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837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百科律师事务所，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负责人：黄建水，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谷爱堂，广东百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胡林立，男，1962年9月18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海滨，男，1980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潘国波，男，1962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廖凤娥，女，1979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廉江市。
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慧敏，北京市隆安（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程志民，男，1962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慧敏，北京市隆安（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东百科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百科所）、胡林立、吴海滨因与被上诉人潘国波、廖凤娥、原审第三人程志民合同纠纷一案，三上诉人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4民初421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百科所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第二项，维持一审判决第三项；2.改判驳回潘国波、廖凤娥的全部诉讼请求；3.判令一、二审受理费由潘国波、廖凤娥负担。事实与理由：
（一）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引用的法律条文为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三百九十六条。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第四十八条属于完全性法条，既包含构成要件，又包含法律效果。而第三百九十六条属于定义性法条，只是对委托合同进行了定义。由以上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的内容可知，虽然该法条的法律效果“不发生效力”与一审判决的法律效果“不成立”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第四十八条适用的对象是行为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相对人签订的合同，而一审判决所针对的对象是两份《授权委托书》，其二者性质具有根本性的不同。而第三百九十六条属于定义性法条，只是对委托合同进行了定义，并未包含法律效果在内。因此一审判决引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和第三百九十六条作为判决依据，显然是张冠李戴。故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显属错误。
（二）一审判决没有采信吴海滨提交的录音证据是错误的。本案中，吴海滨律师提交的一份录音证据，全面、客观地反映了案件的事实，但一审判决却没有采纳该录音证据，这是完全错误的。一审判决没有采纳的理由有四点，下面逐条分析驳斥。1.“该录音潘国波、廖凤娥和程志民不予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三）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制件；……”关于录音证据的采信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在（2015）民提字第213号张文武与陈志雄合同纠纷一案的裁判理由中明确指出：“只要录音证据的取得，并未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违背公序良俗的情形，就应该作为认定案件相关事实的依据。‘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系不合法行为’应当理解为系对涉及对方当事人的隐私场所进行的偷录并侵犯对方当事人或其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私自录音系在公共场所录制，未侵犯任何人的合法权益，且与案件的基本事实密切相关，应对该录音证据应予采纳。”本案中，吴海滨律师提交的录音证据显系合法取得，潘国波、廖凤娥和程志民也没有提出该录音证据有什么疑点，在此情况下，潘国波、廖凤娥和程志民只是简单地不予确认，而不能提供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法院应该确认该录音证据的证明力。2.“录音里面的人的身份无法确认”。该录音证据里面的人的身份并不是无法确定，而是一审法院不去确认。视听资料是民事案件中常见的证据形式之一，确定视听资料里面的人的身份，技术也非常简单，就是声纹鉴定。潘国波、廖凤娥与程志民在不予确认的同时并没有提出鉴定申请，而一审法院在此情况下也没有及时释明并合理分配举证责任，这显然不是“无法确认”，而是一审法院在一开始就没准备对该录音证据进行审核。3.“录音证据里所谈论的案件亦无具体说明是那个案件，仅是说中院撤销仲裁那个，不能证实就是指（2014）穗中法仲审字第174号一案”。仅就这一点理由而言，其实只要稍微具备日常推理能力的人就可以知道这一点理由经不起推敲。如果百科所与潘国波、廖凤娥、程志民之间存在着几个案件的话，那这种指代的唯一性显然存在着无法确定的可能性，但百科所与潘国波、廖凤娥、程志民之间仅存在着涉案的申请撤裁一案，因此这种指代的唯一性是非常确定的。一审判决的这一理由，是十分牵强的。4.“录音证据是形成于潘国波、廖凤娥起诉之后，录音时亦在没有告知相关人员，且系由被告吴海滨自行提出存在中院的撤销仲裁案件，存在诱导之嫌”。该点理由同样不能成立。如果该录音证据只有短短的几句话，那可能存在吴海滨突然抛出一个话题，对方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作出了不利的回答的可能性。但该录音证据总字数有3万多字，程志民一直都是在正常的交谈环境下作出的陈述，而且程志民不断地作出反驳性的陈述，可见程志民思维之清晰、注意力之集中，在此情况下，程志民不可能会被吴海滨诱导。程志民的陈述完全是事实。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没有采信该录音证据是完全错误的。
