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7）粤14民终116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一）：连群峰，男，汉族，1964年7月18日出生，住所地：梅州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二）：大埔县连丰砂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梅州市。
法定代表人：罗友谊，该公司经理。
以上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范伟基，广东客中梅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饶大喜，男，汉族，1963年10月23日出生，住所地：梅州市。
原审第三人：李会龙，男，汉族，1961年1月5日出生，住所地：梅州市。
以上二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展源，广东从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国超，男，汉族，1955年4月24日出生，住所地：梅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宜格，男，汉族，1957年8月7日出生，住所地：梅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富源，男，汉族，1981年10月4日出生，住所地：深圳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燎平，男，汉族，1976年10月9日出生，住所地：梅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三华，男，汉族，1972年8月7日出生，住所地：梅州市。
以上五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志丹，广东华商（龙岗）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五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芳润，广东华商（龙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连群峰、大埔县连丰砂业有限公司、饶大喜因与被上诉人张国超、刘宜格、刘富源、刘燎平、罗三华，原审第三人李会龙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埔县人民法院（2017）粤1422民初6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连群峰、大埔县连丰砂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罗友谊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范伟基，上诉人饶大喜、原审第三人李会龙及两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展源，被上诉人张国超、刘宜格、刘富源、刘燎平、罗三华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志丹均到庭参加诉讼。
上诉人连群峰上诉请求：一、撤销广东省大埔县人民法院（2017）粤1422民初696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判决；维持该判决书第二项判决。二、依法改判确认被上诉人和上诉人及第三人李会龙于2015年8月10日签订的《承诺书》合法有效；被上诉人无权继续按《沙场扩股协议书》的约定取得投资收益；上诉人没有义务继续履行《沙场扩股协议书》；并驳回五被上诉人一审所提出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查明和认定前后自相矛盾，认定事实不清、颠倒是非。首先一审在判决书的第10页第四行已查明认定第三人饶大喜提交了如下证据（与被告一相同）即：“另，2017年7月26日，被告一连群峰、连浩声父子与第三人饶大喜签订有《还款协议》一份，表示由饶大喜偿还连丰公司转让款给连群峰父子。2017年7月26日，被告二现法定代表人罗友谊签署《声明书》一份，表示其只是代为持股，而饶大喜才是被告二大埔县连丰砂业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从而证实第三人饶大喜已经接受了承诺书的内容，并且行使了大埔县连丰砂业有限公司的实际经营控制权和延续开采一年采砂经营权的事实。但是一审却在没有对上述证据予以否定排除的情况下，竟然在判决书第13页第10行中间认定“但无证据显示第三人饶大喜接受了赠与，且该涉案延期一年的开采权益并未确定，也没有证据证明已转移给第三人饶大喜……”等。从而证明缘身前后自相矛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颠倒是非。二、《承诺书》不但是赠与书，而且是各股东终止延续经营收益和风险的新协议，一审支持被上诉人撤销《承诺书》赠与的请求，不符合事实和法律，存在适用法律不当。首先，根据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和第三人李会龙于2015年8月10日所签订《承诺书》关于“安乐采区按招标文件可再行政许可一年的权益，本人无偿赠送给饶大喜。此后风险和效益与本人无关”的内容来看，并不单单是承诺人对“安乐采区按招标文件可再行政许可一年的权益赠送给饶大喜”的赠与问题，还包括各股东对安乐采区延续开采的权益作出了“此后风险和效益与本人无关”终止经营的声明约定问题，后者的承诺声明应视为各股东包括五原告已对《沙场扩股协议书》中对安乐采区延续开采的经营收益和风险予以终止和转移而达成的新协议，属于各股东应当履行而不可撤销的协约内容。而且各股东已于2015年8月10日签订《承诺书》的当天已对各自的投资收益包括保证金进行了结算清楚，各股东的结余款项已于2015年8月13日由饶大喜通过上诉人向各股东银行转账支付清楚之前所交的履约保证金（见上诉人的证据3），此后饶大喜通过连丰公司出面对安乐砂场延续开采问题与政府部门进行为期二年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等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资力，而此期间被上诉人从未过问和出资，从而证实签署承诺书的各方对安乐砂场延续开采的经营收益和风险予以终止的“新协议”已经实际履行，不存在可以撤销的问题。