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琼02民终92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兴玉，女，1931年8月11日出生（公民身份证号：XXX），汉族，住四川省大竹县。系黄昌淑之母。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艳妮，女，1988年8月2日出生（公民身份证号：XXX），汉族，住四川省大竹县X。系黄昌淑之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某，男，2008年8月22日出生（公民身份证号：5117242008********），汉族，住四川省大竹县X。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昌琳，1967年10月5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汉族，住四川省大竹县X。系黄昌淑之妹。
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海雄，海南邦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三亚安宁医院，住所地：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榆红村龙虎园路。
法定代表人：周怡，该医院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微，女，安宁医院医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凌霞，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原名海南省农垦三亚医院），住所地：海南省三亚市解放四路***号。
法定代表人：陈仲，该医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盛广震，男，该医院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康庭，海南外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三亚市公安局吉阳分局，住所地：海南省三亚市新风街116号。
法定代表人：梁一强，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纪导隆，男，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文彪，男，该局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三亚市救助管理站，住所地：海南省三亚市荔枝沟***号。
法定代表人：徐传彬，该站站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佳能，海南中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郭兴玉、朱艳妮、黄某、海南省三亚安宁医院（以下简称安宁医院）因与被上诉人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以下简称为第三医院）、三亚市公安局吉阳分局（以下简称吉阳分局）、三亚市救助管理站（以下简称救助站）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2016)琼0271民初43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郭兴玉、朱艳妮、黄某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昌琳、梁海雄，上诉人安宁医院委托诉讼代理人姜微、蒋凌霞，被上诉人第三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盛广震、王康庭，吉阳分局委托代理人纪导隆，救助站委托代理人杜佳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郭兴玉、朱艳妮、黄某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民事判决，改判为第三医院和安宁医院连带承担80%的责任，即赔偿935184.68元；救助站和吉阳分局连带承担20%的责任，即赔偿233796.17元。二、本案费用由安宁医院、第三医院、吉阳分局、救助站负担。
