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皖0104民初3776号
原告：孙华松（系程桂兰之子），男，1979年6月25日生，汉族，深圳市恒科通机器人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
原告：孙华芳（系程桂兰之女），女，1981年5月24日生，汉族，易视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物控经理，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
原告：熊伟良（系程桂兰之父），男，1942年9月19日生，汉族，宿松县复兴镇复兴搬运公司退休职工，住安徽省安庆市宿松县。
原告：陈翠娥（系程桂兰之母），女，1939年9月16日生，汉族，无业，住安徽省安庆市宿松县。
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定好，安徽睿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杰，安徽睿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所地合肥市绩溪路***号。组织机构代码证代码48500565-0。
法定代表人：余永强，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文明，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孙华松、孙华芳、熊伟良、陈翠娥与被告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5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4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华松及其与原告孙华芳、熊伟良、陈翠娥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杰，被告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尹文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孙华松、孙华芳、熊伟良、陈翠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5000元、护理费及误工费等损失557294元【其中护理费684元（114×6）、住院伙食补助费600元(100×6)、营养费600元(100×6)、受害人误工费440元(73.33×6)、交通费2000元、丧葬费25447元(50894/2)、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付的交通费5000元、住宿费3000元及误工损失按7人7天计算7080元(52739/365×7×7)、死亡赔偿金892660元(44653.1元/年×20年)、被扶养人生活费97077元(52739×7/4＋52739×5/4)、精神抚慰金80000元，总计557294元(1114588×50%)】；2、本案鉴定费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四原告近亲属程桂兰于2015年10月9日因乳腺癌入住被告处行放化疗治疗。因确诊右乳癌2月，已行新辅助化疗两次，于2015年12月14日入住被告处准备手术治疗。被告对原告进行了相关检查，于2015年12月18日在全麻下行右乳癌改良根治术。术后安返病房。2015年12月20日晚22点04分左右，程桂兰在床边下蹲排尿时出现四肢无力，意识丧失，呼喊无应答。家属迅速将其抱至床上平躺并紧急呼救，但当天值班医师吴晓东为实习生，无医师执业资格证，且无其他有资格医师在病区。其也不知如何抢救患者，而是不停地打电话给上级医生。约10分钟时间无任何抢救措施。15分钟后，值班医��到达病房开始抢救，但这时已经回天乏力。2015年12月20日23：23分，程桂兰被宣布死亡。2016年1月20日，合肥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出具死因鉴定意见：死者程桂兰符合因右小腿深静脉血栓形成，血栓脱落导致肺动脉血栓栓塞死亡。原告认为，被告在对原告近亲属程桂兰诊疗过程中严重违反了医疗卫生管理法律法规及诊疗常规，并最终导致了程桂兰死亡的严重后果。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多次找被告协商，并请求合肥市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调解，但无果。原告为此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原告孙华松、孙华芳、熊伟良、陈翠娥对其诉称提供的证据为：1、原告身份证、户口簿、证明；2、入院记录、死亡证明、火化证明；3、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4、交通费、住宿费票据；5、劳动合同、工资表、工作证明、企业营业执照、孙华松房产证；6、关于乳腺外科病人程桂兰抢救情况说明；7、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费发票；8、预交金凭证。
被告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辩称：一、关于原告亲属在我院治疗情况的陈述意见。(一)患者程桂兰病情介绍和诊治过程。程桂兰，女，58岁，患者一月前因发现右乳肿块就诊我院乳腺外科，在征得患者及其家属同意下于2015年10月10日在全麻下行“右乳肿块微创旋切活检术”，术中冰冻病理提示：（右乳肿块）浸润性癌。根据患者病情，建议其术前行新辅助化疗，患者及其家属表示理解，遂于2015年10月12日行“紫杉醇300mg+表柔比星90mg+CTXO.8g”方案化疗。未见明显化疗不良反应。2015年12月14日，患者为求进一步手术治疗入住我院乳腺外科。初步诊断：乳房上外象限恶性肿瘤右乳，诊断明确，有手术指征，查无明显手术禁忌症。经充分告知，患者家属签署知情同意���后，于2015年12月18日行“右乳癌改良根治术”。手术顺利，病人安返。20日晚上10点4分，患者出现四肢无力，意识丧失，呼喊无应答。立即予以吸氧、床边心电监护，测手指血氧饱和度72%，心率120╱分，血压148/128mmhg,呼吸15╱分，予以建立静脉通道，快速补液。