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甘05民终60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1，住天水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某2（系周某1女儿），​住天水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洪某，甘肃端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杜某，住天水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某3，自由职业，住天水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某4，住天水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某5，住天水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某6，自由职业，住天水市。
原审被告：周某7，住天水市。
上诉人周某1因与上诉人杜某、周某3、周某4、周某5、周某6及原审被告周某7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人民法院（2016）甘0502民初3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周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某2、洪某，上诉人杜某、周某3、周某4、周某5、周某6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周某7经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某1上诉请求：1．撤销天水市秦州区人民法院（2016）甘0502民初361号民事判决；2．判令天水市秦州区东关南城根27号院及院内房屋被拆迁后安置房屋面积中71.33平米归上诉人所有；3．判令天水市秦州区东关南城根27号院及院内房屋拆迁补偿金中搬迁补助费600元、出租房屋的经营损失补助8370元、临时过渡安置费14400元，共计23370元归上诉人所有；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认定事实不清为由，将本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但一审法院重审判决又照抄了其原一审判决，完全丧失了重审应查清事实的作用，重审成了走过场、走形式，将问题与矛盾又转移给二审法院。二、一审判决认为”天水市秦州区东关南城根27号院的东房3间（土木结构，建筑面积69.75平米）”是上诉人之父周建的遗产，上诉人对此无异议。但上诉人认为周建的遗产还包括房屋所占的院落（占地约220平米）。三、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并非被拆迁人”是错误的。理由如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以下称被征收人）给予公平补偿。”据此，上诉人作为周建遗产的法定继承人，也是被征收房屋及院落的共有权人之一，属于被征收人，依法应当享有房屋征收补偿与安置的各项权利。四、一审法院向秦州区玉泉镇政府调查有关情况，玉泉镇政府出具了书面《情况说明》，但该说明重复了《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补偿安置协议书”）的部分内容，同时又杜撰加入了一些与补偿安置毫不相干的错解。更为关键的是，该说明刻意回避”被征收房屋真实结构、面积与补偿安置协议书第二条第1项记载情况完全不一致”这一核心问题。而一审法院也将错就错，不加审查，直接采信了这一毫无意义的错误说明，导致本案事实从根本和源头上未能认定清楚。五、一审判决完全背离补偿安置协议书，主观臆断，凭空推算出”安置比例1.588”这一根本不存在的概念和数字，导致本案的事实认定更加混乱。六、原审被告周某7可以证明，上诉人之父周建晚年多由上诉人照顾。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有关规定，对被征收房屋补偿与安置房屋的分割，应给上诉人多分。七、上诉人认为，被征收房屋补偿和安置房屋面积的计算、分割，应严格按照房产证登记的房屋面积、结构等真实情况和评估单价、补偿安置协议书所明确的计算办法进行。具体如下：第一、补偿安置协议书第二条第1项”合法房屋拆迁补偿款395668.49元”，上诉人应得141541.25元。理由如下：1．东房（土木结构，建筑面积69.75平米），系上诉人之父周建遗产，估价101331.4元（69.75平米×1452.78元／平米），双方应当均分，各得50665.7元。2．北房估价112585.98元归被上诉人。计算如下：20.25平米（砖木）×1797.05元／平米＝36390.26元；24.00平米（土木）×1502.98元／平米＝36071.52元；24.96平米（砖土木）×1607.54元／平米＝40124.2元。3．被征收房屋总估价是213917.38元（东房101331.4元＋北房112585.98元），而实际补偿是395668.49元。实际补偿比估价多181751.11元，对于多出的部分，双方应当均分，各得90875.55元。据上计算，上诉人应得房屋拆迁补偿款141541.25元(50665.7元＋90875.55元）。第二、上诉人应得搬迁补助费600元、临时过渡安置费14400元。理由如下：补偿安置协议书第二条第2项”搬迁补助费1800元（6人×300元／人）”、第4项”临时过渡安置费43200元（6人×300元／人×24月）”，均按安置人口6人计算，但身份不明。上诉人认为，安置人口的核定不能以户籍为准，而应当以征收导致无房可住须自行临时过渡安置为准。本案中，真正因征收导致无房可住而须自行临时过渡安置者，只有上诉人之兄周国栋、杜某夫妻2人。因此，对于多出的4人补偿，双方应当均分，上诉人应得搬迁补助费600元（2人×300元／人）、临时过渡安置费14400元（2人×300元／人×24月）。第三、上诉人应得出租房屋的经营损失补助费8370元。理由如下：补偿安置协议书第二条第3项核定”出租房屋的经营损失补助费26774.4元”。出租房屋总面积必然是111.56平米(111.56平米×10元／平米×24月＝26774.4元）。而按房产证记载，全部被征收房屋的总面积是138.96平米。