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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宁波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2）甬海法温商初字第126号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市支行。
负责人：王益盛。
委托代理人：袁斌。
委托代理人：温莉。
被告：东方造船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涛。
被告：浙江深港船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章献文。
被告：东方造船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国俊。
被告：胡志平。
上述四被告委托代理人：洪建政。
被告：陈秀丹。
被告：陈通考。
被告：胡志芬。
被告：香港新繁荣国际航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立勇。
被告：新加坡新实现航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OGAWATATSUO。
上述两被告委托代理人：张渊。
上述两被告委托代理人：乌旭炜。
第三人：瑞士信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克劳德·耶尔先生。
法定代表人：克里斯汀·斯基米德先生。
委托代理人：徐全忠。
委托代理人：吴赶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市支行（以下简称乐清农行）于2012年2月29日、3月1日分别向本院申请诉前海事请求保全，要求扣押抵押船舶“NEWPROSPERITY（新繁荣）”轮（抵押时船名“金银达16”）和“NEWACHIEVER（新实现）”轮（抵押时船名“金银达22”），本院于同年3月1日裁定准许，并于同年3月4日分别扣押了“新实现”轮和“新繁荣”轮。乐清农行于2012年3月29日依法提起其与东方造船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东方集团）、浙江深港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港公司）、东方造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公司）、香港新繁荣国际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繁荣公司）、新加坡新实现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实现公司）、陈通考、陈秀丹、胡志平、胡志芬船舶抵押合同纠纷一案诉讼。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期间，因新实现公司、瑞士信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塞尔瑞信）分别提出扣押“新实现”轮异议，本院于2012年6月12日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听证。异议人新实现公司委托代理人张渊（暨被告新繁荣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异议人巴塞尔瑞信委托代理人徐全忠、吴赶杰，被异议人乐清农行委托代理人袁斌、温莉，被告中国东方集团、深港公司、东方公司、胡志平、陈通考、陈秀丹、胡志芬委托代理人洪建政均到庭参加听证。2012年7月11日，本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乐清农行委托代理人袁斌、温莉，被告中国东方集团、深港公司、东方公司、胡志平委托代理人洪建政，被告新繁荣公司、新实现公司委托代理人张渊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陈通考、陈秀丹、胡志芬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诉讼中，因涉案“新繁荣”轮和“新实现”轮不适宜继续长期扣押，乐清农行申请拍卖该两轮，经征得新繁荣公司、新实现公司、中国东方集团、深港公司和巴塞尔瑞信同意，本院于2012年7月23日裁定拍卖“新繁荣”轮和“新实现”轮。2012年7月30日，巴塞尔瑞信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于2013年1月11日予以准许，并于2013年2月26日再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乐清农行委托代理人袁斌、温莉，被告中国东方集团、深港公司、东方公司、胡志平委托代理人洪建政，第三人巴塞尔瑞信委托代理人徐全忠、吴赶杰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陈通考、陈秀丹、胡志芬、新繁荣公司、新实现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乐清农行起诉称：2011年9月29日，中国东方集团与原告签订编号33060320110002422的《出口打包放款合同》，合同约定中国东方集团向乐清农行借款3000万元，期限自2011年9月29日至2012年3月27日，年利率4%，还款方式按合同约定；逾期本金的逾期利息从逾期之日起在借款凭证载明的借款执行利率基础上上浮50%计收，直至本息清偿之日止。