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兰溪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781民初2766号
原告杜颖琪，男，1985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兰溪市。
委托代理人童华仙，浙江九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朱立顺，男，1978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兰溪市。
委托代理人王永皓，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杜颖琪与被告朱立顺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于2016年5月19日诉至本院。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姚旭宗独任审判，于同年8月2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双方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杜颖琪诉称：2013年3月6日，原告因公司经营需要向被告及童崇共同借款150万元，借期三个月，借款由童崇出资120万元，被告出资30万元，就150万元借款被告与童崇风险共担。借款合意达成后，童崇的手续均由被告办理，被告将童崇银行卡内的120万元转入张月花账户。转款完成后被告询问原告资金用途状况，原告告知近期暂需80万元，剩余资金下个月用到。被告遂以监督资金安全为由要求退回已汇入的40万元，并告知原告剩余借款待需要时再汇入，且利息可以按实际用款金额计算。原告认为被告建议合理，遂立即将20万元转入被告账户，另外的20万元银行转贷后也转回给了被告。一段时间后，原告要求被告履行剩余借款，被告一直未将剩余借款给原告，原告只得通过变卖公司股份的方式度过了困境。借款到期后，被告于2013年6月25日带律师到原告处由实际用款人原告及灏源公司签下借款80万元的确认书。后被告见原告公司经营状况良好，认为系其帮助的结果，遂不断找理由对原告敲诈勒索，原告无奈支付了19万元。原告对被告失去了信任，遂主动联系童崇，将之前的借款陆续还入童崇账号。2015年6月10日，童崇向法院起诉要求归还借款，但未将40万元予以扣除。原告认为，借款合意时，被告与童崇为共同出借人，被告截留资金的行为效力及于童崇，且认为19万元为被告敲诈勒索所得，取得没有合法依据，也应抵扣借款。后经一审、二审，法院未确认童崇与朱立顺为共同借款人，遂未认定40万元及19万元为对上述借款的还款。故现被告获取该两笔款项没有合法依据，应认定为不当得利，根据法律规定应予以返还。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起诉，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返还原告不当得利59万元及利息441626.67元（其中40万元利息按月息2%自2013年3月9日起计算，19万元按月息2%自2013年7月15日起计算，利息暂计算至2016年5月16日，之后利息仍按月息2%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被告朱立顺的委托代理人在庭审中辩称：1、不当得利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案原告以借款的名义起诉过，现在又以不当得利起诉。原告应证明付款的原因，金华中院也有类似判决。2、即使构成不当得利，也已经超过诉讼时效。3、59万元的性质问题。（2016）浙07民终488号中已经对59万元作出认定，19万元是赔款，原告的陈述不符合事理。原告以张月花的名义伪造房产证，童崇发现后向公安机关报案，相关当事人在公安机关对该59万元作出了不少于四次的说明。为此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提供的证据为：（1）汇款凭证收条1页、对童崇的询问笔录4页，合以证明原告与被告及童崇当初达成借款150万元合意的事实；（2）银行交易明细账单8页，用以证明原告向被告汇入59万元的事实；（3）民事判决书2份，用以证明原告在相关案件中主张59万元系属归还借款未被法院确认的事实。
