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104民初2592号
原告杭州市拱墅区朱东庆门窗店，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方家花苑商铺**号。
经营者朱东庆，男，1969年10月2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六安市金安区，
委托代理人马美笑（特别授权），浙江民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诸葛竣燕（特别授权），浙江民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余万事，男，1971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
委托代理人何王燕（特别授权），北京炜衡（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杭州市拱墅区朱东庆门窗店（以下简称朱东庆门窗店）为与被告余万事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于2017年4月10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由审判员陈维专独任审判，于2017年6月29日、2017年8月10日进行了庭前证据开示及庭前工程量核对，于2017年11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杭州市拱墅区朱东庆门窗店的经营者朱东庆及其委托代理人马美笑、诸葛竣燕，被告余万事的委托代理人何王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朱东庆门窗店诉称：2015年4月16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一份《承包隐形纱窗合同》，约定：由原告承包被告隐形纱窗工程，双方对付款方式及违约要求做了相应约定，后原告保质保量按照合同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但被告却未按时付清款项，截止目前，被告仍有273624元工程款未支付。原告多次催讨未果，现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起诉讼，要求判令：1、被告支付原告工程款273624元；2、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8208.72元（273624元×3%）；3、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余万事辩称：1、被告从未与原告签订过任何承揽合同，也未发生任何其他经济往来，双方未形成民事债权债务关系。被告与原告的实际经营者朱东庆于2015年4月16日签订《承包隐形纱窗合同》，本案原告主体不适格；2、即便法院认可原告的诉讼地位，事实上被告也没有拖欠朱东庆任何工程款。原告提交的证据2“清单”，工程量未与被告核对确认，纱窗款计算方式与合同不符，未按合同约定的每平方米80元计算，且朱东庆安装纱窗后未与被告检验纱窗质量，双方也未丈量尺寸，工程量未进行结算；3、原告无证据证明其做了多少工程量及被告拖欠工程款的数目。为解决矛盾，被告主动如实认可由朱东庆供货的工程款为182335元（按每平方米80元计算），朱东庆安装的纱窗粗制滥造存在质量问题，比如左右拉起来不顺畅、纱布拉起来不平整。小面积、难度大、复杂的需要拆除护栏的纱窗，朱东庆并未安装。朱东庆未按合同约定按质按量完成工程的行为构成违约，被告为此支付了7870元安装费和7500元维修费用。因此被告主张扣除3%的违约金5470元、2.5%的质保金4558元、7870元安装费、7500元返工维修费。要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所有诉讼请求。
原告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承包隐形纱窗合同》一份，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承揽合同法律关系，双方约定了付款、违约等内容；
2、清单一份，证明被告尚欠原告的工程款数额；
3、银行明细单一份，证明被告曾向原告支付工程款的事实；
4、微信截图一组，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承揽关系及被告欠原告工程款的事实；
5、《制作隐形纱窗合同》一份，证明原告承揽合同的真实性及承揽纱窗工程完成的具体工程量；
6、《杭州众冉门窗有限公司纱窗报价单》1份，证明纱窗行业是不足1平米是按照1平米计算的事实。
7、证人李某、朱某证言，证明案涉工程第3、4、5、7幢是原告聘请工人安装的。
