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聊民一终字第37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宋月芳，女，1960年7月10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阳谷县。
委托代理人孟庆勇，山东众成仁和（聊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耀胜，山东众成仁和（聊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国荣，女，1964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阳谷县。
委托代理人朱国红，女，1968年12月9出生，汉族，系朱国荣之妹。
委托代理人王国辉，山东振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宋月芳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阳谷县人民法院（2013）阳民初字第19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宋月芳的委托代理人孟庆勇、张耀胜，被上诉人朱国荣及其委托代理人朱国红、王国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1年12月30日被告宋月芳向原告借款壹佰万元，并向原告出具书面借据，内容为：“借据我叫宋月芳，因经营需要，于2011年12月30日从朱国荣处借人民币壹佰万元整，本人保证于2012年1月13日前还清”，并口头约定按每一万元每天30元计算利息。2011年12月30日原告朱国荣通过其妹妹朱国红的银行账户分四次转账100万元到宋月芳指定的王洪才和他会计的账户上。2012年2月22日被告宋月芳通过将现金存入朱国红账户的方式归还原告朱国荣借款10万元，2012年3月1日被告宋月芳通过用其女儿刘雨的银行账户向朱国红账户转账的方式归还原告朱国荣借款20万元，2012年3月2日被告宋月芳通过用其女婿王欢的银行账户向朱国红账户转账的方式归还原告朱国荣借款20万元，以上共计50万，下欠50万及利息没还。2013年7月10日原告朱国荣向本院起诉，要求被告宋月芳立即偿还原告剩余借款本金50万元及应付利息。
在诉讼中，原告朱国荣在举证期间提交了被告宋月芳出具的借据原件、通过其妹妹朱国红的银行账户分四次转账100万元到宋月芳指定的账户上的银行转账手续和宋月芳通过现金存入、通过其女儿刘雨、女婿王欢银行转账还款50万元的银行手续，以证明被告宋月芳向其借款100万元，现���归还50万元的事实。对于原告方的以上主张，被告宋月芳在举证期间申请我院调取了聊城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A3715990200002012010021刑事侦查卷宗中王洪才向朱国荣出具的借据和朱国荣的身份证复印件，用于证明实际借朱国荣款的是王洪才，宋月芳为原告出具的借据只是代王洪才向原告出具的，是王洪才向朱国荣借款的一个中间环节，原告把借款实际支付给王洪才了而没有实际支付给被告宋月芳，朱国荣一笔借款存在两个借据，但不应存在两个债权，宋月芳出具的借据没有实际履行，宋月芳不应承担还款责任。针对于被告宋月芳以上抗辩意见，原告朱国荣申请我院向承办人陈喆、尹子甲核实聊城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A3715990200002012010021刑事侦查卷宗中王洪才向朱国荣出具的借据和朱国荣的身份证复印件的提取情况，以证明朱国荣从没向聊城市公安局举报过王洪才��也没委托过宋月芳报案，主张卷宗中王洪才出具的借据和朱国荣的身份证复印件下方的“此件系由原件内容复印与原件内容完全一致朱国荣”系宋月芳冒名书写，原告朱国荣的身份证也不是由原件复印的。截止到宋月芳报案王洪才出具的借据在实际报案人宋月芳手里，而不是在她手里，她从没收过王洪才的借据，也没有借款给王洪才，是宋月芳借了她的钱，又借给了王洪才，王洪才与她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经原、被告交替申请，本院调取了聊城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王洪才的A3715990200002012010021刑事侦查卷宗中对王洪才和宋月芳的询问笔录、王洪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相关人员情况一览表和图及办案说明、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3）聊东刑初字第61号刑事判决书、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聊刑二终字第52号刑事裁定书。