事实和理由：一、认定事实部分不清。1、无证据证明黄昌淑患有精神疾病，一审认定错误。虽然三亚市慢性病防治中心鉴定黄昌淑为“精神病疑似患者”，安宁医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但本案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已否定该认定，认为应属于“旅途性精神障碍”（旅行性精神病)，故不应认定黄昌淑患有精神疾病。一审判决认定郭兴玉、朱艳妮、黄某提交的《李洪交书面证言》与吉阳分局的询问笔录相互矛盾，对李洪交证言不予确认，但实际上并无矛盾之处。李洪交在询问笔录中虽然陈述黄昌淑在2015牟9月22日不配合且还拿鞋打120的医护人员，相反，其书面证言证明在民警打电话后来了两名（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上前跟该女子交流后，民警就将该女子带离酒店停车场。”这足以证明黄昌淑神志清醒且与他人能够顺利交流。其证言也与安宁医院出具的第一次住院的《出院记录》所载的“病患意识清晰，情绪稳定”相吻合。故而应当采纳李洪交的证言，且无证据证明黄昌淑患有精神疾病。故认定为精神疾病错误。
2、救助站于2015年9月23日（最迟9月28日）就已知道黄昌淑的身份信息却怠于联系黄昌淑家人，延误最佳治疗时机，在11月23日要求家属“不把人领走就停药”,具有重大过错。一审仅认定救助站仅存在方式瑕疵且与黄昌淑死亡无因果关系，是错误的。救助站在物品清单上的签名落款时间为9月23日，表明其当时就已知黄昌淑的身份信息，因此其陈述到9月28日才知道黄昌淑的身份信息不符合常理。即使其确实是到9月28日才知道，也负有迅速通知家属的义务。因救助站于11月2日才通知达州市救助站，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机，病人家属无法及时前来，不利了解病人的既往病史和通过家人的探望缓和患者情绪，甚至因此病情加重。救助站甚至在第三医院ICU病房外要求黄昌淑家属把人领走，扬言不领走人就停药。黄昌淑在第三医院治疗后虽有所好转，但救助站要求并和第三医院共同将黄昌淑又转入安宁医院，导致病情加重。
3、黄某是黄昌淑的被扶养人，具备本案主体资格。郭兴玉、朱艳妮、黄某出具的《证明》证明了黄某出生时患有多种疾病，生母黄昌燕才把黄某送给黄昌淑和黄昌琳共同抚养。虽然在收养程序上不完全符合《收养法》的规定，但双方多年来已形成事实上的收养关系，黄某因养母黄昌淑的死亡丧失了生活来源，遭受重大损失，故应认定黄某是被抚养人，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
4、郭兴玉、朱艳妮、黄某处理丧事发生的费用共计211384.52元。
二、第三医院和安宁医院均具有重大过错，参与度不应少于80%,鉴定意见建议的过错比例过低。
1、第三医院的诊疗行为具有重大过错，应承担80%的责任。该院第一次收治黄昌淑期间，2015年9用30日查房记录载明患者“神志清，言语流利”，却未积极询问其个人信息，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机。在黄昌淑第一次住院治疗后将其转回不具备治疗躯体疾病资格的安宁医院，造成病情复发加重。鉴定意见认为第三医院诊疗行为无过错，不符合事实。黄昌淑于2015年10月22日第二次入院时被诊断患有2型糖座病、肺部感染和高血压病，但11月19日的病危通知单诊断的病症除了上述病症外，还有心肺复苏后、呼吸衰竭、缺血缺氧性脑病、肾功能衰竭、不完全性肠梗阻，足以证明在此期间导致黄昌淑病情加重并引起新的病症，该医院具有重大过错。
第三医院未依法提供监控录像等资料违反了法定义务。国家卫生部卫医政发【2010】24号《电子病历基本规范》（试行）第19条规定：“患者诊疗活动过程中产生的非文字资料（CT、磁共振、超声等医学影像信息，心电图，录音，录像等）应当纳入电子病历系统管理，应确保随时调阅，内容完整。”据此，该院主张其无义务在ICU病房和过道安装监控录像，不仅违反法定义务，也无法推翻关于黄昌淑死亡前有伤的主张，同时导致无法证明救助站在ICU病房外扬言“如不把人领走就停药”的事实。郭兴玉、朱艳妮、黄某无法举证系第三医院的原因所致。郭兴玉等人在2015年11月22日上午看到黄昌淑面部有几处伤，如左上眼和眉心之间有黑紫色淤血伤、上唇至鼻之间有血，上唇有一处裂口，但要求拍照时被无理阻止，且次日下午通过第三医院的监控视频看到的情况亦如此，这说明黄昌淑除了该院诊断的病情之外还有其他伤情，这和鉴定意见、鉴人所说的已知病症不是死亡的原因相吻合，而第三医院拒绝提供录像和医疗视频，违反了法定义务。第三医院拒绝及时提供病历（包括电子病历)，违反了法定义务。黄昌淑死亡前后，黄昌琳始终在ICU病房外，因与该院发生争议而多次要求该院提供病历。因此该院主张应由患者家属举证证明已向第三医院申请，不符合日常生活经验，且违反《事故处理条例》第16条和《电子病历基本规范》（试行）第32条的规定，根据《侵权责任法》第58条第（二）项之规定，推定第三医院有过错。第三医院提供的病历有多处篡改和矛盾之处，应当根据《侵权责任法》第58条第（三）项“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推定过错)”之规定，推定其有过错。综上，第三医院的诊断行为具有重大过错，且与黄昌淑的死亡结果存在因果关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其比例认定为80%较为适宜。