如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调，罚息利率自基准利率调整之日其相应上调。逾期借款的应付未付利息，按逾期借款利率计算复利；借款的担保方式为“抵押＋保证”，担保合同另行签订，采取最高额担保方式，担保合同编号分别为33100520110018065、33100620108109668、331006200800028554、33100620110035639、33100620110035640。上述合同由各方当事人签章确认后，乐清农行按约于2011年9月29日向中国东方集团发放了人民币3000万元的贷款。同日，乐清农行与中国东方集团、深港公司、东方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因原借款合同中第七条“借款担保”条款内容笔误，协议修改为“借款合同项下债权的担保方式为抵押＋保证，担保合同另行签订。采取最高额担保方式，最高额担保合同编号分别为33100520110018065、33906200900039688、33906200800028554、331006201100035639、33100620110035640。其中编号33100520110018065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本金人民币3000万元及其相应的利息、罚息、复利、费用等；编号33100620108109668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担保本金人民币250万元及其相应的利息、罚息、复利、费用等；编号33906200800028554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担保本金人民币1550万元及其相应的利息、罚息、复利、费用等；编号331006201100035639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担保本金人民币530万元及其相应的利息、罚息、复利、费用等；编号33100620110035640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担保本金人民币770万元及其相应的利息、罚息、复利、费用等。”
编号33100520110018065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由乐清农行与东方公司于2011年7月14日签订，合同约定东方公司自愿为中国东方集团与乐清农行之间的债务提供担保，担保债权最高余额为人民币15000万元，担保期间自2011年7月14日起至2013年7月13日止，担保的每笔业务种类、金额、利率、期限等内容以相关法律文书或凭证为准。编号33100620108109668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由乐清农行与中国东方集团于2009年8月28日签订，合同约定中国东方集团以其所有的“金银达22”轮作为抵押担保，担保债权最高余额为人民币10500万元，担保期间自2009年8月28日起至2012年8月27日止，担保的每笔业务种类、金额、利率、期限等内容以相关法律文书或凭证为准。该最高额抵押合同已在浙江海事局进行抵押登记。编号33906200800028554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由乐清农行与深港公司于2008年12月12日签订，合同约定深港公司以其所有的“金银达16”轮作为抵押担保，担保债权最高余额为人民币9055万元，担保期间自2008年12月12日起至2011年12月10日止，担保的每笔业务种类、金额、利率、期限等内容以相关法律文书或凭证为准。该最高额抵押合同已在温州海事局进行抵押登记。抵押期间，中国东方集团未经乐清农行同意于2009年10月5日私自将该轮转让与新繁荣公司，并更换船名为“新繁荣”。编号331006201100035639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由乐清农行与中国东方集团于2011年9月7日签订，合同约定：中国东方集团以其所有的位于七里港镇第二工业区的厂房【建设用地使用权证号：乐证国用（2011）第50-3393号；房产证号：温产权证乐清市字第102325号】作为抵押担保，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为人民币760万元，担保期间自2011年9月7日起至2013年9月7日止，担保的每笔业务种类、金额、利率、期限等内容以相关法律文书或凭证为准。该最高额抵押合同已在乐清市房管部门进行抵押登记。编号33100620110035640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由乐清农行与中国东方集团于2011年9月7日签订，合同约定中国东方集团以其所有的位于七里港镇马道头村的建设用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号：乐证国用（2011）第50-5591号】作为抵押担保，担保的最高债权余额为人民币1100万元，担保期间自2011年9月7日起至2013年9月7日止，担保的每笔业务种类、金额、利率、期限等内容与相关法律文书或凭证为准。该最高额抵押合同已在乐清市土地登记部门进行抵押登记。
