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6）粤13刑终377号
原公诉机关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吴明宙，男，1976年4月1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
辩护人吴益辉，广东以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熊维菊，（绰号：熊萍、萍姐），女，1979年8月2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重庆市云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增广，（绰号：刘飞），男，1985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崔静静，（绰号：李冰冰、郭美美），女，1989年8月19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户籍地：河南省南阳市鄢陵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梁小栋，（绰号：西瓜），男，1991年5月16日出生，壮族，初中文化，户籍地：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靖西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吴细组，男，1947年6月15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地：广东省揭阳市揭东区）。
辩护人何敏，广东鸿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胡勇奇，（绰号：高飞），男，1989年3月19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户籍地：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
原审被告人杜亚明，（绰号：阿明），男，1993年11月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河南省开封市杞县）。
原审被告人廖炜，男，1990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户籍地：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
原审被告人吴凯，（绰号：钟房），男，1992年12月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
上诉人刘增广、崔静静、梁小栋和原审被告人胡勇奇、杜亚明、廖炜、吴凯均因本案于2015年3月28日被羁押，同年3月3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9日被逮捕。现均押于惠州市看守所。
上诉人吴明宙、吴细组均因本案于2015年3月31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9日被逮捕；上诉人熊维菊因本案于2015年4月11日被羁押，同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29日被逮捕。现均押于惠州市看守所。
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审理惠阳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吴明宙、吴细组犯组织卖淫罪，被告人熊维菊、刘增广、崔静静、梁小栋、胡勇奇、杜亚明、廖炜、吴凯犯协助组织卖淫罪一案，于2016年6月13日作出（2015）惠阳法刑一初字第602号刑事判决。宣判后，被告人吴明宙、熊维菊、刘增广、崔静静、梁小栋、吴细组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及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的意见，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以不开庭的方式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
