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桐城市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桐刑初字第00253号
公诉机关安徽省桐城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程某，桐城市新渡镇原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桐城市田园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原法定代表人，中共党员。因涉嫌犯贪污罪于2015年5月14日被桐城市人民检察院刑事拘留，同月27日被该院取保候审。
辩护人周武生，安徽仝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肖培进，安徽文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杨某，桐城市新渡镇农业技术推广站职工，桐城市田园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股东。因涉嫌犯贪污罪于2015年5月14日被桐城市人民检察院刑事拘留，同月27日被该院取保候审。
辩护人王晓龙，安徽正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张某1，桐城市田园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合伙人，中共党员。因涉嫌犯贪污罪于2015年5月14日被桐城市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
辩护人赵冰，安徽同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安徽省桐城市人民检察院以桐检公诉刑诉（2015）20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程某、杨某、张某1犯贪污罪一案，于2015年10月1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审查后，认为符合法定开庭条件，决定开庭审理，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桐城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刘军冲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程某及其辩护人周武生、肖培进；被告人杨某及其辩护人王晓龙；被告人张某1及其辩护人赵冰均到庭参加了诉讼。在诉讼过程中本院于2016年1月18日经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决定延长审限三个月，后于2016年3月2日经桐城市人民检察院建议，决定延期审理一个月，2016年4月2日本院决定恢复审理。2016年6月13日经桐城市人民检察院建议，决定再次延期审理一个月，同年7月13日本院决定恢复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安徽省桐城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11年3月，被告人程某、杨某、张某1等人合伙出资成立了桐城市田园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从事农作物种植，2011年3月该合作社以程某、杨某的名义与桐城市新渡镇双墩村村民委员会签订了2800亩的承包合同。
2011年至2012年，被告人程某伙同杨某、张某1虚报承包土地面积、骗取国家涉农补贴资金118681.59元，具体犯罪事实如下：
1、2011年，被告人程某、杨某、张某1在明知其所经营的田园合作社承包土地不足2800亩的情况下，仍以2800亩合同为基础申报了各项涉农补贴资金，骗取国家涉农财政补贴资金1468.5元。
同年，被告人程某、杨某、张某1在明知不能重复申报的情况下，仍以张某12010年申报的913.5亩承包合同（实际已纳入田园合作社承包土地面积内，已进行申报）为基础重复申报了各项补贴资金，骗取国家涉农财政补贴资金36141.3元，此款项通过被告人张某1的一卡通账户领取后，分多次转入田园合作社的集体账户，由三名被告人共同占有并使用。
2、2012年，被告人程某、杨某、张某1在明知其所经营的田园合作社承包土地不足2800亩的情况下，仍以2800亩合同为基础申报了各项涉农补贴资金，骗取了国家涉农财政补贴资金5829元。
