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爱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爱民初字第127号
原告刘燕，女，1963年10月出生，汉族，住所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爱民区。
委托代理人赵义山，男，1951年10月出生，汉族，住所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安区。
被告刘玉书，男，1931年2月出生，汉族，住所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爱民区。
委托代理人刘侠，女，1959年2月出生，汉族，住所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爱民区。
委托代理人邓永海，男，1960年12月出生，汉族，住所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爱民区。
被告贺安县，男，1952年11月出生，汉族，住所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安区。
委托代理人贺喜龙，男，1979年5月出生，汉族，住所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阳明区。
委托代理人宋君铭，黑龙江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中国人民解放军65122部队（原中国人民解放军81905部队），其他情况不详。
原告刘燕与被告刘玉书、贺安县侵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05年2月28日作出（2003）爱民初字第607号民事判决，被告贺安县对判决不服上诉至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牡市中院），牡市中院于2005年9月13日作出（2005）牡民终字第191号民事裁定书，将此案发回牡丹江市爱民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爱民区法院）重审。爱民区法院于2008年11月13日作出（2008）爱民初字第258号民事判决，原告刘燕对判决不服向牡市中院提起上诉，牡市中院于2009年5月17日作出（2009）牡民终字第18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燕仍不服，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省高院）申请再审，省高院于2012年10月9日作出（2012）黑高民申二字第381号民事裁定，指令牡市中院再审本案，牡市中院于2013年9月23日作出（2013）牡监民再终字第9号民事裁定，撤销牡市中院（2009）牡民终字第185号民事判决及爱民区法院（2008）爱民初字第258号民事判决，发回爱民区法院重审。本院于2014年2月10日立案受理后，追加中国人民解放军65122部队（以下简称65122部队）为本案第三人，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3月17日、4月17日、4月29日、9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燕的委托代理人赵义山，被告刘玉书及其委托代理人刘侠、邓永海，被告贺安县及其委托代理人贺喜龙、宋君铭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65122部队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因案情疑难复杂，争议较大，本案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限六个月，经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限六个月。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燕诉称：被告刘玉书与原告刘燕系父女关系，原告刘燕与被告刘玉书在水泵房地块、电网内地块、电网外地块、铁岭河镇东新村地块、青梅技校地块和桦林林业站地块共同育苗，双方约定原告在苗圃中享有50%的财产份额。2001年9月30日，被告刘玉书与贺安县背着原告私自签订树苗买卖协议，在协议中被告刘玉书假冒原告刘燕笔体在协议上签字，将原告享有的50%财产份额的树苗卖给被告贺安县。二被告恶意串通损害原告的利益。故原告诉至法院，要求二被告立即停止侵权行为，返还原告树苗款1248739元。诉讼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要求确认被告刘玉书与贺安县签订的三份协议无效，被告刘玉书、贺安县返还原告树苗款1781700元。
