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5民终227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佩勋，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苗，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江苏金土木建设集团华顺工程有限公司。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文俊，江苏俞晓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四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江苏金土木建设集团华顺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土木华顺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2016）苏0581民初28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南通四建公司上诉请求：驳回金土木华顺公司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对金土木华顺公司提交协议真实性的认定明显错误。钱某与戴建余对于协议签署过程的陈述不一致，且司法鉴定证明戴建余与金土木华顺公司的陈述均为虚假。1、原审忽视了戴建余陈述中明显虚假和不合常理之处。金土木顺华公司提交的协议形成于2015年，其与戴建余不可能作出协议形成于2011年的错误判断。既然协议内容是钱某与刘生华协商确定，且协议价值近3亿元之巨，戴建余显然不具备签订协议的资格。金土木华顺公司在鉴定结论出具后改口称其主张协议于2011年签署是根据钱某的签字“推断”出来的，这表明其对协议签署的时间根本不知情，其不是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也没有委托戴建余与钱某签署协议。2、钱某的陈述具有极高的可信度。钱某陈述协议于2011年、2015年分别签订，与工程施工时间、鉴定结论相符。钱某认为戴建余是实际施工人也符合客观事实。二、原审遗漏查明2011年钱某与戴建余是否签署有协议以及协议内容。涉案工程于2013年便已完工，如仅有2015年一份协议，该协议不具有可履行性。戴建余和金土木华顺公司在鉴定结论出具后未对此前不合常理的陈述作出解释。如金土木华顺公司起诉时称2011年与南通四建公司签署过协议，但拒不提供，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同时应当采信钱某关于2011年协议所述事实。因此，本案不存在表见代理的问题，2011年钱某与戴建余均是代表自己签署协议。南通四建公司将其他工程转包给钱某也不会形成钱某有权代表南通四建公司的外观。三、本案事实是，南通四建公司承接工程后转包给钱某、钱某承包后又转包给戴建余。南通四建公司和金土木华顺公司之间没有任何合同关系。仅以戴建余与金土木华顺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和社保缴费记录，不能直接得出金土木华顺公司为工程实际施工人的结论。工程款支付流程与金土木华顺公司无涉，金土木华顺公司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四、一审判决从2014年11月21日开始由南通四建公司支付利息明显不当，即使支付也应从判决确定开始计算。
金土木华顺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金土木华顺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请求判令南通四建公司支付金土木华顺公司工程款4000万元，以及南通四建公司逾期支付工程款的利息200万元，合计420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南通四建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金土木华顺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海洲新城一期工程协议》一份，落款时间为“2011年12月”、甲方为钱某、乙方为戴建余。金土木华顺公司称该份协议是2011年12月份由钱某和戴建余签订的。该协议载明：“甲方：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钱某）<以下简称甲方>乙方：江苏金土木建设集团华顺工程有限公司（戴建余）<以下简称乙方>由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总承包的海虞镇海洲新城一期工程分包给乙方施工，为明确各自的责任，加强相互配合协作，保质量保安全按期完成施工任务，结合本工程具体情况，经甲、乙双方协商确认一致签订本协议，甲、乙双方必须共同遵守，严肃履行。一、分包内容及方式：海洲新城一期工程中标范围内的工程量，乙方必须严格遵守甲方的各项规章制度，按甲方要求，乙方负责保质保量按期完成施工任务。二、约定甲方收取税金及管理费<包括个人部分>：税金及管理费的收取，按本工程开票额的10%收取，余额全部转入乙方账户内。三、约定工程成本发票额：乙方负责上报给甲方工程发票额数为约1.0亿元。四、进度款的支付：甲方负责收取完成的工程进度款按施工合同要求确保到账。五、工程的质量、安全：本工程的工程质量及安全均由乙方负责。六、本协议共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甲方：钱某2011年12月/日乙方：戴建余2011年12月/日”。
