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珠中法审监民再字第7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广东省遂溪县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珠海分公司
负责人：莫锦荣。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管延海，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侯衍涛，广东莱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黎恒冲，广东莱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广东省遂溪县建筑安装工程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正文。
原审第三人：珠海世锠金属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文生。
再审申请人广东省遂溪县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珠海分公司（以下简称遂溪建安珠海公司）因与被申请人管延海、二审上诉人广东省遂溪县建筑安装工程公司（以下简称遂溪建安公司）、原审第三人珠海世锠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锠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3月4日作出（2013）珠中法民三终字第44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遂溪建安珠海公司不服，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5日作出（2014）粤高法民一申字第905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遂溪建安珠海公司负责人莫锦荣，被申请人管延海及其委托代理人侯衍涛、黎恒冲到庭参加诉讼，二审上诉人遂溪建安公司、原审第三人世锠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2年6月8日，一审原告管延海起诉至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称，2010年1月，遂溪建安珠海公司承揽了世锠公司位于珠海市联港工业区内的“G、H、J厂房桩基础工程”，双方签订了施工合同，约定采用静压管桩施工，初步估算“G、H、J三栋厂房”合计工程总量约39585米。合同签订后，因遂溪建安珠海公司无力施工，在征得世锠公司同意下便与管延海口头约定，将该项工程转包给管延海施工。管延海根据遂溪建安珠海公司与世锠公司的《管桩工程施工合同》自筹资金进行施工，分别与广东建华管桩有限公司、珠海市大昌管桩有限公司、广东三和管桩有限公司签订管桩采购协议。管延海积极组织人力、物力和施工设备进场施工，施工期间，因世锠公司工程设计发生变更，管延海又按照与世锠公司临时增加管桩工程的补充协议的约定，代履行了全部施工工程。2010年6月2日，管延海作为管桩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代表遂溪建安珠海公司与世锠公司进行工程结算，双方确认管延海施工的管桩工程工程款为6，095，345元；2010年7月，双方核算第二次追加的桩基础工程款为171，057元。二项工程的工程款共计6，266，402元。施工期间，遂溪建安珠海公司共向管延海支付工程款（含代管延海支付的购管桩款）165万元，截至2010年12月，尚欠管延海工程款4，616，402元。世锠公司已将管延海施工的工程款支付到遂溪建安珠海公司的账户，遂溪建安珠海公司却拒不支付给管延海。管延海因此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遂溪建安珠海公司向管延海支付工程款4，616，402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1年6月8日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遂溪建安公司对遂溪建安珠海公司欠付的工程款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在第一次庭审终结后，管延海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要求变更部分诉讼请求以及事实和理由。管延海诉称，涉案工程的总金额为6，266，402元，扣除遂溪建安珠海公司已实际支付3，510，114元、第三人世锠公司和双方均认可的异议部分191，763.70元以及税金和管理费74，524.30元，尚欠管延海工程款249万元。管延海要求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请求判令遂溪建安珠海公司、遂溪建安公司向管延海支付工程款249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利息计算方法：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0年7月21日计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被告遂溪建安珠海公司、遂溪建安公司答辩称，管延海的诉请没有依据，双方之间不存在转包关系，管延海不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涉案工程是林正斌牵线的，林正斌是具体施工负责人，现已下落不明。林正斌与管延海之间是什么关系或者签订过什么协议，两被告不清楚，由管延海经手支付的桩款是340万元。涉案工程是由遂溪建安珠海公司自己施工的，管延海不具备请求工程款的资格，请求法院驳回管延海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世锠公司述称，管延海称涉案工程是遂溪建安珠海公司转包给管延海施工并征得第三人同意的陈述不是事实。世锠公司将涉案工程发包给遂溪建安珠海公司后，直到工程结算，管延海均是以遂溪建安珠海公司的施工人员的身份进行施工的。期间，管延海及遂溪建安珠海公司未向世锠公司书面或口头提及涉案工程已转包给管延海，而且该工程结算时，管延海也是以遂溪建安珠海公司的施工人员身份与世锠公司进行结算的。对于管延海与遂溪建安珠海公司之间是否存在转包行为以及双方是如何约定的，世锠公司不得而知。涉案工程于2010年5月底完工，经世锠公司与遂溪建安珠海公司进行结算，工程造价为609，5345元，世锠公司已向遂溪建安珠海公司付清全部工程款，已履行完付款义务。综上，世锠公司认为本案的工程款纠纷与其无关。
