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渝02民终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利川市玉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利川市谋道镇大庄村11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2802052640683E。
法定代表人：张学安，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守贵，重庆渝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学安，男，1956年2月2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万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邬乾兵，重庆渝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卫，女，1967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万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尚舆，重庆天喜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刘军，男，1969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万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瑞明，重庆益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利川市玉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堂公司）、张学安因与被上诉人刘卫、原审第三人刘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2016）渝0101民初7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玉堂公司、张学安上诉请求：1.依法查明事实，撤销（2016）渝0101民初712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2.维持（2016）渝0101民初712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即驳回刘卫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诉讼费由刘卫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玉堂公司向刘卫借款1384.23万元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玉堂公司没有收到刘卫借款。原审认为刘卫通过银行向刘军转款1429.7697万元，刘军收款后实际用于玉堂公司1384.23万元，因此认定刘卫向玉堂公司出借1384.23万元，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刘卫主张玉堂公司向其借款1700万元，出示借条5张、还款承诺书、银行流水等。5张借条载明时间不同，经庭审查明系与还款承诺书同一天出具，因此借条应不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玉堂公司与张学安认为出具借条后，刘卫没有支付所借款项；还款承诺书没有张学安签名，系加盖张学安印章，张学安明确没有出具过还款承诺书，不予认可，张学安的陈述符合常理。借条和还款承诺书在同一天出具，借条有签名，而还款承诺书没有签名不合常理；同时，还款承诺书涉及他人权利义务；银行流水证明刘卫自2013年1月至2015年9月向刘军转款1763.4837万元，而刘军与玉堂公司合作系2013年10月9日签订《合作协议书》后才开始。刘卫主张玉堂公司向其借款1700万元没有履行付款的证据。原审判决认定从2013年10月10日起至2015年2月9日，刘卫通过银行向刘军转款1429.7697万元；认定2013年12月至2015年6月，刘军转入玉堂公司1199.7万元，其中1088万元玉堂公司出具收据，部分收据载明为投资款。2014年8月至2015年7月刘军向玉堂公司出纳牟来荣个人转款184.53万元，牟来荣（未出庭）证实该款均用于玉堂公司。进而认为刘卫与刘军系姐弟，在借款人玉堂公司未提供任何担保及出具债权凭证的情况下，为便于资金监管及防范风险，刘卫将出借给玉堂公司的借款交付刘军。其后，玉堂公司向刘卫出具借条及承诺书，确定了借款时间、金额及还款计划，承诺书载明的借款交付方式为刘卫将借款汇入公司股东刘军账户，刘卫与玉堂公司的借贷关系成立。该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是错误的。第一，原审认定刘卫转款给刘军的期间与刘军转款给玉堂公司的期间不同；第二，原审认定刘卫转款给刘军与刘军转款给玉堂公司的金额不同；第三，原审认定刘卫转款给刘军与刘军转款给玉堂公司没有对应关系；第四，原审认定刘卫自2013年10月10日起至2015年2月9日转款给刘军的1429.7697万元中，从银行流水可以证明其间刘军回转给刘卫的有305万元；第五，原审认定刘军2013年12月至2015年6月转款1199.7万元中，从银行流水中可以证明刘军转款给玉堂公司的款项来源有的不是刘卫转款的事实。