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闽0203民初7707号
原告：沈某1，男，1961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智明，上海锦天城（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亚楠，上海锦天城（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沈某2，女，1953年12月10日出生，住香港特别行政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岳，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明，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沈某1与被告沈某2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5月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沈某1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智明、罗亚楠，沈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沈某1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沈某1为厦门市思明区房产的所有权人；2.沈某2协助沈某1将厦门市思明区房产过户登记至沈某1名下。事实和理由：位于厦门市思明区的房产系沈某1于2001年12月出资购买，房产购买后产权一直登记在沈某1养父沈炳丁名下，从未发生过变更。沈某1养父母沈炳丁、白玉英因未生育也未收养子女，在征得沈某1同意的前提下，沈某1的养父母与沈某1的生父母沈锦池、林莲珠商定：自1974年5月起，由沈某1的养父母收养沈某1为养子；自收养之日起，沈某1与其养父母共同生活，相互以父母子女相称，形成事实收养关系，沈炳丁为沈某1的养父，白玉英为沈某1的养母。前述收养事实有厦门市公证处出具的《收养公证书》（编号：（96）厦证内第18号）为证。沈某1被收养后，一直与养父母共同生活，由养父母抚养成人。养父母年老后，沈某1仍与养父母共同生活，户籍也一直与养父母登记于同一地址，沈某1长期尽赡养义务至养父母去世。沈某1养父母去世后回祖籍泉州市安溪县入土为安，后事全部由沈某1办理。沈某1养父母墓碑上所列的直系亲属也仅为沈某1夫妇及子女，没有沈某2，沈某1为其养父母的合法、唯一继承人。现沈某1发现，沈某2虚构其为沈某1养父母继承人的事实，骗取继承权公证书，并已将讼争房产变更登记至自己名下。沈某1认为，沈某1作为其养父母的合法、唯一的继承人，对本由沈某1出资购买并登记于其养父名下的讼争房产，拥有完全、不争的权利。沈某2无正当理由擅自将讼争房产的所有权变更登记至自己名下，其行为已严重侵害了沈某1的合法权益。
沈某2辩称，沈某2是沈炳丁和白玉英的养女，对讼争房产享有继承权，沈某1主张其是唯一继承人与事实不符。沈某1及沈某2对讼争房产各享有50%的份额。
沈某1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厦门市土地房屋权证、常住人口登记卡、收养公证书、安溪县龙门镇观山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安溪县龙门镇人民政府、安溪县龙门镇观山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2015）厦证内字第0054号公证书、收养子女公证申请表、赠送书、厦门市公证处笔录、户籍注销证明、沈某1户口关系迁入申请材料、病历记录单、照片、水电燃气费用缴交凭证、厦门市公证处关于撤销（2015）厦证内字第0054号继承权公证书的决定及登报公告等证据。