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顺庆民初字第6430号
原告：郭利，女，1993年2月出生，汉族，住西藏林芝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赵慧群，女，1956年9月出生，汉族，住南充市高坪区，系原告郭利丈夫之母亲。
原告：邓龙祥，男，1988年12月出生，汉族，住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邓洪伟，男，1950年5月出生，汉族，住南充市高坪区，系原告邓龙祥之父亲。
二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刚，四川三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充市第四人民医院，住所地南充市顺庆区府街**号。
法定代表人：庞光枢，职务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何胜平，该医院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暾，四川兴恒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郭利、邓龙祥诉被告南充市第四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2月2日立案受理，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慧群、陈刚与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胜平、刘暾到庭参加了诉讼。诉讼中，原告申请医疗过错等司法鉴定。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5年7月22日17时，原告郭利因足月孕初产到被告处待产。B超检查示羊水偏少，羊水指数70mm、宫高42cm、腹围112cm、髂前上棘间径26cm、骶耻外径20cm、坐骨结节间径9cm。7月27日晚上11时入产房待产，期间患方多次要求剖宫产结束分娩，医院以晚上人手不够为由拒绝患方的要求。7月28日7时6分在会阴侧切及气囊助产下分娩一活男婴，经转新生儿科治疗后于7月28日8时41分死亡。经尸检证实新生儿肝、脑、心、肺、肾等重要器官均无发育异常，其死亡原因为羊水吸入性肺炎致急性呼吸功能衰竭死亡。郭利之子的死亡责任在被告，理由如下：一、医院对胎儿重量估计错误，也未向产妇告知巨大胎儿顺产的风险。郭利宫高42cm，腹围112cm，根据通行的评估公式（宫高×腹围+200），胎儿的体重应当预计为4904克，近十斤，属于特别巨大胎儿。结合产妇羊水偏少，有剖宫产手术指征。首先，医院对胎儿的重量估计错误，说只有7斤多。其次医院没有向产妇及家属告知特巨大儿顺产的风险。医院作为专业的妇产医院，应当如实向产妇及家属告知巨大儿顺产的风险“对胎儿的影响，胎儿大，手术助产机会增加，可引起胎儿臂丛神经损伤、锁骨骨折、颅内出血、肩难产、新生儿窒息，甚至死亡；对母体的影响，严重的软产道裂伤，甚至子宫破裂，尾骨骨折、尿瘘、粪瘘等，增加手术助产率，易导致感染；由于子宫过度扩张、子宫收缩乏力、产程延长，易导致产后出血；由于盆底组织损伤，日后可导致子宫脱垂。”在7月22日至7月28日长达6天的待产期间，医院均没有向产妇及家属全面告知上述情况，侵害了患方的知情权，患方不懂医，未能获得医院专业的分析、判断，导致未能及时剖宫产结束分娩，如果在住院早期医院就告知需剖宫产结束分娩，胎儿就可以顺利娩出，其新生儿就不会死亡，故医院的过错与后来新生儿的死亡后果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二、根据医院极不真实的待产记录、气囊助产术观察表、产程图、病程记录等分析医院存在以下问题：凌晨10分宫口开大1厘米，6时20分宫口开大6厘米，先露水平为-2至-1，可见其宫口扩张慢、胎头下降慢，加上其系巨大胎儿、羊水少、睡眠差、饮食差、宫缩强度为中，医院应当及时为产妇行剖宫产手术，但医院此时依然没有告知需手术，也没有为产妇准备手术；医院没有1时17分至6时18分期间的胎儿监护仪之检查记录，违反诊疗常规，以至未能客观反映胎儿在宫内情况，医院不能证明这期间胎儿在宫内没有异常。6点20分人工破膜示羊水III度粪染，证明羊水中有胎粪，提示胎儿已存在宫内窘迫、宫内缺氧，患儿的新生儿吸入性肺炎与胎儿宫内缺氧有关，而新生儿死亡又系由新生儿吸入性肺炎所致；但此时（6点20分）医院没有立即告诉产妇及家属羊水III度粪染原因及危害，医生系在产妇宫口开全（6时45分）才告诉产妇NST有反应、羊水III度粪染，先露-1，但医生并没有告诉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及已经产生的危害，也没有告知需立即剖宫产结束分娩，把危害降到最小。