同年，被告人程某、杨某、张某1在明知不能重复申报的情况下，再次以张某12010年申报的913.5亩承包合同为基础重复申报了各项补贴资金，骗取国家涉农财政补贴资金75242.79元，此款通过被告人张某1的一卡通账户领取后，分多次转入田园合作社的集体账户，由三被告人共同使用。
案发前，被告人程某于2013年10月主动向其所在单位领导承认其虚报承包土地面积骗取国家资金的犯罪事实，并于2013年10月31日退出64451.79元到桐城市农委。2015年5月13日，桐城市人民检察院在掌握部分犯罪事实的情况下，电话通知被告人程某、杨某、张某1到案后，三人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案发后，被告人程某、杨某、张某1于2015年5月26日退出全部涉案财物。
公诉机关当庭出示如下证据：1、被告人户籍证明、各项补贴资金清册、资金发放表、申报资金发放表、入账记录、资金帐户查询、归案经过等书证；2、被告人程某、杨某、张某1的供述与辩解；3、证人证言。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程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伙同被告人杨某、张某1骗取国家涉农财政补贴118681.59元，其行为构成贪污罪，提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法判处。
庭审中，被告人程某辩称：对于公诉机关指控我犯贪污罪罪名我没有意见，但起诉书的表述和事实有出入。其辩称：1、指控桐城市田园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简称田园合作社）成立在我与双墩村委会订立土地承包经营权租赁合同之前有意见。田园合作社成立的时间是2011年6月份，以营业执照上面时间为准。我与桐城市双墩村村民委员会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租赁合同是2011年3月份。张某1合同签订时间是2010年10月份。2、指控我以张某1名义申报的913.5亩承包合同重复申报补贴有意见。两份合同都在财政局原始备案，合同后面都有区域范围，张某1合同上划分的是8个村民组，我的合同上是17个村民组，这是意向合同，到后来真正流转，张某1合同上是7个村民组，我的合同上是14个村民组，在区域上面没有重复。合同流转面积应以双方测量面积为准，我只是将田园合作社实际种植的面积以这两份合同分开来申报而已，我并没有以张某1的913.5亩承包合同重复申报财政补贴。3、我对公诉机关指控的数额有异议，计算方法不对。国家规定种植多少补多少，土地确权时是21个村民组在核算，我申报的面积是我自己种植的面积，我不是按照2800亩合同上面的数字申报的，如2011年良种良法补贴我申报了2100亩，以张某1名义申报的是700亩，而2011年我田园合作社实际承包土地面积为2653.15亩，我仅多申报了146.85亩，而检察机关在计算面积时认为张某1那份合同是我重复申报，没有把这份合同上面实际种植面积计算在其中。4、我们退到桐城市农委的6万元不能属贪污行为，涉农补贴是以实际种植面积为依据，我负责审核面积，财政部门负责发放，我审核的大户直补和农资综合补的面积比财政部门发放的面积要小，多出的6万余元是财政部门自行认定多出的面积的补贴，2013年10月份我发现多发了补贴后，就此我向主管部门汇报，并将钱退给主管部门。
辩护人肖培进辩护认为：1、本案中田园合作社成立之初由程某和张某1承包的两份合同组成，该合同均作为田园合作社承包土地合同，共有21个村民组，张某1名下7个村民组，程某名下14个村民组，张某1承包名下的村民组与程某承包名下的村民组并未重复，即张某1承包的合同亩数未包含在程某承包的合同亩数中，后经土地确权，张某1名下913亩经过确权应为756.1亩，减去自留地75.79亩，实际应为680.31亩，程某、杨某名下合同14个村民组是2268.95亩，减去自留地227.8亩，实际亩数2041.15亩，合计2721.46亩，田园合作社承包亩数是分解到两份合同中。2、2011年由农业部门负责实施的补贴有良种良法、良种补贴两项，经被告人程某审核的良种良法一份是2100亩，一份是700亩，合计为2800亩，与实际亩数2653.3亩相比，多虚报亩数获得补贴资金1468.5元，良种经过程某审核的亩数是2500亩和535亩，多虚报亩数获得补贴资金3818.5元。2012年经程某审核的良种良法是1523亩和479.3亩，不超过实际耕种亩数，良种亩数为2836.3亩，多虚报亩数获得补贴资金1073.4元。2011年由财政部门负责的农资综合补和大户直补两项补贴，当年田园合作社并未申报具体亩数，而财政部门亦没有采纳农业部门审核的数据，若大户直补就是按两份备案合同计算，多得补贴为10603.5元；农资综合补财政部门认定的是820亩和200亩，此数据没有任何根据，按照农业部门审核的数字，少发放119105.6元。2012年大户直补同样根据备案合同，多得补贴为9845.4元，农资综合补有申报的事实，多得补贴资金59156元。2011年至2012年由财政部门负责的补贴田园合作社多得79604.9元。3、被告人程某有退回64451.9元的事实，但退回的时间是2013年10月份，属于内部自查自纠财政部门多发的补贴金额，是被告人自愿退款，且在没有任何机关追究的情况下，即使构成犯罪，该数额应从多占数额中扣除。
