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穗中法民一终字第288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鸿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关金朝，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吴文光，广东力诠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荣鹏，广东力诠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丽芬，女，1974年12月7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花都区。
委托代理人秦岩，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钰安，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州市鸿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因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3）穗越法民一初字第36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被上诉人原为上诉人员工，双方签订最后一期劳动合同期限从2010年1月1日起至2012年12月31日止，该劳动合同显示被上诉人担任财务部会计职务，工资为3300元／月。上诉人最后支付被上诉人工资至2011年10月31日。
2013年5月6日，被上诉人作为申请人，以上诉人为被申请人，向广州市越秀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一、被申请人支付2011年11月1日至2013年4月30日工资68400元；二、被申请人支付延迟支付工资25%经济补偿金17100元。该仲裁委员会于2013年8月23日作出越劳仲案非终字（2013）730号裁决书，裁决：驳回申请人的全部仲裁请求。被上诉人对此不服，遂诉至原审法院。
被上诉人为证明其主张，提供证据：1、《劳动合同》。2、《关于延迟发放工资的回函》（函件于2012年12月30日作出，并加盖上诉人印章。载明“宋丽芬…我司发生纠纷后，您仍然为我司继续进行服务，继续跟进我司财务工作以及其他重要工作，…我司会尽快处理好公司的内部纠纷，尽快为您办理复工手续，也会继续履行之前与您签订的《劳动合同》，对于长期拖欠的工资，我司内部会尽快协调，尽快向你支付。”），证明被上诉人有为上诉人继续工作，且上诉人同意支付被上诉人工资，被上诉人无法领取工资是因为上诉人股东内部纠纷所致。3、《请求发放拖欠工资的函》（显示的内容为：广州市鸿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人宋丽芬，此前反映贵司拒绝我正常上班、拖欠发放工资的情况，贵司已复函给我。现请求贵司发放我2011年11月1日至2013年4月30日的工资，以及继续履行之前与我签订的《劳动合同》，尽快安排我正常上班。发函人处有“宋丽芬”签名，日期为2013年6月。该函有上诉人的盖章并注明“情况属实、同意支付”的承诺。），证明双方经协商，上诉人同意支付工资。4、情况说明（显示被上诉人挂靠广州市鸿新实业有限公司购买社会保险。广州市鸿新实业有限公司盖公章并注明情况属实），证明因上诉人拒绝为被上诉人购买社保，被上诉人只能挂靠在广州市鸿新实业有限公司购买社保。5、决定书，显示上诉人证据6的许可证为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关金朝提供虚假资料制作，已经被公安局撤销。上诉人始终只有一枚合法公章。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代理人授权委托书上的公章也是被撤销的公章所盖。6、广州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华支行出具《证明》（显示广州市鸿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员工宋丽芬等人于2012年5月16日、8月9日、2013年3月13日前往该行洽谈贷款事宜）、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具《授信业务审批意见通知书》、银行账户对账单（日期2012年1月31日至2012年5月）等银行业务材料若干（其中日期分别为2013年3月14日、4月23日的建设银行特种转账借方凭证为原件），证明上述期间被上诉人仍在工作。被上诉人称，从办理银行业务的日期看即能证明被上诉人自2012年1月31日至2013年4月仍然为上诉人提供劳动。有原件的银行单据是被上诉人亲自到银行打印，可以证明由被上诉人经手，没有原件的由上诉人保存。
