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渝02民终143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游振武，男，汉族，1986年3月6日出生，住重庆市梁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竣升，重庆利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顺安烟花爆竹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梁平区聚奎镇顺安村九组，工商注册号500228000002558。
法定代表人：孙祥亿，系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直贵，重庆市梁平区梁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孙祥亿，男，汉族，1973年2月3日出生，住重庆市梁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直贵，重庆市梁平区梁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杨志胜，男，汉族，1961年1月2日出生，住重庆市梁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直贵，重庆市梁平区梁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游振武与被上诉人重庆市顺安烟花爆竹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顺安公司)、孙祥亿、杨志胜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梁平区人民法院（2018）渝0155民初55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游振武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重庆市梁平区人民法院(2018)渝0155民初558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确认游振武享有顺安公司的股东资格。3.依法改判确认游振武享有顺安公司16.6%的股权份额。4.依法改判顺安公司为游振武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办理公司工商登记。5.本案的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1）游振武对顺安公司有出资行为，履行了出资义务。有游振武举示的协议书、顺���公司出具的证明以及顺安公司法定代表人出具的入股款收据等证据，均足以证明游振武对顺安公司有出资行为，其出资额为63.386万元，而且顺安公司在股权转让协议、证明上有签章确认的行为，孙祥亿、杨志盛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确认同意转让，均足以证明游振武对顺安公司有出资行为。（2）游振武是为了成为顺安公司的股东而出资，具有成为顺安公司股东的意思表示，本案一审中有大量证据证实游振武是为成为顺安公司的股东而出资，而不是投资行为。（3）游振武以股东身份参与顺安公司的经营管理，行使了股东权利，一审中游振武举示了会议记录、股东会议记录、承包合同、承包经营协议、协议会议记录、顺安公司的相关文件等书证，均证实游振武以股东身份行使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选择管理者等股东权利。（4）本案有相关证据均证实，游振武的��东身份得到了顺安公司的认可，也得到了孙祥亿、杨志胜的认可。综上，根据公司法及司法解释，对股东资格确认之诉，应当首先审查股东出资行为，第二审查股权代持，第三是否以股东身份行使股东权利，第四股东身份是否得到公司及股东认可，本案中游振武提供的证据均能达到和证明以上四个条件和要求，据此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法院审查本案后，依法改判，支持游振武的全部诉讼请求。
顺安公司、孙祥亿、杨志胜共同答辩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游振武于2013年12月23日与登记在顺安公司的股东杨志胜名下的隐名股东陈孝富、罗弟明、张习国的进行了股份转让，实际上是购买了这三人的生产线，当时顺安公司以及显名股东孙祥亿、杨志胜同意游振武为隐名股东，随后游振���享受了隐名股东应享有的权利。2015年11月25日虽然当时提出修改公司章程，但并未形成实质的意见，只确认了游振武占原始股份的16.6%。2016年5月梁平区政府对辖区的所有烟花爆竹企业进行关停，并进行了补偿，游振武并未对此提出异议，也领取了相应的补偿费用。从2013年12月23日到2018年1月23日，长达五年之久，游振武并未在此期间对自己作为隐名股东提出异议，被上诉人认为游振武的上诉请求不应得到支持，应当依法驳回。
游振武的一审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确认游振武享有顺安公司的股东资格；2.依法判决确认游振武享有顺安公司16.6%的股权份额；3.依法判决顺安公司为游振武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办理公司工商登记；4.诉讼费由顺安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顺安公司的章程记载，该公司由两名股东以货币出资设立，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2万元，出资股东为孙祥亿、杨志胜，各出资6万元，比例各占50%(实际出资比例为孙祥亿51%、杨志胜49%)。游振武于2013年12月23日与顺安公司的隐名股东陈孝富、罗弟明、张习国（其股权份额登记于杨志胜名下）签订《协议书》一份，由游振武购买该三人的股份（生产线），该协议书未对游振武是否显名、游振武所占股份比例以及游振武的股东资格手续的完善等相关事项进行约定。顺安公司在双方所签订的《协议书》上加盖了印章，孙祥亿、杨志胜在该协议书上签字“同意转让”。2007年8月23日的一份收据记载游振武交顺安公司入股款60万元，该收据顺安公司没有盖章，孙祥亿在该收据上签署“属实”并有顺安公司委托的管理者（生产���长）邓甲彬的签字。游振武与陈孝富、罗弟明、张习国因2013年12月23日所订立的《协议书》发生纠纷进行诉讼的案件中，顺安公司曾给游振武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证明游振武系经公司和全体股东同意受让的公司原三位股东共占的一条生产线半个车间；但在工商登记机关的登记资料中没有游振武所持股份份额的记载，顺安公司也没有给游振武签发出资证明书及记载于公司的股东名册，游振武只是一直以隐名股东的身份参与顺安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直至顺安公司关闭转型。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2015年，游振武曾被顺安公司任命为安全生产副总。2015年11月25日，顺安公司形成一份由显名股东和隐名股东参加并签字的会议记录，该记录记载游振武的原始股份为63.385万元，所有显名股东和隐名股东的总出资额为382万元，该会议记录游振武认为系公司决议，该会议记录的议程为1、公司章程的更改，2、十二个股东是否全部实名质进入企业章程，但该会议记录却未就议程形成意见，只是记载了每名实际股东的出资金额，该会议记录不符合公司决议的形式要件，顺安公司事后也未就更改公司章程及十二名股东进入企业章程事项作出公司决议。