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屏南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屏民初字第914号
原告陈佬妹，男，1935年12月7日出生，汉族，古田县人，农民，住古田县。
原告包素容，女，1947年4月4日出生，汉族，古田县人，农民，住古田县。
原告陈何杰，男，1996年7月22日出生，汉族，古田县人，农民，住古田县。
法定代理人包素容，系原告陈何杰之祖母。
委托代理人吴家林，福建华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屏南县康乾水电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屏南县长桥镇长桥村旧街9号。
法定代表人包章栋，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华强。
被告刘春秀，女，1976年4月14日出生，汉族，贵州省安龙县人，农民，原住贵州省安龙县，现住屏南县。
委托代理人潘华修。
原告陈佬妹、包素容、陈何杰诉被告屏南县康乾水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水电公司）、刘春秀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包素容及委托代理人吴家林、被告水电公司及委托代理人李华强、刘春秀及委托代理人潘华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由于台风菲特的影响，被告电站渠道进水口充满垃圾。2013年10月7日晚上8时许，原告陈佬妹、包素容的儿子（入赘）、陈何杰之父倪顺北被被告电站工作人员刘春秀叫到该渠道进水口清理垃圾，不幸掉入水渠溺水身亡。之后经长桥政府协调处理，被告支付给原告丧葬费10000元，其余赔偿事宜未解决。倪顺北死亡给原告造成巨大损失，具体为死亡赔偿金5611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陈佬妹37009.6元、包素容99925.92元、陈何杰3700.96元，精神损害赔偿金100000元、丧葬费22489元（已支付10000元）、交通费2000元、住宿费1000元，共计817334.48元。倪顺北为被告电站雇佣或帮工造成死亡，两被告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请求法院判决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人民币817334.48元。
被告水电公司辩称，一、原告主张帮工没有事实依据，赔偿于法无据。1、刘春秀仅是答辩人工作人员张长英临时叫来顶班的，不是答辩人工作人员。2、刘春秀明确拒绝死者帮工且死者也没有帮工。3、答辩人没有赔偿义务。帮工人因第三人侵权遭受人身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第三人不能确定或者没有赔偿能力的，可以由被帮工人予以适当补偿。二、原告陈佬妹、包素容不具有原告诉讼主体资格。本案的死者倪顺北同两原告的关系系上门女婿，他们之间既不是养父母关系也不是继父母关系。三、死者倪顺北作为一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其在夜间置身事发地点存在不安全性，具有一定的认知能力，但没有尽到安全，存在一定过错，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四、原告赔偿项目中不合理不合法部分应剔除。1、死亡赔偿金56110元没有法律依据，死者只能适用农村居民赔偿标准。2、两原告陈佬妹、包素容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于法无据。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本案死者倪顺北不是两原告陈佬妹、包素容的儿子，故其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于法无据。3、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交通费2000元、住宿费1000元没有依据。
被告刘春秀辩称，答辩人没有要求受害人帮工，受害人死亡同答辩人没有法律关系，答辩人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1、答辩人仅是被告水电公司工作人员张长英临时叫来顶班的。答辩人没有叫受害人帮忙清理水渠进水口垃圾，也没有同意其跟答辩人一同到水渠进水口，答辩人也没有坐死者摩托车前往。答辩人和被告水电公司不承担死者的赔偿责任。2、死者没有帮忙过答辩人清理水渠进水口垃圾事务，死者至该水渠进水口系其自己前往，死者与答辩人不存在帮工关系。假设死者存在帮工行为，那么赔偿的主体也应当是水电公司。其他答辩意见与水电公司相同。
经审理查明，2013年10月7日晚上8点许，原告陈佬妹、包素容之女婿、陈何杰之父亲倪顺北在被告水电公司的水渠里溺水身亡。后经长桥镇政府协调，被告支付给原告丧葬费10000元。
上述事实原、被告双方没有异议，并有原告提供的户籍证明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的争议焦点：1、原告陈佬妹、包素容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2、死者倪顺北与两被告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3、原、被告在本起事故中的责任认定问题；4、原告主张的各项赔偿项目及金额是否合理合法。
一、关于原告陈佬妹、包素容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
原告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二条明确规定，即丧偶女婿对岳父、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倪顺北是上门女婿，入赘到原告家，已作为原告家庭成员登记在原告户口本上，与原告陈佬妹、包素容及陈何杰长期一起生活，同时原告女儿已死亡14年，倪顺北对原告已尽了赡养义务，因此，其完全具备原告主体资格。提供证据户口簿，证明倪顺北已登记在原告家的户口簿，成为原告陈佬妹、包素容的家人，原告陈佬妹、包素容与死者倪顺北之间形成扶养与被扶养的关系，原告陈佬妹、包素容具有主体资格。
