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淳安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4）杭淳刑初字第520号
公诉机关浙江省淳安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王东根，农民。2014年4月24日，因本案被淳安县公安局刑事拘留，于同年5月27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淳安县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季宏岩，浙江信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汪兴敢，农民。2014年3月12日，因本案被淳安县公安局刑事拘留，于同年4月18日被依法逮捕，同年6月16日经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批准延长羁押期限一个月。现羁押于淳安县看守所。
委托辩护人：浙江思伟律师事务所王超律师。
被告人周某甲，农民。2014年3月31日，因本案被淳安县公安局刑事拘留，于同年4月18日被依法逮捕，同年6月16日经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批准延长羁押期限一个月。现羁押于淳安县看守所。
委托辩护人：上海锦天城（杭州）律师事务所陈慧梅、刘为平律师。
被告人周某乙，农民。2014年3月31日，因本案被淳安县公安局刑事拘留，于同年4月18日被依法逮捕，同年6月16日经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批准延长羁押期限一个月。现羁押于淳安县看守所。
委托辩护人：上海锦天城（杭州）律师事务所陈建文律师。
被告人洪某甲，农民。2014年3月13日，因本案被淳安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4月10日变更为取保候审。现在家候审。
被告人汪某甲，农民。2004年8月，因盗窃被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行政罚款。2014年3月16日，因本案被淳安县公安局刑事拘留，于同年4月18日被依法逮捕，同年6月16日经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批准延长羁押期限一个月。现羁押于淳安县看守所。
被告人汪某乙，农民。2013年5月22日，因本案被江西省九江市公安局庐山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6月20日变更为取保候审，2014年3月13日被淳安县公安局刑事拘留，于同年4月18日被依法逮捕，同年6月16日经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批准延长羁押期限一个月。现羁押于淳安县看守所。
被告人汪某丙，农民。2014年3月15日，因本案被浙江省淳安县公安局刑事拘留，于同年4月18日被依法逮捕，同年6月16日经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批准延长羁押期限一个月。现羁押于淳安县看守所。
被告人方某甲，农民。2014年4月28日，因本案被淳安县公安局刑事拘留，于同年5月27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淳安县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廖枝君，浙江千岛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汪某丁，农民。2014年5月5日，因本案被淳安县公安局刑事拘留，于同年5月27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淳安县看守所。
被告人汪某戊，农民。2014年5月3日，因本案被淳安县公安局刑事拘留，于同年5月27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淳安县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浙江良恭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林娟。
被告人汪某己，农民。2014年5月4日，因本案被淳安县公安局决定取保候审。经本院决定，于2015年1月29日予以逮捕。现羁押于淳安县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浙江智贤律师事务所律师许平。
被告人汪某庚，农民。2014年5月3日，因本案被淳安县公安局刑事拘留，于同年5月27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淳安县看守所。
