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53民终67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智，男，汉族，1972年10月9日出生，住广东省肇庆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向亮，广东言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兴涛，广东言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叶东雄，男，汉族，1973年8月18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
上诉人周智因与被上诉人叶东雄林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云浮市云城区人民法院（2017）粤5302民初18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智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予以改判；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
一、一审法院对上诉人在2014年9月27日支付了转让款10万元给被上诉人的事实不予确认是错误的，上诉人支付该转让款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理由如下：
1．董某1、黄某1、黄某2在客观上具有代理权表象。上诉人与董某1、黄某1、黄坤泉在签订《山场转包合同》前一系列磋商行为，都表明行为人董某1、黄某1、黄某2虽不是《山场转包合同》的当事人，亦没有提供被上诉人的书面授权。上诉人基于在签订《山场转包合同》前与董某1、黄某1、黄某2一系列的合同订立的磋商往来及代理收款行为，且在签订合同当日，被上诉人确认收到第一笔转让款10万元的行为，上诉人有理由相信无权代理人董某1、黄某1、黄某2拥有代理权。上诉人正是基于被上诉人在收到第一笔10万元转让款都是通过董某1收款的情形下，才在2014年9月27日接受黄某1、黄某2、董某1要求，支付了第二笔转让款10万元给董某1。
2．上诉人主观上为善意且无过失。
虽然未到第二期付款时间，上诉人作为合同的相对人，为了加快合同履行，尽快把不动产权证办理下来，在黄某1、黄某2、董某1等人多次催促下，才在2014年9月27日支付了第二笔转让款10万元给董某1。因此上诉人在提早支付10万元的问题上，主观上是善意且无过失的。
以上事由都证明本案符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该代理行为有效。”因此上诉人在2014年9月27日支付了转让款10万元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
因此一审法院在判决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不予确认上诉人于2014年9月27日支付的转让款10万元给被上诉人是适用法律错误的。
二、一审法院对《山场转包合同》中约定对转让款的剩余款项的付款期限这一事实认定错误。
依据涉案《山场转包合同》的约定，余款在林权证转户手续办理完毕时付清，但被上诉人只是办理了三本《不动产权证》，并没有将三本《不动产权证》原件交给上诉人，现相关的证件原件仍在被上诉人手上。因此，依照《山场转包合同》的约定，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支付剩余款项的条件还未成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作出的“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之规定，因此上诉人在履行中并没有违约，不应承担违约责任。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的判决对本案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故提起上诉，请二审法院判如上诉人所请。
被上诉人叶东雄辩称：
一、上诉人2014年9月27日支付转款10万元给代理人的行为不构成表面代理。理由如下：
1．三名代理人客观上在签订合同之后已不具有代理权。首先，被上诉人当初是想把山场转让出去，只委托代理人黄某2找买家，并没有授权代理人收款；其次，双方是经过多次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和上诉人才同意于2014年8月13日到云安县（现××）前锋镇法律服务所签订了《见证书》。签订之后就只有我们双方的事，已没有代理人什么事了，也就是其代理权已终止。上诉人对已签的《见证书》合同内容应该十分清楚，明知《见证书》合同内对支付方式有明确约定，只要双方认真履行就不会有什么问题，没有必要违约提前支付款项给代理人而节外生枝；再次，我根本没有要求上诉人提前支付款项。因此，上诉人在签《见证书》合同之后是明知代理人的代理权已终止，客观上己不具有代理权。为何上诉人会在2014年9月27日转款给代理人的10万元？为何上诉人当时转款不通知被上诉人？可能是支付给代理人的中介费，企图将该笔中介费转变为被上诉人的部分山林款，并且从被上诉人和上诉人的手机信息中，上诉人也没有提及上述第二笔款问题，该手机信息中上诉人都是以等待高价转让给他人为由拖延时间。
2．上诉人主观上明知违约，并不是善意无过失。
既然被上诉人和上诉人于2014年8月13日签订《见证书》合同之前是经过双方多次协商，各种相关事项都有明确约定，特别重要的是在支付方式上是经上诉人再三考虑过，双方达成一致才同意签订合同。其中，合同第三条第2款约定支付方式“余款在林权证转户手续办理完毕时付清”。如果双方未协商一致就不可能去签合同，所以上诉人对合同约定应该十分清楚明白的，因此上诉人如果是提前支付余款，主观上明知违约，也明知代理人已没有代理权的情况下于2014年9月27日转款给代理人的行为，并不是善意无过失。
