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04刑初145号
公诉机关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石祖尧，男，1951年3月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原杭州铁路东站枢纽彭埠社区征迁指挥部副总指挥兼政策组组长（杭州市钱江新城管委会地政处正处级退休）。户籍所在地杭州市上城区。住杭州市萧山区。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受贿罪于2015年6月5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19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朱晓明、朱良，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检察院以江检公诉刑诉[2016]15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石祖尧犯滥用职权罪、受贿罪，于2016年2月22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瑛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石祖尧及辩护人朱晓明、朱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依法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检察院建议，决定延期审理一次。现已审理终结。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石祖尧于2008年9月至2011年期间，担任杭州铁路东站枢纽工程彭埠社区征迁指挥部副总指挥兼拆迁政策组组长，主要负责拆迁政策的咨询、解释、制定、审核、把控等工作:（1）2008年10月，杭州复旦时控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吴兵（已判决）为使位于本市江干区后新片72、73号国有工业出让土地上的168户集体宿舍楼多获得拆迁补偿，在娄某（已判决）的帮助下通过伪造材料、虚构事实向指挥部提出按照“小产权房”的标准进行补偿。被告人石祖尧明知复旦公司的补偿要求不符合政策，仍超越其职责权限，擅自决定对其中的143户按“小产权房”的标准以8400元/平方米予以货币补偿，对25户予以回迁安置，致使国家多支付拆迁补偿款共计人民币5560余万元及25套拆迁安置房（价值人民币1380余万元、未实际交付）。（2）2008年9月至2009年6月期间，被告人石祖尧明知复旦公司在集体土地上的无证建筑物中不存在24户职工住户的情况，仍超越职责权限擅自同意将该24户职工住宅的一幢无证建筑物（共计1180平方米）以住宅“小产权房”8400元/平方米进行拆迁补偿，给国家造成共计人民币973万元的重大经济损失。（3）被告人石祖尧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于2009年至2011年期间，收受杭州市江干区彭埠社区安排的旅游、超市卡及香烟等，共计价值人民币25230元。为证实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出示了证人证言、相关的书证等证据，据此认为被告人石祖尧的行为已构成滥用职权罪、受贿罪，其中滥用职权罪情节特别严重，应数罪并罚。提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六十九条之规定予以惩处。
被告人石祖尧辩称：（1）其作为拆迁政策组组长并无审核权；（2）复旦公司的具体拆迁过程包括签协议、付款等细节其均不清楚；（3）指控的受贿部分其只接受过彭埠社区的旅游服务，价值人民币5800元，其余指控均不属实。
辩护人认为：（1）被告人石祖尧在《告住户书》上的签字是程序性的外部性行为，对所产生的结果没有实质性影响，被告人犯罪的主观故意不明确，且省高院的终审判决已确认给国家造成的该部分损失系由娄某等人造成，指控的滥用职权不构成犯罪。（2）指控收受彭埠社区所送的超市卡、香烟等物证据不足，且收受旅游服务所涉数额未达受贿罪的构罪标准，不构成犯罪。庭审中提供了相关证据。
经审理查明：
一、滥用职权犯罪
被告人石祖尧于2007年4月起，在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地政处任正处级干部。2008年9月，中共杭州市江干区委、江干区人民政府、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成立杭州铁路东站枢纽工程彭埠社区征迁指挥部（以下简称彭埠征迁指挥部）。被告人石祖尧于2008年9月至2011年期间，被委派至彭埠征迁指挥部任副总指挥兼任拆迁政策组组长，主要负责拆迁政策的咨询、解释、制定、审核、把控等工作。
2008年10月，杭州复旦时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旦公司）位于杭州市江干区彭埠社区后新片72、73号的两幢集体宿舍楼进入拆迁程序，土地性质为国有工业出让用地，房产规划用途为非住宅。因该房屋属非住宅，拆迁补偿标准较低，复旦公司负责人吴某1（已判决）为多获得拆迁补偿，在彭埠征迁指挥部国有土地拆迁组经办人娄某（已判决）的帮助下伪造了相关材料，虚构了该集体宿舍楼共168户已于拆迁前转卖给职工个人形成历史遗留问题的事实，后吴某1将伪造的相关材料交给娄某，娄某则向指挥部领导隐瞒了复旦公司提供的材料系伪造的真实情况，向彭埠征迁指挥部建议对上述168户按住宅“小产权房”的标准进行补偿，吴某1也先后多次找到被告人石祖尧提出相同补偿要求。
