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3民再15、16、17、18、19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第三人、二审被上诉人）：深圳市爱联股份合作公司。
法定代表人：邓小兵，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雷建熙，广东诚熙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曾琼霖，广东龙昌律师事务所律师。
15号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陈锦龙。
16号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刘丽婉。
17号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余瑶珍。
18号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郭德辉。
19号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郭德齐。
以上五名被申请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尤武伟，广东贞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爱联社区爱联居民委员会。
负责人：邓远明，主任。
委托代理人：雷建熙，广东诚熙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樊少竹，广东诚熙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以下简称陈锦龙等五人）起诉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爱联社区爱联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爱联居委会）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五案，本院作出的(2010)深中法民五终字第2122-2126号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爱联居委会不服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粤高法民一申字第2134-2138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系列五案。本院再审后作出（2012）深中法房再字第16-20号民事裁定，将本系列五案发回重审。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重审中追加了深圳市爱联股份合作公司（以下简称爱联股份公司）为被告。经过一审、二审，本院作出的(2014)深中法房终字第1253-1257号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爱联股份公司不服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17日作出(2015)粤高法民一申字第859-863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系列案五案。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系列案五案。爱联股份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雷建熙、曾琼霖，陈锦龙等五人的委托代理人尤武伟，爱联居委会的委托代理人雷建熙、樊少竹到庭参加诉讼。本系列案五案现已审理终结。
陈锦龙等五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为：1、陈锦龙等五人与爱联居委会之间的买地行为无效；2、爱联居委会及爱联股份公司分别退还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购地款386400元、289800元、348000元、386400元、289800元及用地费和杂费，并支付相应利息；3、诉讼费用由爱联居委会承担。
一审法院查明，1991年开始，爱联居委会的前身深圳市龙岗区龙岗镇爱联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爱联村委会)在其属下的蒲排村规划开发了蒲排新村住宅小区，并将该小区土地分块编号陆续出卖。
陈锦龙持有一份收据，载明“今收到陈锦龙交来集资建设蒲排新村e20#、e28#、e43#、e44#宅基用地款(每户代收报建费600元、工商费500元)金额386400元，出纳陈，经手人申”，收据上加盖有“深圳市龙岗区龙岗镇爱联村民委员会”的公章，时间为1993年10月12日。陈锦龙还持有四份“龙冈镇村镇建设办公室收据”，分别载明“单位爱联蒲排郑某生1993年6月28日，用地费100㎡×27=2700元”，“单位爱联蒲排刘某？1993年6月28日，用地费100㎡×27=2700元”，“单位爱联蒲排黄某英1993年6月28日，用地费100㎡×27=2700元”，“单位爱联蒲排肖某许1993年6月28日，用地费100㎡×27=2700元”该四张收据上均加盖有“宝安县龙岗镇村镇建设办公室财会专用章”的公章。陈锦龙另持有四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分别为被劫补发编号940070、940086、940069、940058，用地单位分别为刘某胜、郑某生、黄某英、肖某许，用地面积均为100平方米，日期为“九四年八月十八日”。陈锦龙之后未取得相应的宅基地，也未能从爱联村委会退回购地款。
