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3）宜中行初字第1号
原告铜鼓县温泉镇上庄村下庄村民小组。
代表人陈联富，该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陈平宜，江西鸿韵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联兴，该组村民。
被告铜鼓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鲁旭东，该县县长。
委托代理人罗祥平，铜鼓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委托代理人周庆旺，铜鼓县山林权属纠纷调处办公室干部。
第三人铜鼓县温泉镇禄田村河背村民小组。
代表人陈传强，该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陈峰，男，1964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江西省铜鼓县人，靖安县林业局干部，住江西省靖安县。
第三人张凤秋，女，1961年6月11日出生，汉族，江西省铜鼓县人，务农，住江西省铜鼓县。
委托代理人陈峰，男，1964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江西省铜鼓县人，靖安县林业局干部，住江西省靖安县。
原告铜鼓县温泉镇上庄村下庄村民小组（以下简称“下庄组”）不服铜鼓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铜鼓县政府”）于2012年9月4日作出的铜府处（2012）1号《关于划定温泉镇“下庄屋背”、“茶埚”两处山林四至的处理决定》，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3年2月1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5月16日、7月17日、2014年6月10日三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下庄组的委托代理人陈平宜、陈联兴，被告铜鼓县政府的委托代理人罗祥平、周庆旺，第三人张凤秋，第三人铜鼓县温泉镇禄田村河背村民小组（以下简称“河背组”）和张凤秋共同的委托代理人陈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铜鼓县政府根据铜林政字（86）第93号《关于陈奎明祖籍山林权属问题的处理决定》（以下简称《93号处理决定》）、铜林证字0011201号林权证等证据，依照《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七条、第十二条、第十四条和《江西省林权登记管理办法（试行）》第三条作出铜府处（2012）1号《关于划定温泉镇“下庄屋背”、“茶埚”两处山林四至的处理决定》（以下简称铜府处（2012）1号处理决定），决定：一、座落在温泉镇上庄村下庄组小地名“下庄屋背”宗地小班号91号山场，四至：东农田（山脚），南河边田角小埂直上至山顶（逢茶埚埂），西山顶，北埚坑直上山顶（苏区政府座向左边第二埚坑直上山顶），面积102亩。山林所有权属申请人河背组所有，山林使用权属第三人张凤秋户经营管理。二、座落在温泉镇上庄村下庄组小地名“茶埚”宗地小班号92号山场，四至：东河脚（公路），南坑口直上至横路（去潘埚横路为界），西横路、农田（潘埚屋门口横路、农田为界），北河边田角小埂直上至横路（逢茶埚埂至去潘埚横路为界），面积26亩。山林所有权属申请人河背组所有，山林使用权属第三人张凤秋户经营管理。
原告下庄组诉称：下庄组与河背组、张凤秋关于座落在下庄组的“下庄屋背”、“茶埚”两处山林的权属争议，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现历时二十余年之久，虽经政府多次协调，因双方分歧过大而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至今双方仍存在争议。铜鼓县政府于2012年9月4日作出了铜府处（2012）1号《关于划定温泉镇“下庄屋背”、“茶埚”两处山林四至的处理决定》，下庄组不服，向宜春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宜春市人民政府以宜府复决字（2012）第1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上述处理决定。
下庄组认为，铜鼓县政府作出的铜府处（2012）1号处理决定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1、铜鼓县政府作出上述处理决定的事实和理由与铜鼓县政府原颁发的铜府林证字（2008）第0000028547号林权证（法院已判决撤销）的事实理由相同，处理结果也基本相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五条：“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之规定；2、铜府处（2012）1号《关于划定温泉镇“下庄屋背”、“茶埚”两处山林四至的处理决定》主要事实不清，且其四至的界定与《93号处理决定》确定的四至不一致，自相矛盾。主要表现在两处界址问题，首先根据《93号处理决定》确定的四至，“下庄屋背”的南界为陈集榜山，“茶埚”的北界为陈连章山，这也说明两处山场是不相邻的，而铜府处（2012）1号处理决定中，“下庄屋背”的南界与“茶埚”北界是相邻的；其次《93号处理决定》中“下庄屋背”的西界为横路以下，而铜府处（2012）1号处理决定中西界为山顶，无形中扩大了“下庄屋背”山场的面积，而根据现在勘验的情况，山顶并没有横路。3、铜府处（2012）1号处理决定证据不足。本案中铜鼓县政府作出上述处理决定的主要证据为：《93号处理决定》、原森林法庭案卷中的《勘验笔录》和《界址草图》、铜林证字（2008）第0011201号林权证存根三份证据。其中原森林法庭案卷中的《勘验笔录》和《界址草图》，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0）赣行终字第26号行政判决中已确认原森林法庭系以河背组撤回起诉方式结案，该两份证据不能作为林权登记的依据。