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二中民（商）终字第0489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阿来·阿依达尔汗，男，1990年1月7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栾燕，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董春锋，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中视亚太国际传媒广告（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南滨河路23号1号楼503室。
法定代表人陈俊花，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邓群，北京市东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杰，北京市东元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阿来·阿依达尔汗（以下简称阿来）因与上诉人中视亚太国际传媒广告（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视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双方当事人均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4）西民初字第77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罗珊担任审判长，法官郭菁、孙兆晖参加的合议庭进行审理。本院于2015年4月29日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询问，于2015年6与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阿来的委托代理人栾燕、董春锋，中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邓群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阿来在一审中起诉称：阿来于2013年6月5日与中视公司签署了《合约书》，约定由中视公司作为阿来的演艺事业独任经理人公司。但是中视公司与阿来签署合约后，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中视公司存在严重的违约行为。一是中视公司与阿来签署《合约书》后，未能按照合同约定为阿来进行策划、宣传、推广义务。二是中视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从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协助阿来谋求发展义务。此外，根据《合约书》的具体条款内容，可以确定《合约书》的性质为委托合同。根据法律规定，委托人和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中视公司在代理过程中，未能尽到谨慎代理义务，阿来作为委托人曾多次与中视公司沟通此事并要求中视公司纠正违约行为，但中视公司一直置之不理并拒绝改正。鉴于上述事实，阿来作为委托人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已经于2014年2月26日正式向中视公司发送了解约函，正式解除对中视公司的委托，但是中视公司收到解约函后仍对此置之不理。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阿来诉至法院。诉讼请求：1、请求解除中视公司与阿来之间的《合约书》，确认解除中视公司与阿来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2、请求判决中视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
中视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一、中视公司已经忠实履行合同义务，且各项合同义务履行期尚未届满。1、中视公司履行合同义务适当，履行义务期限尚未届满，阿来也并未进行过相应的催告，因此阿来主张中视公司违约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2、中视公司一直在为推广阿来的演艺事业而积极努力，并没有怠于履行自己的义务。3、中视公司履行义务需要以阿来配合作为前提条件，中视公司依据合同约定享有同时履行抗辩权。二、阿来严重违约，并恶意妨碍合同履行。1、双方签约不久，中视公司即全力支持阿来参加东方卫视选秀活动，但是阿来背着中视公司与东方卫视私下串通，私自签订加盟东方演艺团体的合同。2、阿来不顾中视公司的一再劝阻，私自参加一系列未经中视公司许可的演艺活动，擅自许可他人录音录像和在公共媒体上传播，对中视公司隐瞒演艺活动收入，严重侵害中视公司的合法权益。3、阿来拒不参加中视公司为其安排的演出活动，致使中视公司一再对第三方违约，不仅名誉上受损，经济上也遭受严重损失。4、在中视公司为阿来制作MV时，阿来不仅不配合，后来竟向中视公司索取高额制作费，并以此为解约的借口，拒绝按合同履行义务。三、双方不是委托代理合同关系，阿来为达到解除合同目的恶意曲解双方签订的演艺合同。1、从合同权利义务内容及分配情况看，双方签订的演艺经纪合同内容包括多个方面，并非简单的委托代理合同。2、合同并未约定阿来向中视公司支付代理费用，相反是中视公司要为阿来承担一定的费用，如演艺活动推广、词曲创作、作品制作等。3、独任经理人并不能定义为委托代理人，阿来偷换概念。4、阿来作为严重违约方，无权要求解除合同。综上所述，阿来诉称中视公司各项违约行为均不是事实，中视公司没有违约，阿来为跳槽东方卫视而恶意提出解除合同，其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阿来的诉讼请求。
