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津0116行初342号
原告黄玉宏，男，1977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滨海新区。
委托代理人邱完秋，天津正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高用利，天津正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迎宾大道1988号国泰大厦15楼。
法定代表人单玉厚，局长。
出庭负责人祝照新，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郭建亮，该局事故调查处副主任科员。
委托代理人吴天全，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黄玉宏诉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新区安监局）安全行政处罚纠纷一案，于2017年10月2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10月20日立案后，于2017年10月25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3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黄玉宏及其委托代理人邱完秋、高用利，被告新区安监局的负责人祝照新及其委托代理人郭建亮、吴天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是：被告新区安监局于2017年5月23日作出（津滨）安监罚〔2017〕03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原告黄玉宏作为天津宏发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是公司实际经营人，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作业现场安全管理工作不到位，未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为由，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给予原告处以人民币7200元（上一年年收入30%）罚款的行政处罚。
原告诉称，被告于2017年5月23日作出（津滨）安监罚〔2017〕03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原告作为天津宏发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是公司实际经营人。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作业现场安全管理工作不到位，未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为由，给予原告处以人民币72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被告的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严重违背了事实，损害了原告的利益。请求依法撤销（津滨）安监罚〔2017〕03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原告黄玉宏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一、公安部门于2017年5月26日09时38分至2017年5月26日10时20分对陈震所做的《讯问笔录》、公安部门于2017年4月21日14时12分至2017年4月21日15时20分对陈震所做的《讯问笔录》、公安部门于2017年1月24日10时50分至2017年1月24日12时10分对习某所做的《询问笔录》、公安部门于2017年1月24日11时20分至2017年1月24日12时18分对黄玉宏所做的《询问笔录》；证明习某非原告公司员工，系经黄玉宏个人介绍，自行承揽业务，并非为宏发远公司或黄玉宏从事业务。陈震、王可达均系习某自行召集，给习某帮忙。习某安排将涉案车辆开出宏发远公司，在其他地方进行的操作。并不是宏发远公司或者黄玉宏让习某、王可达、陈震进行吊装卸罐工作等情况。
证据二、《收条》、《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证明王可达是给习某帮忙，习某承担事故的赔偿责任，且已实际履行。原告公司及黄玉宏与事故无关。
证据三、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编号为（2017）津0116刑初60312号《刑事判决书》复印件，证明：1、2017年5月23日被告作出处罚决定，2017年9月29日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津0116刑初60312号刑事判决书。本案已经进入刑事程序，被告在刑事案件程序终结前，先行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程序违法。2、生效的刑事判决书已经认定：陈震、王可达系为习某提供帮助，而不是给宏发远公司或者黄玉宏帮忙。习某、陈震、王可达并不是受宏发远公司、黄玉宏的指派，事故与宏发远公司、黄玉宏无关。
证据四、证人习某当庭证实，2017年1月8日上午11点左右，黄玉宏给我打电话，说给我介绍一个拉货的小活，就借了黄玉宏的车，自己找了陈震和王可达去卸车上的水罐，出事后自己赔偿黄玉宏车辆和水罐等损失5000元。赔偿事宜自己不代表宏发远公司，被告所取的笔录不对，自己提出过修改，安监局他们说大概意思差不多，笔录就没改过来等情况。
被告辩称，被告认为对原告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在违法事实的认定、行政处罚法律条款的适用以及在行政处罚程序等方面均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且是被告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之职责，请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一、本案的事故发生在将事故车辆上装载的水箱卸下的过程中。根据本案《询问笔录》显示，该作业系原告所经营公司的事务，原告作为生产经营单位的实际经营人对公司生产经营负有管理职责，但其作业现场安全管理工作不到位，未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事故隐患，对“1.9一般起重伤害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一）根据本案《询问笔录》显示，将事故车辆上装载的水箱卸下的事务系原告所经营公司的事务。