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民提字第211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二审上诉人）：黄世就。
委托代理人：刘军，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浩淼，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柯国庆。
委托代理人：苏海，广东南天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杜宇，北京众鑫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茂名市伟恒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茂名市双山三路南二巷六号。
法定代表人：柯国庆。
委托代理人：苏海，广东南天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杜宇，北京众鑫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茂名市志同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茂名市双山三路南二巷六号。
法定代表人：柯国庆。
委托代理人：苏海，广东南天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杜宇，北京众鑫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茂名市博汇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茂名市双山六路88号大院1-11号首层。
法定代表人：黄电强。
委托代理人：甘宇，广东粤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黄世就与被申请人柯国庆及第三人茂名市伟恒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恒公司）、茂名市志同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志同公司）、茂名市博汇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汇公司）民间借贷及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原经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茂名中院）一审作出判决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广东高院）二审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茂名中院于2014年1月2日作出（2013）茂中法民三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黄世就提起上诉，广东高院于2014年6月17日作出（2014）粤高法民二终字第2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黄世就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5年9月29日作出（2015）民申字第198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提审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2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黄世就的委托代理人刘军律师和张浩淼律师、柯国庆及第三人伟恒公司、志同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苏海律师和杜宇律师、第三人博汇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甘宇律师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世就依据柯国庆于2009年4月30日出具的《欠条》，向茂名中院起诉，请求判令柯国庆偿还借款2662万元、利息851.56万元（其中2009年5月1日前利息250万元，2009年5月1日后的利息按专业银行贷款利率上浮20%暂计至2012年5月25日止，2012年5月25日后的利息按专业银行贷款利率上浮20%至付清之日止）。
柯国庆则依据其与黄世就、伟恒公司、博汇公司四方于2008年9月15日签订的《合同书》辩称：《欠条》的款项是股权转让款、投资款及部分借款，不是纯借款，本案案由应定为股权转让纠纷。黄世就诉请的250万元是补偿款，不是2009年5月1日之前的利息。柯国庆已按约定将项目转让到博汇公司名下，博汇公司已向黄世就支付相应款项，黄世就应按《合同书》的约定将股权变更到柯国庆名下。黄世就没有履行《合同书》的约定，构成违约，柯国庆有权拒绝支付款项。柯国庆与黄世就曾口头约定，黄世就如果同意将志同公司的50%股权转到柯国庆名下10日内，柯国庆同意付清《欠条》款项。柯国庆亦提起反诉，请求黄世就将伟恒公司和志同公司各50%股权变更到柯国庆名下并向其支付违约金1600万元及从反诉日起的利息（按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日）。
针对柯国庆的反诉，黄世就答辩称：其与柯国庆之间是债权债务关系，柯国庆反诉请求的是合同违约责任，本诉与反诉不相关，不应合并审理。并且《合同书》约定的土地使用权过户至茂名市航宇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宇公司）名下系黄世就转让股权的条件，该条件未成就，故黄世就没有变更股权的义务。违约方是柯国庆，柯国庆请求黄世就承担违约责任缺乏依据。
