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4）龙泉刑初字第33号
公诉机关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王浩。
辩护人童娟，四川均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毛伟。
被告人黄贺坤。
辩护人王蓬勃，四川思沃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钟锐，四川均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刘运林。
辩护人熊雪彦，四川方舟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汪小锋。
被告人辛德林。
辩护人杨翠，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喻芳。
辩护人罗婵玉，四川均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杨兴梅。
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检察院以成龙检公刑诉（2013）64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浩、毛伟、黄贺坤、刘运林、汪小锋、辛德林、喻芳、杨兴梅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3年12月20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董前志、刘佳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浩及其辩护人童娟、被告人毛伟、被告人黄贺坤及其辩护人王蓬勃、被告人刘运林及其辩护人熊雪彦、被告人汪小锋、被告人辛德林及其辩护人杨翠、被告人喻芳及其辩护人罗婵玉、被告人杨兴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2011年被告人喻芳在安徽省合肥市缴纳69800元给传销组织上线王军（在逃）后加入以“连锁经营”为名的传销组织，后被告人喻芳将其在传销组织中购买的份额转让给其丈夫被告人王浩。2012年7月被告人王浩、毛伟、黄贺坤、刘运林、汪小锋、辛德林、喻芳、杨兴梅、李树斌（不起诉）等人窜至成都，租住在我市锦江区、龙泉驿区的多个小区中，以“连锁经营”名义专门从事传销活动，大肆发展以湖北籍为主的外省人员。该传销组织的发展模式为每名新加入人员缴纳3300元门槛费加500元“礼品费”购买“资格”，加入到该传销组织成为“初级业务员”（其中，每人最多可以申购21份加500元“礼品费”，共69800元），获得发展下线人员的“资格”。依照该传销组织规则，每名参与人员只能发展3名下线人员，并从下线人员缴纳的“资格”费中按一定比例获取返利。根据其团队体系的总申购份额的不同，该人员级别从低到高依次为业务员、业务组长、业务主任、业务经理、高级业员（又称“老总”）。该传销团伙分别组成了以王浩、黄贺坤、辛德林、汪小锋为首的四个金字塔传销团队体系，形成了在被告人王浩组织、领导下的一个传销犯罪团伙。该八名被告人的具体犯罪事实分述如下：
被告人王浩在该传销组织中称号为“教总”，系该团伙在成都地区的总负责人，负责整个传销团伙的组织管理，在该传销犯罪团伙中起主要的组织领导作用。被告人王浩全面负责成都地区“连锁经营”传销活动，任命被告人毛伟为“教配”，配合“教总”王浩工作，任命黄贺坤为“自总”，分管传销组织的纪律工作，任命辛德林为“自配”，配合“自总”黄贺坤工作，任命刘运林为“总管”，负责整个团伙内部参与人员的房间调配等后勤工作，任命汪小锋为“家庭窗口”负责人，负责内部参与人员住房内务卫生、作息安排等工作，安排被告人杨兴梅提供身份证办理银行卡用于收取新加入人员的申购事宜，填写、收取申购表。被告人王浩为方便团伙成员之间联系和蛊惑其他参与人员，冒用中国人民解放军95285部队名义在中国联通成都分公司办理集团电话号码，分发给传销参与人员使用。被告人王浩以自己名义或安排他人租用居民房屋，为传销活动提供犯罪场所。被告人王浩在组织领导传销团伙运行过程中通过组织传销骨干人员召开会议，总结传销活动经验、教训，制定传销计划，制定“资金分配规则”，对传销人员参与缴纳的资金进行分配，并指使喻芳、毛伟等人将下线的返利进行分发。经查证，被告人王浩直接发展毛伟、李树斌在内的下线人员12级61人，被告人王浩在整个传销团伙中组织领导包括黄贺坤、辛德林、汪小锋组织体系下的传销人员共计159人。
被告人毛伟被王浩任命为“教配”，在该传销团伙中配合“教总”王浩进行组织管理工作。在此过程中，毛伟按照王浩的安排，积极发展传销下线，向团伙成员分发集团业务电话卡及团伙成员的返利等工作，并参与王浩组织的会议总结犯罪经验。经查证，被告人毛伟共计发展下线人员9级34人。
