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厦民终字第313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厦门市同安区大同经济建设发展公司，：15534001-6。
法定代表人叶景升，经理。
委托代理人卢少敦、马忠文，福建兴世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市同安宏升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洪诗明，经理。
委托代理人洪培坚，系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周国君，福建嘉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厦门市同安区大同经济建设发展公司（以下简称大同公司）与上诉人厦门市同安宏升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升公司）因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2013）同民初字第34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大同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宏升公司偿还大同公司代偿款1023600元及其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2、宏升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原审判决查明，1999年3月28日，大同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即宏升公司签订《合作开发“南门新村”商品房合同书》，该合同载明：“二、合作项目名称、地点、建设规模：1、名称：“南门新村”商品房。2、地点：本项目位于同安区大同镇南门路东段北侧东至东溪、西至中国银行、南至南门路、北至体育场。3、建设规模：占地面积约11383.3㎡，建设面积约29680㎡，拆迁该着开发成本总投资月2968万元人民币（具体以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的文件、红线图、施工图纸为准）。三、合作方式：甲方提供本项目的有关批文及开发资质。乙方提供本项目所需资金月2968万元人民币。四、合作期限为五年，即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八日至二〇〇四年三月二十七日止。五、债权债务的清理及归属：本项目拆迁改造开发完成后，由合作双方共同派出人员进行清理，一切债权债务和财产归乙方承担。六、合作双方的职责：（一）甲方的职责：1、整理保存本项目的所有文件、资料；2、负责办理各项审批手续；3、协办申请减免各项费用；4、协办拆迁等各项工作；5、协助对商品房的质量进行监督；6、负责制订拆迁补偿安置方案；7、负责对被拆迁户入户调查摸底工作；8、对项目的资金、经营运转进行监督和售房资金管理；9、负责通知被拆迁户参加有关会议；10、负责与被拆迁户商谈，并做好商谈记录；11、协助与有关部门和个人签订本项目有关的合同和协议。（二）乙方的职责：1、承担整个项目所需的所有投资资金和各项税金、费用；2、承担整个项目所发生的所有债权、债务；3、承担与有关部门和个人签订本项目有关的所有合同和协议；…6、承担整个项目的事故处理和各项法律责任；7、承担甲方与有关部门和个人签订该项目有关的所有合同和协议的一切责任；…13、负责管理项目的日常经营，每期拆迁改造的五通一平、拆迁安置等整个项目的各项工作；…七、经营管理方式和利润分配：1、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整个项目的经营管理采用承包方式，并由乙方投资承办经营管理，该项目的一切盈亏、债权债务全部由乙方承担。经甲方同意，乙方有权对该项目资产作全权处置。乙方应付给甲方整个项目的承包款贰拾万捌仟元人民币，并在政府批给该项目的红线图之日起十天内全部付清承包款。本项目除付给承包款各项税金和费用，各部门的管理费用外，所有盈亏全部归乙方所有和承担。…九、整个项目的拆迁改造乙方应在政府批给的建设用地有效期内进行拆迁改造兴建商品房，在政府批给该项目的红线图之日起壹年内，乙方未进行拆迁改造或每幢工程施工中无故中途停止施工超过伍个月，甲方有权单方取消本合同。”
2000年10月10日，宏升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大同公司签订《委托拆迁合同书》一份约定由宏升公司委托大同公司进行“南门新村”部分工程的拆迁工作，该合同载明：“一、拆迁范围、拆迁量：1、拆迁房屋门牌号：第一期……二、拆迁收费标准及费用：1、入户调查：250元／户。2、业务费、每平方米建筑面积10元。3、本地块拆迁预算费用合计人民币：50010元。三、付款方式：委托拆迁合同书签订后预付拆迁预算费用的30%，开始签订房屋拆迁协议时再付拆迁预算费用的40%，余款待被拆迁房屋交付甲方拆除完毕后一次性付清。四、双方责任：1、甲方向乙方提供立项批文、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用地批文、用地蓝线图等资料的复印件。2、甲方向乙方提供该项目的拆迁公告、拆迁许可证，并协助乙方办理拆迁工作证。3、甲方在规定的时间内根据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要求履行职责，使被拆迁人得到安置补偿。4、……6、拆迁过程中，甲方有权参与监督拆迁工作的实施，包括入户调查取证、拆迁进度、安置补偿等问题。7、房屋拆除工作有甲方执行实施，在拆除中土头运送堆放应按城管办要求。注意安全管理，拆除过程中发生的安全责任等由甲方自行负责。五、乙方责任：1、乙方负责入户调查取证工作，并将调查情况及被拆迁房屋资料准确书面报送甲方，乙方入户调查登记必须严格依照《厦门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规定》和有关规定进行。2、乙方必须根据《厦门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规定》和机房提供的条件及要求，制订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金甲方同意后，报区拆迁主管部门审批，并实施该方案。3、乙方必须根据甲方提供的条件制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经甲方同意后开始做被拆迁人的工作。经甲方授权后在拆迁公告规定的搬迁期限内与被拆迁人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报区拆迁主管部门审查、确认。4、……七、在实施拆迁安置工作中若遭遇严重阻力，双方报请区政府协调解决，协调后仍无法开展工作，经双方商定终止本合同。乙方收取的相关费用不计利息如数退还甲方……”，林衍合被拆迁南门内26号房屋并不在该《委托拆迁合同书》约定的范围内。
