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01民初1017号
原告：朱庆礼，男，1960年9月3日出生，汉族，自由职业者，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革，北京凯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白景山，男，1954年3月12日出生，满族，农民，住河北省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
被告：人民美术出版社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北总布胡同32号。
法定代表人：周伟，党委书记。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雅琳，女，1985年4月12日出生，中国出版协会版权保护工作委员会职员，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飞，男，1978年4月20日出生，中国出版协会版权保护工作委员会职员，住北京市西城区。
原告朱庆礼与被告白景山、被告人民美术出版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民美术出版社）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1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庆礼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永革、被告白景山、被告人民美术出版社委托诉讼代理人梁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朱庆礼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白景山立即停止涉案侵犯原告署名权的行为，并停止发行《王羲之行书千字文》一书（2013年9月第1版2014年4月第5次印刷、2011年7月第1版2015年5月第4次印刷，ISBN编码978-7-102-05616-6）；2.被告白景山在全国性报刊上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3.被告白景山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8万元及精神抚慰金1万元，被告人民美术出版社对此承担连带赔偿责任；4.被告赔偿原告律师费1万元；5.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中国自古至今有两篇《千字文》，一篇是南北朝时期，梁朝周兴嗣编写的《千字文》，开头一句是人们所熟悉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该《千字文》至今没有发现留存墨迹。另一篇是多少年来人们始终读不懂的《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此文开头一句是“二仪日月，云露严霜”，之后的文字内容便“语句混乱，不成句型，难以读懂”。该《千字文》是以书法墨迹留存于世，传为王羲之所书，原帖现收藏故宫博物院。后人对该原字帖又称为“二仪日月帖、临钟繇千字文、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王羲之书钟繇千字文、王羲之行书千字文”等。1981年，故宫博物院邀请启功、徐邦达等多位专家对该帖墨迹进行鉴定，并且在1983年《中国书法》刊物发表了相关鉴定结果，对该原始字帖定论为“词语杂凑，不能克读”。原告经多年苦心钻研，经过对原字帖逐字逐句再三推敲，然后尝试重新组合，发现其与周兴嗣版本《千字文》读文可以一致。原告在排版成文之后，对原字帖多出的残损文字，以及缺少的文字和给予补贴的文字的墨迹的确切出处都一一给出了数据。这一发现是前所未有的，据此原告享有该文稿的著作权。2008年，原告在《中国书法》刊物上发表论文，论文中详细描述了“克读破解成文的过程”，并给出了所有破解成文之后的数据。原告经统计，原帖共974个字，其中残字仅20个，缺字补充仅为45个。探究的结果证明原帖是可以“成文”的。2008年，原告编著并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以自己对《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的汇编成果出版了《新编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近期，原告发现由被告白景山编著，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再版图书《王羲之行书千字文》的内容严重剽窃原告的图书内容，以及剽窃、占有原告所发表的学术论文成果，并在网络上大肆进行虚假宣传。被告在未征得原告授权与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出版原告对《新编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内容所享有的汇编著作权的相同内容书籍，其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利。被告人民美术出版社作为专业出版社，对被告白景山擅自出版内容没有尽到认真的审查责任和义务，构成共同侵权行为。原告本案主张著作权权利的作品为原告于2008年在《中国书法》刊物第9期发表的论文《也议〈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帖》，以及2008年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新编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一书。上述论文是原创作品，上述图书为汇编作品。汇编内容是将《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作为基础，经过原告研究，以周兴嗣《千字文》主文为标准汇编成册。原告填补的45个字用了王羲之《兰亭序》中的字以及与王羲之同一流派的字。被告白景山侵犯了原告对涉案作品享有的署名权和发行权，被告白景山在被告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王羲之行书千字文》一书中将原告享有署名权的作品署名为被告白景山，并且加以出版。被告人民美术出版社没有尽到严格的审核义务，侵犯了原告对涉案作品享有的发行权。
