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233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陆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苏展华，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志敏，广东金本色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海燕，广东金本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负责人：胡文东，支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温建华，系银行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锦玲。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海棋。
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刘运全，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宋骐，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州市陆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陆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以下简称工行开发区支行）、黄锦玲、何海棋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5）穗萝法民二初字第1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1月16日，工行开发区支行与何本根签订《个人借款/担保合同》，约定工行开发区支行向何本根提供贷款700万元用于购买客车，贷款期限10年，由何本根和黄锦玲提供两人共有的位于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华南碧桂园映翠桃园2街2号的房产作为贷款的抵押担保，由陆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工行开发区支行在贷款人处盖章，何本根在借款人处签名，何本根和黄锦玲在抵押人处签名，陆运公司在保证人处盖章。工行开发区支行提供2011年12月13日《股东会决议》一份，载明陆运公司愿意对其公司总经理何本根向工行开发区支行申请个人经营贷款700万元承担连带责任担保，该决议加盖了陆运公司公章。
2015年1月11日，工行开发区支行向陆运公司发出《中国工商银行贷款提前到期通知书》，载明截止2014年12月21日止，何本根合计拖欠贷款本息79062.46元，工行开发区支行根据合同约定宣布借款立即到期，并要求陆运公司筹措资金立即偿还所有欠款。
2015年1月23日，陆运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关于陆运公司为原法定代表人何本根个人贷款提供担保的问题，陆运公司在收到工行开发区支行发出的《中国工商银行贷款提前到期通知书》后，在公司档案资料查无该笔借款担保的任何合同、审批资料，在2015年1月19日向工行开发区支行查阅相关借款合同资料时，工行开发区支行提供了借款担保合同，但工行开发区支行未提供陆运公司同意担保的《股东会决议》，经征询公司董事会成员及其他股东，均确认对陆运公司提供上述担保不知情，故陆运公司认为何本根借款并由陆运公司提供担保未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违反《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禁止性规定，同意委托律师向番禺区法院提起诉讼。
陆运公司提供其2001年6月5日的公司章程，章程载明何本根系公司股东，持股比例为12.2%，章程中对公司为股东提供担保未作约定。陆运公司提供其2011年营业执照，载明法定代表人为何本根，公司已通过2012年度年检。
黄锦玲和何海棋曾向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公证处申请公证，该公证处出具公证书证明：1.何本根于2014年4月20日死亡；2.何本根死亡后在陆运公司遗有股权（占出资比例的20%）依法属于何本根与其配偶黄锦玲的夫妻共有财产，各占二分之一；3.据黄锦玲、何海棋称，何本根生前对上述财产无立遗嘱，亦未与他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4.何本根父母均先于其死亡，何本根的配偶是黄锦玲，何本根和黄锦玲的子女只有何海棋一人；5.黄锦玲、何海棋表示要求继承何本根上述遗产。
陆运公司原审诉讼请求为：1.确认2012年1月16日何本根与工行开发区支行签订的借款担保合同中关于陆运公司的保证担保条款无效，陆运公司无需承担保证担保责任；2.该案诉讼费用由工行开发区支行、黄锦玲、何海棋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借款担保合同系工行开发区支行与何本根于2012年1月16日签订，何本根系借款人，其死亡后有继承人黄锦玲和何海棋，故黄锦玲、何海棋与本案借款担保合同存在利害关系，该两人均系该案的适格被告。
本案的争议在于借款担保合同中关于保证担保关系的效力问题。首先，借款担保合同的内容涵盖了借款关系的主合同内容和担保关系的从合同内容，其中关于借款关系的主合同内容系工行开发区支行与何本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故借款担保合同中关于借款关系的合同内容合法有效。其次，仅就陆运公司为何本根的贷款提供保证担保的合同内容而言，保证担保的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再次，工行开发区支行作为借款担保合同的贷款人，其有义务对借款人、担保人的身份和真实意思表示作必要的形式审查，结合该案，在借款担保合同签订前，陆运公司向工行开发区支行提供了《股东会决议》，载明陆运公司愿意对其公司总经理何本根向工行开发区支行申请个人经营贷款700万元承担连带责任担保，该决议加盖了陆运公司公章，另外，在借款担保合同中，陆运公司也在保证人处加盖公章，陆运公司在《股东会决议》和借款担保合同中加盖公章的行为符合陆运公司作为一名法人对外作出意思表示的行为模式，故工行开发区支行对借款人、担保人的身份和真实意思表示已尽审查义务。最后，假设如陆运公司主张，何本根利用其股东、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和掌握公章的便利，未经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擅自使用陆运公司公章，以陆运公司的名义为其个人贷款提供担保，何本根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原审法院认为，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的规定，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并未明确规定违反该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不成立，也不存在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故该条款并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其规范的仅是公司内部关系，应属公司内部的管理性规定，故即便何本根存在陆运公司所主张的行为，不因此导致陆运公司作为一名法人对外签章并提供保证担保的行为无效，更不因此导致借款担保合同中关于保证担保的内容无效。综上，涉案借款担保合同中关于陆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的合同内容合法有效。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陆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497元，由陆运公司负担。