（三）百科所代理潘国波、廖凤娥申请撤裁的行为依法成立并有效。根据民法通则有关代理法律行为的规定，委托人明确授权代理人实施民事行为的，固然为有权代理；此外，当在授权不明确或双方对是否授权有争议的情况下，如果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在法律上即视为同意，同样为有权代理。根据本案双方提交的证据，结合上述法律规定，可以得出一个很明确的结论：百科所代理潘国波、廖凤娥申请撤裁的行为属于有权代理。首先，百科所代理潘国波、廖凤娥申请撤裁的行为属于委托合同授权内容之一。1.胡林立律师代理潘国波、廖凤娥与百科所签订的《民事诉讼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书》（以下称《委托合同》）成立并有效。（1）胡林立律师称，其之所以代潘国波、廖凤娥签署《委托合同》，是因为潘国波、廖凤娥并不是真正的案件当事人，只是出面来签署《授权委托书》，来去都比较匆忙，所以情急之下就忘了签署《委托合同》。在此情况下，经征得程志民同意，胡林立律师就代潘国波、廖凤娥签署了《委托合同》。（2）潘国波、廖凤娥（程志民）在庭审时陈述，潘国波、廖凤娥（程志民）在2014年10月的时候就到仲裁委复制了仲裁案件的档案，其中就包括《委托合同》。也就是说，至迟在2014年10月的时候，潘国波、廖凤娥（程志民）就已经知道了《委托合同》的内容，但潘国波、廖凤娥（程志民）并没有对《委托合同》作否认表示。（3）潘国波、廖凤娥在向广州市律师协会投诉时也自己承认：潘国波、廖凤娥与百科所于2013年6月9日正式签订委托合同，并且提交了该《委托合同》作为其投诉的依据。如果潘国波、廖凤娥不认可该《委托合同》，就不可能承认该《委托合同》是他与百科所签订的，更不可能不对该《委托合同》提出异议。但潘国波、廖凤娥在投诉时并没有对《委托合同》提出什么异议，可见潘国波、廖凤娥是认可《委托合同》的。虽然潘国波、廖凤娥（程志民）在庭审时辩解说，由于潘国波、廖凤娥（程志民）的文化水平比较低，所以分不清委托合同与委托书的区别，其所指的委托合同是指授权委托书，而不是该《委托合同》。但潘国波、廖凤娥（程志民）的这一辩解并没有证据予以证明。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规定：“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根据上述（2）、（3）两点事实可知，潘国波、廖凤娥（程志民）在知道胡林立律师代其签署《委托合同》这一行为后，没有作否认表示，因此视为同意。因此《委托合同》成立并有效。2.百科所代理潘国波、廖凤娥向本院申请撤裁的行为属于《委托合同》授权内容之一。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委托人可以特别委托受托人处理一项或数项事务，也可以概括委托受托人处理一切事务。本案双方签订的《委托合同》正属于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的概括委托。（1）《委托合同》第十条约定，百科所为潘国波、廖凤娥提供法律服务的期限至“执行阶段终结时终止”。众所周知，案件只有胜诉后才可能申请执行。潘国波、廖凤娥委托百科所的服务期限既然是到执行阶段终结时终止，那显然就是要穷尽一切法律救济手段，以求胜诉，然后申请执行。（2）《委托合同》第一条约定，百科所为潘国波、廖凤娥提供法律服务的事项包括“出席法庭或仲裁庭的诉讼”。根据以上分析可知，由于潘国波、廖凤娥对百科所的委托属于概括委托，而仲裁案件又是一裁终局，因此对仲裁裁决不服的救济途径有且只有一种，就是向本院申请撤裁。因此本条所约定的出席法庭显然是指申请撤裁时出席法庭。3.《委托合同》第二条约定，百科所提供法律服务的权限为特别授权（具体内容以甲方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为准）。根据庭审时胡林立律师提供的潘国波、廖凤娥潘国波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其内容已包括向法院申请撤裁的委托事项。综上，在仲裁败诉后，百科所代理潘国波、廖凤娥向本院申请撤裁的行为当然属于《委托合同》授权内容之一。其次，百科所代理潘国波、廖凤娥申请撤裁的行为完全是为了维护程志民的利益根据以上分析可知，仲裁案件是一裁终局，因此对仲裁裁决不服的救济途径有且只有一种，就是向本院申请撤裁。在此情况下，假如潘国波、廖凤娥和百科所约定的律师费收费方式是风险收费的话，百科所代理潘国波、廖凤娥向本院申请撤裁的行为，就不免存在提高自身收益的动机。但根据《委托合同》双方关于律师费的约定，潘国波、廖凤娥支付律师费的金额及方式为：一次性七万元，是固定收费而不是风险收费。也就是说，百科所代理潘国波、廖凤娥申请撤裁的行为，只能增加劳动量，不能提高收益。因此，百科所代理潘国波、廖凤娥向本院申请撤裁的行为，完全是为了潘国波、廖凤娥（程志民）的利益，并不存在提高自身收益的动机。再次，程志民对胡林立申请撤裁的行为是完全知情并且没有异议的。根据上述录音证据的内容可知：1.至迟在2014年8月15日，程志民就已经知道申请撤裁的案件将于2014年9月1日开庭。程志民没有对胡林立律师代理申请撤裁的行为提出任何异议；2.在本院裁定驳回撤裁申请后的近两年时间里，程志民也没有对胡林立律师代理申请撤裁的行为提出过任何异议；因此，程志民对百科所代理潘国波、廖凤娥申请撤裁的行为是知道的，程志民对此没有作否认表示，应视为同意。
（四）潘国波、廖凤娥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民法总则虽然已经于2017年10月1日正式实施，但本案行为均发生在民法总则实施前，根据法不朔及既往的原则，本案应适用民法通则关于2年诉讼时效的规定。根据程志民的当庭陈述以及吴海滨律师提交的证据可知，程志民至迟在2014年8月中旬就已经拿到了《裁决书》，并同时知道了胡林立律师代理潘国波、廖凤娥向本院申请撤裁的事实，而潘国波、廖凤娥于2016年9月20日才向广州市律师协会提出投诉，于同年11月份才向法院起诉，显然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
