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穗中法民二撤初字第4号
原告：刘家创，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委托代理人：刘广怀，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与刘家创关系。
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增城支行，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191329094L。
法定代表人：陈德超，该支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徐颖雯，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善巧，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增城市直属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增城市。
法定代表人：袁荣辉，该公司总经理。
被告：增城泰业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
法定代表人：何慧英，该公司经理。
原告刘家创诉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增城支行（以下简称工行增城支行）、增城市直属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属公司）、增城泰业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业公司）第三人撤销之诉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1月2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3月21日召集各方当事人进行庭前交换证据，并于2016年3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家创及其委托代理人刘广怀、被告工行增城支行委托代理人徐颖雯、被告直属公司法定代表人袁荣辉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泰业公司经本院公告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家创诉称：（一）直属公司、广东省增城市兴达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兴达公司）欠刘家创15852000元债务，该债权债务关系已经（2011）穗增法民二初字第1209号生效民事判决确认。直属公司、兴达公司无其它财产可供执行以偿还债务，只有兴达公司名下位于增城市荔城镇新联村迳吓村（金银山）、国土证号为（增）国土（93）用地字第**号的商住用地可供执行，但该地块于2002年被泰业公司串通工行增城支行以诈骗手段违法变卖，造成直属公司、兴达公司无法偿还刘家创债务。刘家创不服（2002）穗中法民三初字278号民事判决，该判决损害了刘家创的合法权益。为此，刘家创于2013年7月11日向广州市人民检察院申诉，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于2014年11月14日作出穗检民（2014）199号通知书并向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抗诉。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于2014年12月24日作出粤检民抗字第﹝2014﹞191号民事抗诉书，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抗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13日作出（2015）粤高法审监民抗字第17号民事裁定，指令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此案。（二）（2015）穗中法审监民抗再字第13号终结裁定损害了刘家创的合法权益。该裁定的依据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1.（2015）穗中法审监民��再字第13号民事裁定没有按粤检民抗字﹝2014﹞191号民事抗诉书的抗诉内容及（2015）粤高法审监民抗字第17号民事裁定书的指令内容来再审。此做法明显保护了泰业公司、工行增城支行，却违法侵占他人财产合法性，损害了刘家创的合法权益。2.（2015）穗中法审监民抗再字第13号终结裁定以“2008年3月7日签订执行和解协议”为依据，作出终结裁定与事实不符，损害了刘家创的合法权益。（1）该和解协议的签订是在未征得案外债权人同意的情况下签订的，损害了案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2）据直属公司、兴达公司在庭询中的答辩，该和解协议未兑现承诺，被变卖的259.8亩商住用地，按当时市场价值为6亿多元人民币，而付给直属公司、兴达公司的款项不到200万元人民币，也没有兑现替兴达公司、直属公司偿还案外人一分一厘的债务，因此该和解协议未有履行完毕。（3）���解协议书对变卖259.8亩商住用地总款数为5614.78万元人民币款项没到兴达公司、直属公司账户上，全部作为泰业公司偿还工行增城支行债务，无法律依据。兴达公司、直属公司没有向工行增城支行借贷过款项，也没欠泰业公司一分一厘债务。在自己欠下的债务未有清偿也未征得案外债权人同意的情况下，将变卖的5614.78万元人民币全部替泰业公司转到工行增城支行账户上，该和解协议损害了案外债权人合法权益。（4）和解协议中变卖259.8亩商住用地程序违法，具体如下：不对外公开告示，在许多案外债权人不知的情况下，暗自将上述259.8亩商住用地卖给广州市金圳源置业有限公司名下，损害了案外债权人利益；故意的将商住用地当作体育用地来评估；评估价、变卖价低于当时市场价13倍。（5）2008年3月7日签订的和解协议，没有记载变卖款项要给回多少钱给兴达公司及��助兴达公司偿还案外债权人多少债务，而将变卖全部款项转到工行增城支行银行账户上，这是非常不平等、欺诈他人合法财产、损害案外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协议。