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杭西刑初字第674号
公诉机关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赵野松，男，1962年6月16日出生，汉族，出生地浙江省杭州市，大学文化程度，原曾任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局长、杭州市公安局副局长、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支队长、杭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住本市上城区清波街四条巷6号2单元302室。因本案于2015年2月4日被刑事拘留，同年2月15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胡东迁，浙江腾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孙正，浙江腾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宫兵，男，1960年2月27日出生，汉族，出生地浙江省杭州市，大学文化程度，原系杭州嘉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住本市拱墅区天阳上河1幢4单元1101室。因本案于2015年1月1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2月2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阮方民，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以西检公诉刑诉（2015）61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赵野松、宫兵犯受贿罪，于2015年7月20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张昱泉、代理检察员姜琪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赵野松及其辩护人胡东迁、孙正、被告人宫兵及其辩护人阮方民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指控，1、2002年下半年，被告人赵野松在担任杭州市公安局后勤处处长期间，利用本人职权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向杭州市居住区发展中心总经理肖传电打招呼，使其朋友范莉以违规方式申购得位于本市近江家园三园7幢1502室的经济适用房一套（建筑面积183.56平方米）。2003年1月下旬，范莉为感谢被告人赵野松的帮忙，将人民币109999.99元转账至被告人赵野松指定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被告人赵野松予以收受。2、2004年下半年，被告人赵野松在担任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局长期间，利用其职权指派辖区内清波派出所帮助浙江金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瑞公司”）董事长黄光辉寻找离家出走的女儿。2008年7月16日，时任杭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的赵野松以其姐姐赵杭丽的名义，以单价每平方米人民币16000元、总价人民币911840元的价格，从黄光辉处购得金瑞公司开发的东方金座1单元920室（建筑面积56.99平方米）。经鉴定，该房屋当时的市场价为每平方米人民币26874元、总价为人民币1531567元。据此，被告人赵野松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购买房屋的方式，非法收受黄光辉赠送的“好处费”人民币619727元。3、2008年6月，时任杭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的被告人赵野松在新开元大酒店总店内，收受新开元大酒店董事长汤小兔为感谢其对酒店的关照，以其女儿赵颖琦要去英国留学名义赠送的美金3000元（折合人民币20577.3元）。2012年8月下旬，时任杭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被告人赵野松在澳门，收受汤小兔为感谢其一直以来的关照而给其女儿赵颖琦的港币5万元（折合人民币40807.5元）和外甥女颜青的港币2万元（折合人民币16323元）。4、2012年下半年，时任杭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被告人赵野松指使其朋友即被告人宫兵去了解杭州海外海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外海集团”）下属单位杭州汽车城（杭州市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有限公司）新建的G馆交易展位的市场行情。被告人宫兵通过朋友获知该馆展位非常紧俏，具有较高的市场价值。2013年初，被告人赵野松与宫兵商议以宫兵的名义从杭州汽车城取得二手车紧俏交易展位的租赁经营权。被告人赵野松遂以其朋友宫兵开店为由，出面联系海外海集团董事长夏国良，要求承租杭州汽车城G馆展位。夏国良为感谢被告人赵野松在担任杭州市公安局原副局长、交通警察支队支队长期间，在海外海德胜大厦建设临时进出口设置等方面曾给予海外海集团的帮助，将原本打算定向向银行招租的G馆1号展位的租赁经营权给予被告人赵野松指定的被告人宫兵，让其直接通过转让该展位的租赁经营权赚取差价。同年4月中下旬，被告人宫兵经赵野松授意，在未办理任何租赁手续及未支付租赁费的情况下，将该展位租赁权直接转让给杭州曙光旧机动车经纪有限公司，获利人民币100万元。事后，被告人赵野松分得人民币80万元，被告人宫兵分得人民币20万元。
