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青民初50号
原告:尹宏,男,汉族,1975年9月3日出生,住重庆市江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德义,河北德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燕,河北沃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袁小彬,男,汉族,1979年8月14日出生,住重庆市江津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德义,河北德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燕,河北沃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青海庆田矿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海湖路1号10号楼1083室。
法定代表人:郑怀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国徽,青海辉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青海省能源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青海省西宁市青海生物科技产业园。
法定代表人:李学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桓昌邦,该公司法律事务办公室主任。
被告:青海省能源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团鱼山露天煤矿(2014年10月11日青海省能源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槽探分公司变更名称为青海省能源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团鱼山露天煤矿),住所地: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大柴旦鱼卡矿区。
负责人:罗昌林。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小伟,青海树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婧,青海树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尹宏、袁小彬与被告青海庆田矿业有限公司(下称庆田公司)、青海省能源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能源公司)、青海省能源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团鱼山露天煤矿(下称团鱼山煤矿)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16年7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尹宏、袁小彬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德义、被告庆田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国徽、能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桓昌邦、团鱼山煤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小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尹宏、袁小彬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三被告共同支付工程欠款19176827元,并支付2012年7月6日至2016年7月6日工程款利息4794206元;2.三被告共同赔偿停工损失7768359元;3.案件受理费由三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2012年3月9日,庆田公司承包了能源公司、团鱼山煤矿违法发包的鱼卡整装勘查云雾山区块2标段土石方(含工程煤)剥离工程,庆田公司与能源槽探分公司(即团鱼山煤矿)签订《鱼卡整装勘查云雾山区块槽探工程施工合同》。2012年3月27日,庆田公司将该工程转包给原告,双方签订《鱼卡整装勘查云雾山区块2标段土石方(含工程煤)剥离工程协议》,原告的施工内容为土石方(含工程煤)的开挖及运输。协议签订后,原告依约组织人员及设备进场施工。原告按土方剥离合同施工,剥离土石方后开挖的煤炭由能源公司出售。2012年7月5日,该工程被青海省海西州公安、安监部门强令停工。经庆田公司项目部负责人逐日逐月签证确认,原告2012年3月26日进场施工至2012年7月5日停工已实际完成工程价款28262131.74元,庆田公司扣除油料款后支付部分工程款,欠付19176827元。
