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13民终176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沭阳金谷粮油市场有限公司，住江苏省沭阳县沭城街道苏州西路北侧（梅园别墅小区南侧）。
法定代表人：陈永清，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仲冬梅，江苏正四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沭阳支行，住所地江苏省沭阳县沭城街道台州路东侧与苏州路南侧交汇处。
负责人：钟杰，该支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伟伟，该行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志国，江苏德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沭阳县泽源酒业有限公司，住沭阳县沭城街道苏州西路北侧（梅园别墅小区南侧金谷粮油市场内）。
法定代表人：姜林，该公司经理。
原审被告：姜林，男，1964年9月11日出生，住江苏省沭阳县（梅园别墅小区南侧金谷粮油市场内）。
原审被告：訾爱芳，女，1970年7月20日出生，住江苏省沭阳县（梅园别墅小区南侧金谷粮油市场内）。
原审被告：张丽沭，男，1981年11月6日出生，住江苏省沭阳县。
原审被告：訾兆静，女，1983年6月23日出生，住江苏省沭阳县。
上诉人沭阳金谷粮油市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沭阳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沭阳支行）以及原审被告沭阳县泽源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泽源公司）、姜林、訾爱芳、张丽沭、訾兆静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沭阳县人民法院（2017）苏1322民初122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2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并于2018年5月10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公开听证。上诉人金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仲冬梅、被上诉人中国银行沭阳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伟伟、张志国、原审被告姜林、张丽沭参加了听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金谷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中国银行沭阳支行对金谷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案涉担保合同上加盖的金谷公司印章系姜林偷盖，法定代表人印章系姜林私自伪造。以上事实在姜林公安机关谈话笔录中均有陈述，姜林在自己涉嫌犯罪的事实上作出不利于自己的陈述，可以认定事实。2.中国银行沭阳支行没有履行贷款发放的具体操作规定，担保合同系姜林私自拿去盖章签字，没有中国银行沭阳支行的工作人员在场。一审诉讼中，中国银行沭阳支行的代理人陈述有一名工作人员在场，但未提供证据证明。3.中国银行沭阳支行没有要求金谷公司的股东出具书面同意书，不符合中国银行沭阳支行正常的贷款程序。4.金谷公司在接到中国银行沭阳支行的律师函后就联系了中国银行沭阳支行。中国银行沭阳支行在得知姜林偷盖公章后，明确表示不要求金谷公司承担责任，故金谷公司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一审判决认定金谷公司接到中国银行沭阳支行的律师函后未及时报警不符合常理，与客观事实不符。5.根据《最高额保证合同》第十六条生效要件中约定“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签字人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生效”，但该合同上并无金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签字人的签字，故担保合同没有生效。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案涉保证合同约定“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签字人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生效”，而保证合同并无金谷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名，故合同未生效。一审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之时合同成立”认定案涉保证合同生效，明显适用法律错误。
中国银行沭阳支行辩称，一、仅凭姜林陈述公章是偷盖无法认定案涉金谷公司印章系姜林偷盖的事实。姜林与本案有利害关系，虽然有报警记录，但该案公安机关尚未立案侦查，因此其陈述偷盖公章不是事实。二、姜林关于偷盖公章的相关陈述存在相互矛盾、不合情理之处。三、金谷公司在接到中国银行沭阳支行律师函后没有报警，反而在接到起诉书之后才报警，不符合情理。另外，一审判决案涉保证合同生效是恰当的。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姜林述称，姜林曾在银行贷款时金谷公司提供过担保。本案借款时，银行说要有一个公司提供担保，姜林也找不到其他公司，就去找金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法定代表人不同意再担保，姜林着急用钱，就先拿金谷公司的印章在合同上加盖了，然后再通过朋友跟金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说说情。
张丽沭述称，没有意见。
訾爱芳、訾兆静二审未作陈述。
