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杭余刑初字第968号
公诉机关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戚桂林，原系中共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周杨社区支部委员会书记、杭州余杭周杨股份经济合作社董事长。因本案于2014年12月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26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富阳区看守所。
辩护人黄云祥、高隽，浙江诺力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以杭余检公诉刑诉[2015]46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戚桂林犯受贿罪、挪用资金罪，于2015年7月2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李剑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戚桂林及其辩护人高隽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一、受贿犯罪事实
2010年至2014年期间，被告人戚桂林在担任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周杨社区党总支书记、余杭区星桥街道周杨股份经济合作社董事长期间，利用协助余杭区人民政府星桥街道办事处对杭州市长睦大型居住区规划内涉及星桥街道周杨社区的土地实施征地拆迁工作的职务便利，为杭州常隆工贸实业有限公司、杭州金腾特种养殖有限公司、杭州天明毛纺有限公司谋取利益，为此索取或非法收受杭州常隆工贸实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甲、杭州金腾特种养殖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某、杭州天明毛纺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缪某所送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413万元。具体如下：
1、2010年至2011年期间，被告人戚桂林以其在杭州常隆工贸实业有限公司拆迁过程中，为该企业多争取拆迁补偿款提供了帮助为由，向王某甲索得人民币240万元。
2、2012年1月至2013年期间，被告人戚桂林多次非法收受杭州金腾特种养殖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某为感谢其在企业拆迁过程中的帮助而给予的人民币共计160万元。
3、2013年至2014年期间，被告人戚桂林分两次非法收受杭州天明毛纺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缪某为搞好关系以及感谢其在企业拆迁过程中的帮助而给予的人民币共计13万元。
据以指控的证据有证人证言；户籍证明、任职文件等书证；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等。
二、挪用资金犯罪事实
1、2012年1月19日，被告人威桂林个人决定将杭州余杭周杨股份经济合作社账户内的180万元，借给陆某个人使用。同年6月1日，陆某将该180万元归还。
2、同年6月19日，被告人戚桂林个人决定将杭州余杭周杨股份经济合作社账户内的200万元，借给陆某个人使用。2013年11月8日，陆某将该200万元归还。
据以指控的证据有证人证言；转账支票、付款凭证、账户明细、征地补充协议等书证；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等。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戚桂林的行为已分别构成受贿罪、挪用资金罪，且部分受贿具有索贿情节，依法应数罪并罚，提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处罚。
被告人戚桂林辩称：
1、指控的受贿事实中，（1）王某甲的240万中，160万元是借款（具体为其妻子借款60万元、其儿子结婚时其向王某甲借款30万元，另外70万元是王某甲帮张某担保的本息，其没有收到过该笔钱），另外80万元是王某甲与戴某甲之间发生的，与其无关；（2）李某的160万元中，5万元是之前李某向其借款后支付给其的利息；（3）缪某的13万元中，有10万元为借款；
2、指控的挪用资金事实中，第一笔180万元是预付拆迁款，第二笔200万元也是以预付款名义付出去的，且二笔款项支付前都经过班子会议讨论，非其个人决定。
辩护人提出：
1、指控被告人戚桂林受贿金额为413万元的证据不足，在案的证据仅能认定被告人戚桂林受贿158万元，具体理由如下：
