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319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代义勇，男，1964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强，男，1955年8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由广州林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推荐。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艳平，女，1977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番禺区。
原审第三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番禺支行，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南城路273、275、277、279号。
负责人：廖萃扬，该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殷翩，该公司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蔓琼，该公司职员。
上诉人代义勇因与被上诉人刘艳平、原审第三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番禺支行（以下简称邮政银行番禺支行）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3民初67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代义勇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志强、被上诉人刘艳平、第三人邮政银行番禺支行委托诉讼代理人殷翩及陈蔓琼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代义勇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改判驳回刘艳平的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刘艳平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代义勇是涉讼房屋的事实和法律认定的购买人和所有权人。代义勇名下的涉讼房屋经由广州市国土局颁发“粤房地产权粤字第02010262303号”房地权证，是依法登记被法律认可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相关规定，代义勇是房屋真正的所有权人，刘艳平要求代义勇配合其过户的行为，应当不予支持。代义勇与原房产所有人梁健秋、周玉玲于2013年12月5日签署的“穗存量房合字13120008377号”《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是依法登记合法有效的合同。因此刘艳平在一审提交的与原房主私下签署的所谓合同及收据，应认定为无效合同，不能对抗《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的合法性。二、代义勇是房款的实际支付人。1、代义勇基于与刘艳平在恋爱期间的关系和相信刘艳平作为一名律师的道德，在各购买一套(即1001房、1004房)的情况下，以现金支付给刘艳平，造成代义勇举证不利，但根据生活常识和常理也应该得到法律采信。2、代义勇是真正的借款人和抵押人。根据邮政银行番禺支行在一审中的陈述“我们每月从代义勇账户扣取房贷款，但最后一笔款是刘艳平转账入代义勇账户，并持公证委托书办理结清贷款”，该笔款应由刘艳平与代义勇对账处理，是他们之间的债务往来，与本案无关，不能作为本案重要的定案依据。刘艳平转账是受代义勇委托，法律责任和后果是属于代义勇，由代义勇承担，是代义勇的银行还贷。三、一审法院作出判决的依据《协议书》已终止、失效，法院不应采信。更重要的是，该《协议书》内容是违背国家的法律法规，规避楼市的限购政策，属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应当认定双方所签订的借名合同为无效合同。四、本案是所有权确认纠纷，刘艳平提出的要求确认其房产所有权的请求已经由一审法院驳回，但一审法院对涉讼房屋的实际购买人及出资人的认定是不准确的。物权法定，借名买房只是债权关系，一审法院一方面判决产权属是属于代义勇，一方面判决代义勇过户给刘艳平，自相矛盾。
