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绛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8）晋0826刑初21号
公诉机关绛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赵伟民，男，1962年7月11日出生，汉族，出生地闻喜县，高中文化，群众，农民，住闻喜县。因涉嫌犯盗掘古墓葬罪于2017年3月28日被闻喜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7年5月3日经闻喜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被闻喜县公安局执行逮捕，2017年6月13日被闻喜县公安局取保候审。2018年3月15日被绛县人民法院取保候审。
辩护人孙永贤，山西同诚律师事务所律���。
被告人徐赵明，男，1976年8月21日出生，汉族，出生地闻喜县，本科文化，群众，系闻喜县公安局职工，住闻喜县。因涉嫌犯盗掘古墓葬罪于2017年4月7日被闻喜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7年5月3日经闻喜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被闻喜县公安局执行逮捕，2017年6月20日被闻喜县公安局取保候审。2018年3月15日被绛县人民法院取保候审。
辩护人张红建，山西明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刘宏发，男，1970年6月2日出生，汉族，出生地闻喜县，小学文化，群众，农民，住闻喜县。2012年4月5日因殴打他人被闻喜县公安局行政拘留十日。因涉嫌犯盗掘古墓葬罪于2017年3月27日被闻喜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7年5月3日经闻喜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被闻喜县公安局执行逮���，现羁押于闻喜县看守所。
辩护人齐卫玉，山西德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柴文军(绰号“文”)，男，1975年7月10日出生，汉族，出生地闻喜县，初中文化，群众，司机，住闻喜县。因涉嫌犯盗掘古墓葬罪于2017年4月5日被闻喜县公安局上网追逃，2017年12月27日到闻喜县公安局投案自首，同日被闻喜县公安局取保候审。2018年3月15日被绛县人民法院取保候审。
辩护人宋冬敏，山西万宾律师事务所律师。
本案由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我院审理。绛县人民检察院以绛检刑诉(2018）13号起诉书和绛检刑追诉(2018）1号追加起诉决定书指控被告人赵伟民、徐赵明、刘宏发、柴文军盗掘古墓葬一案，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绛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辛莉莉、解徐林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赵伟民及其辩护人孙永贤、被告人徐赵明及其辩护人张红建、被告人刘宏发及其辩护人齐卫玉、被告人柴文军及其辩护人宋冬敏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限三个月。本案经合议庭评议，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并作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绛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15年7、8月份前后，被告人赵伟民与柴文军预谋在闻喜县河底镇酒务头村盗掘古墓葬，并商定由赵伟民寻找实施盗掘古墓人员，找“关系”为盗掘古墓期间不被抓获提供保护，柴文军负责带领盗墓人员实施盗掘古墓。后被告人赵伟民找到闻喜县公安局职工徐赵明请求其为该次盗墓提供保护，被告人徐赵明又找到闻喜县公安局原文物侦查大队职工李晓东(另案处理)、原巡警大队辅警李少波(另案处理)，请求二人为该次盗墓提供帮助。同时，被告人赵伟民联系到被告人刘宏发、高虎申(另案处理)要求二人参与盗掘古墓，并安排高虎申具体组织盗掘古墓人员、购置盗墓工具，安排刘宏发负责监督“出货”。后高虎申找到洪洞的付军(另案处理)，要求付军带几个洪洞人到闻喜县参与盗掘古墓。付军找到洪洞县的“大个”(身份尚未查明)，“大个”又组织了两名洪洞男子(身份尚未查明)一起参与该次盗掘古墓。期间参与盗掘古墓的人员均配备有专门用于联系盗掘古墓葬事宜的手机、手机卡。2015年8、9月份前后，该盗墓团伙开始行动，每次实施盗掘古墓葬时，均由付军驾驶车牌号为晋LFJ***的五菱宏光面包车往返临汾、闻喜接送洪洞县的盗墓人员。具体实施盗掘古墓葬的被告人刘宏发、高虎申、付军、“大个”、两个洪洞人每次都是在闻喜县万福花园小区门口集合后，由柴文军将其带到酒务头村实施盗掘。该团伙经多次用小铲、扎杆等盗墓工具在酒务头村北地里探墓，最终探测到在赵引珠家耕地里有两座古墓葬，并做好“吊底”、“方墓”等前期准备工作。
