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青田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1121民初4887号
原告：聂东山，男，1944年9月10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住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
委托代理人：李光耀、徐淑华，浙江晟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聂嵩生，男，1946年9月12日出生，汉族，退休职工，住上海市嘉定区。
委托代理人：庄毅雄、陈宇超，上海市三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李陈勤,男,1950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退休工人，住丽水市莲都区。
原告聂东山与被告聂嵩生共有权确认、继承纠纷一案，于2015年2月11日由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受理。2015年2月11日，莲都区人民法院以原告聂东山系该院副院长岳父为由，报请中院指定管辖。2015年2月13日，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由本院审理该案。本院于2015年3月3日受理，2016年6月2日作出（2015）丽青民初字第190号判决。判决后原、被告均不服向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6年10月12日，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浙11民终904号民事裁定，以遗漏必须共同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为由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重审立案后，本院追加李陈勤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2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聂东山的委托代理人李光耀、徐淑华，被告聂嵩生及其委托代理人庄毅雄到庭参加了诉讼。期间，经申请，原、被告双方庭外和解未果。本案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聂东山起诉称：原、被告系同胞兄弟关系。被继承人范希凤系原、被告的母亲，于1997年去世。被继承人聂岳昌系原、被告的父亲，于1999年去世。两被继承人除原、被告外无其他法定继承人。原、被告与两被继承人有一家庭共有房产坐落于莲都区，房产证号为丽房权证莲都区字第××号（原房产证号为丽房字第××号），该房产证载建筑面积为295.41平方米，实际测量面积为304.802平方米。在两被继承人去世后，原、被告对该房产的分割未取得一致意见。该房产即将被政府征收拆迁。现原告诉请：一、判决原告对坐落于莲都区房屋享有二分之一的产权份额；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聂嵩生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当庭口头答辩称：原告主张基于共有以及继承而享有房屋二分之一的份额，被告认为：1、共有的份额不应当在本案中处理，被继承人聂岳昌持有政府部门出具的房屋产权证，产权证显示聂岳昌是产权人，如果原告认为产权中也有其份额的话，其应当向相关房屋管理部门提出行政复议或者另案提起诉讼，该请求不应当在本案中进行处理；2、对于继承的部分不认同是法定继承，聂岳昌生前是有遗嘱的，在遗嘱中明确房屋归被告所有，在生前范希凤、聂岳昌都是被告照顾的，结合上述事实，被告主张百分之百继承案涉房产，和本案原告没有关系。
第三人李陈勤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当庭口头答辩称：没有意见，不太了解。对于房产我没有权利的。
原告聂东山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
一、原告身份证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原告的身份。
二、被告人口信息查询复印件两份、暂住信息复印件一份，第三人人口信息查询复印件一份。用以证明被告和第三人的身份，及被告的暂住地址在丽水市丽华小区。
三、1.丽水市莲都区紫金街道村委会出具的《证明》原件；2.丽水市公安局出具的《证明》复印件；3.火化证明复印件。用以证明1.聂岳昌曾用名聂如铭；2.聂岳昌与范希凤系夫妻关系，均已逝世；3.原、被告系聂岳昌与范希凤的儿子。
