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烟民四终字第94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玉强。
委托代理人：张玉香，系上诉人李玉强之妻。
委托代理人：国燕。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永彬。
委托代理人：焦向东，山东莱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烟台市莱州公路管理局。
负责人：谭文波，局长。
委托代理人：孙庆明。
委托代理人：桑茂义。
原审被告：刘亚杰。
上诉人李玉强、刘永彬因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莱州市人民法院（2013）莱州民重初字第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玉强及其委托代理人张玉香、国燕，上诉人刘永彬及委托代理人焦向东，被上诉人烟台市莱州公路管理局的委托代理人孙庆明、桑茂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一审诉称，2012年4月18日7时20分许，原告驾驶普通二轮摩托车从朱桥镇寺庄出发到招远市蚕庄镇洼子村干瓦工活，行至金城镇城子村北（文三线180公里743处），被烟台市莱州公路管理局正在串伐树木的作业人员刘永彬、刘亚杰所锯伐的树枝砸倒，造成原告车损，致原告重伤。事故发生后，刘永彬等人将原告送医院，同时刘永彬派人将事故二轮摩托车及树木清理并重新布置现场后才报警。报警时间为当天10时57分，距离事故发生超过三个半小时。莱州市公安交警大队以莱公交证字（2012）007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书对事故情况予以证明。原告伤后，先后到莱州市人民医院、山东省立医院、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进行治疗，花了巨额医疗费，现已无力继续垫付医疗费。诉请法院判令被告立即给付医疗费269359.10元。
原审被告烟台市莱州公路管理局一审辩称，1、原告称被公路局正在串伐树的人员砸伤，造成车损、人伤与事实不符，我局于2012年3月2日与被告刘永彬签订串伐树木协议，刘永彬不是被告公路局的作业人员。2、协议中约定了就串伐树木作业发生的车辆、人员交通安全事故由承包人负责。3、根据事发后了解的情况，被告刘永彬在作业时已设立了警示标志，发生该事故的主要原因，是原告擅自闯入警戒作业区内，根据上述情况被告公路局依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请求法院驳回对我局的诉讼请求。重审时补充答辩意见：根据原告起诉时提交的在南京军区总医院病历记载原告诊断结果为肠瘘，事实是原告受伤时是腹部外伤，因此原告要求赔偿的医药费并非治疗外伤所支出，因此在未查明原告所主张的医疗费与原告所受到的外伤存在因果关系的情况下，原告无权向被告提出赔偿请求。
原审被告刘亚杰辩称：被告刘亚杰在本案中从事串伐树木行为，是受被告刘永彬雇佣，刘亚杰的行为所产生的法律责任依法应当由雇主承担。请求驳回原告对刘亚杰的起诉。
原审被告刘永彬辩称：1、刘永彬在发生事故的第一时间救治原告而延误了报警时间，在救治过程中医院告知刘永彬，原告没有太严重的伤，后来才报警，延误了报警时间。2、当时串伐过程中设有警戒线，还有标志牌。重审时补充答辩意见：1、被告烟台市莱州公路管理局与被告刘永彬签订的串树协议实为路政合同。串树协议部分条款约定由被告刘永彬负责指挥交通及全面负责交通安全，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条款部分内容无效。2、被告刘永彬并无公路养护作业单位资质，烟台市莱州公路管理局审查把关不严，管理工作有瑕疵。3、施工前，烟台市莱州公路管理局并未要求被告刘永彬递交任何审批材料，未通过公安交通管理机关事先向社会公告，烟台市莱州公路管理局严重违反了法定程序，行政不作为。4、被告刘永彬施工时发生事故的地点实际位于莱州市境内的文三线180KM＋743M处，大大超过串树协议限定的坐标范围。被告刘永彬等人超界锯伐行为未得到被告烟台市莱州公路管理局行政许可，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其行为非法无效。烟台市莱州公路管理局疏于管理，监督失察，具有严重过错，应承担法律责任。5、被告烟台市莱州公路局未尽到对施工路段的管理职责，未尽到对公路建设、管理、看护职责范围内正常、合理、谨慎的注意义务，对本案树枝坠落导致的人身损害后果有过错，应承担侵权赔偿民事责任。6、本案受害人、烟台市莱州公路管理局及被告刘永彬存在共同过错，烟台市莱州公路管理局与被告刘永彬应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7、被告刘永彬于2012年9月份从烟台市莱州公路管理局支取了六万元工程款并已赔偿给了原告，应从赔偿款中扣除。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文三线180公里743处路段是属于被告烟台市莱州公路管理局负责管理、维护的路段，属二级公路。2012年3月2日，被告烟台市莱州公路管理局下属的莱州公路管理局城港路公路管理所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被告刘永彬签订了“串树协议”，主要内容为：“一、甲方将位于文三线182K-187K公路两侧行道树中向路中央延伸遮挡指路牌的树枝交于乙方负责串伐。二、串伐期间甲方提供安全标牌等交通安全设施，乙方应按国标及甲方的要求正确设置摆放。并安排专人负责指挥交通，作业期间应保持路面交通顺畅，确保车辆、行人安全。三、乙方应严格按照甲方的标准要求进行树木串伐，达到行道树串伐后整齐、美观、符合绿化标准要求。四、作业期间乙方全面负责路面交通，施工车辆、人员安全，由于乙方串树作业引起的车辆人员、交通安全、沿线设施损害等一切事故均由乙方负责，与甲方无任何关系”。协议签订后，被告刘永彬雇用被告刘亚杰等人在协议约定的路段锯伐树木。