被告人吴明宙为谋取非法利益，于2015年1月开始，在其经营的惠州市惠阳区秋长喜来乐大酒店康乐中心1至3楼组织妇女进行卖淫活动。为了逃避法律的罪责，吴明宙聘请李昌雷（另案处理）充当康乐中心的总负责人，管理康乐中心的人员招聘、财务及组织场所的卖淫嫖娼活动。李昌雷在康乐中心分别招聘了以下人员帮助管理或协助康乐中心的卖淫嫖娼活动：1、唐康（另案处理）为经理，主要负责卖淫女的招聘，管理卖淫女及制定相关管理规定；2、被告人熊维菊为卖淫女的管理人员，主要管理康乐中心卖淫女子的上班考勤、培训及卖淫女子入职前的卖淫价格评估；3、被告人刘增广为业务经理，主要负责通过个人的手机信息招引更多的嫖娼人员，以及雇佣其他协助人员帮助其招引并识别嫖娼人员到康乐中心嫖娼并从中获取利润；4、被告人崔静静为业务经理，主要负责通过个人手机信息招引嫖娼人员并雇佣其他协助人员为康乐中心提供、识别更多的嫖娼人员到康乐中心嫖娼并从中获取利润；5、被告人梁小栋为业务经理助理，主要负责检查嫖娼人员的手机号码及号码中显示的卖淫信息代码并帮助业务经理收取嫖娼人员嫖娼前缴纳的嫖资中的提成；6、被告人胡勇奇为业务员兼业务经理助理，主要负责引领嫖娼人员到康乐中心一楼技师房（卖淫女候选厅）挑选卖淫女，并帮助康乐中心代收嫖娼人员在嫖娼前的现金交接或刷卡消费的工作；7、被告人杜亚明为业务经理助理，主要负责将嫖娼人员带至康乐中心技师房挑选卖淫女子，并将挑选好卖淫女子的嫖娼人员带入房内，另帮助康乐中心代收嫖娼人员嫖娼前的现金交接或刷卡消费的工作；8、被告人廖炜为康乐中心的咨客，主要负责防止陌生人员进入康乐中心或公安机关的突击检查，其除了负责登记到康乐中心嫖娼介绍人的名称及电话号码外，另为计算嫖娼介绍人的所得提成提供帮助；9、被告人吴凯为康乐中心的记钟员，主要负责登记嫖娼人员进入房内与卖淫女发生性交易的开始和结束时间。
同年3月28日，公安机关在惠州市惠阳区秋长喜来乐大酒店康乐中心的经营期间，对康乐中心突击清查并在其二、三楼内共抓获19对卖淫嫖娼人员，在一楼休息房抓获24名卖淫女，另在康乐中心内抓获被告人刘增广、崔静静、梁小栋、胡勇奇、杜亚明、廖炜、吴凯7名管理人员，并当场缴获《桑拿部订房记录表》、《客人记钟及小费单》、《客号牌发放记录表》、《客数表》等书证。随后民警于同年3月31日将在逃的被告人吴明宙、吴细组抓获归案，于同年4月11日将被告人熊维菊抓获归案。经核实，被告人吴明宙、熊维菊、刘增广、崔静静、梁小栋、胡勇奇、杜亚明、廖炜、吴凯等人在喜来乐大酒店康乐中心共组织卖淫嫖娼活动1292人次，共非法获利人民币1347000元。
另查实，2015年1月期间，吴明宙为了规避酒店的查处和自身的法律责任，和被告人吴细组商量后伪造了一份日期为2014年10月1日的《承包经营协议书》，内容中的经营项目仅为推拿、沐足，承包人是吴细组，并在协议书中表明吴明宙只是转承包的责任人，与场所的经营内容无关。2015年3月31日，吴细组按照吴明宙的要求，编造与案情主要事实相反的情节，并提供虚假口供企图帮助吴明宙逃脱罪责。2015年7月6日，吴明宙主动向公安机关提出退缴康乐中心非法所得人民币1347000元，并于7月21日委托其家属将上述款项暂存在惠州市公安局的账户。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有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的供述、勘验、检查辨认笔录、视听资料等证据证实。
原判认为：被告人吴明宙为牟取非法利益，组织他人进行卖淫活动，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组织卖淫罪。被告人吴细组在案发前与吴明宙商量，包庇吴明宙进行组织卖淫，系共同犯罪，其行为已构成组织卖淫罪。被告人熊维菊、刘增广、崔静静、梁小栋、胡勇奇、杜亚明、廖炜、吴凯为牟取非法利益，受他人聘请，协助组织他人卖淫，其行为均已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系共同犯罪。在组织卖淫的共同犯罪中，被告人吴明宙起主要作用，系主犯，依法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吴细组起次要作用，属从犯，根据其犯罪情节，依法可以对其减轻处罚。在协助组织卖淫共同犯罪中，被告人熊维菊、刘增广、崔静静所起作用较大；被告人梁小栋、胡勇奇、杜亚明、廖炜、吴凯五人所起作用次之。鉴于十名被告人在归案后均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吴明宙主动向公安机关上缴非法所得，有悔罪表现，酌情可以从轻处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所犯罪名成立，证据确实、充分。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原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一、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作出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吴明宙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
二、被告人吴细组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三、被告人熊维菊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四、被告人刘增广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
五、被告人崔静静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
