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4）西刑初字第00209号
公诉机关某。
被告人刘某甲。2014年4月2日因涉嫌犯受贿罪经某决定，由石家庄市公安局桥西分局刑事拘留。当月15日经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当日由石家庄市公安局桥西分局执行逮捕。现押于石家庄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王健、王哲，河北世纪方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某以石西检反贪诉（2014）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刘某甲犯受贿罪，于2014年5月6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某指派检察员景明月、吕淑坤、乔增宁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刘某甲及其辩护人王健、王哲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
1、2011年6月，被告人刘某甲在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公诉处工作期间，利用其主办张某甲诈骗案的职务便利，以帮助张某甲活动，使张某甲得到从轻判处为由，向张某甲索要2万元，据为己有。
2、2012年6月，被告人刘某甲在担任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副处长期间，利用其主办白某某等7人故意伤害案的职务便利，接受其战友白某某的老乡白某某的请托，提出将此案改变管辖报送藁城市检察院办理或者在诉前对白某某等人改变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的审查意见，以便帮助白某某得到从轻判处。期间，刘某甲从白某某手中，收受白某某家属底某某贿赂款2万元。后因该案领导另行指定主办人，刘某甲将该2万元交给其妻子高某甲，由高某甲退还给白某某。
3、2013年3月-12月，被告人刘某甲在担任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副处长期间，利用其主办张某甲等5人绑架案的职务便利，以帮助张某甲活动，使张某甲得到从轻判处为由，先后两次向张某甲的姐姐张某甲索要人民币5万元，据为己有。
4、2013年10月-12月，被告人刘某甲在担任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副处长期间，利用其主办史某故意杀人案的职务便利，以帮助史某活动，做出对史某有利的司法鉴定结果为由，收受史某母亲刘某甲购物卡两张（每张价值1000元，共2000元），并向刘某甲索取人民币5万元，据为己有。
公诉人当庭出示了被告人刘某甲供述，证人张某甲、董某甲、张某甲、郭某甲、刘某甲、杨某甲、底某某、白某某、高某甲、张某甲、刘某甲证言，相关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刘某甲任职证明，扣押财物清单，协议书，刘某甲录制的刘某甲向其索贿的录音资料，户籍证明等证据予以证实。据此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刘某甲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之规定，构成受贿罪，故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刘某甲对公司机关指控其犯受贿罪的罪名及数额没有异议，但辩称其没有索贿。
辩护人的主要辩护意见为：1、本案中除刘某甲案的其他三起指控，被告人均是在纪检机关没有任何线索的情况下主动交代，认罪态度积极，悔罪表现真诚，具有自首和坦白情节；2、本案证据不能证实被告人刘某甲存在索贿情节；3、被告人在本案中没有证据证实刘某甲实施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也无证据证实被告人的行为妨害了案件的法律结果公正性；4、被告人刘某甲收受贿赂数额不清。被告人收受白某某的2万元贿赂款后，短时间内主动退还，不存在掩盖罪行的情况，不应构成犯罪。被告人收受刘某甲送的二千元购物卡的指控，证据不足，不应认定。
经审理查明：
1、2011年6月，被告人刘某甲在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公诉处工作期间，在负责办理张某甲涉嫌犯合同诈骗罪一案过程中，以可以帮助张某甲在法院活动，使张某甲得到从轻处罚为由，向张某甲索要人民币2万元。
2、2012年6月，被告人刘某甲在担任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副处长期间，在负责办理白某某等7人涉嫌犯故意伤害罪一案过程中，白某某的妻子底某某通过老乡白某某（刘某甲的战友）找刘某甲，请刘某甲帮忙将此案改变管辖报送藁城市人民检察院办理或者在诉前对白某某等人改变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并送给刘某甲2万元人民币。刘某甲对此案提出上述审查意见后未被领导采纳。后刘某甲向白某某隐瞒此案已另行指定主办人的情况。白某某在得知刘某甲已经不再主办该案件并电话询问刘某甲后，刘某甲让其妻子高某甲乙代其将2万元退还白某某。
