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汕中法民四终字第3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仁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潮州市。
法定代表人邱汉周。
委托代理人林鼎文，广东众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汕头市广泰发经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汕头市。
法定代表人林文彬。
委托代理人谢顺贤，广东潮之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锡辉，广东潮之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汕头市新丰泽经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
法定代表人吴锦丰。
委托代理人林晓洁，该司员工。
上诉人广东仁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仁信公司）、上诉人汕头市广泰发经贸有限公司（下称广泰发公司）、上诉人汕头市新丰泽经贸有限公司（下称新丰泽公司）因仓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2011）汕金法民三初字第3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9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9月27日和2013年11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仁信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林鼎文、上诉人广泰发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锡辉、上诉人新丰泽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林晓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5月8日，仁信公司、广泰发公司签订了《广泰发化工储罐寄库合同》（下称《寄库合同》）一份，约定：仁信公司将货物DOP（邻苯二甲酸二辛脂）数量约1000吨寄放在广泰发公司指定的储罐，储罐由仁信公司单独使用，仁信公司自行将储罐出入口阀门进行封锁及港口地磅的过磅管理，出入库数量由仁信公司自负，如数量出现短缺或增溢，广泰发公司不负责任；入库测罐数量由仁信公司申请的商检机构测量（商检费由仁信公司负责），罐检数量作为广泰发公司结算仓租计费；仓租按货物入库之日算起，首期按30天计算，每吨30元，第31天起，以10天为一期，每吨10元计收，不足10天，以10天计收，首期租金在第一次提货前计收，以后每10天计收一次至最后一次提货时结清仓租；仁信公司必须及时交付租金，如因仁信公司拖欠交租金，广泰发公司有权留置相应价值的仁信公司货物，待仁信公司交付租金后，合同继续履行；广泰发公司保证仁信公司寄放货物的安全及货物质量不受外来污染，如因货物自身物理变化发生改变其质量，广泰发公司不负责；如因广泰发公司的责任致使货物发生变质、污染及因此导致仁信公司向其客户交货违约而承担的违约责任损失，经商检部门确认后，即按该批货物完税后的成本价或当时的市场销售价格两种中取较高价来计价；广泰发公司提供每天8：00—22：00的装车发货服务；台账管理，根据仁信公司在汕头港第三作业区过磅数量，广泰发公司为仁信公司单独设立收发货明细账，随时为仁信公司提供查询；仁信公司提货时，应派员到库区负责开锁、封锁、过磅，在《提货单》上应注明提货单位数量、车号（司机姓名）、联系电话，盖上（仁信公司）提货专用章，以传真方式通知广泰发公司发货（《提货单》注明本传真件有效）。合同签订后，仁信公司于2010年5月16日将从韩国进口的1000.018吨邻苯二甲酸二辛脂（DOP，总价1760515.68美元，按2010年8月6日1美元=6.773元人民币的汇率计算，总货款折合为人民币11923972.70元）寄放于广泰发公司指定的储罐；同月17日，广泰发公司出具《入库测罐数量》给仁信公司，确认仁信公司寄放货物DOPl000.018吨（罐检数量）于广泰发公司处。仁信公司为本次货物支付了货款11923972.70元、进口关税781168.96元、进口增值税2175856元、岸罐测量费1500元、港建费7002元、港务费3301元、装卸包干费14015元等费用，合计14906815.66元。
2010年10月11日至2011年7月11日间，仁信公司向广泰发公司发出二十七张加盖仁信公司业务专用章的《提货单》，授权广泰发公司发货共计936.6吨，其中发给新丰泽公司二十五单共836.6吨，发给“潮州金山”二单共100吨；广泰发公司以汕头港务集团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过磅数量的《计量单》作依据为仁信公司设立收发明细账，即《广泰发仓库收发存情况表》；由于DOP为液态物质，《提货单》显示的数量与《广泰发仓库收发存情况表》的“实发数量”存在误差，广泰发公司依据上述二十七张《提货单》的实发数量为929.68吨，其余的DOP94.32吨（仁信公司诉请70.338吨，加上储罐内其他批次留存增溢23.982吨）由广泰发公司在没有仁信公司《提货单》授权发货的情况下，擅自分四次发给新丰泽公司，仁信公司于2011年12月12日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广泰发公司赔偿仁信公司因其违约行为造成仁信公司经济损失999050元及自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2、诉讼费由广泰发公司承担。
另查：广泰发公司的储罐区有多个储罐，只有两个专业的转流台，几个储罐共用一个转流台，仁信公司提货时，必须通过广泰发公司的专业人员专业操作，用加压泵加压使DOP经过转流台转入仁信公司的指定货车；储罐出口阀门可用锁头上锁。
广泰发公司经工商部门核准的经营范围之一是“在港区内从事仓储经营”。
国家外汇管理局2010年8月6日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1美元=6.773元人民币。
