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10刑初655号
公诉机关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朱某某，无业。因本案于2016年1月2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2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余杭区看守所。
辩护人刘杰韵（杭州市余杭区法律援助中心指派），浙江泽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杨某甲，无业。因本案于2016年3月14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黄宗金（杭州市余杭区法律援助中心指派），浙江可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以杭余检未检刑诉[2016]35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朱某某、杨某甲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6年6月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高瑛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朱某某及其辩护人刘杰韵、被告人杨某甲及其辩护人黄宗金到庭参加诉讼。现己审理终结。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2年底，被告人朱某某、杨某甲在湖北省武汉市加入“自愿连锁经营”传销组织。该传销组织以“1040阳光工程”、“自愿连锁经营”等为名，要求参加者购买1份至21份份额（第1份人民币3800元，第2份起每份人民币3300元），以获得加入资格，每名成员可发展3名直接下线，后由伞下人员继续向下发展下线，且以发展人员的数量及购买份额作为晋升级别和计酬的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传销组织，从中骗取财物。该传销组织采取“五级三晋制”（五个级别、三个晋升阶段）的模式进行管理。五个级别，即实习业务员为E级，业务组长为D级，业务主任为C级，业务经理为B级，高级业务员（老总）为A级。凡加入传销组织的人员购买1份至2份份额成为实习业务员；实习业务员的伞下体系累计申购3份至9份份额成为业务组长；业务组长的伞下体系累计申购10份至64份份额成为业务主任；业务主任的伞下体系累计申购65份至599份份额成为业务经理；业务经理的伞下体系累计申购600份以上份额成为高级业务员。“三个晋升阶段”，即第一个阶段为实习业务员销售份额达到规定的份数后晋升为业务组长，再晋升为业务主任；第二阶段为业务主任销售份额达到规定的份额、培养2名直接业务主任，晋升为业务经理；第三个阶段为业务经理销售份额达到规定的份数、培养3名直接业务经理，晋升为高级业务员。该传销组织按照级别及发展伞下人员购买份额的数量计算报酬，包括直接提成、间接提成等。该传销组织下设大组、办公室。在管理模式上，由组织管理能力强的老总级以上人员担任区域大老总、组长、直总，并兼任直总层面的教育总监、素质课牵头等，统筹管理所在团队、大组的整体传销事务；由管理能力强的经理级别人员担任各办公室大总管、自律总管、申购总管、能力、经晨、素质课等职务，各职务均有牵头人员，具体负责团队内各项传销事务。该传销组织通过集中开会、交叉检查、处罚等手段实行逐级控制、层层管理传销人员、促使下线人员不断发展新人。
2013年12月，蔡郑毅、王小华、汤水传（均已判决）等人到余杭区考察后，决定将其在湖北省武汉市的伞下人员整体搬迁至杭州市余杭区。后在王小华、汤水传等人的领导、指挥下，被告人朱某某和曾某某（均已判决）等人按照各自层级，将原来在湖北省武汉市的传销人员集体搬迁至杭州市余杭区，并继续大肆开展传销活动。2014年4月，为便于管理，蔡郑毅根据组织人员分布情况，将该组织人员分成AB两个大组，由王小华和汤水传担任组长，每个组下设7-9个办公室。截止2014年10月23日案发，该传销组织中参与传销活动的人员累计达600人以上，传销金额累计人民币3000万元以上。
被告人朱某某为老总级别，2014年1月至8月担任朱某某办公室直总。至案发，其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人员累计达400人以上，伞下人员28人以上，累计申购500余份，涉案金额人民币190余万元。
被告人杨某甲为老总级别，2014年9月至10月担任杨某甲办公室直总。至案发，其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人员累计达200人以上，伞下人员28人以上，累计申购500余份，涉案金额人民币190余万元。2016年3月14日，被告人杨某甲到公安机关投案。
据以指控的证据有户籍证明等书证、证人证言、搜查笔录、辨认笔录、被告人及同案人员的供述和辩解等。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朱某某、杨某甲的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情节严重，且均系从犯，其中被告人杨某甲系自首，提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惩处。