2008年11月，被告人石祖尧明知按照该房产性质，复旦公司的拆迁补偿要求不符合拆迁政策，其个人无权决定，仍在未向彭埠征迁指挥部领导汇报及未经指挥部集体决议形成会议纪要的情况下，超越其职责权限，擅自同意168户的拆迁补偿方案，对其中的143户按“小产权房”的标准以8400元/平方米予以补偿，对另25户予以回迁安置，该补偿方案严重超越政策允许的最高补偿单价约4500元/平方米左右（包括房屋价值及装修补偿、搬迁补助等），致使国家多支付拆迁补偿款共计人民币5560余万元及25套拆迁安置房（尚未实际交付，共计价值人民币1380万元）。上述违法多得的补偿款除少部分用于偿还复旦公司债务外，大部分被吴某1取现等花用。
认定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当庭举证质证的证据有：
1、证人娄某的证言，证明2008年9月其被安排至彭埠社区征迁指挥部国有土地企业组参加拆迁工作，组长为骆某，复旦公司国有土地上的厂房和两幢宿舍楼的拆迁工作由其所在的小组负责，被告人石祖尧当时任指挥部副总指挥和拆迁政策组组长，对于需要突破拆迁政策的情况需要石祖尧进行审核把关并告知具体解决方案，复旦公司的宿舍楼按住宅“小产权房”的标准进行拆迁补偿就属于突破拆迁政策的情况。当时吴某1提出宿舍楼要按照住宅或参照杭某2、万事利房屋的“小产权房”的标准进行补偿，其向骆某汇报了该情况，并说明复旦公司有168户的住户前期漏登记了，骆某没有表态是否同意，让其向石祖尧进行汇报，其就相同内容又向石祖尧汇报后，石祖尧也未予表态。2008年11月，区委领导对复旦公司的拆迁作了一个批示，要求依据事实公平公正处理，后石祖尧让其将复旦公司的宿舍楼按8400元/平方米的标准进行操作，其按照模板起草了《拆迁告知书》，经骆某、石祖尧同意后盖了指挥部的章，因盖章人与其认识所以没有要求其找领导签字。《拆迁告知书》发出去后吴某1提交了相关住户的协议和收据等材料，并确定了25户住户的回迁安置名单，其向骆某、石祖尧汇报后按程序以江建三公司的方案为模板拟定了《告住户书》，经石祖尧、骆某二人同意后，其去办公室盖章，后因盖章人让其找领导签字，其就找石祖尧在《告住户书》上签了字。《拆迁告知书》和《告住户书》的性质就是确定拆迁补偿政策。
2、证人吴某1的证言，证明其系复旦公司的法人代表，2008年10月公司在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上的两部分厂房和宿舍面临拆迁，宿舍楼的性质是非住宅，当时国有土地的拆迁由骆某、娄某所在的国有土地企业组负责，赔偿方案等工作主要由被告人石祖尧负责，集体土地上的拆迁由朱某和汪某负责。拆迁开始后其向娄某提出宿舍楼租住有168户公司职工，为多获得补偿款，其提出让指挥部以住宅的形式进行补偿，娄某告知其宿舍楼的房屋产权属非住宅，不能以住宅形式进行拆迁补偿，其表示今后会予以感谢让娄某帮忙，娄某答应可以想办法用“小产权房”的标准进行补偿。在娄某的帮助下其用借来的身份证复印件伪造了较为完整的复旦公司与职工就公司宿舍的住房转让协议及收款收据，并故意将协议的时间写在2002年至2005年间，可以使人认为转让发生在拆迁工作开始前，当时因借不到168张身份证复印件，故多份转让协议和收款收据其都用了自己的名字。2008年11月娄某通知其指挥部同意将宿舍楼按“小产权房”的标准进行拆迁补偿，并告知可以从中拿拆迁安置房，后其决定将其中的25间宿舍以回迁安置的方式进行补偿。其至指挥部对娄某、石祖尧提出补偿方案后，二人均同意，《拆迁告知书》及《告住户书》都是在娄某、石祖尧的办公室拿的，《拆迁告知书》在前，《告住户书》在后，最终指挥部对143户以“小产权房”每平方米8400元的价格补偿，另25户签订了产权调换协议，上述168户的拆迁补偿款都打到了复旦公司账户。在整个拆迁过程中，其为了多拿补偿款找过石祖尧三次，因为石祖尧是指挥部的拆迁政策组组长，负责制定拆迁政策，石祖尧没有问过其复旦公司宿舍的真实情况，其也没有向石祖尧说过公司宿舍实际上是没有转让给职工的真实情况。其从未因拆迁事宜找过骆某，虽然骆某是国有土地企业组负责人，但没有权力决定赔偿价格。
3、证人骆某的证言，证明2008年10月起其在杭州铁路东站枢纽工程彭埠征迁指挥部任副总指挥和国有企业组组长，被告人石祖尧当时在彭埠征迁指挥部任副总指挥和拆迁政策组组长，主要负责制定、研究、解释和把关拆迁补偿政策及参与国有土地上企业的谈判和签约把关工作。当时复旦公司宿舍的拆迁过程中一直由石祖尧、娄某、钱某等人负责，其是在对复旦公司的宿舍房屋货币补偿协议上走流程签字的时候才知道168户按“小产权房”的方式进行拆迁安置，按规定复旦公司的宿舍楼属于非住宅，如果要按“小产权房”的标准进行补偿，属于突破拆迁政策的行为，需要作为政策组组长的石祖尧进行审核把关，如果石祖尧认为需要指挥部开会讨论决定的话，石祖尧会向指挥部领导汇报，由指挥部召集石祖尧等人开会讨论，最终形成《告住户书》和《拆迁告知书》后才能按“小产权房”进行拆迁补偿，但如果石祖尧认为不需要指挥部开会讨论决定，石祖尧可以自己作出决定。《告住户书》作为涉及拆迁政策方面的内容，需要政策组组长石祖尧进行把关审核，给复旦公司的《告住户书》代表着指挥部同意对该集体宿舍楼按照住宅“小产权房”的标准进行拆迁补偿。而复旦公司当时审批时是没有专题会议纪要的，到了2009年下半年杭州市审计局来对杭州市铁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投公司）的工程进行审计时，因复旦公司的拆迁工程也是其中一项审计内容，为了应付审计，彭埠征迁指挥部补了一份关于复旦公司宿舍楼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上的参加人员都是不实的。其在复旦公司相关的合同执行进度及付款审批表等材料上的签名均只是形式审查，复旦公司的吴某1在拆迁期间没有找过其，具体都是找石祖尧和娄某的。