上述证据与本案有���的材料：一、2012年2月3日15时12分聊城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经侦大队对宋月芳的询问笔录第二页显示：“问：详细说一下你投给王洪才钱的情况？答：2011年4月初我开始往王洪才处投钱，投过很多笔钱，但是具体数额记不清楚了。前期一般是借3个月，王洪才承诺给3、4分的利息，有时也给5分的利息。后来借期也有15天的，给5分利息的居多……问：你给王洪才投钱是通过什么方式？答：大部分是通过银行转账，少量是给的现金。问：你给王洪才投钱有什么凭证吗？答：王洪才给我借据，我自己并不记账。王洪才还给我钱以后，我就把借据还给他，现有的只是王洪才应当还我而未还的借据，所以具体投过多少每次多少钱我记不清楚。问：你投给王洪才钱的来源？答：有我自己的积蓄，大部分是我亲戚朋友的钱。问：说一下王洪才应还你而未还你钱的具体情况？答：���月芳的40万元，2011年10月29日借的……朱国荣的100万元，2011年12月30日借的，2012年1月13日应还未还……宋月桂的45万元，2011年10月24日借的，2011年12月23日应还未还（我已经将45万元垫付给了宋月桂）。总共是656万元。问：关于王洪才你还了解什么？答：我知道王洪才的手机号码是……王洪才的银行账户：中国银行6013826008003584622……”二、2012年3月21日09时45分聊城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经侦大队对宋月芳的询问笔录显示：“问：你今天来聊城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经侦大队有什么情况要向我们提供吗？答：我来反映一下王洪才和胡可经营公司的情况……后来就越投越多，我的姐姐宋月桂、女儿刘娅、刘雨、刘雨的对象王欢，还有同学朱国荣的钱陆续投入到王洪才和胡可开的投资公司里去……问：利息是怎么给你们的？答：利息都是谁投的钱就给谁，有时候我也给��们捎过来，有时给的是现金，有时候是用银行卡打利息和本金……问：给你这么高的利息，你是怎么考虑的？答：我问过王洪才，他说别人给他一毛多的利息……最后这笔是朱国荣的，王洪才到我办公室找我，说再用点钱，倒银行贷款，用的时间不长，说是用十五天，每天按30元算利息，我就找到朱国荣借50万，朱国荣一看利息高就给他凑了100万元，2011年12月30日给王洪才的，就把钱打到王洪才的账户上了。我们还是看着王洪才给的利息高才把钱放到他那里的。”三、2012年3月24日15时00分聊城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经侦大队对宋月芳的询问笔录显示：“问：你今天来聊城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经侦大队有什么情况要向我们提供吗？答：我来反映一下王洪才在我们单位向我们单位人员借钱的情况……我和通过我总共投入了600多万元没有收回来……”四、2012年5月11日09时55分聊城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经侦大队对宋月芳的询问笔录显示：“问：你和刘娅是什么关系？答：刘娅是我的女儿。问：在2012年1月8日刘娅投给王洪才的100万元是怎么回事？答：那100万是我在2011年11月底的时候投到王洪才那里的，在2012年1月8日到期了没有还本钱我让王洪才换的条，换成我女儿刘娅的名字……问：这笔100万你为什么在换条的时候要换成刘娅的名字？答：因为这100万元本来就是叶争奶奶的钱，叶争是我女儿刘娅的对象，当时叶争的奶奶手里有点钱，她就把钱交给刘娅，让刘娅帮她投资，刘娅就把钱放到王洪才那里去了，王洪才给我打的借据，到2012年1月8日换条的时候，我让王洪才把借据换成了刘娅的名字。”五、2012年4月13日21时3分聊城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经侦大队对王洪才的询问笔录第5页显示：“问：2012年1月10日你出走之前又借钱了吗？答：借了。因为临近年关借款到期的特别多，催款的人也很多，我也是为了应急以每一万元每天30-50元的利息，从宋月芳处借了100余万，从孙兆梅处借了50余万等，其中这些钱有43万给了李海博，我自己留了接近二十万，以备出逃时花费，其余的都还账了。”六、2012年4月15日8时57分聊城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经侦大队对王洪才的询问笔录第2页显示：“问：你经手的业务有账目吗？答：我所经手的所有业务自己记了一本流水账，但是2012年1月10日我决定一走了之前我把账本都销毁了……问：你出走之前又借款了吗？答：借了。我以更高的利息从宋月芳、孙兆梅、胡珂朋友等，一共二百万左右。我出走时带了大约二十万，给了李海博四十万，其余的都还到期的借款了。”