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6民终173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杜立发，男，1952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菊，湖北忠三（襄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杨太喜，男，1962年3月2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毛群芳，女，1965年6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潇，襄阳市明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杜立发因与被上诉人杨太喜、毛群芳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2017)鄂0602民初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杜立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菊，被上诉人毛群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潇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杨太喜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杜立发上诉请求：1.请求依法撤销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2017)鄂0602民初13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杨太喜、毛群芳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将杨太喜所收款项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举证责任分配给杜立发明显有误。1.杜立发有理由相信杨太喜具有家事代理权，有权出售其还建的拆迁安置房，有权收取购房款，至于收取购房款后，杨太喜和毛群芳将钱存放在哪里、怎么使用，属于杨太喜和毛群芳夫妻之间的内部事务。杜立发根据杨太喜提供的杨太喜个人与襄阳市溪苑实业总公司签订的檀溪村民房屋改造安置补偿协议，有理由相信杨太喜有家事代理、处分安置房和收取购房款的权利。2.毛群芳更容易证明购房款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举证证明责任应分配给毛群芳。3.一审法院将杨太喜所收款项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举证责任分配给杜立发于法无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明确规定由夫妻一方举证证明债务为个人债务，毛群芳没有举证证明是杨太喜个人债务，就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4.杨太喜、毛群芳明显有逃避债务转移财产的嫌疑。2016年12月2日杜立发在向杨太喜多次索要返还购房款无果的情况下，将其告上法院时，杨太喜立即将其单位分配的提花织物厂的房产变更为毛群芳单独所有，并出售给其子ＸＸ。杨太喜、毛群芳随后于2016年12月16日再次离婚，其目的是为了转移财产，让毛群芳逃避还款义务。二、一审判决认定因杜立发未举证证明购房款用于杨太喜、毛群芳夫妻共同生活从而推定毛群芳不负担民事责任明显错误。毛群芳承担责任的核心问题是返还购房款530000元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和支付购房款均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返还购房款的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由杨太喜和毛群芳共同返还，不能因事后解除婚姻关系而免除毛群芳的民事责任。综上，一审判决举证责任分配错误，适用法律错误。
毛群芳辩称，1.还建房安置协议是与户主签订的，杜立发对此未予审查有过错。2.杨太喜有赌博恶习，两次卖房都在短时间内挥霍一空，有银行转账为证，杨太喜在不到8个月时间内每天不定期的取现数额明显超过一般家庭需要的数额，毛群芳虽然不能举证证明杨太喜取的钱没有用于家庭共同生活，但杨太喜取款没有一次是在家附近的建行取现。3.毛群芳在当地居委会开具了证明，证明杨太喜沉迷赌博有一段时间，对此杨太喜的母亲、居委会都知道，杜立发认为是夫妻共同债务，不能认可。
杨太喜未出庭答辩。
杜立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杨太喜、毛群芳立即返还购房款530000元；2、判令杨太喜、毛群芳按购房款3%支付违约金共计19000元；3、判令杨太喜、毛群芳赔偿杜立发因此而造成的经济损失20000元；4、由杨太喜、毛群芳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4月8日杜立发（乙方）与杨太喜（甲方）签订一份房屋买卖合同，约定：一、出售房屋情况。甲方将位于襄阳市襄城区檀溪路广电中心以西山水檀溪还建小区内户型116.7平方米的一套还建房屋（包含附属设施，该还建房屋具体情况以甲方和襄阳市溪苑实业总公司于2012年11月10日签订的《檀溪村民房屋改造安置补偿协议书》合同文本内容为准，详见本合同附件一）出售给乙方，建筑面积116.67平方米。甲方承诺出售房屋的楼层为3号楼第8-12层东边。上述房屋、房屋占有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及附属设备，在本合同中均简称为“该房屋”。二、付款方式。1、经甲乙双方商定该房屋总价款为人民币641685.00元（大写：陆拾肆万壹仟陆佰捌拾伍元整）。（单价：5500元/平米）；2、在本合同签订时，乙方向甲方支付购房款580000.00元（大写：伍拾捌万元整）；3、乙方在甲方协助乙方办理完该房屋土地证、房产证后3日内将剩余购房款60000元（大写：陆万元整）付清。（优惠1685.00元）…七、违约责任。1、乙方若逾期支付购房款，应自本合同规定的付款期限第二天之日起至实际全额支付款之日止，按日向甲方支付逾期应付款万分之二的违约金；2、若甲方逾期交付房屋，甲方应交付房屋期限第二天之日起至实际交付房屋之日止，按日向乙方支付已付购房款万分之二的违约金；3、若甲方违反本合同第一条关于所选楼栋楼层之规定，合同继续履行，甲方应向乙方付违约金10000元（大写：壹万元整）；4、若因乙方原因导致本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则乙方所交购房款甲方不予退还。若因甲方原因导致本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包括但不限于甲方擅自将房屋出卖给第三方；该房屋存在产权瑕疵；该房屋不能办理过户手续），则甲方应返还乙方所交购房款，并按购房款的3%承担违约责任。
