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石民（商）初字第5046号
原告：王云达，男，1970年4月7日出生，住吉林省通化市。
公民身份号码：×××。
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卫清，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炜鹏，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铭阳益海展览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国家体育场南路1号1幢01层101内132室。
法定代表人：尹铭，执行董事。
被告：郝秀兵，男，1967年5月18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
公民身份号码：×××。
二被告之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云达诉被告北京铭阳益海展览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阳益海公司）、被告郝秀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由法官吕文静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王世江、人民陪审员董淑清参加的合议庭审理本案。2015年8月13日，本院依据原告王云达的申请和其提供的担保，对被告铭阳益海公司的财产予以保全。2017年4月5日，本院依据原告王云达的申请和其提供的担保，对被告郝秀兵的财产予以保全。被告铭阳益海公司在答辩期内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于2015年9月17日作出有管辖权民事裁定。铭阳益海公司不服本院民事裁定，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4日以（2015）一中民（商）终字第09473号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于2016年1月14日第一次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审理。2016年2月24日，原告王云达申请追加郝秀兵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本院于2016年3月3日、2016年9月12日、2017年4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审理。原告王云达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钱卫清、吴炜鹏，被告铭阳益海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晓魁到庭参加了第一次诉讼；原告王云达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炜鹏、被告铭阳益海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晓魁到庭参加第二次诉讼；原告王云达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炜鹏、被告铭阳益海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晓魁、被告郝秀兵到庭参加了第三次诉讼；原告王云达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炜鹏、被告铭阳益海公司、被告郝秀兵之委托诉讼代理人ＸＸ到庭参加了第四次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云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铭阳益海公司立即向王云达返还借款本金2000万元；2.判令铭阳益海公司按本金2000万元、年利率26%的标准向王云达支付自2015年3月13日起至铭阳益海公司还清所有借款本金之日止的利息；3.判令铭阳益海公司按每日人民币6万元的标准向王云达支付自2014年9月12日起至支付完毕所有利息之日止的逾期违约金；4.判令铭阳益海公司按每日人民币6万元的标准向王云达支付自2015年3月12日起至还清所有借款本金之日止的逾期违约金；5.判令郝秀兵对上述各项诉讼请求中所列铭阳益海公司应当向王云达支付的款项承担赔偿责任；6.案件受理费由铭阳益海公司、郝秀兵承担。事实与理由：王云达与铭阳益海公司于2014年3月12日签订《股权质押借款合同》，约定由王云达向铭阳益海公司提供人民币2000万元借款。根据《股权质押借款合同》第一条、第二条、第六条，铭阳益海公司应于2015年3月12日前一次性返还借款本金，铭阳益海公司应按年利率26%的标准支付借款利息，于2014年9月12日和2015年3月12日分别支付260万元；铭阳益海公司如未按期支付利息，应每日按本金的千分之三向王云达支付逾期违约金；铭阳益海公司如逾期偿还本金，还应根据逾期天数每日按所欠本金的千分之三向王云达支付逾期违约金。2014年3月17日，双方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办理股权出质登记手续。2014年3月18日，铭阳益海公司与王云达签订《补充协议》，约定铭阳益海公司指定其法定代表人尹铭用个人账户接受此项借款。同日，王云达将2000万元借款支付到尹铭账户，铭阳益海公司向王云达出具收据。然而，铭阳益海公司收取借款后，并未按约向王云达返还本金支付利息，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郝秀兵是尹铭的司机。