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晋09民终99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生根，男，1961年8月24日生，汉族，忻州市忻府区人，住本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有根，男，1957年1月23日生，汉族，忻州市忻府区人，住太原市尖草坪区。
委托代理人杨德树，山西龙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生根因与被上诉人刘有根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区人民法院(2016)晋0902民初1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刘生根，被上诉人刘有根及委托代理人杨德树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忻府区人民法院查明，刘生根与刘有根系同胞弟兄，双方均为忻州市忻府区董村镇刘家山村村民。国家实行第一轮农村土地承包时，刘有根承包忻府区董村镇刘家山村村民委员会12.7亩耕地，其中包括位于刘林咀的2.3亩耕地。国家实行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时，刘有根仍承包上述耕地，并由原忻州市（现忻府区）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使用证登记在册。刘生根、刘有根父亲刘雨田作为户主、刘生根作为家庭成员也承包忻府区董村镇刘家山村村民委员会耕地，并由原忻州市（现忻府区）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使用证，该土地使用证登记的序号2为留龙林咀1.25、0.9，序号4为留龙林咀2.3。刘生根、刘有根父亲刘雨田于2001年9月20日亡，现户主为刘生根。刘生根、刘有根均认可刘林咀与留龙林咀其实是刘家山村村民委员会耕地同一地名的不同称呼。
刘生根陈述，刘有根于2003年3月6日将上述刘林咀（留龙林咀）的2.3亩耕地转包给刘生根，刘有根收取刘生根转让款1200元，双方签订转让合同一份。刘有根陈述，双方诉争耕地现登记在刘有根土地使用证上，刘有根收取刘生根1200元，是刘生根购买刘有根果树的钱，而非转让耕地款；刘生根耕种刘有根土地就应缴纳相关税费；刘有根未与刘生根签订过转包合同，刘生根提供的合同上的刘有根签名，并非刘有根书写。刘有根并就2003年3月6日买卖地合同上“刘有根”签名是否系其本人书写向忻府区人民法院申请司法鉴定。
忻府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13日委托山西省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司法鉴定中心就刘生根申请内容进行司法鉴定，但由于刘生根未能提供合同原件，致无法鉴定。
刘生根、刘有根诉争的2.3亩耕地于2012年修高速路时被部分征用，2014年第二次又征用一部分，现剩余耕地1.33亩。刘生根已领取第一次征地补偿款8413元，第二次征地补偿款20000余元，现在忻府区董村镇农村三资代理服务中心存放。
2016年1月14日，刘生根向忻府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确认原、被告签订的承包2.3亩林地合同有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忻府区人民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本案中，原告刘生根未能提供证据以证实《买卖地合同》是其与被告刘有根双方在自愿基础上、协商一致签订的，且在被告对合同的内容不认可、合同上签名非其本人书写并申请司法鉴定时，原告又未提供合同原件以供司法鉴定，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虽然原告提供的相关证据证实忻府区董村镇刘家山村村民委员会有关账目上就双方诉争2.3亩耕地有人作了转让的记载，但未提供证据证明该记载系被告同意的情况下所为。原告所提供的其父刘雨田土地使用证上登记有诉争耕地，但被告的土地使用证对诉争耕地也登记在册，故原告认为被告已将诉争耕地转包给原告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案件中相关证据未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实原、被告之间就诉争2.3亩耕地进行了转包的事实，原告请求确认原、被告签订的《买卖地合同》有效的证据不足，该院依法不予支持。
忻府区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第十七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生根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原告刘生根负担。
刘生根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1、一审人民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土地流转合同是有效的，依法应认定转让土地事实的存在。从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部分以及相关的证据可以看出，上诉人对诉争的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也即转让土地的合同是有效的。其一，上诉人向法庭提供的证据中，有村委会证明，证明了上诉人对诉争土地转让的事实，众多村民均知，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买卖果树，谁都知道，林木的转让伴随着林地的转让，因为仅有林木转让，林地未转让，上诉人无法行使正常权利，这不符合日常交易习惯；被上诉人只认可林木买卖，林地没有转让的辩解是不能成立的；其二、上诉人于2003年便对该诉争土地进行管理耕种，并每年交纳提留、摊派，并在村委地簿帐上有村委会计刘虎明记载了土地流转的事实，更重要的是，上诉人持有的土地证上己登记了诉争土地，而且多少年来，国家的粮补款一直由上诉人领取，这些证据是对转让土地的事实更进一步地佐证。虽然村委会为被上诉人出具的书面证据中，只是为了提留摊派的说法，但其证明效力无法对抗土地证的证明效力，而被上诉人仅以其持有的土地证上仍记载有该诉争土地，但也不能证明土地未予流转。因为土地流转登记仅仅具有对抗效力，而非生效要件，被上诉人以此抗辩，没有说服力。2、综合以上证据，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之间已互相印证，且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土地转让事实的成立，即使被上诉人否认双方未签订书面流转合同，但从现有的证据，是对合同成立并有效的行为补正，因此足以认定土地转让合同的有效，上诉人享有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土地补偿款依法应由上诉人享有。而一审人民法院的判决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属认定事实错误，故恳请二审人民法院依据事实，适用法律，作出公正判决，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发还重审或改判。
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认为，1、上诉人刘生根不能提供《买卖地合同》原件，无法证明该《买卖地合同》的真实性，其要求确认合同有效没有相应的事实基础；2、上诉人刘生根称仅有林木转让，林地未转让不符合日常交易习惯。本院认为，林木转让与林地转让系不同的法律事实行为，其转让标的不同，二者并非不可分割，上诉人该理由依法不予采信；3、上诉人刘生根与被上诉人刘有根所持土地使用证上均有争议土地的记载，上诉人要求按照其土地使用证上记载确认其享有争议土地承包经营权事实依据不足；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根据该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签订书面合同并经发包方同意。上诉人提供的《买卖地合同》因上诉人不能提供合同原件，其真实性无法确定，村委的地簿帐上虽记载了土地流转的事实，但没有被上诉人对该土地流转事实予以确认的相关证据，依法不能产生争议土地承包经营权业已转让的法律效力；5、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尽管上诉人对争议土地进行了耕种并缴纳提留、摊派，但上诉人不能提供双方当事人就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形成合意的相关证据，并不足以证明上诉人对原属被上诉人承包经营的争议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
综上，上诉人尽管对争议土地实际进行了耕种并缴纳提留、摊派，但其没有被上诉人同意转让承包经营权的相关证据，上诉人上诉请求证据不足，依法不予支持，一审判决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刘生根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樊永生
审判员 徐 飞
审判员 张李霞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一日
书记员 黄立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