2016年4月14日，杜立发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购房款580000元。
杨太喜实际受领的还建房屋为4楼。
2016年12月3日，杨太喜通过银行转账方式退还杜立发购房款50000元。
现还建房杨太喜已再次卖给第三方并已交付。
杜立发与被告杨太喜、毛群芳对下列事实无争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杨太喜与毛群芳于1988年4月12日登记结婚。2004年9月29日因杨太喜赌博双方协议离婚。2010年9月20日复婚。2016年12月16日再次协议离婚。
对于杨太喜出卖共有房屋的行为，毛群芳当庭表示拒绝追认。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无权处分人对于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不享有所有权或处分权，故买卖合同无效。这是很普适的价值观，而且为广大公众所接受多年。处分时是无权处分，但后来有权人予以追认或者取得了处分权，如果仍然认定无效，则不尽合理，于是将事后追认了的情形与事后取得处分权的情形，认定有效。这样以来，无权处分时的行为效力，是不确定的，如果事后得到有权追认或取得了处分权，则有效，否则无效。这种区分不同情况确定买卖合同效力的做法被称为效力待定说。出卖他人财物的，无权处分行为是不诚信、不道德，有违善良风俗的，应当给予否定性评价。而确认出卖合同无效，正体现了这种价值，所以为公众所普遍接受。随着对无权处分效力的研究不断发展，在区分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等的前提下，论证的结果是，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完全有效。这种结果与大众的价值观有很大的差异。当一项规则与大众价值观不相吻合时，很可能造成不理解、诧异，甚至对抗。特别是在论证的过程中，只能用专业语言，不能用社会通常生活语言时，更是如此。作为司法者，其职责是贯彻法律的实施，维护法治秩序。完全有效说已成为有效规则，司法者必须遵从，通过司法者的认定有效去逐步改变这种出卖他人之物的合同无效的观念，虽然这种改变需要时间，也必须做。故杜立发与杨太喜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二、关于解除合同及后果。由于杨太喜是无权处分人，在毛群芳不同意将房屋所有权转移给杜立发的情况下，杜立发不能实现购房的目的。故杜立发要求解除合同是应当得到支持的。合同解除后，杨太喜应当将因买卖合同所取得的价款返还给杜立发。杨太喜已返还50000元，尚欠530000元应予以返还，同时杨太喜应当承担支付利息损失的义务。杜立发购房时没有对房屋所有权进行必要的审查，也应负担一定的责任。杜立发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三、关于毛群芳是否负担民事责任的问题。共同共有人中，一部分人独自处分共有财产，对其他共有人来说是一种损害。如果受损害的共有人又没有享有处分共有财产的对价利益，还要让受害共有人负担返还义务，是显然不公平的。夫妻一方为共同生活对外设定的债务，由夫妻共同偿还。债权人提起诉讼时，根据权利人应当对权利成立事实予以证明的一般原则，应当由债权人举证证明为共同生活所负债务的事实。但司法实践中，多是让未举债的夫妻一方证明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而是用于其他。这种突破证明责任的一般分配原则，而将证明责任分配给债务人的规则，其根据是，债务人距离证据更近，更容易证明。因夫妻关系是最为密切的。但是所有规则都有适用的条件，夫妻关系常态化就是由作为债务人的夫妻负担举证义务的前提。当夫妻关系不和谐，矛盾较大时，未举债的夫妻一方距离证据的距离不一定更近一些，其举证难度应是相同的。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是恢复证明责任的一般分配规则，由债权人负责证明。本案中杜立发与杨太喜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被解除后，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应是杨太喜负有返还义务。杜立发主张毛群芳也负担返还义务，则应当举证证明杨太喜所收款项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因由夫妻一方证明未用于共同生活更容易。杨太喜本身瞒着毛群芳去卖房就是不道德的、不诚信的。杨太喜自2016年4月14日收到580000元购房款后，至2016年12月9日不到8个月分数次支出，最后账户余额仅为97.58元。杨太喜结婚、离婚（因杨太喜赌博），复婚后再离婚。说明夫妻关系不和谐，矛盾较大。在这种情况下，由毛群芳证明没收到购房款，购房款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而是用于其他用处的难度，由杜立发证明购房款毛群芳收到或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难度，两者相比较应是同等的。另，如前所述，杜立发与杨太喜在此次交易过程中均是有过错的，特别是杨太喜过错更大。毛群芳是无过错的受害一方。任何有过错的人不能从无过错的人上面获取利益。故一审法院确定由杜立发证明毛群芳收到了购房款或者购房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事实成立。