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长民终字第0153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郝志强，男。
委托代理人张保堂，涉县城北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喜平，男。
委托代理人于普亮，长治市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姚保太，男。
原审被告刘旭珍，女。
上诉人郝志强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潞城市人民法院（2013）潞民初字第4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郝志强委托代理人张保堂，被上诉人王喜平及其委托代理人于普亮，被上诉人姚保太，原审被告刘旭珍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被告郝志强在潞城市黄沙岭村经营一洗煤厂，平时由其母亲被告刘旭珍负责厂里的事情。该洗煤厂未办理相关工商登记手续，其间也从事过一些洗煤、配煤方面的经菅活动。2013年1月8日原告王喜平与被告姚保太在潞城市黄沙岭洗煤厂签订《煤炭买卖合同》一份。双方约定由被告姚保太向原告王喜平提供电煤10000吨，每吨为280元，预付货款。合同签订时，原告王喜平向被告姚保太预付煤款300000元，被告姚保太向原告王喜平出具了300000元的收条一支，并在收取煤款后当场将其交给被告刘旭珍。1月9日原告王喜平再次向被告姚保太预付煤款300000元，被告姚保太又向原告王喜平出具300000元的收条一支。后因被告姚保太迟迟不能按合同约定标准向原告王喜平供煤，被告姚保太和被告刘旭珍与原告王喜平共同协商将原告王喜平预付的煤款退还。2013年1月24日至27日，被告姚保太向原告王喜平退还煤款185000元，被告刘旭珍通过银行卡转款方式向原告王喜平退还煤款100000元。对剩余未还款项，被告姚保太于2013年1月27日向原告王喜平出具保证一份，保证其所欠原告王喜平现金煤款85000元在1月28日中午12时前交清；被告刘旭珍于2013年1月27日向原告王喜平出具230000元的欠条一支，被告姚保太作为见证人在该欠条上签字。后因被告姚保太和被告刘旭珍未能及时还款，原告王喜平于2013年1月29日向潞城市公安局报案。2013年2月份和4月份，被告姚保太通过公安机关向原告王喜平再退还煤款40000元和45000元。2013年5月15日原告王喜平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刘旭珍以(2013)潞民初字第534号案件向原审法院另行提起诉讼，请求撤销其于2013年1月27日向原告王喜平出具的230000元的欠条。原审法院裁定中止本案的审理，待(2013)游民初字第534号案件审理终结后再恢复本案的审理。(2013)潞民初字第534号案件判决后，被告刘旭珍提起上诉，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将该案发回重审。原审法院以(2014)潞民初字第286号民事判决再次驳回了刘旭珍的诉讼请求。该判决生效后，原审法院于2014年12月12日作出恢复诉讼通知书，并于2014年12月26日送达全部当事人。
另查明，2013年3月25日被告郝志强将潞城市黄沙岭洗煤厂出售。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首要问题是关于被告姚保太与原告王喜平签订煤炭买卖合同是其个人行为还是代表黄沙岭洗煤厂的问题。根据法庭调查的情况可以确定：第一，原告王喜平在签订合同前曾几次到黄沙岭洗煤厂看煤、少量购买煤炭试用，而被告姚保太经常吃住在黄沙岭洗煤厂，原告王喜平一直是由被告姚保太负责接待；第二、原告王喜平和被告姚保太正式签订煤炭买卖合同的地点是黄沙岭洗煤厂；第三、原告王喜平和被告姚保太签订合同耐，黄沙岭洗煤厂场地内当时存有煤炭，使得原告王喜平自信该合同能够履行；第四，被告刘旭珍作为洗煤厂的日常经营负责人，在原告王喜平与被告姚保太签订合同并支付300000元预付煤款后，被告姚保太将收取的预付款当场交给了被告刘旭珍。基于上述事实，使得原告王喜平在没有查看该洗煤厂工商等级资料的情况下仍有理由相信被告姚保太是代表黄沙岭洗煤厂而与其签订了煤炭买卖合同。但是，由于黄沙岭洗煤厂未办理工商登记，不具有从事民事活动的主体资格，故该洗煤厂因经营活动产生的相关民事权利义务应由投资人被告郝志强承担。被告姚保太关于原被告双方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无效的意见，没有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在合同签订后，原告王喜平共预付了600000元的煤款，但被告方始终未能提供符合合同约定质量标准的煤炭，因此该合同已无继续履行的可能，原审法院对原告王喜平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的请求予以支持。
