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4）鄂汉阳刑初字第00816号
公诉机关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李振国，湖北某商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总经理。因涉嫌犯单位行贿罪于2014年5月29日被刑事拘留，因涉嫌犯行贿罪于同年6月12日被逮捕。现羁押汉阳区看守所。
辩护人刘彦庭，湖北恒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邬涛，湖北某商贸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因涉嫌犯行贿罪于2014年7月10日被取保候审，2015年5月12日被逮捕。现羁押汉阳区看守所。
辩护人许文，湖北恒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刘某甲，武汉台北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因涉嫌犯行贿罪于2014年7月11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常进，湖北恒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检察院以武阳检刑诉（2014）第58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李振国、邬涛犯贪污罪、行贿罪，被告人刘某甲犯行贿罪，于2014年10月2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并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后因出现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于2014年12月10日转为普通程序，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高尚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李振国及其辩护人刘彦庭，被告人邬涛及其辩护人许文，被告人刘某甲及其辩护人常进均到庭参加诉讼。因案情复杂，经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一）贪污罪
2011年4月，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成立某洲项目剩余拆迁工作指挥部，并决定由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政府某街办事处与武汉某拆迁有限公司签署《某洲项目剩余拆迁代办协议书》，委托武汉某拆迁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拆迁代办事宜并办理拆迁款项结算等工作。武汉某拆迁有限公司副经理陈某芳作为该公司现场负责人，具体负责参与拟定动迁安置方案、审核征地拆迁资料和掌控拆迁项目补偿执行标准、办理拆迁款项结算等工作。
2012年7月至2013年2月，被告人李振国、邬涛与陈某芳、赵某龙（均另案处理）合谋，利用陈某芳的职务便利，采取违规购买被拆迁房屋，并将不符合历史遗留房屋的无证面积按历史遗留房屋标准进行拆迁补偿的方式，骗得国家拆迁补偿款人民币1471200元。其中被告人李振国、邬涛个人各实得人民币141607元。
（二）行贿罪
2010年10月至2012年12月，被告人李振国、邬涛、刘某甲在共同租赁武汉市某区教育局所属学校门面及房屋过程中，为谋取租赁门面及房屋的竞争优势，经商议后由三人共同出资经被告人李振国分二次向武汉市某区教育局负责该局所属学校门面及房屋租赁管理工作的勤工俭学办公室主任叶某（另案处理）行贿共计人民币45万元。
2014年5月28日，被告人李振国经通知后主动投案；同年7月10日，被告人邬涛经通知后主动投案；同年7月11日，被告人刘某甲经通知后主动投案。破案后，被告人邬涛家属已代其退缴赃款人民币283214元。
