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平民初字第00567号
原告:任瑞全，男，1950年4月8日出生，北京市平谷区平谷镇园田队村居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子英，北京市元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延豪，北京市元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市平谷中侨经济技术开发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平谷区平谷镇金海小区。
法定代表人:王学甫，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德普，北京市曙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市金海翔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平谷区平谷镇金海小区。
法定代表人:王学甫，董事长。
原告任瑞全与被告北京市平谷中侨经济技术开发公司（以下简称中侨公司）、北京市金海翔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翔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任瑞全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子英、宋延豪，被告中侨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学甫及委托诉讼代理人贾德普，被告×翔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学甫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任瑞全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中侨公司给付我×大厦工程欠款人民币4805284.51元，被告×翔公司承担连带给付责任；2.二被告连带支付上述欠款的利息（自1995年10月25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息标准计算）。事实和理由:1992年3月，我以北京市×县建筑工程总公司第×分公司（以下简称×分公司）的名义，与中侨公司签订《建筑安装市政工程合同》。合同约定：由×分公司承包建设中侨公司的建设项目×县乡镇企业局综合楼（后名×大厦），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工程造价暂估为1029万元，工期为1992年3月20日至1993年10月20日；全部工程造价的结算按照原预算下浮7%变更增减预算，按照市场现行工程款结算办法办理；发包方如未能按照合同的规定履行责任，除竣工日期得以顺延外，还应赔偿承包方因此发生的实际损失；工程实际造价按施工图、根据有关文件、编制施工图工程概算及设计变更进行总结算。
合同签订后，我带领施工人员于1992年3月20日进场施工，1993年4月，主体工程完成验收。由于被告多次增加工程量及拖欠工程款等原因，1994年6月28日，我与被告签订《关于×大厦顺延工期协议》，协商将工期顺延至1994年9月。至1995年6月，除甩项工程外，×大厦竣工且质量已验收合格。同年10月9日，我与被告签订《协议书》，约定了被告于10月25日报建行×大厦工程结算，如不准时上报，我所报结算视为有效。双方结算出现异议，由建行进行裁决。而被告在限期内未提供结算资料，建行亦未做出最终的结算意见。截至1995年6月，被告实际支付的工程款数额合计为1118万元。
自1995年6月×大厦竣工验收以来，被告长期拖欠工程款，为此我持续向被告主张权利。由于×大厦的设计用途为乡镇企业局办公楼，系当时×县政府的形象工程，且被告法定代表人王学甫时任×县副县长，主管乡镇企业工作，所以我多年以来向×县政府申请解决此事。虽经×县区政府的多方协调，但是一直未得到解决。2003年10月24日，×区人民政府作出京平政复（2003）×号《关于×大厦工程工程所欠工程款的批复》，载明：×大厦工程所欠工程款问题属于企业间的债务纠纷，区政府多次协调此事，但未得到有效解决，要求通过诉讼解决。至此×区政府停止该案的调解工作。
我系×大厦的实际施工人，各项费用均由个人承担，因该工程已经背负巨额债务，无力提起诉讼追讨拖欠的工程款。遂希望通过《建筑安装市政工程合同》上署名的名义施工单位北京市×县建筑工程总公司提起诉讼，1999年2月15日，×县体制改革办公室依据平体改字（1999）×号批复：同意北京市×县建筑工程总公司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改制后企业名称为北京×建筑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北京市×县建筑工程总公司已不存在。因此，我找到×公司，请求通过该公司主张债权。2003年10月，经×公司向×区政府请示仍然无法解决，同年11月，便以×公司为原告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中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支付拖欠的工程款并赔偿相关的损失。我作为实际施工人，虽未提起诉讼，也积极参与到诉讼中，准备相关诉讼材料，并于2006年12月6日，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高院）二审中出庭作证，证明×大厦是我作为具体施工人建造的，我又名任瑞泉，合同履行过程中是以×分公司的身份出现的，且一直向被告主张权利的相关事实。