而铜林证字（2008）第0011201号林权证存根副本，因河背组、张凤秋自始至终未提供林权证正本原件，且该存根副本上仅盖有铜鼓县大沩山林场林政科的印章，没有法定发证机关铜鼓县政府的印章，也没有骑缝章及骑缝编号，不能作为林权登记的依据。而铜鼓县政府作出铜府处（2012）1号处理决定的证据仅剩下了四至表述不明确的《93号处理决定》，故铜府处（2012）1号处理决定证据不足；4、铜鼓县政府作出的铜府处（2012）1号处理决定违反法定程序。依据国家和地方的林改政策及法律、法规，调处山林纠纷应经过陈述、答辩、举证、质证、调查核实、审查讨论、调解、裁决等系列程序。而铜鼓县政府不仅剥夺了下庄组举证、陈述的权利，而且未通知下庄组进行调解，即直接作出了铜府处（2012）1号处理决定，属程序违法。综上，铜鼓县政府作出的铜府处（2012）1号处理决定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故恳请法院撤销上述处理决定，维护下庄组的合法权益。
被告铜鼓县政府答辩称：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人民法院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判决撤销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不受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限制”，故铜鼓县政府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五条之规定；2、铜府处（2012）1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首先，《93号处理决定》中“下庄屋背”南界为陈集榜山、“茶埚”的北界为陈联章山，其范围从陈集榜儿子陈奎良自绘的山林地形图可以显现，且与（1986）铜法森民字第13号案卷中的界址草图标明的陈集榜和陈联章山场的具体位置相符。历史文字依据证实陈联章山和陈集榜山均没有位于上述两山场中间。其次，《93号处理决定》中“下庄屋背”西界为横路以下，林业三定时期铜林证字0011201号林权证变更为山顶是依据森林法庭勘界草图和陈奎明当时自让部分山林后所作的必要变更，且林改时第三人主动在此基础上，又让出了34亩山林，故铜府处（2012）1号处理决定不仅没有扩大面积，反而在林业三定和铜林证字0011201号林权证范围的基础上缩小了34亩山林面积。以上事实有铜林证字0011201号林权证存根及证人证词予以证实，且与界址草图标明的山顶横路相符。至于宜春中院法官现场勘验时山顶没有横路问题，因林业三定后，山腰横路加宽，山顶横路已经30年无人行走，现不存在山顶横路符合情理；3、铜府处（2012）1号处理决定证据充分。第一、《93号处理决定》是在《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出台前作出的，依法具有法律效力，应予以维护。第二、（1986）铜法森民字第13号案卷中的勘验笔录和界址草图应予以认可。因该案处理的是陈奎明的其他六块山林的权属问题，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当时撤诉的原因是陈奎明已将其他六块山林无偿送给了国家，剩下的两块山林森林法庭已进行勘查后绘制了地物标界址草图，标明了位置业界相连老业主陈集榜、陈联章山等具体位置，虽然该案以撤诉方式结案，但界址草图均由相关参与勘查人员签字进行了确认。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其不能作为直接发证或林改换证的证据，但并未否认该证作为县政府处理的证据。第三、铜林证字第0011201号陈奎明户林权证存根原件在几次法院开庭时均出示过，虽然没有加盖县政府印章，但这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当时除了统一颁发的林权证外，事后补发的林权证都没有加盖县政府公章，而且不是仅此一例，这也不是第三人的过错造成的。且原森林法庭法官缪小阳和林场办公室人员王少平等人可以证实其真实性，结合经查证历史文字依据、书证、证人证实，林业三定确权登记发证属实，作为此次林改林权登记换证合法的依据，应予以采信。综上，铜府处（2012）1号处理决定以林业三定确权定界依据，以第三人自让山林后的地物标四至划定本案山林林改换证四至范围证据充分；4、铜府处（2012）1号处理决定程序合法、主体合法。本案2004年林改至今，因林权换证登记争议双方口头、书面陈述、相关部门协调次数难以计数，铜鼓县政府曾成立县、镇联合调查组收集证据、调查核实，多次召集双方调解无效，最后经县林业局、司法局、山林纠纷办等相关单位研究讨论等程序作出上述处理决定程序合法、主体合法。此外，特别说明一点是下庄组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与河背组争议山林的，下庄组始终未拿出任何林业三定时期的林权证或2006年新林改颁发的林权证与争议山场有重叠现象的证据，不存在河背组侵占其山林的行为，换句话说下庄组不具有本案山权林改林权换证登记的主体资格，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综上，铜府处（2012）1号处理决定是以林业三定的确权定界依据，在第三人自让出部分山林后，作出的终结处理。该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应予以维持。
