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市民初字第1821号
原告祭世玲，女，1970年5月22日生，汉族，无固定职业，住济南市。
委托代理人李小英，山东泉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善平，山东泉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光纪，男，1970年9月5日生，汉族，无业，住济南市。
委托代理人李强，男，1976年7月4日生，汉族，济南市中宏政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住济南市。
被告济南凯翔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李强，经理。
委托代理人赵海滨，男，1979年6月7日生，汉族，济南长清弘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住济南市。
被告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济南市。
代表人罗毅民，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钊，男，1985年11月23日生，汉族，该公司员工，住该公司宿舍。
委托代理人赵颖，男，1981年6月8日生，汉族，该公司员工，住该公司宿舍。
原告祭世玲与被告李光纪、济南凯翔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翔公司）、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济南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浙商保险济南公司）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5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祭世玲的委托代理人李小英、李善平，被告李光纪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强，被告凯翔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强的委托代理人赵海滨，被告浙商保险济南公司代表人罗毅民的委托代理人赵颖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祭世玲诉称，2013年5月7日，被告李光纪驾驶鲁AS07**（鲁AS6**挂）号车辆与原告祭世玲相撞，造成原告祭世玲严重受伤的交通事故。因此次交通事故给原告祭世玲造成很大的损失，为维护原告祭世玲的合法权益，特诉至贵院，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祭世玲医疗费46386.7元、误工费7066元、护理费616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10元、交通费1000元、残疾赔偿金56528元、鉴定费19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车辆损失费1800元、停车费60元，共计124410.7元。
被告李光纪辩称，原告祭世玲诉我驾驶机动车与其发生交通事故导致其受伤，无事实依据及充分证据，理由如下：1、根据山东交院交通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意见书内容，并未确定我的机动车与原告祭世玲驾驶的电瓶车发生刮擦碰撞的接触部位，鉴定书是最具有说服力的科学性鉴定依据，也是确定该事故是否构成机动车交通事故的直接依据，退一步说，如果双方的车辆发生接触，凭我国目前的鉴定专业科学技术，鉴定部门完全能够对车辆的接触部位作出准确的鉴定，而鉴定结论无法作出的事实足以说明排除了两车发生接触的可能。2、110指挥中心在接到报警人的报警后及时出警及后来的交警部门出警后均未找到并发现事故现场具体发生地点，即本事故根本没有经过交警部门对事故发生地现场的勘察、勘验，而这方面证据也是界定事故是否存在两车发生交通事故的主要依据，通过以上两点已无法确定本案交通事故的形成过程，也就说明原告祭世玲的起诉没有任何直接证据。3、根据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证明，本事故在交警部门调查过程中，其调取的沿途监控录像中仅调查了我驾驶机动车的行车路线，对原告祭世玲陈述的行驶路线并未进行调查，而在交警部门提供的监控录像资料中，根本未发现原告祭世玲骑电动车向事故发生地点行驶的沿途行驶记录，这一重要事实更排除了双方发生交通事故导致原告祭世玲受伤的可能。4、根据原告祭世玲的门诊病历记载内容，并未发现其身体肢体部位或体外某个部位存在明显的外伤性摔伤或擦伤痕迹，也未发现身体部位出现血迹的明显症状，如果按照日常经验逻辑推理，如原告祭世玲所述，其电瓶车被我的机动车右侧刮倒后摔出几米，根据机动车的车速及重量将电瓶车刮擦后的力度，可想而知，最起码原告祭世玲的某个身体部位会出现明显的外伤性摔伤及出血痕迹，而在其病历中却毫无这方面的基本症状。