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津02民终602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维城，男，1953年9月2日出生，汉族，天津市河东区职工大学退休教师，户籍地天津市河西区，现住美国。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晔，男，住天津市河西区，系天津市河东区职工大学推荐。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天津津信达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天津市河东区津塘公路电传路帅超科技园*座*楼***号。
负责人：宫学琪，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家利，天津益德骊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天津津信达律师事务所与李维城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11日作出（2015）东民初字第5598号民事判决，天津津信达律师事务所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17日作出（2016）津02民终2664号民事裁定，撤销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2015）东民初字第5598号民事判决，发回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重审。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18年6月29日作出（2016）津0102民初4082号民事判决。李维城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8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维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晔，被上诉人天津津信达律师事务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家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李维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依法改判上诉人无需支付被上诉人代理费66841.8元。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被上诉人没有给上诉人代理，而且双方签订的合同中约定如果没有代理就不用给代理费，因此上诉人不同意支付代理费用。上诉人认为委托书是伪造的，一审中两次鉴定的鉴定结论不明确，要求再次进行笔迹鉴定。
被上诉人天津津信达律师事务所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给付原告代理费75000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10月8日，原、被告签订委托合同载明“委托人李维城因人事纠纷一案，委托天津津信达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为本人代理人，一、受托人接受委托人委托，指派律师王家利为委托人的一审诉讼代理人。…五、委托人权限，特别授权，六、代理费及办法，另附协议…”，原告盖章，被告签字捺印。同日，王家利与被告签订委托合同，双方约定，整个案子包干代理费用人民币4万元整（含前期已交律师事务所论证费陆仟元）。本案（非诉、诉讼）成就后受益分配作如下约定：1、如补发原法定探亲假一年工资，各50%受偿。2、以30年工龄为基本诉讼要求，打下退休即是胜诉。3、2000年至退休年2013年如得到增补报酬，各按50%受偿。4、本案开始后前期缴纳代理费用50%（含前期论证费）计2万元整。待委托人得到退休金缴齐剩余50%，代理费2万元整。李维城签字捺印，王家利签字盖章。庭审中，双方认可被告已付代理费2万元。
被告的《天津市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退休(职)审批表》载明，天津市河东区教育局于2015年7月31日在被告的退休审批表上盖章；被告的《河东区教育系统离、退休人员离退休费待遇档案》载明，被告的连续工龄和工作时间为30年4个月，批准退休时间为2013年9月。后单位补发了被告2013年9月至2015年7月期间的退休金93683.6元。
2015年7月20日，王家利向一审法院起诉被告李维城委托合同纠纷一案，2015年10月15日，王家利申请撤诉。
案件审理过程中，依据被告申请，一审法院委托天津市中慧物证司法鉴定所对双方于2014年10月8日签署的《委托书》中“非”字及括号内字迹与委托书其他手写字迹是否同时形成进行鉴定。2017年6月23日，天津市中慧物证司法鉴定所出具中慧[2017]函字第98号《函》，以“送检的现有材料上字迹墨迹无明显差异，待检字迹与其他字迹书写大小不一，根据检材现有条件，做确定性意见依据不足”为由，决定对此案不予受理。后一审法院委托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述事项进行鉴定，该中心于2017年10月31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无法判断检材《委托书》上第四行‘非’字及括号内字迹与其他手写字迹是否同一时间形成”。被告为此次鉴定支付鉴定费3300元。
因通过鉴定程序不能否认《委托书》内容的真实性，故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该《委托书》载明“委托人李维城为与河东区教委和职工大学因依法据实办理退休一案进行非诉讼，特委托津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家利为委托人的全权代理人。(委托费用按李维城与王家利2014.10.8日所签委托合同履行。特别明确李维城所补发退休金和津贴等王家利取得50%)”,原告盖章，被告签字捺印。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委托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合同签订后，双方当事人均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履行各自义务。在原、被告签订的《委托合同》中双方明确“代理费及办法另附协议”，且在王家利与被告于同一天签订的《委托合同》中对于代理费用及办法做出了详细约定，因此在双方约定的“打下退休即是胜诉”、“待委托人得到退休金缴齐剩余50%”两个条件均已成就的情况下，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代理费2万元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及双方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按照补发工资11万元支付5.5万元的诉讼请求，双方在2014年10月8日签署的《委托书》中不但明确了“委托费用按李维城与王家利2014.10.8日所签委托合同履行”，并且还约定“特别明确李维城所补发退休金和津贴等王家利取得50%”,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补发退休金50%的诉讼请求，符合双方约定，予以支持，但是，经一审法院调查，被告得到的补发退休金的数额为93683.6元，故被告应当支付原告46841.8元,原告主张超出部分，没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故被告应支付原告代理费的数额为66841.8元。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判决：一、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被告李维城给付原告天津津信达律师事务所代理费66841.8元；二、驳回原告天津津信达律师事务所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0元，减半收取计150元，由原告天津津信达律师事务所负担16元，由被告李维城负担134元；管辖异议申请费80元，由被告李维城负担;鉴定费3300元，由被告李维城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4年10月8日签订的《委托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2014年10月8日，上诉人签署了委托书，上诉人认为该委托书系被上诉人伪造，在一审中申请对该委托书中载明的“非”字及括号内字迹与委托书其他手写字迹是否同时形成进行鉴定。天津市中慧物证司法鉴定所以“根据检材现有条件，做确定性意见依据不足”为由，对鉴定事项未予受理。后一审法院委托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述事项进行鉴定，该中心于2017年10月31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无法判断检材《委托书》上第四行‘非’字及括号内字迹与其他手写字迹是否同一时间形成”。因一审中对上诉人的鉴定申请已经经过鉴定程序，上诉人在本案庭审中要求再次鉴定，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准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上诉人主张2014年10月8日签署的委托书系被上诉人伪造，证据不足，本院对上诉人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2014年10月8日上诉人签署的委托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亦应认定合法有效。
关于《委托合同》约定的后期代理费20000元应否支付一节，双方签订的《委托合同》中第六条第四项约定“本案开始后前期缴纳代理费用50%（含前期论证费）计贰万元整。待委托人得到退休金缴齐剩余50%，代理费贰万元整”。庭审中，双方均认可上述约定的前期20000元代理费已经缴纳。双方在《委托合同》中约定的缴纳后期代理费20000元的条件“委托人得到退休金缴齐剩余50%，代理费贰万元整”已经具备，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支付该部分代理费20000元并无不当。上诉人不同意支付该部分代理费，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应否再支付代理费46841.8元一节，上诉人主张其退休事宜是上诉人自行办理，为此不同意支付该部分代理费。上诉人的该主张与双方签订的《委托合同》约定的“委托人已特别授权律师全权处理此案，中途委托人不介入也不谈中途发生费用，包干处理”等内容相矛盾，且上诉人不否认王家利律师进行非诉活动的事实，故上诉人该项主张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双方在2014年10月8日签署的委托书中约定“李维城所补发退休金和津贴等王家利取得50%”。现上诉人的单位补发了2013年9月到2015年7月期间的退休金93683.6元，故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按上述约定支付代理费46841.8元（93683.6元的50%）并无不当。上诉人不同意支付该部分代理费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故上诉人应支付被上诉人代理费共计66841.8元。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71元，由上诉人李维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艳军
审 判 员 吴文琦
代理审判员 卢 伟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
法官 助理 朱思群
书 记 员 康文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