（1）被告人戚桂林与王某甲存在经济往来，在案的证据不足以认定相关款项为受贿款，且在公诉机关指控的涉及王某甲的240万元受贿款中，60万元系王某甲为张某担保而替张某支付的相关款项，折抵给戚桂林，不能认定为戚桂林的受贿金额，80万元系王某甲以常隆公司名义帮被告人戚桂林贷款的款项，现有证据不能认定该80万元为被告人戚桂林使用，王某甲转账给被告人戚桂林的60万元包含在戚桂林出具的借条中，为借款，非受贿款，同时，由于王某甲尚欠被告人戚桂林租金等原因，且二人未就双方之间的往来账目进行结算，在常隆公司拆迁前被告人戚桂林的欠款40万元应属于往来款，而非受贿款；（2）涉及李某的款项中，5万元为李某向戚桂林借款后的利息，不能认定为受贿款，在该节事实中被告人戚桂林的受贿金额应认定为155万元；（3）涉及缪某的款项中，10万元为借款，非受贿款，在该节事实中被告人戚桂林的受贿金额应认定为3万元；
2、指控的挪用资金事实中，第一笔180万元系经班子讨论同意后预付给陆某的安置款，不能认定为被告人戚桂林挪用；
3、被告人戚桂林系初犯、偶犯，其挪用资金行为未造成任何经济损失，且亲属已经代为退出部分受贿款。
综上，请求对被告人戚桂林从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
一、身份、职务情况
2008年至2014年，被告人戚桂林担任中共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周杨社区支部委员会委员、书记、杭州余杭周杨股份经济合作社董事会成员、董事长，全面负责党务工作、负责社区全面工作，并主管党建、经济、财务等，且具有协助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星桥街道办事处对杭州市长睦大型居住区规划内涉及星桥街道周杨社区的土地实施征地拆迁工作的职责。
证明以上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证人胡某甲的证言；户籍证明；组织机构代码证；中共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工作委员会《关于公布南星等社区党组织组成人员的通知》（党工发[2008]16号）、《关于公布南星等社区党组织选举结果的通知》（党工发[2008]24号、党工发[2011]27号、党工发[2013]133号）、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星桥街道办事处《关于公布南星等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选举结果的通知》（星办发[2008]72号、星办发[2011]33号、星办发[2014]11号）；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周杨社区班子分工、周杨社区班子成员分工情况统计表；杭州余杭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长睦区块征地有关事项的请示》（余城建集[2009]127号）、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答复；土地开发合作协议、协议书；中共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工作委员会《关于调整星桥街道重点项目工作组及其成员的通知》（党工发[2010]33号）；征地补充协议、致委托方函、装修及附属物评估明细表；非住宅房屋自愿拆除补偿协议、土地带征协议、征地协议等；周杨社区会议纪要、社区项目推进情况向各类代表予以通报、会议签到单；被告人戚桂林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确实充分且相互印证，足以认定。
二、受贿事实
2010年至2014年期间，被告人戚桂林利用上述职务便利，为杭州常隆工贸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隆公司）、杭州金腾特种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腾公司）、杭州天明毛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明公司）谋取利益，为此索取或非法收受常隆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甲、金腾公司负责人李某、天明公司法定代表人缪某所送财物，共计人民币413万元。具体如下：
（一）2010年至2011年期间，被告人戚桂林以其在常隆公司拆迁过程中，为该企业多争取拆迁补偿款提供了帮助为由，向王某甲索得人民币240万元。
证明以上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
