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丹寨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2636民初590号
原告丁志先，女，汉族，1947年11月2日生，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人，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农民，系死者丁某之母。
原告李华先，男，白族，1944年8月26日生，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人，住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退休人员，系死者丁某之父。
原告闻某，女，白族，1972年8月14日生，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人，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农民，系死者丁某之妻。
原告丁晓霞，女，白族，1994年11月16日生，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人，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农民，系死者丁某之长女。
原告丁晓雯，女，白族，2000年5月16日生，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人，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在校生，系死者丁某之次女。
法定代理人闻某，女，白族，1972年8月14日生，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人，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系丁晓雯之母。
五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王松、穆昌亮，均系贵州桓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东南中心支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凯里市金泉花园左侧负二层。
法定代表人周晓升，男，系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东南中心支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田再建，男，贵州维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宋炳超，男，汉族，1963年3月9日生，贵州省丹寨县人，住丹寨县，新明运输公司法定代表人，阳光财产保险公司丹寨分公司门店负责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明标，男，贵州华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宋炳祥，男，汉族，1968年6月3日生，贵州省丹寨县人，住丹寨县，下岗职工。
委托代理人宋炳儒，男，苗族，1960年12月5日生，住丹寨县，丹寨县国有林场职工，系宋炳祥之兄。
被告孙承贵，男，1984年1月26日生，贵州省丹寨县人，住丹寨县，丹寨县道路交通管理局工作人员。
被告韦琴，女，水族，1988年8月9日生，贵州省丹寨县人，住丹寨县，丹寨县茅台生态农业公司职工，原为阳光财产保险公司丹寨县分公司员工。
被告王国艳，女，汉族，1984年5月4日生，贵州省丹寨县人，住丹寨县。
被告孙承贵、韦琴、王国艳共同委托代理人刘洋，男，贵州宏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邓超，男，汉族，1987年10月6日生，云南省大理市人，现住丹寨县，贵州丹寨九鼎车辆制造有限公司员工。
被告杨桂云，男，汉族，1987年3月27日生，贵州省丹寨县人，住丹寨县，阳光财产保险公司丹寨县分公司业务员。
被告杨甲合，男，汉族，1968年7月18日生，贵州省丹寨县人，住丹寨县，丹寨县运管局职工。
被告唐信花，女，1965年3月13日生，贵州省丹寨县人，住丹寨县，居民。