4、证人郦某,4的证言，证明其于2007年1月至2012年7月在铁投公司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被告人石祖尧时任彭埠社区征迁指挥部副总指挥及拆迁政策组组长，主要工作职责是拟定、研究、把关彭埠社区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的拆迁补偿政策，对有疑问的拆迁问题进行咨询解释，对需要突破拆迁政策的情况进行审核把关并提交指挥部开会讨论，然后根据指挥部开会讨论的结果告知拆迁工作人员具体的解决方案。其没有参与过复旦公司的拆迁工作，但骆某曾拿《告住户书》让其加盖铁投公司公章并签字，其当时见过上面有被告人石祖尧的签字，骆某也告知其石祖尧已签字同意发出该份《告住户书》。将产权性质为国有工业用地非住宅的房屋按照住宅“小产权房”的标准进行拆迁补偿是属于突破政策的情况，应由负责拆迁的工作人员向石祖尧汇报，由石祖尧进行审核把关，再由指挥部开会集体讨论。《告住户书》是发给每个被拆迁户的，石祖尧在《告住户书》上签字说明政策组是同意对复旦公司进行回迁安置的。
5、证人周某的证言，证明2008年9月时其兼任彭埠社区征迁指挥部总指挥，负责该地区征地拆迁的现场发动、协调工作。被告人石祖尧时任彭埠社区征迁指挥部副总指挥兼拆迁政策组组长。指挥部在拆迁过程中遇到的拆迁法律法规政策问题，不管是国有土地还是集体土地上的拆迁，都要由石祖尧对拆迁法规政策进行把关，如果是符合拆迁政策的，石祖尧可以直接作出决定并答复工作人员具体的解决方法，如果不符合拆迁政策或者拆迁政策不明确而需要突破政策进行拆迁补偿的，石祖尧要向指挥部的领导进行汇报，然后由指挥部领导向区动迁总协调人汇报并召集相关部门开会讨论并形成会议纪要，按会议纪要的内容进行拆迁补偿，《告住户书》是在形成会议纪要的情况下才能发放并要求进行张贴的，然后指挥部再和每一个被拆迁户进行谈判、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其对复旦公司的具体拆迁情况不清楚。彭埠征迁指挥部没有就复旦公司国有土地上的集体宿舍楼按住宅“小产权房”进行拆迁补偿开过会议，也没有出具过会议纪要。其没有见过针对复旦公司的《告住户书》，石祖尧也是没有权力在该份《告住户书》上签字的，因为《告住户书》就代表着指挥部同意按住宅“小产权房”的标准进行拆迁补偿。
6、证人钱某的证言，证明案发前其系彭埠征迁指挥部居民拆迁组第一大组组长，被告人石祖尧时任指挥部副总指挥兼政策组组长，对于需要突破拆迁政策进行拆迁安置的，由政策组或指挥部召集相关人员进行集体研究并形成决议，然后政策组将结果告知具体实施拆迁的工作人员按政策对拆迁户进行拆迁安置补偿。
7、证人许某的证言，证明其原系复旦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其在复旦公司工作期间，公司从未给其分过房子，也没有卖房子给其，其只是租了位于后新片72、73号宿舍楼的一间职工宿舍，复旦公司拆迁时其只拿到不超过600元的搬家费，也没有拆迁工作人员上门来入户调查、核实，经对复旦公司143户拆迁户费用发放表进行辨认，表上只有少数10余户其认识，其余均不是复旦公司员工，且名单上当时真正住在宿舍的只有2人。
8、证人鲁某、祝某1、祝某2、胡某1、凤某、金某,章某1、章某2、吴某2、吴某3等人的证言，证明吴某1伪造了复旦公司和员工之间宿舍买卖协议、拆迁户费用发放表等，其本人均未拿到补偿款或者拆迁安置住宅。
9、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干部履历表、干部任免审批表、《杭州市事业单位聘用合同》、《关于石祖尧同志任职的通知》、《关于石祖尧同志退休的通知》、《关于印发<管委会处室职责>和<管委会定岗定编方案>的通知》，证明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与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指挥部、杭州市铁路及东站枢纽建设指挥部为同一组织，系杭州市人民政府设立的事业单位法人；被告人石祖尧于2003年5月起任职于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地政处，该处负责新城区域内的征地拆迁、制定动迁、地籍管理的相关政策等工作，2007年4月起任该处正处级干部，2011年3月24日从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退休。
10、《关于成立杭州铁路东站枢纽工程征迁指挥部的通知》、《关于成立杭州铁路东站枢纽工程彭埠社区征迁指挥部的通知》，证明2008年3月10日中共江干区委、江干区人民政府、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共同成立杭州铁路东站枢纽工程征迁指挥部，下设彭埠区块征迁分指挥部，被告人石祖尧任彭埠分指挥部的副指挥及拆迁政策组组长；2008年9月江干区委、区政府、钱江新城管委会共同成立杭州铁路东站枢纽工程彭埠社区征迁指挥部，被告人石祖尧任彭埠征迁指挥部的副总指挥及拆迁政策组组长。
