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3民终932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红梅，住所地：湖北省安陆市。
委托代理人：杜煜，山东法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俊阳，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
委托代理人：王飞，广东利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查银坤，住所地：陕西省黄龙县。
原审第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岗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龙岗支行），住所地：深圳市龙岗区龙岗镇农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东平，该银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王妮，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上诉人李红梅与被上诉人刘俊阳、原审第三人查银坤、原审第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岗支行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5）深龙法民三初字第8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红梅的委托代理人杜煜、被上诉人刘俊阳及委托代理人王飞、原审第三人查银坤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红梅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二、诉讼费用由刘俊阳承担。事实和理由：
一、一审判决事实不清。1、刘俊阳违约在先。李红梅与刘俊阳签订合同后，李红梅所负义务为办理赎楼公证，李红梅已经委托万通融资担保公司赎楼公司进行赎楼，并没有撤销委托。因此，李红梅在交易过程中的义务已经完成。剩下的义务，就是刘俊阳的义务了。在一审中，刘俊阳在起诉状中及开庭中都明确自认，合同履行期间赎楼义务为买方，就是指当李红梅办理完公证手续后，剩余的赎楼义务为买方。当万通融资担保公司不按签订的担保赎楼合同履行义务，而是在合同约定之外增加要求时，属于变更合同履行，此时应当与李红梅协商变更，但此时，担保公司并没有与李红梅协商，而是与刘俊阳协商增加赎楼费，经过二十几天的协商，刘俊阳同意增加赎楼款。因该协商而造成的延期，责任不在李红梅。2、双方合同已经解除。合同解除是指在合同成立之后，因当事人一方的意思表示或双方的协议，使基于合同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归于消灭的行为，其目的在于消灭已经生效的合同关系。其目的在于消灭已经生效的合同关系，使双方的法律关系恢复到以前订约时的状态。当刘俊阳与万通融资担保公司就增加赎楼费达成协议后，刘俊阳又称担保公司因李红梅信用不良需要提供反担保一事。直到刘俊阳起诉之后，李红梅才听说该理由。该事实是不成立的。因为李红梅与担保公司签订合同时，没有约定反担保，如果担保公司以此为由不予赎楼，李红梅就会解除合同，并要求担保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然后李红梅另行委托担保公司赎楼，以履行二手房买卖合同。在此时，由于增加赎楼费过程中，刘俊阳曾经要求李红梅承担一半的赎楼费，当时，李红梅提出，如果你让我承担一半的赎楼费，那么因履行合同期间房产增值的部分，你是不是也得分一半给我？当担保公司提出李红梅信用不良之后，刘俊阳对于交易安全失去信任，因此，双方才会由赎楼转到解除合同。双方签订2015年4月6日的合同，当双方就解除合同达成共识后，已经解除。解除协议的主体确定；双方就解除合同达成补偿款数额也确认为由李红梅给刘俊阳十五万元，标的和数量也已经明确。该事实可以通过刘俊阳起诉状中的要求解除合同请求、及两次开庭中刘俊阳对解除合同事实的自认可以证明。因此，法院应当依法认定解除合同成立。该解除合同无须审批，没有附加其他条件，因此不仅成立而且生效，对双方都有约束力。至于履行的方式及与中介公司之间的问题，都是应当通过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等有关规定来予以确定的。
二、违法适用证据规则。一审认定刘俊阳履行了首期款监管并取得贷款承诺函，就认为刘俊阳履行了合同义务，是与事实不符的。本案是因为刘俊阳履行赎楼配合义务导致的履行不能，转而达成协议解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一方当事人在法庭审理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因此，李红梅对赎楼义务没有违约已经不需要证明。在对世华地产公司出具的回复函的认定上，违反了证据规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五条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人民法院就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向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要求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出庭作证。