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4）鄂孝感中刑初字第00001号
公诉机关湖北省孝感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施秋艳，中共党员，原系湖北省畜牧兽医局（省防治重大动物疫病指挥部办公室）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处处长。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13年3月1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日被逮捕。
辩护人姚剑、姜东，湖北忠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姜昭炎，武汉康泰动物保健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经理。因涉嫌犯行贿罪，于2013年3月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25日被逮捕。
辩护人张华，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被告人施秋艳、姜昭炎现羁押于应城市第一看守所。
湖北省孝感市人民检察院以孝检刑诉（2013）第2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施秋艳犯受贿罪、被告人姜昭炎犯行贿罪一案，于2012年12月10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遵照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决定于当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3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湖北省孝感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赵亮、代理检察员毛绘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施秋艳、姜昭炎及其辩护人姚剑、姜东、张华到庭参加诉讼。因本案疑难复杂，经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决定延长审限三个月。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湖北省孝感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2006年至2012年间，被告人施秋艳在担任湖北省兽疫防治站站长、湖北省畜牧兽医局（省防治重大动物疫病指挥部办公室）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处副处长、处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多次收受被告人姜昭炎及姜柱安贿赂共计1551.46万元。被告人施秋艳将所得款项用于个人理财、借给自己亲戚使用。分述如下：
一、被告人施秋艳非法收受被告人姜昭炎贿赂701.46万元。被告人施秋艳收受的贿赂款中，借给其亲戚张某乙15万元、刘振涛3万元、刘军5000元，剩余款项用于个人理财。
1、被告人施秋艳于2004年任湖北省兽疫防治站站长兼任省畜牧兽医局投资成立的湖北康盛动物保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盛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与时任鄂州市兽医站站长的被告人姜昭炎熟识。2006年下半年被告人姜昭炎欲注册成立康泰公司，准备经营兽用生物制品，并按程序向湖北省畜牧兽医局申办兽药经营许可证，因湖北省畜牧兽医局严禁为私营公司办理该类经营许可证而未获批准，但审批人员建议采取挂靠康盛公司的方式申办经营许可证。被告人姜昭炎便找到被告人施秋艳，向其提出与康盛公司共同出资成立新公司利于其申办兽药经营许可证的请求，被告人施秋艳表示同意。2006年8月，经被告人施秋艳安排，康盛公司出资1万元、被告人姜昭炎个人出资9万元，注册成立了武汉康泰动物保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泰公司），被告人姜昭炎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并独自经营管理该公司。2006年9月18日，康泰公司顺利申领到兽药经营许可证。2007年4月，被告人姜昭炎得知山东齐鲁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鲁公司）准备在湖北省推广其公司生产的猪蓝耳病疫苗后，便找到被告人施秋艳，请施秋艳为其获得该疫苗在湖北地区的经销代理权提供帮助。被告人施秋艳同意并向齐鲁公司的营销人员推荐了被告人姜昭炎经营的康泰公司。2007年4月4日，康泰公司与齐鲁公司签订了猪蓝耳病疫苗在湖北地区的经销代理协议。同年4月11日，被告人施秋艳在其起草、下发的湖北省畜牧兽医局鄂畜牧医函（2007）28号文件中又向下级单位推荐使用被告人姜昭炎所经销的该种疫苗。2008年1月，被告人姜昭炎为了感谢被告人施秋艳并让其继续给予关照，提出要送给被告人施秋艳20万元供其炒股，被告人施秋艳表示同意，并将以施秋艳的妹夫杨某甲名义开户的工商银行卡62×××18的卡号发短信告知被告人姜昭炎。2008年1月15日，被告人姜昭炎向被告人施秋艳提供的该账户内汇入20万元。
