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11刑初149号
公诉机关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吴松，男，1985年12月2日出生。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于2015年2月12日被羁押，同年3月14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房山区看守所。
辩护人刘小峰，北京市华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刘娜，北京市华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王大龙，男，1975年2月28日出生。因犯盗窃罪，于2008年3月28日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2008年4月13日刑满释放。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于2015年2月10日被羁押，同年3月14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房山区看守所。
被告人梁文甫（曾用名梁卫普、梁卫甫），男，1980年6月27日出生。因犯抢夺罪，于2002年11月19日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罚金人民币一千元；因犯抢劫罪，于2004年9月27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罚金人民币五千元，2008年10月3日刑满释放。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于2015年2月10日被羁押，同年3月14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房山区看守所。
辩护人王书宁，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范灿兵，男，1992年12月3日出生。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于2015年2月5日被羁押，同年3月14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房山区看守所。
辩护人朱玉标，北京誉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李青松，北京誉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张微，男，1988年2月2日出生。因涉嫌犯抢劫罪，于2015年2月5日被羁押，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于同年3月14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房山区看守所。
辩护人李广利，北京华沛德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解霜飞，男，1995年10月26日出生。因涉嫌犯抢劫罪，于2015年2月5日被羁押，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于同年3月14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房山区看守所。
辩护人白小强，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杨振忠，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杨×，男，1990年5月7日出生。因涉嫌犯抢劫罪，于2015年2月5日被羁押，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于同年3月14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房山区看守所。
辩护人童永强，北京市京大律师事务所石家庄分所律师。
被告人朱×，男，1984年4月7日出生。因涉嫌犯抢劫罪，于2015年2月4日被羁押，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于同年3月14日被逮捕，现羁押在北京市房山区看守所。
被告人王×1，男，1987年8月16日出生。因涉嫌犯抢劫罪，于2015年2月5日被羁押，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于同年3月14日被逮捕，经本院决定，于2016年11月4日被取保候审。
