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丘北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云2626行初5号
原告常桂芳，女，1938年08月06日生。
委托代理人杨立文，云南晨羿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原告杨秀珍，女，1962年04月08日生。
原告杨文英，女，1976年03月02日生。
原告杨文凤，女，1982年10月12日生。
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杨波，丘北县人民政府县长。
委托代理人殷晓明，系丘北县农业和科学技术局工作人员，特别授权。
第三人杨文明，男，1967年02月16日生。
第三人杨文红，男，1961年11月22日生。
共同委托代理人王会文，宏旸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常桂芳、杨秀珍、杨文英、杨文凤不服丘北县人民政府、第三人杨文明、杨文红土地承包经营权管理行政登记一案，于2016年06月1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07月11日组织原、被告以及第三人进行了证据交换，于2016年08月0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常桂芳、杨秀珍、杨文英、杨文凤及其委托代理人杨立文，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殷晓明，第三人杨文明、杨文红及其委托代理人王会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管理职能部门原丘北县农业局经审查登记，并经过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核准，分别向第三人杨文明、杨文红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两证均无证号，两证记载时间为1999年01月01日，承包期限均为1999年01月01日至2028年12月31日。其中，第三人杨文明所持有承包经营权证中记载的承包地块总数为14块，用途为耕地，记载的承包经营权共有人为杨文明、杨会珍、杨春艳、杨孝海。第三人杨文红所持有的经营权证中记载的承包地块总数为14块，用途为耕地，记载的承包经营权共有人为杨文红、赵红香、杨春梅、杨春焕、杨少兵。
原告常桂芳、杨秀珍、杨文英、杨文凤诉称，1、原告常桂方与杨自发（已经过世）是夫妻关系，共生育有原告杨秀珍、杨文英、杨文凤、杨开能（已经过世）和第三人杨文明、杨文红。1987年第三人杨文明已经成家立业后分家出去。1999年土地承包原告一家共有承包人口8人，户主是杨自发。当时，原告一家把属于杨开能的承包土地份额分给第三人杨文明、杨文红。故现以杨自发为户主的土地承包合同书本中只有5口人的承包土地，分别是杨自发、常桂方、杨文英、杨文珍、杨秀珍5人。2013年因云桂铁路建设，征用到原杨自发承包的地名为畜牧场地1.6亩，征地补偿费为34560.00元，而该笔费用被第三人杨文明领走。原告方余下的承包地被第三人占为己有且不愿意赡养原告常桂方，后原告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第三人归还领走的征用款34560.00元。在审理过程中，第三人向法庭提交了两本《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证明第三人对该地具有承包经营权，为此引发本案。2、第三人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记载的内容侵犯了原告方的合法权益，导致原告方承包土地流失。第三人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记载的承包地块名称、承包面积、四至界限均与原告方持有的《土地承包合同书》中记载的一致，唯独土地经营权人变更为第三人，也就是说原告常桂芳之夫杨自发承包经营的土地凭空消失，记载在该承包地土地权利人名下的原告方虽然作为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确完全丧事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在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解除承包合同，也不多收回承包土地和调整承包地，但被告在核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过程中，把承包给原告一家的承包地填发给第三人，导致原告方丧事了土地承包经营权。3、被告相关职能部门未尽到调查职责，违法颁证给第三人，严重损害了原告方的合法权益，依法应当予以撤销。首先，因我国核发土地承包经营证、颁证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实际时间是2007年，依据是1999年01月土地承包人依法所取得的承包土地，在此基础上确认核发。第二轮土地延保和核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不是同步进行。但第三人所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时间是1999年01月01日，该时间我国并没有核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而第三人在该时间就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其次，被告的相关职能部门核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严重违背法律程序，不仅第三人所持有的两本证书日期错误，还没有证书编号，其证书内容记载的承包土地来源于他人承包的土地，故土地来源不清。综上，被告相关职能部门未能尽调查职责，颁证程序错误，严重侵犯了原告方的土地承包权，依法应当予以撤销。为此，特诉至人民法院要求：1、撤销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颁发给第三人杨文明、杨文红持有的1999年01月01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庭审中，原告常桂芳等五人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列举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2015）丘民初字第1284号民事裁定书，用以证明原告常桂芳等五人起诉第三人杨文明、杨文红承包地征收补偿纠纷一案于2016年4月29日开庭时根据被告提交的证据方知第三人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第二组：户名为杨自发的1984年土地承包证书和1999年土地承包合同书。用以证明1984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原告亲属杨自发依法承包的土地和1999年第二轮承包土地一致，其中1999年第二轮土地承包人口为5人，不包括第三人杨文明、杨文红。