案在一审审理期间，法院根据广泰发公司的申请，追加新丰泽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仁信公司、广泰发公司签订的《寄库合同》，除其中对广泰发公司免责条款的效力存在争议，需根据本案事实及相关法律予以认定外，其他合同条款均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有效合同，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当事人按合同的约定行使权利，并应严格、全面地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
关于上述合同性质的认定。一、从仁信公司、广泰发公司双方签订合同的目的看，广泰发公司是一家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具有从事港区仓储经营资格的企业，其与仁信公司签订合同的目的是利用其从事港区仓储经营的资质、设备、技术和专业人员为仁信公司提供仓储服务，从而收取仓租费营利；而仁信公司是基于将货物DOP寄存于广泰发公司的专业储罐的目的与广泰发公司签订该“寄库”合同。“寄库”的字面理解是将货物寄存于仓库的意思，这与“仓储”具有相同含义。因此，双方签订合同的目的是“寄库”（即“仓储”）而非“租库”。二、从合同的权利义务内容看，（一）合同约定“仓租费”是以仓储物为标的按入库货物的重量吨数计收，而非以储罐为标的按整个储罐出租计收；（二）货物入库后，广泰发公司对入库货物享有“占有”权，这从以下两方面的合同内容可以体现：1、仁信公司提货时必须依赖于广泰发公司所控制的专业操作，而不能自主、自由地提货；2、如仁信公司未能按约支付仓租费，广泰发公司对入库货物享有“留置权”，显然只有在广泰发公司对货物享有“占有权”的情况下，才能行使“留置权”；（三）合同约定广泰发公司保证仁信公司寄放货物的安全及货物质量不受外来污染，这是仓储合同保管人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由此可见，上述合同的主要内容符合仓储合同的法律特征。三、从合同的实际履行看，广泰发公司在接受仁信公司交付仓储保管的货物后出具了一份记载货主、货物品名、数量、货物入库日期等内容的凭据《入库测罐数量》给仁信公司，这符合仓储合同的保管人在接受货物入库后，必须出具“仓单”给存货人的重要法律特征。随后仁信公司将寄存货物分多次出卖给新丰泽公司及其他人，除本案存在争议的四次发货外，广泰发公司都是依据仁信公司所签发的《提货单》发货。综上，仁信公司、广泰发公司所签订的《寄库合同》，无论从合同缔约的目的，合同的权利义务内容，还是合同的实际履行等方面分析均是仓储合同。广泰发公司主张该合同是“储罐租赁合同”的理由不充分，法院不予采纳。
关于对双方存在争议的上述合同约定的“乙方（仁信公司，下同）将货物（DOP）数量约（1000吨）寄放在甲方（广泰发公司，下同）指定的储罐，储罐由乙方单独使用，乙方自行将储罐出入口阀门进行封锁及港口地磅的过磅管理，出入库数量由乙方自负，如数量出现短缺或增溢，甲方不负责任，入库测罐数量由乙方申请的商检机构测量（商检费用由乙方负责）。罐检数量作为甲方结算仓租计费”的理解及对该条款效力的认定。从文义上理解，该条款是对出入储罐货物DOP的计量方式、计量主体、因计量出现的误差（即“短缺或增溢”）的结果的责任承担方，以及计量费用的负担等方面作了约定。由于受计量标的物、计量技术、计量工具及周围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计量结果与实际数量在客观上必然会出现误差，这种误差相对于被计量货物数量的比例是比较小的。上述条款中的“数量出现短缺或增溢”按正常理解是指小比例的误差，而这种误差的存在也已被仁信公司、广泰发公司双方以前的交易所证实（以前几个批次增溢留存于储罐内的DOP共23.982吨）。由于计量是由第三方提供（入库时由商检服务机构测罐，出库时由港区地磅过磅），因此，该条款约定“出入库数量由乙方自负，如数量出现短缺或增溢，甲方不负责任”符合客观实际，也符合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应认定为有效条款，当然该条款有效仅限于上述按通常理解的情形下。本案中广泰发公司援引该条款作为免责条款，抗辩对本案出现的大量货物丢失所造成的重大经济损失其可以免责。显然，广泰发公司对该条款作了扩充解释，将货物出入库因第三方计量时出现的较小误差不负责任，扩充到广泰发公司在发货过程中因重大过失造成的重大经济损失也不负责任。广泰发公司对该条款的扩充解释与仓储合同“保管人应当妥善保管保管物”的法律规定相违悖，也与合同第三条关于“1、甲方保证乙方所寄放货物的安全及货物质量不受外来污染……”的约定相矛盾，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如果允许广泰发公司的这一抗辩有效，就意味着广泰发公司可违反合同而无须承担任何责任，这显然与合同法的立法目的相悖，丧失了公平正义。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三条：“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二）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的规定，广泰发公司对该条款的扩充解释无效，广泰发公司以该合同条款作为免责的抗辩理由不成立，法院予以驳回。
