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渝0103行初310号
原告吕小红，女，1979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址：重庆市九龙坡区。
委托代理人吕庆林（系原告吕小红之父），男，1952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九龙坡区。
委托代理人田荣明，重庆昆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重庆市九龙坡区国土资源管理分局，住所地：重庆市九龙坡区直港大道17号。
法定代表人蒋峰，局长。
委托代理人黄波，男，重庆市九龙坡区国土资源管理分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张勇，重庆中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吕小红诉被告重庆市九龙坡区国土资源管理分局（以下简称九龙坡区国土局）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及房屋预安置协议，于2017年7月3日向九龙坡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申请交叉管辖。同年7月24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以（2017）渝05行辖284号行政裁定书裁定本案由本院管辖。本院于2017年8月24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九龙坡区国土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1月1日和2018年1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吕小红的委托代理人吕庆林、田荣明，被告九龙坡区国土局的委托代理人黄波、张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吕小红诉称，原告系九龙坡区金凤镇白鹤村2组村民，后将户口迁到九龙坡区金凤镇海含路7号附45号为小集镇居民。2015年8月13日，原告父亲吕庆林代表原告与征地服务中心签订《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及房屋预安置协议书》，约定只安置原告20平方米房屋，无法满足原告一家3个人居住要求。并且原告没有在《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及房屋预安置协议书》签字，也没有委托原告父亲吕庆林代签，吕庆林无权代替原告签署协议。由此被告与原告签署的《征地拆迁补偿及房屋预安置协议书》违法、无效。同时原告认为：1、被告的补偿不合法，方式、金额都有欺骗行为；2、原告的房屋是家庭共计5人共同申请修建的，房地产证上载明的权利人就是吕庆林（户）；3、被告没有为原告购买养老保险；4、被告协议安置原告房屋20平方米也是不对的。因此，被告应当重新作出征地拆迁补偿及房屋预安置协议。综上所述，请求法院判决：1、确认原告之父吕庆林代原告与被告于2015年8月13日签订的《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及房屋预安置协议书》无效；2、由被告承担诉讼费。
原告吕小红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1、编号渝迁00095953号吕庆林户《户口迁移证》1页；九龙坡区金凤镇白鹤村村民委员会开具的《证明》；拟证明原告户口迁移情况。
证据2、九龙坡区金凤镇街道社区居委会开具的《证明》；拟证明原告为社区居委会居民。
证据3、九龙坡区社保局开具的《证明》；拟证明原告没有享受养老保险。
证据4、编号为1990-04799的《土地登记审批表》、《土地登记申请书》、《巴县农村各类建房许可证》；拟证明原告全家五人共同申请建房，登记在吕庆林名下。
被告九龙坡区国土局辩称，一、被告与原告之父吕庆林代原告签订的《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及房屋预安置协议书》是在自愿、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签订的，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原告原系九龙坡区金凤镇白鹤村2社村民。原告之父吕庆林在九龙坡区金凤镇白鹤村2社有农村宅基地一处，房屋有证建筑面积201.6平方米（其中超建36.6平方米，农房证号为J105房地证2011字第27907号）。2002年，原告及其他家庭成员因购房将户口从九龙坡区金凤镇白鹤村2社迁入重庆市高新区石新路49号附1号9-4，转为城镇户口，后又迁至九龙坡区金凤镇海含路7号附45号，仍为城镇户口。2014年8月29日，市政府以渝府地[2014]931号《关于九龙坡区实施城市规划建设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批准征收金凤镇海兰村1社、2社，白鹤村1社、2社、12社、13社、14社、村集体社，文昌村2社、3社集体农用地18.2992公顷（其中耕地4.9115公顷）连同集体未利用地0.2790公顷转为建设用地予以征收，另征收集体建设用地4.3533公顷。2015年4月2日，九龙坡区政府发布了九府征公[2015]字第18号《关于征收金凤镇海兰村1社、2社，白鹤村1社、2社、12社、13社、村集体，文昌村2社、3社部分集体土地的公告》。2015年4月16日，被告发布了九国土征补公[2015]14号《关于征收金凤镇海兰村1社、2社，白鹤村1社、2社、12社、13社、村集体，文昌村2社、3社部分集体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吕庆林的农房在本次征地范围内。