中国银行沭阳支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泽源公司归还中国银行沭阳支行借款本金1500000元及利息10861.04元、罚息80576.77元、复利1784.62元（利、罚息暂计算至2017年9月4日，之后按合同约定的利率标准上浮40%计算，并按约计收复利），并支付律师费30000元；金谷公司、姜林、訾爱芳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中国银行沭阳支行对张丽沭、訾兆静抵押的位于沭阳县房屋拍卖、变卖所得款在200000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0月10日，泽源公司与中国银行沭阳支行签订授信额度协议，约定中国银行沭阳支行同意向泽源公司提供1800000元授信额度，双方约定了相关的授信期限、担保事项及违约责任。同日，姜林、訾爱芳（保证人）与中国银行沭阳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债权人）及确认书，保证合同约定该合同的主合同为中国银行沭阳支行与泽源公司之间自2015年10月10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签署的借款、贸易金融、保函、资金业务及其它授信业务合同，担保范围为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1500000元及其发生的利息（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担保范围包括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确认书约定如姜林、訾爱芳担保的主债务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之外同时存在其他物的担保或保证的，不影响债权人在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的任何权利及行使，债权人有权决定各担保权利的行使顺序。2015年11月12日，张丽沭、訾兆静与中国银行沭阳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该合同的主合同为中国银行沭阳支行与泽源公司之间自2015年11月12日起至2017年11月11日止签署的借款、贸易金融、保函、资金业务及其它授信业务合同张丽沭、訾兆静以其位于沭阳县房屋为上述主合同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担保的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200000元，并约定了抵押范围、违约责任等。2015年11月13日，双方就上述抵押房屋办理了抵押登记，房地产抵押登记证明载明抵押债权数额为200000元。2015年11月16日、2016年4月7日，泽源公司（借款人）与中国银行沭阳支行（贷款人）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两份，分别约定泽源公司从中国银行沭阳支行处贷款1000000元、500000元，计划还款日为2016年11月15日、2017年1月10日，借款利率为浮动利率，以实际提款日为起算日，每12个月为一个浮动周期，重新定价一次。结息方式为按月结息，每月的20日为结息日，21日为付息日。对逾期借款，就逾期部分按合同约定的利率水平上加收40%计收罚息，对借款人不能按时支付的利息以及罚息，以合同约定的结息方式按罚息利率计收复利。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对贷款人的支付和清偿义务的，构成违约，贷款人有权要求借款人赔偿因违约而给贷款人造成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因实现债权而导致的诉讼费、律师费等相关损失，行使担保物权。后中国银行沭阳支行按约向泽源公司发放了上述贷款，泽源公司未按约还本付息。截至2017年7月9日，泽源公司尚欠中国银行沭阳支行贷款本金1500000元、利息10861.04元、罚息80576.77元、复利1784.62元。
中国银行沭阳支行在一审诉讼中提供2015年10月10日加盖有金谷公司印章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该最高额保证合同载明保证人为金谷公司，主合同、担保主债权、保证范围、保证期间等内容同姜林、訾爱芳与中国银行沭阳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内容。该合同第十六条约定，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签字人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生效。该合同保证人处加盖了金谷公司印章，有权签字人处加盖了“陈永清印”印章，债权人处由中国银行沭阳支行加盖公章，有权签字人处加盖了中国银行沭阳支行负责人的印章。同时，中国银行沭阳支行提供一份以金谷公司名义出具的《确认书》，内容同姜林、訾爱芳出具的确认书，日期为2015年10月10日，并加盖金谷公司印章。
一审法院认为，中国银行沭阳支行与泽源公司签订的授信额度协议、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与姜林、訾爱芳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以及与张丽沭、訾兆静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均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当事人应按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义务。泽源公司、姜林、张丽沭对中国银行沭阳支行主张的借款本金及行使担保物权无异议，对该部分请求予以确认。泽源公司、姜林、金谷公司辩称中国银行沭阳支行主张的利、罚息及律师费过高，鉴于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对利息、罚息、复利及律师费承担等均作了明确约定，且上述约定及中国银行沭阳支行主张的律师费不违反法律规定，对中国银行沭阳支行的上述主张，予以支持，对泽源公司、姜林、金谷公司的辩解理由，不予采纳。金谷公司辩称有其公司印章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的印章系姜林偷盖，法定代表人的印章亦系姜林私刻,并提供了姜林于2017年8月14日的报警记录，鉴于姜林系泽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亦系保证人，系本案的重要利害关系人，金谷公司及姜林亦未提供证据相印证，且中国银行沭阳支行在2016年12月就向金谷公司主张过权利，即使是姜林盗用其公司印章，亦应由其公司为避免损失及时采取措施或报警，而本案系姜林在中国银行沭阳支行起诉后报警不符合常理。另，姜林辩称其系在金谷公司工作人员办公室偷盖的印章，亦不符合常理，即使姜林偷盖，亦系金谷公司内部管理不善，对外仍应承担不利后果，故对该报警记录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定。