2011年9月29日，中国东方集团实际控制人陈通考以及该集团股东陈秀丹、胡志芬、胡志平向乐清农行出具《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承诺书》，承诺对上述中国东方集团债务提供个人共同还款连带责任。
上述借款到期后，中国东方集团未能依约归还本金及利息，截至2012年3月27日，中国东方集团尚欠乐清农行本金3000万元及其相应利息、逾期利息和复利，已严重影响原告资金安全，根据相关法律及合同约定，原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被告中国东方集团立即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3000万元及利息、逾期利息、复利（自2011年9月29日计算至2012年3月27日利息为人民币656333.34元，自2012年3月28日起，逾期利息及复利以基数30656333.34元按逾期年利率6%计收至债务清偿之日止）；2、原告对被告深港公司所有的抵押船舶“金银达16”轮（现船名“新繁荣”，由新繁荣公司实际控制）拍卖、变卖或折价款依法享有优先受偿权；3、原告对被告中国东方集团有限公司所有的抵押船舶“金银达22”轮（现船名“新实现”，由新实现公司实际控制）拍卖、变卖或折价款依法享有优先受偿权；4、原告对被告中国东方集团所有的位于七里港镇马道头的抵押建设用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号：乐证国用（2011）第50-5591号】拍卖、变卖或折价款依法享有优先受偿权；5、原告对被告中国东方集团所有的位于七里港镇第二工业区的厂房【建设用地使用权证号：乐证国用（2011）第50-3393号；房产证号：温产权证乐清市字第102325号】拍卖、变卖或折价款依法享有优先受偿权；6、被告东方公司对上述借款3000万元及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等欠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7、被告陈通考、陈秀丹、胡志芬、胡志平对中国东方集团上述借款本金及其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等欠款承担共同还款连带责任；8、各被告连带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庭审中，原告撤销了上述诉讼请求中的复利主张。
被告中国东方集团、深港公司、东方公司、胡志平未作书面答辩，庭审中口头答辩称：对原告主张的借款和船舶抵押事实均无异议。对“金银达16”轮是否对应“新繁荣”轮、“金银达22”轮是否对应“新实现”轮，不置与否，表示由法院最终认定。中国东方集团庭审中还确认“金银达16”轮和“金银达22”轮各系其转让新繁荣公司和新实现公司的唯一船舶。
被告陈通考、胡志芬、陈秀丹未作书面答辩。
被告新繁荣公司、新实现公司当庭答辩称：乐清农行对新繁荣公司所有的“新繁荣”轮、新实现公司所有的“新实现”轮不享有任何形式的抵押权或其他物权，应解除对“新繁荣”轮、“新实现”轮的扣押，并由乐清农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理由一，新繁荣公司、新实现公司既非借款合同当事人，也非抵押合同当事人，对乐清农行不存在任何合同义务。理由二，“新繁荣”轮、“新实现”轮不是抵押合同项下的标的，乐清农行对“新繁荣”轮、“新实现”轮不享有任何形式的抵押权。“新繁荣”轮、“新实现”轮与乐清农行主张抵押权的“金银达16”轮、“金银达22”轮，没有任何联系，也从未使用过此船名。理由三，对原告补充提交的试图证明“金银达16”轮与“新繁荣”轮、“金银达22”轮与“新实现”轮系同一船舶方面的证据效力不予认可。原告提交补充证据前，新实现公司、新繁荣公司从不知晓该些文件的存在；目前看到的抵押合同和海事局的证明均无“新繁荣”轮或船体号90-9或显示IMO号9510565、“新实现”轮或船体号DF90-7或显示IMO号9510541的船舶信息，且补充证据显示的时间均发生在2009年10月5日“新繁荣”轮、“新实现”轮由中国东方集团分别出售给新繁荣公司、新实现公司之后。理由四，新繁荣公司、新实现公司与中国东方集团分别签订的船舶买卖合同已明确约定“新繁荣”轮、“新实现”轮交付时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权利负担。理由五，编号33906200900039688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显示主合同借款期限是2009年8月28日至2012年8月27日，在主合同尚未到期情形下，抵押权人提起诉讼时，尚无权对抵押物及船舶所有人主张抵押权，依物权法第105条规定，乐清农行无权主张对“金银达22”轮的抵押权。理由六，乐清农行针对“新繁荣”轮、“新实现”轮等三外轮主张的抵押权金额总计12010万元，三外轮价值28755万元，远远超过抵押权金额，对乐清农行不当扣船造成其损失，两被告保留索赔权。综上，请求驳回原告对被告新繁荣公司、新实现公司的诉讼请求。庭审中，新繁荣公司、新实现公司口头补充答辩称：对原告提出的涉案“新繁荣”轮、“新实现”轮系关联交易的主张不予认可，新繁荣公司受香港法律约束、新实现公司受新加坡法律约束，与中国东方集团的海外上市公司“DONGFANGSHIPBUILDING（GROUP）COMPANYLIMITED【东方造船（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加坡东方集团）均是独立法人，中国东方集团与新繁荣公司、新实现公司的船舶买卖合同均系普通的商贸合同，不涉及关联交易。
