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川0191民初5304号
原告：黄道君，男，汉族，1964年3月22日出生，住成都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茂林，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胡禄，男，汉族，1993年1月17日出生，住四川省广汉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明，四川科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娟，四川科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李一鸣，男，汉族，1977年5月25日出生，住成都市锦江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继，四川科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黄熹，女，汉族，1982年4月7日，住成都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满元，男，汉族，1982年3月5日出生，住成都市高新区。被告黄熹之夫。
原告黄道君与被告胡禄、李一鸣、黄熹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5月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道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茂林，被告胡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娟、冯明，被告李一鸣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继，被告黄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满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黄道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和被告黄熹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2、三被告返还原告的原房屋（位于成都市高新区天益街×××号）。事实与理由：2015年1月28日，原告与被告胡禄签订了附有房地产抵押合同的借款协议，原告和被告胡禄双方到房管局办理了以原告坐落于高新区天益街×××号（所有权业务件号：权限×××，档案保管号为监证×××）的房屋抵押的他项权登记；原告向胡禄借款70万，原告收到钱后向被告签收了70万的借条和收条各一份；同日，双方还办理了原告对被告胡禄、李一鸣、吴强、罗欣和陈勇代理原告到房产管理部门办理上述抵押房产买卖产权交易过户及领证等相关手续的委托。原告借款后到期无力偿还上述高利借贷，2016年2月24日被告胡禄依据上述委托以被告李一鸣代原告签名的形式直接将原告上述抵押房产以低价卖给了被告黄熹并在成都市房管局办理了房屋转移登记。2016年3月3日，被告黄熹等人采取非法强制手段，强行将原告赶出了原告唯一的居住房屋。原告认为，原告与被告胡禄签订抵押借款协议同时签订了被告胡禄、李一鸣等对抵押房屋享有处分权的委托，该委托条款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是流质条款、无效条款，且委托书系格式条款，故李一鸣的代理属于无效代理，被告胡禄和李一鸣对原告的房屋的处分行为无效。被告黄熹明知出卖人并非房屋产权人，并以低价从被告李一鸣处购买，属于恶意第三人，其与被告李一鸣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合法权益；同时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偷税漏税。因此，案涉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应当无效，三被告应当返还房屋。
被告胡禄辩称，其与原告签订的抵押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借款协议中原告向胡禄借款70万，用房子做抵押，并且出具公证委托授权书，原告所述公证书问题并非被告造成，有问题可以找公证处。双方签订的抵押借款协议明确约定原告到期没有归还借款，就全权委托胡禄及李一鸣指定的人处置、变卖案涉房产以偿还借款。在借款到期后，原告违约，胡禄出售房屋是合法的，与黄熹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是有效的。原告所述流质条款系理解错误，本案是将房屋卖给黄熹，以售房款来抵偿还借款，并不是把房屋过户到胡禄名下。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李一鸣辩称，公正的委托书是具有效力的，是原告真实意思表示，其根据委托书进行房屋买卖是合法有效的，不应为此承担法律责任。
被告黄熹辩称，买房的过程是按照正规程序进行的，是自身需要购房，购买房屋时是看见了委托授权书，能够通过房管局过户，才确认购买这个房屋。买房时并不认识胡禄和李一鸣，是通过中介介绍的，看到程序合理合法，才买的房子，也已支付所有的购房款。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5年1月28日，原告黄道君向被告胡禄借款70万元并以其所有的位于成都高新区天益街78号1栋1单元10层32号房屋（权×××）提供抵押担保。
同日，原告黄道君向被告胡禄、李一鸣以及案外人吴强、罗欣、陈勇出具委托书，委托上述五人为代理人，可代为签订房产买卖合同，收取售房款，到房产管理部门办理买卖产权交易过户及领证等相关手续。四川省成都市律政公证处对前述委托行为进行公证，并于2015年2月2日作出（2015）川律公证内民字第7429号公证书。
借款到期后，原告未能足额还款。2016年2月24日，被告李一鸣以受托人名义与被告黄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黄熹购买案涉房屋，成交价95万元，其中定金2万元于2016年2月25日支付于李一鸣，余额93万元到房产交易中心过户递件成功，并出具单方领件受理单后及出具该房屋费用结清票据后付清。随后，被告黄熹分三次向被告李一鸣转账支付购房款合计95万元并取得案涉房屋所有权证。
另查明，一、2016年2月24日，被告李一鸣还代原告与被告黄熹就案涉房屋买卖签订《成都市存量房买卖合同（自由成交）》，约定成交价为50万元。
二、庭审中，原告称：“当时出售房屋偿还胡禄的借款我是同意的，但价款我定的是120万，按揭和全款都可以。”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以及（2015）川律公证内民字第7429号公证书、《成都市存量房买卖合同（自有成交）》、《房屋买卖合同》、转款凭证（明细）、房屋信息摘要等证据材料在卷为证。
本院认为，对于原告认为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主张，本院认定如下：1、流质条款抑或流押契约，是指抵押人与抵押权人在订立抵押合同时作出的如下约定：债务人届期不履行债务时，抵押权人有权直接取得抵押物的所有权。考察本案情况，原告与被告胡禄之间并无此约定或行为。2、委托书系原告自愿出具且通过公证方式予以确认；即使如其所述，委托书是受托人提供的格式条款，但其中并无免除受托人责任、加重原告责任、排除原告主要权利的内容；而且庭审中原告明确表示其当时同意出售房屋以偿还借款。因此，李一鸣代为出售房屋并非无权或无效代理。3、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通谋以损害第三人利益而使自己受益的故意。本案中，原告未能举证证明李一鸣与黄熹之间存有该主观恶意。即使原告所述胡禄、李一鸣、黄熹系同事关系属实，也不能仅凭此当然得出恶意串通的结论。原告所谓恶意串通的主要依据是“低价”，但首先，房屋买卖系市场行为，受制于地理位置、坐落朝向、装修情况、配套环境、付款方式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价格本身就有高低之分；其次，原告亦未举证证明95万元的成交价系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再次，即使95万元与原告要求的120万元相去甚远属实，也只能说作为受托人的李一鸣未按照委托人的意愿行事。因此，诉争房屋买卖合同不存在行为人恶意串通，损害原告利益的不法情形。4、李一鸣与黄熹签订有两个版本的房屋买卖合同，其中《成都市存量房买卖合同（自有成交）》约定成交价为50万元，当事人一致称是为了少交税；而事实上双方是按照《房屋买卖合同》的约定履行。因此，双方关于房屋成交价为50万元的约定系以虚假的意思表示所实施的伪装行为，隐藏的是房屋成交价为95万元的真实意思表示。伪装行为应为无效，但并不代表隐藏行为亦无效；相反，循上所述，作为隐藏行为的《房屋买卖合同》并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不法情形。综上，原告认为案涉房屋买卖合同应为无效的主张不成立，其要求三被告返还案涉房屋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黄道君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470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黄道君负担。
审 判 长 余存江
人民陪审员 刘祚久
人民陪审员 李厚超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廖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