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民终28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四川雄飞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汇东路西段68号。
法定代表人：吴雄飞，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蒲杰，四川良讼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兴国，四川良讼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四川飞阳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县西南航空港街道长城路一段185号。
法定代表人：吴雄飞，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蒲杰，四川良讼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兴国，四川良讼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四川星际里百货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提督街1号。
法定代表人：罗聪文，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蒲杰，四川良讼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兴国，四川良讼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恒大地产集团成都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西玉龙街6号新世纪广场26层A区。
法定代表人：时守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俊，四川致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任礼强，四川致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四川雄飞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雄飞公司）、四川飞阳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阳公司）、四川星际里百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星际里公司）因与上诉人恒大地产集团成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大成都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成民初字第29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1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7年6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蒲杰、彭兴国，上诉人恒大成都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俊、任礼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的上诉请求：1.请求在原审判决第一项的基础上增加判决恒大成都公司向其支付违约金59470747.50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全部由恒大成都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1.原判对成都瑞麟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麟公司）股东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是否迟延履行合同义务的认定前后矛盾，错误地让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分担了部分损失，对此应予纠正；2.恒大成都公司违约，造成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可得利益损失应为157529252.50元，原判计算有误，且遗漏了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为此支付的融资利息42200493.83元，原判对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遭受的损失认定错误，原判确定的违约金数额不足以弥补其损失；3.基于原判认定恒大成都公司“构成根本违约，应按照《成都瑞麟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即使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只有可得利益损失，恒大成都公司也应按约支付违约金2亿元,因违约金除填补损失外，还应体现对违约方的惩罚性。
恒大成都公司针对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的上诉作出答辩称：1.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除未按约定确保于2015年6月取得项目地块外，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约行为，无权向恒大成都公司主张违约金；2.由于项目地块出让方式由挂牌改为拍卖后，竞买人报名不能低于两家，而事实上在项目地块公告拍卖中只有瑞麟公司报名参加且未缴纳竞买保证金，瑞麟公司必然不能取得地块；3.假定瑞麟公司能取得项目地块，其可得利益应为负数，不仅无可得利益收入反而会向恒大成都公司赔偿损失；4.因土地整理和取得土地使用权是不同的法律关系，所以对方基于土地整理支出的融资利息约4200万元与恒大成都公司无关，不应由恒大成都公司承担。对方存在多项严重违约行为，恒大成都公司解除合同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对方无权要求恒大成都公司赔偿损失，相反其应向恒大成都公司支付违约金。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上诉人恒大成都公司的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第一项、第三项；2.改判驳回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3.改判支持恒大成都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即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向其支付违约金2000万元；4.