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渝0240民初810号
原告：段元珍，女，1944年12月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志民，重庆律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柱支行，住所地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南宾镇万寿大道100号附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40696565965H。
负责人：周伟锋，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滔，男，该公司职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常兵，重庆公鸣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冉勇，男，1965年1月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冉见（系冉勇哥哥），1962年11月11日出生，土家族，居民，住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原告段元珍和与被告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柱支行、第三人冉勇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2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段元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志民,被告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柱支行（以下简称重庆银行石柱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常兵、陈滔，第三人冉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冉见，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段元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原、被告于2017年3月16日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事实和理由：原告与前夫冉仁和共生育二子一女，长子冉见、二子冉勇、三女冉为，石柱县房地证2011字第X号房屋系原告与前夫冉仁和的共同财产，前夫冉仁和于1995年7月14日去世，原告于1996年9月与周万义再婚，1996年11月26日，原告段元珍、冉见、冉勇、冉为以及周万义五人达成《房屋分配协议书》，主要内容为：底楼、二楼及楼顶半层属段元珍所有，一楼为冉为所有，三楼属冉见所有，四楼属冉勇所有，段元珍所有的部分周万义有享受权（使用权）。2017年3月9日，重庆银行石柱支行与冉勇签订《最高额授信业务总合同》，同日，原告在冉勇的威逼下与被告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抵押合同》，原告到达被告办公场所时仍在哭泣，不愿意签字，被告的工作人员劝解原告称冉勇有偿还能力，抵押担保只是履行个程序，并指住签字的地方让原告签字，原告对相关内容一无所知，签字后，被告没向原告交付《最高额授信业务总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以及《抵押合同》。2017年7月，因冉勇无力还款，被告工作人员电话催原告还款，在原告的追问下才得知冉勇贷款190万元。2017年10月，原告向石柱法院起诉，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原、被告于2017年3月9日签订的《抵押合同》无效，在诉讼中原告得知冉勇贷款用途为购货，但被告却将该笔贷款190万元分别打给张小容（90万元）、谭圣杰（100万元），据冉勇讲，张小容、谭圣杰与冉勇并无买卖关系，未签订相关合同，冉勇也不是人张小容、谭圣杰。综上，冉勇与被告签订的《最高额授信业务总合同》，其贷款用途为购货，但该笔贷款未用于购货，是用于偿还冲贷公司债务，该情况被告是明知的，冉勇胁迫原告签字，被告也是明知，原告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诉诸人民法院，及时审理为盼。
重庆银行石柱支行辩称，1、关于资金用途的问题，银行自主经营的特点决定了银行对贷款用途只能作形式审查，而这种审查和“监管”并非来自贷款合同的约定或者法律的规定，并非银行必须履行的强制性义务，更多的是一种银行自身对贷款风险的内部管控手段；2、本案涉及的贷款合同、担保合同中，并未有关于“贷款用途导致合同被撤销”的约定，且本案涉及的贷款资金用途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3、涉案贷款是严格按照贷款合同的约定发放，是先行支付到冉勇账户，然后再根据冉勇签署的《支付委托书》划转至案外人谭圣杰、张小容账户，且冉勇委托银行支付时，提供了相关的购货合同；4、银行将贷款支付到贷款人账户后，资金所有权已属于贷款人所有，贷款人如何支付、使用该笔资金，银行已无权且无法监管；5、段元珍从2014年开始已经多次用涉案抵押物提供抵押担保，本次担保也只是原来抵押担保的延续，段元珍的本次担保并非被骗进来“接最后一棒”或“最后站岗”，况且借款人还是段元珍之子，因此不存在欺诈行为；6、在段元珍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等签署页，已经用黑体字对相应条款作出了说明，不存在欺诈、隐瞒等行为；7、在《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中均明确涉案抵押合同、保证合同为独立性担保合同，即便主合同无效或可撤销均不影响其效力。