被告刘玉书辩称：被告刘玉书在未经土地权利人和其他财产共有人同意的情况下，与被告贺安县签订的协议书是无效的。同时因贺安县没有按约定期限支付剩余款项，二被告签订的协议不生效。被告贺安县采用盗挖、强挖等手段挖取树苗，给相关权利人造成了经济损失。
被告贺安县辩称：原告刘燕与被告刘玉书所述与事实不符，被告贺安县没有实施任何侵权行为，被告贺安县与刘玉书签订的协议是合法有效的，原告刘燕与被告刘玉书提出的协议不生效或无效的理由不成立，原告刘燕与被告刘玉书恶意联合诉讼，损害被告贺安县的合法权益。被告刘玉书既不让被告贺安县管理树苗，也不让被告贺安县出售树苗，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65122部队述称：第三人65122部队对刘玉书与贺安县签订树苗买卖协议不知情，刘玉书没有权利转租部队的土地，而且部队的土地是不允许转租、转包的。至于贺安县从部队地块上挖走多少棵树苗第三人没有核实。第三人不参与被告刘玉书与贺安县之间的树苗买卖纠纷。
本案的争议焦点：一、被告刘玉书与贺安县签订的两份协议书及一份补充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二、被告刘玉书出卖树苗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三、被告贺安县是否挖走树苗及挖走树苗的数量，是否侵犯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四、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审理中，原告刘燕为支持其主张向法庭举证，被告刘玉书、贺安县质证，本院认证如下：
证据一、2001年9月30日被告刘玉书与贺安县签订的协议书复印件一份，证明该协议不仅约定买卖树苗，还约定转让土地使用权。该协议涉及原告及他人的财产权利，刘玉书没有处分权，贺安县对此是明知的。二被告在明知刘玉书无处分权，亦无代理权的情况下订立该协议，二被告均不构成善意。
被告刘玉书没有异议。
被告贺安县有异议，对该协议书第一页中碳素笔写的7亩、8.5亩有异议。该协议第二条明确约定，甲乙双方之间是转租关系，而不是原告所称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关系。原告称被告贺安县明知树苗有其他权利人不属实，虽然被告刘玉书代原告在协议书上签字，但被告刘玉书是原告刘燕父亲，而且被告刘玉书与原告刘燕等人均参与了查苗的整个过程，查苗历时两天，原告刘燕亦在查苗的材料中签字。二被告签订协议时，被告刘玉书将涉及树苗的协议原件交给被告贺安县，所以被告贺安县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刘玉书有权买卖树苗，被告贺安县是善意的，刘玉书构成表见代理，双方签订的协议有效。
证据二、加盖65122部队财务专用章的证明及收据复印件各一张（来源于牡市中院档案室）、尹某于2010年8月31日、2013年12月30日出具的收据两张（复印件与原件核对无异），证明65122部队及其他土地使用权人不承认二被告所签订的协议，二被告签订的协议是无效的，被告贺安县没有实际经营管理地块，被告贺安县未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
被告刘玉书没有异议。
被告贺安县对盖有牡市中院档案室章的证明及收据的形式要件没有异议，对其他收据的形式要件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2005年6月29日部队出具的证明可以证实刘玉书向部队交纳的是土地租金，刘玉书与部队形成的是租赁关系。二被告约定土地租金应由被告贺安县向被告刘玉书交纳，但是由于被告刘玉书不收土地租金，致使被告贺安县无法交纳土地租金，但不能因此导致协议无效。其他收据不能证明与本案有关联性。
证据三、2001年10月27日、2002年1月20日被告刘玉书、贺安县签订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复印件各一份、2003年12月3日开庭笔录复印件一份、2008年7月21日开庭笔录复印件一份，证明在原告刘燕未行使追认权的情况下，二被告又签订后两份补充协议，二被告具有明显的恶意。
被告刘玉书没有异议。
被告贺安县对形式要件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此份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在第一份协议订立后，二被告就协议的相关条款又作了补充约定，充分证明被告贺安县主观无恶意，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贺安县与刘玉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合法权益的行为。原告称该协议未生效没有依据。
证据四、发票复印件一份（与原件核对无异）、树苗买卖发票手抄材料复印件一份，结合2008年7月21日的庭审笔录，证明发票的收款人穆淑静是被告贺安县的出纳员，这张发票的批准人是崔洪植，崔洪植是园林处绿化队队长，崔洪植在二被告订立协议过程中是以介绍人的身份出现，还组织二被告商定价格。园林处绿化队不能在刘玉书处直接以每棵10元的价格购买树苗，于是由二被告签订树苗买卖协议，园林处绿化队再以每棵60元的价格从被告贺安县处购买树苗。因此，被告贺安县主观上不构成善意。
