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湘民终45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文万军，男，1963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醴陵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晓飞，湖南弘一(株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巴彦淖尔市康立电力安装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团结南路21号。
法定代表人：蔺海山，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海亮、阳露，上海协力（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巴彦淖尔电业局，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开源路。
法定代表人：欧书成，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鹏飞，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海亮，上海协力（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巴彦淖尔市康立电力安装有限责任公司乌拉特前旗分公司，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乌拉山镇四区（旗供电局院内）。
负责人：李新宽，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海亮、阳露，上海协力（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巴彦淖尔电业局乌拉特前旗供电分局，住所地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乌拉山镇。
负责人：李景新，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鹏飞，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巴彦淖尔电业局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海亮，上海协力（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湖南昌达输变电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娄底市经济开发区大汉大道嘉鑫花苑1栋1单元301室。
法定代表人：刘海滨，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新民，该公司法律顾问。
原审原告文万军与原审被告巴彦淖尔市康立电力安装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康立公司）、巴彦淖尔市康立电力安装有限责任公司乌拉特前旗分公司（以下简称康立前旗分公司）、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巴彦淖尔电业局（以下简称巴彦淖尔电业局）、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巴彦淖尔电业局乌拉特前旗供电分局（以下简称前旗供电分局）、原审第三人湖南昌达输变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昌达公司）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20日做出（2014）株中法民四初字第21号民事判决，康立公司和巴彦淖尔电业局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以（2015）湘高法民一终字第299号民事裁定发回重审。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16日做出（2015）株中法民四初字第54号民事判决。文万军和康立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1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8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文万军及各方当事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文万军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康立公司支付劳务分包工程款5200796.47元，并从2013年7月1日起以5200796.47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20%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约100万元，巴彦淖尔电业局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文万军提交的170份签证单不能作为认定工程量的依据不妥。1.签证单有业主单位、施工单位签字盖章，有现场监理人员签字确认，应予认定，并没有法律规定必须监理总工程师、监理单位在签证单上签字、盖章才能认定；2.签证单系施工过程中因为增加工程量而真实存在的，康立公司提交的158份签证单内容与文万军提交的签证单一致，但康立公司提供的签证单系其事后自行涂改，不应对文万军产生效力。