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2010年1月15日，世锠公司作为甲方与遂溪建安珠海公司作为乙方签订了《管桩工程施工合同》一份，约定：世锠公司将其G、H、J厂房桩基础工程发包给遂溪建安珠海公司施工；工程内容：静压管桩施工，每栋厂房Ø300×70A，237根，Ø400×95A，140根工程总量约为13195米。三栋厂房合计工程总量约39585米；承包方式：包工及管桩（包施工及管桩、包水电费、税金、桩机进退场和桩机施工所有辅材），其它工程报建费、检测费（乙方代办）、桩尖等由甲方负责；工程总价约为4，003，650元；工程量计算方式：结算以实际压桩总量计算；甲方每月15日及30日各支付一次工程进度款按乙方完成工程量的85%支付现金给乙方，工程完成后甲方付给乙方全部工程款的85%现金，待验收合格并备齐全额地税工程发票后结算15%的余款办理30天的期票给乙方。合同尾部乙方一栏盖有遂溪建安珠海公司的公章并有“林正斌”的签名。庭审过程中，遂溪建安珠海公司主张林正斌系其公司在涉案工地的项目经理。合同签订后，涉案工程于2010年2月开始施工。后，世锠公司两次追加工程量。2010年6月4日，管延海代表遂溪建安珠海公司与世锠公司就管桩工程进行结算，确认工程款为6，095，345元，遂溪建安珠海公司在施工单位一栏盖章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从世锠公司调取了2010年9月6日的请款单一份，该请款单确认第二次追加的桩基础工程共完成D400×95A型桩36根，压桩米数为1418.7米，工程款应为171，057元（1418.7米×110元／米＋进退场费15000元=171，057元）。该请款单记载的请款数额为工程款的90%即153，951元。该请款单上有遂溪建安珠海公司的盖章确认，管延海作为遂溪建安珠海公司的项目负责人也在该请款单上签字确认。遂溪建安珠海公司、遂溪建安公司对该请款单均无异议。
世锠公司在一审法院制作的调查笔录中陈述：管延海一直以遂溪建安珠海公司的名义进行管桩工程施工的管理，世锠公司与遂溪建安珠海公司于2010年6月4日就管桩的主工程进行结算，工程款为6，095，345元（不含追加工程的工程款），双方协商一致两次追加工程，第一次追加的工程造价为400，260元，第二次追加的工程造价为171，057元，其中第二次追加工程的造价与管延海提供的请款单上载明的数额相符。庭审过程中，遂溪建安珠海公司及遂溪建安公司对该份调查笔录不持异议，并当庭认可了世锠公司的结算结果。
一审法院另查明，2010年2月12日，管延海作为需方与广东建华管桩有限公司作为供方签订了《管桩购销合同》（合同号为0211100026），约定由管延海向广东建华管桩有限公司购买管桩用于珠海世锠金属有限公司厂房工程，管桩总金额为4，685，000元（以实际发货数量结算），委托签收人为高占叩；按进度付款，每运桩3000米到工地结算一次并由需方30天内付清货款给供方，如30天内运桩不够此数量则以30天为限结算一次。2010年2月10日至2011年9月6日期间，管延海多次通过其所经营的珠海市金湾区海诚焊材店的账户向广东建华管桩有限公司支付材料款，共计3，437，589元。2010年3月30日至5月17日期间，管延海通过其个人账户向广东建华管桩有限公司支付材料款共计60万元。以上二项共计4，037，589元。2011年9月10日，管延海与广东建华管桩有限公司进行结算，确认管延海应结货款为4，523，148元，管延海已付货款为4，447，703元，尚欠75，445元未付。2010年2月21日，管延海作为购买方与珠海市大昌管桩有限公司签订《买卖合同》一份，约定管延海向珠海市大昌管桩有限公司购买管桩用于“珠海市世昌五金公司工程”。2010年2月22日，管延海通过其所经营的珠海市金湾区海诚焊材店的账户向珠海市大昌管桩有限公司支付了材料款10万元。2010年3月5日，管延海与珠海市大昌管桩有限公司结算，确认管桩总价为98，350元，截至2010年3月4日，珠海市大昌管桩有限公司共收到管延海的管桩款10万元。2010年2月27日，管延海作为需方与广东三和管桩有限公司作为供方、中山市中升运输有限公司作为承运方签订《PHC管桩买卖合同》一份，约定管延海向广东三和管桩有限公司购买管桩，产品由承运方运输至“珠海市小林联港工业区世锠五金有限公司”，交货期限为：2月27日至3月27日，每天最多供1000米，运输单价含卸运费；总价为49万元，先付款后发货；合同有效期为10天，材料验收人为高占叩。2010年3月31日，管延海向广东三和管桩有限公司支付材料款10万元；2010年5月10日，管延海支付了材料款5万元；2010年3月1日、3月3日，管延海通过其所经营的珠海市金湾区海诚焊材店的账户向广东三和管桩有限公司共支付了材料款20万元。2010年6月21日，管延海与广东三和管桩有限公司结算，确认货款总额为344，274元，管延海已付款35万元，可退5726元。2009年6月1日，管延海作为甲方与高占叩作为乙方签订《静压桩机承包合同》，约定：承包期间自2009年6月1日至2012年6月1日，桩机型号为ZYB700H-B；计价方式为甲方以米为单位向乙方支付劳动报酬，每米17元；乙方保证所有桩位质量合格，负责桩机转场的所有费用、桩机的维修与保养、对工人的日常管理和调配。审理过程中，管延海明确该承包合同约定的是高占叩承包管延海的桩机用于施工，该合同上载明的型号为ZYB700H-B的桩机是管延海为实施诉讼保全措施而向法院提供的担保物之一。
一审法院又查明，2010年3月22日，遂溪建安珠海公司通过电汇的形式向广东建华管桩有限公司支付了15万元；2010年5月7日，遂溪建安珠海公司以转账的形式向广东建华管桩有限公司支付了30万元，划款凭证划款用途一栏载明“付管延海购桩款”。2010年5月8日，广东建华管桩有限公司向管延海开具收款收据一张，内容为：“今收到管延海交来合同号为021100026的珠海世昌金属有限公司管桩款30万元。收款方式银行转账，由广东省遂溪县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珠海分公司汇付。”遂溪建安珠海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有管延海作为领款人签字确认的费用报销单记载：2010年4月2日，管延海从遂溪建安珠海公司处领取打桩工程款130万元；2010年6月10日，管延海从遂溪建安珠海公司处领取打桩工程款60万元；2010年6月23日，管延海在遂溪建安珠海公司处领取购桩款80万元。2010年11月19日，管延海从处领取面额为40万元的支票一张，用途一栏载明“工程款”。以上六项款项共计355万元。对上述费用报销单及支票，管延海予以认可。
