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湘民再16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广阳道20号。
法定代表人：邓池良，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新，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英，北京大成（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李植成，男，1956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衡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培铭，广东凯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太公司）与被申请人李植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湖南省衡山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5日作出（2014）山民二初字第117号民事判决。中太公司不服，提出上诉。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31日作出（2015）衡中法民二终字第175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中太公司仍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7年9月19日作出（2017）湘民申73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中太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毛英、毛雄[北京大成（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开庭后被解除委托]，李植成的委托代理人朱培铭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太公司申请再审称：（一）原审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中太公司已于2013年10月21日以商业汇票的形式向广州龙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龙杰公司）还款3360万元，原审认定只还款4100万元是错误的。2、原审将4100万元全部认定为违约赔偿金错误，付款依据上明确注明了哪些是钢材款，哪些是赔偿款；3、中太公司停工前已付的钢材款为1293万元，原审认定为1250.1764万元错误；4、已退回的331.1吨钢材未予扣减。（二）李植成不是本案的实际权利人，不具有本案主体资格，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本案的付款凭据显示付款方为天河越臻商行、天河拥信商行、天河乙酉经营部，说明李植成并未支付债权转让款给龙杰公司，不是本案债权的受让方，不具有诉权。中太公司在原审中多次提出本案属于虚假诉讼，也提出了管辖异议。（三）、原审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1、本案的债权转让通知书是伪造的，18位债权人并未支付对价。本案债权转让纯属虚构，不属实；2、承诺函、协议、委托付款通知书是伪造的、是龙杰公司谎称由18人向开发商提起代位诉讼，讨要债权，骗取时任中太公司三局局长罗新在承诺函、委托付款通知书和空白协议上签字。这三份文书不是中太公司的真实意思，均是龙杰公司提供、胁迫中太公司盖章的伪造证据。（四）一、二审程序严重违法。1、原审未追加龙杰公司为本案第三人，程序违法；2、李植成的在诉状上的签名非本人签字，二审不予笔迹鉴定程序违法；综上，原审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认定的证据属于伪造，且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依法进行再审改判。
李植成答辩称：1、关于3360万元商业汇票的问题。这是中太公司第一工程局与龙杰公司的另一块业务往来，与本案无关。2、没有相关证据证明331.1吨钢材已经退回。告知函上没龙杰公司的印章和相关人员的认可。3、李植成是实际的权利人，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不存在虚假诉讼的问题。李植成在诉讼中电话委托代签委托书和相关文书，日后均予以了认可。4、本案的债权转让通知书是李植成购买龙杰公司债权以后，龙杰公司送达给中太公司的，不存在伪造的问题。如果是伪造，中太公司为什么不申请鉴定呢。承诺函和协议、委托付款通知书是中太公司自愿的，且经过了公证。5、原审认定4100万元为赔偿金有事实依据且符合法律规定。该违约金是根据双方的约定计算的，且有《会议纪要》《补充协议》予以确认。6、原审没有追加龙杰公司为第三人不违法，因为法律规定是可以追加不是应当追加。7、关于虚假诉讼的问题，湖南省政法委已经责成公安机关进行侦查，最后结论是不予立案。中太公司以几份委托书签名不一致为由，认为本案是虚假诉讼，是想达到拖累诉讼，延期还款的目的。请求驳回中太公司的再审申请理由，维持原判。