2015年9月份前后，在被告人徐赵明提供了安全的作案时间段后，被告人赵伟民安排柴文军带领被告人刘宏发、高虎申、付军、“大个”及两个洪洞人，对第一个3米深左右的古墓葬用大铲等工具实施盗掘。盗掘出土一个青铜觚、一个青铜爵杯、两三个青铜匕首及一些青铜器残片。盗出文物后，柴文军驾驶黑色轿车将被盗掘出土的文物送至被告人赵伟民家中。2017年4月29日，经运城市外事侨务和文物旅游局勘探，被盗古墓葬是一座商代时期墓葬，墓葬被盗对研究商代历史的实物资料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该区域于2016年4月8日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2015年10月份前后，在被告人徐赵明提供了安全的作案时间段后，被告人赵伟民安排柴文军带领被告人刘宏发、高虎申、付军、“大个”及两个洪洞人，对第二个10米深左右的古墓葬实施盗掘。因该座古墓葬较深，被告人赵伟民出资购买了用于炒制炸药的复合肥料、柴油、汽油等材料，同时被告人赵伟民向高虎申提供了数枚雷管。后高虎申与被告人刘宏发在该刘未住人的新院子里炒制炸药。期间因第一次炒制的炸药没有爆破，被告人刘宏发、高虎申再次炒制炸药并加入白色粉末。该盗墓团伙遂用爆破方式将盗洞炸好，高虎申和一名洪洞县男子从盗洞进入古墓葬，盗掘出土了提梁壶、鼎、尊、觚、爵杯等数件青铜器、玉片两块(返回途中丢失)和一些青铜器残片。该次盗掘过程中，被告人徐赵明到盗掘现场监督出货。此次盗掘出土的文物亦由柴文军驾驶黑色轿车送至赵伟民家中。2017年4月29日，经运城市外事侨务和文物旅游局勘探，被盗古墓葬是一座商代时期墓葬，墓葬被盗对研究商代历史的实物资料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该区域于2016年4月8日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被告人赵伟民将上述两次盗掘出土的文物卖给北京老板林泽(身份未查明)，得赃款140万元人民币。后将其中42万元分给被告人徐赵明，并说明其中包括李晓东的一份；将其中28万元分给柴文军；���其中10万元分给高虎申；将其中9.5万元分给被告人刘宏发；将其中12万元通过高虎申分给付军及三名洪洞县男子；剩余38.5万元被告人赵伟民自己占有。被告人徐赵明分得42万元赃款后，将其中10万元分给李晓东，李晓东将所得赃款中的5万元分给李少波。案发后，被告人赵伟民的女儿赵娜、被告人徐赵明的妻子赵伟霞分别向闻喜县公安局退赃38.5万元人民币、32万元人民币。被告人柴文军到案后，向闻喜县公安局退赃10万元人民币。公诉机关当庭提供了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到案经过、询问赵引珠、赵娜、赵伟霞的笔录、讯问朱肖凯的笔录、搜查笔录、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辨认笔录及照片、现场勘验笔录、现场方位图、现场平面图、被盗古墓葬认定报告、文物鉴定书、同案犯高虎申、付军、李晓东、李少波的笔录、行政处罚决定书、户籍证明、被告人供述及亲��供词、认罪悔过书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赵伟民、徐赵明、刘宏发、柴文军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掘具有历史价值的古墓葬，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二十八条之规定，应当以盗掘古墓葬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四被告人在盗掘古墓葬过程中相互配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之规定，系共同犯罪。被告人赵伟民组织盗墓人员、提供所需资金、销售出土文物并负责分赃，系主犯。被告人柴文军预谋并具体参与、指挥盗掘古墓，系主犯。被告人徐赵明为盗掘古墓葬提供帮助，被告人刘宏发在盗掘古墓葬过程中起次要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系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被告人柴文军自动投案且能如实供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系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提请依法判处。
被告人赵伟民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无异议，当庭无辩解意见。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一、辩护人对被告人赵伟民犯盗掘古墓葬罪不持异议，但认为本案的盗掘行为有别于其他案件，被告人赵伟民等人的行为属于“情节较轻”。1、被告人赵伟民所参与盗墓的区域既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亦非国家级文物保护区；2、被告人赵伟民在参与犯罪行为时，该区域尚未被确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区。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不能拿之后评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区的结论来决定被告人赵伟民之前犯罪的行为，更不能因此影响量刑尺度。相反，只能因此说明被告人犯罪时的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都比较小；3、“运城市外事侨务和文物旅游局的认定报告”无论从鉴定单位资质上��还是鉴定人员资格上，亦或是鉴定内容的不科学性上来讲，均不具有证据的证明效力。