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02民终155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市公益公交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塔埔东路171号1304室之二。
法定代表人：张艳春，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陶天猛、张英华，福建自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玉秋，女，1969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钟志东，男，1971年6月24日出生，畲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贾好明，男，1959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范付来，男，1963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卢国立，男，1970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钟永祥，男，1973年5月12日出生，畲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志发，男，1971年9月2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建福，男，1957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成进，女，1959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坂尚村县。
上诉九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池加新，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九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利，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苏文财，男，1963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林亚生，男，1957年7月1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钟亦坚，男，1970年9月19日出生，畲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钟秀珍，女，1971年11月16日出生，畲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金满，男，1968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欧阳浩武，男，1974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高安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杜围坚，男，1974年6月1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付水龙，男，1959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丰城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钟仁概，男，1964年9月18日出生，畲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法意，男，1965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丰城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玉珍，女，1961年11月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熊小亮，男，1973年8月2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钟景狮，男，1958年7月18日出生，畲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孔胜华，男，1977年10月29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丰城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金晓强，男，1971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丰城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吴志明，男，1970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上述十六位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郑金火、郭明昆，福建联合信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新迎，男，1966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骆奋平，男，1958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惠安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沈红庆，男，1968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上诉人厦门市公益公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益公交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玉秋、钟志东、贾好明、范付来、卢国立、钟永祥、张志发、陈建福、陈成进、苏文财、林亚生、钟亦坚、钟秀珍、陈金满、欧阳浩武、杜围坚、付水龙、钟仁概、宋法意、陈玉珍、熊小亮、钟景狮、孔胜华、金晓强、吴志明、李新迎、骆奋平、沈红庆（以下简称刘玉秋等人）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14）思民初字第171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公益公交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刘玉秋等人对公益公交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在“谁有资格申请财政补贴，申请来的财政补贴是干什么用的”这一本案的核心问题上，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将公益公交公司所处的接受严格管理的城市公交行业混同于农村客运行业，将需要强制性特许经营的城市公交行业混同于一般不需要特许经营的普通行业。一、谁有资格申请财政补贴。《城乡道路客运成品油价格补助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燃油补贴资金的补助对象，城市公交企业仅限于依法取得经营资格、合法运营的公交企业，排除了城市公交领域中，任何挂靠经营者、未取得合法经营资格者的申请燃油补贴的资格。被上诉人根本不是财政补贴的对象，更无资格申请财政补贴。二、申请来的财政补贴是干什么用的。公交行业的国家财政补贴，是政府对公交企业所承担的满足百姓出行需求的社会公共职能，以及承担公交票价稳定低价、针对特定群体免票等社会责任的一种补贴，是用来贴补公交企业的运营成本的，不是国家发红包、发福利。一审法院将国家财政补贴当做发放给所谓“挂靠经营车主”的红利直接判令给个人，而车辆是公益公交公司运营的，燃油成本、司机成本、车辆维修保养在内的各项运营成本，都是上诉人承担并支出的，显然违背了财政补贴的用途的基本属性，依法应予纠正。三、一审判决的内容，倘若真的履行执行下去，将直接引发“骗取国家财政补贴”。司法判决如果为违法利益背书，甚至直接引发违法后果，这显然是错误的，依法应予纠正。四、一审法院依据已经被生效行政判决所撤销的，从形式到内容均违法的行政机关文件，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主要依据，依法应予纠正。五、一审法院的判决形成了一个悖论，如果按一审判决的认定，这些财政补贴就是骗取国家财政的违法行为，违法所得行政机关应予追回并上缴国库，如此判决将导致司法判决和行政机关的行政措施出现矛盾。六、公益公交公司在一审中提交了经营亏损的财务资料，刘玉秋等人不予认可，原审法院径行认定公益公交公司举证不利，显然错误，没有依法向刘玉秋等人释明并询问是否进行司法鉴定，对公司2010年9月为止的盈亏进行司法鉴定。七、在公司的燃油成本支出问题上，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依法应予纠正。八、本案是系列案件，审理至今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同案不同判的问题，体现出原审法院处理本案的审判程序存在严重错误。九、包含案涉车辆在内的前埔线路的90台车辆，运营是公司的，司机的也是公司请的，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因公益公交公司的车辆遭到刘玉秋等人置换为出租车并转移到其他公司，公益公交公司停运，司机下岗，告公益公交公司索赔经济补偿金等。如果刘玉秋等人认为案涉执行款项与其无关，应当举证证明其所谓自己营运的车辆聘请司机并支出劳动报酬的相关证据，原审法院仅凭刘玉秋等人单方面陈述就武断认定司机劳动案件的执行款与其无关，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予纠正。
刘玉秋等25人辩称：一、公益公交公司断章取义、恣意歪曲（2016）闽02行终175号行政判决书（以下简称175号判决）。175号判决仅涉及2013、2014年度燃油补贴，根本没有涉及本案讼争的2010年度财政补贴。175号判决系撤销厦交综运[2015]71号、75号文件中对公益公交公司特别规定的发放程序要求，而不是文件的全部，更不是撤销本案讼争所涉文件（如厦交运管[2011]16号和厦交函[2010]34号、85号、101号、105号、114号文件等）。175号判决载明，补助资金在发放给公益公交公司后，公益公交公司与挂靠车主间如何分配补助资金应属民事法律关系调整范畴，即该判决并未否认挂靠车主所应享有的民事权利。二、公益公交公司歪曲事实，拿与本案无关的闽运管办发明电[2015]13号文件（由厦运管综合[2015]6号文件转发）说事，出台该文件是由于“发现部分县（市、区）存在营运车辆已报废（注销）仍申请油补、营运证号及机动车证书编号重复、非补助车辆燃油消耗计入补助范围等问题”，且该文件明确“本次检查应重点核查2012年以来成品油价格补助专项资金的申报、审核、分配和使用等情况”本案所涉的是2010年燃油补贴问题，所以该文件与本案无关。如果真存在该文件列举的问题，那就是公益公交公司2012年以来违法违规操作，与刘玉秋等人无关。三、生效的法律文书已认定挂靠经营合法有效。