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江陵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鄂1024民初337号
原告：袁凤珍，女，1968年9月12日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高祖，荆州市沙市区中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代理权限：代为起诉，代为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上诉，领取文书。
被告：江光荣，男，1950年2月12日生，汉族。
被告：江大伟，男，1984年10月19日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兵，湖北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永兰，女，1960年5月10日生，汉族。
原告袁凤珍与被告江光荣、江大伟、张永兰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4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袁凤珍及其委托代理人张高祖、被告江大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兵，被告江光荣、被告张永兰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袁凤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赔偿原告袁凤珍医疗费2540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600元、护理费1440元、误工费2272元、交通费3000元，合计33717元；2、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8年3月14日早晨8时许，原告受被告江光荣、江大伟父子二人雇请，先到被告江光荣家里集合与其他农工一道，准备到江光荣、江大伟父子承包地里去干农活。第三被告张永兰受江光荣、江大伟指派，将原告一行人用三轮摩托车送到承包地里去。其他二人上车后，原告是最后上的三轮摩托车。原告刚上三轮摩托车立足未稳，第三被告就立马开车，致使原告从车上摔下。原告当即被送往荆州三医救治，被诊断为重型颅脑损伤、右侧额颞枕部硬下血肿、蛛网膜下腔出血、枕骨骨折，住院16天后出院。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故起诉。
被告江光荣辩称：一、1、原告诉称，是受我和儿子的雇请先到我家集合，然后到我和儿子承包的地里干活，这与事实不符。袁凤珍是我雇请的，我儿子江大伟没有雇请。春节后他就去广州上班了，一直不在家里。江大伟是在家里发生了这个纠纷才从广州赶回。家里的承包地一直是我和妻子在家管理，儿子江大伟从来没有管过家里的任何事情。另外，他也不知道田里的情况。因此原告的上述说法是无稽之谈。2、我雇请原告帮忙，不是要她先到家里集合后再去，而是叫她和其他几个人直接去承包田里去。袁凤珍以前帮我做过事情，她知道我的承包田在什么地方。因此我雇请他们时，并没有说要到家里集中，而是要她们几个人一起直接到承包地里干活。原告不按我的安排行事，图安逸擅自搭乘她人的便车，这不是我的真实意思表示。故由此造成的后果应由其自行负责。3、原告说受我和儿子指派第三被告张永兰将她用三轮车送到承包地里去，这不是事实。我儿子在广州不可能指派；我对三个雇请的人都是电话告知她们直接去承包地里干活，没要她们集中，更没有安排张永兰开车接送她们去。二、原告袁凤珍在出事前，还未与我形成劳务关系，我不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原告袁凤珍还只是在去承包地的路上，她与我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劳务关系。按照我国关于劳务合同关系的要件来看，它必须是一方给另一方提供了活劳动，给另一方在服务过程中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的协议。而在本案中袁凤珍受到我的雇请后，她还没有来得及向我提供活劳动，在路上就摔伤了，原告还未能履行劳务合同。综上所述，原告与我在没有形成劳务关系之前就发生了摔伤事件，她既没有给我提供劳动，故谈不上和我形成劳务关系。因此我不应当承担赔偿义务。
被告江大伟辩称：1、我不是本案的当事人。我自2009年开始在广州打工，一直不在家。在家里发生了纠纷才于2018年3月15日赶回家，不存在雇请原告干农活的事实。2、我是非农业居民，没有承包土地。我是某社区居民，系非农业居民，没有承包地，没有雇请原告干农活的前提条件。3、本案的案由应为运输合同纠纷。4、江光荣和江大伟并没有安排便车，是原告自行搭乘的便车，原告自身也存在过错，并且不是在提供劳务的现场，且非因提供劳务受到伤害。5、原告主张的费用过高。
被告张永兰辩称：一、原告诉称的事实属实，我与案列被告江光荣、江大伟之间已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务关系。我长期受雇于被告江光荣、江大伟从事耕地作业。2018年3月14日上午8时许，我按照江光荣的安排驾驶电动三轮车准备将雇佣的农工运输至承包地作业时，原告袁凤珍未坐稳致使其从三轮车上摔下而受伤。对于原告诉称的事实，我表示认可。但是我与被告江光荣、江大伟已形成事实上的劳务关系，将农工运输至承包地作业的行为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二、原告起诉要求我承担赔偿责任，无任何法律依据，请法院驳回对我的起诉。根据《侵权责任法》第35条的规定：“个人之间形成的劳务关系，提供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我与被告江光荣、江大伟之间已形成事实上的劳务关系，被告江光荣指示我将农工运输至承包地作业过程中，造成原告受到损害的侵权责任，应由被告江光荣、江大伟承担。综上所述，我与被告江光荣、江大伟已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务关系，因在提供劳务的过程中，意外致使原告损害的后果，应由被告江光荣、江大伟承担赔偿责任。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于双方有争议的证据认定如下：
1、原告提交的江光荣于2018年3月14日签名的条据，原告认为是江光荣的承诺书，本院认为：从条据的形式来看并无“承诺”的字样，且条据前后笔迹不一致，也即部分内容并非江光荣亲自书写；其次从内容上来看无法得出江光荣向原告承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的结论。从“责任大小由第三方评估”亦可作证这一点。同时被告江光荣是否承担赔偿责任，以及其责任的大小正是本案的争议焦点。由此原告的证据目的在此不予采信。