被告刘玉书没有异议。
被告贺安县对发票的形式要件没有异议，对发票手抄材料形式要件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原告主张的每棵树苗10元到60元的差价问题与本案无关。对于发票可以证明本案苗圃所有管理事宜都由被告刘玉书负责，因为该本发票中多处收款人或经办人签字均为刘玉书。发票手抄材料出具时间为2001年7月15日，而二被告是2001年9月份签订的协议书，故与二被告无关。对庭审笔录形式要件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二被告履行协议的过程时间长、跨度大，在此过程中，原告刘燕、被告刘玉书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而是配合被告贺安县履行相关义务，因此被告贺安县不存在恶意。本案中实际上被告刘玉书对卖树苗有异议，并代替原告行使权利恶意进行诉讼。原告刘燕及被告刘玉书不履行协议的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给被告贺安县造成重大财产损失。
证据五、2007年1月1日刘玉书、刘燕与牡丹江市阳明区铁岭镇东新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东新村委会）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复印件一份（与原件核对无异），证明该合同约定乙方刘玉书、刘燕不通过甲方东新村委会，不得转包承包地。
被告刘玉书没有异议。
被告贺安县对形式要件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二被告是2001年签订的协议书，而该份承包合同书是2007年1月1日签订的，与本案无关。
证据六、树苗买卖发票手抄材料复印件一份（来源于2003爱民初字124号卷宗），证明的问题与证据四相同。
被告刘玉书没有异议。
被告贺安县对形式要件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该发票是原告和被告刘玉书所经营的新荣苗圃开具的发票，原告刘燕、被告刘玉书在出售树苗时已经知道云杉的市场价格可以卖到60元每棵。原告混淆了树苗单棵价格与成片树苗的价格，单棵出售与成片出售树苗价格不可能一致，相差悬殊是正常的，该证据证明不了原告的主张。
证据七、发票复印件三张（与原件核对无异），证明发票取走的时候是空白票据，没有书写任何内容，该发票开票日期是2001年7月15日，前一张开票日期是2001年9月5日，后一张开票日期是2001年12月12日，发票序号与开票日期不符合常理，是故意改写日期，是以合法形式掩盖树苗单价由10元变为60元的非法目的。
被告刘玉书没有异议。
被告贺安县对形式要件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发票内容为空白，与被告贺安县无关，发票是原告刘燕及被告刘玉书具体管理。该本发票，有多处内容为空白，证明刘玉书对该本发票的管理混乱，无法证明发票的开票日期。另外，树苗被卖到什么价格与本案无关，作为经营多年树苗的原告及被告刘玉书，对当时树苗的市场价格是明知的。
证据八、65122部队向省高院、牡市中院出具的书面意见复印件各一份（来源于牡市中院档案室），证明二被告订立的协议未经部队同意是无效的协议，65122部队基于对原告刘燕、被告刘玉书政治条件、造林技术的信任，而与其订立的合营协议，该协议是不得转让的。
被告刘玉书没有异议。
被告贺安县对形式要件有异议，该份书面意见仅加盖了公章，没有负责人、经手人签字，对真实性无法确定。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被告刘玉书与部队签订的协议书，虽然名为合营，但从内容看是土地出租。二被告签订协议并未损害部队的任何利益，该协议无效的理由不成立，65122部队是于2003年4月16日才提出书面的异议，此时被告贺安县已经营树苗近两年，因此，该证据不能证明二被告签订的协议无效。
证据九、加盖65122部队印章的证明复印件一份（与原件核对无异），证明张计勇的身份以及65122部队授权张计勇与刘玉书签订合营协议书。
被告刘玉书没有异议。
被告贺安县有异议，对此事不清楚。
本院认为，原告举示的证据一与被告贺安县举示的协议书相比较，除首页有手写添加的“7亩、8.5亩外”其他协议内容一致，故对手写部分外其他协议内容本院予以确认；但该证据不能证明二被告存在恶意，对证明的问题本院不予确认。证据二，65122部队出具证明及收据仅体现刘玉书交纳土地租金的情况，但不能证明二被告签订协议的效力问题，对证明的问题本院不予确认；其他三张收据，因不是正规票据，无法确认其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证据三，能够证明2001年10月27日，2002年1月20日被告刘玉书与贺安县签订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的事实，本院对此事实予以确认；但不能证明被告贺安县购买树苗的行为存在恶意，本院对此不予确认。证据四、六、七，不能证明二被告签订协议书存在恶意的问题，本院不予确认。证据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证据八，因原告没有举示充分证据予以证实，不能证明二被告签订的协议书是无效的，本院不予确认。证据九，能够证明张计勇系65122部队副营级干部，其受部队委托与刘玉书等人签订《土地合营协议书》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审理中，被告刘玉书为支持其主张向法庭举证，原告刘燕、被告贺安县质证，本院认证如下：
