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湘01民终636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古健民，男，1966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胜利东路**号院。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文，湖南途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伟莲，女，1974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博罗县杨侨镇塔下分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志，湖南骏熙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湖南中油鄱阳汽车加气站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裕华路25号11栋104房。
法定代表人：王光祥，董事长。
第三人：王光祥，男，1965年11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丽岙镇林山村。
第三人：汤建元，男，1971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茶陵县七地乡巨田村溪江***号。
第三人：王增雷，男，1975年6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丽岙镇华阳路**号。
第三人：吴文兵，男，1973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洞井镇鄱阳村三字墙组。
第三人：杨金洪，男，1953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丽岙镇上金路**号。
上诉人古健民因与被上诉人吴伟莲以及原审被告湖南中油鄱阳汽车加气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鄱阳公司）、原审第三人王光祥、汤建元、王增雷、吴文兵、杨金洪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16）湘0111民初10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古健民及其委托代理人赵文，吴伟莲的委托代理人李文志，鄱阳公司、原审第三人王光祥均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第三人汤建元、王增雷、吴文兵、杨金洪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古健民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吴伟莲在一审中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2、吴伟莲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2007年10月14日，鄱阳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古健民、案外人刘芝将其所持有的全部股份转给吴伟莲，并由吴伟莲于同日分别与古健民、案外人刘芝签订相应的《股权转让协议》”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2007年10月14日，鄱阳公司未召开股东会，汤建元伪造吴伟莲、古健民、刘芝的签名制作了《股东会议纪要》、《股权转让协议》等文书到工商局进行了股权变更登记，把古健民10%的股份以及刘芝8%的股份均变更至吴伟莲名下，一审对这一虚假变更已经查清，但在一审判决中仍错误认定上述事实。2、一审判决认定吴伟莲先后三次向古健民发出了“催要股权转让款通知”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吴伟莲没有证据证明这三个通知已经送达给古健民。从这三个通知表现形式来看，三个通知均不是吴伟莲书写，通知落款处连“吴伟莲”的名字都没有，这样的材料不具备证据的形式要件，这些通知材料不具备合法性。3、2009年3月汤建元、吴伟莲在转让加气加油站资产时实际上是以转让公司股份的形式将全部公司资产作出了对外出让处置，汤建元、吴伟莲自公司资产处分后已不再享有股东权利义务，2009年3月27日在工商局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只不过是应工商局要求的格式文本订立而已，古健民不需要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且自公司资产处置后公司与吴伟莲及汤建元已无任何关系。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没有适用当事人行使合同解除权时效条件（除斥权）的法律，而错误的适用了有关诉讼时效的法律规定。