二、对于日升公司出具的鉴定意见二，康立公司并未申请重新鉴定，因此应以该鉴定意见为依据确定工程造价。对于鉴定意见中的不确定部分，康立公司无法举证证明相关事实，应由康立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综上，应认定全部工程造价为8210796.47元。三、巴彦淖尔电业局是项目的发包单位，文万军是实际施工人，巴彦淖尔电业局应当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康立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文万军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昌达公司就同一工程在同一时间签订了两份不同的合同，对此昌达公司和文万军不能作出合理解释，且作为昌达公司代理人参与合同签订、结算的朱栋梁证明上述两份合同为虚假合同，在朱栋梁和文万军的谈话录音中，文万军也承认合同是其篡改的合同，因此文万军提供的合同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二、文万军与昌达公司签订的《合同权利义务转让书》未经康立公司同意，对康立公司不发生效力，文万军并非本案适格当事人，本案应裁定驳回起诉。三、康立公司与昌达公司签订了两份结算单，该结算单是双方对工程款的最终确定，且内容上体现了签证的工程款，各方均签字认可。结算单签署后，昌达公司已按照结算金额出具了税务发票，康立公司亦按结算支付了工程款。四、文万军应当举证证明工程量发生变更，以及应当增加工程款的具体金额，现文万军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五、文万军在一审庭审结束后增加诉讼请求，要求支付利息，不应支持。
文万军辩称：一、文万军提交的《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与昌达公司保存的合同只在合同签订地与管辖法院的约定存在差别，其他内容一致，康立公司只提交了明显没有文旭、朱栋梁签字的虚假的《劳务分包合同》和昌达公司保管的明显缺页的合同，因此应以文万军提交的合同作为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二、文万军依照债权转让协议向康立公司主张权利，符合法律规定。三、文旭与康立公司签订的结算是施工前双方预估的合同价格，不能作为双方结算的依据。
康立公司和康立前旗分公司辩称：一、总包合同约定签证应由总监理工程师签字，三份劳务分包合同均约定总包合同是合同组成部分，劳务分包人知晓总包合同的内容，文万军提供的签证单未经总监理工程师签字和监理单位盖章，不是形成于施工过程中，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二、文万军主张增加工程款，应当承担相应举证责任，文万军对鉴定意见也提出异议，因此鉴定意见不能作为认定工程造价的依据。
巴彦淖尔电业局和前旗供电分局辩称：文万军是依照其与昌达公司的权利义务转让协议提起诉讼，没有证据证明文万军是实际施工人，巴彦淖尔电业局不应承担连带责任。
文万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1.康立公司、康立前旗分公司支付“红同——西小召”35KV输变电工程固定劳务报酬379353元、签证部分劳务报酬9533582元，共计9912935元；2.巴彦淖尔电业局、前旗供电分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在诉讼过程中，文万军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支付劳务报酬、相关利息、违约金共计9912935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5月25日，内蒙古2011年中央预算内农网35—110kv改造工程第6标段由康立公司中标，中标价为31916099元，乌拉特前旗大余太—乌兰胡同35KV输电线路工程建安工程费2088299元、招标代理费15324元，乌拉特前旗西小召35KV输电线路工程建安工程费9530862元、招标代理费67422元。其中套海-
西小召35KV输电线路工程康立公司报价为4411428元，不含甲供材料，但含乙供材料497051元。
2012年6月1日，前旗供电分局（发包方）与康立公司（承包方）签订了总承包施工合同，工程包括大余太220KV变乌兰胡同35KV出线间隔工程、前旗西小召35KV变电站工程、套海110KV变西小召35KV出线间隔工程、大余太—乌兰胡同35KV输电线路工程、套海-
西小召35KV输电线路工程，工期为7个月，即从2012年6月1日开工，于2012年12月31日竣工，合同价为11713609元。该合同还对合同价格及其调整进行了以下约定：投标人应考虑自项目开工至竣工验收为止期间物价上涨、政策性调整及一般设计变更等诸多因素以及由此引起的费用变动并计入报价；投标人采购的材料应充分考虑价格风险，结算时不予以调整；本标工程招标为固定单价的承包方式，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应采用综合单价。综合单价承包部分工程结算时按合同所列综合单价乘以实际工程量计算。因分部分项工程款清单漏项或非承包人原因的工程变更，造成增加新的工程清单项目，其对应的综合单价按下列方法确定：1.合同中已有适用的综合单价，按合同中已有的综合单价确定；2.合同中有类似的综合单价，参照类似的综合单价确定；3.合同中没有适用或类似的综合单价，参照《电力建设工程预算定额》报价，经发包方确认后执行。双方还就工程质量保修范围、内容、质量保修期进行了以下约定：工程的质量保修期，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质量保修期限为电力线路工程、变电站安装工程保修期为一年。建筑物、构筑物的土建工程、室外上、下水工程及道路工程二年。工程质量保修金为竣工结算总价的5%，保修费用由造成质量缺陷的责任方承担。套海-