证据一、1999年4月15日二被告签订的土地合营协议书复印件一份、造林育苗明细表复印件一份、2003年12月30日被告刘玉书等人与65122部队签订的联营造林协议书复印件一份（与原件核对无异）、2007年1月1日刘玉书、刘燕与东新村委会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书复印件一份（与原件核对无异），证明1、65122部队提供军事用地，刘玉书与刘燕提供营林技术、生产工具和费用，双方形成合营、联营关系，共同营造国防林。部队选择刘玉书和刘燕作为合营、联营对象是特定的，是不可替代的；2、联营造林协议约定的期限从2001年5月1日至2015年5月1日，到期无权属变化仍继续履行该协议，从该联营协议的期限看，是不允许贺安县替代刘玉书的；3、从部队选择合营或联营对象的条件和军事用地的专属性，保密性，不允许刘玉书将其与部队协议中的权利义务转给贺安县；4、刘玉书与部队签订的两份协议中，刘玉书和部队在合营或联营期间培育的树苗是共同共有财产；5、农村土地承包书中有明确禁止转包的条款。
原告没有异议。
被告贺安县对形式要件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刘玉书举示的联营造林协议书与农村土地承包书签订的时间分别为2003年12月30日、2007年7月1日，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土地合营协议书形式要件没有异议，但该份协议书第二、三、四条可以证明树苗的所有权不归部队所有，刘玉书有自行销售权。该协议有效期至2009年4月，从期限上看被告刘玉书举示的2003年的协议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被告刘玉书要证明的问题。
证据二、协议书复印件一份、串换地块协议书复印件一份、补充协议书复印件一份、收据复印件两份，证明1、刘玉书与贺安县于2001年9月30日签订的协议书是无效的，贺安县没有按协议约定最后付款时间2001年12月31日前将树苗款全部交给刘玉书，导致协议书无效。协议中约定了如果贺安县违约应承担的违约责任；2、刘玉书与贺安县于2002年1月20日签订的补充协议是无效的协议，贺安县与案外人牡丹江市园林处处长肖某，园林绿化队队长崔洪植合谋以市园林处购买20000株树苗支付给刘玉书100万元为诱饵，诱骗刘玉书在补充协议上签字，但肖某等人不同意将承诺的购苗数量和购苗款写在补充协议上。事实上市园林处也一棵树苗没买，因此，这份补充协议的签订存在明显的恶意，该补充协议无效。
原告没有异议。
被告贺安县对形式要件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不能证明原、被告签订的协议书无效，仅有被告刘玉书主观陈述，不能证明刘玉书被欺骗的问题。双方签订的两份补充协议是对原协议的变更，从内容上看刘玉书收回了原已卖给被告贺安县的部分树苗，刘玉书没有吃亏，是在扩大自己的利益，贺安县和刘玉书达成的补充协议是刘玉书手写的，因此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
证据三、光盘及文字材料各一份（录音时间2008年3月14日在北山体育场贺安县车内），证明贺安县与刘玉书就终止三份协议达成共识，双方同意相互返还钱款和树苗，刘玉书返还贺安县30万元定金和2001年秋季贺安县挖苗款30万元，贺安县返还刘玉书全部树苗款，双方同意将上述款项进行折抵，具体返还数额待查账确认。
原告没有异议。
被告贺安县有异议，该光盘不是原始载体，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即便录音是真实的，因未经被告贺安县同意，属非法录制。仅是双方为解决本案进行的蹉商，而不是双方达成的最终协议，由此看出本案原告起诉并非是其真实意思，是被告刘玉书与原告相互串通，恶意诉讼。2005年至2006年期间刘玉书每周至少找贺安县两次，让贺安县给刘玉书补偿。
证据四、65122部队给贺安县的书面通知复印件一份（与原件核对无异），贺安县收到通知的收条复印件一份（与原件核对无异）、65122部队向省高院出具书面意见复印件一份（来源于牡市中院档案室）、牡市中院调查笔录复印件一份（来源于牡市中院档案室），证明65122部队不同意被告刘玉书将土地合营协议书中的权利义务转给贺安县，65122部队是树苗的共有人，贺安县将树苗私自挖走，侵犯了部队的权利。
原告没有异议。
被告贺安县对法院的调查笔录、收条的形式要件没有异议，对其他证据有异议，没有经手人或负责人的签字，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该组证据不能证明65122部队对诉争树苗享有所有权，该组证据不能证实诉争树苗是部队的财产，不能证明原、被告签订的协议无效。
