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8）琼97刑终75号
抗诉机关（原公诉机关）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以下简称昌江县)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梅祥，男，1955年7月30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海南省昌江县人，昌江县海洋与渔业局原渔政与电信股股长，住昌江县。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15年11月1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2日被昌江县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因涉嫌犯受贿罪、玩忽职守罪，经昌江县人民检察院决定，于2016年12月2日由昌江县公安局依法执行监视居住；2017年4月20日、10月16日被昌江县人民法院监视居住。2018年4月16日被本院决定采取监视居住措施。
辩护人卢海川，海南昌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昌江县人民法院审理昌江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李梅祥犯玩忽职守罪、受贿罪一案，于2017年12月28日作出（2017）琼9026刑初59号刑事判决。宣判后，昌江县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支持抗诉。原审被告人李梅祥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检察官李颍林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李梅祥及其辩护人卢海川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08年至2012年期间，时任昌江县海洋与渔业局渔政与电信股副股长、股长的被告人李梅祥利用职务之便，收受沈某行贿的6千元，另在2015年增殖放流项目工作过程中，为苏某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苏某行贿两次共2万元。疏于履职致使苏某骗取国家专项资金50.4775万元，造成国家重大损失。具体事实如下：
一、2010年至2012年期间，先后任昌江县海洋与渔业局渔政与电信股副股长、股长的被告人李梅祥，在负责该局采购、验收海南科达雅游艇制造有限公司的执法艇工作中，分四次收受该公司销售人员沈某送予的感谢费用1千元、2千元、2千元、1千元、合计6千元。在负责2015年渔业资源增值放流苗种该项目开展期间，被告人李梅祥分两次收受供应商苏某送予的感谢费各1万元，合计共2万元。
二、2015年期间，时任昌江县海洋与渔业局渔政与电信股股长的被告人李梅祥，负责具体组织开展2015年渔业资源增值放流苗种项目。在项目招标期间，李梅祥有收受苏某1万元而给招标公司负责人袁某打招呼让苏某中标。2015年7月21日、2015年8月7日，被告人李梅祥组织人员分别在昌江县海尾镇、昌江县七叉镇验收、放流青石斑鱼、草鱼、鲢鱼、鳙鱼。验收过程中，依照昌江县海洋与渔业局制定的《2015年渔业资源增殖放流实施方案》，被告人李梅祥是增殖放流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增殖放流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该局渔政与电信股，由李梅祥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各项日常相关协调工作。工作步骤中有要求领导小组要做好苗种计数工作。被告人李梅祥等人到现场后对鱼苗计数等工作疏于监管，对供应商苏某提供的鱼苗量远未达到合同要求的数量且运输、包装均未达到国家要求的情况下，鱼苗被科学院的工作人员采用不规范方法及对运输、包装等方式均未达到要求等情况下验收后作合格处理并放流，公证处的干部明知鱼苗的计算方法及包装均不符合国家放流要求而未制止并作公证签名，被告人李梅祥积极推动下致使苏某顺利取得国家拨付的87.18万元鱼苗款。苏某收到款后给被告人李梅祥好处费1万元。
另查明，该项目合同约定放流青石斑鱼12.4万尾，放流草鱼、鲢鱼、鳙鱼共150万尾，交易金额共计87.18万元，实际放流青石斑鱼4.95万尾，实际放流草鱼、鲢鱼、鳙鱼共70万尾，实际放流鱼苗价值36.7025万元，国家资金损失50.4775万元。
2015年11月19日，被告人李梅祥家属代其退缴赃款2.6万元。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一）证实受贿罪的证据如下：
