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绍越商初字第1133号
原告上海众飞木制品厂。
法定代表人王天乐。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刘清洪，上海华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陈国民。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杜瑾，浙江点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上海众飞木制品厂诉被告陈国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于2015年2月11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于2015年3月18日、4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独任审理。原告法定代表人王天乐及其委托代理人刘清洪、被告陈国民及其委托代理人杜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法定代表人王天乐与被告在1996年经朋友介绍认识。2009年因为工作关系经常联系，因此原告法定代表人与被告逐步建立了信任关系。之后，被告与原告同期承租了剑河路668号房屋。原告承租304室房屋，被告承租408室房屋。在承租期间，因被告自身经济状况不佳，且原告法定代表人与被告关系较好，因此当时原告法定代表人多次在被告请求下，为被告垫付房屋租金。被告表示在经济好转时偿还给原告。每次都安排原告通过各种方式向被告提供借款用于帮助被告垫付租金。具体借款时间金额和方式为：1、2009年11月9日，原告以现金方式向被告出借2万元，用于帮助被告支付租房押金；2、2010年1月27日，原告以支票方式向被告出借32700元，用于帮助被告支付房屋租金；3、2010年4月29日，原告以现金方式向被告出借3万元，用于帮助被告支付房屋租金；4、2010年5月18日，原告以现金方式向被告出借24000元，用于帮助被告支付房屋租金；5、2010年11月4日，原告以现金方式向被告出借46000元，用于帮助被告支付房屋租金。合计152700元。请求：1、判决被告向原告返回借款人民币152700元；2、请求依法判决被告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以152700元为基数从2012年2月1日开始支付利息。（暂计至2014年7月24日，利息为21473.01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辩称，原告诉称不是事实。被告并没有承租408室，408室当时也是由原告的法定代表人使用，另外原告在诉状中所称因被告自身经营状况不佳向原告借款也不是事实。首先被告并没有向原告借款，当时被告经济状况很好，不需要向原告借款。
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和质证意见：
原告第一次庭审提供证据1、预收款收据1份，拟证明被告向原告借款人民币20000元用于支付房屋押金的事实。证据2、银行现金凭单支票存根1份，证明被告向原告借款32700元用于支付房屋租金的事实。证据3、领用现金凭单收条1份，拟证明被告向原告借款30000元支付房屋租金的事实。证据4、领用现金凭单1份，证明被告向原告借款46000元用于支付房屋租金的事实。经质证被告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由法庭审查，该证据上表明的房号为8301，与原告诉称的304和408房屋的房号不一致，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属于谁制作的、哪个单位制作的都不清楚，对真实性有异议，并且在后面的银行附联中房租32700元事实上当时由陈国民垫资，再由原告支付给被告，而且支付的是建和路房租和停车费。对证据3，与上一份质证意见一致，收到408房租费也是被告先垫资了408房租费，并且408房屋并不是由被告承租。对证据4、对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对银行附联该份证据上没有记载任何信息，与本案也没有关联。
原告第二次庭审提供证据1、领用现金凭单2份，拟证明被告向原告借款人民币24000元和46000元用于支付房租的事实。经质证被告认为：该两份证据均为复印件，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该两份证据上面都有涂改痕迹，46000元的领用现金凭单与原告庭前提供的证据复印件不一致。即使都是原件的话，24000元的领用现金凭单中载明6000元是公司房租补差，是由陈国民代付房租后再返还给陈国民，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对46000元的领用现金凭单，303、304办公室根据法庭调查笔录显示并不是陈国民租住的，也与本案原告诉称的借贷关系毫无关联性。证据2、郑祥华出具的承诺书1份、证明1份，拟证明被告因欠郑祥华30万元没有能力归还而向原告借款30万元，恰好说明当时被告向原告的借款的情况是比较多的，当时被告比较缺钱，当时郑祥华因被告欠钱而对其办公室进行打砸，说明陈国民当时独立租了办公室。经质证被告认为：对承诺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承诺书与本案无关联性，也不能证明原告所要证明的目的。