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泉民终字第32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伙土，男，1962年6月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惠安县净峰镇。
委托代理人张景华、廖启煌，福建东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南安市丰州金安新型建筑材料厂，住所地福建省南安市丰州镇。
法定代表人梁天赐。
委托代理人郑少彬，福建议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伙土、上诉人南安市丰州金安新型建筑材料厂因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2013）南民初字第16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查明，本案原、被告的争议焦点是：1、原告是否是被告雇佣的员工？2、原告若是被告的员工，工资是多少？3、原告若是被告的员工，是否应支付双倍工资及支付双倍工资的期限是多长？4、原告若是被告的员工，被告是否应为原告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及补缴相应的社会保险费？
对上述争议焦点，原告张伙土认为，2009年12月被告雇佣原告担任其厂里的厂长，双方口头约定月工资人民币5000元，工作两年后将所有的工资转为股份。至2012年1月，被告并未按约定将原告的所有工资转为股份，因此双方发生纠纷，至2012年4月原告才真正离开被告厂里。在原告在被告厂里担任厂长期间原告还同时兼任被告厂里的会计、出纳和业务员，在这两年多的时间内原告从未领取过工资，被告也未为原告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及补缴相应的社会保险费。因此被告应支付原告自2009年12月起至2012年2月止的工资人民币135000元及以上所拖欠工资额的二倍工资人民币135000元，并为原告向社会保险机构办理自2009年12月起至2012年2月止的社会保险登记，并补缴相应的社会保险费。
对上述争议焦点，被告南安市丰州金安新型建筑材料厂认为，原告张伙土不是其雇佣的员工，而是其客户，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因此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围绕上述原、被告的争议焦点，原告张伙土提供以下证据：1、原告的居民身份证1份，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2、私营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1份，证明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3、劳动仲裁申请书、变更仲裁请求申请书、南安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裁定书各1份，证明原告向南安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裁定不予受理。4、对账单据（2012年1月17日梁天赐与张伙土进行核对现金日记账）1份。5、录音材料（内附有光盘）2份，该组证据与证据4共同证明2012年元月17日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梁天赐与原告核对现金日记账，确认结存720525.59元，其中梁天赐经手的砖款514589.09元，张伙土经手的砖款205936.5元；从录音中的对话，原告要求梁天赐支付工资，而梁天赐要求原告把账本拿给他，可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6、南安市金安新型建筑材料厂诉张伙土买卖合同纠纷案证据清单（该证据清单是被告南安市丰州金安新型建筑材料厂以买卖合同纠纷为由起诉原告张伙土时向惠安县法院提供的，其上有被告代理人郑少彬的签名）1份。7、2012年元月8日、9日、10日金安新型建筑材料厂销售收据复印件3张（该3张销售收据均是被告南安市丰州金安新型建筑材料厂以买卖合同纠纷为由起诉原告张伙土时向惠安县法院提供的证据，该3张销售收据上的“出纳”一栏载明“出纳张伙土”），该组证据与证据6共同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8、录音材料（内附有光盘）1份，证明当时原告打电话给被告的员工陈正才，陈正才也证明原告张伙土是被告两年多的员工。9、2011年2月至12月间南安市丰州金安新型建筑材料厂月结通知表11张（该11张的月结通知表的手写部分除了梁天赐的签名外均是原告所写的，在每张月结通知表上均有“客户”和“客户签名：”各一栏，其中每张月结通知表的“客户”这一栏均载明“客户”为梁天赐，而“客户签名：”这一栏只有2011年2月至6月间的5张月结通知表有梁天赐的签名，其余6张均为空白），证明被告的帐是原告在做的，是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有利证据，如果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关系，被告怎么可能把帐交给原告来做？10、出售收据96张、收款收据20张、金安新型建筑材料厂销售收据11张、金安新型建筑材料厂现金收据3张（上述票据均发生在2010年至2011年间，在该些票据中，原告张伙土均在每张票据上的“出纳”一栏内签名，其中3张金安新型建筑材料厂现金收据以及20张收款收据中的19张收款收据上还有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梁天赐的签名），双方都承认了其真实性，在销售收据里（第15、16、22、23页中）、现金收据上，原告是作为出纳在上面填单的。11、现金日记账（包括2009年12月1日至12月31日、2011年12月27日至12月31日现金日记账各1份）2份，账册是由原告张伙土制作的，原件还在原告手里，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12、2011年12月10日金安新型建筑材料厂月结通知单复印件1份（当庭提供，在该月结通知单上的“客户：”一栏载明“客户：亚立千亿山庄”，在该月结通知单的下半部分有黄X立注明：“数量属实，款项结付清，与原单相符。黄X立2012.5.5日”，且在该月结通知单的下部分有“厂长：”一栏，原告张伙土在“厂长：”一栏后签名），证明原告是被告的厂长，被告提供的月结通知单是涂改的。13、梁天赐与张X林于2009年11月1日签订的合伙协议书1份（当庭提供），证明原告保管协议书，是在履行厂长职责。
