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渝03民终180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南川支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南川区南城街道金佛大道185号。
负责人：张文勇，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鹏，重庆捷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长玉，女，1956年5月1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重庆市南川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中益（系刘长玉表哥），男，汉族，1947年2月12日出生，住重庆市南川区。
上诉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南川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刘长玉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2016）渝0119民初7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项江陵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郭玉梅、王梅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南川支公司提出上诉请求：依法撤销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2016）渝0119民初766号民事判决，改判不承担刘长玉的保险金支付。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均由刘长玉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认定在《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上被保险人处“李波”两字非被保险人李波本人签字的问题缺乏事实依据，而且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被保险人李波未签字确认，本保险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二、关于被保险人是否要求保险人体检问题，被保险人才32岁，正值青春迸发的壮年时，保险人没有任何理由怀疑被保险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保险人要求被保险人进行体检也没有实际需要。三、关于投保人不知道被保险人身体状况，因此无法如实告知的事实认定。被保险人和投保人为母子关系，而被保险人反复头晕头痛2年余，而作为母亲的投保人竟不知情不属实。病人向医生介绍自身疾病的主述不是医生的主观推断。四、关于保险人合同解除权消灭问题。2014年8月11日，被保险人通过保险代理人向保险人书面报销医疗费的保险理赔，同年的9月4日，保险人向投保人寄交书面解除合同通知书并未违反法律规定。退一步说，即便一审刘长玉告知保险代理人的行为是真实的，而保险代理人并不是保险人的员工，其与保险人仅仅为代理合同关系。保险人仅在代理授权范围内履行代理行为。五、关于刘长玉诉求的住院补贴、住院日额补助金的赔付事实的认定。主合同依法解除，附加合同依法解除，不存在合同赔付问题。即便假设未解除主合同，鉴于被保险人在社保报销了医疗费的事实，保险人也只能适用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的平安附加住院费用医疗保险（B）条款合同，如果不加扣减，被保险人可能存在因医疗还有额外收益之请求。
被上诉人刘长玉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请求，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当予以维持。一、《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上被保险人李波名字系刘长玉代签属实，因李波当时不在家，是保险代理人周朝素要求我代签的，保险公司首先违法了法律规定。二、关于投保人是否违反如实告知义务问题。保险代理人周朝素三番五次来向我推销保险，动员我给我儿子李波购买保险。我们跟周朝素居住在邻村，她对李波的健康情况知根知底，知道李波才32岁，正值青春迸发的兴旺时期。我在投保时，并没有发现李波有任何病兆，如果李波有病，我作为母亲肯定要带李波去医疗，我并不存在违反如实告知义务。三、关于被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消灭的问题。李波生病时我在外务工，是保险代理人周朝素通知我回来带李波去医疗检查，7月11日确诊李波为尿毒症就及时通知了保险代理人周朝素。保险人诉称2014年8月14日我申请医疗费理赔不属实。四、周朝素在向我推销保险时，并未向我告知享受了新农合医疗保险就不享有保险公司附加险住院费用的保障，只是告知我社保保险后剩下的余额由保险公司负责报销。
被上诉人刘长玉在一审中提出的诉讼请求：请求法院判令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南川支公司一次性给付平安鑫盛终身寿险二份60000元、住院报销费用9000元、住院日额补助5400元，共计74400元。
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刘长玉于2013年12月29日在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南川支公司以儿子李波（生于1981年9月15日，未婚）为被保险人购买了二份平安鑫盛终身寿险（分红型，2012）。其中第一份保险主险为“鑫盛12（996）”，保险期限终身，交费年限20年，基本保险金额30000元,附加长险“鑫盛重疾（904）”，保险期限终身，交费年限20年，基本保险金额30000元；附加一年短期“意外险13（551）”，基本保险金额30000元，“意外医疗A（527）”，基本保险金额10000元，“住院费用A（507）”3份，基本保险金为每次住院给付医疗费不超过2600元，床位费不超过300元，门诊费不超过100元，“住院日额07（516）”10份，每份每日基本保险金10元；以上项目刘长玉交纳保险费2289元。第二份保险主险为“鑫盛12（996）”保险期限终身，交费年限20年，基本保险金额30000元；附加险为“豁免重疾C12（1103），交纳保险费915元。以上两份保险的投保人是刘长玉，被保险人为李波，身故保险受益人为刘长玉。2014年6月23日被保险人李波因病到南川区兴川医院诊治，初步诊断为高血压3级、急性支气管炎，治疗八天未见明显好转，该院建议患者去上级医院进一步检查。其后李波于同年7月10日到第三军医大学重庆新桥医院治疗，被确诊为“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期）、肾性高血压、肾性贫血、慢性肾炎综合症、代谢性酸中毒、高钾血症”住院治疗5天。由于李波病情十分严重，康复无望，其家人将其接回南川，分别于2014年7月16日至30日，2014年10月9日至14日在南川区人民医院进行维持治疗，共住院21天；2015年1月5日至11日在南川宏仁医院治疗6天；2015年1月26日被保险人李波因病医治无效死亡。被保险人李波住院治疗期间的总费用为71204元，其中在第三军医大学重庆新桥医院花去医药费用12277.53元（治疗费12047.53元、床位费230元），在南川区人民医院治疗花去54084.06元（其中床位费595.5元、其余为门诊费和治疗费），在以上两个医院住院治疗共26天。其后刘长玉要求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南川支公司按保险合同约定给付保险金未果，引起本案诉讼。
