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硚口民二初字第00836号
原告湖北多能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狮南路***号明泽丽湾高农大厦******室。
法定代表人郑耀华，该事务所执行主任。
委托代理人肖礼军、谢玉琪，该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
被告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住所地武汉市硚口区武胜路泰合广场34-35楼。
负责人刘波，该办事处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田才斌，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律师（一般授权）。
原告湖北多能律师事务所与被告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东方资产武汉办事处）委托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9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姚伏担任审判长和人民陪审员唐超、黎灿参加的合议庭，于2015年10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湖北多能律师事务所的委托代理人肖礼军、谢玉琪，被告东方资产武汉办事处的委托代理人田才斌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湖北多能律师事务所诉称，2005年7月，被告与中国工商银行荆州市分行解放路支行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受让了该行对湖北九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荆州市九龙机电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龙机电公司）的1720万元不良债权。为实现债权，原、被告双方于2010年8月5日以格式化版本签订《风险代理协议》（第一份），约定被告委托原告指派律师担任其该案诉讼及执行程序的代理人，协议第六条规定“协议有效期为12个月，期满后协议自动解除，并按解除协议之日前乙方（原告）实际回收的现金清算代理费，结束委托代理关系。如乙方不存在消极履行或者其他违约行为，双方可续约”；同时约定被告按收回金额扣除费用后差额的15%，于现金到账的五个工作日内向原告支付代理费。合同签订后，原告指派律师积极准备诉讼材料向荆州中院对九龙机电公司等单位提起诉讼，2011年4月14日，该院以（2010）鄂荆中民四初字第022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九龙机电公司向被告偿付借款本金330万元及从2002年12月31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一审宣判后，被告和九龙机电公司均向湖北高院提出上诉，2011年8月16日，双方签订第二份《风险代理协议》，约定代理范围为二审诉讼及执行程序，但同样规定了“协议有效期为12个月”的格式条款，其他内容与第一份《风险代理协议》相同。湖北高院于2011年12月20日以（2011）鄂民二终字第46号民事判决维持了原判。后原告指派律师代理被告向一审法院申请执行，在一审法院积极执行的同时，九龙机电公司向最高法院提出了再审申请，最高法院于2012年2月29日作出（2012）民申字第00236号《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受理通知书》，由于情况紧急，被告在没有同原告签订再审代理合同的情况下，直接向最高法院出具了对原告执业律师朱正义的授权委托书，委托该律师代理再审诉讼，朱律师认真履行代理职责，使九龙机电公司撤回了再审申请，2012年7月24日，最高法院作出准许九龙机电公司撤回再审申请的（2012）民申字第236号民事裁定。正当一审法院准备实施执行措施时，最高法院基于九龙机电公司的再次申请，于2012年8月24日作出（2012）民申字第00236—1号《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受理通知书》，但被告一改过去的做法，采取重新招标的方式来确定再审代理人，原告虽然也在招标邀请之列，并按要求报送了投标资料，但被告却不顾原告指派律师经过代理一审、二审，对案件事实和涉及的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案件症结了如指掌，而其他律所和律师对本案一无所知并且连案件证据材料都没有等实际情况，盲目确定由北京某所代理再审，结果导致最高法院于2012年12月26日以（2012）民申字第00236-1号民事裁定，指令湖北高院对所涉案件再审并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在最高法院尚未送达（2012）民申字第00236-1号民事裁定之前，被告于2012年9月11日同原告签订了第三份《风险代理协议》，与前面两份协议相衔接，该协议约定的代理范围为执行程序，协议仍然不容协商地规定了“协议有效期为12个月”的格式条款。