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2）浙甬商终字第78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戴永丰。
委托代理人：周泳。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城北支行。
代表人：叶红。
委托代理人：童全康。
委托代理人：陈明。
上诉人戴永丰、上诉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城北支行（以下简称广发城北支行）因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11）甬北商初字第356号民事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2年9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2年12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戴永丰及其委托代理人周泳，上诉人广发城北支行的委托代理人陈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2007年4月30日，宁某宝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云公司，戴永丰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戴永丰分别与广发城北支行、宁某赛博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博公司）签订《委托贷款合同》一份，委托广发城北支行向赛博公司发放贷款1300万元、700万元，期限均为一年。抵押物为舟山海港休闲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舟山公司）名下的朱家尖镇苏北站海塘畈商服用地土地使用权。之前（2007年1月），舟山市蓝舟地价评估事务所为该抵押物进行了评估，价值为4361.85万元。
2007年12月18日，广发城北支行与上海惠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亭公司）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074764），约定惠亭公司为赛博公司于2007年12月18日至2008年12月18日期间作为债务人与广发城北支行签订的借款合同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最高限额本金为2000万元；对惠亭公司担保的债务超出抵押权实现时实际处理抵押物净收入部分，惠亭公司自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合同附有抵押物清单：长兴县泗安镇三里亭村面积为24973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长土国用2004第18-2213号），评估价值4000万元。并于同日向长兴县国土资源局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办理登记手续时，广发城北支行向登记机关提交了广发城北支行、惠亭公司、赛博公司签订的《最高额借款协议》、广发城北支行与惠亭公司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以及《房地产协议估价合同》（甲方：广发城北支行，乙方：惠亭公司，签订时间亦为2007年12月18日），合同约定：“本次估价目的系因借款人向广发城北支行申请授信，乙方作为抵押人，以其合法所有的土地使用权抵押担保，估价方法为市场比较法；抵押物为坐落于长兴县泗安镇，土地使用证号为长土国用2004第18-2213号，土地面积为24973平方米，评估单价为1602元／平方米，总评估价值为4000万元。”该《房地产协议估价合同》并未交付戴永丰。在办理手续时广发城北支行也未提示戴永丰抵押物价值明显不足，贷款存在较大风险。
同期，戴永丰与广发城北支行、赛博公司签订《委托贷款合同》（编号：074764，落款时间为2007年12月18日），约定戴永丰委托广发城北支行向赛博公司发放贷款2000万元，期限为六个月，年利率为14.4%，按季结息一次，结息日为当季末月20日，逾期利息在约定利率基础上上浮50%。手续费为1‰，即2万元，由赛博公司在收到广发城北支行代戴永丰发放的委托贷款时一次性支付给广发城北支行，并约定担保方式为抵押，按照编号为074764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执行。合同签订后，2007年12月24日，贷款账户入账2000万元（源自宁某华茂进出口有限公司和黄帅高各1000万元），归还2007年4月的贷款后，编号为074764《委托贷款合同》项下2000万元贷款发放，同日，该2000万元归还了宁某华茂进出口有限公司和黄帅高。
2008年6月25日，戴永丰、广发城北支行签订《广东发展银行个人委托存款协议书》，其中第五条约定“甲方（戴永丰）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结合借款人的具体情况确定委托贷款的用途、金额、期限、担保方式，委托乙方（广发城北支行）代为发放委托贷款，委托贷款的风险由甲方（戴永丰）承担……”同日，戴永丰再次与广发城北支行、赛博公司签订《委托贷款合同》（编号：083007），委托贷款金额、期限、利息、逾期利息及手续费的约定与编号为074764之《委托贷款合同》均相同。《委托贷款合同》第六条第一款约定“乙方（戴永丰）有权指定委托贷款的对象、用途、金额、期限、利率、担保方式，贷款风险由乙方（戴永丰）承担”，第八条第七款约定“对因委托贷款而产生的任何纠纷，甲方（广发城北支行）均不承担责任”。当日，贷款账户进账2000万元（源自华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宁某宝驰钢铁销售有限公司各1000万元）。随后，编号为083007《委托贷款合同》项下的2000万元贷款发放，并将该款归还了华锦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宁某宝驰钢铁销售有限公司。
因赛博公司未按期归还借款，戴永丰与广发城北支行作为共同原告于2009年7月28日向原审法院起诉［（2009）甬北商初字第658号案件］要求赛博公司、惠亭公司承担相应的责任。该案原审法院于2009年9月宣判，判决赛博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戴永丰借款本金2000万元，并支付自2008年6月25日至2009年6月24日止的利息360万元，2009年6月25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按年利率21.6%的标准计算等。该案判决书因采用公告方式送达，生效日期为2010年3月2日。