1、证人王某甲的证言，证实其系常隆公司法定代表人，2010年5月份左右，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正式通知要征用周杨社区的土地，常隆公司在拆迁范围内，周杨社区的书记戚桂林参加了拆迁补偿价格的谈判，最终确定的补偿价格是6500万元左右；在正式通知拆迁之前，戚桂林问其拆迁之后能给他多少，因当时还没有定下来，没有具体说，之后戚桂林又提出过几次，评估动迁之后，其因评估价低去找了戚桂林，让戚桂林和工作组组长胡某甲说说，戚桂林答应，期间戚桂林提出拆迁之后要给他300万元，鉴于戚桂林的身份等，且作为企业来说也需要戚桂林去帮忙争取补偿利益，戚桂林提出要钱其没有办法拒绝，遂答应，拆迁协议签好之后，第2笔拆迁款下来时，戚桂林又提出给钱的事情，其通知了常隆公司另一股东钱某一起谈，戚桂林在其提出给200万元后表现出不高兴，并表示在常隆公司拆迁一事上操了很多心，300万不多，最后其和钱某同意给250万元，戚桂林也同意，之后三人商量该250万元的支付方式，第一部分是2006年左右戚桂林曾陆续向其借款，期间归还了部分，结账之后明确尚欠40万元，该款戚桂林一直没有归还，其提出予以抵扣，戚桂林同意；第二部分是2008年左右戚桂林让其帮张某担保贷款50万元，后因张某无力归，还常隆公司连本带息代偿了60万元左右，因张某的企业也有补偿款，其提出可以由张某在拿到补偿款后直接支付给戚桂林，戚桂林同意，该笔款项予以抵扣；第三部分是常隆公司一直帮戚桂林转贷一笔80万元的贷款，具体是2008年10月21日，戚桂林让其帮忙贷款80万元，具体用途没有说，其让常隆公司的出纳曹某甲去办了贷款手续，当时戚桂林和戴某甲都在场，之后其按戚桂林或戴某甲的要求将80万元转账至杭州凹凸彩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凹凸公司），2009年10月20日，戚桂林提出要转贷该80万元，并称会准备好本金，之后其去帮忙办理了转贷手续，80万元贷款重新下来之后按戚桂林的要求将其中的15万元汇入杭州余杭东方印染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公司）、65万元汇入戴某甲的账户，2010年10月21日，其又应戚桂林的要求帮忙转贷，戚桂林准备了80万元的本票用于偿还贷款并办理转贷，80万元贷款重新发放后转到了戚桂林的账户，贷款期间常隆公司没有支付过利息，其提出该80万元贷款由常隆公司代为归还，用于抵扣好处费，戚桂林同意；第四部分是其通过银行转账给了戚桂林60万元，另外其还给过戚桂林10万元，是现金还是转账记不清了；2011年，戚桂林曾向其借款30万元，因其经营的另一家公司在2010年8月至2013年上半年租用戚桂林的厂房，2014年11月时戚桂林提出上述借款用于折抵租金，其同意；2014年6月份左右，戚桂林将其叫到办公室，称星桥街道有干部被查，拿其钱的事情要写个借条，万一查起来则可以说是借款，并拿出一张写好的借条给其，内容是戚桂林妻子戴某乙向其借款160万元，落款是2010年12月14日，借条背面的“2013.9.25收到戴某乙现金叁拾伍万元正”的字样是其应戚桂林的要求所写，实际并没有收到上述款项，其还写了一张内容一样的收条交给戚桂林，定2013年9月25日这个日期也是戚桂林的意思，因为戚桂林称还钱要有理由，而其女儿是2013年10月5日结婚，其就选了上述日期；星桥街道有干部被抓几天后，戚桂林让其给戴某乙打电话假装催讨借款，并催促其打电话，其没有办法只好配合戚桂林给戴某乙打了电话等事实；
2、证人钱某的证言，证实其系常隆公司股东，常隆公司已被征迁，具体事宜由王某甲处理，共计获得补偿款6000多万元，拆迁期间戚桂林多次向其和王某甲要钱，鉴于戚桂林是周杨社区的书记，常隆公司在经营及拆迁过程中需要戚桂林的帮助，且戚桂林确实也提供了帮助，在戚桂林提出要钱后，其和王某甲只能答应，起初戚桂林提出要300万元，其认为太高，王某甲提出给200万元，戚桂林不是很高兴，提出在常隆公司拆迁一事上出了很多力，后经讨价还价后最终确定给戚桂林的数额为250万元，具体由王某甲处理，其中抵扣的有2005年左右借给戚桂林的40万元借款、应戚桂林的要求帮张某担保后支付的60万元（该款由张某还给戚桂林）、常隆公司贷款给戚桂林使用的80万元，另外70万元由王某甲支付给戚桂林等事实；
3、证人胡某甲的证言，证实其原系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副主任，在常隆公司拆迁时，戚桂林多次找其，让其多照顾常隆公司，多补偿一点，常隆公司进行补偿价格谈判时，戚桂林是参与的，且都是帮着常隆公司说话，当时戚桂林提出要补偿1个亿，并承诺如果补偿到该价格，会给其干股，其拒绝，之后工作组提出房屋以2.5倍补偿，其中0.5归周杨社区所有，而戚桂林的意思是该0.5也要归常隆公司，但工作组没有采纳；常隆公司的补偿款下拨时，资金审批表必须要戚桂林签字认可，是必经程序；2009年下半年，东方公司拆迁，涉及承租户杭州永琦针织整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琦公司）的关停补偿问题，根据在案的书证《永琦公司欠（东方印染公司、戚桂林个人）债务情况》，列在清单中的71万余元的债务据戚桂林称是永琦公司之前向银行贷款50万元，后因永琦公司到期未偿还，戚桂林联系了常隆公司的王某甲出面、实际由戚桂林拿出钱代为偿还，之后该笔款项算作永琦公司向戚桂林的借款，算上利息一共是71万余元，对此永琦公司也是认可的；东方公司以及戚桂林同意免除永琦公司190万元欠款是星桥街道协调的结果，因永琦公司租用东方公司厂房后实际进行了改建，是有投入的，应该得到补偿，而东方公司因永琦公司的改建也多获得了赔偿，因此在政府协调下东方公司和戚桂林同意放弃了上述欠款等事实；
4、证人茹某的证言，证实在常隆公司拆迁过程中，王某甲向其和戚桂林提出过让其和戚桂林帮忙多争取赔偿，戚桂林答应，并将周杨社区原太阳养殖场的房产证提供给王某甲，让王某甲的企业厂房能以有证房产的标准多获得拆迁补偿款等事实；