西小召35KV输电线路工程，后改为红同-
西小召35KV输电线路工程，即该项目工程西小召变电站出线原为套海110千伏变电站出线，工程变更为由红同110千伏变电站出线。
根据文万军提交的合同，2012年9月15日，康立前旗分公司作为工程承包人，昌达公司作为劳务分包人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该合同显示签订地点为株洲。分包工作期限为2012年10月5日至12月30日，工期85天。该合同约定分包范围包括线路基础、立杆、架线劳务分包、变电站电气安装，提供分包劳务内容包括线路铁塔组立、电杆组立、金具安装、线路架设、光缆架设、变电站的电器安装调试，劳务分包人委托的担任驻工地履行本合同的项目经理为文万军。该合同对双方之间的权利和义务进行了约定。合同还约定了三种劳务报酬：（1）固定劳务报酬，3329353元；(2)约定不同工种劳务的计时单价，按确认的工时计算，按现场签证办理；（3）约定不同工作成果的计件单价，按确认的工程量计算，按现场签证办理。以合同约定价格为基准，市场人工价格的变化幅度超过30%，按变化前后价格的差额予以调整；后续法律及政策变化，导致劳务价格变化的，按变化前后价格的差额予以调整；设计变更调整的工程内容和现场监理及业主确认的签证工程内容，以及双方约定的其他情形可以调整。采用固定劳务报酬方式支付劳务报酬的，该合同生效后即双方根据施工进度支付部分工程款，具体金额由双方协商，完工验收后支付完毕。采用计时单价或计件单价方式支付劳务报酬的，与上述劳务报酬同期调整支付，工程完成后付清。合同确定调整的劳务报酬、工程变更调整的劳务报酬及其他条款中约定的追加劳务报酬，应与上述劳务报酬同期调整支付。该合同对争议解决方式及民事诉讼管辖权进行了约定，如果发生民事纠纷，工程承包人和劳务分包人都不得在自己的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约定为工程承包人可以在内蒙古包头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劳务分包人可以在湖南省株洲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文万军之子文旭和工程介绍人朱栋梁在合同上作为委托代理人签字。
2012年9月21日，昌达公司授权文旭为公司代理人，以公司名义全权参加与前旗供电分局的招投标及签订送变电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包括洽谈、签订合同、安全责任、组织施工）竣工结算等事宜。授权期限为2012年9月21日至2012年12月31日止。
在施工过程中，康立公司工程项目部对增加工作量出具编号1-170（共计169份）工程签证单，并经康立公司工程项目部负责人郭润、现场监理工程师赵湘华和工程发包方前旗电力分局专责华涛签证认可。编号1-170（共计169份）签证单有施工单位、建设单位的公章，但没有监理单位的公章。该签证单在文万军手中。原审被告方对编号1-170（共计169份）工程签证单不予认可，认为是作废的并要求重新制作。为此，康立公司工程项目部又向前旗供电分局出具了编号1-169（共计169份，其中最后一份没有加盖公章，系复印件）工程签证单，该签证单由康立公司工程项目部负责人郭润、现场监理工程师赵湘华、总监理工程师王琳和工程发包方前旗供电分局专责华涛签证认可。其中168份签证单加盖了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建设单位的公章。
2013年6月昌达公司完成了工程任务交付送电运行，工期延长六个月。2012年11月12日开始前旗分公司向昌达公司陆续支付工程款。2013年12月16日，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地税局开具了建筑业统一发票，金额为3329353元。随后，乌拉特前旗分公司向昌达公司支付工程款76万元。从2012年11月12日起至2013年12月前旗分公司共计向昌达公司支付工程款3160000元，其中2013年4月19日付款15万元系红山至什纳35kv线路工程款，本工程实际付款3010000元。
2014年6月15日昌达公司与文万军签订《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约定将昌达公司与康立前旗分公司所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项下的权利和义务全部转让给文万军，工程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工程款的收取、材料款的支付、民工工资的支付等都由文万军承担，主张债权和承担义务都由文万军行使。昌达公司出具了《合同权利义务转让通知》，告知《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项下的权利和义务全部转让给文万军，要求康立前旗分公司就该合同的履行与文万军联系协商。同日，昌达公司与文万军再次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该协议书表明：因实际投资人和施工管理人都是文万军，该工程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工程款的收取、材料款的支付、民工工资的支付等都由文万军承担，主张债权和承担义务都由文万军行使。2014年6月20日，文万军以邮政快递的方式向康立公司、康立前旗分公司、前旗供电分局邮寄了《合同权利义务转让通知》。
在康立公司、前旗分公司不与昌达公司、文万军结算的情况下，昌达公司和文万军发函要求康立前旗分公司进行结算。康立前旗分公司认为与昌达公司就涉案工程已经完成结算，且大部分工程款已经支付完毕，仅余30多万质保金未支付。文万军于2014年6月25日委托长沙正旺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对该工程的签证部分劳务报酬进行了评估，结论为签证部分工程款9533582元。
