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最高法民再124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景玉生，男，汉族，1965年11月27日出生，住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文泳，男，汉族，1971年7月16日出生，住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栋，云南欣晨光律师事务所大理分所律师。
一审被告：万莉，女，汉族，1976年8月15日出生，现于江苏省南京女子监狱服刑。
再审申请人景玉生因与被申请人刘文泳及一审被告万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云高民一终字第2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5年10月22日作出（2015）民申字第1030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景玉生、刘文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文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景玉生申请再审称，（一）万莉与刘文泳间的民间借贷纠纷，实为万莉诈骗犯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本案万莉诈骗刘文泳犯罪事实清楚，欺骗刘文泳的同时，还诈骗徐昌胜，仇春黎，钱玉娟等人，都说明万莉的职业骗子本质，所以应当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万莉诈骗罪刑事责任。（二）万莉与刘文泳的经济往来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一般特征,370万元借款不真实，双方事后恶意串通进行虚假诉讼，共同嫁祸景玉生。在一年半时间内，刘文泳付款给万莉达20余次，最小金额只有1万元，万莉从未出具借据。刘文泳对借给万莉的370万元巨款未说清用途。所谓“借据”是刘文泳发现万莉诈骗犯罪后逼迫万莉补办的。（三）即便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万莉与刘文泳之间的经济往来也是万莉个人债务，景玉生不应当承担清偿责任。万莉是以单身谈恋爱的名义和刘文泳交往，刘文泳与万莉的经济往来是“馈赠”或者是给万莉个人投资开办企业。景玉生既不知道万莉向刘文泳“借款”事实，也不清楚“借款”去向，更没有分享到其中任何利益。二审判令景玉生共同偿还万莉借款属枉法裁判。本案事实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
景玉生在庭审中提交其二审后发现的新证据：1.景玉生在万莉物品中发现刘文泳的诺基亚手机，其中短信内容证明万莉从刘文泳那里骗钱的经过，也与刘文泳与徐昌胜短信的内容相互印证。2.万莉于2010年4月30日在南通濠东绿地手拿《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协议书》的照片和协议书原件。这组照片和合同协议书证明万莉向刘文泳“借款”是虚构事实的诈骗犯罪。3.万莉在监狱服刑期间给景玉生写的信，其中2014年4月14日第三封信里这样幸灾乐祸的写到：“刘文泳就更可笑，他如果和徐并案，我必定判无期，而且并案他也是同样可以附带民事拿到钱，但他没有，你认为他是对我心存怜悯之心吗？”，证明万莉亲口承认对刘文泳是诈骗。4.在万莉QQ邮箱中发现，2012年5月4日刘文泳起草借据的照片和借据草稿，证明刘文泳伙同万莉在借款事实发生1年到2年半后补办借款协议。2012年8月9日补办的确认书也是在刘文泳起诉万莉，且万莉8月7日被南京溧水公安第一次讯问笔录之后，万莉是被胁迫的。5.重庆公安部门到昆明查证370万元借据凭证的材料，其中45万元是陈正清汇给潘淑的，并未进入万莉账户，另有给万莉汇款的五笔汇款人也不是刘文泳。6.六份银行转账凭证，证明刘文泳汇款给万莉后，万莉立即将钱汇给叶健、夏宏斌、李定国等人。7.万莉信用卡消费清单、银行卡清单以及景玉生是夫妻共同生活唯一财产来源的证据，证明万莉所借债务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综上，景玉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第六项之规定申请再审。
刘文泳辩称，本案直接债务人万莉向刘文泳借款是在与景玉生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借款用于了夫妻共同投资经营和生活消费，景玉生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刘文泳与万莉明确约定过涉案借款为个人债务，也不能证明刘文泳知道景玉生与万莉之间签订的财产分割协议，故原审认定涉案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正确。景玉生与万莉夫妻生活7年，生育一女，互为利益关系人。景玉生对万莉的各种控告、指责、证词，对刘文泳都属于无效证据。且景玉生对万莉的控告是从一审判决之后开始的，目的只是为了保住被查封财产，保住既得利益。一审时，景玉生的委托代理人说景玉生没见过也不认识刘文泳，万莉与景玉生分居多年，均非事实。景玉生以万莉哥哥的身份多次见过刘文泳，刘文泳与万莉总共见面十多次就“遇到”景玉生六次，景玉生伪装身份，目的是与万莉策划骗局，欺骗刘文泳。
