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06民终165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英富，男，汉族，生于1954年10月17日，住德阳市旌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金林，四川仁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显伦，四川仁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德阳市敬江鑫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德阳市旌阳区。
法定代表人：廖敬，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策，四川山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田长江，系该公司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四川龙蟒福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眉山市经济开发区东区。
法定代表人：邵家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尚中，四川山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绪会，系该公司工作人员。
上诉人高英富因与被上诉人德阳市敬江鑫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敬江鑫田公司”）、四川龙蟒福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龙蟒福生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人民法院（2017）川0603民初6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高英富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德阳市旌阳区人民法院（2017）川0603民初631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上诉人无过错不承担赔偿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被上诉人敬江鑫田公司的损失与上诉人推荐其按150倍稀释比例施用“S-诱抗素”没有因果关系。该用量是被上诉人龙蟒福生公司的技术人员向经销人员推荐说明的已在各地大量采用的用量。且在被上诉人敬江鑫田公司实际使用“S-诱抗素”前，也在其葡萄园进行过试用，效果得到其的认可后才正式使用，故不应出现其诉称的损失情况。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所依据的主要证据《鉴定意见书》不应被采信。首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作出的鉴定意见认为案涉损失与喷施“福生金美红S-
诱抗素”存在因果关系，但未明确是与施用“S-诱抗素”浓度有因果关系还是与“S-诱抗素”本身的质量或性质有因果关系。第二，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时，距使用“S-诱抗素”已有两个多月时间，果实已全部摘完，药物也早已被吸收、降解，已无法采集到可靠的鉴定样本，现场也不能反映实际的种植生产情况，已没有作出科学合理的鉴定意见的客观基础。第三，根据《民事诉讼法》第78条规定，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鉴定人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而一审中，鉴定人并未出庭作证，其鉴定意见依法不应采信。三、被上诉人敬江鑫田公司的损失是因其诸多田间管理措施不当造成的，而不是因使用“S-诱抗素”的结果。相关研究实验表明，施用较高浓度的“S-诱抗素”比施用较低浓度的“S-诱抗素”能显著提高果粒的品质（促进着色，提高还原糖、可溶性固物含量，显著降低有机酸含量），并没有会影响果粒正常生长的实验结论。而根据旌阳区农业管理部门对被上诉人敬江鑫田公司种植现场的调查，其在种植管理过程中存在种植密度大果园通风透光差，蔬果不够、氮肥、叶面肥施用过多，地下水偏高等诸多问题，这诸多的田间管理不当综合作用才造成被上诉人敬江鑫田公司损失的真正原因。四、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敬江鑫田公司45万元损失过高。第一，相关部门对被上诉人的损失已给予了适当补偿，已获得补偿部分应当从损失金额中予以扣减；第二，一审判决中对未全损及可利用部分的价值酌情扣减额过低，没有合理的依据。第三，《鉴定意见书》认定60万元损失的单价不客观，且未将正常情况先必然会产生但实际上并未支出的销售成本、运输成本、正常损耗等成本从损失额中予以扣除。五、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案涉“S-诱抗素”是由被上诉人福生公司生产，150倍稀释比例也由福生公司技术人员向上诉人等经销人员推荐说明的。如果因150倍的稀释比例不当，造成用户损失，应当直接由在一审中同样作为被告的被上诉人龙蟒福生公司依照产品质量法的规定，承担质量不符合产品说明书的赔偿责任，以节约诉讼资源并根本性解决纠纷。
敬江鑫田公司辩称：一、本案起诉的是合同纠纷不是侵权纠纷，无过错不承担责任不适用。二、龙蟒福生公司是否向高英富进行指导，高英富向我们进行技术指导没有必然的关系。同时农药进行使用，客观事实不符。本葡萄园从开始种植到全部损毁一直在高英富购买药并进行指导。三、其实本案中除了被上诉人敬江鑫田公司外，还有两户规模农户，三户全部出现这种情况，这个有证据证明。关于损失，按照计算方式是可以完全计算出来的。