综上，基于被告人参与实施本案的犯罪行为时，该区域尚未被评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区的客观事实，基于认定报告并不具有证明效力的情况，故而本案被告人赵伟民虽有参与盗掘行为，但其属于“情节较轻”。二、本案不应区分主从犯。1、从犯意的提起来看，并非是赵伟民本人首先发起。本案犯意的提起人是被告人柴文军，因其是闻喜县河底镇葛寨村人，熟知酒务头地形及路线，也是因其知晓酒务头村有墓葬，从而几次找到赵伟民，赵伟民方才同意参与，进而去找人、找关系；2、从具体的实施来看，并非是赵伟民亲自实施盗掘行为。两次盗掘墓葬的过程中，赵伟民既未带队领路、踩点探墓，亦未亲临现场指挥、挥铲挖掘；3、从所得赃款的数额来看，并非��赵伟民所得最多。客观上，赵伟民为此次盗墓，寻找具体实施盗掘人员，找关系为盗墓提供保护，将盗得物品出售，并分别为参与人员分赃，但相较于分赃款最多的42万元而言，赵伟民取得的38.5万元也并非分的赃款最多的人；4、通过整个案件的过程可以反映出，被告人赵伟民与其他被告人，在参与实施本案犯罪行为的整个过程中，均有不同方面、不同程度的参与，每个人只是分工不同，扮演的角色不同，所处的方面不同而已。故此本案属合伙盗掘，均是共同犯罪，不应区分主从犯。三、被告人赵伟民具有认罪、悔罪表现。被告人赵伟民到案后能够如实客观供述犯罪事实，在认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后，主动认罪，并亲笔书写悔过书，态度诚恳，认罪、悔罪认识深刻。四、被告人赵伟民具有积极退赃的行为和主动追赃的表现。1、被告人赵伟民在侦查阶段，认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后，积极主动向侦查人员提出联系其家人，让其家人退赃，其所得赃款全部退回公安机关；2、赵伟民为了将销售出去的文物追回，其前往西安文物市场，住宿到文物市场附近，多方多次打探查找，虽费尽余力，但遗憾的是并无结果。尽管如此，至少说明赵伟民无论在行为上还是态度上均积极作为，有主动去追回赃物的行为表现。五、被告人赵伟民系初犯、偶犯。赵伟民平时以经商为主，案发前并未有过违法犯罪记录，这次涉案也系因法律意识不强，在他人的提意下一时间抱着侥幸的心态参与盗墓，现在他本人已深刻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违法性以及行为的代价性，不具有再犯的可能，希望给予被告人赵伟民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可以考虑缓刑。
被告人徐赵明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无异议，当庭无辩解意见。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对公诉人指控徐赵明的罪名没有异议，但辩护人认为对被告人徐赵明应从轻处罚。一、被告人徐赵明具有法定从轻处罚的情节。犯意的提出者、工具的提供者、盗墓的实施者、出土文物的销售者都不是徐赵明，被告人徐赵明是从犯，依法应对其从轻处罚。二、被告人徐赵明具有酌定从轻处罚情节。被告人徐赵明到案后能如实供述案情，积极退赃，具有坦白情节。庭审时当庭认罪，且有悔改表现，系初犯，其主观恶性不大，依法应对其从轻处罚。三、本案涉案的墓葬为一般墓葬。本案案发时间为2015年8、9月份，2016年4月8日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案发时并非文物保护单位，案发后确定为普通墓葬。公诉人举出的鉴定文书不具有法律效力，该鉴定一不具有鉴定资质，二非法律规定的鉴定机构，该证据不能作为量刑的依据。对徐赵明在量���时应以普通墓葬作为裁判标准。综上所述，被告人徐赵明在本案中系从犯，具有多项从轻处罚情节，对其从轻处罚。
被告人刘宏发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无异议，当庭无辩解意见。其辩护人的辩解意见是：一、对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构成盗掘古墓葬罪辩护人不持异议。起诉书中对被告人刘宏发在本案中的地位定位为从犯，辩护人认同，被告人刘宏发是起作用最小的从犯，对于从犯依法应当比照主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同时还要与同样都是处于从犯地位，而起作用较大的从犯比照从轻减轻处罚。二、本案被告人所盗掘的古墓在2016年4月8日之前，并未被任何政府机关确定为文物保护单位，它既不是县级也不是省级更不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只是一般墓葬。所以根据被盗墓葬的保护情况并结合被告人刘宏发在本案中的地位，被��人刘宏发的行为确属情节较轻，应当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范围内确定刑期。三、被告人刘宏发是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没有经受住钱财的诱惑才走上犯罪的道路，并非是经常盗掘古墓葬的惯犯，也没有任何的前科，属于初犯、偶犯，请求法院能在法定的从轻、减轻处罚范围之外，考虑这些酌定量刑情节再对其予以减轻处罚。
