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鄂孝感中民二初字第00104号
原告（反诉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孝感城东支行。住所地：湖北省孝感市乾坤大道乾坤阳光*号。
负责人姚志敏，该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石和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工作人员。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委托代理人栾洁，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孝感分行工作人员。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被告（反诉原告）孝感华安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湖北省孝感市北京路**号。
法定代表人华改桥，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艳，湖北峰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代为提起反诉、上诉，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等。
被告华改桥。
被告胡珊芳。
被告华红莲。
被告华红萍。
第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号。
负责人程辉，该分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曾梅，江波，湖北元申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原告（反诉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孝感城东支行（工行城东支行）诉被告（反诉原告）孝感华安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安公司）、被告华改桥、胡珊芳、华红莲、华红萍及第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湖北省分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侵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0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华安公司依法提起反诉，要求工行城东支行恢复反诉原告的商业名誉和信用度，并立即消除反诉原告在银行的不良记录及影响。2015年3月5日第三人信达湖北省分公司向本院提出申请，称由于工行城东支行已将涉案债权依法转让给该公司，要求将本案原告由工行城东支行变更为信达湖北省分公司。本院经审查认为，因本案中华安公司对工行城东支行提出了反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九条的规定，工行城东支行不能退出本案诉讼，故依法当庭裁定追加信达湖北省分公司为本案第三人。本院于2014年12月23日、2015年1月29日、2015年3月13日三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反诉被告）工行城东支行代理人石和斌、栾洁，被告（反诉原告）华安公司代理人陈艳，被告华改桥，第三人信达湖北省分公司代理人曾梅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胡珊芳、华红莲、华红萍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工行城东支行诉称，2013年7月31日，工行城东支行与华安公司签订了编号为18120203-2013（城东）字0017号《小企业循环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工行城东支行向华安公司发放贷款1800万元，期限自2013年7月31日至2014年7月28日。同日，工行城东支行与华改桥、胡珊芳、华红莲、华红萍签订了编号为18120203-2013城东（保）字0006号《保证合同》，合同约定：华改桥、胡珊芳、华红莲、华红萍对编号为18120203-2013（城东）字0017号《小企业循环借款合同》项下的1800万元贷款本金、相应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工行城东支行于同日依约发放了贷款1800万元。2012年5月30日，工行城东支行与华安公司签订了编号为18120203-2012年城东（抵）0009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约定：华安公司以其位于孝感市北京路73号的房地产为工行城东支行在2450万元最高额度内向华安公司发放的融资提供抵押，并依法办理了抵押登记。因华安公司出现重大变故，工行城东支行依约向其宣布上述贷款提前到期，要求华安公司偿还上述贷款本息，未果。