11、《为了光荣的使命—东站指挥部征迁纪实》、职务情况说明，证明拆迁政策组主要负责被拆迁地块内拆迁政策的咨询、解释和政策的审核、把控工作，被告人石祖尧作为拆迁政策组组长，主要负责彭埠社区所有被拆迁地块范围内的拆迁政策的咨询、解释、审核和把控工作；彭埠社区征迁指控部印章已于2012年11月停用。
1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基本情况查询表、房屋权属登记信息查询记录及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拆迁许可证，证明复旦公司住所位于杭州市江干区后新片138号，法定代表人为吴某1，2008年9月杭州铁路及东站枢纽建设指挥部（杭州市铁路投资有限公司）取得拆迁许可证，复旦公司住所在相应拆迁范围内，所属的国有土地系工业用途出让性质，土地上座落的房屋位于后新片72号、73号，规划用途为非住宅。
13、《拆迁告知书》、《告住户书》，证明落款时间为2008年11月的《拆迁告知书》所列被告知单位为复旦公司，主文中明确经彭埠社区征迁指挥部研究决定，对复旦公司168户房屋实行货币补偿和产权调换两种安置方式，其中货币补偿安置为8400元/平方米；落款时间为2008年11月的《告住户书》的对象为被拆迁户，主文中明确经彭埠社区征迁指挥部研究决定，复旦公司宿舍的部分房屋（25户）拆迁实行回迁安置，由复旦公司负责全额退回住户原购买该房屋收据中的费用，户口在杭的住户与征迁指挥部、复旦公司签订三方协议，被告人石祖尧于2008年11月16日在该文书首页的右上角签字。
14、杭州市铁路投资有限公司合同审批稿、《杭州复旦时控科技有限公司宿舍房屋货币补偿协议》、《宿舍装修、地上附属物拆迁补充协议》、杭州市铁路投资有限公司合同执行进度及付款审批表、付款记录明细、收款收据、支票存根，证明2008年11月18日，铁投公司与复旦公司签订补偿协议，协议约定对复旦公司后新片72、73号的宿舍楼168户整体拆迁，其中的143户实行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其余的25户实行回迁安置，并对部分房屋装修及地上附属物等补偿达成协议。2008年11月24日起铁投公司陆续按合同执行进度开始向复旦公司支付拆迁补偿款，直至2012年2月29日止。
15、杭州铁路及东站枢纽建设指挥部超期临时安置补助费发放凭证、转帐支票存根及情况说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证明2008年12月15日复旦公司代表被拆迁人，吴某1夫妻及若干朋友作为承租人，与拆迁单位铁投公司分别签订了多份三方协议，协议约定铁投公司将座落规划的彭埠区块高层（小高层）公寓内的房屋作为25户的安置用房，该房屋产权属复旦公司，25户分别为承租方；根据协议25户的补偿金额共计人民币3060247元（含装修及地面附属物补偿款、搬迁奖励费、无突击装修补贴款、搬家费、临时安置补助费），2008年12月16日至2009年1月5日上述款项已全额支付给复旦公司。2012年2月另支付上述25户超期临时安置补助费共计人民币75万元。
16、彭埠征迁指挥部“《关于复旦时控科技有限公司宿舍楼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的会议纪要》”，证明根据该纪要显示，2008年11月5日，彭埠征迁指挥部召开关于复旦公司宿舍楼房屋拆迁补偿的专题会议，会议由被告人石祖尧主持，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了复旦公司宿舍楼的补偿安置方案为货币补偿和产权调换两种，具体补偿内容与《拆迁告知书》相关内容一致；经核实，该纪要系为应付审计而事后伪造。
17、《东站指挥部关于历史原因形成的“无证”标房拆迁补偿安置有关问题的专题会议纪要》、《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彭埠镇六堡村无证标房拆迁补偿有关问题的专题会议纪要》、《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胜利河整治工程拆迁问题的专题会议纪要》、《杭州铁路东站枢纽工程征迁指挥部关于历史原因形成的“无证”标房拆迁补偿安置有关问题的专题会议纪要》，证明根据上述会议纪要，特殊情况下对无房屋权证的住户、“三证不全”的违章建筑等拆迁补偿方案均以集体决议形成专题会议纪要的形式作个案处理；其中杭州东站枢纽工程征迁指挥部对杭某2宿舍和万事利宿舍房屋属集体土地上“无证”或“三证”等手续不全的标房（实际使用为住宅）的拆迁补偿方案也于2008年4月以专题会议纪要的形式进行确认，同时该专题会议纪要明确规定“今后如遇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手续不全的标房（实际使用为住宅）的个案问题，可由征迁指挥部再另行研究决定”。被告人石祖尧当时代表钱江新城管委会出席该会议。
