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新23民终121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昌吉市三工镇常胜村二组
负责人：曹忠，系该组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忠青，该组村民。
委托诉讼代理人：季刚，新疆同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彩平，女，1962年5月15日出生，农民，现住昌吉州昌吉市。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蒲小玲，女，1987年5月15日出生，无固定职业，现住昌吉州昌吉市。
二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秀，新疆金诚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昌吉市三工镇常胜村村民委员会
住所地：昌吉市三工镇常胜村。
负责人：潘金永，系该村委会书记。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奎虎，该村党支委员。
上诉人昌吉市三工镇常胜村二组因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昌吉市人民法院(2015)昌民一初字第028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8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的负责人曹忠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忠青、季刚，被上诉人刘彩平、蒲小玲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建秀，原审被告昌吉市三工镇常胜村村民委员会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奎虎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昌吉市三工镇常胜村二组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首先，被上诉人据以主张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签订人为蒲发财，而非二被上诉人个人，被上诉人以此合同主张权利，显然无任何依据。其次，被上诉人据以主张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签订于2001年3月28日，被上诉人于2006年5月22日落户村二组，签合同时被上诉人不是本村村民，该合同违反了村民委员组织法和土地管理法的强制性规定，一审以无效合同确认被上诉人权利，实属不妥。再次，即使《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是有效的，从合同内容来说，合同内容中也没有约定被上诉人享有二轮土地承包的权利，原合同用语是依照二轮土地承包的人均面积给分配土地，也就是说，只是分配承包土地，事实上被上诉人也无权主张土地安置补偿费，因为被上诉人承包的地不是家庭承包经营地，而是机动（公用）地。根据被上诉人落户时间，当时承包地时，被上诉人不具备家庭承包经营地的资格，只能以其他方式承包土地，被上诉人以其他方式承包的土地被征收，被上诉人只能主张青苗等地上附着物的费用。被上诉人承包的地不是二轮土地承包有关文件中所说的“小调整”。被上诉人承包的地是从村二组承包的并不是个别农户之间的调整，被上诉人承包地未经村民大会议定，没有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市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并且是二轮土地承包后两年承包的，不属于小调整的范围。且这次土地征收费用分配方案是经村民大会决定，也经过了村镇相关批准，并已实施完毕。一审以判决的形式干涉集体经济组织的内部事务，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二、一审适用法律不当。因一审以被上诉人系上诉人村民为由要求分配土地安置补偿费，显然属于适用法律不当，因为土地安置补偿费是按照土地上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计算，所谓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是具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人享有，如果按一审逻辑，村二组还有159人有户口，既没有家庭承包地，也没有承包机动地，这些人都应享有同等权利，显然是不可能的。三、从公平原则出发，被上诉人的请求也不能支持，被上诉人承包的机动地尽管属于违规分配，但还得到了青苗等地上附着物的补偿，村二组还有159人有户口，既没有家庭承包地，也没有承包机动地，如果给本案被上诉人分配征地补偿款，对村二组的其他村民是不公平的，且也会引起新的社会矛盾。
被上诉人答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述称意见与上诉人一致。
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发放土地安置补偿款424000元；二、赔偿利息损失53424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昌吉市三工镇常胜村二组为了解决在打井、拉自来水、修文化室期间拖欠信用社贷款的问题，同时也为了解决拉高压线期间集资落户农户的家属及子女生活问题，2001年3月28日，村二组作为发包方与承包方蒲发财签订了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合同约定“需要落户的农户及家属子女，每口人给本组交纳3000元的集资款，还信用社贷款，本组负责办理本村落户的有关手续，并依照二轮土地承包的人均面积给分配土地。被承包经营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不变，乙方（承包方）有土地承包权、生产自主权、经营受益权，承包土地面积为10.6亩，人口为2人，承包期限为2001年至2027年，随着二轮土地承包的终止年限为止。乙方的义务（承包方）（1）必须按甲方的要求完成国家规定的任务，农业税款、各项集体提留。（2）必须种地。养地相结合，不断提高地利，不得进行掠夺式生产。（3）必须接受甲方（发包方）每年安排的生产计划，作物布局方案和技术措施。”二原告于2001年3月9日向村二组交纳6000元入户费用，原告户口于2006年5月22日落到村二组。2014年国家因建设用地需要，村二组所有的1254.95亩的土地被征收，原告承包的地也在被征收的范围内，原告耕种土地至土地被征收前。2014年10月22日，村二组举行全体村民大会，就征地确定了分配方案。后昌吉市国土资源局与村二组签订了征收集体土地协议书，征地费用实行4.2万元/亩，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2015年4月2日，村二组就征地安置费分配方案申报，分配方案得到最终确认，主要内容为“奥特莱斯征用常胜二组农户经营权土地面积1017.297亩，每亩安置费40000元，应付农户安置费合计40691880元。第一次按征地补偿费的30%发放补偿费，发放金额12207564元。涉及青苗补偿面积1013.379亩，每亩补偿标准3000元，青苗费合计3040137元。被征用农户按经营权证书领取征用土地安置费，同时变更经营权证书相应面积”后村二组按该分配方案给有土地使用权证书的村民发放了安置补助费，未给原告发放。
