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黔01民终405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文英（系陈文华之妹），女，1974年5月8日出生，苗族，农民，住贵阳市花溪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颖，男，1979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系贵阳市三桥圣源学校副校长，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文华，男，1962年4月17日出生，苗族，农民，住贵阳市花溪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阳市花溪区石板镇云凹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贵阳市花溪区石板镇云凹村。
负责人：王明江，该村民委员会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廷云，该村民委员会支部书记。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定珍（系陈文华之妻），女，1965年6月12日出生，苗族，农民，住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陈勇芬（系陈文华之女），女，1984年10月11日出生，苗族，农民，住贵阳市花溪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陈勇中（系陈文华之子），男，1985年10月9日出生，苗族，农民，住贵阳市花溪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陈永芳（系陈文华之女），女，1995年11月6日出生，苗族，农民，住贵阳市花溪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家芬（系陈勇中之妻），女，1984年2月3日出生，苗族，农民，住贵阳市花溪区。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陈某（系陈勇中之女），女，2006年8月7日出生，苗族，农民，住贵阳市花溪区。
原审第三人：陈文芬（系陈文华之妹），女，1969年10月12日出生，苗族，农民，住贵阳市花溪区。
原审第三人：陈文兰（系陈文华之妹），女，1975年11月20日出生，苗族，农民，住贵阳市花溪区。
原审第三人：王荣芬（系陈文华之母），女，1930年6月15日出生，苗族，农民，住贵阳市花溪区。
原审第三人：陈文珍（系陈文华之妹），女，1965年12月30日出生，苗族，农民，住贵阳市花溪区。
原审第三人：陈文秀（系陈文华之妹），女，1968年4月5日出生，苗族，农民，住贵阳市花溪区。
上诉人陈文英因与被上诉人陈文华、贵阳市花溪区石板镇云凹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刘定珍、陈勇芬、陈勇中、陈永芳、王家芬、陈某及原审第三人陈文芬、陈文兰、王荣芬、陈文珍、陈文秀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2015）花民重字第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6年8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文英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颖，被上诉人陈文华、刘定珍以及村委会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廷云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文英上诉请求：一、判令撤销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2015）花民重字第60号民事判决；二、判令上诉人分配陈少明户因被征收依法所得到的征地补偿费1373481.86元的八分之一份额，即：171685.23元；三、判令被上诉人村委会、陈文华向上诉人连带支付征地补偿费及其延迟支付的利息（该利息的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5.467‰计算，支付该利息的期间从迟延支付有关征地补偿费之日起至人民法院判决支付本案所涉征地补偿费的期限届满之日止）；四、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云凹村村民委员会、陈文华、刘定珍、陈勇芬、陈勇中、陈永芳、王家芬、陈某承担。事实及理由：在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和第二轮农村土地延包时，上诉人作为陈少明户的8个土地承包人之一，依法享有陈少明户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在陈少明户的土地被征收后，上诉人依法享有征地补偿费的八分之一份额。虽然上诉人陈文英在结婚后，陈文英户口因婚姻从原籍云凹村干井组迁到贵阳市××××村野猫井组，但是陈文英在新居住地花渔井村没有分得土地，上诉人始终具有云凹村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格。该事实有陈文英提供的贵阳市花溪区石板镇花渔井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相佐证。