因而自承诺人签署《承诺书》和投资收益结算清楚之日起《沙场扩股协议书》已经终止，对上诉人及承诺人已没有约束力，现被上诉人无权要求本上诉人和连丰公司继续履行该《沙场扩股协议书》。其次，因各股东已经知悉在2015年8月2日安乐砂场采砂期限到期前一个月，连丰公司已向大埔水务局提交了待续开采一年的申请报告，但水务局已明确表示不予批准延续，各股东才会于2015年8月10日出具承诺书赠送给股东饶大喜去申请经营。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的规定，被上诉人口头请求撤销赠与不符合上述规定，因为受赠与人饶大喜早已接受了赠与的权利与风险，不存在可以撤销赠与的问题。而且从涉案《承诺书》内容看，承诺人赠与给股东饶大喜的并不是普通财物，而是一种不确定的有巨大风险的申请权，赠与的是风险和义务，不符合赠与的法律特征，而且必须由饶大喜冒着巨大的风险投入与政府打官司才能实现该赠与的权利，而且事实上饶大喜通过连丰公司的名义经二次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才于2017年6月2日由县水务局根据法院判决核发延续一年的《河道采砂许可证》给连丰公司，而后饶大喜又于2017年5月27日向本上诉人和另一股东连浩声购买了大埔县连丰砂业有限公司全部股权（详见营业执照），并委托法人代表罗友谊代持股。在饶大喜接受了赠与并承担了巨大风险取得延续许可的投资经营权后，被上诉人竟然于2017年6月14日向大埔县水务局提出异议，认为县水务局核发延续一年的《河道采砂许可证》给上诉人的依据不足，说明被上诉人此时仍反对连丰公司依法取得的延续开采权，同时也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已实际履行承诺，放弃了《沙场扩股协议书》关于安乐采区延续许可一年的采砂权的投资权益，才会向水务局提出异议反对延续许可给连丰公司。因而被上诉人在庭审中口头提出撤销《承诺书》的请求，不符合《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情形，一审依据该条法律规定支持被上诉人撤销承诺书的请求属于适用法律不当。再次，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款“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的规定，即使被上诉人有权撤销《承诺书》，也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但是被上诉人在签署《承诺书》后长达二年多的时间一直没有申请撤销，直至2017年8月17日一审开庭对该《承诺书》进行质证时，被上诉人的代理律师才以口头形式向法庭申请撤销，远远超过了一年的撤销时效，且在饶大喜和上诉人提供大量的证据证明饶大喜已经承担了巨大风险接受赠与，不存在可以撤销的法定情形的情况下，一审却不顾事实和法律规定，仍认为被上诉人撤销赠与的理由正当并予以支持，是非常错误的。三、本人既不是连丰公司的股东和法人代表且已承诺退出了延续许可投资收益和风险，而一审却判令本人应继续履行《沙场扩股协议书》，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本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和第三人李会龙等一样已于2015年8月10日共同签署了《承诺书》给饶大喜，都是赠与人而不是《承诺书》的权利人，在各股东包括本人承诺对安乐砂场延续开采的经营收益和风险予以终止（与本人无关）后，于当天已对各自的投资收益包括保证金进行了结算清楚，各股东的结余款项及之前所交履约保证金已于2015年8月13日由饶大喜通过本人向各股东银行转账支付清楚（见上诉人的证据3），因而自承诺人签署《承诺书》和投资收益结算清楚之日起《沙场扩股协议书》已经终止，对本上诉人及上诉人大埔县连丰砂业有限公司已没有约束力；其次在大埔县水务局于2017年6月2日根据法院判决核发延续一年的《河道采砂许可证》给连丰公司后，本人已于2017年7月26日将连丰砂业有限公司的股权（包括连浩声股份）转让给了饶大喜，并由饶大喜委托法人代表罗友谊代持股。因此，在被上诉人一审起诉和审理期间，本上诉人既不是连丰公司的股东，也不是该公司的法人代表，同时又承诺退出了《沙场扩股协议书》关于安乐采区延续一年投资收益的权利和风险，该《沙场扩股协议书》对本人及被上诉人已经没有约束力，本上诉人已经没有权利履行涉案《沙场扩股协议书》的义务，而一审却在判决书中确认本人应继续履行《沙场扩股协议书》，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属错误判决。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在查明和认定事实方面前后自相矛盾，存在认定事实不清；在支持被上诉人撤销《承诺书》的赠与请求方面存在适用法律不当、事实依据不足。在判令上诉人一、二应继续履行《沙场扩股协议书》方面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予以改判。
上诉人大埔县连丰砂业有限公司上诉请求：一、撤销广东省大埔县人民法院(2017)粤1422民初696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判决；维持该判决书第二项判决。二、依法改判确认被上诉人和上诉人及第三人李会龙于2015年8月10日签订的《承诺书》合法有效；被上诉人无权继续按《沙场扩股协议书》的约定取得投资收益：上诉人没有义务继续履行《沙场扩股协议书》；并驳回五被上诉人一审所提出的诉讼请求。三、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在查明和认定事实方面前后自相矛盾、认定事实不清。一审在判决书的第10页第四行已查明认定第三人饶大喜提交了如下证据（与被告一相同）即：“另，2017年7月26日，被告连群峰、连浩声父子与第三人饶大喜签订有《还款协议》一份，表示由饶大喜偿还连丰公司转让款给连群峰父子。2017年5月27日，被告二现法定代表人罗友谊签署《声明书》一份，表示其只是代为持股，而饶大喜才是被告二的实际控制人2017年7月26日，第三人饶大喜签署《声明书》一份，表示其为被告二的实际控制人”。