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广德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广民一初字第02091号
原告：甘行友，男，住安徽省广德县。
原告：管纪秀，女，住址同上。
原告：余大江，男，住安徽省广德县。
原告：余一，男，住址同上。
法定代表人：余大江，系余一父亲。
四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周德海，浙江尹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德县人民医院，住所地安徽省广德县。
法定代表人：徐明亮，院长。
委托代理人：苏耀琪，安徽渊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住所地浙江省湖州市。
法定代表人：钱敏才，院长。
委托代理人：沈月娣，浙江正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宁丽娟，浙江正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甘行友、管纪秀、余大江、余一诉被告广德县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县医院）、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以下简称湖州三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1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四原告起诉时同时向本院提出申请，要求：对湖州三院病例中神经症科健康教育路径评价表上的九个签名与湖州三院患者入院72小时知情谈话记录和精神疾病患者住院知情同意书上的两个签名是否均为甘永和本人所写进行司法鉴定。本院委托了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述四原告的申请进进行了司法鉴定。2015年6月12日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鉴定意见书。本院于2014年12月17日、2015年8月7日两次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四原告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周德海、被告县医院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苏耀琪、湖州三院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沈月娣、宁丽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四原告诉称：受害人甘永和（即原告甘行友、管纪秀之女，原告余大江妻子、原告余一母亲）患抑郁症自2009年起曾两次到湖州三院处治疗，治疗后好转出院。本次因自行停药4个月出现抑郁症状，于2014年7月13日到县医院处就诊，县医院诊断为抑郁状态并予以用药。受害人用药后抑郁症状加重，随于2014年7月15日到湖州三院处就诊，湖州三院以”广泛性焦虑障碍”于2014年7月16日收住，并对受害人做”汉密顿焦虑量表”评估，评估提示”存在焦虑症状”，汉密顿抑郁量表提示”可能有抑郁症状”。湖州三院没有将有关病情和注意事项告诉监护人，直接将受害人收住18病区病房，在未查明原告聘请的生活护理人员是否为监护人的情况下，让该生活护理人员在指定的地方签字，签订所谓的《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神经症和心身疾病科住院协定》，并让生活护理人员在申请”允许患者自由出入病房活动，三级开放”的申请书上签字。受害人入院后，湖州三院对其实施相应的治疗，由于湖州三院疏于对患者出入病区、出入医院进行管控，致使2014年8月2日14：00时左右，受害人与同室病友外出，16：00时同室病友告诉湖州三院护士受害人外出未归，20：59：46秒湖州三院电话告知原告余大江受害人下午14：00左右外出未归。原告当即要求其组织人员寻找，并立即组织亲属及朋友赶赴湖州三院寻找，中途还数次催促湖州三院组织人员寻找，但当原告亲属到达时，发现湖州三院根本没有组织寻找。原告亲属质问湖州三院经治医生为什么不组织寻找，湖州三院竟然说医院只负责治疗，受害人出走是患方的责任，医院没有义务寻找。因原告亲属对当地不熟悉，在原告及其亲属强烈要求下，湖州三院勉强派人随原告方亲属寻找。原告及亲友彻夜寻找，直至8月3日早上6：40分左右，发现受害人在距离湖州三院约300米处即誉华集团旁边的小河内已经死亡，案经当地八里店公安派出所认定受害人属于溺水死亡。
