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东中法审监民再字第43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李国贤。
委托代理人：李芳，广东尚智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高新，广东尚智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星。
委托代理人：魏永柏，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光，北京市康达（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东莞市中泰建安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区和阳路**号*楼***室。
法定代表人：陈庆东，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勇，广东名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健豪，广东名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李国贤因与被申请人刘星、一审被告东莞市中泰建安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1）东中法民二终字第841号民事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粤高法民申字第930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李国贤的委托代理人李芳、高新，刘星及其委托代理人魏永柏、张光，中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1年4月7日，刘星起诉至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称，2005年4月11日，御鹿华庭项目的开发商东莞市御鹿华庭建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御鹿华庭公司）与中泰公司签订一份《工程承包合同》，中泰公司总承包御鹿华庭公司开发的御鹿华庭项目工程，项目经理是李国贤。李国贤挂靠中泰公司承包上述工程。
2005年11月6日，李国贤与刘星签订《水电分包合同》，将御鹿华庭项目的水电工程分包给刘星全带资施工，约定按御鹿华庭项目开发商的最后结算总工程款返还13%给李国贤，余款全部归刘星所有。该合同签订后，刘星立即组织工人及设备进场施工，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御鹿华庭一、二期的全部水电安装工程（第三期及以后的水电安装工程李国贤不给予刘星施工）。
2008年9月7日，李国贤及中泰公司的员工告知刘星，李国贤与开发商御鹿华庭公司办理了《御鹿华庭一期水电安装工程审核结算情况的报告（1）》及《御鹿华庭二期水电安装工程审核结算情况的报告（1）》，要刘星签字予以确认，确认后就能支付工程款。刘星信以为真，便在上面签署了“同意经办人此造价，刘星”的字样。2010年年底，刘星得知上述两报告是伪造的，并非李国贤与御鹿华庭公司的真实结算价，李国贤隐瞒了上千万的工程款。李国贤实际上已于2008年8月7日与御鹿华庭公司办理了真实的结算，而后伪造上述两报告用以欺诈刘星签字确认。刘星是在受欺诈的情况下签署的，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上述两结算报告应予以撤销。刘星为维护其合法权益，特诉请法院判令：1.立即撤销刘星与李国贤之间就御鹿华庭一期、二期水电安装工程所签署的《御鹿华庭一期水电安装工程审核结算情况的报告（1）》及《御鹿华庭二期水电安装工程审核结算情况的报告（1）》；2.本案诉讼费由李国贤、中泰公司承担。
刘星对其主张的事实提供了《工程承包合同》、《水电分包合同》、《御鹿华庭一期水电安装工程审核结算情况的报告（Ⅰ）、《御鹿华庭二期水电安装工程审核结算情况的报告（Ⅰ）》、造价汇总表、往来结算表、施工图纸、设计图纸会审记录、材料定价资料、工作联系单、施工现场签证单、检查记录等为证。
李国贤辩称，第一，两份结算情况的报告并非李国贤制作，而是刘星提供给我方签字确认，但的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欺诈；第二，自结算单签字至今已经3年，已经超过刘星行使撤销权的除斥期间。故刘星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予以全部驳回。
中泰公司辩称，第一，刘星与李国贤均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案结算报告上签字的陈亚海是刘星聘请的造价员，结算报告是经过仔细核算之后作出的。即使刘星认为结算有错误，应由刘星自行承担不利后果。第二，结算报告是刘星与李国贤双方之间的结算，与中泰公司无关。另外，案涉工程是李国贤挂靠中泰公司承包的，刘星在对此知情的情况下还要求中泰公司承担民事责任是滥用诉权。因此，中泰公司请求法院驳回刘星对其的诉讼请求。
