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皖01民终2547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政务区怀宁路l639号平安大厦十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5592465973（1-1）。
负责人：张进军，总经��。
委托诉讼代理人：章文兵，安徽世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峰，安徽世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阚舒，男，1972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肥东县。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刘华保，男，1948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肥东县。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陈志凤，女，1949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肥东县。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阚睿睿，女，1998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肥东县。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刘培军，男，1967年9月2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肥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义水，肥东县桥头集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刘凯，男，1991年7月21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肥东县。
上诉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险合肥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阚舒、刘华保、陈志凤、阚睿睿（以下简称阚舒等四人）及刘培军、刘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肥东县人民法院（2017）皖0122民初4306号民事判决书，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平安财险合肥支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并依法改判上诉人在机动车商业三责险范围内不承担赔偿责任（不服原审判决金额500000元）；2、上诉人不承担本案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审判决将本案争议焦点归纳为“驾驶员刘培军在事故发生后弃车离开现场是否属于逃逸”，该争议焦点的归纳将直接影响涉案事实的认定和法律的适用，由此作出的判决结果存在重大误解和错误。具体如下：
（一）本案的争议焦点应当为“驾驶员刘培军在事故发生后弃车离开现场是否属于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的免赔范围”。
上诉人在原审时坚持认为“保险标的驾驶员在事故发生后弃车离开现场属于机动车商业三责险的免赔范围，上诉人在商业三责险范围内不承担赔偿责任”。按照这个抗辩意见，本案应当围绕：“驾驶员事故发生以后是否弃车离开现场”、“保险条款中免除情形是否有效”、“保险人就保险责任免除情形是否尽到提示、说明义务”进行认定，而非争议的是“弃车离开现场是否属于逃逸”。
（二）本案中“驾驶员刘培军在事故发生后弃车离开现场”的事实清楚，双方并无争议，该事实应当给予认定。
无论从《交通事故认定书》中有关事故经过的认定，还是从被上诉人刘培军的举证证明的目的来看，在事故发��后，“刘培军弃车离开事故现场”的事实清楚，应当予以认定。
(三)“弃车离开事故现场”的外延包含“弃车逃逸”的情形，“弃车离开事故现场”本就具有主观能动性，具有主观上的过错。
原审判决从“弃车逃逸”的主客观相一致来认定“驾驶员刘培军”是否存在逃逸的主观故意，系偷换概念。“弃车逃逸”行为，主观上须有较大的故意过错，无需进行举证印证。“弃车离开事故现场”中的“弃车”行为具有一定过错，该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主观上“故意”的过错更大一些。
被上诉人刘培军在原审时举证证明在事发后离开事故现场非自身的主观故意原因所致，但不能以此改变“弃车离开事故现场”的事实。刘培军在发生如此重大交通事故后，辩解“离开事故现场”系“身体不适而就医自救”，直至第二天早上前往交警部���“自首”，与其辩称的“非主观故意”完全不符合常理；如果刘培军主观上没有“离开事故现场”的过错，又为何等到第二天早上才去交警部门“自首”，其违反常理的辩解自相矛盾；其证人证言多数系近亲属的证词，证据效力本就值得商榷。因此，交警部门对其进行“事故发生后离开事故现场”的认定较为客观、准确。
（四）事故发生后离开隔的时间较长，不利于公安机关及时固定证据。原审判决仍然认定上诉人在保险责任内承担赔偿责任，显然有悖树立正确的社会价值观。
被上诉人刘培军事故发生后离开事故现场，公安机关不能在第一时间查验固定证据，以致无法确定刘培军是否属于“酒驾”、“毒驾”或者“顶包”；刘培军离开事故现场后也未及时采取合法、有效措施报警、报险，如果受害人无力自救，可能造成更为严重的损害后果。���此，交通事故发生后，驾驶员弃车离开事故现场，有可能涉嫌毁灭、转移、隐匿证据，也有可能造成不必要的损害后果，也有可能是无意的。原审法院判决，有违法律的公平、正义、公序良俗的基本原则，更是缺乏正确的指引作用。
（五）“驾驶员在事故发生后弃车离开事故现场”属于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约定的免除情况，且该免除条款合法、有效，依法应当给予认定。