被告人汪某辛，农民。2014年5月3日，因本案被淳安县公安局刑事拘留，于同年5月27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淳安县看守所。
被告人余某甲，无业。2014年4月30日，因本案被淳安县公安局刑事拘留，于同年5月27日被依法逮捕，同年10月29日由淳安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变更为取保候审。现在家候审。
指定辩护人：浙江泽道律师事务所余炳成律师。
被告人余某乙，无业。2014年5月7日，因本案被淳安县公安局决定取保候审。现在家候审。
淳安县人民检察院以淳检公诉刑诉（2014）144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东根、汪兴敢、周某甲、周某乙、洪某甲、汪某甲、汪某乙、汪某丙、方某甲、汪某丁、汪某戊、汪某己、汪某庚、汪某辛、余某甲、余某乙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4年11月1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并建议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院受理后，发现本案存在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情形，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并于2014年12月9日、2015年1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淳安县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余云璐等二人出庭支持公诉。上述16名被告人以及被告人王东根的辩护人浙江信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季宏岩、被告人周某甲的辩护人上海锦天城（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慧梅、被告人周某乙的辩护人上海锦天城（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建文、被告人汪兴敢的辩护人浙江思伟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超、被告人方某甲的辩护人浙江千岛湖律师事务所律师廖枝君、被告人汪某戊的辩护人浙江良恭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林娟、被告人汪某己的辩护人浙江智贤律师事务所律师许平、被告人余某甲的辩护人浙江泽道律师事务所律师余炳成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2010年8月份以来，被告人王东根、周某甲、周某乙、汪兴敢、洪某甲、汪某甲、汪某乙、汪某丙、方某甲、汪某丁、汪某戊、汪某己、汪某庚、汪某辛、余某甲、余某乙及吴晓雪（另案处理）等人在湖北省武汉市以及江西省九江市的居民小区租赁房屋落脚，先后加入虚拟股份模式的“自愿连锁经营业”（又名“1040阳光工程”）传销组织，后上述被告人逐步成为该传销组织的主干力量，参与组织、领导“自愿连锁经营业”传销活动，对该传销组织的壮大起关键作用。该传销组织要求成员以“谎言邀约”的方式将亲戚、朋友邀约到湖北武汉、江西九江等地进行轮番洗脑，以投资国家秘密项目获取高额利益为诱饵，要求参加者以认购第一份3800元，之后每份3300元获得加入资格，并规定必须申购21份共69800元才能“拉人头”发展下线。以发展的下线所申购的虚拟股份累计数确定级别，由低到高分为初级业务员、业务员、主任、经理和高级经理（老总）五个级别，以“五级三晋制”为奖金分配制度，根据直接或间接发展人员数量和缴纳的份额作为计酬或返利依据，吸引更多的人加入该传销组织。由高级经理组成核心管理层，按参与人员户籍地域划分体系，并在体系内任命大总管、自律总管、能力总管、经晨总管、申购总管进行严格管理。被告人王东根、周某甲、周某乙、汪兴敢、洪某甲、汪某甲、汪某乙、汪某丙、方某甲、汪某丁、汪某戊、汪某己、汪某庚、汪某辛、余某甲、余某乙至案发时均已达到高级经理级别，进入了该传销组织的核心管理层，起到了组织、领导作用。具体犯罪事实如下：
1、被告人王东根于2010年8月加入该传销组织，期间曾担任体系大总管，参与体系内管理工作，于2011年12月份晋升为高级经理，后参与该传销组织的高层管理工作，期间曾担任高层管理人员中的区长职务。2012年9月，被下线汪兴敢、周某乙切断返利关系。共计线下发展人员170余人，28个层级，涉案金额1000余万元（其中，2012年9月汪兴敢、周某乙单独组织、领导该传销活动后发展的下线90余人，涉案金额500余万元）。