2012年7月5日停止施工的原告是能源公司未获得探矿权证,违法采矿被青海省海西州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公安、安监部门责令强制停工,停工后被告以与政府主管部门继续沟通协调为由要求原告在工地等待复工。2012年11月14日,庆田公司向原告转发能源槽探分公司(即团鱼山煤矿)施工通知,要求原告按书面通知的机械设备数量进场准备施工,原告再次按被告的书面通知,组织人员设备进场后,直至2013年底一直未复工,造成停工损失7768359元。三被告违法发包、转包未取得探矿权、开采证的煤矿“以探代采”工程是造成政府责令强制停工的直接责任者,应对其违法发包工程的违约行为给原告造成的停工损失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庆田公司辩称,原告针对庆田公司的诉讼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庆田公司已按照与能源槽探分公司(即团鱼山煤矿)签订的合同对尹宏、袁小彬进行了全额支付,不存在拖欠工程款问题。庆田公司不应与能源公司共同承担原告的停工损失,该工程是由戴体权转包给原告的,而非庆田公司,且原告的胡采乱挖是由于原告的行为导致。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能源公司、团鱼山煤矿共同辩称,原告依据缔约过失责任要求能源公司、团鱼山煤矿承担共同责任于法无据。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范围仅限于当事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即缔约过失责任的承担只能是合同相对方,但能源公司、团鱼山煤矿并非有关的合同相对方,不应向其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原告主张所谓工程款和损失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驳回原告对能源公司、团鱼山煤矿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认定事实如下:
2011年3月,青海煤炭地质勘查院受青海省国土资源厅委托,对青海省鱼卡煤田整装勘查子项目进行审查,并向中国煤炭地质总局青海煤炭地质局报送了《青海省鱼卡煤田西部云雾山北坡煤炭详查设计》;同年5月,该局作出《关于青海省鱼卡煤田西部云雾山北坡煤炭详查设计的批复》,同意能源公司实施核定的主要实物工作量的勘查及探槽工程的施工。5月9日,青海省国土资源厅下发《关于青海省大柴旦镇鱼卡煤田整装勘查探矿权配置给青海省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通知》,同意在矿业权转让及价款处置完成前,能源公司可先开展地质勘查工作。2012年3月9日,团鱼山煤矿与庆田公司签订《鱼卡槽探合同》,约定将鱼卡整装勘查云雾山区块2标段土石方(含工程煤)剥离工程发包给庆田公司。2012年3月19日,庆田公司组建云雾山二标段露天剥离工程项目经理部,任命先益民为项目经理。戴体权、聂小林为项目部工作人员。2012年3月27日,项目部与尹宏、袁小彬签订《土石方剥离工程协议》,甲方由戴体权、聂小林签字,乙方由尹宏、袁小彬签字,该协议加盖庆田公司云雾山二标段露天剥离工程项目经理部的印章。合同签订的同时,尹宏、袁小彬作为工程实际施工人即时组织工人及机械设备进场施工。
2012年5月27日,因能源公司存在以探代采、无槽探设计的违法行为,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大柴旦镇公安、安监部门作出《强制措施决定书》,责令:1、能源公司立即撤出工作人员及机械设备;2、抓紧办理槽探专项设计审查及备案手续。
2012年11月14日,能源公司向庆田公司下发《施工通知》:“我公司定于2012年11月20日进行槽探整装勘探工程临时处理各区段存在的安全隐患,施工过程中严格履行合同约定的相关条款,确保槽探整装勘探工程临时处理各区段存在的安全隐患工作顺利进行。在此次槽探整装勘探工程临时处理各区段存在的安全隐患中发生的工程煤质问题,你公司必须严格按照合同中的煤质管理条例要求对原煤进行筛选,确保煤质达标。”同日,庆田公司向先益明发出《施工通知》,除转发能源公司文件的主要内容外,还要求:“1、认真组织,合理安排,加强协调;2、切实加强施工安全和管理;3、要求专人负责、严格按照业主方合同要求,严把工程煤的质量关,加大对原煤筛选的力度,保证工程煤质达标。若所交原煤出现质量问题,所造成一切经济损失自行承担。”
经尹宏、袁小彬与庆田公司代表核对确认形成日工程量及工程价款:
《庆田公司云雾山项目部二队四月份工程量统计明细表》(含《签证单》)统计,从2012年3月26日至4月26日,庆田公司应付工程款为11694001.5元。项目部工作人员韩维勤、戴体权在
施工单位现场代表处签字。
《庆田公司云雾山项目部二队五月份工程量统计明细表》(含《签证单》)统计,从4月27日至5月26日,庆田公司应付工程款为9459336.14元。项目部工作人员韩维勤、戴体权在施工单位现场代表处签字。
《庆田公司云雾山项目部二队六月份工程量统计明细表》(含《签证单》)统计从5月27日至7月3日,庆田公司应付工程款为7108794.1元。项目部工作人员戴体权在施工单位现场代表处签字。
在施工过程中,庆田公司向尹宏、袁小彬支付工程款6020000元、垫付油款2900000元,合计给付工程款8920000元。