2009年11月2日，戴永丰向公安机关出具《情况说明》一份，陈述了其向赛博公司等提供借款的经过，关于涉案抵押物变更过程，称：“2007年12月18日广发城北支行的委托贷款2000万元到期，郭飞亮（根据应荣海陈述，郭飞亮为赛博公司总裁，负责融资）先来商量，他说舟山公司的土地准备过户到赛博公司，现这块土地在广发城北支行手里无法办理过户手续，请我帮助置换出来，我不肯，一定要将钱还来才肯给土地证，他们拿了长兴的一块土地作暂时抵押，我说长兴土地不一定值这么多钱，他说这是暂时的，过户以后办理好贷款立即还我，我最后被说得稀里糊涂就同意了，但舟山公司的土地拿出去后，并没有过户，我的钱连本带息再也没要回来。”
戴永丰在2010年1月11日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陈述“2007年4月19日第一笔1000万元借好后时间不长，应荣海提出再借2000万元……大概2008年5、6月份的时候，郭飞亮电话跟我提起舟山的土地可以办理过户给应荣海，但是要先取消银行的委托贷款，后来应荣海也跟我提起这事。我当时一直不同意。后来郭飞亮、应荣海提出以同样价值的湖州长兴惠亭公司的土地作抵押，当时我同意。土地评估是广发城北支行人去评估，评估了4000万元。后来我派人去了解，土地实际价值不到1000万元。后来这2000万元借款抵押物于2008年6月25日变成惠亭公司名下的土地，并由我、赛博公司、广发城北支行签订相应的委托贷款合同等手续。这笔借款实际我未收到利息，约定利息五分，另外银行手续费由应荣海支付。”
原审法院（2009）甬北商初字第658号判决生效后，因债务人未按期履行债务，戴永丰、广发城北支行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阶段，宁某甬兴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对涉案抵押物进行评估，估价结果为：面积24973平方米，单价379元／平方米，总价9464767元（评估基准日为2010年7月14日）。后案外人以1000万元最高价拍卖竞得。扣除案件受理费、诉讼保全费、执行费，戴永丰于2011年5月11日从法院领取执行款9744035元。评估费76966元，由戴永丰垫付。故戴永丰的债权通过原审法院执行实际受偿金额为9667069元。
2011年7月，宁某市镇海区人民法院就应荣海、郭飞亮、应孝炳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宣判，该院作出的（2011）甬镇刑初字第2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2007年4月至2008年1月，赛博公司、应海公司（即宁某应海消防器材有限公司）、荣海公司（即宁某市荣海精密钢管有限公司）以资金周转等为由，多次向戴永丰非法募集资金共计6000万元，其中荣海公司在被告人应荣海、郭飞亮、应孝炳的操纵下，非法募集资金1000万元，应海公司在被告人应荣海的操纵下作担保，赛博公司在被告人应荣海等人的操纵下，非法募集资金2000万元。应海公司在被告人应荣海的操纵下，非法募集资金1500万元，以中祺电器（宁某）有限公司的名义非法募集资金1500万元，赛博公司在被告人郭飞亮、应孝君的操纵下作担保。后归还本金2500万元，支付利息963.55万元。”“被告人应荣海系应海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时亦为赛博公司、荣海公司、应海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系上述三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已归还的本金2500万元并非归还上述由赛博公司所借的2000万元。郭飞亮为2007年9月中祺电器（宁某）有限公司向宝云公司借款1500万元提供担保。
戴永丰于2011年8月15日向原审法院起诉称：戴永丰欲通过广发城北支行办理委托贷款2000万元，因2007年12月18日，惠亭公司作为赛博公司的担保人与广发城北支行签订了为期一年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将其位于浙江省长兴县泗安镇三里亭村的土地使用权（地号为18-01-10-0127）作为抵押物并办理了抵押登记，约定抵押担保的最高额本金为2000万元，抵押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并承诺当抵押物不足以清偿担保债权时，由其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故2008年6月25日，戴永丰与广发城北支行、赛博公司、惠亭公司签订了《委托贷款合同》，戴永丰为委托人，广发城北支行为受托人，赛博公司为借款人，惠亭公司为担保人；合同签订后，戴永丰的2000万元通过广发城北支行如期向借款人发放。由于借款人未按约定如期还款，戴永丰于2009年7月28日向宁某市江北区人民法院起诉。经审理，法院判决并执行了该抵押财产。该抵押财产拍卖所得为1000万元，在扣除相应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执行费、评估费后，戴永丰于2011年5月11日共得到9667069元。在执行过程中，宁某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委托宁某甬兴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对位于浙江省长兴县泗安镇三里亭村的土地使用权进行估价并出具甬兴估（2010）评（估）字第1022号《土地估价报告》。该估价报告显示该抵押财产2010年单位地价为379元／平方米，总价为9464767元。而在广发城北支行与担保人惠亭公司签订的《房地产协议估价合同》中显示，该土地2007年单位地价竟为1602元／平方米，总价为4000万元。同样的抵押财产，前后估价实在悬殊，按目前土地市场价格走势应为越来越高，怎会出现2007年的地价高于2010年的四倍多，明显存在弄虚作假。另外，该案现已执行完结，债务人已无其它财产可供执行，戴永丰损失已既成事实。戴永丰认为，其与广发城北支行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广发城北支行作为有偿受托人，应当对戴永丰委托的事务尽到受托人应尽的义务。但广发城北支行劝说戴永丰接受长兴的土地使用权为抵押物，并在办理抵押贷款时，明知必须由具有专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抵押财产的估价报告而不为之，仅由自己内部房地产估价小组进行草率估价，造成估价严重不实的事实，直接导致戴永丰利益受损。可见广发城北支行不管是在处理戴永丰委托事项还是在管理上都存在严重过错。鉴于系广发城北支行过错造成戴永丰损失的事实，戴永丰有权根据相关法律之规定要求广发城北支行赔偿相应损失。为此，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广发城北支行赔偿戴永丰委托贷款本金等损失10332931元；二、广发城北支行向戴永丰赔偿自2008年6月25日始至实际支付赔偿日止按年利率21.6%计算的利息损失（截止2011年7月31日共计12334180元，具体为：2008年6月25日至2009年6月24日360万元、2009年6月25日至2011年5月11日823.2万元、2011年5月12日至2011年7月31日502180元）。
