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粤20民终327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志刚，男，1969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香山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
主要负责人：黄建学，该律所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冠荣，广东香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范新华，广东香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郭志刚因与上诉人广东香山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香山律所）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7）粤2071民初1885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郭志刚上诉请求：判令香山律所赔偿损失20160元。事实和理由：（一）2012年到2014年底，产权人为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发公司）的中山市××号的商务大厦，由科尔玛公司出面出租给郭志刚等100多人，以出租该酒店房间、商铺的二十年使用权的方法非法吸资约1.3亿元。香山律所为这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刑事案件进行了违法见证，向租户们出具了见证书，为科尔玛公司的合同把关、承印，最终完成这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二）一审法院认为虽然这起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刑事犯罪，但导致犯罪的两个关键要素《租赁合同》和《委托经营管理合同》是合法的，并不无效，这是对国家法律的公开践踏。（三）一审法院认为租户与科尔玛公司的合同没有解除，因此不能认定租户的经济损失，但事实是，已经解除合同的租户也无一人拿回所交的租金，租户们所交的租金就是损失，其要求香山律所承担20%的损失并不为过。（四）香山律所一审提交的风险提示证据是造假的，作为被提示风险的一方当事人科尔玛公司并没有人到场，不知是事前还是事后盖的印章，此份材料，当时并没有给租户们，而是在一审才交给租户，上面的签字虽似本人所签，但这个过程并不存在，指模前后也不同。（五）香山律所一直强调其与科尔玛公司只是口头合同，没有书面合同，这完全不符合常理，不是事实。香山律所的行为，给租户们造成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
香山律所辩称:（一）承租人与建发公司、科尔玛公司、中山市科尔玛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尔玛酒店）之间的合同纠纷系列案件的生效民事判决书已认定，上述案件各当事人与科尔玛公司、科尔玛酒店采用书面形式订立《租赁合同》、《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且均已签字或者盖章，系当事人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当事人各方均应当遵照履行。由于科尔玛公司迄今未实际取得案涉大厦的所有权而致使上述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科尔玛公司违反了合同约定，上述案件各承租人依法可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该民事法解释蕴含的法理，就是合同当事人的行为即使构成犯罪，合同并不当然无效。因此，即使出租方科尔玛公司及相关责任人的行为涉嫌犯罪，已签订的合同也并不当然无效。（三）香山律所对有效的合同进行见证，也尽到了风险提示义务，在见证过程中没有过错，无须承担责任。科尔玛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以及科尔玛酒店签订的《委托经营管理合同》，是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因此，香山律所进行见证时对《租赁合同》、《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的合法性已尽到审查义务。而且香山律所也仅是对各方在合同上签名、盖章、捺指模的行为进行见证，并且已尽到了风险提示义务，租户也在《收案笔录》中进行了书面确认。（四）郭志刚签订《租赁合同》和《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之后，有收取过租金收益，两份合同均未解除，郭志刚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存在损失以及具体的损失金额。（五）退一步来说，如果郭志刚存在损失，该损失也是因《租赁合同》和《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的履行问题发生争议所致，与香山律所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郭志刚应当向未能履行合同的相对方（科尔玛公司、科尔玛酒店）主张权利。