被告人朱某某辩称其仅于2014年1月至同年3月担任直总并实际履行职责。
辩护人提出，（1）对被告人朱某某的涉案金额为190万元有异议；（2）被告人朱某某系从犯，且系初犯，主观恶性小，恳请对被告人朱某某从轻处罚。
被告人杨某甲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无异议。
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杨某甲系从犯，且系自首，主观恶性小，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恳请对被告人杨某甲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经审理查明：2012年左右，被告人朱某某、杨某甲加入“自愿连锁经营”传销组织并在与蔡郑毅（已判刑）等人一起湖北省武汉市等地开展传销活动。该传销组织以“1040阳光工程”、“自愿连锁经营”等为名，要求参加者购买1份至21份份额（第1份人民币3800元，第2份起每份人民币3300元），以获得加入资格，每名成员可发展3名直接下线，后由下线继续向下发展伞下人员，且以发展人员的数量及购买份额作为晋升级别和计酬的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传销组织，从中骗取财物。该传销组织采取“五级三晋制”（五个级别、三个晋升阶段）的模式进行管理。五个级别，由低至高依次为实习业务员为E级，业务组长为D级，业务主任为C级，业务经理为B级，高级业务员（老总）为A级。“三个晋升阶段”，即第一个阶段为实习业务员销售份额达到规定的份数后晋升为业务组长，再晋升为业务主任；第二阶段为业务主任销售份额达到规定的份数即65份、培养二名直接业务主任，晋升为业务经理；第三个阶段为业务经理销售份额达到规定的份数即600份、培养三名直接业务经理，晋升为高级业务员。该传销组织按照级别及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购买份额的数量计算报酬，包括直接提成、间接提成等。该传销组织下设大组、办公室。在管理模式上，由高级业务员级别以上人员担任区域大老总、组长、直总，并兼任直总层面的教育总监、素质课牵头等职务，统筹管理所在团队、大组的整体传销事务；由经理级别人员担任各办公室总管、自律总管、申购总管、能力、经晨、素质课等职务，各职务均有牵头人员，具体负责团队内各项传销事务。该传销组织通过集中开会、交叉检查、处罚等手段实行逐级控制、层层管理传销人员、促使下线人员不断发展新人。
2013年12月，蔡郑毅、王小华、汤水传（均已判刑）等人到杭州市余杭区考察后，决定将其在湖北省武汉市的伞下人员整体搬迁至杭州市余杭区。后在王小华、汤水传等人的领导、指挥下，被告人朱某某及曾文辉、吕遂宁、谢竞翔、张代菊、迟传传、秦元杰（均已判刑）等人按照各自层级，将原来在湖北省武汉市的传销人员集体搬迁至杭州市余杭区，并继续开展传销活动。2014年4月，为便于管理，将该组织人员分成A、B两组，每组下设数个办公室。截止2014年10月23日被查获，该传销组织中参与传销活动的人员累计达600人以上。其中被告人朱某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人员累计400人以上，被告人杨某甲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人员累计200人以上。
证明以上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证人郭某甲、方某、王某甲、李某甲、雷某、郭某乙、黄某甲、黄某乙、彭某甲、汤某甲、林某甲、吴某甲、汤某乙、汤某丙、白某甲、晏某、吴某乙、朱某甲、张某甲、王某乙、叶某甲、程某、李某乙、梁某甲、冯某甲、高某、孟某、华某、李某丙、邓某甲、陈某甲、谢某甲、谢某乙、王某丙、谢某丙、邓某乙、肖某甲、谢某丁、胡某甲、唐某甲、邓某丙、代某甲、刘某甲、覃某甲、尤某甲、黄自芬、沈某、代某乙、张某乙、梁某乙、陈某乙、陈某丙、陈某丁、罗某甲、王某丁、徐某甲、张某丙、范某、杨某乙、祁某、朱某乙、吴某丙、谭某、彭某乙、吴某丁、白某乙、邢某甲、王某戊、毛某、龚某甲、宋某、刘某乙、余某、肖某乙、吕某、牛某甲、牛某乙、邢某乙、乔某、尹某、付某、尤某乙、冯某甲丽、冯某乙、刘某丙、唐某乙、李某丁、钟某、银某、王某己、江某、张某丁、顾某、王某庚、徐某乙、李某戊、许某甲、陈某戊、陈某己、舒某、贾某、谢某戊、梁某丙、肖某丙、唐某丙、刘某丁、李某己、黄某丙、许某乙、王某辛、陈某庚、官道灿、吴某戊、黄某丁、李某庚、游某甲、游某乙、张某戊、温某、何某、胡某乙、吴某己、权某、覃某乙、张某己、林某乙、龙某甲、罗某乙、彭某丙、唐某丁、田某、王某壬、龚某乙、龙某乙、柏某、王某癸、黄某戊、陈某辛、赵某、陆某、喻某、丁某、叶某乙、钱某、刘某戊、马某、冉某、张某庚的证言；办公室职务人员分配表；账户交易明细；通讯设备检查笔录；辨认笔录及照片；搜查证、搜查笔录、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结构图、自述书、银行卡照片、佣金明细表、笔记本纸张、便签纸、身份证复印件、申购情况记录、申购退款记录、申购承诺、电话号码记录、笔记本、钱款支出情况、请假条、罚款记录、会议记录、人员活动登记表、会议登记表、检讨书、委托书、周活动表、周总结、周计划、总管周总结、到杭州的业务员名单、人员银行卡号、龙成华办公室人员名单、李小蝉办公室人员联络表、自选组合套装表、转让协议书、黑色心形笔记本、新人考察情况小结；刑事判决书；同案人员蔡郑毅等人的供述和辩解等。上述证据确实充分且相互印证，足以认定。