故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1、华安公司立即偿还贷款本金1800万元及截至2014年9月20日的利息581943元（此后的利息、罚息、复利按合同约定的标准计付至华安公司还清全部贷款本息之日止）；2、工行城东支行对本案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以处置抵押物的价款优先受偿；3、华改桥、胡珊芳、华红莲、华红萍对华安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工行城东支行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一：股东会决议一份、《小企业循环借款合同》一份、工行借款凭证一份、客户逐笔利息查询表一份。拟证明工行城东支行与华安公司签订18120203-2013（城东）字0017号《小企业循环借款合同》且华安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在工行城东支行贷款；工行城东支行已履行了合同约定的放款义务；华安公司截止2014年9月20日欠息581943元。
证据二：最高额抵押合同一份、房屋他项权证一份、土地他项权证一份。拟证明工行城东支行与华安公司签订了18120203-2012年城东（抵）0009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工行城东支行与华安公司之间存在抵押担保关系；工行城东支行对抵押的房屋及土地使用权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证据三、保证合同一份。拟证明工行城东支行与华改桥、胡珊芳、华红莲、华红萍签订了编号为18120203-2012年城东（抵）0009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工行城东支行与华改桥、胡珊芳、华红莲、华红萍之间存在保证担保关系。
证据四、贷款催收通知书二份、宣布融资提前到期通知书一份、挂号信回执单五份。拟证明工行城东支行要求华安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要求华改桥、胡珊芳、华红莲、华红萍履行保证责任，并通过邮局向贷款人及担保人邮寄催款通知书、宣布融资提前到期通知书。
证据五：逐笔利息查询清单一份。拟证明华安公司自2013年8月至2014年利息支付情况，华安公司自2014年4月起未按月支付利息。
证据六：分期还款协议书一份、分期还款补充协议书一份。拟证明华安公司未在2014年6月归还贷款200万元，工行城东支行不能为其办理再融资，遂按约定宣布贷款全部提前到期并要求华安公司立即偿还。
证据七：《贷款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条文、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拟证明工行城东支行与华安公司签订的《小企业循环贷款合同》中关于计收逾期罚息的约定符合法律规定。
华安公司答辩称，一、工行城东支行诉状中所述与事实不符。答辩人从签订合同之日起，就一直严格按合同来履行还款义务，每月依约按时付息。答辩人的经营状况和财务制度一直是良好和规范的，没有违约行为。工行城东支行所称“重大变故”并不存在，其没有任何权利对答辩人要求提前还清贷款。二、工行城东支行违约在先，给答辩人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涉案贷款应于2014年7月31日到期，但在2013年11月答辩人向其他商业银行申请贷款时发现，工行城东支行无故对答辩人的信用情况作不良记录，致使答辩人无法再在任何银行进行商业贷款，严重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多个正在进行的项目被迫中止。综上，工行城东支行歪曲事实，无任何正当理由就单方面宣布贷款提前到期并对答辩人的信用作不良记录。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工行城东支行的诉讼请求。
华安公司为支持其抗辩理由，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一：营业执照及副本各一份、税务登记证一份、组织机构代码证一份、餐饮服务许可证一份、消防安全合格证一份。拟证明华安公司的法人主体身份以及所有经营手续完备齐全。
证据二：《小企业循环借款合同》一份、《网贷通循环借款合同》一份。拟证明两份合同均明确约定：只有借款人构成违约时，贷款人才能宣布借款提前到期。
证据三：《分期还款协议书》一份、《分期还款补充协议书》一份。拟证明两份协议书对上述贷款的还款方式及还款时间都有明确约定。
证据四：华安公司支付工行城东支行借款利息凭证十五份。拟证明华安公司在合同期内每月都按时向银行支付借款利息。
证据五：工行城东支行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拟证明工行城东支行承认当初是由于自身原因造成华安公司贷款短期逾期。
证据六：企业信用报告一份。拟证明工行城东支行在办理借新还旧贷款手续过程中，由于其自身原因，没有提前计划资金配置，造成华安公司的2000万元贷款逾期，在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中成为关注类贷款。
证据七：机构信用代码证一份、荣誉证书一份。拟证明华安公司一直具有良好的信誉。
被告华改桥同意华安公司的答辩意见。被告华改桥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被告胡珊芳、华红莲、华红萍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及证据。