沈某2围绕答辩意见提交了沈某2的户籍资料及档案信息、厦门市思明区仁安社区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厦门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厦门市职工已购公有住房出售合同、厦门市已购公有住房上市补办出让土地使用权合同书、证明一份、厦门市公证处笔录及傅若朝的出入境记录等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厦门市思明区美湖路141号501单元房产原登记于沈炳丁名下，于2001年购买。沈炳丁与白玉英系夫妻关系，白玉英生于1930年6月11日，2003年10月去世。沈炳丁生于1925年11月18日，2004年5月去世。沈炳丁夫妇的父母均早于二人去世，且二人未留有遗嘱。
购置讼争房产后，沈炳丁及白玉英夫妇即居住于讼争房屋。沈某1提供的讼争房产水电费缴纳等凭证显示，讼争房产的水费、电费、燃气费均是以沈某1的名义缴纳。
厦门市公安局中华派出所历史户籍档案户内成员情况显示，思明南路239号地址户主为白玉英，户内成员有沈某2，与户主关系为养女。沈某2户籍于1979年迁出上述地址。1982年7月13日，沈某2向有关部门递交出国或往港、沃申请表，申请携其儿子傅鑫基前往香港与其丈夫傅镇木团聚。1986年5月5日，沈某2因携子往香港定居注销户籍。
1996年1月16日，厦门市公证处出具（96）厦证内字第18号《收养公证书》，公证书内容载明，沈炳丁、白玉英为收养人，被收养人为沈某1，送养人为沈锦池、林莲珠（已故），证明收养人沈炳丁、白玉英与被收养人沈某1的生父母沈锦池、林莲珠于一九七四年五月商定，收养侄儿沈某1为养子，并征得沈某1的同意。自该日起，沈炳丁、白玉英与沈某1共同生活，相互以父母子女相称，并履行抚养义务，已形成事实收养关系。沈炳丁是沈某1的养父，白玉英是沈某1的养母。在该公证文书的档案中记载，沈炳丁、白玉英、沈锦池、沈某1等人于1996年1月12日向厦门市公证处递交《收养子女公证申请表》，其中“送收养原因”载明“沈炳丁与沈锦池系同胞兄弟。由于沈炳丁俩夫妇，自从结婚以来，没有生男育女，现已年老体衰，生活乏人照顾。而其胞弟沈锦池育有三男三女，家庭生活困难。故于1974年间将沈某1无条件赠与沈炳丁、白玉英夫妇培养”。在厦门市公证处制作的笔录中记载，接谈人员询问“收养人情况”，回答“沈炳丁、白玉英夫妇。××××年结婚，无生育子女，也无收养其他子女。现住厦门市，系自有私房，系个体户”。接谈人员询问“被收养人情况”，回答“沈某1，男，1961年6月23日出生，现住思明南路239号（暂住户口），户籍在安溪县第12村民小组，现在厦门霞溪市场从事个体菜贩工作，已婚”。接谈人员询问“收养原因”，回答“因沈炳丁与沈锦池是同胞兄弟，沈炳丁膝下无子女，沈锦池有多个子女，又住农村，生活困难，故于1974年双方立字将沈某1送养给沈炳丁、白玉英夫妇为子。此后，沈某1就靠沈炳丁夫妇抚养。因白玉英在老家安溪有房子，以房租（租给当时的公社、绣花厂等）供给沈某1在安溪学习、生活费，平时还有寄钱给沈某1，沈某1在安溪读书至高中毕业。学生期间经常回厦门找养父母。高中毕业后就到厦门与养父母长期生活至今”。该公证档案中还附有1974年沈锦池、林莲珠出具的赠送书一份。
2001年3月2日，沈某1夫妇及其子女户籍从福建省安溪县迁入厦门市。沈某1的户籍于2005年迁移至讼争房产内。原登记于沈炳丁名下的讼争房产权属证书由沈某1持有及保管。
2014年12月5日，沈某2向厦门市公证处申请继承权公证，认为讼争房产以养父沈炳丁名字登记产权，现养父母死亡，申请继承讼争房产。沈某2向厦门市公证处表示沈炳丁夫妇未有其他继承人。厦门市公证处于2015年1月7日出具（2015）厦证内字第0054号公证书，证明沈炳丁、白玉英夫妇遗留的位于厦门市产由其养女沈某2一人继承。沈某2据此公证书申请了讼争房产的权属登记并取得房屋权属证书，讼争房产现登记于沈某2名下。
2017年7月4日，根据沈某1的复查申请，厦门市公证处作出（2017）厦证撤字第002号《关于撤销（2015）厦证内字第0054号继承权公证书的决定》，载明该处于2015年1月7日出具的（2015）厦证内字第0054号公证书基本内容与事实不符，遗漏了继承人沈某1，决定撤销该公证书，该公证书自始无效。