二者相比，东房（周建遗产，土木结构，建筑69.75平米）必然被纳入出租房屋的范围。故，上诉人应得其中8370元（69.75平米÷2×10元／平米×24月）。第四、上诉人应得奖励70770.62元。理由如下：根据补偿安置协议书第二条第6项：”自2013年9月3日起，至10月29日前（含当日）完成搬迁并上交房屋的，一次性奖励合法房地产（不包括附着物及其它）评估补偿总价的50%”。本案中，上诉人没有影响如期搬迁、上交房屋，故应获奖励70770.62元（房屋补偿款141541.25元×50%)。第五、上诉人应得标准安置面积71.33平米。理由如下：根据补偿安置协议书第三条第1项所述的标准安置面积计算方式，上诉人应得的房屋补偿与奖励两项之和是212311.87元（141541.25元＋70770.62元），安置房屋的安置价应当是2976.31元／平米。由此计算，上诉人应得标准安置面积是71.33平米（212311.87元÷2976.31元／平米）。综上，上诉人认为，本案中房产证登记的被征收房屋真实结构、面积与《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第二条第1项记载的情况完全不一致，是导致双方争议悬而未决的根源。但一审法院重审却流于形式，认定事实依然不清，判决结果错误依旧，故请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杜某、周某3、周某4、周某5、周某6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人民法院（2016）甘0502民初361号民事判决，查清事实、依法改判，并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涉诉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存在严重错误。（一）对周健遗产认定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被告认为水磨房不属周健遗产的理由不能成立”。其错误在于：﹤1﹥该房屋于1965年左右作为生产资料充公，收归当时的东方红大队南一队所有。属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化改造，原属于周健的私产就变为了政府、国家的公产，任何人在当时都无私产，周健也就无遗产可言。﹤2﹥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东方红南一队就是确定房屋所有权的权力机关，该房屋安置给杜某夫妇，就是他们的私产，其产权不属于周健。而是政府给杜某夫妇的安置住房，属于杜某夫妇的私产。2、一审判决认定”1965年东方红南一队、东关街道办事处同房管局协商，在秦州区十方堂原2号院给周健、周某1安置住房两间”不属于周健的遗产的认定错误。﹤1﹥这两间住房虽是公房，但也是安置给周健、周某1的，并且当时没有买房的情况。应属于周健的遗产。﹤2﹥被上诉人开具的天水市秦州区房地产管理局的证明说”兹有秦州区十方堂2号院北房系公房，由我房管局管理。曾将此房租给周某1使用，但于1986年元月要求其搬出，收回该房后，再未租给周某1使用。”对于这一证明，上诉人认为，秦州区房管局无权开此证明，这种做法超出了秦州区房管局的权限，属于乱作为。而一审判决对此直接采信，更是知法犯法。以上内容均说明这两间住房属于周健的遗产。上诉人有权继承。（二）对原南城根27号院拆迁房屋的面积认定无据，纯属主观臆断，无任何法律、事实依据。原南城根27号院房屋依据房屋产权证，东房3间磨房面积载明是69.75平方米，北房5间为69.21平方米，总面积为138.96平方米。而拆迁单位拆迁返还新房所依据的《房地产价格评估分户表》载明东房的测量面积为60.06平方米，北房面积为79.2平方米，总面积为139.26平方米。据此一审判决认为东房减少的面积9.15平方米加到了北房增加的面积9.99平方米之中。一个是9.15平方米，一个是9.99平方米，如何增加，如何减少？一审判决认为磨房的面积应以房产证上的为准，理由是房屋产权证系国家有权机关颁发的证明房屋产权的法定凭证，其证明效力大于《房地产价格评估分户表》。这些认定上诉人认为无任何法律、事实依据。事实是：原房屋因拆迁已灭失，原房产证己无法律效力，而新房的安置是以《东方红村藉滨片区综合改造项目拆迁安置协议书》为依据的，原审原告提起诉讼也是以认可《东方红村藉滨片区综合改造项目拆迁安置协议书》为前提的。一审判决计算拆迁房屋安置面积应以《东方红村藉滨片区综合改造项目拆迁安置协议书》、《房地产价格评估分户表》为依据，而不能主观臆断，另立计算标准和方法。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1﹥东方红村藉滨片区综合改造是秦州区玉泉乡政府根据国家政策、法律进行的一项”城中村”改造，在改造时玉泉乡政府做了一系列工作，先是对东方红村藉滨片区拆迁各住户的房屋进行了评估，制作了《房地产价格评估分户表》；然后依据国家政策、法律对东方红村藉滨片区拆迁住户进行了房屋安置及过渡安排。同住户签定了《东方红村藉滨片区综合改造项目拆迁安置协议书》、《东方红村藉滨片区综合改造项目征收补偿补充协议书》。因此，本次拆迁是有合同作为法律依据的，拆迁事项都应以合同为据。但是一审判决在作出原审判决时无视合同的法律效力，违背合同自治的原则，仅凭主观、经验断案，在判决书中看不到一丝一毫以合同为据的影子，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2﹥对原被告双方的证据采信采取不同的标准。一审判决对周某1之女周某2与被告杜某、周某4的录音，认为”虽未经当事人杜某、周某4的同意，但并无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违反法律禁止性的行为，故对该证据亦予以采信”。事实是周某1、周某2、程峻三人于20l5年以欺骗的手段从杜某手中骗取了原南城根27号院房屋《房地产价格评估分户表》、《东方红村藉滨片区综合改造项目拆迁安置协议书》、《东方红村藉滨片区综合改造项目征收补偿补充协议书》及房产证等，作为起诉的证据。这些材料都是被告所有，却由原告提供，法院以此立案。录音是在被告不了解合同的情况下随口之词，安置是以合同为准，一审判决却直接采信原告的录音，属于不依法办事。一审判决对被告的证据”东方红村南一队大队关于原南城根27号院磨房的说明”未予采信，理由是”因其系被告自行书写，上面虽有多个证人的签名，但证人未出庭，且签名人的身份、签名的真实性及签名的目的性均无法确认”。法院从何而得出结论是”自行书写”，纯属主观臆断；法院并未要求证人出庭，证人如何出庭？根据什么得出”签名人的身份、签名的真实性及签名的目的性均无法确认”的结论。