2014年10月27日，李植成向一审法院起诉称：中太公司因承建广州沃尔野商业广场项目，向龙杰公司购买钢材，截止2014年9月30日，中太公司尚欠龙杰公司钢材款3500万元及逾期赔偿金139.7万元。2014年9月30日，龙杰公司将上述款项中200万元债权转让给李植成，同时将《债权转让通知书》送达给了中太公司，中太公司亦向李植成出具了《承诺函》，承诺尽快付清所欠款项，但时至今日，中太公司却未能按承诺还款，请求判令中太公司支付李植成钢材债权款200万元并按约定支付逾期付款损失赔偿金至付清之日止，同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差旅费、律师费。
一审法院认定:龙杰公司，原名广州龙杰贸易有限公司，2014年8月26日变更为现名。龙杰公司与中太公司于2011年6月1日签订《钢材购销合同》，约定中太公司承建广州荔湾区（芳村）沃尔野商业广场工程所需钢材约3.2万吨（实际以送货单为准）全部由龙杰公司供货，龙杰公司所供钢材只限中太公司该工地使用，不得转借他人和其他工地使用；中太公司逾期付款，应当按所欠货款总额每日向龙杰公司支付2‰的赔偿金，直至全部货款付清为止，合同还约定了钢材价格、验收方式、付款方式等事项。合同签订后，龙杰公司于2011年6月至12月共向中太公司供应钢材1.1179004万吨，总价为5985.621906万元。中太公司于2011年11月25日支付龙杰公司货款450.1764万元，2012年1月20日支付800万元，共计1250.1764万元。中太公司分五次支付龙杰公司逾期付款赔偿金4100万元，具体支付时间：2013年2月16日支付2500万元；2013年11月29日支付500万元；2013年12月17日支付300万元；2014年1月30日支付400万元；2014年3月13日支付100万元；2014年3月3日支付300万元。
2013年1月25日，龙杰公司与中太公司签订《钢材购销合同补充协议》，确认截止2012年4月28日，中太公司尚欠龙杰公司钢材款4735.436506万元，逾期赔偿金3350.053989万元（计算至2013年1月31日），因中太公司请求减少支付逾期赔偿金，龙杰公司同意将赔偿金的支付标准调整为逾期一日按所欠钢材款总额1.27‰计算，计算至2013年1月31日，逾期赔偿金为2127.284283万元，并约定了支付时间：2013年2月5日支付2000万元，2013年2月8日支付500万元，待正式开工后再支付1000万元，以后每经历35天支付1000万元，在2013年5月31日前全部付清所欠款项，如中太公司不遵守本条款，中太公司仍按每日2‰的标准计算逾期付款赔偿金；双方还约定：龙杰公司收到中太公司2000万元之后，同意中止向中太公司承建的项目供应钢材，中太公司付清所有款项后，双方签订的原合同终止。但中太公司一直未按上述协议履行。
龙杰公司与中太公司又于2014年5月20日再次签订《钢材购销合同补充协议》，再次确认中太公司欠龙杰公司钢材款4735.436506万元，并约定：本协议签订之日，中太公司开具人民币900万元期票支付给龙杰公司，兑现日期为2014年8月30日前；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三个月内中太公司支付龙杰公司人民币2600万元，若逾期支付，逾期支付部分按每日1‰计算损失给龙杰公司。中太公司仍未按此协议履行。
2014年9月10日，龙杰公司向中太公司发出《债权转让通知书》，载明：截止2014年9月30日，中太公司欠龙杰公司钢材款人民币3500万元和逾期赔偿金139.7万元，共计3639.7万元，龙杰公司将此债权转让给本案李植成及另外17位受让人（另案处理），其中转让给李植成200万元。2014年10月10日前，中太公司签收该转让通知书并出具《承诺函》，确认至2014年9月30日，中太公司欠龙杰公司人民币3639.7万元，并向李植成承诺：自本承诺书出具之日起，中太公司未付清以上款项，逾期支付部分承诺人自愿按每日1‰计算损失给李植成。2014年10月22日，李植成与中太公司签订《协议》，中太公司就龙杰公司转让给李植成债权200万元，拟向中太公司承包工程的发包方沃野公司应付给中太公司的工程款中支付，沃野公司以与李植成无任何法律关系拒绝支付，故酿成纠纷。
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中太公司在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李植成钢材货款200万元，并支付逾期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以200万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四倍的标准，自2014年10月22日起计算至给付之日止。）；二、驳回李植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中太公司未在判决书指定的期限内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3568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共计28568元，由中太公司负担（已自愿垫付28568元，由中太公司在执行时直接支付给李植成）。
