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杭民终字第374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某。
法定代理人沈中华（曾用名沈忠华）。
委托代理人方志华、吴肖臣，浙江浙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东电电气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汉石，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朱觉明，浙江浙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丁忠祥。
委托代理人吴晓洁、任杰，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王培民。
上诉人沈某、上诉人东电电气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电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丁忠祥、王培民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均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5）杭江笕民初字第3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2月1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14年2月20日，丁忠祥与东电公司签订工程承包合同，约定由丁忠祥（乙方）承包东电公司（甲方）的办公楼装修改造工程，施工合同约定乙方施工期间造成甲方、乙方或第三方人身财产损害则由乙方承担全�责任；等等。丁忠祥为木工出身，经方某介绍将工程中的水电工作交予有资质第三人王培民，经王培民介绍，案外人姜某及沈某与其共同承担水电工作。2014年3月29日，应丁忠祥要求，沈某与案外人姜某一起到工程所在地走廊过道安装路由器，中午12时许，沈某爬上人字梯安装路由器，案外人姜某从旁扶住人字梯，沈某在盖石膏扣板时从梯子上坠落，当场不能动弹。
受伤当即沈某由工友等送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一七医院，诊断为创伤性特重型颅脑损伤。此后住院医疗记录为：2014年3月29日至5月19日于邵逸夫医院，5月19日至6月27日于武警浙江总队杭州医院，6月27日至7月7日于浙江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7月7日至7月21日于武警浙江总队杭州医院，7月21日至9月22日于浙江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9月22日至今于杭州城东医院。
2014年10月21日，沈某委托浙江法会司法鉴定所对其伤残等级、护理等级、误工期限、护理期限、营养期限、后续医疗费进行评定，2014年10月23日，该鉴定所出具鉴定意见书，沈某因此次受伤构成一级残疾，误工期建议自受伤之日2014年3月29日起至定残日前一日2014年10月22日止。沈某为此自行支出鉴定费及法医出诊费共计4100元。2015年3月10日，经丁忠祥与东电公司申请，原审法院委托浙江迪安司法鉴定中心对沈某误工损失日、护理期限（人数）、营养期限、护理依赖等级及后续医疗费、伤残及伤病关系进行评定。2015年4月9日，该鉴定所出具鉴定意见书，认定：沈某系外伤造成重型颅脑损伤，误工损失日应当自受伤当日起计算至第一次定残日前一天止为宜；护理期限自受伤当日起算至第一次定残日前一天止为宜（2人护理），营养期限以16周为宜；沈某护理依赖等级评定�完全护理依赖；沈某要求后期行颅骨修补及针对相关并发症的医疗需求是合理的。但后期医疗的具体费用，简易参考就诊医疗机构出具的医疗证明，或以实际发生的数额计为妥。关于伤残及伤病关系评定意见，认为沈某系高处坠落造成重型颅脑损伤（术后），目前呈植物性生存状态，评定为人体损伤一级伤残；其颅脑损伤与高坠伤存有直接因果关系，与××、贫血、低钠血症及右下肢内固定留置等无因果关系。
另查明，沈某的户籍所在地为杭州市余杭区仓前镇永乐村30组周家桥3号，系农村户口，其受伤时并未取得水电施工资质。沈某母亲倪顺芝，户籍地为杭州市余杭区仓前镇永乐村30组周家桥12号，系农村户口，沈某受伤时有兄弟及妹妹共3人。丁忠祥与东电公司截至开庭时已向沈某垫付医疗费549634.6元，支出鉴定费5150元，共计554784.6元。
沈某于2015年4月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1、丁忠祥支付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住院期间护理费、后期护理费、误工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伤残鉴定费、交通费、住宿费、病人住院期间残疾辅助器具费等合计4845882.04元（后续治疗费、后期护理费暂按10年计算，已经扣除丁忠祥、东电公司已经支付的549000元）2、东电公司对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在于丁忠祥与王培民的关系，焦点二在于丁忠祥是否为沈某的实际雇主，焦点三在于东电公司、王培民是否应该为沈某此次的受伤承担赔偿责任。
对于争议焦点一，丁忠祥主张装修改造工程中的水电工作是承包给王培民的，即由王培民负责具体的水电施工及雇佣员工事宜，但结合证人方某的证言，可以确认丁忠祥与王培民并�就水电分包一事达成一致，而是以做点工、按每人每天250元结算工资，且沈某与证人姜某及王培民先期拿到的工资与此说法吻合，王培民并无从中赚取利差，且无论是将水电工作承包给王培民还是雇佣王培民做水电工作，丁忠祥均较王培民更有能力取得双方间法律关系的证据，因此应由丁忠祥就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负担证明责任，丁忠祥仅以通话记录等为证据尚不足以认定双方之间为承包关系，故对于丁忠祥的该项辩称不予采纳。
对于争议焦点二，丁忠祥主张其并非沈某的实际雇主，判断是否成立雇佣关系条件主要有二，一是受雇人为雇主选任并受雇主制约监督，二是一方提供劳务另一方支付报酬，沈某虽系王培民介绍，但在工地从事的工作内容为丁忠祥确定，其在工地从事水电工作也为丁忠祥所认可，且本案中安装路由器的工作也系丁忠祥指派，并不以直接告知沈某为前提；沈某提供劳务，丁忠祥虽未向其直接给付报酬，但通过当事人及证人的陈述可以认定沈某拿到的报酬系丁忠祥给付，故丁忠祥实为沈某的雇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丁忠祥雇佣沈某从事装修工程中的水电工作，沈某工作时受伤，应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沈某年近六旬，且未取得水电工作资质，在有高度的地方从事电工操作未能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导致跌落受伤，自身具有过错；丁忠祥作为接受劳务的一方，未能组织安全作业，亦未提供施工时的安全防护措施，且在选任施工人员时存在过失。