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佛中法民一终字第43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吴锡昌，男，汉族，1956年5月17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委托代理人资芑，广东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容边股份合作经济社，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负责人梁洪胜。
委托代理人金三宝，广东循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卢嘉辉，广东循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土地发展中心，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法定代表人李文坚。
委托代理人覃晓林，广东顺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周建忠，该中心工作人员。
上诉人吴锡昌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容边股份合作经济社（以下简称容边经济社）、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土地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容桂土发中心）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2）佛顺法民一初字第91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05年2月1日，吴锡昌与容边经济社签订《农业承包合同书》一份，约定吴锡昌承包位于顺德区容桂街道容边经济社地豆围的鱼塘和花场共约75亩，承包期限3年自2005年1月1日起至2007年12月31日止，每年承包款69000元。合同履行过程中，吴锡昌在规定的时间内未缴清当年欠款的，容边经济社有权终止承包合同。承包期内如镇级以上集体征用该鱼塘或土地时，吴锡昌无条件服从。征用该塘或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属容边经济社所得，生产损失部分按上级规定处理。投包期内吴锡昌不得在河涌边搭建猪舍，若需在案涉土地上搭建棚舍，必需向容边经济社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搭建，否则按上级有关文件规定执行处理。合同下部鉴证机关意见上有加注内容为“申请属实同意续期两年（至2009年12月31日）”，后有经办人梁顺华签名。
合同签订后容边经济社向吴锡昌移交了土地供吴锡昌使用，吴锡昌依合同约定向容边经济社缴交承包款。吴锡昌确认向容边经济社缴交承包款至2006年上半年，2006年下半年往后的租金（承包款）没有缴交。
2007年1月26日容边经济社与容桂土发中心签订《征收地补偿补充协议》，约定征收土地735.6亩，双方并就征地补偿等事项达成了协议。
2012年5月21日容桂土发中心向容边经济社发出《收地通知》，要求容边经济社于2012年6月30日前移交剩余土地。2012年6月14日容边经济社向吴锡昌发出《通知》，称容边经济社接容桂土发中心通知，吴锡昌所租赁的土地租期已过两年，现容桂土发中心需要使用及管理这些土地，为此，请吴锡昌于2012年6月14日至2012年7月14日交出案涉土地。然而，至庭审结束前吴锡昌仍没有依要求向容边经济社交出案涉土地。
庭审中，吴锡昌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对案涉土地地上附着物和建筑物的价值及对土地上青苗补偿费标准和面积进行评估（评估基准日为征地时2007年1月，若无法依上述日期进行评估，则依现在作为评估基准日进行评估）。广东信德资产评估与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于2013年1月31日出具《评估报告书》，认为由于征地时（2007年1月）评估机构不清楚评估对象的状态并无法取得，故无法评估。只能按照现在，以及估价对象现状和现在市场价值进行评估，评估结果不能作为推定征地时的价值依据。依被评估资产在2013年1月14日所表现的补偿费用为1688515元，市场价值为7046741元。因鉴定机构没有鱼塘面积的测量资质，故未对鱼塘面积及补偿作出评估。后吴锡昌要求继续就鱼塘面积及补偿进行评估。经双方同意，由原鉴定机构联同具资质的广东省核工业地质局测绘院对案涉鱼塘面积及补偿进行测量评估。2013年9月广东省核工业地质局测绘院出具《测量成果资料》，认为案涉土地总填方量为36266.53立方米，淤泥方量为3472.67立方米。广东信德资产评估与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就鱼塘补偿费评估鉴定复函认为，据《测量成果资料》显示，吴锡昌租赁土地范围内共计有鱼塘七口，总面积21125.32平方米，折合31.69亩，水渠2026.06平方米，折合3.04亩。由于吴锡昌2013年7月22日提交的《情况说明》中所列举的证据不符合法庭2013年7月18日的《笔录》中明确记载的评估机构提出的评估鉴定证据要求，因此无法根据吴锡昌的《情况说明》进行鱼塘补偿费标准的评估鉴定，不能作出评估鉴定结论。建议法庭根据测量确定的鱼塘面积和政府公布的青苗补偿标准，直接对涉案鱼塘的补偿费用进行计算。上述评估测量由吴锡昌垫付评估费23400元，测量费15000元，合共38400元。