18、杭州市审计局《关于杭州复旦时控科技有限公司部分房地产拆迁补偿及安置有关情况说明的回函》、情况说明，证明杭州市审计局于2013年8月对复旦公司宿舍楼的拆迁补偿进行核实，认定复旦公司座落于后新片72、73号国有工业出让用地上的宿舍楼3幢，建筑面积为5521.17平方米，设计用途“非住宅”，上述房产涉及住户168户，其中143户货币补偿安置，25户予以产权调换安置，上述两种补偿方式共计使复旦公司获得补偿资金人民币78495900元及1325平方米的产权调换安置房面积。根据相关规定，在未考虑以产权调换方式补偿的1325平方米安置房价值的情况下，上述房产政策允许的最高补偿单价为4500元/平方米左右（包括房屋价值及装修补偿、搬迁补助等），合计可补偿约人民币24845265元，与复旦公司实际获得的补偿资金差额约为人民币5365万元（铁投公司实际比协议多支付了200万元，未纳入审计范围，故国家实际造成的损失应为5565万元，25户产权调换的安置房已冻结，由杭州市城东新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管理）。
19、刑事判决书，证明复旦公司法人吴兵、杭州铁路及东站枢纽工程征迁指挥部工作人员娄益平因本案所涉相关事实先后经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二审后，分别以吴某1犯诈骗罪，娄某犯滥用职权罪、受贿罪判处刑罚。
20、户籍证明，证明被告人石祖尧的身份情况。
21、抓获经过，证明被告人石祖尧系传唤到案的情况。
22、被告人石祖尧的供述，证明其于2001年至钱江新城管委会工作，2008年任彭埠社区征迁指挥部的副总指挥兼任政策组组长。指挥部内部拆迁人员对于政策不明的情况可以向其提出，对有政策的就直接答复解决方法，如果其也认为政策不明，就向总指挥提出，由总指挥召集有关部门（土管局、征迁组、政策组等）开协调会讨论，形成会议纪要，在纪要上确定如何解决。复旦公司国有土地部分拆迁时，其只了解二个情况，一个是在一次例会上娄某提出168户住房的存在，另一个是在娄某那里看见宿舍楼的照片，其提醒他们去核实，至于有无核实及其他的任何拆迁情况其都不清楚。在复旦公司的拆迁过程中吴某1共找过其三次，提出想参照万事利宿舍按照住宅的标准补偿，其没有答应，只是让吴某1具体去找骆某谈。复旦公司的情况属于突破政策，需由企业组向政策组提出，政策组提请总指挥召集相关职能部门开协调会，在会议上研究决定能否突破政策作出决定，最后形成会议纪要，企业组根据会议纪要跟企业进行谈判。复旦公司最后是按什么标准赔付其并不知道，指挥部也没有形成过会议纪要。按《告住户书》的内容，如果住户真的符合回迁条件，是可以获得实物安置的，至于住户是否符合条件，是不是真实，要由企业组去核实，其只是在形式上、政策上看看有无漏洞，当时其觉得按《告住户书》上面写的情况，是可以这样补偿的，就签字了，当时其不知道168户是虚假的。复旦公司的这两幢宿舍楼的产权性质是国有工业用地附属用房，是非住宅性质，这是在办公室听吴某1和骆某说起后知道的，按政策这两幢宿舍楼应该按照国有工业用地厂房配套的评估价也就是非住宅标准进行拆迁补偿，最终宿舍楼按毎平方米8400元的住宅“小产权房”标准进行拆迁补偿是属于突破拆迁政策的行为。复旦公司的《告住户书》上只写明了部分房屋拆迁实行回迁安置，就说明另外一部分的房屋不是按照回迁安置的方式进行拆迁的，这样一来除了这份《告住户书》之外应该还有其他说明复旦公司这两幢宿舍楼房屋的所有拆迁政策的文件，如果其签字的话，肯定会问清楚另外一部分房屋到底是如何处理的。在《告住户书》上签字的意思就表示其对里面的政策内容在文字上已经审核过了。其没有参加过关于复旦公司168户突破拆迁政策按照住宅“小产权房”的标准进行拆迁补偿的会议，而且其知道指挥部也没有就这168户职工住户出具过会议纪要。
辩护人当庭举证了下列证据：1、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浙刑二终字第138号刑事判决书，本院（2014）杭某1刑初字第585号、733号刑事判决书，杭州铁路东站枢纽工程指挥部《专题会议纪要》——关于历史原因形成的无证标房拆迁补偿安置有关问题的专题会议纪要（2008年4月6日），杭州铁路东站枢纽彭埠社区拆迁补偿和安置政策（讨论稿），杭某2宿舍拆迁补偿和安置方案（讨论稿）、万事利集团宿舍拆迁补偿和安置方案（讨论稿），关于要求对彭埠镇部分居民房屋确权和拆迁的请求，拆迁通知书，拟证明上述生效刑事判决书已确认本案所涉的国有土地上拆迁补偿所造成的国家损失系吴某1在娄某的帮助下实施了诈骗行为所致；集体土地上的拆迁补偿所造成的国家损失系汪某、朱某的滥用职权行为所致，均与被告人石祖尧无关；且复旦公司宿舍与杭某2宿舍、万事利宿舍同属彭埠社区的拆迁范围，如果吴某1不伪造相关材料，复旦公司应可享受与杭某2、万事利的同等拆迁补偿政策。2、杭州铁路东站枢纽工程征迁指挥部《专题会议纪要》——杭铁东征指纪要（2008）1号《关于彭埠社区拆迁资金支付的专题会议纪要》、流程表、杭州复旦时控科技有限公司文件《关于公司宿舍楼拆迁安置方案的请示》及《关于公司职工宿舍说明》，拟证明会议纪要中明确规定“拆迁住房涉及货币安置必须由政策组组长签字确认”，即被告人石祖尧在《告住户书》上的签字上是对已达成安置方案的程序性确认而不是实质性拍板决定；且复旦公司已明确向指挥部等提出按8400元/平方米的政策享受同等拆迁补偿待遇。3、关于城东新城彭埠区块征迁工作中杭州复旦时控科技有限公司补偿的情况说明、关于杭州复旦时控拆迁补偿情况的说明，拟证明复旦公司强调集体宿舍楼属于“小产权房”，后在指挥部出具会议纪要的情况下，对复旦公司按“小产权房”的补偿标准进行赔付的情况。
本院依职权取得并当庭举证质证的证据有：司法鉴定意见书及情况说明，证明本院于2016年8月9日委托杭州明皓司法鉴定所，对2008年11月16日《告住户书》首页“石祖尧”签名字迹是否为被告人石祖尧书写进行鉴定，2016年8月16日该所出具鉴定结果为“是石祖尧书写形成”；同时委托所采用的检材原件系本院依法从杭州市城东新城建设有限公司调取的情况。
