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虎商初字第01009号
原告苏州新区枫桥通达钢模板出租站，住所地江苏省苏州高新区通安镇北河村，系个体工商户。
经营者毛水龙。
委托代理人王贤明，苏州市吴中区西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代理人王晓萍，苏州市吴中区西山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上海擎翊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环城西路3111弄555号4幢-501。
法定代表人张林昌，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杜新松，该公司员工。（代理权限自2015年9月21日起至2016年1月21日止）
委托代理人左士萍，上海正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自2016年1月20日起）
委托代理人车敏义，上海正地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自2016年1月20日起）
原告苏州新区枫桥通达钢模板出租站（以下简称通达出租站）与被告上海擎翊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擎翊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7月23日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刘志华独任审判，于2015年9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王贤明、王晓萍，被告的委托代理杜新松到庭参加诉讼。后因案情复杂，本案转为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并依法组成了合议庭。本院于2016年1月21日、7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王贤明（参加2016年1月21日庭审）、王晓萍，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左士萍、车敏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通达出租站诉称，2013年9月，被告承接了中国某某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在苏州市金山南路苏地2012-G-110号地块世茂木渎项目所有内、外脚手架材料供应及搭拆人工；结构内支撑、洞口临边防护、施工过道及防护棚等工地所有周转材料的供应；所有架体隔离的搭拆及维护，双方签订了《脚手架单项工程施工分包合同》和《廉洁从业共建协议》。黄某某系被告该项目的负责人。2013年10月3日，黄某某向原告明示是被告在苏地2012-G-110号地块世茂木渎项目上的负责人，其为完成该工程项目，代表被告与原告签订了《财产租赁合同》，租赁原告的钢管、扣件、套管等建筑设备，用于被告在苏地2012-G-110号地块世茂木渎项目中。事后，原告按照被告（黄某某）的要求提供了工地所需的钢管、扣件、套管到世茂木渎项目工地。2014年12月，苏地2012-G-110号地块世茂木渎项目完工后，原告与黄某某就租赁费的结算进行了核对，经核对总租赁费是1460415.9元，扣除期间被告已支付的400000元，尚欠1060415.9元。2014年12月10日，黄某某代表被告确认欠款并签署了《租赁租金及材料赔偿情况确认单》和《租赁租费结欠单》。2015年年初，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讨余款，可被告以种种理由不愿支付，严重造成了原告的利益损失。2015年4月15日，原告发函给被告，要求支付原告欠款，被告收悉后委托中国某某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苏州市金山南路苏地2012-G-110号地块世茂木渎项目的项目经理王某前来协商，但未达成一致意见。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支付原告建筑设备租赁费及赔偿款合计1060415.9元；2、被告支付原告自2014年12月10日至2015年7月9日间的违约金111873.9元（211天，按照每天万分之五计算，实际计算至法院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提供了以下证据：
1、脚手架单项工程施工分包合同1份、廉洁从业共建协议1份、授权委托书1份，证明被告与中某七局签订了分包合同及共建协议，黄某某是涉案工地的有权代理人，系本案争议项目的实际负责人，有权代表被告，并实际完成了项目。
2、原告与中某七局签订的租赁合同1份，证明王某的签字与证据1的分包合同王某的签字是同一人，主要证明原告与被告签订租赁合同的背景，中某七局承建了苏地世茂项目木渎工程后，因原告没有搭建脚手架的资质，其将部分的脚手架工程分包给了被告，小部分工程又向原告承租了部分钢管、扣件。原告是通过中某七局的介绍认识了被告，中某七局有限公司与被告的实际经营地是同一个。所以原告才会与被告发生业务往来。
3、财产租赁合同1份及部分送货单、验收清单，证明原告与被告发生业务往来，且原告履行了合同义务。
4、收据存根3份，证明原告收取了400000元。
5、租金及赔偿确认单、租赁费结欠单，证明被告确认欠款的依据。
6、函告及邮寄凭证，证明原告催讨欠款的依据。
