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5）粤高法刑二终字第246号
原公诉机关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林子平，男，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广东省中山市东区，暂住印度尼西亚。因本案于2013年9月3日被羁押，同年9月1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3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广东省深圳市第一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关海泉，男，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汉族，小学文化，暂住印度尼西亚。因本案于2013年9月3日被羁押，同年9月18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3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广东省深圳市第一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黄焯敏，男，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广东省中山市东区，住广东省中山市东区。因本案于2013年9月3日被羁押，同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3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广东省深圳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黄嘉焯，广东保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林丽芳，女，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广东省中山市东区，住广东省中山市东区。因本案于2013年9月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30日被逮捕，同年11月19日被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陈玉娥，女，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湖北省利川市。因本案于2013年9月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3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广东省深圳市第三看守所。
原审被告人张俊，男，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湖北省利川市。因本案于2013年9月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3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广东省深圳市第一看守所。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林子平、关海泉、黄焯敏犯组织卖淫罪、原审被告人林丽芳、陈玉娥、张俊犯协助组织卖淫罪一案，于2015年4月23日作出（2014）深中法刑一初字第152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林子平、关海泉、黄焯敏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以何健森（在逃）为首的跨境组织卖淫团伙，与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MALIOBORO”酒店、“SUMO”酒吧等合作并以上述场所为据点，在中国国内物色、引诱、组织年轻女子通过办理旅游签证等方式赴印度尼西亚从事性交易，从中牟利，并通过收取护照集中管理、统一住宿、定点上班、集中收取卖淫收入后再按比例发放给卖淫女子等手段对赴印度尼西亚卖淫人员进行控制。被告人林子平、关海泉、黄焯敏、林丽芳为何健森团伙雇用，协助其组织卖淫并领取固定报酬。2011年开始，先后组织数十名中国籍女子在雅加达“MALIOBORO”酒店、“SUMO”酒吧等场所从事卖淫活动。2012年6月左右，被告人陈玉娥介绍被告人张俊与黄焯敏认识，约定由张俊介绍谭某、曾某、谢某、黄某甲、陶某、叶某等中国籍年轻女子前往印度尼西亚雅加达“MALIOBORO”酒店、“SUMO”酒吧等场所从事卖淫活动。2012年7月，被告人黄焯敏为上述6名女子及陈玉娥办好赴印度尼西亚的签证和机票。7月21日，由被告人陈玉娥负责带领该6名女子从深圳蛇口乘船经香港乘飞机前往雅加达。上述6名女子抵达雅加达后，被安排在“MALIOBORO”酒店、“SUMO”酒吧等场所从事卖淫活动。同年8月3日，谭某、黄某甲、陶某、谢某4人一同乘坐飞机经由香港返回国内。另两名被害人曾某、叶某逗留在当地从事卖淫活动。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有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视听资料等证据证实。