2、安宁医院应与第三医院承担连带赔偿责住。鉴定人出庭时已列举说明了安宁医院的过错行为，除了在误诊和用药方式、剂量、种类不妥这两个方面，还包括无治疗躯体疾病的条件而收治、化验报告不准确，病历不给复印导致事实查不清楚等，但一审法院只认定误诊和用药方式、剂量、种类不妥这两个方面，有失偏颇。（1）安宁医院无治疗躯体疾病的条件而收治，不仅直接导致黄昌淑原有病情无法正确治疗，还导致在安宁医院期间病情加重，增加新的病症。安宁医院在黄昌淑第一次住院期间未能查出已患有多年的糖尿病，导致病情加重。在第三医院出院诊断黄昌淑还患尿潴留和中度贫血的情况下，第二次住安宁医院期间未给予有效治疗，致使患者病情加重。患者在安宁医院住院期间加重肺部感染和未知病症。（2）安宁医院无条件收治患者且该院化验报告不准确,这直接造成黄昌淑的病情无法有效诊断和治疗。（3）根据安宁医院2015年9月23日的病程记录，“患者意识清晰，问题回答清楚、切题”，该院完全有条件在该日了解黄昌淑的既往病史和家人情况而怠于联系患者家人，造成延误最佳治疗时机、加重病情以及家属无法及时赶来配合治疗。（4）安宁医院拒绝给黄昌淑家属复印、提供病历资料违反了医疗机构的披露义务，且该违法行为与其他医疗过错行为相结合，最终导致黄昌淑的死亡，与黄昌淑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依据《侵权责任法》第58条“患者有损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二）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和第6条第二款之规定，推定安宁医院有过错。据此，安宁医院存在诸多的过错行为，其责任比例应为80%，与第三医院承担连带责任。
3、救助站的过错如前述，考虑其未实施诊疗行为，故承担20%的责任。
4、吉阳分局应该与救助站承担连带责任。
三、因黄昌淑的死亡带来的损失共计1168980.85元，第三医院和安宁医院连带赔偿935184.68元，救助站和吉阳分局连带赔偿233796.17元。
1、郭兴玉、朱艳妮、黄某于一审主张按照四川省的赔偿标准计算赔偿数额，但一审法院却按照海南省的赔偿标准计算，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
2、郭兴玉等人的损失：（1）死亡赔偿金：四川省2016年度城镇居民28335元×20年=566700元；（2）丧葬费：海南省2016年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58406元÷2=29203元；(3)被抚养人生活费：四川省2016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20660元，郭兴玉的生活费为20660元×5年÷3=34433.33元，黄某20660元×11年=227260元，共计261693.33元；（4）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共损失共计211384.68元。（5)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黄昌淑既赡养上诉人郭兴玉又抚养黄某，是家里顶梁柱，其死亡给家入带来无法挽回的痛苦且长期受累。以上合计1168980.85元。
3、第三医院、安宁医院连带赔偿935184.6元，救助站和吉阳分局连带赔偿233796.17元。
综上，请二审法院判如所请。
上诉人安宁医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安宁医院无需向郭兴玉、朱艳妮支付赔偿款；2、请求判令郭兴玉、朱艳妮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一、患者黄昌淑在第二次转入第三医院时病情并不危重，转入第三医院后第29天病情突然危重才转入ICU重症监护病房，并于第34天死亡。安宁医院的诊疗行为与患者黄昌淑的死亡结果没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患者黄昌淑在安宁医院第2次住院期间2015/10/9(入院）-2015/10/22(出院，共住13天）《病例续页》的内容为：“2015/10/22双脚外伤明显好转，但全身浮肿严重，尤以颜面部及双下肢为甚，报告主任后，由我院检查治疗条件受限，今由我院转上级医院诊治。”安宁医院在发现患者浮肿突然加重后己及时转院第三医院，并无迟延。黄昌淑于10月22日第2次转入第三医院，先被安排在内分泌科进行治疗，其间黄昌淑的病情是相对稳定的，直到11月19号（第二次入住第三医院第29天）病情突然危重才转入ICU重症病房监护。黄昌淑被转入ICU后5天即11月24日死亡。“死亡原因：1、呼吸循环衰竭；2、肾功能衰竭”；“死亡诊断：1、心肺复苏术后；2、呼吸循环衰竭；3、缺血缺氧性脑病。4、2型糖尿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足；5、肾功能衰竭；6、肺部感染；7、高血压病2级极高危；8、不完全性肠梗阻”，从黄昌淑的死亡原因和死亡诊断来看，与安宁医院的诊疗行为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安宁医院对黄昌淑精神等疾病的治疗显然不会加速或者导致黄昌淑的死亡，从现有医学知识对于这些药物已有副作用的认识来看，也不会导致黄昌淑最后死亡时的病症。由于安宁医院没有检查和治疗其他疾病的条件，在病人其他病症加重的情况下，唯一能做的只能是将病人转入诊疗条件更好的医院，在黄昌淑两次病情加重时，安宁医院均已做到及时转院。根据第三医院的病历记载内容，黄昌淑两次转入第三医院时神志均清楚，回答医生的问话可以切题，入院时的病情并没有危及到生命。