3、2013年3月至8月，被告人刘某甲在担任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副处长期间，在负责办理张某甲等5人涉嫌犯绑架罪一案过程中，以帮助张某甲到公安机关活动出具漏罪最先由张某甲交代的证明为由，向张某甲的姐姐张某甲索要人民币2万元。后刘某甲又以案件在法院需要活动，以及聘请律师等为由，再次向张某甲的姐姐张某甲索要人民币3万元。
4、2013年10月至12月，被告人刘某甲在担任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副处长期间，在负责办理史某涉嫌犯故意杀人罪一案过程中，在已经从公安机关得知对史某的精神病司法鉴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情况下，以可以帮助史某在鉴定机构活动，做出对史某有利的司法鉴定结果等为由，收受史某母亲刘某甲购物卡两张（每张价值1000元，共2000元），并向刘某甲索要人民币5万元。
2014年3月24日，被告人刘某甲被石家庄市纪委宣布双规，石家庄市纪委一室调查组对刘某甲受贿问题进行了调查，调查期间，刘某甲交代了调查组掌握的其收受反映人刘某甲的5万元现金外，还主动交代了调查组不掌握的其他受贿问题。2014年4月1日，石家庄市纪检委将刘某甲受贿一案移送某办理，次日刘某甲被刑事拘留。被告人刘某甲当庭除否认索贿外，对其犯受贿罪没有异议。其亲属代其向某退回赃款人民币12万元，向本院退回赃款人民币2000元。
上述事实，有如下证据予以证实：
1、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干部处于2014年4月4日出具的刘某甲个人简历证实，刘某甲，男，1965年7月出生。2000年8月至2012年2月任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公诉处干部、助理检察员。2012年2月至今任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未检处副处长、助理检察员、检察员。
2、被告人刘某甲的户籍证明，证实刘某甲出生于1965年7月22日，案发时刘某甲达到刑事责任年龄。
3、被告人刘某甲供述称：2012年3月起我在石家庄市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处任副处长、副科级检察员。2013年三四月份间，石家庄市裕华区检察院向石家庄市检察院移送张某甲等5人绑架案。我们未检处马处长将该案交由我主办。在审查时，我发现被害人母女均未受伤，被绑架的100万元公安机关经过工作追回了80余万元，以及这几名犯罪嫌疑人用分得的赃款购买的一些金首饰，金首饰价值约十万元左右。在这种情况下，我打电话让犯罪嫌疑人家属来我办公室，跟他们讲如果他们可以把差出的钱补偿给被害人，被告人就有可能得到从轻处理，让他们回去考虑一下。后来张某甲的姐姐张某甲来石家庄市检察院我的办公室，向我了解了一下案件情况，说他们家里愿意赔偿。在审查案件过程中，我发现有一个漏罪，这5名犯罪嫌疑人曾经绑架过一个奥迪车司机，因为发现被绑架人是司机不是车主就把人给放了，而且也没有取得赃款。过了一两天，我给张某甲的父亲打电话，当时是张某甲的姐姐张某甲接的电话，我跟她说让她家尽快赔钱，当时我还说这个案子另外还有一个漏罪，如果弄成是张某甲最先交代的，对张某甲有好处，可以得到从轻处罚，但是这个事得找公安机关活动需要用钱，具体情况我让她过来再细说。2013年7月份，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我打电话让张某甲来石家庄市检察院找我。第二天上午9点来钟，张某甲打我办公室电话说她到了市检察院门口，我让她在门口等我，过了一会我开着车出来。在市检察院门口见到她之后让她上车。她上车之后坐在副驾驶位置，我开车往东走了三四百米停在路边。我跟她说那个漏罪我尽快找公安机关给办，弄成是张某甲最先交代的。张某甲从她的包里拿出2万元给了我，我接过钱之后把钱放在了驾驶座和副驾驶座的中间位置。张某甲说这是2万元，您多费心帮忙，之后她就下车走了。
2013年8月份，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我跟张某甲打电话说公安那边要的挺多，案子快到法院了，下一步还得请律师，法院那边也需要活动，公安、法院、请律师得四五万元，赔偿被害人得四五万元，你还得准备十来万元钱。她说行，我们尽快准备。过了几天张某甲来到市检察院门口给我打电话说她到了。我就开车来到了市检察院的门口见到她后，我示意她上车，她上车之后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我开车往东走了几百米停在了路边。张某甲从她的包里拿出一个塑料袋递给我，说这里面是3万元钱，您给多帮帮忙吧。我接过钱之后顺手将钱放在了驾驶座和副驾驶座的中间位置了。我说公安机关已经出了关于那起漏罪是张某甲最先交代的证明材料，我尽快给张某甲找个律师，张某甲的车是案件中的作案工具，可以想办法弄回来赔偿给被害人。另外我可以找被害人，让被害人出个谅解书，争取给张某甲能够从轻处罚。
我分两次给了石家庄市裕华区公安局刑警队办理张某甲绑架案的办案民警刘某乙1万元，第一次给了3000元，第二次给了7000元。我给张某甲找过一个律师叫郭某甲，事后我给过郭某甲5000元律师费。我还给过石家庄市中级法院主审法官杨某甲乙2000元。
