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云04民终10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义乌市绣丽花边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义乌市义亭镇黄林山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朱祖弟，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大为，浙江宁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志成，浙江星耀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云南新天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玉兴路**号中轴大厦*****层。
法定代表人：薛金根，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者文滨，云南滇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如锦，云南滇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义乌市绣丽花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绣丽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云南新天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天地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法院（2016）云0402民初28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3月3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绣丽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大为，被上诉人新天地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者文滨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情况：
原告新天地公司诉称：被告绣丽公司因资金周转需要向原告借款500万元，承诺短期内归还。经财务审核后原告于2015年6月17日通过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向被告指定帐户汇款人民币500万元。此后被告一直未归还该笔借款。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赔还原告借款本金500万元；2、判令被告承担诉讼费。
原告新天地公司针对其诉讼请求提供了以下证据：一、原告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各一份，欲证明原告在本案中主体资格适格；二、被告企业登记信息复印件一份，欲证明被告的基本情况；三、新天地公司付款申请单原件、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原件各一份，欲证明2015年6月17日被告借款，原告出借人民币500万元给被告并已打到被告指定账户的事实，所打款项已注明是借款而非还款；四、原告公司财务总监朱碧云书面说明一份，欲证明500万元不是还款，是被告急需用款向原告借的借款；五、股东会议纪要一份，欲证明600万元还了以后还剩下400万元，股东会把月利率3%调整为月利率1%。
经质证，被告绣丽公司对原告新天地公司所举证据的证据一、二无异议；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并自认当时确实收到了500万元，当时也确实是以借款的形式向原告借的，但之后双方确认该笔款抵作还款，而非借款；对证据四真实性无意见，但提出当时借条通过微信发给朱碧云之后，在原告法定代表人薛金根回义乌的时候，被告法定代表人朱祖弟就将借条原件交付给了薛金根，之后原、被告双方将这笔借款确认为是原告对被告的还款，所以借条原件还给了被告法定代表人并已撕毁；对证据五真实性无异议，认为与其要举证的确认函能相互印证，证明原告公司向股东借款的事实。
