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2）杭上刑初字第125号
公诉机关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盛燕。2010年8月27日因涉嫌犯受贿罪被浙江省公安厅监视居住，2011年1月2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2月1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绍兴县看守所。
辩护人朱爱民。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检察院以杭上检刑诉（2011）442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盛燕犯受贿罪，于2012年2月13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派副检察长胡青、检察员田晶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盛燕及其辩护人朱爱民到庭参加诉讼。在审理过程中经公诉机关申请，本院同意延长审理期限，又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一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04年至2008年期间，被告人盛燕伙同其夫童某利用童担任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的职务便利，在相关案件审判中接受他人请托，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吴某人民币100万元、王某人民币20万元、何某人民币70万元、郑某甲人民币29万元及金块3块、手机2部，合计价值人民币219万余元。公诉机关认为上述事实有证人证言、公务员简要情况表及干部任某通知、结婚登记表、审委会讨论笔录、刑事判决书、银行存取款凭证、存折、购房合同及付款票据、扣押物品清单、抓获经过、户籍证明、情况说明、珠宝玉石首饰检验报告、价格鉴定结论书、被告人供述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盛燕应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被告人盛燕当庭辩称没有收受任何行贿人的钱款，金块是其花3万元从郑某甲处换得，并向法庭提交一小包药丸，称侦查人员刑讯逼供，对其下药，要求鉴定药丸。
辩护人提出本案办案程序严重违法，故对讯问笔录内容的真伪无从判断，应遵守疑罪从无的原则，对被告人作出无罪判决：侦查机关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即对被告人采取了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被告人在杭州有固定住所，但并未在其固定住所执行监视居住；被告人在2010年8月27日被监视居住后，到2011年1月7日才正式被讯问；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在2011年1月5日就作出拘留决定，直到同年1月20日才向被告人宣布拘留决定并执行，该程序也严重违法。另外，辩护人针对本案实体提出两点意见：郑某甲提到曾对吴伟长故意伤害案的被害人民事赔偿20多万元，却并未陈述该赔偿款从何而来，其完全有可能将送给被告人盛燕的钱拿回去进行民事赔偿；关于吴某、何某、王某行贿的情节，三人从帐户的流水单中指认其中某笔钱就是取出来送给盛燕的，并无其他相关证据佐证。
经审理查明，2004年6月，被告人盛燕与童某（已判刑）结为夫妻，童某自2000年至2008年间担任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负责该庭承办的刑事案件审判工作，并参与审委会对死刑等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讨论。
2002年至2005年间，贾建军、骆守潮、何新樟三人的案件分别在省高院进行刑事二审。期间贾建军的亲属吴某、骆守潮的亲属王某、何新樟的亲属何某找到童某要求帮忙，希望得到轻判，并以各种方式表示事后会有所“感激”。童某利用其审委会委员的职务，在审委会讨论贾建军、骆守潮案件时，发表意见称二审可以改判死缓或者轻判，又利用刑一庭庭长的职务，在审批案件时作出对何新樟有利的批示。2005年底至2006年初，童某、盛燕夫妇打算购买私有住房，并预谋向吴某、王某、何某“借款”，为掩人耳目，由被告人盛燕出面联系吴某等三人。被告人盛燕经联系吴某、王某、何某，分别从三人处以“借款”为名收取钱款100万元、20万元及70万元，该三人均表示为了感谢童某在其亲属案件二审时的帮助，上述钱款不用归还，双方也没有书写借条、约定还期和利息等。后该笔钱款被童某、盛燕夫妇用于购房，直至案发前也未归还。
2006年下半年，郑某甲多次到童某、盛燕夫妇家中，向盛燕及童某提出，郑的亲属吴伟长犯故意伤害罪的案件已经上诉到省高院，希望童某给予帮助，把死刑改判为死缓，被告人盛燕答应称童某会尽量帮忙。为此，郑某甲先后多次送财物给被告人盛燕，累计有现金29万元、金块3块和手机2部，盛燕将收受财物之事告诉童某后，童某予以默许。童某利用其审委会委员的职务，在审委会讨论吴伟长案件时，发表意见称二审可以改判为死缓。后该29万元被童某、盛燕夫妇用于归还房贷及家庭花销。