请示住院总医师和二线医师，床边查看病人，患者意识丧失，呼喊无法应答，瞳孔对光反射弱，随后患者出现呼吸音无法闻及，脉搏不可及，血压、血氧饱和度无法测出，双侧瞳孔散大，立即将患者头偏向右侧，予以胸外按压，静脉给予肾上腺素1mg、阿托品0.5mg、尼可刹米0.375g、洛贝林3mg，口头告知病危。遂予以继续胸外按压并给予人工呼吸。通知麻醉科及心内科急会诊。患者经各级医师及相关科室医师床边抢救，无明显生命体征。床边测心电图，未见明显波形。于2015年12月20号23点23分宣布临床死亡。(二)��原告就患者住院诊断、治疗过程异议的说明。1、乳腺癌诊断与治疗问题。诊断经病理切片明确，肿块大于3cm。符合新辅助化疗指征。2、新辅助化疗、D-二聚体升高与手术适应症。本次患者入院准备行手术治疗。入院录体检未发现肢体异常水肿与活动障碍。D-二聚体11.70（升高），纤维蛋白降解产物40.68（升高），考虑与化疗血管损伤与修复、肿瘤坏死等多种因素有关。鉴于无明显手术禁忌症，故仍予以手术治疗（附教材相关内容：乳腺癌手术适应症）。3、患者死亡原因和医疗告知。患者右小腿深静脉血栓形成、脱落以致肺动脉栓塞，造成死亡。尸检报告证实我院对死亡原因的判断是正确的。患者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因素很多，乳腺癌本身就是高凝状态，加上新辅助化疗、肿瘤大量崩解坏死、化疗性全身性血管损伤与修复、手术创伤等，均可引起血栓形成。本质上，仍���患者疾病本身与血栓形成的关系占主导地位。我院在手术知情同意书上已告知其家属，如脑血管意外、血栓性静脉炎、肺栓塞等可能发生，危及生命。4、关于值班医生问题。值班医生发现问题立即向上级医生报告，上级医生接到报告立即赶到查看病情，施行抢救，并无过失。(三)我院对诊治程桂兰医疗行为的自评。我院在给予患者程桂兰的诊疗及抢救过程均按照诊疗常规进行。对于患者的死亡，我院医生深表遗憾和同情，但科室医务人员已倾其所学，尽心尽力。二、对原告各项诉讼请求的意见。1、医药费：原告未在清单中主张。2、住院伙食补助费：每天100元标准过高，按本地司法实践以每日30元为宜，我方认可30元×6=180元。3、营养费：同住院伙食补助费，以180元为宜。4、受害人误工费，无异议。5、交通费，只能以必要的实际发生的为限，凭合法有效票据计算。6、丧葬费25447元，无异议。7、原告主张办理丧葬所需交通费5000元、住宿费3000元、亲属误工费7人7天计费7080元，没有依据，实际是重复计算了第5、6两项，在《最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找不到规定，该解释第20条误工费，是指受害人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即指活着的人身损害当事人本人，不包括其他人的所谓误工费。8、死亡赔偿金适用标准，我院有异议。原告亲属是农村家庭户，公安机关已证明其户籍性质是农村家庭户，但鉴于其在深圳打工超过一年可比照城市人员计算死亡赔偿金，对原告主张的44653.1元/年标准有异议，应为安徽省2016年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29156元，即583120元（29156×20年）。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因无证据证明原告熊伟良、陈翠娥符合参照城市居民标准，故应按安徽省2016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0287元标���计算。9、原告主张精神损害赔偿金80000元无异议。但以上各项数额均应乘以责任比例。三、我院对原告的诊疗行为有无过错和法律责任问题。我院对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无异议，鉴定意见认定我院过错参与度酌情为20%-30%，我院认为以20%为宜。综上，我院对患者程桂兰诊治过程规范，虽经鉴定有一定过错，我院至多应承担不超过20%的责任，请求驳回原告的不实诉讼请求。
被告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对其辩称提供的证据为：1、程桂兰住院病历一册；2、鉴定意见书。
经审理查明：程桂兰曾于2015年10月10日在被告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行“右乳肿块微创旋切活检术”，同年10月12日在该院行“紫杉醇300mg+表柔比星90mg+CTX0.8g”方案化疗。
同年12月14日，程桂兰因“确诊右乳腺癌两月余”入住被告安徽医科大学第一���属医院，入院初步诊断：乳房上外象限恶性肿瘤右乳。同年12月18日行“右乳癌改良根治术”，同年12月20日10时左右，程桂兰床边下蹲小便时出现四肢无力，意识丧失，呼喊无应答等，经抢救无效，于当日23时23分宣布临床死亡。
2016年1月20日，合肥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出具（合）公（刑）鉴（病）字【2015】0015号《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载明：鉴定意见：死者程桂兰符合因右小腿深静脉血栓形成，血栓脱落导致肺动脉血栓栓塞死亡。
本案审理过程中，根据原、被告的申请，本院依法委托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下列事项：1、对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医疗行为的过错进行鉴定？2、如果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则过错行为和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如有因果关系，则参与度为多少？
2017年3月3日，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司鉴中心【2016】病鉴字第516号《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部分载明：
