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珠中法民一终字第10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太原市市政工程总公司，住所地：太原市杏花岭区。
法定代表人：ＸＸ国。
委托代理人：让玉成，广东玉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伟源市政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珠海市香洲区。
法定代表人：梁纳昭。
委托代理人：洪一彪，广东玉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良英，男，汉族，1977年3月15日出生，住广东省阳东县。
委托代理人：陈富锋，男，汉族，1962年9月10日出生，住广东省阳东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阳江中心支公司，住所地：阳江市江城区。
负责人：陈焕。
委托代理人：谭贤辉，男，汉族，1988年10月20日出生，广东省阳江市，系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启良，男，汉族，1952年12月17日出生，住重庆市云阳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绪菊，女，汉族，1963年11月20日出生，住重庆市云阳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学娟，女，汉族，2008年10月16日出生，住重庆市云阳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江婷，女，汉族，2008年10月16日出生，住重庆市云阳县。
上述两被上诉人的法定��理人：高中清，女，汉族，1950年2月18日出生，住重庆市云阳县。
以上四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代理人：ＸＸ，重庆新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道比，男，汉族，1966年6月14日出生，住广东省阳江市海陵岛试验区。
原审被告：珠海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珠海市香洲区。
法定代表人：吴水龙。
委托代理人：刘姝，女，汉族，1982年11月7日出生，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太原市市政工程总公司（以下简称太原市政公司）、广东伟源市政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源公司）、高良英、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阳江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太保阳江公司）因生命权纠纷一案，均不服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2014）珠金法平民初字第1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3年11月18日19时15分，吴大友饮酒后驾驶粤JD84**二轮摩托车搭载陈春琼沿珠海大道右侧车道由西往东方向行驶至神采生物科技公司路段时，因车辆前轮轮胎被尖锐金属物扎穿致使车辆失控倒地，适遇高良英驾驶粤QS28**号重型自卸货车以不低于58.86公里／小时的速度沿左侧车道同向驶至，粤QS28**号重型自卸货车左后轮碾压到吴大友，造成吴大友和陈春琼当场死亡的交通意外事故。金湾交警大队认为，吴大友饮酒后驾车在道路上行驶，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高良英驾驶车在道路上超速行驶，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乘车人陈春琼没有违法行为。吴大友酒后驾驶机动车和高良英驾驶机动车超速行驶的违法行为均与此事的发生没有因果关系。后经珠海��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复核，维持了金湾交警大队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交警部门在机动车检测站检验员的配合下，对粤JD84**号摩托车进行拆检，并作出车辆技术检验报告：该车前轮胎胎冠上有一个3毫米的小孔，内有一块长度5毫米的金属物扎穿外胎，内胎气嘴顶部有一个4.5毫米的孔洞，前轮胎右侧有五段与路面摩擦痕迹，每段摩擦痕迹有20CM左右（说明车辆是在行驶中，前轮胎被路面的尖锐金属物扎穿泄气，导致前轮胎摇摆，方向不稳）。陈春琼的家庭成员有，丈夫吴大友（本次交通事故已去世），父亲陈启良（1952年12月17日出生），母亲杨绪菊（1963年11月20日出生），女儿吴学娟（2008年10月16日出生），女儿吴江婷（2008年10月16日出生）。陈启良、杨绪菊生育包括陈春琼在内的四名子女，均为成年人。陈春琼户籍为重庆市云阳县，于2009年7月至2013年11月暂住在中山市��洲镇。粤QS28**号车的车主为高良英，该车在太保阳江公司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商业险限额为50万元）。