2、被告人周某甲于2010年11月份加入该传销组织，于2011年12月份成为高级经理，后参与该传销组织的高层管理工作。2012年9月，被下线汪兴敢、周某乙切断返利关系。共计线下发展人员170余人，27个层级，涉案金额1000余万元（其中，2012年9月汪兴敢、周某乙单独组织、领导该传销活动后发展的下线90余人，涉案金额500余万元）。
3、被告人周某乙于2010年11月加入该传销组织，2011年8月份至10月份期间曾分别担任体系经晨总管和能力总管，参与体系内管理工作，于2011年12月份成为高级经理，后参与该传销组织的高层管理工作。2012年9月份，其伙同被告人汪兴敢切断与上家返利上的关系，单独组织、领导该传销组织，2012年12月，其又被汪兴敢踢开。共计线下发展人员170余人，26个层级，涉案金额1000余万元（其中，2012年12月汪兴敢单干后发展的下线60余人，涉案金额400余万元）。
4、被告人汪兴敢于2011年4月加入该传销组织，2011年10月份至12月份曾担任体系大总管，参与体系内管理工作，于2011年12月份成为高级经理，后参与该传销组织的高层管理工作。曾先后担任高层管理人员中的自律总监和区长职务。2012年9月份，其切断与上家周某甲在返利上的关系，伙同被告人周某乙单独组织、领导该传销组织。2012年12月，又将周某乙踢开，独自带领下线人员单干。共计线下发展人员170余人，25个层级，涉案金额1000余万元。
5、被告人洪某甲于2011年4月份加入该传销组织，于2012年8-9月间晋升为高级经理，后参与该传销组织的高层管理工作。线下发展人员80余人，24个层级，涉案金额590余万元。
6、被告人汪某甲于2011年5月份加入该传销组织，期间曾担任体系自律总管、大总管，于2013年7月份晋升为高级经理，后参与该传销组织的高层管理工作曾担任高层管理人员当中自律配合职务。线下发展人员26人，8个层级，金额170余万元。
7、被告人汪某乙于2011年7月份加入该传销组织，曾于2011年11月份至12月份担任体系自律总管，参与体系内管理工作，于2013年6月份成为高级经理，后参与该传销组织的高层管理工作。线下发展人员60人，16个层级，金额380余万元。
8、被告人汪某丙于2011年7月份加入该传销组织，2011年11月份至2012年7月份曾分别担任体系内经晨总管和大总管，参与体系内管理工作，于2013年11月份成为高级经理。线下发展人员39人，15个层级，涉案金额260余万元。
9、被告人方某甲于2011年5-6月间加入该传销组织，期间曾担任体系能力总管，参与体系内管理工作，于2012年10-11月间晋升为高级经理，后参与该传销组织的高层管理工作，期间曾担任高层管理人员当中的自律配合、自律总监职务，积极协助被告人汪兴敢组织、领导传销组织。线下发展人员80人，23个层级，涉案金额560余万元。
10、被告人汪某丁于2011年8月份加入该传销组织，于2012年11月份晋升为高级经理，后参与该传销组织的高层管理工作，期间曾负责申购流程回收工作。线下发展人员60余人，21个层级，涉案金额450余万元。
11、被告人汪某戊2011年12月份加入该传销组织，于2013年1月份晋升为高级经理，后参与该传销组织的高层管理工作，期间曾负责申购流程回收工作。线下发展人员60人，19个层级，涉案金额420余万元。
12、被告人汪某己于2012年2月份加入该传销组织，于2014年1月份晋升为高级经理，后参与该传销组织的高层管理工作。线下发展人员50余人，18个层级，涉案金额390余万元。
13、被告人汪某庚于2012年3月份加入该传销组织，期间曾担任体系经晨总管，参与体系内管理工作，于2013年1月间晋升为高级经理，后参与该传销组织的高层管理工作，期间曾担任高层管理人员当中的申购总监职务。2013年7月，其线下人员余某甲晋升为高级经理后，伙同余某甲、汪某辛掌握申购总管余某丁的银行卡，共同支配使用新发展人员缴纳费用里的管理费。线下发展人员50余人，17个层级，涉案金额360余万元。
14、被告人汪某辛于2012年4月份加入该传销组织，于2013年4月份晋升为高级经理，后参与该传销组织的高层管理工作。2013年7月，其线下人员余某甲晋升为高级经理后，伙同余某甲、汪某庚掌握申购总管余某丁的银行卡，共同支配使用新发展人员缴纳费用里的管理费。线下发展人员40余人，16个层级，涉案金额330余万元。
15、被告人余某甲于2012年4月份加入该传销组织，期间曾担任体系能力总管、大总管，参与体系内管理工作，于2013年7月间晋升为高级经理，后参与该传销组织的高层管理工作，期间曾担任高层管理人员当中的申购总监职务，并伙同汪某庚、汪某辛掌握申购总管余某丁的银行卡，共同支配使用新发展人员缴纳费用里的管理费。线下发展人员40余人，15个层级，涉案金额300余万元。