1.关于死因。患者程桂兰曾于2015.10.10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于局麻下行“右乳肿块微创旋切活检术”，术中冰冻病理提示：（右乳肿块）浸润性癌，根据患者病情，医方建议其术前行新辅助化疗，遂于2015.10.12行“紫杉醇300mg+表柔比星90mg+CTX0.8g”方案化疗。2015年12月14日因“确诊右乳腺癌两月余”入住医方。2015.12.15查白细胞3.62×109/L，D-二聚体11.70ug/ml,纤维蛋白降解产物40.68ug/ml。2015.12.17查白细胞升至正常。2015.12.18行“右乳癌改良根治术”。2015.12.20晚十点左右，患者床边下蹲小便时出现四肢无力，意识丧失，呼喊无应答，瞳孔对光反射弱，随后患者出现呼吸音无法闻及，脉搏不可及，血压、血氧饱和度无法测出，双侧瞳孔散大。立即将患者头偏向右侧，予以胸外按压。静脉给予肾上腺素1mg、阿托品0.5mg、尼可刹米0.375g、洛贝林3mg等对症、抢救治疗，终因救治无效于2015年12月20日23:23宣布临床死亡。合肥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尸体解剖见死者程桂兰双侧肺动脉内见多个条形质块，堵塞双侧肺动脉，最大质块长11㎝，直径1.2㎝，右小腿后侧胫后静脉等深静脉内见条形质块，质韧，近心端游离，远心端于管壁紧贴粘附，证实死者程桂兰符合因右小腿深静脉血栓形成，血栓脱落导致肺动脉血栓栓塞死亡。
综合本例患者的临床诊疗经过及尸检报告分析：程桂兰符合因右小腿深静脉，血栓脱落导致肺动脉血栓栓塞死亡。
2.关于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医疗行为。
本例患者程桂兰于入院前已在医方确认右乳癌，为求进一步手术治疗入住医方，医方诊断右乳癌明确，入院后行相关检查，查无明显手术禁忌，具有行右乳癌改良根治术指征，医方的手术方案未见不当之处。但经全面审查本例院方病史材料，发现院方的医疗行为存在一定不足，主要表现为：
本例2015.12.15查患者D-二聚体11.70ug/ml,纤维蛋白降解产物40.68ug/ml，明显升高。血浆D-
二聚体是反映凝血和纤溶的理想指标，临床上作为体内高凝状态和纤溶亢进的分子标志物。纤维蛋白降解产物（FDP）主要反映纤维蛋白溶解功能，增高时主要见于高凝状态、弥散性血管内凝血、血管栓塞性疾病（如深部静脉血栓等）以及各种恶性肿瘤。D-二聚体升高者，需动态观察其变化。反复查D-
二聚体值，密切观察患者下肢情况，进行充分的检查，高度注意血栓形成的风险，对于怀疑有DVT发生的患者应予以下肢血管超声检查予以排除，必要时放置下��静脉滤器，防止DVT造成致死性肺动脉栓塞发生。本例医方对患者血浆D-
二聚体指标变化未予以足够重视，未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医方对患者实施右乳癌根治术后，医方未监测患者D-
二聚体变化，因素数可激活凝血系统，增加血液的高凝状态。再次引起D-二聚体升高，因此医疗行为存在一定不足。
综上所述，程桂兰符合右小腿深静脉血栓形成，血栓脱落导致肺动脉血栓栓塞而死亡。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对患者的医疗行为存在一定过错，与患者死亡之间有一定因果关系，属于死因构成中的次要作用因素。
3.关于医疗过失行为参与度评定。参与度评定的依据应遵循法医学因果关系判定准则，在法医学鉴定实践中，参与度评定尚属于学理性探讨内容，参与度大小的把握存在一定的主观因素。因此，鉴定人对于参与度的评定仅为供审判参考的学术性意见，而非确定审判赔偿程度的法定依据。就本例而言，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对患者的医疗行为存在一定过错，与患者死亡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考虑到肺动脉血栓栓塞系临床上较难防范的并发症，死亡率高，且患者下肢静脉血栓形成症状不典型，院方诊断右乳腺癌明确，患者具有行右乳癌根治术手术指征，建议医方的医疗过错行为在患者死因构成中的参与度为20%-30%。
鉴定意见为：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对程桂兰的医疗行为存在一定过错，与其死亡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建议医方的医疗过错行为在患者死因构成中的参与度为20%-30%。
原告为此支出鉴定费6450元。
另查，程桂兰生于1957年8月6日，系农业家庭户口，其与配偶孙爱国（已于2012年6月9日去世）育有一子孙华松、一女孙华芳。其父熊伟良（生于1942年9月19日）、母陈翠娥（生于1939年9月16日）共有四个子女（包括养女程桂兰在内）。
程桂兰自2014年4月16日至2015年10月8日期间在深圳市贝添利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从事后勤工作，月平均工资为2200元。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及原告提供的证据1～8，被告提供的证据1～2在卷证实。
本院认为，被告在诊疗过程中对患者程桂兰的血浆D-
二聚体值明显升高未予以足够重视，未能高度注意血栓形成的风险，进行充分的检查，即未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医疗行为存在一定过错，与患者死亡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但属于死因构成中的次要作用因素。综合案情及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本院确定被告的医疗过错参与度为25%，被告依法应对原告的各项损失承担25%的赔偿责任。原告的各项损失为：
鉴定费6450元；
住院伙食补助费，按���天30元，程桂兰住院6天计算，为180元；
营养费，参照住院伙食补助费的标准，按程桂兰住院6天计算，为180元；
护理费，原告主张按每天114元，不违反法律规定，住院6天计算，为684元；
误工费，按程桂兰工资标准2200元/月，住院6天计算，为440元；
交通费，程桂兰因就医必然产生一定的交通费，依据其就医的时间、地点等因素，本院酌定为500元；
死亡赔偿金，按原告主张的深圳市2016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44633.1元，计算20年，为892660元，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丧葬费，原告主张按安徽省2014年度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50894元、6个月计算为25447元，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原告办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本院酌定为10000元；
原告熊��良、陈翠娥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分别按7年、5年计算，不违反法律规定。
