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2民终107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三里河支行，营业场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34号。
负责人田耘，行长。
委托代理人李嘉，女，1977年6月2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李昂，男，1988年11月15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洪岭，男，1968年10月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曹会杰。
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三里河支行（以下简称工行三里河支行）因与被上诉人孙洪岭借记卡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5）西民（商）初字第270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2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钱丽红担任审判长，法官韩耀斌、朱玥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洪岭一审起诉称，孙洪岭持有工行三里河支行发放的卡号为×××的银行卡（以下简称尾号9843的银行卡），双方建立了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截止2014年12月30日0时5分，该卡内余额为300492.36元。2014年12月30日早上6时，中国工商银行通过短信方式告知孙洪岭，其尾号9843的银行卡于当日6时4分至6时9分经POS机分四笔支出款项99900元、99900元、99800元以及800元。孙洪岭收到短信后，立即拨打了中国工商银行95588客服电话，并口头办理了挂失。此后，孙洪岭于当日9时到工行三里河支行持尾号9843的银行卡进行查询，并打印理财金账户历史明细单。孙洪岭又于当日，持银行卡及查询资料到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以下简称西城经侦支队）就尾号9843的银行卡盗刷事实报案。经孙洪岭查询，并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以下简称银监会北京监管局）确认，上述四笔支出是通过“郑州世贸商城爱凰服饰商行”商户的POS机刷卡消费，收单行为招商银行。发生交易时，孙洪岭正在北京家中，没有刷卡消费，涉案银行卡一直在孙洪岭处。孙洪岭认为，工行三里河支行作为商业银行，应当对客户的存款承担安全保障责任，现工行三里河支行未能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致使孙洪岭银行卡被盗刷，造成巨大损失，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工行三里河支行支付孙洪岭存款
300400元及相应利息损失（以未支付存款数额为基数，自2014年12月3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标准计算）。
工行三里河支行一审答辩称：1、本案是否属于涉及伪卡交易的事实不清，孙洪岭诉称所持有的银行卡并不具有唯一可识别性，其诉称事实并未经公安机关侦查查明，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工行三里河支行对孙洪岭主张本案诉争款项系伪卡交易的陈述事实不能确认；2、孙洪岭并未就涉诉的四笔交易系因伪造的银行卡消费进行证明，本案诉争的款项支出是否造成了孙洪岭的资金损失并未证实，孙洪岭要求工行三里河支行承担违约责任，支付该笔款项的诉请不能成立；3、根据《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章程》的约定，孙洪岭负有妥善保管银行卡和银行卡密码的义务，负有义务的一方应当对是否履行该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工行三里河支行对孙洪岭持有的银行卡以及其密码是否泄漏的事实不应当承担证明责任；4、根据《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章程》的约定，密码是银行卡交易的唯一凭据，银行在凭密交易中，只有验证密码的义务，本案涉诉的四笔交易均通过密码验证完成，工行三里河支行按照约定履行义务，不应当承担违约责任；5、孙洪岭已将本案涉诉资金损失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已经出具《收案回执》，故本案应属涉嫌经济犯罪，法院应当驳回孙洪岭的起诉，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综上，工行三里河支行不同意孙洪岭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孙洪岭在工行三里河支行开立了中国工商银行理财金账户，并持有卡号为×××与该理财金账户相关联的银行卡。双方在《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章程》第七条约定，申请借记卡必须设定密码。持卡人使用借记卡办理消费结算、取款、转账汇款等业务需凭密码进行（芯片卡电子现金交易除外）。凡使用密码进行的交易，发卡银行均视为持卡人本人所为。依据密码等电子信息办理的各类交易所产生的电子信息记录均为该项交易的有效凭据。持卡人需妥善保管借记卡和密码。因持卡人保管不当而造成的损失，发卡银行不承担责任。借记卡只限经发卡银行批准的持卡人本人使用。持卡人委托他人代为办理业务的，需符合发卡银行相关业务的代办规定。