第三组：户名分别为第三人杨文明、杨文红的两本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用以证明：1、第三人分别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记载的承包土地四至界限、承包地块均来源于原告常桂芳丈夫杨自发的承包土地，故被告颁发经营权证书给第三人是剥夺了原告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2、该两本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中共有权人没有包含原告方，且证书均无编号；3、该两本证书颁发时间记载为1999年01月01日，而1999年01月01日我国只是第二轮土地延包，当时并没有核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而是2007年才确认颁发，故该两本证书存在重大瑕疵，依法应撤销。
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辩称，1、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颁发应与《农村土地承包书》的颁发同步进行。但由于1999年时财政困难，缺乏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资金，所以一直拖到2007年04月我县才启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颁发工作，为此，中共丘北县委成立了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补发工作指导小组（丘办发〔2007〕20号文件），县人民政府制定了《丘北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补发工作实施方案》（丘政办通〔2006〕108号），方案要求《经营权证》上的承包期限与《承包经营权合同书》上的应当一致，所以2006年我县补发的《经营权证》其承包期限都是从1999年01月01日起到2028年止。但是，由于方案对填证日期没有明确规定，各工作队对政策的理解不同，所以填证日期各行其是，有的填1999年，有的填2006年，有的甚至不填，但不论是填何时候，《经营权证》都是县人民政府2006年补发的，不影响合法性。2、关于证号的问题，如前所述，为了完成补发《经营权证》的任务，县人民政府成立了相应的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开展《经营权证》的补发工作，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各村在具体填发中有抽调乡村干部填的，也有抽调学习教师填的，更有组织小学生填的，由于各参加填写的人员文化不同，对政策的理解不同，工作责任心不同，所以在此次填发工作中出现了很多问题，遗漏证号职能说明填写此本证书的工作人员疏忽大意、责任心不强所致。同时，经初步调查，锦屏镇密纳村民委文笔山村向农户颁发的大多数《经营权证》均未填写证号，但这并不影响本次补发《经营权证》的合法性。综上，丘北县人民政府所填发给第三人杨文明、杨文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符合发放程序，并没有侵犯原告的核发权益，其证书出现的个别错误与原告无利害关系，如第三人愿意更正可以提出申请。原告方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
庭审中，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列举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以下证据：
第一组：中共丘北县委办“丘办发〔2007〕20号”文件，用以证明2007年补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在县委政府的安排下进行的。
第二组：丘北县人民政府文件“丘政办通〔2006〕108号”文件，用以证明该补发经营权证书实施方案中规定了补发的工作措施，但是没有对填发时间作明确规定。
第三组：权利人为杨文明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用以证明第三人杨文明取得“老畜牧场”片土地的承包经营权。
第四组：权利人为杨文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用以证明第三人杨文红取得相关土地的承包经营权。
第五组：文笔山村村民余开明、杨金顺、陈永寿、陈树冲、刘永庆、杨开华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用以证明该村群众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均没有证号，填发时间均填写为1999年01月01日。
第六组：密纳村民委证明材料两份,用以证明补发经营权证时，村干部是把《承包合同书》和农户基本材料收交到村民委、由村干部组织填写的，同时证明2005年至2010年文笔山村村小组长为杨开华、副组长为李忠华、余龙。
第七组：杨开华的证实材料，用以证明该村补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经过。
第三人杨文明述称，1、其与父亲1987年分家时就分得三口人承包地的份额，因杨开能过世的所有费用是自己负责安葬的。当时，自己和父亲杨自发、兄弟杨文红共同生活居住，供原告杨文英、杨文珍、杨文凤念书直到出嫁。2、2000年时，父亲杨自发组织堂哥杨开荣（已故）以及杨开华、谭永祥和村上德高望重的杨金祥与兄弟杨文红分家。由父亲杨自发、母亲常桂芳两老耕种两块地，地名分别为豹子坡和山背后；两丘田，地名本别为碑后和田冲。其余田地均由兄弟杨文红耕种管理。2003年底，父亲杨自发叫来村长杨树林跟我和杨文红说：因年老身体欠佳，其负责耕种的田地已经放荒两年了，现在将其耕管的土地交给我，只要管两老的吃住就行了。3、2005年04月我父亲杨自发病故，就在兄弟杨文红新建的家办理丧事，此时原告常桂芳在老房子将兄弟杨文红几年的积蓄，包括两万多斤玉米，六千多斤的谷子，价值1.5万元的转到丘北杨文英家中，并把8万元的存款借给原告杨文凤5万元，借给原告杨秀珍3万元，此事经锦屏镇法律服务所2006年03月调解，后形成调解协议。我还有兄弟杨文红依照该协议履行至2009年，后原告常桂芳提出物价上涨，我和兄弟杨文红又把两亩多的果园和一颗板栗让她管理至今。2013年云桂铁路建设需要，国家征用畜牧场的承包地，后发生纠纷，2014年03月26日又经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双方并达成《人民调解协议书》。4、原告方所述分别于1984年和1999年我和兄弟杨文红已经分家，这不是事实。事实是2006年至今原告常桂芳是与我兄弟杨文红共同生活居住。依照土地法规定，为了保护好耕地，原则是谁管理谁负责，我和兄弟杨文红一直管理的承包地。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驳回。
第三人杨文红述称，1、丘北县人民政府颁发给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行政行为具有合法性。其颁发的承包经营权证是依据“丘办发〔2007〕20号”文件规定，并经过深入调查了解的情况下才颁发的，其行政行为符合法定程序。2、我所持有的1984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和1999年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书以及1999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是以父亲杨自发为户主的家庭成员承包的，我作为家庭成员是在父亲年迈时以子承父业而接替的。2007年，丘北县人民政府根据“丘办发〔2007〕20号”文件精神和规定，经过调查走访确认承包人员才给予我及哥哥杨文明补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2005年我父亲去世后，我就一直经营管理父亲名下的核心财产，因此，丘北县人民政府向我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符合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3、原告方称证书中记载的时间是1999年元月以及没有证书编号不是影响证书是否是具有合法性的依据。因在补发证书时所有的承包户的承包证书都是一致的。综上，原告方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诉讼请求。