（6）据兴达公司陈述，和解协议是在其全家人人身安全受到胁迫的情况签订的，该和解协议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综上所述，该“和解协议”是规避法律的协议。（2015）穗中法审监民抗再字第13号终结裁定“该和解协议履行完毕，没有损害他人合法权益”与事实不符，应予以纠正。（三）工行增城支行、泰业公司非法侵占了兴达公司、直属公司合法财产，造成上述两公司无法偿还拖欠刘家创的15852000元债务及利息，因此工行增城支行应承担代位偿还兴达公司、直属公司欠刘家创债务及利息的责任。刘家创请求判令：1.撤销（2015）穗中法审监民抗再字第13号民事裁定书，按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作出的粤检民抗字���2014﹞191号民事抗诉书的抗诉内容及（2015）粤高法审监民抗字第17号指令内容重审此案。2.判令工行增城支行代位偿还直属公司、兴达公司欠刘家创的债务15852000元及履行期间的利息。3.确认工行增城支行、兴达公司及广州市金圳源置业有限公司于2008年3月7日签订的和解协议无效。
被告工行增城支行辩称：1.刘家创不具备撤销原案的资格，应当驳回其起诉。刘家创并非原案当事人，也与原案无直接关联，且其对涉案地块无任何请求权。2.本案除斥期间已过，应当驳回起诉。3.原案认定事实及程序均无过错，应当维持或支持。4.原案当事人关系错综复杂，不存在欺诈或胁迫的行为。
被告直属公司辩称：1.直属公司不服（2015）穗中法审监民抗再字第13号民事裁定书。直属公司就粤检民抗字﹝2014﹞191号民事抗诉书于2015年7月10��将有关材料通过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材料接收室转交给办案法官，申请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职权到深圳市宝安兴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寻找本案的关键人物陈某甲调查有关事实，并作出公平、公正的判决，但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定书故意回避抗诉内容，对广东省检察院的抗诉事实只字不提。2.(2015)穗中法审监民抗再字第13号民事裁定书的裁定依据与事实不符。直属公司在给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申诉书都已提到和解未兑现，至今仅收到不到200万元，并未履行完毕。刘家创的损失应由变卖直属公司259.8亩商住用地的工行增城支行及泰业公司赔偿。
被告泰业公司未到庭及答辩。
原告刘家创提供的证据如下：证据1.（2011）穗增法民二初字第1209号民事判决书及裁判文书生效证明，拟证明直属公司与兴达公司欠刘家创15852000元，该债权经法院生效判决书所确认。证据2.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穗中法民三初字第278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工行增城支行对兴达公司涉案土地拍卖款没有优先受偿权，因为涉案土地不属于兴达公司而属于直属公司。证据3.（2005）穗中法审监民再字第152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该判决书的判项是正确的，应该按照此判决执行。证据4.广东省人民检察院粤检民抗字﹝2014﹞191号民事抗诉书、证据5.广州市人民检察院【2013】穗检民行受字第200号案件受理通知书、证据6.广州市人民检察院穗检民立字[2013]第233号民事行政监察立案通知书、证据7.广州市人民检察院穗检民监[2014]199号通知书、证据8.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粤高法审监民抗字第17号民事裁定书、证据9.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穗中法审监民抗再字第13号民事裁定书，证据4-9拟证明刘家创不服（2002）��中法民三初字第278号民事判决，（2015）穗中法审监民抗再字第13号民事裁定书没有按粤检民抗字﹝2014﹞191号抗诉书的抗诉内容及（2015）粤高法审监民抗字第17号民事裁定指令内容来再审，刘家创对此向检察院提起抗诉申请并被立案受理。证据10.工行增城支行、兴达公司与广州市金圳源置业有限公司于2008年3月7日签订的和解协议，拟证明该协议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经过法院的确认，损害刘家创的合法权益。证据11.《质询回复书》、证据12.《答债权人刘家创关于2008年3月7日和解协议的复函》，证据11、12拟证明两份材料均是兴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受到人身威胁的情况下签字盖章的，两份材料理应无效，且兴达公司也没有向工行增城支行贷款。证据13.原增城市公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出具的《证明》，拟证明兴达公司及属下拥有的土地90%股权和土地属广州市穗丰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合法拥有，余下10%股份和10%土地属国资拥有，（2002）穗中法民三初字第278号民事判决工行增城支行、兴达公司与广州市金圳源置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和解协议损害了国家利益。证据14.兴达公司出具的《委托书》及《证明》，拟证明兴达公司委托刘家创负责对外引进受让方公司签订认购有关事宜，但兴达公司就涉案土地的权属情况对刘家创存在隐瞒、欺诈。证据15.《引进项目合同书》，拟证明刘家创为履行兴达公司的委托事项而引进了香港金朝阳有限公司。证据16.《土地权抵债合同》，拟证明直属公司向刘家创隐瞒了涉案土地有抵押及出售情况的事实。证据17.企业吊销资料，证明兴达公司于1998年2月19日已注销，该公司于2005年11月25日所签的《土地权抵债合同》及2008年3月7日所签的和解协议均无效。证据18.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增城分局出具的《��询证明》及兴达公司营业执照，拟证明兴达公司没有在该分局注册登记，（2002）穗中法民三初字第278号案中的担保公司是不存在的公司。