2003年11月，×公司提起诉讼后，二中院依法委托×咨询有限公司进行造价鉴定，后经鉴定复审，确认×大厦工程造价为：15985284.51元。2005年11月4日，该院作出（2004）二中民初字第87号民事判决：中侨公司给付×公司工程款9845284.51元及利息，×翔公司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后中侨公司不服向北京高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06年12月20日作出（2006）高民终字第94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中侨公司、×翔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后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北京高院再审，该院于2010年12月20日作出（2008）高民再终字第1115号民事判决：中侨公司给付×公司工程款4805284.51元及利息，×翔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中侨公司、×翔公司仍不服，申请再审，2012年12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2）民提字第95号民事裁定书，认为中侨公司、×翔公司申请再审主张×公司不是本案适格诉讼主体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充分，裁定：一、撤销北京高院（2008）高民再终字第1115号民事判决、北京高院（2006）高民终字第943号民事判决、（2004）二中民初字第8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北京金通远建筑工程公司起诉。
由于×公司的起诉被最高人民法院以诉讼主体不适格为由驳回，经过多年的诉讼，我的债权仍未实现。我实际履行了《建筑安装市政工程合同》的义务，与发包人即被告中侨公司之间形成事实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大厦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被告对于我实际施工人的身份也始终予以承认，其在原一审、二审、再审过程中的答辩状、庭审笔录以及申诉书等文件中反复强调我是×大厦工程实际施工人的事实。鉴于中侨公司改制为×翔公司，中侨公司的权利义务均由×翔公司承担，但中侨公司作为法人实体仍存在，且被告均承认二者的改制企业关系，故二被告应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被告中侨公司辩称，一、原告不具备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1、1992年，《建筑安装市政工程合同》签约施工单位是北京市×县建筑工程总公司，代表施工单位乙方签字的是任某，与原告无法律关系。2、×大厦建设工程《开工证》，施工单位栏中加盖的是北京市×县建筑工程总公司公章，不是原告。3、建筑工程总公司是×公司大股东，其法人实体的法律地位仍然存在，现在仍然占有×公司18.267%的股份。4、我公司拨付工程款，收款人是北京市×县建筑工程总公司，并开具了收工程款发票，与原告无关。5、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提字第95号裁定，本院认为部分载明：一审、二审、再审判决认定×公司是×县建筑工程总公司改制而来，有权继受×县建筑工程总公司的债权事实依据不足，应予纠正。该裁定认定×县建筑工程总公司是×大厦工程的承包方（施工方），×公司无权继受×县建筑工程总公司的债权。在最高人民法院开庭时，我公司提出×公司不具备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有三个理由：一是×分公司没有工商登记身份不合法；二是×县×镇经济总公司所属×建公司，又称×建筑队，是×大厦工程的实际施工者；三是×县建筑工程总公司是×公司的大股东，其投资入股的资产评估报告中，不包括所谓的×大厦工程欠款债权资产。该裁定采纳了我公司提出的第三点理由，否定了第一点和第二点理由。证明原告将已被裁定否定的我公司当时提出的第二点理由为依据，证明其具有本案诉讼主体资格，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6、原告于2006年12月16日在北京高院出庭作证时，承认是×分公司负责人，×分公司隶属于×县建筑工程总公司，还承认“四建公司”就是“×分公司”。证人任某当庭承认是他代表合同乙方和施工单位×县建筑工程总公司签的字，证明乙方和施工方是×县建筑工程总公司，而不是原告。