衡量双方过错程度，原审法院酌情确定丁忠祥承担70%的赔偿责任，沈某自行承担30%的责任。对于争议焦点三，王培民在此案中仅为沈某到丁忠祥承包工程中做工的介绍人，且其并未从中赚取利差，由其承担赔偿责任将显失公平，故王培民不应对沈某的损害负赔偿责任。对于东电公司的辩称，原审法院认为，装饰装修合同属于工程施工合同的一种，属于特殊的承揽合同，其与一般承揽合同在合同标的、合同主体、结算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并不当然适用承揽合同的相关条款，且无论从合同名称还是合同内容上均可认定东电公司与丁忠祥为工程施工合同，施工方应当具有相应的施工资质，东电公司明知丁忠祥并不具备承包装修工程施工的资质而将该工程发包给丁忠祥，其存在选任过错；在提供安全生产条件方面，虽然结合证人及当事人的陈述可以认定丁忠祥、东电公司已尽到口头告知义务，但并不能当然免除其提供安全作业设备的义务，且合同中关于安全责任的条款系丁忠祥、东电公司之间的约定，对第三人并不当然发生效力，故东电公司应对丁忠祥的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沈某的合理损失包括：1、医疗费。沈某主张已发生的医疗费720492.22元，低于原审法院查明的金额，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后续治疗费，根据司法鉴定意见书及沈某提交的城东医院证明，未能固定必然发生的医疗费用，故对于后续治疗费该项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沈某可待其实际产生后另行主张。2、误工费。沈某主张按浙江省年度职工平均工资44513元为标准计算208天为25366.31元，该标准不高于法定标准，属于合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3、护理费。根据法律规定，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根据鉴定结论，护理期限自受伤当日起算至第一次定残日前一天止为宜，沈某主张定残日之前的护理费64463.31元属合理范围，原审法院予以支持；沈某主张后期护理费按照护理人员2人支付10年的标准不甚合理，结合鉴定意见书以及当事人陈述，原审法院酌定后期护理费按1人护理暂计算5年为241860元（48372＊5）。4、营养费。根据鉴定结论营养期为16周，沈某主张按60元每天的标准计算没有法律依据，原审法院酌情确定营养期内的营养费为3000元。5、交通费与住宿费。沈某在前往医院接受治疗、转院以及家属进行陪护、探望等情况，发生交通费与住宿费属于合理范畴，根据沈某提交的票据，综合考虑费用合理性，原审法院酌情确定交通费与住宿费为5000元。6、司法鉴定费。沈某因鉴定其伤残等级支付鉴定费4100元，及丁忠祥、东电公司经沈某认可委托法院鉴定预支的鉴定费5150元，属必要开支，原审法院予以支持。7、残疾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计算。本案中，沈某系农村户口，沈某主张按照城镇标准计算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014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373元，沈某构成一级伤残，经计算，残疾赔偿金应为387460元（19373×20）；另，根据法律规定，被抚养人生活费应当计入残疾赔偿金，沈某主张金额超过法定限额，原审法院计算为18122.5元（14498＊5／4）。故残疾赔偿金总额为405582.5元。8、住院伙食补助费。沈某主张的住院伙食补助费12330元属于合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9、残疾辅助器具费。沈某诉请的残疾辅助器具费属于沈某住院期间的日常用品开支，原审法院酌定其合理开支为2000元。以上1-9�费用共计1489344.34元，根据各自过错丁忠祥应承担1039041.04元，扣减丁忠祥、东电公司已经垫付的费用554784.6元，由丁忠祥承担484256.44元，东电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其他损失由沈某自行承担。关于沈某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沈某因劳务活动受伤致残，至今处于昏迷状态，其身心遭受较严重损害，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合理，但主张金额过高，原审法院结合各方过错程度以及实际情况，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3000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丁忠祥应赔偿沈某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住宿费、司法鉴定费、残疾赔偿金、住院伙食补助、残疾辅助器具费共计484256.44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日内付清。二、丁忠祥应赔偿沈某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东电公司对上述二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四、驳回沈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767元，减半收取11883.5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沈某负担9002元，由丁忠祥、东电公司负担7881.5元。
宣判后，沈某及东电公司均不服。沈某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为沈某自身存在过错不当。丁忠祥作为雇主即接受劳务一方，存在重大过错，应当依法承担全部赔偿责任。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根据该条款规定，雇主应当承担雇主责任。2、《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沈某认为，认定是否存在过错，应当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首先，迪安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已经明确，沈某的颅脑损伤与高坠伤存有直接因果关系，与高血压、贫血、低钠血症及右下肢内固定留置等无因果关系，且高血压、贫血、低钠血症均为事故发生后发生的病症。本案证据充分证明，丁忠祥没有组织安全作业，未提供施工时的安全防护措施，存在重大过错。其次，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沈某存在过错，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自己有建设工程施工资质并具备安�生产条件。沈某是否有水电工作资质、年近六旬是否适合案涉工作等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审查注意的义务。