由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保全费。事实与理由：1.双方当事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了项目地块的情况，而公开拍卖的地块在净用地面积、四至、规划条件（限高）上均与合同约定不符，除缺少新天美小区地块外，还出现了合同约定以外的土地，而且土地的成交方式也与协议约定不一致，从原合同约定的挂牌出让变成了招标拍卖，增加了恒大成都公司的交易成本和风险，原判认定事实错误，对案涉项目地块的内容作了不符合合同原意的任意解释；2.在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中双方当事人明确约定2015年6月30日前项目公司取得项目地块，该项约定是恒大成都公司受让股权的根本目的，瑞麟公司未于约定期限取得项目地块，客观上导致恒大成都公司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且由于地块的变化和交易成本提高，案涉项目地块的楼面地价达到7893.52元/平方米,超出了合同约定的地价,依据合同约定恒大成都公司享有单方解除权，原判认定恒大成都公司构成预期违约错误；3.恒大成都公司虽然在解除案涉合同的往来函件中，只说明因对方未按合同约定期限取得约定地块的解除理由，未提及其他解除合同的理由，不等于恒大成都公司即认可对方的其他违约行为；4.即使原判认定恒大成都公司构成预期违约，因对方未按约履行合同义务，案涉项目地块已经被第三人竞得，瑞麟公司已无法拥有该部分土地，致使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客观上无法履行，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构成事实违约,本案《股权转让协议》依法也应解除。5.对方能否实现合同预期利益具有不确定性，对方获取可得利益的前提是瑞麟公司必须取得土地，现对方未能竞买到土地，其主张的可得利益损失无事实依据，原审法院认定对方预期可得利益损失140529252.5元缺乏事实依据。6.因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未按合同约定通过瑞麟公司取得案涉地块，且公告土地与合同约定地块不符，恒大成都公司认为对方根本违约，致使其不能按计划开发项目，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恒大成都公司单方解除合同事实和法律依据充分，其反诉要求对方支付违约金2000万元应当得到支持。
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针对恒大成都公司的上诉答辩称：1.原判认定《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2015年6月30日”是瑞麟公司取得项目地块的原则性期限完全正确，恒大成都公司以瑞麟公司未在该时间内取得项目地块解除本案《股权转让协议》无事实依据，构成根本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2.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在履行《股权转让协议》过程中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对方所称的土地成交方式从原合同约定的挂牌变成了拍卖，是政策原因所致，且这一变化并不导致对方合同目的不能实现；3.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中对项目地块的规划情况作出了“具体按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执行”的保底性约定，对方在履约过程中并无异议，现对方提出项目地块规划情况与协议约定不符，并以此为由认为其解除合同正确完全没有道理；4.若对方不毁约，瑞麟公司肯定可以取得案涉项目地块，从前三次出让失败的原因看，都是缺少竞买人参加竞拍造成，这意味着只要瑞麟公司及雄飞公司指定的关联企业参与竞买，瑞麟公司便会毫无悬念地竞买成功；5.原判认定恒大成都公司承担的违约金数额，极大地减轻恒大成都公司的违约责任，不足以弥补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的经济损失。恒大成都公司违约的事实清楚，恒大成都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恒大成都公司的上诉请求。
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恒大成都公司支付违约金2.8亿元；2.由恒大成都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等。
恒大成都公司的反诉请求：1.判令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向恒大成都公司支付违约金2000万元；2.由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4月24日，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共同出资设立瑞麟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2015年5月27日，三公司与恒大成都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鉴于”部分主要约定：1.恒大成都公司收购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持有的瑞麟公司（项目公司）100%的股权；2.本协议签订前，雄飞公司已通过法定程序对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东大街东接一心桥南街、南至宏济巷、西临宏济中路、北至东大街的约32.12亩土地进行了一级整理投资，连同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自有的3.53亩和成都市土地储备中心收储的18.46亩土地，合计共约54.11亩，国有用地性质为商业兼容住宅，除去高压走廊、防护绿地面积6140㎡，净用地面积29934㎡（约合44.9亩），现已全部整理完毕，净地已打围；3.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尽全力推进，原则上确保项目公司于2015年6月30日前取得项目地块。对项目公司和项目地块，协议主要约定：1.项目公司的股东系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2.项目地块取得后，出让金的发票抬头将以项目公司名称开具；3.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负责将项目地块规划条件通知书送达如下：用地性质为商业兼容住宅，总用地面积为36074㎡，净用地面积为29934㎡，容积率9.0，总建筑面积不少于269406㎡，商业面积比例为80%，住宅面积比例为20%，地上建筑面积原则上不少于269406㎡，地上可售建筑面积不少于260383㎡（其中商业地上可售建面215524.8㎡，住宅地上可售面积44858.2㎡），项目地块有限高，其中住宅100米，商业230米，出让年限为住宅70年，商业40年，具体按规划条件通知书执行；4.