二、本案已过诉讼时效。1、原告自本案立案之前，没有以自然人的主体身份向我公司主张权利，×公司向我公司主张权利并不能代表原告主张权利。2、（2012）民提字第95号裁定已认定×公司不是适格诉讼主体，就谈不上×公司的诉讼时效问题。3、施工单位在双方发生纠纷的1996年1月18日以后两年内，并没有提起诉讼；我公司按工程实际进行结算，结果表明已付清全部工程款，并在1995年10月19日，将结算上报×建行并送达施工单位。此后两年内，施工单位没有起诉，对我方结算意见以默示的方式表示同意；4、京×政复（2003）22号《批复》无效，对本案没有证明力。×区政府从未组织召开×大厦工程欠款问题协调会，我公司也从未参加过该问题的协调会。因为合同双方没有约定由政府协调，按×公司所述，我公司是债务人，找×区政府写批复与我公司无关，区政府不是债权人，也不是债务人。同时，区政府作为行政机关不存在协调企业之间债权纠纷的职能；该《批复》称区政府多次协调此事的内容虚假，区政府从未协调过有关×大厦工程欠款问题，也没有协调会的会议纪要和相关证据；区政府没有将《批复》转发给我公司，我公司在收到应诉通知书之前，不知道该文件内容；2003年12月28日，我公司以《批复》内容不符合实际为由要求撤销，向市复议处提出复议申请，同年12月29日，我公司以该批复中“区政府曾多次协调此事，但未得到有效解决”的说法不符合实际为由，向时任×区区长王某提出复议申请，要求撤销，2004年1月17日，我公司向市复议处又递交了《关于行政复议申请书补充意见》，在复议审查过程中，2月23日，区政府发出京×政发（2004）9号《决定》，将京×复（2003）22号《批复》予以撤销。该《批复》自始不产生法律效力，其对本案没有证明力；撤销《批复》的理由是：其不符合公文处理应当实事求是的原则，区政府也从来没有协调过×大厦工程款的问题，所以该《批复》被撤销。原告将已被撤销《批复》当作证据使用是错误的，违反《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第四十九条“公文被撤销视作自始不产生效力”的规定。5、本案诉讼时效的起始时间为1996年1月18日，至今×县建筑工程总公司未主张自己的权力，其诉讼请求已过时效。6、所谓的王某1和郭某的证明材料，没有进行证据交换，没有在法庭上出示，其本人没有出庭质证，且在一审、二审的法庭上原告也没有提到该证明材料。该调查笔录调查人为俞某，其是×公司开庭的委托代理人，与该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一审法院接收原告的材料清单中，和给被告提供的材料中都没有该调查笔录，该调查笔录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三、原告请求我公司给付×大厦工程欠款4805284.51元及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012）民提字第95号裁定书已将北京高院（2008）高民再终字第1115号判决予以撤销，该判决第三条判令我公司给付×公司4805284.51元及利息是无效的。
四、×公司申请二中院委托中建精诚公司做的《×大厦工程造价鉴定报告》（以下简称《鉴定报告》）无效，其鉴定程序违法，鉴定依据不合法，鉴定内容不符合实际，存在严重瑕疵，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一）、（2012）年民提字第95号，已将一审、二审、再审的判决予以撤销，没有认定该《鉴定报告》，不可以将其作为证据使用。
（二）、该《鉴定报告》申请人为×公司,其不具备该案的诉讼主体资格，属鉴定程序不合法，故为无效，不能将其当作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使用。
（三）、鉴定人不具备鉴定资格、审计资格及注册造价师执业资格和注册审计师执业资格，鉴定程序违法，鉴定依据不合法，鉴定内容不符合实际，存在严重瑕疵，主要有以下11点：1、《鉴定报告》中没有鉴定单位营业执照和资质证明书的复印件。2、鉴定人在2004年6月30日至2005年7月鉴定期间，不具备鉴定资格和审计资格及注册造价师执业资格。3、《鉴定报告》将没有经过法庭质证所谓的“施工图复制品”和“洽商复印件”作为依据使用，系鉴定程序严重违法。4、《关于×大厦顺延工期的协议》无效，《鉴定报告》将其当作鉴定依据使用提高了工程总造价，是错误的。5、《鉴定报告》没有将经过法庭质证的《×大厦首期验收不包括项目（验收甩项）》作为鉴定依据，而将该证据所载明施工单位没有施工的验收甩项工程进入鉴定范围，提高了工程总造价，系鉴定程序违法。6、施工单位至今没有给付我公司×大厦工程“竣工图”及“全部工程技术资料”，其违反有关规定，违反《建筑安装市政工程合同》第六条第一款的约定，我公司要求施工单位将其移交。移交上述资料是进行工程结算和造价鉴定必要的前提条件，《鉴定报告》没有以“竣工图”为依据进行鉴定，将未施工的分包工程、未竣工验收的甩项工程的工程量计入鉴定造价范围，违反了有关规定，系鉴定程序违法，鉴定依据资料不合法。7、再审判决认定“关于鉴定报告工程造价取费系数问题，根据当事人的约定和相关规定计取”，系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鉴定报告》执行错误的、高的工程造价取费系数，不合理的提高了工程造价。8、原判决认定“木门、木手扶等分包工程，由于鉴定时没有相关证据材料，故无法核实”，系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有证据证明，我公司已付分包给其它施工单位的工程款5871015.7元的事实存在，《鉴定报告》未将其从总工程款中予以扣除是错误的。9、原判决认定“外墙瓷砖，安装费等材料系垫付，因双方当事人对此没有约定，鉴定时证据不足，未予鉴定”的说法，系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有证据证明，我公司已为“施工单位”垫付的款项共计2507888.6元，《鉴定报告》已将其计入工程总造价，但该款项未予扣除。10、原判决认定“鉴定单位出具的鉴定结论依据充分”，系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鉴定报告》没有将施工方从我公司处领走用在×大厦工程上的镀锌板、铸铁管、铸件等价值1509802.8元退还我公司。11、再审判决认定：“由于中侨公司、×翔公司整个鉴定过程中没有提供资料，故无法核实其提出的问题”系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鉴定人出具的《关于×大厦（综合楼）工程造价鉴定报告编制情况说明》中称：“由于鉴定时没有相关证据资料，故无法核实”等说法，不符合实际情况，是错误的。
