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嘉民二(商)再初字第2号
原审原告张林发。
委托代理人吴斌，上海志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上海元水电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钱元佑，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张秀华，上海市凌云永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钱元佑。
委托代理人张秀华，上海市凌云永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钱琍琍。
委托代理人吴骏，上海市凌云永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施煜，上海市凌云永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原告张林发与原审被告上海元水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水公司）、原审被告钱元佑、原审被告钱琍琍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2年11月16日作出（2012）嘉民二（商）初字第144号民事判决。因元水公司、钱元佑、钱琍琍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3月26日作出（2013）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5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已经生效。因元水公司、钱元佑、钱琍琍申请再审，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15日作出（2013）沪高民二（商）申字第316号民事裁定，中止原判决执行，指令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再审。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3月26日作出（2013）沪二中民四（商）再终字第10号民事裁定，撤销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3）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5号民事判决及本院（2012）嘉民二（商）初字第144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于2014年4月29日立案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审理中，原审原告张林发申请撤回对原审被告钱元佑、钱琍琍的起诉，并申请追加钱元佑、钱琍琍为本案第三人。本院经审查，于2014年6月20日准予原审原告的撤诉申请，并于同日依法追加钱元佑、钱琍琍为本案第三人。本院于2015年4月28日、5月15日和6月12日三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三次庭审，原审原告张林发之委托代理人吴斌、原审被告元水公司之法定代表人即第三人钱元佑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张秀华均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审原告张林发参加了第一、第二次庭审，第三人钱琍琍之委托代理人吴骏及钱琍琍分别参加了第一、第三次庭审，第三人钱琍琍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第二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1年11月23日，张林发诉至本院称，2002年11月，张林发与钱元佑及案外人曹某某、江某某四人为建设厂房，约定共同投资设立元水公司，四人各占25%股权。但在设立公司时，将工商登记的股东列为钱元佑、钱琍琍。2005年6月2日，元水公司的工厂完成竣工验收，厂房决算价人民币3,100余万元（以下币种同），原告投资了1,024.33万元。2007年9月26日，张林发、钱元佑及案外人曹某某、江某某召开股东会议，写明股东人数并形成决议，同意将厂房出售转让并办理相应的产权证升级手续。元水公司实际股东为张林发、曹某某、江某某及钱元佑四人，工商登记的股东情况及股权比例与实际不符，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确认张林发享有元水公司25%股权，由元水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将钱琍琍名下25%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原告名下。
元水公司、钱元佑、钱琍琍辩称，张林发诉称与事实不符，钱元佑从未和张林发及曹某某、江某某共同出资设立元水公司。元水公司成立于2003年2月19日，如果张林发等人出资，应该是在设立之前出资，且没有书面协议表明共同投资的意思。厂房是元水公司独立完成的，与张林发等人无关。张林发既未认缴出资，并经过验资机构出具验资证明，也未受让股权。张林发提供的股东会决议不具有合法性，决议上签字的四人中有三人不是公司股东，真正的股东钱琍琍不在场也没有签字，决议的内容涉及厂房租售、产权证问题，都不是股东会职权范围。曹某某等人是为了催讨借款才起草了这份股东会决议，钱元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字，不能由此认为在不合法的股东会决议上签字的人就是公司的股东。厂房发包给某建筑公司建设，厂房建设质量不好，元水公司共支付工程款2,322万元，不认可同城会计师事务所的决算报告，更不同意张林发所谓的804.33万元工程款转为投资款的说法。综上，张林发要求享有25%股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其诉讼请求。
