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武海法重字第00001号
原告：高时林（曾用名高士林），。
法定代理人：赵粉英。
委托代理人：李玛林，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兴中，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家港保税港区港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张家港市保税物流园区（西区）南京路**号。
法定代表人：唐勇，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赵华，江苏君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丁龙，广东盛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家港市华盛装卸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张家港市金港镇香山北路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正华，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希随，系该公司人事部经理。
被告：中国华粮物流集团新良海运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光华公司中行楼234号。
法定代表人：孟凡杰，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童梅，北京市海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彭先伟，北京市海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海洋港务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街道菜市路***号财富商务楼*楼。
法定代表人：乐海波，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俞全虎，浙江泽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陈国央。
委托代理人：俞全虎，浙江泽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高时林与被告张家港保税港区港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务公司”）通海水域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即（2014）武海法事字第00011号案，被湖北省高级人���法院（2014）鄂民四终字第00179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本院于2015年1月5日立案，由审判员王玉成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熊文波、代理审判员李岩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重新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之规定，本院通知中国华粮物流集团新良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良公司”）、张家港华盛装卸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盛公司”）、浙江海洋港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洋公司”）与陈国央作为被告参加诉讼。本院于2015年5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原告高时林的法定代理人赵粉英、委托代理人李玛林、张兴中，被告港务公司委托代理人赵华，被告新良公司委托代理人童梅，被告华盛公司委托代理人孙希随，被告海洋公司和被告陈国央的共同委托代理人俞��虎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经调解未果，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高时林诉称：原告高时林系华盛公司员工。2011年11月6日，新良公司所属的“良谷”轮停靠于被告港务公司码头卸货。当日11：30时许，“良谷”轮卸货完毕申请离泊，被告港务公司指派原告高时林与另一工人舒成岭负责“良谷”轮离泊解缆工作。因被告港务公司未能尽到安全管理及防护责任，违反船舶靠离移泊码头操作常规，致使原告高时林被断裂的缆绳击中头部后昏迷不醒。原告高时林随即被送至张家港广和中西医结合医院抢救，随后在上海华山医院、华山医院宝山分院、华山医院永和分院进行治疗。现原告高时林仍神志不清，处于长期昏迷状态（植物人状态）。经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以下简称“上海鉴定中心”）对原告高时林受伤情况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原告高时林已构成一级伤残，需终身护理，护理人数为2人，需维持必要的基本治疗手段，费用为每月人民币（以下均为“人民币”）1万元，治疗维持时间自2012年10月31日起共20年。