本案一、二审判决查明的基本事实如下：
2008年9月15日，伟恒公司（甲方）与博汇公司（乙方）签订《项目转让合同》，主要内容为：甲方伟恒公司将其位于茂名市双山六路的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为12971平方米，证号：茂国用2003字第00494号）及其正在该地上开发的榆景家园房地产项目转让给乙方博汇公司。项目总价款为8500万元，甲方已收取购房定金2100万元，乙方实际应向甲方支付项目转让款6400万元，其中5400万元由乙方直接支付给黄世就，具体支付时间由乙方与黄世就约定，乙方按约定将尾款支付给黄世就，即视为乙方向甲方付清合同项下款项。该合同已经履行，伟恒公司按约定将上述项目转让到博汇公司名下，博汇公司按合同约定支付1000万元给伟恒公司，余下尾款5400万元已支付给黄世就，并另支付利息151万元。黄世就向博汇公司出具了收据。
2008年9月15日，伟恒公司（甲方）与博汇公司（乙方）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约定：一、地块概况：1、土地位于茂名市南香小区，具体界至详见电国用（2001）字第01325号、第01326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2、土地面积原为约58亩，现商定转让约40亩（最终受让面积以茂名市规划测绘的红线图的面积为准）。如另外约18亩政府不作征收他用，甲方同意再约定价格转让给乙方，届时另订合同。3、土地使用年限为70年。4、土地用途为商业、住宅。二、转让方式及价款：1、甲方通过直接转让的方式把土地的使用权转让给乙方，现乙方指定甲方将本合同的土地使用权过户到航宇公司名下，甲方与航宇公司签订合同，该合同只作送国土部门备案使用，不作为实际履行合同。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以本合同为准。2、土地转让价为110万元每亩，总价款暂定为4400万元（最终按茂名规划局测绘的红线图办的土地面积计算总价款，多退少补）。在签订本合同时，如该地尚有应缴未缴费用，一概由甲方负责。三、付款支付时间和方式。1、本合同正式生效，且甲方已将本合同约定的土地使用权办至乙方指定的航宇公司名下，已领取土地使用权证。乙方应自领证之日起6个月内（至迟不超过8个月）向甲方支付1800万元。2、另外2600万元土地转让款，甲方指定乙方直接支付给黄世就，具体时间由乙方与黄世就约定，在乙方按照约定将该款支付给黄世就后，即视为乙方向甲方付清全部土地转让款。合同还对其他事项进行约定。该合同一直未履行，伟恒公司没有依合同约定办理土地使用权证过户到航宇公司名下，博汇公司也没有支付2600万元给黄世就。
2008年9月15日，柯国庆（甲方）与黄世就（乙方）及伟恒公司（丙方）、博汇公司（丁方）签订《合同书》一份，内容为：鉴于1、乙方持有丙方和志同公司各50%股权，乙方同意按本合同约定的条件转让给甲方并变更到甲方指定的人名下；2、甲方尚欠乙方借款本息；3、丁方已于2008年9月15日与丙方签订《项目转让合同》，受让丙方正在开发的愉景家园项目[土地证号：茂国用（2003）字第00494号]；又于2008年9月15日与丙方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受让丙方名下约40亩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证号：电国用（2001）字第01325号、第01326号]。现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合同条款：一、甲方尚欠乙方的股权转让款（即甲方应退还乙方的投资款）及借款本金，经甲乙方结算确认人民币6893万元，甲方同意从前述款项实际发生之日起（注：甲方应付乙方的股权转让款自乙方原支付投资款之日起计）按专业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给乙方，直至《项目转让合同》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所涉及的土地使用权已全部变更至丁方指定的航宇公司的名下止。此外，甲方同意另补偿人民币250万元给乙方。自《项目转让合同》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所涉及的土地转让到丁方及丁方指定的航宇公司名下之日起，即视为甲方所欠乙方的全部债务已转由丁方承担，但丁方最终承担甲方原欠乙方的债务总额以人民币8000万元为限，若最终的债务总额超过8000万元，则超过部分由甲方另行赔偿给乙方，与丁方无关。如最终债务总额不足8000万元，则丁方已支付超出部分，乙方应退还甲方。二、甲方应支付乙方的补偿款、借款本息及应退还的投资款，由丙方代甲方偿还给乙方。由丁方从《项目转让合同》所约定的第二期项目转让款5400万元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所约定的地价款2600万元直接支付给乙方，用于偿还甲方应付给乙方（即本合同第一款所约定的）应退投资款、借款本息及补偿款。具体支付方案由乙方与丁方另行商定，甲方与丙方不干预。三、乙方在上述项目和土地变更到丁方及丁方指定的航宇公司名下后3日内，应将其所持有的丙方50%股权和志同公司50%股权变更到甲方指定的股东名下。根据需要，乙方应与甲方指定的股东另行签订《茂名市伟恒地产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和《茂名市志同贸易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送工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四、甲、乙双方合作经营丙方及志同公司期间所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均由甲方承担，与乙方无关。五、如《项目转让合同》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所约定的项目和土地无法全部变更到丁方及丁方指定的航宇公司名下，则丁方按实际成交项目或土地承担付款责任。如前述项目和土地均不能成交，则丁方不承担付款责任。六、本合同生效后，各方均应严格遵照执行，如有违约者，应按所涉及的合同价款的20%赔偿守约方经济损失。