另查明，原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容边社区股份合作社现变更名称为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容边股份合作经济社。
2012年4月22日，吴锡昌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容边经济社、容桂土发中心立即支付青苗补偿款、附着物补偿费及搬迁费用共计2655000元及逾期支付的利息（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容边经济社、容桂土发中心负担。
容边经济社向原审法院提起反诉，请求判令：1.吴锡昌立即归还超期占用的土地；2.吴锡昌支付2007年至2012年6月期间的土地占用费379500元（参照承包款69000元／年计算）；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吴锡昌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农业承包合同》效力如何？2.容边经济社、容桂土发中心应否向吴锡昌给付征地补偿款？3.吴锡昌应否向容边经济社交还案涉土地？4.吴锡昌是否需要向容边经济社支付2007年至2012年6月期间土地占用费？围绕上述争议焦点，法院分析如下：
一、案涉《农业承包合同》的效力。
吴锡昌与容边经济社签订的《农业承包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的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合同下部“鉴证机关意见”上有加注内容为“申请属实同意续期两年（至2009年12月31日）”，后有经办人梁顺华签名。该内容与《农业承包合同》并非同时形成，为事后加注内容，故不能确认为《农业承包合同》组成部分。综合吴锡昌、容边经济社及吴锡昌提供的证人罗标华、梁顺华的陈述，《农业承包合同》的签订需经公开竞投，后依竞投结果再由容边经济社作为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与竞投胜出一方签订合同。首先，该延长租赁期的补充条款不是合同的必然组成部分，合同的效力不自然延伸至该条款；其次，延长时间没有经过公开竞投，有违合同签订的正常程序；再次，该条款只有梁顺华的个人签名，没有加盖容边经济社的公章，不能确认该内容为容边经济社的真实意思表示。据此，《农业承包合同》中“鉴证机关意见”上加注内容不具法律约束力，合同的承包期限为三年，从2005年1月1日起至2007年12月31日止。
二、容边经济社、容桂土发中心应否向吴锡昌给付征地补偿的相关费用。
1.容边经济社、容桂土发中心有否在合同期内征用吴锡昌租赁土地吴锡昌在诉讼过程中并没有向法庭提供任何涉及容边经济社、容桂土发中心在合同期内征用吴锡昌所租赁案涉土地的证据。容边经济社、容桂土发中心虽于2007年1月26日签订《征收地补偿补充协议》，但协议仅为容边经济社、容桂土发中心的协商结果，吴锡昌确认相关征地内容并没有与其进行协商。容边经济社、容桂土发中心认为《征收地补偿补充协议》为预征地协议，是为正式征地而进行的前期准备工作。容边经济社、容桂土发中心约定的收地时间与是否实际征收吴锡昌租赁土地不能等同。在合同期内容边经济社、容桂土发中心并没有实际征收吴锡昌承租土地，也没有实施任何妨碍吴锡昌正常使用租赁土地的行为，没有证据反映容边经济社、容桂土发中心在合同期内曾向吴锡昌发出书面或口头的收地通知。吴锡昌认为容边经济社、容桂土发中心签订《征收地补偿补充协议》打乱了其土地使用计划，对其使用案涉土地构成实质性影响，但就此吴锡昌并没有提供依据予以证明。由此足见，吴锡昌在合同期内，即2005年1月1日起至2007年12月31日期间并没有因容边经济社、容桂土发中心签订征地协议受到实质性的影响，容边经济社、容桂土发中心也没有在此期间征收吴锡昌租赁的土地。退一步分析，容边经济社、容桂土发中心至2012年才向吴锡昌发出收地通知，即使合同的履行期至2009年12月31日，容边经济社、容桂土发中心并没有在此期间征收吴锡昌的土地，故对吴锡昌在此期间使用土地不构成实质性影响；
2.吴锡昌未能提供补偿依据。吴锡昌主张容边经济社、容桂土发中心征地时间为2007年，吴锡昌据此就补偿款计算申请评估，但吴锡昌同时要求在不能评估2007年数据时按现况进行评估。评估机构认为“征地时（2007年1月）评估机构不清楚评估对象的状态并无法取得，故无法评估”。吴锡昌在诉讼过程中提供的证据无法反映案涉土地2007年的情况，且案涉土地在吴锡昌使用前曾被其他租户使用，故案涉土地的现状并不确定均为吴锡昌出资投入而形成。吴锡昌以2012年及2013年数据要求法庭推算2007年的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纳；
3．租赁合同期满后吴锡昌无权获取征地补偿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据此，征地补偿款应给予受征地影响的农户。容边经济社于2012年6月14日向吴锡昌发出《通知》，要求吴锡昌于2012年6月14日至2012年7月14日交出案涉土地。此时已超过《农业承包合同》的履行期2007年12月31日，亦已超过吴锡昌主张的履行期限2009年12月31日。容边经济社向吴锡昌发出收地通知时，《农业承包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已届满，吴锡昌已无合法理由占用容边经济社的土地。吴锡昌本应在合同期满后即把案涉土地交还容边经济社，然而吴锡昌不但不向容边经济社交还土地，还要求容边经济社、容桂土发中心向其给付征用地补偿。另，依吴锡昌提供的证人罗标华、梁顺华的陈述反映，“依容边经济社签订合同的习惯，在合同期满后对植物、建筑不进行补偿，若上一手有搭建建筑物的，上一手会与下一手协商、交接、清理。协商不成的，上一手拆走，下一手自己再建设”。