7、会议纪要1份，是原告从苏州吴中区住建局查询的档案，证明项目在木渎，项目的建设方签字有王某，与分包合同上的王某一致。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为：
对证据1，因系复印件，盖章处也不清晰，黄某某三个字从复印件看是之后签上去的，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即使是真实的，与本案也无关，从授权委托书的内容看是投标阶段，与本案租赁合同无关。被告有其与中某七局的分包合同原件，但由于公司人员变动、归档又不规范，被告没有找到该分包合同，无法向法院提供。
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因系原告与中某七局签订的，与被告无关。
对证据3中的财产租赁合同，是原告与黄某某签订的，与被告无关，该合同第十一条约定，物资进场、退场由指定人员签收，从中可以看出，指定的三个人都不是被告的员工，进一步证明该合同的签订是黄某某的个人行为。另外，从形式上看，财产租赁合同是签字、按手印，结合原告提交的分包合同来看，分包合同是盖章、法定代表人章、再签字，所以两份合同的生效要件不同，不能放一起比较。财产租赁合同当时只是约定了签字、盖章后生效，乙方盖章处只是黄某某签字、按手印，如果原告认为合同是有效的，那么合同相对人就是黄某某。如果原告认为合同的相对人是被告，那么租赁合同根本未生效。送货单、验收清单上租用单位不是被告，签收人也不是被告工作人员，与财产租赁合同中指定的签收人员是一致的，进一步证明是黄某某的个人行为。
对证据4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被告未曾向原告支付过相应的费用。
对证据5的关联性有异议，不是被告确认的，与被告无关。从租赁费结欠单上落款是黄某某签字加手印，与租赁合同的落款形式一致，故更能证明是黄某某的个人行为。
对证据6，函是收到的，但整个内容也是与被告无关的。
对证据7的关联性有异议，本案是租赁合同纠纷，王某本身与本案无关，该证据与本案也无关。
被告擎翊公司辩称，被告与原告没有任何合同关系，所以对诉请予以否认。黄某某与原告签订的租赁合同为个人行为，应由黄某某个人承担。
被告未提供证据。
本院认证意见：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虽然原告提供的是复印件，但其提供了从1至40页较为完整的合同复印件，而被告承认确有其与中国某某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签订的分包合同，被告作为持有该份分包合同原件的合同当事人，经本院要求提交原件核对，其辩称因种种理由无法找到，结合本院向分包合同签字人员王某的调查情况，王某并未否认该分包合同复印件的真实性，仅强调其不是公司授权人员，以及签字时对方人员尚未签字，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对原告提交的证据2，结合本院向该租赁合同签字人员王某的调查情况，其并未否认该份合同的真实性，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对原告提交的证据3、4、5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对原告提交的证据6，因被告认可收到，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对原告提交的证据7，结合本院向王某的调查情况，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诉讼过程中，本院至中国某某第七工程局园区世茂项目工地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中签字的王某进行调查。王某称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1中其只是在代理人处签字，并不代表公司，代表公司需要授权，该合同中擎翊公司的经办人是谁其不知道。其作为项目负责人在上述廉洁从业共建协议上签字，但签的时候对方处的空白的，其未见过授权委托书。王某还称在其从公司拿到上述分包合同时擎翊公司后面就加了括号写上黄某某，原因其不清楚，但知道黄某某是在木渎世茂项目上搭脚手架的，大标段项目的钢管都是黄某某提供的，与通达出租站无关，其也不清楚黄某某与擎翊公司的关系，结算都是黄某某来结算的。至于原告提交的证据2是中某七局（上海）有限公司与通达出租站签订的，与证据1中涉及的是两个项目，一个展示区，王某都是现场负责人。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黄某某以被告名义与原告签订租赁合同是否构成职务行为或表见代理？
本院经审理查明：
原告提交的财产租赁合同中首部载明：出租方（甲方）为苏州新区枫桥通达钢模板出租站，承租方（乙方）为上海擎翊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黄某某）。该合同约定：兹有乙方承建苏地2012-G-110地块世茂木渎项目工程，因施工需要租用建筑施工物资，经双方协商，特签订合同。其中钢管的租金单价为0.008元/米/天，扣件的租金单价为0.005元/只/天，套管的租金单价为0.003元/只/天，上托的租金单价为0.04元/只/天。租费每月底结算一次，乙方如在次月10日前未能付清，视为违约，甲方有权终止合同收回租赁物并要求乙方承担每天万分之五的滞纳金。物资进场退场及结算乙方指定由刘某某、黄某某、吴某某等签收。租赁日期自2013年10月3日起，具体按工程实际使用时间计算。签约时间为2013年10月3日。在该合同的尾部甲方处该有原告的公章，并有毛水龙在代表处签字；在乙方处未加盖被告的任何印章，仅有黄某某在代表处签字并加按手印。