龙蟒福生公司辩称：一、被上诉人龙蟒福生公司与高英富、敬江鑫田公司没有直接法律关系，基于本案的案由是买卖合同纠纷，被上诉人龙蟒福生公司不是涉案当事人，因此不是本案主体。二、龙蟒福生公司生产的产品合法，质量合格，被上诉人敬江鑫田公司的损失与我公司没有关联性。基于上诉两点意见，我公司认为，一审判决与被上诉人龙蟒福生公司相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维持。
敬江鑫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高英富立即赔偿原告敬江鑫田公司购买农药使用后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所造成的损失66.5万元；2.判令龙蟒福生公司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敬江鑫田公司在德阳市旌阳区柏隆镇青进村承包50亩土地进行葡萄种植。2016年6月至2016年6月25日，原告在被告高英富处购买“福生金美红S-
诱抗素”和配用展着剂142套。随后，原告敬江鑫田公司在被告高英富的指导下（100毫升“福生金美红S-
诱抗素”兑1500毫升水）对葡萄园喷施上述药剂。20天以后，原告种植的葡萄部分出现变软、掉果。2016年9月6日，原告委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对其种植的葡萄出现变软、脱落与喷施的“福生金美红S-
诱抗素”和配用展着剂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造成的损失进行司法鉴定。2016年9月8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作出鉴定意见：原告敬江鑫田公司种植的50亩葡萄出现变软、脱落与该葡萄地喷施的“福生金美红S-
诱抗素”和配用展着剂存在因果关系，造成的损失为600000元。原告为此支付鉴定费15000元。另查明，上述“福生金美红S-
诱抗素”由被告龙蟒福生公司生产，其主要作用在于促使植物协调生长、增强光合作用、促进葡萄着色，该产品已进行农药登记并办理生产许可。“福生金美红S-
诱抗素”标签标注的稀释倍数为167—250倍。配用展着剂由被告龙蟒福生公司作为销售赠品提供。原告庭审中自述部分掉落的葡萄用于喂鱼及酿制葡萄酒。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与二被告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但高英富书写的情况说明已记载其于2016年6月向原告敬江鑫田公司出售142套“福生金美红S-
诱抗素”及配用展着剂。因此，应认定原告敬江鑫田公司与被告高英富建立了事实上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本案中，买卖标的物为调节葡萄生长、促进葡萄着色的农药制剂，产品本身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特殊性，买受人较难于掌握技术要点。且在售卖产品后，被告高英富事实上亦在对原告喷施农药进行技术指导。因此，根据农药制剂产品的性质、特征及本案客观实际，提供用药技术指导系本案农药制剂买卖中出卖人应承担的合同附随义务。“福生金美红S-
诱抗素”经被告龙蟒福生公司依法登记、生产，其标签上标注的稀释倍数为167—250倍。但是在实际用药指导中，被告高英富却指导原告将一瓶药剂（100毫升）兑水1500毫升，稀释倍数为150倍，大于标签标注的剂量。且原告所举鉴定报告认定原告种植的葡萄出现变软、脱落与喷施“福生金美红S-
诱抗素”存在因果关系。因此，被告高英富未能按产品标签说明，正确指导原告喷施农药，存在过错，应对原告损失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时，葡萄种植属广义的农业生产，必然要遵循相应的自然生长规律，光照、气候、土壤、湿度、栽培技术等因素都将会作用并影响到其生长的全过程。且原告自身未能注意产品标签标注的稀释倍数等使用说明，导致剂量过大，亦存在一定过错。综上，根据双方过错程度并结合葡萄自身的生长规律，酌情认定被告高英富承担原告葡萄园损失的40%较为适宜。关于原告敬江鑫田公司葡萄园的具体损失。鉴定报告认定原告损失600000元是按照50亩葡萄全损计算，但原告自述尚有3个大棚葡萄未遭受损失，且掉落的葡萄部分用于喂鱼、部分用于酿制葡萄酒。即原告50亩葡萄并非全损，掉落的葡萄亦有部分利用价值。根据原告举证情况并结合本案客观实际，酌情认定原告葡萄园损失金额为450000元。原告为证明损害结果与喷施农药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支付鉴定费15000元，属于因此次葡萄种植失败而产生的合理损失，予以确认。另，原告还主张因未能履行与案外人签订的买卖合同而支付违约金50000元，因其未能提供转款凭证等证据证实其付款行为之真实性，故对此依法不予采信。综上，原告敬江鑫田农业公司因喷施“福生金美红S-
诱抗素”产生的损失为465000元。综上所述，与本案原告敬江鑫田农业公司建立买卖合同法律关系的为被告高英富。被告高英富在售卖产品后，在履行合同附随义务进行用药指导过程中存在过错，并因该过错行为给原告种植葡萄造成了损失，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即被告高英富应向原告敬江鑫田农业公司赔偿损失186000元（465000元×40%）。被告龙蟒福生公司系“福生金美红S-
