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沪海法商初字第1885号
原告（反诉被告）：上海伯利恒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宝安公路****号*幢*****室。
法定代表人：蒋帼英，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柳彦汀，该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沈强，上海凯曼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夏炳生，男，汉族，1967年1月29日出生，住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
委托代理人：罗本建，上海凯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上海伯利恒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伯利恒公司）为与被告（反诉原告）夏炳生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于2015年7月7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由于工作变动，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人民陪审员发生变更。本院分别于2015年9月17日、11月6日、12月1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2015年9月17日，本院第一次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夏炳生当庭提出反诉，本院于次日立案受理后，将本诉与反诉合并审理。本院又于2015年12月1日和2016年1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伯利恒公司委托代理人沈彦汀及沈强律师，夏炳生本人及其委托代理人罗本建律师三次开庭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伯利恒公司诉称，2014年期间，伯利恒公司接受夏炳生的委托，代理其进口货物的报关、运输、退运等货运代理业务。伯利恒公司完成了夏炳生的委托事项，但夏炳生至今尚未支付相应的货运代理费人民币783870元。伯利恒公司在第一次庭审中请求法院判令夏炳生向其支付货运代理费人民币783870元，第二次庭审中变更诉请金额为人民币883870元，最终在第三次庭审后确认诉请金额仍为人民币783870元。
夏炳生辩称，一、双方之间并未书面约定货代费的结算标准，伯利恒公司主张的以包干费结算是其单方意思表示，双方曾就原告货代费应以实报实销费用加人民币1000元/箱的利润结算达成协议；二、伯利恒公司通过电邮发给夏炳生进行对账的金额系伯利恒公司单方提出的金额，既没有相关凭证可以证实，也没有得到夏炳生的认可和同意，不能作为双方结算代理费的依据；三、伯利恒公司主张的货代费不应将搞定费包含在内，且伯利恒公司与第三方勾结虚增代理费金额；四、双方之间共有153票业务往来，货代费也应就153票货代业务整体进行结算，而不局限于原告诉请所涉的十票业务；五、双方就编号为COSU6094832850提单项下的两个货柜货值（共计24992美元，折算人民币154950.40元）冲抵运杂费、相应的进口费由伯利恒公司自行承担等事项达成一致意见，在此条件下，两个货柜的货物被伯利恒公司拆箱出售，伯利恒公司无权就该票货物主张代理费，且其总代理费应扣除该票货物货值人民币154950.40元；六、编号为OOLU3090924900提单项下的三个货柜，伯利恒公司未取得夏炳生的同意便将货物退运回内地，亦未将货物交付夏炳生，故其无权主张该票业务的代理费，且伯利恒公司应向夏炳生赔付该票货物货值人民币264616.07元；七、编号为YMLUA012013146提单项下三个货柜由于伯利恒公司不作为导致清关迟延，由此产生的报关费、进口超期费及码头超期堆存费不应由夏炳生承担。
夏炳生反诉称，其与澳大利亚嘉荣私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荣公司）存在买卖废塑料的长期业务合作关系，其委托上海罗依莱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依莱公司）作为进口代理商办理相关进口事务，与之相关的货运代理事务委托伯利恒公司办理。2014年7月，夏炳生向嘉荣公司购买的三个集装箱废塑料（提单编号为OOLU3090924900）因为不符合进口要求被国家商检部门责令退运，伯利恒公司包办了退运事务，将三个货柜从上海退运到香港后，其于同年12月4日告知夏炳生，其中一个集装箱货物又运到了广东惠州，另外两个集装箱货物则未明确告知具体下落。到目前为止，三个集装箱货物由伯利恒公司掌握，既未返还给嘉荣公司，也未交付给夏炳生。夏炳生已向嘉荣公司付清该票提单货物全部货款41606.30美元，由于伯利恒公司的不法行为，导致原告目前既不能取得相应货物，也无法向嘉荣公司要求退款。夏炳生在第一次庭审中请求法院判令伯利恒公司向其支付编号为OOLU3090924900提单项下货物货值41606.30美元或交付上述货物，在第二次庭审中（首次提出是在2015年11月6日证据交换期间）确认仅要求伯利恒公司向其支付货值41606.30美元，不再要求交付货物。
伯利恒公司针对反诉辩称，编号为OOLU3090924900提单项下货物因商检不合格被责令退运，后按照夏炳生指示退运至香港后，提单项下三个集装箱中的一个集装箱货物符合商检要求，按夏炳生指示，也是为了减少损失，从香港经惠州最终回运至内地太仓，另两个集装箱货物因不符合商检要求只能留在香港，现已拆箱并存入香港货柜中，等待夏炳生进一步指令。香港的堆存费较高，已经超过货物价值，夏炳生可以取回货物，只要其愿意结清香港的有关费用。伯利恒公司在处理受托事务中没有过错，不应赔偿有关货值损失。
伯利恒公司为证明本诉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了七组证据，夏炳生质证如下：
1、涉案10票业务货代费结算的电邮，用以证明双方确认涉案10票业务的货代费金额。夏炳生对真实性确认，但认为其未对伯利恒公司主张的金额予以确认。
