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06民终271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建廷，男，1957年3月2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烟台市福山区。
委托代理人：栾和静，山东明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许利，山东明朗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梁建钧，男，1964年8月24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烟台市福山区。
上诉人王建廷、上诉人梁建钧因合伙协议纠纷一案，均不服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2015）福门民初字第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建廷及委托代理人栾和静、许利，上诉人梁建钧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王建廷诉称，2009年7月4日，原、被告各出资230000元购买了烟台市福山区清洋国铭租赁站（个体业主：郭某）进行租赁经营，双方未签订合伙协议。2013年2月原告提出退伙，被告仅退回原告出资款150000元。2014年4月21日，原、被告经清算确定至2012年盈利为479450元，对此双方同意平分。被告至今未向原告返还剩余的投资款80000元及盈利239725元。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投资款80000元，支付清算后的盈利239725元，合计319725元；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审被告梁建钧辩称，原、被告已于2013年散伙，王晓红、郭某和被告签订转让合同一份，合同约定被告给付原告150000元，一次性结清，合伙关系终止，原、被告之间无任何纠纷，原告起诉被告没有依据。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原、被告于2009年7月4日各出资230000元购买了福山区清洋国铭租赁站进行合伙经营；双方无书面合伙协议；口头约定双方按各占50%进行利润分配；日常经营及账目管理主要由被告负责。
原告主张，原告于2013年2月退伙，退伙时原、被告未进行清算，2013年3月2日原告收到被告退还的出资款150000元，被告尚欠原告出资款80000元；2014年4月21日，原、被告在国铭租赁站清算2009年至2012年的总盈利为792400元，扣除水电费、折旧费、坏账及被告的工资200000元，扣除2009年上半年的盈利112000元，尚盈利479450元，原、被告对盈利进行平分，原告应得盈利239725元；其中对吕民斐的债权80000元，有法院的判决书且已执行；盈利账目情况总汇由原告的女儿王晓燕书写，原、被告先后在盈利账目情况总汇上签名确认，其中时间涂改是王晓燕笔误。原告提供2014年4月21日有原、被告签名及王晓燕记录的国铭租赁站0912年盈利账目情况总汇“2009年225900（一整年）、2010年164500＋80000（吕民斐欠款）、2011年172000元、2012年150000元，20092012年，国铭租赁的账目明细因王建廷退伙，双方共同对合伙盈亏进行了清算，分配如下：合计792400元（含吕民斐欠款）－200000元＝592400元，－112000元（09年半年）＝479450元（两家平分）”，2009年、2010年、2011年的账目复印件，（2011）福民清初字第349号民事判决书为证。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2010年及2011年的账目、民事判决书无异议；对原告提供的其他证据不予认可，主张原告于2013年3月2日退伙，原、被告一次性清算完毕，被告已将清算款项支付给原告；被告认可账目情况总汇中被告的签名，但主张合伙经营时原告为了索要债权让被告出具本人签名的空白条，被告在纸张的左下角签字，出具的时间就是盈利账目情况总汇中的被更改的8月份，账目情况总汇中的其他字不是被告写的，对其中的盈利情况被告不清楚，对吕民斐的债权尚未执行出来。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盈利账目情况总汇中原、被告的签名是否是同一支笔书写形成及签名的时间形成先后进行鉴定。经原审法院依法委托，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于2016年2月24日出具的司法鉴定书载明“（一）检材上需检的‘王建廷’与‘梁建钧’签名字迹为同类书写工具书写形成，但无法判断两者是否同一支笔书写形成。（二）检材上需检的‘王建廷’与‘梁建钧’签名字迹的形成先后是：先有‘王建廷’签名字迹，后有‘梁建钧’签名字迹。”被告交纳鉴定费5100元。经庭审质证，原、被告对司法鉴定书及鉴定费单据均无异议。被告主张2013年3月2日王晓红和被告签订转让合同是在原告授意的情况下签订的，且原告确实收到王晓红转交的150000元，该合同的证人郭某和原、被告均是亲戚，其证言应该是真实的；原、被告签订转让合同后，原告以多种理由向被告提出150000元退伙有些吃亏，多次要求被告为其提供合伙经营期间的账目明细，原告提供的盈利账目情况总汇是被告迫于原告的纠缠出具的，这只是作为账目核对的明细，不能作为退伙分配的依据，关于盈利账目情况总汇中的“两家平分”，被告签字时并未注意，被告也未料到原告会起诉；扣除的200000元是坏账，扣除的112000元是原经营人在2009年7月4日前的利润，所有数据不是经营期间的利润，而是经营期间的营业额。