华安公司反诉称，2012年6月因生产经营所需，反诉人在被反诉人处贷款2000万元，到期后双方于2013年7月16日签订了分期还款协议及补充协议，被反诉人同意反诉人按借新还旧、逐年还本付息的方式归还借款，明确约定了反诉人每次还款的时间和金额。协议签订后反诉人依约首次还款200万元。后双方又于2013年7月31日签订了《小企业循环借款合同》，约定被反诉人向反诉人发放1800万元贷款。但由于被反诉人自身配置资金规模的原因，没有及时发放1800万元贷款完成借新还旧工作，造成反诉人还款产生逾期。被反诉人反而将反诉人的信用在人民银行征信系统中作不良申报，导致反诉人无法再在其他商业银行进行贷款。工行城东支行的此行为，不仅对反诉人的经营活动产生严重影响，更对反诉人的商业信誉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特提起反诉，请求法院依法判决：1、被反诉人恢复反诉人的商业名誉和信用情况，并立即消除反诉人在人民银行的不良记录及影响；2、反诉费用由被反诉人承担。
华安公司为支持其反诉请求，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企业信用报告一份。拟证明工行城东支行在2013年11月向人民银行申报华安公司的不良贷款情况，而造成上述情况的责任人是工行城东支行。
证据二：工行城东支行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拟证明工行城东支行承认是由于其自身原因才造成借款的短期逾期现象。
工行城东支行答辩称，一、华安公司提出反诉不符合法定条件。本案本诉为违约之诉，而华安公司的反诉为侵权之诉，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无法达到抵消、动摇或吞并本诉的目的。法院应依法驳回华安公司的反诉，如华安公司坚持起诉，应另案诉讼。二、华安公司诉称内容与事实不符，其不良记录系其贷款逾期及未履行分期还款计划造成。华安公司于2012年5月30日在工行城东支行的2000万元贷款到期后，双方经协商，工行城东支行同意采取“再融资”的方式帮助其度过经营困难，并于2013年7月16日、8月1日分别签订了《分期还款协议书》及《分期还款补充协议书》，要求华安公司采取分期还款方式逐步压缩融资。华安公司于2013年7月31日归还200万元贷款后，双方又签订了《小企业循环借款合同》贷款1800万元，用于华安公司归还前次《网贷通循环借款合同》项下贷款，同日工行城东支行发放该笔贷款。后，由于华安公司未履行分期还款义务，导致工行城东支行不能为其办理再融资，最终导致本笔贷款产生不良信用记录。三、工行城东支行向人民银行征信系统报送相关信息的行为是履行法定义务。根据《贷款通则》及《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各商业银行向当地人民银行报送相关贷款信息，是履行法定义务，执行人民银行的相关规定，并无不当之处。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华安公司的反诉。
工行城东支行为支持其抗辩理由，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网贷通循环借款合同》一份。拟证明华安公司与工行城东支行于2012年5月30日签订借款合同，贷款2000万元，至2013年6月15日华安公司未归还本息，从而形成本笔贷款成为关注状态。
证据二：借款申请书一份。拟证明华安公司于2013年7月1日提交借款申请，以新贷偿还旧贷，导致2000万元贷款逾期（到期日为2013年6月15日）。
证据三：股东会决议一份。拟证明华安公司于2013年7月16日向工行城东支行提交股东会决议，申请贷款以新还旧，故2000万元贷款逾期是由于华安公司自身原因造成的。
证据四：《小企业循环借款合同》一份、借据一份。拟证明华安公司与工行城东支行于2013年7月31日达成再融资协议，在华安公司偿还200万元后，再办理1800万元贷款。但此时2000万元贷款早已逾期形成关注状态，该状态的形成与工行城东支行无关。
证据五：企业信用报告一份。拟证明华安公司的关注记录是2012年2000万元贷款逾期造成的。
证据六：贷款质量分类明细查询单一份。拟证明工行城东支行按规定于2013年6月将2000万元贷款上报为“关注”，同年7月形成“次级”，故工行城东支行出具“说明”时华安公司的“关注”类贷款为2000万元贷款。
证据七：《贷款风险分类指引》一份。
证据八：《中国工商银行客户信息查询和使用通知书》一份、《授权书》一份。
证据九：中国人民银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一份。
证据十：中国人民银行《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一份。
证据十一：中国工商银行《法人客户信贷资产质量十二级分类标准》一份。
证据七至证据十一拟证明工行城东支行将华安公司的贷款情况向人民银行征信系统报送是履行法定义务，符合借款合同约定，同时还获得华安公司的同意和授权。
证据十二：《情况说明》两份。拟证明工行城东支行是基于帮助华安公司消除逾期信用记录产生的影响，便于华安公司在其他银行融资而出具了与事实情况不相符合的书面材料。实际上该逾期记录是由于华安公司未按时归还到期贷款造成的。
信达湖北省分公司述称，由于工行城东支行已于2014年12月26日与信达湖北省分公司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本案项下标的债权依法转让给了信达湖北省分公司，并于2015年1月31日在《湖北日报》上刊登了公告，信达湖北省分公司已成为该诉讼标的的合法债权人。特提出申请，要求将本案诉讼主体由工行城东支行依法变更为信达湖北省分公司。
