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赣04民终114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柏青，男，1962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口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仕波，江西浔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郑丛治，男，1960年5月8日出生，住湖口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口县流芳乡大方角镇整体拆迁重建领导小组。
负责人：周龙林，系该组组长。
上诉人周柏青因与被上诉人郑丛治、湖口县流芳乡大方角镇整体拆迁重建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西省湖口县人民法院（2016）赣0429民初9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柏青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发回原审法院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领导小组是此次各建房户的代理人，由代理人产生的民事责任由被代理人即各建房户承担，原审法院的这种认定违背了本案的事实。《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但是领导小组在此次的拆迁重建中，一直是以领导小组的名义独立从事各项活动，领导小组的行为看不出其作为代理人的一丝痕迹。故领导小组与村民是完全独立的两个民事主体，领导小组在收到村民的建房款和补偿款后，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和利益决定款项的开支，根本没有征得村民的同意，据此领导小组应当对外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而且，被上诉人郑丛治将领导小组告上法庭，也说明郑丛治从本质上并没有认可领导小组的代理身份。因此被上诉人郑丛治向领导小组主张权利更符合案件的事实，领导小组在承担了民事责任后再向村民主张权利。2、一审法院认为政策性资金（指补偿款）的用途、去向问题，并非本案审查范围，不宜定性处理，原审法院完全是故意偏袒两被上诉人，上诉人一再要求领导小组公开他们自建的财务账目的理由是：218万元的补偿款虽然是领导小组多方筹措而来，并且这些款项必须全部用于土地价与配套分摊，当补偿款不足以满足土地价与配套分摊费用时，村民还必须补足这些费用。上诉人已经分摊了土地价与配套分摊费用26548.1元，故补偿款的使用与村民的利益息息相关。
郑从治答辩称：1、领导小组显然不是独立的利益主体，而���全村各户推选的代表组织，其拆旧重建工作的全部行为是全村拆旧重建各户的代理行为，对全村拆旧重建各户发生效力。2、关于建房款的使用，全部拆旧重建工程的各款项经由领导小组通过各房负责人全部清算。
领导小组答辩称：1、关于补偿款的金额问题，这个金额是错误的，这个来源是县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但判决书上的金额也是错误的，我们在向法院提供的说明里很清楚，数字相差了40多万，争取到的补偿款是175万元，支出218万元，有将近40万元的缺口。2、我们不存在不直接公布帐目这个问题，2015年春节时我们在礼堂贴榜公布了，2017年4月份在村委会也公布了，复印件现在还在周论华家里，村民可以随时去看。
郑从治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告给付原告所欠建房工程款共计166128元，支付���告所欠工程款全部付清时止的逾期利息；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湖口县流芳乡大房角湾因进行整体拆旧重建，共有70户纳入拆旧重建对象。经2013年腊月该湾各房长会议及2014年正月全体村民会议，一致同意成立湖口县流芳乡大房角整体拆旧重建领导小组，周雍强为顾问，周龙林为组长，另有成员若干人，周龙林等人为常务组成员，负责处理拆旧重建工作的日常事务，小组成员一律义务劳动，不计报酬。会议一致通过：各建房户予以认可领导小组在拆旧建新过程中的一切行为。2014年7月23日原告郑丛治及案外人詹二平与领导小组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约定了工程概况、合同价款（约定大户型主体建安工程单价每平方845元）、工程款支付、工程结算等相关内容，供电、供水、智能化及园林绿化项目不含在该合同范围内，合同所有价款不含税价款，本工程含主体土建、水电及门窗工程，总价包干，建筑面积及承包单价仅做参考，除发生设计变更、现场签证及基础工程可以据实按本合同第九条结算条款约定调整外，其他不得调整工程造价，配套工程按实调整价格，乙方（台头署名为九江市庐山区建筑工程总公司、落款为詹二平、郑丛治签名）必须按设计文件和国家及部现行技术标准、规范进行施工，如有质量问题，乙方须返工重做，并承担经济损失。