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6民终331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富元茂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法定代表人：ＸＸ良。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某某，该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佛山市南海格琅特五金塑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法定代表人：张荣光，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某2，该司员工。
上诉人佛山富元茂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元茂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南海格琅特五金塑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琅特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7）粤0605民初150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富元茂公司上诉请求：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
一、一审法院作出判决的理由依据是由于富元茂公司缺席，没有出席庭审。有部分原因是由于一审法院把开庭日期错写成2017年11月1日。根据这张传票当日富元茂公司授权其股东覃某某出席参与庭审，并准备好答辩状、证据材料等相关资料，但当天去到一审法院却被告知开庭时间不是当天，当时想递交答辩状以及相关证据的，但一审法院没有接收。后来由于车内物品被盗，覃某某签收的新传票（开庭时间：2017年11月15日）一直没有找到。同时覃某某误认为开庭时间为2017年11月16日，由此造成了富元茂公司缺席庭审。以上所述，富元茂公司只是表明对本案是有应诉准备的，并非恶意拖延以及浪费司法资源。
二、富元茂公司与格琅特公司没有直接的买卖关系。格琅特公司起诉书中提供的对账单（金额43916.56元），没有富元茂公司的任何印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字。吴某1不是富元茂公司的员工和股东，且富元茂公司没有出具相应授权书给格琅特公司。另，格琅特公司提供的收货单，签收人非富元茂公司员工，富元茂公司办公场所也没有接收格琅特公司发出的任何货物。因此，富元茂公司对格琅特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不予确认。格琅特公司主张为其与案外人吴某1之间债权债务纠纷，与富元茂公司无关。富元茂公司法定代表人ＸＸ良与吴某1只是朋友关系，非合伙、劳务雇佣及授权代理关系。富元茂公司委托吴某1加工生产自有品牌“金皇椰”1升方瓶椰子汁。富元茂公司从未向吴某1指定要求使用格琅特公司的1升方瓶用于椰汁生产，但富元茂公司金皇椰椰汁产品曾使用过格琅特公司生产的瓶子，并且因为格琅特公司的瓶子质量不过关，导致富元茂公司产品上市后出现涨瓶、椰汁变质等问题。当时富元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ＸＸ良向吴某1了解情况，吴某1回答是由于格琅特公司产品质量不良引起的。而350ml小方瓶是一款专用瓶，属于某公司所有（见瓶底中文标识）。根据商业惯例，专用瓶没有某公司授权许可，富元茂公司是不得使用专用瓶的。格琅特公司与吴某1账目核对时，擅自把两家或多家用瓶客户汇总至富元茂公司名下，这与客观事实不符。
三、本案中格琅特公司提交富元茂公司的退票（NO.52203591金额2万元整），确为富元茂公司出具，但支票是由吴某1交给格琅特公司且全额支付完毕。吴某1于2016年11月21日向富元茂公司申请借用支票一张，在吴某1书面承诺承兑支票款后，由富元茂公司出具上述支票给吴某1，由吴某1转交给格琅特公司（详见《证据清单》第一项支票收条以及支票存根）。吴某1反馈给富元茂公司其已经通过富元茂公司财务的银行账户把上述支票（NO.52203591金额2万元）的票款分2次支付给格琅特公司：第一笔15000元，时间是2016年12月28日，此款直接汇到格琅特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荣光的银行账户（见《证据清单》第二项），富元茂公司收款收据（收到吴某1支票兑付款15000元），以及富元茂公司支付至张荣光的汇款回单。第二笔5000元，时间是2017年1月27日。此款支付给格琅特公司指定收款的李某某账户（收款账户信息由吴某1提供，见《证据清单》第三项的收款收据、富元茂公司汇款回单、以及汇款后吴某1转发电子回单给吴某2，及与吴某2彩信信息内容截图）。截图内容明确说明这5000元是用于兑付2万元票款。备注说明：吴某2为格琅特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荣光的妻子，格琅特公司财务主管。