被告绣丽公司辩称，原告所诉款项并非借款，实质是还款，而且这个内容是经过双方进行过确认的，至今为止，被告没有欠原告任何借款，相反是原告欠被告借款，被告已经在浙江省义乌市法院对原告提起诉讼。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针对其抗辩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一、中国工商银行凭证原件及银行流水打印件各一份，欲证明被告通过被告法定代表人朱祖弟的账号于2013年12月5日汇给原告法定代表人薛金根600万元；二、收款收据原件及《三方协议》原件各一份，欲证明原告收到600万元款项，并且以三方协议的形式确认600万元款项作为原告向被告的借款；三、2016年7月3日《确认函》原件一份，欲证明截止2016年5月25日原告尚欠被告借款本金400万元及相应利息。
经质证，原告新天地公司对被告绣丽公司所举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提出证据一中的600万元是当时原告在玉溪注册，被告法定代表人朱祖弟以股东名义来参与公司入股，所占股份是1%；证据二中收款收据是原告收到被告的出资款，《三方协议》能反映600万元与2013年汇到原告法定代表人薛金根帐户上的款是同一笔，是被告的出资款；证据三中《确认函》不能说明400万元是原告的欠款，而且明确了分两次偿还，即使400万元是确认原告欠被告的借款也不到还款期。
原审法院于2016年9月22日受理本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经审理，原审认为，新天地公司、绣丽公司所举证据双方对真实性均无异议，予以确认。本案所涉500万元双方均认可最初是借款性质，但之后是否转换成新天地公司对绣丽公司的还款双方各执已见。对此，从双方所举证据可反映，新天地公司、绣丽公司之间及公司法定代表人之间均有款项往来，这些往来的款项是何性质，现本案中无法认定，但绣丽公司作为主要抗辩依据的《确认函》中载明新天地公司欠绣丽公司的是“用于新天地建设项目的股东借款”，与绣丽公司向新天地公司借的500万元是否为同一性质在本案中就现有证据无法确认，而新天地公司、绣丽公司双方借贷500万元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在绣丽公司目前无有效证据证实该笔借款确已赔还或500万元能在其举证的《确认函》“用于新天地建设项目的股东借款”款项中结算抵销情况下，仍应承担该笔借款的赔还责任。故应认定新天地公司主张的500万元借款并未转换为对绣丽公司的还款。综上所述，绣丽公司应赔还新天地公司500万元借款，对新天地公司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之规定，判决：“由被告义乌市绣丽花边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赔还原告云南新天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借款500万元。”
宣判后，绣丽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绣丽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理由为：一、原审认定被上诉人交付给上诉人的500万元款项最终仍然是借款，而非还款，认定事实错误。1、本案所涉款项只有两笔，第一笔600万元，从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可以反映出两公司法定代表人之间的该笔款项，最终确认为被上诉人向上诉人的借款，该款项性质清楚，足以认定；第二笔500万元，被上诉人主张系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的借款，上诉人承认原为借款，但后因被上诉人无法及时支付第一笔600万元的借款利息，该500万元借款变更为600万元借款的还款。据此，上述两笔款项性质均为民间借贷，原审认为双方之间及双方法定代表人之间均有款项往来，这些往来款项是何性质无法认定错误。2、原审认为《确认函》载明的用于新天地建设项目的股东借款与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借的500万元是否是同一性质无法确认错误，500万元最终是借款还是还款双方有争议，但两笔款项均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往来款项，性质均属民间借贷，性质系由法律关系决定，不能因为用途不同即认为性质不同。