辩护人周武生的辩护意见：
1、关于程某非法占有的数额。
关于田园合作社的实际种植面积。就田园合作社来讲，实际承包面积分为两块，一块以张某1名义承包的面积，另一块为程某、杨某名义承包的面积，他们在合作社成立之前是分别存在的，在合作社成立之后也是分头申报、分头领取国家补贴，然后分别归集到合作社的账户上，故应合并计算。没有任何文件规定，只能以合作社的名义申报，而不能以合作社成员的名义分头申报，只要分头申报的面积与合作社的面积相符，就不能视为违规。根据安徽省财政厅明发（2014）3号文件规定，在发放的补贴款少于应得补贴款时，地方应予纠正，相关费用由财政承担。控方指控贪污118681.59元的依据不足。2011年和2012年田园合作社以程某和张某1两个户头申报农业补贴，不考虑合作社少报的面积，涉嫌资金仍然不足118681.59元，只有86194.36元。控方多计算了32487.23元。控方多计算原因在于全面否定了张某1申报自己独立承包的面积应得补贴的合法性，武断地认为只能以程某户头申报，否则就是重复申报。即便按照控方出示的材料，程某所涉及的贪污数额也只有6630.42元。
2、2013年退回的64451.79元，是纠正错误，不能算作本案犯罪数额。由财政部门负责审核的大户直补及农资综合补两项补贴，多发的数额，不能认定是贪污行为。根据政府文件规定，农业部门负责面积审核，财政部门负责资金发放，而财政部门既不采纳农业部门每年审核上报的数字，又不按照文件规定自己到实地去审核，违反了国家粮食补贴的相关文件精神，财政部门造成的失误不能认定为程某贪污的数额。（1）由张某1申报至镇财政所的两份备案合同，所走的申报程序与其他种植大户没有两样，是正常程序，发放的形式和标准与全镇种植大户是一致的。（2）尽管张某1备案的合同为913.5亩，程某的备案合同为2800亩，村里要求整体流转的意向合同，是全村的面积，主要是考虑到后期全覆盖流转，但没有任何文件规定是按照土地流转合同面积为依据来享受国家粮食补贴的。农业站是按照实际种植面积来申报审核的。（3）大户直补此项补贴，纯属财政部门闭门造表发放的，没有履行申报程序，没有种植大户个人申报手续，没有乡镇农业站初审结果，按什么依据发放补贴，田园合作社都不知情。（4）农资综合补贴发放的面积与程某审核的面积也不相符。2012年程某对该项补贴审定田园合作社的亩数为2836.3亩，而财政部门是按照3550亩发放的，这与程某利用职务之便骗取此项补贴没有任何关系。（5）发现了错误，及时纠正。2013年4月份各项补贴款到账户后，程某发现补贴的钱多了，就及时向主管领导汇报，将多发的64451.79元补贴退回到农委，可以说在事发前后，程某在主观上都没有占有这笔钱的意识和欲望，这笔错误款项不是程某个人原因造成的，也不是程某审核的结果，不能由他来承担这个责任，2013年退还的64451.79元，是纠正错误，不能算作本案犯罪数额。
3、被告人程某社会危害性较小。
（1）他没有主动利用职务之便，根据桐财发（2010）136号等相关文件的规定，对于种植面积的核实，是由镇政府组织当地农技站、财政分局进行核查，农技站、财政分局要盖章，相关负责人要签字，以示负责。可是在2010年至2012年由于农技站的作用被漠视，往往由大户持合同直接到镇财政分局申报，分局编制好汇总表后叫农技站在封面上盖章履行程序了事。而农技站的公章管理并不严格，平时程某出差或其他事不在站里，这时站里工作人员均可在此汇总表上盖章，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作为农技站负责人程某的签字，凡是经过程某本人审核的，他都签了字，本案中，张某1上报的种植面积，并非程某指使，其所走的流程与他们无异，故即使有面积上的差异，也并非是程某利用职务之便，如果程不是农技站负责人，同样的现象会出现，故其职务与多得补贴之间没有任何关系。（2）财政部门没有采用程某上报的数额。在2010年至2012年上报的汇总表中，有的表格是程某亲自审核的，其面积比较小，可上报至分局后，分局汇总面积时反而大了，以2013年新渡镇农资综合汇总表为例，这是财政分局编好后，通知农技站，让农技站盖章的，上面没有程某的签字。2012年1月份农资补贴汇总表中程某补贴面积只有820亩，而农业站审核程某的小麦实际面积为2500亩，少补了1680亩。实际补贴中出现多补和少补的现象，显然财政部门对于农资补贴没有采纳农业站的审核。（3）程某把关不严仅仅是失职行为。（4）造成多发原因在于财政部门没有行使最终审核权。
4、被告人程某具有多项减轻情节。