2、2008年初，湖北省畜牧兽医局筹备全省2008年至2010年度动物强制性免疫疫苗、动物标识类政府采购招投标工作，时任湖北省畜牧兽医局（省防治重大动物疫病指挥部办公室）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处负责人的被告人施秋艳负责制定评分细则并担任评标委员会的评委。被告人姜昭炎得知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牧公司）参加了此次疫苗类招投标后，与该公司负责人商定，如果中牧公司中标，便由被告人姜昭炎及其公司负责该公司疫苗在湖北地区的技术服务，并按照销售总额的一定比例向被告人姜昭炎支付技术服务费。与此同时，被告人姜昭炎与他人共同经营的湖北省葛店开发区幸福塑料厂（以下简称幸福塑料厂）亦参加了此次动物标识类招投标。2008年2月，被告人姜昭炎为了中牧公司和幸福塑料厂能顺利中标，便找到被告人施秋艳，请施秋艳将“获得部级奖励”、“注册资金达到1个亿”和“本地企业”分别作为疫苗类、动物标识类评分标准列入评分细则中，藉此提高中牧公司、幸福塑料厂的分值，增加中标的机会。被告人施秋艳同意并在制定评分细则时将“获得部级奖励”、“湖北销售经验”分别作为疫苗类、动物标识类的加分项目。2008年3月5日，中牧公司、幸福塑料厂顺利中标。2008年3月18日，被告人姜昭炎经营的康泰公司与中牧公司签订了技术服务协议，合同约定中牧公司实际发货数量达到招标总量的30%以上则根据中标价格按一定比例向康泰公司支付技术服务费。
2008年，乾元浩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乾元浩公司）生产的禽流感疫苗在湖北省畜牧兽医局举行的2008年至2010年度动物强制性免疫疫苗政府采购招投标中中标。为了帮助康泰公司扩展业务，被告人施秋艳与被告人姜昭炎商议由被告人施秋艳向该公司打招呼，将乾元浩公司疫苗的售后技术服务交由康泰公司代理。此后，被告人施秋艳向乾元浩公司的营销人员推荐了康泰公司。2009年初，康泰公司与乾元浩公司签订了禽流感疫苗在湖北地区的技术服务协议。
2010年，湖北省畜牧兽医局筹备我省2011年至2013年度动物标识类政府采购招投标工作。被告人姜昭炎为了让其投资经营的和信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信数码公司）能中标，再次找到被告人施秋艳请其将“本地企业”列为评分标准。被告人施秋艳表示同意，并在制定动物标识类评分细则时将“湖北本地企业”作为加分项目。2010年12月14日和信数码公司顺利中标。
2008年至2010年9月，被告人姜昭炎收到了中牧公司、乾元浩公司的技术服务费后，为感谢被告人施秋艳并继续获得其关照，被告人姜昭炎以分红的名义多次向被告人施秋艳掌控的以其侄子张某乙名义开户的建设银行账户62×××24中汇入贿赂款587.96万元。
3、因被告人姜昭炎参与经营的幸福塑料厂规模较小，2008年6月，被告人姜昭炎欲成立和信数码公司以替代幸福塑料厂制作动物标识。为了在动物标识类招标工作及动物标识指标分配中获得被告人施秋艳的关照，被告人姜昭炎邀请被告人施秋艳出资90万元入股该公司，被告人施秋艳同意，但表示自己只能筹得4万元，被告人姜昭炎当即承诺由自己来负责筹措剩余的86万元股金。被告人施秋艳与被告人姜昭炎约定，以其侄子张某乙的名义入股该公司，同时为了转款方便，被告人施秋艳以张某乙为户名办理了建设银行卡62×××24。被告人姜昭炎先后于2008年7月23日和28日从幸福塑料厂账号向“张某乙”账户中汇入20万元、66万元作为被告人施秋艳入股和信数码公司的股金。
4、2008年底，康盛公司退股后，被告人姜昭炎考虑到康泰公司继续获得中牧公司在湖北市场的技术服务经营权离不开被告人施秋艳的关照，遂邀约被告人施秋艳入股康泰公司，被告人施秋艳同意并以“张某乙”的名义入股10万元。2008年12月19日，被告人姜昭炎向被告人施秋艳掌控的“张某乙”建设银行账户62×××24汇入7.5万元作为施入股的部分资金后，被告人施秋艳又筹措了2.5万元，并于2009年1月9日将上述10万元以张某乙入股金的名义汇入康泰公司账户。
二、被告人施秋艳非法收受姜柱安贿赂款850万元。