被告白景山辩称，涉案两个《千字文》完全不同。故宫藏本有两个，一是唐宋传下来的长卷墨迹（真迹本，被告所用），二是清代乾隆皇帝的刻本（石刻本，原告所用）。《千字文》有两个版本，一是《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但该版本内容不通，二是周兴嗣版，内容是通顺的。王羲之、周兴嗣两个版本的内容相比较，相差45个字，该相差45个字的发现并不是原告的著作权。被告的图书内容是周兴嗣版本的内容，每个字选取王羲之版本字帖中的字。最后选取完，王羲之的字帖缺少45个字。被告从其他字帖选取或者由被告自己书写，补齐了该45个字，且这45个字的选取来源与原告图书基本不同。被告编纂的图书是自己创作的，没有抄袭原告的内容。涉案图书《王羲之行书千字文》为被告出版，该书按照周兴嗣版本的内容进行编辑，编辑后形成的文字与周兴嗣版本的文字一致。该书中的字分成以下几种情况：一是选用了《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墨迹本中的字共947个；二是补充了52个字，其中4个字“渊、组、射、戚”为其本人写，其余48个字系从王羲之、王铎、智永等人所书写字中查找填补。被告实际补充的52个字中，有45个字与原告补充的字相同，但是所选择字的来源不同，仅有“糟”字双方的选择是一样的。被告发现王羲之版本《千字文》与周兴嗣版本《千字文》对应规律系根据《三希堂法帖》跋文、《中国书法》杂志中杨兴的文章、故宫藏墨迹影印本《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序文、《启功草书千字文》等启发。原告所编《千字文》并没有独创性，而是用清刻本进行剪裁排列而成。而被告的《千字文》选用则是真迹，唐代传下来的墨迹本，须对每个字进行修补、调整，极为费时费力，非一般人所能完成。
被告人民美术出版社辩称，认同白景山编纂的涉案图书是由其自己创作，原告所述内容不享有著作权。涉案图书《王羲之行书千字文》（2011年7月第1版2015年5月第4次印刷）系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其对涉案图书内容进行了正常审查，履行了正式出版手续，出版的涉案图书合法。原告提及的《王羲之行书千字文》（2013年9月第1版2014年4月第5次印刷）为盗版出版物。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原告朱庆礼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
1.《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上海书店1988年5月第1版，证明《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书法墨迹原文；
2.《中国书法》，2008年第9期（总第185期）《也议〈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帖》，作者明池，证明原告汇编《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的成果论文发布时间及内容；
3.《新编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朱庆礼编著，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证明原告对《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汇编成果；
4.上述《新编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附录，证明原告对原帖补贴的45个文字的墨迹的确切出处与原帖中未用文字统计；
5.《王羲之行书千字文》，白景山编著，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证明被告侵犯原告著作权的时间及具体体现；
6.《王羲之行书千字文》，白景山编著，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证明目的同上；
7.《委托代理协议》及律师费发票，证明委托代理事项及律师费金额。
被告白景山、被告人民美术出版社对原告朱庆礼提交的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认可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认可证据2的真实性，对于“明池”是否为原告的笔名请法院判断，王羲之版本《千字文》与周兴嗣版本《千字文》的差异是客观事实，任何人对此不享有著作权；认可证据3的真实性，不认可关联性；认可证据4的真实性，对王羲之版本《千字文》的45个缺字任何人不享有著作权，原告图书与被告图书所添补的字仅有2个字近似，即“晦”和“糟”，对于其他43个字，双方的选取来源均不一致；认可证据5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该图书内容中没有原告享有著作权的论文中的任何文字表达，所有的字帖内容均与周兴嗣版本相同，编排也与周兴嗣版本内容一致，故不能证明被告白景山侵犯了原告的著作权；不认可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该图书系盗版出版物；认可证据7的真实性，不认可关联性，被告没有侵犯原告的著作权，故律师费不应由被告负担。
被告白景山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
1.《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上海书店1988年5月第1版；