一审查明，李国贤挂靠中泰公司总承包御鹿华庭公司的御鹿华庭项目工程。2005年11月6日，李国贤（甲方）与刘星（乙方）签订《水电分包合同》，将御鹿华庭项目一、二期水电安装工程分包给刘星施工。合同第五条约定，“付款方式：按甲方与开发商签订的承包合同付款方法分期按进度付款”，第六条B乙方责任第2点约定：“按最后结算总工程款返还13%给甲方作为前期交际，施工用水用电、机械、工人意外保险及生活设施费用（注：净返还，税金、公司管理费由乙方支付）”，第七条约定：“本分包工程的完工工程量对数结算、验收及保修由乙方负责，甲方协助办理”。合同签订后，刘星即入场施工。
2008年8月7日，中泰公司与御鹿华庭公司签署了《御鹿华庭一期工程--
建安工程造价汇总表》、《御鹿华庭1-2期安装工程签证造价汇总表》和《东莞市御鹿华庭商住楼（二期）建安工程造价汇总表》，双方就御鹿华庭一期、二期工程进行了结算。一期总工程款101134739.39元，其中电气工程、给排水工程、室外水电安装工程工程款共计9173878.19元。二期总工程款59107071.32元，其中室内水电安装工程、室外水电安装工程、水电签证工程等工程款共计8040565.57元。一、二期安装零星签证工程的工程款共计452814.57元。刘星主张汇总表中一期的电气工程、给排水工程、室外水电安装工程和二期的室内水电安装工程、室外水电安装工程、水电签证工程，以及一、二期安装零星签证工程均由其施工。李国贤予以否认，认为刘星仅完成部分水电工程的施工。
2008年9月7日，刘星与李国贤签署《御鹿华庭一期水电安装工程审核结算情况的报告（Ⅰ）》和《御鹿华庭二期水电安装工程审核结算情况的报告（Ⅰ）》（以下简称结算报告），结算总价分别为4823504.55元及3576655.67元，共计8400160.22元。在结算报告上签字的有刘发光、陈亚海、刘星、李国贤和彭叙超。对此结算报告，刘星主张是由李国贤员工刘发光，以及李国贤提供给刘星的造价师陈亚海制作，当时李国贤以及中泰公司的员工声称此报告即为中泰公司与御鹿华庭水电工程结算的报告，刘星签字后就可以收到工程款，刘星当时虽对工程款有异议，但迫于急需支付工人工资，而对结算报告信以为真并签字。李国贤主张该结算报告是刘星签字后才由李国贤签字，签字顺序即可表明不可能是李国贤欺诈刘星，结算报告中的工程款与工程汇总表中的水电部分工程款有差距是因为刘星只完成了部分水电安装工程，结算报告是按照刘星完成的实际工程量结算的，且李国贤并未以此报告即为李国贤与开发商的结算为理由骗取刘星的签字确认。刘星为证明其完成了全部的水电安装工程，提供了一期、二期施工图纸、设计图纸会审记录、材料定价资料、工作联系单、施工现场签证单、漏水检查记录，李国贤认为，施工图纸确是御鹿华庭项目一期、二期工程图纸，但刘星持有该图纸不能证明刘星完成了全部工程；设计图纸会审记录与工作联系单是复印件，没有原件核对，不予确认；对有李国贤盖章的现场签证单予以确认，是变更、增加的工程量，但李国贤已经支付了刘星该签证工程的工程款458175元；李国贤认为刘星提供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其完成了全部的水电工程。
对结算报告是否可撤销以及刘星完成的工程量，双方各持己见，不能达成一致意见。
另查，关于工程款的支付情况，李国贤已经按照刘星、李国贤双方的结算报告工程款扣除13%后付清给刘星。
上述事实，有刘星、李国贤提供的证据及庭审笔录、质证笔录中刘星、李国贤陈述等附卷为据。
一审认为，刘星不具备承包案涉水电安装工程的相应资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和二百七十二条第三款，刘星与李国贤签订的《水电分包合同》无效。合同无效，但水电安装工程经验收合格的，李国贤应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故双方对工程进行结算签署结算报告的行为并非无效。刘星以欺诈为由申请撤销结算报告，故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刘星与李国贤签署的两份结算报告是否可撤销，即李国贤是否欺诈。构成欺诈的要件为一方主观上有欺诈故意，客观上实施了欺诈行为，另一方基于一方的欺诈行为陷入错误的认识而作出了违反其真实意思表示的行为。一审认为，刘星关于李国贤欺诈的主张不能获得支持，理由为：第一，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刘星首先应为其关于李国贤实施了欺诈行为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根据造价汇总表和两份结算报告，刘星与李国贤结算的工程款确实和李国贤与御鹿华庭公司结算的水电安装工程款有较大差额。李国贤反驳称结算报告对应的是刘星实际完成的工程量，刘星作为履行合同义务的一方应对合同的履行情况承担举证责任，其应提供证据证明结算报告对应的工程量。结算报告详细地按照每一栋列明结算值，表明双方应当是核对过工程量并基于刘星完成的工程量进行计算后得出结算值，但结算报告上并未列明相应的工程量。刘星未提供经过双方核对的工程量，不能证明到刘星完成了全部水电工程而未获得相应工程款的事实。刘星提供的施工图纸等证据，亦不能证明全部水电安装工程由其完成。故，刘星未提供直接证据，其提供的证据也不能形成完整证据链证明李国贤有谎称结算报告即为其与开发商结算的报告的欺诈行为。第二，刘星、李国贤合同约定由刘星负责完工工程量对数结算，既然由刘星负责对数结算，则结算报告上的工程款是由刘星主张后经由李国贤核实确认，且结算报告上工程造价核算的陈亚海是刘星员工，故刘星现又要求撤销该报告与合同约定不符。第三，刘星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并且作为分包工程的承包人，对其承包工程的工程量、成本和利润等应有充分的了解，对其在结算报告上签字确认的行为及其效果亦应有充分的认识，故其因受到欺诈而签字的主张不成立。综上，刘星要求撤销两份结算报告的诉讼请求，一审不予支持。