七、2012年4月17日14时57分聊城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经侦大队对王洪才的询问笔录第2页显示：“问：你与宋月芳什么关系？答：……后来，宋月芳要求给我们筹款时每一万元每月要100元的好处（即一分的利息差价）。开始我们给宋月芳每月五分的利息，如果介绍别人来存款，宋月芳吃一分利息的好处。开始和宋月芳的几笔资金往来都很正常，到期连本带息就还，宋月芳越来越信任我。后来宋月芳带着她的亲朋好友来我这里存款的人越来越多，具体人数我也不清楚，资金大约七百万元左右……”八、2012年4月24日15时00分聊城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经侦大队对王洪才的询问笔录第2页显示：“问：关于宋月芳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答：宋月芳给我介绍了很多人投钱，她在中间吃一分钱的利息，开始的时候是我打条给宋月芳，她再给别人打欠条，到后来的时候就把欠条换成了他借给我钱来源的人的名字，她继续在里面吃利息差。”九、2012年4月28日9时00分聊城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经侦大队对王洪才的询问笔录第2页显示：“问：你投资公司所需的款项都是从哪里凑集到的？答：一开始是通过胡珂认识了宋月芳，我和胡珂共同给她打借据，以四五分的利息筹款。后来我和宋月芳熟悉以后我就单独从她那里筹款。并且我在宋月芳办公室也认识了她的亲朋好友，知道了宋月芳的亲朋好友的钱都放在宋月芳那里后，宋月芳又往我那里放的，我仅仅对着宋月芳打借条。后来随着我投资公司业务量扩大，我需要的资金越来越多，我就给宋月芳打电话要求筹款，于是宋月芳就带着他的亲朋好友来我这里放款，宋月芳从中间有一分钱的好处。”十、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3）聊东刑初字第61号刑事判决书第五页显示王洪才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的事实部分中，贪高息向被告王洪才的投资公司存款的证人名单中有被告宋月芳的名字，但没有原告朱国荣的名字。十一、聊城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王洪才刑事案件的承办人陈喆、尹子甲认可原告朱国荣没到他们那里核实过情况，涉及朱国荣100万元借款的证据和证言均来自被告宋月芳。十二、2012年4月24日9时25分聊城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经侦大队对王洪才的询问笔录中有“问：朱国荣往你这里投了多少钱？答：2011年12月30日我借了她100万元，约定的2012年1月13日还清，按天给利息，每天30块钱，这个钱利息没付。这个钱当初是通过银行转给我的，应该有工商银行、农村信用社还有中国银行好几个银行打过来。”十三、王洪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相关人员情况一览表和图及办案说明。以上材料载明：1、王洪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刑事案件发初期聊城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经侦大队头几次（特别是第一次）对宋月芳询问时，宋月芳认可朱国荣的100万是她投给王洪才的，包含在王洪才应还宋月芳而未还的656万元中，而不是王洪才直接向朱国荣借款；2、王洪才出具的借款人为朱国荣的100万的借据是在被告宋月芳手里的；3、宋月芳对王洪才收取投资款的账户是熟知的；4、原告朱国荣的100万借款已实际支付；5、宋月芳和王洪才均认可王洪才通过宋月芳筹集到的最后一笔100万元的款就是原告朱国荣出借的那100万借款；6、宋月芳和王洪才均认可原告朱国荣出借的那100万借款出借时有口头高利息约定；7、被告宋月芳认可其投到王洪才处的钱，有王洪才开始时给宋月芳出具借据，后来因为某种事由宋月芳让王洪才换成了为其筹款人的名字的情形（比如2012年1月8日王洪才借刘娅的100万元），由此可见王洪才出具的借据载明的出借人写宋月芳的名字还是其资金来源人的名字可以随宋月芳的意志改变，由宋月芳决定；8、王洪才出具的借据有出借人的名字是宋月芳的投资款来源人，实际上该借款是宋月芳对王洪才的借款，是宋月芳投给王洪才的（比如宋月桂的45万元）的情形，所以王洪才的借款不应以王洪才出具的借据载明的出借人确定债权债务关系，而应结合其他证据（比如宋月芳与实际出资人之间的手续）来确定出借人是被告宋月芳还是其资金来源人；9、宋月芳介绍别人来王洪才存款，能吃一分利息的好处；10、无论王洪才出具的借据载明的出借人写宋月芳的名字还是其资金来源人的名字，宋月芳在该笔借款中的收益不变；11、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和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只是将宋月芳作为利害关系人将其举报的朱国荣出资的100万元认定为王洪才非法吸收公共存款，没有直接采纳聊城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经侦大队制作的王洪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相关人员情况一览表和图及办案说明，明确认定朱国荣出资的100万元借款为王洪才与朱国荣之间的借款。12、朱国荣出借本案所涉100万借款后王洪才没有归还过原告朱国荣的50万元的借款及利息。
