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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穗中法民一撤初字第1号
原告：朱玲彦，现住广州市天河区。
委托代理人：龚悦清，现住广州市天河区。
被告：朱晓明，现住广州市越秀区。
被告：朱双林，现住广州市天河区。
原告朱玲彦诉被告朱晓明、朱双林案外人撤销之诉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10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12月11日、2014年4月9日、2014年6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玲彦的委托代理人龚悦清、被告朱晓明、被告朱双林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朱玲彦诉称：2009年6月，原告与原房屋权利人朱某甲之间通过正常房屋买卖交易程序，将原登记在朱某甲一人名下的位于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72号大院2号701房全部产权经合法买卖交易并经登记，由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核准登记，使原告拥有该房产全部产权。2010年8月，本案被告朱晓明提起(2010)越法民三初字第2271号案诉讼，经一审判决上述买卖行为无效，本案原告在2011年1月提起(2011)穗中法民五终字笫657号案上诉，于2011年6月3日终审判决维持原判。但时至2012年11月20日止，原告没有收到任何人关于对该涉案房屋原告一直持有的全部产权有异议的信息，而上述两个判决书很显然并没有涉案房屋具体的产权归属重新认定的判项，原告经查册知晓涉案房屋所持有产权仅是因上述案件作为财产保存而被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由2010年8月起被查封冻结到2012年8月为止。产权并未发生变更。到2012年11月20日做出的（2012）穗国房字**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称因根据（2011）穗中法民五终字第657号生效判决书，故作出撤销原告与朱某甲买卖涉案房屋交易的全部登记事项，本案原告为维护自身的物权，在其后对广州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进行行政诉讼需收集证据之时，也就是2013年1月底，才通过自身委托的行政诉讼代理人朱双林了解到，在2011年8月由朱双林提起的（2011）穗越法民一初字第2907号案房产产权作为其中一项遗产提出继承民事纠纷为由起诉朱双林，在其民事起诉状中，认为房产目前在本案原告朱玲彦名下，又认为被继承房屋经继承由朱晓明、朱双林获得各占二分之一产权。一审法院在朱双林举证反驳的情况下仍支持朱晓明的该项诉求，并于2012年11月16日作出一审判决，朱双林为此于2012年11月21日提起上诉，到本案原告知晓时，(2011)穗越法民一初字第2907号案一审已经结案，原告因不知情而失去以第三人身份提出参加该案诉讼以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利。结果在2013年5月16日，二审(2013)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38号上诉案做出终审民事判决，驳回朱双林的上诉，维持原判。2013年2月5日，本案原告提起(2013)穗越法行初字第79号行政诉讼被驳回，于2013年5月10日经上诉进入(2013)穗中法行终字第633号二审案审理，于2013年9月18日终审判决。该终审判决法院认为：根据(2011)穗中法民五终字第657号民事判决书的生效判决，广州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作出撤销本案原告的全部买卖登记交易事项合法，但撤销登记后，由于原权利人朱某甲已去世，上诉人朱玲彦与原审第三人朱晓明存在继承纷争问题，双方应先通过民事途径解决纷争，然后才申请新的转移登记。2013年2月17日，朱双林提起(2013)穗越法行初字第81号行政诉讼被裁定驳回，于2013年5月18日经上诉进入(2013)穗中法行终字第630号二审案审理，至今还没有结案，在(2013)穗越法行初字第81号行政裁定书中，法院认为：权利人依法需经申请、受理、审核、登记才能获得房产产权。而被告广州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认为朱某甲已去世，不可能为其办理登记，故房产并没有恢复登记在其名下，故裁定驳回原告起诉。有鉴于此，本案原告认为，即使本案原告到现在仍坚持认为生效的(2011)穗中法民五终字第657号判决书判决维持一审买卖行为无效是错误的，但在该生效判决书没有被撤销之前，(2011)穗越法民一初字第2907案和（2013）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38号案民事判决以该生效判决结果为依据进行审理是可以接受的。朱双林作为原告的父亲，与原告就该项纷争产生原因的看法是一致的，也一直受原告委托承担原告各次民事、行政诉讼案诉讼代理人的工作，之所以在参加(2011)穗越法民一初字第2907号案应诉过程中没有向原告披露涉案房屋被作为遗产、被朱晓明提起继承诉讼，首先是因为朱晓明作为(2011)穗越法民一初字第2907号案起诉人和法院双方都并未将本案原告列为该案诉讼当事人，也从未向本案原告通报审理的信息。因为朱双林坚持认为已产生效力的(2011)穗中法民五终字第657号民事判决书维持一审判决是错误的，以为可以仅通过自身举证替本案原告和死者朱某甲在应诉时提出抗辩，就能得到法院的支持，从而使法院驳回朱晓明将他人房产当遗产进行继承的无理诉求，故没向本案*原告做任何透露，以免原告产生思想负担，其动机是善意的。而本案被告朱晓明明知本案原告当时仍然是涉案房屋的实际产权人，与该房产权属构成直接利害关系，却故意不将原告列为(2011)穗越法民一初字第2907号案的诉讼第三人，将与该涉案房屋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也没有产生纷争事由的朱双林作为被告，以继承纠纷的方式提起无具名的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72号大院2号701房产权房屋产权作为遗产因继承而使自身获得产权份额的诉讼请求。