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3民终659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苏州中柯桉交通安全器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苏州工业园区港田路99号。
法定代表人林光旭，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付成武，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胡梦薇，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中柯桉交通安全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平谷区林荫北街13号信息大厦1002-67室。
法定代表人孙国庆，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朱晓玲，女，1986年10月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贵忠，男，1963年12月16日出生，北京市平谷区平谷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审被告朱飒昊，男，1963年7月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朱晓玲，女，1986年10月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贵忠，男，1963年12月16日出生，北京市平谷区平谷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苏州中柯桉交通安全器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中柯桉公司）因与上诉人北京中柯桉交通安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中柯桉公司）、原审被告朱飒昊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2015）平民（商）初字第050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1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高贵担任审判长，法官李春香、法官潘蓉参加的合议庭，于2016年6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江苏中柯桉公司法定代表人林光旭、委托代理人胡梦薇、上诉人北京中柯桉公司与原审被告朱飒昊共同委托代理人朱晓玲、张贵忠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6月，江苏中柯桉公司起诉至一审法院称：2014年1月7日，苏州中柯桉公司法定代表人林光旭与北京中柯桉公司签订《关于自主技术产权优先使用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约定林光旭与北京中柯桉公司共同组建“苏州中柯桉交通安全器材科技有限公司”，即苏州中柯桉公司，约定由苏州中柯桉公司支付100万元的技术产权使用费，为北京中柯桉公司组装、加工其享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交通安全警示装置”，北京中柯桉公司向苏州中柯桉公司下达订单并支付相当于成本10%的利润作为加工费用。该装置包括警示灯和三角架两部分，分别由两个厂商进行生产，再由苏州中柯桉公司进行组装、加工和包装。合同签订后，苏州中柯桉公司法定代表人林光旭积极地履行了合同义务，分两次将100万元保证金（技术产权使用费）支付给北京中柯桉公司，并按照北京中柯桉公司的要求租赁厂房、成立公司、招聘员工、购买办公设备、安排包装包和纸箱打样品等积极准备开展组装工作。2014年3月28日，北京中柯桉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国庆、朱飒昊、苏州中柯桉公司法定代表人林光旭，以及另外两个生产厂家代表人金琦潞、龚明强五人共同签署了《塔式交通安全警示装置工作备忘录》，约定2014年5月15日前生产交通安全警示装置标准型产品小样500套，经北京中柯桉公司验收合格后支付全额货款，并于2014年7月15日下达正式生产订单，并计划每年生产100万套。2014年8月，北京中柯桉公司为参加北京国展展会，要求苏州中柯桉公司及另外两家厂商制作参展样品10套，在制作完成后北京中柯桉公司并未支付货款，并且此后也未向苏州中柯桉公司及其他厂家下达生产订单，致使苏州中柯桉公司预备好的厂房及设备一直闲置无法进入正常经营。经苏州中柯桉公司多次催促并与北京中柯桉公司协商，北京中柯桉公司同意先退还85%的保证金（技术产权使用费），并继续履行合同。然而北京中柯桉公司一再拖延退还，无奈苏州中柯桉公司法定代表人林光旭及苏州中柯桉公司股东李玉姬只得从苏州前往北京多次与北京中柯桉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国庆及朱飒昊进行交涉。2014年11月26日，苏州中柯桉公司与北京中柯桉公司达成《北京中柯桉交通安全技术有限公司谅解备忘录》（以下简称《谅解备忘录》），北京中柯桉公司同意返还苏州中柯桉公司保证金（技术产权使用费）100万元，其中95%于2015年1月29日前支付，剩余5%于第一笔回款后一个月之内苏州中柯桉公司将全部涉及商业秘密的资料退还后支付，并约定在双方履行完上述义务后正式解除合同。然而在约定的时间到期后北京中柯桉公司并未按约履行义务，又经过苏州中柯桉公司多次协商和催告后北京中柯桉公司分三次退款共计34万元。之后北京中柯桉公司不再履行剩余的还款义务，并且在协议未正式解除的情况下与案外人河北中柯桉交通安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中柯桉公司）签订了相同的生产加工协议，又于2015年3月23日与其签订《补充协议》。根据《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该协议属于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应属无效。