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1213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光彩丝线整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
法定代表人：岑峰，职务：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志佳，广东顺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申艳，广东瑶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中光彩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
法定代表人：魏静珍，职务：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贤么，广东金本色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睿，广东金本色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杭州光彩丝线整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光彩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州市中光彩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中光彩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3民初字168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杭州光彩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2016)粤0113民初字第168号民事判决书，判令广州中光彩公司向杭州光彩公司支付加工承揽款726908.37元(其中未开票交易部分为649727.55元、代广州中光彩公司向他人开票部分为77180.82元)及利息(自本案一审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2、本案一审受理费11070元、财产保全费4155元以及二审受理费由广州中光彩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机械套用证据规则，忽视双方当事人间的交易惯例（该交易惯例亦是当前同类行业的普遍交易方式），进而导致事实认定错误、裁判结果错误。一、本案审理的关键点是对事实的认定问题，即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真实交易金额和广州中光彩公司的已付款金额。在经过(2014)穗番法学民初字第292号、(2015)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109号案件的审理后，双方对于交易的开票金额3239308.37元无异议，广州中光彩公司主张且生效判决认定的已付款金额为3248440.47元（包括因货物问题扣减金额236040.47元）。但是，货款扣减发生在2013年，之后双方仍有交易往来，广州中光彩公司仍有大金额的付款行为；双方并不存在先付款后发货的交易惯例，因此在广州中光彩公司最后一次付款时，作为付款义务方，自身对实际交易金额、扣款金额、应付金额都是十分清楚的，是不可能出现多付款的结果的，也不可能多付款后从不提出追回的要求。这一反常的结果充分说明双方之间的真实交易金额远不止开票金额3239308.37元，还存在其他不开票的交易。诚然，发生交易而不开具发票，属于违反税法的行为，但鉴于当前市场确实存在较为普遍的不开票交易情形，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当事人的民事权利义务。因此，结合上述情况及社会常理判断，应当可以明确一个基本事实：我方与广州中光彩公司之间除双方确认的开票金额3239308.37元的交易外，一定还存在其他不开票或者代广州中光彩公司向第三方开票的交易。二、在明确该基本事实的基础上，我方提交了相应的证据(即我方与广州中光彩公司的每月对账单)，该对账单可以清楚反映历史交易记录以及广州中光彩公司欠付的货款数额。一般而言，对于合同类纠纷，认定真实交易额并不以发票为准(最高院关于买卖合同司法解释中已明确这一点)，而是应当以送货单(此为原始凭证)、对账单等可以真实反映原始交易情况的单据为准。而在现实交易中，对方对账后只保留对账单而收回送货单的情况也相当普遍。因此，我方提交的对账单，是当前可以证明我方请求的最直接最有力证据。但是一审判决并未采信，我方将从一审判决不予采信的理由一一进行说明：(1)关于对账单上未有广州中光彩公司的盖章。虽然我方提交的对账单没有广州中光彩公司的盖章，但是有其员工魏某甲、邓某的签名确认，其中有一份对账单虽然没有签名，但是书写了“确认”字样，该笔迹是广州中光彩公司员工魏某甲所写。如果广州中光彩公司不予以确认，可以对该未签名的对账单上的“确认”字样与魏某甲的笔迹进行鉴定。(2)关于魏某甲、邓某是否获得广州中光彩公司的授权。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我方提交了对账单。如果广州中光彩公司否认魏某甲、邓某是其员工，不具有授权，那么原审法院应当要求广州中光彩公司提交其公司员工花名册以及所有员工的劳动合同、社保清单等，而不能一味地简单否认了之。而且，我方与广州中光彩公司之间的交易习惯也是普遍存在的，加之广州中光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魏静珍以及魏某甲、邓某曾经是我方的员工，与我方具有一定的渊源(我方提交了魏静珍的工资领取记录、报销单以及魏某甲的劳动合同等证据证明了此点)，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交易习惯并没有按一般人所需要的谨慎态度来操作也是符合情理的。