被告水电公司质证认为，原告还有其他近亲属，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主要生活来源是依赖死者，以及死者有供养原告。入赘行为不能认定他们是近亲属或是形成扶养与被扶养关系。根据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原告不能享有继承权。被告水电公司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本法所说的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本法所说的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有扶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本案的死者倪顺北同两原告的关系是上门女婿，他们之间既不是养父母关系也不是继父母关系，因此，两原告没有继承权，也就没有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
被告刘春秀质证认为，同意被告水电公司的意见。
本院认为，本案倪顺北因事故致死，应依法由倪顺北生前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及其近亲属作为赔偿权利人。承担扶养义务的前提是当事人之间具有法律规定的身份法益。倪顺北系原告陈佬妹、包素容的女婿，不具备法定的身份法益即不是两被告法定的赡养义务人。虽然原告陈佬妹、包素容主张倪顺北系入赘且户口簿已登记于原告家庭，但是不论其是否尽到主要赡养义务，亦不能因此认定倪顺北依法负有扶养义务，故两原告陈佬妹、包素容不视为应依法由倪顺北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民法中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民法所说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倪顺北系上门女婿，原告陈佬妹、包素容在民间风俗中可能被倪顺北视同父母俸养，但并不属于法律规定意义上的父母。故原告陈佬妹、包素容不能以近亲属身份作为赔偿权利人主张权利。另外，原告主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二条规定：“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故由原告陈佬妹、包素容主张赔偿权利系合法合理。对此，本院认为，原告陈佬妹、包素容对死者倪顺北生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举证不足，同时该法律规定是适用于法定继承纠纷，且仅适用于丧偶女婿倪顺北主张自己对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而要求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引起的纠纷，反之，不予支持。因此，原告陈佬妹、包素容不具有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
二、死者倪顺北与两被告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
原告认为，双方存在帮工法律关系，被告水电公司应当承担责任。死者倪顺北是为被告水电公司清理垃圾而死亡的，有证人胡某和被告刘春秀在长桥派出所的询问笔录和报案笔某被告刘春秀是替被告水电站上班的，被告刘春秀的行为是被告水电公司的行为。
被告水电公司认为，被告水电公司同死者倪顺北之间不存在帮工法律关系。1、原告主张存在帮工行为依据不足。本案原告主张死者同被告存在帮工的唯一依据是胡某的询问笔录提到：“刘春秀：那你倪顺北有摩托车，载我到中部水渠处，我挖一下垃圾后，你们再回去”及刘春秀报案笔录提及“我与倪顺北就骑摩托车向电站上游的拦水坝开去”。（1）胡某同死者之间是朋友关系，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2）刘春秀报案笔录有提及“我与倪顺北就骑摩托车向电站上游的拦水坝开去”同其当庭答辩相矛盾，其没有阅读能力，笔录可能存在出入。2、假设死者存在原告所讲的帮工，那么也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同意其帮工，况且刘春秀明确拒绝死者帮工。
被告刘春秀认为，对刘春秀报案笔录和胡某询问笔录质证意见与被告水电公司一致。主张答辩人刘春秀与死者倪顺北没有帮工关系。答辩人仅是被告水电公司工作人员张长英临时叫来顶班的。答辩人没有叫受害人帮忙清理水渠进水口垃圾，也没有同意其跟答辩人一同到水渠进水口；况且答辩人也没有坐死者摩托车前往。依据法律规定答辩人和被告水电公司不承担死者的赔偿责任。假设死者存在帮工行为，那么赔偿的主体也应当是水电公司。
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屏南县公安局长桥派出所对被告刘春秀所作的报案笔录以及对证人胡某所作的询问笔录系公安机关在事故当晚接到被告刘春秀的报警后依法定职权并依法定程序制作的，该两份笔录的合法性及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至于笔录内容的客观性问题，虽然被告刘春秀在庭审中答辩称其其没有阅读能力，报案笔录内容可能存在出入，但在该报案笔录中可体现公安机关民警已将笔录原文念给被告刘春秀听，被告刘春秀已签名确认记录无误，现被告刘春秀并无证据证明报案笔录记录有误，故本院对被告刘春秀的报案笔录内容的客观性予以确认。关于证人胡某询问笔录，两被告认为胡某与死者倪顺北系朋友关系，其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此本院以为，被告刘春秀报案笔录中所称，刘春秀、胡某二人与死者倪顺北生前一起帮别人做茶树菇菇筒。