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12民终100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汪某1，男，1964年9月1日生，汉族，住泰州市姜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勇，江苏公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汪某2，男，1969年6月6日生，汉族，户籍地泰州市姜堰区，现住泰州市姜堰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汪某3，女，1960年7月17日生，汉族，住泰州市姜堰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汪某4，女，1955年10月14日生，汉族，户籍地泰州市姜堰区。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顾书圣，泰州市姜堰区顾高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汪某1因与被上诉人汪某2、汪某3、汪某4（以下简称汪某2方）继承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法院（2017）苏1204民初54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1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汪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汪某1的诉求，即判决案涉房屋拆迁补偿款的一半归汪某1所有，另一半按照法定继承由汪某1继承四分之一，前述案涉房屋拆迁补偿款包括房屋和土地的拆迁价值。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仅凭汪某2申请领取的建筑许可证及汪某4、汪某3的陈述就认定案涉房屋系汪某2所建，属于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法院已查明案涉房产来源于汪如江及杨春龄，汪某1无论是基于共有还是继承，对原房产都有所有权。原房屋因翻建拆除并不导致土地使用权的灭失或转移，汪某1从未表示过放弃继承，不因此剥夺汪某1的权利。2、建筑许可证只是房屋建设管理部门对申请建房的一种行政许可，家庭成员无论是谁都可以作为申请的主体，申领人与实际建房人不是一一对应关系，不能以此认定建房申请人就是实际建房人，且汪某2系擅自将汪正元的名字改为自己的名字，建筑许可证实际上是汪正元申请的，同时，建筑许可证也不具备确认房屋产权人的效力。3、翻建房屋时是汪正元出资并请的建设工人，所有的物资都是由汪正元请的搬运工人所运送的，汪某2在1992年才正式工作，经济收入不足以翻建房屋，故房屋是汪正元翻建的，即使汪某2代为办理了房屋翻建报告，根据最高院的答复也可以看出即使领取了房屋产权证都不能证明是代为办理人的产权，更不要说仅是一份房屋翻建许可证，案涉房屋应是汪正元的遗产。4、汪某4和汪某3是汪某2的姐姐，与汪某2是利益共同体，其所作陈述不足以采信。朱某、沙某是证人，但未出庭接受法庭质询，其证言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汪某1申请的证人不仅出庭接受了质询，其作为双方的邻居，对当初建房的过程有直观的表述，其证言具有客观性和公正性，但一审判决却只字未提。二、一审法院追加汪某4和汪某3作为被告没有法律依据。诉谁、不诉谁应尊重原告的意见，如法院审查认定确属必要共同诉讼遗漏的当事人，应向汪某1释明，汪某1同意追加的，裁定准许，汪某1不同意追加的，可列为第三人参与诉讼。本案中，一审法院直接列汪某4和汪某3为被告，不仅加大了汪某4、汪某3和汪某1的隔阂，也缺乏法律依据。三、一审法院未依职权调取证据。本案涉及拆迁补偿安置，拆迁部门在调查取证过程中处处设卡，汪某1申请法院依职权调查相关证据，但一审法院在诉讼过程中未对其调查结果予以说明。