上述证据中，公诉机关举证的证据16及辩护人举证的证据3缺乏合法性、客观性、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其余证据均系依法取得，能够证明本案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公诉机关另指控：被告人石祖尧于2008年9月至2009年6月期间，明知复旦公司集体土地上的无证建筑物中不存在24户职工住户，最高只能按房屋重置价进行补偿，仍超越其职责权限，擅自同意将该24户的一幢无证住宅（共计1180平方米）整体按住宅“小产权房”8400元/平方米进行拆迁补偿，此行为给国家造成共计人民币973万元的重大经济损失。
针对指控的事实公诉机关当庭举证质证的证据有：
1、证人汪某的证言，证明2008年上半年至2009年上半年其被委派至杭州铁路东站枢纽工程征迁指挥部工作，分别在新风、彭埠社区指挥部参与征迁工作。复旦公司在集体土地上的三幢建筑物都属于无证建筑物，按相关拆迁法规和政策，集体土地上的无证建筑物应该按照房屋重置价的标准进行拆迁赔付，如果超过这个标准，要按照住宅“小产权房”的标准进行货币安置是属于突破拆迁政策的情况，需要政策组把关并由指挥部领导开会讨论才能处理。被告人石祖尧当时作为彭埠社区征迁指挥部副总指挥兼政策组组长，虽然没有参与复旦公司集体土地建筑物拆迁补偿的具体谈判工作，但复旦公司集体土地上的24户是在扫尾阶段处理掉的，而整个彭埠社区征迁指挥部的拆迁扫尾工作是由石祖尧牵头的，具体的补偿政策也是由石祖尧把控的，所以石祖尧也是参与到复旦公司集体土地的拆迁工作。即使绕开石祖尧签订了货币安置协议，由于补偿协议签订好之后还要去指挥部盖合同章，而这个合同章是由铁投公司的人负责保管的，使用合同章是需要石祖尧同意的，也就是要么石祖尧签字，要么石祖尧打电话给管合同章的人，石祖尧不同意的话这个合同章就盖不出来。
2、证人吴某1的证言，证明复旦公司的24间宿舍是以前在集体土地上造的，因无法办证就成了违章建筑，这24间住宿其是和朱某、汪某一起谈的，一般都是汪某传话，最后都是要被告人石祖尧来把握政策决定的。当时在伪造168户住户转让协议的同时也伪造了这24户住户的住房转让协议和收据，在谈判前交给了汪某，希望这24间宿舍也按照住宅的标准进行赔偿，后来汪某把这些协议退回给其，指挥部并没有对24间宿舍进行调查核实，因为汪某和朱某、石祖尧都知道宿舍是2004年就租给幼儿园了，没有职工居住的，但最后指挥部还是按住宅以8400元/平方米的价格对复旦公司进行拆迁补偿。
3、证人朱某的证言，证明2008年9月底，其在彭埠社区征迁指挥部负责集体土地范围内的企业拆迁工作，复旦公司有三幢建筑物也在拆迁范围内，一幢厂房是租给钱志根用来办农副产品市场，另两幢是租给育蕾幼儿园用来办学，2009年初吴某1提出租给幼儿园的房子里有24套是卖给职工的，复旦公司从职工处租回来又租给幼儿园，吴某1提出这24户要按“小产权房”的标准进行赔偿，但在前期调查、评估和核对基础资料时，复旦公司在集体土地上的建筑物内是没有24户职工住户的，其让吴某1准备好材料要向被告人石祖尧汇报，其没有让汪某进行实地调查，也没有让汪某提供24户职工的调查资料由其审核，也不清楚这24户住户是否真实存在，后其有一次在指挥部例会上提出复旦公司之前有24套房子卖给职工后返租给幼儿园，吴某1要求按“小产权房”标准赔偿，其他参会人员没有发表意见，事后石祖尧表示复旦公司24户的事他是知道的，让其抓紧办掉，意思就是按“小产权房”标准抓紧时间把补偿协议签掉。这24户认定为“小产权房”后没有发过《告住户书》，其让汪某按照复旦公司在国有土地上的“小产权房”补偿协议进行操作，因为石祖尧告知其复旦公司国有土地上“小产权房”的补偿是以打包的形式，由指挥部统一和复旦公司签订的，所以其就让汪某将集体土地上的24户也以打包的形式与复旦公司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但这与拆迁政策规定是不相符的，按政策这24户只能按照房屋重置价格（不超过1000元）外加一些装修费进行补偿。
4、证人周某的证言，证明复旦公司集体土地上的建筑物拆迁是由朱某、汪某负责的，其没有见过复旦公司关于24户职工所购买房屋的合同及发票等材料，按指挥部规定，这些材料要由经办人即汪某收集，逐户核对材料的真实性，然后汪某将这些材料向朱某进行汇报，再由朱某对上述内容进行审核，审核无误后向石祖尧进行汇报，石祖尧审核后认为已经突破政策需要指挥部领导进行讨论的情况下才能交给指挥部领导，对于是否决定按“小产权房”标准进行拆迁赔付进行讨论，其没有参加过关于复旦公司24户按“小产权房”进行拆迁补偿的会议，而且据其所知指挥部也没有开过这个会议，也没有形成过任何会议纪要。复旦公司24户按8400元/平方米的货币安置协议是不符合指挥部规定的，补偿金额相差很大且补偿对象是公司而不是职工个人。
5、杭州市区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价格评估报告、协议书、收款收据、转账支票、进账单，证明复旦公司集体土地上的房屋经价格评估后，2008年3月11日复旦公司与杭州铁路东站枢纽工程征迁指挥部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对涉及的1180平方米按8400元/平方米的价格予以货币安置，相应的拆迁补偿款已支付给复旦公司。
6、杭州市审计局《关于杭州复旦时控科技有限公司部分房地产拆迁补偿及安置有关情况说明的回函》，证明经审计：复旦公司集体土地上无证房产按照“住宅”性质予以补偿依据不足。其中按“住宅”给予补偿的1180平方米房产按政策最高补偿单价为1300元/平方米，合计可补偿1534000元，与被拆迁实际获得补偿资金两者差额约973万元。
