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云0581民初2455号
原告：赵艳萍，女，1972年8月30日生，汉族，住腾冲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德庄，云南正旭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赵卫东，男，1968年5月16日生，汉族，住腾冲市。
被告：赵建国，男，1970年5月18日生，汉族，住腾冲市。
被告：赵奇，男，1976年2月2日生，汉族，住腾冲市。
三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治东，云南腾越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赵艳萍与被告赵卫东、赵建国、赵奇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本院2017年6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告赵艳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杜德庄、被告赵卫东、赵建国、赵奇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治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赵艳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三被告从其分配所得的安置地中共同返还政府安置土地面积合计94.66平方米；2.三被告连带返还原告土地补偿款合计43509.45元3.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负担。事实及理由：原告与三被告系同胞兄弟姊妹，同是赵品应与李定兰（均已过世）的子女。在1982年包产到户时，全户人员有赵品应、李定兰与原、被告共六口人参与土地承包。在承包经营过程中，原、被告所在村民小组并未实施过土地调整，原告从未迁出过该居住地，土地承包权从未丧失过。2013年，蒲川乡人民政府由于蒲川乡中心学校拆迁，征用了原、被告一家人的承包田1.705亩。2014年因集镇开发建设需要，又将原、被告一家人所承包的水���黄家窝铺田征用，在征用过程中，通过全部田主与政府协商，此次征用采取临街留有部分土地归农户统一管理使用，距离路面靠后的土地按照41880元/亩的价格补偿给农户，由政府征用。土地被征用后，所得补偿款174037.62元由三被告全部领取；另外留给农户统一管理使用的土地，经所涉及的35户农户统一按照80平方米/亩的分配方案采用好、中、差结合统一规划成商铺使用的土地。并由相关人员实地测量，统一制作《规划图》，按照该规划标准，原被告双方这一户所得土地面积378.64平方米，按照四份进行划分，原告应该享有94.66平方米的安置地。但三被告却在忽视原告应该享有的份额基础上，擅自将所得安置土地分三份进行处理;再次，三被告现在均在住所地享有宅基地，开设了商铺进行经营，而作为其唯一的妹子的原告到现在仍然没有固定的住宅。综上，原告认为，原告作为被征用土地的承包人之一,在政府征用土地过程中，政府补偿给丧失土地的承包人的征地补偿款和安置地，作为承包人的原告依法享有该权益。三被告在分配安置地及补偿款过程中，恶意处分原告的征地补偿权益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
被告赵卫东、赵建国、赵奇辩称，一、原告的起诉无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首先政府安置地是失地农民的一种补偿措施，土地的性质是集体土地，属村民所有，村民小组成员只有使用权和经营权。具体怎么安置是由政府及村民小组处理，答辩人是根据村民小组的决议得到的安置地，被答辩人是否享有安置地只能向所属的村民小组要求，起诉答辩人的主体不符；其次答辩人与被答辩人虽系同胞兄弟姊妹，原告在1982年土地承包到户是到过土地的事实不可否认，但在1993年三答辩人��已分家，各立户口，并对原承包土地进行分割处理，各管各业，1994年土地进行第二轮承包，答辩人分别与集体签订承包合同，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此被答辩人是否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答辩人一概不知。并且被答辩人的户口是一组33号，与答辩人任何一个的户口都不在一起，答辩人所持有的《承包合同》及《承包经营权证》中也没有被答辩人的任何信息。由此被答辩人起诉答辩人根本无事实依据；二、答辩人依据土地《承包合同》及《承包经营权证》取得土地补偿款及安置地是正当合法的。答辩人是与集体签订承包合同，取得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发包主体是集体，被答辩人属一组33号，是一个独立的户口，其是否与集体签订《承包合同》取得承包经营权答辩人不知，土地被征用后是否得到征地补偿款及安置地只能向集体要求，与答辩人无关。另外，答辩人土地的���包经营权是1994年第二轮承包时取得的，因此，被答辩人无权向答辩人要求。三土地的征用补偿分三部分：纯土地补偿款、安置费、土地附着物及青苗补偿款。该三部分除土地附着物及青苗补偿款由土地所有人所有外，其余两部分由集体依据决议进行分配，因此被答辩人无权向答辩人要求。