中视公司在一审中反诉称：2013年6月15日，阿来与中视公司签订《合约书》，合约期限为2013年6月15日至2016年6月14日。在《合约书》签订之后，阿来拒绝参加中视公司安排的演出活动，并且不顾中视公司劝告，在未经中视公司同意的情况下，多次私自参加中国梦之声超级盛典上海大舞台演唱会、中国梦之声全球巡演、东方卫视跨年晚会等演出活动。2014年1月22日，阿来第一次正式向中视公司提交音乐作品，在中视公司与阿来商议进行歌曲的后期制作时，阿来未予答复。2014年2月26日，阿来向中视公司发出解约函，要求解除《合约书》。阿来的上述行为违反了《合约书》的约定，构成根本违约。按照《合约书》第十六条规定，阿来应当向中视公司支付200万元违约金，以及相关律师费、诉讼费等。基于以上理由，中视公司提出反诉。反诉请求：1、判令阿来支付中视公司违约金200万元；2、判令阿来继续履行与中视公司签订的《合约书》；3、判令阿来支付中视公司因本案支付的公证费10500元；4、本案诉讼费由阿来负担。
阿来针对中视公司的反诉在一审中答辩称：第一、中视公司要求阿来支付违约金，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中视公司从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中视公司从未给阿来安排任何推广活动，也未履行过任何协助义务，为了限制阿来的发展，中视公司甚至通知阿来参加根本不存在的演出，并肆意对阿来进行诋毁。第二、中视公司片面地曲解了合同条款，主张阿来违约无合同依据，根据双方签署的《合约书》，中视公司最重要的义务是为阿来努力谋求演艺事业发展的机会，并进行形象宣传，竭尽所能为阿来取得一切演艺事业内的受益的机会，并提供咨询解答等。相应的阿来在合同期限内应该接受中视公司的演艺安排，未经中视公司的同意不得参加其他演艺活动，也就是说阿来服从中视公司的演出安排是有前提限制条件的，中视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积极地为阿来争取演艺的发展机会，然而，中视公司不但没有为阿来争取任何演艺发展的机会，反而多次采取威逼胁迫的方式阻碍阿来的发展。在此种情况下，在合同前提并不存在的情况下，在中视公司现行违约的情况下，阿来自行谋求事业发展的机会，并不违反合同的约定。第三、中视公司主张的阿来私自参加了演出，未经过中视公司的同意，并非事实。阿来参加中国梦之声活动的时间为2013年4月，而双方签订合同的时间是2013年6月15日，签订合同时中视公司已经明确知晓阿来参加上述活动的事实，说明中视公司在反诉状中所列的阿来私自参加的东方卫视系列活动是完全得到中视公司同意的，中视公司主张阿来未经同意私自参加演出活动并非事实。第四、对于中视公司违反合同约定拒绝承担阿来创作的作品的制作费用的问题。根据双方签订的《合约书》第五条明确约定，在合同有效期内阿来每年创作两首音乐作品，并负责编曲，中视公司负责承担阿来创作的音乐作品的后期制作费用。在阿来向中视公司提交音乐作品之后，中视公司为了降低音乐制作成本，坚持自行对音乐作品进行制作，而中视公司并非专业音乐制作公司，自行对音乐作品进行制作或降低音乐制作成本是极不利于阿来的音乐发展，与合同约定不符。对此阿来多次以邮件的形式与中视公司进行沟通，但中视公司拒不按照合同履行义务，拒绝承担音乐作品的制作费用，中视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合同约定，应当承当相应的违约责任。第五、中视公司主张的违约金过高，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根据法律规定，违约金应当以违约行为给相对方造成的实际损失为限，而超过实际损失30%一般认定为过高，在本案中视公司提交的全部证据中，并不能认定自己的实际损失，因此可以认定中视公司主张的违约金200万元明显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另外，阿来参加的演出并未给中视公司造成任何实际损失，相反，中视公司利用阿来在中国梦之声活动中取得的成绩和知名度，不遗余力地推销自己，在微博和一些媒体活动中主张自己为阿来的经纪人及打造者，并且对阿来的人身进行威胁，对阿来的品德进行贬损及降低，中视公司的行为给阿来造成了难以用金钱衡量的损失。阿来自参加选秀至今，仍是一名普通的学生及新人，自身的目的只有一个，为了追求音乐的发展、能力及知名度。鉴于此，阿来参加的全部演出活动，均为免费参加，从未收取任何演出费用，中视公司无权据此认定阿来的收入和演出价格。第六、鉴于中视公司的根本违约行为，中视公司根本无权要求继续履行合同，阿来提出解除合同是符合合同法相关规定的，中视公司作为阿来的独任经理人公司，在合同期内，中视公司不但没有履行合同义务，对阿来提供策划、宣传、推广、安排演出等有助于阿来的演艺事业发展服务，相反，还不止一次对阿来进行胁迫，认为阿来是不可理喻之人，并且表示要对阿来不客气，要终止阿来的演艺事业，还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毁了阿来。阿来与中视公司签署《合约书》，阿来委托中视公司作为其唯一的经理人公司，是基于对中视公司的信任，鉴于中视公司的根本违约行为和拒不履行合同的态度，以及鱼死网破的决心，显然可以看出，双方之间的合同目的已经无法实现，阿来有权解除合同关系。根据上述答辩意见，阿来认为，双方之间继续履行合同已无可能，阿来要求解除双方的合同关系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至于中视公司要求阿来承担的公证费，是中视公司自愿支出，要求阿来承担缺乏事实、法律及合同依据，请法院依法驳回中视公司的全部反诉请求。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
