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03民终116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自贡市中瑞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狮子山居委会。
法定代表人：龚禹和，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吉林，四川文君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涛，四川宏宗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龚禹和，男，1954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吉林，四川文君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涛，四川宏宗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陈洁波，女，1979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云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吉林，四川文君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涛，四川宏宗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刘运华，女，1987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荣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安平，四川仁厚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代晓慧，四川泽仁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上诉人自贡市中瑞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瑞公司）、龚禹和、陈洁波因与刘运华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2016)川0311民初11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0日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2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中瑞公司法定代表人龚禹和及其上诉人中瑞公司、龚禹和、陈洁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吉林、廖涛，被上诉人刘运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代晓慧、罗安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中瑞公司、龚禹和、陈洁波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2016)川0311民初1114号民事判决；2.依法判决解除中瑞公司与刘运华之间签订的《投资入股合同》、《自贡市中瑞华宅项目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刘运华不享有公司股份；3.判令刘运华向中瑞公司承担经济损失并支付违约金400万元。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刘运华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判决错误。一、一审判决刘运华享有中瑞公司60%的股份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上述判决严重违反合同约定。双方约定只有刘运华在2014年7月4日止投资3250万元后，方可享有公司股份，双方才能修改公司章程，做好工商登记，否则刘运华将不享有公司股份，不享有股东权利。(二)一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律规定。根据《投资入股合同》和《补充协议》的约定，中瑞公司只同意出售公司45%的股权，而一审判决刘运华享有公司60%的股权，是强买，强卖行为。(三)双方签订的《投资入股合同》及《补充协议》合法有效，依法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因此，一审法院违背事实歪曲判决，是严重错误的。1.双方签订的上述合同是真实意思的表示，且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因此合法有效。2.一审法院同意刘运华鉴定申请于法无据，同时四川中衡安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自贡分所出具的《公司股权价值专项审计报告》依法不能采信。中瑞公司与刘运华在签订合同同时采用的是协商估价总打包的作价式，因此，依法不存在进行评估和鉴定的问题。审计报告本身已明确载明报告无法反映如下情况：一是资产状况无法反映；二是负债状况也无法反映；三是所有者权益状况无法反映等。