湖州三院对受害人保护不当的事实。第一、湖州三院提供的《精神疾病患者住院知情同意书》存在的问题一、鉴于条款规定的知情同意对象”患者及其承担医疗看护职责的监护人”，但知情同意书的签字人只有”甘永和”（即患者），无监护人签字，且”甘永和”签字是伪造的；存在的问题二、第3条规定”精神疾病患者因受到精神症状影响，有突发的消极自杀、冲动伤人等危险，出于安全考虑，医师可以根据病情需要采取必要的约束、隔离、陪护等保护措施”，湖州三院明知但没有采取任何保护措施；存在的问题三、第8条规定”精神疾病患者住院期间，若出现擅自离院情况。医院应负责立即寻找并通知监护人，监护人应当参与寻找，发现后立即通知医院并协助将其送回”，该条款规定精神病患者住院期间，是不允许离开医院的，但湖州三院对患者出入医院没有采取管理和控制措施，致使受害人与病友可以随意出入医院，且湖州三院在16：00时左右发现受害人离开医院，没有按该条款规定立即寻找并通知监护人。第二、湖州三院提供的《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神经症和心身疾病可住院协定》也存在问题。第三、湖州三院提供的《护理等级开放申请单》上申请人一栏为陪护人员向万芬签名，内容一栏：”请允许甘永和病人能自由出入病房活动，特申请三级开放”，即使向万芬有权签字，申请的是自由出入病房，也就是说，患者可以在病区内自由活动，并没有申请自由出入病区，更没有申请自由出入医院，何况《精神疾病患者住院知情同意书》第8条规定患者擅自离院是被严格禁止的，因此湖州三院有义务对患者进出病区进行监管，但湖州三院不仅未能对患者进出病区进行监管，也没有对患者进出医院进行监管。第四、湖州三院提供的《住院患者入院72小时内知情谈话记录》患者或家属签字栏上”甘永和”签字是伪造的；
综上所述，原告认为根据《精神卫生法》第三十八条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相关规定，医院采取必要措施保护住院精神病患者的人身安全是精神病医院的法定义务。县医院由于严重不负责任，诊疗措施不当，转诊不及时是导致患者病情加重，是最终引起受害人自杀的原因之一，应当对受害人的死亡承担次要责任。湖州三院作为专业精神病医院，对焦虑、抑郁症患者存在严重自杀倾向是明知的，但其没有向监护人告知受害人有自杀倾向的风险，也没有通知监护人必须实施24小时看护，没有依据规定审查签订协定者与患者的关系，且让没有监护权又不识字的生活护理人员签，没有依据规定对受害人出入病区和出入医院进行有效监管，导致受害人可以随意出入病区和医院，实施自杀，其行为存在明显过错；湖州三院在知道受害人离开医院后没有及时寻找，也没有及时通知监护人，最终导致受害人自杀；事故发生后，湖州三院伪造患者签名，企图推卸责任。综上湖州三院应对受害人的死亡承当全部责任。县医院、湖州三院共同过错导致受害人甘永和死亡，应当对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故特向法院起诉并变更请求为：1、判令两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各种经济损失计人民币705811元【其中死亡赔偿金24839元／年×20年=496780元、丧葬费52388元÷2=26194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交通费5000元、住宿费2000元、鉴定费87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22137.5元（父亲16285元／年×8年÷3人=43426.67元、母亲16285元／年×13年÷3人=70568.33元、儿子16285元／年÷2人=8142.5元），以上共计705811元】；2、由两被告共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县医院辩称：县医院没有精神科，没有条件接收精神病患者，原告诉称曾两次去县医院治疗属于虚构。原告家属去县医院配药，县医院配药行为和死者死亡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综上，请求驳回原告对县医院的起诉。
湖州三院辩称：一、原告诉称与事实不符，湖州三院的诊疗和管理行为符合规范，不存在过错。患者甘永和曾于2009年和2011年两次因广泛性焦虑障碍来湖州三院治疗，均治愈出院；2014年7月15日，患者甘永和因擅自停药再次被送至湖州三院心身科治疗，同样诊断为广泛性焦虑障碍，并不是抑郁症。首先湖州三院已经履行了法定的告知义务。入院时，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对患者甘永和进行了神经检查并对患者甘永和的自杀危险因素、攻击性风险、住院患者出走风险因素进行评估，患者被诊断为广泛性焦虑障碍，属于轻度精神障碍患者，并没有任何自杀倾向，其自身意识清楚，认知能力正常，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因此，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将患者的病情、检查报告的结果、诊疗计划、医疗风险、并发症、重要或主要的药物不良反应及防范措施通过《住院患者入院72小时内知情谈话记录》告知患者本人，并由其签字确认，符合诊疗规范，医院无需另行将有关病情和注意事项告知其监护人。此外，患者甘永和在《精神疾病患者住院知情同意书》、《住院患者入院72小时内知情谈话记录》、《湖州三院神经症科健康教育路径评价表》上的签名均为患者本人亲自书写，并不存在伪造签名的情形。其次患者甘永和可以而且需要进行开放性治疗，且患者方也申请开放性治疗。从患者甘永和的精神评估报告来看，患者可以进行开放性治疗，即患者可以自由进出病房活动；从治疗效果来看，对患者实行开放性治疗更有利于患者的康复，而且患者方也要求开放性治疗，并由患者弟媳兼陪护人员向万芬代表患者方在护理等级开放申请书上签字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40条之规定，湖州三院对患者甘永和实行开放性治疗是完全符合患者的病情及诊疗规范的。第三湖州三院在得知甘永和离开医院后，采取措施得当，不存在过错。
