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2民终478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卫安保安服务(上海)有限公司(原名：上海智慧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
法定代表人：许德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鼎元，上海市广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阿妮，上海市广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上海城仕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
法定代表人：谢爱国，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黎，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文志，上海市袁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卫安保安服务(上海)有限公司因与上诉人上海城仕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0民初118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卫安保安服务(上海)有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四、五项，改判驳回上海城仕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仕公司)要求支付逾期支付服务费违约金的诉请；撤销一审判决第六项，改判驳回城仕公司要求支付单方终止合同违约金的诉请；撤销一审判决第七项，改判城仕公司支付违约金528,142元、城仕公司返还代垫社保补贴及餐费23,640元。事实与理由：一、就延迟支付服务费的原因，一审事实认定错误。事实是因为城仕公司怠于告知开票信息而使卫安保安服务(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卫安公司)无法及时开票，业主无法及时付款，卫安公司自然无法按约向城仕公司付款，故付款流程迟延是城仕公司自己造成的，并非卫安公司违约。二、卫安公司迟延支付城仕公司十五万元有合同依据，也有特殊理由。因另有案外人针对本案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正在进行，卫安公司暂扣相应款项，既是为了使生效法律文书得以履行，也是为了防止合同约定的“因履行项目合同导致劳动争议，一切赔偿均由城仕公司承担”内容落空。三、卫安公司并非单方��除合同，合同对续约有明确约定，且城仕公司在合同到期前暨招投标结果前就解散了项目团队，是以行为表示无意继续参与新一期的项目合同，强制续约有违合同意思自治。四、城仕公司应当向卫安公司支付违约金，城仕公司未及时支付劳动报酬已经符合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支付条款，且其未依法履行披露义务，还欺骗了卫安公司，未为部分员工缴纳社保。另外，卫安公司代垫的社保补贴和餐费都有相应的证据证明，城仕公司应予返还。
被上诉人上海城仕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辩称：卫安公司所称迟延支付服务费的理由不成立，城仕公司不存在确认开票金额的义务，卫安公司向案外人开具发票是其对案外人的义务，与城仕公司无关。关于十五万元，卫安公司以劳动仲裁为由暂扣，没有依据，合同也没有相关约定。关于单方解除合同，只要卫安公司与案外人续约���原人事代理合同继续履行，招投标只是签订合同的方式之一，城仕公司一直在案外公司项目上投入服务至2015年9月30日，因此不存在提前解散团队的情况。城仕公司的员工有签劳动合同的也有签劳务合同的，因此部分支付了社保金而部分支付了社保补偿金，与合同约定一致。关于代付的社保补贴和餐费，一审法院已经认定依据不足，城仕公司认为不存在，不应支付。
上诉人上海城仕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四、五项，改判卫安公司支付城仕公司滞纳金446,549.85元、逾期支付服务费违约金577,625.60元；撤销一审判决第六项，改判卫安公司支付单方终止合同违约金1,444,064元。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关于“城仕公司延期支付9月工人工资，卫安公司确可以拒付该期间服务费”的说法，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合同对卫安公司支付服务费有明确约定��并没有约定若城仕公司延期支付工资，就可以拒付服务费；且城仕公司未能如期支付工资完全是因为卫安公司长期拖欠服务费达90多万元所致。故卫安公司拖欠服务费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理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另外，一审法院随意对违约金进行调整，有违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系法律适用错误。关于逾期支付服务费的违约金，一审法院若认为合用约定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和滞纳金存在重复，应当择一适用，而非擅自调整为按照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关于单方终止合同的违约金，合同明确约定为月服务费的5倍，一审法院擅自调整为1倍，显然也违背公平和诚信原因。一审法院调整后的违约金远远不足以弥补城仕公司的损失，使得卫安公司非但没有因为自己的违约行为收到惩罚，反而获得巨大利益，无疑变相鼓励违约，产生不好的司法导向。
被上诉人卫安保安服务(上海)有限公司辩称：城仕公司员工叶黎确认开票事宜是有合同约定的，且卫安公司与案外人的合同中也约定联系人为叶黎，因此开票金额只有经叶黎确认后卫安公司才能开票。关于违约金，即便卫安公司承担违约责任，无论依据滞纳金或违约金计算方式，显然过高，一审法院的判决足以弥补其损失，且城仕公司所谓的预期利益并没有发生，卫安公司自身也有损失。