刘丽婉持有一份收据，载明“今收到刘丽婉交来集资建设蒲排新村a30#、c100#、e3#宅基用地款(每户代收报建费600元、工商费500元)金额289800元，出纳陈，经手人申”，收据上加盖有“深圳市龙岗区龙岗镇爱联村民委员会”的公章，时间为1993年10月12日。刘丽婉还持有三份“龙冈镇村镇建设办公室收据”，分别载明“单位爱联蒲排高某庆1993年6月28日，用地费100㎡×27=2700元”，“单位蒲排欧某毅1992年10月19日，用地费100㎡×23=2300元”，“单位爱联蒲排杨某坤1993年6月28日，用地费100㎡×27=2700元”，该三张收据上均加盖有“宝安县龙岗镇村镇建设办公室财会专用章”的公章。刘丽婉另持有三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分别为被劫补发编号940061、940029、940013，用地单位分别为高某庆、欧某毅、杨某坤，用地面积均为100平方米，日期为“九四年八月十八日”。刘丽婉之后未取得相应的宅基地，也未能从爱联村委会退回购地款。
余瑶珍持有一份收据，载明“今收到余瑶珍交来集资建设蒲排新村a4#、a23#、b17#宅基用地款(每户代收报建费600元、工商费500元)金额348000元，出纳陈，经手人申”，收据上加盖有“深圳市龙岗区龙岗镇爱联村民委员会”的公章，时间为1993年9月16日。余瑶珍另持有三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分别为被劫补发编号940145、940149、940155，用地单位分别为余瑶珍、侯某、刘某光，用地面积均为100平方米，日期为“九四年八月十八日”。余瑶珍还持有三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分别为940145、940149、940155，用地单位分别为余瑶珍、侯某、刘某光，建设规模均为“壹栋三层半380㎡框架”，日期为“九四年八月十八日”。余瑶珍之后未取得相应的宅基地，也未能从爱联村委会退回购地款。
郭德辉持有一份收据，载明“今收到郭德辉交来集资建设蒲排新村b43#、b54#、b63#、c88#宅基用地款，金额386400元，出纳陈，经手人申”，收据上加盖有“深圳市龙岗区龙岗镇爱联村民委员会”的公章，时间为1993年10月7日。郭德辉还持有四份“龙冈镇村镇建设办公室收据”，分别载明“单位蒲排李某屏1992年10月19日，用地费100㎡×23=2300元”，“单位蒲排纪某玉1992年10月19日，用地费100㎡×23=2300元”，“单位蒲排李某青19**年10月19日，用地费100㎡×23=2300元”，“单位蒲排郑某1992年10月19日，用地费100㎡×23=2300元”，该四张收据上均加盖有“宝安县龙岗镇村镇建设办公室财会专用章”的公章。郭德辉另持有四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分别为被劫补发编号940030、940023、940020、940018，用地单位分别为郑某、李某屏、李某青、紀某玉，用地面积均为100平方米，日期为“九四年八月十八日”。郭德辉还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份《龙岗区城市化土地遗留问题处理申报表》，其中“土地买卖过程简介”一栏中载明：本人92年8月购买了爱联村蒲排新村宅基地100㎡，此地有当时的主管机构宝安县龙岗镇村镇建设办公室审批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后因龙岗区的成立，城市重新做了规划，原已核批给本人的宅基地不复存在，导致本人至今无法建房。该申报表上“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继受单位意见”一栏中，有载明“情况属实”并加盖有爱联居委会的公章，时间为2007年6月7日。郭德辉之后未取得相应的宅基地，也未能从爱联村委会退回购地款。
郭德齐持有一份收据，载明“今收到郭德齐交来集资建设蒲排新村e27#、e45#、e51#宅基用地款(每户代收报建费600元、工商费500元)金额289800元，出纳陈，经手人申”，收据上加盖有“深圳市龙岗区龙岗镇爱联村民委员会”的公章，时间为1993年10月11日。郭德齐还持有三份“龙冈镇村镇建设办公室收据”，分别载明“单位爱联蒲排饶某文1993年6月28日，用地费100㎡×27=2700元”，“单位爱联蒲排邱某妹1993年6月28日，用地费100㎡×27=2700元”，“单位爱联蒲排周某钦1993年6月28日，用地费100㎡×27=2700元”，该三张收据上均加盖有“宝安县龙岗镇村镇建设办公室财会专用章”的公章。郭德齐另持有三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分别为被劫补发编号940059、940078、940072，用地单位分别为饶某文、邱某妹、周某钦，用地面积均为100平方米，日期为“九四年八月十八日”。郭德齐之后未取得相应的宅基地，也未能从爱联村委会退回购地款。
郭德辉一审到庭称“我本人交了四次钱，1993年左右第一次每块地交了一万元的定金，我总共买了四块地皮，办公室的人给我开了收据，收据也盖了村委的章”。郭德辉在一审法院主持证据交换时陈述“当时购买宅基地的时候是分了几次交钱的，我们交钱了以后爱联居委会就将证件和收据给了我们”。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齐经一审法院两次传唤其本人到庭说明交款情况，均拒不到庭说明，均委托律师称是分四次向原爱联村委会交的钱，每次交钱原爱联村委会均开具收据，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齐的钱都是分几次交的，每块地皮的定金都是1、2万元。从首次交钱到最后开总的收据经历的时间大概都有3、4个月的时间，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齐交清款后才换了1张总收据，每次交款均是现金支付。
1992年11月11日，国务院批准撤销宝安县，分设龙岗、宝安两区，仍隶属深圳。1993年1月1日，龙岗区正式挂牌办公。2003年10月29日《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宝安龙岗两区城市化进程的意见》（深发[2003]15号）第三条第（一）款第3点规定，成立居委会后，居委会与原村委会集体经济组织脱钩，独立运作。其人员工资、办公用房和办公经费由区财政承担，市财政按规定在开办费上给予适当补贴；第三条第（二）款第2点规定，……将原村委会和原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的所有财产等折成股份组建股份合作公司。
2004年2月18日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同意撤销爱联等四个村民委员会设立爱联等四个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批复》（深龙府[2004]2号），第一条规定，撤销爱联村民委员会，设立爱联社区居民委员会。
