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5民终19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再审原告）陈建源。
委托代理人许光玉、李振海，均系广东海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再审被告）赵桂雄。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再审被告）赵源通。
委托代理人潘兆祥，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建源因与被上诉人赵桂雄、被上诉人赵源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人民法院（2015）汕阳法审监民再字第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6年6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建源的委托代理人许光玉、李振海，被上诉人赵源通的委托代理人潘兆祥到庭参加诉讼，赵桂雄经本院公告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作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再审查明，2013年8月1日陈建源向原审法院起诉赵桂雄、赵源通，要求赵桂雄归还借款2200万元及利息，承担诉讼费及其他费用，赵源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并提供《借款借据》和《担保保证书》各1份以及8份《续借合同》。这10份证据的落款日期均为2012年2月29日；《借款借据》载明的欠款本金2200万元也与8份《续借合同》载明的总金额相一致。案件受理后，由于赵桂雄下落不明，经原审法院公告送达应诉手续，在赵桂雄没有到庭情况下进行缺席审理，赵源通出庭参加诉讼，对陈建源提交所有证据均没有提出任何异议，2013年12月23日，原审法院作出（2013）汕阳法民一初字第250号民事判决，判准陈建源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再审另查明，2013年4月26日，陈建源与赵源通在深圳市东门路的老地方酒店10楼协商如何诉讼，以及由赵源通作为担保人出庭承认担保，以确保法院确认赵桂雄借款并判决其还款。同时，陈建源出具一份以陈建源为“甲方”，以赵源通为“乙方”的《承诺书》，载明“基于甲方与赵桂雄（身份证号码：xxxxxxxxx）签署了相关借款合同，借款借据等文件，乙方就赵桂雄对甲方的欠款与甲方签署了个人担保书、担保保证书等文件。甲方将依据上述文件起诉赵桂雄、乙方，要求赵桂雄承担借款人的还款责任，乙方承担连带保证人的还款责任。甲方承诺，在取得法院生效判决后，不执行乙方个人名下财产”。
原审法院再审认为，本案主要争议有二方面：
一、关于录音材料的效力问题。赵源通提交的录音材料有二部分，一是2013年4月26日晚陈建源、赵源通和案外人刘航等人在深圳市老地方酒店协商案件起诉事宜的会谈录音；二是赵源通与案外人刘航的对话录音。后一份录音由于陈建源没有在场，案外人刘航也没有到庭质证，其真实性无法确认。对于前面的录音，从赵源通提交录音记录文本所反映的时间看，会谈历时至少二个小时，而3段录音共计只有二十多分钟，虽然每节录音相对完整，但录音材料未能反映整个商议的全过程。对录音反映的内容，再审中双方均承认是就案件准备起诉的有关事宜进行协商，并签署了有关借款保证材料，陈建源也签署了没有落款日期的“承诺书”，承诺在取得法院生效判决后，不执行赵源通个人名下财产。只是双方对对话的细节，以及赵源通签署的究竟是什么材料存在争议，各持已见。陈建源提出录音未经他人同意私自录制，谈话内容涉及诉讼方案或可能采取的财产保全措施，该录音损害其合法权益，违反法律规定，不应采信。视听资料作为证据的一种形式，其使用必须符合法律规定条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之规定，本案录音材料虽然是一方未经他人同意私自录制，但录音的内容并未侵犯在场人的个人隐私和社会公共利益，不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该录音材料应予采信。
二、关于本案借款证据问题。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应当依法全面、客观地审核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并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判断；另外，对现金交付的借贷，可根据交付凭证、支付能力、交易习惯、借贷金额的大小、当事人之间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的交易细节经过等因素综合判断。本案陈建源主张赵桂雄拖欠借款2200万元及利息的主要依据是2012年2月29日的借款借据及担保保证书，以及8份续借合同；在案件再审期间又提交了八笔借款的部分借款合同、续借合同及借款借据。陈建源提出借款2200万元是由八笔借款累结而来，即2011年3月13日借300万元，2011年4月1日借300万元，2011年6月3日借100万元，2011年8月1日借300万元，2011年8月26日借600万元，2011年9月13日借400万元，2011年9月16日借100万元，2011年9月21日借100万元。经审查，该证据材料存在如下问题：1、陈建源提出借款均是现金交付，但其提交的证据7、13却反映“该借款已全部汇入乙方指定的收款账户”，与借款全部现金交付的主张自相矛盾；2、从借款借据的编号看，存在违反常理的现象。根据庭审陈建源方的陈述及本案证据反映，本案的合同、借据是以每笔借款首次发生的日期作为编号的，即借款合同、续借合同、借款借据，前4位为年，5、6位代表月，最后两位代表具体日，如“第20110313号”代表该笔借款首次签订合同日期是2011年3月13日。本案除落款为2012年2月29日的借款借据外，其余10份借款借据，除证据7、13与发生借款日期相对应，另外8份借款借据的编号均为“第20110921号”，且从证据22、26看，落款时间分别是2011年8月26日和2011年9月16日，但借据编号显示时间却在2011年9月21日，借款时间在前，编号反映时间在后，与常理相悖；3、本案八笔借款中有二笔借款合同中“借款人”栏为“陈伟辉”，而“保证担保人”为赵桂雄，陈建源方在原审中提出是笔误，但从再审期间其提交的证据19、23看，对应的二份续借合同的借款人、保证担保人仍是“陈伟辉”、赵桂雄，可见，笔误的主张不成立。