庭审中、第三人杨文明、杨文红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列举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中共丘北县委办公室丘办发〔2007〕20号文件，用以证明根据文件规定及精神，被告颁发给第三人杨文明、杨文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合理合法的，并没有违背法律规定和法定程序。
第二组：第三人杨文明、杨文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用以证明土地经营权证书是合法取得，并没有违反法律规定。
第三组：杨开华、刘永庆、陈树忠、陈永寿、杨金贤、余开明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用以证明2007年被告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是合法的，2007年补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证书是在1999年土地承包的基础上发放的，经营权证书上的时间都统一写成1999年01月。
第四组：锦屏镇法律服务所的调解协议，用以证明2006年时，原告常桂芳同意把土地给第三人，由第三人赡养的事实，因此人民政府颁发给第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是合理合法的。
第五组：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协议书，用以证明第三人负有赡养义务，人民政府颁发给第三人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是合理合法的。
第六组：密纳村民委的证明，用以证明县政府在2007年补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程序是合理合法的事实。
第七组：谭永祥、杨开华、杨金祥、杨树林的证言,用以证明原告常桂芳把土地给第三人的事实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同时证明县人民政府颁发给第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是合理合法的。
第八组：李忠华、杨树朋、杨开华的证言，用以证明2005年到2010年期间，三人为文笔山村村长，县人民政府颁发给第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合理合法的，并没有违法法律规定。
第九组：出庭证人谭永祥的证言，其证言为：该村村民常桂芳与杨自发有两块承包地，后两老说年纪大了，就将这两块地交给第三人杨文明、杨文红进行耕种，然后由第三人赡养老人，但是具体是交给第三人多少地我也不知道。用以证明本案承包地一直由第三人经营管理。
第十组：出庭证人杨树朋、李忠华的证言，杨树朋证言为：2007年我是村会计，2007年密纳办事处叫我到村里收回承包合同书，后交给办事处填写，写好了我们又发放回村里；李忠华的证言为：2007年时候我是文笔山村村长，锦屏镇政府及密纳村民委根据丘北县委政府的文件精神，我们到村里收回土地承包合同书后，又哪去办事处核实填写并发放。用以证明丘北县人民政府向第三人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政行为是合法的。
经庭审质证，原告常桂芳等五人对被告列举的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客观性无异议，但该证据同时证明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补发工作中，被告并未按照中共丘北县委的文件通知进行，而是提前办理该项工作。原告方对被告列举的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证据说明了在填写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过程中不够专业，填发过程未能按照政府的实施方案进行，颁证违反了法定程序。原告方对被告列举的第三、四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因该两证书均是复印件，来源不清，两本证书均存在重大错误与瑕疵。原告方对被告列举的第五组证据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原告方对被告列举的第六组证据有异议，认为只能说明密纳村民委在填写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一个情况，并不能说明欲证明的观点，同样与本案无关。原告方对被告列举的第七组证据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
第三人杨文明、杨文红对被告列举的所有证据三性均无异议，认为被告向其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合法性。
被告对原告常桂芳等五人列举的第一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其欲证明的观点。被告对原告方列举的第三、四组证据无异议，但同样不能证明其欲证明的观点。
第三人杨文明、杨文红对原告常桂芳等五人列举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对原告方列举的第二、三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原告方欲证明的观点无事实依据。
原告常桂芳等五人对第三人杨文明、杨文红列举的第一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其观点。对第三人列举的第二组证据真实性有异议，且不能证明其欲证明的观点。对第三人列举的第三、四、五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均与本案无关。对第三人列举的第六、七、八组证据真实性有异议，该组证据来源不合法，也不能证明其所要证明的观点。对第三人列举的第九组证据有异议，其三个出庭证人的证言同样与本案无关，恰好说明被告的颁证行为违反法定程序。
被告对第三人杨文明、杨文红列举的所有证据均无异议。
经庭审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被告所列举的第一组、二组证据客观真实，具备证据的三性，本院予以采信。被告列举的第三、四组证据即第三人杨文明、杨文红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复印件，该证据能证明被告向第三人颁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但不能证明第三人取得的证书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故本院对其证明观点不予采信。被告列举的第五组证据即余开明等人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因该组所列举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信。被告列举的第六、七组证据即密纳村民委提供的两份证明材料，该证据能证明2007年该村民委填写“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情况以及历任村干部名单，但因与本案无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信。
