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琼民三终字第73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孙传刚，男。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陈义益，男。
委托代理人：高杰，海南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萧荣华，男。
委托代理人：高杰，海南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韦振亚，男，黎族。
委托代理人：邢少平，海南三和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乐东黎族自治县千家镇前号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韦文生，该村村委会党支部书记。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乐东黎族自治县千家镇前号村委会第一村民小组。
代表人：韦振中，该村民小组组长。
上诉人孙传刚与被上诉人陈义益、萧荣华、韦振亚、乐东黎族自治县千家镇前号村民委员会（简称村委会）、乐东黎族自治县千家镇前号村委会第一村民小组（简称村民小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1）海南二中民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孙传刚及其委托的黎传榜，被上诉人陈义益、萧荣华的委托代理人高杰，被上诉人韦振亚的委托代理人邢少平，被上诉人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韦文生，被上诉人村民小组的代表人韦振中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经多次调解未果，现已审理终结。
陈义益、萧荣华一审诉称：2011年1月，二人合伙来海南进行农业开发。经人介绍，二人与村委会党支部书记韦文生、村民小组组长韦振中及韦振亚认识并商谈千家镇前号村80亩土地的承包事宜。韦文生、韦振中及当时的承包人韦振亚在洽谈过程中均向二人承诺：该承包地经村委会、村民一致同意发包，有关的青苗补偿款已发放到位，发包手续齐全、无任何纠纷风险、具备良好的生产条件。二人认为符合自己的要求，便欲以转包金人民币35万元从韦振亚处转包该地。2011年1月14日，韦振亚拿着孙传刚已签名、村委会加盖了公章、村民小组组长韦振中签名同意转让的《土地转包合同》给二人，并声称该土地系其从孙传刚处转包，有关手续齐全，韦振亚无需在合同上再签名，只要陈义益、萧荣华签名即可。陈义益代表陈义益、萧荣华在合同上签名。同日，陈义益将土地转包费人民币（下同）35万元交付给韦振亚。另支付给村民小组7200元土地承包金。陈义益、萧荣华开始开发承包地几天后，村民小组的八户村民组织多人前往承包地阻拦陈义益、萧荣华作业施工，称土地为其自有承包地，村委会对外发包未经其同意，有关青苗补偿事宜村民并不知情。陈义益、萧荣华与八户村民多次协商未果后，要求一审四被告出面协调解决该纠纷，但四被告均避而不见，拒不履行提供良好生产环境的合同义务。陈义益、萧荣华只得停止施工。后陈义益、萧荣华得知该承包地纠纷由来已久，期间多次转包，所有承包人均无法耕种。陈义益、萧荣华基于对四被告的信赖，签订了《土地转包合同》，四被告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将纠纷地转让给陈义益、萧荣华，四被告的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诉请一审法院判令：一、解除2011年1月14日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二、韦振亚返还土地转让承包费人民币35万元，其他三被告承担连带责任；三、诉讼费用由四被告承担。
孙传刚辩称：一、孙传刚在本案中主体不适格，请求法院驳回陈义益、萧荣华的起诉。孙传刚不是本案争议合同的当事人，与陈义益、萧荣华不存在合同关系。陈义益、萧荣华是与韦振亚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从韦振亚处转包的涉案土地，韦振亚、村委会、村民小组才是合同的当事人。2011年1月14日，孙传刚欲把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以17万元转让给韦振亚的弟弟，并于当天上午和韦振亚签订一份《土地转包合同》，孙传刚先在该《土地转包合同》甲方处签名，然后交给韦振亚，韦振亚当时并没有在合同书上签名，而是冒用孙传刚的名字，使用该《土地转包合同》与陈义益、萧荣华签订了《土地转包合同》，进而把该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陈义益、萧荣华，这样才有陈义益的名字在《土地转包合同》乙方处。陈义益、萧荣华一审将非真正利害关系人作为被告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合同不是孙传刚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该合同对孙传刚不具有约束力，但由于该合同上有孙传刚的名字，故孙传刚同意解除合同，但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二、孙传刚无需对本案合同纠纷承担任何法律责任，韦振亚、村委会、村民小组也没有构成根本违约。涉案土地是孙传刚在2005年12月1日从村民小组承包得来的，该地已被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简称乐东法院）（2009）乐民初字第558号生效民事判决所确认，且韦振亚、村委会、村民小组均知情，因此，该合同合法有效且目前已履行完毕，韦振亚、村委会、村民小组不构成根本违约。