对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被告南安市丰州金安新型建筑材料厂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2无意见。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内容有异议，该证据是原告的自行陈述，不能作为定案证据。对证据4，该对账单据恰恰证明了原、被告之间是买卖关系，原告是被告的另外一个隐名合伙人介绍到被告厂里的，张X林与梁天赐均是被告，原告到厂里享受出厂价的待遇，有时候又是张X林的代理人，原告的身份是双重的，一个是代表自己进行对账，另一方面又代表张X林与梁天赐进行对账。对证据5，该录音材料根本无法体现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梁天赐根本没有承认原告是被告的员工。对证据6、7，来源是惠安县法院案件的证据，被告起诉原告拖欠货款在先，原告起诉被告劳动报酬在后，原告就是为了赖账才提起本案诉讼；原告认为张伙土在出纳处签名就是劳动关系是错误的，只能代表张伙土提走了货物；证据7的销售收据和证据10中的销售收据和证据4的对账单据是相关联的，月结通知表是从每月的销售收据得来的，销售收据上的数据统计到月结通知表，最后再统计到对账单上，原告在出纳处签名只能作为其提走货物的凭据。对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证据9，梁天赐的月结通知表，有梁天赐签字的被告予以确认，其他的均是原告自行制作的，被告承认原告有代为记账的事实，但是原告是用赚取价差的形式作为交换，不是作为雇员的行为。对证据10，仅仅证明原告经手提走了货物。对证据1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现金日记账是原告自行制作的，原告只是代记一部分帐，不是全部。对证据12月结通知单有异议，上次开庭后，被告跟黄X立联系过，其称原告提供的复印件是原告弄了一份复印件让其签的，该证据不是来源于黄X立，被告提供的才是来源于黄X立。对证据13合伙协议书无异议，原告经常在被告厂里，是为了经常出货，原告也有代记账，原告利用此便利带走了被告的材料。
对被告的上述质证意见，原告张伙土提出如下补充意见：在原告提供的证据4中载明：“经双方核对，现金日记账结存人民币720525.59元”，而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1无异议，该证据11上面账册是结存到2011年12月31日，被告经营到2011年12月31日止结存的数额也是720525.59元，说明记账的金额不是买卖的金额，因此，原告提供的证据4是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1的确认。
围绕上述原、被告的争议焦点，被告南安市丰州金安新型建筑材料厂提供以下证据：1、2010年1月至2011年12月间的南安市丰州金安新型建筑材料厂月结通知表24张（该24张的月结通知表的手写部分均是原告张伙土所写的，在每张月结通知表上均有“客户”和“客户签名：”各一栏，其中每张月结通知表的“客户”这一栏均载明“客户”为张伙土，而“客户签名：”这一栏只有2011年2月至12月间的11张月结通知表有原告张伙土的签名，其余13张均为空白）、南安市丰州金安新型建筑材料厂2012年1月份结通知表1张（该张月结通知表“客户”一栏载明客户为张伙土，“客户签名：”一栏为空白，整张月结通知表的内容均为电脑打字而成，其上没有原告张伙土的签名）、金安新型建筑材料厂销售收据10张（上述票据均发生在2012年1月间，在每张销售收据上均有“客户：”和“出纳”各一栏，原告张伙土在其中的4张销售收据上的“出纳”一栏后签名，其相对应的“客户：”一栏，有一张为空白，其余3张均载明客户为“塘西林总”；傅X利在其中的6张销售收据上的“出纳”一栏后签名，其相对应的“客户：”一栏，有一张为“武荣中学”，其余5张均载明客户为“唐西林总”）。2、出售收据6张（包括出售收据4张、收款收据2张，在该6张的票据上均有“客户：”和“出纳”各一栏，“客户：”一栏分别载明客户为安吉路、河市、土炮车、甘舍头、阳光花园等，“出纳”一栏均有原告张伙土的签名），被告提供的月结通知表与原告提供的月结通知表一对账就知道，原告是以出厂价提货再以零售价出售赚取价差，销售收据中原告在出纳处签名，当时被告也用出售收据作为证据向惠安县法院提供，原告在出纳处签名只是一种经手的凭证。3、2012年4月16日傅X利和黄X立的调查笔录各1份、2011年12月10日金安新型建筑材料厂月结通知单（在该月结通知单上的“客户：”一栏载明“客户：亚立千亿山庄”，在该月结通知单的下半部分有黄X立注明：“与原件相符。黄X立2012.4.16”，且在该月结通知单的底部有“厂：”一栏，原告张伙土在“厂：”一栏后签名）和2011年11月4日借款单（黄X立在借款单上注明：“与原件相符。黄X立2012.4.16”）复印件各1张，证据来源于证人黄X立，这个是原告与证人之间进行结算的一个凭据，证明原告是以个人名义对外出售。以上3组证据综合证明原、被告之间不是劳动关系而是买卖合同关系。
对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原告张伙土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中的2010年1月至2011年12月间的24张南安市丰州金安新型建筑材料厂月结通知表的真实性无异议，被告提供的月结通知表与原告提供的月结通知表是一样的，说明梁天赐和原告都有经手业务，是代表被告对外的，并不是买卖关系的表现，原告经手的业务在现金日记账里也有体现；对证据1中的2012年1月份月结通知表不予质证；对证据1中的销售收据可证明原告张伙土是被告的出纳，销售收据上傅X利签字的，被告也承认其是出纳，销售收据上有体现客户的地址，特征都是以工地为客户。对证据2，出售收据只能证明原告是被告的出纳，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对证据3中的傅X利、黄X立的调查笔录，该两证人没有出庭作证，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原告不予认可；对证据3中的月结通知单，原告对其买卖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被变造，被告把厂长两个字涂掉了，说明原告是以厂长身份对外开展业务；对证据3中的借款单，18000元的款项包括在原告提供的证据11中，2011年12月31日倒数第四笔20580元内，已经交给厂里了，这也恰恰证明原告是被告的厂长。