2003年6月10日，大同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林衍合签订《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乙方位于南门内26号的房屋因“南门新村”第二期项目建设需要，予以拆除；乙方选择一间80㎡的店面作为安置房，甲方根据乙方提出事项，将来按拆迁规定签订厦门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甲方一次性支付给乙方补偿费用28290元；乙方自愿将南门内26号房屋天井以后的后半部分约40㎡清空并在2003年6月15日交给甲方拆除，拆除前由公证处对该房屋进行证据保全。之后，“南门内26号房屋”被拆除。
2006年，林衍合、林衍和、林叔瑜、林衍放向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求解除与大同公司签订的前述《协议书》并要求大同公司赔偿相应经济损失。该院于2007年2月26日作出（2006）同民初字第1453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林衍合、林衍和、林叔瑜、林衍放的起诉。林衍合、林衍和、林叔瑜、林衍放不服该裁定提起上诉。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2007）厦民终字第1032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审裁定，指令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审理。该院于2007年5月22日立案，经审理后作出（2007）同民初字第1176号民事判决。宣判后，双方均不服提起上诉。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于2009年3月18日作出（2008）厦民终字第3938号民事裁定，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于2009年3月26日立案受理后，在审理过程中，该院作出（2009）同民初字第1532号民事裁定，驳回林文勇、林叔瑜、林衍放的起诉。之后，于2009年9月24日作出（2009）同民初字第1532号民事判决，判决解除林衍合与大同公司于2003年6月10日签订的《协议书》、大同公司应支付林衍合应得店面价值400000元并赔偿林衍合损失400000元，由大同公司负担案件受理费11800元，诉讼中，大同公司已缴纳诉讼费用。宣判后，大同公司不服该判决，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经审理后于2009年12月11日作出（2009）厦民终字第3395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1800元应由大同公司负担。诉讼中，大同公司已缴纳诉讼费用。2008年10月27日，宏升公司向大同公司出具《承诺函》，该承诺函载明：“'南门新村'旧城改造项目系我司挂靠贵司的房地产项目，我司自愿承担贵司与有关部门和个人签订该项目有关的所有合同、协议或文件的一切责任，如因该项目开发建设、拆迁安置、商品房销售等与他人发生诉讼，其所有费用和诉讼后果均由我司承担。法人代表：洪诗明厦门市同安宏升实业有限公司公章2008年10月27日”。2010年3月18日，林衍合因大同公司未自觉履行（2009）同民初字第1532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付款义务，向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立案执行，执行案号为（2010）同执行字第404号。后，林衍合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提级执行。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厦执督字第1号执行裁定，指定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执行该案。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于2011年4月2日立案，案号为（2011）集执行字第416号。2012年12月31日，林衍合与大同公司达成和解协议，协议约定：一、大同公司一次性支付林衍合1000000元（含本金及利息）；二、林衍合同意放弃其他执行请求，双方再无其他争议。2013年7月16日，大同公司向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缴纳执行款1000000元，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出具《结案证明》，确认该案已经执行完毕。
另查明，1998年3月31日，宏升公司进行设立登记，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叶永胜，公司发起人为叶永胜、黄影凤、李培玮。直至2000年9月18日，宏升公司进行变更登记后，李培玮不在是宏升公司的股东。2005年2月20日，宏升公司委托李培玮办理宏升公司年检手续；2006年3月27日，宏升公司委托李培玮办理宏升公司办理年检等手续，委托有效期限自2006年3月27日至2006年6月30日。另，李培玮与案外人洪丽宽系夫妻关系，洪丽宽系宏升公司法定代表人洪诗明的妹妹。2006年3月10日，厦门市同安区征地拆迁办公室召开协调会，形成《关于解决林衍合与“大同建发”签订的“协议书”未能履行的处理意见》，载明“2006年3月10日我办召集原南门内26号房屋使用人林衍合、厦门市同安区大同经济建设发展公司（简称“大同建发”）”负责人叶景升、李培伟、及厦门市同安区鹭鹏房屋拆迁有限公司苏水放参加的就林衍合与“大同建发”签订的“协议书”未能履行的协调会，会议明确以下五条意见……”。
原审庭审中，大同公司述称，在“南门新村”项目中，宏升公司系挂靠大同公司。实际上宏升公司是以大同公司的名义实际承包该项目的开发。宏升公司实际负责该项目的包括拆迁补偿的所有事项，大同公司仅负责提供开发资质及公司公章并收取双方约定的承包款。在实际拆迁过程中，包括林衍合在内的所有拆迁户的拆迁协议原件均在宏升公司处，且林衍合的拆迁公证书的原件也保存在宏升公司处。故在与林衍合签订《协议书》的过程中，大同公司仅负责提供大同公司的公章。由拆迁公司鹭鹏公司与宏升公司实际参与签订该协议书。该《协议书》的后续纠纷的处理，宏升公司均有参与，2006年3月10日由厦门市同安区征地拆迁办公室组织的协调会中，宏升公司即派代表李培玮参会。大同公司所举示的《关于解决林衍合与“大同建发”签订的“协议书”未能履行的处理意见》中列明的参会人员“李培伟”是笔误，该“李培伟”就是宏升公司所派代表李培玮，而李培玮系宏升公司的发起人及的股东，且是宏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洪诗明的妹夫并作为受委托人办理宏升公司的年检手续等。宏升公司委托大同公司负责“南门新村”一期的拆迁工作，双方就此签订的具体的拆迁合同书。但林衍合的被拆迁房屋即南门内26号并不在该拆迁合同书所约定的范围内，故大同公司并未实际负责拆迁南门内26号房屋。
宏升公司述称，其对大同公司与林衍合签订《协议书》一事并不知情，《关于解决林衍合与“大同建发”签订的“协议书”未能履行的处理意见》中的参会人员“李培伟”与宏升公司发起人李培玮并非同一个人。至于林衍合拆迁房屋《公证书》的原件在宏升公司处是因为当时大同公司告知宏升公司林衍合的情况比较特殊，其与林衍合的案件正在诉讼中，虽然签订了《协议书》但尚未签订正式的拆迁协议，且随后进行了被拆迁房屋的证据保全工作，以后按照规定标准进行赔偿即可。林衍合拆迁完毕之后，大同公司将林衍合相关的拆迁材料交给了宏升公司。其他拆迁户的情况也类似，都是在大同公司在被拆迁房屋拆迁后将相关资料原件交给宏升公司。虽然宏升公司仅与大同公司签订了南门新村”项目一期的委托拆迁合同书，但之后的拆迁均是按照这种模式进行的，都是由大同公司负责进行具体拆迁工作的。