汪某2方二审辩称：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2、一审法院程序合法，给了双方及其代理人足够的时间调查取证，至于法院是否依申请调查取证系由法院综合案情后确定；3、汪某1已在父母的帮助下在别处申请建房，也是父母出资的，当时的草屋在汪某2结婚时无法居住，汪某2也是在汪某1的房屋中结婚的；4、一审中汪某2也提供了两个证人出具的情况说明，与汪某2、汪某3、汪某4的陈述相印证；5、关于追加汪某4、汪某3作为被告的问题，一审时汪某1没有不同意追加，恰恰是作为原审原告的汪某1的诉求涉及继承问题，一审法院作出释明后追加，如汪某1坚持该项上诉理由，其应在上诉中将汪某4、汪某3撤掉；6、就汪某1提及的遗嘱问题，同一审答辩意见；7、汪某1说汪某2擅自更改建筑许可证的名字，是不尊重事实，当时是汪正元申请更改为汪某2的名字；8、汪某4和汪某3陈述当时父母在世时说过两个儿子一人一个住宅，如法院认定被拆迁房屋有父母的遗产，则汪某4和汪某3作为继承人的份额给汪某2；9、汪某2工作的时间是八十年代中期，有工资收入，××××年结婚，正常思维中结婚是成家立业，有足够的能力解决自己的住房，1992年是正式工作，不能以1992年来确定工作时间，汪某1能够在15岁工作有收入，同样汪某2也可以，因此汪某2具有建房的能力，当时虽然经济状况不足以完全建房，但在亲戚朋友的资助下借钱建了房，当时在整个居住的地方一公里之内人们都知道双方父母喜欢赌博，没有结余，因此汪正元没有经济能力来建房，而汪某1在三机厂的房屋是在父母的全力资助之下建的，其申请建房手续上有母亲的名字，父母在1987年左右刚刚给汪某1建房后还有资金给汪某2建房是不现实的，因此案涉房屋的实际出资和建造人是汪某2，退一步讲，汪正元只是现场帮忙照看，有时候汪某2会拿钱给汪正元去买点菜。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汪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分割位于姜堰区房屋的拆迁补偿款1148580元。2、原审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姜堰区原河西南河边14号房屋原系汪如江（汪某1祖父）所有，1966年汪如江立遗嘱将上述三间草房赠与汪正元（汪某1父亲）及汪某1所有，1984年汪正元又将西隔壁杨春龄的两间房屋买下并于1992年将上述五间房屋翻建。汪某1作为汪正元的法定继承人同时作为上述房产的共同所有人，有权对上述房产的拆迁补偿款享有份额。
汪某2一审辩称，汪某1所述与事实不符，该被拆迁的房屋为汪某2所建，建设所需资金由汪某2筹集，汪某1所提及的原有房屋于1992年被拆除，早就灭失。汪某2在1992年建造房屋时，未有任何人提及该房屋及产权存在瑕疵，本案所涉房屋属于其个人财产，房屋拆迁补偿款亦应归其所有，与汪某1没有任何关系。综上，应当驳回汪某1的诉讼请求。
汪某3一审辩称，案涉房屋及拆迁补偿款应归汪某2所有，不同意汪某1的诉讼请求。
汪某4一审辩称，案涉房屋及拆迁补偿款应归汪某2所有，不同意汪某1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汪某1、汪某2、汪某4、汪某3系兄弟姐妹关系，其父亲为汪正元，母亲为黄桂华（均已过世）。2、1966年，汪某1的叔祖父汪如江立下遗嘱，将位于姜堰下坝河西南河边7号的房屋进行了分配，赠与侄子汪正元及侄孙汪某1三间草屋，1984年，汪正元又将隔壁杨春龄的两间房屋买下。3、1992年，原有的草房因年久失修部分倒塌，无法居住使用，汪正元将老屋予以拆除。汪某2以自己的名义向政府相关部门申请领取了建房许可证，在原址重建了房屋。4、2017年8月28日，汪某2与泰州市姜堰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泰州市姜堰区晨曦房屋征收服务中心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约定将位于姜堰区蒋埭路40号的房屋予以征收，补偿款为1146881元。5、证人朱某、沙某因天气及身体原因，未到庭作证，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书面证言，证实案涉被拆除的房屋系汪某2所建，并非汪正元的遗产。