2.《中国书法》，1983年第2期《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作者杨新；
3.《中国书法》，1984年总第3辑《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续完）》；
以上证据1-3证明被告图书的选字出处。
4.《智永真书千字文》；
5.被告部分创作底稿；
6.被告部分图书原稿
以上证据4-6证明被告自行创作了被告图书。
7.比对表，证明被告图书与原告图书对应的45个补充的字基本不同；
8.《三希堂法帖乾隆跋文》；
9.《中国书法》，1983年第2期《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作者杨新；
10.《说〈千字文〉》，作者启功；
以上证据8-10证明在原告图书之前，已有众多文献对王羲之、周兴嗣《千字文》进行比较研究。
11.被告曾出版的部分书法著作；
12.被告获得的有关书法的专利。
以上证据11-12证明被告对书法、字帖有一定的造诣，有能力编创涉案图书。
原告朱庆礼对被告白景山提交的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认可证据1-4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5、6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无法证明形成时间；不认可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但认可证据7列表中的45个字即原告添补的45个字；认可证据8、9的真实性，不认可证明目的；因原告未提供证据原件，不认可证据10的真实性；认可证据11、12的真实性，但不认可关联性。被告人民美术出版社对被告白景山提交的上述证据无异议。
被告人民美术出版社为证明原告证据6《王羲之行书千字文》（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为盗版出版物，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官方网站CIP数据核字号查询结果网页打印件。根据该查询结果，原告证据6《王羲之行书千字文》（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所标注的CIP数据核字“（2013）第090840号”对应图书为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的《小题优练》，与原告证据6内容不符。
原告朱庆礼认可上述查询结果，认可该书非正规出版物，但认为该书与被告二有关。被告白景山对该证据无异议。
对原、被告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原告朱庆礼提交的证据1、2、3、4、5、7，原告均提供了证据原件且被告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1、2、3、4、5、7内容与本案待证事实存在联系，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予以确认；证据1、2、3、4、5、7的主体、形式及取得方法合法，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合法性予以确认；证据6所标注的CIP数据核字对应图书与原告证据6图书内容不符，原告亦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该图书具有合法来源，故本院认定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该图书为被告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亦不能证明该图书为被告白景山编著，故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证据1、2、3、4、5、7的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案件事实予以综合认定。
被告白景山提交的证据1、2、3、4、8、9、11、12，原告均提供了证据原件且被告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5、6、7为被告单方制作而成，其真实性本院将根据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证据10原告未提供证据原件，但该复印件内容完整，且与其他关于《千字文》的文章可以相互佐证，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1-10与本案待证事实存在联系，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予以确认；证据11、12与本案待证事实不存在联系，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1-10主体、形式及取得方法合法，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合法性予以确认。证据1-10的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案件事实予以综合认定。
被告人民美术出版社提交的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官方网站CIP数据核字号查询结果网页打印件内容属实，证据主体、形式及取得方法合法，与本案待证事实存在联系，能够证明该图书的出版主体并非人民美术出版社，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予以确认。
根据上述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和本院的认证意见，本院查明如下事实：