被告人刘×1，男，1988年2月3日出生。因涉嫌犯抢劫罪，于2015年2月5日被羁押，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于同年3月14日被逮捕，经本院决定，于2016年11月4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杨岳朋，河北李瑞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薛×，男，1985年10月17日出生。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于2015年2月13日被羁押，同年3月14日被逮捕，经本院决定，于2016年7月12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李峰，北京星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以京房检公诉刑诉﹝2015﹞854号起诉书、京房检公诉刑变诉﹝2016﹞1号变更起诉决定书指控被告人吴松、薛×、张微、解霜飞、杨×、朱×、王×1、刘×1、范灿兵、王大龙、梁文甫犯受贿罪，于2016年2月18日和2016年5月1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指定，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刘炳坤、代理检察员刘菲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吴松及其辩护人刘小峰、刘娜，被告人薛×及其辩护人李峰，被告人张微及其辩护人李广利，被告人解霜飞及其辩护人白小强、杨振忠，被告人杨×及其辩护人童永强，被告人刘×1及其辩护人杨岳朋，被告人范灿兵及其辩护人朱玉标、李青松，被告人梁文甫及其辩护人王书宁，被告人朱×、王×1、王大龙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
被告人吴松自2009年8月17日起任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黄村镇派出所民警，负责治安打击工作。被告人薛×自2008年7月7日起先后任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黄村镇派出所民警、警长，负责治安打击工作。2013年10月30日至2015年2月3日，被告人吴松利用人民警察查办案件的职务便利，分别伙同被告人薛×、张微、解霜飞、杨×、朱×、王×1、刘×1、范灿兵、王大龙、梁文甫在北京市大兴区、海淀区、丰台区、房山区，根据相关线索抓获贩卖假发票、贩卖假印章、组织卖淫嫖娼、吸毒等涉案人员。被告人吴松等人向涉案人员索要钱款，待取得钱款后私自将涉案人员释放。被告人吴松等人的具体犯罪事实如下：
一、2013年10月30日，在北京市丰台区六里桥气象宾馆附近，被告人吴松伙同被告人张微、范灿兵、王大龙、梁文甫，将贩卖假发票的涉案人员王×2抓获并带至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黄村镇派出所。被告人吴松利用人民警察查办案件的职务便利，向涉案人员王×2索取人民币33万元后，私自将其释放。
二、2014年4月份的一天，在北京市房山区五龙豪苑大酒店附近，被告人吴松伙同被告人薛×、张微、刘×1、范灿兵，将贩卖假印章的涉案人员鞠×抓获并带至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黄村镇派出所。被告人吴松利用人民警察查办案件的职务便利，向涉案人员鞠×索取人民币1万元后，私自将其释放。
三、2014年5月份的一天，在北京市大兴区狼垡二村大牌楼附近，被告人吴松伙同被告人薛×、张微、范灿兵，将贩卖假发票的涉案人员江×1抓获并带至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黄村镇派出所。被告人吴松利用人民警察查办案件的职务便利，向涉案人员江×1索取人民币3万元后，私自将其释放。
四、2014年六七月份的一天，在北京大兴区×家园×号院×号楼×单元×号内，被告人吴松伙同被告人张微、杨×、刘×1、范灿兵，将组织卖淫嫖娼的涉案人员迟×抓获并带至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黄村镇派出所。被告人吴松利用人民警察查办案件的职务便利，向涉案人员迟×索取人民币10万元后，私自将其释放。
五、2014年8月21日，被告人吴松根据被告人王大龙提供的线索，伙同被告人张微、解霜飞在北京市大兴区×镇×小区×号楼×室，将持有假发票的涉案人员李×1抓获并带至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黄村镇派出所。被告人吴松利用人民警察查办案件的职务便利，伙同被告人王大龙、梁文甫向涉案人员李×1索取人民币40万元后，私自将其释放。
六、2014年10月21日，被告人吴松根据被告人梁文甫提供的线索，在北京市大兴区六环芦求路桥下附近，将正在吸食毒品的涉案人员王×3抓获并带至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黄村镇派出所。被告人吴松利用人民警察查办案件的职务便利，伙同被告人王大龙、梁文甫向涉案人员王×3索取人民币15万元后，私自将其释放。