从而证实第三人饶大喜已经接受了《承诺书》的内容，并且行使了本公司的实际经营控制权和延续开采一年采砂经营权的事实。但是一审在没有对上述证据予以否定和排除的情况下，竟然在判决书第13页第10行中间认定“但无证据显示第三人饶大喜接受了赠与，且该涉案延期一年的开采权益并未确定，也没有证据证明己转移给第三人饶大喜……”等。从而证明一审已查明与认定事实上前后自相矛盾，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颠倒是非。二、《承诺书》不但是赠与书，而且是各股东终止和转移延续经营收益和风险的新协议，一审支持被上诉人撤销《承诺书》赠与的请求，不符合事实和法律，存在适用法律不当。首先，根据被上诉人与上诉人连群峰和第三人李会龙于2015年8月10日签订《承诺书》关于“安乐采区按招标文件可再行政许可一年的权益，本人无偿赠送给饶大喜。此后风险和效益与本人无关”的内容来看，并不单单是承诺人对“安乐采区按招标文件可再行政许可一年的权益赠送给饶大喜”的赠与问题，还包括各股东对安乐采区延续开采的权益作出了“此后风险和效益与本人无关”终止经营的声明约定问题，后者的承诺声明应视为各股东包括五原告已对《沙场扩股协议书》中对安乐采区延续开采的经营收益和风险予以终止而达成的新协议，属于各股东应当履行而不可撤销的权利义务转移的协约。而且各股东己于2015年8月10日签订《承诺书》的当天已对各自的投资收益包括保证金进行了结算清楚，各股东的结余款项及之前所交的履约保证金已于2015年8月13日由饶大喜通过上诉人向各股东银行转账支付清楚，此后饶大喜通过委托上诉人对安乐砂场延续开采问题与政府部门进行为期二年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等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资力，而此期间被上诉人从未过问和出资，从而证实签署承诺书的各方对安乐砂场延续开采的经营收益和风险予以终止的“新协议”已经实际履行，承诺人的权利义务已转移为饶大喜不存在可以撤销的问题。因而自承诺人签署《承诺书》和投资收益结算之日起《沙场扩股协议书》已经终止，对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已没有约束力，现被上诉人无权要求，上诉人连群峰和上诉人大埔县连丰砂业有限公司继续履行该《沙场扩股协议书》。其次，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的规定，被上诉人口头请求撤销赠与不符合上述规定，因为受赠与人饶大喜早已接受了赠与的权利与风险，不存在可以撤销赠与的问题。而且从涉案《承诺书》内容看，承诺人赠与给股东饶大喜的并不是普通财物，而是“可以再申请一年行政许可”的申请权益，是不确定的权利与风险的转移，不符合可以撤销的赠与财产的特征，而且必须由饶大喜冒着巨大的风险投入与政府打官司才能实现该赠与的权利，事实上饶大喜通过出资经二年时间的努力申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才于2017年6月2日取得延续一年的采砂许可，而后饶大喜又于2017年5月27日向连群峰、连浩声父子购买了本公司的全部股权（股权转让手续于2017年6月1日已完善和交接清楚，详见营业执照），并委托法人代表罗友谊代持股。在饶大喜接受了赠与并承担了巨大风险取得延续许可的投资经营权后，被上诉人竟然于2017年6月14日向大埔县水务局提出异议，认为县水务局核发延续一年的《河道采砂许可证》给上诉人的依据不足，说明被上诉人此时仍反对上诉人大埔县连丰砂业有限公司依法取得的延续开采权，同时也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已实际履行承诺，放弃了《沙场扩股协议书》关于安乐采区延续许可一年的采砂权的投资权益，才会向水务局提出异议反对延续许可给本公司。因而被上诉人在庭审中口头提出撤销《承诺书》的请求，不符合《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情形，一审依据该条法律规定支持被上诉人撤销承诺书的请求属于适用法律不当。再次，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二款“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的规定，即使被上诉人有权撤销《承诺书》，也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但是被上诉人在签署《承诺书》后长达二年多的时间一直没有申请撤销，直至2017年8月17日一审开庭对该《承诺书》进行质证时，被上诉人的代理律师才以口头形式向法庭中请撤销，远远超过了一年的撤销时效，且在饶大喜和上诉人提供大量的证据证明饶大喜已经承担了巨大风险接受赠与，不存在可以撤销的法定情形的情况下，一审却不顾事实和法律规定，仍认为被上诉人撤销赠与的理由正当并予以支持，是非常错误的。三、本公司从来没有追认和履行涉案《沙场扩股协议书》，而一审却判令本公司应继续履行《沙场扩股协议书》，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公司自始至终并没有与被上诉人签订有任何投资合作和涉案《沙场扩股协议书》等，安乐采区是由本公司依法单独参加招投标而取得的采砂权，且在上诉人连群峰将其持有本公司的股权转让给第三人饶大喜的前后，被上诉人均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本公司曾追认和履行过涉案的《沙场扩股协议书》，因而涉案《沙场扩股协议书》自始至终对本公司没有任何约束力，一审却在判决书中确认本公司应继续履行《沙场扩股协议书》，并由被上诉人取得本公司的采砂经营收益，完全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属错误判决。四、一审判决超出原告的诉讼请求范围和法律规定，程序和内容违法。被上诉人在一审的起诉状中只请求上诉人一和本公司履行《沙场扩股协议书》和享有本公司安乐采区延续一年采砂的投资收益，但一审却在判决书的第一判项中作出“确认原告（被上诉人）对被告二（本公司）2012年度安乐可采区的延期一年河砂的开采权”内容，因为根据《广东省河道采砂条例》第十条和第十六条的规定，河砂开采权经营权依法只能由有中标资格的公司经招投标程序才能取得，因而一审该项判决内容己超出原告的诉讼请求范围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程序和内容违法。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在查明和认定事实方面前后自相矛盾，存在认定事实不清；在支持被上诉人撤销《承诺书》的赠与请求方面存在适用法律不当、事实依据不足；在判令上诉人一、二应继续履行《沙场扩股协议书》方面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书的第一项判决内容并予以改判。