北京中柯桉公司的行为属于根本违约，极大地损害了苏州中柯桉公司的利益，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北京中柯桉公司应当退还苏州中柯桉公司剩余保证金（技术产权使用费）66万元，并根据协议约定赔偿苏州中柯桉公司一切损失，包括为履行《协议书》而租赁厂房、装修、购买设备的损失232992.52元，以及为与北京中柯桉公司、朱飒昊交涉而多次往返苏州、北京两地的交通费、住宿费9218.5元。朱飒昊作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中柯桉公司唯一的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逃避契约义务，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应当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综上，苏州中柯桉公司起诉要求判令：1.北京中柯桉公司返还保证金（技术产权使用费）660000元，并支付苏州中柯桉公司逾期付款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5年1月30日计算至上述款项还清之日；2.北京中柯桉公司支付违约赔偿金242211.02元；3.朱飒昊对以上债务承担连带责任；4.确认北京中柯桉公司与河北中柯桉公司之间的协议无效；5.北京中柯桉公司与朱飒昊共同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后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苏州中柯桉公司撤回第4项诉讼请求，其余诉求不变。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针对北京中柯桉公司提出苏州中柯桉公司作为原告起诉主体不适格的问题，苏州中柯桉公司称，《协议书》是林光旭与北京中柯桉公司签订的，约定林光旭与北京中柯桉公司共同组建苏州中柯桉公司，实际上也组建了苏州中柯桉公司，北京中柯桉公司占30%的股份，林光旭占20%的股份，另一股东李玉姬占50%的股份，所以苏州中柯桉公司并不仅仅是北京中柯桉公司与林光旭组成，合同中约定的100万元保证金实际上是由苏州中柯桉公司直接打给北京中柯桉公司，并由北京中柯桉公司开具收据予以确认，所以苏州中柯桉公司是本案的直接利害关系人，也是适格的原告。针对北京中柯桉公司提出的林光旭投入的权力使用费在税前列支成本核销故无权要求返还的问题，苏州中柯桉公司称《协议书》中约定的成本核销是指苏州中柯桉公司支付该款后，在接到订单生产后，将该100万元在产品成本中进行核销，现因100万元的保证金在交付之后北京中柯桉公司违约未下达导致无法生产、成本亦无法核销，故双方就此达成了《谅解备忘录》，北京中柯桉公司同意将100万元保证金返还给苏州中柯桉公司，且已经实际返还34万元。针对北京中柯桉公司提出的林光旭在未召开股东会议的情况下以苏州中柯桉公司名义起诉违背了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苏州中柯桉公司称已召开了股东会，决议通过诉讼维护苏州中柯桉公司权益，并且北京中柯桉公司作为苏州中柯桉公司的股东，在收到苏州中柯桉公司起诉状副本时，就知道了起诉的事实，如有异议应在法定期限内提出。针对朱飒昊的辩解意见，苏州中柯桉公司称朱飒昊是北京中柯桉公司唯一的股东，北京中柯桉公司的企业性质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公司法对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定，如朱飒昊无法证明个人财产与公司财产分离，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苏州中柯桉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
一、2014年1月7日林光旭与北京中柯桉公司签订的《协议书》，证明苏州中柯桉公司法定代表人林光旭与北京中柯桉公司确立合作关系，约定由苏州中柯桉公司法定代表人林光旭组建苏州中柯桉公司并向北京中柯桉公司支付权力使用费（保证金）100万元，苏州中柯桉公司取得加工北京中柯桉公司享有知识产权的交通安全警示装置的权利，《协议书》第四条中约定权力使用费（保证金）的85%可在苏州中柯桉公司成立一年内税前列支摊入产品生产成本销核。预留15%项目手续费等其他服务费用。且《协议书》第五条约定如有违反该协议任何约定，守约方将有权要求违约方赔偿一切经济损失。协议书第六条约定协议于苏州中柯桉公司方缴纳第一笔费用后即可生效。
二、100万元保证金银行流水单及收据，证明苏州中柯桉公司积极履行合同，分别在2014年1月28日以及2014年3月19日向北京中柯桉公司支付权力使用费（保证金）共100万元，北京中柯桉公司已开具两张收据予以认可，《协议书》已生效。
三、厂房、办公室、样品、包装照片及招聘通知，在上述《协议书》签订后，苏州中柯桉公司按照北京中柯桉公司的要求成立公司、租赁厂房、招聘员工、购买办公设备、安排包装包和纸箱打样品，证明苏州中柯桉公司积极履行合同义务，为交通安全警示装置的大批量组装及加工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四、2014年8月展会照片及参展样品收据，证明2014年8月，北京中柯桉公司为参加北京国展展会，要求苏州中柯桉公司及两外两家厂商制作参展样品10套，苏州中柯桉公司按时完成样品的组装加工并经北京中柯桉公司验收后参展。
五、2014年11月26日苏州中柯桉公司与北京中柯桉公司签订的《谅解备忘录》，约定由北京中柯桉公司退还权力使用费（保证金）100万元，还款时间为2015年1月29日之前，并约定北京中柯桉公司还款后解除原《协议书》。
六、2015年3月23日，北京中柯桉公司与河北中柯桉公司签订的《生产加工<塔式交通安全警示装置>合作协议补充协议》，证明北京中柯桉公司与河北中柯桉公司存在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该协议应属无效。
七、房屋租赁合同及租金、电费、管理费、装修费、设备费票据，证明苏州中柯桉公司为履行与北京中柯桉公司之间的协议书而租赁厂房、装修、购买设备，并为此支付租金、电费、管理费、装修费，设备费共计232992.52元。
八、车票及住宿费票据，在北京中柯桉公司不履行还款义务的情况下，苏州中柯桉公司法定代表人林光旭及苏州中柯桉公司股东李玉姬只得多次从苏州前往北京与北京中柯桉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国庆及朱飒昊进行交涉，为此支付交通费、住宿费共计9218.5元。
