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沪01民终827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暖冬羊绒制品厂，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盛富路**号第*幢第*层。
投资人：杨永，负责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戴萍，女，1969年6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霍城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政明，北京市中银（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上海暖冬羊绒制品厂（以下简称暖冬羊绒厂）因与被上诉人戴萍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7民初86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暖冬羊绒厂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暖冬羊绒厂起诉请求。事实和理由：本案系争几十笔款项本应由戴萍或其配偶牛某名下的陕西XX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XX有限责任公司）支付给暖冬羊绒厂，而戴萍及其代表赵某却私自从暖冬羊绒厂账上支取，而由XX有限责任公司获取了对应的利益。戴萍安排赵某以XX有限责任公司名义直接支付了几笔现金给姚某用于工厂开支，但该几笔钱却从暖冬羊绒厂账上支取，侵犯暖冬羊绒厂的利益。赵某和牛某长期在上海工厂，戴萍一直通过赵某控制暖冬羊绒厂的对公账户。至于由谁从账户上取钱，用去了哪里，只有戴萍最清楚。暖冬羊绒厂的公章、财务章及戴萍的私人印章，均未移交过，支票上的字也非姚某的笔迹，而是由赵某凭戴萍掌握的印章进行支取。
戴萍辩称，从2011年3月起，杨永及姚某全面接管了暖冬羊绒厂，包括各种印章等物资，并多次使用过公章，经营了一年半。另案中，法院组织移交公章前，公章也不是戴萍在保管。暖冬羊绒厂称赵某是戴萍的代表没有依据，赵某支取款项也不代表就是戴萍支取款项，赵某是暖冬羊绒厂的员工，其支取过钱款与戴萍无关，戴萍未从暖冬羊绒厂处支取过款项。戴萍将暖冬羊绒厂转让后，一直生活在西安，并无法从暖冬羊绒厂取款。因此，戴萍不同意暖冬羊绒厂的上诉请求，要求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戴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戴萍返还暖冬羊绒厂资金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826,783.09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暖冬羊绒厂系个人独资企业，该企业现属于吊销、未注销状态。该企业的设立时间为2006年12月30日，设立之初的投资人为戴萍，登记的出资金额为100,000元。该企业的住所地位于上海市松江区XX镇XX路XX号XX幢XX层，企业的经营范围为：羊绒衫生产，加工及销售。2014年12月22日，暖冬羊绒厂的投资人由戴萍变更为杨永，杨永登记的出资金额也为100,000元。
2011年3月16日，杨永及其配偶姚某与戴萍签署《工厂转让合同》。合同约定由杨永和姚某出资购买登记在戴萍名下的上海暖冬羊绒制品厂。2013年1月，杨永、姚某曾以戴萍、牛某（戴萍的丈夫）作为共同被告，向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起诉，该案件的案号为（2013）松民二（商）初字第350号（以下简称“350号案件”）。在上述案件中，杨永、姚某称在与戴萍签订工厂转让合同之后，其按约履行合同义务，然而戴萍违反合同约定，未能按约办理相关证件的交付及工商的变更，且也未按约履行协助义务，致使其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要求单方行使法定解除权。经审理，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29日出具（2013）松民二（商）初字第350号判决书，判决驳回杨永、姚某的全部诉讼请求。该判决下达之后，双方均未上诉。