被告以户为单位对吕庆林（户）房屋补偿安置时，吕庆林作为涉案农房的产权人以及户主，有权在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及房屋预安置协议书》，该《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及房屋预安置协议书》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是合法有效的。二、原告对补偿安置标准有异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应当向九龙坡区政府申请协调，协调不成，应当向市政府申请裁决，对裁决不服，才能提起行政诉讼。而原告因土地争议裁决案件已经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渝行终354号判决书，原告无权再就补偿安置标准提起诉讼。三、原告的父亲代原告签订的《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及房屋预安置协议书》时间为2015年8月13日，并于当日领取过渡费，原告如认为协议书对其权利义务产生了影响，应该在6个月内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现原告提起行政诉讼的时间已经超过上述法定起诉期限，因此应当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综上所述，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被告九龙坡区国土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证据组一：
证据1、渝府地[2014]931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九龙坡区实施城市规划建设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拟证明重庆市政府已批九龙坡区政府的土地征收方案。
证据2、九府征公[2015]字18号《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金凤镇海兰村1社、2社，白鹤村1社、2社、12社、13社、村集体，文昌村2社、3社部分集体土地的公告》；拟证明九龙坡区政府发布了征地公告。
证据3、九国土征补公[2015]14号《重庆市九龙坡区国土资源管理分局关于征收金凤镇海兰村1社、2社，白鹤村1社、2社、12社、13社、村集体，文昌村2社、3社部分集体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拟证明被告发布了征地补偿方案公告。
证据4、吕庆林户《户口簿》复印件；
证据5、J105房地证2011字第27907号《房屋产权证》；
证据4-5拟证明：1、原告之父吕庆林的房屋坐落在征地范围内；2、原告之父吕庆林为涉案房屋的产权人，也是户主；3、原告及父母等家庭成员在征地之前户口已迁出集体经济组织，转为城镇户口。
证据组二：
证据6、《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及房屋预安置协议书》；
证据7、征地拆迁补偿等款项的领款表二份；
证据6-7拟证明原告之父吕庆林作为涉案房屋的产权人以及户主代表原告与重庆高新区征地服务中心签订了《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及房屋预安置协议书》并领取了过渡费；
证据8、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7）渝行终354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原告的征地安置补偿标准争议，已经由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
法律依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重庆市土地管理规定》、《重庆市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办法》。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下证据作如下确认：原告吕小红提交的证据1、2、4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采信；证据3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不予以采信。被告九龙坡区国土局提交的证据1、2、3、4、5、6、7、8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依法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吕小红原系九龙坡区金凤镇白鹤村2社村民，其父吕庆林在九龙坡区金凤镇白鹤村2社有农村宅基地房屋一处，土地使用权面积为118.25平方米，房屋总面积201.6平方米，其中36.6平方米系超建。2002年，因吕小红父母吕庆林、王发玉购房，吕小红随其父母将户口从九龙坡区金凤镇白鹤村2社迁入重庆市高新区石新路49号附1号9-4，转为城镇户口，后又迁至九龙坡区金凤镇海含路7号附45号，仍为城镇户口。2014年8月29日，市政府以渝府地[2014]931号《关于九龙坡区实施城市规划建设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批复》批准征收金凤镇海兰村1社、2社，白鹤村1社、2社、12社、13社、14社、村集体社，文昌村2社、3社集体农用地18.2992公顷（其中耕地4.9115公顷）连同集体未利用地0.2790公顷转为建设用地予以征收，另征收集体建设用地4.3533公顷。2015年4月2日，九龙坡区政府发布了九府征公[2015]字第18号《关于征收金凤镇海兰村1社、2社，白鹤村1社、2社、12社、13社、村集体，文昌村2社、3社部分集体土地的公告》。2015年4月16日，九龙坡区国土局发布了九国土征补公[2015]14号《关于征收金凤镇海兰村1社、2社，白鹤村1社、2社、12社、13社、村集体，文昌村2社、3社部分集体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吕小红之父吕庆林所有的农房在本次征地范围内。