2012年4月18日7时20分许，被告刘亚杰在文三线180公里743米处锯伐树木时，锯伐的树木与沿文三线由西向东行驶的原告李玉强无证驾驶的无牌照普通二轮摩托车及李玉强发生碰砸，造成原告车损，致原告伤。
事故发生后，莱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到现场进行了勘验，于2012年5月4日制作了“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主要内容为：“1、事故现场道路东西走向，省级道路，沥青路面，中心施划单虚线，划分机动车、非机动车道。2、2012年4月18日7时20分许，刘亚杰在文三线180公里743米处锯伐树木时，锯伐的树木与沿文三线由西向东行驶的李玉强无证驾驶的无牌照普通二轮摩托车及李玉强发生碰砸，造成李玉强车损，致李玉强伤。3、经调查，莱州市朱桥镇紫罗刘家村405号刘永彬雇用刘亚杰等人，在事故地点锯伐树木。发生事故后，刘永彬等人将李玉强送医院，刘永彬雇用的人员将事故二摩车及树木清理，后莱州市朱桥镇紫罗刘家村405号刘学友于2012年4月18日10时57分报警”。
原告伤后由被告刘永彬送往附近的山东黄金莱州有限公司焦家金矿职工医院救治，当日又转至莱州人民医院住院治疗14天，花费住院医疗费103747.50元。被告刘永彬在山东黄金莱州有限公司焦家金矿职工医院支付医疗费1120元、在莱州市人民医院支付急诊治疗费608.10元，共计1728.1元。原告的伤情经该院诊断为：闭合性腹部外伤、肠系膜上动、静脉破裂、横结肠挫伤、创伤性失血休克、脑挫裂伤、皮肤挫裂伤。2012年5月2日，原告转山东省立医院治疗，在该院住院5天，花用医疗费7417.30元；同年5月7日，原告又转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治疗，住院43天，花用住院医疗费248696.60元、门诊医疗费7963.70元，共计256660.3元。2012年7月26日，原告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总医院购买营养液花费12987.90元；2012年9月3日至10月5日期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总医院住院治疗，花费医疗费118423.70元。2012年10月15日原告又在莱州市人民医院花费门诊费52元，后在莱州市中医医院住院治疗16天，花费住院医疗费10834.20元。2012年6月30日至2013年3月10日间，原告在莱州市新义华药店购买生理盐水七次，共计花费276元；2012年6月22日和8月12日在莱州市朱桥镇卫生院购药花费1155元。上述共计花费513282元。
重审时，原告将诉讼请求变更为356933.40元（其中医疗费516825.40元，交通费10210元，电动吸引器900元，共计527933.40元，扣除二被告已支付171000元）。
庭审中，原告向原审法院分别提供了莱州市人民医院、山东省立医院、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莱州市中医医院的住院病历及用药明细、医疗费单据、莱州市朱桥镇新义华大药房的药店收据及朱桥寺庄卫生院的门诊处方单。经质证，被告烟台市莱州公路管理局认为从莱州市人民医院、南京军区总医院与莱州市中医医院三个医院的诊断结果看，原告在莱州人民医院治疗期间导致了原告腹腔感染和肠瘘，到南京军区医院治疗原告器官术后的诊断是在原医院治疗期间、手术后导致的病症，存在医疗事故或医疗过失导致的原告病情变化，因此原告从南京军区总医院之后的治疗与原告受伤的外伤的治疗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假如是因感染而导致的并发症所支出的医疗费被告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提交的医疗费单据中营养液不属于医疗赔偿范围，寺庄卫生所与新义华大药房的医疗费单据因不是正规票据亦不能作为其主张损失的证据。被告刘永彬除认可被告烟台市莱州公路管理局的质证意见外，还认为原告到南京医院治疗没有转院证明。被告刘亚杰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表示质证意见与上述二被告相同。原审中，被告刘永彬主张对原告现在的伤情与本次事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申请司法鉴定，后撤回了要求鉴定的申请。重审中，被告烟台市莱州公路管理局申请对原告的腹腔感染及肠瘘的真实原因，是否存在莱州市人民医院诊断、治疗过失情形，以及原告的全部用药的合理性进行鉴定，后亦撤回鉴定申请。
原告主张，在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还支出门诊费用5271.5元，提交了“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门诊处方笺”5张，处方笺下方标注的药费合计为4371.5元。经质证原告提交的处方笺，被告不同意依此为据赔偿。
原告主张，因伤情需要购买了电动吸引器一台，提交了金额为900元的发票一张。经质证，被告刘亚杰要求原告提供证据证明该费用是否确属病情需要。其他被告未提出异议。