代理报酬及结算方式等其他内容与第一份《风险代理协议》相同，并且协议第八条（协议书上为第七条）第1款明确约定，“债务人与甲方（被告）进行调解或达成和解，包括但不限于诉讼、执行中和解以及其他和解等情形，且债务人自动履行还款义务的，乙方（原告）代理费应以本协议第四条之约定费率（15%）标准支付”，从该条款看，被告的给付义务并未限定在协议的所谓有效期内。第三份《风险代理协议》将到期时，原告指派律师多次要求被告对协议予以再签，被告均以案件处于中止执行期间无需续签为由而婉拒，但承诺一旦案件有了结果，执行肯定委托原告继续代理，原告一直等待着再审的判决结果。在此期间，原告指派律师保持与被告的联系，得到的答复总是尚无结果，直到2013年11月25日与被告负责法律事务的部门领导电话联系，才得知案件已经以九龙机电公司向被告给付300万元达成和解。当原告要求结算代理报酬时，被告却为以执行程序的《风险代理协议》已经不在有效期内为由所拒绝。
原告认为诉讼或执行代理应当是以完成特定诉讼或执行事务为目的的专项代理，且案件的审理、执行时间不是原告所能控制，因此，协议对诉讼或执行代理约定12个月的有效期明显缺乏合理性；而一旦在12个月内执行无果，是否续签协议又完全取决于被告，若被告不予续签，则原告所有合同利益便被全部排除，如此显然有违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即便按照《风险代理协议》的约定，只要原告不存在消极履行行为或者其他违约行为，双方协商后也是可以续签协议的。本案中，三份《风险代理协议》在时间上都并非无缝对接，而是在超过前次协议的所谓有效期后予以重新签订，反而是根据代理案件的进展，每一份协议在代理程序上相互衔接，这既反映出原告在履行历次《风险代理协议》时不存在消极行为或者其他违约行为，又充分体现出双方在历次签订《风险代理协议》时都是以完成所涉诉讼或执行代理事务为终极目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中的“有效期”只是被告的内部操作规范，一旦在12个月的所谓有效期内不能完成代理事务，《风险代理协议》便应当予以再次签订；而就最后一份执行程序的《风险代理协议》而言，一审法院已经作出了执行裁定，只是因为最高法院裁定再审并中止执行，方导致执行停滞，显然不能认为原告在该协议履行中有任何消极行为或违约行为；同时，《风险代理协议》第八条第1款作为特殊清算条款，依此约定，被告给付代理费的义务并未限定在协议有效期内，与协议的所谓“有效期”明显冲突；所涉案件虽经最高法院裁定再审，但导致再审的原因显然与被告对代理人的选定不当有直接关系。且再审也并未作出不利于被告的再审判决，只是因为被告以为再审为由拖过了与原告所签《风险代理协议》的有效期，在规避支付原告代理报酬的情况下，以300万元的价格与九龙机电公司达成和解；而九龙机电公司并不缺乏执行能力，按照《风险代理协议》的约定，原告可以实现的代理报酬应当超过80万元；双方所签协议虽为风险代理，但风险的范畴只应当是案件能否胜诉或者能否执行等非主观因素所能左右的客观结果，现被告对《风险代理协议》强行规定12个月有效期格式条款的情况下，当所涉案件进入再审、执行被中止后，既不同原告续签执行程序的《风险代理协议》，又恰好在拖过《风险代理协议》的有效期后再与九龙机电和解，其行为根本背离了公平和诚实信用的民法原则；被告与九龙机电在再审中和解，原判决并未撤销，而原判决是原告的工作成果，在此情况下，被告仅以与原告所签《风险代理协议》超过了所谓有效期为由拒绝给付代理报酬，显然不能成立。因此，根据《风险代理协议》第八条第1款的约定，原告认为被告应当按300万元的15%给付原告代理费45万元及相应利息。遂起诉至本院，请求：1、确认原、被告分别于2010年8月5日、2011年8月16日、2012年9月11日签订的《风险代理协议》中关于“协议有效期限”的格式条款无效；2、判令被告给付原告代理费45万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支付自2013年11月19日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湖北多能律师事务所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1、原告执业许可证一份；2、原告组织机构代码证一份。证明原告诉讼主体适格。
第二组证据：3、被告《营业执照》一份；4、被告《金融许可证》一份。证明被告诉讼主体资格。
第三组证据：
5、2010年8月5日签订《风险代理协议》一份。证明：双方就被告委托原告指派朱正义律师代理其与九龙机电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签订了诉讼及执行程序的《风险代理协议》，并对协议的有效期，代理费的支付标准、时间，清算等进行了约定。
6、被告给原告指派律师出具的《授权书》一份。证明双方的委托代理关系。
7、查询费发票6张。证明原告履行协议花费查询费1820元。
8、原告代理被告一审诉讼的证据清单一份。证明案情复杂，一审代理工作量巨大。
9、原告指派律师代写的一审诉状一份。证明一审请求的标的额等。
10、（2010）鄂荆中民四初字第022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1）案情复杂，一审代理工作量巨大；（2）之所以对被告的部分请求不予支持，是因为被告在九龙集团公司（吸收合并了九龙实业有限公司）的破产案件中申报了债权并以清偿为零；（3）第一项判令九龙机电公司向被告偿付借款本金330万元，同时偿付2002年12月31日至2003年12月30日借款期限内利息210276元，以及2003年12月31日至实际给付之日以本金330万元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算的逾期利息，同时决定被告分摊一审诉讼费165596元；（4）九龙机电公司等关联公司对关键证据有做假，九龙集团公司吸收合并九龙实业公司不合法；（5）一审判决对九龙机电公司有所偏袒；（6）被告将关键证据遗失，对诉讼造成影响。
