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3民终1645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付日彬，男，汉族，1968年11月27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严晟，上海市君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荣裕顺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廖少波，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苏莉霞，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余招港，男，汉族，1967年10月28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彪，广东深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施凡，广东深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付日彬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荣裕顺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裕顺公司）及原审第三人余招港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4)深福法民三初字第124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付日彬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三、四项；2、驳回荣裕顺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3、荣裕顺公司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
（一）一审法院审理的法律关系混乱，对不属于本案法律关系的事实违反法定程序在当事人未当场质证的情况下作出错误认定。本案是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但涉及多个房屋租赁法律关系：1、出租方是荣裕顺公司，承租方是刘付日彬的房屋租赁法律关系（合同期限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2、出租方是深圳市X衡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衡公司），承租方是刘付日彬的房屋租赁法律关系（合同期限2012年4月30日至2015年4月30日）；3、出租方是X衡公司，承租人是刘X帆的房屋租赁法律关系（合同期限2015年5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4、出租人是深圳市X冠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冠公司），承租人是X衡公司的房屋租赁法律关系。
本案中存在两个时间重复的房屋租赁法律关系，即荣裕顺公司与刘付日彬的房屋租赁法律关系（合同期限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X衡公司与刘付日彬的房屋租赁法律关系（合同期限2012年4月30日至2015年4月30日）。刘付日彬提供了荣裕顺公司出具的《解除合同通知书》，但一审法院却以荣裕顺公司公章由余招港保管且荣裕顺公司可能不知情、刘付日彬未能举证证明已经办理了退租手续、刘付日彬未正面回答如何退租、及保证金如何返回问题等混乱推理，否定荣裕顺公司出具的书面解除合同通知书。荣裕顺公司出具的《解除合同通知书》，是荣裕顺公司向刘付日彬出具，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毋庸置疑，荣裕顺公司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解除合同通知书是虚假的，至于荣裕顺公司的股东之间的矛盾，与刘付日彬无关，也不能影响该解除合同通知书的效力。更重要的是，一审判决否定刘付日彬与X衡公司之间的房屋租赁关系是在X衡公司没有到庭的情况下作出的认定，明显错误，对刘付日彬也显失公平。
本案还涉及以下法律关系：1、深圳市X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旺公司）与深圳市X亨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亨公司）、X旺公司与X冠公司的土地开发法律关系；2、X亨公司与X冠公司、X冠公司与荣裕顺公司的转让法律关系；3、余招港、荣裕顺公司法定代表人廖少波与荣裕顺公司股东廖X根之间的合作法律关系。上述法律关系均有相关书面合同，但一审法院在相关当事人未到庭且上述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争议法律关系的情况下，却以“X亨公司原法定代表人戴X河出庭作证陈述内容与原告陈述的内容一致”为由，错误认定：X亨公司与X旺公司土地转让合同中赔偿款是廖少波、余招港、廖X根支付的；X亨公司与X冠公司的转让是无偿的；X冠公司与荣裕顺公司的转让协议是X冠公司欺骗荣裕顺公司签订的。一审法院前述认定违反程序，无视各方书面合同的效力。