综上，被告人赵野松的犯罪金额共计价值人民1807434.79元，被告人宫兵的犯罪金额为人民币1000000元。被告人赵野松、宫兵的行为均构成受贿罪。对此指控，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和出示了相关书证、证人证言、鉴定意见及被告人供述等证据。
被告人赵野松辩称，1、前三节事实存在，但并非受贿犯罪。第一节范莉给其的钱是共同合作炒房的利润，不是好处费；范莉本人没有房子，有资格申请经济适用房，且房子不是用的公安的指标，没有利用其职权。第二节东方金座是其姐姐的产权，不是其购买和拥有；其姐姐购房的时候，其不知道有这么多的优惠；其帮黄光辉找女儿是正常的职务行为，是应尽的责任，没有个人的私情；买房前的四年里，其与黄光辉并无来往，其买房是找陈健（系新侨饭店桑拿中心老板）出面的，与其没有关系。第三节汤小兔送红包是事实，是多年的朋友两家正常的礼尚往来，其也送了他很多东西，故不是受贿。2、对指控的第四节受贿犯罪事实没有异议，该节事实是其主动向组织讲明的，整个事情都是其在操作，宫兵只是帮其跑腿，20万是其给他的辛苦费，一切责任应该由其承担，请求法庭饶恕宫兵。
其辩护人提出：1、起诉书指控赵野松的第一、第二、第三节受贿，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定性不当，依法不能成立。第一节行为中，赵野松所获得的109999.99元，是其与范莉共同炒卖经济适用房获利后分得的利润。在共同炒卖经济适用房过程中，范莉与赵野松之间出于共同的利益，相互分工，相互协作，彼此之间不是请托与被请托关系，范莉也没有必要向赵野松行贿。赵野松所收到的109999.99元钱系分得的利润，而非是贿赂款。故被告人赵野松在本节中的行为属于违纪行为，依法不构成受贿罪；第二节行为起诉书认定赵野松先利用职务便利，帮黄光辉找女儿，后“以赵杭丽的名义”购买东方金座房屋，从而收受黄光辉所送贿赂即房屋差价款619727元，纯属于牵强附会；辩护人还提出本节事实中杭州市价格认证中心出具的《价格认定结论书》不具有合法性、客观性和科学性以及本次价格认定系由杭州市监察局委托，而非是由本案侦查机关所委托，依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辩护意见。第三节收受汤小兔礼金的行为是朋友间的礼尚往来，在主观上无“权钱交易”的受贿故意，故将其行为认定为受贿罪，显然有违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2、起诉书指控赵野松的第四节受贿，定性上尚值得商榷；退一步即便法庭最终认为被告人赵野松在第四节中的行为构成受贿罪，鉴于其具有自首情节，且已退清全部赃款，案发前平时工作表现良好，无违法犯罪前科，也敬请法庭依法对其予以减轻处罚。
被告人宫兵辩称，其之前与夏国良不认识的，是陪赵野松到市场才认识夏；该展位一开始不是转让，是叫我们转租的，因为其他原因没有转租掉，所以采用参股的形式，但是对方也没有同意。收到的20万其一开始是不要的，是赵野松说我和朋友都比较辛苦给其的辛苦费，其也拿了礼品给了帮忙的朋友。其不懂法律，不知道这是犯罪，请法庭给其一次机会。
其辩护人认为，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宫兵为赵野松从夏国良处得到的展位租赁权转让提供帮助，并最终转让获得100万元，自己从中得到20万元“酬劳”的行为构成受贿罪，既存在着对展位租赁权能否认定为受贿罪“贿赂物”的法律障碍，更存在着因欠缺证据证明他与赵野松存在着共同受贿犯罪“犯意联络”的证据方面的障碍，故该指控属证据不足，事实不清，不能成立。建议法庭对被告人宫兵依法宣告无罪。
经审理查明,一、2002年下半年，被告人赵野松在担任杭州市公安局后勤处处长期间，利用本人职权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向杭州市居住区发展中心总经理肖传电打招呼，使其朋友范莉以违规方式申购得位于本市近江家园三园7幢1502室的经济适用房一套（建筑面积183.56平方米）。2003年1月下旬，范莉为感谢被告人赵野松的帮忙，将人民币109999.99元转账至被告人赵野松指定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被告人赵野松予以收受。
上述事实由公诉机关提供的并经庭审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1、被告人赵野松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和职务便利的主体资格的证明材料：干部任免审批表、干部履历表、通知、组织机构代码证，干部任免通知、请示，户籍证明，证实被告人赵野松先后担任杭州市公安局后勤处处长、上城区公安分局局长、市公安局副局长、交警支队长、市城管委副主任的情况。2、证人范莉的证言，陈述2002年赵野松告知其市公安局有一批经济适用房，其虽然不是公安局工作人员，但将申购材料给赵野松后在2003年初仍然申购到了定向市公安局的近江家园经济适用房，拿到房子后立即出售赚得差价31万元，其中11万元按照赵野松要求转账至赵杭丽的银行账户。3、银行资金记录，证实范莉于2003年1月14日在工商银行开户，存入11万元，1月28日将资金109999.99元转账至他人账户（赵杭丽账户），余款0.01元。4、杭州市区经济适用住房准购证、证实2002年10月17日，杭州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同意范莉购买经济适用住房一套，其中70平方米按照经济适用住房价格结算。5、申请表、房屋买卖合同等，证实2002年10月16日，范莉申请购买经济适用房。2013年1月10日，范莉与杭州市居住区发展中心签订合同，按照经济适用房价格购买近江家园房屋一套。6、民事判决书、房屋登记信息查询记录，证实2005年1月25日，上城区人民法院判决范莉出售近江家园房屋的合同无效，范莉退回祝永根房款及给予相应赔偿。2015年1月的查询结果，近江家园三园7幢1502室房屋登记所有人为范莉。