原告丁志先、李华先、闻某、丁晓霞、丁晓雯诉与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东南州中心支公司、宋炳超、宋炳祥、孙承贵、邓超、韦琴、杨桂云、杨甲合、唐信花、王国艳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0月23日立案受理，同年12月6日，依法由审判员赵巍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闻某以及五原告委托代理人穆昌亮，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东南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阳光保险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田再建，被告宋炳超的委托代理人潘明标，被告宋炳祥的委托代理人宋炳儒，被告孙承贵、韦琴、王国艳及其委托代理人刘洋，被告邓超、杨桂云、杨甲合、唐信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被告宋炳超系被告阳光保险公司在黔东南州××县的业务负责人,被告韦琴系该保险公司负责开保险单的业务员,死者丁某系贵州丹寨九鼎车辆制造有限公司负责车辆保险的工作人员。贵州丹寨九鼎车辆制造有限公司的车辆从2016年4月份以来一直在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东南州中心支公司处投保,两公司之间的保险业务一直是由被告韦琴与死者丁某联系。20l7年5月,被告韦琴向被告宋炳超提出辞职,宋炳超同意韦琴辞职,但要求其将业务移交。2017年6月10日,被告宋炳超叫被告韦琴邀请死者丁某,以阳光财产保险股份公司的名义请死者丁某至龙泉镇香辣虾饭店吃饭,以方便韦琴辞职后阳光财产保险股份公司与贵州丹寨九鼎车辆制造有限公司之间保险业务的联系开展。
当晚一起吃饭的人有宋炳超、唐信花、宋炳祥、徐章红,孙承贵、王国燕、杨桂云、杨甲合、杨红梅、韦琴、邓超、王文兰、死者丁某等十三人。席间,被告唐信花带来蓝莓米酒。宋炳超、唐信花、王国艳、杨桂云、杨甲和、韦琴与丁某喝蓝莓米酒。丁某喝了一次性塑料杯约三两蓝莓米酒后,又与宋炳祥、孙承贵、邓超四人喝了53度“贵台红”白酒。四人喝了两瓶白酒后,都说喝够了,但宋炳超觉得不够,又让杨桂云去办公室拿两瓶“贵红台”白酒。至当晚20时30分左右,吃饭结束,四人共喝了三瓶多白酒,死者丁某已重度醉酒。参与吃饭的十三人中,徐章红、杨红梅、王文兰未喝酒。
死者丁某重度醉酒后,被告宋炳超叫杨桂云将丁某送至丹寨县城南大十字九鼎车辆公司销售处。九鼎车辆公司销售处工作人员发现死者丁某昏迷不醒、口吐白沫,随即联系120急救。120急救中心医生赶到后,将丁某送至黔东南州人民医院抢救治疗,入院诊断为:急性酒精中毒、呼吸衰竭。死者丁某病情逐渐加重,于第三天,即2017年6月12日抢救无效死亡。20l7年8月10日,经贵州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丁某死亡原因为大量饮酒后急性酒精中毒(重度)，最终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
参与吃饭的十三人中,除徐章红、杨红梅、王文兰未喝酒外,其余人均喝酒。被告宋炳超、唐信花、王国艳、杨桂云、杨甲合、韦琴与丁某喝三两蓝莓米酒后,放任死者丁某与被告宋炳祥、孙承贵、邓超继续喝53度白酒三斤多而不予提醒、劝告。被告宋炳祥、孙承贵、邓超明知丁某己喝三两蓝莓米酒还继续与其喝53度白酒三斤多而不予提醒、劝阻、劝诫,且相互劝酒,是死者丁某重度醉酒的直接原因。宋炳超作为阳光保险公司丹寨负责人代表公司请客吃饭,明知丁某己喝了三两蓝莓米酒且又与宋炳祥、孙承贵、邓超喝了两斤高度白酒的情况下,不仅不予提醒、劝阻,还觉得不够,又让被告杨桂云去办公室拿两瓶“贵红台”白酒相劝,以致丁某、宋炳祥、孙承贵、邓超喝白酒的数量多达三斤多,其劝酒的行为是丁某喝酒过量死亡的主要原因。宋炳超系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东南州中心支公司在丹寨的业务负责人,为了公司保险业务、且是以阳光财产保险股份公司名义请死者丁某吃饭喝酒导致其死亡,故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东南州中心支公司也应当对原告承担赔偿责任。