六、被告人梁小栋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七、被告人胡勇奇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八、被告人杜亚明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九、被告人廖炜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
十、被告人吴凯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
十一、对本案缴获的非法所得人民币1347000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上诉人吴明宙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均提出：一、上诉人涉嫌容留卖淫罪，不属于组织卖淫罪。上诉人虽然是喜来乐大酒店的法定代表人，酒店的管理都是叫刘绍坤帮忙的，其没有参与管理，不认识李昌雷，没有参与组织卖淫方面的工作。二、上诉人在侦查阶段供述笔录、辨认笔录、签认的单据表格均是侦查机关编造或诱导让其签名的。对此其在一审庭审时予以更正，但是一审法院并没有调查、采纳。三、公诉机关指控上诉人组织卖淫罪的证据只有上诉人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及辨认笔录，没有其他证据印证。吴细组的口供和辨认笔录不能作为证明上诉人吴明宙涉嫌组织卖淫罪的证据，上诉人为了逃脱罪责才与吴细组串通伪造承包协议，实际吴细组是无辜的，希望二审法院能查明事实，减免吴细组的罪名与刑期。四、上诉人并没有向公安机关上缴1347000元非法所得，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是错误的。当时上诉人被办案民警诱导抄写了一份悔过书，说里面所写的事情上诉人的朋友已经办好，钱也到位了，实际上诉人至今还不清楚那笔款项的额度，也不知道是谁交的钱。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对上诉人定罪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对上诉人从轻或减轻处罚。
上诉人刘增广上诉提出：其不是康乐中心的业务经理，原判量刑过重。
上诉人熊维菊上诉提出：其于2月13日入职喜来乐酒店，在职期间并没有担任经理，只是协助经理的工作。没有参与任何培训工作，其入职时间只有一个多月，只有3000元的底薪，没有任何营业提成。希望二审法院能查明事实依法改判，宽大处理。
上诉人崔静静上诉提出：原判量刑过重，其不服。
上诉人梁小栋上诉提出：其认罪悔罪，其文化程度低不懂法，进入公司时并不清楚工作性质，在本案中其没有起到协助实施，也并未获得任何利益，在归案后积极配合调查。原判量刑过重，恳请二审法院考虑其系过失犯罪、初犯，从轻量刑。
上诉人吴细组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喜来乐酒店康乐中心并非其承包，其只是按照吴明宙要求签订了虚假的《承包经营协议书》，并未实际经营，对康乐中心情况也一概不知，未参与实施违法行为，不构成组织卖淫罪的共犯，其应当构成包庇罪。其年近七旬，体弱多病，无主观犯罪的故意，对社会危害不大，且主动交代犯罪事实。希望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上诉人构成包庇罪从轻量刑并适用缓刑。
经二审审理查明，吴明宙为谋取非法利益组织妇女进行卖淫活动，聘请李昌雷（另案处理）充当康乐中心的总负责人。李昌雷在康乐中心分别招聘了以下人员帮助管理或协助康乐中心的卖淫嫖娼活动：1、唐康（另案处理）为经理，主要负责卖淫女的招聘，管理卖淫女及制定相关管理规定；2、被告人熊维菊为卖淫女的管理人员，主要负责协助经理唐康的工作以及管理康乐中心卖淫女子的上班考勤、培训及卖淫女子入职前的卖淫价格评估；3、被告人刘增广为业务经理，主要负责通过个人的手机信息招引更多的嫖娼人员，以及雇佣其他协助人员帮助其招引并识别嫖娼人员到康乐中心嫖娼并从中获取利润；4、被告人崔静静为业务经理，主要负责通过个人手机信息招引嫖娼人员并雇佣其他协助人员为康乐中心提供、识别更多的嫖娼人员到康乐中心嫖娼并从中获取利润；5、被告人梁小栋为业务经理助理，主要负责检查嫖娼人员的手机号码及号码中显示的卖淫信息代码并帮助业务经理收取嫖娼人员嫖娼前缴纳的嫖资中的提成；6、被告人胡勇奇为业务员兼业务经理助理，主要负责引领嫖娼人员到康乐中心一楼技师房（卖淫女候选厅）挑选卖淫女，并帮助康乐中心代收嫖娼人员在嫖娼前的现金交接或刷卡消费的工作；7、被告人杜亚明为业务经理助理，主要负责将嫖娼人员带至康乐中心技师房挑选卖淫女子，并将挑选好卖淫女子的嫖娼人员带入房内，另帮助康乐中心代收嫖娼人员嫖娼前的现金交接或刷卡消费的工作；8、被告人廖炜为康乐中心的咨客，主要负责防止陌生人员进入康乐中心或公安机关的突击检查，其除了负责登记到康乐中心嫖娼介绍人的名称及电话号码外，另为计算嫖娼介绍人的所得提成提供帮助；9、被告人吴凯为康乐中心的记钟员，主要负责登记嫖娼人员进入房内与卖淫女发生性交易的开始和结束时间。另在2015年1月期间，吴明宙和上诉人吴细组商量后伪造《承包经营协议书》，内容中的经营项目仅为推拿、沐足，承包人是吴细组，并在协议书中表明吴明宙只是转承包的责任人，与场所的经营内容无关。2015年3月31日，吴细组按照吴明宙的要求，编造与案情主要事实相反的情节，并提供虚假口供企图帮助吴明宙逃脱罪责。2015年7月21日，吴明宙委托其家属主动退缴康乐中心非法所得人民币1347000元。
