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5）高刑终字第163号
原公诉机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原震，男，1964年6月20日；因涉嫌犯贪污罪、受贿罪，于2014年1月30日被羁押，同年2月14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朱勇辉，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聂素芳，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王明皓，男，1970年2月25日；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14年1月30日被羁押，同年2月14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原震、王明皓犯贪污罪、受贿罪一案，于二○一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作出（2014）二中刑初字第1209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原震犯贪污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十五万元，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王明皓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十五万元；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十五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三十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原震、王明皓的贪污所得发还被害单位北京市××研究所；继续追缴被告人原震、王明皓受贿所得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被告人原震、王明皓对共同贪污、受贿部分承担连带退缴责任。在案扣押的物品部分变价后连同在案扣押的钱款并入追缴项执行，其余物品存档备查（附清单）。宣判后，原审被告人原震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原震及原审被告人王明皓，审阅了原震的辩护人朱勇辉、聂素芳提交的书面辩护意见，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认定：
一、贪污的事实
（一）2008年至2013年间，被告人原震利用担任北京市××研究所（以下简称科研所）所长、被告人王明皓利用担任科研所下属北京市××检验站（以下简称质检站）副站长、临时负责人等职务上的便利，在质检站与北京市××监督检验站（后更名为北京××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材站）合作难燃材料分包检测业务过程中，通过以发票冲账等方式，共同侵吞公款人民币3964400元。
一审法院认定该项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高×（时任质检站站长）的证言，证明2008年年中，其通过北京市××局的名录查到了建材站的电话并与负责人檀×直接通了电话。当时其负责谈协议价格和返钱，目的是给单位创收。每次谈协议的进展都会向原震汇报，最终建材站返多少钱也是原震定下来的。后质检站跟建材站达成了协议，其因住院不清楚具体工作。
2、证人檀×（时任建材站负责人）的证言，证明2008年4月，质检站站长高×电话联系让其单位提供难燃检测的服务，双方商定每组检测支付费用为2600元，同时每组要返850元现金，说是质检站需要费用。后来王明皓找其签了合同，其让王明皓提供发票，通过单位财务报销后，以现金的形式返钱。2009年9月，其跟王明皓说必须要用支票返钱，王就让把返钱支票支付给北京久×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公司）。建材站与久×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内容是支付给久×公司每组850元的劳务费，双方并没有实际业务往来。返钱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签合同后到2009年9月返现金。其和王明皓先核对需要返的钱数，由王提供发票，其通过任×报销出现金后再给王。第二阶段是2009年9月到2012年，以支票形式返钱。其和王明皓对了钱数后，其向财务申请支票，由王明皓或派人交来久×公司的发票，其让任×去财务平账。后来是其让任×把支票直接交给领票人，同时对方把发票给任，其和任在发票背面签字后，由任交给财务平账。其单位与王明皓提供发票上的单位没有业务往来。2009年9月之后给久×公司的钱都是给质检站的，通过财务能够确定具体数额。
