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杭商终字第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秀枝。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蔡炎炯。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王伟民。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莉。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陈国平、周伟义。
上诉人王秀枝为与被上诉人王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3）杭上商初字第12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12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王莉与王秀枝原系高中同学。2013年1月26日，王秀枝向王莉出具欠条一份，载明：“本人王秀枝欠王莉人民币壹佰万元整（￥1000000.00）”，并备注：“本人所欠王莉欠款借条，除本人签字、父亲担保欠条及此张有效，其他一切作废。如再有争议，本人保留诉讼的权力。”王秀枝在此欠条上签字捺印并写下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另查明，王莉持有王秀枝出具的多张借条，时间自2010年11月24日起至2012年5月9日止，总金额为8550000元。王莉自认其中出具给张飞、裘俊、孙正浩、ＸＸ的借条，系王秀枝打款给王莉，委托王莉代为偿还上述四人的借款后取得，王秀枝对此亦无异议。王秀枝持有自2011年5月1日起至2012年12月1日止多次向王莉账户转账的银行凭证，总金额为3920190元。另查明，2012年11月18日，王莉委托王超（作为甲方）与王秀枝（作为乙方）签订还款协议，约定乙方于2012年11月18日前还款100000元（该款项已于当日履行），于2012年11月25日前还款1900000元以上，如乙方完成上述还款后，甲方可根据乙方实际情况商讨后续的还款事宜，并对其他相关事项进行了约定。王超在甲方处签字并备注身份证号码，王秀枝在乙方处签字并备注身份证号码。2013年1月11日，王超在该还款协议上注明：此协议作废。同日，王莉（作为甲方）与王秀枝之父王伟民（作为乙方）签订还款协议，约定因王秀枝向甲方借款1900000元，经双方协商由乙方代为还款，具体计划为2013年1月底前还款200000元，2014年1月底前还款400000元，2015年1月底前还款400000元，2016年1月底前还款400000元，2017年1月底前还款500000元，并对其他相关事项进行了约定。同日，王伟民向王莉现金交付20000元。2013年2月3日，王秀枝代王伟民向王莉中国农业银行账户转账150000元。2013年3月28日，王伟民向王莉中国农业银行账户现金存款30000元。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双方于2013年1月26日就借款进行结算，王秀枝亲笔书写欠条，确认王秀枝尚欠付王莉1000000元，系双方就历次借贷关系进行结算后达成的还款合意，该院予以确认。王秀枝抗辩该欠条系在人身受到胁迫的情况下书写，但并未举证予以证明，且结合欠条中“本人所欠王莉欠款借条，除本人签字、父亲担保欠条及此张有效，其他一切作废。如再有争议，本人保留诉讼的权力”的表述及多处捺印的情况看，该欠条逻辑严密、校对仔细，且在2013年6月双方的短信往来中，王秀枝曾多次对该1000000元如何归还作出承诺，故对此抗辩不予采信。王秀枝抗辩该1000000元系历次积欠的借款，王莉实际并未交付借款8550000元，王秀枝向王莉汇款的金额已远远多于王莉向王秀枝实际交付的款项，但王秀枝向王莉所汇款项均发生在双方于2013年1月26日就借款进行结算之前，王秀枝当日出具的欠条显属对尚欠金额的确认，故对此抗辩不予以采信。王秀枝抗辩2012年11月18日还款协议书对账确认王秀枝只需还款2000000元，且该债务后经王莉同意由王伟民承担，故王秀枝不需承担还款1000000元，但该还款协议书上约定“于2012年11月25日前还款1900000元以上”，与“如乙方完成上述还款后，甲方可根据乙方实际情况商讨后续的还款事宜”能相互印证，证明尚有其它款项需要归还。且王莉与王伟民签订的还款协议在前，王秀枝向王莉出具1000000元的欠条在后，故对此抗辩不予采信。王莉要求王秀枝归还借款1000000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王莉主张逾期利息49833元（自2013年2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暂至2013年11月30日），实际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但并未举证证明在2013年2月1日前就该借款进行过催讨，结合庭审中王秀枝陈述王莉曾于2013年7月31日向王秀枝催讨并商谈还款的情况，故该院认定王秀枝应支付逾期利息16333.33元（自2013年8月1日起暂计至2013年11月14日），并自2013年11月1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