广发城北支行在原审中答辩称：一、广发城北支行收取的手续费系办理委托事务的必要费用，且系赛博公司支付，故案件应为无偿委托代理合同。广发城北支行完全履行了委托贷款中受托方的义务，并无法定或约定的义务需要对抵押物进行审查，没有任何过错，不应承担过错责任；二、广发城北支行作为受托方，仅负责贷款手续的办理，对于借款人的选定及借款金额、期限、是否提供担保均由委托人自行与借款人协定，借款人缺乏还款能力及抵押物不足以偿还戴永丰的借款，系贷款风险，应由戴永丰自行承担；三、广发城北支行并未参与劝说戴永丰选定长兴土地作为抵押物，亦从未将《房地产协议估价合同》交付戴永丰，该合同仅用于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所需，如戴永丰通过其它途径得到该份合同并参考了其中的内容，那么戴永丰对该份合同的使用系未经广发城北支行许可情况下的不当使用，由此引起的后果应当由戴永丰自行承担；四、广发城北支行存档的《委托贷款合同》中，涉案委托贷款是不选择担保，戴永丰同意在无担保的条件下发放贷款，涉案抵押物的价值并非戴永丰是否发放贷款的考虑因素。综上，请求驳回戴永丰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案件事实部分的争议焦点为：一、2008年6月25日的《委托贷款合同》是否选择抵押担保；二、戴永丰是否在广发城北支行的劝说下确定惠亭公司所有的长兴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物；三、戴永丰在确定抵押物时是否明知抵押物的价值不足1000万元。
关于争议焦点一，2008年6月25日的《委托贷款合同》是否选择抵押担保。原审法院认为，从戴永丰、广发城北支行及沈某、应荣海的陈述来看，戴永丰之所以委托广发城北支行将款项贷与赛博公司，是因为惠亭公司提供抵押担保的土地系工业用地，按目前政策，戴永丰作为自然人无法登记成为抵押权人，戴永丰向赛博公司提供贷款需要惠亭公司的担保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2009）甬北商初字第658号案件中戴永丰与广发城北支行作为共同原告向原审法院起诉，其二者提供的合同复印件加盖了银行公章，生效判决已经认定了讼争《委托贷款合同》约定惠亭公司为赛博公司提供抵押担保的事实，广发城北支行提供的证据并不足以推翻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原审法院对广发城北支行抗辩意见不予采信。
关于争议焦点二，戴永丰是否在广发城北支行的劝说下确定惠亭公司所有的长兴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物。戴永丰认为，1.广发城北支行未经戴永丰同意已经将抵押手续办妥。抵押手续办理在2007年12月18日，且向登记机关提供的是广发城北支行、赛博公司、惠亭公司签订的《最高额借款协议》而非《委托贷款合同》；又因广发城北支行说服戴永丰确定长兴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物、签订合同并办理旧贷归还及新贷发放手续均在同一天完成，故编号为074764的《委托贷款合同》签订时间应为2007年12月24日，“2007年12月18日”系广发城北支行在空白合同上补写；2.旧贷归还与新贷发放在极短时间内完成，而当时赛博公司已经没有转贷能力，都是由银行出面完成；3.从结果上来看，变更抵押物最终获利的是胡欧翔（戴永丰、应荣海均称其为赛博公司副总）与广发城北支行行长，也能推知当初系其二人串通由广发城北支行行长出面做戴永丰工作。广发城北支行认为，其从未劝说戴永丰确定抵押物，抵押物的确定系戴永丰与借款人协商的结果。对此，广发城北支行未提供相应证据材料。为查明事实，原审法院调取了宁某市镇海区人民法院（2011）甬镇刑初字第24号卷宗材料（主要为《情况说明》及2010年1月11日的询问笔录），并于2011年9月22日向应荣海进行调查、于2011年9月15日、11月9日向沈某进行调查。应荣海陈述，抵押物的更换系其与戴永丰协商的结果。沈某陈述，其没有直接和戴永丰谈，应该是戴永丰和应荣海谈的，其主要负责根据行里的指示办理手续。
原审法院认为，戴永丰在案件第一次庭审中陈述，“到了2007年12月18日，广发城北支行通知我去签字，我到了广发城北支行处，应荣海也在，沈某做我工作说朱家尖的土地要做过户手续，银行同意先还贷，再换同等价值的抵押物，我什么抵押物也没看到所以不同意，我们一起找了行长，行长就说叫我放心……”，根据戴永丰该些陈述，应荣海、沈某都与戴永丰有直接协商，这与应荣海作为戴永丰方证人出庭及戴永丰方向沈某所作调查笔录中的陈述均存在矛盾［郭飞亮为2007年9月中祺电器（宁某）有限公司向宝云公司借款1500万元提供担保，显然与戴永丰是认识的］，应荣海自身在庭审中的陈述也存在矛盾，故戴永丰提供的证人证言的证明力较低。至于原审法院调取的戴永丰在（2009）甬北商初字第658号案件尚未生效、抵押物尚未经司法评估的情况下，向公安机关所作的《情况说明》及询问笔录中的陈述，应该是较为客观的。从《情况说明》及询问笔录来看，戴永丰明知抵押物要变更，且说服戴永丰变更抵押物的是郭飞亮、应荣海，从未提及银行，同时《情况说明》与应荣海在原审法院第一次所作调查笔录中相关事实陈述基本吻合。戴永丰有关原审法院调取证据真实性、关联性的质证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信。至于抵押手续办理时提供的为《最高额借款协议》、抵押办理在旧贷归还及新贷发放之前，并不能直接证明戴永丰是在广发城北支行的劝说下变更抵押物。另有关广发城北支行行长与胡欧翔串通之说因无足够证据予以证明，对戴永丰相关主张不予认定。综上，原审法院认为，戴永丰没有证据证明系广发城北支行劝说戴永丰变更抵押物，故认定抵押物的确定系戴永丰与赛博公司协商的结果。