3、证人任×的证言，证明其主管领导是檀×。由于人手紧张，其负责单位一些部门的报销。檀×给其发票时说需要现金，其报销后就将现金交给檀×。其曾经负责报销过久×公司的发票，具体以公司的财务账目为准。其从公司财务领出久×公司的支票，开始交给檀×，后来按檀的要求直接交给消防站的一个女的。经其查看侦查人员出示的记账凭证和发票，是檀×给的发票。
4、证人王×1的证言，证明2008年奥运前后，其弟王明皓曾经让帮忙找发票，要求科目开成会议费、住宿费、交通费等。其按照他说的具体数额、抬头单位等内容开发票，开发票的单位有海洋国际旅行社等。
5、科研所提供的质检站与建材站关于分包试验的实施细则复印件，证明质检站与建材站签订合作协议的情况。
6、北京××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总院）提供的检测合作协议复印件，证明久×公司与建材站签订合作协议的情况。
7、科研所提供的北京市××局×部科研所付分包检测费明细统计表、记账凭单（证）封面、记账凭证、支票存根、支票领用单、发票、费用报销单等书证，证明科研所于2008年至2013年间向××总院支付费用共计人民币3964400元。
8、建材站出具的证明、××总院提供的记账凭证、资金支付审批单、发票、请示、支票存根、发票复印件等书证，证明建材站支付款项的情况。
9、××总院提供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北京××检验研究院有限公司提供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等证据，证明××总院及下属单位的工商登记等情况。
10、被告人原震的供述，证明其单位于2008年6月开始做建筑装修材料燃烧性能见证检验。由于质检站没有难燃材料的相应设备，只能委托建材站进行难燃材料的试验，由质检站根据试验数据出具检测报告。高×和王明皓找了石景山的建材站商谈合作。高×在其办公室汇报说与建材站谈的每组分包检测费2600元，给回扣800元，以质检站名义签协议，其就同意了。高×病休后，建材站返钱的事就由王明皓经办，王说返回来的钱给其60%，质检站留40%。开始时建材站返的都是现金。2009年年中时，王明皓说找了一家公司，由建材站把返钱的支票先打给这家公司，这家公司扣税后再返钱，所以返的钱要少一些，其同意了。建材站把钱交给王明皓，他再按六四的比例跟其分配现金。因为其跟王明皓一起分配的违法收入有很多，开始是每笔钱单算，后来就按照分配比例，把所有的钱算一个平均数，其二人之间补差，给一笔钱就清了。其没去过建材站，不认识檀×。其只在单位的财务报表里见过久×公司。
11、被告人王明皓的供述，证明2008年年中，高×跟质检站的负责人檀×打电话联系分包合作。后高×和其向原震汇报了情况，原表示同意，并指示与对方商议从分包检测费中返出部分现金。高×与檀×电话商议分包价格和返现金额后又汇报，最终由原震决定质检站按照每组2600元的价格与建材站达成协议，每组返钱850元是私下跟檀×商谈的，是口头协议。签协议前，第一次是其和高×当面向原震汇报，第二次是高×电话向原震汇报，其在旁边听到分包价格和返现金额。其没有跟檀×谈过，但协议是其签的。给建材站付款都是走科研所的账。开始返现金时，檀×提出要以发票来冲抵。质检站根据分包业务数量及价格向建材站以支票的形式支付检测费，建材站据此计算返钱数额，由檀×电话通知金额，其通过其哥王×1开对应金额的发票，再去拿现金。找的大都是酒店、旅游公司或机票销售点的发票，抬头开建材站上级单位××总院的名称。其每次去拿的都是发票上的现金数额，就其和檀×两个人在场。2009年七八月，檀×说用发票返现的方式不好继续操作，让找中间公司签虚拟协议倒出现金。其就找到久×公司的负责人，他们公司提出串现金要收取税费、手续费用。其向原震汇报了，原也表示同意。后建材站与久×公司签订了虚假的合作协议。每次建材站返钱时都由檀×打电话通知其返钱的金额，其再通知久×公司开具发票，后去建材站领取支票。久×公司扣除13%的费用后，将剩余现金交给其。其跟原震之间有口头协议，按照六四的比例分配建材站返的钱，原震拿六，其拿四，王×2上任后就变成了七三的分配比例，原震拿七，其拿三，因为原震说有一部分要给王×2。经其查看侦查人员出示的发票，除金额为1.5万元和1万元的两张发票外，其余均是其交给檀×的发票。
（二）2010年至2013年间，被告人原震利用担任科研所所长、被告人王明皓利用担任质检站临时负责人等职务上的便利，在质检站与北京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公司）合作检测业务过程中，通过将应支付给单位的部分合作业务款不入账的方式，共同侵吞公款共计人民币8676630元。