一、2013年6月15日，阿来与中视公司签订《合约书》，约定以下主要内容：兹因阿来诚意委托中视公司作为阿来演艺事业之独任经理人，经双方认真商定后，现达成以下条款：一、双方同意本合约有效期限为三年，即2013年6月15日起至2016年6月14日；二、双方同意自本合约生效之日起，中视公司作为阿来演艺事业之独任经理人公司；本合约双方之权利、义务均限于本合约全部约定；此外阿来保证：阿来是以自由身份，即不受任何合约或职业之羁束与中视公司签订本合约，因此而产生的第三方法律责任由阿来全部承担；三、双方同意本合约全部约定内容为全球范畴；四、阿来同意：本合约有效期内，未经中视公司许可，阿来不得另外委托其他经理人或经纪人公司代理任何与演艺事业有关的活动；五、中视公司同意为阿来演艺事业发展提供尽可能高质量的服务，双方约定：1、本合约有效期内，阿来每年创作两首优秀音乐作品，并负责编曲，中视公司无需为此向阿来支付版权费用，中视公司负责阿来创作的音乐作品后期制作包括配器、和声、录音、缩混等费用；2、在本合约合作期内中视公司为阿来演唱的音乐作品拍摄1-2首MV（电视高清或标清标准，中视公司负责具体策划导演、拍摄制作，地点为北京），阿来MV作品制作费用由中视公司负责解决；3、中视公司为阿来提供策划、宣传、推广经纪等全方位服务，阿来演艺事业的包装策划、宣传推广、组织经纪演出、公关活动、图片拍摄等费用均由中视公司全权负责；4、中视公司为阿来制作生产的音乐作品使用权利归中视公司所有，阿来永久拥有演唱权、著作署名权以及收入分配的权利，中视公司拥有音乐作品的独家经营权利，阿来创作的其他音乐作品也由中视公司负责版权销售；六、在本合约有效期内，中视公司有义务努力谋求阿来演艺事业的发展和形象宣传，竭尽所能为阿来取得一切演艺事业范围内之最佳受聘机会，在一切有关阿来演艺事业的发展问题上，给予阿来咨询、解答和建议，在一切与阿来演艺事业有关的事务中积极为阿来演艺事业的发展创造机会及争取最佳之条件；七、中视公司保证：中视公司为阿来安排的演艺活动，均不得有任何非法及不道德的目的，中视公司指示阿来所进行的演艺事业，均不得违反法律或有伤社会风化；八、阿来在本合约有效期间内应接受中视公司之安排，参加中视公司所安排的所有演艺及与演艺有关的活动，阿来未经中视公司书面同意，不得参加任何非中视公司所安排的演艺及与演艺有关的任何活动；九、在本合约有效期间内，阿来将所有有关演艺事业交由中视公司全权处理，因此，中视公司与第三方签订的指定聘请阿来完成演艺行为的合约成立后，阿来应按中视公司指定履行期应尽的义务，阿来不得因未按中视公司指示完成演艺行为而给中视公司带来包括可期望利益的任何经济损失；十、在本合约有效期内，阿来同意中视公司为宣传、促销之目的可免费使用阿来之姓名、肖像、简历等有关阿来之演艺数据及记录有关阿来之姓名、肖像、简历、表演等有关资料的录音、电影、照片、文稿等；十一、阿来应积极保持与中视公司的联络，保证联络通信畅通，以便中视公司得以顺利地履行本合约约定之义务，避免本合约双方的利益受到损害；十二、阿来应努力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及演艺水平，若阿来擅自行动而触犯国家法律法规或抗拒中视公司安排指示致使演艺失准，中视公司有权视阿来违约而随时终止本合约的履行，且中视公司无需承担提前终止本合约的法律责任；十五、经双方友好协商，双方演艺经济收入分配方式如下：（一）表演类型分配方式：1、中视公司经纪人的提成扣点为流水业务的10%，随着阿来表演业务价格增加，中视公司经纪人提成的比例会逐步减少，双方约定中视公司经纪人的提成由阿来和中视公司共同承担，各占50%；2、双方的经济收入分配如下：经济收入指扣除中视公司经纪人业务提成后（比如10%）的收入，双方的分配比例为50%：50%；（二）阿来音乐作品著作版权经营收入双方分配方式为50%：50%；解释：本合约所称“演艺”指包括一切形象、声音、歌唱、舞蹈的活动（即舞台、电影、电视、电台、现场演出、录音、录像、广告制作的表演等）以及一切有关著作权、邻接权的产生、利用、转让等；十六、本合约双方均应恪守本合约的全部约定，如有一方违约，违约方应赔偿对方违约金人民币200万元及律师费、诉讼费；十七、本合约未尽事宜，双方另行协商，如因本合约履行发生纠纷，均应诉至中视公司办公地所辖之人民法院请求裁决；十八、双方需在本合约到期三个月前书面提出中止或继续合作申请，如继续合作，双方合作内容及分配比例另行商定；十九、本合约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两份，各份合约书文本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除非法律及有关管辖权的法院、仲裁庭及行政主管机关明确要求，双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向任何第三人披露或说明本合约之内容。
二、阿来与中视公司签订《合约书》之后不到一个月，阿来与中视公司戴开明开始通过短信商谈跟东方卫视有关的一些事项，具体体现如下（为书写方便，以下统一采用“短信发送方＋发送时间＋短信内容”的方式；另，与案件事实无关或问候寒暄内容不再摘录）：中视公司2013年7月2日21时31分“阿来，你不要把东方公司看得太重，你的根在北京”；中视公司2013年7月2日23时57分“我特意查了那家公司，签约了很多很多艺人，没有有名成功的，基本都不认识，千万别忙着答应”；中视公司2013年7月3日1时14分“阿来，后面跟东方还有很多麻烦事，需一一明确，包括财务、合同、人事等等，我们必须要明确，比较麻烦。我见了合同再说吧，如合作东方要一一说清楚的”；阿来2013年7月3日1时24分“戴哥，这个事明确那对我只有害处，这个压力别给我行吗？我把您当自己人，跟您说的明了一起去利用它，然后我们再一起来，您不信我啊？”；中视公司2013年7月4日10时25分“让上海把合同扫描件发过来，你转给我”；中视公司2013年7月8日13时49分“根据目前文字描述，此合同我无法接受，我们的利益严重受损”；中视公司2013年7月12日19时02分“阿来，专心比赛，先不要想其他事情，与东方他们的合约千万不能签”；阿来2013年7月12日19时36分“东方的我已经签了”；阿来2013年7月13日8时49分“不是我眼中无人，戴哥，我是把您当自己人才这么说，起初我也是信任你才签你，不对吗？我完全可以比完赛再选择，可我的信任，签到你那里，而且这个事，我没瞒你，我们抱一起，一起瞒他们，我一直是这么想也这么做的，只是这么好的机会，成绩必然是需要的，在他们的再三逼签下我已经没有理由了，所以我签了，是没办法的情况下，服从了，为了卧薪尝胆，您相信我的话，我们之间可以再立约，我只是觉得从任何角度都不可惹毛他们。毕竟是主办，毕竟身价也是他们给的。”中视公司2013年9月22日13时50分“阿来，到目前没人联系我，你还不是他们的人呢？公开侵权也堂而皇之，三点前不来道歉处理，我们就发声明公告了，早就写好了，其后交办律师事务所”；中视公司2013年12月1日19时48分“近几日注意接收律师函，我没半点错误。你哥实在不敢恭维，他没对你负责。中视亚太戴开明即日。”中视公司2013年12月23日9时47分“查收我公司发给你需履约的各种函告文件，包括邮箱和快件。中视亚太戴开明。”