5、证人曹某甲的证言，证实其自2005年8月起在常隆公司任出纳直至常隆公司被拆迁，2005年9月份左右，王某甲称周杨社区书记戚桂林要借50万元，其遂开具了付款单位为常隆公司的转账支票，之后由其或者王某甲交给戚桂林，借款50万元的事情钱某也是知情的；2005年10月份左右，王某甲称戚桂林要借款20万元，让其作个见证，之后其和王某甲一起到了戚桂林的厂里，其将装着20万元现金的袋子放在戚桂林的桌子上，次日，其将该情况告知钱某，钱某向王某甲进行了确认；2007年11月份左右，王某甲对其说戚桂林要借款6万元，其遂开具了付款人为常隆公司的转账支票交给戚桂林；上述款项中，戚桂林除了2005年年底至2006年下半年分三次归还了35万元外，余款41万元一直没有归还；2008年10月份的一天，王某甲打电话给其称戚桂林要贷款，让常隆公司做担保，其到了星桥信用社后王某甲说是常隆公司贷款80万元给戚桂林，而不是担保，其不清楚为什么要这样操作，但肯定是王某甲和戚桂林商量好的，贷款发放至常隆公司后，其按要求填写了转账支票交给戚桂林的财务，并看到戚桂林的财务在转账支票上填写了有“凹凸”字样的收款单位，2009年10月、2010年10月分别转贷过一次，还贷资金来源是戚桂林提供的，贷款发放后也是交给戚桂林，期间贷款利息都是戚桂林支付的，2011年，常隆公司归还了上述贷款等事实；
6、证人张某的证言，证实其系永琦公司负责人，永琦公司租用戚桂林等人的东方公司厂房用于生产经营，2009年，永琦公司需要关停，在其知道是要拆迁后，其和戚桂林、戚某甲说好永琦公司进入东方公司之后投入建造的厂房等资产并入东方公司进行拆迁补偿，由东方公司全权负责永琦公司的拆迁事宜，永琦公司获得赔偿与东方公司按一定比例分配，并签订了协议；2008年时，经戚桂林介绍，王某甲的常隆公司为其银行贷款50万元提供了担保，2009年贷款到期后，由于其无力偿还贷款，银行向法院起诉后常隆公司连本带息赔付给银行60万余元，事后其打电话给王某甲道歉，并表示有能力时会归还上述款项，王某甲称已经和戚桂林说好，会弄好的，后在永琦公司赔偿谈判过程中，其在永琦公司的欠款清单上看到该笔担保贷款列明为戚桂林代为支付，就明白了王某甲的意思是这笔钱算给戚桂林，由戚桂林在永琦公司的拆迁补偿款中收取，在之后的赔偿谈判过程中，戚桂林也称该60余万元是他垫付的，要从其应得的拆迁款里扣除，其认为该笔钱应该支付给王某甲，但因之前王某甲已经认可抵给戚桂林，其也同意戚桂林抵扣等事实；
7、证人戚某甲的证言，证实其系戚桂林的哥哥，东方公司主要由戚桂林进行管理，之后的关停、拆迁补偿等也都是戚桂林在操办，张某的永琦公司是东方公司的一个租户，永琦公司的关停、补偿事宜也由戚桂林在处理，其听说张某的一部分水电费等是戚桂林私人垫资的，还欠着租金，上述款项都从张某的补偿款里扣；王某甲曾经戚桂林介绍帮张某担保过一笔60万元左右的贷款，后王某甲代为偿还了该笔贷款，戚桂林称也要从补偿款里面扣，原因其不清楚，王某甲没有向其讨要过该笔钱，其没有向王某甲说起过这笔钱已经从补偿款里扣下，戚桂林也没有让其去对王某甲说过；根据2013年1月25日的协议书，东方公司、张某、星桥街道三方协商的结果是张某经营期间欠东方公司和戚桂林的270万元均予以免除，具体为东方公司免除100万元，戚桂林免除90万元（包括上面提到的担保贷款本息合计69万余元），星桥街道替张某支付80万元职工安置费，三方协商主要是政府为了让张某不要继续上访，因此让东方公司给张某一定的补偿等事实；
8、证人戴某甲的证言，证实其叫戚桂林“师傅”，2008年10月份的一天，因为其或者戚桂林要用钱，打算从星桥信用社贷款，但贷款发放速度慢，戚桂林让其先向别人借一下，其遂通过朋友胡某乙从高某处借款80万元打入东方公司账户，之后戚桂林联系常隆公司出面帮忙贷款了80万元，该笔款项归还给高某，2009年10月贷款到期后，戚桂林让其帮忙借钱转贷，其遂从朋友钟伟杰处借款65万元，连同戚桂林的东方公司账面上的15万元，一共80万元让常隆公司用于转贷款，贷款发放后还给东方公司15万元，还给其65万元，其将65万元归还钟伟杰，期间贷款的利息是谁在支付其不清楚，最后该80万元贷款如何处理其也不清楚，其没有归还过王某甲80万元，王某甲也没有向其催讨过；2009年或者2010年时，戚桂林给儿子在水景城买了总价300万元左右的房子，房款是其帮忙借的，房产证做好后戚桂林用房子抵押贷款一部分归还给其，又从其他地方凑了一部分归还给其，之后交给其一张户名为戴某乙的银行卡称里面有60万元让其自己取出用于归还借款，后其到银行取了该笔钱等事实；
9、证人高某的证言，证实其系凹凸公司法定代表人，2008年10月20日，经朋友胡某乙介绍，东方公司向凹凸公司借款80万元用于转贷，次日，常隆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归还了上述80万元，其曾就为何是常隆公司还钱问过胡某乙，但胡某乙没有细说，其也因为钱已经归还，没有深究该问题等事实；
10、证人胡某乙的证言，证实2008年下半年，戴某甲称有朋友转贷款需要80万元，让其帮忙调个头，其遂电话联系朋友高某帮忙，并将戴某甲提供的账号给了高某，后该笔钱很快还清，具体是哪个公司归还的其不清楚，其只关注戴某甲是否已经还钱等事实；