并且该审计报告的截止基准时间错误，本案诉讼争议时间在2016年11月4日(立案时间),鉴定时间为2017年9月4日，在2014年6月30日至2017年9月4日期间，中瑞公司为公司的发展和项目的开发建设,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包括但不限于拆迁款、安置补偿款、过渡费、工程建设费、規划设计费、人工资等。截止2017年10月15日，中瑞公司投入的资金(不含土地增值和资金利息等)已经达到4300多万元。总之，因该审计报告存在所依据的审计资料严重缺失，审计的内容与实际内容以及合同约定的内容严重不符等，故其不具有真实性、客观性和合法性，依法不应采信。二、中瑞公司要求解除中瑞公司与刘运华之间签订的《投资入股合同》、《补充协议》，刘运华不享有公司股份以及要求刘运华向中瑞公司承担经济损失并支付违的金400万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中瑞公司与刘运华之间的签订的合同成立并生效。2.刘运华的拒不履行义务的行为致使该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已构成根本违约。合同约定，刘运华总投资3250万元后，占有中瑞华宅项总股份的45%，投资期限于2014年7月4日止。《投资入股合同》签订后至《补充协议》签订前，刘运华向公司打入了750万元，但除150万元属刘运华投资款外，另600万元系以刘运华的名义，中瑞公司担保向梅艺宝借款300万元，向ＸＸ明借款300万元，这一事实均有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予以确认，所以刘运华实际未出资这600万元。在刘运华拒不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下，中瑞公司已书面通知终止了《投资入股合同》和《补充协议》。一审法院认为“刘运华中止继续投资，属行使不安抗辩权，该认定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本案并不存在合同法规定的行使不安抗辩权的情形，其次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如果出现不安抗辩权的情形中止履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而在本案中，中瑞公司从未接到相应的通知。故此，一审法院纯属是对不安抗辩权的歪曲理解。根据《投资入股合同》约定“合同签订后双方各自遵守不得违约，如有一方违约，支付另一方违约金400万元”。故此中瑞公司要求刘运华承担400万元经济损失及违约金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直接引用吴庆宝主编的《最高人民法院专家法官阐释民商裁判疑难问题》的判例内容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据此作为判决的法律依据是严重违法的。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刘运华答辩称：1.一审判决按照公司的净资产及投资比例确定刘运华占有中瑞公司60%的股权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2.刘运华没有追加投资系行使不安抗辩权，没有违约，上诉人反诉不能成立。3.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
被上诉人刘运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为：1.依法确认刘运华享有中瑞公司69.554%的股权，并在工商部门进行变更登记。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1月26日，刘运华与中瑞公司签订了一份《投资入股合同》，该合同约定：刘运华为中瑞公司的新增股东，投资2000万元作为增加的投资股本；中瑞公司已拥有开发项目“中瑞华宅”，因缺少资金意将项目开发的股份转让他人联合开发；刘运华应在2013年11月26日至2014年元月26日累计投入2000万元，资金到位后占中瑞公司总股份的35%，但鉴于中瑞公司“中瑞华宅”项目先前已转让开发股份给他人，故刘运华所占股份只限于中瑞公司本身拥有的部分项目股份；刘运华所投资金主要用于修建“中瑞华宅”及竞买成佳土地，回收“中瑞华宅”股份；中瑞公司现有的资产，包括“中瑞项目”38%的股份，公司现有债权，公司现有固定资产，包括先期投资增值、资金利息等双方协商估价总打包为3710万元，占公司总股份的65%；双方合作后，所有的公司股东不能随意退股撤资，如有违约，则支付违约金400万元；该合同双方签字后投资款到公司账户上200万以上后生效。同日，中瑞公司股东即第三人龚禹和、陈洁波召开股东会议，讨论刘运华投资入股事宜，并形成会议纪要：“全部股东同意刘运华投资2000万元后占公司现拥有的股份35%；龚禹和全权代表全体股东签字盖章生效”。合同签订后，刘运华在投资期限内投资了300万元，中瑞公司于2014年1月27日向刘运华发出通知要求刘运华在2014年1月30日将剩余的投资款投资到位，刘运华随后向中瑞公司支付了450万元，中瑞公司于2014年6月20日再次向刘运华发函催促，要求刘运华尽快将剩余投资款到位，如在2014年6月25日仍未到位，则中瑞公司将终止投资入股合同。2014年6月25日，双方协商签订了《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约定，刘运华在中瑞项目投资2000万元占有股份35%，现已投入750万元，现投资增加1250万元，占中瑞华宅项目总股份的45%，投资期限于2014年7月4日止。同日，第三人作为中瑞公司股东又召开股东会，认可该补充协议。庭审中，双方均认可，补充协议虽然明确为中瑞华宅项目股份，但实际是中瑞公司股份。除案涉项目外，中瑞公司还有荣县双石镇玉章路房地产开发项目，该项目系刘运华借用中瑞公司资质进行开发，双方于2014年9月30日签订的内部承包协议明确该项目所有权利义务归刘运华享有，刘运华向中瑞公司支付承包费30万元。