一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四条和二百七十二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二十八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刘星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50元，由刘星负担。
一审宣判后，刘星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认定李国贤未实施欺诈行为是错误的。2008年8月7日，李国贤与开发商御鹿华庭公司就御鹿华庭一、二期建安工程进行了结算，其中关于水电工程的实际结算价为1766万余元。李国贤对刘星故意隐瞒其与开发商御鹿华庭公司已结算价款数额，是希望刘星在不知实情的情况下同他结算一个更低的价格，以达到侵占刘星工程款的目的。随后李国贤即编造了一个840余万元的结算价，诱逼刘星签字，刘星误以为这是开发商御鹿华庭公司确认的结算价格，是开发商御鹿华庭公司大幅压价后，必须接受的价格。在此之前刘星因无法支付工人工资，工人多次到劳动部门闹事。刘星在内忧外困的情况下只好签字。假如李国贤已将真实情况告诉了刘星，刘星不会在差距1000万元的结算报告上签字。二、一审错误分配举证责任，加重刘星的举证责任。刘星提供了与李国贤签订的《水电分包合同》，清楚表明“甲方（李国贤）所承接的御鹿华庭一、二期水电安装工程（按甲方与建设单位签订的承包范围为准）全部分包给乙方（刘星）施工”，证明御鹿华庭一、二期水电安装工程全部由刘星施工，李国贤予以否认应承担举证责任，即提供合同已变更，或哪些项目不是刘星施工的证据。综上，一审认定事实和分配举证责任错误，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撤销刘星与李国贤签订的关于御鹿华庭一、二期水电安装工程结算报告。本案的诉讼费由李国贤承担。
李国贤答辩称，刘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李国贤存在欺诈，两份结算报告结果之间的差额有1000多万元，刘星称不知道是不可能的，结算报告是刘星制作的而且其也签名了。结算报告就是刘星实际施工量的体现，如果刘星认为其实际施工量超过了报告上的记录，应该由其举证证明。
中泰公司答辩称，认可一审判决结果，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
本院二审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另二审查明以下事实：
一、2005年4月11日，御鹿华庭公司（甲方）与中泰公司（乙方）签订《“御鹿华庭”工程施工总承包协议书》，双方约定工程造价按2003版《广东省建筑工程综合定额》等标准下浮5%计算。李国贤在中泰公司联络人一栏中署名。2005年11月6日，李国贤（甲方）与刘星（乙方）签订《水电分包合同》中约定李国贤所承接的御鹿华庭项目一、二期水电安装工程（按甲方与建设单位签订的承包范围为准）全部分包给刘星施工，分包形式为总承包。
二、从刘星与李国贤之间的结算报告上看，目前在结算报告上签名确认的有刘星一方（陈亚海、刘星）、李国贤一方（彭叙超、李国贤）和“刘发光”，但刘星、中泰公司和李国贤对于“刘发光”的身份有不同的陈述。刘星主张“刘发光”是李国贤一方带来、李国贤称“刘发光”是开发商御鹿华庭公司的员工，负责造价结算；中泰公司主张“刘发光”不是刘星的员工，是东莞市华城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的员工；李国贤对“刘发光”的身份作了3种陈述，分别是：1.“刘发光”是甲方的人（第一次开庭时的陈述），负责结算；2.“刘发光”是刘星聘请的造价师；3.“刘发光”是东莞市华城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的员工。
三、本院二审就案涉刘星与李国贤结算报告中所显示的建筑面积及报告上的“刘发光”的身份向开发商御鹿华庭公司和负责整个工程造价的东莞市华城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进行核实，开发商御鹿华庭公司向本院二审复函称：结算报告中的建筑面积即为御鹿华庭一、二期水电安装工程的全部面积；报告上的“刘发光”并不是该公司的员工；工程的竣工验收备案资料已经移送政府部门。东莞市华城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向本院二审复函称：“刘发光”不是其员工，东莞市华城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没有授权“刘发光”在结算报告中签字；因时间久远，已无法提供涉案工程造价报告。对该两份复函的真实性，刘星、李国贤均没有异议，但李国贤认为虽然结算报告中的建筑面积是案涉水电安装工程的全部面积，而刘星与李国贤的结算是以刘星实际施工的工程量来结算的，在结算报告后附有实际施工量及计算方法的表格，该部分表格在刘星处，但刘星拒不提供。
四、二审法庭调查中，证人梁某出庭作证称：其受刘星委托带班施工，御鹿华庭一、二期的水电工程是他们施工完成的，施工的范围按图纸施工，在工程范围需要变更的时候需要业主方、监理方和施工方签证，李国贤一方没有参与御鹿华庭一、二期的水电工程施工。
五、二审法庭调查中，证人韦某出庭作证称：其是御鹿华庭一、二期水电工程监理，该水电工程总包是李国贤，实际施工人是刘星，工程未完工之前，没有发生刘星方撤场换人施工的情况，合同不包括室外排水，是业主方后来叫李国贤做，李国贤给刘星做，刘星做了排水工程一期约三分之一，其他是李国贤做的。