原审法院要求我方来证明魏某甲、邓某获得广州中光彩公司的授权，换句话说就是要求我方来证明魏某甲、邓某是广州中光彩公司的员工，显然是扩大了我方的举证义务。这在客观上也是相当困难的。相反，广州中光彩公司主张魏某甲、邓某不是其员工，那么广州中光彩公司在客观上、举证能力上都可以做到。原审法院明显是举证责任分配不公。(3)关于我方提交的对账单没有原件核对。我方已经在庭审时明确指出，双方的交易习惯就是如此，双方交易期间均是通过传真来确认的，客观上无法提供所谓的原件。如果广州中光彩公司认为我方提交的对账单没有原件核对，不予以确认，那么广州中光彩公司应当提交其主张的与我方交易的原始凭证予以抗辩，否则其抗辩就不能成立。并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第四款的规定是“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是针对复印件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规定。而在一审中，我方提供了一系列的证据。该系列证据包括：我方与广州中光彩公司的扣款明细表一张（广州中光彩公司予以确认）、我方制作的原始账本一本、双方的对账明细表（广州中光彩公司对其中的“杭州光彩公司与广州中光彩公司的对账明细表”中的其付款部分均予以确认）。此组证据反映了：广州中光彩公司的付款记录与我方制作的原始账本、双方的对账明细表的付款金额、付款时间均一致；双方达成的扣款明细也体现在了我方制作的原始账本、双方的对账明细表中。虽然最终扣款金额与双方确认的扣款金额稍有出入(实际扣款多于确认的扣款金额)，但我方予以了合理的解释，并能就其产生的前因后果进行明确阐述。广州中光彩公司仅对其付款部分以及对我方的扣款部分进行确认，却对同一账本、同一对账明细表中的应向我方付款部分予以否认，但却给不出其付款记录与我方提交的账本、对账明细表一一对应的合理解释与说明。再结合我方提交的每月对账单，我方提交的证据已经形成证据链，且证据链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排除了合理怀疑。因此，我方提交的证据应当能够证明广州中光彩公司拖欠我方在一审中所主张的货款。原审法院简单地以我方提交的每月对账单只有复印件为由就拒绝采信，不能令人信服。三、一审判决沿用292号、1109号案件的审理思路，但却忽略了本案与该案件之间的重大区别：在前案中，双方争议的是针对开票金额3239308.37元的交易，是否应扣款236040.47元，以及广州中光彩公司的付款金额，此种情况下，广州中光彩公司对其抗辩完成初步举证后，确实应当由我方承担反驳其抗辩的举证责任；而本案中，我方主张广州中光彩公司尚欠开票金额以外的交易款项，并提供了初步证据予以证明，法院不能仅凭广州中光彩公司的否认，而简单的适用“谁主张谁举证”进而驳回我方的诉请。按照民事诉讼的“合理证据优势规则”，我方提供的对账单，加上市场上通行的交易惯例，已经足可以让正常人相信广州中光彩公司尚有开票金额外的金额未支付，在此情形下，应当由广州中光彩公司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或证明“双方之间不存在开票金额外的交易”，或证明“双方之间的全部交易金额，广州中光彩公司已经支付完毕”。本案原审法院沿用前案的事实认定方式，存在逻辑错误，应当纠正。四、在本次上诉中，我方将提交内部记账的《会计档案》作为新证据，以证明我方的诉请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该证据显示，我方与广州中光彩公司每发生一笔交易，均会在内部会计档案中详细记载金额、是否开票等情况，属我方保留的最为直接真实反映双方交易情况的证据。该证据虽为我方单方面制作，但其属于实时记载，并非当前补充制作的证据，我方不可能早在双方正常交易合作期间，就虚假记载意图用于当前的诉讼，这也明显和常理不符。因此，该会计档案也可作为对账单的重要佐证，二者相结合可以形成较为完整的证据链条，加强我方证据的证明力。
广州中光彩公司答辩称：一、我方对一审判决结果不存在异议，但对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不属于重复起诉存在异议。具体理由如下：1、根据重复起诉的概念和法律规定，杭州光彩公司在本案再次起诉时,提出的所谓诉讼请求是要求我方支付未开票部分及代开票部分的货款人民币726908.37元，对照其就本案第一次起诉的金额876909.37元及本案中所使用的证据来看，上述诉请均在杭州光彩公司就本案第一次诉讼的上诉程序中已提出过，且证据均已在该次诉讼中提出过，该次诉讼中对这些证据进行全面审查后作出了终审判决，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已经了结。杭州光彩公司编造一个所谓的支付未开票部分及代开票部分的货款名义再行起诉，企图规避重复起诉的规定。另，在本案一审判决中，实际上也确认了杭州光彩公司在本案一审提交的证据均是在1109号案件中提交并经庭审质证的证据。且杭州光彩公司在1109号案中提交这些证据就是为了证明双方除上述开具了等额发票的3239308.37元交易之外双方还存在其他交易，即法院已经在1109号案中对双方是否存在发票额之外的其他交易进行了审查并作出了终审判决。通过以上分析，我方认为杭州光彩公司就争议标的已经进行诉讼并取得生效判决后再次就同一争议标的起诉实质上构成了重复起诉。本案原审法院再对这些证据进行审查没有必要，原审法院对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再行认定，无任何法律上的意义，实际上也是错误行使司法审查权。故请求法院依法予以纠正，从程序上予以裁判本案，依法裁定驳回杭州光彩公司的上诉。二、若法院认同一审关于本案不属于重复起诉的观点，实体审查本案，我方在此基础上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一审判决驳回杭州光彩公司诉讼请求是正确的，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杭州光彩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1、原审法院从证据裁判的角度再次审查了杭州光彩公司提供的全部证据，认为其诉请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正确。