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德清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湖德商初字第351号
原告东阳市兴发煤炭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东阳市横店镇磁性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吕云，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吕云燕，浙江横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厉绍潭，该公司管理人员。
被告深圳市麦田万家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与福中三路交汇处安联大厦13A02（b）单元。
法定代表人吉清，该公司董事长。
被告吉清。
被告何瑛。
上述三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楼兴龙，浙江康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三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赵琳，浙江康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东阳市兴发煤炭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阳兴发公司）与被告深圳市麦田万家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麦田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于2013年8月13日向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起诉，该院于同日立案受理。2013年8月19日，原告东阳兴发公司向东阳市人民法院申请追加吉清、何瑛为本案共同被告。2013年8月30日，被告深圳麦田公司向东阳市人民法院提出管辖异议。2013年9月5日，东阳市人民法院依法裁定本案移送德清县人民法院管辖。2013年10月8日，本院立案受理原告东阳兴发公司与被告深圳麦田公司、吉清、何瑛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2014年2月19日和3月13日，两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东阳兴发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吕云燕和厉绍潭、三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楼兴龙和赵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14年2月19日至裁判之日，为本案当事人庭外和解期间。
原告东阳兴发公司诉称，2012年5月，原告东阳兴发公司经中介机构介绍与被告深圳麦田公司就“浙江金恒数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金恒公司）”之股份转让事宜进行了洽谈，原告基于被告深圳麦田公司对浙江金恒公司财务会计报告资料的提供、业绩的说明及证券上市的预期介绍，与被告深圳麦田公司签订了《浙江金恒数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该协议明确约定了股份转让的前提条件，包括：被告应将浙江金恒公司向其披露的浙江金恒公司资产、负债、权益对外担保等信息向原告进行充分、真实、完整披露；“保证与承诺”5.3条约定：其保证其就本协议的签署所提供的一切文件资料均真实、有效、完整的。5.6条约定：其已就本次交易有关的，并需为各方所了解和掌握的所有信息和资料，向相关方进行了充分、详尽、及时的披露，没有重大遗漏、误导和虚构。基于上述约定，2012年5月12日，双方同意由被告深圳麦田公司将110万股浙江金恒公司的股份以60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原告。签订后，2012年5月15日，原告向被告深圳麦田公司支付了605万元股份转让款。
2013年4月，原告发现浙江金恒公司经营状况持续恶化，在排除市场与经营因素外，浙江金恒公司的财务状况与原、被告转让股份时的情况存在重大差异。通过深入了解，原告发现被告深圳麦田公司在转让时，存在欺诈、隐瞒重大事实从而导致原、被告的股份转让显失公平，且有恶意串通行为。2011年5月，被告深圳麦田公司以每股10.7元总价1177万元增资浙江金恒公司，并取得110万股股份，持股比例为1.65%。此后，被告深圳麦田公司即委派财务人员到浙江金恒公司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经过半年的参与公司财务管理与监督，已知悉浙江金恒公司存在资产虚假、财务报告失实、包装上市痕迹明显、存在代持股事实、上市风险较大等情况。被告深圳麦田公司为保全自己的利益，选择退出浙江金恒公司，要求王某（浙江金恒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原价格加利息购回浙江金恒公司股份。2011年11月14日，被告深圳麦田公司与王某签订了110万股股份全部转让给王某的《股份转让协议》，王某于同日将股份转让款12105053元（该金额为被告原增资持股的全价＋利息）支付给了被告。2012年5月12日，被告深圳麦田公司在与原告签订浙江金恒公司股份转让协议时，实际已无浙江金恒公司股份，被告深圳麦田公司未将这一真实的信息如实披露给原告。被告深圳麦田公司在收到原告的股权转让款后即将相应款项汇回给王某。如果原告知道是王某实际持股，原告是不会参与持股浙江金恒公司并与其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的。原告有理由判断是被告深圳麦田公司在掌握浙江金恒公司的真实情况下与王某串通，以欺诈的方式实现他们的目的，让原告持股浙江金恒公司来承担投资风险。