一审法院认定该项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孙×（盛×公司经理）的证言，证明其于2009年底认识王明皓，并与质检站开始合作装修材料的检测业务。其公司负责招揽业务，由质检站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其公司将报告转交客户。其公司与质检站按照约定的比例分配检测费，开始是五五分成，后变成其公司得45%，质检站得55%。在付款方式上，开始王明皓提出交现金，从2011年11月开始部分交支票、部分交现金，具体到每个月的现金和支票比例都是根据王明皓定的原则，不是严格按照事先约定的比例。2013年2月开始全部交支票给质检站。现金都交给王明皓，不开发票或收据。其公司与质检站至少签过两次合同，但现存仅有一份合同。根据电脑记录的检测明细，除可能遇到春节等情况外，其几乎都是当月根据业务统计钱款，下月月初交给王明皓。其都是每做一笔业务，在电脑上记一笔。其记得是从2010年下半年，王明皓开始给开发票，因为质检站不是独立法人单位，所以都是由科研所开发票。对于只能付支票、且需要收款单位开发票的客户，其就直接将客户的支票交质检站，由科研所给客户开发票。由于这部分钱是客户直接跟科研所结账，所以要从其应给质检站的钱中扣除。
2、质检站提供的质检站与盛×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证明质检站与盛×公司之间业务合作、检测费分配比例等情况。
3、孙×提供的装修材料防火检测证明，证实其公司2010年1月至8月的业务明细及孙×所述其本人按月记录的向科研所及王明皓支付款项的情况。
4、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出具的京检技鉴（2014）156号、京检技鉴（2014）197号电子证据检验报告，证明经对涉案电脑硬盘内的文件进行检验，提取到盛×公司自2010年至2013年间与质检站的业务合作明细、收费金额及向质检站支付款项等情况。
5、科研所提供的北京市×局×部科研所合作方收款明细统计表、记账凭单（证）封面、记账凭证、进账单、发票等材料复印件等书证，证明盛×公司于2010年至2013年间向科研所支付费用的情况。
6、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反贪污贿赂局侦查二处调取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明盛×公司的工商登记情况。
7、被告人原震的供述，证明其听王明皓说过孙×的公司返现金，其就让王明皓拿着。其只负责收李×1公司的现金，其他公司的现金由王明皓来收，现金比例也由他定。其与王明皓每个月把收的所有钱总数一平均，然后相互补差。经其查看侦查人员出示的质检站与盛×公司的合作协议，确认就是科研所与业务公司的合作协议。
8、被告人王明皓的供述，证明盛×公司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跟质检站合作。在签订协议时，其按照原震的指示，要求将应交给科研所的费用分成两部分，部分以支票形式支付，部分以现金形式支付。现金部分达成的是口头协议，一年结账11次，一二月或二三月一起结，都是这个月结上个月的钱。从开始合作就返钱，一直到2013年1月。盛×公司开始结账都是现金，其把一部分入到科研所的账里，剩下的就留下了。后来就变成一部分交支票，一部分交现金，其留下现金。其与孙×每个月核对金额，并算出现金支付的部分。支票由质检站转交科研所财务室，并出具发票。其和原震分了现金，开始原震拿60%，其拿40%，王×2到任后，原震拿70%，其拿30%。此外，需要从盛×公司应支付给科研所的钱款中扣除客户直接交支票、科研所开发票的部分。
（三）2011年至2013年间，被告人原震利用担任科研所所长、被告人王明皓利用担任质检站临时负责人等职务上的便利，在质检站与北京航×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盛公司）、北京航×泉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泉公司）合作检测业务过程中，通过将应支付给单位的部分业务合作款不入账的方式，共同侵吞公款共计人民币4824029元。
一审法院认定该项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李×1的证言，证明其从2005年左右相继成立了北京海×劳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公司）、北京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公司）、航×盛公司、航×泉公司。其通过他人介绍认识了科研所所长原震。双方合作是其和原震谈的，大概是2008年左右，其公司开始与质检站合作钢结构的业务，后来发展到建筑内部装修材料见证检验，合作费用按签订协议确定的比例进行分成。航×盛公司与质检站的合作是从2008年开始的，当时也有协议，基本上是一年一签，每年的内容也都一样，2012年用航×泉公司、2013年用泰×公司与质检站签协议。王明皓要求换公司与他们签协议，实际执行合同的还是原来那些人。合同是王明皓拿过来的，有些是其安排公司员工签的。合同的内容就是其公司承揽业务，负责运输、人工，除了盖检测合格的章，其余都是其公司来做，利润分配其公司占六成，质检站占四成，合作中所有的费用都由其公司来负担。合作过程中，其给原震的现金分几个部分，其中有钢结构和非难燃检测部分。其公司按照合作协议需要将所收的一部分检测费支付给质检站，原震要求部分给支票，部分给现金。原震说要发奖金、送礼。现金和支票的比例是其跟原震谈的，谈好之后告诉蒋×和何×来执行。
