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珠中法民一终字第124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珠海市澳顺医药有限公司，住所地：珠海市。
法定代表人：吴锦辉，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胡新玉，广东泰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慧怡，女，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公民身份号码：×××6349。
委托代理人：王春燕，广东华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珠海市澳顺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黄慧怡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5）珠香法高民一初字第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采用要素式审判方式审理本案，查明本案相关情况如下：一、入职时间：2013年5月14日。二、工作岗位：入职时为验收员，2013年10月份后为业务员。三、签订劳动合同情况：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但于黄慧怡入职时签订了《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毕业研究生就业协议书》，双方当事人均向法庭提交该协议。该协议一式四份，澳顺公司持有的为白色的第一联即手写联，黄慧怡持有的粉红色的第二联即复写联。双方提交的协议书格式相同，内容略有不同，澳顺公司持有的协议书对岗位、服务期、试用期、工资均有约定，黄慧怡持有的协议书的前述内容为空白。庭审中，澳顺公司承认其持有的协议书中关于岗位、服务期、试用期、工资手写部分系其自行填写，其余部分为黄慧怡手写，澳顺公司同时认可黄慧怡持有的协议书中的盖章为澳顺公司的印章。四、工资支付情况：黄慧怡2013年6月至2014年5月的实发工资为人民币1886元、人民币1760元、人民币1889.8元、人民币2047.50元、人民币2050元、人民币2300元、人民币3100元、人民币2700元、人民币2700元、人民币3250元、人民币3250元、人民币3250元。黄慧怡的上述工资中自2013年12月起含有人民币400元社保补助。五、离职情况：黄慧怡于2014年9月17日向澳顺公司提出离职，并于2014年10月17日正式离职。六、其他情况：澳顺公司在仲裁阶段及原审法院第一次庭审中均坚持黄慧怡为验收员，按岗位不能享有提成。但第二次庭审中澳顺公司改口承认黄慧怡自2013年10月份后工作岗位为业务员，但主张按照《外贸业务员计奖细则》，业务员只有业务量达到600万元才享有提成。黄慧怡提交澳顺公司的《员工手册》以证明双方曾约定提成比例为完成销售任务后所产生的利润的20%，但后面双方口头将该比例调整为13%。七、申请仲裁时间：2015年1月16日。八、申请仲裁请求：1.澳顺公司向黄慧怡支付2013年6月14日至2014年4月13日期间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29600元；2.澳顺公司协助黄慧怡办理黄慧怡档案迁移所需文件及提供离职证明；3.澳顺公司向黄慧怡支付2013年5月14日至2014年10月17日期间的提成工资138648元。九、仲裁结果：珠海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珠劳人仲案字（2015）96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如下：1.澳顺公司于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为黄慧怡开具离职证明，并协助办理相关档案的转移手续；2.澳顺公司自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黄慧怡支付在职期间的业务提成8万元；3.澳顺公司自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黄慧怡支付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5月13日期间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13308.33元；4.驳回黄慧怡其他仲裁请求。十、本案澳顺公司的诉讼请求：1.澳顺公司无需协助黄慧怡办理档案迁移所需文件及提供离职证明；2.澳顺公司不支付黄慧怡在职期间的业务提成8万元；3.