本案吴伟莲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益受损之日应当是其配合古健民在工商登记部门办理股权变更之日即2009年3月27日，也就是说即使存在法定的行使解除权的情形，吴伟莲也应当在2009年3月27日至2010年3月26日这一年的除斥期间内行使解除权。显然吴伟莲已丧失了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法律时效。本案即使适用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吴伟莲的诉请也早已超过诉讼时效。三、一审判决违背民商事裁判基本准则，有失公平、诚信。涉案股权转让行为八年有余，公司外部第三人以现有的股权结构为信赖基础与之建立了众多的法律关系，倘若解除合同将从根本上破坏了公司现有的法律关系及交易秩序，从维护公司的效率、安全、稳定的准则，不适宜裁判解除《股份转让协议》，再恢复吴伟莲的股东身份地位。另古健民原持有公司10%股权，一审判决对古健民的原始股东权益遭受损失既没有认定，也没有提及如何保护，如何救济，实在有违《民法通则》、《合同法》确立的公平、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综上，吴伟莲、汤建元等人伪造证据材料形成本案的虚假诉讼严重损害了古健民的权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公正裁判。
吴伟莲辩称：1、古健民、案外人刘芝将其所持有的全部股份转给吴伟莲，该《股权转让协议》是2007年签订，通过公司多次变动及加油加气站转让过程等事实证明股权转让协议古健民是认可的且参与履行。2、鄱阳公司成立于2007年10月10日，古健民及案外人刘芝是挂名股东，四天之后就把股东变成真实股东汤建元及吴伟莲，证明《股权转让协议》是真实的。3、催要股权转让款通知分别发了三次，鄱阳公司已收到且认可，古健民既然是工商登记的股东，鄱阳公司自然有古健民的联系方式，应该把通知发放给古健民，因此，吴伟莲催要股权转让款的通知事实上已经送达古健民。4、吴伟莲转让股份后，古健民应支付股权转让款，不支付转让款的行为有失诚信。一审适用法律准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法院判决。
鄱阳公司及王光祥共同述称：2009年3月3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协议价1550万元是包干价，其中鄱阳公司、汤建元、吴伟莲是甲方，王光祥是乙方，古健民是丙方。后由于汤建元反悔，说1550万元是买加气加油站而非公司，公司需另外买。经过多次努力达成共识：王光祥以80%的股份出资160万元，首先付现金100万元，另外60万元以其他方式付款，协议款和公司款也付清，加气加油站和鄱阳公司都属于王光祥。多年以来，古健民未参与公司管理，未承担风险，未出钱也未分红。因此，古健民仅是鄱阳公司股东，而非加油加气站股东。
吴伟莲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为：1、判令解除吴伟莲与古健民于2009年3月19日所签订的《鄱阳公司股东股份转让协议》；2、判令古健民、鄱阳公司协助吴伟莲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手续；3、判令古健民、鄱阳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鄱阳公司成立于2007年10月10日，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注册资本2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第三人汤建元，股东为吴伟莲（出资70万元、持股35%）、古健民（出资20万元、持股10%）、汤建元（出资102万元、持股51%）及案外人刘芝（出资8万元、持股4%），其中吴伟莲与汤建元为夫妻关系。2007年10月14日，鄱阳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同意古健民、案外人刘芝将其持有鄱阳公司的全部股份转让给吴伟莲，并由吴伟莲于同日分别与古健民、案外人刘芝签订相应的《股权转让协议》。2007年10月15日，鄱阳公司办理工商登记变更，其股东变更为汤建元持有51%股份（102万元）、吴伟莲持有49%股份（98万元）。
2009年3月19日，汤建元代吴伟莲分别与古健民、王增雷签订《鄱阳公司股东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将吴伟莲在鄱阳公司的98万元股份分别以与股份相等的价格转让给古健民40万元股份，转让给王增雷58万元股份；同日，汤建元与王增雷签订一份《股份转让协议》，由汤建元将其在鄱阳公司的102万元股份以同等价格转让给王增雷。针对上述股权转让，由古健民、汤建元、王增雷形成一份《股东会议纪要》，一致同意上述股权转让，并免去汤建元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经理职务，选举王增雷为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兼经理、古健民为监事。汤建元代吴伟莲在上述会议纪要上签名。在本案诉讼中，吴伟莲对汤建元代其在《股份转让协议》的签名表示予以追认。2009年3月27日，鄱阳公司对上述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办理了工商登记，鄱阳公司的股东变更为王增雷（出资160万元，占股80%）、古健民（出资40万元，占股20%）。因古健民未向吴伟莲支付上述股权转让价款40万元，吴伟莲分别于2009年4月29日、2009年7月17日向鄱阳公司、古健民发出《催要通知》、《付款通知》，要求古健民支付股权转让价款40万元。2011年6月13日，吴伟莲再次向鄱阳公司、古健民发出一份《郑重通知》，主要内容为：限古健民于2011年6月30日前向吴伟莲支付40万元股权转让价款，否则，此通知即作为解除2009年3月19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的通知。鄱阳公司、古健民未予回复，古健民也一直未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上述《催要通知》、《付款通知》、《郑重通知》，由鄱阳公司盖章签收。