韦振亚辩称，当时是陈义益先在合同上签名，现在陈义益却称韦振亚、村委会、村民小组先在合同上盖章签名后，陈义益才签名，公安机关笔录证明孙传刚在合同上签名之后，由韦振亚带着合同去三亚找陈益义、萧荣华签名，陈益义、萧荣华对该事实做了虚假陈述；其次，陈益义、萧荣华经人介绍认识孙传刚，陈益义、萧荣华的陈述与事实不相符；第三，陈益义、萧荣华认为本案是合同签订以后违约，故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规定错误，因为本案土地已经交付，陈益义、萧荣华已经投入开发，故不属于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而不能履行的情形；第四，对方适用诚实信用原则也不妥，当时法院已经判决土地交付，陈益义、萧荣华也已对土地进行开发；第五，韦振亚主体不适格，不是本案当事人，没有签订合同，合同当事人是陈义益、孙传刚。韦振亚在签订合同过程中充当了孙传刚的代理人，责任应由被代理人孙传刚承担；第六，35万元全部交付给孙传刚，银行转账人民币17万元，孙传刚开具收据人民币18万元，韦振亚仅仅拿到7万元报酬。综上，请求法院驳回陈益交、萧荣华对韦振亚的诉讼请求。
村委会和村民小组辩称其只是履行法定转包手续，不应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05年4月16日，孙传刚夫妇与第一村民小组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合同约定：“孙传刚承包该村民小组坡地面80亩，土地四至为东至公路西，西至山坡止，南至墓地，北至韦永丰园界。承包期限30年，自2005年12月1日起至2036年12月1日止，每年每亩租金人民币50元”。2009年3月27日，孙传刚与第一村民小组就该80亩土地重新签订《土地承包合同书》，合同约定：“孙传刚承包该村民小组坡地面80亩，土地四至（东至公路西，西至山坡止，南至墓地，北至韦永丰园界），承包期限27年，自2009年3月27日起至2036年3月27日止，每年每亩租金人民币90元。在承包期内，经第一村民小组同意，孙传刚承包土地可依法转让、转包、出租和入股，但不得改变土地的集体所有性质和农业用途，不得进行破坏性或掠夺性生产经营，承包期满，孙传刚对原承包的生产经营项目享有优先承包经营权”。村委会和千家镇人民政府在该合同书上盖章并签署同意承包的意见。2009年6月，第一村民小组村民韦峰、韦一东在孙传刚夫妇承包的80亩土地内种植了20多亩橡胶苗，2009年6月30日，孙传刚、陈凤英在乐东法院起诉韦峰、韦一东侵权，乐东法院作出（2009）乐民初字第558号民事判决，认定孙传刚夫妇对80亩土地有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韦峰、韦一东的行为构成侵权。该判决已生效且已执行完毕。2011年10月，陈义益和孙传刚经人介绍认识，两人经协商口头约定，萧荣华和陈义益出资人民币33万元给孙传刚，孙传刚将其承包的80亩土地转让给萧荣华和陈义益，承包需征得村委会和村民小组的同意。村支书韦文生告知萧荣华、陈义益，该80亩土地孙传刚正在和韦振亚协商进行转包事项，建议萧荣华、陈义益同韦振亚就承包事项进行沟通。萧荣华、陈义益在韦文生家与韦振亚协商，韦振亚同意和孙传刚协商转包的80亩土地，韦振亚不再转包，该80亩土地转包给萧荣华、陈义益。2011年1月14日上午，韦振亚通过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转账给孙传刚人民币17万元，孙传刚在自己制作的一份《土地转让合同书》甲方一栏中签名。该合同内容为：“甲方，乙方，经土地发包方同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甲方同意将乐东县千家镇前号村委会第一经济社于2009年3月27日所承包的土地转包给乙方承包经营，该山地四至范围是：东至公路西界，西至山坡，南至墓地，北至韦永丰园界，面积共80亩。土地转包合同签订后，甲方在原合同中所享有的权利和所承担的义务全部转移至乙方。乙方将按原合同规定按时足额交付土地租金。此合同一式三份，甲、乙方及土地发包方各执一份，甲乙双方签字生效。2011年1月14日”。孙传刚签名后，乙方签名空白，孙传刚将该合同交给韦振亚。当天中午，韦振亚通知前号村委会支书韦文生、第一村民小组组长韦振中等人一同前往三亚市。韦振亚、陈义益、萧荣华、韦文生、韦振中等人在三亚市凡尔赛餐厅见面，韦振亚将有孙传刚签名的《土地转让合同书》交由陈义益，陈义益在乙方栏中签名，韦文生在合同上签署“同意转包”并加盖前号村委会公章，韦振中签署“同意转让”，陈义益、萧荣华支付给韦振亚人民币35万元（现金支付人民币4万元，转账支付人民币31万元），韦振亚出具收据，内容为“收据，兹收到陈义益交来土地转让承包费人民币叁拾伍万元整。此据，收款人：韦振亚，2011年1月14日”，陈义益、萧荣华又支付给第一村民小组2011年1月14日至2011年12月31日土地承包金人民币7200元。后陈义益、萧荣华在土地上准备进行开发耕种，由于前号村村民阻止无法耕种，遂产生纠纷。2011年1月14日，孙传刚给韦振亚出具收据1份，内容为“今收到韦振亚关于前号村第一经联社土地转让费人民币18万元，收款人：孙传刚，2011年1月14日”。2011年1月10日，陈义益、萧荣华签订《合伙协议》，约定双方合伙经营本案争议的土地。
