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闽04行初36号
原告梅列区陈大镇陈墩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三明市梅列区陈大镇镇陈墩村。
法定代表人肖树新，村主任。
委托代理人李春贺、谢跃华，福建万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梅列区人民政府，住所地梅列区沪明新村196幢。组织机构代码79175154-4。
法定代表人张昌平，区长。
委托代理人林银香，福建海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昌木，梅列区农林水利局干部。
被告三明市人民政府，住所地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红岩新村24幢，组织机构代码00372879-3。
法定代表人余红胜，市长。
委托代理人林凤冠，三明市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兰玲，三明市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
第三人梅列区陈大镇大源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三明市梅列区陈大镇镇大源村。
法定代表人范堂校，村主任
委托代理人郑世旺，福建邱宁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梅列区陈大镇陈墩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陈墩村委会）不服被告梅列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梅列区政府）于2016年4���18日作出的梅政文［2016］29号《关于民主后山场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以下简称处理决定），和三明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三明市政府）于2016年7月28日作出的明政行复［2016］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决定书），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8月16日立案后，依法向被告梅列区政府和三明市政府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1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陈墩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肖树新及其委托代理人李春贺、谢跃华，被告梅列区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林银香、陈昌木，三明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兰玲、第三人梅列区陈大镇大源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大源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范堂校及其委托代理人郑世旺到庭参加诉讼。期间，被告梅列区政府申请庭外协调六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梅列区政府于2016年4月18日作出《处理决定》，梅列区政府认定的事实：一、争议山场坐落于陈大镇大源村,位于1974年二类调查基本图22林班13小班,土名民主后（陈墩村称为梧桐坪）、地类为有林地、优势树种为马尾松，争议范围实际面积为124亩,争议山场的四至范围为：东至山脊、南至坑沟转杉木林转坑沟、西至公路、北至山脊。二、大源村持有的2011号林权证中记载的民主后山场面积137亩、22林班13小班，四至范围：东至民主公岭顶、南至窠仔、西至东坑仔田边公路、北至民主公。陈墩村持有的第2012号林权证记载的土名为梧桐坪、面积18亩；还持有第2035号林权证，该证其中记载的土名为东坑仔窠、31林班8小班、面积148亩，四至为：东至山顶、南至尽室、西至公路、北至高元民主公庙。并且第2035号林权证记载的四至范围包括31林班的8小班和22林班的13小班，其四���范围中记载有北至高元民主公庙，该民主公庙的位置由于公路改线现已移位，但原有的民主公庙位置大源村和陈墩村在现场查验中双方均已认可确定。三、陈墩村提供的土地证中记载的四至多为坟或岩石，具体四至范围无法确定，其中有五份土地证记载的土名为梧桐坪,1981年依据此五份土地证,三明市人民政府已颁发了明市字第2012号林权证，该林权证记载的土名为梧桐坪、面积18亩、树种为杉木。梅列区政府认为，陈墩村提供了梅列区人民政府颁发的《关于陈大镇陈墩村申请补办非农业建设用地的批复》，该文件虽附有用地平面图，但此图四至无法确定。陈墩村还提供了1993年1月30日梅列区矿产资源管理委员会颁发的采矿许可证、1991-1997年罗志扬等与陈墩村委会签订的6份承包协议书、1988年梅列区人民政府的梅政地字0081号《关于陈大镇陈墩村申请补办非农业建设用地���批复》的文件、陈墩村委会与三明市永丰汽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签订的梧桐坪场地的《土地出租协议》，以上这些协议书、采矿证等证据没有附图，具体位置也不能确定。大源村持有的2011号林权证中民主后山场的四至与陈墩村持有的2035号林权证中东坑仔窠山场的四至有重叠。因此，2011号、2035号两份林权证上均记载了该争议山场的部分,可认为是重复发证，均不能作为有效的林权争议的依据。据此，依据《福建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条例》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二款和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作出如下处理决定：鉴于当事人均无法提供有效权属凭证，且无第三方提出权属主张。为了维护林区稳定，保护相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梅列区人民政府将在陈大镇大源村和陈墩村进行权属主张公告，公告期限为一年。公告期满无人提出有效权属凭证的，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区人民政府确定委托管理者，并依法制定收益处置办法。