2004年3月18日《深圳市农林渔业局关于宝安龙岗两区城市化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改制的暂行意见》第一条第3点规定，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全部纳入新设立的股份合作公司，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债权债务关系也纳入新设立的股份合作公司。
本院(2010)深中法民五终字第2122-2126号五案（即本五案第一次二审审理）过程中，应爱联居委会的申请，对陈锦龙等五人所提供的购地款收据上所盖的“深圳市龙岗区龙岗镇爱联村民委员会”的公章的真实性、笔迹形成时间，及笔迹是否为刘某尧一人所写进行司法鉴定。送检检材为：1、日期为1993年10月11日、号码为№.068971的郭德齐收据1张；2、日期为1993年10月7日、号码为№.068969的郭德辉收据1张；3、日期为1993年9月16日、号码为№.068966的余瑶珍收据1张；4、日期为1993年10月12日、号码为№.068973的陈锦龙收据1张；5、日期为1993年10月12日、号码为№.068974的刘丽婉收据1张。样本为：1、2010年11月22日提取的盖有“深圳市龙岗区龙岗镇爱联村民委员会”的印文材料1张；2、盖有“深圳市龙岗区龙岗镇爱联村民委员会”印文、日期为1993年9月1日的申请报告1张；3、日期为1993年10月30日、有刘某尧签字的协议书1张；4、刘某尧于1993年10月30日书写的收据1张。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作出公物证鉴字(2010)7814号《鉴定文书》，鉴定结论是：检材上“深圳市龙岗区龙岗镇爱联村民委员会”可疑印文与样本上相同内容的印文是同枚印章所盖印；对于刘某尧的字迹，检材与样本在字迹上既有符合又有差异，就现有样本条件无法作出明确意见；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还作出公物证鉴字(2010)7960号《鉴定文书》，鉴定结论是：1、检材1、2、3、4、5与样本5、6、7、8、9、10复写字迹成份均检出差异，无法比对其形成时间；2、检材1、2、3、4、5与样本1、2、3、4落款时间差异较大，且样本的形成时间早于检材的形成时间，无意义比对其形成时间。
一审另查，1993年10月30日，案外人黄某城、刘某尧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蒲排新村宅基地黄本（《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由二人分开保管，刘某尧保管113本、黄某城保管112本；双方明确约定分开保管不是瓜分财产，这些黄本不属任何一方，任何一方都无权擅自处理。任何一方都无权拿自己保管的黄本私自向购地者收款，双方还就黄本保管不善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作出约定。陈锦龙等五人所持有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均在刘某尧保管的证件范围内。1994年1月13日，刘某尧报案称家中被劫，原由其保管的113本黄本（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全部被劫，其以爱联经济合作社名义向国土规划部门申请补办被劫证件，并就所遗失证件编号登报声明，陈锦龙等五人主张的宅基地均在公告范围内。国土规划部门于1994年7月份复函同意补办，之后补办的证件以被劫补发作为编号。上述被劫补发的证据仍由刘某尧保管。
一审再查，余瑶珍是刘某尧的配偶、刘丽婉是余瑶珍的侄女，陈锦龙、郭德辉、郭德齐都是刘某尧同村的同乡，其中郭德齐、郭德辉是兄弟关系，均是广东省陆丰市甲子镇人。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系列案是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本系列案争议的焦点如下：一、关于陈锦龙等五人是否向原爱联村委会购买涉案地块的问题。首先，陈锦龙等五人与原爱联村委会间并无签订购买涉案地块的合同。其次，爱联居委会及爱联股份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案外人黄某城、刘某尧于1993年10月30日签订的《协议书》及领证号码清单，报告书、遗失声明、深圳市规划国土局龙岗分局承办文件复函等证据，陈锦龙等五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从而证实陈锦龙等五人所购土地所有证件由案外人刘某尧保管。1994年1月13日，因刘某尧报案称家中被劫，原由其保管的113本黄本（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全部被劫，其以爱联经济合作社名义向国土规划部门申请补办被劫证件，并就所遗失证件编号登报声明，而陈锦龙等五人持有的证件均为刘某尧被劫后的证件补办的，从而证明原爱联村委会并未向陈锦龙等五人出售土地。第三、陈锦龙等五人主张其已购买涉案地块的证据为陈锦龙等五人收款收据和涉案地块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但除余瑶珍的一块宅基地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外，余瑶珍及陈锦龙、刘丽婉、郭德辉、郭德齐主张权利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均不是他们本人的名字。因此，陈锦龙等五人主张原爱联村委会向其出售土地依据不足。二、关于陈锦龙等五人是否支付了购地款的问题。首先，陈锦龙等五人虽然持有加盖了原爱联村委会公章的收款收据，但陈锦龙等五人陈述其并非于收款收据上书写的时间交款，而是在之前分四次向原爱联村委会交的款，但对这一情节陈锦龙等五人无证据证明。为此，一审法院曾数次要求陈锦龙等五人本人到庭核实，除郭德辉外，其余四人均拒绝到庭，只委托律师陈述是分四次交的款，认可律师陈述。其次，从陈锦龙等五人持有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来看，陈锦龙等五人陈述疑点重重。