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沪01民终601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怡平，女，1972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雯雯，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托瑞斯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元江路5500号第1幢E994室。
法定代表人：吕玲，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凯亮，男，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幸杰，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杨怡平与上诉人上海托瑞斯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托瑞斯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2民初3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6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怡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薛雯雯律师，上诉人托瑞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凯亮先生及赵幸杰律师，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杨怡平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杨怡平的全部诉讼请求。主要事实和理由：一、本案系争沙发的产品信息由托瑞斯公司提供，杨怡平在选定沙发后并没有就产品的参数、特征等提出过特定要求，更未参与加工过程，沙发制作完全由托瑞斯公司自行完成，不符合加工承揽的法律特征。退一步讲，即使沙发尺寸有调整，也是托瑞斯公司作为销售方根据杨怡平要求进行的标准化设计，未改变买卖合同的性质，一审法院忽视双方缔约及履行事实，对法律关系的认定错误。二、无论双方之间是买卖关系还是承揽关系，托瑞斯公司均有义务交付符合合同约定的标的物。托瑞斯公司未能按约交付，已构成严重违约，杨怡平系依法解除合同，一审判决认为托瑞斯公司不构成违约，且酌定杨怡平赔偿其损失，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1.托瑞斯公司自称用于交付的沙发，不符合双方约定的生产厂家。托瑞斯公司提供的产品信息指向明确，即托瑞斯公司交付XX公司生产的沙发，沙发的外观及内在质量应符合XX公司的要求。2.托瑞斯公司自称用于交付的沙发，与双方约定严重不符，已不仅仅是瑕疵问题，而是达到了无法实现合同目的的程度。本案中，沙发的实物照片与托瑞斯公司提供的产品图片，差异显而易见。3.托瑞斯公司自称用于交付的沙发数量也与约定不符。2016年4月之前，托瑞斯公司仅向杨怡平发送过2把沙发的照片，另外的沙发杨怡平从未见到。托瑞斯公司所称的第3把沙发，杨怡平是在一审开庭时才见到，且根据托瑞斯公司提供的沙发照片无法认定是本案的系争沙发。况且，2016年4月，杨怡平已提出终止履行，托瑞斯公司却仍继续加工，属于恶意扩大合同损失，该损失应由其自己承担。三、托瑞斯公司存在严重欺诈，依法应承担“退一赔三”的法律责任，一审判决混淆了经营者与消费者的注意义务，错误划分法律责任。1.托瑞斯公司作为经营者，应主动提供真实、全面的产品信息，这是其法定义务，杨怡平作为消费者没有义务，也没有专业能力进行识别。2.从托瑞斯公司的一系列行为可以看出其存在欺诈恶意。在缔约时，托瑞斯公司违反红星美凯龙的要求，自行收取货款，有意逃避监管。托瑞斯公司向杨怡平提供暗含XX公司信息的产品图录，有意误导、欺诈签约。托瑞斯公司在定货单中有意不写明生产厂家等信息，杨怡平在2016年4月提出异议时，托瑞斯公司才改口称图片来源于网络。3.托瑞斯公司在缔约时是以销售商身份，而非生产商身份缔约，“原厂原版”中的“原”必有特定的对象，显然不可能是网络图片或非双方合意指定的不特定第三方。假设托瑞斯公司为仿制，其行为也涉嫌侵权，构成违约。
托瑞斯公司针对杨怡平的上诉辩称，不同意杨怡平的上诉意见。本案法律关系应为承揽合同关系，一审判决认定无误。合同履行过程中，根据杨怡平与托瑞斯公司员工的聊天记录可以看出，杨怡平有能力认识到本案沙发是定制品。关于违约问题，托瑞斯公司已经完成了4把沙发中的3把，并拍照片发给杨怡平，杨怡平说不喜欢，觉得不好看，这是她的主观判断，并不符合事实。在协商不成的情况下，托瑞斯公司没有做第4把沙发，否则损失更大。