至2011年4月21日止，因修建贵阳市南环线、贵阳地利农产品物流园，陈少明户承包土地已经被征收18.5632亩（丈量亩），依法得到征地补偿费1373481.86元，上诉人依法应当分配171685.23元；被上诉人村委会依法应当分配（发放）给上诉人本案所涉征地补偿费171685.23元，然而村委会与陈文华为了企图达到陈文华侵占上诉人依法得到的征地补偿费的目的，在恶意串通后，拒不把上诉人依法分配的本案所涉征地补偿费发放给上诉人，而是违法支付给陈文华，陈文华拒不把其侵占上诉人的本案所涉征地补偿费返还给上诉人，村委会、陈文华的上述行为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利，被上诉人村委会、陈文华依法应当连带返还上诉人本案所涉征地补偿费及其迟延支付的利息；在陈少明户的土地被征收后，所得征地补偿费依法应当由陈少明在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时的8个土地承包人来平均分配，而不是按照在承包地被征收时的实际人口来分配，有权分配本案所涉征地补偿费的人有陈少明、王荣芬、陈文英、陈文兰、陈文芬、陈文珍、陈文华、陈文珍、陈文秀。原审第三人刘定珍、陈勇芬、陈勇中、陈永芳、陈某、王家芬不是陈少明户的土地承包人，依法不可以参与分配陈少明户承包的土地被征收后得到的征地补偿费；陈文英对陈文华提供的征地补偿款收条有异议，不认可，该收条不能证明陈文华关于上诉人无权分配本案所涉征地补偿费的主张，包括上诉人在内的陈少明户的土地承包人没有与陈文华之间因本案所涉征地补偿费的分配订立合同，陈文华提供的该收据没有以本案所涉征地补偿费的分配合同为前提。因此，该收条不是合同，不具有合同拘束力，在该收条上陈文英签字的后面对上诉人陈文英不利的内容，是陈文英在该收条上签字后，由陈文华和该收条上的证人恶意补写的，该收条上对上诉人陈文英不利的内容依法无效，不具有法律效力；陈文华提供的证人何廷云、刘芝新向法庭的陈述依法是被上诉人村委会的反驳，而不是证人证言，不能作为认定陈文华关于上诉人无权分配本案所涉征地补偿费的主张；上诉人对陈文华提供的开荒《证明》有异议，不认可，该《证明》不能证明被陈文华关于本案所涉被征收的土地中有部分土地是陈文华开荒的主张，因为该《证明》不符合客观事实，也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因此，一审法院作出的判决既是对事实的错误认定。根据《中华人名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四款、第二十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承包方享有下列权利：（二）承包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第三十条：“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时，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中华人名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四款：“征用土地的安置补偿费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承包地被依法征收，放弃统一安置的家庭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安置补助费的，应予以支持”、第二十四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的规定，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被上诉人陈文华、刘定珍辩称，打收条时村支书是在场的，陈文英不承认收条，但陈文英是将收条和收条上约定的钱领走了，如果收条后面的内容是事后补写的，为什么拿走钱后没多久，家父陈少明去世陈文英不来参加和尽到殡葬家父的义务。
被上诉人村委会辩称，当时村委会主任和调解员去陈文华家调解的，陈文华几姊妹达成协议支付2万元，才出具的收条，收条陈文英签字后面的内容是当时写上的，是村委会的调解员写的，当时陈文英在场认可的。土地被征拨的征拨款分配不是由村委会来决定，村委会面对的是以户为单位的家庭，而非是每户中的每个家庭成员，村委会将征拨款通过银行转账给每户后，至于每户的家庭成员怎么分配与村委会无关。因此，不存在村委会与陈文华恶意串通的情形。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告陈文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陈文华支付原告陈文英土地补偿款171685.23元，被告云凹村村民委员会承担连带责任；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陈文英与被告陈文华系兄妹关系，双方与陈文秀、陈文珍、陈文芬、陈文兰均系花溪区石板镇云凹村村民陈少明、王荣芬夫妇的子女。1984年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户时，以陈少明为户主代表上述8人向所在的村集体承包了13.28亩土地。1977年陈文英结婚，后将户籍关系迁入花鱼井村。2008年1月贵阳南环线项目建设，征用到陈少明土地4.026亩，陈文华领取补偿款33352.80元。同年2月4日，陈文华邀请原告陈文英、第三人陈文芬到家商量，当时村支书及村文书在场。协议由陈文华分别给陈文英、陈文芬、陈文兰各2万元，陈文英、陈文芬当日各收到2万元并写有收条。陈文芬代收陈文兰2万元写下收条。收条上均注明有如以后有一切征拨款和父母的征拨款，由陈文华一人负责安排和享受，与三人无关的内容。但第三人陈文兰不认可陈文芬代其处理该事务，也拒绝接受陈文芬转交的钱。2008年10月、2009年2月贵阳南环线项目建设又征收陈少明户土地0.288亩，因陈少明去世，由被告陈文华领取补偿款23846.40元。2010年12月、2011年4月贵阳地利农产品物流园项目建设，征占陈少明户土地14.2492亩，被告陈文华领取补偿款1016282.66元（含青苗补偿费51297.12元）。陈文华与其母亲王荣芬、儿子陈勇中的房屋被拆迁，三人于2010年11月26日分别领取了贵阳地利物流园房屋拆迁安置补偿费，该安置补偿费不包括在陈文华领取的土地征收补偿费中。诉讼中，原告增加被告支付利息的请求。另查明，第三人王家芬的户籍于2010年11月12日因结婚登记在王荣芬户中。2013年10月25日石板派出所出具户籍登记证明，证明王荣芬户内有王荣芬、陈文华、陈文兰、刘定珍、陈勇中、陈勇芬、陈永芳、陈某、王家芬共9人。2015年王荣芬户内补报登记陈诗微，2014年8月20日生，系王荣芬曾孙女。2013年2月5日，陈勇中与王家芬离婚，户籍未迁出。2015年4月9日陈勇中与田昌茜结婚，田昌茜的户籍未迁入王荣芬户，共同生育的陈嘉坤于2016年3月9日出生。