原审判决认为，被告人林子平、关海泉、黄焯敏、林丽芳、陈玉娥、张俊为组织卖淫的人招募、运送人员以及提供日常管理和其他服务等协助组织他人卖淫行为，其行为均已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林子平、关海泉、黄焯敏情节严重。六人归案后能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均可从轻处罚；林子平、关海泉在境外被扣押后，能配合公安机关工作，在量刑时予以考虑。被告人林丽芳犯罪情节较轻，对其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对其可宣告缓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三款、第二十五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作出如下刑事判决：
一、被告人林子平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二、被告人关海泉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三、被告人黄焯敏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四、被告人林丽芳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五、被告人陈玉娥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六、被告人张俊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上诉人林子平的上诉理由：1、无任何证据或法律依据证明上诉人的行为在印度尼西亚构成犯罪，侦查机关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其真实性和关联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2、认定上诉人协助组织卖淫情节严重，没有事实依据。3、对上诉人量刑畸重。
上诉人关海泉的上诉理由：1、上诉人不是何健森团伙成员，只是印度尼西亚公司聘请的一名员工。2、上诉人没有触犯国内法律。3、上诉人近十年未回大陆，根本不可能引诱年轻女子到印度尼西亚卖淫，上诉人没有犯罪故意，行为比第一和第三被告轻。
上诉人黄焯敏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原判认定上诉人协助组织卖淫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错误，量刑过重。
经审理查明，何健森与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马尼波罗”（MALIOBORO）酒店、“苏木”（SUMO）酒吧合作并以此为场所，雇用上诉人林子平、关海泉、黄焯敏、原审被告人林丽芳等人，物色、引诱、组织中国籍年轻女子以旅游签证等方式赴印度尼西亚从事卖淫活动，并采取集中保管护照、统一安排住宿、定点上班、集中收取卖淫收入等手段对卖淫人员实施控制。其中，上诉人林子平在印度尼西亚负责安排接送卖淫人员、为卖淫人员办理签证延期及财务结算、发放报酬等管理工作，并帮助卖淫人员汇款回国等，每月获取800万印尼盾的报酬；上诉人关海泉担任翻译和沟通，参与日常生活管理工作，每月获取10000元港币的报酬；上诉人黄焯敏主要在国内负责为卖淫人员办理签证和订购机票的事宜，每月获取10000元人民币的报酬；原审被告人林丽芳协助黄焯敏办理签证、订购机票等事宜，并协助管理以何健森妻子林丽仙的名义开设并用于收取相关资金的往来账户，每月获取3000元人民币的报酬。2011年开始，先后组织多名中国籍女子在雅加达“马尼波罗”酒店、“苏木”酒吧等场所长期从事卖淫活动。
2012年6月，曾在“马尼波罗”酒店等场所从事卖淫活动的原审被告人陈玉娥介绍原审被告人张俊与上诉人黄焯敏相识。之后，张俊引诱、组织谭某、曾某、谢某、黄某甲、陶某、叶某等人前往印度尼西亚雅加达“马尼波罗”酒店等场所从事卖淫。同年7月，上诉人黄焯敏为陈玉娥和谭某、曾某、谢某、黄某甲、陶某、叶某等人办理了赴印度尼西亚的签证和机票。同年7月21日，原审被告人陈玉娥带领谭某、曾某、谢某、黄某甲、陶某、叶某六人从深圳蛇口经香港前往雅加达。谭某等六人抵达雅加达后，被安排在“马尼波罗”酒店等场所从事卖淫活动等。同年8月3日，谭某、黄某甲、陶某、谢某四人经香港返回国内。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1、侦查机关出具的《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明何某于2012年8月1日向深圳市公安局“110”报案，称其表妹谭某被拐至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护照被扣押，被要求汇款1万元至林丽仙62×××38的账号才可放人。
2、侦查人员出具的抓获经过、扣押清单，证明于2013年9月3日凌晨分别在广东省××、××、××和印度尼西亚××等地将陈玉娥、张俊、黄焯敏、林丽芳、林子平、关海泉抓获归案，并在黄焯敏、林丽芳位于中山市东区新宏街一巷6号的居所查获林丽芳持有编号为62×××38的建设银行卡一张。经林丽芳辨认编号为62×××38的建设银行卡，确认该银行卡是以林丽仙的名义开设，用于与印度尼西亚方资金对接，且一直由她使用。
