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苏中商终字第0117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苏州华伦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同里镇同兴村。
法定代表人陆勇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如荣。
上诉人（原审被告）陆勇军。
委托代理人张如荣。
委托代理人孙新坤。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兴祥。
委托代理人张如荣。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德元。
委托代理人张锦忠。
委托代理人何坚。
上诉人苏州华伦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伦公司）、陆勇军、李兴祥因与被上诉人黄德元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2014）吴江商初字第012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1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月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华伦公司、陆勇军、李兴祥共同委�代理人张如荣、上诉人陆勇军委托代理人孙新坤、被上诉人黄德元委托代理人何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德元一审诉称：华伦公司设立于2005年4月5日，注册资金1000万元，工商登记记载黄德元出资36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6%，王某某出资42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2%，黄某出资22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2%，法定代表人为黄德元。其中，王某某、黄某为名义出资，所有出资均属黄德元实际出资，黄德元系华伦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决策等事项，公司的公章、法人章都由黄德元保管和使用。2011年3月，黄德元、王某某、黄某与陆勇军、李兴祥、张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黄德元、王某某、黄某将各自的股份分别转让给李兴祥、陆勇军、张某，同时华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黄德元变更为陆勇军，且李兴祥、陆勇军、张某并未向黄德元、王某某�黄某支付任何股权转让款。2011年5月，华伦公司决定增加注册资本至2000万元，增加的全部注册资本也实际由黄德元出资。增资后，工商登记记载陆勇军出资额为84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2%，李兴祥出资额为72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6%，张某出资额为44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2%。同时，黄德元分别与陆勇军、李兴祥、张某签订《隐名股东投资协议书》。协议约定：由黄德元向华伦公司投资，陆勇军、李兴祥、张某作为名义股东登记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或其他材料中；公司的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其中陆勇军、李兴祥、张某在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中登记的出资全部由黄德元实际投入，陆勇军、李兴祥、张某并不实际出资；黄德元享有完全的公司管理参与权、股息和其他股份财产权益，并承担投资风险，陆勇军、李兴祥、张某不享有公司管理参与权，也�享有股息及其他股份财产权益的分配，不承担投资风险。2013年1月，应陆勇军要求，黄德元与陆勇军、李兴祥重新签订了《隐名股东投资协议书》，并增加黄某作为见证人，协议书内容与2011年5月签订的《隐名股东投资协议书》一致。协议书签订后，华伦公司仍由黄德元实际控制并经营、管理，各类印章继续由黄德元保管和使用。后因经营需要，遂决定用陆勇军、李兴祥、张某的股权作质押获取贷款，并办理了工商登记。自2013年起，华伦公司经营恶化，陆勇军不愿再担任法定代表人，经股东会会议决议，同意将华伦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黄德元，但因华伦公司股权尚未解除质押，故无法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华伦公司诉讼不断，黄德元作为华伦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实际控制人，在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等法院代表华伦公司与各债权人努力协调偿债事宜，陆勇军也于2013年4月16日在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13）并民初字第171号案件中，向该院出具黄德元系华伦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证明，对黄德元以公司名义对外采取的行为予以认可。然而，至2014年，因潘顺友等高利贷债权人的出现，华伦公司的资产已无法抵偿潘顺友等人的债务，此时，先前一直认可黄德元系华伦公司实际出资人、实际控制人的陆勇军、李兴祥一反常态，对外否认黄德元系华伦公司实际出资人、实际控制人。陆勇军甚至登报声明黄德元持有的华伦公司公章、法人印章作废，还于2014年5月29日向河北省藁城市人民法院作出情况说明，否认黄德元系华伦公司股东、董事、员工，不能代表华伦公司参与诉讼，还以黄德元并非华伦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为由向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等法院就生效判决提起再审，试图撤销黄德元代表华伦公司参加的生效裁判。鉴于陆勇军、李兴祥的行为已严重侵犯到华伦公司实际出资人、实际控制人黄德元作为隐名股东的合法权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之规定，请求判令：1、确认陆勇军为黄德元代持的华伦公司42%的股权为黄德元所有；2、确认李兴祥为黄德元代持的华伦公司36%的股权为黄德元所有；3、华伦公司、陆勇军、李兴祥协助黄德元办理股东工商登记变更手续；4、本案诉讼费用由华伦公司、陆勇军、李兴祥承担。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黄德元一审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1，苏州市吴江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签发的《公司设立核准通知书》原件一份，证明2005年4月5日华伦公司设立之初，法定代表人为黄德元，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