其次，关于三被告对原告王喜平主张的230000元煤款各自应承担怎样的还款责任的问题。黄沙岭洗煤厂未办理相关工商登记，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被告郝志强作为黄沙岭洗煤厂的投资人，在该洗煤厂尚未办理工商登记的情况下即由被告刘旭珍和被告姚保太在洗煤厂从事洗煤、配煤等经营活动。被告刘旭珍和被告姚保太二人在洗煤厂经营过程中所欠原告王喜平230000元煤款，被告郝志强应承担还款责任。原审法院对被告郝志强关于被告姚保太与原告王喜平签订合同行为与其无关而不应承担连带责任的辩解理由不予采信。
被告刘旭珍作为洗煤厂的负责人，在无法按合同约定向原告王喜平交付符合约定质量标准的煤炭后，先是与原告王喜平协商如何退还煤款的事情；之后其本人退还原告王喜平100000元煤款，又向原告王喜平出具了230000元的欠条，因此对该230000元欠款应与被告郝志强承担连带责任。被告刘旭珍提出被告姚保太只是利用了洗煤厂的环境与原告王喜平签订了合同，与被告刘旭珍无关；其出具的欠条是在原告王喜平的胁迫下出具的。原审法院认为，被告刘旭珍既是被告郝志强的母亲，又负责洗煤厂日常事务的管理。被告姚保太是经被告刘旭珍同意经常在洗煤厂吃住；在被告姚保太同原告王喜平签订煤炭买卖合同后被告刘旭珍直接收取了煤款；在不能向原告王喜平提供符合合同约定质量标准煤炭的情况下，与原告王喜平协商了如何退还煤款的亭情；并在退还原告王喜平100000元煤款后，向原告王喜平出具了230000元的欠条，根据上述事实，被告刘旭珍关于原告王喜平和被告姚保太签订合同与其无关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另关于被告刘旭珍是否是在原告王喜平胁迫下出具欠条的问题，原审法院作出的(2014)潞民初字第286号系生效民事判决，已驳回了被告刘旭珍要求撤销其出具的230000元欠条的请求，被告刘旭珍的该项辩解理由亦不能成立。
被告姚保太作为合同签订人，在收取原告王喜平600000元煤款后不能提供符合合同约定质量标准煤炭，也未能及时退还煤款，应对被告刘旭、珍出具欠条的230000元煤款承担连带责任。被告姚保太认为其和被告刘旭珍于20l3年1月27日同时向原告王喜平出具还款保证和出具欠条是表示原告王喜平已经认可其本人欠款数额共计270000元，该款项其已经还清，剩余230000元欠款欲求无关。原审法院认为，被告刘旭珍向原告王喜平出具230000元的欠条和被告姚保太向原告王喜平出具85000元的还款保证，应视为被告方内部的债务划分，不具有对外确认被告方内部各自债务份额的效力，被告姚保太上述辩解意见不能成立。第三，原告王喜平主张的经济损失及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如何确定的问题。因被告方违反合同约定致使合同不能履行，被告方应当赔偿因此给原告王喜平造成的损失。原告王喜平主张的经济损失214486元，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原告王喜平主张的延期付款利息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从被告刘旭珍出具欠条之日2013年1月27日起计算至该款项实际付清之日。三被告对延期付款利息也应负连带清偿责任。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二、被告郝志强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王喜平煤款230000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支付从2013年1月27日至欠款实际还清之日的延期付款利息。被告刘旭珍和被告姚保太对上述欠款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原告王喜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不能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642元，由被告郝志强负担，被告刘旭珍和被告姚保太承担连带责任。
上诉人郝志强不服上述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判认定，2013年1月8日被上诉人姚保太与被上诉人王喜平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被上诉人姚保太是代表黄沙岭洗煤厂签订的合同，该认定明显错误。从合同文本上可以看出卖方是姚保太个人，买方是王喜平。并且2013年1月31日潞城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对姚保太的询问笔录第2页，被上诉姚保太也承认“以个名义”签的合同。上诉人投资的黄沙岭洗煤厂与被上诉人姚保太没有任何关系，被上诉人姚保太暂住洗煤厂是为了做自己的煤炭生意，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吃住在洗煤厂就认定其与洗煤厂有关系，明确缺乏事实依据。其次，原判认定上诉人的母亲是黄沙岭洗煤厂的经营管理人，明显错误。上诉人投资的黄沙岭洗煤厂由于没有办理了煤炭经营许可证和工商登记，上诉人让母亲在煤厂负责看场地，并非上诉人王喜平说的董事长。