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5）郴刑二终字第88号
原公诉机关湖南省桂阳县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邓财旺，男，1964年10月8日出生。因涉嫌敲诈勒索罪，于2014年3月14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8日被逮捕，同年12月2日被取保候审，同年12月15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湖南省桂阳县看守所。
辩护人候松宁，湖南泓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湖南省桂阳县人民法院审理湖南省桂阳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邓财旺犯敲诈勒索罪一案，于二○一五年五月十五日作出（2015）桂阳法刑初字第91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邓财旺不服，提出上诉。湖南省桂阳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8日移送本案卷宗。本院于当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8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湖南省郴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肖磊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邓财旺及其辩护人候松宁等到庭参加诉讼。2015年6月16日至7月16日，湖南省郴州市人民检察院阅卷期间不计入审理期限。现已审理终结。本案二审审理时间48天。
原审判决认定：被告人邓财旺及邓某某（另案处理）系原桂阳县青兰乡某甲矿（以下简称某甲矿）的股东之一，原某甲矿与桂阳县某某矿业公司（以下简称某某矿业）相邻。因某甲矿为非法矿，2012年，在桂阳县人民政府矿山整治活动中被强制关闭。2013年初，某某矿业通过原某甲矿的股东邓某丙以110余万元的价格购买了原某甲矿遗留在矿井下的轨道和设备等，并准备在原某甲矿的范围内进行开采。被告人邓财旺及邓某某等原某甲矿的部分股东知道后，认为某某矿业与邓某丙签订的转让合同未经其他股东同意，低价转让行为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2013年3、4月份，邓财旺、邓某某等原某甲矿十余名股东以利和公司非法开采和污染环境等问题联名上访。2013年4月8日，在桂阳县人民政府和雷坪镇人民政府的出面调解下，被告人邓财旺及邓某某、邓某丙、邓某甲等原某甲矿的十五名股东和某某矿业重新签订协议，原某甲矿的所有股东自愿以215万元的价格将原某甲矿内的设施和设备转让给某某矿业。2013年4月8日当天，某某矿业将转让的差额款985，600元全部支付完毕。在这次调解过程中，某某矿业为了达到和解的目的，向邓财旺、邓某某、邓某甲为首告状上访的三人支付了48万元的好处费。
2013年7月，被告人邓财旺以怀疑某某矿业在背后整他，心里不服为由，再次纠集了邓某某、雷某某、邓某丁等人以某某矿业生产过程中存在安全生产、环境污染、跨红线开采等问题到县、市、省等有关部门告状上访，导致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到某某矿业调查，致使某某矿业停产接受检查，给某某矿业的生产造成了严重影响，迫使某某矿业为减少损失，主动与被告人邓财旺及邓某某等人协商，提出出钱私了此事。直至2014年3月9日，因被告人邓财旺及邓某某等人要价太高，双方虽多次协商，却未能达成和解。2014年3月10日，被告人邓财旺及邓某某、邓某丁、雷某某再次决定，由每人出资1000元，购买了3张3月11日G68次高铁车票，趁全国“两会”期间到北京上访状告某某矿业，从而引起领导重视，给某某矿业施压。3月10日晚，被告人邓财旺主动把购买高铁票、准备去北京上访的事情告诉了某某矿业的股东李某某，并称如果不好好处理双方的事情，其就准备去北京上访了。李某某听后，立即要求3月11日双方再次进行商谈。
2014年3月11日，李某某等人约被告人邓财旺及邓某某在郴州“佛茶轩”茶楼再次商谈，商谈期间，被告人邓财旺等人向李某某等人出示了其购买的到北京上访的高铁票。某某矿业被迫答应支付被告人邓财旺及邓某某等人67.7万元补偿费，并私底下支付被告人邓财旺20万元的好处费，被告人邓财旺及邓某某等人承诺不再上访。双方约定在3月13日支付。达成协议后，被告人邓财旺及邓某某、雷某某等人办理了退票手续。