2009年4月30日柯国庆向黄世就出具一份《欠条》，内容为：“截止2009年4月30日本人尚欠黄世就借款人民币29120000元，之前利息已付清。其中250万元属补偿款，不计利息，余款26620000元从2009年5月1日起按专业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20%计付利息至付清欠款之日止。原借款、汇款凭证作废，原借款凭证原件已归还本人。欠款人柯国庆，2009年4月30日”。
茂名中院一审判决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本案本诉的案由应该如何定性；二、本案的本诉与反诉应否合并审理；三、黄世就要求柯国庆偿还借款本息及补偿款有没有依据；四、柯国庆要求黄世就转让持有的伟恒公司、志同公司50%股权有否依据。
（一）关于本案本诉的案由应该如何定性的问题。本案原一审案由定为民间借贷纠纷，经重审查明，从2008年9月15日四方签订的《合同书》至2009年4月30日期间，除了柯国庆于2009年4月22日和4月30日分别向黄世就借款10万元和12万元外，双方之间没有发生大额的借款关系。2008年9月15日四方签订的《合同书》中约定柯国庆尚欠黄世就的款项有股权转让款和借款本金共6893万元，其后由博汇公司代柯国庆支付了5400万元给黄世就，虽然黄世就陈述《欠条》只是对《合同书》中借款余额的重新确认，但经重审庭审中询问双方当事人，双方均无法分清《合同书》中6893万元借款及股权转让款的份额，并根据柯国庆的主张，截止《欠条》出具日2009年4月30日柯国庆尚欠黄世就的利息数额为11496273元，据此，粗略计算双方的结余数额为：68930000元（合同约定的欠款数）-54000000元(博汇公司代支付数额)+220000元（签订合同书后柯国庆向黄世就借款两笔的借款数）+11496273元（柯国庆拖欠的利息数额）=26646273元，该数与《欠条》中约定的26620000元基本吻合，可认定该《欠条》是双方对四方《合同书》中柯国庆总欠款及后来两笔借款的重新结算及确认。因黄世就起诉该款是四方《合同书》的结余数，而四方《合同书》既包括了借款，又包括了股权转让款，本案案由应定性为合同纠纷。
（二）关于本诉与反诉应否合并审理的问题。黄世就起诉要求柯国庆支付《合同书》的结余款项，柯国庆反诉要求黄世就依照《合同书》的约定转让股权并承担违约责任，黄世就的本诉及柯国庆的反诉均是依据《合同书》中的约定而提起的，黄世就的本诉与柯国庆的反诉具有牵连性，其两人的诉讼标的是基于同一原因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原告可以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被告可以承认或者反驳诉讼请求，有权提起反诉。”第一百四十条:“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本案中，本诉与反诉合并审理，能够在一个诉讼程序中将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全面解决，减少当事人的讼累，降低诉讼成本。因此，对柯国庆要求本诉与反诉合并审理的主张，予以采纳。
（三）关于黄世就要求柯国庆偿还借款本息及补偿款的问题。黄世就主张柯国庆拖欠其借款及补偿款2912万元，依据是柯国庆亲笔书写的《欠条》，柯国庆对《欠条》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欠款的事实也予以确认，只是主张该款是四方《合同书》的结余款。本案中，既然双方对《合同书》中约定的借款、股权转让款及补偿款作了结算，柯国庆也出具了《欠条》给黄世就，柯国庆就应该按照《欠条》的约定履行支付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因双方没有在《欠条》中约定履行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黄世就在本案中要求柯国庆偿还借款本息及补偿款符合法律规定，柯国庆理应按照《欠条》的约定支付250万元补偿款及2612万元欠款本金和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上浮20%计算。从2009年5月1日起计至付清款时止）给黄世就。
（四）关于柯国庆要求黄世就转让持有的伟恒公司、志同公司50%股权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柯国庆与黄世就在四方《合同书》第三条中约定：“乙方（黄世就）在上述项目和土地变更到丁方（茂名市博汇投资有限公司）及丁方指定的航宇公司名下后三日内，应将其所持有的丙方（茂名市伟恒地产有限公司）50%股权和茂名市志同贸易有限公司50%股权变更到甲方（柯国庆）指定的股东名下。”柯国庆对黄世就负有的义务是根据《合同书》的约定支付拖欠的借款、投资款及股权转让款，而柯国庆已经履行了部分债务，尚余的款项也以《欠条》的形式予以确定。黄世就本案的债权是由借款欠款、投资款及股权转让款组成，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与股权转让是一个对价的行为，并且柯国庆在本案中也提出了反诉请求黄世就履行股权转让义务，在柯国庆履行支付义务后，黄世就也理应将其持有两公司的股权转让给柯国庆。关于黄世就在本案中提出履行抗辩权的问题，因为土地使用权过户不是柯国庆对黄世就应负的合同义务，根据合同约定土地转让行为的双方当事人是柯国庆及博汇公司，而博汇公司不在本案中主张权利，这是当事人自主处分自己民事权利的行为，应予认可。黄世就不能以自已不享有的合同权利来对抗自己应负的合同义务。