医生仅告诉患方现在羊水有III度粪染，这是一个指标，出现这个指标很普遍，也正常，没有危险，但可能需送新生婴儿科，并叫我们签字，将婴儿送新生儿科的那张单子病历上没有看见（系医院故意隐藏对其不利的病历资料）；产妇当时疼痛难忍、孤立无援、要求剖宫产又被告知没有手术人员，就只得听从助产者的安排，不得不签字，从其签字的笔迹就可以看出产妇当时的精神状态极差。医生也并没有向患者家属告知上述病情变化，患者家属也不可能继续要求试产，实际上是患者及家属多次强烈要求剖宫产，医生因人手不齐拒绝；告知内容第1项为若羊水粪染加重胎心异常出现胎儿窘迫，随时可能需急诊行剖宫产术终止妊娠，证明医生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胎儿已存在宫内窘迫、缺氧、羊水胎粪吸入，也证明医生并没有在当时要求患方行剖宫产终止妊娠，特别是在回复中还一再强调没有剖宫产指征；在羊水III度粪染、宫口开全时应当有麻醉医师及新生儿科医师在场，以确保能及时有效的对新生儿的疾病进行有效治疗，南充市第四人民医院作为妇产专科医院，没有新生儿科医师及麻醉师在现场严重违反医疗常规；在家属将患儿抱去新生儿科后，新生儿科医务人员严重不足以致抢救治疗不及时，与新生儿的最后死亡也有一定关系。三、被告医院之病历记录极不真实。按医院记录，6时45分宫口开全进入第二产程，至胎儿娩出仅仅21分钟时间，第二产程进展极顺利，没有使用气囊助产的必要，也没有会阴侧切的必要，可以断定宫口开全的时间一定在6时45分之前，医院肯定在产程进程上造假；按医院的记录5点40分至6点45分，宫口由4厘米到开全仅仅只用了1个小时的时间，而正常产妇平均需要两个小时30分钟的时间，并且在本病案中的产妇还是巨大儿，其记录宫缩强度一直为中，睡眠饮食差，故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气囊助产术知情同意书》签字时间没有具体到分钟，只是7月28日，不符合规范，也掩盖了医院具体为产妇实施气囊助产的真实时间;医患沟通记录中一再表示向患者及家属交代了风险，实际上没有，《沟通记录》没有患者家属的任何签字，就能说明医院伪造病历。医院病历不真实，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也应当推定医院存在过错。医院对病历的管理违反相关规定，2015年7月27日晚11时52分35秒从五楼由患者家属带产妇自己去三楼产房，没有医护人员护送，连病历夹都在患者家属返回5楼取物时，路过护士站时，护士叫家属将病历带到三楼交给妇产科医生。从7月27日10时10分开始，郭利痛疼难忍，患者家属去找医生，没有找到医生，到护士站向护士反映情况，但是护士也没有找到医生，只是告知继续数胎动，数了胎动后依然没有找到医生。反复多次，近两个小时都找不到医生。晚上11时54分进待产室时，医务人员明确告知患方宫口开4指，即4厘米，明显与医院记录入待产室宫口只开1厘米相矛盾。综上所述，原告之新生儿出生前有剖宫产指征，由于医院过错未能及时发现胎儿宫内窘迫，导致新生儿因吸入性肺炎死亡，责任在医院。虽经多次协商，医院均无诚意，故依法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赔偿原告精神抚慰金50000元、丧葬费25233元、亲属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4200元、护理费1400元、治疗费6010.6元、营养费10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00元、交通费1000元、死亡赔偿金524100元、鉴定费9100元、借片费800元，共计623843.6元，按医院承担70%的责任，计436690.5元。
原告为了支持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第一组，原告的身份信息、结婚证，郭利的户籍信息（非农业户口），居委会证明。拟证明二原告是城镇居民，新生儿也应当按城镇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
第二组，病历，欲证明原告入院后需要加强营养。
第三组，入院记录，欲证明诊断为巨大儿，有剖宫产指征。
第四组，首次病程记录，欲证明院方对新生儿的重量估计错误。
第五组，2015年7月23日病程记录，欲证明院方认为其可以自然分娩，后原告签字，并未说是巨大儿，羊水偏少，对剖宫产的指征适用不当是被告的责任。
第六组，《告知书》、医患沟通记录。欲证明7月28日的医患沟通无效，因为胎儿已娩出。
第七组，分娩记录，欲证明胎儿出生后是Ⅲ级的粪染。