综合以上三点，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原告赵艳萍围绕其诉讼请求提交户口薄、征地补偿款明细、安置地分配方案及规划图各一份，上述证据证明原告系街子一组村民；原告是1972年出生,在1982年土地承包分配时与街子一组进行了承包经营，对涉及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土地征收面积及补偿款的金额；两次征收所补偿的金额174037.62元由三被告进行了分配；三被告对安置地进行了分割,分配安置地是涉及的农户开会商议的结果。被告赵建国、赵卫东、赵奇围绕其答辩提交户口薄三份、《土地承包合同书》及《承包经营权证》复印件各三份、分家协议一份，上述证据证明三被告的户口独立，且原告不属于三被告户下的家庭成员；三、被告的土地承包情况，征收的土地在三被告的承包经营权证中，原告不是承包经营权人且不是三被告的家庭成员；1993年三被告对原承包经营土地进行分配，并分别与集体签订承包合同。经质证三被告认为原告提交的安置地分配方案及规划图系复印件且没有任何的签名和盖章，对其三性均不认可，其余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观点不认可，认为原告的户口是街子1组33号，不能证明系三被告的家庭成员，原告在1982年是否承包到土地与户口薄没有关系，三被告没有侵犯原告的权益；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观点不认可，认为1982年包产到户时原告与三被告是家庭成员关系，三被告���家及将共同承包的土地中属原告承包的份额登记在自己名下，剥夺了原告的承包经营权。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安置地分配方案及规划图系复印件，被告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依证据规则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者原物，且原告也没有提交其他证据相佐证，故对此证据本院不予采用；对其余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因双方对其真实性认可，且能与其他证据相印证，客观真实，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与三被告系同胞兄弟姊妹，同是赵品应与李定兰（均已过世）的子女。1982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赵品应家庭成员有赵品应、李定兰与原、被告共六口人。1993年三被告分家，将上述六人承包土地均分，并将分到的承包田各自与集体签订了《承包合同》办理了《承包经营权证》，1996年原告出嫁，因客观原因户口未迁出下甲街子一组，但其另立一户。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至今下甲街子一组没有对原赵品应户承包的土地进行过调整，2013年，蒲川乡人民政府由于蒲川乡中心学校拆迁项目，征用了原赵品应户的承包田1.705亩。2014年因集镇开发建设需要，又将原赵品应户所承包的水田黄家窝铺田征用，同时留有部分土地归农户统一管理使用，距离路面靠后的土地按照41880元/亩的价格补偿给农户。土地被征用后，补偿款174037.62元全部由三被告领取。另外留给农户统一管理使用的土地，政府作为安置地划分给农户。上述事实有户口薄、征地补偿款明细、《土地承包合同书》、《承包经营权证》、分家协议、庭审笔录在卷证实。
本院认为，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的基本形式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以户为单位进行承包。农村土地被征收后的土地补偿费归农村���体经济组织所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立法原则为，在承包经营期限内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的基本形式是以户为单位”而在原、被告所在村集体分配土地补偿款时，原告的户口仍在本集体即下甲街子一组，被告没有证据证明本集体对其承包户的土地进行过调整。赵品应、李定兰在土地被征收时时已去世，故现土地承包人应为原、被告四人，所征土地补偿费应各占四分之一；因被告没有证据证明所征土地上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款及数额，被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所得征地款174037.62元按四份均分，原告应得43509.4元；安置地是对失地农民的一种补偿措施，土地的性质是集体土地，属村民所有，其具有身份属���和福利性质。具体怎么安置、安置给谁是由政府及村民小组决定，故对原告要求法院判令三被告从其分配所得的安置地中共同返还政府安置土地面积合计94.66平方米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赵卫东、赵建国、赵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赵艳萍征地补偿款43509.40元；
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80元，减半收取计440元，由赵艳萍负担220元，被告赵卫东、赵建国、赵奇负担22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杨继和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一日
书记员 番广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