因此，柯国庆的反诉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另，关于柯国庆反诉请求黄世就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柯国庆在本案中未全面履行合同约定的支付义务，因此黄世就没有将股权过户不存在违约，柯国庆要求黄世就承担违约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茂名中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作出（2013）茂中法民三重字第1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一、柯国庆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偿还黄世就欠款2662万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上浮20%计算，从2009年5月1日起计至付清款时止）；二、柯国庆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支付黄世就补偿款250万元；三、黄世就收到柯国庆欠款2662万元本息及补偿款250万元之日起30日内将其持有的伟恒公司和志同公司各50%股权变更到柯国庆名下；四、驳回柯国庆的其他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217478元、反诉费186800元、诉前保全费5000元，共计409278元，由黄世就负担83738元，柯国庆负担325540元。
黄世就不服一审判决，向广东高院提起上诉称：《欠条》是柯国庆对《合同书》结余款项的金钱给付义务的确认，并不涉及《合同书》其他合同义务的履行，本诉和反诉不应合并审理。柯国庆应按照《合同书》约定履行土地使用权的变更登记义务，黄世就股权变更的条件尚未成就。案涉股权仍存在争议，不具备过户条件。《合同书》约定的土地使用权转让至今未办理变更登记，股权变更条件未成就。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诉讼费用由柯国庆负担。
广东高院二审认为：
关于本诉与反诉应否合并审理的问题。黄世就起诉柯国庆时依据的是2009年4月30日柯国庆出具的《欠条》，双方均认可《欠条》是对2008年9月15日《合同书》结余款项的确认，而柯国庆提起反诉亦是依据《合同书》约定的义务，本诉和反诉均基于同一事实，两者之间存在牵连性，原审法院将本诉与反诉合并审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关于被告提出反诉可以合并审理的规定。黄世就上诉称本诉与反诉不应合并审理，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关于黄世就应否将涉案股权变更至柯国庆名下的问题。《欠条》是对《合同书》结余款项的再次确认，《欠条》载明的款项由借款、投资款和股权转让款构成，《合同书》约定博汇公司所欠柯国庆的土地转让款部分支付给黄世就，则黄世就将其名下伟恒公司、志同公司各50%股权过户给柯国庆，该约定实质上相当于由博汇公司向黄世就支付相应款项用于抵销柯国庆应付黄世就的股权转让款。支付股权转让款和转让股权互为对价，是对应的权利义务，柯国庆向黄世就支付结余的款项，则黄世就应履行转让股权的义务，因此，原审判决黄世就收到柯国庆支付的涉案款项之日起30日内将其持有的伟恒公司和志同公司名下各50%股权变更至柯国庆名下，符合四方在《合同书》中的约定，并无不当、黄世就上诉时提交的用于证明股权转让条件未成就的证据，不构成免除股权转让义务的理由。黄世就的上诉请求缺乏理据。
综上所述，广东高院于2014年6月17日作出（2014）粤高法民二终字第29号二审判决，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7478元，由黄世就负担。
黄世就向本院申请再审称：
（一）本案本诉系民间借贷纠纷。《合同书》仅确认了股权转让款和借款本金的总额，并未明确各项的具体金额。而《欠条》所载明的是柯国庆欠黄世就的借款，并由此将借款本金和股权转让款的具体金额相区分，即在柯国庆已部分偿还的情况下，仅就借贷法律关系而言，仍欠黄世就借款本金2662万元，补偿款250万元。但是，终审判决却认为《欠条》是借款、投资款和股权转让款的结算。黄世就认为，《欠条》未提及投资款、股权转让款。且从《欠条》的名称及其法律属性上看，“欠条”也只可能是对借贷关系所形成的款项的约定，与股权转让款不可能产生联系。若就股权转让款的有关事项进行约定，则不可能采用“欠条”的形式。《欠条》最后一句是“原借款、汇款凭证作废，原借款凭证原件已退还本人。”此也表明《欠条》是基于独立的借款关系形成的。实际上，黄世就与柯国庆之间存在借贷和股权转让两种法律关系。一方面，柯国庆因资金困难向黄世就借款4000余万元，部分偿还后《欠条》确认尚欠2662万元。另一方面，黄世就与柯国庆就伟恒公司、志同公司的股权转让达成约定。虽然《合同书》对借款及股权转让款的总额进行确认，但是《欠条》才明确了柯国庆拖欠借款的具体金额，即便不存在《合同书》，也不影响借款的确认。而二审法院未能查清《欠条》所载事项，属认定事实严重错误。就黄世就的本诉和柯国庆的反诉合并审理，系适用法律及审理程序严重错误。
（二）即便本诉与反诉合并审理，但二审却在柯国庆根本违约的情况下判决黄世就转让股权，属严重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股权转让对价总额由股本金及溢价款两部分组成。《合同书》约定的包含在6893万元中的股权转让款并非股权转让对价的总额而仅指股本金部分，其中，第一条“股权转让款”后有如下补充限制“（即甲方应退还乙方的投资款）”。由此，可以明确，该条中的股权转让款仅是柯国庆应退还黄世就的投资款，即黄世就最初入股伟恒公司、志同公司时的股本金。在《合同书》签订时，伟恒公司、志同公司名下资产价值远远高于5亿元，黄世就不可能只被退回股权投资款就退出。因此《合同书》对股权转让的溢价款部分也作了约定，即溢价款是通过伟恒公司将《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项下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给航宇公司来实现。对此，《合同书》的第三条约定，黄世就在《项目转让合同》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所涉及土地使用权全部变更至博汇公司及航宇公司名下后三日内，将其持有的伟恒公司、志同公司股权转让给柯国庆指定的股东名下。