七、2014年12月9日，在北京市丰台区小井桥加油站附近，被告人吴松伙同被告人范灿兵、解霜飞、王×1、杨×，将贩卖假发票的涉案人员王×4抓获并带至车上，被告人吴松利用人民警察查办案件的职务便利，伙同被告人解霜飞、王×1、杨×，在车上，向涉案人员王×4索取人民币14.5万元后，私自将其释放。
八、2014年12月31日，在北京市丰台区小井桥加油站附近，被告人吴松伙同朱×、解霜飞、范灿兵，将贩卖假发票的涉案人员张×抓获并带至车上，被告人吴松利用人民警察查办案件的职务便利，伙同被告人朱×、解霜飞，在车上，向涉案人员张×索取人民币9.6万元后，私自将其释放。
九、2015年1月17日，在北京市海淀区北清路上庄路口附近，被告人吴松伙同被告人朱×、范灿兵，将贩卖假发票的涉案人员王×5抓获并带至车上，被告人吴松利用人民警察查办案件的职务便利，伙同被告人朱×、范灿兵，在车上，向涉案人员王×5索取人民币5.2万元后，私自将其释放。
十、2015年2月3日，被告人吴松根据被告人王大龙提供的线索，伙同被告人解霜飞在北京市大兴区×社区×区×号楼楼下，将持有假发票和伪基站的涉案人员王×6抓获并带至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黄村镇派出所。被告人吴松利用人民警察查办案件的职务便利，伙同被告人王大龙、梁文甫向涉案人员王×6索取人民币10万元后，私自将其释放。
公诉机关针对上述指控向本院提供了证人证言等证据材料，认为被告人吴松、薛×、张微、解霜飞、杨×、朱×、王×1、刘×1、范灿兵、王大龙、梁文甫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提请本院依法处理。
被告人吴松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未提出异议。但辩称其只知道收受了王×2人民币15万元、江×1人民币1.5万元、李×1人民币30万元。
被告人吴松的辩护人的主要辩护意见为：第一，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不持异议，但对指控的犯罪数额提出异议，认为应认定收受王×2人民币15万元、江×1人民币1.5万元、李×1人民币30万元。第二，被告人吴松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认罪态度好，无前科劣迹，建议法庭对其从轻处罚。
被告人王大龙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未提出异议，但辩解其是受到吴松恐吓才给他提供线索的。
被告人梁文甫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未提出异议，但辩解其是因为王大龙说不给吴松提供线索就要受到处理，其才向吴松提供线索。
被告人梁文甫的辩护人的主要辩护意见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不持异议，但认为被告人梁文甫在共同犯罪中起的作用较小，系从犯，且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较好，建议法庭对其减轻处罚。
被告人范灿兵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未提出异议，并表示愿意退赔赃款。
被告人范灿兵的辩护人的主要辩护意见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不持异议，但认为被告人范灿兵在共同犯罪中起帮助作用，系从犯，且在所有案件中共获利10500元，建议法庭对其减轻处罚。
被告人张微当庭表示认罪悔罪，但辩解其是辅警，都是听吴松的指派，其并不知道犯罪数额高达80多万元，只获利3000元，且其一直认为这钱是吴松还他的钱。
被告人张微的辩护人的主要辩护意见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不持异议，但认为公诉机关指控张微参与第一起犯罪证据不足。鉴于被告人张微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系从犯，且主观恶性小，认罪悔罪，建议法庭对其从轻处罚。
被告人解霜飞、杨×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均未提出异议，但均认为指控的犯罪数额过高。
被告人解霜飞的辩护人的主要辩护意见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解霜飞参与起诉书指控的第五起、第十起犯罪证据不足。
被告人杨×的辩护人的主要辩护意见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不持异议，但认为杨×不具有索贿情节，且系胁从犯，建议法庭对其减轻处罚。
被告人朱×、王×1、刘×1、薛×对公诉机关指控的内容均未提出异议，且被告人刘×1表示愿意退赔违法所得。
被告人刘×1的辩护人的主要辩护意见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不持异议，但认为刘×1没有参与具体的案件办理，且指控数额过高，鉴于刘×1主观恶性小，并当庭表示积极退赃，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好，建议法庭对其从轻处罚。