澳顺公司不支付黄慧怡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5月13日期间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13308.33元；4.本案诉讼费由黄慧怡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一、关于澳顺公司是否需要协助黄慧怡办理档案迁移所需文件及提供离职证明。庭审中，黄慧怡主张其档案虽然在人才交流中心，但澳顺公司不给黄慧怡盖章确认，故黄慧怡无法办理档案迁移手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在十五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手续。故，黄慧怡要求澳顺公司协助办理档案迁移所需文件及提供离职证明，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澳顺公司应当协助黄慧怡办理档案迁移所需文件及提供离职证明。
二、关于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综合分析澳顺公司、黄慧怡向原审法院提交的《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毕业研究生就业协议书》，澳顺公司持有的协议书为第一联手写联，而黄慧怡持有的协议书为复写联，且澳顺公司对黄慧怡持有的复写联上澳顺公司的盖章不持异议，故原审法院认为，手写联有填写内容，复写联没有填写内容不符合常理，签订协议当时协议书中关于岗位、服务期、试用期、工资待遇的填写应当是空白，其内容为澳顺公司在协议签订后再自行补充的可能性较高，双方签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毕业研究生就业协议书》并未对岗位、服务期、试用期、工资待遇作书面约定，该协议书不具备书面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不是书面劳动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黄慧怡入职时间为2013年5月14日，澳顺公司应自2013年6月14日起向黄慧怡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黄慧怡提起劳动仲裁的时间为2015年1月16日，黄慧怡主张的2014年1月以前二倍工资差额已经超过1年法定仲裁时效，且黄慧怡未向原审法院提交证据证明存在时效中断或中止的情形，故，原审法院对于黄慧怡关于2013年6月14日至2013年12月的二倍工资差额不予支持。对于黄慧怡2014年1月至2014年4月13日的二倍工资差额，因黄慧怡每月实发工资中含有人民币400元的社保补助，该社保补助依法不应列入二倍工资差额，故，澳顺公司应支付黄慧怡二倍工资差额为2300＋2300＋2850＋2850=10300元。
三、关于提成。对于黄慧怡应享有的提成，双方争议焦点在于黄慧怡是否需要完成600万元业务额才能享有提成。澳顺公司对黄慧怡提交的《员工手册》不予认可，黄慧怡对于澳顺公司提交的《人事管理制度》、《外贸业务员计奖细则》也不予认可，认为《人事管理制度》第二页为事后伪造，《外贸业务员计奖细则》为本案仲裁后伪造。对于澳顺公司的2013年1月15日、2013年5月22日会议记录签到表，黄慧怡表示签名时，该签到表会议议题及内容纪要是空白的，应是后面补上。黄慧怡申请证人陈某甲、陈某乙出庭作证，证人均为业务员，其陈述黄慧怡在职时，不清楚澳顺公司有完成600万元业务额才有提成的规定，证人陈某甲作证时陈述其签订劳动合同的时间是2014年10月份，之前未签订劳动合同，在2014年10月份签订劳动合同时澳顺公司负责人才向其提到必须达到业务量600万元才有提成的规定。同时，黄慧怡向原审法院提交录音资料两份，一份系黄慧怡与澳顺公司质量部负责人谭提吉的通话，谭提吉在通话中当黄慧怡提到“真的，我没想到你居然会帮他写那六百万，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时，其说“哎呀，这，这不是我写的，哎呀，这，这是他，他让我抄的，怎么搞这事情…”另一份录音资料系黄慧怡与澳顺公司副经理吴桂林的通话，吴桂林在黄慧怡提到“我都可以拿到8万的利润的提成”时，说“这个数应该是准确的，可以这么讲”。而澳顺公司申请证人孙某出庭作证，证人则陈述外贸业务员的计奖标准是必须完成个人外贸销售全年达到600万元以上，超额部分的净利润才能提成。综合分析证人证言，澳顺公司、黄慧怡提交的证据以及庭审陈述，原审法院认为，首先，澳顺公司申请的证人孙某为其副总经理，与澳顺公司具有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的证明力低于黄慧怡申请的证人陈某甲、陈某乙的证言的证明力，且证人陈某甲、陈某乙的证言与黄慧怡提交的两份录音资料能相互印证，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其次，如澳顺公司有个人外贸销售全年达到600万元以上，超额部分的净利润才能提成的规定，这是澳顺公司非常有利的证据，澳顺公司在仲裁阶段没有提供不符合常理。再次，澳顺公司在仲裁阶段、原审法院第一次庭审过程均坚决否认黄慧怡的工作为业务员，在调查深入有证据支持黄慧怡工作岗位为业务员后，澳顺公司主张的侧重点才转向黄慧怡业务量没有达到600万元的问题，澳顺公司前后观点矛盾，其诚信值得怀疑。故，原审法院对于澳顺公司关于外贸业务员业务量须达到600万元才有提成，黄慧怡的业务量达不到600万元所以没有提成的主张不予认可。