此外，《合同书》涉及的柯国庆所欠全部债务的利息计算也均与上述土地使用权的变更相挂钩。《合同书》中虽然没有明确约定股权转让的溢价款，但是，该溢价款正是反映在伟恒公司转让给航宇公司的土地使用权之中。航宇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黄世就，《合同书》如此约定，就是为保障黄世就转让股权的溢价款最终得以通过土地使用权的变更得以实现。《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项下伟恒公司向航宇公司转让土地恰恰是伟恒公司代柯国庆支付股权转让的对价；按照《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约定，合同签订后三日内，即2008年9月18日前，伟恒公司应为航宇公司办理土地过户手续。但是，伟恒公司（其实际控制人即柯国庆）严重违反合同所约定，于2008年11月20日将相关土地转让给茂名市茂港区运通基础工程有限公司（下称运通公司）；且现运通公司已依据生效的（2011）茂港法民初字第319号民事判决书申请强制执行。故到目前为止，伟恒公司仍未为航宇公司办理土地过户手续，已严重违反《合同书》及《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约定。显然，伟恒公司“一物二卖”属于根本违约，有关土地使用权已无法过户至航宇公司名下，导致股权转让的溢价款无法实现，股权转让的前提条件已不能成立。终审判决认定的博汇公司在《合同书》项下支付的全部款项包括了柯国庆应支付的全部股权转让对价，与事实严重不符，所认定的股权转让对价严重偏低，显失公平，完全忽视了合同当事人之间约定的以土地使用权充当溢价款的交易设计，造成事实认定严重错误。在系争土地已经被转让给运通公司，柯国庆根本违约的情形下，《合同书》约定的黄世就转让股权的条件不可能实现，原审在严重低估股权转让对价款的基础上，径直认定柯国庆支付2662万元，黄世就须转让股权错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第十一项的规定，请求撤销二审判决，改判驳回柯国庆的全部反诉请求。
柯国庆辩称：（一）《欠条》是黄世就与柯国庆根据各方履行《合同书》、《项目转让合同》以及不履行《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实际情况，经双方结算确认的结果。两者互为因果，密不可分。1.在黄世就提交的多份文件，如重审期间的《案件情况说明》、再审听证期间黄世就代理人的陈述中，其均自认《欠条》系对《合同书》中借款余额的重新确认。依据自认的法律后果，法院应当确认《欠条》上的款项就是《合同书》履行后结算的余款。2.柯国庆原审中提供了黄世就出具的十八份借据、四份银行转账凭证及利息计算依据，证明柯国庆从2006年9月21日起至2009年4月30日止共向黄世就借款22笔（含投资入股的款项），本金为6915万元。其构成为《合同书》中确认的6893万元加上柯国庆于2009年4月22日、4月30日分别向黄世就借款10万元和12万元。按商业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20%计算截至2009年4月30日的利息为11496273元。即《欠条》的款项构成为股权转让款、投资款及借款本金6915万元加上利息11496273元减去黄世就已收取的5400万元为26646273元。该数额与欠条上的2662万元仅相差2万余元，基本一致。造成该误差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当时计算的天数与现在有出入。由此断定，黄世就所举证明《欠条》款项来源的依据与柯国庆所举证明《欠条》款项来源的构成是一致的，即《欠条》上的款项是《合同书》履行后经双方结算后的余款。3.需要说明的是，黄世就代理人在听证时明确《欠条》上的款项不是柯国庆立《欠条》当天发生的款项，而是此前款项经结算后的余款，这与柯国庆举证的立《欠条》当天实际发生的款项为人民币12万元也是吻合的。由此表明《欠条》上的款项只能是股权转让款、投资款和借款本息减去5400万元之后的余款。4.《合同书》与《欠条》上均有柯国庆补偿黄世就250万元的约定，都是基于黄世就同意退出伟恒公司与志同公司的补偿。如果《欠条》是单纯的借款，约定了利息之后，不会再约定补偿款。
（二）本案本诉和反诉应当合并审理。黄世就起诉柯国庆要求柯国庆支付《合同书》的结余款项，柯国庆反诉要求黄世就按《合同书》的约定将伟恒公司和志同公司各50%的股权过户到柯国庆名下并承担违约责任，黄世就的本诉和柯国庆的反诉均是依据《合同书》的约定提起，本诉和反诉互为因果，具有牵连性、不可分割性。两诉的诉讼标的和请求是基于同一事实和原因产生，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本案本诉和反诉应当合并审理。柯国庆称合并审理属程序错误及适用法律错误，完全是对法律的曲解和误判。
（三）土地过户到航宇公司名下以及《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是否履行，并不是黄世就变更股权的前提和条件。理由是：1.本案不存在法律上附条件履行的情况，不论是《合同书》还是《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均没有关于只有将涉案土地使用权过户到航宇公司名下，黄世就才将股权变更给柯国庆的约定。从合同条款看，两者完全分立，并不存在互为条件或互为因果的关系。这是各方当事人最原始最真实的意思表示。2.黄世就和航宇公司均不享有《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权利，也没有要求伟恒公司和博汇公司履行《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权利。黄世就和航宇公司均不是《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主体，该合同的所有权利义务均与黄世就和航宇公司无关，即《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是否履行、如何履行以及不履行均与黄世就和航宇公司无关。