2、罗依莱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用以证明涉案10票货物由罗依莱公司代理夏炳生进口，编号为COSU6094832850提单项下的两个货柜目前还存放在罗依莱公司。夏炳生对证据三性认可。
3、送货证明，用以证明涉案9票货物被送至夏炳生指定的无锡新区大陆塑胶有限公司。夏炳生对证据的三性不予认可，但确认收到上述9票货物。
4、涉案10票进口未退运业务的电邮、提单、发票、关税及增值税缴款书及缴款凭证，用以证明原告完成了涉案10票进口未退运货代业务。夏炳生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伯利恒公司应当以实际发生费用加合理利润进行结算，且尾号为2850的提单项下货物已冲抵伯利恒公司的运杂费，伯利恒公司无权就该票业务主张运杂费。
5、第一票退运货物（提单编号为OOLU3090924900）的费用明细、电邮、提单、发票、CCIC缴款通知书、CCIC检验报告、回运发票、付款凭证、费用结算单及函件，用以证明第一票退运货物费用的明细构成。夏炳生对手撕发票、定额发票不认可，对香港回上海的运费不认可，对其余证据无异议。
6、第二票退运货物（提单编号为YMLUA012013146）的费用明细、电邮、提单、发票、CCIC缴款通知书、CCIC检验报告、费用结算单及函件等，用以证明第二票退运货物费用的明细构成。夏炳生对手撕发票不认可，对其余发票均认可。
7、以往业务的往来电邮，用以证明双方业务合作以来基本按照相同的费率结算货代费。夏炳生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认为双方并未约定以包干费进行结算，而应以实际发生的费用加上合理利润为结算标准。
夏炳生针对本诉提供七组反驳证据，伯利恒公司质证如下：
1、伯利恒公司于2014年2月28日及同年12月3日向夏炳生发送的电邮，用以证明夏炳生认为货代费的结算标准应以实报实销加上人民币1000元/箱的利润为准。伯利恒公司认为2014年2月28日电邮的背景是夏炳生向其询问包干费结算以外的结算方式，但由于最终双方并未达成一致意见，仍是沿用之前的包干费方式结算；而同年12月3日的电邮，在该时间节点双方已终止业务，伯利恒公司在邮件中表达其赚取利润之微薄。
2、夏炳生出具的情况说明、罗依莱公司出具2份情况说明，用以证明编号为COSU6094832850提单项下的两箱货物已由伯利恒公司拆箱出售，双方就以货值冲抵货代费已经达成合意，伯利恒公司无权再就该票业务主张相应的货代费。伯利恒公司对该组证据的三性不认可，但确认编号为COSU6094832850提单项下的两箱货物已拆箱，对外售出3吨货物，剩余货物存放在罗依莱公司仓库。
3、第一票退运货物（提单编号为OOLU3090924900）的情况说明、提单、商业发票、装箱单、检验证书、手机短信、卖方证明，用以证明货物从香港退运回内地系伯利恒公司的擅自主张，至今尚未将第一票退运货物交付给夏炳生，且双方协议以该票货值冲抵货代费，而进口费用由伯利恒公司承担。伯利恒公司认为情况说明系夏炳生自行制作，不具有证据效力；对提单、检验证书和手机短信的真实性认可；对商业发票和装箱单的真实性认可，不认可其证明目的；对卖方证明的真实性不认可。
4、第二票退运货物（提单编号为YMLUA012013146）运输动态查询网页、卖方证明、伯利恒公司与夏炳生之间的电邮、澳大利亚卖方发给夏炳生的电邮，用以证明第二票货物退运是由于伯利恒公司的不作为导致夏炳生的损失。伯利恒公司对货物运输动态查询网页、其与夏炳生之间的电邮的真实性认可，对卖方证明真实性不认可，认为澳大利亚卖方发给夏炳生的电邮与其无关，无法确认其真实性。
5、2015年1月27日伯利恒公司发送给夏炳生的电邮，证明伯利恒公司就第二票退运货物的费用虚增代理费金额。伯利恒公司确认该邮件真实，确实由其发送给夏炳生。
6、2014年伯利恒公司代理夏炳生进口箱数统计表及对应的提单、夏炳生向伯利恒公司付款统计表以及伯利恒公司确认收到备用金的电邮，用以证明2014年伯利恒公司为夏炳生代理进口箱数共153个，自2014年1月27日至同年10月24日期间夏炳生向伯利恒公司支付备用金人民币428万元，伯利恒公司确认收到上述款项，按照每箱人民币1000元计算，夏炳生认为伯利恒公司就完成153个箱子的进口所得佣金为人民币153000元。伯利恒公司对提单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该组证据与诉争业务并无关联，也无法证明双方之间就佣金以每箱人民币1000元达成合意，对于人民币428万元，伯利恒公司表示即使是真实的，也是代理费，而非备用金。
7、付款水单及伯利恒公司员工柳彦汀向夏炳生发送的短信，证明夏炳生于2014年11月3日向伯利恒公司支付人民币100000元。伯利恒公司对其真实性认可，确认收到该笔款项。
本院认证认为，伯利恒公司提供的证据1、2、3、4为涉案10票进口未退运货代业务的相关材料，夏炳生认可上述10票货代业务实际发生的事实，当庭确认已收到除提单编号为COSU6094832850以外其余9票提单项下的货物，仅对伯利恒公司主张的结算标准有异议，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证据效力予以确认，可以证明伯利恒公司完成了涉案10票进口未退运货代业务。证据5中费用明细的第1-4、6、7项费用与后附的发票、提单等可相互印证，对于尾号为9008、9112的发票（金额分别为人民币526元、人民币837元）其备注为涉案集装箱号，夏炳生对上述证据亦无异议，故对上述材料的证据效力和证明力予以确认。而手撕发票无法显示与本案的关联，尾号为2165的发票其备注显示与涉案航次无关，货物从香港至上海的运费形式发票因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且夏炳生不予确认，故对其证据效力不予确认。证据6中费用明细的第1-4、6、7、8项费用与后附的发票、提单等可相互印证，夏炳生对于发票均认可，故对明细第1-4、6、7、8项对应材料的证据效力和证明力予以确认，而手撕发票无法显示与本案的关联，且夏炳生不予确认，故对其证据效力不予确认。证据7系双方以往业务往来的电邮，夏炳生亦对业务的实际发生认可，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双方之间货代费的结算标准本院将结合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综合评判。