7、刑事判决书，证明复旦公司集体土地上无证建筑物中24户职工的拆迁补偿方案系违反政策规定，涉案的汪某、朱某均犯滥用职权等罪已被刑事处罚；其中汪某案中，朱某证言显示汪某对其隐瞒了复旦公司24户住户的真实情况，而在其本人涉及的滥用职权案中，其指认对24户的补偿方案系受被告人石祖尧指使的情况。
8、被告人石祖尧的供述，证明集体土地上建筑物的拆迁补偿是由朱某和汪某具体负责的，其作为政策组组长，集体土地上的建筑物拆迁工作人员在政策上有吃不准的问题，由其做好解释和把关工作，朱某和汪某都没有单独向其汇报过复旦公司集体土地上有住户存在的情况，在一次工作例会上，朱某或者汪某提出复旦公司集体土地上还有住户在，记不清是几户，也就是口头汇报并没有提供资料证明，其也没有指示朱某如何对这24户进行拆迁补偿。集体土地上的建筑物要按“小产权房”的标准进行拆迁补偿是属于突破政策的行为，具体的操作方法和国有土地上突破拆迁政策补偿的流程是一样的，其没有参加过指挥部开会讨论复旦公司24户的拆迁补偿会议，而且其知道指挥部也没有开过这个会议。复旦公司24户的货币安置协议其在归案前从未看到过。
上述证据均系依法取得，能够证明相关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受贿犯罪
被告人石祖尧于2009年至2011年期间，利用上述职务便利，接受杭州市江干区彭埠社区安排的旅游服务及超市卡、香烟等物，共计价值人民币20000余元。
认定上述事实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
1、证人胡某2的证言，证明其于2007年11月起担任彭埠社区居委会委员，2009年2月期间彭埠社区经班子讨论后决定邀请被告人石祖尧及其妻子等共计8人去云南丽江旅游，费用共7万余元由社区承担，平均每人为9000余元；旅游结束后石祖尧在指挥部办公室交给其6000元现金，称是其妻子的旅游费用，其推托不了就收下了，后将此事跟领导汇报后决定用这6000元钱买礼品还给石祖尧，但是送礼品的时候没有告诉石祖尧这些礼品是当作6000元旅费退还的情况。2010年及2011年春节前，社区请石祖尧等人吃饭时共送超市卡4000元及价值2000余元的香烟。请石祖尧等人云南旅游及送钱物是为了和征迁指挥部搞好关系，主要是感谢石祖尧在处理彭埠社区拆迁的疑难问题时给予的帮助。
2、证人李某的证言，证明其于2007年起任彭埠社区党委书记，2008年10月起参与社区的整体拆迁工作，因彭埠社区在拆迁中的很多疑难问题是由被告人石祖尧负责处理好的，为了表示感谢社区班子集体讨论决定请石祖尧夫妻等人去云南旅游，团费每人5600元共44800元，加上景点、吃饭等费用共76920元由社区承担；旅游结束后两、三个月，胡某2称石祖尧支付了妻子的6000元团费，后经其同意胡某2用这6000元钱购买了一些礼品送还给了石祖尧；2010年、2011年春节前，社区还送给石祖尧4000元超市卡及6条硬中华、阳光利群香烟，香烟每条400元左右。社区送超市卡及香烟是为了与石祖尧搞好关系，感谢为社区处理了前期拆迁补偿的遗留问题。
3、旅游业专用发票，证明2009年2月17日彭埠社区从专项资金中开支云南旅游费用76920元。
4、情况说明，证明2009年2月杭州美之旅旅行社与杭州市江干区彭埠社区签订旅游合同，费用合计人民币76920元，因旅行社搬迁相关行程单及合同材料遗失。
5、被告人石祖尧的供述，证明2009年彭埠征迁指挥部七人加上其妻子一共八人参加了彭埠社区组织的云南旅游，去之前其就把妻子的团费5800元给了胡某2，旅游回来后胡某2想把钱退回其没有收，其本人的旅游团费是彭埠社区支付的，其也没有收过烟酒、礼卡等物品。
上述证据均系依法取得，证据间能相互印证，能够证明本节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被告人石祖尧的辩解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综合评析如下：
（一）滥用职权罪
1、国有土地拆迁补偿部分
（1）关于被告人石祖尧的职权：《为了光荣的使命-
东站指挥部征迁纪实》、职务情况说明、证人骆某、郦某,4等人的证言及被告人石祖尧的供述，能够证实被告人石祖尧时任彭埠征迁指挥部副总指挥兼政策组组长期间，主要负责彭埠社区所有被拆迁地块范围内拆迁政策的咨询、解释、审核及把关工作，对符合政策的其可以直接答复解决，如果认为政策不明或突破政策的情况，需向指挥部领导提出，由指挥部领导召集土管局、征迁组、政策组等相关部门开协调会讨论，在会上确定解决方案并形成会议纪要后执行。
（2）关于被告人石祖尧实施的行为是否超越职责权限的问题：本案中被告人石祖尧明确供述其在办公室听吴某1和骆某说过复旦公司宿舍楼的产权性质是国有工业用地附属用房，属非住宅性质，而吴某1也向其提出想参照万事利宿舍按照住宅的标准进行补偿，其没有答应，即被告人石祖尧对复旦公司的拆迁补偿要求是属于突破政策的范围系明知，其作为多年从事拆迁工作的人员，在明知指挥部未对复旦公司的拆迁补偿方案作出专题会议纪要，其个人无权决定补偿方案，且清楚《告住户书》的性质就是发放、告知给被拆迁人员确定的拆迁补偿政策的情况下，仍在《告住户书》上予以签字；其另供述“复旦公司的《告住户书》上只写明了部分房屋拆迁实行回迁安置，说明有另一部分房屋不是按照回迁安置的方式进行拆迁，即理应另有其他说明复旦公司两幢宿舍楼房屋的所有拆迁政策的文件，如果其在《告住户书》上签字，肯定会问清楚另外一部分房屋的处理方式”，在案证据也显示《拆迁告知书》系先于《告住户书》发放，上述证据表明被告人石祖尧在明知个人无权决定突破政策的拆迁补偿方案的情况下，仍在《告住户书》上签字确认，应认定其个人超越职权同意复旦公司的整体补偿方案突破政策按住宅“小产权房”的标准进行补偿。