上述证据，经质证，被告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有异议，与被告持有的合同不符，被告持有的合同上并无门窗店的公章、第5条的后面也没有写明“按实际完成时间为准”；对证据2，未经被告确认，与合同约定计算方式不符，清单上有虚列多算的工程量，不认可。其中2幢3单元的部分，原告写明同样尺寸同样价格，却与2幢1单元的价格不同，2幢1单元的折叠部分第4条的760元是虚列的，扣除后两个单元价格一致。第5页的余龙签字清单被告不知情，被告也未委托余龙进行签字；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仅能证明被告向朱东庆付款，非向原告付款；对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证明原告待证事实；对证据5，真实性有异议，被告从未接触过李某。从协议上看只能证明约定工程量，不能证明完成的工程量；对证据6，真实性无法确认，被告未参与，与本案无关，单次报价不能形成行业行规，况且本案有约定计算方式，无须参照该报价单；对证据7证人证言，证人李某与原告存在合作、债权债务关系，提交的合同没有明确哪几幢的工程，其陈述前后矛盾。关于不足1平米按照1平米计算方式与本案无关。证人朱某系原告的员工，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证人说3、4、5、7幢系证人朱某、李某所安装的，与之前笔录上陈述的事实不一致。故对证人证言均不予认可。
经审查，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对证据1，即《承包隐形纱窗合同》，被告也提交了一份《承包隐形纱窗合同》，两份合同有两处不一致，一是第五条“工期要求”一项，原告提交的合同上除打印的字体外，还有用圆珠笔备注的“按实际完成时间为准”，被告提交的合同上没有该备注内容，二是，原告提交的合同乙方落款处除朱东庆签字外，还盖有“杭州市拱墅区朱东庆门窗店”的印章，而被告提交的两份合同上没有此公章。合同其他内容基本一致。合同签订时是一式两份，两份合同均有原件，本院对两份合同的客观真实性予以确认。两份合同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可以作为案件审理的事实依据，予以确认。对证据2，该清单其中4页原告单方制作，被告不予认可，本院不予确认。对有余龙签字确认的“象山人家小区隐形纱窗（耀兴公司）签字的清单，庭审中，被告认可余龙系余龙在耀兴小区地块负责监督管理，故对该份清单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3，可以证明余万事向朱东庆付款的情况，予以确认。对证据4，对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份证据仅能证明双方履行合同的部分经过，以及朱东庆要求余万事结算，余万事未予回复的事实，不能证明余万事的欠款金额。对证据5，结合证人李某的证言，可以证明朱东庆将部分隐形纱窗承包给李某安装的事实，但合同中也没有明确工程量，李某出庭做证时，也未明确具体工程量，原告庭后提供的与李某的计算清单，内容与证人陈述也已不一致，故对该份证据及李某的证言的证明效力不予确认。对证据6，与本案无关，不予确认。对证据7朱某的证言，朱某系原告的员工，对其证言的证明效力不予确认。
被告为支持其抗辩意见，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承包隐形纱窗安装协议》两份，证明被告请安装工为涉案纱窗工程安装隐形纱窗；
2、《承包隐形纱窗制作合同》一份，证明向案外人定制隐形纱窗用于涉案纱窗工程。
3、《承包隐形纱窗合同》一份，证明被告与原告实际经营者朱东庆签订合同；
4、《工程量及结算清单》一份，证明被告认可朱东庆完成的工程量及结算情况；
5、《收条》一份，证明被告向朱东庆支付了工程款22万元；
6、现场照片一份，证明难度较大部分工程需要拆除护栏方可安装；
7、扣发工程款通知一份，证明朱东庆的违约行为给被告造成巨大损失；
上述证据，经质证，原告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真实性无法确认，不能证明被告待证事实。且协议为被告与陈超之间的协议，有可能是事后为应付本次诉讼而补制的。案涉工程的8、10幢是被告自己做的，与本案的项目无关；对证据2，真实性不予认可，质证意见同证据1；对证据3，朱东庆是代表原告的，真实性无异议，后面是因为装修进度问题双方重新商议后，再加上“按实际完成时间为准”，原告写好后被告才签字。因为这个改动让被告签字是没有的，但加的时候是当着被告的面的，公章也是当着被告的面盖的。被告称他自己的不用盖了，原告这份的话盖个章好了。签订合同当天盖的章，原告是去被告的家里面盖的；对证据4，不认可，只有部分工程量，计算方式也有出入；对证据5，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据6，无法证明待证事实，无法看出工程有质量问题，小区也已入住，纱窗符合质量要求，仅从照片来看无法看出是属于哪幢哪单元的；对证据7，对甲方身份无法确认，与本案无关，不能作为本案的判决依据。
本院认为，证据1、2，不能证明原告主张的纱窗系被告方安装完成，不予确认；证据3、5，客观真实，可以作为本案事实认定的依据，予以确认；证据4，对第1幢、2幢、10幢的工程量以余龙签字为准，第7幢1单元、2单元的工程量系被告自认，本院予以确认；证据6、7，不能证明其待证事实，不予确认。
根据本院认定的有效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本案事实认定如下：