1.书证
（1）常住人口信息表。证实被告人李梅祥出生于1955年7月30日，犯罪时已达负完全刑事责任年龄，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2）昌江县海洋与渔业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2009年12月23日印发，昌府办[2009]91号）、干部任免审批表。证实被告人李梅祥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股级干部，于2015年12月4日退休的事实。
（3）扣押决定书、扣押财物清单、海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证实2015年11月19日，被告人李梅祥妻子许桂香向昌江县人民检察院反贪局退还李梅祥收受的贿款2.6万元，同日昌江县人民检察院反贪局依法扣押该笔2.6万元，2015年11月27日存入我县财政局财政性资金账户。
（4）昌江县政府采购办随机抽取确认书、介绍信、询价文件、投标文件接收登记表、开标记录登记表、开标会议纪要、决标表、评标情况报告、投价文件（附昌江海茂供销种养合作社营业执照、海南省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中标通知书。证实2015年7月9日，苏某所在的昌江海茂供销种养合作社参与昌江县海洋与渔业局组织的2015年渔业资源增殖放流苗种项目招标活动；2015年7月15日，确认苏某所在的海茂供销合作社中标。
（5）合同书。证实2015年7月9日，昌江县海洋与渔业局局长陈某和昌江海茂供销种养合作社苏某签订货物购销合同以及苏某与昌江县海洋与渔业局有增殖放流项目的业务往来的事实。
（6）销售合同书、合同专用条款部分、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汇兑来帐凭证（回单）、海南科达雅游艇制造有限公司应收账款明细帐。证实2010年、2011年、2012年期间，海南科达雅游艇制造公司与昌江县海洋与渔业局有业务往来的事实。
2.证人证言
（1）证人苏某的证言。证实苏某第一次送1万元给被告人李梅祥是为了感谢他告诉其有鱼苗放流的项目并跟袁某打招呼顺利中标。第二次送1万元给李梅祥是为了感谢他在短时间内帮助报账，让其顺利拿到鱼苗放流项目款的事实。
（2）证人沈某的证言。证实其从2010年开始与昌江县海洋与渔业局有过业务往来，陆陆续续总共造了几艘执法艇。在与昌江县海洋与渔业局的业务中，因为大部分时候验收船都是被告人李梅祥带队，其看见他辛苦就送钱给他作为辛苦费。送给李梅祥的这些钱是公司给的销售提成，然后其从这些提成中拿出一部分给他，算是沈某个人的钱。给李梅祥送过四次钱，总共6千元的事实。
（3）证人袁某的证言。证实其是海南诚安广和投资咨询管理有限公司的招投标项目负责人。2015年7月份，有做过昌江县海洋与渔业局的招投标工作，被告人李梅祥有与其联系让苏某的昌江县海尾镇海茂种养专业合作社中标，中标金额大概是87万多元的事实。
3.被告人李梅祥的供述与辩解。证实被告人李梅祥利用职务之便分别为苏某、沈某提供帮助，共收受苏某两次行贿共2万元和沈某四次行贿共计6千元的事实。
（二）证实玩忽职守罪的证据如下：
1.书证
（1）农业部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管理规定、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5年增殖放流工作的通知、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办公室关于下达2015年度渔业资源保护任务的通知、2009年3月24日农业部发布的《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管理规定》、2015年4月20日农业部办公厅向省海洋与渔业厅下发《关于做好2015年增殖放流工作的通知》、《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管理规定》、2015年4月13日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办公室下发《关于下达2015年度渔业资源保护任务的通知》。证实昌江县本区域水生生物增殖放流项目是政府公益项目，由昌江县海洋与渔业局负责该项目的落实及实施，负有组织、协调与监督管理职责，包括监督放流苗种的数量等责任的事实。
（2）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技术规程。证实《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技术规程》对鱼苗放流的计数方式国家有具体要求。