陈锦龙等五人陈述其购买涉案地块的时间为1993年9月、10月间，且此时其已经付款完毕，按照常理爱联居委会应将涉案地块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交付给陈锦龙等五人，但陈锦龙等五人未在此时取得。而就在1993年的10月30日，黄某城与刘某尧达成一份协议书，约定双方分开保管225本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刘某尧保管113本，黄某城保管112本，不得私自买卖、收款。再之后，到1994年1月刘某尧就报警称其保管的全部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被人打劫，之后以“爱联村委蒲排村”的名义补办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并且均冠以“被劫补发”的字样。而陈锦龙等五人所持有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均是“被劫补发”的，且落款时间均为1994年8月18日。也就是说陈锦龙等五人持有的证件是在1994年8月以后才取得的。按照陈锦龙等五人的说法，陈锦龙等五人付清款后刘某尧不向其交付有关证件，却等到证件被打劫补发后才向其交付，情理不通。郭德辉在一审法院主持证据交换时陈述“当时购买宅基地的时候是分了几次交钱的，我们交钱了以后爱联居委会就将证件和收据给了我们”，郭德辉的该陈述也与事实不符。第三，从陈锦龙等五人持有的收据形式来看。以陈锦龙持有的收据形式来看，写明“今收到陈锦龙交来集资建设蒲排新村e20#、e28#、e43#、e44#宅基用地款(每户代收报建费600元、工商费500元)金额386400元，出纳陈，经手人申”，收据上加盖有“深圳市龙岗区龙岗镇爱联村民委员会”的公章。陈锦龙陈述其此前分4次支付款项时原爱联村委会均出具了收款收据，既然原来出具的是收款收据，又何必要再换开收据。另一点，陈锦龙还持有四份“龙冈镇村镇建设办公室收据”，分别载明“单位爱联蒲排郑某生1993年6月28日，用地费100㎡×27=2700元”，“单位爱联蒲排刘某？1993年6月28日，用地费100㎡×27=2700元”，“单位爱联蒲排黄某英1993年6月28日，用地费100㎡×27=2700元”，“单位爱联蒲排肖某许1993年6月28日，用地费100㎡×27=2700元”该四张收据上均加盖有“宝安县龙岗镇村镇建设办公室财会专用章”的公章。而根据龙岗的发展历史，1992年11月11日，国务院批准撤销宝安县，分设龙岗、宝安两区，仍隶属深圳。1993年1月1日，龙岗区正式挂牌办公。陈锦龙持有的落款时间为1993年6月28日的收款收据还是加盖有“宝安县龙岗镇村镇建设办公室财会专用章”的公章，与事实不符。陈锦龙主张其已支付购地款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认定。
综上所述，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主张原爱联村委会分立后的两当事人不能向其交付土地，应返还其支付的款项及利息依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的全部诉讼请求。民重2号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7096元由陈锦龙承担，鉴定费6400元由爱联居委会承担；民重3号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5647元由刘丽婉承担，鉴定费6400元由爱联居委会承担；民重4号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6520元由余瑶珍承担，鉴定费6400元由爱联居委会承担；民重5号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7096元由郭德辉承担，鉴定费6400元由爱联居委会承担；民重6号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5647元由郭德辉承担，鉴定费6400元由爱联居委会承担。
陈锦龙等五人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支持其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查明，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二审予以确认。
另查，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在本系列案五案二审法庭调查时，明确诉请的利息均自交款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四倍利息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
本系列案五案二审审理期间，本院传唤刘某尧到庭作证，刘某尧作证称：1992年开始，刘某尧参与兴信公司投资原爱联村委会建设蒲排新村事宜，刘某尧负责前期投资工作，负责出资金，刘某尧给了兴信公司300多万元，再由兴信公司给原爱联村委会。蒲排新村的地都是由原爱联村委会出售并由其收钱，刘某尧从未从购地人手中收过钱。刘某尧承认曾于1993年10月30日与黄某城签订保管225本黄本的《协议书》。原由刘某尧保管的113本黄本于1994年1月被打劫了，后全部由原爱联村委会出面补办，原爱联村委会补办后未再交回给刘某尧，补办的113本黄本，除本系列案五案17本外，其余的均在原爱联村委会手中。刘某尧手上持有的113本黄本均是兴信公司交给其保管的，是作为刘某尧将来收回收益的一种制约，不是原爱联村委会给的。刘某尧知道余瑶珍去买地，但具体付款情况不清楚。刘某尧当时不认识陈锦龙、郭德辉和郭德齐，后因买地出现问题经人介绍才认识的。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对刘某尧的陈述予以确认。爱联居委会及爱联股份公司认为刘某尧与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具有利害关系，对其陈述均不予确认。
本院（2011）深中法民五终字第115-120号生效民事判决认定：原爱联村委会在深圳市城市化的改制过程中被撤销，其经济职能和行政职能相分离，分别由股份合作公司和居民委员会、街道办事处承担。原村委会的所有财产和债权债务关系被纳入股份合作公司。故原爱联村委会的债权债务关系应当由变更后的主体即股份合作公司承担，爱联居委会仅履行原爱联村委会的行政职能。