事发现场位于平沙镇神采生物科技公司路段，该段为施工路段，珠海大道呈东西走向（东往珠海市区方向，西往高栏港方向），分向式道路，中间有护栏分隔，单向2车道，宽度：7.23米（最右侧有一非机动车道，宽度：2.85米），沥青路面，路表干燥，夜间有路灯照明，限速40公里／小时。珠海市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交通集团）作为发包人将“省道S366线（珠海大道）金湾互通立交至高栏港段主线改建工程施工Ⅳ标段”对外招标，2012年12月25日，太原市政公司中标，双方于2013年1月25日签订了施工承包合同，约定在240天内完成施工。因承建方未能在约定期限内完工，同年9月11日，双方又签订了补充协议，将工期延长。2013年7月，太原市政公司与伟源��司签订运输协议，将承建工程的运送沥青混合料的任务发包给伟源公司，运输期限自2013年7月至太原市政公司工程结束，运输地点从平沙沥青搅拌站至太原市政指定施工现场。同时伟源公司又与宏发车队陈道比签订沥青混合料运输合同，将运输沥青混合料的工程转给宏发车队。高良英因与陈道比是老乡，陈道比介绍高良英带自己的车来宏发车队，按每吨6元的价格计算报酬，油钱与修车费均由高良英自己负担，在报酬中一起结算。
原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各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1.珠海交通集团将工程通过招标方式发包给太原市政公司，太原市政公司将修好的路作为劳动成果交付给珠海交通集团，珠海交通集团给付太原市政公司一定价款，具有承揽合同关系，珠海交通集团作为承揽人对选任施工人没有过失，不应当承担责任；2.太原市政公司作为总承包人，对其负责的总施工路段有安全监管、管理维护义务，应对事故发生负一定责任；3.太原市政公司将其中运送沥青的任务交由伟源公司，伟源公司又全部转给宏发车队陈道比，伟源公司与宏发车队之间签订的运输协议运输单价为每吨10.3元，比伟源市政与太原市政公司签订运输协议中的价格还要高0.3元每吨，不合常理，由此可以认定伟源公司与宏发车队实际是作为一个利益整体对外享有权利承担义务，高良英在宏发车队组织下从事运输，宏发车队为高良英运输提供统一的组织调度，对加油和车辆维修由宏发车队进行管理，收取运送沥青混合物的差价每吨约4.3元，说明宏发车队对车队的车辆有一定的管理义务，对事故发生承担部分责任。4.高良英在宏发车队的统一组织下从事运输，按运输石料量来计算报酬，并非雇佣关系，高良英对自己的车辆享有控制、支配的权利，其在运输��程中超速行驶，虽该交通事故被认定为交通意外事件，但是高良英因超速行驶对吴大友、陈春琼的死亡存有过错，当然死者吴大友酒后驾车对自己与陈春琼的死亡亦有过错，结合本案，原审法院酌情由高良英与吴大友负此事故的同等责任为宜；5.该案虽为意外事件，但是根据以上分析，高良英对此事故发生是有过错的，高良英的车在太保阳江公司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险，应当根据保险合同来进行赔偿。本事故有两人死亡，因此，保险赔偿在两个死者间均分。
二、关于赔偿具体数额。1.丧葬费，陈启良、杨绪菊、吴学娟、吴江婷（以下简称陈启良、杨绪菊等4人）主张不超过标准，原审法院按其主张的65945元／年的标准赔偿6个月计算为32972.5元。2.死亡赔偿金，陈春琼从重庆外出打工，暂住在中山市坦洲镇满一年以上，以城镇居民对待，按照32978.21元／年的标准赔偿20年���算为659564.2元。3.被扶养人生活费，死者陈春琼的父亲陈启良年满61周岁，达到退休年龄，还需扶养19年，其母亲杨绪菊年满50周岁，陈启良、杨绪菊等4人没有提供相关丧失劳动能力和无其它生活来源的证明，原审法院不予支持，陈春琼的两个女儿年满5周岁，均还需抚养13年，但根据相关规定，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结合本案即年赔偿总额不得超过24083.48元。因此，第1年至第13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4083.48元／年×13年＝313085.24元，第14年至第19年只扶养陈启良，结合陈启良有三个扶养人的事实，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4083.48元／年×6年÷3＝48166.96元；以上被扶养人生活费共计为361252.2元。4.精神抚慰金，根据珠海本地司法实践，原审法院酌情支持8万元。以上损失总额为1133788.9元。太保阳江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11万元的一半即55000元，因吴大友负同等责任，在太保阳江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了55000元后，各赔偿义务人应当赔偿陈启良、杨绪菊等4人损失539394.45元，再减去太保阳江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赔偿陈启良、杨绪菊等4人人民币25万元，陈启良、杨绪菊等4人还应获得289394.45元的赔偿，结合上节分析，原审法院酌情高良英、太原市政公司、伟源公司和陈道比三方对陈启良、杨绪菊等4人方的剩余损失各承担40%、30%、30%的责任为宜，高良英应当赔偿陈启良、杨绪菊等4人115757.78元（除去已经给付的45000元，还需给付70757.78元），太原市政公司应当赔偿陈启良、杨绪菊等4人86818.34元，伟源公司和陈道比连带赔偿陈启良、杨绪菊等4人86818.34元。