（3）关于开展水生生物资源养护项目实施和申报培训的通知、证明、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办公系统截图。证实被告人李梅祥有参加省厅举办的增殖放流的培训，对增殖放流项目具体文件要求及职责应属明知。
（4）2015年渔业资源增殖放流实施方案。证实昌江县海洋与渔业局2015年4月30日制订实施《2015年渔业资源增殖放流实施方案》昌江县海洋与渔业局为做好增殖放流工作，成立增殖放流工作领导小组和专家组，被告人李梅祥是增殖放流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增殖放流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该局渔政与电信股，由李梅祥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各项日常相关协调工作。工作步骤中要求，领导小组要做好苗种计数工作。
（5）渔业资源增殖放流委托协议书（附海南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设立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的批复琼编[2013]12号）。证实昌江县海洋与渔业局和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签订《渔业资源增殖放流委托协议书》，昌江县海洋与渔业局将苗种数量验收等工作委托给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结合县渔业局制定的《放流实施方案》可知，县渔业局对委托省科学院的工作事项仍负有监督义务。
（6）关于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放流鱼苗公证事项会议。证实参与两次鱼苗放流的三公证员在《放流苗种数量统计表》、《放流苗种体长测定表》、《渔业资源增殖放流项目苗种采购验收报告》验收统计表上签名同时提出异议的事实。出具公证书是经昌江县公证处蔡某主持召开会议讨论决定的事实。
（7）公证书及现场工作记录。证实昌江县海洋与渔业局在两次增殖放流工作的鱼苗放流中，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均采用一定计数方式计算鱼苗数量；证实昌江县海洋与渔业局有在指定流域放流两次鱼苗，而对于鱼苗的计算及数量统计不属于公证内容，故未作公证的事实。
（8）渔业资源增殖放流项目苗种采购验收报告及放流苗种体长测定表、放流苗种数量统计表。证实，2015年7月21日、2015年8月7日，被告人李梅祥代表昌江县海洋与渔业局验收通过苏某供应的鱼苗。验收数量分别为青石斑鱼12.75万尾，草鱼51.3万尾，鳙鱼50.7万尾，鲢鱼50.8万尾的事实。
（9）昌江县政府采购计划审批表、海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14年中央财政渔业保护补助资金的通知（附2014年中央财政渔业保护补助资金预算表）、预算单位直接支付申请书、记账凭证。证实87.18万元鱼苗款已全额拨付给苏某的事实。
（10）赵某1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邮政储蓄卡交易明细清单、借记卡产品资料查询。证实2015年7月15日，从苏某尾号为2278的银行帐户转出8千元到赵某1的农业银行帐户，2015年8月7日，赵某1的邮政储蓄帐户现金存入2万元，与赵某1关于苏某先将8千元订金转入其农业银行帐户，后苏某支付其2.6万元现金，其让其妻子将其中2万元存入其邮政储蓄帐户的证言相互印证。
（11）林某1、吴体全的昌江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帐户明细。
（12）苏某的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
书证（10）-（12）印证鱼苗卖家赵某1、林海山所述的与苏某的交易价格，佐证林某1以9.9万元的价格向苏某销售5.5万尾鱼苗后苏退回0.55万尾，实际销售4.95万尾；赵某1以3.6万元的价格向苏某销售70万尾鱼苗的事实。
（13）苏某刑事判决书。证实苏某犯诈骗罪被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20万元。其中已认定鱼苗补助资金损失50.4775万元。“国家损失”部分的证据符合证据三性，均被确认采信。
2.证人证言