金谷公司辩称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约定合同的生效要件为法人或负责人签署并加盖公章，签署即为签名，而该合同中并无金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该合同并未生效。一审法院认为，首先，结合中国银行沭阳支行与泽源公司签订的授权协议及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的形式来看，该合同上中国银行沭阳支行及泽源公司落款处均系加盖双方的法人印章及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印章，而非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不论从双方当事人签署合同的方式及习惯上，还是从法律解释上，签署均应理解为包含签字和盖章，而非仅仅为签字，金谷公司加盖法人印章及法定代表人印章与中国银行沭阳支行及泽源公司加盖印章能够相印证，故对金谷公司的上述辩解理由，亦不予采信。
訾爱芳、訾兆静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不影响本案的正常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二百零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泽源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给付中国银行沭阳支行贷款本金1500000元、利息10861.04元、罚息80576.77元、复利1784.62元（利、罚息暂计算至2017年7月9日，之后按合同约定的利率标准上浮40%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并按约计收复利）及律师费30000元；二、金谷公司、姜林、訾爱芳对判决主文第一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金谷公司、姜林、訾爱芳在承担清偿责任后，有权向泽源公司追偿；三、中国银行沭阳支行就判决主文第一项确定的债权对张丽沭、訾兆静抵押的位于沭阳县（住宅）拍卖、变卖所得款在200000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如未按照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409元，由泽源公司、金谷公司、姜林、訾爱芳、张丽沭、訾兆静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为证明其主张，金谷公司提供如下证据：
1.沭阳县公安局重庆路派出所接警平台信息一份及出警现场光盘一张，证据来源是重庆路派出所，证明陶某使用金谷公司的电话878××××4888报警，重庆路派出所接警后将姜林带走谈话的事实。
2.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宿迁分公司通用机打发票三张，证明报警电话878××××4888的机主为金谷公司。
3.陈某与刘波（被上诉人支行长）的录音光盘一张及书面材料一份，证明金谷公司在2016年12月收到被上诉人的律师函后，多次向该行的行长及副行长沟通过。
关于金谷公司提供的证据，中国银行沭阳支行发表质证意见：
对重庆路派出所的接警记录及视频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能够证明在2017年8月14日上诉人报警。但该报警记录不能证明保证合同上的公章就是姜林偷盖的。因为金谷公司如果对保证事宜不知情，其应该在接到律师函即2016年12月份的时候向公安机关报警，而不是在收到人民法院的传票之后事隔半年才报警，报警的时机与情理不符。
对电信公司的三张发票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证明目的均无异议。
对录音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录音中向行长多次反映仅是陈某单方陈述，并未得到中国银行沭阳支行的认可。且陈某反映的姜林偷盖金谷公司印章的内容并未得到证实，另外，刘波并未中国银行沭阳支行的法定代表人或行长，也不是此笔借款的经办人或主管人，其相关表态并不能代表中国银行沭阳支行。
关于金谷公司提供的证据，姜林、张丽沭发表质证意见：没有意见。
为证明其主张，上诉人金谷公司申请证人陈某、陶某出庭作证。
陈某陈述，陈某系金谷公司的经理，也是金谷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永清的姐姐。金谷公司在2016年12月收到律师函后，当天下午就去找孙龙律师，是在沭阳大润发斜对面的楼上，楼下是饭店，通过饭店的电梯上楼。到达后孙龙及中国银行沭阳支行的两个人在一起，陈某告知了孙龙律师，金谷公司没有替他人做担保。当时桌子上放了保证合同上，有签名也有盖章，陈某要把材料带回去核实，孙龙等人没有同意。第二天，陈某告诉金谷公司的负责人陶某。陶某出差回来后，和陈某一起去找王亮行长，告知金谷公司没有提供担保。王亮说会调查处理的。过了几天，又去找王亮，王亮安排一个副行长接待，说会把这个事情调查清楚的。当时也找过北京路支行行长刘波。因为刘波和姜林关系很好。后来陶某报警的那天，银行的行长也来了，来催还款的。当时银行行长说金谷公司没有签字担保，与金谷公司无关，还有其他人担保，金谷公司相信了，所以没有当时就报警。一共找了刘波大概七八次，刘波到金谷公司有四五次。后来，金谷公司找到市中行反映这个事情，市行也落实了这个事情，说金谷公司确实没有签字担保，叫金谷公司该打官司打官司，不可能找金谷公司要钱的。2018年1月25日上午9点的录音是陈某录的。
