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115民初14451号
原告：马生忠，男，1954年4月11日出生，回族，无业，现住北京市大兴区。
被告：宁夏桃园生态林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红寺堡开发区罗山商城广场南区2号。
法定代表人：杨占海，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沫，宁夏博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马生忠与被告宁夏桃园生态林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桃园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8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马生忠，被告宁夏桃园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沫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马生忠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宁夏桃园公司按委托合同的约定支付马生忠风险代理费450万元；2、判令宁夏桃园公司按委托合同的约定支付马生忠违约金100万元。事实和理由：宁夏桃园公司与马生忠于2010年7月1日签订了《民事委托代理协议》，虽该协议已经被生效判决书认定为无效合同，但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合同无效的，不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的效力。马生忠认为即使该合同被认定为无效，但合同中关于代理费用结算支付条款仍然具有法律效力，并且宁夏桃园公司在委托合同被认定为无效之前，其已取得了1500万元赔偿款，则宁夏桃园公司应当全面履行有效条款约定的结算义务。按照合同有效条款的约定，宁夏桃园公司应向马生忠支付450万元报酬。另外，宁夏桃园公司单方转款和不履行约定的义务，其行为已经违反合同约定，应当向马生忠支付违约金100万元。综上，马生忠认为双方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协议第三条、第四条、第八条均属有效条款，应受法律保护，据此马生忠提起诉讼。
被告宁夏桃园公司辩称，1、在本次诉讼前，马生忠已就涉案《民事委托代理协议》的效力提起过诉讼，该《民事委托代理协议》已经被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1）大民初字第10411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2）一中民终字第1382号民事判决书认定无效，判决书早已生效，现马生忠再次起诉要求履行合同，构成重复诉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应当裁定驳回马生忠的起诉；2、马生忠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七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合同无效与终止是不同的法律概念，产生的法律后果也是不同的，合同无效，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终止是以合同有效为前提的，是合同权利义务的终止，故马生忠将合同无效的事由适用合同终止的法律规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3、马生忠以公民身份从事有偿法律服务，并且对行政诉讼案件约定风险代理，均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认定无效；4、马生忠不能证明诉讼时效中断，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综上，马生忠无休止的起诉已经严重影响到宁夏桃园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生活，请求法院驳回马生忠的起诉，宁夏桃园公司将通过其他法律途径追究马生忠的法律责任。
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马生忠与宁夏桃园公司此前曾有过诉讼。2011年8月22日，马生忠以宁夏桃园公司为被告向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由为确认合同有效纠纷，马生忠在该诉讼中的诉讼请求为：要求确认马生忠与宁夏桃园公司达成的《民事委托代理协议》合法有效。
2011年11月17日，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作出（2011）大民初字第10411号民事判决书，在该判决书中认定事实如下：“马生忠自述其于1994年通过律师资格考试，于1998年进入黑龙江省伊春市汤旺河林业局大众律师事务所执业，后于2005年离开该所，其律师执业证书注册有效期至2010年11月30日。2010年7月1日，宁夏桃园公司（甲方）与马生忠（乙方）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甲方因承包林地被侵权占用的补偿纠纷一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聘请马生忠为代理此案的行政处理或诉讼的代理人，其中第三条代理费用结算支付中载有，双方协商决定此案为风险代理，其一，按案件处理结果的总补偿款额在1000万以下（包括本数）风险代理费为15%支付代理人；其二，案件处理结果的总补偿额超出1000万以上，对超出的部分按60%支付代理人；其三，此案中如需要其他办事人或有其他的活动经费，必须经乙方代理人同意后选用，其所用经费从风险代理费用中扣除；双方在协议中还就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保证人杨占海（保证书底部加盖宁夏桃园公司的公章）于2010年8月19日出具的保证书中载有：因与国家林业局行政诉讼赔偿一案，委托马生忠为其诉讼风险代理，有双方签约的“民事委托代理协议”证明，现保证人杨占海保证在行政赔偿风险代理一案中绝对不反悔风险代理委托协议。