朱晓明直到现在，也一直没有与本案原告就有关涉案房屋产权问题进行过任何磋商，就算在2013年2月5日本案原告提起的(2013)穗越法行初字第79号案有关撤销房产登记的行政诉讼中，当时本案原告将朱晓明列为第三人，她也采取回避不参加一二审应诉的行为避开原告一直到2013年5月16日(2013)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38号案结案，显然是怕本案原告在(2013)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138号案终审结果出来之前坏了她的涉案房屋继承请求。而原审(2011)穗越法民一初字第2907号案法院经审理，明知朱玲彦为当时的实际产权所有人并经过登记拥有法律效力，在没有传唤本案原告到场以第三人身份应诉的前提下，自行通过生效判决(2011)穗中法民五终字第657号认定的基本事实和判决结果，将本案原告名下的涉案房产，已不具名房产的方式，居然判决经继承后由朱晓明朱双林平分获得，直接损害了作为该案案外人的财产权，其行为是错误的，导致朱晓明和朱双林在存在继承纷争第三人，即本案原告有利益冲突，并作为死者朱某甲生前债务约定的法定履行人，在没有与债权人朱玲彦达成房款债务约定履行的前提下，在涉案房屋不具备遗产基础(并非被继承人合法财产)的事实下，因对死者生前债务约定不履行而违约，因违法继承健在的第三人财产而不当得利，侵害了本案原告的财产权。而本案原告未能以第三人身份参加(2011)穗越法民一初字第2907号案行使诉权，并不能归咎于原告自身的原因。本案原告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对于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72号大院2号701房产权在2011年8月4号朱晓明提起(2011)穗越法民一初字第2907号案继承纠纷诉讼及审理期间，一直到2012年11月16日一审审结为止，1，本案原告是否还实际一直拥有具法律效力的涉案房产全部产权。2，如果涉案房屋因生效判决朱某甲与朱玲彦买卖行为无效，又因朱某甲去世后因继承的原因发生产权变更，由此导致死者朱某甲生前与本案原告签订的已经过双方实际履行完成的房屋买卖合同演变成朱某甲作为房款债务人由其法定继承人向债权人朱玲彦履行债务约定责任的问题如何解决。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有证据证明在整个(2011)穗越法民一初字第2907号案原审审理过程中，本案原告的房屋买卖合同产权登记簿、房产证、房款发票、交易契税发票等材料均由朱双林收集并递交给原审法院审理并经双方再次质证(这些材料包括房款借据，房款收据都在2010年由朱晓明提起的买卖涉案房屋合同纠纷案一二审已经过双方质证，又于2013年2月5日在原告提起的行政诉讼(2013)穗越法行初字第79号案在有第三人朱晓明参加应诉的庭审中进行过质证，又在【2013年6月3日朱双林提起(2013)穗中法民五撤字第8号案中与当时的被告朱晓明进行过质证】，而(2013)穗中法行终字第633号二审终审案法院经审理认定，因原权利人朱某甲已去世，朱玲彦与朱晓明存在继承纷争问题。可见法院认定朱晓明作为朱某甲法定房款债务履行人对债权人朱玲彦存在继承债务按约定履行问题这个基本事实成立，而本次庭审原告再次向法庭递交这些材料，也是作为该事实的依据供法庭见证。另外，没有证据证明在本案撤销之诉所针对的(2013)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38号案结案，也就是2013年5月16日为止，朱某甲、朱晓明、朱双林因（2011）穗中法民五终字第657号生效判决而经转移登记曾获得过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72号大院2号701房产产权，由此可见，自始至终在原告名下的涉案房产产权并未经上述三人的合法转移登记而被消灭，而且在（2013)穗越法行初字的81号裁定书中法院认定涉案房屋产权并不在朱某甲名下，所以（2013）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38号案原审法院根据（2011）穗中法民五终字第657号案生效判决认为涉案房产虽然在朱玲彦名下，但法律上应属朱某甲、朱晓明、朱双林三人共有财产的认定不符合物权法经登记产生法律效力不动产物权的规定，是错误的，显而易见，事实上三人都没有经登记而获得有法律效力的涉案房屋财产，法律上涉案房屋并不属于三人共有财产，更不用说又整体变成遗产性质供继承。2013年6月，本案被告朱晓明单方以（2013）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38号案生效判决书为材料，到广州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单方办理继承登记，并领取到房产证，支持，本案原告涉案房屋财产因转移登记而被消灭，朱晓明、朱双林因登记而获得涉案房产各一半的产权，因该行政行为违法，本案原告与朱双林分别已向广州市政府提起行政复议申请并被受理。有证据显示，该继承登记的权属来源是朱某甲名下登记簿，如此一来，朱某甲作为生前房款债务人构成债务约定违约责任，依法应由其法定债务履行人朱晓明、朱双林负违约履行的责任，而该违约又是在朱某甲因去世无法再申请将涉案房屋产权经转移登记重新获得并消灭原权属人朱玲彦物权的情况下，由广州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违法作为有法律效力的朱某甲遗产进行继承登记的前提下所造成的。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第二十六条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问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第三十三条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十二条：遗产已被分割而未清偿债务时，如有法定继承又有遗嘱继承和遗赠的，首先由法定继承人用其所得遗产清偿债务；不足清偿时，剩余的债务由遗嘱继承人和受遗赠人按比例用所得遗产偿还；如果只有遗嘱继承和遗赠的，由遗嘱继承人和受遗赠人按比例用所得遗产偿还。可见在2009年3月28日李某丙去世后，按照(2011)穗中法民五终字第657号案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朱某甲依法经分割确认位于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72号大院2号701房产权全部份额的六分之四份额产权为自身的财产，该财产早就登记在朱某甲自己的名下，属具有法律效力的个人份额财产，而朱晓明、朱双林因继承李某丙遗产各分割获得的位于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72号大院2号701房产权全部份额的六分之一份额产权作为各自份额的财产，因未经申请继承登记暂不具有法律效力。