三英等人送饭时，被民警抓获归案。
（二）2015年年底起，刘正东、吕周辉、刘富春（均另案处理）等人合伙在广东省惠东县平山新逸酒店5楼组织一批卖淫女卖淫牟利。吕某系卖淫组织的幕后大股东，刘某2直接负责卖淫活动的经营管理，刘某3负责招揽卖淫女。该卖淫组织聘请谭某华（另案处理）负责接待嫖客、收取嫖资等。谭某华收取嫖资后再将嫖资交给刘某2或者被告人胡三英。胡三英协助刘某2负责财务，每天记账、给卖淫女发放工资以及化妆。2016年5月17日4时30分许，公安机关在新逸酒店5楼的5个房间内查获卖淫嫖娼人员共5对，在508房抓获谭某华以及待钟的卖淫女共6人。
针对上述指控，公诉机关当庭出示了被告人及其同案犯的供述和辩解、证人证言、辨认笔录、现场检查笔录、提取笔录、现场方位图、九号会所内部示意图、现场照片、余江县公安局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扣押物品照片、九号会所钟房登记表、钟房登记表说明、“精英团队”微信群聊天记录、“九号”微信群聊天记录、股东分红账单、业务员工资结算单、淘宝订单、微信转账记录、杨洲微信聊天记录、宣传单、名片、房屋租赁合同、转租店面租赁合同、余江县公安局马荃派出所情况说明、归案情况说明、余江县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告知笔录、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2010）惠阳法刑二初字第74号刑事判决书、惠州市惠阳区看守所刑满释放证明书、犯罪嫌疑人基本情况表、常住人口信息表、户籍证明、现场勘验检查工作记录、提起痕迹、物证登记表、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及立案决定书、扣押清单、卖淫女提供卖淫服务登记表、营业执照、惠东新逸酒店有限公司章程、公安机关随案移交物品、文件清单、抓获经过等证据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杨洋、吴春发违反国家法律，组织他人卖淫，应当以组织卖淫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胡三英、杨洲、胡国荣为组织卖淫活动提供协助、帮助，应当以协助组织卖淫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胡国荣属累犯。
被告人杨洋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没有异议。
被告人杨洋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杨洋没有组织的权力，他只是个打工的，他的工资是由刘某2、刘某3决定的，被告人杨洋是从犯；被告人杨洋认罪态度好，对犯罪过程交代的非常详细，具有坦白情节；被告人杨洋刚刚中专毕业，初入社会，主观恶性小。
被告人吴春发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没有异议。
被告人吴春发的辩护人提出，综合本案被告人吴春发的行为和作用，被告人吴春发不具有组织的特征，吴春发不是投资人，经营人是刘某2和刘某3；九号会所的经营模式在被告人吴春发来之前就已经存在，卖淫女不是被告人吴春发招募来的，被告人吴春发没有分红获利，只能认定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告人吴春发当庭自愿认罪，系初犯、偶犯。
被告人胡三英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没有异议。