被告人柴文军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无异议，当庭无辩解意见。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一、辩护人对公诉人指控柴文军涉嫌盗掘古墓葬罪的罪名及犯罪事实不持异议。但对公诉人指控柴文军指挥盗墓，系共同犯罪中的主犯持有异议，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柴文军在本次盗掘古墓葬中指挥盗墓，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只能证明柴文军在本次盗掘古墓葬的犯罪行为中起到次要和辅助作用，是从犯。理由如下：1、在盗掘古墓葬过程中犯意的提起不是柴文军，柴文军只是随声附和，表示同意，没有事前共谋；2、柴文军在犯罪过程中起辅助作用。柴文军在犯罪过程中仅是带路，也就是说为犯罪活动指示犯罪地点(即带到墓区)。在盗掘过程中无论是前期的探墓，还是具体实施盗墓，柴文军只是带路、放风、放哨，高虎申和刘宏发多次提到“柴文军只是望风，什么也不干”，充分证实柴文军将盗墓人员带到墓区以后，只是把门望风、什么也不干，他在共同犯罪过程中只是为实施犯罪排除障碍，为犯罪行为的实施提供帮助；3、柴文军没有具体实施策划本次犯罪行为，从公诉人提供的证据可以得知:具体纠集组织盗墓人员柴文军没有参与也不知情，对所有参加本次盗墓人员一个也不认识，盗墓工具的购买，炸药的制作以及原料的购买、雷管的提供，实施盗墓所需经费和通讯工具、谁来监督出货，盗墓的具体时间、用爆破方式实施盗掘、为盗墓提供安全保护以及销赃分赃等一系列的犯罪行为的实施和策划柴文军都不知情，没有参与指挥，更没有具体实施。以上事实柴文军的供述与高虎申、刘宏发、付军、徐赵明、赵伟民的供述均可以相互印证；4、客观上柴文军尽管参与了盗墓行为，但是柴文军仅仅是带路、放哨。而柴文军这一行为对盗墓行为的完成以及危害结果发生不起决定作用，更起不到推动作用。柴文军的上述行为充其量仅仅是为本次犯罪行为创造条件，实施帮助，对盗墓结果的发生起的作用很小；5依据高虎申的供述，每次实施盗墓时，都是高虎申电话联系临汾盗墓人员来到闻喜后，再由高虎申电话联系柴文军，由柴文军带路到达墓区，因此，柴文军并非共同犯罪的积极参加者，也不��组织者。二、关于量刑的辩护意见：1、柴文军是自首，且已经积极退赃10万元，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2、柴文军是初犯，没有违法犯罪记录，犯罪前一贯表现良好；3、柴文军参与的二次盗墓行为均发生在闻喜县酒务头墓区，盗墓时间发生在2015年，而该墓区于2016年4月8日才被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也就是说柴文军在该区域实施盗墓时，该区域为一般文物古墓区，当时这一区域既不是县保单位，也不是省保和国保单位；4、柴文军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庭审时当庭认罪，且在侦查阶段亲笔书写了认罪悔罪书，足以证实柴文军悔罪诚恳，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一)2015年7、8月份前后，被告人赵伟民与被告人柴文军预谋在闻喜县河底镇酒务头村盗掘古墓葬，并商定由被告人赵伟民寻找实施盗掘古墓人员，找“关系”为盗掘古墓期间不被抓获提供保护，被告人柴文军负责带领盗墓人员实施盗掘古墓。后被告人赵伟民找到闻喜县公安局职工被告人徐赵明请求其为该次盗墓提供保护，被告人徐赵明又找到闻喜县公安局原文物侦查大队职工李晓东(另案处理)、原巡警大队辅警李少波(另案处理)，请求二人为该次盗墓提供帮助。同时，被告人赵伟民联系到被告人刘宏发、高虎申(另案处理)要求二人参与盗掘古墓，并安排高虎申具体组织盗掘古墓人员、购置盗墓工具，安排被告人刘宏发负责监督“出货”。后高虎申找到洪洞的付军(另案处理)，要求付军带几个洪洞人到闻喜县参与盗掘古墓。付军找到洪洞县的“大个”(身份尚未查明)，“大个”又组织了两名洪洞男子(身份尚未查明)一起参与该次盗掘古墓。期间参与盗掘古墓的人员均配备有专门用于联系盗掘古墓葬事宜的手机、手机卡。2015年8、9月份前后，该盗墓团伙开始行动，每次实施盗掘古墓葬时，均由付军驾驶车牌号为晋LFJ***的五菱宏光面包车往返临汾、闻喜接送洪洞县的盗墓人员。具体实施盗掘古墓葬的被告人刘宏发、高虎申、付军、“大个”、两个洪洞人每次都是在闻喜县万福花园小区门口集合后，由被告人柴文军将其带到酒务头村实施盗掘。该团伙经多次用小铲、扎杆等盗墓工具在酒务头村北地里探墓，最终探测到在赵引珠家耕地里有两座古墓葬，并做好“吊底”、“方墓”等前期准备工作。
2015年9月份前后，在被告人徐赵明提供了安全的作案时间段后，被告人赵���民安排柴文军带领被告人刘宏发、高虎申、付军、“大个”及两个洪洞人，对第一个3米深左右的古墓葬用大铲等工具实施盗掘。盗掘出土一个青铜觚、一个青铜爵杯、两三个青铜匕首及一些青铜器残片。盗出文物后，被告人柴文军驾驶黑色轿车将被盗掘出土的文物送至被告人赵伟民家中。2017年4月29日，经运城市外事侨务和文物旅游局勘探，被盗古墓葬是一座商代时期墓葬，墓葬被盗对研究商代历史的实物资料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该区域于2016年4月8日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上述事实，有检察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主要证实案件的来源；