公诉机关提供了破案经过，证人证言，相关书证，被告人供述等证据，认为被告人李振国、邬涛的行为已构成贪污罪和行贿罪，被告人刘某甲的行为已构成行贿罪，且三名被告人均具有自首情节，要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条之规定对被告人李振国、邬涛、刘某甲定罪处罚。
被告人李振国对起诉指控的事实和定性不持异议，无辩护意见。
辩护人刘彦庭对起诉指控的事实亦不持异议，但辩称被告人李振国具有自首情节，在贪污犯罪中系从犯，应减轻处罚，且起诉指控的行贿罪定性有误，应定性为单位行贿，综上请求对被告人李振国从轻处罚，判处缓刑。
被告人邬涛对起诉指控的事实和定性不持异议，无辩护意见。
辩护人许文对起诉指控的事实亦不持异议，但辩称被告人邬涛具有自首情节，在贪污犯罪中系从犯，在行贿犯罪中有重大立功表现，且已退出全部赃款，请求对被告人邬涛从轻、减轻处罚。
被告人刘某甲对起诉指控的事实和定性不持异议，无辩护意见。
辩护人常进对起诉指控的事实和定性均不持异议，但辩称被告人刘某甲具有自首情节，且系初犯，请求对其从轻、减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
一、贪污事实
2011年4月，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成立某洲项目剩余拆迁工作指挥部，并决定由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政府某街办事处与武汉某拆迁有限公司签署《某洲项目剩余拆迁代办协议书》，委托武汉某拆迁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拆迁代办事宜并办理拆迁款项结算等工作。武汉某拆迁有限公司副经理陈某芳作为该公司现场负责人，具体负责参与拟定动迁安置方案、审核征地拆迁资料和掌控拆迁项目补偿执行标准、办理拆迁款项结算等工作。
2012年7月至2013年2月，赵某龙在得知瓜堤后街34号房屋的所有权人曹某英预出售该房屋后，与某拆迁公司副经理陈某芳、被告人李振国、邬涛合谋，由邬涛、李振国及被告人赵某龙介绍的买房人员许某、陈某芳介绍的买房人员胡某共同出资人民币150万元购买该处房屋，在明知该片区房屋已停止办理过户手续的情况下，四人又通过仲裁程序，由李振国冒名顶替房屋所有权人曹某英儿子李某丙国名义办理该房屋的拆迁房屋安置权益让渡，违规购得该拆迁房屋。后四人又利用陈某芳负责该拆迁项目资料审核的职务便利，将该处房屋不符合历史遗留房屋条件的无证面积294.24平方米，按历史遗留房屋标准进行拆迁补偿，共同骗取国家拆迁补偿款人民币147.12万元，被告人李振国、邬涛个人各实得人民币14.1607万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书证
⑴被告人李振国、邬涛的主体身份材料
武汉市工商局提供的某公司工商资料证实：某公司于2011年8月注册成立，注册资本100万元，股东为邬涛和李振国，其中邬涛任公司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李振国任经理。
⑵同案人员赵某龙主体身份材料
武汉市汉阳区某汽车修理厂工商登记资料、证明及口卡资料等书证证实：赵某龙系武汉市汉阳区某汽车修理厂经理兼法定代表人。
⑶同案人员陈某芳主体身份及职务职责
①阳政办（2011）25号、阳鹦拆（2012）3号文件、拆迁代办协议等书证证实：武汉某拆迁有限公司受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政府某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某街道办事处）委托代办某洲三期C、D片项目剩余拆迁工作。
②某拆迁公司工商登记资料、陈某芳工作简历、证明材料等书证证实：2006年1月至2014年2月，陈某芳担任某拆迁公司副经理职务，系某洲三期C、D片项目的项目经理，全面负责该项目拆迁工作。
房屋拆迁相关政策文件
《武汉市历史遗留无证房屋拆迁补偿处理意见（试行）》一份证实：根据该文件规定，历史遗留无证房屋是指1991年7月3日以前单位和个人已建设但未办理土地、房产权属登记手续的房屋。
