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13民初4602号
原告孙国付，男，1968年7月19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杜海龙，北京义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钟伟健，北京义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祖志，男，1973年4月2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徐鹏，北京市云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孙国付与被告杨祖志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祖志的委托代理人杜海龙、钟伟健，被告杨祖志及其委托代理人徐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孙国付诉称：2012年6月1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场地房屋租赁合同》，被告将位于北京盈万鑫再生资源回收中心院落之内约5000平方米的房屋及场地出租给原告，用于废纸打包，租期10年。2015年2月20日，原告承租的其中一处厂房坍塌。原被告双方于2015年5月13日就因厂房坍塌造成的停产损失达成了赔偿协议。协议约定被告如未在双方约定日期内即2015年6月20日之前恢复原告生产经营，将按天支付原告的经营损失。协议签订后，被告未按照约定完成厂房的重建工作，原告就此事与被告进行了多次沟通，被告均以各种理由推诿，现原告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履行双方于2015年5月13日签订的《赔偿协议》，完成厂房的重建工作，恢复厂房、设备的生产状态；2.被告赔偿原告自2015年6月20日起至原告恢复生产之日止的停产损失（暂计算至起诉之日为337500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杨祖志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因为：1.被告在2015年6月3日按照5月13日签订的赔偿协议的内容履行了修理义务并于2015年6月16日将原告承租的厂房在损坏后给予重建修复，达到了正常生产经营的状况。在维修和重建过程中，被告均参与其中，对机器维修和厂房建好的状况是知情的。被告在2015年6月至10月期间多次联系原告要求其尽快恢复生产经营。被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原告欠了2年租金，希望原告早日恢复生产，支付租金。然而原告隐瞒被告私下将厂房设备和生产材料进行变卖或向其他债务人抵债，设备基本被原告处理完毕，目前仅有一台抱夹机和一台打包机在厂房内，在被告多次与原告联系后，原告均不理会，在此情况下原告起诉被告要求赔偿损失缺少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告是在恶意诉讼，故请求法院予以驳回。
经审理查明：
2012年6月1日，杨祖志与孙国付签订了《场地房屋租赁合同》，约定杨祖志将其承租的位于北京市顺义区南彩镇旧货市场内的北京盈万鑫再生资源回收中心院落（即原南彩粮库）之内西南角约5000平方米房屋及场地转租给孙国付，用于纸类打包，租赁期限10年，第一年的租金20万元，以后每年增加2万元，五年后租金款达到30万元，第六年开始租金为35万元，第七年在35万元基础上每年增加2万元，一直到10年合同终止；租金从2012年6月1日开始计算，按照每半年缴纳租金，于每一年合同年底前，上交上半年租金。合同签订后，孙国付在涉案场地内开办了打包站，开始经营纸类打包业务。
