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7)粤刑终248号
原公诉机关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郝永球，男，1972年2月28日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市，汉族，小学文化，住广州市天河区。因本案于2015年6月23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9日被逮捕。现押于广州市南沙区看守所。
辩护人王昆华，广东逸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郝永球犯诈骗罪一案，于2016年12月22日作出（2016）粤01刑初95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郝永球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以不开庭方式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07年，同案人刘德勇（另案起诉）挂靠广州市荔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荔湾公司），受广州市道路扩建工程办公室（以下简称道扩办）的委托，从事广州市车陂涌截污工程相关地块的拆迁工作。期间，被告人郝永球伙同同案人刘某1勇、黄某3（均另案起诉），利用刘某1勇负责涉案地块拆迁补偿的工作便利，由郝永球提供虚假的《村镇宅基地使用证》，将黄焯彬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岑村隔坑路口1、3号土地上的临时建筑，以宅基地的标准骗取拆迁款共计人民币12203566.13元。2007年8月10日，黄某3在收到涉案地块的拆迁补偿款后，从其尾号为5513的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账户分两次向郝永球尾号为1316的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账户分别转入人民币30万元、270万元，共计300万元。2015年6月23日，经电话传唤，被告人郝永球到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检察院自动投案。同年12月21日，被告人郝永球委托妻子钟燕玲向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检察院退缴违法所得人民币80万元。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有经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书证、证人证言、同案人供述、鉴定意见、视听资料、被告人供述及辨认笔录等证据证实。
原判认为，被告人郝永球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同案人通过伪造宅基地证的方式骗取国家征地拆迁补偿款，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郝永球经侦查机关传唤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依法可从轻处罚。公诉机关指控的主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予以支持，指控第二宗诈骗犯罪证据不足，不予认定。鉴于被告人郝永球归案后委托家属退还部分违法所得，可在量刑时予以酌情从轻处罚。对于郝永球的违法所得，依法应予追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郝永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五十万元。
二、被告人郝永球退缴的违法所得八十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继续追缴郝永球的违法所得二百二十万元，不足部分责令被告人郝永球予以退赔，退赔数额以前述继续追缴的数额为限。