诉讼期间，康立公司申请对当时特定环境下35kv输变电工程劳务分包部分的工程是否存在变更，文万军提供的签证单反映的工程变更是否属实，工程变更增加的工程价款以及昌达公司承包的该35kv输变电工程劳务分包部分的实际总造价进行鉴定。2016年12月26日，湖南日升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升公司）作出了湘日(2016基)鉴字302号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作出以下鉴定意见：1.法院委托内容中，对于本项目在当时特定环境下35KV输变电工程劳务分包部分的工程是否存在变更，文万军提供的签证单反映的工程变更是否属实这两项委托内容，已超出鉴定机构鉴定范围，我公司仅依据法院提供的现有鉴定资料及国家法律法规进行工程造价鉴定；2.鉴定机构无法对本项目实际发生的工程造价进行鉴定，仅依据法院提供的现有鉴定资料及国家法律法规进行工程造价鉴定；3.由于当事人向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供的质证资料有两份不同的签证单，本次鉴定范围内工程出具两份结论，请法院判决。结论一：1.可确定部分：依据康立公司提供的签证单，该工程劳务分包部分的总造价为4050601.54元。2.不可确定部分：由于签证单未明确拖拉机是手扶拖拉机还是盘式拖拉机，经鉴定后，手扶拖拉机台班费用为127095.93元，盘式拖拉机台班费用为212169.28元。拖拉机的台班费用单列，未计入上述可确定部分，请法院判决。结论二：1.可确定部分：依据文万军提供的签证单，该工程劳务分包部分的总造价为7135762.52元。2.不可确定部分：由于签证单未明确拖拉机是手扶拖拉机还是盘式拖拉机，经鉴定后，手扶拖拉机台班费用为593449.23元，盘式拖拉机台班费用为990682.36元。拖拉机的台班费用单列，未计入上述可确定部分，请法院判决。
文万军和康立公司、巴彦淖尔电业局对上述鉴定结论均有异议，文万军申请鉴定人员出庭。一审法院依法通知鉴定人员出庭接受质询，鉴定人对于双方提出的异议均予以答复，并对原来的鉴定意见书作了修改。结论一：1.可确定部分：工程原合同价款为3329353.00元，由于合同价款与增加的签证单有重复计取的内容，需扣除合同内与签证单重复计取的造价176287元，扣除重复计取的造价后，合同价款为3153066元；签证单增加的工程价款为841590.17元，该工程劳务分包部分的总造价为3994656.17元。2.不可确定部分：签证单未明确拖拉机是手扶拖拉机还是盘式拖拉机，16T吊车是轮胎式吊车还是汽车式吊车，抽水机出水口直径是70mm还是100mm。经鉴定后，手扶拖拉机台班费用为127095.93元，盘式拖拉机台班费用为212169.28元；16T轮胎式吊车台班费用为4481.86元，16T汽车式吊车台班费用为7656.23元；出水口直径为70mm的抽水机台班费用为51463.52元，出水口直径为100mm的抽水机台班费用为64016.42元。该三项台班费用单列，未计入上述可确定部分，请法院判决。结论二：1.可确定部分：工程原合同价款为3329353元，由于合同价款与增加的签证单有重复计取的内容，需扣除合同内与签证单重复计取的造价850626元，扣除重复计取的造价后，合同价款为2478727.00元，签证单增加的工程价款为4433780.2元，工程劳务分包部分的总造价为6912507.2元。2.不可确定部分：签证单未明确拖拉机是手扶拖拉机还是盘式拖拉机，16T吊车是轮胎式吊车还是汽车式吊车，抽水机出水口直径是70mm还是100mm。经鉴定后，手扶拖拉机台班费用为593449.23元，盘式拖拉机台班费用为990682.36元；16T轮胎式吊车台班费用为60936.08元，16T汽车式吊车台班费用为104095.26元；出水口直径为70mm的抽水机台班费用为163605.3元；出水口直径为100mm的抽水机台班费用为203511.65元。该三项台班费用单列，未计入上述可确定部分，请法院判决。
另查明：文万军系涉案劳务工程的实际投资人，文旭同意2014年6月15日文万军与康立公司签订的《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
再查明：康立公司提交了《西小召35KV输电工程结算》《西小召35KV工程电气结算清单》，结算总金额为3329353元。该两份单据由康立公司许勇、华涛制表，工程介绍人朱栋梁、文旭审核，前旗供电分局局长苗钱套批准，康立公司法定代表人贾志红签字盖章。该两份结算单据没有标注时间，文万军认为是预算单，原审被告方则认为是结算单。
2015年1月21日，康立前旗分公司向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公安局报案称，乌拉特前旗分公司2011年将农网改造升级工程西小召35kv输变电工程通过口头及合同形式经过朱栋梁的介绍承包给文旭、文万军父子，工程结束后，报案单位将拟定好的固定合同共两份盖章签字后，交由文旭带回湖南交给文万军签字，后文旭谎称合同遗失，并利用修改编造后的合同和虚假工程签证单及所谓的债权转让协议在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康立前旗分公司按签证单标注金额约900余万元支付工程款，文旭涉嫌合同诈骗。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公安局对报案予以了受理，但至今没有作出正式的结论。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争议焦点如下：1.三份劳务分包合同的效力如何，应当以哪一份合同为依据？2.文万军与昌达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合同是否合法有效？3.涉案工程是否已经全部结算？4.涉案工程劳务总价款是多少？5.巴彦淖尔电业局以及前旗供电分局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第一，三份劳务分包合同的效力如何，应当以哪一份合同为依据？