3、蛇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出具的出入境记录查询结果证明，曾某、叶某、谭某、谢某、黄某甲、陶某、陈玉娥于2012年7月21日13时19分至23分从蛇口出境；谭某、谢某、黄某甲、陶某均于2012年8月3日15时许从深圳湾入境，曾某于2012年9月30日入境，叶某于2013年1月19日入境，陈玉娥于2012年11月27日从皇岗入境。
4、相关银行账单证明，编号为62×××38的建设银行卡，户名林丽仙，该账户与何健森、林子平等人有频繁资金来往记录；林子平、黄焯敏、林丽芳、叶某等人开设的银行卡资金往来情况；户名袁某乙编号62×××25的工商银行卡，于2013年5月18日由林子平编号为6227003241870123932的账户汇入49950元。
5、深圳市建南旅行社广深营业部出具的签证、机票清单证明，该部为黄焯敏办理业务记录显示，该社为陈玉娥、谭某、叶某等多人办理去印度尼西亚60天签证，并为张俊、陈玉娥、陶某、谢某、叶某、曾某、黄某甲、谭某等人购买了2012年7月17的国际机票。
6、手机通话清单证明，涉案人员通话情况。
7、由“马尼波罗”酒店负责人提供的林子平、关海泉工作证明书证明，关海泉于2009年由该酒店委任为翻泽，月薪8000元港币；林子平于2011年由该酒店委任为翻泽，月薪8000元港币，二人薪水均由“马尼波罗”酒店的子公司支付。
8、“财哥”（外文名YANTO，印度尼西亚雅加达“MALIOBORO”酒店和“SUMO”酒店经营者）提供的《情况说明》、派工单等书证证明，大约2004、2005年，何健森带中国籍女子到卡拉OK从事坐台、按摩工作，后何健森把这事交给林子平负责。目前酒店内有13名中国女子，均由经纪人林子平、关海泉带来，公司提供楼房给这些女子做宿舍并无偿提供食宿，林子平、关海泉负责对女子的日常管理，并作为这些中国籍女子的经纪人与公司沟通联系、每周为她们向公司结算上班的工资；公司与林子平、关海泉没有雇佣关系，其二人获利均从中国籍女子的工资中抽取。公司统一为上班女子收取按摩费用后结算给林子平、关海泉，再由他们与所管理的中国籍女子自行分配，林子平、关海泉另外向这些女子收取每月200万印尼盾的宿舍管理费。
侦查机关出具的关于赴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调查取证的情况说明，证明上述“财哥”提供的《情况说明》、派工单等证据的调取经过。其中，“MALIOBORO”酒店负责人“财哥”（YANTO）同意与公安部赴印度尼西亚工作组会谈并自愿出具上述书面材料。
9、证人叶某证言：2012年7月15日左右，我在老家办好护照到深圳将护照交给张俊。7月19日，张俊让我和谢某、谭某、曾某及两个我不认识的女子共六人一起前往珠海，到珠海的第三天早上，由陈玉娥带我们从香港前往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到珠海的第二天晚上，我们见到黄焯敏，他对我们说印度尼西亚上班的地方有KTV和桑拿，我们可以自己选择，之后，张俊又说是做正规桑拿，客人可能会提出性服务要求，但是否愿意全凭我们决定。听到张俊这么说我们都表示不愿意去，但张俊说签证和机票都已办好，不去的话把钱还了就可以，由于我们当时没钱还，只好去。到达雅加达由管理员阿泉（即关海泉）帮我们登记名字和宿舍房号，安排入住宿舍。期间，谭某、谢某说同宿舍女子是做桑拿的，就去问陈玉娥，陈玉娥反问难道张俊没有说清楚，陈玉娥说把钱还了可以回国。后谭某、谢某和另两名女子到处筹钱回国了，我和曾某筹不到钱只能留在那里上班。酒店宿舍里还有一个管理员阿平（即林子平），他负责收集我们的上钟登记单，每周向公司核对、领取我们的工资，帮我们将印尼盾兑换成人民币汇回国内，每周从我们工资中扣取50万印度尼西亚盾的宿舍管理费，客人每次需要向酒店结账175万印尼盾，给我们85万印尼盾，客人直接给我们的小费不用上缴。黄焯敏曾代替关海泉做了十多天管理员。谭某、谢某没有上过班，另外两名女子有上了2、3次班，她们说在印度尼西亚卖淫的价钱低，不如回国内做。陈玉娥自己说在雅加达从事桑拿工作两年多了。出国前，我以为“坐台”就是陪客人喝酒。张俊事先只说是“坐台”，只陪客人喝喝酒，其他没有具体说。去到印度尼西亚后实际只能做桑拿，也就是提供色情服务，向客人卖淫。每次客人向公司支付约1200元人民币，公司给卖淫女子约520元，余款归公司。我在印度尼西亚卖淫半年，赚了4.5万元，还公司7000元，另外交了1500元，听管理员说是给张俊的。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时人身没有受到限制，护照证件被陈玉娥和管理员收走，在提出不愿意在当地卖淫时，管理员说还钱后才可要回护照。我刚开始不愿意做，但后来想既然做了就赚点钱再回国。我于2012年2月、2013年5月还先后两次去雅加达卖淫，还是找阿敏（即黄焯敏）和阿平（即林子平）、阿泉（关海泉）等人。
辨认笔录：证人叶某指认关海泉即“阿泉”，负责买东西之类；林子平即“阿平”，负责管理钱和会计工作；黄焯敏即“阿敏”，负责国内办理护照签证和机票；且辨认了张俊、陈玉娥、陶某、黄某甲、谢某、谭某、曾某；辨认了刘敏、梁萧萧，确认其在雅加达上班时见过该二人。
10、证人曾某叙述由上诉人黄焯敏帮助办理签证、购买机票并与原审被告人陈玉娥等人同去印度尼西亚的经过与证人叶某的证言一致，涉及其个人的相关证言如下：去印度尼西亚的签证和机票是黄焯敏办理的。张俊事前只说去陪酒，在珠海见到黄焯敏时才知道是去做桑拿按摩，张俊游说也没什么，说遇到客人要求出台（指卖淫）可以自愿决定，当时我们都不太愿意去，但张俊说签证和机票都办好了，不去把钱还了就好了，我们没钱还签证和机票的钱。我在印度尼西亚卖淫4、5次获利1700元左右；嫖资是客人先支付给公司，公司再给分成。去印度尼西亚前，张俊告知将从所介绍的女子工资中提成百分之十，类似经纪人，据我所知叶某给过张俊1500元作为工资提成。陈玉娥带我们到印度尼西亚，收走护照后交给阿泉（即关海泉），印度尼西亚那边是阿泉和阿平（即林子平）负责日常管理和上班考勤和工资等事情。除了谭某，其他一起去印度尼西亚的五人都被迫做过卖淫，因为需要还清1万元。