审理中，沈某2对沈某1系沈炳丁、白玉英夫妇养子的事实无异议。沈某1主张沈某2并非沈炳丁夫妇养女，并认为沈某2在明知沈某1为沈炳丁夫妇养子的情况下，恶意隐瞒相关事实向厦门市公证处骗取了上述继承公证。沈某1向本院申请调取厦门市公安局思明分局公园派出所2004年5月12日至15日期间的报案记录。
本院根据沈某1申请向现厦门市公安局开元派出所调取了原公园派出所2004年5月15日的值班登记表。登记表记载的内容为：17：25，从香港回厦门的沈某2女士来所报称其父亲，沈炳丁，男，80多岁，住在，但到该房找不到其父亲，门也打不开，来所求助，要求打开该房间大门看看其父亲有否在里面。已跟110联系，110派李师傅到现场帮助打开大门，但其父并未在家。后群众提供其父已前天和其子沈某1（136××××6767、138××××8861）回安溪。现场联系沈，沈称其是沈炳丁的儿子已公证，而纯贞称嘉斌是其舅父的儿子。因炳丁病危，称要回安溪入土，故其5月13日晚10时驾驶闽Ｄ×××××面包车连夜将炳丁送回安溪龙门观山村12组。当晚，炳丁到安溪时已死亡，其于5月14日下午安葬炳丁。现其在安溪办丧事无法回厦，沈夫妇怀疑炳丁死因要求现场勘查。办理情况：通知分局技术员，技术员不到场，告知沈夫妇先回安溪处理其父后事，求助可拨打110。注：沈夫妇是接本市文屏巷37-501沈雅秀（138××××2678）电话称其父病危而赶到厦门的。
沈某1认为上述值班登记表的事实足以证明至少在当时沈某2就已知道沈某1为沈炳丁养子的事实，却虚构其为沈炳丁夫妇唯一继承人向厦门市公证处骗取了继承公证。
沈某2认为上述值班登记表所载内容与事实不符，该值班记录表是根据沈某2及沈某1二人的供述制作形成，存在片面性。报案时沈某2并未见到沈某1，也未见过公证书。
本院分析认为，上述值班记录表是由公安机关工作人员根据接警事实予以记录，该记录体现的也均是对客观事实的描述，并未加入主观个人评价，对于该值班记录表记载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
另，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根据沈某1的申请依法对沈某2名下财产采取保全措施。
本案争议焦点为：沈某2是否为沈炳丁、白玉英夫妇的养女以及沈某2是否对沈炳丁、白玉英夫妇尽到赡养义务，是否有权继承沈炳丁遗产。
一、沈某2是否为沈炳丁、白玉英夫妇养女
沈某2主张其系沈炳丁、白玉英夫妇养女，并提供如下证据：
1.厦门市公安局中华派出所2014年11月19日出具的户籍证明一份，载明内容为，白玉英，女，1930年6月11日出生，经查阅历史户籍档案“思明南路239号”，户内成员情况如下：户主：白玉英，女，出生日期：1930年6月11日。夫：沈炳丁，男，出生日期：1925年11月18日。养女：沈某2，女，出生日期：1953年12月10日。以上信息均摘自白玉英户口登记底册，仅供参考。
2.常住人口登记表，主要体现内容为户主白玉英，沈某2的常住人口登记表中“与户主关系”记载为“养女”。
3.厦门市公安局思明分局2014年11月20日出具的沈炳丁、白玉英户口注销证明，沈某2陈述二人的户籍注销系由其办理，上述证明载明沈炳丁的死亡时间为2004年5月15日，白玉英的死亡时间为2003年10月25日。
4.厦门市思明区仁安社区居民委员会2015年4月9日出具的证明一份，载明“根据派出所户籍证明，白玉英，女，1930年6月11日出生，其夫沈炳丁，男，1925年11月18日出生，养女：沈某2，女，1953年12月10日出生，该三人原户籍所在地均，又根据沈某2提供《厦门市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记载，白沈氏情娘与沈炳丁是被拆迁人与代管人之间的关系，且白沈氏情娘的拆迁房位于思明南路239号。白沈氏情娘、白玉英、沈炳丁均已过世。”
5.落款为白承业、时间为2004年8月10日的书面说明及白承业护照复印件一份，载明内容主要为，白承业系白玉英兄长，同意在厦相关产业交由妹妹白玉英及妹夫沈炳丁的女儿沈某2、女婿傅科木拥有代为保管房屋一切权。