上诉人饶大喜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广东省大埔县人民法院(2017)粤1422民初696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判决，依法改判驳回五被上诉人一审所提出的诉讼请求。二、依法维持广东省大埔县人民法院(2017)粤1422民初696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判决。三、本案诉讼费全部由五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承诺书》不是赠与协议，而是权利义务转移协议。五被上诉人、上诉人连群峰、原审第三人李会龙共同出具的《承诺书》内容为：“安乐采区按招标文件可再行政许可壹年的权益，本人无偿赠送给饶大喜，此后风险和效益与本人无关”。虽然《承诺书》的内容中有“赠送”的字眼，但是从《承诺书》的内容不难看出，五被上诉人所谓的“赠送”并不是“赠送”，实质上《承诺书》就是一份权利义务转移的协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经济合同的名称与内容不一致时如何确定管辖权问题的批复》第一条规定：“当事人签订的经济合同虽具有明确、规范的名称，但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与名称不一致的，应当以该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确定合同的性质……”。《承诺书》中“此后风险和效益与本人无关”的内容已经明确五被上诉人在出具《承诺书》时安乐采区能否申请到行政许可一年的一切风险是已转移给上诉人饶大喜，如能申请到行政许可一年，那么延期一年开采的一切风险及效益也是由上诉人饶大喜承担及享有，因此，在《承诺书》出具后，五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连群峰、原审第三人李会龙已明确将安乐采区可再行政许可一年涉及的一切权利义务及风险等全部转移给了上诉人饶大喜，并且在《承诺书》签订后五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连群峰、原审第三人李会龙也实际未再参与安乐采区申请行政许可等一切事务，也未再承担安乐采区申请行政许可及安乐采区恢复生产的一切费用，所有费用都是由上诉人饶大喜独自承担。也就是说，不管是《承诺书》的内容还是事实情况均可以证实，《承诺书》实际就是权利义务转移协议，在承诺书出具后权利义务便已转移。一、退一步来说，假设认为《承诺书》涉及赠与问题的话，那么一审法院的判决也存在后述四点错误：（一）一审关于“安乐可采区及其他三个可采区延期一年开采权是基于原来开采权的延续而获得，合作各方对延期一年开采权同样应享有投资、合作的权利。各可采区取得延期一年开采权后，各股东还应按比例缴纳资源出让费及负担相关费用等。现安乐可采区获得延期一年河砂开采权，投资各方按上述协议约定应享有继续投资、合作的权利，并按投资比例承担风险与收益”【详见一审判决书第12页倒数第5行至第13页第2行】的认定是错误的，理由是：虽然安乐可采区延期一年河砂开采权是基于原来开采权的延续而获得，但是原河砂开采权期限届满后，2015年8月10日上诉人饶大喜、五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连群峰、原审第三人李会龙之间已经召开会议对安乐可采区的出资和收益进行了全面结算，于此同时除饶大喜外的其他股东（即五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连群峰、原审第三人李会龙）共同出具了《承诺书》承诺“安乐采区按招标文件可再行政许可壹年的权益，本人无偿赠送给饶大喜，此后风险和效益与本人无关”。在该《承诺书》出具后，上诉人饶大喜便独自承担支付原各股东存放在大埔县水务局的136.9万元履约保证金，各股东垫付的履约保证金则由上诉人饶大喜退回给各股东，所退回款项上诉人饶大喜已委托原审被告连群峰代为支付，各股东结余的投资收益款项已由原审被告一连群峰于2015年8月13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各股东支付清楚。也即是说往安乐可采区在政府规定的可采期限届满后，所有股东已进行了清算并且已经解除了合作关系，虽然安乐可采区按招标文件规定可以延期一年，但是原各股东均意识到申请延期一年的难度（指要行政复议，要打行政官司，要支付各项诉讼费等，要承担败诉且负担费用的风险）及不确定性，因此，原各股东才会同意解除合作关系进行解散清算，清算完毕后，所有款项也已经支付清楚给原各股东。原各股东通过《承诺书》方式明确表示将可申请行政许可一年的权利义务转移给上诉人饶大喜。所以说，虽然延期一年是与原开采合同有关系，但更多的是通过上诉人饶大喜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努力而获得，因此，各股东已将开采权的权利义务转移给了上诉人饶大喜，原各股东也就无权再对延期一年开采权享有投资、合作的权利。（二）一审关于“原告、被告一、第三人李会龙签署《承诺书》，承诺将安乐可采区的延期一年开采的权益无偿赠送给第三人饶大喜，但无证据显示第三人饶大喜接受了赠与，且该涉案延期一年的开采权益并未确定，也没有证据证明已转移给第三人饶大喜，根据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权，原告可以撤销赠与承诺。现原告提出撤销赠与，理由正当，应予支持。第三人饶大喜称其系被告二的实际控制人，但提供的依据不足，一审法院难以认定”【详见一审判决书第13页第8-15行】的认定是错误的，理由是：1、上诉人饶大喜已接受了赠与。2015年8月10日原各股东召开全体股东会议后，已同意将安乐可采区延期一年的权益无偿赠与给了上诉人饶大喜，饶大喜虽未出具接受赠与的书面文书，但是上诉人饶大喜已经以实际行动证明了已接受赠与的事实，如自行出资将原各股东出资存放在大埔县水务局的136.9万元履约保证金退回原各股东，并与几十位场地出租人签订租赁合同，支付租赁款，并投入大量机器设备。