2012年5月24日,戴体权、袁小彬作为甲方,与乙方聂小林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庆田公司云雾山矿业工程原承包合同变更如下协议:一、由戴体权、聂小林承包云雾山矿业工程。聂小林退股。二、现变更为(聂小林、戴体权的股份退出)由:戴体权、袁小彬管理。三、聂小林退股后按云雾山区块工程煤中每吨4元计算收取,但聂小林承担区块工程用的活动板房,供暖系统、洒水车、发电机的费用,(后产生费用不承担)。四、付款方式:每次计量后按煤的吨位提取”。
经质证,庆田公司认可能源公司、团鱼山煤矿已向其付清工程款。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求和答辩意见,本院归纳了双方争议焦点,经双方当事人当庭认可。下面,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分析认定:
一、关于案涉合同效力问题
尹宏、袁小彬认为,能源公司、团鱼山煤矿在其未取得探矿
权证、采矿权证的情况下,与庆田公司签订采煤合同,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合同。主合同违反法律无效,庆田公司与尹宏、袁小彬签订的转包合同亦无效。
庆田公司、能源公司、团鱼山煤矿认为,团鱼山煤矿与庆田公司签订的《鱼卡槽探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合同合法有效;尹宏、袁小彬系自然人,无土石方剥离资质,且《鱼卡槽探合同》中约定工程不得转包、分包,因此,庆田公司与尹宏、袁小彬签订的《土石方剥离协议》属无效合同。
本院认为,2012年3月9日,团鱼山煤矿与庆田公司签订《鱼卡槽探合同》,约定将鱼卡整装勘查云雾山区块2标段土石方(含工程煤)剥离工程发包给庆田公司,其约定的内容为“工程煤价款为含税综合总承包单价为136元/吨……乙方在槽探施工中产生的工程煤为唯一结算工程款的结算依据”、“乙方必须保证在2012年底前向甲方提供50万吨工程煤”、“乙方未完成当月计划的95%视为违约,并按如下比例扣减履约保证金……”可见,上述合同名为槽探合同,实为原煤开采合同。而2011年5月中国煤炭地质总局青海煤炭地质局作出的《关于青海省鱼卡煤田西部云雾山北坡煤炭详查设计的批复》、青海省国土资源厅下发的《关于青海省大柴旦镇鱼卡煤田整装勘查探矿权配置给青海省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通知》中,只同意能源公司“实施核定的主要实物工作量的勘查”、“先开展地质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部《地质勘查坑探规程》中,探槽工程属于观察地质现象和取岩、矿样的一种地标工程,其深度一般不超过3米。团鱼山煤矿在未取得案涉地标的矿产资源探矿权证、采矿权证的情况下,以槽探名义与庆田公司签订《鱼卡槽探合同》,大规模开采原煤。2012年5月27日,因能源公司存在以探代采、无槽探设计的违法行为,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大柴旦镇公安、安监部门作出《强制措施决定书》,责令能源公司立即撤出工作人员及机械设备,并抓紧办理槽探专项设计审查及备案手续。从团鱼山煤矿、庆田公司的一系列行为看,双方在签订《鱼卡槽探合同》时,明知能源公司无探矿权证、采矿权证,以探代采,无证开采,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关于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必须经相关政府部门批准取得探矿权证、采矿权证后方可探矿、开采的禁止性规定。因此,《鱼卡槽探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基于该合同项下的庆田公司与尹宏、袁小彬签订的《土石方剥离工程协议》亦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该协议亦无效。
二、能源公司、团鱼山煤矿、庆田公司是否应付尹宏、袁小彬工程款19176827.7元的问题
尹宏、袁小彬认为,应付工程款为28262131.74元,已付工程款8920000元,剩余工程款19176827.7元未付。能源公司、团鱼山煤矿未向庆田公司付清工程款,故其应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庆田公司认为,戴体权与尹宏、袁小彬系合作关系,其签字认可的工程量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且庆田公司已向二原告超付工程款,不存在欠付的事实。
能源公司、团鱼山煤矿认为,其已向庆田公司付清工程款,不应再向二原告承担付款责任。
本院认为,庆田公司应当向尹宏、袁小彬支付工程款,而能
源公司、团鱼山煤矿不应承担付款连带责任。