信达湖北省分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债权转让协议》一份、《清单》一份。拟证明2014年12月26日工行城东支行与信达湖北省分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华安公司所贷1800万元贷款依法转让给信达湖北省分公司。
证据二：《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一份。拟证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联合刊登公告，对华安公司的1800万元予以转让并进行催收。
经庭审质证，华安公司对工行城东支行提交的本诉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中的股东会决议一份、《小企业循环借款合同》一份、工行借款凭证一份无异议，对客户逐笔利息查询表有异议，认为利息金额系由工行城东支行单方计算，应由法院核算；对证据二、证据三无异议；对证据四有异议，认为催收通知书不是华安公司法人代表签名，不认可；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是由于工行城东支行造成1800万元贷款逾期，华安公司才停止按月付息；对证据六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两份分期还款协议均明确约定了还款金额及期限，在华安公司没有“重大变故”的情况下，工行城东支行宣布贷款提前到期没有任何依据；对证据七不认可，认为其不属证据类型，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被告华改桥同意华安公司的质证意见。
工行城东支行对华安公司针对本诉答辩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无异议；对证据二有异议，认为该两份合同与工行城东支行提交的合同不一致，虽然公章是工行城东支行加盖的，但内容不一致，需核实；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正是因为华安公司没有履行分期还款义务，导致1800万元贷款逾期，形成不良贷款；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华安公司按月足额支付了贷款利息；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情况说明是为了支持华安公司的业务发展，使其能够在其他银行融资，才出具了该情况说明；对证据六不认可，认为系华安公司单方调取人民银行征信系统材料，应由法院进行调查；对证据七不认可，认为荣誉证书和信用代码证不能证明华安公司目前具有良好的信誉。
本院仅对工行城东支行、华安公司针对本诉及答辩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于两份借款合同，华安公司持有的两份合同，均有工行城东支行加盖的公章，内容与工行城东支行持有的合同内容不一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当格式合同内容不一致时，将作出对提供格式合同一方的不利解释，故本院对华安公司提交的两份借款合同予以采信。
工行城东支行对华安公司提交的反诉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信用报告中明确载明了2013年1800万元贷款为“关注类”，到2014年就成为“不良类”，说明是1800万元贷款逾期造成华安公司产生“不良”记录，而不是2000万元贷款造成的；对证据二中工行城东支行加盖的公章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工行城东支行是应华安公司的要求出具了该份情况说明，其内容与事实不符。华安公司对工行城东支行提交的针对反诉答辩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证据二、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正是由于工行城东支行未及时发放1800万元贷款，故造成2000万元贷款在2013年11月就形成“关注”类贷款；对证据四不认可，认为与华安公司持有的合同不一致，应以华安公司持有的合同为准；对证据五不认可，认为是工行城东支行违约在先；对证据六、证据七、证据九、证据十、证据十一、证据十二不予质证，认为系工行内部文件，不属证据类型；对证据八不认可，认为该授权书发出的日期在本案贷款日期之前，与本案无关。
被告华改桥同意华安公司的质证意见。
本院仅对华安公司反诉提交的证据及工行城东支行针对反诉答辩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工行城东支行对信达湖北省分公司提交的证据无异议。华安公司对信达湖北省分公司提交的两份证据不认可，认为转让债权时没有依法通知债务人，且该债权转让不合法，对华安公司不产生法律效力。被告华改桥对信达湖北省分公司提交的两份证据不认可，认为工行城东支行及信达湖北省分公司均没有通知债务人及担保人，对债权转让一事不清楚。
本院仅对信达湖北省分公司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根据工行城东支行申请，于2015年3月10日到中国人民银行孝感市中心支行对华安公司的企业信用情况进行了调查。经庭审质证，工行城东支行认为，华安公司企业信用报告的来源合法，内容真实有效。华安公司认为工行城东支行的调查申请是在举证期后向法院提出的，但该企业信用报告与华安公司提交的信用报告是一致的，证明由于工行城东支行未及时发放1800万元贷款，造成2000万元贷款短期逾期，在2013年7月就形成“关注”类贷款。信达湖北省分公司对该企业信用报告无异议。