南通四建公司质证后认为对该份协议的真实性有异议，理由如下：1.南通四建公司根本不知道有所谓的这份协议。2.金土木华顺公司起诉以后，据南通四建公司向钱某了解，钱某称该份协议是不真实的。具体来说，钱某确实与戴建余在2011年12月份签过一份协议书，但并不是金土木华顺公司所提交的该份协议。当时签订协议的主体是钱某个人和戴建余个人，内容也是钱某将工程转包给戴建余，钱某收取工程开票款的10%，开票的税金5%以及南通四建公司3%的管理费也由戴建余负担，协议一式二份，是在戴建余处打印并起草的，两人当场签字。当时钱某在协议两页纸上都有签字，而现在金土木华顺公司提交的该份协议，第一页上没有钱某的签字，所以该份协议是假的。3.据钱某介绍，金土木华顺公司提交的该份协议第二页，不是金土木华顺公司所说的在2011年12月份签订的，而是在2015年10月初在钱某办公室签订的。所以要求法院对该份协议上签字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审理中，南通四建公司坚持认为对于金土木华顺公司提交的《协议》第二页上“钱某”的签名为钱某本人于2015年10月份所签，且明确表示对于钱某所称的先后签订过的两份协议均无法提交。
审理中，为查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分别向钱某、戴建余进行了调查。钱某陈述：2009年开始，我和南通四建公司签订了协议也就是承包人合同，协议三年一签，我手头应该有书面协议，协议的内容主要是：质量、安全、债权债务全部由我个人负责，与南通四建无关，我是独立核算。金土木华顺公司作为证据提交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我经手办的，我先去和海虞镇顾镇长洽谈，洽谈好之后我以南通四建公司的名义签订了合同，合同上的南通四建公司的公章是我拿到南通四建公司苏州总部，由苏州总部审核后在上述合同上加盖了公章。合同中的项目经理季豪是南通四建公司的副总经理。项目负责人马建国原来是常熟市国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发公司）的员工，我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09年他的劳动关系转到了南通四建公司，可能后来又转回国发公司了。我的社会保险都是由国发公司交纳的。在上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我和南通四建是承包关系，我是独立核算的。对于涉案工程，我要向南通四建公司交纳5%的税金（由南通四建公司代缴代收）和2%-3%的管理费，管理费根据工程完工的实际情况会有浮动。2011年底该工程中标以后，南通四建公司确定让我来做这个工程，当时我正好在沙家浜××度假村施工，工程也要9万多平方米。当时我手下的管理人有点少，我的朋友也就是金土木华顺公司的董事长刘生华向我介绍了戴建余，说戴建余手下没工程做。戴建余以前是金土木华顺公司的人，他的劳动关系虽然在金土木华顺公司，但该公司不给他发工资的。其实戴建余和金土木华顺公司的关系与我和南通四建公司的关系性质一样的，都是挂靠承包。当时我就想让戴建余来帮我管理工地，后来我们实际见面谈了之后，戴建余要求转包。我说如果你要转包的话必须以个人名义转包，不能以华顺公司名义转包，由我本人和你签合同，因为南通四建公司苏州总部不允许公司出面转包给他人。戴建余就把标书拿回去看，后来双方协商确定同意转包给戴建余。我和戴建余先后签订过两份协议，第一次签协议是在2011年12月份。当时戴建余按照之前双方商谈好的内容事先打好协议（一式二份）来到我国发公司，在我办公室里签订的，当时只有我和戴建余两个人。我看了一下协议内容，跟我们之前谈好的是一致的，抬头就是甲方钱某，乙方戴建余，条款中也是一共扣18%的费用，包括交给我个人的10%管理费、5%的税金以及上交南通四建公司3%的管理费。口头协议是先收戴建余10%的费用，剩余8%在第二、三年的时候再扣。协议连封面共计3页，我在封面以外的协议第一页下方签了我的名字并写了日期“2011年12月1日”，在第二页的甲方处我签了我的名字并在日期处写了“2011.12”。戴建余和我一样也在协议的第一、二页签了他的名字，两份签好之后，他给了我其中一份。2015年9月上旬，我国发公司更换了地址，从古里镇搬到了鸳鸯村，搬完之后我在办公室和包里都找不到我和戴建余签订的那份协议了，我打电话给他说我那份协议找不到了，让他有时间把他的协议复印一份带过来。2015年10月中旬下午两点左右，当天他带了30张螃蟹券给我，我催他年底尽快把审计报告拿出来，不然拿不到工程款。后来我问他协议带过来没有，他说来的急没找到，他说我们再凭印象重新打印一份，我就让我办公室的副总陶雪刚过来，告诉陶雪刚怎么写协议，陶雪刚就到下面办公室打印好一份包括封面一共3页给我们，我和戴建余看了协议，看完协议没问题，又复印了一份，我先签字，在协议第一页和第二页都签了名字和日期，当时我还问戴建余日期写什么时候，他说就写2011年12月1日，和以前一样。我签完之后给戴建余，他看了看又说他要拿回去再和家里的那一份核对一下，没问题再签字，他说拿回去签好了再拿给我，我就让他拿回去了。后来两个星期他都没有消息，我就打电话给他，让他有空把那份协议拿过来，他一直说好的。后来我又打电话给他，他说在南京。我一直没有拿到协议。金土木华顺公司提交的落款时间为2011年12月份的这份协议上第二页的签名是我签的，但是第一页的内容不是我们当时签订协议时的内容。当时签订的协议上只有我们两个个人的名字，载明甲方钱某，乙方戴建余，没有两个公司的名称。协议上当时约定的是10%的管理费、5%的税金，还有交给南通四建公司的3%的管理费都由戴建余负责。金土木华顺公司提交的这份协议第一页约定的内容不是我们当时约定的内容，应该是戴建余把我们原来协议中的第一页替换了，另行伪造了这一页，所以对于这份协议中第一页中的内容我不认可，我只认可第二页中的签名，而且签字时间也不是2011年，应该是2015年10月中旬签订的。南通四建公司向法院提交的情况说明是我出具的，情况说明的内容都是事实。南通四建不知道我和戴建余签订协议将工程转包给戴建余做。2015年9月份，戴建余自行到海虞城乡一体化公司领取了400万元的承兑汇票，没有报到公司，自己挪用了。