二、患者黄昌淑不配合治疗，且后期病情突然危重是导致黄昌淑死亡的原因。自2015年9月22日黄昌淑被救助后，一直拒食，拒药、拒救助、拒不配合医生的问诊，也不提供其家属的联系方式，导致医方一直无法了解其本次患病的发展过程，不能完全确诊其所患疾病，无法对症给予其治疗。由于患者的不配合，医方只能参考检验数据进行治疗，给医方的诊治带来极大的困难。因此，黄昌淑自身原因（主观上不予配合、客观上病情突然迅猛发展）是导致其死亡后果的原因。
三、患者黄昌淑在转入第三医院时病情并不属于危重，且在转入第三医院后34天才死亡，相比之下，安宁医院的责任也应该更轻，且郭兴玉、朱艳妮、黄某在一审起诉时也只是将安宁医列为第四序位的被告，但一审法院判决安宁医院承担的赔偿责任过重。
被上诉人第三医院辩称，一、第三医院及医务人员对患者的诊疗行为不存在过错。在对患者的诊疗过程中,如诊断、治疗方法、用药、抢救措施等，第三医院按照诊疗规范的具体要求，履行了相关告知义务，客观记录了病情变化、相关诊疗措施等病历资料，尽到了合理诊疗义务。鉴定人亦当庭确认,第三医院的诊疗行为本身无过错。二、第三医院对患者的诊疗行为与其死亡之间无因果关系。鉴于未进行尸检,死因不明，进而影响鉴定意见的客观性。鉴定人亦当庭确认,不能确定医院的诊疗行为本身与患者死亡之间有因果关系。三、原判决判令第三医院承担赔偿责任无法律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因医疗纠纷引起的侵权诉讼实行的是过错责任原则，该规定主要评价的是医疗机构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本案中，郭兴玉等提起的是侵权之诉，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其应举证证明第三医院在对患者所实施的诊疗活动中存在过错及涉及的因果关系。如不能举证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事实上，在案证据足以证明，第三医院及医务人员对患者的诊疗行为不存在过错，与患者的死亡结果之间亦无因果关系。原判决在认定这客观事实后，却以第三医院在诊疗过程中也有一些不当行为，判令第三医院承担赔偿责任，显然没有法律依据。
另，针对第三医院有没有了解患者的信息的问题，医疗机构是救死扶伤，有效治疗是职责。黄昌淑由救助站送到第三医院，患者信息是救助站提供的。对于将黄昌淑转回安宁医院是否存在过错问题，第三医院认为每一个患者的体制都存在千差万别，鉴于黄昌淑精神上有障碍，到安宁医院治疗并无不当，不能认定为第三医院的过错。黄昌淑在住院期间病情是否加重不能以结论认定第三医院有重大过错，第三医院的治疗机构不能够保证每一个患者都能起死回生。上诉人所称的《电子病历基本规范（试行）》，是失效的行政规章。关于监控录像和可视电话的问题，二者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在本案中第三医院在走廊安装监控是事实，但在ICU病房内只安装可视电话，并非监控。即便存在监控，监控录像的保存存在一定的周期，每个周期前面的监控录像会被后面的监控覆盖的。且只有相关人员只有提供书面查看监控录像的申请，第三医院才能提供。黄昌淑家属在申请当中未说明要调取监控。对于黄昌淑脸上是否有伤的问题，外力造成身体的症状，要举证来证明。黄昌淑的生命体征应从病历去考察，不能让第三医院来举证。病历是由医院保管，同样，复印病历提出申请，依据申请复印病历。一审中，第三医院已经提供黄昌淑的病历，证明本案非医疗事故。是否存在篡改和伪造的行为，由法院进行审查，只要不违反相关基本要求就不存在伪造行为。
被上诉人救助站辩称，一、上诉人黄某的诉讼主体不适格。上诉人一方在庭审中提供的相关证据无法证明上黄某系黄昌淑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其提供的收养关系证明仅能证明黄某系黄昌琳的被扶养人。二、救助站的协助救助行为合法合理，死者黄昌淑的死亡系其自身疾病恶化的结果，与协助救助行为无关联性。1、救助站负有法定的协助救助义务。依据《精神卫生法》第28条，死者黄昌淑属于“查找不到近亲属的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由当地民政等有关部门（救助站）按照职责分工，帮助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2、救助站履行职责时无过错。依据相关的行政法规，民政部门对“查找不到近亲属的疑似精神障碍患者”虽有甄别职责，但寻亲公告义务应于被救助人进站后产生。