前述五点证明刘卫、刘军陈述的玉堂公司借款系刘卫转给刘军，刘军转款给玉堂公司的观点不成立，刘卫出借玉堂公司款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玉堂公司没有收到刘卫借款。（二）原审认定玉堂公司、张学安陈述借条不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及没有收到借款的理由不成立，是错误的。玉堂公司及张学安在原审中陈述对借条签字认可，但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出具借条后没有收到刘卫支付的一分钱借款。原审查明事实中载明是为了便于计算利息，5张借条分别约定不同借款时间及金额。这与客观事实不符。刘卫出示的5张借条的时间及金额分别为：借条1,2013年12月3日，300万元；借条2,2014年3月27日，300万元；借条3,2014年4月30日，500万元；借条4,2014年6月24日，300万元；借条5,2015年2月17日，300万元，利息均为月息2分。同时原审认定根据刘卫转款给刘军1429.7697万元的时间及金额以及认定刘军转款给玉堂公司的1384.23万元，按出具借条时确定的时间及金额分别为：2013年12月3日290.505万元，2014年3月27日558万元；2014年4月30日126万元，2014年6月26日0元，2015年2月17日409.725万元（事实为2014年5月1日至2015年2月17日期间刘卫转款给刘军为455.5647万元，原审认定为409.725万元）。根据刘军陈述的转款或用于玉堂公司的时间、金额，按借条时确定的时间、借款金额分别为，2013年12月3日0元，2014年3月27日430万元，2014年4月30日为550万元，2014年6月26日108万元，2015年2月27日39.05万元，共计1127.05万元。该事实认定与刘卫出示的借条金额、时间均不符。从刘军主张转款给玉堂公司看，借条1确定的时间，刘军没有向玉堂公司转款。因此，出具借条不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也不是事后对借款事实的追认。原审查明玉堂公司出具给刘军的1088万元收据中，部分收据载明为投资款，且认定2013年10月9日玉堂公司与刘军签订《合作协议书》载明刘军从签订本合同起按照双方约定投资1500万元。玉堂公司出示的22张收据中，有9张收据清楚注明“投资款”，金额计662万元；有9张收据注明“投资款”较模糊，金额计331万元；仅有4张收据未注明款项性质，金额计95万元。该22张收据已经交付刘军，收据载明的时间与刘军陈述转款给玉堂公司的时间、金额一致，且有《合作协议书》佐证；2014年4月10日的工商登记档案材料显示，刘军系玉堂公司股东，出资490万元，持股49%。刘军陈述《合作协议书》没有实际履行，没有投资行为与客观事实不符，也与其陈述作为玉堂公司股东在玉堂公司负责现场施工管理相矛盾。刘军出示的支付款项给张学安、玉堂公司财务人员、玉堂公司及支付其他有关人员，系刘军投资行为，不是转交刘卫的借款行为。原审认定玉堂公司出具的部分收据载明投资款是其单方意思表示，刘军是否向玉堂公司缴纳投资款，不属本案调整范围，债权人可以另寻救济途径，进而认为玉堂公司及张学安出具借条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及未收到借款的理由不成立是错误的。（三）《还款承诺书》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刘卫举示的《还款承诺书》，玉堂公司在一审质证时陈述“对于承诺书载明的内容也不认可，对于还款的内容也不认可，而且还款承诺涉及其他人的权利义务，对这个基本情况都不清楚，他也是虚假的，不认可这个还款承诺”。原审采信该承诺书，认为玉堂公司向刘卫出具借条及承诺书，确定了借款时间、金额及还款计划，承诺书载明的借款交付方式为刘卫将借款均汇入公司股东刘军账户，是错误的。因《还款承诺书》与本案无关，不能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四）原审以玉堂公司在验资次日转出983万元，诉讼中张学安未提供证据证明该转款系因经营或者正常业务开支及其他正当理由抽走货币出资，认定其抽逃出资成立不当。张学安对《账户明细查询》质证时明确陈述玉堂公司在该《账户明细查询》中载明多笔大额支付，包括转出983万元在内的账户明细应属于正常业务开支，张学安没有抽逃出资，原审没有要求张学安提供相关证据。同时，《账户明细查询》账户与股东注册资金进账账户不是同一账户。
刘卫辩称，尽管刘卫提出的诉讼请求在一审并没有得到全部支持，但是一审判决对不支持的理由说得很清楚，所以刘卫没有提起上诉。本案中的几个当事人都是自然人，并没有法律的专业素养，所以本案借款中文书并不规范和专业，但这些行为不能否认借款事实本身。玉堂公司、张学安正是利用了操作上的不规范意图逃避责任。玉堂公司与张学安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应当驳回上诉。
刘军述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无误，适用法律正确，判决无错误。当初玉堂公司做这个工程差钱向刘卫借款，刘卫把钱打给刘军用于案涉工程项目，这在承诺书中有反映。借条是累加的，刘卫向刘军转款有银行转款记录，刘军再将款项转入玉堂公司或直接用于工程购买材料。刘军将款项打给玉堂公司的财务人员，财务人员做账是投资款，但刘军至今没有收到投资款的票据，实际上是借款。