在2015年8月13日原各股东的投资收益结算清楚后，原各股东签订的《沙场扩股协议书》已履行完毕，原各股东的合作关系已经解除，原各股东从此也就未再参与安乐可采区艰难申请行政许可延期的路程，申请行政许可一直是由上诉人饶大喜独自在完成（包括聘请律师申请行政许可、申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这些事实除五被上诉人不承认外，作为原股东的被告连群峰、第三人李会龙及上诉人饶大喜指定的股权持有人罗友谊等均予以确认并进行证实。故上诉人饶大喜已接受赠与的事实是清楚的，否则上诉人饶大喜不可能独立承担巨额投资来延期一年。2、《承诺书》中的权利义务关系在签订之日已经发生了转移。《承诺书》的内容为：“安乐采区按招标文件可再行政许可壹年的权益，本人无偿赠送给饶大喜，此后风险和效益与本人无关”，实际上根据《承诺书》关于“此后风险和效益与本人无关”内容已经可以明确，原各股东（即五被上诉人、被告连群峰、第三人李会龙）共同出具《承诺书》之日已经明确将安乐采区所涉及的原各股东的一切权利义务转移给饶大喜。3、现有证据及事实已足以证实饶大喜系大埔县连丰砂业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五被上诉人、上诉人连群峰、第三人李会龙出具的《承诺书》、饶大喜出具的《声明书》、李会龙出具的《声明书》、《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营业执照》、《大埔县连丰砂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罗友谊出具《声明书》、连群峰、连浩声、饶大喜签订的《还款协议》、《河道采砂许可证》等书面证据均可以证实上诉人饶大喜是被告大埔县连丰砂业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一审法院判决“查明”部分，对上诉人饶大喜已“接受”且“有投入”的相应事实，亦作了认定【见一审判决12页5-10行】。（三）赠与财产的权利早己转移，五被上诉人无权撤销赠与。五被上诉人出具《承诺书》并由上诉人饶大喜出资退回五被上诉人出资存放在大埔县水务局的履约保证金136.9万元给五被上诉人后，赠与财产的权利就已经发生了转移，并且在此后的五被上诉人也以实际行动（即未再参与安乐可采区艰难申请行政许可延期的路程，如聘请律师申请行政许可、申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表明了五被上诉人己将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给了上诉人饶大喜。2017年6月1日，大埔县连丰砂业有限公司原股东连群峰、连浩声将所持有的大埔县连丰砂业有限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上诉人饶大喜指定的股权持有人罗友谊，则再一次充分说明了，赠与财产的权利早已转移的事实。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关于“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的规定，五被上诉人对已发生权利义务转移的赠与财产无权撤销赠与。（四）五被上诉人在未请求撤销赠与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便直接判决确认五被上诉人对于大埔县连丰砂业有限公司取得的2012年度安乐可采区的延期一年河砂开采权，享有按《沙场扩股协议书》约定比例的投资权益。被告连群峰、大埔县连丰砂业有限公司应继续履行《沙场扩股协议书》，是错误的，理由是：根据上述“二、三、四”点论述可知，在五被上诉人出具《承诺书》后，赠与财产的权利及相应的义务关系便发生了转移，在权利义务关系转移后，上诉人独自在享有及承担赠与财产的权利及相应的义务，财产权利可以赠与，但是义务不存在赠与的问题，《承诺书》出具后，所有的义务已全部转移给了上诉人饶大喜，五被上诉人也未再履行相应的义务。《承诺书》已经说明了赠与事实的存在，并且赠与财产的权利已经转移。退一万步来说，假设五被上诉人认为未发生转移，那么一审法院在五被上诉人未通过诉讼请求撤销赠与的情况下，一审法院无权直接对五被上诉人已通过《承诺书》赠与给上诉人饶大喜的“安乐采区按招标文件可再行政许可壹年的权益”，作出“确认原告张国超、刘宜格、刘富源、刘燎平、罗三华对于被告大埔县连丰砂业有限公司取得的2012年度安乐可采区的延期一年河砂开采权，享有《沙场扩股协议书》约定比例的投资权益。被告连群峰、大埔县连丰砂业有限公司应继续履行《沙场扩股协议书》”的判决。三、五被上诉人所主张的收益1500万元根本不存在。众所周知，投资与收益是成正比的，也就是只有进行了投资才能享有收益的权利。本案五被上诉人在出具《承诺书》将安乐可采区行政许可一年的权利义务转移给上诉人饶大喜后，原《沙场扩股协议书》便解除，各方在《沙场扩股协议书》的权利义务关系就已终结，五被上诉人也未再参与安乐采区行政许可及恢复生产的一切事务，也未承担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可能败诉带来的风险，所有事务性开支都是由上诉人饶大喜独自承担，上诉人饶大喜的巨额投资从未有其他任何人分担过。五被上诉人往来对安乐采区承担投资义务的情况下，现又在无任何证据的证实安乐采区存在收益的情况下，主张分配安乐采区收益1500万元，依法是不能得到法院支持的。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的判决确实存在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况，因此上诉人为维护的自身合法权益，根据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请求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请求。
