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东中法民二终字第34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卢荣辉，男。
委托代理人：何飞，广东华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韵枝，广东华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贯贤，男。
委托代理人：刘勇，广东坤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广州家乐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从化市从化经济开发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440122400001790。
法定代表人：乔安路。
上诉人卢荣辉因与被上诉人梁贯贤及原审第三人广州家乐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家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3）东一法东民二初字第45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卢荣辉向原审法院起诉称：2002年至2004年期间，卢荣辉系家乐公司驻东莞市产品销售主任，负责协助当地经销商销售家乐系列产品。源于此，梁贯贤与卢荣辉有生意往来，卢荣辉从2002年10月9日至2003年7月6日，共向梁贯贤送货11批次。卢荣辉、梁贯贤交易期间，梁贯贤常以李小军、吴岳光、陈贺华、卢小珍等人签收货物。李小军为单位总经理，李小军不在单位时，则由其他员工代为签收。卢荣辉要求梁贯贤对账及付款，但梁贯贤以正筹建一间食品厂资金周转困难为由予以拖延。几经周转，卢荣辉于2007年4月20日在东莞市宏远酒店门口找到梁贯贤及其妻子李妹芳，夫妇同意有空结账，同时称得找李小军、刘晃琼，李小军承认就OK，此有当时谈话录音为证。2007年4月26日，卢荣辉找到李小军，并采用书面谈话方式明确谈话内容。李小军承认其当年在梁贯贤经营的东莞市贤兴粮油副食店任总经理，刘晃琼任贤兴单位总管，陈贺华系单位仓管员，吴岳光是搬运工，卢小珍是普通工人。由于梁贯贤单位停业，员工离职，卢荣辉无法按梁贯贤要求让签收货物人员核实单据，卢荣辉于2009年4月19日再次找到梁贯贤结算，但梁贯贤以各种理由推脱。卢荣辉已为梁贯贤垫付了上述款项，家乐公司出具的《债权证明书》及其相关经销单位出具的证明可以证实。为此，卢荣辉于2011年4月对梁贯贤提起诉讼后撤诉。在该次诉讼中，梁贯贤称与卢荣辉无交易往来，但承认与家乐公司有业务往来，对其单位员工签收货物的行为亦予以确认。故卢荣辉认为，卢荣辉、梁贯贤确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为维护卢荣辉之合法权益，特具状起诉，请求判令：梁贯贤支付卢荣辉2002年10月9日至2003年7月6日期间11批次货款（其中支票两单）206450元及相应利息80000元（利息按中国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03年8月1日起计至货款还清之日止），诉讼费用由梁贯贤承担。
梁贯贤答辩称：一、卢荣辉主体不适格。卢荣辉提交的2002年10月9日送货单抬头为东莞市利嘉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嘉公司），与梁贯贤无关，且梁贯贤也未签收此货物。卢荣辉提交的2003年1月8日、5月8日收条，分别显示为收到卢荣辉车租支票一张、收到家乐公司支票一张，此两张收条与本案货款纠纷无关，且梁贯贤也未收到上述支票。卢荣辉提交的另9张收据显示收到家乐公司产品而非梁贯贤产品，卢荣辉与本案无任何权利义务关系，且签收人李衬娣、卢小珍等并非梁贯贤员工。梁贯贤与家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也从未收到家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因此，梁贯贤提交的《债权证明书》，对梁贯贤不具有法律效力。二、卢荣辉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梁贯贤在经营东莞莞城贤兴粮油贸易部时与各供应商的货款均已结清。卢荣辉提交的送货单、收条显示出具期间为2002年10月9日至2003年7月6日，卢荣辉无证据显示在之后两年内卢荣辉本人或家乐公司有向梁贯贤主张权利。卢荣辉称梁贯贤停业、下落不明，事实上梁贯贤经营的贤兴贸易部于2007年5月9日才因场地拆迁停业。卢荣辉2011年4月起诉后又撤诉，应视为未起诉，不引起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故此，卢荣辉本案诉求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卢荣辉的主张无事实与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