胡某与该二人均系工友关系，而非被告水电公司所辩称胡某仅与死者是朋友关系，且证人胡某与被告刘春秀在事故当晚是由不同公安干警分别作的笔录，其两人笔录内容并无矛盾之处，证人胡某也在笔录上签名确认记录无误，因此本院对证人胡某的询问笔录内容的客观性予以确认。综上，原告提供的两份笔录符合证据三性要求，可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证人胡某询问笔录第2页所述：“到20时左右，我说回去了，刘春秀说：‘那你倪顺北有摩托车，载我到中部水渠处，我挖一下垃圾后，你们再回去。’之后倪顺北就载着刘春秀走了……”与被告刘春报案笔录第2页中所述“在20时左右，倪顺北与胡某两人说要回去了，我也说我要去电站水坝拦水处耙下垃圾，倪顺北听我说要去耙垃圾，就说要去帮我耙，我说不要他们帮我耙，倪顺北就说去帮我拿手电照明，而胡某就在电站内等我和倪顺北，于是我与倪顺北就骑摩托车向电站上游的拦水坝开去”相吻合，可以认定倪顺北骑摩托车载被告刘春秀前往清理事故段水渠。报案笔录中被告刘春秀说：“倪顺北就说去帮我拿手电照明”和庭审中刘春秀说：“倪顺北用手机照明”。不论倪顺北是否有清理水渠垃圾的行为，即便仅如被告刘春秀所说的照明行为，亦可被认定为倪顺北夜间帮工的行为构成。对于原告提出的帮工事实主张，被告水电公司、刘春秀没有提供证据予以反驳，因此，本院认为倪顺北与被告水电公司、刘春秀之间存在帮工关系。
三、原、被告在本起事故中的责任认定问题
原告认为，死者倪顺北没有过错。夜间耙垃圾本身有一定危险，其安全保障应当由被告提供，倪顺北如果自身没有注意安全造成死亡，举证责任在被告，被告没有举证即应当承担全部责任。另外，刘春秀承认是顶替其舅妈工作，刘春秀的舅妈与刘春秀的工资都是水电公司一起发的，因此刘春秀的行为就是被告水电公司的行为，因此水电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水电公司认为，一、原告没有证据证明死者同被告存在帮工关系。假如有帮工被告水电公司会明确拒绝，被告水电公司依法不应承担民事责任。二、被告水电公司只知道之前刘春秀替班一个月多，但不知道张长英回来上班十几天又叫刘春秀顶班一两天。三、死者倪顺北在本案存在过错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死者倪顺北作为一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对在夜间置身事发地点且没有配备照明工具存在不安全性，具有一定的认知能力，但其没有尽到其应尽的安全责任，存在重大过错。
被告刘春秀认为，被告刘春秀只是替班，不是康乾水电公司的员工，不是刘春秀叫倪顺北去的，也没有坐他的摩托车，应该由水电公司承担主要责任。另外，倪顺北没有尽到其应尽的安全责任，存在重大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本院认为，被告刘春秀的报案笔录以及两被告在庭审中陈述，可证实被告刘春秀系被告水电公司员工张长英叫来替班的。对被告刘春秀先前替班行为被告水电公司表示知情，只是认为事故当天被告刘春秀替班其不知情，并以此认为水电公司不应承担责任。对此，本院认为，事故当天被告刘春秀在被告水电公司上班，事故当时是为被告水电公司电站水渠清理垃圾，即当天被告刘春秀是向被告水电公司提供劳动，其提供的劳动是基于为该公司员工张长英即其舅母临时替班。因此，被告刘春秀清理垃圾的行为系替被告水电公司员工张长英执行职务行为。被告刘春秀在清理垃圾过程中，倪顺北为其帮工死亡，该行为后果应由被告水电公司承担责任。因两被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有明确拒绝帮工，因此，被告水电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至于事故当天被告水电公司对其员工张长英叫被告刘春秀替班是否知情，并不影响被告水电公司对倪顺北义务帮工受害责任的承担。因被告水电公司员工张长英叫被告刘春英替班是否超出其职权或单位授权范围，即张长英是否有过错，以及被告水电公司在承担责任后是否可向其员工张长英或被告刘春秀追偿，属另一法律关系，不属本案审理范围。因被告刘春秀系替被告水电公司员工张长英执行职务，故原告对被告刘春秀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驳回。倪顺北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夜间帮工未做好个人安全防护工作致死，本身也未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存在重大过失，可适当减轻被帮工人的责任。根据原、被告之间的过错程度，本院认为，倪顺北需自行承担30%的责任，因此，对原告损失的70%赔偿责任应由被告水电公司承担。
四、原告主张的各项赔偿项目及金额是否合理合法？
1、关于死亡赔偿金。原告主张561100元。原告认为，倪顺北虽然是农村户口，但其长期在外打工，应按城市标准赔偿死亡赔偿金。提供证据平湖镇溪坂村委会的证明，用以证明倪顺北生前长期在外打工。证据胡某和被告刘春秀的笔录，证明倪顺北和胡某、刘春秀一起在外帮助别人做茶树菇菇筒。根据城市法的规定，平湖镇属于城市范围，提供证据工友书面证明，证明死者有在浙江义乌、古田城关等地打过工。
被告水电公司认为，死者户籍所在地在农村，且没有证据证明其经常居住地在城市、主要生活来源于城市。原告起诉时住所地也不在镇以上的地方，该赔偿标准只能适用农村标准。
被告刘春秀表示，同意被告水电公司的质证意见。
本院认为，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原告户籍所在地为农村，原告提供的证据均不足以证明倪顺北发生事故时在城镇已实际居住一年以上，因此，不适用城镇居民的标准进行赔偿。本案死亡赔偿金应按2012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标准计算，即死亡赔偿金9967.2元／年×20年＝199344元，本院予以确认。
2、关于丧葬费。原告主张丧葬费22489元（被告已支付10000元）。
被告水电公司和被告刘春秀表示，由法院依法认定。