原审判决认为，大同公司与宏升公司签订的《合作开发“南门新村”商品房合同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双方应按约履行合同义务。双方在该合同书中明确约定双方的合作方式为由大同公司提供该“南门新村”项目的开发资质，由宏升公司提供项目所需资金；宏升公司对整个项目采用承包方式，该项目的一切盈亏、债权、债务全部由宏升公司承担，大同公司向宏升公司收取承包费共计208000元；该项目除支付承包款及各项税金和费用外，项目全部盈亏由宏升公司自行承担，该项目所产生的一切债权债务和财产由宏升公司承担。同时双方明确约定大同公司除负责制定拆迁补偿安置方案、对被拆迁户入户调查摸底、与被拆迁户进行商谈之外，其他工作包括与有关个人签订项目相关的合同和协议等均是协助宏升公司进行；而宏升公司实际负责与有关个人签订项目相关的所有合同和协议并承担大同公司与有关个人所签订的合同和协议的一切责任。且宏升公司在其所出具的《承诺函》中表明其自愿承担因“南门新村”项目开发建设、拆迁安置、商品房销售等与他人发生诉讼所产生的所有费用和诉讼后果均由宏升公司承担。而“南门新村”项目中的被拆迁户林衍合因与大同公司签订的《协议书》未履行起诉大同公司，经原审法院审理后，判决确认大同公司应向林衍合支付共计800000元赔偿款并由大同公司承担诉讼费用11800元，大同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后，经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并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由大同公司承担二审诉讼费用11800元。以上合计823600元。该案生效后，大同公司未按期履行，直至2012年12月31日与林衍合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约定由大同公司向林衍合支付赔偿款800000元及迟延履行的利息200000元，至2013年7月16日，大同公司实际履行了上述执行和解协议。根据《合作开发“南门新村”商品房合同书》及《承诺函》的约定，宏升公司应承担上述林衍合与大同公司房屋拆迁合同纠纷一案的诉讼后果。但大同公司实际支付款项中的利息200000元系因其迟延履行所造成，该部分应由其自行承担，宏升公司应承担生效判决所确定的赔偿款及诉讼费用共计823600元。
宏升公司辩称大同公司与林衍合签订的《协议书》系大同公司私自签订，并未经过宏升公司同意，故宏升公司无需承担林衍合一案相应的法律后果。首先，根据大同公司与宏升公司签订的合作合同可以看出大同公司在“南门新村”项目中仅负责提供项目所需开发资质并收取相应承包款项，在具体拆迁安置补偿及开发工作中协助宏升公司，而宏升公司则承担整个项目所发生的所有债权、债务，也就是说宏升公司要履行与拆迁户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中的拆迁人义务。其次，在双方签订的《委托拆迁合同书》中也约定宏升公司在委托大同公司进行拆迁时“有权参与监督拆迁工作的实施，包括入户调查取证、拆迁进度、安置补偿等问题”。而拆迁安置补偿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具体到每个被拆迁人都包括动迁、入户调查、商谈安置补偿方案、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及后续的安置补偿等。依照常理，宏升公司作为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义务承受方应实际参与具体拆迁过程，尤其是在林衍合的拆迁安置要求明显超出当时一般拆迁标准的情况下，宏升公司述称其对此事未参与、不知情明显不符合常理。另，根据宏升公司举示的其他“南门新村”项目拆迁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可以看出其他被拆迁人所签订的拆迁协议均是以大同公司名义签订。可以判断出，实际上“南门新村”项目宏升公司是以大同公司名义与被拆迁户签订相应拆迁协议，宏升公司主张其仅在林衍合的拆迁过程没有参与，大同公司擅自与林衍合签订《协议书》没有相应证据支持，亦不符合双方的合作模式。同时，林衍合因《协议书》自2006年向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起诉大同公司，双方纠纷经裁定驳回起诉、林衍合对裁定不服上诉、二审法院裁定撤销原审裁定指令本院审理、原审法院审理判决后双方均对判决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裁定发回重审。原审法院一审判决后大同公司又提起上诉、最终直至2009年12月11日二审法院作出生效判决；且在诉讼之前及诉讼过程中，相关政府部门亦多次牵头组织大同公司及实际拆迁公司等各单位及林衍合进行协调。综上，林衍合因《协议书》的履行所产生的纠纷历经多次诉讼并由行政部门多次组织协调，宏升公司作为“南门新村”项目的承包者及义务承受方理应对该纠纷知情，而宏升公司于林衍合纠纷处理期间即2008年10月27日向大同公司出具《承诺函》明确表示其自愿承担因拆迁安置发生诉讼的诉讼后果及所有费用，表明宏升公司对林衍合一案知情并愿意承担相应法律后果。故宏升公司的辩解主张缺乏依据，不予支持。另外，宏升公司辩称大同公司的诉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本案中，虽然生效判决已经确认了大同公司应支付给林衍合的赔偿款金额，但在大同公司未实际履行生效判决之前仍可能发生执行和解等情形，大同公司实际履行的金额尚不确定，只有大同公司实际履行完毕后其才能知晓自己是否处于被侵害的情况。所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关于“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的规定，本案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从大同公司向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缴纳执行款1000000元之日，即2013年7月16日之次日起开始计算两年。大同公司于2013年9月3日向宏升公司主张债权没有超过法定诉讼时效。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厦门市同安宏升实业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厦门市同安区大同经济建设发展公司人民币823600元；二、驳回厦门市同安区大同经济建设发展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宣判后，宏升公司、大同公司均不服，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