被告吉清和何瑛系深圳麦田公司的股东，吉清是深圳麦田公司法定代表人。吉清和何瑛对深圳麦田公司存在抽逃注册资本的行为，已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请求法院判令：1、依法撤销原、被告于2012年5月12日签订的《浙江金恒数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2、被告深圳麦田公司立即返还股份转让款605万元，并赔偿损失（自2012年5月15日起至付清款项日止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由被告吉清、何瑛对被告深圳麦田公司应返还原告的605万元股权转让款及利息损失承担连带支付责任。
被告深圳麦田公司、吉清、何瑛辩称，1）被告深圳麦田公司与王某之间是属于股权代持关系，是一种有效的委托关系，被告深圳麦田公司在收到原告的转让款605万元之后即汇给王某，被告深圳麦田公司并无实际获利，只是履行了代持义务。2）原告在受让浙江金恒公司股权前已充分知晓股权代持关系，不存在诉状中所称的受到欺诈。3）吉清与何瑛作为被告深圳麦田公司的股东不存在抽逃注册资金的行为，是正常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应该承担连带责任。4）原告与浙江金恒公司控股股东王某在2012年4月28日就已签订了对赌协议，该协议是在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之前，原告在2012年4月28日之前已经充分了解浙江金恒公司的情况，原告虚假陈述。5）原告东阳兴发公司在2013年8月才提起诉讼行使合同的撤销权，已经超出了法律诉讼时效。综上，请求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东阳兴发公司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⑴2012年5月12日原告与被告深圳麦田公司签订的《浙江金恒数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1份，2012年5月15日原告汇款给被告的建设银行电子转账凭证1份计款605万元；⑵2011年11月14日被告深圳麦田公司与王某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各1份，2011年11月14日确认函和委托付款确认书（复印件）各1份，2011年11月14日汇付款通知书2份，结算业务申请书和大额支付入帐通知书各1份；⑶浙江金恒公司组织架构图、投资方派遣人员说明、成立资金管理部的通知、员工信息表、工资表共5份；⑷2011年5月12日浙江金恒公司《股东会决议》1份，《资金收支明细表》7页；⑸2011年5月20日浙江金恒公司章程修正案5页，汇付款通知单、银行回单、明细表、银行转账凭证等18页；⑹麦田情况记录表、对外投资情况、公司基本情况共5页；⑺2013年11月12日杭州创东方富邦创业投资企业（以下简称杭州创东方）出具的证明1份，电子邮件往来事实1页，关于转让浙江金恒公司股份相关情况的说明函1份；⑻2013年7月24日浙江金恒公司沟通纪要1份；⑼2011年6、7、8月浙江金恒公司财务部例会纪要5份；⑽2008年12月浙江金恒公司章程1份；⑾浙江金恒公司工商登记基本情况和公司变更情况各1份，浙江金恒公司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和公司章程修正案各1份；⑿2012年5月验资报告及附件、进账单、询证函、收入凭证、电子转账凭证、对公明细账单共12页；⒀证人俞某（系深圳市创东方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监）出庭作证。
被告深圳麦田公司、吉清、何瑛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⑴2011年5月被告深圳麦田公司与浙江金恒公司签订的《增资协议书》1份，2011年5月30日华夏银行电汇凭证1份计款1177万元；⑵2011年11月14日被告深圳麦田公司与王某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各1份（均为复印件），2012年4月27日王某向被告深圳麦田公司出具的《通知》1份，2011年10月31日王某传真给被告吉清的信函1份（传真件），2012年5月17日被告吉清支付给浙江金恒公司605万元的《大额支付入帐通知书》1份（复印件）；⑶2012年4月28日原告东阳兴发公司与浙江金恒公司、湖州浙江金恒公司、王坚等7股东签订的《股权转让合作协议》1份；⑷被告深圳麦田公司的电子银行转账凭证24份（均为复印件）
另，原告东阳兴发公司和被告深圳麦田公司共同申请证人王某出庭作证。