根据原告的爱人天津宏发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宏发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艳梅的《询问笔录》显示，陈艳梅不负责公司管理，公司生产经营是其爱人即原告全权负责。根据原告的《询问笔录》显示，与习某的合作模式是原告在外面谈业务，承揽业务后，由习某具体操作，对员工的教育也由习某负责。事故发生当天，原告给习某打电话，因在大港油田有业务，让习某将该公司车辆上装载着的水箱卸下来，空车去接货。习某遂安排原告的朋友陈震和宏发远公司员工王可达共同处理原告安排的卸水箱任务。同时，习某的《询问笔录》也印证，原告给他打电话安排工作，及此后他安排陈震和王可达一起开展卸水箱任务的实际情况。此外，事故车辆为宏发远公司所有，王可达为宏发远公司的员工。由上可见，本案事故发生在原告经营的公司事务开展过程中，具体而言，是发生在习某接到原告卸载公司车辆所载水箱的工作告知后，安排公司员工及原告朋友共同操作，将公司车辆上所载水箱卸下，以便使用空车去完成原告所承揽的业务过程中。因此，将事故车辆所载水箱卸下，系原告所经营公司的工作事务内容。（二）原告安排的公司作业过程中，作业人员不具备操作资质，未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未向作业人员如实告知吊卸水箱作业中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根据原告的《询问笔录》显示，原告公司的安全教育由习某进行，其本人是有时候进行口头教育，有时候在公司有时候不在公司。同时根据现场作业人员习某和陈震的《询问笔录》显示，发生事故的车辆水箱系原告安排习某卸下，习某遂安排原告员工王可达、原告朋友陈震共同完成此事务。但在业务操作过程中，使用天津大港油田集团工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的起重机吊水箱，操作人员不具备操作资质，现场也没有安排专门的管理人员，也没有向作业人员如实告知吊卸水箱作业中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致使事故发生。在作业的过程中原告没有在现场履行安全管理职责，也没有安排专人履行安全管理职责，对于作业的人员、过程、方式等根本不安排、交代、不了解、不知悉，只安排了业务就听之任之，最终酿成事故。二、被告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对原告进行的处罚，符合有关法律规定。事故发生后，滨海新区人民政府组成的事故调查组依法对事故进行了调查，事故调查组认定原告对“1.9一般起重伤害事故”的发生负有安全管理过错责任，被告依照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对该事故的批复，履行法定程序，对原告进行的行政处罚符合有关法律规定。综上所述，请求法庭依法裁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新区安监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一、证据
（一）程序类证据：
证据一、天津市滨海新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2017年3月6日向区政府报批编号为津滨安监报〔2017〕18号《区安监局关于天津宏发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1.9”一般起重伤害事故调查报告的请示》；
证据二、编号为津滨政函〔2017〕25号《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天津宏发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1.9”一般起重伤害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
证据三、天津市滨海新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2017年3月23日制作的编号为（津滨）安监立〔2017〕第037号《立案审批表》；
证据四、天津市滨海新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2017年3月24日制作的编号为津滨安监案〔2017〕第037号《案件调查报告》；
证据五、天津市滨海新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2017年3月27日制作的编号为（津滨）安监罚告〔2017〕第037号《行政处罚告知书》；
证据六、天津市滨海新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2017年3月27日制作的编号为（津滨）安监听告〔2017〕第037号《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证据七、本案天津宏发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听证申请书》、《关于提请成立听证会组成人员的请示》、《公告》、《听证会通知书》及天津市滨海新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2017年4月25日制作的编号为（津滨）安监管听报字〔2017〕第35号《听证会报告书》；
证据八、天津市滨海新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2017年5月22日制作的编号为（津滨）安监罚集〔2017〕第037号《行政处罚集体讨论记录》；
证据九、天津市滨海新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2017年5月22日制作的编号为（津滨）安监处呈〔2017〕第037号《案件处理呈批表》；
证据十、天津市滨海新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2017年5月23日制作的编号为（津滨）安监罚〔2017〕第03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个人）》；
证据十一、编号为（津滨）安监听回〔2017〕第037号《文书送达回执》；
上述证据证明被告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依法对本案的事故进行调查分析集体讨论，按照法律程序对原告进行告知依法进行听证权利，原告依法进行听证，被告依法组成听证，听取原告的意见，并作出处罚决定，向原告依法进行送达。
（二）事实类证据：
证据一、《机动车行驶证》及车辆登记信息表；证明：事故车辆属宏发远公司。