被告提供的证据为（1）《关于合作购买这A-5ZL15车辆（奥迪A8）的处理》书面协议（照片影印件）2页（以下简称车辆处理协议），用以证明其主张的原告汇入59万元中的19万元系属车辆损失的赔款。（2）申请法院从公安机关调取童崇举报杜颖琪诈骗案中笔录（其中有部分已出现在之前的相关案件中），用以证明相关事实。为此本院收集到杜颖琪涉嫌诈骗案的侦查笔录为：童崇的笔录三份、杜颖琪的笔录六份、朱立顺的笔录四份，林威力的笔录一份。
上述双方所举证据材料，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证据（1）与本案无关，证据（2）不能证明待证事实。原告对被告证据（1）的质证意见为，原告是受胁迫签的，被告以原告伪造张月花的房产证为由进行敲诈胁迫，该证的形成不具合法性，协议中一系列不合理的条款可以看出是不真实的意思，另外，合同最后一条载明三方签字生效，现丙方没有签字，协议没有生效。对于本院收集的童崇笔录三份、杜颖琪笔录六份、朱立顺笔录四份，双方均称没有异议，至于其中内容的可信性及证明力，双方未发表意见。对于原告证据（3）即二份判决书，双方均未作异议。
针对上述质证意见，本院认为，证据的关联性指的是与事实的关联而不是与诉讼请求直接关联，而案件事实有要件事实、背景事实之分，还有内界事实与外界事实之分，且事实与事实之间是具有一定联系的，证据又有直接证据间接证据之分，被告无关联性的质证意见属于割裂事实的观点，不能成立。关于证据的合法性，就当事人签订的协议书而言，主张胁迫形成的一方应当对“胁迫”事实举证加以证明，而不能单从内容的不公平不合理进行推断。至于丙方没有签字对于协议书的效力影响，是属法律评价问题而不是事实查证问题，从而不影响其可采性。因此，上述双方证据均可予采纳。至于笔录内容的客观真实性、及上述证据的证明力，需综合分析而定。
根据上述采纳的证据并根据双方庭审中不争的陈述、以及司法认知（本院审理的与本案当事人相关的案件情况），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
2013年初，原告因创办浙江颢源贵金属经营有限公司（2013年1月14日注册登记，以下简称颢源公司）筹资所需，通过朋友林威力介绍与经营一家投资咨询公司的被告结识。随后，由被告介绍并提供保证担保，原告于2013年1月21日从朱俊刚处借得人民币20万元（以原告自有房产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形式表现）。同年2月8日，原告又以自己的汽车作抵押，向被告本人借款一笔，当日被告打入原告账户的数额为20万元。
2013年2月底，原告再次向被告要求借款150万元，双方经过一番商谈策划达成方案。随之，被告于3月初打电话曾经与之有过合作放贷经历的童崇，介绍借款意向称：借款150万元、利息3分、期限三个月、房产证抵押、到时不还房产过户，并称如果有钱这笔生意可以做。童崇听后有意参与，遂于次日在被告的门店中与原告面谈了解相关情况（其中了解到用于抵押的房产系原告之母张月花的），之后又实地察看了解相关房产后，最终与被告商定由其出资120万元被告出资30万元进行放贷，并商定风险共担。
2013年3月6日，原被告及童崇三方在被告门店办理借贷手续。借贷双方并非采用借条或借款合同方式，而是以《房屋买卖合同》取代。该房屋买卖合同除了首部和尾部中交易当事人的姓名等身份信息和签约日期为手书填写外，其余为打印文字。合同书显示：卖方（甲方）为“张月花”，买方（乙方）为童崇，条款内容中显示的标的房为兰溪市大阙路37号、39号营业房，价款150万元，2013年3月5日支付120万元（含定金），余款30万元在3月10日付清，约定过户时间2013年6月4日。该合同书买卖双方署名落款之下为担保条款，由原告杜颖琪在填充处签名捺印以示作为出卖方的无限连带责任担保人。合同的签订过程中，其中“张月花”的签名捺印系背着童崇完成（后原告在接受公安机关讯问中述称为被告与之一同外出在车上所签，但未能有其他被询问人的印证）。