原告陈墩村委会不服，向三明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三明市政府于2016年7月28日作出《决定书》。三明市政府认为，原告与第三人分别持有的明市字第2035号、第2011号《林权证》四至范围基本重叠，无法单独据此作出权属认定。而依据《福建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条例》第十二条至第十六条的规定，原告提供的豫章郡氏家谱和第三人提供的涉案山场二类调查基本图均不能作为处理林木林地权属争议的依据；建设用地申请审批相关材料、《土地出租协议》、《采矿许可证》及其《协议书》等证明材料也不是法定的处理依据或参考依据，且上述材料均系涉案《林权证》颁发后形成的，未附图、四至不明，具体位置无法确定。故梅列区政府认定双���未提供有效的权属凭证，依据《福建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二款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定维持梅列区政府作出的梅政文［2016］29号《关于民主后山场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
原告陈墩村委会诉称：请求法院判令1、撤销三明市梅列区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2、判令撤销三明市政府作出的《决定书》；3、判令被告一、二重新做出确认1981年三明市人民政府颁发的明字第2035号关于东坑仔窠148亩的林地林木所有权使用权归属；4、判令被告承担案件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被告一、被告二做出的行政行为适用法律错误。原告持有的明字第2035号林权证和第三人持有的明字第2011号林权证四至重叠，但两本林权证都是被告梅列区政府在林业“三定”时期颁发的林权证。梅列区政府在无法否认、排除原告提交林权证的合法性的情况下，应该适用《福建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条例》第十二条：“未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在县级行政区域内发生的林木林地权属争议，以林业“三定”时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颁发的林权证及其之后依法变更的林木林地权属证书作为处理依据”。和第十八条第一款：“当事人同时提供林权证或者土地证等同类合法凭证的，由当事人所在地人民政府共同的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根据自然地形等实际情况认定”，该条明确规定，当地政府必须对拥有合法林权证或土地证的，根据“自然地���”条件等实际情况作出山林权的归属。二、根据1981年林业“三定”时的处理原则，争议林地按照以大源村高源小自然村民主公庙后山山脊为界，水流高源方向的山林地归大源村所有，水流原告村方向的山林地归原告所有，现在争议林地就属于水流往原告村方向，争议山场应归属原告所有。从历史上看，根据豫章郡罗氏家谱记载，争议林地是罗氏家族用6两白银向他人购买。1952年土地改革至今，均是由原告的村民及原告经营管理。根据《福建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条例》第四条规定“调处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应当坚持尊重历史和现实情况，互谅互让，公开公正的原则”规定，被告梅列区政府应当将争议的林地确认为原告，同时做好第三人因错误颁证而产生的不利后果。三、被告一、二严重不作为，严重���响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原告提供的土地证记载有四至、《关于陈大镇陈墩村申请补办非农业建设用地的批复》附有用地平面图，梅列区矿产资源管理委员会颁发的采矿许可证、罗志扬等与原告签订的6份承包协议书、“原告与三明市永丰汽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签订的梧桐坪场地的《土地出资协议》均有写明地点，根据《福建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受理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申请后，林权争议调处部门应当对争议的林木和林地权属进行实地调查取证，对当事人提供的有关材料进行核实，并通知当事人及有关人员到场。梅列区政府违反法律规定，没有实地调查客观情况，做出错误的结论影响了整个案件的结果。
被告梅列区政府辩称：一、《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且适用法律正确。争议山场位于1974年陈大公社大源大队（即现在陈大镇大源村）林业基本图上22林班13小班，坐落土名：民主后（陈墩村称为梧桐坪），涉及该争议山场有原三明市人民政府颁发的明市字第2011号、明市字第2012号和明市字第2035号三本林权证，根据现场指界，原告持有的明市字第2035号林权证所记载“东坑仔窠”山场，其北向界址“高元民主公庙”，又指向了第三人持有的明市字第2011号林权证所记载“民主后”山场的北向界址“民主公”，且“民主公庙”所坐落位置是双方一致认可的位置，因此，造成了双方北向界址重叠，依据《福建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一项“其他林木林地权属证��的四至范围或者面积，按照下列规定认定：（一）林业“三定”时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颁发的林权证及其之后依法变更的林木林地权属证书，以权属凭证或者经核准的林权清册记载的四至为准”的规定，答辩人将原三明市人民政府颁发的明市字第2011号、明市字第2012号和明市字第2035号林权证认定为重证，虽然三本林权证都是合法凭证，但属于错证，均不能作为处理林木林地权属争议的依据。