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17）粤19执复115号
申请复议人（申请执行人）：钱柜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为台湾地区台北市信义区孝东路五段293号5楼。
代表人：练台生。
特别授权代表：彭刚，男，汉族，1981年12月14日出生，身份证住址为湖北省红安县城关镇小北街**号，公民身份号码为4211221981********。
委托代理人：胡金叶，湖北朴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执行人：东莞市格莱美歌舞娱乐有限公司，住所地为广东省东莞市凤岗镇三联洋稠尾村综合楼五楼。
法定代表人：蔡兆龙。
钱柜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钱柜公司）因不服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下称执行法院）作出的（2017）粤1973执异136号执行裁定（下称异议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
执行法院在办理钱柜公司申请执行东莞市格莱美歌舞娱乐有限公司（下称格莱美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案号为（2016）粤1973执4516号]过程中，向钱柜公司发出限期取款通知书，认为钱柜公司提供相关公证文书申请将本案执行款划付给案外人，不符合该院代管款管理规定，故通知钱柜公司限期备齐资料办理领款手续，逾期将案款提存，并依照相关程序处理。钱柜公司对此不服提出异议认为：因钱柜公司系台湾企业，在大陆未开设账户，故向执行法院提交了领款申请书、授权委托书等资料，指定由特别授权代表代为领取相关款项。但执行法院却以钱柜公司的领款手续不符合规定为由拒绝支付并将案款予以提存。执行法院的上述执行行为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严重损害了钱柜公司的合法权益。因此，钱柜公司异议请求变更（2016）粤1973执4516号限期取款通知书，并将涉案执行款支付至钱柜公司指定的账户。
执行法院经异议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委托代理人代为放弃、变更民事权利，或代为进行执行和解，或代为收取执行款项的，应当有委托人的特别授权。”《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款管理工作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申请执行人是境外企业、自然人，指定境内企业、律师或自然人代收执行款，未能在执行法院直接办理委托手续的，应提交由所在国公证机构公证、并经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的特别授权委托书原件。”本案中，钱柜公司作为台湾企业，在境内未开设银行账户，其提交公证书，证明其特别授权案外人彭刚代为收取执行款，但所公证材料明确写明该授权在大陆地区使用之省或自治区为湖北省。据此，执行法院认定案外人彭刚未取得领取涉案执行款的特别授权，钱柜公司指定彭刚的账户代为收取涉案执行款不符合上述规定。既然钱柜公司的指定代收行为不符合规定，执行法院向钱柜公司发出限期取款通知书，要求其在限期内向执行法院提供申请执行人名下的银行账户以便尽快领取执行款则并无不妥。综上，钱柜公司请求变更（2016）粤1973执4516号限期取款通知书及将执行款汇入案外人彭刚账户的请求，理据不足，执行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第二百二十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十七条的规定，执行法院于2017年6月19日作出（2017）粤1973执异136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钱柜公司的异议请求。
钱柜公司不服向本院提出复议，请求撤销异议裁定，并纠正执行法院的错误行为，将涉案执行款划付至钱柜公司提供的银行账户。理由如下：第一，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是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形成的，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在台湾地区形成的证据、证明材料、文件要在大陆使用，需要在台湾地区进行公证，再由大陆进行查证。另依据《海峡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实施办法》第五条规定，各公证员协会收到海基会寄来的在大陆使用的公证书副本，应进行登记并根据公证书用途转寄公证书使用部门。第十条规定，公证书使用部门需要向台湾出证机关进行查证的，应将需要查证的公证书复印件寄送所在的省（区、市）公证员协会或中国公证员协会，并说明要求查证的事由。公证员协会审查认为符合协议第3条第1项规定的情形的，应登记并出具查证函转寄海基会。海基会答复后，应将查证结果即转公证书使用部门。即该公证书取得大陆官方认可的法定形式步骤为：1、将需要公证的文件交由台湾地区公证机构进行公证，出具公证书；2、将公证书正本交由当事人本人或委托他人持台湾地区公证机构出具的公证书正本原件至中国公证员协会或省级公证员协会请求转递和认证；3、将公证书副本由台湾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转递至大陆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4、由大陆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转递至上述收受公证书正本的公证员协会，相互进行正副本对比，确认真实性并进行认证，出具证明书，就取得了该证明材料在大陆使用的官方认可的法定形式。在办理公证查证过程中，大陆有查证资格的机构为中国公证员协会或省、自治区、直辖市公证员协会等多个部门。故实践中，在申请公证时，台湾地方公证处会注明公证书查证的地域，为了方便海基会转递给对应的大陆查证的公证员协会处。