1.戴体权、聂小林作为庆田公司项目部工作人员,二人以项目部名义与尹宏、袁小彬签订《土石方剥离工程协议》,协议上加盖项目部印章,二人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应由庆田公司承担签订协议的民事法律责任。庆田公司项目部为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向有关部门申请刻制项目部印章,并在日常生产经营和民事活动中使用。合同中加盖的项目部印章属于备案登记的印章,加盖此印章足以引起善意相对人的信赖。尹宏、袁小彬有理由相信,加盖此印章的合同即为项目部的意思表示,项目部有权代表庆田公司与其进行民事活动。而且戴体权、聂小林均系庆田公司项目部工作人员,故,加盖印章的行为应认定为职务行为。项目部是企业对某项工程项目进行施工管理的临设机构,其存续期间贯穿于该项工程施工建设的全过程,是承包方在工地现场的代表机构。不论双方之间是否有关于责任承担的内部约定,该约定也仅限于合同双方当事人,其对外都代表的是设立项目部的企业,项目部对外发生的法律责任,应由设立其的企业对外承担责任。故庆田公司应对庆田公司项目部的民事行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且庆田公司对尹宏、袁小彬作为实际施工人身份未提出异议,因此,本院认为,庆田公司以《土石方剥离工程协议》中的印章并非由庆田公司或项目部负责人先益明加盖,是尹宏、袁小彬与项目部工作人员戴体权、聂小林串通后私自偷盖,并以庆田公司不明知为由,拒不认可合同的存在的抗辩理由无证据证实,不能成立,不予采信。
2.戴体权与尹宏、袁小彬不存在合作关系。针对此问题,尹宏、袁小彬申请证人戴体权出庭作证,拟证明双方不存在合作关系。庆田公司申请证人聂小林出庭作证,并提交了戴体权、袁小彬作为甲方与乙方聂小林于2012年5月24日签订的《合作协议》,拟证明双方存在合作关系。本院认为,《合作协议》第二条:“现变更为(聂小林、戴体权的股份退出),由:戴体权、袁小彬管理”,虽然名为合作协议,但并不能证明戴体权和袁小彬具有合作关系;对于戴体权和聂小林的证言,因双方各执一词,均不能形成证据优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二款:“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判断”的规定,对庆田公司提交《合作协议》和证人证言,无法证明戴体权与袁小彬系合作关系,对于这两份证据不予采信。
3.庆田公司未向尹宏、袁小彬超付工程款。庆田公司为证明已付清工程款,向本院提交了《云雾山二队结算单》、《云雾山一队结算单》和《转账凭证》。本院认为,因结算单中只有先益明的签字,在该结算单“庆田公司负责人”、“出纳”、“会计”栏并无人员签字,也无施工人尹宏、袁小彬的签字;燃油费支出数额及运费支付数额等无其他相关证据佐证;《云雾山二队结算单》中部分款项转给项目经理先益明,而《云雾山一队结算单》中工程款却均转给了施工人,庆田公司无证据证明其转给先益明的款项均用于向尹宏、袁小彬支付工程款。鉴于此,庆田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向尹宏、袁小彬付清工程款。故,对上述几份证据不予采信。
综上,庆田公司应向尹宏、袁小彬支付19176827.7元工程款。2012年3月27日,尹宏、袁小彬与庆田公司云雾山二标段露天剥离工程项目经理部签订《土石方剥离工程协议》后,即会同团鱼山煤矿、庆田公司及项目部相关人员共同举办了开工典礼仪式,同时组织机械设备及人员进行施工,至2012年7月4日停工。在本案审理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法院申请对工程量及工程价款进行鉴定,依据现有证据,即经尹宏、袁小彬与庆田公司代表核对确认日工程量及工程价款:《庆田公司云雾山项目部二队四月份工程量统计明细表》(含《签证单》等材料)统计,从2012年3月26日至4月26日,庆田公司应付工程款为11694001.5元;《庆田公司云雾山项目部二队五月份工程量统计明细表》(含《签证单》等材料)统计,从4月27日至5月26日,庆田公司应付工程款为9459336.14元;《庆田公司云雾山项目部二队六月份工程量统计明细表》(含《签证单》等材料),从5月27日至7月3日(7月4日、5日均停工),庆田公司应付工程款为7108794.10元。合计总工程款28262131.74元。上述《明细表》及每一份签证单、汽车计算表等证据均有庆田公司代表戴体权签字认可,部分证据亦有庆田公司工作人员韩维勤、蒲浩签字认可,应予认定。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庆田公司在施工过程中,向尹宏、袁小彬支付工程款6020000元、垫付油款2900000元,合计给付工程款8920000元,余款19176827.7元(应为19342131.74元,尹宏、袁小彬只主张19176827.7元)应由庆田公司向尹宏、袁小彬给付。
4.能源公司、团鱼山煤矿不应承担连带付款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是关于实际施工人权利保护的问题,适用此条有严格的限定条件,即是在转包人和分包人没有向实际施工人支付工程款,也没有能力支付,而发包人还有其他工程款没有支付完的情况下才可适用,发包人在未支付工程款的范围内,可以向实际施工人支付工程款。即尹宏、袁小彬原则上应向庆田公司主张工程款,其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行使诉权时,应提供证据证明发包人能源公司、团鱼山煤矿可能欠付工程款,其合同相对方有破产等严重影响实际施工人权利实现的情形。但本案中,尹宏、袁小彬并未提供此方面的证据,且庆田公司认可能源公司、团鱼山煤矿已向其付清工程款,故尹宏、袁小彬请求由能源公司、团鱼山煤矿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不成立,应不予支持。