《汉阳区某洲项目剩余拆迁工作指挥部会议纪要文件（第1期）》、《汉阳区某洲项目剩余拆迁工作指挥部会议纪要文件（第11期）》、《某洲项目剩余拆迁房屋安置补偿实施方案》等文件证实：在汉阳区某洲项目剩余拆迁工作中，对历史遗留房屋的性质认定及补偿标准参照武规拆字（2003）9号文执行。对于无证房屋认定历史遗留房屋需上报某洲片剩余项目部，采取“一事一议”专题讨论。对于有证房屋拆迁指挥部按照不超过7000元／平方米补偿。房屋历史遗留的面积按照不超过6000元／平方米补偿，对于无证、违章、自搭房屋按照不超过1000元／平方米给予补偿。
涉案房屋拆迁情况的书证
某拆迁公司提供的情况说明证实：根据当时拆迁指挥部会议纪要，瓜堤后街34号曹某英房屋拆迁，其补偿标准为有证面积96平方米应按6800元／平方米，无证面积294.24平方米应按1000元／平方米予以补偿安置，依据相关政策可选购4套安置房源（含1套经济适用房）。据此，根据当时的政策规定该房屋安置补偿应为人民币94.704万元。
土地登记收件单、历史遗留情况说明、历史遗留房屋勘测图、武汉市房地产平面图、关于某洲项目剩余拆迁工作中无证历史遗留房屋拆迁补偿的说明等书证证实：曹某英位于瓜堤后街34号房屋，有证面积96平方米，无证面积294.24平方米。某拆迁公司拆迁现场负责人陈某芳在办理该房屋拆迁补偿过程中，未经报告，对294.24平方米的无证面积，按照历史遗留面积予以安置补偿，且拆迁办出具的历史遗留情况说明中记载的房屋重建时间与事实不符。
拆迁补偿预算单、拆迁补偿结算单、房屋拆迁货币安置协议书、补充协议书等书证证实：2012年12月18日，位于瓜堤后街34号（新号43-46号）房屋，某拆迁公司按照有证面积96平方米是按6800元／平方米、无证面积294.24平方米是按照历史遗留面积补偿标准6000元／平方米给予拆迁补偿，拆迁补偿共计人民币241.824万元。陈某芳代表某拆迁公司在拆迁补偿结算单上签字核准。
委托书、安置房选房单、抵扣款证明等书证证实：李振国、邬涛、许某、胡某分别选购安置房瑞园小区3-1-2703房、瑞园小区3-1-2803房、桥机嘉园9-1-102房、新城印象5-2-1701房并抵扣拆迁补偿款，李振国作为被委托人在抵扣款证明上签字。
拆迁补偿款支付记账凭证、转帐支票存根及某洲三期拆迁补偿明细表等书证证实：2013年2月2日由某洲街道办事处某洲项目拆迁资金专户支付的拆迁补偿款中，按照协议扣除购房款后，补偿给李振国共计人民币107万余元。
收条、银行交易流水及交易凭证证实：2013年2月5日，李振国中信银行账户收到上述拆迁补偿款，并分别转给杨辉银行账户人民币22万元、陈某芳银行账户人民币7.6574万元、许某银行账户人民币22.6958万元、赵某龙银行账户人民币26.7574元、邬涛银行账户共计人民币28.3214万元。
涉案房屋交易情况的书证
房屋买卖协议一份证实：曹某英将其位于瓜堤后街34号房屋以148.8万元价格，卖与许某、邬涛、李振国等人。其中载明合同签订日期为2007年5月3日，与实际签订的日期不符。
收条、中信银行个人转账凭证证实：2012年9月15日，李振国从其中信银行账户转账70万到郭素英账户。赵某龙作为代收款人在收条上签字确认。赵某龙在收条上实际签字日期与收条上的日期不符。
武汉市仲裁委员会汉阳分会提供的调解书、拆迁房屋安置权益让渡协议书等书证证实：2013年1月21日，曹某英与李振国、许某、邬涛、胡某签订拆迁房屋安置权益让渡协议书，曹某英将其拆迁补偿安置房屋4套让渡给李振国、邬涛、许某、胡某，仲裁员赵某在调解书上签字。
2、证人证言
⑴证人刘某乙的证言证实：某洲项目是2003年左右开始启动拆迁的。2007年9月份左右，武汉市土地储备中心又委托某拆迁公司来拆迁。该项目到了2011年3月，大概还剩700余户未拆迁，武汉土地储备中心就打包委托给汉阳区人民政府拆迁，汉阳区人民政府将此任务下达到我们某街办事处，根据汉阳区人民政府相关领导指示，我们将此项目拆迁委托给某拆迁公司和晴川拆迁公司进行拆迁，并与这两家公司签订了拆迁代办协议。拆迁公司受我们某街办事处委托代办拆迁工作，具体包括代办动员拆迁户拆迁，收集拆迁户资料并审核，签订拆迁安置协议书，制作拆迁补偿结算单，我们还聘请了审计公司湖北普华立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对拆迁公司进行了监督，防止拆迁公司不按规定进行拆迁补偿。2011年7月份至2013年11月，某拆迁公司指派副经理陈某芳担任该项目的经理，全面负责该项目的拆迁工作。