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05民终200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罗发武，男，汉族，1979年7月9日出生，住贵州省大方县。
委托代理人：高嵘、秦松梅，贵州圣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美，女，汉族，1988年9月1日出生，住贵州省大方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良会，女，汉族，1966年6月15日出生，住贵州省大方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毛继芳，男，汉族，1936年4月25日出生，住贵州省大方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光招，女，汉族，1942年10月29日出生，住贵州省大方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毛志勇，男，汉族，1982年9月10日出生，住贵州省大方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毛川，男，汉族，1989年5月15日出生，住贵州省大方县。
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方支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大方镇人民东路（东郊**号）。
负责人路世蕾，公司经理。
上诉人罗发武、黄美因与被上诉人罗良会、毛继芳、杨光招、毛志勇、毛川及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方支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大方县人民法院（2017）黔0521民初5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罗发武、黄美不服上述判决，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决，改判上诉人对被上诉人不承担责任，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以推断的方式认定案件事实，一审判决的推断不符合物理学规律，也跟交警卷宗里的证据相矛盾，认定事实不清。首先，上诉人在��晚所受的损伤，除了左额部、眼睑软组织损伤、闭合性胸部损伤左下肺挫伤之外，更为严重的损伤为：右侧颞顶部叶脑挫伤、外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按照一审判决的推断，如果上诉人左侧额部、眼睑系上诉人向左摔倒过程中头部跟其他物件或地面触碰所致是成立的，那么，又如何合理的解释上诉人右侧颞顶部叶脑挫伤并蛛网膜下腔出血的事实？上诉人右侧颞顶部叶脑挫裂伤，一定是跟其他物体发生了碰擦且力量很大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形成，上诉人在摩托车向左侧翻的过程中，左侧头部着地，就不可能造成右侧颞顶部叶脑挫伤、蛛网膜下腔出血！其次，如果一审判决推断的摩托车是车头向右偏离成立，那么，上诉人作为摩托车驾驶人，身体与摩托车同向，摩托车向右偏离的过程中，只能是上诉人身体右侧跟摩托车把手接触，而左侧把手一定是跟上诉人的身体渐远的，上诉人的左侧身体不可能被车头向右偏离的摩托车左侧手把碰撞致伤。再次，从交警部门现场勘查照片上，可以看出，上诉人当晚骑乘的摩托车倒地后，在路面上的侧滑距离为29cm，在摩托车侧滑距离如此短，而上诉人受伤却严重受伤的情况分析，极有可能是摩托车在正常行驶的过程中被大质量的物体正面碰撞急停，致上诉人的头部也受到迎面的撞击，导致了上诉人头部左、右两侧及头顶部都同时受伤。最后，据上诉人2016年7月8日的笔录回忆，在事发当晚，事故发生前的一瞬间，曾有对面而来的强光照射上诉人，致使上诉人无法看清路面，正在此时，上诉人就失去了知觉，结合附近路段欧昌贤、龙玉能两户村民自家安装的监控视频中，确实记录了在事发时段，有多辆机动车经过了事发路段的事实，就不能排除其他车辆肇事逃逸的可能性。
二、一审判决���据上诉人骑乘的摩托车右侧转向灯脱落，推断摩托车前部右侧与其他物件发生碰撞，在力的作用下导致摩托车向右偏离，与摩托车右侧转向灯发生碰撞的物体即为毛某的身体，毛某的身体被摩托车右侧转向灯碰撞，造成毛某背部大面积青紫、右肺挫伤，毛某倒地致起颅脑损伤，与客观事实不符，也跟交警部门调查的情况不符。第一，据事发当晚先到现场的万良芬、孟琼证实，毛某是躺在上诉人左前方，比上诉人的摩托车更靠近路沿，如果是上诉人骑乘的摩托车右侧转向灯碰撞了毛某，那么，毛某倒地的位置，就应当在上诉人又前方而不是左前方，而且，在摩托车只有右侧转向灯、前照大灯损坏的情况下，被摩托车右侧转向灯刮碰的人，不可能跨过摩托车而倒在摩托车的左前方。因此，一审判决的这一推定，与交警部门调查的证人证言所证实的情况不符。第二，一��判决的推断，也无法解释毛某的伤情。毛某的病历的记载，毛某的损伤为：（1）左侧颞枕部硬膜外/下血肿，（2）右侧额颞叶脑挫裂伤，（3）蛛网膜下腔出血，（4）脑疝形成，（5）额枕骨骨折，（6）左侧枕顶部头皮血肿（7）右下肺挫裂伤。而尸检报告记载，毛某背部大面积青紫、左侧颞顶部约4cm挫裂伤、左顶部及枕部头皮软组织肿胀。根据这些客观证据的记载，如果毛某左侧颞枕部（左侧耳朵往下到后脑部位）硬膜外/下血肿、左侧颞顶部约4cm挫裂伤是倒地后被路面磕碰致伤，那么他只能是向左后侧倒地才可能造成这样的损伤，而一个人在向左后侧倒地的过程中，不可能同时伤及右侧额颞叶（右侧耳朵往上至右侧太阳穴部位），致右侧额颞叶脑挫裂伤，也不可能造成额枕骨（右侧耳朵往上至头顶部位置）骨折。