2007年，武汉科尔康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尔康公司）便开始代理中农威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农威特公司）在湖北地区的经营销售业务。2009年4月，科尔康公司的负责人姜柱安得知湖北省畜牧兽医局将于2010年举行我省2011年至2013年度动物强制性免疫疫苗政府采购招投标。为了能让该公司代理的中农威特公司疫苗在2011年至2013年度招标中中标，姜柱安便找到时任湖北省畜牧兽医局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处处长的被告人施秋艳帮忙，被告人施秋艳表示同意并提出了提高标书质量的具体建议。姜柱安送给被告人施秋艳现金人民币100万元，被告人施秋艳认为现金数额太大，便要求姜柱安将该款存入银行卡中。姜柱安于是以“姜柱安”的名义办理了一张账号为62×××61的招商银行卡，向该卡中存入100万元，并按照被告人施秋艳的要求将该银行卡的电子证书及密码交给被告人施秋艳，由施通过网上电子银行操控该账户内的资金。2010年6月，姜柱安得知我省2011年至2013年度动物强制性免疫疫苗政府采购招投标即将举行，便又向被告人施秋艳掌控的“姜柱安”账户中存入100万元。2010年底，因中农威特公司在此次招标中未能中标，姜柱安再次找到被告人施秋艳请其给予关照，被告人施秋艳承诺将对科尔康公司代理经销的缅甸98病毒疫苗举行补标。2011年2月，经被告人施秋艳提议，湖北省畜牧兽医局向湖北省政府采购办申请启动了补招标程序，中农威特公司在这一次招标中顺利中标。为表示感谢并继续得到被告人施秋艳的关照，姜柱安又先后于2011年3月、2011年12月、2012年11月向被告人施秋艳掌控的“姜柱安”账户存入200万元、200万元、250万元。被告人施秋艳除从该账户内转出31万元至其姨侄曾行招商银行账号62×××28中，准备借给曾行的父亲使用外，该账户内的其余款项均被被告人施秋艳用于个人理财。
公诉机关就起诉指控的上述事实在庭审中出示了相关证人证言和书证予某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施秋艳受贿和被告人姜昭炎行贿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以施秋艳犯受贿罪、姜昭炎犯行贿罪分别追究其刑事责任，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施秋艳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未提出异议，但认为对姜柱安给的钱没有占有的故意，是帮其理财。
其辩护人对起诉书的指控提出如下辩护意见：
1、起诉书指控施秋艳收受姜昭炎701.46万元中第2笔，即受贿587.96万元数额错误，其中的547.96万元是在康泰公司完成了股权转让登记后收受的，应认定为康泰公司股权变更后的分红。施秋艳实际出资的2.5万元获得的分红137万元系以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合作开办公司的名义获取的“利润”。姜昭炎代为出资的7.5万元获得的分红410万元系干股分红额，应为受贿孳息，不应认定为受贿金额。
2、起诉书指控施秋艳收受姜柱安850万元部分的证据不足。（1）施秋艳当庭否认庭前供述，认为他是帮姜柱安理财。没有姜柱安的证言在卷证实，姜某乙证实姜柱安的汇款行为系行贿行为的证言系传来证据。本案的言词证据不能相互印证，言词证据与其他证据间不能形成证据链，证实850万元是施秋艳受贿所得。（2）本案姜柱安掌控银行卡和密码，系该项资金所有人，施秋艳占有电子证书和密码并不能更改户名，850万元资金所有权仍属于姜柱安。施秋艳对卡内资金的使用行为均取得姜柱安同意，属授权后使用，不是基于所有权的使用。施秋艳的职务行为和科尔康公司盈利之间的证据关联性不足。现有证据不能证实行贿资金系科尔康公司的盈利，行贿资金来源证据不足。本案的书证无法认定850万元是施秋艳受贿所得。
3、施秋艳认罪态度较好，归案后主动坦白自己的罪行，且积极全部退赃，请求予以从轻处理。
被告人姜昭炎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无异议。但辩称其罪名应是单位行贿罪；他替施秋艳入股和信数码公司的66万元不是行贿款；自己交代了其他人犯罪的线索。
其辩护人对起诉书的指控提出如下辩护意见：
1、姜昭炎的行贿目的是为单位谋取不当利益，所有非法利益均进入公司相关账户，行贿资金都来自公司相关账户或以个人名义开立的公司账户。姜昭炎作为康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主要负责人，有权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策略及资金用途和流向，向施秋艳行贿和将公司不正当利益进行分红，体现了单位的利益，应视为单位的决定。姜昭炎作为单位负责人，其行为构成单位行贿罪。
2、起诉书认定的行贿金额与事实不符。康泰公司增资扩股完成后，施秋艳通过公司分红形式获得的利益547.96万元不应认定为行贿金额。姜昭炎通过幸福塑料厂账户转入“张某乙“银行卡账户的66万元作为施秋艳入股和信数码公司部分股金，该资金系省畜牧兽医局存放在幸福塑料厂的标识结余款，不应认定为行贿资金，姜昭炎代表单位实际行贿金额应为87.5万元。
3、姜昭炎已将其所获得的全部非法利益全额上缴办案单位，将社会危害性降到最低程度，应酌情从轻处罚。
4、姜昭炎有重大立功表现，依法可以减轻处罚。其认罪态度较好，可酌情从轻处罚。请求对其判处缓刑。
经审理查明：2006年至2012年间，被告人施秋艳在担任湖北省兽疫防治站（以下简称省兽防站）站长、湖北省畜牧兽医局（省防治重大动物疫病指挥部办公室）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处（以下简称防控处）副处长、处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多次收受被告人姜昭炎及姜柱安贿赂款共计人民币1485.46万元。施秋艳将所得款项用于个人理财、借给自己亲戚使用。被告人姜昭炎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多次向施秋艳行贿人民币635.46万元。分述如下：