原告还主张多次转院与住院，为此花费交通费10210元，其中包括从莱州市人民医院转院至山东省立医院救护车费用1640元、山东省立医院转院到南京军区总医院救护车费用4800元，从南京军区总医院三个人（原告、原告家属张玉香、原告女儿）坐客车出院回家花费900元，从朱桥到济南军区总医院买营养液去的路费是95元、回来是105元，从朱桥到济南军区总医院住院出租车是600元，从济南军区总医院出院救护车是1800元，从朱桥到莱州市人民医院住院救护车是120元，该医院不收治又转到莱州中医院出租车50元，出院回家是100元。原告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山东省立医院与济南市第四人民医院出具的交通费及转运费单据各一张、莱州市人民医院的救护车费单据二张及其他交通费票据一宗。经质证，三被告表示对于各个车站以及人民医院关于救护车出具的正式车票予以认可，对于其他手撕的车票和医院出具的非正式的收款票据不予认可。
另查明，原告的上述费用，被告刘永彬除为原告垫付焦家金矿医院花费的1728.1元外，还支付给原告111000元。被告刘永彬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姓名为李玉强的医疗费单据20张，原告妻子书写的借条3张。经质证，原告对上述医疗费单据、借条无异议。被告刘永彬要求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借款和垫付的医疗费。
重审中，原告还主张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总医院住院治疗时，被告烟台市莱州公路管理局通过银行卡为其预交住院押金6万元，原告妻子张玉香为被告烟台市莱州公路管理局出具证明条一张，载明：“证明莱州公路局为李玉强预交住院押金陆万元正（￥60000.00元）。张玉香2012.9.5.”，后为办理出院结算手续，将住院押金条及证明条从被告烟台市莱州公路管理局处收回后，另出具了一张借条。原告提交了证明条一张。经质证，被告刘永彬与被告刘亚杰对证明条的真实性无异议，同时认可原告所述，被告烟台市莱州公路管理局对证明条不予认可，提交了原告妻子出具的借条复印件，表示当时给付的6万元是以被告刘永彬的名义给付的，原告给其单位出具的。其中借条载明：“借条今借到烟台市莱州公路管理局人民币陆万元正（60000.00元）（李玉强住院押金）借款人张玉香（李玉强妻子）身份证号：××。经质证，原告与其他二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主张该6万元确系被告烟台市莱州公路管理局支出的。
关于原告受伤的经过，原、被告双方陈述不一致。原告主张，其于2012年4月18日上午驾驶二轮摩托车正常行驶时被锯伐的树木突然砸伤，该路段没有任何警示标志，且发生事故时被告未尽到保护现场的义务，致使现场完全被破坏，所以被告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原告就其该主张未提供证据。被告刘永彬则主张，锯伐树枝过程中设有警戒线，还设有标志牌，且砸着原告的系锯伐的树枝，而非整棵树。
被告刘永彬为支持其主张，向原审法院提供了证人张家振、孙喜昌到庭做证。张家振当庭证明：我跟着刘永彬干活，每天早上6点半开始干活，工人就把牌子摆上，听从工头的安排，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证明牌子、警示标志每天如此都摆放，原告受伤时我在现场但是隔着远；2012年4月18日早上是在串树枝。原告受伤以后，我没看清受伤人员。原告受伤时在锥形阵中部偏西。事故发生以后地面上的树枝被干活人员清理了，说不上名字。只记得老于，我没有清理过树枝，但是我和老于将摩托车抬离现场。
证人孙喜昌当庭证明：2012年春天在焦家村南东西公路上串树，我去捡烧材，串树的不让靠近，他们从西往东串树，最西边放着警示牌子，摆放着锥形帽，大约有六七十米，我一般捡到早上7点半回家吃饭上班，后面的事情我不清楚。原告发生事故的过程我不知道。
经质证上述证人证言，原告对张家振的证言有异议，认为其当时不在现场，因为证人说抬过摩托车，应该看到原告被砸伤的过程；对孙喜昌的证言认为不能证明原告受伤时被告摆有警戒标志，因为原告受伤过程证人不知道。
原审法院依法调取了莱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在事故发生后对张启军、刘永彬、刘亚杰、刘学友4人的询问笔录及现场勘验照片。其中张启军在2012年4月19日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我与李玉强是街坊，他以前在东北，回寺庄住了快二十年了，我俩在一个工地干活，工地在招远蚕庄镇洼子村，2012年4月18日7时20分许，我驾二摩车由家中出发，经文三线去招远。我行至焦家金矿东侧，突然看到路的南侧在串伐树木，没有任何警示牌及标志，路南侧在地上有一根很粗树枝，树枝下面压着一个人和一辆二摩车，然后我们一起将人拖出来送医院救人，发现现场后我立即给工头打电话，是7时23分。
张启军在2012年4月24日的询问笔录中陈述：2012年4月18日7时20分许，我驾摩托车由家里去招远洼子干活，我驾车沿文三线由西向东行驶到焦家金矿路口东面二十米至三十米附近处，发现有棵树倒在路上，树头朝西北方向，横在中心线以南，树头超过中心线了，我从中心线北面绕过去，我自己想，这么大棵树不能砸着个人？我就回头细看，树下面果然压着个人和摩托车，我发现像我们街坊李玉强，我就赶紧下车回去看，我没看到树是怎么倒的路上也没有任何标志和其他警示标志。那些伐树的人把树抬起来，将李玉强救出，伐树的老板刘永彬开着小货车送李玉强去了焦家医院，我也是乘同一辆车去的，我的摩托车放在现场。