拆迁工作的具体流程是先由拆迁公司代办动员拆迁，收集拆迁户资料并审核，签订拆迁安置协议书，制作拆迁补偿结算单，然后由拆迁公司将拆迁资料报给湖北普华立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审核，审核通过后再由拆迁公司送至我们某街道办事处，我们街道办事处先由财务主管熊焰审核签字，再由分管拆迁的副主任李某乙审核签字，最后再由主任李某甲审核签字，我们办事处财务室通知拆迁公司、指挥部开户的银行给拆迁户发放拆迁补偿款。拆迁公司在拆迁过程中，对于违反拆迁相关规定的事项，如拆迁令下达后，拆迁户房屋转让转租等重大问题均要求拆迁公司向指挥部报告，因为这些行为都是违法的，我们不会同意的。对于拆迁户将拆迁房屋进行转让的，我们对转让行为不予认可，拆迁时只能对原拆迁户进行补偿。
该项目是2007年10月评估的，当时综合补偿单价为每平方米4000余元，拆迁分几期进行的，到了2011年拆迁时，房价已经上涨了很多，某洲项目剩余拆迁工作指挥部（以下简称拆迁指挥部）为了推进拆迁工作，就根据拆迁的相关规定作了政策调整，将有证房屋从规定的两证调整到有相关证明就可以了，对于历史遗留房屋采取“一事一议”研究解决，将无证房屋面积由原来不予补偿调整到每平方米不超过1000元进行补偿，到了2012年还采取了有证面积按不超过7000元／平方米价格，无证历史遗留房屋面积按不超过6000元／平方米的价格进行补偿。这些政策性调整都是经过拆迁指挥部开会集体决定的，并形成了会议纪要，要求拆迁公司和审计部门严格按会议纪要精神执行。对无证历史遗留房屋的认定是按拆迁指挥部会议纪要在执行，会议纪要上规定的比较清楚，是依照武规拆字（2003）9号文件在执行，文件规定只有在1991年7月3日以前建的未办证房屋才能认定为无证历史遗留房屋。对于不属于历史遗留房屋的无证面积也有超出1000元／平方米价格补偿的，但必须要上会集体讨论。
瓜堤后街34号曹某英的这处私房拆迁的无证面积明显不属于历史遗留房屋，不应该按6000元／平方米价格进行补偿。这户房屋拆迁情况没有向我们指挥部汇报，陈某芳应该知道如果汇报了，我们也不会同意他这样补偿的。按会议纪要规定，该房屋无证面积应按1000元／平方米价格补偿，无证面积每平方米多补偿了5000元。我们指挥部上会研究拆迁工作时，也要求由我们办事处指定社区对历史遗留房屋出具情况说明并盖章认可。我们办事处也跟社区沟通过，对于历史遗留房屋配合拆迁公司出具情况说明并盖章，具体工作由拆迁公司跟社区联系。
⑵证人李某甲的证言证实：2011年，还剩700多户没有拆迁完。之后武汉市土地储备中心与汉阳区政府签订协议，将拆迁剩余部分以15个亿整体打包委托给汉阳区政府进行拆迁。汉阳区政府又指定某街办事处具体负责拆迁工作，为此汉阳区政府专门成立了拆迁指挥部，指挥部又委托拆迁代办单位晴川拆迁有限公司和某拆迁公司进行拆迁。指挥部主要是全面负责拆迁工作的进行，包括指导、管理、监督拆迁代办单位的拆迁工作，督促拆迁工作的落实，重大事项的研究决策，拆迁补偿款项的支付等等。拆迁代办单位具体负责收集拆迁户的相关拆迁资料，并对收集的拆迁户资料的真实性进行审查并对房屋的真实性负责，包括对拆迁房屋的面积、坐落的位置、建成的具体年份的真实性负责。还包括与拆迁户商谈拆迁价格并签订拆迁协议。另外在拆迁的过程中，一般是按照政府发布的法律法规执行，如果拆迁代办单位遇到问题，由拆迁代办单位提交指挥部来商定，形成会议纪要后贯彻落实。某拆迁公司在拆迁现场的负责人是陈某芳。
⑶证人李某乙的证言印证了上述相关事实。
⑷证人王某平的证言证实：为推进拆迁工作，某街道办事处跟我们社区进行了沟通，让我们社区配合拆迁公司统一出具房屋历史遗留情况说明，我们不对拆迁房屋进行调查，只是根据拆迁公司提供的房屋历史遗留情况说明及历史遗留房屋的勘测图配合他们签字并加盖公章，房屋的历史遗留情况说明等材料的真实性由拆迁公司负责。大概在2013年1月份，拆迁公司资料组人员拿过来一叠历史遗留情况说明到社区找我盖章，我大致看了一下这些历史遗留情况说明等材料，在附有对应房屋勘测图的房屋面积的历史遗留情况说明上签字并加盖了公章，其中就包括瓜堤后街34号房屋的历史遗留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上的签名是我亲笔签名的。据我所知，该房屋原来是2005年左右在曹某英家院内的猪圈地上修建的，不属于历史遗留房屋。
⑸证人漆某的证言印证了上述相关事实。