另查明：2009年3月3日，鄱阳公司与王光祥、古健民签订一份《协议书》，协议约定：鄱阳公司同意将已建成并投入试营业的位于长沙市韶山南路的加油加气站转让给王光祥，转让总价款1550万元；付款分为三期：第一期为协议签订3日内支付预付款300万元，第二期于相关手续办妥后2日支付500万元、第三期为公司变更手续办妥当日一次性付清余款750万元；古健民应负责双方严格履约。2009年3月20日，吴伟莲、汤建元作为甲方、王光祥、王增雷作为乙方、古健民作为丙方签订一份《补充协议》，约定：甲方系鄱阳公司的股东，持有该公司百分之百的股份；协议各方对2009年3月3日签订的《协议书》中的加油加气站转让价款的支付、相关手续的办理进行了约定，同时明确古健民对《协议》和《补充协议》承担监督和担保责任。上述两份协议所涉的位于长沙市韶山南路的加油加气站，实际为吴伟莲、汤建元投资。王光祥、王增雷应支付吴伟莲、汤建元的加油加气站转让款，其中的656万元于2009年3月20日支付给古健民，然后由古健民支付给汤建元，其余款项由王光祥直接支付给吴伟莲、汤建元。2009年6月10日，鄱阳公司进行了一次工商变更登记，将法定代表人由王增雷变更为汤建元，同时将王增雷在鄱阳公司的160万元股份中的102万元转让给汤建元；2010年10月9日，鄱阳公司再次进行一次工商变更登记，将法定代表人由汤建元变更为王增雷，股东吴伟莲变更为古健民。上述两次变更登记，因相应《股东会议纪要》、《股份转让协议》系伪造，均被工商登记机关撤销，恢复到2009年3月27日时的登记状态。2011年11月17日，鄱阳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并形成股东会决议，决议主要内容为：一致同意公司的注册资本由200万元增加至1600万元；新增加的1400万元由王光祥出资1120万元，占新增注册资本的80%，吴文兵出资160万元，占新增注册资本的11.43%，杨金洪出资120万元，占新增注册资本的8.57%；一致同意吸收王光祥、吴文兵、杨金洪为新增股东，现股东变更为：王增雷、古健民、王光祥、吴文兵、杨金洪；股东变更后各股东的出资额及持股比例为：王增雷出资160万元，持股10%；古健民出资40万元，持股2.5%；王光祥出资1120万元，持股70%；吴文兵出资160万元，持股10%；杨金洪出资120万元，持股7.5%；免去王增雷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兼经理职务，选举王光祥为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兼经理职务；免去古健民公司监事职务，选举王增雷为公司监事职务；一致通过公司新章程。2011年12月31日，鄱阳公司对上述变更事项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2012年12月18日，古健民向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上述股东会决议无效，恢复古健民享有鄱阳公司20%的股权及相应工商登记。2013年3月28日，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3）雨民初字第54号民事判决书，支持了古健民的诉讼请求。鄱阳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本院，目前仍在二审中。2013年4月24日，吴伟莲诉至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请求判如所请。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3月5日作出（2013）雨民初字第1233号民事判决书，支持了吴伟莲的诉讼请求。古健民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以原审判决遗漏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为由，裁定发回重审。