关于仁信公司、广泰发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对仓储标的物被新丰泽公司提取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过错责任及各自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比例和数额的认定。本案是仓储合同纠纷，仁信公司是存货人，广泰发公司是保管人，保证仓储货物安全并将货物如数交还存货人是保管人即广泰发公司的合同义务，也是法定义务。凭单发货是仓储合同的保管人最基本的合同义务。谨慎审查和凭单发货是保管人最基本常识和操作要求，作为保管人的广泰发公司应严格依照合同约定履行交货手续、遵循行业操作常规和方式。任何人提货，包括仁信公司自行提货，均必须依照合同约定的提货要求凭单提货。无论仁信公司与新丰泽公司之间是否存在联营关系或代理关系，均不能作为广泰发公司无凭单擅自发货造成仁信公司货物损失的免责理由。因此，广泰发公司辩称仁信公司与新丰泽公司之间存在联营关系以及表见代理关系，本案货物被新丰泽公司提取，其不用承担赔偿责任的抗辩意见，理由不成立，法院不予采信。由于广泰发公司未尽到善良管理人应尽的义务，先后四次在未取得仁信公司签发并加盖仁信公司业务印章的《提货单》的情况下擅自发货给新丰泽公司，造成仁信公司寄存于广泰发公司的货物DOP流失共70.338吨。对此，广泰发公司存在严重过错，应承担主要过错责任。仁信公司是存货人，合同约定仁信公司提货时应派员到库区负责储罐出入口阀门的开锁、封锁，可见，仁信公司也负有依合同约定协助把守货物出口关，防止库存货物流失的义务。仁信公司辩称储罐出入口阀门的锁头、钥匙是由广泰发公司控制，缺乏事实依据；再者，即使仁信公司将阀门锁头、钥匙交由广泰发公司控制，也是仁信公司未履行合同义务，不负责任的表现。因此，对上述货物的损失，仁信公司也存在一定的过错，应承担相应的次要过错责任。综上，考虑仁信公司、广泰发公司各自的过错程度及本案的具体情况，法院酌定广泰发公司应承担仁信公司经济损失90％的赔偿责任。由于本案讼争的货物被新丰泽公司提取，广泰发公司申请追加新丰泽公司参加本案的诉讼，并请求由新丰泽公司承担本案的经济损失责任，本案查明的事实也证实新丰泽公司是本案经济损失责任的最终承担者，故广泰发公司在向仁信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后，新丰泽公司也应赔偿广泰发公司因此造成的损失。而本案另外10％的经济损失，由于仁信公司表示不在本案中向新丰泽公司主张权利，由其另行主张，故本案不作判决。至于对本案经济损失的数额认定，仁信公司主张以该批货物完税后的成本价作为本案货物损失的经济价值的计算依据，符合合同的约定，其所列举的成本项目均合理合法，法院予以采纳。本案按仁信公司提交的货物成本清单所列成本项目，即货款、进口关税、进口增值税、岸罐测量费、港务费、港建费、装卸包干费计算仁信公司损失DOP70.338吨的成本为1048496.80元。但仁信公司对其中的进口关税按78168.96元计（实为781168.96元）、港建费按7000元计（实为7002元），并以此计算出的结果作为诉请依据，即仅诉请999050元，法院按当事人自治原则予以采纳，并作为计算广泰发公司应赔偿仁信公司经济损失的基数。综上，广泰发公司应赔偿仁信公司经济损失为999050元×90％=899145元，仁信公司请求广泰发公司偿付自起诉之日起至还款之日止的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合理合法，法院予以支持。新丰泽公司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而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其放弃抗辩和质证的权利。新丰泽公司在广泰发公司申请追加其为本案第三人之前，向法院承认本案诉争的货物DOP已被其全部提走的事实，与广泰发公司抗辩的事实一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关于“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法院对本案诉争货物DOP70.338吨（加上储罐内其他批次留存增溢23.982吨，共计94.32吨）已由新丰泽公司全部提走的事实予以认定。至于新丰泽公司与仁信公司之间是否存在联营关系及其他纠纷，不属本案审理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三条第（二）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一条、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七条、第三百九十四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62条之规定，判决：一、广泰发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仁信公司货物损失899145元及自2011年12月12日起至判决限定还款之日止的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二、新丰泽公司在广泰发公司赔偿仁信公司上项债务十日内，赔偿广泰发公司履行上项债务所造成的损失。三、驳回仁信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402元，由新丰泽公司负担。
仁信公司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原审法院以“阀门锁头、钥匙由广泰发公司控制缺乏事实，即使仁信公司将阀门锁头、钥匙交由广泰发公司控制，也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为由，认定仁信公司“存在一定的过错”，这是错误的。《寄库合同》第四条第3款约定：“仁信公司提货时，应派员到库区负责开锁、封锁、过磅。在提货单上应注明提货数量、车号（司机姓名），联系电话，盖上仁信公司提货专用章，以传真方式通知广泰发公司发货。”在这里，钥匙只是一种表面形式，提货单才是实质要件，因为提货单是所有权人处分货物的意思表示。换言之，钥匙由谁控制，跟货物流失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导致货物流失是因为作为发货人的广泰发公司明知仁信公司没有处分货物的意思表示，却对第三人提货未加制止，还指派专业人员积极配合。综上所述，无论钥匙由谁控制（事实上是由广泰发公司控制），都不会导致货物流失，故仁信公司对货物的损失没有过错，广泰发公司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二、广泰发公司构成根本违约，导致货物流失，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广泰发公司作为仓储合同的管理者，无论是法定义务还是约定义务，都必须妥善管理仁信公司的货物。1、从法定义务上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六十九条规定：“保管人应当妥善保管保管物。”作为保管人的广泰发公司对提货人的身份不加审查，任凭货物流出，明显没有履行法定义务。