原、被告的上述证据，经双方当事人庭审质证，本院认证如下：
原告东阳兴发公司提交的证据⑴，用以证明2012年5月12日原告与被告深圳麦田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事实，合同约定由深圳麦田公司转让110万股浙江金恒公司股份给原告，转让前提条件、承诺保证条款等等；2012年5月15日原告支付被告股份转让款605万元的事实。三被告质证认为，对这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说明被告的股权替他人代持的，被告在收到原告的605万转让款后转给了委托人王某；原告递交给东阳法院的复印件与原件不符，原告将合同的9.2条中“浙江金恒公司”改为成“原告方”。经本院审查认为，本组证据符合有效证据的条件，本院予以认定。
原告东阳兴发公司提交的证据⑵，用以证明2011年11月14日被告深圳麦田公司与王某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即原、被告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前6个月深圳麦田公司已将同一股份转让给他人，被告存在欺诈的事实。协议签订后，王某将股份转让款12105053元支付到被告深圳麦田公司指定帐户的事实。6个月后，被告深圳麦田公司收到原告支付的股权转让款605万元，便汇付给王某的湖州金恒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州金恒公司）帐户的事实。三被告质证认为，对这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只能证明被告深圳麦田公司持有的110万股权转让给王某，还证明了被告在2011年11月之后是代王某持有110万股权，但不能证明被告与王某串通的嫌疑。经本院审查认为，证据符合有效证据的条件，本院予以认定。
原告东阳兴发公司提交的证据⑶，用以证明浙江金恒公司的企业组织结构，其中资金管理部是在被告深圳麦田公司持股浙江金恒公司后新设立的，该部门经理杜敏霞系由深圳麦田公司委派的，负责浙江金恒公司的筹资、融资和资金管理，任职一年，被告深圳麦田公司对浙江金恒公司的经营状况、资金信息、财务数据等已有充分了解的事实。三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企业高管是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秘及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杜敏霞是资金管理部经理，不能等同于高管。经本院审查认为，本组证据符合有效证据的条件，本院予以认定。
原告东阳兴发公司提交的证据⑷，用以证明浙江金恒公司股东会决议中确认公司虚挂资产1.3144亿元，以及资金处理方案，被告持股浙江金恒公司并派人任资金部经理，对浙江金恒公司虚挂资金是知道与应当知道，从而证明被告与原告签订协议时存在严重隐瞒事实真相、欺诈的事实。三被告质证认为，对这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股东会议召开时间是5月12日，被告并不知情，被告汇款给浙江金恒公司是5月30日，杜敏霞是2011年6月到任。经本院审查认为，本组证据符合有效证据的条件，本院予以认定。
原告东阳兴发公司提交的证据⑸，用以证明被告深圳麦田公司及杭州麦田立家泓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麦田泓达公司）通过增资持股浙江金恒公司的事实。浙江金恒公司与湖州金恒公司财务管理混同，并由浙江金恒公司汇付巨额款项给股东（麦田泓达公司）的事实，被告深圳麦田公司与麦田泓达公司系高度关联公司，深圳麦田公司存在严重隐瞒事实真相、欺诈的事实。三被告质证认为，对这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增资时间是5月30日，即股东会之后。浙江金恒公司与麦田泓达公司的款项往来，不能证明有隐瞒及欺诈的事实。经本院审查认为，本组证据符合有效证据的条件，本院予以认定。
原告东阳兴发公司提交的证据⑹，用以证明被告深圳麦田公司股东情况及杭州麦田立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麦田公司）、麦田泓达公司工商登记情况，系关联企业，从而证明证据清单中第10项的证明目的。三被告质证认为，对这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与本案无关，不能证明原告的举证目的。经本院审查认为，本组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
原告东阳兴发公司提交的证据⑺，用以证明原告与被告深圳麦田公司在签订协议前，原告委托杭州创东方进行基本情况了解及协议洽谈事实，及受托人同意由业务员对前期调查及协议洽谈事宜出庭作证的事实，并证明被告深圳麦田公司未按协议披露信息与欺诈的事实。杭州创东方基于自身受让浙江金恒公司股份及原告的委托，对被告深圳麦田公司及麦田泓达公司退出浙江金恒公司股份进行调查的事实，并由被告深圳麦田公司及麦田泓达公司做出了书面说明的事实，也证实被告深圳麦田公司未将真实情况（包括股份已转让给王某、财务虚假等）披露给与杭州创东方的事实。三被告质证认为，对这组证据有异议，原告并没有出具相关的委托手续给杭州创东方；原告受让的仅仅是被告深圳麦田公司持有的110万的股权，与麦田泓达公司没有关系，原告受让股权时，麦田泓达公司也没有浙江金恒公司的股权。被告公司师晓东发给创东方的一份电子邮件真实性并不了解，从电子邮件的内容来看，也达不到原告的举证目的，函件陈述了浙江金恒公司股权转让的原因，及经营状况及上市情况都不看好。经本院审查认为，本组证据符合有效证据的条件，本院予以认定。