刘卫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玉堂公司归还借款本金1700万元，按月利率2%支付从2013年12月3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2.张学安在抽逃资金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玉堂公司、张学安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卫与刘军系姐弟。玉堂公司成立于2012年9月25日，股东为张学安、唐家好，张学安出资货币800万元占玉堂公司注册资本总额比例80%，股东唐家好出资货币200万元占该司注册资本总额比例20%。2012年9月25日，利川农商行谋道支行向利川市天诚会计事务所出具询证函回复，该复函载明:“兹证明你单位询证的利川市玉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验资款于2012年9月25日进帐到我行开立的帐户利川市玉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帐号××××金额为壹仟万圆整(￥10000000.00)。”同日，湖北利川天城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利天会验〔2012〕198号验资报告，该报告载明:“经审验，载至2012年9月25日止，贵公司(筹)已收到张学安、唐家好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1000万元，其中:货币出资1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比例为100%。”次日，即2012年9月26日12时07分29秒，玉堂公司××××帐户收到从该司帐号××××转款1000万元，同日14时58分25秒，该帐户存款被转出人民币983万元，余额17.010519万元。2013年10月9日，玉堂公司(甲方)与刘军(乙方)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双方对位于利川市谋道镇大庄村玉堂仙境旅游地产合作开发。从签订本合同起即行到工商部门变更股份、股本转让手续。法定代表人不变。注册资金1000万元不在增资；乙方从签订本合同起按照双方约定投资1500万元(按股本金490万元，多出部分作为现公司借款，借款不计息)人民币。该项目由甲乙双方共同约定，从该项目实现售房款后首先按已缴投资份额足额退还双方借款，退出股本金。利润分配各占50%。甲乙双方应对项目发展规划、设计、市场营销实行统一管理，统一指挥。2014年4月8日，玉堂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吸收刘军同志为公司新股东，公司股东张学安将其所持股490万元占49%转让刘军；选举张学安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军为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唐家好为公司监事。同月10日，玉堂公司注册登记变更登记审核表载明变更后股东为张学安、唐家好、刘军。该附表载明:张学安出资310万元、持股比例31%，刘军出资490万元、持股49%，唐家好出资200万元、持股20%。从2013年10月10日起至2015年2月9日，刘卫通过银行向刘军共计转款1429.7697万元。2015年5月31日，玉堂公司、张学安及刘军向刘卫出具借条五张，为便于计算利息，五张借条分别约定不同的借款时间及金额。借条1载明:“今借到刘卫现金3000000.00元整(大写:叁佰万元整)。在2015年售房后，先还此笔借款，利息为2分，还款时统一结算。2013年12月3日。”第2张借条载明:“今借到刘卫现金3000000.00元整(大写:叁佰万元整)。在2015年售房后，先将此笔款归还，利息为2分，归还后统一结算。2014年3月27日。”借条3载明:“今借到刘卫现金5000000.00元整(大写:伍佰万元整)。在2015年售房后，先还此笔借款，利息为月息2分，还款时统一结算。2014年4月30日。”借条4载明:“今借到刘卫现金3000000.00元整(大写:叁佰万元整)。在2015年售房后，先还此笔借款，利息为2分归还后统一结算。2014年6月24日。”借条5载明:“今借到刘卫现金3000000.00元整(大写:叁佰万元整)。在2015年售房后，先还借款，利息为2分，归还时统一结算。2015年2月17日。”上述借条均加盖玉堂公司印章并有张学安、刘军的签名。同日，玉堂公司、张学安向刘卫出具还款承诺书，该承诺载明:“承诺人利川市玉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3年12月至2015年2月期间，先后向刘卫借款人民币1700万元整(上列借款均汇入公司股东刘军帐户)，约定按月利率2分计付利息，并于2015年我公司开发的'天韵江山'楼盘2015年6月份开始售房后归还本息。但由于楼盘销售情况不佳，至今未归还借款本息。为此，我公司特向刘卫作出如下承诺:1、于2015年6月2日前归还刘卫借款本金叁佰万元，并同时付清相应利息壹佰零捌万元(从2013年12月3日起计算至2015年6月2日止，月息2分)。2、于2015年6月26日前归还刘卫借款本金叁佰万元，并同时付清相应利息玖拾万元(从2014年3月27日起计算至2015年6月26日止，月息2分)。