合同首部所列当事人是合同的一项重要内容，所记载的是事关对应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但上述合同记载的当事人名字与落款签名不一致，且二笔借款金额分别为300万元和400万元，数额巨大，仍未能提引当事人履行谨慎细微的义务。陈建源以存在瑕疵的材料作为证据来印证借贷行为，且对出现的瑕疵部分又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或者提供其他相关证据佐证，对其主张再审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陈建源诉请赵桂雄归还借款2200万元及利息，但提交的证据与其主张未能相互印证，根据民事诉讼中“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陈建源应对其要求赵桂雄归还借款2200万元及利息、赵源通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主张，承担依据不足的不利后果。因此，陈建源的诉讼请求，理由不能成立，依法应予驳回。本案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予以撤销。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零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撤销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2013）汕阳法民一初字第250号民事判决；二、驳回陈建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63978元，公告费2400元（其中再审诉讼公告费1200元），共166378元由陈建源承担。
上诉人陈建源不服再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明知赵源通超过再审期限申请再审，却滥用审判委员会职权，在无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原一审判决错误的情况下，主动启动再审程序，明显违反《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百零五条之规定。
2013年8月2日，陈建源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赵桂雄、赵源通连带支付陈建源借款本金2200万元、利息2435630元及逾期还款利息。2013年12月23日，原审法院作出判决，判令赵桂雄、赵源通连带支付陈建源借款本金2200万元、利息2435630元及逾期还款利息。因各方当事人均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该判决于2014年3月17日生效。后因赵桂雄、赵源通拒不履行前述生效判决项下付款义务，陈建源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赵源通于2014年12月11日向原审法院申请再审。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之规定，因赵源通未在判决生效之日起6个月内申请再审，其再审申请应予驳回。但是，原审法院却以经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原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确有错误”为由，主动启动再审程序。试问，原一审判决依据相关借款借据、担保保证书、续借合同及赵源通的当庭陈述，依法确认本案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真实合法，而审判委员会在未经任何开庭、听证的情况下，如何认定原一审判决确有错误？难道仅凭赵源通所提交的疑点重重的录音资料？况且，该录音材料并没有任何内容证明本案存在虚假诉讼。更何况，原审法院以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方式来帮助赵源通解决再审诉讼时效的做法，明显不利于维持生效判决的稳定性和权威性。是否当事人在生效判决二十年之后申请再审，法院也可规避《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主动启动再审程序，这明显会纵容当事人滥用再审申请权，严重侵害原一审另一方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并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在原审法院裁定本案再审后，陈建源已在庭前就前述违法情形提出书面异议，但原审法院不作任何解释，仍然坚持开庭审理，显失公正，客观上帮助赵源通逃避债务，严重损害陈建源的合法权益。
二、陈建源已充分举证证明赵桂雄应偿还借款2200万元及利息、赵源通对此应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事实，再审判决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错误，原一审判决并无错误、应予维持。
（一）陈建源原审期间提交的借款借据、担保保证书（2012年2月29日）、续借合同（2012年2月29日），足以证明陈建源借款2200万元本金给赵桂雄、赵源通为此提供担保的事实。