上诉人认为2014年9月27日第二次转款给代理人的10万元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的情况，是强词夺理，断章取义。根据本条释义，构成表见代理要满足以下条件：（1）行为人并没有获得本人的授权就与第三人签订了合同。本条规定了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这三种情形。（2）合同的相对人在主观上必须是善意的、无过失的。所谓善意，是指相对人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行为人实际上无权代理；所谓无过失，是指相对人的这种不知道不是因为其大意造成的。如果相对人明知或者理应知道行为人是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已终止，而仍与行为人签订合同，那么就不构成表见代理，合同相对人也就不能受到保护。实际情况是，上诉人对已签订的《见证书》合同内容清楚，在支付方式约定更十分清楚，也明知代理人是没有代理权或者代理权已终止的。因此上诉人于2014年9月27日转款10万元给代理人的行为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
二、3本《不动产权证》是被上诉人支付办理费用办理的，不是代理人办的，也反驳上诉人说2014年9月27日第二次转款给代理人的10万元是用作办证，说法与事实不符。该山场的经营权和产权已过户到上诉人周智名下，只要上诉人一手交余款，被上诉人就一手交证，是天经地义的惯常做法，并且双方签订的《见证书》合同内并没有约定先把《不动产权证》交到上诉人手上，然后上诉人才付款给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在2017年7月5日领取《不动产权证》后就通知上诉人，上诉人一直是以等待高价转让给他人为借口拖延时间，根本没有诚意履行《见证书》合同。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本案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准确，应维持一审判决。
叶东雄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周智立即向叶东雄支付山场转包款60万元及支付利息。利息按中国商业银行贷款利率计，从出证日期2017年6月30日开始计至周智付清全部货款之日止，到起诉日利息15000元；2、周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2014年8月13日，叶东雄（甲方）与周智（乙方）在云安县前锋法律服务所的见证下，签订了一份《山场转包合同》，云安县前锋法律服务所出具了《见证书》，《见证书》中的《山场转包合同》约定：甲方将其经营的位于前锋镇横山村委马头山的一山场及矮岭村委新村对面山、中坑口及马头山一带的两个山场转包给乙方，并已知会原发包方前锋镇横山村委大塘村和矮岭村委新村。就转包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一、转包山场面积及界至：……上述三山场总面积约399亩，具体界至及面积以林业站勾图为准。二、转包期限：从2014年8月13日起至2035年10月1日止。三、山场转包金额及其支付形式：1、山场转包款为70万元。2、支付方式：双方在签订合同之日支付转包款10万元，余款在林权证转户手续办理完毕时付清。合同还对双方的权利、义务等事宜进行了约定。《见证书》中的《承包山场界至确认书》，载明由原发包方前锋镇矮岭村委新村村民小组代表人签名、前三任承包者何某某、岑某某、叶东雄签名，现任承包者周智签名，对山场的界至进行了确认。
2014年8月10日，周智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分两笔（每笔5万元）转款共10万元到董某1的账户。叶东雄对收到该笔转让款10万元无异议，叶东雄称，在签订合同当天，由于叶东雄收到有人转账的10万元，但叶东雄不知道是何人转入，叶东雄考虑到有收款款项，所以才签订见证书。
周智提供的银行转账对账单显示，2014年9月27日，周智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分两笔（每笔5万元）转款共10万元到董某1的账户。周智提供了一份载明证明人为董某1出具的证明，证明内容为：本人于2014年9月27日收到周智与叶东雄交易山场10万元，并于当天将该款转到叶东雄代理人黄某1账号，特此声明此款与本人无关。叶东雄不确认收到该笔转让款10万元。
庭审中，周智称，在山场转让过程中，叶东雄委托黄某1、黄某2，黄某1、黄某2找到董某1，董某1找到周智，所以周智才与叶东雄达成山场转包合同；在签订合同前，叶东雄没有出现，周智均是与董某1、黄某1、黄某2接触，在签订合同时，周智转账10万元到董某1账户，而签订合同当天，叶东雄确认收到该笔款项才签订合同，周智完全有理由相信董某1、黄某1、黄某2是叶东雄特别授权代理人，可以办理收款及办理权证的登记手续。黄某1、黄某2两父子要求周智再支付10万元，加快办证的速度，用于支付办证的相关费用，所以周智才支付了10万元。因为董某1长期在广州，黄某1、黄某2是高明人，叶东雄很少在云浮，双方很难见面，周智亦考虑到有转账凭证，双方之间互相信任，所以没有让他们出具收据。
叶东雄称，在山场转让过程中，他并不认识董某1，他是委托黄某2找买家，黄某2找到董某1，促成叶东雄与周智之间的转让；他与黄某1是一般朋友关系，但他没有委托黄某1收款及办理转让山场的事宜，主要是口头委托黄某2找买家，但没有委托其收款，黄某1的收款与叶东雄无关，叶东雄不清楚该笔款项是否是周智支付的中介费，叶东雄没有收到2014年9月27日的转让款10万元。
2017年6月30日，云浮市国土资源和城乡规划管理局颁发了三本《不动产权证》，证号分别为：粤（2017）云浮市不动产权第林201710号、201712号、201713号。《不动产权证》均载明：权利人为周智，权利类型为林地使用权/森林、林木所有权/森林、林木使用权，权利性质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用途为林地，《不动产权证》还载明面积、使用期限、公示范围图等内容。