（1）程某在检察机关尚未掌握案件情况时就主动交代了案件事实，应属自首。（2）主动退出多发款项。2013年6月，程某发现2012年各种补贴与实际不符后，即和大家商量，将错发的64451.79元钱直接退回国库中心账户。（3）程某没有给国家造成实际损失。在案发后，田园合作社已退还14.4万元钱到财政账户。（4）田园合作社所获得的补贴用于了农田建设，属公益建设，没有进入个人腰包，与将国家补贴揣到个人腰包的行为相比，其性质显然要轻。（5）程某多次受到各级政府、部门的表彰。
综合以上事实与理由，辩护人提出法庭对被告人程某免予刑事处罚的建议。
被告人杨某辩称：起诉书的表述与事实有出入，比如田园合作社的成员并不是三人。另外起诉书指控的贪污数字我不清楚。我所做的错事我愿意承担法律责任，我愿意认罪。
辩护人辩护认为：一、本案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杨某与被告人程某、被告人张某1共同贪污118681.59元在证据上是不充分的。起诉书指控本案三被告人采取虚报种植面积的方式骗取国家涉农补贴资金计118681.59元，但现有证据材料中，由三被告人主动交给有关部门请求予以涉农补贴的书面报告只有一份，即2012年11月4日呈送新渡财政分局的报告，且其内容仅为2012年度秋播和夏收小麦的种植面积，除此之外，在卷宗中并未见到被告人主动提交的其他各项涉农补贴的申请报告。根据桐城市财政局、农委颁发的《关于做好2011、2012年种粮面积调查统计工作的通知》可以看出，该年度的相关数据并不要求农户自行申报，而是由各村登记造册，经公示无异后再上报审核。根据此流程不能排除本案三被告人所获超过其应得的涉农补贴资金是由其所在村民委员会工作不细致所造成的。基于上述事实和理由，辩护人认为不能简单地将三被告人所获得与其应得补贴资金不符部分认定为贪污犯罪所得，起诉书指控三被告人共同贪污118681.59元的事实在证据上是不充分的。二、如果合议庭认为现有证据能够证明杨某等人行为已构成贪污罪，杨某具有以下可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量刑情节。1、被告人杨某具有自首情节。被告人杨某是在接到桐城市人民检察院的电话后自行来到该院接受调查的。鉴于被告人杨某是主动来到办案机关的，且在到案后如实交代了自己与其他合伙人领取国家涉农补贴资金的相关事实，其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中关于自首的规定，故应认定为自首。2、被告人杨某在本案共同犯罪中应认定为从犯。被告人杨某在新渡镇农业站主要从事农作物的田间植保工作，是该站的一名专业技术人员，无任何行政管理和审批权。在田园合作社中，杨某仅负责田间种植和管理工作，同时代记田园合作社的流水账，有关涉农资金的申报、审核工作都不是由他经手或负责，故被告人杨某在本案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相对次要，应当认定为从犯。3、被告人杨某具有自愿认罪情节。4、被告人杨某的犯罪金额不大。关于本案被告人的犯罪金额，应当从现有金额中剔除并非由被告人故意不实申报而是由村委会工作人员工作差错所造成的错误补贴数额。5、被告人杨某具有如实交代犯罪事实情节。6、被告人杨某有积极退赃情节。在案发前与另外两名被告人退还了多领的补贴资金64451.79元。在侦查期间，又向侦查机关共同退还了144000元的现金。7、被告人杨某真诚悔罪。8、被告人杨某一贯表现良好。综合以上犯罪情节，辩护人建议法庭在认定被告人杨某有罪的同时依法对其免予刑事处罚。
被告人张某1辩称：起诉书指控我贪污11万多元和事实有出入，具体数额我不清楚。对指控我犯贪污罪有异议，只能说是犯错误，我没有以我名下的合同重复申报涉农补贴。因为我名下合同的村民组和程某名下的合同的村民组没有交叉重复。在田园合作社成立之前，我个人私下在双墩村承包土地，对于每家每户的亩数，我有记录，实际流转面积是600多亩，根据这个我于2010年10月份和双墩村文书签订了租赁合同，这份合同名下我承包了该村7个村民组的土地，由于我和现任书记邱某关系不好，我不愿意去找他签合同，我就自己签了他名字，让村里文书在合同上面盖了章。2011年三四月份参加田园合作社后，我就将2010年10月份租赁的那份合同上承包的913.5亩转到田园合作社承包的亩数中，即田园合作社于2011年与双墩村签订的合同上的21个村民组的亩数亦包括我先前承包的7个村民组田亩数。2012年财政部门有通知我去申报田园合作社种植面积，当时申报是以合同面积申报的，是以两份合同申报的，因为当时有两份合同，即以程某和我的名义申报的。2011年财政部门没有要求我去申报种植土地面积。