原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庭审过程中被告宋月芳辩称：“2011年12月30日第三人王洪才向我借款50万元，说利息很高。我当时手里没钱，想先借原告的50万元再借给第三人王洪才。可原告一看利息很高，每天100万按3万元计算利息，原告就没把钱借给我，而是凑了100万元直接把款借给了第三人王洪才。因原告不愿意先汇款，原告虽然与王洪才有经济来往，但不是太熟，原告让我先替王洪才打了一张借据。我是处于和双方关系都很好，没有考虑其他后果就写了。原告拿到借据后就把钱汇给了第三人王洪才。王洪才收到汇款后给原告又亲笔书写了借据一张。我后来让原告把我写的借条退还，但原告以种种理由推脱未还。因系同学关系，借条的事我也未放在心上。我虽也书写了借据一张，但原告并没有实际借给我钱，我与朱国荣之间的借款合同并未生效，我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在原告朱国荣持有被告宋月芳向其借款100万元的借据，被告宋月芳在公安机关做的询问笔录（特别是真实性、可信度最高的第一次笔录）中明确显示被告宋月芳认可已收到该借款并转借给了王洪才，原、被告之间借款事实清楚的情况下，被告宋月芳负有举证责任证明以上不认可其与原告之间存在100万元借贷关系的抗辩意见，以推翻原告要求其偿还借款的���张。而被告宋月芳的以下抗辩意见：1、原告与王洪才早就有经济往来，原告知道王洪才的收款账号，原告向王洪才支付借款的账户不是宋月芳指定的；2、宋月芳将王洪才出具的借款人为朱国荣的100万元的借据已给了原告朱国荣；3、原告朱国荣在持有王洪才出具的借据的情况下，虽经宋月芳的催要也不肯归还宋月芳代王洪才出具的借条；4、2012年2月22日被告宋月芳通过现金存入朱国红账户的10万元，2012年3月1日被告宋月芳通过其女儿刘雨的银行账户向朱国红账户转账的20万元，2012年3月2日被告宋月芳通过其女婿王欢的银行账户向朱国红账户转账的20万元均为原告朱国荣向其借的钱，而非宋月芳为本案所涉借款的还款。均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对己方不利的法律后果，故本院对被告主张原告方给王洪才转款的账号非被告宋月芳指定、原告现在手中掌握着王洪才、宋月芳的两份借据、被告及其女儿女婿上述支付到朱国红账户的50万为朱国荣向宋月芳的借款的抗辩意见不予支持。聊城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王洪才的A3715990200002012010021刑事侦查卷宗中对王洪才和宋月芳的询问笔录、王洪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相关人员情况一览表和图及办案说明、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2013）聊东刑初字第61号刑事判决书、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聊刑二终字第52号刑事裁定书载明的内容显示：1、被告宋月芳向原告朱国荣出具借据借款的初衷就是给王洪才使用。宋月芳出面借钱，给朱国荣出具借据，宋月芳又熟知王洪才的收款账户，在原告朱国荣与王洪才不是很熟，必然不会知道王洪才及其会计的这么几个账户的情况下，朱国荣方给王洪才方打款的账户必定是宋月芳指定的；2、被告宋月芳向原告朱国荣借款时口头约定了高利���；3、王洪才实际足额收到朱国荣该笔借款且分文未还的事实清楚。结合被告宋月芳认可：1、王洪才出具的借据不是直接给朱国荣的，而是通过她转交；2、宋月芳向聊城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经侦大队举报时其持有王洪才出具的借据；3、宋月芳没证据证明王洪才出具的借据确实在朱国荣手里；4、宋月芳出具的借朱国荣100万元的借据为朱国荣所持，以上事实能形成证据链条，证明：1、本案所涉100万借款为被告宋月芳向原告朱国荣所借，然后转借给了王洪才；2、被告宋月芳向原告朱国荣借款时口头约定了高利息；3、原告朱国荣按被告宋月芳要求支付了借款。