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沪一中民一(民)终字第198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上海围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谈，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江宪，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毛竹，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陈谈。委托代理人朱洪超，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高珏敏，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万德林。委托代理人武传华，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章旷洁，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围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围城公司）、陈谈因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2014）长民一（民）初字第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6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7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围城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江宪、毛竹，上诉人陈谈的委托代理人朱洪超、高珏敏，被上诉人万德林的委托代理人武传华、章旷洁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查明，陈谈系围城公司法定代表人，爱好艺术品收藏。万德林（又名万峻池）具有艺术品鉴赏专长，其妻张某开设从事展览展示业务的“上海藏真海派美术馆”。1997年，陈谈与万德林相识。1999年起，陈谈与万德林即有艺术品交易，但双方间的交易未能遵循通常交易规则，对交易艺术品的品名、价格、数量、结算金额等有着书面记载、留存。2000年12月15日，围城公司向上海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交付300,000元。围城公司持有上海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出具的4幅作品合计金额为665,000元的发票。该发票标注“落槌价623,000元，其中C408收7%佣金，其余无佣金”内容。发票客户栏空白。2000年12月20日，围城公司向上海朵云轩艺术品拍卖公司交付937,860元。围城公司持有上海朵云轩艺术品拍卖公司出具的8幅作品合计金额为929,334元的发票。发票购货人栏注明“133”和“153”内容。2001年3月18日，围城公司向上海朵云轩艺术品拍卖公司交付190,000元。围城公司持有上海朵云轩艺术品拍卖公司出具的29幅作品合计金额为197,340元的发票。发票购货人栏注明“133”内容。2001年6月26日，围城公司向上海敬华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交付485,100元。围城公司持有上海敬华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出具的9幅作品合计金额为485,100元的发票。发票客户栏注明“万峻池”。2001年12月30日，围城公司向上海敬华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交付157,300元。围城公司持有上海敬华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出具的3幅作品合计金额为157,300元的发票。发票客户栏注明“张某（323）”。2003年8月21日，围城公司向上海朵云轩艺术品拍卖公司交付1,900,000元。围城公司持有上海朵云轩艺术品拍卖公司出具的20幅作品合计金额为1,927,200元的发票。发票购货人栏注明“332”。2003年11月20日，围城公司向上海信仁拍卖有限公司交付1,900,000元。围城公司持有上海信仁拍卖有限公司出具的23幅作品合计金额为1,947,000元的发票。发票载明“牌号：333，姓名：徐某”的内容。2003年12月16日，围城公司向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交付2,600,000元。围城公司持有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出具的13幅作品合计金额为2,645,500元的发票。发票载明“竞投牌号513，姓名张某”。另有手书字迹“已收现金45500.余款电汇”。2003年12月18日，围城公司向上海朵云轩艺术品拍卖公司交付1,400,000元。围城公司持有上海朵云轩艺术品拍卖公司出具的30幅作品合计金额为1,379,400元的发票。发票购货人栏注明“3”。涉案9次拍卖，均由万德林及其妻子张某或下属员工参加竞拍，拍卖标的物均由万德林受领。上述发票涉及艺术作品139幅，其中有59幅收录于万德林主编相关刊物中，作为万德林收藏品。围城公司于2014年1月诉至原审法院，称该59幅作品（后修正为57幅作品）系其委托万德林竞拍所得，涉案的字画作品所有权归围城公司所有，故诉讼要求万德林将涉案字画归还围城公司。