2017年10月23日，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医药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误工费、尸检鉴定费、被抚养人生活费、交通费、食宿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743238元（在庭审中增加交通费2753元）；2、判决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告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的证据材料有：
1、身份证复印件、村委会证明、户口本。用以证明原告主体适格。
2、病历、用药清单、医药发票。用以证明死者丁某抢救过程、死亡结果、死因诊断以及所花费用。
3、司法鉴定意见书、尸检、鉴定票据。用以证明丁某死亡原因鉴定及所花费的尸检、鉴定费用。
4、丹寨县派出所卷宗。用以证明案发当天被告请客劝酒的情况，被告未尽到劝阻、劝诫、提醒义务的情况及丁某过量饮酒的原因。
5、交通费票据。用以证明原告及亲属造成交通费损失14063.5元以及补充的交通费2753元。
6、原告及亲属食宿票据。用以证明原告及亲属造成食宿损失14177元。
7、证明、养老保险对账单。用以证明丁某死亡前居住、工作情况，死亡赔偿金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
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东南州中心支公司、宋炳超、宋炳祥、孙承贵、邓超、韦琴、杨桂云、杨甲合、唐信花、王国艳的质证意见：
1、对1号证据，众被告认为该组证据上关村的证明证实了原告李华先属于退休人员，同时李华先也与其他原告户口不在一起，不存在赡养李华先的事实，要求赔偿李华先的被赡养费无法律依据。
2、对第2号证据，众被告认为该组证据是真实的无异议，但如果发票已经报销了，依法应当扣减。
3、对第3号证据的意见是，众被告对死亡原因无异议，但尸检费用与本案无关，不应当赔偿；尸检费是白条，不是合法的赔偿票据，应当扣减。
4、对第4号证据，被告阳光公司认为被告阳光公司当天没有请死者吃饭，且死者并不是九鼎公司的法人，只是车间主任，也不负责保险业务，其饮酒完全是个人行为，与被告阳光公司无关；酒是被告阳光保险公司负责人送给被告宋炳超个人的，被告宋炳超请死者吃饭不是以被告阳光保险公司的名义。
被告宋炳超认为上述证据材料中的证人证言刚好证实了一起饮酒时没有对死者劝酒、灌酒行为，是死者主动要求饮酒，且一起饮酒期间，死者未当场表现出严重醉酒行为，众被告已经对死者进行了最大限度的照顾义务；该案关键证人韦琴证实此次请客是受宋炳超之托，以公司名义请客，且所有白酒均是公司提供，宋炳超是代为行使公司职务。
被告孙承贵、韦琴、王国艳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达到原告证明目的；被告王国艳在2017年6月13日在龙泉镇派出所的陈述证实饮酒是被告宋炳超为方便与死者对接公司业务，才要求韦琴通知丁某；此次饮酒中途被告韦琴、王国艳先行离开，离开时死者没有醉酒；被告韦琴、王国艳离开时酒桌上的两瓶白酒尚未喝完，二人离开后是被告宋炳超叫被告杨桂云又拿酒再次喝完一瓶；后面的白酒是本案死者要求才提供的；饮酒过程中没有任何劝酒、敬酒的行为；死者喝酒比较快，死者喝了大概1斤左右。
其他被告认为上述证据证实了死者死亡是其主动喝酒导致，并没有对死者进行劝酒。
5、对第5号证据，众被告认为交通费已经有一部分进入被告阳光公司（九鼎）账户，已经报销应当扣除；且不符合发票范畴，不予赔偿；票据发生时人数应当是一个合理的人数，而不是众多人数；以上票据时间跨度过大；合理的交通费是原告第一次来照顾和处理丧事费用，人数应当限制2-3人，以火车票为准，第二次费用应当是原告来处理鉴定，但是限制一人，也以火车票为准，且原先还提供其他人的票据，都不是本案原告，与死者没有关系，其他费用不合理。
6、对第6号证据，众被告认为在抢救被告及处理后事期间2-3人发生的费用应当支持，超出的人数费用不予支持；所有发票的名称是九鼎公司，不排除票据九鼎公司买单，不应当支持；补充的食宿费发票名称是九鼎公司的，不应当作为证据，该发票是增值税发票，同时是以九鼎公司的名义开的，应当由九鼎公司报销，同时本案食宿费时间跨度大、人数过多，不应支持。
7、对第7号证据，被告阳光公司认为工作证明证明死者系九鼎公司采购主管，不是法人，也没有从事保险的职责，请其吃饭与保险公司无关；且保险业务四月就终止了。
其他被告认为该组证据只是证明死者的职务是主管，同时也有分管其他业务的范围，保险公司说其不具备保险职务不符合实际，本案事实派出所已经查明是被告宋炳超便于保险公司业务对接才请客，被告孙承贵也能证实席间双方不断商量业务工作。
本院认证意见：