2014年12月30日，孙洪岭尾号为9843的银行卡通过POS消费支出四笔款项，分别为6时4分支出款项99900元、6时7分支出款项99900元、6时7分支出款项99800元以及6时9分支出款项800元，四笔消费总计支出款项300400元。另，孙洪岭本人于2014年12月30日凌晨0时5分，使用涉案银行卡经POS机消费145元，商户名称为包装马车有限公司。孙洪岭本人陈述消费地点为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35号东源大厦3层的包装马车酒屋。工行三里河支行对孙洪岭陈述的涉案银行卡项下145元消费事实不持异议。
同日，孙洪岭于10时38分持银行卡在工行三里河支行营业网店打印9843的银行卡账户历史明细单，该明细单显示账户资金信息如前述查明事实。
同日，孙洪岭到西城经侦支队报案，称其银行卡被盗刷。西城经侦支队于孙洪岭报案当日，向其出具了京公西经受案字（2014）000958号《受案回执》。北京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现已就该案立案侦查。
一审法院再查明，2015年5月20日，孙洪岭向银监会北京监管局就银行卡盗刷事实投诉，银监会北京监管局2015年7月7日出具《关于对孙洪岭反映问题回复的函》，确认尾号9843的银行卡于2015年12月30日发生的四笔交易，共计金额300400元，消费是通过郑州世贸商城爱凰服饰商行的POS机操作完成的，收单行为招商银行。
一审法院认为，孙洪岭在工行三里河支行开立理财金账户，双方据此建立了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该合同关系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孙洪岭因开立前述理财金账户领取了与该账户相关联的工商银行借记卡，双方即应当遵守《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章程》的相关规定，按照章程约定行使权利，并履行各自的义务。《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章程》约定，持卡人需妥善保管借记卡和密码；因持卡人保管不当而造成的损失，发卡银行不承担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的相关规定，工行三里河支行负有保障储户银行卡账户内存款安全的义务，工行三里河支行应确保银行交易系统安全，并确保银行卡交易可靠性。
本案中，孙洪岭举证证明涉案消费发生当日0时其本人持银行卡在北京消费；此后，其本人于凌晨6时收到中国工商银行发送的短信通知，得知银行卡账户发生四笔交易，共计300400元。孙洪岭亦举证证明其本人于当日9时持银行卡至工商银行网点办理账户查询业务，挂失银行卡；孙洪岭还于当日向公安机关就涉案款项损失报案。公安机关现已受理孙洪岭储蓄卡被盗刷一案，且经侦查查明，涉案四笔交易系通过河南省郑州市辖区商户POS机操作完成。根据上述查明事实，法院认定涉案银行卡账户在郑州地区发生的异地消费并非孙洪岭本人持真实的银行卡进行的交易；且孙洪岭在得知银行卡发生非正常交易的情形下，已经尽到了基本的审慎注意义务和及时通知义务。关于工行三里河支行辩称，依据《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章程》的相关条款，孙洪岭负有妥善保管银行卡及密码的合同义务，孙洪岭作为密码唯一持有者应对其履行了保有银行卡及密码的义务举证证明。法院认为，庭审中，孙洪岭陈述其并未丧失对银行卡的占有，亦并未泄漏银行卡密码，故孙洪岭对工行三里河支行陈述的并未发生的事实不应当负担举证责任；工行三里河支行提出孙洪岭系银行卡密码的唯一持有者，密码泄漏应当与其有关的辩称意见，工行三里河支行应当对主张发生的事实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因工行三里河支行对其辩称意见并未提交证据进行证明，法院对其此项抗辩意见不予采信。据此，法院认定，工行三里河支行对孙洪岭的银行卡账户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在没有证据证明孙洪岭对此具有过错的情况下，工行三里河支行应承担赔偿孙洪岭银行卡内资金损失的责任。故，孙洪岭起诉要求工行三里河支行给付银行卡账户内涉诉四笔交易的款项以及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支持。