关于争议焦点三，戴永丰在确定抵押物时是否明知抵押物的价值不足1000万元。戴永丰认为，确定抵押物之前广发城北支行行长一直告诉他与原先抵押物是等值的，（2009）甬北商初字第658号案件判决后方知抵押物真正价值。广发城北支行认为，根据2010年1月11日的询问笔录戴永丰在签订合同前就明知抵押物的价值不足1000万元。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情况说明》，确定长兴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物前戴永丰也明知“长兴土地不一定值这么多钱”，但2010年1月11日的询问笔录提到“大概2008年5、6月份的时候郭飞亮电话跟我提起舟山的土地可以办理过户给应荣海……”因变更抵押物是在2007年12月，不可能在2008年5、6月份再商量，可见该陈述有误；另笔录提到“……后来我派人去了解，土地实际价值不到1000万元。后来这2000万元借款抵押物于2008年6月25日变成惠亭公司名下的土地，并由我、赛博公司、广发城北支行签订相应的委托贷款合同等手续……”抵押物变更的时间应为2007年12月18日，显然有误。因该份笔录好几个时间明显错误，故不能仅仅依据询问笔录就推断戴永丰当时明知抵押物的价值，对广发城北支行抗辩的在确定抵押物时戴永丰就明知抵押物的价值不足1000万元的事实不予认定。
原审法院认为：戴永丰、广发城北支行签订的《广东发展银行个人委托存款协议书》、《委托贷款合同》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戴永丰、广发城北支行均应恪守合同约定，全面及时履行各自义务。涉案《委托贷款合同》中广发城北支行收取贷款金额1‰即2万元的手续费，合同中戴永丰指定赛博公司支付手续费，并不影响戴永丰、广发城北支行间成立委托合同关系。广发城北支行抗辩案件系无偿委托贷款合同，收取的1‰手续费仅为办理委托事务的必要费用，现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其该抗辩意见不予采纳。因而，广发城北支行作为有偿委托合同的受托人在履行委托合同过程中负有合理谨慎的注意义务，戴永丰之所以委托广发城北支行发放贷款，也是基于对广发城北支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的信任，广发城北支行注意义务的标准应像其办理自营贷款业务一样。
在案件中，广发城北支行作为受托人，在办理抵押权登记时，因涉及抵押物价值，此时应向作为委托人的戴永丰请示是否评估，如不作评估，抵押物价值如何确定。然实际情况已如经办人沈某所言，抵押物在外地的，其抵押率不得高于50%，故在未对抵押物的价值进行评估的情况下，在空白的《房地产协议估价合同》上写下了4000万元的估值。可见广发城北支行应注意到抵押物价值可能虚高而未注意到，未向戴永丰提示相应风险，存在过错。但戴永丰自身也存在以下过错，导致贷款无法全额收回：（1）戴永丰指定赛博公司作为借款人，对借款人的资信情况有失审查；（2）戴永丰明知抵押物价值可能不值那么多，但考虑到舟山公司土地使用权过户后抵押物可以换回来，长兴土地使用权抵押只是暂时的才同意变更抵押物，其并非依据广发城北支行的《房地产协议估价合同》作出相应决策，可见系其自身忽视了对长兴抵押物价值的评估；（3）除《委托贷款合同》约定的年利率14.4%之外，另有其它利息约定（原审庭审中，戴永丰与应荣海均称月利率为4%，公安询问笔录中戴永丰称月利率为5%），戴永丰追逐高利加大了贷款风险。
根据法律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案件《委托贷款合同》第八条第七款“对因委托贷款而产生的任何纠纷，甲方（广发城北支行）均不承担责任”系广发城北支行预先拟定的格式条款，免除了广发城北支行的过错责任，应为无效。综合全案戴永丰、广发城北支行的过错情况，原审法院认为应由广发城北支行承担次要责任，赔偿金额由法院酌定，对戴永丰认为广发城北支行应承担全部责任的主张及广发城北支行认为其不存在过错无需承担责任的抗辩意见均不予采纳。至于戴永丰对赛博公司、惠亭公司的债权依然存在，尚可能得到进一步受偿，但目前其损失客观存在，若将来戴永丰受偿后损失小于广发城北支行应赔偿金额的，广发城北支行可另行解决。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四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2年8月13日作出如下判决：一、广发城北支行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戴永丰损失800000元；二、驳回戴永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5137元，由戴永丰负担143337元，由广发城北支行负担11800元。
戴永丰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程序违法。1.2011年9月20日在原审法院第一次庭审法庭调查阶段，广发城北支行向法院提交的证据中的一份是《长兴县国土资源局对于土地抵押登记需要的清单》，另一份为《广发银行杭州分行人民币委托贷款操作细则》（以下简称“操作细则”）。该两份证据经质证后记录在案，而原审法院未将质证过的证据列入原审判决书中，直接造成本案原审判决在实体问题上存在严重错误。2.原审法院违反最高院证据规则的有关规定，在没有任何当事人提出申请的前提下，过分积极收集不利于戴永丰的证据。3.原审法院违反有关证人必须出庭作证的规定，将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予以认证。本案关键证人沈某虽为在押服刑罪犯，但明显不属于证据规则第五十六条规定的“确有困难无法出庭的情形”。按理，对该证人的证言应该不予认证和采信，而原审判决显然违反了这一规定；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判决书中所说的第一个焦点问题本来就不是问题，该部分事实已经非常清楚，而且该事实也早已被原审法院之前作出的生效判决［（2009）甬北商初字第658号判决书］所确认。2.原审判决书所提到的第二个事实部分的争议焦点“戴永丰是否在广发城北支行的劝说下确认惠亭公司所有的长兴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物”，原审法院在此问题上认定抵押物的确定为“戴永丰和赛博公司协商的结果”是完全错误的。（1）抵押物变更的时点（根据长兴县国土资源局提供的抵押登记）为2007年12月18日。在这之前，宝云公司和戴永丰委托广发城北支行放贷给赛博公司的贷款（总额为2000万）还远未到期（约定的贷款到期还款日为2008年4月30日），况且当时借款人提供的抵押物舟山土地价值到了2007年12月已经在1亿元以上，足以保证2000万元贷款到期全额偿还，风险完全不存在。戴永丰根本没有变换抵押物的任何需要、想法或动机。（2）借款人同样也没有意愿去变更抵押物。借款人的法定代表人应荣海已买入但尚未过户本案所涉原抵押物，即舟山朱家尖7块土地共300亩。其中3块有抵押贷款，尚有4块没有抵押，因此置换出舟山土地对其而言没有好处，实际上其也没有参与过土地变更的协商。