对所赔付款额同意先转入代理人指定的银行账户，按委托协议约定扣除风险代理费用之后，由代理人马生忠将款转付给杨占海本人。原协议第六项内容和第四项内容至2010年8月19日废弃不再使用，保证人如反悔，同意按家庭私有财产担保支付风险代理费用，保证书签名后即发生法律效力，马生忠与杨占海分别在保证书上签字。2010年7月26日，宁夏桃园公司向马生忠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马生忠在宁夏桃园公司与国家环境保护部、国家林业局违法行政许可确认纠纷一案中作为代理人，该授权委托书中显示马生忠系宁夏桃园公司法律顾问。2011年2月21日，宁夏桃园公司向马生忠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马生忠在宁夏桃园公司与宁夏灵武市人民政府土地赔偿纠纷一案中作为诉讼代理人，该授权委托书中显示马生忠系宁夏桃园公司法律顾问。2011年1月27日，灵武市人民政府（甲方）、宁夏桃园公司（乙方，委托代理人马生忠）、杨占海（丙方）、白金霞（丁方）签订协议书，其中第二条补偿及实现途径中载有：在乙丙丁方履行上述义务，撤回对国家环保总局、国家林业局的行政诉讼后，并保证不再向前述机关提出相同或类似的诉讼的情况下，本协议各方达成一致，由乙丙丁方通过诉讼或其他法律途径向甲方主张补偿权利，甲方保证在符合法律和政策的情况下，使得乙丙丁方取得1500万元补偿款；各方还就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马生忠在2010年7月1日与宁夏桃园公司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协议》时具有律师身份，马生忠不以律师事务所的名义而是私自接受委托，其行为与我国律师法的规定相冲突，故其与宁夏桃园公司签订的《民事委托代理协议》，不应受到法律保护，其要求确认民事委托代理协议合法有效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了马生忠的诉讼请求。
马生忠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4月5日作出（2012）一中民终字第1382号民事判决书，在该判决书中查明事实如下：“马生忠在二审中认可曾在黑龙江省伊春市汤旺河林业局大众律师事务所执业，2005年离开该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的有效期至2006年12月31日，但律师执业证上标注了有效期为2010年10月30日，该日期未加盖印章，该执业证于2010年10月被大众律师事务所收回。”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马生忠与宁夏桃园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协议，该委托代理协议约定宁夏桃园公司因承包林地被侵权占用的补偿纠纷一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聘请马生忠为其代理此案的行政处理或诉讼的代理人。依据上述委托代理协议的意思表示，可以认定马生忠与宁夏桃园公司签订的是诉讼代理协议。马生忠在一审法院中陈述其在2005年停止执业，律师执业证被律师事务所收回，该执业证有效日期到2010年11月30日。其在二审法院中陈述自2005年即离开了服务的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上的有效期至2006年12月31日，且2005年后未在其他律师事务所执业。根据马生忠的陈述，其在与宁夏桃园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协议时，其身份不是执业律师，故马生忠与宁夏桃园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属公民个人接受诉讼代理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十三条规定，“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执业，不得为牟取经济利益从事代理或者辩护业务”，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司法部关于加强法律服务机构统一管理的请示的通知》（国办法（1985）82号）的规定，允许向社会提供法律服务并收取费用的，只有律师工作机构和经司法行政机关审批，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核发营业执照的法律咨询服务机构，其他任何机构不得向社会提供有偿法律服务。公民个人一律不得向社会提供有偿法律服务。这是国家意志对公民个人和单位私自有偿进行诉讼代理的否定或法律授权进行行业管理的司法行政机关对公民个人和单位有偿代理诉讼资格的限定。马生忠在不具备执业律师身份的情况下，与宁夏桃园公司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违反了法律的相关规定，应认定为无效。”据此，该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马生忠不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一中民终字第1382号民事判决书，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18日作出（2013）高民申字第3709号民事裁定书，认为二审法院处理结果并无不当，申请再审人马生忠的申请再审事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规定的应当再审的法定情形，裁定驳回马生忠的再审申请。