被告人黄贺坤被王浩任命为“自总”，积极发展传销下线，负责整个团伙的纪律管理。在此过程中，被告人黄贺坤按照王浩的安排，负责审核新参与人员的性格、背景是否符合加入条件，并处理违反团队规定的团伙内人员，同时参加王浩组织的会议，总结犯罪经验。经查证，被告人黄贺坤共计发展下线人员8级49人。
被告人刘运林被王浩任命为“总管”，积极发展传销下线，负责整个团伙内部参与人员的房间调配等后勤工作。经查证，共计发展下线人员7级38人。
被告人汪小锋按照王浩的安排，负责“家庭窗口”部分，主要管理团伙内部参与人员住房内内务卫生、作息安排等工作，积极发展传销下线。经查证，被告人汪小锋共计发展下线人员6级37人。
被告人辛德林被王浩任命为“自配”，在该传销团伙中配合“自总”黄贺坤进行纪律管理工作，积极发展传销下线。经查证，被告人辛德林在此过程中共计发展下线人员5级9人。
被告人喻芳于2011年在安徽省合肥市缴纳69800元加入传销组织后将自己购买的份额转让给其丈夫即被告人王浩，二人共同参与传销活动。2012年7月被告人喻芳伙同王浩等人窜至成都后，在明知王浩从事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情况下，积极协助王浩管理传销组织的资金。在此过程中，被告人喻芳使用以杨兴梅、陈新华等人名义开设的多张银行卡用于收取新加入人员的申购款。案发时，公安机关从被告人喻芳处查获多张用于收取新加入传销组织人员申购款的银行卡。
被告人杨兴梅按照王浩的安排，主要与他人共同负责管理整个团伙的新参与人员的申购事宜，并按照王浩要求提供本人身份证办理一张工商银行卡（卡号为6222023202043679496）和一张建设银行卡（卡号为6227003814250065996）的银行卡用于收取新加入成员的申购款，积极发展传销下线。经查证，被告人杨兴梅共计发展下线人员8级12人。
2013年2月19日，公安机关在成都市锦江区三圣乡幸福路一餐厅内将为庆祝被告人刘运林级别达到高级业务员（“上总”）的被告人王浩、喻芳、黄贺坤、毛伟、辛德林、刘运林、汪小锋等人抓获。在龙泉驿区“金上城”小区将被告人杨兴梅抓获。
据此，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王浩、毛伟、黄贺坤、刘运林、汪小锋、辛德林、喻芳、杨兴梅以组织参与“连锁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情节严重，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应当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追究刑事责任。其中，被告人王浩系该犯罪团伙主犯，应按照其组织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毛伟、黄贺坤、刘运林、汪小锋、辛德林、喻芳、杨兴梅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依法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提请本院对各被告人依法判处。
为支持其对八名被告人的指控，公诉机关在庭审中出示了公安机关依法搜集的证据：
1.物证、书证：
（1）扣押书证内容
扣押的检讨书、年度计划书、工资表、转让书、自律总结结合被告人的供述及自己画的组织体系图证实的总体情况如下：
马民、肖同金、王道芬、李小伟、曾德强、谭华、陈虎义、谢聪、汤巧华、姜妮、程杰杰11人系毛伟体系下成员；
肖同金、谈华、王道芬3人系杨兴梅体系下成员；
李伟斌、梁佳洪、李光、胡笛、梁翠英、肖彩虹、张祥、李少勇、左雄斌、左勇、杨芳、张珍平、杨小芳、胡莹、邬晨辉、曾习、张安顺、况红波、苟勇19人系李树斌体系下成员；
母进进、谢雷光、李学志、李国兵、李黎坤、张晓、谢彩霞、王永、范宾涛、母进超、杨泽玉、吉梅丽、王静、岳娟、岳丽、杜刚、张靖、董惠良、郭书明、赵军建、田秀平、秦翠平、吕瑞霞、王林、刘海洋、盛翩翩、刘金伟、周其玲、周其会、周其党、杜红波、杨丽、李书成、李显亮34人系黄贺坤体系下成员；
母进进、谢雷光、李学志、李国兵、张晓、谢彩霞、王永、范宾涛、母进超、杨泽玉、吉梅丽、王静、岳娟、岳丽、杜刚、张靖、董惠良、郭书明、赵军建、田秀平、秦翠平、吕瑞霞、王林、刘海洋24人系刘运林体系下成员；
辛忠元、陈海亚、黎进周系辛德林体系下成员；
伊海林、姚小玲、钟红艳、刘泉、周承发、曾建波、姚小希、姚磊、伊海涛、蒋菊花、王友明、ＸＸ、王凡、尹琦、钟红娟、曾建涛、蒋喜玲、熊丁烨、童洁、王昭、王嗮、洪威22人系汪小锋体系下成员；