第三人河背组及张凤秋述称：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人民法院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判决撤销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不受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限制”之规定，铜府处（2012）1号处理决定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五条之规定；2、铜府处（2012）1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该决定认定“下庄屋背”山林南界为“河边田角小埂直上至山顶（逢茶埚埂）”，根据林业三定时期原森林法庭实地勘验，并经相关参与人员签字认定的《界址草图》所绘南界与陈集榜山林交界位置标识，该结论经县、镇联合调查组及宜春市林改办、市林业局调查组实地踏界认证，结合《93号处理决定》确定的南界（陈集榜山）和1992年9月15日大沩山林场核发的0011201号林权证所登记的南至（田角小埂直上至山顶）的情况相符。该决定确定“下庄屋背”山林的西界以山顶为界，根据原森林法庭界址草图标明的西界位置与大沩山林场核发的0011201号林权证记载的西界（埂顶）相符。该决定认定的“茶埚”山场北界位置为河边田角小埂直上至横路（逢茶埚埂至去潘埚横路为界），根据原森林法庭界址草图标明的位置，该结论与大沩山林场核发的0011201号林权证记载的南界（按山林座向从上往下定界）“陈联禄山（小埂直上）”相符。上述“下庄屋背”山林的西界、南界，“茶埚”的北界与原森林法庭勘验记录人员缪小阳、原林业局调处人员饶俊辉等证人证明的山林四至相符，且与陈集榜儿子陈奎良自已绘制的其山林位置地物标交界位置相符；3、下庄组诉称“下庄屋背”的南界为陈集榜山，而“茶埚”北界为陈联章山，此二处山场中间就应当隔着陈集榜山。这种观点与历史文字依据（原森林法庭勘验制作的界址草图、0011201号林权证、《93号处理决定》）确定的四至不符，且陈集榜儿子陈奎良自已绘制的其山林具体位置图也与下庄组的该主张不符。如按下庄组的上述说法，“下庄屋背”山场中陈集榜山的南界或北界应与陈联章的山林交界，而陈联章山的南界或北界也应与陈集榜的山林交界，而陈集榜、陈联章《土地登记清册》、《土地证存根》记载情况与此说法不符；4、关于《93号处理决定》确定的“下庄屋背”西界为横路以下中的“横路”应为山顶横路以下的问题。铜鼓县政府现裁决为山顶，但这并不是现在更改为山顶，而是1992年铜鼓县政府落实发证时就已将下庄屋背山场的西界在陈奎明自让山林后更改为山顶的，有0011201号林权证存根原件为据。虽然由于几十年来山顶横路无人行走，自然消失，但根据与陈奎明山林业界相连的老业主陈集榜、陈联章的山林四至明确山腰横路以上山林是陈奎明的山林，原界址草图也明确标明山腰横路以上及山腰横路以下山林均是陈奎明的山林，没有任何依据证实上述山林属下庄组所有，故铜府处（2012）1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5、铜鼓县政府作出铜府处（2012）1号处理决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首先，“下庄屋背”、“茶埚”两块山场原经县人民政府授权林业局作出的《93号处理决定》确权归河背组所有。原铜鼓县人民法院森林法庭在审理上庄村侵权卖掉河背组的六块山林一案中，也对剩余的“下庄屋背”、“茶埚”两块山林进行了实地勘验并绘制了界址草图，该图已明确标明了地物标四至和业界相连老业主山林的具体位置，并经该案当事人及相关人员签字确认，大沩山林场依据县林业局的处理决定确权、授权和森林法庭落实发证介绍信的地物标四至范围于1992年9月15日核发了铜林证字第0011201号陈奎明户山林权证。以上事实证明林业三定时期已确权定界登记发证归河背组所有属实，河背组具备山林林改林地权证换证主体资格。其次，在林改换证过程中，下庄组借林改之机，侵权勾图强占划分河背组的山林，利用各种关系领取林权证，属林改错登错换发证行为，铜鼓县政府曾成立县、镇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核实，经河背组自让部分山林后，作出了调查报告，下达了铜林改办字（2006）9号文，重新对争议山林进行了勾图，确定了争议山林的地物标四至位置图，后铜鼓县政府根据铜林改办字（2006）9号文件和温府发（2007）10号文件下发了铜府字（2007）12号批复，将林改时期错发错登的山林权证进行了注销作废，重新核发新证纠正了错误发证行为。再次，（2010）赣行终字第26号行政判决虽然认定森林法庭界址草图不能作为林改直接换证登记的依据，但并未否定该草图作为铜鼓县政府调处的参考依据。铜林证字第0011201号林权证虽然未加盖铜鼓县政府的公章，但发证行为存在，发证属实，不是河背组伪造的，根据1994年4月1日江西省人民政府令第32号《江西省林地保护管理试行办法》第9条规定，是合法有效的权源依据，且铜鼓县政府尊重历史事实，已公开认定不是河背组的过错，而是行政行为的过错，故该林权证存根应为合法有效的证据；6、下庄组不具备本案山林、林地换证主体资格。下庄组至今未能拿出合法有效的权源依据来证明铜鼓县政府划定的山林地物标范围与下庄组山场存在重叠，这也证明铜府处（2012）1号处理决定未侵犯下庄组合法权益，故下庄组与具体行政行为之间没有利害关系。综上，请求法院驳回下庄组的诉讼请求。
被告铜鼓县政府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一、土改时期陈奎明山林业界相连老业主陈集榜、陈联章、郑四海的《土地登记清册》及《土地证》存根，拟证明铜府处（2012）1号处理决定确定的“下庄屋背”、“茶埚”山林地物标四至范围内没有陈集榜、陈联章的山林，未侵犯下庄组的林地所有权；二、《93号处理决定》及陈奎明祖籍山林权属确定表，拟证明铜府处（2012）1号处理决定划定的山林地物标四至范围内的山林林业三定时期已作处理确权归河背组所有，并授权大沩山林场发林权证属实，下庄组不具备铜府处（2012）1号处理决定划定地物标四至范围内山林的林地林改换证主体资格；三、林业三定时期原铜鼓县人民法院森林法庭实地绘制《下庄屋背陈奎明争执山场地形草图》及森林法庭实地勘验收据，拟证明原铜鼓县人民法院森林法庭踏界后绘制了《界址草图》，并确定了陈奎明所有的山林地物标具体位置的业界相连老业主陈集榜、陈联章等山林具体位置。下庄组的山林不在铜府处（2012）1号处理决定确定的四至范围内，没有侵犯下庄组的合法权利。