2、证人何×的证言，证明李×1实际经营航×泉公司、航×盛公司、海×公司、泰×公司，有的公司注册时没用李×1的名字，但这四家公司实际是一套人马。在其公司与质检站的合作中，涉及非难燃检测部分，其公司收的检测费自留60%，给质检站40%。原震要求一部分给支票，支票交给王明皓，科研所开发票，剩余部分要以现金的形式交给原震，不开发票。每个月其需要把钱按照分配比例计算好，先报原震认可后，再把钱数报给李×1。根据其统计，从2011年1月到2012年12月其公司是按照不同比例将检测费的支票交给王明皓，现金交给原震。根据其统计的钢结构部分的付款情况，其公司也是按不同比例给付支票和现金，给原震现金的部分不开发票。其提供的材料与科研所财务凭证对不上的部分分成两个时间段，2011年1月至3月，主要是非难燃检测部分，可能赶上春节，公司资金紧张，就在2011年三四月间有了钱把之前的补上，因此出现了不能对应的情况。另一部分是2012年12月到2013年3月，科研所没有收到四笔钢结构款。其公司接了郑州×局郑州工程指控部的检测业务，该指挥部需要科研所的发票，就直接把21万的检测费打给了科研所。因为其公司与科研所是六四分成，科研所拿的21万乘以60%就是12.6万元。2012年12月至2013年3月，其公司应支付给科研所钢结构的几笔钱加起来是12.57万元，正好冲抵了，中间差价忽略不记。其提供的表格都是每个月当时统计当时做的，包括U盘里的数据都是根据每个月实际发生的业务填写的。其每个月算好应该给原震的钱数，得到原震认可后填写表格。2012年4月应交原震的现金部分与其他时间的算法不同，是因为想少给原震些钱，原震为此停了其公司的业务，后面只好继续按照原来的计算方法给钱。其提供U盘中的难燃试验组数与检测费用表中的组数存在差异，实际发生的组数应以应交科研所及原震检测费用表上的数据为准。其提供的情况说明中的三部分比例是主观估算的，具体每个月应以检测费用表为准。
3、航×盛公司提供的质检站与航×盛公司合作协议复印件、科研所提供的质检站与航×泉公司合作协议复印件等书证，证明质检站与航×盛公司、航×泉公司之间业务合作、检测费分配比例等情况。
4、何×提供的关于上交北京×所原震款项的情况说明及所附清单，证明何×所在公司向科研所、原震支付费用的明细及金额，其公司于2011年1月至2012年12月向原震支付非难燃检测费、钢结构检测费共计人民币4824029元。
5、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出具的京检技鉴（2014）155号电子证据检验报告，证明经对涉案U盘进行检验，提取到何×所在公司给予原震钱款的明细、金额等内容；经对涉案手机进行检验，提取到原震与何×之间所发的关于向科研所及原震支付费用金额的短信息。
6、科研所提供的北京市×局×部科研所合作方收款明细统计表、记账凭单封面、记账凭证、进账单、发票、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回单（收款）等材料复印件，证明科研所于2011年至2013年间收取业务款项的情况。
7、海×公司出具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航×盛公司出具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泰×公司出具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航×泉公司出具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等证据，证明涉案相关公司的工商登记情况。
8、被告人原震的供述，证明其通过领导介绍与李×1相识，后与李×1的公司开始合作。质检站和李×1的公司之间合作的非难燃及钢结构这部分，支付给其现金的钱款是用王明皓报给其的李×1公司收的所有业务量的钱数，减去李×1公司收的难燃业务的总组数，乘以3500元，再乘以20%，得出这部分钱。从2008年单位跟李×1的公司合作开始就约定，李×1的公司收取检测费后，60%是他们的，40%交给科研所，其中要有20%的支票和20%的现金。交给科研所的40%和给现金的20%的比例不是固定的，开始科研所和李×1的公司是四六分成，后来变成五五分成，且给现金的部分也不是严格按照支票20%、现金20%执行的，其记得钢结构部分就有支票20%、现金30%的时候，肯定还有其他比例的情况。现金绝大部分是李×1给的，个别时是何×给的，但也是与所有的钱混在一起给的。这部分钱其和王明皓约定的是其拿60%，王明皓拿40%。李×1公司的业务量大，其收李×1公司的现金，与王明皓收的其他公司的现金，每个月其二人把所有的钱总数一平均，然后相互补差。