《中国书法》1983年第2期刊载有作者杨新的文章《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主要内容为：“传《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帖》卷，行书，共一百零八行，计九百七十四字。帖文开首‘二仪日月，云露严霜’可句逗成韵，其后则辞语杂凑，不能克读。其文内容与世传梁武帝命周兴嗣所撰《千字文》迥异。一九八一年，故宫博物院曾邀请启功先生，及本院徐邦达、刘九庵、王以坤及有关人员，进行联合鉴定。经对原迹仔细观察，一致认为是唐、宋间人所作。或从传世为王羲之的墨迹及临摹本如《兰亭序》等中采摘，或从陈僧智永的《千字文》中摘采，有的则是自造。而且它的内容，为何与周兴嗣编次的《千字文》不一致，那不过是作者弄的狡狯罢了。”
1988年5月，上海书店出版了《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字帖，字帖题目为《魏太尉钟繇千字文右军将军王羲之奉敕书》，内容为“二仪日月，云露严霜；夫贞妇洁，君圣臣良；……傅说佐殷，洞庭辽远；谓语助者，焉哉乎也”，全文共计974字。该字帖“出版说明”主要内容如下：“王羲之字逸少，官至右军将军。此卷前衔款‘魏太尉钟繇千字文，右军将军王羲之奉敕书’传为他的墨迹。所书千字文与梁武帝时周兴嗣所编千字文迥异。据考，亦非钟繇文，系后人伪托钟繇作。书法结构茂密谨严，行笔流丽圆劲，颇接近王羲之体。然而细察，有些字为双钩填廓，有些字运笔软疲，多外拓露锋，且字与字之间气脉不相贯连，缺乏统一感。推断当出于宋人摹集王羲之字，间参入仿王字的临写本。卷上鉴藏印多达一百五、六十方，现藏故宫博物院。此卷流传有绪，虽非王羲之真迹，但在书法艺术上仍有其一定的价值。”
2008年第9期（总第185期）《中国书法》杂志刊登了文章《也议〈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帖》，作者明池。该文章主要内容为：“原帖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清乾隆年被收录为《三希堂法帖》第一册第三帖，目录名为：晋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传）。一九八三年五月《中国书法》总第二期曾发表对该帖考证的文章《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对该帖的流传脉络给予了历史总结性的分析考证，文章描述该贴‘辞语杂凑，不能克读’，‘与世传梁武帝命周兴嗣所撰《千字文》迥异’。笔者认为，该帖以《钟繇千字文》内容面目出现，与周兴嗣版本《千字文》最大区别是语句难以读懂。笔者以周版《千字文》读文为标准，就原帖帖文顺序进行全面拆分组合的方式探究，尝试能否‘克读’，目的是为得到一个看得见的真实依据。经过对逐字逐句再三推敲，然后尝试重新组合，竟发现与周兴嗣版本《千字文》读文可以一致。原帖共九百七十四字中，残字仅二十个，缺字补充仅为四十五个。探究的结果证明原帖是可以成文的。”
2008年6月，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新编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一书，署名朱庆礼编著。作者简介注明“朱庆礼，字明池”。该书前言部分载明：“本书作者将原帖（《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重新整理排版后，与人们现常用的周兴嗣版本《千字文》基本一致，缺字补充仅为四十五个（见附录）。原帖的问题是‘辞句杂凑，不能克读’。经过重新编排，该问题已得以解决，这样就可以在读文时朗朗上口。”该书第一部分为“新编《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内容为“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孤陋寡闻，愚蒙等诮；谓语助者，焉哉乎也”，与周兴嗣版《千字文》读文基本一致，共1000字。该书附录部分注明“补贴文字四十五个文字”，包括：王羲之《圣教序》“金光皇湯常莫離寂晦迹”、《興福寺断碑》“字恒”、王羲之《兰亭序》“致坐”、《二谢帖》“此”、《大观帖》“中”、《十七帖》“音”、《奉桔帖》“尊”、王献之“歸”、王献之《快雪堂帖》“服尺”、《淳化阁帖》“熟”、智永《千字文》“伐育鳴曰枝卑泾甲主索组糟”、黄山谷《三希堂法帖》“舊”、赵孟頫《千字文》“洪恭淵盟闲稼束”、赵孟頫《三希堂法帖》“飘”、唐太宗《淳化阁帖》“营”、汉蔡襄《三希堂法帖》“慮”。
2011年7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王羲之行书千字文》一书，署名白景山编著。该书前言部分载明：“还有一种号称为王羲之所书写的《千字文》墨迹流传到今天，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从其文字内容看，该《千字文》与世所流传的智永书《千字文》完全不同。而且除了开篇的‘二仪日月，云露严霜，夫贞妇洁’以及最后的‘谓语助者，焉哉乎也’可以读懂之外，其余内容几乎无法读懂。我将其用周兴嗣《千字文》的内容将其重新编排，以适合广大书法爱好者学习使用。该《千字文》中所缺少的字，则找其他与之相近的字替代，以尽量保证其气韵的前后通畅。”该书内容为“天地玄黄，宇宙鸿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孤陋寡闻，愚蒙等诮；谓语助者，焉哉乎也”，与周兴嗣版《千字文》读文基本一致，共1000字。