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穗中法金民终字第120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春莲，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委托代理人：周睿，广东启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锦标，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卢凤珍，住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黄爱静，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林小敏，广东红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何春莲因与被上诉人李锦标、卢凤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5)穗越法民一初字第14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1月19日，李锦标、卢凤珍（出借人）与何春莲（借款人）签名出具借据一份，该借据载明：“兹有本人何春莲（身份证：××）于2013年12月28日向卢凤珍、李锦标借款人民币50000元（大写伍万元）进行资金周转，年利息7厘，为：3500元（大写叁仟伍佰元），本人承诺于2014年12月28日前归还本金连利息53500元（大写伍万叁仟伍佰元）。特立此据，以此为由出借入签字：卢凤珍李锦标借款人：何春莲日期：2014年1月19日”。李锦标、卢凤珍以何春莲借款后至今本息分文未还为由，于2015年3月19日提起本案诉讼。
原审庭审中，李锦标、卢凤珍还出示如下证据：1、账户信息，拟证明何春莲的账户信息。2、银行借记卡历史交易明细清单，拟证明何春莲向李锦标、卢凤珍借款的事实。3、何春莲所写的(2015)穗越法民一初字第157号案的民事上诉状，拟证明何春莲加入了传销，并欺骗李锦标、卢凤珍，谎称做红酒生意向李锦标、卢凤珍借款。4、何春莲于2012年向李锦标、卢凤珍出具的三张借据和一份借款合同（均为复印件），拟证明李锦标、卢凤珍的主张。何春莲质证意见：证据1、2均是虚假证据。证据2经过李锦标、卢凤珍剪裁，李锦标、卢凤珍故意隐瞒了部分银行流水，不能反映真实交易情况；且证据2中不存在李锦标、卢凤珍主张的5万元借款，李锦标、卢凤珍主张的5万元借款没有银行流水加以证明。李锦标、卢凤珍利用何春莲无法出席(2015)穗越法民一初字第157号案庭审，而致使法院作出错误判决，故何春莲提出上诉。何春莲确实因传销走上错误道路，但此与李锦标、卢凤珍、何春莲合伙诈骗贷款没有关系。证据4无原件，不予确认。
原审庭审中，何春莲出示如下证据：1、何春莲出具的五张借据，出具时间均为2014年1月19日，拟证明五张借据均是虚假借据，并未出借款项，是为掩饰李锦标、卢凤珍、何春莲虚假的银行流水，骗取银行贷款和债务公司贷款所做的借据；李锦标、卢凤珍说是为应付银行查账，上述借据内容所指款项均没有银行交易记录；2、起诉意见书，拟证明何春莲因信用卡诈骗现羁押在番禺看守所。李锦标、卢凤珍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三性认可，证明李锦标、卢凤珍、何春莲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因双方从2009年开始存在资金借贷，之前也签署很多借据，何春莲也确实偿还了部分借款，故2014年1月19日当天就之前的借贷进行整理，并签署这些借据，因何春莲需要分五次还款，故出具五张借据，还款日期也不一样，借据中的借款日期是之前借款的还款日，双方间的借贷是通过银行转账或现金方式交付借款。证据2与本案无关。
另李锦标、卢凤珍陈述：李锦标、卢凤珍借款给何春莲是因卢凤珍2003年患上乳腺癌末期，期间何春莲去看望，建议卢凤珍皈依佛教，卢凤珍按何春莲说的做了后身体确实有好转，后何春莲下岗后向李锦标、卢凤珍借款称做红酒生意，李锦标、卢凤珍就借款给何春莲，一开始何春莲确实按时还款，2011年何春莲称其丈夫也下岗，一起做红酒生意，又向李锦标、卢凤珍借款，但何春莲2012年开始不能按期还款，就要求续借3个月，也发短信给李锦标、卢凤珍称暂时没有钱，有钱再还，后来就签订了上述五份借据。
何春莲陈述：2012年何春莲因传销需要钱向李锦标、卢凤珍借款20万元，该20万元何春莲已全部还给李锦标、卢凤珍，还多还了3万元利息，但该3万元利息不能满足李锦标、卢凤珍，李锦标、卢凤珍真实身份是放高利贷的，李锦标、卢凤珍借款20万元给何春莲，要求利息是月息7厘，在何春莲偿还20万元后，李锦标、卢凤珍不停要求何春莲还款，何春莲无钱归还，李锦标、卢凤珍就说帮何春莲做假流水贷款，何春莲主张的四个账号间款项流动只需要看看李锦标、卢凤珍两个账号同时期流水。现何春莲提供卢凤珍手写的收到何春莲还款的《收据》。何春莲不认可李锦标、卢凤珍当庭提交的借据，借据的利息很高，明显是高利贷。卢凤珍只是下岗工人，她账户上的钱都是丈夫进行高利贷的钱，何春莲入狱是因中了李锦标、卢凤珍高利贷的圈套，何春莲来应诉是因为此案是虚假诉讼，何春莲因向李锦标、卢凤珍借了高利贷的钱还不起，不停地向银行贷款公司贷款才入狱。