2014年3月13日，被告人邓财旺在“佛茶轩”茶楼与李某某等人进行了20万元的交易后，离开茶楼时被桂阳县公安局的民警当场抓获，并扣押了交易的20万元现金。邓某某应约赶到“佛茶轩”茶楼时，也被等候在茶楼的民警当场抓获。
证明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扣押物品清单证实，桂阳县公安局民警从被告人邓财旺处扣押面值100元人民币共2000张，共计20万元。
2、发还物品清单证实，桂阳县公安局民警已将面值100元人民币共2000张，共计20万元发还给李某某。
3、受案登记表及立案决定书证实，本案于2014年3月12日由廖兴钊报案至桂阳县公安局，桂阳县公安局于3月13日立案侦查。
4、侦查人员于2014年3月23日从郴州市武广高铁站调取证据一份证实，被告人邓财旺及邓某某、雷某某三人购2014年3月11日G68次郴州至北京西站的事实。
5、侦查人员于2014年4月2日在桂阳县联通公司调取李某某协商被敲诈过程通话记录一份证实，李某某与被告人邓财旺及邓某某等人电话联系的情况。
6、某某矿业联营工区向桂阳县公安局出具一份《请求追究邓财旺及邓某某敲诈勒索利和公司巨额钱财》的报案证明证实，被告人邓财旺及邓某某多次使用上访要挟，不在补助协议上签字敲诈等手段，骗取某某矿业金额高达147万元。
7、某某矿业联营工区转让“某甲矿财产”协议一份证实，2013年4月2日，某某矿业联营工区愿意出215万转让某甲矿设备及某甲矿十五名股东有签字证明。
8、举报信、报告、录音录像资料证实，群众举报某某矿业存在环境污染等问题，桂阳县国土资源局等部门对此事调查处理情况。
9、收条贰张证实，某某矿业联营工区给某甲矿股东收据凭条，4月10日收到某甲矿设备、民工工资1，334，400元。签字人为江龙开等人。2014年4月8日，收到某甲矿设备985，600元，签字人为邓财旺等人。
10、某某矿业相关证件证实，某某矿业具有采矿许可证、安全评价合格证、安全生产许可证、爆破作业许可证。
11、户籍证明证实，被告人邓财旺的基本身份信息。
12、健康检查登记表证实，被告人邓财旺在入所体检时体表无新鲜外伤，未发现有影响羁押的严重疾病。
13、随案移交物品、文件清单证实，桂阳县公安局民警移送桂阳县某某矿业公司因被被告人邓财旺涉嫌敲诈勒索，特制作敲诈勒索资料光碟2张，录音翻译资料1份
14、抓获经过证实，2014年3月13日被告人邓财旺被抓获归案。
15、证人雷某某的证言证实，他以前是某甲矿的股东之一，参与了上访告状的事，因为想起先前某甲矿被利和公司收购的事情，心里觉得不舒服，所以答应邓财旺一起上访举报某某矿业。
2012年，某甲矿因无正规手续被政府依法关闭，矿长邓某丙擅自做主将某甲矿的设备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转让给了某某矿业。他与邓财旺、邓某某、邓华华、邓某甲等股东被蒙在鼓里。他们觉得转让费过低，为了自身利益，才由股东按原始股份以每元钱凑一角钱作为费用状告某某矿业。后来经雷坪镇政府出面，双方才将此事调解处理好，重新签订了第二份协议，某某矿业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加了部分钱给某甲矿。事情处理好后，邓财旺因被桂阳县公安局矿管大队调查吓唬，其怀疑是某某矿业在暗中报复，便于2013年7月找到他，让他与邓某某、邓华华等人再次到县、市、省、中央等相关部门上访状告某某矿业在生产中存在的问题。
2013年下半年，邓财旺等人打电话给他，讲原某甲矿价值1000多万元，200多万元转给利和矿了，心里不舒服，要去告状，问他愿不愿意参加。当时原某甲矿股东告状没怎么商量，他只是在举报材料上签了名，具体事情都是邓财旺与邓某某两人在负责。上访举报过程中，他参与了找桂阳县委书记签字的事情，但没有去到郴州、长沙、北京送材料。他举报是因为原来投资亏了钱，就同意了。但后来，告状的一般事情都是邓财旺、邓某某在牵头组织，有时候他们打电话告诉他一声，但他没有参与具体告状。
后来这事的处理是去年通过政府出面调解后，双方重新签订了转让协议，把转让价格抬高了，他们就不能再去上访举报某某矿业了。2014年，雷坪镇政府本着保护地方企业发展，解决信访问题出发，出面做双方的工作，让某某矿业补偿他们上访举报的费用及误工费，叫上访的人不要去上访，双方和解此事。具体的费用让他们双方协商。当时他们这边的人不敢要钱，怕自己涉嫌违法犯罪，而政府干部说，这事情既然政府出了面，他们不敢接钱就到政府拿钱，政府会作为中间人见证。后来某某矿业的李某某与邓财旺、邓某某在协商私了的事情，但具体怎么协商的以及协商的结果他不知情。他们几个一起商量商量去北京上访状告，想趁北京开“两会”期间告状，上级领导会更加重视。
2014年3月10日，他们几个人每人出了1000元作为去北京上访举报的费用，买好了他与邓财旺、邓某某三人次日中午去北京的高铁票。到了次日中午，邓某某告诉他与对方协商好了，某某矿业公司愿意出67.7万元给他们私了这事，并且说这笔钱两天之内会到位，让他们把高铁票退了。2014年3月13日，某某矿业准备付钱给他们时，桂阳县公安局民警就把邓财旺与邓某某抓获了。
