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闽05民终524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爱平，男，1974年2月10日出生，苗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林莉达，女，1979年2月21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上述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志云，福建温陵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葛洲坝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宜昌市夜明珠路35号。
法定代表人：冷向阳，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宝星，福建星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占成，福建星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厦门弘禹恒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886号823室。
法定代表人：肖春龙，该公司执行董事。
原审第三人：厦门诺亚舟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海沧街道沧林三路105号。
法定代表人：张秋香，该公司执行董事。
原审第三人：福建省融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福清市沙埔镇沙埔村路西77号。
法定代表人：高长云，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原审第三人：林桂容，男，1975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福清市。
上诉人张爱平、林莉达因与被上诉人中国葛洲坝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下称葛五公司）、原审被告厦门弘禹恒贸易有限公司（下称弘禹恒公司）、原审第三人厦门诺亚舟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下称诺亚舟公司）、福建省融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下称融埔公司）、林桂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2016）闽0583民初33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爱平、林莉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志云，被上诉人葛五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宝星、吴占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张爱平、林莉达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所有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弘禹恒公司系案涉合同一方，存在错误，应为诺亚舟公司。案涉工程系由诺亚舟公司与葛五公司签订《联合投标及施工意向书》后进行投标并竞标成功，由诺亚舟公司实际组织施工。弘禹恒公司系受诺亚舟公司委托与林桂容签订合同。合同签订时，张爱平已向林桂容披露该事实，后续施工过程，林桂容也清楚知悉合同相对方系诺亚舟公司。庭审时，林桂容也明确，其与张爱平交接，具体是哪家公司他不大清楚，也无所谓。因此，案涉纠纷的相对方是诺亚舟公司。二、一审认定融埔公司系案涉合同一方，存在错误，应为林桂容。签署案涉合同的是林桂容，付款人是林桂容，参与施工的也是林桂容组织的班组。林桂容才是案涉款项的实际权利人。虽然部分施工材料体现“融埔公司”名称，但这是为方便出账林桂容挂靠在融埔公司而已。林桂容才是案涉合同一方。三、一审认定案涉合同无效，存在错误。上诉人已做充分举证，诺亚舟公司对案涉工程作了大量的投入，组织施工班组，购买或租赁公路施工所需的相关机械、设备及材料，租赁场地搭建活动房、工料棚、建设临时配电站、混凝土搅拌站等，投入巨额人力财力物力。林桂容仅是诺亚舟公司的施工班组，双方建立的并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不存在无效的情形。四、一审认定案涉款项不应抵扣管理费，存在严重错误。假设案涉款项返还条件成就，也应先抵扣管理费。林桂容应向诺亚舟公司支付管理费1818.3万元。案涉工程已竣工验收，林桂容与葛五公司恶意串通越过诺亚舟公司另行结算，所有管理费支付期限均已届满。诺亚舟公司有权要求将案涉款项抵销相应金额的管理费。且庭审中林桂容也已明确确认其所缴纳部分案涉款项属于管理费，本身不存在需要返还的问题。五、一审认定葛五公司已受让案涉款项的返还权利，存在错误。（一）前述林桂容才是权利人，融埔公司不是权利人，其无权转让案涉款项。（二）保证金为附随性权利，不得单独转让，单独转让无效。诺亚舟公司与林桂容的关系为施工的组织者与参与者，林桂容进行相应的施工，诺亚舟公司支付相应的工程款项，保证金系为保证双方合同履行的附随性权利。依合同法第八十一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受让人取得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但该从权利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除外。据此可知，从权利只能与主债权一同转让，不得单独转让。如案涉款项为保证金，其为附随性的权利，其应与主债权一起转让，不得单独转让。诺亚舟公司为案涉工程垫付巨额款项，林桂容班组已从诺亚舟公司领取巨额的代垫款。双方尚未对案涉工程产生的债权债务进行结算。保证金作为附随性权利，不得单独转让。基于以上，葛五公司未具有受让案涉款项的返还权利。六、一审判决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资金占用利息，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一）葛五公司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未返还保证金给林桂容造成损失，且林桂容既未主张有损失并主张已将损失部分也一同转让给葛五公司。（二）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定案涉合同无效，另一方面却认定上诉人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前后矛盾。