本院二审认为，五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陈锦龙等五人是否与原爱联村委会发生购买蒲排新村宅基地关系、原爱联村委会是否收取了陈锦龙等五人的购地款。对此，陈锦龙等五人已提交了原爱联村委会出具的载明收到购地款的收据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加盖有“宝安县龙岗镇村镇建设办公室财会专用章”交纳用地费的收据为据。爱联股份公司对陈锦龙等五人提交的上述证据的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确认，认为陈锦龙等五人与案外人刘某尧恶意串通，伪造卖地事实。二审对爱联股份公司的抗辩理由论述如下：
一、向陈锦龙等五人出具收到购地款收据的主体是原爱联村委会，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无论原爱联村委会在出卖蒲排新村宅基地过程中与刘某尧是合作开发关系还是委托关系，在爱联股份公司未举证证明将此情形预先告知陈锦龙等五人前提下，原爱联村委会与刘某尧之间的关系不能对抗关系外的第三人陈锦龙等五人，原爱联村委会不能免除其出具收到购地款收据所产生的法律责任。爱联股份公司主张实际是刘某尧在出卖蒲排新村宅基地，原爱联村委会从未与陈锦龙等五人发生转让土地关系的抗辩理由，二审不予支持。爱联股份公司主张原爱联村委会将空白收据交刘某尧，刘某尧利用空白收据与陈锦龙等五人恶意串通伪造付款凭证，但爱联股份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法律后果，二审对爱联股份公司的主张不予采信。
二、爱联股份公司辩称每份收据注明的宅基地数量有三至四块，违背了蒲排新村一块宅基地一份或两份以上收据的惯例，但爱联股份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收取蒲排新村卖地款的惯例就是一块宅基地一份收据，且陈锦龙等五人每人购买了三至四块宅基地，针对每个买地者统一收钱统一开具收据在经济活动中实属惯常做法，爱联股份公司的辩称二审不予采信。
三、行政主管部门在核发宅基地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时，不可能核发空白的许可证，必须要审核用地者的身份，原爱联村委会将蒲排新村宅基地分开出卖，必须先申请每块地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则许可证上必须填注有名字，即买地人的名字并非一定是《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上所填注的名字，此情况在深圳龙岗、宝安两区集体经济组织出卖宅基地时普遍存在，行政主管部门补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时，因是补发，只可能补发与原许可证内容一致的许可证，不可能在补发时即直接变更用地者名字。爱联股份公司以陈锦龙等五人持有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不是陈锦龙等五人名字，原《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被劫补发时未直接将许可证办至陈锦龙等五人名下不符合常理为由主张陈锦龙等五人实际未支付购地款，理由不能成立，二审不予支持。
四、陈锦龙等五人在1993年10月前付清购地款，为何原爱联村委会未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交给他们，而是交给刘某尧保管导致许可证被劫，这属于考究原爱联村委会是否履行义务的问题，而不能以原爱联村委会未及时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交付交款人即反推交款人未付款。爱联股份公司以《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未交给陈锦龙等五人为由主张陈锦龙等五人实际未支付购地款，明显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规定，二审不予采纳。
五、爱联股份公司辩称只要交清了购地款，必然同时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交给了购地者，不可能再由刘某尧持有。爱联股份公司对其辩称未提交证据证明，另，根据爱联股份公司提交的原爱联村委会出卖蒲排新村宅基地给辽宁省房屋土地综合开发集团海南公司的相关证据，截止1993年8月7日，辽宁省房屋土地综合开发集团海南公司已付原爱联村委会458万元，按每块地12万元计算，已付清38块地购地款，但原爱联村委会只交给辽宁省房屋土地综合开发集团海南公司28本《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即有10本已付清购地款的许可证未交付给购地者，与爱联股份公司所称只要交清购地款，《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必然同时交给购地者，不可能再由刘某尧持有的辩称，不相吻合。二审对爱联股份公司的该辩称不予采信。
六、根据爱联股份公司提交的原爱联村委会出卖蒲排新村宅基地给辽宁省房屋土地综合开发集团海南公司的相关证据，原爱联村委会并未否认收取了辽宁省房屋土地综合开发集团海南公司的购地款向该公司出售蒲排新村宅基地，与爱联股份公司所称蒲排新村宅基地全由刘某尧或黄某城销售，原爱联村委会仅收取征地补偿款，原爱联村委会不可能向陈锦龙等五人直接出售蒲排新村宅基地的抗辩，不相吻合，二审不予采信。
七、陈锦龙等五人每人支出的购地款只系二、三十万元，其五人全以现金支付并非绝对不可能，且在分批付款并付清购地款后，换开付清购地款的收据亦非绝对不可能，在经济活动中亦属普遍现象。爱联股份公司单以陈锦龙等五人不可能全以现金支付购地款及无需另换开付清购地款收据为由，否定陈锦龙等五人付款的真实性，理由不能成立，二审不予支持。
八、爱联股份公司虽辩称涉案宅基地已有其他购地者持有原购买收据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原件，并实际占有使用，但未能举证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二审对爱联股份公司的此项抗辩不予采信。