2014年8月2日下午16点左右，患者的病友告知值班护士”甘永和下午14点出门后未归”，值班护士立即电话联系患者本人及其弟媳向万芬，但患者电话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且患者弟媳预留的电话又是错误的，后主治医生多方查询并联系患者丈夫余大江，直到晚上9点左右才联系上原告余大江，在电话联系的同时，湖州三院还组织十八病区的医护人员及保卫科的工作人员在医院附近寻找患者并报警。据此说明，湖州三院在患者离开医院后及时寻找，并及时通知患者家属。
二、患者甘永和擅自离开医院并自杀的责任不在于湖州三院。患者甘永和在湖州三院的治疗效果一直较好，且没有自杀倾向，本来在死亡时的下周打算出院，若没有其他事件刺激患者，患者是不可能自杀的。据了解，在医院联系患者丈夫余大江过程中，余大江告知患者的主治医师朱毅平：患者甘永和于2014年8月2日14时左右与其联系，余大江并把他们联系的其中一条短信转发给朱毅平（短信内容”我在我们医院吃饭这河！”），基于甘永和在自杀之前还与其丈夫余大江联系，医院有理由相信患者甘永和的死亡与患者外出期间与其丈夫等人的联系有关。作为家属，原告余大江在患者甘永和与其通话时表现异常时，有义务及时将情况告知医院方，以便采取相应的措施防止患者自杀。但作为丈夫，原告余大江不仅在当时没有及时将情况告知医院方，而且至今仍隐瞒当时的通话和短信情况不予提供，其行为存在着明显的过错。为了查清事实真相，湖州三院也已向法院申请对该部分事实调查取证。
三、原告诉称的损害赔偿于法无据。原告方的诉请缺乏任何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中，湖州三院因无过错而无需承担赔偿责任。退一步而言，即使按照原告方的说法，其要求赔偿的数额也是于法无据的。其中，原告方主张的交通费、住宿费均未提供相应金额的发票，而且患者甘永和的父母系农村户口，其父母的被抚养人生活费应当按照农村户口来计算，母亲的被扶养人年限应该为12年，另外，到2014年11月24日患者甘永和的儿子已经满18周岁，无需再支付被扶养人生活费。
四、原告虚列县医院为共同被告，鉴于事发后广德县法制办等政府有关部门及相关负责人代表家属参与医调委协调中的表现，以及原告余大江在政府部门的特殊身份，本案存在着当地政府行政干预和法院偏帮原告争夺管辖权之嫌。由于本案发生于湖州三院所在地，在湖州三院所在地法院更有利于查明本案的事实。
五、原告诉称湖州三院没有将死者有关病情告诉监护人与事实不符。在死者住院前一天，死者丈夫陪同死者去湖州三院，医院已经告知了死者病情给死者丈夫（余大江）。死者两次诊断均为广泛性交流障碍，原告余大江已经得知了。本案不存在原告所称的事发后湖州三院没有组织寻找的情况，也没有说过不负责组织寻找的话，事实上是医院积极组织寻找，是余大江没有讲死者出现异常情况的告诉湖州三院导致的。陪护人员是原告余大江授权的死者甘永和的弟媳妇，甘永和的病情不属于严重的精神障碍者，死者是有行为能力的，住在三级病房是可以自由进出医院的。
综上所述，湖州三院认为患者甘永和擅自离开医院并意外身亡的责任不在于湖州三院，湖州三院的诊疗和管理行为符合法律规范、诊疗规范，且并不存在任何过错。原告的诉求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恳请法院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排除行政干预，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四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的证据如下：
1、原告的身份证、户口簿、亲属关系证明、结婚证，证明原告的身份信息、原告与受害人之间的身份关系、受害人系城镇居民。
2、被告的组织机构代码证，证明两被告的登记情况。
3、甘永和死亡证明、火化证明，证明发现受害人甘永和于2014年8月3日投水自杀死亡，于2014年8月5日在广德县殡仪馆火化。
4、县医院处方，证明患者甘永和于2014年7月13日在县医院就医，县医院未对受害人进行详细检查和治疗，仅仅简单开具药物治疗，违反诊疗规范。
5、门诊病历，证明受害人就医的经过。