11、《申请司法鉴定书》一份。证明九龙机电公司等关联公司对关键证据做假，而被告将关键证据遗失，对诉讼造成影响。
12、被告出具的《关于有关鉴定的承诺》一份。证明九龙机电公司等关联公司对关键证据做假，而被告将关键证据遗失，对诉讼造成影响。
13、原告指派律师《代理工作报告》一份。证明：（1）原告认真履行代理职责；（2）九龙机电公司等关联公司对关键证据做假，而被告却缺失了关键证据；（3）一审对九龙机电公司有偏袒；（4）原告指派律师准确预测了一审结果。
第四组证据：
14、2011年8月16日的《风险代理协议》一份。证明双方续签了涵盖二审及执行的《风险代理协议》，协议中载有“协议有效期为12个月”的格式条款（第五条），其他内容与第一份协议相同。
15、原告指派律师代被告草拟的上诉状一份。证明了原告履行第二份代理协议。
16、（2011）鄂民二终字第46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原告履行了第二份《风险代理协议》，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
17、原告指派律师的二审《代理词》一份。证明原告认真履行第二份《风险代理协议》，被告的上诉本身是有道理的，被告应当提出上诉。
18、原告指派律师代被告草拟的《执行申请书》一份。证明原告履行第二份代理协议。
19、被告给原告指派律师出具的执行《授权书》一份。证明双方就执行而成立的委托代理关系。
20、（2012）鄂荆州中执字第19号《执行通知书》一份。证明荆州中院于2012年4月17日立案执行，并于2012年4月23日向九龙机电公司发出执行通知。
21、（2012）鄂荆州中执字第19号《执行裁定书》一份。证明荆州中院于2012年5月10日作出了强制执行的裁定，裁定执行的数额为5642985元。
第五组证据：
22、九龙机电公司第一次《民事再审申请书》一份。证明九龙机电公司第一次申请再审及其申请理由。
23、（2012）民申字第00236号《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受理通知书》一份。证明最高法院就九龙机电公司第一次申请再审立案审查，九龙机电公司利用该文书要求荆州市领导干预执行。
24、原告指派律师代理被告该次再审向最高法院提交的《民事再审答辩书》一份。证明被告委托原告指派律师就九龙机电第一次申请再审代理被告进行了再审诉讼，九龙机电公司的再审申请理由不成立。
25、（2012）民申字第00236号《民事裁定书》一份。证明：（1）被告委托原告指派律师就九龙机电公司第一次申请再审代理被告进行了再审诉讼，九龙机电公司因再审理由是不成立而撤回了再审申请，最高法院裁定准许。
26、九龙机电公司第二次《民事再审申请书》一份。证明九龙机电公司第二次申请再审理由与第一次并无本质区别。
27、（2012）民申字第00236—1号《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受理通知书》一份。证明最高法院基于九龙机电公司第二次再审申请于2012年8月24日再再次立案审查。
28、被告就九龙机电公司第二次申请再审发送给原告的投标《邀请函》一份。证明被告就九龙机电公司第二次申请再审采取了招标代理。
29、原告应邀向被告投送的《投标函》一份。证明原告向被告投送了《投标函》，被告选择其他对案件一无所知的律所和律师代理其再审诉讼没有合理性。
30、（2012）民申字第00236—1号《民事裁定书》一份。证明：（1）被告选择了对案件一无所知并且连证据都没有的北京某所律师代理再审诉讼；（2）结果被最高法院裁定再审并中止执行；（3）被告选择不同律所和律师代理，结果迥异。
第六组证据：
31、2012年9月11日的《风险代理协议》一份。证明双方就九龙机电公司案件签订了执行程序的《风险代理协议》，对协议的有效期、代理费的支付标准、时间及清算进行了约定，其中清算条款中约定了支付代理费的义务没有限定在协议有效期内。
32、被告就代理执行给原告指派律师出具的《授权书》一份。证明被告对原告指派律师代理执行的授权期限截止于2013年9月10日。
33、被告与九龙机电公司在再审中达成的（2013）鄂民监三再字第5号《民事调解书》一份。证明：（1）在原告与被告第三份《风险代理协议》“有效期”内，所涉案件的再审仍未结案，执行一直处于中止状态；（2）被告同九龙机电公司以300万元达成了和解，使得被告委托原告代理的案件丧失了执行程序；调解书明确规定，九龙机电公司若不按期给付300万元，则按（2011）鄂民终字第46号民事判决主文执行，说明再审维持原判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34、九龙机电公司向被告给付300万元元的付款凭证二份。证明九龙机电公司自动履行和解协议，于2013年11月14日向被告给付了300万元。
35、被告财务收据一张。证明九龙机电公司自动履行和解协议，于2013年11月14日向被告给付了300万元。
36、被告与九龙机电公司等借款纠纷案的二审调解笔录一份。证明九龙机电公司在二审时只愿意出100万元与被告和解，而再审中反而以300万元同被告和解，说明九龙机电公司对赢得再审并无信心，再审维持原判的可能性完全存在。
37、被告就对松滋市财政局的诉讼和执行与原告签订的《风险代理协议》一份。证明该协议有效期也为12个月，“12个月有效期”是被告《风险代理协议》的格式条款。