2010年8月27日，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将盛燕传唤到案。案发后，除省纪委将215447元赃款移交司法机关外（该款在童某案判决中已没收），童某、盛燕夫妇均未退赃。
上述事实经庭审质证有下列证据证明：（1）证人童某的证言，证实被告人盛燕与童某预谋后，以借为名，向吴某、何某、王某收受190万元，用于其购买私有住房，此前在吴某、何某、王某家属的刑事二审案件中，童某利用其省高院审委会委员、刑一庭庭长的职务之便提出轻判意见，当时三人已向童某夫妇表态愿意在事后表示感谢；被告人盛燕收受小郑即郑某甲所送的20余万元现金及金块、手机等物，用于其与童某夫妇的家庭开销，又提出要童某对郑某甲亲属的案件帮忙，童某对此予以默许，并在郑某甲亲属的死刑案件中，利用其省高院审委会委员的职务之便提出改判死缓意见。（2）证人吴某的证言，证实吴某亲属的案件在省高院二审时，吴某找到童某、盛燕夫妇，表示希望改判死缓，请他们帮忙，并称事后会感激。改判后，盛燕向吴某提出要借100万元，吴某给了100万并表示不用还了。且其表示是因为这个案子才认识盛燕的，是经人介绍的，之前并不认识盛燕。（3）证人何某的证言，证实童某曾在何某老公的案子中帮过忙，事后童妻盛燕向何某以借为名，要100万，其给了盛燕70万元用于购买房产；何某说明了其送给盛燕的70万的资金来源，与其存折上显示的内容一致。（4）证人王某的证言，证实王某老公的案件在省高院二审时，王某找到童某、盛燕夫妇，表示希望轻判，请他们帮忙。改判后，盛燕向王某要借20万元，没有写借条，盛燕也没有归还借款。王某说明了其送给盛燕的20万的资金来源。（5）证人郑某甲的证言，证实郑某甲妹夫的案件在省高院二审时，郑某甲找到童某、盛燕夫妇，表示希望轻判，请他们帮忙，并先后送给他们现金29万元，金条三根和手机2部、香烟等财物，上述财物由盛燕收下。（6）证人郑某乙的证言，证实其夫吴伟长被一审判处死刑前后，郑某乙将家中钱款放在母亲郑某丙处，其姐郑某甲到杭州跑关系的费用，是从郑某丙处支出。（7）证人郑某丙的证言，证实2006年下半年，其曾在中国银行账户上取款30万元给女儿郑某甲，几天后，郑某甲将30万元又还给她；2006年底，其又在中国银行账户上取款30万元给郑某甲，过了几个月郑某甲还给她19万元；2007年底，其又在中国银行账户上取款20万元给郑某甲。上述钱款实际上都是小女儿郑某乙放在她处保管的。（8）证人丁某的证言，证实部分涉案赃款物证，由盛燕交给其母保管，后其母将上述款物交给检察机关。（9）证人杨某的证言，证实在贾建军、骆守潮案件办理过程中，童某曾以刑一庭庭长的身份命令承办人向其汇报，且参与了后来的审委会讨论。（10）证人薛某的证言，证实童某曾参与吴伟长案件的审委会讨论，并对何新樟轻判表示同意。（11）公务员简要情况表及干部任某通知，证实童某在省高院的任职情况，其中2000年至2008年间，任审委会委员，刑一庭庭长，童某夫妇收受郑某甲、吴某、何某、王某贿赂之时，正在童某担任该职务期间。（12）结婚登记表，证实2004年6月童某与盛燕结为夫妇。（13）刑事判决书，证实贾建军、骆守潮、何新樟、吴伟长四人的案件，在省高院二审后，均被改判；童某因受贿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相关情况。（14）审委会讨论笔录，证实在吴伟长、贾建军、骆守潮案件的审委会讨论过程中，童某均发言表示要改判死缓或者轻判，在何新樟案件的合议庭意见上，童某批示不认定其黑社会性质犯罪。（15）购房合同及付款票据，证实盛燕于06年3月购买金色海岸住房，首付195万余元，结合到案其他证据，首付款中有部分系盛燕童某夫妇向吴某、何某、王某三人收受，时间也仅仅比其支付首付款早一点点。（16）银行存取款凭证，证实2006年1月和3月，吴某从自己的账户上取款两次，共计120万元，结合其证言，吴某在盛燕向他借钱后，将其中100万元给予了盛燕。2006年8月16日，郑某丙从自己账户上取款30万元，18日又存入30万元；2007年1月29日，郑某丙从自己账户上取款30万元，8月17日存入19万元，11月1日又取出19万元。结合到案言辞证据，上述钱款分别被郑某甲用于向童某、盛燕夫妇行贿，其中郑某甲没有送掉的钱又被存回，最终送出的贿赂款是29万元。（17）存折，证实2006年3月5日，何某通过银行存折，取款50万元，结合其证言，其之所以取款，是由于盛燕以借款为名向其要钱，何某将该50万元与另外20万元共计70万元给予盛燕。（18）扣押物品清单及情况说明，证实侦查机关从盛燕的母亲丁某处扣押涉案金块的情况及对其中两块作了鉴定的情况。（19）户籍证明，证实被告人盛燕的身份情况。（20）珠宝玉石首饰检验报告及价格鉴定结论书，证实涉案两块金条其材质系千足金，经估价（2006年1月1日为基准日）价值人民币7110元。（21）抓获经过，证实被告人盛燕系被动到案。（22）被告人盛燕的原有供述，证实被告人盛燕利用其夫童某在省高院担任案件审判工作的职务之便，收受郑某甲人民币、金块三块、手机二只，盛燕收受钱款当时或者之后，都得到了童某的同意，后赃款用于家庭花销，金块交给了母亲，手机自己在用；其还曾与童某共谋，由其出面以借款为名，向吴某、何某、王某收受190万元不归还，用现金交易是为了防止被查到，吴某等人都是在省高院的案件中得到过童某的帮助。与以上证据能相互印证。