2012年2月29日，陈建源与赵桂雄、赵源通分别签订8份续借合同，对2011年3月13日借款300万元、4月1日借款300万元、6月3日借款100万元、8月1日借款300万元、8月26日借款600万元、9月13日借款400万元、9月16日借款100万元、9月21日借款100万元的借款期限予以延长，保证期限也予以相应延长。当天，陈建源与赵桂雄对此前的借款本金及利息进行对账，赵桂雄确认截至2012年2月29日，其欠陈建源本金2200万元、利息2435630元，本息合计24435630元，并签署借款借据；赵源通作为担保人，当天确认前述借款本息金额，确认对此承担连带保证担保，保证期限自该协议签订之日起2年，并签署担保保证书。前述证据相互印证，续借合同证明赵桂雄确认已收到每笔借款及具体金额、借款期限，赵源通确认为每笔借款提供担保；借款借据则是借款人赵桂雄对8笔借款本金、利息总额的确认；担保保证书则是担保人赵源通对8笔借款本金、利息总额的确认，以及对总的担保金额及担保期限的确认。上述书证原件存放于原审法院，且赵源通原审开庭时确认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在本案再审开庭时，赵源通的代理人也确认前述续借合同、担保保证书均由赵源通本人签名，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下称《证据规定》）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陈建源已尽到举证责任，前述书证的证明力应当确认，除非赵桂雄、赵源通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
（二）陈建源再审补充提交的借款合同、借款借据等证据进一步佐证前述借款及担保的事实。
为进一步佐证涉案借款和担保的事实，陈建源再审时补充提交了每笔借款的目前能找到的借款合同、个人保证合同、续借合同、借款借据（因保管不善，部分证据已遗失）。除了对两份借款借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外，赵源通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尤其是其签名的借款合同、个人保证合同，这进一步佐证涉案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真实合法，不存在任何虚假诉讼。
（三）再审判决未依法确认前述借款借据、担保保证书、续借合同等原始书证，导致事实认定错误。
1、经法院公告开庭时间，赵桂雄不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其放弃对前述证据异议的权利，事实上，其也不能提供任何证据予以反驳。既然赵桂雄已放弃抗辩权利，原审法院应当依法认定前述借款借据、续借合同等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而不是无端加大陈建源的举证责任，否则，这将导致当事人不出庭反而对自己有利的严重后果，变相鼓励当事人不出庭。
2、赵源通不能提供任何反驳证据推翻其原审庭审和再审申请书自认的事实，不能证明原审判决事实认定错误。
（1）赵源通在原审开庭接受法庭调查时，已确认赵桂雄欠陈建源借款本金2200万元、利息2435630元，本息合计24435630元的事实。在赵源通提交的《再审申请书》中，也确认赵桂雄于2012年2月29日签署借款借据、续借合同确认其欠陈建源借款本金2200万元、利息2435630元的事实。赵源通虽然在再审期间反悔前述开庭陈述，但其不能提供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也无法推翻其申请再审时仍确认赵桂雄借款的事实，根据《证据规定》第七十四条，应当认定前述借款借据、续借合同的证明力，认定前述借款事实。更何况，赵源通提供的录音资料也确认陈建源借款给赵桂雄的事实。
（2）赵源通提供的录音资料不能作为足以反驳其为涉案借款提供连带担保的相反证据。
2013年4月26日晚，赵源通、陈建源等人在深圳市老地方酒店会谈历时至少二个小时，但赵源通提供的录音资料共计仅二十多分钟，不能如实反映当晚各方会谈的内容，属于存在疑点的视听资料，赵源通也不能提供其他可相互印证的证据，根据《证据规定》第六十九第（三）项，该证据不应采信。
前述存有疑点的录音资料属于间接证据、传来证据，而陈建源原审期间提供的借款借据、担保保证书、续借合同属于直接证据、原始证据，根据《证据规定》第七十七条第（三）项、第（四）项之规定，借款借据、担保保证书、续借合同的证明力明显大于该录音资料。况且，该录音资料无任何虚假诉讼的意思表示，更无任何虚构赵桂雄借款的事实。
前述存有疑点的录音资料不能证明陈建源原一审期间提供的担保保证书赵源通的签署时间为2013年4月26日，而不是其记载时间2012年2月29日。为反驳前述主张，陈建源在再审期间补充提供了赵源通2013年4月26日签署的担保保证书，该担保保证书与陈建源原一审期间提供的担保保证书的格式、内容截然不同。赵源通对两份担保保证书的签名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却认为两份的签署时间均为2013年4月26日，该主张明显违背常理，因为一个正常的人不可能就同一借款在同一天签署两份格式、内容截然不同的担保保证书，且其主张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不能成立。
（3）赵源通提供的承诺书不能免除赵源通的担保责任，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
由于未能找到赵源通2012年2月29日签署的担保保证书和8份续借合同，陈建源希望赵源通于2013年4月26日另行签署一份担保保证书作为诉讼证据，但赵源通为此要求陈建源出具一份不执行其名下财产的承诺书，在该背景下，双方签署了承诺书，但未签署日期。可见，该承诺书以陈建源提交该担保保证书（2013年4月26日）作为证据为生效条件，但陈建源并未将其提交，该承诺书不产生任何效力。即便该承诺书生效，该承诺书也没有任何免除赵源通担保责任的意思表示，陈建源并没有放弃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原一审判决的权利。更何况，该承诺书涉及的是生效判决执行问题，与本案实体审理无关，不能以此否定赵源通为涉案借款担保人的事实。
3、再审判决认为陈建源提交的证据存在瑕疵且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或提供其他相关证据，不予采信错误，陈建源提交的借款借据（签署日期：2012年2月29日）、担保保证书（签署日期：2012年2月29日）等核心证据不存在任何瑕疵。
（1）如前所述，陈建源原一审提交的借款借据（签署日期：2012年2月29日）、担保保证书（签署日期：2012年2月29日）足以证明本案借款和担保事实，属于核心证据。该借款借据是对此前所有借款及利息的汇总，该担保保证书则是赵源通对前述总借款及利息的担保。而陈建源再审提交的每笔借款的相关借款合同、借款借据则是进一步佐证前述核心证据，属于辅助证据，不能以辅助证据存在瑕疵就推定核心证据也存在瑕疵，更不能以此排除本无瑕疵的核心证据的证明力。