刘永彬在2012年4月18日13时50分的询问笔录中陈述：2012年3月2日我以个人名义与莱州市公路管理局城港路公路管理所签定了对文三线182KM-187KM公路两侧树木进行串伐危树的工程，然后我自己雇了八九个村民进行施工。2012年4月18日上午8时许，我领着这八九个人在文三线施工，对路南侧伸到路上方的危树进行串伐，当时我们在施工地点西侧设置了“道路施工”及导向牌共两个警示牌，占了路南侧中心线南一大半路面，然后又沿警示牌向东靠路中心南侧一溜摆了九个锥筒，然后我们在警戒区域内施工串树。当时一名民工在树上用锯割树枝，下面有人招呼过往车人及往路边搬树枝，上面割锯的工人是朱桥镇大张家村的刘亚杰，树上只有一人，我当时在西侧警示牌内招呼从西侧来的车，在西侧警示牌西侧还有两名民工穿公路工作服在指挥来往车辆。我当时正面朝西，没看到具体情况，只听东侧哗啦一声响，我回头一看，一根从上方刚锯下的树枝掉下来正砸中一辆二摩车，将二摩车及乘车人压在树枝下，这个树枝掉落在我们设置的锥筒警戒区以内（即锥筒南侧），我赶紧过去拉二摩车人，然后我用我车送他去了医院，至于二摩车及当时锯下的树枝动了没有，挪哪去了，我也不知道，当时没报警，何时谁报的警我不知道。
刘学友在2012年4月18日12时的询问笔录中陈述：2012年4月18日我们共七八名村民在文三线焦家金矿路口东将路上方的树枝割掉，我们这些人都是村民，是莱州市公路局三山岛公路站将这块活承包出来，然后是我村的刘永彬召集我们来割树枝，至于他们之间是何承包关系，我们干活的不知道。大约上午八、九点钟左右，我们几个在路南侧割树枝，我们在路的南半边施工的西头摆放有两面警示牌，然后在警示牌北侧靠路中心附近由西向东摆了九个锥筒，将干活的范围圈了起来，其中在警戒区内割了一个大树枝，一个人割锯，两边有人看着。这时一辆二摩车由西向东驶来，越过警示牌从锥筒中间空里向南驶进了警戒区向东行，正巧这时路上方的树枝割断了从上方落下来，打到二摩车上，二摩车摔倒了，然后我们找车送伤者去医院，我们一起干活的将二摩车推到路南面，路上的树枝我们也清理干净了，但警示牌和锥筒都没动过位置，发生事故时就有。
刘亚杰在2012年4月19日的询问笔录中陈述：2012年4月18日8时许，我们一共八九个人在文三线焦家金矿东对行道树进行危树串伐施工，我们几个人都是各村的村民，是由紫罗刘家村刘永彬召集我们干活的，干一天六十多元工钱，至于他与公路局什么关系我们不知道，给钱干活。上午八时许，我们摆放好警示标志，先在西侧路南侧摆了两个警示牌子，在警示牌北端路中心线南由西向东摆了一排八九个锥筒，将施工区域圈起来，然后在警戒区我站在路南侧道边树跟下仰头锯向北伸出的树枝，这个树枝直径有十七八公分，挺粗，我锯了几分钟树枝锯断了，从上空掉下来，我听到别人喊，我回头一看，一辆二摩车及驾驶人倒在树枝下面，驾二摩车人戴着头盔，然后我们的人送他去医院，我们一起干活的将二摩车推到路南面，树枝随后也清理干净了。后来快11点了刘学友报了警，现场只剩下警示牌及锥筒，我们没动过，跟事故发生时一样。
经质证以上询问笔录，三被告对张启军的陈述有异议，认为张启军证言中否认设有警戒线，从交警卷宗的照片中可以看到事故现场放有锥形帽，根据证人的出庭证言也证实了锥形帽摆放的事实，对其他三人的笔录没有异议；原告对张启军的询问笔录没有异议，证实路上没有任何警示标志，对其他人的询问笔录不认可。
莱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对事故现场的勘验照片中，本案发生事故的路段中心线偏南位置摆放有一排锥形帽，两端横着摆放有“道路施工”标牌。经质证上述证据，原告认为这是被告在事故发生后摆放，被告对照片无异议。
重审中，原告为证明其是被锯伐的树干砸倒，向原审法院提供了其工友张启军与李俊胜到庭作证，张启军到庭作证内容与莱州市交通警察大队于2012年4月24日所作笔录内容同，同时，张启军还证明砸倒原告的是一棵树，而非树枝。李俊胜到庭作证称：出事当天早上7点20左右接到张启军的电话，说李玉强出事了，然后就骑着摩托车到现场去，走到焦家路口就看见李玉强已被抬在车上，然后去焦家医院了。我当时瞟了一眼现场，现场看到一棵树倒在路中间，边上没有树枝，我就走了。再没看到别的，现场没看到有警示标志。当时刘永彬在医院还说过，他的工人太毛躁了，还没等怎么的，拿着锯就往东面去了。经质证，被告烟台市莱州公路管理局认为两个证人与原告有利害关系，且两个证人发生事故时均不在现场，所作证词系伪证。被告刘永彬坚持原告系由树枝砸伤，且在现场设置了必要的警示标志，原告系硬闯入施工禁区导致发生事故。被告刘亚杰质证意见与上述二被告相同。
关于原告的身份情况，原告提交了内蒙古自治区罕敖拉派出所出具的户籍证明，该户籍证明证实原告李玉强原名玉强，户别为非农业家庭户。被告对原告提交的户籍证明真实性无异议。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李玉强于2012年4月18日7时20分许无证驾驶无牌照普通二轮摩托车由西向东行至文三线180公里743米处，被被告刘永彬雇用的被告刘亚杰锯伐的树木砸伤，事实清楚，有莱州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的现场勘验记录、询问笔录证实。根据交警部门卷宗中现场勘验照片显示，发生事故的路段中心线偏南位置摆放有一排锥形帽，两端横着摆放有“道路施工”标牌，原告主张这是被告在事故发生后摆放，证据不足。
本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由被告刘亚杰锯伐树木造成，发生事故的路段是通行的公路，被告刘永彬雇用被告刘亚杰等人锯伐树木，是具有高度危险的行为，应当以确保锯伐的树木不能砸伤路过的行人为前提，即被告刘永彬有责任对自己的危险行为提供安全保障。根据被告刘永彬在交警部门的陈述和交警部门卷宗中现场勘验照片，现场摆放的警示牌标明的是道路施工，该警示牌不足以提醒过往的行人对道路上方锯下的树枝引起注意，被告刘永彬在交警部门的笔录中陈述：“我没注意到那辆摩托车从哪里来的，落下的树枝长有十米至八米，是树的两个大叉的一个大叉，是槐树，能有一百五十斤，树枝伐的位置离地有两米左右”，上述陈述的内容说明，锯下的树枝具有很大的潜在危险，被告刘永彬没有充分注意过路的原告，并对经过危险路段的原告予以阻止。