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是，返还财产，根据过错程度赔偿损失。一审法院却在判决利息损失时认定上诉人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前后矛盾。（三）一审参照高院判决损失没有依据。前述，林桂容未有损失，当然无需予以赔偿。高院判决的案件，该案林莉达举证诺亚舟公司借贷资金投入，利息均在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以上。两个案件情况不一。七、一审判决资金占用利息的起算点，也存在错误。依合同，只有葛五公司向诺亚舟公司返还保证金时，诺亚舟公司才需返还。假设葛五公司已合法受让债权，并且案涉款项应予返还，那么返还的时间点应该是葛五公司实际返还诺亚舟保证金的时间点。基于以上，假设林桂容存在损失，计算损失的起算点应从葛五公司实际返还诺亚舟公司保证金的时间点。八、一审判决张爱平应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依据。前述案涉合同一方为诺亚舟公司，而非弘禹恒公司，一审法院认定弘禹恒有义务返还保证金，存在错误。基于前述的错误结论进一步判决张爱平应承担连带责任，当然也是错误的。张爱平仅是诺亚舟公司原股东，与弘禹恒的财产不存在混同。因此，即便弘禹恒应承担责任，张爱平也无需承担连带责任。九、一审判决林莉达应承担连带责任，没有事实依据，而且适用法律错误。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据此，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前提是，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而本案案涉合同纠纷一方为诺亚舟，即便是法院错误认定的弘禹恒，均是公司，而不是“张爱平”。不是张爱平以其个人名义所负的债务。林桂容或葛五公司认定的债务人是弘禹恒，而非张爱平。基于此，假设张爱平应承担连带责任，张爱平应承担的连带债务，也不是夫妻共同债务。
被上诉人葛五公司辩称，一、原判认定本案工程的发包方是弘禹恒公司，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主张本案工程的发包方是诺亚舟公司，违背事实，不能成立。1、葛五公司原审证据7中的2011年2月15日、25日弘禹恒公司先后所签有关路基工程的GWGS-
LJGC-002号《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和有关隧道工程的NSGS-
SDGC-001号《建设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以下分别简称<路基分包合同>和<隧道分包合同>，并统称本案合同)证实，该公司经由张爱平明确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签名，并经加盖公司公章，以甲方亦即发包方的身份，将本案工程亦即路基工程和隧道工程，分别发包他人。葛五公司原审证据7中的银行汇付单据并证实：基于本案合同中关于承包方应予支付低价风险保证金及管理费的约定，在2011年2月14日、17日及20日，弘禹恒公司经其法定代表人及唯一股东张爱平，合计收取了1,300万元的相应款项。由此可见，本案工程的上述建施合同关系，不仅通过签约而予设立，而且部分付诸实施。据此，与他人签约发包本案工程并通过上述途径收取本案合同项下部分款项的弘禹恒公司，其本案工程的发包人身份，确定无疑。2、上诉人主张弘禹恒公司是受诺亚舟公司委托签订本案合同,而林桂容在签约时已获相应披露且在后续施工中知悉其本案合同的相对方亦即发包方是诺亚舟公司。其中，所谓受托签约，未经弘禹恒公司确认，所谓林桂容已获相应披露并知悉，林桂容及融埔公司当庭否认。上诉人的以上主张，不能成立。上诉人还称林桂容在原审庭审时陈述“其与张爱平交接，具体是哪家他不大清楚，也无所谓”。林桂容有无这样的当庭陈述，自应以法庭记录为准。即使有过这样的陈述，也改变不了前文已述相应事实，即张爱平是明确以“甲方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在本案合同上签名，并且，甲方亦即发包方弘禹恒公司在“甲方”一栏加盖了公章。这一签约事实，足以证实张爱平是代表发包方弘禹恒公司签订本案合同，林桂容对此是清楚的。3、上诉人原审时还主张张爱平自2011年2月14日至20日所收取的1,300万元本案合同款项，是代诺亚舟公司收款。然而，既称代为收款，则自收款至今已逾6年，上诉人仍然提供不出张爱平将该款交归公司的任何证据。并且，既然张爱平是代表弘禹恒公司签订本案合同，其收款行为，应当视同弘禹恒公司的收款行为。4、上诉人主张诺亚舟公司与葛五公司签订了A1至A7标段的《联合投标及施工意向书》（以下简称<意向书>），并且中标本案工程所在的A5标段以及该公司实际组织了施工，以此推论该公司是本案工程亦即本案合同的发包方。上诉人的上述推论，不能成立。（1）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以葛五公司与诺亚舟公司之间有关整个A5标段工程的《意向书》的签约事实以及所谓部分履约的“事实”,并不能推论诺亚舟公司就是本案工程亦即本案合同的发包方。前文已述本案工程由弘禹恒公司签约发包的事实，本身就证明了上述推论的不能成立。（2）在前述《意向书》项下，无论诺亚舟公司是否实际派员参与项目部、是否实际参与工程管理以及是否实际“投入财力物力”，都只是《意向书》项下的事，也都只是诺亚舟公司业已诉至厦门中院而有待该案有管辖权法院处理的事，不在本案法院的审查和认定范围。（3）暂且假设诺亚舟公司是《意向书》项下整个A5标段工程的“实际承包人”，这只涉及和可能说明诺亚舟公司履行《意向书》的情况，以及在其与葛五公司之间的工程款归属，仍然不能用以推论本案工程就是诺亚舟公司发包的。正如原判所认为的，“虽然葛五公司与诺亚舟公司签订《意向书》，由诺亚舟公司负责整个A5标段的施工，假设诺亚舟公司系A5标段的实际承包人，也不能排除其将本案的隧道、路基工程分包给弘禹恒公司，再由弘禹恒公司进行转包的事实，故不能以该假设来推定诺亚舟公司系《路基分包合同》、《隧道分包合同》的发包人”。5、退一万步讲，假设所谓诺亚舟公司委托弘禹恒公司签约这一主张成立，那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403条第2款，在“受托人”弘禹恒公司因“受托人”诺亚舟公司的原因而不履行本案债务的情况下，基于有关“受托签约”的“披露”（暂且不论这并非'受托人'弘禹恒公司的披露而只是'委托人'诺亚舟公司的原审单方陈述），本案债权人仍有权选择“受托人”弘禹恒公司作为相对人而主张债权，弘禹恒公司仍然不能免责。二、原判认定本案工程的承包方是融埔公司，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主张本案工程的承包方是林桂容个人，违背事实，不能成立。