9、被告人王明皓的供述，证明2008年5月左右，李×1的公司开始跟质检站合作。非难燃部分是质检站得检测费的40%，李×1的公司得60%，钢结构部分最后是双方各得检测费的50%，此前还变化过。李×1公司负责收取客户委托检验的样品，由质检站负责检测并出具报告，其中钢结构防火涂料工程检测是由李×1公司到现场进行检测，记录原始数据，由质检站出具检测报告。李×1公司拿检测费的60%，质检站拿40%。这部分业务是质检站自己能够检测的业务，不包括分包给建材站的难燃性检测业务。检测费由李×1公司负责收取，后按照检测费的40%支付给质检站，给质检站的钱一部分是支票，一部分是现金。现金由其和原震分了。开始是原震拿60%，其拿40%，王×2到任后，原震拿70%，其拿30%。关于返现金和给质检站支票的比例，非难燃部分是各20%，钢结构这块其不清楚。支票大部分是由其转交科研所财务，并由财务开发票。现金和支票不一定是严格按照比例给的，因为分配的比例就是一个原则，不排除有多有少的时候。
（四）2009年至2013年间，被告人原震利用担任科研所所长的职务便利，通过指令质检站与海×公司签订虚假劳务合作协议的方式，先后骗取公款共计人民币4463857.4元。
一审法院认定该项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李×1的证言，证明其公司与质检站合作的收入包括劳务费等。2009年底或2010年初，原震说以质检站的名义和其公司再签一个劳务协议，每月给其公司支付劳务费，到账后再以现金的形式返给他，后签订了协议。这个劳务费合同是假的，就是通过其公司把钱套出来给原震。科研所2009年给的支票是多少钱，其就返给原震多少钱。后来蒋×说提现金要扣8%的税，之后对拿来的支票，其公司扣税后才把现金交给原震。每月都是原震先给其发关于支票金额的短信，其从公司开出发票，拿着现金交给原震，原震通知财务拿支票，再回公司入账。劳务费有其给原震的，也有公司财务李×2给原震的，有时在他办公室，有时在×局门口，还有时在理工大学西门附近的西餐厅。2013年春节后，原震说以后劳务费一半给其，剩下的一半再返给他，这样做了大概三四个月，以财务账目为准，钱款都用于公司日常经营了。
2、证人何×的证言，证明其公司与质检站于2008年开始合作，因为质检站的工作人员比较少，所以李×1为了与质检站开展业务，就派其等人到质检站工作，有12人左右，其中七八个人在质检站办公，其余的人在外面做钢结构业务。其是在质检站工作人员的组长。在质检站工作人员的工资、奖金、劳务费、车马费、日常开销等都是其公司出，质检站不出这些费用。
3、证人蒋×的证言，证明自2009年开始科研所每月以支票形式支付海×公司一笔劳务费，这是通过海×公司串现金，通过其公司的账户，将支票金额扣除8%的税费后，剩余款项全部以现金形式返给原震。其公司经手的人是李×2，每个月原震把金额通过短信发送给李×1，李×1转发给李×2，然后李×2找其开发票、拿现金，由李×2在月初去给原震送钱和发票，听李×2说是交给原震本人，发票交给科研所财务人员，并从那里取回支票。2013年4月，李×1说从下个月开始只要每月返一半钱就行了。给原震返现后剩下的一半，其公司都记在其他收入里面了。
4、证人李×2的证言，证明其于2010年到海×公司任出纳，之前蒋×也让其做些业务，公司财务部门有蒋×和其。其知道原震是科研所的人。每月月初李×1给其转发短信“敬伟：劳务费xxx钱”。李×1让其找蒋×开出短信金额的发票，开的是劳务费，对方单位是×局科研所。其打电话联系原震，确认他在单位，就直接过去送钱和发票。原震在发票正面签字，其就拿着去财务部门领支票，然后入到公司账上。其印象中李×1是从2009年开始让每月给原震送钱的，直到2013年，每次看发票金额送的钱数都不同，几万到几十万不等。钱基本都是其送，有一两次别人去的。
5、科研所提供的质检站与海×公司劳务合作协议复印件等证据，证明质检站与海×公司之间的劳务合作、支付费用比例等情况。
6、航×盛公司提供的质检站与航×盛公司合作协议复印件、科研所提供的质检站与久×公司、盛×公司等公司合作协议复印件等证据，证明质检站与航×盛公司、其他合作公司之间的业务合作、检测费分配比例等情况。
7、科研所提供的北京市×局×部科研所劳务费统计表、关于支付检验劳务合作费用的请示、记账凭单封面、记账凭证、支票存根、支票领用单、科研所转账支票审批单、费用报销单、发票等证据，证明科研所于2009年至2013年向海×公司支付劳务费共计人民币4463857.4元。
8、海×公司出具的2010-2013劳务费明细、记账凭证、进账单、收款单、现金报销单、发票等证据，证明海×公司收取劳务费、扣税及支付费用等情况。
9、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出具的京检技鉴（2014）155号电子证据检验报告，证明经对涉案手机内容进行检验，提取到原震与李×1之间所发的关于劳务费金额的短信息。
10、被告人原震的供述，证明2008年5月左右，×局发文要求消防验收必须有建筑装修材料耐火性能见证检验的报告，此后其单位的业务大量增加，车辆运输与检测人员数量远远不够。其就跟李×1商量，由他的公司派人、派车到质检站帮忙，李×1同意了。质检站与合作公司的分配比例中，李×1的公司得60%，其他公司得45%，就是因为李×1的公司人员在质检站从事辅助工作，这里面已包括帮忙出车、出人的费用了。其单位与李×1公司签订的协议里也规定了李×1公司人员的劳动报酬、福利待遇、人身保险等由他们公司负责。2008年底，其找李×1商量，想利用他的公司，以劳务费的名义支付给他一部分费用，然后让他以现金形式返给其，李×1同意了。因为李×1派人、派车到质检站帮忙，这样从科研所给他的公司出劳务费，外人不会发现。为了合理、合法套取这笔钱，其让质检站和李×1的公司签了一个协议，就是支付给李×1公司劳务费，内容都是虚假的。