证据五、出警经过、调解书复印件各一份（来源于牡市中院档案室），证明贺安县侵占、盗挖树苗始终持续，从未停止过。
原告没有异议。
被告贺安县对形式要件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不能证明被告刘玉书的主张，法院的文书生效后被告刘玉书对树苗进行毁坏，阻止贺安县经营树苗，对贺安县造成了经济损失。
证据六、2003年爱民初字607号庭审笔录复印件一份（来源于爱民区法院档案室）、2008年爱民初字258号庭审笔录复印件一份（来源于爱民区法院档案室）、2012年9月27日贺喜龙向公安局出具的树苗处理意见复印件一份（来源于牡市中院档案室），证明贺安县派其哥哥、侄子管理并控制部队水泵房和电网外两块地。两块地树苗共计68274株，其中水泵房为44274株，一类苗37274株，二、三类苗7000株；电网外地块小苗有24000株，这些都是庭审中贺安县承认的数字。贺安县侵占了两块地的剩余树苗是8000株，同时贺喜龙承认2012年9月27日当时市场价每棵树苗是150元。
原告没有异议。
被告贺安县对形式要件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对树苗进行经营管理是被告贺安县的权利，庭审过程中双方在不同时间对相关问题作出了陈述，但被告刘玉书不能对陈述的内容断章取义，因此该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刘玉书要证明的问题。
证据七、张艳英出具的证明复印件一份、录音光盘及文字材料各两份，证明贺安县将侵占的树苗卖给园林绿化队，园林绿化队派张艳英、王圆君挖的树苗，挖苗时间为2001年秋，贺安县于2002年1月20日支付的30万元的树苗款就是结算2001年秋季张艳英和王圆君所挖的树苗款。
原告没有异议。
被告贺安县有异议，录音光盘不是原始载体，证人应该出庭作证，证明的问题与本案无关。
证据八、树苗买卖发票手抄材料复印件一份、爱民区法院2003年4月2日庭审笔录复印件一份，证明发票前一顺位号开具的时间为2001年9月5日，后一顺位号开具的时间为2001年12月12日，这本票据中没有一张是7月份开出的，明显造假。
原告没有异议。
被告贺安县对形式要件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无法证明被告刘玉书主张的内容，发票的开具时间不是7月15日，此时双方未签订协议，因此该证据与本案无关。
证据九、“财产分配家庭会议”记录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刘玉书所经营的苗圃中原告刘燕与被告刘玉书各占50%股份。
原告没有异议。
被告贺安县称对此不知情。
证据十、照片一张（拍摄于2010年10月份，拍摄地点为部队水泵房地块），证明水泵房地块一共有六小块地，其中有一块地的树苗被贺安县挖光了，刘玉书和刘燕又重新栽的树。
原告没有异议。
被告贺安县对该证据有异议，不清楚这块地情况。
证据十一、国有土地使用证复印件一份，证明电网内15.5亩、水泵房24.5亩的土地使用权是部队的。
原告没有异议。
被告贺安县有异议，因为该份证据没有显示具体的土地位置。
证据十二、图纸复印件一份、收据复印件一份（均来源于牡市中院档案室），证明刘玉书造的林作为军事隐蔽林，已经体现在军事地图上，刘玉书给部队交的提成费每年4000元。
原告没有异议。
被告贺安县有异议，不能证明被告刘玉书要证明的问题。
本院认为，被告刘玉书举示的证据一，联营造林协议书及土地承包合同书系在被告刘玉书与贺安县签订协议之后形成的，不能证明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造林育苗明细表系被告刘玉书制作的，没有经过原、被告共同确认，本院不予确认；土地合营协议书能够证明1999年4月15日被告刘玉书与第三人65122部队签订土地合营协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证据二，关于被告刘玉书与贺安县签订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已认证完毕，不再赘述；两份收据能够证明贺安县于2001年9月30日、2002年1月20日分别给付刘玉书30万元，共计60万元，本院予以确认。证据三、七，刘玉书举示的光盘系视听资料，属补强类证据，被告刘玉书对其证明的问题，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本院不予确认。对于张艳英出具的证明，因其本人没有出庭接受质询，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不予确认。证据四，仅能证明2003年4月16日第三人向贺安县出具通知一份，贺安县收到该份通知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牡市中院的调查笔录仅能证明2013年8月23日牡市中院对65122部队管理处处长进行调查，但对65122部队权益是否受到侵害，被告刘玉书没有举示充分证据证实，本院对此不予确认。