上诉人托瑞斯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驳回杨怡平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对本案的法律关系认定正确，且认定杨怡平履约不当而需要向托瑞斯公司赔偿损失，但一审判决未查清重要事实，造成判决酌定的杨怡平向托瑞斯公司赔偿的金额过低。托瑞斯公司认为在杨怡平应当承担的赔偿金额调整后，托瑞斯公司无需向杨怡平支付任何款项。1.一审判决酌定杨怡平赔偿托瑞斯公司1.5万元，但实际由于杨怡平称房屋装修要求延迟交货而给托瑞斯公司造成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仓储、搬运、人工等）远不止该数额。2.托瑞斯公司提供的服务为沙发定制，杨怡平确认定单后托瑞斯公司已完成了3把沙发，均需要大量成本，现杨怡平行使随时解除权解除合同，则应当承担已完成沙发的全部成本费用。3.一审判决托瑞斯公司保留已完成的沙发并向杨怡平退还费用，其初衷可能认为沙发还能出售，但由于本案是定制沙发，再次流通的可能性降低。而且，由于杨怡平未能在合理期限内收货或直接解约，造成沙发封存时间过长而产生气味，几乎无法进行二次销售。
杨怡平针对托瑞斯公司的上诉辩称，不同意托瑞斯公司的上诉请求，本案合同性质应为买卖，且杨怡平不存在违约行为，托瑞斯公司所称的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
杨怡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托瑞斯公司返还杨怡平支付的价款本金96,000元及其逾期利息（自2016年4月12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加收50%,直至付清之日止）；2.判令托瑞斯公司赔偿杨怡平损失共计288,000元；3.本案的诉讼费由托瑞斯公司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2014年末，为购置家具，杨怡平经设计师周某介绍与托瑞斯公司取得联系。2014年12月下旬，双方以《订货单》形式确立了合同关系，此时杨怡平订购的具体家具尚未确定。2014年12月31日，杨怡平按托瑞斯公司指示支付了96,000元。2015年6月3日，双方最终确定杨怡平订购的家具为相应款式的沙发4把，因杨怡平家中装修，交货时间以杨怡平通知的为准，所订购家具应为原厂原版。在双方缔约过程中，托瑞斯公司所提供图片上的产品均为沈阳市XX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的产品。2016年4月，杨怡平发现托瑞斯公司用于交付的2把沙发与杨怡平订购的产品完全不符，非原厂原版，亦非XX公司的产品。为此杨怡平立即向托瑞斯公司提出解除合同，终止履行，并要求其退还货款96,000元。另外2把沙发杨怡平至今未见到，虽经杨怡平多次催要，托瑞斯公司却始终不予退还96,000元。据了解，XX公司并未授权托瑞斯公司销售其公司产品，也未授权其使用该公司产品图片。托瑞斯公司作为经营者，将他人的产品图片擅自用于自己的经营及销售活动，进行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属于欺诈销售，应承担“退一赔三”的责任。而未能按约交付相应货物的行为也已构成严重违约，合同应予解除。
托瑞斯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其已履行合同，没有违约行为。杨怡平经设计师介绍至托瑞斯公司，称想要明星张庭的家具。托瑞斯公司告诉杨怡平有两种家具购买方式，一是根据图片定做，二是从其他家具公司订货后直接送货。2014年12月，杨怡平下订单。2015年5月13日，托瑞斯公司提出交货，杨怡平微信方式回复托瑞斯公司，称装修未结束，还不能送货。2015年5月27日，杨怡平将第一次订单完全推翻，重新签订了新的订单。2015年6月3日，杨怡平将订单最终减少至4把定制沙发，但是细节没有确定。2016年4、5月，托瑞斯公司将完工的3把沙发照片拍摄给杨怡平看，杨怡平称沙发做得不对，明确提出不要了。托瑞斯公司从未告知杨怡平，所定沙发系XX公司的产品，不存在欺诈。杨怡平知晓沙发是定制的，其订购时，由设计师提供了尺寸后下单由工厂定制，托瑞斯公司已经按照杨怡平要求做好了3把沙发，还有1把没有做是由于杨怡平提出需要更换式样。家具存放时间长会产生折旧，双方由于价钱问题无法达成一致，代卖没有成功；杨怡平拖延装修，导致托瑞斯公司产生了仓储费用。因此，托瑞斯公司不同意解除合同。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杨怡平经设计师周某介绍向托瑞斯公司订购家具，双方于2014年12月26日签订了《定货单》一份，该份《定货单》中载明，杨怡平向托瑞斯公司订购包括型号为奎恩的沙发2把、菲曼休闲椅2把、菲曼脚凳2把、英格兰沙发1把等共计12件家具，每件家具都有具体的型号、名称、规格和单价。菲曼休闲椅一行中图片后标注“后背蓝皮、靠背蓝条、坐垫蓝条”，菲曼脚凳一行中，图片后标注“主体蓝皮，封边铜钉”。以上产品总价合计133,800元，付款123,000元，余款10,000元（其中三个数字都经托瑞斯公司员工陈凯亮手动修改并签名）。《定货单》底部列明交易条件：1、此报价为现行公司报价，如因材料上涨等原因，价格有变动将另行通知。2、付款方式：预付定金80%，余款需送货前付清，定制商品需付全款。……4、对私账号：工商银行（长寿路支行）XXXXXXXXXXXXXXX3093，姓名：吕玲……。双方签订《定货单》后，作为货款的一部分，杨怡平于2014年12月31日按托瑞斯公司指示向其转账96,000元。