九、虽龙岗区于1993年1月1日正式挂牌办公，但并不能排除其内部部门原使用的印章因未能及时更换而在一定时间内仍延续使用的可能性，且爱联股份公司及爱联居委会对陈锦龙、刘丽婉、郭德齐持有的于1993年6月28日开具的加盖“宝安县龙岗镇村镇建设办公室财会专用章”的“龙冈镇村镇建设办公室收据”均不持异议，原审法院单以龙岗区于1993年1月1日即挂牌办公，陈锦龙等人仍持有上述宝安县龙岗镇村镇建设办公室出具的收据与事实不符为由，否定上述“龙冈镇村镇建设办公室收据”的真实性，缺乏证据支持，二审不予认同。
十、在爱联股份公司不能举证证明陈锦龙等五人实系与刘某尧发生购地关系、购地款实由刘某尧收取的情形下，爱联股份公司以陈锦龙等五人与刘某尧系亲属及同乡关系为由，主张陈锦龙等五人一定与刘某尧恶意串通、虚构卖地事实，缺乏证据支持，二审不予支持。
综上，爱联股份公司及爱联居委会提出的上述抗辩理由均不能与其待证事实形成唯一对应关系，不具有反驳陈锦龙等五人所提交证据的证明效力，二审采信陈锦龙等五人提交的证据，确认原爱联村委会与陈锦龙等五人之间发生购买蒲排新村宅基地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关系，确认原爱联村委会收取了陈锦龙等五人支付的购地款。
涉案土地均为宅基地，未经批准依法不得由非本村村民持有及对外销售，陈锦龙等五人与原爱联村委会之间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无效，陈锦龙等五人要求确认买地行为无效的上诉请求，二审予以支持。
根据合同无效处理原则，原爱联村委会应将所收取的购地款及自支付之日起按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返还给陈锦龙等五人。而根据2003年10月29日《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宝安龙岗两区城市化进程的意见》（深发[2003]15号）第三条、2004年2月18日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撤销爱联等四个村民委员会设立爱联等四个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批复》（深龙府[2004]2号）第一条、2004年3月18日《深圳市农林渔业局关于宝安龙岗两区城市化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改制的暂行意见》第一条第3点的规定及二审（2011）深中法民五终字第115-120号生效民事判决的认定，原爱联村委会被撤销、分立后，爱联居委会对原爱联村委会的债权债务不承担责任，而由新设立的爱联股份公司承担。原爱联村委会在本五案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均由爱联股份公司承担，二审对陈锦龙等五人要求爱联股份公司退还购地款并支付相应利息的上诉请求予以支持，对陈锦龙等五人在本五案针对爱联居委会提出的所有上诉请求均予以驳回。陈锦龙等五人所主张的用地费和杂费，陈锦龙等五人未举证证明系由原爱联村委会收取，故二审对其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要求确认与原爱联村委会之间的卖地行为无效、爱联股份公司退回购地款及支付相应利息的上诉请求，理由成立，二审予以支持，该五人其他上诉请求理由不能成立，二审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处理不当，二审予以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第六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撤销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3）深龙法横民重字第2-6号民事判决；二、确认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与原深圳市龙岗区龙岗镇爱联村民委员会之间的买卖蒲排新村集体用地行为无效；三、深圳市爱联股份合作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陈锦龙返还购地款386400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存款利率标准自1993年10月13日起计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清款项之日止）；四、深圳市爱联股份合作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刘丽婉返还购地款289800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存款利率标准自1993年10月13日起计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清款项之日止）；五、深圳市爱联股份合作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余瑶珍返还购地款348000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存款利率标准自1993年9月17日起计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清款项之日止）；六、深圳市爱联股份合作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郭德辉返还购地款386400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存款利率标准自1993年10月8日起计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清款项之日止）；七、深圳市爱联股份合作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郭德齐返还购地款289800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存款利率标准自1993年10月12日起计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清款项之日止）；八、驳回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其他诉讼请求。