判后，陆运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为陆运公司提供的担保合法有效及工行开发区支行已经尽审查义务属于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一）工行开发区支行在接受陆运公司担保时，未尽到基本的注意义务，存在重大过失，不具备善意的基本条件，何本根作为陆运公司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签订的担保合同应当无效；（二）原审法院认定工行开发区支行已经尽审查义务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首先，工行开发区支行明知应当提供有效的股东会决议对保证人进行审查，但该份《股东会协议》仅有陆运公司的盖章，没有任何股东签名，亦未显示陆运公司的股东构成，该所谓的《股东会协议》，从内容上看，仅是陆运公司对何本根个人700万元的借款提供担保的条款，内容及效力与双方签订的《个人借款/担保合同》一致，无论从形式上及内容上，均不符合《股东会决议》形式和实体要求，不代表陆运公司通过有效的股东会决议同意陆运公司对何本根70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工行开发区支行根本未尽到审查义务，仅将审查流于形式。其次，何本根向工行开发区支行申请的贷款用途为“购买客车”，与陆运公司存在竞业限制及关联交易可能，但工行开发区支行未对贷款用途及借款人与担保人之间的关系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同时借款人何本根的继承人黄锦玲、何海棋也未能向法庭提交资金去向，是否确定用于购买客车。最后，工行开发区支行当庭陈述称不要求出具公司章程，也不做实质性审查，陆运公司认为其作为金融机构，对担保人资格未尽到上述审查义务。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主合同有效担保合同无效时，担保人承担责任的前提是债权人、担保人存在过错。陆运公司认为担保文件的签署人何本根越权且工行开发区支行未尽到审查义务而导致担保无效。据此，陆运公司对担保无效并无恶意或重大过失，不承担赔偿责任。三、原审法院对《公司法》第十六条理解错误，违背立法本意。首先，全国人大在2005年修改《公司法》是为了规范公司企业的担保行为，避免法定代表人或者控股股东通过担保损害公司、股东、债权人利益，具备强制性效力。其次，《公司法》第十六条除了规范公司担保内部决策程序之外，还兼有规制公司担保能力的性质，因此成为强制性规定，原审法院认为《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明显错误。再次，原审法院认定《公司法》第十六条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认为陆运公司借款担保行为有效，严重损害了公司股东的利益。最后，何本根已故，其原为陆运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四条的规定，本案的担保合同无效。综上，陆运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陆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工行开发区支行、黄锦玲、何海棋承担。
被上诉人工行开发区支行、黄锦玲、何海棋、均答辩称：意见与原审一致。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涉案担保合同效力的认定。
陆运公司主张工行开发区支行在签订合同时未尽到审查义务，何本根作为陆运公司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签订担保合同，故应认定担保条款无效。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其立法本意在于限制公司主体行为，防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损害公司、小股东或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其实质为公司内部控制程序，不能以此约束第三人。也就是说，该条款并未明确规定公司违反上述规定对外提供担保导致合同无效，上述规范宜理解为管理性强制性规范，对违反此规定的，原则上不宜认定合同无效。另一方面，如以此作为效力性规范认定无疑将降低交易效率、不利于维护合同的稳定、损害交易安全。虽然陆运公司认为工行开发区支行应当注意到何本根提供的《股东会决议》存有瑕疵，但是股东会何时召开，以什么样的形式召开，何人能够代表股东表达真实的意志，乃至公司的具体股东构成，均超出交易相对人判断和控制能力范围，如以违反股东决议程序而判令合同无效，不仅降低交易效率，也给公司动辄以违反股东会决议主张合同无效的不诚信行为留下了制度缺口，最终危害交易安全，此不仅有违商事行为的诚信规则，更有违公平正义。同时，公司章程作为公司内部决议的书面载体，它的公开行为也不构成工行开发区支行作为第三人应当知道的证据，或必须为担保手续的形式审查要件。陆运公司还认为工行开发区支行应当对何本根申请的贷款用途做进一步的审查，并排除与担保人陆运公司是否存在竞业限制，其强加的审查义务亦明显不具有可操作性和合理性。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本案中，无论是《股东会决议》还是担保合同中，陆运公司的公章均真实有效，也系由时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何本根经手办理与工行开发区支行的担保手续，工行开发区支行有理由相信作为担保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何本根本人代表行为的真实性。《股东会决议》中的相关瑕疵必须经过查询公司工商登记才能知晓、必须谙熟公司法相关规范才能避免因担保公司内部管理不善导致的风险，如若将此全部归属于担保债权人的审查义务范围，未免过于苛刻，亦有违合同法、担保法等保护交易安全的立法初衷。工行开发区支行基于对何本根的陆运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和公司法人印章真实性的信赖，基于陆运公司提供的《股东会决议》盖有其公司真实印章的事实，完全有理由相信该《股东会决议》的真实性，无需也不可能进一步对《股东会决议》做更为详尽的实质性审查。陆运公司更不能在无充分举证的前提下，即认定工行开发区支行知道或应当知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进而断定工行开发区支行存在主观恶意。据此，本院认为工行开发区支行在接受陆运公司为其法定代表人提供担保的过程中，已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主观上不具有恶意，何本根提交《股东会决议》的行为构成表见代表，陆运公司应承担相应担保责任。原审法院认定涉案担保合同合法有效，驳回陆运公司的全部诉请，于理于法有据，并无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陆运公司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497元，由上诉人广州市陆运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许东劲
审 判 员 陈舒舒
代理审判员 唐佩莹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谢佩君
蔡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