1、早在本案成讼前的2013年6月20日，林桂容、融埔公司在与葛五公司所签《隧道协议书》和《路基协议书》（葛五公司原审证据10）中，共同确认林桂容是受托代表融埔公司与弘禹恒公司签订本案合同，并且共同确认林桂容是受托代为融埔公司汇付张爱平1,300万元。含有上述内容的路基部分的《债权转让通知书》，先后于2013年8月20日、同年12月10日由张爱平、弘禹恒公司签收。含有上述内容的隧道部分的《债权转让通知书》，于2013年12月10日由张爱平、弘禹恒公司签收。签收上述文书的上诉人张爱平，对此长期无异议，直到本案成讼后，始才提出异议。而弘禹恒公司对此始终不持异议。2、上诉人及原审被告诺亚舟公司作为原审证据15提交的《工程结算单》，大量出现列“施工单位”、“施工队伍”为融埔公司的情况，说明申报工程量和申请进度款的是融埔公司。此与张爱平等方在本案诉讼中矢口否认融埔公司的本案工程承包方身份而坚持认为林桂容个人才是承包方，明显矛盾，而与葛五公司原审证据19亦即收款人系融埔公司的银行进账单所证实的收取本案工程进度款的是融埔公司，彼此吻合，从而印证了本案工程的实际承包方是融埔公司。上诉人辩称“为方便出账，林桂容挂靠在融埔公司”，这一辩称，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不能成立。3、基于林桂容与融埔公司对林桂容受托签约和代付款项的一致确认以及张爱平的长期无异议和弘禹恒公司的始终无异议，基于融埔公司呈报工程量和收取进度款的事实，原判认定融埔公司是本案工程的承包方，正确无误。上诉人无视上述事实，直至本案成讼后始才主张“付款人是林桂容”并以此推论林桂容才是承包方，不能成立。4、根据《合同法》第402条，林桂容以自己的名义，根据融埔公司的授权与弘禹恒公司签约，弘禹恒公司在签约时知道林桂容是受托签约的，《路基分包合同》和《隧道分包合同》直接约束融埔公司和弘禹恒公司。依据该法第403条第1款，即使弘禹恒公司在签约时不知道林桂容是受托签约，那么，在林桂容业已向融埔公司披露前述合同的相对方亦即弘禹恒公司的情况下，融埔公司可依该款法律规定，行使林桂容对弘禹恒公司的权利。认定融埔公司在转让其债权之前对弘禹恒公司拥有债权，并不会使得本案债务人亦即弘禹恒公司重复履行债务。在融埔公司（并经林桂容签字认可）转让前述债权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况且，如前已述，本案工程的实际承包方，就是融埔公司。三、原判认定本案合同属于建施合同并且依法无效，正确无误。上诉人主张本案合同关系属于所谓诺亚舟公司与林桂容之间的“班组关系”或者“施工的组织者与参与者”的关系，违背事实。上诉人以此主张本案合同“不存在无效的情形”，不仅回避要害，而且不能成立。1、上诉人既然否认建施合同关系在本案中的存在而主张本案存在的是所谓诺亚舟公司与林桂容之间的“班组关系”或者“施工的组织者与参与者”的关系，则其理应将上述主张具体化，明确其所主张的究竟是哪一类的法律关系，至少应当明确该法律关系的标的是什么？双方主体的各自权利义务又是什么？而不应有意模糊。况且，上诉人主张林桂容是诺亚舟公司的“施工班组”，毫无依据。2、本案合同名不副实，实际并非劳务分包合同。劳务分包是将简单劳动（例如砌筑作业、模板作业等劳务作业）从复杂劳动中剥离出来单独进行承包施工的活动，是劳务作业的发包人将其所承包建设工程中的劳务作业部分交由第三方亦即劳务作业的承包人完成。本案的路基工程与隧道工程，合同约定的工程造价分别为6,246万元、4,450万元，合计达10,696万元，可谓金额特别巨大。不仅如此，弘禹恒公司并不是将本案工程中的劳务作业部分予以剥离出来“分包”给融埔公司，而是通过签订本案合同，将整个路基工程和隧道工程全部“分包”给融埔公司。《路基分包合同》所附工程量清单列明工程内容含“施工期间高边坡地质钻探与监控”（葛五公司原审证据7，P63），《隧道分包合同》所附工程量清单列明工程内容含“地质预报（探测手段）”（葛五公司原审证据7，P85）。仅从上列工程内容即可见，融埔公司承包的，并非只是劳务作业部分，显已超出了简单劳务作业的范畴，有着相当的技术含量和质量要求。也正因为如此，在本案诉讼的管辖权异议阶段，一、二审裁定均认定，虽然本案合同名为劳务分包合同，但结合合同内容的权利义务约定，其性质应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3、包括分包合同在内的建施合同，属于建设工程合同。《合同法》第269条第1款亦即“建设工程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是关于建设工程合同的定义及其基本特征的法律规定。该法第275条列出了建设工程合同中的施工合同亦即建施合同的具体条款。本案合同符合建设工程合同的法律定义和基本特征，并且具备前引法条所列主要条款和内容。况且，如前所述，融埔公司实际申报了工程量和进度款，并实际收取了进度款这一工程价款。因此，本案合同应属建设工程合同中的施工合同亦即建施合同。原判对本案合同性质的界定，正确无误。至于上诉人所主张的所谓诺亚舟公司对本案工程作了大量投入，其证明对象是葛五公司与该公司所签《意向书》的实施情况，并且，此属该公司于2017年2月8日诉至厦门中院的其与葛五公司在（2017）闽02民初112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诉讼案件项下的争议事项。就本案而言，上诉人的证明对象有误。况且，诺亚舟公司究竟有无投入以及投入多少的争议，不在本案而在该案的法院审查范围。4、原判认定本案合同依法无效，正确无误。（1）本案合同因系将本案工程的主体结构工程“分包”他人而无效。依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78条第2款第3项，“将建设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分包给其他单位的”，构成违法分包。法释[2004]14号《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建施合同法律适用解释>）第4条规定，承包人违法分包建设工程的行为无效。如前已述，本案合同实非劳务分包合同，而是将整个本案工程发包给他人的合同。如此做法的“分包”，自然也就是将本案工程中的主体工程和关键部分一并“分包”他人，从而构成上述法规所界定的违法分包。依据前述司法解释第4条，本案合同应属无效。（2）本案合同项下的“分包”，因未经业主单位的同意而无效。依据前述条例第78条第2款第2项，未经建设单位同意，“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部分建设工程交由其他单位完成的”，构成违法分包。葛五公司原审证据17证实，建设单位泉州南石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石高速公司）明确要求，承包人不得将工程主体、关键性工作分包给第三人，并且，未经南石高速公司同意，承包人不得将工程的其他部分或工作分包给第三人（详见该证据所示<通用条款第4.3.2条以及<公路工程专用合同条款>第4.3.2条、第4.3.3条、第4.3.4条）。本案合同系未经南石高速公司同意而将本案工程“分包”他人，同样构成上述法规所界定的违法分包，依据前述司法解释第4条，应属无效。