一、被告人施秋艳非法收受被告人姜昭炎贿赂635.46万元及姜昭炎向施秋艳行贿635.46万元的事实。施秋艳收受的贿赂款中，除分别借给其亲戚张某乙15万元、刘振涛3万元、刘军5000元，剩余款项用于个人理财。
（一）施秋艳于2004年任兽防站站长兼任康盛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与时任鄂州市兽医站站长的姜昭炎熟识。2006年下半年，姜昭炎欲注册成立康泰公司，经营兽用生物制品，按程序向湖北省畜牧兽医局申办兽药经营许可证，因省畜牧兽医局严格控制对私营公司办理该类经营许可证，审批人员建议采取挂靠康盛公司的方式申办经营许可证。姜昭炎找到施秋艳，向其提出与康盛公司共同出资成立新公司利于其申办兽药经营许可证的请求，施秋艳表示同意。2006年8月，经施秋艳提议并决定，康盛公司出资1万元、姜昭炎个人出资9万元，注册成立了康泰公司，姜昭炎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并独自经营管理该公司。2006年9月18日，康泰公司顺利申领到兽药经营许可证。2007年4月，姜昭炎得知齐鲁公司准备在湖北省推广其公司生产的猪蓝耳病疫苗后，便找到施秋艳，请施为其获得该疫苗在湖北地区的经销代理权提供帮助。施秋艳表示同意并向齐鲁公司的营销人员王某甲、商庆同推荐了姜昭炎经营的康泰公司。2007年4月4日，康泰公司与齐鲁公司签订了猪蓝耳病疫苗在湖北地区的经销代理协议。同年4月11日，施秋艳在其起草、下发的湖北省畜牧兽医局鄂畜牧医函（2007）28号文件中向下级相关职能部门推荐使用齐鲁公司的该种疫苗。2008年1月，姜昭炎为了感谢施秋艳并让其继续给予关照，向施秋艳提出送20万元供其炒股，施秋艳表示同意，并将以其妹夫杨某甲名义开户的工商银行卡62×××18的卡号（下简称杨某甲银行卡）发短信告知姜昭炎。2008年1月15日，姜昭炎向施秋艳提供的杨某甲银行卡账户汇入20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证言
（1）证人周某（时任湖北省畜牧兽医局兽医医药政处处长）证言证明：2006年8月，原鄂州市兽医站站长姜昭炎找到我，说他想做兽用生物制品生意。我告诉他个人经营兽用生物制品要办理兽药经营许可证，因当时我省未开放对个人办证，我便建议他找省兽防站作技术支撑，与省兽防站合资成立一家公司，以此名义申办。同年9月，姜昭炎提供了他与康盛公司合资成立康泰公司的证明材料（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和康泰公司申办兽药经营许可证的申请书，经审核后为康泰公司办理了兽药经营许可证。
（2）证人宋某（时任省兽防站副站长）证言证明：康盛公司1998年8月注册成立，经营兽用生物制品，系省兽防站下属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原省兽防站站长ＸＸ先，吴退休后变更法定代表人为主持省兽防站工作的施秋艳。2006年的一天，施秋艳召集我和刘某甲、马力三位副站长开会，施在会上提出让康盛公司入股姜昭炎的公司，我们三个人均未表态，康盛公司入股一事未达成意见。之后施秋艳再未向我们提起过康盛公司入股康泰公司的事。该节证言，证人刘某甲的证言能予证实。
（3）证人王某甲（时任齐鲁公司湖北地区经理）证言证明：2007年3月，我和业务员商庆同一同找省兽防站站长施秋艳，请他为我们公司经销的猪蓝耳病灭活疫苗提供帮助，我还向施秋艳提交了农业部办公厅农医办（2007）5号文件（农业部办公厅关于批准齐鲁公司临时生产猪繁殖与呼吸综合症灭活疫苗的通知）。施秋艳当时答复说该项疫苗不在政府采购范围之列。几天后，商庆同打来电话，说施秋艳打电话向他并推荐了姜昭炎经营的康泰公司，让我们与姜昭炎联系。我考虑姜昭炎与施秋艳的关系好，而我们的该项疫苗业务进入湖北市场需要施秋艳帮忙，便联系了姜昭炎，考察了康泰公司，确认康泰公司有营业执照和疫苗经营许可证等经营资质，符合我们开展业务的条件。2007年4月4日，我和姜昭炎分别代表齐鲁公司和康泰公司签订了经销协议书，累计销售额59万余元。
（4）证人施某证言证明：2007年下半年，施秋艳叫我帮他办理一张银行卡，用于炒股、理财。我用我丈夫杨某甲的身份证在工商银行丁字桥支行开办了一张银行卡（卡号62×××18），交给了施秋艳。我们没有使用过这张银行卡，不清楚银行卡账户的收支情况，该银行卡未还给我。该节证言，证人杨某甲的证言能予证实。
2、书证
（1）主体身份资料证明：施秋艳1985年7月毕业于华中农业大学，1998年7月20日任兽防站副站长，2004年9月27日任兽防站站长；2008年5月19日任防控处处长；2009年6月15日任防控处处长。施秋艳为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人员。
（2）湖北省畜牧兽医局关于兽防站、防控处主要工作职责的说明在卷证实。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鄂事法字A00000100号）证明：湖北省编委1997年6月20日批准省兽防站为事业单位法人准予登记。