2、讯问朱肖凯的笔录，主要内容���我有事情检举揭发。2015年10月1日或2日，我在我朋友张董青(同音)家喝酒时，张董青和他的情人视频聊天，我听见他的情人说她老公福军(同音)最近在闻喜挣下钱了，他两个人视频完后，因为我也认识福军，就问张董青“福军在闻喜怎么挣下钱了”，张董青告诉我说福军组织一些洪洞人和赵伟民(同音)、高虎森、刘宏发一起在酒务头墓区盗了个墓，福军分了150万，其他也没说什么。过了一个多月，元旦前后，我和高虎森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问高虎森“听说最近挣下钱了”，在喝酒的过程中才断断续续听高虎森说他和赵伟民等人在酒务头墓区盗了一个墓，这件事情是赵伟民和酒务头石英矿一个襄汾老板合伙干的话，他们找的关系比较硬，这个墓在石英矿旁边，离矿不远。听高虎森说这个墓比较大，带跑道的，墓有10.5米深，他们干了两天才把货清出来，墓里二台一圈是青铜器，一台是一些玉器，这次清出的货是矿上的襄汾老板卖的，高虎森分了有几十万元钱，具体钱数他没跟我说。高虎森还给我说，这伙洪洞人还在附近盗过两、三次墓，而且每次都出货了，这两、三次他和刘宏发没有参与，因为第一次盗墓的事情在闻喜传开了，赵伟民怀疑是他和刘宏发传出去的，就没再用他和刘宏发；
3、询问赵引珠的笔录，主要内容：当时辨认现场的时候我不在现场，之后我们村董富伟给我打电话说公安民警在我家地里组织辨认现场，我才去了地里，民警对我家地进行勘察时，我就在现场。那块地在我们酒务头村北边，那片地都是埝地，我家的地在最西侧，靠近石英矿的沟，再往西就是石英矿。1994年6月份，政府分地的时候把那块地分给了我家，之后我和���父亲两个人一直耕种那块地。大概十年前，因为我父亲年纪大了，一直是我在种那块地，近四、五年来，我一直在那块地种玉米和小麦。从2015年秋季至2016年期间，我家地里的农作物时常会遭到破坏，是因为有人在我家那块地里盗墓。2015年秋季，当时我家那块地种的是玉米，我收完玉米砍完玉米杆后，发现我家地里有两个盗洞，后来我父亲把那两个盗洞用土填了。其中一个在我家地南边，靠近小路的地方；另一个是在偏地中间位置的地方。填盗洞的时候我不在，事后我听我父亲说其中一个盗洞比较深，另一个盗洞浅一些，但是具体有多深我不清楚，盗洞直径大概五、六十公分，一个成年人肯定能通过。我没有报案，我不懂这些，就没有报案。我父亲都70多岁了，他身体不好，嘴里也没牙，说不清楚话，你们不需要问他，我肯定说的比他清楚；
4、(1)现场勘验笔录、现场方位图、现场平面图，主要内容：现场位于山西省闻喜县河底镇酒务头村赵引珠家空地中。赵引珠家地东侧自西向东依次为王龙龙家地及李石月家地，南侧为一田间小路向东可通向酒务头村，向西可通向石英矿区及一红色彩钢瓦小庙，赵引珠家地南侧小路对面的农田中均可见种植有国槐树苗。赵引珠家地呈“人”字形分布，该地于南侧小路形成的三角形地块为石群家空地。犯罪嫌疑人在赵引珠家地里南侧(靠近田间小路)的地方指出了其第一次参与盗掘古墓葬的地点；在地块中部偏南的地方指出了其第二次参与盗掘古墓葬的地点。现场地面未见异常；(2)照片，经被告人赵伟民、徐赵明、刘宏发、柴文军当庭辨认均无异议，是其四被告人参与盗墓的地点，但被告人赵伟民称其未到过现场；
5、闻喜县人民政府闻政发[2016]14号文件，主要证实河底镇酒务头村的酒务头墓群在其公布的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列；
6、(1)2017年4月29日运城市外事侨务和文物旅游局出具的“闻喜县酒务头村被盗古墓葬认定报告”，主要内容：该局着考古队人员于2017年4月29日对闻喜县酒务头村被盗墓葬进行了实地勘查，墓葬位于村西北约250米处，赵引珠家耕地，GPS测点E：111。25，12.02”，N：35。19，54.94”，H：711米。该区域2016年4月8日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被盗墓葬是一座长方形竖穴墓，南北向，墓长3米，宽2米，深3.5米。根据墓葬形制判断应是一座商代时期墓葬。墓葬被盗对研究商代历史的实物资料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对犯罪分子予以严厉惩罚；(2)鉴定意见通知书��主要证实鉴定意见已告知了被告人赵伟民、徐赵明、刘宏发、柴文军；
7、(1)文物鉴定书，主要证实从被告人刘宏发处扣押的银戒指一件，经鉴定为清代一般文物；铜井台二件，经鉴定为东汉时期一般文物；(2)鉴定意见通知书，主要证实该鉴定意见已告知被告人刘宏发；
8、(1)扣押决定书、扣押笔录、扣押清单，主要证实在见证人的见证下，依法将被告人赵伟民的绿色丰田普拉多越野车(车牌号为晋M93***)一辆予以扣押的情况；(2)机动车登记信息、机动车销售发票、发还物品清单，主要证实车牌号为晋M93***绿色丰田普拉多越野车的机动车所有人为赵伟民，2017年9月1日将绿色丰田普拉多越野车(车牌号为晋M93***)一辆返还给被告人赵伟民的情况；
9、(1)2017年3月30日对刘宏发住处的搜查笔录，主要证实在见证人的见证下，侦查人员依法对被告人刘宏发的住处予以搜查，在进客厅(一楼)右手鞋柜抽屉发现头灯二个；鞋柜旁边柜子发现头灯一个；在一楼右手第二个卧室床头柜发现四部手机，一个疑似铜指环；在二楼客厅发现疑似铜提篮二个；在西厢房桌子抽屉发现头灯二个；(2)扣押决定书、扣押笔录、扣押清单，主要证实将上述搜查的物品依法予以扣押的情况；
10、(1)2017年3月30日对同案犯高虎申住处的搜查笔录，主要证实在见证人的见证下，侦查人员依法对同案犯高虎申的住处予以搜查，在进门左侧鞋柜里搜出对讲机一部，雷管四枚，引线三卷；在进门左侧卧室吊柜搜出小铲铲头四个；在进门左侧鞋柜上层搜出探杆十四根，钢制扎杆手柄二个；在客厅茶几下抽屉搜出头灯一个；(2)扣押决定书、扣押��录、扣押清单，主要证实将上述搜查的物品及白色大众牌捷达轿车(晋MHU***)一辆及车钥匙依法予以扣押的情况；”(3)照片，经被告人赵伟民、徐赵明、刘宏发、柴文军当庭辨认，除被告人徐赵明称没有见过那些东西，与其无关，其余三被告人均无异议；
11、2017年3月30日对同案犯付军的扣押决定书、扣押笔录及扣押清单，主要证实在见证人的见证下，侦查人员对同案犯付军驾驶的白色五菱宏光面包车一辆依法予以扣押的情况；