对原告的上述质证意见，被告南安市丰州金安新型建筑材料厂提出如下补充意见：原告认为出纳处是原告签名的就能证明其是出纳是错误的，客户的名称都是比较笼统的，都是工地名称，如果以工地作为客户的，那么被告找谁拿钱？原告在出纳处签名只能说明是原告经手的，被告到时找原告收钱，被告的厂只有一个出纳傅X利。关于调查笔录，原告不予质证，但是原告又提供了千亿山庄的月结通知单，跟被告提供的不符，原告提供的不真实。关于借款单的钱，原告称2011年12月份已经还给被告，与事实不符，数额也不符。
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原审法院于2013年5月2日向福建南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州支行调取被告在该支行开户登记的相关材料1份；于2013年6月28日向黄X立调取黄X立居民身份证复印件、2011年12月10日金安新型建筑材料厂月结通知单原件以及询问笔录各1份。对原审法院调取的上述证据，原告张伙土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被告在福建南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州支行开户登记的相关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开户证明预留的印鉴是被告财务专用章以及被告负责人梁天赐的个人印鉴，授权证明书上加盖的被告公章以及被告负责人梁天赐个人印鉴，该份只能证明被告有开户，并不能指明被告的出纳是谁；关于预留印鉴的问题，根据银行对预留印鉴底单的要求，没有要求出纳必须预留印鉴，根据被告的主张，不可能出纳是老板本人又或是傅X利，所以预留印鉴底单不能直接说明张伙土就不是出纳；无论如何，月结通知单上面的抬头是被告这个厂，这个毫无疑问，黄X立代表买方签字，张伙土代表卖方签字，这个毫无异议。对黄X立的身份证、月结通知单、询问笔录的来源均无异议，除身份证以外，对月结通知单及询问笔录中黄X立说的部分内容有异议，比如说涂改的厂长两个字，另外黄X立在给被告的调查笔录中说砖是从被告处来的与其在法院的询问笔录中所述不知砖从何而来相矛盾。月结通知单上确认的供应商是被告这家工厂，厂长这两个字是被涂改的，笔录中黄X立否认与南安市丰州金安新型建筑材料厂发生买卖关系，该说法不能成立；黄X立说其本人不清楚张伙土的砖是怎么来的，也不知道有被告这家厂，但是他在2012年4月16日回答被告代理人的调查笔录第二页中，被告代理人问其水泥砖是哪个厂生产的，黄X立说张伙土有说过是被告生产的；黄X立说月结通知单左下角张伙土前面有划掉的痕迹是张伙土在拿给他签字的时候就已经划掉了，该说法不属实，因为月结通知单的抬头明明写的是南安市丰州金安新型建筑材料厂的月结通知单，而且黄X立自己也说他手上还有其他月结通知单，那么月结通知单的抬头都是南安市丰州金安新型建筑材料厂。况且，2012年5月5日，原告就同样规格的月结通知单拿给黄X立确认，那么黄X立同时也对抬头没意见，对原告是厂长这个职位也没意见。本案原审一审包括本次开庭，原告都有申请对黄X立提供的月结通知单张伙土前面被涂改的两个字进行复原鉴定；黄X立前后供述存在矛盾，而且跟已经形成的证据也存在矛盾，原告也申请要求对张伙土前面被涂改的两个字进行复原鉴定。黄X立提供的月结通知单，里面厂长两个字肯定是被告涂掉，被告怕厂长两个字出现对其不利，原告不可能自己把厂长两个字涂掉。基于以上几点，原告对法院调取证据的行为没有意见，法院所调取的证据都不能推翻原告的主张。对原审法院调取的上述证据，被告南安市丰州金安新型建筑材料厂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无异议，印证了被告的主张，如果原告是出纳的话那么在银行中应该有预留的印鉴。对证据2中的身份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证据2中的月结通知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该月结通知单跟被告提供的是完全一样；对证据2中的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对其说法也无异议，原告的质证意见提出黄X立的证词前后有矛盾，被告认为只是细节上的差别，并不影响其所要证明的基本事实，因为本案就是原告与被告所提供的关于这方面的证据有所不同，所以法庭才依职权调查核实，而非法庭代替被告履行举证责任，法庭有这个权利而且也是法律所赋予法庭的；原告辩称的所谓黄X立做假证及被告通过其他渠道做伪证均是原告的主观推测，没有任何依据；关于月结通知单上张伙土名字前面两个字到底是谁涂改的，黄X立讲得很清楚，原件是原告提供的，双方证据均是直接来源于黄X立，黄X立的说法才是最权威的；该月结通知单并非被告制作的，因为该份月结通知单跟其他的证据名称也不一样，这份的出现不能证明是被告的行为，当然也不能证明原告是代表被告。综上被告认为法院调取的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客观，应当作为定案依据。
另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原告张伙土于2012年5月7日向原审法院申请对2011年12月10日，客户为亚立千亿山庄的金安新型建筑材料厂月结通知单左下方张伙土签字前有被涂改痕迹进行鉴定，辨认被涂改部分是什么文字，原审法院依法予以准许，并依法委托福建历思司法鉴定所泉州分所进行鉴定，该所于2013年8月19日作出闽历思司鉴所泉州分所（2013）文鉴字第8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其鉴定意见为送检的标称日期为“2011年12月10日”的《金安新型建筑材料厂月结通知单》（原件）中落款处被涂抹掉部分的文字内容为“厂长”两个黑色打印字迹。对上述司法鉴定意见书，原告张伙土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鉴定意见书没有意见，被告把月结通知单上“厂长”二字涂掉，这是伪造证据的恶劣手法，原告担任厂长这一职务已经由被告提供的月结通知单和这份鉴定书所证明。对上述司法鉴定意见书，被告南安市丰州金安新型建筑材料厂提出如下质证意见：对这份证据的合法性和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原告所述的该鉴定与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一、这份月结通知单的直接来源是原告，并非被告，所以这份月结通知单上的“厂长”二字是原告所为，不是被告的行为；二、原告指责被告涂改“厂长”二字没有任何依据，因为被告所提供的这份月结通知单是原告写给黄X立的，再由被告从黄X立处复印提供给法庭的，由此过程可知所谓的涂改并非被告所为。因此这份鉴定意见书并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