这个事实说明原告祭世玲的伤情被我的机动车刮擦造成受伤不符合日常经验逻辑推理。5、证人王兴才在交警部门的陈述存有多方面疑点，且与原告祭世玲本人陈述存在矛盾之处，据原告祭世玲陈述，我的机动车右侧挂到其电瓶车的左车把，而王兴才陈述看到原告祭世玲时，电瓶车的歪倒方向为呈东北西南向左侧倒地，以上二人陈述明显不符合常理，根据原告祭世玲的陈述，机动车右侧与电瓶车左车把刮擦，双方车辆均是同方向行驶，两车发生接触后人的本能反应应为身体重心及电瓶车向右侧歪斜，倒地方向应为右侧倒地，王兴才的陈述恰恰相反，不符合日常逻辑。综上所述，原告祭世玲不能证明其身体伤害与我驾驶机动车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事件中的疑点与矛盾之处不能直接作出原告祭世玲被我的机动车造成伤害的推断，本案并不能排除原告祭世玲存在自伤或他伤的可能，根据事实，我与原告祭世玲之间不存在机动车侵权法律事实，从而不能承担损害赔偿法律责任，原告祭世玲起诉我没有相应的直接证据证明，请人民法院查清事实真相，依法驳回原告祭世玲对我的起诉。
被告凯翔公司辩称，1、我公司与被告李光纪系挂靠雇佣关系，根据双方合同约定，我公司不承担事故责任。2、原告祭世玲诉称被告李光纪车辆将其撞伤，根据被告李光纪的答辩意见及现有证据，其主张与事实并不相符，按照民诉法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祭世玲应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3、根据济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市中区大队出具的事故证明及该交警大队所委托的鉴定部门所作出的权威性的鉴定结论，均证实被告李光纪的车辆与原告祭世玲之间未发生接触，原告祭世玲的事故形成过程无法确定，虽然监控录像证实被告李光纪驾驶车辆在事发时间段经过事故地点，但并不能因此成为被告李光纪承担责任的理由。
被告浙商保险济南公司辩称，原告祭世玲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与被告李光纪之间存在侵权关系，因此我公司不同意对原告祭世玲进行赔付。
经审理查明，2013年5月7日4时40分左右，原告祭世玲在济南市市中区刘长山路延长线后魏华庄桥受伤。2013年6月7日，济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市中区大队作出济（市中）公交证字（2013）第00270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以现场无有效监控设施，道路交通事故形成原因无法查清为由，未对事故责任作出认定。原告祭世玲受伤当日即到济南市第五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硬膜下血肿（左额颞顶部）、蛛网膜下腔出血、多处软组织挫伤、剖宫产术后、颅脑外伤术后、头皮血肿、右颞叶脑挫裂伤，于2013年5月24日出院，合计住院17天，其因此支出医疗费46386.7元。原告祭世玲于30年前因颅脑外伤于济南106医院手术，并输血，无输血相关并发症；其还于2006年于济南槐荫医院行剖宫产手术。
鲁AS07**（鲁AS6**挂）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登记所有权人为被告凯翔公司，实际车主为被告李光纪，被告李光纪将该车挂靠在被告凯翔公司名下从事运输经营。鲁AS07**号重型半挂车在被告浙商保险济南公司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交强险赔偿限额为122000元，其中医疗费赔偿限额为1万元，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万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2000元。该次交通事故发生在交强险合同期间内。鲁AS6**号挂车未投保交强险。
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祭世玲申请对其伤残等级、误工时间、护理人数及期限进行司法鉴定，山东银丰司法鉴定所接受本院委托后于2013年12月9日出具鲁银司鉴（2013）临鉴字第56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祭世玲损伤致颅脑损伤并原颅骨修补有机玻璃破碎，颅骨缺损面积约为11×10cm，其损伤构成十级伤残；伤后护理时间为2个月左右，其中住院期间2人护理，出院后1人护理；伤后误工时间为3个月左右。原告祭世玲因此支出鉴定费1900元。
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浙商保险济南公司认为住院病历显示原告祭世玲原颅骨修补处有机玻璃已破碎成四块，术中予以清除有机玻璃及增生骨块，电脑塑性的钛板置于颅骨缺损处，山东银丰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未排除原告祭世玲旧伤对伤残等级的影响，因此申请对原告祭世玲因交通事故所受伤害对构成伤残等级参与程度进行司法鉴定。