三、对原南城根27号院房屋拆迁安置面积计算存在严重错误，极大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1、房屋拆迁安置面积计算方法错误。根据《东方红村藉滨片区综合改造项目拆迁安置协议书》，本次拆迁安置的办法是：标准安置面积＝（评估补偿总价＋奖励资金）÷安置房屋的安置价。即先对拆迁住户的原有房屋进行评估（因为拆迁住户的房屋有的是砖混结构、有的是砖木结构、有的是土木结构等，各种结构的房屋评估价不同，补偿价也不同），然后定一个每平方米的补偿价（高于评估价），用补偿单价乘以原有房屋的总面积（原有房屋的总面积是以《房地产价格评估分户表》为依据的，而非房屋原房产证所载面积）得出评估补偿总价，奖励资金分三种情况（详见《东方红村藉滨片区综合改造项目拆迁安置协议书》），评估补偿总价同奖励资金相加，即为拆迁补偿总款。最后用拆迁补偿总款除以安置房屋的安置价（分为3000元／平方米、2900元／平方米、3100元／平方米三个标准），得出标准安置面积，标准安置面积，加上多出的拆迁住户自己掏钱购买的新房屋面积，才是实际安置面积。﹤1﹥一审判决仍然没有以《东方红村藉滨片区综合改造项目拆迁安置协议书》这一合同为依据，仍以比例进行计算，是完全违背合同的，是违法的。同拆迁安置事实不符，东方红村藉滨片区综合改造的其他所有拆迁住户的安置都可以佐证，他们的《东方红村藉滨片区综合改造项目拆迁安置协议书》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所争议的实际安置面积＝购买面积＋标准安置面积，而购买面积是上诉人另外出钱所买，与被上诉人无关。一审判决判决书”南城根27号院总面积为138.96平方米，而安置的3套楼房总面积为220.66平方米，安置比例为1.588(220.66平方米÷138.96平方米），故东房3间对应的安置面积为110.76平方米（69.75×1.588）”，明显是以比例来计算，是违反合同的。﹤2﹥对《房地产价格评估分户表》、《东方红村藉滨片区综合改造项目拆迁安置协议书》的相关内容认识错误。原天水市秦州区东方红村南城根27号院，除东房3间磨房、北房5间外，还有水泥地坪（评估价1416.15元）、砖地坪（评估价364.35元）、棚子（评估价200.00元）、棚子（评估价30.00元）、棚房（评估价8923.50元）、砖围墙（评估价4296.60元）及院子、厕所等。房产证所载原房屋总面积为138.96平方米，而合法房屋拆迁补偿总面积为181.24+20.32=201.56平方米（见《东方红村藉滨片区综合改造项目拆迁安置协议书》），拆迁补偿总面积比原房屋总面积多出201.56－138.96=62.6平方米。多出的面积是水泥地坪（评估价1416.15元）、砖地坪（评估价364.35元）、棚子（评估价200.00元）、棚子（评估价30.00元）、棚房（评估价8923.50元）、砖围墙（评估价4296.60元）及院子、厕所、砖木大门、出租房屋经营损失费、两年的临时过渡费、有线电视、电话和宽带改装补助费、搬迁补助费等的补偿折抵，以及上诉人的谈判、争取，这些面积理所当然应属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无关。﹤3﹥”天水市秦州区玉泉镇人民政府关于东方红村村民周国栋房屋征收补偿的情况说明”明确说明原天水市秦州区东方红村南城根27号院评估面积为139.26平方米实际补偿面积为201.56平方米，多出面积为附属设施及照顾。﹤4﹥一审判决完全是为了达到为原告争取安置住房中小套楼房的目的（面积为55.38平方米），一会儿以比例计算，一会儿以面积计算。无视合同和”天水市秦州区玉泉镇人民政府关于东方红村村民周国栋房屋征收补偿的情况说明”。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严格执法，为上诉人主持公道，依法纠正一审错误判决或撤销一审错误判决改判，以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周某7未提交陈述意见。
周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秦州区东方红村南城根27号院房屋拆迁安置房屋面积中71.95㎡归原告所有。发回重审后，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南城根27号院及院内房屋拆迁安置房屋面积中71.33㎡归原告所有；2.判令南城根27号院及院内房屋拆迁补偿金中搬迁补助费600元、出租房屋的经营损失补助8370元、临时过渡安置费14400元，共计23370元归原告所有。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周某1与被告杜某的丈夫周国栋、被告周某7系同父异母兄弟、姐弟关系，其父周建已于1970年去世，其母亲亦已去世（姓名、去世时间不详）。1952年，长女周某7出嫁另住，长子周国栋1963年与被告杜某成家结婚，次子周某11969年成家结婚。周建生前在本区南城根27号院内有水磨房一处（东房3间），1968年前后被原东方红大队南一队作为生产资料征收，该队经与当时的房管局、办事处协调，将周建、原告周某1安置在本区十方堂原天水市房管局的2间公房内居住，周建1970年去世后，由原告周某1一直居住到1986年。此后，原告周某1搬入所在单位天水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为其分配的楼房居住，该公房被原天水市房管局收回，再未给原告周某1租住。周建水磨房被征收后，长子周国栋与其妻子杜某因无房居住租住在私人房屋，后经其申请，1970年生产队将征收的水磨房安置给其夫妻居住。1996年6月19日，周国栋将该院房屋产权登记在其名下。2013年10月29日，秦州区玉泉镇人民政府与周国栋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对本区南城根27号院内房产进行了拆迁安置。拆迁单位共为周国栋安置本区藉滨家园楼房3套。2014年2月，周国栋去世。原告周某1认为拆迁安置楼房中有其份额，但与周国栋妻子杜某就分割事宜协商未果。另查明，对周建原水磨房的面积，原告周某1认为根据房屋产权证，其面积应为69.75㎡，而被告杜某、周某3、周某4、周某5、周某6则认为应按照拆迁时的测量面积60.06㎡计算。经查房屋产权证，东房3间的载明面积为69.75㎡，北房5间为69.21㎡，总面积为138.96㎡。但拆迁单位《房地产价格评估分户表》则载明东房的测量面积为60.06㎡，北房面积为79.2㎡，总面积为139.26㎡。经对比，东房的测量60.06㎡比产权证载明的69.21㎡少9.15㎡，而北房79.2㎡比产权证载明的69.21㎡多出9.99㎡，总面积139.26㎡比产权证载明的138.96㎡多出0.3㎡。