6、甘永和在湖州三院的住院病历资料等。从病例看《汉密顿焦虑量表》评估提示”存在焦虑症状”、《汉密顿抑郁量表》提示”可能有抑郁症状”，证明受害人存在自杀倾向。《护理等级开放申请单》表示万向芬系原告聘请的护理人员，不是监护人，该申请单记载”允许患者自由出入病房活动，三级开放”，不是自由出入病区活动，更不是自由出入医院活动，且没有向家属解释三级开放的意思。《精神疾病患者住院知情同意书》规定的知情同意对象为”患者及其承担医疗看护职责的监护人”，知情同意书的签字人为甘永和（受害人），无监护人签字，且”甘永和”签字是伪造的，原告已经申请司法鉴定；同时知情同意书第3条表示”精神疾病患者因受到精神症状影响，有突发的消极自杀、冲动伤人等危险时，出于安全考虑，医师可以根据病情需要采取必要的约束、隔离、陪护等保护措施。”，证明湖州三院对受害人有自杀倾向是明知的，但没有采取任何保护措施；第8条规定：”精神疾病患者住院期间，若出现擅自离院情况，医院应负责立即寻找并通知监护人，监护人应当参与寻找，发现后立即通知医院并协助将其送回”，证明精神病患者住院期间，是不允许离开医院的，寻找责任人是湖州三院。《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神经症和心身疾病可住院协定》上”家属（护送人）签字”栏为向万芬（陪护人员）签字，没有监护人签字，证明湖州三院没有履行审查签字人和患者关系，该协定无效。《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科护理记录单》表示2013年8月2日，记录患者甘永和外出后未归，医院没有立即寻找，没有电话报警记录，报警是原告方到达医院后自行实施的；8月3日早上6：40发现患者，死亡地点距离湖州三院300米，若早期积极寻找，既有可能避免受害人自杀，证明湖州三院没有履行寻找义务，将寻找责任推给人生地不熟的原告方，导致延误宝贵的寻找时机，致使受害人得以实施自杀。
7、原告余大江的电话清单，证明湖州三院通知原告余大江（手机号为1385639****）的时间为2013年8月2日20：59：46秒，原告余大江的手机一直处于工作状态，不存在无法联系的事实。
8、诊疗规范《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加强精神病医院安全保卫工作的通知》，该通知规定”三、重点部门做好重点防护：......在病区要具备针对精神疾病患者自杀、出走、伤人、损物等事件的防范措施，制订病房安全管理与巡视制度，定期进行培训和演练。要坚持预防为主，定时进行门诊、病房安保巡查，对有暴力倾向的住院患者每日进行常规安全检查，做好记录。”，证明病区应当”具备针对精神疾病患者自杀、出走、伤人、损物等事件的防范措施”，湖州三院没有履行对受害人的管理义务。
县医院对原告方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2、3无异议。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此证据不是住院病历也不算门诊病历；从内容看，没有医生的诊查记录和患者的签名，患者与本院没有建立医疗服务关系；从处方内容看，患者家属拿着患者2011年医保卡去购买处方药，医院为其买药提供的帮助。对证据5-8认为与县医院无关，不发表质证意见。
湖州三院对原告方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患者父母是农村户口，应该按农村表征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且患者儿子已经年满18周岁，不需支付被扶养人生活费。对证据2无异议。对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湖州三院无关联性。对证据4不予质证。对证据5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该证据证明患者多次到湖州三院治疗并诊断为广泛性焦虑症，非抑郁症，患者入院前一天是患者丈夫余大江陪同的，余大江对患者病情是清楚的。对证据6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该病例可以看出患者意识清楚、智力正常，具有完全行为能力，有权在入院72小时谈话和住院知情同意书上签字，无需其他亲属再签字确认；湖州三院的”三级开方申请单”上签字可以是家属也可以是陪护人员，患者陪护人员是余大江授权的陪护人员也是患者的弟媳，有资格代表患者签字；病历上患者签字均是其亲笔书写，不存在伪造；护理记录但上记载湖州三院得知患者失踪后及时与患者家属联系并派人多方查找，并不是没有及时查找，尽到了及时查找的义务。对证据7只是反应接通的电话记录，不能反应未接通的电话记录，所以不能证明其证明对象；且湖州三院要求原告提供患者死亡前一天的短信记录，能够反正患者临死前和余大江的具体联系情况。对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其不能证明湖州三院医院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病区有封闭式病区和开闭式病区，医院对患者甘永和采取的是开闭式病区。另补充质证意见如下：焦虑量表诊断患者有焦虑症状是住院第一天，跟后面的诊断广泛性焦虑障碍是对应了，具有完全行为能力，而不是患有抑郁症，后面诊断依据排除了抑郁症。原告提供的自杀危险因素评估看，10分以下较安全，死者只有2份，不具有自杀倾向，共计危险性评估为0。对护理等级开放申请书，原告诉状上称的精神病防治法已经废除了，且在精神病治疗过程中无论开放与否都要写申请单。病人在之前诊疗也是开放的方式，在门诊时也是告知了余大江，是余大江选择了陪护人员。知情同意书是本人或者监护人都可以签字的。对于护理记录单，发现患者离院未归，护士、保安都在积极寻找。发现死亡地点和医院很近不带表患者一直待在那里，患者是可以走动的。医院作为保护患者隐私和尊严的原则没有报警，且报警是需要得到家属同意的。