因(2011)穗中法民五终字第657号案生效判决法院认定存在三人对涉案房屋共同共有的基本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第六十四条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的，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第六十五条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故此，因为朱某甲已经去世，其作为房屋出让人生前因买卖涉案房屋的行为被判无效，而买卖双方实际交易已按买卖合同履行完成。故在买卖交易前所分割到的属于其个人的六分之四涉案房屋产权份额应首先作为债务履行的约定进行继承清偿债务的标的物，而且该六分之四房屋产权份额因去世无法申请登记转移，朱某甲不再具有重新拥有产权的法律效力，也就不存在去世后留下涉案房屋的该项产权份额作为遗产待继承的基础。作为本案原告因生效判决判买卖行为无效而需返还的该部分房产因朱某甲去世而无法返还，故该六分之四涉案房产份额目前虽然已登记在朱晓明、朱双林名下，但作为两人因不当得利所得依法应归还到本案原告朱玲彦名下已作为履行房款债务约定的抵偿物予以清偿债务。故本案原告请求归还这涉案房屋部分产权份额依法有据，请求法院给予支持。本案原告在2013年5月17日由朱双林处得悉(2013)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38号判决已于2013年5月16日生效，而该生效判决因涉案房屋继承部分存在错误导致原告的财产权受到侵害，故此，按照民诉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在应知道生效判决内容起满6个月的期限到来之前于2013年10月16日提起本案撤销之诉，请求支持原告的合理诉求，撤销原一二审涉案房屋不合理判决部分，予以改判。故请求判令：1、撤销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38号民事判决书作出的终审判决其中关于，维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1)穗越法民一初字第2907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原判，即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72号大院2号701房经继承后由原告朱晓明与被告朱双林各占二分之一产权份额。撤销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1)穗越法民一初字第2907号民事判决书的第一项判决项，即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72号大院2号701房经继承后由原告朱晓明与被告朱双林各占二分之一产权份额。2、在撤销上述房产因继承后使朱晓明、朱双林各获得全部产权份额的二分之一份额的原生效判决内容的基础上。改判为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位于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72号大院2号701房的全部产权份额的六分之四份额归还到原告朱玲彦名下所有，余下由被告朱晓明、朱双林各获得占该房产产权全部份额的六分之一份额。3，本案诉讼费由两被告共同承担。
被告朱晓明答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原告不属于有资格提出案外人撤销之诉的第三人，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撤销的原判决、裁定、调解书；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我与朱双林的继承纠纷之诉（2011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38号案），诉讼标的是继承朱某甲和李某丙的遗产，涉案房产就是遗产的主要部分，因我与朱玲彦的房屋买卖纠纷之诉（2011穗中法民五终字第657号案）判决已经生效，原告与朱某甲的买卖合同被判决无效，则根据物权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因此自该判决生效之日起，涉案房屋不属于朱玲彦所有，属于朱某甲与朱双林、朱晓明的共有财产，朱晓明要求对遗产分割，合法合理。由此可见，在继承诉讼中，原告的该案的诉讼标的既没有独立的请求权，案件结果同她也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2、原告要求撤销的判决不存在错误，也没有损害原告的任何合法权益，因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穗中法民五终字第65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涉案房产买卖合同无效，并已生效，虽然涉案房屋仍登记原告名下，但因房产的买卖行为产生的房地产登记事项已被房屋主管行政部门撤销，房产在法律上应为朱某甲与两被告的共同财产，因朱某甲并无遗嘱或遗赠抚养协议。因此两被告作为朱某甲的两子女，都有法定继承权，原告没有任何权利阻止对涉案房屋的法定继承，法院判决朱晓明和朱双明各占二分之一是符合法律规定，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均非常正确，没有任何损害原告利益的情况存在。3、至于原告提出的债务问题，是另一法律关系，应另循法律途径解决，并不是申请撤销本案的事由。合同被判决无效之后，所引起的法律后果是，因该合同取得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原告如果能够举证向朱某甲真实支付了购房款，在合同被判无效后，可以向朱某甲的继承人主张返还，这是因为合同无效引起的债权纠纷，应另案起诉，而不能以此为由主张撤销已生效的民事判决。