(2013)思民初字第967号、(2014)厦民终字第664号判决书、（2014）闽民申字第1749号民事裁定书认定，挂靠经营属于公益公交公司内部的一种经营管理形式，并未涉及行政许可的转让，更不会对乘客的人身安全造成影响，公益公交公司关于骆奋平等26人挂靠经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而无效的主张依据不充分。公益公交公司提起的与本案类似的其他线路挂靠经营合同无效案，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7）闽02民终4774号、4532号民事判决认定，挂靠经营合同有效，判决驳回其的诉讼请求。四、公益公交公司并未在一审阶段按期提交所谓的财务资料，也未申请司法鉴定，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五、公益公交公司一审提交的包括燃油费和其他支出的票据以及二审补充提交的所谓支出的费用明细和票据，都是东拼西凑的一些材料，重要的是公益公交公司提交的这些材料前后不一致和自相矛盾，把整个公司的所谓的支出全部混同到本案所涉及的513/519线路的纠纷中，完全没有事实依据。六、与本案类似的其他几个系列案件判决结果都是一致的，不存在同案不同判的情形。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李新迎、骆奋平、沈红庆未进行答辩。
刘玉秋等28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公益公交公司按每部车148452.63元的标准分别向其每人支付各项补贴款、车辆报废款。
一审法院审理认定事实：2005年3月，依据厦门市道路运输管理处下发的《关于同意鹭煌等14家中巴企业重新组合成立公益公交有限公司的批复》，公益公交公司在厦门市思明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其系由汇元公司等14家中巴企业经过重新组合而成，经营范围为公交客运，注册资本为167万元，股东为原汇元公司等14家中巴企业的14名代表，各股东出资方式均为货币出资。在公益公交公司成立之前，有167辆中巴车挂靠在汇元公司等14家中巴企业名下运营。在公益公交公司成立后，该167辆中巴车均过户至公益公交公司名下，公益公交公司也取得11条线路的经营权。此后，又另有岛外的4辆中巴车车主将车辆过户至公益公交公司名下。同时，公益公交公司独自出资购置了1辆中巴车。至此，包括公益公交公司独自出资购买的1辆中巴车，公益公交公司名下共有172辆中巴车。
公司在运营过程中，股东人数变更为13人，变更后的股东及出资额、占注册资本比例为：杨燕煌出资27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6.1676%；吴元育出资41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4.5509%；陈羡珍出资21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2.5748%；陈福良出资16万元，占注册资本的9.5808%；郑惠山出资11万元，占注册资本的6.5868%；陈聪彬出资1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988%；叶恢霖出资9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3892%；何振成出资9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392%；刘德民出资8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7904%；陈清全出资6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5928%；傅维强出资3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7964%；林国坚出资1万元，占注册资本的0.5988%；公园运输公司出资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994%。同时，股东杨燕煌担任公益公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2007年3月2日，公益公交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决议：确认公司下辖的线路经营权，并按线路成立分公司，原线路负责人担任分公司经理，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公司必须与分公司负责人签订任职协议书，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公司设立安全部配合分公司处理日常交通事故及事故索赔、登记、建档等，其他小事由分公司自行处理解决。
2005年11月，公益公交公司与吴志明签订《协议书》，约定：吴志明将闽Ｄ×××××号车辆过户到公益公交公司后，公益公交公司按照“统一经营，统一管理，以线路为核算单位进行统一利润分配”的模式进行运作；公益公交公司代吴志明如期缴纳各种税费，保障车辆正常营运，吴志明必须按时缴费；吴志明同意公益公交公司董事会关于其承担公益公交公司管理费用的决定，并按时缴纳，逾期未交将接受公益公交公司加收5%的处罚；凡吴志明所聘用的驾驶员、乘务员或车辆所发生的一切债务均由吴志明负责承担，与公益公交公司无关等。
2010年7月15日，公益公交公司作出《股东会决议》，决议：各挂靠中巴车辆的车主是车辆的实际所有权人；根据厦门市交通委指定的四种政策的内容和要求，公司同意选择中巴置换经营出租车的方案。