上诉人对此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三性确认，证明上诉人、被上诉人双方建立劳动关系，劳动关系于2012年1月1日终止。对证据2的三性不确认，上诉人从未向被上诉人出具该回函，该回函加盖公章为上诉人2012年12月28日以前使用的公章。虽然该回函显示日期为2012年12月30日，但此时公司公章已经被夏岳钧盗走，且上诉人作出决议决定该回函所盖的章为非法、无效。被上诉人2013年5月6日提出仲裁申请，于2013年6月27日当庭才向仲裁提交该回函，显然该回函是被上诉人伙同夏岳钧为了达到诉讼目的制作的虚假证据，同时夏岳钧为被上诉人及案外人罗镜柱、黄锐祥伪造了同样的证据。对证据3的三性不确认，上诉人从未收到该函，该函加盖的公章为上诉人2012年12月28日以前使用的公章，公章已经被夏岳钧盗走，且该函没有具体日期，仲裁于2013年6月27日开庭，但被上诉人在2013年7月12日才向仲裁委提供本证据，因此为虚假证据。对证据4，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被上诉人在仲裁时确认离开公司，不在上诉人处工作。证据5过了举证期，该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并未收到该函件，且该函件尚可以提出行政复议以及行政诉讼，该函件尚未正式生效，生效前上诉人在2013年1月所刻公章不受此函件影响。证据6是被上诉人庭后补交，《证明》所盖公章为业务章，即部门章并非单位章，洽谈贷款事宜并没有说明是否是为上诉人洽谈贷款事宜，证据也无法体现被上诉人是上诉人的员工，是银行依照被上诉人的要求做出，不能证明被上诉人所要证明的内容。仅凭该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处正常劳动，3次业务洽谈反而暴露被上诉人根本没有在上诉人处工作，而是通过关系找银行洽谈贷款。上诉人在被上诉人所称的时间从未与该银行该支行发生业务。故对该证据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均不确认。《通知书》2010年作出，没有原件，且上诉人与该银行该支行没有该笔贷款业务，故真实性不确认。另上诉人项目的产权权益者除了上诉热门还有广州市越秀区商贸局，上诉人贷款需要经过广州市越秀区商贸局同意。银行对账单打印日期至2012年，但对账单的具体流水仅从2012年2月至5月31日，而建设银行特种转账借方凭证不能证明与被上诉人有关。该证据是上诉人交给时任上诉人股东夏绍沛，由夏绍沛转交到被上诉人，故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处工作。如果被上诉人2012年1月后有提供劳动的话，不可能一直不要工资直到2013年6月份才提出主张。
上诉人为证明其主张，提供证据：1、《劳动合同》，证明双方之间曾建立劳动合同关系。2、《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显示上诉人通知被上诉人于2012年1月1日起解除劳动关系，通知发出日期为2011年11月30日。所附的签收回执无被通知人签名）及邮递单（无显示有效送达给被上诉人），证明上诉人已于2011年11月30日向被上诉人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已于2012年1月1日解除。3、社保卡，证明上诉人的社保编号是80015172。4、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表、广州市鸿新实业有限公司企业注册基本资料，共同证明被上诉人自2012年1月开始已经与广州市鸿新实业有限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且一直在该公司上班。5、报名申请表及报警回执，证明夏岳钧伙同罗镜柱以报名申请表需加盖上诉人法人公章为由，于2012年12月28日下午盗走上诉人的法人公章。6、刻章许可证，上诉人在2012年12月28日公章被盗后，于2013年1月10日启用新公章，原公章作废。7、公证书，证明上诉人《临时股东会决议》，作出上诉人原法人公章自盗走之日起（2012年12月28日）无效的决议，并经过公证。且决议显示今后需要盖上诉人法人公章必须同时附有上诉人法人代表关金朝的签名方为有效。8、（2013）穗越法民二初字第1309号民事裁定书，证明上诉人2013年1月18日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被上诉人对此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据2的三性不予以确认，没有收到该证据。对证据3的三性没有异议。
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被上诉人只是挂靠该公司购买社保，双方没有建立劳动关系。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并且广州市海珠区公安分局对此次报案作出了不予以立案的决定。对证据6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合法性有异议，刻章许可证已经因法定代表人提交虚假材料已被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撤销，并且与本案无关。对证据7公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关联性认为是股东决议，没有向被上诉人送达，不影响被上诉人、上诉人的劳动关系。对证据8的三性无异议，但证明的内容有异议，没有证据临时股东会决议证明合法有效，与本案没有关系。另，上诉人提交了劳动仲裁庭审笔录证明被上诉人在该庭审时承认其已于2012年1月离开上诉人处。被上诉人则认为当时并非离职，而是因为上诉人股东纠纷而离开上诉人的原来办公地点。
