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3）厦刑初字第64号
公诉机关福建省厦门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杨军锋，男，1963年5月22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原系厦门市某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局长，曾任厦门市某区某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某片区征地拆迁工作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兼某片区旧城改造一线指挥小组成员、项目协调组副组长、厦门市某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副局长。2012年8月6日因涉嫌犯受贿罪被刑事拘留，同月18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厦门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陈利群，福建旭丰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张靖，福建天翼律师事务所律师。
福建省厦门市人民检察院以厦检刑诉（2013）4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杨军锋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一案，于2013年4月22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福建省厦门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边爱军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杨军锋及其辩护人陈利群、张靖、证人马某、谢某到庭参加诉讼。期间，经福建省厦门市人民检察院建议，本院二次决定延期审理；经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福建省厦门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2008年至2012年，被告人杨军锋利用担任厦门市某区某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某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某片区征地拆迁工作指挥部（以下简称“某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兼某片区旧城改造一线指挥小组（以下简称“一线指挥小组”）成员、项目协调组副组长、某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某区执法局”）副局长、局长的职务便利，在抢建、违章建筑获得补偿或免予查处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贿赂共计204.2万元（人民币，下同）。具体事实如下：
1、2010年2月及3月间，被告人杨军锋在厦门市某区后坑垃圾压缩中转站临时道路拆迁项目（以下简称“后坑垃圾站临时道路拆迁项目”）工作中，接受某区金林社区马厝社村民马某等人的请托，在明知马某等人为骗取国家拆迁补偿款而抢建违法建筑的情况下，伙同他人滥用职权，擅自提高补偿标准，给予违建户高额补偿，最终造成国家直接经济损失1187.947067万元。事后，被告人杨军锋分别于2010年12月、2011年12月收受马某以支付购房款名义给予的钱款共计200万元。被告人杨军锋将上述款项用于购买厦门市某区一套房产。
2、2008年至2012年，被告人杨军锋利用先后担任某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某区执法局副局长的职务便利，为某区某街道某社区副主任张某的违章建设提供帮助，并为此收受张某给予的面值共计26000元的天虹购物卡。
3、2011年至2012年，被告人杨军锋利用担任某区执法局副局长、局长的职务便利，为某区某街道某社区副主任叶某的违章建设提供帮助，并为此收受叶某给予的面值共计6000元的天虹购物卡。
4、2011年至2012年，被告人杨军锋利用担任某区执法局副局长、局长的职务便利，为某区某街道村民吴某乙的违章建设提供帮助，并为此收受吴某乙给予的面值共计6000元的天虹购物卡。
5、2011年至2012年，被告人杨军锋利用担任某区执法局副局长、局长的职务便利，为徐某承接某区违章建筑物拆除业务提供帮助，并为此收受徐某给予的面值共计4000元的天虹购物卡。
2012年8月6日，被告人杨军锋被福建省厦门市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传唤到案。案发后，政府部门已向违建户追回上述抢建的拆迁补偿款共计914.4278万元。