九、北京中柯桉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北京中柯桉公司企业性质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朱飒昊作为北京中柯桉公司唯一的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逃避契约义务，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应当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十、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函，收件人为苏州中柯按公司，发件人为北京中柯按公司，发件日期是2015年1月30日，律师函的落款显示委托人为北京中柯按公司，并有法定代表人孙国庆的签字，落款处写明律师为李京，但是没有李京的签字，也没有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公章，对于这份证据苏州中柯按公司的两位代理人正好是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经核查该所并无叫李京的律师，且该份律师函没有律师本人的签字也没有律师事务所的公章，但是却有北京中柯按公司的公章，说明这份文件为北京中柯按公司蓄意伪造。
十一、2014年1月7日，北京中柯桉公司与林光旭签订的《关于<交通安全警示装置>加工保密协议》，证明苏州中柯桉公司已经履行了《谅解备忘录》中约定的保密义务，北京中柯桉公司应当退还全部款项。
十二、2015年7月14日发出的股东会会议通知，内容是2015年7月30日召开股东会，议题成立清算组，启动注销程序。2015年11月5日当庭通知北京中柯桉公司委托代理人于2015年12月26日在苏州中柯桉公司召开股东会。2015年12月26日苏州中柯桉公司股东会决议，证明苏州中柯桉公司已成立清算组，进入注销程序。
北京中柯桉公司在一审法院辩称：苏州中柯桉公司起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请求法院依法予以驳回。理由如下：第一、主体不适格，应依法驳回苏州中柯桉公司的起诉。苏州中柯桉公司提起诉讼的诉求与涉诉的100万元技术产权使用费有关，本案中苏州中柯桉公司不是上述100万元技术产权使用费的实际出资人，其与100万元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根据主合同《协议书》的约定，足以认定涉诉的100万元是林光旭为了使用北京中柯桉公司的专利而主动分两次支付的权力使用费，该使用费与苏州中柯桉公司没有任何的利害关系。苏州中柯桉公司是由林光旭和北京中柯桉公司共同组建的企业，苏州中柯桉公司无权向北京中柯桉公司提起本诉。通过注册资本数额，股份比例也可以印证苏州中柯桉公司在庭审中陈述100万元产权使用费是苏州中柯桉公司支付的不符合客观实际。依据2014年4月9日《苏州中柯桉公司股东会决议》，北京中柯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孙国庆已被选为苏州中柯桉公司的监事，而林光旭利用苏州中柯桉公司的名义，向北京中柯桉公司提起本诉，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五十条、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第二、《谅解备忘录》不具有合同效力，苏州中柯桉公司以此备忘录要求法庭支持其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备忘录中的当事人与林光旭、北京中柯桉公司签署的《协议书》相矛盾，对双方均不具有约束力。《谅解备忘录》的甲方是北京中柯桉公司，乙方是苏州中柯桉公司，而内容却是有关解除林光旭与北京中柯桉公司的《协议书》以及退还林光旭所支付100万元产权使用费等相关内容。依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苏州中柯桉公司无权与北京中柯桉公司洽谈解除此前林光旭与北京中柯桉公司签订的协议，也无权洽谈退还林光旭所支付产权使用费事宜。苏州中柯桉公司与北京中柯桉公司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有可能属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不具有合同效力。《合同法》第八条也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苏州中柯桉公司与北京中柯桉公司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违背了合同相对性的原则，不属于依法成立的合同，不具有合同效力。再有，《谅解备忘录》是林光旭为搪塞到期债务而与北京中柯桉公司形成的虚假文件，没有证据效力。在林光旭债务缠身的情况下，在林光旭的请求之下，北京中柯桉公司按照林光旭的意思签署备忘录是为达到为合作伙伴排忧解难的目的，也在情理之中。案件起因是林光旭与北京中柯桉公司的《协议书》，北京中柯桉公司在履行过程中，没有任何业务上的过错，苏州中柯桉公司试图用《谅解备忘录》代替《协议书》的清算或解除违背了《公司法》的规定。第三、北京中柯桉公司分别于2015年2月16日、2015年4月21日、2015年5月8日支付的34万元并不能证明《谅解备忘录》具有效力。北京中柯桉公司是苏州中柯桉公司的股东之一，苏州中柯桉公司的经营状况与之密切相关。在苏州中柯桉公司认可林光旭给北京中柯桉公司发送电子邮件真实性的情况下，该款只能认定是北京中柯桉公司与苏州中柯桉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而不能证明是北京中柯桉公司退还产权使用费。北京中柯桉公司在收到林光旭支付的权力使用费后，为苏州中柯桉公司开具票据的原由是北京中柯桉公司在答辩中所称的方便财务做账，并将该款摊入成本核销的前期准备，此举与《协议书》第四条第四项吻合。第四、北京中柯桉公司提交证据的证明力大于苏州中柯桉公司提交证据的证明力。北京中柯桉公司提交的证据互相印证，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苏州中柯桉公司提交的证据只有其证据一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而该证据的证明内容和对象中，恰恰与北京中柯桉公司提交证据的证明目的相符。其在证明目的中承认涉诉的100万元是林光旭与北京中柯桉公司确立合作关系后，由林光旭支付了100万元。其在证明内容和对象中“原告法定代表人与被告一确立合作关系，约定由原告法定代表人组建原告公司并向被告一支付权力使用费-----”，这样的表述与北京中柯桉公司提交证据的证明目的完全吻合。综上，依据证据规则第七十四条“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的规定，在苏州中柯桉公司认可100万元是林光旭支付，在认可林光旭与北京中柯桉公司签署的协议是主合同的前提情况下，法庭可以确认苏州中柯桉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第五、2014年1月7日林光旭与北京中柯桉公司签订的《协议书》中明确约定林光旭投入的权力使用费在税前列支成本核销。因此不管是苏州中柯桉公司，还是林光旭均无权要求返还本案涉诉的权利使用费。