办理好《不动产权证》后，叶东雄于2017年7月5日通过发送手机短信/彩信，并发送了《不动产权证》的图片告知周智，周智收到信息后于2017年7月8日回复了叶东雄。
叶东雄称，《山场转包合同》没有确定办理《不动产权证》的时间，《不动产权证》是由中介董某1、黄某1、黄某2负责办理，一直没有办理好，后来叶东雄就自行办理，并支付了相关费用，叶东雄是办好证后才向周智主张支付剩余转让款60万元。周智称《不动产权证》现仍在叶东雄手上，没有交给周智，所以没有支付尚欠的转让款给叶东雄。
一审法院判决认为：
叶东雄与周智签订的《山场转包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当事人均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山场转包合同》约定，山场转包款为70万元，在签订合同之日支付转包款10万元，余款在林权证转户手续办理完毕时付清。权利人为周智的三本《不动产权证》已于2017年6月30日办理好，叶东雄亦于2017年7月5日告知了周智，为此，周智应当按约定在林权证转户手续办理完毕时履行支付尚欠转让款给叶东雄的义务。
在签订《山场转包合同》时，本案当事人双方对周智已支付了转让款10万元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于尚欠的转让款是50万元还是60万元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认为，虽然周智提供了2014年9月27日的转账凭证，证明其转款10万元到董某1的账户，但周智没有提供叶东雄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以证实是叶东雄授权董某1或黄某1、黄某2收款，亦没有提供叶东雄出具的收据。叶东雄不予认可收到该10万元，亦不认可授权他人代收转让款，况且，根据《山场转包合同》的约定，余下转让款60万元是在林权证转户手续办理完毕时付清。为此，周智于2014年9月27日转款10万元到董某1的账户对叶东雄不产生法律效力，且与合同约定不符，单凭转账凭证，不能反映出叶东雄收取了周智支付的转让款10万元的事实。综上，一审法院不予确认周智于2014年9月27日支付了转让款10万元给叶东雄，故周智现尚欠的转让款为60万元，叶东雄主张周智支付该款，合理合法，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当按照何种标准计算问题的批复》（法释〔1999〕8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当按照何种标准计算问题的批复>的批复》（法释〔2000〕34号）规定，对于合同当事人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标准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周智没有按约定履行付款义务，应承担违约责任。《山场转包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叶东雄主张周智支付按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虽然《不动产权证》是在2017年6月30日颁发，但该证是由叶东雄办理，故周智是在收到叶东雄通知时知道证件办理好，至此才应当履行付款义务，为此，逾期付款利息应从叶东雄于2017年7月5日通知周智的次日（即2017年7月6日）起算。
综上，一审法院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当按照何种标准计算问题的批复》（法释〔1999〕8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当按照何种标准计算问题的批复>的批复》（法释〔2000〕34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判决：周智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尚欠转让款60万元及逾期利息（利息从2017年7月6日起至还清款项日止以尚欠转让款为本金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给叶东雄。如果周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受理费9950元（该款叶东雄已预交），由周智负担。
本案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供新的证据。
经审理，当事人双方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二审庭审中，叶东雄称，在本案合同签订前，其并不认识董某1，在合同签订之后，才通过中间人黄某2介绍认识董某1；周智也称，其在2014年8月10日支付第一笔共10万元的款项当天，才通过其朋友的介绍认识黄某2和董某1的。周智并称，双方当事人于2014年8月13日签订本案《山场转包合同》之前，上诉人于当月10日将10万元转账给案外人董某1，再由董某1转账支付给被上诉人叶东雄时，叶东雄本人的收款账号是由案外人黄某2提供的；叶东雄也承认该收款账号是其提供给黄某2的，在其收到该10万元后，才于当月13日与周智签订《山场转包合同》。就2014年8月13日签订本案《山场转包合同》时，对在合同订立现场的董某1及黄某2两人的身份理解，被上诉人叶东雄认为两人只是山场转包事项的介绍人，上诉人周智则认为当时虽无明确说明两人是代理人，但其理解两人是被上诉人实际的代理人。
本院认为，本案属依照第二审程序审理的民事诉讼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之规定，本院仅围绕上诉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法律适用问题进行审查。
