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江中法民二终字第44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鹤山市恒生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鹤山市沙坪镇鹤山。
法定代表人：赖伟明，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邓瑞芬，广东森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鹤山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住所地：鹤山市。
法定代表人：杨仕晋，该社理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国治，该社职员。
委托代理人：杨唐勇，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邓韵恒，男，汉族，住广东省鹤山市，公民身份号码：×××4831。
委托代理人：邓瑞芬，广东森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鹤山市恒生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生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鹤山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鹤山信用社”）、原审第三人邓韵恒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鹤山市人民法院（2015）江鹤法民三重字第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恒生公司前后三次向鹤山信用社借款共490万元，第一次是1997年3月5日借l00万元，第二次是1997年6月18日借60万元，第三次是1997年10月27日借330万元。对于第三次借款，恒生公司、鹤山信用社双方签订了（97）字第97号《抵押（担保）借款协议书》及《贷款凭证》，约定：借款期限为1997年10月27日至1998年10月27日，贷款利率（月息）为10.08‰；恒生公司保证按借款契约规定用途使用贷款，不得转移用途或挪作它用，否则，鹤山信用社有权停止发放新的贷款和收回已发放的贷款，对逾期和转移用途的贷款，由贷款方执行加罚利息制度。1997年10月27日，鹤山信用社将贷款330万元划入恒生公司的账户，当天又从恒生公司的账户划走l56万元。鹤山信用社在划走156万元当天出具了贷方传票(鹤山信用社持有)和借方传票(恒生公司持有)，两份传票的格式和填写的内容相同，记载付款单位和收款单位均是恒生公司，金额156万元，转账原因是还款。1997年12月17日，恒生公司归还贷款本金l20万元，借方传票上的转账原因是还款。2005年至2010年期间，鹤山信用社就三次贷款每年均向恒生公司催收，催收通知书上注明“贷款3笔，贷款本金分别为210万元、100万元、60万元，合共370万元”。恒生公司在每次的催收通知书上都盖章确认。到2011年5月11日，鹤山信用社就第三次贷款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恒生公司归还贷款本金210万元及利息。
另查明：1995年2月24日，鹤山信用社贷款156万元给鹤山市恒生织造厂（以下简称“恒生织造厂”），贷款到期时间为1995年8月23日；该笔贷款的《贷款凭证》显示，恒生织造厂于1997年10月27日已偿还156万元，并盖有“结清户”的印章。1997年10月27日，鹤山信用社分三次从恒生公司的账户内分别划走71028元、793899.6元、335072.4元，合共120万元，借方传票上记载的第一次转账原因为贷款利息，后两次的转账原因均为原恒生织造厂贷款利息。恒生公司、鹤山信用社均承认鹤山信用社划走的上述120万元是用于偿还恒生织造厂的利息。但由于恒生公司提出要求，鹤山信用社将该120万元转回恒生公司账户，再于1997年12月17日划走120万元用于偿还恒生公司330万元借款的本金。1997年12月17日，鹤山信用社再从恒生公司账户划走30635.7元，借方传票上记载的转账原因为原恒生织造厂贷款利息。
