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怀宁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4）怀刑初字第00138号
公诉机关安徽省怀宁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操某甲，男，1972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无业，怀宁县人。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4年1月21日被怀宁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2月25日经怀宁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由怀宁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怀宁县看守所。
辩护人查卉川，安徽晨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王某某，女，1973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无业，望江县人。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4年1月8日被怀宁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2月7日被取保候审，同年3月12日经怀宁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由怀宁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安庆市看守所。
辩护人吴用，安徽华洋邦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汪某甲，男，1981年6月2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怀宁县人。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4年3月8日被怀宁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4月2日经怀宁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由怀宁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怀宁县看守所。
辩护人吕希和，安徽晨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童某甲，男，1983年3月1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个体工商户，怀宁县人。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4年1月21日被怀宁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2月25日经怀宁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由怀宁县公安局执行逮捕。2015年2月16日经本院决定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程广南，安徽文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童某乙，男，1973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个体工商户，怀宁县人。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4年1月21日被怀宁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2月25日经怀宁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由怀宁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怀宁县看守所。
辩护人汪爱民，安徽晨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操某乙，男，1973年1月1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怀宁县人。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4年3月17日被怀宁县公安局取保候审，同年4月24日由怀宁县人民检察院决定继续取保候审。
辩护人张中胜，安徽文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张世龙，安徽文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怀宁县人民检察院以怀检公诉刑诉（2014）12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操某甲、王某某、汪某甲、童某甲、童某乙、操某乙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2014年8月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并建议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院审查后，认为本案不宜适用简易程序，于2014年9月4日转为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怀宁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刘观清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操某甲及其辩护人查卉川、被告人王某某及其辩护人吴用、被告人汪某甲及其辩护人吕希和、被告人童某甲及其辩护人程广南、被告人童某乙及其辩护人汪爱民、被告人操某乙及其辩护人张中胜、张世龙到庭参加诉讼。期间，根据怀宁县人民检察院2014年11月28日的建议，本院于当日决定本案延期审理，后经怀宁县人民检察院建议，本案于2014年12月22日恢复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怀宁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09年10月份左右，被告人操某甲通过他人介绍来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加入所谓的“连锁销售”“纯资本运作”组织。该组织以缴纳费用获得加入资格，即交3800元取得加入资格，之后每申购一份交3300元，一人最多可申购21份。通过发展下线，以直接和间接发展下线人员数量作为返利的依据。根据发展下线人员情况实行五级三晋制，即五个级别三个晋升阶段。本人及其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下线申购1-2份为实习业务员，申购3-9份为业务组长，申购10-64份为业务主任，申购65-599份为业务经理，申购600份以上为高级业务员。被告人操某甲加入该组织后，又引诱汪某甲、童某甲、童某乙、操某乙等人相继加入。至2013年11月份案发，被告人操某甲、汪某甲、童某甲、童某乙、操某乙均已达到高级业务员级别，参与决定该组织大经理人员的任命及承担大经理室开支等相关费用。自2011年至2013年案发，六被告人诱骗怀宁县高河镇、茶岭镇、秀山乡等乡镇近百名群众加入。
被告人操某甲2009年10月份加入“连锁销售”、“纯资本运作”，于2011年11月份成为高级业务员（也称老总），2011年年底至2012年11月份管理该组织资金账户。自2011年至2013年案发，直接和间接发展下线人员90余人，被告人操某甲直接或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在330余万元（起诉书指控310万元，补充侦查后增加到330万元），非法获利30余万元。
被告人王某某自2011年10月份左右开始帮助操某甲传销体系计算、分发提成。自2012年3-4月份至案发，被告人王某某一直担任操某甲传销体系大经理室经理，负责新人申购、资金收取、计算、分发提成及对传销人员的日常管理工作，非法获利9万余元。
被告人汪某甲2010年11月份左右加入，于2012年3月份成为高级业务员。自2011年至2013年案发，被告人汪某甲直接和间接发展下线人员80余人，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270余万元，非法获利16万余元。
被告人童某甲2011年6月份左右加入，于2012年8月份成为高级业务员。自2011年至2013年案发，被告人童某甲直接和间接发展下线人员60余人，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210余万元，非法获利20余万元。
被告人童某乙2011年7月份左右加入，于2012年8月份成为高级业务员。2012年12月份至2013年案发，管理该组织资金账户。自2011年至2013年案发，被告人童某乙直接和间接发展下线人员50余人，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170余万元，非法获利30余万元。
被告人操某乙2011年12月份加入，于2012年12月份成为高级业务员，2012年10月份至案发，担任大经理室经理，参与对传销人员的日常管理。自2011年至2013年案发，被告人操某乙直接和间接发展下线人员30余人，非法获利15万余元。
案发后，被告人操某甲、操某乙分别于2014年1月20日、2014年3月17日到怀宁县公安局投案自首；被告人童某乙、童某甲于2014年1月20日分别被传唤到案；被告人汪某甲、王某某分别于2014年3月7日、2013年12月28日被抓获归案。被告人操某甲退出非法所得5万元；被告人王某某退出非法所得6万元；被告人童某甲、童某乙分别退出非法所得2万元；被告人操某乙退出非法所得10万元。