（3）本案合同因系将本案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他人而无效。依据前述条例第78条第2款第1项，“将建设工程分包给不具备资质条件的单位的”，构成违法分包。前述司法解释第1条第1项规定，承包人超越资质等级的建施合同无效。葛五公司原审证据5、18分别证实，A5标段工程的承包方必须具备公路施工总包一级以上资质，而融埔公司只具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3级以及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3级资质，亦即不具本案工程的相应资质。弘禹恒公司更不具备前述资质要求。由此可见，本案合同是不具前述资质要求的弘禹恒公司与超越资质等级的融埔公司所签，依据前述司法解释第1条第1项，应属无效。基于上述确凿事实，依据前引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和本案工程招投标文件的要求，原判认定“弘禹恒公司在未经业主南石高速公司同意的情况下，将本案工程（涉及隧道、路基工程等主体工程和关键部分）全部分包给亦不具备A5标段工程承包方所需具备的公路施工总包一级及以上资质的融埔公司，系属违法分包，故上述合同应属无效合同”，正确无误。四、原判认定549.3万元的低价风险保证金不应抵扣所谓管理费，正确无误。上诉人主张应予抵扣，不仅缺乏相应事实依据，而且违反法律规定，不能成立。上诉人维持其原审主张，亦即所谓林桂容应向诺亚舟公司支付管理费1,818.3万元而未付，因而诺亚舟公司有权要求将前述549.3万元抵销相应金额的管理费。该项主张不能成立。1、从管理费本身的纯事实层面分析：本案合同约定的管理费为1,818.3万元，其中，路基部分为1,061.8万元，隧道部分为756.5万元。本案合同并约定，路基部分及隧道部分的首期管理费分别为437.2万元、311.5万元，合计748.7万元，均应在合同签订日支付；其余管理费亦即“余款分三期按2:3:2的比例从工程预付款或工程计量款中扣除”，约定采用的是扣款方式，而不需本案工程承包方专门付款。本案合同还约定，在合同的相应签订日，承包方应分别支付路基部分和隧道部分的低价风险保证金312.3万元、237万元，合计549.3万元。弘禹恒公司经由张爱平所收1,300万元中，有549.3万元是低价风险保证金，其余750.7万元是管理费（其中的748.7万元是首期管理费，余下的2万元可纳入后续的管理费中）。748.7万元首期管理费业已支付。至于其余以及后续的管理费，若依约行事，不需本案工程承包方专门支付，只需“从工程预付款或工程计量款中扣除”即可。那么，弘禹恒公司扣了没有？如果扣除了，实扣多少？是否尚欠以及尚欠多少？弘禹恒公司未到庭参讼，也无证据证明融埔公司是否尚欠以及欠付弘禹恒公司多少管理费。在此情况下，若言弘禹恒公司主张抵销，则因其主张用以抵销的金额多少均不清楚，亦即“债权”不明，无以抵销。况且，弘禹恒公司并未主张抵销。至于并非管理费“债权人”的诺亚舟公司，其主张此项抵销，则是无从谈起，上诉人张爱平、林莉达现上诉主张抵销，同样如此。2、从法律层面分析：（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67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进行分包的，没收违法所得。《建施合同法律适用解释》第4条，除了明确违法分包的行为无效外，还进一步规定，法院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收缴违法分包当事人已经取得的非法所得。前述司法解释是关于转包合同和违法分包合同处理原则的规定，业已明确当事人依据无效分包合同取得的利益属于非法所得，应予收缴。（2）本案合同所约承包方应付弘禹恒公司本案工程造价的17%作为管理费（1,818.3万元），构成本案工程发包方基于并且仅仅是基于本案合同的约定而可以取得的利益。但是，如前所述，本案合同因系违法分包等而无效。在此情况下，围绕该合同关系中的管理费所做约定，无论具体约定情况如何，都同样无效。有关本案工程的合同约定可由发包方收取的管理费，属于约定收取的非法利益，不能构成该发包方的合法债权。不仅弘禹恒公司不能以尚未收取的管理费“债权”主张抵销其所负本案债务，而且，依据前引法律和司法解释，该公司业已收取的前述1,300万元款项中，除了属于低价风险保证金的部分（549.3万元）外，其余凡属首期管理费以及凡可纳入后续管理费的款项，当在法院可予收缴的非法所得之列。即使本案工程的管理费尚未收取，该发包方以这一不受法律保护的“债权”，主张抵销其所负本案债务，在法律上不能成立。五、葛五公司可以受让并已受让其所主张的本案债权。上诉人主张本案债权不得单独转让以及葛五公司不具受让之权，不能成立。1、依据《合同法》第58条关于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及处理的规定，无效合同可能产生返还财产和赔偿损失的责任及相应权利。刊载于《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2013年第3期的信达资产广东分公司与惠良公司等转让合同纠纷上诉案判决书，体现了最高法院的以下司法观点与审判实践做法：合同无效后，可能在当事人之间产生返还及赔偿的权利，权利人可以通过合同转让该权利；能否以该权利作为转让合同的转让标的，应依《合同法》第79条关于债权转让的规定加以判断，而不能以之前的合同无效作为理由来认定转让合同无效。依据该法第79条，除了依据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及合同性质不得转让的以外，债权人可将合同权利转让他人。另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5条第1款，担保合同系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亦无效。假设本案549.3万元之低价风险保证金具有动产质押等金钱担保属性从而是附随性的，那么，因本案合同无效，549.3万元低价风险保证金所涉金钱担保亦属无效，已无主从关系可言，仍属依法可以转让的债权。还值得注意的是，若按上诉人主张的金钱担保作为从权利和附随性权利不得单独转让，上诉人如何解释（2016）闽民终字702号案件中诺亚舟公司将1,400万元低价风险保证金的“债权”单独转让林莉达并获福建高院的支持？2、如前所述，本案合同无效。依据《合同法》第58条等法律及司法解释，弘禹恒公司负有返还所收1,300万元款项并赔偿资金占用损失的责任，张爱平、林莉达如下文所述负有连带偿付责任，此系融埔公司对上列债务人所持债权。如果融埔公司将此述债权部分或全部转让他人，并不存在《合同法》第79条所列依约、依法及依合同性质不得转让的情形。换言之，融埔公司可以转让而包括葛五公司在内的“他人”可以受让前述债权。3、事实上，融埔公司已将前述1,300万元款项中的549.3万元低价风险保证金的返还请求权和该款自付出之日起至债务人予以实际返还之日为止的资金占用损失的偿付请求权（以下统称低价风险保证金返还债权）转让予葛五公司，此有葛五公司原审证据10所示有关债权转让的协议为证。