被上诉人张国超、刘宜格、刘富源、刘燎平、罗三华答辩称：一、各方关于投资开采安乐可采区所签订的会议纪要、会议约定书、会议记录、安乐砂场中标情况及筹款情况、《砂场扩股协议书》等一系列文件均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并实际履行、完成安乐可采区第一次开采。安乐开采权是在各投资股东协力下由连群峰所实际控制的连丰公司合法开采，这一点被答辩人连群峰在一审答辩及上诉状均予以认可。延期一年开采权的获取是原来开采权的延续而获得，根据各方签订的一系列协议可以看出各方合作投资安乐可采区开采权。至于具体结算退回保证金，上诉人认为是投资合作期限届满，各股东权利义务履行完毕并结算清楚的说法不符合事实，但该说法已经确认了《砂场扩股协议书》合法有效性，并认可实际履行情况。第二次开采权根据协议约定与第一次开采权条件相同，也需要再次交纳资源管理费及保证金，因此，第一次开采权结算及退款是正常的业务结算，同时也适用于饶大喜、连群峰和李会龙，并非终止合作及终止投资的意思表示，否则哪来第二次交款？又冒出饶大喜自行筹款之说及饶大喜委托连群峰付款等等？上诉人连群峰及连丰公司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各答辩人退出安乐砂场，相反各答辩人积极维护自己权益，召开股东会、多次找连群峰协商、找主管部门协调等等。在获得延期开采权开始开采之前，连群峰及连丰公司回避各答辩人，意图剥夺各答辩人的投资权益，不告知各答辩人获取延期开采权等相关信息。2017年5月提议召开股东会商讨第二次开采权的经营问题，包括资源管理费及保证金的筹集等情况，但上诉人连群峰拒绝到场。会议要求连群峰及连丰公司及时向各投资股东通报经营、交费及办证等事项。上诉人撇开答辩人独自去交纳资源管理费及保证金，独占安乐采区开采权。各答辩人实属无奈，方提交《异议书》，该异议书的真实意思要获得延期开采权的所有信息，对延期开采权只给连群峰及控制的连丰公司而不披露给答辩人有异议。根据水务主管部门答复，各答辩人方提起诉讼维护合法权益。由此可看出，各答辩人积极履行作为投资人的义务，请求依据约定的比例承担投资等各项费用。二、上诉人连群峰、饶大喜恶意串通所做的一系列动作都是为了独占开采权，将各答辩人排除安乐采砂场的开采权之外，侵犯各答辩人的权益。连丰公司在一审诉讼中提交的2017年4月26日河砂出让费票据和2017年5月16日履约保证金票据；5月7日召开股东会连群峰拒绝参加；6月1日连丰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为罗友谊，连群峰父子股份全部转让给罗友谊；6月2日领取《河道采砂许可证》；7月13日答辩人提起诉讼；7月26日罗友谊出具声明，7月26日连群峰父子与饶大喜签署还款协议。从时间逻辑上可以看出，因为答辩人积极主张权益，连群峰及连丰公司为应对答辩人做了一系列的动作，其目的就是排除与各答辩人的协议约定，独占开采权。其系列动作自相矛盾，不符合常理，并非正常的交易。首先，股权转让协议的条款过于简单，常规股权转让应包括公司重要资产作价、违约条款、争议解决条款等等，而连丰公司的股权转让没有违约条款、没有资产描述，股份对价五百万元巨款却以现金交付的方式处理等完全不符合常理。其次，饶大喜作为自然人与罗友谊具有同样的资质并没有受让股权，而是答辩人起诉后，罗友谊通过声明说饶大喜是实际控制人，而连群峰父子与饶大喜签订的还款协议可知道股权对价款在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过户时并未支付，同时约定饶大喜支付股权对价的资金来源于安乐砂场延续开采投产从经营收益中支付，明显违反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由此可见，饶大喜至今没有履行过其认为作为控制人的义务，也没有能力承担。而连群峰一系列动作并非真实交易，涉嫌作假，同时连群峰依然控制安乐砂场的开采权，目的是为了排除各答辩人投资权益继续单独控制安乐砂场开采权兼着利用饶大喜有份所谓的承诺书。上诉人提供所谓委托付款等所谓的证据均因为利益连带难以信服。现有证据及事实无法证实饶大喜是连丰公司实际控制人。2017年5月7日召开股东会时，刘富源通知饶大喜参加会议，饶大喜在电话中表示其股份只有5%，份额小且没有空，由刘富源代表其参加会议。由此可见，饶大喜一直都没有实际控制，也没有所说的自行出资委托聘请律师、自行筹款交河砂出让费和履约保证金之说，连群峰所做的一系列动作，让饶大喜控制的事实是答辩人起诉之后为应对诉讼而作，拿《承诺书》大做文章。而延期开采权获得并非饶大喜、连群峰个人努力得来，而是基于首次开采中标、出让协议、合法开采所得，因此，意欲以实际控制人出资来剥夺答辩人的权益与客观事实相悖。三、《承诺书》并非被答辩人一、二、三所述的各股东终止延续经营收益和风险及权利义务转移的新协议，不是答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即使是答辩人的签字，答辩人也从行动和言行上行使撤销赠与的意思表示，法院支持答辩人撤销《承诺书》赠与的请求并无不当。1、被答辩人三饶大喜并未接受赠与。《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明确，赠与合同是一方当事人自愿将自己所有的财物无偿地给予对方当事人所有，而对方当事人也表示接受的协议。它是双方的民事法律行为，同时也是实践性无偿民事法律行为。也就是说，赠与合同的成立，一是要有赠与人赠与的意思表示和行为，二是要有受赠人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和行为。而从本案的情况看，各答辩人在获知连丰公司获取延期开采权后，积极向连群峰要求商谈开采权的经营问题，但连群峰均不予理会，提议召开股东会，通知各股东参会，饶大喜以股份小没有时间没有参会，还授权刘富源任意处置等，说明直至2017年5月7日，饶大喜并没有加入连群峰排挤各答辩人的行列。而此时的各答辩人已行动上要求商讨延期开采权的经营问题，并无意赠送给别人，从行动上已经撤销赠与。另外，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饶大喜明确接受了赠与。2、《承诺书》的权利义务关系至今仍未发生转移。《承诺书》陈述将安乐可采区按招标文件可再行政许可一年的权益，无偿赠送给饶大喜的赠与意思表示。这里的权益即安乐砂场的采砂投资权益，至今安乐砂场仍处于采砂过程中，收益还未确定，即赠与的财产权益仍未确定，答辩人不愿意转给与连群峰恶意串通损害答辩人权益的饶大喜。“此后风险和效益与本人无关”是基于受赠人表示接受且赠送完成之后才能达成的效果，但答辩人已经行使任意撤销权，不可能再发生基于赠与行为产生的后果。另，《承诺书》没有饶大喜签字，不是各方合意的表达，没有约定各股东对安乐可采区经营的风险和效益按股权比例分享或承担，也没有约定各股东的具体股权比例为多少，不能视为各股东包括答辩人已对《沙场扩股协议书》对安乐采区延续开采的经营收益和风险予以终止和转移而达成的新协议，事实与形式都不符合《合同法》的规定。3、任意撤销权不受一年除斥期间的限制。《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的是任意撤销权，《合同法》一百九十二条规定的法定撤销权存在一年除斥期间。