六、刘星、李国贤均确认真实性的施工现场签证单（2007年7月4日）上显示韦乃盘作为监理单位代表参与签证。
七、在二审法庭调查中，本院二审询问李国贤一方在中泰公司与御鹿华庭公司结算中什么工程才是签证工程，李国贤一方回答签证工程是指增加工程，要御鹿华庭公司批准同意的工程，合同内工程不属于增加工程，不需要批准；本院二审询问刘星在施工过程中哪种情况需要签证，刘星回答当超出图纸或者变更的情况下需要签证，本院二审询问李国贤对刘星的回答有何异议，李国贤否认刘星的陈述，但李国贤并没有回答施工过程中哪种情况需要签证。在2012年3月21日的调查中，李国贤确认和刘星有约定增减工程是按签证结算的。李国贤确认在中泰公司与开发商御鹿华庭公司结算时提交了所有的竣工资料给开发商御鹿华庭公司，包括刘星那部分的竣工资料。
八、在庭审和法庭调查中，刘星和李国贤均确认在双方的结算报告后附有关于工程量的附件，但双方均主张各自的结算报告的附件没有保留，也没有向法院提交附件。
九、中泰公司在二审法庭调查中确认在2008年8月7日的结算中泰公司和李国贤一方共同与开发商御鹿华庭公司进行结算。
十、在2012年3月21日的调查中，李国贤确认在2008年8月7日中泰公司与御鹿华庭公司的结算中包含了刘星和李国贤各自的工程量，李国贤又陈述在和刘星结算之前是清楚刘星所做的工程部分，但具体数据不清楚，双方在最后的结算中根据工程量附表明确工程量。本院二审询问：李国贤在2008年8月7日中泰公司与开发商御鹿华庭公司结算中是包含了刘星的工程量，即在刘星与李国贤结算之前李国贤已经掌握了刘星的工程量，问李国贤与开发商御鹿华庭公司的结算数据是如何计算的，李国贤称须和当事人核实，本院二审要求李国贤在庭后三个工作日内书面答复本院二审，后李国贤提交情况说明一份，称其与开发商御鹿华庭公司结算是开发商御鹿华庭公司和造价公司到现场确认工程量。
以上事实，有刘星提供的《工程承包合同》、《水电分包合同》、《御鹿华庭一期水电安装工程审核结算情况的报告（Ⅰ）、《御鹿华庭二期水电安装工程审核结算情况的报告（Ⅰ）》、造价汇总表、往来结算表、施工图纸、设计图纸会审记录、材料定价资料、工作联系单、施工现场签证单、检查记录，御鹿华庭公司的复函、东莞市华城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的复函、情况说明及一审庭审笔录、质证笔录、本院二审的调查笔录等附卷为证。
本院二审认为，本案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结合刘星的上诉请求，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刘星主张李国贤实施欺诈行为诱骗其签订结算报告从而要求撤销结算报告的理由是否成立。对此，本院二审分析如下：
一、刘星和李国贤约定的结算方式。按照刘星和李国贤签订的《水电分包合同》约定，承包范围及结算单价按甲方（李国贤）与开发商御鹿华庭公司签订的承包合同、交楼标准总承包；本分包工程的完工工程量对数结算、验收及保修由乙方（刘星）负责，甲方（李国贤）负责协助办理；按最后结算总工程款返还13%给甲方（李国贤）作为前期交际，施工用水，用电、机械、工人意外保险及生活设施费用。从结算条款来看，涉案工程的结算首先是三方结算，即刘星与开发商御鹿华庭公司结算，李国贤承担协助结算的义务，当此结算完毕后刘星才与李国贤再行结算。从已确认的事实来看，开发商御鹿华庭公司是与中泰公司签订御鹿华庭项目工程，因此御鹿华庭项目工程结算的相对方是开发商御鹿华庭公司与中泰公司、李国贤，如果刘星需要和开发商御鹿华庭公司结算，离不开中泰公司、李国贤的协助，否则刘星缺乏与开发商御鹿华庭公司直接结算的法律依据。因此按照约定，刘星和李国贤结算的方式是先由刘星与开发商御鹿华庭公司对数，中泰公司、李国贤协助办理，并由开发商御鹿华庭公司与中泰公司、李国贤共同出具正式结算报告，而刘星与李国贤的结算就是在此报告上由刘星返还工程款的13%给李国贤。
二、刘星与李国贤实际的结算方式。从已查明的事实来看，御鹿华庭一、二、三期全部工程（包括案涉工程）的结算表显示，李国贤与御鹿华庭公司对一、二期的工程造价汇总表的编制日期分别为2008年7月29日、2008年8月7日。但李国贤与刘星的结算是在2008年9月7日，即李国贤直接与开发商御鹿华庭公司结算在前而与刘星结算在后。李国贤的结算行为不符合刘星与李国贤约定的结算方式。
三、关于结算报告上“刘发光”的身份问题。按约定，刘星须与开发商御鹿华庭公司、李国贤共同结算之后才与李国贤另行结算。从刘星与李国贤之间的结算报告上看，目前在结算报告上签名确认的有刘星一方（陈亚海、刘星）、李国贤一方（彭叙超、李国贤）和“刘发光”，但刘星、中泰公司和李国贤对于“刘发光”的身份有不同的陈述。从三方当事人的陈述来看，三方均确认“刘发光”的职责是负责结算，因此可以确定“刘发光”在结算报告中的职责是负责结算，但对于“刘发光”代表谁参加结算各方则存在分歧。刘星、中泰公司均认为“刘发光”不是刘星一方的人，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不能确认“刘发光”是代表刘星一方参与结算。李国贤对“刘发光”的身份前后作了3种陈述，分别是：1.“刘发光”是甲方的人，负责结算；2.“刘发光”是刘星聘请的造价师；3.