根据莱州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询问刘永彬、刘亚杰、刘学友的笔录，均未陈述有人阻止原告进入锯伐树枝的路段，被告刘永彬并未设置用于提醒过往行人该路段上方在锯伐树枝的警示标志。原告没有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在发生事故时属于无证驾驶无牌摩托车行驶，对其自身受伤害负有过错责任。综合本次事故发生的原因力，原告在本次事故中过错较小，应当承担次要责任，被告刘亚杰的过错程度较大，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发布的《公路养护技术规范》，其中﹤公路养护工程作业内容表﹥之“工程项目”一栏包含了“桥梁涵洞隧道”、“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绿化”等内容，而“行道树、花草的抚育、抹芽、修剪、治虫、施肥”等规定在“绿化”之“小修保养”范围内。根据上述规定，在公路两侧“串伐”树枝的行为属于公路养护的范围。根据《公路养护工程市场准入暂行规定》第11条：“公路养护工程资质分为甲级、乙级，甲级可以承担高速公路和一级或者二级公路的小修保养。乙级可能承担二级及其以下等级公路的小修保养作业。”根据该规定，在公路两侧“串伐”树枝，其从业人员应该具备相应的资质。《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被告烟台市莱州公路管理局将公路养护工作即其管理的公路两侧行道树锯伐树枝工作交给被告刘永彬完成，并以树枝抵顶劳动报酬，该合同从形式及内容看均属于承揽合同的范畴。被告刘永彬不具备相应资质，因此被告烟台市莱州公路管理局存在选任上的过失，按法律规定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被告刘亚杰在为被告刘永彬提供劳务过程中造成他人损害，应当由接受劳务的被告刘永彬承担侵权责任。
原告就其主张的医疗费提交了相关单据、住院病历、用药明细以及原告提交的在莱州市朱桥镇新义华大药房的药店收据及朱桥寺庄卫生院的门诊处方单，济南军区总医院所购营养液，结合原告病情，属其治疗伤情所必需，被告虽有异议，但对此未提交反驳证据，原审法院对原告主张的医疗费予以支持。原告提交的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门诊处方笺主张支出的门诊费用4371.5元，与其提交的该医院门诊收据的费用相吻合，属重复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原告主张因伤情需要购买了电动吸引器一台，并提交了支出票据，被告刘亚杰虽有异议但对此未提出反驳证据，其他被告未提出异议，原审法院对原告主张的该项费用予以支持。
原告主张的交通费提交的证据，部分花费不符合法律规定，应适当降低。
被告刘永彬要求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在事故发生后为原告垫付的医疗费和已支付给原告的现金，原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该款项应在被告的赔偿款中扣除。被告烟台市莱州公路管理局主张为原告支付的济南军区总医院的住院押金6万元系以被告刘永彬名义给付，对此，被告刘永彬不予认可，原告认可收到该6万元。结合原告提交的证明条及被告烟台市莱州公路管理局提交的借条，原审法院认定，被告烟台市莱州公路管理局已支付给原告6万元，该款应从赔偿款中扣除。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的规定，判决：一、原告李玉强因伤支出的经济损失：医疗费513282元（含被告刘永彬垫付的1728.1元）、电动吸引器900元、交通费9500元，合计523682元，该款由被告刘永彬赔偿60%，即314209.20元，兑除已付的112728.1元，被告刘永彬再赔偿原告201481.10元；被告烟台市莱州公路管理局赔偿原告20%，即104736.40元，扣除已付的6万元，被告烟台市莱州公路管理局再赔偿原告44736.40元。均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李玉强要求被告刘亚杰赔偿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85元，由原告负担914元，被告刘永彬负担1028元，被告烟台市莱州公路管理局负担343元。
宣判后，李玉强、刘永彬均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李玉强的上诉理由是：一、被上诉人在未中断交通的省级公路上串伐树林属于高度危险作业，只有采取一定的安全方法进行活动，才能控制活动中产生的危险，减少损害发生的几率，反之若不采取一定的安全措施，就会大大增加危险性，这也决定了法律对此类活动在程序上有严格的规定或对这类活动有特殊的要求，赋予特别的责任。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从事高度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如果损害不是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作业人就应承担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侵权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受害人只有一般过失的，不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责任，因此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二、莱州市公路管理局城港路公路管理所与刘永彬签订的串树协议是两被上诉人之间的协议，不能对抗第三人，协议的当事人没有相应的主体资格，该协议应视为无效协议中让无资质的也无能力的刘永彬安排指挥交通，负责交通安全，严重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属于合同无效，莱州市公路管理局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三、上诉人去济南医院600元的交通费用是实际发生的合理费用，法院应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刘永彬的上诉理由及答辩意见是：一、被上诉人烟台市莱州公路管理局与上诉人签订的串树协议具备路政合同和承揽合同的双重法律特征。