大同公司上诉称，一、原审判决以“大同公司实际支付款项中的利息200000元系因其迟延履行所造成”为由，认定宏升公司只需要承担生效判决所确定的赔偿款及诉讼费用共计823600元，这一认定是错误的。理由如下：1、从双方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人方面讲。根据双方之间签订的《合作开发“南门新村”商品房合同书》（以下简称《合同书》）和《承诺书》的约定及承诺，宏升公司应承担“林衍合案”的所有诉讼后果。据此，大同公司并没有义务承担林案的诉讼后果，也没有垫付相应款项的义务，即宏升公司是支付林衍合款项的付款义务人。2、从原审判决认定的付款人义务方面讲：（1）虽然“林衍合案”判决认定大同公司应支付林衍合应得店面价值400000元及赔偿林衍合损失400000元，并由大同公司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但这仅仅是名义上的“义务人”，实际上的义务人是宏升公司。（2）按原审认定大同公司承担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来看，原审判决对“林衍合案”判决大同公司应支付林衍合相应款项，理解为大同公司有先行支付（或垫付）的义务，由于大同公司未先行支付（或垫付），故，大同公司应承担由此产生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这理解明显和大同公司与宏升公司之间的约定以及宏升公司作出的承诺相矛盾。“林衍合案”判决要求大同公司向林衍合支付款项，依据的是拆迁协议的约定，但该协议系宏升公司依照《合同书》的约定以大同公司的名义与林衍合签订的。既然原审判决认定《合同书》的内容是真实、有效的，也认定宏升公司应当承担“林衍合案”的诉讼后果，那么，原审判决也应该认识到宏升公司才是向林衍合支付款项的实际付款义务人。既然如此，就不能因为宏升公司的迟延支付行为，而让大同公司来承担该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所以，宏升公司在林衍合案判决生效及履行期限届满后，未及时按照约定及承诺履行付款义务。故，由此造成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当然应由宏升公司承担。3、2010年3月18日，原审法院受理林衍合的强制执行申请后，其又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提级执行，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集美法院执行，集美法院直至2011年4月2日才予以立案。故，2010年3月18日至2011年4月2日期间所产生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很大一部分原因系林衍合自己造成的。在此期间，宏升公司依旧不履行约定及承诺，即支付生效判决所确定的款项。所以，大同公司不应当承担该期间产生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4、截止2012年12月31日，宏升公司迟迟不按照约定及承诺承担林案的诉讼后果，无奈之下，大同公司只好先和林衍合达成执行和解协议，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若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计算，林案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高达30余万元，大同公司在充分考虑宏升公司利益的情况下，与林衍合协商，最终仅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20万元，为宏升公司减少了近10万元的损失。即便如此，宏升公司仍然应当承担在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之前所产生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综上所述，既然宏升公司需要承担林案的诉讼后果，而林案产生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又是因为宏升公司不依约定及承诺造成的，所以，20万元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当然应由宏升公司承担。二、原审判决遗漏了大同公司要求宏升公司支付代偿款1023600元的利息（从起诉之日起至付清1023600元止，利率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诉求。原审判决在“本院认为”中未就是否支持大同公司要求宏升公司从起诉之日起至付清代偿款1023600元止的利息做相应分析，而在判决中亦没有就该诉求作出判决，实属遗漏了大同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大同公司的该项诉求是符合情理、更符合法律规定的，原审判决理应依法支持大同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综上，原审判决的判决既存在错误的将应由宏升公司承担的20万元款项判定为由大同公司承担，又存在遗漏诉讼请求的情形，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并依法改判支持大同公司要求宏升公司偿还200000元代偿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及代偿款1023600元的利息（从2013年9月3日起至付清1023600元止，利率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宏升公司承担。
宏升公司答辩称，一、大同公司要求宏升公司支付大同公司迟延履行所造成的利息20万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因生效判决已经确定大同公司需支付给被拆迁人林衍合80万元，但由于大同公司不履行该生效判决导致执行过程中增加支付迟延履行利息20万元，显然系大同公司违反法律规定不履行该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而导致的损失扩大，其责任完全在于大同公司，大同公司当自行承担，纵然大同公司认为应由宏升公司承担，也应先依法履行该生效判决以防止损失的扩大。因此，大同公司诉求宏升公司承担其自身违法行为导致的后果，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大同公司要求宏升公司支付代偿款利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本案为合同纠纷，在法院未对责任进行认定之前，双方之间的责任尚未确定，债务也尚未产生，大同公司对于尚未产生和确定的债务要求支付利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原审判决已经驳回了大同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就是对大同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进行了处理和判决，并未存在遗漏判决。退一步来说，如果存在遗漏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82条规定“对当事人在一审中已经提出的诉讼请求，原审人民法院未作审理、判决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发回重审”，则本案应发回同安区人民法院重审。综上，请求驳回大同公司的上诉。