一审法院还查明，南川区兴川医院李波的入院病历记载，患者“主述：反复头晕、头痛2年余，加重伴四肢乏力3天”、“现病史：患者入院诉2年前无明显诱因开始出现阵发性头晕，头顶枕部胀痛，无恶心、呕吐，无耳鸣黑蒙和明显听力减退，无胸闷和窒息感，未出现意识障碍，无心悸和心前闷痛。3天来患者自觉上述症状明显加重，并伴有四肢乏力。现为求进一步诊治，遂入我院，门诊以‘高血压病’收入住院治疗”；“既往史：平素体质一般，既往有‘高血压病’史”。第三军医大学重庆新桥医院李波的入院病历记载，患者“主述：头痛2年，浮肿，乏力1月”；“现病史：2年前，患者无明显诱因出现头痛，在广州某诊所查血压高（150/？mmHg），未行特殊处理，建议大医院就诊。患者遂在广州某医院就诊（具体不详），复查血压仍高，未进一步明确病因，予口服降压药治疗（具体不详），服用2月后患者自觉症状无明显缓解，遂停药，未复查，平素未监测血压。半年前，出现夜尿次数增多（3-5次/晚）。1月前，患者出现颜面部、双下肢浮肿、泡沫尿、尿少（200-300ml/日），并出现心累、乏力、纳差。今日患者为进一步诊治来我院，门诊遂以‘1、慢性肾功能不全（尿毒症期）2慢性肾炎’收住院”；“既往史：平素体健”。另还查明，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南川支公司印制并让刘长玉签名确认的《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中，虽要求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在填写有关问卷信息时，要与体检报告书及对体检医生的各项陈述一致，但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南川支公司在接受刘长玉的投保时，并未安排被保险人李波体检，也未要求李波自行体检。同时，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南川支公司提供的《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上，“李波”两字并非被保险人李波的亲笔签名。2014年6月底7月初，刘长玉将李波在南川区兴川医院住院的病情告知了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南川支公司的业务代理员周朝素。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南川支公司于2014年9月4日单方通知刘长玉解除合同，并在2014年9月11日向刘长玉退还了584.19元的现金价值。
一审法院认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南川支公司应该按照与刘长玉签订的保险合同约定，给付刘长玉保险金，其理由是：一、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南川支公司提供的《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上，“李波”两字并非被保险人李波的亲笔签名，说明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南川支公司在承保工作中有疏漏。二、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南川支公司在接受刘长玉的投保时，并未安排被保险人李波体检，也未要求李波自行体检。三、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南川支公司以李波在南川区兴川医院、第三军医大学重庆新桥医院的住院记录，认定投保人刘长玉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及李波带着“高血压病”投保值得商榷。南川区兴川医院李波的入院病历记载，患者“主述：反复头晕、头痛2年余，加重伴四肢乏力3天”、“现病史：患者入院诉2年前无明显诱因开始出现阵发性头晕，头顶枕部胀痛，无恶心、呕吐，无耳鸣黑蒙和明显听力减退，无胸闷和窒息感，未出现意识障碍，无心悸和心前闷痛。3天来患者自觉上述症状明显加重，并伴有四肢乏力。现为求进一步诊治，遂入我院，门诊以‘高血压病’收入住院治疗”、“既往史：平素体质一般，既往有‘高血压病’史”。从以上描述可以看出，李波的所谓“高血压病”是该院医生的主观推断。第三军医大学重庆新桥医院李波的入院病历记载，患者“主述：头痛2年，浮肿，乏力1月”；“现病史：2年前，患者无明显诱因出现头痛，在广州某诊所查血压高（150/？mmHg），未行特殊处理，建议大医院就诊。患者遂在广州某医院就诊（具体不详），复查血压仍高，未进一步明确病因，予口服降压药治疗（具体不详），服用2月后患者自觉症状无明显缓解，遂停药，未复查，平素未监测血压”；“既往史：平素体健”。从以上描述可以看出，李波平素体健，头痛2年，不明原因，平素未监测血压，在不影响工作、生活的前提下，没有进一步检查治疗，不知道自己患有何病。刘长玉在李波平素体健的表象下更不知道李波是否患病，何谈如实履行告知义务。四、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南川支公司未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及时行使合同解除权。该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第三款规定“前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2014年6月底7月初，刘长玉就将李波在南川区兴川医院住院的病情告知了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南川支公司的业务代理员周朝素，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南川支公司于2014年9月4日才单方通知刘长玉解除合同，该解除保险合同的行为超过了法定期限三十日，对刘长玉没有约束力。综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南川支公司应按约定给付刘长玉保险金。保险金的数额包括平安鑫盛终身寿险主险二份计60000元。李波在合同约定医院（南川区人民医院、第三军医大学重庆新桥医院）住院治疗的医疗费、床位费、门诊费，按“平安附加住院费用医疗保险（A）条款”第2.2条“基本部分”规定，即赔付合理且必要的床位费、医疗费的80%计算，均超过其最高限额，所以，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南川支公司应给付刘长玉附加一年短期住院费用险3份（每份含医疗费2600元、床位费300元、门诊费100元）计9000元。同时，李波在南川区人民医院、第三军医大学重庆新桥医院住院治疗26天，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南川支公司还应按约定在减去3日后给付刘长玉住院日额10份，按每日每份10元计算，计2300元。