为支持指控，公诉人当庭讯问了被告人杨军锋，出示、宣读了证人马某、谢某等人的证言、相关任职文件、备忘录、会议纪要、银行交易记录等书证，以及被告人杨军锋的供述和辩解、同步录音录像等证据。
起诉认为，被告人杨军锋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贿赂共计204.2万元，并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被告人杨军锋滥用职权，造成国家直接经济损失共计1187.947067万元，其行为已构成滥用职权罪。被告人杨军锋一人犯两罪，应数罪并罚。被告人杨军锋到案后虽主动供述了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受贿犯罪事实，但其于一审庭审中对此当庭翻供，故不应认定受贿罪系自首。被告人杨军锋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滥用职权的罪行，对滥用职权罪部分可从轻处罚。提请依法判处。
被告人杨军锋辩称：1、其系因购房而向马某借款200万元，不应认定该起事实为受贿；2、张某、叶某、吴某乙、徐某送其购物卡应属人情往来，其并未利用职务便利为上述四名送卡人提供帮助，且于案发前已将其中9000元购物卡及时上交单位，故亦不应认定上述4起事实为受贿；3、其无滥用职权的故意和行为，起诉指控其构成滥用职权罪不当。综上，请求宣告其无罪。
其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起诉指控杨军锋构成受贿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具体理由如下：（1）杨军锋在接受马某交付的涉案200万元钱款时不具有明确的受贿故意，马某亦缺乏行贿的动机，二人之间并无权钱交易合意，且杨军锋事后多次表示还款意愿，现有证据不足以排除二人之间系借款关系的可能，故起诉指控该部分构成受贿罪的证据不足；（2）张某、叶某、吴某乙、徐某送予杨军锋涉案购物卡时并未提出具体请托事项，杨军锋亦不具有为四送卡人具体谋利的行为和情节，故该四部分亦不应认定构成受贿罪；且即使认定该四部分构成受贿罪，亦应将杨军锋于2012年春节期间及时上交单位的9000元天虹购物卡从受贿数额中予以扣除。2、杨军锋在一线指挥小组集体研究涉案后坑垃圾站临时道路拆迁项目的补偿标准过程中，既非提议者，亦非决策人，而是出于完成本职工作的角度，对组长钟某决定的提高补偿标准意见附和同意，杨军锋不具有滥用职权的故意和行为，故在本案中不构成滥用职权罪。综上，请求宣告杨军锋无罪。
经审理查明：
（一）受贿部分
2008年至2012年间，被告人杨军锋利用担任某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某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兼一线指挥小组成员、项目协调组副组长、某区执法局副局长、局长的职务便利，在违章建筑拆迁补偿或查处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多次非法收受他人送予的财物共计204.2万元。具体事实如下：
1、2010年3月中下旬，被告人杨军锋在后坑垃圾站临时道路拆迁项目工作中，接受该项目被拆迁人之一当地村民马某的请托，向负责该项目具体拆迁工作的厦门某拆迁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拆迁公司”）相关人员说情，要求对马某在补偿问题上予以关照，并经手审批通过与马某相关的拆迁补偿协议。事后，马某为感谢杨军锋在上述拆迁项目等方面为其提供的帮助及与杨军锋继续搞好关系，利用杨军锋购房分期付款之机，先后二次以“帮忙”名义送予杨军锋各100万元。其中，2010年12月24日，马某向谢某借款100万元并通知谢某将该款直接转入杨军锋指定的银行账户（后马某于2011年3月3日向谢某归还上述款息共计102万元）；2011年12月12日，马某在杨军锋家中贿送现金100万元。杨军锋将上述200万元款项均用于个人购买厦门市某区一套房产。
以上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马某的证言证实，自2009年始，其与原某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杨军锋交往逐渐密切。2009年底、2010年初，其在某区某变电站和后坑垃圾站临时道路拆迁项目中均有违法建设的厂房被政府征地拆迁，为顺利取得拆迁补偿款，其请托负责上述两个项目拆迁工作的杨军锋帮忙关照，杨军锋表示同意。其中，2009年底某变电站拆迁项目中，其向杨军锋表示希望该项目能够按照万某地块的高补偿标准获赔。其虽不清楚杨军锋具体如何帮忙，但只要杨军锋不反对适用该标准就是对其帮忙，最后该项目确实也按万某地块的赔偿标准予以补偿，其一方顺利获赔1300多万元，其个人从中分得500多万元。2010年3月，其事先得知后坑垃圾压缩中转站旁要征地拆迁的消息后，与林某甲等人合作，在二三天内让柯某等人抢建了1万多平方米的铁皮厂房。因某拆迁公司总经理吴某甲认为上述抢建厂房质量差，不同意其提出的补偿要求，其便请托杨军锋关照，杨军锋答应帮忙与吴某甲商谈，让吴某甲不要杀价杀得太厉害，但同时杨军锋也表示已到现场查看，让其适可而止，要价不要太高。虽然其不清楚杨军锋如何关照，但事后其与合伙人共顺利获赔1600万左右，其个人从中分得700多万元。