本案当事人争议焦点有二，一是原告祭世玲与被告李光纪之间是否发生过交通事故，如发生交通事故双方的责任大小；二是原告祭世玲所主张的各项费用的计算方式和依据。
关于争议焦点一，即原告祭世玲与被告李光纪之间是否发生过交通事故，如发生交通事故双方的责任大小。
济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市中区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载明如下内容：调查交通事故得到的事实：1、事故现场位于刘长山路延长线后魏华庄桥上，道路呈东西走向、施工路段、沥清路面，夜间无路灯照明；桥西侧道路中心隔离带以北半幅道路正在施工不能通行机动车，南半幅桥面自西向东正在施工不能通行车辆，自东向西通行桥面的车辆需在桥西头拐“S”弯进入南半幅车道通行。2、2013年5月7日4时50分，济南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报称：在刘长山路延长线后魏华园西边，大货（车牌号不详）与电动车相撞后大货车逃逸，电动车方受伤。3、经询问报警人，报警人称：当时我驾驶三轮车沿刘长山路延长线由西向东行驶，行至后魏华庄桥西侧时，由东向西驶来一辆大货车，由于道路施工、放一些建材（管子），路面很窄，我停下，打算大货车过去后，我再走，当大货车行驶至后魏华庄桥上时，我听到“嘭”的一声响，有个女的摔出几米远，还有一辆电动车。由于天还不太亮，没有看清车号，只看清是一辆红色的平板半挂车，应是大货车右侧后部与电动车碰撞，绝对不是货车前头与电动车碰撞，因我站在货车前面，事故发生后大货车即没刹车减速，也没加速行驶。4、经对伤者祭世玲询问，祭世玲称：当时驾驶电动车沿刘长山路延长线由东向西行驶，在行驶中被一辆从身后驶来的货车右侧挂到电动车车把，我摔出去了，以后发生的事就不知道了。5、经调取现场东侧白马山办事处路口、魏华园小区的监控录像，发现在事发时间段二轮车电动车向西驶过后只有一辆重型低平板半挂车沿二环西路由南向西转弯后由东向西经过，经进一步串并沿途监控录像发现重型低平板半挂车是从大庙屯村天成国际花园小区驶出，并于2013年5月13日确定该车为鲁AS07**（鲁AS6**挂）号重型低平板半挂车。6、经对鲁AS07**（鲁AS6**挂）号重型低平板半挂车驾驶员李光纪询问，李光纪称：他于2013年5月7日4时30分后驾车自天成国际花园出发，经二环西路到达白马山办事处路口向左转弯，由东向西经过刘长山路延长线后魏华庄桥，但没有事故发生，没有异常感觉。7、2013年5月29日，山东交院交通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2013）痕迹鉴字第1271号鉴定意见：根据现有证据，无法确定鲁AS07**（鲁AS6**挂）号解放牌重型低平板半挂车与宝岛牌电动车的接触部位及本次事故的形成过程。
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调取了交警部门处理本次事故的卷宗，卷宗内记载了报警时间（2013年5月7日4：50：30）、报警电话（1357312****）、报警人（女性）以及原、被告及其他人员陈述的相关内容，本院对其陈述的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1）原告祭世玲于2013年5月15日在交警对其询问时陈述的主要内容如下：2013年5月7日近5时，我在刘长山路延长线后魏华庄处发生交通事故；当时我自己驾驶电动自行车沿刘长山路延长线由东向西行驶，我老板王兴才在前面，行驶中被一辆红色的平板货车挂到我的左车把，我摔出去了，没有看清车号，货车的部位也不清楚，以后的事就不知道了，不知道如何到的医院，也不知道是谁的报的警。
原告祭世玲于2013年5月31日在交警对其询问时陈述的主要内容如下：我现在的思维清楚，事故的时间不记得某月某日了，只记得是早上不到五点，好象是5月7日早上，地点是后魏新修的马路上，具体地点我不清楚，我听别人说了一些；那天早上大约4时30分许，我驾驶电动车从家（大庙屯新小区）出发，沿外环路由南向北，至后魏华庄向西行，准备到联发公寓北面小厂里打工，在后魏华庄新修的路上发生事故，当时我骑电动车靠路的北边向西行驶，有一辆红色平板车从我身后超过，平板车的右侧挂我的左车把了，我摔出去了，以后的事什么也不知道了；我没来得及看平板车的车号，平板车的碰撞部位也不清楚，谁报的警也不知道。
（2）被告李光纪于2013年5月13日在交警对其询问时陈述的主要内容如下：2013年5月7日，我定起床的时间是4时20分，大约4时30分我驾驶鲁AS07**（鲁AS6**挂）红色重型低平板半挂车从家（大庙屯村天成国际花园）里出发向南，沿外环路至大庙屯村的道路由西向东行驶，进入二环西路向北，再沿新建中的的刘长山路由东向西行驶，到党杨路向北，到经十西路，在济西上高速，目的地是茌平，于当日中午12时回到济南，车上什么也没装，是空车；从家到济南西高速口这段距离没停车，不间断、连续走的，我是5时7分上的高速，当时车上两个人，我和妻子王兴学，她在副座上；从家到党杨路这段距离不清楚也不知道发生交通事故，没有异常的感觉，也没有听到响声和碰撞声，在西外环路与刘长山路的延长线丁字路口的西角处，我看到一辆红色的大货车在那里调头；从西外环路至后魏华庄的联发公寓这一段路程中，没注意是否有电动自行车。