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二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太保阳江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限额内支付陈启良、杨绪菊等4人交通事故赔偿金人民币55000元；二、太保阳江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支付陈启良、杨绪菊等4人交通事故赔偿金人民币250000元；三、太原市政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陈启良、杨绪菊等4人交通事故赔���金人民币86818.34元；四、伟源公司、陈道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陈启良、杨绪菊等4人交通事故赔偿金人民币86818.34元；五、高良英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陈启良、杨绪菊等4人交通事故赔偿金人民币70757.78元；六、驳回陈启良、杨绪菊等4人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0386元，由陈启良、杨绪菊等4人承担9002元，由太原市政公司承担1970元，由伟源公司、陈道比承担1970元，由太保阳江公司承担5875元，由高良英承担1569元。
上诉人太原市政公司不服原审判决，依法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三项，本案诉讼费由陈启良、杨绪菊等4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涉案路段并非施工路段，是车辆正常通行的路段，有限速标志、夜间有照明，原审法院对这一关键事实未查清，错误认定太原市政公司作为总包方应对事故承担一定责任。二、陈启良、杨绪菊等4人没有证据证明涉案金属物系发生交通事故路面上的物体，也无证据证明该金属物系太原市政公司所留，更无证据证明涉案摩托车系在涉案路段行驶中被金属物所扎，故本案事故的发生与太原市政公司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太原市政公司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三、吴大友饮酒后驾驶摩托车导致交通事故，造成陈春琼死亡，陈启良、杨绪菊等4人放弃对吴大友的追讨，转而要求太原市政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
伟源公司答辩称，对太原市政公司的上诉没有意见。
高良英答辩称，既然交警部门认定发生事故的双方都与事故没有因果关系，属于意外事故，因此高良英不需要承担责任。发生事故的关键是���轮摩托车在行驶过程中在太原市政公司施工的路段被金属物所扎，太原市政公司对施工没有尽到安全施工的义务。一审对各方的责任比例划分是正确的。
太保阳江公司答辩称，坚持上诉状的意见。
被上诉人陈启良、杨绪菊等4人答辩称：一、涉案路段属于在建路段，不属于通车路段，太原市政公司在管理上有义务，而太原市政公司对管理存在疏忽导致了本案事故的发生；二、肇事摩托车是从高栏港开往平沙方向，到事发地点有十几公里，如果金属物不是在事发路段上的，那么车辆早就发生问题了，如果高良英看见左右摇摆的摩托车也不会超车；三、根据尸检结果，吴大友驾车喝酒是事实，但不是导致本案事故的原因，跟本案事故没有因果关系。
原审被告珠海交通集团答辩称，对太原市政公司的上诉没有意见。
上诉人伟源公司也不服原审判决，依法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四项，本案诉讼费由陈启良、杨绪菊等4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伟源公司与宏发车队是不同的民事主体，原审法院认定二者之间属于利益共同体对外承担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伟源公司将运输任务发包给宏发车队，宏发车队自行组织有关车辆进行运输，且从伟源公司取得了运输报酬，发生事故与伟源公司无关。三、本案属于交通事故，伟源公司并非事故方，判决伟源公司承担责任没有法律依据。
太原市政公司答辩称，同意其上诉意见。
高良英答辩称，对伟源公司的上诉没有意见，由合议庭裁量。
太保阳江公司答辩称，本次事故被保险人是没有责任的，坚持一审的答辩意见。
被上诉人陈启良、杨绪菊等4人答辩称：一、太原市政公司把工程发包给伟源公司后，伟源公司把劳务发包给了陈道比，两份合同发包的单价是明显不合理的，因此陈道比与伟源公司之间的合同是虚假的，即使合同是真实的，伟源公司也存在选任不当的过失，应当承担责任；二、本案交通事故后，陈启良、杨绪菊等4人对交警部门的认定提出了复议，但维持了原结果，认为本案不属于交通事故，陈启良、杨绪菊等4人认为这是珠海的地方保护主义导致，本案应属于交通事故。
原审被告珠海交通集团答辩称，对伟源公司的上诉没有意见。