证据2，《股权转让协议书》原件一份，证明2011年3月3日王某某、黄德元、黄某与陆勇军、李兴祥、张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王某某、黄德元、黄某分别将其所持有的股权转让给陆勇军、李兴祥、张某，且陆勇军、李兴祥、张某未支付股权转让款。
证据3，《隐名股东投资协议书》复印件一份，证明2011年5月24日，黄德元与陆勇军签订《隐名股东投资协议书》，陆勇军为黄德元代持华伦公司42%的股权，出资由黄德元实际投入，陆勇军不享有公司管理参与权，也不享有股息及其他股份财产权益的分配，不承担投资风险。
证据4，《隐名股东投资协议书》原件两份，证明2013年1月29日黄德元分别与陆勇军、李兴祥签订《隐名股东投资协议书》，陆勇军、李兴祥分别为黄德元代持华伦公司42%、36%的股权，出资全部由黄德元实际投入，陆勇军、李兴祥不享有公司管理参与权，也不享有股息及其他股份财产权益的分配，不承担投资风险，黄�作为保证人在该两份协议书上签字。
证据5，张某2014年6月20日出具的申明原件一份，证明2011年5月陆勇军、李兴祥、张某一起与黄德元签订《隐名股东投资协议书》，约定黄德元为隐名股东，陆勇军、李兴祥、张某为名义股东，由黄德元实际出资，将资金转入陆勇军、李兴祥、张某各自的银行卡，再由三人的银行卡转入华伦公司验资账户。
证据6，银行回单原件一份、银行转账明细复印件一份，证明黄德元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吴江市同里油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油脂公司）于2011年5月23日给陆勇军转账420万元，黄德元于2011年5月23日给张某转账220万元，两笔款项均用于华伦公司的增资。
证据7，华伦公司2013年4月16日出具的证明原件一份，证明黄德元是华伦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陆勇军、张某也在该份证明上签了字。
证据8，证人胡某的证言，证明证据7的形成过程，其余�明内容与证据7一致。
证据9，陆勇军2014年5月29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复印件一份，证明陆勇军自此否认黄德元系华伦公司实际控制人。
证据10，苏州市吴江区公安局2013年8月9日、2014年4月1日出具的公章备案证明复印件、原件各一份，证明陆勇军作为名义股东违反《隐名股东投资协议书》约定，私刻与备案公章不一致的公章。
证据11，黄德元2013年5月3日出具的承诺、2012年6月29日华伦公司与藁城市鑫旺铸造有限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原件各一份，证明2011年5月后，黄德元仍作为华伦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实际控制人代表华伦公司对外出具承诺、签订合同。
证据12，2011年7月15日华伦公司与山西通泽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2012年12月27日华伦公司与山西新联泰冶金有限公司签订的《镍铁采购合同》复印件各一份，与证据10的证明内容一致。
证据13，2011年8月3日的�款申请单及银行电子回单原件各一份、2011年9月30日的报销申请单原件三份、2011年10月8日的经费报销单、银行电子回单原件各一份、2012年12月华伦公司员工工资统计表原件一份、记账凭证原件两份，证明2011年后，黄德元仍作为华伦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实际控制人代表华伦公司在对内财务凭证上签字同意报销、付款。
证据14，黄某2014年7月2日出具的申明原件一份，证明陆勇军、李兴祥为黄德元代持华伦公司股权。
证据15，2013年4月16日华伦公司股东会决议原件一份，证明股东会会议同意免去陆勇军担任董事长职务和法定代表人的资格，聘请黄德元担任公司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
证据16，油脂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原件两份，证明黄德元为华伦公司增资需要，通过油脂公司账户转账给陆勇军420万元，通过油脂公司出纳徐婷的银行卡给李兴祥转账360万元，用于陆勇军、李�祥代持黄德元在华伦公司的增资股份。
华伦公司、陆勇军、李兴祥一审共同辩称：1、2011年3月3日，黄德元、王某某、黄某与陆勇军、李兴祥、张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陆勇军、李兴祥继受取得华伦公司股权，并记载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也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了登记手续，黄德元并非是公司章程、股东名册中记载的股东，也未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2、黄德元与陆勇军、李兴祥签订的《隐名股东投资协议书》，是黄德元为向民间融资方便，而与陆勇军、李兴祥签订的，不能证明黄德元是实际出资人；3、黄德元陈述的《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陆勇军、李兴祥未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事实，以及油脂公司向陆勇军转账的事实，只能证明黄德元、油脂公司与陆勇军、李兴祥的债权债务关系，不能证明黄德元是实际出资人，且与本案分属不同的法律关系；4、黄德元仅�以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参与华伦公司的部分经营活动，而并非华伦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华伦公司、陆勇军、李兴祥一审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1，出资协议书、公司股东名录、首届董事会决议、中国建设银行现金交款单、银行征询函、验资报告、章程、设立核准通知书、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华伦公司设立时黄德元出资36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6%，王某某出资42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2%，黄某出资22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2%，法定代表人为黄德元，但黄德元并非华伦公司的大股东，也并非华伦公司实际控制人。