7、杭州市市区经济适用房住房销售管理的意见，证实该《意见》自2001年2月5日起实施，其中规定：在经济适用住房供应量少、供需紧张的情况下，由市房改办根据房源供应情况对供应对象实行轮候制。根据申请购买的人数进行随机摇号排序。对优先出售对象不实行轮候制、直接采用定量摇号的方法确定购买顺序。8、杭建房[1994]110号《报告》、杭政函[2004]160号《批复》、2015年8月24日杭州政府门户网站信息，证实安居中心成立于1994年，成立时行政上由市城乡建委代管、业务上受市安居工程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指导和管理，2004年以后隶属于杭州市城建资产经营公司；市房改办目前隶属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9、通知，证实肖传电(已逝世)2002年1月时任杭州市居住区发展中心总经理，全面主持中心党、政工作，并负全责。10、被告人赵野松的供述和辩解，供认其在担任市公安局后勤处处长期间，因市政府批给市公安局两万平方米经济适用房而同安居中心产生工作联系并认识肖传电，2002年下半年其受范莉之托联系肖传电给范莉在近江家园安排一套经济适用房，看房满意后其与肖传电联系好让范莉去办了准购证，走捷径没有通过登记、摇号等正常途径，绕过相关政策规定直接到安居中心办购买手续。后范莉为了表示感谢通过银行转账给其11万元。范莉虽然有经济适用房购买资格，但是如果没有其帮忙不能买到这么好的房子，且通过正常途径不一定能轮到。
由被告人赵野松的辩护人提供的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
《杭州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的主要职能介绍》及《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杭州市市区经济适用住房销售管理的意见》，证明杭州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与杭州市居住区发展中心分别隶属于不同政府机构，没有隶属和制约关系；《杭州市市区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准购证》的审批和发放单位是杭州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上述证据，本院予以确认。
对被告人赵野松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起诉书指控第一节犯罪事实有误，被告人赵野松收取范莉的钱是共同合作炒房的利润，双方不是请托与被请托关系，属违纪行为而非受贿罪的辩称及辩护意见，经查，根据在案证据情况，虽然目前缺乏案发期间经济适用房申购状况的相关背景证据，存在细节模糊性，但根据相互印证的证言、供述、书证和相关的司法解释规定，均不影响该节的整体定性。公诉机关指控该节为斡旋受贿是能够成立的。1、关于房屋性质。如果根据范莉证言，房屋是定向市公安局的经济适用房，那么赵野松利用的就是市公安局后勤处长的职务便利，直接构成受贿；如果根据赵野松供述，房屋不是定向经济适用房，那么其要求肖传电违规提供帮助或者方便条件，构成斡旋受贿。由于请托人范莉对涉案房屋取得情况的了解程度不如赵野松，目前也没有涉案房屋属于定向经济适用房的书证，故公诉机关以斡旋受贿指控是适当的。2、关于房源情况。根据《杭州市市区经济适用房住房销售管理的意见》，轮候是购房程序、摇号是选房程序。辩护人提出范莉申购期间有可能因为房源充足而不需要轮候，公诉机关对此没有提供证据反驳。但是，涉案房屋既没有经过轮候购房也没有经过摇号选房，即使认为案发时可能房源充足、不需要轮候购房，但全市申购对象也不可能仅有范莉一人、不需要摇号选房，因此未经摇号选房即足以认定违规取得。综合全案事实，范莉并非优先出售对象、先定房再申购、未经轮候摇号、首次申购即得房，已明显违反正当程序；而同年市公安局干警购买经济适用房需要市政府特批、范莉购得房屋后能够立即转手获利30余万，也足以表明申购期间房源并非充足到社会人员不需要轮候的程度。3、关于职权问题。虽然《意见》明确申购审批单位是市房改办，但相关政府文件证实案发时安居中心行政上隶属于市城乡建委、业务上受市安居工程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指导管理，主要职责除了安居工程的开发建设、资金管理以外，还包括与各协同部门协调工作以及接受领导小组、建委、安居工程办公室交代的其他任务。根据上述文件，结合涉案房屋的取得经过，足以认定肖传电违规为范莉购房提供了帮助或者方便条件。至于肖传电是绕开申购审批单位、利用本人职权直接提供帮助，还是向申购审批单位请托、利用协调工作的职权间接提供方便，均不影响对其职权因素的认定。故被告人赵野松及辩护人的上述意见与查明的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二、2004年下半年，被告人赵野松在担任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分局局长期间，利用其职权指派辖区内清波派出所帮助金瑞公司董事长黄光辉寻找离家出走的女儿。2008年7月16日，时任杭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的赵野松为其姐姐赵杭丽以单价每平方米人民币16000元、总价人民币911840元的价格，从黄光辉处购得金瑞公司开发的东方金座1单元920室（建筑面积56.99平方米）。经鉴定，该房屋当时的市场价为每平方米人民币26874元、总价为人民币1531567元。据此，被告人赵野松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购买房屋的方式，非法收受黄光辉赠送的“好处费”人民币619727元。