2015年2月份，涉案场地内的厂棚发生坍塌，为解决此事，杨祖志在2015年5月13日与孙国付经协商签订了《赔偿协议》。该协议载明：鉴于2012年6月1日甲乙双方签订《租赁合同》，在租赁合同履行期间，2013年4月份，乙方承租的其中一间库房坍塌并砸伤一人。2015年2月20日，乙方承租的另一处用于生产的厂房坍塌，再次给乙方造成经济损失，现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协商一致，达成以下协议：一、因生产厂房坍塌所损坏的机器设备，由甲方负责在2015年6月20日之前维修完毕，费用由甲方承担。1.1甲方承诺联系设备生产厂家用厂家的原件进行维修；1.2甲方承诺维修后的机器设备的保修期为一年，保修期内由甲方负责免费维修。二、甲方赔偿乙方自2015年2月20日起算至2015年6月20日期间因厂房坍塌造成的停产损失共计15万元。三、甲方负责在坍塌房屋的原址，进行房屋的新建工作，费用由甲方承担。3.1甲方承诺2015年6月20日前完成全部重建工作；3.2甲方承诺2015年6月20日前恢复新建后房屋的照明和用电设施的正常使用；3.3甲方承诺乙方在2015年6月20日可恢复正常生产;3.4甲方如未在双方约定日期恢复乙方生产经营，甲方将按天支付乙方经营损失。四、乙方在甲方支付损失费后，必须积极配合甲方修理机器和大棚修建工作，不能在此期间提出任何有碍修建工作的其他任何条件。如因乙方原因造成甲方工作不能进行，其损失将由乙方负责，甲方有权追究乙方责任及损失。在甲方向其他部门申请条件需要出示乙方有关证据时，乙方必须无条件配合甲方。五、本协议自乙方收到甲方依据本协议第2条约定的赔偿款之日起生效。协议签订后，杨祖志依约向孙国付支付了赔偿款15万元。
孙国付主张杨祖志未按照约定完成倒塌房屋的重建工作和设备维修工作，故要求赔偿自己自2015年6月20日起止恢复经营之日止的营业损失。孙国付称双方约定重建的房屋包括2013年坍塌的库房和2015年坍塌的厂房，但是杨祖志未完成库房、厂房的重建工作，因此违反了《赔偿协议》的约定。为此，孙国付提交了照片予以证实。照片显示了部分施工场面，显示的时间跨度约为2015年2月至9月。杨祖志对显示日期为2015年6月之前的照片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6月之后的照片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称照片不能看出施工的是哪个棚子，也无法分辨其位置及地点，也不是当时实际的状况。
杨祖志否认双方约定重建的房屋包括2013年坍塌的库房，称在2013年库房坍塌之后双方经过协商，约定由孙国付在租赁场地内另行建造钢结构库房自用以代替坍塌的库房，因为孙国付拖欠租金，双方之后又达成了实物抵租金协议，因此不存在再重建2013年坍塌的库房；而2015年坍塌的厂房实际为一大棚，该厂棚和相关的机器设备自己也在约定的时间内完成了重建和维修工作，是孙国付因自身原因陷入经营困难，无心再继续经营而意欲毁约，并非自己未按约恢复经营条件。为此，杨祖志提交了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2014年12月1日杨祖志（甲方）与孙国付（乙方）签订的《实物抵租金协议》。在该协议中载明：根据甲乙双方自2012年5月签订的场地租赁协议，乙方自承租之日起至今应缴纳甲方租金六十万元，实际乙方仅缴纳甲方三十六万元，仍欠甲方租金三十万元，乙方已明确表示无力偿还下欠租金，现自愿将其在承租的场地内独资所建的钢构厂棚约1300平方米作价二十三万元给甲方，以抵消部分租金。另外，因厂棚转给甲方后，乙方所承租的场地面积相应减少，因此该厂棚所占场地的租金相应减少（2014年12月1日-2015年5月30日）三万元。综上所述，乙方以实物钢构厂棚作价及减少相应的租赁场地面积租金，合计抵消甲方租金二十六万元，下欠甲方租金四万元，乙方承诺所欠租金在2015年5月前必须清偿。本协议签字后，该厂棚所占场地全部归甲方所有，任何权利与乙方无关。因承租场地面积的变更在甲乙双方原有的租赁协议约定的租金中，2015年5月以后每年减少六万元。
2.调试机器设备的录像。录像显示在2015年6月3日杨祖志已对打包机维修完毕并进行试车，设备能够正常运行，在试车现场有杨祖志、孙国付及相关维修人员、粮食局代表许俊友等人。
3.工程施工协议书、工程款收据。施工协议书显示杨祖志将涉案场地内厂棚的钢结构安装工程发包给了葛玉华，价格为73500元，工期为2015年5月16日至2015年6月15日。工程款收据显示杨祖志向葛玉华支付了工程款73500元。
4.证人葛玉华的证言。葛玉华出庭作证称，杨祖志确实将建厂棚的活包给自己干了，厂棚为轻钢结构，顶是彩钢顶，墙是砖墙，部分不是封闭的，自己也依照约定在6月16日将厂棚修建完毕，费用杨祖志已经全部给付。在自己施工期间，孙国付来过施工现场三、四次，在完工时孙国付也来过现场。
