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5）鄂武汉中刑终字第00035号
原公诉机关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郑智民，湖北省纺织物资总公司总经理及法定代表人。因涉嫌犯私分国有资产罪、受贿罪于2014年2月1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2月25日被取保候审，同年12月9日被逮捕。现羁押武昌区看守所。
辩护人郭秀生，湖北晴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建民，湖北省纺织物资总公司副总经理。因涉嫌犯私分国有资产罪、受贿罪于2014年2月1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2月25日被取保候审，同年12月9日被逮捕。现羁押武昌区看守所。
辩护人李超武，湖北扶轮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曾浩建，湖北省纺织物资总公司副总经理。因涉嫌犯私分国有资产罪、受贿罪于2014年2月1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2月26日被取保候审，同年12月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看守所。
辩护人苏彩兰，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陆某，湖北省纺织物资总公司经销部经理。因涉嫌犯私分国有资产罪于2014年2月1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2月25日被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余某，湖北省纺织物资总公司财务部会计。因涉嫌犯私分国有资产罪于2014年2月20日被取保候审。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审理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郑智民、刘建民、曾浩建犯私分国有资产罪、受贿罪，原审被告人陆某、余某犯私分国有资产罪一案，于二○一四年十二月九日作出（2014）鄂武昌刑初字第00864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郑智民、刘建民、曾浩建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ＸＸ霜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郑智民、刘建民、曾浩建及辩护人郭秀生、李超武、苏彩兰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听取原审被告人陆某、余某的意见，认为二人依法可以不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判决认定：被告人郑智民、刘建民、曾浩建、陆某、余某及殷某（另案处理）系湖北省纺织物资总公司企业改制期间留守人员，分别担任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经销部经理、办公室主任、财务部会计等职务，负责管理公司资产及资产处置等工作。2009年下半年，被告人郑智民、刘建民、曾浩建在湖北省纺织物资总公司所有汉阳经营部仓库旁4间房屋拆迁过程中，为获取较多补偿款，经与被告人陆某、余某及殷某等人合谋，采取以职工个人名义申领拆迁补偿款、不入单位财务账等方式，将申领的拆迁补偿款人民币80万余元未入单位账户，交个人保管私设“小金库”，并于2011年5月至2012年5月期间，经上述被告人商议后，陆续以效益奖的名义将其中人民币77万余元分发给留守职工。其中，被告人郑智民、刘建民、曾浩建各分得人民币约9万元，被告人陆某、余某及殷某各分得人民币约7万余元。
被告人郑智民、刘建民、曾浩建及殷某在湖北省纺织物资总公司留守任职期间，利用负责处置本单位资产汉阳区五里墩街3号仓库的职务便利，采取先与武汉恒曦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曦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使之获得该仓库的相应权益；再通过挂牌、拍卖的方式，由恒曦公司相关联的湖北省三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竞买获取该仓库所有权的方式，帮助恒曦公司从上述交易中获利。期间，为收受恒曦公司法定代表人涂某甲的贿赂，被告人郑智民、刘建民、曾浩建及殷某分别与恒曦公司签订虚假劳动合同，2008年5月至2009年4月期间共12次以领取工资为名，分别收受恒曦公司法定代表人涂某甲的贿赂。其中，被告人郑智民、刘建民、曾浩建各收受贿赂人民币91620元，殷某收受贿赂人民币47100元。
2013年10月24日，被告人郑智民、刘建民、曾浩建在参加由湖北省国资委组织的关于湖北省纺织物资总公司相关工作问题的会议时，由被告人郑智民代表湖北省纺织物资总公司将他们在留守期间所做工作及相关问题向湖北省国资委进行汇报，同时交代了他们将没有列入湖北省纺织物资总公司资产的汉阳仓库宿舍旁4间房屋拆迁后所获拆迁款以发放效益奖金形式发放给留守职工的事实。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检察院接群众举报，于2014年2月17日至20日分别通知被告人郑智民、刘建民、曾浩建、陆某、余某到院接受询问。期间，被告人郑智民、刘建民、曾浩建、陆某、余某如实供述私分国有资产的犯罪事实，被告人郑智民、刘建民、曾浩建还主动供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检察院尚未掌握的受贿犯罪事实。