项目地块现为净地，无任何相关建筑物、构筑物需要拆除。关于具体操作程序，协议主要约定：1.本协议签订后5个工作内，恒大成都公司负责对项目公司进行尽职调查，在尽职调查完成后，如不存在与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在本协议中声明的内容不符事项或者本协议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双方按本协议约定事宜展开实际操作，否则，恒大成都公司有权解除本协议。2.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尽全力确保项目地块于2015年6月30日挂牌出让，项目地块的竞买保证金由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全额借款给项目公司缴纳，尽全力确保于2015年6月30日前项目公司可按本协议约定取得项目地块（以签订成交确认书之日为准）。3.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负责在项目公司取得项目地块，签订土地成交确认书后5个工作日内将项目公司100%的股权一次性变更至恒大成都公司名下。4.双方同意纳入项目供股权转让的资产包括但不限于：（1）项目公司100%股权；（2）项目公司银行账户上不少于1000万元货币资金；（3）与项目地块相关的完整权益等。关于包干费，协议主要约定：1.恒大成都公司应支付的包干费总额暂计为71799896.80元（其中项目公司负债43751534.40元，支付给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的股权对价暂计为28048362.40元）；股权对价计算公式为=7500元/㎡×269406㎡-实际成交价（暂定为6496元）×269406㎡+1000万元，股权对价按实际情况予以相应调整，暂计280483624元。鉴于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承诺项目地块的成交价不少于1750061376元，则项目地块的成交价楼面地价低于6496元/㎡的，则上述股权转让金计算时实际成交价按6496元/㎡进行计算。2.如项目地块的净用地面积少于29934平方米的，则减少部分按67500元/㎡的标准由恒大成都公司直接从任一期股权金中扣减。关于违约责任，协议主要约定：1.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逾期履行义务超过30日时，逾期一日，按照已付款的万分之七向恒大成都公司支付违约金；2.如因一方原因致使本协议目的无法实现，即若无任何法律及政策障碍，任何一方中途擅自解除本协议，项目公司获得项目地块后拒不转让或者恒大成都公司拒不受让本协议项下股权的，任何一方在协议中表述不实造成本协议无法履行或难以履行的，则违约方需要向守约方支付2亿元违约金，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本协议约定享有单方解除权的除外。
2015年7月22日，成都市土地储备中心与四川神洲泓宇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神洲宏宇公司）签订[成土储（锦）（2015S）第15号]《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协议》，以总价27492902元的价格收购了神洲泓宇公司所有的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宏济路成国用（2009）第928号（面积3.533835亩）和成国用（2009）第915号（面积1.07802亩）国有土地使用权。2015年9月2日，成都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发布成公资土拍告（2015）35号土地拍卖公告，定于2015年9月24日公开拍卖涉案地块。公告主要内容如下：“1.宗地位置于锦江区一环路以东、东大街以南；2.净用地面积为30409.95平方米（合45.6149亩）；3.土地用途与使用年限为商服用地，城镇混合住宅用地，商业用地40年，住宅用地70年；4.拍卖起叫价为楼面地价6950元/平方米；5.竞买保证金4.8亿元；6.拍卖出让时间为2015年9月24日10时；7.计入容积率总建筑面积为可修建计容面积不大于273689.55平方米（其中，可兼容的住宅面积不大于59116.94平方米，且住宅建筑须布置于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兼容二类住宅用地内）；8.建筑密度为总建筑密度不大于40%，其中高层主体建筑密度不大于20%；9.建筑高度为用地内建筑物（含所有建、构筑物及设施）最高点高程不大于航空限高绝对海拔高程680米（建筑物最高点相对地面高度约183米）；10.规划用地使用性质为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商业服务业设施兼容二类住宅用地”。2015年9月7日，瑞麟公司与成都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网上报名协议》。
2015年9月10日，恒大成都公司向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送交《关于不实际履行股权转让协议的函》，内容为：“贵我双方于2015年5月27日签订《瑞麟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贵方应尽全力确保项目公司于2015年6月30日前取得项目地块，但项目地块至今依然未取得，迄今已逾期两月有余。根据项目推进情况，结合集团年度战略投资计划，本项目已错过最佳投资时机，进而严重影响集团在四川今年新项目上马和资金使用情况，当下已不利于进行项目投资。故，我司决定不再实际履行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请贵司自行确定是否参与项目地块竞买或者寻找新的合作伙伴”。2015年9月11日，四川方同律师事务所受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委托向恒大成都公司发出《律师函》，提出“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目前并无任何法律及政策障碍，双方均应按诚信原则继续推动合同义务的履行，而不是肆意毁约”，并要求对方在接函后三日内给予合同继续履行的回复，如不回复执意违约，将承担4亿元经济损失。
