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17民终179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赵维��，男，汉族，1969年10月14日出生，住单县李田楼乡谢楼行政村谢楼村**号，公民身份号码：3729251969********。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喜梅，山东贵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孟令光，男，汉族，1970年11月21日出生，住菏泽市定陶区孟海镇万福大街**号，公民身份号码：3729231970********。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孟令亭，男，汉族，1981年3月12日出生，住菏泽市定陶区定陶镇和平路***号，公民身份号码：3729231981********。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孟令申，男，汉族，1965年12月18日出生，住菏泽市定陶区孟海镇孟海行政村孟海村***号，公民身份号码：3729231965********。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许长城，男，汉族，1969年1月7日出生，住菏泽市定陶区孟海镇孟海行政村孟海村***号，公民身份号码：3729231969********。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穆来存，男，汉族，1967年12月27日出生，住菏泽市牡丹区沙土镇木刘行政村肖庄***号，公民身份号码：3729011967********。
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孔令兵，定陶信合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上诉人赵维超与被上诉人孟令光、孟令亭、孟令申、许长城、穆来存种植回收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人民法院（2017）鲁1727民初28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赵维超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喜梅，被上诉人孟令光、孟令申及被上诉人孟令光、孟令亭、孟令申、许长城、穆来存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孔令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赵维超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1，请求��审法院依法撤销（2017)鲁1727民初2849号民事判决书，查清事实，依法改判为驳回被上诉人的请求；支持上诉人的反诉请求。2，涉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及错误。其一，认定五被上诉人主体适格没有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
根据合同主体的合法性及权利义务的相对性，孟令光和赵维超才是合同的唯一主体。因赵维超与孟令光在中介人李某的参与下签订《洋葱种稙合同》，在签订合同时孟令光并没有告知与他人合伙，合同主体也没有显示有其他人，中介人李某也进行了证实，合同的主体只有孟令光、赵维超、中介人李某三人签订的。该合同的权利义务主体只有孟令光和赵维超二人。合同的约定种稙洋葱的履行点明确，约定种植地址在定陶孟海村。赵维超交付的洋葱种子种地点是在定陶孟海村，与合同约定种植地址相符，系��法履行地。庭审中孟令光也认可孟海村有土地。孟令光提供的证人许某证实孟海村是有耕地大约170多亩，同时证实洋葱育苗地点是在孟海村，足以说明孟海村就是合同约定的种植地点。东王店种植的洋葱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是合同约定的种植地址。东王店与孟海两地距离相差甚远，也不存在混同的说法。在签订合同时为了明确种植地在原有种植地址的基础上作出明确的更改，种植地点从原来的安兴镇改为孟海村。庭审中孟令光并没有证据证明东王店洋葱与孟海的洋葱有关联。明知孟海的洋葱在育苗后死亡，没有继续种植导致合同没有如约履行。而东王店的洋葱种植时间早于孟海村，证人许某作证说“孟海村育苗洋葱时，是先学的东店的洋葱种植后才种植的”，恰恰能够证明，东王店的洋葱不是孟令光种植的，因为，如果是其种植的，孟海的洋葱就不会出现死亡，因为应该有前期的种植和管理经验。进一步说明东王店的地不在合同范围内。此次判决认定中，以上诉人在原一审的笔录，上诉人未对被上诉人在定陶马纪庄种植洋葱提出异议为由认定上诉人违约，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反而更能印证，被上诉人起诉的洋葱种植地不是孟海村，且孟令光在菏泽中级人民法庭上和发回重审在定陶区人民法庭上，都认定在东王店马季庄村种植洋葱160亩，而东王店马季庄实际是孟令申种植的200亩洋葱，从亩数上，200亩不等于160亩。