北京中柯桉公司向一审院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
一、苏州中柯桉公司提交的起诉书第二页，证明苏州中柯桉公司不具有起诉北京中柯桉公司的主体资格。理由：苏州中柯桉公司在其起诉状中也认可苏州中柯桉公司是由“林光旭”与北京中柯桉公司共同组建的，用共同组建的公司来起诉组建者属于主体资格有误。
二、2014年1月7日《协议书》，协议的开头部分及第二条证明苏州中柯桉公司诉求的权力使用费非苏州中柯桉公司支付。协议第四条特别约定的第二项证明苏州中柯桉公司是由林光旭和北京中柯桉公司组建的，第四项证明林光旭虽然支付了权力使用费，但其支付的费用可以在摊入组建公司的生产成本进行核销，换句话说林光旭支付的权力使用费应当在其占70%的股份内得到回报，从而印证2014年11月26日《谅解备忘录》违背了此前的协议，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具有效力。另证明林光旭也无权力使用费的诉权。
三、企业查询信息，证明苏州中柯桉公司的成立时间是在林光旭与北京中柯桉公司签署《协议书》后，另证明北京中柯桉公司也是苏州中柯桉公司的股东之一。
四、2014年2月18日苏州中柯桉公司章程修改案，证明北京中柯桉公司持有苏州中柯桉公司的30%股份。
五、2014年4月9日苏州中柯桉公司股东会决议，证明北京中柯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选取为苏州中柯桉公司的监事。
六、2014年2月18日《股份转让协议》及《苏州中柯桉公司股东会决议》，证明林光旭将其持有的股份以0元的价格转让给了北京中柯桉公司，从而印证苏州中柯桉公司及林光旭均不具有起诉北京中柯桉公司返还技术产权使用费的主体资格。
七、2015年1月29日的电子邮件和2014年11月26日的《谅解备忘录》，证明苏州中柯桉公司与北京中柯桉公司签署的备忘录并非北京中柯桉公司真实意思表示，而是为林光旭搪塞其债权人其可以归还债务所制造的虚假文件，因为林光旭说其无法搪塞到期债务，要求北京中柯桉公司为其出具的。林光旭曾言明该备忘录仅用于搪塞其到期债务使用。电子邮件可以证明林光旭有很多到期债务。
朱飒昊在一审法院辩称：苏州中柯桉公司是林光旭和北京中柯桉公司组建的，与朱飒昊没有关系。苏州中柯桉公司无法证明公司的财产与个人财产是否分的清楚，朱飒昊并没有承担苏州中柯桉公司债务的义务。
朱飒昊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
经一审法院庭审质证，苏州中柯桉公司提交的证据一、二，北京中柯桉公司与朱飒昊对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认可，称该证据恰能证明100万元是林光旭个人出资，合作双方是北京中柯桉公司与林光旭而非苏州中柯桉公司。北京中柯桉公司提交的证据三、四，苏州中柯桉公司对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认可。
双方当事人对以下涉及案件争议焦点的证据持有异议：苏州中柯桉公司提交的证据二，北京中柯桉公司与朱飒昊对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称该证据内容与第一项证明内容矛盾，且收据上写的是收到苏州中柯桉公司的钱，但这是林光旭与北京中柯桉公司合作时协商好的，是为了将票据入到苏州中柯桉公司的帐下以用于成本核销。苏州中柯桉公司提交的证据三，北京中柯桉公司与朱飒昊对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苏州中柯桉公司提交的证据四，北京中柯桉公司与朱飒昊对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部分认可，认可收到10套样品，且样品都合格，北京中柯桉公司与朱飒昊也下了订单，要求投入生产，另两家厂商也实际投入了生产，但苏州中柯桉公司因为林光旭的个人原因没有投入生产，主要是资金的问题。苏州中柯桉公司提交的证据五，北京中柯桉公司与朱飒昊对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称签署该备忘录时是林光旭为了搪塞债务要求北京中柯桉公司与其签署的，且与之前签订的协议相矛盾，《谅解备忘录》不具备任何效力。苏州中柯桉公司提交的证据六，北京中柯桉公司与朱飒昊对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苏州中柯桉公司提交的证据七，北京中柯桉公司与朱飒昊对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称苏州中柯桉公司提交的房屋租赁合同承租人是林光旭和李玉姬，并不是苏州中柯桉公司。提供的有关差旅费及其他票据不能证明为何支出，且没有支出的用途。苏州中柯桉公司提交的证据八，北京中柯桉公司与朱飒昊对真实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质证意见同证据七。苏州中柯桉公司提交的证据九，北京中柯桉公司与朱飒昊对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只认可北京中柯桉公司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工商登记的是一个人贾乃珍，实际上是三个人，有孙国庆、贾乃珍、民兰，而且北京中柯桉公司与朱飒昊既没有逃避债务也没有损害他人的利益。苏州中柯桉公司提交的证据十，北京中柯桉公司对真实性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苏州中柯桉公司提交的证据十一，北京中柯桉公司对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苏州中柯桉公司提交的证据十二，北京中柯桉公司不认可，称通知召开股东会的程序不符合规定，代理人无权收取通知，且不符合注销的程序。