顺安公司因政府产业政策调整在梁平区被关闭转型，于2016年5月停止了生产。2017年8月7日，游振武参加了梁平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组织的原顺安公司股东协调会议，并在会议形成的会议纪要上表态及签名。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登记机关登记，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前述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所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即为隐名投资合同或称代持股合同、隐名持股合同，虽名称各异，其共同的实质都包含有名义股东与实际出资人之间的隐名持股合意，即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名义股东行使股权，实际出资人享受股权收益，其表现形式多样，不仅仅包含书面合意形式或者口头合意形式，也包括事实合意形式即双方间虽然没有书面或者口头约定，但如果以其行为表明了此种合意，则仍应将其认定为隐名投资行为。二十四条第三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取代名义股东成为显名股东须得到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则意味着隐名股东的显名化需要得到公司对其股东资格的确认，这种确认包括签发新的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或者在公司的协助下办��公司登记机关登记，这是由于有限责任公司更多强调的是公司的人合性。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要求各股东之间建立一种互相了解、友好信任的关系，否则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造成很大的障碍。如果不加限制地认可隐名投资人的股东资格，对于信任显名股东即为其真正合作伙伴的善意股东来说是十分不公平的，如果隐名出资人显名可能会侵害到显名出资人、其他股东以及公司的利益，则公司可以否认其显名。因此为了充分保护在承认实际投资人前提下的公司的人合性，该条第三款规定对于公司实际出资人的显名化，即由实际出资人取代名义股东而成为显名股东须要得到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的条件。
游振武虽提交了入股款收据但没有公司盖章，且不是公司签发的出资证明书。由于游振武受让顺安公司隐名股东陈孝富等人的股份后事实上仍然与他们一样一直是以隐名出资人的形式参与顺安公司的经营，其姓名至今未被记载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公司也未为其签发出资证明书及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且该公司与游振武身份相同的隐名投资人多达十余人，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从成立至今所登记记载的股东只有孙祥亿、杨志胜两名股东，因此，游振武的行为表明了其受让顺安公司隐名股东的股份后与杨志胜之间继续属于隐名持股之合意。庭审中孙祥亿陈述称游振武只是在顺安公司为隐名出资人，其不能享有成为显名股东的权利，孙祥亿在游振武受让同样属隐名股东的陈孝富、罗弟明、张习国股份(生产线)的《协议书》上签署“同意转让”也只是同意游振武以隐名出资人身份受让三名隐名股东的生产线，并非就同意游振武取得显名股东的权利，且游振武的投资收益，���安公司已按照其实际的出资比例进行了支付。孙祥亿在庭审中还陈述称如果顺安公司在2018年5月底前不被注销的情况下，则由游振武自己去申请变更公司股东登记并承担相关费用，庭后立即又向本院提交了股东会议记录，表明顺安公司的两名显名股东均表决不同意游振武成为顺安公司的显名股东，因此游振武未能取得顺安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其成为显名股东，故一审法院只能对游振武系顺安公司的隐名股东的事实及其隐名出资额为16.6%的事实进行确认，其只能按照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第一、二款之规定享有实际出资人的投资收益，其请求一审法院确认其为显名股东，由公司向其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诉讼请求，则应依法予以驳回。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游振武属重庆市顺安烟花爆竹有限责任公司的隐名出资人，其出资比例为16.6%。二、驳回游振武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139.00元，减半收取5069.50元，由游振武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对游振武受让顺安公司原隐名出资人陈孝富、罗弟明、张习国等三人的股份事实以及游振武占顺安公司出资比例16.6%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中讼争的争议焦点是游振武是否为顺安公司的股东，是否有权要求顺安公司为其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并办理工商登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之规定，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游振武系受让顺安公司的隐名出资人陈孝富、罗弟明、张习国等三人的股份，虽三名隐名出资人股份的转让系经过了顺安公司及顺安公司的股东孙祥亿、杨志胜的同意，但因原股份持有人为隐名出资人，且在转让中并未约定同意游振武取得显名资格，故受让人游振武受让的仍为隐名出资人的权利，如要将隐名出资人显明，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必须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根据游振武现举证的相关证据来看，并不能证明顺安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已同意游振武变更为显名股东，且在庭审中，顺安公司的股东孙祥亿、杨志胜明确表示不同意游振武变更为显名股东，故游振武要求确认具有股东资格、顺安公司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工商登记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游振武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事实认定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139元，由上诉人游振武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龙江莉
审判员 李洪武
审判员 刘 健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五日
书记员 朱 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