因上述两个项目的赔偿范围等方面均需经杨军锋审批，为感谢杨军锋在上述两个拆迁项目中的关照，以及与杨军锋进一步搞好关系，方便日后其他厂房的拆迁得到关照，其便利用杨军锋购房之际，用比较客气的“叨咔秋”（闽南语，意为“帮忙”）说法表态可以送给杨军锋200万元。2010年12月底，杨军锋购房需要付款，其因当时资金紧张，遂以生意资金周转需要为由向朋友谢某借款100万元，并安排由谢某直接转款至杨军锋指定的陈某勤账户。2011年3月，因谢某催款，其便将以买材料为名从厦门农信社借出的贷款100万元转入妹夫邓某账户，后按照谢某的要求，从邓某账户直接将其中96万元转入谢某指定的王某甲账户，余款4万元及利息2万元向谢某付现，共计向谢某归还款息102万元。其此前曾多次向谢某借款，双方相互信任，谢某当时并不认识杨军锋夫妻，也不知道其将钱款送给杨军锋。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几人在东浦路小酒馆见面吃饭，但其并未向谢某介绍杨军锋的具体姓名，而是私下告诉杨军锋和陈某勤向谢某借款之事，并表示还钱的事杨军锋不用管，故几人在场并未谈及钱款之事，杨军锋夫妻亦未写借条给谢某。2011年12月12日，因其先前已承诺为杨军锋购房“叨咔秋”，加之此时杨军锋亦已调任某区执法局任局长，对其日后的违法建设可予以关照，其便又送予杨军锋100万元用于支付购房尾款。此次因杨军锋提出转账方式不安全，特别交代要用现金，其便从农信社账户取出100万元现金送到杨军锋家中。此外，2011年3月，其还代杨军锋垫付30余万元车库款，该笔钱款通过银行转账，并有其留下的付款确认书，因双方事先约定该笔是借款，故杨军锋几天后即转账还款。2012年2月、6月间，因郭某等人被陆续调查，杨军锋先后两次约其商量掩盖收受200万元钱款的对策，商定如果有部门调查便称转账的100万元系借款关系，现金100万元就不讲了。
（2）证人谢某的证言证实，其与马某是多年的朋友。2010年底，马某以生意资金周转为由通过其兄谢某乙向其借款100万元，后其将该款分二笔各50万元转入马某指定的账户。2011年3月，其催马某还款，并让马某将96万元转入王某甲账户，余款4万元及利息2万元付现。其曾使用过尾号“2222”的手机号码，但不认识杨军锋、陈某勤。
其辨认银行交易清单、借条，确认2010年12月24日从其本人及石某银行账户各转款50万元至马某指定的陈某勤账户，并否认见过陈某勤提供的陈某勤当日向“谢坚”出具的借条。
（3）证人石某的证言证实，2010年12月24日，谢某以朋友马某要借款为由，让其将此前他存放在其处的50万元钱款转至陈某勤账户，其不认识杨军锋和陈某勤。
（4）证人王某甲的证言证实，2011年3月，其因生意资金周转为由向谢某借款。同月3日，谢某通过邓某的账户转款96万至其账户，其不认识杨军锋、陈某勤、马某及邓某。
（5）证人吴某甲（某拆迁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的证言证实，其所属公司负责垃圾站临时道路拆迁项目的具体征地拆迁工作。2010年3月初，由钟某担任组长、杨军锋、蔡某作为成员的一线指挥小组研究确定该项目的拆迁补偿方案，后由其所属公司人员与街道办工作人员进场调查、商谈。期间，被拆迁人马某在短时间内抢建大量铁皮房，并以该项目的赔偿标准过低等为由，不同意补偿方案。同年3月的一天，杨军锋在指挥部办公室向其提出，马某曾在村两委竞选期间退选，给他很大面子，并作为某村民小组长经常帮助街道开展协调工作，让其在补偿问题上关照马某，不要让马某吃亏。其表示马某抢建的厂房面积大、质量差，比较不好办，但杨军锋以征地需要马某支持为由让其尽量关照。后其同意以该项目提高后的补偿标准处理。
（6）证人林某甲、陈某甲、马某乙、孙某、马某丙（五人均系后坑垃圾站临时道路拆迁项目被拆迁人）、柯某（违法建设施工人员）、陈某乙（厦门某拆迁工程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黄某（某拆迁公司工作人员）、陈某丙（某街道综治城管办工作人员）、马某丁（马某之父）、陈某丁（马某之妻）的证言印证证实，马某在后坑垃圾站临时道路拆迁项目中，与林某甲等人合作在被拆迁地块上抢建厂房1万余平方米，并出面与政府商谈拆迁赔偿事宜。后马某以其本人及他人名义签订相关拆迁协议，从中实际领取补偿款共约700万元。
（7）某片区旧村改造项目（220kv某变电站）非住宅拆迁汇总表及所附拆迁协议审批单、协议书等材料证实，拆迁人厦门某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建设公司”）、被拆迁人某区金林社区居民居委会、房屋所有人马某、实施拆迁单位厦门某拆迁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拆迁公司”），在某街道办事处见证下，签订某片区旧村改造（220kv某变电站项目）某变拆004号协议书，该协议先后经指挥部协调小组成员杨军锋等人审批通过，马某以本人名义可从中领取拆迁补偿款330余万元。
（8）后坑垃圾站临时道路拆迁项目所涉某拆压001号至018号某旧村改造（垃圾压缩站）拆迁协议审批单、某建设公司某片区旧村改造项目（垃圾压缩站东侧道路）征地拆迁安置补偿付款申请单、被拆迁人收款凭证、相关拆迁补偿款发放银行存单证实，2010年3月24日至4月14日间，后坑垃圾站临时道路拆迁项目领导小组经办人杨军锋等人先后审批同意与被拆迁人马某等人签订18份协议书，后上述被拆迁人均已领取相应拆迁补偿款。