检讨书中证明：谢雷光在传销组织的检讨书中说明其上线为刘运林；李书成说明其上线为李黎昆；张枫在检讨书中说明其上线为张晓（在公安机关的供述上线为李黎昆）；武宏涛在检讨书中说明其上线为谢彩霞；母进进在检讨书中说明其上线为刘运林；李伟斌在检讨书中说明其上线为李树斌；况红波在其检讨书中说明其上线为黄文斌；梁翠英在检讨书中说明其上线为梁佳洪；张安顺在其检讨书中说明其上线为张珍平，但在公安供述其上线为冯铖；杨芳说明其上线为张婷婷；左雄斌说明其上线为张婷婷；肖彩红说明其上线为胡笛；张婷婷说明其上线为张祥；杨小芳说明其上线为杨芳；胡莹说明其上线为杨小芳；邬晨辉说明其上线为胡莹；李少勇说明其上线为冯铖；冯铖在检讨书中说明其上线为胡笛（但在公安机关的供述上线为李菲）；李光说明其上线为李伟斌；梁佳洪说明其上线为李树斌；左勇说明其上线为冯博学，与在公安供述一致；苟勇说明其上线为黄红群；黄红群说明其上线为黄文斌，与在公安供述一致；黄文斌说明其上线为张珍平；张珍平说明其上线为杨芳；曾习说明其上线为张珍平；黄群英说明其上线为其老公况红波，但在公安其供述上线为况云泥；ＸＸ说明其上线为刘泉；周承发说明其上线为夏仁；童济说明其上线为王凡；
工资表证明：夏仁组工资表证实尹琦、王强、刘泉为其团队成员；姚苇组工资表证实刘建兵、姚小玲、姚磊、姚小希为其成员；钟大亮组工资表证明罗翔丽、沈天刚为其成员；夏仁、姚苇、钟大亮三人领取的工资表在卷；
从汪小锋处扣押的书证证实：伊海林（闫桂彭、柳娇、伊海涛）、钟红艳（蒋菊华）、钟大亮、王凡（熊丁烨、洪威、童洁、童济、王昭、王嗮）、周承发、夏仁、姚苇为其组员；刘泉组有王友明、沙理言、王强；
从汪小锋处扣押的转让书证实：钟红娟说明其上线为曾建波，该二人均为汪小锋成员；曾建波说明其上线为伊海林，该二人系汪小锋团队成员；曾建涛说明其上线为钟红娟；蒋喜玲说明其上线为曾建涛；
从王淳处扣押的书证（计划书）证实：田军华的上线为徐国光；徐国光的上线为徐田；陈虎义上线为汤巧华；汤巧华的上线为陈学恒；程杰杰上线为张德莲；田博上线为田军华，但其在供述中说其介绍人为徐田；谢聪上线为徐田；谢文慧上线为谢聪；付刘奔的上线为刘于兰；
从毛伟处扣押的书证（工资表）证实：母进进组成员有杨泽玉、范宾涛、吉梅丽、母进超；谢彩霞组有张靖、田秀萍、赵军建、郭书明、董惠良；岳娟组有杜刚、岳丽；王林组有梁杰、王永、吕瑞霞、秦翠平、刘海洋；康松组有李国兵、杨学礼、李学志、康玉琴、彭秀荣、张兵；证实王静、张枫、张晓、康松等人均为传销组织人员；盛翩翩组有刘金伟、周其玲、周其会、周其党、杨永斌、牛小帅、席光、杨平恩；李黎昆组有杜红波、杨丽、秦玉平、李显亮、李书成；徐斌彬组有齐闪闪、昝连生、齐龙龙；
申购书证实：杨军芳、周其党、刘海洋、姚明政、武敏、陈长峰、王永、张庆华、周玉龙、杨学礼、郭书明、吕瑞霞、杨永、李显亮、昝连生、岳丽、赵军建、李学志、康玉琴共19人填写了申购单，参与了该传销组织。
从辛德林处扣押的书证（自律总结）3份：分别是黎进周、陈海亚、辛忠元写的自律总结。
（2）辨认笔录：辨认出喻芳的有：刘于兰、杨兴梅、李树斌、刘运林、黄贺坤、毛伟、辛德林；辨认出王浩的有：杨兴梅、黄文斌、李树斌、喻芳、刘运林、黄贺坤、毛伟、辛德林；辨认出黄贺坤的有：杨兴梅、李树斌、喻芳、刘运林、毛伟、辛德林；辨认出毛伟的有：杨兴梅、黄文斌、李树斌、喻芳、刘运林、黄贺坤、辛德林；辨认出辛德林的有：杨兴梅、李树斌、喻芳、刘运林、黄贺坤、毛伟；辨认出刘运林的有：杨兴梅、李树斌、喻芳、黄贺坤、毛伟、辛德林；辨认出李树斌的有：杨兴梅、黄文斌、喻芳、刘运林、黄贺坤、毛伟；辨认出汪小锋的有：杨兴梅、李树斌、喻芳、刘运林、黄贺坤、毛伟、辛德林；辨认出杨兴梅的有：李树斌、刘运林、黄贺坤、毛伟；证人胡珈铭（房东）对租住自己位于本市锦江区瑞升望江橡树林小区2东1单元22楼5号的黄贺坤进行了辨认；证人江波（联通公司成都分公司高新分公司集团客户经理）对在该公司以95285部队名义办理集团业务的王浩进行了辨认；证人李现明（房东）对租住自己位于本市锦江区瑞升望江橡树林二期1栋1单元18楼1号的辛德林进行了辨认；
（3）犯罪被告人自书的结构图；王淳制作的本人体系下的传销人员结构图；王淳手机内与传销人员接收与发出的短信记录12张；毛伟制作的本人体系下的部分传销人员结构图；钟琴制作的汪小锋体系下的传销人员结构图；公安机关制作的2.16传销人员登记表在卷；辛德林制作的本人体系下的传销人员结构图；刘运林制作的本人及黄贺坤体系下的传销人员结构图；李树斌制作的本人体系下的传销人员结构图；李树斌手机内与传销人员的短信记录5份；
（4）租房合同。李树斌、尹海林、李杨杨、岳娟、夏仁、辛晓琴、钟红艳、王凡、黎进周、王道君、辛德林、王浩、姚苇、谢彩霞签订的租住的房屋合同。
（5）银行卡交易记录。公安机关对从被告人处扣押的银行卡进行了查询附相关查询明细，证实：杨兴梅账户（建行卡号6227003814250065996）与陈新华（建行6227003813630286058）、王浩（建行6217003810000087380）及与谢彩霞、武宏涛、况红波等多名传销组织人员有资金往来。杨兴梅建行账户（建行卡号6227003814250065996）和其工行账户（账号：6227003813630286058）有频繁的资金往来。张敏建行账户（卡号6217003810004435064）与陈新华建行账户有资金进出，该账户有多笔资金存入。王浩建行账户（卡号6217003810000087380）与杨兴梅建行账户、张敏建行账户有资金进出。
（6）空军政治部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该95285部队无王浩此人。
（7）联通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王浩在联通公司办理集团号的情况。