3、原审错误的进行举证责任分配，最终得出500万元仍应当偿还的错误结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上诉人已针对自己的抗辩提供了充分、合理的证据，此时，原审应当要求被上诉人继续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仍欠被上诉人借款。二、原审没有查明本案关键事实，即径行判决，导致认定事实错误。一审中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借款600万元，上诉人因临时周转向被上诉人借款500万元，后因被上诉人未支付600万元的借款利息，借款500万元协商确认为还款500万元，最终双方对借款本金、利息进行结算后形成《确认函》，确认被上诉人尚欠上诉人借款本息465.05万元。而被上诉人主张600万元不是借款，是股东出资款，《确认函》中465.05万元金额的形成，是不包含本案所涉500万元还款的，是有其它还款的，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同时无法解释该金额如何形成。上述事实决定着500万元款项最终认定为借款还是还款，原审没有审查，也没有要求被上诉人进一步提供证据，最终导致关键事实认定错误。三、原判没有认定事实。原审判决中认定事实如下：对于双方无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但纵观全案，上诉人根本无法看出原审法院认定了什么事实。四、原判不合法，更不合常理，结算必然是对双方互相往来款项的整体结算。四、本案存在巨大争议，原审适用简易程序违法。
新天地公司答辩称，上诉人上诉理由逻辑混乱，错误的将600万与500万两笔款项混为一谈，两笔款项性质不同，没有法律上的关联性；一审举证责任分配合法合理。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当事人当庭未提交新证据。
针对双方关系及借款形成、确认函如何出具等事实，双方代理人在二审庭审中均作了陈述。上诉人绣丽公司代理人陈述：上诉人是被上诉人的股东，另外有400万的股东出资款，与本案无关；一审时被上诉人提供过工商登记，明确的注册资本就是4个亿，上诉人的股东出资就是400万，600万是公司向个人的借款。《确认函》中载明“用于新天地建设项目的股东借款”，很明确就是公司向股东的借款；《确认函》是双方结算确认后，被上诉人寄给上诉人，上诉人7月3日盖章；关于利息的问题，被上诉人提交过一份会议纪要，提到之前按月利率3%计算，之后调整为1%，可见从出具三方协议那天开始就应该计算利息，之前的利息支付过两个季度；《确认函》载明本金400万元，利息65.05万元是这样得来的：600万的借款本金，2014年7月26日至2015年4月25日拖欠162万元的利息，按三分利算，另外是薛金根欠上诉人的138万元，有确认函予以确认，以上合起来减去上诉人借给被上诉人的500万元，就形成本金400万元，利息是2015年4月26日至2015年5月25日，会计根据双方利率调整之后的计算方式确认的，也是按照三分利计算的，但是被上诉人中间归还了500万元，所以计算的基数发生了变化，基数具体是多少被上诉人更清楚，因是被上诉人的财务总监算出来的，上诉人只清楚大概的计算方式，具体计算情况没有了解；500万元借款出具过借条，该借条在结算确认之后就撕毁了，具体情况是：当时绣丽公司法定代表人朱祖弟在义乌，写了借条后发了微信给新天地公司财务总监朱碧云，后来朱碧云给了新天地公司法定代表人薛金根，后双方确认500万是用于还款的，确认之后借条就撕毁了。
被上诉人新天地公司代理人陈述：上诉人是被上诉人新天地公司的股东，新天地公司的注册资金是10个亿，上诉人占1%，也就是1000万，其中400万就是注册资本出资，剩余的600万作为流动资金，为了考虑股东利益，后才将600万转化为借款，但是股东不可以把这笔款退出来；从《确认函》的字面理解看确实是借款；《确认函》上最终的465.05万元是还过本金、利息后计算扣减之后的金额，具体如何计算的代理人不清楚；绣丽公司陈述的400万的来源，涉及公司、个人，关于利息的具体计算问题，上诉人也说不清楚；利息是开了股东会之后确认的；3%的利率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另外，不能把公司和个人的款项混为一谈；上诉人提到的对138万元进行确认的《确认函》确属双方实际签订过的材料；对于500万元借款是否出具借条的情况，因当时上诉人在义乌，上诉人借款，被上诉人的财务就把500万款项打给上诉人，后来让上诉人出具借条，但上诉人没有出具，只是通过微信发到被上诉人财务总监朱碧云的手机上；之所以出具本案所涉《确认函》，就是因为股东和公司之间已经发生矛盾，但是之前矛盾没有提到桌面上来，后来上诉人向公司借了500万，经公司财务催促后上诉人才写了借条，以微信形式发过来，公司财务才进行了做账，但起诉之后去找资料，并未找到上述微信记录，另外因财务人员手机丢了，故手机上也找不到了。