被告主张原、被告合伙期间，被告每年向原告给付当年的利润，分别于2009年底、2010年底、2011年底、2012年底给付原告利润21600元、33900元、36800元、36217元，在合伙期间原告多次代领租赁费冲抵合伙期间的利润；基于原、被告的亲属关系，原告收到利润后没有向被告出具收据；原、被告散伙时，原告向被告索要230000元，因当时国铭租赁站尚有债权，在扣除债权后被告同意一次性支付原告150000元，150000元包括原告的投资及利润。被告提供被告个人书写的清单一份，2013年3月2日王晓红、梁建钧、郭某签名并捺印的转让合同一份“甲方：王建廷，乙方：梁建钧，今甲方以拾伍万元整（150000）将原持有位于区府街西首烟台市福山区清洋国铭租赁站所有均出售（转让）给乙方梁建钧。今后一切账务与甲方无关”，5张收据复印件为证。经庭审质证，原告对此不予认可，主张除了转让合同中约定的150000元外，原告从未收到被告给付的利润；原告对转让合同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主张即使转让合同是真实的原告也不认可，签订转让合同时原告不在场，该转让合同未经原告同意，也不是原告授权王晓红签订的，若该转让合同成立，就不会有后期的盈利账目情况总汇；被告提供的收据复印件真实性无法确认，其中两张收据有被告签名，不能证明租赁费由原告收取，其余的收据均有国铭租赁站的公章，国铭租赁站的公章和日常经营均由被告负责，上述证据不能作为原告收取利润的证据。
被告主张原、被告在合伙期间先期各投资230000元的基础上，被告又投资195860元，被告提供8张收据为证。经庭审质证，原告对此不予认可，主张被告提供的收据有5张早于合伙时间，有3张在合伙后形成，收据上没有载明被告是购买者；对被告主张购买上述设备系个人投资用于租赁站，原告不予认可，原告只认可先期投资460000元，且原、被告均认可利润按各占50%进行分配，即使被告有投资，也不影响利润分配。
经被告申请，证人郭某（女，1983年2月24日出生，汉族，居民，住烟台市福山区松霞路83号3号楼3单元502号）于2015年3月3日到庭作证称：原告是我的小姨夫，被告是我的表哥；原、被告散伙时，双方签订了书面协议，协议的内容是双方解除合伙关系，被告给原告150000元，原、被告之间的架子管、钢管等东西和原告没有任何关系，该协议是我代笔，协议在被告处；当时原告不在场，被告、被告的妻子、原告的女儿王晓红和我在场，我和王晓红签名；被告提供的转让合同是我签的，原告提供的租赁合同是我签的，当时原、被告给了我460000元，租赁站有一些钢模板、钢管等，具体数量我不清楚，好几年没清算了；原告提供的盈利账目情况总汇，我不清楚；被告在和原告合伙后，是否买了新设备我不清楚。经庭审质证，被告对证人的陈述无异议，原告对证人的陈述提出异议，主张原告女儿王晓红确实收到150000元，但王晓红告知原告150000元是退回的本钱。
原审法院依据原告提供的出售合同、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情况、盈利账目情况总汇、账目明细、（2011）福民清初字第349号民事判决书，被告提供的转让合同、记账单、收据、证人证言，司法鉴定书、鉴定费单据及当事人陈述等认定上述事实。
原审法院认为，个人合伙是两个以上的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的自然人联合经营体，其本质是合伙人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本案中，原、被告对双方于2009年7月4日购买郭某的福山区清洋国铭租赁站进行合伙经营的事实予以认可，故法院对原、被告之间的个人合伙关系予以认定。
原告提供原、被告于2014年4月21日的盈利账目情况总汇，主张被告应给付原告盈利239725元，因被告对盈利账目情况总汇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故法院对原告的主张予以支持，被告应按照约定给付原告盈利239725元。原告主张被告应给付投资款80000元，因2013年3月2日转让合同明确约定原告将福山区清洋国铭租赁站的所有以150000元出售给被告，该约定是原、被告双方对合伙出资情况的清算，证人郭某的证言也能够证明该事实，且2014年4月21日的盈利账目情况总汇中关于2009年至2012年租赁站总盈利479450元由两家平分的约定是对合伙期间盈利情况的分配，两份证据内容并不矛盾，原、被告关于出资清算后期未形成新的协议，因原告认可收到王晓红转交的150000元，且证人郭某的证言能够证实转让合同的真实性，故王晓红在转让合同上签字及收款的行为系其代表原告的行为，其行为合法、有效，故本院对原告的主张不予支持。被告主张在出资230000元的基础上又出资195860元用于购买设备，因原告不予认可，且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能充分、有效地证明其主张，原、被告在原告退伙后就投资及利润分配已达成协议，故法院对被告的主张，不予支持。被告主张每年向原告支付当年利润，原告代为收取的部分租赁费也冲抵盈利，盈利账目情况总汇不能作为分配利润的依据，因原告对此不予认可，且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能充分、有效地证明其主张，故法院对被告的主张，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原审法院于2016年5月30日判决：一、被告梁建钧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王建廷合伙期间的盈利239725元。二、驳回原告王建廷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的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096元、鉴定费5100元，由原告负担1525元，由被告负担9671元。