上诉人高良英也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五项，依法改判，本案诉讼费由陈启良、杨绪菊等4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高良英超速行驶不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不应承担70%的责任。1.事发时，吴大友驾驶的摩托车系与高良英的货车并排时失控倒地的，即使高良英正常行驶，也不可能避免事故发生。2.交警部门对涉案摩托车的检测显示，该车辆系行驶中前轮被��面的尖锐金属物扎穿泄气，导致前轮摇摆、方向不稳，说明事故的根本原因是施工路段的金属物扎穿摩托车前轮导致翻车，太原市政公司作为施工方应承担主要责任。3.涉案路面干燥，夜间有照明，说明事故的发生不是高良英与吴大友的驾驶疏忽所致，根本原因在于太原市政公司。因此，太原市政公司应承担30%的责任，余下部分责任再由高良英与吴大友各负担35%。二、陈道比与高良英之间系雇佣关系，高良英一方的责任应由雇主陈道比负担。其一，双方之间必然有口头或书面的雇佣协议；其二，高良英为陈道比提供运输劳务，陈道比支付报酬；其三，高良英在陈道比的统一组织、管理、监督下工作；其四，高良英是陈道比选任的合格运输人。综上，高良英的损害应由陈道比承担责任。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错误分配赔偿责任。一审错误地将商业三者险对受害���先行赔付，再分担各方责任，而正确的做法是先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其余部分按照各方的责任比例赔偿。
伟源公司答辩称，坚持一审的意见和二审的上诉意见。
太原市政公司答辩称：一、高良英认为太原市政公司承担主要责任，这是高良英的主观臆断。根据事故认定书，事发路段是一个通行路段；二、结合交警所调查的结果，不能证明二轮摩托车所扎的金属物就是在涉案路段上，涉案车辆从高栏港行驶至事发路段，经过了生活区等，摩托车被扎到轮胎之后慢慢地泄气，加上驾驶人本身喝了酒；三、沥青高温下肯定会把金属物融化掉，因此涉案的金属物不可能是固定在当时的路段。因此原审认定高良英需要承担责任是正确的，高良英的上诉应予驳回。
太保阳江公司答辩称，坚持一审和上诉状的意见。
被上诉人陈启良、杨绪菊等4人答辩称：一、一��认定高良英和吴大友各承担50%的责任，高良英超速驾驶是违法行为；二、摩托车轮胎上有三毫米的小孔，内有一块长度5毫米的金属物扎穿轮胎；三、从该路段的宽窄和路面干燥情况来看，事发时是晴天。高良英主张其和宏发车队之间是雇佣关系，而根据交警部门的调查，事发时高良英驾驶的车是太原市政公司的工程车，而不是宏发车队的车，因此能认定太原市政公司雇佣其驾驶工程车。
原审被告珠海交通集团答辩称，同意太原市政公司关于路面金属物问题的意见。沥青高温下肯定会把金属物融化掉，因此涉案的金属物不可能固定在当时的路段。
上诉人太保阳江公司也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撤销原判第一、二项，改判太保阳江公司不对陈春琼的死亡承担责任，本案诉讼费由陈启良、杨绪菊等4人承担。事实和理由：没有证据证明陈春琼系太保阳江公司承保的粤QS28**货车碾压致死，太保阳江公司无需承担责任。根据高良英的询问笔录，事发后其看见吴大友被压在车轮底下，陈春琼倒在车后，交警部门也认定高良英驾驶的货车后轮碾压到吴大友，因此，高良英驾驶的货车根本没有与陈春琼发生任何碰撞，太保阳江公司无需对其死亡承担任何责任。
伟源公司答辩称，不认可保险公司的上诉理由，一审判决认定该公司承担责任是正确的。
高良英答辩称，一审判决具有随意性，两级交警部门都认定本案是意外事件，如果让保险公司去赔付没有法律依据。如果按照生命权纠纷去赔付，按照侵权责任法，一审判决也背离了法律规定。同意保险公司的意见。
太原市政公司答辩称，保险公司的上诉不能成立。本案是特殊案件，侵权方很难认定，摩托车上的两个人都死亡了，双方都是机动车，一方也购买了保险，一审法院���平衡了双方关系后作出的判决，保险公司上诉是为了推卸责任。
被上诉人陈启良、杨绪菊等4人答辩称，本案是一个事故导致两人死亡，对方也没有证据证明当时陈春琼没有跟车辆发生碰撞，保险公司应该对两个受害人都赔付。
原审被告珠海交通集团答辩称，对保险公司的上诉没有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关于高良英、陈道比（宏发车队）、伟源公司以及太原市政公司之间关系的问题，经核，一审法院向公安机关调取了本次事故的相关证据材料，高良英在询问笔录中陈述其是本次事故涉案车辆粤QS28**重型自卸货车的车主，事发时给珠海大道四标段的太原市政公司运石子，公安机关的事故照片显示该车辆悬挂有太原市政公司珠海大道三期4标工程车的标志。一审庭审中，高良英陈述，其是陈道比介绍进车队干活的，其车辆挂靠在宏发车队，宏发车队有管理，报酬是从宏发车队领取的，平常开车的油钱是宏发车队先垫付的，车辆维修则由自己出钱，事发当天是陈道比叫高良英去平沙大道拉石料的。二审中，高良英陈述，宏发车队是陈道比个人出钱组织的，没有办理工商登记，他本身就有几台车，有事做的时候会叫其他车加入进来，如果是拉石子就按车来计算，如果是拉混合土就按重量计算，陈道比负责管理，老板陈章宏结算报酬，陈道比没有收高良英的钱。平常维修费是由高良英出，但可以向太原市政公司去借，加油是在太原市政公司加的，后面再跟运输费用一起结算。伟源公司没有对高良英的工作进行安排管理，只有陈道比来安排高良英干活，高良英不清楚陈道比是代表谁的。陈章宏是陈道比的朋友，也是高良英的老乡，他是车队老板，因为癌症去世了，是陈道比叫高良英去拉东西的，有活干就叫高良英去干。至于高良英的雇主是谁，由法院裁定。陈启良、杨绪菊等4人主张，事发时高良英所从事的劳务不属于伟源公司安排的工作，已经超出了伟源公司、太原市政公司、宏发车队三者合同中约定的内容，他是给太原市政公司拉石子，因此当时他的雇主是太原市政公司。太原市政公司主张，工程车的标志是为了工程施工管理需要而放，而实际施工方不一定是标志方，一审法院对陈道比做了笔录，他是宏发车队老板陈章宏聘请的。高良英是去宏发车队干活，没干几天就出了本案事故，陈道比也给高良英结清了工资。伟源公司主张，伟源公司与陈道比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或雇佣关系，一审对陈道比、高良英、陈章宏之间的关系已经查明，伟源公司把运输工程发包给了宏发车队，与高良英之间没有任何的直接关系。另经核，一审中，一审法院对陈道比制作了询问笔录，陈道比陈述，其与高良英是老乡，临时叫他过来车队，为了方便管理，让高良英的车挂靠在宏发车队，但没有收取高良英任何费用。
