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宝民二(商)初字第1008号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宝民二（商）初字第1008号原告上海某某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某某，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季某某，上海市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青岛某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马某某，经理。委托代理人刘某，山东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某某，山东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某某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诉被告青岛某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4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季某某、被告委托代理人刘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上海某某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诉称：自2011年8月起至2013年10月，原、被告之间存在多笔买卖业务，由原告向被告供应螺杆空压机及配件设备，在此期间原、被告也签订多份涉及上述设备的订单及销售合同。经统计，在双方业务往来过程中，原告供货总金额为1,519,949.87元，但被告并未向原告结清应付的货款，2013年6月30日被告法定代表人马某某向原告出具回款计划，确认被告总欠款金额为199,305.87元，并承诺：8月份回款2-3万元、10月份回款2万元、余款根据资金确定回款时间。但此后被告仍未结清所有货款。原告共计只收到被告付款的总金额为1,333,676元，剩余货款原告追讨无着，遂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被告支付原告货款187,173.87元；2、被告支付原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187,173.87元为本金，自2014年1月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审理中，原告将第2项诉讼请求的起算时间变更为本案立案日期2015年4月1日。被告青岛某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辩称：原、被告之间存在多次业务往来，但双方货款已经全部结清，请求驳回原告诉请。回款计划被告不予认可，回款计划中“总欠款199,305.87元”并非被告法定代表人马某某所写，被告不清楚该总欠款的计算方式，被告申请法院对“总欠款199,305.87元”进行笔迹鉴定。回款计划上其余内容均由马某某书写，但因书写时双方并未真正对账，因此回款计划中马某某书写的内容并不代表双方的真实欠款额。原告上海某某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就其诉称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被告法定代表人马某某于2013年6月30日出具的回款计划，证明截止至2013年6月30日，被告认可仍欠原告款项，并载明愿意8月回款2万元至3万元，10月回款2万元。“总欠款199,305.87元”虽然经鉴定并非马某某书写，但是该金额与原告自行制作的对账清单金额一致。2、订货日期为2012年3月5日的标准订单，证明被告确认自2011年12月5日至2012年3月5日尚欠原告货款32,418元（不含此单），这份订单所涉业务是双方多次买卖业务中的一笔，金额为45,800元，原告无法找到其他的标准订单。3、签订时间分别为2012年7月27日、2012年7月30日、2012年8月8日、2012年8月25日、2012年9月29日、2013年3月1日、2013年5月23日的销售合同共七份，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现在仅能提供该七份销售合同，其余销售合同均找不到了故无法提供。上述七份合同总金额为319,300元。4、原告自行制作的2011年8-12月、2012年1-4月、2012年5-12月（两张）、2013年1-2月、2013年5月、2013年6-8月、2013年9月、2013年10月对账清单共九张，证明截至2013年10月被告共欠原告187,173.87元，之后双方再无业务往来。双方大多数业务没有合同，其中2013年6-8月对账单显示截至2013年8月，被告结欠原告金额为199,305.87元，与回款计划上总欠款金额一致。5、八份托运单，证明双方业务过程中原告大多通过托运单方式将货物送至被告处，八份托运单上显示的收货人均为马某某。双方业务过程中还存在其他托运单，但原告目前也无法找到故无法提供。前述托运单有些并未记载具体时间，故无法与合同一一对应。