本案中，因特别授权代表彭刚为湖北人，为了方便查证，故指定公证书查证地域为湖北省。钱柜公司提交的台湾律衡民间公证人事务所出具的两份编号为400949、400950的公证书共6页，在这两份公证书的首页右上角书有“在大陆地区使用之省市或自治区：湖北省”字样，系对转递机构的示明，并不是异议裁定中认定的关于该授权委托公证书授权范围的示明。例如：如果要送达北京市查证，这句话就会写“在大陆地区使用之省市或自治区：北京市”。涉案公证书中示明的“在大陆地区使用之省市或自治区：湖北省”意思是该公证书在大陆的查证机构为湖北省，该字样与公证书所要证明的内容并无任何关系，因此异议裁定认定“该授权在大陆地区使用之省或自治区为湖北省”系事实认识错误。异议裁定混淆了“查证机构”与“授权范围”的关系，是对公证转递程序规定的错误解读。查证机构查证的目的是为了证明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而授权委托书的授权范围则由授权委托书具体的授权委托内容确定。第二，2016年10月，在福建法院审理（2016）闽09民初174号钱柜公司诉福鼎市东方魅力娱乐城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件过程中，为了核实30306号授权委托书的真实性和合法性，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最高人民法院向台湾台北地方法院发出（2016）最高法请台调13号调查取证函。2016年10月28日，台湾台北地方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出具了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调查取证回复函（文号为1050066919号），查明事实：钱柜公司在大陆登记注册的商标权遭第三人侵权及请求损害赔偿事，于2014年9月4日及2016年8月12日与彭刚订立授权委托书两份，全权委托彭刚作为该公司在大陆的授权代表进行相关司法程序及商业谈判，并经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所属民间公证人忠孝联合事务所认证在案。故钱柜公司提交的30306号授权委托公证书，不仅依据法律及《两岸公证书使用协议》的规定办理了合法的公证转递手续，而且还经过最高人民法院的核实查证，均表明彭刚为钱柜公司的特别授权代表，有权对大陆的任何侵权人就侵权委托人知识产权、不正当竞争及其他合法程序的事宜在大陆提起诉讼（包含一审、二审、执行程序等），即有权领取各项退费、标的款或执行款，以及转授权。第三，本案在东莞第三法院起诉受理阶段、执行立案阶段，均是以30306号授权委托公证书作为授权法律依据，所有法律文书均是由特别授权代表彭刚签字作出，均符合法律规定。东莞第三法院执行局作为该院职能部门，其行为完全不同于该院立案庭、审判庭对法律法规的解读，完全是随意解读，如东莞第三法院执行局的错误行为不予纠正，即表明东莞第三法院之前依据30306号授权委托书作出的判决、裁定等所有法律文书皆是错误的。第四，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申请执行人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申请执行。委托代理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经委托人签字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写明委托事项和代理人的权限。委托代理人代为放弃、变更民事权利，或代为进行执行和解，或代为收取执行款项的，应当有委托人的特别授权。本案中，钱柜公司在本案执行款汇入法院账户后，依法向东莞第三法院提交领款申请书和授权委托书，办理了领款手续，但东莞第三法院以“手续不符合内部规定”、“彭刚系案外人”、“公证书授权使用范围为湖北省”等各种理由拒不支付，作出的异议裁定也前后矛盾，曲解法律法规。一方面查明了彭刚为钱柜公司的特别授权代表身份，却在支付执行款项时将彭刚作为案外人，异议裁定显然对彭刚身份的认定采取双重标准。另一方面，东莞第三法院所有引用的法律法规均规定，委托代理人在取得特别授权后可以代收执行款，却又迟迟不将执行款项支付给钱柜公司指定的账户。第三法院执行局的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了法律规定，也极大地伤害了钱柜公司的合法权益，应当依法予以纠正。钱柜公司系台湾企业，1993年进入大陆经营，迄今已二十多年，与大陆各地建立了和谐的商贸关系。为了方便与大陆继续保持友好合作关系，钱柜公司依据两岸相关法律规定办理了相关委托公证手续。钱柜公司自2016年5月向东莞第三法院申请执行至今已一年有余，期间多次向东莞第三法院执行局沟通并提交相关委托手续，均无果。钱柜公司作为台湾企业在该院受到严重不公正待遇，请求东莞中级法院予以纠正。
钱柜公司提供了武汉市琴台公证处（2016）鄂琴台内证字第30306号公证书、（2016）粤1973执4516号限期取款通知书、（2016）最高法请台调13号台湾地区调查取证函、执行异议申请书、（2017）粤1973执异136号受理申请执行异议案件通知书、（2017）粤1973执异136号执行裁定书、（2015）东三法知民初字第71号民事判决书、彭刚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等，用以支持复议主张。
被执行人格莱美公司没有提供复议答辩意见和证据。
执行法院经异议审查查明，2016年5月19日，钱柜公司依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5）东三法知民初字第71号民事判决书向执行法院申请执行，要求格莱美公司支付经济损失人民币90000元、受理费人民币11400元及迟延履行利息。2016年8月17日，格莱美公司将上述经济损失及受理费合计人民币101400元汇入执行法院账户。
另查明，钱柜公司系设在台北市的股份有限公司，其向执行法院提交《指定收款说明》，请求执行法院将上述执行款汇入彭刚在招商银行武汉分行营业部6226090272716149账户。
钱柜公司提交编号为000908的公证书，证明其委托彭刚作为其在大陆的特别授权代理，有权处理大陆出现的各类与异议人有关的知识产权及不正当竞争或无论何种合法权益的事宜等。该公证书经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所属民间公证人忠孝联合事务所认证，并注明所公证授权委托书在大陆地区使用之省或自治区为湖北省。