陶某陈述，陶某系金谷公司的市场负责人。金谷公司收到律师函的时候，陶某不在家，是陈某去找的律师。到第三天或第四天的时候，陶某回来到中国银行找了王亮行长，也找过北京路支行的刘波行长。刘波和姜林的关系不错，和陈某也熟悉，就找他打听了很多事情。当时对法律不太了解，也没有想到报警，刘波也说金谷公司没有担保的话，无需理会，所以就没有采取报警措施。2017年8月14日，陶某报警。金谷公司的印章以前一直都是陶某保管，现在其不保管了。金谷公司和客户签订合同，陶某决定加盖印章。金谷公司印章正常是放在陶某的抽屉里，有时候使用频率高也会放在办公桌上。陈某系金谷公司的经理。姜林租用金谷公司的房屋和场地。
关于两名证人的陈述，金谷公司发表质证意见：两名证人的陈述是真实的，可以相互印证，能够证实金谷公司在收到律师函后采取了向孙龙律师当面反映及与被上诉人王亮行长、北京路支行刘波行长反映未提供担保的事实，也能证明上诉人并未为涉案的借款提供过最高额担保。
关于两名证人的陈述，中国银行沭阳支行发表质证意见：关于陈某的陈述，陈某与金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永清是亲兄妹，与金谷公司有利害关系，其陈述不应被采信。另外其陈述看到孙龙律师办公桌上的保证合同既有陈永清的印鉴，又有陈永清的签字，而本案的保证合同只有一份，且上面只有陈永清的印鉴，并无其签名，故陈某存在虚假陈述，不应采信。关于陶某的陈述，也系虚假。陶某是陈某和陈永清的舅舅，存在亲属关系，导致其难以据实陈述。且陶某作为金谷公司的市场负责人，长期保管公司的印章与常理不符。一审庭审中，金谷公司与姜林均陈述金谷公司的印章正常是在会计处，那天因为陶某要使用，所以才在陶某处。故陶某的陈述与金谷公司在一审诉讼中的陈述有冲突。另外，陶某陈述其在保管印章的过程中有时放抽屉，有时放办公桌，故即使发生印章被盗用，金谷公司也应承担印章保管不善的责任。陶某陈述姜林仅是客户，因此姜林不可能取得金谷公司如此的信任。姜林在一审庭审中陈述陶某出去上厕所时把印章放在桌子上，与陶某的陈述相互矛盾。综上，陈某、陶某的陈述不应被采信。
关于两名证人的陈述，姜林、张丽沭发表质证意见：没有意见。
关于上述证据，訾爱芳、訾兆静未发表质证意见。
二审中，中国银行沭阳支行、姜林、訾爱芳、张丽沭、訾兆静未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认证意见：关于金谷公司提供的证据，中国银行沭阳支行对其真实性均不持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可以证明金谷公司在2017年8月14日向公安机关报警，重庆路派出所接警后将姜林带走谈话，以及陈某与中国银行沭阳支行交涉案涉担保事宜。关于证人陈某、陶某的陈述，其中关于陈某找中国银行沭阳支行交涉以及陶某报警的事实，与金谷公司提供的证据可以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关于姜林如何加盖印章以及中国银行沭阳支行就案涉担保的意见，均系单方陈述，本院还将结合其他事实综合予以认定。
经审查，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金谷公司于2017年8月14日向公安机关报警。金谷公司在收到中国银行沭阳支行律师函后其经理陈某曾与中国银行沭阳支行就案涉担保事宜进行过沟通。
姜林二审陈述印章加盖过程为：印章姜林从金谷公司拿出来在泽源公司办公室加盖的，盖章时有姜林和中国银行沭阳支行信贷员在场。陈永清的签名章当时一起盖的，陈永清的签名章是之前姜林刻的。泽源公司的办公地点和金谷公司在同一个院子里，相距七八百米，金谷公司在前面，泽源公司在后面。
中国银行沭阳支行二审陈述印章加盖过程为：案涉保证合同系在金谷公司加盖印章，有中国银行沭阳支行的工作人员和姜林在场，姜林承租了金谷公司的房子。
本院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一、中国银行沭阳支行提供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确认书》是否系金谷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案涉保证合同是否成立；二、如果案涉保证合同成立，在仅有金谷公司加盖印章而无金谷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永清签名的情况下，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即中国银行沭阳支行提供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确认书》是否系金谷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案涉保证合同是否成立问题。
首先，《公章管理规定》第三条对印章作出定义，本规定中所称公章，是指以公司的名义经正常申报后统一刻制和销毁，在公司内予以保管，对各种文件加盖后将对公司产生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设立、变更、解除作用的公司印章等。故公司印章是公司处理内外部事务的印章，公司在对外的正式合同、文件等加盖印章的行为即代表公司做出认可合同、文件等内容并同意接受上述函件内容约束的意思表示。本案中，金谷公司对《最高额保证合同》、《确认书》上加盖的印章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故除非有相反证据证明，可以据此认定保证合同系金谷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
其次，金谷公司提供沭阳县公安局重庆路派出所接警平台信息及出警现场等证据，可以证明金谷公司于2017年8月14日向公安机关报警，称姜林盗取金谷公司印章在案涉保证合同上加盖。姜林亦认可其未经金谷公司同意私自将金谷公司印章加盖在案涉保证合同上。另外，中国银行沭阳支行在认可姜林与金谷公司并不存在雇佣或劳动合同关系的情况下陈述加盖金谷公司印章时仅有姜林和中国银行沭阳支行的工作人员。本院认为，案涉保证合同上金谷公司的印章并非金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工作人员加盖，金谷公司、姜林亦不认可金谷公司委托姜林在案涉保证合同上加盖了印章。故姜林私自加盖金谷公司印章具有高度盖然性。中国银行沭阳支行主张加盖印章系金谷公司的意思表示，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姜林有权代表金谷公司加盖印章或者姜林加盖金谷公司印章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