（9）杨军锋购房发票、陈某勤、马某、谢某、王某甲等个人银行交易明细及相关凭证证实，杨军锋于2010年12月18日向福建某置业有限公司预付购房款30万元订购某单元房产。同月24日，户名为谢某、石某的个人银行账户各转入陈某勤农业银行的账户50万元。同月25日，杨军锋从陈某勤上述农业银行账户预付购房款99.8018万元。2011年3月3日，马某向福建省农村信用合作社申请的贷款100万元转入邓某个人银行账户，后该账户于当日取现4万余元，并转账96万元至王某甲个人银行账户。杨军锋又于2011年3月25日、同年9月25日分别缴付购房款各84万元，共计168万元。2011年3月27日，马某代杨军锋垫付车库款30.59万元，同月29日，陈某勤通过建行、中行分别向马某银行账户转款15.59万元、15万元，用于归还马某所垫付的该笔车库款。同年12月12日，马某个人银行账户取现100万元。杨军锋于同月23日缴付购房款127万元。
（10）被告人杨军锋的庭前供述及同步录音录像证实，2008年间，其因工作关系认识马某。自2009年开始，其与马某私下交往逐渐频繁。马某是某社区某社村民小组长，长期在该区一带从事违法建筑建设，利用违法搭盖的厂房骗取征地拆迁补偿款。2010年初，马某在某变电站和后坑垃圾站临时道路两个拆迁项目中均有违建厂房被列入政府征地拆迁的范围。其时任某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兼任某片区旧村改造一线指挥小组成员、项目协调小组副组长，并受一线指挥小组组长钟某指定负责后坑垃圾站临时通道拆迁项目，分管某变电站、后坑垃圾站临时道路等拆迁项目的监督、审核、审批等职责，包括监督拆迁补偿是否属于合理补偿、是否存在抢建骗赔等情况，在研究把关出台补偿方案和具体补偿措施上有发言权，在拆迁协议审批过程中有审批权。在某变电站征地拆迁项目商谈过程中，马某请托其在提高补偿标准等方面予以关照，其表示同意。后该项目经指挥小组研究同意按照万某标准补偿，其参会亦表示同意，并审批通过拆迁协议。后坑垃圾站临时道路拆迁项目商谈过程中，马某因要价过高而未能与拆迁公司谈妥，遂于2010年3月底在指挥部请托其向吴某甲说情关照，并请其在审批时关照、支持。其听后让马某不要漫天要价，尽快拆迁不要影响征地拆迁工作，但也同意向吴某甲打招呼关照。后其在指挥部找到吴某甲，提出马某是其好朋友，并谈及其曾劝退马某参选村委一事，让吴某甲在补偿问题上关照一下。吴某甲回复称马某的铁皮房系抢建，且质量很差，不好办，其表示马某在村民中威望比较高，交地还需要马某的配合，吴某甲考虑后表示同意。后其亦在马某相关协议审批表上签名，同意给予马某拆迁补偿。马某从上述两项征地拆迁项目中共计获赔1000多万元。2010年6、7月间，其约马某一起到某区看房，马某听到其表示房价贵后，当即表态可以为其“准备一些”，意思就是送钱，但说送太直白不好听。后马某又到其家中表态可以“准备”200万元，其默许表示同意。订房后的同年12月，马某称第一期100万元已经联系好，由他一个姓谢的朋友转账给其，他会和对方理清（也就是还款），让其不用管。因该笔款是马某送给其买房的，故当时双方并没有写借条。后其通知马某将款转入妻子陈某勤的个人银行账户，用于支付首期购房款。2011年12月，因其曾向马某表示转账不妥，马某此次便将100万元现金送到其家中，其将款交给陈某勤用于付购房款。期间，马某还曾帮其垫付30余万元车库款，但因当时是让马某临时垫付且该笔款由马某直接刷卡付款，实在太明显，故其后即转账还款。其清楚马某送其200万元的目的，是因其在上述两个项目中有说情、关照及审批签字同意，且马某是违建大户，其于2011年调任某区执法局后还可以对他关照。后其听闻有关部门调查郭某等人，便先后两次约马某商谈对策，马某告知第一笔100万他已经还给谢某，让其不必担心，第二笔是现金不说就不会被发现。其收受马某送予的200万元钱款后心里一度非常矛盾，曾想过还钱，但最终还是抱有侥幸心理，认为凭其与马某的关系，马某一定不会将其收钱的事说出去，而且其帮马某很多忙，拿200万也不过分，其也就没有还款。
2、2008年至2012年，被告人杨军锋利用担任某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某区执法局副局长的职务便利，明知某区某街道某社区副主任张某寻求其在违法建设及工作上的关照，仍多次收受张某为此送予的面值共计26000元的天虹购物卡。
以上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张某的证言及某社区居委会出具的关于张某同志的任职说明证实，其在担任某区某街道某社区副主任并分管土地工作期间，为与先后担任某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分管综治）、某区执法局副局长的杨军锋搞好关系，以便在社区分管工作中得到支持和关照，以及为村民的违法建设争取更大利益，于2008年至2012年间利用逢年过节之机先后5次送给杨军锋面值共计26000元的天虹购物卡及烟、酒等物。其中，其于2008年中秋节、2009年春节各送购物卡3000元，2010年及2011年春节各送购物卡5000元，2012年春节送购物卡1万元。