一审法院认为，国家对农村集体的土地实行以户为单位的家庭联产承包方式。承包地被依法征收后，承包经营权人依法享有获得补偿的权利。承包经营权人是具备所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村民，承包经营权人享有的权利平等。对于陈文英提出的参与承包地征收补偿费分配及被告陈文华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其因结婚后已将户籍关系迁出，脱离了原来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丧失了原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成为另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无权参与本案的承包地征收补偿费分配，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于陈文英提出村委会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因陈少明去世后被告村委会将陈文华作为该承包户土地的实际管理人，并将该户应得的土地征收补偿款如数发放到该户，其行为并无不当之处，被告村委会的行为并不是导致原告陈文英不能参与分配土地征收补偿款的根本原因，所以被告村委会并没有对原告存在侵权行为，不应承担连带责任。至于原、被告之间达成的协议问题，系双方对权利的自由处分，对本案的处理不产生影响，随其自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第十五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陈文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733.7元，由原告陈文英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无新证据提交。二审经审理查明，陈文英因结婚户籍迁入花溪区石板镇花鱼井村夫家后，未在夫家取得承包地。陈少明去世，陈文华负责安葬，王荣芬一直与陈文华居住并由其赡养至今。除此之外，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相一致，本院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陈文英是否享有案涉征拨款的分配权、陈文英出具收条的效力认定以及村委会是否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
关于陈文英是否享有案涉征拨款分配权的问题，本院认为，在陈少明户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时，陈文英作为陈少明户的家庭成员，对陈少明户承包的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之后陈文英虽外嫁到花溪区石板镇花鱼井村，但其在夫家未取得承包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时，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的规定，陈文英仍享有陈少明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陈少明户土地被征收后，所获得的征收补偿款，陈文英享有案涉征拨款的分配权。一审判决认定陈文英无案涉土地分配权不当，陈文英的该上诉理由成立。
关于收条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权利可以放弃，义务必须履行。本案中，2008年2月4日陈文英出具了内容为“今收到陈文英南环线土地征拨款一次性付清人民币2万整，注：经姊妹共同协商一致，以后如有征拨款项及父母亲，由哥子陈文华一人负责安排和享受，与妹子陈文英无关。”的收条，该收条内容明确具体，意思表示真实，陈文英自愿放弃其所享有的案涉土地征收补偿款的分配权，该行为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对陈文华与陈文英均具有法律约束力。陈文英上诉认为收条后面的内容是事后村委会与陈文华恶意串通所写，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相反，该收条是村委会当时参加调解后，由村委会秘书书写，陈文英签字，且村委会主任和秘书均在收条上作为证明人签字确认，陈文华也按约向陈文英支付了征地补偿款2万元以及父母陈少明、王荣芬由其生养死葬的义务。因此，本院对该收条的效力予以确认，对陈文英关于收条不是合同，不认可其收条效力的上诉主张不予采信。
关于村委会是否承担共同侵权的连带责任问题，本院认为，村委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其将该村的征拨款以户为单位发放到每户的行为是其履行法定职责，该行为合法，户内家庭成员对于补偿费的内部分配问题发生争议，与村委会履行法定职责发放征拨款的行为无关联性，村委会无构成共同侵权的基础，故陈文英请求村委会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该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陈文英的上诉理由部分不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虽有错误，但判决结果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733.7元，由上诉人陈文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俊
代理审判员 庞敏
代理审判员 夏刚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盛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