五、原判决认定我公司给付×公司利息，系认定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理由是我公司于1995年10月19日，上报给建行×支行，同时转交给施工单位的《×大厦工程结算书》，已表明我公司不欠施工单位工程款，也证明施工单位已经默许。
六、施工单位没有按合同约定完成全部工程量，没有在合同约定的竣工期限内完工交付使用，拖延工期三年零九个月，属严重违约。
七、因平谷县建筑工程总公司不履行合同约定，拖延工期和未完成全部工程量，以及未交付“竣工图”、“全部工程技术资料”，给我公司造成至少15076135.64元的经济损失（假设法院认定本案原告主体适格，也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我公司暂要求施工单位赔偿15076135.64元的贷款利息损失及该损失以后发生的利息损失（自1993年10月20日至还清日止）。
综上所述，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翔公司辩称,我公司不承担连带给付工程款责任，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1、我公司与中侨公司是两个不同企业法人单位，均有营业执照，目前两个企业都是依然存在的不同企业法人的经济实体，中侨公司没有改制，名称未变更为我公司；2、×公司二审提供的证据中，已注明承认“中侨公司仍然存在，未改制、也未更名”；3、中侨公司法人实体存在，一切债权债务应由该公司承担；4、北京市×律师事务所律师俞某是×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其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所出具的《调查报告》没有法律效力，没有证明力，《调查报告》没有出示原件，更无档案管理单位签章的证明材料，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现双方争议焦点为：诉讼主体问题、诉讼时效问题、鉴定报告及工程款数额问题，对上述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关于诉讼主体问题。
原告主张×大厦工程是自己借用×县建筑工程总公司资质，以该公司第×分公司的名义施工，施工过程中一切事物包括施工人员的组织、施工的管理、建筑材料的采购、设备的租赁等均由自己负责，已竣工验收合格。自己是实际施工人，而×分公司未进行工商登记，缺乏主体资格。为此提供如下证据：（一）中侨公司在2004年2月16日向二中院提交的答辩状及此后的答辩状、申请书，3月30日庭前证据交换笔录,2005年9月21日的开庭笔录，北京高院2006年12月6日开庭笔录，二中院(2004)二中民初字第00087号、北京高院（2006）高民终字第943号及（2008）高民再终字第1115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提字第95号民事裁定书，均证明中侨公司认为×分公司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认可×大厦工程施工过程中,是由任瑞全组织施工,并代表施工方签署协议,实际施工者是平谷镇经济总公司四建公司(又称×建筑队)任瑞全。对被告所称的×建筑队，现提供×镇人民政府的证明，证明×镇经济总公司未承建×大厦工程，亦未授权任何个人以经济总公司或其分公司名义与中侨公司签订承包合同。（二）、1992年3月，任瑞全以×分公司的名义与中侨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学甫签订《建筑安装市政工程合同》，1994年6月28日，双方签订关于《×大厦顺延工期的协议》，此后的基础主体工程验收记录、单位工程验收记录、工程竣工质量核定申报表、核验证书，1995年8月16日，《关于×大厦工程竣工结算的有关问题协议》，10月9日《协议书》，或有×分公司的印章，或有任瑞全的签字。（三）、×公司出具的证明，证明《建筑安装市政工程合同》施工单位一方盖章虽为×县建筑工程总公司，但从未具体参与×大厦工程的实际施工，亦未履行合同义务，实为任瑞全以×分公司的名义，借用×县建筑工程总公司的资质与中侨公司签订，×大厦的实际施工人为任瑞全，全部债权、债务应由其承担。
被告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一)中涉及二中院及北京高院民事判决书,已被最高院裁定撤销,其自始不产生法律效力。而最高院的民事裁定书，证明×公司不是适格主体，认定只有×县建筑工程总公司对×大厦工程款债权资产有权利。亦不认可原告证据（二）、（三）的证明目的，其中部分材料中虽有原告签字，但其代表的是建筑工程总公司，且平谷镇政府、×公司无权出具证明。现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为实际施工人，实际施工人为×县建筑工程总公司，并提供以下证据：《建筑安装市政工程合同》、《北京市平谷县建设工程开工证》、企业改制登记注册审核表、×公司章程、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网中关于×公司的基础信息、×县建筑工程总公司开具的收到中侨公司给付工程款的发票、2004年5月11日×公司出具的关于原告主体的说明、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提字第95号民事裁定书。另提供了×县城关乡经济总公司档案材料、×建筑队负债表，证明×建筑队或×建公司是城关乡开办的企业，而非原告个人建筑队，涉案工程与原告无关。原告不认可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