再次，沈某是在安装路由器后，盖石膏扣板时从梯子上坠落。由于工作地是在走廊通道，左右两面都是光面的墙，房顶没有可以抓手的地方。假设被上诉人提供了安全帽给沈某，假设被上诉人提供类似桌子的工作台而不是人字梯，都会减轻或者避免本案事故后果的发生。本案中，即使沈某持有水电工资质证书并不必然能够避免事故的发生，何况沈某是从事零杂辅助工作，不需要持有水电工证书。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安装路由器和扣石膏扣板需要持有资质证书。一审法院关于沈某年近六旬而在有高度的地方从事工作存在过错的认定明显不合理，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的情况下认定沈某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明显失当。因此，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本案是由于接受劳务一方即丁忠祥存在重大过错造成提供劳务一方即沈某的损害后果发生，所以，应当由被上诉人负全部责任。二、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不当，造成部分赔偿金额计算错误。1、医疗费，3510532.22元（780332.22元＋2730200元）。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沈某认为，鉴定机构已经出具意见认为沈某要求后期行颅骨修补及针对相关并发症的医疗需求是合理的，但后期医疗的具体费用，建议参考就诊医疗机构出具的医疗证明，或以实际发生的数额计为妥。本案中，因沈某处于植物性生存状态，伴有并发症，故沈某根据鉴定意见和就诊医院出具的医疗证明，针对相关并发症的医疗需求诉请后续治疗费，从一审庭�后暂计10年。关于后期行颅骨修补费用、如因病情恶化增加的后续治疗费用和10年之后仍存活发生的后续治疗费另行请求。根据医院证明和病情基本稳定后医药费开支每天为748元计算，后续治疗费计算公式为，748元／天×365天×10年=2730200元。沈某要求被上诉人支付后续治疗费2730200元的请求合情、合理、合法。沈某诉请后续治疗费的起算时间为一审庭审结束后，医疗费的暂计截止时间为2015年5月8日，具体应算至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本案于2015年7月27日庭审结束，因此，一审判决认定的医疗费应当计算至2015年7月27日，而根据城东医院证明可以确定2015年5月8日至7月27日的医疗费为59840元。因此，医疗费应为780332.22元。2、后期护理费483720元。根据鉴定意见评定沈某的护理等级为完全护理依赖，因沈某受伤时未满60周岁，依据相关的法律和司法解释，可以依照20年计算，沈某�审诉请暂计算10年，之后依病人恢复情况另行请求，是合法行使诉权。一审法院酌定暂按5年计算没有法律依据。3、交通住宿费35980元。《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在沈某受伤住院后，沈某的儿子每周奔波于单位（龙游）与医院（杭州）之间，看望照顾沈某，每次的汽油费、过路费均需四五百元。沈某的儿媳在沈某受伤住院后，天天从余杭仓前家里到医院照顾，每月的汽油费、过路费停车费开支巨大。4、营养费，60元×7天×16周=6720元。5、病人住院期间残疾辅助器具费12157.7元（暂算至2015年4月30日）。沈某的女儿为了照顾住院的沈某，在医院附近租住房屋，每天在家里用榨汁机、粉碎机等将�物制作成糊状，送到医院，通过针管塑胶管将糊状的食物打到沈某胃里，维持沈某的食物摄入、营养来源。所以，沈某一审诉请的金额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依法全额支持。6、残疾赔偿金807860元＋34952.5元。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十条规定，沈某的残疾赔偿金应按城镇居民标准计算。首先，沈某居住的地方区划名称为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仓前街道是余杭城区的组成部分。作为杭州市市辖区的余杭区是杭州这座城市的组成部分，余杭区的城区是杭州市区的组成部分。沈某的居住地属于杭州未来科技城区块内，属于杭州市及余杭区重点开发区域，农民的土地大部分已经或者将要被政府征收用于经济开发。其次，沈某在城镇工作，本案一审判决已经认定沈某每日收入为250元，沈某的收入已经明显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标准。7、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沈某认为，被上诉人对本案事故的发生存在重大过错，应当由被上诉人支付沈某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各项赔偿计算清单：医疗费3510532.22元；误工费25366.31元（认可一审判决金额）；护理费548183.31元（认可一审判决关于住院期间护理费金额）；营养费6720元；交通住宿费35980元；司法鉴定费9250元（认可一审判决金额）；残疾赔偿金862812.5元；住院伙食补助12330元（认可一审判决金额）；残疾辅助器具费12157.7元；合计5023332.04元，扣除被上诉人垫付的费用554150元（一审错误认定垫付554784.6元），被上诉人尚应付4469182.0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综上，沈某认为，一审判决关于沈某存在过错的认定错误，有关赔偿计算标准错误。一审判决对后续治疗费的诉请没有支持，对后续护理费的诉请却部分认可，在同一个判决中存在两个标准，对法律适用�一致，不符合逻辑，与法不合。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改判丁忠祥赔偿沈某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住宿费、司法鉴定费、残疾赔偿金、住院伙食补助、残疾辅助器具费共计4469182.04元（后续治疗费、后期护理费暂按10年计算，其他根据病人恢复情况另行诉请）；二、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丁忠祥赔偿沈某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三、维持一审判决第三项。