对于黄慧怡的业务量，黄慧怡向原审法院提交与客户签订的合同，据以主张其业务量大概529万元，但因黄慧怡提交的合同均为复印件，原审法院无法通过鉴定签名的真实性从而确定合同的真假，且澳顺公司坚持否认该合同的真实存在，故原审法院不认可黄慧怡关于其业务量为529万元的主张。因业务员的业务量以及完成销售任务所产生的利润额属于澳顺公司掌握管理的证据，澳顺公司按照法律规定应向原审法院提供。澳顺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供的黄慧怡的业务统计数额为2507290元，但该统计数额并未向黄慧怡通报过，未得到黄慧怡的签名确认。同时，澳顺公司没有向原审法院提供黄慧怡完成销售任务所产生的利润额，澳顺公司没有尽到举证义务，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澳顺公司的副经理吴桂林作为公司分管外贸和内贸的负责人，其在录音资料中对黄慧怡谈到的“8万的利润的提成”予以承认，原审法院予以认定。故，澳顺公司应向黄慧怡支付提成80000元。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如下：一、珠海市澳顺医药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协助黄慧怡办理档案迁移所需文件及提供离职证明；二、珠海市澳顺医药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黄慧怡支付2014年1月至2014年4月13日二倍工资差额人民币10300元；三、珠海市澳顺医药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黄慧怡支付业务提成人民币80000元。四、驳回珠海市澳顺医药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澳顺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珠海市澳顺医药有限公司负担。
一审判决后，澳顺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二、三项，并依法改判澳顺公司无须向黄慧怡支付两倍工资差额人民币10300元及业务提成人民币80000元；2.判令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黄慧怡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采信黄慧怡持有的《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毕业研究生就业协议书》，从而认定协议书内容不具备劳动合同书的必备条款，不是书面劳动合同，进而判决澳顺公司支付两倍工资人民币10300元，系事实认定错误，应当依法改判。综合对比澳顺公司与黄慧怡各自提交的《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毕业研究生就业协议书》可知，澳顺公司持有的为第一联手写联，黄慧怡持有的为第二联复写联，双方提交的协议书格式均相同，内容略有不同，其不同之处，除一审判决中表述的“澳顺公司持有的协议对岗位、服务期、试用期、工资均有约定，黄慧怡持有的协议的前述内容为空白”外，还存在其他的不同之处，澳顺公司提交的手写联协议书除有澳顺公司、珠海市人才交流中心及鉴证方广州中医药大学学生就业指导中心、广州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盖章之外，还有上述各单位的经办人签名及日期，同时还有黄慧怡亲笔签名，而黄慧怡提交的第二联手写板缺少各单位的经办人签名及日期，也没有黄慧怡的签名。由此，对比双方提交的《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毕业研究生就业协议书》内容可清楚地印证，澳顺公司提交的协议书对黄慧怡的岗位、服务期、试用期、工资等具体内容均进行了具体约定，有协议各方的盖章及经办人签字，且有黄慧怡的亲笔签名（黄慧怡在仲裁、一审中均认可该签名的真实性），完全具备劳动合同的性质，属于书面劳动合同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一审法院在审查该协议书时，完全忽视该内容导致认定错误。