16、证人邓某丁的证言证实，他是原来某甲矿的股东之一，参与了告状的事情。
2011年左右，他在桂阳县青兰乡雷坪矿区某甲矿入了股，到了2012年，因为某甲矿是非法矿，被政府整顿关停了。某甲矿和利和矿相隔只有100米左右，利和矿想在某甲矿的矿洞里开采，就和某甲矿以邓某丙老大为代表的部分股东谈了，以100多万元的价格购买了某甲矿的设备和矿洞开采矿，但是没有和其他股东谈。他们这边以邓财旺为代表的部分股东不同意这个价格，就没有签字，邓财旺、邓某某、雷某某等人以原始股份按一元钱出一角凑钱多次上访告状利和矿非法开采和污染环境等违规情况，利和矿又和所有的股东谈好把总价格加到215万元，双方签订了第二份转让协议，他们也不能再去上访状告了。
2013年7月份，邓财旺怀疑某某矿业在背后整邓财旺，联系他与邓某某、雷武昌等人多次上访告状利和矿非法开采和污染环境等问题，他出于为雷坪矿的环境及子孙后代考虑答应了再次上访状告某某矿业。他们告状是让某某矿业把转让某甲矿的价格抬高了点，他从中上访告状的费用没有得到补偿，也没得到任何因上访状告而让某某矿业支付的好处费，至于邓财旺、邓某某等人是否从中得到好处费他不知情。
当时雷坪镇政府为了保护地方企业的经济发展，优化地方经济发展环境，解决信访问题，便多次出面找双方调解处理此事，希望双方能和解。当时镇政府让利和矿补偿他们因上访所产生的食宿费和路费及误工费等相关费用，让他们告状上访的人把小事化了，具体让双方协商把事情私了。某某矿业主要是由李某某在负责，他们这边是邓财旺与邓某某出面协商这事情。但双方后来具体怎么协商，达成了什么协议，邓财旺与邓某某一直没告诉他。直到他俩被抓，他才了解到邓财旺、邓某某与李某某达成了让某某矿业出钱给他们私了的协议。
2014年3月份，邓财旺打电话跟他说了他们购买火车票去北京上访告状利和矿，说是趁全国“两会”期间去北京上访，更能引起领导重视，他当时没其他意见，邓财旺要他们这边的股东每个人凑1000元作为去北京上访告状的费用，他叫他们几人先垫付的，以后再一起算账。他当时因为有事，就没有一起去北京，后来就只买了邓财旺、邓某某、雷某某三张去北京的高铁票。他们又没有去北京了，把高铁票退了，应该是双方协商好了。但这期间邓财旺、邓某某怎么与对方协商他全然不知。
17、证人邓某戊的证言证实，他在某某矿业廖某葵的门下占了小部分股份，也算得上是公司的一个小股东，邓财旺、邓某某等人上访状告某某矿业的事情他知道。
2013年，某某矿业转让邓某丙、邓财旺等人的某甲矿时，某甲矿股东邓财旺、邓某某等股东因嫌签订协议时是邓某丙等人的私自行为并没有通过股东会的一致通过，觉得转让费过低，才状告某某矿业的，后来经雷坪镇政府出面，双方才将此事调解处理好，重新签订了第二份协议，某某矿业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加了部分钱给某甲矿。事情处理好后，邓财旺因被桂阳县公安局矿管大队调查，其怀疑是某某矿业在暗中整他，心里有火，2013年7月份联名邓某某、邓华华、雷某某等人再次到县、市、省、中央等相关部门上访状告某某矿业在生产中存在的问题，直到被公安局立案查处。
邓财旺、邓某某、雷某某、邓华华等人上访状告某某矿业后，雷坪镇政府因涉及到信访问题，本着保护地方企业，优化地方经济环境出发，做某某矿业的工作，让某某矿业主动找对方告状的人把上访告状的事情协商处理好，主要是让某某矿业出钱补偿上访人因上访所产生的费用，并适当补偿误工费，做邓财旺、邓某某等人的工作就是希望双方都让步，把事情协商处理好。
后来，某某矿业的老总廖某乙委托廖某葵全权处理跟对方协商的事情。廖某葵知道他与邓某某哥哥邓某葵的关系比较好，便要他出面找邓某葵，让邓某葵做上访状告人邓财旺、邓某某的工作，以达到双方和解的目的。后来他把邓某葵约出来，让廖某葵与其在郴州万国大酒店的一楼茶楼里见面协商上访状告私了的事情。廖某葵主动提出某某矿业愿意出一些费用给邓财旺、邓某某等上访状告的人，让邓某葵出面帮忙做邓财旺、邓某某的工作。具体谈到出多少钱时，廖某葵支开了他和邓竹清。
两天后，邓某葵告诉他说，邓财旺与邓某某的工作没做下来。之后某某矿业要李某某出面处理被上访举报的事情，具体双方怎么处理的他没参与。邓财旺被抓后，他听说某某矿业要出67.7万元给邓财旺、邓某某等人，对方才不会上访告状。
公司私了这事是因为邓财旺、邓某某等人一告状，上级相关部门就会检查某某矿业，这样某某矿业会停产，造成更大的直接与间接损失，所以某某矿业才愿意出钱给上访人一些费用。
18、证人雷某丁的证言证实，某某矿业遭某甲矿几个股东上访的事实，是当时雷坪镇政府为了保护地方企业，优化地方经济环境，做某某矿业的工作，让某某矿业主动找对方告状的人把上访告状的事情协商处理好。
2012年底，邓财旺、邓某某等人多次到县、市、省、中央相关部门状告某某矿业，每次他们去上访，镇政府就会接到相关部门作出对某某矿业调查和处置工作等信访问题的通知。某甲矿邓财旺等人是因为觉得去年某某矿业转让某甲矿设备的价格太低，经政府多次出面，双方才协商好，并签订了第二份转让协议。