第八组，检查报告，欲证明可以考虑羊水已经被污染的情况。
第九组，胎儿宫内窘迫等，欲证明羊水的污染在不断的加重。
第十组，胎儿监护仪（2015年7月28日），欲证明胎儿监护仪不完整，并不是被告说的密切监护有长达6小时未记录。
第十一组，尸检鉴定书，欲证明公安局物证鉴定所没有对外鉴定的资质，该鉴定所只能接受其内部的委托，接受民间的鉴定违反法律规定。
第十二组，鉴定意见书，欲证明鉴定机构在查阅中心医院的切片及结合了尸检报告，出具的意见书事实充分，且与院方的病历记录完全吻合。
第十三组，回复意见，欲证明被告一直认为郭利无剖宫产指征。
第十四组，票据、损失的证据、函，欲证明相关损失的计算依据。
第十五组，交通费票据，欲证明邓龙祥在事故后发生交通费3500元，还有在诉讼中，去成都参加听证会等等发生的交通费，均有票据为准。
第十六组，《证明》。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身份信息等按城镇标准计算赔偿标准的证据不持异议；病例资料已向鉴定机构提交，与原始病历一致的部分不持异议；双方在法院的组织下选的鉴定机构，该机构并非偏向我方，对鼎诚的鉴定报告有异议，该鉴定报告第8页第2项“怀疑妊娠糖尿病后未进一步仔细检查”，该表述与高等院校卫生教材第8版不符、第3项“对胎心、胎动的监测”等表述也与高等院校卫生教材第8版不符、第9页第4项“待产记录中7月28日6时20分记载，医患沟通遵医嘱行人工破膜”等记录可以充分说明知情同意书签字在前；对尸检报告不持异议，南充做尸检都是由公安局物证所做的；损失的证据是产妇正常生产的费用，不是新生儿死亡所造成的损失费，且从发票的时间看与本案无关联；对鉴定费发票不持异议；交通费、飞机票有合理性的由法院认定；医疗的票据，时间不吻合，与本案无关联性。
被告医院辩称，从病历记录中可以看出，经阴道试产是原告郭利及家属的要求，有郭利及家属赵慧群的签字，我院尽到了告知义务；剖宫产的问题，尽管是巨大儿，但没有子宫收缩异常，产道也无异常等情况，也是可以自然分娩的，巨大儿不是剖宫产的指征，在对新生儿的抢救中不存在过错。原告郭利正常分娩发生的医药费，不应纳入赔偿范围，精神抚慰金、丧葬费、交通费尊重人民法院的确定意见，误工费只能按2人7天计算，
被告为了支持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住院病历，欲证明自己的诊疗行为无过错。
原告质证认为，7月23日、28日的医患沟通记录没有具体到小时分钟，违反了病历书写基本规范；7月28日19:30时的分娩记录明确了胎儿是急性胎儿窘迫；7月28日凌晨10分待产记录，宫口1cm，7月28日凌晨5分，病房与产房病人交接记录单，宫口开大2cm，同一时间的记录不一致，前后矛盾，故病历记录不真实。病历缺少凌晨1时至6时的胎儿监护仪记录图，关键病历资料欠缺。
经审理查明，原告郭利于2015年7月22日下午4时许前往被告医院行B超检查示“宫内妊娠、单活胎、头位、测值平均约38周孕、羊水偏少”，后入住被告医院待产。同日晚上，被告医院对阴道分娩的风险及并发症进行了告知，原告郭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慧琼在被告医院的《阴道分娩知情同意书》上进行了签名，同时，郭利在2015年7月23日的病程记录“胎儿估计4000克左右，孕妇及家属强烈要求经阴道试产，告知虽然孕妇的骨盆未见明显异常，但胎儿偏大，在试产过程中可能出现头盆不称，肩难产，新生儿锁骨骨折、头皮血肿等并发症，严重者可能出现新生儿窒息，需急诊抢救等处理，孕妇及家属表示明白风险，要求试产，签字为证”上签署了“明白风险，要求试产郭利2015.7.23”，2015年7月28日，郭利与赵慧琼在《气囊助产知情同意书》又签署了名字，同时，也在当日的病程记录“医患沟通记录”上签署了“明白风险，要求试产郭利”，同日7时6分在会阴侧切下经阴道分娩壹活男婴，因巨大儿，急性胎儿窘迫，婴儿皮肤青紫，转入儿科，经儿科抢救无效于2015年7月28日8时41分死亡。2015年8月5日原被告共同委托南充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对涉案婴儿的尸体进行了解剖检验，其意见为“死者郭利之子系羊水吸入性肺炎致急性呼吸功能衰竭死亡”。原被告经多次协商未果，遂引起纷争，原告于2015年12月1日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女婴死亡所产生的各项费用共计436690.5元，诉讼费、鉴定费由被告承担。
