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
＼ n 民 事 判 决 书
＼n（2013）穗荔法民二初字第366号＼n原告：陈某。＼n委托代理人：卢少斌、陈雪芬，广东安永律师事务所律师。＼n被告：中国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营业部，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n负责人：沈某，职务总经理。＼n委托代理人：林某、刘某，该行职员。＼n被告：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n法定代表人：姚某，职务董事长。＼n委托代理人：姜某（兼被告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某支行委托代理人），该行职员。＼n被告：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某支行，住所地广州市某区。＼n负责人：杨某，职务行长。＼n委托代理人：陈某，该行职员。＼n被告：广州市某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n法定代表人：阮某。＼n第三人：深圳市某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n法定代表人：杨东军。＼n第三人：广州市某通信建设发展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n法定代表人：冼某。＼n原告陈某诉被告中国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营业部（以下简称省工行营业部）、被告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银行）、被告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某支行（以下简称某支行）、被告广州市某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第三人深圳市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第三人广州市某通信建设发展公司（以下简称羊城公司）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2013年6月18日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卢少斌，被告省工行营业部委托代理人林某、刘某，被告广州银行、某支行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姜某，被告某支行委托代理人陈某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某公司及第三人某公司、羊城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没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n原告诉称：1995年7月30日原告在被告省工行营业部存款100000元，被告某支行开具了存款人户名为“越秀交通科”的存单，某支行保存的《集资清单》也记载原告的存款。该存单由省工行营业部交给原告收执。存单写明：广州市城市信用合作社定期整存整取储蓄存款存单，金额壹拾万元正，定期壹年，从1995年7月30日到1996年7月30日，利率按年息10.98%。原告办理100000元存款时，省工行营业部即按存款金额的13.02%作为贴息支付给原告13020元（100000元×13.02%），原告实际存款金额为86980元。1996年存款到期后，原告要求省工行营业部兑付存款，其以原告所持存单不是其开具为由拒绝兑付，某支行虽然开具了存单但其以没有实际收到存款为由拒绝兑付。省工行营业部和被告广州银行曾协商按比例兑付原告的存款，但无法达成一致，因此互相推诿，一直拒绝向原告兑付存款。原告存款100000元，省工行营业部已按13.02%贴息返还13020元给原告，原告现同意按86980元作为实际存款数额并按定期利率计算存款利息，要求被告对原告86980元存款本金及利息承担偿付责任。原告陈述的事实有相关的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支持。原告认为，被告省工行营业部和广州银行作为金融机构，共同合作组织吸收原告存款，在存款到期后理应兑付给原告。被告省工行营业部和广州银行互相推卸责任，置原告的利益于不顾拒绝兑付，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利益。现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四被告连带清偿原告存款86980元、利息57807.56元（利息从1995年7月30日开始按人民银行定期存款利率暂计至2013年3月31日，应计至还清款项日止）；2、判令四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及公告费200元。