香山律所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郭志刚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关于仅指派一名律师进行见证，香山律所认为，对合同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进行证明，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比律师出具的《见证书》的证明效力更高，公证行为的程序性要求应当比律师见证行为更为严格，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和《公证程序规则》等规范性文件都没有规定公证处对合同进行公证必须要由两名公证员办理。根据《公证程序规则》第八章，只有在办理现场监督类公证、遗嘱公证、外出办理保全证据公证等特殊种类的公证时，才要求由二人共同办理，而且也并非要求两名公证员共同办理，可以是一名公证员和一名公证处的其他工作人员共同办理。事实上，公证处对当事人签署的合同等文件进行公证，也只是指派一名公证员办理，并不能指派两名公证员办理，所出具的《公证书》也只是由一名公证员签章，并不是由两名公证员签章。律师见证，是指律师就客户的申请，根据见证律师本人亲身所见，以律师事务所的名义依法对具体的法律事实或者法律行为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证明的一种活动。对律师见证的程序性要求，不可能高于对公证行为的程序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律师执业管理办法》《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章程》等规范性文件，并没有关于律师见证必须要有两名律师共同办理的规定，《律师见证业务工作细则》是上述规范性文件而制定的实施细则，该细则的第十六条，只是推荐性的业务指引，提倡律师事务所应当指派两名律师进行见证，但并非强制性的规定（法律没有禁止一名律师进行见证）。对于只有一名律师对合同进行见证，《律师见证业务工作细则》并没有把该合同定性为不合法的合同，没有把该见证行为定性为违法行为，也没有关于该见证行为导致什么法律后果的规定。律师对合同进行见证并签署见证书，其性质类似于证人证言。只有在律师见证的合同处于真伪不明的情况下，两名律师见证通常比一名律师见证具有更充分的证明力。但就本案的具体情况分析，涉案合同是真实的，各方当事人对此不持任何异议，不存在由于只有一名律师见证导致合同处于真伪不明的情况。因此，只有一名律师见证涉案合同，只是香山律所提供的法律服务可能存在着细小瑕疵（因为该瑕疵是否成立也是存在争议的），况且，即使该细小瑕疵成立，也并未导致涉案合同的真实性或合法性遭受损害，郭志刚的法律服务合同目的并没有因此落空，一审判决以该细小瑕疵为理由，要求香山律所把已收的见证费全部退还给郭志刚，相当于对香山律所提供的整个法律服务进行全盘否定，有失公允。（二）关于合同的合法性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对于物业的处分行为，出卖比出租更为彻底，在出卖人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的情况下，可以签订买卖合同，同样的道理，出租方是否有权签订租赁物业的租赁合同，以及该合同是否有效，并非取决于出租方在签订合同时是否已经取得了租赁物业的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虽然在签订《租赁合同》时，科尔玛公司并未取得涉案物业的所有权，但并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涉案的《租赁合同》和《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并非不合法，香山律所在合同的合法性审查方面，并没有失职。综上所述，一审判决的认定有误，应予以纠正。
郭志刚辩称：（一）香山律所只派一名律师见证，且未对科尔玛公司是否有权出租涉案物业等相关事项做必要的合法性审查。经中山市检察院确定，科尔玛公司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刑事犯罪，中山市公安局已于2017年5月18日立案，科尔玛公司的犯罪工具就是与租户们签订的两个合同，而香山律所的核心错误就是为非法刑事犯罪行为进行非法见证。（二）科尔玛公司是非金融机构，没有经过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就以出租不是自己产权的物业为名非法吸收众多人存款，科尔玛公司的行为是不合法的。香山律所为这一犯罪行为见证，是非法见证，因此其仅仅退回500元见证费是不够的，还应承担租户的20%损失。（三）一审认为租赁合同和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并不当然无效，是对国家法律的践踏，租户从2015年10月开始已无收益，按合同应退回全部租金，但科尔玛公司却不见踪影，租户交的租金就是损失，香山律所的见证造成了租户的损失，其应承担20%的责任。（四）更为严重的是，香山律所在一审出具的《收案笔录》是伪造的，所有的租户都没这份东西的记忆，而且作为被提示风险的双方中的一方科尔玛公司并没有人到场，上面的印章也不知是事前还是事后盖的，此份材料直到一审开庭才给到租户，上面的签字看似本人所签，但指模前后两个不同，不用鉴定，就可以看出是一份造假的文件。（五）香山律所辩称其与科尔玛公司之间是口头协议，并没有书面合同，这明显是弥天大谎。租户在向科尔玛公司交款之前，曾找到现场的一名律师，咨询他此项目的风险性，但他当时说没有什么风险，是政府项目，他们的活动是诱导社会公众人士向科尔玛公司投资，完成这一非法吸资项目。（六）《律师见证业务工作细则》第十三条规定，凡是法律法规行政规章规定不应由律师见证的，不得见证。重大疑难见证业务必须经所主任审批。第二十四条规定，如发现客户有违法动机或内容，承办律师应予以制止并拒绝见证。第二十五条规定，重大见证和疑难见证应提交主任办公会集体讨论研究决定。而香山律所的见证显然违反了上述规定。（七）《收案笔录》提到科尔玛公司提供了营业执照、法人证明书，合同涉及的物业产权相关证明等资料，但这些涉及物业产权证明的资料租户们并没有看到。综上，根据《律师法》第五十四条“律师违法执业或者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承担赔偿责任。律师事务所赔偿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的律师追偿。”的规定，香山律所应承担赔偿责任。