2014年，邓财旺等人再次上访举报某某矿业，政府问了邓财旺等人，他们说桂阳县公安局多次找邓财旺，他们觉得是某某矿业在整他，于是邓财旺联络邓某某等人又去北京状告某某矿业。政府抱着与上次相同的出发点，让某某矿业和邓财旺、邓某某等人协商此事，平息上访风波，那时他们让某某矿业把邓财旺等人状告上访的费用及适当的误工费补偿上，大约几万元，把上访状告的事情给处理好，以免因上访状告遭受更大的损失。后来他们告诉邓财旺等人某某矿业愿意出补偿费，但是邓财旺没有明确答复。所以他们让某某矿业和邓财旺等人协商，至于后来是否达成了协议，政府不清楚，只是听说邓财旺、邓某某等人开价要100多万元才肯罢休。政府只能再组织双方协商，从中没有在下任何定论，他们自己协商的结果他不清楚。他觉得邓财旺、邓某某等人要100多万元是没有任何理由的，感觉他们想通过上访从中得到一笔好处费。
19、证人刘某丁的证言证实，邓财旺、邓某某等人举报某某矿业公司是雷坪镇政府的信访问题。雷坪镇政府要出面处理这事，一是为了解决信访问题，二是保护地方合法企业发展。
2013年上半年，邓财旺、邓某某等人上访状告某某矿业，政府出面做了双方的工作，后来某某矿业把转让费提高了100多万元，双方才达成了协议。到了去年下半年，邓财旺、邓某某等人再次上访告状，政府出面让某某矿业向邓财旺等人做工作，赔礼道歉，消除双方的误会，并把邓财旺、邓某某等人上访、状告的费用及误工费补偿一些，大约五万元，把事情处理好。劝上访告状的邓财旺、邓某某等人，就是让他们不要把事情弄大了，影响不好，让他们不要再去上访告状，并把某某矿业愿意把上访的开支费用及误工费补偿的意思告诉了他们，并许诺要是这几万元钱不好直接在某某矿业拿，可以到政府拿，让某某矿业把五万元放在政府这里。
2013年底前，这事情一直没处理好，但双方一直在协商，到了今年双方协商的结果政府不清楚，只知道邓财旺、邓某某等人又在找县领导上访状告某某矿业，政府就让某某矿业找告状的人协商好。
到了前几天才听说邓财旺、邓某某等告状的人要60多万元的私了费，另外邓财旺个人还要20万元好处费，某某矿业见此才向公安局报了警。前不久他听廖某乙与李某某说，2013年上半年，某某矿业出了50万元作为邓财旺、邓某某等人上访告状的息事费，但具体情况他不清楚。
20、证人张某甲的证言证实，邓财旺、邓某某等人上访状告某某矿业是因为自己的非法矿被政府整治关闭后，被部分股东私自转让给了某某矿业。后来双方在政府的出面调解下，重新签订了转让协议，和解处理了。2013年下半年，邓财旺等人再次上访状告某某矿业，是因为邓财旺怀疑某某矿业在暗中找桂阳县公安局的人整他。具体内幕上访告状的人比较清楚。
邓财旺、邓某某等人上访状告某某矿业属于政府的信访问题，所以雷坪镇政府要出面处理这事，一是为了解决信访问题，二是保护地方合法企业发展。
政府当时做了双方的工作，让双方消除误会，要某某矿业把邓财旺等人上访状告某某矿业的费用及误工费补偿上，大约五万元，没有建议某某矿业对告状上访的人用钱私了事情，赔几十上百万用作封口费。劝上访告状的邓财旺等人，就是让他们不要把事情弄大了，影响不好。但具体协商问题政府没参与，让他们双方协商把事情解决好。
后来听说邓财旺等人想趁机大捞一把，开出了100多万元的私了费用，某某矿业嫌价格太高，双方没协商好，后来某某矿业以邓财旺等人涉嫌敲诈勒索到公安局报警了。
某某矿业要给上访举报的人补偿费用是因为某某矿业是一个合法的大型企业，被人上访告状后，上级相关部门肯定会来检查，这样某某矿业的损失会很大，所以本着花小钱处理好事情的原则，才愿意出钱把邓财旺等人上访举报的费用补偿上的，但是邓财旺等人却利用这次机会想捞钱。
21、证人蒋某甲的证言证实，他知道邓财旺、邓某某等人举报某某矿业的情况。政府为了信访维稳，维护地方经济发展才找过双方调解，但是双方在一起的时候都说没什么事。政府工作人员单独找双方协商，让他们把事情弄好，考虑到邓财旺、邓某某等人上访告状会产生相关食宿费、车费等费用，想把这些费用解决了，或许邓财旺等人会停止上访告状，所以找某某矿业要其与邓财旺等人自行协商此事，并且把邓财旺等人因上访告状产生的费用解决掉。政府工作人员没有要某某矿业的其他费用，只是想让他们自行解决后，不要再上访。
22、证人邓某葵的证言证实，他是邓某某的哥哥，邓某某及某某矿业的人都找他说起过告状的事情。邓财旺曾经说他们上次的事情处理好后，桂阳县公安局矿管大队一个姓李的副大队长、洋市派出所在调查他参与告状某某矿业的事情。当时邓财旺怀疑某某矿业在搞鬼，怕自己会有牢狱之灾，心里比较恼火，才又联名邓某某等人再次到县、市、省等有关部门状告某某矿业在生产过程中存在安全生产、环境污染、跨红线开采等问题。
当时听说双方通过补偿钱解决这事情，由某某矿业出钱给告状的人私了，双方在协谈时还找过他，但后来某某矿业具体出多少钱给邓财旺、邓某某等告状的人、钱究竟到不到位他不知道。2014年3月13日，邓财旺与邓某某被桂阳县公安局抓获，以涉嫌敲诈勒索罪被刑事拘留，关押在桂阳县看守所。