根据《救助管理机构基本规范》术语2.5“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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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救助管理机构经过核查求助人员提供的身份资料和求助理由等情况后，根据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救助条件，决定是否为其提供救助服务的过程”，因被救助人黄昌淑精神状态异常无法表达个人基本情况，再根据公安机关对其认定为“三无人员”，救助站认为其符合《精神卫生法》第28条的救助条件，救助站的甄别职责己履行完毕。再依据《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机构工作规程》第三十一条：“受助人员因年老、年幼、残疾等原因不能提供个人信息的，救助管理机构应当及时报请公安机关协助核查求助人员身份，并在其入站后24小时内以适当形式发布寻亲公告”及《民政部、公安部、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建设部、卫生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城市流浪乞讨人员中危重病人、精神病人救治工作的指导意见》第三条“……病人病情稳定或治愈后，可根据甄别的身份等具体情况，由民政部门所属的救助管理站接回，或通过其他方式帮助病人离院”。被救助人黄昌淑因疑似精神病及糖尿病并发症一直流转于安宁医院及第三医院，其疾病未能好转不宜由救助站接回及办理入站救助。3、救助站帮助黄昌淑寻找亲属，联系亲属的行为与黄昌淑的死亡结果无关联性。黄昌淑生病期间，救助站为更好的照顾黄昌淑，雇佣护工对其进行全面照料，且黄昌淑就医于第三医院（三级甲等），享受优质的医疗保障服务。于2015年11月2日救助站着手联系黄昌淑的家属，其家属知情后未及时赶往三亚，救助站亦未终止对黄昌淑的救助。2015年11月24日，在第三医院的积极救治下亦未能挽回黄昌淑的生命，救助站也感到十分惋惜。4、救助站在积极履行救助义务的前提下，从未耽误黄昌淑的救助时机，更未要求家属“不把人领走就停药”，上诉人郭兴玉等人提出以上说辞无事实依据。另救助站于2015年11月2日前就己联系到家属，家属并未及时赶往三亚，在黄昌淑离开家的这三个月来，也未对黄昌淑的无故离去产生不安、也未履行监护义务，这本身就己负有极大的过错。三、在救助站无过错的情形下，让其承担民事责任有失公平。救助站对被救助人的救助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是全社会纳税人的心血。在上诉人方负有过错的情况下，让救助站承担民事责任，有违公平原则。
被上诉人吉阳分局辩称，吉阳分局已经尽其职责，当时已想尽各种办法了解黄昌淑的信息，但黄昌淑不让民警接近，并且殴打靠近她的人，民警联系救助站，并协助将黄昌淑送往安宁医院。吉阳分局出具三无人员证明的行为也是对黄昌淑进行帮助。吉阳分局无过错不承担责任。
郭兴玉、朱艳妮、黄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决第三医院、吉阳分局、安宁医院、救助站连带赔偿郭兴玉、朱艳妮、黄某：死亡赔偿金26356元/年×20年=517320元；丧葬费22607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郭兴玉15593元/年×5年÷3人=25988元，黄某15593元/年×11年=171523元；交通费80000元(包含误工费，生活费，住宿费），共计943031元（未包含黄昌淑被强制救助站火化产生的一切费用）。第二次开庭变更为死亡赔偿金971040元，丧葬费25233元、被抚养人生活费郭兴玉24096元，黄某212047元，其他费用144204元，鉴定费用17050元，合计1474583元。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1、关于黄昌淑的治疗经过。2015年9月22日，吉阳分局经群众举报处理黄昌淑在榕根社区红树湾酒店地上滞留一事，经调查无果后由救助站协助送往安宁医院治疗，9月28日，黄昌淑因其他疾病严重，安宁医院转至第三医院住院治疗，1O月9日，黄昌淑病情缓和后又送回安宁医院，10月22日，黄昌淑的病性恶化，再次从安宁医院转至第三医院治疗。11月24日黄昌淑死于第三医院。
2、关于死者黄昌淑是否有精神疾病。郭兴玉、朱艳妮、黄某提供《大竹县北乡中心小学证明》和自然人书面证言，拟证明黄昌淑生前无精神疾病，第三医院、吉阳分局、安宁医院、救助站对此不予认可。精神病的认定应以医疗机构的诊断为准，其他机构的意见仅作为参考，不能作为认定依据。三亚市慢性病防治中心鉴定黄昌淑为“精神病疑似患者”，安宁医院诊断黄昌淑是精神分裂症。关于《李洪交书面证言》，因其与吉阳分局出具的询问笔录内容相互矛盾，且本人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故对其证言中相互矛盾之处不予确认。