综上所述，依据当地的交易习惯，吴锡昌应能预见在《农业承包合同》期满后，就其种植植物及建筑物将不能得到补偿。容边经济社要求吴锡昌交还土地时，《农业承包合同》租赁期已届满，容桂土发中心与容边经济社协商征用土地并未对吴锡昌使用案涉土地构成影响，容边经济社在合同期满后要求吴锡昌交还出租土地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无需向吴锡昌作出补偿。
三、吴锡昌应向容边经济社交还案涉土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五条规定：“租赁期间届满，承租人应当返还租赁物。”《农业承包合同》约定的租赁期已届满，吴锡昌应向容边经济社交还案涉土地。吴锡昌以容边经济社、容桂土发中心尚未向其作出补偿为由，拒绝交出租赁土地。如前所述，容边经济社在合同期满后要求吴锡昌交还土地，吴锡昌要求补偿并无依据，吴锡昌仍以此为由拒绝交还土地，违反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亦侵害了容边经济社对案涉土地的合法权益，故法院对吴锡昌的抗辩理由不予支持。吴锡昌应立即向容边经济社交还土地。另，吴锡昌认为案涉土地已被征用，故不应向容边经济社交还。法院认为，《农业承包合同》是吴锡昌与容边经济社签订，土地是由容边经济社交予吴锡昌，在合同履行期满后，吴锡昌应把土地交还容边经济社。容边经济社与容桂土发中心签订征地协议并不免除吴锡昌向容边经济社交还土地的义务，协议也没约定容桂土发中心直接接收案涉土地。庭审中，容桂土发中心已明确表示案涉土地应由容边经济社收回。据此，吴锡昌的该抗辩理由法院不予采纳。
四、吴锡昌应向容边经济社支付2007年至2012年6月期间土地占用费。
1．容边经济社的主张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租赁期间届满，承租人继续使用租赁物，出租人没有提出异议的，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但租赁期限为不定期。”案涉合同自2007年期满后，吴锡昌没有向容边经济社交还土地，容边经济社没有提供合法证据反映其对吴锡昌继续使用土地提出异议，故应视为双方继续按原合同履行权利义务。因承包款为每年交纳一次，吴锡昌欠缴承包款的违约行为处于持续状态中，诉讼时效计算应从违约行为结束日开始计算为宜。据此，容边经济社要求吴锡昌给付因占用其土地的占用费没有超过诉讼时效；
2．容边经济社有否免除吴锡昌2007年后的土地占用费？吴锡昌称在案涉土地被征用后，容边经济社承诺免收土地占用费。如前所述，现无证据反映容边经济社在2012年前曾要求吴锡昌交还案涉土地，也无证据反映容桂土发中心在2012年前征收吴锡昌土地。吴锡昌以合同约定土地被征收后免收占用费为由抗辩，因土地被征收的前提条件不存在，故其拒缴占用费的主张不成立。吴锡昌占用案涉土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吴锡昌确认向容边经济社缴交承包款至2006年上半年，2006年下半年往后的租金（承包款）没有缴交。容边经济社要求吴锡昌给付2007年至2012年6月期间的土地占用费合法有理，法院予以支持。《农业承包合同》约定年承包款为69000元，在合同期满后，容边经济社要求按原合同约定计算占用费，合法有理，法院予以支持。据此，吴锡昌应向容边经济社给付2007年至2012年6月期间的土地占用费379500元（5.5年×69000元／年）。
综上所述，吴锡昌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持，容边经济社的反诉请求合法有理，法院予以支持。
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五条、第二百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驳回吴锡昌的诉讼请求；二、吴锡昌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容边经济社交还位于顺德区容桂街道容边经济社地豆围的鱼塘和花场（共约75亩）；三、吴锡昌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容边经济社给付土地占用费全共379500元。如果当事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本诉诉讼费14020元（已减半），反诉诉讼费3496.25元（已减半），评估费23400元，测量费15000元，合共55916.25元，由吴锡昌负担。