其单位给李×1公司支付的所有劳务费，都是其套取的单位的钱，数额以财务的统计为准。大约从2008年底或是2009年初开始返劳务费，每月一返。开始其让会计把算出的净利润的20%的数告诉其，然后发短信或打电话告知李×1。在净利润的20%过了10万之后，其就按照8%算返钱的数，卡在10万元左右。其定了数告诉李×1，李×1或他手下的李会计，跟其约好时间把返的现金和开好的发票给其。其在发票和支票领用单上签字后，拿到财务领支票。开始时是三四万左右，后来逐渐增多到十万左右，最多时有十三四万。给钱多数是在其办公室，有一两次是在理工大学西餐厅，还有少数几次是在×局门口。返的钱都是有零有整的，是按扣税之后计算的，不凑整数。开始几个月没有扣税，后来李×1扣除了8%的税。2013年5月，其跟李×1说从5月开始到免除职务，劳务费是按扣税后一人一半来分，免除职务后，劳务费归李×1。其没有跟王明皓说过返劳务费，这笔钱就是其个人用了。
11、被告人王明皓的供述，证明2008年下半年，由于质检站业务量增加、人员不足，由李×1的公司提供一定的人员、车辆帮质检站做一些检验辅助工作，负责人是何×。双方签订了劳务协议，并支付给李×1的公司相应的劳务费用。原震定的劳务合作、支付劳务费及数额，支付劳务费不经过其。协议是原震跟李×1谈好后，让其和王×2代表质检站跟对方签的。
二、受贿的事实
（一）2011年至2013年间，被告人原震利用担任科研所所长、被告人王明皓利用担任质检站临时负责人等职务上的便利，为航×盛公司、航×泉公司无偿提供相关检测报告，非法收受上述公司给予的钱款共计人民币1687800元。
一审法院认定该项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李×1的证言，证明其公司需要将难燃材料送到石景山的建材站做分包检测，然后由质检站负责出报告。这部分业务，原震每组向其公司要300元，蒋×和何×清楚具体的情况。其同意原震的要求，就是为了降低成本，继续做业务。
2、证人何×的证言，证明其公司人员负责将质检站和其公司自收的难燃业务向建材站送样，并将试验数据送回质检站。对其公司自收的难燃业务，质检站直接根据数据出报告，不收费，但每组要给原震300元，一直给到2013年4月。
3、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出具的京检技鉴（2014）155号电子证据检验报告，证明经对涉案U盘进行检验，提取到何×所在公司给予原震钱款的明细、金额等情况。
4、何×提供的关于上交北京×科研所原震款项的情况说明及所附清单，证明何×所在公司于2011年至2013年因质检站无偿出具报告事项给予原震钱款人民币1687800元。
5、被告人原震的供述，证明李×1跟其商量，他公司自己收的难燃检测业务，就自己送建材站，不再跟质检站六四分配，由于还需要让质检站出具检测报告，所以每组给其300元现金，就不再给质检站费用了。其跟王明皓说过，王应该知道。这部分钱从李×1开始单独跟建材站结算一直给到2013年，跟其和王明皓分的钱混在一起，原则上也是按照其拿60%，王明皓拿40%分的。除劳务费是单独给其外，其余的钱李×1都是打包一起给其。
6、被告人王明皓的供述，证明李×1公司自己收的难燃部分就自己分包给建材站，建材站出了试验数据后，交给质检站出报告，李×1不给质检站钱，就每组单独给原震300元，这事原震曾经跟其提过。其每月要将李×1公司送建材站分包的难燃样品的组数报给原震，因为原震要跟李×1的公司人员对数，算出应该给多少钱。
（二）2011年至2013年间，被告人原震利用担任科研所所长、被告人王明皓利用担任质检站临时负责人等职务上的便利，为航×盛公司、航×泉公司编造纸面石膏板、矿棉吸音板的检测数据，出具虚假的检测报告，谋取了不正当利益，非法收受上述公司给予的钱款共计人民币5040437元。
一审法院认定该项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李×1的证言，证明其听说其他公司有不送检直接用钱买报告的情况后，就找了原震。原震说跟王明皓商量的最终结果是其公司的难燃样品中的纸面石膏板和矿棉吸音板也不送建材站检验，由质检站直接出报告，每组交给原震1750元。原震跟王明皓商量是因为出报告的事由王明皓来操作。
2、证人何×的证言，证明其公司收的难燃材料中的纸面石膏板和矿棉吸音板是不送建材站分包检测的，每个月王明皓会向原震报一个不送部分的组数，其公司按照每组1750元给原震钱，一直给到2013年3月。
3、证人卫×（时任质检站办公室主任）的证言，证明2010年左右，王明皓说以后合作公司送的难燃检测中的矿棉吸音板和纸面石膏板不送建材站分包检验了，就按照以前的数据编，质检站自己受理的业务还继续送。航×泉公司的这两种样品也不送，直接由其等人出假报告。2013年4月，王明皓说业务检测系统的服务器的硬盘坏了，让其换硬盘，其将换下来的旧硬盘放在家里，已被扣押。从2011年初开始，王明皓几乎每个月会分给其一些钱，前后一共有50多万。
4、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出具的京检技鉴（2014）155号电子证据检验报告，证明经对涉案U盘进行检验，提取到何×所在公司给予原震钱款的明细、金额等情况。