显然，东房减少的面积加到了北房的面积之中。因房屋产权证系国家有权机关颁发的证明房屋产权的法定凭证，其证明效力大于《房地产价格评估分户表》，且房屋产权证所附的房屋平面图亦清楚标明了东房69.75㎡的依据（9.3m×7.5m＝69.75㎡），故在南城根27号院已拆迁，对东房3间的面积争议已无法核实的情况下，应认定东房3间面积为69.75㎡。再查明，秦州区玉泉镇人民政府对诉争院内房屋进行拆迁安置时，为周国栋安置藉滨家园楼房3套，分别为：E1-805#82.41㎡×3000元/㎡、E2-306#82.71㎡×2900元/㎡、C-1703#55.54㎡×3100元/㎡。以上3套楼房总面积为220.66㎡，比房产证载明的南城根27号院总面积138.96㎡多81.7㎡。为购买3套楼房，周国栋应交房款668542元，但拆迁单位应付给周国栋拆迁补偿款为668677.13元，故折抵后，拆迁单位还应退给周国栋135.13元。据此，本次拆迁应认定为周国栋以拆迁单位给付的拆迁补偿款668677.13元购买了拆迁单位建筑面积为220.66㎡、房款为668542元的楼房3套（拆迁单位应退差价135.13元）。而拆迁单位应付给周国栋的拆迁补偿款668677.13元包括：1、合法房屋补偿395668.49元，其中：砖混359152.43元（181.24㎡×1981.64元），砖木36516.06元（20.32㎡×1797.05元）；2、砖木大门2800元；3、搬迁补助费1800元（300元×6人）；4、出租房屋经营损失补助26774.4元；5、临时过渡安置费43200元（300元×6人×24月）；6、有线电视、电话等补助600元；7、奖励197834.24元（在10月29日前完成搬迁的，一次性奖励合法房屋补偿总价的50%）。因其中的砖木大门2800元、搬迁补助费1800元、出租房屋经营损失补助26774.4元、有线电视、电话补助600元、临时过渡安置费43200元5项共计75174.4元仅针对被拆迁人，与非被拆迁人的原告周某1无关，故应认定该75174.4元为周国栋购买3套楼房的另外支出。因南城根27号院总面积为138.96㎡，其中东房3间面积为69.75㎡，占27号院总面积的50.19%（69.75㎡÷138.96㎡），故可认定周国栋另支付的75174.4元中，为东房3间支付的购房款为37730.03元（75174.4元×50.19%）；此外，南城根27号院总面积为138.96㎡，而安置的3套楼房总面积为220.66㎡，安置比例为1.588（220.66㎡÷138.96㎡），故东房3间对应的安置面积为110.76㎡（69.75㎡×1.588）。综上，东房3间对应的安置面积为110.76㎡，周国栋为东房3间支付的购房款为37730.03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要解决的争议是：一、本区南城根27号院东房3间（原水磨房）是周建的遗产还是被告杜某与其丈夫周国栋的共同财产；二、原房屋被拆迁安置后如何进行析产。关于本区南城根27号院东房3间（原水磨房）是否属周建遗产的问题。从本案的情况看，该水磨房原属周建的个人财产,在1968年前后被原东方红大队南一队作为生产资料征收后，虽因周国栋无房居住经其申请才退回并安置给其居住，但即便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该生产队也不是确定房屋产权的有权机关，并无权利将该房屋的所有权确定给周国栋，更不能因该生产队将该房屋”安置”给周国栋居住，而认为该生产队已将该房屋的所有权确定给了周国栋，该水磨房退回后的产权仍属于周建或周建的继承人，在周建去世后，该水磨房应作为周建的遗产由其继承人继承，被告杜某、周某3、周某4、周某5、周某6认为该水磨房不属周建遗产的理由不能成立。至于十方堂天水市房管局2间公房，该公房系因周建的水磨房被征收而安置给周建租住，周建去世后，原告周某1虽一直租住到1986年，但1986年该公房已被原天水市房管局收回再未给周某1租住，故该2间公房不属遗产范围。因该水磨房1970年被退回后，周建生前并无遗嘱对该水磨房进行处分，且周某1、周某7诉讼前从未表示放弃继承遗产，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继承开始时继承人未表示放弃继承遗产又未分割的可按析产案件处理的批复》，本案应按法定继承的原则进行析产处理。同时，本案水磨房自1970年被退回后并未进行析产处理，各继承人对该水磨房处于共有状态，本案亦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关于20年最长诉讼时效的规定。至于周国栋1996年6月19日为该房屋办理了房屋产权证，因无证据证明周某7、周某1在其办理产权登记时知晓或放弃了继承，故该产权登记并不影响各继承人对该房屋的共有权。综上，周某7、周国栋、周某1作为周建的子女，对本区南城根27号院东房3间（原水磨房）享有平等的继承权，现周某7已声明放弃对该房屋的继承，故应由原告周某1与周国栋的法定继承人即被告杜某、周某3、周某4、周某5、周某6进行析产。在具体的析产份额上，因周建早在1970年已去世，周国栋、周某1对被继承人尽赡养、照顾等义务的情况已无法核实，故本案遗产应按均等份额进行析产。关于原房屋被拆迁安置后如何进行析产的问题。南城根27号院现已整体拆迁并安置了楼房3套，故应对拆迁后安置的楼房面积进行析产。按照法定继承原则，东房3间对应的安置面积为110.76㎡，原告周某1可分得55.38㎡。因周国栋为购买安置的东房3间另支付了37730.03元，故原告应付给周国栋遗产继承人该款的50%即18865.02元作为补偿。同时，27号院拆迁时，拆迁单位支付周国栋奖励款197834.24元，而周国栋又将该奖励款作为购房款购买了安置房。因该奖励款明确为”在10月29日前完成搬迁的，一次性奖励合法房屋补偿总价的50%”，故该奖励款系周国栋以自己积极的搬迁行为获得的奖励，而原告周某1虽对东房3间共有但并非被拆迁人，无法获得该奖励。但同时，周国栋获得的该奖励款系基于共有的房屋被拆迁，如无共有的房屋，周国栋亦无法获得该补偿，故该奖励款的获得系二方面相互结合的结果，原告应对周国栋获得的该奖励款给予适当补偿。该奖励款197834.24元中，东房3间为99293元（197834.24元×50.19%），原告周某1应补偿周国栋49646.5元（99293元÷2），因该补偿的获得系周国栋自身积极搬迁行为与原告对房屋共有结合的结果，故原告应补偿49646.5元的50%即24823.25元。综上，原告周某1应付给周国栋的补偿款为43688.27元（24823.25元＋18865.02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继承开始时继承人未表示放弃继承遗产又未分割的可按析产案件处理的批复》的规定，判决：一、天水市秦州区东方红村南城根原27号院东房3间被拆迁后安置的楼房面积中原告周某1享有55.38㎡的安置面积，原告周某1补偿给被告杜某、周某3、周某4、周某5、周某6购房款43688.27元；二、驳回原告周某1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415元，由原告负担3207.5元，被告杜某、周某3、周某4、周某5、周某6负担3207.5元。