上诉人卫安保安服务(上海)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卫安公司、城仕公司于2013年10月11日签订的《人事代理服务合同》(编号为ZH-
XXXXXXXXX)；2、判令城仕公司支付卫安公司违约金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528,142元；3、要求城仕公司返还卫安公司垫付的工人工资149,904.6元；4、要求城仕公司返还卫安公司垫付的社保21,570元；5、要求城仕公司返还卫安公司垫付的未休年假工资9,565.5元；6、要求城仕公司返还卫安公司垫付的餐费17,304元。城仕公司不同意卫安公司的所有诉讼请求，并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卫安公司支付城仕公司服务费390,299.85元；2、判令卫安公司支付城仕公司未及时支付服务费违约金577,625.6元；3、判令卫安公司支付城仕公司滞纳金446,549.85元(以150,000元为本从金，自2015年11月16日起算至实际支付日止；以240,299.85元为本金，自2016年1月29日起算至实际支付日止，均按日千分之五的利率计算)；4、判令卫安公司支付城仕公司单方终止合同的违约金1,444,064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2013年，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斯利康公司)作为甲方、卫安公司(原名“上海智慧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作为乙方，共同签订《上海市保安服务行业人力防范合同书》并约定：甲方聘请乙方提供保安服务；合同有效期限自2013年9月1��至2015年9月30日止。甲方可以在合同期限届满前两个月内提出续约，乙方同意续约的，双方可就续约事宜达成协议；服务地点：亮景路、哈雷路每人每月保安服务费为4,715.55元。此项保安服务费包含：见阿斯利康服务采购补充协议；付款方式、服务内、履行方式参见阿斯利康服务采购补充协议；等等。该合同后附《阿斯利康服务采购补充协议》，该协议约定如下，服务接受方：阿斯利康公司，联系人为SamXiao；服务提供方：卫安公司，联系人为叶黎；服务内容：阿斯利康张江园区1期、2期及哈雷路保安服务；服务费用支付：每月服务通过服务接受方验收并经双方确认服务费用和KPI考核结果后，服务提供方于次月初提交发票，服务接受方收受供应商发票后60个日历内支付；服务验收：通过服务接受方验收。合同履行前双方须对KPI考核相关条款及方式达成一致；在服务提供���提供服务违约的情况下，服务接受方有权减价后接受服务；合同期限：本合同服务期限为2013年9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双方关于合同延期和续约的协商和确认应当于本合同有效期满之日一个月前完成，否则本合同至期限届满之日自然终止；服务价格：2013年9月交接期服务费用按照实际到岗人数和不同岗位人员单价计算服务费。亮景路号服务，2013年10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未正式运营期，月度服务费用为188,570元(全岗全配40人)，此费用包含所有相关服务费用和税费，除服务接受方另有额外服务需求，服务接受方不再支付其他任何费用。(若岗位人员配备不齐，则按实际到岗人数和不同岗位人员单价计算每月服务费)。哈雷路服务开始时间根据服务接受方要求另行安排，月度服务费为75,501元(全岗全配16人)。(若岗位人员配备不齐，则按实际到岗人数和不同岗位人员单价计算每月服务费)。如服务提供方根据服务接收方要求提供额外加班服务，按照以下标准支付加班费，工作日加班为25元/人/小时、双休日加班为35元/人/小时、国定节假日加班为50元/人/小时.(含一切加班相关费用)。后附保安服务费组成明细：亮景路每月价格总计188,570元，人均价格为4,714.25元，拉雷路每月价格总计75,501元，人均价格为4,718.81元，两处每月价格总计264,071元，人均价格为4,715.55元；付款方式：卫安公司将在每月初准备并提交上月服务费发票，客户必须在收到发票后60天内付款。备注：a)以上价格包含营业税、安全人员工资及福利。b)以上价格包含安全人员工作餐费补贴。c)以上价格包含安全岗节假日加班费。d)以上报价为二年期合同报价，合同期内不做任何调整。e)实际运营需要增加岗位，相关价格参照以上对应岗位单价；附有KPI保安服务评审表，评审表对评审项目、���审标准、分值作了详细列明，对评分标准和扣费标准亦作了列明；“KPI’s”是指“补充文件”中所列的阿斯利康的关键绩效指标。
2013年10月11日，卫安公司作为甲方、城仕公司作为乙方签订《人事代理服务合同》(编号：ZH-
XXXXXXXXX)，鉴于甲方向阿斯利康公司提供保安服务(以下简称“阿斯利康保安服务项目”)，为此委托乙方进行人事代理、管理咨询和营运调控咨询服务。……第二条、乙方的服务范围、要求按照“阿斯利康保安服务项目”中“服务提供方”的服务范围、要求为限。第三条、双方确认由乙方(特指乙方任职人员叶黎或由叶黎书面指定的人员)依照本合同提供相关服务时，除非合同约定的合同解除或终止的情况出现，甲方不得已任何理由拒绝、干涉、阻挠或采取其他妨碍乙方履行本合同义务和权利的行为。第四条、根据甲方需求，对通过各类渠道招聘录用的人员，由乙方按国家有关用工政策规定审核。甲方审核派遣人员提供的盖有乙方与派遣人员签字盖章后的劳动合同或其他劳务关系合同文本准确无误后，方可允许派遣人员上岗工作。乙方必须提供与服务人员签订的劳动合同或其他劳务关系合同复印件给甲方备案。第五条、乙方依照法律规定进行人员用工安排并负责处理劳动争议、工伤事故等与劳动或劳务有关的一切事宜，由此所产生的一切纠纷(赔偿、补偿等)均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甲方派遣人员除外。……第七条、双方确认除非本合同约定的合同解除或终止的情况出现，甲方z均应无条件的按期向乙方支付以下款项：1、人事代理及管理咨询服务费。2、“阿斯利康保安服务项目”中服务人员工资(含社保及意外保险)。3、“阿斯利康保安服务项目”中服务人员产生的其他货币性收益及福利包括但不限��加班费、各类补贴、津贴、奖励分红、实物发放等。第1、2、3项款总金额为“阿斯利康保安服务项目”中确认的实际金额和实物的90%，再扣除由甲方派遣人员的工资、社保后的余额。第八条、就本合同第七条约定的款项，双方确认在甲方收到阿斯利康公司相应服务款项并收到由乙方开具相应的服务发票后10天内支付乙方钱款。