（8）该8名被告人户籍信息。
（9）到案经过，证实该8名被告人系挡获归案。
（10）立案决定书、逮捕证等程序性法律文书。
2、勘验、检查笔录。搜查证、搜查笔录、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从喻芳处扣押银行卡12张，现金44381元；从王浩处扣押银行卡3张，人民币14400元，宝马轿车一辆；从黄贺坤处扣押银行卡5张，现金3200元，路虎越野车一辆；从毛伟处扣押银行卡3张，现金人民币5550元；从辛德林处扣押银行卡5张，现金2090元；从刘运林处扣押银行卡3张，现金5049.5元；从李树斌处扣押银行卡5张，现金3859元，黑色记录本一本；从汪小锋处扣押银行卡23张，现金3735元；从王淳处扣押银行卡5张，现金7640元，刘于兰等人《2013年度计划书》38份；从伍华英处扣押银行卡6张，现金2200元；从李爱芬处扣押银行卡2张，现金5745元）
3.证人证言：
毛伟组：杨兴梅（同案犯）、韩雪娇、刘于兰、李少玲、王道君、王金雷、王道江、黄茂鹏、黄文耀、陈永周、黄文强、李杨杨、王淳、陈学恒、刘巧花、曾德亮、彭涛、徐田、徐国光、田军华、冯仁智、张德莲、刘伟共23名人员证实；
杨兴梅组：韩雪娇、刘于兰、李少玲、王道君、王金雷、王道江、黄茂鹏、黄文耀、陈永周、黄文强9名证人证实；
李树斌组：冯铖、张婷婷、黄文斌、黄红群、刘要兰、黄群英6名证人证实）；
黄贺坤组：刘运林（同案犯）、张华斌、张枫、康松、陈宗学、李书成、张兵、康茂林、杨学礼、康玉琴、杨梦生、彭秀英、李静、梁杰、徐斌彬共15名人员证实；
刘运林组：张华斌、张枫、康松、陈宗学、李书成、张兵、康茂林、杨学礼、康玉琴、杨梦生、彭秀英、李静、梁杰、徐斌彬共14名人员证实；
辛德林组：张锦、张捷子、辛盼盼、冯东凤、罗细群、徐海英6名证人证实；
汪小锋组：姚伟、钟大亮、夏仁、刘建兵、沈天刚、罗翔丽、柳娇、潘登登、闫桂鹏、钟琴、陈波、王强、童济、沙理言、王嗮15名证人证实。钟琴对汪小锋团队进行了详细说明，并提供了一张团队体系图。
证人李树斌的证言：我的上线是王浩，王浩上线是他老婆喻芳，喻芳的上级叫王军。王军除了发展喻芳外还发展了自己的老婆吴倩华和黄贺坤。后来王军认为王浩能力比喻芳强，就让王浩负责龙泉驿区的连锁经营。我发展的直接下线有李伟兵、梁佳洪、胡俊杰，他们下面发展的人我画了一张表，我的团队体系大概有33人。2011年5月，王浩当时在合肥做这个连锁经营的传销，我到合肥后王浩就发展我加入这个，当时我就汇了50800元到王浩指定的账户上了，我和王浩是以前在部队上认识的，2012年7月我就到成都来了。王浩是连锁经营在成都的负责人。连锁经营就是新加入人交3800元买一份资格成为实习业务员，然后发展人员参与进来（每发展一个人可以直接提出大概300元），每个人最多直接发展3个人，当自己团队体系购买份额共计3-9份就可以发展为业务员，9-11份就可以发展为主任，65份以上可以升级为经理，当团队内总共达到销售601份并且团队体系中直接发展的3人升级为经理就可以升级为老总了（上总）。每发展一个人都会按比例得到一笔提成，连锁经营没有商品，经营的是人脉。王浩是教总就是总负责人，黄贺坤是自总，主要负责监督管理，确保参与传销的人严格按照规定的模式运行；辛德林是自配，主要协助自总黄贺坤的工作；毛伟是教配，负责协助教总王浩的工作；汪小锋职务是家庭窗口主要负责管理家庭氛围和内务卫生。我们被挡获当天是为了庆祝刘运林“上总”在一起吃饭。我刚来的时候被王浩安排在龙泉驿区的“金上城”小区2栋3103号，后来我上总之后被王浩安排到“望江橡树林”小区居住，房子是王浩租的。因为这个传销体系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级别低的人被安排居住在龙泉驿区，级别升级到老总后会被王浩安排到成都市区和他及喻芳住一起。我们在成都做连锁经营的手机号码都是王浩去办理的集团号，集团名称叫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我知道王浩在安排杨兴梅负责申购单的事情，我的返利的钱都是王浩给我的。
4、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1）王浩的供述称：在成都的这个传销组织是我发展的，我负责成都片区。2012年5月份我表哥王军给我介绍连锁经营的情况，因为我当时是现役军人就没加入。后来在2012年7月我老婆喻芳到成都找王军一起做连锁经营，当时喻芳交了69800元给王军，我在2012年7月底把部队里面提前退役的事情办妥之后就来成都，喻芳就把她之前购买的份额转让给了我。我接过喻芳的份额后王军就安排我配合给下线发电话卡。大概在2012年8、9月份的时候，王军就没在成都常住了，他平时负责的事情就分给了我、黄贺坤、方立中三个人来做，我负责从联通公司找一个叫江波的业务经理拿电话卡，黄贺坤负责团队的纪律、罚款、生活管理，方立中就负责和上线联系，汇报我们这边团队的运作情况。我和黄贺坤团队的钱都转入了王军指定的账户大概有两三个不同的账户，我发展了徐小芳、余文丽和王奇，王奇是我用他的身份证办理的，钱也是我交的，主要就是用来凑份额。我们在三圣乡吃饭被抓那天有我、毛伟、王淳、汪小锋、李树斌、黄贺坤、伍华英、李爱芳、喻芳、辛德林、刘运林。当时是过完年大家一起聚聚，这些人都是参加了连锁经营的。连锁经营的模式就是加入的时候需要购买1至21分份额，第一份是3800元，买满21份就是69800元，加入进来之后就可以发展1到3个下线，最多发展3个，发展来的下线可以按照这个模式循环发展下去。在加入连锁经营之后会按照一定的比例返成工资发给每个人，上线负责做工资表和发工资。每个月都是上线王军负责发工资，工资先分到我的手里，然后再由我分给我的下线。
