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乌中民二终字第36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禹凯，男，1961年9月14日出生，回族，住乌鲁木齐市。
委托代理人：张海茵，新疆亚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志成，新疆亚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鸿德，男，1963年10月7日出生，汉族，住乌鲁木齐市。
委托代理人：刘力豪（与刘鸿德系父子关系），1986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乌鲁木齐市。
上诉人禹凯因与被上诉人刘鸿德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2015）天民二初字第2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7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8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禹凯委托代理人李志成、被上诉人刘鸿德及其委托代理人刘力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03年5月23日刘鸿德代表乌鲁木齐市振兴新安印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印章公司）与杜海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受让杜海在新疆印章制作网络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心）股权，转让价20万元，并办理了公证。
2003年6月10日刘鸿德代表印章公司与达买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受让达买在中心股份，转让价12万元，并办理了公证。当日刘鸿德支付达买转让费4万元。2003年6月19日刘鸿德支付达买转让费现金3万元，支票5万元。
2003年6月10日刘鸿德代表印章公司与孟杨及张传刚签订协议，受让孟杨在中心18%股权54万元，受让张传刚10%股权30万元，并办理了公证。当日刘鸿德支付张传刚转让费5万元。2003年8月21日支付转让费25万元。2010年6月10日刘鸿德支付孟杨转让费11万元，2003年6月13日支付转让费3万元，2010年6月19日支付转让费40万元。2003年6月7日刘鸿德代中心还孟杨借款10万元。
2003年6月10日中心各股东通过中心章程（修订稿），记明孟杨出让18%股权，出资额36万元，张传刚出让10%股权，出资额20万元，达买出让4%股权，出资额8万元，印章公司由刘鸿德代表，原持有中心股权57%，受让上述股权后，持有中心89%股权，出资额178万元，陈银汉持有5%股权出资额10万元，龚达冲持有中心6%股权，出资额12万元。同日中心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出具变更登记申请报告。2003年6月18日中心各股东形成股东会纪要，载明孟杨将18%股权转让给刘鸿德，张传刚将10%股权转让给刘鸿德，达买将4%股权转让给刘鸿德，杜海将10%股权转让给刘鸿德，印章公司将45%股权转让给刘鸿德，转让后，印章公司持有2%股权，陈银汉持有5%股权，龚达冲持有6%股权，刘鸿德持有87%股权。该纪要附有对应的5份股权转让协议及中心章程（修订稿）。上述2003年6月18日股东会纪要及所附资料在中心工商档案备案。
2003年7月28日陈银汉办理了委托书公证，委托刘鸿德办理其在中心持有5%股份按25万元转让给禹凯的有关事宜。
2003年8月1日刘鸿德（甲方）与禹凯(乙方)及印章公司（丙方）签订《股份代收购（出让）合同》，与本案相关条款约定：一、乙方要求以甲方、丙方名义负责收购中心部分股东的股份，收购价根据部分股东出让价收购，如第五条；二、甲方收购中心部分股东股份后，按收购价出让工商登记注册给乙方，收购款由乙方支付给甲方，甲方给乙方出具收款证明；三、甲、乙、丙三方待收购出让股份工商登记注册完毕后，更改企业法人，由乙方禹凯担任法人董事长，在中心应承担对公司内外的责任义务，债权债务根据本年度中心审计报告为准；四、为中心在公安厅工作便利，甲方、丙方在进行工商登记注册变更时，把甲、丙方代乙方在中心收购的47%股份注册变更给乙方，现甲方、丙方将持有中心14%的股份转让给乙方，乙方给甲方、丙方出具证明，甲方、丙方将原持有中心转让给乙方的12%股份中的股本金，按每股3万元从中心乙方分配利润中扣发给甲方、丙方。另甲方、丙方转让给乙方持有中心14%的股份中2%的股份所有权仍然属于甲方、丙方，并在中心享有股份2%的表决权，暂时由乙方托管，工作顺利再转给甲方、丙方；五、达买出让在中心持有4%的股份，出让价12万元；杜海出让在中心持有10%的股份，出让价20万元；孟杨出让在中心持有18%的股份，出让价54万元，丙方替中心还借孟杨款10万元，该款由乙方支付；张传刚出让在中心持有10%的股份，出让价30万元，陈银汉出让在中心持有5%的股份，出让价25万元。以上出让持有中心47%的股份，出让价合计151万元，合同签订乙方即付给甲方代收购股份全额款151万元。