被告人郑智民、刘建民、曾浩建、陆某、余某已退出全部非法所得，暂扣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检察院。
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上述事实，有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以及侦查机关出具的破案经过等证据予以证实。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郑智民、刘建民、曾浩建、陆某、余某身为国有企业的工作人员，在处置国有资产过程中，违反国家规定，以单位名义将国有资产人民币77万余元私分给个人。被告人郑智民、刘建民、曾浩建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陆某、余某系直接责任人员，其行为均已构成私分国有资产罪。被告人郑智民、刘建民、曾浩建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活动中，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贿赂，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均已构成受贿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郑智民、刘建民、曾浩建犯私分有资产罪、受贿罪和指控被告人陆某、余某犯私分国有资产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郑智民、刘建民、曾浩建一人犯数罪，应数罪并罚。被告人郑智民、刘建民、曾浩建、陆某、余某在司法机关立案前主动向主管单位交代私分国有资产的事实，以自首论，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郑智民、刘建民、曾浩建主动交代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受贿事实，以自首论，可以减轻处罚。被告人陆某、余某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略次于被告人郑智民、刘建民、曾浩建，可以比照三人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郑智民、刘建民、曾浩建、陆某、余某积极退出全部赃款，可以酌情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郑智民犯私分国有资产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被告人刘建民犯私分国有资产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被告人曾浩建犯私分国有资产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被告人陆某犯私分国有资产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已缴纳）。被告人余某犯私分国有资产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已缴纳）。将暂扣于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检察院的被告人郑智民、刘建民、曾浩建、陆某、余某退出的因私分国有资产所得的赃款共计人民币35万元予以发还湖北省纺织物资总公司。将暂扣于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检察院的被告人郑智民、刘建民、曾浩建退出的因受贿所得赃款人民币27486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上诉人郑智民提出：私分国有资产是错用了小金库的钱发奖金；主观上没有为恒曦公司谋利的故意，客观上带来了利益，但当时没有意识到是受贿行为，而且签订劳务合同是真实的。两罪犯罪情节较轻，有自首情节，认罪态度好，原审法院判决量刑过重。辩护人还提出：1．原审判决认定的私分国有资产犯罪，实质上是程序违反财政制度发放奖金的行为，是应得的合理报酬。另外，公司资产账上没有该项资产，国有资产并没有损失，系犯罪情节显著轻微，不构成犯罪或者应免予刑事处罚。2．原审判决认定的受贿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认定郑智民等人与恒曦公司签订虚假劳务合同，在案没有对应劳务合同的书证予以证实。郑智民等人为恒曦公司如何谋利、谋取何种利益的事实不清，而且签订劳务合同时，涉案仓库的权属转移已经基本完成。因此，郑智民不构成受贿罪。鉴于郑智民本人认罪，即使两个罪名成立，其犯罪情节较轻，有自首、退赃情节，原审法院量刑过重，应当从轻、减轻处罚。