辩护人辩护认为：一、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某1贪污犯罪数额118681.59元，没有考虑到实际种植面积与农户完税之间的差异部分，应当以实际面积为准，多余部分应予扣除。根据双墩村委会证明和承包合同，本案三被告人承包面积是3025.25亩，比合同面积超出225.25亩，比例是8.04%，现公诉机关认为张某1签订的第一份承包合同面积合并到田园合作社后，仍然以该合同（面积913.5）亩数继续上报，就是虚假的，与事实不符，因为田园合作社实际种植面积比完税面积要超出225.25亩，所以913.5亩申报面积内，应当扣除225.25亩实际种植面积，只有688.25亩属于虚报，对应的补贴金额29000余元不能纳入贪污数额。二、被告人张某1犯罪情节较轻且具有自首情节、从犯情节和积极退赃、认罪态度好、初犯等法定、酌定减轻、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应当减轻处罚。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三款之规定：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本案中被告人张某1在2013年10月31日和被告人程某等合伙人将虚假补贴资金64451.79元交到桐城市农委，同时张某1在第一次询问、第一次讯问笔录中都如实供述了自己罪行，真诚悔罪，又全部退赃，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依法应当减轻处罚。2、被告人张某1在田园合作社任出纳，听从法定代表人程某的指派，又是普通农民身份，不懂得涉农补贴的政策及法律规定，按照法定代表人的安排去申报补贴，整个犯罪过程中，张某1没有分得一分钱赃款，在共同犯罪中作用较小，本案即使没有张某1的参与，也可以完成，所以张某1是从犯，应当减轻或者从轻处罚。3、被告人张某1悔罪，又是初犯，以自己的行为积极减少损害的发生，依法可以酌情从轻处罚。综上所述，建议对被告人张某1免予刑事处罚。
经审理查明：2010年10月份左右，被告人张某1与桐城市新渡镇双墩村部分村民私下里协商准备承包土地种植粮食，并以双墩村民委员会的名义与自己签订了一份土地承包权租赁合同，承包亩数为913.5亩，后面附有的“田亩转租分户表”为双墩村张屋组、大屋组、合胜组、张墩组、吊湾组、黄楼组、邵屋组、许老屋组8个村民组（后来实际流转只有7个村民组），当时合同上面的村委会的章是被告人张某1找时任村里的文书盖的，书记“邱某”三个字是张某1找人代签的。后被告人张某1将这份合同报到新渡镇财政分局和农业站备案。2011年初，被告人程某、杨某、张某1、汪某某（当时在农委上班）商量准备以成立桐城市田园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形式来参与地方土地流转，从事农作物种植。由于田园合作社尚未登记成立，被告人程某、杨某于2011年3月1日以种粮大户的名义代表四个合伙人与双墩村签订了2800亩的承包土地租赁合同（分户清册共有21个村民组）。此份合同也上报到新渡镇财政分局及农技站备案了。2011年6月23日桐城市田园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正式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是被告人程某。由于合作社成立需要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不能超过10%，因此被告人程某以自己的名字及张某1、刘玉褔、程云翔、何贵生、程春园、杨世高七人作为田园合作社设立人员，实际上后五人都未参加合作社的经营与管理，实际股东为被告人程某、杨某、张某1及汪某某，注册资金为3万元，实际每人出资10万元。汪某某一直未参加合作社的经营与管理直到2012年9月份其退居二线后，田园合作社于2013年9月19日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汪某某，汪某某此时参加田园合作社的事务。田园合作社成立后，因为张某1是股东之一，遂将其以前以双墩村委会名义与自己签订的那份913.5亩合同面积纳入田园合作社的承包面积之中。
2015年7月份，安徽省第三测绘院对双墩村土地进行实际测量，经土地确权，双墩村25个村民组共计土地3717.95亩。除掉少数村民组农户自种303.59亩及张湾、和平、张墩和汪屋四个村民组外，到2015年止田园合作社已同该村21个村民组签订了协议，土地承包面积共为2721.26亩。2011年，田园合作社缴纳田租的面积为1911.49亩、散户流转的面积为62.7亩、抛荒地139.4亩、溢差面积539.6亩，合计实际种植面积为2653.15亩；2012年田园合作社缴纳田租面积1987.258亩、抛荒地139.4亩、散户流转面积62.7亩，溢差面积539.6亩，合计实际种植面积为2728.958亩。