2003年8月1日中心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出具变更登记申请报告，记明印章公司持有2%股权，陈银汉出让5%股权，龚达冲持有6%股权，刘鸿德原持有87%股权，出让56%后持有31%股权，禹凯受让61%股权。该申请报告附有中心章程（修订稿）、股东会纪要及股权转让协议。随后，中心以此办理了变更登记。
审理中，禹凯提供刘鸿德所书收条5张，合计金额108万元，时间为2003年6月10日至8月18日期间，其中2003年6月18日收条写明每股3万元。
《股份代收购（出让）合同》签订后，禹凯未向刘鸿德全额支付约定的股权收购款，双方产生争议，刘鸿德于2015年5月18日起诉至原审法院，请求法院判令禹凯支付其收购股份垫付款87万元及利息883224元（87万元×8.46%×12年）。
原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效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本案中，刘鸿德与禹凯及印章公司签订《股份代收购（出让）合同》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真实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严格按约定履行各自义务。《股份代收购（出让）合同》第一条约定“禹凯要求以刘鸿德、印章公司名义收购中心部分股东的股份，收购价根据部分股东出让价收购，如第五条”，第五条约定“达买出让在中心持有4%的股份，出让价12万元；杜海出让在中心持有10%的股份，出让价20万元；孟杨出让在中心持有18%的股份，出让价54万元，丙方替中心还借孟杨款10万元，该款由乙方支付；张传刚出让在中心持有10%的股份，出让价30万元，陈银汉出让在中心持有5%的股份，出让价25万元。以上出让持有中心47%的股份，出让价合计151万元，合同签订禹凯即付给刘鸿德代收购股份全额款151万元”。结合刘鸿德提供的2003年5月、6月与达买、杜海、孟杨、张传刚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付款收条，陈银汉的委托公证书，以及2003年6月18日的工商变更登记可以看出，《股份代收购（出让）合同》签订时，刘鸿德已经完成了对中心达买、杜海、孟杨、张传刚、陈银汉等股东所持股权的收购，并将实际转让价包括中心代偿的孟杨借款金额准确地在合同中列明。2003年6月10日至8月18日期间禹凯按每股3万元支付给刘鸿德股权转让费108万元所书收条，说明禹凯对刘鸿德在合同签订前收购其他股东持有的中心股权，并支付价款的情节是明知的。故禹凯所述“双方协议是意向性的协议，含有不确定因素，最终应以实际转让价格为准”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
从2003年6月18日和8月1日中心两次变更登记资料来看，工商档案中各股东的持股比例变化是连续的，但又与实际股权交割情况不符。故对禹凯所述“与刘鸿德达成股权转让协议，刘鸿德将名下56%的股权转让于我，每股2万元，我又与陈银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名下的5%的股权转让给我，我拥有中心61%的股份”的抗辩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信。
《股份代收购（出让）合同》第五条明确列明了刘鸿德代收购各股东的份额及收购价款，并约定合同签订禹凯即付给刘鸿德代收购股份全额款151万元，故刘鸿德主张禹凯支付垫付的股权收购款符合合同约定。但禹凯已陆续支付108万元，故刘鸿德主张数额有误，原审法院在支持差额部分43万元。禹凯长期拖欠该款，给刘鸿德造成经济损失，原审法院对刘鸿德的利息主张予以支持，按照国家银行最长5年以上贷款基准利率即年利率5.76%计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原审判决：一、禹凯支付刘鸿德垫付股权收购款43万元；二、禹凯支付刘鸿德垫付款利息293776元（本金43万元，自2003年8月2日至2015年6月11日，年息5.76%）。