第三人巴塞尔瑞信陈述称：乐清农行不享有“金银达16”、“金银达22”轮的抵押权，其损失是因不规范放贷造成；乐清农行虽诉称“金银达”系列船号的船舶与“新繁荣”、“新实现”、“新昌盛”轮有关，但没有证据证明其主张成立。综上，乐清农行对其主张的抵押权应提供证据证明，不能证明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此外，乐清农行应明确其提起的是合同之诉还是侵权之诉。
原告乐清农行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
1、打包贷款申请书、汇款、跟单托收项下出口打包放款合同、借款凭证、补充协议，用以证明中国东方集团向原告借款事实；
2、编号33906200800028554最高额抵押合同、动产抵押清单、船舶抵押权登记证书、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用以证明金银达16轮抵押事实；
3、编号33906200900039688最高额抵押合同、动产抵押清单、船舶抵押权登记证书、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用以证明“金银达22”轮抵押事实；
4、编号33100620110035639最高额抵押合同、不动产抵押清单，用以证明中国东方集团房产抵押事实；
5、编号33100620110035640最高额抵押合同、不动产抵押清单，用以证明中国东方集团土地使用权抵押事实；
6、最高额保证合同，用以证明东方公司保证担保事实；
7、共同还款责任承诺书，用以证明保证担保事实；
8、垫款凭证，用以证明原告垫款事实；
9、“新繁荣”轮、“新昌盛”轮的买卖合同及中文译件、海事局船舶登记簿记载、中国东方集团出具的船体编号清单、近三年出口船舶情况和对应编号，用以证明“新繁荣”轮即“金银达16”轮、“新昌盛”轮即“金银达17”轮；
10、中国东方集团的变更登记情况、新加坡东方集团的股东登记情况及编号（2013）浙甬天证民字第2186号的《公证书》、编号（2012）浙甬天证民字第2246号的《公证书》、乐清市人民政府会议纪要㈠，用以证明新加坡东方集团与中国东方集团、新繁荣公司、三禾公司等均系关联公司，被告陈通考均是实际控制人。
被告新繁荣公司、新实现公司为支持其答辩意见，提供如下证据材料：
第一组“新繁荣”、“新实现”轮的买卖合同、法国船级社签署的下水证明、船舶登记证书各1套，用以证明新繁荣公司系“新繁荣”轮、新实现公司系“新实现”轮所有权人，该两轮在香港已经合法注册登记，新繁荣公司、新实现公司与乐清农行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
第二组来源于劳式船级社官方网站的船舶信息，用以证明新繁荣公司、新实现公司主张成立，网站公布的“新繁荣”船名自2006年1月2日起开始使用，“新实现”轮曾用名“OKSANA”，即船舶下水证书显示的船名，“新繁荣”轮和“金银达16”轮、“新实现”轮和“金银达22”轮不具关联性。
第三人为支持其陈述意见，提供如下证据：
①“NEWPROSPERITY（新繁荣）”轮船舶注册记录册抄本及船舶抵押契约及公证件；
②“NEWMIGHTY（新昌盛）”轮船舶注册记录册抄本及船舶抵押契约及公证件；
③“NEWAHIEVER（新实现）”轮船舶注册记录册抄本及船舶抵押契约及公证件。
上述证据用以证明乐清农行所称的金银达系列船舶与第三人享有抵押权的“新繁荣”轮、“新昌盛”轮、“新实现”轮不具有任何关联性。
经开庭审理，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8，中国东方集团、深港公司、东方公司、胡志平对真实性均无异议，并认为编号33906200900039688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中的三年期间是指主债务发生的时间段，并非新实现公司理解的借款期限约定为三年。新繁荣公司、新实现公司质证认为：所有证据材料与其所属外轮均缺乏关联性；对文件表面的真实性无异议，至于证据的其他方面无从判断。第三人除对证据1中的补充协议有异议，以主合同存在笔误为由签订补充协议的理由不成立，笔误过多且部分补充协议时隔很长才签订，甚至出现主合同债务到期再签订补充协议情形，签订动机和合法性均有异议；对证据2、3真实性均无异议，但不认可原告证据2、3的证明内容，该些抵押合同签署当时，涉案主合同尚未存在，故对船舶抵押效力有异议，且抵押权登记的是在建船舶，并非中国海商法规定的船舶，船舶建造完毕后，应当重新办理船舶所有权证书、抵押权登记证书；证据4-7与第三人没有关联，第三人不知情，不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8落款时间有异议，应审查是否在船舶交付之后签署。对原告乐清农行提供的证据9，各被告对真实性均无异议，但新繁荣公司、新实现公司认为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事实，并确认其均系单船公司，“新繁荣”轮、“新实现”轮各系其从中国东方集团买受的唯一船舶。第三人质证认为：船舶买卖合同同时存在中英文版本，与新繁荣公司、新实现公司提供的不一致，真实性有异议。