2010年2月9日，遂溪建安珠海公司向珠海市金湾区地方税务局三灶税务分局缴纳了税金168，150元、173，150元，二项共计341，300元。遂溪建安珠海公司主张上述金额为涉案工程的税金，对此，管延海不予认可。
一审法院再查明，2011年11月，管延海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将遂溪建安珠海公司、遂溪建安公司、莫锦荣作为共同被告起诉至一审法院，请求法院判令三被告向其偿还借款350万元及违约金，案号为（2012）珠金法民一初字第15号。在该案审理过程中，管延海向法院提交了借款合同及收条各一份用以证明其主张。2011年4月3日借款合同记载：管延海作为出借人与林正斌、遂溪建安珠海公司作为借款人、莫锦荣作为保证人签订了借款合同一份，约定借款金额为35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1年4月8日至2011年6月8日；借款用途：用于支付珠海世锠金属有限公司土建工程材料款。借款人一栏盖有遂溪建安珠海公司的公章及莫锦荣的私人印章，并有林正斌的签名确认。2011年4月8日的收条记载：“今林正斌、广东省遂溪县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珠海分公司收到向管延海借款，人民币350万元，用于支付珠海世锠金属有限公司土建工程材料款，借款期限为两个月。”收款人一栏盖有遂溪建安珠海公司的印章并有林正斌的签名确认。上述借款合同、借条中遂溪建安珠海公司的公章及莫锦荣的私人印章的真伪已经过司法鉴定，鉴定结论为：上述借款合同、借条中遂溪建安珠海公司的公章及莫锦荣的私人印章与公安局备案的印章不一致。
在（2012）珠金法民一初字第15号案的审理过程中，管延海向法院提交了管桩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结算书、请款单、世锠金属打桩支出明细、单据、工商银行支票作为证据，用以证明涉案工程总工程款为6，266，401元，遂溪建安珠海公司已支付的款项为3，510，114元。遂溪建安珠海公司当庭陈述：“管延海实际上是挂靠在被告处，原、被告之间存在工程转包关系，与世锠公司间对工程款的结算，在金湾法院民二庭正在审处，尚未有定论，管延海主张的工程价款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在本案的庭审过程中，遂溪建安珠海公司称在（2012）珠金法民一初字第15号案中因其代理人没有实际核实管延海的身份，所以错误地认为管延海是实际施工人。再查明，遂溪建安珠海公司是遂溪建安公司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
一审审理过程中，遂溪建安珠海公司主张涉案工程是由其自行施工完成的，施工完成后因设计变更需要补充打桩，该部分补充打桩的工程是其分包给雷结文施工完成，与雷结文已进行结算，向雷结文支付的工程款为6万元，遂溪建安珠海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费用报销单及有雷结文签字确认的现金支出单予以证明补桩情况，上述单据上记载支付补桩款的时间为2010年12月27日及2010年12月31日。遂溪建安珠海公司另主张管延海是其项目经理林正斌所雇请的员工，管延海负责涉案工程的施工，其从未向管延海支付过工程款，只是让管延海代为支付管桩款，管延海是支付管桩款的经办人。对遂溪建安珠海公司的上述主张，管延海均不予认可。
一审庭审过程中，一审法院就涉案工程所使用的打桩机、雇请的打桩工人及工资发放情况向双方询问，管延海主张涉案工程是管延海雇请高占叩、李大喜、薛建东、ＸＸＸ等人所施工完成的，所使用的打桩机是管延海购买的，管延海与工人已进行结算，但工资目前仍未发放。遂溪建安珠海公司对涉案工程的打桩机、工人、工资等情况均无法向一审法院进行合理的说明。
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管延海是否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2、欠付的工程款数额及利息。结合审理查明的事实，一审法院分析如下：
一、关于管延海是否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遂溪建安珠海公司主张涉案工程是其由施工完成的，管延海是经公司的项目经理林正斌所雇请的施工人员，是工程的经办人，并提供了（2012）珠金法民一初字第15号案的起诉状、证据清单、费用报销单、支付凭证、工商银行进账单作为证据证明其主张。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遂溪建安珠海公司主张涉案工程由其自己施工完成，但其并未能向一审法院提供任何施工资料加以证明其施工情况，且遂溪建安珠海公司对施工所需的管桩、设备、人员的情况均无法进行合理的说明，与常理不符；其次，遂溪建安珠海公司主张施工所需的管桩是向广东建华管桩有限公司所购买的，但对双方是否有签订合同、购买管桩的数量均无法进行说明。管延海提交的支付凭证中明确记载于2010年5月7日向广东建华管桩有限公司支付的30万元属“付管延海购桩款”，该支付凭证记载的内容与广东建华管桩有限公司于2010年5月8日开具的收据记载的内容相一致，证明支付的30万元是管延海与广东建华管桩有限公司所签订的管桩购销合同项下的购桩款，而该合同明确记载需方单位为管延海。再次，遂溪建安珠海公司主张管延海是工程的经办人，但未能举证证明其与管延海之间存在雇佣关系；而且如果管延海只是在涉案工程上的经办人，将高达300多万元的打桩工程款及购桩款支付给管延海后再由管延海以自己的名义对外支付管桩款，该付款方式及行为与常理不符，亦与公司的财会制度不相符，该付款方式无法清晰、真实地记载资金的用途及流向。综上所述，遂溪建安珠海公司的上述主张，理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管延海主张其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管桩合同三份、支付凭证、静压桩承包合同、结算书、（2012）珠金法民一初字第15号民事开庭笔录等作为证据证明其主张。