（2）被告人杨军锋的供述证实，其于2008年担任某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后，与某区某街道某社区副主任张某的接触开始增多。其作为街道领导，又分管张某工作，故张某希望在工作上得到其的关照和支持。2011年，其调任某区执法局工作后，张某因本身有违法建设，且在分管工作上与其有更直接的关系，故仍需要其理解和支持。为感谢其支持，张某于2008年至2012年间利用逢年过节之机，先后5次送予其天虹购物卡面值共计26000元及烟、酒等物。其中，2008年中秋节、2009年春节各送购物卡3000元，2010年及2011年春节各送购物卡5000元，2012年春节送购物卡1万元。
3、2011年至2012年，被告人杨军锋利用担任某区执法局副局长、局长的职务便利，明知某区某街道某社区副主任叶某寻求其在违法建设上的关照，仍多次收受叶某为此送予的面值共计6000元的天虹购物卡。
以上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叶某的证言及某社区党总支出具的关于叶某社区工作经历的说明证实，杨军锋原任某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期间，与其是上下级关系。后杨军锋调任某区执法局，负责整个某区的查处违法建筑工作，其为与杨军锋搞好关系，以让杨军锋在查处违建时对其或亲友加以关照，遂于2011年中秋及2012年春节各送予杨军锋面值3000元的天虹购物卡。
（2）被告人杨军锋的供述证实，叶某在某社区有违法建设，其调任某区执法局后，叶某为与其搞好关系，为以后在查处违建时给予他关照，于2011年中秋、2012年春节各送其面值3000元的天虹购物卡。
4、2011年至2012年，被告人杨军锋利用担任某区执法局副局长、局长的职务便利，明知某区某街道村民吴某乙寻求其在违章建设上的关照，仍收受吴某乙为此送予的面值共计6000元的天虹购物卡。
以上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吴某乙的证言及某中队提供的2008年吴某乙所涉违建情况统计表证实，其在某区某社区承接土方工程过程中，与原任某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杨军锋相识。2011年，杨军锋调任某区政执法局工作后，负责整个某区违法建筑查处工作。其因在后坑地块从事违法建设和土方工程过程中，经常被执法局查处，便希望与杨军锋搞好关系，以便杨军锋可在违建查处方面给予关照、通融。其为此于2011年中秋、2012年春节各送杨军锋面值3000元的天虹购物卡。
（2）被告人杨军锋的供述证实，吴某乙在某社区有违法建设，其调任某区执法局后，吴某乙为与其搞好关系，让其在查处违建时给予关照，于2011年中秋、2012年春节各送其面值3000元的天虹购物卡。
5、2011年至2012年，被告人杨军锋利用担任某区执法局副局长、局长的职务便利，为徐某承接某区违章建筑物拆除业务提供帮助，并为此于2012年春节收受徐某送予的面值共计4000元的天虹购物卡。
以上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徐某的证言证实，自2005年开始，其组织施工人员挂靠厦门市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接违法建筑拆除业务。2011年杨军锋调任某区执法局副局长之前，其已承接某区执法局委托的部分违建工程拆除业务。为寻求杨军锋在工作上的支持，将上述某区执法局拆迁业务继续交由其承接，其于2011年间多次送予杨军锋香烟、茶叶，并于2012年春节利用“拜年”之机送给杨军锋面值4000元的天虹购物卡。
（2）某区执法局与厦门市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拆除违法建设委托合同证实，2011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间，某区执法局确定由厦门市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揽拆除某区范围内部分违法建设工作，厦门市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委派徐某为拆除施工负责人。
（3）被告人杨军锋的供述证实，其于2011年调任某区执法局工作后，徐某为得到其在工作上的支持，继续将某区拆除业务交由他承揽，于2011年间多次送其香烟、茶叶，并于2012年春节之际送其面值4000元的天虹购物卡。
另查明，2012年2月27日，时任某区执法局局长的被告人杨军锋向本单位上交其于同年1月15日至22日间收受的4单他人送予的天虹购物卡共计9000元。该事实有经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辩护人提交的向某区执法局调取的礼品登记表、本院向某区机关事务管理局调取的2012年1月至6月礼品移交清单、福建省捐助物资收据等证据证实。
（二）滥用职权部分