被告人朱某某于2012年左右加入传销组织，高级业务员级别，2014年1月至同年8月左右担任朱某某办公室直总。至案发，其直接或间接发展人员28人以上，累计申购500余份，涉案金额人民币190余万元。
被告人杨某甲于2012年年底加入传销组织，高级业务员级别，2014年9月至10月担任杨某甲办公室直总。至案发，其直接或间接发展人员28人以上，累计申购500余份，涉案金额人民币190余万元。
2016年3月14日，被告人杨某甲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归案后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
证明以上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
1、证人许某乙、王某辛、陈某庚、官道灿、吴某戊、黄某丁、李某庚、游某甲、游某乙、张某戊的证言，证实其等人各自参加传销组织的时间、所申购的份额、上线及各自发展的人员情况、累计申购的份数、金额等事实；其中部分证人的证言还证实各自同住人员的情况、各办公室内参与管理人员的情况等事实；
2、证人冉某、张某庚的证言，证实其二人分别经他人介绍到杭州市余杭区了解该传销组织，以及同住人员的相关情况等事实；
3、同案人员许多进的供述和辩解及扣押清单、笔记本、素质课统计表，证实2013年9月，其经杨志传介绍参加该传销组织，申购21份份额，一直在被告人朱某某的办公室里，同年12月，其及其他办公室的人员共计160余人搬至余杭区，2014年4月起，该组织分为A、B组，其所在的朱某某办公室被分至B组，同年7月起，该办公室被分至A组，其间，被告人朱某某一直管理其所在的办公室，之后，其所在办公室的直总为被告人杨某甲，同年10月，该办公室仅剩下21人左右，至案发时止，其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陈某庚、黄某丁等10余人，累计申购300余份，其所在办公室的人员除其下线外，还有张某某等21人（××），故办公室的人员34人以上；2014年1月、2月，朱智伟担任办公室总管，其任自律总管，同年3月至案发其任总管，同年3月至8月朱某某任自律总管，同年9月、10月，章友芳任自律总管等；从其处扣押的笔记本记载2014年1月，张某戊等10余人的个人要求，同年2月，吴某戊等10人左右的个人要求，同年7月，吴某戊等10余人的申购情况，另记载袁某某等10人的申购情况；从其处扣押的素质课统计表记载张锦森、杨敏等20余人；从其处扣押的自选组合套装、申购承诺、委托书、身份证复印件、银行卡复印件等材料记载部分人员的申购、推荐、经手人等情况的事实；
4、同案人员朱某某的供述和辩解，证实2013年12月，其在武汉加入该传销组织，一星期左右后搬迁至余杭区，2014年3月左右，其申购21份份额，并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累计申购份额120份左右，获取返利5000元左右，以及其办公室的直总是朱某某，其到杭州后任一、二个月的总管，同年3月至8月任办公室的自律总管，同年3月至4月任自律牵头的事实；
5、同案人员章某某的供述和辩解，证实2013年12月左右，其经杨某甲介绍在武汉加入该传销组织，直接或间接发展章某某的、张某戊等人员，累计申购份额110份左右，2013年12月，其随组织搬至余杭区，直总系被告人朱某某，2014年8月左右，因朱某某即将生小孩，改由被告人杨某甲担任直总，许多进一直任总管，2014年9月之前，朱智伟任自律总管，同年6月至8月，章友芳任自律配合，并于同年9月后任自律总管，其于2014年1月至5月任办公室能力等事实；
6、同案人员章某某的的供述和辩解，证实2013年12月左右，其通过杨敏介绍加入该传销组织，之后其跟杨敏等人从武汉到杭州，其发展李源泉、官道灿等人，其累计申购份额在65份以上；其所在办公室的直总先系被告人朱某某，2014年8月左右，因朱某某即将生小孩，改由被告人杨某甲担任直总，2014年1月至8月，许多进、朱智伟轮流担任总管、自律总管，同年6月至8月，其任自律配合，但因身体不佳，很多工作由自律总管做，同年9月至10月其任自律总管等事实；
7、办公室职务人员分配表，证实2014年1月、3月、4月、6月、8月、10月，涉案的传销组织内各办公室人员的职务分配情况，以及2014年7月A组办公室人员的职务分配情况、2014年9月B组办公室人员的职务分配情况，其中，上述分配表中记载被告人朱某某于2014年1月、3月、4月、6月、8月担任直总，被告人杨某甲于2014年10月担任直总等事实；
8、扣押清单、佣金明细表等，证实从王小华处扣押的佣金明细表记载2014年9月，周某某（申购13份）、章某某的、朱某某（申购2份）、张某戊、吴某某的、苏某某的（申购2份）、林某某的（申购21份）、张某某（申购21份）等人均有返利的事实；
9、户籍证明、常住人口信息，证实被告人朱某某、杨某甲的身份及查无前科情况；
10、归案、破案经过，证实被告人朱某某系被抓获归案，被告人杨某甲系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等事实；
