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民终208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贾惠红，女，1972年4月2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建德市，现居住地上海市松江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金晶、吴丹阳，浙江非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严萍，女，1962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建德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文素，女，1960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建德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盾华，男，1957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建德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傅国真，男，1949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建德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邵蜀燕，女，1957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建德市。
五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吴志林，浙江贤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楠崧，男，1964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建德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富溢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建德市新安江街道新安明珠******室。
法定代表人：吴楠崧，执行董事。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红萍，女，1961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建德市。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冯洁，女，1964年5月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建德市。
上诉人贾惠红为与被上诉人严萍、王文素、王盾华、傅国真、邵蜀燕、浙江富溢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溢公司）、张红萍、冯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法院(2015)杭建商初字第138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1年3月16日，贾惠红与富溢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一份，约定双方联合以富溢公司的名义收购泛华公司不良资产项目。富溢公司占60%，贾惠红占投资比例40%。2014年9月10日，贾惠红与严萍、王文素、王盾华、傅国真、邵蜀燕、富溢公司、第三人张红萍、冯洁签订《债权确认书》，约定贾惠红与严萍、王文素、王盾华、傅国真、邵蜀燕及第三人张红萍、冯洁分别对富溢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吴楠崧享有债权若干。其中王文素债权本金为315万元、王盾华为298.45万元、严萍为650万元、贾惠红为500万元、张红萍130万元、傅国真100万元、冯洁120万元、邵蜀燕382万元。2014年9月19日，严萍、王文素、王盾华、傅国真、邵蜀燕及第三人张红萍、冯洁签订《债权人协议》，数日后，贾惠红在《债权人协议》中签字。根据协议，因上述八人对吴楠崧及富溢公司享有债权，富溢公司对泛华公司及其股东等享有债权，而富溢公司无力承担向泛华公司及其股东起诉的费用，故上述八人自愿每人筹集诉讼费用5万元，剔除诉讼成本（含代理费报酬）后，对富溢公司所得债权均等分配。2014年9月23日，债权人代表王文素与吴楠崧、富溢公司签订协议一份，还约定了富溢公司向泛华公司的股东、董事、实际控制人等清算义务人之诉，适时变更执行主体至王文素名下或新开银行账户由王文素持银行财务印鉴一枚予以监管。