上述事实由公诉机关提供的并经庭审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1、证人黄光辉（金瑞公司董事长）的证言，证实2004年因女儿离家出走其通过陈健找到时任上城区公安分局局长的赵野松，赵野松当时就和辖区派出所所长说了并在派出所的帮助下找到女儿。2008年下半年，赵野松联系其表示亲戚要购买东方金座的房子，其以2004年的开盘价出售给赵野松，具体购买人是赵杭丽。其以低价将房子出售给赵野松与陈健没有关系，是看在赵野松的面子上，一方面是之前找女儿帮了忙，另一方面也是赵野松是市公安局领导，对今后工作可能有帮助。2、证人陈恩庆（金瑞公司销售部经理）的证言，证实在2008年，黄光辉问其东方金座有无五十多方房子在出售，其查询确认还剩余1幢902室，并告知其开盘价格。几天后赵杭丽来购买了该房屋，其负责办理了购房手续。该房屋当时已经不对外销售。3、证人赵杭丽（被告人赵野松的大姐）的证言，证实其以开盘价购买了东方金座的房子。买房子前后均和被告人赵野松提到过这件事情。4、证人宋杭军（时任清波派出所所长）的证言，证实2004年下半年，被告人赵野松联系宋杭军，让其帮忙为黄光辉寻找离家出走的女儿。其遂派民警马上进行寻找，几天后找到该孩子。黄光辉未报案，且系女儿离家出走，根据规定，派出所可以根据安排不予处理，但宋杭军考虑到赵野松亲自交代这件事情遂立即予以办理。5、商品房买卖合同、发票等，证实赵杭丽于2008年7月16日向杭州轻都实业有限公司购买东方金座房屋1幢920室，单价为每平方米16000元，总价为911840元，当日一次性付清。经办人为陈恩庆。6、房屋所有权证，证实东方金座1幢920室房屋的所有权人为赵杭丽。7、价格认定结论书，证实在价格认定基准日（2008年7月16日），东方金座1单元920室的市场单价为每平方米26874元，总价为1531567元。8、被告人赵野松的供述和辩解，证实2004年下半年，黄光辉因女儿丢失通过陈健找其帮忙寻找，当时其任上城区公安分局局长，遂联系辖区派出所所长宋杭军，让其用心寻找，几天后找到丢失的孩子。2008年其想炒房赚钱，看中东方金座公寓，通过陈健找到公寓的开发商黄光辉。后黄光辉以16000元的单价将房屋出售给其，具体的购买人是其大姐赵杭丽。赵杭丽不认识黄光辉，如果赵杭丽出面，没法以如此低价购买到房子。低价买房也不是因为陈健的缘故。其实就是黄光辉看在其的面子上低价出售，一方面是为了感谢以前帮忙寻找女儿的事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其当时担任市公安局副局长，以后有事也好帮忙。上述证据，本院予以确认。
经被告人赵野松的辩护人申请由本院依法调取的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证人陈健的证言，陈述其和被告人赵野松是十几年朋友的交情，与黄光辉也是朋友且有合作关系。2004年，黄光辉曾让其帮忙寻找出走的女儿，其是找了赵野松帮忙，走的报案等正规程序，清波派出所民警找了二天就找到了。2008年，赵野松的姐姐赵杭丽找其说要买房子，是其找的黄光辉说买房，问房子和问价格时黄光辉不知道是谁要买，最后决定要了，黄光辉才知道是赵野松的姐姐买房。并称是黄光辉看其面子给的，价格也是两人商定的。
由被告人赵野松的辩护人提供的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赵杭丽自书的《关于东方金座的买房一事的情况说明》，证明
购买东方金座是通过陈健的关系，该房屋是根据自身的需要而购买的。
对被告人赵野松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起诉书指控第二节东方金座是赵野松以其姐姐名义购买的事实有误的意见，经查，1、书证方面，《商品房买卖合同》显示：东方金座1幢920室房屋出卖人为：杭州轻都实业有限公司，买受人为：赵杭丽，且有买受人赵杭丽签字。购房发票，办证联中载明东方金座1幢920室房屋购房款911840元，付款人系赵杭丽。《房屋所有权证存根》，证明东方金座1幢920室房屋的产权人系赵杭丽。2、言词证据方面，1）证人黄光辉“赵野松打电话和我说他有个亲戚想买我开发的东方金座的房子”的证言，也可以证明该房屋的购买人不是赵野松，而是其亲戚即其姐姐赵杭丽；2）赵杭丽的证言，证明该房屋系其本人去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自己支付购房款，房屋产权人也是她本人。房屋购买后，用于出租后的租金收入，也是归其本人所有；3）被告人赵野松在侦查阶段供述当时让其大姐出面购买这个房子；4）证人陈健的证言，证实该房屋系其陪同赵杭丽去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由赵杭丽支付购房款，产权人也是赵杭丽。房屋购买后赵杭丽用于出租等情况。综上，东方金座1幢920室房屋的实际购房人系赵野松的特定关系人姐姐赵杭丽。故起诉书认定赵野松“以姐姐赵杭丽的名义”购房，即认定赵野松系实际购房人，与查明的事实不符。对被告人赵野松提出的该房屋是其姐姐的产权，不是其购买和拥有的辩解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对赵野松提出的其姐姐购房的时候，其不知道有这么多的优惠；其帮黄光辉找女儿是正常的职务行为，是应尽的责任，没有个人的私情；买房前的四年里，其与黄光辉并无来往，其买房是找陈健出面的，与其没有关系的辩解，经查，被告人赵野松通过打电话指使清波派出所民警帮黄光辉找女儿，虽不能认定是不正常的职务行为，但确有人情关系，利用了其市公安局副局长的职务便利为黄光辉尽快找到了女儿，系谋取了利益。事隔四年后，赵野松要帮其姐姐购买黄光辉公司的房子，主观上以低于市场价购买房屋的意图明确。其在侦查阶段供述电话联系过黄光辉表明买房意图，并让陈健去找黄光辉联系购买且陈健也向黄光辉表明是赵野松要帮其姐姐买房的事实，与证人黄光辉的证言可以印证，且黄光辉确以明显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将房子售给了赵野松的姐姐。故赵野松翻供后辩称其姐姐买房是找陈健出面的，与其没有关系的辩解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对辩护人提出的起诉书认定赵野松先利用职务便利帮黄光辉找女儿，后“以赵杭丽的名义”购买东方金座房屋，从而收受黄光辉所送贿赂即房屋差价款619727元，纯属于牵强附会的辩护意见，经查，在案证据足以证明被告人赵野松在赵杭丽购买东方金座房屋的过程中，有对黄光辉进行过“授意”的行为。1、证人黄光辉的证言，证实2008年5、6月份系赵野松联系其表示亲戚要购买东方金座的房子，黄光辉遂以2004年的开盘价出售给赵野松，具体购买是人赵杭丽。