6、原告自行制作的发票明细及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三十五张，证明原告共向被告开具了三十五张发票，发票总金额1,351,076元。每张发票开具的时间、金额无法与每次送货一一对应，发票上载明的货物均已经送货，原告开具发票都是在送货后应被告的电话要求才滚动开具。被告青岛某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对原告上海某某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除“总欠款199,305.87元”内容之外其余均是被告法定代表人马某某书写，但因书写时双方并未真正对账，因此回款计划中马某某书写的内容并不代表双方的真实欠款额。对证据2中被告的盖章予以认可，但被告法定代表人马某某称原告发送该订单时，其并未看清备注栏中累计欠款金额就加盖了公章，当时被告是否欠原告款项，现被告记不清了。另外，该订单上载明具体供货范围以合同为主，故该订单并非合同，只是要约，原告应提供证据证明存在该笔业务的合同。对证据3被告予以确认。被告也有一份2012年9月29日的合同，货款金额也是41,000元的，但付款方式并不相同。对证据4真实性不予认可，系原告单方面制作，并未经过被告确认。对证据5真实性不予认可，该八份托运单并没有对应的签收凭证，托运单上的货物无法与双方合同一一对应，被告无法核实是否收到。对证据6中发票的真实性无异议，发票是被告要求原告滚动开具的，被告已经收到证据中的所有发票，也进行了税款抵扣。对开票总金额1,351,076元也没有异议，但开票金额不等于被告收到了相应金额的货物，发票与送货无法对应，原告应当提供送货凭证证明已经履行了发货义务。被告青岛某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就其辩称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签订时间分别为2012年7月18日、2012年7月27日、2012年7月30日、2012年8月8日、2012年8月25日、2012年9月18日、2012年9月29日、2012年10月9日、2013年3月1日、2013年5月23日的销售合同共10份（其中2013年5月23日的合同只有传真件，纸张因时间太久已经看不太清，显示金额是900元），证明双方存在买卖合同业务，双方有多份销售合同，但被告只能找到这10份合同，上述10份合同的总金额为426,900元，这10份合同货款被告已经全部付清。根据上述10份合同可以看出，双方的交易惯例大多数都是被告先付款，原告再发货，该十份合同所涉货物被告均已收到。2、被告法定代表人马某某在中国银行个人账户明细十五页、被告法定代表人马某某在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一页、被告公司在青岛农商行交易明细一页、被告公司在青岛农商行详细交易凭证六页、承兑汇票打款明细表，证明双方业务过程中，被告共计付款金额为1,333,676元（自2011年9月8日至2013年9月2日）。结合被告证据1中的10份合同看具体付款情况，2012年7月18日的合同金额为50,800元（付款记录是马某某中国银行账户2012年7月20日转账30,800元、合同上记载另外20,000元为承兑汇票已寄出）；2012年7月27日的合同金额为24,800元（合同上显示款已打，付款记录为马某某中国银行账户2012年7月27日转账）；2012年7月30日的合同金额为40,000元（付款记录是马某某中国银行账户2012年8月3日转账）、2012年8月8日的合同金额为31,000元（合同上显示款已打，付款记录为马某某中国银行账户2012年8月8日转账）；2012年8月25日的合同金额为51,600元（合同上显示款已打，付款记录马某某农业银行账户2012年8月25日转账49,600元，差额2,000元在之后的付款中多付）；2012年9月18日的合同金额为42,000元（付款记录2012年9月18日20,000元承兑汇票已寄出、马某某农业银行账户2012年9月18日转账22,000元）；2012年9月29日的合同金额为41,000元（马某某中国银行账户2012年9月29日转账先付8,000元、2012年10月9日承兑汇票50,000元已寄出，结合2012年10月9日合同价款14,800元，该两份合同款项已付清，多付的2,200元是用于付清2012年8月25日合同差额2,000元）；2013年3月1日合同金额130,000元（马某某中国银行账户2013年3月10日转账50,000元、2013年5月7日转账80,000元）；2013年5月23日合同金额900元（马某某中国银行账户2013年5月23日转账900元）。证明被告提供的十份合同款项均已付清（已包含针对原告证据3的七份合同的付款）。原告上海某某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对被告青岛某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这并非双方业务的全部。对证据2，被告所有付款记录均予以认可，原告收到被告总付款1,333,676元。综合被告证据1、2，原告认为被告举证的合同和付款凭证基本能一一对应，但只能证明该部分合同的款项已经付清，而双方之间的业务并不仅仅包括双方已举证合同，故被告认为所有款项已经付清的陈述不属实。