16、被告人余某乙于2012年5月份加入该传销组织，于2013年12月份晋升为高级经理，后参与该传销组织的高层管理工作。线下发展人员30余人，14个层级，涉案金额190余万元。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王东根、周某甲、周某乙、汪兴敢、洪某甲、汪某甲、汪某乙、汪某丙、方某甲、汪某丁、汪某戊、汪某己、汪某庚、汪某辛、余某甲、余某乙以加入国家秘密项目为名，要求参加者缴纳加入费用获得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上述被告人对传销组织的扩大起着关键作用，均系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被告人汪兴敢、洪某甲、汪某甲、汪某乙、汪某丙、汪某丁、汪某庚、汪某辛、余某甲、余某乙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系自首，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追究上述16名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提请本院依法判处。对此指控，公诉机关当庭出举了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
被告人王东根对指控的主要犯罪事实和罪名无异议，同时提出其下线单干后发展的90余人不应由其承担责任。其辩护人提出：1、2012年9月之后，周某乙、汪兴敢单独组织传销活动所发展的下线90余人、金额500余万元不应由王东根承担责任。2、参与人员在缴纳费用后按比例退取的费用不宜作为传销资金认定。3、参与本案传销人员均为自愿加入，不存在胁迫等情形；王东根系初犯，归案后如实供述。请求对其从轻处罚。
被告人周某甲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无异议，其辩护人同时提出：1、周某甲被周某乙、汪兴敢切断返利的时间为2013年7月，故其线下人员应为72人。2、周某甲加入之前，本案传销组织体系已很完善，其在组织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应认定为从犯。3、周某甲在得知公安机关已就本案展开侦查，有逃跑的机会但仍在家中等候，公安机关在其家中抓捕时无任何抗拒行为，到案后如实供述，应认定为自首。4、其向公安机关提供周某乙的联系方式，协助公安机关抓捕，周某乙接到电话后即前往自首，应认定周某甲立功。5、周某甲是初犯，且加入组织时不知道是传销，至2012年年底即已脱离该组织，其除自己花钱购买一条线外没有发展任何人入会，也未从中获利。故请法庭综合前述情节对被告人周某甲从宽处罚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周某乙对指控的主要犯罪事实和罪名无异议，同时提出：其不知汪兴敢单干一事；其直接或间接发展人下线人数仅有70余人；其担任的职务只是王东根团队里的经晨总管和能力总管，直至2012年3月正式担任高级经理。其辩护人提出：1、至2012年11月底，周某乙线下人员仅95人、层级23层、涉案金额为7112350元，不属于情节严重。2、周某乙系一般参与者，未对组织的扩大起关键作用，如果构成犯罪也是从犯，不能让其承担汪兴敢及其下线人员的罪行。3、周某乙在2013年初即已退出组织，属于犯罪中止；其能投案自首，又系初犯，在2012年8月左右还退给张光新、汪某丙部分钱款。故请法庭对其从宽处罚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汪兴敢对指控的主要犯罪事实和罪名无异议，同时提出其正式成为高级经理并参与管理工作是在2012年5月底。其辩护人提出：1、方某乙、余某丙、洪明、江拥军四人系被参与人借用身份挂名，不能认定为参与者。这四人应从指控的人数中剔除，所涉金额127900元亦应剔除。2、给参与人员返利部分不应计入涉案金额。3、汪兴敢单干前及余某甲单干后参与的人员及缴纳的资金不应作为汪兴敢的犯罪情节予以考量。4、汪兴敢系自首。5、汪兴敢受骗加入组织，后因组织的经营模式而被动成为高级经理，其所任职务也只是起辅助作用，其对下线人员的加入也只起次要作用，故汪兴敢应认定为从犯。6、汪兴敢未胁迫其他人员加入，又系初犯，主观恶性小。故请法庭对其从轻、减轻处罚。
被告人汪某乙对指控的主要犯罪事实和罪名无异议，同时提出其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数只有50人左右，于2012年11月至12月担任体系自律总管，2011年7月至2012年6月其未拿到返利。
被告人方某甲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无异议，同时提出其系自首，并规劝同案犯汪某甲、汪某丙自首，汪某辛等人单干后发展的人数不应由其承担责任，其在组织中未起积极作用，且已退出组织。其辩护人提出：1、方某甲系自首，其规劝同案犯汪某甲、汪某丙自首，系立功。2、方某甲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相对较小。3、方某甲系初犯。故请法庭对其从轻处罚。
被告人汪某戊对指控的主要犯罪事实和罪名无异议，并提出自己存在自首情节。其辩护人同时提出：1、应扣除返还参与者的19800元，以50800元认定金额。2、汪某戊系受骗加入，又系初犯。故请法庭对其从轻量刑。