鉴于甲方与阿斯利康签订的“阿斯利康保安服务项目”采购补充协议内付款方式中约定甲方应于每月除提交上月服务费发票，阿斯利康在收到发票后60天内支付服务费。因此甲方确认，由于甲方未按时提交服务费发票导致阿斯利康未支付相应服务款项的，则自从约定提交发票之日起第60天，视为甲方已收到阿斯利康公司相应的服务款项。第九条、因履行本合同需要，就“阿斯利康保安服务项目”中的服务内容、管理营运、人事安排、款物发放���信息双方均有义务向对方如实披露。乙方应无条件向甲方提供派遣人员的社保及意外保险缴纳单据或证明。第十条、本合同仅限以下情况可由任何一方提出解除：1、乙方未按劳动合同或其他劳务关系合同约定发薪日发放“阿斯利康保安服务项目”中服务人员工资延期1个月。2、“阿斯利康保安服务项目”被阿斯利康公司单方合法解除。第十一条、“阿斯利康保安服务项目”期满终止的，本合同亦自然终止，期满续约的，本合同亦自然延续。第十二条、违约责任：12.1乙方未按劳动合同或其他劳务关系合同约定发薪日发放“阿斯利康保安服务项目”中服务人员工资每延期1个月，按照“阿斯利康保安服务项目”中月服务费的1倍支付违约金，甲方未按时支付乙方本合同第七条约定的款项的除外。12.2甲方逾期履行付款义务的，以“阿斯利康保安服务项目”中月服务费为基���承担每逾期一天5‰的滞纳金直至其实际支付时止，若逾期支付超过1个月的，甲方除了承担相应的滞纳金之外，还需支付乙方“阿斯利康保安服务项目”中月服务费2倍的违约金。12.3违反本合同第二条、第三条约定的，违约金为按照“阿斯利康保安服务项目”中1个月的服务费。12.4违反本合同约定单方解除合同的，按照“阿斯利康保安服务项目”中月服务费的5倍向对方支付违约金。12.5就“阿斯利康保安服务项目”中的服务内容、管理营运、人事安排、款物发放等信息，在对方的要求下仍决绝披露或因提供不实信息造成“阿斯利康保安服务项目”现场运营损失的，违约金为按照“阿斯利康保安服务项目”中1个月的服务费。12.6若因乙方在服务过程中的违规、失职或未按照“阿斯利康保安服务项目”中“服务提供方”的服务要求提供服务等导致受服务方受到直接或间接���失的(受服务方要求甲方赔偿的部分)，由乙方给予赔付。本合同违约责任中“阿斯利康保安服务项目月服务费标准”以违约情况发生前阿斯利康公司实际支付的月服务费用数额最高的月服务费确定。第十四条、甲方联系人为陈继光，乙方联系人为叶黎。……第十七条、本合同附件“阿斯利康服务采购补充协议”与本合同构成一体，在履行本合同的过程中所有涉及“阿斯利康服务采购补充协议”中的内容对双方均有效力。等等。
2015年7月12日，城仕公司向卫安公司开具发票5张，项目为“代发工资、代缴社保”，其中1张金额为88,059.7元，其余4张金额均为99,000元。同日，城仕公司向卫安公司开具发票1张，项目为“管理服务费”，金额为2,000元。上述发票中，包含2015年3月-4月少开的金额3,960元和卫安公司和城仕公司其他合同项下的款项500元，其余均为“阿斯利康���安服务项目”2015年5月-6月的发票，金额为481,599.7元。上述发票，卫安公司称其于2015年8月31日收到，而城仕公司称开票后几日内即交付给卫安公司，但无交付凭证。2015年9月30日，城仕公司向卫安公司开具发票5张，项目为“代发工资、代缴社保”，其中1张金额为80,139.7元，其余4张金额均为99,990元。同日，城仕公司向卫安公司开具发票1张，项目为“管理服务费”，金额为1,500元。上述发票，为“阿斯利康保安服务项目”2015年7月-8月的发票,金额为481,599.7元，城仕公司于当日即交付给卫安公司。
2015年8月3日，卫安公司向阿斯利康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开具发票4张，项目为“张江园区一期保安服务费”，备注“2015年5月-6月保安服务费”，其中3张金额为99,000元，1张金额为4,795.2元。同日，卫安公司向阿斯利康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开具发票1张，项目为“张江园区二期保安服务费”，备注“2015年5月-6月”，金额为75,448.8元。同日，卫安公司向阿斯利康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开具发票2张，项目为“哈雷路保安服务费”，金额为75,448.8元，备注分别为“2015年5月”、“2015年6月”。同日，卫安公司向阿斯利康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开具发票1张，项目为“访客亭保安服务费”，备注“2015年5月-6月”，金额为27,184元。上述发票金额共计555,325.6元。同年9月25日，卫安公司向阿斯利康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开具发票4张，项目为“张江园区一期保安服务费”，备注“2015年7月-8月保安服务费”，其中3张金额为99,000元，1张金额为4,795.2元。同日，卫安公司向阿斯利康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开具发票1张，项目为“张江园区二期保安服务费”，备注“2015年7月-8月保安服务费”，金额为75,448.8元。同日，卫安公司向阿斯利康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开具发票2张，项目��“哈雷路保安服务费”，金额为75,448.8元，备注分别为“2015年7月”、“2015年8月”。同日，卫安公司向阿斯利康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开具发票1张，项目为“访客亭保安服务费”，备注“2015年7月-8月”，金额为27,184元。上述发票金额共计555,325.6元。上述发票原告提交了存根联，均有叶黎的签字。关于为何有叶黎的签字，卫安公司表示这些发票金额是经过叶黎签字确认的，而城仕公司表示，发票已经开出来，不存在再签字确认的情况。叶黎签字是因为城仕公司向卫安公司催款，而卫安公司表示其没有时间送发票，就让叶黎送发票，所以叶黎拿了发票原件并在存根联上签字。卫安公司开给阿斯利康公司的发票大部分都是原告开好以后通知叶黎提交给阿斯利康的。一审审理中，叶黎称，具体提交发票的日期记不清楚了。
2015年11月4日，阿斯利康投资(中国)有限公司支付卫安公司款项54,368元；同年同月19日，阿斯利康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分支付卫安公司三笔款项，金额分别为603,590.4元、301795.2元、150,897.6元。以上金额共计1,110,651.2元。