夏炳生提供的证据1，2014年2月28日的电邮显示伯利恒公司回复夏炳生关于包柜价的询问，同年12月3日的电邮显示伯利恒公司表达自身利润之微薄，而未显示双方对货代费结算标准的变更达成合意，故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证据2中其自行制作的情况说明仅是其单方陈述，需要其他证据佐证，而胡巧伟证言否认了该陈述的真实性，而罗依莱公司出具的2份情况说明，结合胡巧伟的证言，胡巧伟虽确认其签字的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但对该情况说明中描述的“货款由柳彦汀收取”一节，在向法庭陈述时表述需要回去核实再报告，但至今未报告亦未提供相关证据，故对该份材料的证明力本院不予认定，另一份情况说明胡巧伟明确表示系套印，对该份材料的证据效力亦不予认定。证据3中的提单、检验证书、手机短信、商业发票及装箱单相互印证，伯利恒公司对其真实性认可，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证据效力予以确认；情况说明系夏炳生自行制作，可视作其单方陈述，需其他证据佐证，但该情况说明中提到“还有一柜按照夏炳生的指示运回上海，相应费用（从香港到惠州的清关和运费43500元，以及国内运输拆转1500元和从惠州到太仓的5500元的运费）。”，该段表述可视为自认，即伯利恒公司将三个集装箱中的一个从香港经惠州最终回运至太仓，是基于夏炳生的指示。且该情况说明还提到双方电话沟通以其他两柜的发票金额抵给柳彦汀来支付以前的清关费用和两柜的清关费用一段，也可以反证运至太仓集装箱情况夏炳生是清楚的，抵债也未涉及该集装箱，虽然该情况说明特别是关于双方协商将货物价值抵冲清关费用部分伯利恒公司以系单方陈述不予确认，夏炳生也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本院对情况说明部分内容的证明力不予确认，但不影响夏炳生对争议事实客观陈述而构成法律上自认；卖方证明不符合境外证据的形式要件，故对卖方证明的证据效力不予确认；该组证据的证明内容系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本院将结合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综合评判。伯利恒公司认可证据4中的货物运输动态网页及其与夏炳生之间的电邮的真实性，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证据效力及证明力予以确认；至于该组证据中卖方证明及澳大利亚卖方发给夏炳生的电邮因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该卖方证明对于货物到港时间的表述与实际不符，且本院注意到该卖方证明与证据3中的卖方证明在内容上存在矛盾和出入；该组证据的证明内容亦系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本院将结合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综合评判。伯利恒公司确认证据5的真实性，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涉及第二票退运货物费用结算的证明内容将结合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综合评判。伯利恒公司确认证据6中的提单及电邮的真实性，但认为与诉争业务无关，本院认为本案审理的本诉与反诉范围限于涉案的12票货代业务，如夏炳生认为其与伯利恒公司之间就上述153票业务的货代费结算有争议，可另行处理。至于有关费用的性质，本院认为从邮件内容无法证明属于备用金性质，且双方的最后一单业务是在2014年8月，而夏炳生在9月1日、10月24日还在支付费用，显然无法证明是备用金。证据7因伯利恒公司确认其真实性，故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可以证明伯利恒公司已收到夏炳生支付的人民币100000元，伯利恒公司在本诉最终诉请中也予以了相应调整。
夏炳生为证明其反诉的事实成立，向本院提交了第一票退运货物（提单编号为OOLU3090924900）的单证、检验报告、手机短信及卖方证明，与其就本诉提交的反驳证据3相同，伯利恒公司对单证、检验报告、手机短信的真实性认可，对卖方证明的真实性有异议，本院的认证意见同本诉相应证据一致。
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本院向罗依莱公司总经理胡巧伟询问本案相关事实情况。胡巧伟的证言作为法庭调取证据由双方当事人发表质证意见。伯利恒公司与夏炳生均确认证言属实，伯利恒公司还认为按照证言内容，胡巧伟对伯利恒公司与夏炳生之间的费用结算是不知情的。因此，本院对证言的证据效力予以确认，结合伯利恒公司提供的证据1、4、7，可以佐证夏炳生与其业务对象之间通过电邮进行对账的方式，但夏炳生通过电邮回复并非常态，而COSU6094832850提单项下的两箱货物中的3吨已由伯利恒公司对外出售，所得货款可能还在罗依莱公司账上，剩余货物现仍存放在罗伊莱公司。该证言同时证明夏炳生没有废塑料进口许可证，其通过拥有废塑料进口许可证的罗依莱公司从国外进口废塑料，由伯利恒公司为夏炳生垫付涉案10票进口未退运货物的进口关税，夏炳生也当庭认可伯利恒公司垫付的关税金额。
本院查明：
夏炳生与伯利恒公司之间有长达五年时间的货运代理业务往来。双方并未以书面合同形式确定货运委托的具体方式。关于双方的业务模式，夏炳生陈述双方之间采取滚动结算方式，其在过去的业务中会预先向伯利恒公司支付一定的“备用金”，用于冲抵伯利恒公司因办理业务实报实销产生的费用及佣金，而伯利恒公司陈述其办理货代业务项下货物货值基本与夏炳生向其拖欠的货代费相当，一旦货值低于欠款，则伯利恒公司会要求夏炳生立即支付货代费用。关于双方之间的沟通方式，由于夏炳生自称不会使用电邮，如确需通过邮件沟通，则由其儿子代其发送或管理邮箱，双方在业务交往中夏炳生一般是通过电话联系伯利恒公司，而伯利恒公司则以电邮方式与夏炳生确认或联系。夏炳生在庭审中确认双方已就2013年度的业务以包吨费加实际垫付费用方式结算完毕。