另约定，工期为有效工作日180天，自2014年7月31日开工，款项支付方式为基础工程完工后，甲方即小组在7日内支付主体建安工程款的20%，封顶后7日内支付50%，外架拆除后7日内支付土建工程款的20%，竣工验收后支付结算款的97%，余款3%做为质保金，一年后无质量问题无息付清。违约责任：甲方不能及时付款，每日支付万分之五违约金，乙方不能如期竣工，每日承担万分之五违约金。据领导小组的陈述，新建住房的开工日为2014年7月31日，当天，领导小组即与24户签订了小户型拆旧重建协议（实际建成小户32户），与28户签订了大户型拆旧重建协议（实际建成大户34户、含小户转大户），与4户签订了中户型拆旧重建协议，被告周柏青为大户。根据小组与各建房户所签合同记载，大户型主体建安工程造价为880元/平方米、土地成本为120元/平方米、配套成本55元/平方米，大户型面积均为224.21平方米，合计大户型每户价款为236542元（含装门款），此价为暂定价，房屋竣工后多退少补。根据小组的陈述，合同签订后，整个大屋角拆旧重建主体工程于2014年7月31日开工，2015年10月全部竣工，交付用户。至今已建成70户新房均已分配或被各建房户装修入住，包括被告周柏青亦对其原老屋基���新建的住房自行安装了大门。原告在施工过程中，曾与小组协商，对规划设计等进行过更改，工程量亦有变更。工程完工后，2016年6月1日，原告与小组顾问及组长进行了结算，70户建房户共计应支付原告工程款为11227537.37元，其中C户每户应支付给原告的金额为208451.99元（其中合同价189457.45元含装门款2592元、附属工程分摊4007.64元、基础变更分摊12266.3元、其他变更分摊2720.60元）、应承担的土地价及配套分摊为58929.10元，因小组争取政策性扶助资金及其他资金，小组决定C户每户只承担土地价及配套费用26548.01元，少承担土地价及配套费用32381.09元，少承担的部分用政策性扶助资金予以支付。被告周柏青已支付房屋价款68872元，因小组将各建房户应承担的土地价款及配套分摊费用已先期分别从各建房户已支付款项开支出去（C户每户已开支26548.01元），故周柏青已支付的款项尚余42323.99元（68872-26548.01），尚不足以支付原告工程款208451.99元，故原告诉诸一审法院要求判决被告支付166128元并按约支付违约金。另根据领导小组的陈述，领导小组为本案工程争取的政策性扶助资金合计约218万元（其中23万尚未到账），该218万元支出如下：新村门口塘、港坎块石砌护、沟渠建设、供电、路灯、供水、绿化、道路硬化、路芽、围墙、广场、地下管网、化粪池、上缴政府规划费、建公共厨房、祖堂维修、税金、农户一卡通补贴、设计变更补贴等，尚有缺口40余万元，有待进一步争取政策扶持。
另查，本案合同的乙方之一詹二平，根据其2016年12月26日的情况说明及承诺记载，詹二平为此案工程的投资人，其投资款项已收回，郑丛治是此案工程的实际承包人、施工人，此案工程款与詹二平无关，詹二平也不会向被告周柏青主张此案的工程款。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1、原告的主体资格问题及其他问题（即主体无效，工程款应否支付问题），2、两合同的差价问题，3、房屋正负零问题及关于周龙林赔偿10万元承诺的性质问题，4、关于政策性扶助资金的用途、去向问题，5、领导小组是否承担付款责任的问题。1、原告所提交的证据虽然不能证明其具备建筑施工企业资质，其同詹二平与被告领导小组所签合同无效，但基于被告周柏青在新房建好后自行安装大门及前期确认或领取老宅（基）补偿款及交新房建筑款68872元的事实，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三条的规定，被告周柏青应予支付建房款，周柏青与周利初的地皮矛盾等不能作为其免付房屋建筑款的理由。2、因拆旧建新所��资金除了应付给原告工程款外，尚有土地价款及其他配套费用需要开支，该土地价款及其他配套费用并非支付给原告的，不包含在原告与小组所签合同价款内，故原告与小组所签合同价款不同于小组与各建房户所签合同价款，被告周柏青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该差价部分的钱款系不合理、不必要支出，故其应在同等条件下按其他C户型建房户承担建房款，即C户每户235000元。3、被告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施工的房子不符合设计规范或超出设计的正负零标准，周柏青提出的周龙林承诺赔偿10万元的观点于法无据。4、政策性资金的用途、去向问题，并非本案审查范围，一审法院不宜定性处理。5、为建房成立的小组实际是经村民会议讨论通过的村民自治组织，小组成员也是建房户之一，该小组实际是此次各建房户的代理人，由代理人产生的民事责任由被代理人即各建��户承担，代理人与原告的结算对被代理人具有法律效力，原告要求小组承担工程款的责任于法无据。对原告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因合同无效，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被告周柏青已自己安装大门，故原告在其应收被告建筑款中扣除被告已付款42323.99元及扣除合同价款中包含的已帮大部分C户建房户装门费用2592元，被告周柏青在扣除该二项款额后尚应支付原告人民币163536元。