邓财旺、邓某某等人告状后，某某矿业的廖某葵、李某某曾多次找他谈邓某某与邓财旺等人状告某某矿业的事情。他碍于情面答应了。今年3月份初，他与廖某葵、邓夏生、邓竹清在郴州万国大酒店一楼的茶楼，面谈邓某某与邓财旺等人状告利和公司的事情。期间廖某葵将其他人支开后主动跟他提出，让他做邓某某、邓财旺等人的工作，要他们不去告状，利和公司愿意出50万元私了。他当时告诉廖某葵，会试做他们的工作，把利和公司出钱私了的意思转告给邓某某、邓财旺等人。后来他告诉了邓财旺利和公司想出钱私了的事。当时邓财旺没给答复，而是马上打了桂阳县肖晖书记的电话，汇报某某矿业公司还在生产的事情。他看见这种情况，以为邓财旺不肯私了，便打电话告诉了廖某葵。
后来他们双方怎么谈到私了的事情他不知道。前几天，他与邓财旺、邓某某在一起玩的时候，邓财旺、邓某某告诉他不想跟利和公司扯来扯去了，要到北京上访告状，他当时没提出任何意见。
听邓某某说，雷坪镇政府的刘书记、雷镇长、蒋书记等人多次出面找邓财旺、邓某某做工作，让利和公司出钱私了，并承诺这事情要是公安机关插手的话，党委政府会出面澄清。具体情况可以到雷坪镇政府调查，其他情况我就不清楚。
23、证人邓某甲的证言证实，2013年3、4月份，他与邓财旺、邓某某三人在某甲矿转让给某某矿业公司，我们每人从中得到了16万元“好处费”，这16万元某甲矿其他人不知道。他知道邓财旺、邓某某已被公安局机关抓获，他来自首。
2012年，他与邓财旺、邓某某等20人在雷坪矿区经办的某甲矿因没有手续被迫关闭。后来某甲矿的邓某丙等人在没有召开股东会的情况下，将某甲矿以11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利和公司。邓财旺为这事心里不舒服，便联络他与邓某某等股东上访状告利和公司，以达到重新签写协议、抬高转让价格的目的。2012年冬天，他与邓财旺、邓某某开始在县、市、省、中央等相关部门上访状告某某矿业公司在生产中存在环境污染、安全事故、越红线开采等问题，想让相关部门引起重视，对某某矿业公司进行整治。这样利和公司为了不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行，便找他们协商某甲矿转让的问题。直到2013年4月，双方才把转让的事情协商好，重新签订了协议，把转让价格提高到了215万元，协商好后他们这边的人就不能状告某某矿业公司。在这期间双方协商了10-20次，雷坪镇政府也当面让双方协商这事，不要再发生影响政府信访及地方合法采矿等生产问题。因邓财旺提出200多万元的转让费，某某矿业的李某某多次与邓财旺协商，暗中让利和矿给他与邓财旺、邓某某三人牵头上访告状的人每人16万元“好处费”，希望不要再提高转让费。
协商双方转让费是因为某甲矿股东分为两大块，一是邓某丙等人，二是他与邓财旺、邓某某等人。转让时，他们两方各自与某某矿业公司协商，但某某矿业公司要和他们这两边协商好才能够签订转让协议。当时邓财旺给利和公司开了200多万元的转让费，照此邓某丙那边的股东就要得300万元的转让费，利和公司要为这事花500万元的转让费。在那个时候，利和公司已经和邓某丙一方的人签订了协议，在某甲矿生产了3个多月，所以只能跟他们协商这事。利和公司见他与邓财旺、邓某某上访告状，就多次与他们这边的人协商。在这过程中，他们三人拿到了好处费，双方把这事协商好以215万元的价格转让。他们这边总共拿到了985，600元，包含民工工资和上访告状的费用。
他们是在郴州的“佛茶轩”茶楼协商“好处费”的事情，双方是口头协议，利和公司给他们三人16万元的“好处费”，希望他们把转让的价格降下来，不再上访告状。当“好处费”弄好以后，他们三人与李某某把转让费协商好，大约100万元，总转让费约215万元。两天后，他们三人与邓楣中等股东商量，其他人没什么意见。2013年4月2日，双方重新签订了转让协议。某甲矿的两边股东分开签各自的合同。首先他们这边股东签，是在郴州雄森大酒店签的，李某某把一袋子现金给邓财旺，邓财旺把他们这边签好的协议给李某某，让李某某去找邓某丙那边的股东签。之后他们三人在他家中，每人分了16万元，但发现还多了1万元，后在付转让费的985，600元扣除了。这16万元，他放在家里几天，后来存到农村信用社的账户上，现在这笔钱被花掉了。2013年下半年，邓财旺、邓某某又找他和他们去上访，但是他拒绝了，后来他们上访告利和公司的事情他就不清楚。
24、被害人廖某乙的陈述证实，邓财旺、邓某某等人利用上访告状某某矿业公司生产过程中存在环境污染、红线外开采、生产安全等子虚乌有的事实，用以敲诈某某矿业公司，达到让公司花钱消灾，状告人趁机得益的目的。
因为他们公司不出钱，邓财旺、邓某某便准备到北京上访状告，而某某矿业公司是一个合法的大型企业，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想出点钱消除他们告状带来的负面影响及为应付告状造成企业更大的损失，才迫不得已答应满足邓财旺、邓某某等人想通过告状要钱的目的。开始邓财旺、邓某某等人让公司出120万元，后来邓财旺作为对方的主要交涉人单独找到公司出纳，说是让公司给他私人20万元做好处费，他会帮忙做其他人的思想工作，把价格降下来。后来公司全权委托李某某跟邓财旺等人交涉此事，双方才谈好叫公司给邓财旺、邓某某等人67.7万元作为他们不再状告的筹码，另外给邓财旺私人的20万元要在付67.7万元之前私下付给邓财旺本人。并且双方约定2014年3月13日中午在郴州市的佛祖轩茶楼交钱。