＼n被告省工行营业部辩称：1、原告与省工行营业部不存在真实的存款关系，省工行营业部没有义务兑付原告主张的存款。储蓄存款是公民个人与金融机构建立存款合同关系，存款人必须将款项存入金融机构，由金融机构对应开出合法存单，但本案中，原告所持有的存单并不是省工行营业部开具的存单或其他存款凭证，同时原告并不能证明所谓的存款已交付省工行营业部。所以省工行营业部认为原告主张省工行营业部及其他被告连带承担兑付存单中所谓的存款的义务，是毫无事实、法律依据。2、原告引用其他案件的判决书作为依据，来说明省工行营业部对本案负有兑付存单的义务，这是毫无逻辑关系。原告在起诉书中所引用的几件案，与本案没有必然的联系。原告引用的其他案件的判决只是个案的判决，与本案并没有共性。比如说，其中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粤高法审监民再字第216号民事判决书，从形式上看，存单是省工行营业部的存单，与本案不同，而且法院审理案件只审理当事人主张的存在纠纷案件，对其他案件不作涉及，原告引用其他案件来证明省工行营业部需要承担责任是不恰当的，也没有关联性。3、原告认为某公司与省工行营业部有密切的合作关系，两者的行为混同，原告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因为某公司是独立法人实体，是独立出资依法成立，均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根据公司法、民法通则的规定，应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而省工行营业部并非某公司的出资人、股东，更没有抽逃资金行为，省工行营业部无需对某公司的行为承担责任。即使省工行营业部与某公司有合作关系，那只是个案。所以省工行营业部认为某公司的个人行为由其承担，该行为已得到相关案件认定，生效判决已经认定了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事实，省工行营业部并没有涉及其中，并不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违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所实施的单位犯罪，原告要求省工行营业部承担某公司所涉及的法律后果是没有事实法律依据。4、本案中广州银行与所谓的存款人及某公司的关系，应当依照法庭调查的事实，他们之间各自扮演的角色，依照法律规定来确定他们的责任，但与省工行营业部无关。5、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根据储蓄管理条例第25条，如果按正常定期存单处理，定期存款到期后除了约定否则转为活期。6、关于存款交付环节，原告提供省院作出的47号判决书与本案有可比性，但47号案的资金是以支票的形式转入到存款部的帐户，并且判决认为工行有权使用该帐号，故认定工行与汇通信用社共同完成了非法借贷的行为。而本案及其他案件的涉案资金都是以现金方式交付，没有转帐的轨迹可以查询，没有证据证明这些资金是转入到5381的帐号，原告不能明确将现金交付给了谁及进入了工行的帐号，故本案与47号判决书的情况不同，该判决不能适用到本案中。7、当年存款没有实行实名制，但存单户名写“越秀交通科”违背常理，个人存款应当写个人姓名，我方认为存款与原告没有关联，请法院核实。＼n被告广州银行及某支行共同答辩称：根据多份生效判决，本案属以存单形式表现的借贷纠纷。省工行营业部和被告某公司共同完成了吸存行为，属于用资人。其理由包括，广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中指出，某公司的款项划出均是从市工行一支行等省工行营业部的下属机构账户中划出；省高院（2005）粤高法审监民再字第216号民事判决中查明，省工行营业部和某公司在存款关系中存在密切合作关系和共同行为；某公司开办储蓄业务是经过省工行营业部下属机构批准的，注册手续、某登记手续是由省工行营业部储蓄部副主任余伟桥办理的；原告均陈述将存款直接交与省工行营业部，由其代开存单并将存单交给原告收执；阮某证言证实，某公司由省工行营业部下属机构广州工行储蓄部实际开办，注册资金由工行储蓄部划去注册，两者一起办公，工作人员也是储蓄部工作人员。吸存行为均存入储蓄部与某公司共同使用的账户中，其提供的记帐簿等资料原件均存放于省工行营业部。因此，省工行营业部与某公司共同组织吸收了原告存款，某支行仅是根据用资人指示代开存单的“金融机构”，承担不超过用资人不能偿还出资人本金部分20%的补偿赔偿责任，而广州银行并非本案当事人，不应承担任何责任。（2005）粤高法审监民再字第216号判决明确认定了某公司为用资人，47号判决对这一事实也予以肯定。根据本案中出现的工行批复某以其名义吸存以及工行多个分支机构吸收原告存款的证据可以认定，工行也同样是用资人，应当承担返还存款的责任。47号判决书查明的事实中，某公司没有向汇通信用社发出代开存单的指令，因而对于汇通信用社主观参与程度的认定有所加重，这一点与本案的基本事实有着本质的区别。应当说，两案对于汇信用社责任认定的事实方面完全不同，所以在我方的责任认定方面不能够等同适用。由于原告不持有存单原件，不确认该存单的真实性。集资清单不属于银行的内部记录凭证，是属于某公司提交给我行的代开存单的明细表格，因此不具有银行的存款凭证的证明效力。