一审法院认为：《土地转让合同书》合同双方署名为孙传刚和陈义益，该合同是孙传刚签好名后交给韦振亚，后由韦振亚交由陈义益签名，该合同也经过村委会和村民小组的同意，合同约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符合法律规定，故《土地转让合同书》为有效合同。孙传刚辩解合同签订是重大误解，其不是合同当事人，故合同对其不具有约束力，一审法院认为，孙传刚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理应知道其单方签名合同的法律后果，故对孙传刚的辩解不予支持。陈义益和孙传刚均同意解除合同，应予解除。由于陈义益、萧荣华准备进行开发耕种时就产生纠纷无法耕种，陈义益、萧荣华主张合同解除后返还转让款35万元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韦振亚持孙传刚签名后的空白合同交由陈义益签名，孙传刚在无证据证实韦振亚是冒用其签名的情况下，孙传刚应就其向韦振亚提供其签过名的空白合同的行为承担法律风险，孙传刚与韦振亚构成委托代理关系，据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委托人孙传刚对陈义益承担责任。韦振亚收取陈义益35万元，应当视为委托人孙传刚的收取，故孙传刚应当返还35万元给陈义益、萧荣华。孙传刚与韦振亚之间的争议，双方可另行解决。萧荣华和陈义益是合伙人，萧荣华作为案件当事人符合法律规定。韦振亚、村委会、村民小组不是合同的当事人，陈义益、萧荣华主张韦振亚、村委会、村民小组承担连带责任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5条的规定，判决：一、解除陈义益与孙传刚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书》；二、孙传刚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返还给陈义益、萧荣华35万元；三、驳回陈义益、萧荣华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10元，由孙传刚负担。
孙传刚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严重失实，证据不足，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涉案合同是陈义益、萧荣华二人与韦振亚、村委会、村民小组三方签订的，韦振亚在未经过孙传刚同意的情况下，以孙传刚的名义与陈义益签订了合同，孙传刚未授权韦振亚代理其签订合同，韦振亚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是孙传刚的代理人，一审法院凭韦振亚的陈述就认定韦振亚系其代理人，而未按照证据规则规定的举证原则判决韦振亚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属故意偏袒韦振亚；一审法院判决孙传刚返还陈义益与萧荣华35万元违反了合同相对性原理，韦振亚取得了35万元的转包金，合同解除后，应由韦振亚承担返还责任，韦振亚称已将35万元交给了孙传刚不属实。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
陈义益与萧荣华答辩称：一、其二人与孙传刚签合同不是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二人原本是想同韦振亚签订合同，但韦振亚拿来提孙传刚签名的合同并说韦振亚不签名没事，且村委会与村民小组都签字盖章，其二人不懂大陆的法律，就签名并支付了韦振亚35万元。孙传刚签名也不是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且涉案地为纠纷地，根本无法耕种，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所以，合同应当解除。当事人各方对一审判决解除合同并无异议，故此项判决内容应予维持。二、孙传刚主张其与韦振亚是转包关系，然后，再由韦振亚转包给陈义益与萧荣华二人是事实。一审判决查明“韦振亚同意和孙传刚协商转包涉案土地，韦振亚不再转包，涉案土地转包给陈义益与萧荣华”的事实错误，韦振亚收到了35万元，就应当承担偿还责任，请求二审法院判决增加韦振亚承担连带责任。
韦振亚答辩称：孙传刚否认与陈义益签约违背客观事实。合同是孙传刚事先打印好的，签名也是其本人签名，然后将签名的合同交给韦振亚，韦振亚拿到合同后，转账支付给孙传刚17万元。陈义益也认可这一点，韦振亚在三亚与陈义益签约后，回来又交给孙传刚18万，有公安机关笔录予以证明。故孙传刚与韦振亚构成委托代理关系，韦振亚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依法应由孙传刚承担，故孙传刚上诉请求判决韦振亚返还35万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事实成立，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35万元的承包费中，韦振亚承认以“好处费”的名目收到7万元。
本院认为，陈义益与萧荣华系台湾居民，本案系涉台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合同纠纷，关于本案的管辖权与法律适用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我国内地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的“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由省会、自治区首府、直辖市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一审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因本案涉及不动产，不动产纠纷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一审判决遗漏管辖权与法律适用问题，本院予以补充。