（2）虽然证据7、13记载的是该借款已全部汇入指定收款账户，但是此后关于该借款的借据均注明现金收到，包括2012年2月29日出具的总借款借据，这并不与陈建源关于全部现金借款的主张相互矛盾，不能以此断章取义。由于当时起草相关合同和借据时，赵桂雄提出汇入指定账户，但其后又改为现金交付，对于陈建源而言，最关心的是借款人是否确认已收到该款项，故未对借款借据关于借款汇入指定账户的内容进行相应改正，但在之后的借款借据，双方都明确是现金支付，故不能以该瑕疵来否认陈建源借款的事实。
（3）相关借款借据编号及日期存在笔误，并没有违反常理。前述文件均通过电脑以原先的模板进行制作，在修改时，陈建源因时间匆忙和粗心，没有对相应编号和日期进行修改，这种失误很多人都会存在，并没有违反常理。相关的续借合同编号并无错误，并且对每一笔借款均确认已收到。
（4）本案两笔借款合同中“借款人”栏为“陈伟辉”、“保证担保人”栏为“赵桂雄”，对应的二份续借合同的借款人、保证担保人是陈伟辉、赵桂雄，出现前述笔误的原因同上，前述借款合同、续借合同均出现相同的笔误恰恰证明是当时忘记进行修改所致，而且，赵源通在原一审开庭期间也确认前述笔误。陈建源、赵桂雄、赵源通均非法律专业人士，当时未发现前述笔误并没有违背常理，因为其最关心的是落款处的签名，前述证据的落款处签名并无错误，赵桂雄是在借款人一栏签名，赵源通是在保证担保人一栏签名。
（5）陈建源不仅已对前述笔误作出合理解释，而且陈建源提供的借款借据（签署日期：2012年2月29日）、担保保证书（签署日期：2012年2月29日）、续借合同均可确认借款和担保事实，佐证前述证据瑕疵是笔误造成，并非伪造。
（6）既然赵桂雄、赵源通不能提供足以反驳前述借款借据、续借合同、担保保证书的相反证据，根据《证据规定》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前述书证的证明力应当确认，原一审判决并无错误。
综上，陈建源已提供借款借据、续借合同、担保保证书等原件证明赵桂雄借款和赵源通提供担保的事实，赵桂雄应履行偿还借款及利息的义务，赵源通应履行担保义务，原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依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赵源通为逃避债务，在执行期间申请再审，但其再审申请书对涉案借款的事实也无异议；原审法院明知赵源通超过再审期限申请再审，却滥用审判委员会职权，在无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原一审判决错误的情况下，主动启动再审程序，明显违反《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百零五条之规定，客观上帮助赵源通逃避债务，严重损害陈建源的合法权益；陈建源原一审期间提交的借款借据、担保保证书、续借合同，足以证明陈建源借款2200万元本金给赵桂雄、赵源通为此提供担保的事实；陈建源再审补充提交的每一笔借款的借款合同、借款借据等证据进一步佐证前述借款及担保的事实；赵桂雄无正当理由不参加本案开庭，应视为放弃对前述证据异议的权利；赵源通不能提供任何反驳证据推翻其原一审庭审自认的事实，不能反驳陈建源提供的前述证据，其提供的录音资料存有疑点且无其他证据佐证，根据《证据规定》第六十九条第（三）项，不应采信；而且，该录音资料为间接证据、传来证据，前述借款借据、续借合同、担保保证书为直接证据、原始证据，根据《证据规定》第七十七条第（三）项、第（四）项之规定，前者证明力明显小于后者；赵源通关于前述担保保证书于2013年4月26日受骗上当的情况下所签的主张不能成立，赵源通不可能在同一天签署两份格式、内容截然不同的担保保证书；承诺书是以陈建源提交相应的担保保证书（签署日期：2013年4月26日）作为原一审证据为生效条件，但陈建源并未将其提交，该承诺书不产生任何效力，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陈建源不仅已对相关证据瑕疵作出合理解释，并且提供的借款借据（签署日期：2012年2月29日）、担保保证书（签署日期：2012年2月29日）等核心证据不存在任何瑕疵，均可佐证前述证据瑕疵是笔误造成，并非伪造；既然赵桂雄、赵源通不能提供足以反驳前述借款借据、续借合同、担保保证书的相反证据，根据《证据规定》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前述书证的证明力应当确认，原一审判决并无错误、应予维持，应当撤销的是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的再审判决。故陈建源上诉请求：一、撤销（2015）汕阳法审监民再字第1号民事判决，维持（2013）汕阳法民一初字第250号民事判决，即判令赵桂雄、赵源通连带支付陈建源借款本金2200万元、利息2435630元及逾期还款利息（以本金2200万元计，自2012年5月1日计至实际支付之日止，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判令赵桂雄、赵源通负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赵源通在答辩期限内未提交书面答辩，二审开庭时当庭答辩称，一、本案陈建源以赵源通提起的“再审申请”已超过再审期限，原审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为由，认为裁定再审违反《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百零五条之规定，显然是错误的。
（一）赵源通提起再审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并未超过法定的申请期限。在原审法院作出的（2013）汕阳法民一初字第250号民事判决生效后，由于陈建源申请执行时，违背其起诉前作出的“不执行”赵源通财产的承诺，不仅在2014年10月通过原审法院强制查封、执行赵源通的财产，而且将赵源通列入失信人名单，使赵源通深感受骗上当，以在判决进入执行阶段后新发现的证据，即四段“录音材料”及陈建源签名出具的《承诺书》等，于2014年12月提起对该判决申请再审，完全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关于“当事人申请再审……有本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的规定，及《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一）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三）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的规定，并未超过法定的申请再审期限。