辨认笔录：证人曾某指认了张俊、陈玉娥；辨认出陶某、黄某甲、谢某、谭某、叶某是一同去印度尼西亚的女子；指认黄焯敏是办理去印度尼西亚签证的人；指认关海泉是阿泉、林子平是阿平，在印度尼西亚负责管理宿舍和日常事项；辨认了涉案酒店及所住宿舍照片。
11、证人黄某甲叙述由上诉人黄焯敏帮助办理签证、购买机票并与原审被告人陈玉娥等人同去印度尼西亚的经过与证人叶某的证言一致，涉及其个人的相关证言如下：张俊介绍去印度尼西亚按摩时，我询问是否正规按摩，张俊说是正规的，但在珠海出发前时，张俊带我们见到陈玉娥和另两名男子，听他们的意思是到印度尼西亚做色情按摩，我当时以为色情按摩就是正规按摩只是如果自己愿意也可以卖淫，但到了印度尼西亚才发现就是卖淫场所，如果客人看中就必须卖淫，于是我就拒绝上班并要求回国就不愿意做，我不敢确定张俊是否明知是去卖淫，但他没有明说。我于2012年8月3日回国，一起回国的有陶某、谭某、谢某。我在雅加达人身自由未受到限制，没有被强迫卖淫。我是通过张俊的妹妹张某帮忙，我妹妹黄某乙在国内借了1万元给张某乙，然后张某乙把钱汇到对方指定账户内。张俊类似经纪人可以获得提成，是张俊事先就说好的；陈玉娥没有直接说去雅加达是从事性工作，但听见陈玉娥和张俊聊过色情按摩类似的话。
辨认笔录：证人黄某甲辨认了陶某、谭某、谢某、叶某、曾某；辨认了张俊；指认陈玉娥是负责的女子，关海泉负责管理女子宿舍，黄焯敏是在珠海见过负责将女子从国内带到雅加达从事色情按摩的人；还指认了涉案酒店及所住宿舍照片。
12、证人陶某叙述由上诉人黄焯敏帮助办理签证、购买机票并与原审被告人陈玉娥等人同去印度尼西亚的经过与证人叶某的证言一致，涉及其个人的相关证言如下：2012年6月，张某打电话说他哥张俊正在找人去马来西亚（下飞机才知道是印度尼西亚）KTV上班，我便在老家办好护照后到深圳找张某，张俊拿我的护照去办签证。办好证后我们七名女子，其中带我们去的是陈玉娥，另外六个是张俊组织去工作的。张俊只介绍在KTV工作没有说具体内容，在珠海见到两个男子和张俊商量去印度尼西亚的事情，张俊还说要提成作为好处费；到印度尼西亚后才知道所谓桑拿就是卖淫，找陈玉娥要求回国时，陈玉娥说要先把1万元费用还给公司，我没有办法就去上班，后来找了张某帮忙筹钱，等张某将1万元打给对方后，我于8月3日回国。我和黄某甲没有从事卖淫，其他人不知道。
辨认笔录：证人陶某指认陈玉娥是带其去印度尼西亚的人，谭某、黄某甲、谢某、叶某、曾某是一起被骗到印度尼西亚的人，指认关海泉（阿泉）是在印度尼西亚公司管理的人，张俊是介绍去印度尼西亚的人；还指认了涉案酒店及宿舍照片。
13、证人谭某叙述由上诉人黄焯敏帮助办理签证、购买机票并与原审被告人陈玉娥等人同去印度尼西亚的经过与证人叶某的证言一致，涉及其个人的相关证言如下：张俊开始说去酒店做营销也就是陪客人喝喝酒，去到珠海时张俊说是去做桑拿但我不知道桑拿具体做什么，去了印度尼西亚之后才知道桑拿就是卖淫。张俊联系一名女子带我们去印度尼西亚并安顿在公司宿舍，有个“爷爷”让我们去上班，我们表示不愿意上班后，对方也没逼我们，只要求将借的钱还了就行，张俊让我们自己想办法回国，我和谢某及另两名女子后来把钱还上就回国了。当时在我所在宿舍楼从事卖淫的中国女子有二三十人。期间，公司有两个男子管理，其中一个叫“阿泉”。在珠海市时，公司负责人问张俊“有没有告诉她们到印尼做什么”，张俊说都告诉了，我当时感觉不太对，因为正常工作应该不会这么问。第二天我就和张俊说不想去，张俊很生气，说机票、签证都已经办了，现在不去必须赔给公司，就这样没办法还是去了印尼。
辨认笔录：证人谭某指认了张俊；指认关海泉是“阿泉”，负责公司宿舍管理；陈玉娥是在珠海带人去印度尼西亚的人；辨认了陶某、黄某甲、谢某、叶某、曾某是一起被骗到印度尼西亚；还指认了雅加达的宿舍。
14、证人谢某叙述由上诉人黄焯敏帮助办理签证、购买机票并与原审被告人陈玉娥等人同去印度尼西亚的经过与证人叶某的证言一致，涉及其个人的相关证言如下：事前张俊介绍说去印度尼西亚做营销，也提到可以做坐台、桑拿，但是不用卖淫；张俊在珠海说主要是桑拿不过也有其他的工作，去到印度尼西亚才知道所谓桑拿就是卖淫，我不同意，对方要求先归还出国费用1万元才可回国，我没办法筹钱最终“卖处”获利1万元。宿舍是阿泉、阿平负责管理。张俊、陈玉娥组织介绍去印尼，张俊在出国前表示要收取10%好处费。
辨认笔录：证人谢某指认了张俊、陈玉娥，辨认了陶某、黄某甲、谭某、叶某、曾某等。
15、证人黄某乙（黄某甲的妹妹）的证言：2012年7月黄某甲去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是张俊劝黄某甲去的，黄某甲回来后说被张俊骗了，张俊让黄某甲去印度尼西亚是卖淫，黄某甲想回国但印度尼西亚方面要求先归还去印度尼西亚的费用1万元，我就把钱给了张俊的妹妹张某。
辨认笔录：证人黄某乙辨认了张某。
16、证人张某的证言：我哥哥张俊通过陈玉娥介绍黄某甲等六名女子去印度尼西亚做正规按摩。张俊在带这些女子去印度尼西亚前在我家跟这些女子说过如果客人要求出台，按照个人意愿决定是否出台（卖淫）；黄某甲去印度尼西亚后打电话说必须卖淫才能赚到钱，并说回国需要先还上公司帮忙买机票和办签证的费用10000元，请我帮忙筹钱，我就筹了8000元转入“阿敏”的建行账户。
辨认笔录：证人张某指认曾某、陶某、黄某甲、谢某、谭某、叶某是张俊介绍到印度尼西亚的。
17、证人钟某的证言：我是深圳市建南国际旅行社广深营业站主管，公司主要从事代办签证、预定机票等。黄焯敏是公司客户，与我公司合作三、四年了，黄焯敏主要找我公司办理赴印度尼西亚的签证和预订机票，都是时间60天的旅游签证，不清楚去印度尼西亚的目的。黄焯敏曾在2012年7月17日为张俊、谢某、陶某、曾某、黄某甲、叶某、谭某等人办理签证，这些人我不认识。
辨认笔录：证人钟某指认黄焯敏曾多次办理赴印度尼西亚签证业务。