2013年7月份，我收了张某甲2万元后，我把该案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为了能把那个漏罪弄成是张某甲最先交代的，我在退查提纲里列明让公安机关出具证明证实该漏罪是如何发现的、是谁最先交代的。公安机关办案民警刘某乙来我办公室拿案卷及退补侦查手续时，我专门跟他说，张某甲和我有些特殊关系，我记不清我说张某甲是我战友家的孩子还是我亲戚家的孩子了，让他想办法出个证明证实这个漏罪最先是张某甲交代的，让他回去费费心，并把3000元放在了他的包里。8月份，刘某乙来我的办公室给我送补查材料时，在补查材料中有公安机关出具的漏罪最先是由张某甲交代的证明材料。谈完事之后，我拿出准备好的7000元给了刘某乙，放在刘某乙的包里。我当时对刘某乙说你费心了，这是一点心意，别嫌少。开完庭之后，我们一家和郭某甲一家在一起吃饭。吃完饭之后，我给了郭某甲5000元，对他说这是你代理张某甲案子的律师费，你顺便把饭钱结了。这个案子起诉到中级法院后，我打电话跟主审法官杨某甲乙说，张某甲的事有人找过我，让他看着判决时对张某甲尽量轻判点。判决出来以后，我去法院杨某甲乙的办公室找他，我趁他办公室没有其他人在时，我给了杨某甲乙2000元，对他说不请他吃饭了，拿着这个钱吃顿饭吧。杨某甲乙当时不要这个钱，我硬给他塞到了兜里。我这是受贿行为，并且都是我主动向张某甲索要的，属于索贿。我认识到了自己行为的错误严重性，非常后悔，我愿意认罪服法。我愿意积极退缴赃款，希望能够从轻处罚。
2012年三四月份，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藁城市检察院移送了白某某等7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一案，该案另外6名嫌疑人与白某某是亲戚和同村的老乡，都在白某某的回民烧烤店打工，白某某是老板，白某某等7人因为打架致一名被害人死亡。我收卷之后没几天，我一个关系不错的战友白某某问我白某某的案子在谁的手里，能不能找找人帮忙。我说在我手里，白某某说他与白某某是一个村的，看看我能不能在白某某的案子上帮帮忙，能不能处罚轻一点。我说可以帮忙，回头我看看怎么处理好。我在审查案卷的时候发现有几个疑点，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但这些疑点一直没有解决，主要疑点包括被害人死亡到底是谁造成的不清楚；发现尸体现场与打架现场相距十多里；案发后十几天才发现的尸体；嫌疑人在打斗中没有任何工具，不可能造成对方的死亡等。我将这些情况告诉了白某某，白某某跟我说，能不能把案子发回藁城检察院办，再就是能不能把在看守所关着的几个人办取保候审。这些要求白某某也让白某某的妻子在电话里跟我提过。我说我再看看案卷，想想有什么办法。在我告诉白某某案件情况之后，白某某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他家，我开车到了友谊南大街白某某家小区门口，然后给白某某打电话说我到了。一会儿白某某出来上了我的车，车上只有我们两个人，他将一个蓝色布兜给了我，对我说这是白某某家属底某某送给你的2万元钱。我说我尽量想办法把这个事情办一办，白某某说行，把钱放下就下车了。这2万元是白某某主动给我的。我对白某某案子拿出了两个审查意见，此案发回藁城检察院办理，或者由我院诉至石家庄中级法院，诉前对三个人取保候审。我拿出这两个意见的原因，一是鉴于此案受害方和嫌疑人一方已经达成协议，赔偿了55万元，其中30万元已经给了被害人，剩下25万元也已经给了调解人，凭我的工作经验，此案不可能判无期，并且被害人方面已经得到了赔偿款，我认为不会造成上访事件；二是我审查案卷时发现的几个疑点；三是我收了白某某家2万元钱，白某某的家属也提出了把案子退回藁城检察院和先放人这两个要求。我把这两个审查意见上报未检处马会敏处长，经向院里分管领导汇报后，领导不同意我的意见，决定这个案子由马处长办理，我不再负责了。鉴于这种情况，2012年8月份左右，我给白某某打电话说白某某的案子我给他介绍个律师，但没有告诉他我已经不负责这个案子了。我给白某某家属介绍得律师姓罗，我直接把罗律师的联系方式告诉了白某某。因为我不管白某某的案子了，想请一个熟悉的律师，通过律师把我对白某某案子的一些想法表达出来，这样是在帮助白某某，也是给白某某帮了忙，我也和罗律师进行过沟通交流，把案件的一些疑点问题告诉罗律师。之后几天，白某某给我打电话问我是不是不再主管白某某的案子了，我说领导不让我管了，你让白某某家里该想什么办法想什么办法吧。我让我妻子高某甲乙将2万元钱退给了白某某。我还想再帮帮他，还想把这2万元自己能留下。所以，在领导不让我主管这个案件时我没有向他退还，而是在他得知后才给退还的。
2011年6月份，长安区检察院公诉科移送到石家庄市检察院公诉处一个合同诈骗案，这个案子是长安区公安分局侦办，后由长安区检察院移交给市检察院审查起诉。这个案子的犯罪嫌疑人就是张某甲，他当时开了一个电脑公司，代理一些网络游戏的点卡销售，在2010年的9月份，他向联通公司赊欠了一批点卡，没有付货款，10月份他又赊了一批点卡，结果他在销售点卡的过程中，违反合同约定，诈骗中国联通公司河北分公司四百余万元。该案当时分给我审查起诉。我受案之后，根据法律规定，找张某甲核实相关案件情况，多次让张某甲到检察院来，就案件情况和被害单位向他索要货款这些事由跟他沟通。在这个过程中，张某甲也主动来找过我几次，主要是咨询我在法院审理时如何做才能获得从轻判处，因此我就给他出主意，我说让他尽可能的给受害方，也就是河北联通公司赔偿损失，以便获得被害方谅解，才能从轻判决。我了解到他公司里还有一些电脑办公设备，我让他将公司现有的电脑等设备列出清单，在开庭前的时候主动拿出来交给法院，争取一个积极主动的态度，到判决的时候也能从轻考虑。