2010年10月21日，公益公交公司股东会决议今后由杨燕煌保管公章。之后，公司股东内部存在矛盾，因公章保管问题多次发生纠纷。2012年5月4日，陈福良将公益公交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杨燕煌工商变更登记为陈福良。2013年6月20日，杨燕煌等人与陈福良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经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调解达成（2013）厦民终字第330号民事调解书，杨燕煌同意于调解协议生效之日将公章交由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保管，并于三十日内协助陈福良办理股权变更登记。2013年8月8日，杨燕煌将公司公章交付陈福良。
2010年12月3日，公益公交公司召开股东会，持有公司股份90.4189%的与会股东一致决议选择政府出台的中巴车置换出租车方案，并同意向厦门市交通委员会提交《厦门市公益公交有限公司关于中巴置换出租车的具体程序及相关事宜的报告书》（以下称《报告书》）。同日，公益公交公司向厦门市交通委员会提交《报告书》：一、“单位概况”中载明其自有公交车辆1台闽Ｄ×××××，其余171台车辆均为挂靠在公益公交公司处运营，并列附件《挂靠车辆及实际车主清单》，清单载明513/519线路中巴车共34台；二、“政策选择”中载明公益公交公司于2010年9月25日召开股东会，并依法表决通过关于公益公交公司172台中巴车选择置换出租车的决议，其中已有128台中巴车的实际车主一致表态同意公司决议，自愿选择置换出租车。
此后，公益公交公司收到政府发放的2010年1月至9月的中巴车各项补贴共计27168154.66元。
2012年6月28日，厦门市交通运输局作出厦交函【2012】35号《厦门市交通运输局关于民盟厦门市委信访事项办理情况的答复函》，载明：1、公益公交公司经营中巴线路11条（其中526路由公益公交公司、特运顺联、白鹤友谊三家公司共同经营），中巴车辆172台，其中171台为挂靠车辆，1台为公司自有车辆。2、公益公交公司的经营方式以线路为单位独立核算，挂靠中巴车辆的营收、排班、维修、加油、驾驶员聘用等方面由挂靠车主口头委托所在线路经营者（如陈福良）统一管理。挂靠车主每月每车均须向公司缴交管理费500元、向线路经营者缴交线路管理费850元，共计1350元/月•辆。线路上各台中巴车辆运营收入扣除上述管理费、税收、工资、油费及维修费等成本后，盈余或亏损均由车主享有或承担。3、2010年9月24日晚，公益公交公司的挂靠车主将其投资的中巴车辆驶离前埔停车场进行报废处理，相应的7条中巴线路实质停运；9月30日、12月26日，公益公交公司的其余4条线路也先后申请停运报废。
另查明，根据厦交函【2010】34号《厦门市交通委员会关于拨付2010年1月3月份公交票制改革票价补贴的函》、厦交函【2010】85号《厦门市交通委员会关于拨付2010年4月-6月份公交票制改革票价补贴的函》、厦交函【2010】105号《厦门市交通委员会关于拨付2010年7月-9月份公交票制改革票价补贴的函》、厦交函【2010】101号《厦门市交通委员会关于拨付2010年中巴企业空调费补贴的函》、厦交函【2010】114号《厦门市交通委员会关于拨付2010年老人卡财政补贴的函》、厦交运管【2011】16号《厦门市交通运输局、厦门市财政局关于发放2010年度公交、农客、出租汽车燃油补贴的通知》等函件的规定，市政府对公交车进行燃油补贴、票价补贴等，公交企业按照规定补贴标准和要求向市运管处提出申请，经审核后报市交通委，市财政局根据市交通委审定的情况直接将补贴金额划拨到公交企业。
其中，厦交运管【2011】16号《厦门市交通运输局、厦门市财政局关于发放2010年度公交、农客、出租汽车燃油补贴的通知》载明：补贴对象包括岛内中巴车440台，燃油补贴款的计算标准按2010年度车辆实际在营天数计算，每标台公交车辆的燃油标准为每天148.41元。厦交函【2010】34号、85号、105号函件及结算表体现：票改补贴款的计算标准按2010年度公交车易通卡实际刷卡次数，每刷卡一次补贴0.05元。厦交函【2010】114号函件及补贴表体现：老人卡补贴款的计算标准按2010年度车辆实际在营天数计算，单车日补贴量为11.85元。厦交函【2010】101号函件载明：空调费补贴款分为两部分：现金补贴为每投币一次补贴1元；刷卡补贴为每刷卡一次补贴0.95元。
再查明，2012年12月，骆奋平等26人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公益公交公司支付524线路的各项补贴款。2013年10月16日，一审法院作出（2013）思民初字第967号民事判决书，查明骆奋平等26人及第三人林永璋作为车主将24辆车挂靠公益公交公司运营，主要经营路线为524线路，车辆所有权登记为公益公交公司，公益公交公司收取挂靠费和管理费，代办中巴车辆年检、代扣代缴税费，代收代转运营收入和政府补贴等事实，并判决支持骆奋平等26人的诉讼请求。公益公交公司不服上诉至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年6月20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厦民终字第66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维持原判。公益公交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5年3月18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闽民申字第174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公益公交公司的再审申请。