单位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拒绝人民法院调查核实，或者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作证的，该证明材料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该证据没有在开庭时进行质证，采信该证据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第六十四第二款的规定，属于违法采信证据。该证据是深圳市世华房地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对万通公司赎楼过程中的事实作出的解释说明，证明主体与证明事项不对，明显违反证据规则。
三、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适用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判令继续履行合同适用法律不当。双方已经解除了合同，双方对于新达成的解除合同的履行方式：是即时交付，出具书面协议。在诉讼中，刘俊阳起诉继续履行合同，其实质上是对新达成的解除合同变更。因此，刘俊阳享有的权利，是确认解除合同效力，继续履行解除合同的权利。而不是享有原合同的权力。因此，一审判决在原合同已经解除的基础上，判决继续履行原合同的判决是错误的。2、原合同已经不具有履行条件，属于事实上不能履行且履行费用过高。涉案房产，不同于普通流通物或通用产品买卖合同。在涉案房产上，除了所有权之外，还有李红梅家属的居住、生存权，此外还有随之而有的孩子的受教育权。因此，作为李红梅的唯一房产，在李红梅未能取得居住保障的前提下，是不能履行的。根据一审判决，如果李红梅履行该判决，需要的费用将高达百万，费用明显高于理性第三人能接受的范围。3、一审判决适用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判令李红梅承担违约金，适用法律不当。合同法不但在第一百零七条规定了违约赔偿，而且在第一百零三条规定了违约赔偿的限制。并且在合同法解释三中通过第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条，用五条规范对违约损失赔偿进行了规定。本案中，用于刘俊阳采取司法保全而致原告不能赎楼，是符合日常生活规则所认可的事实。刘俊阳损失无非是诉讼支出，并没有其他损失。而一审判决判令李红梅以房产合同约定数额为基数，以日万分之二的标准承担违约金，比最高法院规定的民间借贷利率限额还要高。在法庭行使释明权后，就应当就损失作出具体认定，为此采取必要的司法行为，而一审法庭并没有就此进行，也没有委托进行鉴定就作出折中裁决，因此在违约金判决上，适用法律明显不当。
刘俊阳辩称，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确凿充分，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一审法院的判决。
原审第三人查银坤述称，与上诉人李红梅的意见一致。
刘俊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继续履行《二手房买卖合同》；2、追究李红梅迟延履行合同的违约责任，李红梅向刘俊阳支付违约金104160元，该款直接在房款中抵扣；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和担保费由李红梅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4月6日，刘俊阳作为买方，李红梅作为卖方，双方通过深圳市世华房地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华地产）签订了编号为1500xxx号的《二手房买卖合同》，合同约定：1、刘俊阳购买李红梅所有的位于深圳市龙岗区xxx华庭北区xx栋a单元xxx号房产，建筑面积为85.49平方米，转让成交价为人民币1550000元。2、房产交易定金共计50000元，支付方式为：签订合同当日买方应向卖方支付定金20000元，签订合同之日起两日内再支付定金30000元；该定金交由居间方监管，买方将定金支付给居间方即视为卖方已收讫定金。3、对于定金以外的剩余房款，双方约定由买方按照银行按揭贷款方式进行付款，买方应于签订本合同之日起15日内将首期购房款500000元支付至买方指定的银行监管账户，买卖双方须在该期限内签署资金监管协议；买方应于前述日期届满之日起三日内向银行提交按揭贷款申请及相关材料。4、该物业处于抵押状态，卖方委托担保公司担保融资赎楼，卖方须于签署本合同之日起七日内（含当日）出具公证委托书给担保公司办理赎楼、过户等手续，买方须协助办理。卖方不得单方停止赎楼或撤销公证委托书，否则视为根本违约；卖方虽有担保公司担保赎楼仍不能赎出房产证的，须于银行出具贷款承诺函之日起四十日（含当日）内自行赎楼、注销抵押登记，并将房地产证原件交予居间方。5、双方须于银行出具银行贷款承诺函且卖方已赎出房地产证原件并注销抵押登记之日起三日内签署《深圳市二手房买卖合同》，并办理递件过户手续。6、买方承担涉案房产过户相关税费，包括委托公证费、赎楼担保费和手续费、赎楼贷款短期利息、因提前还贷银行征收的罚息及相关费用。