为证明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当庭提供了被告人操某甲、王某某、汪某甲、童某甲、童某乙、操某乙的供述，证人陈某甲、李某甲、查某某、李某乙、戴某某等证言，人员网络图、传销手抄本、银行帐户及明细、扣押物品清单、归案情况说明、户籍证明等书证。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操某甲、王某某、汪某甲、童某甲、童某乙、操某乙以“纯资本运作”、“连锁销售”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织五个层级，以直接和间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组织、领导多人参与且达到三级以上，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六被告人的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的规定，应当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经补充侦查，被告人操某甲收取的传销资金数额经王某某核算增加272000元，非法所得减少75800元。被告人操某甲收取的传销资金数额为330余万元，非法所得仍是30余万元。被告人童某乙收取的传销资金数额经王某某核算增加244300元，但是不能确定，根据有利于被告人原则，指控被告人童某乙收取的传销资金数额不变。被告人操某甲收取的传销资金数额增加，其下线人员数额也相应增加，但作为其下线的被告人汪某甲、童某甲、童某乙、操某乙的具体数额无法确定。操某甲还有其他下线，被告人汪某甲、童某甲、童某乙、操某乙不应对操某甲所有的传销资金负责，根据有利于被告人原则，指控他们传销资金犯罪数额不变。被告人操某甲、汪某甲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均超过250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条第（二）项规定，系情节严重。被告人王某某自2011年底至案发，在操某甲等人组织的传销活动中承担管理、协调工作，与操某甲系共同犯罪，其传销资金数额应比照被告人操某甲的犯罪数额计算，故也应认定其“情节严重”。被告人童某甲、童某乙、操某乙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均未超过250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的规定，对被告人操某甲、王某某、汪某甲应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被告人童某甲、童某乙、操某乙应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案发后，被告人操某甲、操某乙分别于2014年1月20日、2014年3月17日主动到怀宁县公安局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系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被告人王某某积极协助对案件的侦破，庭审中表现好，建议法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案发后，被告人操某甲退出非法所得5万元；被告人王某某退出非法所得6万；被告人童某甲、童某乙分别退出非法所得2万元；被告人操某乙退出非法所得10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对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请法庭依法对各被告人违法所得予以追缴。
以上意见请合议庭在判决时予以参考，并结合本案的事实、情节、退赃情况以及各被告人的认罪、悔罪表现，对6被告人作出公正的判决。
被告人操某甲辩解称其直接、间接发展下线40余人，销售金额累计160余万元，当庭自愿认罪。
其辩护人认为，1、公诉机关指控操某甲直接或间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330余万元，辩护人认为与事实不符。未达到“情节严重”标准。
公诉机关证明传销资金数额的唯一证据是王某某针对操某甲个人账户流水账通过推定作出的取舍，该证据不具有确定性、排他性，证据之间相互矛盾。根据疑罪从无原则，认定操某甲直接或间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未达到250万元。
被告人操某甲辩护人提出，缴纳21份50800元（69800-19000）获利最多，即获利10500元。那么操某甲非法获利38万元中有多少10500元，就表明其直接、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累计有多少个50800元。按此换算，假设操某甲非法获利40万元，即能算出操某甲有直接、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累计约214万元（380000÷10500×50800），因累计金额未达到250万元，故不属“情节严重”。
操某甲2012年12月份在此组织出局后没有非法获利，只有承担费用，既然他退出后没有获利，就不能再计算之后的传销资金金额，请法庭予以剔除。
由此可见，公诉机关指控操某甲直接或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330余万元，与事实不符，未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
另外，操某甲被指控非法获利30余万元中，还应当扣除其已缴纳的传销资金提成款9万元，提取给王某某的3万元，案发前退还给邹某某3万元。
2、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的规定，在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中不宜定主、从犯。该罪构成必须是组织、领导者，如分主、从犯，有违《刑法》原理，也与《刑法》第二十六条之规定不相符。