再说更换抵押物把舟山的土地置换出去，前提是要偿还原来的全部借款，注销先前的抵押登记，而当时借款人没有资金用于还贷，后来还款的实际经过专户交易流水账也证明了应荣海的证言完全属实。（3）郭飞亮没有与戴永丰谈过土地调换之事。原审法院认定的唯一的证据是2009年11月2日戴永丰签署过一份所谓的《情况说明》。该份证据在一审时，戴永丰已经向法院说明当初做这份《情况说明》的由来、目的、动机和成文的具体过程，但原审法院没有全面真实记录戴永丰的陈述内容。现再次予以说明与解释：其一，《情况说明》第2页原打印日期是“2009年12月18日”，事后“2009月”改为“2007月”有涂改的痕迹，作为唯一的证据，关键的时间点有涂改。特别是《情况说明》明确错写的“2009（后涂改为：2007年12月18日广发城北支行的委托贷款2000万元到期”是根本不对，实际委托贷款2000万元的到期日是2008年4月30日。戴永丰当初是特意将最重要的日期说错，目的就是希望将来有机会可以说清楚，这个《情况说明》不是戴永丰的真实意思。其二，2008年下半年，应荣海资金链断裂，40多个债权人开会向其要钱，应荣海拿出购买土地及付款资料，说钱都被郭飞亮、胡欧翔卷走了。多数债权人认为应荣海勾结郭飞亮、胡欧翔“在做戏”，向公安机关报了案。公安机关要求债权人们写情况说明一起加重郭飞亮在应荣海借款过程中的角色分量，他们打印好了添加了内容，叫戴永丰签字，戴永丰看大家都写了，也就签了字。戴永丰原来是不认识郭飞亮，也没有见过面，1500万元担保的事戴永丰也没有在场，是戴永丰公司里的徐雪波全程去办的。其三、《情况说明》里说郭飞亮也和戴永丰谈过确实不是事实。郭飞亮的交代可以证明他根本和戴永丰不认识也没有谈过抵押土地调换变更的事情，之前担保的事情也不是和戴永丰谈的。所以戴永丰于2009年11月2日签名的作为数十个被害人的其中一名债权人提交给公安机关的《情况说明》，在事实陈述上有欠考证、严谨和记忆不清的地方，应当与其他证据互相印证得出事实真相才对。另外，戴永丰记忆错误提到的“郭飞亮先来商量”舟山土地调换的事情，不光郭飞亮在公安机关讯问中已多次证明未跟戴永丰商量过，因为当时戴永丰跟郭飞亮根本就不认识。而且应荣海在宁某市江北区人民法院第三次开庭作证中，也非常明确的证明：“郭飞亮与戴永丰不认识，肯定不会商量。”当时舟山土地抵押时间还有近半年，主动权在戴永丰手里，不管是郭飞良、应荣海来谈，必须要有4000万元以上的抵押物价值来调换，否则免谈。因此可以断定郭飞良根本就没来谈过。（4）广发城北支行经办人沈某也证明没有人跟他商谈过把舟山朱家尖抵押土地调换成长兴土地进行抵押的事情。（5）2007年12月24日上午，徐利军亲自约戴永丰到其行长办公室，提出让戴永丰调换委托贷款2000万元登记的舟山朱家尖土地抵押物。徐利军故意向戴永丰告知虚假情况，说可以保证，长兴土地银行评估价有4000万元以上。戴永丰受广发城北支行行长徐利军的欺诈，误以为长兴土地评估价在4000万元以上，足以能保证戴永丰2000万元委托贷款资金的安全，于是认为还贷还是有保障的，答应了广发城北支行的安排。把价值100万不到的土地虚高估价到4000万元，唯一可能性是广发城北支行能做到这一点。广发城北支行不但超越了委托权限，违法盗用他人名义出具了虚假的评估，而且欺骗说服戴永丰同意变更抵押土地。综上，原审法院认定抵押物的确定“系戴永丰和赛博公司协商的结果”是没有事实依据的；三、戴永丰在本案中不存在任何过错。戴永丰之所以委托广发城北支行办理委托贷款，一方面是基于对广发城北支行的充分信任。同时受政策规制，只有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委托贷款才能够办理相应土地抵押手续，规避因借款人的资信因素可能带来的损失，所以在委托贷款合同项下作出了抵押担保选择。1.在抵押物变换之前，舟山土地价值为1亿多，作为委托贷款2000万元的抵押物，应该是万无一失的。如果不是广发城北支行违法违规欺骗置换长兴土地，以虚假的4000万元的评估价值说服委托人，2000万元的贷款是完全安全和有保障的。因此，不能说是对借款人资信失察。2.戴永丰在《情况说明》中说的抵押物“没有值那么多钱”是与那时值1个亿多的舟山土地比较而言的。关于利息，所谓的高利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实际收到的平均利息不足月利率1.5%，在银行基准利率4倍之内。四、有关本案赔偿数额的计算，原审判决对损失金额的确定也是错误的。戴永丰在原审主张的损失是委托贷款本金损失10332931元，是依据宁某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09）甬北商初字第658号判决书和截止到2011年7月3日利息损失12334180元，全部损失总计为22667111元。原审判决不认可戴永丰合法的利息损失，而且无端地把本金扣除了660多万元，利息更是没有保护。1.本案所涉的委托贷款合同项下的委托贷款是受法律保护的放贷行为，根本不是应荣海个人所犯的非法吸收存款罪中的“存款”行为，戴永丰合法的贷款本金和利息（利率也在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之内）均应当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并且，上述本金和利息的计算已经为原审法院的（2009）甬北商初字第658号判决书所确认。2.（2011）甬镇刑初字第24号刑事判决书的犯罪人是应荣海等自然人而不是本案的借款人赛博公司。广发城北支行是合法的金融机构，有资格开展委托贷款业务，其接受委托放贷给企业的行为怎么可能是非法“存款”的行为？宁某市镇海区人民法院（2011）甬镇刑初字第24号刑事判决书也并没有认定本案所涉的委托贷款是非法存款行为。况且，在此类民刑交叉的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指导案例已经表明了在此类问题上的立场，就是“即使民间借贷涉嫌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合同一方当事人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并不当然影响民间借贷合同以及相对应的担保合同的效力”。因此，应荣海等人涉嫌犯罪，也不影响其与戴永丰签署的委托贷款合同的有效性。刑事判决书所认定的应荣海等人犯罪期间是2007年4月到2008年1月，而本案贷款发生时间是2008年6月25日，没有任何关联，时间上也不对应。更何况，600多万元利息中绝大多数不是用于支付给戴永丰个人贷款的利息而是支付给宝云公司的贷款利息。3.因此，戴永丰的实际损失应该根据（2009）甬北商初字第658号判决书判决的和委托贷款合同约定的本金和利率计算，广发城北支行应该向戴永丰全额赔偿委托贷款本金损失10332931元及自2008年6月25日起至实际赔偿日止按年利率21.6%计算的利息损失；五、原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广发城北支行只承担次要过错责任是错误的，应该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理由如下：1.