本案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针对本案焦点没有提交新证据。
对当事人在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在本案中的争议焦点问题为：一、三间磨房是不是周建遗产的范围；二、拆迁安置如何分配。
关于本案当事人争执的三间磨房即南城根27号院东房3间是不是周建遗产的范围问题。因水磨房原属周建的个人财产,被原东方红大队南一队作为生产资料征收，后因周国栋无房居住经其申请才退回并安置给其居住，应是基于其父周建的原有个人财产而退回，该水磨房退回后的产权仍应属于周建的个人财产，在周建去世后，该水磨房应作为周建的遗产由其继承人继承，上诉人杜某、周某3、周某4、周某5、周某6认为该水磨房不属周建遗产的理由不能成立。对于原十方堂天水市房管局2间公房，该公房系因周建的水磨房被征收而安置给周建租住，周建去世后，上诉人周某1一直租住到1986年，被原天水市房管局收回再未给周某1租住，故杜某、周某3、周某4、周某5、周某6主张该2间公房属周建遗产的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原房屋被拆迁安置后如何分配的问题。原南城根27号院现已整体拆迁并安置了楼房3套，按拆迁后安置的楼房面积进行析产，东房3间对应的安置面积应为110.76㎡，按照法定继承，因享有继承权的原审被告周某7已放弃对该房屋的继承，故应由周某1与周国栋的法定继承人进行析产。原审按均等份额进行分割，周某1分得东房3间对应的55.38㎡并无不当。周国栋为购买安置的东房3间另支付为37730.03元，周某1应付给周国栋遗产继承人该款的50%即18865.02元作为补偿。在27号院拆迁时，拆迁单位支付周国栋奖励款197834.24元，周国栋又将该奖励款作为购房款购买了安置房。因奖励款为”在10月29日前完成搬迁的，一次性奖励房屋补偿总价的50%”，故该奖励款系周国栋以搬迁行为获得的奖励。周某1虽依法系东房的共有人，但在该房产被拆迁前，并没有对该房屋进行管理并实际使用，拆迁单位只是针对周国栋及其家人进行的奖励。而周国栋获得的该奖励款系基于共有的房屋被拆迁，如无共有的房屋，周国栋亦无法获得该补偿，故该奖励款的获得系二方面相互结合的结果，周国栋获得的该奖励款应对周某1给予适当补偿。原审判决确定该奖励款的房屋比例后按周国栋应得款项的50%即24823.25元进行分割，并无不妥。因周某1并非当时拆迁单位的拆迁安置对象，对于其上诉主张要求分割搬迁补助费、临时过渡安置费、出租房屋的经营损失补助费等的请求，不予支持。对于杜某、周某3、周某4、周某5、周某6上诉提出安置多出的面积是水泥地坪、砖地坪、棚子、棚房、砖围墙等附属设施及照顾的主张，因该主张的面积是基于原房院的基础上所得的利益，原审判决依据原房屋被拆迁后按实际获得的房屋面积按比例并结合本案实际进行分割，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周某1、上诉人杜某、周某3、周某4、周某5、周某6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415元，由周某1负担3207.50元、由杜某、周某3、周某4、周某5、周某6负担3207.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杜平均
审 判 员 包新萍
审 判 员 田东生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法官助理 王瑞玉
法官助理 杨 颖
书 记 员 张艳君
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7）甘05民终60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1，住天水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某2（系周某1女儿），​住天水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洪某，甘肃端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杜某，住天水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某3，自由职业，住天水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某4，住天水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某5，住天水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某6，自由职业，住天水市。
原审被告：周某7，住天水市。
上诉人周某1因与上诉人杜某、周某3、周某4、周某5、周某6及原审被告周某7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人民法院（2016）甘0502民初3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周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某2、洪某，上诉人杜某、周某3、周某4、周某5、周某6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周某7经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某1上诉请求：1．撤销天水市秦州区人民法院（2016）甘0502民初361号民事判决；2．判令天水市秦州区东关南城根27号院及院内房屋被拆迁后安置房屋面积中71.33平米归上诉人所有；3．