存单出具的时间是属于存款非实名制的时期，没有办法通过身份认证的方式来确定原告是真正的存款人。存单原件本身是存款人主张权利的唯一凭证，而且姓名为林森的人肯定不止一个，仅通过原告所提交的一份存单复印件，无法证实其是相应存款的所有人。因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n被告某公司及两第三人既无提交答辩意见和证据材料，亦没有出庭对原告及被告省工行营业部、广州银行、广银某支行的证据进行质证。＼n经审理查明：本院审理的（2012）穗荔法民二初字第814号原告袁晖乔诉被告省工行营业部、广州银行、某支行、某公司、两第三人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是原告袁晖乔以及其他众多存款人一起参加了前述的高息吸存后产生纠纷的储蓄存款合同纠纷系列案件之一，该案案情与本案基本一致。本院在该案中查明以下事实：＼n省工行营业部是经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市分行广州银复（1999）432号文批复同意，由中国某银行广州市分行（以下简称广州工行）改建而成。＼n广州市汇通城市信用合作社（以下简称汇通信用社）于1994年11月20日经广州市城市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和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批准成立，陆鉴民担任主任。1996年12月2日，经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和广州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汇通信用社改制为广州城市合作银行汇通支行。1998年7月28日，经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批准，广州城市合作银行汇通支行更名为广州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通支行，简化名称为广州市商业银行汇通支行。2002年4月23日，经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批准，广州市商业银行汇通支行更名为广州市商业银行某支行。2009年11月17日，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批准，广州市商业银行某支行更名为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某支行，简化名称广州银行某支行，是广州银行辖下分支机构。＼n某公司于1994年10月10日注册成立，股东为第三人某公司和第三人羊城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阮某，经营范围为“国内商业及物资供销业、技术咨询、专业咨询；信息服务、包装潢设计、代办运输”。1999年9月27日，某公司被广州市某行政管理局吊销营业执照而歇业。＼n阮某于1991年1月4日任广州工行储蓄部主任。广州工行人事处于1999年4月6日出具一份证明书，称阮某于1994年7月1日退休。阮某在任某公司总经理的同时，1995年10月1日至1996年5月31日返聘在广州工行储蓄部工作。省高院（2009）粤高法民二终字第28号民事判决查明，在广州银行提交的中共广州工行党组穗工银党组（1994）052号《关于阮某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复印件中，内容为“各行、司：经分行党组研究决定：阮某同志已达到退休年龄，免去其中国某银行广州市分行储蓄部主任职务，任储蓄部协理员，（任期一年），保留其原待遇。”落款时间为1994年9月22日。省工行营业部未提交证据否定上述文件的真实性。＼n1999年12月23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1999）穗中法刑经初字第159号刑事判决，某公司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罚金40万元；阮某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2万元。＼n据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1999）穗中法刑经初字第159号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1994年8、9月期间，阮某得知湛江市霞山区金辉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金辉公司”）以年息30%的高息吸纳资金用于建设湛江市霞山区的金辉大厦；1995年4月，阮某将此事告知汇通信用社副主任廖某某，廖又将此事告诉汇通信用社主任陆鉴民。1995年5月，阮某与金辉公司总经理陈某某、陆鉴民就吸收公众存款一事进行商议并到湛江实地考察。