被告朱双林答辩称：朱双林作为涉案标的物农林下路72号大院2号701房原物权人、房屋买卖交易出让人朱某甲的继承人，对原告提出的已经对自身部分权利受损采取妥协的具体诉求没有异议，其原因如下：1、朱双林身为朱某甲的继承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继承法，除享有被继承人留下的遗产因继承而获得收益外，同时负有替死者生前的民事行为在去世后引起纠纷的法律诉讼进行辩护的责任和归咎于被继承人生前所负责任承担法律后果责任，如果证实有人利用朱某甲继承人身份作出损害朱某甲名誉权和和它人财产权，有权通过诉讼的法律途径寻求维护他人权益和自身权益。2、2008年3月朱双林的母亲李某丙因心脏病突然病逝在居所里，朱晓明于同年4月在有朱某甲、朱双林、朱玲彦、龚悦清在场的朱某甲生前居所里，亲自清点李某丙、朱某甲当时能找到的财产实物(房产证、存折存款、股份、基金)，进行逐一手写记录，归类统计财产金额，并提出分割李某丙遗产方案，就是朱某甲当时名下的房产、存款归朱某甲全部所有，李某丙死后找到的名下的房产、存折存款、股份、基金归朱晓明和朱双林平均分割各自拥有，并得到朱某甲的认可，朱双林在事后询问朱某甲为何要放弃自身的遗产分割权利，朱某甲向朱双林出示了他与李某丙于2006年8月双方签订的财产约定协议书原件，认为李某丙生前持有的另一份协议书原件落到了朱晓明手上，所以她才敢提出这个分割方案。但不想将与李某丙曾经签订过财产约定协议此事向外人披露，所以仅同意朱双林手工抄写原件内容作为备忘，完后收回自己存放保管，同时也向朱双林出示了朱晓明于2008年清点财物后手写签认的叫朱某甲保存的关于农林下路72号大院2号70l房产权全部归朱某甲所有的个人单方确认书。可惜当时朱双林没有将具体内容记载下来。经向朱某甲了解事由后，朱双林与朱晓明于2008年7月在李某丙妹妹李某乙做见证人签字确认见证的情况下，双方签订了李某丙名下生前财产由继承人双方平均分割书面协议。并各自得到和瓜分了李某丙的财产实物。从该协议可见，对2008年4月朱晓明亲自手书并对朱某甲、李某丙的财产都做了较详细分类统计，从中确认各自分割继承李某丙那些具体财产实物，也实施完成了将李某丙股份到股份公司经法人拆分到朱晓明朱双林各自名下一半的分割实物过程。2009年6月初，朱晓明向朱双林说自己丈夫在其家乡投资了果园和农庄，收益丰厚，问朱双林有否兴趣注资参股，当得到否定答复后转而向朱某甲提议，不久朱某甲就向朱玲彦提出出售自有房屋换取现金房款的转让交易建议，结果朱玲彦向外祖母借款经双方办理买卖登记手续，买下了涉案房屋，朱某甲则得到了现金房款，从2009年6月生效的买卖交易的合同和询问表内容可见，是朱某甲单方保证涉案房屋为自己独有全部产权，没有其他共有权利人，并通过双方签名、盖章、按手印予以确认，2009年7月29日，朱某甲在清点并收到朱玲彦交割的全额现金房款后，建议朱玲彦在房屋出售发票记账联备注栏内书写收款内容，并用曾在房管局进行现场填写章确认，得到朱玲彦同意后由朱玲彦在该发票备注栏手书了房款支付内容并双方签字盖章，就此双方依照房屋买卖合同完成各自约定的义务。2009年10月10日朱某甲因病去世，2010年6月，朱晓明已继承纠纷为由，将朱双林以(2010)越法民一初字2126号案被告身份告上法院，提出第一项诉求是判令被告擅自代理被继承人朱某甲将三方共有涉案房屋低价转让给朱玲彦行为无效…，在庭审时又提出撤诉。2010年8月朱晓明以买卖合同纠纷为由，将朱玲彦以(2010)越法民三初字第227l号案被告身份告上法庭，诉求是判令朱某甲与朱玲彦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朱双林作为朱玲彦委托代理人参与了该案一审、二审【(2011)穗中法民五终字第657号案】应诉工作，对朱晓明的所作所为以朱玲彦代理人身份进行了抗辩，综合整个该案卷宗审理材料和生效判决结果，朱双林以朱某甲继承人在该案判决中的身份地位衡量其朱某甲生前该承担的法律后果，不难得出几点结论：1、朱某甲在该案一二审中自始至终是案外人身份，没有收到传票，没有法院指定其继承人为其应诉，没有对其进行判决宣判、判决书没有送达朱某甲签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诉法，朱某甲无论生前或死后都不认可该判决事实依据和不承担判决结果产生的任何法律强制性执行责任。2、判决书认定的基本事实有证据证明朱某甲生前持相反的观点和朱双林所目击相反的观点被朱某甲所持有的直接证据原件，所谓的涉案房屋在李某丙去世后存在三人共有，朱某甲去世前没有进行分割，房屋出让前朱某甲没经朱晓明同意的事实根本是相反的，合同对朱某甲而言应属有效。朱某甲本身生前持有有力证据原件，只是他所持有的直接证据因去世被它人所故意隐匿或消灭，这并不能归咎于他本人的原因，只能是原诉讼应中止审理的必备条件。3、(2011)穗中法民五终字第657号案生效判决并没有对涉案房屋因对朱玲彦单方宣判买卖行为无效而需进行房屋权属变更，或者由此认定该房屋属遗产的具体判项。朱双林作为朱某甲的法定继承人，认为该房屋的朱某甲生前买卖行为作为朱某甲这一方，作为案件的案外人，不被上述生效判决经宣判所认定买卖违法，其房屋出让行为合理合法，买卖合同已经生效并依照约定履行完毕，收到房款，是具有法律约束效力的买卖行为。2011年8月朱晓明以继承纠纷为由，将朱双林以(2011)穗越法民一初字第2907号案被告身份告上法庭，在一审、二审【(2013)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38号案】当中，朱双林尽自己的所能，为被继承人、案外人朱某甲、还有另一案外人朱玲彦进行了举证抗辩，终审法院以前案【(2011)穗中法民五终字第657号案】已经认定的基本事实本案不能再接受相反证据审理为由驳回答辩人的主张，在明知存在房屋实际登记权利人、该案案外人朱玲彦名下的事实下，不顾国家继承法第三条的遗产属性规定，根据朱晓明提出继承涉案房屋产权诉求，终审判令原一审法院以不具名房产权属的形式判位于广州市农林下路72号大院2号701房经继承后由朱晓明、朱双林各获得一半份额产权生效。而判决所依据的居然是审判员自己推定而不是存在事实，就是因案外人朱某甲与案外人朱玲彦买卖行为被前案生效判决判无效，虽然房屋产杈目前登记在朱玲彦名下，故法律上房屋应属于朱某甲、朱晓明、朱双林三人共有财产。朱双林在此声明，此推定根本没有经实施变为事实的任何合法性存在，正因为买卖行为无效生效判决对朱某甲没有法律约束力，朱某甲生前受原买卖合同约定的条款约束，作为其继承人在朱某甲去世后，负有维持履行和无条件承认其生前与它人完成的合同约定的法律责任和义务，如果反而做出任何对其生前与它人约定实施反悔的行为，继承人必然被依法事后追究毁约的法律责任。所以朱某甲经买卖合同约定将广州市农林下路72号大院2号701房产权转让给朱玲彦的行为在仅是单方被法院判决朱玲彦作为房屋买卖受让人其买卖行为无效后，朱某甲生前作为出让方没有要求朱玲彦返还广州市农林下路72号大院2号701房产权的法律依据，符合被法院判合同无效后房屋受让人无需返还房屋产权给死者朱某甲的法律指定情形，同样朱某甲去世后没有可偿还的遗产归还房款，且作为继承人的朱双林认为房屋并不属于朱某甲的遗产(作为原权利人无法经申请房屋产权转移登记而重新得到产权)，法院并不是以朱某甲继承人名义起诉朱玲彦判令其单方买卖行为无效，法院也没有作出房产产权由朱玲彦名下归还到死者朱某甲名下的生效强制执行判决，由此朱某甲因无需返还房产，并未欠下朱玲彦房款债务，房产经朱某甲生前因买卖转让过户成立，由此可见，法院审判员推定的法律上重新属于所谓的朱某甲、朱晓明、朱双林三人共有财产的情形合法性。