2015年9月15日，恒大成都公司向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送交《关于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函》，载明：“由于贵方未于2015年6月30日前取得项目地块，迄今逾期已达2.5月，严重影响我司投资计划，已不能实现我司合同目的。为避免扩大损失，现我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相关规定，正式解除与贵方签订的《成都瑞麟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2015年9月18日，雄飞公司向瑞麟公司银行账户支付4.8亿元，瑞麟公司向雄飞公司出具《借条》一张，载明：“今借到四川雄飞集团有限公司人民币480000000元（大写：肆亿捌仟万元整），用于我公司解缴成都市锦江区一环路以东，东大街以南（综地编号：JJ06（21/252）:2015-059）土地竞买保证金，相关利息费用按贵公司的融资成本由我公司自行承担。借款单位：成都瑞麟置业有限公司。2015年9月18日”。
2015年9月24日，成都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发布的《拍卖会成交结果一览表》，显示涉案地块“流拍”。
原审另查明，2012年5月25日，雄飞公司和成都市锦江区危旧房改造中心（以下简称锦江危改中心）签订《成都市锦江区东大街D10号地块土地整理项目合作合同》，主要约定：1.项目范围是东临东大街已拆空地，南临宏济巷，西临宏济中路，北临锦东路（最终范围以政府相关部门批准的项目红线图为准），项目面积约32.12亩（最终面积以成都市勘察测绘研究院实际放线为准）；2.锦江危改中心负责项目的搬迁摸底调查、搬迁安置补偿、建筑垃圾清运、场地平整及设立围墙等工作的组织实施，雄飞公司以投资方式参与项目，根据本合同约定投入项目全部资金，享受投资回报和资金成本，承担投资风险；3.按照成府发[2011]26号文件规定，锦江危改中心按照年回报率12%给予雄飞公司投资回报，从投资款划入专用账户之日起至项目第一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结束之日止，根据项目实际占用雄飞公司资金的时间和金额，按照上述回报率照实结算，锦江危改中心参照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向雄飞公司计算给付资金成本，从投资款划入专用账户之日起至项目第一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结束之日止，根据项目实际占用雄飞公司资金的时间和金额，按照上述利率照实结算等。2012年11月，雄飞公司与锦江危改中心签订《成都市锦江区东大街D10号地块土地整理项目合作合同补充协议（一）》，主要约定：从2012年8月8日起，锦江危改中心按照原合同约定对项目地块进行改造意愿征询和房屋基本情况调查登记，除A地块（新天美地小区）外，其余地块住户的改造同意率达95%以上，双方同意将A地块和其余（B、C、D、E）片块划片区分步实施改造，待原地块安置房方案取得相关部门的批准后，由锦江危改中心按照划片区方式分步启动D10号地块片区旧城改造的模拟签约工作等。2013年6月18日，雄飞公司委托成都金汇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代其向锦江危改中心支付项目投资款8亿元。2015年11月17日，锦江危改中心退还雄飞公司投资本金5000万元。2015年11月24日，锦江危改中心退还雄飞公司投资本金4200万元。
2015年12月3日，成都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发布《拍卖会成交结果一览表（2015年12月03日）》，显示涉案地块“流拍”。2016年2月3日，成都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发布的《拍卖会成交结果一览表》，显示涉案地块“终止”拍卖。2016年6月29日，成都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发布的《拍卖会成交结果一览表》，显示涉案地块以231115.62万元总价由成都新希望置业有限公司拍得，成交价为9500元/平方米。该次拍卖用地规划设计条件与2015年9月2日成公资土拍告（2015）35号土地拍卖公告相比，在计入容积率总建筑面积、建筑密度等方面进行了调整。
2016年7月7日，锦江危改中心向雄飞公司发出《关于东大街D10号地块土地整理项目的投资本金、投资回报及资金成本告知函》，锦江危改中心计算的项目地块投资本金、投资回报和资金成本截至2015年9月24日为1040250827.39元（已扣除2015年11月支付的投资本金9200万元），并于2016年8月26日支付了990250827.39元。雄飞公司于2016年8月30日向锦江危改中心发出《公函》，主张锦江危改中心少计算投资本金、投资回报和资金成本104131994.82元，并于2016年9月1日向原审法院另行提起诉讼。
原审法院审理后认为，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与恒大成都公司于2015年5月2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对各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鉴于恒大成都公司已表示不再履行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且涉案地块已另行拍卖成交，已无法再继续履行，双方在庭审中一致认可《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实际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八条关于“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之规定，双方仍可以根据合同中的违约责任条款主张自己的权利。本案中，围绕本、反诉双方的诉讼请求，主要有如下两个争议焦点：一、恒大成都公司是否享有单方解除权，其于2015年9月15日发函解除《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构成根本性违约；二、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及恒大成都公司各自主张的违约金是否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对瑞麟公司取得地块的期限有两处约定，第一处是“鉴于”部分第4项：“甲方应全力推进，原则上确保项目公司于2015年6月30日前取得项目地块”的约定；第二处是协议第三条第2项：“甲方尽全力确保项目地块于2015年6月30日挂牌出让……尽全力确保于2015年6月30日前项目公司可按本协议约定取得项目地块（以签订成交确认书之日为准）”。双方对该条款能否得出“2015年6月30日”是一个固定期限的结论发生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关于“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之规定。第一，从文意上看，第一处表述为“原则上确保”，第二处表述为“尽全力确保”，且该条后面又使用扩号注明“以签订成交确认书之日为准”。因此，从合同使用的词句上，并不能得出2015年6月30日是项目公司取得土地的唯一、确定的期限。第二，从《股权转让协议》前后条款看，第七条“违约责任”部分第1项对股权转让方迟延履行义务约定了应支付相应违约金的违约责任，也表明双方在订立《股权转让协议》时对迟延履行有合理预见，可以印证“2015年6月30日”是项目公司取得地块的原则性期限。第三，2015年6月30日至2015年9月2日涉案地块出让公告发出前，恒大成都公司并未向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催告，也未提出迟延履行的异议，也表明恒大成都公司并未将“2015年6月30日”作为取得项目地块的固定期限。第四，国有建设用地的出让是由政府主导并依职权确定和安排完成，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作为瑞麟公司的股东并不能决定土地出让的期限，而恒大成都公司作为专业的房地产公司，对土地出让的具体程序应当明知，将“2015年6月30日”解释为瑞麟公司取得项目地块的固定期限，不符合土地出让的法定程序，以及双方作为特定市场主体应当具有的普适性认识。