后来我们对账的时候发现少了400万元，戴建余到年底的时候才承认拿了这400万元的承兑汇票，没有进账。后来戴建余就补了一张收条，写明从南通四建拿了400万元承兑汇票，后来我们国发公司的财务将该收条交给了南通四建公司，这样账才平掉。2016年春节前，因为我们担心戴建余或者他人再随意领了工程款转移到其他地方，我们就以南通四建公司的名义向海虞城乡一体化公司出具了一份函，我在2016年2月4日说明下方列明了承兑汇票的号码，告知海虞城乡一体化公司不要在这些承兑汇票上背书，以防戴建余将这些承兑汇票用在其他工程上。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所有的施工项目都是转包给戴建余做的，南通四建公司和我实际上都没有参与施工。南通四建公司每月会定期到现场进行安全、质量等方面的检查。因为南通四建公司只认我是承包人，所以我也要去现场看的。我领取工程款之后扣除10%再给戴建余。双方协议约定的是扣18%，扣10%是因为戴建余和我说前期工程资金紧张，让我先扣10%，剩余的8%第二、第三年再帮他扣掉。涉案工程款都是由我和戴建余结算，款项都是打到戴建余的卡上，我不清楚他拿到钱之后有没有给金土木华顺公司。戴建余曾经帮我垫付了634260元的税金。2015年春节前，我发现戴建余领取了400万元的承兑汇票没有汇报，我担心戴建余把这些款项都挪用作其他工程的付款，所以我打电话去询问所有的材料商有没有拿到材料款，询问下来基本上按照合同约定，戴建余稍微少付给材料商材料款10%，挪用的不是太多，基本上做到了专款专用。钱某在接受一审法院调查时向法院提交了其本人的一张名片，名片上载明钱某是“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常熟分公司总经理”，钱某陈述：在南通四建公司内部，南通四建常熟分公司实际上就是507分公司，我就是507分公司的总经理，我负责南通四建公司承接的常熟市政府工程。
金土木华顺公司对钱某的调查笔录质证后对钱某的陈述提出如下异议：1、涉案工程的协议只签订过一份，而且是金土木华顺公司与南通四建公司各有一份，钱某称其遗失一份后又补签了一份，不符合事实，因为从金土木华顺公司提交的协议书的落款日期是由钱某本人书写的，如果其认为是2015年补签的话，为何钱某的落款时间要写2011年签订。2、钱某提到管理费18%是不对的，转包协议载明管理费10%，而且钱某在笔录中也提到已经扣了10%的费用，再要扣8%，有违常理。目前根据行业惯例，收取的费用基本上都是10%。3、钱某还提到是转包给戴建余个人，而不是转包给金土木华顺公司，我们不予认可。4、钱某在笔录中对于金土木华顺公司在最后交付给他400万元的承兑汇票是承认的，但他认为戴建余挪用了之前400万元以后再垫付进去的，这个说法是没有依据的，我方不予认可。金土木华顺公司在之前已经提交了发包方付款的所有明细，包括所有的承兑汇票号码。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如果钱某认为戴建余挪用了工程款，那么其应当指出是发包方支付的哪些承兑汇票被挪用了，其应向法院提交证据。其他的说法是以戴建余的说法为准。
南通四建公司质证后认为对钱某陈述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戴建余陈述：我是金土木华顺公司的员工，担任项目经理，我是2000年到金土木华顺公司处工作的，并于2000年签订了劳动合同，合同大概三年一签，金土木华顺公司一直为我缴纳社保。我和钱某认识好多年了，钱某跟金土木华顺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生华很熟悉。当时南通四建公司中标海洲新城一期工程项目后，钱某就跟金土木华顺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生华谈要把这个项目转包给金土木华顺公司。当时谈的时候我也在场，基本上是刘生华和钱某在谈，我只是在旁边听。转包是因为钱某说当时手下没有人干这个项目。协议的大致内容谈好后隔了几天，我根据之前他们谈好的内容让工作人员在金土木华顺公司办公室打印好由刘生华看过后，2011年12月份的一天，我拿着打印好且用订书机装订好的协议（协议一式二份，每份三页）到钱某古里镇公司的办公室里，钱某看后认为没问题，就在两份协议的最后一页甲方处签字，甲方下面的日期也是钱某书写，之后我也在二份协议的最后一页上签了我的名字和日期。我拿了一份，给了钱某一份。涉案工程是南通四建公司转包给金土木华顺公司，金土木华顺公司承接后，就让我负责这个项目的施工，我是代表公司签订了上述协议。我和钱某只在2011年12月份签订过一次协议，就是金土木华顺公司提交的那份协议。协议中约定对方收取的税金及管理费是按本工程开票额的10%收取，其中的税金大概在4.5%左右，管理费是双方协商的，通常市场上的税金加管理费共10%，是合理的价格。因为钱某和金土木华顺公司都是在常熟地区做工程的，所以对钱某比较了解，钱某是代表南通四建公司在常熟地区的项目总负责人，具体是员工关系或其它关系我不清楚。据我了解南通四建公司承接的东南开发区的科技城项目、外国语学校项目、藕渠家园项目都是钱某在做。海洲新城一期项目都是由金土木华顺公司施工。钱某难得去工地上看施工情况，南通四建公司质量安全科的人员基本上每月都要来检查一下。海虞城乡一体化公司按照合同约定付款，要领款的时候，我会告诉钱某的财务要开具多少数额的发票，由南通四建公司开好发票后，钱某的财务通知我到钱某财务那里拿发票，然后我凭发票到发包方处领款。如果银行转账付款，就直接转账到南通四建公司账户上，如果支付承兑汇票，就由我和金土木华顺公司的会计一起去海虞城乡一体化公司财务部门领取，领取后送给钱某国发公司的财务，钱某公司的财务再把承兑汇票送到南通四建公司入账。通常入账后1-3天内，我会收到扣除税金、管理费共计10%之外的款项，刚开始时基本上是扣除10%给我，后来有时不止扣10%。工程是金土木华顺公司承接的，但对于转包的工程，因为违反财务制度，金土木华顺公司的财务不好做账，所以工程款都是付至我个人账户，接收工程款的账户虽然登记在我名下，但实际上该银行卡一直放在金土木华顺公司财务那里，由财务人员支取款项。我不掌控该银行卡，该卡的密码我也不知道。
