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15刑终417号
原公诉机关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黄忠群，女，1984年3月5日出生于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汉族，大学文化，原宜宾市翠屏区就业局就业培训科科长，住宜宾市翠屏区。因本案于2016年9月7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邓中文，四川酒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审理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黄忠群犯贪污罪一案，于二○一五年九月十一日作出（2014）翠屏刑初字第759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黄忠群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于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七日作出（2015）宜刑终字第354号刑事裁定，以原判认定黄忠群犯贪污罪的事实不清为由，裁定发回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重审。该院经重审后，于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作出（2016）川1502刑初487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黄忠群仍不服，再次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四川省宜宾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杨军、袁义聪到庭履行职务，上诉人黄忠群及其辩护人邓中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06年7月31日，被告人黄忠群被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人事局聘用到宜宾市翠屏区就业促进局（以下简称翠屏区就业局）就业培训科工作。2010年12月至2012年4月间，黄忠群先后担任宜宾市翠屏区就业局就业培训科副科长(主持工作)、科长职务。黄忠群在就业培训科期间负责翠屏区范围内申请颁领《再就业优惠证》、《就业失业登记证》申请材料的审核、办理，以及就业困难人员审核认定等工作。2012年4月10日，黄忠群任创业服务与培训科科长。同年10月31日，黄忠群被免去创业服务与培训科科长职务。2013年间，黄忠群生育一孩后与母亲邓某1共同生活居住。
黄忠群从就业培训科工作中获知，宜宾市翠屏区财政局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制定了就业专项资金管理的相关文件内容，并了解到财政部门对于用人单位吸纳持《再就业优惠证》等就业困难人员就业的，将由财政专项资金对用人单位进行社会保险补贴（按用人单位为就业困难人员实际缴纳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费给予补贴）和岗位补贴（对就业困难人员按照每月200元-400元/人不等的标准给予补贴）。社会保险补贴期限，除对首次认定为就业困难对象时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就业困难人员延长至退休外，其余人员最长不超过3年。持证人员已经享受过国家的优惠政策以后，就业局相关部门在相应的再就业优惠证上面盖章注明享受优惠政策的时间段。黄忠群遂意识到能通过其职权为其近亲属从中获利，随即利用其审核申请《再就业优惠证》相关资料、颁发《再就业优惠证》的职务之便，在其近亲属操控的企业职工申报《再就业优惠证》未经社区、街道审批公示的情况下，直接为其近亲属操控的企业职工颁发《再就业优惠证》并进行了就业困难人员认定。黄忠群近亲属操控的企业遂向翠屏区就业局企业科提交黄忠群违规制作的《再就业优惠证》、社保局出具的企业为员工缴纳社保的资料、员工的户口簿、身份证复印件、员工与公司签订的劳工合同等资料，申报并骗领了国家的社会保险补贴以及岗位补贴。在申报社保补贴、岗位补贴过程中，黄忠群出资帮助其近亲属成立相关企业并实施了递交资料，计算申报的社保补贴金额等相关作案事实。其具体作案事实为：