上诉人郝永球上诉提出：1、本案诈骗国家拆迁补偿款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是刘某1勇和黄某3，之所以诈骗能够成功，主因是案发时刘某1勇是拆迁工作主要负责人，其相应权利可以操作补偿款下发的各个环节，控制相关单位不对假宅基地证进行实质审查，郝永球是按刘某1勇指示在街边找人做假证和帮刘某1勇开银行账户，做假证的样本和信息资料由刘某1勇提供，非法收入大部分被刘某1勇获取，郝永球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原判未认定郝永球是从犯不当；2、郝永球的账户实际由刘某1勇控制，收到黄某3转账300万元，该款也由刘某1勇控制并派人提现，一审认定郝永球分赃所得300万元不妥，且对尾号4258的农商银行账户于2009年5月11日转走327万元的去向未予查明；3、郝永球有自首和积极退赃80万元的情节，亦是初犯，在本案中起次要作用，恳请二审法院对其诈骗数额认定和在本案所起作用查清事实后依法轻判。
郝永球的辩护人辩护提出：1、郝永球不是犯意的发起者和犯罪的纠集者，也不是犯罪的指挥者和主要实践者；《合作合同》是刘某1勇制作，分配违法所得的方案是刘某1勇和黄某3双方洽谈，没有证据证明郝永球参与了该份合同的协商，郝永球是小学文化没有能力知晓合同的内容，其签名是代表刘某1勇；郝永球不了解拆迁补偿流程，郝永球在本案中起次要、从属和辅助作用，一审法院认定郝永球是主犯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2、郝永球在本案中付出和所得不成正比，不符逻辑，原判对300万去向未查清，认定郝涉案300万的事实存疑，恳请结合郝自首、退赃情节对其减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2007年，同案人刘德勇（另案起诉）挂靠广州市荔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荔湾公司），受广州市道路扩建工程办公室（以下简称道扩办）的委托，从事广州市车陂涌截污工程相关地块的拆迁工作。期间，上诉人郝永球伙同同案人刘某1勇、黄某3（另案起诉），利用刘某1勇负责涉案地块拆迁补偿的工作便利，由郝永球提供虚假的《村镇宅基地使用证》，将黄焯彬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岑村隔坑路口1、3号土地上的临时建筑，以宅基地的标准骗取拆迁款共计人民币12203566.13元。2007年8月10日，黄某3在收到涉案地块的拆迁补偿款后，从其尾号为5513的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账户分两次向郝永球尾号为1316的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账户分别转入人民币30万元、270万元，共计300万元。2015年6月23日，经电话传唤，郝永球到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检察院自动投案。同年12月21日，郝永球委托妻子钟燕玲向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检察院退缴违法所得人民币80万元。
认定上述事实，有原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原审庭审示证、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1、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检察院出具的《立案决定书》、《破案报告》，证实：该院在查办犯罪嫌疑人刘某1勇涉嫌贪污、行贿一案中，查出郝永球有伙同他人贪污的犯罪行为，于2015年6月23日对郝永球涉嫌贪污罪进行立案侦查，同日，郝永球经传唤到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检察院接受调查。
2、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车陂派出所出具的《常住人口个人基本信息》，证实：郝永球的身份情况。
3、广州市道路扩建工程办公室出具的相关文件，证实：广州市道路扩建工程办公室是按市副局级事业单位管理的单位，其主要任务包括城市道路等市政工程的征用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等工作。
4、广州市道路扩建工程办公室出具的《广州市建华综合发展公司经营承包方案》，证实：建华公司属广州市道扩办辖下的一个部门，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积累、自我约束、经济独立核算，经济承包期为两年半，从1994年7月1日至1996年12月31日。
5、广州市道路扩建工程办公出具的穗扩纪〔2001〕6号《关于建华公司与办工作运作问题的会议纪要》，证实：市道扩办委托建华公司负责的征地拆迁工作，建华公司在拆迁工作中代表市道扩办，与被拆迁单位（户）签订的补偿协议中分别盖市道扩办及建华公司的公章。