后，马生忠又分别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写信、举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举报中心于2014年6月4日作出京检二分院（控）答字14第3号举报（控告）答复函，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举报中心于2015年9月15日作出京石检举答﹝2015﹞1号答复举报人通知书。
2016年8月26日，就本案马生忠以委托合同纠纷为案由起诉宁夏桃园公司、杨占海（宁夏桃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白金霞（宁夏桃园公司的股东），后马生忠于2016年9月13日申请撤回对杨占海、白金霞的起诉，只起诉宁夏桃园公司。
本次诉讼中，马生忠向本院提交了《民事委托代理协议》、保证书、聘书、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行政赔偿调解书、协议书、（2013）高民申字第3709号民事裁定书、京检二分院（控）答字14第3号举报（控告）答复函、京石检举答﹝2015﹞1号答复举报人通知书、（2011）大民初字第10411号民事判决书、（2012）一中民终字第1382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马生忠陈述虽《民事委托代理协议》已经被生效判决书认定为无效合同，但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合同无效的，不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的效力。因此即使该合同被认定为无效合同，但该合同中关于代理费用结算支付条款仍然具有法律效力，并且宁夏桃园公司在《民事委托代理协议》被认定为无效之前，其已取得1500万元赔偿款，则宁夏桃园公司应当全面履行有效条款约定的结算义务，按照《民事委托代理协议》有效条款的约定，宁夏桃园公司应向马生忠支付450万元报酬。另外，宁夏桃园公司单方转款和不履行约定义务的行为，已违反《民事委托代理协议》约定，应向马生忠支付违约金100万元。对于马生忠的上述陈述，宁夏桃园公司不予认可，宁夏桃园公司认为《民事委托代理协议》自始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该协议中的条款也是无效的，宁夏桃园公司不同意依照无效的《民事委托代理协议》向马生忠支付风险代理费450万元、违约金100万元。此外，宁夏桃园公司还称其在与马生忠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协议》时，马生忠自称是律师，在《民事委托代理协议》中亦列明了马生忠的身份是律师，宁夏桃园公司认为马生忠在不具备律师资格的情况下，却以律师身份与宁夏桃园公司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协议》，宁夏桃园公司也正是相信了马生忠的律师身份才与其签订了《民事委托代理协议》，因此导致《民事委托代理协议》无效的过错在于马生忠。对此，马生忠称其在与宁夏桃园公司签订《民事委托代理协议》时已告知杨占海其律师证已过期，但就此马生忠并未提交证据证明。
另查明，在《民事委托代理协议》中列明马生忠的原工作单位为黑龙江省伊春市汤旺河林业局大众律师事务所律师。
经询，马生忠坚持按照《民事委托代理协议》约定的条款主张风险代理费及违约金。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第五十七条规定，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的，不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的效力。现马生忠主张虽然《民事委托代理协议》被认定为无效，但不影响该协议中代理费用结算支付条款、违约责任条款等条款的效力，因此要求宁夏桃园公司按照《民事委托代理协议》的约定支付风险代理费450万元、违约金100万元。就此本院认为，在（2012）一中民终字第1382号民事判决书中已认定了《民事委托代理协议》因违反了法律的相关规定而无效，则除了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外，其他合同条款均属无效，因此马生忠认为代理费用结算支付条款、违约责任条款属于有效条款的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责任。合同无效后的法律后果为返还财产、折价补偿、赔偿损失，而非基于无效合同继续主张风险代理费及违约金，换言之，马生忠享有宁夏桃园公司给付风险代理费及违约金的前提在于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现因双方之间的合同无效，故马生忠丧失依据《民事委托代理协议》主张风险代理费及违约金的权利。经本院询问，马生忠坚持以无效的合同为依据主张风险代理费、违约金，因此其主张并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马生忠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300元，由原告马生忠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陈珊珊
人民陪审员 梁淑芬
人民陪审员 蔡淑侠
二〇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高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