一审判决认为：关于合同效力。吴伟莲与古健民于2009年3月19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虽由第三人汤建元代吴伟莲所签，但此后吴伟莲以此为依据一再向古健民、鄱阳公司催要上述协议所涉的股权转让款，应视为吴伟莲对汤建元的代签行为的一种追认，且吴伟莲在本案诉讼中也明确表示认可汤建元的代签行为。因此，上述《股份转让协议》，系吴伟莲与古健民双方真实意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权转让所对应的《股东会议纪要》上吴伟莲的签名也系汤建元代签，因吴伟莲追认了《股份转让协议》，汤建元代吴伟莲在《股东会议纪要》上的签名，也系有权代理。关于诉讼时效。上述《股份转让协议》签订后，因古健民未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吴伟莲分别于2009年4月29日、2009年7月17日、2011年6月13日向古健民、鄱阳公司发出《催要通知》、《付款通知》、《郑重通知》，且鄱阳公司对此盖章签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的规定，吴伟莲的上述行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诉讼时效期间应自2011年6月13日重新起算，至吴伟莲于2013年4月24日提起诉讼，未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古健民辩称吴伟莲的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法院对此不予采信。关于合同解除。鄱阳公司成立时，古健民持有鄱阳公司10%的股权。2007年10月14日，古健民将其持有的鄱阳公司10%股权全部转让给吴伟莲，并办理了相应变更登记，古健民对此一直未提出异议。2009年3月19日，吴伟莲将其持有鄱阳公司20%股权作价40万元转让给古健民。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古健民除代第三人王光祥向吴伟莲、汤建元支付加油加气站转让款656万元外，再未向吴伟莲支付其他任何款项，据此可以认定古健民一直未向吴伟莲支付股权转让款40万元。至于汤建元是否欠付古健民劳务费，与涉案股权转让款并无关联；古健民辩称不应向吴伟莲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意见，无事实依据，法院不予采信。古健民与吴伟莲于2009年3月19日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后，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系古健民的主要合同义务，在吴伟莲再三催告后仍未支付，古健民已构成根本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吴伟莲要求解除上述《股份转让协议》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同时，吴伟莲于2011年6月13日书面要求古健民支付股权转让款，并声明若未支付则该通知作为解除合同的通知，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上述《股份转让协议》于2011年6月13日解除。上述合同解除后，古健民、鄱阳公司应配合吴伟莲，将古健民名下持有的鄱阳公司股权变更登记至吴伟莲名下。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吴伟莲与古健民于2009年3月19日签订的《鄱阳公司股东股份转让协议》，于2011年6月13日解除；二、古健民、鄱阳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5日内协助吴伟莲将古健民名下的鄱阳公司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吴伟莲名下。案件受理费7380元，由古健民负担。
本案二审期间，古健民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加油站租赁经营合同》复印件，拟证明其作为鄱阳公司股东，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并为公司作出贡献。
吴伟莲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不符合证据的要求，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鄱阳公司、王光祥认为加油加气站与古健民无关，古健民非公司负责人，其签字无效。
本院经审查认为，古健民提交的《加油站租赁经营合同》系复印件，没有提供原件且与本案不具关联性，对此不予认定。
本案二审审理查明：鄱阳公司成立于2007年10月10日，
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至2009年3月3日前，鄱阳公司登记的股东为汤建元、吴伟莲，其中汤建元持有51%股份占注册资本的102万元，吴伟莲持有49%股份占注册资本的98万元。
2009年3月3日，鄱阳公司（甲方）与王光祥（乙方）、古健民（丙方）签订一份《协议书》。协议约定的主要内容如下：1、甲方鄱阳公司同意将已建成并投入试营业的位于长沙市韶山南路的加油加气站转让给乙方王光祥，转让总价款1550万元；付款分为三期：第一期为协议签订3日内支付预付款300万元，第二期于相关手续办妥后2日支付500万元、第三期为公司变更手续办妥当日一次性付清余款750万元，税费由甲方负担。2、关于资产移交方式：第一次支付预付款后，甲方应妥善处理好内部事务，将经营权和设施、设备整体移交给乙方经营管理，人员由乙方重新调整。第二次付款时，甲方将该加气站相关资料文件全部交给乙方，包括项目批准文件、设计文件、设施设备技术文件、气瓶充装许可证，危化品经营许可证等。如果不能到位造成气站不能正常运转，一切后果由甲方负责。