四、1.丽房权证莲都区字第××号房产证复印件（来源于丽水市房屋管理处）；2.丽水市房屋面积检测报告单原件；3.丽水市城建测量队房屋建筑面积测绘报告原件；4.丽水市房地产登记申请书原件；5.房屋所有权证存根原件。用以证明原、被告及聂岳昌、范希凤夫妇有一家庭共有房产坐落于丽水市莲都区，房屋证载建筑面积295.41平方米，房屋建成年份1949年，现房产证号为丽房权证莲都区字第××号。
五、1.专题会议纪要原件；2.市区被征收房屋产权、面积、用途、结构认定工程会意见表原件；3.被征收房屋分户估价报告原件；4.被征收房屋估价表原件。用以证明1.案涉房屋将被政府征收；2.该房屋的被征收房屋货币补偿总价1458478元，及现有实测面积304.802平方米。
六、1.丽水市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表原件；2.房屋来源证明原件；3.房屋所有权存根原件；4.丽水市房屋所有权人户籍登记表原件；5.房屋产权异动表原件。用以证明案涉房屋建成年份1949年，属于家庭共有财产。
七、1.民事起诉状复印件；2.丽政发（1986）16号批复复印件；3.丽地公党组（1988）2号文件复印件；4.市政发（1992）67号批复复印件。用以证明1.1951年土改时，聂岳昌一家5口人被划为地主恶霸，所有家庭共有房产被没收；2.1986年，聂岳昌一家被平反，政府返还土改时聂岳昌家被没收的房产；3.1992年，对于聂岳昌家部分因客观原因不能返还的房产给予总计15770元的经济补偿。（复印件来源于丽水市档案馆）
八、1.离休干部登记表复印件；2.丽地组（1988）99号文件复印件；3.离退休人员增加离退休费审批表复印件。用以证明1.聂岳昌家庭成员组成；2.聂岳昌属于离休干部，享受离休干部待遇。（复印件来源于丽水市档案馆）
九、1.出院记录原件三份；2.死亡记录原件。用以证明聂岳昌从1997年3月份开始至1999年5月去世，聂岳昌病重，基本在医院住院治疗。
十、丽水市公安局财政凭证原件。用以证明丽水市公安局对于聂岳昌住院期间社保不能报销的医药费给予报销，并给予生活补助，聂岳昌生病住院期间不存在自行支付医药费的情形。
十一、1.户口本原件；2.丽水市人民医院出具的证明原件两份；3.医药费票据原件；4.彩照检测申请单原件；5.处方单原件；6.照片原件。用以证明聂东山一家平时赡养聂岳昌夫妇的事实。
十二、1.吴某身份证及笔录；2.巫某身份证及笔录。用以证明聂东山夫妇对聂岳昌赡养的事实。
十三、1.录音光盘；2.许美云录音的文字整理资料；3.吴某笔录。用以证明被告提交的遗嘱中许美云没有在遗嘱上作为见证人签字，对聂岳昌立遗嘱之事不知晓。
十四、报告。用以证明原告获悉案涉房屋将被征收拆迁，向拆迁单位主张权利的事实。
十五、地委办【1988】32号文件、关于聂岳昌同志土改时被没收房屋权属问题的备忘录。用以证明案涉房屋在土改时因聂岳昌被错划成份而没收，平反后，根据土改政策返还聂家。
十六、叶某证人笔录。用以证明1、叶某帮忙写遗嘱的时间系1995年、1996年左右，与其开庭陈述的1998年7月帮忙写遗嘱事实不符。2、被告提供的遗嘱与叶某写的遗嘱不是同一份。3、叶某未在遗嘱上签字，也未见证遗嘱所立过程。4、聂岳昌不会电脑打字。5、原告尽赡养父母的事实。
十七、墓碑照片两张。用以证明1、聂岳昌、范希凤夫妇去世的时间及子女情况。2、聂岳昌父亲已去世。
十八、结婚申请书。用以证明原告妹妹聂丽华出生于1950年8月12日，土改时为家庭成员。
十九、文件四份，包括丽信[1987]60号“关于对聂岳昌信访处理问题情况的汇报”、丽水县公安局“关于对聂岳昌家房屋问题的联合调查处理意见报告”、丽水县城郊供销社的报告、“关于聂岳昌同志土改时被没收房屋权属问题的备忘录”。用以证明1、土改时聂岳昌一家五口，根据年龄结构推算，同户为：聂岳昌夫妇、原被告兄弟二人及妹妹聂丽华；2、1951年土改复查时，聂岳昌一家5口人被划为地主恶霸，所有家庭共有房产被没收；3、1986年，聂岳昌一家被平反后，根据文件的表述，政府根据土改时的政策，将房屋返回给聂岳昌本人或聂岳昌家。
二十、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复印件、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表复印件各一份。用以证明聂岳昌母亲楼春女当在土改时与聂岳昌的弟弟聂正平同户，土改时与聂正平同户分得土地房产。原告补充说明：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是在1950年的产权登记，户主是聂正平，户口数是两人，当时聂正平才11岁左右，其是和母亲住在一起的，所以户口两人就包含了楼春女当，这与人口普查登记表的登记是一致的。
二十一、证人吴某、证人巫某证人笔录各一份。用以证明1、案涉房屋系土改没收后，在1986年平反后再根据土改政策由政府返还给聂岳昌户的房屋；2、聂岳昌母亲在土改时与弟聂正平同户，土改时与聂正平同户分得土地房产。