对原、被告提供的以及法院调取的上述证据，原审法院分析认证如下：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其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且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因此对该两组证据依法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供的证据3，虽被告对该组证据的内容有异议，但该组证据来源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被告对其真实性也无异议，因此对该组证据依法予以确认，但该组证据只能证明原告张伙土因本案纠纷向南安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仲裁委员会于2012年4月11日作出（2012）南劳仲案不字第092号仲裁裁定书，裁定不予受理的事实。对原告提供的证据4，其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且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未提出异议，因此对该组证据依法予以确认；从该组证据载明的“经双方核对现金日记账结存人民币￥720525.59元属实，其中天赐砖款￥514589.09元，伙土砖款￥205936.5元。（结止2011年12月31日）…”的内容看，被告的结存款项只包括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梁天赐和原告张伙土的砖款，如按被告主张原告是以其个人和代表梁天赐的另一名隐名合伙人张X林的身份与梁天赐进行对账，那么在对账时，如果原告有以被告的客户身份进行对账，对账的款项应为原告结欠被告多少的砖款，而不是原告结存被告多少砖款，且被告也不可能只有张伙土和梁天赐两个客户，此外如果原告确为被告的客户，那么原告在双方对账完毕后又支付被告货款并在该对账单上自行注明而没有得到被告的签名确认也不符合常理，因此从被告结存款项的来源可以证明被告的业务分别由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梁天赐和原告张伙土两人在负责，两人在对账时，原告是以负责业务的特别身份而非客户的身份与梁天赐进行对账；同时从该对账单载明的“梁天赐的另一名隐名合伙人张X林拉的44车石粉如不符可从款项扣去”的内容结合原、被告庭审陈述的“被告为梁天赐和张X林合伙开办”的内容看，被告为梁天赐和张X林两人开办，在对账时本应由梁天赐和张X林两人进行，但却由梁天赐和原告张伙土两人进行对账，可见在对账时原告同时还基于代表张X林的身份进行对账。对原告提供的证据5，虽被告对原告主张该组证据要证明的内容提出异议，但并未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因此对该组证据依法予以确认；虽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梁天赐在其与原告张伙土的通话中并未明确承认原告是被告雇佣的厂长但也未予以否认，且在原告向其提出应支付工资的要求时同样未予以否认反而要求原告应当先将厂里的账交回再讲工资的事，从双方通话的内容可以肯定一点原、被告之间并非一般的买卖合同关系，而且被告有账目在原告处，因此该组证据结合原告提供的证据4可以证明原告受雇于被告并代表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梁天赐的另一名隐名合伙人张X林与梁天赐各负责被告的一部分业务、进行对账的事实，同时可以证明原告在被告处的特别身份应为被告的厂长的事实。对原告提供的证据6、7，其证据来源合法，且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未提出异议，因此对该两组证据依法予以确认，但从该两组证据载明的内容看，证据6为被告提交给惠安县法院的的证据清单，而证据7的3张销售收据的抬头均为“金安新型建筑材料厂销售收据”，每张销售收据上“客户：”一栏载明的客户均为“塘西林总”，而“出纳”一栏载明的出纳均为原告张伙土，如原告确为被告的客户，那么“客户：”一栏应载明客户为原告张伙土，因此在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该两组证据无法单独证明原、被告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而虽原告张伙土在该3张销售收据的“出纳”一栏签名并主张其为被告的出纳，但被告对此予以否认，如原告确为被告的出纳并以被告的出纳的身份在该3张销售收据上的“出纳”一栏签名，那么该销售收据上除了被告方人员的签名外还应当有客户或者提货人的签名，否则不符合一般的交易常理，因此在原告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其为被告的出纳的情况下，该两组证据无法单独证明原告是被告的出纳的事实，只能证明原告有参与该三笔货物的销售过程；而该三张销售收据同时结合原告提供的证据4可以证明原告不但参与该三笔货物的销售过程而且是经手该三笔货物的销售。对原告提供的证据8，原告主张是其与被告的员工陈正才的通话录音，但从原告提供的证据看，其并未能提供有关陈正才的身份证明，也未能提供陈正才受雇于被告的相关证明，因此无法确认与原告通话的人是否是陈正才，也无法确认陈正才是否是被告的员工，而且被告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原告也未申请该人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因此对该组证据依法不予确认。对原告提供的证据9中的2011年2月至2011年6月间的5张南安市丰州金安新型建筑材料厂月结通知表，其证据来源合法，且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因此对该5张月结通知表依法予以确认；对原告提供的证据9中的2011年7月至12月间的6张南安市丰州金安新型建筑材料厂月结通知表，虽被告提出该6张月结通知表是原告自行制作的，其上没有梁天赐的签名不予确认，但同时又承认原告有以赚取差价的形式代为记账的事实，对此原审法院认为该6张月结通知表与上述2011年2月至2011年6月间的5张月结通知表均为原告记录，虽表格上没有梁天赐的签名，但均是在双方发生纠纷之前形成且表格上的规格和内容（除手写部分）基本一致，因此对该6张月结通知表本院予以确认；但不管这11张月结通知表上是否有梁天赐的签名均无法单独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也无法证明原告是以赚取差价的形式帮忙被告记账的事实，反而从原告代为记录的行为可以看出原、被告之间并非单纯的买卖合同关系。