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陕0203民初465号
原告：陈玉梅，女。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同义，铜川市王益区司法局148法律服务所法���工作者。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伟省，铜川市王益区司法局148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张香菊，女。
委托诉讼代理人：符军杰，陕西司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陈玉梅诉被告张香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5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玉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同义、胡伟省，被告张香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符军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玉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归还借款37000元及资金占用费2405元（计算方式为：从2017年4月21日计算至2018年5月21日共计13个月）。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原、被告为邻居关系。2016年12月22日，被告以家里有事为由，要求向原告借款，原告考虑到与被告为邻里关系，被告还曾答应为原告帮忙联系工作，就以现金形式借给被告37000元，被告向原告出具借条一张，写明今借陈玉梅37000元，约定2017年4月20日必还，借款到期后，原告向被告催要借款，被告以种种理由迟迟不予归还。
被告张香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借原告37000元借款属实，但被告已经一笔一笔向原告还清，且被告给原告还款时，原告给被告出具借条，总共出具有7、8张借条，最后剩余5000元的时候，被告让原告把该37000元借条给被告，但原告不给。2017年7、8月的时候，被告还欠原告3000元，但是原告说是4000元，后原、被告在被告家广场发生冲突。第二天，原告又来找被告，被告给原告一笔一笔的算账，算完后原��说是自己算错了，确实还欠3000元。2017年9月底，原告一人来到被告家，被告当日向原告还款2000元，被告并把之前原告给其出具的借条都交给原告，原告便把37000元借条交给被告，被告将该借条撕毁并扔到垃圾桶，随后原告在被告家沙发上坐了一会，走时原告将被告家垃圾桶里的垃圾带走，后从垃圾桶中将37000元借条的碎片拿出来自己粘贴。2017年11月，被告在王石凹桑米花家向原告偿还最后一笔借款1000元。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对有异议的证据：
1、2016年12月22日“借”条原件一张。被告对原告举证借条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有异议。被告辩称其已向原告偿还完此笔借款，并将该借条收回撕毁，扔到自家垃圾桶里，原告离开被告家时，说帮其扔垃圾并将垃圾带走，竟不知原告将被告撕毁的借条碎片从垃圾里拣出来粘贴，现又起诉。原告称是被告未还钱将借条撕毁，原告重新捡起来回家粘贴，并称被告答应同年11月给原告还钱。
2、被告提供2018年5月30日19点07分、2018年5月30日21点22分、2018年5月30日21点29分录音3段，证明原告给朋友孟青梅说其将借条碎片从垃圾桶里拣出来后粘贴，原告本打算拿着该借条作为债权凭证去银行贷款，但没有办理成功。原告称该录音中的孟青梅在并未在场，其也是听说，系传来证据，不认可。
3、被告提供照片一张，内容显示为2017年5月31日借条一张，“今借张香菊人民币8000元，陈玉梅”。证明被告已给原告还过钱，并经双方算账，被告还欠原告1000元时，双方互给了手中借条，即原告将被告打的借条给被告，被告撕毁，被告将原告给被告打的条子都还给了原告。这张照片是被告在给原告借条之前拍的照片，还有一些照片，在以前的手机上，但手机坏了，照片倒不出来。原告称，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其未借过被告任何钱，该笔钱是被告还以前借原告的20000元，与本案起诉的标的额无关。原告未提供证据支持其观点。
4、被告向法院提交2018年6月20日由证明人桑米花、马桂荣书写的证言一份、2018年6月20日王学丽（又名王雪丽）书写的证人证言一份。原告称对于证人桑米花和马桂荣的证言，其承认被告给了其1000元，但是这1000元是包含在买5000元的理疗桶里面；对于2018年6月20日王学丽书写的证人证言，原告称证据形式要件不合法、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证人没有出庭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且经原告辨认，从来没有这回事，不能证明被告已向原告还清借款。原告之前称未还过1000元，现又承认还过这1000元，但包含在5000元的抵账理疗桶里，前后陈述矛盾，且不符合逻辑。