2015年11月27日，卫安公司支付城仕公司款项817,659.4元，备注“代发工资及社保”。双方均确认，该款项系支付城仕公司向卫安公司于2015年7月12日和同年9月30日开具的发票项下的服务费，“阿斯利康保安服务项目”2015年5月-8月的服务费尚欠150,000元未支付。一审审理中，卫安公司表示，白云仲裁案件已经经过法院判决且已经生效，故同意支付剩余的150,000元。城仕公司表示，其并未表示同意该150,000元待白云仲裁案件结束后再行支付。
城仕公司于2015年9月30日离开阿斯利康保安服务项目。
2016年2月，城仕公司向卫安公司开具2015年9月的服务费发票，金额为240,299.85元。随后，城���公司在向卫安公司提交过程中遭拒收。
一审审理中，卫安公司为了证明其与阿斯利康公司于2015年9月之后的合同系通过招投标形式重新签订的，而不是续约，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1、2015年7月、8月期间，卫安公司与阿斯利康公司人员之间的邮件往来，从内容来看，双方在就阿斯利康2015年安保服务招投标事宜进行沟通。对该证据，卫安公司未进行公证，城仕公司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认为从内容来看，双方从2015年7月就开始就开始谈续约，卫安公司并未告知城仕公司，反而告知城仕公司其与阿斯利康不再续约。2、(2016)沪卢证经字第4794号、4795号、4796号公证书，公证书的内容为阿斯利康公司职员肖靖明和赵越之间的邮件往来，从内容来看，双方在就阿斯利康2015年安保服务招投标事宜进行沟通，2015年9月16日邮件中有内容“附件是我们两个队保安项目的打分，你看看是否可以”、2015年9月14日邮件中有内容“阿斯利康保安服务方案-
中保华安XXXXXXXX-pdf；阿斯利康2015保安服务标书-智慧XXXXXXXX-
pdf”、2015年7月31日邮件中有内容“各位供应商：你好，欢迎参加阿斯利康2015保安服务招投标。请各位根据下面的时间表准时提供贵公司的报价和方案书”。卫安公司认为上述证据可以反映就“阿斯利康保安服务项目”卫安公司并没有和阿斯利康公司续约，而是需要重新招投标，2015年9月中下旬的时候还不知道是否能中标。卫安公司于9月底中标，10月正式签订合同。卫安公司于2015年7、8月份时口头就告知了城仕公司阿斯利康保安项目需要重新招投标。而劳动仲裁裁决书已经查明部分反映城仕公司已经于9月18日解散保安团队，可见，是城仕公司以实际行为表示并不想和卫安公司继续合作阿斯利康项目。故卫安公司亦未将招投标的结果告知��仕公司，但城仕公司应当是知晓的。卫安公司于9月底中标，10月正式签订合同。城仕公司对上述公证书中的邮件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由于阿斯利康还有其他保安项目，并不能反映就是本案的涉案保安项目，劳动仲裁裁决书已经查明部分并不能反映城仕公司已经于9月18日解散保安团队，被告直至2015年9月30日之后才离开项目。且卫安公司与阿斯利康公司之间通过重新招投标的形式签订合同只是形式，亦属于系争《人事代理服务合同》所约定的期满续约，故系争《人事代理服务合同》应当自然延续。但卫安公司以欺骗手段使城仕公司离开项目，属于违约单方终止合同，应当支付违约金。
一审审理中，经法庭释明要求卫安公司提供卫安公司与阿斯利康公司于2015年10月1日之后的合作合同，但卫安公司称因涉及商业秘密，所以不愿意提交与阿斯利康2015年10月之后的��安合同。
一审审理中，卫安公司为了证明其向阿斯利康公司开具发票事宜是由叶黎负责，其是根据叶黎提供的服务费金额开票，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1、(2016)沪卢证经字第4798号公证书，内容反映2013年10月17日，阿斯利康公司涉案项目负责人肖靖明给卫安公司的负责人温显法和城仕公司的涉案项目负责人叶黎就现场保安的执勤情况进行沟通，并称“即上述几个问题我公司决定，扣除当月服务费1%”；2、(2016)沪卢证经字第4799号、4800号公证书，内容是叶黎和肖靖明之间的短信和微信往来，内容有叶黎发给肖靖明“哈雷路费用的抬头是AZ无锡伐？”、“帮我问问Max哈雷路明细，谢谢”等。有肖靖明发给叶黎“阿斯利康(无锡)贸易有限公司服务费297-1345,000元、阿斯利康(无锡)贸易有限公司服务费367-1343,000元、阿斯利康(无锡)贸易有限公司服务费366-1342,000元、阿斯利康(无锡)贸易有限公司服务费296-1340,000元”、“YQ的发票等等开”、“yp发票帮我开过来”、“发票别忘了”等。卫安公司认为上述短信记录可以反映，卫安公司开具给阿斯利康公司的服务费发票的金额是叶黎和肖靖明予以确认后再告知卫安公司，卫安公司再开具发票。城仕公司对上述公证书中的内容无异议，但不认可卫安公司所要证明的内容，并不能证明卫安公司开给阿斯利康公司的发票是经过城仕公司确认的事实，“帮我问问Max哈雷路明细”仅仅是卫安公司的温总让叶黎问肖靖明的，“YQ、yq”都是“英确公司”的简称，四张发票也是替英确公司开具的，和阿斯利康保安服务项目无关。叶黎仅负责现场的保安管理，不负责财务包括开票和金额的确认，这是卫安公司和阿斯利康公司之间的事情。
一审审理中，卫安公司为了证明其垫付了阿斯利康保安服务项目中保安人员的2015年9月工资，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1、叶黎于2015年10月26日发给案外人卢某的邮件，其中列明阿斯利康安保项目保安人员2015年9月的工资标准,明细如下：刘冬4,460元、吕刚6,088元、吴选进5,998%2B380=6,378元、李庭5328元、徐小为3,020元、陆徐明4,856元、朱月勇3,522元、韩磊2,183元、邓贤斌4,085元、张华3,150元、付廷圆2,798元、张明生3,040元、朱志法2,375元、董强2,520元、王平2,943元、肖金喜2,178元、叶卫国2,598元、李耀耀3,621元、白小同2,030元、朱新法2,175元、江浩3,460元、张建良2,945元、孙多好3,890元、王中华3,619元、张培贵2,743%2B145=2,888元、沈伟4,162元、江大伟870元、姚斌1,728元、ＸＸＸ1,728元、管志岗(2,020元走勰列、2,768走公司)、宋明德(2,020元走勰列、1,535走公司)、于俊敏(2,020元走勰列、682走公司)、陆惠德2,778元、黄有权2,380元、吴林军3,084元、张正斗3,381元、王建伟2,176元、何良2,729元、李连义2,717元、时芳彬5,261元、田亚云4,750元、杨士杰3,634元、杨健4,058元、王法强3,280元、张兴义3,662元、张思思2,726元、章旭2,175元、朱崇慧5,275元、白云3,469元。