（五）潘国波、廖凤娥、程志民起诉的目的就是通过缠讼然后达到撤销仲裁裁决的目的。根据程志民讲，涉案房屋因为其他案件被一审法院强制执行，程志民为此到各级法院信访，法院的工作人员告诉程志民只有通过起诉百科所才能机会。综合以上意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
上诉人胡林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第二项、维持第三项。2.依法驳回潘国波、廖凤娥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诉讼费由潘国波、廖凤娥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依据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七条“委托人可以特别委托受托人处理一项或者数项事务，也可以概括委托人处理一切事务”的规定。胡林立与潘国波、廖凤娥于2013年6月9日签订的《委托合同书》是合法有效的，胡林立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属于合同的授权范围。首先，胡林立与潘国波、廖凤娥向一审法院提供的证据及庭审时双方的陈述显示，对2013年6月9日签订的《委托合同书》双方均予以认可。根据该合同约定胡林立提供法律服务的期限至执行阶段终结时终止。也就是说，胡林立可依据授权穷尽所有法律途径，胡林立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的目的是重新仲裁，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达到最终执行的目的。其次，在双方签订《委托合同书》同时，潘国波、廖凤娥亲自签署了两份授权委托书明确了胡林立有申请仲裁及向法院撤销仲裁的权利及在庭审时潘国波、廖凤娥一再强调签合同时胡林立承诺负责“搞定”，这也进一步证明了潘国波、廖凤娥授权胡林立处理有关仲裁直至执行终结所有的一切事务。一审判决人为割裂《委托合同书》与2014年元月3日授权委托书的关系，在审理本案时，先入为主，对胡林立提出该案应以合同纠纷的管辖权异议，在未释明潘国波、廖凤娥情况下，就以本案为侵权纠纷为由予以驳回，而在具体审理时又“引导”潘国波、廖凤娥将诉讼请求当庭变更为2014年1月3日签署的授权委托书不成立，这已完全背离了司法公正的基本原则，有明显偏袒潘国波、廖凤娥之嫌。
（二）胡林立2014年1月3日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均得到潘国波、廖凤娥及程志民的追认。一审判决查明，潘国波、廖凤娥及程志民2014年8月才从广州仲裁委处取得裁决书，并且已知该裁决于2013年12月11日作出。如果按该事实，潘国波、廖凤娥知晓仲裁裁决时，撤裁之诉正在审理中，尚未开庭（注：撤裁案2014年9月1日开庭）。潘国波、廖凤娥有充分的法律救济选择时间。即可选择对仲裁裁决的认可或向法院提起撤销仲裁之诉。可见，当时潘国波、廖凤娥并未丧失申请撤裁的权利及其他对策。因此，潘国波、廖凤娥在起诉书陈述的“被告应及时将裁决结果通知原告，以便原告采取相应的对策”是违背事实的。而事实是，当时潘国波、廖凤娥对此没有采取任何法律救济手段，由此得到的唯一结论就是，潘国波、廖凤娥已经知道胡林立已提起了撤裁之诉，这与吴海滨提交的语音记录中程志民的陈述是一致的。因此，依据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的规定，“……，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实施民事行为而不做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其次2017年3月份潘国波、廖凤娥在与胡林立协商处理本案时，主动向胡林立提交了2016年12月7日潘国波、廖凤娥签名给程志民的《授权委托书》，其内容为“处理房屋纠纷一案由程志民指定的律师全权代理权，代理律师在与该房屋有关的所有诉讼或仲裁案件中均作为我方的诉讼（仲裁代理人）代理人的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全权代理委托人出庭进行一切诉讼（仲裁事宜）。代为……提起撤销仲裁裁决……诉讼，仲裁和执行期间代理人所签署的法律文书，委托人均予以承认”。其内容充分证明对胡林立撤销仲裁之诉是知道的并对代理权的追认，否则，没有必要向胡林立提交。再次，潘国波、廖凤娥于2013年6月9日出具的两份《授权委托书》（注一份已提交仲裁委，另一份备用），其中一份由廖凤娥签名的授权委托书由于时间较长原件已遗失。鉴于此，胡林立向廖凤娥说明情况后，廖凤娥于2017年3月27日主动向胡林立重新补签了一份《授权委托书》，其授权内容包括，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注内容与2013年6月9日的相同）。由此可见，如果潘国波、廖凤娥对胡林立的代理行为不予追认，潘国波、廖凤娥怎么可能重新补签《授权委托书》。
（三）一审判决忽视本案的特殊性及潘国波、廖凤娥提起本案诉讼的正当性。胡林立认为本案特殊性在于：1.本案实际权利人为程志民，潘国波、廖凤娥为挂名没有话语权，完全受程志民操控。2.胡林立与程志民是20多年朋友关系，2013年初，程志民找到胡林立说在广州唯一住房被别人骗买了，现在搞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胡林立出于帮助朋友从法律上说明了要拿回房子，只有撤销买卖合同，鉴于买卖合同中房屋的售价明显低于市场价，因此，建议从显失公平的角度请求撤销买卖合同，程志民采纳胡林立的方案，并于2013年6月将潘国波、廖凤娥带到胡林立办公处签订了《委托合同书》和授权委托书。由于潘国波、廖凤娥签了授权委托书后，没有及时签《委托合同书》，加之，同年7月不提起仲裁将过了诉讼时效（注显失公平时效为一年）。鉴于时间急迫及潘国波、廖凤娥潘国波在外经商，廖凤娥在廉江居住，程志民在海南工作，在客观上造成了签署相关法律文书的困难，因此，才会出现胡林立代签后要程志民拿去让潘国波、廖凤娥确认的情况。3.胡林立未收取潘国波、廖凤娥任何费用纯属无偿提供法律服务，虽然委托合同中约定潘国波、廖凤娥须交7万元律师费，鉴于程志民的经济困难连仲裁费都凑不齐，胡林立经事务所同意，从未向其催要，从仲裁到撤裁全过程中，从未收取潘国波、廖凤娥一分钱律师费及潘国波、廖凤娥和程志民也未承诺胜诉后给予报酬的情况下，仍全心全意维护潘国波、廖凤娥利益。