2、杭州光彩公司提出的上诉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不予采信。杭州光彩公司在上诉状中所提及的所有上诉理由，均在另案1109号判决中进行了全面的审查和分析，并依法做出了生效判决，故我方无需再行回应。即使再行审查，也只能得出与1109号判决相同的结论。杭州光彩公司在本次诉讼中，提交内部记账的会计档案作为新证据，以此证明杭州光彩公司诉请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但请法庭注意的是，这一杭州光彩公司认为的所谓新证据并不是新证据，杭州光彩公司在贵院1109号二审案中已经将其提交作为支持其上诉的证据了，所以并不存在什么新的证据。
杭州光彩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1广州中光彩公司立即向杭州光彩公司支付未开票部分（649727.55元）及代开票部分（77180.82元）的货款合计人民币726908.37元，并从立案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至清偿之日止；2、本案财产保全费、诉讼费用由广州中光彩公司承担。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杭州光彩公司曾以广州中光彩公司拖欠加工货款为由起诉至番禺区人民法院，在番禺区人民法院所立案号为（2014）穗法学民初字第292号，杭州光彩公司在该案中明确主张“自2013年初至今共产生交易额3239308.37元，杭州光彩公司开具了等额发票给广州中光彩公司，但截至起诉之日广州中光彩公司仅支付了2372787.00元，剩余款项经杭州光彩公司多次催收未果，提起诉讼。”，广州中光彩公司在该案审理过程中曾提交了加盖有杭州光彩公司公章但没有广州中光彩公司盖章的对账单。该案经番禺区人民法院审理后，番禺区人民法院认为杭州光彩公司已收取的货款已经超出广州中光彩公司应付货款，故番禺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10日作出（2014）穗法学民初字第292号民事判决驳回杭州光彩公司全部诉讼请求。杭州光彩公司不服番禺区人民法院（2014）穗法学民初字第292号民事判决，上诉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所立案号为（2015）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109号。杭州光彩公司在（2015）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109号案审理过程中，补充提交了对账单（证据编号为“证据3”），拟与广州中光彩公司在原一审中提交的对账单，共同证明双方除上述开具了等额发票的3239308.37元交易之外双方还存在其他交易。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双方在原一审及二审审理过程中双方补充提交的证据均组织了庭审质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的诉辩及对双方所提交的证据全面审查后认为“鉴于广州中光彩公司并未在加盖杭州光彩公司公章的对账单上签章，故加盖杭州光彩公司公章的案涉两份对账单亦不足以佐证杭州光彩公司的主张。”、“杭州光彩公司主张根据其在二审审理期间补充提交的证据3对账单及广州中光彩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的对账单可以证实双方之间还存在其他交易，但杭州光彩公司向本院提交的对账单并无原件可以核对，真实性无法认定。同时，如上所述，广州中光彩公司向番禺区人民法院提交的对账单仅有杭州光彩公司的盖章，故仅凭上述证据，本院无法采信杭州光彩公司的主张。”、“原审判决驳回杭州光彩公司的本案诉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杭州光彩公司的上诉主张，据理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28日作出（2015）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109号民事判决驳回杭州光彩公司上诉，维持原判。
另查明，杭州光彩公司并未提交其在（2014）穗法学民初字第292号及（2015）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109号中未提交过的新证据。
原审法院受理案件后，根据杭州光彩公司提出的财产保全申请，以（2016）粤0113民初字168-1号民事裁定查封（额度冻结）了广州中光彩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华南支行的存款726908.37元。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所依据的事实及反驳对方主张所依据的事实均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
一、本案争议的焦点之一是杭州光彩公司是否重复起诉。因杭州光彩公司在之前诉讼中起诉主张的是已开具等额发票的货款，而杭州光彩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是未开发票部分及代开发票部分的货款，杭州光彩公司在前诉中与本诉中的诉讼标的不同，故杭州光彩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不属于重复起诉。