上诉人吴锡昌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判决认定“合同的承包期为三年，从2005年1月1日起至2007年12月31日止”错误。本案承包合同的承包期限已经从三年变更为五年。合同签订时容边经济社的经办人作为证人客观真实地证实，基于当时吴锡昌自己整治承包地，根据当时容边经济社一贯的做法，即只要承租人自己整治鱼塘等承租地的都可以多承租两年，当时在吴锡昌整治过程完成后，容边经济社的理事成员（包括副社长）到现场确认，经容边经济社理事会决定办理了同意续期两年的手续。因此，本案的承包合同的期限是自2005年2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止，原审判决认定为三年明显错误；2.原审判决认定容边经济社、容桂土发中心没有在合同期内征收吴锡昌租赁的土地错误。首先，本案案由为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而非土地租赁合同纠纷。原审判决将“承包地”表述成“租赁的土地”属偷换概念，混淆事实。其次，土地征收的主体为国家，做出具体征收决定的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容边经济社、容桂土发中心当然无权做出征收决定，容边经济社、容桂土发中心只是征地具体实施者，负有支付征地补偿的义务。再次，吴锡昌起诉主张的是承包地被国家征收，并非被容边经济社、容桂土发中心征收。因此，争议焦点应为：“征地公告是否在吴锡昌承包期内发布？”《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国家征用土地，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按以下程序组织实施征地：（一）发布征地公告；（二）办理征地补偿登记；（三）拟订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四）确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五）实施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和交付土地。”容边经济社、容桂土发中心一审提交的证据《征收地补偿补充协议》、《收据》可以证明2007年1月26日容边经济社、容桂土发中心签订了《征收地补偿补充协议》，2007年2月8日，容边经济社收到容桂土发中心下拨青苗补偿款3678000元。因此，容边经济社、容桂土发中心在吴锡昌承包期内实施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具体的征地行为。政府征地决定是实施征地程序的前提条件，有证据证明补偿安置方案2007年2月8日已经实施，可以推定政府征地决定在2007年2月8日前已经做出；3.原审判决认定“吴锡昌未能提供补偿依据”与事实不符。根据《广东省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征地部门征地时应当根据核对结果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征地补偿标准会同各有关单位拟订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并公告听取村民意见，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应当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青苗和附着物的补偿费等事项”。《佛山市农用地转用和征用土地管理规定》第二十条规定：“征地补偿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和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征地各项补偿按下列标准执行……”因此，关于青苗补偿及附着物补偿是征地时就应当核定的，并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中确定，但容边经济社、容桂土发中心却自始至终都拒绝向法庭提交关于承包地的青苗补偿及附着物补偿情况资料，不得已吴锡昌申请法院委托第三方评估，评估报告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吴锡昌目前地上青苗及附着物的情况。虽然容边经济社、容桂土发中心认为这不能反映征地当时的情况，甚至怀疑吴锡昌在征地后进行了补耕补种。一方面这只是容边经济社、容桂土发中心的单方怀疑，容边经济社、容桂土发中心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庭审中容边经济社、容桂土发中心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另一方面，容边经济社、容桂土发中心违反法律规定，不及时核定青苗及附着物的具体情况，故意拒绝支付补偿费用，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因此，征地导致吴锡昌的相关补偿应当以法律有关规定及《评估报告书》和《测量成果资料》为依据来确定。首先，吴锡昌种植花木的青苗补偿，根据《佛山市农用地转用和征用土地管理规定》第二十条第（二）款“青苗补偿费，青苗补偿费是对征地范围内现状的农作物作出补偿，征地时地上没有农作物的不予补偿。水田每公顷补22500元，菜地每公顷补37500元，旱地每公顷补15000元，鱼塘（含干塘费用）每公顷补37500元，其他作物按核实的标准补偿”的规定，花木属其他作物，按核实的标准补偿，经评估机构评估花木搬迁补偿费用为1503917元。其次，吴锡昌在承包地上经营的鱼塘的青苗补偿，根据上述规定，鱼塘（含干塘费用）每公顷为37500元即2500元／亩，根据《测量成果资料》，鱼塘（1号-7号）总面积为21125.32平方米，即31.67亩。涉案鱼塘的青苗补偿应是31.67亩×2500元／亩＝79175元。事实上，该标准只是养殖普通鱼种的补偿标准，而养殖优质鱼补偿的标准是更高的。