为查明本案事实，本院依法对新天地公司原财务总监朱碧云及该公司工作人员赵连英进行调查并制作了调查笔录。朱碧云陈述，其于2013年6月到2016年2月底在新天地公司做财务总监，现还在公司工作，担任董事长助理；本案所涉的500万元款项，当时绣丽公司通过微信发过一个借条给其，根据老板的指示其就把500万元汇给了绣丽公司，因为绣丽公司最早是说银行贷款资金到期，只是过桥周转一下，几天时间就可以还了，所以就没有找他们要借条原件，其也没有将微信下载下来作为存根；后来绣丽公司一直没有还钱，其催了很多次，绣丽公司都说钱还没有贷出来，其催了几次之后绣丽公司就喊其直接跟老板说就行了，意思是绣丽公司不拿回来了，在这个过程中，倒是没有要求过绣丽公司将借条原件补过来；400万是2013年5月15日朱祖弟作为注册资金打过来的，2014年12月25日各个股东的600万就都要到位了，其只知道朱祖弟的600万是在2014年1月份由薛总的账户转过来的，至于他们之间的账是怎么转的，就不清楚了，薛总当时说这600万就是绣丽公司的投资，所以其就这样做账了；600万是作为公司向股东的借款，利息开始说按3分，后来开了股东会，利息进行了相应的调整，股东会决议上都有记录，最早的时候付过一部分利息，是通过薛总的账户付的，所以具体付了几个月，如何付的其不清楚；这600万元，大约2015年年底之前，薛总给了其一个像银行流水的单子，金额是500万，说是朱祖弟拿走的款项，让其从账上跟他扣减了；对于一审卷32页的确认函的形成，当时股东会开了以后，因为利息做了调整，大家就提出对公司向股东借款的尚欠金额做个明确，当时算绣丽公司的，其算的是本金还欠100万，因为薛总之前拿过500万的条子来，要求抵扣，新天地公司最早向绣丽公司借的是600万元，所以扣减了以后就剩100万，但朱祖弟不同意，他说他跟薛总之间还有账，其就让朱祖弟去找薛总，后来他们怎么谈的其不清楚，其公司这边就又交了两张三方协议来，其中一张是138万，一张是162万，其就将这两张协议交给赵会计，由她进行做账，这份确认函就是其公司做账后出具给绣丽公司的，其中本金400万元就是绣丽公司借给新天地公司的600万元，扣减了薛总拿来的条子上载明的500万元，再加上那两张三方协议确定的一笔138万、一笔162万形成的，利息65.05万元具体是如何计算的，其就不清楚了；薛总拿来的像银行流水一样的单据，以及后来加上去的两份三方协议即138万一份、162万一份，这三份材料其公司做账都有记录的，其会交给公司代理人，由其向法庭提交；其中的138万的三方协议就是二审中绣丽公司提交给法庭的2016年5月25日这份。赵连英陈述，其是2015年11月18日到云南，来了以后没有做具体的事情，只是了解之前的财务记录，2016年3月份担任新天地公司财务总经理，具体负责相关的财务事宜；本案所涉的500万元款项，借款当时其还没有到公司，关于这笔款项的事情其不清楚；600万公司向股东的借款，其来的时候600万元账是挂在那里的，至于是不是借款其就不清楚了；另外还有一笔绣丽公司向新天地的借款500万元，还有一笔是薛总打给朱祖弟的500万元，薛总在上面签了字，要求财务予以确认；另外还有两张三方协议，一张138万，一张162万，当时其根据公司要求，对上述款项进行确认，后出具了确认函，确定本金是400万，也就是上面说到的600万扣减了薛总拿来的条子上的500万加上三方协议确定的138万和162万，利息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其记不太清楚了；薛总拿来的500万元需要抵扣的单子，与新天地公司借给绣丽公司的500万不是同一笔，新天地借给绣丽公司的是500万的一笔，薛总拿来的单子上的总共是三笔，而且是薛总的个人账户打到朱祖弟的个人账户，其中一笔是300万，另外两笔各100万。经质证，新天地公司对二人的陈述无异议。绣丽公司对二人的陈述不予认可。经审查，本院认为，本院依法进行调查制作的调查笔录，程序合法、但因朱碧云、赵连英均为新天地公司工作人员，与新天地公司存在利害关系，故对于二人的陈述，本院将结合相关证据予以确认。