被告人胡三英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胡三英没有面试卖淫女的职责，卖淫女也没有要接受面试这个环节；给卖淫女化妆并不是被告人胡三英的工作内容，也没有股东安排被告人胡三英负责化妆；被告人胡三英所从事的收银工作和卖淫嫖娼交易本身不发生关系，因此，被告人胡三英犯罪情节较轻。
经审理查明，（一）2016年8月中旬起，被告人杨洋、吴春发与刘正东、刘富春、王胜亮（均另案处理）合伙在鹰潭市月湖区九号会所组织一批卖淫女卖淫牟利。刘某2负责会所卖淫活动的经营管理，刘某3负责招揽、管理卖淫女，杨洋负责管理会所内的业务员，吴春发负责接待、招揽嫖客，王某1负责会所后勤及协调当地关系。该卖淫组织聘请被告人胡三英收取嫖资、记账、发放业务员、卖淫女工资以及给卖淫女面试、化妆，聘请被告人杨洲、胡国荣等人作为业务员，通过微信发送招嫖信息招揽嫖客、在会所内值班接待嫖客、安排卖淫女给嫖客挑选等。该卖淫组织对卖淫女统一服装、统一购置卖淫手包、漱口水、消毒液等物品，安排部分卖淫女住宿，对卖淫女、业务员制定了工作规章和奖惩制度。2016年8月23日至9月21日，九号会所内卖淫次数共计762次，卖淫收入共计282530元。
同年9月22日22时许，公安机关对九号会所进行查处，在会所二楼的3个房间内查获正在卖淫嫖娼的卖淫女4人、嫖客3人，在二楼805房间内当场抓获被告人胡国荣，在会所一楼大厅当场抓获被告人胡三英、杨洲。次日，被告人杨洋、吴春发到余江县公安局办案中心给胡三英等人送饭时，被民警抓获归案。被告人胡三英归案后在本院审理阶段，通过其亲属退缴了一万元违法所得。
上述事实，经庭审举证质证，有下列证据证实：
1、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1）被告人杨洋的供述和辩解，证实：
2016年7月的一天刘某2和刘某3来广东省找到我，说今年上半年在惠东县组织卖淫被公安查获，现在准备去江西那边继续做，问我愿不愿意一起去，我说好。然后我叫了我的堂弟杨洲和我女朋友和菊连一起去。到了江西后，我和刘某2、刘某3就商量好，在鹰潭九号会所找些小姐，在里面卖淫。
九号会所位于鹰潭市月湖区白露桥洞附近，有两层，一楼是正规洗脚按摩的，二楼是提供色情服务的。8月初的一天，九号会所正式营业，里面有7、8各卖淫女专门从事卖淫，其中一个就是和菊连。刘某2负责会所的全面事情，刘某3负责管理卖淫小姐，刘某2的老婆胡三英负责在前台收银、给卖淫女上班化妆，王胖子负责协调本地关系。我负责登记会所里的业务员外出、请假，他们出去都要跟我打声招呼。
我去鹰潭大洋图文制作了业务员的名片，九号会所宣传的服务卡（印有服务项目，有五项内容，都是暗示提供色情服务的）。在九号会所二楼的卖淫小姐，都是穿我们会所统一买的两套服装，一种是黑色的职业装，另一种是白色蓝边的上衣、蓝色短裙的套装，都是我挑好后，叫人从淘宝上购买的。黑色职业装买了十五套，每套七八十元；白衣蓝裙的套装买了十套，每套二三十元。会所里的卖淫小姐中至少三个会住在会所里面，其他的就在外面租房住。
卖淫女每卖淫一次就收费400元，预约和熟客就收费360元，每次小姐自己从中拿200元，其余归会所。对卖淫女有奖惩制度，由刘某2制定，如果会所里的小姐没有通过会所私自卖淫的话，就会罚她们的钱。小姐上班迟到、早退等就要罚款。另，每介绍一位小姐来上班就有200-300元的介绍费。