冉勇述称，1、原告不知晓该笔贷款的用途2、冉勇作为段元珍的儿子，其要求段元珍提供担保，即便不存在武力威胁也存在情感胁迫；3、贷款后来支付给谁以及什么用途，冉勇均不知晓，冲贷公司也是银行找的，冉勇不知道钱到哪里去了。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2017年3月9日，重庆银行石柱支行作为甲方与冉勇作为乙方签订了《最高额授信业务总合同》，合同编号为（2017）年（重银石柱支授）字第0183号，合同约定在2017年3月10日至2020年3月9日间，重庆银行石柱支行在此合同项下向冉勇办理各类融资业务，实际形成的最高债权本金余额不超过190万元。同日，段元珍与重庆银行石柱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担保的对象为冉勇基于《最高额授信业务总合同》所产生的应对重庆银行石柱支行所负的全部债务，本金余额不超过190万元，抵押财产为段元珍所有的房屋（房地产权证号为石柱县房地证2011字第X号），抵押期限为3年，并办理了抵押权登记。2017年3月9日，段元珍与重庆银行石柱支行签订了《抵押合同》，合同约定段元珍以房地产权证号为石柱县房地证2011字第X号的房屋为冉勇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2017年3月16日，段元珍与重庆银行石柱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段元珍担保的对象为冉勇基于《最高额授信业务总合同》所产生的应对重庆银行石柱支行所负的全部债务，本金余额不超过190万元。2017年3月16日，冉勇与重庆银行石柱支行签订《最高额项下个人经营性贷款合同》，由重庆银行石柱支行依据《最高额授信业务总合同》的授信额度向冉勇提供贷款1900000.00元，贷款利率为年利率8%，贷款期限为2017年3月16日至2018年3月15日，贷款用途为购货。2017年3月16日，冉勇向重庆银行石柱支行出具《个人经营性贷款支付委托书》，将《最高额项下个人经营性贷款合同》项下的贷款资金分别委托支付给张小容和谭圣杰，其中张小容为900000.00元，谭圣杰为1000000.00元。2017年3月16日，重庆银行石柱支行向冉勇发放贷款1900000.00元，同日分别将以上贷款转移支付给张小容和谭圣杰。2017年3月13日，冉勇通过马建蓉账户还款1700000.00元。冉勇向重庆银行石柱支行提供了与谭圣杰、张小容签订的商品购销合同书。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在签订时是否具有欺诈情形？现针对以上争议焦点作如下评析：
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对可撤销合同的类型、法律后果等作出了规定，可撤销合同包含四大类：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合同、因欺诈订立的合同（未损害国家利益）、因胁迫订立的合同（未损害国家利益）。段元珍主张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系其因重庆银行石柱支行的欺诈而签订，属于可撤销合同，本院经审理后认为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不具有可撤销情形，构成因欺诈而订立的合同中的欺诈情形，必须符合以下要件：1、一方或第三人故意告知虚假事实（积极欺诈）或者故意隐瞒真实事实（消极欺诈），2、对方因此陷入或者维持错误认识（欺诈与错误具有因果关系），3、对方因错误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认识错误与不真实的意思表示间具有因果关系），4、欺骗具有不正当性。现针对以上构成要件结合本案实际情况作如下评析：首先，涉案《最高额保证》属于从合同，是为重庆银行石柱支行与冉勇之间的借款合同中的债务人冉勇提供担保，重庆银行石柱支行未故意告知虚假事实，不构成积极欺诈，同时重庆银行石柱支行对借款用途等并不负有告知义务或说明义务，不构成消极欺诈，因此重庆银行石柱支行对“未告知或未审查冉勇贷款用途”这一事实不具有欺诈之故意；其次，段元珍也并未因重庆银行石柱支行“未告知或未审查冉勇贷款用途”而陷入错误认识，段元珍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是为冉勇提供担保，其目的是促成冉勇与重庆银行石柱支行之间的借款合同，基于其与冉勇的特殊关系（母子关系），重庆银行石柱支行“未告知或未审查贷款用途”并不会改变其为冉勇的提供担保的性质和目的；最后，重庆银行石柱支行“未告知或未审查冉勇贷款用途”这一事实并不具有“不正当性”，重庆银行石柱支行“未告知或未审查冉勇贷款用途”的行为未超出法律、道德或交易习惯允许的限度，重庆银行石柱支行的此种行为并非对《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性质或后果进行虚假陈述，不成立欺诈；综上，重庆银行石柱支行“未告知或未审查冉勇贷款用途”不符合欺诈之法定构成要件，并且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九条的规定可知，如果段元珍主张系因冉勇的欺诈而导致其错误的签订涉案合同，其应当承担“重庆银行石柱支行知道或应当知道冉勇的欺诈行为”这一事实的举证责任，段元珍也并未提供此类证据，故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不具备欺诈情形，不可撤销。段元珍诉称根据合同约定，冉勇借款的用途应为购货、支付货款，而本案中冉勇是直接将该笔贷款委托支付给张小容、谭圣杰，用于偿还小额信贷公司的贷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其主张的待证事实负有举证义务，段元珍并未就冉勇的贷款系归还小额信贷公司的贷款提供证据，本院对此主张不予采纳，并且即便冉勇的贷款系直接用于偿还小额信贷公司的贷款，也并不影响涉案合同的效力，重庆银行石柱支行对其发放的贷款用途有监管的“义务”，但这并不是法律赋予的强制性义务，或因对贷款用途监管不力而会导致合同无效，此种“义务”更大的意义在于保障银行资金安全，根据《最高额项下个人经营性贷款合同》第十条（10.2.8）规定，未按照合同约定用途或约定方式支用贷款资金，重庆银行石柱支行有权提前收回部分乃至全部贷款并要求赔偿损失，重庆银行石柱支行即便未监管贷款用途也是增大贷款风险而已，并未损害段元珍利益，也未违反法律效力性禁止规定，不影响合同效力。段元珍还主张其受到冉勇胁迫才签订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但段元珍并未提供相应证据加以证实，冉勇辩称段元珍因属感情上的胁迫而签订涉案合同，但此并不构成法律规定的胁迫情形，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不属于受胁迫而签订。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十四八条、第四十九条、第一百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段元珍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0.00元，由原告段元珍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谭 伟
人民陪审员 谭奇开
人民陪审员 谢兴华
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陈燕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