11、证人戴某乙的证言，证实其系戚桂林的妻子，2010年下半年，戚桂林在水景城为儿子买了一套总价为290万元左右的二手房，因为房东要求一次性付钱，而其家里又没有什么钱，房款是戴某甲帮忙借了300万元支付的，一段时间后，因戴某甲的钱需要归还，其遂向戚桂林提出向王某甲借款（其和王某甲的妻子是小姐妹），并打电话给王某甲借钱，王某甲称会和戚桂林商量，二人之间如何商量的其不清楚，之后戚桂林向其要了余杭农村合作银行的银行卡，称王某甲会打钱过来，其遂将银行卡交给戚桂林，但不知道王某甲最终打了多少钱；2014年6月份，戚桂林称王某甲要求出具借条，让其写一份借条给王某甲，其遂按戚桂林的意思写了借条，写的时候才知道借款金额是160万元；侦查机关出示的借条就是其2014年6月写的借条，借条背面写着的还款情况其不清楚，其没有给过王某甲35万元；王某甲女儿结婚前，戚桂林对其说起要还王某甲钱，具体还款数额等情况其不清楚，之后的一天晚上，戚桂林带着其去王某甲家，但其留在车里没有上楼，没有看到戚桂林是否准备了现金，也没有看到戚桂林拿着现金上楼，不能确定戚桂林是否还钱给王某甲，戚桂林也没有和其说是否把钱还给了王某甲，2014年6月份王某甲要求出具借条时，戚桂林提出让王某甲出具收条，并将王某甲出具的35万元的收条交给其保管，其才知道戚桂林归还了35万元；2014年6、7月份，即在其出具借条之后，王某甲曾打电话给其催要借款，除此之外无论见面还是打电话，王某甲或王某甲妻子均没有向其催讨过借款，期间，王某甲到其家里去时其等人也没有给过王某甲钱等事实；
12、证人戚某乙的证言，证实其系戚桂林的弟弟，其印象里2013年戚桂林没有单独向其借款20万元的事实；
13、非住宅房屋自愿拆除补偿协议书、土地租用协议、地面附着物转让协议、集体土地使用证、房屋权属证书等，证实2005年6月，常隆公司租用周杨经济联合社集体土地（原太阳养殖场基地）用于生产经营，2010年8月25日，常隆公司被征迁，王某甲与星桥街道签订非住宅房屋自愿拆除协议书，补偿金额为人民币5700余万元的事实；
14、（2010）杭余商初字第1111号民事调解书、诉讼费用负担通知书、执行票据等，证实浙江杭州余杭农村合作银行星桥支行诉永琦公司、常隆公司、张发根、张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借款时间为2008年10月10日）一案经本院主持调解达成协议，由永琦公司在限期内归还借款50万元并支付利息、承担诉讼费用，常隆公司、张发根、张某作为担保人承担连带责任，后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常隆公司于2010年11月11日代为支付借款本息等共计604134.57元到本院的事实；
15、永琦公司相关补偿费事项清单、戚桂林手写的690848.82元款项产生情况的说明、永琦公司欠（东方公司、戚桂林个人）债务情况，证实永琦公司的关停补偿款共计336.14万元（其中通过东方公司账面申报749860.5元）、拆迁补偿款共计1111551.71元，经营期间欠东方公司、戚桂林个人共计2701716.07元，其中欠款的第（4）项列明为“银行贷款担保50万元，戚桂林代为支付计69.084882万元”，在经戚桂林确认为其手写的欠款说明中，该笔款项分为本金和利息，其中本金为604134.57元、利息为86714.25元等事实；
16、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与东方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合作银行进账单，证实2013年1月25日，星桥街道与东方公司（戚桂林）签订协议，就东方公司拆迁补偿遗留问题（与永琦公司的债权债务）的处理达成协议，永琦公司欠东方公司及戚桂林的190万元债务予以免除，且永琦公司与东方公司（及戚桂林）之间的债权债务均相互抵消和免除，东方公司为永琦公司垫付的职工安置费80万元由星桥街道承担，协议签订后，东方公司腾空厂房交由星桥街道拆除并予以配合等事实；
17、常隆公司存款分户账户明细、东方公司存款分户明细、银行回单、本票、进账单、戚桂林建设银行账户明细等，证实2008年10月20日，凹凸公司转账给东方公司80万元，同日，东方公司将该80万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次日，常隆公司向余杭农村商业银行贷款80万元，款项到账后，于同日转账给凹凸公司；2009年10月20日，分别有65万元、15万元（东方公司）转入常隆公司账户用于归还贷款，次日，80万元贷款再次发放至常隆公司账户，并于同日分两笔65万元、15万元（东方公司）转出；2010年10月21日，戚桂林开具金额为80万元的本票一张给常隆公司用于归还贷款，次日，80万元又发放至常隆公司账户，常隆公司于同日将80万元转账至戚桂林尾号为9076的银行账户；2011年1月31日，常隆公司归还了上述80万元贷款的事实；
18、王某甲银行账户明细、戴某乙银行账户明细、银行转账凭条、取款凭条，证实2010年12月14日，王某甲将人民币60万元经柜面存入戴某乙的账户，戴某甲于次日从戴某乙的该账户中取现60万元的事实；
19、借条、收条，证实戴某乙出具借条一份给王某甲，落款时间为2010年12月14日，内容为向王某甲借款人民币160万元，约定在家房屋或厂房拆迁时归还，如不拆迁，5年内分批归还，利息按年存款利息计算，该借条背面写有“2013.9.25收到戴某乙现金叁拾伍万元正”字样；王某甲出具收条一份，落款时间为2013年9月25日，内容为收到戴某乙还款35万元，2014年12月16日，王某甲确认该收条为其出具，但表明是戚桂林要求其应付调查所写，内容不属实；戚桂林出具借条一份，落款时间为2011年8月1日，内容为向王某甲借款30万元等事实；