综上，被告港务公司安排原告为停靠其码头的船舶解缆，但却未能尽到安全管理及防护义务，对原告高时林受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已经构成侵权，被告港务公司应就该起事故给原告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原告高时林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诉请法院判令被告港务公司赔偿原告××赔偿金650760元，后续康复治疗费240万元，护理费134.4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合计4444760元。
被告港务公司辩称：（1）本案程序违法。原告高时林人身损害赔偿一案，武汉海事法院已以（2012）武海法事字第00060号案（以下简称“60号案”）调解结案。在60号案中，原告高时林撤回了对港务公司的起诉，并与新良公司、海洋公司、陈国央达成调解，并由生效法律文书确认。这表明原告高时林已经放弃对被告港务公司的索赔，不能就该纠纷再度行使实体权利及程序诉权。原告高时林一事再诉，违背民事诉讼一事不再理原则。（2）原告高时林的人身伤害事故是船舶操作所致责任事故，并非码头操作所致责任事故，被告港务公司没有过错，其管理行为与本次事故没有因果关系。原告高时林关于“被告未能尽到安全管理及防护责任，违反船舶靠离移泊码头操作常规，致原告被断裂的缆绳击中头部”的理由与事实不符，该案事故是一个单方责任事故，不存在混合过错。（3）原告高时林是由用人单位安排到码头装卸作业的，即使安全管理���疏漏，依合同约定也应由承揽方按工伤予以赔偿。即使如原告所称，自己“解缆有过错”，并认为被告港务公司作为发包方应承担安全管理之责，但根据《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装卸劳务合同书》、《安全生产管理协议》的约定，被告港务公司也不应承担责任。（4）原告高时林除去工伤赔偿外，获得人身损害赔偿金374万元是合理的。原告高时林解缆时受伤构成工伤，并已得到工伤赔偿。60号案中，原告高时林获得了305万元赔偿。在与被告华盛公司的事故协商中，原告高时林获得了69万元的赔偿。除工伤赔偿外，高时林共获得赔偿款374万元，该数额是合理的。现原告高时林再要求赔偿已经构成重复索赔。综上所述，本案所涉事故为船舶操作责任事故，应由船舶所有人被告新良公司承���全部事故责任。在武汉海事法院按混合过错审理本案时，原告高时林已处分了自己的诉权，与新良公司、海洋公司、陈国央达成调解协议，并获得赔偿达374万元。原告高时林再次起诉没有法律依据，亦不能对抗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所认定的责任与赔偿金额。请求法院驳回原告高时林的不当诉讼请求。
被告华盛公司辩称：原告高时林系我公司员工，与我公司存在合法的劳动关系。原告高时林受伤属于工伤，我公司不构成人身侵权。我公司按照国家规定为高时林缴纳了工伤保险，在原告高时林受伤后为其垫付医疗费972800元（包括船方预付药费30万元），我公司积极为原告高时林申报了工伤、进行了工伤伤残等级鉴定，积极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工伤保险科报销药费、申请相关待遇。原告高时林自2014年1月起已享受工伤待遇，每月伤残津贴2593.08元，生活护理费2401元，而且2015年已经上调至5400元左右，以后将每年上调。经过原告高时林家属与我公司协商，高时林在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前提下，我公司另外一次性补偿高时林25万元，并积极协助高时林家属报销后期医疗费用。综上所述，我公司与原告高时林的工伤纠纷已经解决。
被告新良公司辩称：被告新良公司与原告高时林间纠纷已终结。在60号案中，被告新良公司与原告高时林于2013年9月30日达成调解协议，武汉海事法院于2013年10月15日作出（2012）武海法事字第00060号民事调解书，该调解书已发生法律效力。根据调解书，新良公司已向高时林支付调解款项。同时，在收到被告新良公司支付的款项后，原告高时林法定代理人赵粉英签署了《收据和免除责任确认书》，确认并完全免除新良公司对高时林的全部赔偿责任。因此，被告新良公司与原告高时林之间的纠��已终结，被告新良公司不应再在原告高时林就本次事故提起的任何索赔及诉讼程序中承担任何责任。
被告海洋公司和被告陈国央辩称：被告海洋公司、被告陈国央与原告高时林之间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已通过60号案调解解决。被告海洋公司和被告陈国央在坚持对本次事故无责任的前提下与原告高时林达成和解，共同补偿原告高时林10万元。60号案调解书第7页载明：“第三人浙江海洋港务工程有限公司、第三人陈国央于2013年10月30日前共同一次性向原告高时林支付10万元，原告高时林收到上述款项后放弃就涉案纠纷对第三人浙江海洋港务工程有限公司、第三人陈国央的任何索赔权，被告中国华粮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同时放弃要求第三人浙江海洋港务工程有限公司和陈国央承担涉案赔偿责任。”被告海洋公司和被告陈国央已于2013年10月向原告高时���支付了10万元，此后与原告高时林之间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已经解决。