被上诉人丁忠祥针对沈某的上诉，答辩称：一、丁忠祥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答辩人对一审法院确认的事实及由此作出的四项判决均无异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首先，沈某自身对本次事故的发生存在较大的过错，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可以看出，丁忠祥自己只会从事木工工作，所以将装�改造工程中的水电工作交于王培民，而沈某是王培民应邀过来从事水电工作的工友，且该工程为装修工程施工，沈某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明知自己从事的是装修改造工程的电力施工工作，在自己未取得电力施工资质证书的情况下，依然从事该特种行业工种的工作，确已严重违反了该行业的强制性规定。其次，沈某在从事需要高处作业的电工工作时，自己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在应当预见到不采取安全保护措施可能会对自己身体甚至生命造成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依然对结果的发生持放任态度，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故其自身对此存在重大过失，应负担起相应的法律责任。再说，根据一审庭审调查可知，丁忠祥每次在施工前和施工中都再三强调施工作业的安全问题，本次事故发生时也是一直由案外人姜某扶着人字梯让沈某施工作业，如果沈某在�工时能按规定注意安全义务佩戴头盔，并考虑自身的疾病，也不会发生今天的惨剧。最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沈某应自行承担30%的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丁忠祥对一审法院认定的沈某的各项赔偿项目以及相应的赔偿金额没有异议。1、医疗费。丁忠祥认可一审法院认定医疗费为720492.22元，至于沈某上诉主张的自2015年5月8日至7月27日的医疗费59840元，应另行提起诉讼处理，并需要提供相应的医疗费票据，按实际发生数额确定。对于沈某上诉主张的后续10年治疗费2730200元，丁忠祥认为，虽然鉴定机构的意见是“后期医疗的具体费用，建议参考就诊医疗机构出具的医疗证明，或以实际发生的数额计为妥”，但这毕竟不是必然发生的费用，所以慎重起见，应待实际产生后另行主张为妥。2、护理费。丁忠祥认可一审法院认定的，自沈某受伤当日起算至定残日之前的护理费64463.31元。沈某上诉主张按10年计算没有法律依据，也不甚合理，沈某截止到现在还一直处于植物人状态，病情极度高危，后续病情如何谁都无法确定，且《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中也没有明确后期护理的期限，能否存活10年是一个未知数，丁忠祥出于人道主义，认可一审法院认定的后期护理费按1人护理暂计5年为241860元。3、交通费、住宿费。沈某在一审中用以证明交通费的相当一部分的票据与本案根本没有关联性，而且沈某病情已经基本稳定，也已经雇佣保姆，不需要家人天天陪护。沈某诉称其女儿为照顾他在医院附近租住房屋，但没有提供租房合同、租房发票等证据加以证明。丁忠祥认可法院酌情确定的交通与住宿费5000元。4、营养费。丁忠祥认为营养费每天60元过高，认可法院酌情确定的营养期内的营养费为3000元。5、残疾辅助器具费。丁忠祥认为沈某的此项上诉没有法律依据，沈某没有提供支出残疾器具费的任何发票，丁忠祥只认可法院酌情确定的2000元。6、残疾赔偿金及被扶养人生活费。沈某上诉要求按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这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沈某及沈某的母亲均系农村户口，沈某事故发生前，也一直生活在农村，有田地用于耕作，电工只是沈某的临时性工作，偶尔性的收入，事实上还是主要依靠农耕维持生活。沈某目前也尚不属于失地农民。因此，丁忠祥认为一审按照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作为计算依据，完全有法律和事实依据。7、丁忠祥对于一审法院判决的误工费25366.31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2330元、司法鉴定费9250元均予以认可。以上费用共计1489344.34元，根据各自过错丁忠祥应承担1042541.038元，扣除丁忠祥和东电公司垫付的费用554784.6元，丁忠祥还需承担487756.438元，东电公司对丁忠祥的赔偿份额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8、关于沈某主张精神抚慰金50000元。丁忠祥认为，主张金额过高。沈某自身对损害的发生存在重大过失，结合各方过错以及实际情况，认可法院酌定的30000元。综上，请求驳回沈某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上诉人东电公司针对沈某的上诉答辩称：沈某上诉的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其上诉。一、东电公司认为沈某受伤一事不应当由东电公司承担责任，而应当由作为雇主的丁忠祥（沈某在上诉状中自认丁忠祥是雇主）承担责任，沈某因为自身过错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二、沈某认为其没有过错的观点是不符合事实的。东电公司认为，沈某受伤是由自身××原因造成的，自身未履行安全注意义务，所以沈某具有重大过错。（一）鉴定结论有�“没有因果关系”是建立在推测的基础上的，缺乏科学的分析和认证，不应被采纳。（二）沈某认为“案涉的沈某的工作场所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未提供安全防范措施”及“应当戴安全帽”是不符合事实也没有法律依据的。1、沈某事发时所从事的工作无须戴安全帽。GB2811-2007《安全帽》国家标准第3.1条对安全帽的定义是“对人头部受坠落物及其他特定因素引起的伤害起防护作用的帽”，根据该国家标准，安全帽的作用是防止头部被冲击。根据另一国家标准《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GB／T11651-2008）第五条，安全帽的防护性能在于防御物体对头部的冲击、刺穿和挤压；该标准6.1条还规定，安全帽用于的作业类别是存在物体坠落、撞击等，国家标准《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GB／T11651-2008）中“表三”对安全帽使用的作业类别作出了具体规定，并不包括沈某当时的�业环境。从上述国家标准看，安全帽主要用于接触锋利器具作业和存在物体坠落、撞击的作业场所。沈某事发时所从事的工作显然不属于上述国家标准的作业类别。2、沈某当时作业环境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并且采取了安全保护措施。在一审判决书“本院确认的事实”和一审第一次庭审时沈某的儿子（法定代理人）在公安的询问笔录中明确沈某当时所站立的梯子是由工友姜某扶着的，证明采取了安全防范措施。一审判决书认定“在提供安全生产条件方面……两被告已尽到口头告知义务”。另外从沈某的作业环境看，不属于登高、户外作业也不属于国家标准规定应当戴安全帽的情形，因而没有危险性。沈某在2014年7月22日的《起诉状》中自认受雇工作的地点是在东电公司办公室三楼的走廊，根据东电公司在一审提供的现场照片（本案丁忠祥和王培民在一审认可真实性），经过东电公司代理人现场勘查，该走廊距地面垂直高度为267厘米左右，宽156厘米左右，走廊两边都有墙；根据东电公司一审提供的姜某证人证言，受害人当时站在人字梯的四档上，一般的人字梯的四档的高度是95厘米。更何况在第一次庭审时沈某的法定代理人在公安的询问笔录中明确沈某当时所站立的梯子是由姜某扶着的。