关于死者吴大友驾驶的摩托车前轮是被来自何方的金属物扎穿的问题，二审中，太原市政公司、珠海交通集团主张，结合交警调查的结果，不能证明二轮摩托车所扎的金属物就是在涉案路段上，涉案摩托车从高栏港行驶至事发路段，经过了生活区等，摩托车被扎到轮胎之后慢慢地泄气，加上驾驶人本身喝了酒。沥青高温下肯定会把金属物融化掉，因此涉案的金属物不可能是固定在当时的路段。陈启良、杨绪菊等4人主张：一、从交警部门的检验报告看，金属物就是路面上的，不可能是摩托车自带；二、金属物是在沥青里面或者是公路上面的，不能确定是来自何方；三、因为摩托车前轮不是真空胎，所以不存在太原市政公司所说的慢慢泄气的事实。
关于事发��段的通行条件和维护问题，二审中，太原市政公司陈述，当时路面是单边施工，事发路面是完全通车的，还没经过验收，但有实际维护。珠海交通集团主张，事发路段还没交付使用，一般是到实际交付之后才交给公路局管理维护。
关于高良英驾驶的车辆有无与陈春琼发生碰撞的问题，二审中，太保阳江公司主张，根据交通事故认定书，陈春琼应该是摩托车失控之后坠地死亡，跟高良英的行为没有关系；高良英主张，其下车之后，发现陈春琼是倒在后面，不清楚是否碰撞了陈春琼；根据原审法院调取的公安机关对高良英所作询问笔录，高良英陈述，事发时摩托车的时速约为30公里，其驾车与摩托车并排时听到“啪”的一声，意识到发生了交通事故，停车后发现吴大友被货车右后轮碾压，陈春琼倒在地上；陈启良、杨绪菊等4人主张，本案是一个事故导致两人死亡，对���没有证据证明当时陈春琼没有跟车辆发生碰撞，保险公司应该对两个受害人都赔付。另经核，一审中，原审法院向公安机关调取的《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显示现场遗留陈春琼的血迹310×35cm2，现场有头盔（血迹），一审中，陈启良、杨绪菊等4人提交的陈春琼《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载明：“（a）直接导致死亡的疾病或情况：特重型颅脑损伤；引起（a）的疾病或情况：搭摩托车与泥头车相撞。”经质证，太保阳江公司特别授权的委托代理人对该证据不持异议。另经核，高良英提交的神行车保系列产品保险单显示，其向太保阳江公司投保的第三者商业责任险承保险别为“三者险不计免赔条款”。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吴大友饮酒后驾驶二轮摩托车搭载陈春琼经过涉案路段时，车辆前轮被金属物扎穿，车辆失控，适遇高良英驾驶粤QS28**重型自卸货车超速同向驶至，货车左后轮碾压吴大友，造成吴大友和陈春琼当场死亡的交通意外事故，交警部门认定吴大友酒驾行为与高良英超速行驶的行为均与事故的发生没有因果关系。应当看到，公安交警部门所作的事故认定本质上是一种行政行为，由此认定的责任系交通事故责任，与民事诉讼中的损害赔偿责任存在根本区别，二者的归责原则是明显不同的，前者考量的主要是行为人的违法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后者考量的则主要是行为人的过错与交通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既包括直接因果关系，又包括间接因果关系，因此，公安交警部门所作事故认定是民事诉讼中的重要证据，一般情况下也是划分民事赔偿责任的主要依据，但二者并非必然等同，在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结合交通事���认定合理确定损害赔偿责任主体的责任承担问题。本案中，吴大友、高良英对于吴大友驾驶的摩托车前轮在高良英超车时恰好被金属物扎穿是不能预见的，故公安交警部门认定吴大友、高良英的违法行为均与事故的发生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吴大友、高良英均无须承担交通事故的行政责任是正确的，但是，也应当看到，吴大友酒后驾驶机动车、高良英超速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客观上均增大了交通事故发生的风险，二者主观上均具有过错，二者过错的间接结合是本次事故发生的诱因之一，故原审法院结合具体案情分析各赔偿义务人的过错确定其责任比例划分的处理原则是正确的，高良英、太原市政公司、太保阳江公司于二审答辩中主张本次事故属于意外事件、各方均无需承担责任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合各方的上诉、答辩意见，本案各方争议的焦点有五个，一��高良英是否存在雇主、应否由雇主承担雇主责任；二是太原市政公司有无过错、应否承担赔偿责任；三是伟源公司与宏发车队、高良英之间是何关系，应否承担赔偿责任；四是陈春琼是否与高良英驾驶的车辆发生碰撞、太保阳江公司应否对陈春琼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五是各赔偿义务人之间的责任比例划分以及计算方法问题。对此，本院分别评析如下：