被告工行增城支行质证称：证据1.对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对判决书内容有保留意见，且对关联性不予认可。我方认为这是虚假诉讼，债权的依据不足，该证据形成时间是2011年，我方与借款人的诉讼早就已经经过法院判决并履行完毕。该证据与本案所涉及的地块没有任何关联，故刘家创无权提起本案撤销之诉。证据2-9.对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这些文书与刘家创没有任何关联，没有法律上的关系，因此其提起的申请撤销之诉没有法律依据。证据10.对合法性、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关联性不予认可。刘家创提到的和解协议是兴达公司法定代表人袁荣辉受到人身威胁而签订的，而在市检院抗诉案件中袁荣辉也参加了开庭，但其并没有提交相关报警证据，因此所谓的人身威胁和伤害是不存在的。且和解协议的签订、生效无须经案外人同意，即与刘家创无关。证据11.对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没有事实支持刘家创所要证明的内容。证据12.对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与我方没有法律上的关联。证据13.对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与刘家创提起的撤销之诉无关，没有法律上的关联。证据14.对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如果刘家创认为其利益受到损害，应当向兴达公司进行追讨。证据15.对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证据16.对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与本案无关。证据17.对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认可，但关联性不予确认，与本案无���，应由刘家创向兴达公司追讨。证据18.对《查询证明》的合法性、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对兴达公司的营业执照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确认。
被告直属公司质证称：对刘家创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予以认可。
被告工行增城支行提供的证据如下：证据1.（2008）广铁中法执字第3-2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2002）穗中法民三初字第278号民事判决书已经执行完毕，裁定终结。证据2.兴达公司出具的《民事撤诉申请书》，拟证明2007年兴达公司是自愿撤回（2007）穗中法民再重字第1号再审程序。证据3.《还款免息协议书》，拟证明兴达公司与工行增城支行、广州市金圳源置业有限公司、泰业公司对泰业公司的债务偿还问题协商一致达成协议，其他方属于“债的加入”，有履行的权利���务。证据4.《关于变卖抵押物偿债的申请》，拟证明兴达公司是自愿向法院申请变卖抵押物偿债的。证据5.和解协议，拟证明兴达公司与工行增城支行、广州市金圳源置业有限公司自愿协商一致达成和解协议。证据6.粤检民行执监立字[2013]1号民事申诉案件立案决定书，拟证明2013年刘家创已经向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广州铁路运输分院提起申诉，即早已知道原案判决。证据7.穗检民监[2014]199号通知书，拟证明刘家创恶意申诉，浪费司法资源。证据8.（2015）穗中法审监民抗再字第13号民事裁定书，拟证明原案判决并没有错误，已经法院再次确认其合法有效。
原告刘家创质证称：证据1.对真实性、关联性认可，不认可合法性，该裁定将不存在的“增城市兴达房地产开发公司”列为被申请执行人来执行，且被变卖的259.8亩商住用地不是泰业公司财产，因此强行变卖该地块是侵占他人合法财产，损害国家利益和他人利益；对证据2-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5的关联性认可，对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该协议是欺诈他人合法财产、损害国家和他人利益的协议。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认可；对证据8的真实性、关联性认可，合法性不认可，该裁定损害了国家和他人的利益。
被告直属公司质证称：对证据1—8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确认。
被告直属公司提供《关于增城市共有资产办公室证明的补充材料》，拟证明直属公司与工行增城支行签订的协议及和解协议均是虚假的。
原告刘家创质证称：对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予以确认。
被告工行增城支行质证称：对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确认，这是兴达公司单方作出的说明，无法还原真相，况且与本案无关。
被告泰业公司未提交证据及质证。
本院经审理查明：2002年6月4日，本院受理（2002）穗中法民三初字第278号工行增城支行诉泰业公司、增城市兴达房地产开发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工行增城支行起诉请求判令：1.泰业公司立即归还贷款本金1267万元及该款自2001年12月21日起至还款日止的利息、复息；2.泰业公司、增城市兴达房地产开发公司以其抵押给工行增城支行的房产作价优先偿还上述债务；3.泰业公司、增城市兴达房地产开发公司承担诉讼费用。本院查明：2001年4月29日，工行增城支行与泰业公司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由工行增城支行借款1500万元给泰业公司，期限从2001年5月30日至2002年2月20日，月利率为5.58%,按月结息，结息日为每月20日。同日，工行增城支行与泰业公司签订《抵押合同》，但合同并未明确抵押物，也无签订《抵押物清单》。