（二）原审法院对原生效判决裁定再审，符合法律规定。在原一审判决生效，陈建源申请执行阶段，原审法院审查发现原一审判决确有错误，经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需要再审的基础上，对原一审判决作出再审裁定，这显然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百零六条的规定。因此，陈建源认为赵源通提出的再审申请违反《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且原审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也违反《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的规定，显然是对法律规定的断章取义，任意曲解，也是与事实不符的错误之论，依法不应采信。
二、再审判决以“陈建源诉请赵桂雄归还借款2200万元及利息，但提交的证据与其主张未能相互印证”，驳回陈建源的诉讼请求，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予以维持。
（一）再审判决查明的事实表明，陈建源主张其已向赵桂雄提供8次借款共2200万元现金，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且证据之间相互矛盾，也与民间借贷常理相悖，应不予认定。理由如下：
1、根据陈建源提供的先后8次出借资金所对应的借款合同、续借合同、借款借据，及其在庭上“自认”的事实，无法证明其与赵桂雄之间存在或发生真实的借款关系。根据本案事实，结合再审庭审时，陈建源关于“8次借款均是现金，第一笔300万元发生在2011年3月13日；第2笔300万元发生在同年4月1日；第3笔100万元发生在同年6月13日；第4笔300万元发生在同年8月1日；第5笔600万元发生在同年8月26日；第6笔400万元发生在同年9月13日；第7笔100万元发生在同年9月16日；第8笔100万元发生在同年9月21日”的自认事实，证明：
（1）关于第1、2笔现金借款的“自认”，与借款当时对应的《借款合同》的约定、《借款借据》的表述也相互矛盾。再审判决查明，陈建源关于2011年3月13日第1笔300万元、2011年4月1日第2笔300万元的借款，都是现金交付的“自认事实”，显然与这两笔借款对应的二份《借款合同》关于“借款发放方式”的约定、二份《借款借据》关于“该借款已全部汇入乙方（即赵桂雄）指定的收款帐户”的表述，自相矛盾，且缺乏现金交付的其他依据佐证，因此对于其“自认”，不应采信。
（2）在先后发生的8笔借款中，有5笔借款对应的七份《借款借据》是虚假的，因此仅凭《借款借据》不能认定借款现金已“交付”。根据陈建源再审庭审期间的陈述，其承认本案八笔借款相对应的《借款合同》、《借款借据》、《续借合同》的编号，都是以该笔借款首次发生的日期为编号的，即编号的前4位代表年，5、6位代表月，最后2位代表日，如编号20110313号，代表的就是该笔借款发生在2011年3月13日。但是，在陈建源再审提供的11份《借款借据》中，除证据2、7、13、28的四份《借款借据》的编号第20120229号、第201103132号、第20110401号、第20110921号，与借据的落款时间相对应外，其余证据10、16、17、20、22、24、26等7份《借款借据》的编号均是第20110921号，与借据的落款时间不一致，存在借款发生时间在前，借据编号反映时间在后的情形，显然自相矛盾，与借款实际发生当时应出具借据的常理相悖。因此，陈建源再审提供的《借款借据》，不能作为认定其已提供现金借款给赵桂雄的依据，更不能证明在陈建源与赵桂雄之间因此发生了真实的现金借款关系。
（3）陈建源主张的第3、4、6笔分别100万元、300万元、400万元的现金借款，缺乏合同依据及现金“交付”凭证。陈建源庭审“自认”第3、4、6笔分别为100万元、300万元、400万元的现金借款，“交付时间”分别为2011年6月3日、同年8月1日、同年9月13日，但没有提交与此三笔现金“交付时间”相对应的《借款合同》、《借款借据》，也没有提供与现金“交付”相对应的其他凭证，只仅仅提供了三份落款时间分别为2011年12月3日、12月1日及2012年1月13日的《续借合同》（即：陈建源提供的再审证据18、19、23），及三份编号均为第20110921号，而落款时间分别为2011年12月3日、12月1日及2012年1月13日的《借款借据》（即：陈建源提供的再审证据17、20、24），显然不能因此证明第3、4、6笔现金借款在签订《续借合同》、出具《借款借据》之前已真实发生。
（4）所谓第5、7、8笔分别为60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的现金借款，没有证据证明与此相对应的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发放条件”已具备，且同样缺乏与现金“交付”的相关凭证。陈建源“自认”在2011年8月26日、9月16日、9月21日向赵桂雄提供了分别为60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的第5、7、8笔现金借款，但根据与该三笔现金借款相对应的赵桂雄在2011年8月26日、9月16日、9月21日签订的编号的三份《借款合同》（即：陈建源提供的再审证据21、25、27），关于借款“发放条件”为“赵源通为借款提供个人无限责任担保”的约定，陈建源却不能提供赵源通签名同意为此承担担保的《个人保证合同》等证据，表明该3笔现金借款的“发放条件”并未满足。同时，与该三笔现金借款对应的《借款借据》（即：陈建源提供再审证据22、26、28），同样存在“编号在后，落款时间在前”的情形。赵源通认为，在借款签名出具“借据”之前，在赵源通没有签名同意提供担保、借款发放条件未满足的情形下，陈建源显然不可能违反常理，盲目乐观、置约定于不顾，视借据于可无，就提供现金借款。因此，仅仅根据该三份《借款合同》，只能证明双方有“借款的合意”，但却以此认定该三笔现金借款已真实发生。