证据二、2017年1月12日事故调查人员对宏发远公司法定代表人陈艳梅的《询问笔录》及《询问通知书》；
证据三、宏发远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和《授权委托书》；
证据二、三证实：宏发远公司法定代表人陈艳梅不负责公司经营，公司生产经营为其爱人黄玉宏全权负责。
证据四、2017年1月10日事故调查人员对宏发远公司实际经营人黄玉宏的《询问笔录》及《询问通知书》；
证据五、2017年1月10日事故调查人员对现场作业人员习某的《询问笔录》及《询问通知书》；
证据四、五证明：黄玉宏与习某合作业务有3年多，死者王可达是宏发远公司员工，合作模式是黄玉宏在外面谈业务，承揽业务后，具体操作由习某操作，公司日常的安全教育由习某负责。事故发生当日，因听说大港油田钻井院有拉油的活，所以就给习某打电话说有一辆车，让习某把车上的水箱卸下来，空车去拉货物。习某接到黄玉宏通知后，安排宏发远公司员工王可达、黄玉宏朋友陈震进行卸水箱作业。
证据六、2017年1月10日事故调查人员对现场作业人员陈震的《询问笔录》及《询问通知书》；
证据七、2017年1月12日事故调查人员对现场作业人员习某的《询问笔录》及《询问通知书》；
证据八、2017年1月12日事故调查人员对现场作业人员陈震的《询问笔录》及《询问通知书》；
证据六、七、八证明：现场作业人员习某、陈震、王可达均不具备操作起重机的资质，作业过程中也没有安排专人管理，对吊卸水箱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不知悉，未能告知作业人员，盲目作业，最终酿成事故。
证据九、2017年1月12日事故调查人员对宏发远公司实际经营人黄玉宏的《询问笔录》及《询问通知书》；与证据7共同证实：黄玉宏通过电话安排习某将事故车辆上的水箱卸下，没有到作业现场履行管理职责，也没有安排专人管理，对于作业的人员、过程、方式等根本不安排、交代、不了解、不知悉，只安排了任务就听之任之，最终酿成事故。
证据十、2017年4月25日要求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港油田分公司安监部配合提供《黄玉宏2016年年收入证明的函》；
证据十一、2017年5月18日黄玉宏的工作单位中国石油大港油田第三采油厂提供的《收入证明》；
证据十、十一证明：黄玉宏2016年度年收入54385.82元的情况。
证据十二、习某全权代表天津宏发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死者王可达家属签订的善后赔偿的《协议书》：证明死者善后赔偿情况。
二、依据：
依据一、《安全生产法》第十八条、第九十二条；
依据二、《安全生产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试行）》第三条。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认定：
对于原告黄玉宏提交的证据，被告对证据一的四份询问笔录认为并非原件，来源不合法，真实性无法判断，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询问笔录记载的询问机关是天津市公安局内保分局，其笔录询问的对象分别是陈震、习某、黄玉宏，但却出现在本案的原告提交的证据中，所以来源不合法，因事故调查系事故调查组对事故进行调查，所取得的笔录与其笔录中记载存在矛盾之处，被告方作出行政处罚系依法根据区政府作出的事故调查报告作出，并非依据原告方所提供的片面之词和来源不合法的询问笔录所作出。对证据二、真实性认可、合法性认可，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根据被告方提供的补偿协议显示是习某代表原告方进行赔偿，此种赔偿是基于习某和原告方具体业务合作关系而产生，具体根据实践中的情况公司赔偿通过个人支付，并非不可想象的情况，不能否认事故发生系原告方业务开展过程中的基本事实。对证据三、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该刑事判决书其所依据的有关证据也包括了本案区政府以及有关批复和事故调查报告，陈震因其本人的行为构成刑事犯罪，并不能否认原告方其业务开展过程中造成生产安全事故依法受到行政处罚的基本情况。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本院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定。本院认为，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与本案行政处罚时的证据存在不同之处，且证据具有不同证明指向和证明重点，根据全部案件材料及证人的当庭证言分析，原告并未提交有力证据对被告处罚时的初始证据予以反驳，也未对被告所取笔录的签字作出合理解释，故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一至证据三和证人席某的当庭证言，本院不予采信。
对于被告新区安监局提交的程序类证据，原告对证据一、三和证据十一无异议；对证据二至证据十的合法性有异议，认为没有证据显示调查组有区市场监督局、监察局、总工会、海滨街办事处、检察院人员参加，更没有证据显示有关单位人员在调查组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都做了哪些工作。既然调查组的成立组成没有合法性的证据依据，此后作出的证据二至十都不具备相应的合法性，因为基础不存在。违反了《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有关规定。既然调查组的成立、组成不合法，因此报告及批复、立案及此后的相关程序也都是不合法的。根据天津市事故处罚听证办法听证应当有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参加，但是被告并没有通知案件的利害关系人，除了公告证据以外，没有证据显示听证是根据法律规定进行的，按照安全生产程序规定案件应当由行政机关法治部门进行审查后进行呈批，没有看到内部审查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听证具备合法性。原告对证据一和证据十一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二至证据十的原告质证意见，根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故对以上证据予以认定。