上诉人刘建民提出：原审法院判决量刑过重。辩护人还提出：1．刘建民私分国有资产犯罪中，有自首情节、认罪态度好，归案后退出全部赃款，原审判决量刑过重。2．刘建民不构成受贿罪。（1）在处置公司资产活动中，未为恒曦公司谋取利益。恒曦公司先投资购买仓库超过72%收益权后成为湖北省纺织物资总公司的关联公司，该公司留守班子并没有阻止其他单位参与竞买，且恒曦公司获利是其关联的三达公司以最高价竞买的结果，并非湖北省纺织物资总公司留守班子所为。（2）刘建民在与恒曦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前，仓库就已经是恒曦公司与纺织总公司的共同财产，恒曦公司有行政管理权，双方存在事实劳务关系。劳动合同签订后，仓库留守人员对仓库进行治安管理和维护，以及对紧邻三达公司仓库的维护、招租等经营管理活动，与恒曦公司产生事实上的劳务关系。刘建民等人陪同恒曦公司涂某甲到外地看几处房产，说明其还以劳务顾问的身份参与恒曦公司的行政管理活动。（3）刘建民只是临时留守人员，无聘用合同，无上级备案。在签订合作协议书之后，汉阳仓库国有资产的性质发生变化，超过72%的股权已经转移到私营企业恒曦公司名下，其工资并非国有资产经营所得。因此，刘建民既非国家工作人员，也非国有单位派往纺织公司汉阳仓库的工作人员，应当为非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即便认定其受贿犯罪，因有自首、犯罪中止、认罪态度好、积极退赃等从轻、减轻处罚情节，原审判决对其量刑过重。3．刘建民有检举揭发他人犯罪的行为，应当从轻、减轻处罚。
上诉人曾浩建提出：主观上没有收受贿赂的故意，不明知是虚假合同。而拆迁款以私人名义办理拆迁可以得到更多的补偿金额，是刘建民提出并通过关系成功办理，存入小金库，与自己无关。私分小金库的钱由陆某提出、郑智民召开会议决定，自己被动接受从小金库分得的钱。量刑应当轻于郑智民和刘建民，请求从轻处罚。辩护人还提出：1．原审法院认定受贿罪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曾浩建受聘于恒曦公司，职位为高级管理人员，因受聘参与管理的项目没有审批而主动终止了劳动合同关系。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这一重要证据缺失，影响案件事实认定。（2）因恒曦公司对汉阳仓库资产比重超过三分之二，享有对汉阳仓库的处分权，故而享有对汉阳仓库竞拍条件的设置权。恒曦公司与湖北三达公司属于关联公司，在汉阳仓库的拍卖过程中并没有使用优先购买权，而是作为竞拍公司在公开拍卖过程中竞拍成功。曾浩建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涂某甲及恒曦公司谋利。（3）曾浩建没有受贿的故意，且吴某、朱坚、江某的证言证实曾浩建多次为涂某甲所在公司处理仓库排水、安全监管以及出租等事宜，还陪同涂某甲出差，属于受聘并服务于该公司。2．湖北省纺织物资总公司将拆迁补偿款作为奖金分发不是私分国有资产的行为。负责人郑智民、刘建民决定将未入账的拆迁补偿款按一定比例奖励给留守工作人员时，事前已经汇报上级单位湖北省股权托管中心，并收到相应批复。因此，郑智民、刘建民、曾浩建只是在处理这笔拆迁款的方式上存在过错。其中，曾浩建主要负责办公室以及行政后勤，不直接负责资产处理，不属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仅起次要、辅助作用，应认定为无罪。
原审被告人陆某、余某均对原审法院判决没有异议。
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认为：第一，在案证人涂某甲以及上诉人郑智民、刘建民、曾浩建的供述均证实三人与恒曦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是为了收受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涂某甲的贿赂，实际并没有在涂某甲的公司任职、劳动，是虚假的劳务合同。原审法院以上诉人刘建民等人实际已经收受的9万余元作为受贿数额，其提出在领取恒曦公司工资一年后主动中断，属于犯罪中止的理由不能成立。第二，上诉人刘建民、曾浩建在处置国有资产的过程中，违反规定，合谋以单位的名义将国有资产私分给个人，二人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有积极的私分行为，不存在明显的主从之分。上诉人在私分国有资产后主动向主管单位汇报，主管单位的决定不影响私分国有资产事实的认定。鉴于上诉人郑智民、刘建民、曾浩建等人自首、认罪、积极退出全部赃款等情节，刘建民在二审阶段检举揭发的情况目前正在调查过程中，请二审法院依法酌情处罚。
经审理查明：原湖北省纺织物资总公司为全民所有制企业，于2005年3月开始采取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形式实行改制。原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上诉人郑智民，副总经理上诉人刘建民、曾浩建，经销部经理原审被告人陆某，财务部会计原审被告人余某以及办公室副主任殷某（另案处理）等人系该公司企业改制期间留守人员，负责企业资产的管理、维护、处置变现以及债权债务处理工作。其中，上诉人郑智民、刘建民、曾浩建为留守人员负责人。
（一）私分国有资产的事实
2009年湖北省纺织物资总公司汉阳经营部仓库旁4间房屋拆迁，上诉人郑智民、刘建民、曾浩建决定以职工住房名义申领拆迁补偿款共计人民币812449.57元，并以个人卡名义存款设为小金库，未入单位账户。2010年年底至2012年5月期间，经上诉人郑智民、刘建民、曾浩建商议后与原审被告人陆某、余某以及殷某等人合谋，陆续以效益奖的名义将其中人民币754857.12元及利息分发给留守职工。其中，上诉人郑智民、刘建民、曾浩建各分得人民币9万余元，原审被告人陆某、余某及殷某各分得人民币7万余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中共湖北省纺织工业总公司委员会《关于郑智民等二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身份证明书、干部任免呈报表、干部履历表、湖北省纺织工业物资公司聘任职务通知、专业职务申报表、湖北省纺织工业总公司任职资格的通知等书证。