根据现场环境，在如此低的高度上（95厘米）作业，如果是健康的人尤其没有高血压、心脏病的人是不会摔下的，即使摔下，也不会有本案如此严重的后果。3、沈某认为“涉案装修工程需要建筑资质”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4、沈某受伤是由自身××造成的，其受伤和东电公司的行为没有因果关系，沈某没有履行安全注意义务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三、东电公司认为，沈某上诉有关赔偿项目的金额存在过高、不合理及不符合事实、法律规定的情况。1、关于医疗费。医疗费中应当扣除治疗沈某××、中度贫血，低钠血症、窦性心动过缓、肺结核等非因本次摔伤引起的治疗费用。至于沈某在上诉状中突然增加的59840元医疗费，不应当纳入二审请求范围。在一审辩论终结前沈某并未提出该金额，也未举证质证。另外后续治疗费应当以实际发生的金额为准，沈某有关后续治疗费2730200元的诉请因为“未能固定必然会发生”所以没有法律依据。沈某在一审提交的就诊医院出具的《说明》，没有医院行政公章、也没有法定代表人和经办人签字，不能反映该医院的真实意思，东电公司、丁忠祥、王培民对该证据三性均有异议。东电公司认为所谓的高达两百多万后续治疗费主张未必会实际发生：因为考虑到沈某处于植物人状态，病情极度高危，所以是否能存活10年是不确定的；《说明》称“今后每月所需要的费用为两到三万之间”是估算的且金额不是确定的，缺乏其他证据支持；《说明》使用的是假设性的语言“在病情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说明》所称的并发症，一缺乏其他证据支持，二司法鉴定《鉴定意见书》中没有《说明》中列举的并发症的鉴定结论，三《说明》所称的并发症使用的是假设性的语言“若病情出现变化”，最后《说明》末尾称“以上说明仅供参考”，《说明》中没有“是否出具给法院”的文字记载，所以没有证明力。2、沈某有关残疾赔偿金（包括被抚养人生活费）以城镇居民标准计算没有法律依据，应当按照农村居民的标准。受害人因伤致残对实际收入影响不大，请求法院调整。沈某在上诉状称“在城镇工作”是不符合事实的。沈某一审没有关于“签过劳动合同、社保缴纳、工资发放记录、个税缴纳凭证”的证据，因此其主要收入非来源于城镇。沈某在上诉状称“居住在城镇”是不符合事实的。东电公司认为，沈某的户口属于农民，居住在农村。沈某一审举证的证据15中的“批复”第七条规定“原规划范围内的土地用途不变”，结合沈某一审举证的证据17证明沈某名下的土地性质仍属于集体土地。因此沈某仍居住在农村。沈某也不是失地农民。没有证据证明沈某的土地已经被征收。综上，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印发《关于人身损害赔偿费用项目有关问题的解答》的通知第14条，应当按照农村居民的标准。另外，沈某是农民，年龄61岁超过法定劳动年龄，也不存在在企业打工情况，其残疾对实际收入影响不大，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受害人因伤致残但实际收入没有减少，或者伤残等级较轻但造成职业妨害严重影响其劳动就业的，可以对残疾赔偿金作相应调整。3、沈某有关残疾辅助器具费用没有法律依据。�某没有举证残疾辅助器具配置机构的意见，也没有鉴定机构的意见。且处于植物人状态，是否需要旨在“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残疾辅助器具？沈某在一审举证的所谓“残疾辅助器具”实际上是住院期间的日常用品开支。4、有关误工费过高，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沈某应当相应举证。前述已经证明沈某属于农民，在农村生活，其主要收入非来源于务工收入。5、沈某其他赔偿项目存在金额过高、不合理之处。沈某的受伤，一方面是自身××造成的，也未尽安全注意义务，应当自己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根据侵权责任法应当由作为雇主的丁忠祥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法院的责任是正确适用法律，公正的判明真正的责任主体，本案的责任主体显然不是东电公司。只有这样，才能维护东电公司的合法权益，避免冤情�发生。部分理由详见上诉状。
被上诉人王培民针对沈某的上诉答辩称：是丁忠祥让王培民叫几个人一起做事的，对一审判决没有异议。
上诉人东电公司上诉称：原判决存在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况。一审法院援引《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判决东电公司承担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东电公司不应当承担责任。一、一审法院认为“东电公司和丁忠祥签订的装饰装修合同不属于承揽合同”不符事实也没有法律依据。东电公司认为该合同属于承揽合同而不属于工程施工合同。从法定的概念上，装修合同不属于“建设工程合同”。建设装潢工程施工合同并非《合同法》二百八十六条所指的建设工程合同，建设工程合同的标的是特指基本建设工程。如果是为完成不能构成基本建设的一般工程的建设项目而订立的合同，不属于建设工�合同，而属于承揽合同的范畴。一审法院认为从“合同标的、合同主体、结算方式存在差异”为理由进而推断“并不当然适用承揽合同的相关条款”是不符事实也没有法律依据。1、从合同标的看，原审法院认定“沈某与案外人姜某一起到工程所在地走廊过道安装路由器”，据此确定本案涉及的合同标的是特定的工作成果，而建设工程合同的标的是不动产；2、从合同主体看，建设工程的施工方需要资质，而本案的雇主丁忠祥因系承揽关系，国家已经废除了原来需要资质的规定；3、从结算方式看，虽然合同约定款项支付需要“竣工验收”，但由于不是建设工程，不存在建设方、设计方、监理方、有关部门（如消防、环保参与验收）及竣工验收备案的行政问题，所以有关结算条款实际上属于合同法有关承揽合同涉及的交付工作成果的验收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东电公司和丁忠祥存在“选任过失”，一审法院援引的法律依据是《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十条，该条适用的范围恰恰是承揽关系，证明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关系是承揽关系，但一审法院在同份判决又否认承揽关系，明显属于前后矛盾。二、一审法院认为“施工方应当具有相应的资质”不符事实也没有法律依据。国家已经废除了装修工程需要资质的规定。一审法院对东电公司在一审提供的有关不需要资质的具体规定避而不谈也未提出反驳的法律依据，更未在判决中援引装修工程需要资质的强制性法律依据，无法服众，法律文书说理性不强。房屋装饰装修不需要资质，国家已经废除了装修工程需要资质的规定：1、《建筑装饰装修管理规定》第十一条曾经规定，“凡从事建筑装饰装修的企业，必须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进行资质审查，并取得资质证书后，方可在资质证书规定的范围内承包工程；建设单位不得将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发包给无资质证书或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企业”。