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裁 定 书
（2018）浙02行赔终1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银桥，男，1970年4月8日出生，汉族，浙江省慈溪市人，住浙江省慈溪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海曙大队，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民通街76号。
法定代表人王伟，大队长。
委托代理人梁伟（特别授权代理），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海曙大队工作人员。
上诉人陈银桥因诉被上诉人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海曙大队（以下简称海曙交警队）道路交通管理其他行政行为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9日作出的（2018）浙0203行赔初5号行政赔偿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3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7年3月16日，上诉人陈银桥到被上诉人海曙交警队住所地要求退还2014年8月15日被后者扣留的残疾人专用轮椅车，被告知过四天再来。2017年3月20日，上诉人又去被上诉人处，第二天，被上诉人告知上诉人该车辆已被处理，并提供了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关于敦促当事人处理车辆的公告》。2017年11月19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出国家赔偿申请，被上诉人口头告知上诉人，叫后者去宁波市公安局申请赔偿。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8月15日，原告陈银桥及案外人张建设、郑会水等四人在海曙区甬水桥路南站广场分别因实施驾驶未悬挂号牌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擅自改变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结构的违法行为，为被告海曙交警大队的执勤民警查处。被告当场对四人分别作出并送达了扣留非机动车、收缴物品的4份《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2016年3月12日，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作出《关于敦促当事人处理机动车的公告》，并发布于宁波公安交管信息网上，要求公告中的当事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个月内（非机动车6个月）到《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上规定的地点接受处理或认领。逾期仍不接受处理或认领的，根据《道交法》第一百一十二条、《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七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七十一条等相关规定依法予以处理。公告内容亦在《宁波日报》上刊登。
2017年11月15日，原告向被告提出行政赔偿，认为被告具有独立的主体资格，原告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是被告，故该《公告》无效，要求赔偿。被告认为《公告》是宁波市公安局作出的，遂将该赔偿申请书转交给宁波市公安局。宁波市公安局于2018年1月12日作出甬公赔决字〔2017〕004号《国家赔偿决定书》，对原告的申请不予赔偿。
另查明，2017年3月29日，原告陈银桥等四人诉至该院，要求确认上述《关于敦促当事人处理车辆的公告》无效。经审理，该院认为，涉案的《关于敦促当事人处理车辆的公告》系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作出，原告等人要求确认该公告无效，应以在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文书上署名的机关即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为被告。由于原告等人拒绝变更被告，故裁定驳回原告起诉。原告等四人不服该裁定，上诉至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13日作出（2017）浙02行终250号行政裁定，认为发布《关于敦促当事人处理车辆的公告》的行为是处理诉争残疾人机动轮椅车、上缴国库过程中的一个程序性行为，该行为不单独对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原告等人对之提起行政诉讼，不符合法定的受理条件，在立案后应当依法予以裁定驳回起诉。一审法院以上诉人错列被告海曙交警大队为由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理由不当，但其结果正确，应当予以维持。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该院认为，行政赔偿请求的成立以国家机关和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为前提。对原告于2014年8月15日在南站广场实施驾驶未悬挂号牌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擅自改变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结构的行为，被告作出了扣留非机动车、收缴物品的行政强制措施，原告对该行政行为已提起诉讼，并已被判决驳回。针对该被收缴的车辆，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作出了《关于敦促当事人处理车辆的公告》，并最终已将该残疾人机动轮椅车上缴国库。对上述的《关于敦促当事人处理车辆的公告》，原告亦已提起过诉讼，并已被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中，经询问原告，原告认为，其提起本案诉讼既不是针对2014年8月15日被告作出的扣留其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的行政强制行为，也不是针对被告以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名义作出的《关于敦促当事人处理车辆的公告》，而是认为2017年3月16日原告向被告要求返还被扣留车辆，被告拒绝返还的行为违法。对此本院认为，首先，2014年8月15日被告作出的扣留其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的行政强制行为并未被确认违法，故被告不存在必须返还该扣留车辆的法定事由；其次，2017年3月16日原告向被告主张要求返还被扣留车辆，而被告拒绝返还的行为，是被告对前述行政强制行为重申的态度，并不是一个具有实质影响的行政行为；再次，涉案残疾人轮椅车由宁波市公安局发布公告并最终上缴国库，该行为是一个整体的行为，原告任意割裂，对其中某个环节不断提起行政诉讼，且起诉的内容、提出的主张，既有重复又多次反复，原告的该起诉行为有违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原告以被告拒绝返还被扣车辆为由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缺乏依据。
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陈银桥的起诉。
上诉人陈银桥上诉称，一、2017年3月20日，其要求被上诉人返还被扣留车辆，第二天被告知车辆已经被处理并被提供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作出的《关于敦促当事人处理车辆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上诉人认为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不能代替海曙交警队作出公告，同时，公告没有直接送达上诉人或者张贴在其住处或者车辆上，故《公告》无效。二、2014年8月15日扣车的行政强制措施有效，不等于可以不返还车辆，被上诉人应该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七十一条的规定返还车辆。三、海曙法院认定海曙交警队2014年8月15日扣车的行政行为和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上缴国库的行为是一个整体行为是错误的，因两者是两个行政主体完成的不同行政行为。
综上，海曙交警队将涉案车辆收缴国库的行政行为程序违法公告行为不当，请求撤销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9日作出的（2017）浙0203行赔初5号行政赔偿裁定。
海曙交警队答辩认为，一，2014年8月15日因涉嫌交通违法被扣车后，上诉人一直未按规定来该大队接受处理，2015年1月19日该大队依据相关规定对其作出处罚并告知其到指定地点领取被扣车辆，但上诉人未来领取。该大队于2016年3月12日以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的名义在宁波日报及宁波公安交管信息网进行公告，敦促当事人前来认领，上诉人于2017年3月29日向海曙区法院起诉要求判令公告无效，并赔偿车辆。于2017年5月26日被一审裁定驳回，于同年6月3日被二审裁定驳回。后上诉人向宁波市公安局提起行政赔偿申请，宁波市公安局于2018年1月12日作出不予赔偿的决定。二、上诉人对2014年8月15日扣车的行政强制措施和2016年3月12日以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的名义发布的《公告》都已经提起过诉讼，并被裁定驳回。该大队按规定将上诉人的车辆按无主财物处理上缴国库并无不当。上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予以驳回。
本院经审查对一审认定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起诉被上诉人要求确认其不予以返还涉案被暂扣车辆行为违法并因此要求赔偿，因对被上诉人行为确认违法的诉讼，已由本院（2018）浙02行终267号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驳回起诉的裁定。在行政行为没有被确认违法的情况下，上诉人要求赔偿的起诉明显缺乏事实根据，相关赔偿之诉不符合法定的受理条件而应予以驳回。
综上，原审裁定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上诉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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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长 谭星光
审判员 贾红霞
审判员 秦 峰
二〇一八年九月六日
书记员 王 鸿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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