1、原告提交的第1、2、3、4、7号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作为本案事实的认定依据。
2、第5号证据可以作为本案事实的认定依据，但与5原告处理丁某的丧葬事宜无关联的交通费票据，本院不予采信。
3、第6号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作为本案事实的认定依据。
被告阳光保险公司辩称：原告诉请被告阳光保险公司与其他被告承担其各项赔偿共计743238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当予以驳回。理由是：一、从原告自己向法庭提交的证据反映出原告亲属即死者丁某系死于大量饮酒后急性酒精中毒最终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迄今为止没有证据证明是被告阳光保险公司让死者丁某大量饮酒。虽然原告认为是被告宋炳超安排喝酒的，但是被告阳光公司从没有指示被告宋炳超代理被告阳光公司去安排死者丁某饮酒的事实。被告阳光公司不否认被告宋炳超属于被告阳光公司在丹寨的保险业务代理人，但是从当天参与饮酒的人员组成分析，被告宋炳超当时安排吃饭的原因是欢送被告韦琴离职，顺便叫被告韦琴喊死者丁某一起喝酒。所以，此次喝酒行为与被告阳光公司对被告宋炳超在财产保险业务方面的委托代理没有关系。因此被告阳光公司不是死者丁某饮酒死亡的责任人，依法不应当承担责任。二、死者丁某自己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自己的死亡后果承担全部责任。证据证明在喝酒过程中没有任何人劝死者丁某喝酒，反而是其自己主动敬酒并比别人大口喝酒导致其多喝酒的结果。虽然被告宋炳超作为本次吃饭的组织人，见死者等人喝了两瓶酒后还不够，又叫他人去公司拿酒，但其同样没有劝酒的行为存在，事实还证明被告宋炳超自己根本也始终没有参与这几瓶白酒的共饮过程，所以，死者自行与其他被告又加喝一瓶白酒的行为，责任在其自己。因本案死者丁某死亡后果已经发生，但又不属于他人侵权所致，所以如果基于公平原则和人道帮助角度考虑，所有被告一起应当支付的金额也不会超过法定赔偿金额的5%。原告诉请所有金额都由被告承担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原告提出的赔偿金额中有的根本没有法律依据。主要表现在：如（1）误工费21617元。首先是计算依据有误，其次是按照异地处理死者丧事的亲属一般为2-3人的规定，计算误工应当不超过3人；（2）尸检费用13000元只有9000元票据，另外4000元为白条，依法不予支持；（3）被抚养人生活费合计49894元，包含了死者父亲，而死者父亲按照大理市喜洲镇上关村民委员会的《证明》是退休职工，故其计算的18877元不属于赡养费支付范畴；（4）其提出的交通费14063.5元、食宿费14177元，不仅票据不规范，且与允许处理死者后事的2-3人所产生经费不符，当然亦不应当得到支持；（5）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于本案不属于支付赔偿范围。
综上所述，本案原告诉求的赔偿金额及事实理由确实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导致死者丁某死亡的绝对过错原因在死者自己。所有被告均无过错。被告阳光公司更是与死者丁某的死亡后果没有任何因果关系。所以，请人民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阳光公司的诉请。
被告宋炳超辩称：一、被告宋炳超不是直接侵权人，也不存在过错，只与其他后八名被告即同饮者承担不超过5%的适当补偿责任,理由如下：
1、受害者在与各当事人饮酒期间,各被告不存在劝酒、拼酒和赌酒的行为,饭店经营者证实,大家离席时,受害人能够自行清醒走出来。相反有证据证实受害者有主动向他人敬酒的行为;
2、喝酒前受害人及随行的另一被告邓超和妻子,并未告知众被告受害人身有疾病不能饮酒,邓超已证实日常生活中受害人也经常饮酒,这次也是主动饮酒,众被告不可能知道其特殊体质;
3、被告宋炳超等已尽到阻止和护送义务。当发现受害人已有醉意时大家已及时停止饮酒,之后受害人表示还要想与大家一起去歌厅时,大家都及时进行了劝阻。接着大家还及时护送受害人到其工作地点,并和受害人同事一起把其安顿好,在有其同事陪伴照料的情况下才离开,已尽到了最大的照护义务;
4、本案的事出也有意外因素影响,即当时如果丹寨县医院的CT设备没有故障,让受害者第一时间在县医院进行救治,或许悲剧不致发生。丹寨县医院CT故障,导致受害者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间。但这不是人为因素,意外之事也不应由各被告担责。