乐清农行当庭解释：证据9均来源于中国东方集团的材料复印件，且经中国东方集团盖章确认，其中的船舶买卖合同包括英文版合同与中文译件，英文版合同与新繁荣、新实现公司提供的船舶买卖合同内容完全一致，中文译件仅供参考。对原告乐清农行提供的证据10，被告中国东方集团、深港公司、东方公司、胡志平质证认为：其中的公证书和国内形成证据的形式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证明目的不认可；根据中国东方集团变更登记记录，陈通考只是董事长，并非股东；公证书涉及新闻报道，只是一家之言；会议纪要中提及陈通考是中国东方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上述陈通考的身份描述均与本案无关，其是否中国东方集团的创办人以及是否实际控制该集团，应根据我国公司法规定来确认，原告主张不成立；其中与新加坡东方集团注册登记有关的部分材料，形式上属于域外证据，需要办理公证认证手续。从内容上看，陈通考持有新加坡东方集团的一部分股份，但具体股份反映不出，且据说其股份有过变更，现在是否还是股东不清楚。被告新繁荣公司、新实现公司质证认为：公证书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对网页公证内容的真实性无从考证；对国内工商登记资料，赞同中国东方集团质证意见；会议纪要与本案无关，且作为单船公司，并不知情，对陈通考是否属于实际控制人的争议，赞同中国东方集团意见；新加坡东方集团注册资料已经显示提供机构不承担信息错误的过失，内容涉及很多自然人股东，对其能否证明陈通考就是新加坡东方集团的大股东有保留意见。第三人巴塞尔瑞信质证认为：其中的网页下载资料真实性不予确认，其他证据形式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事实。对新繁荣公司、新实现公司提供的第一组证据，第三人在听证过程中对“新实现”轮买卖合同无异议，但在庭审中对“新实现”轮和“新繁荣”轮的买卖合同的三性均提出异议，认为合同文本与乐清农行提供的现行文本不一致。乐清农行质证认为：买卖合同由中国东方集团与新繁荣公司、新实现公司签署，中国东方集团确认的话，其对真实性没有异议；下水证明所涉及内容是否客观，不清楚；登记证书与其查询结果一致。中国东方集团、深港公司、东方公司、胡志平质证认为：对买卖合同的证据三性没有异议；下水证明和登记证书，是境外材料，由法院来确认证据形式要件，内容记载应该是真实的。对新繁荣公司、新实现公司提供的第二组证据，乐清农行对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认为与本案无关，且信息的真实性有问题；其他出庭被告认为船舶信息不是很准确。第三人对第二组证据同意中国东方集团等出庭被告的质证意见。新繁荣公司、新实现公司当庭表示第二组证据仅作为参考，有关船舶信息以原告提交的资料为准。对第三人提供的3组证据，原告对形式真实性并无实质性异议，但认为：涉案船舶出口买卖属于关联交易，在第三人抵押契约上签字的陈立勇及其父陈通考，均与中国东方集团具有密切关系，第三人办理船舶抵押当时，没有向中国内地船舶登记机关进行船舶抵押方面的查询；即使第三人抵押登记有效，也是抵押登记在后，乐清农行抵押权效力优于第三人；巴塞尔瑞信已经另案提起独立诉讼，在本案中作为第三人无实际意义。被告中国东方集团、深港公司、东方公司、胡志平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表面真实性无异议，并认为不清楚三家单船公司与第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无法进一步发表质证意见。被告新实现公司在听证过程中对相同材料予以质证，并对真实性无异议。被告陈秀丹、陈通考、胡志芬在听证过程中认为证据系域外形成，因形式要件不具备，对真实性不确认。现对第三人提交公证过的证据材料，被告陈秀丹、陈通考、胡志芬和新繁荣公司放弃了质证权利。
本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乐清农行提供的证据1-8，因出庭被告对表面真实性均无异议，第三人对证据1中的补充协议和证据7的异议理由，均不能否定该证据形式真实性，证据1-8形式真实性均予以认定。至于补充协议涉及的担保合同效力问题以及“金银达16”、“金银达22”轮抵押登记效力能否及于新繁荣公司、新实现公司，属于法律争议，另行评述。原告提供的证据9、10，被告新繁荣公司、新实现公司提供的2组证据以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①、③，另行分析认定。第三人提供的证据②，与本案无关。
本案各方当事人对以下事实有争议，本院分别分析认定如下：