黄贺坤是自总，负责纪律方面的事情。
（2）喻芳供述称：大概2010年或者2011年左右，我老公王浩在合肥接触到这个“连锁经营”。我老公叫我到合肥，然后有人给我们讲“连锁经营”那时我老公还没有参与进来，我第一次交了3800元给对方，对方是谁我不认识，我加入后就发展了我老公和另外两个人（名字不记得了）。在2012年夏天后我到的成都，我老公王浩比我先到成都，到成都后我就和王浩租住在锦江区望江橡树林小区2栋1单元3206号，我来的时候发现有辛德林、李爱芬紧接着黄贺坤、汪小锋、毛伟也来了。在成都做“经营连锁”的有2大团队，分别是以我为顶端的体系，下面有王浩、李树斌、毛伟、王淳等人（他们都是上总），黄贺坤下面有个团队。当日在印象春天食府被挡获的王浩、李树斌等11人都是上总了的，整个成都地区的“连锁经营”都归王浩管理。我负责我那条线的财务工作，就是收取团队体系中人员购买份额所缴纳的资金。然后将钱按照王浩给我的指令发放给相应的人的提成。（王浩写一纸条，上面写清楚钱分别给哪个，我再把钱取出来把纸条交给李树斌、毛伟等人，让他们把钱发下去）我们一共挣了20多万元，用于购买我们的那辆宝马汽车了。被公安机关扣押的账户名为邓满云（王浩母亲）、陈新华（我母亲）的银行卡里的钱（邓满云账户：31万元；陈新华账户：2万左右）都是我们收取团队体系中别人购买份额的钱。我们团队的纪律很严格的，只能发展自己外省的同学、朋友、亲戚，具体的监督管理由自总黄贺坤来做，处罚方式就是罚款和写检查，都交到黄贺坤那里。
我的上线是王军，他告诉我先交3800元买一份资格成为连锁经营的业务员，然后可以邀请人来参加这个，当被邀请进来的人交钱参与到连锁经营里面自己就可以获得一笔提成。然后我就交钱加入了，我发展了我老公王浩和另外两个女的，名字我记不得了。成都的总负责人是王浩，很多事情他在安排，我主要给他们煮饭，安排他们的生活，保管连锁经营上钱的九张银行卡，是3个人的，户主有杨兴梅、陈新华、邓满云等人的，每张卡的流向我不清楚。我的下线中王浩、李树斌、毛伟、王淳他们都上总了的，也就是他们自己团体体系购买份额都超过了600份。
（3）黄贺坤的供述：我的上线是王军，后王军安排我到成都找王浩，2012年9月我到的成都和王浩一起做“连锁经营”的传销，到成都后我租住在锦江区橡树林2期2栋1单元22楼5号，刘运林和我住在一起。王浩、辛德林、汪小锋、毛伟先来成都，我和伍华英是2012年9月份来的。我这条线有五个阶层，四五十人，我的下线有谌应娥、张朝新、刘运林。谌应娥、黄子珍没做后她们的下线由我管理。这条线我从中获利10多万元。我收钱和发钱都是用（6222024402056762788）工商银行卡，收的是下线的申购款，发的是下线的工资。我的下线大多数都在龙泉驿区。我自己的团队资金自己在负责管理。
我们所做的“连锁经营”是一种虚拟经济，销售的是理念，我担任老总职务。实行的是“五级三阶制”要加入首先得支付3800元才能有发展下线的资格，然后要签订一份《申购承诺》。
在成都做传销的领导人员有我、王浩、毛伟、王淳、汪小锋、李树斌、辛德林、伍华英、李爱芬、喻芳、刘运林。我们一个多星期就会聚会一次，都会说自己团队的情况，遇到什么问题，商议进行传销活动的下一步计划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
王浩是“教总”，主要负责我们这个团队的全面工作：办理集团号码，每个新入伙的新人都会得到一个电话号码，还有就是给我们分配好职务，让大家按照职务开展工作。我是“自总”主要负责团队自律的工作；毛伟是“教配”主要配合王浩工作；辛德林是“自配”配合我的工作。刘运林是“总管”负责人员的房间调配，伍华英是“能力窗口”主要负责统计团队能力提升情况；汪小锋是“家庭”窗口，主要负责掌握整个团队的食宿情况。我和伍华英系夫妻关系。
（4）毛伟供述称：2012年7月份来成都经王浩介绍加入“连锁经营”，当时是王浩到火车站接的我，所谓“连锁经营”是指没有任何事物商品买卖的纯资本运作，按照“五级三阶制”来计算奖金报酬。我和王浩、李树斌是战友，我是在2012年12月份“上总”的。王浩的直接下线有我、王奇、李树斌。我的直接下线是王海英（网友）、马民（高中同学）李小伟（战友），后来马民没做了我就安排我母亲杨兴梅顶替的马民，在我的团队体系中总共大约有31人。我在成为高级业务员之前拿了3万多奖金，在成为高级业务员之后拿了3万多奖金，总共不到7万元。