经上诉人申请，原审法院向广州市海珠区公安分局昌岗派出所调查取证，其中在夏绍沛2013年1月5日的询问笔录中显示：“2012年12月28日，他（夏岳钧）因要…于是一时气愤将公司印章拿走。…2013年1月3日他…将公司印章交还给我。…现该印章保存在我居住的…家中。”；在夏岳钧的询问笔录显示：“…2013年12月28日我拿走广州市鸿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章…因粤沛房地产公司老板关金朝在广州市鸿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及经营上与我父亲（夏绍沛）及我本人有很多纠纷，并将公司印章据为已有，并在我们股东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印章从事公司业务运作，损害了股东的利益，作为广州市鸿晖房地产有限公司的监事，我连用章的权利都受到掣肘，于是我一时气愤，趁印章管理员离开之机，将广州市鸿晖房地产有限公司的印章拿走，并迅速离开…。2013年1月3日…将公司印章交回我父亲夏绍沛处…。”。
原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是上诉人的员工，双方签订最后一期劳动合同期限从2010年1月1日起至2012年12月31日止，担任财务部会计一职，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发放工资至2011年10月31日。被上诉人、上诉人对上述事实没有争议，原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
关于劳动合同是否解除问题。被上诉人主张其在劳动合同期满后与上诉人的劳动关系仍然存续，其一直有为上诉人进行工作，并提交证据《关于延迟发放工资的回函》、《请求发放拖欠工资的函》、广州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华支行出具的《证明》、《授信业务审批意见通知书》和银行账户对账单等证据予以证明。上诉人则认为其公司已于2011年11月30日向被上诉人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已于2012年1月1日解除，上诉人提交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及邮递单为证。对此，原审法院分析认为，首先，上诉人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不能证实已有效送达给被上诉人，故上诉人认为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已于2012年1月1日解除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原审法院不予认定；其次，《关于延迟发放工资的回函》，从调查证据可见在2012年12月28日至2013年1月3日期间，上诉人印章是在案外人夏岳钧的掌控中，而该证据形成的时间是2012年12月30日，该证据不能反映上诉人的真实意思，故不具有证明力。而《请求发放拖欠工资的函》盖有上诉人印章，被上诉人承认该证据形成于本案的仲裁期间，显然该期间上诉人印章已脱离夏岳钧掌控；第三，从银行出具的《证明》内容可见被上诉人是以上诉人员工身份于2012年5月16日、8月9日、2013年3月13日到该银行洽谈贷款事宜，上诉人无证据反证银行所反映的情形不实，证明被上诉人在上述期间仍参与上诉人的工作还在为上诉人提供劳动；第四，被上诉人持有上诉人的2012年1月31日至2012年5月期间的银行业务材料若干以及2013年3月14日、4月23日的建设银行特种转账借方凭证原件，上诉人又无证据证明该银行账单资料是其公司的股东转交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持有的银行账单资上诉人料与其是上诉人的会计职务相符。另，被上诉人提交的有广州市鸿新实业有限公司盖公章并注明情况属实的情况说明证实被上诉人只是挂靠该公司购买社会保险，并未与该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综合上述分析，原审法院对被上诉人劳动合同期满后其与上诉人的劳动关系仍然存续的主张予以确认。
关于工资支付问题。因没有证据证实上诉人已解除与被上诉人的劳动关系，前述认定被上诉人、上诉人劳动合同期满后双方仍实际存在劳动关系，上诉人自2011年11月起没有向被上诉人发放工资，上诉人未能证明被上诉人已经收到拒付工资的书面通知，故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支付2011年11月1日至2013年4月30日期间的工资的请求未过两年的工资保护期，原审法院予以支持。被上诉人主张其每月工资为3300元，有劳动合同为证，故原审法院依据劳动合同的约定，认定被上诉人每月工资为3300元，即被上诉人上述期间的工资应为59400元（3300元×18个月）。另外，因双方对被上诉人是否提供正常劳动存在争议，故上诉人没有向被上诉人发放争议期间的工资不存在拖欠工资的故意，故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支付延迟支付工资25％的经济补偿金，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一）项，《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于2013年12月12日作出判决：一、广州市鸿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宋丽芬支付2011年11月1日至2013年4月30日期间工资59400元。二、驳回宋丽芬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元，由广州市鸿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判后，上诉人广州市鸿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的《请求发放拖欠工资的函》是利用上诉人被盗的公章而制作的虚假证据。