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05民初66号
原告：刘荣生，男，1951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汉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应民，湖北珞珈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张崇超，男，1970年8月21日出生，汉族，户籍住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锋，湖北诚业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嫄雪，湖北诚业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刘荣生与被告张崇超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3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冀放担任审判长，审判员邓爱民、肖小月参加的合议庭审理本案。被告张崇超在答辩期内以本案不属本院管辖为由向本院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本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于2016年4月29日作出(2016)鄂05民初66号民事裁定书，驳回被告张崇超管辖权异议申请。被告张崇超不服本院(2016)鄂05民初66号民事裁定书，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后，经审查认为本院对本案具有地域和级别管辖权，于2016年9月23日作出（2016）鄂民辖终174号民事裁定书驳回张崇超的上诉，维持(2016)鄂05民初66号民事裁定书。因工作原因，本案合议庭变更为由审判员杨昊担任审判长，由审判员冀放、邓爱民参加的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荣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应民，被告张崇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锋、王嫄雪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荣生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1、撤销2015年3月28日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和《关于刘荣生股权转让给张崇超以及对刘荣生借给九州方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300万元协议书》；2、由被告赔偿股权溢价损失3千万元；3、判令被告办理股权回转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2016年4月27日，原告将上述第1项诉讼请求变更为：确认2015年3月28日签订的九州方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失效。在本案开庭审理之前，原告再次变更诉讼请求为：1、依法确认原告于2016年5月12日向被告送达的《解除<股权转让协议>通知书》生效，原、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解除；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九州方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州方园公司）股份1000万股，或判令被告赔偿因不能返还该股份而致原告实际损失3000万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刘荣生系九州方园公司的发起人股东之一，持有该公司5%的股权共计1000万股。2015年3月28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刘荣生将其持有的该公司5%的股权以人民币1000万元转让给股东张崇超。同日，双方又签订了一份《关于刘荣生股权转让给张崇超以及对刘荣生借给九州方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300万元协议书》（以下简称补充协议），约定用张崇超持有的湖北九州投资有限公司宜昌项目房屋销售款为还款来源；该补充协议还约定房屋销售款不足以支付以上款项，张崇超保证在2015年12月31日前支付600万元给刘荣生，余款700万元（包含10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和300万元的借款）于2015年12月31日后按6‰计息并保证在2016年12月31日之前付清以上款项。补充协议约定刘荣生需要帮助张崇超销售房屋，售得款项为还款来源，但该补充协议未约定待售房地产项目的详细情况，致使刘荣生无法履行。在双方约定的股权转让款履行期届满后，经刘荣生多次催告，张崇超仍未支付股权转让款，刘荣生享有对双方协议的法定单方解除权。2016年5月12日，原告向张崇超处送的《解除<股权转让协议>通知书》已经生效，双方合同关系已经解除。因张崇超已将刘荣生的5%股权已转移至其名下，并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将原告刘荣生作为公司章程上的发起人删除并重新备案，张崇超未将任何股权转让款支付给刘荣生，而九州方园公司在“新三版”挂牌交易以来，该股交易均价为每股3.4元，给刘荣生利益造成极大损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款和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请求法院判决支持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张崇超辩称，1、2016年5月12日刘荣生向张崇超送达的《解除<股权转让协议>通知书》未生效，张崇超向宜都市人民法院提起确认股权转让协议解除无效之诉，宜都市人民法院已将该案移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根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二）中的第二十四条相关规定，刘荣生单方发出的《解除<股权转让协议>通知书》并未生效，双方股权转让协议未解除。