被告东方资产武汉办事处辩称，一、双方分别于2010年8月5日、2011年8月16日、2012年9月11日签订的三份风险代理协议中关于协议有效期限条款合法有效；二、所有风险代理协议均是以原告代理过程中实现现金回收为条件支付代理费，而非以原告完成诉讼事务为付费条件；三、被告的现金回收发生在第三份风险代理协议履行期限届满之后，原告主张享有合同利益无任何事实依据。
被告东方资产武汉办事处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第一组证据：被告营业执照副本、金融许可证。证明被告诉讼主体适格。
第二组证据：
证据一、1、原告关于续签九龙机电公司借款纠纷案风险代理协议的报告一份；2、被告业务部门的中介机构需求函一份、被告风险管理部的选定中介机构通知书一份。证明被告于第一份风险代理协议到期之前（2011年8月4日之前）向原告提出了续签协议的申请及续签理由。被告基于原告的续签申请，经内部专门机构评议，并报总经理批准，同意与原告续签风险代理协议。
证据二、1、原告关于续签九龙公司借款纠纷案风险代理协议的报告一份；2、被告业务部门的中介机构需求函一份、被告风险管理部的选定中介机构通知书一份。证明被告于第二份风险代理协议到期之前（2012年9月15日之前）向原告提出了续签协议的申请及续签理由。证明被告基于原告的续签申请，经内部专门机构评议，并报总经理批准，同意与原告续签风险代理协议。
结合证据一、证据二还证明：第三份风险代理协议（2012年9月11日至2013年9月10日）没有续签的原因是由于原告没有在第三份协议到期之前（2013年9月10日之前）向被告提出续签协议申请所致。
第三组证据：
证据一、被告分别向原告、北京安和利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同律师事务所发送“邀请函”各一份。证明上述三所应向被告提交主要包括清收方案、预计回收、代理费用等的竞聘文件，被告按照择优、代理费用事宜的原则选定律师事务所代理。
证据二、原告、北京安和利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同律师事务所向被告提交的竞聘文件中的代理方案。证明上述律师事务所均对该案再审依据事实和法律提出了非常细致的代理方案；原告提出的代理费率为：代理再审的费率为15%，加上被告给予其执行过程中的代理费率15%，共计费率30%。待该案执行完结后，按执行回收金额的30%支付代理费；北京安和利律师事务所代理再审的律师费用为50万元；北京市天同律师事务所代理再审的律师费用为90万元。
经庭审质证，被告东方资产武汉办事处对原告所有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据10证明目的中的第6项有异议，认为其表述不准确，应表述为被告从工商银行受让债权的移交资料中没有该项证据。对证据13第2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其表述不准确，应当表述为被告从工商银行受让债权的移交资料中没有该项证据。对证据25第2项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最高法院裁决书表明九龙机电公司因与本案被告协商和解而申请撤回了再审申请。对证据29第2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单凭投票函反映的内容与证明目的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只能证明原告向被告发送了投票函。对证据30第1项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最高法院民事裁定书不可能对代理律师是否知晓案情、有无证据作出评判，其证明目的完全是原告的主观臆断，对其第3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只能证明第一次申请再审和第二次申请再审的结果不同，不能证明两次申请再审结果不同的原因是由于代理律师的不同，其证明目的无限放大了代理律师在案件审判中的作用。对证据31第4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任何协议中的条款不可能独立于协议之外单独存在，既然协议约定的期限为12个月，该条款亦受有效期限的限制。对证据33第3项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被告与九龙机电公司和解必然会导致执行程序的终结，但被告是对自己权利的依法处置，不必为此为他人承担法律责任，被告与九龙机电公司和解时原告已不再是被告委托程序的代理人，与被告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对该证据的第4项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证明目的具有不确定性，再审维持原判的可能性存在，撤销原判、改判的可能性也存在。对证据36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再审具有不确定性，再审维持原判的可能性存在，撤销原判、改判的可能性也存在。对其他证据的证明目的均无异议。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其第一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协议虽然是双方签订的，但是在签订之前双方有口头协议，约定合同快到期了同意续签则打报告，是双方先有口头沟通对方同意了才将续签申请和报告递交过去。且该组证据并不能证明第三份风险协议没有续签是因为原告没有打报告导致的，原告当时已经口头提出了申请，但是被告说在再审过程中，让我们等一下，所以书面报告才没有打过去。对第三组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被告关于第二次再审选定律师事务所的时候，原告当时提交的方案并非像被告说的因为代理费过高，这个案件经过两次再审申请，原告律师也参与了其中的过程，根据报价方案，不能证明被告是按照择优原则选定的律师事务所，相反证明原告报价是最低的。按照择优原则，原告参与了一审二审再审，应当是最有优势的。