⑹证人曹某的证言证实：某拆迁公司的前身为汉阳阳房拆迁公司，其上级单位为武汉汉阳区房地产公司。2005年汉阳区房地产公司被均瑶集团收购成立武汉均瑶房地产开发公司后，汉阳阳房拆迁公司改制成为某拆迁公司，公司法人是刘建文，经理是汤敏，副经理有陈某芳。2011年6月，汤敏因为贪污被判了刑，由我代管某拆迁公司。2012年初，某拆迁公司承接了某洲三期C、D片区剩余项目的拆迁项目。某洲三期拆迁项目是2007年12月份开始的，当时是武汉市土地储备中心直接委托某拆迁公司进行拆迁。到了2011年上半年，还剩700多户未拆迁，武汉土地储备中心委托汉阳区政府拆迁，汉阳区政府又委托某洲街道办事处负责拆迁。2011年4月，汉阳区政府成立了拆迁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在某街办事处办公，拆迁办公室主任由某街办事处主任刘某乙兼任，副主任由某街办事处副主任李某乙兼任，2011年6月，某洲街道办事委托某拆迁公司和武汉晴川拆迁有限公司两家单位进行拆迁，并签订了某洲项目剩余拆迁代办协议书。
2011年7月份之前该项目都是由某拆迁公司经理汤敏在负责，2011年7月汤敏被司法机关查处后，副经理陈某芳接替汤敏负责某洲C、D片区的剩余拆迁项目工作。陈某芳主要负责某洲三期C、D片区的剩余项目拆迁动迁工作、拆迁资料审核、安置协议审核、房屋拆迁验收等工作。拆迁项目的动迁、房屋勘察、项目核算等资料经陈某芳审批后，直接报给某街办事处跟踪审计部门审核，再报给指挥部审批发放拆迁补偿款。在拆迁的进行中，我们公司是严格依法依规拆迁，对于房屋历史遗留问题、困难补助等都有相关的文件规定及政策，安置办法在拆迁范围内进行了公示公告，我们对上述公示内容还专门制作了宣传手册予以发放。
⑺证人肖某的证言证实：2012年11月左右有一天，动迁组组长肖某望跟我说有户拆迁户拆迁补偿要我办一下，具体要我去找陈经理。然后我到陈某芳经理办公室找到他，陈某芳跟我说，瓜堤后街有个叫曹某英的拆迁户，这处房子已经办理了拆迁补偿权益让渡手续，有证面积96平方米，有证的面积按6800元／平方米，无证的面积按6000元／平方米，还要4套安置房，并要我按照他的要求做个拆迁补偿协议。我同意了。然后我就调取曹某英这户测绘档案并在一张白纸上算了数字，列明有证面积96平方米，按6800元／平方米计算的，无证面积294.24平方米，按6000元／平方米计算的，总共241.824万元。随后我将这张白纸上计算的补偿款拿给陈某芳看，并问是不是按这个价格做协议，陈某芳说是的。然后我就找曹某英的儿子李某丙国收集曹某英等家人的身份证、户口本复印件、建房许可证等资料。当时权益受让方也有个叫李振国的，他向我提供了他和邬涛等受让方的户口本复印件等资料，然后我根据这些资料做了拆迁补偿预算书，之后我拿着安置补偿协议、回购协议、补充协议和历史遗留情况说明到拆迁户曹某英的家里找她签字，曹某英的拆迁协议签订后，我就通知几个拆迁权利让渡受益人到公司签订拆迁款委托协议，我记得当时邬涛、许某、胡某都同意委托李振国领取拆迁补偿款。后来我就将拆迁资料交给资料组，资料组办理完手续后，将该户的拆迁资料交给审计部门，审计通过后，审计部门将该户的审计资料交到某街办事处审批放款。最后某街办事处通知我们公司去领取补偿款，我因为没有李振国电话，就跟陈某芳汇报并让陈某芳通知李振国他们去银行拿钱。
⑻证人肖某望的证言证实：陈某芳作为某洲三期C、D片区的剩余拆迁项目经理，负责该拆迁项目的全面工作，包括部署日常工作，审核、签批拆迁补偿预算单、拆迁补偿结算单、安置房选房资格会签单以及一些与拆迁补偿相关的证明材料等等。瓜堤后街34号（新号43-46号）这处房产按照文件规定不属于历史遗留问题的范围，该房屋在1991年7月3日以后建设的，不在历史遗留无证房屋划定的时间范围内。
⑼证人张某的证言证实：2011年某街办事处委托我们公司拆迁之后，该项目的剩余拆迁工作就由我们公司副经理陈某芳作为项目经理全面负责。我们资料组根据拆迁补偿预算单内容填写房屋拆迁货币安置协议书、回购协议和补充协议，然后将资料送给审计部门审计，审计后就转给公司结算组，结算组制作拆迁补偿结算单，再交给审计部门审计通过后直接给某街办事处支付拆迁安置补偿款。其中拆迁补偿预算单、拆迁补偿结算单、安置房选房资格会签单以及一些与拆迁补偿相关的证明材料都需要陈某芳审核签字。瓜堤后街34号（新号43-46号）拆迁户曹某英的房屋是在1991年7月3日以后才批准建设的，按照文件规定不属于历史遗留问题的范围。根据规定，该房屋有证面积96平米，只要不超过7000元计算都可以，是按6800元计算是可以的，但该房屋剩余无证面积294.24平米不属于历史遗留房屋，所以不能按房屋历史遗留面积不超过6000元的价格计算。