1253号案原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及重审案件受理费均为7096元，合计14192元，由陈锦龙负担1419元、深圳市爱联股份合作公司负担12773元，鉴定费6400元，由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爱联社区爱联居民委员会负担；1254号案原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及重审案件受理费均为5647元，合计11294元，由刘丽婉负担1129元、深圳市爱联股份合作公司负担10165元，鉴定费6400元，由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爱联社区爱联居民委员会负担；1255号案原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及重审案件受理费均为6520元，合计13040元，由余瑶珍负担1304元、深圳市爱联股份合作公司负担11736元，鉴定费6400元，由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爱联社区爱联居民委员会负担；1256号案原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及重审案件受理费均为7096元，合计14192元，由郭德辉负担1419元、深圳市爱联股份合作公司负担12773元，鉴定费6400元，由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爱联社区爱联居民委员会负担；1257号案原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及重审案件受理费均为5647元，合计11294元，由郭德齐负担1129元、深圳市爱联股份合作公司负担10165元，鉴定费6400元，由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爱联社区爱联居民委员会负担。
爱联股份公司申请再审称：一、1992年6月26日，案外人刘某尧、黄某城挂靠兴信实业有限公司与原爱联村委会、爱联村蒲排经济合作社达成《合作开发建设龙岗镇蒲排新村合同书》，原爱联村委会及下属爱联村蒲排经济合作社仅收取了开发商支付的征地补偿款，刘某尧、黄某城系项目实际开发商，自行负责对外销售宅基地、收取购地款。收款收据上签名的财务人员不是原爱联村委会的工作人员，而是刘某尧、黄某城聘请的工作人员。原爱联村委会向刘某尧、黄某城提供了加盖有原爱联村委会公章的空白收据供他们在卖宅基地过程中使用，但原爱联村委会并未经手卖地和收取购地款。1992年6月26日的《合作开发建设龙岗镇蒲排新村合同书》可以证明开发商刘某尧、黄某城直接对外转让宅基地，直接收钱。1993年10月30日黄某城、刘某尧签订的《协议书》再次说明刘某尧的开发商身份，并直接保管宅基地证件，有权对外直接转让宅基地。原爱联村委会不保管用地规划许可证，不可能直接对外卖地。二、二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有误。（一）陈锦龙等五人主张向原爱联村委会购地、付款，认为原爱联村委会是直接卖地方，并明确没有向刘某尧购过地、付过款。陈锦龙等五人陈述的事实与合同相对性原则根本无关，合同相对性原则不适用本系列案五案。（二）每块宅基地将来要建一栋房子，产权是独立的、分开的，如果原爱联村委会收取了购地款，怎么可能把3至4块产权独立分开的宅基地仅出具一张收款收据？不符合常理。事实只可能是陈锦龙等五人利用刘某尧手上持有的空白收据，为了虚构事实索取利益最大化，才在一张收据上写了几块宅基地的金额。（三）用地规划许可证相当于权属证明资料，谁的名字就代表宅基地是谁的。任何集体经济组织转让土地，都是先收钱，后申请政府部门办证。涉案土地的用地规划许可证均不是陈锦龙等五人的名字，说明原爱联村委会没有将地出售给他们。反之，刘某尧作为用地开发商，持有用地规划许可证符合常理。刘某尧持有的这部分用地规划许可证，是因为登记的权利人仅向刘某尧支付了部分购地款，故刘某尧仍持有证件。刘某尧在许可证被劫补发后，仍只能办理原权利人名下的许可证。（四）刘某尧是涉案土地的开发商，并持有证件。刘某尧主张蒲排新村项目投资了几百万，如果刘某尧没有权利对外卖地，刘某尧为什么持有蒲排新村大量用地规划许可证？90年代的几百万数额极大，刘某尧自愿赠予给爱联村委会，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利益，不符合常理。陈锦龙等五人作为刘某尧的亲友，明知刘某尧投资了数百万，如果想买地，无需舍近求远交钱给原爱联村委会，完全可以直接交给刘某尧。（五）海南公司认购了54块宅基地，以转账方式分批次付款。1993年8月7日时，海南公司还有190万元没有付清，所以刘某尧保管海南公司剩余的10本用地规划许可证意图促使海南公司支付余款，符合常理。（六）原爱联村委会从未否认与刘某尧、黄某城之间的合作关系，对刘某尧、黄某城以原爱联村委会名义对外售地，利用原爱联村委会提供的盖章空白收据对外提供的事实，予以确认。海南公司向刘某尧、黄某城认购土地，付了款项，取得用地规划许可证，向原爱联村委会主张安排用地，原爱联村委会应承担安排用地责任。陈锦龙等五人本应主张向刘某尧购地、付款，却坚决主张刘某尧不知情，并坚决主张向原爱联村委会直接购地付款，并向原爱联村委会主张退款责任。海南公司情况与本系列案五案完全不同，不应混淆，不能类推。（七）海南公司因未付清余款，有10份用地规划许可证由刘某尧保管。陈锦龙等五人利用刘某尧保管的别人名字的用地规划许可证及空白盖章收据，捏造购地事实，涉嫌刑事犯罪。（八）90年代万元户还不普及的情况下，深圳市公务员月工资千余元，陈锦龙等五人每人拥有三十来万的购地款，每次付款不约而同全部以现金方式拎钱到原爱联村委会，没有银行取款、转账付款记录，不符合常理。（九）爱联股份公司对陈锦龙等五人提交的加盖“宝安县龙岗镇村镇建设办公室财会专用章”的收款收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二审判决认为爱联股份公司对该证据不持异议错误。（十）二审判决认为“爱联股份公司不能举证证明陈锦龙等五人实系与刘某尧发生购地、付款关系”，原爱联村委会是被征地单位，而非开发商，爱联股份公司没有向陈锦龙等五人直接卖地、收款。爱联股份公司无需举证证明陈锦龙等五人向刘某尧买地、付款。