20、被告人戚桂林的供述和辩解、手写的情况说明，证实在杭州市长睦大型居住区规划内涉及星桥街道周杨社区的土地征迁过程中，其作为周杨社区的干部，负责协助星桥街道做好征迁工作，王某甲的常隆公司是在征迁范围内的；征迁期间，王某甲和常隆公司的另一股东钱某称补偿价格低，让其帮忙做做工作，尽量帮常隆公司多争取一点，王某甲还提出如果补偿到6000万元以上可以给其赔偿款的10%作为好处，当时钱某也没有表示反对，其对二人说这种事情不要说，之后其帮忙约了胡某甲等人一起吃饭，席间王某甲让胡某甲尽量帮忙，一段时间后，常隆公司的补偿价格出来了，是6700万元或6900万元左右，部分补偿款到账后，王某甲称因为股东分配等问题，之前说的10%的好处费不能给了，钱某连5%都不同意给，但表示即使钱某不给他也会给，其表示算了，以后要用钱了会打电话要；其和王某甲之间存在经济往来；关于2006年左右向王某甲的借款，其辩称2005年左右，王某甲提出让其入股常隆公司，其拒绝，但提出如果经营地好可以借点钱给其，2006年或2007年，其向王某甲借款30万元，没有出具借条，后因常隆公司被征迁，王某甲从2010年6月起租用其厂房，3年租金共计50万元左右，但王某甲仅付过10万元，其之前欠王某甲的30万元借款抵扣了租金，其余部分租金还没有结算，其余其和王某甲在征迁之前发生的借款均已经结清；后又辩称2006年或2007年总共向王某甲借款40万元，均已经还清，抵扣租金的30万元是2011年年底儿子其结婚前所借；关于常隆公司为永琦公司担保后所支付的60万元左右款项，其辩称租用东方公司厂房的张某向银行贷款50万元时想让王某甲担保，王某甲询问其意见后同意担保，后张某因企业被关停还不出贷款，银行起诉后王某甲作为担保人归还了贷款，连同利息等一共支付了60万元左右；张某的企业被关停政府是有补偿的，因张某购买设备时开的发票都是东方公司，补偿款都打到了东方公司账户，而张某还欠东方公司租金等，因此经其与张某等人商量，将张某应当付给王某甲的上述60万元左右也从补偿款里扣下来，由东方公司支付给王某甲，（后辩称因为只能扣与东方公司有关的钱，为了能顺利扣钱，其对街道称王某甲付的60万元左右实际是其出的），但一直没有支付；关于张某企业的关停谈判，前期其是参与的，之后的事情是戚某甲在处理；王某甲应该知道钱款被扣的事情，因为之前王某甲已经把判决书等材料交给其，意思就是张某企业的赔偿款到位后让东方公司帮忙扣下这笔钱，戚某甲也称已经和王某甲说过，但其不清楚为何戚某甲不支付给王某甲；相关书证（永琦公司欠东方公司、戚桂林个人债务情况）中列明的担保贷款及利息实际上就是张某欠王某甲的，债务抵偿后，王某甲的钱变成要由东方公司支付；关于常隆公司的贷款80万元，其辩称2008年期间，东方公司由其负责管理，财务也由其负责，其记不清楚2008年10月凹凸公司为何要转账80万元给东方公司，2009年10月相关款项的流转也记不清，应该是其向常隆公司借款80万元，贷款到期后其让戴某甲筹钱用于转贷，2010年10月其转账80万元给常隆公司应该也是为了转贷款，常隆公司重新贷款之后又将80万元借给其，2011年常隆公司将80万元贷款结清后，其应该已经归还了相关款项，具体还款方式、还款时间等记不清；关于王某甲转账给其妻子戴某乙的60万元，其辩称2010年9、10月份，其儿子买了水景城总价290余万元的房子，房款是戴某甲帮忙借了300万元支付的，之后其用房子抵押贷款了170万元左右、银行贷款了70多万、向王某甲借款50万元归还给了戴某甲，当时是王某甲到社区签字领取第一笔拆迁补偿款之后的两三天，其打电话和王某甲说买房子需要钱，让王某甲打点钱，金额是50万元起步，向王某甲借钱还戴某甲是因为戴某甲的钱是借来的，需要支付利息，而其之前对王某甲说过要用钱了会打电话，没有想过要支付利息；后其又陆续打电话给王某甲要钱，每次都说是借，用途记不清，王某甲前后又给了其110万元，其共计向王某甲借款160万元（后辩称一共向王某甲借了130万元，加上2011年儿子结婚前借的30万元，总共借款160万元），都是打到妻子戴某乙的账户，借钱的事情戴某乙不清楚，其只是向戴某乙要了银行卡称从朋友处借了钱还戴某甲；2011年年底，其儿子结婚之前，其向王某甲借款30万元，并出具了借条；2013年王某甲女儿结婚前称资金紧张向其催要借款，其在自己家里归还了王某甲35万元，当时其妻子戴某乙也在场，钱是从弟弟戚某乙处借了20万元，加上租金等凑起来的；2014年6月，因章某被检察机关查处，其担心和王某甲之间的经济往来被查到，和王某甲确认了借款数额为160万元之后，让戴某乙写了160万元的借条给王某甲，并让王某甲出具了35万元的收条等事实。
上述证据确实充分且相互印证，足以认定。
公诉机关指控该部分受贿金额240万元的组成为2006年左右借款40万元的债务免除、王某甲为张某担保所支付的借款本息60万元抵扣、常隆公司偿还为被告人戚桂林贷款的80万元、王某甲转账到戚桂林妻子账户的60万元；被告人戚桂林辩称240万元中160万元为借款，具体为其妻子借款60万元、其儿子结婚时其借款30万元、王某甲帮张某担保后支付的本息60万元（但该笔款项其没有收到），另外80万元贷款为王某甲与戴某甲之间发生，与其无关；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戚桂林与王某甲之间存在经济往来，上述40万元借款为往来款、60万元为债务抵偿、80万元不能认定为被告人戚桂林使用、转账的60万元包含在被告人戚桂林出具的借条中，为借款，均不能认定为受贿款；