李锦标、卢凤珍对何春莲提交的上述《收据》的质证意见：对上述《收据》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因本案主张的借款不包括此四笔款项。《收据》中的四笔款项与李锦标、卢凤珍提交的银行流水明细的部分转账记录相对应，也证明银行转账方式是李锦标、卢凤珍向何春莲支付借款的方式之一，进一步确认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
诉讼中，何春莲申请调查取证。原审法院认为，何春莲的调查取证申请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故原审法院不予准许。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何春莲向李锦标、卢凤珍出具的讼争《借据》是否为李锦标、卢凤珍欺诈所立，借款事实是否存在的问题。
首先，何春莲主张其于2014年1月19日向李锦标、卢凤珍出具的讼争《借条》，系李锦标、卢凤珍假意说出具借条是为应付银行调查，避免被人发现李锦标、卢凤珍、何春莲一起进行银行交易作假所写，却未能对此提供证据证明，且李锦标、卢凤珍亦予以否认。退一步讲，如果何春莲所述当时受到欺诈属实，由于何春莲在《借条》上签名时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年龄、智力使其具备辨识借条内容、判断签名后果的能力，其完全可以在李锦标、卢凤珍就借条提出第一次诉讼后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寻求帮助，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何春莲并未报警，其所称现在才知道李锦标、卢凤珍欺诈其出具借据也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因此李锦标、卢凤珍一方面强调其被欺诈出具讼争《借条》，另一方面又不采取及时、积极的应对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其所述有违常理。此外，何春莲答辩时一直称涉案款项没有实际出借，只是在其账户流转后又回到李锦标、卢凤珍账户，但未能提供其自己的账户明细佐证。退一步讲，若何春莲所述属实，其根本没有任何理由要向李锦标、卢凤珍出具讼争《借据》，可见何春莲的陈述与其自身出具讼争《借据》的行为也自相矛盾。
其次，关于何春莲以其提供的证据认为可以推翻涉案《借据》，证明涉案债权不是事实的问题。一、何春莲提供的起诉意见书涉及的是何春莲涉嫌信用卡诈骗案件，不能证明与本案有关联。二、何春莲提供的《收据》与李锦标、卢凤珍提供的何春莲所写的民事上诉状（包括其中第二页倒数第10行至倒数第三行的内容）以及何春莲庭审中的陈述恰恰印证何春莲存在向李锦标、卢凤珍借款和还款的事实，而并非何春莲所述根本没有任何真实经济往来。
再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某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第五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上述法律规定实际上赋予了当事人对可撤销合同之撤销权。本案中，何春莲主张其受李锦标、卢凤珍欺诈订立讼争《借据》，讼争债权不是事实，若其所述属实，其也可以按照上述规定行使法定的撤销权，但其却至今未行使撤销权，使其所述受欺诈订立讼争《借条》及讼争债权不是事实均难以自圆其说。
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李锦标、卢凤珍提供讼争《借条》、银行借记卡历史交易明细清单等证据的内容已证明何春莲尚欠李锦标、卢凤珍借款本息53500元的事实，何春莲主张此借款事实不存在，但未能提供充分的反驳证据，何春莲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综上所述，因为目前没有否定讼争《借据》作为生效借款合同效力的证据，也不存在撤销讼争《借据》的情形，所以何春莲主张讼争《借据》所涉债权不是事实，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纳。根据本案现有的证据，李锦标、卢凤珍在本案中向何春莲提出的诉讼请求，有理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的规定，判决：何春莲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偿还借款本金50000元及利息3500元给李锦标、卢凤珍。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38元（李锦标已预付），由何春莲负担。