另外我也多次跟他提，可以帮他给法院做做工作，到时候从轻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我跟他说，这个需要跟法院合议庭沟通好，合议庭一共有三个法官，每个最少都要给5000元钱，所以我让他给我拿些钱，具体多少钱我也没有说。张某甲当时同意了，说回去准备。大概是2011年的8月份，张某甲来到我的办公室，说让我多费心，争取给他从轻处理一些，接着拿出一个纸包，说这是2万元钱递给我，我也没有推辞就顺手放到我的办公桌抽屉里。之后张某甲就走了。张某甲走后，我看了一下是20000元现金，都是百元面额的。我收了张某甲的2万元钱后，没有帮他找法院协调从轻处罚的事，我说找法院只是个借口，就是为了自己把这些钱据为己有。开庭的时候，被害方联通公司也不要他得设备，双方没有达成民事调解协议，因此在判决中没有起到实际作用，最后判了他十五年有期徒刑。我知道我拿当事人钱是索贿行为，我知道错了。
2013年的10月18日，市检察院收到长安区检察院移送的史某故意杀人案，市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分给我办理。这个案子比较特殊，史某是一个未成年人，他杀死的人是他的亲奶奶，刘某甲是史某的母亲。我接到这个案子后，在2013年的10月20日，我去看守所提审史某。因为史某是未成年人，按法律规定在讯问时监护人必须在场，所以我当时通知了史某的母亲刘某甲一同到场。在讯问时我问史某杀死自己的奶奶是否后悔，史某说我不后悔，你们枪毙我吧。我感觉史某的回答不符合常理。回到单位后，我打电话给长安区检察院未检科科长石彦，问史某是否有什么情况，石彦对我说史某的家属可能向公安机关提出了精神病鉴定的申请，并告诉了我公安办案人员刘玺尔的电话。我当时给公安的办案人员刘玺尔打电话问鉴定结果的事，他说结果快好了，倾向意见是真的有病，也就是有精神病，而且近期就准备去拿结果。我当时就让刘玺尔别去拿结果，先拖一段时间，因为如果在审查起诉阶段就收到史某有病结果的话，我们检察院只能按规定做不起诉处理，会比较麻烦，因此赶紧起诉到法院，让法院去判决。
2013年的11月5日，刘某甲到我的办公室，说感谢我在这个案子上对她和史某的帮助，并且给我送了一盒茶叶，我也没说什么就收下了。刘某甲走后，我检查了她给我的茶叶，发现茶叶盒里放着两张北国集团的购物卡，都是1000元额度的，但是没有现金或其它贵重物品。我觉得刘某甲就给我两张购物卡，根本没有把我当回事，所以在2013年11月6日上午，我又给刘某甲打电话，很生气地对他说你就拿盒破茶叶打发我呀！如果你真想办好史某的事，今天中午咱们见个面，我跟你说说。刘某甲答应中午和我见面，并让我定吃饭的地方。后来我就开车接上我爱人高某甲乙，到时光街的温州海鲜城定了个包间，点好菜后等着刘某甲来。刘某甲来了以后，我告诉她，史某的案件如果想处理好，司法鉴定很关键，必须把精神病的司法鉴定做成无行为能力人，这样才能确保史某不被追究刑事责任。刘某甲说她不认识司法鉴定的人员，怕不好办。我说我认识，你如果早点找我办这事，一点问题也没有，并且也花不了多少钱，四五万元就能搞定。刘某甲当时没有明确表示办不办，只说考虑考虑，后来我们吃完饭后由刘某甲结了账就各自回家了。到了第二天上午，也就是2013年11月7日，刘某甲给我打电话说她凑了5万元钱，让我帮忙办办史某司法鉴定的事，并且问我什么时候有空，她把钱给了我。因为我当天在县里，所以我让刘某甲下午再联系，但是后来刘某甲又给我打电话，说石家庄市中级法院找她，问我能不能晚一点见面。恰巧我中午吃完饭后就能回来，所以我和她约定中午一点半在碧海云天广场见面。这样，当天下午一点半我和刘某甲都准时到了碧海云天广场。刘某甲上了我的长城黑色越野车，把一个纸袋子袋给了我，说是5万元现金，请我帮着运作运作鉴定的事，我答应了。刘某甲走了之后，我打开袋子看了一下，都是百元面值的人民币，一共5万元。因为我从公安那里了解到精神病鉴定结果已经快出来了，我没有想帮史某活动精神病鉴定的事，我就是想以此为借口找史某的母亲要点钱。
我在主办上述四个案件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利用犯罪嫌疑人及其亲属希望从轻处罚的心理，承诺帮他们协调关系。向他们索取或者收受了14万元现金。我收受张某甲的2万元现金，我用于日常消费了。收受白某某的2万元现金，我让我爱人高某甲乙退还给他了。收受张某甲的5万元现金，我分两次共给了裕华区公安分局的办案民警刘某乙1万元，给了张某甲案的主审法官杨某甲乙2000元，给了辩护律师郭某甲20000元，剩下的1.8万元，我用来偿还信用卡透支金额了。收受刘某甲的5万元现金，我交给我妻子高某甲乙搞了家庭理财投资。
4、证人张某甲的证言称：2011年11月29日我因犯合同诈骗罪被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刘某甲是我合同诈骗案的主诉检察官。当时我在石家庄开了一家叫亚智的电脑公司，业务主要是和河北网通公司合作销售网络游戏点卡，在2010年的9、10月份，我从河北网通公司赊欠了一批点卡，大概四百多万元，后来因为资金链出了问题，导致无法还款。就因为这件事我被长安区公安局以合同诈骗罪立案侦查，并经长安区检察院审查，最后移送到了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2011年的5月份案子移送到市检察院后，主办我这件案子的就是刘某甲。刘某甲多次叫我到石家庄市检察院，问我想不想最后审理的时候从轻处理，因为我也不太了解法律，我就向他咨询，按照我的实际情况，我该怎么做才能在最后获得从轻处理。刘某甲就跟我说，让我把公司的剩余办公设备列一个清单，在开庭之前提交给法院，这样能让法官感觉到我有一个好的态度，我就按他说的照办了。另外刘某甲又多次跟我说，光有这些还不够，必须要和法院的法官协调一下关系，这样到判决的时候，法院才能对我从轻处理，但是需要一些钱。所以他让我准备些费用，交给他，由他来帮我到法院活动活动。我同意了，就回去准备钱。我只凑了2万元钱，大概是2011年的7、8月份的一天，我到市检察院刘某甲的办公室，跟刘某甲说凑了一些钱，希望他帮助我找法院的法官活动一下，争取最后审理的时候能够轻判，然后把钱给了他，刘某甲就把钱收了，说没问题，会帮我协调关系的，然后我就走了。我没有主动提过给刘某甲钱让他帮忙协调关系，是他多次跟我说能帮我活动下关系，但是需要我出一定的费用。当时我交了那个设备清单，但是网通公司也没有要，最后没达成民事调解协议，法院判我十五年有期徒刑。