葛五公司原审证据11至14进一步证实，相应的《债权转让通知书》，均已发出并由上诉人等签收，符合《合同法》第80条第1款的通知要求，业已发生效力。弘禹恒公司及上诉人应向低价风险保证金返还债权的受让人葛五公司共同并连带清偿该债务。六、原判判令张爱平、林莉达对弘禹恒公司的本案债务连带担责，有着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关于张爱平、林莉达不应连带担责的上诉主张，违背事实，不符法律和司法解释，不能成立。1、基于对本案工程的发包方亦即弘禹恒公司及其唯一股东张爱平之间的纵向法人人格否定，张爱平依法应对该公司所负本案债务，连带担责。上诉人无视弘禹恒公司财产与唯一股东张爱平个人财产混同的确凿事实以及张爱平应因此而连带担责的法律规定，认为张爱平不应连带担责，不能成立。（1）正如原判所认定的，在本案业务进行期间和本案债务发生期间，“弘禹恒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其唯一股东是张爱平，且涉案低价风险保证金549.3万元亦是汇入张爱平的个人的账户，庭审时，张爱平也未举证其收款后有将涉案低价风险保证金返还给弘禹恒公司，也未举证款项的去向，即其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存在混同”。值得注意的是，葛五公司原审证据15(P175)亦即由张爱平作为企业负责人签字并由林莉达作为财务人员制表的弘禹恒公司2011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列“应收账款”为负数、列“其他应收款”为2,957,273.56元。《资产负债表》的上述记载情况表明，弘禹恒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亦即张、林二人，共同通过不实记账的手法，隐匿该公司的本案1,300万元收款这一资产并将该资产占为己有。（2）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3条第1款，公司的独立财产，是公司独立人格的突出表现，也是公司独立承担责任的物质基础。换言之，实行公司财产与股东个人财产的严格分离，是公司保持其独立人格从而得以独立承担责任的前提。为此，《公司法》第171条第2款（原<公司法>第172条第2款）明确：“对公司资产，不得以任何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弘禹恒公司唯一股东张爱平，将该公司应收的1,300万元款项收归其本人的个人银行账户，并会同其妻子亦即该公司财务人员林莉达，共同通过不实的记账，予以隐瞒和占有。上述做法，违反前述禁止性法律规定，意味着该公司财产与唯一股东张爱平个人财产的混同从而无法区分，意味着该公司丧失了独立承担责任的物质基础，也就丧失了独立人格从而应在本案中否定其法人人格，还意味着该公司的财产被隐匿并且被股东个人不法占有，从而导致该公司本可用于偿债的责任财产大幅缩减，最终未能对外偿债，损害包括葛五公司在内的该公司债权人的合法债权。（3）《公司法》第20条第3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公司法》第63条（原<公司法>第64条）进一步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基于前述事实，原判根据关于纵向法人人格否定尤其是一人公司财产混同情况下法人人格否定的前述法律规定，认定张爱平滥用股东权利使诺亚舟公司逃避债务从而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判令其对该公司的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这一法定的且系无限连带责任中的共同连带责任。原判的上述认定与判决，有着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声称原判的上述认定与判决“没有依据”，全然无视上述事实和法律规定。2、林莉达作为张爱平的妻子，应对张爱平因滥用公司法人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所依法产生的本案债务，连带担责。（1）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现行法律规定是以法定财产制亦即共同所有制为原则，以约定财产制为例外。此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第17条第1款及第19条第1、3款。（2）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的上述法律制度规定相对应，对于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债务，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区分夫妻共同债务和夫妻个人债务，对以上两类债务，分别实行夫妻共同并连带清偿和夫妻个人单独清偿。现行《婚姻法》第41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正如最高法院有关负责人在2017年2月28日发布的就下文所述《婚姻法解释（二）》有关问题答记者问[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二）之答记者问>]所提醒的，此条规定与1980年《婚姻法》第32条规定的一大变化是，删除了该条中的“男女一方单独所负债务，由本人偿还”。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进一步规定，除了该条的但书所列例外情形外，“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此条司法解释，实际上对夫妻共同债务和夫妻个人债务进行了区分，即：夫妻共同债务是指夫妻双方因共同生活、履行法定义务等所负的债务；夫妻个人债务是指夫妻一方与共同生活无关或依法约定为个人所负担的债务。其判断标准有二：夫妻有无共同举债的合意？夫妻是否分享了债务所带来的利益？即使没有共同举债的合意，但该债务发生后，夫妻双方共同分享了该债务带来的利益，或者，夫妻一方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但利益归家庭共享的，所涉债务也属夫妻共同债务[见最高院民一庭编著《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P217-221]。（3）以上法律和司法解释，体现了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既然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以夫妻共有为原则，那么，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形成的债务，同样应以夫妻共同并连带清偿为原则。