3、关于死者的身份信息何时发现问题，从郭兴玉、朱艳妮、黄某提交的《死者黄昌淑随身物品清单》、登记时拍的照片和《三无精神病人登记表》可以证实黄昌淑当时随身有携带身份证，银行卡等证件，物品清单上救助站工作人员签名落款时间一个是2015年11月25日，一个是2015年9月23日，救助站解释说照片是11月25日患者死亡之后拍的，上面两个工作人员一个是救助站的，一个是安宁医院的，9月23日的日期是后面补登记的。《三无精神病人登记表》填写时间是2015年9月22日，上面写有黄昌淑的身份证号，吉阳分局、安宁医院解释身份信息是后来补填的。按照常理，如果当时身份证号码知道，也会知道患者的姓名，但在登记表上姓名一栏登记为“民235”，故一审法院认为吉阳分局、救助站、安宁医院的说法应当符合客观事实。根据安宁医院、吉阳分局和第三医院的陈述，黄昌淑的身份证是放在其衣服口袋中，2015年9月22日公安人员经群众举报发现黄昌淑时，其精神状况异常，行为举止也不配合调查，在其随身携带的包里未查到相关身份证件，这与事后安宁医院陈述是在9月28日为黄昌淑洗澡时，从其衣服口袋里发现身份证的情形可以吻合。庭审中，吉阳分局表示既使是公安机关也没有权力搜查公民的身体，故在当时无法查清黄昌淑身份的情况下对其作出“三无人员”的认定。安宁医院发现身份证之后就打电话告诉救助站，救助站陈述其于2015年10月5日开始和患者当地救助站联系，但从郭兴玉、朱艳妮、黄某提供的《黄昌淑情况核实表》来看，救助站是2015年11月2日去电达州市救助站联系黄昌淑家属。
4、关于安宁医院、第三医院的诊疗行为是否有过错，诊疗行为与患者死亡是否有因果关系。郭兴玉、朱艳妮、黄某申请一审法院通过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安宁医院、第三医院在黄昌淑的诊疗行为是否有过错，其死亡与医院的诊疗行为是否有因果关系”进行鉴定。该中心于2016年12月5日作出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6］鉴字第3679号、3679-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⑴第三医院第一次住院治疗后，病人的病情一度控制较好，医方明细患者的疾病还须继续维持诊疗的情况下，将病人转回不具备治疗躯体疾病条件的精神病专科医院有过错，所以对其疾病复发加重有一定的责任;⑵安宁医院对躯体精神疾病患者连续3天肌注氟哌啶醇10mg2次/日，虽可能给病人身体造成一定的损害，但非引起病人死亡的直接原因；⑶病人患糖尿病多年，伴有高血压、贫血等，平日未进行正规的治疗控制。在三亚独自旅游期间，躯体疾病加重，合并精神异常，无人提供病史，诊疗不合作，给医方的诊治带来一定困难，所以死亡的发生有着自身因素;⑷病人临终前的所有检验结果和临床表现，难以解释病人为什么会发生死亡，即死因不明。只有一点是明确的，病人的躯体疾病是在住院后逐渐加重的，而加重的原因也难以解释。鉴于医方的披露义务履行有缺陷，加上前述的所有过错，推定医方对病人损害的发生存在因果关系。综上，第三医院对黄昌淑的诊疗行为有过错，建议法庭考虑为次要因素。安宁医院对黄昌淑的诊疗行为有过错，建议法庭推定为共同因素。因安宁医院、第三医院对鉴定意见有异议，一审法院通知鉴定人出庭接受询问。鉴定人庭审中针对两家医院的质疑答复称，因患者死因不明，不能确定医院的诊疗行为本身与患者死亡之间有因果关系，但因安宁医院的诊疗行为有过错，其最有条件发现患者身份，但发现后患者还是处于三无身份；其将患者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是误诊，专家会诊患者是旅途性精神障碍；安宁医院无治疗躯体疾病的条件，不应该收病人；化验报告不准确；病历未封存，不给复印，导致查不清事实。第三医院的诊疗行为本身无过错，其过错主要表现在医方应协助搞清楚患者身份却没有，视频资料未提供，其是病历的一部分，患者在第三医院治疗后病情好转送回安宁医院，第三医院应该协助治疗而不是放任不管，未解剖尸体导致死因不明等。综合上述，鉴定人认为对于患者的死亡，患者自身原因占50％左右，安宁医院占50％左右责任，第三医院在安宁医院50％左右责任中占30％的责任。结合庭审调查，一审法院认为［2016］鉴字第3679号、3679-1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程序合法，但鉴定结论有失偏颇，其中鉴定人庭审表示患者死因不明，不能确定医方的诊疗行为本身与患者死亡有因果关系，第三医院的诊疗行为本身无过错，这些与鉴定结论表述相矛盾，故对鉴定意见中表述“推定医方对病人损害的发生存在因果关系”不予采纳。
5、关于被抚养人情况。郭兴玉是黄昌淑的母亲，其生前生有五个子女，郭兴玉、朱艳妮、黄某陈述已死亡两个，除黄昌淑外，还有黄昌琳和黄昌燕两个女儿。从郭兴玉、朱艳妮、黄某提供的《断决子女抚养权协议书》和《收养登记证》，可以证实黄某是黄昌燕之子，2008年10月23日，黄某父母吴绍伟和黄昌燕协议将黄某过继给黄昌琳收养，2016年2月2日办理了收养登记。