王莉主张补偿金52000元，因王秀枝在短信中并无明确表示自愿支付王莉利息52000元，故对此诉请，该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该院于2013年11月14日作出如下判决：一、王秀枝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王莉借款1000000元；二、王秀枝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王莉逾期利息16333.33元（自2013年8月1日起暂计至2013年11月14日），并自2013年11月1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三、驳回王莉的其他诉讼请求。王秀枝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预收案件受理费14716.5元，减半收取7358.3元，由王秀枝负担6973.5元，王莉负担384.8元，退还王莉7358.3元。
上诉人王秀枝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定，“王秀枝抗辩该1000000元系历次积欠的借款，王莉实际并未交付借款8550000元，王秀枝向王莉汇款的金额已远远多于王莉向王秀枝实际交付的款项，但王秀枝向王莉所汇款项均发生在双方于2013年1月26日就借款进行结算之前，王秀枝当日出具的欠条显属对尚欠金额的确认，故对此抗辩不予以采信”。一审法院的上述认定违背法律规定和客观事实。1、一审法院未对100万元借款的形成过程及来源进行核实，就认定欠条的效力错误。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十七条的规定，对于现金交付的借贷，债权人仅凭借据起诉而未提供付款凭证，债务人对款项交付提出合理异议的，法院可以要求出借人本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有关经办人员到庭，陈述款项现金交付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用途等具体事实和经过，并接受对方当事人和法庭的询问。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应承担相应后果。法院应当根据现金交付的金额大小、出借人的支付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借贷双方的亲疏关系等诸因素，结合当事人本人的陈述和庭审言辞辩论情况以及提供的其他间接证据，依据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运用逻辑推理、日常生活常理等，综合审查判断借贷事实是否真实发生。必要时，法院可以依职权进行调查取证。本案中，王莉提交的借条总计借款金额为855万元，且根据其在庭审中的陈述，除此以外，王秀枝还向其借了100万元现金，后王秀枝归还了现金100万元。也就是说，双方之间共计发生的借款金额为955万元。而除了152万元银行转账凭证外，据王莉陈述，剩余的803万元借款都是用现金的方式交付。因此，根据上述规定，一审法院应当对现金交付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用途等具体事实和经过进行详细调查，以核实借款发生的真实性。但一审法院未对王莉如何用现金交付借款作任何调查，在判决书中也未作任何评判，没有查清事实。2、王莉的陈述与其提交的证据存在矛盾。王莉提交的取现依据中，大量款项都是在王秀枝向王莉汇款后取现，根本不是王莉所说的其取现向王秀枝交付借款。一审中，王莉提交卡号为62×××12，打印机构为中国农业银行杭州滨江支行的银行交易明细，证明其取现100万元交付给王秀枝，但该交易明细没有记载持卡人的身份，且没有发生在双方的借款期间内。王莉还提交的卡号为62×××18，打印机构为中国农业银行婺城支行农产品分理处的银行交易明细，证明其共计提现38次，共计金额为1464000元，该交易明细存在以下问题：第一，该交易明细没有持卡人的身份信息；第二，王莉是杭州人，却在金华市婺城区开户；第三，所有现金的取现地址均为婺城支行农产品分理处，而双方的借款发生在杭州，王莉却要到金华市婺城区去取现金。不符合常理。3、王莉陈述其资金来源于其父亲、外婆、舅舅、外婆邻居等，但据王秀枝初步了解，王莉的父母、外婆都不知道王莉出借款项的事实。请求法院向其父母、外婆调查核实王莉的资金来源。4、王秀枝出具的借条中有几份大金额的借条：2011年1月17日借款150万元；2011年10月17日借款194万元：2012年2月1日借款130万元。王秀枝在庭审时询问王莉上述借条项下的借款如何交付，王莉回答以现金交付，且其中最大一次现金交付的金额为110万元左右。王莉在明知王秀枝账号的情况下，使用现金的方式交付110万元款项，既不安全，也不符合常理。二、王秀枝是在受到王莉及黑社会长期胁迫的情况下，才出具的15份借条及2013年1月26日的欠条。当时，王秀枝在农业银行杭州文三路支行工作。银行工作人员不能涉及民间借贷的相关纠纷，一旦涉及，将会被开除。王莉说要到王秀枝单位告诉领导，同时委托黑社会到王秀枝单位和王秀枝租住的房屋处催要借款，王秀枝为了保住工作，才不断出具借条给王莉。2013年1月26日的欠条，是在王秀枝的朋友与王莉委托的要账公司的人员发生肢体冲突后，王秀枝在王莉及要账公司的人员威胁的情况下出具的。三、王秀枝父亲王伟民在2013年1月11日出具还款协议书，是其在王秀枝、王莉共同欺骗的情况下出具。王秀枝、王莉在2013年1月11日共同欺骗王伟民说王秀枝总共向王莉借款200万元，王秀枝本人已经归还了10万元，尚欠190万元，而且借款不计利息。王秀枝父亲为了保住女儿的工作，同意代替女儿归还剩余的190万元。王伟民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出具的上述还款协议书，其更不知道王秀枝已经通过银行汇款向王莉交付了3920190元。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王莉的一审诉讼请求，并判令本案上诉费用由王莉承担。