嗣后，双方通过微信继续联系协商订单具体内容的修改，于2015年5月27日重新确定了新的《定货单》，该份新的《定货单》包括床头柜、沙发等共计10件家具，交易条件同前份《定货单》，价款合计149,350元。新的《定货单》中列明的家具图片同托瑞斯公司邮件发给杨怡平供其选择的家具图片一致，每件家具有具体的型号对应。
2015年6月2日，杨怡平通过微信与托瑞斯公司工作人员陈凯亮联系，将订单最终减少至4把沙发。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有：2014年12月27日23时17分，杨怡平向托瑞斯公司员工陈凯亮发送信息“三人位2400（cm）”、“二人位2000（cm）”等，并配有相应图片，图片系本案系争的沙发；2014年（注：一审此处笔误为2017年，本院予以纠正）12月29日，杨怡平询问托瑞斯公司员工陈凯亮，“选的几款沙发都能做的吧”；2015年4月8日，杨怡平询问托瑞斯公司员工“面料到了吗？下周能选吗？”；2015年5月29日，杨怡平发送微信给托瑞斯公司员工，“再把你们厂里在做的沙发都发我一下吧，我再配配”；2016年4月14日，杨怡平的设计师在与杨怡平的微信聊天中提到：“老外改版了？”，“我之前沈阳拿的完全同达芬奇一模一样”。
一审另查明，2016年4月，托瑞斯公司将做好的部分沙发成品拍照后通过微信发给杨怡平，杨怡平表示成品与照片差异很大，要求解除合同，不再从托瑞斯公司处购买沙发。此后，杨怡平一直通过微信与托瑞斯公司的业务员陈凯亮协商退还货款事宜但未果。
一审中，杨怡平就其所称托瑞斯公司同意退还货款一节，未提供证据证明，托瑞斯公司也予以否认。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包括：1.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属于买卖合同还是承揽合同；2.托瑞斯公司的行为是否违约；3.托瑞斯公司行为是否构成欺诈？
关于合同性质，应认定为承揽合同。首先，在杨怡平第一次与托瑞斯公司签订的《定货单》中，杨怡平对菲曼休闲椅及脚凳的面料、样式、颜色进行了备注，如“后背蓝皮、靠背蓝条、坐垫蓝条”及“主体蓝皮、封边铜钉”；杨怡平在与托瑞斯公司员工陈凯亮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对所选定的相应款式的沙发分别明确了规格尺寸，从聊天内容可以看出，杨怡平在选定的家具款式基础上，对尺寸、面料进行了个性化的选择。其次，本案中合同的缔结与一般买卖合同的订立过程有显著不同。一般买卖合同的订立，由出卖人发出要约，买受人在出卖人提供的范围内选定商品，作出承诺后，买卖合同即成立。而本案中，在第一次《定货单》签订后，杨怡平以微信聊天的形式与托瑞斯公司进行了多次磋商，并不断变更订单内容，直至2015年6月才确定了最终的版本，这已脱离一般消费者购买无现货家具的交易模式。杨怡平在订立合同之初即对相应家具款式的尺寸、面料提出了个性化的需求，而家具产品具有审美功能的特殊性，即使在商家提供的有限范围内进行选择的组合也具有多样性。托瑞斯公司按照杨怡平的要求制作完成的产品被赋予了个人属性，再次流通的可能性降低，该种行为属于典型的定制行为，因此原托瑞斯公司之间签订的合同性质属于承揽合同。而签订合同后，杨怡平对合同内容的变更，直至确定最终的合同版本，均属于承揽合同中定作人中途变更承揽工作的行为。对于杨怡平提出的《定货单》中约定了“定制商品需付全款”，而杨怡平所付的96,000元仅系货款的一部分，因而合同并非是承揽合同的意见，一审法院认为，由于第一次订单签订时，双方均表示该订单系初步的订货意向，订单中部分家具的数量及款式为待定状态，相应地96,000元也无法认定为货款的一部分，因此对杨怡平该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关于托瑞斯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违约。杨怡平提交的沙发照片无法证明托瑞斯公司存在根本性违约。对产品颜色的感受属于个人判断，且拍摄角度、光线、显示器差异均能导致照片与实物存在差异。即使实物与原图存在一定差异，从沙发的使用功能及审美功能角度综合来看，托瑞斯公司制作完成的沙发从款式及色彩方面与“原版图片”比较，仅存在瑕疵；而托瑞斯公司未按约向杨怡平交付4把沙发，系由于杨怡平以装修未完成拒绝托瑞斯公司送货，且杨怡平提出解除合同导致的，因此托瑞斯公司不构成根本违约。承揽合同定作人有权随时要求予以解除，解除合同后，未制作完成的部分家具，托瑞斯公司应返还杨怡平相应的货款，对于已制作完成的沙发，由于无法恢复原状，因此实物由托瑞斯公司保留，托瑞斯公司返还杨怡平该部分货款。而杨怡平在履约过程中存在履约不当的行为，由此造成托瑞斯公司的损失，杨怡平应予赔偿，具体金额由一审法院根据本案实际情况酌定。