能在一个人头部左侧颞枕部、左侧颞顶部、右侧额颞叶、额枕骨同时造成严重伤害的可能性，只能是直接撞击或者撞击了其中一侧，在这个人倒地后与地面发生碰撞时伤及另一侧，不然，在腰背部被刮碰倒地，是不可能造成客观病历和尸检报告所记载的全部伤情的。因此，一审判决的推断，完全不符合物理学规律，无法合理解释毛某的伤情。第三，如一审判决的推断，上诉人骑乘的摩托车右侧转向灯刮碰了毛某，至毛某背部大面积青紫，也与摩托车转向灯的形状不符，摩托车转向灯的外形尺寸，约为4.5x7cm，灯朝外的一面为弧形，如果转向灯与人体接触，形成的淤青面积一般不会超过4x5cm的范围，不可能造成大面积的青紫。第四，如果摩托车转向灯刮碰行人能够造成大面积青紫并使人倒地，人体到底后与地面发生碰触致人的头部被伤害到颅骨骨折、脑叶挫裂伤、硬膜外/下血肿，那么，刮碰的冲击力应当是非常大，但是，从现场勘查记录及照片上，毛某倒地的位置就在紧挨着摩托车左前方约一米，摩托车到底后跟路面摩擦的划痕不过29cm,摩托车除了挡泥板歪斜之外，其余部位均完好的情况看，摩托车即使跟毛某有接触，冲击力也不可能造成毛某头部多处严重受伤、肺部挫裂伤。第五，毛某的死亡原因存在重大疑点。据法医分析意见记载，毛某尸体表面的伤痕有：背部大面积青紫、左侧颞顶部月4cm挫裂伤、左顶部及枕部头皮软组织肿胀；毛某所受的伤经医疗机构诊断为：（1）左侧颞枕部硬膜外/下血肿，（2）右侧额颞叶脑挫裂伤，（3）蛛网膜下腔出血，（4）脑疝形成，（5）额枕骨骨折，（6）左侧枕顶部头皮血肿（7）右下肺挫裂伤。鉴定意见的结论为：颅脑损伤而死亡。二由同样的法医签署的死亡证明却认定，毛某系内脏损伤而死亡。从同样的法医出具，但死因明显不同的两份结论中，不能确定毛某真实的死亡原因，毛某的死因，确实存在重大疑点，根本不能确定。
三、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前后矛盾。一审判决先是认定摩托车损坏轻微，排除摩托车与其他移动中的坚硬物体发生碰撞的可能，之后又认定摩托车右侧转向灯跟毛某发生碰撞，致毛某严重受伤、摩托车右侧转向灯脱落。这样的认定存在明显的矛盾——摩托车受损轻微，说明摩托车在倒地前不可能高速移动，而摩托车右侧转向灯要对行人造成严重伤害，必须是快速运动，达到很大的冲量才有这种可能性。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前后矛盾，这实质上是以判决结果为逻辑起点，反推案件事实，这种认定事实方法，确实存在错误。
四、大方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基于同一事实和同一理由，重新作出与被撤销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一审判决采信黔公交重认字【2016】0528001号事故认定书，并以此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确实存在违法采信证据的情形。1、大方县交警大队作出的黔公交认字【2016】第00242号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被其上级部门撤销的理由是实施不清、证据不充分，而大方县交警大队在没有收集到任何能证明上诉人骑乘的摩托车确实碰撞了毛某的情况下，基于同样的事实和同样的理由，作出与被撤销的事故责任认定书几乎一模一样的黔公交重认字【2016】0528001号事故认定书，一审判决直接采信作为认定案件核心事实的依据，在认定案件事实方面，确实存在违法采信证据的情形。2、在2016年12月13日之后，在大方县交警大队的卷宗材料中，只收集了许宏（许明嵩）、黄健两个人的证言，这二人的证言，都完全没有能够证实罗发武的摩托车在当晚确实刮碰了毛某，二人都是事故发生后才到的现场，根本不能��实罗发武骑乘的摩托车是否跟毛某有接触。大方县交警大队基于新收集的两份与案件事实毫无关联的证人证言，就重新作出了跟已经被其上级部门认定为实施不清、证据不充分的事故责任认定书完全一致的认定，这样的认定依然处于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的情况。因此，大方县交警大队重新作出的认定书，仍然处于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的状态，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3、大方县交警队对现场勘验并不充分，未尽可能收集证据，收集证据存在违法的情形。首先，大方县交警大队的经过虽然对事故现场进行了勘查，但是，对摩托车是否跟毛某确实发生了刮碰，没有作物证提取和物证鉴定——摩托车上是否遗留了毛某的衣物纤维？导致摩托车是否跟毛某有实际接触都成为疑点。其次，大方县交警大队的警官到达现场时，已经是次日的中午，视线良好，但是，勘��现场的警官并未提取道路上散落的事故遗留物，甚至连上诉人遗留在路坎下的头盔都没有发现，足见勘查现场的粗糙。最后，在大方县交警大队的卷宗材料中，赫然有罗良会、孟琼、万良芬的辨认笔录，指认衣服是毛某的。但是，作为案件的物证，毛某的这件衣服从何而来，没有任何记录，罗良会、孟琼、万良芬作为毛某的家庭成员，随便拿一件毛某曾经穿过的衣服拿到交警部门进行辨认，衣服本身不假，确实是毛某的衣服，但是，是否是事故发生时毛某所穿的衣服，就存在重大疑点。而且，用于辨认的衣服，作为现场物证，交警部门甚至没有让上诉人进行指认或者辨认，光凭被上诉人的家庭成员来辨认，就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交警部门自爱收集证据的过程中，确实存在违法收集证据的情形。
五、在事发当晚，上诉人和毛某在被人发现之前，都处���昏迷状态，这就不能排除其他车辆肇事并清理了现场之后逃逸的可能性。在事故发生当晚是农历的四月二十二，晚上21时许，没有月光，在漆黑一片的事故现场，不能排除其他车辆在同时撞击了上诉人所骑乘的摩托车和毛某，在被人发现之前清理了现场之后逃逸的可能性。从上诉人和毛某都受重伤，主要伤情都在头部，二人都处于昏迷状态的情况下，这种可能性极大，而且，从欧昌贤、龙玉能家安装在外墙上的监控视频中，确实记录了在案发时段，有多辆机动车经过了事发路段，这就不能排除其他车辆肇事后，见到二人受伤严重，为了逃避责任，在被人发现之前清理了现场之后逃逸的可能性。