依据《保险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本案中，刘培军弃车离���事故现场的行为致保险事故中驾驶人的驾驶状态无法查清，上诉人有权不承担赔偿。
依据《机动车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项驾驶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第1款“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保险人不予承担赔偿责任。该条款明确了“驾驶员弃车离开事故现场”属于责任免除情形。
上诉人原审时提供了投保单、投保人声明及保险条款等证据，该投保单系投保人签字确认，投保人声明处明确了投保人已收到《商业险保险条款》及《免责事项说明书》，其中保险条款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均加黑、加粗处理，位置及字体显目，免责条款又专门摘录成册形成《免责事项说明书》，上诉人作为保险人己尽到提示、说明义务，保险条款中的免除内容合法、有效。
原审判决���上述法律适用无任何说明，仅以“非主观故意弃车离开现场，非逃逸”为由判决认定上诉人承担保险赔偿责任，系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阚舒等四人二审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培军二审辩称：一、被答辩人平安财险合肥支公司上诉理由建立在无论答辩人是否系肇事逃逸，依据商业险格式条款约定均应免赔。答辩人认为这种观点在法律上占不住脚的：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九条：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中的下列条款无效：（一）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者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二）排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可看出该约定是无效的。实际上，从《安徽省高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指导���见》第四条：认定驾驶人事故后逃逸、逃离事故现场、伪造现场、酒后驾驶、无证驾驶、证驾不符等商业三者险合同约定的免责情形的，应以《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为依据，但有相反证据推翻事故认定书的除外。公安交警部门没有作出事故认定书，或者事故认定书未认定驾驶人存在上述情形的，由保险公司承担举证责任。也可看出，只要不是为逃避法律责任追究，为救人、为报警、或者自身疾病等正当合理原因而离开现场，应不属于商业三者险合同约定的免责情形。在本案中，答辩人有充分证据证明不属于事故后逃逸、逃离事故现场等商业三者险合同允许约定的免责情形。上诉人作为保险人，不能违法设定商业三者险合同约定的免责情形。
二、上诉人依据的《保险法》21条，认为答辩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所以不赔偿。答辩人认为该条是建立在投保人故意、或重大过失基础上，是建立在投保人故意、或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保险人无法确定赔偿的基础上，不是未及时通知就一律不赔。本案中答辩人无故意、或重大过失，事故性质交警部门已认定，损失也无法确定部分。故依据该法条也不能免责。
三、上诉人依据所谓的格式的《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项第一款，认为保险人不负责赔偿。答辩人在坚持该条款无效的前提下，提请法庭注意该条款表述，该条款表述为：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该条款前缀语为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本案中答辩人已在自身无力救助情况下，采取了求助朋友救人报警、要求家人报警、病情稍微缓解后投案等一些列措施。可见，上诉人断章取义，欲以此回避赔偿责任也是占不住��的。且答辩人是电子投保，保险公司并没有尽到充分告知义务。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依法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诉请。
刘凯同意刘培军的答辩意见。
阚舒等四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刘培军、刘凯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合计903477.7元（因为保险公司支付了交强险，变更为786377.7元）；2、判令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中心支公司在其承保的机动车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直接赔付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7年07月30日15时50分左右，刘培军驾驶皖Ａ×××××小型轿车沿龙泉路由西向东行驶，至中国人民银行对面路段处，撞到前方刘春兰驾驶的电动三轮车及高显学驾驶的电动三轮车，后车辆失控撞到道路中间护栏及北侧停放的电动自行车（��有人：亓耿忠），造成四车受损、高显学及刘春兰受伤（刘春兰于2017年8月13日经抢救无效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刘培军弃车离开现场。经安徽省肥东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刘培军对本事故负全部责任。
