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常民终字第1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凌宏波，男，汉族，1975年6月28日生，无业，住常州市钟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清，乐天（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戚墅堰支行，住所地常州经济开发区戚大街172号，组织机构代码70361933-6。
负责人：罗奕，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亚丰，女，汉族，1965年9月23日生，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法律顾问，住常州市钟楼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科健，男，汉族，1983年5月17日生，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保全经理，住常州市天宁区。
上诉人凌宏波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戚墅堰支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常州市戚墅堰区人民法院（2014）戚民初字第1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凌宏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被上诉人建设银行划扣华平账户100万元并无约定或法定依据，依法构成不当得利。由于华平并非被上诉人的借款人，故被上诉人并无扣款的法定依据，其从华平账户扣款只能是约定依据。本案中，华平同意扣款的唯一依据为每次扣款前向被上诉人出具同意扣款的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应当视为华平同意扣款以及被上诉人能够从华平账户扣款的约定依据。没有该情况说明的扣款即为缺乏约定依据的扣款，是对华平财产权的侵害，属于不当得利。由此，被上诉人在华平未出具情况说明的情况下即从华平账户上扣款100万元的行为构成不当得利。一审法院将华平应当签字确认同意扣款的情况说明视为被上诉人因内部手续需要而制作，对华平是否同意代偿还款并无决定性作用，这是非常错误的。因为：1、该情况说明是确认华平同意扣款的唯一确定的依据，舍此不能证明华平同意被上诉人从其账户扣款100万元；2、没有该情况说明，一审法院确认华平同意扣款的依据变成了华平此前曾有的为常州宝瑞彩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瑞公司）代偿借款的意愿，该意愿显然不能作为华平最终同意代偿100万元的约定依据；3、从该情况说明内容来看，其目的及作用在于固定华平同意代偿并同意扣款的意愿，作为最终华平同意扣款的约定依据，并非可有可无的被上诉人内部手续。被上诉人系规范的国有上市银行，不会无聊到去做毫无必要的事情。二、华平银行卡设立的目的不应当视为被上诉人可以随意从其账户中扣款的依据。华平设立该卡的目的或初衷虽然更多基于转账代偿的意愿，但设立该卡的目的或初衷，以及转账还贷的意愿并非永恒不变。只要华平愿意，其可以随时改变该银行卡的设立目的或初衷，也可以随时改变转账代偿的意愿。因为替宝瑞公司向被上诉人归还借款并非华平的义务，所以在代偿的法律行为作出前，华平可以随时停止代偿或改变代偿金额。一审法院不应以华平曾经有过代偿意愿作为其同意代偿的最终证明或作为双方约定扣款的依据。三、从前三次代偿行为来看，华平签字同意扣款是被上诉人扣款的前提和依据。前三次代偿，被上诉人每次从华平账户扣款前均必须由华平签字同意，然后才实施扣款，故前三次代偿行为足以证明华平签字同意扣款是被上诉人进行扣款的前提和依据，而非基于华平设立银行卡的目的或初衷。从2013年8月30日扣款100万元的行为来看，华平签字同意也应当是被上诉人实施扣款的前提和依据。由于华平不再同意为宝瑞公司代偿，拒绝在同意扣款情况说明上签字，被上诉人为实施扣款行为，不惜让黄未艾在情况说明上伪造华平签字，可见华平签字同意扣款是被上诉人实施扣款是前提和依据。综上，华平为宝瑞公司向被上诉人代偿借款的行为包括华平出具同意扣款情况说明及被上诉人划款扣收组成。华平出具同意扣款情况说明，是被上诉人扣款的约定依据及理由，也是被上诉人进行扣款的前提和依据。2013年8月30日扣款100万元并非得到华平的签字确认，被上诉人的扣款行为缺乏约定依据，构成不当得利。