三、2013年11月29日，上海东方娱乐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发表了一份题为“关于歌手阿来演艺事业相关问题的声明”，声明称“上海东方娱乐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东方娱乐）对阿来已有经纪公司一事毫不知情，在阿来向东方娱乐隐瞒已与中视公司签署经纪约的情况下，东方娱乐与阿来讨论过演艺事业的合作计划并协助安排过若干商业演艺活动，但在今年9月收到中视公司方面发来的声明后，东方娱乐一方面立即停止了与阿来的演艺合作计划，另一方面积极与中视公司沟通了解情况，以期妥善处理问题”。
四、2013年12月22日，中视公司向阿来发送一份演出结算函，中视公司在函中称：“未经我公司许可，你擅自与其他公司签约并参加了包括上海东方娱乐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安排的20多场演出活动，本公司要求你提供私自参加演出的合同，如果你拒绝提供或者提供不出相关的演出合同，本公司有权以每次演出劳务为20万元人民币的费用要求你赔偿公司的所有经济损失，并没收你的非法演出收入。”
2014年1月23日，阿来向中视公司发送一份关于要求演出结算的回复函，阿来在回复函中称其参加东方卫视的选秀节目已经经过中视公司的同意和认可，其从未与任何人、任何公司签署过任何签约，也未收取过任何演出费用。阿来在上述回复函中还提到，在征得中视公司同意的情况下，其凭借个人的热情和努力争取参加了部分选秀节目，参加选秀节目的全部费用均由其个人进行垫付，总计人民币164600元。阿来同时在回复函中要求中视公司在收到该回复函后3日内将其个人垫付的164600元偿付给其本人。
2014年1月23日，阿来向中视公司发送一份违约提醒函，阿来在函中称中视公司存在如下违约行为：1、根据《合约书》第五条约定，中视公司应当每年为阿来创作的两首音乐作品进行后期制作包括配器、和声、录音、缩混等费用，并在合同期内为阿来演唱的音乐作品拍摄1-2首MV，在合同签署初期，阿来就向中视公司提交了众多音乐作品，但中视公司从未予以回复；2、根据《合约书》第五条约定，中视公司在合同期内应当为阿来提供策划、宣传、推广经纪等全方位服务，阿来演艺事业的包装策划、宣传推广、组织经纪演出、公关活动、照片拍摄等费用均由中视公司承担，但合同履行至今，从未对阿来进行过任何包装策划、宣传、推广，未给阿来安排过任何实际演出，也未承担任何费用；3、根据《合约书》第六条约定，中视公司有义务努力谋求阿来演艺事业的发展和形象宣传，竭尽所能为阿来取得一切演艺事业范围内之最佳受聘机会，在一切与阿来演艺事业有关的事务中积极为阿来演艺事业的发展创造机会及争取最佳之条件，但中视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违反合同约定，非但没有给阿来创造任何演出机会，甚至在明确知晓阿来有机会参与其他演出时，故意安排阿来参加根本不存在的演出意在使阿来错失演出机会，中视公司对阿来潜在的发展机遇以粗暴形式进行阻挠和妨碍对其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2014年1月24日，中视公司向阿来发送一封电子邮件，中视公司在邮件中要求阿来如实申报此前未经中视公司许可的阿来所参与的演艺活动，并要求阿来一周内结清所有演艺费用。该封电子邮件附有一份附件，附件为关于阿来包装策划、宣传推广、经纪公关活动组织等的计划书修改方案。同日，阿来针对上述电子邮件进行了回复，阿来提出中视公司提供的不应当是一个word文件，而应该是实实在在的宣传、推广、经纪活动。
2014年1月29日，中视公司向阿来发送一封电子邮件，中视公司在电子邮件中称已经收到阿来邮寄的关于要求演出结算的回复函和违约提醒函，同时表示阿来接连发函给中视公司的诸多无理指责和要求，中视公司均不能接受。
2014年2月26日，阿来向中视公司发送一份解约函，阿来在函中称：中视公司违反合同约定，未对阿来进行过任何包装策划、宣传、推广；也未代表阿来争取过任何发展机会，未开展任何经纪活动，未给阿来安排过任何实际演出。相反，阿来只能在自己的努力之下艰难争取演出机会，参加平民选秀以开拓演艺事业，中视公司对此却百般阻挠甚至不惜为阿来安排虚假演出以阻止阿来参加选秀。鉴于中视公司的上述行为，导致阿来委托中视公司作为其独任经理人公司以协助阿来演艺事业发展的目的无法实现，因此阿来决定通过本函解除与中视公司之间委托代理合同关系，自中视公司收到本函之日起，阿来单方解除与中视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不再委托中视公司作为阿来演艺事业的经纪人公司。
五、在《合约书》履行期间，阿来参加了2013年9月7日“上海大舞台中国梦之声超级盛典”、2013年9月18日“中国梦之声——绿地集团公益专场演唱会”、2013年9月21日“意邦梦想家2周年庆”、2013年9月26日“中国梦之声全球巡演之上海站”、2013年11月1日“星光璀璨——2013新民歌演唱会第四季”、2013年11月6日“民歌中国”、2013年11月16日“我要上春晚——直通春晚”、2013年12月28日“2013年直通春晚”、2013年12月31日“东方卫视跨年晚会”、2014年1月5日“2014新年歌会”、2014年1月28日“民歌中国”、2014年1月31日“2014东方卫视春晚”、2014年2月25日“欢乐星期二”等演出活动。
六、中视公司一审庭审中向法院出示了中视公司与北京心连心文化艺术中心签署的《演出合约》一份、中视公司与泗阳商动天下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签署的《演出合约》一份，其中中视公司与北京心连心文化艺术中心的《演出合约》签署于2014年2月25日，中视公司与泗阳商动天下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的《演出合约》签署于2013年12月20日。