但是2004年7月2日《建设部关于废止﹤城市房屋修缮管理规定﹥等部令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127号），废止了《城市房屋修缮管理规定》和《建筑装饰装修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46号，1995年8月7日发布）及《村镇建筑工匠从业资格管理办法》规章。2、国务院于2002年11月1日《关于取消第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02）24号）中明确取消了“房屋装饰装修审批”；3、国务院《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曾经规定，在村庄、集镇规划区内从事建筑施工的个体工匠，除承担房屋修缮外，须按有关规定办理施工资质审批手续。但是2004年5月19日《国务院关于第三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取消了村镇建筑工匠从业资格。4、2015年1�22日新修订的《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第二条“本规定所称建筑业企业，是指从事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线路管道设备安装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等施工活动的企业”。该新修订的规章删除了原《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规定的“装修工程”属于建筑业企业的范围的规定。因此一审法院以资质为由认为东电公司存在“选任过错”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三、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未提供安全生产条件”是不符事实的。一审法院认定“当事人已经尽到口头告知义务”，但认为“不免除提供安全作业设备的义务”，对于“应当提供什么具体的安全作业设备”“该设备对安全生产是否必须”这两个问题法院避而不谈，判决书缺乏说理认证，因而没有事实依据。东电公司认为已经提供了安全生产条件：1、一审判决认定“已经尽到口头告知义务”；2、一审判决认定沈某�业时所站立的人字梯是由案外人姜某扶着的；3、沈某作业环境没有安全隐患。四、沈某受伤是由自身疾病造成的，沈某的受伤和东电公司的行为没有因果关系，沈某没有履行安全注意义务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沈某自身存在重大过错。一审判定沈某自身承担的责任份额过低，应予调整。一审法院仅对伤残等级的鉴定意见予以认定，但对另一份关于伤病因果关系的鉴定意见书（205号鉴定意见书）未予认定，该因果关系鉴定应当排除。1、根据沈某一审举证的病历、出转院记录和鉴定意见书、经一审法院同意的重新鉴定的鉴定意见书，沈某受伤时有高血压病、中度贫血，低钠血症、窦性心动过缓、肺结核、腿部受过伤，尤其沈某的代理人在一审庭审中承认沈某事发时有高血压。2、沈某作业环境没有安全隐患。3、一审判决认定“沈某当时所站立的梯子是由案外人姜某扶着的”，姜某在公安的询问笔录中明确沈某所站立的位置离地只有一米左右。4、丁忠祥提交的顾云华的证词称“沈某当时不知为何没有任何喊叫”，丁忠祥提交的《情况说明》称“连工友都觉察不到他有摔下来的预兆”，因此有证据认为沈某系在作业时高血压、心脏病等发作导致摔伤。5、虽然鉴定结论认定没有因果关系，但是鉴定意见中关于沈某腿部的伤情和脑部受伤的因果关系分析中认为“依据不足”，意见使用的是非肯定性的语言，不能排除两者具有因果关系，因为该鉴定对高血压、贫血等因果关系的分析使用的是“无关联性”“不能成立”的肯定性用语；6、东电公司就因果关系向一审法院提交的《重新鉴定申请书》中要求对沈某心脏病（窦性心动过缓）和本次受伤的因果关系进行鉴定，但鉴定意见书不知为何不对此进行因果分析，根据医学知识，沈某的�性心动过缓会导致脑部供血不足从而引起昏迷，两者具有因果。五、东电公司认为，一审法院认定沈某赔偿项目的金额存在过高、不合理和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的情况，应当调整。综上，东电公司对沈某的受伤不存在过错，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请求撤销原判决第三项，改判东电公司不承担责任，判决返还东电公司垫付的44万元的医疗费用和鉴定费2000元。
上诉人沈某针对东电公司的上诉答辩称：一、东电公司认为案涉合同为承揽合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关于案涉合同不属于承揽合同的认定正确。东电公司认为“从法定的概念上，装修合同不属于建设工程合同。”其所依据的是2015年1月22日修订的《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第20次部常务会议审议通过，2015年1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22号发布，属于部门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建设工程，是指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工程及装修工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建设工程，是指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工程及装修工程。后两部是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要服从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东电公司的所谓法定概念实际上是东电公司自己的概念。所以，装修工程根据行政法规的规定属于建设工程。此外，案涉合同的全称是《装修工程改造合同》，由东电公司和丁忠祥签订，可见案涉工程是装修工程，而非承揽活动。原审判决对该事实的认定清楚明确，法律适用准确。二、东电公司主张原审判决对选任过错的认定适用法律错误，东电公�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十三条规定，从事建筑活动的建筑施工企业、勘察单位、设计单位和工程监理单位，按照其拥有的注册资本、专业技术人员、技术装备和已完成的建筑工程业绩等资质条件，划分为不同的资质等级，经资质审查合格，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后，方可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五）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东电公司列举了根据《建设部关于废止城市房屋修缮管理规定等部令的决定》等规定，据此认为，发包人不需要承担选任责任了。