二、本案第一被告阳光保险公司应承担较次要10%左右的补偿责任。
1、被告宋炳超此次虽是托他人邀请受害者,但被告宋炳超系第一被告在丹寨门店的负责人,第一被告与被告宋炳超的《专属保险代理合同书》中也约定,被告宋炳超在从事保险业务中可以有一定的商务活动,被告宋炳超正是基于这一授权行为,才以业务需要之名义邀请受害者。被告宋炳超的邀请行为系职务行为,系从事公司的商务(或公务)活动,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当然由第一被告承担,这在双方的代理合同里也有明确规定。
2、受害者本人及单位此前一直与第一被告有着频繁的业务往来,双方均各有所受益。被告宋炳超也是因为工作人员变动,为便于以后的业务往来才相聚,双方均基于各自工作业务而聚,不存在因私情而聚会。此前以及之后(或者受害者无事)的活动中,第一被告无疑是此处相聚活动的最大受益者,故第一被告应在受益范围内承担较次要的补偿责任。
三、本案受害者应承担较重的至少80%的民事责任。
受害者在本案中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自已的身体状况、酒量大小、适宜酒品种等有清楚的认识,也应当清楚饮酒对身体造成的不良影响。但其对自身安全缺乏应有注意,在饮酒过程中,未进行自我控制,导致过量饮酒,酿成悲剧,自身责任最大。同时,从大家酒散离席,到受害者在其工作处所表现严重症状,仅仅只是三十分左右时间,而其他同饮者却无事,这与受害者自身特殊体质有很大关系。《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条规定,民事主体按照自已的意愿依法行使民事权利,不受干涉。此条赋于民事责任人最大的自由权利,任何人或组织均无权干涉他人的正常民事活动,也即众被告不可能横加干涉受害人的饮酒行为。同饮者即各被告只需尽到一般的提醒义务,法律也未明确规定同饮者必须尽到多大的劝阻义务。故受害人对于自已饮酒过量有重大过失,其应承担较大责任,同饮者只应承担较次要的民事补偿责任。
综上,请人民法院查明具体合理数额,依法作出判决。
被告宋炳祥辩称：一、对于丁某的死亡,被告宋炳祥深感惋惜和同情,但被告宋炳祥不存在任何过错,亦无法通过合理的注意预见到此悲剧事件的发生。饮酒人丁某的死亡是因其自斟自饮导致的，而不是被告宋炳祥劝酒或其他伤害导致的,因饮酒造成死亡完全系死者丁某自已的行为决定的意外事件。
2017年6月10日12时过后,被告宋炳超打电话来叫被告宋炳祥到香辣虾饭店吃饭,17点30分许,被告宋炳祥到香辣虾饭店,有被告宋炳超和被告唐信花,其他被告被告宋炳祥不熟悉。聚会开始后有被告宋炳祥、孙承贵、邓超、丁某四个人喝白酒。被告宋炳祥虽然和死者丁某同桌吃饭,但被告宋炳祥没有劝他喝酒。死者丁某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自已的身体条件能否喝酒,应当清楚,不应该放任自已而去寄希望于别人来约束自已的行为。丁某因饮酒死亡,这是被告宋炳祥事先怎么也预想不到的事情,被告宋炳祥仅能表示惋情和同情。
二、被告人宋炳祥主体资格不适格。被告宋炳祥和死者丁某是初次见面,以前从不认识,无冤无仇,更谈不上请其吃饭喝酒。被告宋炳祥主观上没有伤害他的理由和动机,客观上没有伤害他的行为,更没有跟死者丁某有什么往来,与其同桌吃饭,是因为被告宋炳超的邀请,跟死者丁某无关。被告宋炳超是被告宋炳祥的哥哥，哥弟之间邀请吃饭,是很平常的事情,参加这个饭局,就是一个正常的吃饭,被告宋炳祥去吃饭与丁某的死亡没有因果关系。
三、被告宋炳祥没有侵权行为。原告举证的证据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有劝酒、灌酒、殴打丁某的侵权行为,因此被告宋炳祥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死者丁某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自己的过量饮酒导致死亡的后果应当承担全部责任,而不是放任自已而去寄希望于别人来约束自已的行为,由别人来承担自已的过错。丁某的死亡与被告宋炳祥参加吃饭没有关联性,原告诉被告宋炳祥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被告宋炳祥的诉讼请求。