关于涉案地块未能在2015年6月30日挂牌出让，是否存在恒大成都公司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应是指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所期望的利益，由于一方当事人的迟延履行或其他违约行为而落空。对于这一点，《股权转让协议》第七条第3款将“协议目的不能实现”界定为三种情况：一是若无任何法律及政策障碍，任何一方中途擅自解除本协议；二是项目公司获得项目地块后拒不转让或者恒大成都公司拒不受让股权；三是任何一方在协议中表述不实造成《股权转让协议》无法履行或者难以履行。恒大成都公司辩称项目地块取得时间严重滞后，影响其开盘计划。恒大成都公司所称的开盘时间，是其单方面制定的，并不是《股权转让协议》双方约定的内容和订立合同的目的，以不符合自己单方确定的开盘时间就认定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加重了对方的义务，也不符合合同权利义务的相对性原则。因此，恒大成都公司主张涉案地块的拍卖时间超过了协议约定的期限，致使其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从而享有法定解除权的抗辩主张，不予支持。
恒大成都公司辩称，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中由雄飞公司投资整理32.12亩地块包括东大街D10地块中的A地块（新天美地小区），但实际拍卖的土地不包括新天美地小区，对方构成表述不实，恒大成都公司有权解除合同。原审法院认为，第一，雄飞公司与锦江危改中心签订的《成都锦江区东大街D10号地块土地整理项目合作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系恒大成都公司举示证据之一，而《补充协议》确定将D10号地块中的A地块（新天美地小区）和其余地块划分开来分步实施改造，说明恒大成都公司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已知道双方协商的项目地块不包含A地块（新天美地小区）。第二，《股权转让协议》除了“鉴于”部分中明确涉案地块已经全部整理完毕、净地已打围，在第二条第3项现状及拆迁情况更明确表述为“项目地块现为净地，无任何相关建筑物、构筑物需要拆除”，而A地块（新天美地小区）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未被打围进项目地块，恒大成都公司在签订协议时应为明知。第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转让的土地包括三部分，一部分是雄飞公司参与整理的土地，一部分是雄飞公司自有土地，一部分是已由成都市土地储备中心收储的土地，合计约54.11亩土地，净地面积为29934.9平方米（约合44.9亩），与拍卖公告载明的净用地面积为30409.95平方米（合45.6149亩）也基本相符。第四，从2015年9月10日和2015年9月15日发出的恒大成都公司两份函件内容来看，都在土地拍卖公告发出之后，恒大成都公司既未提出涉案地块与约定不一致的问题，也没有以此为由解除《股权转让协议》，表明双方对涉案土地范围的理解并不存在差异。虽然在《股权转让协议》中将雄飞公司投资整理的土地面积表述为32.12亩并不准确，但并未造成《股权转让协议》无法履行或者难以履行，故对恒大成都公司主张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第七条第3项“任何一方在协议中表述不实造成本协议无法履行或者难以履行”，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构成单方违约的抗辩理由，不予采信。因此，恒大成都公司并不享有法定或约定的单方解除权，其在2015年9月15日发函单方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构成根本违约，应按约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主张，《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2亿元违约金低于恒大成都公司违约给其造成的损失，故请求调高违约金为2.8亿元，其损失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若项目地块在2015年9月24日拍卖成交，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可及时收回投资本金、投资回报和资金成本，可以少向四川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信托）支付的融资利息1.405亿元；二是如《股权转让协议》得以履行的可得利益损失1.505亿元；三是雄飞公司的关联企业神洲泓宇公司名下4.61亩土地由成都市土地储备中心低价收储的直接损失16578.4万元。
首先，关于融资利息损失1.405亿元的问题。该部分融资发生在土地整理过程中，与国有土地拍卖在时间上具有前后性，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不能证明进行土地整理与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具有必然联系。雄飞公司作为土地整理投资方，按照其与锦江危改中心签订的《合作合同》，享受投资回报和资金成本，承担投资风险。雄飞公司在土地整理中的融资成本应属于投资风险，与本案股权转让是不同的法律关系，故该部分资金利息不应作为本案的损失进行考量。其次，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主张《股权转让协议》履行后的可得利益损失1.505亿元，是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对价公式计算得出，即7500元/㎡×273689.55㎡-6950元/㎡×273689.55㎡=150529252.50元，该对价即双方正常履行合同下，其可以获得的收益。但从2015年9月2日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显示，项目土地的面积和出让价格都在《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范围内，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和2015年9月2日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计算股权对价有相应的事实依据。