2015年1月22日修订的《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不适用本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159号于2006年12月30日经建设部第114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并发布的《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适用本案，该规定的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实施对建筑业企业资质监督管理，适用本规定。本规定所称建筑业企业，是指从事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线路管道设备安装工程、装修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等活动的企业。东电公司认为2015年1月22日修订后，已经删除了装修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内容，所以，本案东电公司选任施工人不需要有资质。但是，由于本案发生在该规定修订前的半年多，因此，恰恰可以证明，东电公司应当选任有资质的企业承包工程，否则应当承担选任过错责任。综上可见，装修工程的承包人要有资质并且具备安全生产条件。东电公司明知丁忠祥只是个木工，不具备任何�质条件，没有工程施工承包管理经验，将案涉装修工程发包给丁忠祥，丁忠祥未提供安全作业环境，安全施工措施和安全防护用具，连起码的安全帽和塑胶手套都没有准备。沈某认为原审关于东电公司和丁忠祥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判决正确。三、沈某认为，东电公司以及丁忠祥没有提供安全生产条件的事实清楚，原审法院的认定并无不当。根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施工单位应当提供安全作业环境，安全施工措施和施工安全防护用具。东电公司主张尽到了口头告知义务，梯子有人扶着，沈某认为，东电公司勉强尽到了部分安全施工措施责任，安全防护用具没有，安全作业环境没有。就是因为光秃秃的墙存在安全隐患，在发生事故时，没有可供抓手的地方。所以，东电公司和丁忠祥存在严重过错，应当承担全责。四、根据迪安司法鉴定中心的两份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认定的事实，沈某认为应当认定东电公司和丁忠祥承担全责。东电公司上诉称沈某自身存在过错没有事实依据。原审判决第14页第三段，第一句“本院对该组司法鉴定意见书予以确认”。东电公司称原审法院仅对伤残等级的鉴定意见予以认定，但对另一份关于伤病因果关系的鉴定意见书未予认定，沈某不清楚是不是东电公司没有看清楚，该上诉理由过于一厢情愿。原审法院认定的是迪安鉴定中心的一组司法鉴定意见书，当然是指作为证据的两份。沈某的颅脑损伤与高坠伤存有直接因果关系，与高血压、贫血、低钠血症及右下肢内固定留置等无因果关系。这一事实已经非常清楚了。迪安司法鉴定中心关于因果关系的鉴定，鉴定意见第十页做出了明确的鉴定意见，沈某的高血压病是轻度的高血压病，沈某目前所致的颅脑损伤与外伤有直接因�关系，这一点已经排除了高血压病与颅脑损伤有直接因果关系的关联性。同时内固定留置与高坠落的依据不足，已经排除了右下肢内固定留置与颅脑损伤的因果关系。入院早期未见有贫血及低钠血症的诊断，该结论也可以排除贫血与低钠血症与颅脑损伤的因果关系。也可以认定是入院后产生的并发症，而不是受伤前产生的。五、东电公司认为原审判决认定的赔偿项目存在过高、不合理、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的情况，应当调整。沈某也认为应该调整，认为原审判决认定过低，原审认定的金额不合理、不合法，具体金额、计算标准和法律依据等已提起上诉，不再赘述。综上，请求驳回东电公司的全部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丁忠祥针对东电公司的上诉答辩称：一、丁忠祥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东电公司与丁忠祥之间签订的装饰装修合同属于工程施工合同，判决东电公司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属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而东电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一审法院将该《装修工程改造合同》定性为工程施工合同是完全正确的，同时该合同也不失为一个特殊的承揽合同。丁忠祥认为，如果要正确区分建设工程合同与承揽合同，就必须从建设工程合同与承揽合同的历史沿革与立法者的本意出发。各国的民法典以一般当事人所约定的典型给付的种类为主要标准来区分合同性质，而建设工程合同与承揽合同的典型给付实际是相同的，即均以完成一定工作并交付工作成果为典型给付，这表明建设工程合同本质上属于承揽合同，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和第二百六十九条关于两者的定义以及第二百八十七条关于建设工程合同可以适用承揽合同条款的规定亦可对此予以印证。从立法者的立法目的出发，我国将建设工程合同从承揽合同分离出来，是因为建设工程是一个高风险行业，造成财产损失、人身损害、拖欠工资的问题比较严重，如果不将该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加以详细规制，将会造成严重后果。本案中东电公司将本《装修施工改造合同》承包给无施工资质的被上诉人丁忠祥，如果允许发包人以承揽的方式将风险转嫁给无资质的个体劳务提供者，不利于提供劳务者的保护，亦不利于该行业的健康发展，所以该合同适用建设工程施工条款更符合立法者的本意。2、从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看，无论是法律、行政法规还是部门规章，装修工程都属于建筑业企业的调整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工程投资额在30万元以上或者建筑面积达到300平方米以上的建筑工程，特别指出包括装修工程。丁忠祥承包的东电公司行政区域，无论从工程投资额还是建筑面积都达到上述标准。同时，《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二款与《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都分别同样规定，本法所称建设工程，是指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工程及装修工程。所以无论从法律、行政法规还是部门规章，装修工程都属于建筑业企业调整范围。而东电公司引用2015年1月22日新修订的《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主张将本涉案《装修工程改造施工合同》定性为承揽合同，有失偏驳。丁忠祥认为，虽新修订的《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将“装修工程”予以删除，但不能僵硬的套用法条，更应该实际结合双方当事人合同约定的内容、工程的投资额、工程具体的建筑面积等各个�面对该合同进行定性。