2014年期间，夏炳生继续委托伯利恒公司为其办理包括货物的进口报关、内陆运输、垫付税金等货运代理业务。伯利恒公司陈述夏炳生曾通过电话询问包柜费的收费标准，为此，2014年2月28日，伯利恒公司通过电邮回复夏炳生称，“7500/柜，以上费用包含坏污箱费用，送到无锡的价格。现在每票单子的换单费及文件费在500-600之间。这个包干费包含此费用但是2个柜子以上。所以如果是1个柜子一票单子，要加200。以上费用不包含税金（不垫）；超期堆存费；超期费”。2014年12月3日，伯利恒公司向夏炳生发送电邮称，“你现在一共欠我464744（不算那退运的6个柜子），我们最终结算我一共帮你承担64744，也就是你前面欠我400000整。后面6个柜子的所有费用我不赚你一分钱，全部发生多少问你收多少！就算我一个柜子赚你1000，我等于60几个柜子白做！如果你同意的话，前面退运的三个柜子给你前，你付我200000+这三个柜子所有产生费用，提那两个柜子的膜的时候，付我200000。”
2014年下半年，伯利恒公司为夏炳生完成10票进口货代业务，提单编号分别为APLU071118728、MPESHA140000041、OOLU3090902500、OOLU3090954470、OOLU3090935720、OOLU3090936610、YMLUA011007153、OOLU3090930530、OOLU3090936620、COSU6094832850。夏炳生在庭审中确认已收到前述9张提单项下的货物。根据伯利恒公司与夏炳生就上述10票货代业务进行对账的电邮显示：1、编号为COSU6094832850提单项下的包吨费人民币68160元、运费人民币4000元、堆存费人民币2800元、超期费人民币1440元；2、编号为APLU0071118728提单项下的包吨费人民币26772元、运费人民币2800元、小费人民币3000元；3、编号为MPESHA140000041提单项下的包吨费人民币24966元、运费人民币2000元、熏蒸费人民币1000元、小费人民币1000元；4、编号为OOLU3090902500提单项下的包吨费人民币43155元、运费人民币4000元、清关附加费人民币2100元；5、编号为OOLU3090954470提单项下的包吨费人民币30237元、超期堆存费人民币1288元、运费人民币2000元、超期费人民币504元；6、编号为OOLU3090935720提单项下的包吨费人民币18045元、运费人民币2000元；7、编号为OOLU3090936610提单项下的包吨费人民币44430元、超期堆存费人民币1144元、运费人民币4000元、小费人民币10000元；8、编号为YMLUA011007153提单项下的包吨费人民币17310元、超期堆存费人民币1288元、超期费人民币1020元、运费人民币2000元、报关附加费人民币2000元；9、编号为OOLU3090930530提单项下的包吨费人民币36645元、运费人民币2000元；10、编号为OOLU3090936620提单项下的包吨费人民币78120元、运费人民币6000元、堆存费人民币1716元、小费人民币12000元。2014年8月21日伯利恒公司向夏炳生发送的电邮显示，除去尾号为0530、6620的两张提单的货代业务之外，伯利恒公司认为夏炳生就案外业务已经拖欠其货代费人民币283804元。在2014年8月21日至同年10月24日之间，伯利恒公司向夏炳生发送的电邮显示其已从夏炳生处共收到人民币280000元。
关于第一票退运货物（提单编号为OOLU3090924900），提单项下有3个40尺集装箱，货物品名为废塑料，记载收货人为罗依莱公司，起运港为澳大利亚墨尔本，卸货港为上海港，装船日期为2014年6月19日，到港日期为同年7月10日。夏炳生及伯利恒公司在庭审中均确认，因货物商检不合格而被责令退运。夏炳生委托伯利恒公司将货物退运至香港。同年12月2日，伯利恒公司员工柳彦汀通过手机短信告知夏炳生三箱货物运抵香港、货物换柜及运回太仓等的费用，次日柳彦汀又告知夏炳生货物拖柜、换柜、拆转、清关费等费用，并称“所有货柜从广东运回内陆，国内运输的拆转为1500/柜，运回太仓费用约在5500左右/柜。两个脏的柜子是拆开来和别人好的货拼柜子，到了广东再装回去，用国内海运去太仓。如果你有其他公司便宜，可以去香港拿货自己做，把前面的费用给我就行了。香港的滞期费更高，你最好快些做决定。”同年12月4日，柳彦汀再次给夏炳生发送短信，称“那个正常的柜子货物已经到了惠州仓库”。夏炳生在其作为证据提交的《第一批退运货物情况说明》中自认“货物到达香港后，由柳彦汀2014年12月2日发短信给夏炳生：一个正常柜子费用等香港报关费用的信息。并于2014年12月3日给出两个货柜的具体费用。还有一柜按照夏炳生的指示运回上海，相应费用从香港到惠州的清关和运费43500元，以及国内运输拆转1500元和从惠州到太仓的5500元的运费”，并提到“双方后来在电话里沟通，由于夏炳生在2014年下半年资金紧张，无力支付两柜的清关费用和以前的清关费用，于是双方协商把这两柜按照发票上的金额，……总计18426美金约114793人民币抵给柳彦汀来支付以前的清关费用并且两柜的清关费用由柳彦汀自己支付。后来柳彦汀也从未要求我们支付这个两柜的清关费用”。伯利恒公司在庭审中陈述在货物退运至香港之前及之后，夏炳生一直未向其提供香港收货人的信息，由于货物在香港的堆存费高于内地，出于止损的目的，伯利恒公司按照夏炳生的指示将上述三箱货物中其中货值最高的且符合商检标准的一箱货物在广东清关、拆箱并装入国内海运集装箱经由惠州运至太仓，另外两箱货物因不符合商检无法再运入内地，而且香港不允许废塑料散装放置，因此已在香港拆箱并放入租柜且至今仍在香港堆存，香港的滞期费还包括租柜费，所以费用较高。与该票提单项下货物对应的商业发票显示货值为41606.30美元。自货物运抵上海港后再从上海港出运期间，伯利恒公司为该票货物支付进口超期费人民币53149元、码头超期堆存费人民币47426元、进出口码头其他费用人民币5647元、进出口报关费用人民币14685元、出口改单费人民币1363元、出口海运费及出口超期费人民币7554元、CCIC检验费人民币3300元。夏炳生自认的从香港经惠州最终运回太仓的一个柜子的相关费用为人民币50500元。
关于第二票退运货物（提单编号为YMLUA012013146），提单项下有3个40尺集装箱，货物品名为废塑料，记载收货人为罗依莱公司，起运港为澳大利亚墨尔本，卸货港为上海港，装船日期为2014年6月30日，到港日期为同年7月20日。该票货物由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澳大利亚有限公司于2014年6月30日签发检验证书，证书自签发日起90天内有效，证书由伯利恒公司保存。2014年10月21日，中国检验认证集团上海有限公司为该票货物出具检验报告，检验费人民币3800元由伯利恒公司垫付。该票货物由于商检不合格仍被责令退运。夏炳生委托伯利恒公司将该票货物运输至香港，出口至香港的提单编号为YMLU231296175,货物装船日期与提单签发日期均为2015年1月24日。货物运抵香港后，由夏炳生和嘉荣公司指定的收货人收货。自货物运抵上海港后再次从上海港出运期间，伯利恒公司为该票货物支付码头进口超期费人民币122920元、超期堆存费人民币74648元、进出口其他码头发生费用人民币2610元、进出口报关发生的费用人民币18435元、出口海运费及出口超期费人民币6335元、因更改香港收货人向船公司支付人民币2065元、第二次CCIC检验费人民币3800元。