2008年的价格肯定高于出售的价格。之所以如此低价与陈健没有关系，是看在赵野松的面子上，一方面是之前找女儿帮了忙，另一方面也是赵野松是市公安局领导，对今后工作可能有帮助。2、证人陈恩庆（金瑞公司销售部经理）的证言，证实2008年黄光辉了解公司东方金座还剩余1幢902室可出售后，以开盘价将该房屋卖给了赵杭丽，其负责办理了购房手续。并证实该房屋当时已经不对外销售。3、证人赵杭丽的证言，证实2006年其向赵野松表示过想买单身公寓式的房子，2008年陈健到其家问东方金座的房子要不要，其表示要，过了几天陈健陪其一起去看房并告诉其说房价是开盘时的价格，其用银行卡刷了89万元的房款并签了协议并拿到了钥匙。4、证人宋杭军（时任清波派出所所长）的证言，证实被告人赵野松联系其让其帮黄光辉找女儿,黄光辉未报案，但其考虑到是赵野松亲自交代的事情遂立即予以办理。5、被告人赵野松的供述和辩解，被告人赵野松侦查阶段均承认自己以明显低价从黄光辉处购得房屋一套的事实，黄光辉是看在其面子上以开盘价卖给其姐姐的，黄光辉以便宜价格卖给他们也是看在其职位来考虑的，毕竟其在当上城公安分局局长的时候也帮忙寻找过他女儿，他多少还是感谢其的，不管是用其的名字还是姐姐名义购买这个房子，对方都是看在其的职权上。另，被告人赵野松翻供后辩称在纪委“双规”期间，自己为了保身体不好的姐姐赵杭丽曾违心承认自己给黄光辉打过电话，并陪姐姐一起去看过房子。6、证人陈健的证言，陈述黄光辉系看在其面子将该房屋卖给赵杭丽，价格也是黄光辉与其商定的，是其陪同赵杭丽去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由赵杭丽支付购房款，产权人也是赵杭丽，赵野松是在价格都谈好后才知道的。房屋购买后赵杭丽用于出租等情况。该证言与被告人赵野松在侦查阶段的供述、证人黄光辉的证言均不一致，与证人赵杭丽的证言基本相符，被告人赵野松翻供后的供述也与该证言基本相同。虽然言辞证据有矛盾，但房屋出卖人黄光辉将房屋以优惠价格卖给赵杭丽，是基于赵野松的原因，该证言非常明确，且明确排除是基于与陈健之间的关系。另，被告人赵野松翻供后的当庭辩解与其在之前的一贯供述相悖且与常理不符，亦无合理解释；证人陈健的证言具有明显维护和为赵野松开脱的意图，证人赵杭丽系特定关系人，故上述二证人的证言的可信性差，本院不予采信，故被告人的上述辩解及其辩护人提出的相关的辩护意见，本院均不予采纳。
综上，通过上述证据，可以证实被告人赵野松主观方面有想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购买房屋从而获取差额利益的意图，客观上实施了授意请托人以交易形式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的行为，符合受贿的构成要件。
对被告人赵野松的辩护人提出的，由杭州市价格认证中心出具的《价格认定结论书》不具有合法性、客观性和科学性，依法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辩护意见，经查，该《价格认定结论书》的实际鉴定人为叶启备、徐少军，二人均具备法定资质，具有相关专业技术和职称，但未在价格认定结论书上签名，其在形式上具有瑕疵；但该《价格认定结论书》落款处盖有杭州市价格认证中心的公章，故该瑕疵并未达到从实质上影响价格认定合法性、公正性、科学性的程度，故该价格认定结论书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对辩护人提出本次价格认定系由杭州市监察局委托而非由本案侦查机关委托，该《价格认定结论书》依法也不能直接作为本案定案依据的辩护意见，经查，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对收集的证据材料根据案情需要依法委托具有相应鉴定资质的鉴定部门，运用专业知识和技术，依照法定程序得出的价格鉴定意见客观公正，具有证明价值，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故上述辩护意见与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三、2008年6月，时任杭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的被告人赵野松在新开元大酒店总店内，收受新开元大酒店董事长汤小兔为感谢其对酒店的关照，以其女儿赵颖琦要去英国留学名义赠送的美金3000元（折合人民币20577.3元）。2012年8月下旬，时任杭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被告人赵野松在澳门，收受汤小兔为感谢其一直以来的关照而给其女儿赵颖琦的港币5万元（折合人民币40807.5元）和外甥女颜青的港币2万元（折合人民币16323元）。
上述事实由公诉机关提供的并经庭审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1、证人汤小兔（新开元大酒店董事长）的证言，证实其在2008年赵野松女儿出国留学和2013年回国时两次赠送红包，主要是考虑到双方交情好、赵野松对于新开元工作的支持，另外也是出于人情考虑。新开元酒店装修审批的事情，其本人没有找赵野松，停车位是否找过赵野松记不清了。2、证人章军（新开元大酒店总经理）的证言，证实其曾因为新开元大酒店停车位审批问题找过被告人赵野松，赵野松让其按照程序办理，他会关注，有困难他会帮忙。后来停车位审批顺利通过。其本人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向赵野松赠送财物。3、证人赵翼军（赵野松的二姐）的证言，证实在澳门游玩期间，一杭州老头曾赠送给赵冀军女儿颜青1、2万元港币的事实。4、出入境记录，证实被告人赵野松及汤小兔、赵颖琦、颜青等相关人员外出澳门、韩国的情况。几人均出境的时间在2012年8月22日至25日。5、人民币汇率，证实2008年6月，100人民币对美元的最低价为685.91元。2012年8月22日至24日，100人民币对港元的最低价为81.615元。6、报告，证实2011年7月28日，新开元大酒店向市交警支队打报告，申领公司范围内的39个临时停车泊位许可证，以解决来店客人泊车之用，希望交警支队批准同意发给临时停车许可证。