上述合同成立后，严萍、王文素、王盾华、傅国真、邵蜀燕及第三人张红萍、冯洁为富溢公司起诉泛华公司股东一案支付了诉讼费用88724元、保全费用200000元。该案审理过程中，富溢公司与陈炳奎、方三明达成和解协议。陈炳奎、方三明支付410万元执行款项后，贾惠红将410万元款项转账至其个人账户。2015年1月20日，严萍、王文素、王盾华、张红萍、傅国真、冯洁、邵蜀燕以贾惠红将富溢公司与泛华公司及其股东一案的执行款410万元转至其个人账户为由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贾惠红支付债权分配款1873664.68元。该案审理过程中，张红萍、冯洁申请撤回起诉及该案中其余申请追加富溢公司为第三人，原审法院均予以准许。2015年8月6日，原审法院作出96号民事判决，确认《债权人协议》有效，贾惠红应支付严萍、王文素、王盾华、傅国真、邵蜀燕债权分配款人民币1873664.68元。贾惠红不服该案判决，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案二审尚未审结。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焦点主要为：一、贾惠红提起本案诉讼是否构成一事不再理。二、贾惠红签署《债权人协议》是否存在可撤销情形，如果可撤销贾惠红的主张是否已超过除斥期间；针对本案的争议焦点，原审法院逐条分析如下：一、对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贾惠红申请再审。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的裁判结果。本案与96号案件的当事人并不完全相同，不满足当事人同一性的条件。96号案件系当事人因《债权人协议》引发的给付之诉，本案系撤销权之诉，在96号案审理过程中，贾惠红并未提及撤销权抗辩。因此关于《债权人协议》是否可撤销并未在96号案件中进行处理，故本案与96号案件诉讼请求并不同一。综上，本案并不符合“一事不再理”的构成要件。原审法院对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二、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中，贾惠红认为其受到严萍等人的严重误导而签订了《债权人协议》。但贾惠红为此提供的证据4录音中，吴楠崧与贾惠红对话内容相对隐蔽，两人对话期间未见王文素等人的任何言语，不能就此推断王文素等存在主观恶意。贾惠红为此提供的证据14的录音的产生时间在债权人协议出具之后，且仅发生于贾惠红与吴楠崧之间，不能变更《债权人协议》。因此该两份录音均不能反映王文素等与吴楠崧之间存在误导贾惠红的行为。相反，若贾惠红明知其与被告吴楠崧存在上述约定，仍与其他债权人签订《债权人协议》，贾惠红与吴楠崧的该行为有违诚信，亦不可视为重大误解。《债权人协议》系协议签订方在平等协商的前提下自愿达成，协议中“剔除诉讼成本后均等分配”的约定并不明显违反公平原则。综上，《债权人协议》出自贾惠红与严萍、王文素、王盾华、傅国真、邵蜀燕、第三人张红萍、冯洁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应当认定合法有效。贾惠红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吴楠崧、富溢公司、张红萍、冯洁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可依法缺席判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贾惠红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人民币40元，由贾惠红负担。
贾惠红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吴楠崧、富溢公司的多重法律关系看，上诉人存在产生重大误解的背景。一方面，上诉人对富溢公司享有本金为500万元的借款债权。另一方面，上诉人与其他债权人不同，上诉人曾与富溢公司合伙投资泛华公司的不良债权，上诉人对泛华公司所付款项享有投资收益。上诉人原审证据8、9内容性质相同,应当均予认定。上诉人于2011年7月8日与富溢公司签订收购由浙江惠成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成公司,原债权人金华银行）负责处置不良项目协议,2011年6月28日惠成公司与富溢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的第一点明确指出“甲方转让的债权为原金华银行对浙江泛华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等591笔债权的本金4427.86万元及相应利息和可能享有的合法权益。”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金中民执字第328-13号执行裁定书的内容也说明了富溢公司从惠成公司收购的资产包项目包含泛华公司债权。