格琅特公司收到富元茂公司汇款15000元和5000元后，没有及时归还支票给富元茂公司。根据吴某1讲述，为何格琅特公司在已收到15000元，未付票款只有5000元情况下，还执意要入票兑付的原因是：格琅特公司供应给吴某1的350ml方瓶出现重大质量问题，通过格琅特公司提供的对账单可知，格琅特公司交货350ml方瓶2批退了2次，退货占交货总数50%比例。后来格琅特公司向吴某1承诺只要其确认对账后仍会为其提供解决保证，但后来格琅特公司与吴某1就350ml方瓶问题处理产生异议，此时格琅特公司对富元茂公司代付的15000元不认为是兑付支票款仍执意要入票。但无论格琅特公司与吴某1双方如何争吵及协商，富元茂公司认为支票（NO.52203591金额2万元）的票款已经代付完毕，法院应予以确认。此外，富元茂公司提交的《税收缴款书》、缴款凭证、缴款卡照片（见《证据清单第4项》）。以此证明富元茂公司是通过黄某某银行账户作收支结算的，因此支票（NO.52203591金额2万元）在收取吴某1支付的票款后，再通过黄某某账户代付给张荣光15000元，李某某5000元，富元茂公司确实通过上述方式处理NO.52203591支票的票款。
富元茂公司在二审法庭调查中补充如下上诉意见：
后据吴某1补充反馈情况，格琅特公司收到大部分票款（15000元）后，经吴某1与张荣光协商达成支票不再进行交换，余款在春节前补齐。但张荣光不知何因没有通知第三方收票人。但实情是第三方收票人已把支票交给第四方收票人（李某某）兑付，由于第四方收票人未接到第三方收票人通知，而进行票据交换所导致退票的。详情见下表：
日 期
事项
2016年11月21日
|
吴某1在富元茂公司处取得支票
（见证据材料清单第一项）
2016年12月2日
|
格琅特公司转交支票给第3方收票
(见原告起诉资料）
2016年12月28日
|
吴交回1.5万支票款，富元茂公司转账支付给格琅特公司
（见证据材料清单第二项）
2016年1月14日
|
格琅特公司向吴催要支票尾款5000元
（见证据材料清单第三项）
2016年1月18日
|
支票NO.52203591到期兑付日
（第4方收票人李某某进票）
2016年1月22日
|
支票NO.52203591票据退票日
（见格琅特公司起诉资料）
2016年1月27日
|
吴交回0.5万支票尾款，富元茂公司根据吴提供账户资料支付给格琅特公司，且回单上作“2万支票部分”备注
（见证据材料清单第三项）
事后，因格琅特公司之前供应给吴某1的350ml方瓶（含上下扣），在市场上出现重大质量问题，格琅特公司未实行兜底解决，而采用一次性补偿货品作处理，导致吴某1与格琅特公司双方发生异议，而格琅特公司也借口与吴某1货款未结清，而一直未把支票退回。
格琅特公司辩称：
一、一审期间富元茂公司缺席审理是其自身原因造成的，不能以此将责任推至一审法院。富元茂公司在《民事上诉状》中称，有部分原因是由于一审法院把开庭日期错写成2017年11月1日，而又称后来可能由于车内物品被盗，覃某某签收的新传票开庭时间为2017年11月15日，同时，富元茂公司又称其股东覃某某认为开庭时间为2017年11月16日，从而造成富元茂公司缺席庭审，显然是推托。作为当事人，在签收法院的诉讼材料同时会收到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明确自己的权利义务，现富元茂公司自己放弃诉讼的权利，是其自己造成的，则应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
二、富元茂公司否认与格琅特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完全是错误。首先，案外人吴某1一直以富元茂公司名义与格琅特公司进行交易，且案外人吴某1用于结算的支票为富元茂公司直接开具的，基于此，格琅特公司一直信任案外人吴某1为富元茂公司的员工，因此在长期的交易过程中，吴某1就交易所产出的对账行为视为富元茂公司与格琅特公司之间的对账行为。而富元茂公司在《民事上诉状》中所称，对格琅特公司所提交的证据材料不予确认，是格琅特公司与案外人吴某1的债权债务纠纷，这完全割裂案件事实。其次，富元茂公司所称吴某1为其法定代表人ＸＸ良的朋友，非合作关系。在此，格琅特公司并不清楚吴某1与富元茂公司法定代表人之间的关系，而富元茂公司称其曾使用过格琅特公司所生产的瓶子，显示确认了富元茂公司与格琅特公司之间已建立的买卖合同关系。至于富元茂公司与吴某1之间的关系与并不影响本案定性，而其在《民事上诉状》中所提及所谓瓶子质量问题更与本案无关。
三、富元茂公司称吴某1已通过汇款5000元及15000元支付支票款20000元，并无证据予以支持，该说法明显不符合常理。首先，格琅特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中国工商银行支票》No：1020443052203591的出票日为2017年1月18日，结合广东省票据交换退票理由书显示的日期为2017年1月23日，即可知该支票的兑现期应在2017年1月18日之后。而富元茂公司在二审中所述的15000元汇款是发生在2016年12月28日，若如其所述，富元茂公司即提前知道自己无力支付支票款项。同时，该15000元的汇款是由黄某某向张荣光汇款的，但黄某某在本案中并无存在关系，显然以此认定该汇款即为兑现20000元支票款的说法不符合常理。其次，2017年1月27日的汇款更不可能是20000元支票款的部分，该汇款由黄某某汇给李某某的，明显与本案无关。
格琅特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富元茂公司立即向格琅特公司支付货款43916.56元（从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收）；2.判令富元茂公司负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格琅特公司向富元茂公司供应方瓶，2016年11月15日,富元茂公司的员工李某华在格琅特公司制作的《5月、6月份对账单》上签名确认并注明“确认以上金额”。后富元茂公司向格琅特公司出具金额为20000元的《中国工商银行支票》(号码为52203591)，格琅特公司委托第三人柯某某承兑，但承兑时广东南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某某支行以账户余额不足为由作退票处理。