第三次付款时，甲方鄱阳公司必须将公司过户给乙方，并将该站没有完善的手续全部完善到位交给乙方，费用由甲方负担（加油部分以后的经营手续由乙方办理，费用乙方负担）。如果规划建设整体验收手续未完善，乙方付款时暂扣100万元，待甲方完成规划建设整体验收手续并交给乙方，乙方再将100万元付给甲方。甲方转让前的债权债务由甲方承担，丙方担保，乙方概不负责。3、甲方原与湖南中油管道燃气有限公司的框架协议、供气合同，与厂家设备合同、施工合同等，与长沙市雨花区洞井镇鄱阳村村委会签订的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的权利和义务全部转由乙方履行。4、丙方应负责监督甲、乙双方严格履约（即甲方应完善各项手续、设备调试和财务建账等，乙方应按阶段及时支付甲方款项等），由于乙方对受让的甲方公司的设备、设施不够了解，乙方付出的款项由丙方代收，丙方担保甲乙方转让项目完全达到协议要求，保证双方的投资都不受损失。5、关于《危化品经营许可证》、《气瓶充装许可证》两证在公司变更法人代表的同时，积极变更两证负责人。如果两证变更有难度，但时间不超过三年（即年检时把两证变更到位），在此三年时间内的安全责任，甲方概不负责。本两证变更不影响乙方对甲方的付款。6、甲、乙、丙三方任何一方违约，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的所有损失。7、本协议一式六份，三方各执两份，签字生效。该协议甲方、乙方和丙方均签字或盖章。
上述协议签订后，王光祥按照约定支付了前期转让款项，其他各方也积极履行约定的其他义务。对于工商变更登记和其他相关手续问题,由于王光祥当时没有办理中国身份证，工商行政部门无法进行变更登记，王光祥以其亲属王增雷的名义签订相关协议办理相关手续。从鄱阳公司工商变更登记的档案中反映，落款时间为2009年3月19日的文件有5份：其中汤建元、吴伟莲、古健民、王增雷四人签署的《股东会议纪要》1份，《股份转让协议》3份，王增雷、古健民签署的新的《湖南中油鄱阳汽车加气站有限公司章程》1份。
上述1份《股东会议纪要》显示的主要内容为：1、会议内容，讨论通过鄱阳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股东的变更。2、会议决议：（1）经全体股东协商一致，汤建元将其在鄱阳公司的102万元股份转让给王增雷；吴伟莲将其在鄱阳公司的58万元转让给王增雷，吴伟莲将其在鄱阳公司40万元股份转让给古健民，公司新的股权结构为王增雷出资额160万元占80%，古健民出资额40万元占20%。（2）经全体股东协商一致，免去汤建元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经理职务，免去吴伟莲监事职务；选举王增雷为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兼经理，选举古健民为监事。（3）经全体股东协商一致同意通过鄱阳公司新公司章程。（4）一致同意委托长沙市雨花区创智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员工叶某到工商局办理公司变更登记事宜。《股东会议纪要》由汤建元、古健民、王增雷签名，鄱阳公司加盖了公章。“吴伟莲”之名由汤建元代签，《股东会议纪要》明确了股权转让，但没有体现股权转让的价款。
上述3份《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为：一份是汤建元与王增雷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汤建元将其在鄱阳公司的102万元股份以同等价格转让给王增雷；另一份是吴伟莲与王增雷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吴伟莲将其在鄱阳公司的58万元股份以同等价格转让给王增雷；第三份是吴伟莲与古健民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吴伟莲将其在鄱阳公司的40万元股份以同等价格转让给古健民。上述《股权转让协议》“吴伟莲”之名亦由汤建元代签。
上述王增雷、古健民签署的《湖南中油鄱阳汽车加气站有限公司章程》显示的关于股东和股权的主要内容为：股东王增雷、古健民；新的股权结构为王增雷实缴出资额160万元占80%，古健民实缴出资额40万元占20%。
吴伟莲、汤建元、王光祥、古健民、鄱阳公司针对2009年3月3日签订的《协议书》及履行中存在的问题，各方于2009年3月20日再次签订了《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以吴伟莲、汤建元为甲方,王光祥、王增雷为乙方,古健民为丙方，其主要内容如下：甲方系鄱阳公司的全体股东，持有该公司百分之百的股份。甲方原以鄱阳公司的名义与乙、丙方于2009年3月3日签订了《协议书》，约定将甲方的长沙市韶山南路加油加气站转让给乙方，三方现履行了部分义务。现经三方平等协商，就该加油加气站转让达成如下补充协议，供三方共同遵守。1、按原《协议书》的约定，乙方至今应支付转让款共800万元。甲方和丙方已确认到账656万元。丙方确认乙方在湖南中油管道燃气有限公司账户上存入人民币144万元，乙方承诺在2009年5月15日前将该款转入甲方账户，丙方对此144万元转入甲方账户承担担保责任。如到期该款不能存入甲方账户，乙方应另行将144万元在十天内支付给甲方。2、从2009年3月20日起，甲方委派专人与乙方指定的人共同办理该加油加气站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工商变更后，新的工商营业执照的正本原件由甲方保管，副本原件由乙方保管。