以上事实，有遗嘱、房屋买卖协议、户籍资料、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证人证言及双方当庭陈述等证据证实。
一审法院归纳本案的一审争议焦点为：汪某1是否有权分割案涉房屋的征收补偿款。
一审法院认为，汪某1要求分割房屋征收补偿款，是基于两种情形，一是汪某1对该房屋享有所有权，二是汪某1对该房屋享有继承权。就第一种情形，汪某1的叔祖父曾于1966年将三间草屋赠与汪某1及汪某1之父共有，但该房屋及后来汪某1父亲于1984年所购买的房屋已于1992年被拆除，早已灭失，且拆除时汪某1并未提出异议，已20多年之久，汪某1对原有房屋的所有权随着房屋的灭失而消灭。后来所建房屋并非汪某1所建，故汪某1对案涉的房屋没有所有权。就第二种情形，汪某1起诉所诉称的理由是基于继承，即案涉房屋是由汪某1之父汪正元所建，汪正元过世后，汪某1作为继承人应享有继承权。从本案现有的证据来看，建房许可证是汪某2所申请，汪某4、汪某3作为汪某1的亲姐姐，证明房屋系汪某2所建，她们二人均认为房屋征收补偿款应归汪某2所有；证人朱某、沙某作为双方的亲戚，在建房时曾给予帮助，对房屋建造的过程较清楚，均证明该房屋系汪某2所建，并非汪正元所建。纵观一审法院所有证据和查明的事实，均证明案涉房屋系汪某2所建，汪某1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案涉房屋系其父所建，故一审法院依法认定案涉被征收的房屋系汪某2所建，所有权归汪某2，该房屋的征收补偿款亦应归汪某2所有。汪某1要求分割房屋征收补偿款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汪某1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14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汪某1负担。
二审中，汪某1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一、从姜堰建设档案馆调取的建筑许可证申报档案，拟证明翻建房屋的申请人是汪正元，而非汪某2，具体包括以下证据材料：1、××××年6月30日的建筑许可申请表一份，该表中的户主是汪正元，下面所有人员的关系都是与户主的关系，表中是汪正元的个人签章，相关部门都是因汪正元申请而同意翻建，拟证明汪某2擅自将申请人姓名一栏中的汪正元改为汪某2，当时的申请人实际应为汪正元；2、建筑许可证拟批内容抄报表四份，是姜堰人民政府城镇建设科发给汪正元的四邻征求意见的表，表中可以看出建房户主是汪正元，拟证明第一份证据应是汪正元提交的建房申请；3、××××年11月20日汪正元亲笔签名并盖章的申请批准翻建房屋的报告，拟证明是汪正元提出的翻建申请，相关部门均确认系汪正元申请并批准同意；4、汪正元与许幸生签订的产权毗邻协议书，拟证明当时汪正元为了建房签订协议，从侧面证明了申报人是汪正元；5、姜堰镇人民政府城镇建设科现场测绘图四份，拟证明当时建房时的实际状况。二、姜堰市城镇居民使用国有土地报批表四页，汪某2一审中仅提供了前两页，可以看出汪某2仅在2003年办理了靠南两个小屋的土地报批手续，而其代理人一审中陈述所有的土地使用权都是由汪某2取得，拟证明汪某2在一审中未如实陈述事实，报批的仅是37.81平方米土地的使用权。三、泰州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补偿计算表、房屋征收评估报告、泰州市姜堰区未认定房屋征收补偿价格评估表，拟证明该房屋的拆迁价值以及具体的土地和房屋价值的评估依据和拆迁的补偿依据。四、证人邱某到庭作证，汪某1称他是当时的瓦工的包工头，房屋是他承建的，他带着五六名瓦工建造的房子，工钱也是汪正元支付的，也是汪正元联系的。五、证人王某出庭作证，汪某1称王某当时是交通局港务处开拖拉机的，汪正元找他搞运输并且向他购买了黄沙水泥石子等材料。