所以(2011)穗越法民一初字第2907号案判决和(2013)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38号案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不清，涉案房屋继承的基础不存在(不是被继承人去世时留下的合法财产)，该判项是错误的，应予撤销。2013年6月朱晓明持（2013）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38号案判决书，隐瞒朱双林单方到广州国土局进行朱晓明、朱双林双方继承涉案房屋产权转移登记申请，实际侵害了朱双林的民事活动自由权，并被后者核准登记，造成朱双林因此而负上对朱某甲生前与朱玲彦买卖合同完成后又以第三人身份撕毁约定，因不当得利而承担法律责任，朱双林为此已向广州市人民政府提起(2013)穗府复字第617号案行政复议，追究广州市国土局和第三人朱晓明的民事责任。综上所述，造成对原告朱玲彦的民事侵权行为是由朱晓明一方主导并引起的，不但侵害了朱玲彦的合法财产权，朱晓明作为朱某甲继承人自始至终都在侵害朱某甲的名誉权和生前的公民个人财产自由处置权，也使朱双林朱某甲继承人身份它人强行代表被原一二审法院判行为成立而间接侵害了朱某甲、朱玲彦的合法权益，为此，请求法院支持原告朱玲彦的经妥协放弃部分产权权利的合理合法诉求，撤销错误的原一二审该项判决项并进行改判。
经审理查明，朱某甲（1934年12月29日出生，2009年10月10日去世，生前未立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朱某甲父母先于其去世）与李某丙（1941年10月4日出生，2008年3月28日去世，生前未立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李某丙父母先于其去世）是夫妻关系，生育女儿朱晓明（本案被告之一）、儿子朱双林（本案被告之一），没有养子女及非婚生子女。本案原告朱玲彦是朱双林的女儿。
朱晓明于2010年8月10日以朱玲彦为被告，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下称越秀区法院）提起诉讼，诉请：确认朱某甲与朱玲彦签订的关于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72号大院2号701房的房地产买卖合同无效；确认上述房屋由朱某甲的法定继承人所有。越秀区法院告知朱晓明，诉请确认涉案房屋由朱某甲法定继承人所有与该案并非同一法律关系，应另行诉讼。为此，朱晓明当庭撤回了该部分诉讼请求。
对于上述诉讼，越秀区法院审理查明：“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72号大院2号701房（建筑面积121.5787平方米）原登记在朱某甲名下，房管部门于2002年8月6日向朱某甲核发了该房屋的《房地产权证》。朱某甲与李某丙为夫妻关系，二人生育有朱晓明及朱玲彦的父亲朱双林两个子女。朱玲彦为朱某甲的孙女。李某丙于2008年3月28日死亡，朱某甲于2009年10月10日去世。李某丙死亡后，涉案房屋未办理继承手续。2009年6月13日，朱某甲与朱玲彦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朱某甲将涉案房屋以728000元的价格出售给朱玲彦。现涉案房屋登记于朱玲彦名下”。
该案经越秀区法院审理后，于2010年12月23日作出（2010）越法民三初字第227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朱某甲与朱玲彦买卖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72号大院2号701房的行为无效。
朱玲彦不服上述判决，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广州中院）提起上诉。广州中院经审理后于2011年6月3日作出（2011）穗中法民五终字第657号民事判决，其中“本院认为”内容如下：“依据朱晓明提供的（94）粤公证外字第03028号《公证书》证明内容，法院确认朱某甲与李某丙的合法婚姻关系。朱玲彦虽然质疑该《公证书》的证明内容，但没能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反驳，对其异议法院不予采纳。在朱某甲与李某丙婚姻存续期间，涉案房产于2002年登记于朱某甲名下。朱玲彦没有证据证明该房产为朱某甲婚前财产或朱某甲与李某丙生前约定了该房产为朱某甲个人所有，故该房产应属于朱某甲与李某丙的夫妻共同财产。虽然朱玲彦主张该房产已由朱某甲与朱双林、朱晓明口头达成遗产分割协议并约定全部归朱某甲所有，但朱晓明对此不予确认，朱玲彦提供的相关证据亦没能证实其上述主张，故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纳。李某丙先于朱某甲死亡，在其死亡后，其占有涉案房产的遗产份额依法应属于朱某甲与朱双林、朱晓明共同继承的遗产。在遗产继承开始至遗产分割之前，遗产作为整体存在，没有分割为继承人所有，因此，该遗产应为朱某甲与朱双林、朱晓明的共同共有财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朱玲彦没有证据证明朱某甲将涉案房产出售并过户至朱玲彦名下经朱晓明同意，故朱某甲与朱玲彦签订的关于涉案房屋的买卖合同应属无效。朱玲彦作为朱某甲与李某丙的孙女，且曾于2005年9月到2008年9月间与朱某甲、李某丙共同生活，其对朱某甲与李某丙的夫妻关系应当然地清楚，对涉案房产属于朱某甲与李某丙的共同财产的事实也应当知道。对此，朱玲彦一方面称其只知道朱某甲与李某丙是爷爷与奶奶，但根本不知道他们是否系夫妻关系，另一方面又称其耳闻目睹了朱某甲与朱双林、朱晓明作为继承人分割李某丙遗产，两方面陈述显然有矛盾，因此，对朱玲彦该陈述，法院不予采信。朱玲彦在知悉涉案房产存在共有人的情况下，没有经共有人之一的朱晓明同意便与朱某甲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办理房屋过户手续，该行为不能视为善意，朱玲彦的购房行为不能产生法律规定的善意取得法律后果。综上所述，朱玲彦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故广州中院于2011年6月3日作出（2011）穗中法民五终字第657号终审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在（2010）越法民三初字第2271号、（2011）穗中法民五终字第657号案一、二审过程中，朱双林作为朱玲彦的委托代理人参与了全部诉讼活动。