11、被告人朱某某的供述和辩解，在侦查阶段供认2012年7、8月，其在蔡郑毅的介绍下在广西南宁加入传销组织，之后直接发展其丈夫被告人杨某甲及杨丽彬，杨某甲直接或间接发展杨志传、许多进、朱智伟等人，2013年12月，其累计申购的份额达到了600份，2014年1月至同年8月，其担任直总，其间，其主要负责参加直总会等会议、解答办公室相关人员的问题，因其怀孕，其待在租房的时间比较长，很少组织办公室相关人员开会，一般通过电话与许某某的、朱某某的联系，许某某的向其汇报办公室人员的业务发展、学习教育、违规违纪等情况，并由其进行点评、对违规人员进行处罚，同年8月下旬，其回福建待产，由被告人杨某甲负责管理其的办公室，2014年10月下旬，因其临近生产，被告人杨某甲回福建陪其，同年10月下旬，其办公室的其他人员被查获，以及其夫妻二人为成为直总，花费10余万元用于申购份额等事实；
12、被告人杨某甲的供述和辩解，证实2012年底，其经妻子被告人朱某某介绍加入传销组织，其直接或间接发展杨某某的、许某某的、朱某某的等人，2013年10月，其与朱某某讨论并经向上级申请同意，且因其累计申购的份额达到600份，其超越朱某某成为直总，负责管理自己的办公室，2013年年底，在蔡郑毅等人的安排下，其所在办公室的人员随蔡郑毅等人搬迁至余杭区，同时被告人朱某某也成为办公室直总负责管理其的办公室，其在湖北照顾女儿不再开展传销活动，2014年1月至同年8月，被告人朱某某一直在杭州市继续开展传销活动，但朱某某每月会有一周左右的时间到武汉看望女儿，因每周一召开的会议不能请假，所以朱某某每次在武汉的时间不超过一周，同年8月底，因被告人朱某某临近生产，其到杭州，并接替朱某某成为办公室的直总，负责管理办公室的各项事务直至2014年10月其所在办公室相关人员被查获为止，以及其夫妻二人为成为直总，花费10余万元用于申购份额等事实。
上述证据确实充分且相互印证，足以认定。
被告人朱某某辩称其仅于2014年1月至同年3月担任直总并实际履行职责，经查，在案的被告人杨某甲的供述和辩解、同案人员许多进、朱智伟、章牛兵、章友芳的供述和辩解、办公室职务人员分配表等书证与被告人朱某某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相互印证，证实被告人朱某某于2014年1月至同年8月左右担任直总并实际履行职责，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上述辩解，本院不予采信。
被告人朱某某的辩护人提出对被告人朱某某的涉案金额为190万元有异议，经查，在案的证人许某乙、王某辛等人的证言、佣金明细表等书证、同案人员许多进、朱智伟、章牛兵、章友芳的供述和辩解与被告人朱某某、杨某甲的供述和辩解相互印证，结合本案传销组织的规定，足以认定被告人朱某某的涉案金额190余万元，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上述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被告人朱某某、杨某甲伙同他人组织、领导以投资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以直接或者间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返利、计酬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和社会管理秩序的传销活动，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且均系情节严重。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朱某某、杨某甲在各自参与的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依法予以减轻处罚。辩护人所提相关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被告人杨某甲犯罪后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罪行，系自首，依法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朱某某对部分事实供认不讳，被告人杨某甲在庭审中自愿认罪，本院分别酌情予以从轻处罚，并对被告人杨某甲适用缓刑。二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本院酌情予以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朱某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6年1月27日起至2019年3月26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二、被告人杨某甲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缓刑考验期限自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钱望浙
人民陪审员 王金龙
人民陪审员 许亚新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沈国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