2014年3月13日中午，邓财旺、邓某某等人又再次让李某某交67.7万元给他们，说是这次要到钱后便再也不去告利和公司。李某某到郴州与邓财旺见面谈付钱的事情，公司几个股东经过商量，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便到公安机关报案。
邓财旺、邓某某等人状告利和公司是有计划、有预谋的。他们知道只要一告状，公司就会停工，公司的直接、间接损失都会很大。这样邓财旺便会跟李某某谈判，说是让公司花钱消灾，出钱给他们，他们就不会状告。李某某跟利和公司的主要股东反映情况后，觉得事情比较复杂，迫于无奈便答应出钱。
他们几人通过编造利和公司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环境污染、红线外开采、生产安全隐患等问题，向省、市、县主要领导汇报，以达到对利和公司多次检查核实存在问题的目的。其实利和公司是一个五证齐全的合法企业，经得起上级各级部门的检查。平时省市多个部门在雷坪矿区进行明察暗访，利和矿都没有存在不良问题，只是公司生产规模比较大，他们告状后，对公司的正常生产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和损失，浪费许多人力、财力。邓财旺、邓某某等人知道后想通过告状敲诈利和公司，让他们出钱。
听李某某说，在与邓财旺等人交涉过程中，邓财旺、邓某某买了去北京的高铁票，并威胁李某某说谈不好就在“两会”期间到北京上访状告利和公司。邓财旺知道自己在做违法犯罪的事情，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每次与李某某见面时都得由他本人选定位置，交谈前还必须对李某某搜身，以免李某某随身携带录音录像设备对交谈内容进行复制，交易必须要现金，不打款，怕银行留下交易记录等等。
25、被害人李某某的陈述证实，他是某某矿业公司的主要交涉人，某某矿业公司被邓财旺等人敲诈勒索的事情比较清楚，每次都是他付钱给邓财旺等人。
邓财旺、邓某某等人就是通过捏造公司生产过程中存在环境污染、安全事故、越红线开采的问题的事实，多次到县、市、省、中央等相关部门上访举报，以此达到让某某矿业公司出钱消灾目的，他们从中得益。
2012年左右，邓财旺、邓某某、邓某甲、邓某丙等人在雷坪矿区经办的某甲矿因没合法手续被政府依法关闭。2013年年初，某甲矿以邓某丙为代表的大部分股东与利和公司协商，将某甲矿的设备、轨道等转让给利和公司。邓财旺、邓某甲、邓某某以邓某丙等人转让某甲矿未召开股东会为由，便开始状告某某矿业公司，以达到抬高转让费的目的。在双方协商过程中，以邓财旺、邓某某、邓某甲牵头告状上访的人漫天要价，把转让费开得很高，只要公司不同意，他们会告状上访。后来邓财旺提出让利和公司按400万元的转让费给他们三个为首告状上访的人一笔暗中的好处费，他们对某甲矿转让费价格的事情会睁只眼闭只眼，这样公司才答应了邓财旺的要求，给邓财旺、邓某某、邓某甲为首告状上访的三人每人16万元的好处费。2013年4月2日，双方重新签订了第二份转让协议，他拿到他们签好名的协议书时，在郴州七星大酒店他自己的车上把“好处费”给了他们三人，他们没给任何字据，并说这是见不了光的钱，让他保密，并承诺不会再去上访状告某某矿业公司。公司出这16万元是因为他把邓财旺提出的事情跟廖某乙等主要股东商量了，公司一是考虑到这事情最终要处理好，何况公司已经在其矿上投入生产了几个月；二是担心邓财旺、邓某某等人不达到目的会再去上访告状；三是邓财旺、邓某某、邓某甲三人为首告状就是想从中捞到好处费。当时雷坪镇政府也出面协商了他们的事情，而他在这次中还录了一次音，证实他当时出了钱的证明，因为他一个人代表利和公司在协商这事，怕公司对他不信用。但这次的录音资料在去年下半年被人偷了。
2013年7月，邓财旺、邓某某又联名了几个股东开始上访状告，理由就是桂阳县公安局矿管大队的人及洋市派出所的人在找他，他以为是某某矿业公司在暗中找人整他，心里不服才上访、状告某某矿业公司的。但是他认为邓财旺就是自己编出来的理由，某某矿业公司都已经跟他们签订好了协议，跟邓财旺不存在矛盾，怎么会暗中整他，这次邓财旺以为他们公司好讲话，想继续敲诈一笔钱。而后来雷坪镇政府为解决信访维稳问题，本着从保护地方企业出发的原则出面做双方的工作，让某某矿业公司把事情向邓财旺方解释清楚，消除误会，并让他们出三、五万元把邓财旺、邓某某等人上访告状的费用及一些误工费补偿上。做邓财旺等人的工作让他不要再去上访告状。政府还让他们双方自己协商处理事情，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当时他们同意了，但邓财旺等人嫌钱少不肯善罢甘休，还扬言要到北京上访告状。利和公司为能把事情早日处理好，便让廖某葵出面找邓某某的哥哥邓某葵，让他帮忙做邓财旺、邓某某的工作，但工作没做好。利和公司被迫全权让他与邓财旺等人协商处理出钱私了上访告状的事情。
