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临桂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2）临行初字第23号
原告临桂县两江镇高塘村委会A村（以下简称“A村”）。
法定代表人王启x，村长。
原告临桂县两江镇高塘村委会B村（以下简称“B村”）
法定代表人陈社x，村长。
原告临桂县两江镇渡头村委会C村（以下简称“C村”）
法定代表人周道x，村长。
被告临桂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县政府”）。
法定代表人陈立华，县长。
委托代理人蒋建x，临桂县政府调处办干部。
第三人临桂县两江镇高妙村委会C村（以下简称“C村”）。
法定代表人周任x，村长。
委托代理人龙春x，广西春良律师事务所律
第三人临桂县两江镇高妙村委会E村（以下简称“E村”）。
法定代表人谢x，村长。
委托代理人谢承x。
委托代理人谢仁x。
第三人临桂县两江镇高塘村委会F村（以下简称“F村”）。
法定代表人廖运x，村长。
委托代理人张亚x，广西齐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韦志x。
原告A村、B村、C村（以下简称“三联村”）不服被告县政府于2012年3月15日作出的（2012）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于2012年11月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立案受理，于同年11月8日和9日分别向被告和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4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A村法定代表人王启x，原告B村法定代表人陈社x，原告C村法定代表人周道x，被告县政府委托代理人蒋建x，第三人E村法定代表人谢x及其委托代理人谢承x，第三人C村法定代表人周任x及其委托代理人龙春x，第三人F村法定代表人廖运x及其委托代理人张亚x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韦志x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在审理期间，经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3）桂行延字第16号文批复，同意延长本案的审理期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县政府在2012年3月15日作出的临政处字（2012）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中认定的事实、作出处理决定的理由、依据和处理结果。
被告县政府认定：当事人争议的岭场共十二个，从北至南分别为大峰岭、尖峰岭、贺禀蛉（园岭）、狮子岭、野牛头岭、猪仔岭（过龙岭）、大锅岭（长岭尾）、斋公岭、棺材岭（木头岭）、蚂蝗腰岭（冲贯岭）、大庙岭、大盘岭。除大盘岭外当事人各方均没有提供土改、合作化、四固定时期各级人民政府的确权证书。其中B、A村主张从大峰岭壕基边机耕路直上到大峰岭，再以尖峰岭、贺禀岭（园岭）、狮子岭、野牛头岭岭脊倒水为界，岭脊的西南面林地，过龙岭（猪仔岭）、大锅岭（长岭尾）、斋公岭、棺材岭（木头岭）、蚂蝗腰岭（冲贯岭）全部林地、大盘岭以E赶五通圩小路的西面林地，大庙岭由岭漕往西上至岭脊，由岭脊往南再往西沿岭漕下至岭底为分界线的北面林地，为B、A、C、F村四个村子的共有权属范围。C村主张上述范围和大盘岭以E赶五通圩小路至大盘岭东面岭底小路的岭场是C、F、A、B四村共同所有的权属范围。F村主张大峰岭、尖峰岭、贺禀岭、狮子岭、野牛头岭山脉倒水西南边的林地和斋公岭林地为F、C、A、B四村集体共同所有，主张大盘岭小路西边林地，长岭尾岭、过龙岭、大庙岭争执地为F村集体所有。C村主张的林地权属范围是大盘岭小路（E村赶五通圩小路）以东的岭场和棺材岭（木头岭）、蚂蝗腰岭（冲贯岭）。E村主张的权属范围为E村赶五通圩小路东面的大盘岭岭场。争执地解放时大部分为荒山，有零星马尾松，为附近群众牧牛场所。解放前大庙岭附近的村子在大庙岭建过一座庙。该庙在解放前已全坍塌。初级社时，F生产队在猪仔岭（过龙岭）种过一片树，经砍伐后成了自然生长林。抗日战争后F村有人在大盘岭开荒2-3亩种植农作物。人民公社时期有学生到大盘岭上种了一片杉树。此后F生产队的村民又继续在大盘岭扩大开荒种地约十多亩。2005年3月，C、A、B、F四村将大峰岭、尖峰岭、贺禀岭、狮子岭、野牛头岭、大锅岭（长岭尾）、斋公岭、棺材岭、蚂蝗腰岭、大盘岭十个岭的林地承包给第三人韦志x种桉树，现已生长成林。C村持有临桂县人民政府1954年颁发给其村民谢x仁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在该证地名为大盘岭的第八栏目中记载：地类：山，丘间数为壹，习惯：亩：六十，四至界限为东以周x连为界，南以谢六x为界，西以F为界，北以冲贯为界。备注注明为与谢定x共占，周x连、谢六x均是C村村民，冲贯岭在大盘岭北面。一九七四年五月六日，因C村、F村、E村为长岭、大盘岭、破窑岭的林地发生纠纷，县革委处理土地、山林、水利纠纷办公室组织双方大、小队干部和群众到现场进行协商并达成了“74”协议。协议第一条约定“以长岭至大盘岭猪田冲的路为界，东北方向属两江高妙大队C村所有，西南方向属渡头公社高塘大队的F村所有。”1975年，F村民在大盘岭、猪仔岭上开荒种植，引起A、B、C村与F村的纠纷。同年3月16日，在当时的渡头公社革委会主持下，召集四村代表办学习班，达成了“75”协议，主要内容有“高塘大队F生产队与B生产队、A生产队和渡头公社C生产队共占一个大牧场，这个牧场是几个大岭合成……近几年，F生产队到大庙岭后冲口地方造了水田六丘，又把冲槽里也种起甘蔗。