判令天水市秦州区东关南城根27号院及院内房屋拆迁补偿金中搬迁补助费600元、出租房屋的经营损失补助8370元、临时过渡安置费14400元，共计23370元归上诉人所有；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和理由：一、天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认定事实不清为由，将本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但一审法院重审判决又照抄了其原一审判决，完全丧失了重审应查清事实的作用，重审成了走过场、走形式，将问题与矛盾又转移给二审法院。二、一审判决认为”天水市秦州区东关南城根27号院的东房3间（土木结构，建筑面积69.75平米）”是上诉人之父周建的遗产，上诉人对此无异议。但上诉人认为周建的遗产还包括房屋所占的院落（占地约220平米）。三、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并非被拆迁人”是错误的。理由如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个人的房屋，应当对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以下称被征收人）给予公平补偿。”据此，上诉人作为周建遗产的法定继承人，也是被征收房屋及院落的共有权人之一，属于被征收人，依法应当享有房屋征收补偿与安置的各项权利。四、一审法院向秦州区玉泉镇政府调查有关情况，玉泉镇政府出具了书面《情况说明》，但该说明重复了《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以下简称”补偿安置协议书”）的部分内容，同时又杜撰加入了一些与补偿安置毫不相干的错解。更为关键的是，该说明刻意回避”被征收房屋真实结构、面积与补偿安置协议书第二条第1项记载情况完全不一致”这一核心问题。而一审法院也将错就错，不加审查，直接采信了这一毫无意义的错误说明，导致本案事实从根本和源头上未能认定清楚。五、一审判决完全背离补偿安置协议书，主观臆断，凭空推算出”安置比例1.588”这一根本不存在的概念和数字，导致本案的事实认定更加混乱。六、原审被告周某7可以证明，上诉人之父周建晚年多由上诉人照顾。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有关规定，对被征收房屋补偿与安置房屋的分割，应给上诉人多分。七、上诉人认为，被征收房屋补偿和安置房屋面积的计算、分割，应严格按照房产证登记的房屋面积、结构等真实情况和评估单价、补偿安置协议书所明确的计算办法进行。具体如下：第一、补偿安置协议书第二条第1项”合法房屋拆迁补偿款395668.49元”，上诉人应得141541.25元。理由如下：1．东房（土木结构，建筑面积69.75平米），系上诉人之父周建遗产，估价101331.4元（69.75平米×1452.78元／平米），双方应当均分，各得50665.7元。2．北房估价112585.98元归被上诉人。计算如下：20.25平米（砖木）×1797.05元／平米＝36390.26元；24.00平米（土木）×1502.98元／平米＝36071.52元；24.96平米（砖土木）×1607.54元／平米＝40124.2元。3．被征收房屋总估价是213917.38元（东房101331.4元＋北房112585.98元），而实际补偿是395668.49元。实际补偿比估价多181751.11元，对于多出的部分，双方应当均分，各得90875.55元。据上计算，上诉人应得房屋拆迁补偿款141541.25元(50665.7元＋90875.55元）。第二、上诉人应得搬迁补助费600元、临时过渡安置费14400元。理由如下：补偿安置协议书第二条第2项”搬迁补助费1800元（6人×300元／人）”、第4项”临时过渡安置费43200元（6人×300元／人×24月）”，均按安置人口6人计算，但身份不明。上诉人认为，安置人口的核定不能以户籍为准，而应当以征收导致无房可住须自行临时过渡安置为准。本案中，真正因征收导致无房可住而须自行临时过渡安置者，只有上诉人之兄周国栋、杜某夫妻2人。因此，对于多出的4人补偿，双方应当均分，上诉人应得搬迁补助费600元（2人×300元／人）、临时过渡安置费14400元（2人×300元／人×24月）。第三、上诉人应得出租房屋的经营损失补助费8370元。理由如下：补偿安置协议书第二条第3项核定”出租房屋的经营损失补助费26774.4元”。出租房屋总面积必然是111.56平米(111.56平米×10元／平米×24月＝26774.4元）。而按房产证记载，全部被征收房屋的总面积是138.96平米。二者相比，东房（周建遗产，土木结构，建筑69.75平米）必然被纳入出租房屋的范围。故，上诉人应得其中8370元（69.75平米÷2×10元／平米×24月）。第四、上诉人应得奖励70770.62元。理由如下：根据补偿安置协议书第二条第6项：”自2013年9月3日起，至10月29日前（含当日）完成搬迁并上交房屋的，一次性奖励合法房地产（不包括附着物及其它）评估补偿总价的50%”。本案中，上诉人没有影响如期搬迁、上交房屋，故应获奖励70770.62元（房屋补偿款141541.25元×50%)。第五、上诉人应得标准安置面积71.33平米。理由如下：根据补偿安置协议书第三条第1项所述的标准安置面积计算方式，上诉人应得的房屋补偿与奖励两项之和是212311.87元（141541.25元＋70770.62元），安置房屋的安置价应当是2976.31元／平米。由此计算，上诉人应得标准安置面积是71.33平米（212311.87元÷2976.31元／平米）。综上，上诉人认为，本案中房产证登记的被征收房屋真实结构、面积与《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第二条第1项记载的情况完全不一致，是导致双方争议悬而未决的根源。但一审法院重审却流于形式，认定事实依然不清，判决结果错误依旧，故请二审法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杜某、周某3、周某4、周某5、周某6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人民法院（2016）甘0502民初361号民事判决，查清事实、依法改判，并驳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涉诉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存在严重错误。（一）对周健遗产认定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被告认为水磨房不属周健遗产的理由不能成立”。其错误在于：﹤1﹥该房屋于1965年左右作为生产资料充公，收归当时的东方红大队南一队所有。