被上诉人刘艳平答辩称：一、《协议书》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代义勇在一审中称《协议书》是刘艳平假造的，但在上诉状中又称《协议书》是在代义勇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署的，又称协议的内容是刘艳平以律师的手段弄虚作假的。刘艳平有证据充分证明《协议书》是经过代义勇与刘艳平充分的磋商。在2013年11月25日签订的《协议书》上有代义勇的签名及加盖的指模，而且《协议书》第七条最后添加的一句话，是代义勇亲自添加上去并在该句话的首尾加印了指模。在签订《协议书》之前的2013年11月19日，当时刘艳平打印了一份协议书给代义勇看，代义勇也在该协议书上签了字并进行了修改，而代义勇与刘艳平于2013年11月25日签订的涉案《协议书》就是根据11月19日的协议书进行修改后重新打印而签订的。二、刘艳平的第一点诉讼请求是所有权确认，第二项诉讼请求是要求代义勇协助刘艳平过户。一审法院判决代义勇协助刘艳平办理过户符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指引》第28条规定。三、刘艳平一审已经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实刘艳平是涉讼房屋的实际出资人及所有者，证据如下：刘艳平与涉讼房屋的原业主周玉玲、梁健秋签订的两份存量房合同，签订当天刘艳平就支付了20万元定金。在房屋过户的2013年12月5日，刘艳平又向原业主银行转账方式支付了267万元的首期款，涉讼房屋的总价是426万元，剩余房款是以银行按揭的方式支付的。在还贷的期间每月的按揭贷款都是通过刘艳平的工商银行账户划扣，该房的最后尾款也是刘艳平拿着公证书向邮政银行番禺支行申请提前还贷，并且把尾款打入还款账户的。刘艳平与代义勇签署《协议书》也明确约定了刘艳平是涉讼房屋的实际出资人及所有者。刘艳平也向中介支付了63900元的中介服务费。以上证据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第三人邮政银行番禺支行陈述称：代义勇已经还清在银行的二手房贷款，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终止，相关的涂销抵押资料也已经经过代义勇公证委托他人的方式领取，不存在邮政银行番禺支行协助办理抵押涂销的其他事项，请二审法院依法审判。
2016年8月8日，刘艳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确认位于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星河湾××1001房（房产证号：粤房地权证穗字第××号）归刘艳平所有：2.判令代义勇协助刘艳平办理将上述房产过户至刘艳平名下的过户手续；3.本案诉讼费用由代义勇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2013年12月5日，案外人周玉玲、梁健秋作为甲方（卖方），代义勇作为乙方（买方），广东中原地产代理有限公司作为丙方（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共同签订一份《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合同编号：穗存量房合字13120008377号），约定：甲方向乙方出售位于番禺区大石街星河湾××1001的房屋（以下简称涉讼房屋），该房屋建筑面积为95.59平方米，按整套出售并计价，总房价为1050000元；签订本合同时，乙方向甲方支付100000元作为购房定金，并以按揭付款方式按期付款；乙方应于取得房地产交易中心收缴证件收据当天向甲方支付房款420000元，除前述房款外，剩余房款630000元由乙方在签订本合同后五天内，委托按揭服务机构协助申请办理银行按揭手续，按揭方式为商业贷款；丙方依法促成甲乙双方签订本合同后，乙方应向丙方支付中介服务费31500元，中介服务费金额应以咨询及中介服务费确认书为准；等等。该合同经广州市番禺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备案。
2.涉讼房屋于2013年12月9日取得房地产权证（粤房地权证穗字第××号），权属人为代义勇，取得方式为购买。
3.2013年12月11日，代义勇签署经公证的《委托书》，主要内容为：代义勇委托刘艳平为其合法代理人办理与涉讼房屋相关手续，包括出售、交易过户、产权登记、注销抵押登记、抵押登记、更正、备案、领取房地产证或抵押登记备案证明书、到银行办理按揭、转按、赎契、提前还款申请、还款、签署银行有关文件及领取相关证件照资料（如：房产证、共有证、他项权利证、还清款证明、退保证明、保险单、购房发票/收据、还款清单等）、代收售房楼价款、签署存量房买卖合同、代缴交易过程所产生的有关费用等。
4.2013年12月12日，邮储银行番禺支行作为贷款人，代义勇作为借款人、抵押人，签订《个人购房借款及担保合同》（合同编号：4499997Q113124572728），约定：贷款人向借款人发放个人购置房屋的贷款1390000元，该贷款仅用于购买涉讼房屋；本合同项下贷款期限自2013年12月12日至2029年12月12日；借款人申请提前偿还全部贷款的，应同时满足若连续按时归还贷款本息自实际放款日起少于12个月的应按提前偿还贷款本金的1%向贷款人支付违约金、在本合同项下不存在到期应付未付的任何款项等条件；借款人以涉讼房屋向贷款人提供抵押担保，抵押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本合同项下全部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补偿金、贷款人实现债权及抵押权的费用和借款人所有其他应付费用；等等。
5.2016年7月18日，邮储银行番禺支行出具《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个人贷款结清证明（重打）》，证明代义勇与该行签订的上述借款合同约定的本金和利息已于2016年7月1日结清。
6.刘艳平提交的购房资格证明，载明刘艳平现具备广州市购房资格。