原告高时林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了如下证据：
第一组：结婚证，证明原告高时林及其法定代理人的身份。
第二组：《集装箱船舶靠离移泊安全操作标准ZGXJF-J0004-2009》（以下简称《操作标准》），证明被告港务公司未能尽到安全管理及防护义务，违反操作常规。
第三组：《关于“11.06”事故责任确认函》（以下简称《确认函》）、（2012）武海法证字第00395号民事裁定书、（2012）武海法证字第00396号民事裁定书，证明经过法院调查，张家港有关主管部门并未对事故作出调查处理。
第四组：复医（2012）伤鉴字第207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复医（2013）伤鉴字第108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原告高时林伤残等级、护理依赖及后续康复治疗等情况。
被告港务公司的质证意见：第二组证据中《操作标准》不具有强制性，无法律约束力；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被告华盛公司的质证意见：对第二组证据有异议，我公司对此没有相应要求，系解缆不属于特殊工种；对其他证据没有异议。
被告海洋公司和被告陈国央对原告高时林所提交以上证据均无异议。
被告新良公司的质证意见：对第三组中的《确认函》有异议，认可其形式真实性，但内容并不是新良公司的真实意思，因为主管部门并未对本次事故作出结论认定，新良公司在该《确认函》上签字是为了让对方及时通知海事部门尽快放船；对第四组证据中的两份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他证据无异议。
本院对原告高时林提交的以上证据认证如下：第一组、第三组、第四组证据，因各被告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第二组证据，本院对该《操作标准》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该《操作标准》虽系行业规范，但在法律法规没有相关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作为审理案件的参考。
被告港务公司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张家港保税区安全环保局关于事故情况的说明，证明张家港保税区安全环保局已对事故进行了调查，事故原因是船方操作不当，并非港口方操作不当。
2、华盛公司证明，证明原告高时林原为张家港港务局15年制合同工，于2003年到华盛公司任装卸部组长，具备解缆安全操作经验。
3、工人档案传递通知单及人事动态通知，证明原告高时林原为张家港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员工，在码头工作数十年。
4、职工调配通知单及回执，证明内容同上。
5、事故调查笔录及现场示意图，证明事故发生时间以及原告高时林当时��站位是合理的，其防护、避让措施并无不当。
6、华盛公司管理人员杜建平的证言，证明原告高时林是华盛公司装卸二组组长，接受过装卸及系解缆培训，装卸作业和系解缆工作经验丰富。
7、高时林原同事许寿富的证言，证明原告高时林1987年进港务局当装卸工，装卸工作包括日常的装卸作业、大轮的系解缆作业，高时林具备过硬的装卸操作技能。
8、对高时林同组组员沈定寿、董兴志的调查笔录，证明原告高时林是一位具有20几年工作经验的老师傅，受过各种专业培训（包括大轮系解缆），并负责指导其他工人如何作业。
9、60号案中原告高时林的起诉状及明细表，证明原告高时林已要求被告新良公司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且已经由海事法院调解处理。
10、追加第三人申请书，证明在60号案中，被告新良公司申请追加港务公司作第三人。
11、参加诉讼通知书，证明武汉海事法院在60号案中通知了港务公司参加诉讼。
12、撤诉裁定书，证明在60号案中，被告港务公司抗辩不应承担事故责任后，原告高时林主动撤回对被告港务公司的起诉；撤诉即放弃诉讼权利。
13、《装卸劳务合同书》及《安全生产管理协议》，证明被告华盛公司的用工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及装卸操作技能和安全生产的要求，安全生产责任由被告华盛公司承担。
14、《确认函》，证明被告港务公司在事故发生后已就事故责任致函被告新良公司并得到确认，船、港双方对事故责任无异议。
15、60号案民事调解书，证明原告高时林已就事故赔偿金额与被告新良公司达成调解，以工伤赔偿外再赔305万元结案；各方已对事故责任作出认定，即新良公司与海洋公司、陈国央承担责任，港务公司不承担责任。
16、高时林与华盛公司达成的事故赔偿《协议书》，证明原告高时林已就事故赔偿事宜与被告华盛公司达成协议，在工伤赔偿外再赔69万元了结；原告高时林一案多赔，除工伤赔偿外，从三方处再获374万元赔偿。
17、2011年10月-11月港务公司支付华盛公司装卸作业（包括系解缆费用）费用明细表，证明系解缆作业为装卸公司承揽作业的一部分。
18、港务公司支付“良谷”轮事故航次带缆费的统计表，证明带缆作业为装卸作业的一部分，该工作由承包／承揽作业人负责完成。
19、华盛公司安全作业“三三制”活动记录表，证明系解缆是装卸工作的一部分，华盛公司每年的“三三制”安全活动中都对系解缆作业进行了安全检查、讨论，对系解缆作业有规范的要求，装卸工人能系解缆。
20、被告港务公司在60号案中的答辩状、代理词，证明被告港务公司参与了60号案的诉讼，答辩意见是被告港务公司不应承担事故责任；在60号案审理过程中，原告高时林撤回了对港务公司的起诉，放弃了诉权。