本院认为，丧葬费按2012年度单位从业人员平均月工资以六个月总额计算，即44979元／年÷12×6＝22489元。原告主张22489元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3、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陈佬妹37009.6元（7401.92×5）、包素容99925.92元（7401.92×13.5），二者的生活费再除以2就是应当赔偿的金额，陈何杰3700.96元（7401.92×0.5）。倪顺北是一起生活的女婿，根据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和人身损害赔偿的解释，适用农村标准承担抚养费的损失。
被告水电公司质证认为，陈佬妹、包素容没有诉权，不存在该项主张；陈何杰的赔偿标准无异议。对原告的赔偿计算年限由法院依法认定。
被告刘春秀质证，同意被告水电公司的质证意见。
本院认为，原告陈佬妹、包素容不具有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对于被抚养人陈佬妹、包素容生活费的主张，不予支持。对被抚养人陈何杰的生活费，当事人对陈何杰的赔偿标准无异议，即以农村居民标准计算。对陈何杰生活费应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抚养人生活费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8151.2元／年÷365天／年×288天）／2＝3215.8元。故对被扶养人陈何杰生活费3215.8元，本院予以确认。
4、关于交通费、住宿费。原告主张交通费2000元、住宿费1000元。原告认为，虽然没有票据但是客观存在，具体数额由法院确定。
被告水电公司、被告刘春秀质证认为，交通费、住宿费没有相关票据，应按相关票据赔偿。
本院认为，原告主张交通费、住宿费本应以正式票据为依据，但考虑到倪顺北死亡，其亲属办理丧后事宜造成客观上的交通费、住宿费的损失，本院酌情认定交通费和住宿费600元。
5、关于精神损害赔偿金。原告主张100000元，原告认为，死者倪顺北是陈何杰的父亲，父亲在帮工的时候死亡，给陈何杰造成极大的精神痛苦，被告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金。
被告水电公司认为，被告不承担赔偿责任。只有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下，被告才承担精神损害赔偿金。
被告刘春秀表示，同意被告水电公司意见。
本院认为，倪顺北在本起帮工事故中身亡，对其子陈何杰必然造成极大的精神痛苦，被告应给予一定数额的金钱赔偿。结合本案双方当事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以及本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考虑，精神损害抚慰金本院酌定50000元。
综上，倪顺北死亡造成原告各项经济损失为死亡赔偿金199344元、丧葬费22489元、被扶养人陈何杰的生活费3215.8元、交通费和住宿费600元、精神损害赔偿金50000元，合计275648.8元。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告陈佬妹、包素容并非倪顺北依法应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或近亲属，因此原告陈佬妹、包素容不应作为本案赔偿权利人，对原告陈佬妹、包素容为诉讼主体提出的赔偿请求部分，本院不予支持。本案倪顺北系为被告刘春秀无偿提供劳务，双方构成帮工法律关系。因事故当天被告刘春秀在被告水电公司上班，事故当晚是为被告水电公司电站水渠清理垃圾，即被告刘春秀当天是向被告水电公司提供劳动，其提供的劳动是基于为该公司员工张长英即其舅母临时替班。因此，被告刘春秀清理垃圾的行为系替被告公司员工张长英执行职务行为。被告刘春秀在清理垃圾过程中，倪顺北为其帮工死亡，该行为后果应由被告水电公司承担责任。因两被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有明确拒绝帮工，因此，被告水电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水电公司在承担责任后是否可向其员工张长英或被告刘春秀追偿，属另一法律关系，不属本案审理范围。被告刘春秀系替被告水电公司员工张长英执行职务，故原告对被告刘春秀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驳回。倪顺北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夜间帮工未做好个人安全防护工作致死，本身也未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存在重大过失，可适当减轻被帮工人的责任。根据原、被告之间的过错程度，倪顺北需自行承担30%的责任，因此，对原告损失的70%赔偿责任应由被告水电公司承担。倪顺北在帮工活动中致死，造成原告各项损失合计275648.8元，被告水电公司应承担70%的赔偿责任即应赔偿192954.16元，扣除被告水电公司已支付的10000元，被告水电公司还需支付182954.16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七条、第十六条、第三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屏南县康乾水电有限责任公司应赔偿原告陈何杰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对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住宿费、精神损害赔偿金合计192954.16元，扣除被告已支付的10000元，被告还应赔偿原告182954.16元。该款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付清；
二、驳回原告陈佬妹、包素容的诉讼请求；
三、驳回原告陈何杰对被告刘春秀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1973元，由原告陈佬妹、包素容、陈何杰负担3591.9元，被告屏南县康乾水电有限责任公司负担8381.1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继珍