对于陈墩村提交土地改革时期的八份土地证，根据《福建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土地改革、合作化时期和“四固定”期间有关林木林地权属的其他有效凭证可以作为处理林木林地权属争议的参考”的规定，可以作为处理林木林地权属争议的参考，但所提交���八份土地证，其四至载明的地物标多为人名、坟、石岩等，坐落位置均无法考证，也无法认定该八份土地证之间的关联性，更无法证明该八份土地证与争议山场之间存在关联性，因此，答辩人无法予以采信，不能作为处理该山场争议的有效依据。对于陈墩村提交的豫章郡罗氏族谱等其他证据，依照《福建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条例》第二章处理依据的规定，均不能作为处理该山场争议的依据，且这些证据材料没有附图,无法判断其具体四至坐落，无法判断与争议山场具有关联性，其中有些证据还不是直接指向上述所指争议山场，而是指向31林班内的其他山场，因此，答辩人也无法予以采信。综上所述，依照《福建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答辩人作出了《处理决定》，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内容适当。二、答辩人作出的《处理决��》程序合法。答辩人于2015年10月22日收到大源村委会的《请求处理林地所有权争议申请书》，次日受理后并向陈墩村委会送达申请书副本，向大源村委会送达了受理通知书。经审核相关证据材料后，答辩人于2016年4月18日作出《处理决定》并依法及时送达给各方当事人。《处理决定》从收案、受理、调查、审批、决定、送达等各个环节均严格按照法定的程序和时间办理。基于以上事实和法律依据，敬请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驳回陈墩村的行政诉讼请求，维持答辩人作出的《处理决定》。
被告三明市政府答辩称：一、行政复议程序合法。原告于2016年6月12日提起行政复议申请，市政府依法予以受理。并于6月13日分别向被告梅列区政府、第三人发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经书面听取各方意见，审��相关证据材料后，于2016年7月28日作出《决定书》，并依法送达给各方当事人。行政复议从收案、受理、调查、审批、决定、送达等各个环节，均严格按照法定的行政复议程序和时限办理。二、行政复议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原告与第三人分别持有的明市字第2035号、第2011号《林权证》四至范围基本重叠，无法单独据此作出权属认定。而依据《福建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条例》第十二条至第十六条之规定，原告提供的豫章郡氏家谱和第三人提供的涉案山场二类调查基本图均不能作为处理林木林地权属争议的依据；建设用地申请审批相关材料、《土地出租协议》、《采矿许可证》及其《协议书》等证明材料也不是法定的处理依据或参考依据，且上述材料均系涉案《林权证》颁发后形成的，未附图、四至不明，具体位置无法确定。由此，被告一认定双方未提供有效的权属凭证，依据《福建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二款作出《处理决定》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被告一作出的梅政文〔2016〕29号《关于民主后山场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维持该处理决定，合法合理。综上所述，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大源村委会述称：一、本案争议的明市字第2011号林权证记载的“民主后”（22林班13小班）山场历史以来一直是答辩人所有、使用、收益。且从1974年8月的陈大公社林业发展规划图上看，原告主张的明市字第2035号林权证记载的“东坑仔窠”（31林班8小班）山场和明市第2012号林权��记载的“梧桐坪”（22林班16小班）山场与“民主后”山场南北相邻，并不重叠。1966年，大源村村民范永茗、范堂烈在“民主后”山场开山造林种植松木和杉木。2007年10月24日，讼争山场因高压线经过搭建塔基，陈墩村村民肖辉凤承包该塔基周围木头砍伐，其承包金400元交由答辩人。另在2008年4月10日，大源村村民廖克顺等13人还在讼争山场种植杉木并在答辩人处领取相关费用780元。由此可见，本案讼争山场始终归由答辩人所有。从1974年8月的陈大公社林业发展规划图上可以看出，名为“梧桐坪”（22林班16小班）山场在答辩人林业发展规划图内，该山场面积18亩，系原告在答辩人山场处的插花地。1981年12月9日，三明市人民政府颁发了明市字第2011号林权证，该林权证记载“民主后”（22林班13小班、137亩）山场归答辩人所有，同日还颁发了明市第2012号林权证，该林权证记载“梧桐坪”（22林班16小班、18亩）山场归原告所有。1981年12月20日，三明市人民政府颁发了明市字第2035号林权证，该林权证记载“东坑仔窠”（31林班8小班、148亩）山场归原告所有，但该山场从陈墩大队林业发展规划图上看，其最北处与明市2011号林权证记载的“民主后”（22林班13小班）山场、明市第2012号林权证记载的“梧桐坪”（22林班16小班）山场南北相邻，并不重叠。二、从陈墩大队林业发展规划图及明市字第2035号林权证上记载的“东坑仔窠”（31林班8小班、148亩）山场与另土名为“東坑仔窠”（31林班7小班、70亩）山场的四至范围登记上看，明显是当时填表人肖圣亨填写错误，按“东坑仔窠”（31林班8小班、148亩）山场的四至“东至山顶、西至公路、南至尽室、北至高元民主公庙”的填写，不仅其四至范围包含同为明市字第2035号林权证记载的“東坑仔窠”（31林班7小班）山场、还包含明市2011号林权证记载的“民主后”（22林班13小班）山场、明市第2012号林权证记载的“梧桐坪”（22林班16小班）山场。