北京中柯桉公司提交的证据一，苏州中柯桉公司对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关联性不认可；北京中柯桉公司提交的证据二，苏州中柯桉公司对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关联性不认可，协议第四条第四项约定的乙方交纳的100万元中的85%可以在公司成立后一年内税前列支摊入产品生产成本核销是有条件的，苏州中柯按公司没有接到北京中柯按公司提供的任何一个订单，因此也没有生产一个产品，正是因为没有生产产品也没有摊销权力使用费，因此苏州中柯按公司与北京中柯按公司才有基础达成《谅解备忘录》，北京中柯按公司才同意返还100万元的权力使用费。北京中柯桉公司提交的证据五，苏州中柯桉公司对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认可，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北京中柯桉公司提交的证据六，苏州中柯桉公司对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及关联性不认可，苏州中柯按公司具备本案原告的主体资格。北京中柯桉公司提交的证据七，苏州中柯桉公司对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2014年8月29日和2015年1月29日的两份邮件是林光旭所发出的，证据的内容是真实的，这两份邮件指向的对象是北京中柯按公司的唯一股东朱飒昊和法定代表人孙国庆，发出的时间正好是苏州中柯按公司与北京中柯按公司签订《谅解备忘录》的前后，表达的主要意思是希望北京中柯按公司尽快返还100万元的技术保证金，并且双方也签订了《谅解备忘录》，苏州中柯按公司也实际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这两份证据也恰恰证明了苏州中柯按公司在催收自己的合理债权。
一审法院经认证认为，苏州中柯桉公司提交的证据二、四、五、九、十、十一，法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和关联性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苏州中柯桉公司提交的证据三、六、七、八、十二，法院将结合该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北京中柯桉公司提交的证据一、二、五、六、七，法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和关联性将结合其他证据予以综合认定。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林光旭与北京中柯桉公司签订的《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各自义务。该协议书约定林光旭分两次支付北京中柯桉公司权力使用费共计100万，同时约定双方共同成立苏州中柯桉公司，北京中柯桉公司以技术咨询、服务等占有公司股份30%，林光旭以资本入股占有公司股份70%。据此，林光旭既有对苏州中柯桉公司出资的义务，也有对北京中柯桉公司给付权力使用费100万元的义务。但林光旭并未直接向北京中柯桉公司支付100万元，可见林光旭与北京中柯桉公司并未完全按照之前的协议书履行。庭审中，双方对协议书中约定的给付100万元的义务方和该款的实际支付方存在争议，但双方均称该100万元是为了使用北京中柯桉公司的交通安全警示装置的技术并进行组装加工生产产品而支付的费用，且均认可苏州中柯桉公司支付的该100万元与协议书中约定的100万元是同一笔，林光旭个人并未直接将任何款项支付给北京中柯桉公司。苏州中柯按公司称实际使用技术方是苏州中柯桉公司，该100万元的实际支付方也是苏州中柯桉公司，而并非林光旭个人。北京中柯桉公司称实际技术使用方和费用支付方都是林光旭个人，苏州中柯桉公司只是双方合作成立的销售平台。因该款在履行中实际是由苏州中柯桉公司转账支付给北京中柯桉公司，且林光旭与北京中柯桉公司组建成立的苏州中柯桉公司有权使用该技术进行组装加工，故苏州中柯桉公司有权与北京中柯桉公司签订《谅解备忘录》，并依据此提起本案诉讼，苏州中柯桉公司起诉主体适格，北京中柯桉公司关于苏州中柯按公司起诉主体不适格的答辩意见，法院不予支持。
苏州中柯按公司与北京中柯桉公司于2014年11月26日签订的《谅解备忘录》约定北京中柯桉公司退还苏州中柯桉公司100万保证金（技术产权使用费），苏州中柯按公司现依据该备忘录起诉北京中柯桉公司要求返还保证金（技术产权使用费）66万元。在案件过程中，法院查明双方又于2015年2月15日签订《约定书》，对返还保证金100万元的条件进行了重新约定。苏州中柯桉公司虽不将该《约定书》作为证据提交，但法院认为该证据会直接影响到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确定，故应将此《约定书》作为案件证据予以认定。因双方在该《约定书》中明确约定北京中柯桉公司同意将保证金100万元在2015年3月30日之前退还85%，待苏州中柯桉公司进入注销程序的清产阶段时一次付清余款。故苏州中柯桉公司应以此为依据要求退还相应的金额，苏州中柯桉公司称现已进入注销程序的清产阶段，北京中柯桉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双方对此理解存在争议，因《约定书》中同时明确约定“苏州中柯桉公司的法人自收到北京中柯桉公司退还85%的保证金后3日内进行公司注销股东会决议、公告、组建清算小组等程序，并依法到工商局办理相关注销手续”，故应参照此约定进行理解。因苏州中柯桉公司现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进入注销程序的清产阶段，故苏州中柯桉公司要求支付全部保证金的条件不成立。但根据《约定书》的内容，苏州中柯桉公司有权要求北京中柯桉公司退还85万元，因北京中柯桉公司已退还34万元，故北京中柯桉公司应当再退还苏州中柯桉公司51万元，并自2015年3月31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至款实际付清日。剩余15万元待条件成就后北京中柯桉公司应另行支付。