刘春兰受伤后，即被送往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救治，诊断为：重度颅脑损伤、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右侧额颞部硬膜下血肿、脑挫伤、枕骨左侧骨折，两肺挫伤伴炎症、MODS(呼吸、循环、神经系统)。2017年8月13日，刘春兰经抢救无效死亡，用去医疗费87712.20元。
刘培军驾驶皖Ａ×××××小型轿车为刘凯所有，在平安财险合肥支公司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50万元不计免赔商业三者险，本起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事发后，平安财险合肥支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已赔付完毕（阚舒等四人获赔116000元，受害人高显学获赔6000��）。
另查明，受害人刘春兰，女，1974年3月15日出生，户籍地肥东县白龙粮站宿舍，其于2004年12月30与阚舒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女阚睿睿，1998年1月29日出生，均居住于安徽省肥东县撮镇镇花生场宿舍。刘春兰父亲刘华宝，1948年2月10出生，系非农户口，其母亲陈志凤，1949年11月2日出生，户籍为农业户口，两人均居住肥东县白龙粮站宿舍；他们有四子女：刘有斌、刘春梅、刘春兰、刘亚兰。阚舒等四人提供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粮站及居委会证明等证据证明以上事实。
刘培军提供证人证言证明：事故发生后其打电话给事故现场附近的朋友王某，叫他出来救人并报警；其妻子孙某在事故现场附近找到刘培军，见他头晕呕吐遂联系侄女刘某1来接刘培军到医院看病，随后孙某本人打电话并去交警队报警登记。当日晚上，刘培军从医院回来到其妹妹���某2家暂住一晚，第二天和刘某2一起到交警队接收处理。刘培军申请证人王某、刘某1、孙某、刘某2到庭作证并提供病历、出院小结、通话报警记录等证据证明以上事实。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阚舒、刘华保、陈志凤、阚睿睿亲人因交通事故受伤致死，其要求得到赔偿理由正当，依法予以支持，但具体赔偿标准应按法律规定和相关司法解释的精神来进行确定。本起交通事故经公安机关交警部门作出事故责任认定书，对此，双方当事人不持异议，依法予以确认。
本案争议焦点是驾驶员刘培军在事故发生后弃车离开现场是否属于肇事后逃逸。根据规定，交通肇事逃逸是一个主客观相一致的行为，除客观上表现为行为人必须具有逃离现场的外在行为方式，主观上还必须具有逃逸的故意，即明知发生交通事故，为逃避法律追究而故意逃离现场，若仅具备离开现场的外部特征，而不存在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观故意，则不能认定为逃逸。本案中，刘培军在事故发生后短暂离开现场并于第二天早晨去交警队接收调查，且其辩称离开是因为自身疾病突发所致不排除可能性，在此过程中其有求助家人、朋友在事发后报警，表明其在事发后虽没有亲身积极救助伤者，但也在寻求其他方法救助并跟警方联系，并于第二天早上主动到交警部门接收处理，并非在发生交通事故后故意离开现场目的为逃避法律追究，且交警队责任认定书表述为：事故发生后，刘培军弃车离开现场，并未认定其为逃逸。平安财险合肥支公司单方认定其行为为逃逸而拒赔商业险，不予支持。
刘培军作为事故车辆的驾驶人，应对阚舒等四人的各项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刘凯作为事故车辆的所有人，主张其无过错但无证据支持，��对其父亲患有高血压易引起突发疾病知情而让其使用存在过错，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平安财险合肥支公司作为车辆的保险人，应按法律规定和保险合同的约定，对被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损失承担理赔责任。保险公司交强险已付116000元，予以合并处理。
阚舒等四人的各项诉请中：1、医疗费，有医疗机构出具的出款凭证，结合病历及诊断证明，可予以确认，凭票核算为87712.20元。2、住院伙食补助费450元（30元/日×15日)。3、营养费450元（30元/日×15日)。4、护理费1830元(122元/日×15日)。5、误工费1830元(122元/日×15日)。6、死亡赔偿金，死者刘春兰为非农户口且居住于城镇，按照城镇标准计算为583120元(29156元/年×20年)。7、丧葬费29551元(59102元/年÷2)。8、精神抚慰金80000元。9、被扶养人生活费，刘春兰父亲刘华宝系非农户口、粮站单位退休人员，故其不属于被抚养对象；其母亲陈志凤为农业户口，与刘华宝均居住肥东县白龙粮站宿舍，其抚养费标准安照城镇标准47054.4元(19606元/年×12年÷5)。10、交通费3000元。11、车辆损失凭定损1700元。综上，阚舒等四人因本起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为：医疗费87712.2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50元、营养费450元、护理费1830元、误工费1830元、死亡赔偿金583120元、丧葬费29551元、精神抚慰金80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47054.4元、交通费3000元、财产损失1700元，合计836697.6元。
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培军、刘凯在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连带赔偿原告损失计720697.6元；二、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中心支公司对本判决第二项中被告刘培军、刘凯连带赔偿的款项在交通事故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承担50万元的赔偿责任，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履行完毕；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综上一、二项履行方式：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中心支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原告支付人民币500000元、被告刘培军、刘凯在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连带赔偿原告损失计220697.6元）。案件减半受理费6418元，保全费4520元，由刘培军、刘凯承担。