上诉人何春莲不服原审判决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程序不当。1、单纯从本案债权来看，原被告之间并不存在款项流转。原审原告并未提供针对本案诉求的银行交易明细。我方开庭时已经反复指出，原审原告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只是截止至2013年9月10日。而原审原告主张的债权，根据其提供的《借据》显示，是2013年12月28日借出的，所以其提供的证据显然不能证明其主张。而对于没有真实款项流转的虚假债权，法庭不应予以支持。2、如果把审查范围扩大，详细去审查原审原告提供的一系列证据，就会发现，对方要求我方支付的款项远远超过了其付出的金额。3、从程序上看，上诉人现已经被羁押于番禺区看守所，对于向银行调取交易明细，显然是无能为力的，这明显属于因为客观情况无法自行调取的类型，法庭为查清事实，应当依法批准上诉人的调查取证申请。本案中卢凤珍所持借据，是卢凤珍在何春莲就原有借款充分还本付息后，为了不断收取超高额利息而设立的。这系列借据，没有发生真实的借贷行为。4、结合本案事实来看，卢凤珍在2014年1月19日一次性要求何春莲签署了包括本案所涉借条在内的五张借据，合计达431000元。但这些虚假借据根本没有发生真实的借贷行为，这表现在：(1)所有借据当中设定的借款日期都是虚假的，卢凤珍拿不出任何款项交付方面的相关证据；(2)卢凤珍提供的银行明细表，体现不出其借款发生前后财产变动情况的相应内容，但证明了卢凤珍向何春莲放高利贷，并收取巨额利息的事实；(3)上述所有借据都没有银行交易凭证进行佐证。卢凤珍提供的银行交易明细跟她提供的借据时间对不上，内容也对不上，没有关联性。(4)何春莲和卢凤珍多次通过银行汇款进行交易，可见银行汇款是他们的基本交易方式和交易习惯，因此卢凤珍主张431000元都是现金支付是不符合双方一贯的交易方式及习惯。5、431000元借据，是卢凤珍用合法的借据形式来掩盖其收回本金后，用利滚利的方法继续获利的非法目的。借条虽然总计有871000元，但实际上，除了卢凤珍2011年付给何春莲的170000元，其他差不多都是这几年利滚利滚出来的利息。就上述主张，上诉人提出以下事实：(1)从新证据2012年6月7日、10月28日两张借据中反映的四次借款，卢凤珍都向何春莲收取超高额利息，其年息分别为56%、80%、96%和100%，并且有部分是约定逾期利息再翻倍。因此卢凤珍收取超高息的事实是毋庸置疑的。(2)从《卢凤珍银行明细内容一览表》可知，卢凤珍事实上只在2011年11月28日，2011年12月9日，2012年6月7日，分三次向何春莲支付了170000元。之后再没有支付过任何款项。(3)同样从《卢凤珍银行明细内容一览表》可知，何春莲从2011年11月27日至2013年8月30日，总共向卢凤珍支付了合计349896.7元，不但足以归还上述卢凤珍支付的170000元，而且多支付了179896.7元，远远超过正常利息范围。(4)从借据内容看，在2012年6月7日的30万元借据当中，卢凤珍亲笔备注：“该借据已转为2013年6月27日转账5万元整卢凤珍”这就是说，卢凤珍手书的《收据》当中的“2013年6月27日收到何春莲还款人民币五万元正”，实际意味着何春莲已经向卢凤珍履行了2012年6月7日借据当中的合计36万元的本息。而实际还款金额当然远远高过36万元，因为这张年息最高达100%的借据虽然是在2012年9月23日到期，但实际上，要到2013年6月27日，卢凤珍收到何春莲支付的最后5万元，才表示这张借据最后履行完毕。在这长达一年的时间里，按照卢凤珍的计息方式，本金30万至少要收取56%——100%的利息。那样何春莲的实际还款应该在46.8万——60万左右了。(5)根据《卢凤珍与何春莲借据内容一览表》可知，卢凤珍、何春莲之间可见的借据总额为871000元。卢凤珍、何春莲在2014年1月19日前的借贷关系有440000元。在《收据》中，卢凤珍承认2012年6月27日的5万是还原有36万的借据，收据中另外137500元就应该不属于上述30万元的收据内容了。如果我们按照上一条最低的46.8万的还款基数来计算，468000＋137500=605500元，在2014年1月19日前，卢凤珍实际收到的还款应该为605500元，也远远超过借据的金额总和440000元。综上，431000元的所谓借款是假的，是卢凤珍将原来的l70000元，不停利滚利的结果。而且，这次五张借据的利息，只有年息7%，这显然因为卢凤珍准备通过诉讼解决，不得不把利息写低。但是，仍请法庭注意，这一次性签署的431000万，全部是没有付款证据。故请求二审法院判令：1、撤销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5）穗越法民一初字第1468号民事判决；2、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所有诉讼请求；3、本案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李锦标、卢凤珍答辩称：何春莲上诉意见与事实不符，2014年1月19日双方自愿签订的5份借据，是基于2009年-2013年间双方借款整理重新出具的，本案中的银行借款记录仅是一部分，对后面3份借据还没有提起诉讼，双方之间的借款有银行转账凭证证明，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真实存在；何春莲在原审庭审中称是因被欺诈而签署了5份借据，但其现在承认该5份借据的签订是存在的，故何春莲所述没有事实依据；2013年6月27日的借据在何春莲手中，说明其已经偿还了该借款，印证该借款是真实存在的；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二审查明：在二审庭询中，双方当事人对原审判决的查明事实部分无异议，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诉讼过程中，何春莲向本院提交了六份证据（证据清单中的证据五原审已提交）。