二十二、照片打印件两页。用以证明案涉房屋的现场状况。
被告聂嵩生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材料质证认为：对证据一至三无异议；证据四案涉房屋属于聂岳昌、范希凤所有，不能证明聂岳昌一家共同共有，房屋面积及现有的房产证号无异议，另房屋登记在聂岳昌名下，但土地为集体土地，在解放后本案的原、被告及被继承人都是城镇户口，城镇户口无法取得集体土地上的宅基地，所以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证据五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六真实性无异议，但待证事实有异议，案涉房屋系聂岳昌、范希凤共有财产；证据七中的民事诉状真伪无法辨别，对诉状之外的证据无异议，对其待证事实有异议，案涉房屋系聂岳昌、范希凤共有财产，不属于家庭共有房产；证据八、九无异议；对证据十不能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实际上聂岳昌住院医疗费有部分是自负的；证据十一不能证明原告赡养聂岳昌夫妇的待证事实；证据十二被告方不予质证，原告应先向法院申请证人出庭，再出庭作证，该两证人原告没有向法院提出申请；证据十三，该录音是经过加工、剪辑，不真实的。我们把录音给许美云听过，她说这不是她全部的讲话内容，很气愤，所以到法庭进行了说明，对录音不申请鉴定；证据十四是单方陈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但能证明原告在2013年10月知道了遗嘱的存在；证据十五，文件第一句话已清楚说明聂岳昌当时未参加土改，就被没收了，所以没有登记土地证;85年最高院出台了房屋权属的司法解释，上面讲过土改遗留问题的房屋权属，一般以土地证为准。现在的房屋已经多次登记，所以原告的待证事实不能成立；证据十六，叶某已经到庭作证，他的有关证言应以到庭的证言为准，刚才原告代理人说是证人承认并接受调查，笔录内容真实，假设这说法成立，也推翻不了当庭所做的证人证言；证据十七，墓碑照片真实性及内容无异议；证据十八无异议，对土改时聂丽华是否可以参加土改不清楚；对于证据十九“关于对聂岳昌信访处理问题情况的汇报”文件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当时确实把聂母的房子归还给了聂岳昌，这个事实我们是认可的，但是信访办公室没有具体说明归还房子的原始权利是聂岳昌母亲的，从证据效力看，丽水市政府及联合调查组出具的文件的证明力以及聂岳昌本人自述的效力应高于情况汇报，对于丽水县公安局的调查处理意见报告，确实把聂母的房产归还给聂岳昌，但是公安局没有完整表述，应该以市政府调查组的报告和聂岳昌自述为准，对于供销社的汇报和备忘录，真实性予以认可，对于证明力有异议，当时聂岳昌的房子就是被供销社侵占了，供销社的意见不能代表客观事实，相关的事实应该以市政府调查组的报告和聂岳昌的自述为准，不能以供销社的陈述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对证据二十，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看不出来是否包含楼春女当，50年代时土地还是老百姓的，后来土地已经不是老百姓的了，农村宅基地也是房子和土地分开处理的，这个只是50年代特定时期的一个证据，在60年代到后面已经没有效力了，因为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对证据人口普查登记表真实性没有异议，只能证明聂正平一户中包含楼春女当，但是无法否认聂岳昌母亲对于店屋的权利；对证据二十一，证人笔录形式上有欠缺，而且吴某是42年的，巫某是47年的，这两个人在50年土改时还是孩子，没有理由对这个房子在土改时归谁所有记得那么清楚，证据存在瑕疵；对证据二十二,打印的照片为黑白影像，比较模糊，对于是否为案涉房屋及原告标明的“里屋”“大门”等位置是否准确无法辨认，对于案涉房屋的坐落及四邻情况，应以产权证及联合调查报告所附的房屋平面图为准。另外对于一系列政府文件作如下补充陈述：在1981年到1982年之间的丽水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丽水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是对聂岳昌相关的平反，一审是撤销聂岳昌原本冤假错案的判决，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二审撤销了一审的判决，宣告聂岳昌无罪，聂岳昌平反的过程是在81年开始的。1986年11月的民事诉状，是聂岳昌在平反之后向丽水市人民法院递交的，聂岳昌在该诉状中确认了一幢店屋和三间酒房是属于其母亲的。86年3月24日丽水县人民政府关于改变聂岳昌同志成份的批复中也和诉讼是相互呼应的，一幢店屋和店后三间酒房是属于聂岳昌母亲的，这是一个政府文件，且文件中说经查证，所以这个事实应该还是明确的。