同年3月28日，公安机关在惠州市惠阳区秋长喜来乐大酒店康乐中心的经营期间，对康乐中心突击清查并在其二、三楼内共抓获19对卖淫嫖娼人员，在一楼休息房抓获24名卖淫女，另在康乐中心内抓获被告人刘增广、崔静静、梁小栋、胡勇奇、杜亚明、廖炜、吴凯7名管理人员，并当场缴获《桑拿部订房记录表》、《客人记钟及小费单》、《客号牌发放记录表》、《客数表》等书证。随后民警于同年3月31日将在逃的被告人吴明宙、吴细组抓获归案，于同年4月11日将被告人熊维菊抓获归案。经核实，被告人吴明宙、熊维菊、刘增广、崔静静、梁小栋、胡勇奇、杜亚明、廖炜、吴凯等人在喜来乐大酒店康乐中心共组织卖淫嫖娼活动1292人次，共非法获利人民币1347000元。
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
1、检查笔录、扣押清单，证实公安机关于2015年3月28日对惠州市惠阳区秋长喜来乐大酒店康乐中心进行突击检查，当场缴获记录本6本、记录本（交接班签到本、“尹总”专用字用）2本、笔记本1本、工作申请表1张、三月份考勤表1份、订房明细表2张、桑拿部订房记录表29张、客号牌发放记录表8张、客数表16张、客人记钟及小费单570张、安全防范意识单1张、无线POS终端机1部、避孕套6盒、抗菌漱口水10瓶、湿纸巾1盒。经被告人熊维菊、刘增广、崔静静、梁小栋、胡勇奇、杜亚明、廖炜、吴凯辨认照片，对上述物证、书证作出了相应的辨认。
2、证人袁某、周某、代某、王某丽、邹某的证言，证实她们在喜来乐大酒店桑拿部卖淫次数及提供性服务的方式、价格、获利金额、结算卖淫款方式。袁某还证实前台服务员有一个；监督员有两个；外号叫“小伍”、“小明”、“李冰冰”（崔静静）、“刘飞”（刘增广）是做业务；老师是一个叫“熊萍”（熊维菊）的女子；师姐是一个低价位和一个高价位的卖淫女；主管是一个叫“糖果”（唐康）的男子；财务是一个叫“财神爷”的男子。周某还证实该康乐中心的“萍姐”（熊维菊）面试并聘用其入职的，“萍姐”和“糖果”根据她们的样貌及身材给予定价，向“糖果”结算工资提成。代某还证实“萍姐”培训其，“萍姐”或“唐总”（唐康）负责对她们开例会，每天“萍姐”或“唐总”会对她们点名签到考勤，卖淫工具均由康乐部提供购买，其还向“萍姐”购买部分卖淫工具。王某丽还证实其接受了一个星期的卖淫技巧培训，该桑拿部免费给她们提供卖淫用具，“萍姐”和一个男子管理她们，请假须请示“萍姐”。邹某还证实其接受了卖淫技巧的培训，“果哥”（唐康）和“萍姐”及一名男子管理技师，他们平时过来考勤清点人数。
3、证人蔡某证言：我并非喜来乐大酒店的员工，但该酒店老板吴明宙和我协商过，使用我的名下银行帐号，并定时提现金出给财务，每个月给我5000元报酬。每个月16日我将该酒店存到我帐号上的钱交给财务经理蔡某琴。我于2013年6月份开始领取该酒店的报酬，至2015年2月份就没有领取。共领了20个月、10万元的报酬。该酒店老板是吴明宙，没有其他股东。从2014年4月份开始喜来乐大酒店财务转入我的帐号总共两百多万元。
4、证人易某、兰某、宁某的证言，证实2015年3月28日晚，前来喜来乐大酒店桑拿部的嫖客支付了嫖资后，她们为其提供性服务，之后被民警抓获。易某还证实其接受桑拿部的卖淫技巧培训。
5、证人范某、卢某1、黄某丰的证言，证实2015年3月28日晚，他们到喜来乐大酒店桑拿部嫖娼，经一名男子确认进入桑拿部，在支付了嫖资后与挑选的卖淫女发生了性关系，之后被公安人员抓获。
6、证人艾某、黄某艳、谢某的证言，证实她们于2015年3月28日晚在喜来乐大酒店桑拿部为前来的嫖客提供性服务时被公安人员抓获。艾某还证实平时管理她们的叫“平姐”。
7、证人黄某、刘某华、刘某平、宋某、某兵、刘某彬、屠某、李某、刘某、易某平、朱某、吴某、郭某、邱某、刘某福的证言，证实他们于2015年3月28日在喜来乐大酒店桑拿部挑选了卖淫女并支付了嫖资，在卖淫女准备为他们提供性服务时被公安人员抓获。黄某、刘某平、刘某、易某平、邱某还证实他们在收到招嫖短信后到该酒店桑拿部嫖娼。
8、证人石某、刘某庆、唐某、覃某、愉某、樊某的证言，证实她们于2015年3月份在喜来乐大酒店桑拿部卖淫及提供性服务的价格。刘小庆还证实桑拿部对卖淫女进行“安全防范意识培训”。唐某、覃某、愉某还证实她们入职后经过桑拿部卖淫技巧的培训；石某、唐某、愉某还证实该桑拿部为她们提供了卖淫用具。
9、证人余某1、王某兰、王某、张某、汪某、杨某、杨某会、余某2、卢某2、赖某的证言，证实她们于2015年3月份在喜来乐大酒店桑拿部进行卖淫的情况、提供性服务的价格、方式及获利金额。余某1还证实“唐总”（唐康）和“萍姐”（熊维菊）管理她们，桑拿部对她们进行安全防范意识培训。王某兰还证实“萍姐”管理卖淫女；王某还证实酒店专门有人对外发信息进行招嫖，“唐总”负责管理卖淫女。张某还证实“萍姐”及一名小师姐负责培训，康乐中心总经理是“糖果”（唐康）。汪某还证实平时是“萍姐”管理她们，其接受了一周的性服务技巧培训，桑拿部经理是“唐果”。杨某亦证实平时“唐果”（唐康）总经理和负责培训的“萍姐”管理她们。杨某会亦证实“萍姐”负责培训，“糖果”是总经理。余某2亦证实其接受卖淫技巧的培训，“萍姐”和“唐总”负责培训她们。卢某2、赖某亦证实其接受卖淫技巧的培训，“萍姐”负责培训，其向“糖果”结算卖淫所得款。