原告东阳兴发公司提交的证据⑻，用以证明原告与浙江金恒公司董事长王某就浙江金恒公司的经营、投资情况进行了解，证明被告深圳麦田公司入股及退出股份的方式，及被告深圳麦田公司参与浙江金恒公司管理期间，被告深圳麦田公司已知悉投资代持股、公司虚增收入、借款包装（虚增资产）等事实。三被告质证认为，对这组证据有异议，纪要时间是2013年7月24日，也就是原告向东阳法院起诉前几天，原告及王某等有利害关系。经本院审查认为，本组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
原告东阳兴发公司提交的证据⑼，用以证明被告深圳麦田公司委托到浙江金恒公司的工作人员杜敏霞参加公司财务例会的事实，并知晓该公司的财务（包括内外帐套等）及经营情况的事实。三被告质证认为，对这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只能证明被告派出的杜敏霞，参加了财务部举行的例会，她只是公司资金部经理，不了解公司高层虚挂、虚增的情况。经本院审查认为，本组证据符合有效证据的条件，本院予以认定。
原告东阳兴发公司提交的证据⑽，用以证明浙江金恒公司章程第十三、十五条中明确该公司的股份采取股票的形式，及股份依法转让的规定，但被告并未将股份交付给原告，并未依法转让股份的事实。三被告质证认为，股份有限公司上市之前，并没有任何股票形式，股票需等到上市后才有，故不存在转让股权时要交付股票问题；2012年6月，原被告签订后不到一个月，浙江金恒公司已经向湖州工商局申请股东变更，但由于原告自身的原因而没有变更。经本院审查认为，本组证据符合有效证据的条件，本院予以认定。
原告东阳兴发公司提交的证据⑾，用以证明被告深圳麦田公司增资成为浙江金恒公司股东的事实，且目前公司登记的股东仍为被告，原告未取得被告转让的股票，且无法登记为公司股东的事实。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公司的股份转让相关规定，使原告并未能按双方股份转让协议成为公司股东，公司虽向工商部门申请变更登记，但原告仍不能成为合法有效的公司股东，公司章程修改不合法。原告要求撤销协议符合法律规定。三被告质证认为，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原告的证明目的有异议，只能证明被告深圳麦田公司在向浙江金恒公司增资以后，按照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依法成为浙江金恒公司的股东，签订转让合同以后，至今为止工商登记仍然显示被告深圳麦田公司是浙江金恒公司的股东之一，但浙江金恒公司在2012年6月就向工商部门提出章程及股东变更登记；浙江金恒公司至今为止对任何股东并没有发行过任何形式的股票。经本院审查认为，本组证据符合有效证据的条件，本院予以认定。
原告东阳兴发公司提交的证据⑿，用以证明被告吉清、何瑛抽回注册资本，收到原告股权转让款605万元后汇付给王某的；被告吉清、何瑛应对公司债务在抽回注册资本范围内应承担支付责任的事实。三被告质证认为，关联性有异议，深圳麦田公司与吉清、何瑛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不存在抽逃注册资金行为，吉清、何瑛不应承担连带责任。经本院审查认为，本组证据符合有效证据的条件，本院予以认定。
原告东阳兴发公司提交的证据⒀证人俞某出庭作证，证人俞某证明其作为深圳创东方投资有限公司和杭州创东方的人员，负责对浙江金恒公司进行尽职调查，但深圳麦田公司和王某均隐瞒了重要事实，深圳麦田公司已经于2011年11月14日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且履行了该转让协议的内容，将深圳麦田公司持有的法人股转让给浙江金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某个人、并为王某进行股份代持。被告深圳麦田公司和王某均没有告知我公司和原告东阳兴发公司，如果是代持的话我们是不会进行股份转让的。原告东阳兴发公司对证人证言的三性都无异议。三被告质证认为，对俞某的证言，证人所在公司本身受让了被告深圳麦田公司其余400万股的金恒数控的股权，与本案由利害关系，所有的证言，不能作为本案的依据。经本院审查认为，证人俞某出庭证言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
被告深圳麦田公司、吉清、何瑛提交的证据⑴，用以证明2011年5月30日签订《增资协议书》，被告深圳麦田公司增资入股浙江金恒公司的事实。原告东阳兴发公司质证认为，证据三性无异议，证据恰好证实以下内容：“鉴于”部分第三项：“新老股东将共同努力，把浙江金恒公司发展成为一家上市公司”，第四条第五项“甲方接受乙方推荐一名财务主管，负责资金管理工作”。可见被告以10.7元／股的价格增资入股浙江金恒公司，其投资的目的和目标是浙江金恒公司上市，且派驻了财务主管参与管理。经本院审查认为，本组证据符合有效证据的条件，本院予以认定。
