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沪01民终801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柯某1，女，1944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启东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某（系柯某1女儿），女，1969年1月3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虹口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九可，上海大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柯某2，女，1952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柯某3，女，1954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柯某4，男，1958年3月1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杨浦区，现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1（系柯某4之妻），女，1959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同柯某4。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柯某5，女，1976年2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杨浦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2（系柯某5之母），1947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
上诉人柯某1、柯某2、柯某3（以下简称柯某1等人）因与被上诉人柯某4、柯某5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2民初377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柯某1等人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柯某1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本案系争房屋即上海市闵行区XX路XX弄XX号XX室系被继承人冯某的遗产，冯某生前明确表示，其过世后，房屋给予柯某1等人，同时也提出，如有生之年费用不够用，由柯某1等人承担。为此，柯某1等人与冯某签订了协议。但是一审法院对该协议予以否认。另外，被继承人冯某生前立下自书遗嘱，该遗嘱应予以认定。
柯某4辩称，被继承人冯某生前未留有遗嘱。如果柯某1等人认为冯某立有遗嘱，就应该在一审审理中提供，但其却在一审中只提供协议书。母亲是文盲，不可能写下遗嘱。原审法院判决正确，故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柯某5辩称，柯某1在一审审理中未提供遗嘱，现在二审中其才提供，柯某5不认可。冯某是文盲，只会写自己的名字。原审法院判决正确，故要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柯某1、柯某2、柯某3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确认上海市闵行区XX路XX弄XX号XX室（以下简称802室）产权由柯某1等人共同继承。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继承人冯某与柯某6共生育六个子女，即柯某1、柯某2、柯某3、柯某4以及柯某8、柯某7，柯某5是柯某8独女，柯某7未婚没有子女。柯某6于1975年11月死亡、柯某8于2013年7月死亡，柯某7于2014年5月死亡，三人生前均无遗嘱。
被继承人冯某原长期居住于上海市杨浦区XX路XX弄XX号XX、XX室，2014年9月上述房屋遇动拆迁，此前冯某长期居住被拆迁房屋内，与柯某7共处一室，生活能自理，被告柯某4与家里居住该处另一室房屋内。动迁后，冯某个人安置获取了802室房屋（房屋建筑面积64.89平方米，现房屋大产证登记权利人为上海XX有限公司）。
动迁后，冯某于2014年底开始在外借房（借居地为本市杨浦区工农三村内）过渡，直至2016年10月。此期间，由柯某1等人轮流上门照顾冯某起居生活。2016年10月6日，冯某由柯某1等人送至上海市宝山区建工老年护理医院住院，同年11月25日冯某在该院过世。
2015年11月1日，冯某（作为甲方）在工农三村借居房屋内与柯某1等人（作为乙方）达成协议，协议书主要内容：“鉴于甲方已九十多岁，日常生活已由乙方照顾，甲方动迁分得802室房屋只有进户单，没有产权证。经甲乙双方协商，订立如下协议：1、乙方料理甲方的日常生活，就医看病，所需费用由甲方养老金开支；2、802室房屋由乙方管理，出租收益用以贴补甲方日常开销；3、如甲方的养老金和802室房屋出租收益不能满足甲方日常生活费用，由乙方三人平摊承担；4、甲方百年后，802室房屋由乙方三人共同继承。”