（5）所谓第4、6笔分别为300万元、400万元的现金借款，虽为“陈伟辉”，实为“赵桂雄”的“笔误”之说，显然与巨额现金借款应有的谨慎常理相悖，不应采信。根据与第4、6笔分别为300万元、400万元的现金借款相对应的《续借合同》来看，合同在“首部”当事人栏目处，就明确、清楚地写明“借款人（丙方）”为“陈伟辉”，“保证担保人（乙方）”为“赵桂雄”，且续借合同内容反映的对应编号为第20110801号、第20110913号的2份《借款合同》，虽然陈建源没有提供，但是也清楚地表明《借款合同》仍然是“甲方”陈建源与“丙方”陈伟辉签署的，并不是陈建源与赵桂雄签订的。因此，以这二笔数额分别为300万元、400万元的巨大现金借款，却未能引起陈建源的谨慎注意义务，而只以“笔误”为由作出解释，显然不合理，也缺乏其他“现金交付”的相关证据予以佐证，理当不应予以采信。
2、在借款人赵桂雄从不守约偿还本金、支付利息的情形下，陈建源仍然在2011年3月至9月短短6个月内先后连续八次提供现金借款共2200万元，显然不符合常理。就本案民间借贷而言，不仅陈建源应对借款合同的成立、生效及现金交付等事实承担证明责任，而且从八次现金借款的实际交付、资金来源、交易习惯、现金借贷金额的大小、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及当事人陈述的现金交易细节、交易经过等进行综合判断，表明在赵桂雄不守约偿还借款本金、支付利息的情形下，陈建源仍然在短短六个月时间内，连续八次提供现金借款2200万元，显然不合常理。
（1）从借款的实际交付来看。如前所述，陈建源仅能提供第1、2、5、7、8笔借款发生当时的《借款合同》及《借款借据》，没有提交第3、4、6笔借款发生当时的《借款合同》及《借款借据》，也没有提交与“现金交付”能相互印证的如“银行现金取款”凭证等，且第1、2次借款所约定的“汇付”也与其当庭“自认”的“现金交付”相矛盾，也不能清楚说明每次“现金交付”的工具、在场人、经手人等交付细节，显然无法认定2200万元现金出借的“交付”经过。
（2）从出借的巨额现金来源看。陈建源作为一名国有企业的普通干部，出借现金2200万元时年仅43岁，就其工作性质、年限、收入水平等来看，正如其在03段《录音材料》所说，不可能有出借2200万元巨额现金的能力，并对2200万元巨额现金的来源，也无法给出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解释。虽然陈建源在原审法院2015年1月12日的《询问笔录》里“自认”其向赵桂雄出借的现金，都是向胞兄陈建武及朋友筹集的，但没有说明筹集数额、时间、经过。且陈建武在原审法院2015年1月15日的《询问笔录》里坦诚其不清楚赵桂雄向陈建源借款的经过。显然，作为出借现金筹集人的陈建武尚且不清楚借款过程、借款原因，那么陈建源的现金筹集说法也就无法自圆其说，不能认定。
（3）从现金交易安全的常理来说。陈建源是在深圳市工作，先后八次借款合同的签订地均在深圳市，并在《询问笔录》里承认“八次交付，都是赵桂雄自己来取，都是现金支付”。但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证明陈建源作为巨额现金2200万元借款的出借人，并不清楚借款人赵桂雄在清远成立的公司名称、在清远从事房地产开发的具体项目与地块，却仍然置出借资金安全于不顾，盲目出借，显然不符常理。同时，赵桂雄借款资金的使用地是在清远市，却自己往返深圳、清远，携带陈建源提供的小则100万元，多则400万元、600万元的巨额借款现金，显然在现代“网银交易”如此便利的今天，还采取如此危险的现金交易，也不符合交易安全的常理。
（4）从有借有还的常理来说。根据陈建源提供的本案证据，证明赵桂雄在借款后，并没有守约偿还其中任一期借款，支付任一期合同约定的借款利息，也没有在借款时提供实物财产作担保，或表面合法的保证人。但在此情形下，陈建源却仍然同意在短短的六个月内，甚至在一个月内就先后三次提供共八次的巨额现金借款，显然不符合“有借有还，再借不难”的民间借款常理。
3、根据陈建源的陈述，不能证明2012年2月29日陈建源与赵桂雄签名的《借款借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就本案而言，对于从2011年3月13日起先后签订八份《借款合同》后，至签订2012年2月29日《借款借据》前，借款人赵桂雄有没有按每一份合同所约定的利率标准支付利息、分别支付了多少利息，陈建源作为出借人，在庭审期间的说法、陈述，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如根据陈建源与赵桂雄先后签订的八份《借款合同》所约定的3%、5%、4%利率标准，且陈建源实际已收到了赵桂雄支付的利息，则对于超过3分月息标准收取的利息，应依法在总借款本金中扣减，因此2012年2月29日的《借款借据》所表述的借款本金2200万元，就是错误的、不真实的；如赵桂雄一直没有按合同约定利率标准支付利息给陈建源，则截止至2012年2月29日，赵桂雄应支付的利息数额，也显然远远超出陈建源所“自认”的按月息2.07%计算的利息数额2435630元，因此2012年2月29日的《借款借据》所表述的利息数额2435630元，也是错误的、不真实的。因此，根据陈建源再审庭审期间的说法、陈述，显然也不能证明2012年2月29日《借款借据》关于借款本金与利息数额的真实、合法，也就不能以该《借款借据》作为认定本案借款等关键事实的依据。
综上，本案陈建源提供的现有证据，显然无法认定陈建源已向赵桂雄出借2200万元现金，因此陈建源诉请赵桂雄偿还借款2200万元及利息2435630元，缺乏充分的事实理由及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
（二）再审判决驳回陈建源对赵源通提出的诉求，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予以维持。
1、由于现有证据不能认定在陈建源与赵桂雄之间存在真实的2200万元现金借款，因此赵源通依法无须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如前所述，根据陈建源提供的现有再审证据，显然无法证明陈建源在短短六个月内，已先后八次向赵桂雄出借了2200万元巨额现金，并根据《借款合同》已收取赵桂雄支付的借款期内月高达3分、4分、5分的利息，从而形成了真实、合法的2012年2月29日《借款借据》及八份《续借合同》。同时，也没有证据证明赵源通先后签名出具与八次借款相对应的《个人保证合同》，且保证期间未中断，因此赵源通理当无须对没有真实发生的所谓八次现金借款共2200万元及利息承担连带保证的清偿责任。