从1974年8月的陈大公社林业发展规划图上看，“東坑仔窠”（31林班7小班）山场在“东坑仔窠”（31林班8小班）山场的东北处，在“民主后”（22林班13小班）山场和“梧桐坪”（22林班16小班）山场的南部且相邻。但从颁发明市字第2035号林权证上可以看出，填表人肖圣亨在填写“東坑仔窠”（31林班7小班）山场和“东坑仔窠”（31林班8小班）山场四至范围时不够认真，出现错误。现“东坑仔窠”（31林班8小班）山场、“東坑仔窠”（31林班7小班）山场、“梧桐坪”（22林班16小班）山场等三个山场所属的林权证都已登记在原告名下。按照历史事实及林业发展规划图，“民主后”（22林班13小班）山场登记在答辩人名下。现原告以明市字第2035号林权证上记载的“东坑仔窠”（31林班8小班、148亩）山场��四至登记错误为由，据此认为“民主后”（22林班13小班）山场也应归其所有的理由是不成立的。基于以上事实与理由，答辩人认为，林权证颁发部门应对明市字第2035号林权证上记载的“东坑仔窠”（31林班8小班、148亩）山场的四至范围中错误地方进行纠正，进而化解本案纠纷。
本案原、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相关证据，根据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经庭审举证、质证，并认证归纳如下：
被告梅列区政府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依据：
第一组（程序依据）：证据一、《请求处理林地所有权争议申请书》，证据二、《林木林地权属争议立案审表》，证据三、《送达回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案件受��通知书》，证据四、《送达回证》、《送达申请书副本通知书》，证据五、《答辩书》，证据六、《送达回证》，上述证据一至证据六，证明梅列区政府收案、受理、送达等各个环节均严格按照法定的程序和时间办理。
第二组（程序依据）：证据七、《三明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文书送达回证》，证明2016年6月13日，被告三明市政府向被告梅列区人民政府寄出明政行复答（2016）7号《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及《提出答复通知书》。
第三组（事实依据）：证据八、《福建省三明市人民政府林权证》明市字第2011号，证据九、《福建省三明市人民政府林权证》明市字第2012号，证据十、《福建省三明市人民政府林权证》明市字第2035号，证据八至证据十证明了上述三本林权证系三明市人民政府于1981年颁发��，及记载的四至范围。证据十一、《林权图》，证明：1981年三明市人民政府颁发明市字第2011号、明市字第2012号、明市字第2035号林权证时争议山场林权图。证据十二、《公告》，证明：被告梅列区人民政府依法于2016年4月19日对争议山场进行权属公告。
第四组（法律依据）：《福建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条例》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二款和第十八条第二款。
对被告梅列区政府提交的证据，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一至十一都没有异议，对证据十二，被告一采用公告方式处理决定有异议，属适用法律错误
被告三明市政府对梅列区政府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
第三人大源村委会经质证认为，对被告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联性都没有异议，但是对被告一采用公告方式处理决定有异议，因原山林清册的登记人将四至范围登记错误，被告一可以直接作出更正。
被告三明市政府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依据：
第一组（程序依据）：证据一、行政复议申请书、申请人身份证明；证据二、行政复议案件立案审批表、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证据三、梅列区人民政府提交的行政复议答复书；证据四、行政复议决定书（明政行复〔2016〕11号）及市政府公文处理审批单；证据五、相关文书送达回证（凭证）；以上五份证据均证明被告依法受理、审理行政复议，程序合法。
第二组（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项。
经质证，原告、被告梅列区政府、第三人大源村委会对被告二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原告认为被告二作出的行政复议适用法律错误，使用程序不当。
原告陈墩村委会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
证据一、三明市政府作出的《决定书》，证明被告二维持被告一行政行为的事实。证据二、梅列区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证明被告一做出关于争议山场的处理决定。证据三、豫章郡罗氏家谱，证明从光绪庚子年罗氏家谱中就记载了梧桐坪林地属于原告经营管理的事实。证据四、福建省三元县土地房产所有证八本，证明1952年争议的林地为原告所有的事实。证据五、第2035号福建省三明市人民政府林权证，证明1981年12月20日三明市人民政府��发林权证确认争议的山场归原告所有的事实。证据六、（88）梅政地字0081号关于陈大镇陈墩村申请补办非农业建设用地的批复，证明1988年，梅列区人民政府同意原告补办东坑仔机砖厂建设用地手续的事实。证据七、协议书、梅集采证建字（1993）第045号采矿许可证，证明1993年至1995年，原告对争议的山场办理采矿许可证，并与原告村民罗志扬签订了开采协议书的事实。证据八、土地租赁协议书，证明原告作为土地的所有权人与三明市永丰汽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签订土地租赁协议，从2005年至今将东坑仔梧桐坪场地租赁使用的事实。