7.一审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均确认，涉讼房屋与相邻的番禺区大石街星河湾星苑5幢1梯1004房（以下简称1004房）是打通状态，实际为一套房屋；涉讼房屋自购买以来，一直由刘艳平占有使用，代义勇未曾使用；除邮储银行番禺支行的抵押权外，涉讼房屋上未设立其他抵押权，亦无除本案查封以外的查封。
一审诉讼中，一审法院依刘艳平的申请，于2016年8月8日作出（2016）粤0113民初6773号民事裁定书，并于2016年8月10日查封了代义勇名下的涉讼房屋，广东明华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出具了《诉讼保全担保函》为上述财产保全提供了担保。
双方当事人对于以下证据和事实存在争议：
1.关于涉讼房屋的实际购房人问题。
刘艳平主张，涉讼房屋及1004房属于“一房两证”，实际购买人是刘艳平，但鉴于当时其名下尚有一套位于华南碧桂园的房屋，受广州市限购政策的限制，未能以其名义同时购买涉讼房屋及1004房，故借用代义勇的名义购买涉讼房屋，为此，双方签订《协议书》，其后的支付房款、贷款、委托等相关手续均是按照该《协议书》的约定履行。为此，刘艳平提交了两份《存量房买卖合同》、一份《协议书》予以证实并申请了证人刘某出庭作证。其中，两份《存量房买卖合同》均是梁健秋、周玉玲与刘艳平签订，交易房产分别为涉讼房屋及1004房，交易价格均为213万元，均约定交易在2013年12月15日前完成。证人刘某（男，1987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坭××镇新民村刘屋40号）陈述：涉讼房屋交易时，证人是中原地产公司的工作人员；涉讼房屋与1004房实际上是不可分割的一间房屋，刘艳平看中该房屋后，先后带上其助理及儿子看过房，当时，刘艳平知晓存在一房两证的情况，并表示如购买则需要借名；后刘艳平一人与卖方和中介公司签订了合同，但具体借用何人的名义，证人已记不清楚；网签合同的价格是报低价，并非实际履行的交易价格。《协议书》载明，甲方（刘艳平）因限购政策需借用乙方（代义勇）的名义购买涉讼房屋；该房不视为甲方对乙方的赠与，甲方对该房屋享有占有、使用、处分和收益的权利；该房屋价值2130000元，首付款30%由甲方直接支付给卖方，剩余70%款项暂以乙方名义向银行按揭贷款（实为甲方向银行借款按揭），并且以后每个月的按揭款由甲方按时打入乙方的供款账户；该房屋过户到乙方名下后，乙方需向甲方出具一份委托书，委托甲方办理涉及该房屋的一切处分事宜；乙方不得主张对该房屋享有所有权，若乙方主张对该房屋享有所有权，则乙方需要按该不可分割的整套房屋的市场评估价格向甲方给付房款；作为对乙方的回报，乙方需要在广州购买房产时，则甲方应尽可能筹集600000元给乙方（包括以甲方名义向银行贷款实际是乙方的借款），具体还款期限与方式再行约定；该协议定为一年；在一年内，甲方有义务向乙方提供与此房相关的证明，贷款除外。
经质证，代义勇认为刘某的证人证言存在虚假成分，故对其不予确认，并对刘艳平购买涉讼房屋的《存量房买卖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认为其是虚假合同，对刘艳平购买1004房的《存量房买卖合同》不加评判，另对《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代义勇主张，涉讼房屋是在其与刘艳平准备结婚期间购买，双方约定涉讼房屋与1004房二人各购一套，均由刘艳平代办相关手续；当时刘艳平给代义勇签署了许多资料，包括上述《协议书》，代义勇基于对刘艳平的信任，未曾查看内容便签名，故上述《协议书》是刘艳平以欺诈的方式使代义勇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签订的合同，应为无效合同；根据代义勇提交的《存量房买卖合同》，涉讼房屋的实际购房人应为代义勇。为此，代义勇提交了2013年7月的手机短信往来证实其与刘艳平是恋人关系，为准备结婚而买房。刘艳平对该证据的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
另外，关于《协议书》中“该协议定为一年”以及“乙方需要在广州购买房产的时候，则甲方应尽可能筹集陆拾万元人民币（￥600000.00）给乙方）”的约定的含义，刘艳平主张，其原本打算一年内出售华南碧桂园的房屋并办理涉讼房屋的过户手续，故约定协议定为一年，但由于当时房地产市场低迷，一直无人购买；由于代义勇借名给刘艳平购房后，如其需要另外购房则需支付6成首付，故双方约定因借名导致代义勇另购其他房屋所需多支出的首付比例（按200万元房价计3成首付为60万元）由刘艳平出借给代义勇。代义勇则称其对《协议书》条款并不知情，双方未就此进行协商，条款内容均有利于刘艳平，明显不公平，法院不应采纳。
2.关于购房款项的支付情况。
刘艳平主张，涉讼房屋与1004房的购房总价款为4260000元，在刘艳平与卖方签订《存量房买卖合同》的当天，刘艳平向周玉玲转账支付了定金150000元，周玉玲开具收据予以确认；次日刘艳平转账支付定金49999元，周玉玲开具收据确认收到定金50000元；2013年8月31日、2013年12月5日刘艳平分别向广东中原地产代理有限公司支付中介费31950元，共计63900元；2013年12月5日，刘艳平向周玉玲转账支付20万元、247万元，两间房的首期楼价款287万元至此付清；剩余房款按合同约定向银行申请按揭贷款，涉讼房屋的贷款是以代义勇的名义办理，但每月的供楼款均由刘艳平将款项打入代义勇名下的供楼账户；2016年7月1日，刘艳平向邮储银行番禺支行申请提前偿还涉讼房屋贷款，并向代义勇的供楼账户转账支付了1261258元以还清剩余贷款。