上树锯伐树枝是高处作业，又属于安全生产活动，具有高度危险性。国家标准GB3608-83《高处作业分级》1.1规定：“高处作业凡在坠落高度基准面2M以上，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的作业”。上诉人所承担的串伐树枝工作，需要攀登到树木的上方进行操作，距离地面两米以上，属于高处作业，具备高度危险性。上诉人等在工作过程中致人受伤，属于安全生产事故。二、上诉人刘永彬并无公路养护作业单位资质，定作人烟台市莱州公路管理局存在选任上的过失。定作人选任过失责任，指对承揽人的资格未认真审查，对承揽人的选择不当，从而对致第三人损害负赔偿责任的法律后果，但不包括承揽人自身爱到损害的情况。根据《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四十六条、《公路养护工程市场准入暂行规定》第十一条以及《公路养护技术规范》中关于工程项目一栏的规定，在公路两侧串伐树枝，从业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资质。上诉人刘永彬没有任何公路养护作业单位资质和相关技术人员，只能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烟台市莱州公路管理局在签订承揽合同时，未审查上诉人的经营资质，把关不严，将公路养护工程发包给上诉人刘永彬，违反了以上行政法规规定，具有选任过失。烟台市莱州公路管理局在管理方面存在严重瑕疵和过错，足以证明烟台市莱州公路管理局应承担连带责任。三、烟台市莱州公路管理局存在定作上的过失。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二条、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四十四条、《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五十一条规定，应当征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同意，提前5日通过公安交通管理机关事先向社会公告，明确绕行路线，并在绕行处设置标志；不能绕行的，应当修建临时道路，在作业区周围设置围挡。然而烟台市莱州公路管理局图省事，简化办事程序，在施工路长严重超标的情况下，未通过公安机关事先向社会公告，也未要求上诉人刘永彬提供设计和施工方案、技术评价报告、应急方案等材料，工作草率，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行政不作为。四、烟台市莱州公路管理局存在指示上的过失。烟台市莱州公路管理局为推卸责任，逃避风险，授权给上诉人刘永彬负责全面指挥交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条应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规定，该条款内容非法无效。上诉人施工时发生事实的地点位于莱州市境内180KM＋743米处，大大超出串树协议限定的路段，定作人未明确告知作业地点不在合同内并阻止上诉人作业，存在指示过失。上诉人在施工地段公路上所设置的警示牌、锥形帽均系烟台市莱州公路管理局按照合同提供，该警示牌标明的是道路施工，不足以提醒过往的行为对道路上方锯下的树枝引起注意。烟台市莱州公路管理局再未提供其他警示标志和围挡设施，如提醒过往的行人该路段上方在锯伐树枝的警示标志，未告知上诉人刘永彬进一步采取现场全部封闭的防范措施，造成安全隐患。烟台市莱州公路管理局未履行法律规定的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疏于管理，疏于巡查，导致受害人闯入施工现场，烟台市莱州公路管理局主观上的懈怠与损害结果的发生是有直接因果关系的，故烟台市莱州公路管理局应承担赔偿责任。五、烟台市莱州公路管理局未尽到对施工路段的管理职责，未尽到对公路建设、管理、看护职责范围内正常合理谨慎的注意义务，疏于管理，监督失职，对造成的损失后果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锯伐树木属于高度危险作业，烟台市莱州公路管理局负有安全保障义务，提供安全的通行条件。如此减免责任，须证明自己尽到了巡视和对安全隔离设施进行加密加固的义务。而烟台市莱州公路管理局未履行上述义务。六、烟台市莱州公路管理局与上诉人均有共同过错，二者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双方系共同侵权，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七、受害人无视现场警示标志，无牌无证驾车闯入施工区域内，导致此次事故的发生，受害人应对事故损害后果承担大部分过错责任。