3、据查明的事实，是否加入该组织完全凭自己意愿，不存在任何胁迫、欺诈及非法拘禁等情况，也未造成任何人身损害等危害后果。庭审中调查六被告人均不同程度退还了钱。被告人操某甲犯罪情节较轻。
4、被告人操某甲具有自首情节，已退赃5万元，同时要求其家属向法院缴纳一定数量的罚金，羁押期间表现好。
综上所述，建议合议庭对被告人操某甲予以减轻处罚，并宣告缓刑。
被告人王某某对指控的事实予以供述，当庭自愿认罪。
其辩护人对王某某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不持异议。对实际涉案金额与非法获利持异议，认为王某某非法获利9万元没有依据，其只有老总提成10500元时给其1000元，这只能算是她管理资金账户的劳务所得。第二次庭审结束后，其辩护人补充辩护意见提出，通过公诉机关补充侦查材料可以看出，王某某统计传销累计资金具有不确定性，是其结合银行流水以及数字特征来统计的，其中包括一部分被告人之间的借款以及转单等，所统计的数额是其凭主观推断来认定。辩护人认为，累计传销资金数额需经涉案的其他被告人确认方可认定，公诉机关仅仅结合银行流水以及打款时间不足以确认累计传销资金的数额。因此，操某甲传销体系累计传销资金不能确定。辩护人还提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只适用于该意见发布之日的2013年11月14日之后所发生的传销活动，之前的行为根据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即被告人操某甲传销体系在2013年11月14日之前所涉及传销资金数额不能适用该意见。因此，辩护人认为操某甲传销体系累计传销资金统计的时间应当分段计算，2013年11月14日之前的传销资金不应参照该意见，之后至案发时累计资金超过250万元，才能适用该意见关于“情节严重”的规定。操某甲传销体系并未达到“情节严重”的标准。
公诉机关当庭指出被告人王某某在案发后积极配合司法机关侦破案件，具有法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节。本案是共同犯罪案件，王某某是否属于组织、领导者应该从其在整个传销组织中的层级以及地位来界定。王某某是刘某甲推荐，并经操某甲同意，担任大经理室经理，其工作职责是管理该体系的账目，既未发展下线，也没有上线，更未上升为老总。针对体系内重大事务没有决定权，仅限于财务管理，其大经理职位是虚职，在传销体系中起辅助、次要作用，应该定性为从犯。
王某某是初犯、偶犯，积极悔罪，认罪态度较好，并且积极退赃，她是被刘某甲骗入组织的，也是受害者，请法庭结合其行为、情节和庭审供述情况，对其减轻处罚，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汪某甲对被指控的事实予以供述，仅辩解其从刘某乙处接受的数额应当扣除，当庭自愿认罪。
其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汪某甲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基本事实及定性不持异议，但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汪某甲犯罪情节严重有异议。辩护人认为，对以银行交易记录确认收取传销资金数额是一项专门性问题，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不能依据推理和被告人供述、自证。按照推理，汪某甲的传销资金数额与其非法获利明显不符。本案第四、五被告没有被指控犯罪情节严重，但是他们的获利远远超过汪某甲的获利数额，明显与事实不符。对计算模式同意操某甲的辩护人的辩护观点，按照上述计算方法，汪某甲累计参与金额不超过80万元。因此，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人汪某甲犯罪情节严重。
另外，对被告人汪某甲直接或者间接发展下线收取的传销活动资金数额认定，应当排除以下人员缴纳的费用：①以汪某甲本人及其亲属名义缴纳的费用，该部分费用是其本人合法财产；②从刘某乙处受让的申购份额，该部分下线非汪某甲直接或者间接发展；③汪某甲线下三级以内人员申购缴纳的费用，其发展下线如没有达到三级，达不到立案追诉标准，本人亦是受害人，对这些人员缴纳的费用应当予以剔除。
汪某甲无前科，归案后如实供述所犯罪行，认罪态度很好，有悔罪表现，羁押期间认真遵守监所规定，没有违法违规行为。其本人已要求其家属向法院缴纳一定数量的罚金，可酌情得到法院的从轻处罚。
被告人童某甲对被指控的事实予以供述，当庭自愿认罪。
其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不持异议，认为童某甲是受他人诱骗参加的，主观恶性较小，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犯罪情节较轻。
起诉书指控童某甲获利20余万元，应该扣除合理成本来计算；童某甲返还7500元给孙某款以及童某甲升为经理后，每个月要出1400余元费用用于承担大经理室开支，均应予以扣除。因此，其非法获利最多10多万元。
童某甲与操某甲、童某乙是同一时期到案的，当时还处于一般排查询问阶段，他当时就如实供述，是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减轻处罚。童某甲归案前已退赃，在押期间表现好，当庭自愿认罪。因此，对被告人童某甲应当从轻、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童某乙对被指控的事实予以供述，当庭自愿认罪。