一审法院认为：土地是广大农民赖以生存的最基本保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承包地被征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依照《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获得相应补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本案中，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二原告均落户并长期生活在村二组，且主要生活来源于承包地，又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第七条规定，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为户籍关系在本村的常住人员，可以认定二原告系被告村二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原告承包合同虽在1998年二轮土地承包之后签订，但村二组以每人交纳3000元落户费用还村二组贷款为条件，给予落户并按二轮土地承包分配土地面积、承包期限，给二原告每人发包5.3亩地，双方签订土地承包协议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二原告应当享受村二组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因土地征收而收到的安置补偿费的相应份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征用土地的，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征用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本案中土地承包合同虽系原告户主蒲发财所签，但实际承包人系二原告，故需安置的农业人口数为原告二人。根据征地安置费分配方案，每亩补偿40000元的标准，二原告应得安置补偿费为424000元（2人×40000元）。因原告承包地属于村二组集体所有，征地安置补偿费也全部发放给了村二组，故被告村二组应支付二原告土地安置补偿费424000元，被告昌吉市三工镇常胜村村民委员会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原告在本案中主张利息损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遂判决：一、被告昌吉市三工镇常胜村二组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蒲小玲、刘彩平土地安置补偿费424000元；二、被告昌吉市三工镇常胜村村民委员会在本案中不承担责任；三、驳回原告蒲小玲、刘彩平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申请证人出庭，其中证人王保林证实：其是村民代表，对被上诉人分地需要开会，但实际上没有开会。被上诉人承包的是公用地。2001年以前村上修路、打井、拉线是否开会证人不知道。
证人喀迪尔.艾买提证实：2001年-2012年，本人是村民代表。当时给被上诉人发包的土地是机动地，是否开过会本人不清楚。村上发放安置补偿金是否开会本人不知道。
上诉人对上述二位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为当时划机动地时没有经二组大会讨论。被上诉人认为证人对分地是否开会表示不知道，不能证明村上没有召开大会。另外，证人与本案均有利害关系，安置补偿金未发放给被上诉人，证人可能是得到利益的人。原审被告对证人证言无异议。
本院认为，证人与本案存在一定利害关系，证人证言的证明效力较低，故对上诉人所证实的问题不予采纳。
被上诉人未提供证据。
原审被告未提供证据。
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被上诉人是否有权分配土地补偿费及安置补偿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第二项规定：“承包地被依法征收、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依照我国法律规定，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土地补偿费的性质是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补偿，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由集体经济组织通过民主议定程序在本组织内部对该费用进行分配。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是指对被征收土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或生长的农作物造成的损失给予的一次性经济补偿费用，此费用由财产的实际所有人取得。安置补助费是国家征收集体土地后，安置被征地单位由于征地造成的多余劳动力的补助费用，用于保障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失地农户的基本生活，该费用由需被安置而放弃安置的家庭取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规定：“承包地被依法征收，放弃统一安置的家庭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安置补助费的，应予支持。”该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但已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备案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政府规章对土地补偿费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分配办法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并以承包经营土地为基本生活来源的村民有权要求分配土地补偿费。因土地被征收需要被安置而放弃安置的失地农户有权取得安置补助费。本案中，被上诉人于2001年取得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于2006年落户在常胜村二组，其具备上诉人的村民资格。2015年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被上诉人已经取得村民资格并长期生活在该村，以被征收的土地为主要生活来源，土地征收单位征收土地后，未对被上诉人进行安置，故被上诉人符合法律规定的分配土地补偿费及安置补助费的条件。涉案的土地被征收时，集体经济组织达成的征地补偿方案中载明：“每亩安置费40000元，第一次按征地补偿款的30%发放补偿费。被征用农户按经营权证书领取征用土地安置费”。庭审中，上诉人自认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中并未将土地补偿费及安置补助费分开，因此，被上诉人主张取得安置费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时未经村民会议讨论，该合同属无效合同，经审查，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分配土地前未开会讨论，被上诉人自2001年起经营涉案土地，上诉人并未提出异议，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于2003年3月1日起施行，被上诉人承包涉案土地的时间是2001年，故上诉人主张《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无效的理由缺乏依据。上诉人以被上诉人承包的土地不属于二轮承包土地为由拒绝向被上诉人分配土地征收补偿款亦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660元，由上诉人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建生
代理审判员 赵瑞琴
代理审判员 周美蓉
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马丹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