综合分析本案证据，能够认定×大厦工程是原告借用×县建筑工程总公司的资质，以×分公司的名义施工，原告是该工程的实际施工人。首先，在原一审、二审、再审过程中，中次侨公司多称任瑞全组织对×大厦工程进行施工。在2004年2月16日的答辩状中称“在×大厦工程施工过程中，是任瑞全组织施工，并代表施工方签署协议的，而任瑞全是×镇经济总公司×建筑队队长”；此后提交的答辩状中称“事实上×大厦工程实际的施工方是以任瑞全为代表×镇经济总公司×建筑队”，“×建公司任瑞全是×大厦实际施工者”，“建筑工程总公司事实上没有承建×大厦工程，是由×建公司任瑞全施工的”；2015年9月21日提交的申请书中称“×大厦工程实际施工者是×镇经济总公司×建公司（又称×建筑队）任瑞全”；2004年4月30日二中院庭前证据交换笔录中称“事实施工方是×镇经济总公司×建筑队”，“×县建筑工程总公司没有履行该合同，对工程没有进行施工，只进行部分施工的单位是×建筑队”，“竣工结算的有关协议证实了任瑞全作为单位领导代表的是×建筑队，他当时是该队长，也是真正的施工方”；2005年9月21日二中院庭审笔录中称“施工人不是×县建筑工程总公司，也不是第×分公司，实际施工人是×县×镇经济总公司下属的第×公司”。（2004）二中民初字第00087号民事判决书、（2006）高民终字第943号民事判决书、（2008）高民再终字第1115号民事判决书中均写明“中侨公司辩称：×大厦实际施工方系以任瑞泉（任瑞全）为队长的×镇经济总公司×建筑队，与×公司无关”。而在本案中，被告称×大厦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为平谷县建筑工程总公司，又称实际施工人为×建筑队，被告所述存在矛盾；×区×镇人民政府于2016年12月26日出具证明：“×镇经济总公司已于2001年撤销行政编制，依法注销。其债权债务由×镇人民政府承担。×镇经济总公司未承建×大厦工程，未授权任何个人以经济总公司或其分公司名义与中侨公司签订承包合同，也未参与施工×大厦工程”，且在庭审过程中，双方均认可×镇经济总公司×建筑队未经工商登记，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故×镇经济总公司×建筑队亦不是×大厦工程的实际施工人。
其次，虽然《建筑安装市政合同》中首页记载的发包方（甲方）为×县乡镇企业局综合楼，承包方（乙方）为×县建筑工程总公司第×分公司，合同最后签章部位记载的建设单位为中侨公司，施工单位为北京市×县建筑工程总公司，但施工过程中的变更洽商、1995年8月16日《关于×大厦竣工结算有关问题的协议》、1995年10月9日《协议书》等均系任瑞全个人与中侨公司签定，结合北京市×县建筑安装市政合同预算审查处出具的工程合同预算审查通知单及其后双方若干协议和往来函件，同时，在原一审、二审、再审中，被告称，×大厦工程系由任瑞全组织施工。原告亦称其想承包涉案工程，但无相关资质，故组建了×分公司，而×分公司无法人资格，未经过工商登记，故借用了×县建筑工程总公司的资质与中侨公司签订合同。本案中，中侨公司称实际施工人为×县建筑工程总公司，但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且该公司已被注销。此外，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提字第95号民事裁定书以“一审、二审、再审判决认定×公司是×县建筑工程总公司改制而来，有权继受×县建筑工程总公司的债权事实依据不足”，裁定撤销一、二审及再审判决，×公司并非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2014年11月26日及2016年12月26日，×公司出具的证明，亦佐证任瑞全是×大厦工程的实际施工人。
关于诉讼时效问题。
原告认为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理由如下：1、自己多次向被告主张权利，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1995年以来，自己多次向×县政府提出解决×大厦拖欠工程款申请，政府找王学甫调解，其同意付款，但久拖不决，诉讼时效产生中断。2003年10月20日，任瑞全通过×公司向县政府提出《关于×大厦工程所欠工程款问题的请示》，10月24日，政府作出《关于×大厦工程所欠工程款的批复》，证实了政府多年协调该纠纷的情况。后该批复虽因程序问题被撤销，但未否定自己主张权利的事实。在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过程中，曾致函×区政府，认为×大厦工程属于政府工程，希望政府出面调解，说明最高人民法院对政府的调解也是认可的。2、×公司的起诉引起原告的诉讼时效中断。×公司2003年11月向二中院提起诉讼，经过一审、高院二审、再审、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最终裁定驳回起诉。×公司起诉与自己起诉主张的债务人、债权、法律关系、法律事实是同一的，×公司起诉引起诉讼时效中断，对自己也发生效力。