（1）证人陈某的证言。证实《昌江县海洋与渔业局2015年渔业资源增殖放流实施方案》是由渔政股的被告人李梅祥起草制定的，通过局党组会研究实施。在这个项目中其任组长，但不负责具体工作。这个项目的具体负责实施是李梅祥。在这个实施方案中，有两个小组，一个是增殖放流工作领导小组，一个是专家组，放流工作领导小组主要负责该项目具体实施的协调工作，比如项目的招投标、项目的具体放流、苗种的计数工作；增殖放流专家组主要负责苗种的鉴定、检测等工作。李梅祥任增殖放流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该局聘请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负责放流的育苗品种、规格、数量等方面的验收及负责具体的鱼苗数量清点工作，该单位作为业主单位对清点的数量结果负责，要监督好他们的清点工作的事实。
（2）证人詹某的证言。证实2015年，其单位有实施渔业资源增殖放流苗种项目，这个项目是临时性的工作，以前局从来没有做过，这也是第一次，所以局里制定安排由被告人李梅祥负责这个项目的具体工作。这个项目局也制定了方案，这个方案是李梅祥做的。其在这个项目中任副组长，但不负责任何工作，这个项目具体由李梅祥负责实施的事实。
（3）证人冯某的证言。证实2015年，其单位有实施渔业资源增殖放流苗种项目，这个项目具体由被告人李梅祥股长负责。增殖放流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这个项目的具体工作，包括制定方案、与财政局对接、采购、与中标单位联系、与技术支撑单位联系以及项目验收，具体负责领导小组工作都是李梅祥，因为组长是局长，在方案中只是挂名，不负责具体工作。
上述证人系昌江县海洋与渔业局局长及两名副局长，其的证言均证实，被告人李梅祥是县海洋与渔业局2015年渔业资源增殖放流苗种项目的具体负责人，负责该项目的全面组织协调工作，包括供应商招投标、监督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验收、苗种放流、资金报账等，且证实本单位有派李梅祥参加省厅举办的渔业资源增殖放流苗种项目培训并由其制作增殖放流方案的事实。
（4）证人潘某的证言。证实其共参加两次放流活动，一次海水石斑鱼苗放流，一次淡水鱼苗放流。两次放流其都在验收报告监督员上面签名，但其只是形式上签名，实际并没有开展监督工作，局里也没有安排，只是被告人李梅祥口头要求的，现场其只是看了鱼苗是否活的，维持现场秩序，有没有真实放流等工作。李梅祥在验收报告上签写了同意验收结论，他的意见是代表昌江县海洋与渔业局的验收意见，代表他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其没有见过《昌江县海洋与渔业局2015年渔业资源增殖放流实施方案》和《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技术规程》，按规程，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的工作人员采用的方法不符合规程要求。按照规程，包装方法应该是内包装是双方无毒塑料袋，外包装是泡沫箱或纸箱等，但是现场装鱼苗的就是大塑料桶；还有技术方法也不对，按照这个规程，应该采用抽样重量法或抽样数量法，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他们没有将鱼苗均匀装袋，而是用瓢去瓢，这种方法就不符合要求。
（5）证人郭某的证言。证实有参加过2015年昌江县海洋与渔业局增值放流项目，其总共参加两次，一次海水石斑鱼苗放流，一次淡水鱼苗放流。被告人李梅祥叫其去在验收报告上签字，说是监督员，叫其在监督员一栏签字，方知道其是监督员的事实。其认为其不是监督员，李梅祥没有叫其监督，只是叫其拍照。这两次放流都是李梅祥负责。其没有见过《昌江县海洋与渔业局2015年渔业资源增殖放流实施方案》、《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技术规程》，事发后才知道有这两个方案，也没有人安排其去做这些工作。李梅祥在验收报告上签写了同意验收结论，他的意见是代表昌江县海洋与渔业局的验收意见，代表他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证人潘某、郭某系参加两次放流的昌江县海洋与渔业局的工作人员，其二人证实，被告人李梅祥并未安排潘某、郭某监督放流过程，而后却指示未履行监督的二人以监督员身份签写验收报告的事实。
（6）证人符某的证言。证实2015年有参与昌江县渔业资源增殖放流苗种项目，当时公证处受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委托对这个项目过程进行全程公证，总共分了两次，每次都参加了。工作人员有直接拿网到车上捞鱼苗，就直接放到河里去，没有看见有人计数的事实。公证书是回来后经向蔡某汇报后签名的。其公证在现场的职责是记录整个放流过程从而达到程序上的监督，实质上的监督是由项目业主单位来监督。其不清楚具体计数鱼苗的规定，其不是专业人员，没法去评价这种计数方法是否合理，但是对于第二次到七叉进行放流时候，直接拿网捞鱼苗，算都不算，一切程序都是摆设。