钱柜公司提交湖北省武汉市琴台公证处出具的湖北省公证协会（2016）鄂公协核字532号证明书，证明彭刚持有的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所属律衡民间公证人事务所出具的二份编号为400949、400950的公证书共六页，经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根据《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寄予该会的同字号的授权委托书、股份有限公司变更登记表、公证书副本核对相符。其中，编号为400949的公证书，证明彭刚作为钱柜公司在大陆的特别授权代理，有权处理大陆出现的各类与钱柜公司有关的知识产权及不正当竞争或无论何种合法权益的事宜，授权事项包括领取各项退费、标的款或执行款等。编号为400950的公证书，证明了钱柜公司的变更登记表、所营事业等。该两份公证书所公证的特别授权委托书及其他材料均注明在大陆地区使用之省或自治区为湖北省。
再查明，2016年11月3日，执行法院向钱柜公司发送（2016）粤1973执4516号限期取款通知书，告知其要求将执行款划付至案外人名下不符合执行法院的代管款管理规定，钱柜公司应在规定限期内向执行法院提供其名下的银行账户，逾期不提供则将案款提存至执行法院账户。2017年5月17日，钱柜公司向执行法院提出书面执行异议，请求变更（2016）粤1973执4516号限期取款通知书，并将涉案执行款支付至钱柜公司指定的账户。
本院对执行法院上述查明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补充查明，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25日作出（2016）最高法请台调13号台湾地区完成调查取证函，将台湾台北地方法院协助调查钱柜公司相关情况的台湾地区第1050066919号调查取证回复书和相关材料随函附送给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13日作出（2016）闽请台调42号台湾地区完成调查取证函，将该调查取证回复书和相关材料转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述材料包括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民事庭于2016年10月17日公鉴的民事陈报状（案号为台北地方法院105年度陆助字第101号），载明：查钱柜公司为有效执行排除本公司在大陆注册登记的商标权遭第三人侵权及请求损害赔偿事，于2014年9月4日及2016年8月12日与彭刚（身份证号：421122198112140016）订立授权委托书两份（本院注：公证人事务所案号为000908、400949），全权委托彭刚作为本公司在大陆的授权代表进行相关司法程序及商业谈判，并经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所属民间公证人忠孝联合事务所认证在案。在所附的两份授权委托书中，均载明：钱柜公司委托彭刚作为代为处理法律事务的特别授权代表，自行或指派代理人代表钱柜公司对大陆的任何侵权就侵犯钱柜公司知识产权、不正当竞争及其他合法权益的事宜在大陆提起诉讼（包括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刑事自诉或公诉程序的一审、二审、再审和执行程序），并启动或参加可能启动的其他任何相关司法程序。钱柜公司对彭刚的授权范围为特别授权，包括但不限于提起诉讼、申请强制执行、领取各项退费、标的款或执行款等等，此授权委托书致大陆的司法机关等。
本院认为，本案复议焦点为钱柜公司所提复议请求是否合法恰当。第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22条第2款规定：委托代理人代为放弃、变更民事权利，或代为进行执行和解，或代为收取执行款项的，应当有委托人的特别授权。即在符合特别委托授权的条件下，执行款依法可划付给申请执行人的委托代理人。第二，根据钱柜公司所提交的证据，钱柜公司明确将领取执行款等权利特别授予彭刚，该授权委托书经台湾地方法院所属民间公证人认证、湖北省公证协会证明，并由台湾台北地方法院应最高人民法院商请协助查明、最高人民法院转发，足以证明该授权委托书真实有效。第三，至于授权委托书上加注有“在大陆地区使用之省市或自治区：湖北省”字样，首先，其文字意思并非明确限定该授权委托限定于湖北省内有效；其次，该授权委托书中列明授权彭刚作为钱柜公司在大陆的特别授权代表；再次，该加注字样及位置与授权委托书文本显然有别，不符合作为授权限定条件的形式表征，且钱柜公司主张该字样为台湾地区相关机构为方便转交大陆公证机关查证而加注，理由正当。综合以上分析，异议裁定认定该授权在大陆地区使用限定于湖北省而彭刚未取得领取本案执行款的特别授权，依据不足，应予纠正。此外，执行法院系依据上述授权委托材料立案受理彭刚代表钱柜公司申请本案强制执行，却针对相同授权委托材料认为彭刚不符合本案受托领款条件，案件处理确有不当。综上，钱柜公司复议请求合法有据，依法应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22条第2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及第二款的规定，本院裁定如下：
撤销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7）粤1973执异136号执行裁定；撤销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6）粤1973执4516号限期取款通知书。
本裁定送达后立即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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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长 陈义权
审判员 张永棋
审判员 何 芃
二〇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高庆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