虽然聊城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经侦大队2012年4月24日9时25分对王洪才的笔录中有王洪才直接认可从朱国荣处借款100万元的记录，但王洪才和宋月芳的其他笔录次数更多地显示其是向宋月芳借款，是宋月芳给��筹集来的借款，宋月芳还以自己的名义为朱国荣出具了借条。特别是在聊城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经侦大队在宋月芳报案时对宋月芳的第一份真实性和可信度最高的笔录中，宋月芳认可朱国荣的100万元借款包含在王洪才该还宋月芳而未还的借款中，结合宋月芳给朱国荣出具的借据，该笔录只能说明王洪才知道宋月芳是从朱国荣手里给他筹集来的钱，并不能断章取义地认为就是王洪才直接向朱国荣借款。另外，聊城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经侦大队制作的王洪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相关人员情况一览表和图是建立在宋月芳举报和王洪才的供述上的，卷宗中没有朱国荣给宋月芳出具的代为报案的授权委托书，现有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朱国荣委托宋月芳向聊城市公安局报过案，而朱国荣也没亲自报案；借贷关系中的借据应特指出借人收到的借据，而现在也没证据证明王洪才出具的向朱国荣借款的借据就在朱国荣手里，朱国荣对与王洪才之间的借贷关系也不认可；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和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均没有直接采纳聊城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制作的王洪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相关人员情况一览表和图及办案说明，确认朱国荣与王洪才之间的借贷关系，所以聊城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经侦大队制作的王洪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相关人员情况一览表和图显示的朱国荣和王洪才之间的借贷关系缺乏事实依据，不能作为确定朱国荣和王洪才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直接证据。被告宋月芳作为已过50岁、人生阅历丰富的智力正常的成年人，应清楚以自己的名义为他人出具如此大额的借据，自己将面临的法律责任。宋月芳称自己是代王洪才给朱国荣出具的借据，那么在代王洪才出具借据后，宋月芳长时间放任自己给朱国荣出具的借据��在朱国荣处，甚至在明知朱国荣以种种理由推脱不还的情况下而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维权，让自己担那么大的责任的行为有悖常理，让人难以理解，不真实可信。而原告朱国荣所称因对宋月芳的经济实力的认可及对老同学的信任宋月芳才从朱国荣处借到钱，再转借给自己信任的王洪才的说法却能与宋月芳和王洪才询问笔录中载明的宋月芳与王洪才之间另有好处约定，宋月芳为了一分利息的好处为王洪才揽储筹钱的事实基本吻合。诉讼中朱国荣称其与王洪才根本不认识，从来没有经济来往，不可能直接把巨款借给王洪才，不认可宋月芳所称的朱国荣隔着被告宋月芳把100万元巨款直接借给了王洪才的说法，也不认可王洪才出具的出借人为朱国荣的100万元借据。综上所述，宋月芳为本案所涉借款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宋月芳所称“宋月芳虽也书写了借据一张，但原告并没有实际借给宋月芳，宋月芳与朱国荣之间的借款合同并未生效，宋月芳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的抗辩意见，宋月芳应承担对己方不利的法律后果。本院对被告宋月芳的该抗辩意见不予支持，并确认：1、2011年12月30日被告宋月芳向原告借款100万元后又转借给王洪才，并口头约定每天100万按3千元计算利息；2、原告方已按照被告宋月芳的指定的王洪才方的账户实际转账支付借款；3、王洪才2011年12月30日出具的出借人为朱国荣的100万元的借据实际借款债权人是被告宋月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庭审过程中，被告宋月芳认可原告出借100万元借款时有每一万元每天30-50元计算利息的约定，故虽然原告没有提交书面利息约定的证据，本院依然对原告朱国荣出借借款时与对方口头约定高息的事实予以确认；诉讼中，原告朱国荣认可被告宋月芳已偿还了50万元的本金这一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应承担对己方不利的法律后果。