合同书签署完毕后，童崇即把自己的身份证和银行卡交给被告，委托被告为其办理出借款项的转出手续。原被告二人于当日即3月6日一同到银行办理，被告将120万元转出后发现是进入原告本人而非张月花的账户，遂要求被告将款项退回童崇账户改转张月花账户，照此办理120万元进入张月花账户后，原告当日即将之一次性全数转入自己的银行账户。
原告进账上述120万元后，当日从中转出20万元进入被告账户，3月9日又从自己另一账户中转出二笔合计20万元进入被告账户。3月10日，原告以张月花的名义出具收条给被告，内容为“今收到童崇人民币转账款壹佰贰拾万元整，现金叁拾万元整，共计壹佰伍拾万元整”。
在上述120万元进入原告账户的前一日即3月5日，原告有15.4万元（三笔5万元和一笔4000元）转入被告账户。
上述120万元的三个月借款期限届满（即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的过户日）后，原告未予归还且童崇知悉了房产证为假。在被告的要求下，原告本人并代表颢源公司、以及颢源公司的另一股东黄靓于2013年6月25日共同签署了一份《确认书》，主文内容为“本人杜颖琪及浙江颢源贵金属经营有限公司确认2013年3月10日张月花与童崇的80万元款项，本人在2013年6月30日前替张月花归还，利息按2%每月计付，如逾期不能归还的实现债权的费用由违约方承担，费用以总金额的15%为限”。
2013年7月4日，被告由其律师朱俊刚代理，与原告签署了一份车辆处理协议。该协议以杜颖琪为甲方、朱立顺为乙方，并设丙方但至今首部无名称尾部无签名。该协议前言为“甲乙两方为合作伙伴关系，以朱立顺名义购买浙Ａ-×××××车辆（奥迪A8）用于合作之用，现双方终止合作关系，故该车不再共同使用”。接续分三部分确认数值：一、确认该车已经实际支付款项全部由朱立顺支出共计754685元（其下分项罗列首付、保险、购置税、月供等支出费用）；二、确认购车资金成本78729.42元（其下罗列各期支出按天0.1%算至7月5日止的利息）；三、确认目前如在市场出售车辆发生损失共计357229.42元（其下罗列：1.上牌费、购置税128500元；2.车辆折旧15万元；3.资金成本78729.42元）。之后为损失处理方案内容：1.本协议签订后车辆由乙方自行处置；2.甲方承担损失20万元，乙方承担损失157229.42元，甲方应在2013年7月15日前将20万元的损失款项支付乙方账户，如逾期……；3.丙方系甲方的父亲，自愿为本协议下甲方的责任提供无限连带责任担保。该协议的尾部空白处还手写注明“如票据不实，按比例做调整”。签订后，原告于2013年7月15日从自己的二个账户中转入被告账户中四笔款项合计19万元。
车辆处理协议签订后，原告于2013年7月5日、9日、11日从自己二个账户中转款给童崇账户，金额依次为20万元、15万元、20万元，合计55万元，作为归还童崇借款。
2013年8月30日，童崇向本院起诉，要求被告张月花退回购房款95万元、赔偿定金20万元等合计金额122.5万元，并要求杜颖琪、颢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童崇提出的证据材料包括有上述6月25日签署的确认书。童崇起诉时还提出财产保全申请，本院在实施保全中发现买卖标的房权证为假，遂对童崇作了调查询问，随后还对朱立顺作了调查询问，童崇与朱立顺回答询问的陈述不能对同。后本院于2013年11月15日作出（2013）金兰民初字第919号民事裁定书，以案件可能涉嫌刑事犯罪为由驳回了童崇的起诉。
2013年12月31日，童崇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于2015年6月2日作出了撤销案件的决定。侦查中，公安机关对杜颖琪先后讯问6次，对朱立顺先后询问4次，相关内容摘要如下：
朱立顺于2014年1月3日第一次受询中，回答“你把认识他之后他到你这里借钱的事情说说”之问的陈述为“好的，2013年2月8日，杜颖琪经人介绍，要将他名下的一辆雪弗兰轿车抵押借35万元，说是他公司需要用钱，后来经过评估，当天我就借给他35万元，其中20万元转账、还有15万元是现金给他的。到了2月28日，杜颖琪又来找我，说他杭州的公司装潢需要，想让我借给他，于是我跑到杭州他公司看过，确实是在装潢，于是我当天从兰溪建设银行提了16万元出来借了他15万元。到了3月5日杜颖琪转账还我15万4千元，3月6日转账还我20万元，之后十几天又转账还我16万元”。