还有一方面，为确保上诉人财产权的实现，富溢公司与上诉人于2012年6月20签订《协议书》（一审证据10）一份，约定包括富溢公司的金华项目由上诉人代理催收，代理费用为到账金额的30%，到账金额扣除代理费用后的余款用于偿还富溢公司欠付上诉人的投资款和借款及相应利息，富溢公司单立一个账户专门用于回收款，该账户的财务章和法人章由上诉人保管，并明确约定“在代理过程中，富溢公司未经贾惠红许可，不可收取执行款”，即从该日起，富溢公司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对该资产包内所有收益的支配权。如非经上诉人同意，富溢公司和吴楠崧无法从中支取款项为自己偿债，被上诉人中各债权人也拿不到任何钱。上诉人在本案中410万执行款打入富溢公司金华银行账号收取款项符合该约定，上诉人并未直接打入个人账户。上诉人与富溢公司构成合伙关系。根据《民法通则》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虽然财产名义上系富溢公司持有，但该持有系一种信托关系，信托财产与受托人的固有财产应当分离。因此，富溢公司从泛华公司或其股东处所获得的款项并非富溢公司一方全权所有的财产，上诉人依法亦享有一定份额的财产权。因此，对上诉人而言，富溢公司财产并非指富溢公司名下的财产，而是理解为富溢公司名下扣除上诉人合伙财产份额之外的剩余财产。上诉人与富溢公司之间的合伙投资收益分配属于合伙财产分割的法律关系，是上诉人拿回属于自己的财产，这部分权益不存在与其他债权人共享的问题。而上诉人与富溢公司之间的借款债权实现则属于债务给付的法律关系，是以富溢公司的自有财产（不包括应属上诉人的合伙投资收益）来偿还，在处理这部分权益时，上诉人与其他债权人处于同等法律地位进行分配。如前所述，根据上诉人与富溢公司2012年6月20签订《协议书》，富溢公司将其自有财产部分也交由上诉人支配，优先用于偿还上诉人的投资款及借款本息。在其他债权人愿意承担诉讼费的情况下，上诉人也愿意让渡一部分属于富溢公司自有权利的这部份财产由8个债权人共享。综上，上诉人与富溢公司之间的多重法律关系是上诉人与其他债权人的显著区别，是导致上诉人与其他债权人的产生不同认知的背景。二、从被上诉人的语言和行为以及吴楠崧的多重身份看，使上诉人对《债权人协议》的理解造成重大误解。从上诉人签署《债权人协议》时9月25日的录音和《债权人协议》签订后11月16日的录音中可以明确体现上诉人前述第一点的看法，上诉人与吴楠崧的对话对此有着反复强调和确认，明确提出自己的投资收益没有计入在《债权人协议》内，吴楠崧再三强调不会对上诉人权益造成任何影响，剔除上诉人在浙江泛华的全部收益后属于富溢公司的投资收益用于8个债权人平分的，并且款项会先打入上诉人的账户内的。其他债权人王文素、严萍当时也在场，并未提出异议，直接导致上诉人认为各方均认可上诉人对协议的理解，从而签订了《债权人协议》。《债权人协议》签署后，上诉人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行事，上诉继续根据与富溢公司和吴楠崧的约定担任富溢公司的诉讼代理人，按约将泛华公司股东支付的款项汇入指定账户，并从中收取自身合伙投资收益。在此过程中，吴楠崧、富溢公司以及其他债权人从未提出过异议，既没有停止和解除上诉人对原有账户的支配权限，也没有按照吴楠崧、富溢公司和债权人代表约定的那样，变更执行主体至王文素名下或新开银行账户由王文素持银行财务印鉴一枚予以监管。吴楠崧的特殊身份使上诉人有理由作出上述理解。首先，吴楠崧是其他债权人的谈判代表，根据上诉人签署《债权人协议》时9月25日的录音可以看出，是吴楠崧来与上诉人进行谈判的，其他人并未直接与上诉人就《债权人协议》进行协商，可见其他债权人对吴楠崧的全权代表的身份是明知和认可的，吴楠崧的说法对其他债权人应当具有约束力，或对于上诉人而言至少构成表见代理。其次，吴楠崧是富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对于可分配财产的认知具有权威性和决定性的，否则《债权人协议》无法履行。综上，各方一致确认《债权人协议》是在扣除上诉人投资合伙收益后剩余的富溢公司合伙收益部分才用于8个债权人分配，这是上诉人签订《债权人协议》的前提、条件和主要目的。无论《债权人协议》签订前、还是签订后，上诉人一直持此理解。否则，上诉人明知权益将会遭受巨大损害还要签署《债权人协议》，显然不符合常理，即使签订，也是显失公平。三、从《债权人协议》签订的过程看，被上诉人有趁人之危的嫌疑。《债权人协议》上的落款时间为2014年9月19日，而上诉人实际签字之日为2014年9月25日。其他债权人早在2014年9月19日在上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已经就《债权人协议》达成了合意，却迟迟没有与上诉人协商，直到2014年9月25日下午1点多，也就是富溢公司与泛华公司案缴纳诉讼费和保全费的最后半天，才匆匆拿来让上诉人签字，显然是利用时间紧迫，以欺诈手段使上诉人产生重大误解。上诉人为了使诉讼能够顺利进行，又在认为自己的投资收益款不作为分配对象的情况下，才签下了该份《债权人协议》。四、从被上诉人前后的说法和行为看，被上诉人相互串通欺诈上诉人故意十分明显。