2009年9月12日，厦门市某区人民政府召开关于某片区旧村改造及万某项目征地拆迁工作专题会议，明确成立该项目一线指挥小组，由钟某任组长，蔡某、杨军锋为成员，受某指挥部委托处理某片区改造一线工作，同意直接委托某拆迁公司实施拆迁。同日，某建设公司作为该片区代业主与某拆迁公司、某拆迁公司在某街道办事处的见证下签订协议，由某拆迁公司作为上述项目征地拆迁配合单位，服从某拆迁公司的管理和调配。同月15日，一线指挥小组同意某拆迁公司提出的某片区征地拆迁补偿实施方案，其中对无合法批建手续的钢架结构非住宅房屋按200元／㎡给予搬迁补助，且按时搬迁可另给予100元／㎡的搬迁奖励，并于同日形成备忘录决定对未抢建且按时搬迁的拆迁户按400元／㎡予以补助。同年10月11日，某区人民政府召开关于某片区旧村改造项目征地拆迁工作专题会议，原则同意一线指挥小组上报的征地拆迁补偿实施方案。2010年3月2日，市人民政府召开关于某出让地块有关问题的专题会议，明确由某区人民政府牵头于同月18日前完成后坑垃圾压缩中转站进出通道之道路建设用地的征地拆迁工作。同日，某区八十万储备用地片区指挥部召开会议，原则同意某拆迁公司提交的拆迁补偿方案，其中对片区内无合法批建手续的钢架结构非住宅房屋按140元／㎡进行补偿，且按时搬迁可根据楼层给予不同标准的搬迁奖励（第一、二层每平方米按681元；等等）。同月4日，一线指挥小组研究确定建议将后坑垃圾站临时道路拆迁项目纳入某旧村改造范围，且按时搬迁可在原钢架结构房屋补偿标准基础上另给予100元／㎡的奖励。后坑垃圾站临时道路拆迁项目一线拆迁人员进场丈量面积时，发现现场出现大量临时搭建的铁皮厂房，同时被拆迁人要求参照某区八十万储备用地拆迁项目补偿标准执行，后某拆迁公司将上述情况层报一线指挥小组。同月18日，一线指挥小组召开会议，研究确定该项目的补偿标准参照某区八十万平储备用地拆迁补偿方案中无合法批建手续的钢架结构房屋821元／㎡的标准执行，同意拆迁公司按照建筑面积进行处理，事后一线小组成员对此倒签形成书面备忘录。同月24日至4月14日间，后坑垃圾站临时道路拆迁项目相关18份协议书经层报领导小组经办人被告人杨军锋、组长钟某后审批通过。后经某建设公司核发，被拆迁人领取上述拆迁补偿款共计2642.642万元。后坑垃圾站临时道路拆迁项目中，无合法批建手续的钢架结构房屋之实际拆迁补偿标准由400元／㎡提高至821元／㎡后，拆迁补偿款总额相应增加1187.947067万元（未包括林某甲、黄某个人所涉虚报面积领取补偿款部分）。同年4月17日，某区人民政府召开关于新发展用地等项目征地拆迁有关问题的专题会议，明确将临时道路拆迁项目纳入某旧村改造片区。同年11月19日，某指挥部、区重点办联合召开专题会议，原则同意一线指挥小组研究讨论形成的3月18日备忘录，同时强调今后一线指挥小组要进一步完善工作程序，类似情况应及时上报研究批准。
2012年8月6日，被告人杨军锋被福建省厦门市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传唤到案。其归案后主动交代了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涉案全部受贿事实，并如实供述了相关滥用职权问题。案发后，政府部门已通过拆迁公司清退其中抢建部分的拆迁补偿款共计914.4278万元。
以上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蔡某（某指挥部成员、一线指挥小组成员、某建设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的证言证实，2010年，后坑垃圾站临时道路拆迁项目被纳入某片区旧村改造范围，一线指挥小组由组长钟某及其与杨军锋组成，对片区内的一般事务有决定权，但提高拆迁赔偿标准的问题要上报某指挥部集体研究决定。其与市委领导、某区副区长林某、钟某、郑某等人曾查看现场，初步确定临时道路走向，后发现村民的临时搭建行为比较严重。同年3月18日，一线指挥小组召开会议讨论该项目赔偿标准问题，会上钟某、杨军锋均提到抢建情况并表示气愤，但由于上级要求的拆迁时间紧迫，故只能答应被拆迁户的要求，同意将补偿标准由原某旧村改造的400元／㎡提高至参照某区八十万平储备用地的拆迁补偿标准821元／㎡，并对抢建面积按照正常厂房给予补偿，400元／㎡与821元／㎡的差价部分通过虚增拆迁补偿面积的方式解决。当时会上没有形成书面文件，在案的备忘录是因2010年市审计局发现虚增面积问题对该项目进行审计而补签的。当时该补偿标准虽未正式报指挥部批准，但钟某曾表示已请示过有关领导，领导同意提高该补偿标准。
（2）证人吴某甲的证言证实，2010年3月的后坑垃圾站临时道路拆迁项目属某旧村改造范围，最初该项目规定只能以400元／㎡的标准对无合法批建手续的钢架结构非住宅房屋予以补偿，后一线指挥小组考虑到项目时间紧、任务重，便制定了新的拆迁补偿方案，计划在原标准上额外增加100元／㎡的奖励金。但因该项目的被拆迁人当时已了解到某区八十万平储备用地项目的拆迁补偿标准比较高，遂要求参照该标准执行。与被拆迁人商谈无果后，其便将被拆迁人的要求向领导郑某、钟某汇报。同月18日，钟某召集一线指挥小组会议，杨军锋介绍了村民大规模抢建的行为，钟某对抢建问题很气愤，其参会并报告村民要求提高标准的情况，后杨军锋、郑某均表示同意提高补偿标准。钟某表示既然其他街道已经在执行该标准，本项目亦参照某区八十万平储备用地项目的相应补偿标准执行，但该会议当时没有形成书面文件。一线指挥小组在某指挥部领导下开展拆迁工作，无权决定提高补偿标准，提高标准必须报指挥部研究批准后形成会议纪要。同年7、8月间，市审计局审计时发现补偿标准有问题，便由一线指挥小组倒签备书面忘录提供给审计局。后某指挥部亦召开专题会议，对临时道路拆迁项目提高补偿标准事宜事后追认，同时要求一线指挥小组今后要完善工作程序，类似情况应及时上报指挥部批准。