原审法院审理中，围城公司与陈谈均确认在涉案9次拍卖后，即2003年以后，围城公司或陈谈与万德林之间仍有大量字画等艺术品交易。因当事人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致本案调解不成。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围城公司要求万德林返还57幅字画，其权利请求是建立在围城公司对涉案57幅字画享有所有权的基础上，而对于涉案字画所有权，围城公司则称是通过委托万德林参与9次竞拍，并全额支付所拍得字画的价款而获得。因而，万德林应将涉案57幅字画返还围城公司，充分条件是围城公司与万德林之间存在委托竞拍合同关系。围城公司诉称其与万德林存在口头委托合同。固然口头形式也是法定订立合同的一种方式，但在万德林否认双方存在口头委托合同情形下，围城公司应当对产生委托合同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围城公司以涉案字画的价款均为其支付和其持有购得涉案字画发票原件来佐证围城公司与万德林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涉案字画的价款为围城公司支付，为本案当事人均确认的事实。万德林辩称，围城公司向拍卖人（即拍卖公司）支付的价款系偿付陈谈以往向万德林购买字画所欠的款项。根据查明事实，陈谈与万德林之间全部的字画交易，在数量和价款上远超出涉案9次拍卖所涉字画的规模，此为不争的事实。由于陈谈与万德林是以“熟人社会”的观念对待双方间的交易，责、权、利的界限模糊，忽视对交易标的物交付确认和交易标的物价款结算等证据的收集、保存。因此，无论是围城公司主张万德林应对陈谈欠付字画价款举证，还是万德林主张围城公司或陈谈对已经取得的字画交付价款举证，均因双方未能遵循通常交易规则，以关系取代契约，而使各自的举证难以实现。围城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排除万德林辩称的事实存在的可能，或许还有如围城公司代理人列举的万德林借款付款情形等多种可能。围城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排斥其他事实存在的可能性，因而其诉称所依据的事实就不是唯一性的。而付款的事实是表象，反映的是债权债务关系，与委托合同的建立缺乏直接、实质、必然的关系，不能由此延伸出委托合同所蕴含的权利义务关系。围城公司以付款事实来证明其主张的委托竞拍合同关系的成立，缺乏依据，故难以认定。围城公司又以持有涉案字画发票原件证明其是买受人，进而证明围城公司、万德林之间存在委托合同关系。但发票只是交易凭证，与委托合同缔结无法建立内在的联系，难以产生围城公司所要达到的证明效果。而且观察围城公司持有的发票，其抬头（即购物人名称）并非围城公司，而是参与竞拍人员的编号或者万德林及相关人员的姓名。发票的字面形式无法证明围城公司系涉案字画的买受人。万德林及其相关人员自行办理拍卖相关手续，参与竞拍，签署成交确认书，领受拍卖标的物，均系自主行为，并无受制于围城公司或陈谈而为履行委托合同义务的痕迹。这也反证了本案委托合同无法成立的事实。而从现行拍卖规则考量，万德林等人以竞买人身份参与竞拍，以最高应价购得拍卖标的物后，则成为买受人（此从围城公司持有的发票原件得到印证），并由万德林等人签署成交确认书，承担与交易相关的法律责任，拍卖所得字画的所有权自然归属于万德林。陈谈述称，其占有本案所涉9次拍卖拍得的除涉案字画之外的其余部分字画，以此证明万德林履行委托合同义务，在处理委托事务后将取得财产转交给委托人。审理中，当事人确认在本案涉及的9次拍卖以后，陈谈与万德林之间仍然存在字画交易。陈谈占有9次拍卖中部分字画，其获取字画途径存在多种可能，也非是万德林履行委托合同一种结果。故，同样难以证明委托合同存在。字画属于动产，动产通常以占有为权利公示方式。涉案9次拍卖发生于2000年至2003年期间，涉案字画自拍得至今十余年。如存在委托合同，涉案字画属于围城公司，权利人长期怠于行使所有权，显然也有悖常理。且，委托合同大多为有偿合同，受托人通常以完成委托事务获取报酬作为缔约目的，尤其是对围城公司称之为没有经济来源的万德林更应如此。如是存在委托合同，应该对报酬有具体约定，而非围城公司能以口头合同一言蔽之，而免除其举证证明责任。综上所述，由于围城公司无法证明其与万德林建立委托竞拍合同关系，万德林竞拍所得字画非基于委托关系应归围城公司所有，围城公司主张涉案字画所有权，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故对围城公司要求万德林返还涉案57幅字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至于万德林与围城公司或陈谈在艺术品交易中可能存在的债权债务，本案不作处理，当事人可以另行主张。原审法院审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于2015年4月24日作出判决：驳回上海围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3,766.60元，由上海围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围城公司不服原判，上诉至本院，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原审诉讼请求。围城公司上诉称，万德林与围城公司或陈谈之间的大量、巨额交易均无书面合同，故口头委托形式符合双方以往的交易习惯，万德林通过交易获取了高额利益，双方不约定报酬符合常理。本案中，围城公司提起的是返还特定物纠纷，万德林侵害的是围城公司的物权，故万德林以诉讼时效抗辩没有依据。虽然系争字画均由万德林出面竞拍，但围城公司通过支付拍卖价款的方式实际参与了本案九场拍卖会，围城公司作为房地产公司，有充分的资金实力，而万德林没有支付过一分钱，万德林实际是以围城公司的受托人身份参加现场竞拍，故其既不支付钱款也不持有发票，更不承担拍卖的法律后果。