上述证据证明：上诉人郑智民先后任湖北省纺织工业物资总公司经理、党总支书记，湖北省纺织物资总公司总经理及法定代表人。上诉人刘建民曾任公司储运部副经理，上诉人曾浩建曾任公司政工科科长，二人于2004年聘任总公司副总经理。原审被告人陆某于2003年聘任物业分公司经理、经销分公司经理。原审被告人余某为总公司高级政工师。邝某某、殷某于2005年聘任办公室副主任、吴某同志任财务部副经理。
2．湖北省纺织物资总公司企业改制方案、职工安置方案及实施细则、湖北省纺织物资总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决议；湖北省纺织行业投资促进中心、湖北省省直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和管理的直属企业脱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湖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相关批复文件以及湖北省股权托管中心出具的证明、情况说明及湖北省纺织物资总公司提供的员工花名册等书证。
上述证据证明：原湖北省纺织物资总公司为全民所有制企业，郑智民为法定代表人。该公司于2005年3月开始实行企业改制，2008年3月由省直机关脱钩企业托管中心托管，2010年6月划转至湖北省股权托管中心管理。移交时公司留守人员包括郑智民、曾浩建、刘建民、殷某、余某、陆某等13人。其中，留守人员负责人为原总经理郑智民、原副总经理曾浩建和刘建民三人。根据该公司企业改制方案，公司留守机关的工作职责是聘用部分职工负责企业资产的管理、维护、处置变现和债权债务的处理工作，继续完成职工安置方面的未尽事宜，完成企业剩余资产的处置变现和债权债务处理问题。
3．拆迁档案目录、房屋拆迁货币安置协议书、住户拆迁补偿清单、室内设施补偿清单、装修补偿清单、房屋拆迁估价分户结果报告、房屋所有权证和武汉市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身份户籍资料、汉阳区五里墩土地储备项目房屋拆迁补偿审核意见函、湖北省纺织物资总公司出具的《关于汉阳自管房有关情况的说明》等书证。
上述证据证明：湖北省纺织物资总公司位于汉阳大道360号4-1-2、2-001、2-002、4-3的4间自建房于2009年以殷某、陆某、郭某某个人名义取得的房屋拆迁补偿款共计人民币812449.57元。
4．武汉农村商业银行对私账户活期交易明细，对私账户信息、个人销户凭条，证明：殷某、陆某、郭某某取得的拆迁补偿款中共计人民币754857.12元于2010年8月25日分别通过银行转账、现金存款的形式转入殷某当日新开个人账户，作为定期存款。上述款项加存款利息共计人民币771841.40元于2011年8月20日整取销户。
5．湖北省纺织物资总公司出具的《关于兑现奖金情况的说明》、湖北省股权托管中心出具的《关于兑现奖金款项的补充说明》，以及郑智民、刘建民、曾浩建、陆某、余某、吴某、邝某某、殷某、江某、朱坚、安某某出具的奖金领取情况说明材料等书证。
上述证据证明：上述房屋拆迁补偿款中部分款项于2010年底用于兑现汉阳仓库职工解除劳动合同的效益奖，其余约78万元自2011年8月起陆续分发给留守职工。其中，上诉人郑智民、刘建民、曾浩建各分得人民币约9万元，原审被告人陆某、余某及殷某、吴某、邝某某、江某各分得人民币约7万余元，朱坚、安某某各分得3万余元。
6．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湖北分所出具的关于湖北省纺织物资总公司财务收支的审计报告，证明：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经委托审计，发现湖北省纺织物资总公司留守人员将公司汉阳仓库宿舍旁自建门面房以陆某、殷某和郭某某三名自然人名义与武汉市汉阳区土地储备事务所中心签订拆迁安置协议，取得房屋补偿款未在公司财务账中反映，以个人卡名义存款设为小金库，并直接以效益奖金形式进行发放。
7．证人证言
（1）证人殷某的证言：汉阳经营部的房子是公房，公司出钱建的，建成之后公司在经营。2009年汉阳区进行大范围拆迁改造，三个领导郑智民、刘建民、曾浩建决定做三个假证（单位自管房）把公司这几间公房办到我、余某、陆某名下，可以多获得拆迁补偿款。当时几个领导特别强调了证是假的，房子还是公家的，补偿款也是公家的。假证应该是曾浩建做的。拆迁补偿款下来后，吴某带我和陆某去银行将三笔拆迁款都集中到了我个人手上，之后就陆陆续续发了一些钱。每次都是管理层，主要是郑智民、刘建民、曾浩建先开会商量发多少钱，然后由曾浩建制作职工发钱的明细表，由负责财务的余某在明细表上签字盖章后发放。我共分得7万元左右。
（2）证人吴某的证言：陆某和殷某的拆迁补偿款是直接转账进银行卡，余某的补偿款是高某给的现金。2010年8月左右，刘建民安排我把三笔钱存在殷某新开的一个账户，存一年定期，卡由公司财务保管，没有入单位账。钱到账快一年的时候，有一天刘建民喊我到他办公室，郑智民、曾浩建也都在场，郑智民对我说这75万元准备作为奖金发下来。几天后，曾浩建把发钱的明细安排单子拿给我。这笔账定期时间到了之后，我和殷某、余某一起把75万元全部取了出来，将账户销户，现金全部放在公司的保险柜里。我按照单子上的明细，把钱发下去，然后再把发放的单子拿给余某做账。我共分得7万元左右。因为83万元中，3万元给了拆迁公司的高某，还给汉阳仓库部分职工买断发了一些补助，这个补助的钱是拆迁款到账后就发给他们了，剩下的75万元一起存入了殷某的账户里面。
（3）证人邝某某、江某的证言，证明：改制期间公司财务人员共有三人，余某是会计，同时对整个财务负责，吴某是出纳，江某具体负责汉阳仓库储运部的出纳工作。汉阳仓库宿舍旁的4间房屋拆迁后所得补偿款由总公司以奖金的形式发放给返聘留守人员。
（4）证人朱某甲、孙某、黄某（原湖北纺织物资总公司退休职工）的证言，证明拆迁房屋系90年代初公司拨付资金修盖，是公司经销部门面、办公场所。