7、意见书，证实2011年7月28日，上城交警大队派员进行了现场检查，检查结果与申请材料内容一致，出具《道路范围设立临时停车场（点）实地勘验、检查意见书》。8、接收凭证、示意图，证实2011年7月28日，市交警支队接收了新开元酒店提交的有关申请停车位的材料。9、行政许可档案、审批申报表等，证实2011年7月28日至29日，市交警支队对新开元大酒店申请停车位的材料进行审批。材料先后经辖区大队、支队审批通过。10、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证实2008年6月，被告人赵野松女儿赵颖琦出国留学，汤小兔在送行时给予3000美元。给钱是由于赵野松担任市公安局副局长兼交警支队长，一直给予新开元酒店关照，但没有具体的事情请其帮忙。2012年，赵颖琦留学归国，汤小兔在澳门给予其5万元港币，给予颜青2万元港币。之前，2011年新开元酒店装修，章军让赵野松联系市发改局帮忙解决装修审批方案、联系交警和城管解决门口停车位。赵野松遂联系了发改局领导，但其辩解没有联系上城交警和上城城管，仅仅是让章军按照程序办理。
由被告人赵野松的辩护人提供的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有，1、律师调查记录，被告人赵野松的辩护人对证人赵坚、汤小兔、章军的调查记录，毛衣、围巾的照片，证明被告人赵野松和证人汤小兔是朋友关系，双方之间存在礼尚往来的情况。2、《杭州市价格认证中心工作人员和职务（岗位）介绍》，证明作出《价格认定结论书》相关人员的职务（岗位）情况，是否具有鉴定人资格令人质疑。
上述证据，本院予以确认。
对被告人赵野松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赵野松与汤小兔是多年的朋友关系，所收受的红包即礼金，属于朋友之间的礼尚往来，不应认定为受贿犯罪的辩解及辩护意见，经查，证人汤小兔、章军、赵冀军的证言及被告人赵野松的供述，证实汤小兔在2008年被告人赵野松女儿出国留学时给予3000美元，在2012年回国时在澳门给予赵野松女儿及外甥女7万元港币。并有出入境记录印证赵野松等人有前往澳门的情况。被告人赵野松供述汤小兔送红包是因为其给予过新开元饭店支持，书证报告、意见书、接受凭证、示意图、行政许可档案、审批申报表等，证实2011年新开元大酒店向市交警支队申请停车位，以及上城区交警大队进行现场检查，并同意给予停车位的情况。证实被告人赵野松供述的事情属实。证人汤小兔证实其给赵野松女儿钱是由于赵野松担任市公安局副局长兼交警支队长，一直给予新开元酒店关照。另，在侦查阶段，上述证言及被告人赵野松的供述均可以证实，赵野松与汤小兔、章军是多年的朋友关系，经常聚会，在一起喝茶、聊天。至于汤小兔送红包给赵野松，赵野松也有礼尚往来的问题没有讯问到，也未见到赵野松有这方面的辩解，汤小兔也没有这方面的证言。在庭审中，被告人赵野松辩解其收受汤小兔礼金的行为是朋友间的礼尚往来，其辩护人还出举了部分证言、物证照片证实赵野松也有向汤小兔回赠价值基本相等的礼物，据以证实赵野松的上述辩解有据可查。但不能提供证据证实汤小兔的上述衣物系赵野松及其女儿购买及赠送，与本案缺乏关联性，故依法不予采信。综上，被告人赵野松与汤小兔虽系多年的朋友关系，但双方的关系比较特殊，被告人赵野松作为市公安系统的领导干部，在与杭州市商界比较有影响的汤小兔交往过程中收受财物，且有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故其利用职权收受贿赂的行为应认定为受贿。
四、2012年下半年，时任杭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被告人赵野松指使其朋友即被告人宫兵去了解杭州海外海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外海集团”）下属单位杭州汽车城（杭州市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有限公司）新建的G馆交易展位的市场行情。被告人宫兵通过朋友获知该馆展位非常紧俏，具有较高的市场价值。2013年初，被告人赵野松与宫兵商议以宫兵的名义从杭州汽车城取得二手车紧俏交易展位的租赁经营权。被告人赵野松遂以其朋友宫兵开店为由，出面联系海外海集团董事长夏国良，要求承租杭州汽车城G馆展位。夏国良为感谢被告人赵野松在担任杭州市公安局原副局长、交通警察支队支队长期间，在海外海德胜大厦建设临时进出口设置等方面曾给予海外海集团的帮助，将原本打算定向向银行招租的G馆1号展位的租赁经营权给予被告人赵野松指定的被告人宫兵，让其直接通过转让该展位的租赁经营权赚取差价。同年4月中下旬，被告人宫兵经赵野松授意，在未办理任何租赁手续及未支付租赁费的情况下，将该展位租赁权直接转让给杭州曙光旧机动车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曙光公司”），获利人民币100万元。事后，被告人赵野松分得人民币80万元，被告人宫兵分得人民币20万元。
上述事实由公诉机关提供的并经庭审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1、证人夏国良（海外海集团董事长）的证言，证实因为赵野松协调，所以将G馆1号展位改变业态，租给了宫兵。宫兵本身没有经营资质。其愿意改变业态也是为了让赵野松可以转让赚点钱。后来其与曙光公司签订出租协议，其认为可能是赵野松与曙光公司合作或者转让。该展位本来是出租给银行的，如果是曙光公司来租，肯定不租给他们。之所以将该展位出租给宫兵，主要还是赵野松来协调，而赵野松在担任公安机关领导期间给汽车城的工作很大的支持。之后赵野松到城管委工作，其也免不了需要赵野松帮忙打招呼。新车上牌和汽车年检两项服务为汽车城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两项服务的主管单位是杭州市交警支队，因此企业的发展也得到了交警支队的大力支持。夏国良向赵野松反映周边交通管理混乱后，赵野松会派人处理，混乱现象会好一点。夏国良向赵野松反映海外海大楼出口问题，赵野松跑到市建委协调帮忙。赵野松提前退休后，夏国良找人帮忙在赵野松买车时给予优惠。2、证人徐建林（汽车城执行总经理）的证言，证实汽车城G馆1号摊位原来是准备做银行的，后将该摊位交给宫兵。