（7）证人薛某的证言。证实其参加一次昌江县渔业资源增殖放流苗种项目。当时其负责对整个放流过程拍照和记录。后来放流结束后，其与麦某、符某三人认为放流过程有问题不签名，后经与儋州公证处了解后其三人才在《放流苗种体长测定表》、《渔业资源增殖放流项目苗种采购验收报告》和《放流苗种数量统计表》上签名的事实；同时证实在对鱼苗计数过程中，其没有看到昌江县海洋与渔业局局的人在那里记录和观看整个计数过程，至于他们做其他什么工作其就不清楚了，县海洋与渔业局的工作人员没有向科学院的人了解计数方法及过程，对计数的结果和过程也没有提出异议。
（8）证人谢某的证言。证实其参加过七叉镇南介河一次渔业资源增殖放流苗种项目。后来放流结束后，其知道不符合要求坚持要改，所以没签字。其认为现场这种计数方式不合理，一开始不愿意在验收表格签名，但公证处开会讨论了，并且咨询了其他市县的公证处，加上是政府的公益项目等多种因素，所以其才签名的事实。
（9）证人蔡某的证言。证实其公证处有参与昌江县渔业资源增殖放流苗种项目，参加过两次，是符某、薛某、谢某三人参加。这次增殖放流项目的业主单位是昌江县海洋渔业局，公证员在增殖放流过程中的职责是保全行为，其单位只是负责现场的记录，不负责清点。针对公证人员提出的问题，其单位开会讨论过一次，开会的时候其也打电话给儋州、琼海等市县公证处咨询这个问题，确认他们也在表上签字，加上这是县政府的公益项目，如果其等人不签字，导致不能报账的话，这个项目不能推进，最终才决定签名并出公证书。
上述证人符某、薛某、谢某是参加鱼苗放流的公证人员，蔡某是县公证处主任。均证实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负责两次增值放流的鱼苗计数等工作，科学院第一次鱼苗计数较规范，第二次鱼苗计数不规范，没有对鱼苗进行计数，昌江县公证处人员两次均对公证员在验收合格报告上签名但提出异议。另证实，昌江县海洋与渔业局未全程观看计数过程，未对计数结果和过程提出异议。
（10）证人麦某的证言。证实2015年其参加昌江县海洋与渔业局组织实施的渔业资源增殖放流项目，参加了两次，一次是海尾，一次是七叉。同时证实科学院采用这种计数方法只是评估鱼苗数量，不能准确，误差还是有的。如果认真按照这种方式去做，误差就小一点，但是在现场没有按照这种方式去认真做，所以误差就很大了。当时因为时间的关系，为了尽快弄完这次放流，所以其就没有提出异议和制止，也是其工作没有做到位。没有按照技术规程的计数方法去做，当时被告人李梅祥也没有对他们验收鱼苗及规格过程提出异议。放流苗种提倡测定表、验收报告、数量统计表的表格模板是事先就做好的，表格上的数字是后来统计出来填上去的事实。
（11）证人麦某、李某、崔某证言。证实他们是参与两次放流的省科学院人员，其三人证实省科学院未按照《水生生物增殖放流计数规程》要求的计数方法操作，计数方式不规范，计数结果误差大。
（12）证人林某1的证言。证实林某1以9.9万元向苏某贩卖5.5万尾青石斑鱼苗，每尾1.8元，其后以每尾1元退货5500尾鱼苗，即苏某实际购买4.95万尾鱼苗的事实。
（13）证人林某2的证言。证实林某1向苏某贩卖5.5万尾青石斑鱼苗，每尾1.8元的事实。
（14）证人赵某1、宋某、赵某2、赵某3的证言，均证实，其经营的鱼苗场以3.6万元向苏某出卖草鱼、鲢鱼、鳙鱼70万尾，其中草鱼6分钱一尾，鲢鱼5分钱一尾，鳙鱼5分钱一尾的事实。
（15）证人苏某的证言。证实2015年5、6月份的时候，昌江县海洋渔业局的局长陈某跟其说有鱼苗放流采购项目，然后陈某让其去找渔政股的股长被告人李梅祥，李梅祥具体负责这个项目，于是其就去找李梅祥，李梅祥告诉其南诚安光合投资咨询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袁某的手机，其就找到袁某，她就告诉其报名的时间和条件，投标需要三家单位，有朋友的话就让他们一起来投标，于是其就回来准备报名的资料，找两家一起参加投标，结果其就中标的事实。苏某承揽2015年鱼苗增殖放流项目后，为向海洋渔业局提供苗种，从赵某1处购买草鱼、鳙鱼、鲢鱼鱼苗，从林某1处购买青斑鱼，后昌江县财政局将87万多元的鱼苗款转入苏某合作社账号。
3.被告人李梅祥的供述与辩解。证实其负责2015年的增值放流项目实施工作，总共分两次放流，一次是在海尾海域进行咸水鱼放流，时间大概是在2015年七月下旬，另一次是在七叉镇南介河进行淡水鱼放流，时间大概是八月上旬的事实。具体负责增殖放流项目的招投标，负责组织、协调、鱼苗清点监督工作。为完成这个项目在实施前还参加2015年增值放流工作的培训的事实。《2015年昌江县海洋局增殖放流工作方案》其负责起草，局里审核修改实施的。其在增殖放流项目中实际履行的职责与方案中规定职责一致。《渔业资源增值放流委托协议书》是昌江县海洋局与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签订的协议，科学院按照委托协议上的内容去做，昌江县海洋局负责组织和监督他们有没有按照协议上的内容及相关规定去落实。