10、原审被告人吴明宙供述：我是惠阳区秋长镇喜来乐大酒店的投资者和法人代表，该酒店老板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其他股东。我经营的该酒店康乐中心主要提供场所，利用卖淫女为男客人提供性服务，收取嫖客的嫖资盈利。康乐中心于2014年12月份装修好后，第二年1月份开始招工，包括招聘管理人、卖淫女等。1月底正式营业，还聘请“老李”（员工称呼其“李总”）负责管理。由“老李”直接跟我联系并汇报相关的内容，所以康乐中心的工作人员无法认识我。我总负责财务和账目管理，康乐中心的卖淫嫖娼业务及经营管理细节事务由“老李”总负责，包括人事招聘、卖淫女的管理、场所经营等。康乐中心反锁前门，进入的人均要绕道进入。康乐中心被公安清查前几天开始发展到有十多个业务（即“拉皮条”），另外卖淫女也超过50人。我主要负责出资装修，策划场所等。“老李”招聘的卖淫女分为几个档次，卖淫一次是收费600元至1300元不等，收取盈利之后由“老李”进行分配。因为我们聘请了管理、培训卖淫女的管理人员、业务人员（即“拉皮条”）等，他们均是拿了底薪，通过介绍嫖客到店嫖娼之后收取一定的提成费，所以收取的嫖资的一部分给卖淫女、管理人员、业务人员提成一部分，剩下的扣除每间房100元的费用给我，其他的是“老李”的收入。康乐中心从今年1月份开始经营，至3月份招聘了较多的卖淫女，且卖淫女相互介绍来工作，生意开始转好，平均每日盈利二三千元，周六日则盈利七八千元。康乐中心在进入酒店左侧的一栋三层楼共51间房供卖淫嫖娼使用。卖淫一次酒店可以获得300元。嫖客直接支付嫖资给介绍的业务经理，业务经理到四楼财务部交给财务。康乐中心自2015年3月20日至3月28日共7天的卖淫活动的单据与统计表一致，共卖淫1249次，卖淫所得金额为1347000元，其中我约获利50万元，该款留在财务处，当做是酒店的收入，因为KTV和客房是亏损的，卖淫嫖娼赚的钱要来作为其他开支。查获的刷卡机是嫖客支付嫖资使用的。我自愿上缴1347000元的非法所得来弥补我犯下的过错。在该酒店康乐中心的卖淫活动被公安机关查获前，为了躲避公安机关的打击，我于2015年1月拟了一份《承包经营协议书》并找到我的叔叔吴细组，告诉他我经营的康乐中心有点麻烦需要他帮忙，要他签一份《承包经营协议书》，由于我是他的侄子，他对我比较信任，就在酒店四楼我的办公室签了。我们被民警抓获的前几天，我就找到吴细组并跟他说：由于我经营的康乐中心容留妇女卖淫，在3月28日晚被民警查获了，我要用之前签的《承包经营协议书》，想请他帮忙顶罪。因为我真的怕坐牢，况且吴细组又有心脑疾病，预计警察不会为难他，所以就请他出来作伪证。经辨认，对喜来乐大酒店的采购、财务经理、保安队长等工作人员及李昌雷予以辨认。
11、原审被告人吴细组供述：喜来乐大酒店康乐中心并非我承包，该中心并没有承包出去，一直都是吴明宙在经营，此前我在公安机关所做的笔录都是我和吴明宙说好了来欺骗公安机关的。因为吴明宙是我的亲侄子，我不想他被公安机关抓，所以才同意这么做。那个承包合同也是假的，是用来欺骗公安机关的。实际上我对该酒店包括康乐中心的结构、布置、运作、卖淫女数量、卖淫情况一概不知，我之前所说的都是编造的。吴明宙是惠阳区秋长镇喜来乐大酒店的老板，酒店项目里面包括客房、卡拉OK、康乐中心（即卖淫嫖娼场所），为了躲避公安机关打击，吴明宙先前写好了一份承包合同交给我，叫我签名，并说服我称：“我这个康乐中心是违法的，随时会被警察抓的，但为了赚钱没有办法。我们签一份承包合同，合同上写着你承包喜来乐大酒店康乐中心，这样的话，警察要抓也是抓你，你年纪又那么大，估计警察也不会为难（拘留）你。我是你的侄子，这个合同只是预防万一，希望叔叔能帮一下”。吴明宙还说，即使是我被抓进去坐牢，在我出来以后也会报答我的。我也不想自己的侄子受到处罚，估计即使去公安机关也只是问话而已，所以就同意了。该份合同是于今年春节前在吴明宙的喜来乐大酒店四楼办公室签的，当时只有我们两人在场。今年3月31日中午，民警抓获我们，走的时候吴明宙就带上那份承包合同。我们在被民警抓获之前，吴明宙跟我说要按以前签合同的做，并告诉警察我是承包人。
12、原审被告人熊维菊供述：我于2015年2月1日开始到惠阳区秋长喜来乐大酒店康乐中心上班，我是“糖果”（唐康）叫来的帮手。卖淫女和工作人员都叫我“萍姐”或“熊姐”。我上下班时间是有规定的。月薪是3000元，没有任何提成。我的工作范围分为三部分：负责协助经理“糖果”对卖淫女进行考勤清点卖淫女的人数、对卖淫女的入职申请表签写价格意见以及销售卖淫工具。到了晚上6时30分许我就要陪同“糖果”在技师房召集所有上班的卖淫女开会，会议由“糖果”主持，开会的重点是加强卖淫女的礼节、礼貌和服务态度。卖淫工具都是康乐中心统一购买放在技师房由我保管，按规定所有卖淫女必须向我购卖每个红色工具包一百元，其他物品则没有限制。我所销售卖淫工具是财务“刘哥”负责采购，我销售所得款也是交给“刘哥”，他和“糖果”的办公室在康乐中心一楼连在一起。卖淫女到康乐中心卖淫必须填写一份“工作申请表”，我再根据卖淫女是否有卖淫经验、身高和样貌签写卖淫价格意见。康乐中心在管理上是“李总”（李昌雷）为总负责，下面分为技师房、楼面和业务部，技师房管理所有的卖淫女，由“糖果”负责；业务部是由“金叶”总负责；楼面部我不清楚。康乐中心共有四十多个工作人员，技师房有我、吴凯和“糖果”；业务部有三十来个人，有“金叶”、“李冰冰”（崔静静）、“小伍”、“小明”和刘飞（刘增广）等人；楼面部大约六到八个工作人员；财务部共三个人，“刘哥”在一楼办公室负责发放工资及卖淫款，四楼的两个女财务负责收取嫖资。技师房、楼面、业务部有时会各自召开部门会议。康乐中心卖淫女的卖淫价格，在我的建议中，卖淫女按工号开头分为700至1000元四个档次不等的服务价格。康乐中心与卖淫女各分配一半卖淫所得，康乐中心共有卖淫女五十个以上，约有四十间房供卖淫嫖娼使用。每天平均有130多个嫖客过来嫖娼。标题为“客数表”的表格、“客人记钟及小费单”的黄色小单是供管理卖淫事务使用的。卖淫女是先到康乐中心的卖淫女介绍或自己过来应聘，嫖娼人员是康乐中心负责业务的人员联系。经辨认，对李昌雷、唐康、梁小栋、杜亚明、胡勇奇、吴凯、廖炜、崔静静、刘增广进行了辨认；对卖淫女陈某、樊某予以辨认。