关于涉案未退运的10张提单中编号为COSU6094832850的提单，其项下的两箱货物为废塑料，总重45440千克，记载收货人为罗依莱公司，与之相对应的商业发票显示货值为24992美元。2014年8月6日货物在澳大利亚墨尔本装船，后运输至上海港，由伯利恒公司将货物清关后指示车队运至罗依莱公司，后货物被拆箱，其中3吨货物被以人民币4700元/吨出售给案外买家，因案外买家不愿再以同样价格继续购买，剩余货物现仍存放在罗依莱公司。罗依莱公司陈述因为伯利恒公司垫付海关费，夏炳生未支付，所以伯利恒公司将这批货放在罗依莱公司仓库，货物由伯利恒公司出售，具体货款可能还在罗依莱公司账上。罗依莱公司还表示，待本案纠纷处理完毕后，将按照伯利恒公司的指示对货物进行后续处理，截止目前货物贬值较大。伯利恒公司在庭审中陈述，因至2014年8月夏炳生拖欠其货代费人民币46万余元，其告知夏炳生要扣下这最后一票货物，夏炳生要求伯利恒公司以人民币5000元/吨的价格出售否则不同意冲抵货代费，罗依莱公司于2014年12月以人民币4700元/吨对外试售出3吨后案外买家不同意以该价格全部收购货物，货款由罗依莱公司收取，其未收到过货款。夏炳生在庭审中陈述货物到港时间为2014年8月20日，8月底报关完成，后伯利恒公司告知其货物已运至罗依莱公司，提出以货物到港价格折抵双方之间的欠款，10月份伯利恒公司已经开始寻找买家，其也同意伯利恒公司提出的折抵协议，同意以货物进口价折抵货代费用。夏炳生表示因市场行情的变化，货值已下跌三分之一，其不再要求取回该票货物。伯利恒公司与夏炳生在庭审中均确认2014年底以后受国际原油价格下跌影响，废塑料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下跌。
另查明：
不具有废塑料进口许可证的夏炳生通过伯利恒公司介绍，从2014年开始挂靠在持有废塑料进口许可证的罗依莱公司名下从国外进口废塑料。具体业务模式为：夏炳生以罗依莱公司的名义与嘉荣公司签订废塑料买卖合同，相应货物的提单亦记载收货人为罗依莱公司，货款由夏炳生直接向嘉荣公司支付，货物的进口及内陆运输则由夏炳生自行委托货代企业办理完成，货物最终由夏炳生收取。罗依莱公司陈述从2014年下半年起，罗依莱公司作为收货人在上海口岸进口涉案10票货物，全部为该公司为夏炳生代理进口，由伯利恒公司进行代理清关运输。此10票货物的国外货款、进口关税增值税均不是由罗依莱公司支付。此10票货物进口清关以后，除编号为COSU6094832850的提单项下的2个40尺集装箱货物在罗依莱公司仓库外，其他9票货物先运输到该公司，该公司检验货物符合工厂直接利用标准并不影响环境后，由车队全部运送至夏炳生指定的无锡新区大陆塑胶有限公司。夏炳生与伯利恒公司不合作之后，夏炳生委托其负责进口报关，双方的结算方式为包干费加税金、运费、换单费等实际发生费用，其与夏炳生之间通过电邮进行业务往来、款项对账，夏炳生有时回复、有时不回复。
2014年8月下旬，中国银行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为1：6.2左右。
本院认为：
本案系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对于双方之间存在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并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由于双方之间未就交易模式及结算方式签订书面合同，且长期业务往来票数较多，对于已经发生的费用通过电邮确认的方式进行，实际采取滚动结算方式。这一交易模式本身具有不稳定性。由于夏炳生不会使用电邮（即使使用也是由其亲属代为发送），双方在业务交往中一般是夏炳生电话通知伯利恒公司，而伯利恒公司以电邮方式与夏炳生联系或确认。电邮有记录，而电话通讯内容无法再现。因此，双方采取的业务模式需要双方都以十分诚信的态度进行。电话通讯内容无法再现，既可以对已经说过的内容随意修改甚至矢口否认，但同时也会造成无法证明自己曾经说过有利于自己的内容。从交易标的来分析，夏炳生从国外进口的货物为废塑料，该类货物属于海关严格监管的进口货物，海关监管方式的不同，也使得涉案货代业务较之普通货物的货代业务，合作要求更高，一旦出现矛盾，则会使得本不周全的交易模式出现很大的问题。由于这种交易模式先天不足，而双方在交易出现摩擦时又不积极地协商处理，而是互相指责、互为不满，导致矛盾不断升级，即使到诉讼中也还是互相指责，并没有从自身寻找问题，全无当初合作时之诚意，对此双方都存在一定问题。在涉案的货运代理合同关系中，夏炳生系委托人，伯利恒公司系受托人，伯利恒公司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明确指示完成好受托事宜。由于没有事先的书面协议，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应按照法律规定来判定，除非有证据证明双方之间达成了特别约定，此外双方之间的交易习惯也是判断双方权利义务及责任的重要依据。伯利恒公司作为受托人，其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是存在过错。
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院归纳本诉的争议焦点是：一、涉案10票进口未退运货代业务代理费的结算标准及金额；二、双方当事人是否就涉案编号为COSU6094832850提单项下货物的货款冲抵代理费达成合意；三、伯利恒公司在办理第一票货物退运（提单编号为OOLU3090924900）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如构成违约，伯利恒公司应承担的赔偿责任范围；四、伯利恒公司在办理第二票货物退运（编号为YMLUA012013146）的过程中是否有过错，如其有过错，是否仍有权要求夏炳生向其支付该票业务因退运产生的费用。反诉的争议焦点同本诉的争议焦点三。