代理审判员 叶玲英
人民陪审员 薛 荔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张菱梅
执行申请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九条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
附判决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七条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
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三十四条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
劳务派遣期间，被派遣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派遣的用工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劳务派遣单位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第二款本条所称“赔偿权利人”，是指因侵权行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依法由受害人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
第十四条第一款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可以在受益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
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
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
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
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
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八条第二款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
（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
（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
（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第十一条受害人对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轻或者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2018-09-24
19:16:52',0,'web',NULL),(17203075,'4453b785-5902-4d50-a75e-a82a0158be50','$(function(){$(\"#con_llcs\").html(\"浏览：72次\")});$(function(){var
caseinfo=JSON.stringify({\"法院ID\":\"2803\",\"案件基本情况段原文\":\"\",\"附加原文\":\"\",\"审判程序\":\"刑罚变更\",\"案号\":\"（2016）云01刑更2869号\",\"不公开理由\":\"\",\"法院地市\":\"昆明市\",\"法院省份\":\"云南\",\"文本首部段落原文\":\"\",\"法院区域\":\"\",\"文书ID\":\"4453b785-5902-4d50-a75e-a82a0158be50\",\"案件名称\":\"荣英努运输毒品罪减刑刑事裁定书\",\"法院名称\":\"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判要旨段原文\":\"\",\"法院区县\":\"\",\"补正文书\":\"2\",\"DocContent\":\"\",\"文书全文类型\":\"1\",\"诉讼记录段原文\":\"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〇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作出（2005）德刑初字第135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荣英努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〇六年三月二日以（2006）云高刑终字第160号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交付执行。执行期间，因确有悔改表现，于二〇〇八年八月十日经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08）云高刑执字第4951号刑事裁定书减刑为有期徒刑十九年零十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期限改为七年；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七日、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二〇一三年八月八日、二〇一四年九月八日经本院四次裁定共减刑四年零九个月。执行机关云南省第三监狱于二○一六年一月二十六日提出减刑建议书，报送本院审理。本院受理后依法公示，公示期间没有异议，经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判决结果段原文\":\"\",\"文本尾部原文\":\"\",\"上传日期\":\"\\\/Date(1510761600000)\\\/\",\"案件类型\":\"1\",\"诉讼参与人信息部分原文\":\"\",\"文书类型\":null,\"裁判日期\":null,\"结案方式\":null,\"效力层级\":null});$(document).attr(\"title\",\"荣英努运输毒品罪减刑刑事裁定书\");$(\"#tdSource\").html(\"荣英努运输毒品罪减刑刑事裁定书