2、从约定义务上讲，《寄库合同》第三条第1款约定：“广泰发公司保证仁信公司寄放货物的安全。”广泰发公司并没有兑现其“保证安全”的承诺，违反了合同根本约定。3、从操作上讲，广泰发公司作为发货人，在没有收到仁信公司提货单的情况下，积极配合他人将货物取走，违反了《寄库合同》有关操作的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关于“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之规定，广泰发公司应当赔偿全部损失。三、原审法院判决广泰发公司赔偿仁信公司货物损失899145元，该数额不妥。尽管仁信公司的起诉金额为999050元，但原审法院认定，仁信公司的实际损失为1048496.8元，即使按照原审法院要求广泰发公司承担90％的赔偿责任，赔偿金额应当是1048496.8×90％＝943647.12元，并未超出仁信公司诉求的999050元，更何况本案广泰发公司应承担100%赔偿责任，原审法院以广泰发公司承担90％的责任却不以实际损失为计算基数，明显不妥。综上所述，仁信公司的货物丢失因广泰发公司的失职所致，广泰发公司构成根本违约，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原审法院判决仁信公司有一定过错而仅判决广泰发公司承担90％赔偿责任系事实认定错误。请求：1、撤销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2011）汕金法民三初字第36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广泰发公司立即赔偿仁信公司货物损失999050元及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计至上述款项支付完毕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广泰发公司和新丰泽公司共同承担。
广泰发公司对仁信公司的上诉当庭辩称：一、本案涉讼货物从合同订立到进货、提货、结算的全过程都是新丰泽公司的员工与广泰发公司联系和履行，仁信公司一直没有跟广泰发公司接触，直到本案纠纷发生时广泰发公司才知道合同的相对方不是仁信公司的人。仁信公司提出钥匙由广泰发公司保管缺乏事实依据。二、关于提货单的问题。仁信公司和广泰发公司是租赁合同关系，仁信公司要求广泰发公司提供提货协助，广泰发公司要求仁信公司提前联系，所以才约定提供提货单，这只是一种通知，并非以提货单来放货，这是仁信公司的义务而非广泰发公司的义务。三、关于合同违约问题。从合同订立到进货、出货、过磅、付租金、结算，都是广泰发公司与新丰泽公司进行联系，广泰发公司没有违约。
新丰泽公司对仁信公司的上诉当庭辩称：一、根据仁信公司与广泰发公司签订的合同第四条的约定，提货单不是提货依据，只是通知广泰发公司以便做好提货准备工作。二、本案仁信公司并不存在所谓损失，新丰泽公司先后受仁信公司委托到广泰发公司提货，新丰泽公司和仁信公司在2011年10月25日进行结算，新丰泽公司在仁信公司的对账单上确认结欠仁信公司1840682.05元，并将该笔结欠款转为对仁信公司的借款并出具了借条。
广泰发公司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对本案合同定性为仓储合同错误。本案合同的定性以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以及实际履行的事实来判断，应确定为储罐租赁合同关系。原审法院从广泰发公司具有从事港区仓储经营资格的企业、合同名称字义、广泰发公司依约提供专业操作服务、仓租费计算计收方式，以及仁信公司应承担的先提供传真提单给广泰发公司做好提货准备工作的合同义务等，推定本案合同为仓储合同，理由不充分。1、广泰发公司正是具有从事港区仓储经营资格的企业，才能在海关监管的港区内装置储罐及设置相应的设备进行经营活动。但经营范围并无绝对限定只能经营仓储而不能提供储罐出租及相应配套设施与专业操作服务的业务。2、合同约定以入储罐货物数量计收租金，那是对仓租费约定的计算方式。仁信公司委托他方进行货物入库数量检测，广泰发公司根据检测结果出具《入库测罐数量》，是确认租金计费的数量，但不能以此推定双方不是租库业务，也不能以此否定双方约定的储罐只是提供给仁信公司单独使用，即否定储罐专用就是出租储罐的法律事实。3、司法实践中，对仓储或是租库合同定性区分的关键是以对入库货物实际享有占有权来认定的。占有权即是对货物享有管理及控制权。双方约定仁信公司独立占有使用租赁标的储罐，并自行封锁储罐的出入口阀门，自行管理控制存放在储罐的货物，何时提发货及数量均是其自主控制操作，每次提发货均自己派员到库区负责对储罐进行开锁、封锁和过磅工作，且自行承担货物出入库工作及数量短缺或增溢的合同责任，即储罐内的货物占有权一直由仁信公司自行享有及管理控制。仁信公司如果不派员到库区对储罐出入口阀门进行开锁，即使广泰发公司的工作人员在转流台操作油泵，储罐内的货物也无法流出，这是仁信公司对储罐内货物占有权的关键法律特征。事实上广泰发公司在仁信公司对储罐出入口阀门开锁后提供转流台专业操作放货入油罐车，这只是履行出租储罐合同所约定相应配套的附随服务义务，而仁信公司存放在储罐的货物占有权自始至终未转移至广泰发公司，此为储罐租赁合同的根本法律特征，也是本案合同性质为储罐租赁合同的关键事实。原审法院既认定仁信公司所辩称的合同实际履行已变更，储罐出入口阀门锁匙由广泰发公司控制缺乏事实根据，却将广泰发公司提供转流台专业操作的合同附随义务视为对货物的“占有”，显然是倒置双方的合同义务，偏袒仁信公司。4、根据《寄库合同》第一条至第四条的约定，广泰发公司应履行的合同义务只是根据仁信公司自行出入库货物的数量“单独设立收发货明细账”，履行台账管理以及向仁信公司履行出租储罐相应配套附随服务的义务，并非以仁信公司提货单通知的数量建立台账，即提单不是合同约定广泰发公司为仁信公司设立台账的依据。提货前提供传真提单给广泰发公司以做好货物出入库区配套服务准备工作，此是仁信公司的合同义务。提单通知的数量不是实际提货的数量，不作为双方计租的依据，计租是以港区过磅单的提货净重数量为依据。《寄库合同》没有约定广泰发公司必须凭仁信公司签发的《提货单》发货，仁信公司自主提货交付给谁，广泰发公司无权干预过问，广泰发公司不存在履行仁信公司提发货的义务，也不存在应承担仁信公司货物自主出入库工作及数量的短缺或增溢的合同责任。如果本案是仓储合同性质，就不会将提货前提供传真提单约定为是仁信公司的合同义务。