原告高时林的质证意见：证据1不真实，根据原告的证据以及法院的证据调查，主管部门没有对本次事故作出结论认定；对证据2的形式真实性认可，对内容不认可，是否经过培训不是被告港务公司自己能说明的；证据3、4不真实；证据5，认可真实性，但不认可其证明对象；证据6、7、8均系证人证言，证人与被告港务公司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是片面的；认可证据9的真实性，但对其证明内容不认可；对证据10、11予以认可；证据12，认可真实性，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证据13虽然是原件，但不认可其关联性、合法性和证明目的；证据14，对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可其证明对象，《确认函》恰恰证明被告港务公司是有责任的，因为新良公司承担责任的前提是主管部门对事故结论作出认定，但主管部门并未作出事故结论书；证据15、16，认可真实性；证据17、18、19是单方做出的，无法确认真实性。证据20，认可真实性，但不认可其证明对象。
被告新良公司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有异议，主管部门并没有进行调查，该证据是张家港保税区安全环保局出具的，和张家港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是两家单位；证据2至8不具有关联性，因为这些证据是为了证明高时林经过了系解缆培训，按照我国法规和行业要求，从事系解缆应具有资质证书，没有证据证明原告有这个资质；证据12，认可其形式真实性，但对内容真实性和证明力持保留意见；证据13，认可其表面真实性，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证据14，对内容真实性和证明力有异议��证据15，认可真实性，但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证据17，对表面真实性有异议，因为是单方制作的，就其内容而言，华盛公司和港务公司的劳务合同并未约定是否包括解缆工作；证据18、19，对真实性有异议；证据20，对表面真实性无异议，对内容和证明力有异议；对其他证据无异议。
被告华盛公司、被告海洋公司、被告陈国央对被告港务公司所提上述证据均无异议。
本院对被告港务公司所提交证据的认证意见：证据1并非主管机关作出的调查结论，本院不予采纳；证据6和证据7中的证人与被告港务公司有利害关系，本院对其证言不予采信；证据8中的证人未到庭作证，本院对其证言不予认定；证据17至19，真实性无法确认，本院不予认定；其他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被告华盛公司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工伤保险待遇���核结算表，证明原告高时林已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2、华盛公司与高时林签订的《劳动合同书》，证明双方存在合法的劳动关系，本事故属于工伤，不是侵权。
3、工伤认定书、工伤伤残鉴定书，证明原告高时林受伤属于工伤。
4、双方和解协议及补偿费收据，证明被告华盛公司已经做出赔付，不需要再行赔付。
5、社保缴纳证明，证明原告高时林已正常缴纳社保。
被告港务公司对被告华盛公司所提交以上证据均无异议。
原告高时林、被告新良公司、被告海洋公司、被告陈国央均认可以上证据的真实性，但否认其关联性。
本院对被告华盛公司所提交以上证据的认证意见：由于各方都认可以上证据的真实性，而且以上证据与本案索赔数额有关，因此将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被告新良公司在举证期限内向本��提交了以下证据：
1、2011年11月6日车钟记录，证明“良谷”轮事故发生前后主机工作情况，当时是停车状态，被告新良公司不应当承担责任。
2、船长情况说明，证明事故发生情况，新良公司不应承担责任。
3、检验报告，证明被告港务公司和原告高时林对事故的发生均有过错。
4、60号案民事调解书、《收据和免除责任确认书》，证明被告新良公司与原告高时林就本次事故纠纷已经终结，新良公司不应再承担任何责任。
原告高时林的质证意见：认可被告新良公司提交的以上证据的真实性，但是，不认可其证明内容，因为原告高时林与被告新良公司的涉案纠纷已经解决，不再对被告新良公司提出诉讼请求。
被告港务公司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有异议；证据2涉及到“良谷”轮和拖��之间的操作问题，这属于另一法律关系，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证据3中报告书的内容应当以本案庭审调查为准；对证据4无异议。
被告华盛公司对被告新良公司所提证据无异议。
被告海洋公司、被告陈国央的质证意见：证据1表明“良谷”轮在本次事故发生时处于停车状态，但停车状态下也有可能导致缆绳绷断，故不认可该证据；证据2中的船长与新良公司有利害关系，不能反映事故的客观情况；证据3意图说明拖轮导致缆绳绷断，这没有事实根据；对证据4无异议。
本院对新良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证据1、4作为审理本案的事实依据；证据2是“良谷”轮船长的证言，因其与被告新良公司有利害关系，本院不予采信；证据3作出检验报告的主体不具有相应的资质，本院不予采纳。