（3）证人林某乙（原某区副区长、某指挥部总指挥）的证言证实，涉案后坑垃圾站临时道路拆迁项目被纳入某旧村改造范围，无合法批建手续的钢架结构非住宅房屋拆迁补偿标准应为400元／㎡。因有人状告该项目违规提高补偿标准，故某区纪委等有关部门于2010年下半年开始介入调查。其曾因此向一线指挥小组成员了解情况，才得知一线指挥小组未向指挥部请示报告而违规提高补偿标准，对无合法批建手续的钢架结构非住宅房屋按照821元／㎡执行拆迁补偿。由于该项目已经完成拆迁，补偿款亦发放结束，成为既定事实，而一线指挥小组确实违规操作，钟某、杨军锋又为此多次向其请求过会，其便同意二人要求，召集某指挥部集体研究一线指挥小组违规提高补偿标准的问题。会上，指挥部批评了一线指挥小组先斩后奏的做法，同时要求他们完善程序，类似问题应及时上报指挥部研究批准。
（4）证人林某丙（某区政协副主席、某指挥部副总指挥）的证言证实，后坑垃圾站临时道路拆迁项目被纳入某旧村改造范围，无合法批建手续的钢架结构非住宅房屋拆迁补偿标准应为400元／㎡。2010年11月，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一线指挥小组在未上报获批的情况下，按照备忘录处理提高征地拆迁补偿标准的问题。会上，指挥部批评了一线指挥小组，并要求他们完善程序，今后类似问题要及时上报指挥部批准。
（5）证人陈某乙的证言证实，其与黄某、陈某丙作为后坑垃圾站临时道路拆迁项目的一线人员，负责摸底调查、丈量清点、协商谈判等具体工作。根据某区政府的指示，某区副区长林某带队现场查看，确定临时道路的位置及走向，后其司联系某测绘公司人员放样，由其与黄某负责丈量，黄某负责与拆迁户商谈。其等人丈量时发现现场出现大量临时搭建的铁皮房，因该项目未发拆迁通告，无法认定“抢建”，且临时搭建面积与原建面积亦无法区分，故将该情况向上级领导汇报后，领导让其等人按现状实际丈量。因该项目所涉拆迁户不多，但赔偿要求却非常高，故后由领导出面与拆迁户的商谈，最后层报钟某批准。
（6）证人黄某的证言证实，2010年3月，临时道路拆迁项目被纳入某片区旧城改造范围，拆迁时间紧迫。其与陈某乙、陈某丙作为该项目的一线人员，负责摸底调查、丈量清点、协商谈判等具体工作，现场发现村民提前已抢建大批铁皮房，该抢建情况项目领导及工作人员均知情。因某区违建、抢建非常严重，其等人便按照惯例对所有面积均丈量，能否赔偿再由领导决定。拆迁商谈过程中，因拆迁户要价比较高，便由街道领导及公司经理吴某甲出面直接与对方商谈。最终，该项目根据一线指挥小组的意见，对无合法批建手续的钢架结构非住宅房屋按821元／㎡的拆迁补偿标准执行。由于该项目是某万某广场征地配套项目，原万某项目已执行400元／㎡的拆迁补偿标准，故账面上通过虚增拆迁赔偿面积的方式处理。其间，吴某甲让林某甲帮忙协调其他被拆迁人，并约定给予林某甲一定报酬。丈量过程中，因大批铁皮房质量比较差，实际丈量面积超出被拆迁人可获赔范围，经向有关领导汇报，同意从中虚增面积以赔偿款的形式支付林某甲报酬150万元。因实测面积扣除可获赔面积后，尚余700余平方米未被使用，其便与孙某商议以林某名义制作拆迁赔偿合同，将该部分赔偿款骗领后据为己有。
（7）证人陈某丙的证言证实，后坑垃圾站临时道路拆迁项目被纳入某片区旧村改造范围，市政府要求必须在3月底完成全部征地拆迁工作，某街道系片区改造的第一责任主体。由其与陈某乙、黄某负责摸底调查、丈量清点、协商谈判等工作。该项目由一线指挥小组领导钟某、杨军锋等人带队现场确定临时道路的位置和走向，后陈某乙、黄某负责放样、丈量工作，其也到现场，主要负责材料审批环节。丈量时，其发现现场出现大量临时搭建的铁皮房，并将该情况向领导杨军锋和吴某丙汇报。该项目的抢建情况领导及工作人员均知情，能否赔偿及赔偿数额由领导小组决定。为了完成拆迁任务，领导最终同意了被拆迁人的要求。
（8）证人吴某丙（原某街道街政办主任）的证言证实，2010年后坑垃圾站临时道路拆迁项目被纳入某片区旧城改造范围。根据领导小组组长钟某的指定及工作分配，其任该项目组长，负责动员、劝导拆迁工作，杨军锋是该项目的分管领导。拆迁范围确定后，钟某带队查看现场，其发现抢建情况比较严重。因被拆迁人要价太高，商谈工作基本由吴某甲、郑某、杨军锋、钟某出面。其在拆迁补偿资金审批过程中，发现经办人黄某、陈某乙对执法局曾拆除过的建筑物也同意补偿，且补偿标准远高于万某项目标准，还有虚增补偿面积等情形，便不同意签字，并报告杨军锋、钟某，但杨、钟表示一线指挥小组经研究同意补偿并让其签字。
（9）证人吴某丁（某拆迁公司工作人员）的证言证实，其代表某建设公司参与后坑垃圾站临时道路拆迁项目工作，主要负责审核工作人员提供的拆迁材料是否正式齐全、真实，并作为公司代表在审核经办人栏签字。某区由指挥部直接管理片区的征地拆迁工作，某片区旧村改造包括临时道路拆迁项目属某指挥部管理，拆迁范围、赔偿标准等问题均由指挥部集体研究并以会议纪要形式确认。
（10）证人王某乙（某建设公司工作人员）的证言证实，其司在案发后向被拆迁人清退补偿款过程中，系以实际补偿标准821元／㎡扣除建筑成本作为价格依据，结合被拆迁人自报的“抢建”面积，核算出各被拆迁人应退补偿款额，其中不包括黄某、郭某二人应退补偿款。
（11）证人林某丁、林某戊、马某、柯某、马某丁、陈某丁、林某甲、林某己（林某甲之子）、王某凤（林某甲儿媳）、林莉某（林某甲之女）、陈某甲、陈某业（陈某甲之父）、林某乙、马某乙、林某强（马某乙女婿）、孙某、马某丙、林某、孙某（林某的表哥）、林某枝、林某智、林某明（林某智之父）的证言印证证实，涉案后坑垃圾站临时道路拆迁项目所涉各被拆迁人的违建、临时搭建厂房，以及与政府拆迁人员谈判后，各自签订相关协议书及实际获赔等情况。其中，林某甲、黄某分别以王某凤、林某名义通过虚报拆迁面积的方式分别获赔150万元、57万余元。