12、辨认笔录，主要证实在侦查人员主持下，在见证人的见证下，(1)被告人赵伟民辨认“高小虎”、刘宏发、“文”(即柴文军)、徐赵明及“高小虎”找的其中一个“洪洞人”(即付军)的情况；(2)被告人徐赵明辨认赵伟民、“文”(即柴文军)、李晓东、李少波的情况；(3)被告人刘宏发辨认赵伟民、“文”(即柴文军)、高虎申、开车的“临汾人”(即付军)的情况；(4)同案犯高虎申辨认赵伟民、“文”(即柴文军)、刘宏发、付军的情况；(5)同案犯付军辨认组织盗墓的“老板”(即赵伟民)、“小虎”(即高虎申)、刘宏发的情况；(6)同案犯李少波辨认徐赵明、李晓东的情况；
13、(1)2017年4月1日刘宏发的辨认笔录，主要证实在侦查人员主持下，在见证人的见证下，被告人刘宏发指认在河底镇酒务头村村民赵引珠家的耕地中部是其第一次盗掘古墓葬的地点及盗墓时所走的路线；(2)照片，经被告人刘宏发当庭辨认，是其指认当时盗墓时的地点及所走的路线；经被告人赵伟民、徐赵明、柴文军当庭辨认，除被告人赵伟民称其未到盗墓现场、被告人徐赵明称其第一次未到盗墓现场不清楚地点外，被告人柴文军当庭无异议；
(1)①2017年3月30日同案犯高虎申的辨认笔录，
主要证实在侦查人员主持下，在见证人的见证下，同案犯高虎申指认与被告人赵伟民预谋盗掘古墓葬及作案期间联系见面的地点；②照片，经被告人赵伟民当庭辨认，是其与同案犯高虎申预谋盗掘古墓葬及作案期间联系见面的地点；(2)①2017年3月30日高虎申的辨认笔录，主要证实在侦查人员主持下，在见证人的见证下，同案犯高虎申指认其与同案犯付军、“文”等人���合到酒务头盗墓的集合地点；②照片，经被告人柴文军当庭辨认，是其与同案犯高虎申等人到酒务头盗墓的集合地点；(3)①2017年3月30日高虎申的辨认笔录，主要证实在侦查人员主持下，在见证人的见证下，同案犯高虎申指认其购买部分盗墓工具的地点；②照片，经四被告人当庭辨认，均称不知购买工具的地点；(4)①2017年4月1日同案犯高虎申的辨认笔录，主要证实在侦查人员主持下，在见证人的见证下，同案犯高虎申指认河底镇酒务头村村民赵引珠家的耕地中部为其第一次盗墓的地点；②照片，经被告人赵伟民、徐赵明、刘宏发、柴文军当庭辨认，除被告人赵伟民称未到盗墓现场外，其余三人均称是其三人伙同他人盗墓的地点；(5)2017年4月1日同案犯高虎申的辨认笔录及照片，主要证实在侦查人员主持下，在见证人的见证下，同案犯高虎申辨认被告人赵伟民、“文”(即柴文军)、刘宏发、付军的情况；(6)①2017年4月1日同案犯高虎申的辨认笔录，主要证实在侦查人员主持下，在见证人的见证下，同案犯高虎申指认当时盗墓时所走的路线；②照片，经被告人赵伟民、徐赵明、刘宏发、柴文军当庭辨认，除被告人赵伟民称未到盗墓现场、徐赵明称第一次未去盗墓现场外，其余二被告人是其伙同他人参与盗墓时所走的路线；
(1)2017年4月1日同案犯付军的辨认笔录，主要
证实在侦查人员主持下，在见证人的见证下，同案犯付军辨认其供述的组织盗墓的“老板”(即赵伟民)、刘宏发、同案犯“小虎”(即高虎申)的情况；(2)2017年4月1日同案犯付军的辨认笔录，主要证实在侦查人员主持下，在见证人��见证下，同案犯付军指认①其参与盗墓时所走的路线；照片，经被告人赵伟民、徐赵明、刘宏发、柴文军当庭辨认，除被告人赵伟民称未到盗墓现场、徐赵明称其第一次未到盗墓现场外，其余二被告人均认可是其伙同他人参与盗墓时所走的路线；②第一次盗墓的地点；照片，经被告人赵伟民、徐赵明、刘宏发、柴文军当庭辨认，除被告人赵伟民称未到盗墓现场、徐赵明称其第一次未到盗墓现场外，其余二被告人均认可是其伙同他人第一次盗墓时的地点；
16、2017年6月13日同案犯李少波的辨认笔录，主要
证实在侦查人员主持下，在见证人的见证下，同案犯李少波辨认被告人徐赵明、同案犯李晓东的情况；
17、2017年4月21日被告人赵伟民的辨认笔录，主要证实在侦查人员的主持下，在见证人的见证下，被告人赵伟民辨认同案犯“高小虎”(即高虎申)、刘宏发、“文”(即柴文军)、徐赵明、其供述的高小虎找的其中一个“洪洞人”(即付军)的情况；
18、2017年6月13日被告人徐赵明的辨认笔录，主要证实在侦查人员的主持下，在见证人的见证下，被告人徐赵明辨认被告人赵伟民、“文”(即柴文军)、同案犯李晓东、李少波的情况；
19、2017年4月1日被告人刘宏发的辨认笔录及照片，主要证实在侦查人员的主持下，在见证人的见证下，被告人刘宏发辨认被告人赵伟民、“文”(即柴文军)、同案犯高虎申、其供述的其中一个开车的临汾人(即付军)的情况；
20、(1)2018年1月30日被告人柴文军的辨认笔录，主要证实在侦查人员主持下，在见证人的见证下，被告人柴文军辨认①被告人赵伟民、“大汉”(即被告人刘宏发)、被告人徐赵明、同案犯“小个”(即高虎申)、从临汾来的参与盗墓的其中一人(即同案犯付军)的情况；②对盗墓地点进行辨认的情况；(2)照片，经被告人柴文军当庭辨认，是其辨认第一次在酒务头村盗墓的地点；经被告人赵伟民、徐赵明、刘宏发当庭辨认，除被告人赵伟民称其未到盗墓现场，被告人徐赵明称其第一次未到盗墓现场不清楚地点外，被告人刘宏发无异议；
21、闻喜县公安局出具的赵伟民等人涉嫌盗掘古墓葬一案人员组织结构图，主要证实参与该案的犯罪嫌疑人共12人���其中赵伟民、柴文军2人系组织、预谋者；高虎申、刘宏发2人系赵伟民的手下；徐赵明、李晓东、李少波3人系为盗墓提供保护的公安人员、付军、“大个”、“四哥”和另外洪洞人4人系具体实施盗掘古墓的人员；“林泽”系收购出土文物的人；