2、陈建源提供的2012年2月29日的《担保保证书》、八份《续借合同》及2013年4月26日的《担保保证书》，都不是赵源通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赵源通依法不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从再审庭审已质证的、赵源通提交的新证据，即本案4段《录音材料》、《承诺书》等，足以证明赵源通在2013年4月26日当晚签名的11份材料，包括2012年2月29日的1份《担保保证书》、8份《续借合同》，及2013年4月26日的1份《担保保证书》、1份没有签署日期的《承诺书》，都是陈建源、刘航律师等人在2013年4月26日当晚，以延长时效，取得法院判决生效后承诺不执行赵源通财产的欺骗下，诱使赵源通受骗上当，并在违背真实意思情形下所签名的。因此，根据《担保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关于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情况下提供保证的，保证人不承担保证责任的规定，赵源通对于受骗上当、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签订的上述《担保保证书》，依法不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三、根据再审期间赵源通提供的新证据，表明原审诉讼期间，赵源通根据《承诺书》作出的对借款事实、保证责任的自认，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根据编号01-04段《录音材料》及没有签名日期的《承诺书》等再审新证据，表明是因为陈建源在2013年4月26日对赵源通作出“在取得法院生效判决后，不执行赵源通名下财产”的承诺条件后，赵源通根据陈建源等人的要求，不当放弃了权利去配合诉讼，“冒认”证人及保证人进行大包大揽，作出借款属实、愿意承担保证责任的“自认”，从而使陈建源顺利地取得了法院作出支持其诉求的原审判决。但是，陈建源在原审判决生效后，违背承诺，企图以生效判决，通过法院强制执行赵源通财产，使赵源通认识到陈建源作出的承诺是虚假的，目的就是利用赵源通的轻信，作为“冒认”的证人、保证人，配合进行原审诉讼，并通过不当地放弃权利，陈述对陈建源有利的事实，使陈建源取得生效判决后得以实现谋取赵源通财产的非法目的。为此，赵源通提出再审申请，对原审期间关于借款事实属实、愿意承担保证责任的“自认”，明确表示反悔，并提供了包括4段《录音材料》、没有签署日期的《承诺书》等足以推翻“自认”事实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三款等规定，显然对于赵源通在原审期间的“自认”，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四、没有签署日期的《承诺书》是陈建源对赵源通单方作出的附条件的民事行为，与本案具关联性。虽然《承诺书》是双方签名的，但就《承诺书》而言，实质上是陈建源对赵源通作出的单方承诺，而不是赵源通对陈建源作出的。根据4段《录音材料》反映出2013年4月26日当晚的谈话内容，结合《承诺书》关于陈建源“将依据上述文件起诉赵桂雄、赵源通，要求……赵源通承担保证人的还款责任”的表述，证明正是因为存在2013年4月26日当晚陈建源等人要求赵源通在上述担保文件上签名，配合诉讼，以此起诉赵桂雄的情形，因此才有陈建源在《承诺书》上自愿对赵源通单方作出“在取得法院判决生效后，不执行赵源通个人名下财产”的承诺，而并没有赵源通对陈建源的承诺，表明《承诺书》是陈建源为拉拢赵源通配合诉讼，而自愿对赵源通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当然对其产生法律约束力。可以说，没有陈建源在2013年4月26日晚对赵源通作出的承诺，显然就不会有赵源通配合原审诉讼，并对权利作出不当放弃，从而也就不会产生本案的再审诉讼。因此，陈建源认为其签名的《承诺书》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免除赵源通的担保责任，是荒谬的不当之说，理当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赵源通请求二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有关法律规定，全面、公正地认定本案事实后，依法维持再审判决，驳回陈建源的上诉请求，维护赵源通合法权益不受非法损害。
上诉人陈建源二审庭审中当庭提供了《再审申请书》及原审对赵源通的《询问笔录》作为新证据，《再审申请书》证明：一、赵源通于2014年12月11日向原审法院申请再审，已超过6个月的法定再审期限，其再审申请应予以驳回；二、赵源通在其《再审申请书》中确认赵桂雄于2012年2月29日签署借款借据、续借合同确认其欠陈建源借款本金2200万元、利息2435630元的事实（详见该《再审申请书》第3页第5至9行）；三、赵源通的再审申请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询问笔录》证明陈建源确实借款2200万元给赵桂雄，赵源通为还款担保人。被上诉人赵源通质证认为：对上述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认为《再审申请书》是诉讼材料，《询问笔录》在原审法院再审期间进行过质证，原审法院已将上述材料附卷，均不属新证据。两份证据反映了几点事实：一、赵源通一直误以为是深圳市正大城投置业有限公司和赵桂雄存在借款关系，赵源通一直称系陈建源的公司先后向赵桂雄发放过2200万元借款，根本不知道是陈建源个人向赵桂雄提供了借款；二、《询问笔录》第二页反映出赵源通在申请再审期间提交的四段录音材料，是在2014年10月28日晚上才知道有这四段录音材料，赵源通2014年12月份申请再审，并未超过法定的再审申请期限；三、赵源通认为深圳市正大城投置业有限公司向赵桂雄发放借款是否真实，与本案陈建源所主张的是他个人向赵桂雄发放借款，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混为一谈。所以，陈建源当庭提供上述证据依法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经审理查明，再审查明事实与本案证据一致，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原审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对原一审判决作出再审裁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陈建源主张本案再审违反法律规定理由不成立，本院依法不予采纳。