5、何×提供的关于上交北京×科研所原震款项的情况说明及所附清单，证明何×所在公司因编造数据、出具虚假报告的事项给予原震钱款共计人民币5040437元。
6、北京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京公司鉴（电）字（2013）第110号电子物证检验报告，证明经对涉案硬盘、移动硬盘的技术检验，提取到质检站的检测报告。
7、被告人原震的供述，证明合作公司收的难燃业务是按照每组3500元乘以55%给钱，而其单位与建材站结账的分包费是2600元，做这样的检测业务就赔钱了。王明皓找其说了这个情况，并说有些难燃材料，比如纸面石膏板和矿棉吸音板因为都是不燃的，是不用做检验的。其觉得有道理就同意了。这部分就由质检站直接编造数据出报告。质检站自己收的难燃检测中的这两种材料还送建材站分包检测。后来王明皓问其李×1公司的矿棉吸音板和纸面石膏板能不能也不送建材站，如果不送，李×1可以每组给其1750元。每个月王明皓和何×负责统计，何×给其发短信告知各种钱数，然后其根据王明皓报的李×1公司的各项业务数据，计算何×报的数是否准确，核实准确后，让何×或李×1按照对好的钱数给钱。这部分钱一直给到2013年3月，除其从李×1公司套取劳务费是单独给以外，其他的钱都是混在一起给。
8、被告人王明皓的供述，证明在其他合作公司的矿棉吸音板和纸面石膏板不送分包检测之后，李×1知道了这个情况。原震找其说以后李×1公司的矿棉吸音板和纸面石膏板也不送建材站分包了，由质检站编制数据并出具报告。原震让其每月报这个数，说了这里有利益的事，当时其走神了，利益怎么分配没有听清楚。原震曾向其表示过对假报告等数据的担心。2013年三四月，其突然想起这件事，就跟卫×说系统内的数据还是换个硬盘更保险，后卫×买了新硬盘换上。电脑里记录了制作假报告的数据，还有李×1公司的业务数据统计，其怕查起来被发现不好，就有了换硬盘的想法。
（三）2013年，被告人原震利用担任科研所所长、被告人王明皓利用担任质检站技术负责人等职务上的便利，为航×泉公司承揽难燃材料的检测业务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航×泉公司给予的钱款共计人民币2425700元。
一审法院认定该项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李×1的证言，证明航×泉公司于2013年取得了检测资质，经过谈判，原震、王明皓同意让其公司分包难燃检测的业务，条件是每组检测要给原震、王明皓钱。公司自己收的难燃检测项目，自己出检测数据，然后交由质检站出报告，还有是其他公司收的难燃检测项目，统一由质检站送到其公司做检测，这两种情况其公司分别每组给原震、王明皓800元和700元。原震每月告诉其钱数，就是原震和王明皓一共应得的钱数，其让财务取钱送过去他们再分。给这部分钱就是从2013年4月至7月。
2、证人何×的证言，证明航×泉公司于2012年年底取得了燃烧性能计量认证资质。从2013年4月开始，科研所让其公司承接了难燃检测业务，由其公司出检测数据，最终由质检站出报告。王明皓通知其双方的结算标准是，其公司收的样品按每组700元以支票形式交科研所，每组800元以现金的形式交给原震和王明皓。其他公司收的样品，其公司按每组700元以现金形式交给原震和王明皓。王明皓告诉其检测组数，其再告诉李×1总钱数。从2013年4月到7月给了四次钱，都是这个月根据上个月的数据给钱。
3、科研所提供的质检站与航×泉公司关于分包试验的实施细则复印件、航×泉公司提供的质检机构与分包实验室监督检验技术合同复印件等证据，证明质检站与航×泉公司合作分包检测业务的情况。
4、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出具的京检技鉴（2014）155号电子证据检验报告，证明经对涉案U盘进行检验，提取到何×所在公司给予原震钱款的明细、金额等情况。
5、何×提供的关于上交北京×科研所原震款项的情况说明及所附清单，证明何×所在公司于2013年因分包检测业务给予原震钱款人民币2425700元。
6、被告人原震的供述，证明航×泉公司于2013年取得了难燃的实验室资质，李×1找其想做分包业务。其同意合作，但只是把李×1公司和其他合作公司收的难燃检测分包给李×1，质检站自己收的难燃检测业务还继续送建材站。其让王明皓跟李×1商量利益分配。后王明皓跟其说其他合作公司收的难燃检测业务，李×1给其和王明皓各350元。李×1公司自己收的难燃检测，给其和王明皓各400元，其同意了。给钱是从2013年4月到7月持续了四个月，后一个月结前一个月的账，都是现金。王明皓每个月统计李×1公司的分包业务量，按照其二人约定的分配方式，告诉其应得的总钱数。李×1给钱就是为了能够得到分包业务，希望继续合作。其是一把手，王明皓是质检站的负责人，能决定李×1是否能做分包业务。
7、被告人王明皓的供述，证明李×1的公司于2012年底取得了建筑材料燃烧性能认证资质，其中包括难燃性试验的检测资质。2013年4月，质检站与李×1的航×泉公司达成了分包协议。其和原震、李×1私下达成口头协议，李×1公司收取的难燃检测业务，每组给其和原震800元。其他公司收取的难燃检测费用，给其和原震700元。其和原震平分。业务发生在2013年4月到7月，返钱的时间是5月到8月，是这个月统计上个月的业务量，总共返了四次。原震是单位的一把手，其是质检站的负责人。给其二人返钱是因为把原来分包给建材站的业务交给了李×1的航×泉公司来做，为他扩大了业务，增加了利润。同时，李×1的公司取得是计量认证资质，检测的数据还需要到质检站出报告，如果质检站不认可数据，他也没法做分包业务。