熊伟良被扶养人生活费，按深圳市2016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32359元，为56628元（32359元/年×7年÷4人）；陈翠娥被扶养人生活费，按安徽广东省2016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标准32359元，为40449元（32359元/年×5年÷4人）。合计97077元。
上述各项损失合计为1033618元，由被告承担258404元（1033618元×25%）。
精神损害抚慰金，鉴于原告确因程桂兰的死亡遭受一定的精神损害，结合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本院酌定为30000元。
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孙华松、孙华芳、熊伟良、陈翠娥因医疗损害造成的各项损失：鉴定费645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80元、营养费180元、误工费440元、交通费500元、护理费684元、死亡赔偿金989737元（含被扶养人生活费97077元）、丧葬费25447元、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的交通费及误工费10000元，合计1033618元，由被告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赔偿258404元（1033618元×25%），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付给原告孙华松、孙华芳、熊伟良、陈翠娥；
二、被告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赔偿原告孙华松、孙华芳、熊伟良、陈翠娥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三、驳回原告孙华松、孙华芳、熊伟良、陈翠娥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12135元，由原告孙华松、孙华芳、熊伟良、陈翠娥负担8000元；被告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负担413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宁晓燕
人民陪审员 张 浩
人民陪审员 李萍生
二〇一七年八月一日
书 记 员 沈梦娜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
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
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
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
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
第二十一条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
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
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
受害人定残后的护理，应当根据其护理依赖程度并结合配制残疾辅助器具的情况确定护理级别。
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
第二十三条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
受害人确有必要到���地治疗，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员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其合理部分应予赔偿。
第二十四条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
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
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
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第三十条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标准计算。
被扶养人生活费的相关计算标准，依照前款原则确定。
第三十五条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
“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
（二）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
（三）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
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第八条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一般不予支持，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形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
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
（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侵权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
（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
（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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