被告海洋公司、被告陈国央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查明：
2010年8月1日，原告高时林与被告华盛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约定被告华盛公司安排原告高时林从事装卸工作；被告华盛公司按照张家港市港务局（现更名为张家港市港务集团有限公司）的有关规定，为原告高时林办理养老、工伤、医疗等社会保险，原告高时林按照规定缴纳个人应当承担的社会保险费；原告高时林其它保险福利待遇，可参照张家港市港务局有关规定执行；合同期限自2010年8月1日起至2012年7月31日止。该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
2011年5月27日，根据被告港务公司装卸生产需要，经过平等协商，港务公司与华盛公司就华盛公司为港务公司提供装卸劳务达成一致意见，签订2011年度《装卸劳务合同书》。该合同约定港务公司将港口指定的货物卸船、装船、装车、卸车等各类装卸作业任务外包给华���公司，华盛公司必须按照港务公司安全操作规程及工艺流程优质高效地完成生产任务；华盛公司从业人员的年龄需在18周岁至55周岁之间；港务公司为华盛公司制定基准人数为48人，华盛公司通过合理的人才流动确保人员规模，基准人数偏差不超过5%，若港务公司因生产需要对华盛公司制定的基准人数需变化时，华盛公司应在接到港务公司通知之日起半个月内将相应的人员规模调整到位；华盛公司应按照规定的要求落实好相关劳务人员的工资结算和社会保险的购买；港务公司应按时结算并向华盛公司支付装卸业务外包相关费用；华盛公司应自觉遵守港务公司货物装卸安全操作规程，禁止野蛮和违章作业，按照港务公司货物装卸工艺标准和各项措施组织生产，确保工班计划或任务的完成。合同有效期自2011年5月27日起至2012年5月31日止。该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但不包括系解缆的工作内容。
在签订上述《装卸劳务合同书》的当天，港务公司与华盛公司还签订了《安全生产管理协议》，作为该合同的补充部分。该协议约定华盛公司按国家规定办理好从业人员的工伤保险与劳动保护有关的社会保险，负责定期对从业人员进行符合港口作业安全管理要求的教育与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安全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提高从业人员对安全隐患的辨识能力和防范技能；特种作业岗位人员必须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方可上岗作业，严禁无证操作；港务公司有权对华盛公司在装卸作业过程中的安全措施布置落实和从业人员的遵章守纪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三违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建立违章违纪档案；对华盛公司的安全生产状况进行经常性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问题有权按有关规定如实处理；在双方配合作业过程中，发生安全、质量、设备设施及责任工亡等事故，由双方按责承担事故经济损失。
华盛公司与张家港市港务集团有限公司的多家分公司及控股公司均有装卸业务往来，被告港务公司系张家港市港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控股公司。港务公司与华盛公司之间的装卸业务是华盛公司与张家港市港务集团有限公司业务往来中的一部分。
2011年11月6日，被告新良公司所属“良谷”轮停靠在被告港务公司集装箱码头19泊位卸货，当日10：00时许卸货完毕。11：30时许，“良谷”轮申请离泊，张家港市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指派“凯旋拖1”轮对“良谷”轮进行拖带作业。被告港务公司安排案外人舒成岭、原告高时林负责“良谷”轮离泊解缆工作。11：40时许，高时林、舒成岭两人将“良谷”轮系在码头带缆桩上的的头缆、尾缆解掉后，正准备去解位于码头前沿32米处缆桩上的倒缆时，由于“良谷”轮驶离码头将倒缆拉断并击中高时林头部，高时林受伤倒地，随即被送往张家港广和中西医结合医院抢救。后转入上海华山医院、华山医院宝山分院、华山医院永和分院等医院进行治疗。经治疗，上海华山医院永和分院于2012年9月5日出具病情介绍载明：患者高时林，男性，41岁，因“头部外伤致神志不清发热痰多2月余”，于2012年2月1日入我院。入院诊断：1、颅脑损伤术后；2、气管切开术后；3、两肺肺炎；4、继发性癫痫。完善相关辅助检查予消炎祛痰，营养神经改善脑细胞代谢、控制癫痫、缓解肌张力、对症支持治疗及康复治疗，病���较前好转，目前患者仍神志不清，处于植物状态，痰多，留置气切套管，胃管鼻饲饮食。长期卧床，需要陪护照顾，无民事行为能力，需继续醒脑康复治疗。
2011年11月8日，被告港务公司向被告新良公司提交《确认函》，载明内容：贵司所属的“良谷”轮停靠在我司19泊位码头于2011年11月6日10时卸货完毕，11：30时左右，“良谷”轮申请离泊，码头水手高士林、舒成岭两人担任“良谷”轮离泊解缆工作。11：40时左右，高士林、舒成岭两人将码头带缆桩上的“良谷”轮的头缆、尾缆解掉，准备去解带缆桩上的倒缆（位于码头前沿32米处）。由于“良谷”轮船方原因，倒缆突然发生断裂，高时林往后避让过程中被断裂的缆绳击中头部后昏迷不醒。鉴于该起事故性质严��，张家港市安全监督局、张家港市海事局均对该起事故进行了调查，认为“良谷”轮应对高时林致伤事故负全部责任，并承担事故的全部损失。贵司予以确认后，我司将及时通知张家港海事局放船。新良公司在该确认函上加盖公章并批注：同意上述安全主管部门对事故的责任鉴定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本院经调查发现，迄今没有主管机关对该起事故的原因和责任作出结论。