事实上，履行合同过程中并非仁信公司每次提货前都履行提供传真提单给广泰发公司的义务，本案入库所涉三湖琥珀轮1000.018吨DOP货物，仁信公司是分31次提货，其中就有7次是在提货后才向广泰发公司补传真提货单的，补传真提货单的时间最快是在提货后隔天，时间最长的在提货后5个月又9天。另有4次没有补传真提货单（即仁信公司起诉的四单计量单）。若是有约定广泰发公司必须凭提货单发货，就不存在仁信公司先后7次在新丰泽公司提货后才向广泰发公司补传真提货单的事实。合同的实际履行已充分证明，仁信公司履行提前提供传真提单义务，只是可能影响到广泰发公司提前做好相关提货配套服务工作，并非据此限定传真提单作为广泰发公司发货的唯一凭据。原审判决认定广泰发公司必须依据仁信公司的传真提单发货，明显偏袒仁信公司。5、正是仁信公司提发货均是自己派员到库区负责对储罐出入口阀门进行开锁、封锁和过磅工作，自行管理控制存放在储罐的货物，对罐内货物独立自主行使占有权，而广泰发公司只是提供专业操作配套服务协助放货入油罐车，不承担提发货的责任。因而，《寄库合同》及《入库测罐数量》才明确约定货物出入库数量由仁信公司负责，广泰发公司不负责任。但原审判决却以仓储关系中“保管人应当妥善保管保管物”的规定，认定广泰发公司在一审的抗辩意见是“扩充解释”，这明显偏袒仁信公司。二、原审判决支持仁信公司的诉讼主张及请求，是支持仁信公司从本案诉讼获取非正当利益。新丰泽公司在原审诉讼期间提供其与仁信公司合作经营本案涉讼货物（三湖琥珀轮1000.018吨DOP）的对账单、结算单（明细单），仁信公司和新丰泽公司约定以60%与40%的权益比例合作经营，最后结算体现合作经营亏损。仁信公司根据该结算结果向新丰泽公司讨回合作经营欠款，其必然是要承担60%的亏损。而通过本案诉讼，刻意绕开新丰泽公司并以1000.018吨DOP货物入库时的成本价计算所谓“四单计量单（总数量94.32吨）其中70.338吨”损失及利息，转嫁其亏损，意图通过本案诉讼获取非正当利益，并且仁信公司还可另向新丰泽公司追讨合作经营结算欠款。三、原审判决广泰发公司承担新丰泽公司提货的过错责任是错误的。原审判决确认仁信公司主张的70.338吨DOP货物已经被新丰泽公司提走，新丰泽公司是本案经济损失的最终承担者，但认定广泰发公司对新丰泽公司提货有重大过错，应承担先行赔偿仁信公司本案90%损失的责任，该判项是错误的。1、新丰泽公司的人员是仁信公司订立本案合同的经办人。仁信公司自2009年8月份起共在广泰发公司租赁储罐连续存放有四船次的DOP货物，双方分别签订有四份合同，均是新丰泽公司的人员及其法定代表人吴锦丰来联系及办理的。2、仁信公司提交在案的《提货单》上记载的提货人为“恒信吴锦丰”，其中“吴锦丰”就是新丰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3、广泰发公司自2009年8月份起至履行本案合同，均是由新丰泽公司的人员自带锁头对储罐的出入口阀门进行封锁，并一直自行保管锁匙，每次出货均是新丰泽公司的人员带锁匙前往开锁、封锁和港口地磅的过磅管理，并将过磅单其中的一联提供给广泰发公司作台账之用，仁信公司提交在案作为证据的明细账，就是广泰发公司依据新丰泽公司提供过磅单建立的台账。4、仁信公司先后7次在新丰泽公司提货后才向广泰发公司补传真提货单。5、新丰泽公司向广泰发公司清付四份合同约定的储罐租金。据此，广泰发公司在本案应诉之前，始终认为新丰泽公司的人员就是仁信公司的工作人员，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新丰泽公司是仁信公司的表见代理人，故广泰发公司对新丰泽公司提清本案涉讼的全部DOP货物没有过错，并且广泰发公司已经依合同约定进行台账管理，依约将最后储罐内增溢23.982吨的DOP货物付给仁信公司。另，仁信公司实际在2011年10月15日已经与新丰泽公司进行了合作经营结算，在新丰泽公司结算欠仁信公司的1840682.05元中已包含了仁信公司诉讼主张的70.338吨DOP货物货款。这一事实也证明仁信公司一直授权新丰泽公司履行本案合同。广泰发公司对新丰泽公司提清储罐内所有DOP货物没有过错，不应承担任何经济责任。原审判决规避以上事实，对新丰泽公司为何执有并保管储罐的出入口阀门锁匙的关键事实不予认定，对仁信公司为何先后7次在新丰泽公司提货后向广泰发公司补传真提货单的事实不予查明，却认定仁信公司对新丰泽公司的提货有次要过错责任，本案货物另外10%的经济损失另向新丰泽公司主张，明显偏袒仁信公司。上诉请求：1、改判确认本案合同性质是储罐租赁合同关系。2、驳回仁信公司对广泰发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改判广泰发公司不承担先行赔偿本案经济损失的责任。3、改判新丰泽公司直接承担本案经济损失赔偿责任。
仁信公司对广泰发公司的上诉当庭辩称：一、本案合同应定性为仓储合同。广泰发公司称双方成立的《寄库合同》为租赁合同，不符合事实及法律规定。（一）从合同目的来讲。《寄库合同》明确约定，本合同根据“《经济合同法》及《仓储保管合同实施条例》有关规定”制定，证明合同当事人的目的是成立仓储合同，愿受仓储保管合同有关规定约束。（二）从合同条款来讲。双方的约定具备仓储合同特征。1、《寄库合同》约定以仓储物数量为仓租结算依据。租赁合同标的物是租赁物的使用、收益，其租金以租赁物为结算依据；而仓储合同标的物是仓储物，其仓储费则以仓储物为结算依据。本案情形显然属于仓储合同。《寄库合同》以仁信公司的货物数量为结算依据。因广泰发公司不仅须提供仓储设备，更负有保管义务，货物越多，其保管责任越重，收取的费用自然就越高，而仁信公司也正是因为广泰发公司的保管义务而愿意根据仓储物的数量计付仓租。广泰发公司以“储罐由仁信公司单独使用”为由主张合同属于租赁合同的观点不能成立。本案仓储物为化工材料，由于其具有液态及易产生化学反应的特性，不宜与其他物品混合存储，也不宜与他人的同类物品混合存储（因为即使是同样的DOP，产品有优有劣，混合存储难免影响质量），故储罐应当单独使用。2、合同约定广泰发公司负有“保证货物安全”之义务。“保证安全”包括保证货物不会无端丢失。3、合同约定广泰发公司享有留置权。只有在仓储合同中，由于保管人占有货物，所以才享有留置权。而租赁合同，由于出租人不占有货物，出租人并不享有留置权。广泰发公司正是占有货物才享有留置权。（三）从合同的实际履行来讲，双方按照仓储合同履行。1、广泰发公司占有控制着仓储物。仁信公司货物存放于储罐，储罐在广泰发公司油库中，故仓储物位于广泰发公司的控制范围内。2、广泰发公司向仁信公司出具收据。广泰发公司在仁信公司交付仓储物时出具《入库测罐数量》，而收取货物、出具收据，本身就是占有权转移的标志。3、仓储物出库有赖于广泰发公司的专业操作，且储罐出入口锁头位于广泰发公司港区，钥匙也是由广泰发公司掌管，货物实质上还是由广泰发公司占有控制。