被告深圳麦田公司、吉清、何瑛提交的证据⑵，用以证明被告深圳麦田公司于2011年11月14日将浙江金恒公司110万股股份转让给王某，并替王某持股的事实；浙江金恒公司股权的实际处置权属于王某，原告作为受让人是王某寻找、洽谈的，被告深圳麦田公司只是履行了代持人的义务；在收到原告支付的605万元转让款后，深圳麦田公司及时将转让款转给王某的事实。原告东阳兴发公司质证认为，对《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的三性无异议，但恰好证明了被告签订合同存在欺诈与串通，及隐瞒了其股份早已转给王某的真相。对《通知》有异议，证据不符合客观事实。对《信函》无异议，恰好证实了被告欺诈与并与王某串通的事实。对《大额支付入帐通知书》无异议。经本院审查认为，本组证据符合有效证据的条件，本院予以认定。
被告深圳麦田公司、吉清、何瑛提交的证据⑶，用以证明原告对股份的实际持有人是王某这一事实是明知的，同时对浙江金恒公司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等有详尽地调查和认识，并对浙江金恒公司的经营及日后发展和上市有相当大的期望。原告东阳兴发公司质证认为，因原告未加盖印章，不予质证。经本院审查认为，证据2012年4月28日《股权转让合作协议》不符合有效证据的条件，本院不予认定。
被告深圳麦田公司、吉清、何瑛提交的证据⑷，用以证明被告吉清、何瑛不仅没有抽逃资金，反而是公司债权人的事实；深圳麦田公司归还何瑛借款250万元、归还吉清借款2017万元，合计借款2267万元；深圳麦田公司向何瑛借款225万，深圳麦田公司向吉清借款2447万元，合计2672万元；被告深圳麦田公司尚欠被告吉清、何瑛405万元的事实。原告东阳兴发公司质证认为，由于证据没有原件，无法核实。付款中注明的用途有异议，且部分并不是被告之间的往来。被告深圳麦田公司支付给吉清、何瑛的款项大于吉清、何瑛支付给公司的款项，恰好证明吉清、何瑛有抽逃注册资金的事实，且作为股东吉清、何瑛存在随意使用公司款项的事实，另被告并未将王某支付给深圳麦田由吉清收款的1200余万元计算在内。经本院审查认为，本组证据不符合有效证据的条件，本院不予认定。
原告东阳兴发公司和被告深圳麦田公司共同申请的证人王某出庭作证，证人王某证明2011年5月被告深圳麦田公司增资成为浙江金恒公司的法人股东，共110万股、10.7元／股，总价1177万元，并指派杜敏霞参与浙江金恒公司财务管理，起到监督的作用。她不仅监管自己的资金也对整个公司其他的款项也是监管的。2011年11月，我与被告深圳麦田公司签订股份代持协议，我个人以原价10.7元／股回收，但并不过户，仍由深圳麦田公司代持。深圳麦田公司以5.5元／股的价格转让给东阳兴发公司股份时，东阳兴发公司董事长来我公司见过一次，大概半小时，但我没有将代持股份的情况告诉过东阳兴发公司。东阳兴发公司把605万元股份转让款汇给深圳麦田公司，深圳麦田公司再汇给我。2007年浙江金恒公司股改，2008年以后，公司资产虚挂、虚增收入、虚开发票，财务账做不平了。原告东阳兴发公司质证认为，证人所述没有将代持的事宜告知原告，是真实的。证人对杜敏霞任职的陈述是真实的。2013年7月24日的沟通纪要是事实的，其他的证言请法庭进行核实。三被告质证认为，证人佐证原、被告的转让行为发生之时，被告并没有实际的接触，双方并不认识。原告在受让股权之时曾与其他股东之间签订过对赌协议，并且董事长亲自到公司进行考察、了解。被告与王某在2011年11月1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在2012年5月12日原被告签订协议之时已经全部履行完毕。经本院审查认为，证人王某出庭证言真实可信，符合有效证据的条件，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案外人王某是浙江金恒公司和湖州金恒公司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浙江金恒公司是一家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6660万元。湖州金恒公司是浙江金恒公司的法人股东，投资额为3001.5万元，投资比例45.0676%。
被告吉清是被告深圳麦田公司和杭州麦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杭州麦田公司是杭州麦田泓达公司的法人股东。
2011年5月12日，浙江金恒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股东会决议，决议确认：“2010年末，经公司主要股东多次商议决定，从外部多渠道融资以解决公司虚挂资产问题，具体资金收支明细详见附表（共七页），主要情况如下：一、公司外部融资共计13144万元，已全部收回原虚挂应收款或预付款以及支付账外费用的方式交入浙江金恒公司。二、2011年1-4月，公司归还借款3220万元，新增个人借款100万元，用于支付账外费用。三、截止2011年4月30日止，尚有资金8940万元未归还。四、2010年末分红款在扣税后均全部交入公司用于解决虚挂资产问题等四项内容（含资金处理方案）。”
2011年5月，被告深圳麦田公司与浙江金恒公司签订的《增资协议书》1份，协议约定：“新老股东把浙江金恒公司发展成为一家上市公司，双方签订本增资协议书。本次浙江金恒公司拟增资510万股。增资价格为10.7元／股，深圳麦田公司以现金出资认购其中的110万股，股权增资额为1177万元。本次增资金后，浙江金恒公司总股本为6660万股。浙江金恒公司接受深圳麦田公司推荐一名财务主管，负责资金管理工作。”协议签订后，2011年5月30日，被告深圳麦田公司通过华夏银行深圳支行账户电汇投资款1177万元至浙江金恒公司银行账户。
2011年5月31日，经湖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被告深圳麦田公司为浙江金恒公司的法人投资者（即法人股东），投资额（万元）：110，投资比例（%）：1.6517。另，杭州麦田泓达公司同为浙江金恒公司的法人投资者，投资额（万元）：400，投资比例（%）：6.006。