被告人薛×的辩护人的主要辩护意见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不持异议，但认为被告人薛×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且主观恶性不大，到案后如实供述其所涉案件，并主动退赔受贿所得，认罪态度较好，建议法庭对其从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吴松自2009年8月17日起任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黄村镇派出所民警，负责治安打击工作。被告人薛×自2008年7月7日起先后任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黄村镇派出所民警、警长，负责治安打击工作。2013年10月30日至2015年2月，被告人吴松利用人民警察查办案件的职务便利，分别伙同被告人薛×、张微、解霜飞、杨×、朱×、王×1、刘×1、范灿兵、王大龙、梁文甫在北京市大兴区、海淀区、丰台区、房山区，根据相关线索抓获贩卖假发票、贩卖假印章、组织卖淫嫖娼、吸毒等涉案人员。被告人吴松等人向涉案人员索要钱款，待取得钱款后私自将涉案人员释放。具体如下：
一、2013年10月30日，在北京市丰台区六里桥气象宾馆附近，被告人吴松伙同被告人张微、范灿兵、王大龙、梁文甫，将贩卖假发票的涉案人员王×2抓获并带至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黄村镇派出所。被告人吴松利用人民警察查办案件的职务便利，向涉案人员王×2索取人民币33万元后，私自将其释放。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王×2证言证明，2013年10月30日中午,一名河南籍男子打电话向我要100多万元的假发票，随后我从西客站一个陌生人手中花1000元购买了100多万假发票，大约17时许,我打电话给河南籍男子说发票已经准备好了，约他们在丰台区六里桥气象宾馆附近见面。我到了气象宾馆，看见河南籍男子坐在一辆黑色大众汽车内，我打开副驾驶车门进入车内正准备交易时，出现三名自称警察的男子，出示了一下工作证，把我从副驾驶拉出来，并给我戴上手铐，将我推到后座，开车把我拉到大兴区一个派出所，我对看押我的一个人(当时抓我的三个人之一)说我想去厕所，在去厕所的途中我请求他让我给家里打个电话，后我给我妻子陈×打电话并说自己因为买假发票被关在大兴一个派出所，这时看押我的人就抢走了电话，和我的妻子谈释放我的条件，然后另外一个警察(当时抓我的三个人之一)在派出所内给我制作了笔录，大约次日凌晨4时许，我被两个人(驾驶员是关押我的那个人)带到另一辆车内，我在车内给我朋友王×7打电话说已经出来了，然后开车的人就把电话拿走了，开车的人和王×7说要35万元，王×7的意思是少点，没有那么多现金，后来开车的人说33万元，少一分都不行，后来定的王×7交33万元现金，他们放人。后开车的人让他们的一个人去找王×7拿钱，他们拿到钱之后给开车的人打电话说钱拿到了，开车的人才把我的手铐解开把我释放了(具体从哪里下车的我也不清楚)，当时就把我放路边上，我自己打车回去的。后来我妻子和朋友王×7也跟我说当时给了对方33万元。给我制作笔录的男子是长脸，具体特征记不清楚，当时抓我的时候他好像是驾驶员。关押我的男子是圆脸，具体特征记不清楚，他当时让我打的电话，也是他和我妻子商量的价钱。另外一个抓我的人记不清了。我妻子说33万元是王×7垫付的，当时他们一直在和我妻子、朋友王×7谈判，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被释放以后我也没有追问，我妻子说刚开始对方索要60万元，后来都是王×7谈的，送钱时我另一个朋友王×4开车送王×7去的。这件事参与的人有打电话向我索要发票的一个河南人，抓我的三个人，凌晨送我出派出所的还有一个不认识的人，一共五个人参与。
2、证人王×7证言证明，2013年10月28日我出差途经北京，正好找朋友王×2玩两天。10月30日晚上八九点钟，王×2的妻子给我打电话，说王×2因贩卖假发票被大兴公安局抓了，对方打电话说释放王×2需要60万元，如果不给钱就要被刑事拘留，我让王×2的妻子和对方砍砍价，对方说最少支付45万元，我向王×2的妻子索要了对方的电话，我开始打电话和对方沟通(电话号码没有记住)，经过七八次电话沟通，对方答应支付33万元可以释放王×2。当时王×2的朋友王×4开车带我去的丰台科技园，对方让我一个人下车，王×4在车里等我，下车走了100米，最后我在路边花坛将现金33万元给了对方一名男子(体态偏瘦，没有和我说话，时间较长，长相记不清了，只记得是河南人)，对方让我把钱放在地上，让我离开5米以外，他数了好几遍，拿着钱就离开了，后来王×2就被释放了。我是做工程的，33万元现金是我的工程款，去支付时我身上装了10万元，白色纸袋内装了23万元，当时全部放在地上。当时开车送我去的王×4也看见我拿的钱了，并且我支付钱时选择在一个监控头下，也可以查录像核实。