其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童某乙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之定性不持异议。其辩护人对被告人童某乙作罪轻辩护，具体辩护意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关于被告人童某乙参与犯罪非法获利数额问题。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童某乙非法获利30余万元依据不足。“非法获利”应该是指因为犯罪行为所获取的利益，而不应包括没有取得或者已经取得但事后及时退还给下线人员的那一部分，也不应当包括被告人为了达到一定级别自己掏钱购买经理线的那一部分。结合庭审调查以及相关证据，被告人童某乙非法获利应当扣除以下三个方面费用：一是自己买线部分113231元（公安机关起诉意见书载明此数额，此外被告人王某某笔录也能反映此数额）；二是没有提成以及事后及时退还给下线人员的那部分数额约14万余元（其中包括李某乙3万元、操某乙4万元、操某丙2万元、曹某某2万元、孟某某18888元、孙某7500元、孙某某5000元）；三是支付大经理室费用开销及下线人员生活费部分约3万元。请法庭根据辩护人向法庭递交的书面证据予以调查核实或者交由侦查机关核实，从而便于更好地查清案件事实。
2、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童某乙符合自首之特征，应当认定为自首。理由如下：公安机关立案后先是确定被告人王某某为犯罪嫌疑人，于2013年12月28日将其抓获归案；2014年1月20日被告人操某甲到公安机关投案；同日被告人童某乙被公安机关传唤，当时公安机关尚未确定童某乙为犯罪嫌疑人，因此在传唤过程中并未对其采取任何强制措施。在对其作一般性排查询问时，被告人童某乙主动全部交代了所有犯罪事实，毫无保留和隐瞒。同时要强调一点，被告人童某乙案发后从来没有离开公安机关的视线范围，没有逃避法律追究的想法和举动，其没有主动投案是因为其法律意识淡薄，不认为自己属于犯罪。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第一条之规定精神，“犯罪嫌疑人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也应当视为主动投案：……3、在司法机关未确定犯罪嫌疑人，尚在一般性排查询问时主动交代自己罪行的”，因此应当认定被告人童某乙属于自首，且其犯罪动机单纯，主观恶性不深。
3、被告人童某乙当庭自愿认罪，积极退出非法所得，羁押期间表现好，悔罪积极。
4、被告人童某乙无前科、劣迹，属于初犯和偶犯。其犯罪行为已经或者将要取得下线大部分人员的谅解。
综上，请求法庭对其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
被告人操某乙对被指控的事实予以供述，当庭自愿认罪。
其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无异议，认为本案被告人采取的是一般诱导等行为，没有胁迫、拘禁、殴打等暴力行为，情节较轻；操某乙在共同犯罪中作用较小，属从犯；被告人操某乙有自首情节；其投案后已退赃10万元。综上，请法庭对被告人操某乙从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2009年10月份左右，被告人操某甲通过他人介绍来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加入所谓的“连锁销售”、“纯资本运作”组织。该组织以缴纳费用获得加入资格，即交3800元取得加入资格，之后每申购一份交3300元，投资分3800元（1份）、36800元（11份）、69800元（高起点，21份）不等，一人最多可申购21份。通过发展下线，以直接和间接发展下线人员数量作为返利的依据。根据发展下线人员情况实行五级三晋制，即五个级别三个晋升阶段。本人及其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下线申购1-2份为实习业务员，申购3-9份为业务组长，10-64份为业务主任，申购65-599份为业务经理，申购600份以上为高级业务员。被告人操某甲加入该组织后，又引诱汪某甲、童某甲、童某乙、操某乙等人相继加入。至2013年11月份案发，被告人操某甲、汪某甲、童某甲、童某乙、操某乙均已达到高级业务员级别，参与决定该组织大经理人员的任命及承担大经理室开支等相关费用。自2011年至2013年案发，六被告人诱骗怀宁县高河镇、茶岭镇、秀山乡等乡镇近百名群众加入该组织。
被告人操某甲2009年10月份加入，于2011年11月份成为高级业务员（也称老总），2011年年底至2012年11月份管理该组织资金账户。自2011年至2013年案发，被告人操某甲直接和间接发展下线人员90余人，非法获利30余万元。
被告人王某某自2011年10月份左右开始，帮助操某甲传销体系计算、分发提成。自2012年3-4月份至案发，一直担任操某甲传销体系大经理室经理，负责新人申购、资金收取、计算、分发提成及对传销人员的日常管理工作，非法获利9万余元。
被告人汪某甲2010年11月份左右加入，后以前妻方某某名义挂名，于2012年3月份成为高级业务员。自2011年至2013年案发，被告人汪某甲直接和间接发展下线人员80余人，非法获利16万余元。
被告人童某甲2011年6月份左右加入，于2012年8月份为高级业务员。自2011年至2013年案发，直接和间接发展下线人员60余人，非法获利26万余元。