为此，原告提供以下证据：1、北京市×律师事务所律师俞某于2002年3月26日向时任×县副县长王某1、×县工会主席郭某所做的调查笔录，证明任瑞全曾多次找被告索要工程款，并要求政府协调此事。2、1999年12月15日，×县体制改革办公室《关于对×县建筑工程总公司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批复》、1999年12月16日，企业名称变更预先核准通知书、2000年1月5日企业改制登记注册申请书、2001年5月9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分局出具的证明、2014年11月26日×公司出具的证明，证明×公司系由平谷县建筑工程总公司改制而来，主体上存在延续性。一审、高院二审、再审、最高人民法院提审的裁判文书，证明原告作为实际施工人通过×公司提起诉讼，主张权利，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3、2003年10月24日，×区政府《关于平谷×大厦工程所欠工程款的批复》，证明区政府就欠款工程多次进行协调。4、×公司的证明，证明在2013年1月初收到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后，才告知原告裁定书的情况，同时证人陈某1、陈某2出庭作证，证明原告自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裁定后，又多次向被告主张权利，导致诉讼时效中断。
被告认为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为1996年1月18日，在此后二年内，原告未主张过权利，×公司不能代表原告主张权利，施工单位亦未提起诉讼，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理由如下：1、《建筑安装市政合同》第七条第七款约定“合同执行中发生的纠纷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原告在双方发生纠纷的1996年1月18日以后两年内未提起诉讼；2、×公司主张权利不能代表原告向被告主张权利；3、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提字第95号民事裁定已认定×公司不是适格诉讼主体，×公司主张权利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故谈不上×公司的诉讼时效问题，且该裁定作出日期为2012年12月14日，而原告起诉书中的日期为2014年12月30日，已超过两年诉讼时效；4、最高人民检察院民抗〔2011〕92号民事抗诉书认定，“二审判决认定诉讼时效出现了法定之中断事由所依据证据不充分”。
为此，被告提供以下证据：1、2003年11月10日，二中院一审时原告提交的证据目录，该目录中没有对王某1、郭某的调查笔录，未进行证据交换、未在法庭中出示、证人亦未出庭质证，且调查人俞某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不能作为有效证据。2、2003年12月28日、29日行政复议申请书，2004年1月6日北京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申请受理通知书，2004年1月17日关于行政复议申请书的补充意见，2004年2月23日《北京市×区人民政府关于撤销<关于×大厦工程所欠工程款的批复>的决定》，证明中侨公司不服政府作出的批复申请复议，该批复已于2004年2月23日被撤销。3、最高人民检察院民抗〔2011〕92号民事抗诉书，证明二审判决认定诉讼时效出现了法定之中断事由所依据证据不充分。
本案中，×大厦工程于1993年4月主体工程完工验收，1995年6月除甩项工程外，该工程验收合格。8月16日，签订了《关于×大厦工程竣工结算的有关问题协议》，对工程的结算方式及时间进行了约定，同时约定在审核竣工结算期间发生争议，首先由平谷建行预算合同审查处调解，调解不成，由北京市造价管理处解释。10月9日，签订了《协议书》，约定中侨公司于10月25日报建行×大厦工程结算，如不准时上报，×分公司所报结算视为有效。双方结算出现异议，由建行进行裁决。
1996年6月26日，中国建设银行×支行向中侨公司发出通知称“×大厦工程结算经审查确认即将结案，兹定于1996年6月28日在支行会议室召开结算会议，届时中侨公司企业法人及有关人员务必到会。”后因对工程结算分歧过大，中国建设银行×支行对×大厦工程未做出结论性意见。
在原告提交的2002年3月26日的调查笔录中，王某1称：任瑞全一直在向被告主张×大厦的欠款，并多次找时任县长刘某要求协调，出于多方面原因考虑，压着未让原告起诉。2001年刘某找过我，任瑞全也要求协调工程款问题，但我认为单纯行政干预效果未必好。2000年我曾向×县国有资产管理局徐某局长了解情况，是否在转制前欠任瑞全的工程款，徐某说肯定欠，但记不清具体数额。郭某称：因时任县委办公室主任，任瑞全和城关的两个建筑队总是找县里领导要求协调解决×大厦一事，他们每次来找领导都要通过我。1993年时张某是县委书记，任瑞全就开始找，1994年王学甫是副县长，因×大厦是县里的形象工程，所以要求将此事放一放，想通过其他办法解决。1996年12月12日赵某上任后，任瑞全拿着资料到处找。曾经开过一个会，有个会议纪要，可能还是我记的，但具体内容记不清了。1998年4月刘某上任，1998年底王学甫不再担任副县长了，他好像自己把×大厦买过去了。王学甫走后，任瑞全仍多次要求县领导解决欠款，县领导出面找王学甫要钱，他每次都说给，但一直未给。这事在大会小会上经常提，直到刘某当书记后，他将此事交给了王某1副县长，后任瑞全又一直找王某1。针对这笔债务，任瑞全一直在找。
2003年10月20日，×公司向平谷区政府提出《关于×大厦工程所欠工程款问题的请示》，区政府于10月24日做出《关谷×大厦工程所欠工程款的批复》，该批复载明：×大厦所欠工程款问题属于企业间债务纠纷，区政府曾多次协调此事，但未得到有效解决，要求通过向法院诉讼解决。此后，中侨公司就此批复向北京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区政府于2004年2月23日做出《平谷区人民政府关于撤销<关于×大厦工程所欠工程款的批复>的决定》，该决定载明：京×政复（2003）第×号文件因不符合《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的规定，经2004年2月6日区政府第一次区长办公室会议研究，决定予以撤销。