六、本次事故不排除被上诉人隐匿或销毁证据、伪造事故现场的可能性。1、被上诉人家的房屋处于无论从哪个方向驶来的车辆，都必须经过被上诉人家门前的必经三岔路口上，在被上诉人家门前的外墙上，安装得有两个监控探头，正常情况下，事故发生当晚，无论从哪个方向驶来、驶向哪个方向的车辆，都一定会经过他家门前而被监控探头拍摄。事故发生后，经公安机关调查，安装于被害人家某上的监控探头拍摄的内容，事故发生的前一天（2016年5月27日）和事故发生后的次日（2016年5月29日）的监控视频都是完整的，唯独缺少了事故发生当晚的监控视频，这就不得不引起合理怀疑：事故发生当晚的监控视频中，有对被上诉人不利的内容而被其隐匿或者销毁了！或者在事故发生后，因实际肇事的车辆逃逸，可能导致责任无人承担，而上诉人的摩托车及其本人有还在事故现场，隐匿或销毁监控视频能将公安机关的注意力引向上诉人，从而达到被上诉人在事发后找到一个抓手——反正有人承担责任就可以了，不管承担责任这个人是��是真正的肇事者！2、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因对受伤的两个人进行施救的过程中，对现场就有一定的破坏和移动，加之被上诉人家有了抓住现成的责任承担者这一想法，在上诉人和毛某被送往医院之后，被上诉人一家人中，留在事发现场的人就可能进一步伪造毛某的伤是上诉人骑乘的摩托车碰挂所致的假象。从一审中，被上诉人先向交警部门提供毛某的衣服，后在交警部门进行辨认的情况及原告有可能删除监控视频的行为来看，都不能排除原告一家伪造现场的可能性。
七、一审判决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的规定，以高度盖然性理论来认定案件事实，在适用法律上确实存在错误。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本案中，被上诉人一方提交的主要证据和关键证据，就是大方县交警队在其作出的责任认定书被撤销后，基于同一事实和理由重新作出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而该认定书认定的事实与上诉人的病历、毛某的病历及尸检报告记载的信息明显矛盾，与交警部门现场勘验所得的数据也明显矛盾（责任认定书认定，上诉人系超速驾驶，但是，交警部门现场测量，摩托车倒地后的滑动痕迹长度仅为29cm），交警部门认定的事实与物理学规律相违背的情况下，一审判决仍然认定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证明力大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的证明力，在适用法律上确实存在错误。2、上诉人在一审中的抗辩无需举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二项）规定：自然规律及定理，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根据物理学的规律，即便上诉人当晚骑乘的摩托车与毛某有接触，也不可能同时造成上诉人和毛某同时严重受伤且伤及不在同一接触面多个部位。因此，如果要认定双方证据的证明力，应当依法认定上诉人符合物理学规律的抗辩理由符合物理学规律，上诉人抗辩理由成立。
被上诉人罗良会、毛继芳、杨光招、毛志勇、毛川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关于本案事实的论述及推断欠缺事实依据、科学依据，应驳回其上诉请求。
一审原告罗良会、毛继芳、杨光招、毛志勇、毛川诉讼请求:因其亲属毛某死亡所产生医疗费、���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损失659485.14元，请求判决被告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122000元，被告罗发武、黄美连带赔偿537485.14元，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2016年5月28日，被告罗发武驾驶被告黄美所有的贵Ｆ×××××号摩托车由大方县果瓦乡街上方向往茶园村方向行驶，21时25分许，行至石林线11公里加700米处时，碰挂行人毛某后向左侧翻覆倒地，造成被告罗发武、行人毛某受伤，摩托车受损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毛某被送往大方县人民医院治疗，经医院抢救无效于2016年6月8日死亡，期间支付医疗费55662.94元，五原告支付的医疗费为17000元。2016年11月3日，大方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黔公认字[2016]第00242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罗发武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后��告罗发武不服，向毕节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申请复核，毕节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撤销大方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该责任认定书，责令大方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重新核实、认定。