对于被告新区安监局提交的事实类证据，原告对证据一至九、十二的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十、十一关联性不认可，不认可被告的证明目的。对询问笔录原告认为被告取笔录存在诱导、断章取义情况。但原告在质证过程中未提交有力证据对自己观点予以佐证，故对原告的质证意见，本院不予支持。对于被告提交本案处罚时的事实类证据系在行政程序中依法制作获取的，取证及时，客观真实，能够相互印证，具备合法性、关联性，故本院对被告所提交的上述证据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原告黄玉宏系天津宏发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发远公司）总经理，实际经营人。2017年1月9日上午10时左右，原告黄玉宏电话告知习某把车上的水箱卸下来，有活要干，之后习某即找来陈震驾驶宏发远公司的牌照号为津Ａ×××××福田牌货车和宏发远公司临时工王可达（已死亡）一起到大港油田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市政分公司维修车间，由陈震操作吊卸水箱时，因操作不当导致水箱坠落，造成王可达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51.72万元的责任事故。
事发当日，习某即向原告黄玉宏电话报告了事故情况。2017年1月9日原告黄玉宏即向大港安监报告了事故情况。后由滨海新区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由被告滨海新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滨海新区市场监管局、滨海新区监察局、滨海新区总工会和海滨街道办事处等部门组成的，并邀请滨海新区检察院大港反渎职侵权局派员参加的“1.9”事故调查组。该事故调查组经调查形成了《天津宏发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1.9”一般重伤事故调查报告》，认定此次事故为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认定事故的直接原因系起重机向西移动时，吊索脱钩。事故的间接原因是宏发远公司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作业人员不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不熟悉起重机的安全操作规程，不掌握安全操作技能，未向作业人员如实告知吊卸水箱作业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宏发远公司总经理，实际经营人黄玉宏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组织制定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作业现场安全管理工作不到位，未督促、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调查组建议对黄玉宏处以上一年年收入30%罚款的行政处罚。被告新区安监局于2017年3月6日将该事故调查报告及书面请示上报滨海新区人民政府，滨海新区人民政府于2017年3月10日书面批复同意事故调查组对事故原因的分析和事故责任的认定及提出的对有关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处理意见。
后被告于2017年3月23日对涉案事故进行立案调查，经调查后于2017年3月27日向原告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和《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告知原告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拟对其作出72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告知其享有听证的权利，有权提出陈述和申辩。在接到原告提出的听证申请后，被告于2017年4月12日组织了听证并于2017年4月25日形成《听证会报告书》。2017年5月22日被告经过集体讨论，于2017年5月23日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个人）》并于2017年5月23日直接送达原告。原告不服，诉至本院。
另查，被告就涉案生产安全事故同时对宏发远公司处以罚款35万元的行政处罚。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条第一款之规定，被告新区安监局作为辖区范围内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和对辖区内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予以处理的法定职责。在本案中，被告履行了调查询问、告知、听证、作出处罚决定并送达等行政程序，其行政程序合法。关于原告所提交的证据与被告提交证据不一致问题，本院认为原被告提交各自证据所证明的目的并不矛盾。原告提交的由公安部门制作的笔录以及最终刑事法律文书，其所证明的主要方向均系涉嫌犯罪及构成何种犯罪为主；而被告所提交的证据其所证明方向主要是以原告是否对公司疏于管理，以及是否委托他人从事业务的公司行为为主。本院认为，被告所提交的证据系行政处罚的重要依据，其所取证证明的细节更加具体，且多人证据系在第一时间取得，真实可信，故本院予以认定。关于原告所称被告取得的笔录系采用诱导方式，断章取义等辩解意见，本院考虑原告系行为能力正常之人，其均在笔录上签字按印，此行为原告并未举证辩驳，故本院对此辩解意见，不予采信。据此，被告提供的证据能够证实，原告作为公司的总经理，实际经营人，未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一）项，被告根据案件情况，决定处以上一年年收入的百分之三十的处罚，本院应予支持。但在本案中，根据被告提交的证据显示，原告单位出具的原告上一年年收入并非系被告所认定处罚数额的依据。据此，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且未在法律规定的处罚幅度内作出，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2017年5月23日对原告黄玉宏作出的（津滨）安监罚〔2017〕03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个人）》。
二、责令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于15个工作日内重新作出处理。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承担（原告已预交本院）。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孙国文
人民陪审员 朱永华
人民陪审员 张彦海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于玲玲
书 记 员 刘 维
附：法律释明：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