6.案外人吴丽芬、郭碧辉在厦门市公证处制作的询问笔录，笔录内容主要为，该二人陈述沈某2父母为沈炳丁及白玉英，沈炳丁及白玉英没有生育子女，只有抱养沈某2，沈某2是他们唯一子女。
7.沈某2当庭拆封于2015年1月7日在厦门市公证处封存的个人档案资料26页，主要包括：（1）1976年11月16日的厦门市招收新工人登记表，其中家庭成员情况一栏中记载“父沈炳丁”、“母白玉英”。（2）1978年11月19日的厦门市集体所有制职工转正定级审批表，“家庭成员政治情况及主要社会关系”一栏中“父，沈炳丁”，“母，白玉英”。（3）1982年2月15日职工登记表，“主要社会关系姓名、职业政治面貌”一栏中记载，沈炳丁，父女关系，白玉英，母女关系。
沈某1对上述证据质证认为：
1.厦门市公安局中华派出所2014年11月19日出具的户籍证明真实性无异议，但载明的内容与事实不符。沈炳丁、白玉英夫妇在1996年办理沈某1的收养公证中明确表示未生育及收养其他子女。该份证明系沈某2为了办理继承公证开具，不排除沈某2采用非法手段骗取该份证明的可能性。
2.常住人口登记表无原件核对，真实性不予确认。
3.厦门市公安局思明分局2014年11月20日出具的沈炳丁、白玉英户口注销证明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的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根据沈某1提供的证据，沈炳丁的死亡时间为2004年5月12日，并非5月15日。该份证明是在未核实事实的情况下出具的，也是沈某2为了办理继承公证办理。
4.厦门市思明区仁安社区居民委员会2015年4月9日出具的证明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上记载的关于沈某2系沈炳丁、白玉英养女的事实有异议。
5.落款为白承业、时间为2004年8月10日出具的书面说明及白承业护照复印件并非原件，真实性不予确认，且该证据形成于域外，未经过相应的认证程序，依法亦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6.案外人吴丽芬、郭碧辉在厦门市公证处制作的询问笔录，真实性无法确认，上述二人的陈述并不属实。
7.沈某2当庭拆封于2015年1月7日在厦门市公证处封存的个人档案资料26页中沈某2的转正定级审批表的表面真实性无异议，但上述档案均为沈某2单方填写及制作，无法证明沈某2为沈炳丁、白玉英的养女。
除上述举证质证意见外，沈某2陈述其系在11岁时由生母送给沈炳丁夫妇收养。被收养后与沈炳丁夫妇共同居住在思明南路239号至1969年搬迁至思明南路113号二楼，1979年结婚后才搬离。
本院分析认为，厦门市公安局中华派出所出具的户籍证明系有权机关在查阅历史户籍档案的基础上作出的，该证据可以证明在沈某2与沈炳丁夫妇的户籍档案中确有关于沈某2系沈炳丁夫妇养女的记载。沈某2提供的档案资料中关于其与沈炳丁夫妇关系的描述虽系其自行填写，但该材料均是历史形成的材料，能够与厦门市公安局中华派出所出具的户籍证明中的记载相佐证。虽然沈某2未能提供相关收养手续，但是受囿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沈某2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其与沈炳丁夫妇形成过收养关系。此后，双方并无明确的解除收养关系的协议，因此，本院对于沈某2主张的其系沈炳丁及白玉英夫妇的养女予以采信。
二、沈某2是否对沈炳丁、白玉英夫妇尽到赡养义务，是否有权继承讼争房产