郭志刚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香山律所退回郭志刚交付的律师费500元并赔偿经济损失20160元（郭志刚所付租赁费的20%）。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月3日，香山律所就郭志刚与科尔玛公司、中山市科尔玛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尔玛酒店）签订《租赁合同》、《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等事项指派郭训富律师提供见证服务并出具了（2012）广香律见第0347号《见证书》。该见证书载明：“兹证明科尔玛公司、科尔玛酒店、郭志刚（身份证号码：）在本律师面前，在前面的《租赁合同》、《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上的盖章、签字、捺指印属实。”香山律所在该见证书的“见证人”落款处加盖公章，见证律师署名处仅有郭训富一名律师签章。郭志刚与香山律所未就该合同见证签订书面的委托书。见证书所附的《租赁合同》主要内容为：科尔玛公司作为甲方，郭志刚作为乙方，乙方决定向甲方承租位于中山市××号物业，甲方同意将本物业出租给乙方；租赁期限自2013年10月1日至2033年9月30日，共20年；租赁期限内的租金总额100800元，首期租金60000元在签署本租赁合同之日付清，次期租金40800元在签署本租赁合同后30日内付清；乙方同意取得本物业承租权后，委托科尔玛酒店经营管理本物业；甲、乙双方在签署本合同时，乙方与科尔玛酒店就本物业委托经营管理的有关事项签署《委托经营管理合同》。上述合同签订后，郭志刚依约向科尔玛公司支付了租金100800元,并将该租赁物业交与科尔玛酒店经营管理。
一审再查：科尔玛公司向郭志刚等人出租的物业即“商务大厦”是科尔玛公司通过商业拍卖方式向建发公司购买。科尔玛公司购买后，将该物业对外招租，但由于该物业的楼款尚未付清，建发公司一直未将该物业产权过户至科尔玛公司名下。科尔玛公司向郭志刚等人出租该物业后，因科尔玛公司不能清偿欠建发公司的楼款，建发公司经与科尔玛公司协商收回了该物业。由于“商务大厦”被建发公司收回，且科尔玛公司、科尔玛酒店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亦于2017年5月18日被中山市公安局立案侦查，故郭志刚于2017年10月12日诉至一审法院，主张前述实体权利。
一审又查：案外人钱东人（与郭志刚同为涉案“商务大厦”的租户）于2016年12月2日向一审法院提起对建发公司、科尔玛公司、科尔玛酒店、香山律所合同纠纷一案的诉讼[案号:（2016）粤2071民初25173号],请求：1.确认其对3154号物业享有20年的租赁权,其与科尔玛公司、科尔玛酒店签订《租赁合同》、《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继续履行;2.由香山律所退回其见证费500元,并与科尔玛公司、科尔玛酒店一起赔偿其经济损失。一审法院受理后，经审理于2017年3月2日作出（2016）粤2071民初25173号民事判决，认定科尔玛公司、科尔玛酒店与钱东人签订的《租赁合同》、《委托经营管理合同》有效,并判决驳回了钱东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判决后，钱东人不服判决，上诉至本院。2017年11月1日，本院以钱东人基于同一纠纷向中山市公安局控告科尔玛公司、科尔玛酒店涉嫌经济犯罪，且中山市公安局已于2017年5月18日作出立案决定书，决定对钱东人被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立案侦查为由，作出（2017）粤20民终2741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一审法院的（2016）粤2071民初25173号民事判决，驳回钱东人的起诉，并将有关材料移送中山市公安局处理。
一审另查:香山律所为科尔玛公司、科尔玛酒店、郭志刚提供合同见证时，制作了一份《收案笔录》。该笔录内容涉及：1.甲、乙双方（科尔玛公司、科尔玛酒店为甲方，郭志刚为乙方）要求见证的合同：一是科尔玛公司将科尔玛酒店第三层3215号物业出租给乙方的《租赁合同》，二是乙方将该租赁物业委托科尔玛酒店经营管理的《委托经营管理合同》；2.委托见证事项是:甲、乙双方在该两份合同上的签名、盖章、捺模；3.甲、乙双方清楚并完全了解该两份合同所约定的权利义务，如因合同履行发生争议，由各方自行处理，与香山律所无关;4.甲方提供了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所涉物业产权的相关证明，乙方提供了身份证,甲乙双方保证所作陈述及提供的资料、证件真实，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与香山律所无关。该份笔录的甲方落款处加盖了科尔玛公司、科尔玛酒店合同专用章，乙方落款处有郭志刚签名、捺模，签署日期为2013年1月3日。