业务员工资有两项，基本工资是1668元一个月，通过微信定位来会所嫖娼每个提成30元。“定位”就是到市区里去，通过微信里的“附近的人”搜索，之后添加为好友，然后向他们发布会所的服务项目、收费标准、会所地址，招揽他们到会所里来嫖娼。如果他们要来的话就将手机号码的后四位数报给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就报给前台。嫖客到了会所之后就向前台报手机号码的后四位数，对上来之后，就按照预约的价格360元收费。
“九号”微信群里总共有六个人，收银员微信号：×××；我微信昵称：A、哥、不差钱；东哥，微信号：×××;刘某3，微信昵称：太子；吴春发，微信昵称：啊，奎；王胖子，微信昵称：爱拼。
“九号”微信群里钟房登记表上的房号代表卖淫女从事卖淫的房间；技师号代表卖淫女的工号；上钟时间代表卖淫女进入房间开始从事卖淫活动的时间；下钟时间代表卖淫女结束卖淫活动的时间；现金栏中的20代表200元，是卖淫女拿的钱，后面的16和20代表160元和200元，是会所拿的钱；刷卡栏中的微信支付代表是通过微信支付的嫖娼的钱；经手人代表是通过谁预定的，“李订”代表是“李某3”也就是胡国荣预定的，“杨订”代表是“杨某3”也就是杨洲预定的；备注里的四位数就是嫖客预留的手机号码后四位数。下面计算的总数里面数字后面加了洗脚等字样的就代表是一楼从事正规洗脚按摩收的钱。
吴春发是和我差不多时间来九号会所的，他叫了河南的女的来会所卖淫，他还会在会所从事业务员的事，通过微信定位客人招嫖，安排客人到二楼包厢，带小姐给客人挑选。
我手机微信里的“精英团队”是九号会所的工作人员和一些朋友，聊天记录里的四位数是手机号码后四位。我在该群里发了“吃完开会”、“不值班的，出去跑一下，不要只守着那几个客”、“9号的业务开会”、“速度”、“9号的业务，带钟，记得关门”等语句。
（2）被告人吴春发的供述，证实：
2016年7月份的一天，刘某2找到我说在鹰潭找了一家店准备经营卖淫，叫我过去做营销，并且给我15%的股份。于是7月底的时候，我就到了鹰潭。
九号会所是刘某2和王某1出面和原先会所的蔡某1谈的租赁，谈好之后，杨洋就用王某1捡来的一张身份证上的信息和蔡某1签订合同。签好合同之后，我们就开始试营业了，试营业了一段时间，到8月20日左右的时候就正式营业了。
九号会所一楼经营正规的洗脚、按摩，二楼用来进行卖淫。会所总共有五个股东，分别是刘某2、刘某3、杨洋、王某1、我。刘某2和刘某3分别占股25%，杨洋占股20%，我和王某1分别占股15%。
刘某2负责会所全面工作，会所的钱都是由他管；刘某3负责管理卖淫女，平时不定期召集卖淫女在一楼的房间开会，卖淫女有事请假的话都是向刘某3请假；杨洋负责管理地下的业务员，是营销团队（即业务员）的老大，基本每天召集业务员在一楼的房间开会，开会时就教我们如何拉客，安排一名业务员在会所值班，其他业务员出去“定位”，并安排杨洲制作业务员每天的考勤表，业务员外出都要向杨洋请假；我是做营销，也就是业务员，在会所值班或者外出“定位”；王某1负责会所的后勤。
（关于“定位”的内容与杨洋所述一致。）另外每个业务员还分别建立了一个业务群，拉人进来，业务员就在群里发布一些招嫖信息，用来招揽客人，这些都是杨洋教业务员做的。
9月中旬的时候，刘某2结过一次账，当时在九号会所，我们五个股东都在，刘某2将算出来的分红写在一张纸上，跟我们说我们各自可以分到的钱，我按照15%的股份可以分到4937.55元。但是刘某2跟我们说要投资另外一家卖淫的场所，我要出8000元，于是我不但没有拿到分红，还给了刘某21000元现金，还欠刘某22000元。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刘某2是骗我的，根本没有另外一家卖淫的场所的事。
我除了分红之外，还拿拉客的提成，每拉来一个客人提成30元。在九号会所经营期间，我大概拿了3000多元提成，具体数字要看收银员记的账。其他股东都只拿的分红，因为我是做营销的，所以还有提成拿。