被告人童某乙2011年7月份左右加入，于2012年8月份成为高级业务员，2012年12月份至2013年案发，管理该组织资金账户。自2011年至2013年案发，直接和间接发展下线人员50余人，非法获得37万余元。
被告人操某乙2011年12月份加入，于2012年12月份成为高级业务员，2012年10月份至案发，担任大经理室经理，参与对传销人员的日常管理。自2011年至2013年案发，直接和间接发展下线人员30余人，非法获利15万余元。
案发后，被告人操某甲于2014年1月20日到怀宁县公安局投案，次日被怀宁县公安局刑事拘留；被告人操某乙2014年3月17日到怀宁县公安局投案；被告人童某甲、童某乙于2014年1月20日分别被传唤到案，次日被怀宁县公安局刑事拘留；被告人王某某于2013年12月28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当日被羁押在当地看守所，2014年1月8日被怀宁县公安局刑事拘留；被告人汪某甲于2014年3月7日被怀宁县公安局抓获，次日被刑事拘留。五名曾被羁押的被告人羁押时间应从被限制人身自由开始计算，即操某甲为2014年1月21日、王某某为2013年12月28日、汪某甲为2014年3月7日、童某甲、童某乙为2014年1月21日。
被告人操某甲退出违法所得5万元；被告人王某某退出违法所得9万元；被告人童某甲退出违法所得26万元；被告人童某乙退出违法所得2万元；被告人操某乙退出违法所得15万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过当庭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
（一）被告人供述
被告人操某甲、王某某、汪某甲、童某甲、童某乙、操某乙供述证实，2009年10月份，经刘某甲介绍操某甲到南宁参与“纯资本运作”的传销组织。2011年底刘某甲退出后，操某甲接手管理团队资金账户，自2012年元月至2013年12月份，操某甲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百余人。该组织以缴纳资金获得加入资格，即交3800元取得加入资格，之后每申购一份交3300元，一人最多可申购21份，通过发展下线，以直接和间接发展下线人员数量作为返利的依据。根据发展下线人员情况实行“五级三阶制”，即：五级是1-2份为实习业务员，3-9份是组长，10-64份是主任，65-599份是经理，600份以上是高级业务员即老总。三阶是：三个上升台阶，第一个上升台阶是主任；第二是由主任上升到经理，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份额最少65份，下面有两名主任级别；第三个台阶是经理上升到老总，也必须满足两个条件：总份额达到600份，要培养三个经理级别。被告人操某甲、汪某甲、童某甲、童某乙、操某乙是先后达到高级业务员级别，参与决定大经理室人员任命及承担大经理室开支等费用。其中，操某甲2009年10月份加入，2011年11月份成为高级业务员，2011年底至2012年11月份管理该体系资金，非法获利40万元；汪某甲2010年11月份加入，2011年8月份以前妻方某某名义受让刘某乙的全部份额，实际操作是汪某甲本人，2012年3月份成为高级业务员，2013年8月份出局，非法获利20万元；童某甲2011年6月份加入，2013年11月份成为高级业务员，2013年11月份出局，非法获利20万元左右；童某乙2011年7月份加入，2012年8月份成为高级业务员，2012年12月份至2013年案发管理该体系账户，非法获利35万元；操某乙2011年12月份加入，2012年12月份成为高级业务员，2012年10月份至案发担任大经理室经理，非法获利21万元。
证实该体系由大经理室进行管理，负责办理人员申购、资金收取以及日常生活管理、传销人员内部纠纷调解。大经理室人员由全体老总决定，有王某某、操某乙、查某某、吴某某、汪某乙等。
证实王某某2011年10月份左右，开始帮助操某甲管理账户。自2012年3、4月份至案发，正式帮助操某甲体系管理账户，负责资金进出。每一个投资50800元，老总提成10500元，王某某提成1000元，非法获利9万元。王某某是大经理室经理，负责团队管理和申购款。即所有参与传销人员的投入资金先打到王某某的账户，再由王某某账户打入操某甲以黄某甲名义或童某乙以操某丁名义开设的账户，王某某算好提成后，告诉操某甲、童某乙，再由操或童把自己提成扣下来后转账给王某某，由王发放。王某某管理团队工作的职责还有监督下线人员有没有消极思想和给下线人员发放米、油。
证实操某甲等人传销体系发展下线人员网络图。
被告人王某某通过核对银行交易账户证实，汪某甲自2012年4月至2013年7月，通过传销获利167370元。但汪某甲上总前买经理线花了75231元；操某乙自2013年11月至2013年11月，通过传销获利159795元，但其上总前购买经理线花了75231元；童某甲自2012年10月至2013年11月，通过传销获利共计265415元，但其上总前购买经理线花了43431元；童某乙自2012年10月至2013年11月，通过传销获利375985元，但其上总前购买经理线花了113231元；操某甲自2011年11月份至2012年10月份，（2012年11月份操某甲出局后不拿钱），通过传销共获利384471元，后通过第二次核算操某甲获利多计算73135元；王某某个人参与传销组织共获利9万余元。
被告人王某某通过对银行账户资金往来的分析，供述操某甲直接或间接收取下线人员缴纳资金总金额为3101800元，王某某第二次核算时提出操某甲收取下线缴纳总金额增加了272000元，总计为3373800元；汪某甲直接或间接收取下线人员缴纳资金总金额为2847800元；童某甲直接或间接收取下线人员缴纳资金总金额为2112800元；童某乙直接或间接收取下线人员缴纳资金总金额为1786200元，并供述该账户除有传销资金往来外，还有其他资金往来。