同时勘验收据足以证实森林法庭实地勘验并绘制了草图属实；四、大沩山林场林政科于1992年9月15日开具的收条，拟证明林业三定时期大沩山林场依据确权定界依据填发了铜林证字第0011201号林权证发证属实；五、大沩山林场于1992年9月15日核发的铜林证字第0011201号林权证存根（副本），拟证明林业三定时期大沩山林场依据《93号处理决定》的确权、授权和森林法庭开具的介绍信，对陈奎明所有的山场进行确权定界、登记发证归陈奎明所有属实；六、2006年4月12日王少平和大沩山林场出示的证明，拟证明铜林证字第0011201号陈奎明山林权证存根经林业三定时期确权后，登记发证属实；七、原森林法庭书记员缪小阳、原林业局调处负责人饶俊辉、原协调员杨泽琪出具的证明，拟证明铜林证字第0011201号陈奎明山林权证存根经林业三定时期确权后，登记发证属实，森林法庭绘制界址草图确定了发证地物标四至属实；八、县、镇联合调查组《调查报告》，拟证明林改时将陈奎明山林错换发证给下庄组，已按程序重新勾图确定，归陈奎明所有的山林地物标四至具体位置图，纠正了林改时期下庄组侵权勾图行为；九、铜林改办字（2006）9号文件和《下庄屋背、茶埚山场位置图》，拟证明纠正林改错勾图错发证行为，林改换证确定了“下庄屋背”、“茶埚”山林地物标四至的具体位置；十、铜林证字第0024909、0024910、0024911、0024912号林权证存根（副本），铜自林证字第0005259、0005262、0005263号林权证存根，拟证明这些林权证存根与铜林证字第0011201号陈奎明山林权证存根（副本）一样，都没有加盖县政府印章和骑缝章，这不是当事人的过错造成的，不能以此否定林业三定时期确权定界登记发证的真实性；十一、铜林证字第0037451、0037452、0037453号林权证存根，拟证明1982年后通过处理确权定界登记核发的林权证存根与0011201号林权证存根一致，均未加盖县政府印章，也仅有填证单位林政科盖章，这是县政府的行政行为造成的，当事人没有过错，故不能否定林业三定时期核发0011201号林权证的历史事实；十二、温府发（2007）10号文件和铜府字（2007）12号批复，拟证明铜鼓县政府注销了铜林改办字（2006）9号文确定的“下庄屋背”、“茶埚”山林地物标和四至范围和下庄组对两处山场的主体资格；十三、《陈奎良山场位置图》，拟证明陈集榜、陈联章的山林不在铜府处（2012）1号处理决定确定的四至范围内，铜府处（2012）1号处理决定未侵犯陈集榜、陈联章的山林；十四、铜鼓县林改办《公告》及在《铜鼓报》刊登的复印件，拟证明（2012）1号处理决定确定的地物标四至范围内山林与下庄组没有利害关系，下庄组所持的林权证早已经铜鼓县政府公告注销，并在《铜鼓报》刊登申明；十五、河背组全体村民出具的《证明》及陈奎明生前所立《遗嘱》，拟证明河背组将陈奎明山林分给了张凤秋为自留山，（2012）1号处理决定划定的四至范围内的山林与下庄组没有任何关系。
对被告铜鼓县政府提供的上述证据，第三人河背组及张凤秋经质证均认为无异议；原告下庄组经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提出异议称陈集榜等人山场与本案争议山场无关；对证据二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提出异议称该草图文字说明和书写习惯均不符合常理，草图与勘验笔录的内容也存在矛盾，并当庭对界址草图中部分签名提出了笔迹鉴定申请；对证据四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提出异议称该收条是伪造的，且由河背组和森林法庭来开具介绍信，并依此为权源依据颁发林权证违背常理，森林法庭亦无此职权；对证据五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提出异议称该林权证存根（副本）没有加盖县政府公章，只加盖了大沩山林场林政科的印章，也没有骑缝章，原森林法庭审理的案件是以撤诉方式结案的，不能成为发证的权源依据，如果凭法院开具的介绍信发证，其行为本身就违法，且该证所记载的四至范围与《93号处理决定》所记载的四至不一致；对证据六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提出异议称林权证的颁发行为应按法定程序，其程序是否违法不应由王少平个人或大沩山林场出具证明来进行更正；对证据七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提出异议称饶俊辉等三人出具的证明内容不是在陈述事实过程，而是在发表个人观点，且证明的内容与《93号处理决定》记载的内容不符；对证据八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提出异议称此调查报告为行政部门上下级之间的内部文件，且该调查报告的内容与《93号处理决定》内容不符，其作出的依据错误，不能作为铜鼓县政府调处的依据；对证据九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提出异议称作出该处理决定的依据错误，且决定内容与《93号处理决定》内容不符，亦是行政部门的内部文件，不能作为调处依据；对证据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合法性、关联性均提出异议称这几份林权证存根未提供林权证原件，存根不是合法的权利凭证，均不符合法定生效要件，且几份林权证与本案的争议山场并无关系，与本案也没有关联性；对证据十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合法性、关联性均提出异议称该三份林权证存根不符合法定生效要件。但即使无效，这三份林权证存根上可以明显看到加盖了骑缝章，这一点与铜林证字0011201号林权证存根不同；对证据十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合法性、关联性提出异议称铜鼓县政府作出该两份文件的依据不足，且只是温泉镇人民政府单方面提出请示后铜鼓县政府作出的批复，不能作为权源依据；对证据十三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提出异议称这是陈集榜之子陈奎良单方面制作的草图，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对证据十四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合法性、关联性提出异议称公告注销行为法律依据不足，注销行为不合法；对证据十五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提出异议称遗嘱没有当事人手印，无法确定遗嘱的真实性，且村民的证明与《93号处理决定》的内容不符，不能作为划分界址的依据。