关于本诉的争议焦点一，伯利恒公司主张其与夏炳生之间每票业务代理费的结算标准为包吨费（即每吨货物的利润）加上内陆运输费、堆存费等其他在进口报关及退运过程中实际发生的费用，进口关税由伯利恒公司代缴，夏炳生实际承担，不含在包吨费中。而夏炳生认为包吨费系伯利恒公司的单方主张，并未取得其同意，且伯利恒公司曾于2014年2月28日及同年12月3日向其发送电邮表示过代理费按实际发生的费用加上人民币1000元/箱利润进行结算。本院认为，伯利恒公司与夏炳生之间有长期业务往来，双方虽未就货代费的结算标准作出过书面约定，但可从以往的交易习惯来认定双方之间的货代费结算方式。夏炳生在庭审中确认双方当事人之间已就2013年的业务以包吨费加实际发生费用的标准结算完毕，据此可以认定此种结算方式为双方认可的结算惯例。夏炳生主张2014年结算方式已发生变更，应当举证。伯利恒公司提供的证据1、4、7与胡巧伟证言可相互印证，反之，夏炳生提供的反驳证据1中2014年2月28日的电邮显示伯利恒回应夏炳生关于包柜价的询问，在电邮中，伯利恒公司的回应仅是可选方案的一种，充其量是协商过程中的一种方案，而非承诺。而在同年12年3日的电邮中，伯利恒公司的意思表示则更为清楚，作为最终结算其愿意承担464744元中的64744元，根据上下文意思，这64744元的让出，就算1个柜子赚1000元，等于60几个柜子白做，这是对让利的一种单方表达，也是为了表示其利润很薄，而并非其已同意夏炳生关于全部集装箱按照人民币1000元/箱的利润标准进行结算。单独把这句话提出来以证明双方达成全部集装箱按1000元/箱利润标准进行结算的观点属于断章取义。结合在案其他证据，无法证明双方当事人已就货代费结算标准的变更达成了合意。因此，本院认为伯利恒公司就双方当事人之间货代费结算标准的陈述更有依据，对于夏炳生提交的相应反驳证据的证明力及相关意见不予采信。关于涉案10票进口未退运的货代业务，伯利恒公司已经完成包括进口报关在内的委托事项，则夏炳生作为委托人理应及时履行相应的付款义务，包括支付报酬和返还垫付费用。至于涉案10票进口未退运业务的货代费金额，夏炳生辩称伯利恒公司收取的搞定费、小费等不应支持的意见可予采纳，根据伯利恒公司提供的证据4中的电邮，伯利恒公司主张的货代费中的小费、清关附加费、报关附加费共计人民币30100元因缺少夏炳生认可的证据或其他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又，根据2014年8月21日伯利恒公司向夏炳生发送的电邮的内容显示伯利恒公司认为夏炳生在涉案业务之外已经拖欠其货代费人民币283804元，而在2014年8月21日至同年10月24日之间伯利恒公司向夏炳生发送的电邮显示其已从夏炳生处共收到人民币280000元，由于伯利恒公司仅就涉案10票未退运业务的货代费进行主张，故本院对案外业务所涉债权债务不作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规定，“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伯利恒公司未对利息提出主张，系其行使自身权利。因此，就涉案10票进口未退运货代业务，夏炳生应向伯利恒公司支付拖欠的货代费计人民币430840元。
关于本诉的争议焦点二，双方当事人是否就涉案编号为COSU6094832850提单项下货物的货款冲抵货代费达成合意。伯利恒公司完成该票货物的进口报关等事项系基于夏炳生的委托，夏炳生应当向伯利恒公司支付完成该票货代业务相应的代理费。货款冲抵货代费及相应进口费用由伯利恒公司自行承担应当经双方协商一致或由伯利恒公司明确意思表示，目前夏炳生并未提供相关直接证据，伯利恒公司对此也不予确认。夏炳生陈述相关货物到港时间为8月20日，8月底报关完成，后伯利恒公司告知其货物已运至罗依莱公司，提出以货物到港价格折抵双方之间的欠款，10月份伯利恒公司已经开始寻找买家，其也同意伯利恒公司提出的折抵协议，同意以货物进口价折抵货代费用。本院注意到夏炳生一方面称其认可以货物进口价折抵货代费用，双方在电话中已谈成货物买断，即所有权转移给伯利恒公司，但另一方面又提出要以每吨5000元出售，低于该价格其不同意折抵，显然夏炳生所说的以货款抵货代费是附条件的，而法律规定的互负债务抵销不应附条件，且夏炳生的陈述有自相矛盾的地方。而伯利恒公司陈述其是货代公司，不从事废塑料进出口业务，不了解货物实际价值，不可能在事先约定货物价格，其只是表示试售一下，而且在国际贸易中废塑料的进口价格不一定真实，其不可能同意以买断方式进行折抵货代费，其观点有一定合理性。但伯利恒公司基于追讨累积的货代欠费，而采取了留置货物行为，该行为的实施在法律上有明确规定和限制。综合伯利恒公司扣货在先，双方都确认曾经谈过以货物来冲抵所欠货代费，货物也被部分售出，伯利恒公司在处理货物的时候又未以明确的方式表示只是尝试一下，如果货物卖不到夏炳生提出的价格则其仍然要向夏炳生主张权利并将货物交付给夏炳生，再加上罗依莱公司也表示货物的处置要听伯利恒公司的指示，对此伯利恒公司也未予否认，故而本院认为在此种情形下可以视为双方就以货抵货代欠费达成过协议。但以货抵货代欠费本身抵的就是之前发生的全部欠费，非仅指本票项下的代理费用，因此夏炳生提出同时扣减（即既冲抵货代费，又相应进口费由伯利恒公司承担）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至于冲抵的金额即货物价值以何标准计算，本院认为，双方均确认进口废塑料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在2014年底至2015年春节期间有一波比较大的下降。而该票货物进口到港时间，运至罗依莱公司时间，以及伯利恒公司寻找买家出售3吨时间均在2014年底之前，因此，本院认为货物价值以当时货物进口价认定为宜，即总价24992美元，按照货物到港时的汇率，折合成人民币为154950.40元，夏炳生的相关意见可予采纳。鉴于此，则在罗依莱公司仓库存放的提单号为COSU6094832850项下的2个集装箱剩余货物以及出售其中3吨货物所得货款应归伯利恒公司所有并支配。罗依莱公司称出售3吨的货款，可能还在其公司账上，也可能已经给了伯利恒公司，但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果。关于上述货物及货款，伯利恒公司可在案外与罗依莱公司协商处理。但夏炳生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就相应进口费用由伯利恒公司自行承担达成一致或伯利恒公司明确表示由其自行承担。