证据2，股权转让协议、公司股东发起人名录、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董事会决议、法定代表人登记表、公司董事会成员情况、章程、公司变更登记核准情况表、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华伦公司股东名册复印件各一份、股东会决�复印件两份，证明华伦公司现股东陆勇军、李兴祥、张某2011年3月3日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继受取得股权，陆勇军出资42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2%，李兴祥出资36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6%，张某出资22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2%，股东名册及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股东为陆勇军、李兴祥、张某。
证据3，公司股东出资情况表、股东会决议、公司变更登记申请表、验资报告与银行凭证、银行电子回单、章程修改、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业基本信息、公司股东名册、公司变更登记核定情况表复印件各一份，证明2011年5月23日，陆勇军、李兴祥、张某按出资比例增资，增资后，陆勇军出资84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2%，李兴祥出资72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6%，张某出资44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2%，股东名册及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股东为陆勇军、李兴祥、张某。
证据4，苏州市吴江区公安局治安�理大队出具的华伦公司印章、法人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印章准刻单复印各一份、2013年1月16日、2014年1月15日苏州市吴江区公安局行政服务科出具的印章备案证明原件各一份、2013年7月31日刊登在《吴江日报》上的华伦公司遗失公章、财务章、法人章的启事、2014年1月9日陆勇军刊登在《吴江日报》上的声明原件各一份、2014年4月6日华伦公司关于成立清算组的股东会决议、2014年4月9日刊登在《吴江日报》上的清算重整公告原件各一份，证明华伦公司设立时备案于公安部门的印章在2013年7月31日前遗失，被其他债权人侵占，2013年8月9日，黄德元未经陆勇军同意又刻制新印章，2014年1月9日陆勇军声明新刻印章未经其本人授权，华伦公司不予认可，2014年2月26日华伦公司股东会会议决定成立清算组，并向社会公示。
证据5，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原件各两份，证明油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虽为黄德元，但黄德元并非唯一股东。
证据6，李兴祥信用卡明细单原件一份，证明2011年5月23日汇至李兴祥银行账户的360万元来源于徐婷，而非黄德元。
经原审法院庭审及庭后质证，双方当事人对黄德元提交的证据1、2、4、6、7、8、9、10、11、13，华伦公司、陆勇军、李兴祥提交的证据1、2、3、4、5、6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原审法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双方当事人对以下证据材料持有异议：
一、针对黄德元提供的证据3、5、14、16，华伦公司、陆勇军、李兴祥认为证据3为复印件，证据5、14是否为张某、黄某本人的签字无法确认，且证据5、14、16为证人书面证言，而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故对其真实性均不予确认。原审法院审核后认为：对于黄德元提供的证据5，因其真实性已为原审法院的调查所证实，故对其真实性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对于黄德元提供的证据16，实系书证而非证人证言，因华伦公司、陆勇军、李兴祥未对油脂公司印章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故对其真实性原审法院亦予以确认；对于黄德元提供的证据3、14，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六十九规定，无法与原件核对的复印件、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但上述证据的内容，能够与黄德元提供的证据4、6、16及华伦公司、陆勇军、李兴祥提交的证据6相互印证，其之间也能相互印证，故对陆勇军、李兴祥分别与黄德元签订《隐名投资协议书》，并代持由黄德元实际出资的华伦公司股权的事实，原审法院予以确认。
二、针对黄德元提供的证据12，华伦公司、陆勇军、李兴祥认为其为复印件，故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原审法院审核后认为，该份证据为无法与原件核对的复印件，且无其他证�相互印证，故原审法院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
三、针对黄德元提供的证据15，陆勇军、李兴祥的委托代理人于庭审结束前未就向当事人核实的情况再向原审法院作任何反馈或说明，也未明确作出否认的陈述，故原审法院视为其放弃质证的权利，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原审法院予以确认。