王云达与铭阳益海公司于2014年3月12日签订《股权质押借款合同》之前，王云达曾向尹铭提供过一笔700万元的借款，该借款由王云达的妹妹王保军之账户支付至尹铭的账户，郝秀兵同意用其名下房产（房权证顺字第×××号）提供抵押担保，签署了《房屋抵押（借款）合同》并办理了抵押登记。2014年3月18日，尹铭向王云达归还了上述70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郝秀兵同意将其名下房产继续为铭阳益海公司向王云达所借2000万元提供抵押担保，《补充协议》第2条中“抵押房产依然作为本次股权质押借款的保障”指的就是此项担保。然而，此后抵押人郝秀兵违背诚信原则拒绝就上述抵押办理抵押登记，铭阳益海公司也未能按约定还款，致使债权人王云达受到极大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二款，郝秀兵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铭阳益海公司辩称：第一，股权质押借款合同以及2000万元的借款事实是存在的，铭阳益海公司是认可的；第二，截止到2014年5月9日之前，双方认可把2000万元借款转为股权转让款，借款事实也就不存在了，且双方在工商局办理了相应的股权出质注销登记；第三，因为铭阳益海公司财务手续被王云达控制，铭阳益海公司请求法庭向王云达调取铭阳益海公司2004年1月至2015年5月的会计凭证、合同、银行对账单，以便于铭阳益海公司进一步进行答辩。
被告郝秀兵辩称：不同意王云达全部诉讼请求。第一，郝秀兵是在2016年7月中旬收到王云达律师的催款函，方进行回函；第二，郝秀兵对2000万元债权债务根本不知情；第三，这是对郝秀兵个人权利的侵犯，本案与郝秀兵没有任何关系。
经审理查明，2014年3月12日，铭阳益海公司（出质人、甲方）与王云达（质权人、乙方）签订《股权质押借款合同》，双方约定：“……第一条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为：乙方向甲方发放的总金额为人民币贰仟万元整的借款，借款利率为26%，借款期限自2014年3月13日至2015年3月12日。自本合同签订之日工商局出质办理后1日内，乙方将人民币贰仟万元整的借款汇至甲方指定的账号，账号如下：户名：北京铭阳益海展览有限公司。开户行名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支行。银行账号：×××。第二条还款方式⑴本金返还方式乙方应于2015年3月12日前一次性返还借款本金。⑵利息支付方式2014年9月12日和2015年3月12日分两次还清，每次为260万元整。第三条质押合同标的⑴质押标的为甲方（即上述合同借款人）铭阳益海公司享有的93%的股权（即：甲方在铭阳益海公司共占93%的股权），该股权包括其派生的权益，派生的权益指该股权所享有的现实权利和利益，包括但不限于出质人对标的公司的投票权和其他管理权、请求支付红利或其他款项分配并收取该等款项的权利、剩余财产的分配权以及其在标的公司章程下享有的任何其他权利和利益。⑵乙方同意接受甲方以上股权为本合同项下债权之担保。第四条甲方应在本合同订立前三日内就质押事宜征得铭阳益海公司股东会议同意，甲方并必须在本合同订立前向乙方提供铭阳益海公司股东会议同意本次质押事宜的股东会决议原件，并将铭阳益海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复印件（加盖铭阳益海公司和甲方公司的公章）一份交乙方保存。第五条担保的债权范围及清偿顺序⑴甲、乙双方一致同意，股权质押担保范围为本合同项下的借款（贰仟万元整）及利息，以及甲方如届时不履行或不能履行还债义务乙方为实现债权而可能产生的所有费用和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代理费、财产保全费等费用）。⑵如甲方不按本质押项下合同规定，如期偿还借款本金、利息，乙方有权依法定方式处分质押股权，所得款项优先清偿贷款本息。第六条逾期违约金⑴甲方如未按期支付利息，甲方应每天按本金的千分之三向乙方支付逾期违约金。⑵甲方如逾期偿还乙方本金，还应根据逾期天数每天按所欠本金的千分之三向乙方支付逾期违约金。⑶上述两项逾期违约金互相独立，乙方可一并向甲方主张……第九条其他事项本协议签订之日起3日内，甲方双方到相应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手续。第十条附则⑴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首先进行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向本协议签订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诉讼期间，本合同不涉及争议的条款仍须履行。⑵本合同自乙方将贰仟万人民币交付甲方指定账户时生效……⑷本合同签订地为北京市石景山区”。
2014年3月17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出具《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内容为：“王云达：根据申请，我局于2014年3月17日办理股权出质登记手续，质权自登记之日起设立。现将登记事项情况通知如下：质权登记编号：×××出质股权所在公司：北京铭阳益海展览有限公司出质股权数额：人民币2790.0万元出质人：尹铭质权人：王云达2014年3月17日”。