2001年3月27日，工行增城支行与增城市兴达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由增城市兴达房地产开发公司将位于增城市荔城镇新联村、迳吓村面积为172720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给工行增城支行，抵押期限从合同生效前至2006年3月27日期间泰业公司向工行增城支行的贷款，最高贷款余额为3300万元，抵押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全部借款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抵押权的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工行增城支行、泰业公司、增城市兴达房地产开发公司在《抵押物清单》上均签名盖章确认。2001年4月2日，工行增城支行、泰业公司、增城市兴达房地产开发公司共同向增城市国土局房产管理局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确认位于荔城镇新联、迳吓村西浦金某面积为172720平方米的土地抵押给工行增城支行。工行增城支行于2001年5月30日依约发放借款1500万元给泰业公司。借款期满后，泰业公司只归还了借款233万元，尚有1267万元未归还，工行增城支行遂诉至本院。本院经审理后认为：工行增城支行与泰业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有效，泰业公司在借款期满后仍未归还借款损害了工行增城支行的合法权益，工行增城支行要求泰业公司返还借款本金1267万元级利息合法有据。工行增城支行与泰业公司签订的《抵押合同》由于双方未约定抵押物，故该合同对双方不产生抵押担保关系的法律后果。工行增城支行与增城市兴达房地产开发公司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是双方自愿签订，并且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应为有效合同。工行增城支行依法享有合同项下的权利，工行增城支行要求对增城市兴达房地产开发公司设立的抵押物行使优先受偿权符合担保法律的规定。因增城市兴达房地产开发公司经公告送达开通传票后未到庭应诉，故本院依法于2003年4月15日作出缺席判决：一、泰业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向工行增城支行支付借款1267万元级利息（利息从2001年12月21日起至还款日，按合同约定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逾期贷款利息的规定计付）；二、泰业公司如未能清偿工行增城支行的债务，工行增城支行有权依法对增城兴达房地产开发公司位于增城市荔城镇新联村、迳吓村面积为172720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工行增城支行对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的价款，在3300万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起上诉，该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2004年11月30日，兴达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2005年4月11日，本院以（2005）穗中法民申某第27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该案进行再审。再审期间，本院查明：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首页“增城兴达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栏填写“陈某甲”，合同第六页盖章处盖“增城市兴达房地产开发公司”印章，“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一栏有“陈某甲”印章及签名。后附《抵押物清单》上有“增城市兴达房地产开发公司”印章及“陈某甲”签名。兴达公司是1992年在增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的企业，营业执照上的名称为“广东省增城市兴达房地产开发公司”（但该公司公章没有“省”字），法定代表人为陈某甲。1993年，兴达公司取得了广州市建设用地许可证[（增）国土（93）用地字第38号]，但该许可证上的用地单位名称填写为“增城兴达房地产开发公司”。1996年5月，兴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温某，并到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变更手续。1998年2月19日，由于两年未参加年检，兴达公司被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兴达公司原是由广州市增城县直属经济发展总公司（现直属公司）与宝安兴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甲）联营成立的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企业，属于法人型联营企业，但从被吊销营业执照至该案再审，未依法成立清算组织，本院依法传唤直属公司、宝安兴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兴达公司的清算义务人到庭应诉，但宝安兴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没有到庭。本院依法指定直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袁荣辉为该案兴达公司的诉讼代表人。直属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授权直属公司副总经理陈某乙作为该案诉讼代理人。再审庭审中，兴达公司提供一份“增城市兴达房地���开发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该复印件上注明“经查此执照复印件与原件不相符，属伪造。”落款时间为2002年5月25日，盖有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增城分局企业监督管理科的公章。但该注释及盖章均是复印件，兴达公司未提供原件，称是从增城国土局复印的，并主张泰业公司当时办理抵押贷款时用的是该伪造的营业执照。