（3）王兴学于2013年5月15日在交警对其询问时陈述的主要内容如下：2013年5月7日，我大约4时20分起床，大约4时30分从大庙屯国际天成花园出发，准备去聊城茌平，我对象李光纪驾驶车辆，我坐在副座上，当时是空车，沿西外环路向北，进入施工中的刘长山路延长线向西，到党杨路向北，到经十西路，在济西上的高速，目的地是茌平；从家出发至济南西高速口这段距离没停车，是不间断、连续走的，在此期间没有发生交通事故，也没有异常的感觉，没有听到什么响声和碰撞声，在刘长山路延长线后魏华庄没有注意到有无电动自行车。
（4）王兴才于2013年5月8日在交警对其询问时陈述的主要内容如下：我和祭世玲是同事，在一起打工，由于我和祭世玲一同上班，所以上班时间是一致的，2013年5月7日当天我和祭世玲在西外环路前卫铁路北30米处相遇，每人驾驶一辆电动自行车，我们一同沿西外环路向北，在刘长山路延长线口向西拐，再沿刘长山路延长线向西行驶；当时因施工没有路灯，天刚蒙蒙亮，在事故现场（后魏华庄桥）以东路段，中心隔离带以北能通行车辆，并且是双向都走中心隔离带以北，中心隔离带以南还在施工中，根本不通车；在事故现场（后魏华庄桥）以西路段中心隔离带以北正在施工，不能通车，双向车辆只能走中心隔离带以南，所以通过该路段的车在桥西头都拐“S”弯，当时桥面上放一些下水道管子，占用桥面道路，可供车辆通行的路面很窄；事故时间在4时50分左右，我和祭世玲各驾驶一辆电动自行车沿刘长山路延长线由东向西行驶，我在前，祭世玲驾车在后，当行至后魏桥（事故地点）西侧时，听到“哎哟”一声，人倒地了，一辆红色平板半挂车由东向西驶过，这时只有这辆车通过，为急于看伤者的伤情，我忘记了看车号，随后用一辆面包车送伤者祭世玲到济南市第五人民医院，我把祭世玲的电动车推到我们干活的地方，当时没有看到双方的接触部位；我到祭世玲身边时，有个四十岁左右的女的站在祭世玲身边，我扶她时，身边的那个女同志打报警电话，当时祭世玲坐在地上，扶着水泥管子，用手捂着头，电动车在祭世玲西南方向躺着，呈东北西南向左侧倒地；我不认识报警人，现场只有这个报警的女同志，当时祭世玲说被过去的那辆红车挂车把了，摔了头。
（5）张静于2013年5月16日在交警对其询问时陈述主要的内容如下：2013年5月7日早上是我打的110报警电话，报警时间是2013年5月7日4时49分，在刘长山路延长线后魏华庄桥上；当时我驾驶三轮车沿刘长山路延长线由西向东行驶，当行至后魏华庄桥处时，由东向西过来一辆大车，由于路面施工，放了许多管子，路面很窄，所以我停下等一等再过去，可大货车行至桥上时，我听到“嘭”的一声，有一个女的摔出去几米远，还有一辆电动自行车，当时我害怕，等伤者动了一下，我才敢过去看了看，伤者是女的，大约有近五十岁左右；我没有看到货车与伤者是何部位碰撞的，感觉应是货车右侧后部，绝对不是货车前部顶出去的，因我在车前看到了；当时天还不太亮，没有看清货车的车辆号，货车是一辆红色的平板半挂车，没有装货物；事故发生后，大货车没有刹车，没有减速，也没有停车，很正常的走了，应该是不知道；是货车后边挂的，当时目击者只有我自己，后来过来一个男的。该询问笔录同时载明了张静的联系电话为1357312****。
原告祭世玲对本院调取的交警部门处理本次事故的卷宗材料无异议。
被告李光纪对该卷宗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卷宗中原告祭世玲及证人王兴才、张静的相关陈述内容有异议，认为，原告祭世玲与证人之间的陈述有相互矛盾之处，而且其存在恶意串通的嫌疑，两个证人还存在作伪证的嫌疑；原告祭世玲在5月31日陈述，主要是平板车的右侧刮到电动车的左车把处，其被摔出去了，以后的事什么也不知道了，但在交警询问发生事故后谁报的警时，其又陈述不知道，因为其晕了；2013年5月8日王兴才陈述，其问原告祭世玲是怎么回事时，原告祭世玲说是被过去的那辆红车刮车把后摔出去了，这个内容与原告祭世玲本人在5月31日的陈述截然相反，所以说明显存在证人伪造事实的可能；证人张静在交警部门没有相关身份证件证明其真实身份，根据王兴才向交警部门的陈述，目击者根本联系不上，没有目击者的任何联系线索，所以说目击者张静是通过什么方式到交警部门作证，这在交警部门的卷宗中没有体现；机动车的右侧刮到原告祭世玲的电动车的左车把导致电动车向左侧倒地的陈述不符合日常的逻辑推理，由此推断证人与原告祭世玲之间存在恶意串通作伪证的嫌疑。
被告凯翔公司对于交警卷宗证实的内容有异议，认为，1、交警询问时，所有证人均陈述没有直接目睹事发的过程，也没有直接证实原告祭世玲受伤是由被告李光纪的车辆造成。2、证人的证言相互矛盾，并且与现实情况并不相符，比如证人王兴才陈述“听到哎哟一声人倒地了，一辆红色平板半挂车由东向西驶过”，即使其陈述属实，原告祭世玲是先摔倒然后车辆经过，原告祭世玲的摔倒与被告李光纪车辆的经过也没有关系，如果原告祭世玲是与被告李光纪的车辆发生刮撞事故摔倒，证人先听到的不应该是哎哟声，而应是车辆经过颠簸或者是碰撞的声音；另外，根据该证人的陈述，也没有证实原告祭世玲摔出去好几米的事实，这一点与其他证人的陈述是相互矛盾的。证人张静的证言与王兴才的证言恰恰相反。3、交警队所作出的调查证据与原告祭世玲及证人的陈述之间相互矛盾，首先从交警队所拍摄的事故车辆的照片来看，该涉案车辆均没有刮擦的痕迹，根据证人与原告祭世玲的陈述，当时原告祭世玲发生事故时是车辆与电动车的左车把相接触，但是鉴定部门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所证实的内容及现场照片中均没有记载原告祭世玲电动车左侧车把损坏或者说有刮擦痕迹的表述，另外根据鉴定意见书所记载的内容，原告祭世玲电动车主要损坏的部位是后座靠背弯曲变形等，原告祭世玲车辆受损的痕迹基本上都在左侧，但根据原告祭世玲的陈述和证人的陈述均表示是被告李光纪的车辆刮擦了原告祭世玲的车辆左侧车把，按照正常的情况，原告祭世玲应该是向右边倒地，电动车受损不应为左侧。所以我公司认为原告祭世玲的事故与本案被告李光纪并没有关系。