九号会所的工作人员有胡三英、胡国荣、杨洲、“阿某1”、“阿某2”、“阿某3”等工作人员，胡三英负责收银、记账、发放业务员、卖淫女的工资；胡国荣、杨洲、“阿某1”、“阿某2”“阿某3”等人是会所的业务员，负责外出“定位”和在会所值班。
（3）被告人胡三英的供述和辩解，证实：
我和我丈夫刘某2今年5月份，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山新逸酒店组织卖淫被惠东县公安局查处。8月初的时候，刘某3打刘某2的电话说，他一个朋友“小蕾”在江西省鹰潭市有个店可以从事卖淫活动。刘某2就答应，和刘某3去鹰潭继续从事组织卖淫。
九号会所有五个股东，分别是刘某2、刘某3、吴春发、杨洋、王胖子。刘某3负责叫卖淫女来会所卖淫；吴春发投了钱进来，而且还外出定位；杨洋负责管理业务员；王胖子管钱，他的老婆“小蕾”叫了几个卖淫女过来卖淫。我在会所做收银员，负责每天在九号会所收钱、记账，刚开始收到钱是交给王某1，后来收到钱是放在自己身边，九号会所要用钱就从我这里拿。我做了一段时间收银员后，就由我开始发放卖淫女的提成。九号会所的工作人员的工资我结算过一次，通过微信转账将杨洲的工资发下去了，其他业务员的工资没有发。有时在九号会所由我给卖淫女化妆。
九号会所二楼卖淫收费为400元，如果是熟客或者预约的就收360元。有些客人会通过微信和会所的工作人员预约好，之后就将手机的后四位数报给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就将这四位数报给我，我就在钟房登记表上登记。客人来了之后，工作人员就问他们有没有预约，如果客人说是预约的，就在我这里核对这四位数，对上了就是预约的。客人在二楼玩好了之后，就付360元。一次就是一个钟40分钟左右，如果客人加钟的话就收300元。
九号会所的工作人员组建了一个“精英团队”的微信群，工作人员可以将手机号码后四位数发到这个群里面，平时杨洋也会在群里布置一下业务员的工作和注意事项，召集开会的时候也会在微信群里通知。客人付钱可以通过现金、微信支付、刷卡。微信支付和刷卡都会在钟房登记表上注明。微信支付都是付到我的微信号×××上。每天通过微信支付收到的钱我都会提现出来。
卖淫女传的统一制服是杨洋亲自在淘宝上选的，比较暴露，一套是白衣蓝裙，一套是职业装。我在淘宝上买过卖淫女工作时用的手包（20个）、为客人服务时用的漱口水（25瓶）、滴露消毒液（20瓶）。
中秋节前，我把会所的工作人员的工资算了出来，其中“杨某3”代表杨洲，25天表示在会所工作了25天，99个表示在工作期间通过微信“定位”拉来了99个嫖客，2970+1668表示2970是拉来99各嫖客应拿的提成（每个30元），1668是底薪，4638-1000表示杨洲提前预支了1000元工资，需要扣除，3638表示最终拿到手的工资。“天祥”就是吴春发，我们也叫他“阿奎”，在会所工作了25天，通过“定位”拉来了110嫖客，提成为3300元，3300-1000表示减去提前预支的1000元工资，他是股东之一，没有底薪，拿的是股东分红和提成。我从王胖子那里领取了12天的工资1200元，是直接给的现金，剩下的工资还没有领。我微信转过一次2500多元的工资给杨洲。
一楼的正规洗脚按摩都不会做账，都是记的总收入，在钟房登记表上都会注明洗脚。我每天会将营业收支做成钟房登记表，之后拍照上传到九号微信群里，把那些表中的数字算下来就是我到九号会所上班之后，会所卖淫的收入。
（4）被告人杨洲的供述，证实：