关于本诉的争议焦点三，与反诉的争议焦点相同，伯利恒公司及夏炳生均确认该票货物运抵上海港后因商检不合格，后夏炳生委托伯利恒公司将货物退运至香港的事实。由于货物运抵上海港后因商检不合格后又退运至香港的行为系伯利恒公司按照夏炳生指示完成，故在此期间该票货物在上海港发生的费用应当由夏炳生承担。具体而言，包括进口超期费、码头超期堆存费、进出口其他码头发生的费用、进出口报关费、出口改单费、出口海运费及出口超期费、CCIC检验费共计人民币133124元，伯利恒公司提供发票证明上述费用实际发生并由其垫付，其已完成货物运抵上海港而后转运至香港的委托事项。至于夏炳生提出伯利恒公司在办理货物从香港回运内地的过程中存有过错或违反约定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显然法条的本意在于，受托人赔偿委托人损失的前提是受托人有过错，对此夏炳生作为委托人负有举证义务。首先夏炳生作为委托人应当提供真实完整的书面指令以证明其向伯利恒公司作出实际指令的具体内容，遗憾的是夏炳生至今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其次，夏炳生应当举证证明伯利恒公司存在过错或违反约定的行为，而从夏炳生自认的情况说明来看，该提单项下三个柜子中的一柜，是由夏炳生指示伯利恒公司回运至太仓，且夏炳生对回运产生的费用也是明知的，而另两个柜子在情况说明中夏炳生也陈述与伯利恒公司协商按两柜发票金额抵给伯利恒公司来支付以前的清关费用，由此可知，对于另两个柜子在香港夏炳生也是清楚的。而且夏炳生在提到用另两个柜子的货值抵债时丝毫未提及运回太仓的那个箱子，也可以反证相关事实。夏炳生的自认与伯利恒公司对货物退运及回运情况的陈述是吻合的，其再指责伯利恒公司违反指令、擅自行为，缺乏依据。而两个柜子因商检不合格，在退运至香港后，也无法再装箱回运至内地，这些概由货物不符合商检引起，问题出在贸易双方，而非伯利恒公司这个货代企业造成，伯利恒公司在根据夏炳生指令将货物退运至香港后，已经完成相关委托事项，其在处理受托事项过程中并不存在过错或违反约定，故无须承担赔偿责任。夏炳生指示伯利恒公司将货物从上海转运至香港，该票货物于2014年11月21日从上海港出运，同年11月24日运抵香港，同年12月2日伯利恒公司柳彦汀给夏炳生发送短信告知货物拆箱后运回太仓的费用，并称“如果你有其他公司便宜，可以去香港拿货自己做，把前面的费用给我就行了。香港的滞期费更高，你最好快些做决定”。显然，伯利恒公司作为受托人已经尽了提醒义务。2014年12月4日，伯利恒公司称其将该票货物中的一个集装箱运至广州惠州，另外两个集装箱拆箱后仍存放在香港仓库。从夏炳生作为委托人向伯利恒公司作出退运指令的立场出发，其应当及时告知伯利恒公司香港收货人的信息。但在2014年11月21日货物从上海港出运之日（提单签发之日）至同年12月3日柳彦汀短信通知夏炳生货物退运回太仓的费用之间的12天内，甚至12月4日之后至本判决作出之日，夏炳生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告知过伯利恒公司香港收货人的信息。夏炳生作为收货人与贸易对家嘉荣公司应当在货物退运至香港的收货人尽早协商约定，并通知伯利恒公司，从而使得伯利恒公司得以在货物抵达香港之后就能安排交货，伯利恒公司系货运代理人，其按照委托人夏炳生的指示将货物退运至香港，在夏炳生未告知收货人的情况下，其已然完成委托事项。而在夏炳生自认其中一个柜子的货物系其指示伯利恒公司经惠州回运至太仓的情况下，其再以因同一提单下三个集装箱货物分属两地，导致贸易对家拒绝在香港收货，责任应由伯利恒公司承担的意见显然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即使贸易对家确实以该理由拒绝在香港收货，则责任也应由作出分箱处理的夏炳生自行承担。基于此，其反诉要求伯利恒公司赔偿货值损失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虽然伯利恒公司主张其退运回太仓的费用人民币因形式发票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本院对该发票的证据效力不予认定，但夏炳生在其自行出具的《第一批退运货物情况说明》中已经对相关费用作出自认，而货物也确实已运回太仓，故本院认为对伯利恒公司的此部分诉请可按照夏炳生自认的金额予以支持。至于夏炳生提出其他两柜的清关费用已用其他两柜货物的价值进行冲抵，且伯利恒公司已然同意一节，因缺乏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对夏炳生提出的相关反诉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至于分散在太仓和香港两地三个集装箱货物仍属于夏炳生所有，现因夏炳生变更了要求交付货物的诉请，故不属于本案处理范围。本案中，受托人伯利恒公司并无过错，即使夏炳生有损失，但不能证明系伯利恒公司过错所致，则其要求伯利恒公司赔偿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夏炳生在货物退运至指定地点后，既不给伯利恒公司进一步指令，也不安排提货或自行提货，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及费用由其自行承担。其放弃提货不代表可以对已经发生的后果与费用不承担责任。
关于本诉的争议焦点四，夏炳生辩称因伯利恒公司的迟延报关导致该批货物的CCIC证书过期，而伯利恒公司认为是因为该票货物的CCIC证书过期导致其无法顺利完成清关。从在案证据来看，该票货物从澳大利亚墨尔本出发抵达上海港，在上海港的提单电放日期是2014年8月14日，而后于2015年1月24日再次装船运往香港，而该票货物的第一份CCIC检验证书的签发日期是2014年6月30日，证书有效期为签发日起90日内（即2014年9月30日到期），第二份CCIC检验报告的签发日期是10月21日，可见货物到达上海港的日期在第一份CCIC证书的有效期之内，并不存在因为CCIC证书过期而导致伯利恒公司无法完成进口报关的情况。退而言之，即使实际情况确如伯利恒公司所言，因涉案货物为废塑料而需要较长的清关时间，由于伯利恒公司持有第一份检验证书原件，对于证书的有效期知晓，也在庭审中自述一般情况下申请CCIC检验后出具报告的时间为三天左右，所以在第一份证书到期（2014年9月30日）之后，其也应当及时告知夏炳生并办理相关证书。伯利恒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在此过程中发生的有关事实。故而，本院认为，伯利恒公司未能完成夏炳生在该票业务项下的全部委托事项，其过错导致货物在上海港滞留期间的进口超期费、码头超期堆存费及CCIC检验费应由其自身承担。但关于伯利恒公司主张的进出口码头发生的其他费用、进出口报关费、出口海运费、出口超期费及因夏炳生要求更改收货人产生的费用，上述费用的发生与货物在上海港是否滞留无关，是货物因商检不合格退运香港必然会产生的费用，总计人民币29445元，现已由伯利恒公司先行垫付，本院对伯利恒公司就这部分费用提出的诉请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八条关于“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及其利息。”的规定，以及该法第四百零五条关于“受托人完成委托事物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2018-10-09
