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0114民初4085号
原告：新都东方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新都区军屯镇文昌成都市新都镇南一路。
法定代表人：黄龙宇。
委托诉讼代理人：单勇，四川诚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郑孔林，男，1975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新都区。
第三人：巫代贵，男，1974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新都区。
原告新都东方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公交公司）诉被告郑孔林、巫代贵经济补偿金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5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蒋园园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东方公交公司法定代表人黄龙宇因故未到庭参加诉讼，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单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郑孔林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巫代贵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东方公交公司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请求判决东方公交公司不支付郑孔林经济补偿金11528元。事实与理由：1.郑孔林与东方公交公司之间无劳动关系，因此，郑孔林要求东方公交公司支付补偿金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从东方公交公司提交的相关证据可以表明，郑孔林受雇于巫代贵，作为川Ａ×××××号车辆驾驶员，该车登记车主为西南石油大学，实际车主为巫代贵，郑孔林的日常工作安排，作息时间等均接受巫代贵安排，每月的工资也是由巫代贵发放。该车每月的营运收入也是由巫代贵享有，郑孔林的社保费用也是由巫代贵承担并支付，东方公交公司仅仅是代为缴纳而已。由此不难看出，郑孔林与东方公交公司之间没有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郑孔林所提供的劳动成果并没有指向东方公交公司，对东方公交公司相关规章制度也不需要遵守。双方之间未建立劳动关系，既然双方无劳动关系，郑孔林要求东方公交公司支付补偿金显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假设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在东方公交公司已为郑孔林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的前提下，郑孔林要求支付补偿金也是不符合《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的相关规定。
郑孔林辩称，东方公交公司所述不符合事实，东方公交公司就是想将责任推给巫代贵，其在公司工作这么多年，东方公交公司也给其购买了社保，仲裁裁决没有错误。
巫代贵未到庭未作答辩。
经审理查明，郑孔林于2014年8月经巫代贵介绍开始作为川Ａ×××××号大型普通客车驾驶员，该车运营路线为西南石油大学至天府广场。2017年9月郑孔林驾驶的该车停运。事后，郑孔林向成都市新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东方公交公司支付郑孔林经济补偿金21000元。成都市新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4月11日作出新都劳动仲案字（2018）第011号仲裁裁决书，裁决：东方公交公司支付郑孔林经济补偿金11528元。东方公交公司不服，诉至法院。
另查明，川Ａ×××××号大型普通客车登记车主为西南石油大学，实际车主为巫代贵。东方公交公司为郑孔林购买了2015年1月至2017年8月的社会保险。巫代贵于2010年10月19日与东方公交公司签订《责任制经营合同书》，双方约定：“……二、责任制期限为五年，自2010年10月19日至2015年10月18日止……三、乙方在签订本协议之日，自愿一次性缴纳397000元作为车辆经营风险抵押金……四、责任制方式：（一）、合同有效期内，乙方及其所聘请的司乘人员在营运过程中，必须付出甲方对财务、营运、安全、车管、机务、治安、保卫、消防、卫生等方面的管理，并遵守甲方的各项规章制度，凡出现问题，由乙方承担经济损失和其他一切责任。（二）、乙方经营中产生的债权债务由乙方自己承担。（三）、乙方责任制经营的方式为：定额上交，成本自理，超收自留，亏损自补……五、缴纳的费用：（一）、乙方每月应缴纳的费用：1、每月应交管理费用合计3000元（大写：叁仟元正）（其中已包括站务费）……3、乙方和司乘人员的养老保险、大病统筹、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等费用由乙方承担并支付……。”合同签订后，巫代贵按约定每月支付东方公交公司3000元管理费。合同到期后，巫代贵于2015年10月18日再次与东方公交公司签订《责任制经营合同书》，合同期限为2015年10月18日至2020年10月17日止，其他约定与2010年10月19日双方签订的《责任制经营合同书》一致。
庭审中，郑孔林自述，其是巫代贵介绍去开车的，工资也是和巫代贵谈的，是按趟数计算工资的，一般工资是巫代贵帮忙领然后发给他的。