属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化改造，原属于周健的私产就变为了政府、国家的公产，任何人在当时都无私产，周健也就无遗产可言。﹤2﹥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东方红南一队就是确定房屋所有权的权力机关，该房屋安置给杜某夫妇，就是他们的私产，其产权不属于周健。而是政府给杜某夫妇的安置住房，属于杜某夫妇的私产。2、一审判决认定”1965年东方红南一队、东关街道办事处同房管局协商，在秦州区十方堂原2号院给周健、周某1安置住房两间”不属于周健的遗产的认定错误。﹤1﹥这两间住房虽是公房，但也是安置给周健、周某1的，并且当时没有买房的情况。应属于周健的遗产。﹤2﹥被上诉人开具的天水市秦州区房地产管理局的证明说”兹有秦州区十方堂2号院北房系公房，由我房管局管理。曾将此房租给周某1使用，但于1986年元月要求其搬出，收回该房后，再未租给周某1使用。”对于这一证明，上诉人认为，秦州区房管局无权开此证明，这种做法超出了秦州区房管局的权限，属于乱作为。而一审判决对此直接采信，更是知法犯法。以上内容均说明这两间住房属于周健的遗产。上诉人有权继承。（二）对原南城根27号院拆迁房屋的面积认定无据，纯属主观臆断，无任何法律、事实依据。原南城根27号院房屋依据房屋产权证，东房3间磨房面积载明是69.75平方米，北房5间为69.21平方米，总面积为138.96平方米。而拆迁单位拆迁返还新房所依据的《房地产价格评估分户表》载明东房的测量面积为60.06平方米，北房面积为79.2平方米，总面积为139.26平方米。据此一审判决认为东房减少的面积9.15平方米加到了北房增加的面积9.99平方米之中。一个是9.15平方米，一个是9.99平方米，如何增加，如何减少？一审判决认为磨房的面积应以房产证上的为准，理由是房屋产权证系国家有权机关颁发的证明房屋产权的法定凭证，其证明效力大于《房地产价格评估分户表》。这些认定上诉人认为无任何法律、事实依据。事实是：原房屋因拆迁已灭失，原房产证己无法律效力，而新房的安置是以《东方红村藉滨片区综合改造项目拆迁安置协议书》为依据的，原审原告提起诉讼也是以认可《东方红村藉滨片区综合改造项目拆迁安置协议书》为前提的。一审判决计算拆迁房屋安置面积应以《东方红村藉滨片区综合改造项目拆迁安置协议书》、《房地产价格评估分户表》为依据，而不能主观臆断，另立计算标准和方法。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1﹥东方红村藉滨片区综合改造是秦州区玉泉乡政府根据国家政策、法律进行的一项”城中村”改造，在改造时玉泉乡政府做了一系列工作，先是对东方红村藉滨片区拆迁各住户的房屋进行了评估，制作了《房地产价格评估分户表》；然后依据国家政策、法律对东方红村藉滨片区拆迁住户进行了房屋安置及过渡安排。同住户签定了《东方红村藉滨片区综合改造项目拆迁安置协议书》、《东方红村藉滨片区综合改造项目征收补偿补充协议书》。因此，本次拆迁是有合同作为法律依据的，拆迁事项都应以合同为据。但是一审判决在作出原审判决时无视合同的法律效力，违背合同自治的原则，仅凭主观、经验断案，在判决书中看不到一丝一毫以合同为据的影子，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2﹥对原被告双方的证据采信采取不同的标准。一审判决对周某1之女周某2与被告杜某、周某4的录音，认为”虽未经当事人杜某、周某4的同意，但并无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违反法律禁止性的行为，故对该证据亦予以采信”。事实是周某1、周某2、程峻三人于20l5年以欺骗的手段从杜某手中骗取了原南城根27号院房屋《房地产价格评估分户表》、《东方红村藉滨片区综合改造项目拆迁安置协议书》、《东方红村藉滨片区综合改造项目征收补偿补充协议书》及房产证等，作为起诉的证据。这些材料都是被告所有，却由原告提供，法院以此立案。录音是在被告不了解合同的情况下随口之词，安置是以合同为准，一审判决却直接采信原告的录音，属于不依法办事。一审判决对被告的证据”东方红村南一队大队关于原南城根27号院磨房的说明”未予采信，理由是”因其系被告自行书写，上面虽有多个证人的签名，但证人未出庭，且签名人的身份、签名的真实性及签名的目的性均无法确认”。法院从何而得出结论是”自行书写”，纯属主观臆断；法院并未要求证人出庭，证人如何出庭？根据什么得出”签名人的身份、签名的真实性及签名的目的性均无法确认”的结论。三、对原南城根27号院房屋拆迁安置面积计算存在严重错误，极大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1、房屋拆迁安置面积计算方法错误。根据《东方红村藉滨片区综合改造项目拆迁安置协议书》，本次拆迁安置的办法是：标准安置面积＝（评估补偿总价＋奖励资金）÷安置房屋的安置价。即先对拆迁住户的原有房屋进行评估（因为拆迁住户的房屋有的是砖混结构、有的是砖木结构、有的是土木结构等，各种结构的房屋评估价不同，补偿价也不同），然后定一个每平方米的补偿价（高于评估价），用补偿单价乘以原有房屋的总面积（原有房屋的总面积是以《房地产价格评估分户表》为依据的，而非房屋原房产证所载面积）得出评估补偿总价，奖励资金分三种情况（详见《东方红村藉滨片区综合改造项目拆迁安置协议书》），评估补偿总价同奖励资金相加，即为拆迁补偿总款。最后用拆迁补偿总款除以安置房屋的安置价（分为3000元／平方米、2900元／平方米、3100元／平方米三个标准），得出标准安置面积，标准安置面积，加上多出的拆迁住户自己掏钱购买的新房屋面积，才是实际安置面积。﹤1﹥一审判决仍然没有以《东方红村藉滨片区综合改造项目拆迁安置协议书》这一合同为依据，仍以比例进行计算，是完全违背合同的，是违法的。同拆迁安置事实不符，东方红村藉滨片区综合改造的其他所有拆迁住户的安置都可以佐证，他们的《东方红村藉滨片区综合改造项目拆迁安置协议书》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所争议的实际安置面积＝购买面积＋标准安置面积，而购买面积是上诉人另外出钱所买，与被上诉人无关。一审判决判决书”南城根27号院总面积为138.96平方米，而安置的3套楼房总面积为220.66平方米，安置比例为1.588(220.66平方米÷138.96平方米），故东房3间对应的安置面积为110.76平方米（69.75×1.588）”，明显是以比例来计算，是违反合同的。﹤2﹥对《房地产价格评估分户表》、《东方红村藉滨片区综合改造项目拆迁安置协议书》的相关内容认识错误。原天水市秦州区东方红村南城根27号院，除东房3间磨房、北房5间外，还有水泥地坪（评估价1416.15元）、砖地坪（评估价364.35元）、棚子（评估价200.00元）、棚子（评估价30.00元）、棚房（评估价8923.50元）、砖围墙（评估价4296.60元）及院子、厕所等。