再次，中国银行沭阳支行、金谷公司、姜林均认可姜林仅系租赁金谷公司的房屋使用，双方并无雇佣或者劳动合同关系，中国银行沭阳支行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姜林加盖印章的行为有金谷公司的明确授权，故不能证明姜林加盖印章的行为系职务行为或有权代理。
关于姜林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问题。所谓表见代理，是指代理人虽然不具有代理权，但具有代理关系的某些表面要件，这些表面要件足以使无过错的第三人相信其具有代理权而与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在这种情形下，法律使这种代理行为发生与有权代理同样的法律后果。表见代理的本质特征是具有外观授权的表象，并足以使相对人完全有理由相信该无权代理人具有代理权，且相对人对此作出的判断已尽到一个善良注意人的审慎义务，并无过失。本案中，中国银行沭阳支行并未尽到一个善良注意人的审慎义务，理由如下：第一，案涉保证合同的相对方为中国银行沭阳支行和金谷公司，而在合同签订过程中，金谷公司的印章并非金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者工作人员加盖，甚至没有金谷公司的人员在场。第二，姜林系本案借款人泽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亦是本案借款的保证人，中国银行沭阳支行在明知姜林与金谷公司不存在雇佣或者劳动合同关系的情况下，未审查金谷公司是否授权姜林在案涉保证合同上加盖印章，存在过失。第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本案中，中国银行沭阳支行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在其主张金谷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下，并未就金谷公司的章程以及是否经董事会、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同意为泽源公司提供担保并形成决议进行审查，存在过失。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即如果案涉保证合同成立，在仅有金谷公司加盖印章而无金谷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永清签名的情况下，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问题。本院认为，结合第一个争议焦点，双方之间的保证合同未成立，即便保证合同成立，亦未发生法律效力。理由如下：一、中国银行沭阳支行主张保证责任的依据为其与金谷公司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该合同系中国银行沭阳支行与金谷公司两方签订，无第三方当事人，即合同第十六条第一款约定的“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签字人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生效”，故该处的“签署”的主体应为中国银行沭阳支行、金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签字人，排除其他自然人或者法人、社会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签字人。二、合同第十六条第一款的约定为“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生效”，签署与盖章系并列词组，表示并列关系，从文意看，双方的真实意思为签署和盖章的条件同时成就时，合同生效，且该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对双方当事人均有法律约束力。中国银行沭阳支行主张仅有签名或盖章即可生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三、从合同上加盖的“陈永清印”的签名章来看，中国银行沭阳支行对于陈永清有权在合同上签署是明知的，但其未能要求陈永清本人在合同上签名，亦未提供证据证明系陈永清或陈永清授权的人在合同上加盖其人名章。故中国银行沭阳支行主张案涉合同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因二审出现新的证据，造成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应予纠正。上诉人金谷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江苏省沭阳县人民法院（2017）苏1322民初12278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一、三项；
二、变更江苏省沭阳县人民法院（2017）苏1322民初12278号民事判决主文第二项为：姜林、訾爱芳对一审判决主文第一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姜林、訾爱芳在承担清偿责任后，有权向沭阳县泽源酒业有限公司追偿；
三、驳回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沭阳支行对沭阳金谷粮油市场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9409元，由沭阳县泽源酒业有限公司、姜林、訾爱芳、张丽沭、訾兆静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9409元，由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沭阳支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朱 庚
审判员 吴雪林
审判员 张 熠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张晓青
附录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