6、广州市污水治理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委托猎德污水处理系统三期厂外管网工程征地拆迁的函》、广州市道路扩建工程办公室出具的《猎德三期车陂涌截污工程（华南快速路-
科韵路段）征地拆迁工作委托合同》和《情况说明》，证实：2005年10月26日，市道扩办与建华公司约定，市道扩办负责该项目征地拆迁的组织、指导、协调和检查、监督工作，征地拆迁的具体工作委托建华公司完成，包括动迁、谈判及签订合同，支付补偿款等过程中需要办理的相关手续。拆迁劳务费用以合同拆迁总结算费用为基数，费率按1.5%计算。建华公司以道扩办的名义与被拆迁单位签订合同，所有补偿标准、合同均需道扩办审批后方可签订。拆迁实施单位必须经道扩办审查其拆迁资质后，才能承担本工程的拆迁工作。
7、建华公司与广州市荔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车陂涌污水处理工程征地拆迁工作合同》、广州市荔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公司与刘德勇、刘北财的工作关系说明》、广州市荔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刘某2签订的《合作承包拆迁协议》，证实：2005年8月，刘某1勇通过个人关系事先与建华公司达成委托意向后，与荔湾公司洽谈，商定以刘某2名义挂靠荔湾公司承接拆迁工作。同年8月23日，刘某2代表荔湾公司代表与建华公司签订该合同，双方约定建华公司受道扩办的委托，负责该项目征地拆迁的组织、指导、协调和检查、监督工作；为便于征地拆迁的开展，道扩办将该项目范围内的征地拆迁工作委托荔湾公司完成，费用、房源由道扩办提供。2006年1月18日，荔湾公司与刘某1勇带来的刘某2签订《合作承包拆迁协议》，同时向刘某2发出工作任务下达书，约定由刘某2具体承包征地拆迁工作，荔湾公司不参与本项拆迁工程的利益分成，同时也不承担任何盈亏责任，只收取拆迁劳务费用总额的3%的管理费。
8、广州市荔湾区工商局出具的工商登记资料，证实：广州市荔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是由广州市荔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刘某3、杨某共同投资成立的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某，该公司具有城市房屋拆迁乙级资质。
9、广州市道路扩建工程办公室提供的（车陂涌截污）工程（科韵路-
华南快速）天河区岑村隔坑路口1、3号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两套房屋的村镇宅基地使用证、《广州市道路扩建工程办公室其它（合同）协议呈批表》、查册表以及广州市天河区长兴街岑村第四股份合作经济社出具的《报告》、《证明》等，证实：2007年3月21日，岑村四社盖章证明穗天沙字第020912号、020956号《村镇宅基地使用证》所在的隔坑路口3号、1号房屋，1996年由天河区政府发给岑村四社宅基地证。经朱某等经办人呈批，市道扩办审核批准了涉案房屋的拆迁补偿协议，2007年7月24日，市道扩办与岑村四社签订该协议，拆迁对象分别是：（1）穗天沙字第020956号《村镇宅基地使用证》所记载的隔坑路口1号房屋，房屋性质为宅基地，拆迁方是市道扩办，包括市道扩办、承担拆迁单位是建华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2；被拆迁方是岑某四社，法定代表人黄某3，补偿业主岑某四社总金额为7249530.02元。（2）穗天沙字第020912号《村镇宅基地使用证》所记载的隔坑路口3号房，房屋性质为宅基地，签订人情况同上，补偿业主岑某四社总金额为7084667.83元。
10、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检察院出具的《查封/扣押财物、文件清单》、《合作合同》原件，经郝永球签认，证实：1989年11月8日，甲方（黄某3、黄某4、张某3）与乙方（郝永球）约定，由甲方投资55%、乙投资45%，用于甲方承包的隔坑路口、原沙砂场地的生产经营。郝永球签认前述《合作合同》是刘某1勇叫人写好后拿给其签名的，上而的签名是其亲笔签字。
11、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检察院出具的《广东省暂时扣留、冻结财物收据》的复印件，证实：该院于2015年12月21日暂时扣留郝永球的妻子钟某玲代为退缴的人民币八十万元。
