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榆中行初字第00080号
原告定边县杨井镇山根底村后涧村民小组。住所地：定边县。
负责人刘玉堂，小组长。
委托代理人刘海锐，男，1963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定边县。系后涧村民小组村民。
委托代理人薛茂瑞。
被告定边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温江城，县长。
委托代理人刘洪武。
委托代理人李平。
被告榆林市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尉俊东，市长。
委托代理人赵媛媛。
委托代理人高云。
第三人定边县杨井镇山根底村张庄村民小组。
负责人王瑞俭，小组长。
委托代理人王保军，男，1977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定边县。系张庄村民小组村民。
第三人定边县大河畔林场。
法定代表人王彦顶，场长。
委托代理人刘巨录，该场副场长。
原告定边县杨井镇山根底村后涧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后涧村民小组）因不服定边县人民政府于2015年3月31日作出的定政发[2015]14号《定边县人民政府关于杨井镇山根底村张庄村民小组与后涧村民小组、大河畔林场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榆林市人民政府于2015年9月8日作出的榆政复字[2015]3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2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后涧村民小组的负责人刘玉堂及其委托代理人刘海锐、薛茂瑞，被告定边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刘洪武、李平，被告榆林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赵媛媛、高云，第三人定边县杨井镇山根底村张庄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张庄村民小组）的负责人王瑞俭及其委托代理人王保军，第三人定边县大河畔林场（以下简称大河畔林场）的委托代理人刘巨录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定边县人民政府于2015年3月31日作出《定边县人民政府关于杨井镇山根底村张庄村民小组与后涧村民小组、大河畔林场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定政发[2015]14号），该决定查明：争议地为八块不规则的现耕地，位于杨井镇山根底村境内，俗称“寨子湾”，北靠后涧崾先，其它三面环沟，面积约为700亩。解放前属寨子湾地主王文考（王振帮之父）的私有土地，土改时将王姓地主的土地划给无地贫农张占录（张礼之父）约170余亩，合作化时张姓入到了后涧生产队，王姓入到了张庄生产队，在1966年前后，王姓被红卫兵从寨子湾赶回张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寨子湾”争议地由王姓耕种，解放初期张庄、后涧村民小组都曾在该争议地进行过耕种，从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以来，张庄与后涧村民小组均在该争议地内不同区域插花倒茬耕种，但未发生争议。1992年以来双方因耕种发生争议。1958年陕西省林业厅农林牧工作大队调查设计方案，将争议地确定在大河畔林场的施业范围之内（即林场的设计版图之内），1965年省林业勘察设计院、县林业局、原杨井公社、大河畔林场与后涧大队及后涧、闹源、大河畔几个小队共同签订了《土地（林）权清理协议书》，当时张庄属后涧大队的一个生产队，没有到场，也没有签字。该《土地（林）权清理协议书》不能充分证明“寨子湾”争议地包括在国有林地范围内。1990年6月29日，定边县政府给大河畔林场颁发的林权证字第36号《国有林权证书》（以下简称《林权证》）的面积为6375亩，四至为：东至白老沟，西至小寨子沟，南至大河沟，北至后涧崾先。2001年12月8日至12日，县政府聘请了宁夏第一测绘院对该《林权证》标示的地块进行了测绘，测量面积为8031亩，比《林权证》所载面积多出1656亩。1995年以来，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先后作出了（1995）榆行终字第25号、（1998）榆行终字第1号、（1999）榆行终字第72号判决书，均认为“寨子湾”争议地不包括在《林权证》范围内。根据以上事实，可以认定，“寨子湾”争议地不包括在《林权证》范围内。鉴于上述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原国家土地管理局《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之规定，决定：以争议地前梁两沟嘴中间沟为界，从沟脑取点N（0489848、4124502）向东到点A（0489888、4124505），经点B（0489893、4124568）到点C（0489848、4124714）后，顺风水向东到沟底，沿沟向北到大树嘴与杏树嘴中间沟到沟脑，沿着点D（0490078、4125366）经点E（0490067、4125405）到点F（0490136、4125617）将争议地东西划开，东边的争议地约为170亩所有权确定给杨井镇山根底村后涧村民小组集体所有，西边的争议地约为530亩所有权确定给杨井镇山根底村张庄村民小组集体所有（以上坐标均为北京54坐标）。
榆林市人民政府于2015年9月8日作出榆政复字[2015]3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该复议决定书查明：争议地位于定边县杨井镇山根底村境内，俗称“寨子湾”，北靠后涧崾先，其他三面环沟，面积约700亩。1965年7月26日，省林业勘察设计院、县农林局、原杨井公社、大河畔林场与后涧大队及后涧、闹源、大河畔几个小队共同签订了《土地（林）权清理协议书》。当时张庄属后涧大队的一个生产队，没有到场，也没有签字。大河畔林场也未管理使用过该地。1990年6月29日，被申请人给大河畔林场颁发了《国有林权证书》（林权证字第36号），面积为6375亩，四至为东至白老沟，西至小寨子沟，南至大河沟，北至后涧崾先。申请人、第三人因“寨子湾”土地发生争议后，曾经由被申请人多次作出确权处理，并经多次复议、诉讼。1999年12月21日，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1999）榆行终字第72号《行政判决书》，认定：“争议地寨子湾土地原属王姓所有，合作化后分别属张庄和后涧两个村小组所有。