宏升公司上诉称，一、原审判决宏升公司支付大同公司80万元，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一）原审判决认定《合作开发“南门新村”商品房合同书》明确约定宏升公司实际负责与有关个人签订项目相关的所有合同和协议，是认定事实错误。按照相关规定与被拆迁人签订《厦门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相关工作，实际由大同公司负责。1、《合作开发“南门新村”商品房合同书》中并没有明确约定宏升公司实际负责与有关个人签订项目相关的所有合同和协议。2、《委托拆迁合同书》就大同公司负责拆迁工作进行了约定，其中第五条乙方（大同公司）责任条款明确约定：拆迁工作包括动迁、入户调查、商谈、安置补偿、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制定实施方案、组织评估；乙方经甲方授权后在拆迁公告规定的搬迁期限内与被拆迁人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报区拆迁主管部门审查、确认。“南门新村”项目的整个拆迁安置工作都是按照《委托拆迁合同书》的约定，由大同公司负责，包括负责与被拆迁人签订具体的补偿安置协议。3、厦门市同安区土地管理局公布的《关于“南门新村”第二期商品房建设用地房屋拆迁公告》确定的拆迁人是大同公司，讼争的被拆迁人林衍合的南门内26号房屋也在该公告的被拆迁范围内，被拆迁户只会与大同公司协商、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公布的《“南门新村”第二期商品房建设用地范围内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已经对安置补偿标准进行了明确规定，大同公司只需按规定与被拆迁户签订标准的《厦门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即可，宏升公司并无实际负责与被拆迁户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的必要和理由。（二）大同公司与林衍合签订的《协议书》，是大同公司私自签订。原审判决认为大同公司与林衍合签订的《协议书》是宏升公司以大同公司名义签订，是认定事实错误。1、大同公司与林衍合签订的《协议书》，明确载明该协议系“甲方（大同公司）根据被拆迁人林衍合的要求签订的”，“将来双方按拆迁规定签订厦门市房屋拆迁补偿协议”。该《协议书》并不是标准的《厦门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范本，与公布的《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规定的补偿标准完全不符，也没有实施拆迁单位厦门市鹭鹏房屋拆迁有限公司的共同盖章，也未报备同安区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并且，大同公司在与林衍合房屋拆迁合同纠纷诉讼一案中，自始至终都明确主张该《协议书》仅具有意向性质，并非正式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可见，大同公司在与林衍合签订该《协议书》时在主观上、客观上都只是将该《协议书》认定为是签订正式的《厦门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之前的意向性协议。大同公司负责拆迁工作并收取相应的拆迁费用，是否按时完成拆迁工作与其具有直接的经济利益关系，因被拆迁人林衍合的南门内26号房屋权属无法确定，大同公司为完成拆迁，自行与林衍合签订自认为仅具有意向性、不具有实际法律效力的协议，并为该拆迁房屋办理了证据保全公证，以期将来再签订正式的《厦门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2、原审判决认为“宏升公司主张其仅在林衍合的拆迁过程没有参与，大同公司擅自与林衍合签订《协议书》没有相应证据支持，亦不符合双方的合作模式”，显然是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与林衍合签订《协议书》的主体是大同公司，加盖的是大同公司的公章，在这种情形下，大同公司反而要主张该协议是宏升公司以其名义签订，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应由大同公司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如大同公司无法证明，应自行承担责任。3、大同公司与林衍合之间的纠纷自始至终都是大同公司自己单独处理，宏升公司并未参与。大同公司未要求宏升公司参与纠纷的协调和处理，在与林衍合的诉讼案件中既未要求追加宏升公司参加诉讼，也未在诉讼中主张过《协议书》是宏升公司以其名义签订，并且大同公司还自己缴纳诉讼费，这些行为都足以表明，与林衍合签订《协议书》是大同公司的行为，与宏升公司无关。（三）原审判决以《合作开发“南门新村”商品房合同书》、《承诺函》为依据认定宏升公司应承担大同公司与林衍合签订的《协议书》所产生的责任和后果，显然错误。1、《承诺函》所写“如因该项目开发建设、拆迁安置、商品房销售与他人发生诉讼，其所有费用和诉讼后果均由我司承担”，该承诺非常宽泛，并不明确，且承诺所指的是对于之后发生的诉讼，并未包括正在诉讼的林衍合案件。《承诺函》出具时，大同公司与林衍合之间的诉讼已经历时两年多，如果大同公司认为其与林衍合的诉讼后果应由宏升公司承担，其完全可以非常明确的写明由宏升公司承担其与林衍合正在诉讼的案件后果，而不是要求宏升公司出具非常宽泛、不够明确的承诺。之所以没有明确写明其与林衍合的诉讼由宏升公司承担，就在于大同公司认为该诉讼与宏升公司无关，此也是大同公司自始至终都没有在其与林衍合案件中主张该《协议书》是宏升公司以其名义签订的原因。2、虽《合作开发“南门新村”商品房合同书》以及《承诺函》约定宏升公司承担责任，但承担的责任只限于大同公司按照相关规定与他人签订的合法、合理的正常协议所产生的责任，不包括大同公司不依照相关规定私自乱签的不合理、不合法的协议所产生的责任。大同公司与林衍合房屋拆迁合同纠纷诉讼一案所产生的责任，在于其没有根据公布的《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规定以及按照标准的《厦门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范本与被拆迁人林衍合签订拆迁补偿协议，而是私自与被拆迁人林衍合签订《协议书》，所产生的责任由宏升公司承担显然既不合法也不合理。（四）退一步来说，假使被拆迁人林衍合的债务属于合作开发项目的债务，大同公司也是合作开发主体，实际参与了拆迁、开发等相关工作，并收取了承包费用、拆迁费用等款项，且对该债务的产生有过错，大同公司应与宏升公司共同承担责任，应由双方各承担一半的责任，否则，大同公司岂不是只收取费用却不承担任何风险和责任，显然违背了权利与义务对等、风险责任共担的基本原则。（五）暂且不论大同公司与林衍合之间的诉讼后果是否需由宏升公司承担，大同公司未申请追加宏升公司作为其与林衍合诉讼案件的共同被告的行为，以及2008年大同公司要求宏升公司出具承诺函时未明确要求宏升公司承担该诉讼后果的行为，都已经表明其自愿承担该诉讼后果，免除宏升公司的责任。