“刘发光”是东莞市华城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的员工，李国贤须对以上的陈述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但李国贤没有提交证据以支持其主张，对此，本院二审分析如下：李国贤在第一次开庭时陈述“刘发光”是甲方的人，而涉案共存在两份合同，一份是乙方刘星与甲方李国贤签订的合同，一份是乙方中泰公司和李国贤与甲方开发商御鹿华庭公司签订的合同，因此李国贤所称“刘发光”是甲方的人，要么是中泰公司和李国贤一方的人，要么是开发商御鹿华庭公司一方的人，但李国贤、中泰公司均否认“刘发光”是自己一方的人，换言之，按照李国贤的主张“刘发光”应当是开发商御鹿华庭公司的员工，但开发商御鹿华庭公司否认“刘发光”是其员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规定，李国贤须举证证明为何在对“刘发光”的身份会作出三种不同的陈述，但李国贤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刘发光”是刘星一方的人或者是东莞市华城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的员工或者是开发商御鹿华庭公司的员工，因此，李国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的规定，李国贤曾主张“刘发光”是甲方开发商御鹿华庭公司的员工，此与刘星关于“刘发光”是李国贤一方带来、李国贤称“刘发光”是开发商御鹿华庭公司负责造价结算的员工的陈述吻合，故本院二审采纳刘星关于“刘发光”是李国贤一方带来、李国贤称“刘发光”是开发商御鹿华庭公司负责造价结算的员工的主张。
四、李国贤是否存在欺诈的行为。如一审法院所述，构成欺诈的要件为一方主观上有欺诈故意，客观上实施了欺诈行为，另一方基于此欺诈行为陷入错误的认识而作出了违反其真实意思表示的行为。结合前三点论述，可以认定李国贤实施了欺诈行为，理由有：（一）李国贤违反合同约定，私自与开发商御鹿华庭公司结算在先，后再与刘星结算时并没有告知已和开发商御鹿华庭公司结算一事，李国贤的行为违反了双方的约定，隐瞒了其先和开发商御鹿华庭公司结算的事实，李国贤主观上有欺诈的故意；（二）如上所述，本院二审已认定李国贤一方在结算时和“刘发光”参加结算，并对刘星一方称“刘发光”是开发商御鹿华庭公司负责造价结算的员工，因此从表面上来看，李国贤、刘星和“刘发光”的结算符合合同约定的三方结算方式，但实际上“刘发光”并非开发商御鹿华庭公司的代表，李国贤让“刘发光”代表开发商御鹿华庭公司参与结算的行为客观上导致了刘星基于李国贤的欺诈行为陷入错误的认识而作出了违反其真实意思的表示，故，刘星主张李国贤隐瞒了其与开发商御鹿华庭公司的结算情况，并欺骗其签订了结算报告的上诉理由成立，刘星关于撤销双方之间签署的两份结算报告的诉讼请求依法有据，本院二审予以支持。
李国贤主张其没有欺诈刘星，两份结算存在差距是因刘星未完成合同约定的全部工程量，并主张应由刘星承担举证责任。对此，本院二审分析如下：（一）1.双方签订的《水电分包合同》约定，甲方（李国贤）所承接的御鹿华庭项目一、二期水电安装工程全部分包给乙方（刘星）施工，并非部分水电工程；2.刘星提供了涉案工程的图纸、施工现场增加工程签单、工作联系单等证据证明其对案涉工程进行了施工；3.根据本院二审向案涉工程的建设方御鹿华庭公司核实的情况显示，刘星和李国贤双方结算的建筑面积即是案涉工程全部建筑面积；4.证人韦某作为监理人员出庭作证证实涉案工程没有发生刘星一方撤场、李国贤一方进场施工的情况及涉案工程是由刘星一方施工完成的。故，刘星关于是由刘星完成涉案工程的主张已完成初步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实”的规定，李国贤应就反驳刘星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负有提供证据加以证实的义务，但李国贤在本案中没有提交证据。（二）刘星、李国贤均确认结算报告后的附件有工程量，但双方均认为自己一方没有保留附件、应该由对方承担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现李国贤与开发商御鹿华庭公司的结算行为实际是变更了李国贤与刘星之间约定的结算方式，因此李国贤须对引起刘星与李国贤结算约定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李国贤在本案中亦没有提供证据。因此李国贤须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本院二审予以纠正。李国贤还主张刘星行使撤销权已过除斥期间，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一）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规定，刘星行使撤销权的时间应从其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计算，虽然李国贤、中泰公司与开发商御鹿华庭公司在2008年8月7日结算，李国贤与刘星在2008年9月7日结算，但李国贤一直没有告知刘星与开发商已先行结算的情况，而刘星是在2010年底才获知李国贤与开发商御鹿华庭结算的事情，因此，刘星行使撤销权的时间应从2010年年底起算，而刘星提起诉讼的时间在2011年4月7日，因此刘星行使撤销权并没有过除斥期间。
综上所述，刘星的上诉请求依法有据，二审予以支持。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二审依法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五十五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五条第一款、第七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撤销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1）东一法民二初字第1864号民事判决；二、撤销刘星与李国贤2008年9月7日签订的《御鹿华庭一期水电安装工程审核结算情况的报告（Ⅰ）》和《御鹿华庭二期水电安装工程审核结算情况的报告（Ⅰ）》；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均由李国贤承担。