同月18日，某公司、金辉公司、汇通信用社签订协议书，约定某公司将自有资金5000万元委托汇通信用社按贷款程序分批向金辉公司发放贷款，贷款发放后的管理、监督、检查、到期催收等事项由某公司负责，汇通信用社给予协助。同年6月15日，三方又签订补充协议书，将委托贷款的金额由5000万元增加到不超过7000万元。协议订立后，某公司、金辉公司分别于1995年6月13日和19日在汇通信用社开立89×××82-7对公存折账户和89×××66-9对公存款账户。1995年6月至9月，阮某未经金融主管部门批准，用某公司的名义，以年利率24%的高息，擅自向广东省工业设备安装公司（以下简称安装公司）等708个单位和个人吸收存款15笔，合计金额59595000元。款项在划入时，先由某公司扣除贴息13.02%共计7759269元立即支付给储户，实际划入账的金额为51835731元。汇通信用社经过审核无误后，以实收数加上13.02%的贴息开出手写定期存单451份、有价证券代管凭证257份，利率为10.98%。此后，汇通信用社向金辉公司办理贷款手续，并扣除某公司和汇通信用社各3%的手续费共计3575700元，将剩余48260031元划入金辉公司。1996年6月起，上述吸存的款项相继到期。金辉公司无力偿还，为了应急，1996年7-8月，汇通信用社将所收手续费中的1394205.8元用于兑付储户存款，某公司将所收手续费中的598318元返还给金辉公司，其余1189532元全部用于支付储户到期本息。但是，上述款项远不能满足兑付需求。＼n据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粤高法审监民再字第47号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案外人安装公司作为原告于2003年10月30日起诉省工行营业部、广州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业银行）、第三人某公司、某公司、羊城公司关于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安装公司在参加上述高息吸存中，其资金进入开户在中国某银行广州市分行一支行，户名为“存款部”，账号为58×××81的储蓄账户中。之后某公司从该账号将资金转入汇通信用社的某存款户（账号89×××82-7），汇通信用社向安装公司开出存单，并将款项贷款给金辉公司，同时扣除了某公司和汇通信用社各自的3%手续费。＼n关于上述在广州工行下属机构开户的账号使用情况，根据原告提交公证书中保全的证人证言，记录阮某关于某公司与汇通信用社共同组织存款的情况汇报，其中陈述：“存款人一部分是广州工行职工，一部分是其他单位和个人；吸收的存款存入广州工行储蓄部和某公司共同使用的账号（有时以‘储蓄部’有时以‘某’名义）”，这些账号包括了58×××81、58×××50、58×××83等；记录郑惠琴陈述：阮某陈述的上述情况属实。原告提交的公证书附件3练习簿中包括了名单和部分银行送票回执，广州银行提交了某公司出具的要求广州银行代开存单的集资清单和部分资金银行进帐单，均记录了某公司将参与高息吸存的部分资金划转至汇通信用社的某存款户89×××82-7的过程。其中，练习簿的名单及集资清单中，包括了“越秀交通科”的名称及其存款金额；银行送票回执记录信息如下：＼n时间付款人名称或帐号划转金额1995-6-14储蓄部综合科5810-101-0320750839098000元1995-7-7某财务、市工行沿江中二所5810-101-036495550909810.80元1995-7-12某财务5810-101-0364955502685072.60元1995-8-16某财务、市工行沿江中二所5810-101-0364955501320356.60元1995-9-12某财务、市工行沿江中二所5810-101-0364955502364116.40元银行进帐单记录信息如下：＼n时间付款人名称或帐号划转金额1995-6-14储蓄部综合科5810-101-0320750839098000元1995-7-7某财务、市工行沿江中二所5810-101-036495550909810.80元1995-7-12某财务5810-101-0364955502685072.60元1995-7-30市工行一支沿江中二所5810-101-0364955506153835元1995-8-10某财务、市工行沿江中二所5810-101-0364955501958789.60元1995-8-16某财务、市工行沿江中二所5810-101-0364955501320356.60元1995-8-22存款部5810-101-0364453815000000元1995-9-12存款部、市工行沿江中二所5810-101-0364955506000000元1995-9-12某财务、市工行沿江中二所5810-101-0364955502364116.40元对上述账号的开户情况，省工行营业部陈述：58×××83账户、58×××50账户均是储蓄账户，开立时间分别是93年6月23日、95年4月20日，其后，于95年10月19日销户，鉴于该行93年-97年的传票已经销毁，故无法提供上述账户的开户凭证；两账户均系某公司阮某等人所开立，但当时未实行实名制，故开户时不需要预留开户人身份资料证明；该两账户与58×××81账户的性质及使用情况基本一致。＼n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粤高法审监民再字第216号民事判决查明，推定户名为“存款部”，账号58×××81的账户为广州工行第一支行所有，并认定省工行营业部有权使用并已经实际使用了该账户，还认定广州工行储蓄部与某公司在存款（资金拆借）关系中实际上存在着密切合作关系和共同行为。