因此影响了牧牛而发生纠纷。于一九七五年三月十六日在公社举办处理土地、山林、水利纠纷学习班，……提高了思想认识，发扬了龙江风格，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达成了如下协议：一、F生产队在猪仔岭和大盘岭种的松树，现已变成自然林，经双方代表协商，同意给F生产队继续管理采伐五年，但不得破坏幼林，其他任何人不得到这两个岭上砍树，采伐时要经对方派出代表监视，每株松树必须从地面起四尺高，要有一尺三寸包围大才准砍（学生种的杉树未经公社批准，任何人不得乱砍）；在冲槽里种的甘蔗，同意给F生产队继续再收两年，但不得扩种。上述两项时间均由一九七五年三月份算起。五年后剩余的松树及其它树木，全部收归牧场属联队所有。二、F生产队在大庙岭后冲口造的六丘水田，仍归F生产队使用，但不得扩大。三、F生产队在大盘岭已种的地，经协商认为种地占的面积较长，不利于牧牛。双方代表同意，给F生产队继续在大盘岭种一部份地，但要把原种的地缩短往东南角方向扩大，种地的面积不得超过十五亩。四、今后任何队、任何人不得在牧场内开荒种植作物。以上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落款为渡头公社革委会，落款时间为一九七五年三月七日。“75”协议关于大盘岭的界线范围与“74”协议重叠，“75”协议的原件当事人均称已无法找到。F持有临桂县人民政府1982年颁发《山界林权证》存根，在地点为大妙岭的栏目中记载为：面积40亩，无四至界线，在地名为过龙岭的栏目中记载为，面积40亩，无四至界线。2006年7月，桂林两江国际机场跑道北端净空扩建，两江镇政府曾征用贺禀岭、大庙岭、猪仔岭、大盘岭四个岭场的林地共计52.5064亩，该处岭场现已推为平地，但还没有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手续。
另查明，在勘查现场时，C村、B村、A村均表示原临政发（1991）85号处理决定书中划定给F村的大庙岭南边林地权属属F村所有，不再争执。F村称《山界林权证》正本已于1986年上交县政府后不再退还给本村。木头岭（棺材岭）和蚂蟥腰岭（冲贯岭）是一个岭分成两条岭脊，解放后C村曾对该岭场实施过管业。
被告县政府遂认为：该案涉及的三份书面证据：D村持有的临桂县人民政府1954年颁发给其村民谢x仁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是有效的，应当予以维持。一九七四年由临桂县革委会调处办组织两江公社代表、大队代表和渡头公社代表、大队代表签订的“74”协议应予以维护。一九七五年三月七日由渡头公社管委会组织高塘大队F、B、A及渡头大队C生产队签订的“75协议”所约定的内容与“74”协议所约定的内容相悖的部分依法无效，“75”协议所约定其余内容继续有效。E村主张大盘岭赶五通圩小路以东的林地权属，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对该岭场也没有管业事实，主张争执地权属，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本政府不予支持。C村持有县人民政府1954年颁发给其村民谢x仁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该证第八栏记载的大盘岭栏目四至界线范围在大盘岭东面，在“74”协议中亦划定大盘岭东面的林地属C村所有。因此，C村主张大盘岭赶五通圩小路东面的林地权属，理由充分，证据确凿，本政府予以支持。木头岭（棺材岭）和蚂蝗腰岭（冲贯岭）是一个岭分两条岭脊，解放后虽然各级人民政府没有确定过权属，但C村对此岭场实施了管业。因此，对C村主张木头岭（棺材岭）、蚂蝗腰岭（冲贯岭）的土地权属，事实清楚，理由充分，本政府予以支持。F村主张大盘岭以赶五通圩小路以西的岭场属其所有，从C村持有的谢x仁1954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来看，谢x仁在大盘岭山场西面是与F村为界，证明大盘岭西面林地土改时属F村所有。根据“74”协议，赶五通圩小路西面的林地亦属F村所有，且F村对大盘岭西面争执地有管业事实。因此，F主张大盘岭以赶五通圩小路西面的岭场权属，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政府予以支持。F主张大庙岭争执地权属属其集体所有，大庙岭是村背水源山，并持有1982年临桂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山界林权证》，且“75”协议没有涉及大庙岭权属的记载。F村主张大庙岭岭场权属，事实清楚，理由充分，证据确凿，本政府予以支持。关于猪仔岭（过龙岭）权属。虽然F村持有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山界林权证》，在岭上种过一片树，但根据“75”协议约定，猪仔岭（过龙岭）是F、A、B、C四村共同所有。因此，F村持有的《山界林权证》关于猪仔岭（过龙岭）的记载违背了“75”协议的约定，且F村没有提供出证据证明土地改革时该岭权属属本村集体所有，因此，F村持有的《山界林权证》关于猪仔岭（过龙岭）所记载的范围依法应予撤销。F村主张猪仔岭（过龙岭）属其所有，理由不充分，证据不足，本政府不予支持。F村主张大锅岭（长岭尾）林地权属，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实属其所有，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本政府不予支持。C村认为所有争执地均属C村、B村、A村、F村集体所有的权属主张和B、A两村认为除大盘岭赶五通圩小路东面的岭场外，其余岭场均属C、B、A、F村共同所有的林地权属主张，除“75”协议外，未能提供其他有效的证据证实。根据“75”协议，C村、A村、B村、F村共占一个大牧场，这个牧场是几个大岭合成，除有猪仔岭、大盘岭的地名记载外，没有具体的四至范围，且“75”协议关于大盘岭的范围与“74”协议有重叠，将本属于C村的岭场约定在“75”协议的范围内，“75”协议属于部分无效。对F、C、B、A四村均主张大峰岭、尖峰岭、贺禀岭（园岭）、狮子岭、野牛头岭、斋公岭争执地权属属四村共有，本政府予以认可。