金土木华顺公司对戴建余的调查笔录质证后认为对于戴建余陈述的真实性无异议。
南通四建公司质证后对戴建余的陈述提出如下异议:1、戴建余和钱某签订的协议是双方个人私下签订的，和金土木华顺公司没有关系。2、从钱某和戴建余签订协议的构成来看，戴建余称代表金土木华顺公司与钱某签订协议不符合事实情况，也不符合情理。如果戴建余代表金土木华顺公司，则该份协议应该盖金土木华顺公司公章，而协议并未盖公章，而且戴建余从未陈述过其受金土木华顺公司的委托或授权签订该协议。戴建余在陈述中表示在钱某处，钱某先签字，戴建余在两份协议上签自己的名字，然后给了钱某一份，自己留了一份，这充分证明戴建余自己说了算，自己就是老板。
南通四建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鉴定申请，要求对金土木华顺公司提交的《协议》第二页中“钱某”、“戴建余”签字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用以证明该份协议不是在2011年12月签订的，金土木华顺公司所述情况不真实，南通四建公司所述情况真实。
由于南通四建公司对该份协议的形成时间及合同完整性提出异议，但仅对落款签字的形成时间提出了司法鉴定，却未对合同完整性提出鉴定。金土木华顺公司坚持认为合同是完整的，是同一时间形成的，不存在更换的情形。故金土木华顺公司也向一审法院提出鉴定申请，要求对《协议》是否同一时间形成、是否具备完整性同一性（包括是否存在更换页面、打印文字是否系同一时间同一部打印机打印形成、协议格式衔接是否存在拼凑等）进行鉴定。
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南京金陵司法鉴定所进行鉴定，该鉴定所于2016年8月30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载明：检材为落款时间为“2011年12月/日”的《海洲新城一期工程协议》原件一份，其尾页“甲方”落款处“钱某”签名字迹为JC1；其尾页“乙方”落款处“戴建余”签名字迹为JC2。样本为装订于案号2015年熟民初字第01123号卷宗（正卷）内、2015年10月22日上午9：05-9：42的《民事庭审笔录》中第5页，其上“原代”落款处手写笔迹为YB1。装订于案号2011年熟民初字第1325号卷宗（正卷）内、2011年12月19日下午13：30-17：00的《民事庭审笔录》中第16页，其上“金土木华顺公司代”和“被告代”落款处的手写字迹为YB2。受理鉴定事项为：1.要求鉴定检材《海洲新城一期工程协议》各页是否同机一次制作形成。2.要求鉴定JC1“钱某”签名字迹是形成在2011年12月左右还是2015年10月左右。3.要求鉴定JC2“戴建余”签名字迹是形成在2011年12月左右还是2015年10月左右。鉴定意见为：1.落款时间为“2011年12月/日”的《海洲新城一期工程协议》各页是同机一次制作形成。2.落款时间为“2011年12月/日”的《海洲新城一期工程协议》尾页“甲方”落款处JC1“钱某”签名字迹与YB1字迹是同时期形成，与YB2字迹不是同时期形成。3.落款时间为“2011年12月/日”的《海洲新城一期工程协议》尾页“乙方”落款处JC2“戴建余”签名字迹与YB1字迹是同时期形成，与YB2字迹不是同时期形成。金土木华顺公司支付鉴定费用36600元，南通四建公司支付鉴定费用57190元。
金土木华顺公司对于鉴定结论和鉴定费发票均无异议，认为协议虽然形成于2015年10月份，但不影响该协议的效力。由于该份协议的落款时间是由钱某书写的，金土木华顺公司也是根据钱某落款的时间推断当时是2011年签订的。
南通四建公司对鉴定结论和鉴定费发票均无异议，但认为需要说明：鉴定结论出来后，南通四建公司询问钱某是怎么回事，钱某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就去问打印该文档的陶雪刚。根据陶雪刚的回忆，打印出来的草稿肯定被戴建余拿走了，估计戴建余回去后，将有钱某签字的第一页更换成了草稿的第一页，所以鉴定结论是同一台机器上同时形成，也能更进一步证明我方上述说法。
南通四建公司为证明其主张，申请证人钱某出庭作证，钱某陈述：鉴定报告出来后，我仔细看了一下鉴定结论为协议的三张纸是同一台机器同一时间形成的，我不相信这个结论。我就问我办公室经理陶雪刚当时打印协议的情况，他说打印过程中，戴建余下楼到他的办公室里告诉他如何打，打印出来之后，陶雪刚一看发现不对，抬头不对和第二条的内容与我告诉他的不对，陶雪刚指出来之后，戴建余同意修改，之后戴建余就回到了我的办公室，陶雪刚过了一会将打印好的协议拿了上来，我和戴建余看了一下没有问题，我就在协议上签字了，签完之后我就把协议给了戴建余，他说要拿回去与之前签订的协议核对一下，签完之后再给我一份，但是直到现在也没有给我。
金土木华顺公司对钱某的证人证言质证后认为钱某的陈述存在很大不合理的因素，而且本案的转包协议已经经过司法鉴定确定是同一时间同一台机器形成的。在之前的庭审和调查中，钱某或南通四建公司都没有提出上述合同形成过程，而司法鉴定结论出来后，南通四建公司在没有任何书面证据的情况下，提出上述说法，金土木华顺公司认为南通四建公司有故意拖延诉讼的嫌疑，钱某的说法不合常理，不予认可。
南通四建公司对钱某上述证人证言质证后认为钱某是当初协议的经办人，今天他所述的也就是当时的真实情况，司法鉴定结论确定为同一时间同一台机器形成，更进一步证明钱某所述符合实际情况，并被科学所证明。而且，钱某的陈述完全符合人之常情，是可信的。