又查明：恒生织造厂于l991年7月19日成立，于2003年3月26日注销，法定代表人是邓明，1995年4月6日后企业会计变更为温响仪。恒生公司于1995年5月28日成立，于2009年7月21日被吊销，邓明任法定代表人至2003年4月，会计是温响仪。恒生公司成立时的办公场所由恒生织造厂提供，恒生公司和恒生织造厂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的住所地均是鹤山市沙坪镇鹤山港。
案经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是借款合同纠纷。恒生公司、鹤山信用社对恒生公司向鹤山信用社借款330万元及恒生公司已于1997年12月17日向鹤山信用社偿还了120万元本金的事实均无异议，原审法院予以确认。
关于鹤山信用社于1997年10月27日从恒生公司账户划走的156万元是偿还恒生公司的借款本金还是偿还恒生织造厂的借款本金的问题。首先，该156万元产生的《贷方传票》、《借方传票》上虽然无显示是偿还恒生织造厂的贷款，但恒生公司于1997年10月27日从鹤山信用社处贷款330万元，即于同日偿还156万元给鹤山信用社，不符合常理；其次，当时恒生公司与恒生织造厂的法定代表人均为邓明，会计均为温响仪，恒生公司应该知悉恒生织造厂欠鹤山信用社贷款和还款情况；且于1997年10月27日鹤山信用社在恒生公司账户另划走三笔款项共120万元，鹤山信用社、恒生公司均确认该120万元是用于偿还恒生织造厂的借款利息，但由于恒生公司对该还款有异议，要求鹤山信用社转回120万元后再重新扣划，而对鹤山信用社于同日划走的该156万元未提异议，由此可以认定恒生公司清楚其账户的资金去向和用途；该156万元还款的金额与恒生织造厂于1995年2月24日向鹤山信用社贷款156万元的金额相同，在鹤山信用社、恒生公司的资金往来中亦存在恒生公司代恒生织造厂向鹤山信用社还款的情况，故鹤山信用社认为该156万元是用于偿还恒生织造厂的贷款，合理有据；再次，自2005年6月14日至2010年12月7日期间，鹤山信用社共7次向恒生公司催收欠款，《催收通知书》上均明确载明恒生公司在鹤山信用社处贷款3笔，贷款本金分别为210万元、100万元、60万元，合共370万元，但恒生公司从没有提出异议，并在《催收通知书》上自愿盖章确认，直至原审法院原审调解结案时恒生公司对第三次借款尚欠鹤山信用社本金210万元也未提出过异议，应视为恒生公司对该156万元用于偿还恒生织造厂贷款的情况知悉及同意。因此，恒生公司辩称该156万元是偿还恒生公司的贷款，明显与事实不符，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由此原审法院认定该156万元还款属恒生公司用于偿还恒生织造厂的贷款。
综上所述，鹤山信用社向恒生公司出借330万元贷款，已收回120万元，至今尚欠的借款本金为210万元；鹤山信用社请求利息的计算方法无违反法律规定，恒生公司亦无异议，原审法院依此计算至2011年3月20日止的利息为3183171.6元（1997年10月27日至1997年12月17日以330万元为本金按月利率10.08‰计算、1997年12月18日至1998年10月27日以210万元为本金按月利率10.08‰计算、1998年10月28日至1998年12月6日以210万元为本金按月利率15‰计算、1998年12月7日至1999年6月9日以210万元为本金按月利率12‰计算、1999年6月10日至2011年3月20日以210万元为本金按月利率9‰计算），2011年3月21日起的利息按月利率9‰计算。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恒生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鹤山信用社偿还借款本金210万元及利息（利息计至2011年3月20日为3183171.6元，2011年3月21日起的利息以实欠借款本金210万元为基数计至判决确定还款日止，按照月利率9‰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719元、保全费5000元，合共诉讼费51719元由恒生公司负担。
上诉人恒生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对原审判决查明、认定及推论部分的上诉意见。