县政府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林业部关于林权证是否作为林地权属法律凭证的回复》（林函资字（1989）15号）、《国务院批转广西壮族自治区关于处理土地林业水利纠纷的情况报告》（国发（1980）135号）第三条第（二）项、《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处条例》第五条、第十条第（一）项、第（四）项、第（五）项、第三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作出如下处理：
一、撤销1982年临桂县人民政府颁发给F村《山界林权证》中记载的过龙岭栏内容。
二、大庙岭争执地林地权属属F村集体所有。
三、大盘岭争执地以赶五通圩小路两江国际机场净空项目推土坪西边下方小路为界，西面岭场属F村集体所有。
四、大盘岭争执地以赶五通圩小路为界，东面林地权属属C村集体所有。
五、木头岭（棺材岭）、蚂蝗腰岭（冲贯岭）林地权属属C村集体所有。
六、大峰岭、尖峰岭、贺禀岭、狮子岭（园岭）、野牛头岭、猪仔岭（过龙岭）、大锅岭（长岭尾）、斋公岭林地权属属C、B、A、F四村集体共同所有。
七、大峰岭、尖峰岭、贺禀岭、狮子岭（园岭）、野牛头岭、大锅岭（长岭尾）、木头岭（棺材岭）、蚂蟥腰岭（冲贯岭）、斋公岭、大盘岭上种植的桉树属第三人韦志x所有。
八、在本处理决定生效后一年内，第三人将木头岭（棺材岭）、蚂蟥腰岭（冲贯岭）的桉树移除（详见权属界线图）。
本院发出应诉通知书后，被告县政府于2012年11月15日向本院提交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一）、证据：1、案件当事人的申请确权报告（6份9页），以证明①2009年6月29日，E申请政府确权，其主张的权属范围为大盘岭部分岭场，即赶五通圩小路东面林地；②2009年7月30日，C村申请政府确权，其主张的权属范围为赶五通圩小路东面林地以及木头岭（棺材岭）、冲贯岭（蚂蟥腰岭）的全部林地；③F村主张权属的范围为过龙岭、长岭尾、大岭（大盘岭）、大庙岭林地权属，以及主张大峰岭、尖峰岭、贺禀岭、狮子岭、野牛头岭、斋公岭是与A村、B村、C村四村共有的林地；④A村、B村、C村提出对C村持有的1954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进行鉴定（其中申请确权报告不规范）；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共4页），以证明案件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身份。3、现场勘查笔录及现场勘查图（共2页），以证明①争议岭场现场概况；②A村、B村、C村主张的权属范围为过龙岭、长岭尾、大盘岭、大庙岭、大峰岭、尖峰岭、贺禀岭（园岭）、狮子岭、野牛头岭、斋公岭、棺材岭、蚂蟥腰岭。4、调查笔录（共10页）、调解笔录（共5页），以证明①廖任（运）x等人的调查笔录证实县政府颁发给F村的《山界林权证》证号为337号，原件已丢失；②粟仁x、粟乔x、粟x禧证明C村对棺材岭、蚂蟥腰岭有管业事实，土改老干部谢任六的笔录证明C村与E村的林地分界线不在争议范围（即以C村的罗塘冲赶两江圩的小路到B村流经F村至E村的水沟为界线，罗塘冲的小路以北的岭属C村，小路以南的岭属E村，水沟以西的岭属田东村）；③周x洪的笔录证明“75协议”签订时到场开会的代表都签了字，但C村没人到场，渡头大队干部莫x福也没有到场（“75协议”有瑕疵）；④韦志x的笔录证明其本人的承包范围；⑤调解笔录明确了案件当事人各自主张的权属范围，B、A村主张的权属范围一致，C村主张的权属范围除包括B村、A村主张的范围外，还主张了大盘岭的整个岭场。权属纠纷调解无果。5、C村谢x仁名下的1954年县政府颁发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一份）、“74协议”（一份）、“75协议”（一份）、《山界林权证》（一份）、《租地合同书》（一份），综合证明：《土地房产所有证》及“74协议”证明大盘岭以赶五通圩小路为界，东面岭场属C村所有，西面岭场属F村所有；“75协议”关于大盘岭的界线范围违背了“74协议”关于大盘岭的权属约定；F村持有的《山界林权证》的范围包括了大庙岭、过龙岭岭场；F村、A村、B村、C村将部分争执地出租给第三人韦志x种桉树。6、《桂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会议纪要》一份、征地协议书六份及附图四张（共计17页），综合证明贺禀岭南面、北面，大庙岭、猪仔岭、大盘岭等部分争执地已被政府征收，但没有办理征地申报手续。7、《临桂县人民政府行政处理决定书》临政处字（2006）20号，以证明争执地北面界线以大峰岭、尖峰岭、贺禀岭、狮子岭、野牛头岭以岭脊为界，岭脊倒水以南的属本案争执地（以北属粟村所有）。