刘文泳对景玉生再审期间提交新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1.关于景玉生提交诺基亚手机短信的证据，首先该手机不是刘文泳的，其次短信内容截取较多，也与本案无关联。2.关于万莉手拿《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协议书》的照片和协议书原件，照片真实性认可，同时证明了2010年4月景玉生已见过刘文泳。3.有关刘文泳抄写借据的照片和草稿，真实性认可，地点是咖啡馆，公共场所，万莉并未被胁迫，恰恰说明刘文泳与万莉是在对账基础上确认的借款金额。4.关于万莉在狱中写给景玉生的信，时间是2014年4月，景玉生已提出离婚诉讼且向公安部门控告万莉诈骗，万莉仍写信给景玉生，内容多为家常事，恰证明景玉生和万莉是紧密联系的。5.关于370万元汇款凭证，给万莉汇款的人都是刘文泳认识的人，是代刘文泳垫款。该部分证据一、二审中都经详细对账，万莉认可，景玉生也没有提出质疑。6.关于万莉转账给他人的凭证，刘文泳不知情，同时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万莉买保险的钱无法证明是用于万莉个人。7.关于万莉银行卡对账清单，虽是景玉生自己统计的，真实性也认可，可以证明万莉所有支出款项中包含了归还个人借款、个人消费及家庭消费，可以看出万莉的支出大部分发生在南通与景玉生共同生活期间；关于天虹大厦景玉生7楼的房产证及还款清单，可看出是景玉生婚前支付首付款，婚后还贷款，不能证明景玉生与万莉夫妻双方在经济上是完全独立的。综上，刘文泳认为二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
刘文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万莉、景玉生共同归还刘文泳借款本金370万元；（二）万莉、景玉生共同偿还上述借款利息（从2010年10月1日起至2012年7月30日止的利息为203.5万元，2012年8月1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每月2.5%的利率计算，利随本清）；（三）万莉、景玉生共同赔偿刘文泳违约金150万元；（四）诉讼费、保全费由万莉、景玉生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2012年4月29日，万莉向刘文泳出具《借据》载明：“本人万莉于2009年10月-2011年4月期间陆续向刘文泳借到人民币现金370万元（以现金和转账方式已借入）…本人承诺2012年5月8日还清本金370万元，370万元在从2010年10月到本金还款日所产生的利息在2013年3月31日之前全部还清。如若违约本人自愿承担违约金人民币150万元并且370万元在从2010年10月到本金还款日所产生的利息无论在2013年3月31日之前或者之后是否支付均按月息2.5%计息。”庭审中，经双方当事人确认，现刘文泳持有的汇款凭证金额总计344.7万元。另查明，2006年2月27日，万莉和景玉生登记结婚，现双方处于合法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计算；二、景玉生是否应承担连带还款义务。
针对争议焦点一，即借款本金及利息的计算问题，庭审中，刘文泳主张借款本金为370万元，从2011年3月31日起按月息2.5%计算利息，万莉主张借款本金为344.7万元，从2011年3月3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利息。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刘文泳持有的汇款凭证金额为344.7万元，但从万莉出具的借据、确认书以及在汇款凭证上确认的内容来看，万莉反复确认了借款金额为370万元，其没有证据证明其所作出的承诺存在无效情形，均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上述证据对证明刘文泳对剩余款项已履行交付义务具有高度盖然性，故确认借款金额为370万元，万莉在借款到期后未按约履行归还借款本息的义务，已构成违约。刘文泳与万莉约定的借款利息为月息2.5%，并且约定了违约金150万元。万莉逾期归还借款，给刘文泳造成资金占用损失，双方约定的月息2.5%已超过法定利率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以下简称《借贷案件意见》）第六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故调整为对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的利息予以支持（从2011年3月3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止）。除支持的资金占用的利息损失外，刘文泳并未举证证实其还有未予弥补的损失，故对于其诉请的违约金150万元，不予支持。
针对争议焦点二，即景玉生是否应承担连带还款义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万莉和景玉生系夫妻关系，涉案借款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对外借款，该借款未明确约定为万莉的个人债务，景玉生提交的证据也不能证明刘文泳知晓其夫妻之间签订的财产分割协议，故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故刘文泳主张景玉生应对万莉的借款承担连带偿还义务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一、由万莉、景玉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刘文泳借款本金370万元及以此为本金自2011年3月3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的利息；二、驳回刘文泳的其他诉讼请求。
景玉生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刘文泳起诉，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依法追究万莉诈骗犯罪的刑事责任；一、二审诉讼费由刘文泳承担。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景玉生是否应当对涉案借款承担还款责任。
依据《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及《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的规定，景玉生与万莉于2006年2月27日登记结婚，现婚姻关系仍处于存续期间。而万莉向刘文泳的借款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二审中，景玉生所举证据既不能证明刘文泳与万莉明确约定涉案借款为个人债务，也不能证明刘文泳知道景玉生与万莉之间签订的财产分割协议，故该债务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一审认定景玉生对万莉的借款承担连带偿还义务并无不当。