1958年该地虽被规划在大河畔林场施业版图内，但在1965年大河畔林场地（林）权进一步清理落实中，仅由原后涧生产队在地（林）权清理协议中签字，即处分了张庄的土地所有权。1990年定边县人民政府为大河畔林场颁发的第36号国有林权证书，以其四至，并未包括现争议地。据此，定边县人民政府处理决定在对本案争议土地权属来源、演变及对土地的管理认定尚不清楚，即将争议地权属确为国有林地，由大河畔林场管理使用，明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2005年6月21日，市政府作出榆政复字[2005]3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定：“现争议地北至后涧崾先，其他三面环沟，面积约700亩。从合作化到包产到户，张庄生产队曾耕种管理争议地，后涧生产队也曾耕种管理过部分争议地……定边县政府将争议地是否包括在定边县政府给大河畔林场颁发的《国有林权证书》（林权证字第36号）之内的主要事实没有搞清楚，将争议地确权为国有土地缺乏事实依据，予以撤销”。
2010年1月21日，定边县国土资源局组织申请人与第三人召开了权属争议案件调解会，未果；2013年7月16日，进行了现场勘测；7月29日，被申请人作出《关于杨井镇山根底村张庄村民小组后涧村民小组及大河畔林场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定政发(2013)51号），认定：“争议地为八块不规则的现耕地，位于杨井镇山根底村境内，俗称‘寨子湾’，北靠后崾先，其他三面环沟，面积约700亩。解放前属寨子湾地主王文考（王振帮之父）的私有土地，土改时将王姓地主的土地划给无地贫农张占录（张礼之父）约170余亩，合作化时张姓入到后涧生产队，王姓入到张庄生产队，在1966年前后，王姓被红卫兵从寨子湾赶回张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寨子湾’争议地由王姓耕种，解放初期张庄、后涧都曾在该争议地进行过耕种，从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以来，申请人与第三人村民小组均在该争议地内不同区域插花倒茬耕种，但未发生争议。1992年以来双方因耕种发生争议。1958年陕西省林业厅农林牧工作大队调查设计方案将争议地确定在大河畔林场的施业范围之内（即林场的设计版图之内），1965年省林业勘察设计院、县林业局、原杨井公社、大河畔林场与后涧大队及后涧、闹源、大河畔几个小队共同签订了《土地（林）权清理协议书》，当时张庄、后涧属一个生产队，没有到场，也没有签字。该协议书不能证明‘寨子湾’争议地包括在国有林地范围内。1990年6月29日，被申请人给大河畔林场颁发的《国有林权证书》（林权证字第36号）面积为6375亩，四至为：东至白老沟，西至小寨子沟，南至大河沟，北至后涧崾先。2001年12月8日至12日，被申请人聘请宁夏第一测绘院对该《林权证》标示的地块进行了测绘，测量面积为8031亩，比《林权证》所载面积多出1656亩。1995年以来，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1995)榆行终字第25号、(1998)榆行初字第1号、（1999）榆行终字第72号判决书，均认为争议地‘寨子湾’不包括在《林权证》范围内”。决定“以争议地前梁两沟嘴中间沟为涧，从沟脑向东到点A（04898075、4124504），经点B(04899707、4124568)，到点C后(0652254、3794403)顺风水向东到沟底，沿沟向北到大树嘴与杏树嘴中间沟到沟脑沿着点D(0490078、4125366)，经点E(0490067、4125405)，到点F(0490136、4125617)将争议地东西划开，东边的约170亩争议地确定给杨井镇山根底村后涧村民小组集体所有，西边的约530亩争议地确定给杨井镇山根底村张庄村民小组集体所有。”申请人诉至靖边县人民法院，(2014)靖行初字第00007号《行政判决书》，认定：“被告在作出本案所诉具体行政行为时将争议地从中沿被告标示的坐标点划分开来，但其标示的C点并不在争议地内，导致其处理的实体出现明显错误，应予纠正。对于被告辩称，其C点标示错误系其笔误和正常的误差的辩解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本院认为，被告定边县政府在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时认定主要事实的证据不足，实体处理出现明显错误，依法应予撤销”。判决撤销了定政发[2013]51号处理决定。
2015年3月31日，被申请人作出《关于杨井镇山根底村张庄村民小组与后涧村民小组、大河畔林场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定政发[2015]14号），决定“以争议地前梁两沟嘴中间沟为涧，从沟脑取点N(0489848、4124502)向东到点A(0489888、4124505)，经点B(0489893、4124568)到点C(0489848、4124714)后，顺风水向东到沟底，沿沟向北到大树嘴与杏树嘴中间沟到沟脑，沿着点D(0490078、4125366)，经点E(0490067、4125405)，到点F(0490136、4125617)将争议地东西划开，东边的争议地约为170亩所有权确定给杨井镇山根底村后涧村民小组集体所有，西边的争议地约为530亩确定给杨井镇山根底村张庄村民小组集体所有（以上坐标均为北京54坐标）”。申请人不服，向榆林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请求撤销定边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定政发[2015]14号处理决定。榆林市人民政府认为，申请人、第三人因“寨子湾”土地发生争议，被申请人多次作出确权处理，并经多次复议、诉讼。2013年，被申请人依据1999年生效的法院判决，确认争议地的范围、管理使用事实和权属，对争议地作出确权处理决定（定政发[2013]5l号)，靖边县人民法院判决认为其中标示的C点坐标不在争议地内，导致处理的实体出现明显错误，应予纠正。后被申请人重新核实了分割界线坐标点，改正了对争议地C点的确定，再次作出确权处理，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鉴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经研究决定：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关于杨井镇山根底村张庄村民小组与后涧村民小组、大河畔林场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定政发[2015]14号）。