2013年，公益公交公司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杨燕煌等人要求赔偿经济损失。案经两级法院审理，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闽民终字第1389号民事判决，认定：2010年12月13日，公益公交公司召开股东会，13名股东除陈福良外均到会，到会的股东持有公司股份90.4189%，与会股东形成股东会一致决议，同意向厦门市交通委员会提交《报告书》，该《报告书》中确认：公益公交公司名下自有1辆公交车辆，其余171辆车为挂靠在公益公交公司名下经营；中巴车置换成出租车后，按照2005年出租车行业的要求，以共同投资、经营管理的模式为基准，将置换后的出租车投入到盈华公司、坤驰公司、联亿公司运营。该股东会决议及《报告书》属于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杨燕煌等人按照2010年12月13日公益公交公司的股东会决议执行，将中巴车置换成出租车并投入到盈华公司、坤驰公司、联亿公司运营没有过错，不构成侵权，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厦民初字第997号民事判决（驳回公益公交公司的诉讼请求）。
2016年5月，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公益公交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确认公益公交公司与沈红庆的挂靠经营合同无效。本案因此中止本案审理。2016年7月29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闽0203民初671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公益公交公司的诉讼请求。公益公交公司不服，上诉至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年1月17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闽02民终207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公益公交公司撤回上诉。
2016年，公益公交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厦门市交通运输局、厦门市财政局对公益公交公司发放燃油补贴的程序违法，并责令作出补救措施。2016年9月12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闽0203行初59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公益公交公司的诉讼请求。公益公交公司不服，上诉至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年4月13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闽02行终175号行政判决书，认为“燃油补贴资金补助对象中城市公交企业仅限于依法取得经营资格的公交企业……实际挂靠经营车主并非燃油补贴资金的《暂行办法》规定的补助对象。即便上诉人成立后存在车辆挂靠情况，补助资金在发放给补助对象的上诉人公司后，其公司与挂靠车主之间如何分配补助资金，亦应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调整范畴，不宜也不应由行政机关在燃油补贴发放的行政程序中作出规定”，撤销了一审判决，同时判决撤销厦交综运[2015]71号及厦交综运[2015]73号文件中对公益公交公司特别规定的发放程序要求，并驳回公益公交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在诉讼前，刘玉秋、钟志东、贾好明、李新迎、范付来、卢国立、钟永祥向一审法院申请诉前保全，要求查封、冻结公益公交公司名下价值1000998.9元的存款或等值财产，并支付了财产保全费5000元。2014年8月27日，一审法院作出（2014）思民保字第703号民事裁定书，查封、冻结公益公交公司名下价值1000998.9元的存款或等值财产等。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依刘玉秋等人的申请向厦门市道路运输管理处调取公益公交公司车主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该委托书的内容为授权公益公交公司代为向政府管理部门提交退市、择机置换出租车的申请；将政府管理部门发放至公司的燃油、空调、E通卡、残疾人卡、老人卡等所有补贴直接专项用于因上述退市、置换而产生的费用支出，不足部分，本人另行补足；公司有权根据实际需要，指派其具体工作人员承办上述事务或转委托第三方代为处理。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
一、刘玉秋等人与公益公交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挂靠经营合同关系。刘玉秋等人与公益公交公司之间存在挂靠经营合同关系，理由如下：一、从吴志明和公益公交公司签订的《协议书》约定的内容可以看出，吴志明将闽Ｄ×××××号车辆过户到公益公交公司后，公益公交公司按照“统一经营，统一管理，以线路为核算单位进行统一利润分配”的模式进行运作。二、公益公交公司于2010年12月召开的《股东会决议》作出决议，持有公司股份90.4189%的与会股东一致决议选择政府出台的中巴车置换出租车方案，并同意向厦门市交通委员会提交《报告书》。在提交的报告书中，公益公交公司确认该公司名下自有公交车辆仅1辆，包括本案讼争中巴车辆在内的其余171辆车系挂靠在公益公交公司名下经营，该股东会决议及报告书属于公益公交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三、刘玉秋等人与公益公交公司间的挂靠经营合同关系合法有效。首先，现行法律法规并没有明文规定禁止运输车辆挂靠经营，且对于此类合同的效力亦没有明确的规定。其次，在挂靠经营期间，刘玉秋等人直接负责和管理车辆的运营，公益公交公司根据上述《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对挂靠车辆和驾驶员进行监督和管理，从而保障公交车辆的安全生产经营活动，故双方的挂靠经营关系并未损害国家或社会共同利益。