签订上述合同后，双方就合同中涉及的“中瑞华宅”房地产项目进行开发，刘运华要求中瑞公司将之前投入的750万元的资金证明开具给刘运华，中瑞公司没有开具；2014年6月至2015年11月，双方就项目开发一直联系沟通协商融资开发事宜，期间刘运华也要求中瑞公司将公司项目资料及项目用款告知刘运华，中瑞公司未再要求与刘运华按照投资入股协议投入资金，刘运华在2014年9月23日获取贷款2200万元亦未再投入，双方主要集中于解决土地贷款事宜、土地解封（案外人天雄公司起诉中瑞公司偿还投资款申请查封了案涉“中瑞华宅”项目土地，后中瑞公司于2015年7月23日申请变更为查封双石项目土地，在自流井区法院的执行异议程序中，第三人龚禹和作为中瑞公司法定代表人出庭表示案涉“中瑞华宅”项目属于刘运华投资开发，但之后岳池县公安局于2015年7月30日因中瑞公司担保刘运华涉梅艺宝的借款又查封了“中瑞华宅项目”土地）。2016年，双方主要就双石项目的付款进行磋商，虽有涉及案涉中瑞华宅项目，但并无实质性的内容，之后，当事人双方于2016年7月20日在荣县法院的主持下就双石项目开发达成了调解协议，案涉“中瑞华宅”项目的开发搁置。2016年10月，中瑞公司对外寻求新的项目合作人，引发新的争议，双方协商沟通未过；2016年11月3日，中瑞公司向刘运华发出终止投资入股协议及补充协议解除函，该解除函主要内容是中瑞公司陈述了双方签订投资入股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经过，中瑞公司基于刘运华未付款和土地被查封，函告刘运华在2016年11月8日前按照投资入股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将应承担投资款余款全额汇入公司账户，到期未履行，则视为刘运华单方放弃《投资入股协议》及《补充协议》，中瑞公司将终止合同，已出具的一切相关手续和文书均自动作废。该解除函，中瑞公司于2016年11月3日寄送，刘运华于2016年11月4日晚上九点收悉，同时，刘运华亦提起诉讼，本案于2016年11月4日立案受理。刘运华认为中瑞公司对公司资产价值陈述不实，且对外存在大量债务，中瑞公司有欺诈行为，《投资入股协议》及《补充协议》显失公平，要求按照已投资款项与中瑞公司注册资金比例重新确定股份比例；中瑞公司认为刘运华未按时出资，同时没有出资能力，要求解除双方的合同，刘运华应承担违约责任，双方发生争议，故诉至法院。
另查明，中瑞公司目前除“中瑞华宅”项目土地和双石房产开发项目外，没有其他项目，其名下资产为“中瑞华宅”项目土地，该宗地原为5.538亩，2008年因彩灯公园西大门工程用地，政府对该宗地进行了调整，中瑞公司实际受让的面积为3.7458亩，（当时的）土地收益为159.94万元，出让年限为50年。2009年11月5日，中瑞公司与案外人胡晓川签订《联合开发协议》约定，“中瑞华宅”项目，中瑞公司已完清土地转让费及购置税费，项目土地规划许可证及其办证费用，已计入土地成本，作价480万元，案外人胡晓川投入500万元，占项目股份50%，中瑞公司占股份50%，项目启动后，先退还本金，剩余利润分红。后因中瑞公司未取得土地证违约，案外人胡晓川诉请解除联合开发协议，经自流井区法院一审，自贡中院二审，于2011年5月判决解除双方协议并由中瑞公司返还案外人胡晓川投资款300万元及利息。2012年8月28日，中瑞公司与案外人天雄公司签订一份《房地产项目联合开发合同书》，约定双方共同开发“中瑞华宅”房地产项目，双方各占该开发项目50%的股权，合同确认中瑞公司的前期投资款折算为700万元，案外人天雄公司的投资款约定为600万元，案外人天雄公司的投资仅为该房地产项目的投资股权，不作为中瑞公司的工商注册股东。2012年8月29日，中瑞公司与案外人天雄公司达成《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案外人天雄公司向中瑞公司出资150万元偿还债务，中瑞公司在项目中的股权减少12%，案外人天雄公司的股权占62%。两份协议签订后，双方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2014年3月15日双方达成退股协议，中瑞公司退还案外人天雄公司投资款515万元，双方就投资款利息发生争议，后由自流井区法院于2015年9月15日出具（2015）自流民初字第1929号民事调解书，确认中瑞公司再另行支付案外人天雄公司利息损失130万元。
就争议的股权价值问题，委托四川中衡安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自贡分所于2017年9月4日作出了川中安会05A[2017]138号《自贡市中瑞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截止2014年6月30日的公司股权价值专项审计报告》（以下简称审计报告），该报告确认截止2014年6月30日公司股权为3283035.77元，中瑞公司对鉴定结论提出异议认为，该报告第2页明确表明，审计程序范围受到影响，报告使用者应当注意可能受到的影响；该审计报告中也可得出：一是资产状况无法反映，二是负债状况也无法反映，三是所有权益状况无法反映，在此情况下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该审计特别事项说明中明确了土地仅仅对2006年购买的价格（原始价格）作出的审计，而并未对土地的增值及无形资产及其他利息等等方面作出审计，从特别事项说明的第2、3、4、5点均可反映出该问题；该审计报告违反了本来的合同约定，以及实际的当时资产状况；因此，该审计结论不具有客观性及真实性。法院于2017年9月28日向鉴定机构发函要求作出说明，鉴定机构回复其所作出的关于中瑞公司所有者权益即资产评估中，已经包含了案涉土地使用权，案涉土地使用权的增值或者贬值并不属于股权价值审计鉴定范围。