2013年4月，戴萍以杨永、姚某作为共同被告，向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起诉，该案件的案号为（2014）松民二（商）初字第1112号（以下简称“1112号案件”）。在上述案件中，戴萍称在与杨永、姚某签订工厂转让合同之后，其按约履行企业的交付义务，然而杨永、姚某未按约支付企业转让款、未按约偿付由戴萍垫付的企业费用。该案件中，杨永、姚某则提起反诉。经审理，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14日出具（2014）松民二（商）初字第1112号判决书。该判决下达之后，杨永、姚某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6年4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6）沪01民终13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论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同年，杨永、姚某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19日出具（2016）沪民申195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结论为：驳回姚某、杨永的再审申请。上述案件尚未执行完毕。
一审审理中，暖冬羊绒厂为证明其主张的成立，向一审法院提供如下证据：1、自2011年4月11日至2014年1月13日期间的银行支票、转账凭证及清单，支取的款项合计43笔，金额826,783.09元，以此证明在此期间戴萍使用暖冬羊绒厂的公章或财务章，支取款项；2、姚某收款明细表，以此证明戴萍将取自暖冬厂的钱款，以加工款的名义再次支付给暖冬羊绒厂的合法投资人。对于暖冬羊绒厂提供的两组证据，戴萍认为在暖冬羊绒厂提供的上述资金转账中，均无戴萍的本人签名，盖具法人章的支票是转给暖冬羊绒厂方的客户，并非XX有限责任公司的客户。另外一种情况是备用金，实际是由姚某在使用，取款人是姚某。
一审审理中，戴萍于本案的第一次庭审中向一审法院提供记账单七页（曾在350号案件中作为证据出示），以证明以当时的原始记载，款项由兼职会计交姚某，并最终由姚某签名。对此证据暖冬羊绒厂认为姚某拿的是加工款。同时，在第二次庭审中，暖冬羊绒厂同样将上述七页记账单作为证据提供（但是在戴萍特别指明的几笔款项中，暖冬羊绒厂均用水笔作出备注），对此戴萍坚持其举证的观点，对于暖冬羊绒厂的备注内容不予认可。
一审审理中，暖冬羊绒厂于2018年3月16日再次提供三组证据，包括电子邮件及资金清单，对于上述证据戴萍书面质证认为电子邮件等证据未进行公证，对于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邮件涉及的是XX有限责任公司的收付款情况，与戴萍无关。
一审法院认为，自2013年始，杨永、姚某与戴萍之间就上海XX厂的企业出售问题，双方争议多年。由此引起的纠纷分别经过一审、二审和再审，然而至今相关的款项仍未执行完毕。在本案中，双方主要争议的是暖冬羊绒厂主张的四十三笔款项（涉及金额80余万元），在标的企业出售之后，上述款项实际是否为出卖方所取得。对此，暖冬羊绒厂为举证证明其主张的成立，向一审法院提供支票及银行交易明细一组。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虽然在1112号案件中，确实在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的主持下，由戴萍向该案的被告即杨永、姚某交付印章，但是交付印章，并不代表在企业出售之后，该印章一直由戴萍方实际保管。故此，暖冬羊绒厂以印章在戴萍处，故支票款项由戴萍提取的观点难以成立。此外，暖冬羊绒厂主张的多笔现金，比较戴萍提交的记账单证据，即不难发现，上述款项的实际支取人并非戴萍，而恰恰是姚某，故此，暖冬羊绒厂的主张证据不足，一审法院对其相关请求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审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三条、第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于2018年4月4日作出判决：驳回上海暖冬羊绒制品厂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2,068元，由上海暖冬羊绒制品厂负担（已付）。