且赵维超与孟令申有340亩的洋葱种植合同开始汇赵维超7000元，说在南王店种植140亩，因其个人原因，没有定植，后孟令申又给赵维超汇1万元，却在东王店马纪庄种植200亩，赵维超和技术赵臣礼亲自帮孟令申育苗，并提供相关服务，孟令申定植200亩洋葱，且在2016年洋葱收期间，随挖随拉，没有和孟令申起任何经济纠���，也没有出现孟令光在上诉状中和财产保全书中所说的堆积无销售的情况。双方中介人李某可以证明，东王店马纪庄的洋葱是孟令申的，跟孟令光的合同没有关系。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经过庭审调查，所审理的事实，均是代理人孟令申所种植的洋葱买卖的事实，根据合同主体的相对性法律规定，用孟令申种植的洋葱向上诉人主张权利，明显用法律不当。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及错误，使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清事实，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孟令光、孟令亭、孟令申、许长城、穆来存辩称:1，本案五被上诉人属于个人合伙，只以被上诉人之一孟令光的名义签订的合同，合伙人为原告，且本案没有合伙人主动明确表示放弃诉讼权利，故本案五被上诉人因个人合伙具有事实依据，符合法律规定，具有诉讼主体资格；2，关于合同种植地点问题，（1）该合同约定地方属于明显的书写错误，合同约定为定陶县南王店镇孟海村，根本不存在，该合同文本是由上诉人预先制作的格式模本，该约定地点又是被中介人李某自行改写的，因为一审查明本案中上诉人和中介人作为外县人，对定陶区行政区划分不清楚，故书写错误；（2）该合同约定地点不明确，理由是一审原告提供的合作文本约定地点是定陶县南王店镇孟海村，而上诉人提供的合作文本约定地点是定陶县孟海村，其约定地点显然不明确，（3）本案合同洋葱种植地点为东王店马纪庄，从以下几点证实，一是本案发回重审前的一审，第一次笔录，第七页第十二行，第二次庭审笔录第五页第十七行，第十三页第十九行，均证实合同种植地点为东王店，其中有上诉人赵维超对证人孟某关于合同种植地点的发问和确认。二是被告及合同中介人李某，在本案合同200亩���子培育生长技术服务阶段，均亲临东王店马纪庄现场指导，已为庭审查明；3，关于上诉人对被上诉人证人许某的证言推论是严重错误的，不能证明其推论的东王店不在合同范围内，其推论没有事实根据，不符合科学常理和日常逻辑，其对该证人的证言完全是断章取义，对于证明的在东王店种植的200亩洋葱的事实只字未提；4，关于其上诉状中所提所谓孟令光认定在马纪庄种植160亩而非200亩的说词纯属歪曲，捏造事实，混淆是非，对孟令光在东王店种植200亩洋葱的事实，已为发回重审前的第一审笔录第一次第二十页查明，原审判长就此事实已查清；5，上诉人上诉状中所提孟令申与上诉人汇款10000元，完全错误，该汇款均是由孟令光汇给上诉人的。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意见多处歪曲事实，难以让人信服，更不应为法庭所采信，请法庭予以公证审理。
孟令���、孟令亭、孟令申、许长城、穆来存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要求被告赵维超支付原告违约金40万元，并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孟令光、孟令亭、孟令申、许长城、穆来存合伙发展种植业，2015年8月10日，五原告以孟令光的名义与被告赵维超签订《洋葱种植收购合同》，约定：由原告购买被告的洋葱种子并种植，被告负责以约定价格全部收购，如果被告违约，应按每亩2000元支付违约金。然而，原告在收获洋葱后约定的时间内，无数次催告被告履行收购义务，但被告毫无诚意，始终不来收购，致使原告收获的洋葱无处销售，损失惨重，故提起诉讼。
赵维超提起反诉，请求判令原告支付种子款2万元及违约金40万元。事实及理由：2015年8月10日，赵维超与孟令光签订《洋葱种植合同》，合同约定由孟令光购买赵维超的洋葱种子，每亩150元，在合同约定地点定陶孟海镇种植，并订立违约条款。被告按合同约定履行了相应义务，但原告并没有在合同约定地点种植，已实际违约。根据合同第五条约定，孟令光应承担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请求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一审法院认定如下事实：孟令光、孟令亭、孟令申、许长城、穆来存合伙发展种植业，2015年8月10日，五原告以孟令光的名义（乙方）与被告赵维超（甲方）签订《洋葱种植合同》一份，约定，经甲乙双方商议，甲方同意乙方种植红皮洋葱(单红二号)200亩，签订合同如下：一、甲方提供洋葱种子，如种子出现质量问题，甲方无条件包赔乙方因种子造成的损失，每亩按5000元赔偿；二、甲方提供乙方种植技术及全程技术服务，并派技术员负责培育洋葱苗，保证足够定植200亩……；三、乙方必须按甲方的要求在5月25日至6月10日收获完毕，如不按甲方的要求收获，甲方���权拒收；四、种子款先支付定金1万元，余款收获洋葱时，从洋葱款中扣除，每亩种子款150元；五、甲方收购乙方的洋葱一口价每吨（不分大小）700—800元，无论市场价高低，甲乙双方不得反悔，如一方违约，违约方无条件支付给对方每亩2000元。