经审理查明，2012年4月18日，华安公司召开股东会议，股东华改桥、胡珊芳、华红莲、华红萍共同形成“公司股东会决议”：一致同意以华安公司所有的华安酒店4-19层设定最高额抵押向工行城东支行申请授信额度2000万元，申请小企业网络循环贷款2000万元，所有股东一致同意为华安公司的借款提供全程连带责任担保。2012年5月30日，华安公司与工行城东支行签订了编号为18120203-2012（城东）字0015号《网贷通循环借款合同》，约定：华安公司向工行城东支行借款2000万元，每次提款的借款期限最短不少于7天，最长不超过1年，借款利率为固定年利率8.528%，在合同有效期内利率不变，按月结息，担保方式为抵押和保证。同日，华安公司与工行城东支行签订了编号为18120203-2012年城东（抵）字0009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华安公司以其所有的位于孝感市北京路73号的房屋及土地使用权为抵押物，为其在工行城东支行的自2012年6月8日至2017年6月8日的主债权提供担保，最高担保额度为2450万元。合同签订后，即办理了孝感市北京路73号房屋的房屋他项权证及土地使用权他项权证。工行城东支行于2012年6月20日发放了上述借款，出具了借款借据状况报告，报告显示还款日期为2013年6月15日。借款期间华安公司按月支付了借款利息，本金未予归还。借款到期后，华安公司于2013年7月1日向工行城东支行出具借款申请书，要求：在归还200万元原贷款的情况下，办理再融资1800万元，期限一年，以公司所有的华安酒店4-19层作为贷款抵押物。2013年7月16日华安公司与工行城东支行签订一份《分期还款协议书》，约定：贷款人同意借款人按逐年还本付息方式归还全部贷款，贷款分期归还金额和时间，2013年7月首次再融资经贷款人上级行批准后第二天归还本金200万元，2014年6月归还300万元，2014年12月归还200万元，2015年6月归还200万元，2015年12月归还300万元，至2016年6月归还200万元，2016年12月归还300万元，2017年6月归还300万元；本还款方案经贷款人报上级行批准后正式生效；每次贷款到期前3个月借款人向贷款人提出再融资申请，每次再融资期限不超过一年，最后一年到期日不超过双方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到期日。同日，华安公司召开股东会议，股东华改桥、胡珊芳、华红莲、华红萍共同形成“公司股东会决议”：一致同意按公司与工行城东支行签订的《分期还款协议书》归还借款，剩余部分每年向工行城东支行申请办理再融资，用于归还在工行城东支行原借款，具体内容以公司与债权人签订的借款合同、担保合同为准；所有股东一致同意继续为公司向工行城东支行借款提供全程连带责任保证，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如因违反上述声明而导致债权人损失的，由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013年7月31日，工行城东支行与华安公司签订一份编号为18120203-2013年（城东）字0017号《小企业循环借款合同》，约定：借款人华安公司向贷款人工行城东支行借款1800万元，用于归还借款合同号为18120203-2012年（城东）字0015号项下贷款；循环借款额度使用期限为合同生效之日起至2014年1月28日止；借款利率为浮动利率；担保方式为抵押和保证。同日，工行城东支行与被告华改桥、胡珊芳、华红莲、华红萍签订一份编号为18120203-2013年城东（保）字0006号《保证合同》，约定：华改桥、胡珊芳、华红莲、华红萍所担保的主债权为华安公司与工行城东支行2013年7月31日签订的《小企业循环借款合同》项下借款；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为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两年。2013年7月31日，工行城东支行发放了1800万元贷款，出具了借款凭证，凭证显示还款日期为2014年7月28日，交易名称为对公自营贷款发放（本金转账）。同日，华安公司向工行城东支行归还贷款本金200万元。2013年8月1日，工行城东支行与华安公司签订一份《分期还款补充协议书》，约定：借款人按分期还款规定日期，办理相关手续后，确保及时按期归还本金，贷款人按原协议书约定每年发放新贷款偿还前期老贷款，双方确认原协议并承诺履行；2013年7月16日以后因2000万元贷款事项签订的再融资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约定的条款不高于或超过原2000万元小企业循环借款合同及保证合同约定的条件；双方同意以《分期还款协议书》和《分期还款补充协议书》为准。贷款期间华安公司按月支付贷款利息至2014年4月止。2013年11月14日，工行城东支行出具一份“说明”：华安公司为工行城东支行小企业贷款客户，贷款品种为小企业循环贷款，期限一年，到期后重新申请，由于贷款到期正遇半年结账，加上配置资金规模需要计划，不能及时完成借新还旧工作，造成短期逾期现象，特此说明。“说明”材料上加盖了工行城东支行“核算事项证明章”。2014年6月26日，工行城东支行出具通知书，宣布华安公司1800万元贷款提前到期，并以国内挂号信函方式，分别向华安公司、华改桥、胡珊芳、华红莲、华红萍邮寄“致借款人贷款催收通知书”和“致保证人贷款催收通知书”。后华安公司未予还本付息，故工行城东支行具状向本院起诉，要求依法判决：1、华安公司立即偿还贷款本金1800万元及截至2014年9月20日的利息581943元（此后的利息、罚息、复利按合同约定的标准计付至华安公司还清全部贷款本息之日止）；2、工行城东支行对本案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以处置抵押物的价款优先受偿；3、华改桥、胡珊芳、华红莲、华红萍对华安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华安公司及四个人被告承担。诉讼中，华安公司依法提起反诉，要求依法判决由工行城东支行恢复反诉人的商业名誉和信用度，并立即消除反诉人在银行的不良记录及影响。