吴锡昌养殖的全都是优质鱼，鱼塘的补偿实质应根据容桂土发中心补偿优质鱼的标准为依据来确定。再者，建筑物、构筑物的补偿，这些建筑物和构筑物都是承包土地时为经营花木和鱼塘的实际需要，证人证实吴锡昌系经容边经济社同意搭建的，根据上述规定第二十条第（三）款，地上附着物和建筑物应根据国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布的重置价结合折旧情况给予补偿。鉴定机构在评估建筑物、构筑物时也充分考虑了重置价和成新率。根据鉴定机构的《评估报告书》建筑物、构筑物拆迁评估补偿费用为184598元。因此，容边经济社、容桂土发中心应向吴锡昌支付青苗补偿款、附着物补偿费共计1767690元。另外，其他搬迁费650000元也是吴锡昌搬迁时必将发生的合理费用。综上，吴锡昌可获的各项费用合计2417690元，原审作出的认定明显与事实不符。
二、容边经济社、容桂土发中心应当依法向吴锡昌支付征地补偿的相关费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因征收导致的物权变动属于法定物权变动，政府征地决定不仅发生土地所有权的变动，还发生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消灭。吴锡昌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获得相应补偿。《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发包方和用地单位签订的征地补偿协议对青苗及附着物补偿标准有明确约定，如发包方截流、侵占青苗补偿款，承包方请求返还的，应予支持。”第二款规定：“农村土地被征收后尚未开发，承包方主张返还青苗及附着物补偿款，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以承包方仍在承包地上继续耕作为由进行抗辩的，不予支持。”原审法院采纳容边经济社、容桂土发中心土地征收后未实际收地的抗辩明显与上述规定不符。容边经济社已收取的征收土地735.6亩青苗及附着物补偿款3678000元中，有吴锡昌承包地75亩的青苗及附着物补偿款在内，容边经济社应返还给吴锡昌。容边经济社、容桂土发中心应按本次征地《农地转用及补偿安置方案公告》的青苗及附着物补偿标准补足差额，容桂土发中心据不提供本次征地《农地转用及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应按吴锡昌的实际损失补足差额。因此，容边经济社、容桂土发中心支付吴锡昌青苗及附着物补偿款、附着物补偿费及搬迁费共计2417690元。
三、本案农业承包合同因政府征地而终止，原审判决认定2007年承包合同期满，期满后视为双方继续按原合同履行权利和义务错误。如前所述，因征收导致的物权变动属于法定物权变动，政府征地决定不仅发生土地所有权的变动，还发生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消灭。土地征收后，农用地转化为建设用地，集体所有转化国家所有，土地用途和所有权性质都发生了变动，吴锡昌丧失了土地承包经营的条件。《农业承包合同书》明确约定，征用土地后，甲方不再收取乙方被征用鱼塘或土地的上交款，该条款属合同终止条款。合同期限届满前，合同终止的条件已经成就，因此，政府征地决定生效之日，就是本案农业承包合同终止之日。容边经济社反诉请求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为：吴锡昌严重违约，双方合同解除。容边经济社反诉请求的性质是侵权之债，原审判决并未认定容边经济社主张的上述事实。既然没有合同解除的事实，就不能发生合同解除的后果，吴锡昌就不存在占用土地的侵权行为。原审判决认定双方承包合同继续有效，既然认定继续有效，容边经济社主张归还占用土地和土地占用费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承包款为合同之债，原审法院混淆承包款和土地占用费的法律性质上的区别，在容边经济社没有变更诉讼请求主张承包款的情况下，支持容边经济社反诉请求，有悖不告不理的原则。
庭审中，吴锡昌补充认为：四、一审法院对容边经济社、容桂土发中心2007年1月份签订的补偿协议认定其为预征地协议错误。首先，虽然容边经济社、容桂土发中心辩称该次征地是预征地，但从容桂土发中心提供的证据及其证明内容来看，根本不是预征地。容桂土发中心确认征地相关的补偿费用均已经支付给了容边经济社。2012年其向容边经济社发出的收地通知，容边经济社以此向吴锡昌发出的收地通知，其依据都是2007年签订的征地协议和补充协议。收地是征地程序的最后一个环节，没有合法的征地程序，就不可能对应合法的收地行为。根据法律规定，很显然一个“预征地协议”是绝对不能产生合法的收地行为。收地通知就证实2007的征地并不是预征地，而是实际征地。事实上，容桂土发中心并不否认其此次实际征地的合法性，其抗辩的理由只是认为其所有的补偿费用已经付给了容边经济社而已。而容边经济社也确认收到了全部补偿款，只是认为该全部补偿款没有涉及涉案土地的补偿款。据吴锡昌后来了解，2007年征地时容桂土发中心向容边经济社支付了全部补偿款，当时被征地的承包个人除吴锡昌外其他基本上也都收了相应的补偿款，收了补偿款的人在2007年就交出了承包的土地，很显然2007年的征地是实际征地并不是预征地。其次，法律上我国土地管理法里面并没有预征土地这个概念。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1995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第九条“今后不准搞土地预征”的规定，很显然预征土地是不合法的。另外，结合各地所谓预征土地的实践来看，预征土地一般是签订预征地协议后先支付部分补偿款，待正式批准用地时付清补偿余款，但本案容桂土发中心、容边经济社均确认其关于本次征地的所有的补偿款在2007年已经全部付清。可见，涉案的2007年1月容桂土发中心、容边经济社签订的征地协议及补偿协议并不是预征土地，而是实际征地。