……双方还就其他有关事项进行了约定,甲方赵维超、乙方孟令光、中介人李某分别签名并按手印。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5年8月11日通过农行汇款给被告赵维超1万元,被告亦按照约定提供了种植200亩洋葱所需的种子，原告按照约定在定陶区马纪庄村种植了洋葱200亩。2015年5月10日至2015年6月15日，在种植的洋葱成熟收获季节，原告组织人员将洋葱收获并多次与中间人李某及被告联系洋葱收购事宜，但被告赵维超并没有前来收购。另查明，在原一审庭审笔录，被告赵维超对原告在定陶东王店种植200亩洋葱并未提出异议，辩称没有收购原告的洋葱是因为原告没将洋葱刨下来。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孟令光、孟令亭、孟令申、许长城、穆来存履行涉案洋葱种植合同，均认可为合伙关系，且提供合伙期间的简易账簿，在被告没有反驳证据的情况下，认定五原告合伙种植洋葱，因均不放弃实体权利，故五原告共同向被告主张权利，主体适格。双方争议的焦点是：1、涉案洋葱种植合同原、被告是否履行，原被告哪方违约，如何承担违约责任。2、被告赵维超反诉原告支付下欠的种子款2万元是否应当支持。
关于焦点1，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于2015年8月10日签订《洋葱种植合同》，2015年8月11日，原告便按合同约定通过农行汇款给被告洋葱种植款1万元。被告亦为原告提供200亩的洋葱种子。原告在定陶区原东王店乡马纪庄种植200亩洋葱（对此在原一审庭审笔录中被告认可）。在合同约定��收获季节，原告方证人程某的出庭证言及原一审庭审笔录中被告方证人李某的证言，证明原告成功种植了200亩洋葱并组织人员将洋葱收获。原告提交了多次主动给中间人李某及被告打电话的通话记录，证明了原告在收获季节催促被告来收购洋葱、履行合同，但被告赵维超没有前去收购。由于被告未按合同约定收购洋葱，构成违约，造成原告损失，应承担违约责任。
被告赵维超辩称原告没有在合同约定地点种植、没有实际履行的辩解意见不能成立。理由如下：1、被告与原告签订洋葱种植合同，还与菏泽市牡丹区、菏泽市曹县等多处签订。原被告提交的合同应是被告赵维超提供的格式合同。原告提交的合同记载：“同意在菏泽市定陶县南王店镇孟海村种植红皮洋葱（单红二号）二百亩”。而定陶南王店镇根本没有孟海村。由此，可以认定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并未对种植地点明确约定，因此说，原告种植200亩由被告提供种子的洋葱，在不影响洋葱品质的情况下，原告不违反合同约定。2、从原被告签订洋葱种植合同的内容看，被告赵维超提供洋葱种子并提供种植技术及全程技术服务，待洋葱成熟时收购洋葱，原告则是提供种植场地及日常种植劳动。双方签订合同的目的是：被告收购到该品种的成品洋葱获取利润，原告则以其通过具体的种植管理活动来获取劳动和销售成品洋葱的报酬。原告在定陶马纪庄种植洋葱，并未影响洋葱品质，并不影响被告合同目的的实现，而被告以原告未在孟海村种植为由，拒不来收购原告种植的洋葱，致使原告种植的洋葱无法按约定价格出售，原告因被告的原因不能实现合同目的，遭受损失，被告应承担责任。3、原告提交了原一审时的庭审笔录，在原一审笔录中，被告并未对原告在定陶马纪庄种植洋葱提出异议，辩称是原告在约定的期限内没有将洋葱泡下来致使被告没有收购，而在本次庭审中却辩称原告没有实际履行合同、也没有种植洋葱。两次陈述不相一致，被告方证人李某两次庭审中证言也相互矛盾，因此无法认定被告主张的事实。综上三点，一审法院认为，被告的抗辩事由不能成立。
关于违约金的数额，根据双方合同约定，违约方应支付对方40万元（200亩×2000元/亩）的违约金。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均要求对违约金适当降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一款“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结合本��，尽管被告没有收购原告的洋葱，但原告后来以低价出售，适当降低了原告的损失，因此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案件案情，酌情按双方约定的违约金的80%予以支付，即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32万元（40万元×80%）。