2014年8月5日第二次受询中，回答“你与杜颖琪的关系”之问的陈述为“2013年2月份，我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杜颖琪的，后来杜颖琪问我借过三笔钞票，2月8日以雪弗兰轿车抵押35万元，2月28日装潢需要借15万元，第三次就是3月6日这一次”；接着回答“他之前向你借的二笔钞票是否已经还给你”之问时，陈述杜颖琪汇给其款项比第一次受询述称多了一笔4万元并称之为利息，将第一次称述的“还我16万元”改述为“还我连本带息16万元”。该次受询中还被问及合作购买奥迪A8轿车之事，朱立顺述称的大意是3月6日钞票借去后杜颖琪提出公司想买好点的车装一下门面，由其垫资购买并做其名下而由杜颖琪使用，待向其支付购车款后再过户杜颖琪名下。3月8日将车购回供杜颖琪使用了一个月，第二个月杜颖琪未还按揭，即把车开回，后委托朱俊刚处理车辆的事。第三、四次受询中未及款项来往事项。
杜颖琪接受讯问6次中，2014年1月20日第一次受讯时，首先针对“把你自己所做的事如实向我们交代”作陈述，其中涉及3月6日120万元到其本人卡上后的情况述称为“我取了7万元，付朱立顺一个月的利息3.6万，当天我打给朱立顺20万元，过了几天我又打了20万元给朱立顺，这是监控我的资金用途的，我不够了他再转给我，其余钞票我就放在公司周转用了”。当被问及“现在这笔钞票的去向”时，答称“我已经还了74万，前面讲过的打给朱立顺40万元，朱立顺说是作为资金监控用的，这笔钞票一直没有打给我；剩下的80万，7月份打给朱立顺19万元，打给童崇卡里55万元，分好几次的，还有6万元没有还给他”。当被问及“你问朱立顺借过几次钞票”时，答称“借过三次，前二次都已经还给他了。第一次是用雪弗兰车抵押的，借的数额记不清了。第二笔是朱立顺联系牵线的，借款人是朱俊刚，借了二十万，这二笔都已经还掉了。这一次是第三笔，还有六万元没有还掉”。当被追问“为何没有还给他”时，答称“我叫朱立顺把我借款时签过字的东西给我，我把钞票还给他，他不肯把那些东西给我，叫我赔他损失19万元，不然要告我诈骗，后来我们协商过我同意赔偿19万，连未还的6万共还25万，当时他同意了，我叫他把东西给我，我把钞票还给他，他一直没有将我签字的东西给我，我钞票也没有还给他”。第二次讯问中，当问及“你还欠童崇多少钞票”时，答称“我在上次笔录里已经讲过，我总共付给童崇、朱立顺114万元，如果车辆损失要我付的，我还欠他们25万元。……”。该次讯问中还被问及前述车辆处理协议中所涉20万元是否付给朱立顺，答称为“我已经付给朱立顺了，2013年7月15日我通过银行汇款付给朱立顺19万元”。第三次讯问中，被问及“你与朱立顺的关系”时，答称“我与朱立顺是在2012年底通过林威力介绍认识的，我先后通过朱立顺借过三次钞票。第一次是我以自己的房屋买卖合同问朱立顺借的，具体时间和数额我记不清了；第二次是以我的雪弗兰轿车抵押通过朱立顺向朱俊刚借的，具体时间和数额我也记不清了。第三次就是2013年3月6日通过朱立顺向童崇借了120万元，到现在还没有处理好”。当问及“朱立顺将童崇卡上120万元转给你后，为什么要从你卡上转走40万元”时，答称“他说先给我80万元，公司先运作起来，如果不够这40万元会打给我的，这40万元的利息我也就不要付了，什么时候给我用再算利息。我当时想想也行，就让他打到他自己的卡上了”。第四次讯问中，首问“你问朱立顺借过几次钞票”并要求详细陈述时，答称“2013年2月初，农历过年前，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我以我的雪弗兰大黄蜂车抵押，问朱立顺借了20万元。这笔借款之前通过朱立顺介绍，以我新世纪的房屋向朱俊刚借了20万元，还有就是向童崇借的120万元，其中有40万元转给朱立顺，我实际用到80万元”。当问及“2013年3月5日你转账给朱立顺154000元，这笔钞票的用途”时，答称“应该是还账的，怎么还他154000元我要回忆一下，我现在想不起来。朱立顺公司的规矩是先把之前的借款还掉，才可以借第二笔”。当问及“你现在还给童崇多少钱”时，答称“我已经还给童崇55万元，还有25万元没有还”。第五次讯问中只问房产证之事而未及借款还款事项。