在一审庭审时潘国波、廖凤娥及程志民也承认，参与该房屋诉讼胡林立完全是出于帮助朋友的善意之举。4.胡林立在整个申请撤裁诉讼中没有侵害潘国波、廖凤娥的利益，也不存在任何过错；完全出于维护潘国波、廖凤娥利益的目的。胡林立作为一个执业多年的老律师为了帮助朋友尽心尽职。处处为潘国波、廖凤娥着想，在潘国波、廖凤娥未支付任何费用的情况下，没有放弃维护潘国波、廖凤娥利益的努力，还帮潘国波、廖凤娥垫付了部分费用（仲裁费235元，申请撤销仲裁受理费400元）。而潘国波、廖凤娥及程志民丧失了基本道德底线，在未任何付出的情况下，根本不尊重朋友之情及胡林立的辛勤劳动，甚至为了获取不当利益，不惜捏造事实，无中生有，诽谤仲裁员古穗成同志（见潘国波、廖凤娥向广州律协的投诉书），完全没有诚信友善可言。胡林立注意到，潘国波、廖凤娥在庭审时也承认提起本案诉讼的目的是为了撤销本院（2014）穗中法仲案审字第174号《民事裁决书》，重新启动申请撤裁之诉。由此可见：1.胡林立申请撤裁之诉并没有违背潘国波、廖凤娥的意愿，只是由于撤裁不成功而引发本案。2.胡林立在撤裁之诉中没有侵权及过错或自己获取利益的动机。3.潘国波、廖凤娥就是企图通过本案达到获取不当利益及无理缠诉的目的。
综上，胡林立认为，胡林立申请撤销仲裁的代理行为，事前有授权，事后有追认，是合法有效的。而潘国波、廖凤娥的行为完全背离了民法总则第六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的规定，因此，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裁决。
上诉人吴海滨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和第二项，依法改判驳回潘国波、廖凤娥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潘国波、廖凤娥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的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关于百科所与潘国波、廖凤娥没有签订《民事诉讼法律委托合同书》的认定，是错误的。关于该委托合同是否成立的问题，应依照合同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作评判；吴海滨认为，合同当事人完成要约和承诺阶段，即视为达成合意，合同即告成立。关于潘国波、廖凤娥与百科所所签订《民事诉讼法律委托合同书》的事实，潘国波、廖凤娥当庭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即潘国波、廖凤娥于2016年9月20日向广州市律师协会出具的《投诉书》，其在该《投诉书》的事实和理由部分明确表示：“投诉人经朋友介绍，于2013年5月找到百科所律师胡林立，委托其办理投诉人与张伟佳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提供法律服务，被投诉人律师事务所说可以提供法律服务，委托其律师事务所胡林立全权办理，作为投诉人的代理人，通过仲裁解决纠纷，并于2013年6月9日双方正式签订委托合同”。根据潘国波、廖凤娥的上述陈述，其已明确自认于2013年6月9日与百科所签订了正式的《委托合同》，并将该《委托合同》作为投诉证据材料提交给广州市律师协会。关于潘国波、廖凤娥在《投诉书》称其与百科所签订正式委托合同的事实，也得到了百科所、胡林立及吴海滨的认可，且百科所也将该2013年6月9日签订的委托合同作为证据提交。这也意味着，潘国波、廖凤娥与百科所均认可双方于2013年6月9日完成订立合同的合意，即：百科所与潘国波、廖凤娥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于2013午6月9日正式成立。综上，根据国家法律的规定，诉讼当事人均认可的事实及证据，人民法院应当采纳并将其作为定案依据，因此，一审判决认为百科所与潘国波、廖凤娥没有签订《民事诉讼法律委托合同书》的说法，与客观事实不符，是事实认定错误。2.一审判决关于“百科所没有取得潘国波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的情况下，就由其律师胡林立持百科所的所函，并由胡林立冒签潘国波、廖凤娥签名的授权委托书向本院提起（2014）穗中法仲审字第174号一案”的认定，与事实不符。根据胡林立、潘国波、廖凤娥与程志民的当庭陈述，潘国波、廖凤娥因与张伟佳、谭伟平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要求胡林立律师办理委托手续，并于2013年6月9日分别向胡林立律师出具了两套《授权委托书》，其中一套载明了仲裁案的相关事项，另一套已由潘国波、廖凤娥签名的《授权委托书》的代理事项空白。本案当事人对胡林立、潘国波、廖凤娥与程志民的上述陈述均无异议。在庭审过程中，程志民当庭表示，当时其全权委托胡林立律师负责其与张伟佳、谭伟平房屋买卖纠纷案，由胡林立律师“搞定”，所以就签了授权委托书给胡律师；而胡林立律师则表示其在向本院代办撤销仲裁申请时，用潘国波、廖凤娥亲笔签署的上述空白的《授权委托书》上填写了代为申请撤销仲裁委托事项等内容，后因版本不符合本院的要求，才另行出具涉案的两份代理权限一致的《授权委托书》，并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法庭提交了潘国波亲笔签署的该份《授权委托书》，该《授权委托书》确实明确载明胡林立、吴海滨的代理权限包含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的委托事项等内容。在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且有充分证据证实百科所已经取得潘国波授权百科所代理申请撤销仲裁案授权委托书的情况下，一审判决仍然就该事实作出相反的认定，该歪曲事实的理由亦让人难以理解。3.关于涉案《民事诉讼法律委托合同书》是否生效的问题，一审判决未作明确的认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根据一审判决查明的，关于潘国波、廖凤娥及程志民于2013年6月9日前往百科所，就其与张伟佳、谭伟平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要求胡林立律师办理委托手续，并于当日向胡林立出具两份亲笔签名《授权委托书》的事实，本案当事人均当庭予以确认。