4、仁信公司知悉货物收发情况有赖于广泰发公司的明细账。事实上，仁信公司只有通过广泰发公司的明细账，才能知悉货物的去向，而本案仁信公司也恰恰是通过明细账才得知货物被他人取走。（四）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了双方的关系为仓储合同。一审期间，广泰发公司以本案为租赁合同纠纷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原审法院作出的民事裁定认定“本案为仓储合同纠纷”。二、广泰发公司认为仁信公司获取非正当利益，是不符合事实的，仁信公司确实有70多吨货物放在广泰发公司处无故丢失，造成损失1048496.8元。三、广泰发公司应承担仁信公司货物丢失的赔偿责任。1、广泰发公司称新丰泽公司是订立本案合同的经办人无事实依据。2、《提货单》上记载的提货人为“恒信吴锦丰”，是因为新丰泽公司是仁信公司的客户，仁信公司同意广泰发公司将货物发给新丰泽公司。同样，仁信公司也多次出具《提货单》通知广泰发公司将货物发给“潮州金山”。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没有得到仁信公司同意的情况下，广泰发公司可以随意将货物发给其他人。3、广泰发公司称钥匙一直由新丰泽公司保管没有事实依据，钥匙和锁头其实是广泰发公司为仁信公司设置的，基于信任的原因，仁信公司将钥匙放于广泰发公司处，若广泰发公司将该钥匙交与新丰泽公司保管，不仅违约，更是恶意串通的行为，广泰发公司更应该承担赔偿责任。4、广泰发公司声称仁信公司7次在新丰泽公司提货后才向其补《提货单》不符合事实。事实上，上述7次提货是广泰发公司在没有得到仁信公司《提货单》的情况下擅自向新丰泽公司发货，之后新丰泽公司谎称需要货物，仁信公司向广泰发公司出具《提货单》（其实该货早已被提走）。直到纠纷发生，广泰发公司提交计量单，仁信公司才发现除了本案争议货物之外，广泰发公司还多次未经仁信公司同意擅自发货。5、广泰发公司提出储罐租金由新丰泽公司付清故新丰泽公司有权提走货物的观点是错误的。仁信公司并没有全部结清租金，因为仁信公司一直以为货物尚没有提清。综上所述，广泰发公司的上诉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
新丰泽公司对广泰发公司的上诉当庭辩称：新丰泽公司不应当进行赔偿，仁信公司并不存在经济损失，新丰泽公司与仁信公司一直进行合作，新丰泽公司已经将对仁信公司的结算款转化为借款，仁信公司不存在损失，新丰泽公司不存在承担责任的问题。
新丰泽公司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仁信公司不存在所谓的“经济损失999050元”。1、仁信公司声称对本案讼争货物被新丰泽公司提走不知情，是不尊重事实的。因新丰泽公司与仁信公司存在联营关系，新丰泽公司在本案中先后四次提货均是受仁信公司委托，仁信公司亲自交付开启储罐阀门的钥匙由新丰泽公司自行提货。2011年10月15日新丰泽公司与仁信公司就双方合作业务包括本案涉讼的70.338吨DOP货物进行结算，新丰泽公司在仁信公司的对账来函中盖章确认结欠仁信公司1840682.05元，该笔款项就包含本案70.338吨DOP货物的货款。本案诉讼发生之前，新丰泽公司与仁信公司协商同意，新丰泽公司已将该结算款1840682.05元转为借款并向仁信集团公司出具一份《借条》。本案新丰泽公司提走的70.338吨DOP货物是仁信公司认可的，新丰泽公司与仁信公司对提取货物的货款进行结算的事实也充分印证新丰泽公司上述主张。本案涉讼的70.338吨DOP货物已进行结算并转为借款，仁信公司由此对新丰泽公司持有相应的债权，所以不存在仁信公司经济损失999050元的问题。2、落款时间2011年10月15日的《对账单》是由仁信公司出具的，加盖有仁信公司的印章。而仁信公司却否认其真实性，声称《对账单》是新丰泽公司伪造仁信公司的公章进行炮制，但又无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或者申请对该印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加盖在《对账单》上的仁信公司印章与历次提货单上加盖的仁信公司的印章是完全一致的，原审法院本应对《对账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作为全面查清案件事实的一个依据，但原审法院对于该份证据却始终予以回避。另外，原审法院已认定“合同约定仁信公司提货时应派员到库区负责储罐出入口阀门的开锁、封锁，仁信公司辩称储罐出入口阀门的锁头、钥匙是由广泰发公司控制缺乏事实依据”，仁信公司声称其从来没有委托新丰泽公司开锁、封锁、过磅等，仁信公司对其上述主张负有举证责任。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关于“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原审法院对新丰泽公司在被追加参加本案诉讼前作为广泰发公司提供的证人证词中关于本案讼争共70.338吨DOP货物由新丰泽公司全部提走的事实予以认定，但对于同一份证词中新丰泽公司与仁信公司就本案涉讼货物的结算及70.338吨DOP货物货款转为借款的事实却避而不谈。原审法院对于同一证据的这种选择性认定，不利于全面查清案件事实，造成判决不公。三、原审判决违反不告不理原则，超出了当事人的诉讼请求。1、原审判决新丰泽公司在广泰发公司赔偿仁信公司债务十日内，赔偿广泰发公司履行债务所造成的损失。首先，仁信公司在本案的诉讼请求并没有要求新丰泽公司承担责任，而是提出“不在本案中向第三人主张权利，由其另行主张”；其次，该判决将导致新丰泽公司对70.338吨DOP货物的同一笔债务承担赔偿广泰发公司的损失以及付还仁信公司欠款等两次义务，显然不合理。2、原审判决案件受理费12402元由新丰泽公司负担。首先，该受理费是基于仁信公司主张广泰发公司赔偿经济损失999050元及自起诉之日的利息损失而缴纳的，原审判决认定仁信公司负有义务保管储罐的锁头、钥匙，对本案货物的损失存在一定的过错，应承担本案经济损失10％及驳回仁信公司在案件中的其他诉讼请求，但却没有判决仁信公司承担一定比例的诉讼费。其次，仁信公司在本案起诉状主张“诉讼费由广泰发公司承担”，本案判决超出仁信公司的诉讼请求。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错误。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或发回重审；2、判令仁信公司和广泰发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