沈某2主张，其在1979年结婚之前一直与沈炳丁夫妇同住，收入与沈炳丁夫妇共同使用，其并不曾知晓沈炳丁夫妇存在沈某1这个养子。结婚后其也保持与沈炳丁夫妇的往来。1986年移居香港后仍与沈炳丁夫妇以电话及书信方式保持联系，但因为条件较差，沈炳丁无法接听到电话。关于如何尽赡养及扶养义务，本案庭审时，沈某2代理人陈述沈某2每年都有回厦，2002年之前是到思明南路239号探望沈炳丁夫妇，2002年之后是到讼争房产探望沈炳丁夫妇。探望时有时候住在讼争房屋内，但从未见过或听沈炳丁夫妇提起过沈某1。庭后，沈某2本人到庭接收询问时陈述，在1986年出去的前几年中因为孩子比较小走不开，因此没有办法亲自回厦探望，委托其公公傅若朝探望其父亲。其公公每次回来都委托其拿3000元或5000元不等的港币给沈炳丁。沈某2每次回来厦门也都有去探望沈炳丁，每次拿一两千元，每次说几句话后就走了，大概停留一个小时左右。有在思明南路239号见过沈某1一次，沈炳丁介绍沈某1为亲戚。1999年年底回厦门到2000年离开，2001年亦有回厦，具体记不清楚。2003年白玉英生病，其之前的同事电话告知沈某2，沈某2到第一医院探望，拿了两三千港币探望。白玉英去世的时候其不知道，因此就没有回来。2004年沈炳丁让其同事给其打电话，让沈某2回来说有事要交代。2004年5月16日其就回到讼争房产。因到讼争房产后找不到人，担心沈炳丁死在里面，就报警。在警察陪同下开锁进去后，发现里面乱七八糟，就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办完就走了。当时警察告知有人打电话给警察说沈炳丁被载到安溪了，沈炳丁的邻居也有说沈炳丁去世了被载到安溪，因为不知道被载到安溪哪里不知道与谁联系，就离开了。
沈某1主张，沈某2并非沈炳丁、白玉英夫妇养女，并未尽到赡养义务，沈炳丁夫妇系由其一人负责赡养。提供如下证据：
1.常住户口页，该户口页体现户籍地址为厦门市，户主白玉英，沈某1及其配偶、两名子女户籍亦落户于此。
2.安溪县龙门镇人民政府、安溪县龙门镇观山村民委员会、观山村老年人协会等部门于2004年5月20日左右出具的证明一份，内容主要为“原籍安溪县龙门镇观山村沈炳丁、白玉英（又名白美莲）夫妇生前居住厦门市，没有生育子女，于1974年5月收养沈某1为养子，并在厦门市公证处办理公证手续，由养父母抚养成人。沈某1与养父母长期居住在一起共同生活，尽赡养义务。现沈炳丁、白玉英夫妇已相继过世，回祖籍入土为安，其后事全盘由养子沈某1负责办理。沈某1是沈炳丁、白玉英夫妇的唯一继承人。
3.沈炳丁、白玉英墓碑，主张沈炳丁、白玉英夫妇墓碑上所列的直系亲属仅为沈某1夫妇及其子女，并未有沈某2。
4.原安溪县委员会及企业办公室于1987年4月20日左右共同出具的证明一份，载明内容主要为：兹有龙门乡观山村村民沈某1，男，现年25岁，确系由其生父沈锦池夫妇从小送给厦门市其胞兄沈炳丁、白玉英抚养为儿子，已于1982年12月8日及1986年3月8日二次由我村民委员会具给证明办理户口迁移手续期间中。沈某1已长期住在厦门市其父母处同居，他是剩余劳动力，希有关部门予以申请个体户营业执照。
5.沈锦池1986年3月28日出具的申请书一份，主要内容为沈某1为其二儿子，自其出生时已经其夫妻同意送给胞兄沈炳丁抚养。因沈炳丁夫妇尚无生男育女，目前已屈年老，生活上乏人照顾。拟将沈某1户籍关系迁移至厦门市与沈炳丁夫妇同居，以利生活。请求有关部门给予解决。
6.厦门市思明区个体劳动者协会文安分会等部门于1987年5月13日向文安派出所出具的说明一份，载明的内容主要为沈炳丁夫妻均已年老，养子沈某1（安溪县观山村）需在这照顾。沈炳丁在1982年12月8日已向厦门市公安部门文安派出所申请一次，未有解决。经查实沈炳丁夫妇已处老年时期，沈炳丁且患有疾病，沈某1又是自小抚养长大，请文安派出所酌情予以申请按手续审批。
7.1987年7月5日沈炳丁、白玉英向文安派出所出具的要求及时批准沈某1户口关系迁入以利生活的申请一份，内容主要为：由于我俩已屈年迈，且体弱多病，长期以来仅有我俩两人共同居住，并无他人照顾。为此，生活上过着艰难情境。沈某1的户籍关系问题，已于1983年1月29日经得本街道有关部门同意后填表送批，但至今未获得息。兹为了亟待解决目前我们的生活困难问题，特在此恳请要求予以及时批准，将其户口关系迁入我家同居。
8.白玉英、沈炳丁门诊记录单及病历材料，主张沈炳丁及白玉英夫妇的养老送医相关事宜均系由沈某1负责，沈某1长期尽赡养义务。
9.沈炳丁、白玉英夫妇处理后事相关视频资料，主张沈炳丁、白玉英夫妇去世后的后事由沈某1负责处理。
10.沈氏族谱，主张沈某2并未进入沈氏族谱，沈炳丁夫妇与沈某2不存在父母子女关系。