因杜立发未举出这方面的证据，毛群芳收到购房款或购房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事实不能成立。毛群芳无民事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杨太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给原告杜立发购房款530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58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4月15日起至2016年12月3日止，以53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12月4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1-5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驳回原告杜立发对被告毛群芳的诉讼请求。三、驳回原告杜立发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590元，财产保全费3520元，合计13110元，由被告杨太喜负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庭审后，毛群芳提供了杨太喜账户明细查询、毛群芳账户明细、檀溪社区居委会证明、离婚协议书、田兴会等14人的证明，证明杨太喜沉迷赌博，其夫妻关系不和、分居，且其未收到购房款。杜立发质证称毛群芳庭后所提交的上述证据，不属新证据，不予质证。
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2012年11月10日，杨太喜与襄阳市溪苑实业总公司就被改造民房的改造补偿签订《檀溪村民房改造安置补偿协议书》，襄阳市溪苑实业总公司还建杨太喜住宅房两套，该协议由杨太喜签名并捺指印。
本院认为，杜立发与杨太喜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有法律约束力。合同签订后，杜立发履行了合同约定的支付580000元购房款的义务，但杨太喜未能履行交付房屋义务而将房屋又卖与、交付他人。杨太喜应当承担返还购房款并支付利息损失的责任，对此各方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对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问题，本院认定如下：
一、关于本案债务是否为杨太喜、毛群芳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毛群芳是否应承担责任的问题。杜立发上诉认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和支付购房款均发生在杨太喜、毛群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返还购房款的债务应属其夫妻二人的共同债务，应由杨太喜、毛群芳共同承担。毛群芳称，杨太喜有赌博恶习，其对杨太喜卖房不知情，未收到也未使用购房款，其不应当承担责任。杨太喜在一审中称购房款未交给毛群芳，大部分用于赌博。
本院认为，首先，本案房屋买卖合同的签订及购房款的交付发生于杨太喜与毛群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是本案客观事实。其次，杨太喜与襄阳市溪苑实业总公司签订《檀溪村民房改造安置补偿协议书》取得两套安置补偿的夫妻共有的还建房，对此毛群芳并无异议。杨太喜将夫妻共有的其中的一套还建房出卖给杜立发并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该房屋买卖合同虽仅有杨太喜的签名，但作为该合同附件一的《檀溪村民房改造安置补偿协议书》亦仅有杨太喜的签名。杨太喜与毛群芳系夫妻关系，基于杨太喜签订《檀溪村民房改造安置补偿协议书》取得夫妻共有的还建房的事实，杜立发有理由相信杨太喜出售房屋并收取购房款系夫妻双方共同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杜立发已按约支付了对价，构成善意。故杨太喜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对毛群芳仍具有拘束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第二款“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毛群芳以其未在合同上签字、对房屋买卖毫不知情亦不予追认而不认同杨太喜的卖房行为，但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杨太喜出卖夫妻共有的房屋，所得价款依然归其夫妻共同所有，根据权利、义务、责任相统一原则，杨太喜未能返还的价款，应属杨太喜、毛群芳夫妻共同债务。不管该购房款系夫妻一方使用还是双方共同使用，对外均应由杨太喜、毛群芳共同承担，至于杨太喜所收取的杜立发购房款是否用于赌博，毛群芳是否收到，或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是处理夫妻内部债务承担的依据，对内是否损害夫妻一方的利益，不影响夫妻一方据此向另一方主张权利。第三、本案是杜立发因返还购房款提起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之诉。本案审理的不是离婚纠纷，不涉及杨太喜与毛群芳夫妻内部债务法律关系。本案审理的是债权人提起的合同纠纷，处理的是夫妻债务的外部法律关系。对于涉案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补充规定》(以下统称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夫妻一方在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亦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杨太喜、毛群芳既无证据证明杨太喜出卖房屋时与杜立发明确约定本案债务属于个人债务；又无证据证明夫妻双方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或所负债务为各自所有，且杜立发知道或应当知道该约定。