2016年12月17日，大方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黔公交重认字[2016]第0528001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罗发武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综上，被告黄美系被告罗发武驾驶的摩托车的所有人，被告罗发武违规驾驶是造成交通事故的直接原因，涉案摩托车在被告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本次交通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故被告罗发武、黄美承担赔偿责任应当首先由被告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不足部分由被告罗发武、黄美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5月28日晚，被告罗发武驾驶贵Ｆ×××××号摩托车（登记的所有人为被告黄美）从家里运送垃圾到其地名为湾子坡的土��，在由大方县果瓦乡街上方向往茶园村方向行驶过程中，于21时25分许，行至石林线11公里加700米至果瓦乡茶园村××200米处时，碰挂行人毛某后向左翻覆倒地，造成被告罗发武、行人毛某受伤，摩托车受损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毛某被送往大方县人民医院治疗，经医院抢救无效于2016年6月8日死亡，其间产生医疗费55662.49元，五原告自行支付的医疗费17000元。为从大方县人民医院将受害人尸体运回，原告支付费用1200元。原告罗良会系本案受害人毛某之妻，原告毛继芳、杨光招系毛某之父母，毛继芳与杨光招共生育毛某等子女10人。原告毛志勇、毛川系毛某之子。交通事故发生后，被告保险公司垫付受害人医疗费38662.49元和支付原告费用80000元。2016年11月3日，大方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黔公认字[2016]第00242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罗发武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后被告罗发武不服，向毕节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申请复核，毕节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撤销大方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该责任认定书，责令大方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重新核实、认定。2016年12月27日，大方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黔公交重认字[2016]第0528001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罗发武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贵Ｆ×××××号摩托车所有人为被告黄美，该车在被告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被告黄美与被告罗发武系夫妻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从被告罗发武的住院病历记载的损害后果分析，本次交通事故发生造成被告罗发武所受身体损伤为：开放性颅脑损伤（含右侧颞顶叶脑挫伤，外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左额部、眼睑软组织损伤。），闭合性胸部损伤的左下肺挫伤，左颞顶部软组织肿胀。由于事故发生时被告罗发武系在驾车行驶过程中，发生该损伤的极大可���性为被告罗发武驾驶的摩托车与前方某一物件发生触碰，导致摩托车车头向右偏离，在惯性作用力之下被告罗发武身体左侧首先与摩托车把手发生碰撞，造成其闭合性胸部损伤的左下肺挫伤，此后，摩托车向左侧翻覆倒地，在此过程中被告罗发武身体左侧与摩托车之外的物件或地面又发生触碰，产生被告罗发武左额部、眼睑软组织损伤和左颞顶部软组织肿胀的损害后果。交通事故发生后首先到达现场的万良芬、孟琼、刘定松、许宏四人在公安机关向其询问时，均陈述现场除罗发武、毛某及摩托车外，未看见其他车辆、行人。公安机关在勘验现场时亦未发现上述范围之外遗留物。被告罗发武驾驶的摩托车从外观判断，只有车头前大灯破损、右侧转向灯脱落及摩托车倒地时与地面发生挫划痕迹，损坏后果轻微，作为摩托车构件最前端的摩托车前轮无碰撞痕迹，由此可��排除摩托车与其他移动中的坚硬物件正面发生碰撞的可能。如果有案外其他车辆从对向驶来，则被告罗发武驾驶的摩托车在排除正面与之相碰撞的情况下，只能是摩托车左侧与其发生接触，由此产生的作用力只能是导致摩托车前轮向左偏离行驶方向，在惯性作用力之下发生向右翻覆，这是与现场基本状况不符的，故可以排除被告罗发武驾驶的摩托车在左面与其他物件发生碰撞的可能。相反，摩托车右侧转向灯脱落，反映了摩托车前部在右侧与其他物件首先发生碰撞后，在力的作用导致摩托车右转向灯脱落，继而摩托车前轮向右偏离，摩托车左向翻覆，这能解释万良芬、孟琼向公安机关陈述的看见毛某衣服附着于摩托车右侧前挡泥板处的现场状况。受害人毛某身体损害后果为颅脑损伤及背后大面积青紫，不能排除其身体背部在受到侧向撞击后发生翻倒，进而头部撞击其他物件后造成颅脑损伤的可能。被告罗发武驾驶的摩托车把手高度约1米，在摩托车正常行驶时如与受害人发生碰撞，受害人身高1.7米，接触点应为腰背部位置，这能合理解释受害人背部大面积皮肤青紫和右肺挫伤之损害后果。