最后，（2013）思民初字第967号民事判决书、（2014）厦民终字第664号民事判决书，（2014）闽民申字第1749号民事裁定书对骆奋平等26人主张公益公交公司支付524线路的各项补贴款的案件作出了判决，并认定：挂靠经营属于公交公司内部的一种经营管理形式，并未涉及行政许可的转让，更不会对乘客的人身安全造成影响，公益公交公司关于骆奋平等26人挂靠公益公交公司经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而无效的主张依据不充分。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包括本案513/519线路（合计34台车）在内的171台中巴车挂靠在公益公交公司名下运营，刘玉秋等人是513/519线路的实际车主，有权要求公益公交公司支付各项补偿款。
二、刘玉秋等人主张的诉讼请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杨燕煌曾担任公益公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后因公司内部股东发生纠纷并诉诸法院，经法院调解杨燕煌于2013年8月将公司公章交付陈福良，故对于其陈述的包括刘玉秋等人在内的车主有向公司主张发放款项的事实，予以确认。且根据刘玉秋等人申请法院向厦门市道路运输管理处调取的《授权委托书》载明，车主声明并授权将政府各项补贴暂留公司账户，待处理完线路驾驶员等劳动争议及支付补贴款赔偿金后，余款再行发放给中巴车主。从公益公交公司提交的法院划扣款等证据可以看出处理时间大约于2012年11月至2013年1月，本案刘玉秋等人于2014年11月28日提起诉讼，并未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故对公益公交公司该意见不予采纳，刘玉秋等人主张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诉讼时效。
三、刘玉秋等人主张的各项诉求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根据厦门市交通委员会、厦门市财政局关于发放公交车辆燃油补贴、空调费补贴、E通卡补贴等相关文件的规定，厦门市政府对公交车实行的燃油补贴、空调费补贴、E通卡补贴等，由公交企业按照规定补贴标准和要求向市运管处提出申请，经相关主管部门审核后将补贴金额划拨到公交企业。从一审法院调取的中巴车主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及公益公交公司提交的报告，可以确认公益公交公司已根据文件的要求，以刘玉秋等人为讼争中巴车辆补贴对象上报申请了补贴款，厦门市财政局亦根据公益公交公司的申请将补贴款实际划付到公益公交公司账户，故公益公交公司负有将该线路的政府补贴款及时发放给刘玉秋等人的义务。公益公交公司认为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闽02行终175号行政判决书已明确补贴款系发放给公益公交公司而非实际挂靠车主，并撤销了相关文件，刘玉秋等人的主张不应得到法院支持。一审法院认为，（2016）闽02行终175号行政判决书系撤销厦交综运[2015]71号及厦交综运[2015]73号文件，而非讼争文件，且判决书中载明“补助资金在发放给补助对象的上诉人公司后，其公司与挂靠车主之间如何分配补助资金，亦应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调整范畴”，即其仅对该文件的合理合法性进行审查，并未否认挂靠车主所应享有的民事权利，故对公益公交公司该意见不予采纳。
有关分配的款项应为公益公交公司收到的所有补贴款及各项收入扣除公益公交公司支出的成本，具体款项分析如下：
（一）各项收入（按全线路34台车计算，案涉车辆为31台）
1、燃油补贴款。刘玉秋等人主张该线路的实际运营天数为363天，根据《厦门市交通运输局关于民盟厦门市委信访事项办理情况的答复函》的记载，公益公交公司最后一条线路报停时间为2010年12月26日，参考刘玉秋等人提供的《2010年中巴企业因车辆报废或停运核减运营天数明细表》的内容，2010年该线路的实际运营时间按359天确定（截至2010年12月25日）。
每车燃油补贴款=实际运营天数359天×148.41元/天=53279.19元。
2、票改补贴款。票改补贴款=全年刷卡次数×0.05元，根据2010年的刷卡明细表（分别为513线路4384704次，519线路509次），全年共计4385213次，故票改补贴款=4385213次×0.05元=219260.65元，予以确认。每车票改补贴款为6448.84元（219260.65元/34台）。
3、老人卡补贴款。每车老人卡补贴款=实际运营天数359天×单车日补贴量11.85元=4254.15元。
4、空调补贴款。6-9月的刷卡次数以全年日平均刷卡次数乘以该期间的天数计算，为1490240次（4385213次/359天×122天）。因无具体的现金次数数据，故按刷卡次数确定现金次数。
空调补贴款=6-9月份空调刷卡补贴款+6-9月份空调现金补贴款=6-9月份刷卡次数×0.95元+6-9月份空调现金补贴=1490240次×0.95元+1490240元=2905968元。刘玉秋等人主张2748200元，未超过上述标准，予以确认，每车空调补贴款为80829.41元（2748200元/34台）。
5、车辆报废款。对此，刘玉秋等人提交了《增值税纳税人货物进仓单》及厦门市更新物资回收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拟证明报废车每台单价3000元。公益公交公司认为并未收取过讼争车辆的报废款。
一审法院认为，刘玉秋等人提交了的《证明》和《增值税纳税人货物进仓单》中体现的18台车辆已交由公益公交公司进行报废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其余车主的主张因未举证证明，不予确认。公益公交公司对该金额不予认可却未提交相应的证据反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故对刘玉秋等人主张的报废车辆每台30**元的事实，予以确认，案涉的17台车（扣除一部车牌号码不可识别的车）的车主可分别取得报废款3000元。