一审法院认证意见：金土木华顺公司和南通四建公司对鉴定结论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一审法院对鉴定结论予以认定。南通四建公司主张钱某与戴建余先后签订两份协议，且金土木华顺公司提交的协议内容的第一页已被更换。按照南通四建公司及钱某所称陶雪刚在戴建余指导其打印协议的时候，钱某已经告知其协议的内容，在陶雪刚明知戴建余和钱某要求打印的内容不一致的情况下，仍然按照戴建余的指示在电脑上打出协议并打印出来，明显不符合常理。南通四建公司上述主张仅由钱某的证言予以支撑，金土木华顺公司对钱某关于协议的陈述不予认可。考虑到钱某作为本案的利害关系人，其关于协议的陈述的可信度较低，且与鉴定结论相矛盾，在南通四建公司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钱某关于协议陈述的真实性不予认定。据此，一审法院依据鉴定结论，对金土木华顺公司提交的《海洲新城一期工程协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该协议签订时间为2015年10月份。对于钱某、戴建余在接受一审法院调查时所陈述的其他内容，应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南通四建公司系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可承担各类房屋建筑工程的施工。金土木华顺公司系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资质。
2011年10月10日，海虞城乡一体化公司向南通四建公司发出中标通知书一份，内容为：“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常熟市海虞城乡一体化建设有限公司在海虞镇里泾村的海虞镇农宅置换商品房周行安置区一期（海洲新城一期）工程的评标工作已经结束，根据工程招标投标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工程招标文件的规定，确认你单位为中标人。我方将于本通知书发出之日起30日内，依据本工程招标文件、你方的投标文件与你方签订合同。请你方派代表于2011年11月5日前到常熟市海虞城乡一体化建设有限公司与我方洽谈合同。1、你方中标条件如下：中标总价：（大写）贰亿玖仟壹佰陆拾陆万玖仟元整（小写）29166.90万元。中标范围和内容：本次招标为海虞镇农宅置换商品房周行安置区一期（海洲新城一期）1#-15#楼、社区管理用房及地下车库（基坑围护、土方、土建、水电、商品砼、门窗、消防、通风、防水、涂料、外墙保温）工程。招标工期：673日历天。计划开工日期：2011-10-10，竣工日期：2013-8-12。中标质量：合格。……”。
2011年10月26日，南通四建公司（承包人）与海虞城乡一体化公司（发包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一份，该合同第一部分协议书载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就本建设工程施工项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一、工程概况工程名称：海虞镇农宅置换商品房周行安置区一区（海洲新城一期）工程工程地点：周行镇里泾村工程内容：基坑围护、土方、土建、水电、商品砼、消防、门窗、通风、防水、涂料、外墙保温工程……二、工程承包范围承包范围：1#-15#楼、社区管理用房及地下车库工程，建筑总面积约146237平方米（其中地下车库面积约18715平方米）、地上最高17层，地下一层。三、合同工期开工日期：2011年10月10日（按实际的开工报告为准）竣工日期：2013年8月12日（按实际的竣工日期为准，工期顺延）合同工期总日历天数673日历天。……五、合同价款金额（大写）：贰亿玖仟壹佰陆拾陆万玖仟元整（人民币）￥：29166.90万元……九、发包人向承包人承诺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方式支付合同价款及其他应当支付的款项。十、合同生效合同订立时间：2011年10月26日合同订立地点：常熟市海虞城乡一体化建设有限公司本合同双方约定：签字、盖章后生效。”该合同第三部分专用条款第六条合同价款与支付约定：合同价款采用固定综合单价合同方式确定，承包人每月20日提供上月已完成工程量报告。双方约定的工程款（进度款）支付的方式和时间：工程款（进度款）支付的方式：采用银行转账。工程款（进度款）支付的时间：本工程按5：2：2：1付款，每月支付完成工程量的50%作为进度款至工程竣工结束；本工程按承包人申报的土建工程竣工验收证明书之日起一年内付至工程总造价的70%，分二次付款（一年内按每6个月内各支付一次工程总造价的10%）；第二年内付至工程总造价的90%，分二次付款（一年内按每6个月内各支付一次工程总造价的10%）；工程总造价10%的余款第三年内分二次付清（一年内按每6个月内各支付一次工程总造价的5%）。
又查明：海洲新城一期工程1#、2#、4#、5#、6#、7#、8#、9#、10#、11#、12#、13#、14#、15#楼及地下车库于2013年11月28日竣工验收合格，并已实际交付使用。海洲新城一期工程3#楼于2016年11月18日竣工验收合格。
另查明：对于工程款的支付方式，海虞城乡一体化公司以转账支付工程款时直接汇至南通四建公司账户；以承兑汇票方式支付工程款时，由钱某或戴建余领取承兑汇票后，再由钱某拿承兑汇票至南通四建公司入账后，再由南通四建公司扣除相应费用后支付钱某，后钱某再扣除相应费用后将承兑汇票交给戴建余或转账至戴建余个人账户。审理中，金土木华顺公司及戴建余均确认戴建余收取的工程款均是代表金土木华顺公司收取，进入戴建余个人账户的工程款实际也由金土木华顺公司财务控制。
截至2014年11月20日，海虞城乡一体化公司已支付南通四建公司工程款22304万元，南通四建公司已开具工程款发票金额28569万元，金木土华顺公司实际收到涉案工程的工程款179477600元。截至2016年2月1日，海虞城乡一体化公司已支付南通四建公司工程款30204万元，南通四建公司已开具工程款发票金额30204万元，金木土华顺公司实际收到涉案工程的工程款242556011.22元。之后，海虞城乡一体化公司未再向南通四建公司支付工程款，金土木华顺公司也未再收到涉案工程的工程款。
2016年2月1日，金土木华顺公司垫付工程款开票税金634260元。审理中，金土木华顺公司与南通四建公司一致确认该笔垫付款634260元在本案中一并处理。