2014年3月18日，铭阳益海公司（甲方）与王云达（乙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1、为了往来款方便，甲方指定法人用个人账户接收此项借款。指定账户如下：户名：尹铭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支行账号2、为了控制风险，乙方将甲方此项借款分两次汇入甲方指定如上账号，抵押房产依然作为本次股权质借款的保障。3、本补充协议的其他条款，仍按原《股权质押合同》执行并保持不变。本补充协议是原《股权质押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与原《股权质押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同日，王云达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两笔共计2000万元，汇入尹铭银行账户中。铭阳益海公司向王云达出具收据一张，内容为：“收据今收到王云达先生股权质押借款人民币贰仟万元整。￥2，000，000.-收款人：尹铭2014.2.18”。铭阳益海公司在收据落款处加盖了公司公章。
2014年5月9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出具《股权出质注销登记通知书》，内容为：“尹铭：根据申请，我局于2014年5月9日办理股权出质注销登记手续。原出质登记事项情况如下：质权登记编号：×××出质股权所在公司：北京铭阳益海展览有限公司出质股权数额：人民币2790.0万元出质人：尹铭质权人：王云达2014年5月9日”。
庭审中，铭阳益海公司出具一份《股权出质注销登记申请书》，其中载明注销原因为“主债权消灭”。铭阳益海公司认为，双方之所以将注销原因标注为“主债权消灭”，是因为双方已将本案借款2000万元转化为股权转让款，但具体是针对哪份股权转让协议，铭阳益海公司称暂时无法提供，且因王云达控制铭阳益海公司2004年1月至2015年5月的会计凭证、合同、银行对账单，导致铭阳益海公司无法提供还款及抵账的证据。对此，王云达认为，尹铭与王云达共签订了三份股权转让协议，2014年3月11日、5月9日两份股权转让协议，王云达以800万元的对价受让铭阳益海公司12%的股权，且已变更登记完毕。关于2015年4月29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也已在朝阳法院立案审理。根本不存在铭阳益海公司所称其他股权转让及抵账的情况。
另查，2014年3月11日，尹铭（甲方、出让方）与王云达（乙方、受让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双方约定将尹铭持有的铭阳益海公司5%的股份共150万元人民币出资额，以300万元人民币转让给王云达。2014年4月2日，王云达通过银行汇款方式向尹铭支付股权转让款300万元。2014年5月9日，尹铭（转让方）与王云达（受让方）再次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双方约定将尹铭持有的铭阳益海公司217万元出资额（7%股权）以500万元价格转让给王云达。2014年5月11日，王云达通过银行汇款方式向尹铭支付股权转让款500万元。庭审中，王云达与铭阳益海公司均认可上述12%股权均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再查，2015年7月，王云达以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为由，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铭阳益海公司、尹铭向王云达签发证明王运达持有铭阳益海公司50%股权的出资证明书，将王运达作为持有铭阳益海公司50%股权的股东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将尹铭持有的38%股权变更至王云达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将王运达登记为持有铭阳益海公司50%股权（对应出资额1500万元）的股东；判令铭阳益海公司、尹铭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将王运达登记为铭阳益海公司执行董事；判令铭阳益海公司、尹铭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将王运达登记为铭阳益海公司法定代表人。该案中，王运达主张权利的主要依据为2015年4月29日其与尹铭签订的股权转让及法人变更协议，协议中约定王运达以独立承担铭阳益海公司所欠银行2300万元债务之对价，受让尹铭所持有的铭阳益海公司的38%的股权。2016年11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朝民（商）初字第3849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铭阳益海公司为王云达签发出资额为1500万元的出资证明书、相应修改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铭阳益海公司办理将尹铭名下的出资1140万元变更至王云达名下的工商登记手续；铭阳益海公司办理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由尹铭变更为王云达的工商登记手续。判决后，铭阳益海公司不服上诉，2017年1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京03民终466号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再查，2015年7月，王云达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尹铭偿还借款本金3880万元及利息。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委托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就尹铭提交的2014年3月11日、2014年5月9日的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中王云达的签名进行司法鉴定，鉴定意见为两份《股权转让协议》中受让方处“王云达”签名字迹与样本上的“王云达”签名不是同一人所写。