3、证人陈×证言证明，2013年10底左右的一天，当时我老公王×2在北京工作，我在浙江临海的老家带小孩，当天大概是晚上六七点钟，我接到一个陌生的号码打来的电话，我接听后是王×2的电话，王×2说他因为假发票的事情，被派出所抓了，之后电话就挂了。过了一会儿，这个号码又给我的手机拨打过来，这次是一个陌生的男子打过来的，他说的具体的话我现在记不清了，意思就是说，他是派出所的人，我老公王×2被他们抓了，要是交钱就能把我老公放了，不交钱就不放人，对方说要60万元，我说我家里没有这么多钱，对方又说那55万元，我说55万我也没有。之后我就给我老公王×2的朋友王×7打电话，把我老公被抓的事情和对方说花钱放人的事情都告诉王×7了，然后王×7和对方联系又谈的价钱。当晚大概11点多，王×7给我打电话说出33万元，对方就把王×2放了，不能再少了。我也就同意了。当时我在浙江老家，具体出钱的事情都是王×7办理的，次日凌晨4点左右，王×2给我打电话说他被放出来了。事后我听王×2说，他被抓后听到王×7和抓他的人在电话里谈价钱，最后谈到33万元，王×7还在电话里说再少点，对方说少一分都不行，之后就由王×7去交钱，交完钱后他们就把王×2放了。这33万元是王×7出的，事后我们要还给他。他是搞工程的。
4、被告人吴松供述证明，2013年9月以后，范灿兵跟我说他找到了一个卖假发票的，一起抓了敲诈些钱。记得当时是范灿兵找的车，他约那个卖票人在六里桥见面，之后由社会人员王大龙驾驶一辆黑色东风标致牌轿车（车牌照是豫A开头的，具体车牌照号记不清了）带着我，当时还有一个叫梁文甫的，他开着一辆黑色现代轿车（车牌号记不清了）带着张微和范灿兵，我们两辆车开到北京市丰台区六里桥气象宾馆，晚上6点左右的时候，范灿兵让梁文甫以交易假发票为由跟对方联系，对方来了一个男的，他上了梁文甫的车，当时张微和范灿兵下车了，他们看见交易后就把那人堵车上了，我们告诉他，我们是警察，并把他铐起来了，我向他亮了我的警官证，搜了他身，看了一眼他的身份证，知道他叫王×2，后来我们把他带到狼垡村警务站，在去的路上，范灿兵给我打电话说王×2找人打电话托过来了，我想就没必要带回所里了，我们就把他带到狼垡警务站给他做笔录，晚上9点多我就把他带回所里了，关在询问一室，我让张微看着他，其间领导也没过问这事。第二天凌晨一点多，我给范灿兵打电话说这事怎么着，范灿兵说谈好了，对方给15万，让我把人放了，我就同意了，我让张微开着车，好像还有范灿兵，一起把王×2带出来，我怕他知道我在哪个所，就把他放在西红门附近，当时是张微拿的钱，他拿来多少我记不清了，好像是6万元，我给张微5000元，最后我实拿了5.5万元，因为时间长了这些钱数我现在记不准确了。范灿兵拿走了剩下的9万元。后来过了好久，我听王大龙说范灿兵没分给他们钱。
5、被告人张微供述证明，2013年年底或者2014年年初，一天下午两三点钟，吴松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抓人，我接上吴松，吴松让我去狼垡接小范，之后开着我的捷达车去了狼垡找的小范，小范开的好像是一辆深色的东风标致车，和小范一起在车内的还有两名男子，吴松下了我车跟他们谈了会儿，之后让我开着车跟着标致车走，吴松就上了标致车，我们一直开到气象宾馆的附近，吴松让我把车停在路边，我们都上了标致车，标致车停在气象宾馆旁的一个停车场内。我上了标致车后，吴松让一个和我们一起的我不认识的男子上了我的捷达车。吴松在车上跟我和小范说让我俩下车盯着我的捷达车，吴松也下车了，吴松说谁上捷达车就抓谁，标致车上还留了个司机。我们三个人分开站着，待了20分钟左右，来了个男子，大约40来岁，挺瘦挺高的，他打开我的副驾驶车门直接上车了，我们就上去把男子堵在车内了，吴松给他看了工作证说是警察，让他别动，给他戴上手铐，让他坐在我车后边上的座位上了，我们把之前先上我车的男子也铐起来了。吴松开我的捷达车往回走，我在后排座看着这些人，后边加上小范一共是四个人，在路上吴松问被抓的男子，哪儿人，叫什么。男子回答了，但我忘记他叫什么了。之后我们去了狼垡警务站，给他们分别放在两个房间内，我跟吴松给第一个被抓的男子做笔录，小范和我不认识的我们一起的男子，在另一间屋里看着另一个事先安排在我们车上的男子。因为抓那男子时，那男子随身带了个包，包内有发票，在警务站，吴松问那男子发票怎么回事，那男子支支吾吾说不出来，吴松说没证据是不会抓他的，之后吴松就两间屋的串，我就负责看着被抓的男子。当时负责接货的人在进了狼垡警务站以后我就没有见过。我和吴松、小范开车把卖发票的人带回黄村派出所，带回所里以后把人放到三室了，吴松让我看着被抓的人，大概到了第二天凌晨，吴松告诉我被抓的人有托，让我把人放了，我和小范从所里把人带出来，开进四环里就把人给放了，具体地点我记不清了。吴松也没跟我说去抓什么人，办什么事，他没说我也没问，因为我知道即使我问了他也不会跟我说的。参与这件事的一共有五个人，我、吴松、小范，还有我不认识的两名男子，我们五个穿的全是便衣，事后我没有得钱。这是我第一次和吴松抓卖假发票的，我不知道他们要钱，就知道吴松说是有托，所以把人给放了，这次吴松没给我钱。
把卖假发票的人带回狼垡警务站以及从警务站开回黄村派出所都是吴松开车，一般有嫌疑人的时候都是吴松负责开车。我在三室看卖假发票的时候，中途吴松把被抓的人带出过三室，因为我一直在屋里待着，所以出去的时候有没有小范我不清楚。在狼垡警务站，一直是我看着被抓的人，其他人应该没单独待过，中间我去了一趟厕所，是吴松看着来着，我去厕所的时候，小范是否进去过我不清楚。
