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浙丽民终字第40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文君。
委托代理人：徐茂生，系上诉人徐文君之父。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龙泉市龙渊街道五村村民委员会。
负责人：王建平，该村民委员会主任。
委托代理人：方元发，浙江金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徐文君为与被上诉人龙泉市龙渊街道五村村民委员会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龙泉市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14日作出的（2015）丽龙民初字第371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享有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收益的分配权利，应当以原告系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为基础。而是否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应当由村经济合作社认定。现原告并未提交其具有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相关材料，故本院无法认定原告与本案存在直接利害关系。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徐文君的起诉。已预收的案件受理费300元，退还原告徐文君。
上诉人徐文君不服原审裁定，上诉称：原审裁定缺乏法律依据，理由如下：第一，上诉人是被上诉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1.上诉人的父母徐茂生、吴务梅是龙泉市龙渊街道五村村民，是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上诉人1977年6月3日出生以后，户籍情况从未发生过变化，上诉人的父母更不存在农嫁非、户籍挂靠等任何情况，因此上诉人自出生之日起就是龙泉市龙渊街道五村村民，系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2.上诉人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上诉人出生以后就与上诉人的父母一同承包龙泉市龙渊街道五村的土地。上诉人2000年2月16日结婚，但即便是在上诉人结婚后，2000年5月20日第二轮土地承包的过程中，上诉人依然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上诉人与父母一家七口总计承包土地1.77亩。本案上诉人所承包的土地被国家征收，依据《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之规定，上诉人依法有权获取征地补偿。另一方面，上诉人虽然嫁至龙泉市锦溪镇岭根村，但上诉人在岭根村并不享有任何集体经济组织的权益，未参与该村土地山林的分配。3.上诉人结婚不能作为失去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依据。我国法律不强制女方在结婚后一定要将户籍迁出。根据《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因此本案被上诉人以上诉人已经结婚为由，拒绝向上诉人发放征地补偿款，严重违反了法律的规定。第二，原审裁定缺乏法律依据。原审裁定认为“是否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应当由村经济合作社认定”，同时一审裁定还认为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明上诉人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从而裁定驳回起诉，显然缺乏法律依据。首先，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并不来源于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的认定，而是来源于法律的规定、上诉人的出生、上诉人承包经营土地。《浙江省村经济合作社组织条例》第十七条明确规定“户籍在本村，符合下列条件之一，且遵守村经济合作社章程的农村居民，为本村经济合作社社员：（一）开始实行农村双层经营体制时原生产大队成员；（二）父母双方或者一方为本村经济合作社社员的；（三）与本社社员有合法婚姻关系落户的；（四）因社员依法收养落户的；（五）政策性移民落户的；（六）符合法律、法规、规章、章程和国家、省有关规定的其他人员”。上诉人的情况完全符合该条款的规定，法律既有规定根本无需村经济合作社重新作出认定。其次，上诉人已经提供了充分的证据来证明上诉人系龙泉市龙渊街道五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本人及父母的户口簿，以及《龙泉市被征地人员基本生活保障手册》，不仅证明了上诉人系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还证明上诉人所承包的土地被国家征收，上诉人属于失地农民。因此上诉人已经提交了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第三，原审裁定是对“男女平等”基本原则的践踏。综上，上诉人认为本案原审裁定忽略案件的基本事实，忽略上诉人的重要证据，裁决缺乏法律依据。为此上诉人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本案事实，撤销原审裁定，将案件发回龙泉市人民法院继续审理。