中太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称：一、一审事实未查清。1.一审判决对龙杰公司供应给中太公司的钢材总量的事实认定错误。龙杰公司向中太公司供应的钢材总量应为1.0847904万吨，而非1.1179004万吨。2、一审将已付款中的4100万元全部认定为赔偿金错误。《钢材购销合同》中未约定先付违约金后付钢材款，该4100万元均是通过转账和支票支付，备注用途未表明是支付违约赔偿金，而绝大多数注明是钢材款。另外，李植成等十八人提供的“龙杰收取中太赔偿金的收据”只有3张注明是赔偿金，金额为5228236元，其他收据及证据不能证明支付的是赔偿金。且注明赔偿金的收据上也无中太公司的签名确认，只是龙杰公司单方认为是赔偿金。3、一审仅凭《补充协议》认定中太公司拖欠龙杰公司货款3500万，系事实认定错误。中太公司在签署《补充协议》时就已支付了绝大多数欠款，但在《补充协议》中均未做结算或相应的扣减，从而导致《补充协议》记载的钢材欠款与实际有很大出入，有银行流水单为据。2014年9月30日的最后一份《补充协议》同样没有扣除已付款项，且同时转让给第三人。实际上中太公司的欠款金额应为45634838.44元，经中太公司会计核查，中太公司从2011年11月4日至2014年3月1日共支付了86998000元钢材款给龙杰公司。中太公司已不欠龙杰公司钢材款，反而多付了23204925.6元。二、一审法律适用错误。一审判决未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4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7条、29条的规定对4100万元逾期赔偿金进行调整，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虽然龙杰公司将债权转让给李植成等十八人，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82条的规定，中太公司仍可以向李植成等十八人主张其对龙杰公司的抗辩，而一审在对中太公司与龙杰公司真实交易过程未查清的情况下，不支持中太公司关于《钢材购销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过高及《补充协议》记载的钢材欠款与实际情况不符的抗辩意见，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未追加龙杰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属于程序违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违反级别管辖不适用应诉管辖，法院应依职权主动审查并在确认无级别管辖权时将案件移送。本案起诉时的标的已超过200万元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故应由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一审审理。一审法院未依法将该18件案件裁定不予受理或移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亦属于程序违法。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其承担。
在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龙杰公司与中太公司于2013年1月25日签订《钢材购销合同补充协议》至2014年5月20日签订《钢材购销合同补充协议》期间，中太公司分六次支付给龙杰公司4100万元，其中：2013年2月5日两笔支票支付分别为2000万元、500万元，2013年11月27日支票支付500万元，2013年12月6日期票支付300万元，2014年1月29日支票支付500万元、2014年2月20日支票支付300万元。
原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清楚，二审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为:一、一审判决对龙杰公司供应给中太公司的钢材总量的认定是否准确。二、已付的4100万元是否属于违约金，如系违约金，已付的违约金是否还能核减。三、一审程序是否违法。对此，分别评判如下：
一、一审判决对龙杰公司供应给中太公司的钢材总量的认定是否准确。龙杰公司与中太公司先后在两份《钢材购销合同补充协议》中对龙杰公司供应给中太公司的钢材总量进行了确认。中太公司提出退回331.1吨钢材给龙杰公司，但其提交的《退回龙杰贸易公司钢筋材料单》及《告知函》打印件均无龙杰公司盖章或相关人员签名，故中太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不能证实331.1吨钢材退回的事实。由于中太公司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主张的事实，一审法院按双方签字盖章的两份《钢材购销合同补充协议》认定供应的钢材总量，并无不当。
二、已付的4100万元是否属于违约金，如系违约金，已付的违约金是否还能核减。由于龙杰公司与中太公司在《钢材购销合同》及两份《钢材购销合同补充协议》中均对中太公司逾期付款约定了违约赔偿金的计算方式，上述协议中虽未对主债务和违约金的支付先后顺序作出明确约定，但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在债务人支付的款项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应先抵充其他债务后再抵充主债务。且4100万元的支付时间在第一份补充协议签订后、第二份补充协议签订前，对比两份补充协议内容，其中确认的尚欠钢材款数额未发生改变，逾期付款赔偿金从截止至2013年1月31日的21272842.83元变更为零，双方就2014年5月20日之后再逾期支付的损失赔偿计算方式另行作出约定，故可以认定中太公司对已付的4100万元并无抵充钢材款的意思表示。一审法院对该4100万元款项的性质认定并无不当。