2016年2月4日，南通四建公司向海虞城乡一体化公司出具一份函件，载明：“关于你公司目前以承兑汇票方式支付我公司的海虞镇农宅置换商品房周行安置区一区（海洲新城一期）工程款4550万元，其中1960万元承兑汇票我公司已交由下属项目经理戴建余支付供应商的材料款，并在汇票被背书人栏内写明材料供应商的单位名称。现我公司为防范承兑汇票款项被项目经理挪用的风险，确保相关款项准确支付给材料供应商，特告知你单位责成4550万元的承兑汇票收款人单位，未经我公司同意不得再另行出具被背书人单位名称书写有误的说明。请你公司务必协助为憾！另钱某同志系我公司海虞镇农宅置换商品房周行安置区一区（海洲新城一期）项目的负责人。以后该项目工程的收款等一切事宜均由钱某同志前来办理。其他任何人员均不能代表我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再查明：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常熟分公司于2009年11月5日设立，企业状态为在业。
审理中，钱某在接受一审法院调查时确认其与南通四建公司就涉案工程的结算为：钱某向南通四建公司交纳2-3%的管理费及5%的税金，南通四建公司先是认可钱某的上述陈述，后又认为实际是南通四建公司收取2.5-3%的管理费及5.6%的税费。南通四建公司认为其已将从发包方处收取的30204万元工程款在扣除开票税金后全部支付给了钱某。为此南通四建公司提供了收款凭证、付款申请单、汇款凭证、进账单（均为复印件），在收款凭证复印件、付款申请单复印件上均载明：“收款单位：南通四建507分公司项目名称：钱某”，南通四建公司称南通四建507分公司就是钱某的代号。金土木华顺公司对该组证据复印件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金土木华顺公司认为即使真实，也与本案无关。因为该组证据反映，有的款项是南通四建公司支付给国发公司或广泰公司，无法确认南通四建公司与该两公司是否有其他经济往来。对该组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
以上事实，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海洲新城一期工程协议、单位工程竣工验收证明书、资质证书、证明、劳动合同书、城保缴款明细、函、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开工报告、付工程款及收到工程款发票明细汇总、工程款付款明细、海洲新城工程开票及收款明细、询证函、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一审法院调查笔录、一审法院调取材料以及当事人庭审陈述等证据在卷予以佐证。
本案争议焦点为：南通四建公司与金土木华顺公司是否存在转包关系。
金土木华顺公司认为，钱某是南通四建公司在常熟区域的项目负责人。南通四建公司与金土木华顺公司存在转包关系。钱某作为南通四建公司的项目负责人代表南通四建公司签署了《海洲新城一期工程协议》，该协议的首部明确了签约主体为金土木华顺公司和南通四建公司。根据该协议内容，南通四建公司将中标的“海洲新城一期工程”转包给了金土木华顺公司，南通四建公司收取10%的管理费。
南通四建公司认为，钱某不是南通四建公司的员工，所以只能是转包或挂靠二种可能。本案所涉工程是政府的拆迁安置房，是必须强制招投标的工程，事实上，甲方海虞城乡一体化公司也是委托招标代理机构对外进行了公开的招标，故谁中标，谁能承接本案工程事先都是不确定的，钱某个人不可能事先从甲方处承接到工程，再借用南通四建公司的名义与甲方签订合同。本案只能是甲方对外进行公开的招投标，南通四建公司中标本案工程后，再行转包给钱某。至于钱某在前期所做的一些工作也只能了解相关的情况，并转达给南通四建公司，而非事先从甲方处确定无疑地承接到本案工程。如果钱某属挂靠南通四建公司，则说明钱某事先从甲方处承接到了工程，那本案招投标无疑只是走过场，海虞城乡一体化公司在招投标过程中弄虚作假，将严重违反招投标法的规定。如果法院认定钱某属挂靠，那引起的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请求法院对此予以充分考虑。本案南通四建公司与钱某都确认双方之间是外部承包，也即转包关系，本案中并无证据证明钱某与南通四建公司是挂靠关系，就连金土木华顺公司自己也陈述只知道钱某是南通四建公司常熟地区工程的负责人，至于南通四建公司与钱某之间的具体关系其并不清楚。本案工程是南通四建公司转包给钱某，再由钱某转包给金土木华顺公司或戴建余，对于钱某欠付的工程款，南通四建公司只在欠付钱某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责任。南通四建公司从甲方处收取的30204万元工程款，扣除税金与管理费后都已支付给钱某，南通四建公司并不欠付钱某工程款，故即使钱某欠金土木华顺公司或戴建余工程款，也应由钱某个人偿还，与南通四建公司无涉。
南通四建公司为证明自己的主张，于2016年12月1日庭审前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份由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与钱某签订的《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内部经济责任承包书》，载明：“由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承接的常熟市工程项目由钱建（国）承包施工（2013-2015）期间的项目（工程名称），现经公司合同评审后，已正式与业主方签订了合同，公司就施工合同的全部条款向项目经济责任承包人（以下简称承包人）钱某进行了合同交底，承包人在全面了解合同的基础上，愿意作为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内部经济责任承包人，与公司签订以下内部经济责任承包书：一、对承包人的基本要求：(1)承包人已充分理解了公司与业主方所签订的工程施工合同全部条款，愿严格按照工程施工合同履约，承包全部的合同风险及经济责任，即施工合同中有关南通四建公司对外的一切义务和责任，最终均由承包人实际完成和承担；（2）承包人在工程正式开工前，必须将项目部管理人员名册及上岗证书复印件等报公司核查备案，确保持证上岗率100%；项目负责人必须是承包人本人；……三、费用的收取：（1）经公司内部核算并经承包人确认，本工程承包人应上交的净利润为工程总造价的/%或固定壹佰万元/年；该费用应在承包人每笔工程款到帐时公司按比例扣回（特殊情况由承包人与公司领导商定具体扣款时间）；税及各级主管部门收取的有关费用由承包方负责和承担；（2）承包人工程所在地税率标准为（按当地实际标准及相关规定执行），工程税……”。