被上诉人刘培军二审提供肥东县人民法院（2018）皖0122刑初23号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刘培军没有肇事逃逸行为。
上诉人平安财险合肥支公司质证意见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明确要求追究刘培军肇事逃逸法律责任，该判决书认定了刘培军弃车离开现场的事实，符合保险免赔条款的规定。
本案其他当事人在二审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
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驾驶员刘培军在事故发生后弃车离开现场是否属于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的免赔范围？针对该争议焦点，本案应当围绕“驾驶员事故发生以后是否弃车离开现场”、“保险条款中免除情形是否有效”、“保险人就保险责任免除情形是否尽到提示、说明义务”进行认定，原审判决将本案争议焦点归纳为“驾驶员刘培军在事故发生后弃车离开现场是否属于逃逸”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本案中，公��机关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明确认定：事故发生后，刘培军弃车离开现场。在案涉事故发生次日即2017年7月31日，公安机关对刘培军的询问笔录载明：“问：事发之后，你为什么没有报警？为什么要离开现场？答：当时场面较大，没有想到报警。当时怕别人打我，所以我走了”。生效刑事判决书亦认定：“事故发生后，刘培军因感到身体不舒服，害怕挨打便弃车离开现场”，故本案驾驶员刘培军在事故发生后弃车离开现场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认定。
依据《机动车商业保险条款》第二十四条第（二）项驾驶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第1款“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离开事故现场”，保险人不予承担赔偿责任。该条款明确了“驾驶员弃车离开事故现场”属于责任免除情形。
上诉人提供了投保单、投保人声明及保险条款等证据，该投保单系投保人签字确认，投保人声明处明确了投保人已收到《商业险保险条款》及《免责事项说明书》，其中保险条款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均加黑、加粗处理，位置及字体显目，免责条款又专门摘录成册形成《免责事项说明书》，上诉人作为保险人己尽到提示、说明义务，保险条款中的免除内容合法、有效。故平安财险合肥支公司在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内免除赔偿责任，该费用由刘培军自行承担。《侵权责任法》第49条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该条规定精神，刘凯作为案涉皖Ａ×××××小型���车登记的所有权人，在本事故中并无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人民法院应当用裁判为社会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如果交通肇事后驾驶人逃逸也可以由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投保的侵权人就可以几乎完全置身于赔偿之外，这势必导致侵权行为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救助等义务。同时，驾驶人肇事擅自离开现场，则难以判定驾驶人的真实身份、驾驶时的身体及心理状态，例如是否存在顶包、是否涉嫌酒驾或醉驾情形等，这必将增加保险公司的责任风险，使保险合同的履行处于不公平的状态。驾驶人员发生交通事故后，逃离现场的社会危害是难以预估的，守在现场、等候处理无论是对事故责任的认定还是对伤者的救治都是十分有意义的。“逃离事故现场”与“离开事故现场”虽然在词义上有所不同，但其状态和结果均是驾驶员不在事故现场，轻微伤或者身体不适不能作为驾驶员离开现场的理由。本案事故发生后，刘培军因感到身体不舒服、害怕挨打便弃车离开现场，故其离开事故现场缺乏合理性和必要性。
综上，平安财险合肥支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安徽省肥东县人民法院（2017）皖0122民初4306号民事判决；
二、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中心支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阚舒、刘华保、陈志凤、阚睿睿各项损失合计116000元（已赔付完毕）；
三、刘培军应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阚舒、刘华保、陈志凤、阚睿睿各项损失合计720687.6元；
四、驳回阚舒、刘华保、陈志凤、阚睿睿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6418元，保全费4520元，由刘培军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刘培军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佘敦华
审判员 王 雷
审判员 王政文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朱大伟
附：本判决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