鉴于违约金的计算方式是商事活动双方对违约后果有基本预期的前提下协商确定的，系双方意思自治的表现，故在对违约金计算方式有明确约定的前提下，中太公司提出违约金约定过高，请求法院调整的主张，应由其首先提供足以证实该违约金计算方法的约定显失公平的相应证据。本案中，中太公司既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且已依约向案外人龙杰公司履行了违约金给付义务，对中太公司请求法院调减已付给龙杰公司的部分违约金的主张，不予采纳。
三、关于一审程序是否违法问题。本案一审立案时间为2014年10月27日，一审原告诉讼请求包括：钢材债权款200万元、逾期付款损失赔偿金、诉讼费、差旅费、律师费。根据当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级别管辖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的案件，基层法院受理一审案件的诉讼标的额在200万元以下，故本案一审违反了级别管辖。中太公司认为本案一审违反级别管辖的上诉理由成立。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均未明确规定违反级别管辖应如何处理，且按2015年5月1日起实施的新的管辖规定，本案现在属于基层法院管辖的一审案件范围。如撤销原判决，除非本院提审，否则仍应由一审法院审理。为减轻当事人诉累，对中太公司要求撤销原判决另行审理的上诉请求，该院不予支持。
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债权人龙杰公司已将其对债务人中太公司主张权利所依据的往来账务凭证、函件、协议等资料移交给受让人李植成，中太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实龙杰公司持有其与中太公司往来并有可能影响本案事实认定的其他资料，其要求追加龙杰公司为本案当事人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该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处理恰当，应予维持。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3568元，由上诉人中太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再审期间，中太公司提交了以下六组证据：
第一组证据包括原中太公司工作人员杨鑫的证人证言、并申请中太公司四川办事处的负责人陈建华出庭作证等，拟证明李植成在再审期间提交的以龙杰公司为甲方、中太公司为乙方，双方于2013年1月15日就“四川宜宾市上力.理想城”项目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系虚假合同；
第二组证据包括2013年10月21日的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凭证、中太公司《国内建筑市场区域管理办法》、广州沃尔野项目负责人张天荣出具的《情况说明》并申请张天荣出庭作证等，拟证明中太公司于1013年10月21日通过商业承兑汇票向龙杰公司支付了3360万元钢材款；
第三组证据包括《退回龙杰公司钢筋材料单》、中太公司沃尔野项目的材料签收员赵光荣出具的证明等，拟证明龙杰公司从中太公司拿回331.1吨钢材，中太公司实际收到的钢材为10847.904吨，应付钢材款为5811.995316万元；
第四组证据包括收据、转账回单、支票存根等，拟证明中太公司自2011年至2014年共支付龙杰公司5399.8万元（通过3360万元的商业承兑汇票支付的除外）；
第五组证据包括中太建设集团华北工程公司广州分公司的《工商信息》、2015年6月2日中太公司的免职通知、2016年8月19日衡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一大队对吴立峰的询问笔录等，拟证明吴立峰有多个身份，且与龙杰公司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存在多次联合他人制作虚假文件以商业承兑汇票套取金融机构巨额资金的行为，与龙杰公司与中太公司均存在重大利害关系，不符合证人的身份要求；
第六组证据包括《中太公司沃尔野项目欠货款出具商票资金成本统计表》、中太公司自2011年9月23日至2014年2月25日开具的《商业承兑汇票》28份、中太公司吴立峰与龙杰公司于2011年4月23日就涉案项目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等，拟证明中太公司利用沃尔野项目向龙杰公司开具4.4056亿元商业承兑汇票，中太公司不应再向龙杰公司支付逾期货款赔偿金。
对中太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李植成质证的主要意见是：尽管对第一组证据中有的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不予认可，但对中太公司的证明目的表示认可，即2013年1月15日就“四川宜宾市上力.理想城”项目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系虚假合同。另外，李植成强调签订该合同的目的是为了到银行进行融资。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通过2013年10月21日的商业承兑汇票从银行贴现的款项均为中太公司所用。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中太公司实际收到的钢材为10847.904吨，应付钢材款为5856.492906万元。对第四组证据没有异议。对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吴立峰知晓案情，不能因为他的多个身份否定其证人身份。对第六组证据的真实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中太公司与多家公司均有商业承兑汇票业务，28份商业承兑汇票都与本案无关。