这份历史遗留情况说明是我填写的，然后由我交到杨泗社区居委会加盖公章。我是根据领导签批的拆迁补偿预算单内容填写拆迁协议，只是核算了历史遗留问题的房屋面积，由于该房屋没有房屋产权证，在填写拆迁协议前，我拿着拆迁补偿预算单、房屋面积测绘图和建房许可证到陈某芳的办公室问他能否办理，陈经理说可以办理，我才按流程填写拆迁协议书、回购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为了完善拆迁资料，就按公司领导要求填写了历史遗留情况说明，交给动迁组制作测绘图，是他们找产权人签字，是不是曹某英和李振国本人签的名我不清楚，产权人签字后我再拿着该说明到社区加盖的公章。我只是一个公司的资料员，属不属于历史遗留问题领导说了算，我只是按照领导指示在操作拆迁业务。社区也派人配合我们拆迁公司进行拆迁，所以经我们拆迁公司填写的情况说明，社区一般会帮忙盖章认可。
⑽证人王某的证言印证了上述相关事实。
⑾证人赵某的证言证实：我是武汉市仲裁委员会汉阳分会副主任。陈某芳是我的邻居，在武汉某拆迁公司工作。2013年6、7月份，当时陈某芳在负责某洲三期C、D片区剩余项目的拆迁工作。陈某芳打电话我约我一起吃个饭，并跟我说有几个难题请我解决下，我答应了。在吃饭的过程中，陈某芳跟我说他和他的几位朋友一起买了栋拆迁户的私房，想办理仲裁协议，到时候可能要找我帮忙，希望我能够帮忙照顾下。我当时说没有问题，后来我们吃完饭后就各自回家了。过了没多久，陈某芳又打电话约我在汉阳区拦江路的一家咖啡厅里见面，我到的时候，陈某芳还有他的三位朋友都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了。这次去还是商量为房子办理仲裁的事情，陈某芳问我他们买卖拆迁户的房屋如何办理仲裁。我当时对陈某芳说，拆迁房屋不能买卖，只允许在直系亲属之间转让，房屋买卖的仲裁协议肯定是办理不了的，如果实在要办理仲裁，就只能在直系亲属之间办理房屋权益让渡仲裁协议。陈某芳当时问能不能以他几个朋友的名义直接办理房屋权益让渡的仲裁协议。我当时说肯定不行，房屋肯定只能在亲属之间转让，你们和房主之间不存在亲属关系，但我看过资料，发现拆迁户曹某英的儿子与你们的一个合伙人同名同姓，都叫做“李振国”，你们到时候以李振国的名义冒充曹某英的儿子办理房屋转让协议，到时候让其他三位购房者一起与李振国签订一份委托协议，委托李振国一人全权办理房屋拆迁补偿的相关手续，这样审核时可能会更容易通过一些。我当时认为他们买卖房子是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买卖的，不存在欺骗，他们办理仲裁应只是为了做个权属让渡的确认，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顺便又可以做个顺水人情，因此我说如果他能够让汉阳区拆迁指挥部签批，我们这边按照正常的程序就可以顺利办理仲裁协议并制作调解书。后来我还提出仲裁协议上必须要曹某英本人的亲笔签名或纳印。接着我们又谈论了下房屋的具体情况及办理仲裁协议需要的程序手续。最后陈某芳他们就说如果这事情办成了，赚了钱，他们会对我表示感谢的。我当时就说，感谢就不必了，我现在正在装修房子，你们到时候把我房子的阳台封一下就行了，他们几人当时都说没有问题，吃完饭后我们就各自回家了。
后来，我让陈某芳通知他的几位朋友和拆迁户一起到武汉市仲裁委员会汉阳分会签署权益让渡协议，然后再让房屋权益受让人一起到仲裁委签字。陈某芳拿到签完字的权益让渡表后就到某洲剩余拆迁项目指挥部审批并签字盖章，盖章后我们又通知房屋权益受让人过来交费。我们根据这份指挥部的签批的权益让渡申请表及双方意愿制作调解书初稿，报市仲裁委员会审核通过后，将调解书正本送达给权益让渡双方当事人。