今年8月20日左右，我堂兄杨洋叫我过来九号会所上班。我知道会所二楼提供色情服务，我在里面做业务员，主要就是通过微信联系客人来九号会所找小姐提供性服务。九号会所内部约定这种方法招嫖叫“定位”。我通过查找附近的人，组建微信群，并在群内发布一些黄色文字和图片、视频，有些客人就会找我咨询。我就会告诉他九号会所的位置、提供性服务的价钱，谈好后，我就索要对方手机号码后四位数，然后我告诉堆放，来的时候把手机后四位数告诉前台收银员。手机后四位数是预约嫖娼的联系方法（有预约的是360元，没有预约是400元）。如果是直接上门的客人，我就会暗示客人是否需要性服务，如果客人要，我就会把他们带到二楼。客人嫖娼结束后，会到一楼收银员处交钱。钟房登记表上写了“杨订”、“杨跟”的就是我拉来的客人。
我主要做三件事，一、会所每天会安排1到2个业务员值班，如果安排我值班，就负责接待来会所的客人；二、没有被安排到值班，就去外面“定位”，寻找嫖客；三、业务员还负责打扫会所一、二楼包厢内的卫生。
会所的业务员有我、胡国荣、吴春发、“阿某2”等。我在九号会所的工资分两块，一是基本工资（底薪）1668元，二是提成，每个嫖客30元。自己上门来嫖娼的，就没有提成。
9月15、16号的时候，胡三英和我说，王胖子叫她核算好了工资，拿了一张纸给我看，上面写了我（杨某3），25天，99各，2970+1668=4638-1000=3638.25。意思是，我在会所上了25天班，预约了99个客人来会所嫖娼，提成为2970元，我之前从会所预支了1000元，所以我应该拿到3638元。这些是截止到9月14日的。之后我在会所做的事，会所没有给我结算。工资我拿了一部分，就是之前在胡某1那预支的1000元，还有9月16日凌晨胡三英通过微信转账给了我2578元，剩下的1060元会所还没有给我。
每天胡三英都会制作钟房登记表，在登记表里会记录每天业务员定位到的嫖客。“杨订”就是我，“李订”就是胡国荣，“天定”就是吴春发，“涛订”就是“阿某2”，“龙订”就是“阿某1”。
杨洋在会所负责管理业务员，通过开会、分派业务员在会所值班，督促“定位”，业务员请假要和杨洋说。杨洋投了钱到九号会所，具体多少我不知道。杨洋还叫我制作了业务员的考勤表，放在前台桌子，要求业务员每天签到，通过考勤来发基本工资。
九号会所的股东有王胖子、刘某2、刘某3、杨洋等。
（5）被告人胡国荣的供述，证实：
今年8月中旬，姐夫刘某2打电话叫我来鹰潭九号会所上班，我是8月17日过来上班的。我刚开始做了几天服务员，认识了杨洋，叫我跟着他做业务员，我从8月底开始做业务员。
我们业务员轮流在九号会所前台值班，值班的时候负责接待来会所玩的客人，没轮到值班的就负责出去联系客人，“定位”。
会所总共六个业务员，分别是：我、杨洋、杨洲、“阿某3”、“阿某4、“天祥”（吴春发）。平时是杨洋对我们进行管理。每天下午5点左右，杨洋会召集我们业务员开会，安排我们的工作，我们请假要经过他批准。
九号会所的股东有：王胖子、杨洋、吴春发、刘某2、刘某3等。有6、7个卖淫小姐。会所每天最少有10多次、最多有40多次卖淫嫖娼。
我的底薪是1668元，介绍嫖客每个提成30元。我通过微信招嫖介绍了56个嫖客。卖淫小姐一次提成200元，业务员提成30元，其他就是被股东拿走了。9月15日，王胖子和我结了一次账，我“定位”乐56个客人来会所嫖娼，可以拿到底薪1668元加上56*30元，一共3348元。说月底给我发钱，后来就被抓了，我没有拿到钱。
胡三英在九号会所是负责给卖淫女化妆和收银。
（6）同案犯王某1的供述，证实：
2016年7月份左右，我和蔡某1在鹰潭市月湖区九号会所经营正规的洗脚、按摩。经营了一个月左右，经营不下去，后来通过会所的一个技师认识了刘某3。之后刘某3带了刘某2到鹰潭来，把整个九号会所盘下来，经营卖淫活动。刘某3、刘某2给了15%的股份给我，但要我在九号会所做事，我就同意了。之后，2016年8月10日左右，九号会所就正式经营卖淫了，直到2016年9月22日晚上被查获。