工行增城支行、泰业公司均否认见过执照，但未能提供当时办理抵押手续时抵押人提供的营业执照。工行增城支行称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时陈某甲是作为签约代表签订合同的，只是由于人员变动，现在无法核实当时是否审查过相关的授权资料。兴达公司对《最高额抵押合同》中陈某甲签名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庭审中提出要传陈某甲到庭，对陈某甲的签字作笔迹鉴定，但兴达公司未能联系陈某甲作为证人到庭作证。因该案可能涉嫌犯罪，本院���职权到增城工商部门、国土部门调查，并将取得的材料出示给当事人质证，各方当事人对证据材料均无异议。增城市工商局证实没有“增城市兴达房地产开发公司”在该局注册。现各方当事人也从未主张兴达公司曾使用过“增城市兴达房地产开发公司”印章。增城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建设用地科的档案资料反映，兴达公司1993年申请用地时提供的是“广东省增城市兴达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营业执照，但2001年该地块办理抵押登记时，担保人提供的是前述“增城市兴达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营业执照。在该案庭审中，兴达公司曾出示过一张涉案地块的《广州市建设用地许可证》复印件，上有增城国土部门建设用地科印章，并注明因仍欠相关税费，原件还存放在国土局，落款时间是1995年7月10日（印章及文字内容亦属复印件），以此主张用地许可证原件一直在国土部门��放。但广东省增城市兴达房地产开发公司一直没有提供该建设用地科注释的原件，工行增城支行、泰业公司拒绝对该资料发表质证意见。现该用地许可证原件由工行增城支行存执。
本院再审认为，泰业公司在借款期满后仍未归还借款，损害了工行增城支行的合法权益，原审判令泰业公司归还借款本息正确，应予维持。关于工行增城支行主张对涉案地块使用权行使优先受偿权的问题。1.“增城兴达房地产开发公司”与工行增城支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并提供广东省增城市兴达房地产开发公司名下的建设用地许可证作为抵押物凭证，但《最高额抵押合同》及《抵押物清单》上“增城兴达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印章与广东省增城市兴达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印章不一致；2.“增城兴达房地产开发公司”的签约人“陈水光”虽与广东深增城市兴达房���产开发公司的前法定代表人同名，但签约时其不是广东省增城市兴达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工行增城支行亦未能证实“陈水光”有经广东省增城市兴达房地产开发公司授权行使签约行为；3.“增城兴达房地产开发公司”没有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其营业执照显属伪造，广东省增城市兴达房地产开发公司反映涉案抵押是用该虚假的营业执照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工行增城支行虽否认见过该营业执照复印件，但未能提供办理贷款手续时审核担保人的资料情况，现国土部门档案资料反映2001年该地块办理抵押登记时，担保人提供的就是前述“增城兴达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营业执照，可印证广东省增城市兴达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讲法。因此，本案中的抵押合同不是广东省增城市兴达房地产开发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抵押担保关系不成立。工行增城支行作为发贷人，应有义务审核抵押人的营业执照、签约人的代理权限等材料，但却没有尽到审查的注意义务，有过错，其主张“陈某甲”的签约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要求广东省增城市兴达房地产开发公司承责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令工行增城支行有权对兴达公司名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不当，应予纠正。
2006年1月17日，本院作出（2005）穗中法审监民再字第152号再审判决（以下简称为152号再审判决），判令：一、维持（2002）穗中法民三初字第27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及案件受理费负担的决定；二、撤销（2002）穗中法民三初字第27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工行增城支行不服152号再审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06年11月13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06）粤高发民二终字第66号民事裁定书裁��撤销152号再审判决，并将该案发回本院重审。
本院重审期间，兴达公司于2007年9月25日以其与工行增城支行、泰业公司经过协商达成和解、双方的纠纷已自愿解决为由提出撤回再审申请。2007年10月31日，本院作出（2007）穗中法民再重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该案终结再审诉讼，本院作出的（2002）穗中法民三初字第278号民事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
此后，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指定，对工行增城支行申请执行（2002）穗中法民三初字第278号民事判决一案进行立案执行。执行期间，工行增城支行与兴达公司、案外人广州市金圳源置业有限公司于2008年3月7日达成和解协议，约定兴达公司将涉案地块以评估价56147818元变卖给广州市金圳源置业有限公司，并将该笔转让款全部用于替泰业公司偿还工行增���支行的涉案债务。