2011年8月3日，朱晓明以朱双林为被告，向越秀区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朱晓明与朱双林共同继承位于广州市农林下路72号大院2号701房的房产，朱晓明取得50%房产所有权；2、朱晓明与朱双林共同继承李某丙位于广州市杨巷路15号房产中十六分之一所有权，朱晓明取得三十二分之一所有权；3、被继承人朱某甲名下存款人民币4000元、港币379.20元、美金1702.30元，李某丙名下华安创新基金9880.64股、大成2020基金9920.63股，上述财产的利息及其他收益全部由朱晓明继承；4、李某丙名下存款人民币350957.05元、港币18735.25元、美金3274.70元，由朱晓明继承人民币350957.05元，港币18735.25元和美金3274.70元由朱晓明与朱双林平分，上述继承财产包括本金及利息；5、本案诉讼费由朱双林承担。
朱双林在该案辩称：1、不同意第1项诉讼请求，该请求涉及的房产为朱玲彦所有，并非被继承人的财产，且该房产所涉及的买卖有效，不应分割。2、对第2项诉讼请求无异议。3、第3、4项诉讼请求属于新增诉讼请求，且已超过举证期限，对此不同意。且第3项诉讼请求在（2010）越法民一初第2126号案件中处理过，本案属于重复处理，故不同意该请求，应按前案处理。第4项诉讼请求所涉及的部分存折在（2010）越法民一初第2126号案件中处理过，不应再审理。其余存折材料不能确认真实性，请求法院确认后由双方平均分割。
对于朱晓明的诉讼请求，越秀区法院认定：
一、朱晓明第3项诉讼请求所涉及的李某丙名下银行存款和基金情况：1、截止至2010年9月9日朱某甲名下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账号47XXX20）人民币4000元；中国银行广州东山支行（账号47XXX98）港币379.2元、美金1702.26元。2、截止至2011年1月19日李某丙名下中国银行基金（基金账号0442）华安创新基金9880.64份、大成2020的9920.63份。
上述存款和基金，双方当事人在越秀区审理的（2010）越法民一初字第2126号案2010年9月20日开庭过程中协商一致同意全部归朱晓明所有，且在该案中因当事人未带存折、基金等证据材料，故未对上述存款和基金进行处理，双方均同意另行解决。实际上，朱晓明根据越秀区法院（2010）越法民一初第2126号民事调解书已取得被继承人名下的存款176311.60元。
二、朱晓明第4项诉讼请求所涉及的李某丙名下银行存款情况：1、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市东山支行：账号4420内人民币73000元；账号4401内人民币16588.6元；账号4442内人民币44681.45元；账号4484内美金1166.7元。2、中国建设银行东山分行高教大厦支行：账号3393内人民币67286.98元；账号3359内人民币20000元；账号3323内港币16735.25元。3、中国工商银行福今支行账号368*内人民币39100元。4、中国工商银行东圃办事处账号363*内美金2000元。5、中国银行农林下路支行：账号4710内人民币20000元；账号4745内人民币33200元；账号4711内人民币12100元；账号4711内人民币25000元；账号4799内港币2000元，美金108元。
三、结合涉案银行提供的查询资料、双方证据及陈述、朱双林于2011年10月23日提交《补充材料》中确认朱某甲在2009年3月28日将其名下所有存折交给朱双林，据此汇总朱双林在2008年7月以后从朱某甲名下银行账户提取的存款情况：1、中国农业银行广州三寓支行账号4446共提取59033.04元。2、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农林下路支行账号3668共提取14468.17元。3、中国建设银行广州高教大厦支行账号3313共提取63695元。4、中国农业银行广州房建支行账号4446共提取20100元。5、中国建设银行广州高教大厦支行账号3376共提取72032.43元。6、中国建设银行广州天河支行账号3399共提取47205.92元。7、中国建设银行广州高教大厦支行账号3359提取78330.56元。8、中国建设银行广州高教大厦支行账号3380在2009年5月21日提取96001元（实际来源于朱双林转存的住房公积金96411.86元）。9、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大学城支行账号4462在2009年4月17日提取34569元。上述存款合计485435.12元，扣除来源于朱双林住房公积金的96001元和朱某甲的医疗费4862.3元、丧葬费8261元，实际提取存款376310.82元。朱双林称是被继承人朱某甲同意除三本存折（账号为3399、3359、3376）外的其他存折上即上述存折的存款全部赠与朱双林，且上述款项中有部分属于朱双林个人住房公积金，还有部分存款是被继承人朱某甲自愿给予朱双林及朱双林女儿，且其中184452.49元属于（2010）越法民一初字第2126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给朱双林继承的存款，另外。关于朱某甲的住院费用以及丧葬费用双方已经在（2010）越法民一初字第2126号确认，住院费用为4862.3元，丧葬费用为8261元。朱晓明主张上述184452.49元并非来自于（2010）越法民一初字第2126号中处理的账号。
越秀区法院认为：朱晓明提出的第2项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且朱双林也无异议，故予以支持。
本案争议的焦点之一是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72号大院2号701房能否进行继承分割。《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本案中，广州中院作出的业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1）穗中法民五终字第657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李某丙先于死亡，在其死亡后，其占有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72号大院2号701房的财产份额依法应属于朱某甲与朱双林、朱晓明共同继承的遗产。在遗产继承开始至遗产分割之前，遗产作为整体存在，没有分割为继承人所有。因此，该遗产应为朱某甲与朱双林、朱晓明的共同共有财产。朱玲彦没有证据证明将上述房产出售并过户至朱玲彦名下经过朱晓明同意，故朱某甲与朱玲彦签订的有关涉案房屋的买卖合同应属无效。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和民事判决书的认定，该房屋的物权虽然因无效的房屋买卖行为登记在朱玲彦名下，但人民法院的上述民事判决书已认定该物权转移行为无效，据此该房屋在法律上应为朱某甲与朱双林、朱晓明的共同共有财产。现朱晓明要求对该房屋进行继承分割，合法合理，予以支持。因朱某甲与李某丙生前未就该房屋的归属立下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故朱晓明与朱双林作为二人的子女均享有法定继承权。该房屋经依法继承后应由朱晓明与朱双林各占1/2产权份额。