（3）省畜牧兽医局兽医医药政处关于2010年前发放《兽药经营许可证》情况说明、康泰公司申办兽药经营许可证的相关资料证明：康泰公司2006年9月9日向省畜牧兽医局申办兽医经营许可证，省畜牧兽医局2006年9月18日向康泰公司发放了（2006）兽经营证字17000056号兽药经营许可证。省兽防站在康泰公司申办经营许可证的申请书上签署“情况属实”。
（4）康盛公司工商注册和变更资料证明：康盛公司1998年8月6日注册成立，经营兽用生物制品销售等，法定代表人ＸＸ先。2002年4月12日变更法定代表人为施秋艳。2006年9月22日入股康泰公司1万元。2007年12月13日收到康泰公司分红款4000元，2008年2月6日收回1万元股权，转让给姜昭炎。2008年5月13日变更法定代表人为方某。2010年5月11日清算备案。
（5）农业部办公厅农医办（2007）5号《农业部办公厅关于批准齐鲁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临时生产猪繁殖与呼吸综合症灭活疫苗的通知》、湖北省畜牧兽医局鄂牧医函（2007）28号《湖北省畜牧兽医局关于落实农业部做好2007年度猪病防控工作的要求的通知》、经销协议书在卷证明。鄂牧医函（2007）28号文件中提到“猪蓝耳病推荐使用农业部指定由山东齐鲁动物保健品工厂生产的灭活疫苗”。
齐鲁公司与康泰公司的往来明细账及凭据证明：齐鲁公司2007年至2008年间与康泰公司发生59.31万元业务。
（6）“杨某甲银行卡”开户信息、“杨某甲银行卡”账户流水明细、兴业银行武汉中南支行施秋艳帐户（账号40×××00）流水明细、武汉电子支付系统个人跨行电子支付凭证证明：施某2007年10月8日在工商银行武汉丁字桥支行办理“杨某甲银行卡”。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武汉洪山支行姜昭炎银行卡账户（卡号62×××75）2008年1月15日汇入“杨某甲银行卡”账户20万元。同月25日“杨某甲银行卡”账户理财20万元，该账户2009年9月4日发生额20.788493万元，同日汇入兴业银行武汉中南支行施秋艳账户（账号40×××00）19.9万元；2009年9月5日和9月30日各消费4852.50元和4627元。
（7）户籍证明材料证明：施秋艳出生于1961年8月16日；姜昭炎出生于1952年9月20日。
（8）应城市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工作局出具的施秋艳到案说明证明：2013年3月13日，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将在办案中发现的施秋艳涉嫌受贿一案线索交由孝感市人民检察院。同年3月15日，孝感市人民检察院指定应城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查处。同日，应城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施秋艳以受贿罪立案侦查，同年3月18日，应城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其进行传唤和讯问，施秋艳如实交代了其涉嫌受贿罪的事实，并积极配合检察机关调查和退赃，认罪态度较好。
（9）应城市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出具的姜昭炎到案和立功的情况说明证明：2013年2月19日，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将在办案中姜昭炎涉嫌行贿犯罪线索交由孝感市人民检察院指定应城市人民检察院查处。同年2月26日，应城市人民检察院决定以行贿罪对其立案侦查，同年3月7日对姜昭炎进行传唤，次日对姜昭炎刑事拘留。姜昭炎到案后如实供述了涉嫌行贿的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2013年3月12日，姜昭炎检举了姜某（姜柱安）涉嫌行贿、施某（施秋艳）涉嫌受贿的犯罪线索，经查，姜某涉嫌重大行贿犯罪，施某涉嫌重大受贿犯罪。期间，姜昭炎还陆续检举湖北省有关畜牧局相关人员涉嫌贪污、受贿等犯罪线索，有关人民检察院据此线索侦查办理了一批重大职务犯罪案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姜昭炎具有重大立功表现。
3、被告人的供述
（1）被告人施秋艳供述：我于1998年7月担任省畜牧兽医局兽防站副站长至2004年9月任站长，2002年4月至2008年5月间兼任康盛公司法定代表人。2007年机构改革撤销了兽防站，调我到新成立的防控处任副处长主持工作，2008年5月担任处长。姜昭炎原是鄂州市兽医站站长，我与他通过工作交往熟识。2006年姜昭炎找到我，对我说他已经办理内退手续，准备在武汉市开办一家经营动物疫苗的公司（指康泰公司），需要兽药经营许可证，他在省畜牧兽医局兽医医药政处申办时办证人员不同意办理，办证人员说如果康泰公司与康盛公某他要我帮忙让康盛公司入股康泰公司，成为康泰公司股东。姜昭炎还提出他出资9万元，康盛公司出资1万元。我和姜昭炎关系好，也想帮助他，便表态说我可以帮你这个忙。随后，我召集兽防站马力、宋某、刘某甲三位副站长开会，我提出让康盛公司入股康泰公司，他们都未表态，我便对他们不表态视为同意。入股手续办好后，我根据姜昭炎的要求在康泰公司申办许可证的申请书上签署了“情况属实”，加盖了兽防站公章，以证明康盛公司系康泰公司的股东。同年9月，省畜牧兽医局给姜昭炎的康泰公司办理了兽药经营许可证。康盛公司汇入1万元到康泰公司作为其出资额。同年，康泰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姜昭炎，康盛公司不参与经营和管理。2008年，康盛公司退出康泰公司，康泰公司支付了4000元利润，并退还1万元股金。