22、同案犯高虎申的笔录，主要内容：(2017年3月29日)2015年我在闻喜县河底镇酒务头村地里盗过墓。我在酒务头村地里盗墓的事情是赵伟民安排我干的，赵伟民在闻喜混的好，我害怕我把这件事情说出来后，赵伟民会报复我。经过我这几天考虑，我愿意主动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争取得到宽大处理。2015年7、8月份(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赵伟民组织安排我和刘宏发、“文”、付军等人在闻喜县���底镇酒务头村地里探墓、盗墓，我们一直干到2015年10月份左右，期间共盗了两个墓，盗得了一些青铜器和玉器，事后赵伟民陆续给我分了9万元钱人民币。参与的人有我和赵伟民、刘宏发、“文”、付军，还有付军叫来的四、五个洪洞县人。2015年7、8月份的一天(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赵伟民给我打电话让我见他一面，当时他开车(绿色丰田霸道越野车，车牌号晋M93***)到了闻喜县万福花园附近(我当时住在万福花园小区)，我们见面后我就坐到了赵伟民的车上。赵伟民对我说有人在河底镇酒务头村地里盗出好东西了，他想办法已经把公安局的关系安排好了，让我和刘宏发带人去酒务头村探墓、盗墓，还说让我找几个放心的外地人干这件事(盗墓)，听完后我就答应了。我和赵伟民见完面后，我就给刘宏发打了个电话，刘宏发说赵伟民已经给他安排���了，干活的时候再联系。之后我给洪洞县的付军打了个电话，我对他说闻喜县酒务头村这边有个活(墓)，公安局这边的关系已经打通了，让他带几个人过来干活(盗墓)，付军问我是给谁干，我给他说是个老板(我记不清有没有直接告诉他是给赵伟民干)，付军就答应了。我把人找好后，我和赵伟民又见了一面(在哪里见的我记不清楚了)，我对赵伟民说我已经把人都找好了，赵伟民问我找的是谁，我说是外地的几个洪洞人，赵伟民说能行。我对赵伟民说干活还需要买一些工具，赵伟民直接给了我1000元现金，我通过付军从襄汾的一个人手里买了十五米的扎杆、十几个扎杆头和两副小铲，又在闻喜县家家利超市一层的灯具商店买了几个手电和头灯。过了几天后的一个中午，赵伟民给我打电话约我见面，我俩见面后，他说公安局关系那边联系好了，让我叫上人晚上去酒务头村��里找墓，他还给我说了个电话号码，他说那个电话号码是“文”的，关系那方面的事情交给“文”处理就行了。赵伟民给我安排完以后还给了我1000元钱，说让我安排洪洞人吃饭。我和赵伟民见完面后，我就给付军打电话让他带着人来闻喜，当天下午5点左右，付军带人开着一辆白色五菱宏光面包车先到了闻喜县万福花园门口，我们在小区门口见面后，我安排他们在万福花园小区后门吃了个饭，之后我给刘宏发、“文”打电话说晚上去酒务头村探墓，当晚8点左右，刘宏发、“文”先后来到了万福花园门口，我们碰面后就一起去了酒务头村地里。当时我们一共开了两辆车，“文”自己开了一辆黑色大众牌轿车，其他人坐在付军的白色五菱宏光���包车上，我们沿着闻垣路路过河底镇时，“文”把他开的大众轿车放在了河底村村口的一个洗车店附近，然后他也坐在了面包车上。之后“文”让付军把车开到了酒务头村附近的一个村里面，我们下车后拿着盗墓工具，跟着“文”翻了个沟走到了酒务头村地里。接着我们就拿着扎杆、小铲在地里开始探墓，我们当中就“文”一个人不干活，他一直在地里来回走动看人(望风)。我们探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一直没有探到墓后我们就撤了。回去的路上，付军开车路过河底镇时“文”就下车了，接着我们从河底镇拐到裴社乡，沿着裴社乡到闻喜县的马路往回走，路过赵家庄时，刘宏发就下车了，之后付军把我送到万福花园门口。我下车后给了���军500元钱，让他带着人先回洪洞县，干活的时候再电话联系。这次我们干完之后，赵伟民让我等几天再去(酒务头村地里)干活，还有点关系需要处理一下。过了几天后，赵伟民见了我一面，让我把洪洞人叫过来去干活，还给了我1000元钱，让我招呼其他人吃饭、抽烟。当晚还是我们原班人马在万福花园门口集合，之后和上次一样就去酒务头村地里探墓了，这次也没探到墓，快天亮的时候我们就回去了(和上次回去的路线一样)。又过了几天后，赵伟民又提前安排我晚上带着人去酒务头村探墓，过程还是和前两次一样，这次我们在酒务头村的一个地里探到了两个墓(具体谁找的我记不清了)，这两个墓距离有十几米远，探到墓后刘宏发和洪洞人用小铲吊底，其中一个墓只有三米深，另一个墓比较深，一直没有吊到底，由于天快亮了，我们就只好回去了。我回去后给赵伟民汇���了这个事，赵伟民说下次去专门吊个底，过了几天后，赵伟民说晚上能干活，那天晚上我们专门又去酒务头村地里吊了下那个墓的底，我们干了一个多小时后，就把那个测墓的位置确定了，我记得那个墓深有9米左右，是个朱砂底，刘宏发和洪洞人拉了一个边(确定墓边)后，我们就回去了，后来我们就开始盗墓了。我们把那两个墓的位置确定后，我给赵伟民汇报情况的时候，赵伟民让我先带人盗那个浅墓。过了几天后，赵伟民给我打电话说晚上去干活，当晚付军带着洪洞人开车来了后，我们沿着闻喜到裴社乡的马路开车到赵家庄村接上刘宏发，从刘宏发家拿了一些盗墓工具。之后我们和“文”在河底镇附近汇合后就一起开车往酒务头村走。这次“文”还是开着那辆黑色大众轿车，我们跟着他把车开到了他村里。停好车后，我们拿着盗墓工具跟着“文”翻沟去了酒务头村我们探到墓的那块地里。到地里后，“文”还是只负责来回走动看人(放哨)，我们其他人轮流抡大铲打盗洞，挖好盗洞后，我和一个洪洞人下坑清货，我们干了有一个小时左右后，清出来了一个青铜觚、一个青铜爵杯和2个青铜匕首。我们清完货回填盗洞的时候，发现有巡逻队员从酒务头村方向往我们这边走，我们就急忙拿着盗墓工具和盗出的货(文物)翻沟往沟对面跑。我们跑到沟对面时，“文”接了一个电话，“文”接完电话后说“关系”让我们赶紧撤，我们当时还抱怨说电话打的太迟了，差点被抓住，之后我们就开车回去了，文物是“文”单独开车带走的。��完墓后，我给了付军500元钱让他先带着人回洪洞，之后再电话联系。过了几天后，赵伟民给我打电话把我叫到了他家，我们两个聊天过程中赵伟民主动提出让我看盗墓当晚出的货，他从他家卧室将货取了出来，我看完货后，说东西对着呢，赵伟民说那个深坑随后才能干，能干活的时候会提前通知我，到时候出货了一起给我们分钱；