被告浙商保险济南公司同意被告李光纪和凯翔公司的上述意见。
原告祭世玲认为，被告李光纪主张证人王兴才与原告祭世玲的陈述有矛盾，根据交警部门对原告祭世玲和王兴才所作的询问笔录，结合当时原告祭世玲的住院情况，原告祭世玲认为交警部门对其作第一次笔录时是在其住院期间，其当时身体正在恢复当中，记的不是特别清楚，正因为如此才由他人代签字；等到原告祭世玲出院后，交警部门于5月31日对其作笔录时其并没有提及当时摔出去后什么也不知道，这一点与证人王兴才的陈述并不矛盾，而且在这份笔录中交警部门特别询问了一下原告祭世玲，问其现在思维清楚了吗？原告祭世玲回答好多了，清楚。这三份笔录能够相互印证，并不矛盾。关于被告李光纪提出的报案人也就是证人张静没有有效身份证明，并且与证人王兴才的陈述相矛盾这个问题，根据调取的卷宗可以看到，在110信息查询信息中的报警电话是1357312****，同样在交警部门对张静的询问笔录中也记载了张静的身份证号及电话号码，而且在卷宗中我们发现有一份电话费交费单据，后来据我方了解这是交警部门为了联系上证人才为其充值，联系上以后作了这份询问笔录。交警部门作为一个执法部门，其作出的询问笔录应当是合法有效的，针对被告李光纪答辩中所提出的关于电动车倒地的部位，各种交通事故车辆倒地接触部位没有固定的模式，根据事故情况，各种倒地接触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不能用推断来确定应该如何倒地。针对被告凯翔公司的异议，关于证人王兴才先听到声音后看到事故发生这一问题，根据事故卷宗记载，当时证人王兴才骑车在原告祭世玲前面行驶，正常情况下他应该是眼望前方，不会眼望后方行驶，只有先听到声音才会转回头来看，恰恰印证了他为什么先听到声音后看到事故发生的情况。对于被告凯翔公司提到的交警部门没有对证人王兴才询问人是否摔出去的问题，那是交警部门的事，交警部门问他才会说不问也不会多说。关于被告凯翔公司提到的电动车与肇事车辆接触部位的问题，同被告李光纪对同一问题的异议的解释。至于被告凯翔公司谈到没有检测到两车碰撞接触部位的问题，在山东交院交通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书中第二页对事故车辆描述当中记载鲁AS07**／鲁AS6**挂号车辆未发现明显新鲜的损坏痕迹，正是基于这个原因，鉴定意见书才作出了无法确定两车接触部位，无法确定事故形成过程的结论，而根据卷宗记载，事故发生在2013年5月7日，因事故发生后车辆驶离现场，经过交警部门排查才于5月13日将肇事车辆查获，并于5月15日送检，车辆经过一周多的时间未发现明显损坏痕迹属于正常现象。
被告李光纪主张，根据证人张静与证人王兴才的陈述内容，张静陈述是先听到嘭的一声，并未听到原告祭世玲发生事故的声音，而证人王兴才是听到原告祭世玲发出哎哟的声音，两者的陈述明显说明原告祭世玲的伤情究竟是什么原因所造成的没有相关证据证实，所以不排除原告祭世玲发生自伤或者他伤的可能。另外根据证人张静的陈述，在交警询问事故发生后大货车有无刹车、减速或停车的事实时，其回答是都没有，很正常的走了，应是不知道，但其后来回答是货车后面刮的，这明显是对原告祭世玲有利而对被告李光纪不利的证言，根据张静陈述的行驶路线，其是从该路段由西向东与被告李光纪对向行驶，既然是对向行驶，那证人张静发现机动车的车辆部位应该是左侧，而右侧根本不在证人张静的视线范围内，所以据此推断该证人的陈述存在不真实性。
被告凯翔公司主张，根据原告祭世玲的陈述，1、证人王兴才的两眼是看前方，王兴才并没有亲眼目睹原告祭世玲受伤事发的经过，也就是说更不能证实原告祭世玲的伤情是由被告李光纪的车辆造成的。因为被告李光纪的车辆有20多米长，路过该路段的声音是很大的，如果原告祭世玲被该车辆刮擦的话，证人是无法听到原告祭世玲的喊叫声音的。2、原告祭世玲说事故发生后车辆倒地的现象会有各种各样，但是在本案中，根据原告祭世玲和证人的陈述，原告祭世玲是被车辆刮擦其左车把倒地受伤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原告祭世玲的车辆只会发生两种倒地方式，一种是倒向车辆左侧，一种是倒向车辆右侧，如果原告祭世玲倒向右侧，但车辆损坏部位全部在左侧，这与事实是不符的。根据现有的证据，证人的陈述与原告祭世玲的陈述都是其左侧车把与车辆刮擦，但现有证据证实原告祭世玲左侧车把并没有刮擦的痕迹。
被告浙商保险济南公司同意被告李光纪和凯翔公司的上述意见。
原告祭世玲主张，针对被告李光纪提出的证人张静与证人王兴才有一个听到砰的一声有一个听到哎哟一声的问题，当时事发路段正在修路，证人张静在肇事车辆的对向，证人王兴才与肇事车辆是同向，他们听到的声音情况可能有些差别。再一点，他们对于听到的、看到的不可能描述的细致入微。对于被告李光纪提出的原告祭世玲可能是自伤或者他伤，这两种情况下应该由被告李光纪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李光纪谈到证人张静看不到肇事车辆的右侧的问题，被告李光纪推断证人张静的证言不真实，这是没有道理的。张静的询问笔录中，交警问其看到货车与电动车是何部位碰撞的，其回答没看见，感觉应是货车右侧部位，但绝对不是货车前部拱出去的，因为其在车的前面，这恰恰证明张静看不到肇事车辆的右侧。根据上述情况足以说明证人张静是据实陈述的。被告凯翔公司谈到王兴才在前面没能亲眼目睹事故过程，原告祭世玲认为，本案认定事故事实的证据不仅仅是王兴才的证言，还有其他证据。关于电动车倒地及鉴定意见书中没有描述电动车车把损坏的问题，交通事故发生刮擦经过一周以后不一定能够留下明显的刮擦痕迹，根据当时的情况，完全有可能是肇事车辆车尾扫过电动车致电动车摔倒，这种情况下电动车不一定会卷入车下。