3.《合同书》约定由博汇公司将其中的部分转让款直接支付给黄世就的目的是确保柯国庆还款的来源，不是股权变更的条件。《合同书》之所以约定由博汇公司将《项目转让合同》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中的项目款项支付给黄世就，其目的和作用是为了防止柯国庆收到项目转让款和土地转让款后不支付给黄世就，导致柯国庆所欠黄世就的股权转让款等没有来源和保障。4.伟恒公司和博汇公司在一审、二审及重审时均明确不再履行《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该合同所有条款包括涉案土地过户到航宇公司名下的条款自然就终止了，作为不是该合同主体的黄世就或航宇公司当然没有权利要求伟恒公司和博汇公司继续履行上述合同，更无权将把涉案土地过户到航宇公司名下作为黄世就变更股权的前提和条件。5.在土地过户问题上，柯国庆、伟恒公司、博汇公司对黄世就或航宇公司亦不负有任何义务。在这种情况下，伟恒公司是否将涉案土地过户到航宇公司名下与黄世就无关，更不可能成为黄世就变更股权的前提和条件。6.伟恒公司、志同公司名下的资产并非5亿元以上，事实上，志同公司名下的土地已被茂名市国土局收回，志同公司名下已无任何资产。伟恒公司名下的土地也因为诉讼被查封。7.从黄世就按《合同书》的约定，收到5400万元后，再经黄世就、柯国庆双方结算，由黄世就要求柯国庆出具《欠条》之日起，在事实和法律上，黄世就已彻底退出了伟恒公司和志同公司，黄世就与柯国庆之间的关系已变成纯欠款关系，伟恒公司和志同公司的股权及债权债务均与黄世就无关。理由：（1）由于伟恒公司和志同公司名下的土地涉及历史遗留问题较多，且无法开发使用，以及当时茂名市的房地产市场低迷，黄世就向柯国庆提出退出两公司，由柯国庆偿还黄世就投入的股权转让款、投资款及借款本息，并另外补偿250万元，经双方同意，签订了四方《合同书》。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由于博汇公司未按照《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中约定缴纳土地过户所需要的有关税费，博汇公司和伟恒公司已经明确不再履行《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因此，可以肯定，《项目转让合同》、《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以及《合同书》之所以同时签订，仅仅是为了保障柯国庆还款的来源，并不是黄世就所称的其股权转让的条件。黄世就要求柯国庆出具《欠条》的行为亦表示黄世就默认了伟恒公司和博汇公司不再履行《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根据《合同书》第四条，“甲乙双方合作经营丙方及茂名市志同贸易有限公司期间所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均由甲方承担，与乙方无关”的规定，伟恒公司和志同公司的股权、债权债务均与黄世就无关。在这样的情况下，黄世就仍主张其享有伟恒公司和志同公司的股权和财产权益，缺乏依据。（2）黄世就以《合同书》第三条的约定作为认定土地过户是股权变更的前提条件是对合同当事人真实意思的曲解，又是对合同当事人履行合同事实的违背。首先，合同当事人并未约定如果土地不过户到航宇公司名下，黄世就有权不将股权变更给柯国庆。其次，黄世就已接受了博汇公司代付的5400万元，且涉案土地未过户到航宇公司名下，黄世就一直没有异议。表明黄世就认可不再履行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事实。再次，黄世就与柯国庆结算并要求柯国庆出具《欠条》，更表明黄世就已退出了伟恒公司与志同公司，《合同书》第三条之所以出现三天内的时间约定，仅是双方对股权变更的时间约定，根本不构成附条件，因为《合同书》没有约定《项目转让合同》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在一个履行、一个未履行的情况下，黄世就有权不变更股权。（3）黄世就称“股权溢价款”、“交易设计”、“交易模式”、“股权转让对价严重偏低、显失公平”等，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黄世就退出伟恒公司和志同公司之后，两公司如何经营、如何处置财产以及有多少债权债务均与黄世就无关。如果按照黄世就的逻辑，其退出公司后，柯国庆还要支付其股权溢价款，其又不需要承担伟恒公司和志公司的任何法律责任，不仅违背了权利义务对等原则，而且属于真正的不公平。
博汇公司未提交书面意见，其在再审庭审中陈述称：黄世就与柯国庆合作开发一系列土地，并借款给柯国庆，但双方合作几年之后就变得很不愉快，黄世就执意退出，但柯国庆资金不足，需要通过伟恒公司出卖土地及项目以偿还黄世就的款项。之所以拉博汇公司进入，是因为我们可以代柯国庆支付一部分款项给黄世就。就是基于这样的背景签订了这份《合同书》。当时黄世就也知道柯国庆没钱，如果要价太高，双方谈不拢，于是就和博汇公司协商，能否从土地中取得一定的补偿，所以才由博汇公司出面跟柯国庆谈。黄世就是航宇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他想通过购买这40亩土地来获得相应的补偿。但对于这些事，柯国庆一开始并不知道，如果知道，也不会与博汇公司签订土地转让协议。也就是说，当时双方各自的真实意图，柯国庆和黄世就彼此并不十分清楚。博汇公司参与进来，也是觉得，如果土地可以开发，可以从中分享一定的收益。当时博汇公司跟黄世就有个内部的口头约定，博汇公司付款后，航宇公司会给博汇公司一部分股权，博汇公司与航宇公司共同开发土地。但是如果最终没有合作成功，我们也是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土地转让合同后来没履行，是因为土地没有办到航宇公司名下，我们博汇公司是在中间配合，如果能办，我们就负责将8000万元的款项付给黄世就，如果最终没转让给黄世就，这个款我们就不付。由于黄世就和柯国庆没签备案合同，我们就不需要付款了。后来这个土地转让给其他人了，所以该合同现在实际上已无法履行。