5.证人许俊友的证言。许俊友出庭作证称，涉诉场地是自己从顺义区粮食局南彩粮库处租赁而来，后又将其租给了北京盈万鑫再生资源回收中心，回收中心将其又租给了杨祖志。2015年2月在涉案场地内的厂棚坍塌后，回收中心要求我们翻盖厂棚、维修机器。在跟顺义区粮食局研究后，我们同意翻盖厂棚、维修机器，并委派杨祖志具体负责，由顺义区粮食局出资，最后由自己和顺义区粮食局负责验收。在6月19日左右杨祖志通知我厂棚已经建好，我们是在6月20号左右去验收完的，在7月份左右付给杨祖志35万元的工程款，厂棚建好后是属于粮库的。
6.与孙国付×××手机的通话记录、短信记录。通话记录显示在2015年6月20日前后有多次杨祖志拨打孙国手机的记录；短信记录显示在2015年6月29日杨祖志给孙国付发送了内容为“国付，由于打手机你没接特发信息通知你：厂棚已经建好、完工，现在可以经营了。请速回打包站场地来”的信息。
7.证人竹道国、徐祥如、张庆刚、李志会的证言。上述四人出庭作证称，自己与孙国付租住在同一个大院内，厂棚坍塌后大概在2015年5、6月份翻建了，因为孙国付欠别人钱，机器设备都被人拉走了。孙国付要把一台大货车卖给竹道国，但是其没要，最后把他的废铁全卖给了竹道国了。
8.证人何全伟的证言。何全伟出庭作证称，自己是孙国付的供货商，因为孙国付欠自己货款，所以孙国付在2015年8、9月份的时候想把打包站转让给自己，但是后来双方未谈成，最后孙国付用他打包站内的三台机器抵押我的货款。为此何全伟提交了一份孙国付为其出具的证明，该证明载明：今欠何全伟货款130000元，以车做抵押，一台德州产30抓纸机，一台杭州产3吨抱车，一台日产20抓纸机。在押期间，2015年10月26日起6个月，如到期不收回机器，货款两清，双方不存在货款和机器质押关系，解除证明。落款日期为2015年10月26日。何全伟称抵押到期后孙国付未赎回机器，用上述机器折抵了自己的货款。
9.2014年11月12日、2015年8月10日拍摄的卫星照片两张。经过两张卫星照片的对比，可以发现在原坍塌厂棚处新厂棚已重新建好。
孙国付对证据1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不能证明《赔偿协议》约定的重建范围不包括2013年坍塌的库房；对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该录像仅能证明被告履行了相应的维修义务，不能证明其履行了符合约定的维修义务；对证据3、4、5、7、8、9的真实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对证据6，认可×××系自己的手机号码，但对短信内容的真实性不认可，称其存在后期合成的可能。经本院释明后，孙国付未在指定的期间内申请对其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
诉讼中，孙国付坚持认为杨祖志仍未完成《赔偿协议》约定的厂房重建工作，为此申请本院对现场进行勘查。本院对涉案现场依法进行了勘查，勘查发现，涉案现场位于南彩镇旧货市场内（A8号），在该场地西侧2015年坍塌的厂棚原址杨祖志已建好南北向新钢构大棚一座，在该大棚东侧为原2013年倒塌的库房旧址，该旧址上未再重建库房；在南侧有孙国付在库房坍塌后自建的东西向旧钢构大棚一座；北侧有简易平房一排；在场地空地中间正准备修建新的钢结构大棚，但仅架好部分钢梁，其余尚未完工，现场处于停工状态。此外，孙国付在现场还遗留有地磅一台、打包机一台、废旧报夹机一台。杨祖志称现场空地中间正在建设中的钢结构工程并不存在于当初双方租赁合同约定的场地内，与《赔偿协议》约定的重建厂房无任何关系，该钢结构工程是因为迟迟联系不上孙国付，自己为减少损失，在2016年3月份的时候根据自己的经营需要自行增建的，与孙国付无关，但因为手续欠缺被孙国付举报而半途停工。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场地房屋租赁合同》、《赔偿协议》、补充协议、《实物抵租金协议》、工程施工协议书、工程款收据、卫星照片、证人证言、通讯记录、现场勘查笔录及照片、庭审笔录等证据在案佐证，可以作为认定事实之依据。
本院认为：
孙国付以杨祖志未按照《赔偿协议》的约定完成相应的厂房的重建及机器设备的维修工作为由，要求其继续完成厂房重建及机器设备维修工作并赔偿自2015年6月20日起至恢复生产之日止的停产损失，根据双方所签订的《赔偿协议》，杨祖志确负有重建厂房、维修机器设备的义务，因此本案审理的关键在于杨祖志是否依照《赔偿协议》的约定完成了厂房重建、机器设备维修的义务。
一、杨祖志是否依约完成了机器设备的维修工作。