1、不存在恒生公司曾代鹤山信用社偿还贷款利息的情况。1997年10月27日三笔分别以“还贷款利息”名义转入恒生织造厂26×××52账户内合计120万元的款项，是鹤山信用社在未经恒生公司同意的情况下，私自将恒生公司于1997年12月17日偿还330万元贷款本金中的120万元挪作偿还恒生织造厂的贷款本金，并自行制作三张1997年10月27日代恒生织造厂偿还利息的银行凭证。恒生公司得知情况后，即明确表示不同意，并与鹤山信用社进行多次交涉，鹤山信用社最终才将120万元转回恒生公司的还款账户，并重新出具日期为1997年12与17日用以偿还恒生公司贷款本金的还款凭证。因此，鹤山农信社称恒生公司代恒生织造厂偿还利息不实。
在庭审过程、恒生公司发表质证意见及庭后提交的代理词中，恒生公司均明确表述对鹤山信用社三次私自错误扣划恒生公司账户内合计120万元用于偿还恒生织造厂的利息是一直持有异议的。同时，从1997年12月17日鹤山信用社将120万元扣回，再重新转回恒生公司账户用于偿还恒生公司自身贷款本金的事实亦可反映恒生公司对该120万元的态度。原审法院查明“原、被告均承认原告划走的上述120万元是用于偿还恒生织造厂的利息。但由于被告提出要求，原告将该120万元转回被告账户”，明显违背恒生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
2、恒生公司与恒生织造厂分属独立的企业法人，经济、财务完全独立，不存在混同经营的情形。即使当时二者的法定代表人均为邓明、会计为温响仪，鹤山信用社亦不可在未经恒生公司授权许可的情况下隐瞒并私自将恒生公司的款项用于偿还恒生织造厂的贷款。恒生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恒生织造厂是属集体所有制企业，二者无论企业类型、经济性质、经营范围等各方面都有明显差异。在经营管理上，二者更是相对独立的经济主体，不存在任何交叉、混同经营的情况。原审法院以“当时恒生公司与恒生织造厂的法定代表人均为邓明，会计均为温响仪，恒生公司应该知悉恒生织造厂欠原告贷款和还款情况”为由，推定恒生公司与恒生织造厂之间的混同关系，从而认定恒生公司对鹤山信用社于1997年10月27日私自从恒生公司账户划走的156万元未提异议，并认定恒生公司知道或确认该笔款项用于偿还恒生织造厂的贷款本金，明显缺乏依据。如前所述，恒生公司和恒生织造厂属两个独立的经济主体，如恒生公司同意借款给恒生织造厂还贷，其必然会向鹤山信用社出具授权文书，但鹤山信用社由始至终未能提供任何恒生公司委托划款的证明文件。由此可见，鹤山信用社扣划恒生公司账户内156万元用作偿还恒生织造厂贷款的行为，是在隐瞒恒生公司的情况下实施，属私自扣划行为。直到2014年年中及本案申请再审过程中，鹤山信用社称156万元用于偿还恒生织造厂的贷款，恒生公司才真正清楚156万元的去向、账户资金被私自挪用的事实。
3、恒生公司曾在被上诉提供的《催收通知书》上盖章均是在被误导156万元真实去向的情况下所签，不构成对债务的确认，相关文件的效力已被推翻。即使恒生公司曾在《催收通知书》中对本案及以前的欠款进行确认，但在再审过程中已认定156万元鹤山信用社挪用，现有证据充分证明该156万元是偿还恒生公司贷款的事实，且该事实足以推翻恒生公司签署《催收通知书》的确认行为，再审裁定书中亦已对《催收通知书》的效力问题进行认定。因此，原审法院以被推翻的《催收通知书》作为认定恒生公司知悉并同意156万元用于偿还恒生织造厂贷款明显缺乏依据。
二、对鹤山信用社私自扣划恒生公司账户内资金行为的定性分析。
1、鹤山信用社在隐瞒恒生公司的情况下，私自从恒生公司账户扣划资金的行为已构成侵权。所有权是绝对权，是不需要他人的积极行为，只要他人不加干预，所有人自己便能实现其权利。所有权关系的义务主体是所有权人以外的一切人，其所负的义务是不得非法干预所有权人行使其权利，是一种特定的不作为义务。财产所有权更甚如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65条的规定，绝对权的代理有别于其他代理行为，具有排他性，其他人如需行使该权利，应属法律规定需以书面形式确立代理关系的范畴，即必须有明确的授权意思表示，且此意思表示必须通过书面形式方能确立。同时，该法第63条和第64条规定，代理人应当在代理权限内进行代理行为，代理只有在代理权权限范围进行的民事活动，才能被看做是被代理人的行为，由被代理人承担代理行为的法律后果。由此可见，对于绝对权的代理，从民法的精神出发有两点要求：一是只有通过书面形式才能确定授权代理的真实意思表示及具体授权范围；二是代理人实施通过书面代理确立的授权行为，相应代理后果方由被代理人承担。本案中，恒生公司向鹤山信用社借得的贷款，在款项到达恒生公司账户后，该款即属恒生公司所有，仅恒生公司对款项享有处置的权利。鹤山信用社在未征得恒生公司同意、亦未得到恒生公司书面明确授权的情况下，随意、私自将恒生公司账户内的款项划走用于偿还第三方贷款、利息，该行为已明显损害恒生公司的账户资金自主权（财产所有权），是无权代理行为，在民事行为范畴已属侵权。其后恒生公司更甚提供虚假的扣划凭证已达隐瞒恒生公司资金真实去向的目的，可昭见其侵权行为的故意。