在1989年8月份，丽水地市落实聂岳昌房屋联合调查组出具的报告，该份报告背面有附图，这个报告明确了一栋楼是聂岳昌母亲的，第4页还写到86年将店面楼屋落实归还聂岳昌，因当时聂岳昌母亲过世了，就把房屋归还给了聂岳昌，店面楼屋的其他房子也就是聂岳昌的房子已经给了陈大庭等人。92年丽水市人民政府关于给聂岳昌经济补偿费的批复，里面讲到聂岳昌的房子已经给了陈大庭、陈老三等人，这些房子已经无法归还了，丽水市人民政府就这些无法归还的房屋对聂岳昌进行了经济补偿。以上的文件结合原告提供的房产登记的材料，房产的图上可以看到“原聂岳昌店面楼房”，从政府的文件和聂岳昌的自述来看，这三间实际是聂岳昌母亲的。97年第一份产权和之后办的产权证，这个产权证所对应的房屋坐落正是第一份调查组报告左手边竖着的这三间，可见案涉房产最原始的时候应该是聂母的，相关政府文件也明确了是归聂母的，只不过返还的时候聂母不在了，聂岳昌自己的房子也无法归还，所以当时直接把这个房子归还给了聂岳昌。
被告聂嵩生为证明其主张，向法庭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
一、遗嘱原件一份。用以证明原、被告的父亲聂岳昌于1998年7月立下遗嘱决定将案涉房产由次子聂嵩生继承的事实及聂岳昌住院期间由被告照料、支付医药费用。
二、调取（2015）丽青民初字第190号案件中证人叶某、范某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用以证明原、被告父亲聂岳昌于1998年7月立下遗嘱决定将其坐落于丽水市莲都区的房产由次子聂嵩生继承的事实。另（2015）丽青民初字第190号案件庭审中被告提供了许美云出具的书面证词和医疗诊断书，说明许美云因身体原因不能出庭作证。
证人叶某在（2015）丽青民初字第190号案件（以下简称一审）的庭审中陈述称：我是聂岳昌的同事。本案中聂岳昌的遗嘱是我代笔的。1995年聂岳昌夫妇找我代笔遗嘱，我没有答应。后来聂岳昌多次找我代笔，直到1998年7月我去医院看望聂岳昌，聂岳昌再次提出让我代笔遗嘱，我就答应他了。我按照他的口述代笔手写遗嘱，当时就我和聂岳昌在场。被告提交给法庭的遗嘱是我写的，我手写遗嘱后交给聂岳昌，后来如何形成打印件的遗嘱我不清楚。2014年7月原告律师徐淑华对我所做的笔录中，我陈述的都是真实的。遗嘱是按照聂岳昌的原话写的，当时在医院没有纸笔我回家手写遗嘱后交给聂岳昌，聂岳昌不会使用电脑。聂岳昌去世后，是聂嵩生通知我参加后事，在火葬场看到过原告。
证人范某在一审庭审中陈述称：原、被告都是我的表兄，聂岳昌是我的姑父。我姑父聂岳昌的遗嘱是我签字见证的。被告提交给法庭的遗嘱就是我见证的遗嘱。我和聂岳昌一家平时来往较少，有次我在路上碰到聂嵩生的妻子告诉我聂岳昌生病住院了，我就去看望。聂岳昌希望我们经常去看望他，当时他的表达能力很清楚，在医院照顾聂岳昌的是聂嵩生夫妇。聂岳昌告诉我在医院照料、承担费用的都是聂嵩生，以后送终等事宜也要聂嵩生主持，还有的房产给聂嵩生继承，让我做个见证人。后来聂岳昌叫我过去，遗嘱已经书写好了，我看了内容属实就在遗嘱上签字。当时在场的人不多，我也不认识，见证遗嘱的人还有无其他人我不清楚，我在遗嘱上签字时没有注意有无其他见证人签字。我是在医院当场签字的，笔是哪里来的不清楚了。我签字时没有看到其他人签字或盖章的行为，也没有注意聂岳昌有无在遗嘱上签字。遗嘱是打印件，我没有看到遗嘱的形成经过，我不认识许美云。
另在一审第一次庭审后的2015年6月8日，许美云到本院陈述称：聂岳昌是我的舅舅，我在聂岳昌的遗嘱上面盖过章，我去医院看望聂岳昌时见证了遗嘱，聂岳昌把遗嘱的内容读给我听过，我不认识字，也不会写字，聂岳昌让我在遗嘱上盖章，我就在上面盖章了。当时没有别的见证人。那天他还是很清楚的，遗嘱上聂岳昌的签名应该是聂岳昌本人签字的。聂岳昌生病时是其小儿子和儿媳照顾他，聂岳昌的大儿子有无照顾我不清楚。遗嘱的内容是把房子给小儿子。本院就上述陈述制作了询问笔录。
一审本院要求许美云参加证据交换，但许美云予以拒绝。
三、丽水市中医院证明一份复印件一份，其中徐绿萍的同事在证明上签字确认。用以证明聂嵩生的老婆徐绿萍在照顾范希凤、聂岳昌。
四、97年聂岳昌给公安局王局长写的信打印件一份。用以证明1、聂岳昌为本案被告争取权利；2、在97年聂岳昌已有通过打印方式整理函件和文件的习惯。
五、丽水地市落实聂岳昌同志房屋联合调查组于1989年8月出具的《关于聂岳昌同志土改时房屋被错误没收的联合调查处理报告》。用以证明房子是聂岳昌母亲的，在1986年返还时因聂岳昌母亲过世，房屋返还给聂岳昌的事实。