6、被告人范灿兵供述证明，2013年年底，王大龙和梁文甫给吴松点了一个浙江籍的卖发票的人，然后吴松给我打电话说去抓人，当天下午四五点时吴松就开着张微的捷达车拉着张微和一个叫不上名字的男子（黄村派出所的辅警），梁文甫开着黑色的现代车带着我和王大龙，我们在大兴区郝庄子路口见的面，见面后吴松拉着梁文甫和张微还有那个叫不上名字的男子在前面开。我们就开到丰台区气象宾馆门口，到那后梁文甫和对方联系，对方来了之后，吴松、张微和那个叫不上名字的男子就把那个卖发票的男子抓了。抓人时我和王大龙在马路对面的车里坐着。抓完人吴松他们就把人带到大兴区狼垡警务站里，过了半个小时又把人带回黄村派出所了。到了派出所我就没有去，我一直和王大龙在一起等着吴松他们的结果，看看是拘人还是放人。过了五六个小时，大概晚上12点钟吴松给我打电话说人托关系了，把人放了，吴松让我去派出所，我在派出所门口等着，我记不清是谁把张微的车开出来，那个被抓的人就坐在车后座上，那个我叫不上名字的辅警坐在副驾驶位置，吴松让我开车把人送到岳各庄桥放了，我就开车到了岳各庄桥下，那个人就自己下车走了。我和那个人没说话。第二天上午吴松打电话让我去他宿舍，并跟我说昨天抓的人上边托了点关系，拿来点钱，之后给了我5000元现金，当时在场的就我和吴松，没有其他人。吴松这个事情得了多少钱我不清楚，其他人得了多少钱我也不清楚。气象宾馆抓的那个人的线索是王大龙和梁文甫提供给我的，我又跟吴松说了。那天参与抓人的有吴松、梁文甫、王大龙、我、张微和一个我不知道名字的辅警，这个辅警是吴松叫来的。
7、被告人王大龙供述证明，2014年3月份，梁文甫说他有一个朋友认识一个卖假发票的，问我认不认识派出所的人，有人的话把他约出来，让派出所的人抓起来，敲诈卖发票的人一些钱。然后我就去找范灿兵，因为范灿兵以前在派出所当过辅警，我想着他可能认识派出所的人，就去找他了。过了几天范灿兵说找了一个派出所的人，并让我带着梁文甫一起到大兴区东方时尚驾校附近见面商量这事，我和范灿兵、梁文甫到了之后看见吴松带着两人也在那里。范灿兵给我们互相做了介绍，当时我和吴松互相留了联系电话。吴松和我们商量好后，我开着吴松开来的那辆汽车拉着吴松、范灿兵和两个辅警，梁文甫开着另一辆车，我们就一起到了北京市六里桥旁边的气象宾馆附近，我把车停在气象宾馆门口，吴松他们都下车了，只剩我在车上，梁文甫开着车停在离气象宾馆60米远的地方，然后过了一会儿，范灿兵给我打电话说人抓住了，让我开车过去，我看到吴松他们押着卖假发票的人上了梁文甫开着的车，然后范灿兵上了我的车，我们一起开车回到了黄村镇狼垡村警务室，然后吴松和范灿兵他们带着那个卖假发票的人进了警务室，吴松让我和梁文甫在警务室外边的一个饭馆等着，后来范灿兵出来说派出所来提人了，把人带走了。我也不知道这情况是不是真的，我就跟着梁文甫回来了，后来吴松说把这个卖假发票的人给拘留了，人被所里提走了，就没有敲诈到钱。卖假发票的人是浙江人。
8、被告人梁文甫供述证明，2014年春天，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吴松给我打电话，说所里有任务，让我给他提供一个线索，当时王大龙也在现场，他说咱们就给他想想有没有线索，然后我就找到我的老乡肖×联系上了一位卖假发票的浙江人，肖×就跟这个卖假发票的人联系好了，在北京市丰台区六里桥气象宾馆附近见面交易，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吴松，吴松让我、王大龙、肖×一起到大兴区芦城东方时尚驾校附近见面，去时肖×开了一辆广本汽车，我和王大龙开了一辆王大龙的标致307汽车，跟吴松见面后，我看到吴松带了二三个人，其中一个是范灿兵，其他人我不认识，见面之后，吴松问我是否联系好了，我说联系好了，就在气象宾馆那见面，吴松就带着我们一块去了。15时许，我们到了气象宾馆附近，我打电话给倒卖发票的人说我们已经到了，并告诉了他我们的位置和车辆的具体信息。我坐在肖×的车上等倒卖假发票的人，肖×下车去买东西，吴松开的车距离我们的车50多米左右。大概20分钟以后，卖假发票的人来了，过来以后他直接坐在副驾驶座上，等倒卖假发票的人把假发票递到我手里的时候，吴松就和另外两个辅警过来把我和倒卖假发票的人一起抓住了，并且给我们戴上了手铐，出示了警官证。吴松和另外两个辅警将卖假发票的人押在他们的车上，我坐在其中一辆车上，一起被带回了狼垡警务站。到达警务站以后吴松把我的手铐打开把我放了，后来这件事怎么处理的我就不知道了。我不知道吴松他们是否向倒卖假发票的人敲诈了钱，也没分给我钱。事后我听肖×说被抓的人很快就被放了出来，肖×还说被抓的人要找他报仇，因为肖×之前和被抓的人经常合作，肖×带警察去抓他。肖×说那个卖假发票的人说他花了40万元找关系出来的。卖假发票的人是浙江人。
9、工作说明证实，经被告人吴松辨认，指认出6号照片为事主王×2。
上述证据，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对言词证据相互印证部分及其他证据予以确认。
二、2014年4月份的一天，在北京市房山区五龙豪苑大酒店附近，被告人吴松伙同被告人薛×、张微、刘×1、范灿兵，将贩卖假印章的涉案人员鞠×抓获并带至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黄村镇派出所。被告人吴松利用人民警察查办案件的职务便利，向涉案人员鞠×索取人民币1万元后，私自将其释放。
上述事实，有经过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被告人吴松、薛×、张微、刘×1、范灿兵供述，证人鞠×、陶×、李×2、李×3、倪×、毕×等人证言，到案经过，领导干部综合情况表，劳动合同，黄村镇派出所证明，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及黄村镇派出所相关规定，辨认笔录，户籍信息等证据在案证实，足以认定。