工行三里河支行提出本案涉嫌经济犯罪，应当驳回孙洪岭起诉，将案件移交公安机关处理。对此，法院认为，孙洪岭因其与工行三里河支行订立的储蓄存款合同提起本案民事诉讼，与刑事案件的审理应属不同的法律关系，现无证据证明本案审理的储蓄存款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犯罪行为。故，相关的刑事案件审理并不影响法院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对工行三里河支行应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作出认定，法院对工行三里河支行此项抗辩意见不予采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三里河支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孙洪岭存款损失三十万零四百元及利息损失（以实欠存款数额为基数，自二○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标准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工行三里河支行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的上诉理由是：
一、一审判决有多处事实并未查清，不足以完成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未查清事实包括：争议交易由何人通过何种方式完成；涉案资金在争议交易完成后的去向；孙洪岭最终是否已经或能够通过其他形式恢复对涉案资金的占有；涉案资金是否被他人非法占有而造成孙洪岭的实际损失。一审法院在未取得物证的情况下推定存在伪造的银行卡，根据现已查明的事实完全不足以作为本案的断案依据。一审法院在无确定证据的情况下，对事实作出选择性的认定，并由此要求工行三里河支行承担责任缺乏依据。
二、工行三里河支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不存在过错，根据合同约定进行的凭密交易应受法律保护。根据一审法院目前查明的事实，并不存在“持卡人信息及密码通过银行系统安全漏洞被他人窃取”的情形，没有证据表明工行三里河支行未保证服务场所、系统设备的安全使用，没有证据表明工行三里河支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负有过错。孙洪岭在工行三里河支行开办牡丹灵通卡时与工行三里河支行形成了银行卡合同关系，孙洪岭确认遵守合同中的各项约定。根据合同约定：对于预留密码的账户，凡使用正确密码进行的交易均视为孙洪岭本人行为；孙洪岭应妥善保管包括卡片、密码及本人有效身份证件等材料，由于保管不善造成的损失应当由其自行承担。争议交易为密码交易，而密码是由客户本人通过专用的密码键盘设置生成，具有唯一性和私密性。银行的柜面工作人员无法通过终端看到客户所输入的密码。密码数据通过加密后传输和保存，即使是银行内部的工作人员也无法查询到密码。客户一旦对账户设定密码，他人根本不可能知晓，客户相应地就负有妥善保管存款密码的义务。由于只有客户本人知晓银行卡的密码，若发生密码泄露的情况，只可能是从客户的渠道将密码泄露出去的。即便是拿着真实的银行卡，如果没有正确的密码，同样是无法进行任何操作的。而本案争议交易均为密码交易，工行三里河支行按照孙洪岭输入密码后的交易指令进行了付款，工行三里河支行在履约过程中没有过错。从交易控制的角度讲，倘若孙洪岭的交易密码从无他人知晓，依赖正确输入银行卡密码才能完成的交易不可能实现，若如孙洪岭所述，相应款项并非其支取，那么孙洪岭必然存在未能妥善保管卡片、密码等的过错。“凭正确密码交易视为本人交易”的合同条款，并不构成对孙洪岭合法权利的排除与限制。持卡人与银行形成合同关系后，银行丧失卡片的控制权，转由持卡人保管，作为支付凭据的密码亦由持卡人完全控制。这种情形下，持卡人对合同权利的行使具有相当大的自由，银行无法进行任何约束和干预，任何非合同当事人持卡和密码均可以完成交易，如果不加以约束，则银行向非合同当事人履行合同将造成银行违约。“凭密交易视为本人”这一规则的创设，建立在银行对持卡人用卡自由和便利性的充分考虑之上，对权利滥用做出了必要约束，支撑着银行对持卡人的信任基础。
三、银行卡和密码均由孙洪岭单方保管，一审判决错误分配举证责任，凭空为工行三里河支行创设法律义务，显失公平。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负有义务的一方应对合同义务是否履行承担举证责任。银行卡密码由孙洪岭独立设置、保管、使用、修改，对密码具有唯一知晓、完全控制的权利，承担安全使用、妥善保管的义务。在本案中，一审法院对储蓄存款合同中密码保管义务是否妥善履行的举证责任进行了错误分配，凭空为工行三里河支行创设的所谓的“举证责任”，在合同当事人之间人为制造了法律责任的严重倾斜，最终导致工行三里河支行承担了本应由孙洪岭承担的“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对本案举证责任的分配既不符合合同法的一般规定，也不属于依法应当“举证责任倒置”的特殊情形，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四、本案可能涉及刑事犯罪，公安机关的侦办结果对判决结果起决定性作用，应由公安机关进一步侦查。一审法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刑事案件的处理并不影响对工行三里河支行民事责任的认定，从根本上存在错误：1、孙洪岭遭受实际损失是本案民事赔偿责任发生的事实基础，在确定涉案资金系被他人非法占有之前，孙洪岭遭受实际损失的法律事实尚未成就。因此，公安机关对涉案资金最终去向的侦查结果直接决定本案诉争的法律责任存在的基础，直接影响本案的判决结果；2、在本案中，一审法院认定存在伪卡，即存在犯罪嫌疑人侵权或犯罪的行为。在此情形下，本案涉及的主体还应当包括犯罪嫌疑人或侵权人在内。因第三人侵权所导致的损失，不应由工行三里河支行承担责任；3、如果查实伪卡存在，则本案属于一个刑事犯罪行为导致多个法律后果，合同纠纷只是其法律后果之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本案系“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如公安机关侦办结果确定孙洪岭的存款因犯罪行为受到损失，则应当在刑事诉讼中以孙洪岭为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向犯罪嫌疑人追偿。