关于争议焦点二，即原告祭世玲所主张的各项费用的计算方式和依据。
原告祭世玲主张医疗费46386.7元。原告祭世玲主张，其受伤后即到济南市第五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于2013年5月24日出院，合计住院17天，支出医疗费46386.7元。原告祭世玲为此提交济南市第五人民医院住院病历一册、门诊病历一册、住院费用清单一份、医疗费票据一张、新华人寿理赔批注一份、新华人寿证明一份。
三被告对原告祭世玲提交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根据病历记载，原告祭世玲所治疗的伤情是陈旧性伤情，这一事实在病历中有明确记载，其30年前因颅脑外伤就治于济南106医院，其应当举证证明本次事故受伤与陈旧性受伤不存在因果关系。其在5月7日前还曾发生过一次外伤性伤害，而且该次伤害可以推断也是造成原告祭世玲这次住院治疗脑部伤害的主要原因，对此没有证据提交。
原告祭世玲主张其在发生交通事故前正常上班，此前没有发生过伤害。
原告祭世玲主张误工费7066元。根据山东银丰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其误工时间为伤后三个月，按照2013年度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264元计算三个月的误工费为7066元。
三被告对原告祭世玲主张的误工时间无异议，但对其主张的计算标准有异议，认为应当按照其户籍性质计算误工费，农民的标准是每天47元。
原告祭世玲主张，其在一个工厂打工，没有固定收入，提供户口本一册予以证实。
被告李光纪认为，根据刚才的调查，原告祭世玲陈述是在工厂打工，这说明其有暂时的工作，其主张该项费用应当提供其工资收入的证明，不应该以行业标准作为其主张的依据，所以其主张该项费用依据不足。
被告凯翔公司、浙商保险济南公司对原告祭世玲提交的户口本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在户籍登记卡中显示原告祭世玲的职业为粮农，因此原告祭世玲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相关费用与事实不符。
原告祭世玲主张护理费6160元。根据山东银丰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其伤后护理时间为2个月，其中住院期间2人护理，出院后1人护理。护理人员是其丈夫刘玉森、妹妹祭爱燕，两位护理人员均没有固定职业和收入，所以按照济南市护工标准每天80元计算。出院后由护理人员祭爱燕护理，住院17天期间由刘玉森与祭爱燕共同护理。原告祭世玲为此提交两护理人员的身份证复印件予以证实。
三被告对原告祭世玲主张的护理期限及护理人数无异议，但对计算标准有异议，认为济南市的护工标准为每人每天60元，两个护理人员均为农村居民，应当按照农村居民每人每天47元的标准计算。
原告祭世玲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510元。其住院17天，每天按30元计算。
三被告对此均无异议。
原告祭世玲主张交通费1000元。系其出院、复查、作司法鉴定时支出的交通费用。原告祭世玲为此提交加油票3张予以证实，实际金额为1055元，只主张1000元。
三被告请求法院酌定。
原告祭世玲主张残疾赔偿金56528元。根据山东银丰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其构成十级伤残，按照2013年度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264元计算20年乘残疾系数10%。
三被告认为应当按照农民标准计算。
原告祭世玲主张鉴定费1900元。此系作司法鉴定时支出的费用，提供鉴定费发票一张予以证实。
被告浙商保险济南公司认为，该费用不是交强险赔偿范围。
被告李光纪、凯翔公司对原告祭世玲主张的该数额无异议，但认为即使有伤残也与其原来的旧伤有关。
原告祭世玲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本次事故给其造成极大的身体和精神上的伤害，因此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
三被告认为原告祭世玲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因无法确定原告祭世玲在本次事故中应承担的责任大小，故不同意支付该费用。
原告祭世玲主张车辆损失1800元。事故发生后，电动车损坏，修理电动车支出该费用。原告祭世玲为此提交电动车修理费收据一张（载明金额1800元）予以证实。
三被告认为，原告祭世玲提交的收据不是正规发票，其未提交维修明细等证明其维修项目和更换的车辆配件，其也没有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对事故中受损车辆拥有所有权，也没有证据证明该笔费用的支出是对事故车辆维修的支出。按照市场价格1800元足够购买一辆新的电动车，其要求的电动车修理费明显过高。