（二）各项支出
1、尾气罚款
公益公交公司提交一份尾气罚款明细，主张其为513/519线路缴纳尾气罚款15750元。刘玉秋等人认为该证据是公益公交公司单方制作形成的，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
一审法院分析认为，公益公交公司提交该明细表，没有经过执法部门或刘玉秋等人的确认，亦无其他证据佐证，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公益公交公司主张的该项支出，不予确认。
2、线路运营周转金
公益公交公司主张其代付了该线路的运营周转金276570.5元，但未提供证据佐证，对该项费用，不予确认。
3、线路补贴款
公益公交公司提供《2012年度专项审计报告》，主张钟丽宾、苏文财经手，预支线路补贴款1904000元。刘玉秋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公益公交公司主张的证明对象有异议。
一审法院分析认为，因刘玉秋等人对该报告的真实性无异议，予以确认。在案证据未体现钟丽宾与513/519线路的关系，其所领取的884000元费用也注明系后勤人员费用，故该费用应由公益公交公司名下全部车辆共同分担，每车分担5139.53元（884000元/172台）。根据刘玉秋等人提供的《报告书》，苏文财仅参与513/519线路的经营，故其经手领取的1020000元，可以作为该线路费用予以扣除，每车扣减30000元（1020000元/34台）。
4、广告费
公益公交公司提交了《进账单》、《收款收据》拟证明因车辆提前报废共损失广告费229000元，该费用应由160台车辆平均分摊。
一审法院认为，公益公交公司提交的《进账单》、《收款收据》仅体现公益公交公司支付给广告公司款项，但并未提交合同等其他证据证明该款项的性质，无法体现该款项与本案的关联性，故对公益公交公司该主张，不予支持。
5、贷款
公益公交公司提供《报销单》和《贷款扣息凭证》，主张其已支付新车贷款3253543元，平均每车104953元，案涉线路有新车26部，应承担2728778元。刘玉秋等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主张贷款均是车主预先支付给公司，再由公司向银行缴纳，刘玉秋等人亦向一审法院提交《收据》和《资金往来统一收款收据》以支持其主张。一审法院分析认为，刘玉秋等人和公益公交公司提供的证据可以相互印证，公益公交公司确实有缴纳部分车辆的贷款，但因在案证据未体现涉及的新车数量及车辆权利人，故本案中无法确定各原告所应承担的份额，关于该部分当事人可另行主张权利。
6、员工赔偿款、录用驾驶员补贴款、员工工资和员工医社保
公益公交公司主张其支付了513/519线路的员工赔偿款1972504元，但未提供证据，不予确认。
公益公交公司提供一份支票存根，该存根记载的金额为4500元，并注明系“付513、519线路录用补贴等”，一审法院分析认为，该款项已明确了用途，应列为线路的费用，由各车主分担，每车分担132.35元（4500元/34台）。
公益公交公司主张其垫付员工工资2524200元，未提供证据，不予采信。
公益公交公司提供厦门市电子缴税回单，主张其每月支付员工医社保116889.75元，并要求扣除10个月的费用。刘玉秋等人对证据的真实性表示无法确认，并认为该费用未列明具体的线路。一审法院分析认为，公益公交公司发生该费用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未体现具体人员信息，应由全部172辆车共同负担；且该证据未体现完整的缴费情况，故每月费用按平均值计算=（106107.2元＋116889.75元）/2=111498.48元，每车分担6482.47元（111498.48元/172台×10个月）。
7、燃油款
公益公交公司提供一份手写的513/519线路燃油款明细以及一份2010年7月14日的柴油发票（金额为97700元），主张其代付的燃油款3325095元。刘玉秋等人对发票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手写明细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一审法院分析认为，公益公交公司提供的手写明细，没有具体的费用支出凭证、没有经办人员的签名，也未经挂靠车主的确认，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但柴油发票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费用未载明具体的车号，故费用由172台车共同分担，每车分担568.02元（97700元/172台）。
8、车辆保险费
公益公交公司主张其代支付了513/519线路的车辆保险费233805.55元，但未提供证据，对其主张的该事实，不予支持。
9、管理费
公益公交公司主张按同安小客车每月每辆收取1000元标准收取管理费，计费期间为70个月（从2005年3月-2010年12月份）。一审法院分析认为，根据厦门市交通运输局作出的厦交函【2012】35号《厦门市交通运输局关于民盟厦门市委信访事项办理情况的答复函》可知，挂靠车主每月每车均须向公司缴交管理费500元、向线路经营者缴交线路管理费850元，共计1350元/月•辆。因此，挂靠车辆应每月向公司缴交的管理费金额为500元，刘玉秋等人未举证证明其已缴纳该费用，应予抵扣，每车扣减金额为35000元（500元×70个月）。
10、其他款项（置换补偿款、律师费）
公益公交公司提出按岛外挂靠车辆置换出租车后，每台车补偿给挂靠公司10万元的标准计算，案涉的线路公益公交公司可得补偿款340万元（10万元×34台=340万元），并主张律师100000元，但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佐证，且刘玉秋等人对