（四）2008年至2013年间，被告人王明皓利用担任质检站副站长、临时负责人等职务上的便利，为航×盛公司、航×泉公司在加快出具检测报告速度等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上述公司给予的钱款共计人民币51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该项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李×1的证言，证明其记得何×汇报说王明皓等人有拖着不出报告及其他的刁难情况，其就说每个月给他们点钱，说是技术指导费，由何×具体操作。从2008年开始何×每个月会给王明皓等人送钱，每月大概几千元。
2、证人何×的证言，证明李×1让其从2008年8月至2009年5月每月给王明皓5千元，从2009年6月至2013年3月每月给王明皓1万元，目的是为了跟王明皓搞好关系，给其公司快点出检测报告，让客户拿到报告后能够尽快报消防验收，这样客户还愿意找其公司委托检测。其给王明皓钱时，他也就会随手给其一些钱，数额是不固定的。
3、被告人王明皓的供述，证明李×1的公司从2008年8月至2009年5月每月给其5千元，从2009年6月至2013年3月每月给其1万元，总数是51万元。其记得第一次的5千元是李×1给的，以后都是何×给，每次都是在其办公室。给顾问费是因为李×1的公司与质检站有合作业务，需要在加快出报告的速度等方面为李×1的公司提供便利，有些客户需要提前拿到报告准备消防验收，如果合作公司满足客户要求就有利于稳定客户，增加客户来源。对于提前出报告的要求，其大致能够提前一半左右的时间。
（五）2009年至2013年间，被告人王明皓利用担任质检站副站长、临时负责人等职务上的便利，为盛×公司在加快出具检测报告速度等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盛×公司给予的钱款共计人民币2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该项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孙×的证言，证明盛×公司最初的检测报告是王明皓负责编制，为了加快出具速度，其公司会给他一些费用，每个月一二千元。从2009年底至2011年七八月，由王明皓负责编制报告期间，其先后给了他人民币3万多元。
2、被告人王明皓的供述，证明盛×公司于2009年上半年开始跟质检站合作，盛×公司的孙×从2010年开始给其顾问费，目的是为了提前出报告。孙×给钱是不定期的，每次两三千元，一共给了其2万元左右。后来因为工作比较多，其于2011年下半年开始让卫×来负责出具盛×公司的报告，孙×就不给其钱了。
（六）2011年至2013年间，被告人王明皓利用担任质检站临时负责人等职务上的便利，为航×盛公司、航×泉公司编造纸面石膏板、矿棉吸音板的检测数据，出具虚假的检测报告，谋取不正当利益，非法收受上述公司给予的钱款共计人民币2775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该项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李×1的证言，证明何×说王明皓问能否每个月向原震少报一部分其公司不送建材站检测的难燃组数，少报的部分每组给王明皓的钱少于给原震的钱，其同意了，让何×具体操作。
2、证人何×的证言，证明其公司于2010年收的难燃业务中如果涉及纸面石膏板和矿棉吸音板就不用送建材站了，质检站直接出报告。王×2到任前，质检站由王明皓负责，其公司的难燃业务数据必须经王明皓的同意。开始王明皓把所有组数都报给原震，其公司按每组1750元给原震钱，从2011年1月开始就让王明皓少给原震报一部分不送分包的组数，按每组1000元给王明皓钱。报和不报原震的组数没有固定的比例，都由王明皓决定。给钱一直持续到2013年3月左右，此时航×泉公司有了做实验的资质。每次给钱都在王明皓的办公室，只有其二人在场，这个月根据上个月的统计给钱。王明皓和其每月统计两个数据，分别是总的难燃样品的组数和实际送建材站难燃样品的组数，王明皓还告知编的不送建材站检测的组数，给王明皓的钱就是实际不送检测的组数与编的不送检测的组数之差乘以1000元。
3、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出具的京检技鉴（2014）196号司法会计检验报告，证明经对建材站2011年1月至2013年4月航×盛公司委托样品情况表、航×盛公司2011-2013检测站电子记录进行检验，查明航×盛公司涉及难燃样品编号的数量为9031个。经对建材站与航×盛公司样品编号的比对，编号相同的有333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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