12、广州农村商业银行提供的黄某3和郝永球的个人账户的交易明细，证实：黄某3尾号为5513的账户于2007年8月10日分别向郝永球尾号为1316账户汇入人民币30万元、270万元，共计300万元。郝永球前述账户于同年9月4日提现50万元后，于10月8日转账245万元到其尾号为4258的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账户，后又于12月27日转账300万元到其尾号为3207的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账户，2009年5月11日转走327万元。
13、广州市天河区房地产登记交易中心出具的《关于协助查询村镇宅基地使用证档案的复函》、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政府长兴街道办事处出具的《关于协助查询村镇宅基地使用证档案的复函》，证实：位于广州市天河区沙河镇岑村隔坑街1号（穗天沙字第020956号）、3号（穗天沙字第020912号）的《村镇宅基地使用证》在房地产产权管理系统中无该地址产权信息，长兴街未接收过该宅基地档案存根。
14、广州市天河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关于说明有关情况的复函》，证实：（1）1988年开始，天河区建设委员会开始宅基地发证工作，期间，曾委托给镇政府、街道办处理。1998年9月22日开始，发证职能划归区国土房地产管理局，天河区建设委员会将部分宅基地档案资料移交该局保管，另一部分存放于街道。（2）查无存根档案的，该局档案室将出具“查无”的查册证明。如需办理相关登记业务，申请人可凭街道办出具的档案证明申请办理。
15、广州市道路扩建工程办公室出具的《关于车陂涌截污工程天河区岑村隔坑路口1、3号房屋补偿费用的函》，证实：根据对穗天沙某第020912号、穗天沙某第020956号的查询结果及查阅相关资料，岑村隔坑路口1、3号的房屋补偿应按未到期临时建筑补偿标准予以补偿，具体金额应为1号房屋832824.055元、3号房屋1297807.66元，共计2130631.715元。
16、广州市建设工程拆迁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朱某、曾某情况材料的说明》，证实：朱某、曾某二人任职情况及工作职责。
17、广东诚安信司法会计鉴定所出具的穗司鉴15010191800080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及据以做出鉴定意见的附件资料，证实：根据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检察院提供的相关材料，经鉴定：（1）岑村隔坑路口1、3号房屋，按照未到期临时建筑补偿标准计算，拆迁款应为2130631.715元（1号房屋补偿832824.055元、3号房屋补偿1297807.66元）；黄某3等人实际获得拆迁款共计为14334197.85元（1号房屋补偿7249530.02元、3号房屋补偿7084667.83元）；黄某3等人超额领取拆迁补偿12203566.13元；（2）黄焯彬5513账户收到转来的天河区岑村隔坑路口1、3号房屋拆迁补偿款共计9219557.85元的去向，其中转入郝永球账户300万元、转入黄某3其他账户300万元。
18、同案人刘某1勇的证言：2006年初，我挂靠广州荔湾建筑工程公司，在广州市道路扩建办公室（下简称道扩办）下属的广州建华综合发展公司（下简称建华公司）的委托下，从事车陂涌截污（科韵路-
华南快速路段）的拆迁工作。拆迁的具体内容包括：因为道扩办委托时对需委托的土地只有模糊的概念，因此我们接受委托后马上进行摸查。通常会对拆迁土地上的户数、房屋面积、拆迁土地上的建筑物及青苗进行清点，然后汇报道扩办。道扩办会根据我们的摸查结果出具补偿标准，我们根据补偿标准，对具备《村镇宅基地使用证》的房屋，我们会拿着被拆迁户提供的《村镇宅基地使用证》复印件到房管局查册，证实被拆迁户提供的《村镇宅基地使用证》的真实性，后我们会根据宅基地证上登记的面积以具备宅基地证的标准进行补偿。对不具备《村镇宅基地使用证》的房屋，我们会请专业的测量公司进场，对房屋面积进行测量，然后按照不具备宅基地证的补偿标准进行计算。上述补偿金额计算好后，我们代表道扩办制作《补偿协议》，签署上我们公司的经办人的名字后，呈道扩办审批。
我通过委托，拿到拆迁业务后，在开展拆迁工作时，无论是入户摸查、测量、与被拆迁户谈补偿协议，我们对外都表明我们就是道扩办的工作人员来办理拆迁。因为拆迁是国家职能，不同于一般的工程，有些被拆迁户甚至会请了律师来核实我们的身份。所以我们接受委托后，道扩办会要求我们就以道扩办的名义来开展拆迁工作，不得私下派卡片泄露我们具体挂靠哪个公司的身份。如遇上被拆迁户对我们工作不信任，要求提供身份证明时，我们就回道扩办开具《证明》，证明是道扩办委托我们开展拆迁业务，令我们可以利用道扩办的名义顺利开展工作。拆迁的清点、资料收集及查证、补偿协议等完成后，由道扩办下属建筑公司的经办人以他们的名义进行呈批。其实拆迁本来是道扩办的职责，道扩办委托我们做，我们开展工作时对外宣称就是代表道扩办，所以呈批上对应的由道扩办下属建筑公司的人签名呈批。当时我同被拆迁户介绍多数说自己叫“刘某4”，平常他们都叫我“阿勇”。