不久夏国良告知其该摊位调整业态，不做银行了，变更为二手车业务。宫兵带了曙光公司的人到其办公室签协议，由曙光公司直接与汽车城签订协议。汽车城转让二手车摊位实际不收取管理费。2014年初，其带了夏国良介绍的一个朋友去嘉通汽车公司，让公司给该朋友买奥迪车时给予优惠。3、证人戚永方的证言，证实其为宫兵转租汽车城G馆1号摊位联系到了曙光公司。后曙光公司将100万元打到其银行，其分两次提取现金交给宫兵。其没有收取宫兵好处费，宫兵送给其四条香烟。4、证人何松涛（曙光公司股东）的证言，证实曙光公司通过戚永方、宫兵拿到了汽车城G馆1号摊位的租用权。由何松泉支付给戚永方100万元。1号摊位在汽车城比较抢手。最后谈妥100万元转让费时戚永方、宫兵都在。其不清楚戚永方、宫兵如何拿到1号展位。其没有和夏国良、徐建林讲过100万元转让费的事情。5、证人何松泉（曙光公司法人代表）的证言，证实曙光公司通过戚永方的帮助，和被告人宫兵谈妥转租汽车城G馆1号摊位事宜。何松泉分两次将100万元打到戚永方的账户里。2013年5月，曙光公司直接与汽车城签订承租协议。6、证人姚琴娟（海外海集团财务总监）的证言，证实姚琴娟根据夏国良的安排和银行洽谈G馆1号展厅出租事宜，几家银行以价格高、位置偏为由拒绝来设点。其将该情况告诉夏国良后，夏国良表示展厅不租给银行了，他另有安排。7、证人阎浩（时任市公安局交警局秩序处处长）的证言，证实其在处理海外海德胜大厦临时进出口问题过程中，被告人赵野松曾指派其去现场查看情况。阎浩之前未向赵野松提交过该问题。8、证人童锦波的证言，证实2014年初，其与被告人赵野松商量，决定由赵野松女儿赵颖琦入股和其一起开公司。后赵颖琦先后出资60万元成立了上海宜拓公司和杭州宜拓公司。9、证人赵坚（赵野松的妻子）的证言，证实其管理家里财物，2013年，被告人赵野松交给其50万元现金，并交代不要存银行，其要用，后赵野松将钱拿走的事实。10、借记卡查账易系统、证明，证实户名为戚耀方（戚永方）的农业银行卡于2013年4月17日收入100万元（分两笔，每笔各50万元），4月18日取现60万元，4月19日取现40万元。11、租赁协议、发票等，证实杭州市公安局与海外海集团有限公司于2008年至2014年每年签订协议，由海外海集团将杭州汽车城内的相关检测线、办公用房、停车场地等设施租赁给杭州市公安局。每年费用190万元。12、情况说明，证实2013年前后，海外海集团与工商银行湖墅支行、北京银行西溪支行有过联系，双方接洽杭州汽车城开设银行网点事宜，洽谈的价格约在6元/平方/天，后银行因各种原因未设立网点。13、合同、停车位平面示意图，证实曙光公司与杭州市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有限公司签订合同，由会展中心将G馆1号位提供给曙光公司有偿使用，租金每年772500元。合同约定，如果曙光公司擅自转让转租他人使用，曙光公司不但应当支付合同总额的30%的违约金即231750元，而且杭州市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有权解除合同、收回停车位。14、商户管理规定，证实杭州旧机动车交易市场关于商户管理的规定。15、记账凭证、章程、营业执照等，证实上海宜拓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成立日期为2014年5月，注册资本200万元，其中赵颖琦出资20万元；杭州宜拓卡博士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日期为2014年4月，注册资本100万元，其中赵颖琦出资40万元。16、公司基本情况、验资报告、章程，证实杭州嘉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11月，法定代表人宫兵，注册资本500万元，股东为宫兵和章军。17、合作协议、约定，证实2013年4月10日，李俊红（宫兵妻子）与曙光公司签订协议，由李俊红将G馆1号展厅与曙光公司合作，李俊红占20%股份。4月11日，李俊红出具约定，上述协议无效。18、商铺转让确认书、商铺转让联系单、工商企业注销证明等，证实旧车市场管理商铺转让商铺的情况。19、浙江省政府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现金存款凭证、查封扣押财物、文件清单、扣押决定书，证实2015年3月12日，被告人赵野松向西湖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退缴赃款人民币1619727元；5月11日，退缴赃款人民币187707.8元。合计人民币1807434.8元。2015年11月30日,被告人宫兵向本院退缴赃款人民币200000元。20、被告人赵野松的供述和辩解，证实其从海外海集团董事长夏国处收受了城北杭州汽车城G馆1号摊位的租赁转让权，后转卖获利100万元，其让宫兵具体操办这件事情。转让后宫兵拿了100万元现金来其办公室，其留下80万元，给了宫兵20万元。这80万元均在其退休后用于经营投资。被告人赵野松还供述其和夏国良之间的往来，有督促汽车城所在地交警对周边道路环境进行治理，整治黄牛；2011年下半年海外海德胜大厦建造过程中，为解决临时进出道路问题，现场调研，安排秩序处办理，为解决永久进出道路问题，其找了市建委主任，但问题最终没有解决；夏国良之所以把商铺租赁权给其，一方面是因为其主动要这个展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其以前帮助过夏国良。至于说是为了宫兵妻子就业是考虑到面子需要。21、被告人宫兵的供述和辩解，证实2012年下半年，在被告人赵野松的帮忙联系下，其在汽车城预备承租G馆1号展位，用于转租给银行赚钱。后由于找不到银行转租，遂在和赵野松商量后将展位转租给了曙光公司，并且由曙光公司直接和汽车城直接签订承租协议。之后曙光公司支付100万元给宫兵。宫兵将其中的78万元给了赵野松，自己留下20万元，购买了价值2万元的礼品给了戚永芳。宫兵认为赵野松要拿展位是为了自己要赚钱，自己仅仅在其中帮忙跑腿。以其个人能力是无法从夏国良处拿到展位的。夏国良知道宫兵转让展位有转让费。上述证据，本院予以确认。