一审法院认为：刘运华与中瑞公司及第三人对签订《投资入股合同》及《补充协议》的事实无异议，刘运华诉请确认其享有中瑞公司69.554%的股权，中瑞公司反诉解除投资入股合同及补充协议并支付违约金，故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双方在履行合同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中瑞公司反诉解除合同、支付违约金的理由是否成立；刘运华中止支付投资款并诉请按照中瑞公司股权鉴定价值重新确定股权比例的理由是否成立。
本案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合同有两份，一是投资入股合同，二是补充协议。对于投资入股合同，按照合同“新增加投资股东，增收投资股本”的约定，该合同属于典型的增资扩股协议，即中瑞公司通过向刘运华吸纳投资款增加公司注册资本，进而用于公司事业的发展和投资；而补充协议“中瑞华宅项目股份……”的字面上理解应为刘运华与中瑞公司就中瑞公司项目的联合开发协议，即刘运华投资，中瑞公司用土地投资，共同对项目开发。但庭审中，刘运华、中瑞公司及第三人就补充协议的实质内容均表示仅仅是投资入股合同的补充，真实意思仍是增资扩股，不是联合开发，刘运华投入资金的目的就是取得中瑞公司的股权，投资入股合同和补充协议的区别仅仅是刘运华投资款项多少而占公司股份比例不同以及投资入股合同所占公司股份需扣除中瑞公司与之前联合开发的案外人天雄公司股份后的35%，而补充协议则是占中瑞公司全部股份的45%。上述投资入股合同和补充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背法律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合同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诚信全面履行合同义务。按照投资入股合同的约定，刘运华应在签订合同后的2个月内（即2014年1月26日之前）将投资入股款2000万元支付给中瑞公司，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刘运华应当于2014年7月4日向中瑞公司投资3250万元，而刘运华在签订投资入股协议后，只向中瑞公司投资了750万元，签订补充协议后，刘运华未再向中瑞公司支付款项，仅仅从付款的因素上来考量，刘运华未按照约定时间支付投资款，已违反协议约定，构成违约，中瑞公司反诉解除合同，于法有据。但按照投资入股合同的约定，双方对公司股份的确定是基于中瑞公司的项目已经与他人签订联合开发协议的情况下而为了解除他人（案外人天雄公司）的投资而签订，且股份比例是按照刘运华的2000万投入与中瑞公司资产价值来确定的，而中瑞公司资产包括中瑞公司“中瑞华宅”项目投资（实际为中瑞公司购买“中瑞华宅”项目的土地款所占联合开发该项目的38%的股份）、中瑞公司现有债权和所有的固定资产（包括无形资产），中瑞公司上述资产合计价值3710万元，系双方打包估算确定的，因此，中瑞公司有价值3710万元的资产是双方履行合同的前提。而中瑞公司除土地外，并没有其他资产，相反还有几十万元的负债，土地面积为3.74亩，2008年土地的购买价格为每亩42.7万元，即便考虑土地价格上涨因素，中瑞公司资产也远低于中瑞公司向刘运华所称的3710万元，而刘运华发现中瑞公司资产不实的情况下，刘运华要求中瑞公司提供3710万元资产来源及构成是合理请求，在双方利益差距过大的情况下，刘运华中止继续投资的行为属于保全自己的行为，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的行使不安履行抗辩权的正当行为，刘运华在投资750万元后中止投资的行为，不构成违约。综上，从协议约定的内容看，协议属于双务合同，在中瑞公司许诺公司资产价值3710万元的情况下，刘运华出资2000万元占38%是合理的，而中瑞公司仅仅有价值几百万的土地的情况下，则双方合同权利义务严重失衡，该情况从中瑞公司与案外人胡晓川和案外人天雄公司签订的联合开发协议亦可证实，因为中瑞公司与案外人胡晓川的联合协议中明确的是案外人胡晓川出资500万元占50%项目份额，案外人天雄公司出资550万元占项目份额62%，虽然是项目份额，但该项目是中瑞公司核心资产，故从侧面反映出该协议显失公平，另从法院委托鉴定机构所作出的中瑞公司股权价值为3283035.77元的鉴定结论亦能佐证，而从刘运华提供的短信记录亦可以证实刘运华、中瑞公司及第三人龚禹和就该案涉项目的推进曾多次反复交涉直至产生诉讼，但中瑞公司及第三人在长达一年之久的时间内并未再要求刘运华补足投资股款。因此，刘运华未支付后续款项理由正当的，并不构成违约，故中瑞公司以刘运华未按投资入股合同及补充协议履行付款义务构成违约反诉解除合同并支付违约金的诉请不成立。