被上诉人王莉辩称：一、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明确，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1、案涉100万元借款不是一次性借款形成，而是双方根据多份时间间隔较长的借据结算而成。从欠条的内容看，该欠条全部是王秀枝本人所写，而非由王莉事先书写好再由王秀枝签字，书写的内容都是对王秀枝有利，而对王莉不利的。欠条上对还款期限和利息没有任何的约定，也没有约定违约责任。王秀枝在写备注时思维缜密、逻辑清晰，不可能是在受到胁迫或者欺骗的情况下所写。王秀枝本人在写的时候心里也十分清楚，即王莉手上可能还有其他借条。案涉欠条乃此前多张借据结算而得，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与手机短信的内容能相互印证。2、王莉起诉之前，王秀枝已经还了一部分借款给王莉，且王秀枝的父亲也认可了王秀枝向王莉借款的事实，并自愿替王秀枝归还部分借款。且在王莉起诉之前，王秀枝及其亲属均没有通过正常渠道向王莉主张过任何权利，案涉结算过程是在王秀枝自愿的前提下进行的。假如王莉真的要通过非法手段从王秀枝处取不正当利益，则完全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王秀枝归还前面15份借条所载借款。但王莉没有这么做。一审中，王莉敢于亲自出庭，在法庭上陈述案情事实，没有丝毫心虚和不安。相反，王秀枝却不敢面对事实，不敢亲临法庭陈述事实，其父母在法庭上对王莉及其代理人粗言相向。至于借款以现金交付，是基于王秀枝的要求。另外，王莉的父亲在金华开公司，其部分资金来源于其父亲，所以提交的证据中部分来源于金华地区的银行。二、一审中，王秀枝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被长期胁迫。王秀枝作为浙江金融职业学院的毕业生和银行的信贷员，是金融方面的专家，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完全清楚出具借据的后果。假如其是在被胁迫之下写了15张之多的巨额借条、欠条，早就应该报警，但王秀枝未采取任何行动，有悖常理。双方在2013年6月12日至7月9日之间通过短信协商如何还款问题，期间王秀枝没有表露任何受胁迫的意思，相反，字里行间都透露着对王莉的歉意，甚至透露出利用婚姻手段取得钱财来偿还王莉的意思。三、关于王秀枝父亲王伟民于2013年1月11日出具的还款协议书。在该还款协议之前，2012年11月18日签订的《还款协议》中，王秀枝和王莉的委托人王超明确约定待王秀枝完成上述两点后（还款200万），王莉再根据王秀枝的事实情况商讨后续的还款事宜。由此可以看出，王秀枝欠王莉的借款远不止200万。且王伟民的还款协议书签署在前，案涉欠条出具在后，可以说明案涉100万元欠款是不包括在该还款协议所涉的190万欠款中的，这一点从案涉欠条的内容中也可以明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王秀枝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自称从事金融行业工作，其对向他人出具欠条的法律后果应当明知。如出具欠条时有违其真实意思表示，王秀枝可依法行使权利保护自身合法权益。但自案涉欠条出具之日起至本案诉讼，未有证据证明王秀枝曾向王莉要求收回欠条或向公安机关就此报案，相反，在此后双方的短信联系过程中，王秀枝还明确向王莉表示了还款意愿。王秀枝虽主张包括案涉欠条在内的其向王莉出具的借款凭据均系受胁迫所出，但未提供任何证
据予以证明，且王秀枝自2010年起即向王莉出具借条，共出具十余张，涉借款数额巨大，却始终未见其向公安机关报案，不合常理。故对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王莉与王秀枝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合法成立。王莉有权要求王秀枝归还欠款及支付逾期还款利息。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王秀枝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947元，由王秀枝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施迎华
审 判 员 崔 丽
代理审判员 张 蕊
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周治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