胡林立作为潘国波、廖凤娥的代理人，其因办案需要（律师担任诉讼代理人需向人民法院提交律所公函，律所出具公函需签署委托合同），以潘国波、廖凤娥的名义与百科所签订《民事法律服务委托合同》，并没有违反国家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且潘国波、廖凤娥亦认可该事实（比如：潘国波、廖凤娥在《投诉书》中书面认可），故该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4.一审判决认为涉案的由胡林立代签的两份《授权委托书》未得到潘国波、廖凤娥及程志民的追认，是事实认定错误。如前所述，合同成立与生效适用不同的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一审判决明显是混淆了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的法律概念。根据潘国波亲笔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明确载明了委托胡林立律师代为办理申请撤销仲裁的委托事项，胡林立已取得潘国波、廖凤娥的合法授权；另结合潘国波、廖凤娥及程志民就其与张伟佳、谭伟平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要求胡林立律师办理委托手续的事实；胡林立不仅有权代为签署委托合同，还有权代为提起撤销仲裁申请。因此，一审判决认为胡林立代签的两份《授权委托书》未得到潘国波、廖凤娥及程志民的追认的说法，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是错误的。另根据双方提交的委托合同第一条的约定，百科所的受托事项及代理权限包含了参与人民法院诉讼程序；另该合同还约定了百科所的服务期限至执行终结时止，这也涵盖了包括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在内的各种可能存在的仲裁和诉讼程序。综上，无论是潘国波亲笔签署的《授权委托书》，还是双方在本案中提交的《民事法律服务委托合同》，均能证实在提起撤销仲裁申请之前，百科所已经取得潘国波、廖凤娥的合法授权；既然百科所已经取得潘国波、廖凤娥的合法授权，本不需要再讨论是否需要追认的问题，一审判决认定错误。5.潘国波、廖凤娥同意百科所代其向本院申请撤销仲裁。即使一审判决坚持不采纳潘国波亲笔签署的《授权委托》和双方提交的《民事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两份证据，根据程志民、胡林立的当庭陈述，以及结合录音证据，也能证实程志民至少在2014年8月中旬（即撤销仲裁案开庭前半个月），程志民在与胡林立律师沟通案件处理情况时，就已经知道胡林立律师代为向本院申请撤销仲裁的事实，但其对胡林立律师的代理行为未持异议。根据法律的规定，在授权不明确或双方对是否授权有争议的情况下，如果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应视为同意；即百科所启动申请撤销仲裁程序已得到潘国波、廖凤娥及程志民的授权。6.一审判决不采纳吴海滨提交的录音，是对客观事实的不尊重。首先，吴海滨提交录音的目的包括8项内容（证明内容详见吴海滨在一审期间提交的《证据清单》），而不仅仅是一审法院提到的一项证明内容。其次，吴海滨提交的录音是合法取得的证据，能完整反映本案的客观事实，且与双方的陈述及各自提交的证据紧密关联，特别是对于本案的主要事实并不存在矛盾。根据民事诉讼法第71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采纳吴海滨提交的录音证据。吴海滨保证：该录音证据是真实的，全部内容都是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自愿作出的陈述，如果吴海滨存在任何弄虚作假或伪造证据的行为，本人同意承担包括刑事责任在内的法律责任。再次，在录音中潘国波、程志民再次确认其与百科所的委托合同关系、承认没有支付律师费，并对百科所、胡林立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没有异议。其之所以起诉百科所，是因为听从了他人的建议，认为只有通过起诉百科所这一途径，才有机会推翻（2014）穗中法仲审字第174号《民事裁定书》的裁判结果，进而推翻（2013）穗仲案字第2221号仲裁《裁决书》。另潘国波、程志民还确认本案与吴海滨无关，其与吴海滨没有见过面，更对吴海滨没有任何意见等。录音证据是准确反映本案事实的关键证据，一审判决如此草率地否定证据效力，实属不当。7.一审判决对吴海滨提交的录音证据不予采纳的理由不成立。⑴一审法院认为：录音里面的人的身份无法确认。吴海滨除了提供谈话过程中的录音证据外，还提交了双方当事人谈话过程中的照片。在庭审过程中，百科所的代理人曾申请法庭核实录音证据中的程志民是否本案程志民时，法庭立刻予以拒绝。该录音证据里面的人的身份并不是无法确定，而是一审法院不去确认。⑵一审判决认为：录音证据里所谈论的案件亦无具体说明是那个案件，仅是说中院撤销仲裁那个，不能证实就是指（2014）穗中法仲审字第174号一案，认定不当。⑶一审判决认为：录音证据是形成于潘国波、廖凤娥起诉之后，录音时亦在没有告知相关人员，且系由吴海滨自行提出存在中院的撤销仲裁案件，存在诱导之嫌。在潘国波、廖凤娥提起本案诉讼前，吴海滨根本就不认识潘国波、廖凤娥及程志民，也对潘国波、廖凤娥及程志民曾委托百科所办理仲裁诉讼案的事实完全不知情；直到潘国波、廖凤娥提起本案诉讼，吴海滨听说胡林立律师曾办过潘国波、廖凤娥、程志民与案外人张伟佳、谭伟平的纠纷案。在无缘无故被人起诉的情况下，吴海滨作为案件当事人，基于了解案情，以及对案件的事情经过、引发本案诉讼的原因进行证据固定是合理。至于吴海滨在录音中提到的中院撤销仲裁案，潘国波、廖凤娥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到，一审判决断章取义。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没有采信该录音证据是完全错误的。
（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判决认为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属于法律适用错误。民法总则虽于2017年10月1日正式实施，但本案行为均发生在民法总则实施前，根据法不朔及既往的原则，本案应当适用民法通则关于2年诉讼时效的规定在立法机关和最高人民法院尚未出台立法和司法解释之前，一审判决关于对本案诉讼时效的法律适用方面存在严重错误，也对我国新旧法溯及力如何适用等方面的原则性规定存在严重的认识偏差。综上，潘国波、廖凤娥及程志民至少在2014年8月份，与胡林立律师沟通案件处理情况时，就已经知道胡林立律师代为向本院申请撤销仲裁的事实，但直至2016年11月份才就本案提起诉讼，显然，潘国波、廖凤娥提起的侵权之诉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依法丧失胜诉权。2.一审判决引用的法律条文与本案无关。合同法第四十八条针对的是行为人无权或越权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的问题，但潘国波、廖凤娥在本案中的诉求是要求法院确认两份委托书不成立，并没有要求法院确认胡林立以潘国波、廖凤娥的名义与百科所签订的《民事诉讼法律服务委托合同书》是否有效，因此，一审判决引用合同法第四十八条作为判决依据，是错误的。