目前，刘运华向中瑞公司支付股权价款750万元，则对纠纷的解决有两个途径：一是双方协商解除，由中瑞公司退还刘运华股权投资款并赔偿损失，二是双方继续履行合同。刘运华提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吴庆宝主编的《最高人民法院专家法官阐释民商裁判疑难问题》“涉及公司股东转让股权中，股东捏造公司有部分土地使用权的虚假信息，骗取新股东出资400万元收购股份”的处理方式为：“可以双方未履行评估程序，股价不实为由，要求仲裁、司法机关委托评估，以符合实际价值的价格重新确定股权转让结果……”要求确认股份的诉求实为选择要求中瑞公司履行合同，该诉请不存在《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的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的情形，应予以支持。刘运华提出其已经履行了出资义务且参加公司财务签字、装修公司办公室、谈判工程发包条件、支付公司员工工资以及出资聘请专业人士对公司已过期资质进行恢复等事宜，表明刘运华已实际履行了公司股东权利和义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应当依法确认其享有公司相应的股权，亦应予以支持。但刘运华以其出资750万元为由要求按照注册资本与出资额直接确定60%的股权的请求，理由不充分，不予支持。刘运华、中瑞公司及第三人股份的确定应当以刘运华的投资与中瑞公司股权市值作为考量的基础，故应当对中瑞公司的公司股权价值进行评估后方能确定。为此依法向中瑞公司释明，并委托评估机构对中瑞公司在双方签订补充协议时的股权价值进行鉴定，鉴定结论显示截止2014年6月30日，中瑞公司的股权集中审计值为3283035.77元，该鉴定价格是鉴定机构依照鉴定程序作出的中瑞公司股权的市场估值，应作为确定中瑞公司股权价值的参考依据；同时，该审计报告也明确了，中瑞公司2497.23平方米的土地在2014年6月的市场价格将影响中瑞公司截止2014年6月的公司股权价值，鉴于该鉴定报告未对中瑞公司土地的价格做细化评估，故中瑞公司的股权价值不能仅仅以该审计报告确定的股权价格衡量，应考虑中瑞公司名下土地价格升值等因素酌情确定，基于中瑞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虽有部分负债，但土地实际升值等因素，在鉴定机构出具的股权价值的鉴定结论的基础上酌情确定中瑞公司在2014年6月的股权价值为500万元。刘运华要求按照鉴定结论股权价值与其投资金额比例确定其应占中瑞公司股份69.554%的诉求，不予支持。根据中瑞公司股权价值和刘运华实际投资金额，刘运华应享有中瑞公司60%的股权。刘运华要求中瑞公司办理股权登记的诉求，是刘运华基于享有股权随附义务，中瑞公司应当予以办理。
综上所述，本案为股权资格确权纠纷，属于公司类案件，在适用法律上既要考虑《公司法》规定又要考虑《合同法》的一般规定，该案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考量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和合同权利义务显失公平的问题，即合同自由与契约正义如何平衡的问题。中瑞公司提出只考虑当事人意思自治，则刘运华未按照合同履行，属于违约。合同不只考量当事人意思自治，还得考虑合同内容是否存在权利义务严重失衡，双方的交易价格显然不对等的相关问题，本案交易显失公平，刘运华中止继续投资，属于行使不安抗辩权的情形，不构成违约。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之后的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双方一直在沟通处理对外融资问题，中瑞公司并未再要求刘运华继续履行补充协议的投资义务，可见双方实际上达成了新的协议，中瑞公司反诉刘运华违约并解除合同的反诉请求，理由不充分，其要求刘运华赔偿损失并支付违约金的诉求，亦不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六十八条、第一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刘运华享有自贡市中瑞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60%的股份；二、自贡市中瑞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在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向刘运华签发出资证明书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三、驳回刘运华的其他本诉诉讼请求；四、驳回自贡市中瑞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的反诉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50元，诉讼保全费30元，合计80元，由刘运华负担10元，由自贡市中瑞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负担70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9400元，由自贡市中瑞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中瑞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投入资金明细》，内容为2014年至2017年10月，中瑞公司对“中瑞华宅”项目投入资金31019443.72元，包括公司工作人员工资、运转费用等以及项目设计、拆迁投入、工人工资、公司其他已付投资款等。证明上述费用均由中瑞公司支出，公司现有资产中应当包含31019443.72元的投资；第二组：广安区人民法院裁定书，拟证明刘运华的投资没有到位；刘运华当时也没有能力投资“中瑞华宅”项目。
刘运华质证认为，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与本案无关，该投资是在双方签订合同之后的投资，不应予采信；第二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裁定书未生效，不能达到证明目的。