原一审经审理查明，元水公司于2003年2月19日经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嘉定分局核准设立，注册资本800万元，登记股东为钱元佑（认缴出资560万元，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钱琍琍（认缴出资240万元，任公司监事）。验资报告及验资账户资金走向表明，钱元佑、钱琍琍的投资款均于2003年2月17日以银行本票的形式汇入账号为××××××的元水公司验资账户，其中钱琍琍投资的240万元系某某农工商联合社出票。2003年2月26日，560万元、240万元两笔验资款均转入账号为××××××的元水公司一般账户，同日又从该一般账户汇入某某农工商联合社150万元。2003年3月25日元水公司汇入上海某甲电器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甲公司）424,952元，4月28日又汇入某甲公司600万元。元水公司成立前，经案外人曹某某介绍，由曹某某、钱元佑出面并以某甲公司名义与上海某某工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土地使用协议书，协议列甲方为上海某某工业发展有限公司，乙方为“某甲公司（曹某某）”，落款由曹某某、钱元佑签名、某甲公司盖章。协议明确甲方提供给乙方土地100亩供乙方使用50年，土地使用费总价为600万元。元水公司成立后，即在上述土地上建造厂房，相关建房申请以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房地产权证等均以元水公司申请办理，申请建设的工程面积为38,516平方米，合同价格为2,509.48万元。工程竣工档案编制及报送合同反映，工程建筑面积为38,468平方米，总投资2,300万元，开工日期2004年2月，工程竣工规划验收日期为2004年12月。工程施工（竣工）安全评估表反映竣工日期为2005年3月18日。2003年11月14日，元水公司向上海市嘉定区某某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2,900万元，经曹某某介绍，由上海某乙工程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于2004年10月8日为元水公司的上述贷款合同提供担保。2006年11月28日，钱元佑向曹某某借款20万元并出具收条，言明收到曹某某现金20万元，06年3月收70万元，二次共计90万元。2007年8月29日，元水公司向曹某某出具借条1份，言明：今借曹某某人民币1,900万元，按年利率10%，到期一并归还。借条落款由钱元佑、曹某某、江某某、张林发作为借款人共同署名。原一审另查明，案外人上海某丙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丙公司）于2002年11月26日汇入某甲公司800万元，2003年1月6日汇入上海某丁大酒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丁公司）700万元。某丙公司系曹某某与江某某两人设立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曹某某；某甲公司、某丁公司均系钱元佑与钱琍琍设立的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为钱莉莉/钱俐俐），注册资本均为50万元，法定代表人均为钱元佑。上述两笔合计1,500万元，由某甲公司于2003年4月30日归还500万元，由元水公司于2003年11月18日归还10,726,880元（其中726,880元为利息）。元水公司成立后，除建造厂房外，未进行其他经营活动。2007年9月26日，元水公司召开股东会，明确出席股东4人，实到股东4人，即曹某某、江某某、张林发、钱元佑，会议为进一步明确元水公司在上海市嘉定区××路××号（某某工业开发区）的38,698.49平方米建筑面积厂房的有关转让事项形成决议如下：一、同意厂房出售转让，在2008年3月份前不再考虑出租事项；二、各位股东原先所洽谈的厂房出租事项全部停止，如果个别股东已与承租方签订的在2007年12月底之前需生效的预约租赁协议，必须迅速通知对方协议不能生效；三、在年底前完成房地产权证的升级工作（红证换绿证）。曹某某、钱元佑、江某某、张林发均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名，元水公司在决议上盖章。同年10月12日，元水公司取得新房产证，使用权来源载明为划拨。之后钱元佑未履行上述股东会决议，而是将元水公司厂房出租。张林发等人与钱元佑交涉，但钱元佑断绝与张林发等人的联系，为此涉讼。同时曹某某、江某某各自起诉元水公司、钱元佑、钱琍琍，均主张享有元水公司25%的股权。