同时查明，原告郭利于2015年7月22日入院前发生各种孕期检查费及医药费6694.08元，2015年7月22日发生门诊医药费213.7元，2015年7月22日入院，同年8月4日出院，发生住院费4997.80元，案涉婴儿发生医药费611.40元，郭利出院后发生医药费748.3元；2015年12月30日，本院委托至原被告共同选择的四川鼎诚司法鉴定所对被告医院的医疗行为是否有过错及其参与度进行了鉴定，该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为“南充市第四人民医院在对孕妇郭利及其胎儿生产及治疗过程中存在检查、告知不足，病情观察不细等过错，其过错直接影响到孕妇生产方式的选择以及对胎儿的抢救诊治，与胎儿发生羊水吸入性肺炎致急性呼吸功能衰竭死亡存在一定因果关系，考虑到患儿存在巨大儿的自身因素，医方两次沟通告知患方阴道试产存在‘可能出现新生儿窒息’，因此，建议医方的过错参与度为45-55%”，发生鉴定费9100元，鉴定其他费800元。
还查明，二原告系夫妻关系，均系城镇居民。二原告及亲属为处理涉案婴儿丧葬事宜和诉讼鉴定发生交通费4145.5元。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提供的，经双方当事人质证后本院予以采信的原告的身份证、警官证、结婚证、户籍证明、户口簿、住院病历、南充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四川鼎诚司法鉴定所的《法医临床学鉴定意见书》、鉴定费发票、医药费发票、交通费票据等证据以及原被告当庭陈述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系医疗损害责任之诉，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对本案进行评判。按照《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过程中有过错，对患者造成伤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查明的事实和四川鼎诚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被告医院在对患儿的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具体表现为：第一，没有正确把握剖宫产指征，案涉胎儿系巨大儿，被告医院虽多次对原告郭利进行了风险告知，在原告及家属仍要求经阴道试产的情况下，被告医院作为具有临床医学专业知识背景的专业机构，明知巨大儿经阴道助产的风险特别大，应当在履行风险告知义务后，放宽剖宫产的手术指征进行剖宫产，但医院是顺从患者家属的意愿，行阴道助产最终导致婴儿患吸入性肺炎，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后果；第二，被告医院在孕妇病情发生变化时，监测记录存在不足，医院在发现羊水Ⅲ度粪染后，胎心监测图不清楚、胎动无记录；第三，医院存在告知义务过错，医院对原告郭利会阴侧切的情况及案涉婴儿病情的严重程度等未对家属履行告知义务。以上过错与婴儿死亡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胎儿本身系巨大儿，医院多次告知行阴道助产的风险，原告郭利及家属签字要求行阴道助产，对此，可减轻医院的赔偿责任；同时，医院的宗旨是治病救人、救死扶伤，在明知风险特别大的情况下，应当应用专业知识，尽量规避风险，降低伤亡损失，综合鉴定意见，本院酌定医院承担55%的赔偿责任较为适宜。
关于赔偿项目及赔偿费用如何确定的问题。因被告医院对原告郭利的医疗行为无过错，原告郭利的孕前检查费用、在被告医院生产发生的费用以及产后所发生的费用，均不属赔偿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解释》）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的规定，结合原告的诉请,本院依法确认原告郭利、邓龙祥之子死亡后的损失为以下项目及费用：
1.医药费，原告主张医药费6010.6元。依照《解释》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之规定，本案原告郭利提供了2015年7月22日入院前发生各种孕期检查费及医药费6694.08元，2015年7月22日发生门诊医药费213.7元，2015年7月22日至2015年8月4日发生住院费4997.80元，案涉婴儿发生医药费611.40元，郭利出院后发生医药费748.3元，对此，本院仅支持案涉婴儿发生的医药费611.40元。
2.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主张住院伙食补助费1000元。依照《解释》第二十三条：“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受害人确有必要到外地治疗，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员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其合理部分应予赔偿”之规定，案涉婴儿住院天数为1天，每天以30元计算，其住院伙食补助费为30元。