虽然单位把计数工作委托给科学院的工作人员，但是其作为项目具体负责人还是要监督他们工作的事实。其有安排郭某、潘某做现场监督员，并有看见刚计数的时候他俩人都在现场，后来就没在意了。其只是看了一下前面的过程，后面没有看，不知道科学院的工作人员在计数时候是否全程按照其说的计数方法统计。潘某、郭某没有经过专门培训，当时其也没有交代他们具体要监督什么的事实。供应商苏某没有按照《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技术规程》第八点包装的标准包装，当时鱼苗是用大塑料桶装的。但其和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的人都没有对此提出异议的事实。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的工作人员没有认真履行清点的职责，其作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也有工作不到位、监督不到位的地方。其有在两次《渔业资源增殖放流项目苗种采购验收报告》中签有“同意验收结论”，意思是其代表业主单位昌江县海洋与渔业局验收通过，认可鱼苗的验收数量和规格的事实。
4.辨认笔录。证实经证人林某1、林某2、赵某2、赵某3对不同男性相片的辨认，均准确辨认出购买鱼苗的人就是苏某。
原判认为，被告人李梅祥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其担任昌江县海洋与渔业局渔政与电信股股长职务之便,在渔业资源增殖放流项目实施过程中,不正确履行职责，并收受他人贿赂2.6万元，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致使国家资金遭受重大损失50.4775万元，其行为分别构成玩忽职守罪、受贿罪，应数罪并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梅祥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应予支持。
被告人李梅祥及其辩护人提出李梅祥不是主体责任人及收受款属于辛苦费，不应构成犯罪等的辩解、辩护意见，与本案事实和法律相悖，不予采纳。鉴于被告人李梅祥在增殖放流项目中其已履行了主要职责，即负责组织相关单位、人员到场，并安排本单位的监督员对放流的鱼苗进行数量清点、规格验收及协调租借运输工具等现场监督工作，但未正确履行职责，当其发现供应商没有按照《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技术规程》规定的标准包装鱼苗及受委托的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未履行合同义务时，未及时提出纠正意见，加之受委托方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未履行合同约定义务，存在合同违约，而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而被告人李梅祥也过于信服专业权威，从而导致对该放流项目监督管理不到位。为此，对被告人李梅祥的刑罚处罚应相应减轻处罚，对其所犯的罪行应相应减轻处罚。
综上，本案的发生是多因一果，被告人李梅祥在本案中的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法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及其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三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六十九条、第九十三条第二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李梅祥犯玩忽职守罪、受贿罪，免予刑事处罚。二、被告人李梅祥家属代其退缴赃款人民币2.6万元，予以没收，由扣缴机关上缴国库。
昌江县人民检察院抗诉及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支持抗诉认为，原判认定原审被告人李梅祥在案件中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判决原审被告人李梅祥犯玩忽职守罪、受贿罪，免予刑事处罚，量刑明显不当，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