11.申请证人周某、白某出庭。周某陈述证言内容为：周某奶奶与沈某1父母是朋友，其经常去沈某1家中玩。沈某1养父母的日常生活起居及生病均是由沈某1照料，沈某1养父母的葬礼由沈某1处理，葬礼上未见过沈某2，沈某1养父母从未提起有收养过沈某2。白某陈述证言内容为：白某与沈某1家人是世交，也是邻居。白某7岁开始到安溪上学，沈某1在安溪读书，放假的时候到厦门，其找姐姐，沈某1找养父母。沈某1在高中毕业后来厦门居住。
沈某2对沈某1提供的上述证据1-10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质证指出：1.沈某1户籍是在沈某2户籍迁出之后才落户于厦门市。2.安溪县龙门镇人民政府、安溪县龙门镇观山村民委员会、观山村老年人协会等部门于2004年5月20日左右出具的证明，该证明出具主体为安溪县政府及相关部门，沈炳丁夫妇生活在厦门市思明区，上述出具单位无法证明其所出具的事实。沈某2已经移居香港，虽然会经常回来看望沈炳丁夫妇，但沈某1是否与沈炳丁夫妇同住以及后事是否由沈某1负责沈某2并不清楚。3.关于沈氏族谱，因沈某2是在厦门被沈炳丁夫妇收养，没有在安溪生活，故族谱上没有沈某2的名字。沈某2对证人证言质证认为，证言无法证明沈某2并未与养父母生活，证人仅是偶尔到沈炳丁夫妇家中。沈某2自1979年出嫁后就未在家中，因此与沈某1没有交集。
本院分析认为，沈某1提供的上述证据涵盖其自1974年被沈炳丁夫妇收养至沈炳丁夫妇去世后的原始材料，上述材料记载了沈某1被沈炳丁夫妇收养的缘由、沈某1与沈炳丁夫妇共同生活的情况以及沈炳丁夫妇生病、去世后后事处理的相关情况。结合本案双方当事人确认的沈炳丁夫妇除沈某1、沈某2外未生育子女或有其他养子女、沈某2自1986年后移居香港以及沈炳丁夫妇年纪较大的情况，本院对于沈某1主张的其自被收养后、尤其是在沈某2移居香港后与沈炳丁夫妇共同生活、承担赡养义务的事实予以采信。
关于沈某2主张的其对沈炳丁夫妇尽到赡养义务的主张，本院分析认为，对父母的赡养，既包括经济上和物质上为父母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亦包含在精神上和生活上对父母的关心、帮助和照顾。虽然诚如沈某2所述，子女给予父母经济上的支持以现金方式支付并不少见，但结合沈某2的陈述以及在案证据，难以证明沈某2对沈炳丁夫妇尽到赡养义务。
首先，沈某21986年移居香港时，沈炳丁及白玉英已分别为61岁及56岁。按照沈某2的主张，其并不知道沈炳丁夫妇已收养沈某1，仅有其一个养女。在此情况下，沈某2移居香港却未对沈炳丁夫妇的生活作适当安排照料，有违子女对于父母应尽的照顾义务。
其次，沈某2主张其移居香港后仍以电话及书信方式与沈炳丁夫妇保持联系。沈某2陈述电话沈炳丁夫妇无法接到。但却未能提供任何一封其与沈炳丁夫妇的书信往来佐证其主张的书信联系。尤其是白玉英去世时，沈炳丁仍然在世。根据沈某2自己的陈述，白玉英去世时其未接到通知因此未回来处理。但沈炳丁去世前却托人通知。父母去世在中华民族传统中是重大事情，在养母去世时，养父未予以通知而其本人也未接到任何通知，如此情形难以让人相信沈某2在移居香港后仍然与养父母保持联系、在精神上给予养父母应有的慰藉。
第三，在案证据足以证明沈某1与沈炳丁夫妇关系密切，沈某1负担对沈炳丁夫妇的主要照顾赡养义务，但沈某2却表示从未听沈炳丁夫妇提起过沈某1也与常理不符。根据沈某2的陈述，其母白玉英去世前在医院住院其有来探望过，根据其自己主张的其为养父母的唯一子女，却不曾了解到年迈的养父母在年老病危之际是由何人照顾、医疗费用由何人承担，明显有悖常理。
第四，沈某2关于其如何探望沈炳丁夫妇、如何给予沈炳丁夫妇金钱扶养的陈述亦前后矛盾，不符常理，难以令人采信。庭审时其代理人陈述其每年都会回厦门、每次都拿钱给沈炳丁夫妇并住在沈炳丁夫妇住处，从未见过沈某1。沈某2接受询问时却陈述早年是托其公公代为看望沈炳丁夫妇并代为转交钱款，每次三、五千港币，此后自己回来探望，但仅做短暂逗留，每次给一、两千。主张不仅前后矛盾，更无任何证据予以佐证。仅从其陈述的给予沈炳丁夫妇钱款的数额来看，早年托其公公交付的为三、五千港币，而其自己交付的仅为一、两千元，也与情理不符。