2011年6月2日，浙江金恒公司成立资金管理部，聘任被告深圳麦田公司的财务主管杜敏霞为该资金管理部经理，全面负责公司筹资、融资和资金管理工作。资金管理部下设银行现金出纳。资金管理部的职责：“定期汇总、编制资金计划，及时办理各项资金的收、付业务；筹集经营活动所需资金，保证经营活动的资金供给；保管公司的有价证券、银行结算单证；负责按时偿还银行贷款本息，保证贷款不逾期、不欠息，通过资金的规范动作保障资金安全和高效使用。”约定任职时间为2011年6月1日至2012年5月31日。杜敏霞就任资金管理部经理后，负责浙江金恒公司的资金管理工作，并参加公司财务部的例会，主要是：“完善内控要点及相关流程并提交公司确认后执行。资金管理部做好周、月资金平衡工作。了解销售合同台账。”实际任职时间为2011年6月至2012年2月。杜敏霞到任后，积极履行资金管理职责，了解、知晓浙江金恒公司的全部资金财务状况，如浙江金恒公司存在资产虚假、财务报告失实、包装上市痕迹明显、存在代持股事实等情况。为此，被告深圳麦田公司于2011年9、10月向浙江金恒公司和王某提出退出浙江金恒公司，并要求王某以原增资价格10.7元／股、并加上利息损失回购其持有的110万股浙江金恒公司股份。
2011年10月31日，王某向被告吉清发送传真《信函》1封，写明：“吉总：关于深圳麦田想退出我公司股份事宜，我个人有以下想法，供您参考。股份制公司一旦个人和机构入股后，如要退出难度较大，程序比较复杂，工商一般也难以批准。同时对你我公司也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所以我认为找合适的人或机构来转让贵公司的股份较为妥当。目前我们正在和有意受让者洽谈。麦田的110万股对方公司负责人已同意，只待他们董事会讨论决定，时间上可能在半月左右处理完毕。麦田立家（注：指杭州麦田泓达公司）的400万股由于金额较大，我们正在和对方沟通之中，估计时间上会较长，大约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能解决。吉总，在此事的处理上我会尊重您和贵公司的意见，妥善处理。”
2011年11月14日，被告深圳麦田公司与王某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各1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指被告深圳麦田公司）愿意向乙方（指王某）出让其持有的浙江金恒公司110万股股份，双方同意以甲方增资时的价格10.7元／股作为出让股份的转让价格，合计转让价款为1177万元。协议签署之日起一日内，乙方将转让价款一次性支付给甲方指定的账户。鉴于乙方可能寻找其他投资者（即新股东）受让股份，乙方在依照本协议约定向甲方支付股份转让价款后，双方同意暂不办理转让出让股份的有关工商变更手续，但乙方无条件的享有出让股份的所有权，在乙方未处置出让股份前，乙方委托甲方代为持有出让股份。如乙方找到新股东，且新股东同意受让出让股份，则甲方应无条件的同意签署将出让股份直接转让给新股东的有关法律文书。同时，由新股东向乙方直接支付出让股份的股份转让价款，甲方不得向新股东主张任何权利；至此，甲方受乙方委托代为持有出让股份的委托关系终止。”《补充协议》约定：“乙方同意根据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甲方支付其持有浙江金恒公司110万股股份期间相应投资额的利息335052.66元，并打入甲方指定的账户。”2份协议签订当日，王某委托湖州金恒公司通过农业银行德清县支行账户将110万股的股份转让价款1177万元和利息335052.66元，合计12105052.66元，汇入被告深圳麦田公司指定的吉清个人银行账户（户名：吉清，开户行：招商银行深圳安联支行，账号：6225887852086699）。之后，被告深圳麦田公司、王某按照协议约定未进行工商登记的过户和变更手续。
其间，王某和浙江金恒公司开始对外寻找新的投资者，通过浙江金恒公司的财务公司杭州某会计事务所介绍，联系原告东阳兴发公司。
2012年2月，原告东阳兴发公司曾委托创东方投资公司进行尽职调查。同时，创东方投资公司自己也想收购股份，创东方投资公司指派俞某与麦田公司就其所持浙江金恒公司510万股（110万股＋400万股）的股份转让事宜进行接触和洽谈。在洽谈过程中，创东方投资公司要求麦田公司解释“为何在其投资入股浙江金恒公司仅半年多就要退出浙江金恒公司作出说明”，麦田公司宣称“因宏观经济环境及政策调控的原因，影响浙江金恒公司的利润目标，同时受国内新股上市发行审核机制影响，麦田对该部分资产进行处置以将资金转投到预期收益更高的项目上”而退出浙江金恒公司。创东方投资公司要求麦田公司提供浙江金恒公司真实的财务资料、股东持股情况、近三年度的审计报告等等。麦田公司仅提供了公开的资料，而麦田公司、浙江金恒公司和王某均未提供浙江金恒公司实际经营中的真实的资料，如浙江金恒公司存在资产虚挂、股份代持和股份权属不明晰等，特别是隐瞒了2011年11月14日麦田公司实际已经将110万股的法人股份转让给王某个人，并已经支付全部转让款项和利息损失的事实，麦田公司仅是名义上的股东，工商登记不变更，麦田公司为王某代持股份。
王某在收购被告深圳麦田公司持有的110万股股份期间，王某接洽了原告东阳兴发公司，但其从未向原告东阳兴发公司说明过浙江金恒公司存在虚挂资产1亿多、财务报告失实等情况。同时，王某故意隐瞒了其本人作为浙江金恒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以原价格收购被告深圳麦田公司持有的110万股股份，并仍由被告深圳麦田公司进行代持的情况。