证据一是落款日期均为2014年1月19日的借据五张，其中一张为本案涉案借据。何春莲认为上述借据为一次性签署，数额巨大，不可能现金交易，而卢凤珍不能提交相应的交易凭证，故上述借据都没有事实基础。李锦标、卢凤珍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其认为该证据证明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真实存在。证据二是落款日期为2012年6月7日的借据一张，何春莲认为该借据中卢凤珍已注明借据已终结，证明其至少向卢凤珍偿还了36万元，以及双方之间的借贷是高利贷，利息高达100%。证据三、证据四分别是落款日期为2012年8月28日、2012年10月28日的借据各一张，何春莲表示上述证据是同一笔借款，证明在本案借据签署之前双方之间即已存在借贷关系，且何春莲已还清。李锦标、卢凤珍对证据二至四的真实性及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认为上述证据不能证明何春莲所述。证据五为卢凤珍银行明细内容一览表，何春莲认为该证据显示卢凤珍仅向其支付了17万元，而其向卢凤珍支付了超过34万元。证据六为卢凤珍与何春莲借据内容一览表，何春莲认为该证据证明卢凤珍要求其签署的借据总计87万多元，但卢凤珍仅向其支付了17万元，剩余的都是高利贷产生的利息。李锦标、卢凤珍认为证据五、证据六为何春莲自己所整理，对真实性不予确认，同时，何春莲在原审中认为其签署五份借据的原因是被欺诈，但在二审中又称是利滚利产生的利息，其陈述前后矛盾。
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的上诉和被上诉人的答辩，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借款是否真实。
一、关于《借据》的真实性问题。被上诉人已提供借据证明，借据中借款人栏有上诉人签名及按指模，上诉人对签名的真实性也无异议，故本院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上诉人认为借据是为了应对银行检查而虚假签订及是高利贷问题，一方面上诉人的陈述自相矛盾，另一方面，上诉人是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其理应知道签订借据的法律后果，但其仍签字及按指模，其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故本院对其陈述不予采信。
二、关于借款被上诉人是否给付上诉人的问题。一方面，《借据》是2014年1月19日签订的，是对2013年12月28日借款行为的确认；另一方面，从现有证据看，双方在签订《借据》前相互有款项来往，也曾发生借贷关系；第三，借款金额为五万元，在广州地区，一般也有这种现金支付能力，且被上诉人也主张双方款项来往既有银行转账，也有现金支付的；第四，上诉人提供的其2014年1月19日签订的五份借据，均不是约定当天借款，而是对以往某一天借款的确认。综上所述，本院确认被上诉人已将借款支付给了上诉人。上诉人依约应承担还款义务。
三、关于是否属高利贷的问题。双方提交的银行款项来往账目没有确认是双方银行款项来往的全部账目，且被上诉人也主张有现金支付的，借据中约定的利息也没有超过法律保护的范围，因此，本院对上诉人认为本案属高利贷的主张不予采纳。
四、关于原审法院没有采纳上诉人的调查取证申请是否恰当的问题。虽然上诉人已经被羁押于番禺区看守所不能亲自去取证，但其在原审诉讼中是有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的，其诉讼代理人完全可以代上诉人调查取证，故不属原审法院调查取证的范畴，故原审法院没有采纳上诉人的调查取证申请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何春莲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138元，由上诉人何春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黎炽森
代理审判员 刘 欢
代理审判员 石 佳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沈 颋
董广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