关于协议书第三项内容的填写时间，澳顺公司的协议经办人孙某在一审中予以了出庭作证，其证实第三项内容系当时2013年5月填写，该协议系黄慧怡5月底拿过来给澳顺公司盖章的，合同中鉴证方等其他单位的盖章签字等手续也均是黄慧怡办理操作的，同时孙某还对签订协议当时的情况做出了合理的说明。但令人遗憾地是，一审法院在庭审中，不但未要求协议的签订过程具体经办的黄慧怡对第三项内容空白原因做出合理解释，还在黄慧怡未对第三项内容填写时间申请司法鉴定的情况下，就以盖然性的推论认定第三项内容系澳顺公司自行补充填写，属没有全面审查本案事实，系事实认识不清，同时也是完全偏袒黄慧怡的体现。另从该协议的履行情况开看，本案的证据工资表、工牌均可充分地证实，黄慧怡的工作岗位及工资情况均与协议第三项内容基本吻合，由此可见，黄慧怡在澳顺公司工作期间的均是完全按照《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毕业研究生就业协议书》内容履行。综上，澳顺公司认为，本案的证据可充分地证实双方签订《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毕业研究生就业协议书》完全具备劳动合同的性质，属于书面劳动合同，一审法院在未查清案件事实的情况，以盖然性的推论认定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系事实认定错误，应当依法改判。另一审法院按照黄慧怡2014年1月及4月两个整月的工资计算二倍工资差额是错误的，其判决“澳顺公司支付黄慧怡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月16日的二倍工资差额及2014年4月14日至2014年4月30日的二倍工资差额”是超范围审理。黄慧怡仲裁申请书的第一项申请事项主张“2013年6月14日至2014年4月13日期间的双倍工资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27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黄慧怡2015年1月16日才申请劳动仲裁，故黄慧怡关于2014年1月17日前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赔偿金的请求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仲裁时效”，故澳顺公司不需支付黄慧怡2014年1月17日前的二倍工资差额及2014年4月13日后的二倍工资差额，但一审判决“澳顺公司支付黄慧怡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月16日的二倍工资差额及2014年4月14日至2014年4月30日的二倍工资差额”是超范围审理，是错误的。因此，澳顺公司认为，黄慧怡关于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赔偿金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且已超过仲裁时效，一审法院超范围审理，请求二审法院予以驳回。二、对于黄慧怡提成，澳顺公司认为本案的焦点在于黄慧怡是否需要完成600万业务量才能享有提成，及录音中提到的8万元能否作为利润提成依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判决有失公允，请二审法院依法改判。1.澳顺公司认为，本案澳顺公司提交的《人事管理制度》、《外贸业务员计奖细则》、《2013年5月22日的会议记录》等证据均可充分地证实黄慧怡的业务量需达到600万才有提成等事实，黄慧怡的抗辩理由及一审法院对上述事实及证据的认定完全与事实不相符。澳顺公司认为，黄慧怡主张《人事管理制度》系并非入职时签订，且第2页页码与最后一页页码不相同系伪造的等抗辩理由完全站不住脚的。在本案中，澳顺公司除提交了黄慧怡的《人事管理制度》之外，还提交了黄慧怡的证人陈某甲、陈某丙的《人事管理制度》，其三人的《人事管理制度》的版本格式（包括页码的编排格式）均完全一样，均有上述三人的签名，且证人在庭审中也承认在入职时签订了《人事管理制度》，由此可见，澳顺公司在新员工入职时均有统一要求签订了《人事管理制度》，本案的黄慧怡在入职时是有签订《人事管理制度》的。根据该制度的第2页内容可清楚证实“外贸业务员个人任务全年出口销售600万元。任务外超额部分才能计奖，细则另文”，据此，澳顺公司认为，该制度规定至少可证实如下事实：（1）澳顺公司对外贸业务员有达到600万元才成计提成的规定，黄慧怡是知晓的；（2）在黄慧怡于2013年5月13日签订该《人事管理制度》时，澳顺公司已存在《外贸业务员计奖细则》，黄慧怡辩称该制度系澳顺公司于本案仲裁后伪造并非客观真实，完全属狡辩；（3）证人陈某甲、陈某丙在庭审中的证言并非客观真实，《人事管理制度》可清楚显示陈某甲、陈某丙在入职时予以了签名确认，也是完全知晓外贸业务员有达到600万元才成计提成的规定。