关于孙传刚委托黎传榜作为其诉讼代理人的问题，本院认为，一审判决作出时间为2012年12月18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07年）第五十八条，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黎传榜可以作为诉讼代理人。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只有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三类身份的人才能担任诉讼代理人，而黎传榜不属于这三类中的任何一类，黎传榜不得作为诉讼代理人身份，鉴于黎传榜在一审时已作为孙传刚的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且二审庭审时各方当事人对黎传榜作为诉讼代理人未提出异议，且孙传刚当庭表示，其属农民，文化水平不高，而面对对方当事人的职业律师，其庭审时可能存在不能正确表达真实意思的情形，请求法庭准许黎传榜出庭参加诉讼，黎传榜所作的陈述即视为孙传刚本人的陈述。考虑到本案的特殊性，本院准许黎传榜作为孙传刚的诉讼代理人出庭参加诉讼，黎传榜在庭上所作的陈述由孙传刚本人承担。
关于案件实体问题，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孙传刚与陈义益于2011年1月14日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是否成立并生效，如果成立且生效，是否可以解除；二、如果该《土地转包合同》不成立或无效或应当解除，孙传刚与韦振亚谁应当承担返还陈义益、萧荣华35万元？
关于《土地转包合同》是否成立并生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本案所涉《土地转包合同》系完全行为能力人孙传刚与陈义益签订，并且村委会与村民小组也在分别在合同上盖章签字，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土地转包合同》依法成立且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以及我国法律中其他关于合同效力的禁止性规定，故该合同有效。
关于当事人主张的孙传刚先将土地转包给韦振亚，韦振亚再次转包给陈义益、萧荣华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虽然，孙传刚与韦振亚曾经进行过协商，但由于未签订书面的土地流转合同且未报发包方备案，故孙传刚与韦振亚之间不成立土地转包合同，本案中的《土地转包合同》为孙传刚与陈义益之间的书面合同且经过了发包方的认可，符合土地承包法的强制性要求，故本案《土地转包合同》系在孙传刚与陈义益之间成立，至于陈义益与萧荣华的合伙关系，因各方当事人并不否认，故可予以认可。
关于《土地转包合同》是否可以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本案一审过程中，陈义益起诉请求解除《土地转包合同》，孙传刚认为其本意也不是同陈义益签订合同，同意解除《土地转包合同》，前提是陈义益承认系重大误解与其签订的合同。陈义益也表示其二人原本欲同韦振亚签订合同，而不是与孙传刚签订合同，一审判决认定双方均同意解除合同正确，且孙传刚未在法定的上诉期间对此提出上诉，一审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正确，应予以维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的“合同解除后，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陈义益有权要求退还承包费及赔偿损失，现陈义益只要求退还35万元的转包金，应予支持，35万元承包费应予返还。关于《土地转包合同》解除后，谁应当返还给陈义益、萧荣华35万元，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韦振亚持有孙传刚签名的空白合同，又有村委会与村民小组分别盖章与签字确认，陈义益有理由相信韦振亚有权代孙传刚签订合同，韦振亚与孙传刚之间构成表见代理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规定的“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韦振亚收取陈义益35万元，无论孙传是否收到，孙传刚作为合同当事人，应当承担返还义务。至于韦振亚在收到35万元后是否交付给孙传刚，属于孙传刚与韦振亚代理关系内部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属本案审理范围，孙传刚与韦振亚可以另行起诉予以解决。至于韦振亚收到的“好处费”7万元，亦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孙传刚愿意支付7万元给韦振亚还是收回，亦应其二人另外解决。
关于陈义益、萧荣华主张韦振亚承担连带责任，因不属于在法定上诉期间提出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审理。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实体法律正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550元，由上诉人孙传刚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曾瑞珍
代理审判员 高俊华
代理审判员 刘兰英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八日
书 记 员 刘潇潇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五十八条下列民事行为无效：
（一）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