大同公司与林衍合房屋拆迁合同纠纷诉讼从2006年开始进入诉讼程序，历经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一审驳回起诉、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后指令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审理、再次历经一、二审，如果大同公司认为该诉讼后果应由宏升公司承担，理应申请追加宏升公司参加诉讼，或者主张该《协议书》是宏升公司以其名义签订。然而，大同公司在六次审理过程中均未申请追加宏升公司参加诉讼，也未在诉讼中主张过《协议书》是宏升公司以其名义签订，并且大同公司还自己缴纳诉讼费，由此可见，无论该诉讼后果是否需由宏升公司承担，大同公司的上述行为已经表明其自愿承担该诉讼后果，免除宏升公司的责任。（六）假使大同公司可以行使该项诉讼请求，该请求也已超过诉讼时效，应予以驳回。大同公司与林衍合房屋拆迁合同纠纷诉讼一案，已经生效的（2009）厦民初字第3395号民事判决书于2009年12月31日作出，该判决生效后，如果大同公司认为该案的诉讼后果需由宏升公司承担，那么大同公司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就已经知道其权利已经受到侵害。大同公司于2011年3月1日向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该院于2011年5月25日以大同公司未预交诉讼费为由作出按自动撤诉的裁定，而大同公司此次起诉时间为2013年9月3日，显然也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时间二、大同公司并未支付其与林衍合诉讼案的一审案件诉讼费11800元，且其要求宏升公司支付其诉讼费23600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原审要求宏升公司支付大同公司诉讼费23600元的判决错误。1、虽然（2009）同民初字第1532号民事判决“该案件的受理费11800元由厦门市同安区大同经济建设发展公司负担，款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但大同公司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已经实际交纳了该案件的11800元案件受理费，其无权要求宏升公司支付该费用。2、假使大同公司实际支付了该一审和二审的案件受理费，（2009）同民初字第1532号民事判决于2009年9月24日作出，（2009）厦民初字第3395号民事判决书于2009年12月31日作出并生效，大同公司若实际支付了诉讼费，其主张该费用的诉讼时效自判决生效起即开始起算。大同公司于2011年3月1日向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该院于2011年5月25日以大同公司未预交诉讼费为由作出按自动撤诉的裁定，而大同公司此次起诉时间为2013年9月3日，其该项诉讼请求也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时间，应予以驳回。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大同公司的诉讼请求。
大同公司答辩称，一、原审认定宏升公司应支付大同公司垫付的80万元拆迁补偿款及赔偿款，事实清楚，适应法律正确。（一）原审判决认定《合作开发“南门新村”商品房合同书》（简称《合作合同》）明确约定宏升公司实际负责与有关个人签订项目相关的所有合同和协议，是正确的。相关证据互相印证并证实“南门新村”项目的实际负责人就是宏升公司。1、宏升公司主张：“《合作合同》中并没有明确约定宏升公司实际负责与有关人员签订项目相关的所有合同和协议”是不成立的。《合作合同》第六条“合作双方的职责”明确约定，大同公司作为该合同的甲方，“协助与有关部门和个人签订本项目有关的合同和协议”；宏升公司作为该合同的乙方，“承担与有关部门和个人签订本项目有关的所有合同和协议……”。很明显，《合作合同》已明确约定由宏升公司负责与有关部门和个人签订与项目有关的所有合同和协议，所以宏升公司的上述主张不能成立。2、宏升公司主张：“'南门新村'项目的整个拆迁安置工作都是按照《委托拆迁合同书》的约定，由大同公司负责，包括负责与被拆迁人签订具体的补偿安置协议”是不成立的。首先，《委托拆迁合同书》约定宏升公司委托大同公司拆迁的范围仅仅是“南门新村”项目第一期，至于第二期等拆迁工作均是按照《合作合同》的约定，由宏升公司实际负责。其次，宏升公司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上述主张，并且宏升公司的主张与《合作合同》约定的“由宏升公司负责与被拆迁人签订项目有关的所有合同和协议”相矛盾。故，宏升公司的该主张不能成立。另外，南门内26号房屋属于“南门新村”项目第二期的拆迁范围，所以，依照《合作合同》的约定，宏升公司负责与南门内26号房屋使用人林衍合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即《协议书》。3、宏升公司以厦门市同安区土地管理局公布的《关于“南门新村”第二期商品房建设用地房屋拆迁公告》（简称《公告》）中提到拆迁人是大同公司，推定大同公司为南门内26号房屋的实际拆迁人，这是不成立的。理由是依据《合作合同》的约定，大同公司在该项目中只是提供批文和资质等材料，所以“南门新村”项目对外必须要以大同公司的名义进行，即，宏升公司在实际拆迁过程中，都需要以大同公司的名义进行。所以，不能将《公告》中的“拆迁人”推定为实际拆迁人。宏升公司主张：“《'南门新村'第二期商品房建设用地范围内的房屋拆迁安置实施方案》（简称《实施方案》）已经对安置补偿标准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大同公司只需按照规定与被拆迁户签订标准的《厦门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简称《补偿协议》）即可，宏升公司并无实际负责与被拆迁户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的必要和理由”是不成立的。理由是：既然被拆迁人是“南门新村”项目的实际拆迁人，并且也是与被拆迁人签订相关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负责人，那么其当然要履行与被拆迁人签订安置补偿协议的义务，即按照《实施方案》的标准与被拆迁人签订相关补偿协议。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宏升公司系“南门新村”项目中，实际负责与被拆迁人签订项目相关的所有合同和协议是正确的。（二）原审判决认定宏升公司以大同公司的名义与被拆迁人林衍合签订《协议书》是正确的，原审法院不存在认定事实错误的情形。另外，宏升公司实际负责并参与南门内26号房屋的拆迁、纠纷协调处理以及诉讼活动等全部过程。1、《协议书》系宏升公司按照《合作合同》的约定，以大同公司的名义与被拆迁人林衍合签订的，至于为什么没有按照《实施方案》进行补偿、没有使用《补偿协议》范本、没有厦门市鹭鹏房屋拆迁有限公司的盖章亦未报备同安区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等问题，均应由实际拆迁人，即宏升公司进行解释，并承担相应责任。另外，大同公司始终不同意按照《协议书》的约定，即按店面的标准赔偿费用给被拆迁人林衍合，但是之所以最后按店面的标准赔偿并支付相应费用，是因为同安法院和厦门中院的生效判决文书的缘故，既然判决文书已经生效，就必须依法执行。