证据五，仅能证明2013年5月11日牡丹江市阳明区铁岭社区警务大队接到刘玉书报警称在水泵房附近的树苗被人盗挖，民警对刘玉书与案外人邹吉梅就挖树苗一事进行调解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证据六、十，不能证明争议地块现有树苗的具体数量，本院不予确认。证据八，不能证明发票造假的问题，本院不予确认。证据九，能够证明刘玉书所经营的苗圃中原告刘燕与被告刘玉书各占50%份额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证据十一，该证据系复印件，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证据十二，因不能确认该份图纸中是否包括本案诉争树苗，本院不予确认；收据仅能证明刘玉书、刘燕向部队交纳租金，不能证明刘玉书所主张交纳提成费的问题，本院不予确认。
审理中，被告贺安县为支持其主张向法庭举证，原告刘燕、被告刘玉书质证，本院认证如下：
证据一、被告刘玉书与贺安县签订的协议书复印件两份、补充协议复印件一份、交款收据复印件两份、被告刘玉书交给被告贺安县的协议书及土地合营协议书复印件各一份，证明2001年9月30日，被告刘玉书与贺安县签订了绿化树苗买卖协议，协议约定将被告刘玉书承包的土地经营权转租给被告贺安县。2001年10月27日，二被告在原协议的基础上进行了串地，被告刘玉书将原协议中的部分地块进行串换，同时给被告贺安县供应桦树苗，并对土地租金问题进行约定。2002年1月20日，二被告又对地块进行了调整，同时被告贺安县按约定支付了剩余树苗款。在第一份协议签订时，被告刘玉书将涉及土地的协议书及土地合营协议书交给被告贺安县。二被告签订的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签订后，原告刘燕与被告刘玉书未提出任何异议，双方正常履行协议，变更协议，被告贺安县对树苗进行经营管理，双方所有协议内容均系被告刘玉书起草、打字、或直接书写。
原告对形式要件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贺安县所提出的主张，原告在2001年6月份查苗时得知要卖苗便终止查苗，由于原告的阻止二被告没有达成协议，时隔三个月后，二被告背着原告签订了该份协议，由此说明二被告买卖树苗存在恶意。被告刘玉书没有转租部队土地的权利，二被告的行为是无效的民事行为。二被告对刘玉书与第三人签有协议是明知的，在明知的情况下签订协议，是效力待定的民事行为。关于被告贺安县要证实的30万元款项的性质，不是买卖树苗款，补充协议中的最后一条记载以上补充协议与2001年9月30日、2001年10月27日两份协议没有抵触的，执行前两份协议。贺安县在签订补充协议的同时交付了30万元，是贺安县支付的2001年秋季挖走的树苗款，不是协议中约定的买卖树苗款。被告贺安县称被告刘玉书与部队是租赁关系不是事实，双方是合伙关系，不是租赁关系。二被告签订的协议虽然是真实意思表示，但其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所以协议是无效的。
被告刘玉书对形式要件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承包经营权转让不适用部队土地。贺安县没有在协议中约定的期限支付全部款项，贺安县构成违约。根据协议第五条第一项约定第一笔30万元应作为违约金。第二笔30万元是2001年秋崔洪植挖树苗结算款，由于崔洪植私自到刘玉书地里挖树苗，经过三方核实挖了6000株，每株50元，共计30万元，两笔30万元都不是协议中约定的买苗款。根据协议中第四条第二项约定，因为贺安县没有交给刘玉书树苗款，刘玉书只给了贺安县两份土地使用权协议，目的是说明部队土地上种的树苗是刘玉书、刘燕与部队三家的。
证据二、2008年7月20日开庭笔录复印件六页、2003年4月2日开庭笔录复印件三页、2003年爱民初字第124号卷宗中原告刘燕举示的证据复印件两页、2005年6月29日第三人65122部队给被告贺安县出具的证明复印件一页，证明2001年6月22日至23日，在原告、被告刘玉书及其家庭成员与被告贺安县在场的情况下，双方对交易的树苗主要部分进行了清点，原告本人签字确认，并在查苗过程中，原告明确表示同意卖苗，还教授被告贺安县派去的人如何管理树苗，此后二被告在中间人崔洪植的联系下签订了协议书。第三人65122部队出具的证明证实刘玉书交纳的费用为土地租金，而不是双方合营分配盈利款。
原告对形式要件没有异议，对二被告签订的协议是在园林处工作人员崔洪植的监督下签订的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的其他问题有异议，清点树苗、签字，确定的是树苗的数量，和签订协议是两回事，证明不了原告同意卖树苗，原告向他人介绍如何管理树苗，只说明原告有培植、管理树苗的知识。
被告刘玉书对形式要件没有异议，对证明的问题有异议，虽然65122部队出具的证明出现了租金的字样，但不能证明刘玉书与65122部队之间是土地租赁关系。联营协议中体现造林成功后刘玉书和部队分成，分成不是租赁关系。
证据三、照片7张，证明到现在为止被告刘玉书还在继续阻止被告贺安县经营管理绿化树苗，被告刘玉书对树苗进行破坏，与被告刘玉书提供的相关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佐证，从2002年开始，刘玉书一直干涉被告贺安县的正常经营、管理，给被告贺安县造成了重大损失。