2008年4月，黄忠群出资3万元以其父亲黄某1名义成立了宜宾净庭清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净庭公司”），该公司登记股东有黄某3、黄某1，黄某1为法定代表人。公司成立后，黄某1、黄某3并未实际参与经营管理,系由黄忠群的母亲邓某1一人操控。期间，净庭公司与邓某1、骆某、龚某1、黎某2、黄某5分别签订了劳动合同，但未给黎某2、黄某5购买社保。黄忠群利用其在翠屏区就业局就业培训科工作的职务之便，违规为净庭公司的邓某1、骆某、黎某2、龚某1、黄某5直接办理了《再就业优惠证》，并违规直接对邓某1、骆某、黎某2、龚某1、黄某5进行了就业困难人员认定。2009年至2012年1月，净庭公司以吸纳邓某1等5名就业困难人员并已经为该5名就业困难人员购买了社保为由，分9次向就业局申报了社保补贴和岗位补贴。
2009年10月，黄忠群代理其母亲邓某1到宜宾市翠屏区工商局登记设立了宜宾净洁清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净洁公司”），登记股东为邓某1以及并未出资、也未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王某3，邓某1为法定代表人，公司成立后由邓某1一人操控。净洁公司与吴某2、王某2、刘某2、刘某3等人签订了劳动合同，但未给刘某2、刘某3购买社保。黄忠群利用其职务之便，违规为吴某2、王某2、刘某2、刘某3直接办理了《再就业优惠证》，并违规直接对上述4人进行了就业困难认定。2010年7月至2012年1月，净洁公司以吸纳了吴某2、王某2、刘某2、刘某3系就业困难人员并已经为其购买社保为由分6次向就业局申报了社保补贴和岗位补贴。
2011年7月，黄忠群的表妹邓某3登记成立宜宾洁雅清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洁雅公司”）并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该公司成立后，邓某3未实际参与管理公司，由邓某1一人操控。洁雅公司与刘某4、张某1、邓某2（三人符合办证实质条件）、王某1、王某4、严某、王某5、王某6、刘某5、王某7、段某、刘某6、李某1、周某、伍某、胡某、陈某、张某2、吴某1、罗某、刘某1、蒙某、黎某1等23人签订了劳动合同，但并未给王某4、严某、王某5、王某6、刘某5、王某7、罗某、蒙某购买社保。在此期间，黄忠群又利用其职务之便，违规为上述23人直接办理了《就业失业登记证》、（《再就业优惠证》从2011年变更为《就业失业登记证》），并违规对上述23人直接进行了就业困难认定。2012年12月至2013年4月，洁雅公司以吸纳了上述人员系就业困难人员并已经为其购买社保为由分3次向就业局申报了社会保险补贴和岗位补贴。
截至2012年第四季度，净庭、净洁与洁雅三公司共计18次以吸纳了邓某1、吴某1等32名就业困难人员为由在翠屏区就业局申报获得国家就业专项资金297041.52元，其中社保补贴205841.52元，岗位补贴91200元。案发后，扣除刘某4、张某1、邓某2三人实际符合办证条件国家应给予的补贴外，净庭、净洁与洁雅公司违规获取的国家就业专项资金266646.72元，其中社保补贴184446.72元、岗位补贴82200元。
2012年，宜宾市翠屏区就业促进局、财政局、人社局发现净庭、净洁公司享受补贴人员因种种原因未能接受社保补贴、岗位补贴的检查问询。同年5月22日，财政局建议暂停发放该两公司2011年第三、第四季度的社保补贴、岗位补贴经费。2012年9月，翠屏区就业局就业科工作人员发现黄忠群调离就业培训科任创业服务与培训科科长后，私自登陆其就业科同事郑某的工号，违规办理了12本《就业失业登记证》。经翠屏区就业局相关领导对黄忠群教育后，黄忠群承认其违规办理了该12本《就业失业登记证》，随后翠屏区就业局销毁了该12本《就业失业登记证》并免去了黄忠群创业服务与培训科科长的职务。
2013年7月，翠屏区就业局再次自查，发现黄忠群办理了除上述12本《就业失业登记证》之外的其他数十本《就业失业登记证》。同年8月6日，洁雅公司将违规领取社保补贴、岗位补贴共计182802.6元退缴到翠屏区就业局。同年9月20日，净庭、净洁公司向翠屏区就业局申请该二公司2011年第一、第二季度社保补差以及第三、第四季度社保补贴。同年11月28日，经净庭、净洁公司的申请和要求，就业局向净洁公司的账户转入两公司的2011年第一、第二季度社保补差以及第三、第四季度社保补贴125807.40元，该款项中包含王某2、刘某2、刘某3、吴某2、黎某2、黄某5、邓某1、龚某2、王某5、王某6、段某、王某4、严某、刘某6等14名不符合办证实质条件的社会保险补贴共计40792.6元。同日，黄忠群分两次从净洁公司账户取出126500元。
综上，净庭、净洁、洁雅公司共获得因黄忠群违规办理不符合实质认证条件的29本《再就业优惠证》、《就业失业登记证》后而获得国家的社保补贴和岗位补贴共计307439.32元。