关于托瑞斯公司行为是否构成欺诈，根据杨怡平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结合其语境可以合理推断，杨怡平有能力判断并知晓托瑞斯公司家具的生产来源，“原厂”、“原版”并非字面含义，而是指托瑞斯公司按照图片上的家具款式制作家具，达到与“原厂”、“原版”一致的标准，杨怡平在订立合同时并未产生误解。其次杨怡平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杨怡平在订购时指定了托瑞斯公司提供的家具应由沈阳星茂生产，也无直接证据证明托瑞斯公司未经许可使用XX公司的图片，故一审法院难以认定托瑞斯公司存在欺诈行为，对于杨怡平诉请中要求托瑞斯公司承担三倍价款赔偿的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承揽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托瑞斯公司交付的产品存在瑕疵，现杨怡平有权要求解除合同，解除合同后由于杨怡平自身履约不当导致托瑞斯公司的损失，杨怡平应予赔偿。杨怡平要求托瑞斯公司返还货款的诉请，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杨怡平要求托瑞斯公司承担以96,000元为基数计算的逾期利息，由于双方之间一直处于协商阶段，未就合同解除及返还货款达成一致，因此对该项诉请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由于杨怡平存在履约不当行为，解除合同对托瑞斯公司造成了损失，因此一审法院根据杨怡平已支付的货款，托瑞斯公司已完成的沙发价款等，酌情确定杨怡平赔偿托瑞斯公司15,000元，为便于履行，该部分金额从托瑞斯公司应返还的货款中予以扣除。关于杨怡平要求托瑞斯公司赔偿损失288,000元，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五十八条、第二百六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五十五条规定，判决：一、托瑞斯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杨怡平货款81,000元；二、驳回杨怡平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530元，由杨怡平负担2,617.5元，托瑞斯公司负担912.5元；保全费2,440元，由托瑞斯公司负担。
一审判决后，杨怡平、托瑞斯公司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本院二审期间，杨怡平提供了一份我国《轻工行业标准：软体家具沙发》，用以证明行业标准要求生产者如实提供产品名称及制造商名称，且家具的制造涉及面料、尺寸等，不可能仅凭沙发照片确定加工依据。经质证，托瑞斯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
托瑞斯公司提供如下证据：1.绑绳3人位沙发材料说明；2.报价单和销售清单；用以证明其损失金额。经质证，杨怡平对证据1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认可，认为这是托瑞斯公司自行制作，无法认定与本案的关系；证据2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与本案没有关联。
本院对上述当事人的证据认证如下：杨怡平提供的行业标准并非事实证据，不予采纳；托瑞斯公司提供的证据1系其自行制作的清单，内容无法认定，证据2并非本案沙发的材料，无法证明托瑞斯公司的损失金额，均不予采纳。
针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杨怡平对2014年12月26日定货单及2015年5月27日新的定货单的日期均提出异议，认为前一份定货单应该是2014年12月26日的前后几天，而非当天，后一份新的定货单实际于2014年12月31日签订，2015年5月27日只是杨怡平要求对方重新发送邮件的日期。本院经审查，2014年12月26日定货单未记载签订日期，而相应邮件发送日期为2014年12月26日，故一审法院根据邮件日期认定定货单的签订日期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后一份新定货单，根据一审中杨怡平与托瑞斯公司员工陈凯亮的微信往来记录显示，陈凯亮于2014年12月31日将该定货单以照片形式发送给杨怡平，后应杨怡平要求又于2015年5月27日将该定货单以邮件形式发送给杨怡平，故杨怡平陈述的新定货单签订于2014年12月31日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有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系争合同的性质是买卖合同还是承揽合同；2.托瑞斯公司是否存在欺诈行为；3.托瑞斯公司交付的沙发是否与约定严重不符，杨怡平是否有权解除合同；4.如果杨怡平解除合同不当，一审判决酌定其赔偿1.5万元是否合理？