被告孙承贵、韦琴、王国艳辩称：1、首先对死者死亡赶到惋惜；2、原告主张赔偿没有法律依据，本案死者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3、死者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自己的酒量有所了解，死者主动邀请喝酒，应当承担责任；4、被告孙承贵不是饭局组织者，只是受到被告宋炳超邀请，并且没有携带酒，同时没有敬酒劝酒行为；5、如果法院认为被告有责任，本案被告宋炳超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孙承贵只是很小责任；6、韦琴在本案中只有少量的饮酒行为，同时韦琴喝酒是受到死者的邀请才喝，并且，韦琴离开时死者还是清醒的，桌上也还有白酒，韦琴后来没有在现场，不应当承担责任，本案韦琴即使有责任也很小，因韦琴和王国艳先行离开了；6、被告孙承贵、韦琴、王国艳行为不构成侵权，主张精神抚慰金不应当得到支持。
被告邓超辩称：本次喝酒是死者邀约，席间自己没有劝酒行为，饭局上死者喝了两种酒，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死者应当承担责任，请求撤回对本人的诉讼，酒席期间自己送老婆回去后才再次回来的，自己也醉酒了，没有行为能力了，后期发生什么事自己也不清楚。
被告杨桂云辩称：认为自己没有责任，且离开了两次，第一次送被告邓超老婆回家，第二次送被告韦琴回家，第三次和另一个朋友一起送死者回去的，送到之后有人接收并照顾死者才离开的。
被告杨甲合辩称：认为自己没有责任，自己在公司开会的时候和经理发生一点矛盾都不想吃饭，为了送被告韦琴才来的，且自己不能喝白酒，就只是喝了一点蓝莓酒，也不劝酒。
被告唐信花辩称：自己没有责任，且不认识其他被告，只是被告宋炳超叫其去吃饭，然后就去吃饭了。
被告宋炳超提供下列证据材料：
1、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请示及文件。用以证明被告宋炳超从事保险代理分店有上级公司的文件依据，文件明确其日常销售行为由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担责任。
2、营业执照、授权委托书、专属保险代理合同。用以证明被告从事保险代理得到上级公司的授权，依与上级公司的合同约定，被告有权进行相应的商务活动，商务活动产生的法律后果由上级公司承担，故被告的邀请行为系职务行为，应由上级公司承担相应的责任。
3、手续费明细。用以证明死者也从上级公司得到相应手续费，由上级公司向死者支付，被告的保险行为受益方为上级公司，故上级公司应当承担商务活动中的法人责任。
原告方的质证意见：
原告方对于被告宋炳超提交的1、2、3号证据的无异议。
其他被告方的质证意见：
1、被告宋炳祥、孙承贵、邓超、韦琴、杨桂云、杨甲合、唐信花、王国艳对于被告宋炳超提交的1、2、3号证据的无异议。
2、对于1号证据，被告阳光公司认为保险代理产生的合同责任由阳光公司承担无异议，但是代理合同的其他纠纷应当由被告宋炳超自行承担，本案是私人请客，与保险合同本身无关，不属于保险风险范围。
3、被告阳光公司对于2号证据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约定的商务活动是在保险代理履职过程中的行为，而不是被告宋炳超请人吃饭的范围，产生的风险由被告宋炳超自行承担。
4、对于3号证据，被告阳光公司认为被告阳光公司在被告宋炳超的运作下与九鼎公司产生保险业务，死者仅仅是九鼎公司员工，不能证明受害的死亡与被告阳光公司有关。
本院认证意见：被告宋炳超提交的3组证据可以作为本案事实的认定依据，但达不到其证明目的。
被告阳光公司提供下列证据材料：
1、营业执照及证明。用以证明被告主体资格。
2、《专属保险代理合同》、《专属保险代理合同书》确认协议书。用以证明约定保险公司与被告宋炳超之间的财产保险代理关系，双方权利义务关系明确；证明除保险本身的理赔风险外，被告宋炳超自主经营专属保险代理门店，自行承担其他全部风险责任。
3、营业执照。用以证明被告宋炳超于2017年1月3日取得阳光财产保险专属门店代理经营资格，并办理营业执照，系个体工商户，其还是新明运输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事实。同一地址，同一批人员，两个牌子。
4、询问笔录、司法鉴定书。用以证明被告宋炳超系新明公司老板，被告韦琴辞职宋炳超邀约其他人聚餐系个人行为，饮酒过程中没有谈及保险业务，丁某是自愿饮酒，被告保险公司不是组织者。
原告方的质证意见：
1、原告方对于被告阳光公司提交的1号证据的无异议。
2、对于2号证据，认为该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被告阳光公司不能因合同免除公司责任，被告宋炳超行为代表公司行为，不能免除公司责任。
3、对于3号证据，认为该组证据不能达到被告证明目的，被告宋炳超行为代表公司行为，不能免除公司责任。