被告人汪某己对指控的主要犯罪事实和罪名无异议，其辩护人提出：1、犯罪金额计算基数应以扣除返利给参与者的19000元后的50800元为准。2、汪某己本人也是受害者，投入多获利少，归案后认罪态度好。故请法庭从轻处罚。
被告人汪某庚、汪某辛、余某甲对指控的主要犯罪事实和罪名无异议，同时均辩称未掌管过申购总监的银行卡。
被告人余某甲的辩护人同时提出：1、参与者实际被骗取的金额为50800元而非69800元。按该组织经营模式，三代以内可以计算高级经理的奖金，故三代以外的线下人员传销金额不能作为余某甲的犯罪金额。余某甲不属于犯罪情节严重。2、余某甲被骗加入，实际只发展了3人，其在该组织中受汪兴敢领导和指挥，虽保管过余振新的申购卡但无支配权，应认定为从犯；其存在自首情节。3、余某甲在2013年年底知道真相后即退出，系犯罪中止；其还主动联系他人告知是骗局，退给受害人11万元。故请求法庭对其从宽处罚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洪某甲、汪某甲、汪某丙、汪某丁、余某乙对指控的主要犯罪事实和罪名无异议。
经审理查明：
2014年8月份，被告人王东根被前妻吴晓雪（另案处理）以做生意为由邀至湖北省武汉市加入“自愿连锁经营业”的传销组织。该组织要求成员以经营服装、水产养殖等生意为名将亲戚、朋友骗至湖北武汉、江西九江等地，由专人讲解经营模式，以投资国家秘密项目可获取高额利益为诱饵，让参加者以认购股份（第一份3800元，之后每份3300元）获得加入资格，实质上不提供产品或服务，并规定须申购21份共69800元才有资格“拉人头”发展下线。该组织采取“五级三晋制”的模式进行管理，以申购的股份累计数由低至高分为初级业务员、业务员、主任、经理和高级经理五个级别，以发展的下线人数及销售的份数作为晋升依据，分业务员至主任、主任至经理、经理至老总三个晋升阶段；由高级经理组成核心管理层，高级经理中有区长、教育总监、自律总监、教育配合和自律配合；并按参与人员户籍地域划分体系，在体系内任命大总管、自律总管、能力总管、经晨总管、申购总管进行严格管理；一个区域团队各有一名区域大总管和自律大总管；该组织按级别以及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和销售的份额作为计酬或返利的依据。
被告人王东根加入后，发展被告人周某甲、周某乙加入，被告人周某乙邀请被告人汪兴敢加入，被告人汪兴敢、洪某甲夫妻同被告人汪某甲至武汉考察后决定加入，被告人汪兴敢发展了被告人汪某丙、汪某乙、方某甲、汪某丁加入，被告人汪某丁间接发展了被告人汪某戊，被告人汪某戊又发展了被告人汪某己，被告人汪某己发展了被告人汪某庚、汪某辛，被告人汪某己、汪某庚、汪某辛又发展了被告人余某甲、余某乙加入。其中，周某甲挂在王东根线下，周某乙挂在周某甲线下，汪兴敢挂在周某乙线下，洪某甲、汪某甲、汪某乙分别挂在汪兴敢线下形成三条线，汪某丙挂在汪某乙线下，方某甲、汪某丁、汪某戊、汪某己、汪某庚、汪某辛、余某甲、余某乙依次挂在洪某甲线下。上述被告人加入该组织后，先后在湖北省武汉市、江西省九江市，领导该组织继续发展。至案发时各被告人均已达到高级经理级别，进入了该组织的核心管理层；被告人王东根、汪兴敢还曾担任核心管理层中的区长职务。
另查，周某甲、汪兴敢于2012年5月升任高级经理，周某乙于2013年3月升任高级经理。淳安单独成体系后，汪某乙曾任体系自律总管。2012年9月份，周某乙、汪兴敢单干后发展线下人员共计28人、金额170余万元；2012年12月份，汪兴敢单干后发展线下人员76人、金额470余万元。
除上述内容，经审理查明的其余事实与起诉指控的一致。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调取证据通知书、调取证据清单、立案决定书复印件、拘留证复印件、取保候审决定书复印件、起诉意见书复印件、陈接兵、黄国平、郭兴平的讯问笔录复印件等，证明本案被告人王东根的上线情况及各人员受处理情况等事实。
2、银行账户信息、查询财产通知书、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明与本案相关人员的银行账户情况、本案传销团队中担任过申购总管的相关人员的账户信息以及参加人员将传销钱款转入指定的申购总管账户的交易情况。
3、银行存取款凭证，证明本案中参与传销的人员通过银行存款方式缴纳入门费的情况。
4、接受证据材料清单、“自愿连锁经营”相关培训资料笔记本贰本，证明“自愿连锁经营业”传销中的经营管理二十条、新晨等培训资料的内容。
5、户籍证明，证明本案16名被告人的身份情况。
6、抓获经过、关于被告人汪兴敢归案情况的补充说明以及周冬牛的证言，证明本案16名被告人的归案情况。
7、情况说明（附宣传光盘），证明被告人汪兴敢归案后协助公安机关制作防范传销宣传片的事实。
8、江西省九江市公安局庐山区分局移送的证据材料，证明在江西九江时，公安机关对洪永兵、叶娟妹、洪文琴、余广祥、杨金平、汪某乙等人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进行调查等事实。
9、本案16名被告人下线已查实人员及涉案金额统计表，证明本案16名被告人各自线下发展人员数、金额等事实。