被告白景山称，《王羲之行书千字文》中其与原告补贴相同的45个字，具体选择来源分别为：“金”字选自王羲之的字，来源为崔廷瑶编《行书章法》，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光”字选自王羲之《圣教序》；“皇”字选自王羲之的字，来源为杨为国《回宫格》字帖，中国美术学院出版；“汤”选自王羲之的字，来源为杨为国《回宫格》字帖，中国美术学院出版；“常”选自王羲之《二谢帖》；“莫”选自王羲之《圣教序》；“离”选自王羲之《丧乱帖》；“寂”选自王羲之《圣教序》；“晦”选自王羲之的字，来源为杨为国《回宫格》字帖，中国美术学院出版；“字”选自《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原帖中的标题；“恒”选自王羲之《诸贤帖》；“致”选自王羲之《兰亭序》；“坐”选自王羲之《兰亭序》；“迹”选自王羲之《圣教序》；“此”选自王羲之《兰亭序》；“中”选自王羲之《二孙女帖》；“音”选自王羲之《米芾诗文》；“尊”选自王羲之《误坠地帖》；“归”选自王羲之《圣教序》；“服”选自王羲之《追寻帖》；“尺”选自王铎的字；“熟”选自智永《千字文》；“伐”选自王铎的字；“育”选自王羲之《从弟子帖》；“鸣”选自王铎的字；“曰”选自《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原帖；“枝”选自智永《真书千字文》；“卑”选自智永《真书千字文》；“泾”选自王铎的行书；“甲”选自智永《真书千字文》；“主”选自王铎的行书；“索”选自王铎的行书；“组”是被告自己书写；“糟”选自智永《真书千字文》；“旧”选自王羲之的字，来源为《王羲之书法全集》，上海出版社出版；“洪”选自《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原帖；“恭”选自王铎的行书；“渊”为被告自己书写；“盟”选自王铎的行书；“稼”选自王铎的行书；“闲”选自王羲之《兰亭序》；“束”选自王羲之的行书；“飘”选自智永《真书千字文》；“营”选自王铎的行书；“虑”选自《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原帖。
庭后，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就原告朱庆礼与被告白景山各自对《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字帖补贴的45个文字进行了比对勘验。经比对，双方当事人均认可“常”“莫”“离”“寂”“字”“恒”“此”“中”“音”“尊”“归”“服”“尺”“熟”“伐”“育”“鸣”“曰”“枝”“卑”“泾”“甲”“主”“索”“组”“旧”“洪”“恭”“渊”“盟”“稼”“闲”“束”“飘”“营”“虑”共36个字原告朱庆礼与被告白景山的选择不同；“糟”字原告朱庆礼与被告白景山的选择相同。另外8个字“金”“光”“皇”“汤”“晦”“致”“坐”“迹”在笔划和整体结构方面构成近似，细微之处略有差别。原告朱庆礼主张上述字选择来源相同，在笔划上有些许差异是被告白景山临写或修改的结果。被告白景山主张上述字选择来源不同。被告人民美术出版社对于原告朱庆礼与被告白景山双方均认可部分字选择来源一致或选择来源不一致均无异议，其他字认可法院的勘验认定结论。
另查，2017年1月3日，原告朱庆礼与北京凯普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委托该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其与被告白景山、人民美术出版社侵犯著作财产权纠纷一案，原告按照10000元向该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代理费。2017年1月6日，原告向该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代理费10000元。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无论是普通人，还是文学艺术家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者，要让他人了解自己的思想情感或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就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如文字、图像等）来加以表达，使他人得以客观地阅读、欣赏和感知，上述表达的过程就是创作，由此形成的具有独创性的智力成果就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只有具有独创性的外在表达才是作品，独创性是作品区别于其他人类劳动成果的关键。独创性中的“独”是指独立创作、源于本人。独创性中的“创”是指一定水准的智力创造高度，即要求劳动成果具有一定程度的智力创造性，能够体现作者独特的智力判断与选择、展示作者的个性并达到一定创作高度要求。根据著作权法的基本原理，著作权法对作品的保护仅及于作品的表达，而不及于作品的思想、操作方法、概念、原理、发现。
所谓“发现”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发现”为客观事实，而客观事实不受著作权法保护。这是因为事实是客观存在，独立于人们的主观意识，它一旦产生，就不可能再受人类思想或创作活动的影响，不可能由作者“创作”出来，故不可能构成有独创性的作品。例如，对于人口统计工作而言，统计人员并没有“创作”出人口统计数字和规律，他们只是通过大量调查和数据分析发现或揭示了这个数据和规律。又如，对于考古工作而言，考古学家对古代文物的发掘、整理和分析需要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同时需要其在历史、文学、艺术等方面具有精深的知识储备。但无论考古工作者付出多少努力，如果其考古意义上的发现只是对客观历史事实的还原，则非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创作”。无论研究者付出多少辛勤的劳动，历史事实并不“源自于”研究者，而是早就客观存在着，它不可能成为历史研究者的“作品”。第二类“发现”为基于一定理由和依据的推测，该推测是否是事实尚无法得到验证。在这种意义上，“发现”的成果属于思想范畴，并非一种表达，同样不能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虽然“发现”本身无法构成作品，但是将“发现”作为素材从而进行具有独创性的创作可以产生作品，并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例如根据考古发现的成果撰写论文或以特定历史事实为背景撰写小说等，但这种情形下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并非“发现”本身，而是该论文或小说。