值得注意的是，前述《婚姻法解释（二）之答记者问》并重申：“既然婚姻法第17条第1款第2项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生产、经营的收益归夫妻共同所有，那么根据权利、义务、责任相统一的原则，因投资经营产生的债务由夫妻共同承担自是应有之义”。还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因共有财产产生的债权债务如何享有和负担，在后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02条的原则规定亦即“在对外关系上，共有人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与《婚姻法》和司法解释的上文所列规定，同样吻合。（4）基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的上述法律制度规定，以及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应予共同偿还的前述法律规定，《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作为针对夫妻债务的外部法律关系所作规定，实行的是推定，即在未出现该条司法解释所述例外情形的情况下，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视为夫妻共同债务[同见前引书P217；亦可见最高法院民一庭吴晓芳法官《<婚姻法>司法解释（三）适用中的疑难问题》一文，载《法律适用》2014年第1期]。在迄今为止的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该院审判实践和福建高院的规范性文件中，除了前述司法解释第24条所列例外情形外，还有其他若干例外情形。但是，这些例外情形，在本案中无一存在。（5）前述司法解释并未将“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限定在夫妻一方主动对外举债所致债务的范围，换言之，无论是夫妻一方的因为主动对外举债所致债务，还是因为其他原因所致债务，包括（但不限于）该夫妻一方作为公司股东（尤其是唯一股东）因为滥权而致法人人格与股东混同所依法产生的其对该公司债务的连带责任，都构成该夫妻一方股东的“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进而构成该股东与其配偶的夫妻共同债务。张爱平于法之所以应对弘禹恒公司的本案债务连带担责，是因其滥用该公司的法人独立地位及其作为该公司唯一股东的有限责任，使该公司财产与其作为唯一股东的个人财产混同，并且掏空该公司资产，使该公司逃避债务，严重损害本案债权人的债权。于此情形下，应将该公司与其唯一股东视为同一体，应将该公司的行为视同滥权股东的行为，应将该公司的本案债务视同滥权股东的债务，应予适用《公司法》第20条第3款以及第63条，在本案中否定该公司人格而直索滥权股东张爱平。上诉人主张本案债务不是张爱平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显然忽略了本案中的因唯一股东张爱平滥权导致弘禹恒公司法人人格应予否定以致前述混同、一体化与视同。（6）张爱平因滥用其作为弘禹恒公司唯一股东的有限责任和该公司法人人格而依法产生的本案（连带）债务，应视同张爱平与其妻子的夫妻共同债务，林莉达应予连带清偿。①亦如前述，本案并不存在可将张爱平的本案债务界定为纯属其作为配偶一方的个人债务的前文所述任何例外情形，换言之，林莉达并无可予免责的前文所述任何例外事由。②林莉达不仅知悉弘禹恒公司的本案债务，而且参与该公司有关本案债务的业务经营管理。如前已述，在张爱平收取案涉1,300万元款项当时，林莉达是弘禹恒公司的财务人员。并且，林莉达当时还担任该公司监事（见葛五公司原审证据2，P10），同时还是另一关联企业诺亚舟公司的财务负责人（见葛五公司原审证据15，P174）。（2016）闽民终702号民事判决并认定：2011年1月1日，诺亚舟公司向林莉达借款500万元用于向葛五公司垫付投标保证金；2011年2月17日，林莉达向葛五公司汇款500万元，列用途为低价风险保证金；2013年7月8日，诺亚舟公司与林莉达达成《债权转让协议》（分别见该判决书P5、6）。该判决并判令葛五公司向该案的债权受让人林莉达退还低价风险保证金1,400万元及按4倍于人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以下简称'4倍利率'）计算的逾期退款的资金占用损失。而该案所涉1,400万元低价风险保证金，正是本案（亦即路基与隧道建施合同纠纷案件）和另案（亦即“其余桥梁工程”建施合同纠纷案件）所共同构成的A5标段低价风险保证金的相应部分。林莉达本人还直接收取了“其余桥梁工程”建施合同纠纷案件所涉900万元保证金中的350万元。林莉达的上述任职、放贷、收款、受让诺亚舟公司债权等行为，足以说明，其对弘禹恒公司有关本案工程的活动，完全知情，其对丈夫张爱平收取本案所涉1,300万元款项以及这一收款行为所涉本案的相应业务与相应债务，完全知情，其在“其余桥梁工程”建施合同纠纷案件中的直接收取其中的350万元，足见其不仅知情，而且直接参与和直接获益。③依据《婚姻法》第17条第1款，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张爱平将本案所涉1,300万元存于其个人银行账户，使其作为股东的财产与其作为唯一股东的弘禹恒公司的财产混同，从而得以实际控制和支配该笔巨款。基于前引法条，在张爱平与林莉达夫妻之间，前述1,300万元无疑成为这对夫妻的共同财产。换言之，张爱平个人的前述收款行为以及由此所依法产生的其对葛五公司的本案债务，业已使得配偶林莉达获得巨大的财产利益和收益。仅就此而言，判令林莉达对张爱平的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绝不为过，相反，才是对葛五公司本案合法债权的应有保障。至于张爱平在“其余桥梁工程”建施合同纠纷案中所收取的550万元，同样成为这对夫妻的共同财产。而林莉达本人在该案中直接收取350万元意味着什么，更是不言自明。七、在原判不依在先日期亦即549.3万元低价风险保证金的张爱平收款日起算该款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而按在后日期亦即南石高速公司退款至葛五公司的次日起算该项损失的情况下，上诉人主张按葛五公司实际返还款项予诺亚舟公司之日起计该项损失，这一过份要求，实属不能成立。原判按“4倍利率”的标准计算该项损失，符合公平原则，也为维护国有企业的财产不致受损所必须，并无不当，应予维持。1、融埔公司一方支付包括549.3万元低价风险保证金在内的案涉1,300万元款项的期间，始于2011年2月14日，止于同月20日。《合同法》第56条规定，无效的合同自始无效。据此，本案建施合同自始无效，弘禹恒公司一方收取该款，自始即无合法依据，在收款当日即应依法返还，该款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在收款当日即应起计。就其中的549.3万元低价风险保证金而言，同样如此。