（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荣裕顺公司对于涉案出租物业没有所有权或其他合法使用权。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涉案物业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其权属来源于X冠公司与X旺公司的合作开发协议（X冠公司于2010年3月31日申报了深圳市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处理），X冠公司与荣裕顺公司的转让协议（将涉案物业以100万元转让给荣裕顺公司）因荣裕顺公司未支付转让费用，该转让协议被解除，因此荣裕顺公司对涉案物业没有合法的权利，无权出租，这也是荣裕顺公司书面通知刘付日彬解除合同的原因。
荣裕顺公司采取欺骗手段谎称“公司存档需要”骗取刘付日彬在已经解除的《X旺商业城租赁合同》复印件上签字，实际上因为刘付日彬与荣裕顺公司签订的《X旺商业城租赁合同》已经合意解除，合同原件已经全部被X衡公司收回。荣裕顺公司法定代表人廖少波在没有荣裕顺公司授权和合同的情况下提起诉讼，在一审过程中经法院要求补充荣裕顺公司股东会决议，但该股东会决议中四个股东只有两个股东出席，是荣裕顺公司股东之间的“花招”，刘付日彬对此不予认可。
关于廖少波与刘付日彬的视频，刘付日彬在一审中已经明确表示该视频是在廖少波诱骗下拍摄的，刘付日彬也从没有说过租金是向余招港支付的，刘付日彬只是不愿意介入荣裕顺公司之间的股东争议。一审法院认定“刘付日彬陈述其是向第三人支付租金，而非向X衡公司支付租金”是错误的。
（三）一审判决错误。荣裕顺公司请求确认双方签订的《X旺商业城租赁合同》自2014年10月1日起解除，而刘付日彬抗辩的理由是双方签订的《X旺商业城租赁合同》己于2012年4月20日经双方合意书面解除。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签订的《X旺商业城租赁合同》无效，但对合同解除效力没有作出认定。
一审法院判决刘付日彬支付荣裕顺公司2012年10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的占有使用费528万元，而双方签订的《X旺商业城租赁合同》已经于2012年4月20日解除，且刘付日彬与X衡公司另行签订了该物业的租赁合同，并已按期如数支付了全部租金，X衡公司书面予以确认。荣裕顺公司股东之间的争议，X冠公司、荣裕顺公司与X衡公司之间对于涉案物业权属的争议，均与刘付日彬无关，没有任何理由让刘付日彬支付双重的租金（占有使用费）和违约金。
在刘付日彬与X衡公司的租赁合同期满后（2015年4月30日），因刘付日彬没有续签租赁合同，新的租赁合同由刘X帆与X衡公司签订。2015年5月1日后该物业由刘X帆占有使用，一审判决要求刘付日彬返还给荣裕顺公司，显然错误。
荣裕顺公司辩称，余招港和刘付日彬串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对解除合同通知书并不知情，公司公章由余招港持有，荣裕顺公司的两个股东对合同解除均不知情。
余招港述称，认同刘付日彬的上诉请求。
荣裕顺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荣裕顺公司、刘付日彬签订的《X旺商业城租赁合同》自2014年10月1日起解除；2、刘付日彬向荣裕顺公司支付拖欠的自2012年10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止的租金合计528万元及违约金100万元（违约金暂时按100万元计算，实际按每日实欠金额5%，自2012年9月25日计算至实际偿还全部租金之日止）；3、刘付日彬立即搬出并向荣裕顺公司交付租赁物；4、刘付日彬按双倍租金标准向荣裕顺公司支付至实际交付租赁物止期间的占用费（按每月44万元计算）；5、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刘付日彬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11年12月30日，荣裕顺公司（甲方）与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金X光X旺百货（乙方）签订《X旺商业城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位于深圳市南山区X光工业区X旺商业城整体出租给乙方；合同有效期限为3年，自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止；甲方给予乙方改造期3个月（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3月31日）；租金每月22万元，支付至余招港名下招商银行XXX账户内；租金自2012年4月1日起算，乙方应在每月25日前以现金形式到甲方物管办公室缴付租金和相关费用，甲方只开具收款票据，改造期内乙方仅需缴纳租金12万元，水电、物管费用按实际缴纳；合同签订之日，乙方缴纳租赁保证金50万元；截至2011年12月31日财务结算，甲方原收取第三方租赁押金194，800元，由乙方负责处理；水电押金5万元归乙方所有；2012年1月租金乙方少交16，104.2元；合同期满，乙方无违约、缴清租金及相关费用、商业城完好移送之日起15日内，甲方即可退还乙方租赁保证金；乙方必须依约缴纳租金及其他费用，如有拖欠，甲方有权向乙方加收滞纳金，每日滞纳金为实总欠款的5%。刘付日彬在承租方签名处签字确认。