再次，关于神洲泓宇公司名下4.61亩土地由成都市土地储备中心低价收储的直接损失16578.4万元问题。因该土地属于案外人神洲泓宇公司所有，该4.61亩由两部分独立的土地构成，一块为3.533835亩，一块为1.07802亩，不具有独立开发的价值。同时，4.61亩地块整合进入项目地块后，使用价值得到提升，价格便存在差异，单纯进行前后价格比较并不具有完全的说服力，故该部分金额与恒大成都公司违约缺乏关联性。因此，双方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对单方违约的情形约定违约金为2亿元，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请求调高，恒大成都公司提出反诉并抗辩未违约，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对违约金进行调整。通过分析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提出的各项损失可以看出，因恒大成都公司根本违约给其造成的损失主要为可得利益部分，即《股权转让协议》得到履行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可以获得的对价，鉴于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在计算和认定可得利益损失时，应扣除必要的交易成本，本案中交易成本即瑞麟公司的注册资本金1000万元，故其可得利益损失应认定为140529252.5元。一方面，该损失在双方订立合同时可预见的范围内。另一方面，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也确有迟延履行的行为。虽然恒大成都公司明确表示不依据《股权转让协议》中的迟延履行条款向对方主张违约责任，但综合全案情况，根据公平原则，原审法院对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主张的违约金在140529252.5元范围内予以支持。
关于恒大成都公司反诉主张因对方违约，未能在2015年6月30日前取得项目地块导致该笔巨额资金空置，给恒大成都公司造成2000万元的利息损失。其举出的证据为案外人恒大地产集团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2015年6月的对账单，证明恒大成都公司为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准备了20亿元的资金。因该对账单系恒大地产集团公司的资金流水，不能证明该部分资金为履行本案《股权转让协议》而准备。恒大成都公司的反诉请求，因缺乏相应的证据，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恒大成都公司在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支付违约金140529252.5元；二、驳回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恒大成都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第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14418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1446800元，由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负担697353.7元，恒大成都公司负担749446.3元；反诉案件受理费70900元，减半收取35450元，由恒大成都公司负担。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中，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新证据：第一组证据，包括三公司的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各一份，拟证明三公司的主体资格；第二组证据，包括《成都市锦江区危旧房改造中心关于对<请函>的复函》、雄飞公司与锦江区投资促进局签订的《东大街D10地块投资服务协议》各一份，拟证明A地块即新天美地小区不包括在案涉项目地块中，其不存在合同约定地块与实际不符的问题；第三组证据，包括雄飞公司的关联企业四川紫泉投资有限公司于2016年9月8日向四川信托支付融资利息9749172.61元的《付款审批表》《转账支票存根》《进账单》及转账《回单凭证》各一份，拟证明雄飞公司的关联公司在2016年2月19日后，又为本案项目地块整理支付融资利息24615912.89元；第四组证据，雄飞公司项目负责人刘林与詹德邦的邮件传送公证资料等，拟证明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前，雄飞公司已将项目地块的相关情况告知对方。
恒大成都公司二审中提交如下新证据：1.成公资土拍告（2015）51号出让公告；2.成公资土拍告（2016）2号出让公告；3.2015年9月9日《恒大公司预决算部关于楼面地价上涨的报告》，上述证据拟证明对方实际整理的地块与协议约定不符，且对方根本不可能取得项目地块构成严重违约。
恒大成都公司对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提供的新证据进行质证后认为,其对第一组证据无异议，对第二、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与客观事实不符，且土地整理的成本应由对方承担，与恒大成都公司无关；对方不能既主张可得利益，又要求恒大成都公司为其承担所有的经营成本；况且对方就该部分融资成本已经通过与锦江危改中心的诉讼获得足额补偿，在本案中再主张即为重复主张，不应得到支持。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詹德邦只是公司员工，不一定负责此项目，并不能证明雄飞公司直接告诉其项目地块的实际情况。本院认为，在恒大公司无证据证明对方提供的证据系伪造的情况下，对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提供的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应予确认，但对该部分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力，应当结合本案事实进行综合评定。
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对恒大成都公司二审提交的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其主张；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该证据为恒大成都公司单方制作，不具有客观真实性。本院认为，对恒大成都公司二审提供的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应予认可，但就其关联性及证明力同样应根据本案事实综合认定。