1、被上诉人提交的两份函件所使用的公章均为非法和无效。被上诉人宋丽芬为支撑其诉请，向法院提交了《关于延迟发放工资的回函》及《请求发放拖欠工资的函》。这两份函件所加盖的公章均是上诉人于2012年12月28日被夏岳钧以非法手段从上诉人处所盗走的公章，对此，上诉人在当天已经报警，并在2013年元月18日的临时股东会上作出决议，决议明确规定“鸿晖公司原法人公章自被盗之日任何人使用此公章均为非法和无效”。该次股东会决议经过了公证，并且，上诉人的股东夏绍沛在股东会决议作出以后，即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该次股东会决议，后在胜诉无望的情况下撤回了起诉，这说明上诉人的该次股东会决议已经经过了司法程序的考验，被证明是不可撤销的，所作出的决议都应当是合法、有效的。因而，被上诉人提交的两份函件所使用的公章是非法和无效的。2、夏绍沛为被上诉人制作虚假证据。除本案以外，包括夏岳钧、罗镜柱、黄锐祥在内，都对上诉人提起了劳动争议之诉，被上诉人等四人均向法院提交了完全一样的《关于延迟发放工资的回函》及《请求发放拖欠工资的函》这两份函件。其中，被上诉人和黄锐祥的现工作单位为夏绍沛设立的广州市鸿新实业有限公司，罗镜柱是夏绍沛的妻弟，夏岳钧是夏绍沛的儿子。上述四人在庭审中都明确承认，被上诉人等四人所提交的两份函件均是从夏绍沛处获得。针对第一份函件《关于延迟发放工资的回函》，该份函件落款时间是2012年12月30日，而根据上诉人申请调取的报警记录显示，夏岳钧在2013年1月3日后才将盗走的公章交到夏绍沛手上，夏绍沛根本不可能在2012年12月30日使用该被盗公章加盖在该份函件上。很明显，《关于延迟发放工资的回函》完全就是一份虚假的证据，并且是夏绍沛利用上诉人被盗的公章而制作的，原审法院对此也予以确认，并否定了该份函件的真实性。这足以证明，夏绍沛作为与公司存在纠纷的股东，正企图通过制作虚假证据以帮助被上诉人达成非法诉请，从而扰乱公司的经营管理这一事实。针对第二份函件《请求发放拖欠工资的函》，所盖公章同样是上诉人被盗的公章，且是在仲裁开庭后从夏绍沛处取得。在与本案一同开庭审理的（2013）穗越法民一初字第3622号（黄锐祥）案中，原审法院以黄锐祥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在劳动关系解除后仍一直为被告提供实质性劳动”而驳回了黄锐祥的诉请。黄锐祥案所提交的证据与本案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其中，《请求发放拖欠工资的函》，内容为“请求贵司发放我2011年11月1日至2013年4月30日工资……继续履行之前与我签订的《劳动合同》，尽快安排我正常上班”，且加盖有上诉人被盗的公章并注明“情况属实、同意支付”，假如这一函件是真实的，那么原审法院的认定就是错误的。但是，正因为该份函件是出自夏绍沛之手，单凭这份函件不能证明黄锐祥为上诉人提供了劳动服务，所以，原审法院才没有采纳。原审法院这一认定是完全正确的，也是符合客观事实的。从原审法院对这两份函件的认定看，就可以知道原审法院对夏绍沛出具的函件的真实性是持否定态度的，也可以证明，夏绍沛为四个劳动者都出具了虚假的证明。3、原审法院在证据认定上自相矛盾。如前所述，原审法院在黄锐祥案中，对夏绍沛所出具的函件都是持否定态度的，但是，对于完全一样的虚假证据《请求发放拖欠工资的函》，在本案中却得到了原审法院的认定，并且原审法院也没有做出任何的解释。为什么完全一样的证据在黄锐祥案中被否定，而在本案中却可以被采纳，这明显是原审法院在证据认定上采用了双重标准，抛弃了在黄锐祥案中对证据认定客观公正的态度，有意偏袒被上诉人。二、被上诉人庭后补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其为上诉人公司提供了劳动服务，被上诉人自2012年4月1日起便无故不到公司上班的事实不容置疑。在本案中，既然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向其支付工资，自然本案的核心焦点就应当是被上诉人是否为上诉人提供了劳动服务，那么被上诉人就应当举证证明其为上诉人提供了实质性的劳动。然而，被上诉人在本案提交的证据与黄锐祥案相比，仅仅多了被上诉人超过举证期限提交的《证明》和《授信业务审批意见通知书》和银行业务材料，而在黄锐祥案中，原审法院明确驳回了黄锐祥的全部诉请，也就是说，包括原审法院及被上诉人在内，都认为被上诉人提交的两份虚假函件是不具有证明力的，否则，被上诉人根本不需要在庭后又再次补充证据。那么，能够支撑原审判决的也只剩下了《证明》、《授信业务审批意见通知书》和银行业务材料，但是，这也证明不了被上诉人有为上诉人提供了实质性的劳动：1、原审法院认定的银行业务材料是被上诉人从夏绍沛处获得，原审法院故意不提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被上诉人向法院提交的2012年1月31日至2012年5月期间的银行流水均为复印件，与上诉人交给股东夏绍沛的是完全一致的，显然是通过夏绍沛转交到被上诉人手中。否则，按照被上诉人所称其仍在工作，那么，不可能2012年前五个月的银行流水全部齐全，而五月份以后的却又一张都没有。而被上诉人提交的两张建设银行特种转账借方凭证原件，上诉人早在庭审时就指出，这两张特种转账借方凭证上的备注栏中明确记载“补2011.11.4回单”、“补20110527回单”，是公司2011年发生的业务，对公司财务记账已经没有任何作用，如果被上诉人果真有为上诉人提供劳动，那么应该持有2012年1月份以后的财务记账凭证原件，且不可能只有两张，显然这两张原件也是由夏绍沛交至被上诉人手中的。