经审核，本院对原、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采信，对其证明目的本院将综合全案事实予以评判。
经审理查明，被告于2005年7月与中国工商银行荆州市解放路支行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受让该行对湖北九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九龙机电公司等单位的1720万元不良债权，为实现债权，原、被告双方于2010年8月5日签订《风险代理协议》（第一份），约定被告（甲方）委托原告（乙方）代理该不良债权案件的诉讼及执行事宜，代理方式为风险代理，代理费用及支付方式协议第四条约定：1、律师费用：（1）甲乙双方根据“无效果、无报酬”的原则，确定乙方的律师费用。（2）、甲方同意根据以下规定向乙方支付代理费用：扣除费用后、按照实际收回现金的15%计算并支付乙方代理费用。（3）、乙方未能实际回收任何资产，除非双方另有协议，甲方不负担任何费用。2、乙方实际代理收回的现金计入甲方账户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由甲方根据本条第1款的规定支付乙方律师代理费。合同有效期为12个月，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期满后，本协议自动解除，并按解除协议之日前乙方实际回收的现金清算代理费，结束委托代理关系。如乙方不存在消极履行或者其他违约行为，双方应续签本合同。协议第七条（1）约定：债务人及／或担保人与甲方进行调解或达成和解，包括但不限于诉讼、执行中和解以及其他和解等情形，且债务人及／或担保人自动履行还款义务的，乙方代理费应按照本协议第四条之约定费率标准支付。
2010年8月9日，被告向原告单位律师朱正义出具有效期为一年的授权委托书并向原告预支诉讼费178558元，后朱正义律师准备诉讼材料代理被告就该纠纷向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下达（2010）鄂荆中民初字第022号判决书，判决九龙机电公司向被告偿付借款本金330万元及利息。九龙机电公司及被告不服一审判决，均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原告仍代理被告参与二审诉讼，在二审审理过程中，因原代理协议有效期将至，原告于2011年7月向被告提交关于续签风险代理协议的报告，该报告经被告审核通过后双方于2011年8月16日签订第二份《风险代理协议》，该协议内容除代理事项变更为二审诉讼和执行事宜及协议期满后经双方协商后可续约外，其他内容均与第一份协议一致。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就上诉案件经审理后于2011年12月20日作出（2011）鄂民二终字第46号判决书，维持一审判决。判决生效后，原告代理被告向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而九龙机电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2月29日作出（2012）民申字第00236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受理通知书。因第二份代理协议有效期将至，原告于2012年6月向被告提交关于增加投入（由以前的15%增加为30%）并申请续签协议的报告，该报告经被告内部审核后双方于2012年9月11日再行签订《风险代理协议》，该协议内容除代理事项变更为执行事宜外，其他内容均与第二份协议一致。
在案件再审过程中，申请人九龙机电公司于2012年7月以与被告协商为由撤回再审申请，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7月24日作出裁定准许九龙机电公司撤回再审申请的（2012）民申字第00236号民事裁定。后九龙机电公司又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8月作出（2012）民申字第00236-1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受理通知，此时，被告就该次再审向包括原告在内的三家律师事务所发出风险代理竞标邀请函，三家事务所就案情及代理费用等事项均向被告书面回函，其中原告的竞标方案中将再审案件的费率定为15%，北京市安和利律师事务所的代理费用为50万元，北京市天同律师事务所的代理费用为90万元。被告经筛选后最终与北京市安和利律师事务所签订风险代理协议。2012年1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2）民申字第00236-1民事裁定，指令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并中止原判决的执行。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主持再审案件的当事人调解并达成和解协议，并于2013年10月15日作出（2013）鄂民监三再字第5号民事调解书，主文为：九龙机电公司于2013年11月15日前向被告支付300万元，被告放弃其他诉讼请求，否则仍按照原判决执行。协议达成后九龙机电公司按约向被告支付案款人民币300万元。