2014年4月9日，宜宾市翠屏区监察局将本案移送至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检察院。同月23日，黄忠群经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检察院电话通知后到案。同日，邓某1将违法所得103352.76元退缴到翠屏区就业局。同月28日，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检察院对本案立案侦查。
原判另查明：1.在净庭公司、净洁公司、洁雅公司因吸纳就业困难人员涉及王某4、严某、王某5、王某6、张某1、邓某2、刘某5、王某7、罗某、蒙某、刘某3、刘某2、黎某2、黄某5而得到的社会保险补贴和岗位补贴共计117356.78元，但上述三家公司并未给上述人员在翠屏区社保局参保缴费。其中，刘某2、黎某2的身份信息系伪造，并无此人；王某7并未在洁雅公司工作。洁雅公司从宜宾市翠屏区就业局领取的涉及王某4、严某的社保补贴和岗位补贴各10131.6元。2.严某称其妻子王某4及自己的养老保险已由公司在长宁社保局为其购买，但自己和妻子从未办理过就业失业优惠证等相关证件。3.段某在洁雅公司上班之前和期间自己没有办理过也未委托他人办理过《就业失业优惠证》等证件。4.证人黄某1在20厘米距离内自然光线下能看清楚打印的三号字体，其能当庭宣读小于3号字体的《证人出庭作证保证书》。5.邓某1于2003年12月20日合法办理《就业失业登记证》证件编号：130170772。庭审中，黄忠群及辩护人以及邓某1本人未向法庭提交证件编号为130170772的《再就业优惠证》。6.翠屏区就业局于2013年5月13日对洁雅公司进行检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未参加管理，对公司的运营管理毫不知情，公司办公人员1人，且也不能提供公司账目、劳动承包合同、公司管理制度等，后来的几名员工所称的从业岗位与公司申报就业岗位不符。其中，洁雅公司提交了其与长锋运业有限公司、飞虹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清洁承包合同，经该局核实，长锋、飞虹公司并未与洁雅公司签订承包合同。7.黄某6于2006年2月至2013年10月在宜宾市翠屏区安阜街道葡萄园社区任职。净庭清洁服务公司以黄某6系“4050”就业困难人员向翠屏区就业局申领了2009年4月至12月、2011年1月至6月“4050”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岗位补贴。
原判认为，被告人黄忠群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采取虚构、捏造事实等方式，为与其具有特殊利害关系的母亲邓某1一人操控的公司违规办理《再就业优惠证》（就业失业登记证），骗取公共财物30万余元直接占有受益，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原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十二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的规定，判决：一、被告人黄忠群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二、继续追缴被告人黄忠群违法所得二万一千二百八十三元九角六分，上缴国库。
上诉人黄忠群上诉称，一、原判认定其犯贪污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判认定其骗取公共财物30余万元直接占有受益错误，没有扣减邓某1根据优惠证所享有的12082.56元，国家遭受的财产损失应为岗位补贴款82200元，邓某1操控的三家公司所取得的补贴款没有进入黄忠群的个人账户。二、一审错误适用法律，其滥用职权造成国家损失82200元，未达到入罪标准，故不构成犯罪。请求二审法院改判无罪。其在庭审中表示，自己违规办证的行为是不对的，但没有想过要贪污国家公款，现在很后悔，希望法庭考虑其家庭等具体情况，予以宽大处理。
其辩护人提出了与上述意见基本相同的辩护意见，并认为黄忠群没有与邓某1共谋套取补贴款的故意和行为，没有实际领取补贴款并占有使用，导致国家损失仅为82200元，未达到入罪标准，故不构成贪污罪。其辩护人还提供了邓某1关于领取岗位补贴款用于购房的情况说明、房产销售公司出具的收据，及黄忠群关于邓某1多享受共计12082.56元的计算明细表。