本院对一、二审查明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再审中补充查明下列相关事实：
黄世就在一审庭后于2013年11月5日向茂名中院就本案问题出具《案件情况说明》，其中提到：“柯国庆于2009年4月30日出具的《欠条》系对《合同书》（2008年9月15日签订）中借款余额的重新确认，……”黄世就向广东高院提交的上诉状中称：“柯国庆向上诉人出具《欠条》系对《合同书》结余款项的金钱给付义务的确认，并不涉及《合同书》其他义务的履行，本诉与反诉不应合并审理。”
茂名市茂港区人民法院（2011）茂港法民初字第319号民事判决书载明：伟恒公司于2008年11月20日将本案《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项下的土地以50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运通公司，并约定运通公司向伟恒公司支付1500万元后，伟恒公司将该土地过户给运通公司，余款待土地过户后支付。因伟恒公司收到1500万元后未办理土地过户手续，运通公司起诉，该院作出上述判决，确定由伟恒公司向运通公司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过户手续。该判决在执行中。
本院认为，本案再审争议的焦点为：（一）《欠条》与《合同书》是否存在关联，以及依据《欠条》提起的本诉与依据《合同书》提起的反诉是否应合并审理；（二）《合同书》中约定的土地使用权过户给航宇公司是否是黄世就办理伟恒公司和志同公司股权过户手续的前提条件；（三）如果办理股权过户手续附有条件，《欠条》是否改变了该条件。具体分析如下：
（一）关于《欠条》与《合同书》是否存在关联，以及依据《欠条》提起的本诉与依据《合同书》提起的反诉应否合并审理的问题
首先，本案《合同书》第一条约定的柯国庆尚欠黄世就的是“股权转让款（即应退还的投资款）及借款本金，经双方结算确认为6893万元。”该条并未区分股权转让款和借款本金的份额。黄世就虽坚持声称柯国庆通过《欠条》明确了借款本息的数额，该数额不包括《合同书》中的股权转让款，而只是其中的纯粹借款部分，但并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一审根据柯国庆提供的证据，以及柯国庆按照《合同书》约定的利息计算方法计算出的截止《欠条》出具日柯国庆尚欠黄世就的利息数额，扣除博汇公司代为支付的款项数额，大概计算出双方的欠款结余数额与《欠条》中约定的数额基本吻合，由此认定该《欠条》是双方对四方《合同书》中柯国庆总欠款及后来柯国庆于2009年4月22日和4月30日分别向黄世就借款10万元和12万元的重新结算及确认。黄世就对上述认定虽予以否认和质疑，但未提出有力反驳观点或相反证据。故应认为上述认定有事实依据。
其次，黄世就在一审庭后向茂名中院出具《案件情况说明》中已经承认，《欠条》系对《合同书》中借款余额的重新确认。此表明其已经认可《欠条》与《合同书》之间的最低限度的关联。其在二审时提交的上诉状中则主张：“柯国庆向上诉人出具《欠条》系对《合同书》结余款项的金钱给付义务的确认，并不涉及合同书其他义务的履行，……”此表明其已经进一步认可《欠条》所反映的不仅仅是《合同书》中提到的借款，而是反映了《合同书》所载的全部结余款项。
同时，黄世就再审中提出的“欠条”这种文书不可能反映借款以外的关系的主张，缺乏理据。“欠条”在民间交易中经常用作确认此前以非借贷的方式形成的金钱债务。本案中双方以《欠条》确认此前柯国庆尚欠黄世就的借款和股权转让款（投资款），并非与民间交易习惯不合。此外，《欠条》中亦声明柯国庆总欠款中的250万元属于对黄世就的补偿款，不计利息，此与《合同书》中关于柯国庆同意另行补偿黄世就250万元的约定相一致。对于此项明显表明《欠条》与《合同书》之间关联关系的情形，黄世就并未作出合理反驳。
综上，能够认定《欠条》项下的款项主要来源于《合同书》，是《合同书》项下柯国庆应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和借款本息经部分履行后的结算余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被告提出反诉，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本案一、二审阶段，尚无司法解释明确反诉与本诉合并审理的条件。但后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法律关系、诉讼请求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或者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事实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该规定也反映此前一直以来我国民诉法理论普遍的共识及司法实践中遵循的规则。因此，原审将柯国庆依据《合同书》请求黄世就履行合同书项下的股权转让义务的反诉，与黄世就请求履行《欠条》项下欠款偿还义务的本诉，予以合并审理，符合法律规定。
（二）关于《合同书》中约定的土地使用权过户给航宇公司是否是黄世就办理伟恒公司和志同公司股权过户手续的前提条件
本案原判决充分注意到了黄世就对于土地使用权过户给博汇公司及航宇公司这一行为没有请求权的因素，认为土地使用权过户不是柯国庆对黄世就应负的合同义务，而是伟恒公司对博汇公司的义务，这是正确的。但对于黄世就所提出的土地使用权过户构成其股权过户的前提条件问题，并没有充分论证。当事人对某行为没有请求权，而该行为的履行对其有实际利益，仍希望对方完成该行为的情况，与民事行为附条件高度相关。民事行为附条件，是指当事人以将来不确定的事实，作为决定或限制民事行为效力的附带条款。附条件的主要目的是把当事人签订合同的动机通过条件表现出来，通过设定条件对民事行为受益人施加影响，使其按照条件的要求行事。如果民事行为履行效力的发生取决于所附条件的成就,条件成就前，民事行为履行的效力处于停止或延迟状态，待条件成就后具有履行的效力，此种条件属于停止条件或称延缓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本案股权过户是否附条件，应当根据该条规定，综合《合同书》的全部条款，进行分析判断。