汪某2方质证称：1、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汪某1提交的申请表是汪正元××××年填写的，当时一开始申报确实是以汪正元的名义，但在××××年6月21日已变更了申请人，汪某1提交的第一组证据材料中缺少了该变更手续，正因为有变更手续，所以申请表的内容才有更改，并非汪某2擅自更改，故事实上是以汪某2的名义申请并实际翻建的，这也与汪某2一审提交的许可证原件相印证，同时，××××年11月20日汪正元亲笔签名并盖章的申请批准翻建房屋的报告下方载明“朱某送11.24”，这就是一审中汪某2申请出具情况说明的证人朱某，因此，朱某对本案的情况是清楚的，所出具的情况说明应作为定案依据；2、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汪某2一审中也提交了该份证据材料，房子是1992年建好的，但是面积超标了，后来国家航拍测量时发现了，就要求对该部分已经建好的房屋补办相关手续，需要说明的是家庭人员情况里也有汪正元等，距离2003年有长达十年的时间，说明父母跟汪某2住在一起，大家对建房情况和父母是怎么说的是清楚的；3、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数额和组成也没有异议；4、关于证人证言，第一，对两位证人和双方当事人的亲戚关系予以确认，对第一位证人的瓦工身份也确认，但是证人也说了钱是哪里来的不清楚，而事实上钱是朱某代为垫付的，这在朱某的情况说明中已明确了，杂工是亲戚朋友帮忙没有工资，而垫付的工资帐都是算在汪某2头上，也是汪某2去借去还的，家庭的经济状况和人员状况两位证人都不清楚，因此不能证明钱是汪正元出的、人是汪正元找的，事实上是汪某2出的钱，只是汪正元有个交接的过程，因此不能证明汪某1的证明目的，第二，第二位证人的证言不实，实际上汪某2建的房屋没有用沙子、石子和水泥，用的是马铁厂的黑沙与石灰混合建的，关于沙子和石子只是用在天井中的地面，因此证人反映的这个情况是不属实的，另外证人连某的建房时间都记不清楚，建房是1992年，他却说是九十年代尾子上，故两个证人均不能证实汪某1的证明目的。
汪某2方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年6月21日的报告一份，是经汪正元盖章的申请人是汪某2，后来7月5日发放了有关建房手续，拟证明在发放有关手续和建房之前建房申请人发生变化并进行了更改，且有汪正元的印章予以确认。汪某1质证称：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申请人一栏中加盖的汪正元印章有异议，该印章当时存放于家中抽屉，任何人都可以拿到去盖章，××××年的建房申请报告可以看出申请人汪正元不仅有印章还有本人签名，刚才汪某2说这是委托书，那就需要当事人亲笔签名才可以代理，从这两份报告对比可以看出哪一份报告更加合理合法，汪正元的申请报告有本人签名还有三个部门的审批意见，而汪某2的报告只有河西居委会的勘察审批意见，并不能证明汪某2已取得合法的审批手续。针对汪某1的质证意见，汪某2方补充陈述称：该份报告不是委托书，上面的抬头就是汪某2，所以不是汪正元的委托书，且这份报告存在于汪某1提交的材料之中，但汪某1却未向法庭提交，汪某2方对汪正元前一阶段做的事情是认可的，但那是在上一年申报的，几次盖章和签字也不是汪正元本人所为，在建房之前双方变更了申请人，有关部门也确认了汪某2的申请人身份并根据该情况向汪某2发放了建房手续，汪正元当时是退休人员，章不可能随意放置，不存在谁偷拿去盖，如果汪某1仍然坚持这一观点，应提交相关证据，否则只是猜测。
本院对汪某1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材料认证如下：1、双方对书面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2、关于建筑许可证申报档案，案涉建筑许可证系职权部门依法发放的有效施工许可，其载明的发放对象系汪某2，表明职权部门最终认定的建筑施工申请人为汪某2，也与汪某1提交的××××年6月30日的建筑许可申请表中的申请人姓名由汪正元改为汪某2的情况相印证，汪某1主张系汪某2擅自更改，无事实依据，其余档案材料均系建筑许可证申请、审批程序中形成的阶段性手续，不能以此推翻最终发放的建筑许可证载明的内容，故申报档案不能达到汪某