7、如买方未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履行义务，卖方有权要求买方以转让成交价为基数按日万分之四支付违约金并继续履行合同，如买方逾期履行义务超过30日或其他根本违约行为，卖方可要求买方继续履行合同并按照前述标准支付违约金直至履行义务为止，也可解除合同并选择要求买方支付转让成交价百分之二十的违约金或没收买方已支付定金。8、如卖方未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履行义务，买方有权要求卖方以转让成交价为基数按日万分之四支付违约金并继续履行合同，如卖方逾期履行义务超过30日或其他根本违约行为，买方可要求卖方继续履行合同并按照前述标准支付违约金直至履行义务为止，也可解除合同并选择要求卖方支付转让成交价百分之二十的违约金或双倍返还买方已支付定金。
合同签订当天，刘俊阳向李红梅支付定金20000元，李红梅出具20000元的定金收据；2015年4月8日，刘俊阳又向李红梅支付定金30000元，李红梅出具30000元的定金收据。
2015年4月10日，李红梅前往公证处办理了公证委托书，委托深圳市万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郑少森等人为其委托代理人，代理期限为2015年4月10日至2016年4月9日，受托人可以在代理期限内以李红梅的名义办理涉案房产的各类事项，其中包括代为收取涉案房产的赎楼款、全权办理赎楼贷款及签署相关文件资料、办理涉案房产的资金监管手续及签署资金监管协议及相关文件资料等事项。
2015年4月13日，刘俊阳与李红梅的委托代理人郑少森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心城支行签订了《二手房交易结算资金托管协议》，协议约定刘俊阳将涉案房产的首期款人民币450000元委托中国农业银行中心城支行进行资金托管，刘俊阳需在签署该协议时存入托管资金。当天刘俊阳将首期款450000元存入指定监管账户。
2015年4月24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中心城支行向刘俊阳出具了《个人购房贷款承诺函》，同意向刘俊阳发放贷款105万元。
2015年5月13日，刘俊阳向李红梅的委托代理人郑少森支付了赎楼担保费及手续费共计人民币6600元。
根据刘俊阳提供的录音资料显示，双方于2015年5月23日在世华地产商洽解除合同相关事宜，李红梅认为与同期同类户型的房屋转让价格相比，其出售涉案房产的转让价格较低，故提出要么刘俊阳加价购买涉案房产以保证和同期市场价格持平，要么解除合同并自愿向刘俊阳支付违约金的方案，刘俊阳表示如李红梅能当场支付违约金就同意解除合同。但因李红梅未能当场支付违约金，双方商议改日再谈合同解除事宜。针对该份证据，刘俊阳主张双方已经口头达成解除合同的合意，合同已经解除，李红梅主张因刘俊阳未按约定的时间支付违约金，所以并未同意解除合同。
原审庭审中，针对第三人查银坤在签订合同时是否在场以及是否同意出售涉案房屋的问题，刘俊阳主张第三人查银坤签订合同时在场且同意出售涉案房产；李红梅主张因其和第三人查银坤感情不合，两人意见经常出现分歧，无论第三人查银坤同意与否都不影响其同意出售涉案房屋，因此虽然第三人查银坤不同意出售涉案房产，但其仍坚持签署了涉案房屋买卖合同；第三人查银坤主张签订合同时其在场，但当时不同意出售涉案房屋。
原审庭审中，刘俊阳主张房屋买卖合同中备注条款的手写字体正是查银坤本人书写，而查银坤对此予以否认，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原审法院当庭行使释明权，告知如查银坤不予认可刘俊阳的该主张，可向原审法院申请笔迹鉴定，但至今查银坤未向原审法院提出鉴定申请。
为查明案件事实，原审法院依职权向出售涉案房产的中介方世华地产发函要求世华地产就本案的有关事实予以回复。世华地产于2015年12月10日回函，主要内容为：1、查银坤全程参与涉案房产交易，并同意该房产交易。2、合同履行过程中，因李红梅的征信问题，担保公司要求其反担保，其未能提供。后刘俊阳同意为其支付现金赎楼所增加的费用，李红梅仍未同意。至此涉案房产交易因未能完成赎楼而陷入僵局。后李红梅明确告知世华地产及刘俊阳，不再按照合同约定出售交易房产。
另查，李红梅与查银坤于2006年10月11日登记结婚。涉案房产于2011年7月5日登记在李红梅名下，于2011年7月1日抵押给农业银行龙岗支行，抵押金额为650000元。
再查，刘俊阳符合深圳购房资格。原审庭审中，刘俊阳确认剩余购房款可以一次性付给李红梅。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应当严格履行。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个：1、李红梅出售涉案房产时查银坤是否同意？2、何方存在违约行为？3、涉案房产合同是否已经解除？