根据杨祖志提交的设备调试现场录像，涉案场地内的打包机已经能够正常运转，并且孙国付本人也在调试现场，但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调试现场或之后就机器设备的修复效果问题向杨祖志提出过任何异议，因此应视为其对维修效果已予以认可，并且在许俊友等多位证人的陈述中，也证实了现场内的打包机已经维修完毕能够投入使用，因此根据现场录像及相应的证人证言，可以证明现场的机器设备已经维修完毕，故本院确认杨祖志已依约完成了《赔偿协议》规定的机器设备维修义务。
二、杨祖志是否依约完成了涉案场地内的厂房重建工作。
在此问题上，双方争议的焦点主要有二：一是重建厂房的范围是否包括2013年坍塌的库房；二是重建的厂棚是否依约在2015年6月20日之前完工。
对于争议焦点一，首先，从《赔偿协议》的文字内容来理解，在该《赔偿协议》中双方虽提及了2013年4月库房发生过坍塌，但根据整个协议所载明的具体条文内容，双方约定的重建的房屋范围应是指用于生产的厂棚，并未明确还需重建2013年坍塌的库房，并且从协议的第四条孙国付的配合义务中，也指明其配合的是“维修机器和大棚修建工作”，也未涉及2013年坍塌的库房；其次，从双方签订《赔偿协议》的目的来看，应当是为了早日恢复打包站的生产经营条件。对于2013年坍塌的库房，经过双方协商，孙国付早已经在涉案场地内另行修建了钢构大棚自用，以代替原有的旧库房。并且，之后为解决租金拖欠问题，双方又在2014年12月1日签订了《实物抵租金协议》，就该钢构大棚达成了所有权折抵租金的新协议，并同时对租赁场地的面积、租金等重新进行了调整。从双方这系列协商过程不难看出，就坍塌的库房双方已经达成了替代协议，该库房早在孙国付另行修建钢构大棚自用时就不再属于其经营所实际需要的设施了，其生产基本都在自建的钢构大棚和2015年2月坍塌的厂棚中进行，因此在主要目的为恢复生产经营条件而签订的《赔偿协议》中所约定的重建房屋的范围，从逻辑及常理上讲也不可能还包括孙国付所主张的2013年坍塌的库房，其明显缺乏必要性。因此在孙国付未有证明足以证明《赔偿协议》约定的重建范围确实包括2013年坍塌的库房的情况下，本院认定《赔偿协议》约定的重建房屋是指重建2015年2月所坍塌的厂棚。
对于争议焦点二，孙国付称坍塌厂棚的重建工作至今未完工，因此要求继续履行《赔偿协议》约定的重建义务，其虽为此提交了照片等证据，但是上述照片难以反映现场施工的全貌，并且照片上显示的拍摄时间也不具备客观唯一性，因此仅凭其提交的照片等证据不能证明涉案的厂棚未按照约定修建完毕。根据本院现场勘查的结果，涉案现场2015年2月坍塌的厂棚原址上已经建好新的钢结构大棚，完全具备使用条件，而孙国付所指认的现场未完工的钢结构工程，根据卫星照片及相关的证人证言，可以证实其并非是原址翻建，双方租赁合同场地内的原房厂等设施并不包括该钢结构工程在内，因此该钢结构工程显然属于杨祖志后来新建，与履行《赔偿协议》约定的重建义务无关，故孙国付称杨祖志未按照《赔偿协议》的约定完成坍塌厂棚的重建工作显然不属实。至于该重建厂棚的完工时间，根据杨祖志提交的工程施工协议书、工程款收据、卫星照片、证人证言等证据，可以证明该工程的完成时间在2015年的6月，并且在杨祖志2015年6月29日发给的孙国付的短信中，也明确告知了孙国付厂棚已经完工，可以经营，并要求其回打包站处理相关事宜。尽管孙国付对上述证据均不予认可，但却未能提供证据加以反驳，或能给出合理解释，因此本院对其辩解意见难以采纳。
在杨祖志已经依约完成厂房重建并履行了通知义务的情况下，孙国付既未对杨祖志所告知已完成重建之事实提出任何异议，也不返回涉案场地继续开展经营。相反，从2015年6月之后，孙国付不断将打包站内的机器设备与材料抵押，变卖，此系列资产处置行为也佐证其并无在此继续经营的打算，因此孙国付所主张的2015年6月20日起停止经营所遭受的损失，原因、责任均不在杨祖志，故对孙国付所要求支付的停工损失，本院亦难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孙国付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六千三百六十二元，由原告孙国付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罗旭华
人民陪审员 杨凤利
人民陪审员 郭汝楫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赵新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