1．从合同形式看，各方一共提交了三份《劳务分包合同》，其中文万军提交一份，康立公司提交了其自己保存的一份，并提交了一份从昌达公司复制而来的合同。从合同的外在形式上看，文万军提交的合同与从昌达公司复制而来合同排版、断句相近，只是在合同签订地的约定有所出入。文万军的合同与从昌达公司复印的合同最后都有文旭及朱栋梁的签字，康立公司的合同则没有文旭、朱栋梁的签名。昌达公司复制的合同存在缺页，形式上不完整。虽然文万军提交的合同也存在一定的瑕疵，但相对而言文万军提交的合同在形式上比较完整。2.从合同内容看，文万军提交的《劳务分包合同》较为合理。三份合同内容上最大的区别是对于合同价款的约定，文万军提供的合同中价款总额为3329353元，但可以因工程量的变更而增减；康立公司提供的合同中合同价款虽也是3329353元，但该价格为确定不变的价格，不因任何原因而变化，包括不因工程量的变化而变化，文万军提交的合同在合同价款的约定上更为合理。3.康立公司没有充足证据证明文万军提供的《劳务分包合同》是虚假的，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责任。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公安局对康立前旗分公司的报案予以了受理，但至今没有作出正式的结论。综上，相对其他的合同，文万军提交的有文旭、朱栋梁签字的合同证明效力较高，应以该合同作为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
第二，昌达公司与文万军之间的合同权利转让是否合法有效？
涉案工程自2012年9月至2013年6月由文万军及其子文旭组织施工，三方庭审中均无异议。施工完毕后，为方便结算，文万军与昌达公司签订了《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将结算与追索劳动报酬的权利转让给文万军，并且向康立公司、康立前旗分公司、前旗供电分局邮寄了《合同权利义务转让通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之规定，昌达公司可以将合同的权利转让给文万军，无须征得合同义务人的同意。昌达公司将合同权利转让给了文万军，文万军就取得合同的相关权利，有权作为原告向被告方主张未付的工程款。康立前旗分公司作为劳务分包合同的发包人，应当向合同权利受让人即文万军履行结算、付款义务。但是，昌达公司将合同的义务转让给文万军，应当取得康立公司、康立前旗分公司的同意，现在没有取得康立公司、康立前旗分公司的同意，该《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中的合同义务转让部分不成立。
第三，涉案工程是否已经全部结算？
首先，康立公司提交了《西小召35KV输电工程结算》《西小召35KV工程电气结算清单》，主张康立公司与昌达公司已按照该结算单确定工程价款并结算完毕，但该结算单没有载明结算日期，也没有加盖参与单位的公章，不能证明其提交的两份结算单是在涉案工程完工后签订的。建设工程造价或者劳务分包总价款应当以承包方提交结算书为前提，在此基础上双方进行审核结算，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双方的结算过程，直接出具结算书也不合常理。其次，《西小召35KV工程电气结算清单》的标题标注了2011年，而该工程是在2013年6月完工的，结算在前施工在后不符合常理。康立公司、康立前旗分公司认为两单据是双方的最终结算单据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再次，康立公司提交的《监理结算审核书》系前旗电力分局与康立公司对涉案工程所作，不能证明康立公司与昌达公司对涉案工程完成了结算，故应认定涉案工程没有全部结算，康立前旗分公司还应承担支付剩余工程款的责任。康立前旗分公司系康立公司的分支机构，不能对外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其支付责任应由康立公司承担。
第四，涉案工程劳务总价款是多少？
康立前旗分公司和昌达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虽然约定了三种劳务报酬，但实际约定不明。固定劳务报酬3329353元，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予以确认。参照建设工程价款通行的做法和本案中确定存在签证的事实，涉案工程的劳务总价款为固定劳务报酬（3329353元）加上签证增加部分的劳务价款，是符合客观实际且比较合理的。
在诉讼期间，康立公司申请对文万军提供的签证单反映的工程变更是否属实，工程变更增加的工程价款等事项进行鉴定，日升公司2017年2月27日作出了湘日(2016基)鉴字302号工程造价鉴定意见书的说明和修改，鉴定结论有两个，鉴定结论1中签证单增加的工程价款为841590.17元，鉴定结论2中签证单增加的工程价款为4433780.2元。导致两个鉴定结论相差甚远的原因，在于双方提交了不同的签证单。