我们成都地区的“连锁经营”领导人员有王浩、王淳、汪小锋、李树斌、黄贺坤、伍华英、李爱芬、喻芳、刘运林、辛德林和我。我在里面任“教配”职务，主要是协助王浩工作。主要就是联系其他上总的人员到约定的时间地点见面，还有就是将部分电话卡按照王浩的要求发给上总人员。还有我团队的奖金分配由我按照王浩的要求进行分发。辛德林和黄贺坤重点纠正团队的纪律，特别是那些大声喧哗、三五成群的人，同时他们还对新加入的人进行把关，比如有些犯过法的人就不让他们加入。我来成都住宿是王浩安排的，我下面发展的人员住宿是我安排的。
王浩是“教总”负责全面工作：1、办理手机集团网号。只要我们组织里有新的成员加入（只要购买一份3300元就行）就交100元从王浩那里拿一个集团手机号码。2、召集我们开会，我们向王浩汇报每个月经营情况。3、王浩通过聚会来安排大家按照大家分好的职责开展工作，并让我们相互之间交流团队检验、心得体会等。我的团队是王浩在负责奖金的分配。
我们被挡获的11人都是成都地区连锁经营的领导人员，我们经常聚在一起开会，喻芳和刘运林没有参加，有时是王浩直接通知，有时是王浩叫我通知其他人员，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开会的时候就进行了职责分工。王浩是教总，负责全面工作，我是教配主要配合王浩工作，黄贺坤是自总负责团队自律工作，辛德林是自配主要配合黄贺坤工作，同时我们还设置了家庭窗口和能力窗口。我收钱的时候都是直接打到王浩指定的账户上，发奖金的时候也都是将现金给我，由我去发放奖金。
（5）辛德林供述称：我是2012年7月从贵阳来成都的，我是在2011年4月份在贵阳我姨夫陈传召的介绍下加入“连锁经营的”，我是在2012年5月份“上总”（高级业务员），然后再成都自己发展人员搞连锁经营的。我的团队有四层，第一层是陈传召，第二层是我，第三层是我下线辛忠元、辛俊光、辛勤勤，第四层是第三层的下线，我的团队体系大概有40余人，现在有些人离开了还留有26人，现在我大约获利30多万元。连锁经营是纯资本运作，没有任何实物商品买卖，按照“五级三阶制”来计算奖金报酬。一级“业务员”、二级“业务组长”、三级“业务主任”、四级“业务经理”、五级“高级业务员”。加入连锁经营的门槛费是3800元，交了就可以成为一级业务员，以后加上自己及自己推荐的人相应的购买份数就可以往后面升级。我们被挡获当天是王浩、毛伟等人为庆祝刘运林“上总”，就是成为高级业务员。我们被挡获的11个人就是成都地区“连锁经营”的领导人，我们经常聚在一起开会，喻芳平时没有参加聚会，刘运林刚刚上总，他第一次参加就被抓了。我将我团队内新发展人员的情况及购买的份额告知我上线，上线根据“五级三晋制”制定出工资表交给我，我就把上线应得的钱汇给他，并根据工资表逐一发放我体系内各级人员应得的钱。王浩是我们这群人在成都地区的实际负责人，他办理了手机集团小号，新加入人员交100元就可以拿一个，他还安排我们按照分好的职责开展工作，还有我们这些团队每个月的经营额，也就是说购买的份数要报个总数给王浩，你们查获的我的几张银行卡是我主要用来收取团队体系人员购买份额的钱和发放奖金的。我现在和汪小锋、李爱芬租住在一起，是我去租的。
王浩是教总，是我们这群人在成都地区的实际负责人，负责全面工作。黄贺坤是自总，主要负责团队的自律工作。毛伟是教配主要配合王浩的工作，我是自配主要配合黄贺坤的工作。我和黄贺坤开车在我们聚居的龙泉驿的几个小区附近转，重点纠正团队里的那些大声喧哗、三五成群的人，我们要求他们不能聚集、不能喧哗，也不能发展当地群众加入团队。我是我上线陈传召把王浩的联系方式告诉我的，让我到成都联系王浩，我到成都后联系上王浩就认识了，王浩是成都的总负责人，然后王浩就召集每周左右进行一次聚会，我们几个人开会的时候就是进行了职责分工。
（6）刘运林的供述称：我是2012年7月来成都做连锁经营的，我的上线是黄贺坤，我的直接下线是范母进进、陈然、谢雷光，他们相应的下线我都写在了表上了，大概有34人。当日同我一起被挡获的王浩、喻芳、毛伟等人我都认识，都是和我一起做连锁经营的，当天是他们庆祝我当上了高级业务员。王浩是负责整个团队在龙泉驿区连锁经营的工作的，黄贺坤负责整个团队的内部管理。我们根据《生活经营管理二十条》来管理自己的团队，根据五级三阶制的奖金分配制度来分配工资。程序是先由自己的下线将钱交给自己，然后再将钱交给自己的上线。每个新人需要交纳3800元至69800元不等的入会费，这样才有资格发展下线。我的团队银行账户是黄贺坤给我的，我就把这个号发给下线，我的下线都用这个号给上线交钱。我是总管，主要负责团队人员（我的下线人员）的房间调配，我们上总的主要住在成都的像树林小区，传销一般人员住在龙泉的大湖区、金上城、果壳里的城等小区，我用身份证租有房间。团队体系内的人员购买份额时要填申购单，最后申购单最终会交给王浩。张晓、张枫是我介绍他们来做这个的，但是他俩不是我的直接下线，我就把他们挂到我下线陈然下面，张晓这条线大概有13人，王浩是我们这个传销组织的成都总负责人，组织里面任教总的职务。我们组织使用的电话号码是王浩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部队集团网的名义申请的集团小号，每个人使用的电话号码都是王浩发下来的。我的返利都是黄贺坤给我的，我们都是以现金的方式发的工资，领取工资的时候在工资表上签字，我的整个团队下线都是适用黄贺坤给我的银行账号给自己的上线交钱。