家乐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原审法院提供证据和书面的答辩意见。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卢荣辉系家乐公司在东莞地区销售主任，梁贯贤是东莞市莞城贤兴粮油贸易部的经营者，李妹芳是东莞市莞城金源副食经营部的经营者。李妹芳与梁贯贤为夫妻关系。卢荣辉提供的1张送货单显示，2002年10月9日，东莞市利嘉食品有限公司向名称为“贤兴”的客户提供产品，签收人为“廖辉标”。卢荣辉另提供的10张收条显示，客户为“贤兴”，签收人为李小军、李衬娣、卢小珍等收到家乐公司于2002年10月至2003年7月交付的各次货物。卢荣辉称上述签收人李小军为梁贯贤总经理，李衬娣、卢小珍为梁贯贤普通员工，廖辉标为梁贯贤搬运工。卢荣辉并提交2001年4月29日由李小军及贤兴粮油贸易部同时签名及盖章的收条以证实李小军的身份。但梁贯贤不予确认上述签收人与其关联。同时，卢荣辉认为其交付的货物系以借调产品的方式销售，借调产品货款由卢荣辉向被借调单位结算，销售货款由卢荣辉与买方结算，家乐公司、利嘉公司出具证明予以确认。李妹芳在（2011）东一法民二初字第2313号案庭审中确认刘晃琼是金源员工并有权收货。而（2011）东一法民二初字第2314号卢荣辉诉梁贯贤、李小军、李衬娣合同纠纷一案，卢荣辉于2011年6月22日申请撤回起诉。
对于案涉货款的计算问题，经核算送货单和收条，存在部分载明货物单价，而部分未载明单价仅记载数量、品名之情况，卢荣辉称其主张的货款金额206450元是比对各送货单和收条品名相符再参照记载有单价的送货单和收条进行核算得出。而对于货款的催收，卢荣辉亦陈述2004年3月、5月、7月、10月，2005年10月，2007年春节、2007年3月等时间当面或电话催收，中国移动通信客户通话详单证实，卢荣辉于2005年2月5日、2007年2月21日与梁贯贤有手机通话。2007年4月20日、2009年4月19日有当面催收并录音。以（2011）东一法民二初字第2314号起诉催收，2011年6月22日该案撤诉后，卢荣辉又将本案诉至原审法院。梁贯贤在本案庭审中否认有追讨事实，并主张卢荣辉的诉求超过诉讼时效。
对于案涉录音证据，广东天正司法鉴定中心于2014年7月16日出具鉴定意见书，在其分析部分亦指出，检材1、2、3文件不是委托方提供的录音笔录制的原始文件，不能完全排除存在根据现有技术手段难以发现的剪辑痕迹的可能。由于检材语音噪音大、干扰强，符合点数量虽然占一定优势但不是绝对优势，不足以支持出具确定性结论。在此基础上，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为：1.未发现检材1、2、3录音经过剪辑处理；2.倾向认为检材1中对应的“梁贯贤”语音与样本1语音是同一人所说；3.倾向认为检材2中对应的“梁”语音与样本1语音是同一人所说；4.倾向认为检材1中对应的“李妹芳”语音与样本2语音是同一人所说。上述鉴定意见书经庭审质证，卢荣辉予以确认，梁贯贤则因检材非原始文件而对鉴定结论提出异议。
以上事实，有（2011）东一法民二初字第2313号庭审笔录及撤诉笔录、（2011）东一法民二初字第2314号撤诉笔录、送货单及收条、录音光碟、债权证明书、中国移动通信客户通话详单、鉴定意见书等证据及庭审笔录附卷为据。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卢荣辉、梁贯贤诉争点主要在于：一、卢荣辉、梁贯贤是否为本案适格主体；二、卢荣辉的诉求是否因诉讼时效届满而丧失胜诉权。
关于卢荣辉、梁贯贤是否为适格主体问题。首先，卢荣辉提交的11张案涉送货单、收条，其中，送货单抬头显示送货单位为“东莞市利嘉食品有限公司”，收条或收据显示送货单位为家乐公司，梁贯贤据此认为上述债权凭证与卢荣辉无关联，卢荣辉非债权主体。然而，家乐公司及东莞市利嘉食品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证人的到庭陈述，可印证卢荣辉主张的调货销售方式，即卢荣辉向家乐公司、东莞市利嘉食品有限公司调货后再行向客户销售，调货单位向卢荣辉结算货款，而卢荣辉向其销售客户结算货款。因此，在卢荣辉持有原始债权凭证，且家乐公司、利嘉公司证实该债权凭证的权利主体即为卢荣辉的情况下，应认定卢荣辉为本案之适格主体。梁贯贤另主张卢荣辉即使为案涉债权主体，该债权亦为受让取得，而债权转让的事实未通知梁贯贤，对梁贯贤不产生效力。但前已述及，卢荣辉系调货销售而非通过债权转让方式继受取得案涉债权，故梁贯贤该抗辩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其次，卢荣辉提交的2011年4月29日的收条可证实李小军可代贤兴粮油贸易部签收货物，结合谈话问答、录音证据等，该等证据可相互印证。从证据优势上，可认定李小军为有权代表梁贯贤签收货物的签收人。因此，卢荣辉、梁贯贤为债权债务的双方，均为本案适格的主体。