2016年，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朝民（商）初字第3846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尹铭返还王云达借款本金3780万元。后尹铭不服上诉，2016年6月30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京03民终6336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又查，2013年10月18日，郝秀兵（借款人、抵押人）与王保军（出借人、抵押权人、王云达之妹）签订《房屋抵押（借款）合同》一份，约定郝秀兵因商务用途向王保军借款763万元，借款期限为2013年10月18日至2014年1月18日。郝秀兵将其位于北京市顺义区×××的房屋（X京房权证顺字第XX**号）抵押给王保军，双方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庭审中，王云达提交一份《确认证明书》，内容为：“本人郝秀兵（身份证号：×××），本人名下的房产（房权证顺字第×××号）为尹铭女士的房产（身份证号：×××），本人确认亲临现场与王云达先生的代理人王保军女士已办理房产抵押登记。同意为尹铭及铭阳益海公司向王云达（身份证号：×××）的2000万借款（大写：贰仟万元整）继续做担保抵押”，郝秀兵在上述《确认证明书》落款处签字。王云达认为，本案借款所涉《补充协议》中“抵押房产依然作为本次股权质借款的保障”中“抵押房产”即指上述郝秀兵向王保军所提供之抵押房产，郝秀兵以签订《确认证明书》的形式确认自己为本案2000万元借款提供房产担保。对此，郝秀兵认为，不认可《确认证明书》的真实性，当庭表示对《确认证明书》中“郝秀兵”签字的真实性进行司法鉴定。后经本院再次询问，郝秀兵表示不再坚持司法鉴定。
2016年2月23日，王云达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炜鹏律师向郝秀兵发出《律师函》一份，要求郝秀兵就《确认证明书》项下房产（房权证顺字第×××号）办理抵押登记手续。2016年3月1日，郝秀兵向吴伟鹏律师回函称，郝秀兵从未签署过《确认证明书》并以一处房产作为抵押，并将保留追究王云达虚构事实给郝秀兵造成损失的权利。
又查，2016年5月，郝秀兵以王保军为被告、王云达为第三人向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王保军协助办理注销京房他证顺字第1464**号他项权利证书。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京0113民初645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王保军协助郝秀兵办理北京市顺义区×××房屋2013年10月24日登记的抵押权的抵押登记注销手续。王保军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郝秀兵之诉讼请求。2017年3月24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京03民终2862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庭审中，王云达自认，铭阳益海公司已向王云达给付《股权质押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期限内的利息520万元。
上述事实，有《股权质押借款合同》、《补充协议》、《股权转让协议》、《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中国农业银行汇款凭证、收据、《股权出质注销登记通知书》、《股权出质注销登记申请书》、（2015）朝民（商）初字第38497号民事判决书、（2017）京03民终466号民事判决书、（2015）朝民（商）初字第38463号民事判决书、（2016）京03民终6336号民事判决书、《律师函》、《回函》、（2016）京0113民初6452号民事判决书、（2017）京03民终2862号民事判决书，及当事人庭审陈述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铭阳益海公司向王云达提出借款2000万元，王云达同意出借，双方签订《股权质押借款合同》，王云达按照约定将2000万元汇入对方指定账户，双方就借款事宜达成一致，且不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双方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
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一是铭阳益海公司是否已履行了还款义务；二是铭阳益海公司是否应向王云达支付逾期违约金；三是《确认证明书》是否合法有效，如果合法有效，在不动产抵押物未办理登记的情况下，抵押人郝秀兵是否承担相应的责任，承担什么性质的责任，以及所承担责任的范围问题。
关于争议焦点一，铭阳益海公司是否已履行了还款义务。首先，铭阳益海公司提交《股权出质注销登记通知书》及《股权出质注销登记申请书》，用以证实因铭阳益海公司通过款项过桥，股权转让等多种方式，已将本案2000万元借款全部清偿。本院认为，股权质押作为一种担保方式，当事人可协商一致对股权出质进行注销，注销行为并不必然代表主债务已经消灭，铭阳益海公司仍需进一步对已清偿债务承担举证责任。现铭阳益海公司提交的《股权出质注销登记通知书》及《股权出质注销登记申请书》不足以证实其已将2000万元借款偿还王云达。故，铭阳益海公司认为2000万元借款已偿还完毕的抗辩意见，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其次，铭阳益海公司辩称其通过股权转让的形式将本案2000万元借款还清。对此本院认为，本案所涉及的三次股权转让均通过生效判决予以确认，王云达均已支付对价并取得铭阳益海公司相应的股权。铭阳益海公司未提交其他证据证实其与王云达之间还存在其他股权转让，对其该项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故，铭阳益海公司应按照合同约定向王云达偿还借款本金2000万元及利息。庭审中，王云达自认铭阳益海公司已给付520万元借期内利息，该金额未超过相关法律规定上限，对此本院不持异议。