五、一审法院没有查清容桂土发中心、容边经济社2007年签订的补偿协议和补偿补充协议是否包括吴锡昌承包地的补偿款。容边经济社在一审确认收到了征地的全部补偿款，但认为该全部补偿款已支付到太澳高速公路、广珠轻轨的补偿，没有涉及涉案土地的补偿。吴锡昌认为，根据容桂土发中心、容边经济社的收地通知，很显然2007年的征地是包括吴锡昌承包的涉案土地的，且容桂土发中心、容边经济社在一审答辩时也确认2007年的征地补偿协议，是包括吴锡昌原承包土地在内的200多亩土地。一审法院对征地时包括涉案土地而补偿时却又不包括及2007年容桂土发中心向容边经济社支付的补偿中是否包括吴锡昌承包地的补偿款的事实没有查清，吴锡昌也向法庭提出过申请，但由于容边经济社、容桂土发中心单方认为与本案无关而拒绝提交征地补偿协议，严重影响法院查清本案的基本事实。
六、关于补偿依据问题。首先，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土地在吴锡昌使用前曾被其他租户使用，故案涉土地的现状并不确定均为吴锡昌出资投入而形成”错误。吴锡昌与容边经济社签订书面的《农业承包合同》，合法取得案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即使在吴锡昌使用前被其他租户使用过，在吴锡昌取得合法的承包经营权后，案涉地上的基础设施的整治与投入就与其他人无关了，其他任何第三方无权主张案涉地上的基础设施的权利。事实上，自始至终也没有任何第三方主张过权利。案涉地被征时吴锡昌是该地上所有作物和基础设施设备的合法所有权人。另外，一审出庭的两位证人也证实当时容边经济社同意吴锡昌作为承包人整治塘基并搭建临时生产配套建筑物，当时的理事成员在吴锡昌整治基础设施后还到现场进行了核实。因此，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显然错误。其次，一审判决认定“吴锡昌以2012年及2013年数据要求法庭推算2007年的损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符合客观事实。吴锡昌没有要求法庭推算2007年的损失，而是认为由于容桂土发中心、容边经济社是征地行为的具体实施者，征地的相关资料包括依法发放给承包人的青苗补偿和地上附着物补偿的相关标准等补偿方案都掌握在容桂土发中心、容边经济社处，容桂土发中心、容边经济社应当提供给法院审查，法院应查清补偿标准依法判决。但容桂土发中心、容边经济社拒绝提交，客观上吴锡昌根本无法取到此次征地相关补偿标准的资料。无奈之下，吴锡昌才申请法院委托评估，吴锡昌自己确认评估时案涉地的状态是2007年征地后丢弃的状态，在容桂土发中心、容边经济社拒绝提供2007年征地的补偿标准的情况下，根据举证规则，容桂土发中心、容边经济社应承担不利后果，请法院直接参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和法律规定来认定。
七、根据《广东省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五）款的规定，征地补偿安置费用未按规定支付的，被征地的单位和个人有权拒绝交付土地。一审法院对征地事实没有查清，导致对吴锡昌交付土地的认定也是错误的。一审法院无视证人证实的基本情况，即2007年由于征地，容边经济社被征土地的承包款均免交了。这不仅是农业承包合同中明确约定的，事实上，容边经济社其他的承包者也都是如此。一审中两位证人证实2007年有部分承包者交承包款后，容边经济社又向承包者退回了征地后的承包款。一审也是没有查清征地事实，导致对容边经济社反诉请求认定错误。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8条第2款规定“农村土地被征收后尚未开发，承包方主张返还青苗及附着物补偿款，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以承包方仍在承包地上继续耕作为由进行抗辩的，不予支持”。承包地被征时承包人获得相应补偿是法定的，容桂土发中心、容边经济社一审时认为上诉没有损失依据，不能获得补偿没有法律依据。
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容边经济社、容桂土发中心向吴锡昌支付青苗补偿款、附着物补偿费及搬迁费共计2417690元及逾期利息（自吴锡昌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容边经济社、容桂土发中心实际支付日止）；2.驳回容边经济社的反诉请求；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容边经济社、容桂土发中心负担。
被上诉人容边经济社、容桂土发中心共同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吴锡昌上诉无理，依法应予以驳回。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容桂土发中心向本院提交《征收地补偿协议》一份。被上诉人容边经济社对此无异议。上诉人吴锡昌质证认为，该份证据真实性由法院核定，根据该协议的内容来看，明确约定了相关的补偿款支付时间以及本次征地容边经济社一方交付土地的时间，及相关的补偿的处理方式。该协议连同容桂土发中心在一审时提交的《征收地补偿补充协议》可充分证实，2007年容桂土发中心对包括案涉土地在内的此次征地完全是实际征地，并不是预征地。