“凯旋拖1”轮拖带“良谷”轮是以拖头方式进行，两船按照《拖轮操作规程》及港口拖带的行业习惯，由“良谷”轮指挥“凯旋拖1”轮进行拖带作业。因“良谷”轮船身体积均高出“凯旋拖1”轮，“凯旋拖1”轮操作人员视��被“良谷”轮阻挡而无法清楚观察到高时林和舒成岭解缆时的情况。高时林、舒成岭在为“良谷”轮离泊解缆时并排站立，高时林站在船舶倒缆缆桩与码头成90度方向、距离缆桩约0.5米位置，在“凯旋拖1”轮拖带“良谷”轮缆绳绷紧时恰好与码头成90度方向，与高时林正好成180度方向。高时林当时站立的位置距离缆桩过近，极其危险，在缆绳绷紧时不能迅速撤离到安全位置，其身体受到缆绳击中时安全帽脱落，遂受伤倒地。涉案事故发生后，“良谷”轮在拖轮工作签证单上签章并正常交纳拖带费用，未对“凯旋拖1”轮在拖带过程中的操作行为提出任何异议。
“良谷”轮为钢质多用途船，船舶所有权人及经营人均为被告新良公司。“凯旋拖1”轮为钢质拖船，所有权人为被告陈国央，船舶经营人为被告海洋公司。
原告高时林为码头装卸工人，并非码头水手和系解缆工。
上海鉴定中心接受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的委托，于2012年10月31日作出第2075号《鉴定意见书》，对原告高时林因受伤而导致的伤残程度、营养、护理、休息期限、护理依赖等级、所需护理人数以及后续康复治疗费用进行评定。该鉴定意见为：高时林被缆绳击伤所致颅脑损伤后植物状态已构成一级伤残；其伤后可予以休息至今、营养至今、终生护理，护理人数应为2人；依据高时林目前状态，应继续维持目前治疗方案。
2013年7月8日，上海鉴定中心再次接受上海市锦天城（南京）律师事务所委托作出第1083号《鉴定意见书》，对原告高时林在华山医院永和分院后续康复治疗方��及费用的合理性以及其后续康复治疗的时间和费用进行鉴定。该鉴定意见为：1、高时林目前在华山医院永和分院后续康复治疗方案及费用是合理的；2、高时林自本鉴定意见书签发之日起可继续维持目前华山医院永和分院的康复治疗方案，时间不超过一年半；一年半后建议将其转回其居住地的医疗机构维持必要的基本治疗手段，费用为每月1万元，治疗维持时间自第2075号《鉴定意见书》签发之日2012年10月31日起共20年。
2011年12月13日，张家港人社局作出（张）工伤认字（2011）第03575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高时林受到的伤害是工伤。
2013年11月22日，原告高时林的配偶赵粉英与被告华盛公司就赔偿事宜签订协议书，约定：华盛公司负责办理高时林的工伤申报、劳动能力鉴定以及今后的工伤待遇等手续，高时林享受的相关待遇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待遇发放为准；华盛公司一次性补偿高时林25万元（包括工伤期间工资、护理费等所有费用），并帮助高时林报销此后的医疗费用，报销差额由高时林承担；协议签订后，就高时林工伤事宜，双方再无其他任何瓜葛。
2013年12月31日，苏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2014）工（张）第00001号《苏州市劳动能力鉴定结论通知书》，鉴定结论为：伤残等级为一级，护理等级为完全护理依赖。2011年12月29日、2012年4月9日、2013年12月16日，华盛公司分别为高时林向张家港人社局核报工伤医疗费和住院伙食补助费84650.5元、130574.3元、471981.4元。2014年2月24日，华盛公司为高时林向张家港人社局核报一次性伤残补助金61511.4元，同日核报定期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4994.08元。2014年3月4日，原告高时林的配偶赵粉英收到华盛公司补偿款25万元。
另查明：
就涉案同一人身损���赔偿事宜，原告高时林曾于2012年10月9日起诉被告新良公司，即前述60号案，被告港务公司、被告陈国央和被告海洋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诉讼过程中，原告高时林撤回对被告港务公司的起诉，本院作出（2012）武海法事字第00060-1号民事裁定书予以准许。原告高时林与被告新良公司公司、被告陈国央和被告海洋公司达成调解协议。本院于2013年10月15日作出（2012）武海法事字第00060号调解书对调解协议予以确认：被告新良公司再行一次性支付给原告高时林265万元（已扣除被告新良公司先行支付的30万元），被告海洋公司和被告陈国央共同一次性支付高时林10万元，上述四方之间涉案纠纷就此了结；原告高时林收到上述款项后，放弃就涉案纠纷对被告新良公司、被告海洋公司、被告陈国央的任何索赔权利。调解书确定的给付内容现已履行完毕。
2013年11月10日，原告高时林的配偶赵粉英出具《收据和免除责任确认书》，确认收到被告新良公司支付的295万元，作为被告新良公司就本次事故对原告高时林及其近亲属等已经发生的、将要发生的任何费用的最终赔偿；无论原告高时林伤情变化如何，其本人及其近亲属等不再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就本次受伤事故向被告新良公司及“良谷”轮的承租人、经营人、管理人、代理人、承继人、保险人和保赔协会等利益相关方提出索赔。