2012年4月，原告东阳兴发公司董事长曾到浙江金恒公司，向王某了解浙江金恒公司经营情况，但王某仅粗率介绍公司情况，而隐瞒重大不利信息，没有向原告东阳兴发公司说明“深圳麦田公司持有的110万股已按原价10.7元／股的价格和利息损失被王某个人收购，实际股东是王某个人，麦田公司仅是名义上的股东。浙江金恒公司还存在其他股份代持情况、资产虚挂、财务报告失实”等情况。
2012年4月27日，王某通知被告深圳麦田公司，通知写明：“贵公司代本人持有的浙江金恒公司110万股股份，本人以每股5.5元转让给东阳兴发公司，现请贵公司收到本通知后尽快配合签订与东阳兴发公司的股份转让协议，收到股份转让款605万元后2个工作日内将款项打入湖州金恒公司的账户。”
2012年5月，创东方投资公司以5.5元／股的价格收购了麦田公司持有的400万股的浙江金恒公司股份。
2012年5月12日，原告东阳兴发公司与被告深圳麦田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1份，协议约定：“乙方（指被告深圳麦田公司）持有浙江金恒公司1.65%的股份，对应股份为110万股。乙方拟将其该股份转让给甲方（指原告东阳兴发公司）。转让的前提条件：乙方已经将浙江金恒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对外担保等信息向甲方进行了充分、真实、完整披露。股份转让：乙方同意将其合法持有的股份及其项下的全部权益以60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甲方（注：5.5元／股）。甲方于5个工作日内支付支乙方指定的银行账户（华厦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麦田公司账户）。工商登记变更手续：乙方应于协议生效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协助各方完成该等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保证和承诺：其保证其就本协议的签署所提供的一切文件资料均是真实、有效、完整的。其已就本次交易有关的，并需为各方所了解和掌握的所有信息和资料，向相关方进行了充分、详尽、及时的披露，没有重大遗漏、误导和虚构。”
协议签订后，2012年5月15日，原告东阳兴发公司即通过建设银行东阳横店支行将110万股的股份转让价款605万元，汇入被告深圳麦田公司的指定银行账户（户名：深圳麦田公司，开户行：华厦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账号：4530200001819100193027）。
2012年5月16日，被告深圳麦田公司将605万元汇款给被告吉清个人。2012年5月17日，被告吉清以其个人名义通过招商银行深圳安联支行（账号：6225887852086699）将605万元，汇入湖州金恒公司的农业银行德清支行账户。
浙江金恒公司是一家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第十三条、第十五条规定：“公司的股份采取股票的形式。公司发行的股票，以人民币标明面值。”但浙江金恒公司实际并未按公司章程发行股票。被告深圳麦田公司未取得股票，也无法向原告东阳兴发公司交付股票。原告东阳兴发公司与被告深圳麦田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被告深圳麦田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在30个工作日内办理股权的工商登记过户和变更手续。目前，工商登记的股东仍是被告深圳麦田公司。原告东阳兴发公司至今无法登记为浙江金恒公司股东。
2013年4月，原告东阳兴发公司发现浙江金恒公司经营状况持续恶化，财务状况存在重大虚假、公司内部代持股份事实。在2012年5月签订协议时，被告深圳麦田公司存在未按合同约定如实披露真实信息，有重大隐瞒情况。为此，原告东阳兴发公司多次与被告深圳麦田公司、浙江金恒公司、王某等交涉，未果，故纠纷成讼。
另查，被告深圳麦田公司股东2人，即被告吉清和何瑛，2人系夫妻，吉清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2012年5月7日，深圳麦田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1500万元，吉清出资1350万元（增加450万元）占出资比率的90%，何瑛出资150万元（增加50万元）占出资比率的10%。同日，吉清、何瑛分别汇入深圳麦田公司银行账户投资款450万元和50万元。至2012年5月18日止，深圳麦田公司分别汇款给吉清和何瑛款项432万元和673155.67元，即深圳麦田公司将吉清、何瑛增加的注册资本基本上全部汇出公司账户。
2013年7月1日，深圳麦田公司增加注册资本至3000万元，吉清出资2700万元（增加1350万元）占出资比率的90%，何瑛出资300万元（增加150万元）占出资比率的10%。同日，吉清、何瑛分别汇入深圳麦田公司银行账户投资款1350万元和150万元。至2013年7月10日止，深圳麦田公司将吉清、何瑛增加的注册资本全部汇出公司账户。