（二）证人证言
1、证人陈某甲等24名证人证言，结合被告人操某乙供述，证实：操某乙自2011年11月份至案发，直接或者间接发展下线人员达30余人，以纯资本运作为籍口，以缴纳69800元-3800元不等资金获得加入资格，以拉人头获得提成，实行五级三阶制，加入时由大经理室负责，钱打到王某某账户。组织参加人员学习，老总每月出钱给参加的人每人发一袋米一壶油，有时组织人员聚餐，及加入人员缴纳资金情况。
2、证人徐某某等23名证人证言，结合童某乙、童某甲、操某乙供述及陈某甲等24名证人证言，证明童某乙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共达50余人，直接下线人员为操某乙、李某乙，其中操某乙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达30余人，李某乙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达20余人，及各人缴纳资金情况。
童某甲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共达60余人，其直接下线人员为操某戊、童某乙、查某某，其中操某戊发展下线人员1名，童某乙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达50余人，查某某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7人，及各人缴纳资金情况。
3、证人童某丙等13名证人证言，结合陈某甲等24名证人、徐某某等23名证人证言及被告人汪某甲、童某甲、童某乙、操某乙供述，证明：汪某甲直接下线人员为童某丙、吴某某，童某丙直接下线人员为童某甲、戴某某，汪某甲直接或者间接发展人员共达80余人，及该组织发展、管理情况、人员加入时间及缴纳资金情况。
4、证人邹某某等8名证人证言，结合陈某甲等24名证人、徐某某等23名证人、童某丙等13名证人证言及被告人操某甲、汪某甲、童某甲、童某乙、操某乙、王某某供述，证明：操某甲直接下线为操某己、汪某甲，自2010年至2013年11月份案发，操某甲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达90余人及该组织的操作、管理模式、人员上下线关系、加入时间及缴纳资金情况等。
5.证人方某某的证言证实：（1）2010年10月份左右，汪某甲到南宁参加“纯资本运作”，自己是2011年11月份到南宁的。到南宁时，汪某甲用我的身份证转接了刘某乙的300-400份份额。（2）发展下线的事情都是汪某甲，自己主要是带小孩及做家务。2012年2月底，汪某甲上了老总，在体系中我只是名义上老总，具体的事情都是汪某甲去操作。一般有事及讨论大经理的事情都是打电话给汪某甲，汪某甲和操某甲、童某甲等老总在怀宁老家经常在一起，谈论在南宁从事的“纯资本运作”的事情。（3）该组织体系主要由大经理室管理，大经理室经理由老总提名决定，老总们出钱在南宁专门租了房子供大经理室使用。
（三）书证
1.袁某某提交的该组织体系操作说明以及怀宁县公安局扣押的传销相关书籍5本及陈某乙、陈某丙、黄某乙、张某某提交的传销手抄本5本。经六名被告人当庭辨认手抄本、书籍、保健品，手抄本上记载的模式和他们的模式是一样的，书籍是袁某某自己买的，他们表示没有发过书籍，保健品。证明：该组织操作管理模式，即以“连锁销售”为幌子，以缴纳资金获得加入资格，通过发展下线人员加入获利提成。
2.被告人操某甲、汪某甲、童某甲、童某乙、操某乙工商银行账户及交易明细；操某甲弟媳黄某甲工商银行账户及交易明细；童某乙妻子操某丁账户及交易明细；王某某工商银行账户及交易明细；王某某账户及明细、黄某甲账户及明细、操某丁账户及明细证实：
操某甲账户资金往来超过330余万元；汪某甲账户往来超过270余万元。
操某甲、汪某甲、童某甲、童某乙、操某乙银行账户及明细、王某某账户及明细，结合被告人供述，证实：操某甲非法获利38万余元；汪某甲非法获利16万余元；童某甲非法获利26万余元；童某乙非法获利37万余元；操某乙非法获利15万余元；王某某非法获利9万余元。
3.怀宁县公安局扣押清单及缴款单，证明案发后，被告人王某某、操某乙、操某甲、童某甲、童某乙分别退出违法所得6万元、15万元、5万元、2万元和2万元。
4.怀宁县公安局归案情况说明三份，证明被告人操某甲、操某乙分别于2014年1月20日、2014年3月17日到怀宁县公安局投案自首；被告人童某乙、童某甲于2014年1月20日分别被传唤到案；被告人汪某甲、王某某分别于2014年3月7日、2013年12月28日被抓获归案。
5.补充材料户籍证明，证明操某甲等5名犯罪嫌疑人的姓名、年龄、身份证号码、住址等身份信息，与其本人供述相一致，六被告人均系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
6.怀宁县看守所在押人员羁押期间表现鉴定表，证明被告人操某甲、汪某甲、童某甲、童某乙羁押期间表现为好。