（2016）云01刑更2869号\");$(\"#hidDocID\").val(\"4453b785-5902-4d50-a75e-a82a0158be50\");$(\"#hidCaseName\").val(\"荣英努运输毒品罪减刑刑事裁定书\");$(\"#hidCaseNumber\").val(\"（2016）云01刑更2869号\");$(\"#hidCaseInfo\").val(caseinfo);$(\"#hidCourt\").val(\"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hidCaseType\").val(\"1\");$(\"#HidCourtID\").val(\"2803\");$(\"#hidRequireLogin\").val(\"0\");});$(function(){var
dirData = {Elements: [\"RelateInfo\", \"LegalBase\"],RelateInfo: [{ name:
\"审理法院\", key: \"court\", value: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 name: \"案件类型\", key:
\"caseType\", value: \"刑事案件\" },{ name: \"案由\", key: \"reason\", value: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 },{ name: \"审理程序\", key: \"trialRound\", value: \"刑罚变更\" },{
name: \"裁判日期\", key: \"trialDate\", value: \"2016-03-08\" },{ name: \"当事人\",
key: \"appellor\", value: \"荣英努\" }],LegalBase:
[{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Items:[{法条名称:\'第七十八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七十八条
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下列重大立功表现之一的，应当减刑：
（一）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的；
（二）检举监狱内外重大犯罪活动，经查证属实的；
（三）有发明创造或者重大技术革新的；
（四）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舍己救人的；
（五）在抗御自然灾害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有突出表现的；
（六）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的。
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下列期限：
（一）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
（二）判处无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十三年；
（三）人民法院依照本法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限制减刑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缓期执行期满后依法减为无期徒刑的，不能少于二十五年，缓期执行期满后依法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二十年。
\'},{法条名称:\'第七十八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七十八条
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下列重大立功表现之一的，应当减刑：
（一）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的；
（二）检举监狱内外重大犯罪活动，经查证属实的；
（三）有发明创造或者重大技术革新的；
（四）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舍己救人的；
（五）在抗御自然灾害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有突出表现的；
（六）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的。
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刑期，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判处无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十年。
\'}]}]};if
($(\"#divTool_Summary\").length > 0) {$(\"#divTool_Summary\").ContentSummary({
data: dirData });}});$(function() {\r\n var jsonHtmlData =
\"{\\\\\"Title\\\\\":\\\\\"荣英努运输毒品罪减刑刑事裁定书\\\\\",\\\\\"PubDate\\\\\":\\\\\"2017-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