刘艳平为其上述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梁健秋、周玉玲于2013年8月30日出具的《收款收据》4份，广东中原地产代理有限公司开具的发票联2份，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凭条/凭证19份（其中含《明细信息打印》1份），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1份，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存款凭证/凭单15份、汇款收据1份、交易明细1份，中国建设银行客户回单1份、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1份、银联刷卡存根2份。其中，梁健秋、周玉玲出具的4份《收款收据》主要内容为确认收到刘艳平交来的定金200000元以及楼款2670000元；广东中原地产代理有限公司开具的发票联两份的金额分别均为31950元，开票项目分别为购买涉讼房屋以及1004房屋的中介费；银行付款凭证与刘艳平以上陈述的付款时间与金额相对应。
经质证，代义勇对梁健秋、周玉玲出具的《收款收据》以及中原地产代理公司出具的发票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认为该款项均是先由代义勇以现金方式交付给刘艳平，再由刘艳平交给卖方和中介公司；而对刘艳平提交的上述银行业务回单、凭证及明细等证据，代义勇认为已超过举证期限，不予质证，并认为该部分证据所显示的刘艳平向代义勇转账的情况，属于刘艳平与代义勇之间的金钱纠纷，与本案无关，应另案处理。另外，代义勇主张其是公司高管，有购买涉讼房屋的收入水平和支付能力；为购买涉讼房屋，其共向刘艳平支付了现金105万元，具体分别为2013年中下旬支付20万元、2013年11月中下旬支付60万元、2014年1月上旬支付25万元，除上述大笔现金外，还零星支付一些款项，由于当时二人已谈婚论嫁，故代义勇未要求刘艳平向其开具收据；至于银行贷款，均是以代义勇的名义偿还，故对刘艳平的上述主张不予认可。代义勇为其上述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人力资源部出具的《证明》、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2份、住房公积金缴存证明及住房公积金个人信息表2份、广东南油对外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个人社保缴存证明、《中介服务确认书》8份、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出具的客户交易明细2份（显示每月均从代义勇账户划扣供楼款，在2016年7月1日该账户通过转账方式入账1261258元）。但代义勇对其关于给付刘艳平现金的主张，未向一审法院提供证据。经质证，刘艳平对上述公司职位证明、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公积金缴存证明、社保缴存证明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对《中介服务确认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对银行出具的客户交易明细，认为其显示的2016年7月1日由刘艳平银行账户所存入的1261258元，反而证明了按揭贷款均是由刘艳平支付。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涉讼房屋的实际购买人及出资人问题。对此，一审法院认为：
首先，为证明涉讼房屋的购买情况，刘艳平与代义勇分别提交了《存量房买卖合同》及编号为穗存量房合字13120008377号《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用以证明其与周玉玲、梁健秋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其中，代义勇提交的《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约定购房总价105万元，而代义勇与邮储银行番禺支行签订的涉讼房屋按揭贷款合同的借款金额为139万元，高于《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的购房总价，而该贷款金额与刘艳平提交的付款凭证中显示其向周玉玲支付的首付款287万元合计为426万元，与刘艳平提交的涉讼房屋及1004房两份《存量房买卖合同》中约定两套房屋的购房总价一致。由此可见，代义勇提交的《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并非实际履行的合同，涉讼房屋与1004房实际是按照刘艳平提交的两份《存量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购房总价进行交易，该两份合同的买方均为刘艳平。