李植成在再审中提供了三组证据：
第一组证据包括龙杰公司与中太公司2013年1月15日就“四川宜宾市上力.理想城”项目签订的《钢材购销合同》、2013年10月21日的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凭证等，拟证明3360万元承兑汇票是利用中太公司的四川项目做背景向银行做的贴现融资；
第二组证据包括银行转账凭证、吴立峰的书面情况说明、本院对罗新的调查笔录及申请吴立峰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等，拟证明涉案的3360万元承兑汇票贴现后，并非支付涉案的钢材款；
第三组证据包括申请本院调查取证的衡东县人民法院的调查笔录、该院的（2016）湘0424号民初1944号民事判决、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等，拟证明涉案的四川正德公司及账号和中太华北公司及帐号是中太公司与龙杰公司的转款收款单位和账号。
对李植成提供的证据，中太公司质证的主要意见是：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同样不持异议，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四川正德公司及账号和中太华北公司及帐号与涉案支付的款项无关。
对上述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对中太公司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中太公司的证明目的予以认可；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中太公司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中太公司的证明目的部分予以认可；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采信；对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与本案的关联性将结合其他证据分析；对第六组证据，因与本案无关联性而不予采信。对李植成提供的三组证据，其真实性予以采信，对与本案的关联性及合法性将结合其他证据分析。
再审查明：2011年6月1日，龙杰公司与中太公司（具体签约为中太公司第三工程局）签订《钢材购销合同》，约定中太公司沃尔野商业广场项目所需钢材全部由龙杰公司供货。合同还约定，中太公司按每批次货到工地之日起120天内付清货款，逾期付款，按所欠货款总额每日向龙杰公司支付千分之二的赔偿金，直至全部货款付清之日。从2011年6月8日至2011年12月30日，龙杰公司分50多批次，共供货11179.004吨。2012年1月17日，中太公司将工地剩余钢材331.1吨运至龙杰公司货场存放。同年3月15日，龙杰公司函告中太公司称：“……截止到2012年3月15日，贵司应付钢材款47354365.06元。2012年1月17日。因贵司民工原因，贵司将工地剩余钢材运至函告人货场存放，至今已两个月时间，钢材已生锈，为避免损失的扩大，函告人将按市场价3900元/吨将上述钢材处理，为此特予函告，请贵司签字确认”。同日，中太公司及沃尔野商业广场项目工程部的工作人员分别在《告知函》上签字。
自《钢材购销合同》签订至2013年1月25日，中太公司陆续支付了龙杰公司1293万元。
2013年1月25日，龙杰公司与中太公司签订《钢材购销合同补充协议》（简称《补充协议1》），确认截止2012年4月28日，中太公司尚欠龙杰公司钢材款本金47354365.06元，逾期赔偿金3350.053989万元（计算至2013年1月31日），因中太公司请求减少支付逾期赔偿金，龙杰公司同意将赔偿金的支付标准调整为逾期一日按所欠钢材款总额1.27‰计算，计算至2013年1月31日，逾期赔偿金为2127.284283万元，并约定了支付时间：2013年2月5日支付2000万元，2013年2月8日支付500万元，待正式开工后再支付1000万元，以后每经历35天支付1000万元，在2013年5月31日前全部付清所欠款项，如中太公司不遵守本条款，中太公司仍按每日2‰的标准计算逾期付款赔偿金……
《补充协议1》签订后，中太公司于2013年2月5日支付2000万元，2月8日支付500万元，2013年11月27日支付500万元，2013年12月6日支付300万元，2014年1月29日支付400万元，2014年2月28日支付300万元，2014年3月1日支付104万元，2014年3月4日支付2.8万元，合计4106.8万元。
2014年5月20日，龙杰公司与中太公司再次签订《钢材购销合同补充协议》（简称《补充协议2》，双方达成如下协议：1、本协议签订之日，中太公司开具人民币900万元期票支付给龙杰公司，兑现日期为2014年8月30日之前；2、本协议签订之日三个月内中太公司支付给龙杰公司人民币2600万元……双方还约定了具体支付方式。