另查明，2014年12月26日，工行城东支行与第三人信达湖北省分公司签订一份《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工行城东支行转让给信达湖北省分公司的债权为债务人华安公司所欠工行城东支行的不良贷款本金及相应利息，转让债权的账面价值为本金1800万元、利息794616.95元及《最高额抵押合同》和《保证合同》。2015年1月31日，信达湖北省分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在《湖北日报》上联合发布公告，向包括华安公司在内的债务人发出《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还查明，2013年11月12日，华安公司申请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孝感分行对其企业信用情况进行查询，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出具的企业信用报告显示：至2013年11月，华安公司形成“关注”类贷款有两笔，其中已结清贷款2000万元，放款日期为2012年6月20日，到期日期为2013年6月15日，结清日期为2013年7月31日；未结清贷款1800万元，放款日期为2013年7月31日，到期日期为2014年7月28日，贷款形式为借新还旧。本院于2015年3月10日到中国人民银行孝感中心支行查询华安公司企业信用情况，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出具的企业信用报告显示：至2015年3月，华安公司形成“关注”类贷款一笔，授信机构为工行城东支行，已结清贷款2000万元，放款日期为2012年6月20日，到期日期为2013年6月15日，结清日期为2013年7月31日；华安公司形成“损失”类贷款一笔，授信机构为工行城东支行，未结清贷款1800万元，放款日期为2013年7月31日，到期日期为2014年7月28日，贷款形式为借新还旧。
本院认为，本案中，工行城东支行与华安公司2012年5月30日签订《网贷通循环借款合同》，约定由华安公司向工行城东支行贷款2000万元，并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签订后，工行城东支行于2012年6月20日发放2000万元贷款，出具借款借据状况报告，报告显示2000万元贷款约定还款日期为2013年6月15日。合同期内华安公司按月支付了借款利息，本金未予归还。上述合同到期后，华安公司立即于2013年7月16日向工行城东支行提出再融资申请，以归还2000万元贷款。同日双方签订一份《分期还款协议》，约定由华安公司对2000万元贷款按逐年还本付息的方式进行还款。并签订《分期还款补充协议》，对《分期还款协议》进行确认。之后，工行城东支行又与华安公司于2013年7月31日签订一份《小企业循环借款合同》，约定由华安公司贷款1800万元，以归还前次贷款2000万元，并与华改桥、胡珊芳、华红莲、华红萍签订一份《保证合同》，约定由华安公司股东华改桥、胡珊芳、华红莲、华红萍对上述1800万元贷款承担连带责任保证责任。工行城东支行于签订合同当日发放贷款1800万元，直接归还了华安公司前次贷款2000万元中的1800万元，华安公司当日向工行城东支行归还现金200万元。华安公司贷款1800万元后，按月支付利息至2014年4月。2013年11月，华安公司委托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孝感分行对自己的企业信用情况进行查询，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出具的企业信用报告显示，至2013年11月，华安公司已结清贷款2000万元形成“关注”类贷款。华安公司要求工行城东支行作出解释，工行城东支行于2013年11月14日出具书面“说明”：华安公司为工行城东支行小企业贷款客户。由于贷款到期正遇半年结账，加上配置资金规模需要计划，不能及时完成借新还旧工作，造成短暂逾期现象。综上，工行城东支行在华安公司所借2000万元于2013年6月15日到期后，在签订《分期还款协议》及《分期还款补充协议》未实际履行的情况下，又与华安公司签订《小企业循环借款合同》，于2013年7月31日才发放贷款1800万元，尽管贷款2000万元已结清，但还是属于短期逾期，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中形成“关注”类贷款，且至今仍处于“关注”状态。自此华安公司不能在其他商业银行进行融资贷款业务。工行城东支行在办理华安公司借新还旧贷款业务中存在过错，致华安公司于2012年6月20日所贷2000万元贷款形成短期逾期，于2013年11月就形成“关注”类贷款。尽管该2000万元已结清，但仍处于“关注”状态，导致华安公司自此后不能在其他商业银行进行正常的融资贷款业务，对华安公司的商业信誉及正常经营造成一定影响，工行城东支行对此应承担一定责任。故华安公司对工行城东支行的反诉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诉讼中，工行城东支行与信达湖北省分公司依法对华安公司的债权进行了转让，并依法进行了公告，故华安公司应直接向信达湖北省分公司偿还借款本息。