本案争议的焦点之二是朱晓明的第3项诉讼请求有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的问题。关于朱晓明第3项诉讼请求所涉及的李某丙名下银行存款和基金，因朱晓明与朱双林在越秀区法院审理的（2010）越法民一初字第2126号案2010年9月20日开庭过程中已对此协商一致同意全部归朱晓明所有，且在该案中因当事人未带存折、基金等证据材料，故未对上述存款和基金进行处理，双方均同意另行解决。因此，朱晓明提出该项诉讼请求，并非重复诉讼，且合法合理，予以支持。
本案争议的焦点之三是朱晓明第4项诉讼请求有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存有遗产的人，应当妥善保管遗产，任何人不得侵吞或者争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9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故意隐匿、侵吞或争抢遗产的继承人，可以酌情减少其应继承的遗产。”本案中，朱双林在持有被继承人财产资料的情况下，称是被继承人朱某甲同意将除三本存折外的其他存折上的存款全部赠与朱双林，但朱双林并未提供证据证实，且被继承人朱某甲名下的存款亦属于朱某甲与李某丙的共有财产；退一步说即使朱双林所述属实，在李某丙并未表示上述存款赠与朱双林的情况下，即上述存款中一半属于李某丙遗产的情形下，朱双林也不能在没有法律依据的前提下据此取得其提取存款的所有权。鉴于朱双林实际从朱某甲的涉案账户提取376310.82元，且其在提取后仅在越秀区法院审理的（2010）越法民一初字第2126号案中承认提取20多万，存在故意隐匿、侵吞遗产的情形，故根据本案事实酌情认定朱双林可以少分其应继承的涉案遗产。据此，朱晓明第4项诉讼请求合法合理，予以支持。
据此，越秀区法院于2012年11月16日作出（2011）穗越法民一初字第2907号民事判决：一、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72号大院2号701房经继承后由朱晓明与朱双林各占有二分之一产权份额。二、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广州市荔湾区杨巷路15号房屋中被继承人李某丙名下十六分之一产权份额经继承后由朱晓明与朱双林各占有三十二分之一产权份额。三、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被继承人朱某甲名下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账号4720）内人民币4000元；中国银行广州东山支行（账号4798）内港币379.2元、美金1702.26元；被继承人李某丙名下中国银行基金（基金账号0442）内华安创新基金9880.64份、大成2020的9920.63份，以及上述存款和基金的利息及收益均归朱晓明所有。四、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被继承人李某丙名下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市东山支行账号4420内人民币73000元、账号4401内人民币16588.6元、账号4442内人民币44681.45元；中国建设银行东山分行高教大厦支行：账号3393内人民币67286.98元、账号3359内人民币20000元；中国工商银行福今支行账号368*人民币39100元；中国银行农林下路支行账号4710内人民币20000元、账号4745内人民币33200元、账号4711内人民币12100元、账号4711内人民币25000元）及利息经继承后归朱晓明所有。被继承人李某丙名下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市东山支行账号4484内美金1166.7元；中国建设银行东山分行高教大厦支行账号3323港币16735.25元；中国工商银行东圃办事处账号363*内美金2000元；中国银行农林下路支行账号4799内港币2000元，美金108元经继承后某晓明与朱双林各占港币9367.62元、美金1637.35元，上述港币及美金的利息由朱晓明与朱双林各占二分之一。原审受理费10828元由朱晓明负担5414元，朱双林负担5414元。
判后，朱双林不服上述判决，向广州中院提出上诉。
广州中院经审理后认为：对于朱双林的上诉请求：第一，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72号大院2号701房能否由朱双林与朱晓明共同继承。广州中院作出的（2011）穗中法民五终字第657号民事判决书已经认定：李某丙先于死亡，在其死亡后，其占有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72号大院2号701房的财产份额依法应属于朱某甲与朱双林、朱晓明共同继承的遗产。在遗产继承开始至遗产分割之前，遗产作为整体存在，没有分割为继承人所有。因此，该遗产应为朱某甲与朱双林、朱晓明的共同共有财产。朱玲彦没有证据证明将上述房产出售并过户至朱玲彦名下经过朱晓明同意，故朱某甲与朱玲彦签订的有关涉案房屋的买卖合同应属无效。上述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对于上述民事判决所确认的事实，本案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另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在本案中，虽然涉案房屋的物权登记在朱玲彦名下，但是，上述民事判决已经认定朱某甲与朱玲彦签订的有关涉案房屋的买卖合同无效；并且，因涉案房屋买卖行为产生的房地产登记的全部事项已被房屋主管行政部门撤销。因此，该房屋在法律上应为朱某甲与朱双林、朱晓明的共同共有财产。因为朱双林并没有提供足够证据证实朱某甲与李某丙生前就该房屋的归属立下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因此，朱晓明与朱双林作为朱某甲与李某丙的子女均享有法定继承权。原审判决该涉案房屋依法应由朱晓明与朱双林各占1/2产权份额，合法合理，予以维持；朱双林上诉认为该涉案房屋仍属朱玲彦所有的主张，违反法律规定，不予支持。为此，广州中院作出（2013）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3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于2013年5月16日发生法律效力。