首先，被上诉人具有强烈的欺诈动机。从一审证据4、5及庭审笔录的第11页王文素陈述，可以证明此次的筹集诉讼费用的发起人是吴楠崧，吴楠崧是9月19日《债权人协议》的主谈判者，《债权人协议》上也有富溢公司的章。吴楠崧、富溢公司是本案的被上诉人也是合同的一方主体，吴楠崧未经上诉人同意，私下与其他被上诉人协商处置泛华公司的债权。有违其与上诉人之间约定。因此，各被上诉人只有千方百计地诱使上诉人签署《债权人协议》，才能从中获利。在上诉人作为富溢公司代理人通过努力从泛华公司获得款项后，吴楠崧和债权人代表为瓜分该款项，在庭审中又作出截然相反的说法，试图否认上诉人签订《债权人协议》的真实日期，甚至在96号案中故意隐瞒富溢公司、吴楠崧、债权人代表在2014年9月23日签订的《协议》，该《协议》为了保障《债权人协议》中各债权人的权利实现，各方的权利义务非常明确，约定需要变更执行主体至王文素名下或新开银行账户由王文素持银行财务印鉴一枚予以监管从而得到受偿保障，若造成债权人不能得到受偿的，属于富溢公司及吴楠崧违约，并向各债权人承担违约金10万元的事实，双方也明确规定如果7名债权人付出的诉讼费用不能收回，5万元的诉讼费用按月利两分出借给富溢公司，实则7名债权人与富溢公司、吴楠崧形成的一种借贷关系的事实，从《协议》中也体现出上诉人并没有义务将回收款交于各债权人的，被上诉人欺诈的主观恶意十分明显。此外，各被上诉人是在2014年9月19日上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已经协商、起草并签署了《债权人协议》，从《债权人协议》的内容也可以看出，只有上诉人是无需参与诉讼费用的筹集的，其他债权人已经分摊了诉讼费用，这也充分显示了上诉人在该协议中处于与其他债权人不同的孤独的地位。这显然是其他债权人和吴楠崧为自身利益，主导了该协议的协商、起草和签署，相互串通统一口径，诱使上诉人签署，上诉人处于被要求加入的被动和弱势地位。五、原审证据8、9、10的合作协议、协议书合法有效，富溢公司在泛华公司案中只具有名义上而无质处分权。上诉人从2011年就开始常驻金华代理泛华案子，花费的精力和成本可想而知。另外7个人筹集诉讼费用，把原本属于富溢公司在泛华案中投资收益份额让渡出来用于8个债权人平分，这样的行为是合情合理符合一般民事逻辑行为的，并没有违反诚信。一审判决书中所称“若贾惠红明知其与吴楠崧存在上述约定，仍与其他债权人签订《债权人协议》”，其前提应当是上诉人明知吴楠崧的解释与其他债权人的解释不同。但事实上，上诉人与其他债权人签订《债权人协议》正是基于作为谈判代表的吴楠崧对用于分配财产的解释，认为《债权人协议》体现的是吴楠崧所称的在支付上诉人合伙财产份额后剩余部分用于8债权人分配的意思，才会签订。当时并无其他债权人告知上诉人《债权人协议》具有其他不同含义，上诉人既然不知道吴楠崧与其他债权人的理解不同，又何来“有违诚信”一说。相反的是被上诉等人对泛华公司的债权预期收益款高估超出预想之外，对现今410万的投资收益都不够支付上诉人的投资收益（剔除诉讼成本1518724元及扣除上诉人的投资收益412.49万元属于富溢公司的投资收益为-1543624元）的这样结果不满。被上诉人等人合伙骗取上诉人的合伙收益的目的非常明显。六、原审判决关于“协议中‘剔除诉讼成本后均等分配’的约定并不明显违反公平原则”的说法错误。对于其他债权人来说，其履行《债权人协议》的成本仅仅是5万元不到的诉讼费，而对于上诉人来讲，则是几百万乃至上千万的合伙财产、以及多年处理这些不良债权所投入的时间、精力及费用。上诉人明知权益将会遭受巨大损害还要签署《债权人协议》，显然不符合常理，即使签订，也属于显失公平。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为撤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债权人协议》；本案一、二审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严萍、王文素、王盾华、傅国真、邵蜀燕共同答辩称：本案上诉人没有新的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吴楠崧、富溢公司、张红萍、冯洁均未参加二审诉讼活动，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上诉人贾惠红在二审期间提交证据如下：1.（2015）杭建商初字第1386号案2015年12月8日庭审笔录复印件一份，该笔录的第11页王文素的陈述中，欲证明本案诉争的协议，是由吴楠崧牵头组织签订的，因此吴楠崧对上诉人所进行的欺骗能够成为上诉人要求撤销该债权人协议的充分理由。2.（2015）杭建商初字第1078、1079、1080号建德市人民法院判决书复印件一份；欲证明原审中的证据8、9、10所涉及的协议都已经过建德市人民法院的审理认定有效，并且该些证据能够证明上诉人对泛华公司执行款的权利，同时也证明吴楠崧和富溢公司已经将其对泛华公司的权利交由上诉人行使。3.《债权人协议》一份，与原审提交的《债权人协议》不同，这份债权人协议与本案诉争的债权人协议内容相同，但上面加盖了富溢公司的骑缝章，欲证明吴楠崧当时是作为协议的一方与上诉人进行相关谈判的，吴楠崧对上诉人的欺骗应该能够构成撤销该合同的理由。