经审查，《征收地补偿协议》与《征收地补偿补充协议》签约主体均为容边经济社与容桂土发中心，两者均对以上协议予以认可，吴锡昌虽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证实该份协议系容边经济社与容桂土发中心为应对诉讼而伪造，据此对该份协议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本院结合案件事实予以确认。
上诉人吴锡昌、被上诉人容边经济社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容边经济社与吴锡昌签订的《农业承包合同书》约定征用该塘或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属容边经济社所得，生产损失（包括：地上附属物、青苗费）部分按上级规定处理。又约定征用该塘或土地后，容边经济社不再收取吴锡昌被征用鱼塘或土地的上交款。
又查明，容边经济社与容桂土发中心围绕涉案的735.6亩土地征收等问题于2007年1月26日签订的《征收地补偿协议》第四条约定：“本征收地在2007年2月底前由容边经济社全部交付容桂土发中心使用。”同日签订的《征收地补偿补充协议》约定了容桂土发中心向容边经济社另外支付的农业生产损失费（包含：青苗补偿费、基塘整治投入等）、其他损失费（包含：原有基础设施补偿、集团耕地基础设施投入、地上附着物补偿等项目补偿等）合计3678000元，由容边经济社包干理赔。
二审庭审中，容桂土发中心、容边经济社确认《征收地补偿协议》、《征收地补偿补充协议》签订之日起，容边经济社仍未向其交还案涉的75亩土地，容桂土发中心同时确认对于容边经济社起诉的土地占用费，由容边经济社收取，其不主张任何权利。容桂土发中心、容边经济社另确认预征收的745.6亩土地除了用于建设太澳高速公路和广珠轻轨范围内的土地被正式征收外，其他土地还是维持原状，没有被正式征收，性质还是农业用地。
本院认为，本案为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查”之规定，围绕吴锡昌的上诉请求，本院对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作如下认定：
第一，关于案涉《农业承包合同》承包期限认定问题。根据《农业承包合同》签订期间时任容边经济社理事长罗标华、副社长梁顺华的证人证言，可反映容边经济社存在如承租人自行投入资金整治鱼塘、改善承包地等，可以多承租两年的惯例。结合容边经济社2012年6月14日向吴锡昌发出《通知》中称吴锡昌所租赁的土地租期已过两年内容推算，印证吴锡昌对涉案鱼塘进行重整后，容边经济社同意吴锡昌在《农业承包合同》约定承包期限基础上续期两年之事实客观存在。吴锡昌据此主张《农业承包合同》的有效承包期限自2005年2月1日起至2009年12月31日止理据充分，本院予以采纳，原审认定该合同有效承包期限为三年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第二，关于《农业承包合同》承包期限届满后涉案土地的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租赁期间届满，承租人继续使用租赁物，出租人没有提出异议的，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但租赁期限为不定期。”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对租赁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视为不定期租赁。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出租人解除合同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承租人。”如本院上述论析，吴锡昌与容边经济社存在有效的合同期限截止至2009年12月31日，在此之后双方形成的为不定期租赁合同关系，容边经济社随时可解除双方之间承包合同关系，只需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吴锡昌即可。根据容边经济社2012年6月14日向吴锡昌发出《通知》内容来看，该时容边经济社已明确提出解除双方之间合同关系并要求吴锡昌交还承包土地，所给予吴锡昌交还土地的时间属合理期限，依据上述法律规定，2012年7月14日之后吴锡昌与容边经济社承包合同关系已经终止，吴锡昌自该时起已无占用涉案土地的合法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规定：“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四）返还财产……（六）赔偿损失……”，本案诉讼发生至今吴锡昌仍未向容边经济社交还涉案的土地，已构成对容边经济社合法权益的侵害，容边经济社据此要求其返还土地及赔偿损失合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正确合理，本院予以维持。