基于上述认证，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5年4月5日，华伦公司设立，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黄德元。当时华伦公司的登记股东为王某某、黄德元、黄某，登记出资额分别为420万元、360万元、220万元。2011年3月3日，王某某、黄德元、黄某作为出让方，陆勇军、李兴祥、张某作为受让方，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一份。该协议约定：王某某、黄德元、黄某将其各自持有的华伦公司42%、36%、22%的股权，分别作价420万元、360万元、220万元转让给陆勇军、李兴祥、张某；受让方应�本协议签订之日起30日内向出让方付清全部股权转让价款。协议签订至今，陆勇军、李兴祥、张某未支付该价款，王某某、黄德元、黄某也未主张该价款。2011年3月11日，华伦公司登记股东变更为陆勇军、李兴祥、张某，登记出资额分别为420万元、360万元、220万元，法定代表人由黄德元变更为陆勇军。2011年5月23日，华伦公司达成股东会决议：登记股东陆勇军、李兴祥、张某按出资比例增资，陆勇军增资420万元，增资后出资额为840万元；李兴祥增资360万元、增资后出资额为720万元；张某增资220万元，增资后出资额为440万元。同日，由油脂公司账户向陆勇军的账户汇入420万元，后陆勇军由其该账户将420万元汇入华伦公司账户；油脂公司出纳徐婷由其个人账户向李兴祥的账户汇入360万元，后李兴祥由其该账户将360万元汇入华伦公司账户；黄德元由其个人账户向张某的账户�入220万元，后张某由其该账户将220万元汇入华伦公司账户。2011年5月31日，华伦公司在吴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增资变更登记，公司注册资本由1000元增加至2000万元，登记股东仍然为陆勇军、李兴祥、张某，登记出资额分别变更为840万元、720万元、440万元。
2013年1月29日，黄德元作为隐名投资人（实际股东，甲方），黄某作为保证人，分别与作为显名投资人（名义股东，乙方）的陆勇军、李兴祥签订《隐名股东投资协议书》一份。两份协议书分别约定：由甲方向华伦公司投资，乙方则作为名义股东登记于公司的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或其他材料中，公司的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其中以陆勇军名义在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中登记的出资额为840万元，占投资比例的42%，以李兴祥名义在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中登记的出资额为720万元，占投资比例的36%�上述两项出资全部由甲方实际投入，出资方式为现金，乙方并不是实际出资，包括以后以乙方名义增资部分，公司成立后，甲方不得抽回资金，逃避风险和责任。同时，两份协议书共同约定：“第二条：甲方享有完全的公司管理参与权、股息和其他股份财产权益，并承担投资风险。乙方不享有公司参与权，也不享有股息及其他股份财产权益的分配，不承担投资风险。第三条：乙方作为显名股东作如下承诺：未经甲方的书面同意不能单方面转让、出质股权，否则，乙方除向甲方返还资产、赔偿损失外，还须承担侵占甲方资产的相关刑事与民事责任。第四条：甲、乙双方的利益分配方式：甲方享受公司全部股东权益，乙方不享受股东权益。第五条：若公司与第三人出现纠纷时，由甲方承担实际的股东责任，乙方不承担实际股东责任。公司业务中需要乙方承担的所有经济责任全部由甲方及其保证人承担，保证期限2年。第六条：乙方应积极配合办理公司登记设立及其他法定的相关手续，履行相应的义务。第七条：如由于乙方的债务纠纷，而导致其名下的股权被他人通过司法途径强制处分时。乙方必须对此给甲方造成的所有直接和可预见的间接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第八条：乙方对此协议负有保密义务。除经甲方同意或本协议约定外，乙方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本协议的任何内容，否则应承担由此造成甲方损失的赔偿责任。第九条：乙方不得利用显名股东身份谋取私利，不得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本公司同类的业务或者从事侵占公司财产和损害本公司利益的活动，否则，乙方除向甲方返还资产、赔偿损失外，还须承担侵占甲方资产的相关刑事与民事责任……”。
2013年4月16日，华伦公司召开股东会会议，全部登记股东陆勇军、李兴祥、张某形成一致决议：“免去陆勇军担任董事长职务和法定代表人，聘请黄德元担任公司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但该项股东会决议未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相关变更登记。2013年7月31日，华伦公司在《吴江日报》刊登公章、财务章、法人章遗失启事，并申明作废。2013年8月9日，华伦公司新刻公章、法人章、财务章，并在苏州市吴江区公安局行政服务科备案。2014年1月9日，陆勇军在《吴江日报》刊登声明：“华伦公司原公章、财务章、法人章已经挂失作废。2013年8月9日新刻公章等印章属未经本人授权，利用本人挂失身份证私刻的，不具有法律效力，华伦公司不予认可，华伦公司将追究其法律责任。”2014年2月26日，华伦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作出启用新公章的决议，登记股东陆勇军、李兴祥表决同意，登记股东张某未出席。2014年4月6日，华伦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作出解散公司成立清算小组的决议，登记股东陆勇军、李兴祥表决同意，登记股东张某未出席。2014年4月9日，华伦公司在《吴江日报》刊登《清算重整公告》。
原审法院另查明：2011年5月24日，黄德元作为隐名投资人（实际股东，甲方），陆勇军作为显名投资人（名义股东，乙方），双方签订《隐名股东投资协议书》一份。除无黄某作为保证人签字及对保证人保证责任作出约定外，该份《隐名股东投资协议书》与2013年1月29日黄德元与陆勇军签订的《隐名股东投资协议书》内容一致。