一审宣判后，禹凯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本案原审诉讼中刘鸿德认为他是受我之托代我收购了中心原股东达买、张传刚、孟杨的股份，并以此支付上述股东转让费87万元，并依据与我订立的《股份代收购（出让）合同》的约定，要求我支付该垫付的87万元及利息。经原审法院查明，我已经向刘鸿德支付股权转让费108万元，据此说明我已向刘鸿德付清了垫付款。其他股东的转让费，刘鸿德是否已经支付，刘鸿德对此没有提起诉讼，也没有证据证实刘鸿德完成了垫付。原审法院根据《股份代收购（出让）合同》第五条的约定，认定我应该向刘鸿德支付43万元，该认定背离了刘鸿德的诉请，也为本案留下隐患。刘鸿德只垫付了孟杨、达买、张传刚等三人股权转让费，其他股东的股权转让费是否垫付刘鸿德并未主张而后举证，如果将该支付给其他股东的转让费判付给刘鸿德，那有可能引起其他股东的诉讼。二、本案时间跨度11年之久，是由于刘鸿德2005年起诉后被公安厅以刑事案件侦查为由立案，导致民事诉讼中止，这是公安机关履行职责的行为，该期间利息损失不应由我来承担，原审针对利息作出的判决实属不公。综上，我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刘鸿德对我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刘鸿德答辩称：一、本案我要求禹凯支付的是收购股权的垫付款，而不是股权转让费；二、我按约定从达买、张传刚等人处收购了47%的股份，并向各股东支付相应转让款，《股份代收购（出让）合同》约定的151万元代收购款是真实存在的。扣减禹凯已支付的108万元，原审认定禹凯欠付我43万元垫付款未付事实清楚。三、禹凯认为《股份代收购（出让）合同》没有实际履行的与事实不符。四、我认可原审判决认定的利息数额，导致本案欠款12年未付是因禹凯的违约行为所造成，与公安机关刑事案件侦查没有关系。综上，我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相一致。
本院认定本案事实有股权转让协议、公证书、收款收条、章程（修订稿）、变更登记申请报告、股东会纪要、《股份代收购（出让）合同》、原审法院及本院法庭审理笔录中当事人陈述附审判卷宗予以佐证。
本院认为：围绕上诉人禹凯上诉陈述、被上诉人刘鸿德答辩陈述，本院根据查明事实，依照相关法律规定，针对禹凯是否应当对股权收购款43万元及利息293776元承担给付责任的争议，认定意见如下：
本案所涉《股份代收购（出让）合同》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原审对该合同的合法有效性给予确认并无不当。《股份代收购（出让）合同》第一条约定“禹凯要求以刘鸿德、印章公司名义收购中心部分股东的股份，收购价根据部分股东出让价收购，如第五条”，第五条约定“达买出让在中心持有4%的股份，出让价12万元；杜海出让在中心持有10%的股份，出让价20万元；孟杨出让在中心持有18%的股份，出让价54万元，丙方（印章公司）替中心还孟杨借款10万元，该款由乙方（禹凯）支付；张传刚出让在中心持有10%的股份，出让价30万元，陈银汉出让在中心持有5%的股份，出让价25万元。以上出让持有中心47%的股份，出让价合计151万元，合同签订禹凯即付给刘鸿德代收购股份全额款151万元”。该约定内容清楚载明禹凯受让中心47%的股份，受让价款为151万元，其中包含印章公司替中心还孟杨借款10万元。且禹凯与刘鸿德、印章公司已明确约定该151万元由禹凯向刘鸿德支付。原审法院据此约定，在扣减禹凯已付的108万元后，判决禹凯支付剩余的43万元股权收购款合法有据，并无不当。禹凯上诉称原审判决背离了刘鸿德的诉讼请求，导致判决不当的意见，有悖事实与法律，本院不予采纳。禹凯在《股份代收购（出让）合同》订立后，未按约定付清应付款项，迟延付款行为已构成违约，该行为必然导致刘鸿德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损失，原审法院依法判决禹凯支付逾期付款利息293776元符合法律规定。禹凯以本案因刑事侦查立案，导致民事诉讼中止为由，提出拒付该期间利息的意见，无法律依据，本院难以采纳。
综上，禹凯提出改判的上诉请求，事实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禹凯向本院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11090.66元，由其自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丁勇
审判员 谢彬
审判员 何新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严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