另，中视公司一审庭审中还向法院出示了一份证明，载明戴开明系中视公司员工，出任公司总经理一职，全面负责中视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在中视公司与歌手阿来合作以及处理相关事务工作中，中视公司授权戴开明全权代表中视公司处理相关事务。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
本案争议焦点主要为：第一、阿来与中视公司签订的《合约书》的性质；第二、中视公司是否存在违约行为；第三、《合约书》应否解除；第四、阿来是否存在违约行为；第五、违约金的承担。
一、关于阿来与中视公司签订的《合约书》的性质
根据《合约书》约定的内容来看，双方签订的《合约书》并非单纯的委托合同关系，而应属于包括委托、服务、演艺经纪等内容的一种混合合同关系，上述合同关系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当依照合同约定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
二、中视公司是否存在违约行为
关于阿来所述中视公司存在没有为阿来创作的音乐作品进行后期制作、也没有在合同期内为阿来演唱的音乐作品拍摄1-2首MV的违约责任的意见，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双方《合约书》第五条的约定，中视公司确实负有为阿来创作的音乐作品进行后期制作、在合同期内为阿来演唱的音乐作品拍摄1-2首MV的义务，但是《合约书》中并没有具体约定中视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具体时间期限，在阿来提起本案诉讼时，双方对于《合约书》的履行时间还未满一年，因此无法据此认定中视公司在该方面存在违约行为。
关于阿来所述中视公司存在未能按照合同约定为阿来进行策划、宣传、推广义务，也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协助阿来谋求发展义务的违约责任的意见，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合约书》第五条、第六条的约定，中视公司应为阿来提供策划、宣传、推广经纪等全方位服务，中视公司有义务努力谋求阿来演艺事业的发展和形象宣传，但是《合约书》中并未约定中视公司应提供的策划、宣传、推广经纪服务和协助阿来谋求发展义务的具体内容和具体要求，同时结合双方向法院提交的短信往来、邮件往来等证据材料，双方在合作初期围绕歌曲创作等方面进行过磋商、策划等合同履行行为，因此根据双方《合约书》约定的具体内容以及阿来提交的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中视公司存在违反合同约定的行为。
综上，阿来称中视公司存在严重违约行为，缺乏事实依据，一审法院对其该项意见不予采纳。
三、关于《合约书》的解除
关于《合约书》的解除，由于阿来依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中视公司存在违约行为，故阿来以中视公司存在严重违约行为为由要求行使合同法定解除权缺乏依据。但是考虑到本案所涉合同内容具有很强的人身性，该合同的成立以及履行均以当事人之间的特殊信赖为基础，且一审庭审中阿来亦明确陈述双方之间的合同已无继续履行的可能，阿来既已失去对中视公司的信任，合同目的已无法实现，在此情形下，法院认为应解除双方的合同为宜。故法院对中视公司反诉要求判令阿来继续履行与中视公司签订的《合约书》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如前所述，本案合同内容具有很强的人身性，故已经履行的部分已不存在恢复原状的可能，但因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一方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受损害方有权要求对方予以赔偿。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八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因此，如果一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违约行为，则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四、阿来是否存在违约行为
根据《合约书》第二条、第四条的约定，中视公司作为阿来演艺事业之独任经理人公司，未经中视公司许可，阿来不得另外委托其他经理人或经纪人公司代理任何与演艺事业有关的活动。《合约书》第八条约定，阿来在本合约有效期间内接受中视公司之安排，参加中视公司所安排的所有演艺及与演艺有关的活动，阿来未经中视公司书面同意，不得参加任何非中视公司所安排的演艺及与演艺有关的任何活动。但是在本案所涉合同履行过程中，阿来明显违反了合同约定，阿来与第三方签约、阿来参加未经中视公司同意的“上海大舞台中国梦之声超级盛典”等演出活动的行为，均构成违约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因此，中视公司有权要求阿来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五、违约金的承担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一审庭审中，阿来明确提出中视公司主张的违约金过高。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因此中视公司所遭受的实际损失是衡量违约金的基础参考依据。