一、关于高良英是否存在雇主、应否由雇主承担雇主责任的问题。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高良英在事发后公安机关所作的询问笔录以及一审庭审中均未提出其受雇于他人的主张，二审中，高良英上诉主张其受雇于陈道比，但并未提交相关证据证实，二审庭审中，高良英又表示无法明确其雇主，由法院裁定，须知雇佣关系是个人雇佣个人提供劳务的用工方式，其法律关系直接、简单，雇员不可能不知道其雇主是谁，高���英就此问题的主张前后不一，明显不合常理，亦无相关证据支持，本院依法不予采信。从高良英、陈道比确认的事实看，两人是同乡，涉案货车登记在高良英名下，高良英受陈道比的邀请将其货车“挂靠”在陈道比管理的宏发车队，接受宏发车队的管理，陈道比揽到业务后将部分业务交与高良英完成，车辆维修费由高良英自负，油钱则由宏发车队垫付后与运费一起结算，高良英的报酬是由宏发车队支付的，伟源公司并未安排高良英的工作，事发当天，高良英系受陈道比的指派到太原市政公司的工地运送石料，据此可见，太原市政公司只是高良英运输石料的接收单位，太原市政公司主张高良英的车辆悬挂太原市政公司工程车标志只是出于工程施工管理需要、并不代表双方之间存在法律上的直接关系符合日常生活经验，也与高良英、陈道比确认的案件事实相符，本院确认高良英与太原市政公司、伟源公司之间并无直接法律关系，而在陈道比与高良英之间，高良英在宏发车队的统一组织下从事运输，按运输石料量来计算报酬，高良英对自己的车辆享有控制、支配的权利，双方之间符合承揽合同的基本特征。故高良英上诉主张其存在雇主、应由雇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太原市政公司有无过错、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根据公安交警部门认定的事实，事发当时，吴大友饮酒后驾驶粤JD84**二轮摩托车搭载陈春琼沿珠海大道右侧车道由西往东方向行驶至事发路段时，因车辆前轮轮胎被尖锐金属物扎穿致使车辆失控倒地；从交警部门对摩托车的检测情况看，该摩托车前轮内外胎均被尖锐金属物扎穿，金属物遗留在摩托车前轮内外胎之间，结合日常生活经验判断，机动车轮胎存在内外胎的情况下，若被��属物扎穿内胎，轮胎会在瞬间泄气，不可能出现慢慢泄气的情形，故根据现有证据判断，涉案摩托车是在涉案路段被路面上的尖锐金属物扎穿前轮的可能性较大，陈启良、杨绪菊等4人提交的证据已经达到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本院对涉案摩托车在涉案路段被路面上的尖锐金属物扎穿前轮之事实予以确认。至于该金属物系本身固定在涉案路段路面之上的还是遗留散落在事发路段的问题，从现有证据较难判断，根据太原市政公司、珠海交通集团二审确认的事实，事发路段是由太原市政公司作为总承包方组织施工，虽已通车但尚未验收交付，故太原市政公司是涉案路段的实际维护管理者，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因道路管理维护缺陷导致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道路管理者��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道路管理者能够证明已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尽到安全防护、警示等管理维护义务的除外”以及第十条“因在道路上堆放、倾倒、遗撒物品等妨碍通行的行为，导致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道路管理者不能证明已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尽到清理、防护、警示等义务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之规定，司法解释规定道路管理者对于道路管理维护缺陷导致的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承担责任实行过错推定原则，本次事故发生的诱因之一是事发路段存在足以扎穿摩托车轮胎的尖锐金属物之危险源，无论该金属物来源如何，太原市政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危险源的确切来源，也未举证证实其已尽监管、维护并排除危险源的合理义务，原审法院确定太原市政公司根据其过错程度对本次事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太原市政公司上诉主张其无需承担赔偿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三、关于伟源公司与宏发车队、高良英之间是何关系，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以及前述第一点的分析认定，太原市政公司将运输业务发包给伟源公司，伟源公司又将该业务发包给陈道比（宏发车队），陈道比（宏发车队）将部分运输业务交与高良英承揽完成，故太原市政公司与伟源公司之间、伟源公司与陈道比之间、陈道比和高良英之间均成立承揽关系，高良英与伟源公司之间并无直接法律关系。原审法院认定陈道比对车队的车辆有一定的管理义务、应对事故发生承担部分责任，各方当事人对此均未提出上诉，视为服判，本院径行予以维持。应当看到，伟��公司与陈道比是明显不同的法律主体，虽然伟源公司与宏发车队之间签订的运输协议运输单价比伟源市政与太原市政公司签订运输协议中的价格还要高，不合常理，但是，意思自治是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上述民事主体之间签订运输协议的单价属于各方意思自治之范畴，不能据此推出伟源公司与陈道比属于利益共同体的结论。在侵权法律关系领域，立法者倾向于对连带责任的承担严格限制，故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以伟源公司与陈道比属于利益共同体为由判决伟源公司对陈道比的侵权责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予以纠正。伟源公司就此上诉有理，本院予以采纳。