本院原一审认为，1、在确认股东身份的相关依据中，常见证据有出资证据、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资料。其中工商登记材料系对抗性证据，对外具有公示性和对抗性。公司内部置备的股东名册是效力性证据，对公司内部关系来说，是确定股东与公司关系的重要证据。而出资依据则是股东据以证明股东身份并可向公司主张相关权利的源泉证据。在各种证据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出资证据的效力相对高于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资料。元水公司登记股东为钱元佑、钱琍琍，在存在股权争议的情况下，股东应当就其已认缴或实缴股份承担举证责任。根据本院经张林发申请调查的元水公司设立时验资账户的资金流向，可以看出钱琍琍的投资款240万元系由案外人某某农工商联合社支付，数日后注册资本800万元转入元水公司一般账户，并从一般账户汇付某某农工商联合社150万元，其余验资款于二个月内分两次共计向某甲公司汇付642万余元，在元水公司、钱元佑、钱琍琍未就元水公司向某某农工商联合社、某甲公司汇付相关款项属于正当交易的情况下，本院可以认定元水公司的行为构成抽逃注册资金，应当认定钱元佑、钱琍琍于公司设立时均未出资。钱元佑、钱琍琍只有在补足出资的情况下，才可确认实际持有工商登记的股权份额。由于两人对此未能充分举证，本院对两人以验资报告作为依据并主张已履行出资义务的辩称意见，不予采纳。2、鉴于钱元佑、钱琍琍在公司设立时均未出资，也无证据表明两人在公司设立后是否补足出资，判断两人是否为元水公司真实股东，可从两人是否对元水公司履行股东权利义务来判断。由于公司除建设房产外，未正式开始经营，围绕房产投资、建设、使用等问题，张林发提供了大量证据证明张林发及曹某某、江某某参与前期购地、融资建设，特别是2007年9月26日的股东会决议，证实元水公司的实际股东并非工商登记的钱元佑与钱琍琍两人，而是曹某某、钱元佑、张林发、江某某四人，无论从公司内部认可还是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均可认定张林发是元水公司的实际股东。2007年8月29日向曹某某借款1,900万元的借条由张林发、钱元佑、曹某某、江某某四人作为共同的借款人落款签字，也正是为了将曹某某对公司的借款与其出资作区分。四人共同签名亦表明公司实际股东即为张林发、钱元佑、曹某某、江某某四人。由于张林发、钱元佑、曹某某、江某某未约定各自投资比例，可以比照合伙认定四人各按25%享有公司股权。根据公司法规定，公司应当将张林发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相关的股权变更情况应根据同时涉讼的三个案件综合考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一、二款之规定，判决：一、确认张林发享有元水公司25%股权；二、元水公司应当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就张林发的25%股权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变更登记，将钱琍琍持有的元水公司25%股权变更登记至张林发名下，钱琍琍应予配合。原一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元水公司、钱琍琍负担。
元水公司、钱元佑、钱琍琍不服原一审判决，共同提起上诉称：一、原一审中张林发先后7次提供近50份证据，其中绝大多数与本案无关。元水公司、钱元佑、钱琍琍提供数十份证据，能够证明张林发的主张不成立，但原一审法院未作任何评判，却对无证据的事实予以认定，缺乏法律依据。二、原一审法院既未查明张林发何时通过何种方式投入何种数额的注册资本，也未查明张林发与钱元佑、钱琍琍何时、何地达成何种投资协议或代持股协议，更未查明约定张林发享有多少份额的股权。张林发提供的所谓2007年9月26日的“股东会决议”系孤证，且既无真实股东钱琍琍的认可，又无张林发出资数额及占有股权比例的记载，不具有股东会决议之效力。向曹某某借款1,900万元与张林发所谓出资无任何关系。三、钱元佑、钱琍琍的出资系本人名字的银行本票，并经依法验资无误。原一审法院在未查明某甲公司、某丁公司、钱元佑、钱琍琍与元水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的情况下，武断地认定元水公司构成抽逃注册资金缺乏依据，抽逃出资也不等于未出资，何况钱元佑、钱琍琍在几年间实际向元水公司投入了2,600余万元。四、原一审法院认定张林发与钱元佑、江某某、曹某某并未约定各自投资比例，却比照合伙认定四人各按25%享有公司股权，缺乏法律依据，系适用法律的严重错误。五、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22条规定，股权确认纠纷的当事人应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有争议的人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张林发一审主张钱琍琍名下股权归其所有，应将钱琍琍列为第三人，而非被告，故一审存在适用法律错误。且本案与江某某、曹某某各自起诉的案件诉的要素一致，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应为必要的共同诉讼合并审理，三案分别判决导致可能存在执行上的混乱。综上，上诉请求：撤销原一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张林发的原一审诉讼请求。
张林发答辩称：原一审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针对对方认为原一审对本案证据未作评判，判决缺乏依据一节，原一审法院认定已经写得很明确。2002年11月20日由曹某某出面以某甲公司名义取得土地。因钱元佑是曹某某公司的供应商并设立了某甲公司，且与曹某某关系不错，故约定由曹某某起头，同时曹某某指定江某某、张林发参加，每人25%股份。前述协议签订后，某丙公司即分别汇入某甲公司800万元、某丁公司700万元。2003年2月钱元佑负责操作成立了元水公司，同年4月某甲公司归还了500万元，11月元水公司归还了1,000万元及利息。二、针对钱元佑、钱琍琍抽逃注册资金一节，原一审法院已经对元水公司注册成立时2003年2月的两笔资金，验资后的流转进行了质证，均可反映是抽逃资金。三、关于认定各25%的股权一节。曹某某、江某某、张林发、钱元佑曾口头协议，按短期土地投资运作资金，整个过程亦可证明此观点。经钱元佑认可，对于元水公司，曹某某投入了1,200余万元，江某某投入了578万余元。张林发则是投入了200万元资金，另挂靠上海某某建筑装潢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建筑公司)垫资承包元水公司的厂房建造工程，工程总价为3,100万元左右,元水公司仅支付了2,300万元左右，尚欠800余万元工程款未付，因张林发是投资人，故将工程款转为其投资款。而钱元佑作为出资人，却未见其出资，其在上诉状中称某甲公司、某丁公司投入元水公司1,900万元，即使有此事实，其中的1,500万元也是向某丙公司借的。张林发向原一审法院提供的证据从公司设立前行为，到公司设立、运作，再到最后决议，有直接及间接证据，已形成完整证据链。请求二审法院分析证据，综合运用，做出公正裁决，维持原判。