综上所述，根据本案证据认定被告罗发武驾驶摩托车引发交通事故的行为是造成受害人死亡的直接原因，具有高度盖然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认定被告罗发武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本院予以采信，原告请求被告赔偿因受害人死亡所产生的有关损失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本案被告罗发武提交的证据不能推翻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出责任认定所采用的证据，其关于受害人死亡与其驾车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的主张没有证据支持，该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被告罗发武的代理人关于认定本案事实可能涉及被告罗发武涉嫌交通肇事罪的认定问题，本院认为，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与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具有严格区分，刑事诉讼对证据的要求，属严格证明责任，即要求证据确凿、充分、排除一切的合理怀疑，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在证据对某一事实的证明无法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对盖然性(可能性)较高的事实予以确认，要求的是法律真实。故本院根据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认定被告罗发武承担民事责任并不能当然的确认其亦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被告罗发武的委托代理人的此意见本院在认定案件事实时不予考量。涉案摩托车的所有人为被告黄美，其与被告罗发武系夫妻，事发当天为被告罗发武驾驶摩托车运送垃圾，应当认定为被告罗发武在处理与被告黄美的家庭共同生活事务时构成侵权，对被告罗发武因侵权而产生的债务应当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原告请求被告黄美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原告请求赔偿的损失，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相关规定予以确认项目及数额。根据《解释》第十九条的规定，因治疗受害人原告支付的医疗费17000元，有票据证明，本院予以确认。根据《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受害人在医院治疗的时间为11天，参照贵州省2016年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的（以下涉及计算损失的数据均参照该标准），误工费确认为1448.81元（48077元/年÷365天×11天）。受害人近亲属办理交通事故处理和丧葬事务，必然产生一定的误工损失，根据《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侵权人应当赔偿，综合考虑当地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水平等因��，本院予以支持3500元。根据《解释》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原告请求赔偿的护理费确认为1070.70元（35528元/年÷365天×11天）。交通费原告请求赔偿3500元，虽未提交有关正式票据证明，但鉴于运送受害人尸体回家安葬一般不会使用普通车辆，原告为办理该事务必然产生一定的费用，故本院支持该费用1200元。根据《解释》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原告请求赔偿住院伙食补助费1100元，予以确认。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的规定，丧葬费确认为27318.50元（54637元/年÷12个月×6个月）。根据《解释》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的规定，本案受害人毛某符合法律规定的被扶养人为原告毛继芳、杨光招二人，毛继芳的被扶养人生活费确认为8457.10元（16914.20元/年×5年÷10人），杨光招的被扶养人生活费确认为10148.52元（16914.20元/年×6年÷10人）。根据《解释》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的规定，死亡赔偿金确认为491592.80元（24579.64元/年×20年）。毛某因交通事故死亡，作为其近亲属的原告等人必然产生严重的精神痛苦。