按照桐城市财政局、农委下发的关于《做好2011年、2012年种粮面积统计调查工作通知》的要求，该年度上报的水稻、小麦实际种植面积和补贴对象由各行政村逐户登记并在村里张榜公示，公示无异后再进行统计造册汇总，填列登记表，由财政分局（所）、农技站审核签章，当地政府领导签字并盖章后再上报市财政局和市农委，同时上报电子清册。财政部门最后依据各项汇总表发放补贴资金。2011、2012年，被告人程某、杨某、张某1获得的涉农补贴资金共有大户直补、农资综合补、良种良法、良种补贴四项补贴。这四项补贴资金均在第二年春季发放前一年的资金。
2011年，田园合作社没有提交大户直补种植面积的申请报告，财政局调取的2012年2月份新渡镇大户直补资金汇总表上未加盖新渡镇农技站的公章，被告人程某也未在该张表上签字，显示的田园合作社大户直补面积为3713.5亩（即田园合作社新渡财政分局备案的两份合同的面积），财政部门按此数据发放了此项补贴给田园合作社，每亩补贴10元，比实际种植面积2653.15亩多获得补贴10603.5元。2012年，田园合作社提交了2800亩的大户直补面积的申请报告，且2013年新渡镇大户直补资金汇总表上有新渡镇农技站盖章，但没有被告人程某的签字，显示的田园合作社大户直补面积为3713.5亩，财政部门按此数据发放该项补贴给田园合作社，每亩补贴10元，比实际种植面积2728.958亩多获得补贴9845.42元。
2011年，田园合作社没有提交农资综合补贴种植面积的申请报告，财政部门按程某签订的合同中的820亩、张某1合同中200亩共计1020亩发放了该项补贴。被告人程某辩解说因为良种补贴是指小麦良种补贴，当年经他手审核的良种补贴亩数为2500亩，该亩数就应视为国家要发给其的综合补贴资金的亩数，即应按2500亩数字发放，但财政部门没有采纳其的审核数字，无端按1020亩发了该项补贴，少补了1480亩的补贴，且1020亩补贴面积并没有超过当年实际种植的面积2653.15亩，而公诉机关指控其多申报200亩，每亩补贴72.93元计14656.3元的农资补贴。被告人程某辩解经其手审核的良种补贴数字即视为农资综合补贴数字无依据，但2012年3月份新渡镇农资综合补的汇总表上无三部门加盖公章，仅有桐城市财政局经济建设科盖章。2012年田园合作社提交了2800亩的秋播和夏收的种植面积，2013年新渡镇1月份农资综合补贴资金清册上面盖有新渡农技站、财政分局、镇政府的公章，没有程某的签字，上面显示田园合作社此项补贴的数字为3550亩，当年实际种植面积为2728.958亩，多申报亩数821.042亩并多获得农资补贴59156元。
2012年新渡镇1月份小麦良种补贴汇总表上有被告人程某的签字并且盖有新渡农技站的公章，汇总表上显示田园合作社的亩数为3035亩，每亩补贴10元，当年实际种植面积为2653.15亩，多获得补贴3818.5元。2013年新渡镇1月份小麦良种补贴汇总表有程某的签字且盖有新渡农技站的公章，汇总表上显示田园合作社申报的亩数为2836.3亩，每亩补贴10元，当年实际种植面积为2728.958亩，多获得补贴1073.4元。
2012年新渡镇2月份良种良法直补汇总表上面有被告人程某的签字并盖有新渡农技站的公章，汇总表上显示的田园合作社的亩数为2800亩，每亩补贴10元，当年实际种植面积为2653.15亩，多获得补贴1468.5元。公诉机关认定以张某1合同申报的700亩是虚报，多获得补贴7000元。2013年新渡镇1月份良种良法补助汇总表上面有被告人程某的签字并盖有新渡农技站的公章，汇总表上显示田园合作社的亩数为2002.3亩，每亩补贴10元，当年实际种植面积为2728.958亩，故此项补贴没有多申报田亩获取补贴。公诉机关指控张某1合同中的479.3亩为虚报亩数，多获得补贴资金4793元。
综上，田园合作社共多获得国家补贴资金85965.32元。以上各项补贴分别通过被告人程某的“一卡通”账户和被告人张某1的“一卡通”账户领取，后分多次缴入田园合作社的集体账户，由田园合作社成员共同使用。
另查明：被告人张某1于2010年11月10日与双墩村签订并申请备案的913.5亩《土地承包经营权租赁合同》，合同后面的“田亩转租分户表”为张屋、黄楼、邵屋、许老屋、大屋、张墩、吊湾、合胜8个村民组的土地（张墩村民组没有实际流转）；2011年3月份被告人程某、杨某代表田园合作社与双墩村签订了2800亩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租赁合同》，合同后面的“田亩转租分户表”为另外14个村民组。2011年6月份田园合作社成立后，因为张某1系该合作社股东之一，遂将913.5亩的合同纳入了田园合作社的面积，二份合同为田园合作社的实际承包经营合同。后根据实际测量的数据查明，田园合作社于2011年、2012年在双墩村实际种植面积分别是2653.15亩、2728.958亩。田园合作社就以此两份合同为基础申报了各项涉农补贴，其中2012年大户直补补贴资金汇总表（代表的是2011年补贴）上显示田园合作社的亩数是3713.3亩，比实际种植面积多了1060.3亩，多获得补贴10603.5元，但此表上没有加盖新渡镇农技站的公章且无程某本人的签字，也没有其他任何证据证明田园合作社当年申报的数字和经程某审核的数字是3713.3亩，因此该笔资金不能计入是程某等人利用职务之便骗取的补贴。综上，被告人程某伙同杨某、张某1虚报土地承包面积骗取国家涉农专项财政补贴资金共计75361.6元。