2、《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合法有效。股权转让总价款为1000万元，九州方园公司下欠刘荣生100万元借款。协议约定的第二期余款700万元是股权转让款，张崇超支付700万元的主要债务于2016年12月31日才到期，而在此之前，张崇超已分别于2016年2月3日、2月4日、2月5日，向刘荣生支付50万、30万、1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另于2016年11月14日、12月21日向刘荣生支付250万元、960.4万元的股权转让款。上述250万元和960.4万元虽被刘荣生退回，但不影响张崇超已全面履行合同义务的事实成立。张崇超不存在迟延履行主要债务行为，且张崇超从未收到刘荣生任何形式的关于股权转让款的催告。刘荣生不享有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规定的法定解除权，其单方解除《股权转让协议》行为无效。3、张崇超与刘荣生约定的股价转让款单价远高于其他股东转让的股权的单价。九州方园公司自2012年以来经营状况不好，刘荣生知道公司严重亏损，张崇超短期亦无力支付股权转让款，所以双方约定刘荣生帮助销售湖北九州方园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州投资公司）宜昌项目房屋，销售所得的款项用于支付刘荣生股权转让款。双方明确约定房屋销售款为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唯一来源，而九州投资公司已于2014年12月20日取得九州投资公司宜昌项目房屋（即为九州方园大厦）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该项目具备销售条件，刘荣生未履行帮助销售房屋义务，有严重违约行为，故张崇超享有先履行抗辩权。4、张崇超受让刘荣生股权后，九州方园公司变更经营范围，进行了公司重大项目开发，九州方园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根据《合同法》第七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刘荣生单方要求解除合同，返还股份，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扰乱社会经济秩序。5、刘荣生诉请张崇超赔偿因不能返还股份而导致的实际损失3000万元，无法律和事实依据，不能成立。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刘荣生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刘荣生提交了以下证据：1、九州方园公司《收据》一张、《股权证》、《审计报告》，拟证明刘荣生向九州方园公司投资1000万元，取得1000万股权；2、《股权转让协议》、《关于刘荣生股权转让给张崇超以及对刘荣生借给九州方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300万元协议书》,拟证明刘荣生将持有的1000万元股权转让给张崇超，但张崇超负有在2015年支付600万元转让款给刘荣生的义务，但是张崇超未履行该义务；3、《解除<股权转让协议>通知书》和宜昌市夷陵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拟证明刘荣生于2016年5月12日向张崇超处送达《解除<股权转让协议>通知书》，解除双方的合同关系；4、2016年7月29日九州方园（股票代码833588）三板行情，拟证明该公司股票交易价格情况和1000万股的价值；5、交通银行武汉汉阳支行《账户交易明细》（2份）、《客户回单》（2份）、《结算业务申请书》、《详情》(4份)、《关于张总汇250万元款项性质与处理意见的函》、《对<关于张总汇250万元款项性质与处理意见的函>的回函》、《回复函》、《对<回复函>的回复》，拟证明刘荣生在股权转让协议解除后，不同意收取张崇超的款项，将张崇超于2016年11月14日、2016年12月21日分别向其支付250万元、960.4万元均退回张崇超；6、（2016）鄂0502行初40号《行政裁定书》，拟证明刘荣生曾多次向张崇超催要股权转让款；7、《协调函》、《情况说明》、2015年6月5日的《协议书》、《武汉市天宇消防工程有限公司公司章程》、《公司章程修正案》、《常住人口登记卡》、郭小芳、刘念的护照复印件、郭小芳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张崇超的个人财务账户存在与九州投资公司财务账户混同使用情形、武汉市天宇消防工程有限公司系刘荣生、郭小芳（刘荣生之妻）、刘念（刘荣生之女）出资成立，该公司由刘荣生控制，该公司财务账户与刘荣生个人财务账户亦存在混同使用情形。张崇超2016年2月3日、2月4日、2月5日，向刘荣生支付的50万、30万、10万元，合计90万元，并非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而系支付的九州投资公司下欠武汉市天宇消防工程有限公司的钢管补偿款。被告张崇超经质证认为，对证据1、2、3、5、6的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证据1中的股权证已经失效；证据2不能证明张崇超未履行合同义务，协议约定内容有误，股权转让款及九州方园公司的欠款应分别为1000万元、100万元，总数为1100万元。且九州方园公司已归还100万元欠款。张崇超已按协议约定全面履行了义务。证据3不能证明双方合同已经解除；证据4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5证实张崇超履行了合同全部义务；证据6不能证明刘荣生对张崇超催收过股权转让款；证据7中的《协调函》张崇超没有收到，《情况说明》是真实的，2015年6月5日的《协议书》是真实的，证实双方之间个人债务清结但不能证明张崇超个人财务账户与九州投资公司财务账务混同使用的事实。公司章程、公司章程修正案、《常住人口登记卡》、郭小芳、刘念的护照复印件、郭小芳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均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且不能达到刘荣生的证明目的。