被上诉人姚保太与被上诉人王喜平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也无上诉人母亲刘旭珍任何签字。被上诉人姚保太自称其是黄沙岭洗煤厂总经理是在欺骗被上诉人王喜平，被上诉人王喜平给付被上诉人姚保太的60万元煤款，收据上都是被上诉人姚保太签名，这充分证明与上诉人的黄沙岭洗煤厂没有任何关系。上诉人的母亲替被上诉人姚保太保管的30万元煤款，只能是委托保管法律关系，该保管的30万元煤款上诉人的母亲已分二次全部交给被上诉人姚保太（交给姚保太204000元，转交给王喜平100000元）。因此一审判决上诉人的母亲承担连带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再者，上诉人的母亲在威逼情况下出具的23万元欠条，不能作为上诉人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该欠条是在2013年1月27日晚上10时许，在被上诉人王喜平和被上诉人姚保太的强行威逼下出具的，上诉人的母亲刘旭珍是位70岁的老人，天不明就走到潞城市派出所报案，派出所28日早7时接到报案。之后又向潞城市法院起诉撤销该欠条，虽潞城市法院(2014)潞民初字第286号民事判决驳回诉讼请求，但不能否定上诉人的母亲把替姚保太保管的30万元煤款，已全部交给被上诉人姚保太这一事实。第四，被上诉人姚保太也承认上诉人的母亲把204000元的煤款交给了自己，这一事实被上诉人姚保太自己都承认。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判适用《合同法》第44条、第94条、第130条判决，上诉人作为黄沙岭洗煤厂的投资人对被上诉人王喜平的230000元购买款承担返还责任，明显错误。上述法律条款是对合同当事人双方的约束，合同的基石是相对性，只能由合同主体双方履行义务，享有权利。上诉人不是合同主体判决其承担合同义务，明显于法无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姚保太之间既不是合伙人，也无委托代理关系，一审判决230000元煤款由上诉人承担返还责任，被上诉人姚保太、上诉人的母亲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王喜平对上诉人的起诉，230000元煤款由被上诉人姚保太返还，并且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王喜平答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在双方签订煤炭购销合同之前，王喜平多次到上诉人洗煤厂进行洽谈，并用现金购买了一车煤化验，在这过程中全部是由刘旭珍和上诉人在接待。签订合同的地点在黄山岭洗煤厂，王喜平与姚保太签订合同时，洗煤厂有煤。刘旭珍作为洗煤厂负责人，可以从她的答辩状可以看出，她自述洗煤厂是上诉人的，我在这儿看门，第一次预付款30万元，是由刘旭珍亲自收取。第二次30万元，由姚保太收取，基于前述理由，之前签订的合同是由洗煤厂与王喜平签订的，虽然黄山洗煤厂没有工商登记，依据公司法，合伙企业法，未进行登记的情况下，郝志强作为投资人，对外产生的行为由郝志强承担。原判适用法律正确，既然是买卖合同，就应当适用合同法，签订合同不能履约，如数退款也符合法律规定。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维持原审判决。
被上诉人姚保太答辩称，同意王喜平的答辩意见。
原审被告刘旭珍答辩称，签订合同的事情我不知情，也没见过合同。我没有手续，也没经营过这个煤厂。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关于2013年1月8日王喜平与姚保太签订《煤炭买卖合同》是姚保太的个人行为还是代表黄山岭洗煤厂行为的问题，根据已查明的该合同签订的地点在黄山岭洗煤厂、签订合同时作为黄山岭洗煤厂日常经营负责人的刘旭珍收取过王喜平预付的300000元煤款以及之后刘旭珍向王喜平偿还部分款项和出具230000元欠条等事实，能够确定上述合同是姚保太代表黄山岭洗煤厂与王喜平签订的。因黄山岭洗煤厂未办理工商登记，不具有从事民事活动的主体资格，黄山岭洗煤厂因经营活动产生的相关民事权利义务应由投资人郝志强承担。该合同已无继续履行的可能，王喜平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煤炭买卖合同，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刘旭珍与姚保太对230000元的债务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无不当，且刘旭珍与姚保太均未提出上诉，故本院予以确认。综上，上诉人郝志强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750元，由上诉人郝志强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郭庆菊
代理审判员 肖俊国
代理审判员 郜文青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八
书 记 员 高 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