2015年5月8日的最后一次讯问中，首问“杜颖琪，你现在还有多少钱没有还给童崇”，答称“我于2013年3月6日到童崇处借来120万元，借来当天我马上打给朱立顺20万元，过了几天我又打给朱立顺20万元，在2013年7月份分三次打给童崇55万元，到了2015年4月份分二次打给童崇6万元，这样一共是61万元”，接问“那还余下59万元为什么不还”，答称“……，这时朱立顺跟我说借款时用伪造的房产证复印件这件事情是违法的，由于我害怕他去报案，就同意在还清童崇80万元的基础上再付给朱立顺20万元，我提出的条件是把我借款时提供的资料还给我，包括伪造的房产证复印件，朱立顺同意的。后来我凑了19万元，跟朱立顺说我只能凑到这么多了，朱立顺说可以的，但当我把钱打他问他要这些资料时，朱立顺还不肯歇，还想问我拿钱，于是我就不肯了。那我就表示这19万元我是用来还给童崇的，我跟朱立顺明说的。这样的话55万加上19万加上6万元，我到童崇处借来的钱是还清了，是还了80万元，只不过其中19万元是打给朱立顺”。
公安机关撤销案件后，童崇于2015年6月10日向本院再次提出以杜颖琪、张月花、颢源公司为被告的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杜颖琪、张月花共同归还其借款本金59万元及利息40万余元；（2）颢源公司在其确认的80万元本金及逾期按2%计息的范围内承担连带偿还责任；（3）三被告支付原告实现债权所产生的费用5万元。该案中三被告共同委托同一个诉讼代理人，抗辩主张为：原告与朱立顺应为共同债权人，应追加朱立顺为该案第三人参加诉讼；按当初的约定，原告与朱立顺共同出借150万元，二人风险共担；之后的借款、还款过程都由朱立顺进行操作办理，包括确认书也是朱立顺带律师要求杜颖琪及颢源公司签字盖章；因此，朱立顺收取利息及监督资金安全为由截留的70万元的行为效力及于原告童崇。另外还抗辩主张，朱立顺向法院提出车辆处理协议书而主张19万元系属奥迪A8的损失赔偿款，该协议没有丙方签字故未生效，为此该19万元应作为归还该案的借款。杜颖琪本人作为该案被告之一在庭审中答辩述称到：“我是向朱立顺借款的，原告我不认识”、“借款的事情是朱立顺帮我弄的”、“朱立顺只给我80万元，还有40万元在朱立顺手上”、“后期我公司经营正常了，是朱立顺到我公司向我收利息的，按80万元4.5分的利息收取的”。童崇针对杜颖琪的答辩，述称到：“我和朱立顺是中间人关系”、“朱立顺与被告之间的经济往来我不知情。利息到现在我只收到朱立顺二笔款项，按照2分利计算的，24000元一个月，一共收到48000元”。该案庭审质证中，童崇针对己方提出的书证——确认书，解释称“确认书是朱立顺主动给我的，当时朱立顺说公司的注册资金只有80万元，所以确认了80万元”。该案经本院审理，对于被告方的抗辩观点未予采纳，同时认为杜颖琪可通过法律途径另行向朱立顺主张权利，从而判决杜颖琪返还童崇借款本金59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328865.73元、颢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该案经二审（杜颖琪提起上诉）于2016年4月5日作出(2016)浙07民终字第488号判决，维持原判。该终审判决中认为，“如杜颖琪对其与朱立顺之间的经济往来有争议，其可另行主张”。由此，引发了本案诉讼。
本院认为，本案原被告之间经过银行往来的全部款项为双方所不争，即：被告汇入原告账户的款项为，2013年2月8日一笔20万元；原告汇入被告账户的款项则包括有同年3月5日15.4万元、3月6日20万元、3月9日20万元、7月15日19万元。这其中，2月8日的20万元和3月5日的15.4万元的款项性质系属原被告二人之间（××）的借款和还款也为双方所不争。双方争执的焦点在于，3月6日和9日合计的40万元、7月15日的19万元的款项性质问题。
关于7月15日的19万元，原告在本案中主张系因受被告不断敲诈勒索无奈而支付，在原先相关的童崇起诉的民间借贷案件中则抗辩主张系属归还童崇的借款，被告则主张系属终止合作关系处理车辆而向其支付的赔偿款。对此本院认为，所谓敲诈勒索，是为刑事处理范畴，民事纠纷中应称之为胁迫。该19万元的支付日期与车辆处理协议中的支付期限相吻合，杜颖琪在公安机关受讯中也曾经认可车辆处理协议项下的赔偿款已经支付且陈述到不止一次，尽管之后有一次受讯中述称道，曾向朱立顺言明这19万元就作为归还童崇的借款了，但这仅仅是其恼怒下的单方表示，并不构成双方合意变更了车辆处理协议。因此，这19万元显然系属于车辆处理协议，为原因明确的支付。