关于卢荣辉的诉求是否超过诉讼时效问题。卢荣辉主张对于案涉货款于2004年3月、5月、7月、10月，2005年10月，2007年春节、2007年3月等时间当面或电话催收，中国移动通信客户通话详单证实，卢荣辉于2005年2月5日、2007年2月21日与梁贯贤有手机通话。2007年4月20日、2009年4月19日有当面催收并录音。（2011）东一法民二初字第2314号案起诉催收，2011年6月22日该案撤诉后，卢荣辉又于2013年6月20日重新起诉。对于卢荣辉的上述主张，梁贯贤予以否认。针对此点，原审法院分析认为，对于债权是否催收的事实，卢荣辉负有举证责任。按照卢荣辉之陈述，卢荣辉之债权2004年3月即已主张，则诉讼时效开始起算。然而，卢荣辉主张的当面或电话催收，梁贯贤均不予认可，即使证据显示2005年2月5日、2007年2月21日双方有通话记录，但一方面，该通话内容无法直接反映催收情况，另一方面，倘若如卢荣辉所述通话内容为债权催收，但两次催收时间间隔两年以上，故无论2007年2月21日之后卢荣辉的催收是否在法定期限内，因至2007年2月21日时卢荣辉之债权已罹于两年诉讼时效而丧失胜诉权，梁贯贤可享有此时效利益并据此对抗卢荣辉债权请求权。故梁贯贤的诉讼时效抗辩主张依法成立，原审法院予以采纳。
据此，原审法院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卢荣辉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2798元，由卢荣辉自行承担。
上诉人卢荣辉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卢荣辉原审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由梁贯贤负担。事实和理由如下：一、原审判决认定卢荣辉的债权超过两年诉讼时效错误。（1）根据卢荣辉原审提交的2005年2月5日、2007年2月21日电通信记录可以证实，卢荣辉于2005年2月5日及2007年2月21日对梁贯贤进行了电话催款。（2）根据卢荣辉一审提交的于2007年4月20日当面催收单录音内容证明，当时卢荣辉提到“05年在江南农批（市场）又找你结（结算货款），后来你就在你厂里叫表姐和阿晃同我结”，梁贯贤对卢荣辉的上述说法没有否认并称“点解当时在厂里对数后不当场结（结算货款）”，即承认了双方于2005年在厂里对数但未结算货款。（3）再根据由原审法院南城法庭2011年6月22日的庭审笔录，可以确定2005年催款的具体时间，即2005年9月在中堂批发市场梁贯贤产品展示时追讨过；2005年10月梁贯贤要求卢荣辉去厂里面对数。结合第二项证实的内容，可以相互印证，证明卢荣辉分别于2005年9月、2005年10月对梁贯贤进行了催款的事实。综上，卢荣辉对梁贯贤进行催款的时间如下：2005年2月5日电话催款，2005年9月在中堂批发市场梁贯贤产品展示时追款，2005年10月在梁贯贤工厂追款，2007年2月21日电话催款，2007年4月20日当面催款并录音，2009年4月19日当面催款并录音，（2011）东法民二初字第2314号案起诉催收并于2011年6月22日撤诉，2013年6月20日重新起诉。因此，卢荣辉对梁贯贤两次催收时间间隔均未超过两年。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判决认定2007年2月21日卢荣辉的债权已罹于诉讼时效进而丧失胜诉权错误。前已述及，卢荣辉对梁贯贤两次催收时间间隔均未超过两年，卢荣辉之债权请求权并未超过两年诉讼时效。（2）退一步说，按一审判决的认定，即使2007年2月21日已经罹于诉讼时效，在本案中，卢荣辉也没有因此丧失胜诉权。首先，根据2007年4月20日的录音内容，梁贯贤称“叫齐哪些人，同我一齐结清那笔数”，“我叫你找齐他们几个人对好数，我再过去”，可以证实，卢荣辉向梁贯贤追讨货款时，梁贯贤要求卢荣辉与其员工李小军等人对账再由他结算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债务人作出分期履行、请求延期履行等承诺或者行为的，应认定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同意履行债务。即梁贯贤于2007年4月20日要求卢荣辉与其属下员工对账后结算，构成梁贯贤向卢荣辉作出请求延期履行等承诺或行为，应认定为“同意履行债务”。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本案中，即使卢荣辉的债权请求权诉讼时效已经于2007年2月21日届满，但如前所述，梁贯贤已经于2007年4月20日作出同意履行债务的意思表示，因此，原审判决支持梁贯贤的诉讼时效抗辩错误。