本案《合同书》序言部分第1项约定，“乙方持有丙方和志同公司各50%股权，乙方同意按本合同约定的条件转让给甲方并变更到甲方指定的人名下”。这里的“本合同约定的条件”，应对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具有统领的意义，表明黄世就退出伟恒公司与志同公司，需要满足合同各项相关条款所约定的内容，由此可以说黄世就退出两公司是合同的主要目的，但也不能忽视其退出的条件也是黄世就签订合同的目的。《合同书》第一条约定“甲方欠乙方的股权转让款（即甲方应退还乙方的投资款）及借款本金，经甲乙双方结算确认为6893万元”，“甲方同意另补偿人民币250万元给乙方”。双方认可该条所称的“股权转让款（即甲方应退还乙方的投资款）”，是指黄世就以取得两公司股权为目的而已经投入到伟恒公司中的资金或股本金，故以“即甲方应退还乙方的投资款”加以限定，而并非双方在本《合同书》中约定的黄世就向柯国庆转让两公司股权的转让款。该条并未如通常的股权转让合同那样明确约定本股权转让所应支付的转让款，只是可以从全部合同条款中判断，柯国庆取得黄世就的股权，需要支付尚欠的“借款”及“股权转让款”6893万元，同时另外补偿黄世就250万元，这些构成与股权转让相对应的全部金钱给付义务。《合同书》其他条款亦未明示只要柯国庆以现金支付这些款项，黄世就即应无条件转让股权，而又约定了特定的支付方式，即伟恒公司将《项目转让合同》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项下的土地使用权过户到博汇公司及其指定的航宇公司名下，博汇公司将应支付给伟恒公司的项目和土地使用权转让款支付给黄世就。这些内容表明，该《合同书》对于黄世就如何退出两公司，确实可以说做了一种比较特殊的交易安排。
上述价款支付安排中，不仅仅是博汇公司取得伟恒公司的项目和土地使用权后将部分价款支付给黄世就，重要的是其中包含博汇公司指定将土地使用权过户到航宇公司名下这一细节。航宇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黄世就，故如果完成土地使用权向航宇公司的过户，则黄世就能够间接取得相应利益。由于合同中特别约定了土地使用权过户给航宇公司，因此黄世就有期待该约定的效果实现的利益。尽管《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主体是伟恒公司与博汇公司，土地使用权过户是伟恒公司对博汇公司负有的义务，但柯国庆实际控制伟恒公司，其有能力决定伟恒公司是否履行该义务，因此该义务在某种意义上也相当于柯国庆对博汇公司的义务。他人之间合同义务之履行，虽然最终意义上是不确定的事实，但因该种义务履行受合同法的拘束，故仍具有高度的确定性和可信赖性。将伟恒公司与博汇公司作为《合同书》的当事人，并将其所签订的《项目转让合同》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作为《合同书》签订的前提条款，充分表明该两份合同的履行对于股权转让的至关重要性，以及黄世就对该事实之发生，从确信合同法义务应当得到诚信履行的意义上，予以高度信赖和合理期待。
《合同书》中多处提到了土地使用权过户到航宇公司名下，足以表达该项内容的重要性。而其中两个条款具有控制该内容按照约定方向发展的效果。《合同书》第一条将股权转让款及借款利息的支付，与土地使用权过户相关联，要求柯国庆支付给黄世就的6893万元的利息计算到“直至《项目转让合同》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所涉及的土地使用权已全部变更至丁方指定的茂名市航宇投资有限公司的名下止”。《合同书》第三条约定《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项下伟恒公司向博汇公司转让的土地使用权过户到航宇公司名下三日内，黄世就将两公司股权过户给柯国庆指定的股东名下。伟恒公司与博汇公司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则明确约定，签订合同后三日内伟恒公司有义务协助办理将土地使用权过户给航宇公司，土地使用权过户到航宇公司名下之后，六个月内博汇公司向黄世就付款。此表明土地使用权过户不仅仅是履行顺序在先，而且其重要性被充分显著地予以强调。当然，伟恒公司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博汇公司并过户给航宇公司的交易安排，具有确保柯国庆向黄世就支付款项的作用。但如果其仅仅具有这一保障作用，则不需要把土地使用权过户到航宇公司名下作为柯国庆支付利息和黄世就变更股权的时间节点，而应以黄世就收到博汇公司代为支付的款项的时间作为其节点。上述关于履行顺序和时间节点的特殊安排，显然对柯国庆取得股权做了某种限制，使黄世就得以利用该特定的时间节点，来控制和延迟其履行股权过户义务的时间，以此对股权转让的受益人柯国庆施加影响，使其按照该约定所预设的方向实现土地使用权向航宇公司过户。该约定虽未将土地使用权过户给航宇公司设定为柯国庆对黄世就所负的合同义务，故黄世就无权请求柯国庆履行该行为，但可以在该行为完成前不办理其名下股权的变更手续。
0) {$(\"#divTool_Summary\").ContentSummary({ data: dirData });}});$(function()
{\r\n var jsonHtmlData =
\"{\\\\\"Title\\\\\":\\\\\"崔剑雄与山西省新时代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山西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交通大厦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审民事裁定书\\\\\",\\\\\"PubDate\\\\\":\\\\\"2017-0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