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兵05民终7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玉良，第五师八十六团九连职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博乐市鑫牛农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立波，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书祥，博乐市鑫牛农资有限公司销售员。
上诉人李玉良因与被上诉人博乐市鑫牛农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牛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博乐垦区人民法院（2016）兵0501民初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7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玉良，被上诉人鑫牛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书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李玉良上诉请求：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责任，相关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判决认定关键事实错误，判决错误：一、原审判决一方面认定双方之间合同因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而无效，另一方面，却判令上诉人返还购买农资的全部款项，显失公正。在一审中，已经查明被上诉人出售的农资系违法产品，被上诉人有明显而直接的过错，法院就应依法判决被上诉人对农民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同时，对于该违法产品，其质量是否符合本地农业种植环境的要求，是否会给农民带来期待的种植结果，法院有义务进一步行使法律赋予的调查权，查证该违法产品在农业连队给农民造成的实际危害后果，据此作出裁判，但一审法院没有调查，简单地以农民举证不能为由，裁判处理这样一起关系农民生计，关系社会稳定与和谐的民事纠纷，法院有不作为的倾向性。如果农资根本就是违法的，就等同于不允许在本地流通的，其流通行为就是对合法农资市场的破坏，违法行为不应受法律保护，对于被上诉人而言，就不存在损失可言，法院就不应支持其诉讼请求。第二、原审判决偏听偏信，完全无视上诉人在审理过程中陈述。原审时，为被上诉人工作的证人王某、坚强等人证害，当时农民反映农资有质量问题，导致得病、减产等现象，被上诉人同意不再向农民收取农资费用，同时也不再承担农民的减产损失，双方为此达成了一致意见，但原审判决对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达成的协议未采信，也未作任何分析说明，直接裁判，损害上诉人合法权益，希望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支持上诉人的请求。
被上诉人鑫牛公司答辩称，李玉良是2013年给的种子，当时为了节省种子，李良玉把炒熟种子掺入了，所以才出现问题。
原告鑫牛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2013年3月17日，被告购买原告永沃棉种及农药共计22，330元，因被告称经济困难，原告考虑被告急需种子，为不误春播也就同意被告欠款，约定7月付清。到期后，被告却以种种理由拒付，原告诉至法院，要求判决被告支付农资款22，330元、利息7，770.84元、索款费用2，0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春，被告在原告处购买棉种。被告于2013年6月17日给原告出具欠款单一份，欠款内容“1、永沃288种子75公斤，单价1，100元，计8，250元；2、完美4号种子80公斤，单价150元，计12，000元；3、鲁棉40种子20公斤，单价38元，计760元。”同年6月28日，被告又给原告出具欠款单一份，欠款内容为“25%啶虫脒1件20瓶40元=800元；抑灵硫铜130包4元=520元。合计1，320元。被告2013年种植的棉花在生长过程中得病后，被告在原告处购买了25%啶虫脒和抑灵硫铜给棉花施药，被告也和原告的经营副总就棉花得病一事进行过协商。原告未提交证据证实销售给被告的棉种在当地农业主管部门备案。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有效区域由发证机关在其管辖范围内确定。种子生产经营者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载明的有效区域设立分支机构的，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种子生产经营者以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应当向当地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备案。原告销售给被告的棉种，未向当地农业主管部门备案违反规定了我国种子法的强制性规定，原、被告间的买卖合同应为无效合同。按无效合同的处理原则，即“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由于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当年已和原告协商一致，棉花得病故不用支付农资款，以及棉花得病导致减产不应支付农资款的事实，因此被告应补偿原告的经济损失即农资款22，330元。因原告对订立无效合同有过错，被告向原告支付的是补偿的经济损失，而非合同约定款项，故对原告有关利息的诉请不予支持。原告主张索款费用2，000元，因无证据证实，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原审判决：一、被告李玉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博乐市鑫牛农资有限公司农资款22，330元；二、驳回原告博乐市鑫牛农资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602元，减半收取301元，由原告博乐市鑫牛农资有限公司承担92元，被告李玉良承担209元。