县医院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的证据如下：1、组织机构代码证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证明县医院主体资格。2、职业许可证，证明县医院没有精神疾病科，表明县医院不能收治精神病患者。
原告方、湖州三院对县医院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
湖州三院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的证据如下：
1、住院病案首页（2009.6.1）、精神科入院评估表、《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神经症科、心身科住院协定》、三级开放申请单、出院记录。
2、住院病案首页、（2011.4.20）、《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神经症科、心身科住院协定》、三级开放申请单、汉密顿焦虑量表、出院记录。
证据1、2证明患者甘永和分别于2009年和2011年两次到湖州三院治疗，均被诊断为广泛性焦虑障碍，并不是抑郁症，而且精神评估显示其自身意识清楚，认知能力正常，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两次均是治愈后出院；根据患者甘永和的上述病情，两次住院均在心身科住院，且患者方均申请三级护理开放单，要求病人自由出入病房。
3、住院病历（2014.7.15）自杀危险因素的评估、攻击性风险评估表、住院患者出走风险因素评估表、汉密顿焦虑量表、汉密顿抑郁量表、阴性症状量表。证明患者床号位46号，患者甘永和本次住院是因其擅自停药，导致其坐立不安、睡眠不好、无故紧张等，被送至湖州三院心身科住院治疗；入院时湖州三院对患者甘永和进行了体格检查、神经检查并对甘永和自杀危险因素、攻击性风险、住院患者出走风险因素进行评估及其他辅助检查，仅被诊断为广泛性焦虑障碍，并没有任何自杀倾向，其自身意识清楚，认知能力正常，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4、精神疾病患者住院知情同意书、72小时内知情谈话记录。证明就患者甘永和的诊断情况及检查报告的结果，湖州三院在患者甘永和入院时就与患者方进行了知情谈话，并将其病情极其重要检查的结果、诊疗计划、医疗风险、并发症、重要或主要的药物不良反应及防范措施一一告知患者方，并由患者甘永和亲自签字确认。
5、《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神经症科、心身科住院协定》、三级开放申请单。证明患者甘永和本次住院均由患者的弟媳向万芬负责看护，《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神经症科、心身科住院协定》和《三级开放申请单》上签字的可以是家属，也可以是护送人员，万向芬作为患者的亲属及陪护人员，有资格代表患者方签字确认。
6、病程记录、会诊单，证明根据患者甘永和的病情，湖州三院采取的诊疗方案为精神科护理常规，二级护理，三级开放，陪客一人；治疗为药物治疗等；经过治疗，病情逐步好转，并准备在下周三为其办理出院手续。
7、护理记录，证明根据护理记录单显示，2014年8月2日下午4点，经患者甘永和病室室友说甘永和下午2点与其出门后未归，即电话联系患者及家属，均联系不上，患者电话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湖州三院还组织相关人员多方寻找并报警，说明湖州三院得知上述消息后及时通知家属并及时寻找。
8、巡查单，证明湖州三院已经尽到了护理义务。
9、报警记录，证明湖州三院因多方寻找未找到甘永和，于2014年8月2日向当地派出所报警。
10、电话记录两份，证明主治医生和值班护士在得知甘永和擅自离院的情况后，多次打甘永和预留在医院的电话及原告余大江的电话，直到晚上8点多才联系上。
11、短信记录，证明患者甘永和在离开医院前曾与余大江联系，余大江将他们联系的内容转发给主治医生朱毅平。
12、情况说明，证明向万芬系患者甘永和的弟媳；因患者甘永和事件曾由湖州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协调过，广德县法制办程庆主任等人代表患者家属参加协调。
原告方对湖州三院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病历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对象有异议，不能证明患者有完全行为能力，患者前后两次住院并没有治愈。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是病人自由出入病房无异议，但要说明的是自由出入病房，而非自由出入病区和医院。对证据3中的评估表有异议，原告方在事故后去湖州三院复印材料时，湖州三院拖了两天才给原告方复印，原告方认为这些都是湖州三院后来添加的，不能证明其是当时进行了评估；对其他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其证明对象。对证据4的真实性有异议，精神疾病患者住院知情同意书、72小时知情谈话记录上签字是事发后湖州三院伪造的。