原告常桂芳等五人列举的第一组证据即民事裁定书，该证据客观真实，具备证据的三性特征，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方列举的第二组证据即1984年的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证书和1999年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该证据客观真实，能证明原告常桂芳一家自第一轮土地承包以来，就对相关地块享有承包经营权，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方列举的第三组证据即第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该证据能证明其所记载的部分承包地块来源于1999年承包户主为原告常桂芳丈夫杨自发所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且该两证中承包经营权共有人中均没有记载有原告常桂芳等人，故本院对该证据中能与其列举的第二组证据中相互印证的观点部分予以采信。
第三人杨文明、杨文红列举的第一组证据即中共丘北县委、政府文件，该证据客观真实，能证明中共丘北县委、政府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补发作工作部署安排，但不能证明第三人所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否违反法定程序，故本院对其证明观点不予采信。第三人列举的第二组证据即其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复印件，该证据证据能证明被告向第三人颁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但不能证明第三人取得的证书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故本院对其证明观点不予采信。第三人列举的第三组证据即杨开华等人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复印件，因与本案无关联性，故本院不予采信。第三人列举的第四组证据即锦屏司法所的调解协议，该证据本身客观真实，但不能证明被告向其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否违反法定程序，故本院对其证明观点不予采信。第三人列举的第五组证据即人民调解协议书，该证据客观真实，但因与本案无关联性，故本院对其证明观点不予采信。第三人列举的第六、七、八、九组证据即密纳村民委出具的证明以及谭永祥等人的证言，该几组证据与本案中被告向第三人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具体行政行为本身无关联性，故本院均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常桂芳与其丈夫杨自发（已故）共生育有长女杨秀珍，次女杨文英、三女杨文凤、长子杨文红、次子杨文明、三子杨文能（已故）、其中，1987年次子杨文明和父亲杨自发分家另立户，其余共同生活居住，后女儿均陆续出嫁。1984年第一轮土地承包政策实施时杨自发一家取得了丘北县锦屏镇密纳村民委文笔山村小组的“凹塘”等地块的承包经营权，1999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杨自发一家同样取得了与第一轮土地承包一致地块的承包经营权，并与文笔山村小组签订了“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该合同书承包法户名为杨自发，承包人口为五人。2005年04月，杨自发去世后，原告常桂芳与长子杨文红共同居住至2006年03月，后独自在老房子居住。2007年，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分别向第三人杨文明、杨文红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两证均无证号，两证记载时间为1999年01月01日，承包期限均为1999年01月01日至2028年12月31日。其中，第三人杨文明所持有承包经营权证中记载的承包地块总数为14块，用途为耕地，记载的承包经营权共有人为杨文明、杨会珍、杨春艳、杨孝海。第三人杨文红所持有的经营权证中记载的承包地块总数为14块，用途为耕地，记载的承包经营权共有人为杨文红、赵红香、杨春梅、杨春焕、杨少兵。该两证中记载的部分地块的地名与相应的地块部分四至界限与1999年杨自发所持有的“集体土地承包合同书”中记载的地块一致。2016年本院受理了原告常桂芳等五人与第三人承包地征收补偿纠纷一案，在庭审中原告方认为发现第三人所持有的以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剥夺了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故诉至本院要求支持其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生效后，国家依法明确承包方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故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依据是生效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本案中，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2007年分别颁发给第三人杨文明、杨文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两证所记载的承包地只是部分与原告常桂芳所持有的1999年“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中记载的承包地部分一致，且第三人未能向本院提供其所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相应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故被告颁发给第三人的两本“承包经营权证”所依据的主要证据不足、未尽审慎核准登记义务，依法应予以撤销。庭审中，原告常桂芳主张，被告的颁证行为剥夺了其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因被告所颁发给第三人的证书所依据的主要证据不足，且原告常桂芳属于第三人的家庭成员，依法应当列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中的共有人，故本院对原告常桂芳的主张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向第三人杨文明、杨文红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 洋
审 判 员 李彩文
人民陪审员 郭文芳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黄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