对此，上诉人已提交夏绍沛2012年1月至5月签收上诉人公司银行对账单的记录予以佐证。但是，原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对此却只字未提，不但故意不提上诉人提交的这一证据，并且有意隐瞒两张建设银行特种转账借方凭证原件备注上记载的内容，而将其描述为“2013年3月14日、4月23日的建设银行特种转账借方凭证原件”，意图掩盖事实。2、原审法院认定的《证明》仅加盖有新华支行的业务公章且真实性未经审查。根据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第七十七条之规定，由有关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文书，应由单位负责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但是，本案被上诉人庭后提交的广州农村商业银行新华支行业务部门出具的《证明》，既未加盖新华支行的公章，也没有负责人的签字，应当不具备作为证据使用的合法性。并且，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有关单位和个人提出的证明文书，应当辨别真伪，审查确定其效力。在11月28日的质证中，被上诉人既未提供该《证明》的任何原始证明材料，也没有相关人员出庭接受质证，对于《证明》的内容根本无法审查辨别其真伪。上诉人在原审中对该证据已经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该证据存在这么大的争议，但原审法院在采信了这一证据的时候却没有说明任何理由，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也正说明了原审法院在采信这一证据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理由的。3、仅凭三次未经查实的所谓“洽谈贷款业务”无法证明被上诉人为上诉人提供了实质性的劳动。无论上诉人是否与被上诉人解除了劳动关系，被上诉人只有在为上诉人提供了劳动服务的前提下，上诉人才需要向其支付劳动报酬。很明显，被上诉人是在开庭后意识到其所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其为上诉人提供了劳动服务，且由于被上诉人的确没有为上诉人提供任何劳动服务的情况下，才会利用与银行的关系再次炮制证据并提交到法庭。但是，上诉人是否向被上诉人支付工资、支付多少工资，应当以上诉人提供的劳动服务为依据。因而，仅仅凭三次未经查实的所谓“洽谈贷款业务”，而且该证据本身也没有指明是为上诉人洽谈业务，根本无法证明被上诉人有为上诉人提供了实质性的劳动，反而暴露了被上诉人根本没有在上诉人处工作的事实。并且，如果被上诉人果真在上诉人处上班，且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既没有获得劳动报酬又没有向上诉人提出，这本身就是不符合常理的。但是，原审法院却在明知这一证据根本不能证明被上诉人为上诉人提供了劳动的情况下，仍然错误地判决上诉人应向没有提供任何劳动服务的被上诉人支付长达18个月的工资。4、上诉人提交的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表合法、有效，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已与其他单位建立劳动关系。被上诉人在仲裁庭审中，就已经明确承认于2012年1月离开上诉人公司，且之后是为一名股东工作，而被上诉人所说的股东正是夏绍沛。根据上诉人提交的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表显示，被上诉人从2012年1月起，工作单位就从上诉人处转到了夏绍沛设立的鸿新公司，这与被上诉人离开上诉人公司的时间和在庭审中的自认是完全一致的。2上诉人抗辩其是挂靠鸿新公司购买社保并提交鸿新公司出具的证明，但是，在本案中一再为被上诉人制作虚假证据的夏绍沛就是鸿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这一份证明同样也是出自夏绍沛，是夏绍沛为被上诉人出具的虚假证明。并且，假如被上诉人果真有为上诉人工作，而上诉人又从2012年1月起就没有向其发放任何劳动报酬且没有为其购买社保，那被上诉人早就应当向上诉人主张权利，而不是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都没有提出任何要求，这本身就是不符合常理且违背客观事实的。因而，被上诉人的抗辩是完全不成立的，被上诉人已经与其他单位建立劳动关系，这一事实在本案的仲裁阶段就已经得到了仲裁庭的确认，原审法院在没有任何反证的前提下否定已被仲裁裁决确认的事实是没有任何依据的。上诉人提交的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表客观真实地反映了被上诉人已经与其他单位建立劳动关系，没有再为上诉人提供劳动服务的事实，依法应当予以认定。故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宋丽芬答辩同意原审判决。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
另查，本院审理本案期间，本院前往广州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华支行调查该行出具《证明》情况。该行接待的工作人员表示对该证明出具的情况不清楚，并拨通《证明》所称的接待人员罗尧开的电话。罗尧开在电话中表示该证明的内容不是事实，其没有接待过《证明》所陈述的人员，也不清楚被上诉人贷款的事项，同时其还表示不知道是谁开具上述证明的，如有必要，其可以当面对质。