在乙方支付完全部转让款时，甲方将该正本原件移交给乙方。乙方支付全部转让款的时间在拿到营业执照副本之日起20天内，如果到时乙方不能支付全部转让款，乙方无条件将该加油加气站退还给甲方，乙方所交转让款作为违约金。3、如由于规划许可证尚未办理完毕，乙方可以在转让款中暂扣100万元作为保证金，在甲方将该规划许可证办妥转交给乙方的同时，乙方须将100万元保证金无息退还给甲方。4、由于《补充协议》所规定的规划许可证未办妥，乙方暂扣100万元导致乙方不能支付完全部转让款的情况，不影响甲方将营业执照正本原件移交给乙方。5、乙方在收到营业执照的副本之时，为接收韶山南路加油加气站的全部资产之日，在此之前，该加油加气站的生产经营和债权、债务由甲方负责，在此之后，该加油加气站的生产经营由乙方负责。6、丙方对甲、乙双方按原《协议书》和本《补充协议》承担监督和担保义务。7、如因履行《协议书》和本《补充协议》发生争议不能协商一致，由该加油加气站所在地的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8、本协议一式三份，由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方汤建元、乙方王光祥、王增雷和丙方古健民在该《补充协议》上签字。
2009年3月27日，鄱阳公司完成吴伟莲、汤建元、古健民、王光祥（登记代表王增雷）所涉本次股权变化的登记。从鄱阳公司工商登记记载的情况反映，鄱阳公司本次工商变更登记依据的资料是汤建元、吴伟莲、古健民、王增雷四人签署的落款时间为2009年3月19日的5份文件，即上述1份《股东会议纪要》、3份《股份转让协议》和1份《湖南中油鄱阳汽车加气站有限公司章程》。本次鄱阳公司变更登记后，股东由汤建元、吴伟莲变更为王增雷、古健民；股权结构变更为王增雷出资160万元占股80%，古健民出资40万元占股20%。原鄱阳公司法定代表人汤建元变更为王增雷。
在本案二审诉讼中，本院另查明：1、吴伟莲、古健民、王光祥以及原审被告鄱阳公司均认可，2009年3月19日鄱阳公司股东汤建元、吴伟莲与古健民、王增雷等四人形成《股东会议纪要》、《股权转让协议》、《湖南中油鄱阳汽车加气站有限公司章程》是为履行2009年3月3日鄱阳公司与王光祥、古健民签订的《协议书》。2、吴伟莲、古健民、王光祥以及鄱阳公司均认可，2009年3月3日《协议书》签订之时，原鄱阳公司的资产只有加油加气站所涉资产和公司招牌，没有其他资产。3、2009年3月3日鄱阳公司与王光祥、古健民签订一份《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中关于工商变更登记的约定包括：变更鄱阳公司股东及相应股权、变更鄱阳公司法定代表人和监事、变更公司章程，未涉及变更其他事项。2009年3月27日的工商变更登记即为对上述两协议的履行。4、关于《催要通知》《付款通知》《郑重告知》问题。署名“通知人吴伟莲，落款时间为2009年4月29日”的《催要通知》，鄱阳公司虽然盖章签收，但鄱阳公司和吴伟莲在一审、二审诉讼中，均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已送达给古健民。本案涉及打印时间为“2009年7月17日”的《付款通知》、打印时间为“2011年6月13日”的《郑重告知》，均无“吴伟莲”署名。鄱阳公司虽然盖章签收并注明时间为“7.17”“6.13”，但鄱阳公司和吴伟莲在一审、二审诉讼中，亦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已送达给古健民。5、吴伟莲、汤建元、鄱阳公司与王光祥虽然于2010年9月27日达成了《调解协议》，但吴伟莲、鄱阳公司与王光祥均未提交证据证明签订该《调解协议》时各方已通知古健民，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古健民对此内容予以认可。6、本案吴伟莲提起诉讼中、涉及其与古健民签订的落款时间为2009年3月1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其证据原件来源于工商行政部门变更登记中的《股权转让协议》。7、吴伟莲在一审中认可，吴伟莲、汤建元双方系夫妻关系。8、吴伟莲与古健民、鄱阳公司等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吴伟莲于2013年4月24日向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其立案案号为（2013）雨民初字第1233号。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发表的论辩观点，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一审判决认定时效中断是否适当？二、古健民与吴伟莲之间涉及10%原始股份转让问题是否属于本案审理范围？三、一审判决认定2009年3月19日古健民与吴伟莲《股权转让协议》的性质是否适当？