其次，刘艳平与代义勇于2013年11月25日签订的《协议书》中约定涉讼房屋系刘艳平借代义勇的名义购买。代义勇称该《协议书》是其受刘艳平欺诈所签订，应当予以撤销，是无效合同，对此其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刘艳平存在欺诈行为，且其同时主张该协议可撤销及无效，意见相互矛盾；而代义勇为证实其与刘艳平准备结婚而买房所提交的短信聊天记录无法显示是何人之间的聊天记录，且聊天中并无提及涉讼房屋，无法证实其与刘艳平约定涉讼房屋与1004房由其与刘艳平二人各购一间；故一审法院对代义勇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刘艳平与代义勇签订的《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无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根据《协议书》约定，刘艳平为涉讼房屋的实际出资人及所有者，刘艳平仅借用代义勇的名义购买涉讼房屋及办理按揭贷款。
再次，关于涉讼房屋购房款支付问题，刘艳平为其支付购房相关款项的主张提交的证据完整充分，足以证实涉讼房屋的购房首期款、银行贷款及中介费均是由刘艳平支付，而代义勇对刘艳平提交的上述付款凭证没有提交相反证据予以反驳，且对其主张的向刘艳平给付现金的事实没有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因此，一审法院确认涉讼房屋的首期楼款、银行贷款、中介费均是由刘艳平支付，对于代义勇提出其向刘艳平支付了105万元现金以购买涉讼房屋的主张不予采信。
综上，从购房合同的签订，首期款、贷款以及中介费的支付，办理公证委托等情况均可证实，刘艳平、代义勇已实际履行了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涉讼房屋的实际购买人及出资人应为刘艳平。由于双方在《协议书》中约定涉讼房屋的所有权归刘艳平，而刘艳平现已符合广州市限购政策，且涉讼房屋的抵押权人邮储银行番禺支行亦同意协助办理涉讼房屋的过户手续，故刘艳平要求代义勇依双方对房屋产权的约定协助刘艳平办理将涉讼房屋过户至其名下的手续，有理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由于涉讼房屋的购房贷款已还清但抵押登记尚未涂销，刘艳平要求将涉讼房屋过户至其名下的诉讼请求应当包含了办理涉讼房屋抵押涂销手续的请求，邮储银行番禺支行与代义勇应当先行配合办理涉讼房屋的抵押涂销手续。
至于刘艳平要求确认涉讼房屋归其所有的诉讼请求。由于刘艳平确认其因不符合限购政策而借代义勇的名义购房，根据《协议书》的约定，当时双方均同意涉讼房屋登记至代义勇名下，因此，国土部门对于涉讼房屋的产权登记不存在错误，亦与双方当事人当时的约定相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以及第十四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的规定，房屋物权自登记起发生效力，现涉讼房屋仍登记在代义勇名下，刘艳平要求在涉讼房屋过户至其名下之前先行确认其对房屋的所有权，与上述法律规定不符，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于2017年7月5日作出一审判决：一、代义勇、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番禺支行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协助刘艳平办理位于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星河湾××1001房屋的抵押涂销手续；二、代义勇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协助刘艳平办理将位于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星河湾××1001的房屋过户至刘艳平名下的手续；三、驳回刘艳平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84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代义勇负担。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无提交新的证据。
经二审审查，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协议书》第六条打印的“在该协议履行期限内”后手写添加“及任何时间”，手写处加盖有一个指模；第七条打印内容后手写添加“另在一年内，甲方有义务提供乙方相关此房产证明。贷款除外”并加盖有两个指模；协议书尾部手写的甲方“刘艳平”，乙方“代义勇”上面均有一个指模。二审诉讼中，代义勇确认《协议书》尾部的签名“代义勇”是代义勇本人所签，签名处的指模是代义勇的指模。刘艳平称第六条手写内容处指模是刘艳平所为，第七条手写内容处的两个指模是代义勇所为；代义勇表示需庭后核实第七条手写内容处的两个指模是否为代义勇本人所为，但庭后未提交书面意见。