被告张崇超提交了以下证据：1、《对刘荣生先生解除<股权转让协议>通知书的回复》、《起诉状》，拟证明张崇超于2016年5月12日书面回复刘荣生不同意解除协议，并提起确认股权转让协议解除无效诉讼，刘荣生单方发出的《解除<股权转让协议>通知书》并未生效；2、《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拟证明刘荣生将持有的九州方园公司5%的股权以1000万元转让给张崇超，刘荣生帮助张崇超销售房屋，房屋销售款项用于支付股权转让款，协议中对于1000万元股权转让款并未约定迟延履行违约金，也没有约定迟延支付股权转让款将导致合同解除的条款；3、2015年9月17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九州方园公司《证券持有人名册》，证明张崇超对九州方园公司的股份持有量为97%，刘荣生不再持有九州方园公司的股份，原由刘荣生持有的股份已由张崇超实际持有；4、2015年6月5日《协议书》、《网上银行电子回单》，拟证明2015年6月5日后刘荣生与张崇超之间，除股权转让款外已无其他个人债权债务关系，双方补充协议中的300万元借款九州方园公司已向刘荣生还清；5、《银行交易明细》、《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关于张总汇250万元款项性质与处理意见的函》、《对<关于张总汇250万元款项性质与处理意见的函>的回函》，拟证明张崇超分别于2016年2月3日、2月4日、2月5日、11月14日、12月21日向刘荣生支付股权转让款50万元、30万元、10万元，250万元、960.4万元。刘荣生承认收到张崇超的汇款250万元，张崇超明确答复刘荣生250万元是股权转让款，而非结算宜都国际商贸城一、二期建材市场的工程款；6、鄂宜房预字（2014）63号《湖北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书》，拟证明刘荣生未履行销售房屋的合同义务；7、九州方园公司的《股价截图》，证明目前九州方园公司股价为每股0.3元；8、《会议纪要》、九州方园公司与陈日鸿、应华、周敏分别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证明》，拟证明九州方园公司经营困难，且九州方园公司下欠张崇超9000余万元款项，张崇超无力支付刘荣生股权转让款，双方约定刘荣生帮助销售房屋的项款作为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唯一来源；9、《证明》、《九州丽景苑现场接收甲供材料（钢管）规格型号及当前市场信息价（到场价）》、《丽景苑二期消防工程钢管材料交接单》、《关于九州丽景苑钢管情况说明》、湖北宜都农村合作银行商城支行《农村信用合作社进账单》、《中国农业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拟证明九州投资公司向武汉市天宇消防工程有限公司支付了钢管补偿款40万元，九州投资公司委托湖北金湖工程有限公司向刘荣生支付了10万元的钢管补偿款。武汉市天宇消防工程有限公司转给武汉恒达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的钢管价值不值90万元。10、张崇超还申请证人刘某（武汉恒达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在九州丽景苑现场的负责人）出庭作证。证人刘某当庭陈述了武汉恒达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接收的武汉市天宇消防工程有限公司的钢管价值仅30余万元的事实。原告刘荣生经质证认为，证据1真实性不持异议，但不能达到证明目的；证据2真实性不持异议，但不能证明刘荣生有违约行为。虽然合同有约定刘荣生帮助销售房屋的条款，但张崇超没有明确就刘荣生应该帮助销售的房屋给出明确的指定；证据3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刘荣生没有共同去办理股权转让过户手续；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但张崇超向刘荣生支付的90万元是钢管补偿款，其他250万元、910万元及50.4万元利息在合同解除后才支付，且均已退还张崇超；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目的有异议，《湖北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书》直至开庭时刘荣生才看到，张崇超从未指定要刘荣生帮忙销售哪些房屋；证据7不能达到证明目的，因为九州方园公司的股价是可以协议进行交易的，价格可以变化，证据8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证据9与本案没有关联性，40万元是九州投资公司支付的工程款，10万是湖北金湖工程有限公司支付刘荣生的款项，不能证明是九州投资公司支付的钢管补偿款；证据10刘某的证言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经审理查明，2011年6月17日，刘荣生作为发起人向九州方园公司投资1000万元，取得该公司5%股权1000万股，九州方园公司为刘荣生发放了《股权证》。