（7）汪小锋供述称：我的上线是刘云涛（刘云辉），我介绍了钟大亮、钟琴、钟红艳加入连锁经营，他们分别交纳了21份，每人交了69800元，我每人获利6000元左右。“汪小锋团队工资表”上面的人都是我这个团队的，我直接发展了姚伟、钟大亮，他们发展了钟琴、钟红艳、夏仁、伊海林、曾建波等人，我的团队大概有27、28人。我现在是老总级别的了，主要是我的下线在介绍，我给我下线奖励，我依据工资表将钱通过汇款或者现金发给我的下线。具体的比例以《纯资本运作-
连锁经营“五级三阶（晋）制”》的提成比例为准。王浩的官比我大，我在成都的整个传销组织中主要负责家庭窗口，主要是管理家庭的卫生、氛围，这都是王浩安排我的，因为王浩是军人，他要求军事化管理。
（8）杨兴梅供述称：2012年8月，我到成都后我儿子毛伟介绍我加入了连锁经营，我交了69800元，通过转账方式把钱转到了毛伟指定的账户，我现在是经理级别，我儿子毛伟是老总级别，连锁经营一共有五级，分别是业务员、组长、主任、经理、高级业务员。每个级别可以按一定的比例提成，我们所谓的连锁经营没有实际的销售产品。后来我发展了刘于兰还有韩雪娇作我的下线，还有一个人我是拿别人的身份证做的，实际上那个人没有加入，目的是为了凑数达到经理级别，为了返利。我知道刘于兰发展了他老公肖同金、李少玲、付刘奔，肖同金的下线是王道君，王道君的下线我就知道一个叫王金磊的，韩雪娇发展了焦圣媛，他们的下线发展了哪些我就不清楚了。我和钟琴、张敏负责整个连锁经营这个传销组织新人进来时交会费的申购单的填写，这个事情是王浩叫我这样做的，这些申购单填好后我们就会把单子交给王浩，我们给新成员的申购单的小票是他们给我们这个传销组织交钱的凭证，我总共负责填写了30多人。我们就是四处找人来加入传销组织，骗他们来说可以赚钱什么的，或者让他们来听课，宣传我们的传销模式，以可以赚钱为诱饵叫别人交钱加入。我现在返利有3万元左右。
2012年7月的时候，王浩找到我说我现在负责申购这块工作，叫我把身份证给他，他有用。过了两天王浩拿了一张工行（6222023202043679496）和一张建行的卡（6227003814250065996）并说我现在管申购就用这两张卡去收取别人加入传销的申购费。我手下后别人来加入时我就把其中一张卡号告诉对方，让他把钱打到卡里。每次有人把钱打进来我都会收到短信提示然后我就把短信转发给王浩，王浩知道后过两天会来找我，我就把卡给他由他自己去银行把钱取走，有时他也会给我一个指定账号，然后我自己去银行把钱转给他指定的账号里。所有的钱都是王浩支配了。写《检讨书》的人都是正式交了钱的，只有交了钱加入了我们组织才要遵守我们的制度。
上述证据材料，经庭审质证，除对签订的集团用户协议上所签“王浩”被告人王浩及其辩护人认为不是其所签字的外，八被告人及相应辩护人对公诉机关出示的公安机关搜集的证据本身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均无异议。除签订的集团用户协议上所签“王浩”是否真实之外，本院对公诉机关出示的其它证据材料依法予以采信。
庭审中，八名被告人及其相应的辩护人针对起诉书指控的内容及适用法律等发表了辩护意见。
被告人王浩及其辩护人的主要辩护意见是：联通公司的协议不是王浩签订的；本案中其它人的职务不是王浩安排和任命的；李树斌不是王浩的下线，王浩不应对李树斌发展的下线承担责任；王浩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人员未达到120人以上，不属于情节严重；不是王浩安排杨兴梅从事申购工作的。
被告人毛伟的主要辩护意见是：我发展的下线只有20多人，不是起诉书上指控的34人。
被告人黄贺坤及其辩护人的主要辩护意见是：起诉书指控的人数有出入，黄贺坤实际上只直接发展了刘运林和另外一个叫徐斌彬的下线。黄贺坤没有管理或者分析参与人员的性格、背景，没有处理违反团队规定的团伙内人员。
被告人刘运林及其辩护人的主要辩护意见是：刘运林发展的下线人数没有38个，只有34个；其分管刘运林自己的下线的房间调配，不是负责成都地区整个团伙的房间调配。
被告人汪小锋的辩护意见是：我发展的人数没有那么多，负责的卫生也只是自己下线的，不是全部的。
被告人辛德林及其辩护人的主要辩护意见是：辛德林没有审核过新参与人员的性格背景等是否符合参与的条件，没有对团队里面违反规定的人员进行处分。
被告人喻芳及其辩护人的主要辩护意见是：喻芳管理的资金主要是王浩传销团队的。
被告人杨兴梅的主要辩护意见是：我主要是管理王浩团队的新参与人员的申购事宜。
经审查，有证人江波的对被告人王浩辨认笔录和联通公司成都分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和集团客户入网协议及所附王浩身份证复印件，另还提取到被告人王浩伪造的士官证的复印件，无论此协议上是否王浩亲笔签名，都足以证明有被告人王浩虚构身份在联通公司冒用部队名义办理集团小号的事实。同案犯毛伟、黄贺坤等多人向公安机关的供述证实王浩系成都地区该传销团伙的总负责人，组织召开“老总”会议，安排工作等，因此本院认定被告人王浩系该传销团伙在成都地区的总负责人。证实王浩安排杨兴梅从事申购工作既有被告人杨兴梅的多次供述，也有证人李树斌的证言证实，足以认定系王浩安排杨兴梅从事申购工作。证实王浩下线人员中有李树斌的有被告人喻芳、毛伟及证人李树斌等多人证实，王浩关于李树斌不是其下线的辩解意见不能成立。