5、2018年7月2日本院与证人桑米花、王学丽、马桂荣、陈春会、张香菊谈话笔录各一份。被告对这几份谈话笔录均认可、无异议。原告对本院与王学丽的谈话其称，其确实去过张粉菊（系被告姐姐）家，有这回事，但不是给了其10000元而是7000元，这7000元不是用来归还借款而是用来购买20000元的传销产品；对本院与马桂荣的谈话笔录，原告称1000元的事是对的，但此钱是用来购买理疗桶；对本院与陈春会的谈话笔录，原告称其认识陈春会，原、被告及陈春会三人是去��脚了，但没有被告给原告5000元的事。经本院与证人桑米花、马桂荣谈话，二人共同证明，2017年11月左右原告找被告要钱，被告在桑米花家借了桑米花500元，自己拿出500元，一并给原告，并说原、被告账务结清，互不相欠，原告答应。
6、2018年7月4日被告向法院提交证人杨民旦书写的证明一份，证明杨民旦和原告一起去被告家拿钱5、6次，每次均打有条子，杨民旦大概记得最后剩余5000元未还。原告称杨民旦写该证明当天回家后告诉她，该证明是杨民旦遭被告绑架、受胁迫的情况下书写的。经本院与杨民旦（原告的丈夫）核实情况，其本人称，该证明系其本人所写，是本人真实意愿，并未受到任何人的绑架和胁迫，但对其所称最后剩余5000元的钱数提出异议，认为自己记不清楚，书写证明时只是猜测。同时，杨民旦表示其确实随同原告一起找被告讨要此笔借款五、六次，每次都有拿到钱并给被告打有条子。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12月22日，被告向原告借款37000元，并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今借陈玉梅叁万柒千元整（37000元），借款人，张香菊，2017年4月20日必还，2016年12月22日，此凭证必受法律保护。”2017年5月31日陈玉梅给张香菊书写借条一张，“今借张香菊人民币8000元，陈玉梅”。2017年6月，被告给原告偿还5000元，还款方式是用被告的理疗桶抵账。2017年夏季，被告通过其姐张粉菊给原告和杨民旦7000元，2017年11月左右被告在桑米花家给原告1000元。另外，原告和杨民旦去过被告家拿过钱。
上述事实，有“借”条、证人证言、谈话笔录、庭审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是原告的债权是否已消灭，即主张的债权是否能得到支持？原告以已经撕毁的借条起诉被告偿还借款，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承担原则，一方当事人提出主张，就有责任和义务提供证明其主张的证据。从借条撕毁的原因来看，原、被告对撕毁的理由各执一词，原告称是被告同意还款后，原告遂将借条交给被告，但被告未还款就将借条撕毁。被告则辩称，被告将款项还至剩余1000元时，原、被告互相交换手中与该笔款项有关的所有借条，被告收到原告交给的借条后，将借条撕毁并扔到垃圾箱里，原告离开被告家时，将垃圾箱里的垃圾带走，从中拣出借条碎片予以粘贴，现又起诉。因借条撕毁的事发当时只有原、被告在场���撕毁借条究竟是何原因和过程已经无法查明，根据“高度盖然性”标准，在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情形时，应对盖然性较高的事实予以确认。
原告提供有瑕疵的证据“借”条，其称被告没有还完钱，就将借条撕毁，被告称，两人算完账，剩余1000元时，互换条子，后被告将借条撕毁、扔掉。被告提供证人桑米花、王学丽、马桂荣、陈春会、杨民旦作证，证明其已向原告还清此笔借款。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多次否认其在先的陈述，对于被告是否给原告偿还过借款，庭前谈话中原告称被告只给其还过5000元且是用理疗桶抵账（被告曾出售理疗桶），在庭审中其又否认了庭前陈述，在经本院释明后又承认用理疗桶抵了5000元。对被告偿还的1000元现金不认可，后又对证人桑米花的证��认可，承认当时被告向其偿还1000元，但称该1000元包含在理疗桶的5000元之中，并承认曾从被告姐姐张粉菊处拿走7000元，且该笔7000元还款有证人杨民旦的证实。原告陈述，一直处于前后矛盾，且其解释也不符合常理，无法自圆其说。
综合原、被告两人的陈述，被告陈述已还完借款，且提供部分证据及证人证言，由此可以得出被告的陈述基本上形成一个证据链，能印证其辩称，原告除了瑕疵的“借条”外再无其他证据证明其主张，加之其陈述前后矛盾，无法相互印证，结合原、被告提供的证据，本院认为被告证据的证明力要大于原告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故对被告的辩称予以采信。对原告的请求，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故对该请求依法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陈玉梅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25元，减半收取362.5元，由原告陈玉梅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梁艳
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日
书记员 周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