原二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一审查明事实属实，原二审予以确认。另查明：2006年8月29日、2006年8月30日张林发分别通过上海市某某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市政公司）及某某建筑公司解入元水公司100万元、100万元。
原二审审理过程中，张林发认为，上述两笔款项系其对元水公司的投资款，此外其挂靠某某建筑公司垫资承包建设元水公司的厂房，工程总额为3,100万元左右，元水公司仅支付了2,300万元左右，尚有800余万元工程欠款未收取也是其对元水公司的投资。元水公司、钱元佑、钱琍琍确认元水公司收到200万元，支票上注明是“货款”，实际是因工程项目存在质量问题所收取的赔偿款，不确认张林发所称的工程欠款，并认为张林发对元水公司无投资。
原二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张林发的股东资格问题。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双方主要的争议焦点为张林发认为其对元水公司实际投资，且有股东会决议为证，其是元水公司的股东；元水公司、钱元佑、钱琍琍则认为张林发对元水公司并无投资，不存在工程欠款，200万元系因工程存在质量问题由元水公司收取的赔偿款，股东会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张林发不是元水公司的股东。对此，原二审法院作如下阐断。1、关于元水公司、钱元佑、钱琍琍所称200万元系赔偿款的主张。首先，并无任何证据证明张林发或某某建筑公司曾承诺支付赔偿款；其次，付款凭证上也未记载有赔款内容；再次，其中的100万元并非某某建筑公司支付。故元水公司、钱元佑、钱琍琍关于赔偿款的主张依据不足，不予采信。2、从元水公司的注册资金分析。虽验资报告反映元水公司的注册资金由钱元佑、钱琍琍投入，但从庭审过程看，钱琍琍对其如何支付验资款无法合理地说明，对于验资后150万元为何当即又回到某某农工商联合社的问题元水公司、钱元佑、钱琍琍也无法合理解释。而从涉案的资金走向看，2002年11月20日，曹某某、钱元佑、某甲公司共同签署了土地使用协议书后，由曹某某与江某某共同设立的某丙公司即于同年11月26日向某甲公司汇入800万元、2003年1月汇入某丁公司700万元。2003年2月元水公司设立并进行了验资，随即验资款中的150万元回到某某农工商联合社，同年4月28日元水公司汇入某甲公司600万元，4月30日某甲公司即归还某丙公司500万元，11月18日由元水公司归还了某丙公司1,000万元并支付利息。根据以上款项的汇付经过，结合元水公司、钱元佑、钱琍琍未能就元水公司向某某农工商联合社、某甲公司汇付相关款项属于正当交易的情况分析，不能排除元水公司的注册资金来源于某丙公司的1,500万元借款的可能性，故难以认定元水公司设立时的注册资金系完全由钱元佑、钱琍琍本人实际出资，且未抽逃。3、从元水公司的实际经营过程分析。现登记于元水公司名下的土地来源于2002年11月20日曹某某、钱元佑签字，某甲公司盖章的土地使用协议书，随即某丙公司提供了1,500万元资金，2003年元水公司开始办理在上述土地上建造厂房的相关手续，之后曹某某介绍相关公司为元水公司向银行贷款2,900万元提供了担保，原二审法院庭审中元水公司、钱元佑、钱琍琍确认元水公司的厂房是张林发的队伍建造，2005年工程竣工，2006年8月张林发向元水公司付款200万元，2007年8月元水公司向曹某某借款1,900万元的借条由曹某某、江某某、张林发、钱元佑共同作为借款人签字，2007年9月26日上述四人又共同签署了元水公司股东会决议。由上述过程可见，元水公司无论是土地、资金的取得、厂房建设、决定厂房转让事宜等均与曹某某、江某某、张林发、钱元佑有关，在无任何证据证明2007年9月26日股东会决议是因元水公司无力偿还借款、协商债转股，钱元佑遭曹某某、江某某、张林发胁迫而不得已签署的情况下，该股东会应认定为反映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而2007年8月29日1,900万元的借条同样由曹某某、江某某、钱元佑、张林发四人签字的行为，也从另一方面表明上述股东会决议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至此，无论从公司内部认可还是实际履行出资义务的角度，均足以认定张林发是元水公司的实际股东。二、关于张林发的股权比例问题。由于曹某某、钱元佑、江某某、张林发未约定各自投资比例，而前述四人实际投入元水公司的资金又各不相同。原一审中，张林发已请求对元水公司的财务进行审计以确定元水公司的运作资金来源、各人出资情况，但元水公司、钱元佑、钱琍琍以所有涉案款项已查清，无须审计为由坚决不同意审计，以致法院无法确定各人的实际出资情况。在此情形下，原一审法院比照合伙认定四人各按25%享有公司股权并无明显不当。当然需要强调的是，基于法院确认曹某某、钱元佑、江某某、张林发各持有元水公司25%股份，则对应元水公司800万元的注册资金，上述各人向元水公司支付的资金中，每人应将其中200万元作为注册资金留存于元水公司中不得抽逃，余款则应按会计准则的要求依法记载于公司账册。三、关于本案的程序问题。由于曹某某、江某某、张林发系同时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诉请包括要求元水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该变更登记因需钱元佑、钱琍琍协助，故原一审将两人列为被告并无明显不当，也未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原一审庭审笔录已反映上述三案系合并审理，虽分别出具判决书，但判决书中已对另两案有所涉及，并不致引发冲突。据此，原一审程序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原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亦无不当，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元水公司、钱元佑、钱琍琍共同负担。