2、恒生公司从未授权或同意鹤山信用社扣划账户内款项用于偿还恒生织造厂利息，1997年10月27日扣划的156万元是偿还恒生公司自身的贷款。鹤山信用社在划走恒生公司账户内156万元当天出具的贷方传票（鹤山农信社持有）和借方传票（恒生公司持有），两份传票的格式和填写的内容相同，记载的付款单位和收款单位均为“恒生公司”，金额是156万元，转账原因是还款。恒生公司由始至终认为该笔款项是用于偿还自身贷款，且银行凭证上亦清楚记载款项存入“恒生公司”账户内，鹤山信用社的职工当时亦清楚明确告知恒生公司该156万元是用于偿还恒生公司的借款本金。在本案原审一审庭审过程中，鹤山信用社的代理人亦明确表示“被告确实是还了156万元，但该156万元是在我方当天放贷330万元的之前还的，是还了之前的贷款之后我方才放贷的。”故恒生公司当时未对1997年10月27日被扣划的156万元提出异议，此举合情合理；且恒生公司从未向恒生公司表示同意或授权其可私自处置账户内资金，鹤山信用社的私自扣划行为属侵权，而并非原审法院认定的恒生公司知道或认可鹤山信用社将该款用于偿还恒生织造厂贷款本金。
3、恒生公司从未授权或同意鹤山信用社扣划账户内款项用于偿还恒生织造厂利息。如前所述，鹤山信用社在未经恒生公司同意或授权的情况下，多次擅自从恒生公司账户内划走款项用于偿还恒生织造厂的贷款利息，恒生公司发现后对鹤山信用社的侵权行为明确表示异议，几经努力后将款项追回，并用以偿还自身借款本金。由此可见，鹤山信用社的行为是随意、擅自所为，属典型的侵权行为。
括而言之，财产所有权是绝对权，只有通过书面形式得到财产所有权人的明确授权，代理人方能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相应的权利，此代理权的实施绝非原审法院认定的可以通过推定的方式取得。鹤山信用社的行为明显属自发的侵权行为，在未得恒生公司任何书面授权的情况下，鹤山信用社的错误行为造成的不利后果不应由恒生公司承担。
综上所述，恒生公司已充分举证于1997年10月27日偿还本金156万元，于1997年12月17日偿还本金120万元，仅余54万元借款本金未还。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尤其认定恒生公司同意鹤山信用社擅自挪用156万元偿还恒生织造厂的贷款，严重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为此，恒生公司特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改判恒生公司尚欠鹤山信用社借款本金54万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鹤山信用社承担。
二审庭审期间，上诉人恒生公司补充以下上诉意见：一、关于涉案《催收通知书》的问题。该《催收通知书》只是通知书，而不是对账单。二、据恒生公司财务人员反映及相关的财务资料显示，鹤山信用社每次向恒生公司发出的《催收通知书》仅有一份，分上下两联，上联是鹤山信用社在一审期间作为证据提交的部分及有赖伟明签名及恒生公司盖章的一联。该联实际上只作为鹤山信用社曾经向恒生公司作出催收行为的确认，而不是对催收金额的确认。《催收通知书》的下联是一个确认函，由恒生公司出具的有关欠款实际情况意见的一联。据经手人反映，当时财务人员在每一张《催收通知书》上都是有书写“未经核对”的意见以及有财务的签名。《催收通知书》是一式一份，没有复印。由鹤山信用社的职员亲自拿到恒生公司办理手续后随即带走。因此，鹤山信用社本案提交的《催收通知书》是不完整的，不能真实的反映恒生公司的欠款情况以及意见。三、事实上，恒生公司在鹤山信用社错误扣划156万元后基本是处于停止经营的状态。当时，公司无论是在财务、管理经营上，都是比较混乱的，从而导致在处理鹤山信用社催收欠款的时候也是处于一种模糊、混乱的状态。所以在错误认识下就在《催收通知书》上签字盖章了。综上所述，《催收通知书》不能作为恒生公司对欠款金额确认的依据。