经查，（1）关于2006年左右的借款40万元，证人王某甲的证言证实2006年左右被告人戚桂林向其陆续借款，截止商谈好处费时，尚有40万元未归还，其提出用于抵扣好处费后，戚桂林同意；证人钱某的证言证实答应给被告人戚桂林的好处费250万元中，包含了2005年左右的40万元借款抵扣，即债务免除；证人曹某甲的证言证实2006年左右被告人戚桂林多次向常隆公司及王某甲借款，期间归还了部分，尚有41万元没有归还；而被告人戚桂林在侦查阶段关于2006年左右的借款说法不一致，起初称多次借款且仅有30万元未归还，后抵扣了王某甲2010年之后的厂房租金，后称总共借款40万元且已经还清，抵扣厂房租金的为2011年单独的30万元借款，后又称2011年的30万元借款包含在了戴某乙出具的落款为2010年12月14日、金额为160万元的借条之中，即该笔借款没有抵扣租金，庭审中又称该160万元借款不仅包含了2011年的30万元借款，还包含了王某甲帮张某担保的钱，其妻子戴某乙仅借款60万元，其辩解前后矛盾，无法自圆其说；综上，关于该40万元借款应当采信能够相互印证的证人王某甲、钱某、曹某甲的证言，认定被告人戚桂林在2006年左右多次向常隆公司及王某甲借款且尚有40万元左右没有归还、后该笔借款予以抵扣好处费，即被告人戚桂林获得了40万元的债务免除的事实；
（2）关于王某甲为张某担保后所支付的借款本息60万元，证人王某甲的证言证实其应被告人戚桂林的要求以常隆公司为张某的50万元贷款提供担保，后因张某无力偿还，常隆公司连本带息代偿了60万元左右，在商谈好处费时，其提出该笔款项由张某拿到补偿款后直接支付给戚桂林，用于抵扣好处费，戚桂林同意；证人钱某的证言证实答应给被告人戚桂林的好处费250万元中，包含了常隆公司应被告人戚桂林的要求帮张某担保后支付的60万元；证人张某的证言证实王某甲的常隆公司经戚桂林介绍为其提供贷款担保，后连本带息代为偿还了60余万元，在其向王某甲表示有能力了会偿还该笔款项时，王某甲称已经和戚桂林说好，后在永琦公司赔偿谈判中，其发现该笔欠款已转至戚桂林名下，而戚桂林也称该笔款项是他支付的，其遂同意从其应得的拆迁款里扣除；证人戚某甲的证言证实东方公司由被告人戚桂林进行管理，涉及租户永琦公司的关停、补偿事宜也由被告人戚桂林处理，谈判过程中被告人戚桂林称王某甲为张某担保而代偿的银行本息60万元左右也要从补偿款中扣除，而王某甲从未向其讨要过该笔款项，最终东方公司和被告人戚桂林所免除的永琦公司的欠款190万元中，包含了该笔款项；证人胡某甲的证言证实据被告人戚桂林称，常隆公司替永琦公司担保后代偿的银行贷款本息实际系被告人戚桂林出钱，在处理永琦公司关停补偿问题时，该笔款项作为永琦公司向被告人戚桂林的借款处理，最后协商的结果是东方公司和被告人戚桂林同意免除永琦公司190万元债务；在案的书证（包括戚桂林手写的情况说明、签订的协议书等）证实常隆公司为永琦公司的贷款提供担保后代偿了604134.57元，在处理永琦公司关停补偿问题时，该笔款项作为永琦公司欠被告人戚桂林的个人债务出现在欠款清单中，且金额由604134.57元变为了690848.82元（根据戚桂林手写的欠款说明，690848.82的组成为本金604134.57元加上利息86714.25元），最终经过政府协调，永琦公司经营期间欠东方公司和被告人戚桂林个人共计270万元款项，东方公司和被告人戚桂林个人免除了190万元，另外80万元职工安置费由政府承担，根据债务清单，上述690848.82元在免除之列；综上，在案的证据相互印证，证实常隆公司为永琦公司提供担保而最终代偿了604134.57元，该笔款项本应由永琦公司偿还给常隆公司，但最终却作为永琦公司欠被告人戚桂林的个人债务出现，且被告人戚桂林在主张该债权时还加上了代偿之后的利息，永琦公司亦认可，该笔款项最终被被告人戚桂林免除的事实，即常隆公司将对永琦公司的上述债权利益转让给了被告人戚桂林、被告人戚桂林对该债权利益进行了实体处分，结合证人王某甲、钱某关于该60万元用于抵偿好处费的证言，足以认定被告人戚桂林以债权转让的形式获利60万元的事实；
（3）关于常隆公司的贷款80万元，证人王某甲的证言证实该80万元贷款系帮戚桂林所贷，且2010年转贷后80万元汇至被告人戚桂林个人账户，在商谈好处费时其提出该笔贷款由常隆公司偿还，以抵扣好处费，戚桂林同意，之后常隆公司归还了上述贷款；被告人钱某的证言证实答应给被告人戚桂林的好处费250万元中，包含了常隆公司贷款给戚桂林使用的80万元；证人曹某甲的证言证实2008年常隆公司的贷款80万元是给戚桂林的，2009年、2010年分别转贷过一次，2011年常隆公司归还了上述贷款；证人戴某甲的证言证实让常隆公司帮忙贷款80万元系被告人戚桂林出面联系，2009年其曾应戚桂林的要求帮忙筹集65万元用于转贷，该80万元贷款最终如何处理其不清楚；证人高某、胡某乙的证言证实经戴某甲联系，凹凸公司在2008年10月20日转账80万元给东方公司，之后是常隆公司归还了该笔钱；在案的银行账户明细等书证证实2008年10月凹凸公司转账给东方公司80万元用于偿还贷款，常隆公司在贷款发放后将80万元归还给凹凸公司，2009年10月、2010年10月，因贷款到期而进行了转贷，其中2010年的还贷资金来源为戚桂林，且贷款重新发放后系进入戚桂林的个人账户，2011年1月份（即贷款未到期时）常隆公司归还了该笔贷款；综上，在案的证据相互印证，结合被告人戚桂林在侦查阶段关于2009年时是其让戴某甲筹钱用于转贷的供述，足以认定常隆公司2008年的贷款系帮戚桂林所贷且由戚桂林使用，结合证人王某甲、钱某关于该80万元用于抵偿好处费的证言以及该笔贷款最终由常隆公司提前偿还的事实，足以认定被告人戚桂林以上述方式获利80万元的事实；