其次，黄慧怡主张第2页系伪造的抗辩理由完全站不住脚，该《人事管理制度》虽然1、2页码与3、4、5页页码编排格式不相同，但与后面的页码编排格式是完全相同，同时在《人事管理制度》右上角加盖有澳顺公司的骑缝章，比对骑缝章可发现5张纸的《人事管理制度》骑缝章均是完整的，没有中间换页的情形。另关于《外贸业务员计奖细则》、《2013年5月22日的会议记录》等证据，证人孙某在一审庭审中已清楚地证实被告参加了2013年5月22日的会议记录并亲笔签名，且《外贸业务员计奖细则》除张贴公告栏公示过之外，在会议上还宣读了《外贸业务员计奖细则》内容。同时黄慧怡亲笔签名的当页内容显示外贸业务员有达到600万元才成计提成的规定，澳顺公司认为，黄慧怡在承认该签名的真实性的同时否认会议内容的做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与事实完全不相符，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2.澳顺公司认为，录音中黄慧怡提到的8万元不能视为吴桂林的承认，也不能否作为利润提成依据。首先，对于该份录音，黄慧怡至始至终均未提交原件予以核对，同时澳顺公司及吴桂林在一审的庭审中均对该录音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也不予认可录音内容，其认为该录音系黄慧怡经过删除、剪辑、拼凑等手段合成的，并向法院提交了司法鉴定申请，但一审法院在既未核对原件又未对录音予以司法鉴定的情况擅自采信该录音的内容，完全系事实错误的，违背了居中原则，请二审法院予以纠正。其次，本案无任何证据黄慧怡录音中提到的8万元提成的计算依据。根据黄慧怡《劳动争议冲裁申请表》第2页“提成是完成销售任务后所产生的利润中暂定提取20%”的陈述可知，外贸业务员肯定是存在销售任务，且在完成销售后存在利润的前提下才有提成。在本案中，黄慧怡没有提供任何有效的证据佐证其主张的8万元提成如何计算得出，且黄慧怡提交的销售合同均为复印件，无真实合同原件做司法鉴定，因此，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对于黄慧怡的业务量，吴桂林在录音中多次提及应以财务核算的为准。根据澳顺公司提交业务统计数额及证人张某的证言可清楚地证实，黄慧怡的年业务量未超过600万元，且公司财务利润为赤字，因此，黄慧怡的业务量就不符合提成条件，澳顺公司就无须向黄慧怡支付提成款。综上，基于上述的事实和理由，澳顺公司特向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请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改判，以维护澳顺公司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黄慧怡答辩称：一、澳顺公司应向支付黄慧怡二倍工资赔偿10300元。1.《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毕业研究生就业协议书》并不具备劳动合同的性质，该协议书第二条已明确规定：“乙方到甲方报到后，双方应按有关法律的规定，订立劳动合同，并办理有关招工手续，劳动合同订立后，本协议自动终止”；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也明确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2.澳顺公司称黄慧怡提供的《就业协议书》缺少各单位经办人签名及日期，情况不属实，与澳顺公司提交的证据情况不一致。3.澳顺公司提交的《就业协议书》为第一联手写联，而黄慧怡提交的为第四联复写联，显而易见，手写联在经黄慧怡签名后，其仍可改写；而复写联在经澳顺公司盖章后则无法再编写，并且澳顺公司对复写联上的盖章亦不持异议。4.证人孙某为澳顺公司的副总经理，也是公司股东之一，与本案有着直接的密切的利害关系，其证言可信度值得怀疑。5.所以可以确定黄慧怡提供的《就业协议书》是真实的，而澳顺公司提供的则是经过改动的，且该协议并不等于劳动合同，具体情况一审判决中已经说明得很清楚，澳顺公司应支付黄慧怡二倍工资赔偿10300元。二、澳顺公司支付黄慧怡在职期间的业务提成8万元。1.对于澳顺公司提交的带有黄慧怡及两位证人签名的《人事管理制度》与《外贸业务员计奖细则》（后分别以《制度》及《细则》简称），黄慧怡入职时并没有签过该《制度》，在职期间澳顺公司也从未进行过任何关于《细则》的会议或通知。根据证人陈某甲及陈某乙的证言，其对《细则》及“业务量需达到600万才有提成”在黄慧怡离职前是毫不知情的。而陈某甲证言中也称，澳顺公司是在黄慧怡离职后跟其签订劳动合同时才被告知“600万”。所以，黄慧怡有理由怀疑澳顺公司都是把其伪造的前两页含“600万”的内容加上有业务员签名的最后一页做成“新制度”，从而三人签的《制度》的版本格式是一样的，并且都是澳顺公司伪造的，对其三性均不认可。