在本院再审中，原审原告张林发诉称：坚持原一审的诉讼请求即：1、请求确认原审原告张林发占有元水公司25%的股权，折合人民币200万元（以注册资本金800万元计）；2、请求办理相应的股权工商变更手续，即将第三人钱琍琍名下25%的股权变更为张林发。因张林发通过某某市政公司和某某建筑公司代为支付的方式实际出资200万元，张林发系元水公司厂房实际承包人，经审价建造厂房工程款为3，000多万元，实际收取2，000万元左右，差额部分约1，000万元左右系由张林发垫付的。张林发曾提出要收取差额部分工程款，因曹某某是项目牵头人，劝说张林发等厂房竣工再结算，但竣工后差额部分工程款并未收取，故该款项是投资款。200万元出资款加上1，000万元左右工程款差额，合计数额已经超过原审主张的1，024.33万元，现仍按照原审主张1，024.33万元投资款，其余诉称意见与原审相同。
原审被告元水公司辩称：江某某、曹某某、张林发与两第三人钱元佑、钱琍琍之间从来没有设立元水公司成为股东的协议存在，元水公司完全由两第三人设立，元水公司设立之初股东就是两第三人。因曹某某跟某某政府比较熟，所以当时由他代表某甲公司签订土地使用权协议，相关土地使用权在两第三人设立元水公司后，权利义务就转给元水公司了。尽管厂房土地使用权是曹某某牵头签订的，但并不代表江某某、曹某某、张林发就成为了股东，所涉及的资金都是两第三人向他们的借款。张林发诉称通过两家公司转账投入出资款200万元，本公司不予认可，该款系因厂房建造后就出现工程延期及质量问题所作出的赔偿款。对于张林发诉称的工程款造价3，000多万元不予确认，不存在差额部分工程款。张林发挂靠某某建筑公司承建了元水公司厂房，工程施工合同是工程价款为2，500万元的闭口合同，竣工后并没有进行结算。本公司已经支付3，000多万元工程款，远远超过了实际工程款的数额。张林发诉称差额部分工程款作为投资款仅是其单方意思表示，本公司也不予认可。因此，原审原告的诉请无事实法律依据，不同意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钱元佑述称：本人的意见同原审被告一致，不同意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钱琍琍述称：本人的意见同原审被告、钱元佑一致，不同意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再审查明：原一审、原二审查明的事实属实，再审予以确认。
再审还查明：元水公司登记设立时，两第三人钱元佑、钱琍琍各自认缴的出资额560万元、240万元（分别占元水公司注册资本的70%和30%），系由两人分别出资，且均出资到位。江某某、曹某某、张林发三人与两第三人钱元佑、钱琍琍之间从未曾作为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签订过隐名投资协议。
再审另查明：自登记元水公司设立至今，公司的两股东中只有钱元佑一人参与公司经营管理，自2008年起，元水公司开始对外出租厂房至今，除此之外，无其他经营活动。钱琍琍不直接参与元水公司的经营管理，其对于2007年9月26日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一事原并不知情，后得知此事，也未曾表示过认可。截止目前，元水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仍为钱元佑、钱琍琍。
再审中，本院对江某某、曹某某、张林发分别诉元水公司、钱元佑、钱琍琍三案依法进行了合并审理，根据江某某、曹某某、张林发与元水公司、钱元佑、钱琍琍各方的申请，本院通过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委托上海宏大东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元水公司自成立起至2007年9月26日（签署股东会决议之日）期间的财务情况以及江某某、曹某某、张林发、钱元佑、钱琍琍在此期间的出资金额及相关情况和钱元佑、钱琍琍在元水公司设立及经营过程中的投入情况，包括元水公司成立时注册资金投入情况、元水公司成立后至2007年9月26日（签署股东会决议之日）止的经营期间的投资情况以及经营过程中投资人是否存在抽逃注册资金的情况以及抽逃资金数额和至今有无补足资金的情况等进行司法审计。2015年3月30日，上海宏大东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沪宏会师报字（2014）第HZJ0001号《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如下：（一）元水公司自成立起至2007年9月26日的财务情况：因元水公司未能提供该公司自成立起至2007年9月26日（签署股东会决议之日）期间的公司财务报表、银行账册、现金账册、各种原始凭证及单据等相关财务资料，本次司法鉴定无法从财务方面全面、正确、完整地反映该公司的经营状况，只能根据嘉定法院提供的元水公司使用的三个银行账户的“银行对账单”复印件、“银行凭证”复印件及当事人江某某、张林发、曹某某、钱元佑提供的“银行凭证”复印件及相关资料，部分地反映该公司的银行资金往来情况与余额和企业资产情况。