4、对于4号证据，认为该组证据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被告韦琴笔录显示是到被告阳光公司上班，后提出辞职，关于被告宋炳超的身份与其他公司没有关系，被告宋炳超与被告阳光公司签订专属合同，就是代表保险公司，同时笔录也显示饭局是由被告阳光公司身份安排的。
其他被告方的质证意见：
1、其他被告对于被告阳光公司提交的1证据的无异议。
2、其他被告对于2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代理合同明确约定，被告宋炳超代理销售行为可以有一定的商务活动；被告宋炳超的代理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由授权公司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保险公司证明目的不能成立，证实宋炳超系公司行为；且合同是格式合同，根据合同法规定免除责任的条款是无效条款。
3、对于3号证据，其他被告认为该组证据证明宋炳超仅仅系个体工商户，而不是法人，双方应当以与上级签订的合同为准。
4、对于4号证据，其他被告认为该组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被告韦琴联系死者是便于以后保险往来，并明确买单是阳光保险公司；同时被告韦琴证实饭局均与保险公司有关，而与被告宋炳超新明公司业务无关，同时结合其他人证言无法证实此次相聚与新明公司有任何关系；被告韦琴辞职是所在公司就是本案第一被告，与其他公司无关；韦琴与王国艳先行离开，还碰到死者清醒。
本院认证意见：被告阳光公司提供4组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作为本案事实的认定依据。
被告邓超提供收费票据、检验报告单。用以证明当天被告邓超因醉酒住院丧失行为能力，故不承担责任。
原告方的质证意见：认为该证据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
其他被告方的质证意见：其他被告认为该证据并不能免除其被告邓超的民事责任，法律没有规定醉酒是失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也不能证明请客是个人行为还是公司行为；笔录证实是受保险公司邀请，同时也证实其全程参与饮酒，应当承担责任。
本院认证意见：被告邓超提供的证据达不到其证明目的，不能免除其赔偿责任。
经审理查明：被告宋炳超经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东南州中心支公司的同意，于2017年1月5日在丹寨县××××路南侧设立“黔东南州××县阳光保险夕子专属代理店”，作为经营者，在授权范围内从事代理销售保险产品及提供相关保险服务等。被告韦琴和杨桂云系该店业务员。死者丁某系贵州丹寨九鼎车辆制造有限公司的员工。贵州丹寨九鼎车辆制造有限公司的车辆从2016年4月份以来一直在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黔东南州中心支公司投保,两公司之间的保险业务一直是由被告韦琴与丁某联系。20l7年5月,被告韦琴向被告宋炳超提出辞职,宋炳超同意韦琴辞职,但要求其将业务移交。2017年6月8日,被告宋炳超叫被告韦琴邀请死者丁某于2017年6月10日星期六下午在龙泉镇香辣虾饭店吃饭,以方便韦琴辞职后阳光财产保险股份公司与贵州丹寨九鼎车辆制造有限公司之间保险业务的联系与开展。被告宋炳超不仅邀请了丁某，还邀请了家人和其他亲友，丁某转邀请其同事邓超及邓超之妻王文兰。
2017年6月10日18时左右,被告宋炳超、唐信花（被告宋炳超之妻）、宋炳祥（被告宋炳超之弟）、孙承贵、王国燕、杨桂云、杨甲合、韦琴、丁某、邓超以及徐章红（宋炳祥之妻）、杨红梅、王文兰（邓超之妻）先后到龙泉镇香辣虾饭店。被告宋炳超叫杨桂云带两瓶53度“贵台红”白酒。被告唐信花带约4斤蓝莓米酒。宋炳超、唐信花、王国艳、杨桂云、杨甲合、韦琴与丁某喝蓝莓米酒。徐章红、杨红梅、王文兰未喝酒。丁某喝了一次性塑料杯约三两蓝莓米酒后,又与宋炳祥、孙承贵、邓超四人喝了53度“贵台红”白酒，四人喝完两瓶白酒后,宋炳超又让杨桂云去办公室拿两瓶“贵红台”白酒，四人又喝了一瓶，丁某大约喝了1斤。在喝酒过程中，丁某主动喝酒、主动敬酒，且快速喝、大口喝。席间,被告宋炳超与丁某谈到保险业务的问题。至当晚20时30分左右,吃饭结束,四人共喝了三瓶多白酒。在相互送别时，丁某多次反复蹒跚上下车辆已表现出异常情况，但还要求同去歌厅，被告宋炳超等劝阻后，被告宋炳超叫杨桂云将丁某送至丹寨县城南大十字九鼎车辆公司销售处。九鼎车辆公司销售处工作人员发现丁某昏迷不醒,随即联系120急救。