原告下庄组提供的证据：第一组：1、铜林证字第0024910、0024912号林权证存根（副本）各一份；2、铜自林证字第0005258、0005262号社员自留山使用证存根各一份；第一组证据拟证明铜鼓县政府林业三定时期已确认本案争议山场归下庄组经营管理，并颁发了林权证，现铜鼓县人民政府作出铜府处（2012）1号处理决定侵犯了下庄组的合法权益，下庄组是本案的适格原告。第二组：1、铜鼓县政府铜府处（2012）1号处理决定和铜鼓县林改办铜林改办字（2006）9号文件；2、铜府林证字（2008）第0000028547林权证；第二组证据拟证明铜鼓县政府作出的铜府处（2012）1号处理决定的事实和理由与颁发铜府林证字（2008）第0000028547林权证的事实和理由相同，处理结果也基本相同。第三组：《93号处理决定》；第三组证据拟证明铜府处（2012）1号处理决定与《93号处理决定》确定的“下庄屋背”、“茶埚”两处山林的四至不一致，自相矛盾。第四组：1、铜鼓县人民法院（1986）铜法森民字第13号民事裁定书；2、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赣行终字第26号行政判决书；3、最高人民法院（2011）行监字第400号通知书；第四组证据拟证明（1986）铜法森民字第13号案卷中留存的《界址草图》、《勘验笔录》和铜林证字（2008）第0011201号林权证已由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认定不能作为林权登记的依据，故铜鼓县政府作出的铜府处（2012）1号处理决定证据不足。第五组：大沩山林场林政科于1992年9月15日出具的《收条》一份；第五组证据拟证明铜鼓县政府出伪证，因该证据与铜鼓县政府出具的证据四是同一份证据，但铜鼓县政府出具的证据四下部却多了一段说明；第六组：经下庄组申请，本院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铜鼓县政府提供的证据三（《下庄屋背陈奎明争执山场地形草图》）中缪小阳、李平、汪仕凤的签名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右下部位‘缪小阳’署名字迹与供检的缪小阳签名样本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汪仕凤’和‘李平’署名字迹，由于无签名样本字迹进行比较，所以不能确定‘汪仕凤’和‘李平’署名字迹是否本人书写。”，第六组证据拟证明铜鼓县政府提供的证据三已经不是原森林法庭现场勘验时制作并留存在案卷中的《界址草图》，不能作为权源依据。
对原告下庄组出示的证据，被告铜鼓县政府经庭审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提出异议称上述林权证虽曾颁发过，但经过《93号处理决定》对原权属的变更，上述林权证的内容与本案已无关联性；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这也正好证明铜鼓县政府是依判决结果重新作出的处理决定；对第三组证据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称《93号处理决定》对界址的划分都是以人名定界，正因为界址不明确所以铜鼓县政府才依法重新作出处理决定；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称铜鼓县政府仅将上述证据作为裁决的依据，未作为发证的依据；对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称铜鼓县政府作出处理决定时并未将下面的备注作为处理依据，仅使用了收条上面所陈述的内容；对第六组证据的三性均未提出异议，但对结论的正确性提出异议称：比对样本第六个与签名一致，肉眼比对为同一人书写，鉴定结果错误。
对原告下庄组出示的证据，第三人河背组及张凤秋经庭审质证认为，其质证意见除对第一组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原告的适格主体应为上庄大队，下庄组没有原告主体资格以外，其余部分证据的质证意见与被告铜鼓县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
第三人河背组提供的证据：证据一、铜林证字第0011201号林权证存根（副本）（与铜鼓县政府提供的证据五相同），拟证明林业三定时期大沩山林场与河背组达成了共识，将争议山场归河背组经营管理，并颁发了林权证；证据二、铜鼓县人民法院（1986）铜法森民字第13号案卷中存卷的界址草图（与铜鼓县政府提供的证据三相同），拟证明界址草图的四至与证据一的四至一致，且不包括陈集榜、陈连章的山场范围，大家都对界址草图进行了签字确认；证据三、上庄大队的铜林证字第0024912号林权证存根（副本）（与铜鼓县政府提供的证据十中的第二份林权证存根一致），证据四、上庄大队的铜林证字第0024910号林权证存根（副本）（与铜鼓县政府提供的证据十中第一份林权证存根一致），证据三和证据四拟证明上庄大队潘埚山场不在茶埚山场范围内；证据五、005259号自留山林权证，拟证明林业三定时期经《93号处理决定》将茶埚山场的横路以上原陈联禄山确权给了陈连福，且该山场范围未涉及潘埚山场；证据六、陈冬的林改登记申请表，拟证明陈冬申请的小地名“横路上”是指下庄屋背横路上山场没有权源依据；证据七、陈冬林改登记申请表（二），拟证明其申请的食水坑山场在第二个埚坑才叫食水坑，并非第一个埚坑；证据八、争议山场航拍图，拟证明92号小班位置就是现在茶埚的位置，该位置山场不是潘埚。