另查明：中太公司系一家民营企业，实行区域管理，下设总部、办事处、工程局等，彼此之间经济独立核算。当工程局或办事处跨区域承接工程时，原管控该区域的办事处或工程局只负责协调与政府部门对接等事宜。涉案的沃尔野商业广场项目在广州，系第一工程局管控区域（第一工程局管控两广及海南、云南、贵州），但中标该工程项目的系第三工程局（其管控区域为陕西、湖南），在第三工程局中标沃尔野商业广场项目后，时任第一工程局局长的吴立峰（2015年6月2日被免去局长职务），将龙杰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学思介绍引荐给该项目内部承包负责人张天荣。2011年6月1日，张天荣与杨学思分别代表中太公司和龙杰公司签订了涉案的《钢材购销合同》。
还查明：从2011年至2015年，吴立峰和杨学思，分别代表中太公司和龙杰公司，通过商业承兑汇票的方式，使用龙杰公司在银行的授信额度，向银行贴现、贷款，供各自使用，金额达数亿元。其具体操作模式是：但凡中太公司有项目中标，不论该项目与吴立峰管控的中太公司第一工程局有关与否，吴立峰与杨学思会根据融资的需要，制作另一份《钢材购销合同》，同时制作虚假的供货单和钢材款确认表等，上述资料仅为开具商业承兑汇票的基础交易资料，以备银行审查所用，双方事实上并不发生真实的购销关系。
2013年1月15日，龙杰公司和中太公司就中太公司“宜宾市上力.理想城”项目签订一份《钢材购销合同》，合同上加盖了龙杰公司和中太公司真实的公章，签约代表一栏中龙杰公司一方为杨学思本人的签名，中太公司加盖了杨鑫的私章，相关钢材款确认表上有“宜宾市上力.理想城”项目负责人陈建华的签名及私章。杨鑫证实，他从未代表中太公司与龙杰公司签订过钢材购销合同，加盖的私章是伪造的。陈建华证实，中太公司“宜宾市上力.理想城”项目没有购买龙杰公司的钢材，相关钢材款确认表上陈建华的签名及私章均系伪造。2013年10月21日，以中太公司为付款人，龙杰公司为收款人，以上述“宜宾市上力.理想城”项目的钢材购销合同及相关钢材款确认表等作为基础交易资料，由中太公司签发了一张3360万元的商业承兑汇票，中太公司加盖了财务专用章，时任该公司第一工程局局长的吴立峰加盖了个人印鉴。同日，龙杰公司申请将该商业承兑汇票予以贴现，扣除相应的贴现利息、贴现票面的发票所产生的税费及贴现手续费，龙杰公司自己或委托关联公司将余款分别汇往了中太建设集团华北有限公司和四川正德钢材贸易有限公司。吴立峰证实，龙杰公司将款项汇往上述两家公司系依据其指令，该款项用于了中太公司第一工程局分管的相关项目。
再查明：2016年1月6日，中太公司以李植成等人涉嫌虚假诉讼为由向衡山县公安局报案。2016年1月14日，衡山县公安局分别询问了李植成等人，他们承认受让了债权，并委托律师代为诉讼。2016年2月26日，衡山县公安局作出山公（刑）不立字【2016】003号不予立案通知书。
再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李植成是否是本案实际权利人；2、应否追加龙杰公司作为本案的第三人；3、中太公司在项目停工前应付和已付钢材款分别是多少；4、2013年10月21日的3360万元的商业承兑汇票是否应认定为支付涉案的钢材款项；5、《补充协议1》签订后龙杰公司支付的4106.8万元应如何定性？如系违约金，是否因过高需核减。
第一、李植成是否是本案实际权利人的问题。中太公司认为李植成并非本案的实际权利人，其主要理由是债权转让协议等系伪造，也没有证据证明李植成支付了债权转让款。现有证据显示，尽管债权出让人龙杰公司与债权受让人李植成没有签订书面的债权转让合同，但双方并不否认债权转让的法律关系；而且，作为债权的出让人，龙杰公司于2014年9月30日向债务人中太公司发出了《债权转让通知书》，中太公司签收该通知书后，于2014年10月10日向该债权受让人李植成作出了书面《承诺函》，承诺还款的金额、违约责任等。同月22日，李植成又就如何追讨债权与中太公司签订了《协议书》，约定中太公司就李植成的债权，拟从中太公司承包工程的发包方沃尔野公司应付给中太公司的工程款中支付，中太公司为此还向沃尔野公司发出了《委托付款通知书》，并就该通知书进行了公证。上述种种行为表明，中太公司对李植成在本案中系债权受让人的身份是认可的，在一审答辩、二审上诉时也未就此提出异议。虽然中太公司后来曾以李植成等人涉嫌虚假诉讼的问题于向衡山县公安局报案，但衡山县公安局在分别询问了李植成等人后作出了不予立案通知书。再审中中太公司提出《债权转让通知书》、《承诺函》等系伪造或龙杰公司骗取，但没有举出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至于李植成是否在受让债权时支付了相应的对价，《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合同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1、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2、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3、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根据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债权转让合同具有无因性，并不是必须要支付对价。