2014年3月1日晚上，邓财旺打电话，约他到郴州帝国大酒店大厅的茶楼协商这些事。当时他们两人在场，他问这事情他们要怎么样才肯收手，邓财旺讲：“你来了，我先不好开口，看你这次带了录音的东西没有？”（上次协商那几十万好处费的事录了音邓财旺知道）并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把手机摆放在桌上。他便把手机放在桌上。因先前他自己准备了一支录音笔，怕他搜身，便借故上厕所，把录音笔丢到厕所里。果然不出所料，从厕所出来后，邓财旺搜了他的身，确定身上没带录音设备后才开始协商私了的事情。邓财旺告诉他，他们8人因上访的事每人出了2万元，经伙计商量，他们要求公司出120万元现金。他嫌开价比较离谱，就不打算交涉了，问邓财旺这事情还有没有商量的余地。后来邓财旺拖住他要谈，这事情他可以出面做其他参与告状人的工作，把私了的价格降低点，但得给他个人好处费。他问具体怎么谈。邓财旺讲分两层谈，桌面上是告状人的，桌底下是他的。他问邓财旺个人要多少钱，邓财旺没开口，只是用手沾水后写下了“我要20万”几个字。他继续问桌面上要多少钱，邓财旺说桌面上最少要57万。当天晚上，双方也就谈了这么多，让各自回去商量。离开时邓财旺还告诉他，让他们在3月5日前把事情处理好，否则要在“两会”期间到北京上访告状。
3月9日上午，他和利和矿的老总廖某乙应约与邓财旺在郴州“佛茶轩”茶楼再次协商这事，当是对方就是邓财旺一个人，邓财旺见廖某乙在场，就把他们要120万的私了费告诉了廖某乙。协谈过程中，廖某乙因有事先走了，全权委托他协商处理。他当时开玩笑问邓财旺有什么理由要这笔钱。邓财旺说他讲不出理由，换作他也不会出这种钱，他们企业这么大，出这点钱，说大也不大，说小也不小，就当出钱消灾。后来他俩继续在茶楼里协商私了的费用。邓财旺说桌面下他个人的20万没得谈了，他只能同意，要谈就是桌面上的57万，但邓某某他们不同意，说要67.7万元。他当时说自己作不了主，说过两天跟公司汇报后再协谈。邓财旺同意了，说桌面上的钱等邓某某一起再谈。邓财旺并许诺他们这次协商处理好了，上访告状就到此为止。这次协商过程他录音了。
3月10日晚上，廖某乙告诉他邓财旺、邓某某等人已经买好了去北京的高铁票，准备到北京上访告状。他马上打电话给邓财旺，邓财旺问他们这边是否有诚意协商此事，要是有的话就趁早，并说他们已经买好了次日中午去北京的高铁票，趁“两会”期间去北京上访告状，这样领导会更加重视。他想到后果会很严重，便同意明天上午再协商此事。
3月11日9时许，他们双方又约到郴州“佛茶轩”茶楼再次商谈此事，对方是邓财旺和邓某某。期间邓某某起身离开后，邓财旺怕他录音便起身搜身，以防他带了录音设备，但这次他没有带录音设备了。后来邓某某进来后，邓财旺讲今天必须谈好，否则他们买了今天12时40分的高铁票去北京上访。怕他不相信，邓财旺让邓某某将高铁票拿出来给他看。邓某某从裤子口袋拿出了两张高铁票放在桌上，他当时想用手机拍照，他们则不许。他看后问他们到底要多少钱，邓某某说最少要80万的私了费才能协商好。他当时知道这个价格就是邓财旺安排邓某某说出来的，所以故意问邓财旺这钱还可以怎么商量。邓财旺说让他们两个人单独商量。他出去不到3分钟又进来了，邓财旺讲最少要67.7万元。他没办法就征求了廖某乙的意见，利和公司见他们买好了去北京的高铁票，没有办法就同意了。从茶楼出来后，邓财旺单独跟他讲他那20万要在3月13日上午在郴州“佛茶轩”茶楼给付。
3月13日中午，他在郴州“佛茶轩”茶楼将20万元给了邓财旺。但在交付20万现金时，邓财旺还要另外再让公司出4万元费用，具体原因他没说。交付20万现金时，他还录了音。
利和公司因邓财旺、邓某某等人上访、告状以出钱的方式处理此事是因为某某矿业公司是一个合法的大型企业，不是怕邓财旺等人告状，他们告状的问题是子虚乌有的。只要他们一告状，公司就会被多级相关部门检查，生产会受到很大影响，从直接、间接上都会对公司造成很大的损失。出于这样，公司被迫与邓财旺、邓某某多次协商，出钱给他们，以达到花小钱挽回更大损失。谁知道邓财旺等人却趁机张开狮子大口，一而再地要敲诈公司100多万元，公司别无选择，所以报警让公安局处理此事。
邓财旺和邓某某在协商过程中做了下列威胁、敲诈手段：一是口头威胁利和公司，说不出钱就要上访告状；二是协商地点由邓财旺他们定，并搜身，以免他带录音录像设备；三是在协商过程关于他个人所有的20万元拒不开口谈金额数目，只是用水在桌面上写；四是通过购买去北京的高铁票吓唬威胁，以达到他方妥协的目的，付钱必须是现金，不能转账，以免银行留下交易记录等等。
26、被害人廖某丙的陈述证实，他是桂阳县某某矿业公司的股东。2009年左右，邓某丙、邓财旺等人在某某矿业公司旁开办了青兰乡某甲矿，该矿没有任何合法手续，2011年市县两级政府对雷坪矿区进行矿业整顿，有关部门认定青兰乡某甲矿为非法矿，被依法关闭，某某矿业公司证照齐全属于合法矿，允许继续开采。工区成立后，某甲矿股东邓某丙等人多次主动与母公司负责人联系，请求母公司给予设备补偿费，把某甲矿买下来。公司有处分井，与某甲矿距离很近，而且在政府划定的开采红线之内，经双方代表协商，母公司分两次支付了两百多万元买下了某甲矿，某甲矿的全部股东签了字，写了协议。隔了一段时间后，邓财旺纠集了原某甲矿股东捏造事实，恶意状告某某矿业公司非法开采、非法排污，严重影响当地群众的生活，意欲达到扰乱公司正常生产的目的。