8、临桂县人民政府文件三份（含附图）、临桂县人民法院、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书、判决书（共计7份），以综合证明：临桂县人民法院（1987）临民判字第54号民事判决被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88）民监字第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1992）民上字第4号民事判决撤销了临桂县人民法院（1991）临民判字第89号民事判决；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桂市再字第32号民事裁定撤销了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1992）民上字第4号民事判决和临桂县人民法院（1991）恰民判字第89号民事判决；临桂县人民法院（2009）临行初字第4号告知书追加C村为案件的当事人（第三人）参加诉讼，（2009）临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撤销了临桂县人民政府临政发（1991）85号处理决定文件。9、协议书（一份），以证明2010年4月2日，临桂县人民政府召集C村、E村、B村、A村、C村就C村持有的《土地房产所有证》的真伪鉴定达成了协议，但因E村、A村、B村、C村的原因，鉴定事宜未能成行。10、《简化字的开始时间》（一份），该证据属网络文献，证明简化字最早见于南北朝，到隋唐时在民间相当普遍。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已编制《常用简化字登记表》。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林业部关于林权证是否作为林地权属法律凭证的回复》（林函资字（1989）15号）、《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林业部令第10号）第十二条、《国务院批转广西壮族自治区关于处理土地林业水利纠纷的情况报告》（国发（1980）135号）第三条第（二）项、《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处条例》第五条、第十条第（一）项、第（四）项、第（五）项、第三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
原告A村、B村、C村诉称，一、被告县政府依据“74协议”确认“大盘岭以赶五通圩小路西面属大庙门村所有，东面属C村所有”是错误的。
1、据了解，“74”协议主要当事人E村代表拒绝签字，协议应当依法无效。而该协议的最末尾一行注明“以上协议由签字之日起生效”，当事人之一E村代表拒绝签字，效力何在？临政处字（2001）2号第三页“74协议属单方行为不能成立”，市复决字（2001）第116号第二页“1974年，C村、E村与F村因长岭、破窑岭的砍树发生纠纷，被申请人曾召集当事人调解，但未能达成协议”。
2、“74”协议无视我三村对大盘岭（西边）长期共同拥
有管业使用权的历史事实，是在我三村不知情的情况下制造
的，显然是不合法的。
3、“74”协议与“75”协议都对大盘岭的权属作了约定，被告称“75协议所约定的内容与74协议相悖的部分依法无效”这是错误的。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十四条“以同一起权属纠纷有数次协议的，以经过公证为准，没有公证的，以最后一次为准”。据此，正确合法的结论应该是74协议与75协议约定内容相悖的部分依法无效”。“7.4协议”及“7.5协议”关于大盘岭内容重叠部分，孰是孰非？被告不是依法判断，只是主观臆断，显然有失公正。
二、被告县政府确认大庙岭（北边）属F村集体所有的依据是：F村持有1982年的《山界林权证》。据调查，其所谓的山界林权证，是私自填写的，没有法律效力。此前，政府部门的处理决定和县、市两级法院的审判都认定该证无效。
三、原告对C村谢x仁1954年《土地房产所有证》的疑点：
1、没有土地证号。按合法程序取得的有效《土地房产所有证》有土地证号；
2、据调查了解，在司法实践中没有土地证号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是不具备法律效力的；
3、1954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中填写的字体竟然出现很多1956年《汉字简化方案》通过的简化字。
四、《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五条“权属纠纷的调处，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考虑历史和现实状况，遵循有利于安定团结与生产的原则。”
被告县政府对棺材岭、蚂蝗腰岭、大盘岭、大庙岭北边林地的处理决定违背了该争执地的“历史和现实状况”，是错误的。
1、我三村可追溯到明朝先后立宅定居，位于三村东南边的十二个岭场【从北到南分别为大峰岭、尖峰岭、贺禀岭（园岭）、狮子岭、野牛头岭、猪仔岭（过龙岭）、大锅岭（长岭尾）、斋公岭、棺材岭（木头岭）、蚂蝗腰岭（冲贯岭）、大庙岭、大盘岭】历来都是先辈们生产生活的重要场所。我三村先人在大庙岭上建起庙堂，因香火旺盛，称为大庙。至清朝末期，F村的先人才分别从两江瓦子片村（李家）和四塘的白境村（廖家）迁来，因立宅大庙前面，故称F村。清末宣统元年，我三村与粟村发生上述部分岭场争执，由桂林地方审判厅审理。当时F村因无岭场牧牛，自愿出钱出人与我三村共同诉讼。官司结束后，三村通过决议，允许F村参加十二个岭场共同放牧共同所有。直到解放后历经土改复查、合作化、大包干、四固定等各个特定历史时期均没有作过任何划拨和变动，仍然属于四个村共有共管作牧场使用。1975年3月F村私自在大盘岭、猪仔岭、大庙岭种植农作物与我三村引起纠纷，经渡头公社革委会调解，与四村代表共同达成一份“协议书”（即“75协议”）。“7.5”协议的第二、第三条分别约束和限制了F村在大庙岭和大盘岭开垦种植的侵权行为。很明显，四村共同管业大盘岭（西面）、大庙岭（北面）的历史和共同拥有权属的现实状况不容质疑。
2、1986年，因F在公共牧地种植农作物，又在大庙岭砍伐树木与我三村引起纠纷，经乡、县两级政府调解处理后不服提起诉讼，在其后的六年多时间里，历经乡、县人民政府反复调查处理，县市两级人民法院数度审理判决，结论都是一致的，即争执的十二个岭场为我三村和F村共同管理使用（其中大盘岭东部、大庙岭南部除外，四村与粟村按历史界线分界）。