该份协议书，由当时在场的上海大公律师事务所孙九可律师在随身所带电脑上拟定，并由孙九可在小区门口商店打印后，由冯某及柯某1等人在协议书上签名，落款日期为打印体的2015年11月1日，律师黄某亦在现场。同日，孙九可、黄某两位律师在落款日期为2015年10月24日的与冯某的谈话笔录中与冯某一同签名，并对冯某在该笔录签名场景进行拍照，该笔录记载冯某就802室房屋处分意见与协议书基本一致。孙九可律师表示，由于其是在2015年10月24日一人向冯某了解情况时，冯某表达了如同协议书内容一致的对802室房屋进行处理的意见，故次月1日与黄某律师一同去见证时，两人在笔录上签名的落款日期写为2015年10月24日。
2015年11月16日，上海市大公律师事务所出具见证书一份，载明上海市大公律师事务所接受柯某1、柯某2、柯某3的委托就冯某、柯某1、柯某2、柯某3签订协议书事项进行见证。兹证：冯某、柯某1、柯某2、柯某3在见证律师面前签订协议书，并亲笔签名，协议书各方的签名是真实的。上海市大公律师事务所在见证书尾部加盖印章，孙九可、黄某律师加盖律师印章。
原审审理中，各方当事人共同确认802室房屋现市场价为200万元，该房屋为被继承人冯某的遗产。柯某1、柯某2、柯某3要求共同共有系争房屋，柯某4、柯某5要求取得相应对价。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可以与扶养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扶养人承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而本案中柯某1等人是被继承人的子女，作为被继承人子女对父母赡养是法定义务，遗赠扶养协议中接受遗赠人应是继承人以外的人，故柯某1等人不能作为接受遗赠的主体，柯某1等人以协议书系遗赠扶养协议，其已履行扶养义务为由要求继承遗产没有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信。
2015年11月1日协议书内容中有冯某就802室房屋在其死亡后归属柯某1等人的表述，但该表述不能认定为其遗嘱，理由如下：该份协议书的内容并非冯某本人书写，也非其本人拟定打印，故不符合自书遗嘱的形式要件；该份协议书虽依两位在场律师所言内容为冯某的意见表述，但该协议书上并无两位律师作为代书人、见证人签名，而律师见证的文书也仅记载着两位律师见证了冯某及柯某1等人在协议书上亲笔签名，协议书各方签名的真实性，故该协议书中有关802室房屋在冯某死亡后的归属条款，原审法院亦难以认定具备了代书遗嘱的属性。
综上，柯某1等人要求以该份协议书、见证书、谈话笔录等证据要求全部继承取得802室房屋，原审法院难以采信。802室房屋作为冯某的遗产，应由其法定继承人进行法定继承。冯某儿子柯某8先于冯某死亡，其晚辈直系血亲柯某5可代位继承，柯某7虽先于冯某死亡，但其无子女，故冯某的继承人应当为本案五位当事人。同一顺序的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从本案查明的相关事实可知，动迁后被继承人冯某在需要进行赡养照顾的近两年时间内均由柯某1等人轮流进行陪护与照料，可以认定柯某1等人对冯某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柯某1等人在分配遗产可以多分。柯某1等人在诉讼中要求共有系争房屋，原审法院可予准许，在此基础上柯某1等人应给予其他两位当事人相应的折价款项。
原审判决：一、坐落于上海市闵行区XX路XX弄XX号XX室房屋权益归由柯某1、柯某2、柯某3共同共有；二、柯某1、柯某2、柯某3共同给付柯某4房屋折价款33万元、共同给付柯某5房屋折价款33万元，上述款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给付。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柯某1、柯某2、柯某3共同负担15,276元、柯某4负担3,762元、柯某5负担3,762元。
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柯某1等人提供了一份遗嘱，称是冯某生前所写，长期由案外人陈某保存。陈某是柯某1的女婿，即柯某1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某的丈夫。柯某4、柯某5对此份证据不予认可。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本案中，柯某1等人与冯某签订的协议书中约定了由柯某1等人承担冯某的生活费用，而柯某1等人作为冯某的女儿，本身就负有赡养父母的义务，而对此义务进行约定，并约定冯某名下的房屋由柯某1等人继承，该些条款的约定就此形成了遗赠扶养协议。而遗赠扶养协议的主体应该是本身不负有扶养义务的当事人，现该协议的当事人本身负有扶养义务，其以履行扶养义务作为继承遗产的前提条件完全没有法律依据。原审法院对该协议的认定理由正确。
二审期间，柯某1等人提供了一份证据，认为冯某生前曾立有自书遗嘱。对此，本院认为，据柯某1所称，该份遗嘱长期由柯某1的女婿所掌控，那么若真是如此的话，柯某1的女婿理应在被继承人冯某去世后告知各继承人，或至少应当告知柯某1或柯某1的女儿，但关键在于柯某1等人在提起本案诉讼时，明确在诉状上称冯某没有留下其他遗嘱类的法律文书，现又称其在一审判决后才知道这份遗嘱，实在与常理不符。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不予认定。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2,800元，由柯某1、柯某2、柯某3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黄 蓓
审判员 凌 捷
审判员 侯卫清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七日
书记员 林祯莲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