原告有异议，照片显示树皮被刮掉，树梢被削掉不是被告刘玉书所为。
被告刘玉书有异议，照片证明不了破坏树的人是被告刘玉书，与被告刘玉书没有任何关系。刘玉书阻止被告贺安县进行破坏，是保护森林，是被告刘玉书的权利。
本院认为，被告贺安县举示的证据一，能够证明2001年9月30日被告刘玉书与贺安县签订协议书，2001年10月27日，双方签订串换地块的协议书，2002年1月20日双方又签订补充协议书的事实，被告刘玉书将其与中国人民解放军81905部队（以下简称81905部队）签订的《土地合营协议书》，及刘玉书与牡丹江市郊区桦林乡人民政府林业工作站（以下简称桦林林业站）签订的协议书交给贺安县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证据二，该证据能够证明2001年6月22日、23日，刘玉书、刘燕等人与贺安县派的人共同对水泵房地块的云杉树苗进行清点，以及第三人65122部队收取刘玉书交纳土地租金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证据三，该照片不能证明刘玉书破坏树苗的事实，本院不予确认。
第三人65122部队未向法庭举示证据。
诉讼中，本院于2014年9月4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65122部队水泵房地块现场拍摄的照片光盘及录像光盘各一份。
原告对形式要件没有异议，但看不出整个地块的周边界限。
被告刘玉书没有异议。
被告贺安县没有异议。
本院认为，原、被告对该证据形式要件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当事人举证、质证、法庭调查及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认证意见，本院确认本案事实如下：
被告刘玉书与原告刘燕及刘侠系父女关系。1999年4月15日，81905部队（甲方）与刘玉书、刘燕、刘侠（乙方）签订《土地合营协议书》，协议约定：“根据部队实际情况，经甲、乙双方协商，乙方自愿与甲方合营甲方所拥有的土地，协商情况如下：1.甲方由于人力不足，与乙方合营栽培树苗，甲方提供土地32.50亩，其中熟地12.50亩，开荒地20亩，乙方提供苗木，人力以及生产工具。2.合营土地由乙方种植，甲方每亩熟地提成按当年土地提成价格计算。树苗归乙方所有。乙方在甲方库区内开荒20亩种植树苗，在开荒第一年栽种行距3×4米、不低于1.5米高的落叶松大苗留给甲方作为绿化树苗，并保留成林、成材。其余树苗乙方自行销售。甲方不给乙方绿化费，乙方不给甲方土地使用费。3.乙方原来与甲方合营种植树苗的10亩土地提成由每年500元增加到800元，并一次性交完1999年至2002年三年的费用。4.此协议有效期为1999年4月至2009年4月，如在10年内树苗不能全部移走，到期另行协商。5.乙方每年于4月15日前一次性交完当年全部费用。1999年应交1375元，另加原来合营10亩地三年增加的900元，合计为2275元。6.种植土地和地方征收的一切费用均由乙方承担。7.乙方必须遵守甲方的有关规章制度，进出库区必须出示临时工作证或通行证，如有违犯，甲方将按规定进行处理。此协议一式两份，由甲、乙双方各保存一份。”落款处由甲方代表张计勇、乙方代表刘玉书签名。2006年1月5日，65122部队（原为81905部队）出具证明，内容为：“张计勇是我部队副营级干部，营房助理，主管我部队全部土地，张计勇受我部队委托于1999年4月15日与刘玉书、刘侠、刘燕签订《土地合营协议书》是有效的，多年来始终执行此协议，现在仍然有效。”另，刘玉书还承租了东新村地块、桦林林业站地块、青梅林业苗圃地块，并签订了承租协议，但被告刘玉书称原始承租协议找不到了。
2001年4月20日，被告刘玉书召开家庭会议，会议由刘玉书、刘侠、刘燕参加，会议主要内容为：刘玉书所经营的苗圃中刘玉书与刘燕各占50%的股份。2011年被告刘玉书经崔洪植介绍与贺安县商谈树苗买卖事宜。2001年6月22日、6月23日，刘玉书与刘燕、刘侠等人与贺安县及其派的人共同到水泵房地块清点云杉树苗，总计44274棵。2001年9月30日，被告刘玉书与贺安县签订协议书，约定：“刘玉书、刘燕（甲方）自己栽植的绿化树苗卖给贺安县（乙方）经营，甲方承包的土地经营权同时转租给乙方。一、甲方卖给乙方树苗所在的土地位置、树苗品种、数量。1.81905部队水泵房道上三块育苗地面积19亩，和下河沟与电网之间5.5亩的地中现有全部云杉×棵，花揪×棵。2.81905部队电网内两块育苗地15.5亩地中现有全部云杉×棵、沙松×棵、丁香×棵。3.新修环成公路铁岭河北边东新村土地18.1亩的全部，其中云杉×棵、沙松×棵，原来由甲方租用东新村公路两侧土地22亩，甲方留用土地面积3.9亩，由甲方承担3.9亩土地租金。土地使用协议中去除3.9亩。4.桦林镇付家沟小桥侧桦林林业站苗圃地3.5亩全部云杉×棵。5.青梅林业苗圃地内有甲方承包苗圃地、内有残存全部云杉苗×棵，因土地在2002年4月15日到期，所以在2001年-2002年4月15日之前，必须将全部树苗起出。二、土地转租。甲方承包的土地转租给乙方后，以甲方实际付款的面积收据为准。土地权属单位要求继续承担甲方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乙方按协议年初交土地租金，按协议年限到期将树苗全部挖出。