（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
（三）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
（四）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
（五）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
（六）经济合同违反国家指令性计划的；
（七）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
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
第六十三条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
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双方当事人约定，应当由本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得代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九条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当事人依法可以委托代理人订立合同。
第十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
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
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第三十七条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一般包括以下条款：
（一）双方当事人的姓名、住所；
（二）流转土地的名称、坐落、面积、质量等级；
（三）流转的期限和起止日期；
（四）流转土地的用途；
（五）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六）流转价款及支付方式；
（七）违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十三条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五十八条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
下列人员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
（一）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二）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
（三）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07年）
第五十八条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
律师、当事人的近亲属、有关的社会团体或者所在单位推荐的人、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都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八条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分关系的案件除外。
对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另一方当事人既未表示承认也未否认，经审判人员充分说明并询问后，其仍不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定的，视为对该项事实的承认。
当事人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的，代理人的承认视为当事人的承认。但未经特别授权的代理人对事实的承认直接导致承认对方诉讼请求的除外；当事人在场但对其代理人的承认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当事人的承认。
当事人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撤回承认并经对方当事人同意，或者有充分证据证明其承认行为是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且与事实不符的，不能免除对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一条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由下列人民法院管辖：
（一）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二）省会、自治区首府、直辖市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
（三）经济特区、计划单列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其他中级人民法院；
（五）高级人民法院。
上述中级人民法院的区域管辖范围由所在地的高级人民法院确定。
审核：李戈撰稿：高俊华校对：刘潇潇印刷：冼时平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年11月11日印制（共印25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