签订合同后，刘付日彬以涉案物业为经营场所，成立了深圳市南山区金X光X旺商场，刘付日彬为该个体经营商场的经营者。工商注册登记地址为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XX路XX号（临）X座XX、XX。
（二）2012年4月20日，荣裕顺公司向刘付日彬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通知书上注明因荣裕顺公司未取得租赁物经营权，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从本通知书通知之日起解除，并要求刘付日彬在收到通知函后交还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解除合同后的法律责任问题，双方另行解决。刘付日彬在该通知函下方签字确认，并注明：“文件以收，同意解除，2012年4月22日”。
对于该通知书，荣裕顺公司称因余招港系荣裕顺公司的大股东，公章保存在余招港处，该通知书并非荣裕顺公司真实意思表示，荣裕顺公司此前也没有见过该份通知书。
刘付日彬未与荣裕顺公司办理退租手续，在涉案承租物业内持续经营至今。
刘付日彬在一审第一次庭审时陈述称，收到该解除合同通知书后，刘付日彬即与荣裕顺公司办理了退租手续，荣裕顺公司向刘付日彬退还了租赁保证金50万元，刘付日彬搬离至其他营业场所经营。经法庭询问租赁保证金以何种方式支付并以何种方式返还，刘付日彬诉讼代理人称不清楚。一审第二次庭审时，刘付日彬诉讼代理人又称刘付日彬与X衡公司就涉案房产签订了新的租赁合同，租期为2012年4月30日至2015年4月30日，租金已缴纳支付X衡公司。而对于一审法院询问的租赁保证金支付及退回的问题，刘付日彬诉讼代理人未予以回应。
余招港对于荣裕顺公司陈述的该公司公章在余招港处，予以确认。
（三）2001年8月13日，X旺公司第三经营部（甲方）与X亨公司（乙方）签订《土地开发协议》，约定：甲方提供的开发用地位于深圳市南山区XX检查站关外、XX村与石岩交接处，南与X光公司厂房相连接，土名XX公路旁、甲方张X田果场等用地；用地性质属于城市规划红线外，原属甲方集体所有黄沙地；甲方将该地使用权转让给乙方，由乙方自主开发经营；乙方拥有该土地开发经营，使用权限70年；甲方协助具体解决该地的土地纠纷，清楚该地设施、青苗等涉及土地开发等问题，直至平整完妥，交付乙方开发使用（一切费用由乙方负责）。
2001年8月13日，X旺公司第三经营部（甲方）与X亨公司（乙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乙方一次性支付110万元作为甲方在乙方未开发启动前，按协议中乙方占有开发实际用地七亩的搬迁、青苗赔偿、土地使用转让费、土地平整等一切费用。
2001年8月15日，余招港、荣裕顺公司法定代表人廖少波、荣裕顺公司股东廖X根就开发上述土地签订了合作协议书，约定：合作形式为股份制，以基本金投资拟定为基础股签定原创始股份为36股，股份分配余招港16股、廖少波10股、廖X根10股。
（四）2010年3月20日，X旺公司第三经营部、X亨公司（乙方）、X冠公司（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2001年8月13日甲乙双方签订了《土地开发协议》和《补充协议》，约定甲方将位于深圳市南山区XX检查站关外、XX村与石岩交接处，南与X光公司厂房相连接，土名XX公路旁、甲方张X田果场等用地面积共七亩，转让乙方开发使用70年；协议签订后，乙方依约向甲方支付了全部费用，并依约自2006年1月1日期每年向甲方计付管理费，甲方也依约将上述土地交付乙方使用、开发；现乙方决定将上述协议和补充协议所约定的乙方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丙方，甲方对此予以同意。
2010年3月31日，X冠公司向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办事处申报深圳市农村城市化历史遗留违法建筑处理。
此后，X冠公司（甲方）与荣裕顺公司（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2001年8月13日的土地开发协议和补充协议涉及的土地现已开发成为深圳市南山区X光工业区X旺商业城，转让方式为整体转让包括土地上建筑物、装修、设施、设备；乙方签署协议即表明对土地上建筑物、装修、设施、设备等全部情况现状的认可；转让费用为100万元，包括了建筑物补偿、设施设备补偿、装修补偿等费用；该费用在协议签订之日起10日内支付甲方指定账户。X冠公司在甲方处盖章，余招港作为X冠公司法定代表人在甲方处签字。