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向苏地2012-G-110地块世茂木渎项目工程工地提供租赁物资。原告分别于2014年1月25日、6月24日、8月24日开具收据三份，金额分别为50000元、100000元、250000元，交款单位均为上海擎翊建筑劳务公司（黄某某），收款方式均为转卡（建行），收款事由均为钢管扣件租赁费。2014年12月10日，黄某某在原告提供的《中某七局（架子工）租赁租金及材料赔偿情况确认单》上签字并加按手印确认，截止2014年12月10日，乙方结欠甲方钢管258487.5米、扣件41234只、套管2249个、上托22根，材料赔款合计376023元，加上租金共计1460415.9元。同日，黄某某向原告出具《租赁费结欠单》一份，载明：2013年10月至2014年12月间擎翊公司因苏州苏地2012-G-110号地块世茂木渎项目需要，向通达出租站租赁钢管扣件等建筑材料，结欠通达出租站租赁费1084392.9元，应当支付材料赔偿款376023元，合计结欠1460415.9元。扣除擎翊公司已经支付的400000元，至今仍结欠通达出租站1060415.9元。黄某某在该结欠单尾部签字并加按手印，并书写了“上海擎翊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字样。
2015年4月21日，原告向被告邮寄催款函一份，要求被告在收函后十日内就黄某某代表被告确认被告结欠原告租赁费及赔偿费等合计1060415.9元及时与原告联系协商付款事宜。
另查明，中国某某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工程承包人、甲方）与擎翊公司（劳务分包人、乙方）签订过一份《脚手架单项工程分包合同》。在该分包合同的封面上书写“工程承包人：中国某某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劳务分包人：上海擎翊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黄某某）”。该合同第一部分合同协议书约定：分包工程地点为苏州市金山南路与渔洋街交汇处，该分包工程暂定于2013年9月29日开工，暂定于2014年6月30日完工。在该合同协议书尾部甲方处加盖中国某某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并加盖法定代表人印章，委托代理人王某签字；在乙方处加盖擎翊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张林昌的印章，黄某某在法定代表人处签字。该合同第三部分专用条件一章中约定，乙方的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乙方自行租赁或购买脚手架所需的施工材料。甲方派驻代表为王某，其权限包括：负责工程施工指导和管理工作，行使总承包管理职责，对乙方施工的进度、质量、安全、文明施工进行监督和管理，协调乙方同其他施工方的配合关系。乙方派驻代表为黄某某。乙方擅自更换派驻代表或派驻代表每周驻场时间少于40个小时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为5000元每次。在该合同的附件《廉洁从业共建协议》中，甲方处载明为中国某某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乙方处载明为上海擎翊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黄某某），在该共建协议的尾部甲方处加盖中国某某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并有王某签字；乙方处加盖擎翊公司公章，并有黄某某签字。在该合同的附件《授权委托书》中载明：“我张林昌系上海擎翊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委托上海擎翊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的黄某某为我公司代理人，参加中国某某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的苏地2012-G-110号地块世茂木渎项目的全部投标活动。代理人在投标、开标、评标、合同谈判、合同签约、预算、结算、施工过程中追加减的工程价款等过程中所签署的一切书面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我均予以认同、承认。代理人无转委权，特此委托。”黄某某在代理人处签字并注明身份证号码，擎翊公司加盖公司，并复印了黄某某的身份证。
再查明，原告（出租方）与中某七局（上海）有限公司（承租方）就苏地2012-G-110号地块世茂木渎项目工程钢管、扣件租赁事宜，在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金山南路与渔洋街交叉口（苏州木渎项目材料部）签订过《苏地2012-G-110号地块世茂木渎项目工程钢管、扣件租赁合同》一份。承租方现场代表为王某，职务为项目经理。出租方现场代表为毛水龙，职务为法人。该合同并对钢管、扣件、套管及上托的数量及租赁单价进行了约定。在该合同的尾部承租方处加盖中某七局（上海）有限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印章，并有王某签字；出租方处加盖通达出租站公章，并有毛水龙签字。后附的《廉洁从业共建协议》同样在尾部加盖中某七局（上海）有限公司公章及通达出租站公章，并有王某、毛水龙签字。