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0，其证据来源合法，且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未提出异议，因此对该组证据依法予以确认，但从该组证据所有的票据载明的内容看，每张票据上“客户：”一栏载明的客户均为概称，如浦西、阳光花园城、土炮车等等，而“出纳”一栏载明的出纳均为原告张伙土，如原告确为被告的客户，那么“客户：”一栏应载明客户为原告张伙土，且按被告的庭审陈述“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梁天赐在原告提供的收款收据和金安新型建筑材料厂现金收据上签名说明梁天赐已经收到张伙土提走的货物的货款”的内容，如原告确为被告的客户也无需在该两种票据上签名，否则不符合一般的交易常理，因此在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该组证据无法单独证明原、被告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而虽原告张伙土在该组证据中的所有的票据的“出纳”一栏签名并主张其为被告的出纳，但被告对此予以否认，如原告确为被告的出纳并以被告的出纳的身份在所有的票据上的“出纳”一栏签名，那么该组证据中的出售收据和销售收据上除了被告方人员的签名外还应当有客户或者提货人的签名，否则不符合一般的交易常理，因此在原告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其为被告的出纳的情况下，该组证据中的出售收据和销售收据均无法单独证明原告是被告的出纳的事实，虽该组证据均无法单独证明原告是被告的出纳，但因该组证据中所有的票据均为存根联，如原告为被告的客户，那么该些票据存根联原件的持有人应为被告而非原告，因此该组证据结合原告持有该组证据存根联原件的行为以及原告提供的证据4可以证明原告不仅参与了该些货物的销售过程而且可以证明原告经手了该些货物的销售。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1，虽是原告自行制作的，且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也提出异议，但同时被告又认可原告有代被告记一部分现金日记账的事实，对此原审法院认为从该证据载明的“2011年12月31日……收天赐11月份砖款￥116627.00元……收天赐12月份砖款￥137755.00元……结存￥720525.59元”的内容可与原告提供的证据4载明的：“经双方核对现金日记账结存人民币￥720525.59元属实……”、原告提供的证据9中的2011年11月30日南安市丰州金安新型建筑材料厂月结通知表载明的“客户为梁天赐……本月结欠￥116627元……”以及2011年12月31日南安市丰州金安新型建筑材料厂月结通知表载明的“客户为梁天赐……本月结欠￥137755元……”的内容相互印证，且该组证据形成于双方发生纠纷之前，因此对该组证据依法予以确认，该组证据可以证明原告有代被告记现金日记账的事实。同时该组证据结合原告提供的证据5、9以及被告的庭审陈述，可以证明原告受雇于被告为被告记账的事实；此外该组证据载明的“2009年……梁天赐投资货币和设备￥220000元……张X林投资货币和设备￥220000元……结存￥440000元……”的内容结合原告提供的证据4载明的被告结存的款项来源只包括梁天赐砖款和张伙土砖款两部分、原告提供的证据5载明的被告有账目在原告处且在原告向其主张原告为被告的厂长并要求支付工资时未予以否认以及被告的庭审陈述：“因为张伙土有代表张X林的性质，对账单上，原告是双重身份，一个是代表自己，一个是代表张X林……梁天赐与张X林合伙各占50%的股份……”的内容，可以证明原告受雇于被告担任厂长并代表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梁天赐的另一名隐名合伙人张X林与梁天赐各负责被告的一部分业务，代被告记账的事实。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虽是复印件且与被告提供的证据3中的2011年12月10日客户为亚立千亿山庄的金安新型建筑材料厂月结通知单复印件以及法院向黄X立调取的2011年12月10日客户为亚立千亿山庄的金安新型建筑材料厂月结通知单原件存在不一致，但其上记载的黄X立购买砖的时间、型号规格、数量、单价、金额与法院向黄X立调取的2011年12月10日客户为亚立千亿山庄的金安新型建筑材料厂月结通知单原件记载的内容一致，因此对该组证据的上述内容依法予以确认；但从该证据的抬头看，该月结通知单为金安新型建筑材料厂的月结通知单，客户为亚立千亿山庄而非原告张伙土，因此该证据可以证明原告张伙土以被告的名义对外进行货物销售而无法证明原告是被告客户的事实，同时因从黄X立在该月结通知单上注明的内容上看，只是对其购买砖的数量及款项进行确认而非确认原告是被告的厂长，且黄X立作为一位客户也无权确认原告是否是被告的厂长，因此在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该证据无法单独证明原告是被告的厂长的事实。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3，其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且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未提出异议，而该证据载明的梁天赐和张X林的出资情况等与原告提供的证据11上载明的以及原、被告的庭审陈述的梁天赐和张X林的出资情况完全一致，因此对该组证据依法予以确认，该组证据可以证明梁天赐与张X林于2009年11月1日签订合伙协议，现该合伙协议的原件在原告手中的事实；虽该组证据无法单独证明原告是被告厂长的事实，但从该合伙协议书作为被告内部的一份至关重要的文件，现持有人为原告，至少可以证明一点原告并非是以赚取差价为报酬代被告记账的一名普通客户而是被告的雇员的事实，且原告在被告处的身份并非一般的雇员，否则被告如此重要的内部文件不可能在原告处。同时该组证据载明的“……1、梁天赐为合伙人负责人。其权限是①对外开展业务，订立合同。②对合伙事业进行日常管理。③销售合伙的产品……3、合伙人或者业务员在销售产品期间……”的内容结合原告的庭审陈述其与梁天赐均有负责被告的业务以及原告提供的证据4载明的被告结存的款项来源只包括梁天赐和张伙土的砖款、原告提供的证据5载明的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对原告主张其为被告的厂长要求被告应支付工资未明确予以否认、原告提供的证据11载明的被告结存的款项来源于梁天赐和张伙土的砖款的内容，可以证明原告与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梁天赐均不是被告的客户而且原告受雇于被告担任厂长并代表梁天赐的另一名隐名合伙人张X林与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梁天赐各负责被告的一部分业务，代被告记账的事实。