关于争议焦点二，铭阳益海公司是否应向王云达支付逾期违约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起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王云达与铭阳益海公司既约定了逾期支付利息违约金，又约定了逾期偿还本金违约金，王云达有权一并进行主张。关于借期内违约金。因双方所约定的借期内利率已超过法定上限，且铭阳益海公司已将借期内利息支付完毕，故王云达要求铭阳益海公司支付借期内逾期支付利息的违约金，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逾期支付利息违约金及逾期偿还借款本金违约金。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上述两项均按照本金日千分之三的标准计算，两项相加已超过法定上限，对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三，《确认证明书》是否合法有效，如果合法有效，在不动产抵押物未办理登记的情况下，抵押人郝秀兵是否承担相应的责任，承担什么性质的责任，以及所承担责任的范围问题。首先，庭审中郝秀兵虽对《确认证明书》中自己签字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庭后经本院询问，郝秀兵称不再坚持对自己《确认证明书》中签字的真实性申请司法鉴定，故本院对《确认证明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其次，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抵押合同的内容应包括：被担保的主债权种类、数额；债务履行期限；抵押物状况；担保范围等。本案中，《确认证明书》中对债权种类、数额、担保财产、抵押人、抵押权人等均进行了明确约定，已具抵押合同的基本要件。结合2014年3月18日《补充协议》所约定的“抵押房产依然作为本次股权质借款的保障”，可以认定郝秀兵具有为了促成王云达对铭阳益海公司给付借款而进行担保的意思表示。故，王云达与郝秀兵之间抵押合同成立并生效。再次，《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外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本案中，抵押未办理登记致使抵押权未设立，但并不影响双方依据抵押合同即《确认证明书》承担责任。本院认为，由于未办理抵押登记，王云达不能取得抵押权，丧失了对特定抵押物的优先受偿权，但并不能因此免除郝秀兵基于抵押合同对债权人所负担的担保义务与责任。关于承担责任的范围，本院认为，郝秀兵以自有房产为本案2000万元债权进行担保，可以认定其仅具有在其抵押房产价值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的意思表示。故，王云达要求郝秀兵对2000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郝秀兵应在其抵押房产的价值范围内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北京铭阳益海展览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王云达借款本金二千万元；
二、被告北京铭阳益海展览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王云达支付违约金（以二千万元为本金，自二○一五年三月十二日起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年利率百分之二十四计算）；
三、被告郝秀兵在其提供抵押担保的房产（位于北京市顺义区，产权证号为X京房权证顺字第XX**号房屋）价值范围内对本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之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驳回原告王云达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十七万六千八百四十六元，由原告王云达负担三万四千零五十九元（已预交八万八千四百二十三元），由被告北京铭阳益海展览有限公司、郝秀兵负担十四万二千七百八十七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保全费一万元（原告王云达已预交），由被告北京铭阳益海展览有限公司、郝秀兵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到本院领取交费通知），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吕文静
人民陪审员 董淑清
人民陪审员 王世江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车玉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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