对证据5中《协定》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应该由陪护人员签定，应当由监护人或者患者签定，且签字为手机号码，湖州三院应该审查患者与签字人之间的关系，此协议是无效的，故不能证明其证明对象；申请单的申请人是陪护人而不是监护人或者患者，不能由湖州三院确定由谁签定协议。对证据6真实性和证明对象不予认可，病例应该是封尘的。对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湖州三院还组织相关人员多方寻找并报警，不能证明及时通知了家属，湖州三院是在原告方到医院后才派了两个人员进行寻找。对证据8的真实性有异议，封尘时没有此份巡查单，该巡查单是伪造的，不能证明湖州三院尽到义务的证明对象。对证据9的真实性无异议，从报警时间看是患者家属到院后才报警的。对证据10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对象不能成立，朱毅平的电话号码首次联系原告余大江的时间为20：59，和原告方提供的证据是相印证，护理站联系的电话号码是患者的电话，只联系两次，其他没有联系。对证据11的真实性无异议，因为信息内容是在医院吃饭，原告认为正常，不能证明其证明对象。对证据12无异议。
县医院对湖州三院提供的证据认为与县医院无关，故未予以质证。
因原告方的申请，本院委托了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湖州三院病例中神经症科健康教育路径评价表上的九个签名（样本）与2014年7月16日湖州三院的《住院患者入院72小时内知情谈话记录》和《精神疾病患者住院知情同意书》上的两个签名是否均为”甘永和”本人所写进行司法鉴定。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为：”2014年7月16日”的湖州三院《住院患者入院72小时内知情谈话记录》和《精神疾病患者住院知情同意书》下方有”甘永和”签名字迹与湖州三院病例中《湖州三院神经症科健康教育路径评价表》上有九个”甘永和”签名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
原告方对上述鉴定结论质证无异议，证明了2014年7月16日湖州三院的《住院患者入院72小时内知情谈话记录》和《精神疾病患者住院知情同意书》上的两个”甘永和”的签名是湖州三院伪造的，同时证明湖州三院没有履行告知的义务。
县医院对鉴定结论质证认为与县医院无关，故对鉴定结论不发表意见。
湖州三院对鉴定结论质证认为对其三性均有异议。一、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首先本次鉴定所依据的样本量明显偏少；第二本次鉴定所依据的样本笔迹单一，不能充分反映书写人签名的多样性及其书写习惯，而且样本签名模式与检材签名模式完全不同，样本属于正写签字，检材属于速写签字；第三鉴定结构仅凭样本笔迹和检材笔迹的一般特征草率定论，未对检材签名进行综合分析，更未找到与检材书写速度相符合的样本进行印证。二、该鉴定结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患者甘永和系自杀，病例中签字问题与患者的自杀没有任何关联性。综上，要求重新鉴定，并也提出申请。
本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举证、质证意见，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一）南京师范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系本院委托的鉴定意见，其符合证据的三性原则，故本院予以认定，可以证明《住院患者入院72小时内知情谈话记录》和《精神疾病患者住院知情同意书》上签名为”甘永和”的字样均非甘永和本人所写。湖州三院有异议，认为鉴定的样本量偏少、样本笔迹单一等，且申请了重新鉴定，本院认为，在对上述鉴定的送检材料质证时，原告方也提供了死者甘永和的其他签名字样（样本），湖州三院对其他签名字样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因甘永和已死亡，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同时也无法提供现有的新样本，且经原、被告双方同意就鉴定的样本和检材予以送检，故湖州三院的质证意见不能成立，对其要求重新鉴定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二）原告方提供的证据1、2、3符合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定，能证明其证明对象。证据4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不能证明县医院违反诊疗规范的证明对象。证据5的三性予以认定。