此外根据该组证据载明的“……2、合伙企业会计人员由合伙人乙指定，出纳由合伙人甲指定。……”的内容，因梁天赐为被告的合伙人甲，按合伙协议书的约定被告的出纳应由梁天赐指定，虽原告在证据7、10所有的票据上的“出纳”一栏上签名，但被告予以否认，因此该组证据结合原告提供的证据7、10以及被告的庭审陈述可以证明原告不是被告的出纳的事实。虽原告不是被告的出纳，但从原告提供的证据4载明的被告结存的款项来源只包括梁天赐和张伙土的砖款及2012年2月21日原告的交款记录、原告提供的证据5载明的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对原告主张被告应支付工资未明确予以否认、原告提供的证据11载明的现金日记账的日期起于2009年12月1日及被告结存的款项来源于梁天赐和张伙土的砖款的内容，结合原告的庭审陈述：“被告于2009年12月开始雇佣原告……”、被告的庭审陈述：“原告……2012年2月就离开了”的内容以及原告持有证据10所有票据的存根联原件和证据13的原件，可以证明原告于2009年12月1日至2012年2月21日间受雇于被告，担任厂长并负责部分业务、代被告记账的事实。另根据该组证据载明的“……2、合伙企业会计人员由合伙人乙指定……①企业在每年年底的12月31日清帐一次……”（在该合伙协议书中载明合伙人乙为张X林）的内容，结合原告提供的4载明的原告与被告的法定代表人进行对账的截止时间为2011年12月31日、对账人为梁天赐与张伙土的内容，以及原告提供的证据5载明的被告有账目在原告处的内容，可以证明原告同时为被告的会计并代表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梁天赐的另一名隐名合伙人张X林与梁天赐进行对账的事实；此外从原告持有被告的合伙协议书的原件、账册以及代表张X林与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梁天赐进行对账的行为看，原告在被告处的身份也不可能只是一般的雇员（如业务员或会计）。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中的2010年1月至2011年12月间的24张南安市丰州金安新型建筑材料厂月结通知表和10张销售收据，其证据来源合法，且原告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对其合法性、关联性也均未提出异议，因此对该24张月结通知表和10张销售收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虽该组证据中的24张月结通知表均载明原告张伙土为客户，但在该组证据中的4张抬头均为“金安新型建筑材料厂销售收据”的销售收据上却载明原告为出纳，且原告否认其为被告的客户，因此在被告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该24张表格无法单独证明原告是被告客户的事实；而且该组证据中的10张销售收据的抬头均为“金安新型建筑材料厂销售收据”，每张销售收据上“客户：”一栏载明的客户均为概称，如“塘西林总”、“武荣中学”等，而“出纳”一栏载明的出纳均为原告张伙土，如原告确为被告的客户，那么“客户：”一栏应载明客户为原告张伙土，因此在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该10张销售收据也无法单独证明原、被告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此外虽原告张伙土在该10张销售收据中的4张销售收据上的“出纳”一栏签名并主张其为被告的出纳，但被告对此予以否认反而主张在另外6张销售收据上的“出纳”一栏签名的傅X利才是被告的出纳，如原告确为被告的出纳并以被告的出纳的身份在4张票据上的“出纳”一栏签名，那么该4张销售收据上除了被告方人员的签名外还应当有客户或者提货人的签名，否则不符合一般的交易常理，因此该些票据结合原告提供的证据13载明的被告的出纳必须由被告的合伙人梁天赐指定的内容，在原告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其为被告的出纳的情况下，该4张票据无法单独证明原告是被告的出纳的事实，只能证明原告有参与该四笔货物的销售过程；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中的南安市丰州金安新型建筑材料厂2012年1月份结通知表，因是打印件，无原告的签名，且原告提出异议，因此对该证据依法不予确认。对被告提供的证据2，其证据来源合法，且原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未提出异议，因此对该组证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但因该组证据和被告提供的证据1中的4张金安新型建筑材料厂销售收据均载明原告张伙土为“出纳”，与被告提供的证据1中的2010年1月至2011年12月间的24张南安市丰州金安新型建筑材料厂月结通知表载明的原告张伙土为“客户”和原告提供的证据13载明的被告的出纳应由梁天赐指定的内容自相矛盾，且被告否认原告为其出纳，另从该组证据的收款收据载明的内容看，如原告为被告的客户，那么其无需在收款收据上签名，否则不符合一般交易的常理，因此该组证据只能证明原告有参与该些货物的销售过程，但无法单独证明原告是被告出纳的事实，也无法单独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对被告提供的证据3中的傅X利的调查笔录，因是被告自行制作且原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提出异议，而被告也未申请傅X利出庭作证，因此对傅X利的调查笔录本院依法不予确认；对被告提供的证据3中的黄X立调查笔录，虽是被告自行制作，被告也未申请黄X立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且原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提出异议，但在本院向黄X立调取的询问笔录中，黄X立对被告提供的该份调查笔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因此对被告提供的黄X立的调查笔录依法予以确认，但因黄X立在该调查笔录中的陈述与其在法院向其调取的询问笔录中陈述的内容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因此该份调查笔录只能证明原告有参与以黄X立为客户的货物的销售过程，无法证明原告是以个人身份对外出售被告生产的砖头并将砖头销售给黄X立的事实，也无法证明原、被告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对被告提供的证据3中的2011年12月10日金安新型建筑材料厂月结通知