综合再审判决及当事人的上诉、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主要问题是：陈建源提供的证据是否足以证明其确有出借予赵桂雄2200万元，其请求赵桂雄付还借款本息及赵源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是否依法应予以支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对于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应当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综合进行判断。本案陈建源为证明其诉讼主张，虽然提供了相关的《借款合同》、《续借合同》、《借款借据》等借款凭证作为证据，但综合本案相关事实，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并不足以证明陈建源的诉讼主张，原因有：
一、本案陈建源所主张的八笔借款金额巨大，但其提供的证据中存在再审判决认定诸多瑕疵，而且这些瑕疵影响到本案借款是否有实际交付、如何交付、实际借款人是谁、合同的实际签订时间等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陈建源对于这些瑕疵又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
二、本案借款的部分《借款合同》、《续借合同》、《借款借据》等证据缺失，陈建源称这部分缺失的证据遗失，但本案借款金额巨大，陈建源对于如此金额巨大的债权凭证竟未谨慎保管而致遗失，有违常理。
三、陈建源主张本案所涉2200万元借款均系现金交付，虽然其提供的部分证据中有关于借款现金交付内容的记载，但金额达2200万元的借款直接以现金交付，明显不符合常理，陈建源对此又未能提供其他现金交付的证据加以佐证，也未能提供该2200万元现金交付的必要性和现金来源的相关证据。
四、本案起诉前，陈建源与赵源通及其他案外人就因担心诉请无法得到法院支持，而聚集讨论起诉事宜，赵源通也签署了准备起诉的证据材料，以确保法院判决能够确认赵桂雄借款并判决其还款，陈建源应赵源通要求出具承诺不执行其财产的承诺书。从赵源通的上述行为及陈建源出具的承诺书内容看，赵源通显然并不愿意实际承担讼争借款的保证担保责任，其签署相关证据材料及出庭应诉、承认借款事实，目的显然是为配合陈建源起诉，使陈建源的诉讼请求能够得到法院判决的支持。陈建源与赵源通的上述行为，足以使人产生两者是否存在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的合理怀疑。
综上原因，本案足以让一般人产生陈建源所主张的2200万元借款是否确有实际交付的高度合理怀疑，而本案的现有证据并无法排除该怀疑，故证据的证明力未达到高度盖然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因此，本案陈建源所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确有出借2200万元予赵桂雄的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关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陈建源的诉讼请求依法不应予以支持，再审以证据不足为由，撤销判准陈建源的诉讼请求的（2013）汕阳法民一初字第250号民事判决，驳回陈建源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陈建源上诉请求本院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63978元，公告费1200元，共165178元由上诉人陈建源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姚瑞标
审判员 陈晓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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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条名称:\'第六十七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六十七条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法条名称:\'第六十七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六十七条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法条名称:\'第五十二条\',法条内容:\'
第五十二条 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法条名称:\'第五十三条\',法条内容:\' 第五十三条
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如果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缴纳确实有困难的，可以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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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滨海县人民检察院诉沈某犯危险驾驶罪一审刑事判决书\\\\\",\\\\\"PubDate\\\\\":\\\\\"2016-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