（三）一审法院未采纳胡林立补充提交的由潘国波亲笔签署的《授权委托书》，也未对该份涉及本案关键事实的证据组织质证，违反了法定程序，实属不当，请予以纠正。在诉讼过程中，胡林立向法庭补充提交了由潘国波亲笔签署的《授权委托书》，用于证明已取得潘国波、廖凤娥合法授权的事实，而该证据正是法庭已查明的潘国波、廖凤娥在2013年6月9日提交的其中一份《授权委托书》，但一审法院未对该份证据组织质证。潘国波、廖凤娥作为具备完全行为能力成年人，于2013年6月9日向胡林立签署并出具空白内容的《授权委托书》，其应当预见签署空白委托书可能产生的各类风险及后果；而胡林立律师在申请撤销仲裁时自行在潘国波、廖凤娥亲笔签署的空白委托书中填写代理权限既没有侵犯潘国波、廖凤娥及程志民的合法权益，也是目前普遍存在的合理、高效的做法。一审法院未采纳胡林立提交的该份证据，也未对该证据组织质证，实属不当，请求予以纠正。
（四）潘国波、廖凤娥、程志民为了增加一个所谓的救济途径，不惜故意歪曲、编造和隐瞒事实提出本案诉讼，其行为有违诚信。在与百科所、胡林立及吴海滨沟通过程中，潘国波、程志民一再表示其对百科所提供的法律服务没有意见，并表示现在起诉百科所只是一种救济途径。根据程志民与胡林立的陈述，其二人是长达20年的好朋友关系，程志民非常信任胡林立，胡林立也曾帮程志民处理过诉讼案件。关于委托胡林立办理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程志民明确承认他此前支付的费用确实是仲裁费，而律师费是没有支付给胡林立的，但在本案中，潘国波、廖凤娥、程志民却故意歪曲事实，提出了返还25000元律师费的诉讼请求，有违诚信。吴海滨虽然对潘国波、廖凤娥、程志民与张伟佳、谭伟平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的情况完全不清楚，也没有参与办理该案，但作为一名法律从业人员，凭现有的法律事实及证据进行判断，亦认为胡林立律师已经为维护程志民的合法权益尽其所能了。
（五）一审判决遗漏了非常关键的案件事实，导致对事实认定错误。根据潘国波、廖凤娥、程志民自认的事实，其于2014年8月中旬就知道广州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仲裁结果，并就该仲裁裁决书与胡林立进行过沟通，潘国波、廖凤娥、程志民出于对胡林立的信任，同意由胡林立律师“摆平”该仲裁书所裁定的内容，并且确认在整个撤裁程序过程中都有跟胡林立就如何撤销仲裁裁决结果进行协商。即：潘国波、廖凤娥、程志民得知（2013）穗仲案字第2221号仲裁结果后，对该裁决书不服，同意继续委托胡林立律师通过法律途径推翻该裁决书，而且胡林立律师在办理撤销仲裁案过程中一直都有跟潘国波、廖凤娥一方沟通如何撤销仲裁裁决。按潘国波、廖凤娥一方的上述庭审意见，其要求法院确认的侵权行为，仅仅是指胡林立代为签署落款时间为2014年元月3日的《授权委托书》，而不是对胡林立的代理行为持异议。关于上述事实，潘国波、廖凤娥、程志民在一审过程中予以当庭确认，具体详见2017年9月20日庭审笔录第14页、第20页的内容；另胡林立同样当庭确认了程志民于2014年8月份持裁决书到其办公室沟通的事实（详见开庭笔录第15页）。另根据吴海滨提供的录音等证据，也能印证潘国波、廖凤娥、程志民在2014年8月份知道仲裁结果后，同意继续委托胡林立律师处理案件的事实。根据国家法律的规定，对于当事人均表示无异议的事实，人民法院应当予以认定。既然潘国波、廖凤娥、程志民在2014年8月份已经明确表示同意由胡林立律师通过法律途径帮助其推翻该仲裁裁决书，且明知胡林立代为启动撤销仲裁程序后也未持异议，这足以说明胡林立代为申请撤销仲裁的代理行为至少在2014年8月份时得到了潘国波、廖凤娥和程志民的追认和合法授权，而向本院申请撤销仲裁本身，是唯一的，也是最为直接有效的救济途径，因此，在取得合法授权的情况下，胡林立代为理撤裁申请并无不妥，其签署并提交给本院《授权委托书》和《撤销仲裁申请书》依法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本院在2014年11月14日才作出（2014）穗中法仲审字第174号《民事裁定书》，而程志民承认在该中院撤裁案开庭之前，他还跟胡林立律师吃饭沟通案件，当时还曾埋怨胡林立这么迟才把开庭时间告诉他。这也可以说明程志民对胡林立代为申请撤销仲裁的事实是知情并认可的，否则，程志民完全可以解除对胡林立的授权，或针对胡林立代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和《撤销仲裁申请》向本院提出异议。
（六）关于潘国波、廖凤娥自称其房屋于2015年被强制执行，才知道存在撤销仲裁案的说法是错误的，也与程志民的当庭陈述自相矛盾。事实上，本院于2012年12月10日就涉案房屋的租赁合同纠纷作出生效判决后，该判决已于2013年6月24日进入强制执行程序，根本不存在2015年才被执行的可能。即使潘国波、廖凤娥坚称其在2015年房屋被强制执行时才知道胡林立代为向本院提起了撤销仲裁申请，其在2016年11月16日提起本案诉讼之前，也一直没有对胡林立代为申请撤销仲裁的代理行为提出异议。根据民法通则第66条的规定，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据此，吴海滨认为，关于胡林立代为向本院提起撤销仲裁申请的代理行为已经取得了潘国波、廖凤娥一方的合法授权。
（七）根据民事诉讼法第71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视听资料，应当辨别真伪，并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成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就本案而言，吴海滨提交的录音证据能客观反映事实，也与双方当庭的陈述，以及各自提交的其他证据互相印证，人民法院本应依法采纳该组证据。此外，虽然潘国波、廖凤娥当庭否定该录音证据的三性，但其同时又表示：“关于录音中发生的事情为程志民和被告之间的关于如何处理这些事情的协商、调解、和谈过程…”（具体详见9月20日庭审笔录第13页）。如果潘国波、廖凤娥确实无法确定录音中相关人员的身份，不会知道该录音是程志民和百科所等之间的协商、调解、和谈过程。何况，潘国波、廖凤娥一方、程志民承认双方曾在百科所就案件情况进行沟通的事实，并对吴海滨提交的证据3——照片的三性也是认可的。至于一审判决认为吴海滨在录音中存在诱导的说法是根本不成立的。吴海滨没有参与潘国波、廖凤娥申请仲裁和撤销仲裁案的办理，对案情完全不知情，在双方会谈过程中向潘国波、廖凤娥一方了解案件事实并无不妥。录音中反映的整个谈话过程都是潘国波、程志民自愿陈述的，而且程志民是多次主动表达了相同的意思，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程志民自己说出来的，并不是在诱导下形成的。