仁信公司对新丰泽公司的上诉当庭辩称：一、新丰泽公司在上诉状中的陈述皆为不实之词，原审判决认定仁信公司有经济损失是正确的。1、仁信公司与新丰泽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法人，根本不是所谓的“联营关系”，涉讼的70.338吨DOP也并非仁信公司委托新丰泽公司提走，双方也没有针对涉讼的70.338吨DOP进行结算。2、仁信公司从未就涉讼DOP向新丰泽公司出具《对账单》，新丰泽公司提交的《对账单》上面的印章并非仁信公司加盖，原审法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是正确的。二、本案不存在涉讼70.338吨DOP货款转为借款的事实。三、原审判决超过仁信公司的诉讼请求。仁信公司只向广泰发公司主张权利，判决结果不应该涉及到新丰泽公司，追加新丰泽公司为第三人于法无据。至于广泰发公司所称本案因新丰泽公司提货引起，那是另外的法律关系，不应在本案中审理。综上所述，新丰泽公司的上诉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恳请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请求。
广泰发公司对新丰泽公司的上诉当庭辩称：广泰发公司一直是与新丰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锦丰进行联系，包括合同的订立、履行、计费和提货等，这足以说明新丰泽公司与仁信公司是联营关系。
二审诉讼中，仁信公司向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转账交易凭证，证明2011年5月12日仁信公司通过黄鹏滨向林洁华支付仓租费237356元；2、证人证言及身份证，证明黄鹏滨向林洁华汇款237356元。经质证，广泰发公司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黄鹏滨代表仁信公司向广泰发公司结算，广泰发公司有收到款项，但不知道黄鹏滨是谁，只知道新丰泽公司的人员跟广泰发公司进行了结算。对证据2没有异议，广泰发公司有收到该笔款项。新丰泽公司认为上述证据跟本案事实无关，本案合同主体是仁信公司和广泰发公司，如果存在划款也是仁信公司划给广泰发公司。
广泰发公司向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广泰发化工储罐寄库合同》（2010年1月23日，编号201001-04）；2、入库测罐数量（2010年2月1日）；3、《广泰发仓库收发存情况表》（2010年1月31日-2010年10月11日）。证据1-3证明储罐是仁信公司独立使用，租赁期间先后签订了四份合同，本案合同是租赁合同，双方约定对数量盈减不负责。4、三湖琥珀轮租金结算表（2010.5.16-2010.6.30），证明仁信公司通过新丰泽公司已结算租金的事实。经质证，仁信公司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合同的落款签名证明仁信公司的代表人是邱汉周，合同的签订人并不是广泰发公司所称的吴锦丰。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中的“数量由乙方自行锁罐保管，如数量出现短缺或增益，甲方不负责任”有异议，该内容是霸王条款，仁信公司未进行确认，是单方行为。对证据3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因该表为广泰发公司单方制作。对以上三份证据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反映的是另外独立合同的约定情况，该合同并未产生纠纷，与本案的仓储纠纷没有关联，也与新丰泽公司没有关联。对证据4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表由广泰发公司单方制作，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新丰泽公司对证据1-4均没有异议，认为合同是由新丰泽公司法定代表人吴锦丰签订的，再由仁信公司把关盖印；证据4是新丰泽公司与广泰发公司结算租金后再把收据交给仁信公司。
新丰泽公司向法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对账单及借条，证明新丰泽公司与仁信公司存在联营合作关系，双方已经结清所有来往款项，包括本案所涉的DOP货款，双方已将结算款转为借款；2、银行资金汇划补充凭证，证明证据1是真实存在的。经质证，仁信公司对证据1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对账单是新丰泽公司单方制作的，从内容上看也没有显示与本案争讼的70.338吨DOP有任何关联；对证据1中借条的关联性有异议，该借条反映的是另外的借贷关系，与本案没有关联。对证据2的关联性有异议，银行资金划款凭证的款项是新丰泽公司支付经仁信公司授权提货部分的DOP货款，与本案未经授权而提走的DOP货物没有关联；该款是买卖关系所产生的货款，不能证明仁信公司与新丰泽公司是联营关系。广泰发公司对证据1-2的真实性及关联性没有异议，这些证据是仁信公司盖章确认的，是仁信公司提供数据给新丰泽公司确认，而不是新丰泽公司单方制作的。汇款单的数据与对账单中的数据一一对应，足以说明该对账单的数据是真实的，所以其结算是明确清楚的，其结欠货款转为借款的数据也是清楚对应的。