2007年防控处成立时，全国正流行猪蓝耳病，我省猪蓝耳病疫苗的需求量大，当时猪蓝耳病疫苗属非强制性免疫疫苗。姜昭炎要我打招呼把齐鲁公司在湖北地区的猪蓝耳病疫苗销售权交由他的康泰公司代理。之后的一天，齐鲁公司两个业务员到我办公室，说他们公司生产的猪蓝耳病疫苗想进入湖北市场，要我提供帮助，我想起姜昭炎要我向齐鲁公司打招呼的事，便向他们介绍了康泰公司，说康泰公司能代理齐鲁公司猪蓝耳病疫苗在湖北地区的销售，还向他们提供了姜昭炎的电话号码，让他们去找姜昭炎。后来，我根据农业部的文件（农业部办公厅农医办（2007）5号《农业部办公厅关于批准齐鲁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临时生产猪繁殖与呼吸综合症灭活疫苗的通知》）在本省畜牧系统下发了一通知（鄂牧医函（2007）28号，湖北省畜牧兽医局关于落实农业部关于做好2007年度猪病防控工作的要求的通知），我特意在通知中强调“推荐使用齐鲁公司的猪蓝耳病疫苗”，加上这句话对齐鲁公司的猪蓝耳病疫苗销售应起到了积极作用。2007年下半年的一天，姜昭炎跟我说他代理齐鲁公司猪蓝耳病疫苗赚了一些钱。2008年初，姜昭炎代理齐鲁公司的疫苗赚钱后，提出要送给我20万元钱，我让我妹妹施某用妹夫杨某甲的身份证办理了一张银行卡（“杨某甲银行卡”），我将户名及卡号用短信发给姜昭炎后，姜昭炎向“杨某甲银行卡账户”打入20万元。我将该款项用于理财，2009年9月将其中的19.9万元转到我在兴业银行开户的银行卡账户（卡号41×××00），剩余款用于个人消费。我认为姜昭炎送给我20万元钱是为了感谢我利用职权帮他经营的康泰公司代理了齐鲁公司的疫苗经销业务，还帮助他的康泰公司办理了兽药经营许可证，有了从事经营疫苗业务的资格。
（2）被告人姜昭炎供述：1995年，我任鄂州市兽医站副站长时，与时任省畜牧兽医技术服务中心副经理的施秋艳因业务往来熟识，两人关系很好。2006年，我准备退休后在武汉开办一家经营兽用生物制品的公司，但需要申办兽药经营许可证。我找到省畜牧兽医局兽医医药政处周某处长，周对我说省畜牧兽医局没有给个体经营办理过兽药经营许可证，他叫我挂靠一家企业。我把周某的意见告诉给施秋艳，希望在康盛公司（法定代表人施秋艳）名下开办一家分公司，施秋艳同意了我的想法。几天后，施秋艳打电话说他们的宋某副站长不同意我挂靠康盛公司。我又找到周某，周某提议找施秋艳能否与康盛公司合资，进而申办兽药经营许可证。我把周的提议告诉了施秋艳，施说他还要听一下他们班子成员的意见。次日施秋艳打电话告诉我，说他们的班子成员同意康盛公司象征性出资10%，其余90%由我个人出资，由我个人经营。同年9月康泰公司成立，注册资金10万元，康盛公司出资1万元，我出资9万元。康盛公司出具合资证明文件及印章后，我找周某办理了兽药经营许可证。2008年2月，康盛公司退出康泰公司，我付给康盛公司分红款4000元，并退给他们1万元股金，康泰公司成为我个人独资企业。康泰公司实际从2007年开业，主要经营兽药、兽用生物制品等方面的批发零售、动物疫病诊断、畜牧新技术推广、畜牧兽医技术服务。我和康盛公司共同出资成立康泰公司就是为了办理兽药经营许可证，因为施秋艳的帮助，康泰公司借助与康盛公司合资才办理了兽药经营许可证。
2007年4月初，我听说齐鲁公司生产了新的猪蓝耳病疫苗，打算在湖北省推广的信息，便找到施秋艳，向他讲了齐鲁公司要在湖北推广生产的新猪蓝耳疫苗一事，要他把该块业务交由我做。我要他帮我联系一下齐鲁公司，施秋艳当时答应了我的要求。两天后，齐鲁公司的片区经理王某甲打电话我，说兽防站施站长（施秋艳）向他介绍了我的康泰公司有经营许可证，他想到我公司来看一下。随后，王某甲和业务员商庆同到我公司，查看了我的经营许可证，告诉我说是施站长推荐我在湖北市场代理销售他们的疫苗。之后，我和王某甲签订了经销协议书，这笔业务我赚了30多万元。我考虑经销动物疫苗这么赚钱，以后不管是强制免疫疫苗还是新疫苗推广都离不开施秋艳的帮忙，便打算送20万元钱给施秋艳以表示感谢。同年8月的一天，我到施秋艳办公室对他说：“我销售齐鲁公司的蓝耳疫苗赚了30多万元，听说你在炒股，我给20万元钱你炒股。”施秋艳回答说：“那怎么行！”我说：“亏了算我的。”施秋艳当时没有表态。同年年底的一天，我在施秋艳办公室又提出给他20万元钱，施还是未表态。我还在闲聊中对施秋艳说今年的耳标招标还要你关照，从条件和消息上关照我一下。两天后，施秋艳用手机短信发给我户名杨某甲的银行卡号（“杨某甲银行卡”）。2008年1月15日，我从我个人浦发银行卡账户转款20万元到“杨某甲银行卡”。此后我和施秋艳都未提起过这件事。我送20万元给施秋艳，是基于他帮助康泰公司办理了兽药经营许可证，让康泰公司具有经营兽用生物制品资格。还介绍我代理齐鲁公司的猪蓝耳疫苗业务，让康泰公司赚取了较为丰厚的利润。另外，我当时着手幸福塑料厂耳标投标一事，希望能得到施秋艳的帮助。