被上诉人龙泉市龙渊街道五村村民委员会答辩称：一、徐文君不具有被上诉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根据我国农村的传统习俗和被上诉人村历来的村规和惯例，本村中生育多名女儿、没有儿子的家庭，为照顾女方父母养老，通常村里只同意其中一个女儿在娘家招婿入赘，其他女儿均应出嫁，且其户籍应同时迁出本村，该户的女儿出嫁后就取得了夫家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从而就自动丧失了原在娘家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当地政府龙渊街道办事处也认可被上诉人村这一村规民俗。鉴于以上事实，自上诉人徐文君2000年出嫁到龙泉市锦溪镇岭根村夫家起，就以夫家地为其生活基本保障而不再依赖原娘家村的土地，也不再享有原娘家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利与履行相应的义务。徐文君在出嫁后一直未参加原村民小组每年度的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红）分配，也未履行相应的权利与义务。对此，徐文君也一直未提起异议。二、上诉人在原审时提供的相应证据并不能证明其具有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1.上诉人徐文君在原审庭审时向法院出具了一份《土地承包权证审批表》，拟证明其参加了被上诉人村的第二轮土地承包，故其是被上诉人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而事实上，徐文君属于“农嫁农”对象，按政府相关规定，出嫁后应参加夫家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承包。况且，根据被上诉人村关于本村承包土地以家庭为承包单位、保持长期稳定不变，即“生不增，死不抽”的规定，被上诉人村全部承包土地长期以来都没有调整过。故在2000年二轮土地承包时，本村全部承包土地还是延续了一轮土地承包时的原有状况，直到2003年上诉人徐文君原所在的第十村民小组将本组的承包地全部收回并统一发包给村民赵锡明时止。同时，赵锡明每年所上缴的土地承包费，该村民小组已按当时现有本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人数进行了分配。因上诉人徐文君当时已不属于第十村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故一直就未享有该村民小组历年土地承包费的分配和其它年终分红。上述事实充分证明徐文君实际上并没有参加被上诉人村的二轮土地承包。2.上诉人徐文君在原庭审时向法院提供了一份《被征地人员基本生活保障手册》，拟证明上诉人属于被上诉人村被征地人员。但这份手册同样不能证明上诉人具有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因为在2013年期间，本村最后一块集体土地被征用，按政府征地政策每个在册村民均可获得政府近1万元的补助款用于抵缴部分养老保险金。当时被上诉人村像徐文君这样情况即户籍仍在本村的“农嫁女”、“农嫁非”、“挂靠户”等“四属户”的人员有近百人，本村为了这些人员能争取到政府这块补助，故根据他们的要求，将她作为本村的失地人员一并上报，这才有了政府颁发的这本《被征地人员基本生活保障手册》。另外，原审法庭调查证实，上诉人徐文君在出嫁后，其主要生活来源和经济收入是在龙泉市区内开店系个体工商户，故其生存保障和就业渠道早已不依赖本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因此，上诉人户籍虽不肯迁出且至今仍挂在被上诉人村其父母家庭户内，但上诉人原在被上诉人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早已随其出嫁而自然消失，与本村集体经济组织已无任何缘系。故上诉人在原审时提供的证据材料并不能证明上诉人参加过被上诉人村二轮土地承包、具有被上诉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事实。三、原审法院裁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认为，户籍是作为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法律依据，上诉人这一说法缺乏法律依据。在我国现有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中，目前尚没有“户籍是作为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法律依据”的规定。如果像上诉人诉称的“唯户籍论”，农村中相当一部分不以集体土地为生存依赖条件、不履行经济组织成员权利义务的“挂靠户”、“农嫁非”、“农嫁农”等多种由于历史原因造成户口仍在农村的“四属户”人员岂不是全部都成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了？因此，上诉人这诉称理由不但完全违背了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而且也与法理相悖。综上，原审裁定认定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裁定。
二审中，上诉人徐文君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材料。被上诉人龙泉市龙渊街道五村村民委员会向本院提供了龙泉市龙渊街道五村第十村民小组的经济保管员潘金水、组长徐建波共同出具的书面证言一份，待证上诉人徐文君出嫁后，其承包地已经被收回并发包给本村其他村民，此后上诉人一直没有享受过原村民小组的承包费和其他分红的分配。对被上诉人龙泉市龙渊街道五村村民委员会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上诉人徐文君质证认为：该份书面证言不真实，上诉人的地确实承包给赵锡明了，但是小组并没有收回上诉人的承包地，而是龙泉市龙渊街道五村十组的地都承包给了赵锡明。本院经审查认为：被上诉人龙泉市龙渊街道五村村民委员会提交的书面证言，证据形式不合法，本院不予认定。
本院认为：上诉人徐文君主张被上诉人龙泉市龙渊街道五村村民委员会应向其支付土地补偿款的诉请成立的前提是其具有龙泉市龙渊街道五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现双方当事人对上诉人徐文君是否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存在争议，而当事人是否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问题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理范围，故原审法院驳回徐文君的起诉并无不当。但原审法院关于当事人是否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应当由村经济合作社认定的意见不当，本院予以纠正。综上，原审裁定理由虽有不当，但裁定结果正确，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卢岳平
审 判 员 李春林
代理审判员 刘 斐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代书 记员 汪鑫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