一审诉讼中，刘艳平为证明每月的供楼款及提前还贷款项由其将款项打入代义勇的供楼账户（账号62×××14），提交了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凭条/凭证20份。上述银行凭证等记载：2014年1月26日，刘艳平向代义勇账号转账13000元；2014年2月25日，刘艳平向代义勇账号转账12000元；2014年3月27日，刘艳平向代义勇账号转账12000元；2014年4月23日，刘艳平向代义勇账号转账12000元；2014年5月26日，刘艳平向代义勇账号转账12000元；2014年6月26日，刘艳平向代义勇账号转账12000元；2014年7月28日，刘艳平向代义勇账号转账12000元；2014年8月19日刘艳平向代义勇账号转账12000元；2014年9月22日，刘艳平向代义勇账号转账12000元；2014年10月23日刘艳平向代义勇账号转账12000元；2014年11月26日，刘艳平向代义勇账号转账12000元；2014年12月27日，刘艳平向代义勇账号存入12000元；2015年1月27日，刘艳平向代义勇账号存入10000元；2015年3月1日，刘艳平向代义勇账号存入11000元；2015年4月17日，刘艳平向代义勇账号存入12000元；2015年6月28日，刘艳平向代义勇账号存入10000元；2015年7月28日，刘艳平向代义勇账号存入10000元；2015年9月28日，刘艳平向62109858100135****4的账号存入13000元；2015年10月29日，刘艳平向代义勇账号转账13000元；2015年11月29日，刘艳平向代义勇账号存入12000元；2015年12月30日，刘艳平向代义勇账号存入8000元；2016年1月31日，刘艳平向代义勇账号存入10000元；2016年3月2日，刘艳平向代义勇账号存入1100元；2016年4月30日，刘艳平向代义勇账号存入9900元。另有不清晰的银行凭证3张，刘艳平主张是2015年3月28日向代义勇账号ATM现存11800元、2016年3月30日向代义勇账号转账10000元、2015年5月28日向代义勇账号ATM现存11500元。另，刘艳平于2016年7月1日向代义勇账号汇款1261258元。
二审期间，刘艳平提交广州市番禺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购房资格证明》，记载截至2018年4月8日止，刘艳平具备本市住房限购区域内的购买资格。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刘艳平是否涉讼房屋的实际购买人和出资人，代义勇应否协助刘艳平将涉讼房屋过户至刘艳平名下。刘艳平为证明其诉讼请求成立，提交了其与涉讼房屋及1004房原业主签订的两份《存量房买卖合同》、其与代义勇签订的《协议书》、付款凭证。首先，刘艳平提交的两份《存量房买卖合同》约定的购房款总额为426万元，与刘艳平向涉讼房屋原业主支付的首期楼款287万元加上《个人购房借款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借款金额139万元之和相等，上述证据可证实刘艳平提交的两份《存量房买卖合同》是实际履行的合同。代义勇与涉讼房屋原业主签订的《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约定的总房价105万元少于《个人购房借款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贷款金额139万元，明显该买卖合同并非真实履行的合同，因此代义勇关于其是实际购买人的上诉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其次，代义勇对刘艳平一审期间提交的付款凭证真实性无异议，该付款凭证足以证明刘艳平向涉讼房屋原业主支付了首期款287万元并以按揭贷款方式支付了剩余139万元房款。虽然按揭贷款的还款账号是代义勇的账号，但刘艳平提交证据证明每月供楼款及提前还贷的金额均来源于刘艳平，代义勇无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实际支付了首期款及按揭贷款，故代义勇主张其为实际出资人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再次，刘艳平与代义勇所签订的《协议书》明确约定刘艳平与代义勇之间为借名买房关系，该房不视为对代义勇的赠与，代义勇不得主张房屋所有权等。代义勇确认《协议书》尾部签名、指模系其本人所为,且无证据证明《协议书》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代义勇应受该《协议书》约束。至于代义勇主张《协议书》已失效的问题，《协议书》并未约定该协议签订一年后失效，且代义勇并非实际购买人、并无实际付款，刘艳平与代义勇之间的借名买房关系并不因超过一年期限而转变为赠与等其他关系，故代义勇以《协议书》已失效为由提出上诉缺乏理据，本院不予认可。现刘艳平已具备本市住房限购区域内购房资格，其诉请要求清理借名买房法律关系，使登记权利人与真实权利人一致，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代义勇协助刘艳平将涉讼房屋过户至刘艳平名下理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在涉讼房屋未实际过户至刘艳平名下前，刘艳平要求确认涉讼房屋所有权归其所有的诉请，因与法律规定不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正确。一审法院对刘艳平上述两项诉请的处理，并不矛盾。
综上所述，上诉人代义勇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审查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3840元，由代义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闫 娜
审判员 蔡培娟
审判员 黄春成
二〇一八年五月八日
书记员 张 利
彭诗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