⑿证人许某（购房人许某的父亲）的证言证实：2012年6、7月份的一天，我跟赵某龙聊天时跟他说想跟父母买个房子住。当时赵某龙答应帮忙。过了一段时间，赵某龙打电话跟我说，他现在准备和几个朋友一起买一套拆迁户的房子，现在还差钱，要我出50万元，买到拆迁户的房子后，等到拆迁补偿了，还我一套还建房，按照还建房的房价“多退少补”我的出资款，我当时同意了。过了一段时间，我要赵某龙提供一个账户，我从我民生银行的账户上一次性转账给赵某龙50万元钱。大概在2013年1月，赵某龙电话通知我要我到汉阳区仲裁委去找工作人员签订仲裁协议，当时我是想以我女儿的名义购买该房产，于是我就带着我的女儿许某去仲裁委员会签订协议，到了仲裁委员会与工作人员见面后，工作人员将仲裁协议给我，当时我女儿签完字后，我还看到仲裁协议上还有其他几个人的签字，我就跟赵某龙打电话问清楚情况，赵某龙就跟我说这是通过拆迁办陈某芳的关系，几个人一起买的拆迁户房子，最后拆迁房子大家一起分，我当时只想要买一套房子，我也就没有具体的细问。2013年2月初，赵某龙给我打电话跟我说，我的那套房下来了，房价大概是28万元，当时我出资了50万元钱，按照先前的承诺退给我余下的22余万元钱。我就把我民生银行的卡号告诉了赵某龙，过了几天，赵某龙就把我买房剩余的钱转账支付给我了。
⒀证人李某丙的证言证实：2012年9、10月份的时候，我女儿和胡某准备结婚买房。我跟我弟弟李某丙谈起买婚房之事，我弟弟说他跟某拆迁公司负责拆迁的陈某芳很熟，说他那有一处私房要卖，面积有300多平方米，总价150万余元，这样算下来，均价是4000余元／平方米，让我出资30万元和其他人一共四个人一起把这套私房买下来，到时候拆迁的时候可以买一套安置房，我同意了。过了几天，我弟弟李某丙让我先出30万，到时候根据安置房的价格多退少补，然后我就跟我女婿说要出30万，我女婿就将他青山区的卖房款中的30万元现金取出来交给了我。我将这30万交给我弟弟去办理这个事情。后来，我听我弟弟说陈某芳要求我们把钱交给具体办理买房事宜的一个姓赵的（名字不清楚）。不久，李某丙告诉我这处私房的房屋买卖协议已经签订了，正在办理公证手续。2012年11月份左右，在办理仲裁公证手续过程中，房主嫌150万的卖价低了，要求增加几万块钱，我又出了2万块钱给我弟弟，他交给了姓赵的。2012年12月中旬，我弟弟让我通知胡某到汉阳区仲裁委去签仲裁协议，我和胡某一起去的，胡某在仲裁协议上签的字。拆迁房屋安置权益让渡申请表上面的签名是胡某签的字。这样，这处私房的拆迁权益就转移到胡某和其他三名购房人的名下了。仲裁协议签订之后，我就到某拆迁办公室找了陈某芳选房，选定了新城印象5栋2单元1701室这处房子。又过了几天，我又带胡某到拆迁办办理了拆迁手续，具体办理了哪些手续，我记不清了。在办理拆迁手续时，陈某芳说我们这套安置房要38万元左右，还需要我补交8万元。拆迁手续办完之后，我又叫胡某给了我8万元现金，我将现金交给弟弟，让他给了陈某芳他们去了。我们没有领到补偿款，我只是根据陈某芳的要求在这两个文件上签了字，并提供了身份证复印件。到了2013年元月份，我记得孩子不久就要结婚了，急需用房子作为婚房，我还催过陈某芳加紧办。过了一段时间，到了2013年3月份，新城印象这套安置房就分到手了。我没有主动参与拆迁补偿的事宜，只是根据陈某芳的要求在一些手续上签了字。
⒁证人胡某的证言印证了上述相关事实。
⒂证人李某丙国的证言证实：我父母在1977年自己建了一栋四间两层楼的私房，原房号是34号，后来新房号是43号，大概有800多个平方米，1982年改建成四间三层楼，后来我们四兄弟一间房发了个门牌号，××、44号、45号、46号，面积扩大到1500多平方米。我于2005年年底个人出资15万余元在我父母住房院子的北方角落搭建了一栋三层楼的私房，没有门牌号，××平方左右。我父母的那套房子是有房产证的，但是我后来搭建的那套三层的私房只有我父亲在时找村子批得一张占地面积90多平方米的同意建房证明，未取得房产证。
我们村房子在2007年就已经开始启动拆迁，由世贸集团进行房地产开发，我们家的房子拆迁是三期，由某拆迁公司负责拆迁。大概是在2011年下半年进行的，当时有个叫赵某龙的人，通过我的街坊绰号叫歪歪（具体名字我不清楚）的认识了我，认识后赵某龙跟我说，他想出4000元／平方米的价格买我的房子，我知道当时其他拆迁户的拆迁价格还不到3600元／平方米，由于我当时还差别人20几万元钱需要及时还，就同意了。后赵某龙让我在房屋拆迁时配合他办理房屋拆迁手续，我说我卖给你后什么都不管，只提供一张村里同意建房的证明。后来赵某龙拿房屋买卖协议书让我签字，我签字后赵某龙就给我老婆银行卡上转了150万元左右的房款。然后我在几天时间内将我房子的东西搬走了。我将房子卖给赵某龙后过了不到一个月时间，赵某龙陪同仲裁委员会的同志到我家里找到我，赵某龙跟我说原来证明是我父亲的名字，要我母亲在仲裁协议书上签个字。我看了下仲裁协议，上面将我的房子拆迁权益转给别人，我当时不同意给他签字，赵某龙说再给我补偿4万元钱，让我母亲在仲裁协议上签个字。我记得第二天赵某龙又陪仲裁委员会的姚律师到我家里找到我，给了我4万元现金，让我提供了我母亲的身份证复印件，并让我母亲在仲裁协议书上纳了个印。之后，我就没有再管这件事了。