原告后涧村民小组诉称：1、靖边县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21日所作的(2014)靖行初字第00007号行政判决书中明确认定：“被告定边县政府在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时认定主要事实的证据不足，实体处理出现明显错误，依法应予撤销”，但被告定边县人民政府在作出[2015]14号《决定》的过程中，仍依照以前旧有的证据径直认定争议的约530亩土地为第三人定边县杨井镇山根底村张庄村民小组所有，无视原告提供的事实依据及证据材料。后原告向被告榆林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榆林市人民政府未作任何调查，未依法履行行政复议处理的相关程序，径直于2015年9月8日作出榆政复字[2015]3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定边县人民政府所作的[2015]14号《决定》，再次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2、被告定边县人民政府所作的定政发[2015]14号《决定》程序违法，应予撤销。本案中，原告没有向被告定边县人民政府提出过申请，也未见到或收到第三人的申请，被告定边县人民政府在没有争议双方任何一方的申请下，作出处理决定，程序违法；本案中既没有申请人，更谈不到请求处理对象、请求和事实根据，被告凭空将原告作为处理对象，又替第三人担当了原告的角色，自请求自裁决，程序违法；本案的直接承办人与第三人张庄村民小组组长是姑表亲关系，被告并未告知原告，剥夺了原告申请回避的权利，程序违法；本案中，被告定边县人民政府在第三人张庄的带领下，通知原告到场，而不通知另一第三人大河畔林场到现场，在原告提出让第三人大河畔林场到场时，被告定边县人民政府拒不采纳。程序违法；被告定边县人民政府在作出处理决定前未组织调解，程序违法。3、被告定边县人民政府未尊重历史和事实，所作的处理决定错误。首先，争议地在解放前是原告祖上所购得来的，土改、合作化一直是属原告所有，未曾变更过。其次，在1965年国家成立国营林场，也是由原告与其他村共同签订的《协议书》。再次，虽然签订了上述协议，但原告从未中断过管理、耕种、使用，在改革开放时，又由政府确认并颁发了承包使用证，直至现在。定边县人民政府所认定的所谓的8块争议地，散布于不同位置，并非连片，但被告定边县人民政府在作出实际处理决定时，无视客观事实，直接以一条直线作为争议土地确认的界限，无相应的证据证明。综上，被告定边县人民政府所作的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未尊重历史和现实、未采信客观科学的证据，歪曲事实，作出了错误的处理决定，而被告榆林市人民政府在行政复议时，违法维持了被告定边县人民政府所作的定政发[2015]14号决定，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依法撤销被告定边县人民政府定政发[2015]14号《关于杨井镇山根底村张庄村民小组与后涧村民小组，大河畔林场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撤销榆林市人民政府榆政复字[2015]3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作出正确的裁决。
被告定边县人民政府答辩称：一、杨井镇山根底村张庄村民小组与后涧村民小组、大河畔林场土地权属争议历经多年，我府曾先后多次对该争议作出过处理决定，但均没得到解决。我府又于2013年7月29日再次对该土地权属争议作出处理决定即定政发[2013]51号处理决定，后涧村民小组不服该处理决定，向榆林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榆林市人民政府于2014年3月31日作出榆政复字[2013]2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定政发[2013]51号处理决定，后涧村民小组不服，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作出靖行初字第（2014）第00007号判决书，撤销了定政发[2013]51号处理决定。我府于2015年3月31日，重新作出了定政发[2015]14号处理决定，并就该处理决定向争议各方当事人进行送达，后涧村民小组不服定政发[2015]14号处理决定，向榆林市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榆林市人民政府作出榆政复字[2015]3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定政发[2015]14号处理决定，后涧村民小组不服，向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按照靖边县人民法院靖行初字（2014）第00007号行政判决书，我府在2013年作出《关于杨井镇山根底村张庄村民小组与后涧村民小组、大河畔林场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时，GPS坐标误差，使得分割界线中的坐标点C有误，导致实体处理出现错误。因此，我府在纠正争议地内相关坐标后，重新作出了该处理决定，即定政发[2015]14号处理决定，并不存在当事人重新提出土地确权申请，也不存在后涧村民小组在起诉状中提出的“突然作出处理决定”一说。后涧村民小组在起诉状中提出，该案件的承办人员与案件当事人有亲戚关系。实际并无这一关系，事实上我府工作人员在承办该案前，并不认识张庄村民小组当事人与大河畔林场工作人员。尽管如此，按照当事人的要求，我府明确对该案件的承办人员进行了调整，依据相关程序，原办案人员予以回避。根据靖行初字（2014）第00007号判决书，我府对争议地内坐标进行核实，不需要所有当事人参加，而是根据该争议案件需要，通知相关当事人到达现场予以确认。在定政发[2015]14号处理决定前，就杨井镇山根底村张庄村民小组与后涧村民小组、大河畔林场土地权属争议进行过多次调解，均调解未果。2010年1月24日，定边县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大队再次组织该争议案件各方当事人进行调解，仍调解未果。二、我府受理该案后经过大量的调查取证后查明事实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六十条》确定的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由于下列原因发生变更的，按变更后的现状确定集体土地所有权。由于村、队、社、场合并或分割等管理体制的变化引起土地所有权变更的；由于土地开发、国家征地、集体兴办企事业或者自然灾害等原因进行过土地调整的；由于农田基本建设和行政区划变动等原因重新划定土地所有权界线的。行政区划变动未涉及土地权属变更的，原土地权属不变。