二审出庭检察员认为，原判认定被告人黄忠群骗取30万余元补贴款并从中受益的事实清楚，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建议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经二审查明，2006年以来，宜宾市、翠屏区两级人民政府为贯彻落实国家促进就业和再就业政策，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就业的规定，财政部门在每年度预算中安排了就业专项资金，以用于职业介绍补贴、职业培训补贴、小额贷款基金和小额担保贷款贴息、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生活补贴等支出，包括给予就业单位以社会保险补贴和岗位补贴等补贴。其中，社会保险补贴是对于用人单位吸纳就业困难人员，与之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对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和失业保险费部分，国家予以补贴，补贴期限除首次认定为就业困难对象时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的可以延至退休外，其余人员最长不超过三年。岗位补贴是对安排就业困难人员就业的单位，按实际安排的就业困难人员人数给予岗位补贴，每月200元/人。补贴期限与社会保险补贴相同。宜宾市翠屏区则由区就业局、人社局、财政局负责具体政策落实。上述两项补贴核实工作由街道、乡镇劳动保障所配合区就业局完成，就业局做好两项补贴相关资料收集、整理、核实上报，区人社局复核公示后，由区财政局划拨支付资金。用人单位申报社会保险补贴需附符合享受社会保险补贴条件的人员名单及登记证复印件、申报补贴期间的工资花名册复印件、劳动合同等就业证明材料复印件、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出具的上季度用人单位为这部分人员缴纳有关社会保险费的明细账等资料。
相关就业困难人员在再就业前，仍应通过社区、乡镇街道调查、公示、审批等程序后，报宜宾市翠屏区就业局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并办理《再就业优惠证》或《就业失业登记证》。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失业职工、失地无业农民、残疾人、“4050”等失业人员、低收入家庭人员等人员，在提供相关资料后，顺利通过前述审批程序，可以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
2006年7月，上诉人黄忠群被聘用为宜宾市翠屏区就业局工作人员，属于事业编制。2010年4月，其被纳入参公管理人员，为科员。同年12月，其被任命为该局就业培训科副科长，主持工作。2011年9月，其担任就业科科长。2012年4月，其被任命为创业服务与培训科科长。同年10月31日，因违规办证问题被单位发现后，其被免去该科科长职务。其中，就业科负责再就业的相关办证、补贴审核工作，科长职责包括科室内部管理、职介补贴、再就业补贴、统计工作等管理职责。
2008年4月24日，上诉人黄忠群帮助其父亲黄某1注册成立了宜宾净庭清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净庭公司”），公司注册资本3万元，住所为翠屏区学盛街50-63号1单元4层3号，黄某1为法定代表人。同年8月，宜宾市翠屏区就业局为该公司颁发《企业实体吸纳下岗失业人员认定证明》。2013年6月13日，该公司申请注销。
2009年10月26日，上诉人黄忠群又帮助其母亲邓某1注册成立了宜宾净洁清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净洁公司”），公司注册资本3万元，住所为翠屏区南广路100号1幢4层1单元5号，邓某1为法定代表人。同年12月，宜宾市翠屏区就业局为该公司颁发《企业实体吸纳下岗失业人员认定证明》。2013年6月7日，该公司申请注销。
2011年7月18日，上诉人黄忠群的表妹邓某3注册成立了宜宾市洁雅清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洁雅公司”），公司注册资本3万元，住所为翠屏区西郊东风社区188号3幢3单元4层7号，法定代表人为邓某3。
上列三公司经营范围均为清洁服务、家政服务，实际由黄忠群的母亲邓某1负责经营管理。
2008年10月以来，上列三公司以吸纳了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为由，在事先向社保部门缴纳相关社会保险费的情况下，提供补贴人员名单、就业失业登记证、劳动合同等复印件及已缴纳相关社会保险费的票据等资料，先后向宜宾市翠屏区就业局申报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的社会保险补贴返回和岗位补贴。其中，净庭公司自2008年10月开始申报补贴，净洁公司自2010年3月开始申报补贴，洁雅公司自2012年4月开始申报补贴。