6、关于郭兴玉、朱艳妮、黄某等人来三亚处理黄昌淑发生的费用。根据郭兴玉、朱艳妮、黄某提供的证据显示，重庆至三亚的机票430元，三亚至重庆机票费580元，重庆机场到大竹汽车票54元，2015年12月住宿80元/天，黄昌琳住了18天。黄昌琳原在大竹县竹北乡中心小学顶替生病的姐姐黄昌淑工作，2007年12月20该小学与黄昌琳解除劳动关系。黄昌琳于2016年1月已被纳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月补助最低生活保障金480元。
一审法院认为，郭兴玉、朱艳妮、黄某主张各被告侵犯了死者黄昌淑的生命权，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其理由是：吉阳分局和救助站在未查清黄昌淑的身份，错误将其认定为三无人员，存在过错；安宁医院和第三医院的诊疗行为有过错。按照民法上有关侵权赔偿的一般理论，行为人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必须具备四个构成要件：即行为人有过错、实施了侵权行为、造成了损害后果、行为和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
关于吉阳分局和救助站是否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庭审查明，吉阳分局在黄昌淑极不配合调查，精神异常的情况下对其随身物品进行检查无果的情况下，作出三无人员的认定。事后安宁医院也陈述发现黄昌淑身份证是在为其洗澡后，脱下来的衣服里找到的，这与吉阳分局的陈述能够相互吻合，吉阳分局认为其没有权力对公民进行搜身，故当时未进行搜身，一审法院认为，虽然黄昌淑后来被查到有带身份证，但结合事发当时的特殊情况和吉阳分局的工作流程，其当时没有查清楚黄昌淑的身份情况是有客观原因的，吉阳分局在主观上没有过错，充其量只能说明吉阳分局的工作不够细致，存在瑕疵。其次，吉阳分局作出三无人员的认定与黄昌淑的死亡之间也没有因果关系。因黄昌淑当时的状态已经影响到自身健康和社会秩序，故吉阳分局按程序将黄昌淑送往救助站，对其实施救助，这与黄昌淑的死亡并无因果关系，所以吉阳分局不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同理，救助站也只是协助吉阳分局履行救助职责，因三亚市慢性病防治中心鉴定黄昌淑为“精神病疑似患者”，依据《精神卫生法》第二十八条：“除个人自行到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外，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的近亲属可以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对查找不到近亲属的流浪乞讨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由当地民政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帮助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故救助站将其送往安宁医院进行治疗，后来从安宁医院处得知黄昌淑身份之后，又与黄昌淑家属联系，其在法定范围内履行救助义务，尽管联系时间不是很及时，但也只能说明其工作方式存在瑕疵，但这与黄昌淑的死亡无因果关系，故救助站也不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关于安宁医院和第三医院是否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主要看安宁医院和第三医院对黄昌淑实施的诊疗行为是否有过错，诊疗行为与黄昌淑的死亡是否有因果关系。根据西南政法大学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及鉴定人的当庭陈述，鉴定人并未确认安宁医院和第三医院的诊疗行为与黄昌淑的死亡有因果关系，但认为安宁医院的诊疗行为有过错，第三医院的诊疗行为无过错，但有其他过错，故应承担相应责任。一审法院认为，鉴定报告所提及的安宁医院的过错仅有关于精神分裂症系误诊和对黄昌淑的用药方式、剂量、种类不妥这两个方面与诊疗行为有关。故一审法院认为虽然不能确认安宁医院的诊疗行为与黄昌淑的死亡有因果关系，但考虑其存在上述诊疗行为不当的情况，安宁医院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酌情考虑为20％的责任。第三医院的诊疗行为本身虽然无过错，但其在诊疗过程中也有一些不当行为，故一审法院酌情考虑第三医院在安宁医院的20％责任中承担50％的连带责任。