13、原审被告人刘增广供述：我是喜来乐大酒店康乐中心的业务经理。我是通过“黑哥”介绍到该酒店桑拿部工作，“黑哥”不是康乐中心的老板，我们在酒店成功介绍嫖客嫖娼的提成都要上缴给“黑哥”，然后“黑哥”再每天发给我和梁小栋工资200元。康乐中心规定了我们接待客人的种类。我们酒店的业务经理都会轮流值班，到酒店查看何种客人及过来的方式。在康乐中心后面还有一个咨客负责核对进入人员的信息。公安机关缴获《客人记钟及小费单》中部分票据是我以“刘飞”签的。每次嫖客选中卖淫女后，我、梁小栋及其他业务经理、助理都需在收单员一栏上签名。我每天工作主要从我的手机里接到嫖客要来的信息，就要到大堂找到那个嫖客，先对手机号码，对上后就会把那个客人从KTV后面绕到康乐中心一楼的房间，交接给“金叶”或梁小栋，他们就会把技师带过来，然后我就出去接下一批嫖客。如果有空的话，我就会带客人到一楼房间挑选技师，嫖客挑好后，我就开单填写《客人记钟及小费单》，然后带客人到二、三楼的房间，在房间门口收取嫖资，可以是现金或POS机支付，拿到嫖资后，把上述单据的三联分别交给技师、财务、咨客。康乐中心有40名以上技师，技师卖淫的价格分为700至1300元不等七个档次。我的上级是“金叶”，“李军”跟他是同一个级别、我的下级是梁小栋，他是我的助理。“华仔”，“金叶”的上级是“李总”、“尹总”。每周一晚7时“李总”、“李军”、“华仔”、“金叶”都会跟我们开会，内容是总结上周的业绩以及重申需要注意的事项。康乐中心是由“李总”、“尹总”负责，他们的下面是业务经理“李军”、“华仔”、“金叶”、“唐果”（唐康），负责管理我们这些业务员，安排客人，收集客人对技师的意见，并反馈给“唐果”和“萍姐”（熊维菊），协调处理业务员与技师的关系，检查业务员是否违反规定接待客人的种类。“唐果”和“萍姐”是专门负责管理技师，“唐果”是“萍姐”的上级。经辨认，对梁小栋、廖炜、吴凯、胡勇奇、杜亚明、崔静静、李昌雷、甘德知、唐康、熊维菊予以辨认。
14、原审被告人崔静静供述：我于2015年2月初开始在喜来乐桑拿部的业务部做业务员（实际是“拉皮条”）。我在工作中通过我手机（150××××7776）发短信联系嫖客到喜来乐酒店桑拿部进行嫖娼，嫖客来了酒店后我会叫他们先到桑拿部的前台核实身份，之后我们桑拿部的人就会带他们进去嫖娼了。桑拿部业务部的“军哥”（姓李）是我们业务部经理或主管，负责管理我们；我和“金叶”、刘飞（刘增广）、“小明”和“小伟”均是业务员，负责安排客户，我在业务部负责拉客和登记；“李总”负责整个桑拿部；“老刘”也算是我们的老板，因为有很多嫖客经他联系好后再叫我们去接的，且我们是为他做事，他负责我们工资。但他不属桑拿部的人。我拉的嫖客约有五六十个。在“小伟”和“小明”忙不过来时，“老刘”会叫我帮忙订房，订房是让嫖客去该处嫖娼，然后我们赚取介绍费一二百元。我订房给嫖客嫖娼的介绍费都是给“老刘”，他每月发给我工资3500元，另外康乐中心发2600元给我，但我未正式入职，还没有领到那份工资。康乐中心约有几十个卖淫女，“萍姐”、“老唐”在管理她们，约有三十多间房给嫖客嫖娼。民警在我身上缴获的笔记本和酒水单系用于记录卖淫嫖娼事宜的，民警扣押的手机系我用来发送信息给嫖客进行招嫖。经辨认，对调取的手机信息截图进行了辨认。
15、原审被告人梁小栋供述：我于今年3月15日经惠阳区秋长喜来乐酒店康乐中心经理刘增广（即“刘飞”）许可后，任职其助理，主要工作是每次接到刘增广的电话或信息，我就会到康乐中心的门口等待并确认嫖客身份，之后我就会发短信给嫖客，内容是嫖客手机号码的后四位数，再加刘增广的外号“刘飞”的名字，待咨客确认该信息后方可进入，进入后我就接待嫖客，打电话到技师房，叫他们安排小姐让客人挑选，并将挑选好的嫖客带到二或三楼的空客房内，向嫖客收取嫖资，收到嫖资后，把一本记载客人记钟及消费单的“三联单”中三联分别交给卖淫女、四楼的收银员和一楼的咨客。因害怕公安机关的查处，康乐中心前门假装关闭状态，待我们核实前来嫖客人员身份后，就会带客人绕道康乐中心后门挑选卖淫女。康乐中心约有40至50名卖淫女，卖淫女工号按字数开头的服务价格分别是900至1500元不等七种档次，并按康乐中心规定介绍自己的价格。嫖客是支付现金或刷卡。康乐中心1至3层客房供卖淫嫖娼使用，4楼是财务室，平时我去交“三联单”白色一联时都有一个女的在负责核算。“小明”、“小龙”、“小伟”、“华东”、“小舅子”等人和我一起协助经理；“李健”，“李烨”，“小伍”，“李冰冰”（崔静静）跟刘增广职务一样。我每天可得200元工资，嫖娼人员多时可得300元。我的工资是月结的，因卖淫女交给公司提成的钱，需要统一分配。刘增广介绍一次客人嫖娼，就有200元的提成。刘增广是由一个叫“金叶”的人管理，每周一次的例会是由“李总”负责，参会的都是我们这些业务助理和业务经理。平时我必须遵守三类不能接的客人。负责管理卖淫女的是“糖果”和“萍姐”。康乐中心的管理架构有卖淫女、咨客、助理、业务、业务经理（与技师经理是平级）、老总。经辨认，对廖炜、吴凯、刘增广、崔静静、杜亚明、胡勇奇、熊维菊、李昌雷、唐康进行了辨认。