本院认为，刘运华对上述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第一组证据涉及的中瑞公司支付的拆迁补偿款31019443.72元与本案有直接关联，本院对其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该证据证明拆迁补偿款系公司通过融资获得，不能证明系公司资产，故不能够达到其证明目的；第二组证据因不能证明该裁定书是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故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对一审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补充查明：截止2017年10月，中瑞公司通过融资后向中瑞华宅项目支出拆迁补偿费用共计31019443.72元。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刘运华是否具有中瑞公司股东资格；二、如何确认刘运华的股权份额；三、《投资入股合同》及《补充协议》是否应当解除、刘运华应否承担违约责任。
一、关于刘运华是否具有中瑞公司股东资格的问题。
双方签订的《投资入股合同》前言部分明确约定“为了扩大公司规模，增大公司资本，公司全体股东决定新增加投资股东，增收投资股本”。在此之前，公司股东会讨论并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刘运华投资入股，成为公司股东，并形成《股东会纪要》，程序与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的规定。2014年1月27日，中瑞公司向刘运华发送的要求其足额缴纳认缴出资的《通知》中再次明确刘运华为公司股东。《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也就是获得股东资格必须具备以下两个要件：（1）实质要件。股东资格的取得必然基于股东的投资，因此股东资格的认定首先要看该股东是否实际向公司出资(或认缴出资)。（2）形式要件。股东姓名或名称被记载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当中。公司没有办理股东名册变更登记的，受让人已经实际参与公司实际经营管理，行使股东权利的，应当认定为受让人具有股东资格。本案中，中瑞公司与刘运华签订的《投资入股合同》约定：乙方（刘运华）在2013年11月26日至2014年元月26日止投入累计贰仟万元（人民币）到中瑞公司银行账户上，从投资金额全部到位日起占有公司总股份35%，该合同双方签字后投资款到公司账户上200万以上后生效；当事人对于《投资入股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双方当事人不持异议，合同签订后刘运华在投资期限内投资了300万元。《补充协议》签订后，刘运华再次投资了450万元。即刘运华的出资虽然不符合合同约定，但实际出资已经达750万元，履行了部分出资义务。刘运华未继续出资也是基于双方因公司实际资产价值发生争议，该争议正是本案审理的焦点问题之一（以下予以阐述）；刘运华股东身份虽然没有进行登记，也未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当中，没有对外宣示股东身份，不能对抗善意的第三人，但出资人刘运华有成为股东的意思表示，中瑞公司股东也有同意刘运华为股东的意思表示，双方共同协商公司的发展及利润分配，已经参与公司工程发包条件和签订意向协议、制定公司营销策划方案；在解决公司与天雄公司纠纷中，公司认可刘运华签字对天雄公司的退股款，即刘运华实际参与了公司的经营管理。2014年5月14日，刘运华向中瑞公司出具的《承诺》明确载明“以我在公司的股份作为此借款的反担保”，中瑞公司对此予以认可，可视为中瑞公司已经认可刘运华的股东身份。总之，刘运华享有了股东权利并承担义务，具有股东资格。中瑞公司主张刘运华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其出资义务，双方也未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刘运华不具有股东资格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至于二审辩论结束后，上诉人中瑞公司辩称本案的法律关系应为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不是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补充协议》虽然表述是“占中瑞华宅项目总股份的45%”，但该协议的实质内容仅仅是《投资入股合同》的补充，真实意思仍是增资扩股，增加的是《投资入股合同》约定的股权份额，投资入股合同和补充协议的区别仅仅是刘运华投资款项多少而占公司股份比例不同；其次，本案在一审审理中曾向双方当事人释明，要求双方当事人明确刘运华投资的真实意思，刘运华、中瑞公司及第三人龚禹和、陈洁波就《补充协议》的实质内容均表示《补充协议》是《投资入股合同》的补充，真实意思仍是增资扩股。上诉人中瑞公司在二审上诉状中也未提出异议，仅在二审辩论后提出异议，故本院对双方当事人已经认可的事实予以确认，中瑞公司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如何确认刘运华的股权份额的问题。