关于第一个焦点，原审法院认为，涉案房产系查银坤与李红梅婚后购买，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双方为涉案房产的共同共有人，处分该涉案房产需经夫妻双方的共同意思表示。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现作如下分析：1、关于查银坤在签订合同时是否在场的问题。根据刘俊阳、李红梅在庭审中的主张及世华地产出具的回复函均一致证实，查银坤签订合同时是在场的，且查银坤本人在庭审中也予以认可。2、关于查银坤是否同意出售涉案房产的问题。根据刘俊阳在庭审中的陈述及世华地产的回复函，证实查银坤是同意出售该涉案房产的。而查银坤及李红梅在庭审中主张，查银坤当时并不同意出售涉案房产，李红梅无视查银坤的意见，坚持签署了涉案房产的买卖合同。原审法院认为，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中国夫妻之间的独立性并未占据主导地位，出售夫妻双方共同所有的房产系家庭的重大财产事项，夫妻一方在另一方坚决反对的情况下仍擅自作出处理重大财产的情况是非常少见的。就本案而言，假设真如查银坤所称，其在签订合同时当场表示反对出售涉案房产，一方面就李红梅而言，在其配偶坚决反对的情况下仍擅自出售涉案房产的概率是微乎其微的，除非双方感情不和，长期处于分居状态，甚至为离婚作准备或处于离婚诉讼状态，但李红梅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与查银坤感情不合，长期处于分居状态；另一方面就刘俊阳而言，如李红梅及查银坤关于出售夫妻共同所有的涉案房产意见对立的情况下，刘俊阳出于签订合同后所可能承受的风险考虑，按照常理判断也不会同意签订涉案合同的。3、庭审中刘俊阳主张合同备注条款中的手写字体正是查银坤本人笔迹，而查银坤对此予以否认，在原审法院已经行使释明权的情况下，查银坤仍未提交鉴定申请，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主张。综上所述，原审法院有充分理由相信查银坤对于出售涉案房产是持同意态度的。因此，李红梅及查银坤关于李红梅在查银坤不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出售涉案房产的主张，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原审法院不予采信。
本案的第二个争议焦点是何方存在违约行为？首先就刘俊阳而言，在合同签订后，刘俊阳依约支付定金、办理首期款银行监管并取得了银行贷款承诺函。刘俊阳已按照合同履行了其应尽义务。其次，就李红梅而言，1、根据合同约定，办理赎楼手续、注销抵押登记、取得房产证原件均属李红梅应尽的义务，李红梅应当积极履行上述义务，但实际上李红梅并未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赎回房产证原件，甚至在刘俊阳取得贷款承诺函之日起40日内仍未赎回房产证原件及办理注销抵押登记手续。2、根据世华地产公司出具的回复函，也证实了因李红梅的征信问题，在担保公司要求其反担保时其未能提供。后在刘俊阳同意为其支付现金赎楼所增加的赎楼费用的情况下，李红梅仍不同意，导致无法继续赎楼。后李红梅明确告知世华地产公司及刘俊阳，不再履行合同义务。3、根据刘俊阳提交的录音资料，证实了李红梅因房价上涨，认为出售涉案房产的价款过低而提出要么涨价要么解除合同的要求。综上，李红梅怠于履行合同义务，有悖诚实信用原则，已构成根本违约。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因前面已经阐述过李红梅存在违约行为，刘俊阳作为守约方，有权选择解除合同或者选择继续履行合同。根据刘俊阳提交的2015年5月23日提交的录音资料，证实因刘俊阳不能当场收悉李红梅承诺支付的违约金，故要求与刘俊阳另约时间再议合同解除事宜，表明刘俊阳当时并未同意解除合同，双方并未就合同解除事宜达成口头合意。同时，李红梅也未提供确切证据证明双方已经解除了涉案合同，综上所述，刘俊阳并未行使合同解除权，合同并未解除，刘俊阳有权要求继续履行合同。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继续履行合同是违约责任的救济方式之一。本案中，刘俊阳依约履行了支付定金、办理首期款资金监管、申请银行贷款等合同义务，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不存在法律上或事实上不能履行的情形，其合同标的亦不存在不适于强制履行的情形，且李红梅同意一次性支付涉案房款，并且具备深圳目前限购政策下的购房资格，故李红梅请求继续履行合同，具有合同以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继续履行涉案《房产买卖合同》的具体事项包括：刘俊阳支付购房余款、李红梅协助办理过户手续并交付涉案房产，即刘俊阳应一次性向李红梅支付购房余款150000元（扣除已付定金）；之后，李红梅应协助刘俊阳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刘俊阳负担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所发生的税费；李红梅应当于办理过户手续之日起三日内将涉案房产交付给刘俊阳。因双方在继续履行合同过程中，未尽事宜按双方签订的1500xxx号《二手房买卖合同》执行。
关于刘俊阳请求李红梅支付逾期履行违约金104160元（该违约金从2015年4月16日起暂计至2015年9月30日，按房产总价款的日万分之四计算）。刘俊阳没有提供因李红梅违约行为造成订约时实际损失具体金额，且李红梅提出约定的违约金过高的主张，故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履行合同程度，兼顾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将违约金标准调整以合同总价款1550000元为基数每日按万分之二标准为宜。关于违约金的起算时间应从李红梅违约之日起算，根据合同第六条第三款的约定，卖方虽有担保公司赎楼仍不能赎出房产证的，须于银行出具贷款承诺函之日起40日内自行赎楼并办理注销抵押登记，而刘俊阳于2015年4月24日取得了贷款承诺函，即是说李红梅至迟应于2015年6月2日前赎楼并办理注销抵押登记，而李红梅未在该期限内办理赎楼手续，因此李红梅违约的起算时间为2015年6月3日。