而任意撤销权不受一年除斥期间的限制，被答辩人混淆法律规定。一百八十六条规定了只要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即有权撤销赠与。本案，答辩人已经行使任意撤销权撤销赠与。况且，本案的权益起算时间并不是从上诉人所称的第一次开采权账目结算开始计算，而延期采砂许可证颁发的日期是2017年6月2日。四、答辩人愿意根据《砂场扩股协议书》约定比例承担各项费用的义务也被排除在外，而无法履行该义务的责任在于各上诉人。1、从2015年8月10日的结算目前来看，并不能证明该结算是针对安乐可采区的出资和收益的结算。即便是针对安乐可采区的结算，也仅为此前开采相关出资和收益阶段性的结算，无法表明是各方关于安乐可采区权利义务的终结。而被答辩人一、二所述的饶大喜通过连丰公司对安乐砂场延续开采问题与政府部门进行行政复议和诉讼，相关也并未告知答辩人，此后大埔县水务局向连丰公司核发延期开采一年的《河道采砂许可证》后，也并未告知答辩人，因此，答辩人无法根据《沙场扩股协议书》履行缴纳出资等义务，以上结果是因被答辩人一、二、三导致的。答辩人得知己方权利义务被剥夺后，于2017年5月7日提议召开股东会，商议安乐可采区延期一年开采权的事宜，但被答辩人一、二、三未与理会，由此可见，各方对于安乐砂场延续开采的经营收益和风险并未终止。答辩人愿意按照《沙场扩股协议书》的内容继续履行义务，同时，被答辩人一、二应当按照判决继续履行《沙场扩股协议书》。2、即便是诉讼中，答辩人也多次找上诉人协商，但上诉人恶意报警说答辩人破坏生产经营，一审判决后，答辩人找上诉人要求暂停经营，协商解决投资权益问题，并求助当地政府部门协调，上诉人均不予理会，继续独行开采。由此可见，答辩人的关于安乐砂场的投资权利义务被肆意践踏。五、一审判决并未超出答辩人的诉讼请求范围和法律规定，程序和内容合法。答辩人的诉讼请求为“请求判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履行签署关于安乐可采区《沙场扩股协议书》，确认各被上诉人依约享有安乐可采区延期一年河砂开采权的投资权益”，一审判决“确认答辩人对于连丰公司取得的2012年度安乐可采区的延期一年河砂开采权，享有按《沙场扩股协议书》约定比例的投资收益”并未违反法律规定，也并未超出答辩人的诉讼请求范围和法律规定。采砂权是由连丰公司取得，并不影响答辩人根据与其他各方签订《沙场扩股协议书》，根据该内部约定的各自股权比例享有投资权益。六、关于被答辩人三认为答辩人主张的收益1500万元根本不存在的答辩。答辩人主张的安乐砂场采砂收益为1500万元，该收益的数额是预估的，根据《采砂许可证》许可的采砂数量30万立方米，因安乐可采区目前处于采砂过程中，相关收益会在采砂完毕后计算出具体数额。鉴于被答辩人将答辩人恶意排除在安乐采砂场外，不披露采砂情况，答辩人已再次向法院提起证据保全申请，要求保全安乐可采区采砂获得相关收益的证据。安乐采区采砂获取收益是客观事实，法院会予以调查、核实。答辩人未参与到安乐可采区行政许可及恢复生产的事务，是因为被答辩人等人的恶意阻挠，相关开支的款项答辩人愿意承担，答辩人要求按照《沙场扩股协议书》的内容履行权利义务。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据以认定事实的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一审原告张国超、刘宜格、刘富源、刘燎平、罗三华向一审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二被告履行原告、被告一签署的关于安乐可采区《沙场扩股协议书》，确认各原告享有被告二安乐可采区延期一年河砂开采权的投资权益，分配砂场一年的开采权收益预估为1500万元，原告根据所占比例预期收益预估为1176万元；二、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与被告一、第三人从2011年10月开始在开采河道河砂过程中进行投资合作，共同参与投资合作竞标安乐可采区及其他三个可采区的砂场开采权，并按各方投资股份比例分配利益和风险。2012年4月23日，被告一以其为法定代表人的被告二大埔县连丰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丰公司”）中标2012年度安乐可采区河砂开采权，中标需交纳河砂资源出让费1369万元及履约保证金136.9万元，该款由上述投资合作各方按比例进行缴纳。2012年5月15日，大埔县水务局与被告二连丰公司签订《大埔县县管河道河砂开采权出让合同》。该合同第二条约定，采砂合同期满后，可申请延期开采一年的采砂许可。在采砂过程中，各投资股东有提供人力、物力协作砂场开采，并对该砂场及其他三个砂场的经营收益按投资比例进行分配。2013年2月18日，原告与被告一、第三人等签署《沙场扩股协议书》，协议明确原告与被告一、第三人均为安乐可采区等四个可采区的投资人，增加原告五为新的合作投资人。2015年8月2日，大埔县水务局作出《2012年度汀江大埔县安乐可采区采砂管理工作被告》，认为连丰公司在采砂作业工程中无违法采砂记录和不良记录，未出现安全责任事故。2015年8月10日，原告与被告一、第三人签署《承诺书》，承诺书的内容为“安乐采区按招标文件可再行政许可一年的权益，本人无偿赠送给饶大喜，此后风险和效益与本人无关”。2015年8月13日，各股东经对安乐采区进行结算，由被告一通过银行转账向各股东支付清楚了结余的投资收益款项。2017年2月20日，被告二连丰公司向大埔县水务局提起行政诉讼，依据河砂开采权出让合同第二条的约定，要求核发延期一年的《河道采砂许可证》。2017年4月1日，广东省兴宁市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大埔县水务局应向连丰公司核发延期一年的《河道采砂许可证》。2017年4月26日，被告二连丰公司向大埔县水务局缴纳安乐采区河砂出让费1369万元。2017年5月6日，被告二连丰公司向大埔县水务局缴纳了安乐采区延续一年开采的履约保证金136.9万元。2017年5月7日，原告提议并召开股东会，商议安乐可采区延期一年开采权的事宜。2017年6月1日，被告二连丰公司股东连群峰、连浩声将公司转让给罗友谊，公司法定代表人连群峰变更为罗友谊。2017年6月2日，大埔县水务局据生效判决向连丰公司核发了安乐可采区延期一年《河道采砂许可证》。2017年6月14日，原告向大埔县水务局提出《异议》，认为大埔县水务局向连丰公司核发了延期一年《河道采砂许可证》的依据不足，并认为其对延期一年采砂权有投资合作经营的权利。2017年6月22日，大埔县水务局对《异议》作出答复，认为原告的异议不属其职责范围。另，2017年7月26日，被告一连群峰、连浩声父子与第三人饶大喜签订有《还款协议》一份，表示由饶大喜偿还连丰公司转让款给连群峰父子。2017年7月26日，被告二现法定代表人罗友谊签署《声明书》一份，表示其只是代为持股，而饶大喜才是被告二的实际控制人。2017年7月26日，第三人饶大喜签署《声明书》一份，表示其为被告二的实际控制人。