关于焦点一。古健民认为一审判决认定吴伟莲先后三次向古健民发出了“催要股权转让款通知”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吴伟莲认为“催要股权转让款通知”分别向鄱阳公司发了三次，古健民是工商登记的股东，鄱阳公司自然有古健民的联系方式，应该把通知发放给古健民，因此催要股权转让款通知事实上已经送达古健民。经审查，一审判决认定时效中断主要基于鄱阳公司收到了《催要通知》《付款通知》《郑重告知》，对此争议本院审查的重点是鄱阳公司在收到通知后是否送达或告知给古健民。本案所涉署名“通知人吴伟莲”，落款时间为“2009年4月29日”的《催要通知》，鄱阳公司虽然注明“收到，4.29”并加盖公章，但鄱阳公司在一审、二审诉讼中，均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已送达给古健民或者告知古健民。本案涉及打印时间为“2009年7月17日”的《付款通知》、打印时间为“2011年6月13日”的《郑重告知》，均无“吴伟莲”署名。对于上述两个文件，鄱阳公司虽然注明“收到，7.17”“收到，6.13”并加盖公章，但鄱阳公司在一审、二审诉讼中，亦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已送达给古健民或者告知古健民。同时鄱阳公司在本案二审庭审中明确表示，对于是否送达给古健民或者告知古健民没有证据材料。鉴于此，吴伟莲提出“催要股权转让款通知分别发了三次，鄱阳公司已收到且认可，古健民既然是工商登记的股东，鄱阳公司自然有古健民的联系方式，应该把通知发放给古健民，因此，吴伟莲催要股权转让款的通知事实上已经送达古健民”的答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古健民关于本项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信。
关于焦点二。古健民认为一审判决认定“2007年10月14日鄱阳公司召开股东会，同意古健民、案外人刘芝将其所持有的全部股份转给吴伟莲，并由吴伟莲于同日分别与古健民、案外人刘芝签订相应的《股权转让协议》”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实际情况是2007年10月14日鄱阳公司未召开股东会，《股东会议纪要》《股权转让协议》等系汤建元伪造并到工商局进行了股权变更登记，把古健民10%的原始股份变更至吴伟莲名下。吴伟莲则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古健民与吴伟莲关于10%的《股权转让协议》是2007年签订，通过公司多次变动及加油加气站转让过程等事实证明股权转让协议古健民是认可的且参与履行。经审查，对此争议本院审查的重点是古健民提出的2007年签订的10%《股权转让协议》是否属于本案审理范畴。本案所涉鄱阳公司成立时股东有吴伟莲、古健民、汤建元及案外人刘芝，其中吴伟莲出资70万元持股35%，古健民出资20万元持股10%，汤建元出资102万元持股51%，案外人刘芝出资8万元持股4%。从鄱阳公司工商变更登记情况反映，鄱阳公司于2007年10月15日办理了工商登记变更，股东变更为汤建元持有51%股份占注册资本的102万元、吴伟莲持有49%股份占注册资本的98万元。该次工商变更登记所依据的材料是：显示时间为2007年10月14日的鄱阳公司股东会议决议，吴伟莲分别与古健民、案外人刘芝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以及公司章程。古健民在本案诉讼中提出的2007年与吴伟莲之间的原始股份转让合同问题的抗辩，与吴伟莲在本案中提出的诉讼请求非同一合同关系，不属于本案审理的范畴。对此争议古健民可以另寻途径解决。
关于焦点三。古健民认为一审判决对2009年3月19日《股权转让协议》的性质认定不当。其实际情况是：2009年3月3日汤建元、吴伟莲在转让加油加气站资产时实际上是以转让公司股份的形式将全部公司资产作出了对外出让处置，汤建元、吴伟莲自公司资产处分后已不再享有股东权利义务，2009年3月19日在工商局档案中《股权转让协议》只不过是应工商局要求的格式文本订立而已，古健民不需要向其支付股权转让款。吴伟莲则认为古健民根据2009年3月19日《股权转让协议》应支付股权转让款，古健民不支付转让款的行为有失诚信，一审判决解除《股权转让协议》正确。对此争议本院审查的重点是2009年3月19日古健民与吴伟莲《股权转让协议》的性质何在。
经审查，从各方当事人2009年3月3日、3月20日签订的协议书、补充协议书中看，均有关于“公司过户”和办理“公司变更登记”的约定，各方均认可除了鄱阳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有登记，加油加气站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有登记。根据我国工商登记相关行政法规的规定，公司涉及股东和股权结构变化的工商变更登记，需要提供公司股东会议纪要、股权转让协议和新的章程。从鄱阳公司工商登记的档案中反映，2009年3月27日完成鄱阳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程序，依据的是落款时间为“2009年3月19日”的5份文件：即汤建元、吴伟莲、古健民、王增雷四人签署的《股东会议纪要》1份，《股份转让协议》3份，王增雷、古健民签署的新的《湖南中油鄱阳汽车加气站有限公司章程》1份。该《股东会议纪要》显示的主要内容是“讨论通过鄱阳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股东的变更”。形成的会议决议包括汤建元将其在鄱阳公司的102万元股份转让给王增雷，吴伟莲将其在鄱阳公司的58万元转让给王增雷，吴伟莲将其在鄱阳公司40万元股份股份转让给古健民；公司新的股权结构为王增雷出资额160万元占80%，古健民出资额40万元占20%；免去汤建元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经理职务，免去吴伟莲监事职务，选举王增雷为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兼经理，选举古健民为监事；经全体股东协商一致同意通过鄱阳公司新公司章程；一致同意委托长沙市雨花区创智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员工叶某到工商局办理公司变更登记事宜。