宣判后，上诉人王建廷、上诉人梁建钧均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人王建廷上诉称，原审法院对其主张的返还投资款80000元不予支持是错误的。梁建钧没有证据证明王建廷的女儿王晓红的签字行为得到了王建廷的授权或事后王建廷的追认。事实上，王晓红在涉案协议上签字，王建廷并不清楚。否则，王建廷不会与梁建钧签订盈利账目总汇，该盈利账目总汇是对2013年3月2日王晓红和梁建钧签订的转让合同的全盘否定。原审认定王晓红在转让合同上签字及收款行为是代表王建廷的行为、该行为合法有效，完全错误。请求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
对此，梁建钧辩称，王建廷的上诉，没有道理，不应支持。
上诉人梁建钧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原审判决认定双方按50%的比例进行利润分配不当。事实上，双方各出资230000元仅仅是购买了福山区清洋国铭租赁站原有的设备，梁建钧自己的设备并不包括在内，但也一并对外出租，双方不可能按50%进行利润分配。梁建钧和王建廷女儿王晓红2013年3月2日签订的退伙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是在原租赁站所有人和双方的两个亲戚监督下签订的，王建廷实际上也收取了退伙转让费150000元。该协议明载明“今后一切账务与甲方无关”。假如双方没有清算，王建廷也没有退伙，尚不知合伙是盈利还是亏损，梁建钧怎么可能先行退还王建廷150000元本钱呢？退一步讲，即使认定2014年4月21日盈利账目总汇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也应扣除王建廷已拿走的150000元。请求撤销原判，纠正原审判决的错误，或发回重审。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王建廷与上诉人梁建钧之间的合伙经营，没有书面合伙协议，也没有规范的财会账目佐证，对于双方合伙期间相关情况，只能依据其提供的相关证据情况来予以判断。
一、关于涉案的2013年3月2日转让合同问题，证人郭某在原审中出庭作证称，王建廷是其小姨夫，梁建钧是其表哥，双方散伙时签订了书面协议，协议的内容是双方解除合伙关系，梁建钧给王建廷150000元。王建廷的女儿王晓红代王建廷签名。经质证，王建廷认可收到了该150000元，但称王晓红告知其是退回的本钱。依据上述事实，原审法院认定王晓红在转让合同上签字及收款的行为系代表王建廷的行为、合法有效，并无不当。作为合伙经营中的一些重大事项，应由合伙人亲自参加，也可授权他人代为协商。本案王建廷的女儿王晓红代王建廷与梁建钧协商转让合同一事，从形式上看，虽然没有王建廷书面授权，从情理上讲，王晓红作为王建廷的女儿，不存在损害王建廷合法利益的问题，且王晓红的父母对此应当知晓。且有双方的亲戚郭某在场作证，应当认定王晓红的行为是代表王建廷，否则，对于其他人来讲，有失公平。故，上诉人王建廷上诉主张王晓红在转让合同上签字及收款行为不代表王建廷的行为、梁建钧应返还投资款80000元，理由不当，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2014年4月21日的盈利账目情况总汇，载明的是2009年至2012年期间的盈利账目情况，与上述2013年3月2日转让合同内容并不矛盾，2013年3月2日转让合同中载明：今后一切账务与王建廷无关，是指2013年3月2日之后的账目，不是该时间之前的账目。而该盈利账目情况总汇载明时间是2009年至2012年期间。该盈利账目情况总汇在原审审理期间，经鉴定，双方均无异议，应当作为定案的依据。据此，原审法院认为梁建钧应按照约定给付王建廷盈利239725元，也无不妥。上诉人梁建钧上诉主张不应按50%的比例进行利润分配、其还有其他投入、应扣除王建廷已领取的150000元，理由不当，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王建廷、上诉人梁建钧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王建廷、梁建钧的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896元，由上诉人王建廷负担1800元，上诉人梁建钧负担609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天松
审判员 刘海波
审判员 张莉莉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姜永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