19:38:58',0,'web',NULL),(19683179,'69106e30-98c6-4c50-98b4-d89fe8318312','$(function(){$(\"#con_llcs\").html(\"浏览：78次\")});$(function(){var
caseinfo=JSON.stringify({\"文书ID\":\"69106e30-98c6-4c50-98b4-d89fe8318312\",\"案件名称\":\"李欣与闫海均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案号\":\"（2016）冀10民终2236号\",\"审判程序\":\"二审\",\"上传日期\":\"\\\/Date(-62135596800000)\\\/\",\"案件类型\":\"2\",\"补正文书\":\"2\",\"法院名称\":\"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ID\":\"127\",\"法院省份\":\"河北\",\"法院地市\":\"廊坊市\",\"法院区县\":\"\",\"法院区域\":\"\",\"文书类型\":null,\"文书全文类型\":\"1\",\"裁判日期\":null,\"结案方式\":null,\"效力层级\":null,\"不公开理由\":null,\"DocContent\":\"\",\"文本首部段落原文\":\"\",\"诉讼参与人信息部分原文\":\"\",\"诉讼记录段原文\":\"上诉人闫海均与被上诉人李欣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河北省三河市人民法院作出（2015）三民初字第05411号民事判决，闫海均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案件基本情况段原文\":\"\",\"裁判要旨段原文\":\"\",\"判决结果段原文\":\"\",\"附加原文\":\"\",\"文本尾部原文\":\"\"});$(document).attr(\"title\",\"李欣与闫海均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tdSource\").html(\"李欣与闫海均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2016）冀10民终2236号\");$(\"#hidDocID\").val(\"69106e30-98c6-4c50-98b4-d89fe8318312\");$(\"#hidCaseName\").val(\"李欣与闫海均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hidCaseNumber\").val(\"（2016）冀10民终2236号\");$(\"#hidCaseInfo\").val(caseinfo);$(\"#hidCourt\").val(\"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hidCaseType\").val(\"2\");$(\"#HidCourtID\").val(\"127\");$(\"#hidRequireLogin\").val(\"0\");});$(function(){var
dirData = {Elements: [\"RelateInfo\", \"LegalBase\"],RelateInfo: [{ name:
\"审理法院\", key: \"court\", value: \"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 name: \"案件类型\", key:
\"caseType\", value: \"民事案件\" },{ name: \"案由\", key: \"reason\", value:
\"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 },{ name: \"审理程序\", key: \"trialRound\", value: \"二审\" },{
name: \"裁判日期\", key: \"trialDate\", value: \"2016-06-28\" },{ name: \"当事人\",
key: \"appellor\", value: \"闫海均,李欣\" }],LegalBase:
[{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Items:[{法条名称:\'第一百七十条\',法条内容:\'第一百七十条
系统尚未收录或引用有误
\'}]}]};if ($(\"#divTool_Summary\").length > 0)
{$(\"#divTool_Summary\").ContentSummary({ data: dirData });}});$(function()
{\r\n var jsonHtmlData =
\"{\\\\\"Title\\\\\":\\\\\"李欣与闫海均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PubDate\\\\\":\\\\\"0001-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