文万军提交的签证单和康立公司提交的签证单，都是由康立前旗分公司作为工程承包方和劳务分包的发包方，在合同履行期间出具的。文万军提交的签证单有项目部加盖公章、经理郭润、现场监理工程师赵湘华、工程发包方前旗电力分局加盖公章、项目专责华涛签字认可，但无监理单位加盖公章。康立公司提交的169份签证除上述人员签字外还有监理单位的盖章以及总监理工程师王林的确认签字。从签证的内容看，文万军提交的签证单与康立公司提交的签证单项目一致，只是康立公司保存和提交的签证内容上作了修改或删除。纵观双方的签证单，文万军所提交的签字单，由于没有总监理工程师签认以及监理单位的印鉴，形式上不完备。康立公司提交的签证单，总监理工程师、监理单位在该签证单上进行了修改或删除，但该修改或删除随意性较大，且未附修改、删除的原因，且仅为总监理工程师、监理单位的单方行为，并没有取得文万军和昌达公司的同意和认可，形式上也存在瑕疵。故鉴定机构依据双方各自提交的签证单做出的两个意见存在片面性和不合理部分，均不予采信。因目前出现两套签证单，导致签证单难以对施工的客观事实做出判断，文万军和康立前旗分公司均有责任。现双方的签证单难以对施工的客观事实做出判断，法院应根据案件的整体情况综合分析再做出判定。首先，从查明的事实，劳务合同约定固定劳务报酬3329353元，工期是85天，实际施工工期延长了6个月；其次，从签证单来看实际施工过程中有天气、地质、道路等各种原因，的确增加了劳动强度和难度；第三，根据鉴定机构依据两套签证单作出的不同鉴定意见，在意见一（签证单增加的工程价款841590.17元）和意见二（签证单增加的工程价款4433780.2元）之间取个中间值，比较符合客观实际，故酌情认定涉案工程因施工难度、强度增加而应增加工程量的工程价款为200万元。综合考虑涉案工程的实际情况，参照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结论，认定涉案工程劳务分包部分的总价款为5329353元（固定劳务报酬3329353元+签证单增加的工程价款200万）。康立前旗分公司实际付款3010000元，还应支付2319353元。因2013年6月昌达公司完成了工程任务交付送电运行，故康立前旗分公司应从2013年7月1日开始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息支付拖欠劳务费的利息，支付至劳务费支付完毕为止。
第五，巴彦淖尔电业局以及前旗供电分局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因此，只有实际施工人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向发包人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主张权利，而实际施工人仅在非法转包和违法分包的情况下才存在。本案中昌达公司具有相关资质，劳务分包是合法分包。昌达公司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向发包人即巴彦淖尔电业局以及前旗供电分局主张工程款。从文万军提交的证据及其主张来看，文万军系通过合同权利转让或债权转让主张工程款的继受人，同样不能突破昌达公司与康立公司的分包合同，直接向发包人主张权利。故巴彦淖尔电业局以及前旗供电分局没有直接支付劳务费用的义务。文万军要求巴彦淖尔电业局以及前旗供电分局承担连带责任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判决：一、康立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文万军支付劳务分包工程款2319353元，并从2013年7月1日起以2319353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给文万军；二、驳回文万军的其它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0747元，鉴定费96000元，由康立公司承担136747元，文万军承担40000元。
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均未提交新证据，关于双方争议的事实，本院综合全案证据具体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一是文万军是否有权主张工程款，二是工程款的结算问题，二是责任主体问题。
第一，关于文万军是否有权主张工程款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本案中昌达公司与康立前旗分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在工程施工完毕并实际交付后，昌达公司与文万军签订了《合同权利义务转让协议》《债权转让协议书》，明确表达了将涉案合同项下的工程款债权转让给文万军的意思，并通知了康立公司、康立前旗分公司、前旗供电分局。因为此时工程已经施工完毕，昌达公司的主要义务已经履行，因此虽然昌达公司与文万军约定了权利义务一并转移，但相对于康立公司和康立前期分公司而言，主要是工程款债权的转让，现昌达公司和文万军已经履行了通知义务，康立公司、康立前旗分公司收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应当向文万军履行工程款结算和付款的义务，文万军有权主张涉案工程款。至于昌达公司和文万军约定的因该工程产生的材料款的支付义务、民工工资支付义务的转移问题，是否生效应视相关义务人是否同意而决定，在本案中与康立公司和康立前旗分公司无关。关于工程的后续保修义务的转移，亦因未取得康立公司和康立前旗分公司同意，而对康立公司和康立前旗分公司不产生效力。
第二，关于工程款的结算问题。
1．关于证据的采信。双方争议的主要有合同、签证单、以及“结算单”的真实性问题。
（1）关于合同的真实性。本案中文万军和康立公司均向法院提交了康立前旗分公司与昌达公司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文万军声称合同来源于昌达公司，昌达公司对此予以认可。康立公司亦主张合同来源于昌达公司，该合同加盖了昌达公司的公章，昌达公司也予以认可。