作出定政发[2015]14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证据确凿，程序合法，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榆林市人民政府答辩称：一、定边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原告、第三人因“寨子湾”土地发生争议，县政府多次作出确权处理，并经多次复议、诉讼。1999年12月21日，榆林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作出(1999)榆行终字第72号《行政判决书》，该判决书认定：争议地寨子湾土地原属王姓所有，合作化后分别属张庄和后涧两个村小组所有。1958年该地虽被规划在大河畔林场施业版图之内，但在1965年大河畔林场（林）权进一步清理落实中，仅由原后涧生产队在地（林）权清理协议书中签字，即处分了张庄的土地所有权。1990年政府为大河畔林场颁发了第36号国有林权证书，以其四至，并未包括现争议地。2013年7月29日，县政府依据上述判决书确认争议地的范围、管理使用事实和权属，对争议地作出定政发(2013)51号确权处理决定。后涧村民小组对定政发(2013)51号的处理决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2014年10月21日，靖边县人民法院作出(2014)靖行初字第00007号《行政判决书》，认为：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将争议地从中沿被告标示的坐标点划分开来，但其标示的C点并不在争议地内，导致其处理的实体出现明显错误，应予纠正，故撤销被告定边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定政发(2013)51号处理决定书。定边县政府在定政发(2013]51号处理决定被撤销后，组织工作人员对定政发[2013)51号处理决定中的分割界线坐标点进行实地核实并对相关坐标点进行了核对，根据对争议地的核实情况，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原国家土地管理局《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之规定，于2015年3月31日作出定政发(2015)14号《关于杨井镇山根底村张庄村民小组与后涧村民小组、大河畔林场土地争议的处理决定》，该决定纠正了对争议地C点的确定，再次作出确权处理，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二、被告定边县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程序合法。定政发[2013)51号处理决定被撤销后，被告定边县人民政府应当重新作出处理决定，依据的是1993年6月26日第三人定边县杨井镇山根底村张庄村民小组向定边县土地管理局申请土地确权，并不存在原告诉称的“使原告不知道的是没有原告的情况下，被告却突然作出如此决定”的事实。榆林市人民政府所认定的证据与定边县政府行政处理决定中采信的证据一致。榆林市人民政府在行政复议程序中，亦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作出维持被告具体行政行为的决定，故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第三人张庄村民小组述称：一、《处理决定》中将“西边约530亩争议地”确定给杨井镇山根底村张庄村民小组集体所有，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存在事实错误。关于处理决定中，土地争议的归属，县政府、县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已审理清楚，证据确凿充分，被答辩人所提供的证据，都在《处理决定》卷内，均未被认可，说明这个《处理决定》是正确的。二、被答辩人认为在签订1965年7月16日《土地（林）权清理协议书》时，当时后涧村与张庄村是一个大队，其中包括五个生产队，后涧生产队，张庄生产队在其内，在签订合同时，后涧是以大队名义签订的。1968年随着体制改革，后涧村，张庄村都归山根底大队所属，而被答辩人现在还以1965年大队的名义，主张700亩土地的所有权是不能成立的，不能认可。被答辩人在称土地局工作人员和第三人张庄村民小组组长是姑表亲关系。无事实根据。被答辩人称，在答辩人与定边县人民政府实地调查时，未通知第三人大河畔林场到达现场。答辩人认为第三人大河畔林场没有事实依据，合法理由，自己放弃应有权利，已同意定边县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所以未通知其到场程序是合法的，定边县人民政府并无责任。3、被答辩人称，定边县人民政府在处理案件前，未组织调解程序。答辩人认为：县政府在召开张庄村民小组与后涧村民小组土地纠纷会议时，多次通过杨井镇政府通知被答辩人到场，被答辩人置之不理，既不到场，也不参加，自己放弃参加会议的权利，与县政府无任何责任，有杨井镇的证明佐证。被答辩人称，自己从未间断对土地管理，耕种，使用。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最近对争议地的强耕、强种已构成侵权，有《县政府纪要》、《政府告知书》作证，严重违反《土地法》第十六条规定。三、答辩人称“定政发(2015)14号处理决定不客观”，答辩人认为县政府在处理答辩人与被答辩人土地纠纷时，十几年来反复调查了解，尊重事实，办案人员在实地查看多次，甚至包括原主管的副县长也都亲临实地勘察了解，掌握实情。因此，定政发(2015)14号《处理决定》是正确的，榆政复字(2013)26号《榆林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榆政复字[2015]32号复议决定均是正确的。请求维持定政发(2015)14号《处理决定》和榆政复字(2013)26号文件，榆政复字[2015]32号文件。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定权发证略图，地（林）权清理协议书、证明、调查笔录。证明目的：1、定权发证略图，证明大河畔林场寨子湾属原告集体所有的土地，在大河畔林场范围内；2、地（林）权清理协议书证明于1965年经有关部门与原告及其他生产队签订了协议，明确确定寨子湾土地属原告后涧生产队集体所有；3、原任杨井镇（原公社）书记李进贤更进一步证明了上述事实，同时说明在未造林前与林场达成约定，此地由后涧村民小组耕种；4、调查笔录证明1976年曾在后涧生产队驻队干部郝振发，在他驻队期间寨子湾的地由后涧村民小组耕种；5、如被告认定此地不在林场范围内，产权应属原告集体所有。第二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6份。证明目的：寨子湾所谓争议地在实行土地承包制时，经政府确权承包给后涧村民小组村民经营耕种至今；第三组：第六项目区界线测绘图、方案，来源于被告案卷。证明目的：1、测绘图方案一、二、所谓争议地块都在林场范围内，同时在65年协议内，此地原产权属于原告所有；2、证明被告所作决定认定事实错误。