23、同案犯付军的供述，主要内容：(2017年3月30日)2015年7、8月左右的一天，我朋友“小虎”给我打电话说他有一个“活”，问我愿不愿意干，当时我就答应了。之后“小虎”让我找几个能出力的人，我就联系了我朋友“大个”，并让“大个”找三、四个人。过了几天，“大个”给我打电话说他找了两个人，都是洪洞本地的，我就问他人有没有问题，安全不安全，“大个”说没问题，都可靠着呢。人找好以后，我就给“小虎”打电话说了，“小虎”说随时等他的电话，准备“干活”。过了几天，“小虎”让我来闻喜找他。我就开着我的车到了闻喜，见到“小虎”以后我问他怎么让我一个人来，什么时候干活之类的话。“小虎”给我说让我先不要着急，他找我来是让我见“老板”，我就跟着“小虎”到了这个“老板”家里。见到“老板”后，“老板”给我说我是“小虎”找来的，他肯定放心，并对我说他已经找好关系了，让我们放心地干活，肯定出不了事。之后坐了一会我和“小虎”就离开了。过了几天，在一个中午，“小虎”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带着人，在天黑之前准时到他家。收到通知后，我就联系了“大个”，并在和“大个”说好的地点见面后，我就开着我的车载着他们到了“小虎”家。“小虎”就带着我们吃饭，吃完饭后不久来了一个人，“小虎”叫他“宏发”，“宏发”坐在我的车里。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辆黑��轿车，我就开车跟在这辆黑色轿车后面去往盗墓地点。期间，这辆黑色轿车在闻喜县河底镇的路口停下，开车的人把车放在路口附近后又坐到了我的车里，上车之后他给我指路，我根据他说的路线把车开到了一个村里面。我把车停好以后，我们就拿着盗墓工具并跟着给我指路的这个人去盗墓地点。我记得当时我们翻了一个沟以后就到了酒务头村的地里。到了地里以后，我们就用带的盗墓工具(扎杆和小铲)在地里探墓。我们干到了后半夜都没有探到墓，“小虎”就让我带着人先回去，并给了我几百元钱。我把他们送到他们上下车的地点后就带着“大个”和另外两个人回洪洞县了。“小虎”说的“老板”就是我们盗墓的组织人，给我们盗墓出钱、找关系。“找关系”就是在公安局找关系，我们盗墓的时候不让公安局的人抓我们，让我们出不了事。我不知道找的关系人是谁，我只负责干活。当晚的盗墓工具都是“小虎”准备的，我们盗墓之前“小虎”问我是否知道哪里能买到盗墓工具，我知道襄汾有卖的，就给了他一个电话，他在襄汾县北柴镇购买的。当时我路过襄汾县城时看到过卖工具的小广告，后来就把小广告上的电话存到手机里了。当时“小虎”说是给我们加油、抽烟的钱，还说这钱都是“老板”给的。过了几天，“小虎”又联系我到闻喜“干活”。还是我们上一次参与盗墓的人，我们又翻沟去了酒务头村的地里，到地里“干活”后还是没有探到墓，“小虎”给了我几百元钱后我们就回洪洞了。过了几天，“小虎”又给我打电话让我带着人到闻喜“干活”，我们开着车、带着盗墓工具到了酒务头村的地里继续探墓。探了很长时间以后(后半夜)，其中有人探到了墓，而且探到了两个墓。因为时间不早了，天快亮了，“小虎”就让我们先回去了。过了几天，“小虎”让我带着人到闻喜，并给我说人手不够，让我再多叫一个人。我就让“大个”找了一个洪洞本地人，我们五个人开车到了闻喜县城后，我去“小虎”住的小区把“小虎”接上，又接上了“宏发”，���后我们带着盗墓工具到了闻喜县河底镇。黑色大众轿车已经在河底镇路口等着我们。之后我们两辆车相跟着去了酒务头村。然后带着盗墓工具走到了之前探到墓的地方，我们用盗墓工具(大铲)挖盗洞，挖了一、两个小时后，才把盗洞挖好，这个盗洞有三、四米深，盗洞挖好以后，“小虎”和我们洪洞的一个人下去清货，大概过了一个小时左右，他们两个人出了几件青铜器。出货以后，我们就开车离开了，离开的时候“小虎”给了我几百元钱。
(2017年4月19日)这两次盗墓的有我和“小虎”、“大个”、宏发、开大众轿车的男子(我不知道他叫啥)，以及“大个”叫的两个洪洞县人。我们第二次盗墓时，还有一个戴帽子的男子，我不知道他叫啥。组织我们盗墓的老板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他住在闻喜县城二级路边的一个村里，到闻喜盗墓的连上我和“大个”一共是四个人，另外两个人我不认识，都是“大个”叫的，只知道他俩都是洪洞县人，“大个”给其中的一个人叫“四哥”。“小虎”叫我就是让我找几个干活(盗墓)的人，我通过“大个”找的人。“小虎”和我联系准备干活的时候，我叫上“大个”，“大个”叫上“四哥”和另外的那个人，然后我开车把他们拉到闻喜，到盗墓现场后，我帮忙干点杂活(探墓、放哨、吊土等)，再有就是我们临汾的这几个人日常开销花的钱(吃饭、抽烟、给车加油)也是由我负责向“小虎”要，分赃的时候也是“小虎”把钱给我，我再给“大个”分(“四哥”和另外的那个人是由“大个”分钱)。当时天黑，出货后都是拿蛇皮袋装着，我记得第一次出货后我还看了一眼，但是没看清楚(只知道是青铜器)，第二次出货后我就没有看。我只是帮“小虎”在洪洞县买了一些白色粉末，没有参与炒炸药。小虎”当时给我说了那种白色粉末的名称，但是我现在想不起来了，他让我问一问那里有没有卖那种东西的，事后我是通过“大个”介绍，从一个中年男子(30多岁)手上买��，那个中年男子把白色粉末给我送到了洪洞县城东边的一个路口，我过去取的，我记得我一共买了两小袋，花了700或800元钱，我把东西交给“小虎”后，“小虎”把钱给了我。“小虎”还让我买了3个对讲机，我在洪洞县的一个通讯设备店里花600元钱买了3个对讲机，也是“小虎”给的我钱。另外“小虎”还让我自己准备个小手机专门和他联系(为了盗墓安全，不留下通话记录)，我在闻喜县的一个手机店花了100元钱买了个小手机，在洪洞县办了一张不记名的手机卡，我和“小虎”联系的时候就是通过小手机联系的(他自己也有个小手机)。我记得“小虎”给我分赃之前，他提前给我打了一个电��，“小虎”和我说了几句话后，另一个男的(不清楚是谁)用“小虎”的电话对我说要给我分12万，我说能行。但是后来“小虎”只给了我3万元，他还说之后会再给我一些钱，但是直到现在他一直再没给我钱。在分赃之前，盗墓的过程中“小虎”陆陆续续给过我几','2018-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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