3、被告县政府不顾B村、A村、C村、F村四联村长期对上述十二个岭场（东北面与粟村按历史习惯分界线，东南角以E村的“村公有大盘岭牧场”相邻）共同进行经营管业的事实，没有依据地把棺材岭（木头岭）、蚂蝗腰岭（冲贯岭）确权给C村，把大盘岭的西面、大庙岭北面林地确权给F村。事实上，大盘岭“以E村赶五通小路到猪母冲再横东跨棺材岭、蚂蝗腰岭冲漕”，东南方属E村所有，西北方属B、A、C、F四联村所有。C村声称对棺材岭、蚂蝗腰岭曾经进行管业是毫无事实依据的，既没有管理事实也没有任何书面凭证（“7.4协议”及谢x仁1954年《土地房产所有证》均未涉及棺材岭、蚂蝗腰岭）；长期以来即便是1986年起我四联村之间进行多年的包括棺材岭、蚂蝗腰岭的岭场纠纷的诉讼，C村均置身事外；2005年3月，我四联村把包括棺材岭、蚂蝗腰岭的十个岭场承包给柳江县人韦志x种桉树并签订承包合同，C村也还是局外人。被告称“C村、B村、A村除了7.5协议外没有其它合法有效的证据”，却无视我们长期管理使用的历史事实和现实状况。
综上所述，被告对本案岭场纠纷的处理有失公平公正，认定岭场的历史事实和现实状况错误，认定的证据错误，适用的法律法规错误。
为此，我三村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一、撤销被告县政府作出的临政处字（2012）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
二、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
原告A村、B村、C村为其诉请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1、市政复字（2012）106号《桂林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以证明市政府的复议决定维持县政府的处理决定；2、临政处字（2012）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以证明该处理决定是原告诉请撤销的具体行政行为。
第二组：1、1987年7月7日临桂县政府作出的临政发（1987）135号文；2、1987年12月24日作出的（1987）临民判字第54号民事判决书；3、1988年7月22日作出的市中院（1988）民上字第34号民事判决书；4、1991年4月6日临桂县政府作出的临政发（1991）85号《处理决定》文件；5、1992年6月14日作出的市中院（1992）民上字第4号民事判决书；6、“74协议”、“75协议”。
被告县政府辩称，一、关于“74”协议的主要主体和效力问题。
答辩人认为，“74”协议的主要主体是F村和C村，而不是被答辩人所说的是第三人E村。协议的开头部份就陈述了产生协议的原因是“关于两江公社高妙大队C村与渡头公社高塘大队F村的长岭、大盘岭、破窑岭，历来界线不清，因此双方有争执……”。从协议开头的表述来看，该协议的主要主体是第三人F村和第三人C村，而不是被答辩人所说的主要主体是第三人E村。其实，被答辩人也不是协议的当事人，协议是否有效，不应该由被答辩人来主张。另外，答辩人认为，因为协议产生的年代是在1974年，当时的法律极不健全，我们不能以现在的标准去衡量一个30多年前发生的行为。况且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也还没有颁布。因此，在当时看来，不存在有效和无效的判断标准。再则，人民法院生效的裁判文书所认定的事实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已生效的临桂县人民法院（2009）临政处字第4号行政判决书就认定了“74”协议中已明确了大盘岭的权属。因此，74”协议当然是有效的。
二、关于第三人C村持有的其村民谢x仁的1954年《土地房产所有证》的问题。
被答辩人诉称，第三人C村持有的其村民谢x仁的《土地房产所有证》系1954年填写，其字体出现了很多1956年《汉字简化方案》通过的简化字，因此，谢x仁的《土地房产所有证》存在疑点。其实所谓简化字，历来都是民间先用，最后官方予以确认。汉字简化最早可以见于南北朝（公元4—6世纪）的碑刻，至隋唐时逐见增多，此时的汉字简化在民间已经开始出现，到民清时期已经相当普遍。因此，仅凭谢x仁的《土地房产所有证》上出现了简化字就质疑其真实性，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况且，在行政程序中，被答辩人与第三人E村也曾对谢x仁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提出过质疑和申请鉴定；为此，在答辩人的主持下，被答辩人和第三人E村与第三人C村就谢x仁的《土地房产所有证》的真实性是否需要进行司法鉴定已经达成了协议。但其后，被答辩人与第三人E村又放弃鉴定申请，鉴定未能成行。而根据协议约定，答辩人对谢x仁的《土地房产所有证》的真实性不再组织鉴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2）21号）第五十九条之规定：“被告在行政程序中依照法定程序要求原告提供证据，原告依法应当提供而拒不提供，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一般不予采纳”。因此，被答辩人在诉讼程序中又质疑第三人C村持有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处条例）第十条第（一）项之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及其有关规定取得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或者发证时的档案清册可以作为调处权属纠纷、确定权属的证据材料”。因此，在没有确凿的证据否定第三人C村所持有的《土地房产所有证》的真实性的情况下，答辩人认定其属合法有效证据，是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