证据九、梅列区陈大镇人民政府关于永丰驾校工程误工、停工，工程损坏补偿函及协议，第三人以1981年被告错误颁发的林权证为由干涉原告租赁的行为，用于说明第三人从错误发证过了30多年后才提出异议。证据十、争议山场图片1，证明争议山场整体轮廓及对面山场都是归属原告所有。证据十一、争议山场图片2，证明争议山场的地形地貌，租赁场地给驾校使用的事实。证据十二、争议山场图片3，证明争议山场原告种植杉树、松树以及当年开采高岭土矿的事实。证据十三、争议山场图片4，证明争议山场四至的地标（坟墓、庙）明确具体与罗氏家谱互相验证确定争议山场归原告所有的事实。证据十四、山林权清册，证明1981年林权三定时候根据历史和事实确定东坑仔窠148亩林地的归原告的事实。证据十五、证人肖某1、肖某2、肖某3、罗某出庭作证，证明争议山场自始至终都是原告在使用管理的事实。证据十六、集体林育林基金补助款验收单，证明争议山场在1978年就是原告在使用管理的事实。证据十七、最高指示、三明市陈大农场借用争议山场的文件（原件），证明争议山场在1967年就是原告在使用管理���事实。（其中梧桐坪的四至已经包括了现在的争议山场）。
经庭审质证，被告梅列区政府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和证明对象均没有异议，认为该行政复议决定书查明以下事实：三明市人民政府已根据三元县1952年颁发的第5920号、第5943号、第5950号、第5954号等四份土地房产所有证，于1981年向原告颁发了第2012号《林权证》（土名为梧桐坪）。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和证明对象均没有异议。对证据六、七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三、八、九的真实性和证明对象均有异议。依照《福建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条例》第二章处理依据的规定，证据三、六至九均不能作为处理该山场争议的法定的处理依据或参考依据。除了证据三外，证据六至九都是涉案《林权证》颁发后形成，且没有附图，四至不明，无法判断其具体四至坐落以及与争议山场之间���有的关联性。对证据四的真实性和证明对象均有异议。该八份土地证四至载明的地物标多为人名、坟、石岩等，坐落位置、具体四至范围均无法确定，也无法认定该八份土地证之间的关联性，更无法证明该八份土地证与争议山场之间存在关联性。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不能证明诉争山场为原告所有，该证据与明市字第2012号林权证为重证。证据十至十三的图片与本案没有关系，证据十四山林权清册是1981年颁发林权证的依据，所以该份证据不能作为有效凭证。证据十五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有效权属凭证。
被告三明市政府质证认为，对证据一、证据二的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据三的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该家谱不能作为涉案山场林权调处纠纷的有效依据。证据四只能证实原告村民罗大德、罗大焕、罗大运、萧树兴等人在1952年时分别享有三元县政府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只是“可以”作为处理林木林地权属争议的“参考”，但不能直接作为权源依据。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所要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该证据只能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分别持有的明市字第2035号、第2011号《林权证》四至范围基本重叠，双方均无法单独据此作为有效的权属凭证。对证据六至九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这组证明材料既不是法定的处理依据或参考依据，又系涉案《林权证》颁发后形成的，未附图、四至不明，具体位置无法确定。故不能作为原告的权属凭证。证据十至十三的图片与本案没有关系，证据十四山林权清册是1981年颁发林权证的依据，所以这份证据不能作为有效凭证。证据十五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行政复议的有���权属凭证。证据十六、十七原告未在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前提交，故不能作为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使用。二是该两份证据既非法定的权属依据亦非法定的权属参考依据；三是对证据的真实性保留意见，且证据十七只是证明协议书中所述的梧桐坪归陈大农场管理，并不能证明该山场权属归原告，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第三人大源村委会质证认为，对证据一、二真实性没有意见，对证据二至九，认同被告一、二的质证意见。证据十至十三，图片是驾校所在地，照片上很多地方两村是没有争议的。证据十四山林清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系登记错误。证据十五至十六认同被告一、二的质证意见。证据十七与本案争议的山场不是同一块地。
第三人大源村委会提交下列证据：证据一、山林权��册。证明1、本案讼争地块为民主后、22林班13小班、面积137亩，归大源村所有；2、梧桐坪22林班16小班、面积18亩，系陈墩村在大源村的插花地，已登记在陈墩××××号林权证上，该地块双方没有争议。证据二、明市字第2011号林权证、大源村（1974年8月）林业发展规划图。证明1981年12月9日三明市政府将民主后137亩林权办在大源村名下事实，该林权属大源村所有。民主后137亩林权坐落于22林班13小班，在大源村林业发展规划图内。证据三、明市字第2035号林权证、陈墩村（1974年8月）林业发展规划图。证明从陈墩村的林业发展规划图可以看出，陈墩村所主张的东坑仔窠林地坐落于31林班8小班，与大源村的民主后林地坐落于22林班13小班，两林地一南一北相邻，双方并没有重叠，至于插花地梧桐坪林地坐落于22林班16小班，其最北处至窠仔。证据四、广告牌租金收款收据。证明梧桐坪广告牌租金交至大源村。证据五、高压线砍伐木材收款收据、记账凭证。证明梧桐坪因高压线经过，砍伐木材方为大源村。证据六、种杉木付款凭证、记账凭证。证明大源村在东坑仔（梧桐坪）种植杉木，上述证据证明民主后属于第三人所有。