综上，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有违客观，逻辑推理有失偏颇，适用法律存在错误，判决责任分担不公，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孙洪岭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孙洪岭承担。
孙洪岭答辩称：一、一审法院结合孙洪岭提交的证据、法院依职权进行的调查及双方当事人陈述，认定本案所涉交易系伪卡交易，有充分确实的事实依据；二、工行三里河支行提出本案应当以公安机关的最终侦查结果为依据、以孙洪岭遭遇实际经济损失为前提，混淆了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与侵权纠纷之间的法律关系；三、工行三里河支行未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及储蓄存款合同本身所要求的安全保障义务，一审法院认定其违约并承担违约责任有充分法律依据；四、工行三里河支行将密码被非法获取以及磁条信息被复制的责任完全推卸到持卡人身上，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上述事实，有工商银行借记卡、手机短信息截屏、账户历史明细清单、中国银联交易查询单、信访事项受理通知书、关于对孙洪岭反映问题回复的函、受案回执与调查笔录等，以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孙洪岭在工行三里河支行开立理财金账户，并领取了与该账户相关联的工商银行借记卡，双方之间建立了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该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合同义务。工行三里河支行负有保障储户银行卡账户内存款安全的义务。孙洪岭负有妥善保管银行卡及密码的义务。
本案中，孙洪岭作为持卡人，已经举证证明因伪卡交易导致其银行卡帐户内资金减少，且公安机关已侦查查明，涉案四笔交易系通过河南省郑州市辖区商户POS机操作完成。根据上述事实，可以认定涉案消费交易并非孙洪岭本人持真实的银行卡进行的交易，且孙洪岭在得知银行卡发生非正常交易的情形下，已经尽到了基本的审慎注意义务和及时通知义务。工行三里河支行上诉称，依据《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章程》的相关条款，孙洪岭负有妥善保管银行卡及密码的合同义务，孙洪岭应对其履行了保有银行卡及密码的义务举证证明，该上诉理由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工行三里河支行对孙洪岭的银行卡账户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构成违约，在没有证据证明孙洪岭对此具有过错的情况下，工行三里河支行应承担赔偿孙洪岭银行卡内资金损失的责任。即使存在第三人制作伪卡的情况，工行三里河支行应当先向孙洪岭承担违约责任，承担责任后其有权向第三人主张追偿。
工行三里河支行提出本案涉嫌刑事犯罪，应当驳回孙洪岭的起诉，将案件移交公安机关处理。孙洪岭因其与工行三里河支行订立的储蓄存款合同提起本案民事诉讼，现无证据证明本案所涉储蓄存款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犯罪行为，相关的刑事案件审理并不影响法院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对工行三里河支行应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作出认定，因此本院对工行三里河支行该项上诉主张不予支持。
因此，工行三里河支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处理正确，本院应予维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2930元，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三里河支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至一审法院）。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6元，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三里河支行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钱丽红
代理审判员 韩耀斌
代理审判员 朱 玥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何 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