虽然被告宋月芳不认可这50万元为还款，称是朱国荣向其借的其他借款，但因这50万元是宋月芳分三次在不同日期支付到朱国红名下账户里的，与宋月芳的抗辩陈述不能相印证，且宋月芳没有提交借据等证据证明其该项抗辩意见，故本院对被告宋月芳2012年2月22日支付朱国荣的10万元，2012年3月1日支付原告朱国荣20万元，2012年3月2日支付原告朱国荣20万元为朱国荣向其的借款的抗辩意见不予���持，对以上款项为原告朱国荣已收回该笔借款中50万元的还款的事实予以确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第二百零七条规定：“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2011年12月30日被告宋月芳向原告朱国荣借款100万元，约定了还款期限，并口头约定按每一万元每天30元计算利息。原告朱国荣按照被告方指定的账户支付了借款。借款到期后被告宋月芳应偿还借款并支付利息。因原、被告之间约定的借款利率超过了同期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而原告在诉讼过程中主动要求被告按月利率2%计息，故被告宋月芳应在借款到期之日起返还原告朱国荣借款100万元，并按月利率2%支付借款期间的利息和逾期利息。因被告已归还原告借款50万元，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归还剩余借款50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被告宋月芳欠款事实清楚，长期不予以偿还不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宋月芳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朱国荣剩余借款50万元及利息（利息按本金100万元、月利率2分自2011年12月30日起计算至2012年2月22日，按本金90万元、月利率2分自2012年2月23日起计算至2012年3月1日，按本金70万元、月利率2分自2012年3月2日起计算至2012年3月2日，按本金50万元、月利率2分自2012年3月3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被告宋月芳负担。（原告朱国荣已预交8800元，由被告在履行上述给付义务时一并给付原告）。
宋月芳不服判决上诉，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导致适用法律错误。1、一审庭审中已经查明被上诉人朱国荣当庭提交的转入借款人王洪才名下100万元中有两份借据，一份是上诉人宋月芳书写，另一份是实际借款人王洪才书写，借款人王洪才在2012年4月24日的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均认可认识被上诉人朱国荣，“是通过宋月芳介绍的。朱国荣是2011年12月30日借款给他的，还款日期是2012年1月13日。按天给利息，每天30元，这个钱是通过好几个银行转过来的。”这与本案被上诉人朱国荣当庭提交的其打款给王洪才的记录相吻合，足以证明被上诉人朱国荣2011年12月30日与王洪才发生过借贷关系。上诉人宋月芳虽在其他借款中有吃利息差的情况，但在王洪才向被上诉人借款的行为中，钱并未打给上诉人，上诉人也未在中间吃被上诉人朱国荣利息差。本案中被上诉人朱国荣起诉上诉人的借款并未实际发生，故不应承担还款责任。2、一审法院本院审理查明中认定，被上诉人“通过其妹夫朱国红账户分四次账户100万元到宋月芳指定的王洪才和他会计账户。”该认定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是上诉人指定给被上诉人的账户，是主观臆断的认定。王洪才自2012年4月13日公安机关第一次询问笔录开始，自始自终都供述除上诉人宋月芳本人借给他钱外，还有其亲朋好友，包括被上诉人朱国荣的款项。3、被上诉人朱国荣以未向公安机关报案为由否认其借款给王洪才的事实。公安机关于2012年12月10日的“办案说明”中明确说明未到公安机关制作询问笔录的不止被上诉人朱国荣一人未去，而是很多人未去，因此为由而否认借给借款人王洪才款的事实是不能成立的。一审法院以此类推借款人王洪才书写的借条不在被上诉人手中是错误的，如果再推断下去，这么多未去做笔录的借据难道都在上诉人手中吗？显然是不可能的。4、王洪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相关人员一览表中第一页32行明确记载2011年12月30日经上诉人宋月芳介绍，被上诉人朱国荣借款给王洪才100万元的事实。（2013）聊刑二终字第52号刑事裁定书也予以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50余人中包括被上诉人的100万。