二、本案争议的焦点之二是广州中光彩公司是否拖欠杭州光彩公司在本案中所主张的货款。双方在本案中所提交或涉及的证据均在之前诉讼中提交并经双方庭审质证，杭州光彩公司在本案中并未提交其在前诉中未提交过的新证据，另案二审法院系根据双方的诉辩及对双方所提交的证据全面审查后作出前诉的终审判决，另案二审法院认为“杭州光彩公司主张根据其在二审审理期间补充提交的证据3对账单及广州中光彩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的对账单可以证实双方之间还存在其他交易，但杭州光彩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的对账单并无原件可以核对，真实性无法认定。同时，如上所述，广州中光彩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的对账单仅有杭州光彩公司的盖章，故仅凭上述证据，原审法院无法采信杭州光彩公司的主张。”另案二审终审判决对双方在前诉诉争的交易额之外并不存在其他交易的事实认定清楚，理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并无任何不当。退一步分析，杭州光彩公司在本案中所提供的全部对账单均未加盖广州中光彩公司公章，杭州光彩公司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提供的对账单上的签名人是否获取广州中光彩公司授权，杭州光彩公司提供的部分对账单还无人签名确认，且杭州光彩公司提供的部分对账单也无原件可以核对，故即使杭州光彩公司之前未曾起诉，杭州光彩公司在本案中的所提交的证据原审法院依法亦不能采信。
综上所述，杭州光彩公司诉讼请求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应当依法予以驳回。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六条的规定，作出判决：驳回杭州光彩丝线整理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1070元、财产保全费4155元，均由杭州光彩丝线整理有限公司负担。
本案双方当事人对原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杭州光彩公司在原审提交的日期为2014年6月30日的对账单显示的金额为4637147.26元。
杭州光彩公司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传唤邓某、魏某甲、魏某乙出庭对质、质证。
杭州光彩公司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会计档案账册一本，拟证明双方之间往来账目的真实情况，账册记载的内容与广州中光彩公司确认的付款时间，双方每月的交易额、开票金额、处理款、代付工服加工费等均能一一对应；2、财务冯某与广州中光彩公司的员工邓某之间QQ聊天记录，拟证明邓某曾是广州中光彩公司员工；3、委托付款通知书，拟证明广州中光彩公司在2014年曾经委托东莞市凯信针织有限公司付款给杭州光彩公司，同时证明双方之间除了开票金额的交易外，还存在其他交易，上述款项亦不在另案认定的款项之内；4、证人冯某证言，拟证明上述会计档案的真实性及广州中光彩公司拖欠货款的事实。广州中光彩公司针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意见：1、证据1超过了举证期限，真实性也无法确认，因账册里面的传真件无法确认是否属于原件；2、证据2三性不予认可，不清楚是谁与谁聊天；3、证据3不属于新证据，且该证据仅能证明我方委托案外人向杭州光彩公司转款的事实，不能证明杭州光彩公司所要证明的事实；4、证据4超过了举证期限，且证人与杭州光彩公司存在利害关系，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杭州光彩公司主张，其与广州中光彩公司之间的交易，除发票部分金额外还存在未开票以及代开票部分的交易，故广州中光彩公司应当向其支付拖欠的未开票及代开票部分的货款726908.37元，并且在原审期间提交对账单等证据证实，虽上述对账单显示的金额超过了开票部分的金额，但上述对账单均无广州中光彩公司的确认，虽部分对账单有“邓某”、“魏某甲”的签名，但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邓某、魏某甲”的签名获得广州中光彩公司的授权，故仅凭上述对账单不足以证实其主张。在二审期间，杭州光彩公司为证实上述主张，又提交了会计档案账册、QQ聊天记录、委托付款通知书以及证人冯某的证言予以证实，但会计档案账册乃为杭州光彩公司单方制作，仅凭冯某证明会计档案账册真实，并不能与广州中光彩公司不予确认的对账单相互印证，形成完成的证据链；QQ聊天记录并不能显示出与邓某有何关联，故也并不能得出邓某是广州中光彩公司员工的结论；委托付款通知书也仅能证明广州中光彩公司曾委托案外人向杭州光彩公司支付加工费，并不能证明广州中光彩公司存在拖欠本案货款的事实，故杭州光彩公司在二审提交的上述证据亦不足以证实其主张，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综上，原审法院驳回杭州光彩公司的诉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对于杭州光彩公司二审期间提出的调查取证申请，由于并不属于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的范围，对此申请本院不予准予。
综上所述，上诉人杭州光彩丝线整理有限公司的上诉缺乏依据，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1070元，由上诉人杭州光彩丝线整理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梁小琳
审判员 李 琦
审判员 茹艳飞
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日
书记员 李苇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