三、关于第三人F村持有的由县政府颁发的1982年的《山界林权证》的问题。
在答辩人作出的临政发（1987）135号文件中，已将F村持有的1982年的《山界林权证》（第337号）作废（撤销），但临政发（1987）135号文件被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1988）民监字第2号民事裁定撤销。之后，答辩人作出临政发（1991）85号文件，该文件并没有对F村持有的1982年第337号《山界林权证》是否撤销作出决定。虽然答辩人作出的临政发（1991）85号文件被临桂县人民法院（2009）临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予以撤销。但之后再无任何机构对该《山界林权证》的效力作出决定。而根据《林业部关于林权证是否作为林地权属法律凭证的回复》（林函资字（1989）15号）规定，第三人F村所持有的《山界林权证》是确定林地权属的法律凭证。因此，答辩人在作出决定时，对第三人F村所持有的《山界林权证》除认定其与“75”协议所记载的猪仔岭（过龙岭）相冲突的无效外，其余的继续有效是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
四、关于对争执地的管业事实的问题。
被答辩人诉称，原告三村与第三人F村长期对争执地的十二个岭场（东北面与栗村按历史习惯分界线，东南角以第三人E村的“村公有大盘岭牧场”相邻）共同进行经营管业，并提出于2005年被答辩人与第三人F村将包括蚂蟥腰岭、棺材岭在内的岭场承包给第三人韦志x种桉树。因此，被答辩人及第三人F村对上述范围岭场具有管业事实。其实，答辩人并没有否认被答辩人和第三人F村对部分争执地具有管业事实，但答辩人查明，第三人C村对蚂蟥腰岭、棺材岭场实施了管业。况且，对争执地具有管业事实并不能代表对争执地权属具有所有权。答辩人作出临政处字（2012）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主要是依据第三人C村所持有的《土地房产所有证》、“74”、“75”《协议书》、以及第三人F村持有的1982年的《山界林权证》，而现实管业仅仅作为参考依据。
综上所述，答辩人作出的临政处字（2012）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请求临桂县人民法院依法予以维持。
第三人E述称，被告县政府作出的临政处字（2012）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具有以下违法：
一、事实认定错误，我E村的“大盘岭牧场”总共包括十多个岭场，全场总面积一千多亩，前辈自明清开辟管理使用直至1993年修建桂林两江国际机场我村进行搬迁。可谓是周边邻村众所周知的。大盘岭是与四联村公有牧场及我村两个牧场交界的中间蛉。双方的大伙牛群均放牧到这个岭上，历经几百年，都互相尊重无异议。在四联村内部历来的诉讼材料中都承认这历史权属管辖事实。而我E村对大盘岭及牧场管理保持牧场光山的原貌，直到1993年搬迁。大盘岭属我村的权属部份与我村牧场的石贡岭接壤相连。解放以后，根据土改法规定，村公有牧场国家没有办理土地所有权证，但通过合作化，人民公社化，1962年的“四固定”都没有作过任何划拨变动，仍属我村集体所有。F村、C村均不敢去我村的大盘岭上种植农作物。
二、认定证据错误。（1）被告认为1974年由临桂县革委会调处办组织两江公社代表，大队代表和渡头公社代表、大队代表签订的“74协议”应予维护是错误的。关于“74协议”的产生因果始末在此阐述如下，这份专题材料另提交审阅。74协议的主持人县调处办违背法律原则没有经过三方的当事人的充分协商主观武断，荒唐的拟写协议条文，让几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村子来瓜分我E的大盘岭牧场，遭到我E到场的六位代表的强烈抗议。拒绝在县革委调处办拟写荒唐的“74协议”上签字。而县革委调处干部则横行霸道地篡改为无理自动弃权。违背了合同法的平等、自愿、公平原则，把自己一方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有意歪曲争执性质和内容；原来是因砍树木，F与E争执树木的归属，歪曲为土地权属纠纷，扩大争执对象，把田东、田北、C村拉进来共同瓜分我村的合法权益。因此，临桂县政府在2001年作出的临政处字（2001）2号处理决定书的第二页写道“一九七四年F村、E村、C村因长岭破窑岭砍树发生争执。县调处办曾召集双方调解，未能达成协议”；该文件第三页“一九七四年F、E村、C村所签订的‘74协议’，属单方行为不能成立”是正确的。其后又在桂林市人民政府市政复决字（2001）第116号第二页“经审理查明”写道：“1974年申请人C村、E村与第三人F村因长岭破窑岭的砍树问题发生纠纷，被申请人曾召集当事人调解，但未能达成协议”。十一年前的临桂县政府、桂林市政府已作出了生效的认定。十一年之后，2012年的县政府、市政府办案人员对同样的一件事，同样的“74协议”作出了否定，认定了“74协议”的法律效力。请法院将这三份74协议①74年5月6日现场手写稿：②74年5月7日更改稿；③74年5月7日的打印件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司法鉴定中心”评定是否具有法律效力。（2）被告县政府认为罗山持有其村民谢x仁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有效应予维持，是错误的。我们认为该土地证存在多处瑕疵值得怀疑。