2013年3、4月份，邓财旺、邓某甲、邓某某等人以上访告状为由敲诈公司，当时公司管事的股东李某某为平息上访告状导致的生产秩序混乱的情况，被迫支付了50万元给邓财旺等人，邓财旺等人没有继续闹事。
2014年3月，邓财旺等人又以公司安全方面、环保方面、开采越红线等理由，意图敲诈公司120万，否则要进京上访。前几天邓财旺单独找到廖兴钊，要求公司单独给他个人20万元，他就做其他人工作，把钱总数降下来。后来李某某跟邓财旺谈此事，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答应给邓财旺个人20万元，经过邓财旺运作，要他们支付的钱从120万降到67.7万元，加上他个人所得20万。总共87.7万元，并约好3月13日在郴州市一家茶楼支付现金。
第一次被敲诈50万元时，在场的人有以邓财旺为首的原某甲矿股东参与。他不清楚李某某支付了50万元，2014年才知道此事。李某某是管生产的，是被迫顾全大局支付的。告状是不是事实都会带来的后果就是省市领导派相关部门调查，一调查工区要停产，会严重影响生产。公司也没有办法，邓财旺甚至买好了去北京的车票，公司不给钱，邓财旺就要去北京上访。公司是合法企业，如果总是停产调查，损失会更大，只能求助公安机关。
27、被害人廖某葵的陈述证实，他是公司的小股东，很多事情未参与，详细情况他不清楚。某某矿业公司是一个合法企业，也不知道邓财旺、邓某某等人告公司什么问题。
2014年3月初，廖某乙跟他说邓财旺、邓某某等人又在上访状告利和公司。2013年那次告状就已经给了他们50万元，现在又在搞鬼，让他去做对方的工作，希望邓财旺、邓某某等人不要再上访告状，要是做不通工作就要到桂阳县公安局报案。这样他便找邓夏生帮忙约出邓某某的哥哥邓某葵，因邓某葵与邓财旺的关系较好，他让邓某葵帮忙劝邓财旺、邓某某等人。当时邓某葵同意了，答应我做工作。两天后，邓某葵打电话说邓财旺、邓某某工作没做通。之后他把情况告诉了廖某乙。他找邓某葵时，当时邓夏生、邓竹清在场，但他与邓某葵商谈这事情时他们都在旁边。后来事情怎么处理的他不清楚。2013年邓财旺、邓某某等人要50万元好处费，这事是后来廖某乙告诉他的。
28、被告人邓财旺的供述与辩解证实：2011年，他与邓某某、邓某丙、邓某甲等人在青兰开办了某甲矿，因没有办理相关手续，某甲矿被依法关闭。某某矿业公司便想转让矿里的机器设备。当时他与利和公司的老总廖某乙协商好400万元的转让费。但他们矿的董事长邓某丙却没有通过股东会的同意，私自将某甲矿的设备以11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某某矿业公司，并写下了承诺书，说他能擅自做主，不用经过其他股东许可。双方签订了协议，他与很多股东都被蒙在鼓里。当他们知道此事时，他们的股东再次找利和公司说转让费太低的事情，某某矿业公司却推脱说邓某丙已经签了协议，并承诺协议由邓某丙承担，不肯再补钱。他与邓某某、邓某甲等20多个股东便一起联名状告某某矿业公司。他们知道告状会使利和公司受到很大影响，经雷坪镇政府及县政府部分领导进行调解，某某矿业公司把转让费提高到了215万元，先前邓某丙签的合同被废除，他们签订这份合同后，不再去状告某某矿业公司。
某甲矿有两大块股东，一方是邓某丙方，他们先前把某甲矿以11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某某矿业公司，这次转让只要他们这方价格高于110万元，他们就没意见了；一方是他们告状上访人这边，要求按廖某乙先前出的400万元的价格转让某甲矿。为此他们双方就在协商转让的价格，一直谈到2013年3月底。在协商过程中，利和公司的李某某提出私下给他、邓某某、邓某甲三人每人10万元好处费，让他们帮忙把某甲矿的转让价格降低些，要他们不再去上访告状。后来经过双方协商，李某某给他们三人共计45万元，他们才做通了其他股东的工作，把某甲矿以21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利和公司，双方于2013年4月2日重新签订了协议。得到钱后，他们把事情处理好，就不能再去上访状告利和公司。
他们协商时都是李某某主动提出给他、邓某某、邓某甲三个牵头上访告状人每人10万元好处费，让他们不要告状上访，并把股东的工作做通，把转让的价格降下来。后来他们三人各自因手上有几万元为某甲矿开支没报到账的钱，让李某某把钱补偿上，协商45万元好处费。双方把转让价格也谈了下来，并许诺他们这边股','2018-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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