单复印件，虽原告提出该份证据被变造，但对其上记载的买卖的真实性并无异议，且该份证据在法院向黄X立调取的询问笔录中已得到黄X立的确认，也与法院向黄X立调取的该证据的原件相一致，因此对该证据依法予以确认，但从该证据的抬头看，该月结通知单为金安新型建筑材料厂的月结通知单，客户为亚立千亿山庄而非原告张伙土，因此该证据可以证明原告张伙土以被告的名义对外进行货物销售而无法证明原告是被告客户的事实，同时因在该月结通知单左下角原告张伙土签名前有部分字迹被涂黑，该被涂黑的字迹是什么以及被谁涂黑均无法确认，因此在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该证据无法单独证明原告是被告厂长的事实；对被告提供的证据3中的借款单，其证据来源合法，且原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未提出异议，因此对该份证据依法予以确认，但该份证据只能证明原告于2011年11月4日向黄X立事先预支砖款人民币18000元的事实，但无法单独证明原、被告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综上该组证据无法证明原、被告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的事实。对本院向福建南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州支行调取的被告在该支行开户登记的相关材料，其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且原、被告对其真实性均没有异议，因此对该份证据依法予以确认，但该份证据只能证明被告在该支行开户登记的情况，无法证明被告的厂长是谁，出纳是谁。对法院向黄X立调取的黄X立的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其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且原、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因此对该份证据依法予以确认。对法院向黄X立调取的2011年12月10日金安新型建筑材料厂月结通知单原件，其证据来源合法，且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虽原告提出异议认为该份证据左下角其签名前有“厂长”两字被被告划掉并主张其为被告的厂长，但该份证据的原件的出具人为原告张伙土，持有人为黄X立，且该证据形成于双方发生纠纷之前，其上记载的交易的货物的数量、金额、款项的支付与原告提供的证据12、被告提供的证据3中的2011年12月10日金安新型建筑材料厂月结通知单复印件载明的内容以及原告庭审陈述的对该笔买卖的真实性无异议的内容相一致，因此对该份证据依法予以确认；但从该证据载明的内容看，原告张伙土签名前有字迹被划掉，结合法院向黄X立调取的询问笔录中黄X立说原告张伙土签名前有划掉的痕迹在原告张伙土将该月结通知单拿给他签名前就已经划掉了的内容，无法确认该被划掉的字迹是什么，也无法确认谁将该部分字迹划掉，且如被划掉的字迹为“厂长”二字，仅凭该证据也无法单独证明原告为被告厂长的事实；同时从该证据的抬头看，该月结通知单为金安新型建筑材料厂的月结通知单，客户为亚立千亿山庄而非原告张伙土，因此该证据可以证明原告张伙土以被告的名义对外进行货物销售而也无法证明原告是被告客户的事实；虽该证据无法直接证明原告是被告的厂长或客户，但从其上载明的黄X立分别于2011年4月、10月、11月份购买的砖头的价格对照原告提供的证据9中的2011年4、10、11月南安市丰州金安新型建筑材料厂月结通知表和被告提供的证据1中的2011年4、10、11月南安市丰州金安新型建筑材料厂月结通知表，可以证明同一规格型号的砖头存在价格差。因此该证据结合原告提供的证据4、证据7、证据9中的2011年4、10、11月南安市丰州金安新型建筑材料厂月结通知表、证据10、证据11、证据12、证据13载明的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梁天赐与张X林各有50%的股份，被告提供的证据1中的2011年4、10、11月南安市丰州金安新型建筑材料厂月结通知表和4张金安新型建筑材料厂销售收据、证据2、证据3中的2011年12月10日金安新型建筑材料厂月结通知单以及原、被告的庭审陈述即原、被告在销售货物的过程中均有赚取差价（原告主张其与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梁天赐均是基于对外发展业务赚取差价、而被告则主张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梁天赐和原告张伙土均是基于被告的客户，享受股东待遇并赚取差价）、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梁天赐和另一名隐名合伙人张X林均没有工资的内容，可以证明原告与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梁天赐各负责被告的一部分业务，并以赚取差价的形式对外发展业务。对法院调取的黄X立的询问笔录，其证据来源合法，因此对该证据依法予以确认，但因黄X立在法院向其调取的该询问笔录陈述的内容与其在被告向其调取的调查笔录中陈述的内容其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因此该份询问笔录只能证明原告有参与以黄X立为客户的货物的销售过程，无法证明原告是以个人身份对外出售被告生产的砖头并将砖头销售给黄X立的事实，也无法证明证明原、被告之间是买卖合同关系。对法院依法委托福建历思司法鉴定所泉州分所作出的闽历思司鉴所泉州分所（2013）文鉴字第8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其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且原、被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均没有异议，虽被告对原告所述该鉴定与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但从该鉴定意见书载明的内容看其只是对2011年12月10日金安新型建筑材料厂月结通知单左下角“张伙土”签名前被划掉字迹进行鉴定并提出意见，其内容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因此对该证据依法予以确认；但该鉴定意见书只能证明2011年12月10日金安新型建筑材料厂月结通知单左下角“张伙土”签名前被划掉的字迹为“厂长”两字，而因无法确认该字迹为何人划掉且被告也否认原告为其厂长，因此该证据在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无法单独证明原告是被告厂长的事实。综上，原告提供的证据4、5、7、9、10、11、12、13，被告提供的证据1中的2010年1月至2011年12月间的24张南安市丰州金安新型建筑材料厂月结通知表和有原告张伙土签名的4张金安新型建筑材料厂销售收据、证据2、3与法院调取的证据，结合原、被告的庭审陈述，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可以证明原告张伙土于2009年12月1日至2012年2月21日间受雇于被告南安市丰州金安新型建筑材料厂担任厂长一职，与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梁天赐各负责被告的一部分业务，并以赚取差价的形式对外发展业务，同时代表梁天赐的另一名隐名合伙人张X林与梁天赐进行对账，此外还兼任被告的会计，代被告进行记账，保管相关的票据、账册以及合伙协议书原件的事实。