1.原审被告人李梅祥在组织开展2015年的渔业资源增殖放流苗种项目期间，非法收受老板苏某送予的2万元好处费，并在验收过程中对鱼苗计数工作等疏于监管，导致50.4775万元的鱼苗资金被苏某骗取，李梅祥同时触犯受贿罪、玩忽职守罪，依法实行数罪并罚，李梅祥犯数个职务犯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严格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的规定，一般不适用缓刑或免予刑事处罚。李梅祥的行为不属于犯罪情节轻微，不符合免予刑事处罚的条件。
2.原审被告人李梅祥述称其不是该增殖放流项目的主体责任人，也不是监管责任人，造成国家资金损失应由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承担，不应由昌江县海洋与渔业科局承担，苏某和沈某送予的2.6万元，是为了答谢其付出辛苦劳动而送的钱款。李梅祥对其工作职责及其收受钱款的性质没有正确认识，对其所犯罪行并无认罪、悔罪表现。
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支持抗诉意见还提出：1.原审被告人李梅祥积极为苏某中标向负责招标代理机构负责人袁某打招呼，徇私舞弊故意不履行监督职责。苏某采取围标的方法中标，是非法行为，谋取的是不正当利益。李梅祥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多次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徇私舞弊故意不履行监督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应予严惩。
2.原审被告人李梅祥玩忽职守的行为是苏某诈骗成功的主要原因，李梅祥玩忽职守的行为与造成国家损失50.4775万元的危害后果之间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3.本案未经审委会讨论决定判决原审被告人李梅祥免予刑事处罚，程序违法。
4.原审判决书认定李梅祥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系适用法律错误。
综上，原判对原审被告人李梅祥的量刑明显不当，适用法律错误，请二审予以纠正，依法改判。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梅祥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其犯玩忽职守罪，没有事实依据，理由如下：
1.在本次渔业资源增殖放流项目中，造成国家资金损失，依法应由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承担，不应由昌江县海洋与渔业局承担。（1）昌江县海洋与渔业局于2015年7月13日与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签订《渔业资源增殖放流委托协议书》，协议书第一条约定昌江县海洋与渔业局委托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作为本次放流技术支撑单位。协议书第二条第六项约定明确委托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做好投放前放流苗种的品种、规模及数量等方面的验收工作。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履行委托内容，在验收单上签名，责任应由其承担，昌江县海洋与渔业局只能认可，因此，昌江县海洋与渔业局不应承担责任。（2）协议书约定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获得技术支撑费达7.5万元，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在履行协议过程中没有跟踪监管做好第六项委托业务，造成放流鱼苗数量严重不足，给国家造损失50.4775万元，按协议约定，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学院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2.在本次渔业资源增殖放流项目实施过程中，其不是主体责任人。依据昌江县海洋与渔业局制订的《2015年渔业资源增殖放流实施方案》，成立了渔业资源人工增殖放流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是陈某，副组长是冯某、詹某，成员李梅祥、罗红海、黄尚辉，其兼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2018-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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