第五，2004年沈炳丁去世前后沈某2返厦，根据其主张是因为沈炳丁通过其以前的同事通知有事交代。在其返厦后发现沈炳丁已经去世且正在办理后事的情况下，作为子女却不去探望，难以令人相信其与养父母之间有何深厚的感情及联系。虽然其陈述是因为不知道联系谁因此未去。但根据本院调取的原公园派出所2004年5月15日的值班登记表民警代为联系沈某1的事实，足以证明沈某2如果愿意参加沈炳丁的后事处理，完全有条件和渠道知晓相关养父后事处理的相关事项。沈某2表示未参加养父后事处理系因为不知道与何人联系显非事实。况且，果如沈某2所述，其并不知晓养父母还收养有沈某1这一养子，则其在知晓养父去世之后，作为唯一的女儿却不担心养父后事由何人操办，更是有悖常伦。
综上分析，沈某2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对沈炳丁夫妇尽到任何赡养照顾义务。在案证据反而证明沈某2与养父母关系疏远，甚至连父母病危、去世这样的重大事情沈某2既未予以照料，更未参与处理。
关于本案当事人争议的另外两个事实：
1.沈某2是否在明知沈某1为沈炳丁夫妇养子的情况下仍前往厦门市公证处办理继承公证的问题。本院分析认为，沈某2的代理人在庭审中陈述“（沈某2）不认识沈某1，也从未见过沈某1”，沈某2本人到庭接受询问时却表示“在思明南路239号见过沈某1一次，沈炳丁介绍沈某1是亲戚”。两次表述亦前后不一致。根据本院调取的原公园派出所的值班记录表的记载，沈某2至少在2004年5月份就已从派出所民警处得知沈某1自称为沈炳丁夫妇的养子，且亦告知已办理了收养公证。沈某2在沈炳丁去世之后的十年时间内不管不顾讼争房产现状如何、由何人使用，而是迳行向厦门市公证处申请继承公证，并陈述其是养父母唯一继承人。根据查明事实，沈某1夫妇及其子女亦曾落户于厦门市，其提供的中华派出所的户籍证明亦记载不全面。综合上述事实，本院认为沈某2对于隐瞒沈炳丁夫妇继承人的情况存在故意。
2.关于讼争房产的购房款项来源，沈某1主张讼争房产购买价格为17万元，押金1万元，购房款分两次支付，一次7万元，一次9万元。购房款均是由沈某1支付。沈某1提供收条一张，收条载明内容为“兹收到沈某1购买房款押金1万元”。沈某2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上述证据不足以证明讼争房屋的购房款由沈某1支付。庭审时沈某2代理人陈述沈某2对于讼争房产的购买情况不清楚。沈某2到庭接受询问时，则陈述讼争房产的购房款系由沈炳丁以厦门市房屋的拆迁补偿款9万多元支付。沈某2提供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复印件一份，主张该份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系其回来探望沈炳丁及白玉英时，在思明南路239号的房屋由沈炳丁交付给她，沈炳丁并告知沈某2其用17万元购买了讼争房产。沈某2还提供一份《厦门市职工已购公有住房出售合同》及《厦门市已购公有住房上市补办出让土地使用权合同书》复印件，拟证明讼争房产系由沈炳丁购买。沈某1主张沈某2提供的上述材料均为复印件，对于上述材料的真实性均不予确认。本院分析认为，讼争房产购置于沈炳丁及白玉英夫妇70岁高龄以上，在案并无证据证明沈炳丁夫妇有独立购房能力，沈某2也未举证证明其对沈炳丁夫妇购置讼争房产有经济上的帮助。即便如沈某2所主张，讼争房产的9万元购房款系厦门市房产的拆迁补偿款支付，厦门市房产也非沈某2出资购买或建设。因此，沈某1提供的证据虽不足以证明其全额支付了讼争房产的购房款，但沈某2对于讼争房产的购置并无任何财产上的贡献或帮助。