原审法院再查明：2011年8月、9月、10月、2012年12月，黄德元作为付款审批人在华伦公司的相关付款单、报销单、员工工资统计表上签字。2012年6月29日，黄德元作为华伦公司的授权代表在华伦公司与藁城市鑫旺铸造有限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上签字。2013年4月16日，华伦公司在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13）并民初字第171号案件中，向该院出具的证明载明：“黄德元（身份证号：××）是我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以我公司名义对外的所有行为包括但不限于以公司名义签订的所有口头及书面合同等具有法律意义的文书或以公司名义承认、放弃、变更等处分公司财产的行为均视为我公司的行为，我公司承认其全部效力，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陆勇军、张某同时在该份证明上签字。2013年5月3日，黄德元作为华伦公司代表在华伦公司出具给员工家属的承诺上签字。华伦公司的账册及财务凭证现在黄德元处。
原审法院又查明：黄德元为油脂公司法定代表人，系该公司实际控制人。
一审庭审中，证人张某未出庭作证，但向法庭提交了书面证言（申明）。该申明载明：“本人于2011年5月与陆勇军和李兴祥一起与黄德元签署了隐名股东投资协议�。双方约定了黄德元作为隐名股东，将由我们三人作为名义股东，登记于公司的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材料中。双方约定由黄德元实际出资，把资金转入我们三人各自的银行卡，再由我们三人的银行卡转入苏州华伦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建行基本账户作为验资，我们三人不出资，不承担风险。双方约定由黄德元控制公司，实际参与管理，我们三人无干涉或决策权。由于保管不妥，本人的协议书遗失，但内容与陆勇军、李兴祥与黄德元签署的协议文本一致，以上内容属实本人负法律责任，特此申明。”
一审庭审中，证人黄某未出庭作证，但向法庭提交了书面证言（申明）。该申明载明：“本人于2005年4月经我父亲（黄德元）提议，由本人和黄德元、王某某三人组建注册了苏州华伦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合计注册资本1000万元，均由我父亲出资，由于经营需要，2011年3�我父亲将法人代表委请陆勇军代理，股本按比例名义上作了转让，实际并未通过银行或现金进行收付，同年五月公司增资1000万元，同样按股份由我父亲将1000万元分别划入陆勇军、李兴祥、张某三人的银行卡，再由他们三人的银行卡转入苏州华伦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基本户（建行），进行验资。同时签署了隐名股东协议，明确了实际投资者，并约定显名股东不参与管理、不承担风险、不得利用显名股东名义侵占公司财产和损害公司利益。2013年初公司扩大了经营地域，陆勇军为防风险要求我作为见证及担保人，故2013年1月29日重新签署，并由我作为保证人。”
原审法院认为：首先，关于2013年1月29日的两份《隐名股东投资协议书》，协议书所涉及的各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华伦公司、陆勇军、李兴祥辩称其系黄德元为融资需要而要求陆勇军、李兴祥签订，�不能提供证据证明，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故原审法院认定该两份《隐名股东投资协议书》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均合法有效。
其次，关于登记在陆勇军、李兴祥名下的出资额840万元、720万元，实际出资人是否是黄德元的问题。针对增资部分，虽然华伦公司增资时，分别从陆勇军、李兴祥的银行账户存入华伦公司420万元、360万元，但该两笔款项均来源于黄德元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油脂公司，陆勇军、李兴祥称该款项系其与油脂公司的债权债务，但油脂公司对此已予以否认，结合上述两�《隐名股东投资协议书》的内容，黄德元对该两笔款项来源的解释更为合理，故可以认定该两笔增资款是由黄德元实际出资。针对原有出资部分，因增资即意味着股东对原有出资的增加，且《隐名股东投资协议书》已明确载明陆勇军、李兴祥名义出资额分别为840万元、720万元，其中显然包括了原出资部分，结合华伦公司原登记股东黄某及现登记股东张某的证言，以及陆勇军、李兴祥2011年3月3日继受股权时亦未向出让方支付对价的实际情况，可以认定登记在陆勇军、李兴祥名下的出资额840万元、720万元全部为黄德元实际出资。黄德元与陆勇军、李兴祥之间的代持股关系清楚，黄德元作为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陆勇军、李兴祥主张权利，应当得到支持。
最后，关于黄德元请求华伦公司至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将登记于陆勇军、李兴祥名下的股权变更至其名下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条款基于公司人合性的特征而制定，目的在于维护公司稳定。本案中，从华伦公司另外一位登记股东张某向原审法院提交的申明来看，暂且不论黄德元与其是否也存在代持股关系，但其对黄德元与陆勇军、李兴祥之间的代持股关系在诉讼之前是明知的，隐名股东黄德元、显名股东陆勇军、李兴祥以及其他股东张某之间的关系，类似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的隐名代理制度，一定程度上，黄德元与陆勇军、李兴祥之间的隐名股东投资协议，对张某也有约�力，同时结合张某在2013年4月16日华伦公司出具给在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证明上签字确认，且其也未参加2014年2月26日、2014年4月6日华伦公司关于启用新公章、解散公司成立清算小组的临时股东会会议的事实，其对黄德元已经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一直是认可且未提出异议的，故可以认定张某作为公司其他股东同意黄德元确认其股东身份。