而且根据现行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给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关于装修装饰工程款是否享有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的优先受偿权的函复》【（2004）民一他字第14号】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经研究后认为：装修装饰工程属于建设工程，可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86条关于优先受偿权的规定”，可知房屋装修合同享有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在本质上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3、从本合同内容看，无论从合同的标的、结算方式、工期的约定等各方面，该《装修施工改造工程》也应适用建筑业企业的调整范围。从合同标的看，东电公司认为“因沈某与案外人姜某一起在安装网络路由器”而将涉案的标的定性是完成特定的工程成果，而建设工程合同的标的是不动产，丁忠祥不予认同。丁忠祥认为，丁忠祥施工内容为将天棚�吊顶、地板的铺设等装修改造内容添附在不动产上，并最终形成了与主体结构一体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本装修改造工程虽然不大、难度比较小，建设要求不高，但也是房屋建筑，而且《建筑法》中已将建筑活动范围明确界定为“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活动”，因此应当定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更为适宜。从合同工程款结算方式看，合同中第二条关于费用，约定合同价款为固定价，但在该合同第五条关于工程款支付时双方又约定，因本工程涉及变更和要求改变工程量的按实际发生数，经东电公司现场管理人员签证认可按实结算，这条约定恰恰从反面得出，该装修工程合同价款是不确定的或者暂定的，需要双方当事人根据合同具体履行情况来支付价款，进行工程结算才能确定最终价款。所以丁忠祥认为，通常情况下，�果依据约定不能直接计算出最终价款的合同，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而且从一审王培民的答辩状中可知，正是因为东电公司需要临时增加安装路由器才有后续事情的发生。从合同约定的工期看，如果东电公司要求此合同的工期提前竣工时，应征得丁忠祥的同意。而承揽合同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定作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那丁忠祥是否可以从侧面假设认为，该合同的解除需要双方一致同意。3、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共同制定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GF-2013-020》的性质和适用范围看，虽《示范文本》为非强制性使用文本，但《示范文本》明确列举了适用于房屋建筑工程、土木工程、线路管道和设备安装工程、装修工程等建设工程的施工承发包活动，合同当事人可结合建设工程具体情况，根据《示范文本》订立合同，并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和合同约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及合同权利义务可以看出，丁忠祥与东电公司签订的《装修工程改造工程》属于工程施工合同。综上，东电公司与丁忠祥签订合同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一种特殊的承揽合同。二、东电公司明知丁忠祥不具备承包装修工程施工的资质依旧将该工程发包给丁忠祥，存在选任上的重大过失，应对丁忠祥的赔偿部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在东电公司与丁忠祥签订的《装修工程改造合同》的改造内容中约定，丁忠祥需按照投标文件的工程内容进行施工，而东电公司则按照投标文件的工程内容进行验收，可以看出东电公司是参照投标文件进行验收，根据《招标投标法》规定，除了第三条规定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外，招标人可以根据招标项目本身的要求，在招标公告或者投标邀请书中，要求潜在投标人提供有关资质证明文件和业绩情况，并对潜在投�人进行资格审查；国家对投标人的资格条件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东电公司要求丁忠祥按照其提供的投标文件工程内容进行验收，那丁忠祥作为形式上的投标人，东电公司也默认了丁忠祥没有资质，理应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东电公司明知丁忠祥并不具备承包装修工程的施工资质而依旧将该工程发包给丁忠祥，存在选任上的重大过失，应承担连带责任。三、东电公司在提供安全生产条件方面，虽已尽到口头告知义务，但仍无法免除其应承担的连带赔偿法律责任。首先，东电公司将涉案工程发包给不具备承包装修工程施工资质的丁忠祥，存在选任不当的过错。其次，在提供安全生产条件方面，虽然结合证人及当时的陈述，可以认定东电公司已尽到口头告知义务，但实际并未落实安全措施。而《装修工程改造合同》中的相关约定，也不能对抗合同相对方外的任何第三人，故一审法院认定东电公司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是完全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综上，请求驳回东电公司的所有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原判决。
被上诉人王培民针对东电公司的上诉答辩称：丁忠祥叫王培民去做，后来因为王培民没有时间，所以就帮丁忠祥叫了沈某，后来就发生了这件事。
二审中上诉人沈某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杭州城东医院出具的证明，欲证明沈某2015年5月8日后的每月所需费用是25500元，沈某至今仍在城东医院接受治疗，2015年5月8日至7月的实际发生的治疗费及后续治疗费均应按照这','2018-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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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六条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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