随后，朱双林不服该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后，于2014年2月18日作出（2014）粤高法民一申某第30号民事裁定书：驳回朱双林的再审申请。
另查明，朱晓明于2012年9月14日向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申请注销（2012）粤房地权穗字第号《房地产权》。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于2012年11月20日作出穗国房法字【2012】37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为朱某甲与朱玲彦买卖涉案房屋的行为已被法院生效判决确认无效，该局为朱某甲、朱玲彦办理该房屋转移登记的合法基础已不复存在。根据《广州市城镇房地产登记办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决定：撤销2009交登01014204号房地产登记的全部登记事项。同日，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发出《关于粤房地权证穗字第号＜房地产权证＞作废的公告》，以朱玲彦名义申领的粤房地权证穗字第号《房地产权证》即日起作废。
朱玲彦于2013年2月4日以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为被告、以朱晓明为第三人向越秀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作出的穗国房法字【2012】37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越秀区法院于2013年4月27日作出（2013）穗越法行初字第79号行政判决：驳回朱玲彦的诉讼请求。朱玲彦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广州中院于2013年9月18日作出（2013）穗中法行终字第633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朱双林于2013年2月17日以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为被告、朱晓明为第三人向越秀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将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72号大院2号701房房产重新恢复登记在朱某甲名下的产权权属行政行为。越秀区法院于2013年5月14日作出（2013）穗越法行初字第81号行政裁定：驳回朱双林的起诉。朱双林不服提起上诉，广州中院于2013年11月15日作出（2013）穗中法行终字第630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2013年6月14日，涉案房屋产权人登记为朱双林、朱晓明，各占50%的产权。
朱双林于2013年11月21日以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为被告、朱晓明为第三人向越秀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确认被告自行抹去朱某甲生前位于农林下路72号大院2号701房原权属来源证明房地产登记号：2002登记字123618登记原记载“产权变更，本案房地产证已收回”的行为违法。越秀区法院于2014年2月27日作出（2013）穗越法行初字第382号行政裁定：驳回朱双林的起诉。朱双林不服该裁定，向广州中院提起上诉，目前该案在二审中。
2014年2月28日，朱双林以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为被告、朱晓明为第三人向越秀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越秀区法院判决确认被告在死者朱某甲生前已被注销产权的位于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72号大院2号701房原登记号2002登记字123618登记簿上于2013年6月注记记载“2013年6月朱晓明申请继承，2013登记字1025314号存案。（单方面办理）”的行政行为违法，判令被告在判决生效日起，撤销该注记的行政行为。越秀区法院于2014年5月28日作出（2014）穗越法行初字第245号行政判决书：驳回朱双林的诉讼请求。朱双林不服该判决，向广州中院提起上诉，目前该案在二审中。
再查明，朱双林以自己的名义及朱玲彦代理人的身份同时于2013年5月6日向广州中院申请（2011）穗中法民五终字第657号案再审，对于朱玲彦的再审申请，广州中院于同月20日立案审查，并于2013年10月8日作出（2013）穗中法民申某第214号民事裁定：驳回朱玲彦的再审申请。同时，广州中院告知朱双林，其不是上述生效判决当事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的规定，对其再审申请不予受理。朱双林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以朱玲彦、朱晓明为被告，于2013年6月18日向广州中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撤销广州中院（2011）穗中法民五终字第657号、越秀区法院（2010）穗越法民三初字第2271号民事判决；2、该案诉讼受理费由朱晓明负担。案经广州中院审理后，于2013年11月11日作出（2013）穗中法民五撤字第8号民事判决：驳回朱双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朱双林负担。判后，朱双林、朱某乙不服，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14年3月3日作出（2013）粤高法民终字第8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朱双林负担。
本院认为，本案系案外人撤销之诉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并结合本案原被告的诉辩情况，本案争议焦点为朱玲彦关于请求撤销广州中院（2013）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38号民事判决、越秀区法院（2011）穗越法民一初字第2907号民事判决的请求是否成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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