（4）关于王某甲转账至戚桂林妻子账户上的60万元，证人王某甲的证言证实除去抵扣部分外，其余好处费其系以转账形式支付给被告人戚桂林，该60万元为好处费的一部分，在案的160万元的借条、35万元的收条均系2014年6月份星桥街道有干部被查后补写，内容不真实，且其没有收到过所谓的35万元还款，打电话给戴某乙催要也是应被告人戚桂林的要求；2011年被告人戚桂林还向其借款30万元，后双方说好用于抵扣其厂房的租金；证人钱某的证言证实其余好处费系王某甲支付给被告人戚桂林；证人戴某乙的证言证实儿子买房后因需要归还戴某甲钱，系被告人戚桂林与王某甲商量借钱的事情，之后被告人戚桂林向其要了银行卡称王某甲会汇钱，其不清楚被告人戚桂林向王某甲借了多少钱，160万元的借条系2014年6月时其按被告人戚桂林的意思所写，其没有给过王某甲35万元，王某甲的女儿结婚前其曾和戚桂林一起去过王某甲家，但其没有看到戚桂林还款，35万元的收条是2014年6月戚桂林让王某甲出具的，在其出具借条160万元的借条之后，王某甲曾打电话催讨过一次借款，除此之外，从未催讨过，期间，王某甲去其家里时，其等人没有给过王某甲钱；证人戴某甲的证言证实其帮被告人戚桂林筹钱买房后，被告人戚桂林陆续归还其钱，最后一部分是交给其一张戴某乙的存有60万元的银行卡让其自己取款；证人戚某乙的证言证实2013年时戚桂林未单独向其借过20万元；在案的银行账户明细等书证证实王某甲于2010年12月14日转账给戴某乙60万元，后该60万元由戴某甲支取；而被告人戚桂林关于其儿子买房后向王某甲借款的说法不一致，在侦查阶段起初辩称一共借款160万元，均是打到了戴某乙的账户，因此借条（落款2010年12月14日）由戴某乙出具，且除了第一笔50万元是用于归还戴某甲之外，其余110万元用途记不清，后儿子结婚时又向王某甲借款30万元，该笔30万元的借款后与租金相抵，后辩称一共借了130万元，加上2011年其出具借条的30万元，总共为160万元，庭审中又辩称其妻子戴某乙仅借了60万元，160万元的借条除了包含2011年其出具借条的30万元借款外，还包含了王某甲替张某担保后代偿的70万元，关于还款的情况，被告人戚桂林称是在其家里还款35万元给王某甲，且还款当时戴某乙在场，35万元其中的20万元来源于向戚某乙所借，但其上述关于还款的说法得不到证人王某甲、戴某乙、戚某乙的印证；综上，足以认定在案的由戴某乙出具的160万元借条、王某甲出具的35万元的收条系2014年6月星桥街道部分人员被调查后，被告人戚桂林为了掩饰自己的受贿行为、逃避查处而伪造，内容并不真实，结合被告人戚桂林关于在常隆公司拆迁后王某甲提出要给其好处费，其表示需要用钱时会向王某甲要的供述，上述王某甲转账给被告人戚桂林妻子的60万元应采信证人王某甲、钱某的证言，为给被告人戚桂林的好处费的一部分而非借款；
（5）证人王某甲、钱某的证言均证实因常隆公司拆迁事宜需要社区干部被告人戚桂林帮忙，因此在被告人戚桂林以在拆迁过程中帮了忙为由提出要好处费时二人没有也无法拒绝，之后三人就好处费的数额、支付方式等进行了商量；证人胡某甲的证言证实在常隆公司拆迁过程中，被告人戚桂林多次参与谈判并帮常隆公司说好话，为常隆公司争取多获赔偿；证人茹某的证言证实王某甲向被告人戚桂林提出过让被告人戚桂林帮忙多争取赔偿，被告人戚桂林答应帮忙并将原太阳养殖场的房产证等提供给王某甲，让王某甲多获赔偿，上述证据相互印证，结合被告人戚桂林关于王某甲在常隆公司拆迁前让其帮忙并承诺好处费、在拆迁款到账后仍表示会给好处费、其表示要用钱了会找王某甲要的供述，足以认定被告人戚桂林受贿的主观故意，之后其相关获利（含债务免除、债权转让、代偿贷款等）均应当认定为受贿款。
综上，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戚桂林利用职务之便向常隆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甲索得人民币240万元的事实依法予以认定，被告人戚桂林的上述辩解及辩护人的上述辩护意见，本院均不予采信。
（二）2012年1月至2013年期间，被告人戚桂林多次非法收受金腾公司负责人李某为感谢其在企业拆迁过程中的帮助所送人民币共计160万元。
证明以上事实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
1、证人李某的证言，证实其系金腾公司负责人，金腾公司位于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周杨社区，在杭州市长睦大型居住区项目征迁范围内，戚桂林是周杨社区的书记，也是周杨社区参与协助星桥街道进行征迁工作的村干部之一，征迁工作开始后，其让戚桂林多帮忙，多为金腾公司争取一点赔偿，并承诺会给好处费，赔偿数额高的话给300万元，低的话给200万元，戚桂林答应；2012年1月，其与星桥街道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补偿款也陆续到账，从第一笔款项到账起至2013年，戚桂林陆续向其要钱，其总共给了160万元，基本都是戚桂林打电话给其并说明钱的数额后，其转账支付，有时数额会根据其手头资金情况商量一下，根据银行明细，具体款项的支付时间和金额为2012年1月19日50万元、20万元，3月20日10万元，9月26日50万元，11月15日15万','2018-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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