诱抗素”生产者，而非销售者。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其在本案中不应承担法律责任。据此，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高英富赔偿原告德阳市敬江鑫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损失186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德阳市敬江鑫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高英富提交了以下证据：1、“德阳市旌阳区农业局关于柏隆镇青进、南桂村葡萄种植户反映施用5%诱抗素可溶液剂后出现葡萄软果、脱落及未着色的情况说明”，用以证明被上诉人的葡萄园的损失是田间管理出现问题导致，出现问题的三户都是徐公文进行田间指导的。2、“关于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的咨询意见”，用以证明新疆鉴定结论的方法和过程不科学，结论不客观。上诉人的减产是由于田间管理不当造成。3、两份论文，用以证明使用案涉龙蟒福田公司生产的诱抗素进行科学研究实验，相关用量属于安全使用范围，不会出现葡萄减产的事故。敬江鑫田公司质证认为：第一份证据，我们认为旌阳区农业局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因上诉人系农业局植保站原站长，该证据不具有客观性。该“情况说明”内容也与客观事实不符，根据被上诉人提交的相关证据，三个种植户是由高英富指导，如果是徐公文来进行指导，为什么上诉人还要赔偿徐公文的钱？相关部门也没有对我们进行过任何补偿，该情况与客观事实不符。另外在第一页写明研究员前往现场查看，该研究员明确表示了农业局的意见是错误的，是不能够使用的。第二份专家咨询意见，专家咨询意见专家必须出庭，该专家是德阳市农业局植保站的站长，高英富是旌阳区原植保站站长，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第二页专家说2016年7月27号到现场进行勘察，与农业局“情况说明”明显矛盾，与客观事实不符。上诉人说新疆鉴定人员不了解四川的情况，新疆是全国葡萄种植主要产区，鉴定都具有法律的效力，不能因为地域而否认司法鉴定的效力。针对最后一份证据，我们认为论文与本案没有任何关系，论文是理论上的讨论，不能用到司法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我们认为没有证据三性。龙蟒福生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意见，但认为与龙蟒福生公司不具有关联性。
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本院审查认证认为：高英富提交证据1，根据高英富2016年8月29日所作“情况说明”以及柏隆镇青进村村民委员会、碧泉葡萄园职工出具的证明中均认可高英富在葡萄种植过程中进行了相关技术指导；证据2，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在法庭上就专业问题提出的意见视为当事人陈述，且根据高英富本人“情况说明”中对葡萄园施用诱抗素及配着剂之前情况的陈述存在矛盾，故高英富提交的上述证据并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证据3系研究论文，与本案所涉案件事实无关，不予采信。
二审中，高英富申请对敬江鑫田公司葡萄变软、腐烂、落果与施用150倍稀释比例的“福生金美红S-
诱抗素”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及其损失金额进行重新鉴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其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反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农林牧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结论，且其在一审中亦未提出重新鉴定申请，故本院不予准许。
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本案所涉买卖标的物为调节葡萄生长、促进葡萄着色的农药制剂，产品施用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特殊性，高英富应当承担正确指导喷施农药的合同附随义务，且在售卖产品后，高英富事实上亦在对敬江鑫田公司喷施相关药剂进行技术指导。根据本案查证事实，高英富未能按产品标签说明使用剂量，正确指导原告喷施农药，存在过错，且敬江鑫田公司所举鉴定报告认定其种植的葡萄出现变软、脱落与喷施“福生金美红S-
诱抗素”及配用展着剂存在因果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故高英富应对敬江鑫田公司的损失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葡萄种植要遵循相应的自然生长规律，光照、气候、土壤、湿度、栽培技术等因素都将会作用并影响到其生长的全过程。一审法院根据双方过错程度、结合葡萄自身的生长规律，酌情认定高英富承担敬江鑫田公司葡萄损失40%的赔偿责任，并综合鉴定意见、损益因素及其他实际情况酌定葡萄损失金额并无不当。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高英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020元，由上诉人高英富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汝良
审判员 张时春
审判员 江 黔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记员 熊 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