另查明：
原告高时林的户别为非农业家庭户籍。江苏省2014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346元。
本院认为：
本案系通海水域人身损害责任纠纷。原告高时林在通海水域进行作业时遭受人身损害，有权就事故所致损失提起侵权之诉。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以及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是：（1）原告高时林是否有权对被告港务公司提起侵权之诉；（2）涉案事故的侵权责任人及过错责任程度；（3）原告高时林主张的赔偿数额是否合理。
一、原告高时林是否有权对被告港务公司提起侵权之诉
被告港务公司辩称本案程序违法，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原告高时林无权对被告港务公司再次提起侵权之诉，理由不能成立。
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原告高时林是以被告港务公司未尽到安全管理和防护义务为由，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原告高时林虽然已获得工伤保险待遇，但并不影响其依照该条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向本院提起侵权之诉。
其次，原告高时林从未放弃向被告港务公司主张赔偿的权利。60号案中，被告港务公司否认自己构成侵权，拒绝承担责任。为了尽快得到赔偿，及时治疗，原告高时林对被告港务公司撤诉，并与被告新良公司、被告海洋公司、被告陈国央达成调解协议。本院作出的（2012）武海法事字第00060号调解书只是确认：在被告新良公司再行一次性支付给原告高时林265万元（已扣除新良公司先行支付的30万元），被告海洋公司和被告陈国央共同一次性支付原告高时林10万元后，上述四方之间涉案纠纷就此了结；原告高时林收到上述款项后，放弃就案涉纠纷对被告新良公司、被告海洋公司、被告陈国央的任何索赔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原告高时林放弃了追究被告港务公司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权利。
再次，60号案中，原告高时林撤回对被告港务公司的起诉并不意味着永远放弃诉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五）项规定：“对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申请再审，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除外。”60号案中，原告高时林并未与港务公司达成调解，而是对其撤诉，撤诉之后当然有权再对其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原告撤诉或者人民法院按撤诉处理后，原告以同一诉讼请求再次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何况，原告高时林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与60号案中的诉讼请求并不完全相同，本院应当受理此案。原告高时林在60号案中自愿与被告新良公司、被告海洋公司、被告陈国央达成调解协议并对被告港务公司撤诉，不仅没有使自己丧失诉权，而且部分解决了纠纷，同时中断了诉讼时效。
最后，60号案最终以调解方式结案，这是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的结果。本院没有对被告港务公司作出实体裁判。本院在60号案中裁定准许原告高时林撤回对被告港务公司的起诉也并没有影响被告港务公司的实体权利。60号案最终没有确定被告港务公司的责任，但这并不妨碍本院在本案审理中进行责任认定和划分。
综上所述，虽然本案与60号案针对的是同一事故，但原告高时林在两案中提起诉讼的对象不相同，诉讼请求亦不完全相同，因此两案并非同一案件。原告高时林对被告港务公司既享有实体上的民事权利，也享有程序上的诉讼权利，本案不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
二、涉案事故的责任人及其过错责任程度
被告新良公司对���告高时林受伤的后果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船舶在经拖船拖离泊位过程中，应当综合并充分考虑港口设施、水文条件、船舶性能等情况，并保持本船与拖船操作人员、本船与在岸操作人员的沟通，尽到谨慎义务，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本案中，新良公司所属的“良谷”轮操作人员未谨慎操控船舶，疏忽观察，未能保持本船与拖船操作人员、本船与解缆人员的沟通，在“良谷”轮倒缆未能解除情况下盲目离泊，导致本船缆绳因受力过大发生断裂而击伤原告高时林的后果。“良谷”轮驾驶人员在船舶离泊操作过程中的过失，是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被告新良公司基于“良谷”轮船舶所有人和经营人的身份占有和控制船舶，雇佣船员驾驶船舶并根据自己的意志开展营运活动，最大限度地发挥船舶的使用价值以获得经济效益，在行使船舶权利的同时也应当负有保证船舶安全航行或作业安全的义务。尽管上述侵权行为是由操纵船舶的雇佣人员的过失所致，但被告新良公司作为雇主仍应承担替代责任。