经质证，原告认为证据一提交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同时也不能证明其所要证明的目的。证据二也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不符合提交证据构成要件，也不能证明其所要证明的目的。对证据三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不能证明其所要证明的目的，两本林权证重叠已经经过两级人民政府认定。对证据四、五、六都是第三人单方面制作，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能证明本案任何事实的依据。
被告梅列区政府质证认为���对证据一至三真实性没有异议，明市字第2011号与2035号两本林权证形式上是合法凭证，但是四至范围重叠，是错证；证据四、五六是在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后提交的，根据《福建省处理山林纠纷条例》规定这三组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被告三明市政府质证认为，同意被告一的质证意见，明市字第2011号与2035号两本证是根据原告及第三人提供的山林权清册进行颁证。证据一第三人未在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前提交，故不能作为衡量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标准使用。也印证了其所持有的林权证载明的争议山场四至均坐落于原告持有的林权证载明的山场内。证据二、三不是法定的林木林地权属依据。证据四至六是复印件，一是该组证据第三人未在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前提交，故不能作为衡量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标准使用；二是该组证据并不是法定的林木林地权属凭证；三是相关证据并没有具体位置，无法证明系争议山场。且在涉案林权证颁发后形成的。均不能作为有效的权属凭证。
本院对被告梅列区政府提交的证据作如下确认：原告、被告三明市政府、第三人对梅列区政府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对被告梅列区政府提供的处理该案的法律法规，原告、第三人认为其适用法律错误，被告三明市政府没有异议。本院认为，《福建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条例》属于地方性法规，可以作为本案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的依据。
本院对被告三明市政府提供的证据作如下确认：原告、被告梅列区政府、第三人对被告三明市政府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客观性、���联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对原告陈墩村委会提供的证据作如下确认：对证据一至证据九、十四、十六、十七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证据十至证据十四反映了争议山场的部分现状，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由于四位证人的证言均无法证实讼争山场的四至及相关事实，本院不予确认。
本院对第三人大源村委会提供的证据作如下确认：证据一至六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
在审理期间，原告陈墩村委会向本院申请鉴定，请求鉴定：原告提供的1952年元字第5753号、5954号、5943号、5950号、5920号、5957号、5761号、5823号土地证的四至范围位于三明市人民政府颁发的明市字第2035号林权证关于东坑仔窠148亩四至范围内。
本���根据原告陈墩村委会的申请，委托福建智立司法鉴定所进行了鉴定，其主要鉴定意见为：陈墩村委会指认的八份土地证未坐落在福建省三明市人民政府明市字第2035号林权证关于东坑仔窠31林班8小班范围内；该八份土地证四至坐落在“三定”图中22林班12、13、16小班范围内，其中，22林班13小班坐落在明市字第2011号林权证范围内，22林班16小班坐落在明市字第2012号林权证范围内。
经质证，原告对鉴定意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梅列区政府认为鉴定意见未明确八份土地证具体坐落四至范围。三明市政府认为鉴定意见与事实不符，且鉴定程序存在重大瑕疵。第三人对鉴定意见认为鉴定程序合法,但认为该八份土地证记载的四至多为一些乱坟或岩石，鉴定人员勘察现场时忽略了这些没有非常明确的��变的具体地标，故对鉴定意见中认定原告指认的八份土地证四至范围坐落在三定图中22林班12、13、16小班范围内提出异议。
本院认为，原告陈墩村委会向本院申请鉴定时，本院征询了二被告的意见，二被告均表示同意鉴定。鉴定时，原、被告及第三人均到现场参与了指认，鉴定程序合法。鉴定机构根据现场勘查和本院提供的相关资料作出了鉴定意见，并经过原、被告及第三人的质证，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根据当事人对上述证据举证、质证意见和本院的认证，及当事人在庭审时陈述的事实，对本案事实认定如下：