⒃证人郭某的证言印证了上述相关事实。
⒄证人杨某的证言证实：2012年9月份左右，赵某龙带着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来到公司后，过了没多久，公司李总将他的中信银行卡交给我，安排我去公司附近的中信银行往那个女子的银行账号上转款70万元，并让赵某龙给公司打张收条。我就让赵某龙在收条上签了名。然后我将这张收条一直保存在公司财务。转账后我才知道赵某龙带来的那名女子叫郭某。我大概知道是李振国和邬涛购买汉阳区瓜堤后街43号曹某英的房屋付给别人的购房款，具体情况我不是很清楚。
2013年2月份左右，他们购买的房子被拆迁了，获得了100多万的拆迁补偿款，全部都打在李振国的中信银行账号上，当时他还安排我将这笔拆迁补偿款分别转到了他说的几个人的银行账号上。我转款或存款后，按照转款金额打印好收条，让杨辉、陈某芳、赵某龙分别在收条上签字，转给许某的26.7574万元转款凭证上的客户签名是由赵某龙代签的，所有收条我都存在公司财务。
3、同案人员的供述
陈某芳的供述：2012年7、8月份的一天，我朋友赵某龙跟我介绍曹某英位于瓜堤后街43号的一栋三层楼300多平方米的私房想卖掉，问过我这处房子以150多万元的价格买下来是否划算。我让赵某龙到房地局和规划局查询该房屋有无办证。第二天赵某龙告诉我他到规划局查到了有证，约我到他的麦威咖啡厅商量。我到麦威咖啡厅后，赵某龙告诉我该房屋有个土地收件单，上面载明了建设许可证，有证面积为96平方米，收件时间是1991年10月，我听赵某龙说该房屋有建设许可证后，知道这片私房在拆迁范围内，就对他说，房子有证就可以买，这房子不久就会拆迁，有证面积不超过7000多元／平方米，无证面积补偿很低，我到时候想办法按历史遗留问题处理，补偿价格要高很多，可以算到5000多元／平方米，还是有钱赚的，另外按照房屋面积算，还可以获得四套安置房，但现在该片区拆迁中断了，怕拆迁户知道房子不久拆迁信息后扯皮，让他买房后要跟拆迁户办个公证手续。当时赵某龙说他手上没那么多钱，提出与我一起先将房子买下来，通过拆迁从中赚些钱。我当时觉得这房子买下来肯定有钱赚，就同意了。
赵某龙说他找许某借50万元，许某想买一套安置房，我有个朋友李某丙为他侄女婿也想找我搞一套安置房，可以出30万元。当时我们只能筹到80万元，还差70万元，赵某龙就说我们都没有钱投资，看李振国、邬涛他们愿不愿参与进来。我同意了。过了几天，我和赵某龙到某公司邬涛的办公室，与李振国、邬涛商量这件事。商量时赵某龙介绍说汉阳某洲三期马上要拆迁了，是我在负责拆迁，有个拆迁户是个80多岁的太婆，家里急需用钱，她家里有个300多平方米的私房想卖掉得现金，出价150万元，她家还不知道该房子马上要拆迁，就想我们四人一起把这处房子盘下来，我们目前手上有80万元，还差70万元，等到房子拆迁以后，赚的钱大家一起分。我也补充了几句，我说我是负责拆迁的，知道这套300平方米左右的私房在3个月内就会拆迁，按照拆迁面积可以获得4套安置房，其中有3套属于商品房名额，到时按4000余元／平方米的价格购买，还有一套属于经济实用房名额，购买价格按3000余元／平方米的价格购买，政府按6000多元／平方米的标准进行拆迁补偿，扣除四套安置房款后，会将多出来的钱返还给我们。按照汉阳的市场行情，房子差价每平方米有2000多元，我们当时按照差价大致估算了一下，至少可以赚到40万元左右。另外拆迁补偿后获得的商品房市场价格也不会低于7000元／平方米，到时候卖掉的话，也可以赚一笔钱。李振国和邬涛知道我是负责该片区拆迁的，听我们介绍后，就同意投资70万元购买该房屋。随后我们还商量由我负责拆迁手续，赵某龙负责与拆迁户商谈房屋买卖价格和付款，李振国和邬涛负责配合办理拆迁手续就行了，赚的钱我们分作三份，我和赵某龙各得一份，李振国和邬涛各得一套安置房，两人共得一份。
我根据当时的安置房价让李某丙筹集30几万交给赵某龙，赵某龙也找许某筹集了50万元。过了没几天，赵某龙打电话约我到他的麦威咖啡厅里再具体谈谈买房及筹钱的具体事宜。我到了麦威咖啡厅里之后没多久，李振国和邬涛也一起过来了，当时赵某龙说他和我负责的80万已经到位了，问李振国和邬','2018-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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