（二）2008年初，湖北省畜牧兽医局启动了全省2008年至2010年度动物强制性免疫疫苗类、动物标识类政府采购招投标工作，时任防控处负责人的施秋艳负责制定评分细则并担任评标委员会评委。姜昭炎得知中牧公司参加此次疫苗类招投标后，与该公司负责人商定，如果中牧公司中标，即由姜昭炎经营的康泰公司负责该公司疫苗在湖北地区的技术服务，并按照销售总额的一定比例向康泰公司支付技术服务费。与此同时，姜昭炎与他人共同经营的幸福塑料厂亦参加此次动物标识类招投标。2008年2月，姜昭炎为了中牧公司和幸福塑料厂能顺利中标，便找到施秋艳，请施将“获得部级奖励”、“注册资金达到1个亿”和“本地企业”分别作为疫苗类、动物标识类评分标准列入评分细则中，藉此提高中牧公司、幸福塑料厂的分值，增加中标的机会。施秋艳同意并在制定评分细则时将“获得部级奖励”、“湖北销售经验”分别作为疫苗类、动物标识类的加分项目。2008年3月5日，中牧公司、幸福塑料厂顺利中标。2008年3月18日，姜昭炎经营的康泰公司与中牧公司签订了技术服务协议，合同约定中牧公司实际发货数量达到招标总量的30%以上则根据中标价格按一定比例向康泰公司支付技术服务费。
2008年，乾元浩公司生产的禽流感疫苗在湖北省畜牧兽医局举行的2008年至2010年度动物强制性免疫疫苗类政府采购招投标中中标。为了帮助康泰公司扩展业务，施秋艳与姜昭炎商议由施秋艳向该公司打招呼，将乾元浩公司疫苗的售后技术服务交由康泰公司代理。此后，施秋艳向乾元浩公司的营销人员推荐了康泰公司。2009年初，康泰公司与乾元浩公司签订了禽流感疫苗在湖北地区的技术服务协议。
2010年，湖北省畜牧兽医局启动全省2011年至2013年度动物标识类政府采购招投标工作。姜昭炎为了让其投资经营的和信数码公司能中标，再次找到施秋艳请其将“本地企业”列为评分标准。施秋艳表示同意，并在制定动物标识类评分细则时将“湖北本地企业”作为加分项目。2010年12月14日和信数码公司顺利中标。2008年至2010年9月，姜昭炎收到了中牧公司、乾元浩公司的技术服务费后，为感谢施秋艳并继续获得其关照，姜昭炎以分红的名义多次向施秋艳掌控的以其侄子张某乙名义开户的建设银行账户62×××24（以下简称“张某乙银行卡”账户）中汇入贿赂款587.96万元。具体如下：
1、2008年11月27日，姜昭炎从其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洪山支行个人账号62×××75向该“张某乙银行卡”账户汇入40万元。
2、2009年1月23日，姜昭炎从康泰公司在鄂州葛店农行的账号17×××64向该“张某乙银行卡”账户汇入137.96万元。
3、2009年3月30日，姜昭炎从上述农行账号向“张某乙银行卡”账户汇入20万元。
4、2009年12月21日，姜昭炎从其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洪山支行的个人账号62×××83向“张某乙银行卡”账户汇入90万元。
5、2010年1月15日，姜昭炎从其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洪山支行的个人账号62×××83向“张某乙银行卡”账户汇入30万元。
6、2010年2月11日，姜昭炎从康泰公司在上述鄂州葛店农行的账号向“张某乙银行卡”账户汇入170万元。
7、2010年9月25日，姜昭炎从康泰公司在上述鄂州葛店农行的账号向“张某乙银行卡”账户汇入100万元。
案发后，检察机关取现扣押建设银行武汉光谷支行“张某乙银行卡”账户人民币550.078757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证言
（1）证人伍某证言证明：2008年3月至2012年2月间，我在防控处的一项主要工作是协助处长做好动物防疫物资的计划和供应及结算方案。防疫物资包括防疫疫苗和动物标识，动物疫苗（标识）供应计划由我拟定交施秋艳处长审核，报送相关领导签批后，以公文形式下发到各地市州，抄送各中标企业，上报农业部，供应计划一般经施秋艳处长修改后不再改动。供应计划制定后，按照中标企业供货比例结合各地疫情拟定分配方案，确定供货数量和供应区域。此外还根据各地申报的增补供应数（疫苗）制定追加计划，交由施秋艳审定。制定的标识供应计划适当照顾本省企业和信数码公司。施秋艳安排我做供应计划分配方案时，对我说是领导讨论决定的计划分配比例。资金结算由省畜牧兽医局制定资金支付分配方案报送省财政厅，财政厅按照方案以国库直接支付的方式支付给疫苗（标识）供应企业。2012年，林某接手我的工作。该节证言，证人林某的证言能予证实。
省畜牧兽医局2008年至2013年度关于疫苗、标识的供应与计划的通知文件、疫苗追加计划和省财政厅2008年至2012年关于动物疫苗标识补助资金的通知与计划文件在卷证实。
（2）证人杨某乙（时任防控处副处长）证言证明：防控处负责动物免疫物资的组织和供应工作，由处长施秋艳亲自抓，伍某（林某）具体做这项工作。防控处参加了2008年、2010年、2011年初三次疫苗（标识）采购招投标工作，我认为防控处参加招投标工作主要是制定评分细则；按照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的要求提供技术方面的资料；参加招投标的筹备事宜等。第一次招投标时我还未到防控处工作，第二、三次招投标时我未参与，也未参加评分细则的讨论和制定。