在上列三家公司申报领取补贴款的过程中，上诉人黄忠群利用担任宜宾市翠屏区就业局就业科工作人员和就业科科长的职务便利，不按相关申报办证程序，私自在就业科科室的办公电脑上操作，先后为三个公司名下的职工违规办理《再就业优惠证》、《就业失业登记证》等证件。三个公司以吸纳这些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为由，依据这些违规办理的证件、已经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凭据等资料向国家申报，不当享受国家给予的相关社会保险补贴返回和公益性岗位补贴。案发后，经宜宾市翠屏区就业局清理，黄某5、邓某1、王某2等9人不符合办理《再就业优惠证》的条件，王某1、严某、王某5等20人不符合《就业失业登记证》的办理条件。经宜宾市人民检察院司法会计鉴定，截止2013年4月，根据上列违规办理证件的29人的资料，三家公司向国家申报社会保险补贴款184446.72元，申报公益性岗位补贴款82200元。在2013年10月申报、发放的2011年第一、二季度社保补差及第三、四季度社保补贴12万余元补贴款中，属于违规办证的王某2、刘某2、刘某3等14人名义申请发放社会保险补贴款共计40792.6元。
2012年9月的一天中午，已调离就业科的上诉人黄忠群利用就业科同事的工号登陆系统，私自办理并打印了包括其父母在内的12人的《就业失业登记证》。不久，其私自登陆系统违规办证的情况被就业科同事发现并报告局领导，领导责成其将该12本证件交回单位，予以注销。2013年7月，宜宾市翠屏区就业局检查发现洁雅公司等企业申报的就业岗位和实际上岗人员不符，黄忠群违规发放了20余本就业失业登记证，遂要求其将违规办理的证件交回，并退出违规申报的补贴款。黄忠群在单位调查中承认了其违规办证的相关情况。后洁雅公司于2013年8月6日退回182802.6元，邓某1于2014年4月23日退回103352.76元至该局。该两笔款项已移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检察院。
2014年4月，纪检部门将黄忠群涉嫌犯罪的线索移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检察院。经电话通知后，上诉人黄忠群到检察机关接受询问，并如实供述其违规办证及三家公司获取补贴款的基本事实。同月28日，检察机关对本案立案侦查。
认定上述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其中：
（一）认定相关补贴政策、补贴审批发放、单位申请及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的事实的证据
宜宾市、翠屏区两级财政局和人社局关于就业专项资金使用管理的通知、社会保险补贴和公益性岗位补贴实施办法、翠屏区就业局申办《再就业优惠证》流程、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流程资料等书证证实，国家关于促进再就业的相关政策，办理《再就业优惠证》、《就业失业登记证》的相关流程、申报程序，以及申请社保补贴所需要的资料等。
（二）认定黄忠群职务身份及任职经历等事实的证据
1、被告人黄忠群的户籍信息资料、干部任免审批表、宜宾市翠屏区人事局聘用通知、聘用合同、宜宾市翠屏区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促进局）任免职文件、科长职责等。
2、被告人黄忠群供述称，就业科主要有三项工作，即审核办理《再就业优惠证》、《就业失业登记证》，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培训，翠屏区范围内就业相关的统计工作。科室内有分工，其中贺某、吴某3负责办证，就业困难人员审核认定由郑某和她负责。《再就业优惠证》的办理，首先由符合条件的人员到社区申报，社区签署意见，再到街道劳动保障所审核，材料才交到就业局就业科，就业科人员录入微机、打印，经办人初核，科长复查复核后交局办公室盖章，就业科通知街道领回证件、发放。《再就业优惠证》对符合条件人员的补贴有年限规定，一种是补贴三年，一种是不到五年要退休的在退休前可以享受。如果这些人员已经享受过国家优惠政策，就业局就会在《再就业优惠证》上盖章，下次用人单位就不能再享受。
（三）认定黄忠群亲属三家公司成立及管理的事实的证据
1、上列三公司工商注册设立登记申请书、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业档案查询资料等书证证实，三家公司先后成立的情况。其中，净庭、净洁两公司均由黄忠群受托办理相关工商注册手续。
2、被告人黄忠群供述称，她先后帮助父母注册成立了净庭、净洁公司，净庭公司和表妹的洁雅公司成立没有多久就交给母亲邓某1管理了。这三个公司是其家人开办的。其在重审中的一、二审庭审中均称三个公司都是交给母亲邓某1管理的。
3、证人黄某1证实，净庭公司是他和女儿黄忠群一起去办理的，公司经营地点在家里，钱是女儿出的。公司手续办好后，他几乎没有过问过公司的情况，公章和资料放在家里，平时是女儿在用。