10、证人郑某的证言，证明2014年3月8日傍晚得知其表弟汪兴敢和汪某乙、洪某甲等人自2011年至2013年期间在武汉、武昌、江西做传销后，成功规劝该三人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等事实。
11、证人汪某壬的证言，证明其妻汪兴连、子汪某丁参与“自愿连锁经营”传销活动，并作为汪兴敢的下线，为使汪某丁上总，帮助介绍了汪竹花、方大炎、汪春花、汪元坊四个人作为汪某丁的下线等事实。
12、证人余某丙的证言，证明其妻余某甲参与“自愿连锁经营”项目，余某乙、汪某庚、汪某辛也参与了这个传销项目。
13、证人洪某乙的证言，证明其夫方某甲参与“自愿连锁经营”项目经过及发展下线情况等事实。
14、被告人汪某甲、汪某乙、洪某甲的下线情况示意图及项梅仙等人的证言，证明各被告人以投资国家秘密项目可获取高额利益等为由将亲戚、朋友邀约到湖北武汉、江西九江等地，让参加人员以认购第一份3800元，之后每份3300元获得加入资格，并规定必须申购21份共69800元才能“拉人头”发展下线。以发展的下线所申购的虚拟股份累计数确定级别，由低到高分为初级业务员、业务员、主任、经理和高级经理（老总）五个级别，以“五级三晋制”为经营管理模式等事实。
15、王东根等16名被告人的供述在案，主要证明各被告人所加入的传销组织的名称、组织结构、经营模式、计酬方式、实际运行等情况；各被告人加入传销组织经过、担任职务、其上线和其所发展的下线等事实。
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辩护人陈建文提出在案证据可以证明周某乙直接或间接发展的线下人数95人且系自首，辩护人王超提出证人方某乙等人的证言可证明汪兴敢借用证人身份申购份额，辩护人廖枝君提出公安机关在2013年3月11日对方某甲所作的询问笔录可证明方某甲系自首。经审理认为，上述证据形式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彼此印证、相互关联，能够形成证据链，应予采信。
被告人周某甲的辩护人提供武义县壶山街道榔村村委会出具的情况说明1份，用以证明周某甲在家等候公安机关处理，系自首。经审理认为，该情况说明的内容是关于村委某委员接到侦查人员电话后通知周某甲的过程，应属证人证言，但说明仅加盖村委会印章，未有具体经办人员署名，证据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采信。
根据本案的事实和证据，结合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分别针对起诉指控所提意见，本院评判如下：
1、关于辩护人陈慧梅提出周某甲被周某乙、汪兴敢切断返利的时间为2012年7月的意见。
经查，根据被告人王东根、汪兴敢、周某乙的供述，汪兴敢、周某乙与上线切断返利的时间为2012年9月，周某甲本人亦曾供述“2012年9月份，汪兴敢跟我、王东根、刘心华说下面的人太多了，压力大，他要自己单干，我们就同意了”，公诉机关指控的该节事实，依据充分，应予认定。该辩护意见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2、关于被告人周某乙于庭审中提出其不知汪兴敢单干的辩解意见。
经查，根据同案犯汪兴敢、周某甲、王东根、方某甲的供述及周某乙本人在侦查阶段多次稳定供述，足以证明周某乙、汪兴敢于2012年9月共同切断与上线返利关系的事实，其辩解内容与查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3、关于被告人汪兴敢及其辩护人提出余某甲单干后发展的人数、吸收的资金不应计入汪兴敢发展的人数、吸收的资金中的意见。
经查，除被告人汪兴敢曾供述余某甲于2013年8月单干，并无其他证据可予印证，且查明自2013年8月后余某甲线下仅发展人员4名，关于余某甲单干一节依据不足，本院对该辩称意见不予采纳。
4、关于被告人汪某乙提出其线下发展人员仅50人左右的辩解意见。
经查，根据司俊丽等58名证人证言、相关银行存款凭证及汪某乙在侦查阶段形成的多次稳定供述，足以证明汪某乙直接或间接发展线下人员共计59人（不包括汪某乙本人）的事实，汪某乙之辩解与查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至于其在一段时间是否拿到返利，并不影响对其定罪处罚。
5、关于被告人汪某庚、汪某辛、余某甲提出未保管申购总监银行卡的意见。
经查，根据同案被告人汪兴敢、方某甲、汪某戊的供述、证人余某丁等人的证言及被告人汪某庚、汪某辛、余某甲在公安阶段形成的多次稳定供述，足以证明由余某甲保管余某丁的银行卡并同汪某庚、汪某辛共同支配管理费的事实，前述辩解意见与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6、关于辩护人陈慧梅提出被告人周某甲构成自首的意见。
经审理认为，根据武义县公安局出具的二份归案经过及周冬牛的证词，可认定周某甲是在家中被抓获归案，不具投案的主动性，不能认定自首。
7、关于辩护人陈慧梅提出被告人周某甲有立功表现的意见。