对河背组出示的证据，被告铜鼓县政府及第三人张凤秋均无异议；原告下庄组经庭审质证认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提出异议称首先大沩山林场不是适格的发证主体，无权颁发林权证，其颁证行为无效，其次河背组仅持有存根副本，并无林权证正本原件，该林权证存根副本的内容与《93号处理决定》内容不符，不能作为权源依据；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提出异议称该草图系伪造的。首先案卷中勘验笔录的内容与草图也不一致，且制作草图时参与人员签名所代表的也仅为承认参加了现场踏界的事实，并不代表对勾画的草图内容均无异议，其次，经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草图中缪小阳的签名非本人所写，说明该草图并非原案卷中留存的草图；对证据三、证据四、证据五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提出异议称该证是潘埚山场的登记情况，与本案争议山场无任何关联性，且出示的证据没政府印章，无法证明其来源，证据来源不合法；对证据六、证据七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提出异议称陈冬不是本案的主体，其个人所经营的山场范围只是下庄组的一小部分，现在争议山场的原告主体为下庄组，且该登记申请表时间在《93号处理决定》之前，经政府调处早已发生变化，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八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提出异议称该林权证早已被铜鼓县政府撤销，不能以此勾图作为确权依据。
第三人张凤秋未提供证据。
综上，本院对上述证据综合认证如下：
（一）对被告铜鼓县政府提供的证据：
第三人河背组及张凤秋对铜鼓县政府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下庄组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且陈集榜等人的山场与争议山场相邻，在确定争议山场四界时能起到映证作用，本院予以确认；下庄组对证据二的三性均无异议，仅对其证明目的提出了异议，本院对其三性均予以确认；下庄组对证据三的三性均持异议，而铜鼓县人民法院（1986）铜法森民字第13号案件是以裁定准许原告撤回起诉方式结案，并未对以上证据作出法律意义上的确认，且该草图与原案卷存卷的勘验笔录存在以下问题：1、勘验笔录页码标号第139页的第4行和第7行，表述“从下往上第X条”的关键部位存在两处破洞现象；2、界址草图左下角注释部分第二、三行尾端书写因参加人员签名的存在而出现向右上方歪斜现象；3、经本院实地现场勘查发现现场与原图中标注存在很大差异，该现场图中所标注的主干道不存在；4、经原铜鼓县人民法院森林法庭书记员缪小阳庭审质证称：原案卷中留存的界址草图系缪小阳亲自绘制的，且草图是放在卷底袋中，并未进行粘贴装订，现该案卷中粘贴在案卷最后一页背面的草图并非原来装卷的草图，且粘贴的位置也不符合装卷要求，是被调包后粘贴的假图。为证明该草图的真伪，下庄组申请对草图上的签名进行了鉴定，其鉴定结论为：“右下部位‘缪小阳’署名字迹与供检的缪小阳签名样本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故本院对该草图不予采信；下庄组对证据四的三性均提出了异议，且该证据与下庄组提供的第五组证据系同一证据，但内容不一致，铜鼓县政府及河背组、张凤秋均对下庄组的第五组证据无异议，故对证据四本院不予认定；下庄组对证据五的三性均提出异议，由于被告铜鼓县政府及第三人河背组、张凤秋至今未能提供铜林证字第0011201号林权证正本原件，而该份铜林证字第0011201号林权证存根（副本）存在以下问题：1、该林权证的颁证机关系大沩山林场林政科，而大沩山林场（包括其内设部门即林政科）并非颁发林权证的权利机关，该份林权证存根（副本）未加盖法定发证机关即铜鼓县政府的印鉴；2、未加盖骑缝章；3、没有骑缝编号；4、其记载的“下庄屋背”、“茶埚”两处山场四至与《93号处理决定》附件“陈奎明祖籍山林权属确定表”所载明的四至不相符；5、经调查，铜鼓县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均未能提供与该份存根相连的前、后关联编号之存根进行关联佐证；6、经本院赴大沩山林场调查，该林场于2013年7月17日出具证明，存根编号与铜林证字第0011201号为同一本存根的档案材料，整本存根档案在大沩山林场未找到，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下庄组对证据六的三性均提出异议，因大沩山林场出具的证明（2010）宜中行重字第1号案件中河背组提供的第二组证据的证据五内容相矛盾，且王少平个人出具的证明，其所陈述：“因而请示领导，可盖林政科公章”内容，不能以此否定铜鼓县政府才是法定的发证机关之规定，且以法院开具的介绍信为权源依据颁发林权证不符合法定程序，故对该证据六本院不予采信；下庄组对证据七的三性均提出异议，且经本院核查，铜鼓县人民法院（1986）铜法森民字第13号案件的案卷中粘贴的踏界草图中缪小阳的签名并非本人书写，经本院调查大沩山林场在档案中也未能找到证人所陈述之介绍信，无法证明证人所述内容之真实性，故对证据七本院不予确认；下庄组对证据八、证据九、证据十二的三性均提出异议，而该调查报告等文件系铜鼓县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上下级之间的内部行文，有档可查，且能反应当时政府对该纠纷处理时的相关调查工作情况，与本案存在关联性，故本院予以确认；下庄组对证据十、证据十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合法性、关联性提出异议，由于林权证存根并不是山林所有权人的权利凭证，铜鼓县政府提供铜林证字0011201号林权证存根（副本）的目的系为了证明河背组未提供该林权证正本原件的原因系铜鼓县政府将该林权证存根作为权利凭证颁发给了河背组，而铜鼓县政府提供的铜林证字0024910号林权证存根等七份存根从形式上是否与铜林证字0011201号林权证存根（副本）相同无法证明铜林证字0011201号林权证存根副本作为权利凭证的合法性，亦无法证明正本原件是否真实存在，且上述林权证存根与本案的争议山场没有关联性，故对证据十、十一本院不予确认；下庄组对证据十三的三性均提出了异议称这是其单方面制作的证据，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故本院对该山场位置草图不予采信；下庄组对证据十四的真实性无异议，仅对其合法性、关联性提出异议，但至今对此公告注销行为下庄组既未提出复议，也未提起诉讼，且上述被公告注销山场与本案争议山场存在关联性，故对证据十四本院予以确认；下庄组对证据十五的三性均提出异议，由于该证明系河背组及其村民单方面制作的证据，且该证明内容所述铜林证字0011201号林权证的权源依据是铜鼓县人民法院原森林法庭现场踏界后确定的界址，而原森林庭现场踏界的勘验笔录和界址草图均已被人故意损坏，无法反映当时踏界的真实情况，故本院对证据十五不予采信。