（5）证人李某（原湖北省股权托管中心主任）的证言，证明其任中心主任期间，该中心不知道湖北省纺织物资总公司名下在汉阳有几处门面房，也不知道处置情况。2011年，郑智民、刘建民、曾浩建告诉中心湖北省纺织物资总公司在处置汉阳仓库的时候向受让方三达公司额外争取了78万元的补偿奖金，并提出按比例，也就是10万元作为奖金发放，中心以书面形式同意。他们还打过一个报告，说近几年来收回400多万的债权，要求加工资。中心派人查账，发现他们已经加过工资，就没有同意他们的报告。
（6）证人张某（原湖北省股权托管中心副主任）的证言，证明该中心在接手湖北省纺织物资总公司资产时并不知道其名下还有几处门面房，审计过程中也没有发现上述固定资产的登记及处置情况。2013年审计时发现，三达公司支付的，也就是郑智民等人说额外争取的78万元补偿金是原本就应该给总公司的，对这笔钱不应该给予奖励，而且在审计时有财务凭证，在公司账上面。而83万元是国家给的拆迁补偿款，没有上公司的账。这两笔是以不同方式处置两处资产所得的款项。
（7）证人高某（武汉晴川拆迁有限公司动迁组长）、朱某乙（原武汉晴川拆迁有限公司动迁员）、郭某某的证言，证明：湖北省纺织物资总公司汉阳仓库宿舍旁4间房屋以陆某、殷某、郭某某个人名义拆迁补偿。其中，陆某、殷某是货币补偿，郭某某安置了一套住房，房款22万余元现金给了刘建民。刘建民安排陆某送了高某3万元感谢费。
8．上诉人及原审被告人供述
（1）上诉人郑智民的供述：改制时领导班子成员有我、刘建民、曾浩建、邝某某、殷某、余某、吴某、江某、陆某等员工。名单是我、刘序、刘建民、曾浩建一起商量决定的，最后报给国资委下属企业托管中心，但没有收到回复。领导班子的主要工作是做好公司改制后资产管理及资产处置，具体是管理现有资产，包括追诉债权、偿还债务，现有资产保值增值等；协助相关部门处置资产，主要是配合省国资委和湖北省股权托管中心处理公司现有资产；解决留守人员待遇等问题。2009年汉阳仓库旁边家属宿舍边上经销部三间门面办公室以个人名义取得拆迁补偿款，加上利息约83万元没有入公司账，单独设立一本账由财务保管。2010年年底，因为汉阳仓库的8名留守人员工作完成，我、刘建民、曾浩建三人就商量给他们一些福利以安抚他们顺利离职。经协商一致，决定从83万拆迁补偿款中拿出4万元以每人5000元标准分给汉阳仓库的留守人员。会计江某经手将4万元分发给这8个人签字领取。因为中层都知道83万拆迁款的事情，在平时接触中邝某某、殷某、余某、吴某、江某、陆某等人都提到希望将这钱以特殊效益奖的形式发掉。2011年4月份，我、刘建民、曾浩建三人开会商量兑现效益奖的问题，经协商决定以公司名义向湖北省股权中心打了个报告，称近几年公司实现节约增益400余万元，根据公司特殊效益奖规定，希望批准公司向留守人员发放效益奖。然后，我们就按比例分多次将这笔钱以发放奖金的形式分完。经理层我、刘建民、曾浩建三个人分别分得9万余元，中层人员邝某某、殷某、余某、吴某、江某、陆某等人分别分得7万余元，陈某某、安某某等人分别分得3万元，汉阳仓库留守人员每人分得4000元。一般是我、刘建民、曾浩建、邝某某、殷某、余某、吴某、江某、陆某等人一起开会讨论好后，由曾浩建通知办公室负责人邝某某，他制作一个奖金发放表，交给我、刘建民、曾浩建分别签字后，再拿到财务领钱。上级单位湖北省股权托管中心不知道这笔拆迁款的存在。因为汉阳的三间门面房是不起眼的小平房，当时搭建的时候没有入省纺织物资公司固定资产的账，只有出资记录，拆迁后也没有入公司账。
（2）上诉人刘建民的供述：公司把拆迁补偿款放在殷某个人账户存了一年定期，存折交公司财务保管，没有进公司账。因为几个中层都知道这笔拆迁款的事情，都希望以特殊效益奖的形式发掉。后来，我、郑智民、曾浩建三个人开会商量兑现效益奖的问题，经协商决定以公司名义向湖北省股权托管中心打了个报告，称近几年公司实现节约增益400余万元，希望批准公司向留守人员发放效益奖。报告送上去后，股权托管中心没有回复。我们决定按比例将钱以发放奖金的形式分完。2011年8月拆迁补偿款一年定期到期后，公司开始分多次向大家分发这笔钱。一般是在节假日之前分发，一共发了五六次。每次发钱都是管理层和余某一起开会，商量奖金发放的具体金额。然后由曾浩建亲自制表，表经余某审核签字后，由出纳发现金给大家。我个人分得9万元左右。给拆迁公司高某的3万元是陆某先从公司财务上借支的，拆除补偿款到账后从里面取了3万元还了财务。
（3）上诉人曾浩建的供述：拆迁过程中，我、郑智民、刘建民三人决定按职工个人房屋申报拆迁补偿，得到的补偿款作为我们内部使用。具体是公司我、郑智民、刘建民同意给三个人办理住房证，住房证是我亲自办理的，在物业部找旧的空白职工住房居住证，我填写职工姓名、门牌号等，也是我盖的公司以前使用的旧章，交给了刘建民。2009年底，拆迁补偿款一共80多万元补偿到位，殷某、陆某以存折形式，余某以现金形式得到。我、郑智民、刘建民决定将三笔钱存到殷某一个人账户上，方便我们使用。本来应该有83万元，但到位时只有78万元，刘建民说之前因为把公房变为私房，请客吃饭打点用了一点钱。2010年下半年，陆某、余某在我、郑智民、刘建民面前多次提出把这78万元作为奖金发放，余某还提出一次发完太显眼，最好分几次发。后来我、郑智民、刘建民三人一起碰头时决定把这些钱分给大家，包括三位公司领导、中层干部及少量基层职工。每次发放前我们三人碰头，指定每个人的发放标准。有时候是我、有时候是刘建民通知办公室邝某某，有时是我、有时是邝某某造发放表交财务余某，余某交给吴某，吴某和殷某就取钱按照发放表发钱。我个人分得9万元左右。
（4）原审被告人陆某、余某的供述，二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其中，陆某还供述：涉案拆迁4间平房由其经手并向汉阳区规划局报批，获准后由经销部出资开始施工，分别用作车库、食堂和职工休息室。余某还供述：用拆迁款共发了五六次奖金直到2012年6月份，每次都是曾浩建或者邝某某把有郑智民、刘建民、曾浩建三个经理和办公室签章的单子交给其，由其通知出纳取款发钱，然后根据签收单做账，但账目后来遗失了。
（二）受贿的事实