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上诉人与烟台市莱州公路管理局共同赔偿李玉强30%损失，上诉人与烟台市莱州公路管理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上诉人李玉强答辩称：1、刘永彬的施工现场根本没有警示标志，交警在事故现场的勘验照片是案发三个半小时后所拍，此时现场已重新布置，交警在事故证明中也已证明，清理现场后报警。2、本案是高度危险作业致人伤害。高度危险作业只有采取一定的安全方法进行活动，才能控制活动中产生的危险，减少损害的几率。法律将高度危险作业的免责事由仅限制在受害人故意这一层面，高度危险作业经营管理人不得主张受害人存在的过失而免责。依照法律规定在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中，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因而此时也不适用混合过错的过失相抵规则。因此高度危险作业致害责任的构成要件中无需过错要件。只要存在高度危险的行为，有损害的事实，高度危险作业与损害结果有因果关系，行为人就应承担民事责任，即使损害是由受害人的过失造成的，也不能免除行为人的责任，因为损害发生的根本原因仍在于作业的危险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侵权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受害人只有一般过失的，不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二款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加害人就受害者故意造成损害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3、烟台市莱州公路管理局与刘永彬签订的串树协议符合劳务关系的特点，并非承揽合同。协议中乙方只有责任，没有报酬，显失公平。如果是承揽合同，双方当事人没有主体资格，协议应是无效。协议让普通农民指挥交通，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是无效的。因此，烟台市莱州公路管理局对本人身伤害案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及连带赔偿责任。
被上诉人烟台市莱州公路管理局答辩称：一、上诉人刘永彬与答辩人签订的合同是承揽合同。合同约定的由刘永彬负责作业控制区内警示标志的设置，以及对发生交通安全事故的责任承担的约定，不属于路政合同的范畴。被上诉人公路局对刘永彬签订的串树协议约定由其负责安全作业的条款符合法律规定。被上诉人的责任是对负责作业的条款符合法律规定。被上诉人的责任是对作业单位及人员安全工作的监督检查。《公路养护技术规范》第11.2.8条款中的第3目的规定：“凡需占用车道进行绿化作业时，必须按作业控制区布置要求设置有关标志。”因此串树协议中约定的由刘永彬按要求在作业控制区内设置安全防护标准，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因此，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存在指示上的过失是错误的。上诉人李玉强闯入刘永彬设置安全标志的作业控制区内，发生本案事故，其自身存在严重过错。二、上诉人刘永彬称被上诉人存在定作和选任上的过失违背了事实和法律规定。依据《公路养护技术规范》，串伐作业属于公路养护小修作业。但该规范并没有规定单纯的树枝串伐类的养护小修需要何种资质。上诉人刘永彬主张串伐树枝的操作人员应具备相应资质的依据是《公路养护工程市场准入暂行规定》该规定是对公路土建工程和绿化工程的施工资质证书。上诉人刘永彬也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行道树枝串伐需要何种资质及操作证书的证据。公路的日常卫生保洁、杂草清除等均是小修养护范围，不需要资质。因此串树协议没有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有效合同。上诉人称被上诉人存在选任和定做上的过失没有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存在选任上的过失，判决被上诉人承担20%赔偿责任，被上诉人对此有异议，但出于对李玉强的同情，没有上诉。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上诉人主张因需要做第二次手术，自己联系了济南军区医院进行手术，2012年9月3日租了一辆面包车，花费600元。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执的焦点问题是：1、公路管理局与刘永彬签订的串树协议的性质及效力；2、公路管理局应否与刘永彬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及赔偿比例。3、上诉人李玉强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比例。4、去济南打车产生的交通费600元，应否赔偿。
1、关于公路管理局与刘永彬签订的串树协议的性质及效力问题。
2012年3月2日，莱州公路管理局城港路公路管理所与刘永彬签订串树协议，约定将文三线182K-187K公路两侧行道树中遮挡指路牌的树枝串伐工作交由刘永彬完成，双方形成承揽法律关系。承揽合同属于完成工作类的合同，其主要特征是合同的标的是完成一定的工作。虽然串树合同中约定由刘永彬负责放置安全设施和标牌，并负责指挥交通，但上述行为是为了保证串树工作顺利、安全进行而约定并实施的，该合同的目的是为了串树而非为了指挥交通，因此，上诉人刘永彬主张涉案串树合同是路政合同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涉案串树合同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