其实车陂涌截污工程（科韵路-
华南快速路段）我在2005年7月已经进场摸查，只不过委托合同后补。黄焯彬位于隔坑路口1、3的房子在拆迁范围内。从我2005年进场，就开始和黄某3谈拆迁补偿事情。我对黄某3需拆迁的房子进行实地勘察，经测量后确定房屋面积。因为他的房子是没有《村镇宅基地使用证》的，所以只能按照每平方米700米左右的标准进行补偿，但黄某3不同意，说他的房子建筑质量好、成某、世代久远，坚持要每平方米1300元。我从2005年和他谈到2007年谈不拢。2007年初，时任广州市长张某2要在当年7月1日对车陂、猎德、沙河三条涌的拆迁工作进行验收，否则要对拆迁人员进行问责。这时我非常着急，所以对黄某3我说：“如果你要高额赔偿，那你去办张《村镇宅基地使用证》回来。”而且我建议他因为他的土地是被公路隔开了，所以办两张会好操作一点。但他办了好几个月都没有下文。于是他问我说：“你搞了这么久拆迁，认不认识人可以搞到宅基地证？”我知道郝永球有门路可以搞到虚假的《村镇宅基地使用证》，于是我找郝永球说有个岑某的人想搞一个虚假的宅基地证，能不能帮忙，搞完后被拆迁户可以给回一定的好处给他。郝永球说可以。于是我就约了黄某3、郝永球和我一起吃饭（地点忘记了）。之后郝永球就帮黄焯彬位于隔坑路口1、3号的房屋办理了假的宅基地证，因为我私下也去房管局查询过，黄焯彬的隔坑路口1、3号不具备规划地户籍图，所以是不能出具《村镇宅基地使用证》的。郝永球帮黄某3办理好这些假证后，应该是将原件交给了黄某3，作为拆迁呈批的资料，我只要《村镇宅基地使用证》的复印件。黄某3的拆迁资料汇总到我这里后，我安排手下按正常的程序对郝永球帮黄某3的假宅基地证进行查册，查册的结果肯定是“查无”的，但之前也有过出现多宗查册“查无”的情况，但也能顺利通过道扩办审批的情况。于是我按照程序将房管局“查无”的结果附入拆迁资料。查完册后，我就让我的工作人员将假宅基地证的复印件拿去岑某四社，让黄焯彬自己盖上广州市天河区长兴街岑村第四股份合作经济社的章，盖章回来后我们公司的人会在这两份宅基地证的复印件上盖上与原件相符的章，证实该宅基地证的真实性。然后我就按照具备宅基地证的标准为黄焯彬的隔坑路口1、3号的房屋计算标准并制作补偿协议。因为补偿协议上显示的甲乙方分别是道扩办和岑某四社，所以我们公司的刘某2就在补偿协议上签名，后来呈批就由建筑公司的人完成。我、黄某3及郝永球觉得黄某3的钱到账后，如果郝永球也参与分钱的话岑村的村民对外村的人参与分钱肯定有意见。于是我们三人一拍即合，决定签一份《合作合同》，营造一种假象是20世纪80年代黄某3向岑某四社承租该地块时，因资金不够，由郝永球出资一半来承租，这样令郝永球分钱看起来名正言顺。合同是找人代笔的，由郝永球和黄某3分别在合同上签名，但当时具体签署合同的过程细节内容我不是很记得了。黄某3转了三百万元给郝永球，当时我们谈好的。我没有从郝永球处获得现金或者转账。事后，黄某3、郝永球等人如何分配我不清楚，黄某3一共给我160万元，我让张志森分两次帮我拿回来60至70万元给我，其余是我叫张志森先开户，黄某3转账100万元到张志森的账户上，我再让张志森提现给我，黄某3还通过张志森这个账户转账给郝永球，具体数额我不清楚。
19、同案人黄某3的证言：1999年7月至2013年4月，我任广州市天河区岑村第四股份合作经济社社长。2007年市道扩办发函到村、社征地拆迁，目的整治河涌，我刚好有土地在需拆迁的范围内。我位于岑村隔坑路口1、2、3号的土地上盖有房子，而且我这三块地我已经申请了房屋所有权登记证申请，但当时房管局还没有发《村镇宅基地使用权证》，可以提供《房屋所有权申请登记证件收据》三份；另外我和弟弟黄某4、张某3于1989年向四社承租了隔坑路口附近的近70亩地。上述的所有土地，根据当时《关于广州市北部水系建设沙河涌等三条河涌联合补水工程补偿标准的函》规定，这种属于未到期的临时建筑，每平方米补偿四五百元，当时我不同意这种补偿方式，没有签补偿协议。我提出每平方要补偿1400或者1500元，否则不同意拆迁。这时刘某1勇来找我，他说：“你要拆迁补偿款，我也要钱养孩子。”意思就是让我和他合作，分他好处费。因为当时我的预想拆迁价格和我想象中有差距，既然刘某1勇提出了可以帮我，我就同意了。
当时我的房屋没有《村镇宅基地使用证》，我将我的《房屋所有权申请登记证件收据》等资料交给刘某1勇去操作。过几天，他告诉我他打算用他人的《村镇宅基地使用证》挂到我的土地上，按照有宅基地证的补偿标准来补偿，每平方米约2600元，但所得的拆迁款要分他一半。我想着这样可以保障我得到每平方1400元的预想值，就同意了。