1所持的翻建房屋申请人是汪正元而非汪某2的证明目的；3、关于姜堰市城镇居民使用国有土地报批表，已载明该户原使用国有土地总面积为143.14平方米、建房需使用土地37.81平方米、同意该户使用国有土地143.14平方米、其中使用原宅基37.81平方米，故不能以此证明汪某2仅报批了37.81平方米土地的使用权；4、泰州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补偿计算表、房屋征收评估报告、泰州市姜堰区未认定房屋征收补偿价格评估表，双方均无异议，能够证明该房屋的拆迁价值以及具体的土地和房屋价值的评估依据和拆迁的补偿依据；5、证人邱某是案涉房屋建造时的瓦工得到双方认可，能够证明系汪正元出面找其建造房屋，并从汪正元手上拿过建房款项，但其不清楚款项的具体来源；6、证人王某到庭陈述房屋建造时间为九十年代尾子上，与实际建房时间1992年相差较多，除了沙子石子水泥的量清楚记得外，材料钱和运费却记不得了，且陈述不晓得汪正元给付的款项来源，故仅凭王某的证言不能达到汪某1所持的汪正元找他搞运输且向他购买了黄沙水泥石子等材料的证明目的。
本院对汪某2方二审中提交的证据材料认证如下：双方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能够证明××××年6月21日汪某2作为申请人提出了翻建报告，该报告加盖了汪正元印章。
朱某、沙某作为双方当事人的亲属，且朱某当时为居委会主任，两人对案涉建房事宜有所了解，鉴于一审中朱某、沙某因故未能出庭作证，仅提供了书面的情况说明及在情况说明上签字的照片，为进一步核查相关情况，本院依职权对朱某、沙某进行了调查谈话。
朱某主要反映：当时我是居委会主任，帮着他们跑建房手续；汪某2父母当时没有打算建房，后来因为下大雨房子倒了，才建房的；汪某2父母当时赌钱，没钱帮忙，当地人都知道；当时木工瓦工是汪某2父亲找的，但钱是汪某2给他父亲的（该钱是汪某2夫妇找朱某借的）；汪某2的老婆是朱某介绍嫁过来的，和朱某有亲属关系，建房差钱了汪某2和他老婆会找朱某或汪某2的两个姐姐借钱；汪某2他们来找我借钱时说了父母没钱只好跟我借；木头是欠的，后来也是我去还的，我把钱给了汪某2夫妇，汪某2去木头店还的，后来他们慢慢还给我了；汪某2老婆在针织厂工作，汪某2在兽医站工作，汪某2工资高点，他们当时多少有点积蓄，但也不足以建房，他老婆比较节省；当时建房父母也来帮忙了，他母亲买菜，建房时买菜的钱也是汪某2出的；汪某1的房子也是父母帮建的，那时他父母年轻，当时为何等老房子倒了才建就是因为父母给汪某1建了房子，手上没有什么结余；他们是菜农户口，两个儿子可以有两个宅基地，汪某1的宅基地是父母去要的；刚开始建房手续是以汪某2父亲名义办理的，认为老房子原来是父亲的，以父亲名义办理的话可能会快点，后来他父亲怕有后患，就盖了章改了建房申请人的名字为汪某2，他父亲的意思是河南边的房子名字是汪某1的、河北边房子名字是汪某2的，这样以后汪某1就不会来要河北边的房子了。
沙某主要反映：沙某听说是汪某2借钱建的、建房时买菜的钱听说是汪某2出的；当时汪某2、朱某来赊欠木头时，汪某2喊苦、说要借钱建房子，也听朱某说是汪某2夫妇借钱建房子的，但至于父母到底有无出资不清楚，凭良心说，当时汪某2父母打牌赌钱，当时是没钱出的，房子应是汪某2筹资建的；木头钱后来是朱某来还的；当时听说河南边房子名字是汪某1的、河北边房子名字是汪某2的。
汪某1质证认为：关于沙某的证言，1、不是事实，她是我老婆的姨娘是事实，但她和朱某是最好的朋友，我老婆跟她没有什么来往，她知道的事情都是听朱某的一面之词，因沙某老公受过朱某老公提拔，为了感恩朱某只会言听计从；2、我父亲早就准备好所有材料，在建房途中还差几根杂用木头叫汪某2去请她帮忙的，当时是欠的，因为我父亲忙于建房没有时间去结账，后来我父亲主动把钱给汪某2去把帐给结了；3、父母为了还房子欠下的债起早贪黑做米饼挣钱还债，左邻右舍都知道。