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3民终874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伟强，男，汉族，1969年9月14曰出生，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葛翠寒，广东联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明芬，女，汉族，1964年7月11曰出生，住所地四川省达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黄英，女，汉族，1987年11月28日出生，住所地四川省达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丹，女，汉族，2000年12月6日出生，住所地四川省达县。
上述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爱国，广东广和（龙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三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佳敏，广东君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继民，男，汉族，1967年7月12日出生，住所地湖北省公安县。
上诉人李伟强因与被上诉人周明芬、张黄英、黄丹、刘继民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6民初583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李伟强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或发回重审；由被上诉人负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李伟强不是本案适格主体，不应承担责任。本案遗漏重要主体，依法应发回重审。1、一审法院认定：“因被告李伟强房屋外墙的水管漏水，该水管之前是被告刘继民负责安装的，故被告李伟强打电话给刘继民要求其派工人前来维修。”该事实认定错误。本案中，发生事故的房屋为小产权房，该房屋因为历史遗留问题一直没有登记产权，不能明确谁是房屋的所有者和产权人。该房屋的土地使用者及房屋建设者不是同一人，但分别都是上诉人的亲戚，其相互之间因为产权问题向来矛盾纠纷不断。一审法院直接在事实查明部分认定上诉人为房屋的所有者，系事实认定错误。2、上诉人既不是发生事故的房屋的所有者和产权人，也不是该房屋的实际管理者及受益者。上诉人有稳定固定的职业，上诉人的职业是司机，只是在工作之余帮助亲戚看看房子。上诉人不是本案适格主体，不应参加本案诉讼。上诉人的角色只是有时帮忙亲戚看房子，就被法院认定为房屋的所有者，而且对被上诉人刘继民应承担的全部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这对上诉人明显不公。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房屋墙外水管的修补是承揽给刘继民，由刘继民包工包料完成，是承揽合同。而一审法院却认定为建设工程，适用建设工程转包的相关法律规定判定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系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1、根据《合同法》第251条之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第269条之规定：“建设工程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同时，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建设工程合同的标的是特指基本建设工程，如果是为完成不能构成基本建设的一般工程的建设项目而订立的合同，不属于建设工程合同，而属于承揽合同的范畴。因此本案中，上诉人与刘继民之间的法律关系应是承揽合同的关系。2、根据法律及法理，建设工程合同与承揽合同存在根本区别：(1)建设工程合同具有主体的特殊性，发包人一般为企业法人；（2）合同签订必须履行国家法定的审批程序；（3）标的是针对房屋和构筑物等不动产工程；（4）合同应当采取书面形式；（5）监督管理具有严格性。本案中，刘继民承揽的事项是接墙外的一个水管，由刘继民包工包料完成，不属于建设工程的范围，应属承揽合同的范畴，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是一种承揽合同关系。而一审法院却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该法律是适用于建设工程违法分包或不具有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违法分包的法律责任的判定，一审法院明显错误认定了上诉人与刘继民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建设工程合同关系，适用法律错误，将本案基本法律关系混淆，加重上诉人的责任。三、一审法院对上诉人与刘继民之间的法律关系认定为建设工程合同发包关系，缺乏事实及证据依据，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与刘继民之间的关系应适用承揽合同相关的法律规定予以处理。1、一审法院认定：“被告李伟强将涉案工程转包给没有安全生产条件及施工资质的被告刘继民，且被告李伟强也未能为黄孝建提供安全的生产条件，对黄孝建冒险作业未尽到提示警告的义务，应与被告刘继民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一审法院没有查明：刘继明做的工作是否属于建设工程类，是什么样的工程，对该工作进行施工是否需要资质，需要什么样的资质。一个一楼与二楼连接处的墙体外置水管，锯断一截接上另一个新水管的工作，显然不属于建设工程的范畴，是刘继民承揽的房屋维修工作的一部分。一审法院没有进行事实查清及法律说明。就直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之规定进行判定，系法律适用错误。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之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房屋维修工作一直由刘继民承揽，刘继民指派其工人黄孝建进行施工作业，黄孝建在工作过程中的损害，应由刘继民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即使法院认为上诉人在此过程中存在过失，也是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即按份责任，不是连带责任。