16、原审被告人胡勇奇供述：我于2015年3月15日开始在喜来乐大酒店桑拿部上班，主要做业务员兼助理，即是负责订房的经理。我在桑拿部的化名叫“高飞”。我主要负责到酒店外面把客人领进桑拿部，之后负责安排卖淫女到客人所在一楼的房间供客人挑选。待客人挑选好，我就带客人和卖淫女到二或三楼的桑拿房，让客人先支付现金和刷卡付款，之后我在三联的单据上注明相关的卖淫事宜，分别将三联交给女技师、咨客、财务，到四楼将嫖资交给负责财务的两个女子，客人就可以与卖淫女在桑拿房进行性交易。一个叫“小伍”的老乡介绍我来桑拿部上班。我在桑拿部每天约能介绍10个嫖客，至今介绍约有150个。桑拿部有刘增广（即“刘飞”）、“李冰冰”（崔静静）、“小明”、“小伍”。“小伍”也是我的经理。该桑拿部约有40多个女技师，我在桑拿部月薪5000元，我是没拿提成的，是“小伍”发给我现金工资。桑拿部的架构有老总、经理、业务经理、助理、卖淫女等。老总是李经理，桑拿部由他负责，他在管理我们和给我们开会；“华仔”是经理，也是桑拿部的主管；业务经理有“小伍”，助理有刘增广、“小明”和我。李经理也是该酒店的经理，负责管理桑拿部，他给我们桑拿部开过几次会，我参加的有二次，会上他和我们说要注意安全防范的问题。经辨认，对刘增广、崔静静、杜亚明、梁小栋、廖炜、吴凯、李昌雷、唐康、熊维菊进行了辨认。
17、原审被告人杜亚明供述：惠阳区秋长镇喜来乐大酒店桑拿部是提供性服务的场所。我经该酒店桑拿部的一名姓王的楼面部长的介绍于2015年3月16日开始在此上班。我是楼面服务员，负责打扫房间卫生，还帮一名叫“小明”（手机短号是555）的男子带嫖客进房间，并带卖淫女给嫖客挑选。“小明”接到嫖客电话确认要过来嫖娼时，他就会把嫖客的电话号码发给我。我就会将客人的手机最后四位数加上“小明定”三个字发到嫖客手机上，然后我再将这个数字报给门口的咨客，嫖客到了酒店如找不到桑拿部入口就会打电话给我，我就会到门口接他们进入桑拿部一楼第一间客房，之后“钟房”会安排卖淫女给嫖客挑选，我在嫖客挑完卖淫女后就带嫖客到桑拿部二、三楼的房间，在房内我们会要求客人先结账，我收到嫖资后先把提成扣出来再将剩余的钱交给财务，之后再把全部提成交给“小明”，财务是两名女子。“小明”每成功介绍一次卖淫提成100元，他承诺每月给我报酬2000元，但我还没做满一个月，没有拿到报酬。“刘飞”、吴凯亦从事上述工作。除了“小明”给我2000元外，桑拿部还另外发给我每月底薪1900元加上500至600元的提成，但至今未领取工资。我参与介绍卖淫40次。嫖客通过现金或刷卡支付嫖资。桑拿部规定，客人要通过客户经理订房才可以嫖娼以及所有人员均从侧门出入桑拿部。桑拿部发给我们每个员工一张“安全防范意识”名片，并按里面的内容教我们如何逃避公安机关的打击。该桑拿部卖淫女约50名，服务价格在600至1300元不等。桑拿部制定的考勤表、客号牌发放记录表、客数表、订房登记表、客人记钟及小费单均系用于管理卖淫嫖娼事宜的。经辨认，对吴凯、崔静静、廖炜、胡勇奇、刘增广、梁小栋进行了辨认。
18、原审被告人廖炜供述：我于2015年1月22日开始到喜来乐大酒店康乐中心工作并但任咨客职位，我就是在该酒店一楼的前台负责登记介绍嫖客到康乐中心嫖娼的介绍人姓名和经介绍人介绍过来的嫖客电话号码的后四位数，作用有两个：一个方便分清楚是谁介绍来的嫖客，方便计算介绍人的提成也就是介绍费，第二作用是防止陌生人进入和公安机关的检查。管理我的部长有交代过我遇到公安机关检查时如何应对。康乐中心给我们两个咨客上班时一部专用手机，专用来接业务经理订房用的。共有两名咨客，分为早、晚班，有具体的上班时间，早晚班两个人半个月轮换一次。我的工资是每月2300元，包吃住，没有任何提成。我到四楼财务房领取过1700元和1500元的工资。康乐中心分为三部分：有管理所有的卖淫女的管理人员；有管理业务部的；我是属于楼面管理的，管理我的上司是“张部长”，张部长的上司是余经理，余经理的上司是李总和刘总。康乐中心有30多间房间供卖淫嫖娼使用，约有四十多个卖淫女。大约有十多个业务经理，有“李烨”、“华仔”、“小高”、“杨洋”等人。康乐中心不招待陌生客人，嫖客过来嫖娼需经一套流程，该中心规定每次卖淫嫖娼时间为100分钟，业务经理向嫖客收取嫖资后填写相关卖淫活动情况的三联单。嫖资是可以现金或用银联卡刷卡支付，卖淫女分几个不同服务价格的档次。每天大约有一百多个人到康乐中心嫖娼。康乐中心制定的订房记录表、客号牌发放记录表、写有“订房明细”“取消明细”以及名字和数量的记录纸等是用于管理具体卖淫行为使用的。经辨认，对梁小栋、杜亚明、刘增广、胡勇奇、崔静静、熊维菊进行了辨认。