对此，城仕公司无异议，但是认为其中的标准并不准确，而是叶黎为了借钱而进行的备注，与实际情况并不完全相符。2、有保安人员“张明生、田亚运、杨健、沈伟、李海锋、王法强、管志岗、邓贤彬、王建伟、张正斗、杨士杰、王中华、李耀耀、朱志法、于俊敏、时芳彬、姚斌、何良、朱新法、陆惠德、李连义、王平、李庭、韩磊、张建良、江浩、张培贵、宋明德、张华、吴林军、叶卫国、刘冬、孙多好、吴选进、吕刚、张兴义、江大伟、朱月勇、白小同、徐小为、董强、黄友权、付廷圆、肖金喜”于2015年11月28日出具的《工资收款证明》，载明：已收到上海智慧保安服务��限公司支付的2015年9月份全部工资及福利。对此，城仕公司表示上述收据中签字的人员都是涉案项目的保安人员，但真实性无法确认，其中亦未明确标准和金额。3、卫安公司的支付凭证：(1)2015年10月28日至2015年11月3日期间，案外人朱伟杰通过银行向上述人员支付款项的电子银行业务回单,支付金额为：张明生3,040元、田亚运4,738元、杨健4,052元、沈伟4,283元、李海锋1,728元、王法强3,280元、管志岗2,768元、邓贤彬4,085元、王建伟2,176元、张正斗3,381元、杨士杰3,634元、王中华3,619元、李耀耀3,621元、朱志法2,375元、于俊敏680元、时芳彬5,253元、姚斌1,728元、何良2,731、朱新法2,175元、陆惠德2,778元、李连义2,717元、王平2,943、李庭4,526元、韩磊2,183元、张建良2,945元、江浩3,460元、张培贵2,888元、宋明德1,535元、张华3,150元、吴林军3,084元、叶卫国2,598元、孙多好3,890元、吴选进5,558元、���刚5,450元、张兴义3,662元、江大伟870元、朱月勇3,522元、白小同2,030元、徐小为3,020元、董强2,520元、黄友权2,380元、付廷圆2,798元、肖金喜2,178元、张思思3,856元、陆徐明4,856元、汪云明6,060元。2015年11月26日，朱伟杰通过电子银行转账向刘冬支付9,715.9元。(2)2015年10月21日，案外人管斌通过电子银行向白云支付的款项3,470.25元，附言：2015年9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工资。2016年3月1日，案外人刘冬通过电子银行向章旭支付款项2,175元，附言：2015年8月工资。(3)2015年10月29日，上海勰列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勰列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向管志岗、宋明德、于俊敏分别支付款项2020元的贷记凭证，留言“工资”。对于上述转账凭证中，卫安公司主张向刘冬垫付的工资金额为3,515.4元，对于向汪云明垫付的6,060元在本案中并未主张。城仕公司对上述付款凭证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不认可，且与收据的时间无法印证。从内容来看，付款人是朱伟杰、刘冬和管斌，和卫安公司无关。即便都是卫安公司支付的，也不能证明支付的都是2015年9月期间的工资。实际支付的与城仕公司发给卢某邮件中的标准有部分出入。支付给汪云明的款项不认可，叶黎发给案外人邮件中提到的“走勰列”中“勰列”是指勰烈公司，“2,020走勰列”是指管志岗、宋明德、于俊敏这三个人的社保由勰烈公司代为缴纳，城仕公司再将勰烈公司代为缴纳的社保款项支付给勰烈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汪云明,“2,020”是指缴纳社保的基数。至于勰烈公司于2015年10月29日支付给管志岗、宋明德、于俊敏的2,020元，属于擅自支付，并不是被告要求的。对此，卫安公司表示“2,020走勰列”就是指这三个人的部分工资2,020元由勰烈公司代发。勰烈公司代发了这三个人的工资共计6,060元，卫安公司再将款项��付给汪云明。
卫安公司为了证明其垫付了阿斯利康保安服务项目中保安人员的带薪年休假工资，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1、有安保安“张华、吴林军、宋明德、管志岗、陆惠德”于2015年9月30日出具的《应休未休年休假工资申请》，均要求卫安公司支付城仕公司应付而未付带薪年休假工资。2、上述人员于2015年10月28日出具的《现金收条》。城仕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员工是否享受未休年休假公司属于城仕公司内部事宜，且城仕公司已经全部支付完毕，不需要再支付。卫安公司无权利也无义务支付上述款项。
卫安公司为了证明其垫付了阿斯利康保安服务项目中保安人员的未交社保补贴，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1、叶黎于2015年10月26日发给案外人卢某的邮件，其中列明阿斯利康安保项目保安人员2015年9月的社保补贴,明细如下：宋明德530元、于俊敏450元、陆惠德490元、黄有权440元、陆徐明580元、付廷圆440元、朱志法460元、李庭690元、董强450元、白小同630元、张建良550元、孙多好680元、杨士杰520元。2、2016年2月4日，朱伟杰通过电子银行支付给“张正斗170元、朱新法300元、朱志法460元、ＸＸＸ100元、孙多好630元、宋明德530元、邓贤彬190元、张兴义450元、于俊敏450元、管志岗250元、王平170元、时芳彬280元、张培贵1**元、杨士杰520元、江浩430元、王法强180元、张明生140元、张建良550元、陆徐明580元、何良150元、王建伟120元、肖金喜120元、李庭690元、田亚云5**元、姚斌100元、陆惠德490元、付廷圆440元、杨健460元、韩磊160元、张华190元、沈伟280元、叶卫国340元、李连义150元、江大伟60元、李耀耀250元、王中华470元”，附言“未交社保补贴”。城仕公司对电子银行回单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不认可，上述人员大���分都留在阿斯利康保安项目中了，社保补贴就应该由卫安公司支付。且付款时间均在保安人员出具收条的时间之后，不合常理。其中，只有邮件中列明的13个人应当支付社保补贴，金额就是邮件中列明的标准，但其中三个人即黄有权、董强、白小同的支付凭证没有，其余26人不需要发放社保补贴。