2008年3月10日，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作出（2008）广铁中法执字第3-2号民事裁定：一、将被执行人兴达公司位于增城市荔城镇新联村、迳吓村面积为172720平方米、建设用地许可证编号为（增）国土（93）用地38号的土地使用权以评估价56147818元变卖给广州市金圳源置业有限公司所有，如欠土地出让金、征地款等费用均由买受人承担。在买受人办理该土地使用权过户更名手续的同时，解除该院对该土地使用权的查封，办理有关权属证照手续及费用由买受人广州市金圳源置业有限公司自理。二、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穗中法民三初字第278号民事判决书终结执行。
此后，刘家创不服上述执行裁定以及（2002）穗中法民三初字第278号民事判决，于2013年7月分别向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广州铁路运输分院以及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2014年12月24日，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以粤检民抗字﹝2014﹞191号民事抗诉书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认为：本院（2002）穗中法民三初字第278号民事判决中认定的工行增城支行对涉案地块使用权享有优先受偿权是错误的。涉案地块使用权人与《最高额抵押合同》上的抵押人并非为同一主体，本案抵押担保关系不是兴达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
2015年1月13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5）粤高法审监民抗字第1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一、指令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该案；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此后，本院以（2015）穗中法审监民抗再字第13号案进行再审，再审查明：兴达公司于1992年登记成立，为直属公司、宝安县兴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开办的法人型联营企业，1998年2月未经清算即注销。本院再审审查认定：兴达公司未经清算即注销，直属公司作为其开办公司申请作为兴达公司的诉讼承继人参与诉讼，符合法律规定。兴达公司虽然提出执行和解协议上印鉴与公司名称、公章均不符且该协议系受胁迫所签，但表示其签订时对该和解协议内容知晓且无举证证明存在受胁迫的情形，故该执行和解协议应认定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零六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二款和第四百零二条第（三）项的规定，因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抗诉裁定再审的案件，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且已履行完毕的，且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结再审程序。该案中，双方当事人在执行中达成和解且已履行完毕，目前亦无证据证明双方的和解协���损害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故应对该案终结再审程序。2015年8月7日，本院裁定该案终结再审程序。
另查明：2011年10月25日，原广东省增城市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刘家创诉直属公司、兴达公司欠款纠纷一案，该案审理期间，直属公司、兴达公司承认刘家创的全部诉讼请求，该院遂于2011年12月12日作出（2011）穗增法民二初字第1209号民事判决，判令直属公司、兴达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共同支付刘家创款项15852000元。该判决已于2012年1月15日发生法律效力。
本案审理期间，工行增城支行为证实兴达公司同意作为抵押人为泰业公司的债务提供抵押担保，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2007年9月，工行增城支行与泰业公司、广州市金圳源置业有限公司、广东增城兴达房���产开发公司签订的《还款免息协议书》，四方确认泰业公司积欠工行增城支行人民币贷款本息合计9228.83万元，其中本金5678.87万元，利息3549.96万元；广州市金圳源置业有限公司偿还工行增城支行贷款本金5678.87万元；对广州市金圳源置业有限公司承诺还款金额、承担偿还金额与实际履行情况之间的差额部分，广州市金圳源置业有限公司、广东增城兴达房地产开发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本协议是原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的补充，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原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继续有效等。该合同附件包括2001年最抵字第06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在内。合同落款处加盖“广东增城兴达房地产开发公司”章，并由袁荣辉签名确认。
2.2007年9月25日，工行增城支行、泰业公司、广东增城兴达房地产开发公司、广州市金圳源置业有限公司共同向本院提交的《关于变卖抵押物偿债的申请》，内容为：关于兴达公司担保泰业公司向工行增城支行借款一案【（2002）穗中法民三初字第278号、（2003）穗中法执字第885号】，现债权、债务人及抵押人经协商一致，同意将贷款抵押土地使用权卖给广州市金圳源置业有限公司，变卖价款优先归还泰业公司欠工行增城支行的贷款本息及诉讼费垫款。