四、关于陈春琼是否与高良英驾驶的车辆发生碰撞、太保阳江公司应否对陈春琼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首先，从公安交警部门事故认定的事实看，吴大友驾驶二轮摩托车���过事发路段时摩托车前轮被金属物扎穿，导致车辆失控倒地，适遇高良英驾车同向驶至，高良英所驾货车后轮碾压吴大友，造成吴大友、陈春琼当场死亡的交通意外事故，双方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对于吴大友、陈春琼的死亡结果具有同一性、直接性、瞬时性的特征，从现有证据无法得出陈春琼并未与高良英所驾车辆发生碰撞的结论；其次，结合高良英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的陈述以及交警部门的现场勘查情况和事故认定看，吴大友驾车的时速仅为30公里，属于低速行驶，死者陈春琼佩戴了摩托车头盔，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判断，即使车辆失控倒地，也不太可能导致陈春琼死亡的严重后果，且陈春琼现场遗留血迹面积达310×35cm2，陈春琼的死亡原因经医疗机构确定为特重型颅脑损伤，足见事发瞬间现状之惨烈，而高良英驾驶的是重型自卸货车，体积庞大，外壳坚固，且事��时的驾驶速度接近吴大友所驾摩托车的2倍，高良英在超车时也听到了响声，故不能排除高良英所驾货车的轮胎或者其他不易留下碰撞痕迹的部位与陈春琼发生了碰撞，因此，从现有证据综合判断，陈春琼系与高良英所驾车辆发生碰撞导致死亡的可能性更高；最后，陈启良、杨绪菊等4人一审中提交了陈春琼《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该书证载明了死亡的诱因是搭摩托车与泥头车相撞，经质证，太保阳江公司特别授权的委托代理人对该证据不持异议，其二审中就此提出异议亦有违诚信原则，在太保阳江公司并未提供充分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院对其上诉主张不予采信。综合以上分析，太保阳江公司关于陈春琼并未与高良英驾驶的车辆发生碰撞、太保阳江公司无需对陈春琼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理据不足，本院予以驳回。
五、关于各赔偿义务人之间的责任比例划分以及��算方法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据此，承保商业三者险保险公司承担责任的基础是保险合同，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保险公司只需承担合同约定范围内的义务，故对于符合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交通事故，交强险在其限额内先行赔付之后，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不是在其余损害范围内无条件在责任限额内进行赔偿，而是首先要确定侵权责任的性质，明确加害人基于侵权行为所应承担的赔偿范围，在此基础和范围内才涉及商业险保险公司根据上述规定赔偿的问题。本案中存在多个侵权人，并非只有承保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一方，故应首先分清各赔偿义务人的责任比例，再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按照该机动车一方的责任比例适用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原则予以赔偿。原审法院直接扣减太保阳江公司交强险、商业三者险的限额后再由各赔偿义务人按照责任比例赔偿系对相关司法解释的误读，本院予以纠正。高良英就此上诉有理，本院予以采纳。原审法院认定陈春琼在本次事故中的损失为1133788.9元，各方均未提出异议，本院径行予以确认；原审法院判决陈道比在86818.34元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各方亦��提出异议，本院径行予以确认，据此核算，陈道比的责任比例计算为：86818.34÷（1133788.9-55000）=8%（计算说明：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陈道比应承担的赔偿数额除以陈春琼总损失减去交强险限额后的差额，即为陈道比的责任比例，因本次交通事故造成两人死亡的后果，故在本案中对陈春琼一方扣减交强险责任限额的一半即55000元，同理，在以下商业三者险的计算中也是扣减一半的限额250000元）。