苏州中柯桉公司起诉要求北京中柯桉公司支付违约赔偿金242211.02元，包括租金、电费、管理费、装修费、设备费共计232992.52元；为向北京中柯桉公司追索债务而产生的住宿费、交通费9218.5元。因《谅解备忘录》中明确约定双方各自承担因解除协议而产生的相应损失，双方现虽未签订书面的解除协议书，但北京中柯桉公司依据《谅解备忘录》履行退款义务后双方不存在继续履行《关于自主技术产权优先使用协议书》的可能性，且双方未约定其他应当支付违约赔偿金的条件，故对苏州中柯桉公司要求北京中柯桉公司支付违约赔偿金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苏州中柯桉公司起诉朱飒昊要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北京中柯桉公司现虽然变更为非一人公司的有限公司，且朱飒昊已非公司股东，但北京中柯桉公司与苏州中柯桉公司签订《谅解备忘录》及《约定书》时，北京中柯桉公司均为一人公司，且股东为朱飒昊，因朱飒昊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财产独立于公司财产，故根据《公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朱飒昊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对苏州中柯按公司该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于2016年3月作出判决：一、北京中柯桉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退还苏州中柯桉公司保证金（技术产权使用费）五十一万元，并自二○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至款实际付清日止；二、朱飒昊对前述主文第一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苏州中柯桉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法院判决后，苏州中柯桉公司、北京中柯桉公司、朱飒昊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后朱飒昊撤回上诉。苏州中柯桉公司请求改判一审判决第一项为北京中柯桉公司退还苏州中柯桉公司保证金（技术产权使用费）66万元，并自2015年3月3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朱飒昊对前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其事实及理由为：苏州中柯桉公司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15万元的保证金已达到清偿条件，一审法院未对剩余款项15万元进行认定，属事实认定不清；北京中柯桉公司以其行为表明无意履行还款义务，属于法院可以判令付款期限加速到期的情形，应认定剩余15万元保证金已届清偿期。
北京中柯桉公司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驳回苏州中柯桉的起诉。其事实及理由为：林光旭个人作为甲方与北京中柯桉公司签订《协议书》，100万元是林光旭的个人资产，苏州中柯桉公司起诉属主体错误，一审法院未查清该事实；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应作为林光旭与北京中柯桉公司之间的纠纷，依据民法通则和合伙企业法的规定审理，不应转变为苏州中柯桉公司与北京中柯桉公司的合同纠纷进行审理；苏州中柯桉公司是北京中柯桉公司与林光旭共同组建的，林光旭以公司的名义对自己的股东提起诉讼，不符合公司法的规定；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苏州中柯桉公司拒绝提供的证据被法院采信，忽视了《约定书》中有关管辖的约定。
朱飒昊同意北京中柯桉公司的上诉请求。
苏州中柯桉公司就其上诉向本院提交注销公告、日期为2016年5月31日的收据、日期为2016年6月1日江苏经济报剪裁各一份，证明15万元保证金已达到返还条件，北京中柯桉公司、朱飒昊认为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认可证明目的。
本院经审查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第（二）项“二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包括：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未获准许，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应当准许并应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的规定，苏州中柯桉公司在本院审理期间提交的证据属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故苏州中柯桉公司在本院审理期间提交的证据属于新证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1月7日，北京中柯桉公司（甲方）与专利使用人林光旭（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第一条：权力项1、权力名称：交通安全警示装置（社会公益性产品）第二条：资源使用形式1、鉴于乙方认同甲方的“自主技术产权资源”所具备的商品价值以及市场地位，资源优先使用甲方权利项，并同意分两次支付权力使用费共计100万人民币；第一次付费于2014年1月20日前付费60万元人民币，第二次付款于2014年2月10日前付费40万元人民币；2、甲方同意由乙方仅限于生产应用该权力项下的权力，并不直接构成竞争的重复性授权。如果乙方的客观条件和实力原因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则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乙方形成“自然垄断”的除外。第三条：责任和义务2、乙方的生产管理、设备、技术人员等客观条件不具备而法律受限责任自负；3、甲方按照市场营销计划提前出生产计划书，乙方按甲方的生产计划组装、生产。如果乙方对外销售必须经甲方核准同意在考虑甲方市场分布计划内不受到冲突的前提下，与乙方另签“销售授权协议”后方可进行销售，否则按侵权处理。第四条：特别约定2、甲乙双方同意共同组建“苏州中柯桉交通安全器材科技有限公司”甲方以技术咨询、服务等占用公司股份的30%，乙方以资本入股占有公司股份70%。3、乙方不能将本协议所赋予的任何权力转卖给第三方使用，包括50%以上企业股权被转让的间接性受让形式；4、乙方的权力使用费85%可在苏州中柯桉公司成立后一年内税前列支摊入产品生产成本核销，预留15%项目手续等其他服务等费用。产品结算方式按每次或每批的订单合同为准。第五条：保密及违约，甲乙双方遵守该合作中的商业机密的同时，积极履行该协议义务。如有违约该协议任何规定，守约方将有权要求违约方赔偿一切经济损失，并自动终止协议。第六条：其他本协议签订后乙方履行本协议第二条第1款第一次付费后，即可生效，甲方提供相应授权和手续。