第二、本案应否追加龙杰公司作为第三人。中太公司申请将龙杰公司追加为本案的第三人，是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27条之规定：“债权人转让合同权利后，债务人与受让人之间因履行合同发生纠纷诉至人民法院，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权利提出抗辩的，可以将债权人列为第三人”。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因此，法律已经赋予中太公司就原债权对龙杰公司的抗辩权可以直接向受让人李植成行使，况且，债权人龙杰公司已将其对债务人中太公司主张权利所依据的往来账务凭证、函件、协议等资料移交给受让人李植成，中太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实龙杰公司持有其与中太公司往来并有可能影响本案事实认定的其他资料，龙杰公司不参加本案诉讼不影响查清本案的事实，在一、二审均没有追加的情况下，再审没有必要追加其作为第三人。
第三、中太公司在项目停工前应付和已付钢材款问题。原审认定中太公司在停工前应付钢材款5985.621906万元，已付钢材款为1250.1764万元；中太公司申请再审称应付5811.995316万元，已付1293万元。
经查，涉案钢材购销合同签订后，龙杰公司依约供应了1.1179004万吨钢材，本金总价为5985.621906万元。2012年3月15日，龙杰公司函告中太公司，将其存放在龙杰公司货场的工地剩余钢材331.1吨按市场价3900元/吨处理，对此中太公司没有提出异议，故应付钢材款应扣除129.129万元（331.1吨×3900元/吨=129.129万元），即：应付钢材款本金为5856.492906万元。
关于中太公司在项目停工前已付钢材款的问题，再审中经双方对账，均认可中太公司已付款为1293万元，之所以与原审认定有42.8236万元的出入，是因为原审和龙杰公司将42.8236万元作为赔偿款直接从已付款项中予以了扣除。本院认为，在双方没有结算的情况下，直接扣除部分款项作为赔偿款没有法律依据。故停工前已付钢材款认定为1293万元为宜，加上停工后，即《补充协议1》签订后再支付的4106.8万元，共支付5399.8万元。
第四、2013年10月21日的3360万元的商业承兑汇票是否应认定为支付涉案的钢材款项。依据再审查明的事实，不能认定该笔款项为支付涉案的钢材款项，理由是：
1、该商业承兑汇票系中太公司第一工程局并非涉案的中太公司第三工程局与龙杰公司的商业往来。龙杰公司在与中太公司的商业往来中，既有与第一工程局之间的相互配合，出具虚假的购销合同，通过商业承兑汇票的方式，向银行贴现、贷款，供各自使用，金额多达数亿元之巨的情况；也有本案中与第三工程局之间发生真实的购销合同关系这种情形。根据中太公司内部的管理规程，第一工程局与第三工程局经济上均独立核算。
2、该商业承兑汇票系中太公司第一工程局利用中太公司四川“宜宾市上力.理想城”项目而非利用涉案的广州沃尔野项目进行融资。根据银行备查的资料，中太公司第一工程局和龙杰公司为了该份商业承兑汇票，分别伪造了供应“宜宾市上力.理想城”项目的《钢材购销合同》、《钢筋材料款确认表》等。
3、该商业承兑汇票通过银行贴现出来的资金并非被龙杰公司而是被中太公司第一工程局所用。该商业承兑汇票贴现后，按照第一工程局局长吴立峰的指令，龙杰公司自己或委托关联公司将款项分别汇往了中太集团华北公司和四川正德钢材贸易有限公司，用于中太公司第一工程局分管的相关项目。
第五、《补充协议1》签订后龙杰公司支付的4106.8万元应如何定性？如系违约金，是否因过高需核减的问题。2013年1月25日，龙杰公司与中太公司就涉案的钢材购销合同进行了结算，双方确认截止2012年4月28日，中太公司尚欠龙杰公司钢材款本金47354365.06元，逾期赔偿金3350.053989万元（计算至2013年1月31日），因中太公司请求减少支付逾期赔偿金，龙杰公司同意将赔偿金的支付标准调整为逾期一日按所欠钢材款总额1.27‰计算，计算至2013年1月31日，逾期赔偿金为21272842.83元，合计68627207.89元。对该协议，中太公司自始至终是认可的，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只是在一审诉讼中对供应的钢材总量提出了异议，认为应减去中太公司退回给龙杰公司的331.1吨钢材，同时要求龙杰公司就损失提供依据，否则应降低违约金。根据再审查明的事实，该款项中应减去中太公司退回331.1吨钢材的折价款1291290元、原审作为赔偿金没有列入已付钢材款的428236元，以及与该两笔款项相对应的逾期赔偿金760138.83元（计算方法按照双方协议中计算逾期违约金的方法,详见附表一），故至2013年1月25日，中太公司与龙杰公司签订《补充协议1》后，中太公司应付钢材款本金45634839.06元，赔偿金20512704元，合计66147543.06元。
自2013年1月25日后，中太公司陆续支付了4106.8万元，分别是2013年2月5日支付2000万元，2月8日支付500万元，2013年11月27日支付500万元，2013年12月6日支付300万元，2014年1月29日支付400万元，2014年2月28日支付300万元，2014年3月1日支付104万元，2014年3月4日支付2.8万元。至2014年5月20日，龙杰公司与中太公司签订《补充协议2》时，双方约定中太公司仍需分两笔支付龙杰公司款项3500万元。对《补充协议2》，中太公司仍没有提出该协议非自己真实意思表示的抗辩意见，只是认为一审将自己已付的4106.8万元全部认定为支付的违约金错误。确实从上述约定看，双方并没有将中太公司自2013年1月25日后支付的4106.8万元认定为赔偿金，原审将其认定为赔偿金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更不符合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因该款项并非支付的违约金，故不存在需核减的问题。