建设银行辩称：一审法院对本案作出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凌宏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建设银行立即向其支付100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建设银行辩称：1、凌宏波诉请的款项并非华平所有，该款系由案外人陈晓英向户名为华平的借记卡中汇入；2、华平的该借记卡在申领之初即根据各当事人的约定明确用于担保人常州市宏程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程公司）为借款人宝瑞公司履行担保还款责任，华平并非实际使用人，该卡自开立之日起也一直由建设银行代为保管至今。综上，建设银行在华平的借记卡上扣收100万元用于偿还贷款的行为系基于各方当事人的约定，扣收行为正当，凌宏波的诉请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月21日，宝瑞公司与建设银行签订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一份（合同编号1310011），约定宝瑞公司向建设银行贷款500万元，贷款期限为2013年2月1日至2013年7月31日。2013年1月18日，宏程公司与建设银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一份（合同编号1388019），约定宏程公司为宝瑞公司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最高额限额为600万元。后建设银行依约向宝瑞公司发放了贷款。贷款到期后，宝瑞公司未能按约向建设银行偿还本息，宏程公司亦未履行其担保义务。
2013年7月31日，华平在建设银行处开立了卡号为62×××24的借记卡一张，并向该账户内存入现金20万元，该款于当日被建设银行扣收；2013年8月15日，黄未艾及华平向该账户内存入现金10万元，该款于8月16日被建设银行扣收；2013年8月22日，黄未艾向该账户内存入现金10万元，该款于当日被建设银行扣收。2013年8月30日，陈晓英接受黄未艾的委托，向该账户转账汇款100万元，该款于当日被建设银行扣收。上述四次扣收的款项均用于归还宝瑞公司的贷款本息。扣收当日，华平均向建设银行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言明其自愿委托建设银行在其该账户上进行扣款，用于归还宝瑞公司的贷款，贷款账号为32×××95，由此引起的一切经济纠纷都由其本人负责。2013年7月31日、8月16日、8月22日的三份情况说明均由华平本人签名，8月30日的情况说明由黄未艾代替华平签名。另，华平的该借记卡内仅产生上述四次存款及扣划交易，该卡自开立之日起一直由建设银行保管。
2014年1月10日，华平委托乐天（上海）律师事务所向建设银行发出律师函一份，声明建设银行于2013年8月30日扣收的100万元未经华平同意，建设银行的行为侵犯了华平的财产权，要求建设银行在5日内返还错误扣划的款项。后建设银行未对此函作出回应。
因华平结欠凌宏波借款100万元，故华平在发现建设银行未经其同意即扣收其卡中100万元后，于2014年1月22日与凌宏波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一份，双方一致同意华平将其享有的对建设银行的100万元债权转让给凌宏波，并将该债权转让的事宜于2014年1月23日通知了建设银行。
法院在审理中向黄未艾及华平查实，上述140万元均为黄未艾出借给华平用于归还宝瑞公司的贷款本息。
一审法院认为，凌宏波与华平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转让的债权并不属于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情形，故该转让合法有效。华平依照法律规定将债权转让的事宜通知了建设银行，故该转让对建设银行发生法律效力，受让人凌宏波取得作为债权人的相关权利。凌宏波依据不当得利条款向法院提起诉讼，主要理由是2013年8月30日的情况说明并非华平本人签字，在未经华平同意的情况下，建设银行将上述款项扣收，造成了华平的财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本案中，审查凌宏波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的关键是评判建设银行从华平的借记卡上扣收100万元用于归还宝瑞公司的借款是否具有法律上的根据。
从华平之前三次为宝瑞公司代偿建设银行的借款行为（2013年7月31日代偿20万元，8月16日代偿10万元，8月22日代偿10万元）中可以看出，代偿行为由华平出具情况说明及建设银行划款扣收来组成。对比之前三次的代偿行为，本案诉争的第四次（2013年8月30日）中除情况说明不是由华平亲笔签名以外，其他的操作方式与之前三次并无不同。因此，判定建设银行的扣收行为是否具有法律上的根据应当确认该情况说明是否是扣收成立的必要因素。