本院还前往广州市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被上诉人提供的《授信业务审批意见通知书》进行调查，该公司保卫部经查证后向本院出具回复函，称上述通知书经查与实际内容不符。
上诉人对此认为此可证明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是虚假的，而被上诉人则称对上述调查结果没有异议，但上述证据并没有说明被上诉人的陈述是虚假的，也不影响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
再查，被上诉人在本案庭审后提交了两份证明：1、广州市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花都支行于2014年8月22日出具的证明，其内容为证明江惠勇、罗尧开系广州农商银行花都支行的客户经理；2、江惠勇、罗尧开于2014年8月22日出具的证明，其内容为证明被上诉人员工宋丽芬、夏岳钧、罗镜柱多次前往该行洽谈贷款事宜，该行客户经理江惠勇、罗尧开多次接待上述被上诉人的员工宋丽芬、夏岳钧、罗镜柱。
上诉人对此认为上述证据已过举证期限，第一份证明只能证明江惠勇、罗尧开的身份，第二份证明则属证人证言，但证人没有出庭，故不应采纳。
被上诉人认为上述证据可以证明被上诉人确实代表过上诉人与银行洽谈贷款业务。
本院还查明，被上诉人在仲裁庭审中称上诉人在2012年1月起不让其继续上班，对此被上诉人在本院二审庭审中称是由于上诉人股东之间纠纷，上诉人拒绝被上诉人上班。被上诉人就此没有固定上班地点。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是否应支付被上诉人工资的问题，对此本院作如下分析和认定：
首先，《关于延迟发放工资的回函》形成的时间是2012年12月30日，而上诉人的公章于2012年12月28日至2013年1月3日期间是在夏岳钧的掌控中，故该回函不能反映上诉人的真实意思，故对其证明内容的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其次，《请求发放拖欠工资的函》形成于本案的仲裁期间，虽然该期间上诉人印章已脱离夏岳钧的掌控，且非由被上诉人掌控，但上诉人股东之间因合作纠纷而对公章使用等问题产生争议，亦无法确定该函内容的真实性。再次，经本院调查，罗尧开对广州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华支行出具的《证明》中对所反映的事实予以否认，而《授信业务审批意见通知书》为复印件，且广州市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函称上述通知书经查与实际内容不符，因此，上述《证明》以及《授信业务审批意见通知书》的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至于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花都支行于2014年8月22日出具的证明，其内容只是证明江惠勇、罗尧开系广州农商银行花都支行的客户经理；而江惠勇、罗尧开于2014年8月22日出具的证明，属于证人证言，两人并未出庭质证，且其陈述的内容是代表广州农商银行花都支行还是代表其个人，也未作出说明，故对其拟证明的事实，本院亦不予采信。最后，被上诉人在仲裁庭审中称上诉人在2012年1月起不让其继续上班，且被上诉人自2012年1月起已经在广州市鸿新实业有限公司购买社保，虽该公司称是被上诉人挂靠在其司购买社保，但综合上述证据，可以认定被上诉人在2012年1月起已没有为上诉人实际工作。
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在2012年1月1日后没有为上诉人实际工作，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被上诉人的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确认尚未支付上诉人2011年11月、12月的工资，故上诉人应支付被上诉人上述期间的工资6600元（3300元／月×2）。原审判决对此认定、处理欠妥，本院予以纠正。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3）穗越法民一初字第362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变更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3）穗越法民一初字第362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广州市鸿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向宋丽芬支付2011年1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期间工资66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一、二审受理费各10元，均由广州市鸿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晓航
审 判 员 王 敏
代理审判员 何润楹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汤燕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