第四组：土地权属争议案件现场勘测笔录、勘测图。证明目的：1、证明勘测时只有张庄在场，原告和第三人林场均不在场；2、勘测结果没按规定程序告知、送达原告；3、勘测人没有勘测资质，其勘测也是无效的；4、勘测8份图上没有勘测人签名；5、勘测图中没有比例尺，坐标只有少数，第六块没有坐标；6、勘测图没有注明采用什么方法，采用哪一年的和谁家的坐标、基准、版图等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常识性的东西；证明被告把它作为主要定案和认定基本事实的依据，所作决定是完全错误的。第五组：土地勘测技术报告书、测绘图、资质证明。证明目的：1、被告所作处理决定认定的事实完全错误；2、勘测报告、勘测图是具有资质的部门，人员采用严格的科学办法勘测制作的，这一结果完全能否定被告所采信的所谓勘测（第四组）结果。第六组：示意图。证明目的：被告所作处理决定完全是闭门造车，凭空想象，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产物，应予撤销，证明定边县政府在此次诉讼中又非法收集了新的证据。第七组：证人李进贤、王宏州的证人证言，证明目的：争议地原属原告所有，65协议后归大河畔林场，后一直由原告管理耕种，以及土地勘测报告书的情况说明、被告所依据的争议地的具体位置。
被告定边县人民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第一组：1、现场勘测笔录；2、现场勘测图；3、调解笔录。证明目的：证明争议地位置、名称、四至、面积、现状；第二组：与李长月、张礼、李殿林、王才、白玉金、刘忠诚、李殿祥、李成江、张礼的9份谈话笔录，证明争议地的权属演变，以及管理耕种历史。第三组：1、《关于交接陕西省定边县国营林场的会议纪要》；2、地（林）权清理协议书；3、林权证；4、测算方案，证明争议地不在林权证的范围之内。第四组：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3份，案号分别为（1995）榆行终字第25号判决书、（1998）榆行初字1号判决书、（1999）榆行终字第72号判决书，证明争议地不在林权证范围内。被告定边县人民政府在庭审过程中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1993年张庄向县政府提出的土地确权申请；2、2008年原告代理人刘海锐向国土资源局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一张；反映书一份；能证明原告知晓并且参与土地纠纷的处理。3、2013年张庄村民小组向县政府提出的确权申请书两张、杨井镇政府证明一张。证明目的：被告在程序方面并没有违法，2013年时张庄村民小组再次向政府提出过申请，2013年7月16日政府通知原告进行现场勘验并调解，原告拒不到场，故没有在勘测笔录上签字，也没有形成新的调解书。
被告定边县人民政府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依据为：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2、《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按目前该村农民集体实际使用的本集体土地所有权界线确定所有权。国土资源部2003年《土地权属调查处理办法》。
被告榆林市人民政府在被诉行政处理决定合法性方面的证据与定边县人民政府所举一致，未另行实施举证，仅就复议程序的合法性问题，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行政复议申请、受理、答复、复议决定、送达回证等材料共18份。证明事实：答辩人于2015年6月1O日接收复议申请材料，在5日内告知被答辩人补正材料，并于6月24日受理申请。受理申请的当日，依法向当事人送达受理通知。被告定边县人民政府于2015年7月3日收到申请书副本，并于2015年7月10日向榆林市人民政府提交《行政复议答复书》及作出该行政决定的证据、依据。后在审查过程中，榆林市人民政府依法延长审理期限，并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符合行政复议法关于复议程序的规定。证明目的：答辩人以书面审查的形式，认定被告作出的定政发(2015)14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故予以维持。榆林市人民政府在行政复议程序中，亦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作出维持原行政行为的决定，故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根据行政复议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对于是否进行实地调查，根据案件的需要自行进行决定，并不是法定的必要程序。被告榆林市人民政府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
第三人张庄村民小组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第一组：榆林地区中级人民法院（1995）榆行终字第25号行政判决书、（1995）定行初字第34号判决书、榆署复决字[1996]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榆林地区中级人民法院（1998）榆行初字第1号行政判决书；榆林地区中级人民法院（1999）榆行终字第72号行政判决书；榆林市人民政府榆政复决字[2005]3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定边县人民政府定政发[2013]51号文件；榆林市人民政府榆政复字[2013]2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靖边县人民法院（2014）靖行初字第00007号行政判决书；定边县人民政府定政发[2015]14号文件；榆林市人民政府榆政复字[2015]3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争议地不在林权证内，及530亩地属张庄所有。第二组：定边县人民政府第55次专项问题会议纪要；定边县杨井镇政府关于山根底村与大河畔林场寨子湾梁争议地农作物相关事宜的告知书，证明后涧村民小组抢耕、抢种的事实。
第三人大河畔林场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