二审另查明，雄飞公司就其与锦江危改中心签订的《土地整理合同》所发生的纠纷已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锦江危改中心在其确认的投资本金、投资回报和资金成本1040250827.39元的基础上向雄飞公司增加支付投资回报和资金成本4614594.82元，以及从2016年8月27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计算利息；2.锦江危改中心在其确认的投资本金、投资回报和资金成本1040250827.39元的基础上向雄飞公司增加支付2015年9月25日起至2016年7月14日止的投资回报和资金成本99517400元，以及从2016年8月27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计算利息；3.锦江危改中心向四川省宏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支付其确认的投资本金、投资回报和资金成本1040250827.39元中的5000万元。原审法院审理后，作出（2016）川01民初174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1.锦江危改中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雄飞公司支付2015年9月25日至2016年7月6日的投资回报和资金成本99542036.51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法：以99542036.51元为基数，从2016年8月27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本金支付之日止。若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时间支付本金的，上述利息应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二、驳回雄飞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雄飞公司和锦江危改中心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审理后于2017年6月5日作出（2017）川民终21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1.撤销原判第二项；变更原判第一项为锦江危改中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雄飞公司支付截止2016年7月6日的投资回报和资金成本95632694.04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法：以95632694.04元为基数，从2016年8月27日起至本金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3.驳回雄飞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还查明，雄飞公司借予瑞麟公司4.8亿元准备参加案涉项目地块竞买的保证金，因恒大成都公司解除合同，该款在瑞麟公司账上停留20多天即返还给了雄飞公司。
本院认为，关于恒大成都公司是否享有单方解除权的问题，应取决于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是否存在违约行为，且违约程度是否已达到双方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的合同解除条件。双方的往来函件表明，恒大成都分公司在诉讼前仅以对方未按时取得项目地块为由，提前解除了案涉《股权转让协议》。诉讼中，恒大成都公司增加了对方存在未如实告知其项目地块的情况，作为致使其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理由。
就恒大成都公司主张对方延迟履行合同义务，未能在2015年6月30日前取得项目地块构成违约的问题。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在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中虽然约定了瑞麟公司争取在2015年6月30日前取得项目地块，但由于土地成交的时间往往非当事人所能控制，主要取决于政府部门的规划和土地拍卖的整体安排等因素。因此，双方当事人还在协议中明确约定取得土地的时间以瑞麟公司与相关部门签订的土地成交确认书确定的时间为准。该事实表明，双方当事人对此是有预见的，并达成合意以瑞麟公司签订的土地成交确认书确定的时间为准。原审法院关于双方合同中约定的“2015年6月30日”只是取得项目地块的原则性时间，最终应以土地成交确认书的时间为准的认识准确。在相关部门未组织土地交易的情况下，瑞麟公司无法取得土地，瑞麟公司与相关部门也无法签订土地成交确认书。因此，瑞麟公司在2015年6月30日前未取得项目地块并不构成违约，恒大成都公司以此为由解除合同缺乏事实根据，其主张与双方合同约定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诉讼中，恒大成都公司主张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未在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时如实告知项目地块的真实情况，致使其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问题。本院认为，在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了项目地块的面积、界限、限高、地面价格等的确与政府最终拍卖地块有出入，但在协议中双方明确地块的交付应按规划条件通知书执行。双方对此作出这样的约定，也是基于土地的规划并非当事人自己能掌控，只能以政府规划部门的规划为准。因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对项目地块的相关约定也是原则性的约定，最终仍应以规划部门确定的相关内容为准。现政府规划部门就该地块的规划虽与合同约定的内容有部分出入，并不违背《股权转让协议》关于双方交付应按规划条件通知书执行的约定，恒大成都公司不能以现实的地块与合同约定不一致而拒绝接受。至于，恒大成都公司认为对方故意隐瞒项目地块的实际情况，致使其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问题。由于双方当事人在《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约定恒大成都公司应在5个工作日内进行尽职调查，如不存在对方在协议中声明的事项不实的，双方按协议约定操作，否则恒大成都公司有权解除协议。事实上，恒大成都公司在约定的期限内未提出异议，应视为其对现实的项目地块的接受和认可，之后无权以此为由要求解除合同。加之，双方当事人并未就恒大成都公司购买项目地块用于实现何种开发目的，以及项目地块不能达到何种标准如何处理作出明确约定，现恒大成都公司以其单方陈述或标准称其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主张解除合同缺乏合同依据。