（二）对原告下庄组提供的证据：
被告铜鼓县政府对第一组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第三人河背组、张凤秋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仅对其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提出异议称上述林权证虽曾颁发过，但经《93号处理决定》已作变更，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确认，但可以作为下庄组曾经取得过上述林权证的参考材料；被告铜鼓县政府及第三人河背组、张凤秋对下庄组提供的第二组至第五组证据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被告铜鼓县政府河背组、张凤秋对第六组证据三性未提出异议，仅对其鉴定结果提出异议称该鉴定结果不准确，但铜鼓县政府和河背组、张凤秋均未提出重新鉴定申请，亦未提供充分证据推翻该鉴定结论，且该鉴定报告系本院依法委托具备鉴定资质的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对该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
（三）对河背组提供的证据：
河背组提供的证据一至证据四，系铜鼓县政府已经提供过的证据，不作重复认证；下庄组对河背组提供的证据五至证据八的关联性均提出了异议，且铜鼓县政府未将上述证据作为作出铜府处（2012）1号处理决定的证据依据，故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
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及上述证据，可以认定以下事实：本案争议山“下庄屋背”、“茶埚”座落于原告下庄组区域内，原属石桥乡上庄村下庄组村民陈锡滋（烈士）所有，其山场四至界址根据《93号处理决定》的记载为：“下庄屋背”，东至郑四梅田，西至横路以下，南至陈集榜山，北至窝坑（陈连章山），带界人为李连章；“茶埚”，东至河，西至横路以下，南至陈连禄山，北至陈连章山，带界人为陈奎章。陈锡滋牺牲后，原铜鼓县第三区石桥乡人民政府于1951年9月13日出具《证明信》，由陈锡滋的长子陈奎明继承祖籍山场。之后陈锡滋的妻子携子迁至河背组。70年代底至80年代初，因大沩山林场征购下庄组“下庄屋背”、“茶埚”两处山场引发纠纷。此后，经铜鼓县政府及其各职能部门多次协调，双方未能达成协议。1985年6月23日，铜鼓县政府向各乡、镇人民政府、各林场、县直各有关单位发出了铜政字（85）50号《关于授权调处山林纠纷的通知》，授权林业局调处本县山林纠纷。1986年7月10日，铜鼓县林业局作出了铜林政字（86）第93号处理决定，决定将上庄村下庄组集体所有的两块山林（即“下庄屋背”、“茶埚”），从照顾烈属角度出发，山林权属归于温泉乡禄田村河背组。河背组不服上述处理决定，以国营铜鼓县大沩山林场和铜鼓县大沩山林场上庄村民委员会为被告（下庄组不是该案的当事人）向铜鼓县人民法院提出诉讼，在审理过程中，铜鼓县人民法院原森林法庭组织了当事人各方到争议山场现场踏界，绘制了《界址草图》，并做了勘验笔录。1991年，河背组又以服从《93号处理决定》为由申请撤回起诉，1991年12月17日，铜鼓县人民法院裁定准许河背组撤回起诉。至此，下庄组与河背组均对《93号处理决定》无异议，即双方因“下庄屋背”、“茶埚”两处山场的权属之争终结。经查，现案卷留存的《界址草图》上有一段“四至”界址说明：陈奎明“下庄屋背”山场四界，从下往上定界，东（下）水田（山、河脚），南（右边）潘埚河边田角小埂直上横路，从下往上第二条、山顶为界，西（上边）山顶横路第二条，北（左边）吃水埚坑直上山顶横路为界；陈奎明“茶埚”山场四界，从上往下定界：东（上边）潘埚门口横路，南（左边）河边小埂直上横路抵联章、联禄山，去潘埚横路为界，西（下边）河脚（公路为界），北（右边）公路边逢埚口直上去潘埚横路抵联章山为界。该界址草图左下角的说明第二、三两行尾端书写因参加勘验人员签名的存在而出现向右上方歪斜现象，且经本院实地现场勘查发现现场与原图中标注存在很大差异，该现场图中所标注的主干道山顶大横路不存在。且经下庄组申请，本院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该《界址草图》上：“右下部位‘缪小阳’署名字迹与供检的缪小阳签名样本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勘验笔录》记录“下庄屋背”上边至横路（从下往上第x条），“x”处存在破洞现象，下边至水田，左边吃水埚坑直上至横路，右边至田角小埂直上至横路（从下往上第x条），“x”处又存在破洞现象。
此后，因《93号处理决定》对“下庄屋背、茶埚”两处山场的界址记载过于笼统，没有指明明确的地物标，双方仍多次发生纠纷，铜鼓县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也多次派人协调此事，但一直未能促使双方达成协议。争议期间张凤秋拿出了铜林证字第0011201号林权证的存根（副本）。该林权证存根（副本）记载：下庄屋背（食水埚）东至水田，南至田角小埂直上至山顶，西至埂顶，北至吃水埚坑直上至山顶；茶埚（新路败茶埚）东至横路，南至陈联禄山（小埂直上），西至河脚，北至逢埚口直上至横路（陈联章山）。但该林权证存根第三人河背组、张凤秋至今未能提供正本原件，而且该林权证存根（副本）仅盖了“铜鼓县大沩山林场林政科”的印章，没有法定发证机关铜鼓县政府的印章，也没有骑缝章及骑缝编号。经调查核实，大沩山林场出具证明称包含铜林证字第0011201号林权证存根的整本前后关联号存根档案全都未能找到。2005年3月20日，禄田村委会向铜鼓县林改办报告，要求换发“下庄屋背”和“茶埚”的林权证。同日，上庄村委会向铜鼓县林改办报告，称上庄村有“下庄屋背”和“茶埚”的林权证，禄田村（陈奎明）持有的“下庄屋背”和“茶埚”山林的林权证，仅盖有大沩山林场林政科的印章，且禄田村自1982年至今从未有业主经营，因此不能给禄田村颁发新的林权证。