120急救中心医生赶到后,将丁某送至黔东南州人民医院抢救治疗,入院诊断为:急性酒精中毒、呼吸衰竭。丁某于2017年6月12日经抢救无效死亡，同年6月16日在凯里市殡葬管理所火化，后将骨灰运往云南大理，于2017年6月20日安葬。在抢救、治疗丁某过程中，共产生抢救费和治疗费16335.15元。20l7年3月10日,经贵州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丁某死亡原因为大量饮酒后急性酒精中毒(重度)，最终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本次鉴定发票的金额为9000元，收据金额为4000元。
常住人口登记卡显示，丁某，男，白族，1971年2月24日生，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人，生前原住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喜州镇上关村委会7社南关路17号附1号，农民。
2017年10月8日，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喜州镇上关村委会出具《证明》证实，丁某之父李华先系属于退休人员，丁某共有三兄妹，两个妹妹均已出嫁。2017年10月23日，贵州丹寨九鼎车辆制造有限公司出具《工作证明》证实，丁某系该公司员工，自2014年5月26日至2017年6月在该公司采购物流部任发运主管，居住该公司在丹寨县的员工宿舍。
2017年10月23日，五原告为了维护其合法权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赔偿的项目清单为：1、医疗费16335.15元；2、死亡赔偿金534852元，丁某醉酒死亡时46岁，从2014年至死亡××、工作于丹寨县龙泉镇，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按照二十年计算，其死亡赔偿金可计算为26742.62元/年/人×20年=534852元；3、丧葬费：26547元，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均工资6个月计算为26547元；4、误工费：21617元，为丁某直系亲属参加丧葬活动及处理本案的误工费，按照其亲属居住地云南省2016年城镇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78904元/年/人，可计算为78904元/年/人÷365天×10天×10人=21617元；5、尸检、鉴定费13000元，其中，尸检现场勘验费4000元，死因鉴定费9000元，共计13000元；6、被抚养人生活费49894元，其中，A、丁某次女丁晓雯，2000年5月生，17岁。受诉法院所在地2016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8090元，丁晓雯生活费计算为8090元/年×（18岁-17岁）÷2人=4045元。B、丁某母亲丁志先，1947年生，70岁，丁某有三兄妹，受诉法院所在地2016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8090元，其母亲丁志先生活费可计算为8090元/年×[20年-（70岁-60岁）]÷3人=26967元。C、丁某父亲李华先，1944年8月生，73岁，丁某有三兄妹，受诉法院所在地2016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8090元，其父亲李华先生活费可计算为8090元/年×[20年-（73岁-60岁）]÷3人=18877元；7、交通费14063.5元，庭审时增加2753元的诉请，A、6月11日高铁票6人×267=1602元。B、6月12日-13日火车票、高铁票839.5元。C、6月16日高铁票1777.5元。D、6月2日高铁票105.5元。E、9月9日-9月11日高铁票655元。F、9月11如客车票84元。G、机票9000元。行程单15张，每ＸＸ均600元；8、食宿费14177元。A、6月11日餐饮费610元。B、6月12日住宿费168元。C、6月13日餐饮费734元。D、6月13日住宿费2198元。E、6月14日餐饮费760元。F、6月14日餐饮费900元。G、6月15日餐饮费650元。H、6月','2018-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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