金土木华顺公司对上述证据质证后认为，1.对该证据的签订方不是金土木华顺公司，我方无法质证。金土木华顺公司不清楚钱某是否承包南通四建公司工程，金土木华顺公司认为钱某是南通四建公司常熟地区的项目负责人，不是承包方。2.该证据的提交时间超过举证期限，该证据金土木华顺公司不是签订方，对金土木华顺公司没有约束力，不属于案件审理的关键证据，请求法庭对该证据不予质证。3.从该份协议的内容来看，是属于内部承包书，应该是属于公司与公司内部人员之间签订的协议。在协议中也多处体现了类似内部经济责任的字眼，我方认为是属于公司的营销人员与公司之间的一种考核协议。另外，根据协议第1条第2款最后一句，项目负责人必须是承包人本人，能够印证本案所涉工程的项目负责人为钱某。根据第1条第5款，项目部全体人员必须按公司规定要求签订正式劳务用工协议，也可以看出是公司与公司职员之间的协议，不是对外的转包协议。协议第4条的内容也可以看出钱某一方也是受到公司制度的约束的。
审理中，南通四建公司确认南通四建公司与钱某就涉案工程未签订书面协议，且确认钱某与南通四建公司签订《内部经济责任承包书》即转包协议后钱某对外可以称为项目负责人。
一审法院认为，对于金土木华顺公司与南通四建公司之间是否存在转包关系，结合双方的举证、质证、一审法院向钱某和戴建余所作的调查笔录及一审法院调取的相关材料，具体分析如下：
一、对于戴建余和钱某于2015年10月份签订的落款时间为2011年12月份的《海洲新城一期工程协议》，该协议抬头为“甲方：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钱某）、乙方：江苏金土木建设集团华顺工程有限公司（戴建余）”，即明确了签约主体为本案的双方当事人。审理中，根据金土木华顺公司提供的劳动合同、社保缴费明细等可以认定戴建余系金土木华顺公司的员工，金土木华顺公司及戴建余亦均确认是由戴建余代表金土木华顺公司在上述协议上签字并负责工程的具体施工。故一审法院认定，戴建余有权代表金土木华顺公司在上述协议上签字，该份协议的乙方即受转包方为金土木华顺公司。
二、《海洲新城一期工程协议》的甲方即转包方载明为南通四建公司，由钱某在甲方处签名。钱某是否有权代表南通四建公司在协议上签字。一审法院认为，钱某有权代表南通四建公司在上述协议上签字。理由如下：
1.钱某在接受一审法院调查时陈述，其是涉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经办人，其先去和顾镇长谈，谈好后又以南通四建公司的名义签订了合同，合同上的南通四建公司的公章也是其拿着合同至南通四建公司苏州分公司加盖的。南通四建公司在对钱某调查笔录质证时对钱某的上述陈述无异议。
2.钱某在接受一审法院调查时曾向一审法院提交其名片一张，名片上载明其身份之一为“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常熟分公司总经理”。钱某表示在南通四建集团公司内部，南通四建公司常熟分公司实际上就是507分公司，其是507分公司的总经理，负责南通四建公司承接的常熟政府工程。南通四建公司在对钱某调查笔录质证时对钱某的上述陈述无异议。南通四建公司作为证据提交的收款凭证复印件、付款申请单复印件上均载明：“收款单位：南通四建507分公司项目名称：钱某”，南通四建公司称南通四建507分公司就是钱某的代号。
3.南通四建公司于2016年2月4日向海虞城乡一体化公司出具的函件中，确认钱某系南通四建公司海虞镇农宅置换商品房周行安置区一区（海洲新城一期）项目的负责人，以后该项目工程的收款等一切事宜均由钱某前来办理，其他任何人员均不能代表我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4.金土木华顺公司、南通四建公司均确认南通四建公司在常熟市承接的多个工程：东南开发区科技城、外国语学校、藕渠家园等都是由钱某负责施工。
5.依据南通四建公司苏州分公司与钱某签订的《内部经济责任承包书》约定的内容无法认定南通四建公司与钱某系转包关系。且该协议中约定项目负责人必须是钱某本人。审理中，南通四建公司也确认钱某与南通四建公司签订《内部经济责任承包书》后对外可以称为南通四建公司的项目负责人。
6.金土木华顺公司及戴建余均称钱某是南通四建公司常熟地区工程的负责人，至于南通四建公司与钱某之间的具体关系并不清楚。
钱某实际以南通四建公司名义签订了《海洲新城一期工程协议》，基于上述几点分析，一审法院认为，钱某有权代表南通四建公司签订《海洲新城一期工程协议》，金土木华顺公司也有理由相信钱某系南通四建公司涉案工程的项目负责人，有权代表南通四建公司签订《海洲新城一期工程协议》，即该份协议的甲方即转包方为南通四建公司。
据此，对于该争议焦点，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工程系由南通四建公司转包给金土木华顺公司金土木华顺公司。
综上，一审法院认为钱某、戴建余分别代表南通四建公司、金木土华顺公司于2015年10月份签订的《海洲新城一期工程协议》因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金土木华顺公司作为涉案工程的受转包方和实际施工方，有权就涉案工程主张工程款。南通四建公司辩称金土木华顺公司主体不适格，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由于涉案工程已经竣工验收合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南通四建公司、金土木华顺公司之间仍应按照《海洲新城一期工程协议》的约定结算工程款。