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原告经质证认为：证据一的遗嘱内容、形式上无效。该遗嘱的内容第三段，1949年建房，按人头分土地，所以房屋属于家庭共有房产，不能按自有的房产进行分割。该遗嘱属于代书遗嘱，见证人没有在场，也没有签名，落款时间中没有“日”。且原告对该份遗嘱的存在不知晓。原告提交的证据中可以证明聂岳昌是离休干部，享有医疗补助等，遗嘱第一段中内容“早已不够支出”与客观事实不符。遗嘱中“由次子一家照料”与客观事实不符。“今后我的养老送终……”也与客观事实不符。原告收到的遗嘱复印件与原件有明显差异，显然原告收到的遗嘱复印件与被告当庭提交的遗嘱原件不是同一份，被告是否有多份遗嘱。对遗嘱中聂岳昌的签字也无法确定。遗嘱落款时间是1998年7月，原告提交的报告落款时间是1998年10月，如聂岳昌的收入不够支付不会在医院提出“包间”待遇。聂岳昌除了支付医药费，还保留了586元的生活费，经济不是如遗嘱上陈述的“早已不够支出”。对证据二，证人的部分证言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证人对遗嘱内容赡养、医药费的情况并不清楚，都是听聂岳昌的表述。证人范某与原、被告有利害关系，见证人没有在场见证，代书人也没有签字，遗嘱形式不符合继承法的形式要件。至于许美云的书面证词、医疗诊断书，不能证明盖章的行为是许美云本人所盖，如是本人所盖为何不按手印。书面证词是打印件，遗嘱的盖章和证词的盖章是否是本人真实意思表示代理人不清楚。该证词不符合法律规定。录音材料中许美云对遗嘱过程有表述，许美云对聂岳昌立遗嘱的事情不知晓，也没有在遗嘱中盖章，不能证明被告的待证事实。许美云的笔录意见不具有真实性，不能作为证据采信。1.笔录中讲到她去医院看聂岳昌，聂岳昌读了内容给他听之后许美云加盖了私章。一般去出门不会带私章在身上。法院询问许美云遗嘱上是否系聂岳昌本人签字，许美云的回答是“应该”；2.证人不出庭作证，庭后自己到法院。证人是有能力当庭作证，却不到庭；3.在法庭再三通知要求其证据交换，许美云明确拒绝证据交换，相当于没有到庭作证，接受当事人的质证；4.原告向法庭提供了许美云的录音，录音中的内容与法庭做的笔录内容完全相互矛盾。5.许美云的笔录没有反映出许美云见证整个立遗嘱过程，没有见证其他人或聂岳昌本人的签字；6.许美云的录音在5月26日做的，许美云多次提到聂岳昌立遗嘱是不知情的，在许美云知道我们录音的情况下，她再次强调了对聂岳昌立遗嘱是不知情的。她的证言不能作为证据采信。对证据三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证明从形式来讲，如果作为单位证明，没有单位盖章和负责人签字，作为自然人证明的话应该有证人出庭作证，从证明内容来看和本案无关联性，证明是在2016年出具的，范希凤、聂岳昌在1999年之前就已经去世了，对于当时的情况出具人不一定知情，即使聂嵩生、徐绿萍有照顾范希凤、聂岳昌，也不能证明原告夫妻没有照顾范希凤、聂岳昌；对证据四信件，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均有异议，1、这份证据不能确认是否真实，2、这份证据上的内容反映了聂岳昌为被告争取相关权利，即使有这个行为也是正常的，不能排除原告对二老的照顾，3、这份证据不能证明聂岳昌有打印的习惯，这个时候聂岳昌已经将近80岁，在90年代打印不是属于普遍的行为，即使有打印一般也是由打印员输入，不能证明聂岳昌有打字的能力和打印的习惯，不能证明被告的待证事实；对证据五，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不能证明被告的待证事实，从证据可以反映出案涉房屋属于土改时聂岳昌被错划成分而没收，在平反后根据土改政策返还给聂岳昌，而且这份证据可以反映出当时聂岳昌户的人口数为5人，在土改复查时聂岳昌被错划为地主成分，其户的房产被没收，但保留了聂正平和楼春女当的房屋。
对许美云在本院所作的询问笔录，被告认为：这个是法院依职权对许美云作的，且当时没有其他利害关系人在场，应该是许美云的真实意思表示。
在一审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均确认案涉房屋已被规划拆迁，不能分户，对房屋价值同意拆迁时对房屋所做的评估数据。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第三人李陈勤于2017年3月21日向本院陈述：即使其前妻聂丽华享有案涉房屋的份额，其亦放弃对该份额的继承。
对于本案的证据材料，本院结合庭审调查综合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证据一、二、三、五、八、九、十七、十八，被告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交的证据四、六系案涉房屋不动产登记档案材料，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但该两份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待证的案涉房屋系原、被告等人家庭共有财产的事实，对于案涉房屋的权属，可结合其余证据在下文予以论述；证据七及证据十五，可以证明在土改时聂岳昌家有房产及财产被没收，1986年聂岳昌平反，政府确定要对被错误没收的房产予以归还，后实际归还楼屋三间，从对该房屋的坐落