综上，李红梅应以房屋总价款1550000元为基数每日按万分之二标准，从2015年6月3日起计至本判决确定办理过户递件之日止向刘俊阳支付违约金，李红梅诉请超出部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刘俊阳与李红梅继续履行双方于2015年4月6日签订的《二手房买卖合同》（编号为1500xxx号）；二、李红梅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办理深圳市龙岗区xxx华庭北区xx栋a单元xxx号房产的注销抵押登记，农业银行龙岗支行应当协助办理；三、刘俊阳应于注销抵押登记手续后十日内向李红梅一次性支付剩余购房款人民币1500000元（还应支付的款项为房屋总价款减去已付定金50000元）；四、李红梅应当于收到全部价款之日起五日内协助刘俊阳将深圳市龙岗区xxx华庭北区xx栋a单元xxx号的房产过户至刘俊阳名下，配合办理过户的相关手续；过户产生的各项税费，由刘俊阳负担；五、李红梅应当于办理过户手续之日起三日内将涉案房产交付给刘俊阳；六、李红梅应当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刘俊阳违约金，违约金以合同价款1550000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二计算，自2015年6月3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过户之日止；七、本判决未尽事宜，双方按编号为1500xxx号《二手房买卖合同》约定条款诚信履行；八、驳回刘俊阳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诉讼受理费人民币1875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人民币23750元（刘俊阳已预缴），由刘俊阳承担人民币5938元，李红梅承担人民币17812元。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李红梅与刘俊阳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有效。针对李红梅的上诉，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涉案合同的违约方是谁？原审对世华房地产公司回复函的采信是否符合法律规定？2、涉案合同是否已解除？3、涉案合同能否继续履行？李红梅是否应承担迟延履行违约金？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涉案合同签订后，刘俊阳已依约支付了定金、办理首期款银行监管并取得了银行贷款承诺函，故刘俊阳已履行了买方应尽的合同义务。李红梅作为卖方，办理赎楼手续并注销抵押登记是其合同义务。本案中，李红梅虽办理了赎楼委托公证手续，但未在合同约定的期限赎出房产证，已构成违约。李红梅上诉主张是担保公司的原因导致未能成功赎楼。本院认为，担保公司系受李红梅委托办理赎楼手续，若未能成功赎楼，相应责任应由委托人李红梅承担。根据世华公司出具的回复函中对赎楼过程的描述，亦证实了是因为李红梅本人的原因造成未能成功赎楼。世华公司是涉案房产交易的中介方，对买卖双方办理房产交易的事宜提供居间服务，应当清楚房产交易的过程，其对原审法院的回复函有世华公司的盖章，原审已通过庭审的方式对该证据进行质证，李红梅在二审中亦认可该回复函的真实性，本院对该回复函陈述的内容予以确认。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涉案合同是否已经解除。李红梅主张刘俊阳曾表示如李红梅能当场支付违约金就同意解除合同，故双方对解除合同已达成了合意，只是违约金没有支付。本院认为，即便刘俊阳曾作出上述意思表示，该表示为一方当事人发出的合同解除条件的要约，即在李红梅当场支付违约金的情况下才同意解除合同。李红梅未当场支付违约金，故合同的解除条件未成就，涉案合同并未解除。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涉案合同并未解除，李红梅的行为已构成了违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刘俊阳有权要求李红梅继续履行涉案合同。因李红梅的行为造成涉案合同的迟延履行，其应当依据合同的约定承担迟延履行违约金。本案中，刘俊阳主张的为迟延赎楼的违约金，原审从李红梅应当完成赎楼义务之次日开始计算迟延履行违约金正确。关于每迟延一日应按合同约定的房屋总价款的万分之四的标准计算迟延履行违约金，李红梅在原审中并未主张上述违约金过高应予调整，原审已根据双方履行合同的程度并兼顾公平和诚信原则将迟延履行违约金标准调整至每日按房屋总价款的万分之二计算，现李红梅仍认为迟延履行违约金过高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李红梅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1133元，由上诉人李红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傅 新 江
审 判 员 聂 效
代理审判员 王 丹 妮
二〇一六年九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廖冉冉（兼）
附录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