该证无中缝编号即土地证号，说明当时不是代表政府的核查小组颁发给谢x仁的有效土地证，而是自填私藏的废表，更不用说有上交到县档案馆存档的附联存根了。我们提供了几份由县档案馆调取的县政府颁发给农户的有效的土地证①车梁上利村李友x妻土地证号为2117**号；②三合乡大塘北梁x妹土地房产所有证两份证号为245312和245313号；③三合乡大塘北梁五x土地房产所有证号为245305号；④三合乡大塘北梁玉生土地证号（复印件）为2453**号给办案人员对比；而唯独颁发到谢x仁手中的土地证就没有中缝编号。请问被告将如何解释？我们访问了县调处办干部莫先保，他说：“我们看到了土地证上盖有县政府的中缝章，末尾的四方章及县长的印章，就认为是有效的”。而这些章都是县政府事先盖好统一发下去的。我们提供了二十年前两江车梁村委的梁村与车头村的土地纠纷案例（1992）临民判字第10号的生效判决作比对。该案原告车头村提供梁x连等柒拾玖户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无字第编号无中缝编号（即无土地证号）。当时临桂县政府不予认可其法律效力。自一审经二审直到区高院批复都认定不具备法律效力。而二十年后的今天，还是共产党执政的县政府、县法院对同一件事实就颠倒了黑白，出尔反尔，否定了二十年前政府及法院的认定。疑点：①填写大盘岭六十亩一栏中东周x连、南谢六x（两人均属C村人）。请C村拿出周x连及谢六x两人的土地证出来相邻认证。大盘岭的东南面属我E牧场中的石贡岭（总面积有几十亩）哪一块是周x连的，哪一块是谢六x的，请到现场指证。该证四邻的填写不符合事实。②本栏目的下面备注与谢定x共占，不符合土地证的规范填写。③从谢x仁的土地证填写的字迹来看，有十三个简化字单个出现，有二十几个简化字重复出现。我国汉字简化方案于1956年1月28日由国务院全体会议第23次会议通过，31日正式公布，在全国推行共分三表，一表352个，二表132个，三表1754个，共2236个。1954年国家还尚未公布推行简化字，该土地证就能写出如此多的简化字，值得怀疑该内容不是在1954年填写的？最值得怀疑的是该土地证中第九栏填写谢成（宣）的字，是第二次汉字简化于1977年推行使用，于1986年6月公布停止使用。该土地证在1954年颁发时就能填写得出77年公布推行的简化字“”字。因此我们更有理由怀疑谢x仁的土地证不是在1954年颁发填写的。因此，我们在行政确权过程中曾提出过将谢x仁的土地证去做司法鉴定，由鉴定机构鉴定该土地证是否在1954年元月1日至1954年12月31日之内填写，如果不是则是填私藏的伪证。由于C村人不敢承担法律责任，不同意我们提出的条件方案才没有去鉴定成。现在我们仍坚持由法院主持将谢x仁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进行司法鉴定。以鉴定出该证的准确填写时间，从而识别真伪。
综上所述，被告的办案人员违背法律原则，认定事实错误，认定证据错误。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被告县政府作出的临政处字（2012）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并责令其重新作出新的处理决定。
E村为其陈述主张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1、1992年元月6日，三联村（A村、B村、C村）的民事答辩书（补充材料）第五页中，说明我E大盘岭牧场与三联村牧场的历史权属分界线。2、“74协议”的1974年5月6日现场手写稿，5月7日更改稿，5月7日打印稿，说明当时县调处办的违法武断行为。3、临政处字（2001）2号《行政处理决定》，说明当时县政府认定74协议属单方行为，不能成立。4、市政复决字（2001）第11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说明当时市政府认定74协议没有达成。5、1952年度（无月、日期）县政府颁发给农户的六份（五份有土地证号，其中有梁五x的一份无编号）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注：县长张振武），一份1953年度（无日期，无编号，县长李玉和）颁发给“村公有梁x连等79户”的《土地房产所有证》，提供作真伪比对。6、（1992）临民判字第10号民事判决书，市中院（1992）民上字第154号民事判决书，广西区高院（1993）民申字第60号《驳回申诉通知书》，说明从一审、二审再到高院批复均认定无编号即无土地证号的土地证不具备法律效力。7、县档案馆52年户籍登记表，说明谢x仁不是该户的户主，并是非农业人口，无权拥有土地证。
第三人C村述称，一、县政府于2012年3月16日作出的临政处字（2012）5号《处理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处理结果得当。
1、县政府在处理我C村与被答辩人及第三人的土地权属纠纷一案中，有五份书面证据，即本村所出具的村民谢x仁持有的1954年《土地房产所有证》、1974年原临桂县革委会调处办组织签订的“74协议”、1975年原渡头公社革委会组织签订的“75协议”，第三人F村持有的由县政府颁发的1982年的《山界林权证》以及临桂县人民法院于2009年6月11日作出的（2009）临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书。谢x仁持有的1954年《土地房产所有证》是由临桂县人民政府颁发，盖有当年临桂县人民政府的公章和县长赵京元的印章，是真实有效的，是县政府确定土地权属的重要依据。而“74协议”的法律效力与“75协议”相比较，“74协议”属县级政府调处办制作且先生效，而“75协议”属乡级政府制作且后生效，“75协议”不仅无权推翻“74协议”，且其效力只在原渡头公社的管辖范围内有效，即不能对抗“74协议”。这三份证据中有两份充分证明大盘岭东北面岭场属于我村所有。虽然“75协议”中也有关于大盘岭的约定，但“75协议”是原渡头公社在不知有“74协议”的存在以及没有C村参加（C村属于两江公社，不属渡头公社管辖）的情况下，在本公社的管辖范围内制定。关于大盘岭的内容与“74协议”相悖，将本属于我村的岭场约定在“75协议”的范围内。因此，县政府认定“75协议”与“74协议”相悖部分无效亦符合法律的规定。同时，F村持有的《山界林权证》并没有被撤销，依法还是合法有效的证据。临桂县人民法院（2009）临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书，是已生效的行政判决，该判决书中对本案土地权属纠纷的事实认定、证据效力的采信与否等观点，是县政府在重新进行土地行政确权时的主要依据。