＼n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粤高法审监民再字第47号民事判决中认定，在安装公司参与高息吸存前，汇通信用社法定代表人陆鉴民与某公司法定代表人阮某、金辉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某就高息吸纳资金一事进行了共同协商，并且先后订立两份协议书，约定某公司将自有资金委托汇通信用社按贷款程序分批向金辉公司发放贷款。根据三方订立的协议，某公司在汇通信用社开设了用于吸收存款的89×××82-7账户。在安装公司的款项由省工行营业部的账户进入上述账户后，汇通信用社向安装公司开出了存单，并将款项贷款给金辉公司，同时扣除了某公司和汇通信用社各自的3%手续费。上述事实说明，汇通信用社与某公司在非法吸收存款时事先经过共同策划，相互配合，某公司在汇通信用社所开设账户的目的是为了共同实施非法吸收存款，是非法吸收存款系列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所吸收存款被汇通信用社发放贷款。汇通信用社在接受款项和发放贷款的过程中，对款项的出资人和用资人都是明知的，据此汇通信用社才会向安装公司出具存单，而不是按照某公司、汇通信用社与金辉公司之间签订的《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的约定向委托人某公司出具存款单据。而汇通信用社在向金辉公司发放贷款时，某公司也并无按《协议书》约定向汇通信用社提交《委托贷款通知单》，款项直接由汇通信用社划入金辉公司账号，说明汇通信用社对存入该账户的资金是可支配的。这种先由某公司、汇通信用社、金辉公司签订委托贷款协议，由省工行营业部收取出资人款项后将钱转入汇通信用社账户，汇通信用社向出资人出具存单的行为，只是用委托贷款的形式来掩盖汇通信用社、省工行营业部、某公司非法吸收存款的目的，该行为得以完成需要两家金融机构分工合作，相互配合，汇通信用社与省工行营业部共同完成了自行将款项转给金辉公司的行为。＼n本院根据以上查明的事实，作出（2012）穗荔法民二初字第814号民事判决，判决内容如下：一、省工行营业部、广州银行、某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对袁晖乔10437.60元存款及利息（利息自1995年12月13日起计至判决确定的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存款利率计付）承担连带偿付责任；二、驳回袁晖乔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32元，公告费200元，由省工行营业部、广州银行、某公司共同负担。判后，被告广州银行提起上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二审，核实本院查明的事实清楚无误后，以（2013）穗中法金民终字第689号民事判决，驳回被告广州银行的上诉，维持原判。＼n在上述（2012）穗荔法民二初字第814号案的庭审中，广州银行某支行提供了某公司出具的代开存单集资清单作为证据，该证据经过各方的质证，其证明内容在该案判决中予以确认。该集资清单第16页记录有存款人姓名“越秀交通科”，存款金额100000元，到期日期1996年7月30日。因当年金融机构对存款人没有实行实名制，本案也没有相关证据显示有他人以“越秀交通科”的名义主张权利，故原告持有《广州市城市信用合作社定期整存整取储蓄存单》的原件，可以作为权利人追讨该存单项下之款项及利息。为此，本院采信原告的陈述并确认如下事实：本案原告陈某以“越秀交通科”的名义与其他众多存款人（已另案提起诉讼）于1995年6月至8月期间，参加了上述高息吸存，其中原告交付资金为100000元，省工行营业部即按交付金额的13.02%作为贴息支付给原告共13020元（100000元×13.02%），原告实际交付金额为86980元。之后由某公司将吸存的款项从市某一支行开户的账户（户名为“储蓄部综合科”、账号58×××83）、在市工行沿江中二行开户的账户（户名为“某财务”，账号58×××50）、在某行大德路办事处开户的账户、在工行大德三所开户的账户分别划转资金入汇通信用社的某存款户（账号89×××82-7）。之后，原告收到汇通信用社出具的《广州市城市信用合作社定期整存整取储蓄存单》，存单上记录了存单总号0030745、存入日期1995年7月30日、账号95×××45、户名“越秀交通科”、存入人民币100000元、定期壹年，1996年7月30日到期、利息按年息10.98%计算等内容，并加盖了汇通信用社储蓄专用章。随后，汇通信用社将该款项与其他众多存款人的款项一并从某存款户转款给金辉公司，同时扣除了某公司和汇通信用社各自的3%手续费。上述存单到期后，原告要求银行兑付存单的到期款项，但本息至今未能取回，原告等众多存款人经追讨无果，故提起诉讼。