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关于被告人当庭辩称未收受行贿人钱财、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的问题。经审查认为：在侦查阶段的多次讯问中，被告人盛燕及其同案犯童某均对其收受行贿人钱财的事实供认不讳，对收受贿赂款的动机、数额、具体经过、赃款去向等，均有详细的描述，与各行贿人的证言之间形成印证，且有银行票据、购房合同、存折等书证为证。故被告人未收受钱财的供述不予采信。被告人当庭提交的白色药品不仅来源不明，且其艾司唑仑（俗称安定）成分的功效是有助睡眠，并无被告人所臆测的致幻作用，即不会影响到供述的真实性。根据侦查阶段的同步录音录像可知，侦查人员也不存在逼供诱供等非法取证情形。
关于辩护人提出郑某甲完全有可能将送给盛燕的钱拿回去进行民事赔偿的辩护意见。经审查，从证人郑某甲的证言可知，民事赔偿款与行贿款并无关联，且赔偿款的来源与本案事实无关，对辩护人毫无依据的猜测，不予支持。
关于辩护人提出吴某等人从流水单中指认某笔钱就是行贿款的说法无其他证据佐证的辩护意见。经审查，吴某、何某、王某等对行贿情节的描述与被告人盛燕的原有供述及同案犯童某的供述相印证，已基本可确认指控的事实，更与银行存取款凭证等书证相互印证，已足可认定本案事实。
关于辩护人提出本案中办案程序存在诸多违法的辩护意见。经审查认为：侦查机关是在接到相关举报后决定对盛燕涉嫌受贿立案侦查并对被告人采取了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而对嫌疑人采取监视居住，可以在指定的场所执行。法律并未对监视居住后何时讯问、拘留决定作出后何时执行等问题作出强制性规定。故辩护人的上述意见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本院认为，被告人盛燕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合谋，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达二百余万元，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系共同犯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九条、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盛燕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十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1年1月20日起至2023年1月19日止。）
二、扣押在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检察院的赃物生肖千足金二块予以没收，对被告人盛燕其他犯罪所得继续予以追缴。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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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长 徐 枫
人民陪审员 陆巧玲
人民陪审员 骆仕君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方 莉
附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八十五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第三百八十六条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第三百八十三条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二）个人贪污数额在五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
（三）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五万元的，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四）个人贪污数额不满五千元，情节较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第五十九条没收财产是没收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者全部。没收全部财产的，应当对犯罪分子个人及其扶养的家属保留必需的生活费用。
在判处没收财产的时候，不得没收属于犯罪分子家属所有或者应有的财产。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七、关于由特定关系人收受贿赂问题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授意请托人以本意见所列形式，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的，以受贿论处。
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前款行为的，对特定关系人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特定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