经审理查明：1、审理中，原告向本院提交7份销售合同，签订时间分别为2012年7月27日、2012年7月30日、2012年8月8日、2012年8月25日、2012年9月29日、2013年3月1日、2013年5月23日，前六份合同所涉产品名称均为螺杆空压机，2013年5月23日的合同载明的产品名称为冷却器。前述7份合同总金额为319,300元。原告称前述合同并非双方买卖业务的全部，但因现因时间久远只能找到该7份销售合同。此外，原告还向本院提交了一份订货日期为2012年3月5日的标准订单（金额为45,800元），并称该订单是双方多次买卖业务中的一笔，原告亦无法找到其他标准订单。原告称双方业务起止时间自2011年8月起至2013年10月31日止。2、审理中，被告向本院提交10份销售合同（范围包含原告提交的全部7份销售合同），签订时间分别为2012年7月18日、2012年7月27日、2012年7月30日、2012年8月8日、2012年8月25日、2012年9月18日、2012年9月29日、2012年10月9日、2013年3月1日、2013年5月23日，前九份合同所涉产品名称均为螺杆空压机，2013年5月23日的合同载明的产品名称为冷却器。前述10份合同总金额为426,900元。被告称双方交易存在多份销售合同，但被告只能找到前述10份合同。被告称双方业务自2011年8、9月开始，2013年5月23日后原告就未再送货，2013年5月23日后只存在被告付款。3、审理中，原告向本院提交八份托运单，托运单上均显示收货人为马某某，原告表示现无法找到其他托运单及送货凭证故无法提供。4、审理中，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原告自行制作的2011年8-12月、2012年1-4月、2012年5-12月（两张）、2013年1-2月、2013年5月、2013年6-8月、2013年9月、2013年10月对账清单共九张，前述对账清单上显示原告发货总金额为1,519,949.87元，显示被告付款总金额为1,332,776元。而被告对前述对账清单不予认可，称系原告单方制作，并未得到被告确认。对账清单中亦显示2013年6月30日之后，被告向原告退货金额共计1,745元（记载于2013年10月份对账清单中），被告于2013年9月2日支付20,000元（记载于2013年9月份对账清单中）。5、审理中，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其开具给被告的开票日期自2011年9月16日至2013月5月17日的上海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金额共计1,351,076元，并称超过发票金额之外的业务均没有开具发票。被告称已收到1,351,076元的发票，并进行了税款抵扣，但认为超出被告已付款金额之外的发票系双方存在代开增值税发票的情况。6、审理中，被告向本院提交被告法定代表人马某某名下在中国银行个人账户明细十五页、被告法定代表人马某某名下在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一页、被告在青岛农商行交易明细一页、被告在青岛农商行详细交易凭证六页及承兑汇票打款明细表，前述付款凭证显示付款总金额为1,333,676元，其中只有2013年9月2日支付的20,000元付款记录在2013年6月30日之后。原告表示已收到前述1,333,676元的付款（包括原告对账清单中未记载的900元）。7、2013年6月30日，被告法定代表人马某某出具给原告一份回款计划，该回款计划上载明：8月份回款2-3万元、10月份回款2万元、余款根据资金确定回款时间、总欠款199,305.87元，被告法定代表人马某某在该回款计划上写下签名及时间2013年6月30日。审理中，被告认为回款计划中“总欠款199,305.87元”并非被告法定代表人马某某所写，申请对“总欠款199,305.87元”进行笔迹鉴定，被告确认回款计划上其余内容均由马某某书写，但认为书写时双方并未真正对账，回款计划中马某某书写的内容并不代表双方的真实欠款额。鉴于被告申请对回款计划中“总欠款199,305.87元”进行笔迹鉴定，原告亦同意对此进行鉴定，本院于2016年5月5日委托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落款时间为2013年6月30日的回款计划中的“总欠款199,305.87元”的内容是否由马某某书写进行鉴定。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6年8月2日出具编号为华政[2016]物证（文）鉴字第A-***号的《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文检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回款计划上“总欠款199,305.87元”手写字迹与供比对的样本（马某某于2016年7月29日在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书写）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原告对上述鉴定意见书没有异议，但认为总欠款金额199,305.87元与原告的对账清单数据能够吻合。被告对上述鉴定意见书也没有异议。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经双方确认，应得到法律保护。