被上诉人严萍、王文素、王盾华、傅国真、邵蜀燕共同质证称：对证据1的三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笔录中的内容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对象。对证据2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但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3，就是原审确认的《债权人协议》，上富溢公司的骑缝章不能证明存在欺骗的情形。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定，但均不能达到上诉人之证明目的。
经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贾惠红是否系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签订了《债权人协议》。贾惠红认为自己存在重大误解，即其认为富溢公司财产并非指富溢公司名下的财产，而是富溢公司名下扣除贾惠红合伙财产份额之外的剩余财产，其合伙财产份额这部分权益不与其他债权人共享，《债权人协议》的执行须以此为基础，其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才在《债权人协议》上签字。对此，本院综合分析如下:首先，从《债权人协议》签订者的身份看，该协议签订者系严萍等七人与贾惠红，均对吴楠崧及富溢公司享有债权，签订协议之目的是为了各自债权的实现，虽然贾惠红在协议中签字迟于其他七人，但不影响其对协议内容的认可。其次，从《债权人协议》条款内容看，富溢公司对泛华公司及其股东等享有债权，而富溢公司无力承担向泛华公司及其股东起诉的费用，八人自愿每人筹集诉讼费用5万元，剔除诉讼成本（含代理费报酬）后，对富溢公司所得债权均等分配。并约定“一俟胜诉，依法取得执行款项在扣除诉讼成本及应付浙江浩瑞律师事务所代理费后，归本协议项下债权人共同受偿”。协议内容并未涉及到贾惠红所称的富溢公司财产为富溢公司名下扣除贾惠红合伙财产份额之外的剩余财产。第三，《合作协议》系贾惠红与富溢公司签订，而《债权人协议》是贾惠红与严萍等七人签订，严萍等七人并非《合作协议》当事人，贾惠红亦无证据证明在该协议签订之时，其他七人均知晓贾惠红与富溢公司在2011年3月16日签有合作协议，以富溢公司名义收购泛华公司不良资产项目的获益，贾惠红与富溢公司已经约定四六分成。第四，贾惠红认为严萍等的语言行为以及吴楠崧的多重身份及言行,造成其对《债权人协议》理解的重大误解，主要体现在其与吴楠崧的沟通协商过程中，吴楠崧、富溢公司以及其他债权人既没有停止和解除贾惠红对原有账户的支配权限，也没有按《债权人协议》约定变更执行主体至王文素名下或新开银行账户由王文素持银行财务印鉴一枚予以监管，以及不需要贾惠红分担诉讼费用等等，说明《债权人协议》的履行与贾惠红对协议内容的理解是一致的。对此，原审法院对贾惠红原审中提交的录音证据（证据4、14）均已作出认定和解释，并不能证明贾惠红之主张，本院予以认同。关于账户使用的问题，在2014年9月23日王文素作为债权人代表与债务人吴楠崧、担保人富溢公司的协议中，第二条第3点内容是吴楠崧、富溢公司向债权人承诺依法取得的款项确保用于对债权人的偿债并不被第三者享有，同意变更执行主体至债权人名下或由债权人监管的新账户。因贾惠红亦是债权人之一，且是具体事务操作者，故以其原账户执行并无不妥。关于贾惠红未实际分担诉讼费用，严萍等解释是因为相关事务由贾惠红具体操作付出劳务，故不再由其分担，应属合理。第五，贾惠红认为其不可能在明知权益将会遭受损害情况下签署《债权人协议》，否则签订也是显失公平。然《债权人协议》内容如果其他人也是按贾惠红的理解，在八人的总债权为2495.45万元，而贾惠红仅占500万元的情况下，富溢公司对泛华公司2108.013644万元债权如果全部实现,贾惠红先扣除843万元后再八人进行分配，每人对应的受偿率从84%降为51%，严萍等七人显然是不可能同意的。第六，《债权人协议》内容未涉及的贾惠红与富溢公司之前协议内容，应属于贾惠红应当说明解释之内容，贾惠红完全有时间和机会要求在协议上增加该部分内容并阐明其对富溢公司财产的特别理解，也可以在其签名时增加相应内容。贾惠红关于被上诉人趁人之危、相互串通对其进行欺诈之主张亦无有效证据证明。综上，贾惠红所称对《债权人协议》内容系重大误解之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审判程序合法，实体处理恰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贾惠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鸣卉
审 判 员 张 敏
代理审判员 赵 魁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陈 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