对于借款的本金数额，一、二审法院均组织双方进行了对账，一审中万莉认可借款本金为有汇款凭证的344.7万元，二审中景玉生仅认可银行凭证上直接由刘文泳汇给万莉的90万元。但刘文泳对其主张的借款本金370万元，除提交上述汇款凭证外，还提供了万莉出具的《借据》及多份确认书予以印证，而在《借据》及确认书中万莉反复多次确认了借款的本金为370万元，故一审确认借款本金为370万元并无不当。对于利息部分双方的约定高于《借贷案件意见》第六条的规定，一审法院依法予以调整并无不当。
综上，二审法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景玉生的上诉理由及对一审确认事实提出的异议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2445元由万莉、景玉生承担。
围绕当事人的再审请求，本院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刘文泳出借涉案款项给万莉发生于2009年10月至2011年4月，在此期间，刘文泳与万莉保持恋爱关系，对万莉与景玉生的婚姻关系不知情。刘文泳知晓万莉并非单身身份后，要求万莉于2012年4月29日出具涉案《借据》。
另查明，2013年9月25日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法院（2013）溧刑初字第185号刑事判决，认定万莉犯诈骗罪，该案中的受害人为徐某，不包括刘文泳，该案中认定的万莉诈骗犯罪事实亦未涉及本案万莉与刘文泳之间的经济往来。
再查明，二审判决后，景玉生向南通公安局崇川分局报案万莉对其实施诈骗，该局以“崇公（刑）立告字[2014]7743号立案告知单”告知景玉生，已决定立案。但至今该案未有侦查结果。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涉案借款性质应如何认定；（二）景玉生应否对涉案借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关于第一个焦点，景玉生主张万莉与刘文泳之间有关本案370万元经济往来涉嫌万莉诈骗犯罪，应将本案移交公安机关侦查，作为刑事案件处理。本院认为，万莉诈骗徐某一案，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法院已作出（2013）溧刑初字第185号刑事判决，判处万莉有期徒刑。在该刑事判决的事实认定中，被害人徐某被万莉诈骗钱款的时间发生在2011年，与刘文泳与万莉涉及本案借款的时间上相交叉，而生效的刑事判决中并未涉及本案相关事实。景玉生依据再审期间提交的诺基亚手机短信、万莉手拿《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协议书》的照片、万莉给其写的信等新证据主张本案系万莉对刘文泳的诈骗犯罪，依据尚不充分。本案中，刘文泳向人民法院起诉时，提供了万莉出具的《借据》，原审认定万莉与刘文泳之间借贷法律关系存在，并无不当。
景玉生质疑370万元借款的真实性，并称涉案民间借贷纠纷是刘文泳与万莉恶意串通进行的虚假诉讼。为此，景玉生再审中提交重庆公安部门到昆明查证370万元借据凭证的材料作为新证据，其中有45万元未进入万莉账户，另有给万莉汇款五笔的汇款人不是刘文泳。刘文泳质证认为，该部分材料不是新证据，一、二审期间双方已经过详细对账。经查，一审庭审中，刘文泳提交20多笔支付款项的原始凭证中包含上述款项，万莉对刘文泳支付款项的证据及为刘文泳出具借据的事实均认可。景玉生质证不予认可的理由是其不知情，其不应承担相应责任。综上，涉案借款事实已经一、二审法院查明认定，景玉生所提交证据不属于再审新证据，也不足以推翻该事实。景玉生主张刘文泳与万莉在借款发生之后补签《借据》，系恶意串通进行虚假诉讼，依据亦不足。
关于第二个焦点，景玉生主张涉案借款属于万莉个人债务而非夫妻共同债务，且借款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其不应承担还款责任。本院认为，刘文泳以涉案《借据》作为债权凭证主张万莉个人所负债务，应当由景玉生与万莉夫妻共同偿还，符合《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的规定。景玉生如果能够证明刘文泳与万莉明确约定为万莉个人债务，可以不承担责任。涉案借款发生时，基于刘文泳与万莉之间的“恋爱”关系，刘文泳明知钱款是出借给万莉个人的，应属万莉个人借款。但在2012年4月29日万莉为刘文泳出具涉案《借据》时，刘文泳已知万莉与景玉生夫妻关系存在，双方对前期债务重新予以确认，《借据》中虽有“本人万莉”字样，但不可视为是明确排除夫妻债务的约定。另，景玉生再审提交六份银行转账凭证、万莉信用卡消费清单、银行卡清单以及景玉生是夫妻共同生活唯一财产来源等新证据，拟证明万莉所借刘文泳债务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本院认为，涉案借款发生期间，景玉生称其与万莉夫妻关系处于非正常状态的说法不属实；从万莉消费记录可看出，不仅存在万莉消费直接用于家庭开支情形，且不能排除借款以其它方式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故景玉生主张涉案借款不是夫妻共同债务，其不应承担涉案债务的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景玉生再审期间提交的新证据不足以推翻原判决，其再审申请理由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云高民一终字第220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纯
代理审判员 谢爱梅
代理审判员 赵风暴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
书 记 员 徐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