一审庭审中，郭志刚确认《收案笔录》落款处是其签名，但认为该笔录的内容与事实不符,应当无效。香山律所确认其向郭志刚收取了律师见证费500元,但否认其与科尔玛公司有合伙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法律服务合同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请求、事由及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香山律所在涉案见证业务中有无尽到应尽的审查义务；二、香山律所应否对郭志刚诉请的损失20160元（租赁费的20%）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焦点一。根据《律师见证业务工作细则》规定，律师见证是指律师应客户的申请，根据见证律师本人亲身所见，以律师事务所的名义依法对具体的法律事实或法律行为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证明的一种活动。律师事务所接受客户委托后，应指派两名律师进行见证工作，承办律师在出具《律师见证书》前应审查客户提供的证明材料和其他文件是否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和有效性等事项。本案中，首先，香山律所仅指派郭训富一名见证律师对涉案合同的签订进行见证，在程序上不符合前述规定。其次，香山律所提交的《收案笔录》，笔录落款处有郭志刚签名、捺印，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该《收案笔录》虽载明科尔玛公司提供了涉案物业的产权证明材料，但未予具体列明，不能证明香山律所对该两份合同的合法性进行了必要的审查。另外，该《收案笔录》虽载明香山律所仅就甲、乙双方在该两份合同上的签名、盖章、捺模的真实性作见证，但该约定并不免除香山律所应尽合同合法性审查的法定义务。因此，香山律所辩称其在合同见证过程中没有过错，已尽合同见证义务，与事实不符，一审法院不予采纳。香山律所指派一名律师见证，且未对科尔玛公司是否有权出租涉案物业等相关事项作必要的合法性审查，违反了《律师见证业务工作细则》的规定，故其收取郭志刚的500元见证费用，应予退回。
关于焦点二。首先，案涉《租赁合同》、《委托经营管理合同》是郭志刚与科尔玛公司、科尔玛酒店自愿签订，香山律所仅就双方签订合同的签名、盖章、捺指模的真实性提供了律师见证服务。可见，郭志刚决定与科尔玛公司、科尔玛酒店订立合同，并非基于合同见证的合法性审查。其次，涉案物业被建发公司收回，是由于科尔玛公司拖欠该物业的楼款所致，与香山律所合同见证时是否对科尔玛公司出租该物业进行了合法性审查无关。第三，涉案物业被建发公司收回，科尔玛公司、科尔玛酒店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刑事立案侦查，并不必然导致《租赁合同》、《委托经营管理合同》无效，且双方至今也没有解除该两份合同，郭志刚于该合同的利益还在，目前尚不能认定郭志刚所付租金即为其损失。第四，郭志刚也没有证据证明香山律所与科尔玛公司有合伙关系。综上，郭志刚没有证据证明其因履行香山律所见证的两份合同造成了经济损失，也没有证据证明香山律所的合同见证行为与其所诉的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其诉请香山律所赔偿其损失20160元（租赁费的20%），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香山律所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郭志刚返还见证费500元；二、驳回郭志刚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6元，减半收取为158元（郭志刚已预交），由郭志刚负担133元，香山律所负担25元并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迳付郭志刚。
本院二审期间，香山律所提交《商务大厦、商住楼买卖合同》的合同附件。郭志刚质证认为当初签订合同时并未见过，现在也无法核实是否真实。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郭志刚诉求香山律所赔偿损失20160元，因该损失所基于的事实是郭志刚与科尔玛公司、科尔玛酒店履行《租赁合同》、《委托经营管理合同》而产生，而科尔玛公司、科尔玛酒店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已被公安机关刑事立案侦查。因此，郭志刚是否存在损失，损失金额的大小，须待刑事案件予以查明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的规定，本院依法裁定驳回郭志刚要求香山律所赔偿20160元的起诉。
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郭志刚要求广东香山律师事务所赔偿经济损失20160元的起诉。
一审减半收取案件受理费158元，退还郭志刚133元；郭志刚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304元予以退还。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陈亦和
审 判 员 阮碧婵
代理审判员 刘运充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三日
法官 助理 麦 琳
书 记 员 莫 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