、四邻描述，结合原告的证据十九及被告提供的证据五，可以推断返还的三间楼屋即后登记在聂岳昌名下的案涉房屋，但对案涉房屋在土改时的权属问题，本院将结合其余证据在下文争议焦点予以论述；证据十，能够证明丽水市公安局对聂岳昌住院期间自理药费等给予补助的情况，但从其中记载的批复上看系按50%、60%不等比例的部分补助，故原告关于聂岳昌住院期间不存在自行支付医药费的待证事实本院不予采信；证据十一系户口本、生活照片及部分范希凤的医疗材料，该组证据的内容不足以展现原告赡养聂岳昌夫妇的整体情况，对原告的待证事实证明力不够充分；证据十二，吴某、巫某所做的笔录属于证人证言，被告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证人应出庭作证并接受原、被告双方的质询，两位证人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故对其笔录本院不予采用；证据十三，结合庭后许美云在本院所做的笔录，均应属于证人证言的范畴，许美云在录音资料中的陈述与其在庭后的笔录中的陈述相互矛盾，且拒绝参加证据交换接受双方质询，故对该证据及庭后的笔录，本院均不予采信；证据十四，属于原告的单方陈述，可以证明原告向拆迁单位主张过权利；证据十六，与证人叶某当庭陈述基本一致，证人也对该笔录的真实性当庭确认，故本院予以认定，但该笔录中所述遗嘱代拟的时间与证人出庭陈述的代拟遗嘱的时间不相符合，应当以证人出庭接受质证的证言陈述为准；证据十九文件四份，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从该四份文件的内容看，并未出现聂岳昌的户内人员以及1951年聂家一家5口被划为地主恶霸等内容，但结合其他证据，土改时聂家户内人员为聂岳昌、范希凤、聂东山、聂嵩生、聂丽华以及1951年聂岳昌被划为地主恶霸的事实可以确认，在这四份文件中，确实有出现“原座落在中央的店面楼屋三间，水东供销社已经落实退还聂岳昌本人”“已退回给聂岳昌本人的三间楼房”“将三间楼屋还给了聂岳昌”等内容，该四份文件对“三间楼房”权属的表述与其他政府文件存在矛盾，无法仅以该四份文件确定案涉房屋的权属问题；证据二十，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虽土地证中未明确列明聂正平户内人员包括楼春女当，但土改当时聂岳昌已单独分户，聂岳昌的父亲已去世，聂正平尚未成年，故应当可以推断出土改时聂母与聂正平同户；证据二十一，吴某、巫某所做的笔录属于证人证言，被告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证人应出庭作证并接受原、被告双方的质询，两位证人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故对其笔录本院不予采用；证据二十二为黑白影像的照片打印件，影像较为模糊，被告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故本院对其不予采信，对于案涉房屋的坐落情况，可结合其他材料予以认定。
被告提供的证据一系一份打印形成并由立遗嘱人签名的遗嘱，能与范某证言相互印证，原告未提出相反的证据予以反驳，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二中叶某的证言，与原告方提供的证据十六基本相符，可以确认叶某为聂岳昌代拟遗嘱的事实，本院对叶某有关代拟遗嘱的证言予以采信，对范某的证言，能与被告的证据一相互印证，原告未能提供相反的事实或证据予以反驳，本院对范某以见证人名义在案涉遗嘱上签名之事实予以认定；证据三从形式上看属于证人证言，原告对其内容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证人应出庭作证并接受原、被告双方的质询，现证人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故对其笔录本院不予采用，但对于聂嵩生、徐绿萍照顾聂岳昌、范希凤的事实，可通过其余材料予以认定；证据四，为打印件，原告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定，被告亦无其他证据证明该信件的真实性，故本院不予认定；证据五，原告对其真实性不持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从该文件的内容来看“聂岳昌申诉：父亲抗战时期去世。其父健在时，曾作过口头分家，聂岳昌分现陈老三屋；母亲楼春女当分店楼屋；弟弟聂正平分殿上前……同年，水东乡人民政府将其母被没收的店面楼屋予以落实归还；但店面楼屋东首伙房及伙房北首平屋二间仍被水东供销社占用至今……”“据多方查证：一九五O年土改时，聂岳昌定为中农成份，一九五一年土改复查改划为地主成份，没收店面楼屋三间，面积142.28㎡……”，该份调查报告查证后认定的内容与聂岳昌本人申诉的内容并不一致，故无法仅凭该份文件认定案涉房屋的权属。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聂东山与被告聂嵩生系同胞兄弟，其父亲为聂岳昌（曾用名为聂如铭），母亲为范希凤。原、被告有一位胞妹聂丽华，于1950年8月12日出生，1979年与第三人李陈勤登记结婚，婚后未生育子女，1980年，聂丽华因车祸去世。范希凤于1997年去世，生前未立下遗嘱。聂岳昌于1999年去世。