（2013）聊刑二终字第52号刑事裁定书第三页书证第11行吸收存款人员结构图证实王洪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人数和数额。第21行王洪才的供述，也证实了向50余名被害人吸收存款的事实均被法院采纳。被上诉人的债权已被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予以确认。而一审法院竟然以“王洪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相关人员一览表中未被直接采纳，确认王洪才与被上诉人朱国荣之间的借贷关系，”为由，来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是一审法院靠想象推断出来的，与事实严重不符。上诉人虽然2011年12月30日也书写了借条，但实际借款并未发生。被上诉人再用向王洪才打款记录向上诉人二次主张权利，是不能得到法律的支持的，况且刑事判决书上也不能认定王洪才与朱国荣之间具有债权债务关系，这是常识。5、一审法院本院审理查明中��定，2012年2月22日、3月1日和3月2日，宋月芳通过其及女儿和女婿账户偿还被上诉人50万元，是主观臆断。一审时被上诉人虽认可上诉人向其还款50万元，但上诉人提交的一份向被上诉人打款50万元的打款记录，是来证明双方经常有大笔经济来往，反驳被上诉人称的偿还50万元的证明，而一审法院却对此一字未提，长达17页的判决均系推断，完全不是以事实为根据，更谈不上以法律为准绳。6、判决书第9页第十行第十三：以上材料载明：从1-12，无不充满着一审法官的猜测、臆断。这些，也在“本院认为”中得到了完全“贯彻”和“落实”。
被上诉人朱国荣辩称：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处理结果公平、合理、得当，应依法予以维持；而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既没有任何事实根据，也没有相关法律依据，因而应依法予以驳回。请求二���法院依法查清事实，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主要事实理由与法律依据：1、经过一审法院开庭审理，上诉人宋月芳为了从中赚取利息差的好处，于2011年12月30日从被上诉人朱国荣借款100万元投放于王洪才处，此一基本事实是非常清楚的，因为在庭审中，朱国荣曾提供了大量、充分、确实的证据，既有上诉人宋月芳本人签名认可的书面借据，也有被上诉人朱国荣按照上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汇款的金融交易凭证，还有上诉人的亲属刘雨、王欢代替还款50万元的证据，更有宋月芳向聊城市公安局东昌府区经济开发区分局所作的多次书面讯问笔录，以及王洪才向聊城市公安局东昌府区经济开发区分局所作的多次书面供述笔录，同时还有东昌府区法院等相关的司法文书等等。上述证据不仅大量、确实、充分，而且证据之间能够相互补充、印证，形成一个有效的证据链条，足可证实此一借贷关系是明确成立了的。2、尽管上诉人方在上诉状中罗列了不少上诉理由，但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罗列的一系列上述上诉理由既有悖于客观事实，也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更不符合事情的常理逻辑与推断，完全是上诉人自己的单方主观臆断，不足以采信。第一、本案中如不存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借贷关系，上诉人作为一个正常的成年人，是法律上规定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会给被上诉人出具一明确的书面借据吗？且数额高达100万元，借据长时间放在被上诉人处!第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比较要好的关系，而2011年12月30日本案借贷关系发生时，被上诉人与王洪才却是不曾认识的，被上诉人只是通过上诉人才认识的王洪才，被上诉人会把如此高额的借款借给一个自己并不认识、熟悉的人吗？即便是通过上诉人认识同意直接借款给王洪才，被上诉人也应提出有作为中间人的老同学即上诉人作为王洪才的还款担保人的吧！第三、上诉人在聊城市公安局东昌府区经济开发区分局所作的多次书面讯问笔录中，均明确表示朱国荣的这100万元借款是包含在王洪才应该还上诉人而未还的借款中的，这与王洪才在聊城市公安局东昌府区经济开发区分局所作的多次书面供述笔录中明确承认最后这100万元借款是为了应急以更高的利息从宋月芳处借的此一供述是相互印证的。第四、王洪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虽经东昌府区法院与聊城市中级法院判决，但法院认定的王洪才吸收的存款数额包括本案这100万元，是认定在该案的受害人宋月芳即上诉人户下的，上诉人宋月芳当时是作为受害人予以报案的，而被上诉人从未委托过上诉人以朱国荣的名义报案，原因很简单，就是被上诉人认为自己与王洪才之间并未存���直接的借贷关系，该司法文书等证据能直接证明的是上诉人的债权得到了司法机关的确认，并不是被上诉人的本案债权得到了确认。