此后，荣裕顺公司未向X冠公司支付上述100万元转让费。至于未付款的原因，荣裕顺公司陈述称：X亨公司与X旺公司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时，X亨公司向X旺公司支付的搬迁、青苗赔偿等费用实际系由荣裕顺公司原三股东廖少波、余招港、廖X根支付；X亨公司向余招港为法定代表人的X冠公司转让上述土地及附属设施时，并未收取任何费用，系无偿转让；当时X冠公司向荣裕顺公司转让X旺商业城的时候，双方口头约定无需支付任何费用，但是，当时X冠公司称如果不约定价格将无法办理登记，欺骗廖少波和廖X根签订了上述协议；2012年1月，荣裕顺公司就与刘付日彬签订租赁合同，将涉案X旺商业城出租给刘付日彬经营。X亨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戴X河出庭作证陈述的内容与荣裕顺公司前述陈述内容一致。
（五）刘付日彬主张：2012年4月30日，刘付日彬与X衡公司另行签订《租赁合同书》，由X衡公司将涉案商业城出租给刘付日彬，月租金为18万元，物业管理费为4万元，租赁保证金为50万元，租金及管理费每月15日前由刘付日彬支付到X衡公司办公室；刘付日彬与X衡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后，刘付日彬每月将租金和管理费以现金的形式支付给X衡公司，X衡公司向刘付日彬开具了收款收据，但是因为合同已经履行完毕，所以相关凭证已被X衡公司收回。
刘付日彬提交了2015年5月6日X衡公司向刘付日彬出具的《租赁合同履行确认书》，确认书中确认租赁合同到期后，租赁物业已交还X衡公司，水电结算完毕、押金已经退还。
刘付日彬又主张，此后刘付日彬的儿子刘X帆与X衡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由刘X帆向X衡公司承租涉案物业，租赁期限自2015年5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止。刘付日彬并提交了刘X帆与X衡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书、租赁保证金收款收据以及每月租赁管理费的收款收据。
荣裕顺公司对于刘付日彬的前述陈述以及出具证据的真实性均不予确认。余招港对于刘付日彬的前述陈述与证据予以确认。
（六）荣裕顺公司提交了视频资料，显示在荣裕顺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刘付日彬的交谈过程中，刘付日彬自认每月租金都已交付给余招港，让荣裕顺公司法定代表人、余招港与廖X根协商租金分配的问题，并与荣裕顺公司法定代表人协商了续租事宜。
（七）因荣裕顺公司提交了2012年3月23日南山区西丽街道X光社区工作站出具的证明，显示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XX路XX号（临）X座的房地产权利人为荣裕顺公司。一审法院向上述工作站发函询问认定荣裕顺公司为权利人的依据。该工作站复函称：上述证明系格式模板，现已将房地产权利人改为建筑物所有人（使用人），证明中的房地产权人为建筑物所有权人和使用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产权人；出具该证据的依据是X旺公司与X亨公司签订的《土地开发协议》和补充协议、X旺公司与X亨公司、X冠公司签订的《协议书》、X冠公司填写的历史遗留违法建筑普查申报表、X冠公司与荣裕顺公司签订的《协议书》。
一审法院认为，荣裕顺公司与刘付日彬之间成立房屋租赁合同关系，涉案房产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荣裕顺公司与刘付日彬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应为无效。因租赁合同无效，刘付日彬应向荣裕顺公司返还涉案租赁物业，荣裕顺公司可要求刘付日彬支付占有房屋期间的占有使用费。本案的争议焦点分述如下：
关于荣裕顺公司的起诉是否是公司意思表示的问题。虽然荣裕顺公司提起本案诉讼时未加盖公司公章，但起诉状上有荣裕顺公司法定代表人廖少波的签名，而廖少波作为荣裕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根据法律规定有权代表荣裕顺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且在荣裕顺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后，荣裕顺公司也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通知了荣裕顺公司的各股东，就提起本案诉讼形成了股东会决议，股东会对于荣裕顺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的行为进行了确认。因此，荣裕顺公司的起诉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关于刘付日彬是否应向荣裕顺公司支付占有使用费的问题。