三、能源公司、团鱼山煤矿、庆田公司是否应向尹宏、袁小彬赔偿停工损失7768359元的问题
尹宏、袁小彬认为,由于被告违法发包,案涉工程于2012年7月4日被政府主管部门勒令停工后,被告要求原告的人员、设备在工地待命,共计停工28天,直至7月31日复工无望后才通知原告撤场,给原告造成损失3205265元。2012年11月14日原告收到庆田公司的通知,要求2012年11月20日复工,并且书面要求准备挖掘机4台、自卸车16台,实际原告准备挖掘机4台、自卸车9台,因团鱼山煤矿和庆田公司一直让施工班组等候通知,没有任何具体安排,造成设备停滞,人员等候,直到2013年底原告才将设备自行运回,给原告造成损失4563094元(原告主张该部分损失时间段为2012年11月20日至2013年1月)。以上损失共计7768359元,应由能源公司、团鱼山煤矿、庆田公司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庆田公司认为,其并未将工程转包给尹宏、袁小彬,对二原告并无付款义务,也不承担停工损失的赔偿责任。
能源公司、团鱼山煤矿认为,尹宏、袁小彬不具有土石方施
工资质,其与戴体权、聂小林签订的合同无效,损失无论存在与否,均系尹宏、袁小彬自身原因导致,能源公司、团鱼山煤矿不负有赔偿责任。
本院认为,停工是因政府主管部门认为案涉工程存在以探代采、无槽探设计的违法行为。关于槽探设计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在团鱼山煤矿与庆田公司签订《鱼卡槽探合同》时,能源公司应依据合同义务向庆田公司提供槽探设计,庆田公司对此也具有审查义务。庆田公司未尽审查义务,其项目部与尹宏、袁小彬签订施工合同,导致案涉工程因无槽探设计被政府主管部门叫停,庆田公司应向尹宏、袁小彬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团鱼山煤矿虽对庆田公司也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但该问题非本案审理范围。关于“以探代采”的问题,本院认为,尹宏、袁小彬对此应承担相应责任。根据尹宏、袁小彬提交的机械设备租赁合同,戴体权签字的管理人员工资的参考表等相关证据,能够证明2012年7月间停工的事实。因庆田公司、尹宏、袁小彬对于停工均有责任,故对于尹宏、袁小彬的损失,庆田公司与尹宏、袁小彬应各承担一半责任,即对于尹宏、袁小彬2012年7月3日至7月31日共计28天(实为7月4日-31日共计28天)的损失3205265元,庆田公司向尹宏、袁小彬赔偿一半,即1602632.5元。
至于尹宏、袁小彬主张的2012年11月20日至2013年1月的损失4563094元的问题,从尹宏、袁小彬提交的租赁机械设备的租赁合同及相关证据看,租赁期限除一份合同租赁期限至2012年9月22日届满,其他租赁合同的租赁期限于2012年9月前均已届满。案涉工程施工中,因以探代采的违法行为被行政机关责令停工,对此,尹宏、袁小彬是明知的,且此阶段其所租赁的机械设备的租赁期限陆续届满,其应积极采取返还租赁物,防止损失扩大的措施。但尹宏、袁小彬未尽防损义务,将租赁物停放在大柴旦永萍招待所停车场,放任损失扩大,亦存在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的规定,该损失应由尹宏、袁小彬自行承担。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八条关于“合同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的规定,团鱼山煤矿与庆田公司、庆田公司与尹宏、袁小彬签订的合同虽无效,但尹宏、袁小彬实际施工所产生的工程量应据实结算,结算的工程款应由庆田公司承担,庆田公司与尹宏、袁小彬之间应付工程款28262131.74元,已向尹宏、袁小彬支付8920000元,还应支付19176827.7元;庆田公司向尹宏、袁小彬赔偿停工损失1602632.5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青海庆田矿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尹宏、袁小彬支付工程款19176827.7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支付2012年7月6日至2016年7月6日间的利息;
二、被告青海庆田矿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尹宏、袁小彬停工损失1602632.5元;
三、驳回原告尹宏、袁小彬的其它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00510.47元,由原告尹宏、袁小彬承担60153元,被告青海庆田矿业有限公司承担140357.47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最高人民法院。
审判长 齐卫军
审判员 王 芳
审判员 王 伦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七日
书记员 范中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