卫安公司为了证明其垫付了阿斯利康保安服务项目中截止2015年9月30日城仕公司尚欠第三方韩二龙餐饮费17,304元，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1、韩二龙于2016年6月18日出具的收条，称收到卫安公司代为支付城仕公司2015年7月-9月餐费，累计17,304元。2、刘冬于2015年11月4日发给叶黎的邮件，称“目前还剩余14,813元未付，手里还剩余4964元，还需要支付9,849元，具体见附件。”附件为AZ餐费明细。3、2016年6月18日，刘冬通过电子银行支付韩二龙款项17,410元，附言为“AZ餐费欠款”。城仕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不予确认，称不认识韩二龙，且城仕公司已经不欠餐费。刘冬于2016年6月才支付该款项，与城仕公司无关。
对于上述所有卫安公司主张代为垫付的费用，卫安公司表示未得到城仕公司授权；对于代付工资、未休年假公司、社保补贴及餐费的金额，亦未得到城仕公司的确认，发放标准根据叶黎给案外人卢某的邮件和考勤来确定的。
一审庭审中，管斌作为卫安公司证人到庭陈述，其是卫安公司的实际负责人温显法的朋友。其于2015年10月21日支付给白云的钱，是卫安公司的实际负责人温显法让其代卫安公司为支付的。其于2015年10月27日、10月29日分两笔转账给朱伟杰的150,000元，系卫安公司向其的借款，用于卫安公司的资金周转。对此，卫安公司补充提交了管斌转账给朱伟杰150,000元的电子银行回单。城仕公司对该电子银行回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缺乏关联性。
朱伟杰作为卫安公司证人到庭陈述，其一直在阿斯利康项目中任保安部主管，2016年4月左右离开该项目。由于城仕公司未按时发放工资，很多保安消极怠工。为了安抚员工情绪，卫安公司让其用管斌支付给其的钱支付保安2015年9月期间的工资。发放标准是按照考勤记录计算出来的。2015年10月以后，涉案项目很多保安人员离职，还有很少一部分在做。关于2016年2月发放的社保补贴，不记得发的是几月份的了，标准也不记得了，也是卫安公司的温总让其发的。对此，城仕公司表示，朱伟杰的证人证言的效力有问题，其很多情形都不记得了，也未解释社保补贴为何在2016年2月才发放，亦不知道发放的标准。
刘冬作为卫安公司证人到庭陈述，其一直在阿斯利康项目中工作，2015年9月30日之前与城仕公司建立劳动关系，之后与卫安公司建立劳动关系。2015年5月-8月期间在项目中负责定外卖事宜，并负责支付餐费。韩二龙是送外卖的，刘冬于2015年11月4日向叶黎发某邮件催要欠韩二龙的餐费。截至2015年9月30日一共欠韩二龙餐费17,000多元，城仕公司一直未支付。刘冬无奈向卫安公司申请，卫安公司就把欠韩二龙的餐费都给刘冬，刘冬于2016年6月18日将餐费支付给了韩二龙，一共17,000多元。刘冬在2015年9月份期间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工作岗位，工资应该只有1、2千块钱，是朱伟杰以现金的形式支付的。朱伟杰于2015年11月26日转账给刘冬的钱款9,715.9元不是支付刘冬的工资，是让刘冬用于支付2015年9月入职到阿斯利康项目的员工的工资，具体是哪些员工记不清了。
肖靖明作为卫安公司证人到庭陈述，其是阿斯利康公司在涉案项目中的负责人，在涉案项目中与卫安公司项目负责���叶黎对接。卫安公司每月开具的服务费发票是根据阿斯利康公司根据对项目的KPI考评结果来确定的，如人员是否来齐、服务是否到位等。考评后，阿斯利康公司进行打分，并让进行叶黎确认，确认是叶黎口头确认，没有书面材料。叶黎确认后卫安公司再开具发票。阿斯利康公司有根据KPI考评扣过卫安公司服务费，但具体什么时候记不得了。2015年5月-9月没有扣过服务费。2015年9月的保安服务没有间断过。2015年10月之后，涉案项目的保安人员有一定的变动。阿斯利康公司除了涉案保安项目，还有其他保安项目即亮景路3期。卫安公司每月的服务费发票都是叶黎提交给肖靖明。卫安公司提交的肖靖明与叶黎的信息中“YQ”的意思是“一期”；2013年12月10日提到的四笔费用是上海英确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确公司”)的，英确公司是阿斯利康公司的第三方公司，因为���有财务，所以让叶黎帮英确公司开发票。阿斯利康和卫安公司重新签订合同时间为2015年9月。对此，城仕公司认为项目履行过程中并没有KPI考评，阿斯利康公司也从来没有因为任何原因扣过卫安公司的服务费。业务管理确认和财务确认是两回事，叶黎只负责现场运营管理，不负责财务方面的事务，卫安公司与阿斯利康公司之间的开票和资金结算，是卫安公司自己的事情。
一审审理中，卫安公司确认：1、其已经收到阿斯利康公司支付涉案项目的的2015年9月全额服务费。2、系争保安服务项目履行过程中，阿斯利康公司并未因为KPI考评扣减过服务费。城仕公司确认：1、其至今未支付该项目中保安人员2015年9月的工资(其中章旭是8月工资)。2、至今未有保安人员向其索要未付工资。3、城仕公司两个月开一次发票给卫安公司，卫安公司亦两个月开一次发票给阿斯利���公司。
另查明，卫安公司原名上海智慧保安服务有限公司，于2015年12月16日准予变更登记为卫安保安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2013年9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在阿斯利康保安项目中提供保安服务的安保人员白云于2015年11月初，因劳动报酬与卫安公司、阿斯利康公司、城仕公司发生争议，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浦东仲裁委“)提出申请，案号为浦劳人仲办字第10072号。2016年2月4日，浦东仲裁委作出裁决书，查明申请人白云于2013年9月5日至2015年9月30日期间在阿斯利康公司工作，2015年9月18日，城仕公司通知白云称阿斯利康项目点截止2015年9月30日不再由城仕公司管理；并认定白云与城仕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与卫安公司存在用工关系。白云不服，遂诉至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法院于2016年8月9日作出判决，判决驳回白云的诉讼请���。后该案并无二审信息。
一审审理中，卫安公司于2017年2月13日向法院提出变更诉讼请求，要求将第1项诉讼请求变更为：确认卫安公司与城仕公司于2013年10月11日签订的编号为ZH-