刘付日彬虽提交了荣裕顺公司加盖其公章的解除合同通知书，但首先，余招港一审当庭承认其持有荣裕顺公司的公章，可能存在余招港擅自在解除合同通知书上加盖公章，而荣裕顺公司并不知情的情况。荣裕顺公司法定代表人廖少波和股东廖X根均确认在此前并未见过涉案解除合同通知书。其次，即便该解除合同通知书确系于2012年4月向刘付日彬送达，刘付日彬也未举证证明已经按照合同约定与荣裕顺公司办理了退租手续。在第一次庭审时，刘付日彬陈述已按照约定退租并搬移新址经营，但在第二次庭审时，刘付日彬又改称已与新出租人签订租赁合同，实际仍在涉案物业内经营。刘付日彬两次庭审陈述不一致，对此并未对此作出合理解释。关于退租的问题，刘付日彬在两次庭审中均未正面回答一审法院提出的如何退租、何时退租以及租赁保证金50万元如何返还的问题，而按常理50万元非小额款项，如确实已退租，刘付日彬理应向荣裕顺公司返还承租物业并且要求荣裕顺公司退还租赁保证金50万元。再次，虽然在第二次庭审时，刘付日彬与作为X冠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余招港均陈述，刘付日彬与荣裕顺公司解除合同后由X衡公司与刘付日彬另行签订租赁合同，并且由刘付日彬向X衡公司支付租金。但双方均未向一审法院提交证据证明为何刘付日彬会与X衡公司签订租赁合同以及X衡公司从何取得涉案房产的出租权，而即便刘付日彬确实与X衡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刘付日彬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实际向X衡公司支付了租金。根据刘付日彬提交的其与X衡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可以看出，合同约定的支付租金方式是向X衡公司支付，而荣裕顺公司提交的荣裕顺公司法定代表人廖少波与刘付日彬谈话的视频及录音显示，刘付日彬本人陈述其是向余招港支付租金，而非向X衡公司支付租金，该陈述又与刘付日彬诉讼代理人一审当庭陈述相左。如刘付日彬确实与X衡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按照租赁合同的约定，刘付日彬也应当向X衡公司支付租金，而非刘付日彬所述的向余招港支付租金。最后，按常理如刘付日彬确已与荣裕顺公司解除合同，刘付日彬也不会在录音中与荣裕顺公司法定代表人协商续租事宜。
刘付日彬的上述多项陈述与其主张存在矛盾之处，无法证明刘付日彬已退租并且与案外人签订租赁合同，向案外人支付了租金。对于刘付日彬的上述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在刘付日彬未能举证证明已与荣裕顺公司办理了解除合同后的交接手续，而刘付日彬仍占有使用涉案物业的情况下，余招港又陈述刘付日彬并未向其支付租金，刘付日彬应向荣裕顺公司支付占有期间的按照合同约定标准计算的占有使用费，荣裕顺公司有权要求刘付日彬搬离涉案房产，并有权按照每月22万元的标准主张2012年10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止的占有使用费。此后的占有使用费，因合同无效，荣裕顺公司主张按照双倍租金标准计算占有使用费，没有合同依据，一审法院不予确认。但刘付日彬实际占有使用涉案房产，荣裕顺公司有权参照租金标准要求刘付日彬继续支付占有使用费。因荣裕顺公司起诉时，仅预交了2014年10月占有使用费的诉讼费，此后的占有使用费的诉讼费并未预交，荣裕顺公司可另行主张要求刘付日彬支付。
关于合同解除时间的问题，如前所述合同已被确认无效，荣裕顺公司主张解除合同，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确认。
关于荣裕顺公司诉请支付拖欠租金的违约金问题。因合同无效，合同约定的违约条款计算方式亦为无效，但刘付日彬确实存在未支付占有使用费的情况，荣裕顺公司有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要求刘付日彬支付每月拖欠占有使用费的利息，每月占有使用费的利息自次月1日起开始计算，均计算至刘付日彬实际付清款项之日止。对于荣裕顺公司诉请违约金的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对于2014年10月1日之后占有使用费的违约金，荣裕顺公司虽未诉请，但主张按照双倍标准计算占有使用费，该请求事实上包含了要求刘付日彬支付违约金的请求，因该标准确实过高，一审法院调整为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进行计算。