2015年8月13日，吕庆林代表吕小红与该征地项目的征地实施单位重庆高新区征地服务中心签订了《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及房屋预安置协议书》。该协议书的甲方为重庆高新区征地服务中心，乙方为吕小红，约定的主要内容为：甲方支付乙方房屋搬迁过渡费、搬家补助费、生活附属设施补助费共计7600元，签订本协议时支付房屋搬迁过渡费、搬家补助费，计5600元，交出旧房屋后支付剩余尾款共计2000元；乙方自愿选择优惠购房方式安置，按预安置户型一室一厅（一套）每套建筑面积不低于30平米，最终住房安置人员、户型以住房安置时甲方核实确认的人员、户型为准，住房安置时乙方交清房款后，方能接收安置房。吕庆林在代表吕小红签订该协议书后，领取上述协议约定的房屋拆迁过渡费、搬家补助费、生活附属设施补助费共计7600元。此后，吕小红及其父吕庆林等六人因对补偿安置方案有争议，经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政府协调未果后向重庆市人民政府申请裁决。重庆市人民政府作出渝府地裁（2016）116号《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决定书》后，吕小红及其父吕庆林等六人不服，又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该裁决决定书。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以（2016）渝05行初427号行政判决书驳回吕小红及其父吕庆林等六人的诉讼请求后，其又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渝行终354号行政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书中载明：“……。2015年8月13日，吕庆林与重庆高新区征地服务中心签订了《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及货币安置住房协议书》，并代表吕庭平和吕小红分别与重庆高新区征地服务中心签订了《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及房屋预安置协议书》，该协议书的签订应视为吕庆林等6人对住房安置的补偿标准没有异议，吕庆林等6人对协议书提出异议，应通过其他途径获取救济，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
本院认为，依据《土地管理法》第五条、《重庆市土地管理规定》第四条、第三十七条第（三）款“征地拆迁、补偿与安置方案报经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依法批准后，由区县（自治县、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之规定，被告九龙坡区国土局作为九龙坡区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具有与被征地人员签订征地安置补偿协议的法定职权。九龙坡区政府于2014年8月29日取得征地批文，并于2015年4月2日发布征地公告，随后被告九龙坡区国土局于2015年4月17日发布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征地行为合法。
本案中，被告九龙坡区国土局在与吕庆林户签订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时，同意对吕庆林之女即原告吕小红安置一套房屋，并由户主吕庆林代表吕小红签订《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及房屋预安置协议书》。该协议书关于搬迁过渡费、搬家补助费、生活附属设施补助费的约定符合重庆市及九龙坡区关于征地补偿安置文件的规定，关于具体的安置也明确约定“最终住房安置人员、户型以住房安置时甲方核实确认的人员、户型为准”，故该协议书约定的内容并无不当。同时，原告吕小红在该协议书签订后与吕庆林等六人因补偿安置方案争议，在行政协调、裁决以及现在诉讼程序中均未对吕庆林签订该协议书的行为明确提出异议，且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渝行终354号行政判决书也认定“该协议书的签订应视为吕庆林等6人对住房安置的补偿标准没有异议”。关于补偿安置标准的问题，已由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行政判决书所确认，本案中不再审查。因此，原告吕小红要求确认其父吕庆林代表其于2015年8月13日签订的《征地房屋拆迁补偿及房屋预安置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缺乏相关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吕小红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吕小红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叶 伟
人民陪审员 曾炎一
人民陪审员 谢勘利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二日
法官 助理 刘晓蒙
书 记 员 骆 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