19、原审被告人吴凯供述：我于2015年3月15日通过街上的招聘广告到喜来乐大酒店康乐中心应聘，至今工作了13天，当时约定每月工资1500元，外加300元奖金，且包吃住，因工作不满一个月，未拿到工资。康乐中心主要是提供卖淫嫖娼服务的场所。卖淫女超过50个，服务价格分为500至1000元不等的六个档次，均是100分钟。康乐中心招聘卖淫女，并在该酒店的一、二、三楼设立桑拿房提供性交易。客人挑选好卖淫女之后先支付嫖资，卖淫女在100分钟内给客人提供各种性服务。因怕查处，康乐中心大门平时都是关闭的，要从后门进出，且经熟悉的业务人员接待。我在康乐中心任职“记钟员”，“记钟员”所起记录、提醒、监督的作用及帮助公司管理层了解房间的使用情况，我的座机号码是8315，负责登记卖淫女提供性服务时其工号、房号、进房间卖淫的起止时间。我的工作时间有具体规定。我属于比较底层，上面有“老总”、“管理”、经理，另外有业务员、服务员、“记钟员”、卖淫女等。平时管理我的只有一个叫“阿萍”（熊维菊）的经理，我按照她的安排工作。另外“果哥”（唐康）比“阿萍”高一级，负责管理她的。“果哥”具体管理卖淫女，他会在每周的一天下午在一楼的技师房内召集卖淫女开会，内容是如何为嫖客提供服务、应对相关部门的检查等。“果哥”、“阿萍”是公司的管理层人员。客人支付嫖资，可以支付现金或用POS机刷卡支付给接待的业务人员。经辨认，对廖炜、刘增广、崔静静、胡勇奇、梁小栋、杜亚明、唐康、熊维菊进行了辨认。
20、辨认笔录，证实艾某对熊维菊、崔静静、梁小栋、唐康、李昌雷的辨认；王某兰对熊维菊、唐康、吴凯、刘增广、杜亚明、崔静静、廖炜的辨认；谢某对李昌雷、唐康、除吴细组、吴明宙、刘增广外的其他七被告人的辨认；余某2对李昌雷、唐康、除吴细组、吴明宙外的其他八被告人的辨认；愉某对熊维菊的辨认；张某对唐康、除吴细组、吴明宙外的其他八名被告人的辨认；汪某对李昌雷、唐康、除吴细组、吴明宙、崔静静外的其他七被告人的辨认；袁某对李昌雷、唐康、刘绍坤、熊维菊、刘增广、杜亚明、胡勇奇、崔静静、吴凯的辨认；杨某对唐康、除吴细组、吴明宙外的其他八名被告人的辨认；周某对李昌雷、唐康、除吴明宙、吴细组、熊维菊外的其他七被告人的辨认；卢某2对唐康、除吴细组、吴明宙、梁小栋外的其他七被告人的辨认；赖某对唐康、熊维菊、吴凯、刘增广、胡勇奇、廖炜的辨认；王某对唐康、熊维菊、崔静静的辨认；杨某会对唐康、熊维菊、崔静静、胡勇奇、杜亚明、刘增广、吴凯的辨认；代某对李昌雷、唐康、熊维菊、崔静静、刘增广、杜亚明、胡勇奇、廖炜的辨认；樊某对唐康、吴凯的辨认；李某烨对崔静静、吴凯、杜亚明的辨认；陈某对廖炜、崔静静、胡勇奇、刘增广、梁小栋的辨认；刘某太、杜某阳对杜亚明的辨认；被告人吴凯对陈某、樊某的辨认；被告人吴明宙与吴细组的相互辨认。
21、审讯视频，证实公安机关依法对被告人吴明宙进行讯问并制作同步录音录像。
22、营业执照，证实被告人吴明宙系惠州市惠阳区秋长喜来乐大酒店的经营者。
23、客人记钟及小费单、客数表、订房记录表、考勤表、客号牌发放记录表及交办本、笔记本，证实涉案酒店桑拿部用于记录卖淫嫖娼的日期、时间、技师号、房间号码、订房、考勤、交班及管理卖淫事务的书证。
24、喜来乐大酒店技师上钟情况统计表，证实喜来乐酒店康乐中心共组织卖淫嫖娼活动1292人次，共非法获利1347000元，经被告人吴明宙辨认确认。
25、安全防范意识单，证实涉案酒店桑拿部制定的实施卖淫行为须采取的有关安全防范措施。
26、承包经营协议书，证实被告人吴明宙与吴细组于2014年10月1日约定，被告人吴明宙将其所属的惠阳区秋长镇喜来乐大酒店原康乐部一至三层承租给吴细组经营推拿、沐足，被告人吴明宙是转承包的责任人并与该场所经营事务无关。
27、汇款凭证及惠州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出具的证明，证实被告人吴明宙自愿退出其非法所得人民币1347000元，现暂存惠州市公安局账户。
28、现场勘查笔录、现场图及现场照片，证实案发现场位于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秋长喜来乐大酒店。
29、抓获经过，证实2015年3月28日21时30许，惠州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根据举报对惠州市惠阳区秋长镇喜来乐大酒店康乐部进行清查，现场抓获介绍卖淫工作人员刘增广、崔静静、梁小栋、胡勇奇、杜亚明、廖炜、吴凯等人；同年3月31日15时30分许，民警在惠州市惠阳区秋长镇喜来乐大酒店将承包桑拿部的承租人吴细组和酒店法人代表吴明宙抓获归案；同年4月11日9时许，民警在惠州市惠阳区淡水街道办事处润锦鑫苑2栋B单元1103房抓获被告人熊维菊。
30、常住人口信息及户籍证明，证实十名被告人的身份情况。
本院认为，上诉人吴明宙为牟取非法利益，组织他人进行卖淫活动，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组织卖淫罪。上诉人吴细组在案发前与吴明宙商量，包庇吴明宙进行组织卖淫，系共同犯罪，其行为已构成组织卖淫罪。上诉人熊维菊、刘增广、崔静静、梁小栋、胡勇奇、杜亚明、廖炜、吴凯为牟取非法利益，受他人聘请，协助组织他人卖淫，其行为均已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在组织卖淫的共同犯罪中，被告人吴明宙起主要作用，系主犯，依法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吴细组起次要作用，属从犯，根据其犯罪情节，依法可以对其减轻处罚。在协助组织卖淫共同犯罪中，被告人熊维菊、刘增广、崔静静所起作用较大；被告人梁小栋、胡勇奇、杜亚明、廖炜、吴凯五人所起作用次之。鉴于十名被告人在归案后均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吴明宙主动','2018-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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