在二审庭审中，上诉人宋月芳提交以下三份证据：一、王洪才的证人证言。拟证明王洪才向被上诉人朱国荣借款的事实，证明向朱国荣出具借条的事实。二、太平洋保险公司出具的证明。拟证明没有留过朱国荣的身份证复印件，同时印证了朱国荣曾经委托刘娅去东昌府区公安局经侦大队报过案。三、刘娅证人证言一份，证明王洪才向朱国荣出具借条的存在。被上诉人朱国荣对上述三份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1、对王洪才的书面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因王洪才现在监狱服刑，就是王洪才的辩护律师都不能会见，只有王洪才的亲属或好朋友才能探监，上诉人没有就该证据的来源做出详细合理的说明，也没有提供王洪才被关押��所出具的允许会见的证明，该证据真实性存在瑕疵；2、关于王洪才对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供述情况，王洪才曾经在聊城市公安局东昌府区经济开发区分局多次做过书面供述记录，已经详细清楚的阐明了情况，而且该供述笔录已经司法机关进行确认，该证言与多次的供述笔录内容相互矛盾，证言应不予采信。对证据二，1、对真实性有异议，因这份证据是以太平洋保险聊城分公司的名义出具的，那么公司出具这份证明应由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名确认；2、朱国荣在一审法院陈述留身份证复印件，没有说保险公司留取，说的是宋月芳留取的复印件，因为朱国荣是通过宋月芳在的保险，当时把身份证相关手续交给了宋月芳，宋月芳代为办理的。证明说的是当时系统不需要扫描，没有说不需要留复印件。对证据三，1、刘娅系上诉人的女儿，属于与当事人有直接��害关系的亲属，因此该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且刘娅无正当理由不出庭，对真实性有异议；2、刘娅的证言不符合事实情况，她与上诉人在一审时的陈述相互矛盾；3、王洪才和刘娅的证言是一个人的笔迹。其他事实同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2012年4月13日21时03分至2012年4月14日1时39分王洪才在聊城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顾官屯派出所做的第一次讯问笔录中显示其2012年1月10日出走前从上诉人宋月芳处借了100余万；2012年2月3日15时12分至16时23分宋月芳在聊城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做的第一次询问笔录中显示王洪才应还宋月芳而未还的钱包括被上诉人朱国荣的100万元；2011年12月30宋月芳向朱国荣出具的借据，内容为“我叫宋月芳，因经营需要，于2011年12月30日从朱国荣处借人民币壹佰万万元整，本人保证于2012年1月13日前还清。借款人：宋月芳2011年12月30日。”；2011年12月30日朱国荣通过其妹妹朱国红的银行账户分四次转账100万元到王洪才和他会计沈春燕的账户上。以上事实能形成证据链条，可以证明本案所涉100万元借款系宋月芳向朱国荣所借，然后转借给了王洪才。虽然王洪才也就涉案款项也出具了借据，但朱国荣陈述其并没有要。宋月芳作为年龄已过50岁、人生阅历丰富的智力正常的成年人，应清楚以自己的名义为他人出具如此大额的借据，自己可能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宋月芳主张自己是代王洪才给朱国荣出具的借据，那么在王洪才出具借据后，宋月芳长时间放任自己给朱国荣出具的借据留在朱国荣处，甚至在明知朱国荣以种种理由推脱不还的情况下而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维权，让自己承担这么大的责任的行为有悖常理，让人难以置信。
王洪才在公安机关已多次对本案借款进行供述，刘��系宋月芳的女儿，宋月芳二审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其主张。
综上，上诉人宋月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宋月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石 鑫
审判员 孔繁奎
审判员 郭召勇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赵书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