三、以下事实补充证明二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本系列案五案一审诉讼后，爱联股份公司向公安部门报案称陈锦龙等五人伪造证据，公安机关查实收款收据上的“陈”“申”是刘某尧、黄某城聘请的员工。（二）除郭德辉本人到庭外，其他四人拒不到庭陈述案情，陈锦龙等五人1993年购地，直至2010年才向一审法院起诉，中间从未向原爱联村委会主张权利，不符合常理。（三）与本系列案五案同类型的另外六案（一审案号为2010深龙法民三初字第2840号、第2845号至2848号、第2871号；二审案号为：2011深中法民五终字第115号至120号；六名原告为李某忠、余某潮、李某钦、麦某、刘某贞、麦某立），该六宗案件二审判决以告错主体为由驳回六名原告起诉，至今该六名原告未再起诉退款，且已超过诉讼时效。如购地情况属实，该六名原告放弃权利，不符合常理。综上，请求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陈锦龙等五人答辩称：一、陈锦龙等五人在一、二审都曾经参加过质证，郭德辉本人也有到庭陈述情况。二、村委先办好建筑用地规划许可证，然后再对外进行买卖，余瑶珍的丈夫是刘某尧，当时村委借用了余瑶珍的身份证事先办好了建筑用地规划许可证，所以余瑶珍向村委购买时知道了以她的名义。后来补证时在政府方面没有办法变更姓名，这是政策方面的障碍。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所称“陈锦龙本人到1994年8月份以后才取得规划许可证，这个事实与郭德辉关于交钱才取得证件的陈述相矛盾”，郭德辉没有这样讲。四、收据是镇政府开出来的，至于什么时候变更公章，陈锦龙等五人不知道，而且变更公章是有一套法律程序的，当时虽然龙岗区正式挂牌，但下面的村镇公章有没有及时变更很难说。五、卖土地是在原爱联村委的办公室进行，当事人是到爱联村委去买地，刘某尧和村委的合作关系是另外一个法律关系，与本系列案五案无关。一审法院没有允许追加刘某尧和黄某城作为案件的第三人，也说明刘某尧和黄某城与本系列案五案的法律关系没有任何的关联。至于爱联股份公司与刘某尧、黄某城之间的法律责任，应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综上，请求驳回爱联股份公司的再审请求。
爱联居委会答辩称，一、根据相关规定，原爱联村委会在深圳市城市化的改制过程中被撤销，其原有经济职能和行政职能相分离，分别由股份合作公司和居民委员会、街道办事处承担。原爱联村委会的所有财产和债权债务关系被纳入爱联股份合作公司。爱联居委会不承担原爱联村委会的债务。爱联居委会与本系列案五案没有利害关系，不是本系列案五案适格诉讼主体。二、爱联居委会不是原爱联村委会经济职能的继受单位，在郭德辉向法院提交的《龙岗区城市化土地遗留问题处理申报表》中盖章，属于错误用章。爱联居委会没有爱联蒲排新村卖地收款的相关资料，仅对申报人提交的收据作形式审查，对收据的真实性无法判定。郭德辉的申报至今并未进行处理，故不能以该申报表认定郭德辉与原爱联村委会存在土地买卖关系。
本院再审查明，一、二审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再审予以确认。
本院再审补充查明以下事实：
一、案外人李某忠等六人起诉爱联居委会返还购房款六案，案情与本系列案五案基本一致。爱联股份公司向公安机关控告李某忠等人涉嫌诈骗，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于2013年7月2日出具立案告知书，对李某忠一人立妨害作证案侦查，该案未移交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再审期间，爱联股份公司向本院提交了深圳市公安局爱联派出所的讯问笔录等材料。主要如下：
（一）陈某林陈述：1992年我是爱联蒲排村的村长，当年我们村出地，原爱联村委和兴信公司合作开发这块地。兴信公司有两个老板，一个叫黄某城，一个叫刘某尧。兴信公司出钱买地、做好地的基础建设，地皮也是由兴信公司进行销售，然后以爱联村委的名义报用地手续。兴信公司负责开具销售收据的是黄某汉和林某河，公司的会计师黄某潮，公司负责规划的是林某裕和刘某平。
（二）黄某城陈述：我与刘某尧合伙借用香港兴信公司的名义与原爱联村委会、蒲排村民小组一起开发蒲排村的土地，我与刘某尧每人各投资了250万元，买来的土地规划成443块宅基地由我公司负责销售。卖出去的土地由原爱联村委会的基建办主任申某贵和我公司的刘某平负责办理用地手续。卖地的收款收据是原爱联村委会提供的，加盖有村委公章。林某河是公司出纳，黄某潮是会计。我公司指定只能由黄某汉和林某河负责开具收款收据和收取地款，收据上都会有林某河或黄某汉盖章或签名。林某河负责将收到的购地款打入原爱联村委的账号或刘某尧的一个私人账号。如果宅基地款全部交齐的，公司会将办下来的二证一书交给购地者。包括陈锦龙等五人在内的十一份收款收据不是我公司当年开出的收据，我公司没有姓“陈”、或“申”的人员，我公司开出的收据不可能只写一个字。卖地在1993年4、5月份已经结束，之后也没有人再来公司买地。
（三）林某裕陈述：1992年黄某城、刘某尧他们公司和原爱联村委、原蒲排村委合作开发一块地，请我来负责现场施工管理、规划、放线。黄某汉和林某河则负责开具收据和收钱，收据上签有他们的名字，我没有见过其他人开具的收款收据。
（四）刘某平陈述：1992年我被刘某尧、黄某城请来与原爱联村委一起办理宅基地的“二证一书”，当年办理“二证一书”时，公司将身份证复印件给我，并指定哪块地，我就填表，再到村委盖章，然后到国土所用身份证复印件上的名字办证。买地人是不是身份证上的人我不知道。我办理完“二证一书”后都交给了刘某尧。
（五）李某忠陈述：大约1993年时我与刘某尧聊天，他说起与爱联蒲排新村合作买村里的地，据说投资潜力不错，建议我买几块地。我购买了四块地，总价忘记了。我先支付了一部分定金给刘某尧，刘某尧给我的收据。收据上的字是我写的，刘某尧有时候忙不过来的时候会让我帮他写一些卖地的收据，我是在村里肖书记的办公室写的。收据上经手人“陈”、“申”我不知道是谁，刘某尧叫我写上这两个字我就写上了。
公安机关的侦查材料中，刘某贞、余某潮、李某钦、李某忠、麦某立、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陈锦龙、刘丽婉、麦某的收款收据复印件下方写有：“以上收据内容是我本人于93年10月12日等在爱联村委所写，落款为“李某忠、2015.7.2”。
二、再审期间，本院传唤五名当事人本人到庭陈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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