至于说原因是否合法有效也即车辆处理协议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丙方签字与否不是判断甲乙二方之间协议效力的条件，此因丙方是担保方，从合同不成立不影响主合同。至于说受胁迫所签，综观杜颖琪的受讯答问及前案诉讼中的陈述，并结合本案诉讼中被告方不能就当初如何合作的内容陈述其详，是为可能，但凭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认定。即便协议受胁迫所签之说成立，在民事诉讼场合，要求对方返还依协议取得的财物，得以诉请撤销协议为前提，而撤销权的行使须在知道撤销事由起一年内行使。受胁迫应是当时即知的事项，2013年7月4日签订的车辆处理协议，至本案诉讼提起时，已超过一年除斥期间。综上，原告于2013年7月15日向被告支付的19万元，现要求返还缺乏事实依据，也不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3月6日和3月9日汇付的合计40万元，支付原因双方各执一词又均无其他直接证据予以证明自己的主张。根据相关背景事实并分析比较双方各次陈述，本院认为原告主张的支付原因可信度要高于被告。其理由为：首先，被告主张该40万元系归还其本人借款本息，其出借事实没有任何可资印证的书面凭证留存，对于一个民间职业放贷人来说是不太可能的。现实当中有相当多的民间职业放贷人，收取利息往往不出具收条甚至本息全部清偿后都未给还借条。而根据双方不争的陈述，原告与被告本人之间的首次借贷是用汽车抵押，不论采抵押合同还是以买卖合同代替，这一合同书通常情理是不用返还借款人的。其次，被告述称2月8日首次出借35万元是以20万元打卡15万元现金支付，15万元不是一个小数目为何不打卡未作任何说明也不合通常行事习惯，一般地，职业放贷人放出的款项多采用银行转账的方式。第三，被告述称2月28日出借15万元以现金支付，针对一个认识不久的人，前借未清再借又无担保，这不是一个审慎的人所为之事，而从被告当初代理童崇打款120万元发现进入原告账户要求退回重新打入张月花账户这一情节看，被告应当是审慎之人。另外，当天从银行取钱实施交付这种徒生麻烦的事对于喜欢用卡的人来说也是令人生疑的。第四，从原告的历次陈述对比分析，其陈述双方的关系或者说经济往来，前后不能一一对同，但中心意思是不矛盾的，一直坚持称发生过三次借款关系并且把被告为介绍人的也囊括其中，对于40万元的支付原因也前后一贯只是详略不一而已。原告初时所称的借款具体时间、数额记不清了更显其受讯前未作应答准备，而反观被告首次受询即把所谓本人出借的二次时间陈述得明明白白，这一明确时点的陈述不得不使人怀疑其事先经过谋划准备。第五，如果说上述理由纯属依据当事人陈述分析不足以认定原告主张的支付原因为真，那么结合6月25日签署的确认书这一书证则可足以认定。6月25日的确认书系由被告要求原告等人签署并有被告带领的律师参与，其中载明“确认2013年3月10日张月花与童崇的80万元款项”这节内容，与3月10日原告冒名张月花出具给被告的收条中“今收到童崇转账款120万元”具有40万元的差额，而自3月6日从童崇账户转款120万元进张月花账户继而转入原告账户至6月25日这一期间，并未曾向童崇归还40万元款项，这期间又恰好有40万元从原告账户转入被告账户，如果这转入被告账户的40万元系属归还之前欠被告本人的借款本息，6月25日的确认书应当确认为“2013年3月10日张月花与童崇的120万元款项”才是，这是理所当然的，原告没有理由拒绝确认120万元的数额。被告将该确认书交给童崇时解释称“注册资金只有80万元，所以确认了80万元”完全是欺人之词，其实是蒙蔽童崇自己从120万元中收回了40万元之事。综上，本院依照证据优势认定原告于3月6日和9日汇付给被告的40万元不属于归还被告本人的借款本息，而是依照原被告二人之间的口头约定而支付的款项，其约定的内容如原告所主张。