18、证人袁某甲、袁某乙的证言：从2011年起，曾先后2、3次到印度尼西亚雅加达“马尼波罗”酒店工作。第一次二人通过深圳一家旅行社的赵勇帮助办理签证和买机票。每次客人上钟按摩时，要向酒店支付60万印度尼西亚盾，小费不等，我每次一般获利30至60万印尼盾。所住宿舍由公司两名员工“阿平”和“阿泉”负责。他们负责一些日常生活，如带女子看医生、购买日用品，安排食宿、接机、结算工资等。
辨认笔录：证人袁某甲、袁某乙指认“阿平”即林子平，“阿泉”即关海泉。
19、证人何某的证言：谭某是我老婆的表妹。2012年7月底，我接到谭某电话说她和六名女子被人以推销啤酒的名义拐骗到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从事桑拿按摩工作，现想回家，但被要求汇款一万元才能拿到护照回国。我担心钱汇去后对方会再要钱，于是报警。谭某还说当地管理人员已经知道她们去过大使馆，把她们关在宿舍里。我担心谭某人身有危险，在2012年8月2日将钱汇到指定账户，谭某于8月4日回到国内。我汇款9900元至林丽仙账户后并打通159××××7850的电话与对方进行了确认。
20、证人涂某的证言：我是自己办理签证和机票的，我在雅加达“马尼波罗”酒店应聘按摩工作，公司没有让我们从事色情服务。在公司上班之后护照都要上交公司统一管理，回国时公司会还给我们。公司有两名男子叫“阿平”和“阿泉”，负责我们这些人员的日常生活用品的采购工作，由于我们在当地不熟，基本上由他们两个负责我们的日常起居。
21、上诉人林子平的供述和辩解：2010年4月，经堂姐夫何健森介绍认识“财哥”，开始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马尼波罗”公司负责员工宿舍管理。“马尼波罗”有多家经营场所。员工宿舍住的都是在“马尼波罗”上班的女子，来自中国、越南等国。公司收取女子的护照进行集中管理，主要用于每月办理签证延期、暂住证等。出国前期费用一般是女子自己出钱，遇到女子没钱则由“财哥”垫付，等女子上班赚到钱后才偿还；如果女子无钱偿还就要求女子打电话回国找家人或朋友筹钱，汇入财哥指定的账户。每人每月向公司宿舍缴纳200万印度尼西亚盾，该费用包括食宿费、护照延期费、暂住证费、上下班车费等。宿舍没有向女子统一派发避孕套、淫具等器材，不清楚在酒店内有没有。住在宿舍的23名中国籍女子只记得方来英、文婷婷等14人名字。其中方来英、文婷婷是黄焯敏负责办签证、护照到印度尼西亚的。陈玉娥于2010年入职“马尼波罗”并住在宿舍内，从事陪酒工作，不记得2012年8月初陈玉娥带6名中国籍女子到印度尼西亚入职“马尼波罗”的事情。叶某于2012年入职公司并住在宿舍，负责坐台陪酒。关海泉在公司担任职责跟我一样。何健森在“马尼波罗”任职经理但不是股东。如果中国籍女子来印度尼西亚后不愿入职“马可波罗”，且无钱偿还出国前期费用时，就要求这些女子打电话回国筹钱并汇入“财哥”的指定账户，之后通知我给已还款女子办理回国手续。宿舍管理的具体要求是晚上11点后不准离开宿舍，在宿舍不能打架、吸毒，我还经常带女子去看病等。我按何健森的要求经常往林丽仙账户汇款，不知道钱的用途，该账户是林丽芳使用（用林丽仙的名义开户），每次汇钱都会打电话告诉林丽芳。我每月领取工资800万印尼盾，伙食补贴每天10万印尼盾。女子在酒店陪酒，没有从事色情工作，都是自愿的，要是不愿意可以回国但要求结算费用（之前公司帮忙垫付办理来印度尼西亚的签证费用和购买机票的费用）。公司每周结算报酬，将每人的报酬装入写有个人工号的信封后，附带一份对账单交给我，由我交给对应的人。我接到黄焯敏或其他女子的通知后，负责通知司机去机场接她们然后安排住宿。黄焯敏负责办理这些女子的签证和机票。黄焯敏先垫付相关费用，我再向公司财务领钱后汇给林丽仙在中山市建行的账户给黄焯敏。
辨认笔录：上诉人林子平辨认了陈玉娥、叶某等多名在“马尼波罗”酒店从事坐台工作的中国籍女子，指认林丽芳、林丽仙均是其堂姐。
22、上诉人关海泉的供述和辩解：2008年或2009年，经“财哥”介绍入职“马尼波罗”公司，在公司旗下“SUMO”酒店宿舍负责管理中国籍女子。2011年，“财哥”安排我到“马尼波罗”酒店宿舍负责管理，包括给女子安排看病、出外购物和食宿。酒店宿舍住有中国籍及其他国籍女子，我和林子平只负责管理中国籍女子。女子从事陪酒、按摩工作，具体内容不清楚，也不清楚女子从事陪酒、按摩获取报酬的情况。公司以前每月向每个女子收取200万印尼盾的费用，包括食宿费和护照延期费，但2012年9月突然说不需要交该笔费用了。女子入职后的护照由接车司机或楼下“大叔”交给公司。林子平是“财哥”在两年前请来的，也是管理员，他还负责为女子代领工资、帮女子保管财物和汇款，安排机场接送。何健森在公司经常与“财哥”一起。黄焯敏是“财哥”介绍认识的，陈玉娥、叶某从事按摩工作。记不清2012年7月陈玉娥从中国带了6名女子到雅加达从事按摩的事情。
辨认笔录：上诉人关海泉指认了陈玉娥、蕾蕾、潇潇、敏敏、伟伟、方来英等人均是中国籍女子，在“马尼波罗”酒店从事坐台工作，指认了“芳姐”（即原审被告人林丽芳）。