二审期间，上诉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供了二张照片，证实其它厂家提供的种子没有问题，种植棉花生长良好，被上诉人提供的种子有问题，棉花生长不好。被上诉人对照片与本案关联性不予认可。因上诉人提供该组照片仅能证实棉花长势，不能证实被上诉人提供种子的质量问题，本院对该照片与本案关联性不予确认。
被上诉人为支持其抗辩意见，提供了库尔勒鲁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和尉犁县田丰种业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种子经营许可证、全国农业植物产地检疫合格证，证实其销售给上诉人的种子来源合法、质量合格，并可在全疆范围内销售，其销售行为合法。上诉人质证时认为买种子时并未看到以上证照，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结合双方一审提供证据，上诉人给被上诉人出具的欠据中种子名称与以上两个种业公司生产种子名称相同，可以证实被上诉人销售给上诉人的种子为以上两个种业公司生产，本院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
上诉人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中购买抑灵硫铜给棉花施药事实存有异议，认为该药是被上诉人为解决棉种问题赠送给他用于疗治棉花黄萎病。因2013年6月28日欠款单注明抑灵硫铜为欠款内容，所以上诉人异议认为赠送的理由与其出具欠款单据行为不符，本院确认一审法院对本事实的认定。其它事实因双方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被上诉人作为农资经销商从库尔勒鲁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和尉犁县田丰种业有限公司购进棉种，2013年春销售给上诉人李玉良。
本院认为，本案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因买卖棉种而产生的买卖合同纠纷。被上诉人作为种子经销商，应证明其销售行为合法，被上诉人销售给上诉人的棉种从库尔勒鲁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和尉犁县田丰种业有限公司购进，库尔勒鲁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和尉犁县田丰种业有限公司执有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经营许可证，且经营许可证载明农作物种子经营有效区为全区，所以库尔勒鲁棉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和尉犁县田丰种业有限公司在有效期内生产的棉种可以在全区范围内销售。被上诉人农资经营范围为不再分装的国标包装种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有效区域由发证机关在其管辖范围内确定。种子生产经营者在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载明的有效区域设立分支机构的，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的，或者受具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种子生产经营者以书面委托生产、代销其种子的，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应当向当地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备案”，所以被上诉人销售不再分装的种子不需要办理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应当向当地农业主管部门备案。因被上诉人销售给上诉人的棉种未备案，违反了种子法的强制性规定，原审认定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无效，有事实、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对于无效合同的处理，按照法律规定，当事人应负返还财产的民事责任，原审在确定双方不能相互返还财产的情形下折价补偿，由上诉人将买卖种子价款补偿被上诉人，依法有据，处理适当，本院认定相同。
上诉人提出一审法院不作为，法院应在依职权查明涉案种子质量是否符合本地种植、是否给种植户造成危害后果，并在此基础才能公正裁判，因本案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买卖合同纠纷，本院已对被上诉人销售行为是否合法进行了确认，且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实涉案种子存在质量问题。因产品质量纠纷与买卖纠纷分属不同法律关系，根据民事诉讼不告不理原则，上诉人如因涉案种子质量产生的相关纠纷，可以通过另案诉讼解决，本案不作处理。上诉人提出双方已就种子质量问题达成协议，被上诉人不再向上诉人收取农资费用，但未提供证据证实，一审证人王某、坚强证言仅证实棉花生长期因出现黄萎病，上诉人从被上诉人处购买农药施药，也曾和被上诉人的副总就棉花黄萎病一事协议，但未证实减免农资费用的事实，所以一审以举证不能未支持上诉人抗辩意见，理由成立，本院认定相同。
综上所述，上诉人李玉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审理费358元，由上诉人李玉良负担（上诉人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宋桂英
审判员 肖永久
审判员 孙涛志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王新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