1、货币资金—银行资金：在银行资金往来中，反映元水公司经营状况为：2003年2月至2007年9月间（注：其中2003年5月至8月为账户断层期），总计入账金额204,825,171.37元，出账金额204,742,902.08元，银行余额82,269.29元。2、无形资产（土地）与固定资产（厂房）：截止2007年9月26日（签署股东会决议之日），元水公司拥有无形资产（集体土地），面积61,070平方米、拥有固定资产（厂房），建筑面积为38,698.49平方米。（二）投资者及投资金额：元水公司自2003年2月19日成立至2007年9月26日（签署股东会决议之日）止共有5位自然人向元水公司投资，投资金额共计32,464,000元，其投资资金全部到位。其中：1、在元水公司成立初期，由自然人钱元佑投资560万元（验资报告记载）、自然人钱琍琍投资240万元（验资报告记载），共计800万元。2、在元水公司经营期间，由自然人江某某投资632，000元（银行凭证记载）、自然人张林发投资200万元（企业证明）、自然人曹某某投资21，832，000元（银行凭证记载），共计投资24,464，000元。（三）江某某、曹某某、钱元佑、钱琍琍其他资金划入情况：1、江某某其他资金划入情况：在元水公司2005年12月至2007年7月的经营过程中，江某某向元水公司共划入现金515万元，除20万元注明为“借款”外，其余495万元未注明款项划入用途。2、曹某某其他资金划入情况：在元水公司2005年12月至2007年3月的经营过程中，曹某某向元水公司划入现金440万元，除350万元注明为“借款”外，其余90万元未注明款项划入的用途。3、钱元佑、钱琍琍在公司经营过程中的其他资金划入情况：1）钱元佑、钱琍琍在公司经营过程中共同资金划入情况：在元水公司2003年9月至2007年9月的经营过程中，钱元佑与钱琍琍从共同合资的某甲公司和某丁公司向元水公司共划入资金17,426,478元。同时，在嘉定法院提供的元水公司的“银行对账单”复印件中，也记载了元水公司从2003年3月至2007年9月间，支付给某甲公司、某丁公司资金共计21，519，952元。2）钱元佑在公司经营过程中的个人资金划入情况：在元水公司2004年1月至2007年4月的经营过程中，钱元佑先后从他个人在3家证券公司的账户中向元水公司划入资金1，890万元，另有95，000元从某甲证券公司四平路营业部向元水公司划入（钱元佑认为系其个人划入，无法提供相关“银行凭证”），上述合计划入资金1，899.5万元。同时，在嘉定法院提供的元水公司的“银行对账单”复印件中，也有元水公司在2004年1月30日支付给某乙证券公司上海河南南路营业部资金500万元的记载，其支付用途不明。同时针对委托鉴定事项，上述《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还就有关事项作了如下相关说明：（一）关于元水公司成立后，在经营过程中投资人是否存在抽逃注册资金的情况以及抽逃资金数额和至今有无补足资金的情况：5位自然人对元水公司投入的32，464，000元投资款，都是用现金（本票）投入的。因在司法鉴定过程中，元水公司未能提供该公司的财务报表、银行账册、现金账册、各种原始凭证等相关财务资料供查证，鉴定人员仅从嘉定法院提供的元水公司开设在上海市嘉定区某某农村信用合作社、上海农村商业银行某某支行的“银行对账单”复印件中查阅，在元水公司成立后，以及在经营过程中，未见有将投资款按投资额直接回到5位自然人手中的“抽逃投资款”现象，但是在审查自然人钱琍琍投资元水公司的相关银行凭证中，发现钱琍琍的注册投资款走向异常，从银行资金的异常走向分析，虽然不能确认钱琍琍有直接抽逃注册资金的行为，但也不排除钱琍琍有变相抽逃注册资金的可能性，因为没有资料反映钱琍琍还有其他资金划入元水公司的记载。（二）关于张林发投资款的确认：根据张林发提供的2张“银行凭证”复印件记载：某某市政公司于2006年8月29日以银行支票解款100万元、某某建筑公司于2006年8月30日以银行支票解款100万元，共计200万元，解款到元水公司开设在上海农村商业银行某某支行的××××××账户上。某某市政公司和某某建筑公司分别出具书面证明：其解款用途为张林发向元水公司的投资款。因“银行凭证”中的解款用途未能注明此款为“投资款”而是由解款单位出具书面证明为张林发的“投资款”。因此，能否确认200万元为张林发向元水公司的“投资款”，请法庭裁定。（三）关于曹某某投资款的确认：根据钱元佑提供的“借条”并解释：在2007年8月29日，由张林发、钱元佑、曹某某、江某某四人作为借款人共同签字，向曹某某个人借款1，900万元，按年利率10%付息，到期时一并归还，所以曹某某于2007年8月31日注入元水公司的1，913.2万元，应该是“借款”，并不是“投资款”，要求在本《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中加以说明。因此，能否确认1，913.2万元为曹某某向元水公司的“投资款”请法庭裁定。（四）关于元水公司支付某某建筑公司的费用问题：在嘉定法院提供的元水公司开设在上海农村商业银行某某支行“银行对账单”复印件中，有元水公司支付某某建筑公司31，357，640元的记载，根据张林发叙述和提供2份“情况说明”与相关财务凭证反映：其中有4笔费用并不是元水公司支付给某某建筑公司的费用，而是代为支付其他费用的资金，具体情况如下：1、元水公司于2003年11月17日支付某某建筑公司34，560元、23,080元，分别系元水公司归还某某建筑公司在为元水公司建造厂房时所垫付的“人防费”和“绿化保证金”；于2003年11月28日预付某某建筑公司30万元作为代付元水公司建造厂房时所需支付的相关费用：如质监费、保险费、测量费等，某某建筑公司于2003年12月至2005年6月为元水公司建造厂房所代付各种费用共计435，389.60元。2、元水公司于2004年4月20日支付某某建筑公司1，200万元工程款，实际是苏州某戊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戊公司）通过某某建筑公司向元水公司的代借款，某某建筑公司同日将1，200万元以银行汇票方式汇至某戊公司账户上，而某戊公司于2004年4月26日又以汇票方式将1，200万元汇至某甲公司账户上。当事人张林发要求将上述4笔费用，从元水公司支付某某建筑公司费用中扣除。针对上述4笔款项的性质，司法鉴定无法查证，请法庭裁定。