被上诉人鹤山信用社答辩称：一、本案再审程序不合法。本案不符合再审条件且超过法定期间。原审法院是在已经查明案件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才对当事人自愿达成的庭外和解协议以调解书的形式予以确认。鹤山信用社没有隐瞒事实，更没有提供虚假资料误导恒生公司，恒生公司作出的调解意思表示系其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相反，恒生公司却一直在虚构事实，从声称“财务资料已大量丢失”，到“财务资料散失”，再到财务账册已不存在，最后又陈述“2014年4月发现新证据”，这完全是在博取法庭的同情，最终获得法院启动了本案的再审程序。
二、本案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公平公正，应予维持。
在一审的举证质证阶段，恒生公司对鹤山信用社提供的证据《10月用款明细》和《12月用款明细》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在辩论阶段，恒生公司却对此予以否认。鹤山信用社曾当庭要求鉴定该证据复印件上签名的笔迹是否为恒生公司会计温响仪的笔迹，并确认该复印件就是恒生公司当时账本的部分内容的复印件。这是双方当时对账的凭证之一，足以证明双方均认可恒生公司替恒生织造厂还款的事实。《12月还款明细》中第6行账目记录还证明，恒生公司代恒生制造厂还利息之后在账目本上也是记载”付还联社贷款”，并没有区别是代恒生织造厂还款，因此，二者的财务是混同的。
三、恒生公司的上诉事实与理由均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该予以驳回。
1、恒生公司拒不提供其公司财务账册资料，应该承担不利的后果。恒生公司作为一家独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建立健全完整的财务账册资料是基本的财会要求。恒生公司没有依法注销或宣告破产，却长期不进行年检，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其营业执照被吊销本身就是对其违法行为的一种处罚。无论是我国公司法还是行政管理规章，均不允许作为公司身份的恒生公司擅自销毁财务账本。更何况，在本案的原一审过程中，恒生公司还亲自提交了部分票据原件，还提供了账本双方对数，不可能会在诉讼过程中突然就没有全部财务资料。如果恒生公司的行为自认为是允许的，那么恒生公司没有理由要求鹤山信用社提供17年前所谓的委托书或委托付款证明。只要恒生公司将其财务账本提供出来，就可以很便捷地查明恒生公司和恒生织造厂款项往来中财务混同和代为付款的事实。恒生公司拒不提供对其不利的事实，自然应该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其拒不提供财务资料的行为，还涉嫌构成妨碍诉讼秩序、浪费司法资源，应该受到处罚。
2、恒生公司提交的证据亦证明其曾经有替恒生织造厂向鹤山信用社还款的事实。但恒生公司却在上诉状中予以否认，明显不诚信。原审判决已经查明，恒生公司除1997年10月27日代恒生织造厂偿还三笔利息外，还于1997年12月26日代恒生织造厂偿还32635.70元利息。上述事实均有充分的证据证明。
3、恒生公司认为，所有权是绝对权，鹤山信用社对此没有异议。但恒生公司却创设性提出，绝对权的代理“应属法律规定需以书面形式确立代理关系的范畴……必须通过书面形式方能确立”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此外，恒生公司对民法通则第63条之规定的解释亦是毫无根据的。