原告断章取义的拿出被告举证的其中一份证据来证明与本案毫无关系的事实，该承诺书只能表明当时郑祥华向陈国民借款25万元，还借过100万元，只是想强逼被告去交保证金，并没有说被告去向谁借款，实际上该款项是被告自己付钱，与原告无关。被告在另案中也说明了质证意见。证明形成的时间是2014年3月28日，与承诺书证明内容是相反的，当时因郑祥华与被告有误会存在而对被告的办公室进行打砸。当时被告申请证人出庭，但其没有出庭，所以该书证没有经过质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被告第一次庭审提供证据1、陈国民建设银行帐户从2009年9月28日至2011年12月21日现金往来帐目1组，拟证明原告诉称2009年因被告经济状况不佳，而要求原告借款来支付房租的陈述并不是事实。证据2、（2014）绍越商初字第424号判决书、（2014）浙绍商终字第560号调解书各1份，拟证明原告的起诉是为了逃避该30万元的债务，属于恶意诉讼。经质证原告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当时因被告要去做土建项目所以缺钱要向原告借款。对证据2，真实性没有异议，实际双方存在很多钱款往来，当时因没有完全结算好，让王天乐先给他写了借条，等以后双方将款项结算完好再扣付，一审和二审时原告都希望被告亲自出庭将事情弄清楚，后来二审时在法官的主持下先调解掉，后续再结算。证据3、申请证人徐某、宋某出庭作证，证明408和304、301房屋王天乐租赁的，被告并没有租赁的事实。经质证原告认为：两位证人证言在庭前已经过精心编排，09年、10年的事情他们记忆要么是模糊、要么清晰的，但他们将房号非常准确的表达到王天乐这边，而在表达其他事情时模糊不清，证人证言缺乏客观性。经质证被告认为：证人证言清楚的表明原告在诉状中所称的408室房屋当时不是陈国民承租，至少证人能够证明当时陈国民只承租302室房屋，也能间接证明当时被告的经济状况比较好。
本院在现场勘查过程中对毛旦鸣制作的询问笔录，经质证原告认为：对毛旦鸣讲的房间号是属实的，对中间讲到的“陈国民的房租由陈国民付，王天乐的房租由王天乐付”也没有异议，但中间王天乐有没有替陈国民垫付房租是没有办法体现的，因为这个垫付不是直接将款交给酒店，所以原告不是直接的垫付，但当时是原告帮被告承担了。原告租的是套间，一部分是用来办公的，一部分是用来居住的，办公的部分是原告所用，而居住的部分是由被告所用。所以调查笔录中对于谁居住不是完全了解，被告实际使用的面积在于原告使用的面积。经质证被告认为：该份询问笔录非常清楚表明王天乐先住301号房，由原告提供的预收款收据上表明8301房间，所以与被告无关；被询问人也讲到陈国民是没有住过408房间，也就是说408房间与被告无关；关于是否是陈国民代付的问题，因为时间也较长，被询问人也不清楚，也不清楚原、被告之间的关系；询问笔录也表明陈国民的房租是自己付的；笔录中也表明当时王天乐是以搞设计的名义去租的，当时双方是有三亚工程在做，被告是在帮原告，被告一个人也有一个房间，为何自己的房间不住要住到原告的房间去，所以原告的陈述是不合常理的。
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和质证意见的分析与认定：
原告第一次庭审提供证据1、因房号是8301，而不是原告诉称的408房，故不予认定。证据2、因用途为公司房租及停车费，结合本院的询问笔录，不能认定原告为被告垫付款项。证据3、因用途为公司房租，结合本院的询问笔录，不能认定原告为被告垫付款项。证据4与原告第二次庭审提供的证据1、其中24000元款项，经辨认系原件，对用途为公司房租6000元，不予认定，对陈国民房租18000元予以认定；其中46000元款项，经辨认系复印件，且该款用于303、304，而非408，不予认定。原告第二次庭审提供的证据2、对郑祥华出具的承诺书，因被告无异议，予以认定，对证明，因系复印件，且被告不予认可，不予认定。
被告第一次庭审提供证据1、因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2，因系法院生效文书，予以确认。证据3、结合本院的询问笔录，可以证明408房不是被告租住。
本院对毛旦鸣的询问笔录，因系本院依法调查形成，且当事人也基本认可，故对其证明力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本院认定，被告与原告同期承租了上海市剑河路668号房屋。原告证据不能证明被告承租了408室房屋。
本院认为，原告以其替被告垫付了房屋租金而认为原、被告之间存有民间借贷关系。对此本院认为，原告证据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有民间借贷的合意，且原告也不能证明其认为合意存在的基础即被告承租了408房，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上海众飞木制品厂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891.5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先预缴上诉案件受理费3783元（具体金额由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确定，多余部分以后退还），款汇绍兴市非税收入结算分户，帐号：09×××13-9008，开户行：绍兴银行营业部。逾期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邓平平
二０一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宋海芳
附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