2007年至2009年，湖北省纺织物资总公司与武汉恒曦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曦公司）合作处置湖北省纺织物资总公司位于武汉市汉阳区五里墩街3号仓库（以下简称汉阳仓库）的全部资产。恒曦公司法定代表人涂某甲为感谢上诉人郑智民、刘建民、曾浩建在资产转让中为恒曦公司获利提供的帮助，采取签订劳动合同的方式，于2008年5月至2009年4月期间共计12次以发放工资名义分别给予上诉人郑智民、刘建民、曾浩建各现金人民币91620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湖北省纺织物资总公司与武汉恒曦置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书、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签订的债务重组合同、与湖北三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达公司）签订的汉阳仓库部分资产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补偿协议，部分记账凭证、收款收据等书证；以及关于湖北省纺织物资总公司财务收支的审计报告。
上述证据证明：湖北省纺织物资总公司在处置位于汉阳区五里墩街3号仓库的过程中，经省国资委批准，于2007年11月与恒曦公司签订协议，恒曦公司出资1350万元为该公司偿还银行钱款本息，同时按出资占仓库评估价值72.72%的收益分成。上述资产于2008年6月经光谷联交所挂牌交易，成交价为2480万元，湖北省纺织物资总公司与三达公司（为恒曦公司持股40%投资）签订汉阳仓库转让协议，同时约定由湖北省纺织物资总公司继续经营汉阳仓库至2012年底，如果提前收房，则需要加以补偿。恒曦公司根据合同约定按72.72%获得汉阳仓库拍卖税前收益共计人民币423.14万元。2010年底因政府规划，三达公司提前收取汉阳仓库。根据合同约定，该公司应向湖北省纺织物资总公司支付补偿费215万元，但湖北省纺织物资总公司账面反映的补偿收入仅为60万元。上述协议分别由郑智民、刘建民、曾浩建、殷某代表湖北省纺织物资总公司签署。
2．招商银行账户历史交易清单，证明：2008年5月12日至2009年4月10日12个月间，郑智民、刘建民、曾浩建账户每月转入现金人民币8010元，殷某账户每月转入现金人民币3925元。
3．武汉恒曦置业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以及证人涂某甲（恒曦公司法定代表人、原湖北三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理）的证言：在收购汉阳仓库资产过程中，资产评估价格比正常价值略低一点、收购汉阳仓库的税金没有缴，土地处置以2480万元卖给三达公司，汉阳土地储备中心以3600万收购，恒曦公司从中获益大约300余万元。湖北省纺织物资总公司三个领导郑智民、刘建民、曾浩建都帮了忙，没有他们同意，汉阳仓库的收购不可能完成，殷某在这个过程中向相关部门打报告、跑流程。为了感谢他们在这块土地招拍挂的过程中提供的帮助，2008年我以聘用郑智民、刘建民、曾浩建、殷某到恒曦公司就职的名义，安排公司财务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分别往四人的招商银行卡里按月打款，共送给郑智民、刘建民、曾浩建各人民币10万元左右，殷某5万元左右。他们没有参与公司的任何经营活动，我实质上是通过这种方式送钱给他们。
4．证人殷某的证言：2008年至2009年期间，三达公司和恒曦公司的总经理涂某甲要收购我们公司汉阳仓库地块，希望公司三个总经理和我能多帮忙。我是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在处置公司与东方资产公司的债务时，具体负责与法院方面、东方资产公司的联系，相关材料也是办公室准备并由我送达，还和三个经理一起参与了与三达公司的协商及文书送达，之后汉阳仓库的土地在光谷联合交易所招拍挂时所有的手续也是我在办理。涂某甲为了让我多多帮忙并感谢我在汉阳仓库过程中做的事务性工作，借发工资的名义送钱给我。我和郑智民、刘建民、曾浩建一起到恒曦公司办事时，在涂某乙的办公室里签了劳动合同，并把身份证给了涂某乙公司的财务人员办理招商银行卡。他们公司每个月往我银行卡里打款人民币3925元，一共12次。这个合同本来就是虚假的，我们实际上没有到恒曦公司工作，也没有帮忙做过具体的事务。
5．上诉人供述
（1）上诉人郑智民的供述：省纺织物资总公司因为欠中国工商银行的贷款1550万元，当时考虑到将汉阳仓库处置以还银行贷款，恒曦公司涂某甲知道这个消息后主动联系我们。经过多次磋商，决定以恒曦公司出资1350万元替公司偿还银行本息，恒曦公司按照其出资所占汉阳仓库评估值的72%进行分成的方式处置汉阳仓库。2007年11月，处置汉阳仓库的方案经省国资委批准后得以实行。2008年6月，汉阳仓库以2480万元的价格卖给三达公司（恒曦公司占股40%），恒曦公司从中获益400余万元。后来，涂某甲提出通过聘请我、刘建民、曾浩建、殷某到恒曦公司就职的方式给我们一些好处费，以感谢我们在汉阳仓库处置过程中对他的帮助。在涂某甲的安排下，我们四人和恒曦公司分别签订了一份劳动合同，分别办理一张招商银行的工资卡，之后每月往我们卡里打8000余元，发了一年左右。我们在恒曦公司只是个挂名，没有参与任何经营活动。
（2）上诉人刘建民的供述：2008年涂某甲提出聘用我、郑智民、曾浩建、殷某到恒曦公司，以感谢我们在汉阳仓库处置过程中对他的帮助。在涂某甲的安排下我们四个人分别和恒曦公司签订了一个劳动合同，合同期限是三年。之后，恒曦公司每月往我们卡里打钱，发了一年。我们四人当时只是挂个名，我除了陪涂某甲看几处房产外，没有实际参与任何经营活动。涂某甲通过这种方式感谢我们在汉阳仓库处置过程中对他的帮助。涂某甲给我这10万元，一个是希望我办理挂牌手续快一点，二是希望在土地评估中双方的价格能达成一致。