文万军和康立公司的合同均来源于昌达公司，但两份合同内容并不相同，主要体现为文万军提交的合同第1页和第13页载明签订地点为“湖南株洲”，第6页-第7页约定劳务报酬包括固定报酬3329353元和按现场签证办理的计时价和计件价，以及价款可以调整的情况，第11页对民事诉讼管辖约定为“如果发生民事诉讼，工程承包人和劳务分包人都不得在自己的所在地人民法院提出诉讼，约定为：工程承包人可以在内蒙古包头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劳务分包人可以在湖南省株洲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康立公司提交的来源于昌达公司的合同第1页、第13页载明合同签订地点是“前旗”，缺少合同第6页、第9页，第11页对民事管辖约定“如果发生民事诉讼，工程承包人和劳务分包人都不得在自己的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约定为：工程承包人可以在内蒙古包头地区任何一家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劳务分包人则可以在湖南株洲地区任何一家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于上述合同的不同，在本案原二审过程中，昌达公司认为“（康立公司的合同）是在我们公司复印的。我认为这份合同是真实的”“（文万军的合同）因为以前是委托朱栋梁签的，后来朱栋梁退出了。又委托了文旭代理，文旭又拿了一份合同去签，公司没有审查又盖章了”。关于合同的签订地点，昌达公司表示不知情，文万军在原二审中陈述“在前旗草拟的合同，发过来我看过以后又发过去了，然后他们又修改了。然后寄到我这边，然后我们要求他们到株洲来签字盖章”，合议庭询问是谁过来签字盖章时，文万军又陈述“我不清楚”，这次二审庭审中，合议庭要求文万军陈述合同盖章过程，文万军表示“我不记得了”。对于双方合同，康立公司在原二审中主张是“工程完工后双方经结算，以结算价补签的合同，文旭、朱栋梁签字、康立公司盖了章。文旭带到了娄底盖章，但是带去盖章的合同没有退回给康立公司，而且还进行了改动。”康立公司还另提交了一份完整的合同，该合同约定合同价款为3329353元，且约定“本价格为一次性定价，并不作调整”，在双方签章页载明合同订立地点为“巴彦淖尔市临河”，昌达公司在该合同上盖有公章，康立公司陈述该合同是双方结算后补签的。现各方持有内容不一致的合同，但均无法提供证据推翻对方合同的真实性。
（2）关于签证单的真实性。文万军和康立公司各提供了一套签证章。文万军提供的签证单与康立公司提供的签证单申报内容一致，但康立公司提供的签证单上监理公司对内容进行了删减。从形式上看，文万军提供的签证单在施工单位处有“郭润”签字，加盖了康立公司输变电工程项目部专用章，监理单位处有“赵湘华”签字，未加盖监理单位公章，建设单位处“华涛”签字，前旗供电分局盖有公章，签证单载明的日期主要为2013年6月。康立公司提供的签证单则除了上述签字盖章外，监理公司处特别留有“专业监理工程量”“总监理工程师”“监理项目部”签字、盖章位置，总监理工程师处有“王林”签字，并盖有“内蒙古康远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巴彦淖尔农网建设工程项目监理处”公章，签证单未载明日期。对于两套签证单，康立公司陈述“涉案工程是农网工程，根据建筑法规定，这类工程需要强制监理，所以文万军报上来以后我们只是程序性盖章，然后提交给总监理工程师签字，所以总监就发现第一份签证没有他的签字位置，退回给文万军，这就是文万军手里签证单的来历”。在一审中，康立公司还提供了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公安局对赵湘华、郭润、华涛询问笔录，赵湘华陈述“我就先在签证单上签字，如果发包方和建设方不同意，即使我签了字也没用……我看见这些签证上写的内容都有夸大和编造的成分”，郭润和华涛则陈述看见现场监理签字，就跟着签了字。现两方均不否认对方签证单形式上的真实性，但对签证单所载内容存在争议，仅根据签证单本身无法核实究竟哪一份签证单所载内容属实。
（3）关于《西小召35KV输电工程结算》《2011年西小召工程电气结算清单》的真实性。该两份“结算单”总金额为3329353元，其中包括签证373497元，有康立公司法定代表人贾志红，前旗供电分局苗钱套，昌达公司文旭，以及工程介绍人朱栋梁签字，但各方均未签署日期。康立公司还提供了一份审定日期为2013年11月6日的《套海110KV变至西小召35KV输电线路工程现场签证》，前旗供电分局审定金额为373497元。文万军认为上述结算单实际是“预算单”，康立公司则认为“2011年”系笔误，这是双方真实的结算单。现文万军没有提供证据推翻文旭签字的真实性，故应对《西小召35KV输电工程结算》《2011年西小召工程电气结算清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2.关于工程款的认定。文万军和康立公司均提供了部分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但双方提供的证据均不能完全推翻对方所主张的事实，即现有证据反映的事实存在矛盾，无法合理排除，本案所涉客观事实无法通过各方提供的证据予以查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文万军作为原告提起诉讼，要求康立公司和巴彦淖尔电业局支付工程款，应当就其所主张的工程量是否存在、工程款的具体数额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从文万军的证据来看，虽然文万军提供了合同证明双方约定的工程造价为固定价加计时价、计件价，但文万军主张来源于昌达公司的合同，却与昌达公司自己保存的合同并不一致，对于合同的签订过程也不能作出合理的陈述，该合同存在明显瑕疵。文万军又提供了签证单，拟证明施工过程中增加了工程量，但是该签证单没有监理公司盖章，且签证时间均在工程完工之后，显然不是施工过程中形成，在签证单上签字的工作人员还向公安机关陈述并没有核实签证单上的工程内容，文万军又不能提供业主、设计单位要求变更工程量的工程联系单、设计变更通知，或者施工日志等证据辅证签证单所载内容的客观性。最重要的是，文万军没有证据推翻《西小召35KV输电工程结算》《2011年西小召工程电气结算清单》的真实性。该两份结算单载明结算总金额3329353元，朱栋梁、文旭在结算单审核处签名，文万军并未对文旭的签字提出异议。