23、上诉人黄焯敏的供述和辩解：2010年开始给印度尼西亚雅加达“马尼波罗”酒店经理何健森打工，负责为他安排前往酒店从事卖淫的中国女子办理签证和机票，每月报酬从5000元到现在的1万元。我共办理签证有120到130本，前去卖淫的大约有80到90本，每人收3000至3500元，我赚取300或400元。这3000至3500元主要用于办理签证和购买机票，如果这些女子有钱就直接汇款到林丽仙账户，如果没钱就由何健森负责垫付并将钱汇至林丽仙账户，待这些女子到印度尼西亚上班后从工资扣除。这些办理签证的人大多是何健森通知我联系的，也有一些自己找我办理的，记得名字的有陈玉娥、叶某、方来英、文廷廷、向元，还有不知道具体名字的沙沙、玲玲、园园等，我为陈玉娥、叶某分别办理两次出国手续。2012年7月，何健森打电话让我帮陈玉娥带6名中国女子到雅加达，要求按惯例办签证和机票，我猜她们是去印度尼西亚卖淫的。陈玉娥约我在珠海见面，带了张俊和叶某在内的6名女子，她把她及6名女子的护照交给我办理签证。2012年7月，陈玉娥带6名女子去印度尼西亚，8月初在何健森酒店工作的“阿泉”（即上诉人关海泉）打电话说有两名女子不愿意留下来卖淫，她们的亲属分别要汇入5000元、9000元的签证及机票费到林丽仙的建行卡，我查收后电话告知了“阿泉”。何健森酒店在中国女子到达印度尼西亚机场后，会派人接机并以需要到印度尼西亚移民厅登记为由将护照统一保管，将女子接到公司宿舍统一食宿，上班时用车送到酒店的酒吧从事卖淫或陪酒。如果卖淫，酒店向客人收取约人民币900元，卖淫女子得500元左右。另外卖淫女子每星期上交200元食宿费。女子卖淫的钱由林子平负责统一收集派工单后到“马尼波罗”公司结算，再按比例给卖淫女子。林子平每次帮女子结算工资后都会将提取的利益汇入林丽仙的账户。我老婆林丽芳也是给何健森打工的，每月工资3000元，从2010年开始负责资金往来的管理，她持有一张以她姐姐林丽仙名义开设的建行卡62×××38，该卡主要接收何健森等人转来的个别去到雅加达后不愿意从事卖淫的中国女子汇入的签证费、机票费以及我和林丽芳二人的工资等。林子平、关海泉负责在印度尼西亚管理中国女子，知道这些中国女子在“马尼波罗”上班就是从事卖淫活动，有时我去印度尼西亚约林子平和关海泉吃饭，期间也谈论这些事情，而且如果有女子不愿意卖淫，关海泉、林子平就会通知我查收这些女子家属汇入林丽仙账户内的出国前期费用。陈玉娥对我说过这六名女子是去何健森的酒店卖淫的，并说张俊准备带这几名女子去，办完签证后张俊打电话说暂时不去印度尼西亚了。我认为张俊不可能不知道带这些女的就是去印度尼西亚卖淫。
辨认笔录：上诉人黄焯敏指认了林子平、张俊、陈玉娥、林丽芳及何建森、林丽仙等人，并指认关海泉负责管理中国籍卖淫女。
24、原审被告人林丽芳的供述和辩解：我帮国内女子办理签证和订票去印度尼西亚，这些女子都是去印度尼西亚在我和黄焯敏服务的公司从事卖淫，这些女子打电话给我或我老公黄焯敏，让我们帮助办理印度尼西亚的签证和机票。公司给黄焯敏工资每月1万元，给我每月3000元，如果我们办理签证的女子多，还按人数给予奖励每个女子300到500元不等。一般女子都是自愿到印度尼西亚卖淫的，如果出现不同意卖淫的情况，就要女子归还签证和机票的费用。办理的签证都是60天的旅游签证。介绍女子来办理去印度尼西亚签证的有陈玉娥及张俊。负责跟我结算、给我转账打款的叫关海泉，阿平（即林子平）在印度尼西亚的这家公司帮大老板看场。印度尼西亚公司负责人有大老板（印度尼西亚人，真名不详），还有何健森。我使用姐姐林丽仙的名义开设账户，该卡用于与印度尼西亚那边对接业务资金。印度尼西亚那边给我转账和结算的主要是关海泉和林子平，他们都有给我转账结算签证和机票费用，还有我和黄焯敏的工资，林子平给我转账的次数比较多。
辨认笔录：原审被告人林丽芳指认了黄焯敏、林子平、关海泉和何建森、林丽仙。
25、原审被告人陈玉娥的供述和辩解：2009年底，我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马尼波罗”俱乐部工作。2012年7月，我和张俊介绍六名女子一起去该俱乐部上班。在该俱乐部工作其实就是卖淫，客人每次支付175万印尼盾，女子个人得80万印尼盾，其余归俱乐部和经纪人。“马尼波罗”俱乐部主营实际是组织多国妇女卖淫，“阿森”（即何健森）团队和俱乐部是合作关系，负责招募和管理中国籍小姐到俱乐部卖淫，再跟俱乐部按比例提成。2012年，我介绍谢某、叶某、曾某、谭某等六名女子到印度尼西亚卖淫，当时是张俊想到印度尼西亚做经纪人，张俊让我介绍该六人到印度尼西亚。在珠海，阿敏（即黄焯敏）与张俊和六个女子见面时，我和阿敏将到印度尼西亚就是与客人发生性关系或者卖淫的意思表达得非常清楚，所以说张俊和六名女子都知道到印度尼西亚卖淫的。到了印度尼西亚后，谭某表示不愿意上班，我将此事告诉阿平（即上诉人林子平），阿平要求归还机票和签证钱等共人民币10000元。后谭某、谢某没去上班，谭某叫家人汇钱给阿敏后就回国了，谢某说自己是处女，“妈咪”帮她找了一个客人，那个客人给了她人民币10000元另外还帮她购买了回国的机票就回国了。其余几名女子都上班了，叶某一直正常上班卖淫。去印度尼西亚的机票和签证费用正常三千元左右，但阿敏一般收四、五千块钱，因为张俊及那六名女子在办理护照时向我借了两万元，且还有珠海到深圳、深圳到香港的船票以及在香港、印度尼西亚的吃住费用等加在一起，才让她们支付人民币1万元。除了叶某和曾某，其他四人都支付了这1万元，具体如何支付不清楚。在印度尼西亚卖淫的中国女子都是自愿的。张俊有从中获利，他经常打电话问这六名女子上钟的情况，阿平说过通过阿敏给了钱给张俊。我是这六名女子的介绍人，张俊是经纪人，我帮张俊约阿敏谈这些事情，因为每个女子我可以赚1000元介绍费，我回国时阿平给了我2.5万元，其中约2万元是我借给张俊的钱，5000元是俱乐部给我的介绍费。因为张俊介绍的这几个女子长得丑，阿敏不想让张俊做经纪人，但张俊说还有其他女子介绍，阿敏就让他做经纪人，但不同意让张俊去印度尼西亚。阿平、阿泉对刚到埠的女子交代在俱乐部的工作说得很露骨，就是卖淫、口交等。俱乐部不免费提供避孕套等卖淫工具，都要女子出钱买，一般都是让阿泉或者阿平买，两人还会赚点差价。阿森（即何健森）是老板，下有阿敏、阿平、阿泉、芳姐（即原审被告人林丽芳）四人，阿敏是经纪人，大部分女子都挂在阿敏名下，同时负责在大陆跑腿，帮助女子办理去印度尼西亚的签证和机票及物色和招募女子去印度尼西亚；阿平主要在印度尼西亚负责管理财务和宿舍管理，同时也做经纪人，部分女子挂在阿平名下，偶尔也回国物色和招募女子去印度尼西亚卖淫，所有中国籍卖淫女子在俱乐部的收入和经纪人收入都是阿平负责与俱乐部核对，然后领取和分发；阿泉负责管理宿舍和其他杂务，帮女子买东西等，也是经纪人，有部分女子挂在阿泉名下；芳姐主要协助阿敏办理签证和机票等事务。因为我从事卖淫且和其它卖淫女子聊天，所以能确认阿敏、阿平和阿泉都是经纪人，并且自己物色、招聘女子到印度尼西亚卖淫。