庭审过程中，原告后涧村民小组对被告定边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认为：对第一份证据的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的产生程序违反法律规定，勘验图（2013年7月16日）无原告和第三人签字，由此产生的证据我们不予认可，该图和被告当时制作的现场勘验图是不一样的，在原告提交的第四组证据中有当时的现场勘验图。第7、8块勘验图都不在争议地范围内，第6块没有坐标，无法确定具体位置，这些都在我方提供的测绘报告中有显示，且县政府在这次行为中没有重新进行调解，原告所举的调解笔录是2014年之前的。对第二组证据不予认可，1、这是1993年10月29日的谈话笔录，本次被诉处理决定是2014年作出的；2、大部分谈话地点在王瑞俭家中，可能影响公正性，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生效判决书不能作为证据。对被告定边县人民政府当庭提供的证据，认为已经超过举证期限，不予质证。第三人张庄村民小组对被告定边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无异议。第三人大河畔林场对被告定边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无异议。被告榆林市人民政府对被告定边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无异议，并补充说明定边县政府在当庭提供的证据和榆林市人民政府进行复议时所依据的证据有所出入，县政府当庭提供的新证据在复议程序中曾向榆林市人民政府提出过，榆林市人民政府综合所有证据作出的复议决定。
原告定边县杨井镇山根底村后涧村民小组对被告榆林市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认为：2015年6月原告因案情复杂特别提交了听证申请书，市政府不予采纳，但2015年8月市政府认为案情复杂需要延期，与之前决定相互矛盾。因此不能证明其程序合法。第三人张庄村民小组、第三人大河畔林场、被告定边县人民政府均对被告榆林市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被告定边县人民政府对原告定边县杨井镇山根底村后涧村民小组提交的证据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从图中看不出争议地在林权证范围内，张庄没有签字是因为张庄当时属于后涧的一个队，对调查笔录有异议，双方对争议地都有耕种，对王成后的证言有异议；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后涧应该在行政复议程序中提交，且无法证明承包地就是寨子湾的争议地；对第三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县政府请有资质的专家测绘过、得出过结论，争议地不在林权证范围内；对第四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测绘时间是2013年7月16日，县政府通过杨井镇政府通知了原告和第三人，原告拒不到场。国土资源局土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的18条有明确规定，未规定要出具书面通知书，也没有关于测绘资质的相关规定；对第五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自行请的测绘公司，与我们测绘的不一致。在2013年7月16日勘测时，通过勘测笔录对8块不规则的争议地的勘测均为现耕地，后来在勘测图中补充了现耕地的标志。对第七组证据中证人李进贤的证言和谈话笔录都有异议，证人1971年任职的时候，1958年的事情属于过去的事，他不可能清楚，争议地在不在林权地范围内，要以测绘结果为主；证人所谈的后涧大队对争议地的管理情况与我们所调查的情况一致。对证人王宏州的证言有异议，王宏州的身份应当是勘测人员，应该受勘测公司委托作为证人出庭，他个人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且王宏州不是原告提供测绘报告的参加人。被告榆林市人民政府对证人王宏州证言的质证意见同定边县人民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并认为虽然证人受公司委托，但是证人没有参与土地的测绘，所以其所作陈述不能作为参考的依据。第三人张庄村民小组对证人王宏州证言认为测绘没有县政府参与也没有叫我们第三人，所以不予认可。第三人大河畔林场对证人李进贤的证言无观点，对证人王宏州证言认为没有参与测绘，不清楚是否正确。被告榆林市人民政府、第三人张庄村民小组、第三人大河畔林场对原告提交其余证据的具体质证意见同被告定边县人民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
原告定边县杨井镇山根底村后涧村民小组对第三人张庄村民小组提交的证据有异议，认为第三人提供的证据有的是生效的判决书，有的是被撤销的行为，证明不了要证明的问题。被告定边县人民政府、榆林市人民政府对第三人张庄村民小组提交的证据无异议。第三人大河畔林场对第三人张庄村民小组提交的证据无意见。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证据作如下确认：对被告定边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认为，第一组证据中的两份现场勘测笔录分别是1993年制作的、2013年制作的，现场勘测图的制作时间是2013年7月16日，2013年制作勘测笔录及现场勘测图未注明记录人和制作人，且无原告和第三人大河畔林场的签字确认，存在瑕疵，第三人大河畔林场对该组证据无异议，原告虽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可，但其在书面起诉状第3页中称：“被告定边县人民政府在第三人张庄的带领下，通知原告到场，而不通知另一第三人大河畔林场到现场，在原告提出让第三人大河畔林场到场时，被告定边县人民政府拒不采纳”，据此，可以认定被告定边县人民政府在现场勘测前已经通知了原告参加现场勘测。被告定边县人民政府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中的第3份证据调解座谈会笔录虽系2010年制作，但生效判决撤销定政发[2013]51号《定边县人民政府关于杨井镇山根底村张庄村民小组、后涧村民小组及大河畔林场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的原因是处理决定中的C点不在争议地范围内，故定边县人民政府在作出上述处理决定过程中所作出的程序性行为仍然具有相应的法律有效，且该调解座谈会笔录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可以证明被告定边县人民政府在作出被诉处理决定前进行过调解，符合法定程序；结合第一组证据，能够证明张庄村民小组于1993年因土地权属争议向定边县人民政府提出了确权申请，且原告后涧村民小组也参与了行政确权程序的事实。被告提交的第二组证据，从谈话笔录的内容来看，多数被谈话人均谈到后涧生产队和张庄生产队均在争议地内耕种过，但无被诉处理决定中认定的“解放前属寨子湾地主王文考（王振帮之父）的私有土地，土改时将王姓地主的土地划给无地贫农张占录（张礼之父）约170余亩”谈话内容，对该部分证明目的不予采纳。被告提交的第三、第四组证据，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相互印证能够证明争议地解放前属寨子湾地主王文考（王振帮之父）的私有土地，土改时将王姓地主的土地划给无地贫农张占录（张礼之父）约170余亩；争议地不在定边县人民政府于1990年6月29日向大河畔林场颁发的国有林权证登记范围内，对第三、第四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予以采纳。被告定边县人民政府在庭审中提交的证据已过举证期限，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纳。