经查，2017年9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并执行的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为4.35%。
一审法院认为：格琅特公司持对账单及支票退票主张富元茂公司拖欠格琅特公司货款43916.56元，富元茂公司没有到庭对格琅特公司主张的事实及证据予以反驳及推翻，一审法院认为，格琅特公司与富元茂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富元茂公司拖欠格琅特公司货款43916.56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此款富元茂公司应向格琅特公司支付。因富元茂公司拖欠格琅特公司货款，确实造成格琅特公司利息的损失，格琅特公司主张富元茂公司应以43916.56为本金按年利率4.35%计付自2017年9月26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的利息予格琅特公司，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准许。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缺席判决：富元茂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货款43916.56元及以43916.56元为本金按年利率4.35%计付自2017年9月26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的利息予格琅特公司，息随本清。富元茂公司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48.96元，由富元茂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富元茂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NO.52203591支票的收条、NO.52203591支票存根各1张；2.收款收据（15000元兑付款）、汇款回单（15000元）各1张；3.收款收据（5000元兑付款）、汇款回单（5000元）及吴某1与吴某2信息截图各1张；证据1-3以共同证明富元茂公司与格琅特公司没有合作关系，只是富元茂公司给吴某1下单。吴某1为中山的喜得乐饮料厂负责接单人员，富元茂公司有自己品牌金皇椰，富元茂公司向吴某1下单，由其供职的厂为富元茂公司生产，富元茂公司只负责销售，至于包装瓶如何生产采购，富元茂公司并不知悉，所有联系都是跟吴某1进行的，没有与格琅特公司业务联系，只是认识而已；4.税收缴款书、缴款刷卡凭证及缴款银行卡各1张，以证明富元茂公司二审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富元茂公司负责财务工作。经质证，格琅特公司认为：对证据1收条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不予确认，对支票存根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关联性不予确认，即使写明取票人为吴某1亦无法否认富元茂公司与格琅特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对证据2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关联性、合法性不予确认，该汇款所示的5000元为黄某某与李某某之间的汇款关系，与本案无关。对收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不予确认，格琅特公司不清楚吴某1与富元茂公司之间的关系；对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合法性不予确认，该汇款所示的15000元为黄某某与张荣光之间的汇款关系，与本案无关，对收款收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不予确认，格琅特公司不清楚吴某1与富元茂公司之间的关系；对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不予确认，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证据4与本案无关。经审查，格琅特公司对证据1的支票收据、证据2、3中的汇款回单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确认该部分证据真实性；证据1中的支票收条签名人并非本案当事人，证据真实性存疑，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证据2、3中的收款收据由富元茂公司单方出具，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收据记载的事实，本院不予采信；证据4可证明黄某某为富元茂公司的财务人员，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予以确认。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二审查明，格琅特公司在二审法庭调查中陈述涉案交易为其司与富元茂公司的第一次交易。富元茂公司二审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确认富元茂公司没有为所有员工购买社保，只为公司的股东及该代理人购买了社保。