一审法院认为，2012年度安乐可采区及其他三个可采区的河砂开采权系各原告、被告一及第三人共同合作、投资的基础上获得，各股东签署《沙场扩股协议书》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书约定各股东共同合作、共同投资砂场开采河砂，并按投资股权比例分配利润和承担责任，且已实际履行。安乐可采区及其他三个可采区通过竟标获得河砂开采权，并未违反法律相关规定。该协议书约定各股东参与投资合作四个可采区的河砂开采，亦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合同，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安乐可采区及其他三个可采区延期一年开采权是基于原来开采权的延续而获得，合作各方对延期一年开采权同样应享有投资、合作的权利。各可采区取得延期一年开采权后，各股东还应按比例缴纳资源出让费及负担相关费用等。现安乐可采区获得延期一年河砂开采权，投资各方按上述协议约定应享有继续投资、合作的权利，并按投资比例承担风险与收益。各股东在协议中约定对四个可采区按出资比例进行投资合作，包括了当年度一年及延期一年开采权的河砂开采，当年度河砂开采结束后，还可以申请延期一年开采权，因此，该协议并未完全履行完毕。这也是之后签署承诺书赠送延期一年权益的原因。被告一作为被告二的股东、法定代表人有权代表公司签署协议，与原告、第三人等投资合作其公司名下的河砂开采。被告一、被告二均应履行该协议，并受该协议约束。原告、被告一、第三人李会龙签署《承诺书》，承诺将安乐可采区的延期一年开采的权益无偿赠送给第三人饶大喜，但无证据显示第三人饶大喜接受了赠与，且该涉案延期一年的开采权益并未确定，也没有证据证明已转移给第三人饶大喜，根据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权，原告可以撤销赠与承诺。现原告提出撤销赠与，理由正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第三人饶大喜称其系被告二的实际控制人，但提供的依据不足，难以认定。现被告二取得2012年度安乐可采区延期一年开采权，原告要求继续履行该协议书并确认原告按协议享有延期一年开采权的投资权益，理由正当，予以支持。由于公司转让后应承接公司原来的权利和义务，被告二转让公司股权及变更法定代表人，并不影响原告对被告二的安乐可采区原有的河砂开采投资合作的权利。关于收益方面，由于开采砂场需要进行投资经营，并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其投资收益目前并未确定，现原告要求分配其份额内砂场开采一年的收益，理由不足，不予支持。综上，原告、被告一等签署的《沙场扩股协议书》应继续履行，原告对被告二取得的2012年度安乐可采区延期一年开采权仍有按约定比例的投资权利。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张国超、刘宜格、刘富源、刘燎平、罗三华对于被告大埔县连丰砂业有限公司取得的2012年度安乐可采区的延期一年河砂开采权，享有按《沙场扩股协议书》约定比例的投资权益。被告连群峰、大埔县连丰砂业有限公司应继续履行《沙场扩股协议书》。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2360元，减半收取为46180元，由被告负担100元，原告负担46080元（此款已由原告预交，被告负担部分在本判决生效后径行付给原告）。
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及处理意见：1、在本案所涉《承诺书》中被上诉人已明确约定将本案所涉沙场安乐可采区的权益无偿赠送给饶大喜之后风险和效益与其无关。根据该承诺书应认定被上诉人明确约定将本案所涉安乐可采区的河沙开采权及相关权益无偿赠与给饶大喜，此后已将经结算后的投资收益退还给各被上诉人。据此，应认定该承诺书已履行完毕。上诉人饶大喜与上诉人连群峰父子签订的连丰公司百分百股权转让给饶大喜的还款协议及连丰公司法定代表人出具的其代饶大喜持股的声明书等证据，可以认定上诉人饶大喜是连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饶大喜以连丰公司的名义通过行政诉讼等方式取得了本案所涉沙场安乐可采区河沙开采权的延期，而非原采沙许可合同的自动延期。据此，可以认定上诉人饶大喜已接受了上述承诺书所涉的河沙开采权的赠与，并以连丰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身份取得了所赠与的河沙开采权益。一审判决错误认定上诉人饶大喜未接受赠与，所赠与的河沙开采权未转移给上诉人饶大喜，应予纠正，被上诉人关于继续履行本案所涉沙场扩股协议书，确认各被上诉人享有本案所涉安乐可采区河沙开采权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2、本案所涉沙场安乐可采区的河沙开采权登记权利人是上诉人连丰公司，从公司的角度看，在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其是连丰公司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情况下，其关于享有该沙场安乐可采区河沙开采权益的诉讼请求，亦不应支持。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大埔县人民法院（2017）粤1422民初696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张国超、刘宜格、刘富源、刘燎平、罗三华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46180元、二审受理费300元，合计49180元，由被上诉人张国超、刘宜格、刘富源、刘燎平、罗三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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