原告祭世玲主张，该电动车是其购买的，没有发票，在事故证明中明确记载电动车是原告祭世玲的，什么时候购买的不清楚。
原告祭世玲主张停车费60元。该费用是电动车被交警扣押期间发生的停车费用，提供发票一张予以证实。
被告李光纪、凯翔公司对此无异议，被告浙商保险济南公司认为该费用不属于其赔偿范围。
上述事实，有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住院病历、门诊病历、票据、户口本、证明、身份证复印件、车辆挂靠协议、司法鉴定意见书、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事故卷宗材料及双方当事人相一致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原告祭世玲与被告李光纪之间是否于2013年5月7日发生过交通事故是本案的争议焦点，双方对此有原则性分岐。对此问题，根据原、被告的陈述、举证和质证，本院进行分析论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原告祭世玲、被告李光纪、案外人王兴学、王兴才、张静在济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市中区大队对其进行询问时，分别对本次事故进行了陈述，被告李光纪、浙商保险济南公司虽然主张两人存在恶意串通和作伪证的嫌疑，但其并未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故本院对其主张的该事实不予采纳。三被告虽然主张原告祭世玲与王兴才、张静之间的陈述有相互矛盾之处，但王兴才与张静在细节方面存在差异的陈述并不能否定其陈述的主要内容的真实性，鉴于王兴才及张静与本案的原告祭世玲及被李光纪并无利害关系，张静在事发时即予以报警，其系事故目击者，其在交警部门的陈述与王兴才的陈述能够相互印证，因此其对事故相关事实的陈述，本院予以采信。再者，根据交警部门调取的现场东侧白马山办事处路口、魏华园小区及沿途监控录像，发现在事发时间段原告祭世玲的二轮电动车向西驶过后只有一辆重型低平板半挂车沿二环西路由南向西转弯后由东向西经过，而该重型低平板半挂车是从大庙屯村天成国际花园小区驶出，并经交警部门于2013年5月13日确定该车为鲁AS07**（鲁AS6**挂）号重型低平板半挂车，这与被告李光纪及案外人王兴学陈述的内容是相吻合的。因此，根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本院确定原告祭世玲是与被告李光纪发生交通事故，由被告李光纪将原告祭世玲撞倒。根据被告李光纪、案外人王兴学相一致的陈述以及案外人张静关于“事故发生后，大货车没有刹车，没有减速，也没有停车，很正常的走了”的陈述，能够认定被告李光纪并不知道其与原告祭世玲发生交通事故，因此不应认定被告李光纪系肇事逃逸。因三被告并未证实原告祭世玲在本次事故中有过错，故被告李光纪应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原告祭世玲不承担事故责任。
鲁AS07**（鲁AS6**挂）号重型半挂牵引车虽然登记所有权人为被告凯翔公司，但实际车主为被告李光纪，被告李光纪是将该车挂靠在被告凯翔公司名下从事运输经营，因此本次交通事故对原告祭世玲造成的损失应由被告李光纪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凯翔公司作为被挂靠人应承担连带责任。
根据法律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因此原告祭世玲因本次交通事故所造成的损失首先应由被告浙商保险济南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由被告李光纪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凯翔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关于原告祭世玲主张的医疗费46386.7元的问题。本院认为，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就本案而言，原告祭世玲提交的济南市第五人民医院的住院病历、门诊病历、医疗费票据等证据能够证实其因本次交通事故支出医疗费46386.7元的事实，本院对此予以认定。
关于原告祭世玲主张的误工费7066元的问题。本院认为，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就本案而言，原告祭世玲经山东银丰司法鉴定所鉴定，其误工时间为伤后三个月，三被告对此亦无异议，本院对该误工时间予以认定。原告祭世玲收入不固定，因此其主张按照2013年度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264元计算误工费，并无不当，故本院认定原告祭世玲的误工费为6969.2元。