本案是因委托合同而引致的纠纷，忠诚的义务是委托合同项下受托人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义务。原审判决非但没有“加重了受托人的责任”，相反，实在是减轻了受托人的责任。2.广发城北支行认为，委托贷款银行不承担贷款的风险。戴永丰认为，这是指银行在委托贷款过程中如果依法依规严格按照委托授权指示办理委托贷款事宜，则其当然不需要承担贷款流失的商业风险。但本案现在的问题是，广发城北支行没有授权或者超越授权，对此造成的后果其应承担全部法律责任。换言之，不承担贷款流失的风险并不意味着其不需要履行任何受托人应负的法律义务，不能排除其因自身过错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综合本案事实，广发城北支行非但没有履行受托人忠诚的基本职责，按照委托人委托从事相关的行为，相反却串通、勾结案外人严重损害了委托人的合法利益。特别是在没有委托时，勾结抵押人先行设定低价值的抵押物，而且明知自己没有评估资格也没有接受委托，故意盗用他人名义对抵押物价值作出恶意严重的虚高估价，并用此虚构的抵押物的评估价值骗取戴永丰的同意，变换抵押物，诱骗戴永丰签署委托贷款合同发放贷款，致使委托人发放的贷款不能得到足额抵押物的担保保障。其后，在办理贷款过程中，又替借款人主导、包办恶意改变贷款用途，用于“以贷还贷”，根本未尽检查、监管贷款用途之责，造成贷款流失，理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综上所述，原审法院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请求院二审法院支持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广发城北支行向戴永丰赔偿委托贷款本金损失10332931元及自2008年6月25日起至实际赔偿日止按年利率21.6%计算的利息损失（截止到2011年7月31日共计12334180元，具体为：2008年6月25日至2009年6月24日360万元、2009年6月25日至2011年5月11日823.3万元、2011年5月12日至2011年7月31日502180元）。
广发城北支行答辩称：戴永丰上诉状中大多数内容是广发城北支行在抵押物变更过程中所发挥的程度，广发城北支行认为戴永丰的陈述没有证据可以支持，绝大数陈述是其本人的推定，在本案发生之前，戴永丰向公安机关提供的说明可以构成其自认，应当说当时其作出的说明是符合客观情况的，关于抵押物变更应以这些说明为准。
广发城北支行亦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在委托贷款关系中为受托人创设了一项合同义务，即受托人应向委托人尽到提示抵押物不足值风险的义务，且履行该注意义务的标准应像其办理自营贷款业务一样。原审根据其创设的义务作出受托人未履行该注意义务存在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的判决于法无据。首先，无论是根据《委托贷款合同》的约定还是《贷款通则》的规定，均已明确委托贷款中受托人的义务范围严格限于“代为发放、监督使用及协助收回贷款”，风险提示显然不在上述义务范围内。其次，合同法虽规定了广义的合同附随义务，但任何一项具体的附随义务均应以具体合同义务为依托，并以责任方存在过错为前提。委托贷款中受托人的合同义务限于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办理委托贷款手续相关的义务，判断抵押物价值并提示风险与办理手续的义务毫无关联，因此不应当将其视为银行应承担的附随义务；二、根据《贷款通则》第七条第二款规定：“贷款人（受托人）只收取手续费，不承担贷款风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七条第二款规定：“构成委托贷款的，金融机构出具的存单或进账单、对账单或与委托人签订的存款合同不作为存款关系的证明，借款方不能偿还贷款的风险应当由委托人承担。”因此，本案应适用上述规定，判决广发城北支行不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而且，戴永丰在一审的第一次庭审中就明确承认，他在办理委托贷款时就明确知道银行是不承担贷款风险的。既然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规定广发城北支行不承担贷款风险，《委托贷款合同》等合同文件也约定广发城北支行不承担贷款风险，那么原审判决以创设风险提示义务的方式将贷款风险部分转嫁给广发城北支行是完全错误的。而且银行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其专业在于为客户合法地办理与贷款有关的手续，银行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为客户对抵押物的风险进行把关并提示风险。原审判决书作出的“被告应注意到抵押物价值可能虚高而未注意到，未向原告提示相应风险，存在过错”的认定不仅没有任何法律和合同约定的依据，也超出了广发城北支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的能力范围；三、原审判决书作出上述认定的理由在于广发城北支行曾出具过一份《房地产协议估价合同》，但实际上这份《房地产协议估价合同》仅仅是为了满足抵押登记机关对于抵押物登记手续的需要而出具的，广发城北支行仅提交给长兴县国土资源局登记用，未将这份估价合同提供给其他任何人，更没有把它提供给供戴永丰参考。戴永丰在原审第一次庭审中也明确承认：在签订涉案《委托贷款合同》之前，没有见到过这份《房地产协议估价合同》，戴永丰是在诉讼发生后向长兴县国土资源局查档后才看到这份《房地产协议估价合同》的。由此可见，戴永丰当时完全是根据其自己的判断来决定是否向债务人提供贷款并自行决定抵押事项，戴永丰作出的贷款决定完全是基于其自身对于贷款风险包括抵押物价值的考量，与这份《房地产协议估价合同》毫无关联；四、原审法院设定的受托人的风险提示义务，实际上也与委托贷款的业务流程相矛盾。在委托贷款中，与贷款有关的实质性事项，包括贷款的金额、期限、是否要求担保及抵押等事项均是由委托人和借款人事先自行商定并协商一致后再委托银行办理相关的手续。上述这些事项均是影响贷款风险的因素，委托人与借款人协商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其对影响贷款风险的因素，包括抵押物的价值，进行了考量并作出判断的过程。也就是说，委托人在委托银行办理委托贷款手续时，已经对包括抵押物价值在内的贷款风险自行作出了判断，在此基础上设定了贷款的金额、利率、期限、抵押物等实质性事项。既然委托人已经对包括抵押物价值在内的贷款风险进行了考量并作出了决定，银行就无需再向委托人请示是否评估抵押物或者提示风险，而是应严格按照委托人的指示为其办理相关的抵押登记及贷款的手续。