2015年3月28日，刘荣生和张崇超（九州方园公司的另一发起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刘荣生同意将在九州方园公司占有的5%股权，即1000万元的股权以1000万元转让给张崇超；刘荣生原来持有九州方园公司5%的股权证即日作废；刘荣生必须协助张崇超办理工商注册变更及公司股东会相关决议；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张崇超即享有公司5%的权利，承担5%的义务，刘荣生不再享有承担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任何一方违约造成给另一方的损失由违约方承担全部责任；关于刘荣生股权转让张崇超以及刘荣生借给九州方园公司300万元的协议书上规定的内容，张崇超必须按协议上的内容执行，否则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同日，双方就张崇超应付上述股份转让款1000万元及九州方园公司向刘荣生借款300万元的清偿方式，又签订《关于刘荣生股权转让给张崇超以及刘荣生借给九州方园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300万元协议书》，约定：刘荣生帮张崇超持有的九州投资公司宜昌项目房屋销售，所销售产生的现金用于支付刘荣生的股权转让款，原刘荣生借给九州方园公司的人民币300万元款项不计息按原本由张崇超筹措资金借给九州方园公司，还给刘荣生。具体还款来源为九州投资公司宜昌项目房屋销售款，若刘荣生帮助销售九州投资公司宜昌项目房屋产生的回款不足以支付以上款项，张崇超保证在2015年12月31日前支付到600万元给刘荣生（不计息），若2015年12月31日以后余款700万元按月息6‰计息并保证在2016年12月31日之前付清以上款项；本协议为股权转让协议的组成部分，经双方签字生效等。
同时查明，上述补充协议中关于九州方园公司下欠刘荣生的个人借款300万元的约定有误，九州方园公司在上述补充协议签订之前已于2014年10月22日归还了刘荣生200万元，补充协议签订时，九州方园公司仅下欠刘荣生100万元借款。2015年6月5日，张崇超和刘荣生签订《协议书》，对上述事实进行确认，并约定截止2015年6月5日，双方个人之间借款债权债务关系全部结清，互不相欠。2016年7月14日，九州方园公司向刘荣生归还了上述100万元欠款。2015年9月16日，九州方园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登记的证券持有人为：张崇超、深圳前海晟庭天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林详君，张崇超的持股比例为97%。2015年9月21日，九州方园公司登陆新三板挂牌交易，交易方式为协议交易。协议签订后，张崇超分别于2016年2月3日、2月4日、2月5日分别向刘荣生支付股权转让款50万元、30万元、10万元，合计90万元。2016年3月28日，刘荣生就与张崇超股权转让纠纷向本院提起诉讼。2016年5月12日，刘荣生委托操天亮在宜昌市××区公证处的公证下，向张崇超送达了《解除<股权转让协议>通知书》，通知书上载明：“2015年3月28日，本人与你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我持有的九州方园公司的5%股权转让给你，你支付1000万元人民币的股权转让款。时至今日，转让款你分文未付。经多次催告无果，本人已于2016年3月17日向你送达了《解除股权转让协议通知书》；2016年4月29日，我再次通过邮政特快专递（1078645173212）向你送达了《解除<股权转让协议>通知书》，通知你解除于2015年3月2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请你收到此通知之后，将我所持有的1000万股的九州方园公司的5%股份记载于该公司的股东名册”。张崇超亦于2016年5月12日向刘荣生发出《对刘荣生先生解除<股权转让协议>通知书的回复》，针对刘荣生2015年4月29日发给他的《解除<股权转让协议>通知书》回复称：1、据补充协议，刘荣生应帮助销售张崇超持有的九州投资公司宜昌项目的房屋，所销售产生的现金用于支付股权转让款，是张崇超向刘荣生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前置条件，但是至今，刘荣生没有履行该项约定义务，已构成严重违约。2、刘荣生发来的通知书陈述张崇超至今未支付任何转让款等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基于约定，尽管刘荣生违约，向刘荣生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条件不成就，但仍然向刘荣生支付了股权转让款，积极履行了义务。3、张崇超没有收到通知书中所说的3月17日向张崇超送达的《解除股权转让协议通知书》。4、对于九州方园公司300万元借款，事实上九州方园公司早于2014年10月已归还全部借款，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刘荣生向张崇超隐瞒了真实还款情况，对于这一事实刘荣生也认可。刘荣生单方解除协议违反法律规定，不具有法律效力。张崇超也不同意解除等。2016年6月16日，张崇超将刘荣生起诉至宜都市人民法院，请求确认刘荣生向张崇超发送的《解除<股权转让协议>通知书》无效。宜都市人民法院受理后，刘荣生在答辩期内向宜都市人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宜都市人民法院经审查作出裁定，驳回刘荣生管辖权异议申请。刘荣生不服上述裁定，上诉至本院，本院经审查作出裁定，裁定宜都市人民法院将该案移送本院审理。
另查明，九州投资公司于2014年12月20日取得了九州方园大厦项目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书。本案诉讼中，张崇超于2016年11月14日汇款250万元给刘荣生。刘荣生向张崇超发出《关于张总汇250万元款项性质与处理意见的函》，征询250万元款项性质并表明如果250万元系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则予以退回。张崇超于2016年11月21日回函称，250万元为股权转让款。刘荣生遂于同年11月22日回函称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已解除，表明将退还250万元。后刘荣生于2016年11月23日将该250万元退回张崇超。张崇超后于2016年11月29日再次回函刘荣生，函称刘荣生单方解除协议的行为无效，刘荣生不接受250万元的行为不影响张崇超已按约支付部分股价款事实的成立。2016年12月21日，张崇超再次向刘荣生汇款960.4万元。刘荣生再次将该960.4万元退回到张崇超。