宏升公司主张“大同公司负责拆迁工作并收取相应的拆迁费用，是否按时完成拆迁工作与其具有直接的经济利益关系……并为该拆迁房屋办理了证据保全公证……”是不成立的。首先，《合作合同》第七条“经营管理方式和利润分配”明确约定，双方采取承包方式，宏升公司享有该项目的一切盈亏、债权债务等，而大同公司只是获得宏升公司支付的承包款人民币20.8万元。所以，大同公司并没有收取拆迁费用，拆迁工作是否按时完成与大同公司亦没有直接的经济利益关系，反而与宏升公司具有直接的经济利益关系。其次，证据保全公证是宏升公司以大同公司的名义为该房屋办理的，宏升公司指派其员工李培玮参与了该保全活动全过程。宏升公司的该做法是以期将来再与被拆迁人林衍合签订正式的《补偿协议》。2、原审判决认为“宏升公司主张其仅在林衍合的拆迁过程没有参与，大同公司擅自与林衍合签订《协议书》没有相应证据支持，亦不符合双方的合作模式”不存在举证责任分配错误的情况。在大同公司提供了《合作合同》和《关于解决林衍合与“大同建发”签订的“协议书”未能履行的处理意见》等证据证明宏升公司以大同公司名义与被拆迁人林衍合签订《协议书》，甚至宏升公司全程参与南门内26号房屋的拆迁过程时，宏升公司却坚称“其没有参与林衍合的拆迁过程，《协议书》系大同公司擅自与林衍合签订的”，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宏升公司当然要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其主张。3、宏升公司主张“自始至终没有参与被拆迁人林衍合的南门内26号房屋的拆迁纠纷”简直一派胡言。宏升公司作为“南门新村”项目的实际拆迁人和受益人、责任承担主体，特别还是南门内26号房屋的实际拆迁人，其怎么可能没有参与林衍合拆迁纠纷的协调和处理，林衍合只是被拆迁人之一，整个开发项目历时多年，投入巨额资金，宏升公司不可能不参与。大同公司在一审诉讼中提供的宏升公司的设立登记申请书等工商信息、《关于解决林衍合与“大同建发”签订的“协议书”未能履行的处理意见》和《收条》等证据，宏升公司提供的《公证书》等证据，以及一审诉讼中查明的李培玮为宏升公司法定代表人洪诗明的妹夫等事实，均能证明宏升公司参与了林衍合拆迁纠纷的协调和处理过程。宏升公司主张“大同公司未要求其参与纠纷的协调和处理，在与林衍合的诉讼案件中既未要求追加其参与诉讼，也未在诉讼中主张《协议书》是其以大同公司名义签订，大同公司自己缴纳诉讼费……与林衍合签订《协议书》是大同公司的行为，与宏升公司无关”，更是强词夺理。必须强调的是，林衍合诉讼案中，虽然是以大同公司的名义出庭应诉的，但实际上是由宏升公司聘请律师并支付相应律师费，所以，宏升公司主张“大同公司未要求其参与纠纷的协调和处理”是不成立的。另外，既然《协议书》是宏升公司以大同公司的名义与林衍合签订的，并且“南门新村”整个项目对外都必须以大同公司的名义进行，那么，林衍合就该《协议书》提起诉讼，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诉讼主体当然只能是大同公司，大同公司没有必要也不需要在林衍合诉讼案中追加宏升公司参加诉讼并主张《协议书》是宏升公司以大同公司名义签订的；至于缴纳诉讼费，当然也只能是以大同公司名义先行垫付。（三）、原审判决依据《合作合同》和《承诺函》判定宏升公司应承担大同公司与林衍合之间诉讼纠纷所产生的责任和后果，是完全正确的。1、宏升公司主张“《承诺函》的内容非常宽泛，并不明确”是不成立的。承诺函的内容已明确表明宏升公司愿意承担“南门新村”项目因“开发建设、拆迁安置、商品房销售”与他人发生诉讼的一切诉讼后果。该承诺与《合作合同》中的约定是完全一致的，即宏升公司承诺“自愿承担大同公司与有关部门和个人签订'南门新村'项目有关的所有合同、协议或文件的一切责任，如因该项目开发建设、拆迁安置、商品房销售等与他人发生诉讼，其所有费用和诉讼后果均由被告公司承担”。宏升公司于2008年10月27日向大同公司出具《承诺函》时，林衍合诉讼案正在进行，此时，大同公司与“南门新村”项目中的其他被拆迁户并没有因开发建设、拆迁安置、商品房销售等事项发生任何诉讼纠纷。所以，宏升公司主张“承诺所指的是对于之后发生的诉讼，并未包括正在诉讼的林衍合案件”，并且认为：“因为没有在承诺函中明确写明其需要承担林案的诉讼后果，所以其不需要承担”完全是企图逃避责任的一种推辞，实际上从《合作合同》到《承诺函》，不论承诺前后，所指的都是“南门新村”整个项目。另外，按照宏升公司的逻辑，若其不愿意承担林衍合诉讼案的诉讼后果，其就应当在出具《承诺函》时明确写明“该承诺不包括林案”或者“宏升公司不承担林案产生的所有诉讼后果”等相关内容。显然，宏升公司并没有这样做。双方没有在《承诺函》中具体写明林衍合诉讼案系考虑到承诺之后如果发生与“南门新村”拆迁项目有关的纠纷，依据《合作合同》的约定也应由宏升公司承担相应的后果；相反，如果写明哪个具体案件，反而与双方签订的《合作合同》有关宏升公司应承担全部责任的约定不符。大同公司自始至终认为宏升公司应当按照《合作合同》的约定以及《承诺函》的承诺承担林案的所有诉讼后果，这与是否在林案诉讼过程中主张《协议书》是以宏升公司的名义签订的完全就是两个概念。2、宏升公司主张的“大同公司不依照相关规定私自乱签”也是在推脱责任，因为：宏升公司是实际拆迁人和受益人，明知也参与了林衍合房屋的整个拆迁过程，《协议书》与《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及《补偿协议》内容有一些不同，但大同公司也始终认为《协议书》仅是意向性协议，大同公司也未主动按《协议书》支付款项，按《协议书》承担义务那完全是因为法院的判决。（四）宏升公司认为“大同公司需与其共同承担林衍合诉讼案的诉讼后果，双方各承担一半的责任……大同公司违背权利与义务对等、风险责任共担的基本原则”，这些完全与事实不符，是宏升公司逃避责任的推辞。如上所述，双方在《合作合同》中已明确约定，大同公司在“南门新村”项目中只需提供公司名称、公章、账户及有关批文、开发资质，只收取宏升公司支付的承包款20.8万元，此外再无其他利润和责任、义务可言；宏升公司承担整个项目所有资金、税费和项目产生的债权、债务……，而且项目所产生的所有利润均归宏升公司享有。在宏升公司出具的《承诺函》中，其亦表明愿意承担林衍合诉讼案的诉讼后果。所以，大同公司不需要对林衍合诉讼案的诉讼后果承担任何责任，大同公司也没有违背所谓的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反而，是宏升公司取得了权利，却又不想承担义务，是宏升公司违反了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五）宏升公司主张“……大同公司未申请追加宏升公司作为林案共同被告……未要求宏升公司在承诺函中明确要宏升公司承担林案诉讼后果，都表明大同公司自愿承担林案诉讼后果，免除宏升公司的责任”完全就是胡扯。大同公司从来没有表明愿意承担林衍合诉讼案的诉讼后果，更没有免除宏升公司承担林案诉讼后果的责任。首先，如上所述，林衍合诉讼案没有必要追加宏升公司为共同被告。从法律上讲，大同公司是拆迁人；但从事实上讲，宏升公司是拆迁人。对外，必须以大同公司的名义；对内，宏升公司必须按照《合作合同》及《承诺函》的约定及承诺承担责任。其次，如上所述，与“南门新村”项目有关的诉讼必须以大同公司的名义起诉、应诉，诉讼费当然应由大同公司先行垫付。再次，《承诺函》是针对整个“南门新村”项目，当然包括林衍合诉讼案，这是多么简单的常识，宏升公司还强词夺理。最后，大同公司从未明确表明自愿承担林案的诉讼后果，反而一直强调宏升公司必须按照《合作合同》及《承诺函》承担林衍合诉讼案的诉讼后果，否则，怎么会在林衍合诉讼案诉讼过程中再次要求宏升公司出具《承诺函》。