另，若此《制度》与《细则》是已成的事实，对于如此重要而有利的证据，澳顺公司在仲裁时却没有提出，在黄慧怡提交的录音中也是一字未提，反而对其核算出的8万提成表示赞同，并且只能以国家尚未退税为由拖延不给提成，从反面也证明此《制度》与《细则》均是澳顺公司伪造的证据。最后，黄慧怡提交的谭提吉的录音中也明确承认此600万的前提是澳顺公司要求其伪造的证据。2.关于骑缝章，黄慧怡在《制度》上签名后文件即交由澳顺公司保管，澳顺公司并没有在黄慧怡面前盖章，也没有像给证人陈某甲劳动合同一样一式两份澳顺公司与黄慧怡各存一份。所以澳顺公司的骑缝章如何盖，跟什么文件一起盖，黄慧怡是完全不知情。3.关于8万元提成的依据，黄慧怡在仲裁开庭前已上交，可见于《申请人在职期间的销售及利润明细表》，《申请人与客户订单的形式发票及合同》，《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关于提成分配的录音》，申请人入职时被申请人提供给申请人的唯一书面文件《员工手册》。4.上面已陈述过，证人孙某与本案有着直接的密切的利害关系，其证言的可信度是远远低于黄慧怡的两位证人的，黄慧怡认为一审法院的判决合法合理。5.黄慧怡在仲裁开庭前已经提交了录音光盘，从仲裁到如今的二审，双方开过三次庭，期间澳顺公司有多次机会可以要求对录音进行真实性鉴定，然而其一拖再拖，直到一审的第二次开庭时才要求作鉴定，对本案的进度造成了严重的延误，也对黄慧怡离职后的工作及生活造成了过长的困扰；并且经过仲裁及一审法院的公正处理及判决，录音与黄慧怡提交的证据，两位证人的证言至始至终都是与黄慧怡的陈述一致，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事实，恳请法院尽快给予本案一个公平公正的最终判决。6.另，对于一审法院判决中对黄慧怡陈述的“工作岗位：入职时为验收员，2013年10月份后为业务员”作出纠正，应为“入职时为外贸业务员，2014年4月兼任验收员”。（公司的金博药品电子监管系统直至2014年4月才出现黄慧怡的验收信息，在此前验收员为陈某乙兼任；且黄慧怡的几份邮件记录中最早的邮件为2014年7月25日；黄慧怡提供的《在职期间的销售及利润明细表》，最早的订单是2013年9月。所以并非2013年10后才为业务员）。其它项与黄慧怡在一审中提交的意见与一审法院的判决意见一致。因此，澳顺公司应支付黄慧怡在职期间的业务提成8万元。三、请求法院依法判令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由澳顺公司承担。一审法院已经对澳顺公司公正地依法作出了裁决，澳顺公司提供的《拟入职人员申请表》、《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毕业研究生就业协议书》、《人事管理制度》、《会议记录》及《外贸业务员计奖细则》均为伪造的重要证据，且证人孙某的证言也严重妨碍法院审理案件的正常程序，黄慧怡要求法院依法追究澳顺公司伪造重要证据及证言妨碍法院审理案件罪，且本案及一审的诉讼费应由澳顺公司承担。基于上述事实，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澳顺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维持原判。
二审中，澳顺公司提供以下证据：一、跟单明细账，出口发票、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各一份，与澳顺公司一审提交的黄慧怡在职期间的跟单明细表相吻合，不代表黄慧怡可以根据跟单上的利润计算提成，出口退税后才可以反映企业的利润；即使按照黄慧怡参与的业务统计，销售利润才6千元，业务提成不可能达到8万元；对比黄慧怡一审时提交的两份证据，可以看出黄慧怡在录音中主张8万元无依据，计算方式错误，没有扣除成本及开支，包括录音中黄慧怡本人附的一句话“不算毛利”，明细表中还存在欠款，且证据七及证据九没有原件，澳顺公司在仲裁及一审时也不认可，一审时也提交了对录音的司法鉴定申请，但一审法院没有采纳；二、利润表-
年报、资产负债表各一份，证明澳顺公司在2014年利润总额仅为201208元，截止到2013年12月是亏损的，2014年年末总体也是亏损的，一审法院认定的黄慧怡业务提成8万元无依据。一审提交的跟单明细可以反映2013年10月之后黄慧怡才转到外贸部，仅是学习阶段，没有跟单业务；三、情况说明及企业员工花名册，证明黄慧怡2014年度的工作岗位及不应领取提成的原因。
黄慧怡质证称以上证据均不是二审新证据，不应予以采纳。证据一仅反映黄慧怡极少部分的外贸跟单，一审黄慧怡提交的证据七第13-14项，19项都没有反映出来，且澳顺公司提供的仅是2014年的发票，并没有提供2013年的发票。一审中证人可以证明黄慧怡是2013年6月份入职，且2013年就已经有两份跟单业绩，扣除的费用是公司整体的费用，不是外贸部的费用；证据二反映的是整个公司的盈亏，不是外贸部的盈亏，黄慧怡一审提交的证据七可以说明外贸部的盈亏是有扣除费用的，对资产负债表的三性不予认可。黄慧怡一审提交的证据九中显示“不算毛利”是不计算进出口净利润的差额，并非不算任何费用；证据三，对于情况说明，吴桂林是澳顺公司最大股东，且吴桂林与吴锦辉为父子关系，吴桂林在录音中也从未提及过需要吴锦辉同意方能提成的问题。吴桂林在录音中没提及有600万任务，不存在黄慧怡举证不能的问题，其他质证意见均同答辩及庭审意见；对于企业员工花名册不认可。