李国贤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二审判决认为李国贤与刘星约定分包合同工程是开发商、刘星和李国贤三方结算，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是片面理解合同条文。理由如下：刘星与李国贤签订合同是“水电分包合同”，该合同主体是承包人李国贤与分包人刘星，开发商并非合同签订主体，李国贤与刘星无权约定第三方即开发商的义务，所以无权约定与开发商直接三方结算。事实上，所有工程结算模式都是开发商按承包方实际完成工程量与承包方结算，而承包方则按分包方完工工程量进行结算。至于承包方与开发商结算与分包方无关，而刘星与李国贤签订分包合同根本未约定李国贤负有告知刘星其是否与开发商结算义务。事实上，所有工程结算模式都是开发商按承包方实际完成工程量与承包方结算，而承包方则按分包方完工工程量进行结算。至于承包方与开发商结算与分包方无关，而刘星与李国贤签订分包合同时根本没有约定李国贤负有告知刘星其是否与开发商结算义务。事实上，水电分包合同第一条“按甲方与开发商签订承包合同，交楼标准总承包”是指分包质量标准、交楼标准按总承包质量标准而已，并非如二审判决所认为的就是代表分包方与开发商有直接合同关系和要求三方结算；水电分包乙方责任第2条“按最后总结算工程款返还13%给甲方作为前期交际、施工用水用电，机械，工人意外保险及生活设施费用”是指按分包方实际完成工程量，参照承包方与开发商结算标准及单价进行结算，再从总结算工程款扣减13%作为承包方管理费用，结算的主体仍然是刘星与李国贤，总工程量是指刘星与李国贤结算的总工程量，然而二审判决却牵强地把总工程量理解成李国贤与开发商工程量，逻辑上存在错误。另外，水电分包第七条“本分包工程完工工程量对数结算、验收及保修由乙方负责，甲方协助办理”指的是分包方应对其实际完成工程量测量、分类、制表等，即工程量计算及结算资料由分包方负责编制整理，甲方则负责派员协助丈量工程量、整理工程量数据，最终确定乙方实际施工工程量。而最后与刘星结算付款义务人还是李国贤而非开发商，可二审判决却凭“协助”一词就片面理解为李国贤协助刘星与开发商结算，无视合同相对性原理。所以，二审判决认定合同是约定三方结算，是极其片面的，该事实认定完全不顾工程分包合同特征及共性、不顾合同相对性原则，仅仅是按各合同条文分割来理解，没有综合整份合同并根据分包合同特征来分析合同真实意思，导致事实认定错误。
（二）本案关键点是举证责任问题，刘星既然主张撤销结算报告，却其未能向法庭提供主张撤销的完整结算报告作为证据，而是仅仅向法庭提供了该结算报告的结论部分，结算报告附件作为最关键的不可分割的依据部分竟然不提交，根本未尽到应有的举证责任，仅凭该点其就应承担败诉后果。“刘发光”身份问题对本案判决并非关键，二审仅仅简单询问了李国贤关于“刘发光”的身份问题，并未深究，未料二审法院却以此为由认定李国贤欺诈。鉴于此，李国贤现对“刘发光”的身份问题进行详细阐述，并要求原开发商副总、御鹿华庭一、二期项目工程部项目经理袁某证实“刘发光”的身份及本案经过如下：开发商的项目负责人袁某代表开发商聘请刘凤英为御鹿华庭项目工程进行造价结算服务，“刘发光”是刘凤英聘请负责工程项目水电结算的造价人员。刘凤英是挂靠东莞市华城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与开发商签订委托造价结算服务合同。从上可见，“刘发光”确实是开发商委托的御鹿华庭项目工程造价结算人员，虽然其不是开发商员工，但其受开发商委托进行造价结算，那么李国贤第一次开庭所称“刘发光是甲方的人，负责结算”的陈述完全就是事实并没有欺诈。但二审致函开发商，开发商回复“刘发光”不是其员工后，二审就武断认为“李国贤称刘发光是开发商的结算人员构成欺诈”是错误的。另外，刘星当时确实是找过袁某要求与其直接结算，但开发商认为与刘星根本没有合同关系，无义务与其直接结算，并告知其只能与李国贤结算。其后刘星要求袁某派员协助对其实际完成工程量与李国贤进行造价结算，于是袁某就让“刘发光”予以协助对刘星实际完成工程量查丈结算，至于刘星最后是否向“刘发光”支付报酬李国贤不得而知，故李国贤称“刘发光是刘星请来的结算人员”也是事实，不存在欺诈。另外，刘发光与刘凤英是挂靠东莞市华城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承揽御鹿华庭项目工程造价结算，对外均称是该造价公司人员，故李国贤称“刘发光是东莞市华城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员工”也属事实，不存在欺诈。综上，二审认为李国贤构成欺诈无任何有效证据，无事实依据，完全是主观臆断。