关于案涉“新繁荣”轮、“新实现”轮有无存在关联交易行为及案涉“新繁荣”轮、“新实现”轮价款履行的事实。原告为证明中国东方集团、新繁荣公司、新实现公司均系新加坡东方集团的子公司，案涉船舶属于内部关联交易，且交易当时对价至今未支付完毕的事实，提供证据10作为佐证。中国东方集团、深港公司庭审中确认“新繁荣”、“新实现”轮已分别交付新繁荣公司、新实现公司，船款按买卖合同分期支付，确实有尾款未付清，但不认同原告所主张的存在关联交易事实；新繁荣公司、新实现公司庭审中抗辩称案涉船舶系正常国际贸易，其在法律上均与中国东方集团没有关联，对船款履行情况未作答复；第三人赞同到庭被告意见，不认可原告的证明对象。其他被告则未发表意见。本院经审理认为，因各出庭被告及第三人对原告证据10中的新加坡东方集团的登记资料外的其他证据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应予以认定。新加坡东方集团的登记资料属于域外证据，来源于新加坡会计与企业管理局（ACRA）官网下载资料，形式要件不符合法律规定，但原告补强了该网站下载资料的过程公证，经本院核实，资料真实性可予认定。庭审调查中，对中国东方集团由新加坡东方集团占有49%股份，以及新繁荣公司、新实现公司均由新加坡东方公司全资控股的事实，出庭的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予以确认。根据中国东方集团的工商登记，陈秀丹、胡志平、胡志芬三人股份占中国东方集团51%，且陈秀丹、胡志平任职董事，自2011年3月16日起陈通考又重新担任该集团董事长一职。陈通考、胡志平、陈秀丹均在新加坡东方集团担任董事，且陈通考的股份占集团70%以上，属于控股股东。新繁荣公司在香港注册，唯一的董事是陈立勇。庭审中另已核实，陈秀丹系陈通考的女儿，胡志平系陈通考的内舅，胡志芬系陈通考的妻子。据关联案件庭审中被告陈秀丹陈述，新实现公司在新加坡注册当时，由其父陈通考和另一罗姓股东出资成立，两人均为董事。新繁荣公司的独立董事陈立勇系陈通考儿子。据此，可认定新加坡东方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中国东方集团、新繁荣公司、新实现公司等均由陈通考家族控制。
根据“新繁荣”轮和“新实现”轮买卖合同第4条及附录A约定，船款均分5期支付，每期各支付船款20%，首期于船舶交船后3个月内支付，第二期在船舶交船后12个月内支付，第三期在船舶交船后24个月内支付，第四期在船舶交船后36个月内支付，最后一期在船舶交船后48个月后支付。诉讼中，中国东方集团承认“新繁荣”轮、“新实现”轮截至2011年12月10日，尚各有卖船余款81130000美元、4668160美元未结清。从上述2份合同约定看，5期船款支付时间均晚于交船时间，卖方中国东方集团在买方船舶价款未支付分文情形下，即将船舶交付。
综上，本院认定案涉“新繁荣”轮、“新实现”轮存在关联交易。新繁荣公司、新实现公司与中国东方集团均系关联公司，各方对“新繁荣”轮与“金银达16”轮、“新实现”轮与“金银达22”轮是否系同一艘船舶以及该两轮在建造期间已设定抵押的事实理当清楚。
关于“金银达16”轮与“新繁荣”轮、“金银达22”轮与“新实现”轮是否各系同一船舶的事实。乐清农行为证明“金银达16”即“新繁荣”轮、“金银达22”轮即“新实现”轮，提供了证据9佐证。中国东方集团在扣船异议听证过程中确认，船体编号90-7的在建船舶“金银达22”轮于2009年10月5日出售与新实现公司，但认为该轮是否就是被本院扣押的“新实现”轮不清楚。庭审中与深港公司共同确认在建船舶“金银达16”轮于2009年10月5日出售与新繁荣公司，但认为该轮是否就是被本院扣押的“新繁荣”轮不清楚；陈秀丹、胡志平、胡志芬在听证中表示，作为中国东方集团股东，其对该集团具体船舶销售情况不清楚；深港公司表示，“金银达22”轮由中国东方集团所有，其对该轮情况不清楚；新繁荣公司、新实现公司否认上述船舶各系对应的同一艘，提供2组证据佐证，并表示其作为单船公司，根据船舶买卖合同取得船舶所有权，均已在香港完成船舶登记，并不了解船舶在中国内地建造阶段的具体情况。第三人确认新繁荣公司、新实现公司主张的事实，并提供证据①、③认为其系“新繁荣”轮、“新实现”轮在香港登记的唯一合法抵押权人，乐清农行不得对抗其抵押权。本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9中的“新繁荣”轮买卖合同和被告新繁荣公司提供的“新繁荣”轮买卖合同，对船价的记载不一，卖方中国东方集团和买方新繁荣公司却对两份合同形式真实性均无异议。很显然，“新繁荣”轮买卖存在“阴阳合同”，其中1500万美元交易价应是海关出口申报价值，1550万美元应为境外融资而确定的价值，该两份船舶买卖合同虽是不同文本，但均不影响该轮出口交易的事实认定。原告提供的证据9中的其他证据，被告新繁荣公司和新实现公司提供的第一组证据中的其他证据以及第三人提供的证据①和③，各方当事人对证据形式真实性均无异议，予以认定。被告新繁荣公司、新实现公司提供的第二组证据，其他当事人均有异议，且其已当庭表示仅作为参考，有关船舶信息以原告提交的资料为准，本案中不予采用。
对此项争议事实，本院审理认为：首先，对涉案“新繁荣”、“新实现”轮系在中国内地建造并由中国东方集团出口事实，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其次，据“金银达16”轮、“金银达22”轮《抵押权登记证书》以及船舶证书记载内容，可反映出该两轮在建造过程中设定抵押权和船舶建造人均为中国东方集团的事实。中国东方集团作为“金银达16”轮、“金银达22”轮的建造人以及该两轮的出口商，对该两轮的船体编号、船舶规范和买方情况应当清楚，其出具的有关出口船舶国内船名、船体编号、IMO号清单相互印证的内容真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再次，中国东方集团与新繁荣公司、新实现公司均属于关联公司，“金银达16”轮、“金银达22”轮存在关联交易行为，新繁荣公司、新实现公司作为单船公司，确认其从中国东方集团各自仅购买过一艘船舶，卖出与买入的船舶之间具有唯一的对应性。综上，本院认定，本院扣押的登记为新繁荣公司所有的“新繁荣”轮、登记为新实现公司所有的“新实现”轮，即乐清农行此前已经设定抵押权的“金银达16”轮和“金银达22”轮；“金银达16”轮和“金银达22”轮建造完毕后从中国内地出口，买方新繁荣公司和新实现公司分别将船名改为“NEWPROSPERITY（新繁荣）”和“NEWACHIEVER（新实现）”，并在香港海事处重新注册登记，嗣后又分别将船舶抵押与第三人。