＼n上述事实，有相关的《广州市城市信用合作社定期整存整取储蓄存单》、《集资清单》、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1999）穗中法刑经初字第159号刑事判决书、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粤高法审监民再字第216号民事判决书、（2010）粤高法审监民再字第47号民事判决书、广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公证书、（2013）穗中法金民终字第689号民事判决书以及庭审笔录等在卷为证，足以认定。＼n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自然具有证明力，当事人无需举证。对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1999）穗中法刑经初字第159号刑事判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粤高法审监民再字第216号民事判决、（2010）粤高法审监民再字第47号以及（2013）穗中法金民终字第689号民事判决所确认的事实，本院在本案中予以确认。＼n本案原告与（2013）穗中法金民终字第689号案的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晖乔）等其他众多存款人一起，参加了前述的高息吸存，应将这些存款人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而不应该割裂为个案对待。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汇通信用社与某公司在非法吸收存款的形式、手法均与（2013）穗中法金民终字第689号被上诉人袁晖乔的情况相同，因此本案与袁晖乔等人实际均只是汇通信用社与某公司在非法吸收存款系列行为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故本案可参照（2013）穗中法金民终字第689号案来进行处理。原告及其他存款人交付了资金，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的规定，其为出资人，其利益应当得到保护。本案中，当事人争议的主要问题是省工行营业部和广州银行对原告存款的责任问题。＼n关于省工行营业部的责任问题。原告及其他众多存款人的资金进入了市某一支行账户、市工行沿江中二行账户、某行大德路办事处账户、工行大德三所账户等账户，这一事实有存单、银行送票回执，某公司出具的要求广州银行代开存单的集资清单、银行进帐单及审计报告互相对应佐证，本院予以确认。这些资金再由某公司将对应的资金转至该公司在汇通信用社开设的账户，并通知汇通信用社开出存单。从银行送票回执和进帐单记录的内容看，与市工行沿江中二行58×××50账户对应的付款人即该账户的户名记录为“某财务”和“市工行沿江中二所”或者“市工行一支沿江中二所”、“存款部”，按照开户规则，一个账户只能对应一个户名，也就是说，上述名称中，只有一个是58×××50账户的户名，但广州工行对由其开出的送票回执中记录了不同的付款人名称没有提出异议，对名称与户名不一致的情况也没有提出异议，同时也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可见其对某公司、市工行一支沿江中二所、存款部共同使用该账号的情况是不持异议并且认同的；与市某一支行58×××83账户对应的付款人即户名为“储蓄部综合科”，该账户于93年6月23日开立时，某公司并未成立，而据（2010）粤高法审监民再字第47号民事判决查明及认定的事实，阮某在该账户使用期间，从原岗位退休后，同时任广州工行储蓄部协理员和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某公司与省工行营业部在存款关系中存在密切合作关系，账户58×××83户名为“储蓄部综合科”，足以反映广州工行储蓄部与某公司共同使用这一账号。其次，这种一个账号由广州工行与某公司共同使用的情况也与生效判决已经认定的账号58×××81的使用情况一致，省工行营业部也确认该两账户与58×××81性质及使用情况基本一致的情况；同时也与阮某、郑惠琴的证人证言相符合。可见，原告与其他存款人的资金，与安装公司的资金一样，都进入了省工行营业部有权使用并已经使用了的账户。而生效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粤高法审监民再字第216号民事判决中也认定了广州工行储蓄部与某公司在存款（资金拆借）关系中实际上存在着密切合作关系和共同行为。因此，本院根据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及本案中查明的账户使用情况，应当认定省工行营业部与某公司一起参与了涉案的高息吸存，两者在存款关系中存在密切合作关系，省工行营业部应对该系列的存款包括原告的存款承担还款责任。省工行营业部抗辩其没有收到原告等存款人的款项，却不能对原告等存款人的款项进入了其有权使用并实际使用的账户，以及其与某公司的密切关系作出合理解释，故其抗辩意见缺乏依据，本院依法不予采纳。＼n关于广州银行的责任问题。根据生效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以及生效民事判决认定的情况，汇通信用社与某公司在非法吸收存款时事先经过共同策划，相互配合。