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粤0404行初292号
原告：陈永东，男，1988年9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江市东区，
委托代理人：孟令杰，广东法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珠海市交通运输局，住所地：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梅华西路62号。
法定代表人：唐成伟，职务：局长。
委托代理人：景志斌，该局工作人员。
原告陈永东诉被告珠海市交通运输局交通运输行政强制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永东的委托代理人孟令杰，被告珠海市交通运输局的委托代理人景志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珠海市交通运输局于2017年6月30日作出编号为0000303号《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认定原告陈永东涉嫌利用未取得营运牌照和道路运输证的小型机动客车从事收费载客业务行为，依据《珠海经济特区出租车管理条例》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决定给予原告扣押粤Ｑ×××××小型轿车的行政强制措施。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
原告陈永东诉称，2017年6月30日，被告作出《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以原告“非法营运”为由，决定对原告车辆予以暂扣。原告认为，国务院办公厅于2016年7月26日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58号）中明确规定，私人小客车合乘有利于缓解交通拥堵和减少空气污染，城市人民政府应鼓励并规范其发展。2016年11月1日生效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八条也规定，私人小客车合乘，也称为拼车、顺风车，是与合乘服务提供者出行线路相同的人乘坐合乘服务提供者的小客车，分摊部分出行成本或免费互助的共享出行方式，该出行方式以自我出行为前提，目的为清洁空气、节约能源、缓解交通拥堵、方便出行，私人小客车合乘出行不属于道路运输经营活动，因此并不存在营利目的。本案中，原告驾驶车辆从事的正是私人小客车合成即顺风车服务，目的是为了分摊出行成本，明显不以营利为目的，并不存在营运行为，故被告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属事实认定不清，执法程序违法，法律适用错误，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诉请法院要求：1、撤销被告珠海市交通运输局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车辆暂扣凭证）；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机动车行驶证、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顺风车行车轨迹、（2017）鲁01行终103号行政判决书、网页信息、珠海市交通运输局通告。
被告珠海市交通运输局辩称，一、被告作出行政强制措施决定所依据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2017年6月30日10时22分许，被告的执法人员在珠海机场进行日常稽查，发现粤Ｑ×××××小轿车在二楼出发大厅门口不远处停靠下客，执法人员怀疑该车涉嫌非法营运，遂对该车进行检查。经查，该车载有3名乘客（2男1女），其中1名男乘客为外籍人员，另1名男乘客是司机朋友。据执法人员向外籍乘客询问了解，该车是朋友帮其预约，并现场电话联系其朋友，得知外籍乘客从阳江市乘坐该车来到珠海机场，并由其朋友通过滴滴顺风车软件预约该车，车费为127.5元。据女乘客述称：她通过滴滴软件约乘该车，从阳江市区前往珠海市南溪市场，车费127.9元已支付。该车送外籍乘客至机场后，再送她去南溪市场。她与车内2名男乘客不是一起的，未在同一地点上车，是对方先上的车。女乘客现场向执法人员出示手机订单信息，显示搭乘车辆为粤Ｑ×××××白色本田，出发地阳江市阳光马德里，目的地珠海市南溪市场，费用127.9元。该车司机即本案原告，其在接受询问调查时述称：当时他驾驶粤Ｑ×××××小轿车正在珠海机场2楼出发大厅门口处下客，车内载有3名乘客，2男1女。其中1名男乘客他认识，双方是朋友关系，另外2名乘客他不认识。他朋友从平岗上车目的地香洲香山公园，女乘客从阳江马德里小区上车目的地在坦洲，外籍乘客从阳江碧桂园小区上车目的地珠海机场。他朋友是电话联系到他，不用支付车费，另外2名乘客是通过滴滴软件顺风车平台下订单，再由他接单后去搭载，手机软件显示收取外籍乘客费用114.7元；收取女乘客费用115.1元。所驾粤Ｑ×××××小轿车无道路运输证。执法人员现场查看司机手机订单信息，显示乘客一费用114.7元已到账；乘客二起点阳光马德里，终点南溪市场，费用115.1元。上述事实，有现场笔录、驾驶员询问笔录、视频资料等为证。
被告认为，综合乘客证言、当事人陈述以及现场录像，证实原告通过滴滴平台承揽顺风车单，从阳江市搭载乘客至珠海市,并通过该平台收取车资。因原告现场无法提供道路运输证，足以认定其有非法营运重大嫌疑。根据《珠海经济特区出租车管理条例》第五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在查处未取得营运牌照和道路运输证车辆从事收费载客业务的，可以依法扣押车辆，并通知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机动车驾驶证”。执法人员遂开具《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对涉事车辆实施扣押强制措施。被告采取强制措施前，所搜集的证据已足以证明原告有重大违法嫌疑，在此基础上实施强制措施有事实依据。