综上，对黄德元要求确认登记在陆勇军名下的华伦公司42%的股权、登记在李兴祥名下的华伦公司36%的股权为其所有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对黄德元要求华伦公司办理相应的股东工商登记变更手续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亦予以支持。对陆勇军、李兴祥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称其系华伦公司股东的答辩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信。据此，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一）项、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六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黄德元为苏州华伦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现登记于陆勇军名下、出资额为840万元的股份的实际股东，占苏州华伦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42%。二、确认黄德元为苏州华伦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现登记于李兴祥名下、出资额为720万元的股份的实际股东，占苏州华伦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36%。三、苏州华伦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为黄德元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变更登记内容为黄德元的出资额为1560万元，占苏州华伦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78%。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7700元，由陆勇军负担31069元，由李兴祥负担26631元。
上诉人华伦公司、陆勇军、李兴祥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黄德元在一审作为原告主体资格不适格，其无法证明系华伦公司隐名股东、实际出资人。二、黄德元主张其在华伦公司成立时进行了出资并为其他两位股东分别缴纳出资款，其系实际出资人及实际控制人，证据不足；黄德元主张增资部分也是其出资缴纳，证据不足；2013年1月29日陆勇军、李兴祥分别与黄德元签订了二份隐名股东投资协议书，合同签订后黄德元没有履行，合同未生效；黄德元主张其是油脂公司实际出资人及控制人，证据不足。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且举证责任分配不当。在陆勇军、李兴祥一审对上述事实予以否认的情况下，黄德元未能举证证明上述股权转让及增资部分，系其汇款并委托陆勇军、李兴祥，其不具备华伦公司�名股东的实质要件，且华伦公司的章程及工商登记均未将黄德元列为华伦公司的股东。四、一审判决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华伦公司另一位股东张某与本案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审法院理应依职权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但原审法院遗漏当事人。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诉讼费由黄德元承担。
二审庭审中，上诉人华伦公司、陆勇军、李兴祥补充如下上诉理由：一、关于张某到底是隐名股东黄德元的显名股东，还是“其他股东”的问题。原审判决对张某提交的所谓申明是予以认定的，而张某在申明中自认与陆勇军、李兴祥一样，各自与黄德元签署了隐名股东投资协议书，但原审判决却只将陆勇军、李兴祥认定为黄德元的显名股东；若将张某也认定为隐名股东黄德元的显名股东，张某在本案中就不能作为“其他股东”对待，也就达不到以其他股东张某同意为由，将黄德元从隐名股东变更为登记股东的目的。二、关于张某是否同意隐名股东黄德元变更为登记股东的问题，原审判决将隐名股东黄德元、显名股东陆勇军、李兴祥及其他股东张某之间的关系，类推为合同法规定的隐名代理制度，与法不符；原审判决将张某在2013年4月16日华伦公司出具给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证明上签字，作为推定其同意黄德元确认股东身份的理由，是牵强附会；原审判决将张某未参加2014年2月26日、4月6日股东会会议为由，推定张某对黄德元已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是认可且无异议的，并进一步推定张某同意黄德元变更为登记股东的请求，缺乏依据。三、原审判决将陆勇军、李兴祥捆绑在一起作为一个显名股东，将张某作为唯一的“其他股东”，认为只要张某同意，就是司法解释规定中的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这是错误的。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黄德元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黄德元二审答辩称：一、一审就本案查明的事实全面，证据充分，基于查明的事实结合公司法相关规定的论述评判合情合理合法，请求驳回华伦公司、陆勇军、李兴祥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二、华伦公司、陆勇军、李兴祥就本案的上诉没有任何和本案存在合法性和关联性的新证据、新理由，希望法院从速驳回上诉。三、华伦公司、陆勇军、李兴祥滥用诉权严重侵犯了黄德元的合法权益，在法律程序可行的情况下将依法立即启动对其的追究。
针对华伦公司、陆勇军、李兴祥的补充上诉理由，黄德元答辩称：一审庭审中，关于张某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张某提交的书面申明可以证明，张某在华伦公司所持的股份也是替黄德元代持的。原审法院对张某做过笔录的，同时也要求华伦公司、陆勇军、李兴祥的代理人到原审法院质证，但是其没有去。原审法院结合张某提交的书面申明以及所做的笔录并结合黄德元提交的全部证据，对于张某相关的事实认定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因此，华伦公司、陆勇军、李兴祥的补充上诉理由没有依据的，请求二审法院予以驳回。