本院认为：被告人操某甲、王某某、汪某甲、童某甲、童某乙、操某乙以“纯资本运作”、“连锁销售”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织五个层级，以直接和间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组织、领导多人参与且达到三级以上，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六被告人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操某甲、汪某甲、童某甲、童某乙、操某乙直接或间接收取的传销资金数额，主要依据是被告人王某某对各相关银行账户的资金往来明细进行分析后核定的结果。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的此节事实，本院认为，被告人王某某核定的各其他被告人收取传销资金的数额虽然建立在相关银行资金往来明细的客观证据基础上，但如何将相关银行账户中传销资金往来与非传销资金往来加以区分，仅凭王某某的主观判断，并无其他客观证据佐证，被告人王某某此节供述不具有唯一性。故公诉机关指控该节事实在证据上未达到确实、充分的标准，本院不予采信。公诉机关对被告人操某甲、王某某、汪某甲的行为属“情节严重”的指控，本院不予支持。本案是以骗财为目的的犯罪，各被告人通过犯罪活动获得财物均属违法所得，故各被告人的辩护人关于违法所得认定的辩护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王某某、操某乙的辩护人提出其当事人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次要作用，系从犯的意见，本院认为传销犯罪是一种以骗财为目的的组织性犯罪，法律追究行为人罪责的依据是其在传销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故本案不宜区分主、从犯，对辩护人该节辩护意见，本院不予支持。但被告人王某某、操某乙在犯罪中相对其他被告人情节较轻，量刑时应予考虑。被告人童某甲、童某乙的辩护人提出其当事人有自首情节的辩护意见，本院认为该两被告人均系侦查机关掌握了其犯罪的基本事实后，经传唤到案，故不符合自首的法律特征。该辩护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王某某的辩护人还提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颁布的《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只适用于其公布之后的犯罪行为，不能适用此前的犯罪行为，这是辩护人对司法解释法律效力的误解，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操某甲、操某乙在案发后主动投案，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是自首，依法可予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操某甲、汪某甲、童某甲、童某乙羁押期间表现好，依法可酌定从轻处罚；被告人操某甲退出非法所得5万元，被告人王某某退出非法所得9万元，被告人童某甲退出非法所得26万元，被告人童某乙退出非法所得2万元，被告人操某乙退出非法所得15万元，依法应予追缴。六被告人当庭自愿认罪，被告人王某某积极协助侦破案件，结合六被告人退赃情况，可对其酌定从轻处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根据六被告人犯罪性质、情节、社会危害性以及认罪、悔罪表现等，对被告人操某甲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对被告人汪某甲、童某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对被告人童某甲、王某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对被告人操某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操某甲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40000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4年1月21日起至2017年7月20日止。）
二、被告人汪某甲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40000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4年3月7日起至2018年3月6日止。）
三、被告人童某甲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并处罚金30000元；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四、被告人童某乙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30000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4年1月21日起至2016年7月20日止。）
五、被告人王某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30000元；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六、被告人操某乙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2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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