（3）关于被告人石祖尧在《告住户书》上签字的效力问题：被告人石祖尧时任彭埠社区征迁指挥部政策组组长，根据该职务的工作职责，被告人石祖尧在《告住户书》上签字，即表示其对《告住户书》的内容是认可的，根据指挥部对拆迁补偿的操作程序，对被拆迁户发放《告住户书》后，即意味着被拆迁户可按《告住户书》确定的拆迁补偿政策与征迁指挥部进行签约直至取得补偿款，而实际上复旦公司在2008年11月16日拿到《告住户书》后即于2008年11月18日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并于2008年11月24日后按合同执行进度开始陆续收受相应的补偿款。应认定被告人石祖尧在《告住户书》上的签字对复旦公司的拆迁补偿方案具有实质效力。
（4）被告人石祖尧的行为与国家所造成的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由于被告人石祖尧对《告住户书》签字确认，导致了后续复旦公司违反拆迁政策多取得了补偿款，根据杭州市审计局的《回函》及说明，复旦公司在国有土地上建筑物拆迁实际获得的补偿资金与其按政策应得的补偿资金差额，应认定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在案的吴某1、娄某等人的生效刑事判决书所确认的事实，只是表述在另案中各涉案人员在同一事实中因各自所处的环节、作用应承担的刑事责任，与后续查明的被告人石祖尧在本案中所处的环节、所起的作用并不矛盾，本案所涉的国家损失系因多个环节、人员在各自不同职责范围内违法操作所致的最终结果。
综合上述事实及证据，被告人石祖尧在复旦公司国有土地建筑物拆迁补偿过程中超越职责权限实施的行为，给国家造成巨额财产损失，其行为符合滥用职权罪的构罪要件，被告人石祖尧及辩护人关于本节事实的相关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2、集体土地拆迁补偿部分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石祖尧在复旦公司集体土地建筑物拆迁补偿过程中超越职权，致使国家造成损失的证据主要有证人汪某、朱某等人的证言及复旦公司实际非法多获得973万元拆迁补偿的相关书证，其中汪某的证言显示复旦公司24户的拆迁补偿系在扫尾阶段处理，而其认为被告人石祖尧参与其中的依据则是当时扫尾工作是由石祖尧牵头的，且在24户的货币安置协议上加盖铁投公司的公章需石祖尧同意，故其认为该24户的违法安置方案系经石祖尧同意。上述证言所证内容多为汪某个人的主观推断，结论不具有排他性；本案中朱某的证言为：“其在指挥部例会上提出复旦公司之前有24套房子卖给职工后返租给幼儿园，吴某1要求按“小产权房”标准赔偿，其他参会人员没有发表意见，事后石祖尧表示复旦公司24户的事他是知道的，让其抓紧办掉，意思就是按“小产权房”标准抓紧时间把补偿协议签掉，其就让汪某参照复旦公司在国有土地上的“小产权房”补偿协议进行操作”；而在案书证则显示24户签订补偿协议的时间为2008年3月11日，《拆迁告知书》、《告住户书》的签订时间均为2008年11月，实际上铁投公司取得拆迁许可的资格为2008年9月，即书证显示的24户的拆迁补偿协议的签订时间先于该区块的总体拆迁时间及国有土地建筑物拆迁补偿的协议时间；另朱某在本院（2014）杭某1刑初字第585号汪某滥用职权、受贿一案中，其证言则证实汪某从未就复旦公司集体土地上24户的拆迁补偿问题的真实性向其进行过汇报，更没有提及石祖尧指使其操作复旦公司的补偿方案，且该事实已由上述生效刑事判决书予以确认，故本案中朱某指认石祖尧的证言及24户签订补偿协议时间的真实性均存疑，综合上述证据，公诉机关指控复旦公司集体土地上建筑物违法多获得拆迁补偿款造成国家损失系被告人石祖尧滥用职权所致，证据不足，被告人石祖尧及辩护人关于本节事实提出的相关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二）受贿罪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石祖尧利用职务之便，接受相关单位的旅游服务及其他财物的受贿事实，因本罪所涉相关法律规定发生调整，被告人石祖尧的受贿行为不构成犯罪，故被告人石祖尧及辩护人提出不构成受贿罪的相关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石祖尧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造成巨额国家财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滥用职权罪。公诉机关对滥用职权罪的指控罪名成立。被告人石祖尧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系受贿，但因其收受的财物数额未达受贿罪的构罪标准，公诉机关对其行为构成受贿罪的指控，本院不予支持。根据被告人石祖尧的犯罪事实、情节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石祖尧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5年6月5日起至2020年6月4日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沈亚青
人民陪审员 钱华英
人民陪审员 刘 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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