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管延海所签订的管桩购销合同均记载管桩用于涉案工地，从管延海提交的支付凭证及结算书可见合同已实际履行完毕，这些合同的签订时间及管桩款的支付时间与涉案工程的施工时间相吻合。其次，管延海与广东建华管桩有限公司、广东三和管桩有限公司签订的管桩购销合同均记载高占叩为材料签收人，与管延海主张的涉案工程是其聘请高占叩等工人所施工完成的，能相互佐证，且并未能提供证据予以反驳。再次，管延海代表遂溪建安珠海公司与世锠公司进行结算，世锠公司亦陈述管延海一直以遂溪建安珠海公司的名义在工地上进行施工；遂溪建安珠海公司曾直接向管延海支付了工程款及购桩款310万元，亦代管延海向广东建华管桩有限公司支付了购桩款30万元。最后，在（2012）珠金法民一初字第15号案的审理过程中，遂溪建安珠海公司当庭陈述“管延海实际上是挂靠在被告处，原、被告之间存在工程转包关系”。综上，管延海提交的证据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遂溪建安珠海公司未能提供证据予以反驳，因此，对管延海的上述主张，一审法院予以采信，认定管延海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
二、关于欠付的工程款数额。如前所述，一审法院认定管延海是实际施工人，管延海与遂溪建安珠海公司存在工程转包关系。管延海完成了涉案工程的施工，遂溪建安珠海公司理应向管延海支付相应的工程款。管延海主张其遂溪建安珠海公司与约定的税金和管理费为74，524.30元，对此，遂溪建安珠海公司不予认可，并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两张2010年2月9日的中国工商银行进账单用以证明其为涉案工程支付的税金为341300元，税金是以工程款的5.5%计算出来的。结合遂溪建安珠海公司提供的进账单所记载的金额、付款时间及所主张的税金标准来分析，世锠公司于2010年2月9日前向遂溪建安珠海公司支付的工程款应为6，205，454.54元，而主张涉案工程的开工时间为2010年2月，根据遂溪建安珠海公司和世锠公司签订的管桩工程施工合同中“甲方每月15日及30日各支付一次工程进度款按乙方完成工程量的85%支付现金给乙方”的约定，世锠公司于2010年2月9日前就向遂溪建安珠海公司支付工程款的行为不符合约定，且即使提前付款，按照约定支付的也应该是按完成工程量的85%的进度款，遂溪建安珠海公司不可能在进场之初就完成了相当于涉案工程所有的工程量。因此，对遂溪建安珠海公司的上述两张进账单所记载的税金数额，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管延海主张其与遂溪建安珠海公司约定的税金和管理费为74，524.3元，遂溪建安珠海公司未能提供证据予以反驳，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管延海的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予以采信。至于补桩款，遂溪建安珠海公司主张涉案工程施工完成后因设计变更需要补充打桩，该部分工程是其分包给雷结文施工完成的，补桩工程款为6万元。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涉案工程于2010年5月底完工、2010年9月6日前完成主工程及第二次追加工程的结算，而补桩款的支付时间为2010年12月，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因设计变更而产生的补桩工程是否发生在涉案工程结算前，或者是否包含在第二次追加的工程之内，因此，该部分的补桩款不应计入本案所涉的工程款中。涉案工程的主工程造价为6，095，345元，第二次追加工程的造价为171，057元，二项共计为6，266，402元。遂溪建安珠海分公司已支付的工程款为355万元。管延海主张所欠的工程款中应扣除世锠公司和双方均认可的异议部分191，763.7元、税金和管理费74，524.3元，对此，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综上，遂溪建安珠海公司实际欠管延海的工程款为2，450，114元（6，266，402-3，550，000-191，763.7-74，524.3=2，450，114）。因此，管延海主张遂溪建安珠海公司向其支付工程款249万元，一审法院对2，450，114元予以支持，对超出部分不予支持。遂溪建安珠海公司迟延向管延海支付工程款，应向管延海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因此，管延海要求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涉案工程的主工程结算时间为2010年6月4日，第二次追加的工程结算时间为2010年9月6日，因无法区分向管延海支付的工程款中哪些对应的是主工程或者追加工程的工程款，利息自2010年9月6日起计算为宜。
三、关于遂溪建安公司的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遂溪建安珠海公司系遂溪建安公司设立的分公司，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应由遂溪建安公司承担。管延海要求遂溪建安公司承担付款责任的主张，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遂溪建安珠海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管延海支付工程款人民币2，450，114元；二、遂溪建安珠海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管延海支付利息（以人民币2，450，114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0年9月6日起计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三、遂溪建安公司对第一、二判项确定的遂溪建安珠海公司的债务承担付款责任；四、驳回管延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受理费46，187元，保全费5000元，二项共计51，187元，由管延海负担20，475元，由遂溪建安珠海公司、遂溪建安公司共同负担30，712元。