关于被告人黄贺坤及辩护人对其发展下线人数的辩解，综合扣押的工资表上名单及被告人黄贺坤向公安机关供述的发展了下线四五十人，可以证实被告人黄贺坤发展的下线总人数为8级49人。
对于被告人刘运林及其辩护人辩解的其仅负责其下线人员的房间调配事项，不是对整个成都地区的下线人员进行房间调配的辩解，本院认为，仅有被告人黄贺坤在公安机关供述过刘运林对整个成都地区的下线人员进行房间调配，而没有其它同案犯供述刘运林对成都地区的传销团伙进行房间调配，并且，刘运林自己也供述仅负责其下线人员的房间调配事项，因此，公诉机关指控的此项事实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
对被告人汪小锋的辩解，有其多名同案犯向公安机关所作的供述证实其在成都地区该传销组织中负责家庭窗口，其向公安机关所作的供述中也曾作此供述，足以认定其在成都的该整个传销团伙中负责家庭窗口。对其直接发展的下线人员，综合其自己的供述和扣押的工资表上的名单及扣押的转让书，可以认定其发展传销人数与起诉指控一致。
结合被告人喻芳、杨兴梅向公安机关及法庭上的供述及扣押的银行卡查询记录等证据，综合黄贺坤、辛德林、汪小锋的分别管理自己团队的资金的供述和在毛伟处扣押的申购表，本院认定此二被告人对王浩组织、领导成都地区的传销活动起一定的管理、协调作用。
综上，本院查明如下事实：
2011年，被告人喻芳在安徽省合肥市缴纳69800元给传销组织上线王军（在逃）后加入以“连锁经营”为名的传销组织，后被告人喻芳将其在传销组织中购买的份额转让给其丈夫即被告人王浩。2012年7月，被告人王浩、毛伟、黄贺坤、刘运林、汪小锋、辛德林、喻芳、杨兴梅等人窜至成都，租住在成都市锦江区、龙泉驿区的多个小区中，以“连锁经营”名义专门从事传销活动，大肆发展以湖北籍为主的外省人员。该传销组织的发展模式为每名新加入人员缴纳3300元门槛费加500元“礼品费”购买“资格”，加入到该传销组织成为“初级业务员”（其中，每人最多可以申购21份加500元“礼品费”，共69800元），获得发展下线人员的“资格”。依照该传销组织规则，每名参与人员只能发展3名下线人员，并从下线人员缴纳的“资格”费中按一定比例获取返利。根据其团队体系的总申购份额的不同，该人员级别从低到高依次为业务员、业务组长、业务主任、业务经理、高级业务员（又称“老总”）。在成都地区，形成了以被告人王浩为主要组织者、领导者的一个以“连锁经营”为名的传销犯罪团伙。在该传销团伙内部，又分别形成了以被告人王浩、黄贺坤、辛德林、汪小锋为首的四个金字塔传销团队体系，本案八名被告人的具体犯罪事实如下：
被告人王浩系该传销组织中的“教总”，系该“连锁经营”传销组织在成都地区的总负责人，全面负责成都地区“连锁经营”传销活动，起主要的组织领导作用，在整个传销团伙中组织领导包括其自己和被告人黄贺坤、辛德林、汪小锋共四个组织体系下的传销人员共计159人。被告人王浩组织、领导传销活动行为主要表现在：在组织领导传销团伙运行过程中，通过组织传销骨干人员召开会议，总结传销活动经验、教训，制定传销计划，制定“资金分配规则”；冒用中国人民','2018-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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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Items:[{法条名称:\'第六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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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五条 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第三者赔偿保险金。[ly]
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根据被保险人的请求，保险人应当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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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六条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ly] （一）机动车之间发��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ly]
（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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