事实上，原审判决中也已经确认，涉案抵押物的确定系戴永丰与赛博公司（借款人）协商的结果，戴永丰已经对包括抵押物价值在内的贷款风险作出了判断并决定按照设定的条件向借款人发放贷款。原审判决还确认，戴永丰之所以要委托广发城北支行，是因为抵押物系工业用地，按目前政策戴永丰作为自然人无法登记成为抵押权人，因此才委托广发城北支行办理相关手续。由此可见，戴永丰之所以委托广发城北支行办理委托贷款的手续完全是出于政策的限制，而不是基于对专业金融机构的信任或者说出于风险控制的需要；五、原审认为受托人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对于抵押物不足值风险应像办理自营贷款业务一样负有注意义务，现受托人未向委托人尽到相关提示义务，对于抵押物处置后所得价款不足以清偿全部借款的损失负有次要责任，判决酌定赔偿80万元。广发城北支行认为，该判决大大加重了广发城北支行义务，广发城北支行仅收取了2万元手续费，这2万元主要用于补偿办理该笔业务的各项必要费用，包括人力成本、账户管理、合同管理、差旅费用、办公支出、以及借款人违约后配合委托人诉讼而产生的支出，上述这些费用虽未形成书面证据，但是确实客观存在。因此，本案的委托贷款合同应当认定为系无偿的委托，受托人仅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况下才承担赔偿责任。与自营贷款的利息收入相比，委托贷款的手续费仅够银行弥补办理该项业务而产生的支出，如果要求银行在委托贷款中承担与自营贷款等同的注意义务，并承担因贷款风险导致的委托人的损失，无疑将导致广发城北支行所享有的权利和所承担义务的严重不对等，违背了民事活动中一贯坚持的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和司法审判活动中应坚持的公平原则。事实上，本案是因戴永丰追逐高额利息，以委托贷款的合法形式掩盖高利借贷的非法目的，从而造成的损失应由戴永丰自行全部承担。最后，戴永丰的损失并未定局，原审法院酌定赔偿的判决于法无据。综上，广发城北支行作为委托贷款的受托人，对于向委托人就抵押物价值进行风险提示既非法定义务，亦非约定义务，广发城北支行在履行委托合同过程中没有任何过错，不应承担过错责任。原审法院认为广发城北支行没有尽到合理谨慎的注意义务，对戴永丰借款未获全部清偿负有次要责任，作出由广发城北支行承担部分赔偿责任的判决，于法无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戴永丰的全部诉讼请求。
戴永丰针对广发城北支行的上诉答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广发城北支行应履行合理注意义务，但判决并没有加重其义务，反而是减轻了其义务。作为受托人最重要的义务是忠诚义务，在严格的授权范围内行使，不得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在本案中广发城北支行的所作所为超过了权限，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受托人超过权限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应予赔偿损失。本案关键是原审法院并没有把受托人所应当承担的忠诚义务作为首要义务来对待，从而没有认定广发城北支行虚构抵押物的价值，诱导委托人签订空白合同的过错；二、广发城北支行认为不承担委托合同风险，如果广发城北支行在委托权限内那可以不承担风险，但是现在是广发城北支行自己去找了一块土地，欺骗了戴永丰，广发城北支行办理长兴土地的抵押没有得到戴永丰的委托及同意，故广发城北支行在委托权限外的风险需要其来承担。
二审中，戴永丰提供以下十一组证据材料：一、1.《最高额抵押合同》附《抵押物清单》；2.舟山市蓝舟地价评估事务所《评估报告书》；3.抵押登记证明普朱抵登字（2007）24号；4.广发城北支行放贷《借款借据》两份，拟证明2007年4月舟山土地抵押委托贷款2000万元，土地经第三方评估事务所评估价值为4000万元以上；委托贷款到期日为2008年4月30日，担保的主债权没有到期，戴永丰没有必要中途调换抵押物。广发城北支行质证后认为，该组证据系协助戴永丰另案起诉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委托贷款是广发银行宁某江北支行，不是广发城北支行，是两个不同的主体。广发银行宁某江北支行后来整体搬迁到余姚，就是现在的广发银行余姚支行，广发城北支行是后来设立的。本院经审查后认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至于与本案的关联性，结合其他证据一并论述；二、舟山公司、舟山黄金海岸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和惠亭公司工商登记、营业执照等材料，拟证明上述公司的基本情况。广发城北支行质证后认为，该组证据无原件核对，且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该组证据与本案并无直接的关联性；三、1.应荣海在2012年1月11日原审第三次开庭笔录（第3页）中的陈述，即“这段时间我们跟戴总做土地抵押的贷款期限还未到，原因是当时郭飞亮（胡鸥翔）有某种目的，长兴土地要强卖给我”；2.2007年12月15日《转让协议》；3.赛博公司先后8次汇付给惠亭公司2400万元的银行凭证等，拟证明胡鸥翔控制的惠亭公司在2007年9月29日向浙江省长兴县泗安镇用100万元购买的土地，于同年12月15日以舟山转让土地不予办理过户登记为要挟，强行转让给应荣海的赛博公司加价达2400万元，并实际逼迫应荣海的赛博公司付清2400万元的背景事实。广发城北支行质证后认为，第1项系原审庭审笔录，不应作为证据予以使用；第2、3项真实性不清楚，且与本案无关联。本院经审查后认为，第1项系原审庭审笔录，并非二审中新的证据；第2、3项未提供原件，且与本案无直接的关联性；四、2012年1月11日原审法院审理笔录（第三次）中的应荣海出庭作证的证言，拟证明应荣海陈述的事实以庭审的陈述为准。广发城北支行质证后认为，庭审笔录不应该作为新证据使用，对应荣海的两次证言，已经发表过详细的质证意见。应荣海的第一次证言是原审法院第一次庭审之后给应荣海制作的调查笔录，在笔录中应荣海明确陈述抵押物的更换是戴永丰跟借款人协商的结果。第三次庭审时，应荣海的证言改变了其陈述。应荣海的陈述自相矛盾，应以第一次的证言为准。本院经审查后认为，应荣海在原审中的证言笔录并非二审中新的证据，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评价；五、1.复印自宁某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取自公安机关有二处涂改的戴永丰于2009年11月2日签名的《情况说明》；2.