邓某1证实，2009年10月，女儿黄忠群叫她以其名义开办了净洁公司，公司开办手续是黄忠群办的。公司大概有10来名员工，有李某2、肖某、李某3等丝绸厂的老员工。后女儿以她侄女邓某3名义成立了洁雅公司，该公司基本上没有业务。其在重审的一审庭审中称三个公司都是由她管理。
邓某3证实，洁雅公司是表姐黄忠群以她的名义办理的，她没有参与公司经营和管理。公司成立后，她就拿给二姑邓某1了。
（四）认定黄忠群违规办证及三家公司申报社保补贴及案发的事实的证据
1、案件线索移送函、立案决定书、归案情况说明等证实，本案移送检察机关及立案侦查的情况。其中，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说明称，黄忠群在纪检部门和检察院掌握其违法犯罪事实以前、单位内部自查时，能够主动交代其违法犯罪事实和退赃。在移送检察机关后，其接到电话通知后能按时到检察机关接受询问，并如实交代其犯罪事实。
2、相关书证资料、银行转款凭证、入账凭证等书证，证实三家公司向国家申领社保补贴和岗位补贴款的情况。其中，社保补贴申请表上宜宾市翠屏区社会保险事业局对企业是否足额缴纳养老、医疗保险费予以了核实、盖章，翠屏区就业局对企业是否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予以了核实、盖章。
3、宜宾市翠屏区就业促进局对违规办证32名人员所持《再就业优惠证》认定为违规办证情况说明证实，经该局审查，黄忠群违规办理的32本《再就业优惠证》、《就业失业登记证》，其中刘某4、张某1、邓某23人认定时符合“4050”认定条件,其余29本均不符合办理认定条件。
宜宾市翠屏区就业局情况说明、附表、银行收款凭证证实，净庭、净洁公司于2008年-2011年凭其中持有黄忠群违规办理《优惠证》、《就业失业登记证》的9人在该局申报岗位补贴30000元，社保补贴49340.46元；洁雅公司凭其中持有黄忠群违规办证的32人在该局申报2012年岗位补贴62400元、社保补贴144414.90元。共计申报岗位补贴92400元、社保补贴193755.36元，合计286155.36元。2013年8月和2014年4月，经通知后，以上公司全部退回领取的补贴款。
该局的情况说明及附件资料证实，经过核实，2013年10月划拨净庭、净洁公司的社会保险补贴款125807.4元中，涉及王某2、刘某2、刘某3等14人有40792.6元。
4、宜宾市人民检察院宜检技鉴【2014】3号鉴定书表明，2008年至2013年4月期间，除开符合条件的刘某4、张某1、邓某2三人领取部分外，其余29人持证申报单位领取的岗位补贴82200元、社保补贴184446.72元。
5、扣押决定书、扣押文件清单、宜宾市翠屏区就业局情况说明等证实，2013年8月、2014年4月，洁雅公司及邓某1分别向该局退交补贴款182802.6元、103352.76元，该款已移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检察院。
6、社会保险费专用票据证实，2012年3月至2013年7月，净庭、净洁、洁雅公司分别向宜宾市翠屏区就业局缴纳失业保险，按职工人数向翠屏区社会保险局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的情况。其中，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分单位缴纳部分和个人缴纳部分，生育、工伤保险系单位缴纳。
7、证人证言
（1）证人邓某1证实，办了证以后，公司申报社保补贴和岗位补贴的手续，有时是她去办，有时是女儿黄忠群去办。申报补贴的人都是公司缴纳了相应的保险，才能申报补贴。单位缴纳的那部分社保资金可以得到返还。
黄某1证实，他听说公司有《再就业优惠证》的人每月有200元的补助。
（2）证人罗某、刘某1（均为黄忠群朋友）、吴某1（黄忠群同学）、王某1（邓某1朋友）、王某2、黄某2、黎某1（刘某1之夫）、段某、严某等证实他们或通过黄忠群，或通过邓某1，到邓某1负责的家政服务公司上班，或者为亲属在公司挂名，邓某1的家政公司为他们和亲属分别购买了社保的情况。其中，刘某1、黎某1还证实他们家中经营了维群食品厂，他们在邓某1的家政公司上班期间，将其亲属刘某7、黎某3的身份证交给了家政公司，公司以“刘某2”、“黎某2”名义办理了相关证件。王某1还证实，王某7系其女儿，当时在南昌打工。王某1、黄某2、黎某1、黄某4（段某之妻）还证实，他们个人应当缴纳的社保部分由个人承担了。
（3）证人郑某（宜宾市翠屏区就业局就业科科长）证实，2012年9月，她了解到有企业上午来就业局办理《就业失业登记证》下午就拿到证了，感觉不正常，遂向分管领导汇报。局领导安排他们核查，发现了12本证件没有留底资料，办证时间是前两天。由于黄忠群在当天中午借用了她办公室的打印机，她又向领导作了汇报。领导找黄忠群后，黄承认了其违规办理证件的情况。后单位将12本证件收回注销了，黄忠群也被免去了创业培训科科长职务。2013年7月，有几家公司的人到企业科来闹事，后蔺局长让他们对该公司人员的证件进行核查，发现这几家公司和黄忠群有关。经过核查，他们又查出了24本证件没有留底资料。