二、二审错误分配举证责任。（一）二审认为，刘星主张撤销该结算报告完成了初步举证责任，理由是：1.水电分包合同约定水电安装工程全部分包而非部分分包；2.刘星提供了涉案的施工图纸、工程签单、工作联系单；3.二审法院向开发商核实显示，刘星和李国贤结算建筑面积是涉案工程全部建筑面积；4.证人韦某作证称，没有发生刘星一方撤场，李国贤一方进场施工的情况及涉案工程是由刘星完成。但李国贤认为，刘星的诉讼请求是“撤销御鹿华庭一、二期的结算报告”，那么刘星初步应完成的举证责任就是向法庭提供一份主张被撤销的完整的结算报告，而不是向法庭提交的仅仅是一份报告结论，结算报告附件包含了刘星实际完成工程量数据及工程价款计算标准，是结算报告结论依据部分，这才是刘星第一步应完成的举证责任。如果刘星提交的完整结算报告仍然未能区分刘星实际完成工程量是多少时，那么上述才是刘星接下来应提交的证据以证明水电分包工程全部是其按分包合同约定且独立施工。但是，上述证据也根本无法证明刘星主张所“全部工程是其按分包合同独立施工”。事实上：1.分包合同仅是证明双方存在合同关系，履行合同情况应根据证据规则应由履行合同方举证证明；2.图纸、施工现场增加工程单等仅仅证明了刘星履行了部分合同工程量，无法证明其完成所有工程量；3.结算报告建筑面积与涉案工程建筑面积相同问题，庭审中已经详细讲明，且刘星也予以认可结算报告的工程金额是通过结算报告依据部分附件计算出来，即是按刘星实际完成工程量计算的，是丈量及核算刘星完成水电管道、数量、长度，线槽、照明电路等强弱电路工程量后根据东莞市工程定额计算得出，而不是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多少价款得出，为了解水电工程每平方经济参数，编制人员将实际完成工程量依定额计算出工程价款后除以建筑面积取得一个用以参考的经济指标，而该工程建筑面积是不变的，用该恒定的建筑面积证明工程全部是刘星按合同施工是错误的。4.刘星二审申请证人韦某作为监理人员证明了没有发生刘星撤场，李国贤进场施工情况，但证人也证明了室外排水是李国贤施工所做，但刘星在起诉及庭审中一直声称全部是其所做的。那么这也证明了刘星一直在不断撒谎，也证明了刘星施工同时，李国贤也在施工，至于两人具体施工项目及工程量结算报告附件可以清楚显示，但刘星却拒绝提交。并且，刘星在起诉状中主张“李国贤称该结算报告就是李国贤与开发商的结算报告，刘星信以为真所以在该结算报告签名确认”，但是根据水电工程利润指标，如果刘星全部完成了1800多万元的工程量，其至少要投入的水电工程量成本必须超过1400万元，如果李国贤只拿890万元（包括了工程利润）的结算报告给刘星，刘星就信以为真并签名确认，根本不符合常理和事实。另外，证人只是单一证人，没有其他有效证据印证，根本不能证明全部工程是刘星按合同施工完成。退一步来说，即使证人主张涉案工程是刘星一方施工完成，但也不能证明刘星是完全按合同施工完成，因为分包合同约定刘星是包工包料，证人证明其施工也仅证明其实施了劳务施工，不能证明其是包料施工，而包工包料与单纯包工工程结算价款也有很大区别，而从《御鹿华庭水电安装工程结算清单汇总》中也显示部分材料是李国贤购买，那么双方工程款结算价格因此也有很大差别，而这些差别，其实只要刘星向法庭提交完整的结算报告就可以一览无遗。因此，该证人证言也不能证明刘星按分包合同约定完成了所有工程量。故刘星尚未完成初步的举证责任。
（二）二审认为，刘星、李国贤均确认结算报告后附件有刘星实际完成工程量，但双方均认为自己一方没有保留附件，由对方承担举证责任。根据证据规则“主张合同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因此，二审认为提交结算报告附件举证责任在李国贤方是错误的，应由刘星方承担举证责任。在一审庭审中，李国贤已向法庭说明，因工程量已结算三年多，且李国贤已付清结算报告所有款项，因此其没有保留也没有义务保留该结算报告包括附件；但法庭询问刘星是否该结算报告附有附件证明工程量，刘星回答称有，法庭问其是否持有，其称持有，法庭限期要求刘星提交，但至今刘星均拒绝向法庭提交，并在二审中称“找不到了，李国贤也有，应由李国贤提交”。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五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而刘星在一审庭审中称持有却拒不提交，二审时其又狡辩说“找不到了”，是因为其知道该结算报告附件对其不利而拒不提交，其拒绝提交无正当理由。因此，李国贤认为结算报告附件部分足以证明结算报告是以刘星实际施工工程量按双方约定结算工程价款，李国贤不存在任何欺诈行为。
三、刘星行使撤销权已过了除斥期间。李国贤与刘星是于2008年9月7日结算，李国贤付清了所有结算工程款，至刘星起诉之时已过将近3年。且该工程项目开发商于2008年交付业主入伙。如果刘星认为其与李国贤的水电分包工程结算是以李国贤与开发商的工程结算为依据，那么其与李国贤结算时就应该向开发商了解李国贤与开发商整个工程项目结算情况及结算价款，即是说其当时就应该知道李国贤与开发商结算的事情，该除斥期间就应该从李国贤与刘星结算之时即2008年9月7日起计算；如果刘星认为其与李国贤的水电分包工程结算与开发商和李国贤整个工程结算无关，那么二审认定“分包合同约定三方结算”的事实就是错误的。故，刘星起诉时明显超过法律规定的撤销权的1年除斥期间。另外，本案自李国贤与刘星结算后李国贤付清所有工程款后至今已5年，按常理，其当然认为与刘星的分包工程合同已履行完毕，所以李国贤不再保留该分包部分工程资料。
四、本案二审程序违法。（一）审限严重超期。本案一审判决李国贤胜诉，驳回了刘星的诉讼请求，刘星于2011年7月份上诉，但二审却在2013年4月份才审理终结，严重超审限。（二）二审多次违反证据规则。本案二审开庭多次，并且最后一次开庭时刘星才申请了两位证人出庭作证。但是，刘星从未向法院申请延期举证，却可随意向二审法院提交证据，违反了民事诉讼程序中证据的有关规定。
综上所述，李国贤申请再审请求：1.依法撤销本院（2011）东中法民二终字第841号民事判决；2.维持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1）东一法民二初字第1864号民事判决；3.全部诉讼费用由刘星承担。