第三，关于涉案土地在《农业承包合同》有效履行期限内是否被征收问题。首先，容边经济社与容桂土发中心围绕涉案土地签订的《征收地补偿协议》、《征收地补偿补充协议》属于民事协议，区别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征收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涉案《征收地补偿协议》、《征收地补偿补充协议》签订的主体为容边经济社与容桂土发中心，没有一方是人民政府或者行政机关。《征收地补偿协议》、《征收地补偿补充协议》虽有征地之词，但有别于上述法律规定的国家征收土地行为，其属于平等民事主体签订的约定相互权利义务关系的民事合同。其次，吴锡昌并无证据证明《农业承包合同书》履行期间，国家或市、区政府对其承包的土地进行了征收。根据《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二条规定，国家征收土地，需要按以下程序进行：（一）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拟订农用地转用方案、补充耕地方案和征收土地方案，经同级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后，按程序和要求，分批次向上一级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上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二）在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市、县人民政府按以下程序组织实施征地：1.发布征地公告；2.办理征地补偿登记；3.拟订征地补偿安置方案；4.确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5.实施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和交付土地。吴锡昌本案中未能提供国家或市、区政府针对涉案土地拟定的征收方案、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等证据材料，亦未能证实涉案土地性质及用途在《征收地补偿协议》、《征收地补偿补充协议》签订后已改变。基于上述论析，吴锡昌上诉主张涉案土地在有效承包期限内已被征收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第四，关于合同期限届满后，吴锡昌以《评估报告书》、《测量成果资料》结论为依据要求容桂土发中心、容边经济社支付青苗补偿款、附着物补偿费及搬迁费用应否支持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依据国家关于征地补偿的原则，吴锡昌要求按照国家规定获得青苗补偿费、附着物补偿费、搬迁费用等补偿费用，应以其在有效承包期内承包的土地被征收，权益受到损害为前提。如本院上述论析，首先，吴锡昌不足以证明在合同有效的承包期限内，涉案土地已被人民政府或者行政机关有效征收。其次，涉案土地性质、权属在有效的承包期限内也没有发生改变或转移。容边经济社与容桂土发中心签订的《征收地补偿协议》、《征收地补偿补充协议》虽发生在涉案土地有效承包期限（2005年2月1日起至2009年12月31日止）内，没有与吴锡昌进行过协商，但吴锡昌不足以证明容边经济社与容桂土发中心的缔约行为打乱了其用地计划，或存在任何妨碍其正常使用承包土地的行为，对涉案土地产生实质性影响。再次，吴锡昌所承包的土地于2009年12月31日履行期限届满，在双方未就此签订续租合同情况下，吴锡昌理应预测到合同期限届满后相应的法律后果，且从证人罗标华、梁顺华陈述中也反映容边经济社确实存在：“依容边经济社签订合同的习惯，在合同期满后对植物、建筑不进行补偿，若上一手有搭建建筑物的，上一手会与下一手协商、交接、清理。协商不成的，上一手拆走，下一手自己再建设”的交易习惯。故合同期满后，吴锡昌仍继续占用涉案土地且拒缴承包款，不构成善意履行合同相关义务。综上论析，吴锡昌不足以证明涉案土地在合同有效期限内已被人民政府或者行政机关征收，及容边经济社与容桂土发中心签订《征收地补偿协议》、《征收地补偿补充协议》后对其承包的土地使用造成影响前提下，现依据《评估报告书》、《测量成果资料》要求容桂土发中心、容边经济社支付青苗补偿款、附着物补偿费及搬迁费用合计2417690元，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吴锡昌提出的容边经济社收取的735.6亩青苗及附着物补偿款3678000元中，含其承包的75亩土地青苗及附着物补偿款在内问题，如上述论析，容边经济社与容桂土发中心签订的《征收地补偿补充协议》系平等主体之间签订的民事协议，容桂土发中心支付该笔款项系为了便于涉案735.6亩土地（含涉案75亩土地在内）的交付及以后征收目的实现而自愿向容边经济社所作的进一步补偿，支付对象并非吴锡昌等人且在此期间亦未侵害吴锡昌经营权，吴锡昌据此提出有权分配该笔款项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0) {$(\"#divTool_Summary\").ContentSummary({ data: dirData });}});$(function()
{\r\n var jsonHtmlData =
\"{\\\\\"Title\\\\\":\\\\\"大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庄河支行诉张德洪、宋海娥、刘治林、姚承武、王仕君、王仕波、崔海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PubDate\\\\\":\\\\\"2015-0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