二、被告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决定，适用法律正确，内容适当。根据《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的记载，所适用法律是《珠海经济特区出租车管理条例》第五十七条第二款，该条赋予被告对不能提供道路运输证并有非法营运重大嫌疑的车辆予以暂扣的职责，被告依法办理并无不妥，所扣押的财物也未超过法律赋权的范围，因依照该法实施扣押为羁束行政行为，故不存在裁量是否适度的问题。
三、被告作出行政强制措施决定的程序合法。被告在执法过程中，始终有两名以上执法人员执法，执法人员制作了询问笔录、现场笔录、执法录像，听取了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意见，并以口头及书面方式告知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和救济途径，在完成初步调查取证后，制作并送达了《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当天补办了批准手续。以上程序符合《行政强制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的规定。
四、被告已于2017年7月6日依法解除了行政强制措施，原告诉求缺乏实质意义。
综上，被告所作No.0000303号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
被告向本院提交了证明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以下证据、依据：现场笔录、驾驶员询问笔录、视听资料光盘附清单、行政强制措施审批表、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行政强制措施处理决定书、《珠海经济特区出租车管理条例》。
经审理查明，2017年6月30日10时22分许，被告的执法人员在珠海机场进行日常稽查，发现粤Ｑ×××××小轿车在二楼出发大厅门口不远处停靠下客，该车载有3名乘客（2男1女），其中1名男乘客为外籍人员，他和女性乘客均称与司机不认识，他们都是通过滴滴顺风车软件预约该车。外籍乘客从阳江市乘坐该车来到珠海机场，收取费用114.7元，已经支付；女性乘客总费用127.9元，到珠海机场实际费用115.1元。第三名乘客是原告朋友，不收取费用。原告未能提供营运牌照和道路运输证。
2017年6月30日，被告珠海市交通运输局作出编号为0000303号《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认定原告陈永东涉嫌利用未取得营运牌照和道路运输证的小型机动客车从事收费载客业务行为，依据《珠海经济特区出租车管理条例》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决定给予原告扣押粤Ｑ×××××小型轿车的行政强制措施。原告于当日签收《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2017年7月6日，被告珠海市交通运输局作出编号为0012396号《行政强制措施处理决定书》，因原告自觉履行了法定的义务，根据《行政强制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决定解除扣押。
本院认为，根据《珠海经济特区出租车管理条例》第五十七条规定，被告珠海市交通运输局作为珠海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有权对违反该条例规定利用未取得营运牌照和道路运输证的小型机动客车从事收费载客业务的行为人作出行政处罚。
根据被告提交的现场笔录、原告询问笔录等足以证明原告利用未取得营运牌照和道路运输证的小型机动客车从事收费载客业务，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原告称其从事的是私人小客车合乘服务，但合乘是为分摊出行成本或免费互助的共享出行方式，其不以营利为目的，本案中，原告收费明显超出其出行成本，显然不属于合乘，应属营运行为，原告的主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珠海经济特区出租车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未取得营运牌照和道路运输证的小型机动客车，不得从事收费载客业务。”第五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在查处未取得营运牌照和道路运输证车辆从事收费载客业务的，可以依法扣押车辆，并通知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机动车驾驶证”本案中，被告依照上述规定，对原告车辆采取强制措施，适用法律正确。
被告珠海市交通运输局在发现原告涉嫌利用未取得营运牌照和道路运输证的小型机动客车从事收费载客业务后，出示执法证件，进行调查取证。作出行政强制措施后，将《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送达给原告，告知原告对其车辆采取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原告依法享有的救济权利，符合法定程序。
综上，被告作出编号为0000303号《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职权依据充分，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陈永东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陈永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吴作栋
人民陪审员 林耀生
人民陪审员 赵明华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法官 助理 赵峰霞
书 记 员 杨皓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