东方公交公司向本院提交2014年12月21日至2016年9月20日的《石油学院校车收支明细（五台车）》以及相应的有巫代贵签字的《领款单》。《石油学院校车收支明细（五台车）》记录了每月（或每两月）的收入总额、支出总额及利润，利润总额等于收入总额减去支出总额，所计算出的利润全部由巫代贵签字领取。前述收支明细所列的“支出”项目具体包括工资（据东方公交公司称系代巫代贵支付帮巫代贵做账的鲁姐工资每月400元）、管理费（每台车3000元）、社保费（东方公交公司称系为巫代贵聘请的驾驶员代缴社保费，该费用由巫代贵承担，故列为支出）三项。
前述事实，有原、被告陈述、仲裁裁决书及送达证明、车辆行驶证、《责任制经营合同书》、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信息、收支明细、领款单庭审笔录等在卷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郑孔林主张东方公交公司为其购买了社会保险，其与东方公交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故要求东方公交公司支付其经济补偿金，东方公交公司认为其与郑孔林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不应支付其经济补偿，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郑孔林与东方公交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关于这一焦点问题，本院从以下三个方面分述。
一、郑孔林是否接受东方公交公司的管理。本案中，各方对郑孔林作为驾驶员接受巫代贵的管理这一事实无异议，但郑孔林并未提交书证或到庭的证人证言以证实其还接受东方公交公司的管理。巫代贵虽在电话中陈述其是东方公交公司派驻管理该条线路的人员，意即其是代表公交公司对郑孔林等驾驶员进行管理，但因巫代贵系本案利害关系人，在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形下，本院对巫代贵的单方陈述不予采信。另，东方公交公司和巫代贵所签订的《责任制经营合同书》、《石油学院校车收支明细（五台车）》以及相应的有巫代贵签字的《领款单》内容相互印证，可以看出东方公交公司和巫代贵的合作模式是，运营所需的车辆及驾驶人员均由巫代贵组织，同时巫代贵需支付相关成本消耗和费用，东方公交公司只收取3000元/台车的管理费以及代巫代贵聘请的司乘人员缴纳社保费用。从该合作模式进一步可以看出，东方公交公司并未直接管理郑孔林等驾驶员，而巫代贵直接管理郑孔林等人也并非履行东方公交公司职务的行为。综上，郑孔林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接受东方公交公司管理，应承担不利后果。
二、郑孔林的工资是否由东方公交公司发放。庭审中，可以确定的事实是，郑孔林的工资由巫代贵领取发放。但该工资是由巫代贵自行决定发放还是巫代贵仅是从东方公司代郑孔林领取，各方存在争议。本院认为，从《石油学院校车收支明细（五台车）》以及相应的有巫代贵签字的《领款单》可以看出，巫代贵每月从东方公交公司领取了扣除“支出”项以外的所有利润，而支出项目中并没有包括驾驶员工资，这说明巫代贵系从东方公交公司领取了所有利润后，自行决定并向郑孔林等驾驶员发放工资，郑孔林的工资并非由东方公交公司直接发放，东方公交公司对巫代贵何时、何地、何种金额、何种方式给郑孔林等驾驶员发放工资再所不问。另外，郑孔林主张其最后直接从东方公交公司处领取过工资，但并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
三、如何认定东方公交公司为郑孔林缴纳社保这一行为。东方公交公司为郑孔林缴纳了2015年1月至2017年8月的社保费用是事实，但巫代贵与东方公交公司两次签订的《责任制经营合同书》第五条“费用的缴纳”第3项均载明：“乙方（指巫代贵）和司乘人员的养老保险、大病统筹、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等费用由乙方承担并支付……。”前述约定在双方的合同履行过程中也有体现，即巫代贵每月从东方公交公司领取扣除“支出”项以外的所有利润，而支出项目中包括了为郑孔林等驾驶员缴纳的社保金额。这说明，郑孔林等驾驶员社保费用的实际支付主体是巫代贵，而非东方公交公司，东方公交公司仅是代为缴纳社保。
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之规定，在确认劳动关系纠纷案件中，劳动者一方应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等事实。本案中，被告郑孔林请求东方公交公司支付其经济补偿，则需证明其与东方公交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但如前已论述，郑孔林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受东方公交公司管理、其的工资由东方公交公司发放。相反，东方公交公司提供的证据能证明郑孔林仅受第三人巫代贵管理，郑孔林的工资也是由巫代贵进行决定发放，且东方公交公司替郑孔林缴纳社会保险的事实并不能当然得出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结论。综上，郑孔林对于证明其与东方公交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举证不充分，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其请求东方公交公司支付其经济补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六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原告新都东方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不支付被告郑孔林经济补偿11528元。
案件受理费5元（已因适用简易程序而减半收取），由被告郑孔林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蒋园园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魏丹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