XXXXXXXXX《人事代理服务合同》无效。具体理由为：1、根据国务院颁布的《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国务院令564号)，城仕公司经营范围中并无保安服务，也未取得提供保安服务的行政许可，系争合同的转包行为违反该效力性强制性规范。2、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被告无劳务派遣的行政许可，因此也不得依劳务派遣为由从事系争合同中的保安服务，故系争合同无效。因为系争合同无效，故合同中约定的续约条款亦无效，城仕公司提出卫安公司单方解除合同的问题亦不成立。同时，卫安公司提出，如果法院认定西政合同有效，则坚持一审庭审中的诉讼���求。对此，城仕公司答辩称，系争合同不是保安服务合同，亦不是劳动派遣合同，故卫安公司认为无效的理由不成立。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五点：一、系争《人事代理服务合同》是否无效。二、城仕公司是否违反披露义务。三、城仕公司未支付2015年9月工人工资是否违约。四、卫安公司代城仕公司垫付工人工资是否可以要求城仕公司返还。五、卫安公司未完全支付2015年5月-9月期间的服务费是否违约。六、卫安公司未与城仕公司续签合同是否违约。
对于争议焦点一，系争《人事代理服务合同》是否无效。被告提出系争《人事代理服务合同》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于2017年2月13日要求变更诉讼请求，请求确认系争《人事代理服务合同》无效。一审法院认为，1、卫安公司和阿斯利康公司签订《上海市保安服务行业人力防范合同书》，由卫安公司向阿斯利康公司提供保安服务，卫安公司再委托城仕公司进行人事代理、管理咨询和营运调控咨询服务，并系争《人事代理服务合同》。故虽然城仕公司虽无保安服务的行政许可，系争《人事代理服务合同》并未违反《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的强制性规定。2、《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实施办法》属于部门规章，即便违反亦不构成合同无效的条件。综上，卫安公司主张《人事代理服务合同》无效的理由并不成立。但由于变更诉讼请求的申请应当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故卫安公司于庭审终结后提出变更诉讼的申请，一审法院不予受理，即卫安公司的诉讼请求应当以一审庭审中的为准。关于系争《人事代理服务合同》的解除，双方均确认，该合同于2015年9月30日之后并未续约，且被告亦在该日期之后退出该项目，故系争《人事代理服务合同》于2015年9月30日���经解除。
对于争议焦点二，城仕公司是否违反披露义务。卫安公司提出由于城仕公司未按约提供“阿斯利康保安服务项目”中的服务内容、管理营运、人事安排、款物发放等信息，应支付“阿斯利康保安服务项目”1个月服务费的违约金即264071元。因卫安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在2015年9月30日以前双方正常履行合同期间，城仕公司在卫安公司要求下仍拒绝披露前述信息，亦无法证明由此造成阿斯利康项目现场运营损失，故对于该项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难以支持。
对于争议焦点三，城仕公司未支付2015年9月工人工资是否违约。城仕公司称，由于卫安公司未按时支付2015年5-9月的服务费，违约在先，所以城仕公司未支付2015年9月工人工资属于免责情形。由于城仕公司的抗辩涉及争议焦点五，故该问题留至争议焦点五一并阐述。
对于争议焦���四，城仕卫安公司代城仕公司垫付的各项费用是否可以要求城仕公司返还。
1、关于工资。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城仕公司至今未支付2015年9月期间的工人工资，卫安公司代为支付，事实上消灭了本该属于城仕公司的债务。其次，卫安公司作为用工单位，城仕公司作为用人单位，用工单位替用人单位垫付了工人工资，城仕公司理应返还由卫安公司代为支付的工人工资。关于工资的标准，结合城仕公司向案外人发某的邮件中列明的标准，一审法院对卫安公司实际转账凭证支付的金额予以确认。至于刘冬收到的款项9,715.9元，一审法院认为，其支付给章旭的2,175元，系代卫安公司支付的章旭2015年8月的工资，城仕公司理应返还；剩余的款项，刘冬称其卫安公司让其支付其他员工的工资，且用现金支付，其工资也是收到了卫安公司支付的现金，只有一两千元，故一���法院以城仕公司认可的刘冬2015年9月的工资标准2,175元为准，由于刘冬认可已经收到卫安公司支付的2015年9月的工资，故不管何种形式，一审法院认可卫安公司代为支付2,175元，城仕公司理应返还。综上，城仕公司理应返还的工人工资明细如下：张明生3,040元、田亚运4,738元、杨健4,052元、沈伟4,283元、李海锋1,728元、王法强3,280元、管志岗2,768元、邓贤彬4,085元、王建伟2,176元、张正斗3,381元、杨士杰3,634元、王中华3,619元、李耀耀3,621元、朱志法2,375元、于俊敏680元、时芳彬5,253元、姚斌1,728元、何良2,731、朱新法2,175元、陆惠德2,778元、李连义2,717元、王平2,943、李庭4,526元、韩磊2,183元、张建良2,945元、江浩3,460元、张培贵2,888元、宋明德1,535元、张华3,150元、吴林军3,084元、叶卫国2,598元、孙多好3,890元、吴选进5,558元、吕刚5,450元、张兴义3,662元、江大伟870元、朱月勇3,522元、��小同2,030元、徐小为3,020元、董强2,520元、黄友权2,380元、付廷圆2,798元、肖金喜2,178元、张思思3,856元、陆徐明4,856元、刘冬2,175元、白云3,470.25元、章旭2,175元，以上总计148,564.25元。