第四、本案系因房屋买卖合同引发的债务，系真实、合法债务，而非虚假债务、更不是因赌博等而产生的非法债务。第五、毛群芳于本案二审庭审后提供的证据，非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新证据范畴，且不能直接证明杨太喜所收取的杜立发购房款用于赌博，亦无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确凿证据。综上，杜立发上诉认为返还购房款的债务应属杨太喜、毛群芳的共同债务，应由杨太喜、毛群芳共同承担责任的理由，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且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二、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对本案涉案债务为杨太喜、毛群芳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产生，为其夫妻共同房产利益所产生的事实，是本案不争的事实。杜立发在本案中提供了房屋买卖合同、付款凭证、杨太喜出具的收到购房款的收条及《檀溪村民房改造安置补偿协议书》，杨太喜、毛群芳对杜立发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杜立发已完成了本案债权债务关系真实性和合法性的举证证明责任。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依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在杨太喜与毛群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杨太喜未能返还的购房款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杨太喜或毛群芳认为该债务为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而非夫妻共同债务，则应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的除外情形(即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债权人明知夫妻双方约定财产或债务归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杨太喜收到购房款是否交给毛群芳或者购房款是否用于杨太喜、毛群芳夫妻共同生活，属于其夫妻二人的家事范畴，一审法院将家庭内部事宜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债权人杜立发，完全是置法律规定于不顾、置举证责任的一般原则于不顾、置审判经验与常识于不顾，明显加重了债权人杜立发的举证责任。故杜立发对此提出的上诉有理，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杜立发的上诉请求成立，应予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补充规定》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2017)鄂0602民初13号民事判决第三项即“驳回原告杜立发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撤销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2017)鄂0602民初1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驳回原告杜立发对被告毛群芳的诉讼请求”；
三、变更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2017)鄂0602民初1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被告杨太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给原告杜立发购房款530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58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4月15日起至2016年12月3日止，以53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12月4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1-5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为杨太喜、毛群芳于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杜立发购房款530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58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4月15日起至2016年12月3日止，以53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12月4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1-5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9590元，财产保全费3520元，合计13110元，由杜立发负担1311元，杨太喜、毛群芳负担11799元；二审案件受理费9490元，由杨太喜、毛群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淑青
审判员 张耀明
审判员 陈瑞芳
二０一七年七月十二日
书记员 刘秋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