二审中，华伦公司、陆勇军、李兴祥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2013年8月6日黄德元出具的证明一份、反担保保证合同一份以及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证明陆勇军、李兴祥是华伦公司的股东，反担保合同中陆勇军、李兴祥作为股东的签字已经经过司法鉴定确认；2、银行入账通知书以及电子回单共四份，证明油脂公司打入陆勇军账目上的420万元往来款，陆勇军、李兴祥通过华伦公司往来款全都付清；3、（2013）吴江民初字第0837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黄德元并非是华伦公司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4、（2013�园商初字第0940号民事调解书及起诉状、委托手续、贸易合作经营框架协议、还款计划、对账函、关于贸易合作的处置协议、债务确认函，石家庄仲裁委员会调解书石裁调字（2013）第227号，证明黄德元企图通过诉讼方式侵吞华伦公司在石家庄的镍铁财产，当天起诉当天调解，第二天进行了执行程序，其中的材料都是伪造的，里面的印章是8166号；5、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并民初字第171号、172号民事调解书及案件卷宗材料包括起诉状及相关证据材料，其中的印章也是8166号，证明目的同证据4；6、华伦公司经清算重整的镍铁情况明细表，证明黄德元不是股东，侵犯了华伦公司的财产；7、（2013）苏中民初字第0075号民事判决书及相关证据，证明黄德元和华伦公司讲的是撤回对其儿子的起诉，协助华伦公司把部分案件恢复的原状，但实际上没有达到这样的效果。黄德元一直没有作为股东参加清算过程，也没有作为实际控制人来投资上诉费，所有案件的上诉费都是由债权人支出的；8、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苏中商终字第00655号民事判决书，该份判决书第十一页写明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上的签名是真实的，证明对黄德元自认陆勇军、李兴祥是华伦公司的股东进行了确认；9、电子回单一组，第一张为2011年3月4日中国农业银行的电子回单，证明华伦公司2011年3月4日支付了30万元给油脂公司，款项用途为往来款。第二张为建设银行电子回单，2011年4月27日汇给油脂公司50万元，款项是往来款。第三张为建设银行电子回单，2011年4月28日汇10万元给油脂公司，款项是往来款。第四章是人民银行支付系统专用凭证，2011年4月29日汇给油脂公司200万元。第五张是中国建设银行入账通知书，2011年5月12日汇300万元给油脂公司，款项是往来款。第六张是农行苏州分行电子回单，金额为500万元，汇入油脂公司，款项为往来款。第七张是5月25日农行电子回单，系往来款200万元。第八张是5月31日建行银行电子回单，金额为80万元，用途为转账存入。第九张是建行电子转账凭证，2011年6月29日汇入200万元，用途为往来款。第十张是农行苏州分行电子回单，2011年6月20日汇入350万元，用途往来款。第十一张是农行电子回单，2011年5月24日汇入1100万元，用途是往来款。第十二张是农行电子回单，2011年5月25日汇入200万元，用途往来款。上述凭证总计3000多万元，证明华伦公司汇入油脂公司的金额为3000多万元，即便按照2000万元的注册资本，也已经多付了1000多万元；10、（2014）园商初字第0330号民事判决书以及最高额担保合同、（2014）吴江商初字0091号民事裁定书及流动资金借款合同、（2013）吴江民初字第88号民事判决书及借款合同、�2013）吴江开民初字第0301号民事判决书及借款合同、2012年苏园区行最高担字第0184号最高额担保合同、2012年苏园区行最高担字第0182号最高额担保合同、2012苏园银承字第0174号、华伦公司企业基本信息一份，证明黄德元利用陆勇军、李兴祥给其的融资需要，华伦公司作为担保人，黄德元以及关联公司均是借款人的事实。黄德元向一审法院出示情况说明的印章是虚假的。企业基本信息证明徐婷是华伦公司选举出来的监事，不是油脂公司的出纳；11、（2013）藁城执字第00338-2的三份裁定以及太原市171、172号调解书，证明黄德元在这两个案件的诉讼中是作为华伦公司的员工参加诉讼，而非实际控制人参加诉讼，而且法院认定171号民事调解书所谓2013年4月16日的证明根本不存在，现在查到的是172号调解书，恰恰证明华伦公司的这个印章是虚假的；12、华伦公司2005年财务账册以及2005年、2006年资产负债表、会计报表、长期投资明细、工商变更登记申请书，证明华伦公司2005年4月5日注册后注册资本以其他的方式全部抽逃，在2011年3月3日转让给陆勇军、李兴祥时是空壳。油脂公司转让前的股东是周洪和黄德元父子二人，抽逃资金416万元全部打入油脂公司，抽逃给同里粮油公司50万元，抽逃给同里米业50万元，剑英净化设备厂150万元，德昌电子科技吴江有限公司60万元。到2013年长期投资明细中显示416万资金没有返还；13、公安局印章留底档案三页，证明8166是财务专用章，不是企业印章，华伦公司企业印章是8165。
对于华伦公司、陆勇军、李兴祥提交的证据，黄德元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于证据一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不能证明其观点，因为司法鉴定结论仅仅证明反担保合同上陆勇军、李兴祥签名的真实性，司法鉴定机构无权发表李兴祥、陆勇军或黄德元到底是否是华伦公司实际控制人或股东的意见；对于证据二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也同样不能证明其观点，因为华伦公司和油脂公司都是黄德元投资的企业，是黄德元实际控制的两个关联企业，该两个关联企业之间的资金的流转纯属正常，不能成为所谓陆勇军出资的证据；对于证据三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也不能证明其观点，因为这仅仅是吴江法院关于另案民间借贷纠纷的判决书，不涉及黄德元和华伦公司之间的关系，至于该判决书中所提到的黄德元非华伦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股东的说法，这不是该判决书的判决意见，在该案中黄德元因故并未到庭。且为了维护合法权益，黄德元已准备决定把所有苏州地区或其他地区涉及到黄德元和华伦公司的判决罗列好后全部向检察机关反映；对于证据四、五真实性没有异议，这是黄德元作为华伦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实施的正当民�权利，只能进一步证明黄德元是华伦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股东；证据六不属于证据，只是对方打印的明细表；对于证据七真实性确认，但是也不能证明其观点，对于其误导债权人所造成的损失表示遗憾；对于证据八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这份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应被采信，同时与本案所要证明的目的没有关联性；对于证据九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这是企业间的往来款，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也不属于新证据；对于证据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这些证据与本案所要证明的观点没有任何关联性，关于徐婷的身份情况，徐婷是华伦公司的监事，但是她同时也是油脂公司的会计，二者并不冲突；对于证据十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的质证意见同证据十，至于黄德元以员工身份参与诉讼，并不能否定黄德元作为华伦公司的实际股东和实际出资人。