关于工程款的结算，《海洲新城一期工程协议》约定南通四建公司收取完成的工程进度款按施工合同要求确保到账。现金土木华顺公司主张对于南通四建公司已收到的发包方支付的工程款，应当在扣除工程款开票额的10%后将剩余款项立即支付给金土木华顺公司。金土木华顺公司上述主张符合协议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南通四建公司认为应由钱某承担付款义务，且应当扣除工程款开票额的18%后余款支付金土木华顺公司或戴建余，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审理中，金土木华顺公司与南通四建公司一致确认截至2014年11月20日，海虞城乡一体化公司已支付南通四建公司工程款22304万元，南通四建公司已开具工程款发票金额28569万元，金木土华顺公司实际收到涉案工程的工程款179477600元。故一审法院认定截至2014年11月20日南通四建公司尚欠金土木华顺公司工程款为14993400元（22304万元-28569万元×10%-179477600元）。利息从应付工程价款之日计付。现金土木华顺公司主张自2014年11月21日开始至2016年2月1日止以15993400元为欠款基数计算逾期利息，一审法院予以部分支持，即自2014年11月21日开始至2016年2月1日止应以14993400元为欠款基数计算逾期利息。截至2016年2月1日，海虞城乡一体化公司已支付南通四建公司工程款30204万元，南通四建公司已开具工程款发票金额30204万元，金木土华顺公司实际收到涉案工程的工程款242556011.22元。之后，海虞城乡一体化公司未再向南通四建公司支付工程款，金土木华顺公司也未再收到涉案工程的工程款。2016年2月1日，金土木华顺公司垫付工程款开票税金634260元。审理中，金土木华顺公司与南通四建公司一致确认该笔垫付款634260元在本案中一并处理。故一审法院认定自2016年2月1日至今南通四建公司一直结欠金土木华顺公司工程款数额为29914248.78元（30204万元-30204万元×10%-242556011.22元+634260元）。现金土木华顺公司主张自2016年2月2日开始以29914248.78元为欠款基数计算逾期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逾期利息的计算标准，金土木华顺公司主张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经一审法院核算，南通四建公司应支付自2014年11月21日至2016年3月11日（起诉之日）的利息合计1049550元，对于金土木华顺公司主张的应由南通四建公司支付自2014年11月21日至2016年3月11日（起诉之日）的利息合计1078845元，一审法院予以部分支持，之后的利息即自2016年3月12日起至南通四建公司实际清偿之日止应以29914248.78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判决：一、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给付金土木华顺公司江苏金土木建设集团华顺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款29914248.78元，支付自2014年11月21日至2016年3月11日的利息合计1049550元，并支付自2016年3月12日起至南通四建公司实际清偿之日止以29914248.78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二、驳回金土木华顺公司江苏金土木建设集团华顺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1800元，保全费5000元，鉴定费用分别为36600元、57190元，合计350590元，由金土木华顺公司江苏金土木建设集团华顺工程有限公司负担116962元，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负担233628元。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一致。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一、金土木华顺公司提交的2015年10月签订的《海洲新城一期工程协议》是否真实；二、钱某是否有权代表南通四建公司在协议上签字；三、戴建余是否有权代表金土木华顺公司在协议上签字，金土木华顺公司是有权主张工程款；四、利息起算时间。
本院认为：关于南通四建公司提交的落款时间为2011年12月1日的《海洲新城一期工程协议》的真实性问题，该协议首页载明：“甲方：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钱某）<以下简称甲方>乙方：江苏金土木建设集团华顺工程有限公司（戴建余）<以下简称乙方>……税金及管理费的收取，按本工程开票额的10%收取，余额全部转入乙方账户内”。南通四建公司在诉讼初期举证时称该协议为2011年12月签订，在司法鉴定出具后又认可协议于2015年10月签订，其陈述确存在矛盾。但是，鉴定结论同时确定《海洲新城一期工程协议》各页是同机一次制作完成。南通四建公司认可协议系在钱某办公室打印，其所称的戴建余私自保留了打印出来的草稿的陈述无任何证据证实。而且南通四建公司与金土木华顺公司均确认协议共签了两份，南通四建公司并未能提交应由钱某持有的协议。南通四建公司对此解释为当时钱某将签好的两份协议均交给戴建余回去核实','2018-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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