2、原告提交事发时的录音录像资料，被告对其真实性不持异议。但关于经庭审调查核实以及张永兰的当庭陈述，本院对江光荣并未指派或者委托张永兰载原告袁凤珍去承包田里去这一事实予以认定。
3、原告提交的医院的诊断证明及医疗费，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依法应予采信。被告对于医疗费持异议，但未提出足以反驳的理由及证据，故对其抗辩意见不予采信。
4、证人葛某的证言，葛某是被告江光荣雇请的劳务人员，与其具有一定的利害关系。况且葛某虽然是事发现场的目击者，但其证明的内容大部分是关于原告与三被告之间，以及三被告之间有无安排与被安排劳务的事实，而恰巧这些事实葛某并非当事人，其证言存疑，故综上葛某的证言不予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的事实如下：原告袁凤珍长期在被告江光荣承包的田地里从事农业劳务工作，报酬100元/天。2018年3月14日早上，因前一天“点苞谷”（播种苞谷籽）的工作还未完成，原告袁凤珍骑行自行车到达被告江光荣家，停放好自行车后，准备去往江光荣承包的田里继续进行“点苞谷”。此时8时许，恰遇被告张永兰准备驾驶电动三轮摩托车受被告江光荣的委托往其承包田里托运药水机、苞谷籽、塑料薄膜等农资器具。原告袁凤珍在未告知张永兰的情况下，上了电动摩托车。（此时车上已乘坐了同去田里劳作的案外人张某、杨某二人）原告袁凤珍刚上车、立足未稳，张永兰即启动了摩托车（未提醒乘客及他人），致使原告从车上摔下，造成伤害。事发后，原告袁凤珍被送往荆州三医救治，被诊断为重型颅脑损伤、右侧额颞枕部硬膜下血肿、蛛网膜下腔出血、枕骨骨折等，住院16天，原告为此花费医疗费25405元。
另查明，事发后被告江光荣给付原告医疗费等费用共计5900元。被告江大伟系非农业户口，且非涉案田地的承包、经营人员。系被告江光荣之子。
根据查明的事实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参照《2017年度湖北省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标准》，原告袁凤珍的损失为:医疗费：25405（依票据）、住院伙食补助费:800元（住院16天，按荆州市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出差伙食补助标准50元／天计）、护理费：1432元（按住院16天、居民服务行业工资32677元/年计算,32677元/年÷365天×16天）、误工费：1497元（原告主张按2017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51415元计，但其未提交其工作情况的证据材料，按照其户口性质，参照农林牧渔业工资标准34150元/年，计算16天）、交通费：500元（原告未提交证据，但根据其伤情及住院情况酌情考虑）以上合计29634元。
本院认为：被告张永兰无偿将江光荣农业生产所需的农资等用具运往江光荣的田地里，双方之间形成了帮工关系。被告江大伟主张原告袁凤珍与张永兰之间系运输合同关系。但是：其一，袁凤珍在乘坐车辆时，被告张永兰并不知情，双方之间不具有运输合意；其二，此次乘坐车辆无需支付运费,也即双方未约定费用。其三，张永兰及其车辆也不符合道路运输营运条件。由此双方之间不符合运输合同的法律要件，被告江大伟的抗辩，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袁凤珍在一定的期间内向被告江光荣提供劳务，由江光荣支付劳务报酬，这在双方之间形成了雇佣关系。被告江光荣是雇主，原告袁凤珍是雇员。被告江大伟系非农业户口，且非涉案田地的承包、经营人员，故与原告袁凤珍不存在雇佣关系，其在本次事故的发生中也不存在过错，故其不是本案适格被告，不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那么，原告袁凤珍在去往田地的过程中受到伤害，是否可以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到伤害？本院认为：原告袁凤珍去往田地里途中是其提供劳务的必经阶段，与其提供劳务、履行职务具有前后相继的内在联系。因此，可以认定为原告袁凤珍是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损害。故作为雇主的被告江光荣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是，被告江光荣并没有指派张永兰负责接送袁凤珍等人到承包田里，并且原告袁凤珍在准备乘坐张永兰的车辆时，也没有提前告知张永兰，使自身的安全处于极大地风险。张永兰在不知情其乘坐车辆的情况下，启动车辆致使原告袁凤珍重心不稳，跌落致伤。由此，原告袁凤珍自身在整个事故的发生中是具有重大的过错的。可以减轻雇主的责任。被告张永兰本是受江光荣的委托托运农资器具到田里，但并没有受安排托运其他雇员，从张永兰在庭审中称“他们是强行上了我的车”，即可印证这一点。由此其托运张某、杨某案外人并非属于帮工范围。被告张永兰自述涉案电动三轮摩托车是其自身做事、代步的工具。电动三轮车作为一种轻型、便利的交通工具，载人、载货在道路上行驶本身亦存在诸多安全隐患。张永兰在后车厢装载有农资器具等货物后，为保安全起见，则不能再搭乘乘客。而被告张永兰并没有明确拒绝搭乘乘客，并且在事发前已允许乘坐了2名人员。不排除其行为确实出于“好心”，但却给自身以及乘客的人身安全埋下了隐患。其二，张永兰在明知其后车厢已乘坐有2名人员的情况下，启动车辆时未做适当提醒，致使正要上车的原告袁凤珍不能预见此时上车的风险，由此发生本案事故。因此被告张永兰对本次事故的发生亦有过错，应当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综合考虑各方因素，以及原、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原告袁凤珍、被告江光荣、张永兰之间的赔偿责任按6:3:1划分为宜。故，被告江光荣应赔偿原告袁凤珍8890.2元（29634元×30%），扣减已支付的5900元，还应赔偿原告2990.2元。被告张永兰应赔偿原告袁凤珍2963.4元（29634元×10%）。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十一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江光荣赔偿原告袁凤珍损失2990.2元。
二、被告张永兰赔偿原告袁凤珍损失2963.4元。
三、驳回原告袁凤珍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列具有给付内容的事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逾期支付，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43元，减半收取321.5元，由原告袁凤珍负担170元；被告江光荣负担151.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熊 姣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别艳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