1952年，三元县人民政府向陈大镇陈墩村村民罗大德颁发了元字第5954号土地房产所有证，其中地名梧桐坪，种类杉山，面积：1亩，四至：东至���公坟、南至萧绍桓、西至罗大焕、北至陈宅祖坟。向罗大焕颁发了元字第5943号土地房产所有证，其中地名梧桐坪，种类杉山，面积：1亩，四至：东至罗宅坟、南至罗大行、西至路、北至萧宅坟。向罗大运颁发了元字第5950号土地房产所有证，其中地名梧桐坪，种类杉山，面积：1亩，四至：东至坟头、南至坟、西至田、北至坟。向萧树兴颁发了元字第5920号土地房产所有证，其中地名梧桐坪，种类什山，面积：2亩，四至：东至坟、南至坟、西至路、北至石岩。向刘乾盛颁发了元字第5957号土地房产所有证，其中地名梧桐坪，种类杉山，面积：1亩，四至：东至坟、南至萧绍桓、西至罗大焕、北至坟。向萧绍极颁发了元字第5753号土地房产所有证，其中地名塚坑仔窠，种类杉木，面积：5分，四至：东至山头、南至垅仔、西至窠、北至萧绍鸿。向萧绍鸿颁发了元字第5761号土地房产所有证，其中地名塚坑窠，种类什山，面积：12亩，四至：东至山顶、南至崙路、西至坟、北至窠。向萧绍俊颁发了元字第5823号土地房产所有证，其中地名塚坑仔，种类什山，面积：亩，四至：东至山头、南至萧圣菼、西至窠、北至永长公。经福建智立司法鉴定所鉴定，上述八份土地证四至坐落在1981年“三定”图中22林班12、13、16小班范围内。
1981年12月9日，三明市人民政府向大源村核发了明市字第2011号林权证，土名为民主后，面积137亩、22林班13小班，四至范围：东至民主公岭顶、南至窠仔、西至东坑仔田边公路、北至民主公。
1981年12月9日，三明市人民政府向陈墩村核发了明市字第2012号林权证，土名为梧桐坪，面积18亩。
1981���12月20日，三明市人民政府核发了明字第2035号林权证，土名为东坑仔窠，面积148亩，31林班8小班，四至为：东至山顶、南至尽室、西至公路、北至高元民主公庙。
2015年10月22日，第三人大源村委会向被告梅列区政府申请调解处理明市字第2011号林权证书上所载林地林木所有权的权属争议。梅列区政府于同月27日受理后，向第三人送达了受理通知书，向原告送达了申请书副本，于2016年4月18日作出梅政文〔2016〕29号《关于民主后山场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并依法送达给原告和第三人。原告不服，于2016年6月12日向被告三明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申请。三明市政府受理后于6月13日分别向被告梅列区政府、第三人发出明政行复答〔2016〕7号《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明政行复参〔2016〕5号《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通知书》，于2016年7月28日作出明政行复〔2016〕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依法送达给各方当事人。原告仍不服，遂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起诉讼。
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被告梅列区政府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是否错误。本院结合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作如下评析：
原告陈墩村委会认为，原告持有的第2035号林权证和第三人持有的第2011号林权证四至重叠，但两本林权证都是被告梅列区政府在林业“三定”时期颁发的林权证。梅列区政府应该适用《福建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条例》第十二条：“未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在县级行政区域内发生的林木林地权属争议，以林业“三定”时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颁发的林权证及其之后依法变更的林木林地权属证书作为处理依据”。和第十八条第一款：“当事人同时提供林权证或者土地证等同类合法凭证的，由当事人所在地人民政府共同的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根据自然地形等实际情况认定”作出处理决定，而不是适用第十八条第二款，梅列区作出的处理决定适用法律错误。根据1981年林权三定时的处理原则，争议林地按照以高源小自然村民主公庙后山山脊为界，水流高原方向的山林地归大源村所有，水流原告村方向的山林地归原告所有，现在争议林地就属于水流往原告方向，故争议山场应归属原告。
被告梅列区政府认为，陈墩村提供的土地证、梅列区人民政府颁发的《关于陈大镇陈墩村申请补办非农业建设用地的批复》、梅列区矿产资源管理委员会颁发的采矿许可证、1991-1997年罗志扬等与陈墩村委会签订的6份承包协议书、1988年梅列区人民政府的梅政地字0081号《关于陈大镇陈墩村申请补办非农业建设用地的批复》的文件、陈墩村委会与三明市永丰汽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签订的梧桐坪场地的《土地出租协议》等证据没有附图，具体位置也不能确定。而明市字第2011号林权证中民主后山场的四至与陈墩村持有的明市字第2035号林权证中东坑仔窠山场的四至有重叠。该两份林权证可认为是重复发证，均不能作为有效的林权争议的依据。故依据《福建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条例》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二款和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作出了梅政文〔2016〕29号处理决定。
被告三明市政府认为，原告与第三人分别持有的明市字第2035号、第2011号《林权证》四至范围基本重叠，无法单独据此作出权属认定。而依据《福建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条例》第十二条至第十六条的规定，原告提供的豫章郡氏家谱和第三人提供的涉案山场二类调查基本图均不能作为处理林木林地权属争议的依据；建设用地申请审批相关材料、《土地出租协议》、《采矿许可证》及其《协议书》等证明材料也不是法定的处理依据或参考依据，且上述材料均系涉案《林权证》颁发后形成的，未附图、四至不明，具体位置无法确定。故梅列区政府认定双方未提供有效的权属凭证，依据《福建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二款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定维持梅列区政府作出的梅政文［2016］29号《关于民主后山场权属争议的���理决定》。