关于争议焦点1，本院认为，从双方签约的过程来看，杨怡平系根据托瑞斯公司提供的沙发图片来挑选沙发样式的，但图片中并无规格尺寸，最终《定货单》中记载的沙发规格是杨怡平指定的，杨怡平与托瑞斯公司员工陈凯亮的微信记录中还涉及挑选面料的内容，故可以认定涉案沙发系定制沙发，而非购买成品沙发，合同性质应认定为承揽合同。至于杨怡平称没有授权其设计师向托瑞斯公司提供沙发尺寸的说法，本院认为，因杨怡平家装修事宜由其设计师负责，该设计师向托瑞斯公司提供沙发尺寸符合常理，即使设计师没有征得杨怡平同意，也与托瑞斯公司无关，并不改变涉案沙发系根据指定尺寸进行定制的事实，故本院对杨怡平上述主张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2，本院认为，杨怡平主张其定购的是星茂品牌沙发，但《定货单》内容显示系杨怡平向托瑞斯公司定购相关沙发，并无由托瑞斯公司代购星茂品牌沙发的内容，且从杨怡平与陈凯亮之间大量的微信往来记录中也没有任何有关托瑞斯公司代购星茂品牌沙发的内容。按图片定制沙发与代购品牌沙发之间的差别较为显著，普通消费者对此应该具有辨识能力，即使杨怡平挑选沙发样式时观看的是星茂品牌沙发的图片，也不能据此推断出杨怡平与托瑞斯公司签订《定货单》的目的是通过托瑞斯公司代购星茂品牌的沙发。同时，本院注意到，在杨怡平与陈凯亮2016年4月21日的微信中，杨怡平提出沙发实物与图片差别相当大，并说“可能是因为你们有版权的问题还是怎么啊，不能做的完全一样”，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杨怡平知道沙发是按图片样式定制的，并非由托瑞斯公司代购星茂品牌沙发。据此，杨怡平以托瑞斯公司存在欺诈为由，要求托瑞斯公司承担“退一赔三”责任的诉请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3，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为定制沙发签订了《定货单》，其中列明了沙发的款式照片和规格，则托瑞斯公司应根据《定货单》列明的款式和规格制作交付相应的沙发。现托瑞斯公司制作完成2把沙发后，通过微信向杨怡平发送了沙发照片，通过对比可以看出，托瑞斯公司制作的沙发与款式图片的差异较大，尤其蓝色沙发的坐垫和扶手部分，托瑞斯公司称杨怡平曾更改过该部分的款式，但未予举证证明。由于沙发在现代家庭装饰中除实用功能外，外观美感亦是重要的考量因素，对比《定货单》中的沙发款式图片与托瑞斯公司制作的沙发照片，即使考虑拍摄技巧及光线等因素，两者之间的差异仍然是明显的，且托瑞斯公司制作的沙发在外观美感方面明显不能达到双方在《定货单》中确定的效果。因此，托瑞斯公司制作的沙发与《定货单》约定不符，杨怡平有权据此解除合同，托瑞斯公司应全额返还杨怡平预付的款项96,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关于利息计算，本院认为，鉴于杨怡平在微信中明确作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是在2016年4月21日，故合同于该日解除，利息从该日开始起算，同时由于杨怡平系消费者，而非经营者，故利率应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存款利率计算。
关于争议焦点4，本院认为，如前所述，因杨怡平并不存在解约不当的情形，故其不需承担解约不当的赔偿责任。一审判决杨怡平赔偿托瑞斯公司损失15,000元，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所述，上诉人杨怡平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予以支持，并对一审判决作部分改判。上诉人托瑞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2民初33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撤销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2民初33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三、上海托瑞斯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杨怡平货款人民币96,000元，并支付利息（自2016年4月2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存款利率计算）。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3,530元，财产保全费2,440元，共计5,970元，由杨怡平负担4,477.50元，上海托瑞斯实业有限公司负担1,492.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670元，由杨怡平负担5,556元，上海托瑞斯实业有限公司负担2,11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汤黎明
审判员 杨 苏
审判员 黄 英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七日
书记员 张立扬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一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