《股东会议纪要》明确了股权转让，但没有体现股权转让的价款。3份《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新的《湖南中油鄱阳汽车加气站有限公司章程》正是体现了股东会议纪要的内容。从本案事实发展的情况看，吴伟莲提起本案诉讼时向法院提供的与古健民签订的“落款时间为2009年3月1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证据原件来源于工商行政部门变更登记中的《股权转让协议》，吴伟莲自身没有原件。本案诉讼中，双方均认可2009年3月27日的工商变更登记即为对2009年3月3日、3月20日签订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上述两协议的履行，其关于鄱阳公司工商变更登记的内容涉及股东及相应股权结构的变更、法定代表人和监事的变更、公司章程的变更等。上述《股东会议纪要》、《股份转让协议》和《湖南中油鄱阳汽车加气站有限公司章程》符合工商变更登记的程序要求，股份转让对价仅是按照吴伟莲所占的股份比例的认缴出资额的数额确定。鉴于此，古健民提出的“本案吴伟莲与古健民签订的在工商局档案中的落款时间为2009年3月19日《股权转让协议》，是应工商局办理变更登记的要求产生的格式文本”具有合理性，此项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信。吴伟莲提出的“2009年3月19日《股权转让协议》古健民应支付股权转让款，古健民不支付转让款的行为有失诚信”的答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吴伟莲分别于2009年4月29日、2009年7月17日、2011年6月13日向古健民、鄱阳公司发出《催要通知》、《付款通知》、《郑重通知》，且鄱阳公司对此盖章签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的规定，吴伟莲的上述行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诉讼时效期间应自2011年6月13日重新起算”错误，吴伟莲向鄱阳公司发出并由鄱阳公司签收的《催要通知》、《付款通知》、《郑重通知》，对古健民不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鄱阳公司工商登记的吴伟莲与古健民等股权变更登记时间发生于2009年3月27日，吴伟莲于2013年4月24日向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行为明显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时效期间。同时鄱阳公司工商登记档案中存在的落款时间为“2009年3月19日”的《股东会议纪要》、《股份转让协议》和《湖南中油鄱阳汽车加气站有限公司章程》等5份文件，应认定为鄱阳公司2009年3月27日工商变更登记程序需要所为，与一般民事行为中的股份转让协议有不同，一审判决直接解除显属不当。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判决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五条、第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016）湘0111民初1004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吴伟莲的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738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380元，共计14760元，由吴伟莲负担。二审诉讼费由古健民预交，吴伟莲直接给付古健民。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晴
审判员 李祖湖
审判员 黄红萍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杨 璐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九十五条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
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
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
第二十六条公司变更登记事项，应当向原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未经变更登记，公司不得擅自','2018-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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