三、2014年5月份的一天，在北京市大兴区狼垡二村大牌楼附近，被告人吴松伙同被告人薛×、张微、范灿兵，将贩卖假发票的涉案人员江×1抓获并带至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黄村镇派出所。被告人吴松利用人民警察查办案件的职务便利，向涉案人员江×1索取人民币3万元后，私自将其释放。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江×1证言证明，2014年五六月份，一名男子给我打电话，问我有没有发票，按10元一张从我这里买，并让我给他送到大兴区狼垡，我同意了。那天22时许，我到了狼垡那里一个写着狼垡字样的牌楼附近，有四名男子上前架着我的胳膊把我带进了一辆小车里，到车上后，坐在副驾驶上的那名男子拿着警官证说他们是警察，之后我就被带到派出所了。他们把我带到一个房间，让一名辅警看着我，过了一会儿，过来一个穿着便装的高个子男子，他问我知不知道为什么被抓，我说不知道，他就说因为我卖发票。然后他又问我想不想出去，我说想出去，他说想出去就拿7万元，我说没有那么多钱，只有5000元，这名高个子男子说让我好好想想，然后就离开了。第二天白天，这名高个子男子又过来了，问我想好了没有，我说我没有那么多，我最多只能给3万元，他同意了。我问这个高个男子钱怎么给他，是不是把钱送到派出所来，他说不行，我想了想就说不行就给他转账，他同意了。然后这名高个子男子就让我打电话找钱，我就给我家人打了电话，让家里人给我转账3万元，我就把这名高个子男子给我的中国农业银行卡卡号发给了家里人，我家人就给这张卡上一共存了3万元，先存了1万，又存了2万元，然后这名男子就把我带出派出所了。这3万元是我妹妹江×2在大兴区西营房附近的一个中国农业银行的ATM机转的。抓我的一共四个人，那名高个男子不是这四个人中的，我被带到派出所之后才见到这名高个子男子的。
2、证人江×2证言证明，2014年四五月份左右，当时我正好在北京办事儿，江×1也在北京，江×1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借给他3万元，没说干什么用，我当时正忙也没细问。当时我身上正好带着现金，就在我办事儿的地方附近的一个中国农业银行网点，通过ATM机向一个银行账号现金存入3万元，分两次存的，第一次1万元，第二次2万元，同一天上午存的。我哥当时给我打电话借钱的时候说过一会儿把银行账号发到我手机上，现在我记不清楚是谁给我发到手机上的了，账号是多少我也记不清了，对方发给我的短信我也已经删除了。这个账户应该是中国农业银行的账户，否则不能通过ATM机存款，江×1现在还没还我这3万元。
3、被告人吴松供述证明，2014年5月，薛×当时在打击队负责抓捕工作，范灿兵跟我说约了卖假发票的人，范灿兵以前经常从这个卖假发票的人那里买假发票，我就带着薛×和张微，我们三个人去的，范灿兵是直接在狼垡等的我们，我们去的狼垡二村的牌楼下面，到了之后车头冲东顺着马路停着，范灿兵给我打电话说他不能露面，让我往右后面看，自行车旁来回走动的男子就是那个卖假发票的，我们把车锁好，下车分三个点向男的靠近，给他带上手铐押上车里，表明我们的警察身份，然后我们从这个男的手包里发现普通增值税发票和三、四卷超市用的机打发票，还有几张国税、地税的空白发票，男的叫什么我记不清了，好像是姓江，40岁左右，南方口音。我们就把他带回所了，带进三室，薛×和那个男的聊了几句，然后薛就忙他的事情去了。我忘了谁给他做的笔录，我记得可能是范灿兵让王×9和那个男的聊了聊拿钱放人的事情。应该没有聊好，第二天王×9又来了，应该是聊好了，说对方拿3万元。又过了一会儿王×9说对方拿不出3万元，也就拿1万多，打在王×9的卡里。我就把薛×叫来，跟他说对方答应给1.5万元。第二天下午对方打到王×9卡里1.5万元。王×9取出来给了我1.5万元，但我和薛×都觉得范拿到的不止1.5万元。因为聊好3万元以后，王×9又说给不了这么多了，我还和王×9说让薛看一下转账记录，王×9说给删了，我和薛就觉得里面有故事。后来过了些日子，我在薛×的宿舍给了他2000元还是4000元，我记不清了。我应该没有给其他人钱，我现在记不清了。
4、被告人薛×供述证明，2014年4月份一天晚上，我和吴松、张微在大兴区芦城附近一个饭店吃饭，吴松接了一个电话，说在狼垡二村牌楼那约了一个卖发票的，说人快到了，之后我们三个人就开着所里的白色桑塔纳到了狼垡二村的牌楼附近。到了那里以后，吴松就给别人打电话确定哪个是卖假发票的人，确定以后我们就把那个卖假发票的男子在牌楼西侧给抓了，抓人的时候吴松说我们是警察，被抓男子拿了一个手包，这个男子一直不松手，我们就直接把他带回所里了。我们检查手包发现里面有几十张超市的机打发票，面额不大，当时觉得挺晚的了，我感觉人也处理不了，我就回宿舍睡觉去了。我睡了一会儿睡不着就准备回家，在楼道里看见一个“河南大个儿”和被抓的那名男子在说话，我也没问，就回家了。第二天早上我到单位看到那个卖假发票的人还在，我也没问。过了一两天，我听张微说有人托人了，那名男子被放了，给了1万元，吴松跟他说吴松和我每人4000元，其他的钱给张微。又过了一个星期左右，吴松在黄村镇派出所的一个办公室内给了我2000元现金，当时没有别人在场。我觉得应该是范灿兵点的这个男子。2014年2月份的时候，吴松跟我说过，有卖假发票、假章的可以一起抓，能处理处理，不能处理的如果有人托到小范那里可以弄点钱。抓人的当天晚上，我看到一个社会人员“大个儿”和被抓的男子在派出所楼道门口聊天，当时我没在意，之后想起来觉得他们应该是在谈钱。