对被告人宫兵提出的其与夏国良并不认识，收到的20万仅是赵野松给其的辛苦费，其不知道是犯罪的辩称以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宫兵为赵野松从夏国良处得到的展位租赁权转让提供帮助，获得20万元“酬劳”的行为构成受贿罪的指控属证据不足，事实不清，不能成立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赵野松、宫兵的供述均证实从夏国良处拿到G馆1号商铺的租赁权，两人事前有预谋、事中分工协作配合，有充分的犯意沟通。被告人宫兵对可以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拿到商铺的租赁权是利用了被告人赵野松的职务、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是明知的，其为获取该非法利益，仍帮助被告人赵野松先后联系银行转租、通过朋友介绍以合作形式租赁商铺，最终在未办理任何手续及支付租赁费用的情况下，将商铺转租给曙光公司，获利100万元，并从中分得人民币20万元的事实供认不讳，结合证人夏国良、徐建林、戚永方、何松涛、何松泉、姚琴娟的证言以及相关书证的印证，足以证实被告人宫兵在主观上具有共同受贿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帮助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客观行为，应以受贿罪共犯论处。故上述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对被告人赵野松的辩护人提出的本节事实定性构成犯罪值得商榷的辩护意见以及被告人宫兵的辩护人提出的认定展位租赁权为受贿罪的“贿赂物”存在法律障碍，更存在着因欠缺证据证明宫兵与赵野松存在着共同受贿犯罪“犯意联络”的证据方面的障碍，建议法庭宣告被告人宫兵无罪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赵野松、宫兵欲获取G馆展位的租赁经营权两人是经过预谋的，由被告人宫兵了解市场行情，在获取展位紧俏，有较高市场价值的情况下，再由被告人赵野松向夏国良打招呼，以其朋友宫兵开店为由要求租赁展位。夏国良为感谢被告人赵野松在担任杭州市公安局副局长、交通警察支队支队长期间，在海外海德胜大厦建设临时进出口设置等方面曾给予海外海集团的帮助，将原本打算定向向银行招租的G馆1号展位的租赁经营权以明显低于市场价给予被告人赵野松指定的被告人宫兵，让其直接通过转让该展位的租赁经营权赚取差价。后被告人宫兵在赵野松的授意下，在未办理任何租赁手续及未支付租赁费的情况下，将该展位租赁权直接转让给杭州曙光公司，获利人民币100万元。被告人赵野松、宫兵各分得人民币80万元、20万元。该事实充分证明证人夏国良具有向被告人赵野松行贿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被告人赵野松、宫兵共同收受了夏国良以汽车展位经营租赁权的转租利润差价形式所送的好处费100万元。另，被告人赵野松、宫兵通过转租获取的100万元，出资人虽是最终获取G馆1号租赁经营权的曙光公司，但他们通过比较认为G馆1号展位的位置非常占优势，愿意在被告人赵野松、宫兵拿到的租赁价格（每年每平米1500元*515米=772500元）的基础上再加100万元租赁转让费获取该租赁权。该出资人与被告人赵野松、宫兵不认识，不存在向二人行贿的故意和理由，故该100万元的租赁差价即为夏国良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并通过交易的形式向被告人赵野松行贿的犯罪数额。本案中展位租赁权具有可期待的利益，即可以通过交易的形式获取其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差额利益，故将其由此获取非法利益的行为认定为受贿并无不当，不存在法律障碍，且被告人宫兵是将该展位租赁权进行转租并获取差额利益的直接行为人，期间与赵野松共同受贿犯罪的“犯意联络”密切，亦不存在该证据方面的障碍。综上，上述意见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对被告人赵野松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该第四节犯罪行为系被告人赵野松主动交代的，具有自首情节，经查，被告人赵野松在侦查机关已掌握其部分受贿行为（第二节），其主动交代了本节犯罪事实，系如实供述同种较重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但不符合自首情节。故上述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被告人赵野松的犯罪金额共计价值人民币1807434.79元，实际所得1607434.79元；被告人宫兵的犯罪金额为人民币1000000元，实际所得200000元。
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赵野松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被告人宫兵协助被告人赵野松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亦构成受贿罪。公诉机关的指控成立。在共同受贿的第四节犯罪中，被告人赵野松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宫兵起辅助作用，系从犯，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赵野松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同种较重的罪行，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赵野松、宫兵亲属代其各自主动退缴受贿赃款，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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