证据6中《汉密顿焦虑量表》评估提示结论、《汉密顿抑郁量表》提示结论、《护理等级开放申请单》、《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神经症和心身疾病可住院协定》、《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科护理记录单》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认定；《精神疾病患者住院知情同意书》的客观真实性不予认定，因该知情同意书上患者签名经鉴定非受害人甘永和所签，故可视为湖州三院没有将该知情同意书告知患者甘永和。证据7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可以证明在2014年8月2日20：59余大江接通湖州三院的关于”甘永和”离开医院等的相关情况。证据8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三）县医院提供的证据1、2的三性予以认定。（四）湖州三院提供的证据1、2、3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4的客观真实性不予认定，因该证据上的签名经鉴定非受害人甘永和所书写。证据5、6、7的客观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8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认为不能证明湖州三院已尽了护理义务。证据9的客观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10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且只能证明湖州三院在2014年8月2日16：12：50秒、17：10：13秒两次电话联系受害人甘永和电话，未接听。证据11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关联系不予认定。证据12的三性予以认定。
本院依据当事人的陈述及认定的证据，确定以下案件事实：受害人甘永和系原告甘行友、管纪秀之女，系原告余大江妻子，原告余一的母亲；原告甘行友系1941年11月出生，原告管纪秀系1946年8月8日出生，原告甘行友、管纪秀共生育三个子女，两人相生活在安徽农村；原告余一系1996年11月25日生。甘永和因患抑郁症自2009年起曾两次到湖州三院治疗，治疗后好转出院。甘永和因自行停药4个月后又出现抑郁症状，于2014年7月13日到县医院处就诊，县医院诊断为抑郁状态并予以用药。甘永和用药后抑郁症状未减，于2014年7月15日到湖州三院就诊，湖州三院以”广泛性焦虑障碍”于2014年7月16日收住，并对受害人甘永和做”汉密顿焦虑量表”评估，评估提示”存在焦虑症状”，汉密顿抑郁量表提示”可能有抑郁症状”。湖州三院收住患者甘永和时，没有将《精神疾病患者住院知情同意书》上有关”1.、、、3.精神疾病患者因受到精神症状影响，有突发的消极自杀、冲动伤人等危险时，、、。8.精神疾病患者住院期间，若出现擅自离院情况，医院应当负责立即寻找并通知监护人、、”说明告知患者或者监护人，也没有与患者或者家属作”住院患者入院72小时内知情谈话记录”（知情谈话内容：、、医疗风险及并发症：病情不稳出现自伤、自杀、外跑等意外、、、防范措施：本病区为开放式病区，原则上需家属24小时陪护、、24小时陪护，以防自伤自杀等情况发生，若由陪护疏忽发生意外后果由患方自负、、），只是与原告聘请的陪护人员万向芬（患者弟媳）签订了住院协定，协定申请”允许甘永和病人能自由出入病房活动，特此申请三级开放”，之后即将受害人甘永和收住18病区病房。受害人甘永和入院后，湖州三院对其实施相应的治疗措施。2014年8月2日14：00时左右受害人与同室病友外出，16：00时左右同室病友告诉湖州三院护士受害人外出未归（该事实系湖州三院病程记录记载），湖州三院于16：12：50秒、17：10：13秒两次电话联系受害人甘永和电话未接听，20：59：46秒原告余大江接到湖州三院电话告知受害人下午14：00左右外出未归情况。原告余大江接到通知后当即组织亲属及朋友赶赴湖州三院，并在电话中多次催促湖州三院组织人员寻找。原告方到达湖州三院后，即与湖州三院的派员一起寻找受害人，同时向当地八里店派车所报案。直至8月3日早上6：40分左右，发现受害人在距离湖州三院约300米处即誉华集团旁边的小河内已经死亡，案经当地八里店公安派出所认定受害人属于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后，原、被告因此发生纠纷，该纠纷经湖州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未果。2014年11月4日，原告诉至本院强求判如所请。另本案在诉讼过程中，经司法鉴定湖州三院提供的甘永和病历资料中《住院患者入院72小时内知情谈话记录》和《精神疾病患者住院知情同意书》上签名为”甘永和”的字样均非甘永和本人所写，即为湖州三院在事发后伪造患者签名，原告方为此花去鉴定费7200元。另查明，安徽省2014年度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4839元，城镇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16107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7981元；安徽省2014年度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50894元。