×公司于2003年11月19日向二中院提起诉讼，该院于2005年11月4日作出(2004)二中民初字第00087号民事判决书，中侨公司不服，上诉于北京高院。北京高院于2006年12月20日作出（2006）高民终字第943号民事判决书，中侨公司、×翔公司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诉，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北京高院再审。北京高院于2010年12月20日作出（2008）高民再终字第1115号民事判决书，中侨公司、×翔公司仍不服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14日作出（2012）民提字第95号民事裁定书，撤销上述判决。后任瑞全向本院提起诉讼。
证人陈某1、陈某2出庭作证，均称自2013年年初，原告多次找被告索要×大厦工程款，但被告称没有钱，一直推脱不给。被告虽不认可证人证言，但未提供证据予以反驳。
综上，王某1和郭某的陈述、证人证言、区政府的批复、×公司出具的证明、×公司的诉讼、双方诉辩情况等形成证据链，能够相互印证，同时结合常理，可以证明任瑞全及×公司主张权利，出现诉讼时效中断的事实，故原告主张权利未超过诉讼时效。
三、关于鉴定报告及工程款数额问题。
被告答辩认为，二中院委托×公司做的《×大厦工程造价鉴定报告》存在严重瑕疵，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关于鉴定机构资质问题，鉴定机构的工商档案等材料中，鉴定机构的经营范围有工程造价咨询，工程咨询，故具备鉴定资质。关于被告所称鉴定程序、依据违法问题，2009年11月24日鉴定机构出具《关于×大厦（综合楼）工程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取费的调整意见在鉴定情况说明》中记载：我公司于2004年6月30日接受二中院委托，对×大厦工程进行造价鉴定，接受委托后二中院向我公司转交了双方当事人已提交的与鉴定有关的本案资料，我公司查阅后，发现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资料缺少主要鉴定依据资料，而且没有图纸，我司根据鉴定需要分别于2004年7月28日、10月29日向二中院发函，要求双方当事人补充提交鉴定资料。后只有×公司提交部分相关图纸资料，被告方没有提交任何补充资料，我司向法院报告了鉴定资料收集情况，并鉴于办案时限，根据法院要求在已有鉴定资料基础上对×大厦工程进行了造价鉴定，并于2005年3月出具了《×大厦工程造价鉴定报告》。鉴定被告提交法院后，只有×公司针对鉴定报告中具体问题提出了复议，被告仅笼统指出鉴定报告存在问题，但未提供可依据的证明资料，我司于2005年7月出具了《×大厦工程造价鉴定复审报告》。且在原一审法院2004年5月24日询问笔录中，法院已明确告知被告的举证责任、配合义务及法律后果，但被告仍拒绝提供相关的鉴定资料。现被告反以此为由认为鉴定报告违法无事实依据，其应自行承担该不利后果。
关于被告称鉴定内容不符合实际的问题，2009年11月24日，鉴定机构出具《关于×大厦（综合楼）工程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取费的调整意见》，已将计划利润和流动资金贷款利息变更为按集体企业计取，工程造价减少了506830.76元。（2008）高民再终字第1115号民事判决书中认定：中侨公司、×翔公司提出的木门、木扶手已按分包工程付款，由于鉴定时间没有相关证据资料，无法核实。外墙瓷砖、安装费等材料系垫付，因双方当事人对此没有约定，鉴定时证据不足，未予认定。对于小件款，该判决已认定504万元材料款为中侨公司已付工程款，并已扣减。被告提出异议的合理部分，鉴定机构及北京高院已采纳并予以修正。
综上，×咨询有限公司具有相应的鉴定资质，其出具的鉴定意见已经多次法定程序质证、质询、鉴定人出庭答疑的过程，鉴定机构对当事人提出异议的合理部分已采纳并予以修正。一、二审及再审判决虽被撤销，但撤销理由系因主体问题，×公司虽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但其申请鉴定的鉴定标的为×大厦工程，故原审程序中依合法程序出具的造价鉴定意见，不影响本案作为证据使用。现被告未提供足以反驳该鉴定意见的证据和理由，亦未提供新证据，故对鉴定意见予以认定。
关于工程款数额问题，因双方对应付工程款数额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原一审法院委托×咨询有限公司对×大厦（综合楼）工程造价及乙方已收工程款数额进行鉴定。2005年3月30日，该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工程总造价为15052740.50元，乙方已收工程款数额为5930000元。后×公司申请复议，2005年7月22日，该鉴定机构出具《北京×大厦（综合楼）工程造价鉴定复审报告》，工程造价调整为15985284.51元，乙方已收工程款仍为5930000元。原再审期间，中侨公司、×翔公司提出鉴定报告存在问题，鉴定机构出庭进行了答复并于2009年9月16日出具《关于×大厦（综合楼）工程造价鉴定报告编制情况说明》，关于504万元小件款问题，认为该款项视为被告已支付原告的工程款，应予扣除。2009年11月24日该鉴定机构出具《关于×大厦（综合楼）工程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取费的调整意见》，原鉴定报告计划利润和流动资金贷款利息按照国营企业标准计取有误，应按集体企业计取，将工程造价变更为15478453.74元。