对被告榆林市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认为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榆林市人民政府受理复议申请后，分别向各方当事人送达了答复通知书、行政复议申请书、答复书、延期审理通知书及复议决定书的程序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行政复议机构认为必要时，可以实地调查核实证据；对重大、复杂的案件，申请人提出要求或者行政复议机构认为必要时，可以采取听证的方式审理。故听证并非法定的必经程序，原告认为榆林市人民政府对其要求听证的申请不予采纳与榆林市人民政府认为案情复杂，作出延期审理的决定相矛盾，不能证明复议程序合法的质证意见不能成立。
对原告后涧村民小组提交的证据，认为因生效判决以认定争议地不在林权证范围内，且第三组证据第六项目区界线测绘图、方案，只是按照两种不同的指界方案测绘的不同界线点及相关数据，不足以证明诉争土地的权属归原告所有，故对第一组、第三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纳。第二组证据，从其记载的土地四至范围来看，不足以证明承包地在争议地范围内，故不能确认该组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之间的关联性，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纳。第四组证据被告定边县人民政府已举证，前述已认证，不再重复认证。第五组证据测绘报告的结论部分载明的内容是：“土地权属争议地块在一九六五年地林权清理协议书土地范围内，在陕西省定边县大河畔林场界线图内”。该结论与生效判决书认定的事实相矛盾，且该测绘报告及其制作单位委托的证人王宏州的证言（王宏州称制作单位由后涧村村民带其在现场采集了争议地的四至，又称“文星律师事务所给我们提供了宁夏测绘中院的四至范围线和中心点坐标，我们采用1980西安测绘点的坐标进行了对比，其中第1、2、3、4、5、8块地在争议地范围内，第6块没有坐标无法确认，第7块地在范围之外”，可见其对八块争议地的坐标点取自被告定边县人民政府制作的土地权属争议案件现场勘测图，但该勘测图的每张图中仅附有一组数据，仅根据该组数据不足以确认每块地的四至范围，进而无法确认争议地块是否在宁夏测绘中院的四至范围内。且本案中被告提供的现场勘测图已变更了测绘报告所依据的部分勘测图数据，依据原勘测图数据作出的测绘报告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均不足以说明其测绘报告中确定诉争地块坐标点来源的科学性，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采纳。第六组证据从示意图的内容来看，不足以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纳。
对第三人张庄村民小组提交的证据，认为第一组证据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证明生效裁判文书（陕西省榆林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1995年6月19日作出的（1995）榆行终字第25号行政判决书、于1998年8月9日作出的（1998）榆行初字第1号行政判决书、于1999年12月21日作出的（1999）榆行终字第72号行政判决书）查明的事实及判决内容。第二组证据对原告要证明的事实无相应的记载，故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本院于2016年1月28日在诉争土地现场拍摄了4张照片，经当庭出示，各方当事人均对照片的真实性无异议，依法予以确认。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及当事人无争议之陈述，查明如下事实：1992年，第三人张庄村民小组与原告后涧村民小组、大河畔林场因土地权属争议向被告定边县人民政府申请确权，定边县人民政府曾先后数次作出处理决定，均被人民法院生效的法律文书予以撤销。定边县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大队受理当事人的土地确权申请后，进行了调查取证和调解，调解未果。2015年3月31日，定边县人民政府作出定政发[2015]14号《定边县人民政府关于杨井镇山根底村张庄村民小组与后涧村民小组、大河畔林场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并送达当事人，在处理决定书中告知当事人相应的权利救济事项和期限。该处理决定以争议地前梁两沟嘴中间沟为界，从沟脑去点N（0489848、4124502）向东到点A（0489888、4124505），经点B（0489893、4124568）到点C（0489848、4124714）后，顺风水向东到沟底，沿沟向北到大树嘴与杏树嘴中间沟到沟脑，沿着点D（0490078、4125366）经点E（0490067、4125405）到点F（0490136、4125617）将争议地东西划开，东边的争议地约为170亩所有权确定给杨井镇山根底村后涧村民小组民小组集体所有，西边的争议地约为530亩所有权确定给杨井镇山根底村张庄村民小组民小组集体所有（以上坐标均为北京54坐标）。原告后涧村民小组不服该处理决定，向被告榆林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榆林市人民政府于2015年9月8日作出榆政复字[2015]32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定边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定政发[2015]14号处理决定。原告后涧村民小组不服上述处理决定及复议决定，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提出前述诉讼请求。