3.营养费，原告主张营养费1000元。依照《解释》第二十四条“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之规定，案涉婴儿已死亡，无营养之必要，本院对此不予支持。
4.护理费，原告主张护理费1400元。依照《解释》第二十一条：“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受害人定残后的护理，应当根据其护理依赖程度并结合配制残疾辅助器具的情况确定护理级别”之规定，参照2015年四川城镇全部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50466元，结合司法实践，本院确定案涉婴儿住院1天的护理费为138.26元〔1天×50466元/年÷365天/年）。
5.误工费，原告主张误工费4200元。依照《解释》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之规定，虽然案涉婴儿系刚出生的新生儿，不存在误工，但是其亲属办理丧葬事宜必然发生误工损失，因原告没有提供具体的误工损失证据，本院根据司法实践，参照2015年四川城镇全部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50,466元，计算3人7天的误工损失为2903.5元（50466元/年/人÷365天/年×7天×3人）
6.丧葬费，原告主张丧葬费25233元。依照《解释》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之规定，参照2015年四川城镇全部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50466元，本院确定其丧葬费为25233元（50466元/年÷12月/年×6月）。
7.死亡赔偿金，原告主张死亡赔偿金524100元。二原告均系城镇户口，其子的死亡赔偿金应当按照城镇居民计算，依照《解释》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之规定，参照2015年度四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205元，本院确认原告之子的死亡赔偿金为524100元（26205元×20年）。
8.精神抚慰金，原告主张精神抚慰金50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之规定，原告之子的死亡，原告身心必然遭受损害，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情之有理，本院予以支持，结合司法实践，本院酌定其精神抚慰金为50000元。
9.交通费，原告主张交通费1000元。依照《解释》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之规定，原告之子治疗仅在被告医院，结合本案在成都做的司法鉴定事实及原告提供的交通费票据，本院对此予以支持。
10.鉴定费，原告主张垫支司法过错鉴定的鉴定费9100元，鉴定其他费800元，并提供了相应的票据，对此，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原告的损失共计为613916.16元，被告医院承担55%计337653.89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五十四条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南充市第四人民医院赔偿原告郭利、邓龙祥之子死亡后的各项损失337653.89元（该款在本判决书生效后十五个工作日内直接汇入本院案款账户。开户行：南充市商业银行直属支行；账号：0512***********226）。
二、驳回原告郭利、邓龙祥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7850元，由原告郭利、邓龙祥负担1485元、被告南充市第四人民医院负担6365元。
如不服本院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陈俊杰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陈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