又查明：2013年10月份被告人程某主动向其所在单位种植业管理局的领导提出田园合作社承包土地面积不实并请求将多得的补贴退出，后经农委主任办公会议研究并同意后，被告人程某、杨某、张某1共退出64451.79元到桐城市财政局账户。2015年5月13日，桐城市人民检察院在掌握部分犯罪事实的情况下，电话通知被告人程某、杨某、张某1到桐城市人民检察院接受询问，三被告人到案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
被告人程某、杨某、张某1于2015年5月26日退还涉案款物144000元到桐城市人民检察院。
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告人程某的主体身份材料：户籍证明、任职文件。
2、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
3、证人证言
（1）证人冯某的陈述，主要陈述了良种良法及良种补贴的流程。
（2）证人陶某的陈述，主要陈述了种粮大户补贴的申报流程和新渡农技站的公章管理情况，即一直由程某保管。
（3）邱某的陈述，主要陈述了自己代表双墩村与程某、杨某代表的田园合作社签订承包合同的经过及田园合作社2011年、2012年在该村实际种植的亩数、张某1与双墩村签订承包的913.5亩的合同自己不清楚的具体情况。
（4）张某2的陈述，主要陈述了2011年、2012年田园合作社在双墩村的实际种植面积。
4、书证
（1）桐城市田园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基本注册信息查询单、企业登记档案卷宗。
（2）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租金发放表。
（3）2011年、2012年财政部门发放给田园合作社各项补贴的资金清册表、财政部门将各项补贴打入田园合作社相关成员“一卡通”账户上的明细表、张某1将913.5亩土地承包合同获得的补贴到田园合作社集体账户后田园合作社出具给其的收据。
（4）2011、2012年新渡镇各项涉农补贴资金发放汇总表及清户分册。
（5）安徽省第三测绘院测量出具的关于桐城市新渡镇双墩村经测量后的土地面积为3717.95亩的证明材料、双墩村委会出具的关于田园合作社在该村流转的土地经测绘院测量后的实际面积为2721.66亩的证明。
（6）田园合作社自成立后与双墩村散户流转的面积证明及种植抛荒地面积证明材料。
（7）扣押财物清单、银行转账凭证。
（8）归案经过（桐城市人民检察院办案人员出具有关于三被告人归案情况）。
本院认为：被告人程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其担任桐城市新渡镇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申报且审核各项国家涉农补贴资金的职务之便，伙同被告人杨某、张某1，虚报土地承包面积骗取国家涉农专项财政补贴资金75361.6元，构成贪污罪，属数额较大，且为共同犯罪，公诉机关对其指控罪名成立。对公诉机关指控三被告人以张某1名下的913.5亩的合同重复申报各项涉农补贴的意见，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故不予采信。
对被告人程某及其辩护人辩称田园合作社成立在程某和杨某与双墩村委会订立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之后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程某、杨某于2011年3月1日以种粮大户的名义代表四个合伙人与双墩村签订了2800亩的承包土地租赁合同，2011年6月23日桐城市田园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正式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是被告人程某，故对此辩护意见予以采纳。
对被告人程某及其辩护人辩称两份合同都应视为田园合作社的合同，田园合作社申报补贴面积以这两份合同为基础来申报是合法的，而不是以张某12010年申报的913.5亩承包合同为基础重复申报了各项补贴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张某1流转合同区域与程某流转合同区域没有重复，有各自分户清册为证，故对此辩护意见予以采纳。
程某及其辩护人辩称2013年大户直补汇总表（代表的是2012年补贴）上没有程某自己的签字，仅加盖了新渡镇农技站的公章，但此章是谁盖的程某不清楚。经查，此项补贴汇总表上加盖了新渡镇农技站的公章，表明被告人程某对该汇总表上的数字认可，按相关文件，汇总表上必须有新渡镇财政分局、农技站及镇政府的签章，故对其辩解该笔补贴的9845.4元钱不能算作贪污数额的意见不予采纳。