但是房屋修理水管的事项是承揽给刘继民，刘继民选择其哪个工人过来工作，如何施工，都是由刘继民指示安排，黄孝建出事故时已是刘继民第二次安排工人过来维修同一事项。故上诉人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四、一审法院认定黄孝建办理有深圳市居住证，应适用广东省深圳市的城镇居民标准予以计算各项赔偿金，系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错误。1、黄孝建的居住证有效期为2011年6月2日至2011年12月2日，黄孝建发生伤亡事故的时间为2016年7月29日，距离其办理有效居住证的时间已过去了五年，居住证已过期。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其在深圳居住，适用深圳市城镇居民计算赔付项目系事实认定错误。2、被上诉人周明芬提供的银行流水明细，只是周明芬其个人的银行账户明细。只能证明被上诉人周明芬有办理深圳的银行账户，不能证明其主要收入来源于深圳，更不能证明黄孝建在深圳有稳定收入。而且被上诉人周明芬提供的银行流水，只有2016年前半年的流水明细，不能证明其在深圳长期居住及主要收入来源于深圳的事实。根据2015年《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之规定：“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应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结合受害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主要收入来源等因素，确定应适用的标准。”故在被上诉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长期在深圳居住，而且其主要收入来源于深圳的情况下，不应认定其为城镇居民，适用城镇居民的标准予以赔付。综上所述，上诉人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刘继民安排其工人黄孝建进行水管维修工作，发生的伤亡事故应由承揽人刘继民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周明芬、张黄英、黄丹辩称：上诉人的上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刘继民未发表意见。
周明芬、张黄英、黄丹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刘继民、李伟强连带赔偿原告1670322.1元（其中医疗费459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2100元、护理费20880.6元、误工费27420.7元、死亡赔偿金892666元、被扶养人生活费48538.8元、丧葬费58716元、交通费15000元、住宿费36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一审庭审中，原告变更如下诉讼请求：护理费变更为22245.4元、误工费变更为29530.7元、死亡赔偿金变更为9739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变更为54720.9元、丧葬费变更为62463.5元、撤回医疗费的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7月29日下午6时许，被告刘继民开车搭乘黄孝建来到被告李伟强处，因被告李伟强房屋外墙的水管漏水，该水管之前是由被告刘继民负责安装的，故被告李伟强打电话给被告刘继民要求其派工人前来维修。被告刘继民、李伟强、原告的亲属黄孝建三人就维修事宜简单沟通后，黄孝建回家吃晚饭，吃完晚饭后与原告周明芬来到施工现场。黄孝建爬上梯子开始锯水管，因水管老化松脱，导致黄孝建从梯子上摔下后受伤。被告李伟强见状拨打120，并将黄孝建送往深圳市龙华新区中心医院治疗，经诊断为急性重型颅脑损伤，黄孝建治疗期间一直处于深昏迷状态，以呼吸机及药物维持生命体征。黄孝建住院122天后于2016年11月28日出院，并于出院当日死亡。
事故发生后，社区工作站曾组织原告周明芬与被告刘继民、李伟强调解，在被告李伟强提交的调解视频中，原告周明芬称其与黄孝建是给被告刘继民做工的，经常跟着被告刘继民做活，事发当天，是被告刘继民带黄孝建去到被告李伟强处，这一事实原告与被告均确认。被告刘继民称案涉工程是被告李伟强与黄孝建之间商谈的，被告李伟强对此不予确认，称双方之间一直以来都是做完工程后结算工钱，被告刘继民说多少被告李伟强就付多少，工钱是直接付给被告刘继民，然后再由被告刘继民付给工人。
另，事故发生后，被告李伟强垫付了医疗费42000元、丧葬费10000元。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门诊病历、出院记录、死亡证明、火化证明、居住证、银行流水、被告李伟强提交的小结、被告李伟强提交的调解视频以及庭审笔录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身体健康受法律保护，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的，赔偿权利人有权要求赔偿义务人赔偿损失。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损失的赔偿义务主体及责任划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具体到本案中，事发当天，被告刘继民带黄孝建去到被告李伟强处，而之前一直是被告李伟强与被告刘继民结算工钱，再由被告刘继民与工人结算工钱，故被告刘继民作为雇主，应对黄孝建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而黄孝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梯子上作业时并未系安全带，未佩戴任何安全防护装备，自身疏于小心谨慎的注意义务，对事故发生也应负一定责任。根据案件情况及相关证据，一审法院酌定被告刘继民承担70％的责任，原告自行承担30％的责任。