2、棺材岭（木头岭）和蚂蝗腰岭（冲贯岭）自古以来都是我答辩人所有。其位置紧邻罗山水库，该两个岭场下面淹没的水田在修水库之前就是C村的水田，我村对这两个岭场在解放前后一直进行实际的管理。原告三村与第三人F村发生纠纷后将这两个岭场侵占后，连同其它岭场一并发包给韦志x种植桉树，我村才知道自己的岭场已经被侵占，因此到相关部门申诉，力争维护我村的合法权益，并非我村是局外人。原告三村认为，在我C村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本案争执岭场承包给第三人韦志x种桉树，就具有对上述岭场的所谓“管业事实”的观点是错误的，我村坚决不予认可这种偷摸行为。由于原告三村与F村发生纠纷时漏列了我C村为当事人，致使我村的大盘岭、蚂蝗腰岭、棺材岭被上述四个村子侵占时不知情。为此我村多次到市政府、市政法委、市中院、县政府等相关部门反映，才使案件得以再审，我村也才得以参与到诉讼中来主张合法权益。因此，上述四个村子对蚂蟥腰岭、棺材岭的所谓“管业事实”是在纠纷发生之后实施的行为，依法不能成为其主张争执地权属的依据。况且，四联村中的F村亦认可这两个岭场历史以来属于我村所有，体现了该村对历史和现实的尊重。F村在这个地方生产生活有近三百年的历史，其对棺材岭和蚂蝗腰岭的权属和使用管业事实是充分了解的。
二、原告三村及第三人E村在诉讼中再次申请对我村民谢x仁持有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进行鉴定不符合法律规定。因上述四村在行政处理阶段中已经联名提出申请鉴定，且在县政府的主持下与我村已经就鉴定机构的选择、经费的支付以及出发时间等问题达成了书面协议，后由于这四村的原因未能成行，实际已经放弃鉴定。因此，县政府才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如果允许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随意申请鉴定，具体行政行为认定的事实就可能被随意否定。因此，再次申请鉴定的行为应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9条的规定：“被告在行政程序中依照法定程序要求原告提供证据，原告依法应当提供而拒不提供，在诉讼程序中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一般不予采纳”。即申请鉴定属于当事人在行政程序中举证责任的范畴，放弃鉴定则视为放弃举证。因此，上述四村在诉讼程序中再次申请鉴定，是对其权利的滥用，依法应该受到严格限制。
三、原告三村及第三人E村口口声声讲大盘岭、棺材岭、蚂蟥腰岭不是我C村所有，但其对自己的主张从来没有提交过任何一份证据予以证明。特别是第三人E村，在我C村为自己的岭场因被他人侵占到处上访申诉的时候，E村从来就不出来主张权利，甚至案件再审的时候都还未见E村要求参与诉讼，不仅如此，其村的部分村民却写了大量的所谓“证词”、“七四协议产生因果始末”等材料呈交法院。并派出个别村民要求出庭为原告三村作证，说本案发生权属纠纷的岭场是原告三联村的。可见E村早就已经知道这起纠纷。从1986年发生纠纷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其间进行过多次审判和行政处理，请问E村，你们到哪里去了？在县政府重新进行行政确权期间，E村才提出本案争执地他们也有一份，且在提供不出任何证据证明争执岭场属其所有或管理使用的情况下，强行要求参与到行政处理程序中来，从当初的“证人”摇身一变成了“当事人”。当临政处字（2012）5号《处理决定书》作出后，E村并不起诉。可见其自知无理，反而鼓动原告三村起诉，自己当起第三人呐喊助威。而原告三村在二十多年来一直声称争执地岭场属于其三村和F村共同所有的情况下，居然“大度”地接收E村这个新成员加入他们的团队，声称争执岭场中有E一份，与E互相配合。原告三村不是自相矛盾，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
综上，我答辩人认为，县政府作出的临政处字（2012）5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程序合法，处理结果得当，请求法院依法予以维持。
第三人C村除在行政确权程序中已向被告县政府提交证据外，在本案诉讼程序中，未向本院提供新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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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赵子国与李庆林、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赤峰市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一审民事判决书\\\\\",\\\\\"PubDate\\\\\":\\\\\"2016-0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