关于中视公司所述的实际损失，中视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中视公司与北京心连心文化艺术中心签署的《演出合约》、中视公司与北京心连心文化艺术中心签署的《演出合约》定金收据（复印件）、泗阳商动天下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与中视公司签署的《演出合约》、泗阳商动天下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与中视公司签署的《演出合约》定金收据（复印件），经一审法院审查发现，中视公司提交的上述两份金额分别为一万元的定金收据，并非一式多联的财务收据和加盖财务章，而是内容打印在A4白纸上和加盖单位公章，不符合一般财务规范，在缺乏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无法据此认定中视公司确已支付了上述款项，无法据此证明实际损失的发生。
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中视公司签署上述《演出合约》，签署前并未与阿来协商上述《演出合约》事宜，也未在签署后通过短信、电子邮件等任何形式告知阿来，本案中中视公司提交的上述两份《演出合约》分别签署于2013年12月20日和2014年2月25日，而此时双方关系已经开始恶化。泗阳商动天下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与中视公司签署的《演出合约》时间是2013年12月20日，但在中视公司2013年12月1日和2013年12月23日发给阿来的短信中分别提到“近几日注意接收律师函”以及“查收我公司发给你需履约的各种函告文件”等内容。鉴于双方关系已经开始恶化的事实，此时对外签署的涉及阿来的《演出合约》均有可能无法履行，在这种情况下，中视公司签署涉及阿来的《演出合约》，应当在签署前充分与阿来进行协商，以避免损失的扩大。有鉴于此，即便因上述合约产生损失，中视公司亦应就此负责，而无权要求阿来赔偿。
综上，具体到本案中，中视公司并无充分有效证据证明其实际损失。但鉴于本案合同的性质，中视公司的损失更多的是一种预期利益的损失，即双方正常履约的情况下阿来演艺活动所带来的收入分成。但是艺人的演艺活动的收入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艺人的知名度、经纪公司的包装宣传、演艺活动的主办方、具体演艺活动的性质、演艺活动的内容等等均会影响到该艺人演艺活动的收入。而且艺人所具有的商业价值也并非一成不变，有可能随着知名度的提高商业价值越来越高，也有可能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价值越来越低。一方面，法院既不提倡和纵容合同履行过程中的违约行为，另一方面，法院也不愿看到因过高的违约惩罚而影响到一个年轻艺人的成长。具体到本案中，综合考量中视公司的损失情况、阿来目前的知名度、阿来所参加过的活动、双方实际履行合同的时间、中视公司对阿来的投入成本等因素，中视公司主张的200万元违约金明显过高，法院对此予以调整，法院认为违约金应以50万元为宜。对于中视公司反诉主张的超出法院认定的违约金数额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六、关于公证费的负担
关于中视公司支出的公证费10500元，因中视公司进行公证的（2013）京国立内证字第13464号、第13465号公证书，（2014）京国立内证字第0967号、第0968号、第2309号公证书均是阿来参加未经中视公司同意的演出活动的行为，因此上述公证书所发生的公证费用10500元应由阿来负担。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解除阿来·阿依达尔汗与中视亚太国际传媒广告（北京）有限公司于二○一三年六月十五日签订的《合约书》；二、阿来·阿依达尔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中视亚太国际传媒广告（北京）有限公司违约金五十万元；三、阿来·阿依达尔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中视亚太国际传媒广告（北京）有限公司公证费一万零五百元；四、驳回中视亚太国际传媒广告（北京）有限公司其他反诉请求。如果阿来·阿依达尔汗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阿来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的上诉理由是：
一、一审法院对阿来是否擅自与第三方签约的事实认定不清。本案中阿来是否擅自与第三方签约是判断阿来是否存在违约行为的重要事实，但一审法院对该事实认定不清：其一，一审法院认定阿来擅自签约的证据和一审法院认可真实性的其他证据内容存在矛盾。一审法院认定阿来擅自签约的所依据的证据有：阿来与戴开明的短信、戴开明与阿来哥哥阿热的短信、戴开明与俞懿晗的短信、戴开明与王舜的短信。然而在一审法院同样认可真实性的（2013）京国立内证字第0967号公证书中，东方娱乐明确发函表示停止了与阿来的合作。可见，短信与公证书的内容相矛盾。其二，阿来与东方卫视均不认可双方签约的情况下，法院仅凭手机短信即认定阿来与第三方签约过于草率。首先，短信作为数字电文，如作为证据使用需要辅助电信公司提供的往来短信的手机号码的通话详单，这是保证短信真实存在的重要依据，中视公司能够提供却并未提供。其次，在定案证据出现矛盾时，一审法院并未向东方娱乐核对真实情况，就擅自用矛盾的证据定案。