至于“金银达16”轮、“金银达22”轮作为在建船舶，其所有权登记证书上的总长、总吨、净吨的数据，与船舶检验单位在船舶建造完毕后出具的船舶检验证书记载有细微出入，属合理现象，而且，中国东方集团庭审中承认涉案船舶原是欧洲客户所下订单项下的出口商品，在遭遇原订单取消的情形下转卖新繁荣公司、新实现公司，故新繁荣公司、新实现公司有关香港海事处无“新繁荣”、“新实现”轮之前的船名记载及各使用过船名“ODILIA”、“OKSANA”等抗辩，均不能否定船舶在建期间曾使用“金银达16”、“金银达22”船名的事实。现涉案船舶的检验单位法国船级社出具的船舶技术证书和该轮的试航证书，根据船舶买卖合同约定，均应当由新繁荣公司、新实现公司持有，而新繁荣公司、新实现公司不予提交，其就船舶数据不相符提出的两船非同一艘船舶的异议，不予采信。
本院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及本院确认的有效证据，认定下列事实：
2008年12月12日，乐清农行与深港公司签订编号为33906200800028554《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由深港公司提供其所属的“金银达16”轮作为乐清农行自2008年12月12日起至2011年12月10日止与债务人中国东方集团办理约定的人民币／外币贷款、银行保函、商业汇票承兑业务所形成债权的抵押担保，担保债权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9055万元。该最高额抵押合同已于同年12月15日在温州海事局办理抵押登记，温州海事局签发的船舶抵押权登记证书载明债权数额为9055万元，受偿期限从2008年12月12日起至2011年12月10日。
2009年8月28日，乐清农行与中国东方集团签订编号为33906200900039688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中国东方集团提供其所属的“金银达22”轮作为乐清农行自2009年8月28日起至2012年8月27日止与其办理约定的人民币／外币贷款、减免保证金开证、进口押汇、商业汇票承兑业务所形成债权的抵押担保，担保债权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10500万元。该最高额抵押合同已于同年9月8日在浙江海事局办理抵押登记，浙江海事局签发的船舶抵押权登记证书载明债权数额为10500万元，受偿期限从2009年8月28日起至2012年8月27日。
2011年7月14日，乐清农行与东方公司签订编号为33100520110018065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东方公司为乐清农行与债务人中国东方集团自2011年7月14日起至2013年7月13日止办理约定的人民币／外币贷款、商业汇票承兑、出口订单融资业务所形成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15000万元。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
2011年9月7日，乐清农行与中国东方集团签署编号为33100620110035639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中国东方集团提供其厂房【建设用地使用权证号：乐证国用（2011）第50-3393号；房产证号：温产权证乐清市字第102325号】作为抵押担保。同日，乐清农行与中国东方集团签署编号为331006201100369640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中国东方造船集团提供其土地使用权【建设用地使用权证号：乐证国用（2011）第50-5591号】作为抵押担保。
2011年9月29日，乐清农行与中国东方集团签订编号33060320110002422的《出口打包贷款合同》，约定由乐清农行为中国东方集团出口商品提供出口打包贷款，融资期限自2011年9月29日起至2012年9月17日止，每笔贷款金额、期限、利率等以借款凭证记载为准；该合同项下债权的担保方式为“抵押＋保证”，担保合同另行签订。若采取最高额担保方式的，担保合同编号为33100520110018065、33100620108068031、33100620108109667、33100620110035639、331006201100369640，等等。同日，乐清农行借款凭证载明2011年9月29日发放借款合同编号33060320110002422项下贷款3000万元，执行年利率4%，借款到期日期2012年3月27日。同日，乐清农行与债务人暨抵押人中国东方集团、抵押人深港公司签署补充协议，以编号33060320110002422的《出口打包贷款合同》第七条的担保条款约定内容有笔误为由，更正并变更此条款内容，约定“本合同项下债权的担保方式为抵押＋保证，担保合同另行签订。若采取最高额担保方式的，担保合同编号为33100520110018065、33906200900039688、33906200800028554、33100620110035639、331006201100369640。