二审中，暖冬羊绒厂提交了姚某的证人证言，用以证明其没有见过暖冬羊绒厂的公章、财务章等印章，货款也没有到暖冬羊绒厂的账上；提交了杨永与戴萍间的邮件，用以证明戴萍拿了暖冬羊绒厂的毛衣7万件，暖冬羊绒厂的货款由戴萍收取，戴萍应支付暖冬羊绒厂加工费，但戴萍却从暖冬羊绒厂账上支取钱款。经本院组织证据交换及质证，戴萍发表质证意见认为，关于姚某的证人证言，其是暖冬羊绒厂投资人杨永的妻子，在一审中就应提供，二审不能作为新证据，2011年4月至2013年3月，戴萍在西安带孩子，而杨永与姚某均在暖冬羊绒厂工作，无法证明戴萍拿了暖冬羊绒厂的钱；关于邮件，亦非二审新证据，XX有限责任公司与戴萍没有关系，如有争议，应起诉XX有限责任公司，不能达到暖冬羊绒厂的证明目的。本院认证认为，关于证人证言，姚某作为暖冬羊绒厂投资人杨永的妻子、暖冬羊绒厂转让后的实际经营管理人之一，其与杨永及暖冬羊绒厂属于利益共同体，其相关证人证言，缺乏可信度，本院依法不予采纳；关于邮件，从相关内容并无法得出戴萍曾支取过暖冬羊绒厂钱款之证明目的，本院依法亦不予采纳。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3）松民二（商）初字第350号生效判决书查明事实：2011年3月16日，牛某代表戴萍与杨永、姚某签订工厂转让合同一份，约定暖冬羊绒厂为甲方，杨永、姚某为乙方。合同第六条约定，甲方承诺在转让协议签订起的一年内，留置在工厂帮助乙方尽快熟悉所有行业知识，提供纱线等技术支持，带领乙方同生产供应商和工厂客户之间进行良好的衔接，协助乙方在生产交货期上的管理。合同第十五条约定，乙方的工厂管理期限以签署协议、交纳诚意金后，3月1日起正式接受进行管理。2011年4月起，暖冬羊绒厂工人工资、房屋租金、水电费用均由杨永、姚某负责支出。
本院另查明，（2016）沪01民终134号生效判决书查明事实：在2015年9月25日的庭审中，戴萍与杨永、姚某就暖冬羊绒厂的公章、财务章当庭进行交接。
一审中，戴萍于2017年8月10日的庭审中提交了7页记账单，用以证明暖冬羊绒厂所称的戴萍支取对公账户上的钱款，实际上多笔都是由姚某领取，并有姚某签名。暖冬羊绒厂对该记账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姚某拿的是戴萍支付的相关加工款，后来才发现是从暖冬羊绒厂账户上支取的钱款。记账单显示：2011年6月24日支取2万元，备注王某交阿洁付5月份工资；6月27日支取2万元，备注王某交阿洁付5月份工资；7月5日支取1.5万元，备注王某交阿洁；9月19日、9月21日、9月23日、9月26日、9月29日、11月24日、11月28日、12月5日、12月7日，各支取2万元，备注有“姚某”签名；12月30日，支取1万元，备注有“姚某”签名。上述13笔钱款共计24.5万元，与暖冬羊绒厂主张的戴萍支取暖冬羊绒厂对公账户钱款清单中的13笔钱款的日期、金额，均能一一对应。
二审中，暖冬羊绒厂表示，2011年4月开始，暖冬羊绒厂由杨永、姚某负责实际经营，杨永让姚某进行管理，负责发工资、买辅料等。
本院认为，本案中，暖冬羊绒厂主张戴萍在2011年4月至2014年1月期间通过支取该厂对公账户上82万余元钱款之方式，侵害该厂利益，故要求戴萍予以返还。而戴萍则认为，其并未通过上述行为侵害暖冬羊绒厂的利益。对此本院认为，首先，根据已查明事实，2011年3月，杨永、姚某与戴萍签署《工厂转让合同》，2011年3、4月起，暖冬羊绒厂由杨永、姚某负责实际经营，工人工资、房屋租金、水电费用均由杨永、姚某负责支出。在此情形下，称暖冬羊绒厂之实际经营人并不掌控暖冬羊绒厂对公账户之情况，实与常情常理不相符。其次，暖冬羊绒厂称由于公章、财务章一直由戴萍掌握，故戴萍可以支取暖冬羊绒厂对公账户的钱款，确实2015年9月25日的另案庭审中，戴萍与杨永、姚某就暖冬羊绒厂的公章、财务章也当庭进行过交接。但根据已查明事实，暖冬羊绒厂主张的由戴萍支取的费用中，有相当部分费用实际由姚某领取，相关日期、金额均能对应，故本院有理由认为，虽然戴萍与杨永、姚某于2015年9月才就暖冬羊绒厂的公章、财务章进行交接，但并不代表此前上述印章即由戴萍个人保管并使用，通过支票等形式支取的对公账户上的钱款，亦难言即由戴萍个人领取使用。暖冬羊绒厂还称，姚某领取的相关费用，实际上是XX有限责任公司支付给暖冬羊绒厂的加工费，而这些钱本应由戴萍支付，现却从暖冬羊绒厂的对公账户上支取，但根据在案证据，暖冬羊绒厂与XX有限责任公司间是否存在代加工协议、相关加工费是否由戴萍支付、姚某领取之费用是否即为两公司间之加工费等情况，均无法得到证实。据上所述，暖冬羊绒厂主张戴萍私自支取该厂钱款并据此要求返还，依据尚不充分，本院难予支持。
综上所述，暖冬羊绒厂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2,068元，由上海暖冬羊绒制品厂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丁 慧
审判员 潘静波
审判员 马 丽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七日
书记员 刘 惠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