5、证人底某某的证言称：因为我丈夫白某某涉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案子，我通过我丈夫的老乡白某某给刘某甲送过钱。2012年上半年，我丈夫的案子到了石家庄市检察院后，我到白某某家找他，托他帮忙在石家庄找找人。白某某说他有个战友叫刘某甲，在石家庄市检察院上班，白某某打听了一下跟我说，白某某的案子正好是刘某甲办的，我就跟白某某说看白某某的案子如果不严重，能不能把案子发回藁城市检察院办，再就是看能不能办取保把人先放出来。白某某跟我说刘某甲答应了，说能帮忙，具体怎么弄再看。我一共分三次给了白某某3.5万元。我没有给过刘某甲钱，白某某是否给刘某甲钱我不知道。我丈夫的案子一审被判了4年有期徒刑。事后白某某、刘某甲没有向我退过钱。
6、证人白某某的证言称：我和刘某甲是战友，关系不错。2012年上半年，底某某到石家庄我家里找我，说白某某在藁城跟人打架，对方死了一个人，白某某和他烧烤店的几个伙计被逮捕了，现在案子到了石家庄市检察院，你在石家庄熟人多，能不能找人打听一下。我说我有个战友叫刘某甲在石家庄市检察院工作，我打电话问问，刘某甲在电话里说白某某的案子正好在他手里，他是案件的承办人。刘某甲一开始不愿意帮忙，我说人家跟我是一个村的老乡，并且白某某和我三弟关系很好，你不管也得管。刘某甲就答应了，说可以帮忙，他先看看卷，再说怎么弄。刘某甲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案子上的一些疑点，我把这些转告了底某某，底某某让我找刘某甲帮忙，一是看白某某的案子如果不严重，能不能发回藁城市检察院办，再就是白某某他们都被关在看守所，看能不能办取保把人先放出来。但最后这两个要求都没有实现。
底某某一共分三次给了我3.5万元。我请刘某甲吃过饭，还给了刘某甲2万元现金，不是刘某甲找我要的，我感觉2万元差不多。我还跟他说事情办成了，一分钱也不少你的，事情办不成你一分钱也不能要，否则我回村里没有交代。底某某把钱送到我家里，当天傍晚我打电话让刘某甲过来，我上了他得车，把装有2万元现金的布兜给了刘某甲，一开始他不要，我说这是白某某家里给你的，他才把钱收了。我按照刘某甲给我的联系方式，给白某某找到一个姓罗的律师，给了罗律师1万元律师费。
请完律师之后一段时间，刘某甲也没跟我联系，我感觉他好像不愿意管这件事了。我和底某某一起趁刘某甲不在单位的时候去检察院打听，见到刘某甲那个处的处长，她在会客室告诉我们刘某甲已经不负责白某某的案子了，现在由她负责。我就打电话问刘某甲，刘某甲说白某某的案子领导不让他管了，你让白某某的家属再想办法吧。过来几天，刘某甲的妻子把2万元钱送到我家里，她说事情没办成，建勇说这钱不能收，得把钱退给你，她放下钱就走了。没多久，这2万元我生病住院花了，因为我们关系比较好，这2万元我到现在也没有还给底某某，她也没有要过。
7、证人张某甲乙的证言称：我认识刘某甲，他是石家庄市检察院的工作人员，是我儿子张某甲绑架案的主办人。2013年刚过了麦收，是哪一天我记不清了，石家庄市检察院的一个男的给我打电话，说他是张某甲案子的主办人，让我去检察院一趟，说说张某甲案子的事。我就和那四个孩子的家人一块去了市检察院。到了市检察院，我见到了主办我儿子案子的人，姓刘，当时叫什么我还不知道，后来听律师说叫刘某甲。他说让家里准备钱，给被害人赔偿，我耳朵背、岁数大，也没什么文化，法律上的事我也不懂。过了几天，我女儿张某甲放假回到家，我和她妈让张某甲又去了一趟检察院，问了问刘某甲该赔被害人多少钱。又过了几天，刘某甲给打我手机，我让张某甲接的，听张某甲说刘某甲说张某甲提供的作案工具，用家里的一辆车绑架的被害人，不是主犯但犯的罪挺大，他能给找关系活动活动，给张某甲少判几年，家里得出点钱。我和老伴商量了一下，我老伴说咱普通老百姓能认识谁，人家检察院主办人给咱打电话说给找关系，给张某甲少判点，咱出个钱给人家吧，给少了拿不出手，不给又怕得罪他，正好刚卖了麦子有点钱，家里再凑点，给他2万元。过了几天，刘某甲又打电话说让去检察院一趟，我老伴把这2万元交给张某甲，她拿着这2万元去的检察院。回来后我女儿张某甲说把钱给了刘某甲了。
2013年8月，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刘某甲又打我手机，我让张某甲接的，她接完电话说，检察院的刘某甲说公安要的口气挺大，还需要钱活动，他给张某甲找个律师也得出律师费，让再准备些钱，让我女儿张某甲再约个时间到石家庄市检察院找他。原来我家卖旧宅基地有3万元，家里一直存着准备给张某甲结婚用，我和老伴商量就拿这3万元给了刘某甲。过了几天，我老伴把这3万元钱交给张某甲，张某甲拿着这3万元到市检察院给了刘某甲。刘某甲只是说给找人活动，但是到底活动没活动，是怎么办的，我不清楚。刘某甲是市检察院的，是案子的主办人，他主动给我家打电话说让准备钱他给找关系，给张某甲少判几年。我家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社会关系，不给他又怕得罪他。