后被上诉人新天地公司根据本院要求提交了朱碧云、赵连英提到的新天地公司法定代表人薛金根拿给财务做账的500万元的单据及两份三方协议（即138万一份、162万一份）。经质证，绣丽公司对138万元的三方协议无异议，对162万元的三方协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实际情况应以《关于配合完善财务手续的函》为准，对于新天地公司法定代表人薛金根签名的500万元的单据，认为系薛金根自己制作，并非银行流水，且内容不真实，故不予认可。同时，绣丽公司又补充提交了以下证据：1、朱祖弟与薛金根个人账户往来的银行流水清单一份，欲证明6月7日朱祖弟与薛金根所借的300万元，已于2014年6月12日进行了偿还，连本带利共计还款3018000元；2、“关于配合完善财务手续的函”一份，欲证明金额为162万元的三方协议来源是新天地公司应向绣丽公司支付的600万元借款的利息；3、起诉状一份、受理案件通知书一份、金额为1500万元的借条一份，欲证明薛金根签字的单据中的2015年11月8日的100万元系薛金根个人向朱祖弟个人借款1500万元的利息还款。经质证，新天地公司对银行流水清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6月12日的3018000元系6月7日的300万的还款；对“关于配合完善财务手续的函”真实性无异议，表示162万的函及协议的形成，以公司财务工作人员的陈述为准；对起诉状、受理案件通知书、金额为1500万元的借条，认为朱祖弟起诉薛金根案还未开庭，该诉状能否得到法院支持及借条是否客观真实都有待法院审理，对于绣丽公司主张的11月8日的100万是还1500万元的利息不予认可。后新天地公司针对薛金根签字的500万元的单据，重新提交了一份银行流水清单，该清单显示，2014年6月7日，薛金根通过个人账户向朱祖弟个人账户支付款项300万元，同年7月2日，又支付款项1000万元，2015年11月8日，再次支付款项100万元。新天地公司主张7月2日的1000万元，其中的100万元就是新天地公司财务人员提到的“2014年7月2日100万”，另外的900万元是用于偿还2014年6月份以前的900万元的借款。经质证，绣丽公司对该银行流水清单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7月2日的1000万元系朱祖弟与薛金根个人之间款项的往来，与本案无关，该款已于7月4日通过朱祖弟儿子账户还清本金及利息；该证据恰好可以反映出新天地公司之前提供的500万元的清单系伪造的。经审查，本院认为，新天地公司提交的公司法定代表人薛金根签字的500万元的单据系公司单方制作，故本院不予采信，两份三方协议（即138万一份、162万一份）真实、合法，本院予以采信；绣丽公司提交的银行流水清单、“关于配合完善财务手续的函”真实、合法，本院予以采信，其提交的起诉状、受理案件通知书、金额为1500万元的借条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新天地公司后针对薛金根签字的500万元的单据，重新提交的银行流水清单，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因该三笔款项均为新天地公司法定代表人薛金根与绣丽公司法定代表人朱祖弟个人之间账户往来的款项，双方并未以书面协议或其他方式确认过将上述款项转为公司与公司之间的款项，故本院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定。
二审经审理认定如下法律事实：2013年12月5日，绣丽公司法定代表人朱祖弟从其账户将600万款项转给新天地公司法定代表人薛金根。2014年1月25日，新天地公司出具了《收款收据》，载明：“今收到义乌市绣丽花边有限公司（交来）朱祖弟汇入款2013年12月25日薛金根转入公司金额600万元。”同日，绣丽公司作为甲方，新天地公司作为乙方，薛金根作为丙方，共同签订了《三方协议》，约定：“丙方欠甲方款项人民币：大写陆佰万元整（小写6000000元）。现经三方协商，一致同意：丙方欠甲方的款项陆佰万元整（小写6000000元）整由乙方从乙方欠丙方的款项中支付给甲方，协议生效后，甲、乙、丙三方做相应的会计处理调整。此协议一式三份，三方各执一份，经三方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三方均在该协议上签字盖章。2015年6月17日，新天地公司向绣丽公司汇款500万元，汇款凭据上注明用途为借款。2016年6月16日，新天地公司召开股东会，形成了会议纪要，明确：针对股东的投资和借款的利息支付问题，董事长薛金根作了原则性表态：为了减少工程施工和融资的资金压力，建议原股东的借款2016年5月25日前的利息仍执行月利率3%，2016年5月26日以后每股400万借款利息为月利率1%，超过每股400万的部分借款按月利率3%计算，同时支付利息前提是在公司融资6亿贷款进入公司后，分期、分批支付部分利息的承诺，大家表示赞同。2016年7月3日，新天地公司向绣丽公司出具了《确认函》，确认内容如下：“截止2016年5月25日我公司欠贵公司用于新天地项目建设的股东借款本息合计465.05万元（其中：本金400万元，利息65.05万元）。一、根据2016年第一次股东会决议内容：2016年5月26日起的股东借款计息利率分两种计算，每1%股份（400万元）借款以内的按月利率1%计息，超出部分按月利率3%计算，利息每季度支付一次，贵单位借款本金262万元的利息按月利率1%计算；二、我公司欠贵公司的400万元股东借款按以下还款方式支付：1、2017年12月31日前归还本金200万元及利息；2、2018年5月31日前归还本金200万元及利息。”