上诉人遂溪建安公司、遂溪建安珠海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判令驳回管延海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管延海自称是遂溪建安珠海公司承接的世锠公司在联港工业区内的“GHJ厂房桩基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没有合同依据、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管延海自称是涉案桩基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也就是说，他是挂靠在遂溪建安珠海公司名下或从遂溪建安珠海公司处直接转包进行施工的。但纵观管延海从起诉到三次开庭，没有拿出一份直接证明其是实际施工人的证据。管延海也不能拿出挂靠管理费（承包费）是如何约定的，遂溪建安珠海公司收取管延海管理费（承包费）的收据等。最重要的是，任何一具工程项目，都是需要专业技术人员和大量辅助人员，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工作，管延海却没有一个施工员、技术员、财务员、其个人如何单独进行施工？难道遂溪建安珠海公司、遂溪建安公司既要出资金，又供养施工员、技术员、财务人员、行政人员，做出了工程款却全部要给一个自称是实际施工方的、又无任何证据的管延海？庭审查明事实，管延海不是世锠公司管桩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其不具备请求支付工程款的主体资格。所谓实际施工人，是指接受施工任务并组织施工作业的组织或者个人，而不是指具体进行施工作业的组织内的工作人员或受雇于施工人的雇工。一般情况下，实际施工人是承包他人工程进行实际施工的承揽人，包括自然人与法人。管延海曾在（2011）珠金法民一初字第15号案中开庭笔录12页陈述：林正斌“是遂溪建安公司的总经理，依据是所有的办公人员、施工人员、资料人员都是是林正斌雇请的，工资也由遂溪建安公司发的”。遂溪建安珠海公司、遂溪建安公司代理人在其后也明确陈述：“这项工程（世锠管桩）是由林正斌承揽的。”在本案中世锠公司在其答辩状中明确“管延海是以遂溪建安珠海公司施工人员的身份进行施工的”，并提供了本案管延海印有“广东省遂溪县安装工程公司珠海分公司副总经理”的名片做为佐证，因而可以佐证管延海的身份不是实际施工人，而是受雇于实际施工人林正斌的“公司工作人员”。无论其代表遂溪建安珠海公司在工程结算书上签字还是经手支付工程款项，都是其履行其“公司工作人员”的职责，而非实际施工人。二、管延海所主张的2490000元是其与林正斌之间的个人借贷关系，与遂溪建安珠海公司、遂溪建安公司无关。管延海在第一次庭审后变更诉讼请求，将其原诉讼请求4616402元变更为2490000元，该数额与管延海在（2011）珠金法民一初字第15号中主张的所谓贷款数额（扣除林正斌与薛玉秋之间101万元的借款）是一致的，在管延海提供的《借款合同书》中借款人共有两个：其中一个是遂溪建安珠海公司，另外一个正是世锠公司管桩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林正斌。但是遂溪建安珠海公司在《借款合同书》上的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的私章经鉴定确认是虚假的，因此遂溪建安珠海公司与管延海的借贷关系是不存在的。因而该2490000元是管延海与林正斌之间的私人借贷关系，林正斌并在借款合同中愿提供其个人在台湾和大陆的全部财产做无限责任担保，此贷款关系与遂溪建安珠海公司无关。对同一笔款项，不同法律关系，不可能存在两个债务人。三、管延海歪曲遂溪建安珠海公司代理人在（2011）珠金法民一初字第15号笔录的内容。遂溪建安珠海公司代理人从未确认过与管延海存在工程转包关系。首先（2011）珠金法民一初字第15号的案由是借贷合同关系，工程转包关系是管延海主张的。遂溪建安珠海公司代理人在该案笔录第4页中陈述：“原告所主张的借款关系和其与原、被告之间的工程转包关系是两个法律关系，原告所出示的证据不能证明，除101万元外，其余款项不能证明是工程款项，且原告主张的挂靠工程款与承包人和发包人尚在诉讼中，所以目前为止原告的主张是不确定的”，第7页陈述：“三性有异议，原告实际上是挂靠在被告处，原、被告之间存在工程转包关系，被告与世锠公司对工程款的结算，金湾法院民二庭正在审处，尚未有定论，原告主张的工程款价款的真实性无法确定”。遂溪建安珠海公司代理人已经在笔录中多次申明，款项性质不是工程款项，管延海与遂溪建安珠海公司之间的实际关系都尚在审理中，是不能确定的。管延海和法院不能断章取义，任意歪曲遂溪建安珠海公司代理人的意见。四、其他情况说明：本案涉及的工地项目负责人是台湾人林正斌，其因为诈骗负案潜逃，因此，带走了大量的财务凭证、合同、付款、收款单据。因此，大量事实遂溪建筑公司珠海分公司、遂溪建筑公司无法查明，但有一个事实是明确的，如果管延海是“实际施工人”，则他手上应有明确的证据证明。综上，管延海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
管延海书面答辩称，一、完整的证据链条已经证明管延海是涉案桩基础工程的实际施工人，遂溪建安珠海公司自称涉案工程由其自行完成，却无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为了佐证双方的口头合同，管延海在一审时所举证的多项证据也足以证明管延海的实际施工人身份，具体如下：（一）按照遂溪建安珠海公司与世锠公司的管桩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管桩型号和施工细节，管延海在承接该工程后，由管延海自筹资金，于2010年2月份分别与广东建华管桩有限公司等签订管桩采购合同，同时组织相关的人员和设备进入场地施工。从管延海提交的管桩汇款明细中可以证明，管桩的购买人系管延海，付款的人员均系管延海本人或者以管延海的经营实体珠海市金湾区海诚焊材店的名义支付，管桩款结算的客户确认人、购买人等均系管延海，由此说明涉案管桩工程的所有管桩设备均系管延海所购买。正如一审认定的情况“原告所签订的管桩购销合同均记载管桩用于涉案工地，从原告提交的支付凭证及结算书可见合同已实际履行完毕，这些合同的签订时间及管桩款的支付时间与涉案工程的施工时间相吻合”。（二）关于施工人员问题及施工设备问题，管延海在一审所提交的证据十七《珠海世锠五金工地压桩证明》；证据十一《资料移交单》、《收条》以及证据九《静压桩机承包合同》等综合证明管延海雇请的工人及技术人员高占叩等人在世锠公司工地进行施工，且施工方及遂溪建安珠海公司的管理人员均确认管延海的工人共压桩49573.9米，该组证据足以证明管延海的实际施工人身份。关于施工的压桩设备，系管延海自己所有的桩机。