从华平的借记卡的设立目的来看，建设银行在庭审中陈述该卡的申领目的系用于转账还贷，而华平在向法院陈述时亦表示该卡是为便利其为宏程公司向建设银行代偿还款而设立，两者对此陈述一致，故可以确认该卡的设立目的明确，即为代偿还款。再结合卡内的交易情况，该卡中共计产生四笔存款和四笔扣收，分别对应华平的四次代偿行为，除此以外，没有与他人产生过其他任何交易，故可以确认该卡的设立用途唯一。其次，关于该卡的持有，该卡在设立之后一直由建设银行保管至今，华平并非该卡的实际控制者。在谈话笔录中，华平虽陈述其曾经想要更改密码，但因不持有该卡而无法操作，表达了该卡不由其控制并非自愿的想法，但在该卡自2013年7月31日开立至今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内，甚至在已经引起纠纷进行诉讼的情况下，华平仍未通过挂失止付等其他救济手段停止该卡的使用，因此可以认定华平系自愿放任该卡脱离其控制。
通过前三次代偿行为可以看出，华平为宏程公司代偿还款的履行方式为华平向借记卡中汇款或存款，建设银行予以划款扣收，故双方之间以华平打款至该指定借记卡账户作为交付方式。虽然华平陈述，建设银行每次扣收时均会要求其在情况说明上签字，而2013年8月30日的扣收欠缺了由其签字的情况说明故而违背了其意愿，侵害了其财产权利。但法院认为，华平对该借记卡的设立目的明知，且通过前三次代偿行为，其对存款进入该卡后即会被建设银行扣收的结果亦明知，而情况说明华平亦认可每次均由建设银行提供，其是因建设银行的要求签名而并非主动作出说明，故可以认定该情况说明只是建设银行因内部手续的需要而制作，对华平是否同意代偿还款并无决定性作用。华平首先以代偿还款的理由向黄未艾借款，后又指示其将100万元打入该目的明确、用途唯一且脱离于自己控制的借记卡中，应可认定该款在汇入该账户后即已交付建设银行，所有权已经转移，故建设银行有权对上述款项进行扣收。凌宏波以不当得利为由主张建设银行立即向其支付100万元价款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凌宏波要求建设银行支付价款100万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凌宏波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被上诉人建设银行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无异议。上诉人凌宏波对一审判决中认定“法院在审理中向黄未艾及华平查实，上述140万元均为黄未艾出借给华平用于归还宝瑞公司的贷款本息”的事实提出异议，认为140万元是黄未艾出借给华平的，但并没有明确该款只能用于归还宝瑞公司在被上诉人处的贷款本息；对于其他事实没有异议。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被上诉人建设银行2013年8月30日从华平借记卡账户划款100万元是否具有合法依据，是否取得了不当利益，并造成他人损害。本案中，根据建设银行与宝瑞公司签订的贷款合同以及建设银行与宏程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建设银行向宝瑞公司发放贷款500万元，由宏程公司提供最高额限额为600万元的保证担保。上述贷款到期后，宝瑞公司、宏程公司均未按约偿还本息及履行担保义务。2014年7月3日华平在接受一审法院询问时陈述，建设银行向宏程公司追究担保责任，其作为宏程公司的股东比较着急，也到处去凑钱。建设银行的人向其要了身份证帮其办理了借记卡，其向黄未艾借款，指示黄未艾直接打到卡上，建设银行先拿着情况说明过来给其签字，然后再把钱划走，借记卡现在还在建设银行。从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来看，华平在建设银行办理借记卡、数次向他人借款后将款项存入或汇至借记卡账户内、向建设银行出具委托扣款的情况说明以及将借记卡交建设银行保管等一系列行为，足以证明其自愿为宝瑞公司向建设银行代偿借款之事实，其本人对此亦未予以否认。根据2014年6月13日黄未艾接受一审法院调查时所作陈述，宝瑞公司向建设银行贷了一笔款，宏程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因宝瑞公司逃掉了，所以要宏程公司还款，华平是宏程公司的实际老板，为了让宏程公司还款后能继续正常运行，所以华平要想办法还款。其与华平是朋友，华平向其开口，其就答应借钱给华平还款。第四次100万元，因实在没有钱了，就向一个老板朋友沈剑借的，沈剑委托会计陈晓英去向华平账户转账，其出具了借条给沈剑。由此可见，2013年8月30日华平向黄未艾借款100万元汇入借记卡账户，其真实意图就是为了向建设银行代偿借款。建设银行从华平借记卡账户划款100万元具有合法依据，并非取得不当利益，亦未造成他人损害。华平认为建设银行错误扣划其100万元，并将其对建设银行享有的所谓的债权转让给上诉人凌宏波，显然有违诚实信用原则。综上，凌宏波提出的上诉意见，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上诉人凌宏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顾 洋
代理审判员 刘岳庆
代理审判员 是飞烨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浦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