本院对仁信公司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证据1-2，广泰发公司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承认收到该款项，故本院确认广泰发公司收到汇款237356元。对广泰发公司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由于证据1-4显示合同的签订时间在本案合同的签订时间之前，系仁信公司与广泰发公司之间的独立于本案合同的合同，故本院对上述证据对本案的证明力不予确认。对新丰泽公司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证据1系复印件，且仁信公司对对账单的真实性有异议，对借条的关联性有异议，故本院对证据1的证明力不予确认；证据2系银行资金汇划凭证，且新丰泽公司提交原件核对，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证据的内容仅能证明新丰泽公司向仁信公司汇划资金的事实，不能证明新丰泽公司提出的其与仁信公司存在联营关系的主张。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与本案的证据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一、《寄库合同》的法律性质，即仁信公司、广泰发公司之间的关系是仓储合同关系还是储罐租赁合同关系。二、新丰泽公司提走涉讼货物是否造成仁信公司的经济损失。三、仁信公司、广泰发公司、新丰泽公司各方的责任。
关于合同性质的问题。从合同名称的字义解释上看，仁信公司、广泰发公司签订的《寄库合同》是仓储合同。从合同内容看，合同不但约定了以仓储物数量为仓租计费依据，还约定了如因仁信公司拖欠租金，广泰发公司有权留置相应价值的仁信公司货物，广泰发公司还必须保证仁信公司寄放货物的安全以及货物质量不受外来污染。合同的名称及约定的主要内容均符合仓储合同的法律特征，故《寄库合同》的性质是仓储合同。广泰发公司上诉提出合同的性质应以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以及实际履行的事实来判断，合同约定了仁信公司单独使用广泰发公司指定的储罐，并自行封锁储罐的出入口阀门，出入库数量短缺或增溢由仁信公司自负，主张储罐内货物的占有权一直由仁信公司自行享有，而未转移至广泰发公司，从占有权的法律特征应认定《寄库合同》的性质为储罐租赁合同。从案情看，合同虽然约定了仁信公司自行封锁储罐的出入口阀门，但是，涉讼货物存放的储罐在广泰发公司的储罐区内，且只有通过储罐区内共用的流转台，并由广泰发公司的人员专业操作，储罐货物才能转入货车，因此，仁信公司不能自行使用储罐进行提货，储罐内的货物实际上仍处于广泰发公司的控制和管理之下，且从广泰发公司在仁信公司交付仓储物时出具《入库测罐数量》，单独设立收发货明细账，而且具有实施合同约定的“留置权”的条件分析，广泰发公司对储罐内的货物有更强的控制力，故广泰发公司上诉主张《寄库合同》的合同性质是储罐租赁合同，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寄库合同》为仓储合同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新丰泽公司提走涉讼货物是否造成仁信公司经济损失的问题。仁信公司寄存在广泰发公司的本批DOP货物1000.018吨，其中仁信公司确认有提单提走的DOP货物为929.68吨，余下的70.338吨DOP货物即是本案争议的没有仁信公司提货单而被新丰泽公司提走的货物。新丰泽公司上诉主张本案涉讼的70.338吨DOP货物的货款已进行结算并转为新丰泽公司对仁信公司的借款债务，仁信公司不存在经济损失。由于新丰泽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已就上述货物的货款与仁信公司进行结算或货款已转为借款，也未能进一步举证证明仁信公司授权其领取涉讼货物，且仁信公司对新丰泽公司的上述主张不予认可，因此，新丰泽公司从广泰发公司提走涉讼货物的行为已实际造成仁信公司的经济损失，新丰泽公司从广泰发公司提走的涉讼货物价值即为本案仁信公司的损失数额。仁信公司在一审起诉主张的涉讼货物成本价为999050元，该价格低于原审法院计算的数额为1048496.80元的成本价，原审判决按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采纳仁信公司诉请的价值并作为计算仁信公司经济损失的基数，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仁信公司、广泰发公司、新丰泽公司各方责任的问题。《寄库合同》约定了仁信公司自行将储罐出入口阀门封锁管理，也约定了仁信公司提货时，应派员到库区负责开锁、封锁，提货时在《提货单》上注明提货单位数量、车号（司机姓名）、联系电话，盖上提货专用章，以传真方式通知广泰发公司发货的内容，且实际操作中仓储物的出库必须依靠广泰发公司的工作人员的专业操作。以上合同的约定和实际操作可以看出，仓储物的出库必须同时依赖仁信公司开锁以及广泰发公司的专业操作，两者缺一不可。从新丰泽公司分四次在不同时间提走涉讼货物的过程看，仁信公司、广泰发公司均未严格按照合同的上述约定履行，是造成本案仁信公司经济损失的原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四条关于“储存期间，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成仓储物毁损、灭失的，保管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广泰发公司作为涉讼货物保管人，负有妥善保管义务，在没有提货单的情况下，仍协助货物出库，依法应对造成仁信公司的损失承担主要责任。仁信公司未严格执行储罐出入口阀门封锁开锁管理约定，应对损失承担次要责任。考虑本案的实际情况，仁信公司以广泰发公司作为仓储合同的相对人向广泰发公司主张涉讼货物被第三人提走的赔偿责任，广泰发公司作为涉讼货物保管人应对仁信公司的损失承担70%的赔偿责任，即广泰发公司应赔偿仁信公司的经济损失为999050元×70%','2018-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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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百一十五条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过失犯前款罪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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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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