另查明，陕西省榆林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1995年6月19日作出的（1995）榆行终字第25号行政判决书、于1998年8月9日作出的（1998）榆行初字第1号行政判决书、于1999年12月21日作出的（1999）榆行终字第72号行政判决书已认定诉争土地解放前属王姓（王振邦）土地，土地改革时，政府将其中170亩土地分给后涧村民张礼，合作化时，王姓入张庄，张姓入后涧村，多年来张庄、后涧两村均在该地耕种过，并无纷争，1992年以来，双方为耕种及土地权属发生争议。且该诉争土地不在定边县人民政府于1990年6月29日向大河畔林场颁发的36号国有林权证登记范围内。
本院认为，原告后涧村民小组、第三人张庄村民小组、大河畔林场因土地所有权发生争议，第三人张庄村民小组向被告定边县人民政府申请土地确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被告定边县人民政府具有解决涉案土地所有权纠纷的法定职责。定边县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大队受理当事人的土地确权申请后，进行了调查取证和调解，调解未果后，由定边县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并送达当事人，在处理决定书中告知当事人相应的权利救济事项和期限。上述程序符合《土地权属争议调查处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被诉行政裁决与被诉行政复议程序是否合法。关于该争议焦点的争点有四个方面，其一，榆林市人民政府在复议过程中未组织听证是否违法；其二，被告定边县人民政府在行政确认的过程中是否应当依申请而未依申请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应当先行调解而未先行调解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其三，被告定边县人民政府在作出行政处理的过程中是否剥夺了原告申请回避的权利；其四，定边县人民政府现场勘测程序是否合法。二、被诉行政处理决定与被诉行政复议决定据以认定事实的证据是否充足。关于该争议焦点的争点有四个方面，其一，定边县人民政府认定诉争土地解放前、土改时、合作化时三个历史时期的所有权演变事实的证据是否充足；其二定边县人民政府认定诉争土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解放初期、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三个历史时期管理情况的证据是否充足；其三定边县人民政府认定诉争土地不包括在大河畔林场持有的林权证字第36号国有林权证中证据是否充足；其四定边县人民政府通过七个坐标点的连线将争议地东西划开，并将东边的争议地划归原告后涧村民小组，西边的争议地划归第三人张庄村民小组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中争点一榆林市人民政府在复议过程中未组织听证是否违法的问题，原告后涧村民小组主张榆林市人民政府对其要求听证的申请不予采纳与榆林市人民政府认为案情复杂，作出延期审理的决定相矛盾，属程序违法。榆林市人民政府主张听证不是法定的必须程序，其复议程序合法。经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行政复议机构认为必要时，可以实地调查核实证据；对重大、复杂的案件，申请人提出要求或者行政复议机构认为必要时，可以采取听证的方式审理。故听证并非法定的必经程序，榆林市人民政府在复议过程中未组织听证未违反法律的规定。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中争点二被告定边县人民政府在行政确认的过程中是否应当依申请而未依申请作出行政确认决定、应当先行调解而未先行调解作出行政确认决定的问题，定边县人民政府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曾向被申请人、第三人依法送达了确权申请书副本，确权程序存在瑕疵，但其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张庄村民小组于1993年因土地权属争议向定边县人民政府提出了确权申请，且原告后涧村民小组也参与了1993年的现场勘测、2010年的调解座谈会等行政确权程序的事实，故上述程序瑕疵并未对原告后涧村民小组的权利、义务造成实质影响，不足以认定被诉行政确权行为程序违法。被告定边县人民政府提交的调解座谈会笔录虽系2010年制作，但因陕西省靖边县人民法院（2014）靖行初字第00007号行政判决撤销定政发[2013]51号《定边县人民政府关于杨井镇山根底村张庄村民小组、后涧村民小组及大河畔林场土地权属争议的处理决定》的原因是处理决定中的C点不在争议地范围内，故定边县人民政府在作出定政发[2013]51号处理决定过程中所作出的其他程序性行为仍然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且该调解座谈会笔录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可以证明被告定边县人民政府在作出被诉处理决定前进行过调解，符合土地权属争议处理的法定程序。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中争点三被告定边县人民政府在行政确权的过程中是否剥夺了原告申请回避权利的问题，原告主张被诉行政确权行为的承办人员和张庄村民小组负责人有亲戚关系，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原告认为被告定边县人民政府未告知其具体的案件承办人，导致其申请回避的权利被剥夺的观点不能成立。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中争点四定边县人民政府现场勘测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原告主张定边县人民政府在2013年现场勘测前未通知第三人大河畔林场参加，程序违法，且现场勘测笔录和勘测图上无原告和第三人大河畔林场的签字，对由此产生的现场勘测笔录不予认可。经审查，2013年制作勘测笔录及现场勘测图未注明记录人和制作人，且无原告和第三人大河畔林场的签字确认，存在瑕疵，但第三人大河畔林场对该组证据无异议，原告虽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可，但其在书面起诉状第3页中称：“被告定边县人民政府在第','2018-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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