本院认为：（一）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本案中县医院诊断甘永和为抑郁状态，并予以用药，与甘永和在湖州溺水死亡没有直接或间接的因果关系，原告方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县医院对甘永和的死亡存在过错，故原告方要求县医院对甘永和的死亡承担侵权责任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湖州三院作为专业精神病医院，其诊断甘永和为”广泛性焦虑障碍”精神疾病后，没有将精神疾病患者住院应知情况（如精神疾病患者有突发的消极自杀等危险，医师可以根据病情需要采取必要的约束、陪护等保护措施；又如精神疾病患者出现擅自离院情况，医院应负责立即寻找并通知监护人等）向患者或者监护人予以说明，也未将精神疾病医疗风险及并发症（如病情不稳出现自伤、自杀、外跑等）、防范措施（如原则上需家属24小时陪护）等向患者或者家属予以谈话或者告知，即直接将患者收住病区，并与陪护人员签订协定申请患者为三级开放，湖州三院的上述行为不符合相关诊疗程序；湖州三院出具的《精神疾病患者知情同意书》注明”精神疾病患者因受到精神症状影响，有突发的消极自杀等危险，、、医师可以根据病情需要采取必要的约束、隔离、陪护等保护措施”，即湖州三院应知患者有自杀等倾向，而没有采取必要的约束、陪护等保护措施，也没有通知患者的监护人或者家属实施必要的24小时看护，导致患者自行离开医院，最后溺水死亡；湖州三院出具的《精神疾病患者知情同意书》注明”精神疾病患者住院期间若出现擅自离院情况，医院应负责立即寻找并通知监护人、、”，但湖州三院在知道受害人离开医院后没有及时寻找，也没有及时通知监护人，最终导致受害人自杀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后，湖州三院伪造患者在《住院患者入院72小时内知情谈话记录》和《精神疾病患者住院知情同意书》签名。湖州三院上述行为对甘永和的死亡存在过错，已构成侵权，其应当对原告方因此造成的损失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甘永和虽系精神疾病患者，但其为具有一定行为能力的人，其自杀溺水死亡，主要责任在其自己，自行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本院根据实际情况酌情确认湖州三院承担35%的民事赔偿责任，其余民事责任由患者自行承担。（二）对原告方合理损失的确认：（1）原告方诉请的死亡赔偿金24839元／年×20年=496780元符合规定，予以确认。（2）丧葬费根据法律规定确认为50894元÷2=25447元。（3）原告方诉请的精神抚慰金50000元符合规定，予以确认。（4）交通费酌定为2000元，住宿费酌定为1000元。（5）鉴定费因在诉讼过程中发生，本院将与案件受理费一并处理。（6）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甘行友系1941年11月出生，原告管纪秀系1946年8月8日出，原告余一系1996年11月25日出生，甘永和系2014年8月2日死亡，根据法律规定，上述被扶养人被扶养年数分别为8年、13年、1年；原告甘行友、管纪秀生育三个子女，并生活在安徽农村；安徽省2014年度城镇常住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16107元，农村常住居民为7981元。故被扶养人生活费合计为7981元／年×8年÷3人（甘行友）＋7981元／年×13年÷3人（管纪秀）＋16107元／年×1年÷2人（余一）=63921元。综上，原告方的合理损失被本院确认的合计为639148元，由被告湖州三院承担639148元×35%=223701元。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六条二款、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五','2018-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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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下列期限：[ly] （一）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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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八条
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下列重大立功表现之一的，应当减刑：[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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