2014年1月21日，苏州中柯桉公司注册成立，股东包括林光旭、李玉姬、北京中柯桉公司。
2014年1月28日，苏州中柯桉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将50万元转入北京中柯桉公司账户。2014年1月29日，北京中柯桉公司为苏州中柯桉公司出具编号为NO.0947410的收据一张，载明：“今收到苏州中柯桉交通安全器材科技有限公司保证金伍拾万元”。
2014年2月18日，苏州中柯桉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股东会决议：出让方林光旭与受让方北京中柯桉公司经协商一致，达成协议如下：一、出让方将其持有的苏州中柯桉公司的股权中的36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30%）以人民币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受让方，对应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二、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出让方不再享有出让部分股权所对应的权利，不再履行出让部分股权所对应的义务，受让方开始享有受让部分股权对应的股东权利并履行相应的义务。三、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受让方签名处盖有北京中柯桉公司公章。
2014年2月18日，苏州中柯桉公司对公司章程作如下修订：一、原章程第四章第七条股东名称、出资方式及出资额如下：股东由林光旭、李玉姬变更为林光旭（20%股份）、李玉姬（50%股份）、北京中柯桉公司（30%股份）。全体股东盖章签名处盖有北京中柯桉公司的公章。
2014年3月19日，苏州中柯桉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北京中柯桉公司支付50万元，北京中柯桉公司为苏州中柯桉公司出具编号为NO.0947408的收据一张，载明：“今收到苏州中柯桉交通安全器材科技有限公司保证金伍拾万元”。
关于该100万元的性质，各方均称是为了使用北京中柯桉公司的交通安全警示装置的技术并进行组装加工生产产品而支付的费用，且均认可苏州中柯桉公司支付的该100万元与协议中约定的100万元是同一笔，林光旭个人并未直接将任何款项支付给北京中柯桉公司。但双方对协议中约定的实际使用方和费用支付方存在争议，苏州中柯按公司称实际使用技术方是苏州中柯桉公司，该100万元的实际支付方也是苏州中柯桉公司，而并非林光旭个人。林光旭除了与李玉姬各履行60万元的出资义务分别占有苏州中柯桉公司50%的股权外，并未再直接支付北京中柯桉公司任何款项，且根据协议，该款也应由苏州中柯桉公司支付后计入公司生产成本，在产品中核销，现因北京中柯桉公司未下达订单导致无法生产，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经协商北京中柯桉公司同意返还该100万元。因签协议时苏州中柯桉公司尚未组建，故约定林光旭代表苏州中柯桉公司给付北京中柯桉公司该100万元。北京中柯桉公司称林光旭个人有权使用该技术进行生产，苏州中柯桉公司只是双方合作成立的销售平台，该100万元实际是林光旭个人的钱，之所以通过苏州中柯桉公司账上转出只是为了做账和成本核算，且协议中明确约定该款由林光旭个人支付。
2014年3月28日，北京中柯桉公司法定代表人孙国庆、朱飒昊、苏州中柯桉公司法定代表人林光旭，以及另外两个生产厂家代表人金琦璐、龚明强五人签订《塔式交通安全警示装置工作备忘录》，约定拟生产交通安全警示装置标准型产品小样500套，其中警示灯由龚明强负责，提供合格产品小样，时间自2014年5月15日完成。北京中柯桉公司验收合格后支付全额货款，争取于2014年7月15日下达生产订单，自2014年取得订单后一年内争取100万套/年生产量。苏州中柯桉公司称北京中柯桉公司后并未下订单，导致苏州中柯桉公司没有收入，故在此基础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北京中柯桉公司称已对苏州中柯桉公司下订单，因苏州中柯桉公司资金原因未投入生产。北京中柯桉公司向法院提交2014年4月13日其向苏州中柯桉公司发出的《通知函》，通知苏州中柯桉公司在2014年4月30日前根据标准指标加工500件“警示灯”试销产品样。苏州中柯桉公司否认收到订单，并提交北京中柯桉公司2015年1月30日向其发出的《律师函》，内容：“北京中柯桉公司在2014年4月13日正式发通知函，要求在2014年4月30日前，根据标准加工500件试销样品，预经我方现场验收。但是时到今日贵公司无可生产的产房、无生产设备、无生产员工、技术人员等。”该律师函署名处为律师李京，但并未加盖律所公章也无律师签名，苏州中柯桉公司称该律师函是虚假的，该律所并无李京律师。
2014年8月，苏州中柯桉公司参加第六届中国国际道路交通安全产品博览会暨交通安全论坛。北京中柯桉公司参展，于2014年8月4日出具收据，载明:”今收到苏州中柯桉公司“塔式交通安全警示装置”参展样品十套”。
2014年11月26日，北京中柯桉公司（甲方）与苏州中柯桉公司（乙方）签订《谅解备忘录》，约定：关于乙方不再承担甲方《塔式交通安全警示装置》组装业务相关事宜，洽商如下：一、根据苏州中柯桉公司要求，北京中柯桉公司同意终止双方合作；二、乙方自即日起不再开展关于《塔式交通安全警示装置》的任何经营活动，涉及警示装置的组装、销售、或泄密，将追究法律责任；除此项之外，以乙方公司名义开展的一切经营活动均由乙方自行承担法律责任；三、甲方退还乙方《塔式交通安全警示装置》保证金（技术产权使用费）壹佰万元；其中现行回款95%，一个月内无任何法律纠纷并退还全部商业秘密文件、全部副本及摘要，如该资料属于不能归还的形式、或已经复制或转录到其他资料或载体中，则应删除；此后于三日内退还余下5%款项；汇款时间暂定为2015年1月29日（即首次支付保证金时间/年）；根据甲方经营情况，可提前退还保证金。四、甲乙双方于2014年1月7日签订的关于《交通安全警示装置》加工保密协议-