本院经审查认为，证据一、二、三形成时间均早于一审辩论终结前，不属于二审新证据，证据一中的跟单明细账、证据三为澳顺公司单方制作，且仅有2014年的，证据一中的发票及证据二虽非澳顺公司自己制作，但仍是由其单方申报所致，黄慧怡均不认可，且澳顺公司亦无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作证，本案不予采纳作为二审认定事实的依据。
经审理查明，澳顺公司二审当庭核对黄慧怡所持有的《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毕业研究生就业协议书》，并认可其真实性。
本院对于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关于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问题。双方二审争议焦点主要在于《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毕业研究生就业协议书》是否具备书面劳动合同的性质以及双倍工资计算期限的问题。1.《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毕业研究生就业协议书》是否具备书面劳动合同的性质。澳顺公司二审当庭核对黄慧怡所持有的《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毕业研究生就业协议书》，并认可其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黄慧怡所持有的《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毕业研究生就业协议书》上未填写有关岗位、服务期、试用期、工资等内容，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劳动合同必备条款，不具有劳动合同的效力，澳顺公司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澳顺公司应向黄慧怡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关于计算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六条的规定，澳顺公司应自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次日向黄慧怡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至双方劳动关系解除之日。但因黄慧怡于2015年1月16日方提起劳动仲裁主张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其主张的2014年1月以前二倍工资差额已经超过1年法定仲裁时效，本院不予支持。因此，澳顺公司应自2014年1月16日至2014年4月13日向黄慧怡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因双方对工资标准并无异议，故本院据此计算澳顺公司应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的双倍工资差额为7611.67元［（2300÷30×16）＋2300＋2850＋（2850÷30×13）］。原审法院对此计算有误，本院予以纠正。
二、关于提成问题。提成问题是本案双方主要争议焦点之一，综合本案的事实和证据，结合双方诉辩意见，本院分析认定如下：第一，澳顺公司作为用人单位，与黄慧怡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其对黄慧怡的工作岗位、有关提成的规章制度等问题本应十分清楚并掌握相应证据材料，但正如一审法院所述，其在仲裁阶段、一审第一次庭审过程均举证证明黄慧怡工作岗位为验收员而非业务院，直到一审第二次开庭才认可黄慧怡是业务员并主张公司有外贸业务员须完成销售额600万元后对超额部分的净利润方能提成的规定，明显前后说法矛盾且不合常理；第二，澳顺公司申请证人孙某出庭作证表示黄慧怡录音时在场，对于黄慧怡提出的“你如何解释我方提交的录音中吴总没有提到600万可以提成的事？”，其回答：“因为黄慧怡根本没有达到目标，没有资格提成，所以不会提及。”