2015年4月16日，余万事（甲方）与朱东庆（乙方）签订《承包隐形纱窗合同》，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合同第一条约定承包地址：转塘镇区单元G-R21-10-1地块公共租赁住房工程；第二条约定承包平方数：乙方从甲方处承包隐形纱窗计约8000平方，颜色为白色（其中卷筒式7000平方，折叠式1000平方）；第三条约定：承包价格卷筒式包括95元每平方，折叠式包括安装95元每平方；第四条约定：尺寸规格为宽度650×高度1400，大门宽度900×高度2280（其他尺寸按实际测量为准）；第五条约定工期要求：2015年5月10日开始至8月10日前全部安装完毕；第六条约定付款方式：每个月25日结清一次，安装多少结清多少；第七条约定质量保证金：总价的5%收取，一年后返还（其中甲乙双方各承担50%）；第八条约定甲方应得款项：乙方付甲方每平方米15元，约捌万元；第九条约定维修方式：乙方承诺一年内如果由质量问题，免费维修一年，如果是人为造成纱窗损坏，要收取成本费用；第十条约定纱窗质量要求：按纱窗样品质量标准去做，左右拉起来顺畅，纱布拉起来要求平整，磁条要吸牢；第十一条约定违约要求：乙方一定要在甲方安排规定的时间内按质按量完成，否则一切后果自负，如果乙方不能在甲方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付违约金3%，甲方必须按合同付清纱窗款，不得拖欠，如有违约，按纱窗款总金额的3%付乙方违约金；第十二条约定开票方式：由甲方代开，乙方付4%手续费。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等等。合同甲方落款余万事签字，乙方落款朱东庆签字。
除上述内容外，朱东庆持有的合同乙方落款处还盖有“杭州市拱墅区朱东庆门窗店”的公章，余万事持有的合同上乙方落款处没有“杭州市拱墅区朱东庆门窗店”的公章。朱东庆持有的合同上第五条“工期要求”一项，还有注明“按实际完成时间为准”，而余万事持有的合同上没有该备注内容。
余万事于2016年5月15日支付朱东庆款项50000元，于2016年5月20日支付朱东庆款项138750元，此后又向朱东庆支付了款项20000元。
另查明，由余龙在2016年7月5日签字确认的第1幢、第2幢、第10幢的纱窗面积共计2076.8972平方米。
本院认为，朱东庆门窗店系个人工商户，由朱东庆个人经营，朱东庆以登记的朱东庆门窗店的名义起诉，符合法律规定，《承包隐形纱窗协议书》落款处是否盖有朱东庆门窗店的公章不影响原告诉讼主体资格。
根据双方陈述，案涉公租房项目隐形纱窗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三丰公司”承建的公租房，即第3、4、5、7幢的隐形纱窗，二是“耀兴公司”承建的公租房，即第1、2、10幢的隐形纱窗。关于“三丰公司”承建的公租房的纱窗面积，原告提交的清单系原告单方制作，被告不予认可，被告提供的清单中，仅确认了第7幢1单元214.5平方米、第7幢2单元214.5平方米，共计429平方米，其余均不予确认。本院认为，现有的证据无法证明原告所主张的第3、4、5、7幢的纱窗面积，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足的不利后果。就“三丰公司”承建的公租房纱窗面积，除被告认可的429平方米外，其余的工程量，原告可与被告另行协商处理，或此后原告如能提供其他有效证据予以印证的，也可另行起诉主张。关于“耀兴公司”承建的公租房，原告提交的清单由余龙签字，双方均确认余龙在耀兴小区地块负责监督管理，故对原告主张的“耀兴公司”承建的公租房的纱窗面积本院予以确认。经计算，该部分纱窗面积总计为2076.8972平方米。
根据双方签订的《承包隐形纱窗协议书》，纱窗每平米按95元计算。原告主张不足一平米，按一平米计算，无合同依据，故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辩称根据协议约定，每平米单价还应扣减15元，本院认为，协议并未约定“甲方应得款项”部分直接在“承包价格”中予以扣减，被告也未在本案中提起反诉，故本案不予处理，被告可另行主张权利。
根据上述认定的纱窗面积及单价，经计算，在本案中，能确定的工程款为238060.23元（429×95+2076.8972×95），扣减被告已经支付的208750元，被告还应支付原告工程款29310.23元。被告未按合同约定与原告进行结算，原告多次催讨，被告亦未及时作出回应，故被告应承担违约责任，原告主张违约金按欠款的3%计算，并无不当，经计算，本案中，被告应支付的违约金为879.3元。
被告辩称原告安装的纱窗存在质量问题，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也未在本案中提起反诉，故其相关抗辩意见，本案中不予采纳。
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余万事向原告杭州市拱墅区朱东庆门窗店支付工程款人民币29310.23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二、被告余万事向原告杭州市拱墅区朱东庆门窗店支付违约金人民币879.3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三、驳回原告杭州市拱墅区朱东庆门窗店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527元，减半收取人民币2763.5元，由原告杭州市拱墅区朱东庆门窗店负担人民币2486.5元，由被告余万事负担人民币277元。
原告杭州市拱墅区朱东庆门窗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余万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陈维专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记员 李晓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