关于焦点2，根据原被告签订的洋葱种植合同，原告应按每亩150元支付被告洋葱种子款，原告种植200亩洋葱，应支付被告洋葱种子款3万元，扣除原告已预支付被告的1万元，原告仍应支付被告种子款2万元，原告以被告违约没有前来收购洋葱为由而拒付被告种子款2万元的辩解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间所签订的《洋葱种植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背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有效合同，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原告按照合同约定种植200亩洋葱，但被告违反合同约定��拒不收购原告种植的洋葱，造成原告损失，应承担违约责任，支付违约金。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案件案情，酌情按双方约定的违约金的80%予以支付，即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32万元（40万元×80%）；原告按约定履行了合同，并未违约，故被告要求原告支付违约金40万元，不予支持；被告要求原告支付下欠的种子款20000元，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三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条、第七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被告赵维超支付原告孟令光、孟令亭、孟令申、许长城、穆来存违约金32万��，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反诉被告孟令光、孟令亭、孟令申、许长城、穆来存支付反诉原告赵维超种子款2000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三、驳回原、被告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原告孟令光、孟令亭、孟令申、许长城、穆来存负担2300元，被告赵维超负担5000元；财产保全费3800元，由被告赵维超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3800元，由反诉原告赵维超负担3550元，反诉被告孟令光、孟令亭、孟令申、许长城、穆来存负担25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上诉人举出证据：一、金正出版社出版的洋葱高效生产新模式一书的部分内容，��明该书是由江苏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专家编著，证明该书具有权威性，洋葱种植方面有研究，第五页证明长江黄河流域适宜中日照类型，案涉地点种植洋葱，就属于书中日照类型的洋葱，第三十五页证明案涉地点适宜种植的济宁红皮，与单县红皮即案涉洋葱品种是同种洋葱，均适合案涉地点种植，第四十一页证明洋葱采收与成熟的标志，及成熟的案涉洋葱品种成熟的季节与收获的时间点，第四十七页证明黄河流域红皮洋葱产量一般为5000-6000每亩，第113页中国农业行业标准，及115页内容证明和120页证明案涉地点洋葱每亩育苗苗床面积，及收获与成熟的标准，及该书的次页尾部封皮照片证明管理良好的洋葱，耕地现状及收获场景，综合证明上诉人方在一审中陈述其证明的事实，符合常理，符合洋葱种植现状，也证明被上诉人方证人陈述200亩地洋葱育苗仅需二三亩地苗床，与种植标准要求的每667平方米需苗床50-80平方米育苗苗床的标准严重不符，及200亩地需20亩左右的苗床，洋葱耕地管理要求与上诉人在一审中所举证2016年6月19日的上午10:15分拍照的三张东王店马纪庄洋葱耕地现状严重不符，说明被上诉人方对洋葱种植管理不善，杂草丛生，有些杂草半米高，结合原审中证人证明地里草多无法收获相印证，也证明该土地上洋葱的损失是由被上诉人方自己造成的，证明被上诉人证人证言是虚假的，不符合洋葱种植的事实。二、2018年6月12号电脑上打印的金乡大蒜网2016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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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金乡当地及巨野县当天洋葱收获价格，证明洋葱价格每日都有变动，而价格都不低于每吨700—800元，首先证明假如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继续履行了孟海村的合同，且被上诉人仍欠上诉人20000元的种子款，需在收购洋葱中扣除，上诉人没有理由不收购被上诉人的洋葱，第二证明被上诉人如有剩余洋葱无论在当地还是在附近地区，都可以出售变卖洋葱，不会造成其诉请的损失。三、2018年5月19日洋葱耕地现状，定陶区洋葱现生长状况照片两张，证明5月19日不可能收获单县红皮洋葱，由此证明被上诉人方证人证明的5月19日即开始收获洋葱，并堆积无销售的陈述完全虚假。四、孟令光的电话尾号5111，孟令光在洋葱收获期间没有给上诉人打过电话，孟令申在2016年6月13、15、号收获期间给上诉人打过。五、2018年单县金土地良种出具的证明。证明5月19号洋葱不可能收获。六、申请证人庞某、吕某出庭作证，证明被上诉人陈述的与堆积无销售的情况不存在，之所以洋葱价格低廉没有销售完毕是由于被上诉人管理不善，且不能随时收获导致，导致其无法销售，与证明即使上诉人愿意履行孟海村的合同也无法收获被上诉人的洋葱，其损失���其自身造成，结合原审中的证据，证明即使上诉人愿意收购被上诉人的洋葱，被上诉人也违约在先，违背了约定的收获期限，导致洋葱脱皮，无法收获，且双方在东王店没有合同，故上诉人是否去收获被上诉人的洋葱皆有自由。