2016年7月4日，刘荣生以宜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5年5月22日为九州方园公司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违法为由，向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诉请判决撤销上述变更登记。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股东变更登记不属于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定登记事项，且宜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亦未于2015年5月22日为九州方园公司办理股东登记，于2016年10月14日作出裁定，驳回刘荣生的起诉。
以上事实，有原告刘荣生所举的证据1、2、3、5、6，被告张崇超所举的证据1、2、3、4、5、6，及双方当庭陈述在卷佐证，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刘荣生所举证据4、张崇超所举的证据7，均只能证明九州方园公司股票交易的当时价格及交易价格可以变动的事实。张崇超所举的证据8、证据10，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本案中，刘荣生举出的证据7，张崇超举出的证据9，均为了证明各自主张的张崇超于2016年2月3日至5日期间支付给刘荣生90万元款项的性质。原告刘荣生主张该90万元为九州投资公司支付给武汉市天宇消防工程有限公司的钢管补偿款，虽然张崇超对刘荣生举出的《情况说明》真实性不持异议，结合刘荣生举出的《协调函》,本院认为可以证实九州投资公司下欠武汉市天宇消防工程有限公司的钢管补偿款的由来及下欠90万元的事实，但刘荣生举出的2015年6月5日的《协议书》仅能证实九州方园公司代张崇超支付下欠刘荣生的100万元的事实，不能证实九州投资公司和张崇超之间存在银行账户混同使用的事实。另外，刘荣生举出的《武汉市天宇消防工程有限公司公司章程》、《公司章程修正案》、《常住人口登记卡》、郭小芳、刘念的护照复印件、郭小芳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证据亦不能证明武汉市天宇消防工程有限公司和刘荣生存在银行账户混同使用的事实，故刘荣生举出的证据7的证明力不足，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张崇超举出证据9中的《证明》、《九州丽景苑现场接收甲供材料（钢管）规格型号及当前市场信息价（到场价）》、《丽景苑二期消防工程钢管材料交接单》、《关于九州丽景苑钢管情况说明》，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其为抗辩刘荣生关于90万元款项为钢管补偿款的主张而举出的《中国农业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可以证实九州投资公司于2016年7月15日向武汉市天宇消防工程有限公司支付40万元钢管补偿款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张崇超举出的《农村信用合作社进账单》仅能证明湖北金湖工程有限公司与刘荣生有经济往来，不能证实湖北金湖工程有限公司系代九州投资公司支付刘荣生钢管补偿款的事实，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刘荣生关于张崇超支付的90万元款项系九州投资公司支付给武汉市天宇消防工程有限公司的钢管补偿款的事实主张，未能提供充足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不予认定。基于双方个人之间截止2015年6月5日已无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本院认定张崇超于2016年2月3日、2月4日、2月5日分别向刘荣生支付的50万元、30万元、10万元均为本案股权转让款。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为原告刘荣生对《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单方行使解除权是否有效，上述协议是否已经解除及法律后果问题。原告刘荣生和被告张崇超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的约定全面履行义务。在上述两份协议签订后，张崇超已取得刘荣生转让的九州方园公司股权1000万股的事实，双方当事人均不持异议，予以确认。但张崇超没有在补充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即2015年12月31日前向刘荣生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300万元，直至2016年2月5日亦仅支付股权转让款90万元，张崇超存在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的违约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的相关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另一方有权解除合同。