原审诉讼过程中，葛五公司是为了计算简便起见，诉请按该款的最后一期支付日亦即2011年2月20日起计549.3万元低价风险保证金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而原判参按南石高速公司退款予葛五公司的次日（2012年3月28日至2013年5月11日）起计弘禹恒公司和上诉人应予承担的549.3万元低价风险保证金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已经使得弘禹恒公司和上诉人免予承担此前时段本应承担的该款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上诉人现仍不满足，主张按葛五公司实际退款予诺亚舟公司之日起计该项损失，实属不能成立。（1）上诉人亦明知，诺亚舟公司已将其在《意向书》项下的所谓低价风险保证金等“债权”转让予林莉达，而林莉达为此对葛五公司所诉已获福建高院判决支持并已执行完毕，现在何来葛五公司实际退还诺亚舟公司之说？如果这不是上诉人的笔误，那么，只能是其无理缠讼。（2）如果上诉人意指葛五公司实际付款予林莉达之日并以该日作为上诉人和弘禹恒公司承担资金占用利息损失的起算日，那么，此举显然违反《合同法》第56条等法条的明文规定，况且，上诉人又如何解释，在（2016）闽民终702号案件中，林莉达要求葛五公司承担所谓逾期退还该案1,400万元低价风险保证金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的起算日期，是在葛五公司实际“退付”该款予林莉达的日期之前，并且获得福建高院的判决支持？2、葛五公司依约受让的低价风险保证金返还债权，不仅包括549.3万元低价风险保证金的本金，还包括该款自原债权人一方汇付之日起至债务人予以实际还清之日为止的资金占用损失。对此，相应的债权转让协议以及《债权转让通知书》，均予明确。上诉人以为该款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这部分的债权尚未一并转让，违背事实。上诉人认为该款被其长期占用却“未有损失”，违背常识。上诉人辩称诺亚舟公司借贷资金投入的利息均在“4倍利率”以上，至少是忽略了其中龙岩中院（2012）岩民初字第87号民事判决项下的借款中有80万元借款未约利息而该院是按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判息，而另有500万元借款，虽约月息3分，但出借人恰是上诉人林莉达。3、关于资金占用损失的计算标准，不得不予指出的是，在（2016）闽民终702号案件中：福建高院判决认定诺亚舟公司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支付了《意向书》项下的低价风险保证金1,400万元；该判决并认定无资质条件的诺亚舟公司与有资质条件的葛五公司为了“合作投标”等事项所签《意向书》不属无效挂靠而属“合法有效”；该判决进而在《意向书》双方并未约定逾期退款的利息计算标准的情况下，并且是在明知其中的前文所述80万元已由龙岩中院判按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的情况下，以按“4倍利率”“不违反法律规定”为由，判令按此标准支付逾期退款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该判决现已执行完毕，诺亚舟公司的该案“债权”受让人亦即该案原告林莉达，业已获得“4倍利率”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的赔偿”。4、正如原判所认定的，本案与（2016）闽民终702号案件，均是基于案涉工程项下的低价风险保证金的返还而产生的纠纷。前述另案的所谓有效合同项下因为逾期归还低价风险保证金所致该款（本金）被占用的利息损失，与本案合同无效项下因未依法及时返还低价风险保证金所致该款（本金）被占用的利息损失，均系资金占用损失，同以利息损失的方式体现。在前述另案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未约计算办法而福建高院以“不违反法律规定”为由判按“4倍利率”计付的情况下，如果本案不按同一标准判令弘禹恒公司和上诉人支付资金占用利息损失，难以解释为何不同样以“不违反法律规定”为由进行计付标准的判定，而且，势必造成相关各方利益的严重失衡与不公。因为，上诉人林莉达：在本案中，通过会同张爱平做不法记账从而隐瞒对1,300万元款项的不法占有；在“其余桥梁工程”建施合同纠纷案中，配合张爱平滥权而共同不法占有诺亚舟公司900万元保证金并直接占有其中的350万元；在（2016）闽民终702号案件中，先是向诺亚舟公司发放3分月息的高利贷以牟取暴利从而逐渐掏空该公司，接着无对价地受让该公司高达1,400万元的所谓低价风险保证金债权从而显著掏空该公司，最后通过该案诉讼使得该款的资金占用损失按“4倍利率”计收并已实收完毕。在上述情况下，若在与此密切相关的本案中，仅让其及张爱平、弘禹恒公司承付低于“4倍利率”的资金占用损失，尤显不公，也势将使得国有资产蒙受重大损失。是故，原判确定的计付标准，并不仅仅是出于另案判决所述“不违反法律规定”的考量，而主要是综合考虑本案与另案的密切相关以及类似程度，更是遵循了法定的公平原则，以切实维护国有资产不受损失。至于上诉人仅凭原判的“违约”等个别文字措辞的有失准确，试图论证原判确定计付标准的不当，不能成立。综上所述，原判认定本案工程的发包方是弘禹恒公司而承包方是融埔公司，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主张本案工程的发包方是诺亚舟公司而承包方是林桂容个人，违背事实，不能成立。原判认定本案合同属于建施合同并且依法无效，正确无误。上诉人主张本案合同关系属于所谓诺亚舟公司与林桂容之间的“班组关系”或者“施工的组织者与参与者”的关系，违背事实，上诉人以此主张本案合同“不存在无效的情形”，不仅回避要害，而且不能成立。原判认定549.3万元的低价风险保证金不应抵扣所谓管理费，正确无误，上诉人主张应予抵扣，不仅缺乏事实依据，而且违反法律规定，不能成立。葛五公司可以受让并已受让其所主张的本案债权，上诉人主张本案债权不得单独转让以及葛五公司不具受让之权，不能成立。原判判令张爱平、林莉达对弘禹恒公司的本案债务连带担责，有着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人关于张爱平、林莉达不应连带担责的上诉主张，违背事实，不符法律和司法解释，不能成立。在原判不依在先日期而按在后日期起算549.3万元低价风险保证金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的情况下，上诉人主张按葛五公司实际返还款项予诺亚舟公司之日起计该项损失，这一过份要求，实属不能成立。原判按“4倍利率”的标准计算该项损失，与福建高院的另案判决同属“不违反法律规定”，并且符合法定的公平原则，也为确保国有企业财产不致受损所必须，并无不当。