乙方的保密义务在解除协议（《协议书》）后仍持续有效；五、甲乙双方各自承担因解除协议而产生的相应损失；六、双方互谅互让，尽快妥善处理遗留问题，争取在首次回款时间之内落实解决问题的实质性办法和结果；七、上述事情履行完毕签署《协议书》的解除协议书。
另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在核实苏州中柯桉公司提交的证据原件时发现，苏州中柯桉公司持有一份苏州中柯桉公司（甲方）与北京中柯桉公司（乙方）于2015年2月15日签订的《约定书》，该约定书中载明：“甲方承诺：1、苏州中柯桉公司法人自收到乙方退还85%的保证金后3日内进行公司注销股东会决议、公告、组建清算小组等程序，并依法到工商局办理相关注销手续；2、对甲方约定：法人撤销、清产过程中发生的费用以及盈亏结果均有甲方自行承担，与乙方或其他股东无关；乙方承诺：1、乙方同意将保证金100万元在2015年3月30日之前退还85%，待苏州中柯桉公司进入公司注销程序的清产阶段时一次性付清余款；2、如甲方收到退还的85%保证金后，仍未能按照本协议条款进入清产阶段及注销程序时，乙方有权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苏州中柯桉公司与北京中柯桉公司均确认该《约定书》中公章的真实性，但苏州中柯桉公司拒绝将此约定书作为证据向法庭提交。二审过程中，苏州中柯桉公司表示同意提交该份证据。
2015年2月16日，北京中柯桉公司将4万元转到苏州中柯桉公司账上，2015年4月21日，北京中柯桉公司将10万元转到苏州中柯桉公司账上，2015年5月11日，北京中柯桉公司将20万元转到苏州中柯桉公司账上。对于该三笔转账，苏州中柯桉公司称是北京中柯桉公司根据《谅解备忘录》退还的部分权力使用费，北京中柯桉公司称该款并非退还的权力使用费，而是为了解决苏州中柯桉公司的资金困难而进行的资金往来。
2016年6月1日，苏州中柯桉公司在江苏经济报发出公告，内容为：“苏州中柯桉交通安全器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会于2015年12月26日决议解散公司，并于同日成立了公司清算组。请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院调取了北京中柯桉公司的工商信息。工商登记信息显示：2013年6月6日，北京中柯桉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贾乃珍，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投资人（股东、发起人、合伙人）为朱飒昊，董事成员贾乃珍，监事成员朱飒昊，经理贾乃珍。2013年9月6日，法定代表人由贾乃珍变更为朱晓玲，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不变。投资人（股东、发起人、合伙人）为朱飒昊不变，董事成员由贾乃珍变更为朱晓玲，监事成员朱飒昊，经理贾乃珍不变。2014年11月20日，法定代表人由朱晓玲变更为孙国庆。2014年11月24日营业执照显示法定代表人为孙国庆，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2015年6月8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孙国庆，股东由朱飒昊变更为贾乃珍，公司类型仍为有限责任公司中的自然人独资公司，朱飒昊委托代理人称朱飒昊是以0元价格将股权转让给贾乃珍。监事成员由朱飒昊变更为民兰。公司章程及股东会决定中均载明：贾乃珍以货币方式投入200万元，出资时间为2015年6月8日，占注册资本总额的100%，自转让之日起，转让方对已转让的出资不再享有出资人的权利和承担出资人的义务，受让方以其出资额在企业内享有出资人的权利和承担出资人的义务。2015年10月22日，增加孙国庆为股东，股东由贾乃珍变更为贾乃珍和孙国庆，贾乃珍自愿将公司中持有的200万人民币股权中的120万股权即其持有的60%的股权以零元的价格无偿转让给孙国庆。贾乃珍承担股权权利无瑕疵的保证义务，保证免遭任何第三人的追索，否则责任由贾乃珍承担。转让股份后，享有的权利义务转由孙国庆享有和承担。变更后股东持有股权情况：孙国庆货币出资120万，占注册资本的60%，贾乃珍货币出资8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0%。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或控股）。2015年11月27日，注册资本由200万变更为5000万元。股东由孙国庆、贾乃珍变更为孙国庆、贾乃珍、熊英、北京梦琼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监事由民兰变更为朱晓玲。二审庭审过程中经法院询问，北京中柯桉公司表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等没有发生变化。
上述事实，有《协议书》、转帐凭证、收据、《塔式交通安全警示装置工作备忘录》、《谅解备忘录》、《约定书》、工商登记信息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的诉辩主张及案件查明的事实，本案二审期间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苏州中柯桉公司是否为适格诉讼主体，二是苏州中柯桉公司主张返还100万元技术产权使用费能否得到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一，虽然《协议书》的签订主体为林光旭和北京中柯桉公司，但实际支付100万元技术产权使用费的主体为苏州中柯桉公司，北京中柯桉公司为苏州中柯桉公司出具了收据，林光旭与苏州中柯桉公司对此均表示认可，且之后签订的《谅解备忘录》、《约定书》的合同主体均为苏州中柯桉公司与北京中柯桉公司，北京中柯桉公司亦向苏州中柯桉公司履行了部分返款义务，根据上述情节，苏州中柯桉公司作为一审原告提起诉讼要求返还100万元技术产权使用费，有事实依据。北京中柯桉','2018-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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