证人蔺某（宜宾市翠屏区就业局局长）证实，其作为就业局领导，从下属处了解到黄忠群违规办理《就业失业登记证》的情况后，先后两次找黄忠群谈话，让黄交回违规办理的证件及退回补贴款。后纪检部门介入调查，他们予以了配合。
8、被告人黄忠群供述称，上列三个公司员工的32本《再就业优惠证》、《就业失业登记证》都是她违规办理的。因为她在就业局上班，了解相关政策，通过违规办证，一方面公司给员工买保险不用出钱，另一方面公司可以得到岗位补贴，减轻了公司负担。她就想帮助父母节约成本，改善生存条件。具体办证过程就是，其父母提供公司员工的身份证、户口、照片等资料，她跳过社区和街道的程序，不管是否符合条件，直接将这部分人员的信息输入微机，进行困难人员审核认定，盖上初核和复核的章，再到局办公室盖章。其中，母亲邓某1和龚某2，她通过办新证的方式，使他们重复享受了国家优惠政策。2012年4月，她还用贺某的工号登陆系统办理了12本《就业失业登记证》，又用郑某的工号将这12人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但一直没有机会打印出来。9月的一天，她以使用郑某的打印机为由，趁中午无人之机，登陆郑某的工号，将12个人的证件打出来，准备用于在洁雅公司缴保险。下午，就业科发现她私自使用他们的工号进行操作，就向蔺局长作了汇报。她向蔺局长承认了此事。蔺局长要求她写检查，并辞去创业服务培训科科长职务。2013年下半年她在休产假，蔺局长打电话给她，说洁雅公司有人在企业科闹，就业科的刘欣雨和郑某对该公司人员进行核对，发现有些人出了证，但没有纸质申报资料。蔺局长把核对出的名单给她看，问是不是她办的证。她承认是自己办证以后，蔺局长要求她把假证和领取的18万余元补贴款退回去。她便把假证和18万余元退给了国家。2014年4月，公司又退了10万余元给国家。
上列证据中，被告人黄忠群供述出于为父母节约成本、改善生活的动机，利用其在就业局就业科工作的职务便利，违反规定和程序，为相关人员办理就业失业登记证等证件，其父母名下的公司以吸纳这些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并已购买社会保险为由，申报了社保补贴和岗位补贴，其结果是公司为员工购买保险不用出钱，同时能够得到岗位补贴。该供述所提违规办证的情况得到了就业部门查询结果的印证，供述所提申报社保补贴和岗位的情况得到了相关补贴审批、发放资料、缴纳社保费用的票据、证人邓某1证言的印证。证人罗某、王某1、刘某1等多人证实他们在公司上班，或让其亲属空挂在公司，公司为他们购买了社保的情况。相关司法会计鉴定结论及就业部门的情况说明等材料证实，黄忠群亲属的三个公司先后申报社保补贴22万余元、岗位补贴款82200元。证人蔺某、郑某证实他们发现黄忠群两次违规办证被单位发现的过程。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另查明，2014年10月，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委托宜宾市翠屏区司法局对黄忠群进行社会调查。同年11月，宜宾市翠屏区司法局经评估调查后认为，黄忠群适宜纳入社会矫正。
认定上述事实，有相关社会调查评估委托函、调查评估意见书等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事实表明，上诉人黄忠群利用其担任就业主管部门就业科工作人员的职务之便，违规办理了就业失业登记等证件。由于黄忠群违规办证这一先决条件，相关企业据此为这些人员购买社会保险，国家对违规办证的人员办理了社会保险手续，并对所谓吸收就业困难人员就业的企业以单位名义缴纳的养老、医疗、失业社会保险部分予以补贴返回，并给予企业以每人每月200元的岗位补贴，两项补贴款合计307439.52元。从利益的享有角度，有82200元岗位补贴款被黄忠群直系亲属以单位名义取得，单位减少了成本支出，公司名义下的职工以低成本获得了社保资格。
因此，上诉人黄忠群利用其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其国有事业单位宜宾市翠屏区就业局就业科工作人员办理就业失业登记证等事项的职务之便，不正确履行职责，违规为多人办理就业失业登记证，为其直系亲属掌控的公司为吸纳的“职工”29人购买社会保险，公司进而获取国家相应的社保缴费返还补贴和岗位补贴款，给国家造成了超过30万元的重大经济损失，使不符合条件的相关人员获得了社保资格，故其行为已构成滥用职权罪。同时，在获取的补贴款中，岗位补贴款82200元被其母亲以单位名义领取，予以非法占有，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按照牵连犯择一重罪处罚的原则，本案宜以贪污罪对其定罪处罚。其在纪检部门调查前、单位内部自查时，如实交代其违规办证及亲属获取相应补贴的基本事实，庭审中也能认罪悔罪，属自首，依法可从轻处罚。案发后，其亲属退缴了获取的补贴款共计28万余元，为国家挽回了绝大部分经济损失，依法可对其从轻处罚。结合上诉人黄忠群的犯罪事实、认罪悔罪态度、社会评估调查情况等，可以对其适用缓刑。