根据原、被告的举证、质证及法院对证据的分析认证，结合原、被告的庭审陈述，原审法院确认以下事实：
2009年11月1日被告南安市丰州金安新型建筑材料厂的法定代表人梁天赐与其另一名隐名合伙人张X林各以现金和设备计人民币220000元出资（共计人民币440000元）合伙经营被告南安市丰州金安新型建筑材料厂，并签订合伙协议书一份，双方约定合伙经营水泥空心砖，合伙期限自2009年11月1日起至2015年10月31日止，合伙企业的负责人为梁天赐。2009年12月1日至2012年2月21日间原告张伙土受雇于被告南安市丰州金安新型建筑材料厂担任厂长一职，并与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梁天赐各负责被告的一部分业务，对此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且未书面约定工资的计算方法。在原告担任被告厂长期间，其与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梁天赐均以赚取差价的形式对外发展业务，同时原告还兼任被告的会计，代被告进行记账，保管相关的票据、账册以及合伙协议书原件。2010年7月26日被告南安市丰州金安新型建筑材料厂在南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工商登记，并将被告登记为个人独资企业，法定代表人为梁天赐，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水泥空心砖，行业名称为其他未列明的制造业，营业期限为2010年7月26日至2060年7月26日。2012年1月17日原告张伙土以被告南安市丰州金安新型建筑材料厂厂长的身份并代表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梁天赐的另一名隐名合伙人张X林与梁天赐进行对账，双方确认截止至2011年12月31日被告结存人民币720525.59元，其中梁天赐砖款人民币514589.09元，张伙土砖款人民币205936.5元。同月双方开始发生纠纷。同年3月被告南安市丰州金安新型建筑材料厂以买卖合同纠纷将原告张伙土诉至惠安县人民法院，而原告则以劳动纠纷向南安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同年4月11日该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定裁定不予受理原告的仲裁申请，之后原告不服于2012年4月13日诉至法院，请求：1、判令被告按每月人民币5000元标准支付原告自2009年12月至判决生效之日止双倍工资（暂算至2012年2月份止，共计27个月×5000元／月×2倍=27万元）；2、判令被告为原告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缴纳社会保险费，并且，被告应为原告补足自2009年12月起至实际办理社会保险登记之日止的社会保险费；3、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在本案发回重审的审理过程中，原告张伙土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出变更诉讼请求申请，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自2009年12月起至2012年2月止的工资，按月人民币5000元计算，共27个月，共计人民币135000元；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以上所拖欠工资额的二倍工资计人民币135000元；3、判令被告为原告向社会保险机构办理自2009年12月起至2012年2月止的社会保险登记，并补缴相应的保险费；4、由被告承担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
原审判决认为，原告张伙土于2009年12月1日至2012年2月21日间受雇于被告南安市丰州金安新型建筑材料厂，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虽原、被告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已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一、二款“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第十四条第三款“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七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并视为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的当日已经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2018-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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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五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裁定终结执行：[ly][ly] （一）申请人撤销申请的；[ly] （二）据以执行的法律文书被撤销的；[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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