虽然结算单名称中表述为“2011年”，但双方合同签订于2012年9月，实际施工也在2012年底至2013年上半年，没有证据表明双方在2011年即开始洽谈合同，从两份结算单的内容来看，设有“序号”“结算值”“扣除费用及税金”“扣除原因”“施工结算值”栏目，在相应栏目载有具体内容，在“单位工程名称”中又包含“签证”一项373497元。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看，《西小召35KV输电工程结算》《2011年西小召工程电气结算清单》明显并非“预算”，而是结算。文万军以名称中标注“2011年”为由主张《西小召35KV输电工程结算》《2011年西小召工程电气结算清单》实为“预算”的理由不充分。最后，康立公司还提供了一份约定固定价3329353元，并约定“本价格为一次性定价，并不作调整”的合同，虽然康立公司认可该合同是补签，但昌达公司在该合同上盖有公章，表明昌达公司亦认可该合同，文万军也未能提供证据推翻该合同的真实性。综上，文万军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他所主张的工程量，本院对其要求按签证价款支付工程款5200796.47元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另从康立公司的证据分析，康立公司提供的复印自昌达公司的合同在合同价款的关键内容上存在缺页，显然不能作为认定本案工程造价的依据，其提供的补签的有昌达公司盖章的合同，以及有文旭签字的《西小召35KV输电工程结算》《2011年西小召工程电气结算清单》，虽表明工程总造价应为3329353元，但根据鉴定意见，即使按康立公司自行提交的签证单计算，签证单增加的工程价款中可以确定的部分为841590.17元，另有不确定的部分至少183041.31元，与康立公司提交的《西小召35KV输电工程结算》《2011年西小召工程电气结算清单》中签证部分373497元明显不吻合。因此，康立公司提供的证据亦相互矛盾，不能完全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本院对康立公司要求按3329353元进行结算的主张亦不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中，作为原告，文万军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工程量存在高度可能性，而康立公司提供的证据足以导致待证事实真伪不明，应由文万军承担不利的后果。本院对文万军主张的工程量和工程款均不应予以认定。但是，康立公司在诉讼过程提交的签证单可以证明，双方合同价款为3153066元，签证单增加的工程价款中可以确定的部分为841590.17元，不可确定部分至少为183041.31元。在文万军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的事实的情况下，应按照康立公司自行提交的签证单，认定合同造价4177697.48元。康立公司已经支付3010000元，还应支付1167697.48元。
3.关于利息的计算。本案原一审中文万军的诉讼请求是支付工程款9912935元，文万军已按该诉讼标的额缴纳案件受理费。本院发回重审后，文万军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落款日期为2016年1月12日的《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要求各被告支付工程款、利息及违约金共计5749502.3元，并支付之后的利息。在2017年3月21日开庭时，一审法院对该项诉讼请求进行了审理，康立公司上诉主张该项诉讼请求是文万军在一审庭审结束后增加，与事实不符。文万军变更诉讼请求后，总诉讼标的额并未超过原来的诉讼标的额，因此也无须另行缴纳诉讼费。康立公司认为文万军增加诉讼请求不妥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同时，文万军上诉主张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息上浮20%计算利息，也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第三，关于责任主体的问题。
文万军主张自己是实际施工人，巴彦淖尔电业局作为业主应当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责任。首先，从本案的证据看，虽然文万军是文旭的父亲，但文万军与文旭是不同的民事主体，现作为昌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在合同上签订的人为文旭、朱栋梁，并非文万军，昌达公司授权组织施工、办理竣工结算的人员也是文旭','2018-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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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因发包方违法收回、调整承包地，或者因发包方收回承包方弃耕、撂荒的承包地产生的纠纷，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发包方未将承包地另行发包，承包方请求返还承包地的，应予支持；
（二）发包方已将承包地另行发包给第三人，承包方以发包方和第三人为共同被告，请求确认其所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返还承包地并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但属于承包方弃耕、撂荒情形的，对其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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