但澳顺公司在一审及二审庭审及所提交的书面材料中均明确指出吴桂林在录音中有说要完成任务600万后才能计奖，是黄慧怡将录音删改了，上述说法明显不一致；第三，澳顺公司提交黄慧怡、陈某甲、陈某乙所签订的《人事管理制度》、2013年1月15日制定的《外贸业务员计奖细则》以及有黄慧怡、陈某乙签字的2013年5月22日的会议记录签到表，并申请其副总经理孙某出庭作证以证明黄慧怡知晓外贸业务员须完成销售额600万元后对超额部分的净利润方能提成的规定，但黄慧怡并不认可，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孙某与澳顺公司具有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的证明力低于陈某甲、陈某乙的证言，陈某甲、陈某乙均表示在黄慧怡离职前未听说过有此规定，且陈某乙当庭指出2013年5月22日的会议记录签到表并非其本人签名，经本院核对，该签名与陈某乙在劳动合同、《人事管理制度》及一审庭审笔录上的签名并不一致。其次，黄慧怡也提交与谭提吉的录音，谭提吉在录音中承认“是内容有些变更，有些更改”、“这不是我写的，是他让我抄的”等内容，虽然澳顺公司其后提交谭提吉写的情况说明表示会议记录是真实的，但谭提吉并未出庭作证，本院不予采信，且考虑到谭提吉仍在澳顺公司工作，具有利害关系，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录音的真实性要高于其后所作书面说明；最后，黄慧怡、陈某甲、陈某乙所签订的《人事管理制度》为订书机所装订，前一页正反两面与有签名的第三页版式明显不同不合常理，澳顺公司对此亦不能合理解释，其上诉主张从《人事管理制度》上所盖的骑缝章可见纸张没有替换，但黄慧怡不认可，主张签订时并未盖有骑缝章，本院认为，因《人事管理制度》均保管在澳顺公司处，故其完全有能力在其后予以修改，故不能以此主张《人事管理制度》没有没有修改。如上所述，澳顺公司对于黄慧怡知晓外贸业务员业务量须达到600万元才有提成的主张举证并不充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提成的金额。澳顺公司上诉主张其没有利润故不能提成，但因没有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有此规定，也无法证明已告知黄慧怡，故本院对此不予采纳。澳顺公司主张黄慧怡的业务统计数额为2507290元，因澳顺公司庭审中承认此前未告知黄慧怡业务量，黄慧怡也没有在财务统计的业务量上签名，澳顺公司亦未能提交其他证据佐证，本院不予采信。黄慧怡提交的录音中副经理吴桂林作为公司分管外贸和内贸的负责人，其在录音资料中对黄慧怡谈到的“8万的利润的提成”予以承认，澳顺公司虽上诉不认可录音，但其主要是认为黄慧怡删除了录音中吴桂林所述“要完成任务600万后才能计奖”等内容，并未否认录音中吴桂林的身份。且如本院所述，该主张与自称录音在场的孙某当庭作证所述并不一致，本院难以采信其主张录音不真实、有删改的意见，鉴于澳顺公司在一审第二次开庭才提出要求对录音进行鉴定，且亦无有效证据证明录音真实性存疑，本院对此不予准许。至于澳顺公司主张吴桂林非公司法人代表，其无权同意提成的上诉意见，本院认为，吴桂林作为公司分管外贸和内贸的负责人，其虽非法人代表，但因澳顺公司的提成制度主要针对外贸和内贸业务，故吴桂林应对黄慧怡的提成具有决定权。原审法院据此分析认定澳顺公司应向黄慧怡支付提成80000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实体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澳顺公司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对其有理部分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5）珠香法高民一初字第78号民事判决第一、三项；
二、变更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5）珠香法高民一初字第7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珠海市澳顺医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被告黄慧怡支付2014年1月16日至2014年4月13日二倍工资差额人民币7611.67元；
三、撤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5）珠香法高民一初字第78号民事判决第四项；
四、驳回珠海市澳顺医药有限公司的其他上诉请求。
如果珠海市澳顺医药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珠海市澳顺医药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珠海市澳顺医药有限公司负担8元，黄慧怡负担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灵
代理审判员 黄夏莉
代理审判员 黄汉源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陈宝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