程某及其辩护人辩称2012年农资综合补田园合作社有申报数字，但财政部门没有依法审查具体承包亩数，也没有采纳农业部门审核的数字的辩护意见，经查，此项补贴汇总表上加盖了新渡镇农技站的公章，表明被告人程某对该汇总表上数字的认可，按相关文件，汇总表上必须有新渡镇财政分局、农技站及镇政府的签章。故此笔补贴59156元应当计算为三被告人的贪污数额，故对此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程某及其辩护人辩称2013年10月份三被告人退回到农委的64451.79元是纠正财政部门多发的补贴金额的错误，不能算作本案贪污数额的辩护意见，经查，因为三被告人在此之前通过虚报承包田亩数已获取了国家涉农资金，属犯罪既遂，该64451.79元应属三被告人贪污数额，故对此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程某的辩护人辩护的2011年农资综合补田园合作社实际种植面积为2653.15亩，而财政部门只按1020亩发放了该项补贴，每亩补贴标准是72.93元，国家少发了119105.6元的辩护意见，经查，现没有证据证明田园合作社申报此项补贴是2653.15亩。按文件规定，只有发生种粮面积统计遗漏或者错误的，才由当地政府财政负担补贴资金，即使申报少了也是田园合作社的行为，而不是财政部门的疏忽所致，故对此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被告人程某主动投案，且归案后如实的供述了犯罪事实，故对辩护人辩护的关于程某自首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
被告人杨某的辩护人辩护杨某是从犯的辩护意见，经查，程某、杨某、张某1同为田园合作社的股东，程某为合作社法定代表人、杨某担任会计、张某1担任出纳并负责各项补贴的申报事宜，各人在共同犯罪中作用无大小之分，只是分工的不同，故对此辩护意见不予采纳。杨某在桐城市人民检察院电话通知后，自行到检察院接受调查且在归案后如实的供述了自己与其他合伙人虚报承包田亩骗取国家涉农补贴的事实，庭审中又自愿认罪，属自首。故对其辩护人辩护其属于自首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
被告人张某1的辩护人辩护张某1在田园合作社中任出纳，听从法定代表人程某的指派，在共同犯罪中作用较小，是从犯的辩护意见，经查，三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作用无大小，只是分工的不同，故对此辩护意见不予采纳。被告人张某1在接到侦查机关电话通知后，自行到检察院接受调查且在归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及合伙人虚报承包田亩骗取国家涉农补贴的事实，后在庭审中认为自己不是犯罪，是犯了错误，但对犯罪事实并没有翻供，只是对自己行为的性质进行辩解。根据最高法院《关于被告人对行为性质的辩解是否影响自首成立问题的批复》，“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是自首。被告人对行为性质的辩解不影响自首的成立。”故对其辩护人辩护其属于自首的辩护意见予以支持。
被告人程某、杨某、张某1犯罪以后自动投案，且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程某、杨某、张某1获得的涉农补贴资金共有大户直补、农资综合补、良种良法、良种补贴四项补贴。这四项补贴资金均在第二年春季发放前一年的资金。截止2013年2月份，三被告人已全部领取2011年、2012年两年的国家涉农补贴。2013年上半年，桐城市农委职工胡某某因涉农补贴问题案发，桐城市农委要求全体农技人员自查，同年10月份三被告人将多获得的64451.79元退到农委并上缴财政国库中心账户。案发后，三被告人又积极将全部款项退缴，庭审中自愿认罪、真诚悔罪，依法可以酌情从轻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款之规定：贪污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但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综上，本院结合被告人程某、杨某、张某1贪污所得数额及上述各量刑情节，充分考虑三被告人在案发前主动退赃的行为，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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