刘某甲说给找个律师给张某甲辩护，给张某甲少判几年，他给找了一个姓郭的律师。案子在市法院开完庭当天晚上，这个律师打来电话，是我女儿张某甲接的，接完电话后张某甲说这个律师说案子开完庭了，下一步就出判决了，他在市法院有熟人，可以给活动活动，给人家送个购物卡、请吃顿饭，给张某甲少判几年，让给1万元。我和老伴、女儿商量这个事，我和张某甲觉得已经花了5万元了，不同意给，我老伴说要不给刘某甲打个电话问问他。张某甲就给刘某甲打了个电话，我女儿打完电话后说刘某甲知道这个事。我老伴说既然刘某甲知道这事，这1万给就给吧。我老伴就又凑了1万元。过了两天，我老伴把这1万元交给我女儿，让我女儿给姓郭的律师送过去了。这一万元不是律师代理费。
8、证人董某甲乙的证言称：我知道刘某甲，他是石家庄市检察院的工作人员，是我儿子张某甲绑架案的主办人。2013年刚过了麦收，是哪一天我记不清了，石家庄市检察院的一个男的给家里打电话，说让去检察院一趟，说说张某甲案子的事。张某甲的案子还有四个我们村的孩子是一块犯的罪，我老伴张某甲乙就和这四个孩子的家里人一块去了市检察院。我老伴回来说检察院主办案子的叫刘某甲，刘某甲说让准备钱，给被害人赔偿，我老伴耳朵背、岁数大，也没什么文化，人家说的他也不明白。过了几天，我女儿张某甲放假回到家，我和她爸让她又去了一趟检察院，问了问刘某甲案子的事，该赔被害人多少钱。又过了几天，刘某甲给我老伴打电话，我女儿张某甲接的。听我女儿张某甲说刘某甲说张某甲用家里的一辆车绑架的被害人，是提供的作案工具，不是主犯但作用挺大，他能给找关系活动活动，给张某甲少判点，家里得出点钱。我和我老伴商量说咱普通老百姓能认识谁，人家检察院主办人主动给咱打电话说给活动，给张某甲少判点，咱出个钱给人家吧，给少了拿不出手，也怕得罪下他，正好刚卖了麦子，家里再凑点，给他2万元。过了几天，刘某甲又打电话说让去检察院一趟，我把2万元交给张某甲，她拿着这2万元去的检察院。回来后我女儿张某甲说把钱给了刘某甲。
2013年8月，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刘某甲又打我老伴的手机，我老伴就让我女儿张某甲接的，我女儿接完电话后对我和老伴说，检察院的刘某甲说公安那边要的口气挺大，还需要钱活动，他给张某甲找个律师得出律师费，让再准备些钱，让我女儿张某甲再约个时间到石家庄市检察院找他。我和老伴商量原来卖旧宅基地有3万元，家里一直给张某甲存着准备给他结婚用，就拿这3万元再给了刘某甲吧。过了几天，我把家里的3万元钱给了我女儿张某甲，张某甲拿着这3万元到市检察院给了刘某甲。
张某甲的案子在市法院开完庭之后，当天晚上我正吃晚饭，刘某甲给找的姓郭的律师给我家打电话，我女儿张某甲接的电话，张某甲说这个律师说案子开完庭了，他在市法院有熟人，可以给活动活动，给人家送个购物卡、请吃顿饭，给张某甲少判几年，给一个整数1万元吧。我和老伴、张某甲商量这个事，我老伴、张某甲不同意给，我说要不给检察院的刘某甲打个电话看他是不是知道这个事，我女儿张某甲就给刘某甲打了个电话，听我女儿说刘某甲说他知道郭律师要钱的事。我说这事已经办到了现在了，这1万给就给吧，也是为了张某甲好，我就又凑了1万元，让我女儿给姓郭的律师送过去了
9、证人张某甲的证言称：我认识石家庄市检察院未成年监察处的刘某甲，2013年3月份，我弟弟张某甲涉嫌犯绑架罪被移送石家庄市检察院审查起诉，当时刘某甲是主办我弟弟案子的检察官。2013年7月份，刘某甲往我栾城的老家打电话说张某甲在这个案子里不是主犯，但是车是我弟弟的，属于提供犯罪作案工具，另外这个案子有个漏罪，他们这几个人还有一起绑架奥迪车司机的犯罪，他可以跟公安机关协调、活动一下，把这起绑架犯罪弄成是我弟弟主动交代出来的，这样对我弟弟可以减轻处罚。当时他打的是我爸爸张某甲乙的手机。我们家里商量了一下，决定给2万元。大概过了两三天，刘某甲往栾城我的老家打电话，让我第二天上午9点左右到石家庄市检察院找他。在新石北路上石家庄市检察院，对面是以岭医院，我给刘某甲打电话。后来刘某甲就从石家庄市检察院开车出来了，他示意我上车，我上车坐在副驾驶位置，他把车往东开了几百米，停在路边。他又把我弟弟的案情说了一下，说案子有漏罪，可以给活动一下。我当时说我家里条件有限，然后我把2万元从我包里拿了出来并说这是我爸妈给您的，刘某甲把钱接过来顺手放在了驾驶座和副驾驶座的中间位置。刘某甲又问了一下我家里的情况，之后我就下车走了。
2013年8月中旬，刘某甲打我爸的电话，我爸让我接，我接通后，刘某甲对我讲你弟弟的案子正在积极推进，快到法院了，公安那边要的口气挺大，不好弄，还说可以给推荐个好律师。我问他家里下一步该做些什么，他说家里还能做什么，准备钱吧。我问他得准备多少钱，他说公安得2到3万，法院得2到3万，律师也有便宜的，有贵的，你就照着十万准备吧，让我和他再约个时间到石家庄市检察院找他。过了没几天，我爸妈商量再给刘某甲送3万元。我拿着3万元去石家庄市检察院找他，然后我往他的办公室打电话，他让我在门口等他，过了一会儿，他开着车从检察院出来了，还是像上次一样示意我上车，把车往东开了一段停在了便道上。他说犯罪工具车是你家的，对你弟弟挺不利的，看能不能弄回来赔偿了被害人，公安那边不好弄，需要活动，律师我也在帮你找，另外他还说他通过朋友认识被害人，可以让被害人写个谅解书。这样你弟弟才有可能减轻处罚。我当时说家里又给你准备了3万元，说着我从包里拿出了3万元递给了刘某甲，他接过钱放在了驾驶座和副驾驶座中间的位置了。我就下车走了。刘某甲对我说他给公安和法院活动了，但是如何活动的，怎么活动的，他没有对我说过，我也不清楚。2013年12月，我弟弟张某甲的案子出了判决，判了我弟弟有期徒刑12年，当时虽然觉得判的也有点高，但我爸妈觉得花了不少钱，也不愿意折腾了，所以就没有上诉。我两次一共给了刘某甲5万元。刘某甲是我弟弟案子的检察院的主办人，他给我家打电话表明了要钱的意思，如果不给怕得罪他，对我弟弟的案子不利，再者既然刘某甲说能帮忙给活动，我家希望通过刘某甲活动，能让我弟弟得到从轻处罚。
