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 n 民 事 判 决 书
＼n（2014）浙甬民二终字第134号＼n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n负责人：颜永财。＼n委托代理人：汪林。＼n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飞龙。＼n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峰。＼n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何素琴。＼n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顾安荣。＼n原审被告：熊胜春。＼n原审被告：福建福达物流有限公司。＼n法定代表人：郑宗锦。＼n原审被告：黄种钢。＼n上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华联合保险厦门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陈飞龙、陈峰、何素琴、原审被告熊胜春、福建福达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达物流公司）、黄种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6日作出的（2013）甬镇民初字第9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n原审法院经审理认定：2013年9月2日9时30分许，被告驾驶员熊胜春受被告黄种钢指派，驾驶挂靠在福达物流公司名下属被告黄种钢所有的闽C×××××号重型半挂牵引车（该车在被告中华联合保险厦门分公司处保有一份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险）带闽C×××××挂号重型集装箱半挂车从骆驼南北物流公司开出来左转弯驶入骆费线时，遇情况占用骆费线南侧非机动车道等待。后被告熊胜春驾车起步时，遇林秀花驾驶“皇冠王”牌电动自行车沿骆费线南侧非机动车道由东向西行驶至该处并从闽C×××××号重型半挂牵引车车头绕行，闽C×××××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带闽C×××××挂号重型集装箱半挂车前部碰撞“皇冠王”牌电动自行车左侧并碾压林秀花人体及电动自行车，造成林秀花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电动自行车损坏的交通事故。宁波市公安局镇海分局交警大队认定被告熊胜春负事故主要责任，林秀花负次要责任。事故发生后，被告黄种钢已付原告赔偿款100000元，被告熊胜春为取得原告谅解，自愿补偿给原告45000元。另查明，原告何素琴系受害人林秀花的母亲，出生于1919年11月17日，共生育7个子女；原告陈峰系受害人林秀花的儿子，出生于1982年7月18日，原告陈飞龙系受害人林秀花的丈夫。受害人林秀花原系农业家庭户口，后因土地被征用而转为系非农业家庭户口。原告何素琴因土地被征用而享有农保400元／月。＼n原审原告陈飞龙、陈峰、何素琴于2013年9月23日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原审原告因涉案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包括死亡赔偿金758040元（37902元／年×20年）、被扶养人生活费16634元（23288元／年×5年÷7人）、丧葬费21655元、误工费6637元（166元／天×5天×8人）、交通费4500元、餐费5000元、整容费（属治疗费）5000元、其它费用2450元、财产损失（电动自行车）2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合计人民币871916元。此款由原审被告中华联合保险厦门分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中赔偿117000元，并优先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余款754916元由原审被告熊胜春、黄种钢、福达物流公司连带赔偿85%计641679元，扣除已支付的100000元，尚应赔偿541679元；案件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由原审被告熊胜春、黄种钢、福达物流公司共同承担。＼n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的争议焦点有以下四个方面：＼n一、被告黄种钢和熊胜春是否存在合伙关系？被告黄种钢辩称闽C×××××号重型半挂牵引车是他与被告熊胜春合伙购买的，主张其与被告熊胜春存在合伙关系，并提供了车辆服务合同复印件一份和录有其与被告熊胜春及其妻子张福荣手机通话内容的U盘一个以证明其主张。被告熊胜春承认交过30000元风险金，但否认其与被告黄种钢是合伙关系。因对车辆服务合同复印件已作了认证，对该证据不予认定。对U盘中的三段手机通话录音，该院认为，首先，该录音是被告黄种钢在未征得被告熊胜春及其妻子张福荣同意的情况下私自录制的，取证程序缺乏正当性和合法性；其次，该录音是在被告熊胜春涉嫌犯交通肇事罪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急需用钱而向被告黄种钢求助的情况下形成的，有趁人之危胁迫他人之嫌疑，故即使被告熊胜春及其妻子张福荣在通话中有模棱两可的表述，也难以体现其真实意思表示；再次，从录音的内容来看，被告黄种钢在通话中有明显的诱导性，其录音目的的正当性同样值得怀疑。同时，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被告黄种钢与熊胜春既没有签订书面的合伙协议，也没有正式的合伙组织名称，更没有经过工商部门的登记，根本不具备合伙的形式要件；在此情况下，如果被告黄种钢与熊胜春确实存在实质意义上的合伙，则不管是对外签订合伙车辆的挂靠协议还是从事其他合伙事务，都应有被告黄种钢与熊胜春的共同签名，而被告黄种钢所提供的相关证据中却都只有其一个人的签名。更何况，即使如被告黄种钢所说，被告熊胜春所交的30000元是合伙款，按照合伙车辆的实际投资，这30000元也根本不可能占有四分之一的股份。综上所述，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被告黄种钢与熊胜春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对被告黄种钢的该主张不予采信。被告黄种钢作为肇事车的实际车主和被告熊胜春的雇主，应当对原告超出交强险限额的损失承担相应赔偿责任。＼n二、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部分的损失赔偿比例问题。该院认为，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部分的损失应根据事故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及该行为与事故的因果关系来合理确定。交警部门认定被告熊胜春驾驶机动车停车起步中严重缺乏观察并未按规定避让借道通行的非机动车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应对事故承担主要责任；林秀花驾驶非机动车在非机动车道内逆向行驶是导致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应对事故承担次要责任，原、被告对此均无异议。根据交警部门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所载明的事实，林秀花在非机动车道内逆向行驶是借道通行，其行为虽然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律的相关规定，但与事故的发生并无直接必然的因果关系，再考虑到本事故发生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间，原告主张85%的赔偿比例并没有超出合理范围，依法予以支持。＼n三、原告主张的交通费、误工费、餐费、整容费及其他费用问题。原告主张了交通费4500元、误工费6637元、餐费5000元、整容费5000元及其他费用2450元，并提供了相关票据。该院认为，原告在办理林秀花丧事时必然会产生交通费、误工费，在尊重本地良性风俗的基础上，根据原告所提供的证据及本案实际酌定原告的交通费为1500元、误工费为2500元。原告主张的餐费、整容费及其他费用，因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n四、原告何素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问题。原告主张何素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16634元。该院认为，只有当被扶养人的生活来源不低于当地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或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足以维持其基本生活需要时，才能免除赔偿义务人的赔偿义务，否则，赔偿义务人仍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庭审中原告陈述道路交通事故死者及近亲属等情况登记表的内容有误，何素琴不是退休工人，但因土地被征用，每月享有400元农保。