本院认为，讼争房产购置于沈炳丁夫妇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应为二人共同财产。现沈炳丁夫妇已先后死亡，讼争房产应作为沈炳丁夫妇的遗产由其继承人依法继承。沈某2虽为沈炳丁夫妇的养女，但在其有能力扶养的情况下并未尽到对沈炳丁夫妇的赡养义务。此外，综合考虑以下三个情形，本院认定沈某2无权继承讼争房产：第一，在继承中，应当充分考虑被继承人的意愿，尊重被继承人对自身财产的处分。虽然沈炳丁夫妇生前并未留有遗嘱，但沈炳丁夫妇在1996年厦门市公证处办理沈某1继承公证时表示“未生育子女，也未收养其他子女”。沈炳丁夫妇的该项表述，至少表明沈炳丁夫妇并不认可沈某2的养女身份，应无由其继承相关财产的意愿。第二，如上分析，沈某2在知晓沈某1存在的情况下，在厦门市公证处办理了由其一人继承讼争房产的公证，具有隐瞒沈炳丁其他继承人的故意。第三，沈某2对于讼争房产的购置并无任何财产上的贡献或帮助。综上，沈某2不应参与讼争房产的遗产分配，沈某1主张讼争房产由其一人继承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三款、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厦门市思明区房产由原告沈某1享有所有权；
二、被告沈某2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协助原告沈某1将厦门市思明区房产转移登记至原告沈某1名下。
本案案件受理费201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均由被告沈某2负担。款项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沈某1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沈某2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吕云平
代理审判员 刘远萍
人民陪审员 吴延欣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二日
代书 记员 谢伟琴
附件：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javascript:SLC(7672,0)?)》
第五条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
第十条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
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
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
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
本法所说的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
本法所说的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有扶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
第十三条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
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
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
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
继承人协商同意的，也可以不均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法官提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
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前款规定的期间，从法律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法律文书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