本院认为，本案因原、被告于2012年5月12日签订的《浙江金恒数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而起。由于原告东阳兴发公司早已履行付款义务，但被告深圳麦田公司未按约定在30个工作日内办理股权的工商登记过户和变更手续；且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东阳兴发公司认为被告深圳麦田公司和金恒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王某存在欺诈和隐瞒重大事实产生怀疑，从而引发本案诉讼。
结合庭审中所查明的本案事实，本案争议有三：一是原告东阳兴发公司提起诉讼行使合同的撤销权，是否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二是被告深圳麦田公司是否完全履行了《股权转让协议》中“保证和承诺”条款的内容，即约定的“签署所提供的一切文件资料均是真实、有效、完整的，向相关方进行了充分、详尽、及时的披露，有没有重大遗漏、误导和虚构”内容，被告深圳麦田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三是被告吉清和何瑛对被告深圳麦田公司是否存在抽逃出资的行为？是否需要承担责任？
争议一、原告东阳兴发公司提起诉讼行使合同撤销权，是否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一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规定：该“一年”为不变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者延长的规定。诉讼时效针对的是请求权，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怠于履行请求权，在期间完成后，其请求法院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权利归于消灭的制度，但这个民事权利不归于消灭。除斥期间针对的是形成权，指的是某种权利的存续期间，如撤销权。结合本案查明事实，本案涉及的是权利人行使撤销权的除斥期间，而非诉讼时效。原、被告双方于2012年5月12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由于被告深圳麦田公司的故意隐瞒，浙江金恒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王某也未告知，而原告东阳兴发公司在2013年4月才知道“被告深圳麦田公司未全面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中的‘保证和承诺’条款内容，存在故意隐瞒真实情况的民事欺诈行为”，原告东阳兴发公司在交涉未果的情况下，于2013年8月提起本案诉讼，行使合同撤销权，故原告东阳兴发公司的诉讼符合法律规定的在“一年”的除斥期间内。被告深圳麦田公司抗辩原告起诉已经超出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
争议二：被告深圳麦田公司否完全履行了《股权转让协议》中“保证和承诺”条款的内容，即约定的“签署所提供的一切文件资料均是真实、有效、完整的，向相关方进行了充分、详尽、及时的披露，没有重大遗漏、误导和虚构”内容，被告深圳麦田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一）、股权转让合同，是当事人以转让股权为目的而达成的关于转让人交付股权并收取价金，受让人支付价金并取得股权的意思表示。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应当符合如下条件：主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转让的股权必须是依法可以转让的；股权转让的方式符合法律法规；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当事人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股权转让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真实，是合同生效的要件。股权转让合同中的欺诈，是指转让人故意虚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诱使受让人对股权的真实价格作出错误判断而与其签订合同。虚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必须是与股权价格有重大联系的事实，如向受让人隐瞒公司重大债务、隐瞒担保之债、隐瞒出资不实或抽逃出资等，足以对股权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受让人可以请求宣告合同无效或者撤销合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的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原、被告双方于2012年5月12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意思表示真实，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合同约定：“被告深圳麦田公司将股份转让给原告东阳兴发公','2018-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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