我弟弟张某甲的案子在市法院开完庭之后，当天晚上刘某甲给找的律师郭某甲给我打电话，说案子开完庭了，他在市法院有熟人，可以给活动活动，给人家送个购物卡、请吃顿饭，给张某甲少判几年，也花不了多少钱，给一个整数1万元就行，钱花不完再退还给你。我和我爸妈商量这个事，我和我爸当时不同意给，我妈说给检察院的刘某甲打个电话问问，看他是不是知道。我就给刘某甲打了个电话，告诉他郭某甲向我们要1万元的事。刘某甲说这事他知道，郭律师也是为了我弟弟少判几年，也可以这么办。我妈就做主让给郭律师1万元。这样，我爸妈又凑了1万元交给我，第二天上午9点多，我拿着这一万元钱到了郭某甲的住处给了他，他接过钱之后随手放在了车上。后来我就回学校上班了。这1万元不是律师代理费，郭某甲从没说过律师代理费的事，而且刘某甲向我要走的那三万元当中，刘某甲说律师代理费都包括在里面了。
10、证人郭某甲的证言称：我是河北来仪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我认识刘某甲，一直关系不错。2013年8月份，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有一个女的给我打电话说她弟弟涉嫌绑架被公安局抓了，想找我做他弟弟的辩护律师，我说行。当时我和她约好让她来我们所里我的办公室谈。后来她到了我的办公室，她说她叫张某甲，认识石家庄市检察院的刘某甲。我和刘某甲电话联系了一下，刘某甲说是他让张某甲来找的我，提出让我帮帮忙代理下这个案子。张某甲说了下案子的基本情况，他弟弟张某甲和另外4名同案犯绑架了一对母女，勒索了100万，张某甲分得了十几万元。因为是刘某甲的关系，我决定代理这个案子，并且可以让她缓交、少交诉讼代理费，当天我和她签订了委托协议，当时协议上约定律师代理费是1.5万元，但她没有交代理费。签完委托协议之后张某甲就走了。
该案庭审过程中，我将公安机关出具的张某甲最先交代绑架奥迪车司机的证明材料予以出示。这份材料不是我调取，我是在阅卷的过程中发现的。这份证明材料是如何调取的，我不清楚。法院判决没有采纳这份证明材料，因为当时同案犯张阔的辩护人提出相反意见，认为对这起绑架是张阔最先交代的，而不是张某甲。
2013年12月左右该案开完庭后，我给张某甲打电话，我代理你弟弟这个案子产生一些费用，是我来垫的钱，你把代理费尽快交一下，她问我先给1万元可以吗，我说可以。过了几天，张某甲给我打电话说准备好钱了，我让她到石家庄市新华区西三庄街4号院门口等我，我下去和她见面，她将1万元给了我，之后她就走了。这1万元我交到所里了，所里当时将开给张某甲的收据交给我，现在收据应该在我们所里该案的案卷里。在代理这个案件过程中，刘某甲没有给过我张某甲的律师代理费。
11、证人刘某乙的证言称：我是石家庄市公安局裕华分局裕华路刑警中队副队长。2013年3月份，我们裕华公安分局查办了张阔、张朋辉、张某甲、董晶晶、陈广泽五人绑架案，由我们裕华路中队主办，我是该案的主办人。该案侦查终结后移送石家庄市裕华区检察院审查起诉，裕华区检察院将该案移交石家庄市检察院，市检察院未检处刘某甲是该案的主办人、公诉人。在该案补充侦查过程中，我和刘某甲因为工作上的关系认识的。
我们在移送审查起诉时认定的犯罪事实是张阔等五人绑架了一对母子，勒索到100万元人民币。市检察院受理此案后，刘某甲作为主办人向我们提出需要补充侦查，让我到他办公室去拿的案卷材料、补查决定书和补查提纲。补查提纲中列明了需要补查的事项。我们补充侦查后，又将案件移送石家庄市检察院交给刘某甲。现该案已做出一审判决，其中一两名被告人提出上诉，二审裁定发还重审，又补充了一些证据材料，现该案在河北省高级法院审理过程中。
刘某甲给我们列明的补查提纲中提出：作案工具枪支鉴定、作案工具车辆价格鉴定、被告人在案件当中的作用和地位、漏罪问题、该起漏罪谁先交代等问题。该五名犯罪嫌疑人，在同一作案地点，绑架了一名奥迪车的司机，因为发现该人是司机而不是车主，也没有要钱就把司机放了。我们裕华公安分局认为这不构成绑架罪，没有在起诉意见书中予以认定。刘某甲审查后认为构成绑架罪，要求我们对此予以查明，并且查清该漏罪是谁最先交代的。按照退查提纲的要求，我们补充侦查后，对该漏罪做出了补充移送审查起诉。并且根据当时的办案情况出具了一份证明，证实该漏罪是在突审过程中由张某甲最先交代的。在办案过程中我和刘某甲没有经济往来，他没有给过我钱。
12、证人杨某甲乙的证言称：我是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少年庭的审判员。2013年下半年，张某甲等五人绑架案由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起诉到我院，主办检察官是刘某甲。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关于五名被告人涉嫌的漏罪有一个公安机关的办案说明，证实改漏罪是审讯过程中由张某甲最先交代的，但这个情节与其他被告人的供述在时间上不吻合，判决没有采用这份办案说明，并没有对张某甲从轻处罚。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刘某甲没有向我为张某甲请求过从轻处罚。我和刘某甲没有不正当经济往来，刘某甲没有给过我钱。