据此，一审法院判决：一、刘付日彬应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深圳市荣裕顺贸易有限公司支付2012年10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止的占有使用费528万元；二、刘付日彬应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深圳市荣裕顺贸易有限公司支付2012年10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止的占有使用费的逾期支付利息（每月利息均自次月1日起开始计算，均以22万元为计算基数，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三、刘付日彬应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深圳市荣裕顺贸易有限公司支付2014年10月1日至10月30日的占有使用费22万元及逾期支付利息（利息以22万元为计算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标准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并以22万元为限）；四、刘付日彬应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深圳市荣裕顺贸易有限公司返还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X光社区XX路XX号（临）X座深圳市南山区金X光X旺商场；五、驳回深圳市荣裕顺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8，840元，由刘付日彬负担。
本院对一审已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刘付日彬在收到荣裕顺公司盖章的解约通知书后应否继续向该公司支付房屋占用费并返还房屋。依本案现有证据，涉案房屋系未经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建设且未取得不动产权登记的建筑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关于合法建造方能初始取得不动产所有权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关于对违法建设的处理规定，在建设规划主管部门对该房屋建设的合法性作出认定处理前，尚不能认定其上存在合法的不动产物权，在租赁合同被确认无效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关于合同无效后应返还财产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关于无效合同中的出租人可参照合同约定租金标准向承租人主张房屋占用费的规定，违法建筑承租人则系在其取得租赁物占有所依据的租赁合同关系内，依合同相对性向出租人承担支付占有使用费及交还租赁物的义务。本案中，刘付日彬系与荣裕顺公司签订租赁合同并依此取得对涉案房屋的占有，在就涉案房屋无合法产权人可向刘付日彬主张占用费的情况下，荣裕顺公司作为向刘付日彬交付房屋的出租人，根据前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有权要求刘付日彬支付房屋占用费并交还房屋。
刘付日彬上诉称荣裕顺公司已与其在2012年4月20日解除合同。本院认为，虽然双方当事人对于加盖有荣裕顺公司公章的解除合同通知书是否系荣裕顺公司真实意思表示的问题存在争议，但根据本案两审已查明的事实，刘付日彬在签收解约通知书后实则并未向荣裕顺公司交还涉案房屋，故无论刘付日彬是否有理由相信该解约通知书系荣裕顺公司作为法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刘付日彬其后仍然实际占用涉案房屋的情况下，并不因其于2012年4月22日签收解约通知书而免除向荣裕顺公司支付其实际占用房屋期间占用费及交还房屋的义务。
刘付日彬上诉称其在2012年4月后已与X衡公司签约承租涉案房屋并已付清全部租金，其不应支付双重租赁费用。本院对此认为，虽然刘付日彬提交了与案外人X衡公司自2012年4月30日起承租涉案房屋的租赁合同，但本案中并无证据显示刘付日彬系经荣裕顺公司指示或同意而与X衡公司另行签约，在涉案房屋原非X冠公司或X衡公司交付刘付日彬使用，且依现有证据不能认定X冠公司或X衡公司系涉案房屋合法所有权人的情况下，X衡公司向刘付日彬收取租金或占用费并无法律依据。故即使刘付日彬关于其已向X衡公司付清租金并交还房屋的事实主张属实，亦属其自愿向X衡公司作出给付，对荣裕顺公司并无约束力，故无权据此对抗荣裕顺公司要求其支付房屋占用费并交还房屋的请求。刘付日彬上诉亦称涉案房屋在2015年5月1日后已由刘X帆实际使用，其不应再承担返还房屋的责任，本院对此认为，虽然刘付日彬提交了其子刘X帆与X衡公司签订的租期为2015年5月1日至2018年4月30日的租赁合同，但如本院前述法律适用分析，在刘付日彬向X衡公司或刘X帆交付房屋未经荣裕顺公司指示或同意的情况下，亦不能免除其对荣裕顺公司在双方合同关系内应承担的合同无效后的房屋返还责任。
综上所述，刘付日彬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496元，由刘付日彬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唐 毅
审 判 员 张 睿
代理 审 判员 王丹妮
二〇一七年一月三日
书记员（兼） 李开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