经审理认为，共同犯罪中，被告人如实供述的范围包括同案犯的姓名、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被告人只提供基本信息不能认定立功，且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认定周某乙系经周某甲的劝说才归案的事实，认定其立功依据不足，本院对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8、关于辩护人陈建文提出周某乙构成自首的意见。
经审理认为，根据武义县公安局出具的归案经过、周冬牛的证词以及淳安县公安局对周某乙所制作的第一份讯问笔录，足以证实周某乙系在投案自首途中接到公安机关的电话。因周某乙具有投案的主动性，到案后也如实供述了罪行，系自首，对该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9、关于辩护人陈建文、余炳成提出被告人周某乙、余某甲犯罪中止的意见。
经审理认为，本案无证据证实周某乙、余某甲主动退出传销组织并自动有效采取措施防止下线发展；按周某乙、余某甲本人供述退出组织的时间，结合在案有效证据，二人均已参与组织的高层管理工作，其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已超过三十人且层级已超过三层，犯罪结果已经发生，关于犯罪中止的辩护意见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10、关于辩护人王超提出参与人员借用他人身份证但由自己出资申购的份额以及汪兴敢单干前发展的人数、吸收的金额应予剔除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认为，根据本案传销组织的运作模式，参与人员需凭身份证申购份额以取得加入资格，无论申购多少份额，加入后在组织网络体系中只占据一个位置，该位置的操控者可以是参与者本人，也可以是利用他人身份证申购份额占据体系中某个位置后控制该位置的参与者，操控者可凭此位置发展下线组成体系网络并据此计提报酬，每个位置均起到承接上下、连接左右的作用，操控者因此可获取非法利益，故参与人借用他人身份申购份额后形成的情形应计入发展人员的数量中。本院对辩护人提出的方某乙、余某丙、洪明、江拥军四人系被参与人借用身份挂名应从指控数额中剔除的意见不予采纳。被告人汪兴敢对传销组织的扩大起重要作用并在传销活动中承担管理、协调等职责，系传销活动的组织领导者，其组织领导参与传销活动的人员以及直接或间接收取的传销资金应累计计算。辩护人所提汪兴敢单干前发展的人数、吸收的资金应从指控数额中剔除的辩护意见缺乏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11、关于被告人方某甲及其辩护人提出方某甲构成自首并有立功表现的意见。
经审理认为，2014年3月11日，公安机关并未掌握本案的犯罪事实，未确定方某甲为犯罪嫌疑人，其主动到案并交代主要犯罪事实，系自首，本院对该辩称意见予以采纳。根据庭审供述，方某甲致电汪某甲、汪某丙之前，二人已得知汪兴敢归案并经由亲友劝说决定去自首，本案尚无证据证明方某甲成功规劝汪某甲、汪某丙投案自首的事实，认定其立功依据不足，对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12、关于被告人汪某戊辩解其系自首的意见。
经审理认为，公安机关通知其到案接受讯问前已掌握其犯罪线索，其在接到通知后到案，不能认定自首，该辩解意见不能成立。
13、关于部分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入会后退还的19000元等返利不应计入涉案金额的辩称意见。
经审理认为，根据本案传销组织的运作模式，参与者需申购21份计69800元后才有资格发展下线，以发展的下线人数及下线申购的累计份额确定级别，并据此来计算和给付上线报酬，参与者从组织中获取的返利部分系该传销组织计酬或返利的方式，不应扣除参与者获得的返利额，对上述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14、关于辩护人余炳成提出三代以外的线下人员的传销金额不能计入已出局的三代以内的高级经理的犯罪金额，故余某甲不属于情节严重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认为，根据本案传销组织的操作模式，三代以内的高级经理不能从三代以外的发展下线人员中获得返利，但整个传销体系并不因此而中断，其仍在整个网络体系中占据位置，并继续领导组织传销活动，传销体系网络因此继续发展扩大，且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申购款项也只需交给离自己最近的申购总管，无需交给最高级别的人员，故三代经理以外的线下人员和金额应计入上线人员发展的人员和金额中。被告人余某甲线下发展人员达40余人，15个层级，直接或间接吸收的传销金额达300余万元，属情节严重，对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15、关于被告人王东根、周某乙及部分辩护人提出下线单干后发展的人员、吸收的资金不应由上线承担责任的意见。