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之上诉，缺乏事实依据且有违事实，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为此，答辩人请求贵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葛五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弘禹恒公司、张爱平、林莉达立即连带向葛五公司支付低价风险保证金549.3万元，并偿付该款自债权让与方付出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其中：路基部分的低价风险保证金312.3万元，自2011年2月20日至2013年12月11日止，参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资金占用利息损失，自2013年12月12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参按逾期罚息利率标准即前述基准利率的150%计算资金占用利息损失；隧道部分的低价风险保证金237万元，自2011年2月20日至2013年12月1日止，参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资金占用利息损失，自2013年12月2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参按逾期罚息利率标准即前述基准利率的150%计算资金占用利息损失。暂计至具状日，资金占用利息损失约200万元）；2.弘禹恒公司、张爱平、林莉达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在诉讼过程中，葛五公司变更其上述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判令弘禹恒公司、张爱平、林莉达立即连带向葛五公司支付低价风险保证金549.3万元，并偿付该款自债权让与方付出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自2011年2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计算，暂计至2017年1月9日，前述资金占用损失约678万元）。
一审认定事实：厦门嘉骅泰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10月18日，原股东张爱平持股50%，2012年10月8日变更名称为诺亚舟公司，经营范围由土石方工程、销售、建筑材料、室内装修变更为批发零售机电设备、室内外装修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同时，张爱平的股权也进行转让。厦门嘉骅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11月30日，原股东张爱平持股100%，林莉达任监事，2012年11月1日变更名称为弘禹恒公司，经营范围由建筑劳务分包等变更为批发零售金属材料等，同时，张爱平的股权也进行转让。融埔公司其拥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资质。张爱平、林莉达原系夫妻关系，两人于2016年9月27日登记离婚。
2010年11月，南石高速公司就涉案工程发布招标公告，公告要求：涉案工程的投标人注册资本不少于1亿元，具有国内独立法人资格，建设部批准的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及以上资质，具备有效的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等。2010年12月28日，葛五公司（甲方）与诺亚舟公司（乙方）签订《意向书》，就联合投标承包“福建省泉州环城高速公路南安至石井路基土建工程A1至A7标段”达成协议，约定：工程以甲方名义及企业资质进行投标，甲方负责工程商务技术文件的编制、审定和投递，投标保函和银行信贷证明由甲方提供；乙方负责承担投标过程中的相关费用，负责缴纳投标保证金，甲方承诺在收到项目业主退回的投标保证金的7个工作日内将款打回乙方账户；工程中标后，甲乙双方共同组建项目部，全部工程由乙方施工，甲方指派五名人员参与管理，有关工程的所有经营费用由乙方负责，甲方按工程总造价的3%收取管理费用；中标后，工程所需低价风险保证金，由乙方提供，等等。2010年12月15日，葛五公司向南石高速公司递交投标文件，至2011年1月12日，南石高速公司向葛五公司发出中标通知书，通知葛五公司中标泉州环城高速公路南安至石井路基土建工程A5标段施工，应于接到通知书后14日内与南石高速公司签订施工承包合同，在此之前应提交履约担保。2011年1月26日，葛五公司与南石高速公司签订《A5标段施工合同协议书》，协议书约定葛五公司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转包给第三人，或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肢解后以分包的名义转包给第三人等，并于同日向南石高速公司汇付低价风险保证金1329万元，该笔款项再加上之前的160万元的投标保证金，A5标段工程的低价风险保证金共计1489万元。后2012年3月27日、2012年6月15日、2012年11月9日、2013年2月1日、2013年5月10日，葛五公司分别收到南石高速公司退回的A5标段低价风险保证金178万元、268.7万元、446.7万元、297.8万元、297.8万元，以上共计1489万元。
2011年2月15日，弘禹恒公司（甲方）与林桂容（乙方）签订《路基分包合同》，约定：甲方将A5标段的路基工程分包给乙方；协议工期为24个月；乙方需支付总造价6246万元的5%低价风险保证金即312.3万元，合同签订之日执行，乙方以公司名义转账至葛五公司或其下属公司，低价风险保证金的返还时间及比例等同于业主的相关规定；乙方缴纳工程造价的17%作为管理费（包括葛五公司3%的管理费）即1061.8万元，首期支付7%即437.2万元，合同签订之日执行，余款分三期按2:3:2的比例分期从工程预付款或工程计量款中扣除，另外3%与计量同步扣除，若因甲方原因致使工程流标或退场，甲方将退还乙方所有上交的管理费、低价风险保证金以及月息2分的利息，等等。该合同由弘禹恒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张爱平在甲方处盖章、签字，林桂容在乙方处签字。
2011年2月25日，弘禹恒公司（甲方）与林桂容（乙方）签订《隧道分包合同》，约定：甲方将A5标段的隧道工程分包给乙方；协议工期为24个月；乙方需支付总造价4450万元的5%低价风险保证金即237万元，合同签订之日执行，乙方以公司名义转账至葛五公司或其下属公司，低价风险保证金的返还时间及比例等同于业主的相关规定；乙方缴纳工程造价的17%作为管理费（包括葛五公司3%的管理费）即756.5万元，首期支付7%即311.5万元，合同签订之日执行，余款分三期按2:3:2的比例分期','2018-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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