关于朱某的证言，1、不是真实的，她只和汪某2有亲戚关系，证言有明确的倾向性；2、她不到庭作证是因她没有如实作证；3、她说我父亲没有打算建房，不是事实，我父亲在1988年就筹办建房材料，后因故耽搁了，因老房年久失修，到××××年我父亲又开始筹建了；4、她说我父母赌博没有钱建房，不是事实，我父亲是一名有名的兽医又是一名厨师，能赚很多钱，我父母都是很勤俭持家的人，我父母生有四个子女都能供养上学和结婚，没有钱怎能供养我们；5、她说瓦工木工是我父亲找的、有老面子价钱还能便宜，是事实，我父亲建房帮忙的人很多，根本不需要做小零工的儿子去借钱建房；6、关于我建胜利村的房子她是一无所知的，我1985年年底就筹建房屋，当时我还不认识她，1987年我建的胜利村的房子，她是1989年把外甥女介绍给我弟弟的，我们才认识的；7、她说我建房是父亲出的钱，不是事实，胜利村的房子是我们夫妻共同建造的，与我父亲没有任何关系；8、朱某说汪某2夫妻工资很高还有积蓄，不是事实，汪某2当时只是兽医站的小零工，他老婆是针织厂的临时工，如果不是我父母帮助、照顾，靠他们微薄的工资只能解决温饱，建房子肯定谈不上；9、朱某说我父亲当时办建房手续时说南边房子给老大北边房子给老二，因为老家蒋埭路40号有前后两栋房屋，父亲是按照他的意愿把老主房一分为二，当时我有祖父留下的遗嘱，父亲不好违背，朱某听到这个消息怕她外甥女吃亏，在我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职务便利和汪某2一起将我父亲申请的建房许可证和已批好的报告表改为汪某2，如我父亲想把房子都给汪某2，应当时就写汪某2的名字或写分家书、立遗嘱；10、关于菜农宅基地的事情，1985年年底我打申请报告准备筹建房屋，但生产队不批，说我家没有宅基地可建房、我家的宅基地已给了我叔叔，为了这事我找了队长不知道几回，后来生产队办了家具厂是三机厂支持办的，我是业务骨干，领导为了照顾我要求生产队安排房子，后经过生产队开会通过才安排了宅基地给我，就这样生产队才把我的建房申请报告批下来；11、汪某1申请的两位证人是当时建房的瓦工和运输工，证言效力明显高于朱某的证言。
本院认证认为，两位证人朱某、沙某分别系汪某2、汪某1的亲属，所反映的情况符合情理，与其出具的书面情况说明相印证，两人关于汪某2父母的出资能力、案涉被拆迁房屋的建造主体等的陈述相一致，故两位证人的证言可以作为证据被采信。
双方除对案涉房屋由谁申请并建造存在争议外，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并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期间的主要争议焦点为：1、汪某1对案涉拆迁补偿款所持的分割主张是否成立？2、汪某1主张一审法院程序违法是否成立？
关于争议焦点1，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规定，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汪某1和汪正元因汪如江遗嘱继承取得的三间草屋以及1984年汪正元另行购买的杨春龄的两间房屋，均于1992年由汪正元予以拆除，故前述房屋的物权因拆除而灭失。
案涉被拆迁房屋建造于1992年，时父亲62岁、母亲56岁，按照通常情形，子女建房时父母会有出资，但本案中，沙某、朱某一致反映汪某2父母有打牌赌钱的不良习惯、极大地影响了其经济能力、该房屋应是汪某2筹资建的，汪某2亦主张父母因打牌导致经济窘迫无力出资参与建房、案涉房屋系其自行筹资建造，且有两个姐姐汪某3、汪某4（汪某3、汪某4出嫁在姜堰，距离娘家很近）的当庭陈述（这个拆迁款应是汪某2的，房屋也是汪某2在老房倒了之后自建的）相印证，故汪某2所持的案涉被拆迁房屋系其自行筹资建造的主张具有高度可能性，虽汪某1提供证人邱某证明父亲出面找其建造房屋、从父亲手上领取了建房的款项，但系孤证，无其他充分证据予以佐证，且无充分证据佐证款项即是父亲所出，一审法院综合证据后认定案涉被拆迁房屋为汪某2出资所建，并无不当，汪某1以父母的法定继承为由主张分割案涉房屋的拆迁款，本院不予支持。