原被告二人就返还40万元所作约定及其支付行为，系围绕童崇已经实际出借的120万元所作，究其实质，是变更了先前约定的内容，即从原先约定的150万元借款变更为暂时出借80万元，其余70万元迟后按情况再付并按实际付款时间结息。由此应认为被告并非是该40万元支付事项的一方独立交易主体，也即该40万元汇付行为不能独立于童崇实际出借的120万元。原被告自发生交易以来，被告有过多种交易角色，有贷款人，有居间人，有担保人，还有代理人的角色，有时还混而兼之。就本案而言，从原告求借150万元肇始，经被告与童崇商定共同出借并向原告披露，到童崇与原告以张月花名义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为止，被告实际上为居间人兼共同出借人的角色。从童崇将自己的身份证和银行卡交与被告开始，之后被告实施了120万元的转款、收执原告以张月花名义出具的150万元收条、收取利息转交给童崇、6月25日要求原告以实名签署确认书等系列行为，比较法律关于居间人的权利义务规定，已然超越了居间人应为事项，事实上成为了童崇的代理人。原先约定被告出资30万元与童崇共同出借，但被告没有实际支付，依照法律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的规定，故被告并未成为真正的共同出借人。然而，由于被告交易角色的串换及混同，原告因自身认知能力和法律知识的欠缺，一直把被告的合同身份置于贷款人一方地位。事实上，童崇也不把被告作为单纯的居间人，被告也不以纯粹的居间人自居甚至把自己作为3月6日这次借款的出借人，此从原告受讯中多次陈述到“他们”、被告和童崇受询中数次陈述到“我们”（按语境“他们”“我们”系指被告和童崇）、以及被告在公安机关第二次受询中首答一段处可得以充分体现。正因为如此，原告误认为被告有权作主，从而按口头约定向被告账户汇付了40万元。综上，原被告就该40万元所作的约定，被告方而言其表象上应认为是代理童崇所为。
如前所述被告为童崇的代理人，但代理权限并不明确，就与原告口头约定先退还40万元嗣后按情况再借而言，后续的事实表明，并无童崇的事先授权也无童崇的事后追认，故属于无权代理。从原告的角度而言，当初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买方是童崇一个人的名字而不包含被告，120万元从童崇银行账户转出，出具的150万元收条也仅仅记载童崇一个人的名字，按照常理理应按照书面的表现形式认童崇一人为出借人而不应按背后的约定认被告为共同出借人。原告把被告作为童崇的代理人看待是为正常，但约定退回到被告的账户实属违背常理，故不能构成表见代理。因此，原被告之间就返还40万元到被告账户的约定属于无效合同，其效力当然不及于童崇。
合同无效的，依据合同取得的财物属于没有合法根据，构成不当得利，应当返还对方。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被告依据无效的口头约定从原告处取得了40万元，依法应当返还原告。原告与童崇的民间借贷纠纷判决中该40万元未被作为本金扣除，同时还被判按月利率2%向童崇支付利息，该40万元的利息即为原告的损失，应按双方的过错责任承担。对于过错问题，本院认为，综观全案事实，被告利用其居间和代理人的身份，对于实际发生借贷关系的童崇与原告实施二头欺诈，应承担主要过错。原告自身认知混乱且过于信任被告，不与实际出借人童崇本人联系，也有不小的过失，应自行承担一部分损失酌情以40%计算。
关于诉讼时效问题，因原告当初认为被告后续会继续出借支付，6月25日以实名签署确认书后则一直认为40万元可以从童崇出借的本金中减除，至童崇起诉时仍然以此作为抗辩，因而时效的起算点不应从2013年3月9日起算，应当从童崇案的终审判决送达之日开始计算。故本院对被告的时效抗辩观点不予采纳。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朱立顺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杜颖琪不当得利款项计人民币40万元。
二、被告朱立顺应赔偿原告利息损失与判决第一项同时支付，利息损失以40万元为计息本金自2013年3月10日起按月利率1.2%计算至实际支付日止。
三、驳回原告杜颖琪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7042元（已减半），由原告杜颖琪负担2200元，由被告朱立顺负担4842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姚旭宗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日
书记员 童 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