关于原告祭世玲主张的护理费6160元的问题。本院认为，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就本案而言，原告祭世玲经山东银丰司法鉴定所鉴定其伤后护理时间为2个月，其中住院期间2人护理，出院后1人护理，三被告对此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护理人员刘玉森、祭爱燕均没有固定职业和收入，因此原告祭世玲主张按照济南市护工标准每人每天80元计算护理费，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故本院对原告祭世玲主张的护理费6160元予以认定。
关于原告祭世玲主张的住院伙食补助费510元，因三被告对此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关于原告祭世玲主张的交通费1000元的问题。本院认为，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证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本院酌定原告祭世玲的交通费为500元。
关于原告祭世玲主张的残疾赔偿金56528元的问题。本院认为，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就本案而言，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和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之规定，交通事故中计算残疾赔偿金时是否应当扣减应根据受害人对损失的发生或扩大是否存在过错进行分析。原告祭世玲30年前曾因颅脑外伤于济南106医院进行过手术，但其个人体质状况并不是侵权责任法等法律规定的过错，其对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造成亦无过错，因此被告浙商保险济南公司申请对原告祭世玲因交通事故所受伤害对构成伤残等级参与程度进行司法鉴定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祭世玲经山东银丰司法鉴定所鉴定构成十级伤残，其主张按照2013年度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264元计算残疾赔偿金，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故本院对其主张的残疾赔偿金56528元予以认定。
关于原告祭世玲主张的鉴定费1900元的问题。本院认为，原告祭世玲因交通事故受伤后，为确定相关损失进行鉴定而支出的鉴定费是其合理损失，本院对其主张的该费用予以认定。
关于原告祭世玲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的问题。本院认为，精神损害赔偿是民事主体因其人身权利受到不法侵害，使其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受到损害或遭受精神痛苦等无形损害，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形式的赔偿等方法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侵害自然人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受害人要求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的，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侵害人必须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二）侵害行为的方式、手段比较恶劣；（三）损害后果比较严重，不仅影响受害人自身的正常工作、生活和学习，而且造成社会和他人对其人格评价的降低。就本案而言，原告祭世玲经山东银丰司法鉴定所鉴定构成十级伤残，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后果，对其今后的生活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影响，故被告有赔偿经济损失以对原告祭世玲精神予以抚慰之必要，根据本案实际情况，本院酌情确定原告祭世玲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为1000元，对原告祭世玲主张的超出部分','2018-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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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一百零八条债务应当清偿。暂时无力偿还的，经债权人同意或者人民法院裁决，可以由债务人分期偿还。有能力偿还拒不偿还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强制偿还。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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