原判将本案30万余元均认定为黄忠群亲属公司获得利益，并认定为上诉人黄忠群贪污的金额，对其予以定罪量刑，既与客观事实不符，也混淆了贪污罪与滥用职权罪的区别。贪污罪的犯罪金额应当以行为人非法占有的部分确定，滥用职权罪则以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部分确定。黄忠群亲属公司获得社会保险补贴，是以事先出钱为名下“职工”向国家购买了相应金额的保险为前提条件的。同时，公司为单位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费作为一种法定义务，也是以公司具有真实用工为前提的，这显然偏离了本案的实际情况。相关证人证实部分“职工”并未在该公司上班，属于虚挂的情形，部分人员与黄忠群或邓某1具有亲友、同学等特殊关系，部分人员具有自己的企业或职业。这三家公司究竟有多少人属于虚挂的情况，以及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如何，目前并未查清。结合本案上诉人黄忠群的亲属先后成立三家公司、其违规办证人员数量逐渐增多的情况可以判断，上诉人黄忠群违规办证仅是一个手段，让其亲属公司的“职工”能够以较小的代价取得社会保险资格，公司自身同时获得国家相应的岗位补贴才是真实的、最终的目的。因此，上诉人黄忠群利用职权违规办理就业失业登记证等证件，以致国家对相关企业给予了不当的社会保险补贴和岗位补贴30万余元，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其行为构成了滥用职权犯罪。其直系亲属从补贴款中直接获利82200元，其行为同时构成了贪污罪，属于刑法理论上的牵连犯，应当择一重罪处罚。
上诉人黄忠群及其辩护人提出，黄的母亲邓某1应享受的社会保险补贴1.2万余元应予扣除。本院认为，其母通过违规办理就业失业登记证件享受社会保险，是不当的，但与本案认定其母占有岗位补贴部分没有直接关联。其上诉和辩护人辩护提出，其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为82200元，不构成滥用职权罪。本院认为，该诉辩意见混淆了其亲属个人占有82200元和其滥用职权造成国家将本不应纳入社保的人纳入社保并进而对相关公司予以社保补贴、岗位补贴共30万余元的损失的区别，所提无罪的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而应根据其亲属非法占有82200元部分对其以贪污罪定罪处罚。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但认定上诉人黄忠群贪污犯罪数额有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量刑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省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2016）川1502刑初487号刑事判决。二、上诉人
二、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黄忠群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缓刑考验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在判决生效后第二日起十日内缴纳，上缴国库，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唐冬斌
审判员 黄 云
审判员 陈 敏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一日
书记员 郑 江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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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一十九条经过财产调查未发现可供执行的财产，在申请执行人签字确认或者执行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并经院长批准后，可以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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