被诉人质证认为：对证据1证据2被上诉人认为，依法不属于新证据，不符合新证据规则，被上诉人及其代理人不予质证，法庭也不应该采信，证据3证据4均是2018年出具的，在本案中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不符合证据要件，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其来源真实性合法性均不能得到证实，对本案没有丝毫的证据作用，证据5同证据1质证意见。对上诉人方提交的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同证据1、2的质证意见。需声明的是上诉人方及其证人涉嫌作伪证，扰乱法庭秩序，增加诉累，我方保留向有权机关进行控告的权利。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上诉和被上诉人的答辩，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一、孟令光、孟令亭、孟令申、许长城、穆来存是否是本案的适格原告；二、孟令光等5人是否履行了孟令光与赵维超2015年8月10日签订的《洋葱种植合同》，即孟令光等5人是否实际种植了200亩洋葱；三、被上诉人是否是用孟令申种植的洋葱向上诉人主张权利。
对于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孟令光、孟令亭、孟令申、许长城、穆来存五人均认可是合伙发展种植业，以孟令光的名义与赵维超签订的《洋葱种植合同》，其五人作为种植洋葱的合伙人，均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系本案的适格原告。被上诉人赵维超称因合同是与孟令光一人所签订，其他四人不是本案适格原告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对于焦点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本案中，孟令光等5人是否履行了孟令光于2015年8月10日与赵维超签订的《洋葱种植合同》。上诉人赵维超上诉称，孟令光与赵维超签订的《洋葱种植合同》约定的洋葱种植地在定陶县南王店镇孟海村，而被上诉人主张种植的200亩洋葱在定陶东王店马纪庄，与约定地点不一致，孟令光并未履行双方签订的《洋葱种植合同》。在一审法院重审时及二审时上诉人对于孟令光等五人种植200亩洋葱的事实不予认可，称在合同约定的地点培育的洋葱苗在分栽前死亡，所以涉案与孟令光签订的合同未实际履行。针对这一上诉请求，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赵维超已认可原告种植200亩洋葱，也认可为其提供了技术服务，且在一审中赵维超亦认可其委托合同中介人李某去联系孟令光谈洋葱的收购事宜。且一审时上诉人赵维超一直称是被上诉人未按时将洋葱刨出来，所以未收购被上诉人的洋葱，上诉人提供的证人也证实被上诉人种植的大面积的洋葱，与赵维超上诉所主张的孟令光未种植洋葱事实不符。对于���维超上诉所称的孟令光未履行双方的《洋葱种植合同》，上诉人赵维超未提供证据证明孟海村的洋葱育苗死亡，且与其在一审中自认的事实相矛盾，本院不予采信。该合同系由上诉人赵维超提供，并在已经打印好的合同上由合同中介人李某将种植地点更改为定陶县南王店镇孟海村，根据当时县域设置，定陶县南王店镇并不存在孟海村。一审时，赵维超认可的孟令光种植的200亩洋葱是东王店马纪庄的洋葱，应视为双方对合同履行地点的变更进行了确认。因此，上诉人赵维超上诉称孟令光未实际履行《洋葱种植合同》没有事实根据，对其该项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焦点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上诉人赵维超称被上诉人孟令光等5人用孟令申种植的洋葱向上诉人主张权利，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赵维超在一审中已认可孟令光种植200亩洋葱的事实，且孟令申种植的洋葱约定地点在定陶县南王店，与涉案的种植地点不一致，上诉人赵维超对该项上诉理由，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由其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
综上所述，上诉人赵维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上诉人赵维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淑梅
审 判 员 姜 健
审 判 员 史春雷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六日
法官助理 王 群
书 记 员 刘景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