2、关于公路管理局应否与刘永彬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及赔偿比例的问题。
上诉人刘永彬要求公路管理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理由是：①、刘永彬与公路管理局对事故的发生有共同过错，二者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构成共同侵权，应承担连带责任；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八十六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与承包方、承租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上诉人李玉强要求公路管理局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是：公路管理局与刘永彬签订串树协议，当事人没有相应的主体资格，并且协议内容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强制性规定，协议是无效的。
针对刘永彬要求公路管理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两个理由，本院认为，本案的事故是在刘永彬串伐树枝过程中发生的，直接侵权人是刘永彬及其雇佣的工人刘亚杰，公路管理局作为定做方，并非与刘永彬共同实施侵权行为的共同侵权人，因此，刘永彬主张公路管理局系共同侵权人没有法律依据；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条规定了该法的适用范围，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的安全生产，适用本法；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对消防安全和道路交通安全、铁路交通安全、水上交通安全、民用航空安全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本案串树协议并非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故不适用该法的规定。上诉人刘永彬主张公路管理局应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针对李玉强要求公路管理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理由，本院在第一个焦点问题中已经对串树协议的效力进行了分析认定，上诉人李玉强认为该协议是无效的理由不当。并且该合同是否有效与公路管理局应否承担连带责任没有关系，因此，对李玉强要求公路管理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
关于公路管理局承担责任的比例问题。公路管理局并非直接侵权人，但因公路管理局选用了没有资质的刘永彬进行串树作业，具有选任过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原审法院确定公路管理局承担20%的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
3、关于上诉人李玉强应承担的责任比例问题。
刘永彬对公路两侧树枝进行串伐的行为具有高度危险性，其在施工中应当确保不伤及过往车辆、行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九条规定：“从事高度危险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七十三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据此，刘永彬作为高度危险行为的实施者，应对本案事故的发生存在主要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李玉强作为本次事故的受害人，无证驾驶无牌照普通二轮摩托车进入摆放有一排锥形帽、两端摆放着有“道路施工”标牌的施工场所，未尽到一般的谨慎注意义务，对事故的发生存在次要过错，应承担次要责任。上诉人刘永彬主张李玉强应对事故承担主要责任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4、关于去济南打车产生的交通费600元，应否赔偿的问题。
上诉人主张因到济南进行第二次手术，产生交通费600元，应由被上诉人赔偿。一审中上诉人主张的交通费合计10210元，含多次转院的救护车费用。而去济南的交通费系上诉人自己租车产生的，上诉人对该费用产生的必要性、合理性没有提供相关的证据予以证实，故原审法院将该笔费用扣除不予赔偿并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李玉强、刘永彬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其主张本院均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85元，由上诉人李玉强、刘永彬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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