原告认为三份协议的有效期均属于被告强加给原告的格式条款，应属无效，且按照协议第八条清算条款的约定，被告仍应当向其支付代理费，但在其要求结算代理费时，被告以执行程序的《风险代理协议》已经不在有效期内为由所拒绝，双方协商未果。原告遂起诉至本院，诉请如前。
本院认为，该案争议的焦点主要是：一、三份协议中关于12个月有效期的约定是否有效；二、协议中清算条款是否受12个月有效期的限制。
一、关于三份协议中12个月有效期的约定是否有效的问题
关于格式条款无效的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在具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五十三条规定的情形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属于无效条款。而本案中的三份协议是双方经协商达成的和议，没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五十三条规定的情形，另该案争议的三份协议所约定的代理方式为风险代理，为一种特殊委托诉讼代理，费用由代理人垫付，胜诉并在约定的时间内收回案款后将由委托人按15%的比例支付报酬，如果不能胜诉或未在约定的时间内收回案款，代理人无法得到任何回报，这对双方来说都存在一定的风险，原告作为专业的法律服务机构，相对委托人，具有明显的专业优势，对代理案件的审理、执行等风险有明显优于委托人的判断，双方约定风险相对较高、利益相对更高的风险代理，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不存在免除被告义务、加重原告责任、排除原告主要权利的情形。因此，原告诉称三份协议中12个月有效期条款无效的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协议中的清算条款是否受12个月有效期限制的问题
原告认为即使协议有效期已过，但只要被告收回所代理的案件案款，被告仍需向其支付代理费，理由为三份协议中清算条款中均约定：债务人及／或担保人与甲方进行调解或达成和解，包括但不限于诉讼、执行中和解以及其他和解等情形，且债务人及／或担保人自动履行还款义务的，乙方代理费应按照本协议第四条之约定费率标准支付。若该观点成立，即不管被告何时、通过何种方式收回债权，都要按协议约定的标准向原告支付代理费，协议有效期的约定将毫无意义，对原告而言所代理的案件也没有风险，风险代理已失去其真正意义，故本院认为，清算条款作为协议的组成部分，应受协议有效期的限制。
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三份风险代理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没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要求，内容合法、有效。当事人双方均应按照协议的内容履行各自的义务。原告虽诉称其在第三份协议到期前曾向被告口头申请过续签协议且经被告口头同意，但被告对此予以否认，原告亦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之规定，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在协议的有效期内原告虽尽职尽责地履行代理事务，取得了部分成果，且为此付出了一定的人力、财力，但因其未在协议约定的时间内完成款项的回收义务，应当承担风险协议中约定的“无效果、无报酬”后果。
综上，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六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湖北多能律师事务所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8726元，由原告湖北多能律师事务所自行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缴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收款单位户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7079501040003967；开户行：农行武汉民航东路支行。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仍未预交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姚伏
人民陪审员 唐超
人民陪审员 黎灿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王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