汪某1和汪正元因汪如江遗嘱继承取得的三间草屋以及1984年汪正元另行购买的杨春龄的两间房屋，均于1992年由汪正元予以拆除，后由汪某2于当年在该地块上建造了房屋，时汪某1知情并未反对，根据我国房地一体的理念，该地块的使用权已与汪某2新建房屋形成一体，汪某1在长达20年的时间内对此未提出异议，且结合汪某4和汪某3的陈述（当时父母在世的时候讲，汪某1与汪某2一人一份住宅地，汪某1的在胜利生产队，汪某2的在蒋家埭；当时父母在世时说过两个儿子一人一个住宅）、汪某2建房前汪某1在三机厂后边另有地块早已建造了住宅并由汪某1领取了该房屋的拆迁补偿款以及汪某2办理了案涉土地的居民使用国有土地报批手续的情况，汪某1以通过汪如江赠与获得了土地使用权应有权分割土地使用权的拆迁价值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2，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从汪某1一审的诉求（拆迁补偿款分割一半归汪某1所有，剩下的一半按法定继承处理，汪某1应当继承四分之一）看，涉及到法定继承，一审法院已释明“按照汪某1的诉讼请求，本案争议标的涉及到其他继承人，上述房屋可能的继承人应当包含汪某4和汪某3，应当依法通知汪某4和汪某3出庭，如其向法庭提交放弃继承的手续，可另行处理，鉴于上述情况，本案到此为止，待通知汪某4、汪某3两人后再行安排开庭时间”，汪某4和汪某3作为继承人，属于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故一审法院据此追加汪某4和汪某3，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释明时及后续一审庭审中汪某1均未对一审法院追加汪某4和汪某3为被告提出异议，一审中汪某1亦陈述庭前其和汪某3联系要求其出具相应书面手续或者到庭参加庭审但汪某3表示与其无关不想参与，汪某1庭前和汪某4取得联系，汪某4也表示不参与这个事，且汪某1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申请汪某4和汪某3出庭的申请，故汪某1对一审法院追加汪某4和汪某3为被告是有心理预期的，现其二审主张一审法院追加汪某4和汪某3为被告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六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包括：（一）涉及可能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二）涉及身份关系的；（三）涉及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诉讼的；（四）当事人有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可能的；（五）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程序性事项的。除前款规定外，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依照当事人的申请进行。一审中2017年9月6日，汪某1提出书面申请，申请至泰州市姜堰区泰州市姜堰区晨曦房屋征收服务中心调取相关证据，后2018年1月10日一审庭审中汪某1提交了泰州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及评估表，汪某2质证予以认可，一审庭审过程中汪某1未当庭再次提出调查取证申请，汪某1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其申请调取的证据属于法院应依职权调查取证的范围，故汪某1二审主张一审法院未依职权调取证据系程序违法，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上诉人汪某1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作判决并无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140元，由上诉人汪某1负担（已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军生
审 判 员 王小莉
审 判 员 程 岚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日
法官助理 郑本香
书 记 员 朱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