1950土改时，聂岳昌全家五口人被划为中农，1951年土改复查时，聂岳昌被划为地主，聂岳昌家的房产及动产被没收。1986年，聂岳昌获得平反，政府确定将土改时被错误没收的房产予以归还，后实际归还座落在中央的店面楼屋三间即案涉房屋。1996年，聂岳昌对案涉房屋申请初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亲属栏中载明了妻子范希凤。经申请，聂岳昌取得了丽房字第××号的房产证（现房产证号为丽房权证莲都区字第××号）。2004年后，该房屋根据规划被纳入政府征收范围，现已不能分户。
聂岳昌自1997年3月起至1999年5月4日去世前，基本因病住院治疗。期间，经聂岳昌要求，叶某为其代拟了遗嘱内容，并经过打字形成打印件形式的“遗嘱”，内容为“我患病期间一直依靠次子聂嵩生一家照料，今后我的治病、养老、送终的重担仍然落在嵩生的肩上……决定：将自有坐落在丽水市城关镇的染间贰层泥木结构计贰佰捌拾叁点捌平方米的房屋（房产证为丽房字第××号），由次子聂嵩生继承”。“遗嘱”上立遗嘱人栏为聂岳昌签名，“遗嘱”落款时间为1998年7月，“遗嘱”上还有范某签名，并有“许美云”印章。现原告以该房产系家庭共有财产为由，诉至本院请求确权、继承，判令原告享有案涉房产二分之一产权份额。
本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一、案涉房屋属于聂岳昌夫妻共有还是家庭共有；二、打印遗嘱的效力问题。
关于争议焦点一，原告主张案涉房屋在土改时即系岳昌户所有（根据土改时颁布的中央内务部关于填发土地房产所有证的指示，房产、土地登记以户为单位），故归还后亦应认定属于聂岳昌家庭共有，被告主张案涉房屋在土改前即属聂母楼春女当所有，在土改复查时被当作聂岳昌的房屋错误没收，聂岳昌平反后，因楼春女当已去世，聂岳昌自己被没收的房屋无法返还，聂正平在农村已有房屋，故政府按照惯例和农村习俗将房屋归还给聂岳昌，依照产权登记，房屋应属聂岳昌夫妻共有。现原、被告均未提交能证明案涉房屋原权属的产权凭证，原、被告提供的上述政策文件虽对案涉房屋原权属有所表述，但几份文件的表述存在矛盾，故亦无法直接凭上述文件对案涉房屋的权属进行认定。但案涉房屋确系在土改时被错误没收在聂岳昌平反后归还，故在政府归还时，应当对案涉房屋的原权属进行了查证，在此情况下，案涉房屋归还给聂岳昌并由聂岳昌进行产权登记，应当认定系经过查证案涉房屋原系聂岳昌户所有，房屋被没收时，聂家户内成员为聂岳昌、范希凤、聂东山、聂嵩生、聂丽华，故案涉房屋系五人共同共有。1996年，聂岳昌申请对案涉房产进行初始登记时，无上述其他共有人放弃或让渡权利的材料也无其他物权变动凭据，但其共有权利未作登记，显然与真实权属不符，应对其共有权予以认定。被告主张当地政府系基于惯例及农村习俗将房屋归还给聂岳昌，但从本案的证据中均无法体现，且即使依照被告该主张，因聂岳昌的房屋无法返还、聂岳昌无其他房产而将案涉房屋归还至聂岳昌，这实质上是对聂岳昌被错误没收房产后无法返还而给予的补偿，因原被没收的房产为聂岳昌户所有，故补偿也应及于聂岳昌户，故即使依照被告该主张，案涉房屋亦应属于聂岳昌、范希凤、聂东山、聂嵩生、聂丽华五人共同共有。
关于争议焦点二，原、被告对遗嘱形式的争议，本院认为遗嘱系被继承人在生前根据其自由意思，对其死后遗产作出的单方处分行为，继承法对遗嘱形式要件所做的严格规定，主要是为了防范被继承人作出的遗嘱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或者是被继承人未经慎重考虑而仓促作出决定。但是，继承法并未规定遗嘱不符合形式要求的一律无效。并且由于经济社会发展迅速，打印件的使用日益普及，与1985年继承法出台时的社会环境已发生了变化。更为重要的是，继承法就遗嘱形式的规定主要是为了保障被继承人自主、慎重的作出遗产处分的意思，故对遗嘱的解释应当着重探究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至于案涉遗嘱是否系聂岳昌真实意思表示，本案现有证据即遗嘱本身、叶某、范某的证言已能够形成证据链，首先是叶某的证言，体现了聂岳昌多次要求叶某代写遗嘱，并且遗嘱内容系叶某拟写内容后以打印件形式出现，即由拟本打印成正本，表明聂岳昌订立遗嘱存在一个过程，有充分考虑余地。其次，聂岳昌具备相应的文化水平，其在打印件遗嘱正本上亲笔签名，表明了其对遗嘱内容的再度确认。再次，范某作为见证人在遗嘱上签名是出于聂岳昌本人的要求，也能体现聂岳昌对遗嘱的认可。结合以上分析，本院认为案涉遗嘱内容系立遗嘱人经过慎重考虑后的真实意思表示。