富元茂公司在二审法庭调查中陈述，富元茂公司一直是与吴某1交易，并未与格琅特公司存在交易。格琅特公司本案提交的20000元支票（票号52203591）确由富元茂公司出具，但出具的事由为吴某1向富元茂公司借用支票支付给他人，吴某1承诺支票支付给他人后其再以现金还给富元茂公司，该支票载明的出票日期为2017年1月18日，吴某1称会在支票到期日前归还20000元，后吴某1先还了15000元给富元茂公司并转入富元茂公司本案二审诉讼代理人黄某某的账户，再指定黄某某帮忙将该15000元转到格琅特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荣光的账户。剩余的5000元于2017年1月25日由格琅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妻子先联系吴某1，吴某1再联系黄某某将该款转给李某某，因此该20000元已经实际支付完毕。
又查明，富元茂公司二审提交的NO.52203591支票存根收款人处载有“20000格朗特”字样。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与格琅特公司发生交易往来的主体是否富元茂公司，富元茂公司需否支付涉案货款，若需支付货款则货款的数额应如何认定。就此，本院分析如下：
首先，与格琅特公司发生交易往来的主体是否富元茂公司。富元茂公司主张与其交易的相对方为吴某1，其从未与格琅特公司发生过交易。格琅特公司则主张吴某1是富元茂公司的采购人员，故涉案货款应由格琅特公司承担。格琅特公司对于其主张举示了送货单及对账单等证据，虽富元茂公司不确认送货单收货栏签收人为其员工，但富元茂公司亦未提交公司员工名册或社保记录等证据支持其抗辩理由。此外，格琅特公司提交的送货单及对账单记载的收货单位均为富元茂公司，且送货单记载的送货日期、货物名称、数额及单价均能够与对账单相对应，可初步反映格琅特公司送货的对象为富元茂公司的事实。更为关键的是，富元茂公司二审提交的支票存根上明确记载收款人为“格朗特”，虽该名称与格琅特公司略有差别，但名称相近发音相同，富元茂公司亦未提交证据证明该支票收款人“格朗特”为格琅特公司以外的其他主体，且格琅特公司持有该支票原件，可予证明该支票存根记录的收款人即为格琅特公司。此外，结合富元茂公司在上诉意见中确认其曾使用过格琅特公司生产的瓶子的陈述，可认定富元茂公司与格琅特公司存在交易的事实。基于上述分析，格琅特公司所举证据能够证实与其发生涉案交易的相对方为富元茂公司，本院对格琅特公司的主张予以采纳。
其次，富元茂公司需否支付涉案货款及应付货款的数额问题。如前所述，涉案交易相对方为富元茂公司，格琅特公司一审提交的《5月、6月份对账单》已由吴某1签名确认，富元茂公司亦确认其向吴某1拿货并与吴某1对账，但富元茂公司对其与吴某1交易及付款情况未举证证明。因此，在富元茂公司未提供证据推翻上述对账单的情况下，本院采纳上述《5月、6月份对账单》，并确认至2016年11月5日富元茂公司尚欠的货款金额为43916.56元。至于富元茂公司应付货款的数额问题，根据富元茂公司二审提交的汇款回单及收款收据的记载，2016年12月28日富元茂公司的员工黄某某向格琅特公司法定代表人账户汇款15000元，格琅特公司否认该证据与涉案交易关联性，但未提交证据证明格琅特公司与富元茂公司存在其他交易，且在二审法庭调查中格琅特公司亦确认涉案交易为其与富元茂公司的第一次交易，在此情形下本院对相应的汇款回单予以采信，并对富元茂公司主张该款项为支付格琅特公司货款的主张予以采纳。另一笔2017年1月27日黄某某支付给李某某的5000元，因不能反映与本案货款的关联性，故该款项不予认定为富元茂公司向格琅特公司的付款。基于前述，富元茂公司应向格琅特公司支付的货款金额为28916.56元（43916.56元-15000元），因富元茂公司未及时支付货款，造成格琅特公司利息损失，格琅特公司诉请富元茂公司自其起诉之日起（即2017年9月26日）按年利率4.35%至实际清偿日止计算逾期付款的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因富元茂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交新的证据致一审判决结果需作出改判，故一审判决不属于错误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7）粤0605民初15041号民事判决；
二、佛山富元茂食品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货款28916.56元及以28916.56元为本金按年利率4.35%计付自2017年9月26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的利息予佛山市南海格琅特五金塑料有限公司；
三、驳回佛山市南海格琅特五金塑料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448.96元，由佛山市南海格琅特五金塑料有限公司负担152元，佛山富元茂食品有限公司负担296.9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897.92元，由佛山市南海格琅特五金塑料有限公司负担305元，佛山富元茂食品有限公司负担592.9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儒峰
审判员 何希红
审判员 李 炜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李燕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