况且，按常理和协议约定的内容恒大成都公司对项目地块的情况也有调查核实的责任和义务，无论从现场的打围情况和公告内容均能发现相关问题，且在本案诉讼前恒大成都公司并未提及合同约定项目地块的相关内容与现实不符的问题。诉讼中提出此问题，是为其解除合同的行为寻找新的理由。原审法院认定恒大成都公司对项目地块的实际情况清楚作了大量的阐述，二审对该问题的认识同一审法院，在此不再赘述。恒大成都公司在诉讼中提出的关于项目地块与实际情况不符，既不属于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故意隐瞒事实，也不影响本《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至于，恒大成都公司提出土地出让的方式从原协议约定的挂牌出让，变更为招标拍卖，增加其投资风险及成本的问题，因该变化属土地管理政策的变化，不能归责于对方违约。况且，该出让方式的变化并不必然增加其投资风险或成本，或影响其合同目的实现。再加之，恒大成都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主张，仅为其单方陈述，故其以此为由主张对方违约缺乏事实和法律根据。因此，恒大成都公司主张对方严重违约证据不足，恒大成都公司单方解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认定恒大成都公司单方解除合同的行为构成根本违约，符合本案事实，并无不当。恒大成都公司关于其享有单方解除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恒大成都公司的反诉请求无事实依据，依法应予驳回。
既然恒大成都公司单方解除合同属违约行为，即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赔偿对方的损失。虽然双方在协议中约定，任何一方中途解除合同或瑞麟公司获得项目地块后拒不转让或者拒不受让股权的，违约方需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2亿元。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同时规定对双方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低于或过分高于因对方违约造成的实际损失的，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适当调整。本案中，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在履行案涉《股权转让协议》过程中除雄飞公司借款4.8亿元给瑞麟公司准备报名参加竞拍外，并未有其他损失发生，而此款仅在瑞麟公司账上留存20多天即返还给雄飞公司。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虽称因恒大成都公司明确表示解除合同，为避免损失的扩大，瑞麟公司未向成都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交纳土地拍卖保证金，未参与该土地的竞买。而本案事实表明，案涉项目地块前三次均因土地规划原因无人参加竞买而流拍，这说明项目地块能否取得取决于诸多不确定的因素，最后一次因相关部门对该地块进行调规后方有竞买人参与土地拍卖，但瑞麟公司最终并未取得该地块。在瑞麟公司未取得项目地块的情况下，其可得利益便无从谈起，其要求赔偿该部分损失缺乏事实依据。因此，本案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二条关于“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规定的，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所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的规定来确定恒大成都公司应向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支付违约金。本案中，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为履行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的直接经济损失主要有向瑞麟公司借款4.8亿元和成立瑞麟公司时投入1000万元注册资本金所产生的资金占用费。至于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提出的为土地整理向四川信托借款的资金利息，因与本案是不同的法律关系，且在雄飞公司与锦江危改中心的诉讼中已经得到足额补偿，在本案中为重复主张，不应得到支持。另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主张为履行案涉《股权转让协议》在土地整理中将属于神洲泓宇公司的土地低价转让给政府，造成其损失的问题。因案涉项目地块的《土地整理项目合作合同》及《补充协议》早在2012年雄飞公司即与锦江危改中心签订，土地整理及开发由政府主导，统一安排，神洲泓宇公司的该4.61亩土地纳入统一规划是提升其价值，雄飞公司以政府整理完成后，具有开发价值的土地价格来衡量整理前的零星地块的价格，显然不够客观，其主张为履行与恒大成都公司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作出的利益牺牲，无论从时间、主体、理由各方面均缺乏依据，不应得到支持。另就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主张的可得利益损失，其简单以双方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土地转让单价，减去第一次无人参与的土地拍卖活动中由土地拍卖机构确定的起拍价来计算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的可得利益损失同样有失客观公正，不具有说服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并考虑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的实际损失和案涉项目地块在调规前、后拍卖过程中出现的具体情况，以及违约金兼有补偿与惩罚的双重属性和公平原则等因素，本院认为由恒大成都公司向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支付违约金3000万元即可弥补其损失，同时也能体现对恒大成都公司单方解除合同违约行为的惩罚。
综上，雄飞公司、飞阳公司、星际里公司关于增加违约金的上诉理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其上诉请求，依法应予驳回。恒大成都公司主张对方严重违约，其享有单方解除合同权利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反诉请求应予驳回。但恒大成都公司要求调减违约金的上诉主张','2018-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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