（六）大同公司要求宏升公司偿还代偿款100万元及支付相应利息，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理由如下：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该法明确规定了诉讼时效必须是以“权利被侵害时”为起算点。就本案而言，虽然2009年12月31日作出了（2009）厦民终字第3395号民事判决书维持（2009）同民初字第1532号民事判决，但是该判决仅仅是一种或有义务，而该还款义务可以由大同公司代偿，也可以由宏升公司直接以大同公司名义支付。在大同公司代偿之前，并不存在大同公司的权益受到侵害。2012年12月31日，大同公司与林衍合达成和解协议，2013年7月16日大同公司代垫执行款100万元。所以，大同公司诉求宏升公司偿还代偿款的诉讼时效应从2013年7月17日开始起算，两年诉讼时效期间从2013年7月17日至2015年7月16日止。而大同公司于2013年9月3日向同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未超过两年诉讼时效。至于大同公司于2011年3月1日以宏升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要求宏升公司对拆迁补偿款及其利息和诉讼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不能作为起算时效的起算点，因为连带清偿责任与偿还责任是不同的，在大同公司代垫执行款之前，即不存在宏升公司偿还的问题，也就是说，大同公司的权利尚未被侵害，无法确定权利的具体内容，即无法明确具体的诉求。二、大同公司已实际支付了林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并且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原审要求宏升公司支付大同公司诉讼费23600元的判决是正确的。大同公司在垫付林案一、二审诉讼费后，并未与宏升公司就其返还该款项约定具体的日期，故，大同公司可以随时主张宏升公司返还。所以，大同公司在本次诉讼中主张宏升公司偿还两审的诉讼费用，并不存在诉讼时效问题，更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综上，请求驳回宏升公司的上诉。
经审理查明，除宏升公司认为大同公司并未缴纳（2009）同民初字第1532号案件的诉讼费外，双方当事人对原审判决查明的其余事实并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宏升公司是否应当承担大同公司与林衍合房屋拆迁合同纠纷案的诉讼后果及大同公司起诉债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首先，根据双方签订的《合作开发“南门新村”商品房合同书》的约定，系由宏升公司承担该项目的一切债权债务。同时，双方还约定由宏升公司承担大同公司与有关部门和个人签订该项目有关的所有合同和协议的一切责任。嗣后，宏升公司于2008年10月27日出具的承诺函，再次明确由其承担大同公司与有关部门和个人签订该项目有关的所有合同、协议或文件的一切责任，如因该项目开发建设、拆迁安置、商品房销售等与他人发生诉讼，其所有费用和诉讼后果均由宏升公司承担，故原审判决依照双方的约定及宏升公司的承诺，判定由宏升公司承担大同公司与林衍合房屋拆迁合同纠纷案的诉讼后果并无不当。因大同公司怠于履行生效判决项下的义务，过错在于大同公司，故原审判决由大同公司承担迟延履行生效判决所产生的利息亦于法有据，应予以维持。但原审判决驳回大同公司关于偿还代偿款利息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应当予以纠正，宏升公司应在支付大同公司823600元的同时向大同公司计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利息。其次，关于诉讼时效问题。虽本院于2009年12月11日即作出（2009）厦民终字第3395号生效民事判决，但在嗣后的履行和执行阶段并不排除大同公司与林衍合再行协商、执行和解等情形，大同公司实际支付之金额在终审判决生效之时并未完全予以确定，应待大同公司实际履行后才能确定其向宏升公司请求之债权，故应自大同公司向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缴付执行款的2013年7月16日方才起算诉讼时效，故大同公司起诉债权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另，宏升公司在审理中对大同公','2018-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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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 key: \"appellor\", value: \"陈燕,绵阳市豪达黄金珠宝有限公司\" }],LegalBase:
[{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3年）》\',Items:[{法条名称:\'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一款\',法条内容:\'
第二百三十七条对依法设立的仲裁机构的裁决，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ly]
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ly]
（一）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ly] （二）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ly]
（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ly] （四）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ly]
（五）对方当事人向仲裁机构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ly] （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ly]
人民法院认定执行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不予执行。[ly] 裁定书应当送达双方当事人和仲裁机构。[ly]
仲裁裁决被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的，当事人可以根据双方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重新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ly]\'}]}]};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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