关于印章的问题，对�并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证明，所以对其说法不予认可；对于证据十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这些不属于新证据，应不予采信；对于证据十三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方所说的印章问题认为与本案关联性也不大，本案是企业之间关于隐名股东和显名股东资格确认的纠纷，在原审中黄德元已就对方是代持其在华伦公司的股份进行了充分举证，所以该份证据与本案无关。
黄德元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2014）苏中商终字第00821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该判决书第十一页第一段提及华伦公司是黄德元实际控制的一人公司，证明黄德元是华伦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因为当时出庭代表华伦公司的是其代理人张如荣，其亦为本案诉讼的代理人，其就同一个事实在不同案件中有前后不一致的说法；2、银行往来明细流水单一页、油脂公司财务账册二页，证明关于�兴祥的360万元的资金来源是由黄德元的农行卡转给袁佩琴，袁佩琴再转给徐婷，徐婷再转至李兴祥的建行卡上。
华伦公司、陆勇军、李兴祥对黄德元二审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真实性没有异议，当时华伦公司举证这份证据意思是如果一审判决生效，那么华伦公司和油脂公司均是一人公司，严重违反了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对证据二明细清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于账册复印件的真实性不清楚，该份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二审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于2014年9月18日对张某就相关事实进行调查，张某在调查笔录中陈述：“2013年华伦公司出具的证明及2014年6月20日的申明上的签名均系其本人签署。……张某与黄德元于2011年5月24日、2013年1月29日签订的两份《隐名股东投资协议书》在搬家时遗失了，但内容与陆勇军、李兴祥的一致。……华伦公司设立以来，所有的业务、管理都是由黄德元办理，包括工商、税务、对外经营、对内的审批。公司的公章、法人章、财务章、公司账册、财务凭证等都在黄德元手中，一切管理都是他做主，张某、陆勇军、李兴祥只是挂名。……张某对于黄德元要求确认其为陆勇军、李兴祥所持股权的实际股东并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没有异议。”
华伦公司、陆勇军、李兴祥对于原审法院对张某所作的调查笔录质证认为：张某的签名及其在法院调查中的陈述不真实，他们有着特殊的利益关系，因为按照黄德元的起诉主张，张某也是显名股东，但在此次诉讼中黄德元没有对其起诉是值得怀疑的；张某应当出庭作证，其没有出庭而法院又对其进行调查，这个做法存在疑问；张某在本案的法律地位应是被告，其不参加诉讼对于查明本案的事实有影响。原审法院利用职权调取本案真正被告的证言违反法律程序，张某是本案适格的被告，不是证人。
黄德元对于原审法院对张某所作的调查笔录质证认为：张某在一审中是明确认可其是代持黄德元的股份的，所以黄德元有权不要求张某对黄德元股东身份进行确认，这是黄德元的诉讼选择权。因为陆勇军、李兴祥否定黄德元在华伦公司实际股东的地位，才会被黄德元诉至原审法院。原审法院在程序上、实体上的审理都是合法的。
上述事实，由原审法院调查笔录、二审庭审笔录予以证实。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其余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黄德元是否为华伦公司登记在陆勇军、李兴祥名下股份的实际出资人？二、若黄德元系实际出资人，其要求办理变更登记的主张能否成立？
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首先，各方当事人对于2013年1月29日签订的《隐名股东投资�议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故该份协议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已在协议书中确认陆勇军的名义出资840万元、李兴祥名义出资720万元全部系由黄德元实际出资。华伦公司、陆勇军、李兴祥认为《隐名股东投资协议书》系为黄德元融资需要而签订实际并未履行，但对该主张并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其认为协议书未生效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次，2011年3月3日陆勇军在受让华伦公司420万元股权、李兴祥在受让华伦公司360万元股权时均未实际支付股权转让的对价，而华伦公司增资时陆勇军的420万元、李兴祥的360万元增资款项均来源于油脂公司，油脂公司一审中亦向原审法院出具《情况说明》，确认该部分转账款项均是为了由陆勇军、李兴祥代持其法定代表人黄德元在华伦公司的增资股份。华伦公司、陆勇军、李兴祥二审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仅能证明华伦公司与油脂公司之间存在大量的往来款转账，并无法据此认定陆勇军、李兴祥已对登记在名下的出资进行了实际支付。结合张某在原审法院调查笔录中的陈述，原审法院认定黄德元系华伦公司登记在陆勇军、李兴祥名下股份的实际出资人并无不当。
关于争议焦点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所规定的“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2018-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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