综上，本院认为案涉房产系聂岳昌、范希凤、聂东山、聂嵩生、聂丽华五人家庭共有财产。因无证据证明聂丽华去世时有对其财产作出处分，故其共有份额可按均等原则分割后作为其遗产由聂岳昌、范希凤、李陈勤进行法定继承，因李陈勤放弃继承，其份额由聂岳昌、范希凤继承，此时聂岳昌、范希凤、聂东山、聂嵩生对案涉房屋享有的产权份额分别为十分之三、十分之三、十分之二、十分之二。范希凤去世时未对其财产作出处分，其共有份额可按均等原则分割后作为其遗产由聂岳昌、聂东山、聂嵩生进行法定继承，经继承，聂岳昌、聂东山、聂嵩生对案涉房屋享有的份额分别为十分之四、十分之三、十分之三。聂岳昌去世前立下遗嘱，综合案情本院确认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其遗产应尊重其意愿由聂嵩生继承，但聂岳昌对案涉房屋享有的产权份额为十分之四，其遗嘱中擅自处分了其他人的财产份额，故遗嘱中涉及他人财产份额的部分无效。
现原、被告对案涉房屋权属份额、继承问题发生纠纷，原告要求确认其在案涉房屋的权属份额，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原、被告具体的财产权属份额可根据以上评析确认为聂东山享有案涉房屋十分之三份额，聂嵩生继承聂岳昌财产份额后享有案涉房屋十分之七份额。另被告在庭审中主张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但因本案系原告针对不动产物权提出主张，并不适用诉讼时效抗辩，故对被告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九、第三十三条、第一百零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8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聂东山对坐落在丽水市莲都区房屋（现产权证号为丽房权证莲都区字第××号）享有十分之三的产权份额；
二、驳回原告聂东山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0元，由原告聂东山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周菲菲
代理审判员 徐培芳
人民陪审员 陈祝君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五日
代书 记员 傅依依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二十九条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
第三十三条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
第一百零三条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为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除共有人具有家庭关系等外，视为按份共有。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第五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
第十条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
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
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
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
本法所说的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
本法所说的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有扶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
第十三条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
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
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
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
继承人协商同意的，也可以不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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