郭飞亮在公安机关2010年1月20日《讯问笔录》第2页、2010年5月11日《讯问笔录》第5页；3.宁某市镇海区人民法院（2011）甬镇刑初字第24号刑事判决书，拟证明郭飞亮、胡鸥翔没有与戴永丰谈过土地调换之事，以及宁某市镇海区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和宁某市镇海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都排除了《情况说明》等作为刑事定案的依据。广发城北支行质证后认为，第1项证据在原审中出示并且质证，戴永丰自认了和借款人商量抵押物变更的事情。第2、3项如果是来自宁某市镇海区人民检察院的存档则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笔录中郭飞亮的陈述，跟应荣海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是矛盾的，戴永丰在公安机关2010年1月11日在宁某市公安局经侦支队讯问笔录中第2页的谈到2007年4月的时候跟郭飞亮认识。本院经审查后认为，第1项《情况说明》中某些时间节点确实有误，对第五组证据所反映的基本事实与本案的关联性应当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考量；六、1.原审法院2011年9月15日对沈某的《调查笔录》第2页；2.戴永丰聘请浙江百铭律师事务所王锡伟、陆佩艳律师于2011年12月13日对沈某的《调查笔录》第1页、第2页，拟证明广发城北支行经办人沈某证明没有人跟他商谈过把舟山朱家尖抵押土地调换成长兴土地进行抵押的事情。广发城北支行质证后认为，二份证据在原审中出示并且质证。沈某第一次询问笔录中的证言证明了戴永丰是认可这个事情，而且也证明了戴永丰是知道抵押物的价值及情况。本院经审查后认为，上述证据非二审中新的证据，本院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评价；七、从长兴县国土资源局档案室调取的证据：1.《土地他项权利（抵押）登记申请、审核表》、2007年12月18日由抵押权人广发城北支行、抵押人惠亭公司和债务人（借款人）赛博公司签订没有编号的《最高额借款协议》；2.2007年12月18日抵押权人广发城北支行与抵押人惠亭公司两方签订编号为空白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及抵押登记证；3.广发城北支行作出并与惠亭公司共同签订的《房地产协议估价合同》和他项权证［编号为长土他项（2007）第1-522号］；4.2007年12月18日长兴县泗安镇人民政府《说明》；5.长兴县国土资源局提供的《土地抵押登记所需提供资料清单》。经咨询其中第5项的“借款合同”当然包括《委托贷款合同》，但在2007年12月18日广发城北支行拿不出戴永丰签名的《委托贷款合同》，上述证据拟证明在2007年12月18日，广发城北支行先是单独与新的抵押人即惠亭公司和赛博公司签订一系列协议，派沈某去长兴办理最高额借款土地抵押登记。在没有戴永丰委托的情况下，勾结抵押人先行设定低价值的抵押物，明知自己没有评估土地资格，盗用他人名义对抵押物价值作出评估，并且恶意严重虚高估价抵押物价值，并倒签委托贷款合同，以此来诱骗戴永丰。具体表现在：1.《最高额抵押合同》没有委托人的签字；2.《最高额抵押合同》没有编号，不是三方于2007年12月18日签署的《委托贷款合同》（编号074764）项下074764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其编号是后面补填上去的；3.《最高额借款协议》没有委托人的签字；4.抵押的主合同不是三方2007年12月18日签署的《委托贷款合同》；5.广发城北支行盗取他人名义违法出具抵押物评估意见，出具的抵押物价值虚假，高估60多倍；6.惠亭公司投资建设惠亭大酒店，因资金短缺停工一年多，后引进宁某投资商建设，致使工期延长，申请土地抵押等事实；7.土地抵押登记所需提供资料中“借款合同”当然包括《委托贷款合同》；8.土地抵押登记所需提供材料清单，明文规定要有土地评估资质的评估单位或银行与借款人、抵押人双方土地抵押价值协议书（即银行自营贷款）。广发城北支行质证后认为，该组证据是在原审开庭之前广发城北支行提供给法院，没有作为证据提供，只是作为参考资料，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广发城北支行认为戴永丰已经于2007年12月18日签署过委托贷款合同，已经有充分有效的授权。本院经审查后认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至于上述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以及广发城北支行在办理长兴土地抵押物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须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综合评价；八、1.《操作细则》；2.2007年12月24日《委托贷款暨借款申请书》；3.戴永丰按规定要求将2000万元委托资金于2007年12月24日存入指定委托贷款资金账户的银行《进帐单》；4.戴永丰与银行签订的个人委托贷款存款协议书；5.编号074764落款日期倒签为2007年12月18日的《委托贷款合同》；6.广发城北支行2007年12月24日放贷的《借款借据》，上述证据拟证明广发城北支行办理抵押担保的操作流程（第26、27、28、29条），其中贷款人不出具任何形式的担保审查意见；《委托贷款合同》实际的签署日应该是2007年12月24日。因为：2007年12月24日《委托贷款暨借款申请书》、戴永丰按规定要求将2000万元委托资金于2007年12月24日存入指定委托贷款资金账户的银行《进账单》、戴永丰与银行签订的《个人委托贷款存款协议书》、广发城北支行2007年12月24日放贷的《借款借据》。广发城北支行质证后认为：第1、2、4、5项证据在原审中已经进行了质证，对第3、6项证据没有异议。本院经审查后认为：按照《操作细则》规定，《委托贷款暨借款申请书》、《个人委托贷款存款协议书》应先于《委托贷款合同》办理，而本案中《委托贷款暨借款申请书》、《个人委托贷款存款协议书》以及2000万元委托资金存入指定委托贷款资金账户均于2007年12月24日办理，故落款为“2007年12月18日”的《委托贷款合同》先于上述程序签订有违《操作细则》的规定，也不符合常理，故落款为“2007年12月18日”的《委托贷款合同》存在倒签的可能性较大，其实际签署日应当等于或后于2007年12月24日。至于上述证据与本案的关联性在下文中再一并论述；九、1.广发城北支行2007年12月24日的','2018-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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