被上诉人梁贯贤口头答辩称：原审判决正确，梁贯贤没有欠卢荣辉款项，卢荣辉在本案的诉请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一、卢荣辉提交的2005年2月5日、2007年2月21日的通话记录，仅证实卢荣辉有拨打过梁贯贤的电话，但卢荣辉没有提供证据证实接收电话人的身份及通知显示的内容，无法证实卢荣辉在上述时间进行过催款。二、2007年4月20日的录音，鉴定报告已经证实录音并非原始文件，不具有鉴定基础。而且，卢荣辉提交的录音并没有显示录制时间，2007年4月20日的时间是卢荣辉单方添加到，并非原始录音的记载。所以，包括此后卢荣辉提交的2009年录音证据，均无法证实卢荣辉在法定的诉讼时效内依法主张了债权。因此，卢荣辉的上诉请求均无证据支持，也并非客观事实，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家乐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
本院经审理，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本案二审阶段，卢荣辉向本院提交了2005年5月26日出版的《广州日报》，并申请证人邓某、陈某、卢某、麦某四人出庭作证，拟证明卢荣辉在2005年8月，在东莞市中堂镇举办的首届泛珠三角农副产品交易会上向梁贯贤主张权利。梁贯贤对卢荣辉提交的上述证据不予认可。
以上补充事实，有本院调查笔录等附卷为证。
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应当对上诉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法律适用进行审查。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梁贯贤的诉讼时效抗辩是否成立。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四十条之规定，普通债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前发生中断之事由，则诉讼时效期间从中断时起重新计算。具体到本案，卢荣辉提交的送货单据显示，双方债权债务关系发生于2002年10月至2003年7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由于卢荣辉未能举证证明双方对于案涉货款的给付时间有明确约定，那么买受人梁贯贤应当在收到标的物的同时给付货款，卢荣辉也应当自交付货物之日就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由于讼争双方是连续交易，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应以最后一笔交易的时间为准。因此，本案诉讼时效应自2003年7月6日开始计算，如无中断事由，至2005年7月5日届满。上述诉讼时效期间，卢荣辉主张2004年3月曾向梁贯贤主张权利，但没有举证证实，梁贯贤不予认可，本院不予采信。卢荣辉提交证据显示，2005年2月5日、2月21双方有通话记录，但仅凭通话记录不足以证明卢荣辉向梁贯贤主张案涉债权的事实，梁贯贤亦不予认可，不构成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综上，卢荣辉未能充分举证证明2003年7月至2005年7月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至于2007年4月20日梁贯贤是否作出同意履行义务意思表示的问题。卢荣辉提交的通话录音，梁贯贤虽不予认可，但经依法鉴定，鉴定机构未发现录音材料经过剪辑处理，也倾向于认可录音中是梁贯贤、李妹芳所说。在梁贯贤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根据优势证据规则，本院对卢荣辉提交的录音资料予以采信。但是，从通话录音资料来看，双方对于案涉债务是否存在及其数额尚存争议，梁贯贤在当日的谈话中并未确认拖欠卢荣辉案涉债务的事实，更未作出同意履行给付义务的意思表示，显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之规定。故案涉债权诉讼时效已经届满，此后梁贯贤也没有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梁贯贤的诉讼时效抗辩成立。
综上所述，卢荣辉的上诉主张理据不足，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实体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5596.75元，由卢荣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胡晓婷
代理审判员 邹凤丹
代理审判员 王 振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李日新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
第一百四十条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六十一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人，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