（12）厦门市某区人民政府（2009）××号关于某片区旧村改造及万某项目征地拆迁工作专题会议纪要证实，2009年9月12日，黄国彬代区长主持召开会议，明确成立一线指挥小组，由钟某任组长，蔡某、杨军锋为成员，受某指挥部委托处理片区改造各项一线工作；同意建立快捷高效的资金审核流程，经由业主单位确认并支付款项；同意直接委托某拆迁公司实施拆迁，后于同月22日印发该会议纪要。
（13）侦查机关调取的某指挥部工作制度、工作职责、项目拆迁工作组工作职责证实，某指挥部在征地拆迁工作中的工作职责包括依据市区有关征地拆迁政策的规定，负责本片区征地拆迁的指挥协调、统筹指导、检查督促等重要职责；向区委区政府及时报告征地拆迁的工作进展、存在问题等情况；协调解决本片区征地拆迁中政策没有涵盖到的具体问题，在符合征地拆迁补偿政策的前提下，通过指挥部集体研究的方式，解决实际问题，并形成会议纪要向区重点办备案；通过集体研究，统筹平衡使用片区拆迁项目包干总额，根据区《关于加强征地拆迁工作若干意见》有权建议征地拆迁实施主体对相关贡献较大的征地拆迁相对人予以适当的奖励，并形成会议纪要等。该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征地拆迁组，其中办公室的工作职责包括负责联络协调片区内征地拆迁工作，提请指挥部研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重大问题；负责征地拆迁宣传发动工作，检查、督促征地拆迁实施工作，及时将建设用地提交施工；负责协调片区内征地拆迁保障工作，及时化解各种矛盾等。征地拆迁组的工作职责包括严格执行征地拆迁相关政策规定，按照征地拆迁工作程序，负责实施项目一线征地拆迁具体工作、促进被拆迁人配合征地拆迁、完成一线征地拆迁外业工作并对其结果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做好上情下达、下情上报工作，及时处理和解决在征地拆迁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等。某指挥部每周召开一次工作例会，由指挥部成员、街道工作组负责人等参会；可根据工作需要召集指挥部领导、相关部门及街道、社区领导参加工作协调会，并形成会议纪要。
（14）某拆迁公司提供的实施项目协议书证实，2009年9月12日，某建设公司、某拆迁公司与某拆迁公司在某街道办事处的见证下签订该协议，某建设公司作为片区改造的业主与某拆迁公司商定，由某拆迁公司作为某片区旧村改造项目征地拆迁的配合单位，配合某拆迁公司实施该项目的征地拆迁工作，并服从某拆迁公司的管理和调配。
（15）侦查机关调取的某片区征地拆迁补偿实施方案及备忘录、某拆迁公司提供的某区人民政府（2009）××号关于某片区旧村改造项目征地拆迁工作专题会议纪要证实，2009年9月15日，某拆迁公司提出某片区征地拆迁补偿实施方案，拟对无合法批建手续的钢架结构非住宅房屋按200元／㎡给予搬迁补助，且按时搬迁可另给予100元／㎡搬迁奖励。一线指挥小组研究同意该方案，并于当日决定对未抢建且按时搬迁的被拆迁人以400元／㎡给予补助，形成备忘录。同年10月11日，某区人民政府召开专题会议，原则同意某片区一线指挥小组上报的征地拆迁补偿实施方案，后于同月30日印发该会议纪要。
（16）某指挥部（2009）×号关于某片区旧村改造项目征地拆迁工作专题会议纪要证实，2009年9月24日，受代区长委托，林某乙总指挥召开会议，强调制止违法抢建行为是当前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明确片区范围内的遗留问题，由一线指挥小组集体研究解决，后于同月27日印发该会议纪要。
（17）某指挥部（2010）×号关于某片区旧村改造等项目征地拆迁有关问题的专题会议纪要证实，2009年12月12日，代区长主持召开该会议，同意将某变电站项目纳入某片区旧村改造范围，适用该片区的机制，明确由某拆迁公司负责征地拆迁，后于2010年1月30日印发该会议纪要。
（18）厦门市人民政府（2010）××号关于某出让地块有关问题的专题会议纪要证实，2010年3月2日，厦门市人民政府召集市国土房产局、市规划局、某区政府、某区某街道办等单位，专题研究某出让地块涉及后坑垃圾压缩中转站进出通道改道等问题，明确由某区政府牵头于同月18日前完成后坑垃圾压缩中转站进出通道之道路建设用地的征地拆迁工作，费用由某区政府先行垫付，后纳入土地收储成本；要求代建单位尽快完成该通道用地的现场测量工作并与某区政府对接，后于同月9日印发该会议纪要。
（19）某区八十万储备用地片区指挥部会议纪要及拆迁补偿实施方案证实，2010年2月26日，某拆迁公司提出某区八十万储备用地征地拆迁补偿实施方案，拟对该片区内无合法批建手续的钢架结构非住宅房屋按140元／㎡进行补偿，且按时搬迁可另楼层给予不同金额的搬迁奖励，其中第一、二层按681元／㎡予以奖励（即无合法批建手续的钢架结构非住宅房屋之第一、二层的实际补偿标准为821元／㎡）。同年3月2日，某区黄某代区长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原则同意上述拆迁补偿方案，后于同月4日印发该会议纪要。
（20）一线指挥小组临时道路征地项目拆迁补偿方案证实，2010年3月4日，一线指挥小组根据市区两级政府的要求，','2018-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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