关于郭兴玉、朱艳妮、黄某主张的赔偿项目及数额。最高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规定，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具体如下，1、死亡赔偿金：参照海南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标准26356元/年计算，死亡赔偿金应为：26356元/年×20年=530720元；2、丧葬费：以海南省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58406元/年计算，以六个月总额为限应为：58406元/2=29203元；3、被扶养人生活费：按海南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8448元/年计算，黄昌淑母亲郭兴玉年满75岁以上，其有五个子女（其中两个已死亡)，故抚养郭兴玉的生活费为18448元×5年÷3=30747元；黄某不是黄昌淑的养子，黄昌淑对其无抚养义务；4、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因只有黄昌琳是黄昌淑的亲属，故只考虑黄昌琳从重庆往来三亚办理丧葬事宜的交通、住宿及误工损失，一般支持七天，从一审法院认定的证据来看，黄昌琳往来重庆至三亚的交通费应为1118元（430元+580元+108元），出租车费酌情支持200元，住宿费560元（80元/天×7天）,因黄昌琳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情况，但其已提供证据证明其已被纳入低保户，故对其主张误工损失不予支持；5、精神抚慰金。考虑黄昌淑的死亡给其家人带来伤害，但结合黄昌淑身体一直有病的实际情况，精神抚慰金酌定为50000元。以上合计642548元，由安宁医院赔偿20％即128509.6元,第三医院对安宁医院承担责任限额中的50％即64254.8元承担连带责任。郭兴玉、朱艳妮、黄某主张的其他赔偿项目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因医疗过错的举证责任在医院，故郭兴玉、朱艳妮、黄某已预付的鉴定费应分别由安宁医院和第三医院承担。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十七条第三款、第十八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安宁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十日内赔偿郭兴玉、朱艳妮各项损失合计128509.6元；二、第三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十日内对安宁医院上述赔偿款中的50％即64254.8元承担连带责任。三、驳回郭兴玉、朱艳妮、黄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2345.83元（郭兴玉、朱艳妮、黄某申请缓交），由郭兴玉、朱艳妮负担20398.4元，安宁医院、第三医院共同负担1947.43元。鉴定费17050元，由安宁医院负担8525元，第三医院负担8525元。鉴定人出庭费用5487元，由申请人安宁医院、第三医院各负担2743.5元（已交付鉴定人）。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郭兴玉等人提交了第三医院重症医学科照片4张，用以证明第三医院在重症医学科的走廊、通道上和重症手术室内、重症监护室内均设有实时监控摄像头和可视电话视频，第三医院有条件提供确拒绝提供摄像和视频资料，导致无法证明黄昌淑死亡前的相关情况，医院又无法合理说明黄昌淑在死亡时面部有伤和出血，应推定第三医院对黄昌淑的死亡有因果关系。第三医院认可走廊过道上有监控，重症监护室内有可视电话但没有监控。本院认为，照片反映出走廊有监控，但无法反映出重症监护室内设有监控。该照片不能证明第三医院拒绝提供摄像和视频资料。2、郭兴玉等人提供了四川省大竹县民政局对黄昌燕、吴绍伟、黄昌琳的《收养登记调查询问笔录》、黄某的《医疗证明书》、《申请》、《证明》等，用以证明黄昌燕在2008年8月22日非婚生育黄某后，因虚弱无法抚养而自愿送给胞姐黄昌淑、黄昌琳抚养，黄昌淑、黄昌琳已实际抚养黄某多年并已向大竹县民政局申请办理收养登记，民政局作了相关调查，黄某是黄昌淑的被抚养人。经审查，四川省大竹县民政局对黄昌燕、吴绍伟、黄昌琳的《收养登记调查询问笔录》及部分《申请》、《证明》等均为在黄昌淑死亡后制作。黄昌淑死亡前存在的2010年4月19日的《申请》仅有黄昌燕的签名，内容为请求解决黄某的户口问题。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登记证》记载，黄某为被收养人，收养母亲仅登记黄昌琳一人。该组证据不能证明黄某为黄昌淑的被抚养人。3、安宁医院提交了书籍《药学（师）》以及药物说明书等，用以证明安宁医院给黄昌淑主要服用的5种药物，根据说明书，这些药物停药后经过4-5个半衰期，血药浓度约下降95%，对黄昌淑不会构成直接死亡原因。各方对安宁医院的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认为，本案已经过鉴定，安宁医院的药物使用在鉴定意见中已作出分析，安宁医院对躯体精神疾病患者连续3天肌注氟哌啶醇10mg2次/日，用药种类、剂量和方式均有不当。虽并非病人死亡','2018-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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