正如一审法院认定的“原告与广东建华管桩有限公司、广东三和管桩有限公司签订的管桩购销合同均记载高占叩为材料签收人，与原告主张的涉案工程是其聘请高占叩等工人所施工完成的，能相互佐证，且被告未能提供证据予以反驳。”（三）为进一步说明问题，在2010年5月7日的珠海市农村信用合作社划款凭证中，遂溪建安珠海公司向广东建华管桩有限公司汇款30万元，其中划款用途一栏中明确指明：“付管延海购桩款”。证实涉案工程的管桩系管延海所购买，同时，也否定了遂溪建安珠海公司所说的由其自己施工的说法。试想，如果由遂溪建安珠海公司施工，其应当提供购买管桩的合同以及支付管桩款的明细清单，但遂溪建安珠海公司从来都没有证据证明其购买过涉案工程的管桩，以及支付过管桩款。（四）正是由于管延海的实际施工人身份，故而在工程完工后，遂溪建安珠海公司直接将工程结算的事宜交由管延海自己处理。因而，在管桩工程结算书和请款单的代表和负责人签名均系管延海。与此同时，世锠公司也认可管延海一直在涉案工地进行桩基础施工，从而充分认证了管延海的实际施工人的身份。（五）遂溪建安珠海公司、遂溪建安公司在庭审中一直主张与管延海不存在任何关系，但从管延海所提交的证据十四中国工商银行支票（向管延海支付工程款40万元）、中国工商银行进账单（向管延海经营的焊材店支付80万）元，均能证明遂溪建安珠海公司曾向管延海支付工程款，说明管延海与遂溪建安珠海公司之间存在工程转包关系。更为直接的是，在（2011）珠金法民一初字第15号案的庭审笔录中，遂溪建筑珠海分公司的代理人明确指出双方存在工程的转包关系，对于其自认行为，足以说明管延海实际施工人员的身份。因此，遂溪建安珠海公司、遂溪建安公司关于上诉的第一点理由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予以驳回。遂溪建安珠海公司主张管延海的身份不是实际施工人，而是受雇于实际施工人林正斌的“公司工作人员”，毫无事实依据。遂溪建安珠海公司无法提供发放工资的清单、劳动合同等，足以说明遂溪建安珠海公司的说法不能成立。
二、遂溪建安珠海公司、遂溪建安公司企图将涉案的工程款转嫁到林正斌个人身上以逃避债务，明显毫无理据。遂溪建安珠海公司、遂溪建安公司一方面承认林正斌系世锠公司工地的项目负责人，另一方面又否定林正斌的职务行为，认为是个人行为，与其无关，说法明显前后矛盾。林正斌所签订的《借款合同书》的公章以及私章虽然经鉴定是虚假的，但不影响到本案管延海对涉案工地桩基础工程进行实际施工的事实，以及遂溪建安珠海公司、遂溪建安公司尚欠管延海工程款的事实。
三、遂溪建安珠海公司、遂溪建安公司的代理人已经在（2011）珠金法民一初字第15号案件的庭审笔录中承认管延海与遂溪建安珠海公司存在工程的转包关系。
四、遂溪建安珠海公司在无任何证据证明自己说法的情况下，竟然将所有的责任推到“林正斌”个人的身上，毫无诚信可言，实在令人遗憾。如前所述，管延海已经就桩基础的施工情况举证说明，证实管延海的实际施工人身份，且涉案的工程款项，管延海已经自筹资金购买管桩约500万元，与雇请的工人结算工资85万元，扣除桩机搬运费、成本费以及扣除涉案工程异议部分的误差191763.7元和税金、管理费等，涉案桩基础工程管延海还处于亏本状态，试问，遂溪建安珠海公司、遂溪建安公司所称的“被上诉人仅凭手上保管的所谓购桩合同，就想取得上诉人承接的600余万的工程款，有什么证据支持他”的说法还有理据吗？涉案工程不止管延海实际施工的桩基础工程，其还有地上的土建工程（即地上厂房部分），盈利部分主要是在地上厂房。管延海所承接的桩基础工程，属于微利工程，难度却是最大，还要为帮助遂溪建安珠海公司无资金和能力进行施工的情况下自筹资金，自行包工包料进行施工，现在又遭到遂溪建安珠海公司无故推卸责任，实在是令人寒心，其行为毫无诚信可言，应当予以谴责。
综上，遂溪建安珠海公司、遂溪建安公司的上诉理由毫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驳回。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二审另查明，遂溪建安珠海公司的代理人徐英华在管延海诉遂溪建安珠海公司、遂溪建安公司、莫锦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即（2011）珠金法民一初字第15号案件的庭审中陈述道：“原告所主张的借款关系和其与原、被告之间的工程转包关系是两个法律关系，原告所出示的证据不能证明，除101万元是划入个人款项，其余款项不能证明是工程款项，且原告主张的挂靠工程款与承包人和发包人尚在诉讼中，所以目前为止原告的主张是不确定的”，“原告实际上是挂靠在被告处，原、被告之间存在工程转包关系，被告与世锠公司间对工程款的结算，金湾法院民二庭正在审处，尚未有定论，原告主张的工程价款的真实性无法确认”。
本院二审认为，关于管延海是否实际施工人的问题。从管延海提供的《管桩购销合同》、《买卖合同》、付款凭证等证据来看，管延海曾因世锠公司厂房工程向广东建华管桩有限公司等企业购买了管桩并支付了款项，管延海的施工行为也得到了世锠公司的认可，而且从一审法院调取的《管桩工程结算书》和《请款单》来看，代表遂溪建安珠海公司进行桩基础工程结算和请款的也是管延海，另外遂溪建安珠海公司的代理人在（2011）珠金法民一初字第15号案件的庭审中也承认了管延海与其之间存在挂靠关系。二审认为，在管延海提供了证据证明其是实际施工人，遂溪建安珠海公司提出异议但未提供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之规定，依据上述事实可知，虽然管延海没能提供与遂溪建安珠海公司之间就工程转包签订的转包合同或者挂靠合同，但管延海挂靠在遂溪建安珠海公司名下实际施工了世锠公司厂房桩基础工程，可以认定管延海是世锠公司厂房桩基础工程的实际施工人。遂溪建安珠海公司的此项上诉主张没有依据，二审不予支持。至于遂溪建安珠海公司所称的原审法院误解其代理人陈述的问题，二审认为，遂溪建安珠海公司的代理人在另案中的陈述确实表达了遂溪建安珠海公司与管延海之间存在挂靠关系，其所提出的只是“管延海提出的民间借贷的主张是不确定的以及遂溪建安珠海公司与世锠公司的法律关系尚在处理中，管延海主张的工程价款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而已。至于遂溪建安珠海公司提出的管延海与林正斌之间的关系以及林正斌带走资料等问题，并非本案所要处理的管延海与遂溪建安珠海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范围，二审法院在本案中不予处理。综上，遂溪建安珠海公司、遂溪建安公司的上诉主张没有依据，二审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适当，二审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本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9215元，由遂溪建安公司负担。