3、于2015年7月29日前归还刘卫借款本金伍佰万元，并同时付清相应利息壹佰伍拾万元(从2014年4月30日起计算至2015年7月29日止，月息2分)。4、于2015年8月23日前归还刘卫借款本金叁佰万元，并同时付清相应利息捌拾肆万元(从2014年6月24日起计算至2015年8月23日止，月息2分)。5、于2015年9月17日前归还刘卫借款本金叁佰万元，并同时付清相应利息肆拾贰万元(从2015年2月17日起计算至2015年9月16日止，月息2分)。”借款承诺期限届满后，经刘卫催收，玉堂公司至今未归还借款。一审法院另查明：1、2013年12月至2015年6月，刘军转入玉堂公司1199.7万元，其中1088万玉堂公司出具收据，部分收据载明为投资款；2、2014年8月至2015年7月刘军通过银行向玉堂公司出纳牟来荣个人转款184.53万元。诉讼中，牟来荣证实该款均用于玉堂公司，已入公司帐且有法定代表人张学安的签名；3、除上述两项外，诉讼中，刘军提供了419.044053万元财务手续不完善的票据以证明该款用于玉堂公司的工程建设。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本案刘卫与刘军系姐弟，在借款人玉堂公司未提供任何担保及未出具债权凭证的情况下，为便于资金监管及防范借款风险，刘卫将出借给玉堂公司的借款交付刘军。其后，玉堂公司向刘卫出具借条及承诺书，确定了借款时间、金额及还款计划，承诺书载明的借款交付方式为刘卫将借款均汇入玉堂公司股东刘军帐户。刘卫与玉堂公司的借贷关系成立。借贷双方确定的借款期间为2013年10月到2015年2月，其间，刘卫给付刘军借款共计1429.7697万元。刘军收到借款后实际用于玉堂公司的为1384.23万元，按玉堂公司出具借条时确定的借款时间，借款金额分别为2013年12月3日290.505万元，2014年3月27日558万元，4月30日126万元，2015年2月17日409.725万元。另刘军在本案中提供的419.044053万元财务手续不完善的票据不能客观、充分证明该款系在玉堂公司开发的天韵江山楼盘建设中实际产生。刘军述称该款已在玉堂公司的工程建设中支出的陈述不予采信。玉堂公司借款后未按约定归还借款本息，应承担还款付息的违约责任。借款时借贷双方约定月利率2%符合法律规定。刘卫据此要求玉堂公司归还借款及按月利率2%支付利息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其超过借款本金1384.23万元的请求不予支持。玉堂公司在资本验资次日将注册资金1000万元中的983万元转出，诉讼中，张学安未提供证据证明该转款系因经营或正常业务开支及其他正当理由抽走货币出资，一审法院认定其抽逃出资成立。刘卫要求张学安在其出资范围内对玉堂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的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本案调整的是借贷法律关系，玉堂公司出具的部分收据载明投资款系其单方意思表示，刘军是否向玉堂公司缴纳投资款，不属本案调整范围，债权人可另寻救济途径。综上，玉堂公司、张学安辩称出具借条不是其真实意思及未收到借款的理由不成立，其要求驳回刘卫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二条、第十四条规定，判决:（一）利川市玉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归还刘卫借款1384.23万元。按月利率2%支付借款290.505万元从2013年12月3日起，借款558万元从2014年3月27日起，借款126万元从2014年4月30日起，借款409.725万元从2015年2月17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二）张学安在其抽逃出资310万元本息范围内对利川市玉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负上述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三）驳回刘卫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3830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28830元，由利川市玉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张学安承担100830元，刘卫承担23000元。
本案二审期间，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基本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讼争焦点是：1.刘卫与玉堂公司是否达成借贷合意；2.刘卫是否向玉堂公司提供了借款；3.张学安是否构成抽逃出资。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玉堂公司上诉主张刘卫持有的由玉堂公司出具的5张借条非玉堂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亦即玉堂公司与刘卫就借条所涉借款未形成合意。本院认为，借条虽非借贷双方签署的借款合同，但作为一种债权凭证，应是出借人与借款人就借款相关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后由借款人向出借人出具，因此借条持有人依据借条主张双方达成借贷合意，在无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形下应当认定双方达成了借贷合意。