根据《解释》第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原告请求赔偿精神抚慰金50000元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请求赔偿食宿费400元和营养费1100元，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告因毛某死亡所产生的各项损失为：医疗费55662.49元（原告支付17000元）、误工费4948.81元（含受害人近亲属办理丧葬事务误工费）、护理费1070.70元、交通费12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100元、丧葬费27318.5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8605.62元（毛继芳、杨光招二人合计）、死亡赔偿金491592.8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共计651489.92元，因被告罗发武驾驶的贵Ｆ×××××号车在被告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同时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规则确定赔偿责任：（一）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二）不足部分，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三）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应当由被告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先行赔偿原告122000元，其余529498.92元由被告罗发武、黄美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保险公司此前已支付原告的费用80000元及垫付的原告医疗费38662.49元，在实际履行时予以扣减。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方支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罗良会、毛继芳、杨光招、毛志勇、毛川等五人因毛某死亡产生的医疗费等损失122000元（实际履行时扣减118662.49元）；二、被告罗发武、黄美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连带赔偿原告罗良会、毛继芳、杨光招、毛志勇、毛川等五人因毛某死亡产生的医疗费等损失529498.92元。三、驳回原告罗良会、毛继芳、杨光招、毛志勇、毛川等五人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原判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争议的焦点：原审采信大方县交警大队作出的黔公交重认字[2016]0528001号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否有法律依据？上诉人是否应当对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
本院认为：2016年12月27日，大方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黔公交重认字[2016]第0528001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为驾驶人罗发武驾驶摩托车上道路行驶中未安全驾驶、未保持安全车速、未戴安全头盔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第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第四十二条第一款“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在没有限速标志的路段，应当保持安全车速。”及第五十一条：“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摩托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戴安全头盔。”和第七十三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之规定，大方县交警大队根据现场勘查记录、现场图、现场照片、毛某疾病证明书、尸体检验报告、罗发武疾病证明、辨认笔录、辨认照片、视听资料、询问笔录等证据，认定罗发武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依据充分。大方县交警大队重新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第一项规定的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具有较强的证明力，上诉人对该认定书所提的异议属于推测和怀疑，依据并不充分，不足以推翻该认定书的证据效力，���审法院依据交警部门合法有效的事故认定书来认定本案交通事故的经过事实，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上诉人的全部赔偿责任，并无不当。原审中上诉人申请证人罗某、陈某、黄某出庭作证的证言并不能否认事故时上诉人罗发武未安全驾驶、未保持安全车速、未戴安全头盔的事实，上诉人罗发武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依法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上诉人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00元，由上诉人罗发武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可
审判员 陈红梅
审判员 黄塑希
二〇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官助理詹淼
书记员 刘文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