因被告福建福达物流有限公司、黄种钢未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何素琴确系退休工人，且其退休工资已超过宁波市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故对原告何素琴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诉请予以支持，但其金额中应扣除享有的农保部分。故原告何素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13205.7元［（23288元／年-4800元／年）×5年÷7］。＼n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交警部门认定被告熊胜春负事故主要责任，受害人林秀花负事故次要责任，当事人均无异议，故原告的损失应由被告中华联合保险厦门分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先行赔偿，且原告有权要求优先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不足部分，因被告熊胜春是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发生事故，依法应由其雇主被告黄种钢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被告福达物流公司作为挂靠单位应承担连带责任；原告要求被告熊胜春承担赔偿责任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原告主张的丧葬费和电动自行车损失，被告方均无异议，予以确认；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和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交通费，以核定金额为准。被告黄种钢关于原告主张的死亡赔偿金应按农村居民标准赔偿的辩称意见，缺乏依据，不予采纳。由于被告熊胜春不是本案的民事赔偿主体，故其为取得原告谅解而支付给原告的补偿款与本案无关，原告有权向其他被告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且原告主张的赔偿金额未超出合理范围，依法予以支持；被告方关于不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辩称意见于法无据，不予采纳。原告有权依法选择民事赔偿主体并向其主张自己的诉讼请求，被告黄种钢、福达物流公司关于其所承担的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部分损失应由被告中华联合保险厦门分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范围内直接赔偿原告的辩称意见，缺乏依据，不予采纳。＼n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原告陈飞龙、陈峰、何素琴的损失：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13205.7元）771245.7元、丧葬费21655元、交通费1500元、误工费2500元、电动自行车损失2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合计人民币848900.7元。此款由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112000元（其中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余款736900.7元由被告黄种钢赔偿85%计626365.6元，扣除其已付的100000元，尚应赔偿526365.6元，被告福建福达物流有限公司对此承担连带责任。上述款项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付清。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原告陈飞龙、陈峰、何素琴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诉讼费6713.4元（其中案件受理费10386.8元，减半收取5193.4元，保全费1520元），由原告陈飞龙、陈峰、何素琴负担210.1元；被告黄种钢负担5382.2元，福建福达物流有限公司对此承担连带责任；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负担1121.1元。＼n宣判后，原审被告中华联合保险厦门分公司不服，上诉至本院称：1.本案肇事司机即原审被告熊胜春因涉及交通肇事已被追究刑事责任，不应再行支持被上诉人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对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或在刑事案件结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主张精神损失赔偿的，不应再行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2.原审判决认定受害人林秀花的车辆损失缺乏依据。在既无保险公司定损，也无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的情况下，原审仅凭被上诉人提交的车辆购买票据认定赔偿金额为2100元系过高。因车辆购买时间为2012年7月，事故发生为2013年9月，未考虑折旧因素不妥。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重新确定赔偿责任比例，并依法予以改判。＼n被上诉人陈飞龙、陈峰、何素琴答辩称：1.原审判决支持被上诉人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请具有法律依据；2.原审判决赔偿被上诉人车辆损失2000元合理合法；3.涉案交通事故中受害人已死亡，原审根据事故认定书的各方过错程度及责任分担等因素，判定原审被告黄种钢在交强险外承担85%的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n原审被告熊胜春、福达物流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交书面的答辩意见。＼n原审被告黄种钢未到庭参加诉讼，书面答辩称：总体同意上诉人的上诉意见及理由，同时认为，原审被告熊胜春与黄种钢确为合伙关系，原审未予认定系错误。＼n二审审理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n本院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n本院认为：根据交警部门事故认定，原审被告熊胜春负事故主要责任，受害人林秀花负事故次要责任。原审法院考虑事故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及该行为与事故的因果关系等因素，判决被上诉人因涉案交通事故造成的合理损失，先由上诉人中华联合保险厦门分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超出部分由肇事车辆驾驶员即原审被告熊胜春承担85%的赔偿比例，基本妥当。因熊胜春系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发生事故，故依法应由其雇主即原审被告黄种钢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并由原审被告福达物流公司作为挂靠单位承担连带责任。对上诉人关于原审法院赔偿责任比例不当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主张涉案事故中肇事司机熊胜春已被追究刑事责任，故无需再行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本院认为，因涉案事故造成林秀花死亡，确对其近亲属造成重大的精神损害，且熊胜春被处以刑罚并不影响其雇主承担该项赔偿责任。上诉人又认为对车辆损失金额的认定偏高，鉴于原审根据事故认定书及车辆购买发票等作出的损失金额认定基本合理，故对该主张，亦不予采纳。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n驳回上诉，维持原判。＼n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386.8元，由上诉人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负担。＼n本判决为终审判决。＼n审判长黄永森＼n代理审判员莫爱萍＼n代理审判员郑辉＼n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日＼n代书记员潘芬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