九号会所总共有五个股东，分别是：刘某2占25%、刘某3占25%、杨洋占20%、吴春发占15%、我占15%。刘某2负责会所的全面工作，刘某3负责管理会所的卖淫女，杨洋负责管理会所的业务员，吴春发在会所里跑业务，我负责在会所买菜、请阿姨做饭、协调关系。刘某2的老婆胡三英在会所做收银员，杨洲、胡国荣、“阿某1”等人做业务员。
九号会所支出项目有，三个月房租6万，水电费押金2万，五个股东分红约3万多，添置了设备（桌椅、沙发等）3万多，这些支出都是从会所的营业收入中支出。总收入，就要看胡三英账本里登记的，她每天都会将卖淫次数登记在钟房登记表里，之后拍成照片上传到“九号”微信群（群里的成员就是我们五个股东加上胡三英），会所的总收入以登记表里为准。
9月中旬的时候，九号会所结过一次账，当时刘某2告诉我可以分到将近5000元钱，但是因为我之前从会所里面预支了钱，所以总的算下来，我还欠会所里几百元钱。这次结账的时候，吴春发分到了钱在受伤，他分到钱的数目和我应该是一样多。但是当他晚上因为其他什么原因，吴春发又交了一笔钱到刘某2手上。杨洋也是同样没有拿到钱，都是结好了账，但钱都还在刘某2手上。
我和蔡某1经营正规的洗脚按摩时，我占30%股份，蔡某1占70%的股份。后来经营不下去之后，刚好刘某3他们找过来了，因为九号会所的装修、设备都是以前蔡某1出钱搞的，刘某3、刘某2他们和蔡某1谈好，每个月交给蔡某18000元房租、设备折旧费。所以，蔡某1是知道刘某2等人在九号会所卖淫的事。
租赁九号会所签了合同，是刘某2用捡来的身份证上的名字和蔡某1签的合同。刘某2他们接手九号会所之后，开始一直都是蔡某1的外甥在九号会所收银，他每天将卖淫女的提成发完之后，就将剩余的钱收走，收了十几天，直到收了75000元之后，会所就由刘某2的老婆胡三英开始收银了。因为店面租金是6万元，保证金是2万元，合计是8万元。我和蔡某1合伙期间，我交了5000元押金在蔡某1那里，所以蔡某1收了75000元租金和保证金之后，再加上我的5000元押金，就撤走了。
2、证人证言
（1）证人黄某1、陶某、周某1、聂某、孙某、穆某（卖淫女）的证言，证实：
其于2016年8月、9月在九号会所内卖淫的情况。卖淫每次提成200元，都是第二天结算，收银员付现金或者微信转账给卖淫女。嫖客和前台结账，会所再和我们结账。
会所里给卖淫女安排了统一的服装，发了统一的包，还有一张写了具体卖淫服务项目的卡片，并制定了奖惩制度。上下班迟到半小时以内，会所就从卖淫女的工资里扣30元，超过半小时就当天不安排上钟（卖淫）。旷工就扣50元。私自在其他地方借活，就会被开除。九号会所前台放了签到本，平时上下班都要签到，也会组织卖淫女开会强调规章制度。
会所里只有一个收银员，就是胡三英，她对卖淫女进行面试，并告知规章制度。杨洲、胡国荣等人是业务员。老板是“胖子”等人。
会所也会安排住宿给部分卖淫女住，有黄某1、孙某、穆某、周某1住在宿舍，杨洲也住在宿舍。
（2）证人周某2、陈某、曹某（被当场抓获的嫖客）的证言，证实：
其在九号会所内嫖娼的情况。其中有些系通过微信与九号会所的业务员联系好，并在微信里留了手机号码的后四位数，约定好时间。到了会所之后，收银员就问其的手机后四位数，报给她之后，就会有业务员将其领到会所二楼的VIP房间内，之后业务员就会带小姐进来，之后其就开始接受性服务。通过微信预约的嫖娼收费是360元45分钟。有些系自己去九号会所嫖娼的。
（3）证人杨某1（经营大洋图文店）的证言，证实：
2016年8月份，有个年轻男子拿了一张名片过来，叫我按照这张名片修改制作名片，之后，他就添加了我店里的微信。后来我和他就通过微信沟通名片的内容、数量、价钱，名片制作好后，堆放通过微信付钱给我。我总共制作了八、九个人的名片，每人制作了五百张。当时拿命男子还拿了一张比较暴露的图片，上面写了A套餐等内容，也是让我照着排版、修改，也是通过微信确定的。他叫我制作的名片都是九号会所的。他的微信昵称是“A,哥，不差钱”（杨洋）。