刘家创主张2008年3月7日三方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并非兴达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广东增城兴达房地产开发公司于2012年12月16日作出的《质询回复书》，其中称：泰业公司提出与我公司和解，并答应在五年内偿还我公司的债务，但至今泰业公司和广州市金圳源置业有限公司都未兑现承诺，我公司多次找上述公司均未得到解决，造成欠债务人的债务得不到偿还。
2.广东增城兴达房地产开发公司于2013年11月3日发出的《答债权人刘家创关于2008年3月7日和解协议的复函》，其中称和解协议是工行增城支行打印好后拿给其签署，因为泰业公司答应在五年内替公司偿还所有债权人债务，其只好在和解协议书签章，该和解协议是在多方压力下，在人身安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章的。函件落款处由袁荣辉签名。
另关于兴达公司企业状态的工商登记情况，兴达公司在（2015）穗中法审监民抗再字第13号案件审理期间，曾提交说明材料：关于兴达公司的企业吊销问题，我公司多次到增城工商局信息咨询服务部查询，该部的办事员和副科长都说我公司档案是吊销，从未办过注销手续，而电脑上显示是注销是因为省工商局有文件规定“2004年行政许可法实施前的企业吊销都视为注销”。所以他们都不能修改电脑上的信息。而且（2010）增法民五初字第56号案中的证据材料中也有我公司的吊销资料，该院（2002）穗中法审监民再字第152号民事判决书中也提到我公司“从被吊销营业执照至今未依法成立清算组织”。
根据刘家创提交2009年2月24日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增城分局查询的《企业吊销资料》记载，兴达公司企业状态为“已吊销企业”，核准日期为1998年2月19日，法定代表人为温某。
本院认为：本案为刘家创提起的第三人撤销之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以及双方诉辩意见，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刘家创是否享有诉权；刘家创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出法定期间；本院作出的（2015）穗中法审监民抗再字第13号民事裁定内容是否确有错误。
关于刘家创提起第三人���销之诉是否符合主体要件和时间条件的问题。根据原广东省增城市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12日作出的（2011）穗增法民二初字第1209号民事判决，刘家创确系直属公司与兴达公司的债权人，而本院基于对（2002）穗中法民三初字第278号借款合同纠纷案进行再审而审理的（2015）穗中法审监民抗再字第13号案，涉及兴达公司名下相关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抵押事实认定，可能影响兴达公司对刘家创所负担债务的清偿能力，因此刘家创主张其应作为该案第三人参加诉讼，理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本院于2015年8月7日作出（2015）穗中法审监民抗再字第13号民事裁定书，刘家创于2015年11月23日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并未超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所规定的六个月的法定期间，故工行增城支行抗辩认为刘家创的诉讼请求超过除斥期间，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确���。
关于本院作出的（2015）穗中法审监民抗再字第13号民事裁定书是否存在内容错误的问题。根据该裁定书的认定，因泰业公司、兴达公司与广州市金圳源置业有限公司已于2008年3月7日达成和解协议，同时由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于2008年3月10日作出（2008）广铁中法执字第3-2号民事裁定，确认该和解协议的效力并已执行终结，故依法裁定终结本案的再审程序。虽兴达公司在再审期间曾提出上述和解协议是受胁迫所签订，但对此并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以及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对其因受胁迫而违背真实意思签订的合同享有撤销权，而兴达公司也未在法定的撤销权行使期限内提出撤销，故再审审查认定该执行和解协议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且具有法律效力并无不当。而关于该和解协议��否有损害刘家创的合法权益问题，因该和解协议形成于2008年3月，此时刘家创对兴达公司所享有的债权尚未得到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的确认，且刘家创对和解协议项下处置的财产也并不享有物权上的优先权，故双方当事人在执行阶段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并未损害刘家创的合法权益。据此，本院再审裁定终结本案再审程序，无论在事实认定还是在法律适用方面均不存在错误，刘家创要求撤销该生效裁定，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至于刘家创起诉要求判令工行增城支行代偿债务以及要求确认2008年3月7日的执行和解协议无效，均超出了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诉讼审查范围，本院不予审理。刘家创可另循法律途径予以解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五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二百九十六条、第三百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家创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16912元，由原告刘家创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莫 芳
代理审判员 江志文
代理审判员 马 莉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李泳筠
廖嘉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