房产证所载原房屋总面积为138.96平方米，而合法房屋拆迁补偿总面积为181.24+20.32=201.56平方米（见《东方红村藉滨片区综合改造项目拆迁安置协议书》），拆迁补偿总面积比原房屋总面积多出201.56－138.96=62.6平方米。多出的面积是水泥地坪（评估价1416.15元）、砖地坪（评估价364.35元）、棚子（评估价200.00元）、棚子（评估价30.00元）、棚房（评估价8923.50元）、砖围墙（评估价4296.60元）及院子、厕所、砖木大门、出租房屋经营损失费、两年的临时过渡费、有线电视、电话和宽带改装补助费、搬迁补助费等的补偿折抵，以及上诉人的谈判、争取，这些面积理所当然应属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无关。﹤3﹥”天水市秦州区玉泉镇人民政府关于东方红村村民周国栋房屋征收补偿的情况说明”明确说明原天水市秦州区东方红村南城根27号院评估面积为139.26平方米实际补偿面积为201.56平方米，多出面积为附属设施及照顾。﹤4﹥一审判决完全是为了达到为原告争取安置住房中小套楼房的目的（面积为55.38平方米），一会儿以比例计算，一会儿以面积计算。无视合同和”天水市秦州区玉泉镇人民政府关于东方红村村民周国栋房屋征收补偿的情况说明”。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严格执法，为上诉人主持公道，依法纠正一审错误判决或撤销一审错误判决改判，以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周某7未提交陈述意见。
周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秦州区东方红村南城根27号院房屋拆迁安置房屋面积中71.95㎡归原告所有。发回重审后，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南城根27号院及院内房屋拆迁安置房屋面积中71.33㎡归原告所有；2.判令南城根27号院及院内房屋拆迁补偿金中搬迁补助费600元、出租房屋的经营损失补助8370元、临时过渡安置费14400元，共计23370元归原告所有。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周某1与被告杜某的丈夫周国栋、被告周某7系同父异母兄弟、姐弟关系，其父周建已于1970年去世，其母亲亦已去世（姓名、去世时间不详）。1952年，长女周某7出嫁另住，长子周国栋1963年与被告杜某成家结婚，次子周某11969年成家结婚。周建生前在本区南城根27号院内有水磨房一处（东房3间），1968年前后被原东方红大队南一队作为生产资料征收，该队经与当时的房管局、办事处协调，将周建、原告周某1安置在本区十方堂原天水市房管局的2间公房内居住，周建1970年去世后，由原告周某1一直居住到1986年。此后，原告周某1搬入所在单位天水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为其分配的楼房居住，该公房被原天水市房管局收回，再未给原告周某1租住。周建水磨房被征收后，长子周国栋与其妻子杜某因无房居住租住在私人房屋，后经其申请，1970年生产队将征收的水磨房安置给其夫妻居住。1996年6月19日，周国栋将该院房屋产权登记在其名下。2013年10月29日，秦州区玉泉镇人民政府与周国栋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对本区南城根27号院内房产进行了拆迁安置。拆迁单位共为周国栋安置本区藉滨家园楼房3套。2014年2月，周国栋去世。原告周某1认为拆迁安置楼房中有其份额，但与周国栋妻子杜某就分割事宜协商未果。另查明，对周建原水磨房的面积，原告周某1认为根据房屋产权证，其面积应为69.75㎡，而被告杜某、周某3、周某4、周某5、周某6则认为应按照拆迁时的测量面积60.06㎡计算。经查房屋产权证，东房3间的载明面积为69.75㎡，北房5间为69.21㎡，总面积为138.96㎡。但拆迁单位《房地产价格评估分户表》则载明东房的测量面积为60.06㎡，北房面积为79.2㎡，总面积为139.26㎡。经对比，东房的测量60.06㎡比产权证载明的69.21㎡少9.15㎡，而北房79.2㎡比产权证载明的69.21㎡多出9.99㎡，总面积139.26㎡比产权证载明的138.96㎡多出0.3㎡。显然，东房减少的面积加到了北房的面积之中。因房屋产权证系国家有权机关颁发的证明房屋产权的法定凭证，其证明效力大于《房地产价格评估分户表》，且房屋产权证所附的房屋平面图亦清楚标明了东房69.75㎡的依据（9.3m×7.5m＝69.75㎡），故在南城根27号院已拆迁，对东房3间的面积争议已无法核实的情况下，应认定东房3间面积为69.75㎡。再查明，秦州区玉泉镇人民政府对诉争院内房屋进行拆迁安置时，为周国栋安置藉滨家园楼房3套，分别为：E1-805#82.41㎡×3000元/㎡、E2-306#82.71㎡×2900元/㎡、C-1703#55.54㎡×3100元/㎡。以上3套楼房总面积为220.66㎡，比房产证载明的南城根27号院总面积138.96㎡多81.7㎡。为购买3套楼房，周国栋应交房款668542元，但拆迁单位应付给周国栋拆迁补偿款为668677.13元，故折抵后，拆迁单位还应退给周国栋135.13元。据此，本次拆迁应认定为周国栋以拆迁单位给付的拆迁补偿款668677.13元购买了拆迁单位建筑面积为220.66㎡、房款为668542元的楼房3套（拆迁单位应退差价135.13元）。而拆迁单位应付给周国栋的拆迁补偿款668677.13元包括：1、合法房屋补偿395668.49元，其中：砖混359152.43元（181.24㎡×1981.64元），砖木36516.06元（20.32㎡×1797.05元）；2、砖木大门2800元；3、搬迁补助费1800元（300元×6人）；4、出租房屋经营损失补助26774.4元；5、临时过渡安置费43200元（300元×6人×24月）；6、有线电视、电话等补助600元；7、奖励197834.24元（在10月29日前完成搬迁的，一次性奖励合法房屋补偿总价的50%）。因其中的砖木大门2800元、搬迁补助费1800元、出租房屋经营损失补助26774.4元、有线电视、电话补助600元、临时过渡安置费43200元5项共计75174.4元仅针对被拆迁人，与非被拆迁人的原告周某1无关，故应认定该75174.4元为周国栋购买3套楼房','2018-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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