（3）上诉人曾浩建的供述：总公司由我、郑智民、刘建民等具体和恒曦公司洽谈并达成合作协议。在洽谈过程中，他们希望我们公司在汉阳仓库后续处置过程中继续给他们方便和帮助，如让汉阳仓库尽快挂牌，并在挂牌过程中增加附加条件，约定成交后总公司继续无偿使用汉阳仓库到2012年底等，以提高参与购买的门槛；还有在缴税方面给予方便等。恒曦公司就给我、郑智民、刘建民、殷某每人办了一张招商银行卡，从2008年5月开始每月存入8010元给我们个人使用，直到2009年4月。
另查明，上诉人郑智民、刘建民、曾浩建在2013年10月24日参加由湖北省国资委组织的湖北省纺织物资总公司审计情况专题会议中，郑智民代表公司交代了经留守班子研究决定将公司汉阳仓库宿舍旁4间房屋的拆迁补偿款以效益奖金的形式发放给留守职工的事实。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检察院掌握上述私分国有资产线索后，于2014年2月17日至20日分别通知上诉人郑智民、刘建民、曾浩建及原审被告人陆某、余某到院接受询问。期间，上诉人郑智民、刘建民、曾浩建及原审被告人陆某、余某均如实供述共谋私分国有资产的犯罪事实。上诉人郑智民、刘建民、曾浩建还主动供述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受贿犯罪事实。案发后，上诉人郑智民、刘建民、曾浩建以及原审被告人陆某、余某已退出全部非法所得，暂扣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检察院。
上述事实，有湖北省股权托管中心出具的关于原省纺织物资总公司留守人员反映相关问题的情况说明及证明材料、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出具的破案经过、湖北省暂扣款物票据等证据予以证实。
上述证据均经庭审举证、质证，其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二审审核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针对上诉人、辩护人提出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根据本案的事实、证据以及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作如下评判。
（一）关于私分国有资产犯罪
1．上诉人郑智民提出是错用小金库的钱发奖金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提出郑智民等人的行为实质上是程序违反财政制度发放奖金，但是他们应得的合理报酬，公司资产账上没有该项资产，国有资产并没有损失的辩护意见；以及上诉人曾浩建的辩护人提出湖北省纺织物资总公司将拆迁补偿款作为奖金分发不是私分国有资产的行为，负责人郑智民、刘建民决定将未入账的拆迁补偿款按一定比例奖励给留守工作人员时，事前已经汇报上级单位湖北省股权托管中心，并收到相应批复的辩护意见。
经审查，（1）在案证人证言、上诉人及原审被告人的多次供述以及拆迁档案等书证，均证实位于汉阳大道360号4-1-2、2-001、2-002、4-3的4间房屋为湖北省纺织物资总公司改制前由该公司经销部出资自建，一直为单位公务用房。湖北省纺织物资总公司系国有公司，该房屋拆迁补偿款812449.57元应当为单位所有资产，故款项性质为国有资产。（2）三名上诉人的供述以及证人湖北省纺织物资总公司主管单位原湖北省股权托管中心李某、张某的证言均证实，该公司并未将上述资产及处置情况上报主管单位，也未取得主管单位的许可将该款项作为奖励分发留守职工。因此，湖北省纺织物资总公司留守人员未经上级主管单位批准、违反国家规定，将上述国有资产中75万余元及利息集体分发个人的行为，造成国有资产的损失，属于私分国有资产的犯罪行为。上诉人郑智民及其辩护人、上诉人曾浩建的辩护人提出的前述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与在案证据证明的事实不符，均不能成立。
2．上诉人曾浩建提出其私分国有资产犯罪的地位作用应当轻于郑智民和刘建民的上诉理由，其辩护人提出曾浩建主要负责办公室以及行政后勤，不直接负责资产处理，不属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仅起次要、辅助作用，不构成犯罪的辩护意见。
经审查，在案证据证实上诉人曾浩建在湖北省纺织物资总公司改制前任公司副总经理，改制期间与郑智民、刘建民均为留守人员负责人，共同承担企业资产的管理、维护、处置变现工作。涉案房屋拆迁款私分过程中，曾浩建与郑智民、刘建民三人作为领导层共同协商决定款项的分配时间、分配对象以及分配比例、具体数额，曾浩建还直接参与制作部分奖金发放表，且奖金发放表由三人共同签字认可后发放。同时，在赃款分配上，曾浩建与郑智民、刘建民分得款项一致。因此，上诉人曾浩建属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地位、作用与郑智民、刘建民基本相当，应当对共同私分国有资产犯罪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上诉人曾浩建及辩护人提出的该项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
（二）关于受贿犯罪
上诉人郑智民、刘建民、曾浩建及辩护人均提出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三人受贿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均不构成受贿罪的辩护意见。经审查：