2016年9月22日，新天地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绣丽公司赔还借款本金500万元并承担诉讼费。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六十六条规定：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本案中，新天地公司主张其公司与绣丽公司存在借贷关系，提交了金额为500万元的新天地公司付款申请单及网上银行电子回单，绣丽公司对双方存在500万元的借款关系也予以认可，故应认定双方500万元借款关系的真实性。本案二审现争议的焦点为该500万元借款是否已经抵扣？绣丽公司对借款500万元的事实予以认可，但抗辩主张该500万元已经与新天地公司欠其公司的600万元本金及利息进行抵扣，并于2016年7月3日形成《确认函》予以明确，对此，经审查，2014年1月25日，新天地公司与绣丽公司确实就2013年12月25日由绣丽公司法定代表人朱祖弟转到新天地公司法定代表人薛金根账户上的600万元形成过协议，约定薛金根欠绣丽公司的款项600万元由新天地公司从公司欠薛金根的款项中支付给绣丽公司，根据上述协议，绣丽公司与新天地公司形成了600万元的借款关系，绣丽公司系债权人，新天地公司系债务人。该笔款项与2015年6月17日绣丽公司向新天地公司的借款500万元性质均为借款，且借款的主体相同，两家公司在两笔借款中互为债权人、债务人。另外，根据新天地公司2016年6月16日召开股东会的会议纪要，针对绣丽公司出借给新天地公司的600万元款项，明确了2016年5月25日前的利息仍执行月利率3%，2016年5月26日以后每股400万借款利息为月利率1%，超过每股400万的部分借款按月利率3%计算。庭审中，绣丽公司对于2016年7月3日形成的《确认函》上载明的本金400万元，利息65.05万元如何得来进行了陈述，其公司陈述为600万的借款本金，加上2014年7月26日至2015年4月25日拖欠的162万元利息（按三分利算），以及2016年5月25日形成的另一《确认函》确认的新天地公司另欠绣丽公司的138万元，以上合起来减去新天地公司借给绣丽公司的500万元，就形成本金400万元及相应利息。绣丽公司上述陈述有三方协议、“关于配合完善财务手续的函”等为据，也符合常理。后新天地公司认可确实抵扣过500万元，但认为抵扣的是另外的500万元，与本案所涉500万元并非同一笔，对此，经审查，新天地公司主张抵扣的500万元（新天地公司主张为三笔，一笔300万元，两笔各100万元）其中100万元并无明确的银行凭据，且该500万元均属公司法定代表人之间个人款项往来，并无证据证明已转化为公司与公司之间的款项往来，故新天地公司主张抵扣的是另外500万元，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据此，结合本案双方主张及所涉证据，新天地公司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借贷诉讼，绣丽公司抗辩该转账凭证载明的金额500万元已经进行了抵扣，并提交了相应证据予以证明。现新天地公司未能提交借据等书面材料证实双方仍然存在该500万元的借款关系，也未能对双方最终形成的《确认函》上载明的本金及利息金额作出合理说明，故新天地公司就借贷关系仍然存在未能完成举证证明责任，对其要求绣丽公司偿还借款500万元的主张不予支持。绣丽公司上诉要求驳回新天地公司诉讼请求的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综上，原判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六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法院（2016）云0402民初2878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云南新天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34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云南新天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荆 燕
审判员 王 丽
审判员 ＸＸＸ
二〇一七年五月五日
书记员 李潇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