经审理认为，被下线切断返利后的上线人员，其已不能从下线获取返利，也不能对下线进行管理，下线单干后发展的人员、吸收的资金不应由其承担责任，本院对该辩称意见予以采纳。
综上，本院认为，被告人王东根、汪兴敢、周某甲、周某乙、洪某甲、汪某甲、汪某乙、汪某丙、方某甲、汪某丁、汪某戊、汪某己、汪某庚、汪某辛、余某甲、余某乙以投资国家秘密项目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返利、计酬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其中被告人王东根、汪兴敢、周某甲、周某乙、洪某甲、汪某乙、汪某丙、方某甲、汪某丁、汪某戊、汪某己、汪某庚、汪某辛、余某甲直接或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超过二百五十万元，系情节严重。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王东根积极发展人员参加，被告人汪兴敢积极发展人员参加并对组织的扩大起重要作用，二人在组织核心管理层中任最高领导职务，在共同犯罪中均起主要作用，是主犯，但对二人的量刑应根据各自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予以区别，本院对汪兴敢的辩护人提出汪兴敢系从犯的意见不予采纳；被告人周某甲、周某乙、洪某甲、汪某甲、汪某乙、汪某丙、方某甲、汪某丁、汪某戊、汪某己、汪某庚、汪某辛、余某甲、余某乙均任高级经理，在组织中分工合作，各负其责，共同促进了传销活动的壮大，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是从犯，依法可予减轻处罚，但对各被告人的量刑应视各自在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所处的地位予以区别。被告人周某乙、汪兴敢、洪某甲、汪某甲、汪某乙、汪某丙、方某甲、汪某丁、汪某庚、汪某辛、余某甲、余某乙系自首，根据各自归案情况分别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王东根归案后如实供述，认罪态度较好，酌予从轻处罚。被告人周某甲系由其弟周冬牛带领侦查人员至家中被抓捕，被抓捕时无拒捕行为，归案后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可参照法律对自首的有关规定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汪某己、汪某戊接到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后主动到案并如实供述罪行，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汪兴敢归案后认罪、悔罪态度好，协助公安机关制作“1040传销”打防经济犯罪宣传片，酌予从轻处罚。本院对各辩护人据此所提的相关辩护意见酌予采纳。根据被告人周某甲、周某乙的罪行，对辩护人提出适用缓刑的意见不予采纳。综上，根据本案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二条第一、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王东根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4年4月24日起至2019年4月23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二、被告人汪兴敢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4年3月12日起至2019年3月11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三、被告人周某甲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4年3月31日起至2017年9月30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四、被告人周某乙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4年3月31日起至2017年10月30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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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以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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