某公司、汇通信用社、省工行营业部的行为，是用委托贷款的形式来掩盖汇通信用社、省工行营业部、某公司非法吸收存款的目的，该行为得以完成需要两家金融机构分工合作，相互配合，从而共同完成了将款项转给金辉公司的行为。由上可见，某公司所开设的账户并非普通意义的独立账户，汇通信用社对该账户在非法吸收存款中所起作用是明知的，原告等存款人的款项进入该账户后，应视为某公司与汇通信用社共同收到原告款项。另外，生效刑事判决认定，在1995年5月，汇通信用社的主任陆鉴民即与阮某、金辉公司总经理陈某某就吸收公众存款一事进行商议并去湛江实地考察，随后某公司、汇通信用社与金辉公司签订协议书。这表明汇通信用社已明知款项的来源是某公司向公众吸收的存款，所发放贷款的对象是金辉公司，某公司指示汇通信用社代开存单只是明确了最终的出资人，不能据此推论汇通信用社所起到的作用仅是按某公司的要求虚开存单及扣收手续费。综上，广州银行没有证据足以影响本案对汇通信用社参与非法吸收存款多个环节、与省工行营业部、某公司共同完成非法吸收存款这一事实的认定，不能证实其所主张的其在非法吸存中起到的作为仅是按某公司的要求虚开存单及扣收手续费。广州银行主张汇通信用社未收到本案非法吸存的款项、无权支配某公司在汇通信用社所开立的账户内的资金是故意割裂三方事先共同策划实施非法吸收存款、实际过程中又相互配合的事实，与案件事实不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第（二）项第四目规定的是金融机构在对出资人的资金管理、使用不能支配、不能控制的情况下所应承担的一种责任形式，不适用本案情形。广州银行及某支行提出汇通信用社仅是根据用资人要求代开存单的金融机构，其仅承担虚开存单的责任。这一抗辩，是故意割裂三方事先共同策划实施非法吸收存款、实施过程又相互配合的事实，与案件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汇通信用社经过改制、更名，成为广州银行的分支机构广州银行某支行，某支行是广州银行下属的没有独立法人资格及没有独立财产的机构，其债务由广州银行承担，原告要求某支行承担还款责任，并不妥当，本院依法认定广州银行应对原告承担连带还款责任。＼n综上所述，原告作为出资人，其参与高息吸存的资金100000元转入了省工行营业部有权使用并已经使用的账户；资金交付时，原告立即收到13.02%的贴息13020元，汇通信用社向原告出具了定期整存整取储蓄存单。资金转入后，汇通信用社将资金提供给用资人某公司使用。原告与省工行营业部及广州银行建立存款关系，某公司是实际使用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第（二）项第一目的规定，省工行营业部、广州银行、某公司应对原告上述存款及利息承担连带偿付责任。其中，原告交付资金时收到的贴息13020元应冲抵存款本金，故原告现起诉要求按86980元为存款本金兑付存款及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存款利率计算利息，合理合法，本院依法予以支持。省工行营业部主张应按活期利率计算利息，既缺乏依据，也有违公平原则，本院不予采纳。＼n被告某公司、第三人某公司、第三人羊城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作出缺席判决。＼n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第（二）项第一目的规定，判决如下：＼n1、被告中国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营业部、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某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对原告陈某86980元存款及利息（利息自1995年7月30日起计至本判决确定的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存款利率计付）承担连带偿付责任；＼n2、驳回原告陈某的其他诉讼请求。＼n如被告中国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营业部、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某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n本案受理费3196元、公告费200元，由被告中国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营业部、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某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共同负担。＼n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n审判长梁东坚＼n人民陪审员温锡文＼n人民陪审员杜秀微＼n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三日＼n书记员梁燕玲＼n本法律文书于2013年月日送达。送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