二审中，上诉人周柏青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2014年7月16日的《大屋角整体拆旧就重建协议》，证明目的：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领导小组之间是建房协议，而非代理关系；2、建安造价850元/平方米，土地成本价100元/平方米，配套成本价55元/平方米，合计单方建筑成本价为1055元/平方米，此总价为暂定价，房屋竣工结算后多退少补，但到目前为止双方都没有结算；3、因分房原则不明，导致在房子取得过程中出现了纠纷，在合同第五条规定，要按原住址、就近、协商（抽签）原则进行分配；4、双方的交房义务与付款义务，在合同第六条有约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领导小组类似于买卖、拆迁、补偿关系，而非代理关系；5、合同第八条印证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领导小组对房屋单价是暂定价，没有结算，至今税费有没有发生，以及被上诉人领导小组取得了国家政策资金一审法院并未核实。被上诉人郑从治质证称：这份协议我没有参与签订，我不清楚真实性。被上诉人领导小组质证称：协议是属实的，但协议的内容中间出现了一些变更；协议签订之后发生了一个情况，开挖基础时发现地基条件不适合原来的设计，后来根据地质条件就请了专家去现场勘测，专家说这个房子不能承建三层以上，所以要更改基础，故委托九江设计院重新做了��更设计，改成了钢筋混凝土基础，这样就增加了造价54万；施工基础中出现了零星变更，增加了造价20多万，故共增加了70多万；我们与购买户有一个多退少补灵活性的协议，大户型的定价每户增加了8000元。
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领导小组之间适用何种法律关系？2、上诉人应当支付工程款的数额？
关于争议焦点1，上诉人所在的大角房自然村因遭遇洪水侵袭后为改造重建，经该村各房负责人会议及村民大会通过成立领导小组，会议一致通过各建房户认可领导小组在拆旧建新过程中的一切行为。被上诉人领导小组未办理工商登记手续，其资金来源为各建房户交纳的建房款和以领导小��名义争取的政策性资金，上述款项均用于拆旧建新项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领导小组签订《大屋角整体拆迁重建协议》，其申请户型为大户，且上诉人向被上诉人领导小组交纳了建房款68872元，被上诉人郑丛治作为施工人已予以认可，故上述查明事实能够反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领导小组之间为委托合同关系，由被上诉人领导小组作为受托人处理委托人即各建房户包括上诉人周柏青的建房事务，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领导小组是各建房户的代理人并无不当。
关于争议焦点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因此，受托人领导小��与施工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即上诉人周柏青和施工方郑从治。因拆旧建新协议约定，各建房户认可领导小组在拆旧建新过程中的一切行为，且施工方已将房屋交付上诉人，故被上诉人领导小组与被上诉人郑从治之间的结算对被代理人即上诉人具有法律效力，上诉人应该按照被上诉人领导小组与被上诉人郑从治之间的结算协议来支付工程款。上诉人上诉提出一审法院认为政策性资金的用途、去向问题，并非本案审查范围，不宜定性处理，系偏袒被上诉人；经查，政策性补偿资金的处理系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内部事务，对外不具有对抗施工人基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主张工程款的法律效力，同时，一审认定的上诉人还应支付的工程款数额并无不当，故对上诉人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上诉人周柏青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诉讼费3571元，由上诉人周柏青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新友
审判员 刘 敏
审判员 尹 强
二〇一七年十月三十日
书记员 殷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