其中编号为33100520110018065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本金人民币3000万元及其相应利息、罚息、复利、费用等；编号为33906200900039688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担保本金人民币250万元及其相应的利息、罚息、复利、费用等；编号为33906200800028554《最高额抵押合同》担保本金人民币1550万元及其相应的利息、罚息、复利、费用等；编号为33100620110035639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担保本金人民币530万元及其相应的利息、罚息、复利、费用等；编号为331006201100369640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担保本金人民币770万元及其相应的利息、罚息、复利、费用等。”
2011年9月29日，陈通考、胡志芬、陈秀丹、胡志平为编号为33060320110002422的《出口打包贷款合同》出具承担共同还款责任承诺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
另认定：中国东方集团由新加坡东方集团占49%股份，新繁荣公司、新实现公司均由新加坡东方集团全资控股。陈秀丹、胡志平、胡志芬与陈通考均系亲属。其中陈秀丹、胡志平、胡志芬三人股份占中国东方集团51%，陈秀丹、胡志平任职董事，自2011年3月16日起，陈通考又重新担任该集团董事长；陈通考、胡志平、陈秀丹均在新加坡东方集团担任董事，陈通考的股份占集团70%以上，为控股股东；新加坡东方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中国东方集团、新繁荣公司、新实现公司等均由陈通考家族实际控制。
“金银达16”轮、“金银达22”轮建造完毕后，中国东方集团公司于2009年10月5日与新繁荣公司、新实现公司分别签订买卖合同，将“金银达16”轮、“金银达22”轮各出售与新繁荣公司和新实现公司，均分期付款。新实现公司、新繁荣公司购入后，分别于2009年11月25日、12月24日在香港海事处重新注册登记，登记船名各为“NEWACHIEVER（新实现）”和“NEWPROSPERITY（新繁荣）”。2010年3月3日、5月26日，新实现公司、新繁荣公司各以“新实现轮”、“新繁荣”轮为其向第三人巴塞尔瑞信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并分别于同年3月4日、5月26日在香港海事处办理抵押登记。
再认定：2012年10月30日，巴塞尔瑞信向本院提起诉讼，向新繁荣公司和新实现公司各主张“新繁荣”轮、“新实现”轮船舶抵押权，本院受理后，已另案处理。2012年10月25日，经本院公开拍卖，“新繁荣”轮和“新实现”轮各以人民币6150万元和6350万元成交。
本院认为：被告新繁荣公司、新实现公司和第三人巴塞尔瑞信，各系香港特别行政区、新加坡和瑞士注册成立的法人，本案具有涉港和涉外因素。本案系船舶抵押合同纠纷，原告乐清农行、被告中国东方集团、深港公司、陈通考、陈秀丹、胡志平、胡志芬的住所地，相互之间发生的借款及其担保事实，抵押船舶“金银达16”轮、“金银达22”轮原登记所在地，均在本院辖区，且变更船名后的“新繁荣”轮、“新实现”轮由本院扣押并拍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五条之规定，本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
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院对本案的争议焦点归纳并评析如下：
一、关于本案法律适用问题。对此，原告乐清农行主张，中国东方集团、深港公司、东方公司、胡志平等国内被告庭审中均同意适用中国内地法律。新繁荣公司、新实现公司主张，借款抵押法律关系适用中国内地法律，其公司主体及对外行为效力各适用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和新加坡法律；“新繁荣”轮、“新实现”轮登记行为适用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第三人巴塞尔瑞信主张船舶抵押适用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
本院认为，与原告诉请有关的主合同和抵押合同均在中国内地当事人之间签订并履行，“金银达16”轮、“金银达22”轮抵押权登记也是在中国内地设立，故本案主债权和抵押担保物权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深港公司在“金银达16”轮建造期间、中国东方集团在“金银达22”轮建造期间，已经在我国内地船舶登记机关办理过在建船舶所有权登记和抵押权登记，未经注销登记而在建造完毕后均由中国东方集团分别转让给新繁荣公司和新实现公司，分别更名为“NEWPROSPERITY（新繁荣）”、“NEWACHIEVER（新实现）”，并各自在香港进行重复注册登记。本案涉及“金银达16”轮（即更名后的“新繁荣”轮）、“金银达22”轮（即更名后的“新实现”轮）的抵押权争议，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二、','2018-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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