2004年11月份，下庄组村民陈联福、陈奎吾、陈联兴、陈冬、陈勇、赖济春，分别登记了“潘埚坑”（宗地小班93号）、“茶埚”（宗地小班92号）、“下庄屋背后”（宗地小班91号）、“横路上”（宗地小班86号）、“石灰埂”（宗地小班78号）、“土地岭”（宗地小班95号）等山林，并于2005年分别领取了林权证（上述山场范围与“下庄屋背、茶埚”两处山场范围存在交叉），致使下庄组与河背组、张凤秋之间的界址纠纷更加尖锐。2005年5月9日，铜鼓县林业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给上庄村函告，称“下庄屋背”和“茶埚”两块山林权属争议，《93号处理决定》已作出了调处决定，本着尊重历史事实的原则，应维护《93号处理决定》。2006年5月22日，铜鼓县林业局《关于河背组“下庄屋背”和“茶埚”两处山林权属落实的情况汇报》中称，县林业局山林纠纷办分别于2005年12月31日、2006年4月19日、28日，多次组织下庄组与河背组、张凤秋、陈联发等人进行调处，都没有成功。铜鼓县林改办2006年9月22日《关于2006年7月4日调处河背组与下庄组山林权属纠纷经过的说明》称，在临山踏界勾图过程中，场面一时比较混乱，气氛较为紧张，调处工作无法继续进行下去，此次调处工作只得暂时中止。2006年12月30日，铜鼓县林改办向温泉镇人民政府发出《关于要求做好河背组与下庄组山林权属争议调处相关工作的通知》指出：“下庄屋背”和“茶埚”两处山林的权属争议，经多次调解，终因双方分歧过大无法达成协议，为维护稳定，保障当事人双方的合法权益，一、维护《93号处理决定》；二、根据《93号处理决定》、铜鼓县人民法院原森林法庭的《勘验结论》、《界址草图》等材料所确的“四至”为准；三、妥善做好争议双方的工作，并尽快收回错发的林权证，如不能收回则书面申请县人民政府声明错发的林权证作废，重新确权发证。2007年4月5日，温泉镇人民政府向铜鼓县政府请示注销下庄组的“下庄屋背”和“茶埚”两处山林的林权证。2007年4月28日，铜鼓县政府给温泉镇人民政府批复，同意将下庄组的“下庄屋背”和“茶埚”范围内所涉及的铜林证字（2005）第10671号（宗地小班85号、86号）、第10666号（宗地小班89号、90号）、第10659号（宗地小班91号）、第10660号（宗地小班92号）、第10662号（宗地小班93号、95号）等林权证予以作废，并于2008年4月20日，在《铜鼓报》上公告予以注销。
2007年5月11日禄田村委会、河背组全体村民向铜鼓县政府、山林纠纷调处办、铜鼓县林改办证明，同意由张凤秋（陈奎明的儿媳）对原陈奎明经营管理的“下庄屋背”和“茶埚”山林继承经营管理。2008年1月25日，张凤秋填写了林权登记申请表，申请“下庄屋背”和“茶埚”两处山林的林权证。2008年4月28日，禄田村委会向铜鼓县林改办申请核发“下庄屋背”和“茶埚”两处山林的林权证。2008年5月27日，铜鼓县政府给张凤秋颁发了铜府林证字（2008）第0000028547号林权证。该林权证载明：“下庄屋背”、“茶埚”坐落在下庄组，主要树种为木竹，林地所有权人为河背组，林地使用权、林木或森林的所有权、使用权人为张凤秋，“下庄屋背”山林面积102亩，东至农田（山脚），南至河边田角小埂直上山顶（逢茶埚埂），西至山顶横路，北至埚坑直上山顶（苏区政府座向左边第二埚坑直上山顶）；“茶埚”山面积26亩，东至河脚（公路），南至坑口直上至横路（去潘埚横路为界），西至横路、农田（潘埚屋门口横路、农田为界），北至河边田角小埂直上至横路（潘埚埂至去潘埚横路为界）。因该林权证确定的“下庄屋背”、“茶埚”两处山场的四至界址与《93号处理决定》的四至界址不相符。下庄组不服该颁证行为，向宜春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2009年1月14日，宜春市人民政府作出宜府复决字（2008）第26号《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铜府林证字（2008）第0000028547号林权证。下庄组遂诉至法院，本院一审判决撤销了该林权证，由铜鼓县政府重新就争议山场作出处理决定，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2年9月4日，铜鼓县政府依河背组申请，作出了铜府处（2012）1号《关于划定温泉镇“下庄屋背”、“茶埚”两处山林四至的处理决定》。下庄组不服，向宜春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宜春市人民政府于2012年12月12日作出宜府复决定（2012）第15号《复议决定书》，维持了上述处理决定，下庄组不服遂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本案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1、下庄组是否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2、铜鼓县政府于2012年9月4日作出的铜府处（2012）1号《关于划定温泉镇“下庄屋背”、“茶埚”两处山林四至的处理决定》是否正确。
（一）关于下庄组是否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93号处理决定》是铜鼓县林业局根据铜鼓县人民政府的授权作出的，依照《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十二条第四款的规定，可视为铜鼓县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93号处理决定》经庭审调查，当事人各方均予以认可，即确定“下庄屋背”和“茶埚”两块山林归河背组所有。这两块山场的权属已不存在争议，但由于《93号处理决定》载明的四至不明确，下庄组与河背组、张凤秋之间为此引发纠纷。因本案实质上是界址之争，“下庄屋背”、“茶埚”两处山场系位于下庄组境内的插花山，其四至与下庄组多处山场相邻，其界址问题直接影响到下庄组与该两处山场相邻的其他山场的界址，界址不清必然会损害到下庄组的利益，故下庄组作为原告提起诉讼符合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下','2018-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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