此不予认可，故不予采纳。
综上，刘玉秋等人每车可主张分配的款项为：燃油补贴款53279.19元＋票改补贴款6448.84元＋老人卡补贴款4254.15元＋空调补贴款80829.41元=144811.59元（不包含车辆报废款）。刘玉秋等人应分担该线路的相关费用=线路补贴款（钟丽宾）5139.53元＋线路补贴款（苏文财）30000元＋录用驾驶员补贴款132.35元＋员工医社保6482.47元＋燃油款568.02元＋管理费35000元=77322.37元。各车可获得的款项=144811.59元－77322.37元=67489.22元，各车主可获得的款项应按车辆数量进行计算。刘玉秋等人的诉讼请求，部分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部分支持。公益公交公司的答辩意见，予以部分采纳。车辆报废款因刘玉秋等人提供的证据不同而有所差别，未提供证据的当事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刘玉秋、钟志东、贾好明、李新迎、范付来、卢国立、钟永祥主张的诉前保全费5000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予以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公益公交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分别支付给刘玉秋、钟志东、贾好明、李新迎、范付来、卢国立、钟永祥、张志发、陈建福、骆奋平、陈成进、苏文财、林亚生、钟亦坚、钟秀珍、陈金满、欧阳浩武、杜围坚、付水龙、钟仁概、宋法意、陈玉珍、熊小亮、钟景狮、孔胜华、金晓强、吴志明、沈红庆车辆补贴款；二、公益公交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刘玉秋、钟志东、贾好明、李新迎、范付来、卢国立、钟永祥诉前保全费5000元；三、驳回刘玉秋、钟志东、贾好明、李新迎、范付来、卢国立、钟永祥、张志发、陈建福、骆奋平、陈成进、苏文财、林亚生、钟亦坚、钟秀珍、陈金满、欧阳浩武、杜围坚、付水龙、钟仁概、宋法意、陈玉珍、熊小亮、钟景狮、孔胜华、金晓强、吴志明、沈红庆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二审期间，除公益公交公司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公益公交公司成立后该167辆中巴车均过户至公益公交公司名下，又另有岛外的4辆中巴车车主将车辆过户至公益公交公司名下”“厦门市交通运输局作出厦交函【2012】35号答复函”“每标台公交车辆的燃油标准为每天148.41元”有异议，认为这些车辆是报废后公益公交公司购置新的车辆而非过户、厦门市交通运输局答复函第1、2点内容为虚假陈述、每台车辆的燃油标准不是由交通局认定而应根据公益公交公司燃油消耗量、加油、支出成本的实际情况认定外，各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审理认定其它的事实没有异议，本院对各方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中公益公交公司提供以下证据：1、行政机关制作的《2010年中巴企业空调费补贴表》，用于证明车辆所有权归属与补贴资金的归属没有因果关系，按照谁支出、谁受益的原则处理；2、驾驶员劳动争议纠纷（2012）厦民终字第940、1213号民事判决书，用于证明驾驶员工资是公益公交公司支付，刘玉秋等人所谓支出运营费用是凭空陈述，与事实不符；3、排班、点钞、财务等后勤管理人员工资纠纷（2012）厦民终字第962.963号民事判决书P1-2，用于证明排班、点钞、财务等后勤管理人员工资由公益公交公司支付；4、公益公交公司支出的2010年1-9月燃油成本票据，用于证明公益公交公司支出的2010年1-9月燃油成本费用合计19883348.36元，按照公平角度处理由172辆车公摊每台1156**元。
刘玉秋等人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一、对证据1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对象不予确认，补贴表已经清楚显示包括公益公交公司在内的公交运输公司获得政府空调补贴的金额，也证实了公益公交公司确有收到该笔补贴；二、对证据2、3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明对象不予确认，该判决书只是显示出驾驶员等人员工资是先由公益公交公司支付，但公益公交公司在支付后把这个作为成本分摊要求挂靠车主即刘玉秋等人承担；三、证据4发票系当庭提交数量巨大，对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明对象不予确认，公益公交公司提交的这个金额与其一审提交的自相矛盾，且未区分线路将所有的燃油票据都提交进来，意图分摊所谓的燃油采购成本。本案的线路支出是每月结算一次，即包括燃油费在内的成本已经按月结清，不存在又有燃油费未结的问题。
本院认证如下：刘玉秋等人对公益公交公司提交的证据1、2、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公益公交公司提交的证据4系票据原件，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上述证据并不能否定刘玉秋等实际车主与公益公交公司之间存在挂靠经营关系的事实，也不能证明所有营运成本由公益公交公司最终承担的事实，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证明对象不予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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