所以，被告新良公司对“良谷”轮在离泊过程中造成原告高时林人身损失，应依法承担相应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被告陈国央和被告海洋公司无需对原告高时林的损失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根据交通部《拖轮操作规程》（JT／T300-2009）第7.10.3.2条款的规定，拖船在拖带船舶离泊过程中应在被拖船指令下操作，用车速度及角度应听从被拖船指挥。结合本院查明的情况，“凯旋拖1”轮拖带“良谷”轮是以拖头方式进行，其在拖带中接受“良谷”轮指挥，涉案事故发生后，“良谷”轮在拖轮工作签证单上签章并正常交纳拖带费用，未对“凯旋拖1”轮在拖带过程中的操作行为提出任何异议。由此可以看出，并没有证据显示“凯旋拖1”轮在涉案拖带过程中有违反“良谷”轮指令的行为，故“凯旋拖1”轮对原告受伤没有过错。
原告高时林与被告华盛公司、被告港务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明确。被告华盛公司系原告高时林的用人单位，二者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被告港务公司与被告华盛公司之间存在劳务外包合同关系，原告高时林实际上是直接为被告港务公司的利益从事港口装卸及系解缆工作。三者之间存在密切的利益关系。虽然原告高时林作为被告华盛公司的员工已经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但工伤保险和侵权损害赔偿并不完全冲突，仍有必���判断被告华盛公司和被告港务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
被告华盛公司无需对原告高时林的损失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华盛公司与港务公司之间签订的《装卸劳务合同书》并未明确约定装卸作业是否包括系解缆工作。两者之间附带签订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约定双方对装卸作业均负有安全生产管理责任，其中被告华盛公司负责定期对从业人员进行符合港口作业安全管理要求的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安全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操作技能，提高从业人员对安全隐患的辨识能力和防范技能；被告港务公司主要负责对被告华盛公司的安全生产管理提供指导和协助，包括协助被告华盛公司对新进人员进行教育培训，并对被告华盛公司的安全生产状况进行定期的监督检查。但是，由于《安全生产管理协议》的适���范围应限于《装卸劳务合同》所约定的劳务范围，即只针对装卸作业而不包括船舶系解缆，所以原告高时林超越被告华盛公司的装卸劳务范围为被告港务公司进行系解缆作业时受伤，不能归咎于被告华盛公司。况且，原告高时林与被告华盛公司之间的纠纷已经和解，原告高时林也未提交证据证明被告华盛公司构成侵权，所以本院不应认定被告华盛公司应对原告高时林的损失承担侵权责任。
被告港务公司应对原告高时林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被告港务公司作为专门从事港口经营的公司，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和交通行业职业技术要求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交通部《交通行业职业技能���求-港口》（JT／T29.10-2004）对港口系缆工的技术等级及职业技能要求作了明确规定，中国港口协会集装箱分会行业在《操作标准》中亦要求水手、系解缆工应当经过相关培训并获得资质后方可上岗。而在本案中，被告港务公司与被告华盛公司明确约定外包给华盛公司的装卸作业包括货物卸船、装船、装车、卸车，并不包括系解缆工作的情况下，被告港务公司却经常安排原告高时林从事系解缆工作。被告港务公司明知原告高时林为码头装卸工而非系解缆工的情况下，令其从事港口系缆工方能从事的解缆作业，导致发生安全事故的可能性增大。在原告高时林解缆时站立的位置极其危险的情况下，被告港务公司未能及时发现存在的安全隐患，对涉案事故的发生具有过失，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关于“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的规定，故被告港务公司对原告高时林受伤的后果应当承担一定过错责任。被告港务公司称中国港口协会集装箱分会行业制定的《操作标准》属于行业规范，不应成为法院审理案件的依据。对此，本院认为，该行业规范','2018-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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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八条
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下列重大立功表现之一的，应当减刑：[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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