被告李伟强将涉案工程转包给没有安全生产条件和施工资质的被告刘继民，且被告李伟强也未能为黄孝建提供安全生产条件，对黄孝建冒险作业未尽到提示警告的义务，应与被告刘继民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的答辩意见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原告的损失数额为：1、医疗费：原告本案中放弃了医疗费主张，被告李伟强垫付了医疗费42000元，原告予以认可，一审法院予以确认。2、住院伙食补助费：黄孝建住院122天，该项费用为12200元，原告主张12100元一审法院予以确认。3、护理费：未有医嘱显示黄孝建住院期间需要护理，且黄孝建住院后一直处于深昏迷状态，该请求无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4、误工费：原告未能提供收入情况证明，一审法院按照同时段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予以计算，黄孝建住院122天后死亡，该时段的误工费为2030元/月×122天÷30＝8255元；黄孝建死亡后，一审法院按照三人误工15天予以计算，其中原告周明芬的误工时间从黄孝建受伤住院开始计算，为2030元/月×（122天＋15天）÷30＋2030元/月×2人×15天÷30＝11300.3元；以上误工费共计19555.3元。5、交通费：根据原告提交的票据，一审法院酌定为1000元。6、住宿费：原告未能提交住宿费票据证明实际发生支出费用，该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7、死亡赔偿金：黄孝建虽为农业户籍人员，但其一直在深圳居住且办理了居住证，并提交了银行流水，因此应按照深圳标准计算，为48695元/年×20＝973900元。8、丧葬费：按2016年深圳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年均工资124927元/年的标准，计算6个月，该费用为124927元/年÷12×6个月＝62463.5元。9、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周明芬与黄孝建的女儿即原告黄丹，2000年12月6日出生，事故发生时年满15周岁7个月，被扶养年限为2年5个月，本项费用为：36480.6元/年×（2年＋5/12年）÷2人＝44086.81元。10、精神损害抚慰金：事故造成黄孝建死亡，一审法院酌定为100000元。以上1-10项合计共1255105.61元。被告刘继民承担70％的责任为878573.93元，扣减被告李伟强已经支付的52000元，则被告刘继民还应赔偿原告826573.93元，被告李伟强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刘继民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赔偿原告周明芬、张黄英、黄丹各项损失826573.93元；二、被告李伟强对被告刘继民的上述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原告周明芬、张黄英、黄丹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付款义务人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925元，由原告负担4509元，由被告共同负担4416元。
二审审理期间，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在二审调查程序中，李伟强称因涉案房屋没有产权证，房屋和土地的权属存在争议，其不清楚涉案房屋的权利人是谁，李伟强是替亲戚收租，李伟强就房屋修水管事宜与刘继民联系，怎么修、付多少钱等工程事务均由李伟强与刘继民沟通。
本院认为，本案为生命权纠纷，当事人上诉争议的焦点有二：一、上诉人李伟强是否应当就涉案事故所造成的黄孝建死亡的损害后果承担责任以及承担何种性质的责任？二、一审法院适用城镇标准核算相关赔偿金数额是否恰当？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本院及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涉案房屋的水管维修工程是由李伟强发包给刘继民，刘继民又雇佣了黄孝建进行实际施工。黄孝建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刘继民作为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涉案工程涉及房屋外墙的高空作业，李伟强作为涉案工程的发包人，应当知道刘继民并无相应的资质或安全施工的条件，但仍然将工程发包给刘继民，且未能为实际施工人提供必要的安全施工条件，或通过其他方式保障实际施工人的安全，应当与刘继民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李伟强确认涉案工程事宜均由其与刘继民沟通商定，又上诉主张其并未涉案房屋的所有人及管理人，但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实房屋实际所有人或管理人是谁，亦未能向法庭明确说明房屋实际所有人或管理人的身份，故该项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根据本案事实及证据认定刘继民与黄孝建各自的责任比例，并认定李伟强应当对刘继民的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处理恰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被上诉人周明芬、张黄英、黄丹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居住证等证据，结合其在本案中发生人身损害的事实，能够证实其在深圳居住一年以上且其主要收入来源于深圳，故一审法院按照城镇标准计算赔偿金，于法有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李伟强关于相关赔偿金应当按照农村标准计算的上诉主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上诉人李伟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233元，由上诉人李伟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梁 媛
审判员 刘 向 军
审判员 叶 艳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杨博文（兼）
附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