刘某1勇拿着两份《村镇宅基地使用证》来找我，说这两份《村镇宅基地使用证》挂到我的房屋上来获取拆迁款，我当时叫刘某1勇要提供这两份《村镇宅基地使用证》的来源，我还到长兴街道办查询过刘德勇给我的《村镇宅基地使用证》，查询结果是这两份使用证是天河区政府发出的，但国土部门尚未备案。我向刘某1勇反映了这个情况，并让他说清楚这两份证的来源。后来刘某1勇带着郝永球来找我，说《村镇宅基地使用证》是郝永球的，当时郝永球说这两份证是他帮一名叫刘某1和的男子办理宅基地证，但在办理过程中，刘某1和去世了，所以后来证办好后郝永球就自己保存着，所以这两份《村镇宅基地使用证》是真的。为了防止刘某1勇帮我这样操作后反悔中途退出我会麻烦，刘某1勇也怕我获取拆迁款后不分一半给他，我们双方一拍即合决定签订一份合同，我当时说了我对合同的要求是写上双方各拿拆迁款的50%。与郝永球见面后没几天，郝永球、刘某1勇和我三方在场的情况下（地点我忘记在哪里了），刘某1勇拿出两份已经写好的《合作合同》，当时我签了黄某3、张某3、黄某4三个名字，郝永球签了自己的名字。合同签完后刘某1勇没有要，我就两份都自己保存下来。拆迁的事情我没有参与，都是由刘某1勇去操作的。2007年8月我开始收到拆迁款。因为我的拆迁款中包含了房屋补偿和绿化补偿，我是分了房屋补偿的一半350万左右给刘某1勇，至于他是怎样分这350万元我不清楚。我给了黄某4房屋补偿和绿化补偿约100万，给了张某3房屋补偿和绿化补偿约200万，都是从我收取拆迁款的农商行转账的。我算了一下，房屋补偿及绿化补偿我只得到了300万左右。350万左右我是通过银行汇款给刘某1勇的，好像是分两次汇的。每次都是刘某1勇派一个人，拿着农商行的存折，和我一起到农商行岑某支行，由我当场将钱转到指定的存折。转完账后，刘某1勇派来的人会当场将存折拿走。后我发现被骗就一直催刘某1勇还钱。
20、证人张某1的证言：我印象中在2007年左右，政府因为河涌整治要征拆我的房子和鱼塘，当时是由岑村村委统一办理的，具体手续我不记得。后来黄某3拿我的身份证在农村信用社开了一个存折，把那些钱打到那个存折里，我最后取得100多万。黄某3没有和我说需要搞一个宅基地证来帮我的房子提高征收补偿价格。我向岑某承包的土地没有见过宅基地证，在我承包之前是砂场，我承包用于养殖。
21、证人黄某1的证言：2007年我有房子被拆迁，房子所在地是岑某隔坑路口，这块地是80年代我大哥黄某3向岑某四社承租的，大约有二十亩。他租下后我和他一起养鱼，后来又养鸡。90年代我们将鸡舍加固，改装成厂房和房子用于出租，直至2007年左右车陂涌截污拆迁。当年有拆迁公司的人过来测量拍照，我都在场，也签名确认了，后来我就交给黄某3跟进。几个月后，黄某3对我说拆迁补偿费已经到了，我就让他转给我，当时他转了40多万元。我不清楚这块地是否有宅基地证，我也没见过，具体补偿标准我也不清楚。
22、证人曾某的证言：刘某1勇也叫刘某4，挂靠广州市荔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揽了由市道扩办作为拆迁主体的车陂涌截污拆迁工程，刘德勇受市道扩办委托负责拆迁车陂村、岑村等。我在拆迁现场没有固定办公室，经常会到刘某1勇拆迁现场办公室。我时任市建设工程拆迁有限公司拆迁一部副部长，受指派负责拆迁补偿项目的拆迁现场监督，是代表市道扩办在拆迁现场的一线领导，刘某1勇跟被拆迁户达成的拆迁补偿方案要经我审批后才能层报道扩办各领导。
23、证人黄某2的证言：我们在阁楼找到一个大信封，背面写着刘某1和，打开后看到两份《合作合同》。
24、上诉人郝永球的供述：我于2007年左右认识刘某1勇，他代表政府从事拆迁清点工作，刘某1勇和我会经常一起吃饭。有一次刘德勇叫我在街边找一办假证的人办一张假的《村镇宅基地使用证》来帮助被拆迁户骗取拆迁补偿费，还说会给我一定好处，并拿着一张写着需要办理虚假《村镇宅基地使用证》资料的A4纸给我，地址是岑某，被拆迁户是黄某3，还另给我一张《村镇宅基地使用证》的黑白复印件做版本。我同样是在街边找可以办假证的广告，找办假证的人办理了刘某1勇需要的虚假《村镇宅基地使用证》，共两份，办好后拿给刘某1勇。在为黄某3办理虚假宅基地期间，有一次刘某1勇拿着一份手写好的《合作合同》让我签名，当时我没有细看内容就签名，所以我不清楚内容。约两个月后，刘某1勇让我去岑某的农信社开一个存折来收钱。我于当年的7月在农信社岑某支行开了一个存折，然后交给刘某1勇。当时的确转账300万到我尾号为1316的账户。但我本人只拿了几十万。