1．上诉人郑智民、刘建民、曾浩建系国有公司湖北省纺织物资总公司改制过程中从事管理、维护、处置国有资产的人员。不论其形式上是否经过任命、聘用，或是否经过备案，均不影响三人在客观上从事上述经营管理国有资产公务活动的实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属于国有公司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因此，上诉人郑智民、刘建民、曾浩建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故上诉人刘建民的辩护人提出刘建民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
2．湖北省纺织物资总公司与恒曦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证明恒曦公司通过出资为湖北省纺织物资总公司偿还债务，按上述出资清偿债务额在汉阳仓库全部资产所占比例享有该资产出让后的相应权益。因此，恒曦公司根据合同约定取得的是湖北省纺织物资总公司名下汉阳仓库处分后的收益分配权，并非股权转移。恒曦公司没有取得湖北省纺织物资总公司的股东身份，也不享有股东权益。汉阳仓库在处置转让前仍然属于湖北省纺织物资总公司的国有财产，恒曦公司不享有对湖北省纺织物资总公司人财物的行政管理权和处分权。因此，上诉人郑智民、刘建民、曾浩建与恒曦公司并不具有事实上的劳务关系。辩护人提出刘建民、曾浩建等人与恒曦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前，汉阳仓库就已经是恒曦公司与纺织总公司的共同财产，恒曦公司有行政管理权，二人均与恒曦公司存在事实劳务关系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
3．湖北省纺织物资总公司与湖北三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汉阳仓库部分资产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补偿协议证明湖北省纺织物资总公司将汉阳仓库部分资产所有权转让给三达公司同时，双方约定由湖北省纺织物资总公司继续经营汉阳仓库至2012年底，如果提前收房，则需要加以补偿。因此，上诉人刘建民、曾浩建等人在2008年6月汉阳仓库所有权转移后对该仓库进行维护、管理、经营等事宜是代表湖北省纺织物资总公司继续履行其根据合同约定享有的使用、经营权，并非为恒曦公司或者三达公司提供劳务。辩护人提出刘建民、曾浩建等仓库留守人员对仓库进行管理、维护、招租等活动，是为恒曦公司提供劳务，从而与恒曦公司存在事实劳务关系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
4．证人涂某乙、殷某的证言以及上诉人郑智民、刘建民、曾浩建的多次供述均证明恒曦公司与郑智民、刘建民、曾浩建、殷某签订了劳动合同，同时也证实该劳动合同是涂某甲以发放工资方式给予郑智民、刘建民、曾浩建、殷某好处费的掩饰，四人并未参与恒曦公司经营管理活动，未实际向该公司提供劳务。上诉人刘建民、曾浩建及辩护人提出二人曾陪同恒曦公司涂某甲出差、到外地看几处房产是以劳务顾问的身份参与恒曦公司行政管理活动的事实，没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且上述偶发性活动不足以认定刘建民、曾浩建与恒曦公司存在固定劳务关系，亦不足以与二人持续一年获得的高额报酬形成对价关系。在案虽然没有劳动合同这一书证，但现有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认定上诉人郑智民、刘建民、曾浩建与恒曦公司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辩护人提出本案没有劳动合同的书证证明，影响案件事实认定的辩护意见；以及上诉人刘建民、曾浩建及辩护人提出二人曾以劳务顾问身份参与恒曦公司行政管理活动，双方存在劳务关系的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
5．证人涂某乙、殷某的证言以及上诉人郑智民、刘建民、曾浩建多次明确、稳定的供述，均证明劳动合同中约定并实际支付的一年工资是恒曦公司涂某乙为了感谢四人在处置汉阳仓库过程中，为恒曦公司及其关联的三达公司顺利取得该仓库各项权益并从中获利提供帮助，而给予的好处费。在案合作协议、资产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银行账户历史交易清单、收款收据、审计报告等证据亦能佐证上诉人郑智民、刘建民、曾浩建以及殷某代表湖北省纺织物资总公司处置涉案汉阳仓库资产与恒曦公司、三达公司发生业务往来，以及恒曦公司、三达公司从中获利的事实。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实并认定上诉人郑智民、刘建民、曾浩建主观上均明知恒曦公司给予的“工资”实质是该公司给予的贿赂款，而予以收受；客观上，三人利用共同经营、管理湖北省纺织物资总公司国有资产的职务之便，在处置国有资产过程中，为恒曦公司提供帮助。上述行为符合受贿罪犯罪构成要件。上诉人郑智民、刘建民、曾浩建及辩护人均提出三人主观上没有收受贿赂的故意，客观上也没有为恒曦公司谋利，不构成受贿罪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不能成立。
（三）关于量刑
上诉人郑智民、刘建民、曾浩建及辩护人均提出原审法院判决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审查：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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