再审申请人遂溪建安珠海公司申请再审称，珠海中院（2013）珠中法民三终字第44号民事判决认定管延海是世锠公司工地管桩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判决认定遂溪建安珠海公司尚欠其工程款2450114元，现找到新证据如下：1、2010年12月16日支付世锠公司工地管桩款20万元；2、2011年4月8日支付管延海材料、机械人工费200万元。以上两项合计220万元。从2010年3月22日起至2010年10月19日止，法院认定遂溪建安珠海公司共付6笔总金额355万元给管延海，新发现两笔款均是2010年10月19日以后发生的，新旧合计总金额575万元。管延海趁林正斌潜逃后，有意隐瞒事实真相，仅凭由其他经手帮办的几笔业务，便想占有此项工程，请求法院纠正（2013）珠中法民三终字第44号民事判决，在应付给管延海的工程款中扣除上述款项。
被申请人管延海答辩称，一、遂溪建安珠海公司自始自终均在颠倒黑白，恶意逃避债务。1、在一、二审阶段，遂溪建安珠海公司自始自终均称“涉案工地的桩基础工程系遂溪建安珠海公司自行完成，管延海不是实际施工人”，然而，其在再审阶段提供所谓的“200万元工程款收据”后却意外地承认管延海是桩基础的实际施工人，只是主张所欠的工程款少于一、二审法院所判决金额而已。2、遂溪建安珠海公司一方面称2010年12月16日又向管延海支付20万元管桩款，另一方面又称该20万元管桩款是支付给刘海强，所陈述的事实始终是前后矛盾。实际上，遂溪建安珠海公司唯一目的便是通过各种隐瞒事实手段恶意逃避债务，拖延债务之及时支付。
二、遂溪建安珠海公司所提交的2011年4月8日的《收据》以及2010年12月16日的《现金支出单》、支票均并非新证据，该些证据并不影响一、二审所认定的事实。《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而此处的“新证据”的含义应当是在原判决后新发现的证据，如在一审时已经发现，只是其不予提交的，不属于新证据。就本案而言，遂溪建安珠海公司所提交的2010年12月16日的《费用报销单》、《现金支出单》、支付给珠海欣泰建材有限公司的支票等，实际在一审法院已经提交，并非新证据。且一审法院已经认定该费用并非支付给管延海，与管延海毫无关系。且该支票遂溪建安珠海公司在一审所提交的材料中已经注明该支票作废，并没有实质兑现。此外，就该支票的内容本身而言，该20万元支票的收款人注明为珠海欣泰建材有限公司，不是管延海，根本与管延海毫无关系，何来的支付材料款给管延海。对于2011年4月8日的《收据》，该证据材料也并非新证据。遂溪建安珠海公司称该证据材料系“公司在清理珠海世锠工地的财务账目中发现的新证据”。既然现金支出单、支票、收据都存放在财务账册中，为何遂溪建安珠海公司却偏偏能找到现金支出单、支票等，却找不到所谓的《收据》？其实不然，遂溪建安珠海公司本身早就已经找出该证据，只是与其有利害关系，其不愿意提交，想故意隐瞒该证据。结合该案件一、二审的情况，遂溪建安珠海公司一直不认可管延海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而该《收据》却又清晰地证明“遂溪建安珠海公司向管延海支付桩基础工程材料款、机械人工费”，说明管延海就是实际施工人，而该证明内容与遂溪建安珠海公司在一、二审中的主张是完全相反的。因此，遂溪建安珠海公司之所以一直不在一、二审程序中提交该所谓的《收据》，实际是想掩盖管延海是涉案桩基础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之事实。因此，综合上述情况，遂溪建安珠海公司所提交的三份材料均非新证据，对原审所查明的事实并不产生实际性的影响。
三、遂溪建安珠海公司所称“2011年4月8日以现金的方式支付200万元桩基础工程款以及机械人工费”，纯属子虚乌有，该200万元的收据仅仅是对先前支付355万元工程款中的200万元予以确认，是给遂溪建安珠海公司公司财务做帐使用，并非2011年4月8日当天支付200万元。对于该《收据》，所记载的内容仅仅是管延海对先前遂溪建安珠海公司以及其负责人林正斌所往来支付355万元工程款中200万元之款项的结算确认，是给遂溪建安珠海公司财务做账所使用，并非遂溪建安珠海公司所称的“2011年4月8日遂溪建安珠海公司以现金的方式向管延海支付200万元桩基础材料款、机械人工费”。因管延海在涉案工程施工当中，遂溪建安珠海公司支付部分工程款项是通过多种方式向管延海支付，包括由林正斌向管延海的妻子薛玉秋进行转账汇款，后再由薛玉秋转账给管延海的方式支付，也包括林正斌通过银行汇款向管延海所经营的珠海市金湾区海城焊材店支付之方式，还包括以遂溪建安珠海公司的名义向广东建华管桩有限公司代管延海支付购桩款的方式支付；最后，还有以遂溪建安珠海公司的名义向管延海出具支票，后汇入管延海经营的珠海市金湾区海城焊材店的方式。由于上述方式多种多样，且较为杂乱，为了证实并确认管延海已经通过上述各种方式收到遂溪建安珠海公司所支付的200万元工程款，故而遂溪建安珠海公司要求管延海出具一份总的收款收据予以用作财务做账之用。此外，从日常的生活经验来看，200万元并非小数目，对于遂溪建安珠海公司和管延海来说都是巨款，不可能以现金的方式予以支付。如果遂溪建安珠海公司认为是以现金的方式支付，首先其需要证实其取款200万元现金的事实，如需要证明取款的地点、取款的时间；进而还需要证明交易的地点、时间、现场有何人进行见证等。然而，遂溪建安珠海公司根本无法自圆其说。相反，对于该200万元《收据》的来源以及因果关系，管延海能充分合理地结合案件予以解释说明。该200万元的款项实际是由130万元＋30万元＋40万元而构成，管延海在一审时所提交的《世锠金属打桩支出明细》，和遂溪建安珠海公司提交的费用报销单，两者之间均能互相印证上述的数额以及来源：1、《世锠金属打桩支出明细》中的第二项“2010-4-2，支付世昌五金工地打桩工程款，1300000，林总垫付，经办人管延海”与遂溪建安珠海公司所提交的2010年4月2日费用报销单“支付世昌五金打桩工程款，1300000.00”相对应。2、《世锠金属打桩支出明细》中的第三项“2010-5-7，支付广东建华管桩有限公司购桩款，300000，电汇，广东建华管桩有限公司”与遂溪建安珠海公司所提交的2010年5月7日费用报销单“支付广东建华管桩有限公司购桩款，300000”相对应。3、遂溪建安珠海公司提交的2010年11月19日的费用报销单记载，“支付世锠工地管延海工程款，￥400000，备注N0.35058514，2010.11.30”，即遂溪建安珠海公司于2010年11月19日向管延海出具一张出票时间为贰零一零年壹拾壹月零叁拾日的支票，后，管延海通过该支票把款项汇入管延海所经营的珠海市金湾区海城焊材店。