第三人大源村委会认为，按照历史事实及林业发展规划图，“民主后”（22林班13小班）山场登记应属第三人。原告以明市字第2035号林权证上记载的“东坑仔窠”（31林班8小班、148亩）山场的四至登记错误为由，认为“民主后”（22林班13小班）山场也应归其所有的理由是不成立的。第三人认为，林权证颁发部门应对明市字第2035号林权证上记载的“东坑仔窠”（31林班8小班、148亩）山场的四至范围中错误地方进行纠正，进而化解本案纠纷，而不是适用《福建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二款作出处理决定。
本院认为，原告所持有的明市字第2035号林权证所记载“东坑仔窠”山场的北向界址为“高元民主公庙”，第三人持有的明市字第2011号林权证所记载“民主后”山场的北向界址为“民主公”，原告与第三人均认可“高元民主公庙”与“民主公”所坐落位置是一致的，说明该两本林权证的北向界址重叠，但明市字第2035号林权证和第2011号林权证系三明市人民政府于1981年依法颁发的，属于林业“三定”时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颁发的林权证，根据《福建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条例》第十二条规定：“没有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林权证》的，林业“三定”时期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颁发的林权证及其之后依���变更的林木林地权属证书作为处理依据”,故该两本林权证可以作为林木林地权属的处理依据。在梅列区政府未对上述两本林权证作出无效或撤销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情况下，该两本林权证应属有效权属凭证；又根据福建智立司法鉴定所的鉴定，原告提交的八份土地证的四至坐落在1981年“三定”图中22林班12、13、16小班范围内，根据《福建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条例》第十五条的规定：“土地改革、合作化时期和'四固定'期间有关林木林地权属的其他有效凭证可以作为处理林木林地权属争议的参考”，故该八份土地证可以作为处理林木林地权属争议的参考，因此，梅列区政府认为原告和第三人未提供有效的林权争议的依据，并根据《福建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条例》第十��条第二款：“当事人均无法提供有效权属凭证，又无第三方提出权属主张的，林权争议调处部门经核实后，应当在林木林地所在地进行权属主张公告，公告期限为一年。公告期满无人提出有效权属凭证的，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当事人所在地人民政府共同的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确定委托管理者，并依法制定收益处置办法”，对第三人申请的权属争议作出《处理决定》，无事实依据，且适用法律、法规错误。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规定：“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福建省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县级行政区域内发生的单位之间、单��与个人之间，以及跨乡（镇）发生的个人之间的林木林地权属争议，由林木林地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依法处理”的规定，被告梅列区政府依法有权对第三人申请权属争议作出处理决定，作出涉案具体行政行为的主体适格。被告梅列区政府受理第三人的申请后，在法定期限内送达、进行实地调查，并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程序合法，但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应予以撤销。被告三明市政府受理原告提起的行政复议后，在法定期限内送达，并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但认为梅列区政府作出的梅政文〔2016〕29号《关于民主后山场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作出维持该处理决定不当，亦应予以撤销。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梅列区人民政府于2016年4月18日作出的梅政文〔2016〕29号《关于民主后山场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
二、撤销被告三明市人民政府于2016年7月28日作出的明政行复［2016］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三、被告梅列区人民政府应对民主后山场权属争议重新作出处理决定。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梅列区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自接到本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谢学斌
代理审判员 魏正雄
人民陪审员 朱 敏
二〇一七年八月九日
书 记 员 陈艳红
附：本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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