刘运华占公司股份45%的约定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该股权份额体现了公司全体股东的意志，应予以认可，一审判决不应当改变股东所占公司的股权份额，本院予以纠正。中瑞公司资产包括“中瑞华宅”项目投资、中瑞公司现有债权和所有的固定资产（包括无形资产），公司上述资产合计价值3710万元，该资产价值系双方打包估算确定的，因此，中瑞公司有价值3710万元的资产是双方履行合同的前提。但是，中瑞公司除土地外，并没有其他资产，公司资产也远低于中瑞公司向刘运华所称的3710万元。为了确认中瑞公司的股权价值，一审法院依据当事人申请，委托评估机构对中瑞公司在双方签订补充协议时的股权价值进行鉴定，鉴定结论显示截止2014年6月30日，中瑞公司的股权集中审计值为3283035.77元，该鉴定价格是鉴定机构依照鉴定程序作出的中瑞公司股权的市场估值，应作为确定中瑞公司股权价值的参考依据。一审法院在该鉴定结论的基础上考虑中瑞公司名下土地价格升值等因素，酌情确定截止2014年6月中瑞公司股权价值为500万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认可。根据约定，龚禹和、陈洁波占公司股份55%，其对应的股本金为500万元；刘运华占公司股份45%，则刘运华应缴出资为409万元，现刘运华实际缴纳金额750万元，剩余款项不作为股本金，本院不作处理，当事人可另行主张。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刘运华应履行全部出资义务3250万元后才能占有公司股份45%的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刘运华主张已出资75万元应占公司股份60%的主张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至于中瑞公司辩称截止2017年10月，中瑞公司通过融资已经向中瑞华宅项目支出拆迁补偿费用共计31019443.72元，故中瑞公司实际投资已达4000余万元，双方签订的协议是公平的。但是，该拆迁补偿费用系公司通过融资获得，应属公司的债务并非公司资产，公司资产不会因此而增加，故中瑞公司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投资入股合同》及《补充协议》是否应当解除、刘运华应否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
首先，股东资格的丧失，是指股东因法定原因或者依法定程序而丧失其股东身份。本案中，刘运华已经取得股东身份，拥有股东资格，未因法定原因或者依法定程序不能丧失其股东资格。现上诉人要求解除《投资入股合同》及《补充协议》不符合法律规定。其次，根据《投资入股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公司现有的资产，双方协商估价总打包为3710万元，但实际上截止2014年6月30日中瑞公司股权价值仅为328.303577万元。按照合同的约定，刘运华先后应向中瑞公司缴纳3250万元，占公司总股份的45%，而刘运华在签订投资入股协议并向中瑞公司实缴750万元以后，双方就公司的实际资产价值、公司现有债权债务等问题发生争议。如前所述，由于双方合同权利义务严重失衡，交易显失公平，刘运华中止继续投资，防止损失扩大，属于行使不安抗辩权的情形，不构成违约。故中瑞公司请求解除《投资入股合同》及《补充协议》并要求刘运华承担违约责任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中瑞公司、龚禹和、陈洁波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六十八条、第一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规定，并报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2016)川0311民初111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
二、变更四川省自贡市沿滩区人民法院(2016)川0311民初111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确认刘运华享有自贡市中瑞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60%的股份”为“确认刘运华享有自贡市中瑞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45%的股份”。
一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80元，一审反诉案件受理费19400元，由刘运华负担80元，自贡市中瑞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龚禹和、陈洁波负担194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9450元，由自贡市中瑞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龚禹和、陈洁波负担15496元，刘运华负担395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宁川
审判员 马 超
审判员 张 俊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八日
书记员 张 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