树苗挖出后按协议要求把土地整平，如到期不能全部挖出时，由乙方直接与土地权属单位协商续签协议。三、树苗价格及付款时间。甲方在以上第一条1、2、3、4、5块地上的（甲方留下3.9亩除外）现有全部树苗卖给乙方，总金额60万元。签订协议的同时，乙方支付给甲方总金额的50%，计30万元，其余部分到2001年12月31日前全部付给甲方。四、几个具体事项。1.在协议签订后，以签订协议生效时间为准，以前事宜由甲方负责，以后事宜由乙方负责。到2001年12月31日土地费由甲方承担，从2002年1月1日开始，土地费由乙方承担。2.协议签订以后，甲方收到乙方全部款项的同时，应把使用权原件全部交给乙方。3.甲方在收到乙方树苗款项时，由甲方在稿纸上写清款项内容，时间、金额，同时签字和加盖手印为准。五、违约责任。经双方签字后协议生效，在执行中如甲方不卖给乙方，甲方于2001年12月31日退还给乙方定金外，还需付给乙方违约金30万元，如乙方在2001年12月31日前不能全部付给甲方树苗款时，乙方已交给甲方的30万元，作为乙方给甲方的违约金，其树苗和土地仍归甲方，以后的经营与乙方无关。2.如果乙方违约，不能在2001年12月31日前将树苗款项全部交给甲方，除将乙方定金不予退还，甲方收回土地和树苗外，乙方在2001年和秋季挖的树苗，一类苗每株50元，三类苗每株10元作价，在2002年1月31日前按乙方挖苗数计算全部金额，付给甲方树苗款。以上协议双方签字后，法律上生效，共同遵守。”落款处甲方由刘玉书签名，刘玉书代刘燕签名，乙方由贺安县签名。协议签订后，刘玉书将其与81905部队签订的《土地合营协议书》，以及刘玉书与桦林林业站签订的协议书交给贺安县。合同签订当日，贺安县付给刘玉书树苗款30万元。
2001年10月27日被告贺安县与刘玉书签订协议书，协议约定：“刘玉书、刘燕（以下简称甲方）卖给贺安县（以下简称乙方）树苗，在2001年9月30日签订了协议书，现在根据双方需要，为了经营方便，双方进行了一块地块串换，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串换内容、地块位置、树苗品种、数量。在2001年9月30日甲、乙双方协议中第一条第3项，新修环城公路铁岭河北东新村土地18.10亩，于2001年10月29日地上云杉，沙松全部交给甲方，串换该土地东侧甲方租用的两块地中靠近原来地南头70垅和最东边一块全部地16.50亩，由甲方负责供给100-150公分高桦树苗按栽植株行距栽满并在2004年供给乙方白杄树伍千株（四年生），2005年白杄树伍千株（四年生），以上串换内容双方均无异议，达成协议后双方无其他条件。二、栽植要求。甲方供应穆棱林业局苗圃人工培育的桦树苗，今秋或明春由乙方自行栽种，甲方负责技术指导，按垅隔垅栽植，行距1.3米，株距1.3米，定植后乙方负责浇水管理。三、租金及交付方式。土地租用由甲方转租给乙方，乙方按占用实际面积每年每亩交给甲方170元租金，在每年年初按时交纳。四、其他事项，其他事项一切按2001年9月30日协议执行。此协议双方签字后生效。”落款处由甲方代表刘玉书、乙方代表贺安县签字。
2002年1月20日，被告贺安县、刘玉书签订补充协议书，约定：“刘玉书（以下简称甲方）与贺安县（以下简称乙方）于2001年9月30日和2001年10月27日签订的两份买卖树苗协议书因特殊原因，现根据实际情况，经甲乙双方协商达成如下补充协议：1.81905部队电网内两块育苗地15.5亩，其中路北云杉大苗地8亩归乙方所有，今后经营管理由甲方代管。路北7.5亩沙松小苗归甲方所有。2.81905部队电网外2500株小花楸归甲方所有。81905部队水泵房西面大青白杄给甲方200株大苗，铁岭河北甲方新租土地西头地角70垄桦树归甲方所有。3.甲方给乙方2001年播种云杉小苗20000株，加上原来10000株，共计30000株，在2002年一次付清，由乙方培育。以上补充协议与2001年9月30日和2002年10月27日两份协议没有抵触的，则仍执行两份协议。”落款处甲方由刘玉书签名，乙方由贺安县签名。2002年1月20日贺安县又付给刘玉书30万元。
被告刘玉书称买卖树苗协议签订后，因贺安县只交了30万元定金，所以刘玉书没有将地块及树苗交给贺安县，仍由刘玉书经营管理，贺安县在水泵房、电网外地块共挖走树苗60274棵。被告贺安县称其向刘玉书交付30万元树苗款后，诉争地块就由贺安县经营管理了，贺安县于2001年、2002年挖的树苗，但具体挖树苗的数量记不清了。但原、被告对贺安县挖走树苗的数量均未举示充分证据证实。本院到争议地块现场实地勘查发现，水泵房、电网外地块树林茂密，枝杈交错，难以查清树苗数量。因事隔多年，而且刘玉书称其在水泵房地块又重新栽了树苗，即便查清现有树苗数量也无法确定贺安县当年挖走树苗的具体数量。
2003年4月16日，65122部队向贺安县发出通知，内容为：“刘玉书、','2018-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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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六条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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