经对《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以下简称审计报告）质证，原审原告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1、对审计报告只认定江某某投资款63.2万元有异议，此63.2万元外的款项未注明用途或注明为借款，系因转账过程中银行工作人员代为填写和其法律意识不强所致，实际投资款应为578.2万元；2、对审计报告就某某市政公司和某某建筑公司为张林发代付200万元要求法院裁定是否为投资款有异议，认为应作为投资款；3、对审计报告就曹某某的投资款2，183.2万元中1，913.2万元要求由法院裁定是否为投资款有异议，对审计单位完全按照转帐凭证和解款单中载明的事项认定有异议，认为曹某某投入共2，713.2万元，其中投资款813.2万元，借款1，900万元；4、对审计报告中表述钱琍琍注册资金走向异常有异议，认为已足以认定钱琍琍所有的钱款都已经转走，构成抽逃注册资金，但审计报告却未给出抽逃资金的结论性意见。根据审计报告，钱元佑和钱琍琍均存在抽逃出资，800万元注册资本短期内抽逃了。原审被告元水公司、第三人钱元佑及钱琍琍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审计报告对元水公司涉案帐目进行了清理，弥补了其无法提供完整帐目的缺陷，但对此报告有如下异议：1、审计报告将江某某、曹某某、张林发的资金分类为投资款和其他资金有悖事实，是不合适的，应由法院判断；2、元水公司支付给某某建筑公司的1，200万元写明是工程款，但审计报告未作出结论性意见，却要求法庭裁定，故意扩大查账范围，把工程款事实复杂化；3、曹某某的1，900万元就是借款，审计报告却认为系争议事项要求法院裁定，其认为1，913.2万元明确是借款，非争议事项，无需法院裁定；4、涉及到张林发的200万款项，某某市政公司支付100万元的支票明确载明用途是货款，包括某某建筑公司，也是涉及工程款项，但审计单位仅凭情况说明就列为争议项，对此不认可；5、审计报告中关于钱琍琍资金走向异常的理由及结论是错误的，报告将要求法院裁定的1，200万元直接定性为元水公司支付给某甲公司的款项，存在数据误导，元水公司分3次将6，674，952元支付某甲公司，有合理用途，是基于土地使用权协议而支付的费用，其中600万元和674，952元分别系归还某甲公司在元水公司成立前先行支付的土地使用费和青苗补偿费，但报告将一笔600万元分两处写，致使数据混淆，似乎元水公司一直转出钱款，有抽逃出资嫌疑。某甲公司和某丁公司系两第三人共同出资，钱元佑在证券公司账户中的资金系两人共有的，该两公司及钱元佑证券账户划入元水公司的有关款项都包括钱琍琍的，报告没有反应钱琍琍还有其他资金投入是错误的，故对审计报告认为不排除钱琍琍有抽逃资金的结论不接受。
在合并再审江某某、曹某某、张林发分别诉元水公司、钱元佑、钱琍琍三案庭审过程中，本院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询问，各方当事人发表了如下的意见：
1、针对江某某、曹某某、张林发各自主张投资金额不同（分别为578.2万元、813.2万元、1，024.33万元），却为何原因主张相同股权比例的问题。江、曹、张三人表示，三人与钱元佑在投资时四人口头约定，每人一股，而且根据审计报告作统计后可见，实际江某某、曹某某、张林发的出资是同步的，当时钱元佑的出资与江某某同步，曹某某出资多，张林发出资少，曹某某多出资是因张林发少付而为其多付的，从2005年12月开始到2006年8月，江某某、曹某某、张林发三人实际投入元水公司资金的时间和金额基本一致，也反映了当初他们各占一股的意思表示，故三人各自主张占25%的股权。
2、针对江某某、曹某某、张林发各自主张的投资款578.2万元、813.2万元、1，024.33万元的用途，系为设立元水公司所需注册资本而认缴的出资额，还系为元水公司建造厂房而投资的问题，江、曹、张三人表示，他们认为元水公司注册是虚构的，是为了购买土地后出让服务的。他们和钱元佑四人为购买土地使用权出让才设立元水公司，所以投入资金是为公司设立和建造厂房一体的，无法区分哪部分作为投入注册资本哪部分投入厂房建设。
对于江某某等三人就上述问题1、2所表示的意见，原审被告及两第三人认为，对上述三人所说的三人同步出资不予认可。因元水公司在厂房建好后出现资金链断裂，缺乏资金，所以才向江某某、曹某某两人借款融资。元水公司注册时间在2003年2月，厂房竣工时间是在2005年3月，而原审原告方最早划入元水公司资金的时间在2005年12月，当时厂房已经建好，因此原审原告主张投入资金系认缴注册资金和建造厂房，无法自圆其说。
3、关于张林发主张的投资款1，024.33万元，张林发表示其除了通过某某市政公司和某某建筑公司转账支付元水公司各100万元外，还有2006年12月出资20万元，其余投资款804.33万元系元水公司欠张林发的工程款，该金额系依据原审原告单方审价报告计算的。针对某某市政公司支付元水公司100万元支票用途记载为“货款”的问题，张林发解释：因当时双方无矛盾，支票由某某市政公司财务开具，至于用途没有太注意。针对2006年12月出资20万元，系用于支付元水公司归还2，900万元银行贷款的利息，现找不到证据加以证明，故不再坚持主张了；针对张林发与元水公司、钱元佑、钱琍琍就804.33万元工程款转为元水公司出资款一节是否达成合意，张林发表示其无证据证明。原审被告及两第三人表示不认可上述款项，元水公司不欠张林发工程款804.33万元，也不认可张林发关于804.33万元转为投资款的主张。
4、原审被告及两第三人表示，截止目前元水公司尚欠江某某578.2万元未还，欠曹某某1，213.2万元未还，但该两笔款项均为借款。