二、中视公司拒不履行合同，已构成根本违约，一审法院对于中视公司的违约事实视而不见，对事实认定不清。根据双方签署的《合约书》第五、六、七条约定，中视公司应当承担阿来创作的音乐作品制作、包装策划、宣传推广、组织经纪演出、公关活动、图片拍摄等全部费用。并有义务竭尽所能为阿来取得一切演艺事业范围内的最佳受聘机会，在一切阿来演艺事业有关的事务中积极为阿来演艺事业的发展创造机会及争取最佳之条件。这是中视公司最重要的合同义务，然而双方签约至提起诉讼时接近一年，中视公司却从未实际履行合同义务，这是不争的事实。首先，中视公司对于其从未履行合同义务的抗辩是其曾经在2013年12月时以邮件的形式向阿来发送的一份策划书。对此需要向法庭说明的是，这是阿来在反复督促中视公司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下中视公司出具的，而此份策划书也仅停留在书面，从未实际履行过。中视公司以此认定其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不能成立。一审庭审中，中视公司以阿来私自与其他公司签约为由，主张无法履行《合约书》中约定的义务，这与事实情况不符：首先，截至本案诉讼为止，阿从未和中视公司之外的任何一家公司签署经纪类合同，另外阿来也多次向中视公司提出过履行合同的要求，所以客观上不存在中视公司所说不能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在此情况下，中视公司拒不履行合同义务违反合同约定。其次，中视公司在一审庭审中认为其已经尽到合同约定的“竭尽所能为阿来取得一切演艺事业范围内的最佳受聘机会，在一切阿来演艺事业有关的事务中积极为阿来演艺事业的发展创造机会及争取最佳之条件”义务与事实不符。阿来参加上海东方卫视举办的《中国梦之声》、经观众投票参加《我要上春晚》选拔均是阿来演艺事业发展的重要机会，在这些重要机会面前，中视公司从未履行任何合同约定的协助义务，更不必说达到“积极、努力、竭尽所能争取”的标准。再次，中视公司对《合约书》约定的条款存在曲解：中视公司当庭表示，根据合同约定，无论何种情况，只要中视公司不同意阿来参加演出，阿来就不能参加演出，否则就构成违约。这样的说法显然是对合约书的曲解。《合约书》第五、六、七条约定了中视公司作为阿来代理经纪人的合同义务，第八条约定了阿来服从中视公司安排的义务。应当说，合同的权利义务是相对的，只有中视公司履行了合同义务，在此前提下，阿来应当遵守中视公司的安排。但事实情况是，中视公司严重违反合同约定，拒绝履行合同义务，在阿来面对发展机会时置之不理或粗暴干涉在先，在中视公司构成根本违约的情况下，要求阿来履行合同义务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三、中视公司作为根本违约方无权要求阿来支付违约金，一审法院判决阿来向中视公司支付违约金50万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一审法院认定阿来违约的事实不清。其次，一审法院认定违约金应当以中视公司的实际损失为基础，在中视公司未能证明其有任何实际损失，中视公司没有任何投入和付出的情况下，判决阿来向中视公司赔偿违约金50万元显然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阿来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法院判决第二项、第三项，并由中视公司承担一、二审案件受理费。
中视公司针对阿来的上诉口头答辩称：不同意阿来的上诉主张，请求法院予以驳回。阿来与东方娱乐签约是其自认的事实，中视公司已提供公证处公证的手机短信，能证明阿来在与中视公司签约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与东方娱乐签订演艺合同。阿来一直逼迫中视公司与东方娱乐进行谈判，是东方娱乐彻底断绝了合作，中视公司为阿来的利益一直在与东方娱乐谈判的事实证明阿来与东方娱乐的合同真实存在。此外，中视公司已经提交了相关证据证明阿来参加商业演出，这些演出均是阿来违反合同私自进行，已经给中视公司造成了严重经济损失，阿来构成严重违约，而中视公司未违约。至于为何直至2013年12月才发策划文案，是因为需要时间，还要看与东方娱乐的谈判进展情况，因为与东方娱乐的三方谈判已明确东方娱乐为主体，谈判过程中东方娱乐步步紧逼，并最终不与中视公司签约。至于中视公司为何阻碍阿来上春晚，是因为阿来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服从中视公司管理，配合公司商业演出，还私自与东方娱乐进行商演合作，在中视公司对东方娱乐警告无效的情况下，中视公司才向中央电视台等发出了相应的函件维护中视公司的权益。阿来上诉中提到了一审适用法律不当问题、违约金支付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准，中视公司认为是其对法律的错误理解。本案违约金是双方约定，至于约定的违约金是否过高需要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做判断。中视公司在阿来身上投入大量精力、人力、物力，为其作词找来专业人士对其进行策划，支持其参加东方娱乐选秀比赛，屈从于阿来已经私下与东方娱乐违约达成协议的事实与东方娱乐进行艰苦的谈判。中视公司要求阿来支付违约金依法有据，至于阿来擅自提出解除合同也是违约行为，应该承担违约责任。
中视公司亦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的上诉理由是：一审判决虽未认定中视公司违约，但就本诉和反诉请求未依法给予公正裁决，中视公司认为一审判决存在严重错误。
一、关于法院判决解除合同以及替代继续履行的赔偿问题。一审判决认为涉案合同不具备继续履行条件，一方面纵容阿来违约解除合同，另一方面却未判令给予相应的赔偿，显失公正。同时，一审判决引用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处理违约解除的情形属于适用法律不当。所谓“当事人之间的特殊信赖”并不构成因阿来违约解除合同的理由，基于阿来单方违约导致的合同解除，应适用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条和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当违约情况发生时，继续履行是令违约方承担责任的首选方式。