因此，统计上述款项，合计200万元。因此，遂溪建安珠海公司仅仅以“200万元”的收款收据来主张其已经于2011年4月8日另行支付该200万元给管延海，明显缺乏依据。另外，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印证管延海之合理解释。在管延海完成涉案工程后，由于遂溪建安珠海公司迟迟不支付工程款，管延海多次追讨，遂溪建安珠海公司的负责人林正斌还在2011年7月22日向管延海出具117.5万元的支票，在2011年8月1日出具25万元的支票，后由于遂溪建安珠海公司的银行账户款项不足导致银行无法承兑。如果按照遂溪建安珠海公司之说法，既然他已经在2011年4月8日已经支付现金200万元工程款，那为什么在后面还需要出具支付高达142.5万元工程款支票呢？明显，遂溪建安珠海公司的说法无法与实际状况一一相对应，无法自圆其说，更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上述的200万元款项，实际是已经包含在遂溪建安珠海公司所支付的355万元当中，一审法院审理时，已经把上述的200万元款项计算在该355万元范围内，因此，一审法院所查明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综上，遂溪建安珠海公司完全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请求贵院依法查明事实，并驳回遂溪建安珠海公司的再审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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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Items:[{法条名称:\'第七十八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七十八条
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下列重大立功表现之一的，应当减刑：
（一）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的；
（二）检举监狱内外重大犯罪活动，经查证属实的；
（三）有发明创造或者重大技术革新的；
（四）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舍己救人的；
（五）在抗御自然灾害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有突出表现的；
（六）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的。
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下列期限：
（一）���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
（二）判处无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十三年；
（三）人民法院依照本法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限制减刑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缓期执行期满后依法减为无期徒刑的，不能少于二十五年，缓期执行期满后依法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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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八条
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下列重大立功表现之一的，应当减刑：
（一）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的；
（二）检举监狱内外重大犯罪活动，经查证属实的；
（三）有发明创造或者重大技术革新的���
（四）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舍己救人的；
（五）在抗御自然灾害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有突出表现的；
（六）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的。
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刑期，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判处无期徒刑的，不能少于十年。
\'}]},{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2年）》\',Items:[{法条名称:\'第二百六十二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二百六十二条罪犯在服刑期间又犯罪的，或者发现了判决的时候所没有发现的罪行，由执行机关移送人民检察院处理。
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罪犯，在执行期间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应当依法予以减刑、假释的时候，由执行机关提出建议书，报请人民法院审核裁定，并将建议书副本抄送���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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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罪犯栾存道盗窃罪刑罚变更刑事裁定书\\\\\",\\\\\"PubDate\\\\\":\\\\\"2016-1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