至于吴大友、高良英、太原市政公司之间的责任比例划分问题，原审法院认定吴大友承担50%的责任，陈启良、杨绪菊等4人并未对此提出上诉，视为服判，太原市政公司虽提出上诉，但其上诉的目的在于减轻或者免除己方的责任比例，并未针对吴大友一方的责任比例，且吴大友酒后驾驶摩托车的行为本身增加了驾驶风险，降低了在摩托车前轮被扎穿情况下的操控能力，原审��院酌定其承担50%的责任公允合理，故本院对吴大友的责任比例予以确认，剩余部分42%的责任比例，根据前述第一、二点的分析认定，应由人民法院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在高良英与太原市政公司之间合理确定。应当看到，高良英驾驶的是重型自卸货车，其危险程度较高，高良英应尽更为高度的注意义务，其事发时超速行驶，其行为对于交通事故的原因力比例显然大于太原市政公司，其过错程度明显高于太原市政公司的维护管理过错，故本院酌定高良英承担32%的责任，太原市政公司承担10%的责任，根据前述司法解释规定的计算方法，高良英应赔偿陈启良、杨绪菊等4人（1133788.9-55000）×32%=345212.4元，该赔偿责任超出了商业三者险的赔偿限额，故应先由太保阳江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赔偿250000元，余款95212.4元由高良英自行承担，扣除高良英事发后赔偿的45000元，高良英还须赔偿陈启良、杨绪菊等4人50212.4元；太原市政公司应赔偿陈启良、杨绪菊等4人（1133788.9-55000）×10%=107878.9元。高良英就此上诉部分有理，本院予以采纳。鉴于根据上述原则核算的陈启良、杨绪菊等4人应得的赔偿总额549909.64元（太保阳江公司交强险55000＋太保阳江公司商业三者险250000＋陈道比86818.34＋高良英50212.4＋太原市政公司107878.9）已经超出了一审判决的数额549394.46元（太保阳江公司交强险55000＋太保阳江公司商业三者险250000＋陈道比、伟源公司86818.34＋高良英70757.78＋太原市政公司86818.34），因陈启良、杨绪菊等4人未提出上诉，视为服判，系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故对于差额部分515.18元（549909.64-549394.46），本院直接在太原市政公司应承担的赔偿款中扣减，即太原市政公司应赔偿107363.7元（107878.9-515.18）。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体处理欠妥，本院予以纠正。上诉人太保阳江公司、太原市政公司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高良英上诉部分有理，本院对其上诉有理之请求予以支持。上诉人伟源公司上诉有理，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2014）珠金法平民初字第109号民事判决第一、二、六项；
二、变更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2014）珠金法平民初字第109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太原市政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陈启良、杨绪菊等4人交通事故赔偿金人民币107363.7元；
三、变更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2014）珠金法平民初字第109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为：陈道比于本判��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陈启良、杨绪菊等4人交通事故赔偿金人民币86818.34元；
四、变更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2014）珠金法平民初字第109号民事判决第五项为：高良英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陈启良、杨绪菊等4人交通事故赔偿金人民币50212.4元；
五、驳回陈启良、杨绪菊等4人对伟源公司的诉讼请求；
六、驳回太原市政公司的上诉请求；
七、驳回太保阳江公司的上诉请求；
八、驳回高良英的其他上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0386元，由太保阳江公司负担5875元，由高良英负担1055元，由太原市政公司负担2458元，由陈道比负担1970元，由陈启良、杨绪菊等4人负担9028元；高良英预付的二审案件���理费1569元，由高良英负担1055元，由陈启良、杨绪菊等4人负担514元；伟源公司预付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970元，由陈道比负担；太原市政公司预付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970元，由太原市政公司负担；太保阳江公司预付的二审案件受理费5875元，由太保阳江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 恒
代理审判员 黄夏莉
代理审判员 唐育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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