那么，对欠付的本金45634839.06元，逾期违约金20512704元，时隔1年3个多月后，在中太公司陆续还款4106.8万元的情况下，龙杰公司与中太公司再达成还款3500万元的协议，是否存在支付的款项过高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的规定，结合中太公司在签订《补充协议1》后实际付款时间，本院按年利率24%即日利率0.66‰的标准计算出中太公司在签订《补充协议2》即2014年5月20日应付款的数额为37684957.05元（详见附2），而双方约定的金额为3500万元，这也意味着年利率没有24%。因此不存在支付的款项过高的问题。
综上，本院认为，中太公司与原债权人龙杰公司经过协商，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补充协议1》；其后，在中太公司部分履行了《补充协议1》后，双方再次协商，签订《《补充协议2》，上述两协议均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剔除双方在对账过程中遗漏的应扣除的款项，双方均应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从程序上讲，龙杰公司后将涉案债权转让给李植成等人，书面通知了债务人中太公司，其后，中太公司向李植成作出了书面还款，同时还与李植成就如何追讨债权签订《协议书》，因此中太公司对李植成在本案中系债权受让人的身份是认可的，在一审答辩、二审上诉时也未就此提出异议。况且公安机关对李植成等人是否受让了债权也进行了询问，作出了不予立案通知书，因此，从目前的证据看，李植成等人的诉讼主体资格是存在的。从实体上讲，尽管原审对中太公司已付款认定有误，对中太退回331.1吨钢材的事实没有认定，且对4100万元的付款定性错误，但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衡中法民二终字第175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涂晓辉
审判员 曾 光
审判员 欧阳卓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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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员 陶止戈
附一：
已退钢材折价款、应扣钢材款及相应已计算赔偿金数额
退回钢材
单价
（元/吨）
|
应扣钢材款或已付款(元）
|
退回时间
|
截至时间
|
天数
|
利率
|
应扣赔偿金(元）
1
|
331.1吨
|
3900元
|
1291290
|
2012年3月15日
|
2013年1月31日
|
322
|
1.27‰
|
528060.13
2
|
200000
|
2011年11月18日
|
2013年1月31日
|
440
|
1.27‰
|
111760.00
3
|
28236
|
2011年11月21日
|
2013年1月31日
|
437
|
1.27‰
|
15670.70
4
|
200000
|
2011年12月16日
|
2013年1月31日
|
412
|
1.27‰
|
104648.00
合计
|
1719526
|
760138.83
约定价(元）
|
应扣款(元）
|
应付款(元）
钢材款
|
47354365.06
|
1719526
|
45634839.06
赔偿金
|
21272842.83
|
760138.83
|
20512704
附二：
按年利率24%即日利率0.66‰
还款时间
还款
|
支付违约金后余额
|
尚欠本金
|
上次付款日
|
欠付
天数
|
利率
|
产生赔偿金(元）
-20512704.00
|
45634839.06
|
1
|
2013年2月5日
|
20000000
|
-512704.00
|
45634840.06
|
2
|
2013年2月8日
|
5000000
|
4246344.04
|
41388496.02
|
2013年1月31日
|
8
|
0.66‰
|
240951.96
3
|
2013年11月27日
|
5000000
|
-2976390.95
|
41388496.02
|
2013年2月8日
|
292
|
0.66‰
|
7976390.95
4
|
2013年12月6日
|
3000000
|
-222238.62
|
41388497.02
|
2013年11月27日
|
9
|
0.66‰
|
245847.67
5
|
2014年1月29日
|
4000000
|
2302675.35
|
39085821.67
|
2013年12月6日
|
54
|
0.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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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持有鸦片一千克以上、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五十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非法持有鸦片二百克以上不满一千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十克以上不满五十克或者其他毒品数量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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