5、被告人张微供述证明，2014年七八月份，那天我值班，下午二三点左右，吴松找我让我跟他一起去抓人，我上了派出所的白色桑塔纳车，当时车上已经坐了薛×。然后我们去大兴狼垡一停车场接上范灿兵。然后我们四个人一起去了大兴狼垡亿发购物中心停车场。范灿兵指了路边的一个人，他说那个人认识他，他不能出面，所以就下车走了。吴松带着我和薛×下车抓了那个人，从那个人随身携带的包里翻出了一卷空白的机打发票。在桑塔纳车上，那个人不承认贩卖假发票，我们就直接开车把他带回了大兴区黄村镇派出所。到所里之后我就去干别的工作了，吴松怎么处理的这个人我不清楚。后来，有一次闲聊的时候，吴松说在狼垡亿发购物中心抓的那个卖假发票的人给了他1万元，他就把人放了。吴松没有给我钱。
6、被告人范灿兵供述证明，2014年上半年，具体日期记不清了，吴松说缺钱要干个活儿，就是找一个卖假发票的抓了要钱，我就从大街的墙上找了一个卖假发票的电话，我就打这个电话跟对方要发票，对方让我直接去狼垡二村大牌楼下面去拿，我是走着去的，吴松和张微、刘×1开着所里的白色桑塔纳和张微的车去的，具体还有谁一起去的记不起来了。我们到了那里以后，对方和我联系说人到了，我就告诉吴松，我又给对方打电话，吴松就确定了人把对方抓了，对方是一个40多岁的男的，抓完人之后我就走了，吴松他们把人带回了派出所，当时天已经黑了。过了一个多小时，吴松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派出所找他，吴松在宿舍给了我几本发票，还说这几本发票都是那个被抓的男子的，那个男的已经被吴松放了，我问吴松要了多少钱，吴松说别提了，就没有告诉我。
上述证据，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对言词证据相互印证部分予以确认。
四、2014年六七月份的一天，在北京市大兴区×家园×号院×号楼×单元×号内，被告人吴松伙同被告人张微、杨×、刘×1、范灿兵，将组织卖淫嫖娼的涉案人员迟×抓获并带至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黄村镇派出所。被告人吴松利用人民警察查办案件的职务便利，向涉案人员迟×索取人民币10万元后，私自将其释放。
上述事实，有经过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被告人吴松、张微、杨×、刘×1、范灿兵供述，证人迟×、刘×2证言，到案经过，辨认笔录，扣押财物、文件清单，工作说明，户籍信息等证据在案证实，足以认定。
五、2014年8月21日，被告人吴松根据被告人王大龙提供的线索，伙同被告人张微、解霜飞在北京市大兴区×镇×小区×号楼×室，将持有假发票的涉案人员李×1抓获并带至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黄村镇派出所。被告人吴松利用人民警察查办案件的职务便利，伙同被告人王大龙、梁文甫向涉案人员李×1索取人民币40万元后，私自将其释放。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李×1证言及其辨认笔录证实，2014年8月21日下午五六点钟，有四名警察到我租住的大兴区×镇×小区×号楼×室，在我的卧室里搜出一打没盖章的假发票，后将我带上一辆银色捷达车，在车上我问警察能不能给我朋友打个电话，警察给我电话后，我给王大龙打了一个电话，问他能不能找找人，之后我就被押回了大兴黄村派出所。第二天凌晨1时许，警察给我简单记了一份笔录就把我放了，出来后我朋友李×4说王大龙、梁文甫作为中间人管他要了40万元现金给了派出所，这40万是李×4四处帮我借的。出来之后我就回老家了，目前在老家务农还钱。在派出所里没人给我提钱的事，我被放后才知道。后来我打听抓我的警察有一个叫吴松的。我被抓时梁×正好在我家。
经李×1辨认指认出吴松就是案发当天将其抓获的男子，王大龙和梁文甫就是案发当天告知其准备40万元的男子。
2、证人李×4证言证明，2014年8月21日下午五六点钟，我接到梁×的电话说李×1让派出所抓了，过了一会儿梁×又给我打来电话，说王大龙、梁文甫跟派出所谈好价钱30万元放人，我就开始四处管朋友借钱。晚上10时许，梁×打来电话说派出所查出李×1吸毒再加10万，40万元才能放人，这时梁文甫从梁×那里接过电话告知我12点必须凑齐40万元，不然就送人了。最后我只凑了37万元，带着两个借钱的朋友在神龙风物流附近跟梁×、王大龙、梁文甫他们碰的面，见面后王大龙说过了12点银行还能再取钱，让我们必须凑齐40万，过了一会儿又一个朋友送来3万，凑齐40万元现金后，我把钱交给了梁文甫，我们就一起去派出所了。到派出所后梁文甫陪我们等着，王大龙带着梁×去给钱，20分钟后李×1出来了，我们就都走了，之后李×1就回家了。这40万我都是以李×1的名义','2018-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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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下列重大立功表现之一的，应当减刑：[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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