（八）从情理方面来看，一个执业20多年的老律师，如果没有得到当事人的授意，以及没有任何收益的情况下，怎么可能会擅自为当事人提起撤销仲裁的诉讼，甚至还为当事人垫付了400元的诉讼费用，这根本就不符合情理，一审判决明显违背了本案的客观事实。
被上诉人潘国波、廖凤娥、原审第三人程志民共同对百科所、胡林立、吴海滨的上诉答辩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予以维持。（一）胡林立作为专业律师，理应依照法律规定，为委托人提供合法、合规的法律服务。而胡林立的上诉状所陈述的“事实”却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以所执业的律师事务所名义与委托人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是接受委托的第一步，也是先决前提。2013年6月9日，潘国波、廖凤娥与程志民共同至百科所就“（2013）穗仲案字第2221号仲裁案件”签订《授权委托书》。当时，作为专业律师的胡林立却没有出具《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已经是私自接受案件当事人委托的违规行为。其次，退一万步来说，如果胡林立所称“其已经在2014年8月中旬告知程志民仲裁结果并告知其正在本院申请撤裁诉讼”为真实并且已经得到程志民认可，其亦可以要求对其代签的代理合同进行书面追认。在以上事实足可以证明胡林立上诉状中所称“鉴于时间急迫及被上诉人潘国波在外经商，廖凤娥在廉江居住，程志民在海南工作，在客观上造成了签署相关法律文书的困难”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时，如果胡林立在（2013）穗仲案字第222l号案件《仲裁裁决书》出具后即告知潘国波、廖凤娥以及程志民的，潘国波、廖凤娥以及程志民没有任何必要在2014年8月中旬才到广州仲裁委员会申请领取《仲裁裁决书》以及复印案卷材料。更甚的是，由于另案的执行程序，潘国波、廖凤娥以及程志民在执行法官口中才知道胡林立已经向本院申请撤销仲裁诉讼，且已经被本院裁定驳回。而为了了解事实的详细情况，潘国波、廖凤娥到本院申请调取撤销仲裁的相关资料时才发现胡林立竟然代为“签署”了授权委托书以及撤销仲裁申请书等重要法律文书，致使潘国波、廖凤娥以及程志民丧失法律赋予的合法权利且处于不利地位。在知道胡林立作出如此损害自身利益的行为后，潘国波、廖凤娥以及程志民多次到百科所要求解决事情。而胡林立当时仍是以“我能帮你搞定”为由搪塞。实际上，胡林立企图通过其伪造的民事代理合同在（2013）穗仲案字第2221号仲裁案件胜诉结果中获得由该案被申请人承担7万元律师费。至此，胡林立等人以《委托合同书》中约定服务期限至执行阶段终结时终止为由，将其伪造《授权委托书》私自办理申请撤销裁决诉讼的行为伪装成“获得潘国波、廖凤娥授权”的意图非常明显。同时，胡林立为了达到掩盖仲裁败诉的结果，抱着可以通过获得撤销仲裁诉讼的胜诉来重新对案件进行处理的侥幸心理，隐瞒了仲裁裁决结果，私自进行撤销仲裁诉讼的行为更是损害了潘国波、廖凤娥以及程志民的合法权益。再者，撤销仲裁诉讼的驳回裁定早在2014年11月14日就作出了。胡林立作为专业的执业律师，明知道“撤裁诉讼请求被驳回”的法律后果，却一直对潘国波、廖凤娥表示“自己可以搞定”，属于明显的欺诈行为。
（二）对方企图以“表见代理”以及“空白授权委托书”来混淆视听，但表见代理或“空白授权委托书”效力仅限于对程志民而非“受托人”。潘国波、廖凤娥向百科所等出具空白的授权委托书并不代表潘国波、廖凤娥授权百科所等进行其在空白授权委托书上填写的所有行为。本案情况不适用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做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的规定。前条规定中的“民事行为”是指具体的民事行为。在本案中，“民事行为”应当为“胡林立代表潘国波、廖凤娥向广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撤销（2013）穗仲案字第2221号《仲裁裁决书》之诉”的行为。而胡林立律师作为一名专业的法律职业从事人员，是在2016年8月，在潘国波、廖凤娥从广州仲裁委员会取得早在2013年12月就已经作出的《仲裁裁决书》，至其执业律所质问原因时，才笼统地说“负责把这件事情搞定”，但如何搞定，通过什么方式搞定并没有明确说明。同时，胡林立向本院提起撤销仲裁的诉讼是在2014年6月9日，而驳回撤裁诉讼请求的裁定也是在同年的11月14日作出。潘国波、廖凤娥不能在2016年8月授权胡林立律师在2014年6月9日向本院提起撤销仲裁诉讼。胡林立律师在其上诉状称，潘国波、廖凤娥在2017年3月份与胡林立协商处理本案时，主动向胡林立提交了2016年12月7日潘国波、廖凤娥签名给程志民的，内容为“处理房产纠纷一案由程志民指定的律师全权代理，代理律师在与该房屋有关的所有诉讼或仲裁案件中均作为我方的诉讼（仲裁）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以及在2017年3月27日主动向胡林立重新补签了一份《授权委托书》，其授权委托内容与2013年6月9日相同。结论为，潘国波、廖凤娥对胡林立的代理行为进行追认。首先，2016年12月7日的授权委托书仅为潘国波、廖凤娥授权程志民处理案涉房屋的事务。实际上与胡林立没有任何利害关系，也不存在权利义务。至于2017年3月27日的授权委托书是胡林立在潘国波、廖凤娥提起了本案一审诉讼以后，为了逃避法律责任，邀请潘国波、廖凤娥到其执业律师事务所就案件进行协商。在协商过程中，一再保证其有办法可以摆平（2013）穗仲案字第222l号案件，使案涉房屋不被执行。在以上保证中，胡林立要求潘国波、廖凤娥对其在以后的“摆平行为”进行授权而作出的授权委托书。同时，胡林立为了骗取潘国波、廖凤娥出具2017年3月27日的授权委托书，更出具了一份关于撤销（2014）穗中法仲审字第174号案件的《申诉书》，而非胡林立所称的对其提起撤裁诉讼行为的追认。如果胡林立所称属实，其作为专业的律师，为何不再授权委托书上载明“委托人承认受托人向本院就撤销（2013）穗仲案字第2221号案件提起诉讼之结果”。其次，如果胡林立说法成立，潘国波、廖凤娥应当在出具授权委托书后立即撤回本案一审诉讼。如此看来，胡林立的说法不成立。胡林立也正是明白，只要载明前述内容，潘国波、廖凤娥是不会签名的，才会诱导潘国波、廖凤娥签署其精心设计的《授权委托书》。至收到胡林立的上诉状，潘国波、廖凤娥才明白，该授权委托书实际是上诉人为了骗取“潘国波、廖凤娥追认”的书面证明而精心设计的局。潘国波、廖凤娥从案发至今从未表示追认胡林立律师撤销仲裁之诉的任何行为。