对于上诉人郝永球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所提意见，经查：1、关于郝永球是否应认定为从犯的问题，①郝永球在本案共同诈骗犯罪中，为涉案地块制作虚假的宅基地证，致使同案人刘某1勇、黄某3将涉案地块以宅基地性质骗取了数额特别巨大的征地补偿款，事后又共同分用了骗取的补偿款；②郝永球和同案人刘某1勇、黄某3的供述、郝永球签署的《合作合同》和郝的银行转账流水记录等证据证实，在本案共同犯罪中，郝永球与同案人刘某1勇、黄某3各有分工、相互配合，郝永球在本案中地位作用并非是次要、从属或者辅助作用；③郝永球虽然是小学文化，但这不能说明其对《合作合同》内容没有知晓能力；④郝永球在《合作合同》的署名处签署姓名“郝永球”而并非“刘某1勇”，其辩护律师提出郝签名时是代表刘某1勇签名的意见不符常理；⑤既然《合作合同》上签署了郝永球的姓名，且刘某1勇的供述证实《合作合同》系三人一拍即合，黄某5的供述证实《合作合同》签署时郝永球、刘某1勇和黄某3三方均在场，郝永球的辩护人辩护提出没有证据证明郝永球参与了该份合同的协商与查明的事实明显不符。综上，郝永球的犯罪行为不符合刑法关于从犯的认定条件，一审认定其为主犯正确，本案涉案数额特别巨大，郝永球在本案中的地位作用次于刘某1勇、黄某3的情节，原判量刑时已予充分体现。故郝永球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应认定郝永球为从犯的意见理据不足，不予采纳。2、关于郝永球分赃所得的数额问题，①同案人刘某1勇的供述证实，黄某3使用虚假的宅基地证多拿了约10**万元的拆迁补偿款，大部分给了提供假宅基地证的郝永球，刘某1勇只分得约160万元，郝永球分得的钱，既有黄某3直接给他的，也有通过张志森的账户转账的；②同案人黄某3的供述证实，黄某3在拿到第一笔补偿款后，即将其中的300万元分两笔转给了郝永球，相关银行提供的黄某3与郝永球二人的银行账户流水明细亦印证了黄某3的上述转款情况；③郝永球在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账户的明细表证实，郝永球尾号为1316的银行账户于2007年8月10收取黄某3的300万转账后，同年9月4日提现50万元，于10月8日转账245万元到郝永球尾号为4258的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账户，后又于12月27日转账300万元到郝永球尾号为3207的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账户。也就是说，郝永球收取的300万始终在郝永球名下的农信社银行卡上流转，直至2009年5月11日转走327万元，并没有郝永球供述所讲的，收取黄某3方给的300万元后，其提取现金交给刘某1勇，或者其本人的银行卡由刘某1勇使用，直至剩下60余万才交还给郝永球的情况。综上，是否查明郝永球尾号4258的农商银行账户于2009年5月11日转走327万元的去向问题，并不影响对郝永球构成诈骗罪和参与分赃的事实认定，郝永球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一审认定郝永球分赃数额为300万元不妥的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3、如前所述，郝永球在本案中地位作用并非次要、从属或者辅助作用，一审已认定郝永球构成自首，是初犯，郝永球家属主动代其退赃80万元，原判已充分考虑郝永球的上述从轻处罚情节，并综合考虑了郝在本案中的犯罪事实、犯罪情节、认罪态度及社会危害程度，对其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量刑适当，故郝永球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再以此要求轻判的理据不足，不予采纳。4、郝永球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的“郝所分得的300万赃款郝提取现金交给了刘某1勇，或者郝的银行卡给予了刘某1勇使用”、“郝永球在本案中付出和所得不成正比”、“郝永球是小学文化不了解拆迁补偿流程”等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郝永球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同案人诈骗国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郝永球经侦查机关传唤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依法可对其从轻处罚；郝永球的家属主动代其退赃80万元，依法可对其酌情从轻处罚。上诉人郝永球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所提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洪嘉忠
审判员 林铠芳
审判员 孙玟生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七日
书记员 罗自敏
洪锐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