我店里制作了“李某3”、“杨某3”、“超越”、“天翔”、“阿某1”、“小凯”、“小张”等人的名片。
（4）证人蔡某1的证言，证实：
2016年8月初的时候，有个叫“王胖子”的人找到我说想租店面，后来通过协商，在2016年8月7日的时候，我就将九号会所租给了他。9月底的时候，听说“王胖子”他们在九号会所经营卖淫店被公安机关查了。
“王胖子”当时跟我说有几个外地人想组下九号会所开正规的洗脚按摩店。于是我与他们签订了租赁合同，对方签名是“邱康”，实际上叫杨洋。
当时签订合同的时候，我收取了杨洋付的合同保证金2万元，一季度租金6万元，后期还收取了两个月的设备租金1.6万元。但是他们水电费没有付，还欠了我水电费7500元左右。
3、辨认笔录
（1）辨认人陈某（嫖客）的辨认笔录，证实：经辨认，陈某指出9号（周某1）就是案发当晚其准备嫖宿的女子。
（2）辨认人周某2（嫖客）的辨认笔录，证实：经辨认，周某2指出2号（黄某1）和12号（陶某）就是在九号会所VIP1房间内卖淫的女子。
（3）辨认人聂某（卖淫女）的辨认笔录，证实：经辨认，聂某指出3号（曹某）是案发当晚在九号会所与其发生性关系的男子。
（4）辨认人胡某1（胡三英）的辨认笔录，证实：经辨认，胡某1指出3号“杨过”（杨洋）和9号“阿奎”（吴春发）是其建的“九号”微信群里的成员。
（5）辨认人胡三英的辨认笔录，证实：经辨认，胡三英指出6号胡国荣是九号会所的业务员，13号是杨洲，喊名“杨某3”，是九号会所的业务员。
（6）辨认人胡三英的辨认笔录，证实：经辨认，胡三英指出3号吴春发是九号会所的股东，9号刘某2是其丈夫，也是九号会所的股东，25号（王某1）是喊名“王胖子”的人，是九号会所的股东，30号是杨洋，喊名“杨过”，是九号会所的股东，42号是刘某3，是九号会所的股东。
（7）辨认人杨洲的辨认笔录，证实：经辨认，杨洲指出，9号是杨洋，20号（王某1）是“王胖子”，29号是吴春发，39号是刘某3，44号（刘某2）是“东哥”，55号是胡国荣。
（8）辨认人胡国荣的辨认笔录，证实：经辨认，胡国荣指出，6号是其姐姐胡三英，在九号会所负责收银。
（9）辨认人胡国荣的辨认笔录，证实：经辨认，胡国荣指出，13号是杨洋，在九号会所管理业务员；35号是吴春发。
（10）辨认人杨洲的辨认笔录，证实：经辨认，杨洲指出，9号（胡三英）是收银员，刘某2的老婆。
（11）辨认人杨洋的辨认笔录，证实：经辨认，杨洋指出，3号是和菊连。
（12）辨认人杨洲的辨认笔录，证实：经辨认，杨洲指出，10号是和菊连。
4、现场检查笔录，证实：
2016年9月22日22时，余江县公安局民警依法对九号会所进行检查，在会所二楼发现涉嫌卖淫的2名女子，其中一名女子身穿黑色职业套装，自称孙某，14岁，一名女子上穿白色短袖，下穿蓝色短裙，自称陶某，男子上身赤裸，自称周某2，在房间的垃圾桶里发现一个已经使用过的避孕套和一个已开封避孕套包装袋，在床头柜上发现一个未开封的避孕套；在二楼VIP2房间发现涉嫌卖淫嫖娼的一对男女，床头柜上发现一个未开封的避孕套，男女均全身赤裸，女子自称聂某，男子自称曹某。在二楼807房间发现涉嫌卖淫嫖娼的一对男女，均全身赤裸，女子自称周某1，男子自称陈某，床头柜上发现一个未开封的避孕套。
在九号会所大厅发现女性一名，自称胡某1，是会所收银员，随身携带苹果6手机一部；男性两名，其中一名自称胡国荣，是九号会所服务员，随身携带苹果5手机一部，苹果6手机一部，另一名自称杨洲，是九号会所服务员，随身携带oppo手机一部，vivo手机一部。