（三）关于对吴海滨律师一审时提交的录音证据，潘国波、廖凤娥坚持一审的质证意见并认同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的认定述。
上诉人胡林立对百科所和吴海滨的上诉述称：同意百科所、吴海滨的上诉意见。
上诉人吴海滨对百科所和胡林立的上诉述称：同意百科所、胡林立的上诉意见。
上诉人百科所对胡林立和吴海滨的上诉述称：同意胡林立、吴海滨的上诉意见。
被上诉人潘国波、廖凤娥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要求判决落款日期为2014年1月3日委托人分别为潘国波、廖凤娥、受托人均为胡林立、吴海滨的两份授权委托书不成立；二、判决百科所赔偿潘国波、廖凤娥律师费损失3000元；三、判令胡林立、吴海滨对第二项诉讼请求中百科所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胡林立、吴海滨系百科所的律师。2013年6月9日，就潘国波、廖凤娥与张伟佳、谭伟平因广州市越秀区寺右新马路5号之五2808号房屋的买卖合同纠纷仲裁一案，潘国波、廖凤娥和程志民前往百科所处找到胡林立要求办理委托手续。当日潘国波、廖凤娥根据胡林立的要求当面各签署了两份授权委托书，其中潘国波和廖凤娥分别签名签署的一份《授权委托书》载明潘国波和廖凤娥委托胡林立、吴海滨在其本人与张伟佳、谭伟平关于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作为潘国波和廖凤娥仲裁代理人，胡林立的代理权限均为：1、代为承认、放弃、变更仲裁请求；2、提出反诉请求，参加调解，接受和解。吴海滨的代理权限则为：1、代为提交仲裁申请材料及签收相关仲裁文书；2、参加仲裁审理，参加调解。胡林立自认吴海滨的名字是其自行填写上去，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律师所的惯例。另外一份有潘国波和廖凤娥签名的《授权委托书》内容则为空白。另外上述《授权委托书》下面均注明该《授权委托书》系递交广州仲裁委员会等。
同日，胡林立以潘国波、廖凤娥（甲方、委托方）的名义与百科所（乙方、受托方）签订了一份粤百科律民委字（2013）第064号《委托合同书》，该合同其中约定甲方委托乙方提供以下法律服务：代拟各类仲裁后诉讼法律文书；出席法庭或仲裁庭的诉讼；参加仲裁机构或人民法院主持调解；代为受领裁决书、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甲方委托乙方提供本合同项下法律服务的权限：特别授权（具体内容以甲方出具的授权委托书为准）；乙方根据甲方的要求指派胡林立、吴海滨律师在受托的权限内提供本合同项下的法律服务，依法维护甲方的合法权益；甲方跟乙方为其提供法律服务所需律师人数、工作时间、复杂程度、可能程度的风险和责任、自身承受能力，同意支付律师服务费人民币柒万元（小写：￥70000.00），该费用应于本合同签订之日起叁日内付清；乙方为委托人提供的法律服务过程中发生的下列费用，由甲方另行支付：案件受理费；法律规定应由甲方承担的费用；除本合同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外，乙方为甲方提供本合同项下的法律服务的期限至执行阶段终结时终止等。胡林立称其之所以代潘国波、廖凤娥签订《委托合同书》，是因为当时时间紧急，且潘国波、廖凤娥在签订《授权委托书》后就离开了而未当场签订《委托合同书》，其当时通知程志民要求潘国波、廖凤娥下午前来签订《委托合同书》，程志民则称廖凤娥已经离开广州，另外一时半会找不到潘国波，程志民就要求其代签，故其签完之后就转交给程志民让潘国波、廖凤娥确认。
胡林立取得潘国波和廖凤娥的授权委托书后，并在2013年7月2日收到为办理潘国波、廖凤娥房屋买卖合同仲裁案仲裁费22000元并出具了收条。潘国波、廖凤娥称当时百科所实际收取了其25000元，也没有说明是作何用途，但潘国波、廖凤娥对此没有提供依据，百科所亦不予确认。
随即胡林立撰写了仲裁申请书，持潘国波和廖凤娥的授权委托书和百科所的所函以潘国波、廖凤娥为申请人，张伟佳为第一被申请人、谭伟平为第二被申请人，依据申请人潘国波、廖凤娥与第一被申请人张伟佳签订的《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向广州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要求：（一）撤销第二被申请人以申请人名义与第一被申请人就广州市越秀区寺右新马路5号之五2808号房屋买卖事宜签订的《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二）裁决两被申请人返还广州市越秀区寺右新马路5号之五2808号房屋等。广州仲裁委员会于2013年7月9日以（2013）穗仲案字第2221号受理了申请人潘国波、廖凤娥关于上述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的仲裁申请，胡林立代申请人潘国波和廖凤娥交纳了仲裁案件受理费17105元和仲裁案件处理费5130元，合计22235元。广州仲裁庭于2013年8月13日组成仲裁庭，在2013年9月29日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申请人潘国波、廖凤娥的委托代理人胡林立，两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黄辉到庭参加了仲裁。2013年12月11日，广州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一）对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不予支持；（二）本案仲裁费222','2018-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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