本案中，原告朱庆礼主张权利的《也议〈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帖》文章署名“明池”，原告出版的《新编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一书注明“朱庆礼，字明池”。故本院认定《也议〈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帖》文章为原告所作。该文章本身具有独创性，体现了原告就《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帖进行研究所得到的智力成果，属于著作权法上的文字作品，他人未经原告许可不得抄袭、剽窃该文章。但该文章所指明的“发现”，即“《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原帖共974字经重新排列组合并补贴少部分文字后与周兴嗣版本《千字文》读文一致”，并不受著作权法保护。被告白景山在《王羲之行书千字文》一书中并未使用《也议〈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帖》文章本身，因此不构成对上述文章著作权的侵犯。需要强调的是，本案为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上述客观事实是由哪一主体首先发现与著作权纠纷无关，故不属本案的审查和认定范围。故对原告关于二被告侵犯原告《也议〈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帖》作品著作权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原告朱庆礼主张权利的《新编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一书包含有字帖、笔法参考、结构参考、附录、再版说明、原帖资料参考若干部分。其中，字帖部分内容为按照周兴嗣版《千字文》的读文顺序将《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原帖共974字进行重新排列组合并补充少部分文字。原告主张上述字帖部分为汇编作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汇编若干作品、作品的片段或者不构成作品的数据或者其他材料，对其内容的选择或者编排体现独创性的作品，为汇编作品，其著作权由汇编人享有。要构成汇编作品，则必须在选择或者编排作品方面体现出独创性。而上述字帖的编排顺序为周兴嗣版《千字文》的读文顺序，该编排已进入公有领域，并不受著作权法保护。原告之所以选择《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原帖中的字按照上述顺序编排，系基于“《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原帖共974字经重新排列组合并补贴少部分文字后与周兴嗣版本《千字文》读文一致”这一发现。因此选择《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原帖中的文字进行编排是显而易见的，任何人基于该发现均会优先作出上述选择，故该选择亦不具有独创性，不受著作权法保护。但是《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原帖与周兴嗣版本《千字文》相比缺少部分文字，而对补贴文字的选择则可以体现独创性，受著作权法保护。例如缺少“金”字，则选择由哪一人所书写的“金”字进行补贴以使整个字帖风格更加统一，内容更加完整，更具审美价值，可以体现作者的智力创造。经过法庭勘验比对，原告朱庆礼与被告白景山补贴的45个文字中有36个字的选择完全不同，有1个字的选择相同，有8个字近似。即使上述8个字选择相同，但双方对填补文字的选择受到“表达有限原则”的限制，仍不能就此直接认定被告白景山构成侵权。因《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原帖字体风格与王羲之所书字体风格近似，考虑到字帖整体风格的统一，无论何人对补贴文字进行选择都自然会优先从王羲之所书写的字帖或者智永等其他与王羲之书法风格相近之人所书写的字中进行拣选，因王羲之、智永等书法家流传字帖较少，不同的人进行选择时当然可能存在选择相同的情形。考虑到原、被告补贴的文字仅有个别选择相同，比例较低，故不能就此认定被告构成侵权。《王羲之行书千字文》一书中并未含有《新编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一书中的笔法参考、结构参考、附录、再版说明、原帖资料参考等内容。被告《王羲之行书千字文》一书前言部分所阐述的某些观点与原告《新编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一书再版说明部分所阐述的某些观点相同，但该观点仍属思想而非表达，不能受到著作权法保护。理由同上，在此不再赘述。故对原告关于二被告侵犯原告《新编王羲之临钟繇千字文》作品著作权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告朱庆礼关于被告白景山侵犯了原告对涉案作品享有的署名权和发行权，被告人民美术出版社侵犯了原告对涉案作品享有的发行权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精神抚慰金、赔偿律师费等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四条、第四十七条第（三）项、第四十八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第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朱庆礼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原告朱庆礼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审 判 长 魏 嘉
审 判 员 闫永廉
人民陪审员 苏莹菲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刘虹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