（3）证人黄某（时任省成套招标公司六部经理）证言证明：我们公司（湖北省成套招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套公司）受省畜牧兽医局的委托，代理了2008年、2010年和2011年疫苗和标识的政府采购招标工作。根据省畜牧兽医局提供的采购内容、技术需求、商务需求、中标人数等资料，就技术需求和商务需求与防控处施秋艳处长协商，由施秋艳制定评分细则，拟定招标文件和招标实施方案（草案）报送省财政厅政府采购处审核，确定招标实施方案。依据实施方案调整招标文件，提交专家审核通过后报省财政厅备案，发布招标公告。投标人投标后，我们组织开标、评标，依据评分细则评分，按照排序出具评标结果。省畜牧兽医局进行程序性确认后，对中标结果公示，公示期届满即向中标人发中标通知书。
（4）证人薛某（时任中牧公司副总经理）证言证明：2007年至2009年10月间，我兼任大客户部（负责口蹄疫疫苗销售，以下简称中牧公司一部）总经理，分管生物制品商务部（负责常规疫苗销售，以下简称中牧公司二部）业务，公司一部和二部的业务分开进行。公司一部2007年之前进入湖北市场，2007年起有少量猪蓝耳、猪瘟等常规疫苗进入湖北市场。2007年底公司欲参加湖北省2008年至2010年度疫苗类招投标，为做好前期工作，我带公司二部总经理助理张某甲等人到湖北省畜牧兽医局拜访。其间，姜昭炎找到我说他在武汉经营一家动物疫苗业务公司（指康泰公司），希望能代理中牧公司的售后服务业务，还说他与省畜牧兽医局的人很熟，可以做一些工作。我要他想办法帮忙扩大常规疫苗在湖北市场的份额，并安排公司二部总经理吴某和他具体商谈。之后吴某向我汇报说可以把公司的售后服务交给姜昭炎，以此帮助公司扩大湖北市场份额。我说只要能使公司利益最大化我就同意。吴某后来口头向我汇报说他们已签订了协议。
（5）证人吴某（时任中牧公司二部总经理）证言证明：2008年湖北省动物防疫物资政府采购招标新增加了蓝耳疫苗、猪瘟疫苗等常规疫苗，该项疫苗属于我们二部的经营范围。2007年底，公司薛某副总经理（以下简称薛总）带张某甲等人到湖北省畜牧兽医局业务拜访时，给我打电话介绍了姜昭炎，说姜昭炎以前是湖北省一地级市兽医站站长，与省畜牧兽医局和地市州兽医站的人都熟，本人有技术优势，公司二部在湖北市场竞标和开展业务需要他这样的人提供帮助，他要我与姜昭炎具体商谈。之后，我叫张某甲约姜昭炎到北京，姜昭炎介绍了他的人缘和技术优势，说他可以帮助我们二部的疫苗在湖北市场投标竞标方面做一些工作，中标后可协调地市州兽医站的发货接受程度和客户美誉度评价，为我们争取更多的市场份额，对售后服务也可以提供协调。我说我们公司在湖北省中标没有多大问题，能做到市场份额最大化最好。我还介绍了中牧公司的部级奖励多，注册资本雄厚等，便于他突显我们的竞争优势，为我们公司争取更多的市场份额，当时谈定市场份额达到30%支付技术服务费。后由张某甲和他详谈形成了协议草案，我认可并授权业务员李某甲与姜昭炎签订了委托技术服务协议（售后服务协议）。我们与湖北省畜牧兽医局签订的销售合同约定了售后服务条款，与康泰公司签订技术服务协议是在出现免疫副反应时，康泰公司能及时处理，避免造成疫苗质量差的印象。
上述证人薛某、吴某证言证明的内容，证人张某甲、李某甲、齐某的证言能予证实。证人齐某还证实：2011年，姜昭炎来函说明康泰公司与我们的业务往来改由荣泰公司履行，之后中牧公司便与荣泰公司签订委托技术服务协议。
（6）证人许某（时任中牧公司一部副总经理）证言证明：中牧公司一部从2004年起参加湖北市场口蹄疫疫苗招投标中标。2008年薛总向我介绍姜昭炎，说姜昭炎与湖北省畜牧兽医局和各地市州兽医站的人都很熟，本人也懂技术，需要他这样的人为我们提供售后服务，薛总还安排丁骞（湖北市场业务员）与姜昭炎详谈并签订技术服务协议。之后我根据薛总授权签字同意丁骞在协议上盖合同专用章。2011年，姜昭炎来函说明康泰公司与我们的业务往来改由荣泰公司履行，之后中牧公司便与荣泰公司签订委托技术服务协议。
中牧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组织机构代码证在卷证实，公司注册资金39000万元。
（7）证人刘某乙（时任乾元浩公司湖北地区销售经理）证言证明：2008年我代表乾元浩公司参加湖北省禽流感疫苗竞标并中标。随后在与防控处施秋艳处长通话时谈到了我们公司的售后技术服务工作，施秋艳问我们售后服务准备怎么搞？我回答说以公司的技术力量展开培训，然后委托湖北当地技术服务代理商开展技术服务工作。施秋艳说湖北有售后技术服务资质的公司不多，康泰公司算一个，你们可以到他们公司了解一下。我心里便明白施秋艳希望我把售后技术服务业务交给康泰公司，便说我们公司售后服务业务量大，委托给当地公司可以减轻我们的负担。我向公司领导李某乙作了汇报，同意了我的想法。我联系姜昭炎考察了康泰公司，姜昭炎说他有能力提高我们公司的销售份额，搞好售后技术服务，还商谈了售后技术服务协议的相关内容。2009年初，李某丙接替我的工作，我告诉他要提高湖北地区的销售业务，必须和施秋艳及姜昭炎搞好关系。要他接手后把技术服务的事谈定，再以书面形式向公司请示。我还带李某丙分别拜访了施秋艳和姜昭炎，在施秋艳的办公室，施秋艳问我们技术服务的事准备得怎么样？我回答说正在联系康泰公司，准备委托给康泰公司。该节证言，证人李某乙、李某丙的证言能予证实。李某丙证言还证明：2009年3月，经书面请示，我代表公司和姜昭炎签订了2008年至2010年度委托技术服务协议。2011年初又经书面请示，我与姜昭炎的荣泰公司签订了技术服务委托协议。因','2018-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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