辨认笔录：原审被告人陈玉娥指认林子平是阿平；黄焯敏是阿敏；关海泉是阿泉，管理中国籍卖淫女子；何建森是阿平、阿敏的老板；还指认了张俊和涉案酒店和宿舍照片。
26、原审被告人张俊的供述和辩解：2012年6月左右，我在深圳沙井缤纷时尚酒吧做经理时，得知陈玉娥在马来西亚做酒吧服务员赚钱多，我就跟酒吧啤酒营销员介绍说去国外酒吧做服务员，我与陈玉娥在珠海见面了解情况后，谢某等六名女子最终同意去印度尼西亚酒吧工作。陈玉娥拿了9500元给我发给这些女子办理出国护照，办好护照后，陈玉娥让我与阿敏（即黄焯敏）联系办理去印度尼西亚的签证。2012年7月，陈玉娥带着我介绍的陶某、黄某甲、谭某、谢某、叶某、曾某六名女子去印度尼西亚。去后陶某、黄某甲、谭某、谢某四人打电话说工作不好做要回来，但必须凑钱给陈玉娥和那边安排的人才能放人，我和妹妹张某找人借钱凑了2万元汇入国内的一个建行账户。汇钱三天后，谭某、陶某、黄某甲就回国了。我给六人办理签证找陈玉娥借了16000元，打算这六人到印度尼西亚工作赚钱后再还。7月10日左右，我与阿敏见面后，阿敏给了我1500元。
辨认笔录：原审被告人张俊指认谭某、叶某、谢某、黄某甲、曾某、陶某是经其介绍给陈玉娥带到印度尼西亚酒吧工作，指认了陈玉娥，并指认黄焯敏是阿敏。
关于上诉人林子平的上诉理由，经查，1、原公诉机关提交从印度尼西亚国务秘书部网站下载的关于印度尼西亚的卖淫活动是否属违法行为的相关法案及说明等书证，由于真实性和关联性存疑，一审判决已予以排除，未作为定案的证据使用。林子平等人协助组织多名女子到印度尼西亚卖淫，该行为已触犯我国刑律，依法应追究刑事责任，其行为在印度尼西亚是否构成犯罪不影响对其的定罪量刑。2、上诉人林子平等人协助组织多人多次及协助组织未成年人卖淫，原判认定其行为属于犯罪情节严重并无不当。3、上诉人林子平协助组织卖淫情节严重，在境外被扣押后能配合公安机关的工作，并能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原判根据其犯罪的事实、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已对其从轻处罚，量刑适当。
关于上诉人关海泉的上诉理由，经查，1、证人叶某、曾某、黄某甲、陶某、谢某、袁某甲、袁某乙均证明，上诉人关海泉负责宿舍的日常管理；上诉人林子平证明，关海泉在印度尼西亚公司担任的职责跟他一样，即负责员工宿舍管理；原审被告人陈玉娥证明，关海泉负责管理宿舍和其他杂务，且也是经纪人，有部分女子挂在关海泉名下；原审被告人林丽芳证明，林子平、关海泉均曾给她转账结算签证和机票费用，还有她和黄焯敏的工资；经营本案所涉“马尼波罗”酒店和“SUMO”酒店的“财哥”提供的《情况说明》等书面证言证明，酒店的中国女子均由经纪人林子平、关海泉带来，林子平、关海泉负责对女子的日常管理，并作为她们的经纪人与公司沟通联系，公司与林子平、关海泉没有雇佣关系，二人获利均从中国籍女子的工资中抽取等。上述证据证明上诉人关海泉参与了协助组织卖淫的事实。2、上诉人关海泉在协助组织卖淫的共同犯罪中，参与了协助组织卖淫的部分环节，且侵害的对象为叶某等中国籍女子，其行为应适用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3、虽然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关海泉引诱女子到印度尼西亚卖淫，但其在明知叶某等中国籍女子卖淫的情况下仍予以协助组织，且协助组织的程度与林子平等人相当，原判根据其犯罪的事实、情节等，对其判处的刑罚适当。
关于上诉人黄焯敏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经查，上诉人黄焯敏等人协助组织多人多次及未成年人卖淫，原判认定其行为属于犯罪情节严重并无不当；原判根据上诉人黄焯敏犯罪的事实、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对其判处的刑罚适当。
本院认为，上诉人林子平、关海泉、黄焯敏、原审被告人林丽芳、陈玉娥、张俊为组织卖淫的人招募、运送人员或者提供日常管理等其他协助组织他人卖淫行为，其行为均已构成协助组织卖淫罪。在共同犯罪中，上诉人林子平、关海泉、黄焯敏协助组织卖淫时间长、且协助组织多人及未成年人卖淫，犯罪情节严重。林子平、关海泉、黄焯敏、林丽芳、陈玉娥、张俊归案后能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均可从轻处罚；林子平、关海泉在境外被扣押后，能配合公安机关工作，可酌情从轻处罚。林丽芳犯罪情节较轻，悔罪表现好，对其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依法可宣告缓刑。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林子平、关海泉、黄焯敏的上诉理由及上诉人黄焯敏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三款、第二十五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何凌云
代理审判员 林恒春
代理审判员 刘晓光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叶松森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第六十一条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七十二条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