庭审中，原告明确表示其认为黄某某是职务行为，因其于2013年5月已经与中某七局就本案所涉工程项目的部分工程签订钢管、扣件租赁合同，又基于黄某某提供的脚手架单项分包施工合同是代表被告的，总工程的承包人与钢管、扣件的承包人都是中某七局，原告将钢管、扣件也是送达木渎，整个工程的送货、发货、验收、结账，黄某某始终以被告身份出面。被告又是与中某七局上海分公司在同一门户办公，并且分包合同的主体写明了“上海擎翊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黄某某）”，授权委托书载明的授权范围有“等”字，租赁钢管是工程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所以原告有理由相信黄某某的行为是代表被告的，并且黄某某有相应的权限。同时，原告确认其收到的400000元，其原认为是被告支付的，后经查询是黄某某转给原告的，开具的收据也是给了黄某某。原告陈述其有要求黄某某在租赁合同上加盖被告公章，但黄某某始终没有加盖过来，原告在结算前找过被告，被告就推向黄某某，黄某某就推向被告。
庭审中，被告明确黄某某是其施工班组，在世茂木渎工程中，被告将脚手架工程分包给黄某某，双方是包工包料的双包合作形式，但未签订分包合同，其与中某七局的脚手架单项工程施工分包合同是由黄某某完成的，但钢管、扣件等材料由谁提供其不清楚。其是根据工程进度与黄某某结算费用。
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证据及本院庭审笔录、调查笔录予以佐证，本院予以认定。
关于黄某某以被告名义与原告签订租赁合同是否构成职务行为或表见代理的问题，本院认为，原告主张黄某某构成职务行为的依据是其提供的中国某某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与擎翊公司签订的《脚手架单项工程分包合同》，在该合同的封面注明“劳务分包人：上海擎翊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黄某某）”，在该合同的被告代理人处均有黄某某签字，还有一份授权委托书，明确被告授权黄某某在投标、开标、评标、合同谈判、合同签约、预算、结算、施工过程中追加减的工程价款等过程中所签署的一切书面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被告均予以认同、承认。但是，原告并非该合同的当事人，该合同中所涉及的权利义务也不指向原告，被告出具授权委托书的对象仅限于中国某某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并不当然适用于其与原告之间，且授权委托书明确了黄某某的代理权限范围为“投标、开标、评标、合同谈判、合同签约、预算、结算、施工过程中追加减的工程价款等过程中所签署的一切书面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并不包含对外签订财产租赁合同。原告主张其是基于“等”字认为授权范围包括了租赁钢管、扣件等行为，本院认为授权应当是具体明确的，本案中授权委托书中的“等”字应当仅涵盖“等”字之前所涉及的行为，不能进行任意扩大解释。综上，黄某某并非被告法定代表人，也无被告的明确授权，故其与原告之间签订租赁合同，不属于履行职务行为。
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此即表见代理，其构成要件主要有：一是行为人没有代理权；二是签订合同之时具有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事实或理由；三是相对人主观上须为善意且无过失。本案中，基于前述分析，黄某某并无代理被告与原告签订租赁合同的代理权。另，分包合同的对象是中国某某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其中涉及的权利义务及代理权限均具体明确，具有特定性，不属于对外公示可以普遍适用的情形，故上述分包合同并不足以构成原告与黄某某签订租赁合同时使原告相信黄某某具有代理权的事实和理由。原告基于分包合同认为黄某某也有代理被告与原告签订租赁合同的权限，并自行扩大解释其中的权限，对黄某某的身份及权限也不与被告进行核实，其主观上存在过失。原告作为商事主体，在其与中某七局（上海）有限公司签订合同时，双方均有加盖公章及代理人签字，但在黄某某以被告名义与其签订租赁合同时，承租方处却仅有黄某某个人签字捺印，并无被告的盖章，原告也未要求被告盖章予以确认，在黄某某始终未能将被告公章补上，且被告未进行确认或追认的情况下，原告仍按照合同履行，故不能认定为善意相对人。而在租赁合同的履行过程中，接收原告租赁物资的人员均为合同指定人员，但并无证据证明上述人员为被告的工作人员，原告收到的400000元租赁费也是黄某某个人支付，被告并未有履行上述租赁合同的行为，也未对黄某某签订的该租赁合同进行追认。综上，黄某某以被告名义与原告签订租赁合同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该合同对被告不具有约束力，相应的法律责任应由黄某某个人承担。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苏州新区枫桥通达钢模板出租站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5352元，由原告苏州新区枫桥通达钢模板出租站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555301040017676。
审 判 长 刘晓夏
代理审判员 刘志华
人民陪审员 朱维贤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朱 凤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八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
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