2、关于卫安公司向保安人员支付的社保补贴。城仕公司表明叶黎的邮件中列明的13位保安人员需要支付社保补贴，且亦未支付。卫安公司于2016年2月向其中10位保安支付了社保补贴，故一审法院对于卫安公司向上述10人支付的社保补贴，城仕公司理应返还，具体明细如下：宋明德530元、于俊敏450元、陆惠德490元、陆徐明580元、付廷圆440元、朱志法460元、李庭690元、张建良550元、孙多好630元、杨士杰520元，以上总计5,340元。至于卫安公司主张的其余保安人员垫付的社保补贴，并无相应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3、关于卫安公司向保安人员支付的未休年假工资以及向案外人韩二龙支付的餐费。卫安公司替城仕公司垫付上述费用并无相应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对于争议焦点五，卫安公司未完全支付2015年5月-9月期间的服务费是否违约。对此，卫安公司表示，1、关于2015年5-8月期间的服务费已经按约支付。其中尚欠的150,000元是由于城仕公司未支付员工白云的工资导致白云申请劳动仲裁，该款项待劳动仲裁结束后，卫安公司再行支付。2、关于2015年9月期间的服务费，卫安公司之所以未支付，一是由于城仕公司未尽到妥善管理的职责；二是由于城仕公司拖欠工人工资超过1个月，按照合同约定，卫安公司可以不用支付服务费。而城仕公司表示，其未支付2015年9月期间的工人工资完全是由于城仕公司未按时支付2015年5-9期间的服务费。故争议焦点三和本争议焦点的关键还是在于卫安公司是否按约支付2015年5月-8月期间的服务费。系争合��约定，在卫安公司收到阿斯利康公司相应服务款项并收到由城仕公司开具相应的服务费发票后10天内支付城仕公司款项。鉴于卫安公司于阿斯利康签订的“阿斯利康保安服务项目”采购补充协议内付款方式中约定卫安公司应于每月初提交上月服务费发票，阿斯利康在收到发票后60天内支付服务费。因此卫安公司确认，由于卫安公司未按时提交服务费发票导致阿斯利康未支付相应服务费款项的，则自从约定提交发票之日起第60天，视为卫安公司已经收到阿斯利康公司相应的服务款项。而按照合同约定，卫安公司应于每个月的次月月初向阿斯利康提交上月的服务费。关于月初的时间跨度，一审法院认定为从每月1日至5日。但由于实际履行过程中，卫安公司和城仕公司均变更了开票的周期，即改为两个月开一次发票，故一审法院认为卫安公司应于2015年7月5日前提交5月-6月期���的发票，于2015年9月5日前提交7月-8月期间的发票。事实上，卫安公司于2015年8月3日开具5月-6月期间的发票，于2015年9月25日开具7月-8月期间的发票，上述发票随即才由城仕公司的叶黎提交给阿斯利康公司，故卫安公司并未按时开具和提交发票。根据合同约定，由于卫安公司未按时提交服务费发票导致阿斯利康未支付相应服务费款项的，则自从约定提交发票之日起第60天，视为卫安公司已经收到阿斯利康公司相应的服务款项。故2015年9月3日，应视为卫安公司已经收到阿斯利康2015年5月-6月期间的服务款项；2015年11月4日，应视为卫安公司已经收到阿斯利康2015年7月-8月期间的服务款项。而城仕公司于2015年7月12日向卫安公司开具了2015年5月-6月期间的发票，按照卫安公司的说法，其于2015年8月31日亦收到上述发票；于2015年9月30日向卫安公司开具并提交了2015年7月-8月期间的发票。故按照合同约定，卫安公司应于2015年9月13日之前支付5月-6月期间的服务费；应于2015年11月14日之前支付7月-8月期间的服务费。而事实上，卫安公司于2015年11月27日向城仕公司支付5月-6月的服务费和7月-8月的部分服务费。故卫安公司已经逾期支付服务费，且针对5月-6月的服务费逾期支付已经超1个月。
至于卫安公司辩称，其未按照合同约定向阿斯利康开具发票，并不是卫安公司的原因，而是城仕公司的原因。主要理由：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阿斯利康公司对“阿斯利康项目”存在一个KPI考核，阿斯利康公司可能会根据考核结果扣除相应的服务费，故每个月的服务费金额并不固定。而“阿斯利康项目”由城仕公司的叶黎负责，亦由叶黎和阿斯利康公司的相关人员对发票金额进行确认，待叶黎和阿斯利康方面确认好每个月的发票金额且叶黎告知卫安公司之后，��安公司再开具相应的发票，并由叶黎提交给阿斯利康公司的相关人员。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卫安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在项目操作过程中，卫安公司向阿斯利康公司开具发票的事宜由叶黎负责，且金额是由叶黎和阿斯利康公司确认的事实。其次，卫安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阿斯利康公司对项目进行KPI考核且根据考核结果扣费的事实。事实上，阿斯利康公司从未根据KPI考核扣费，均全额支付卫安公司服务费。即每个月的岗位、人员固定的前提下，卫安公司开具给阿斯利康公司的发票金额是固定的。综上，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合同约定，卫安公司于次月初开具上月发票是其义务，且卫安公司可以独立开具发票给阿斯利康公司，并不需要叶黎向阿斯利康公司确认金额。退一步讲，即便阿斯利康公司需要对项目运作进行KPI考核，每个月的服务费金额需要根据KPI考核结果决定，且发票金额需要叶黎和阿斯利康公司确认好之后，卫安公司才能开具发票，亦不能免除卫安公司于次月初开具上月发票的义务。综上，被告的上述抗辩理由，一审法院无法采信。
综上，卫安公司已经逾期支付服务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滞纳金。2015年5月-6月的服务费支付已逾期超过1个月，按照合同约定，应当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一审法院予以调整为：以481,599.7元为本金，自2015年9月14日至2015年11月27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计算。至于2015年7月-8月期间的服务费，已经支付的部分逾期支付未超过1个月，不符合合同约定的需要支付违约金的情形。至于2015年7月-8月剩余的150,000元至今尚未支付，卫安公司认为由于涉案项目的员工白云提起劳动仲裁，故卫安公司扣除该款项，待案件结束后再行支付，且城仕公司是表示同意的。���审法院认为，白云仲裁案件并不能作为卫安公司不支付服务费的依据，且并无证据证明城仕公司同意暂扣该款项，对于卫安公司的该抗辩，不予采信。故该150,000元逾期支付亦超过1个月，按照合同约定，需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对此，城仕公司亦主张了逾期付款滞纳金。一审法院认为，不可重复计算，一审法院予以调整为：以150,000元为本金','2018-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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