5、江某某、曹某某、张林发认为其从公司成立前由曹某某出面签订土地使用权协议购买土地、到2003年11月14日元水公司通过曹某某介绍向银行借款，融资建房，其三人均参与了公司经营，且2007年8月29日其三人与钱元佑为元水公司归还银行贷款作为借款人共同签字向曹某某借款1，900万元及2007年9月26日签署的股东会决议足以证明其三人是元水公司股东，而钱琍琍只是挂名股东；其三人从未与钱琍琍达成过隐名投资协议，从签订土地使用权协议到后来合作，钱琍琍从未出现在合作中；其三人与钱元佑有口头协议约定，这不是四人共同的约定，而是由曹某某召集另外三个人说他有这个项目是否愿意参加，每人四分之一，每人一股，大家都表示同意。但原审被告及两第三人对曾有口头协议一事予以否认，钱元佑对为何在2007年9月26日股东会决议上承认江、曹、张为股东作出解释：因公司资金链断裂后，07年开始向他们借款，写股东会决议，认为让他们以股东身份卖房比较方便，当时因厂房出租不成，无钱还江某某等人款项，遂想让出个人的部分股权，钱琍琍对此不清楚，后厂房出租了，股权转让的想法也就不了了之。
6、针对元水公司设立时，江某某、曹某某、张林发如登记为股东是否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情形的问题，其三人表示，曹某某和江某某当时在村集体企业某乙电器设备厂做正、副厂长，为了避嫌所以不直接作为股东，且他们当时无法律意识，而张林发是建筑老板，不存在不能登记为股东的情形。元水公司登记设立时，其三人均不清楚元水公司登记的股东为哪些人，到原审起诉时才知道股东是两个第三人。
7、钱元佑、钱琍琍表示因元水公司至今尚欠银行贷款未还清，故公司经营中没有分红。江某某、曹某某、张林发表示其三人至今实际没有享受过元水公司股东权利，没有拿到过公司分红。
8、张林发与元水公司、钱元佑、钱琍琍一致认可，某某建筑公司为元水公司厂房建造的总承包人，张林发与某某建筑公司系挂靠关系，是厂房的实际施工方，张林发与元水公司之间未进行过工程款结算。
本院再审认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确认，应当根据出资数额、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书、工商登记等多种因素，结合当事人具体实施民事行为的真实意思表示综合审查确定。股东资格的取得须有两个要件即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实质要件是以出资为取得股东资格的必要条件，主张享有股东资格的投资人，须举证证明自己已经依照《公司法》的规定按期足额缴纳了公司章程中规定的所认缴的出资额。公司向股东签发的出资证明书具有证明股东资格的效力；形式要件，是对股东出资的记载和证明，是实质要件的外在表现形式即公司章程记载、股东名册记载和工商部门登记。当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不一致时，也就出现了名义股东和实际出资人的分离，那就需要审查是否存在隐名投资的合意以及实际出资情况。结合本案，从形式要件分析，元水公司章程记载的股东为钱元佑、钱琍琍，工商部门登记的股东也是钱元佑、钱琍琍，而非原审原告，原审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元水公司股东名册上记载有原审原告。从实质要件分析，原审原告应举证证明其已实际缴纳了公司章程中规定的钱元佑、钱琍琍名下所认缴的出资额，对此，原审原告也未能提供出资证明书对出资情况予以证明。在原审原告没有公司章程记载、股东名册记载和工商部门登记以及出资证明书等证据证明其股东资格的情况下，要审查确认原审原告是否具有元水公司股东资格以及钱琍琍名下25%的股权是否应归属原审原告，可从以下几方面考量：第一、原审原告张林发与第三人钱元佑、钱琍琍之间从未签订隐名投资协议，双方之间也从未约定钱琍琍名下25%股权归属张林发及相关投资权益和盈亏风险由张林发承担；根据原审原告等三人在再审中的陈述，原审原告在元水公司登记设立时不清楚元水公司登记的股东为哪些人，直到原审起诉时才知道股东是两第三人，其主张的投资款无法区分哪部分作为投入注册资本、哪部分投入厂房建设以及原审原告等三人从未与钱琍琍达成过隐名投资协议等，说明了原审原告等三人与第三人钱元佑、钱琍琍从未就隐名投资达成过合意。另根据原审原告的庭审陈述，其在元水公司登记设立时也不存在依法不能登记为股东的情形，但其却并不关注元水公司登记股东具体人员的情况，也说明了其在元水公司登记设立时主观上没有要成为元水公司股东的意愿。第二，元水公司注册成立时的注册资本800万元，其中560万元由钱元佑出资，240万元由钱琍琍出资，且在公司成立时经验资确认均出资到位，再审中，司法鉴定意见也对此予以了肯定，而原审原告就该节事实并未提出异议，只是认为元水公司成立后两第三人存在抽逃出资的事实。因此，并不存在钱元佑、钱琍琍分别认缴的560万元、240万元的出资额中实际由张林发出资的事实。第三，关于原审原告张林发主张的投资款1，024.33万元能否认定问题，（一）针对某某市政公司和某某建筑公司分别于2006年8月29日及8月30日以银行支票解款至元水公司各100万元，就划款时间看，划款的时间均晚于元水公司成立时间2003年2月19日数年，与公司成立时股东认缴出资额时间不符；再就划款支票载明的用途看，根据张林发提供的2张“银行凭证”显示，某某市政公司100万元支票用途记载为货款，某某建筑公司支票用途记载不清，均无法显示系投资款。因此，在张林发与元水公司承认就厂房工程款未进行结算，且其与元水公司、钱元佑、钱琍琍就该200万元款项系投资款还系工程延期、质量赔偿款存有争议以及原审原告与钱琍琍没有明确约定上述款项为张林发认缴钱琍琍名下股权出资额的情况下，仅凭某某市政公司和某某建筑公司出具该200万元为投资款的证明，不能认定该200万元为张林发认缴元水公司出资额的款项。（二）对于张林发主张的2006年12月出资20万元，根据张林发陈述该款用途系支付元水公司2，900万元银行贷款的利息，并非投资款，且其无证据证明系投资款，本人在再审中也表示不再坚持为投资款，故不予认定为股东投资款。（三）针对张林发主张元水公司欠付工程款804.33万元并转为投资款一节，从张林发与元水公司承认就厂房工程款未进行结算，张林发再审中诉称元水公司欠付工程款为1，000多万元与其曾陈述的欠付工程款804.33万元数额有出入，而目前双方就工程款是否尚欠存在争议等情况看，说明截止目前就元水公司是否尚欠张林发工程款及欠付数额尚未有定','2018-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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