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苏10行终8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梁，1972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扬州市广陵区。
委托代理人周霞，1976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扬州市，系上诉人妻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扬州市公安局广陵分局，住所地在扬州市淮海路209号。
法定代表人游杰，局长。
委托代理人汤涛，该局法制大队副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赵凌云，该局法制大队民警。
上诉人周梁因与被上诉人扬州市公安局广陵分局（以下简称广陵公安分局）治安管理行政处罚一案，不服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2017）苏1003行初000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因上诉人周梁在二审询问审理后提供了新证据，本院于2017年11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周梁的委托代理人周霞，被上诉人广陵公安分局的委托代理人汤涛、赵凌云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广陵公安分局副局长王宇代表广陵公安分局行政首长出庭应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广陵公安分局于2016年7月28日对周梁作出广公（湾）行罚决字[2016]203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2015年3、4月至2016年1月期间，周梁因其岳父周怀和位于扬州市××××联合村的房子被拆除一事，多次到北京天安门地区非法上访，分别于2015年8月19日、2015年11月17日、2016年1月20日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予以训诫三次，其行为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给予周梁行政拘留七日的处罚。
原审查明，周梁因其岳父位于扬州市××××联合村的房屋被拆一事多次到北京天安门地区非法上访，分别于2015年8月19日、11月17日、2016年1月20日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训诫处理。为此，广陵公安分局于2016年1月21日受案登记后调查走访相关证人，调取相关证据，听取周梁本人陈述申辩，于2016年7月28日作出本案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期间周梁于2016年2月从原南京公司辞职，此后周梁本人陈述基本在唐山地区常住并不在扬州。
周梁不服上述处罚决定，诉至法院要求撤销广陵公安分局于2016年7月28日对周梁作出的广公（湾）行罚决字[2016]203号行政处罚决定。
原审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之规定，广陵公安分局具有作出本案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法定职责。周梁对三份训诫书真实性持有异议但并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证实，对此主张不予支持。广陵公安分局提供的询问笔录、训诫书等证据互相印证，能够证实周梁因上访被北京市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训诫三次等相关事实。广陵公安分局在调取相关书证、调查走访相关证人、并听取周梁本人的陈述申辩情况下认定其行为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作出本案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定性准确、适用法律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六个月内没有被公安机关发现的，不再处罚”，本案中广陵公安分局已在2016年1月21日受案登记，不符合该条所述未被公安机关发现的情形，周梁以该条抗辩认为从立案到处罚超过6个月不应受处罚，显属理解错误，该条对本案并不适用。虽然《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办理其他行政案件，有法定办案期限的，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办理”，但该条第三款同时规定“对因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逃跑等客观原因造成案件在法定期限内无法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的，公安机关应当继续进行调查取证，并向被害人说明情况，及时依法作出处理决定”。本案中，周梁本人陈述结合广陵公安分局提供的证据能够证实，受案后至作出处罚前周梁本人并不常住扬州，故广陵公安分局于2016年1月20日受案至同年7月28日作出处罚决定符合《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程序合法。周梁要求撤销本案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驳回。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了周梁要求撤销广陵公安分局于2016年7月28日作出的广公（湾）行罚决字[2016]203号行政处罚决定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周梁负担。
上诉人周梁上诉称，周梁在北京公安没有受到过任何训诫，也没有在任何训诫书上签字，也没有任何人要求在训诫书上签字，所以广陵公安分局认定的周梁拒绝签字是捏造事实；周梁并没有长期不在扬州，周梁没有非法上访，被上诉人的行为是政府恶意报复行为。即便存在训诫书，训诫书上也只是载明“天安门地区不是信访接待场所”，并不是天安门公安对周梁的行政处罚，广陵公安分局对周梁的处罚没有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撤销原审判决，根据上诉人提交的新证据撤销对周梁的行政处罚决定。
被上诉人广陵公安分局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三份训诫书是北京公安提供给我方的，是对周梁的训诫，是客观事实；周梁拒绝签字也是事实，按照法律规定，当事人拒绝签字办案民警在训诫书中签字盖章，训诫书真实有效；我方调取了周梁曾经所在的南京某单位提供的周梁于2016年2月的辞职报告以及信访人员到周梁的户籍所在地及实际居住地找他都无果的情况说明，证明周梁长期不在扬州，一审开庭时周梁自己也陈述“本人基本在唐山地区”；关于周梁有没有非法上访问题，我们找了住北京信访接待人员以及广陵区湾头镇处理信访的工作人员到北京调查材料，证明周梁多次到北京信访和非法信访。原审判决并无不当，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询问审理后，上诉人提供了2017年7月13日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的天公（2017）第507号—回登记回执以及2017年8月1日的天公（2017）第293号—不存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以证明广陵公安分局实施行政处罚所依据的三份训诫书不存在，即周梁没有受过训诫。被上诉人收到上诉人二审提供的新证据后到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进行了核实，提供了2017年9月21日的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出具的工作说明，以证明周梁于2015年8月19日至2015年11月17日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训诫4次。
对上诉人周梁提供的新证据，被上诉人广陵公安分局的质证意见是：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周梁在北京没有被训诫的事实。
对被上诉人广陵公安分局提供的证据，上诉人周梁的质证意见是：无法判断真伪。上诉人提交的登记回执所申请的内容是“本人在天安门地区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查获、立案移交扬州市公安局广陵分局的信息的申请”，天安门公安告知该信息不存在，说明周梁不存在扰乱公共秩序，也不存在被查获，广陵公安分局说直接查获移交给他们是假的。
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提供的新证据真实，但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登记回执中申请的内容是：“申请公开天安门公安分局制作的2015年8月19日、11月17日、2016年1月20日。本人在天安门地区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查获、立案移交扬州市公安局广陵分局的信息”该申请内容并未直接申请公开周梁被训诫的相关信息，不能证明周梁在北京没有被训诫的事实，对上诉人周梁提供的新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不予确认。相反，结合被上诉人广陵公安分局提供的新证据，能够印证周梁在北京被训诫的事实，对被上诉人广陵公安分局提供的新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当事人在一审期间向原审法院提交的全部证据均已载入原审判决，上述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二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周梁的诉讼请求为撤销广陵公安分局于2016年7月28日作出的广公（湾）行罚决字[2016]20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其理由是周梁在北京没有受到过任何训诫，广陵公安分局捏造事实进行处罚无事实依据。即使存在训诫书，训诫书上也只是载明“天安门地区不是信访接待场所”，并不是天安门公安对周梁的行政处罚，广陵公安分局对周梁的处罚没有法律依据。针对上述理由，广陵公安分局提供的对周梁及其他人员的询问笔录、训诫书，二审提供的工作说明等系列证据能够证明周梁在北京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训诫的事实，而周梁二审提供的新证据不能证明周梁未被训诫的事实，故广陵公安分局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另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规定，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本案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未立案，直接由广陵公安分局查处并无不当。广陵公安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作出本案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定性准确、适用法律正确。综上，上诉人周梁的上诉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诉讼费50元，由上诉人周梁负担。
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 涛
审 判 员 王岚林
代理审判员 徐沐阳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李 丽
附：本判决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