本案中，张崇超在刘荣生发出解除股权转让协议通知书之前，已支付90万元股权转让款。虽然张崇超存有迟延履行债务的违约行为，但刘荣生只有在对张崇超下欠的主要债务催告履行，张崇超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义务时，刘荣生才能享有对上述两份协议的单方解除权。刘荣生举出的2016年5月12日向张崇超送达的《解除<股权转让协议>通知书》上载明,“……多次催告无果，本人已于2016年3月17日向你送达了《解除股权转让协议通知书》；2016年4月29日，我再次通过邮政特快专递（1078645173212）向你送达了《解除<股权转让协议>通知书》，通知你解除于2015年3月2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该通知书只能证明刘荣生于2016年4月29日、5月12日向张崇超提出了解除合同的单方意思表示，不能证实刘荣生在2016年4月29日、5月12日之前对张崇超有过催告履行债务的行为。即使该通知书上载明的“2016年3月17日向张崇超送达了《解除股权转让协议通知书》”是真实的，但也只能证明刘荣生从2016年3月17日起一直在向张崇超主张解除合同，仍不能证实在2016年3月17日之前，刘荣生对张崇超有过催告履行债务的行为。在本案审理中，刘荣生陈述了其于2016年3、4月份找张崇超协商、催要股权转让款的事实，张崇超在本案审理中并未认可，相反，其陈述了刘荣生并不是催要股权转让款，而是要求返还九州方园公司的股权，其不同意刘荣生返还股权的主张而要求用出售九州方园大厦房屋的款项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事实。故在本案中刘荣生就其单方解除协议之前，曾向张崇超催告履行本案债务，并给予张崇超合理履行期限的相关事实并未举出充足证据予以证实，其应承担举证不能之不利后果。刘荣生于2016年4月29日、5月12日对两份协议单方行使解除权，不符合合同法定解除的相关法律规定。刘荣生于2016年4月29日、5月12日分别向张崇超送达的《解除<股权转让协议>通知书》均无效，均不能产生解除双方之间两份协议的法律效力。另外，张崇超在收到刘荣生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通知前，已对第一期股权转让金部分履行，在张崇超收到刘荣生解除协议通知书后，也采取了切实有效的履行行为以促使交易完成，即于2016年11月14日向刘荣生支付股权转让款250万元，在刘荣生将该款退还张崇超后，张崇超又于2016年12月21日再次向刘荣生支付股权转让款960.4万元。从合同的整体履行来看，张崇超对第一期股权转让金迟延支付的行为不构成根本违约。虽然刘荣生后来两次将张崇超支付的股权转让款退回张崇超，拒绝接受张崇超履行合同义务，但刘荣生上述行为不影响张崇超履行合同义务行为的有效性。就双方之间合同目的而言，刘荣生转让股权系为了取得现金，而张崇超收到刘荣生的解除协议通知后继续履行合同义务，也使刘荣生的合同目的可以得到实现，双方合同继续有效和履行符合鼓励并保护交易的原则。故刘荣生关于“确认其于2016年5月12日向张崇超送达的《解除<股权转让协议>通知书》生效，双方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解除、张崇超返还刘荣生九州方园公司股份1000万股，或张崇超赔偿因不能返还该股份而致刘荣生实际损失3000万元”的诉讼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张崇超在本案中是否享有先履行抗辩权问题，双方在补充协议中约定，刘荣生帮张崇超销售九州方园大厦房屋，所销售现金用于支付刘荣生股权转让款，若刘荣生帮助销售房屋的款项不足以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张崇超保证依约定期限支付股权转让款。从上述约定来看，销售九州方园大厦房屋，筹集股权转让金支付给刘荣生的主义务人是张崇超，虽然双方约定刘荣生帮助张崇超销售房屋，但张崇超并没有明示刘荣生销售何房屋，什么时候销售，销售的房屋是否已经具备销售条件，即双方对刘荣生如何履行上述义务及上述义务履行的标准并未作出明确约定，张崇超亦未举证证明曾就上述义务履行的具体内容向刘荣生作出明确指示或安排，故不能认定刘荣生未履行上述义务。另外，双方还约定无论房屋销售情况如何张崇超都应按时支付股权转让款。故张崇超关于其享有先履行抗辩权，可以拒绝支付刘荣生股权转让款的抗辩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张崇超还抗辩称刘荣生单方解除合同会影响九州方园公司正常经营，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因其上述抗辩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亦不予支持。综上，本案原告刘荣生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外，对于张崇超履行双方股权转让协议时的相关违约行为而应承担的违约责任，刘荣生可另行主张。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荣生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91800元，由原告刘荣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上诉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同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依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13条第（一）款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用途：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开户银行：农行武汉市东湖支行，户名：湖北省财政厅非税收入财政专户，账号：05×××69-1。上诉人在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长 杨 昊
审判员 冀 放
审判员 邓爱民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汪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