4、恒生公司认为从未授权或同意鹤山信用社扣划账户内款项用于偿还恒生制造厂的利息，明显不属实及不诚信。无论是恒生公司提交的再审申请书还是情况反映函，似乎都在陈述一个事实：恒生公司在鹤山信用社的网点办理业务，鹤山信用社从来没有给其出具回单（单据），导致其一直无法知道其资金流向。单就常理来分析，鹤山信用社是一家正规的金融机构，不可能不给恒生公司出具款项往来或者款项划扣的凭证，恒生公司的陈述明显不诚信。从本案的证据来看，可以发现，原一审期间，恒生公司就已经提供了多份属于客户记账用的借方传票，每笔走账都有记载、有凭证，恒生公司的会计温响仪做好了完整规范的账本，其记录的财务数据与鹤山信用社的账本完全一致。如果没有凭证，恒生公司不可能记账。如果没有凭证，恒生公司却要求鹤山信用社提供，不符合常理。恒生公司与恒生织造厂在1997年直至2003年期间，由邓明同时担任两家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温响仪同时担任两家单位的会计，恒生公司完全应该知道恒生织造厂欠鹤山信用社的贷款及还款的情况，亦应完全知晓其账户资金的去向和用途。
此外，对于《催收通知书》的问题，其真实性已多次庭审调查，恒生公司的代理律师是同一人，一直确认《催收通知书》的真实性，但是今天却予以否认，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恒生公司补充提出156万元被错划之后处于停止经营的状态不是事实。因为恒生公司每一年都在进行年检，表明其在正常经营。直到2003年才被吊销，所以恒生公司说1997年就已经停止经营不是事实。恒生公司也承认其公司的财务、经营管理是十分混乱的，财务资料混乱，这恰好可以证明恒生公司是因为自己的原因而对自己的账目不清楚，鹤山信用社与恒生公司之间发生的每一笔业务往来关系都提供了完整的记账凭证和对账资料。恒生公司根据自己错误混乱的财务资料和管理状况18年之后再次向法院提起上诉，陈述自己资料丢失，当年不知资金去向。如果该情况属实，其后果也应由恒生公司自己承担。综上所述，恒生公司的上诉请求应予以驳回，陈述的事实与理由完全虚假，原审判决公平公正。
原审第三人邓韵恒没有提供答辩意见。
经二审审理，本院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结合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为讼争的156万元是属于恒生公司的还款还是恒生织造厂的还款。
关于讼争的156万元是属于恒生公司的还款还是恒生织造厂的还款的问题。恒生公司上诉主张讼争的156万元是属于其向鹤山信用社借款330万元的还贷款项，并提供了《贷方传票》等证据予以证明。本院认为，现有的证据显示，恒生公司于1997年10月27日向鹤山信用社贷款330万元，并于同日偿还156万元，而恒生织造厂亦于同日偿还156万元。此外，鹤山信用社还于同日从恒生公司银行账户扣划三笔款项合共120万元用于偿还恒生织造厂的贷款利息，后因恒生公司反对，该笔120万元由鹤山信用社划转回恒生公司银行账户并作为恒生公司的还款本金予以抵扣。上述事实发生在恒生公司、恒生织造厂两企业法定代表人、会计均分别由邓明、温响仪担任期间，表明恒生公司十分清楚两企业的财务变动情况。假如恒生公司认为鹤山信用社扣划其156万元资金并非用于偿还其贷款而是偿还恒生织造厂的贷款，理应当天对鹤山信用社扣划其账户资金120万元提出异议时同时主张权利，但其法定代表人邓明反而在鹤山信用社出具的《贷款凭证》上盖章确认恒生织造厂于1997年10月27日偿还贷款金额156万元以及该笔贷款结清。并且从2005年6月14日起，恒生公司多次在鹤山信用社的催收以及与鹤山信用社的和解过程中确认其对鹤山信用社包括156万元在内的贷款未偿还的事实。虽然《贷款传票》显示恒生公司转账156万元的原因为还款，但在借款当天即偿还相当借款本金数额一半的款项不符合常理，且结合查明的事实，恒生公司与恒生织造厂法定代表人、财务人员相同，注册登记的住所地一致，恒生公司多次为恒生织造厂偿还贷款利息，两者财产不能区分，财务混同，符合法人人格混同的情形。综上，故恒生公司对鹤山信用社扣划其156万元的款项用于偿还恒生织造厂是明知且确认的，其上诉主张讼争的156万元是属于其向鹤山信用社还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恒生公司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应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诉讼费46719元，由鹤山市恒生实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蔡镇海
代理审判员 应海燕
代理审判员 罗晓云
二〇一六年三月一日
书 记 员 张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