再审期间李国贤还提交书面补充意见：一、本案的案由不应定为建筑工程纠纷，而是撤销权纠纷，刘星起诉请求撤销两份结算报告已过一年的除斥期间。刘星以欺诈为由请求撤销两份报告，但除了刘星陈述外，其提供的证据均不能证实其受欺诈而签订两份结算报告。二、刘星在起诉状、上诉状中均称因拖欠工人工资、供应商货款被逼签署结算报告，但刘星该陈述与李国贤提交的付款明细矛盾。根据李国贤提交的证据《付款明细》可知，从2005年到2008年8月6日即双方结算前一个月，李国贤已累计向刘星支付了4709640元，另外还垫付数十万元的购买材料款，截至2009年11月李国贤已付款617万余元加上垫付的59万余元的材料款，工程款已付清。因此，实际上双方均未完全按《水电分包合同》履行，在分包合同中虽约定由刘星垫资安装工程，但实际上绝大部分款项是李国贤支付的，李国贤先从开发商处陆续拿到部分进度款，然后李国贤向刘星支付进度款。因此，刘星称所谓拖欠工人工资、供货商货款等根本不是事实。三、在一、二审中刘星均承认有结算报告的附件，但其拒不提供，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刘星提供的证人韦某在二审出庭作证时也承认，刘星仅做了排水工程一期约三分之一，其他水电安装工程是由李国贤一方施工的，刘星称是其全部施工明显是说谎。刘星提供的图纸并不能证明全部水电工程是由其施工。四、刘星以“刘发光”的身份来证明欺诈事实，属于逻辑错误。即使刘发光的身份存疑，但当时结算报告有多人签名，工程结算流程必须要进行实地测量，不可能作伪。刘星及其施工负责人均系专业人士，从事水电安装多年，如果结算价格相差悬殊，光凭刘发光欺诈这些懂行的专业人士，按其主张的1700多万元最后只有800多万元，只有一半的价格完全不合常理。刘星是一个多年从事水电的包工头，其对工程特别是工程的成本和利润应有充分的认识和了解。刘星为恶意取得更多的工程款，故意以欺诈的名义起诉撤销结算报告，系恶意诉讼，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被申请人刘星答辩称，一、李国贤在结算中有故意欺诈刘星的事实。李国贤首先与御鹿华庭公司进行了结算，结算日期是2008年8月7日，御鹿华庭一、二期的水电总造价是1700多万元，对于该事实李国贤隐瞒了刘星，其在与御鹿华庭公司结算后，又与刘星于2008年9月进行了结算，结算数额只有800多万元。在结算过程中，李国贤聘请了“刘发光”冒充御鹿华庭公司的员工来欺骗刘星。故根据《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的规定，该二份结算报告应予以撤销。二、刘星所做工程的工程量问题并不是本案重点解决的问题。若工程量的问题在本案中不能解决，可另案处理。因此，原二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李国贤的再审请求。
中泰公司在再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
再审另查明：再审期间，刘星确认李国贤挂靠中泰公司承接案涉工程，李国贤分包给刘星做，刘星在此之前是不认识中泰公司的。
刘星起诉时称，其在2010年年底才得知《御鹿华庭一期水电安装工程审核结算情况的报告（Ⅰ）、《御鹿华庭二期水电安装工程审核结算情况的报告（Ⅰ）》是伪造的。刘星在再审期间又称，其是在2010年11月前通过南峰公司的经理得知李国贤有欺骗其工程款的行为，于是刘星去打听，南峰公司的内部人员将案涉李国贤与开发商御鹿华庭公司的《御鹿华庭一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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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工程造价汇总表》、《御鹿华庭1-2期安装工程签证造价汇总表》和《东莞市御鹿华庭商住楼（二期）建安工程造价汇总表》复印给刘星，这时刘星才得知李国贤与开发商已结算的事实。
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1年3月31日出具的《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显示，中泰公司的投资人分别是东莞市南峰实业有限公司和广东南峰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分别是20%和80%。在再审期间，本院发函给东莞市南峰实业有限公司和广东南峰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南峰集团有限公司回函称：“1、我司和我司的员工并没有将《御鹿华庭一期工程-
建安工程造价汇总表》、《御鹿华庭1-2期-安装工程签证汇总表》复印件交给刘星。2、我司并不清楚御鹿华庭的一、二期水电安装工程实际施工人是谁。3、我司在2007年4月2日至2013年11月20日是中泰建安工程有限公司的股东，持股比例为80%，在2013年11月20日已将全部股权转让”。东莞市南峰实业有限公司回函称：“1、我司和我司的员工并没有将《御鹿华庭一期工程-
建安工程造价汇总表》、《御鹿华庭1-2期-安装工程签证汇总表》复印件交给刘星。2、我司并不清楚御鹿华庭的一、二期水电安装工程实际施工人是谁。3、我司在2007年4月2日至2013年11月20日是中泰建安工程有限公司的股东，持股比例为20%，在2013年11月20日已将全部股权转让。”
刘星在再审期间先是称，因李国贤拖欠刘星工程款，刘星和其雇佣的工人曾在2008年5月或6月，后又称是在2008年底前往清溪镇城市建设办公室上访。本院再审期间发函给清溪镇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核实情况。后清溪镇','2018-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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