以上三项共计71300元，在减除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南川支公司2014年9月11日向刘长玉退还的584.19元，余下70715.81元即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南川支公司应给付刘长玉的费用。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南川支公司要求根据“补偿原则”，被保险人已从其他途径（包括社会医疗保险、公费医疗、工作单位、本公司在内的任何商业保险机构等）取得补偿，保险人在各项保险金的给付限额内根据本附加险合同中各项费用的约定范围，给付被保险人获得补偿后的各项费用的余额，但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南川支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该保险产品在厘定医疗费用保险费率时已经将公费医疗或者社会医疗保险部分相应扣除，并按扣减后的标准收取保险费，所以，对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南川支公司的该主张不予采纳。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南川支公司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刘长玉保险金70715.81元。二、驳回刘长玉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600元，减半交纳800元，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南川支公司负担。
本院在二审中认定事实如下：《电子投保申请确认书》上被保险人“李波”的名字系刘长玉代签，刘长玉代签时，保险代理人周朝素在场。2015年7月11日，李波被确诊为尿毒症后，刘长玉已将李波的病情电话告知保险代理人周朝素。本院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有：一、两份保险合同是否应认定为无效合同。二、刘长玉是否违反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人单方解除保险合同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三、住院补贴和住院日额补助金赔付金额如何确定。
对于争议焦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规定：“当事人订立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根据保险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可以采取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可以在合同订立时作出，也可以在合同订立后追认。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订立保险合同并认可保险金额：（一）被保险人明知他人代其签名同意而未表示异议的……。”保险法三十四条系为防范道德风险发生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南川支公司作为专业的保险机构，相较投保人刘长玉和被保险人李波而言，更具备专业优势，在核实被保险人对以其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合同是否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时，应尽其审核义务，应以规范的、明确的方式告知被保险人相关保险条款以及确定被保险人真实意思表示。而保险代理人周朝素在明知被保险人“李波”名字非本人签名，而允许他人予以代签，而且据刘长玉陈述事后已告知李波购买保险的相关事宜，而李波并未向保险公司提出异议，可以推定被保险人李波对以其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款的同意及对保险金额的认可，故前述两份保险合同真实、有效。
对于争议焦点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之规定，投保人的告知义务限于保险人询问的范围和内容。当事人对询问范围及内容有争议的，保险人负举证责任。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南川支公司以被保险人李波在病历上主诉的事实为由，主张刘长玉违反了如实告知义务，但未举示足够的证据予以证明刘长玉知晓李波的病情。就算李波在投保时对自身患有高血压的事实是明知的，但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南川支公司的保险代理人并未按照程序对李波进行询问，并不能认定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违反了如实告知义务。若投保人违反了如实告知义务，被保险人李波在2015年7月11日确诊为尿毒症后，刘长玉也进行了如实告知，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南川支公司也应在法律规定的三十日解除保险合同，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其在2015年9月4日行使合同解除权已经违反保险法的规定，发生保险事故的，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南川支公司也应当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对于争议焦点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八条规定，保险人给付费用补偿型的医疗费用保险金时，主张扣减被保险人从公费医疗或者社会医疗保险取得的赔偿金额的，应当证明该保险产品在厘定医疗费用保险费率时已经将公费医疗或者社会医疗保险部分相应扣除，并按照扣减后的标准收取保险费。本案中，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南川支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该保险产品在厘定医疗费用保险费率时已经将公费医疗或者社会医疗保险部分相应扣除，并按扣减后的标准收取保险费。故对其该项辩称理由，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上诉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南川支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68元，由上诉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南川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项江陵
代理审判员 郭玉梅
代理审判员 王 梅
二〇一六年八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余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