在九号会所大厅的前台发现，一本A4纸大小的钟房登记表，一本封面鞋油“签到本”的暗红色笔记本、一本封面写有“收银”的暗红色笔记本、一本暗红色笔记本、一本封面写有“周某4”的蓝色笔记本、一本便签本、代金券2张、感恩卡5张、一个女士手包，包内有银行卡四张、单据数张、人民币2100元，“天翔”的名片1张，“小涛”的名片1张，“杨某3”的名片9张、“李某3”的名片10张。
5、提取笔录(三份)，证实：
2016年10月13日9时许，侦查人员黄金灿、王某2打开依法扣押的胡某1使用的苹果6手机，打开“九号”微信群、“精英团队”微信群，通过“同步助手”软件，将上述微信群的聊天记录导出，形成EXCEL文档，打印出来。
在查看胡某1手机时，发现账单图片三张，登录其淘宝账号，找到其购买漱口水、消毒液、手包的记录，民警将手机中的信息拍下后打印出来。
2016年10月19日12时许，侦查人员黄金灿、王某2打开依法扣押的胡三英使用的苹果6手机，打开“九号”微信群，通过“同步助手”软件，将该微信群中胡三英上传的钟房登记表图片导出，共打印提取到的钟房登记表图片四十张。
2016年10月18日11时许，侦查人员黄金灿、王某2打开依法扣押的杨洲使用的oppo手机、vivo手机，通过查看手机中储存的图片及微信中聊天记录，将其拍下后打印出来。
6、书证
（1）现场方位图、九号会所内部示意图、现场照片，证实：案发当晚，九号会所内卖淫现场的情况。
（2）余江县公安局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扣押物品照片，证实：2016年9月23日，余江县公安局依法扣押胡三英、杨洋、吴春发、杨洲、胡国荣持有的手机、九号会所钟房登记表、笔记本若干本、避孕套若干、名片数张等等。依法从胡三英处扣押人民币2100元，从杨洋处扣押人民币9800元。
（3）九号会所钟房登记表、钟房登记表说明，证实：
2016年8月23日至9月21日，九号会所共计卖淫762次，卖淫总收入282530元。其中，杨洲拉客92人，胡国荣拉客40人，吴春发拉客122人。
（4）“精英团队”微信群聊天记录、“九号”微信群聊天记录，证实：“精英团队”微信群是九号会所的业务员群，昵称为“A、哥、不差钱”的成员（杨洋）安排开会、业务行动等，在群内起到组织领导作用；“九号”微信群内共6名成员，胡三英每天会将记录的钟房登记表拍照传到群里。
（5）股东分红账单，证实：2016年9月18日，九号会所进行了一次结账，账单显示，王某1的分红为4937.55元，杨洋的分红为6583.4元，吴春发的分红为4937.55元，刘某3和刘某2的分红均为8229.25元。
（6）业务员工资结算单，证实：2016年9月14日，九号会所对业务员的工资进行结算，账单显示，“李某3”（胡国荣）工作25天，拉客56个，工资为3348元；“杨某3”（杨洲）工作25天，拉客99个，工资为4638元；“天祥”（吴春发）工作25天，拉客110个，工资为3300元；“阿某1”工作11天，拉客43个，工资2024元；“阿某2”工作6天，拉客7个，工资409元；“小凯”拉客2个，工资60元。
（7）淘宝订单，证实：胡三英的淘宝账号购买漱口水、消毒液、手包的记录。
（8）微信转账记录，证实：2016年9月18日，胡三英给杨洲微信转账2578元。
（9）杨洲微信聊天记录，证实：其作为业务员招揽嫖娼人员的情况。
（10）宣传单、名片，证实：九号会所卖淫宣传单，“杨某3”、“天翔”等业务员名片内容。
（11）房屋租赁合同、转租店面租赁合同，证实：蔡某1将鹰潭市月湖区五洲路嘉鹰西湖嘉苑101-103店面承租后，转租给“邱康”，时间从2016年8月7日至2017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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