13、证人刘某甲的证言称：我认识石家庄市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副处长刘某甲，我儿子史某涉嫌杀人案是由刘某甲办理。史某1996年12月出生，是石家庄市一中高一学生。2013年8月6日因为在学校与老师发生了一点不愉快的事情，回家后将其奶奶杀死。当日我丈夫史校乾报了案，石家庄市公安局长安分局的刑警把我儿子带走并立案侦查。因为史某有严重的心理疾病，存在精神障碍的迹象，所以2013年8月13日，我向长安区公安局分局提交了精神鉴定的申请。2013年8月16日，我儿子史某被长安公安分局逮捕。2013年10月18日，长安区检察院将该案移交到石家庄市检察院，主办该案的是石家庄市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的检察官刘某甲。案子移交到石家庄市检察院的第二天开始，刘某甲就多次给我打电话，与我沟通史某的案件，我曾在电话中向他表示感谢，但刘某甲说“你不能只是口头上说谢谢我呀”。我认为他说的意思是向我要钱，所以，2013年11月5日，我到刘某甲的办公室送给他一盒茶叶，并在茶叶盒里装了两张1000元面值的北国超市购物卡（我在先天下买的）。当时刘某甲还提出让他爱人担任史某的辩护律师，我也答应了。没想到第二天上午，也就是2013年11月6日上午，刘某甲给我打电话，嫌我送给他东西少，说“你就拿一盒破茶叶打发我呀”。当天上午十一点多，刘某甲又给我打电话让我中午找他，与他一起吃饭。于是我就按照刘某甲的要求，到他所在的时光街温州海鲜饭店找到了他。当时还有一个女的也在，刘某甲介绍说是他爱人，姓高，干律师的。吃饭时刘某甲说我儿子的事花几万块钱就能办好，绝对对我儿子有利。我当时就说回去考虑考虑，没有明确表示让刘某甲帮忙。当天下午，我给长安公安分局的办案人刘玺尔警官打电话，问史某的司法鉴定结果是否出来了。刘警官说司法鉴定结果已经出来了，是“无行为能力人”。但刘某甲给他打过电话，让他先不要去拿鉴定结果，等下个星期再去拿。我为了让刘某甲尽快把史某的司法鉴定结果随卷移交，所以就想给刘某甲送点钱。于是2013年11月7日上午，我临时凑了5万元现金，用一个袋子装着。和刘某甲约好后，大概在中午一点半左右，在碧海云天广场刘某甲的车里，给了他5万元现金。我给刘某甲5万元现金并没有让他办什么具体事，只是希望他按照正常程序把史某的鉴定结果随卷移交就行，因为刘玺尔警官告诉我刘某甲不让他拿史某的鉴定结果，我担心影响我儿子的审理结果，所以才借钱给了刘某甲5万元。从2013年11月6日中午我与刘某甲在饭店吃饭开始，我每次与刘某甲通话或者接触，我都进行了录音，包括11月7日我给刘某甲5万元钱的过程。
2013年11月5日我送给了刘某甲一盒茶叶和两张1000元面值的购物卡。茶叶是我从怀特茶文化商城买的。两张购物卡是我2013年11月初在先天下用现金购买的，是北国商城的购物卡。我当时买了四张，都是1000元面值的。送给了刘某甲两张，剩下的两张我自己使用了一张，还有一张在我手里，还没有用过。刘某甲嫌我只是在口头上感谢他，暗示我要给他送钱，所以为了我儿子，我给了他一盒茶叶和两千元购物卡。
14、证人高某甲乙的证言称：我和刘某甲是夫妻关系，我是河北方舟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白某某和刘某甲是战友，关系走得比较近。大约在2012年六七月份，我和刘某甲在家里，刘某甲跟我说白某某找他办的事他办不了，让我拿2万元给白某某退回去。我就从家里拿了2万元装到包里到白某某家，对白某某说刘某甲说事办不了，把钱退回来。我从包里拿出2万元放在他家，然后就走了。
史某故意杀人案是由我丈夫刘某甲主办的，刘某甲曾经给过说起过这个案件，但是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2013年11月初的一天中午，刘某甲叫我去时光街的温州海鲜城吃饭，后来来了一个女的，四十多岁，我记得刘某甲说是史某的母亲，但是我记不清她叫什么了。他们具体谈的什么事情我记不清楚了。刘某甲在2013年11月给过我5万元现金，但是并没有告诉我钱的来源，这5万元我理财用了。
15、2011年11月11日张某甲与张新省签订的协议书证实，张某甲将一块宅基地卖给张新省，得款3万元人民币。
16、证人郭某甲乙的刑事案件委托协议、刑事辩护授权委托书及收款收据证实，张某甲委托郭某甲担任张某甲涉嫌绑架一案的辩护人，郭某甲收取张某甲代理费1万元。
17、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活期历史明细清单证实，2013年11月4日，刘某甲银行卡付款人民币4000元。
18、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证实，2013年11月7日刘某甲的工商银行账户收到款情况。
19、证人刘某甲丙的其与刘某甲吃饭及电话录音资料证实，刘某甲提','2018-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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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条离婚后，一方抚养的子女，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或全部，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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