本案中，玉堂公司在案涉5张借条尾部“借款人”处均加盖公司印章，且时任玉堂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学安亦在借条上署名，玉堂公司虽主张出具案涉借条非该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并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玉堂公司向刘卫出具的案涉5张借条均系玉堂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且玉堂公司与刘卫就借条所涉借款达成合意。
关于第二个讼争焦点。玉堂公司上诉主张玉堂公司虽向刘卫出具了借条，但玉堂公司并未收到刘卫提供的借款。本院认为，刘卫持有的借条虽不能直接证明其已经履行了出借借款的义务，但玉堂公司于案涉借条出具当日，即2015年5月31日出具的《还款承诺书》已经表明借条所涉及的借款均是汇入玉堂公司股东刘军的个人账户，而根据查明事实，刘卫在2013年10月10日起至2015年2月9日止通过银行先后向刘军支付1429.7697元，结合2015年5月31日玉堂公司出具借条5张和《还款承诺书》能够证明，玉堂公司以借条的方式对此前业已发生的刘卫向刘军支付款项的性质等进行确认，表明玉堂公司认可刘军收到刘卫的款项为玉堂公司的借款。虽然刘卫向刘军转款的金额与借条所载金额存在不一致，但不能就此否认玉堂公司没有收到刘卫提供的借款。一审法院依据实际情况，认定刘卫向玉堂公司提供借款的实际金额是适当的。至于玉堂公司提出《还款承诺书》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玉堂公司在审理中并未证据证明《还款承诺书》不符合确认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的相关证据，而该承诺书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且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应当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对于玉堂公司与张学安提出刘军负有向公司出资的义务的问题。根据查明事实，刘军进入玉堂公司之时，玉堂公司以及成立，原股东出资已经完成，刘军系从张学安处受让股权而成为玉堂公司股东。玉堂公司就刘军支付到该公司的款项而出具的部分收据虽载明系投资款，但刘军系受让取得公司股权，其并不直接负有向公司交纳出资款的义务，而其股权受让对价的接收方为转让股权的转让方张学安。因此，刘军交付给玉堂公司的款项与张学安和刘军之间的股权转让无关，刘军支付玉堂公司的款项应当认定系其转交刘卫向玉堂公司提供的借款。
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玉堂公司与张学安上诉主张玉堂公司于2012年9月26日从公司账户转出的983万元系公司正常经营行为，且转出账户并非张学安交纳出资的账户，张学安不构成抽逃出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二条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结合本案，玉堂公司于2012年9月25日登记设立，其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其中张学安出资800万元。依据验资报告，张学安于2015年9月25日即向玉堂公司交纳出资800万元，但在2015年9月26日玉堂公司账户即转出983万元。虽然该983万元并非是在张学安交纳出资的玉堂公司账户转出，但玉堂公司在9月26日转出983万元的账户于当日收到从验资账户转入的1000万元，983万元转出后，该账户余额仅为17.010519万元。因此应当认定张学安等的出资已被转出983万元。公司注册资本是维持公司运行的必要资金，其流向应当符合规定的程序，由于公司资金由公司所掌控，所以在涉及是否构成抽逃出资时，应由公司及相应股东对转出公司资金的合法性进行举证证明，而非由相关权利主张者加以证明。玉堂公司与张学安虽称公司转出的983万元系公司正常经营，应就此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玉堂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笔资金的转出系经法定程序作出的，应就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张学安抽逃出资符合法律规定，应予认定。
综上所述，利川市玉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张学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6805元，由利川市玉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张学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洪武
审 判 员 龙江莉
审 判 员 刘 健
二〇一八年七月一日
法官助理 陈思静
书 记 员 张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