工行城东支行与信达湖北省分公司在转让债权清单中载明：华安公司截至基准日本金余额1800万元、利息余额79.4616万元，故华安公司应向信达湖北省分公司偿还借款本息合计1879.4616万元。因华安公司与工行城东支行签订《借款合同》时，还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抵押期间自2012年6月8日至2017年6月8日）及《保证合同》，工行城东支行与信达湖北省分公司在转让债权清单中载明了转让合同有《最高额抵押合同》及《保证合同》，故信达湖北省分公司对华安公司所有的位于孝感市北京路73号华安酒店4-19层房屋拍卖、变卖或折价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华改桥、胡珊芳、华红莲、华红萍应对华安公司偿还借款本息1879.4616万元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据此，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八十五条、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一款、第八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八）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六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九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反诉原告）孝感华安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偿还第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借款本金1800万元、利息79.4616万元，合计1879.4616万元。
二、被告华改桥、胡珊芳、华红莲、华红萍对孝感华安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上述偿还责任向第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三、第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对被告（反诉原告）孝感华安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所有的、位于湖北省孝感市北京路73号华安酒店4-19层房屋依法拍卖、变卖或折价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四、原告（反诉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孝感城东支行对被告（反诉原告）孝感华安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的商业信誉构成侵权。限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孝感城东支行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为孝感华安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五、驳回原告（反诉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孝感城东支行的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和其他义务，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
本案案件受理费13328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孝感华安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反诉费500元由原告（反诉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孝感城东支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递交上诉状时预交按其上诉请求计算的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市东湖支行，户名：湖北省财政厅非税收入财政专户，帐号：17×××69-1。上诉人在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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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赵俊栋与岳庆彬、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邢台市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PubDate\\\\\":\\\\\"2018-0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