关于被告是否尚欠原告货款及相应金额，本院认为：一、被告法定代表人马某某出具的回款计划上“总欠款199,305.87元”经司法鉴定确定并非马某某书写，本院认为，该总欠款金额199,305.87元不能作为原、被告之间对账结算被告尚欠货款金额的依据。二、原告在审理中认为其已供货总金额为1,519,949.87元，原告主张的已供货总金额依据是原告提供的对账清单中的数据统计，但该对账清单系原告自行制作，没有被告签字、盖章确认，审理中被告对该对账清单亦不予认可，原告亦未能提供与其主张的已供货金额1,519,949.87元一致的销售合同、送货凭证，故本院对原告主张的已供货金额无法认定，不能以原告主张的已供货金额减去被告已付款金额计算被告尚欠货款金额。三、被告辩称只收到与被告已付款金额1,333,676元所对应金额的货物并结清了所有货款，但审理中被告确认已收到原告开具给被告的票面金额共计为1,351,076元的增值税发票，并且对前述增值税发票进行了税款抵扣。本院认为，虽然审理中被告辩称双方存在代开部分增值税发票的情形，但被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该辩称，亦未就该辩称向本院作出合理解释，且原、被告均明确双方不存在除本案系争买卖合同关系之外的其他业务关系，本院结合双方证据，对被告已结清所有货款的辩称不予采信。四、被告已经确认回款计划上除“总欠款199,305.87元”之外的其余内容均由马某某书写，故该回款计划上除“总欠款199,305.87元”之外的其余内容均系被告真实意思表示，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回款计划上载明的“8月份回款2-3万元、10月份回款2万元、余款根据资金确定回款时间”亦能证明2013年6月30日回款计划出具时被告仍结欠原告货款，且从回款计划载明的文字含义中可以看出，截至2013年6月30日，被告至少结欠原告5万元。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双方在2013年6月30日的回款计划出具时存在5万元之外未结清的余款，故本院对原告陈述的超过5万元之外余款未结清的主张不予采信。此外，被告虽辩称书写回款计划时双方并未真正对账，马某某书写的内容并不代表双方的真实欠款额，双方已经结清货款，但被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辩称，亦未对上述辩称及回款计划的出具进行合理解释，本院对被告的上述辩称不予采信。故本院认为原告据此回款计划能证明截至2013年6月30日被告结欠原告货款5万元。原告在其自行制作的对账清单中记载2013年6月30日之后被告退货金额1,745元，属于原告在诉讼过程中的自认，本院予以确认，该被告退货的金额1,745元应当在被告尚欠的5万元货款中予以扣减。此外，被告又于2013年9月2日支付了原告2万元货款，亦应当予以扣减。综上，本院认为，被告尚欠原告货款28,255元未付，原告有权要求被告偿付相应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本院认为，原告在本案审理中变更第2项诉讼请求后所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的起止时间、利率标准均符合法律规定，但应以被告所欠原告的货款28,255元为本金主张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青岛某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某某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货款28,255元。二、被告青岛某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上海某某企业（集团）有限公司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货款28,255元为本金，自2015年4月1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三、对原告上海某某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043元、公告费300元，合计4,343元（原告已预缴），由原告负担3,537元，由被告负担806元。鉴定费3,000元（被告已预缴），由原告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按不服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预缴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苏光华人民陪审员朱红英人民陪审员杨颖佳二O一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书记员王彦越附：相关的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审 判 长 苏光华
人民陪审员 朱红英
人民陪审员 杨颖佳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王彦越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