（二）有悔罪表现；
（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
第三百五十八条组织他人卖淫或者强迫他人卖淫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组织他人卖淫，情节严重的；
（二）强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卖淫的；
（三）强迫多人卖淫或者多次强迫他人卖淫的；
（四）强奸后迫使卖淫的；
（五）造成被强迫卖淫的人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为组织卖淫的人招募、运送人员或者有其他协助组织他人卖淫行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2018-09-26
16:04:32',0,'web',NULL),(21182774,'c167747b-7e56-4b10-865f-a84d00ab7379','$(function(){$(\"#con_llcs\").html(\"浏览：109次\")});$(function(){var
caseinfo=JSON.stringify({\"法院ID\":\"1309\",\"案件基本情况段原文\":\"\",\"附加原文\":null,\"审判程序\":\"一审\",\"案号\":\"（2017）闽0212民初260号\",\"不公开理由\":\"离婚诉讼或者涉及未成年子女抚养、监护的\",\"法院地市\":\"厦门市\",\"法院省份\":\"福建\",\"文本首部段落原文\":\"\",\"法院区域\":null,\"文书ID\":\"c167747b-7e56-4b10-865f-a84d00ab7379\",\"案件名称\":\"庄某与叶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法院名称\":\"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裁判要旨段原文\":\"\",\"法院区县\":\"同安区\",\"补正文书\":null,\"DocContent\":\"\",\"文书全文类型\":\"1\",\"诉讼记录段原文\":null,\"判决结果段原文\":\"\",\"文本尾部原文\":\"\",\"上传日期\":\"\\\/Date(1513526400000)\\\/\",\"案件类型\":\"2\",\"诉讼参与人信息部分原文\":\"\",\"文书类型\":null,\"裁判日期\":null,\"结案方式\":null,\"效力层级\":null});$(document).attr(\"title\",\"庄某与叶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tdSource\").html(\"庄某与叶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17）闽0212民初260号\");$(\"#hidDocID\").val(\"c167747b-7e56-4b10-865f-a84d00ab7379\");$(\"#hidCaseName\").val(\"庄某与叶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hidCaseNumber\").val(\"（2017）闽0212民初260号\");$(\"#hidCaseInfo\").val(caseinfo);$(\"#hidCourt\").val(\"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hidCaseType\").val(\"2\");$(\"#HidCourtID\").val(\"1309\");$(\"#hidRequireLogin\").val(\"0\");});$(function(){var
dirData = {Elements: [\"RelateInfo\", \"LegalBase\"],RelateInfo: [{ name:
\"审理法院\", key: \"court\", value: \"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 },{ name: \"案件类型\", key:
\"caseType\", value: \"民事案件\" },{ name: \"案由\", key: \"reason\", value: \"\"
},{ name: \"审理程序\", key: \"trialRound\", value: \"一审\" },{ name: \"裁判日期\",
key: \"trialDate\", value: \"2017-03-05\" },],LegalBase: []};if
($(\"#divTool_Summary\").length > 0) {$(\"#divTool_Summary\").ContentSummary({
data: dirData });}});$(function() {\r\n var jsonHtmlData =
\"{\\\\\"Title\\\\\":\\\\\"庄某与叶某离婚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PubDate\\\\\":\\\\\"2017-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