本院认为，因原告没有建筑施工资质，为了承包建设×大厦工程，挂靠于北京市×县建筑工程总公司，并以该公司名义与中侨公司签订了《建筑安装市政工程合同》，后原告组建了×分公司，对×大厦工程进行了施工。因原告借用×县建筑工程总公司的资质与中侨公司签订《建筑安装市政工程合同》，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无效的情形，系无效合同。现被告虽主张该工程系北京市×县建筑工程总公司、×县平谷镇经济总公司×建筑队施工，但未提供充足证据予以证明。另北京市×县建筑工程总公司已被注销，经过企业改制变更为×公司，且其×分公司不具备法人资格，亦随着北京市×县建筑工程总公司被注销而不存在，现×公司又缺乏诉讼主体资格，而×区×镇人民政府的证明，能够认定×建筑队未进行施工。本院综合合同履行情况、双方往来资料、双方提供的证据及常理等实际情况，确定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为原告，其诉讼主体适格。合同虽无效，但原告已履行了除甩项工程外施工义务，且建设工程已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其有权请求被告给付欠付工程款。中侨公司经过企业改制，企业名称变更为×翔公司，中侨公司的权利义务均由×翔公司承接。但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档案中，中侨公司作为法人实体依然存在，故中侨公司、×翔公司对负原告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关于诉讼时效问题，综合王某1及郭某的陈述、京平政复（2003）22号批复、×公司出具的证明、证人证言、双方诉辩情况，证明自1995年起至2003年区政府作出《关于×大厦工程所欠工程款的批复》期间，原告及×公司曾多次主张权利，出现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2003年11月19日，×公司作为原告向二中院提起诉讼，至2012年12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2）民提字第95号民事裁定书，因×公司的起诉与任瑞全的起诉所主张的债权、债务人、法律关系及事实均是同一的，×公司主张权利引起诉讼时效中断，可以视为原告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中断。在最高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后，原告亦曾向被告催要工程款，故原告起诉在诉讼时效期间，被告关于原告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不成立。
关于鉴定报告，原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咨询有限公司进行工程造价及帐目审计。在鉴定报告中载明了所依据的相关文件和计算原则，就如何执行竣工调价系数、安装工程中甲方供应设备及未计价主材价格等列出了九项需说明问题。并经多次法定程序质证、质询、鉴定人出庭答疑的过程，鉴定机构对当事人提出异议的合理部分已采纳修正。一、二审及再审判决虽被撤销，但撤销理由系因主体问题，原审程序中依合法程序出具的造价鉴定意见，不影响本案作为证据使用。综上，鉴定机构资质合格，鉴定程序合法，其出具的鉴定结论依据充分，本院予以采纳。现二被告对鉴定报告提出异议，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大厦工程造价及中侨公司已付工程款，根据《鉴定报告》、《鉴定复审报告》、《关于×大厦（综合楼）工程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取费的调整意见》，×大厦工程按施工方为集体企业计算取费，工程造价为15478453.74元。原告认可收到614万现金和小件款504万，共1118万元。鉴定机构出具的《关于×大厦（综合楼）工程造价鉴定报告编制情况说明》，认为504万小件款视为被告已支付原告的工程款，应予扣除。本院认定504万元应为中侨公司已付工程款，故中侨公司欠付工程款数额为4298453.74元。中侨公司应给付尚欠原告的工程款及利息，×翔公司承担连带给付责任。被告称建筑工程总公司不履行合同约定，拖延工期、未完成全部工程量、未交付施工相关资料等，给其造成至少15076135.64元的经济损失，要求赔偿该损失及利息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项、第二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北京市平谷中侨经济技术开发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原告任瑞全（任瑞泉）工程款四百二十九万八千四百五十三元七角四分及利息（自一九九五年十月二十五日起至该款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北京市金海翔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四万五千二百四十二元，由被告北京市平谷中侨经济技术开发公司、北京市金海翔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共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朝文
人民陪审员 任荣来
人民陪审员 何会银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王 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