本案二审中，当事人双方的争议焦点是：1．董某1于2014年9月27日收取上诉人周智转账支付的10万元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2．本案合同的未付价款的给付期限应如何确定？
关于上述第一点所涉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争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据此规定，合同关系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不仅要求第三人的所谓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合同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该第三人具有代理权；在诉讼中，合同相对人主张第三人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本院认为，本案中，董某1于2014年9月27日收取上诉人周智转账支付的10万元的行为并不构成表见代理。首先，在本案《山场转包合同》签订之前，上诉人周智通过董某1转账支付10万元给被上诉人叶东雄，叶东雄予以确认的事实，并不表明叶东雄已经同意对剩余合同价款可由董某1或者其他人代为收取。另外，从当事人双方的庭审陈述可以表明，双方当事人在给付上述10万元之前均不认识董某1（按上诉人本人陈述，上诉人是通过其朋友的介绍认识董某1的），在合同签订的过程中，无论是董某1还是黄某2，均只是促成本案当事人双方合同订立的介绍人（中间人）；合同签订时，尽管董某1和黄某2均在签订现场，但本案当事人双方也从未向合同对方当事人表明董某1和黄某2是某方当事人的代理人的身份。叶东雄对合同签订前，周智通过董某1转账支付的10万元予以确认，是在其事前虽不认识董某1，但该款已经确实到其账户的情形下作出的，而且，《山场转包合同》也明确周智须在合同签订当日给付10万元，结合上诉人所述其是通过朋友的介绍认识董某1的情况，叶东雄确认收取周智通过董某1转账支付的10万元时，叶东雄更有理由相信董某1给付该10万元时，是代表周智作出的行为，而非上诉人所述其给付10万元给董某1时，董某1是叶东雄的收款代理人身份。因此，本案事实不足以认定董某1是叶东雄的代理人的客观表象。其次，从付款对象和付款时机上，在本案当事人双方从未向合同对方当事人表明董某1或者黄某2、黄某1是某方当事人的代理人的身份，且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尚未届满的情况下，上诉人周智于2014年9月27日将10万元款项直接交付给董某1，违背了上诉人作为合同价款给付方应有的注意义务。上诉人周智认为，其交付上述10万元给董某1，再由董某1支付给黄某1，是因黄某2、黄某1父子以加快办证速度、用于支付办证费用所需，但从本案事实看，如前所述，在合同签订的过程中，黄某2只是促成本案当事人双方合同订立的介绍人（中间人）之一，黄某1甚至没有出现在合同的签订过程中，在合同签订现场，本案当事人双方也从未向合同对方当事人表明黄某2是叶东雄的代理人的身份，黄某2、黄某1两人更未在合同中作为代理人签名；是否具体委托黄某2、黄某1两人办证以及收取办证费用，被上诉人也从未向上诉人作出该项意思表示，而且，合同约定上诉人给付剩余价款的条件尚未成就，在此情形下，如果上诉人善意地认为黄某2、黄某1两人确是代理被上诉人进行办证行为，董某1或者黄某2、黄某1也可以代理被上诉人提前收取相关合同价款的，也应当事先与被上诉人进行沟通，取得一致的意思表示后才给付相关款项，而非直接将款项给付并非合同对方的案外人。因此，作为《山场转包合同》的相对一方，上诉人周智不能证明其于2014年9月27日给付10万元时，是善意且无过失，已经尽到交易相对人的合理注意义务。
综上，本案客观上并未形成董某1等案外人具有代理权的表象，上诉人周智在合同价款给付期限尚未届满，而于2014年9月27日给付10万元给案外人时，未事先与被上诉人进行沟通，取得被上诉人的同意，且在诉讼中不能举证证明其所作给付是善意且无过失的，因此，上诉人周智主张相关案外人的收款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其主张，依法应不予采信。
关于当事人本案合同的未付价款的给付期限如何确定的争议问题。根据当事人双方在《山场转包合同》的约定，对合同的未付价款60万元，在林权证转户手续办理完毕时付清。据此约定，上诉人周智仅在被上诉人未完成林权证转户手续前可以行使履行抗辩权，但在被上诉人已经完成林权证转户手续后，其对剩余合同价款的给付期限即已届满，当事人双方并未约定被上诉人应事先将完成林权证转户手续的《不动产权证》交付给上诉人后，上诉人才履行对剩余合同价款的给付义务。因此，上诉人履行对剩余合同价款的给付义务的条件已经成就。一审法院根据被上诉人将林权证转户手续完成的事实告知上诉人之日，确定为上诉人履行对剩余合同价款的给付义务的条件已经成就之日，并确定自告知之日起的次日，作为上诉人逾期违约付款起算日恰当。上诉人周智主张其并未违约，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周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依法应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案件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并无失当，审判程序合法，本院依法应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9950元，由上诉人周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彭国荣
审 判 员 陈 容
代理审判员 董振南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王怡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