法律之所以这样规定，是由于继续履行比采取补救措施、赔偿损失或者支付违约金，更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即便法院认为继续履行也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合同已不具备继续履行的条件，为衡平双方当事人利益，也应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和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要求违约方用赔偿损失来代替继续履行，以保证对方当事人的合同利益不因合同解除而减少。该等情形下的解除合同虽然不是应守约方请求作出的判决，但此举应出于有利于公平合理地解决纠纷之目的。中视公司在履行合同中没有任何过错，在一审法院依据阿来请求判令解除演艺经纪合同后，其因合同履行而可获得的利益必须得到合理充分的补偿，替代继续履行的补偿标准是保证中视公司能获得合同约定的与阿来演艺收入相当的利益分配。中视公司在法庭调解时，提出的调解方案是违约方支付中视公司总计700万元的赔偿金，在此前提下解除合同。本案一审判决仅50万元违约赔偿金与中视公司在合同中的可得利益根本不成正比，不足以弥补中视公司因合同解除而发生的可得利益损失。违约成本如此之低，不利于规范健康的演艺市场，约束艺人随意跳槽和违约的行为，对演艺经纪公司不公，对演艺市场也将起到不良的示范作用。基于法律规定的违约赔偿中可预见性与减损规则的运用，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阿来作为违约方应予赔偿。然而鉴于阿来不同意给予中视公司应有的赔偿，且一审法院并未判决阿来以赔偿损失来替代合同继续履行，故此中视公司请求二审法院改判阿来继续履行合同义务，维护中视公司正当的合同利益。
二、关于阿来违约事实及其损失的认定问题。一审判决“中视公司并无有效证据证明其实际损失。但鉴于本案合同的性质，中视公司的损失更多的是一种预期利益的损失，及双方正常履约的情况下阿来演艺活动所带来的收入分成”。显然，一审判决并未考虑阿来既往发生的一系列严重违约事实，此与一审已经查明的事实完全不符。（一）关于一审判决遗漏宿迁和云南两场商业演出《演出合约》的违约损失问题。针对宿迁和云南两场中视公司安排的商演活动，一审判决对中视公司提交证据的真实性均已认可，阿来虽然主张上述证据系伪造或者已经取消，但均未依法提交相反证据支持其主张，就此中视公司的索赔主张成立，阿来应就其违约行为支付违约金。根据合同约定，阿来有义务服从中视公司的演艺管理，参加中视公司安排的演艺活动，阿来在接到中视公司通知后置之不理，已经构成严重违约。然而，一审判决在做出责任认定和裁决时，显然漏掉了上述违约事实，对阿来的违约责任和损失问题只字未提。对此，中视公司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违约金不等于实际损失，也不以实际损失发生为前提条件，法律仅规定法院在违约金明显高于实际损失时，依据当事人的申请予以调整，而调整违约金的前提条件是申请人必须提交证据证明违约金明显过高。本案中，中视公司作为阿来的经纪管理人依据合同享有演艺合同定价权和签约权，且依法向法庭提交了《演出合约》作为证据，按合约定价向阿来索取违约金有事实依据，法院理应支持，阿来凭空提出的异议不能成立。至于一审判决遗漏重要事实的问题，应通过二审判决加以纠正。（二）关于中视公司与北京心连心文化艺术中心、泗阳商动天下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两份《演出合约》的相关事实问题。阿来对上述合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主张相关证据系伪造，但并未出具相反证据加以证明，其辩解不能成立。一审法院虽认可《演出合约》的真实性，但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理由是彼时“双方关系已经开始恶化”，中视公司应当预见阿来可能违约，“在这种情况下，中视公司签署涉及阿来的《演出合约》，应当在签署前充分与阿来进行协商，以避免损失的扩大。有鉴于此，即便因上述合约产生损失，中视公司亦应就此负责，而无权要求阿来赔偿”。中视公司对一审判决的上述观点不敢苟同，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将违约归责原则确定为严格责任原则，合同一方只要违约，无论其是否存在过错或者过错大小，皆应承担违约责任。根据合同约定，阿来有义务服从中视公司的演艺管理，参加中视公司安排的演艺活动，在合约期内，中视公司有权签订演出合同并且要求阿来履行，所谓“关系开始恶化”之说法并不构成变更合同履行方式的正当理由，合同和法律并未赋予阿来相应的抗辩权利，法律也未赋予法官依据当事人情绪变更合同权利义务内容的自由裁量权。一审判决以“关系恶化”来解脱违约方合同义务和责任，对守约方是极大的不公正，是变相赋予违约方擅自终止合同履行的权利，它既不可能是合同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也不是合同法律的本意。中视公司与北京心连心文化艺术中心、泗阳商动天下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两份《演出合约》是关于系列演出的预销售合同，如果一审法院判决解除中视公司和阿来之间的合约，则中视公司和第三方签的演出合同就无法继续履行，势必给中视公司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包括名誉、信用的损失。此外，一审法院对中视公司上述两份《演出合约》定金“收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理由是“并非一式多联的财务收据和加盖财务章”，中视公司认为该理由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我国法律及财务规范并没有关于使用统一的制式收据的强制性规定，法律对债权凭证的成立也没有关于加盖何种公章的构成要件规定，因此阿来的抗辩理由不能否定中视公司证据的合法有效性和证明','2018-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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