原审法院认可“发票是交易的凭证”，则围城公司持有发票即为交易方，此与围城公司支付拍卖款的事实能够相互印证。虽然发票抬头非围城公司，但也不全是万德林本人，原审法院却将万德林一人认定为竞拍人，由此可以说明涉案的拍卖过程存在委托。万德林在本案中始终抗辩称围城公司支付拍卖款的原因是代陈谈偿付以往向万德林购买字画所欠的款项，但万德林从未提供任何一份有效证据证明该抗辩意见。围城公司法定代表人陈谈与万德林之间是有很多书画交易，但通过给付房产、汽车、现金等方式已结清，根本不存在欠款的事实。综合双方的举证情况和考虑双方的交易惯例，围城公司与万德林之间存在委托关系的事实已达到法律上的高度可能性，系争字画属于围城公司。陈谈亦不服原审判决，上诉至本院，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围城公司的原审诉讼请求。陈谈上诉称，同意围城公司的上诉意见，同时认为围城公司就委托关系的主张已经穷尽了所有证据，而万德林应当对其抗辩所称的欠款事实进行举证，但原审法院没有要求万德林举证。围城公司口头委托万德林参加拍卖是不争的事实。原审法院的判决严重侵害了围城公司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万德林辩称，围城公司主张的是委托合同关系项下的债权请求权，故已过法律规定的2年诉讼时效。万德林与陈谈之间有持续十余年的字画交易，有多种支付方式，双方交易频繁且复杂。围城公司一方面承认双方交易无书面合同，另一方面指责万德林始终无证据证明欠款，实属自相矛盾。围城公司或陈谈从来没参加涉案的拍卖会，也没有指示万德林竞拍哪些字画、举牌什么价格等，所有拍卖均由万德林一方人员完成。陈谈与万德林早在1997年就相识，自此双方的字画交易持续了十余年，在没有书面买卖合同和对账单的情况下，围城公司要求万德林就某一时间段发生的交易详情进行举证是不可能的，除非对双方所有交易进行整体审查。虽然围城公司有付款行为、围城公司也持有发票，但该些证据不能证明系争字画所有权归围城公司：其一，围城公司是为了代陈谈偿付之前字画交易的欠款，但因时间久远、交易量大等原因，万德林无法提供直接证据；围城公司主张的系争字画金额为10,333,174元，其仅支付了987万余元，其余款项均为万德林支付。其二，系争字画的发票抬头也没有署名为围城公司，反而有万德林一方的人员，围城公司持有该些发票仅是为了其做账需要。故围城公司所主张的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应当被推定为未发生，围城公司与万德林之间不存在委托关系，系争字画也不属于围城公司所有。万德林不同意围城公司及陈谈的上诉请求，要求维持原判。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审理过程中，围城公司提供时长数小时的录音证据一份，意在证明万德林受托参与字画拍卖且未归还字画的事实、围城公司或陈谈从未欠付万德林任何字画款项、万德林因向陈谈出售大量赝品而导致陈谈巨大损失。万德林的质证意见为：对录音的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录音模糊不清，难以辨别完整的对话内容；该录音证据仅能说明双方争议的内容在于交易字画的真假问题，与本案委托关系无关联性；录音中，陈谈提到欲购买万德林出版的《海派33家》中的部分字画，而围城公司诉请的57幅字画中有23幅收录于该本书中，故该份录音反而能证明陈谈认可该本书中的字画均属于万德林所有，与陈谈无关；陈谈自称保留了所有交易记录，但在庭审中始终没有提供。本院综合双方举证和质证意见后认为：围城公司提供的录音证据真实性难以认定，即便真实，长达数小时的录音内容多涉及赝品的处理问题，与围城公司主张的委托合同法律关系无关联性。故本院认为，无论从证据形式、证据效力上均难以支持上诉人相应主张。本院认为，围城公司以其与万德林之间存在委托关系为由主张万德林返还57幅字画，该请求权属于物权请求权性质，不适用诉讼时效的相关规定，故对于万德林提出围城公司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围城公司为证明其与万德林之间存在委托关系而提供了发票、付款凭证等证据，万德林对该些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否认围城公司关于委托关系的主张。从双方提供的证据及庭审陈述来看，围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谈与万德林早在1997年即相识，万德林具有艺术品鉴赏专长，陈谈亦相信万德林的鉴赏能力而向万德林购买字画，但未遵循通常的交易规则，双方交易量大、金额高。从围城公司与万德林在一、二审提供的证据来看，围城公司或者其法定代表人陈谈与万德林之间就字画的往来，不能排除多种法律关系并存。现围城公司仅以委托竞拍关系要求万德林返还系争字画，则应当充分举证证明。事实上，围城公司未提供书面委托合同，万德林也否认存在口头委托关系，万德林或者其一方的人员有支付保证金、举牌竞拍、签署成交确认书、收取拍卖字画等实际拍卖行为，该过程中未反映出有围城公司委托万德林操作的迹象。虽然付款凭证、发票能证明围城公司向拍卖公司支付了货款，但付款行为仅属于某一原因的表象，关于付款原因则存在着多种可能性，不能当然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委托关系，围城公司也未提供有效间接证据佐证其主张，故围城公司仅凭该两方面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围城公司与万德林之间就系争字画的拍卖存在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况且，围城公司作为主张委托合同关系成立一方，对双方之间就报酬如何约定、付款凭证与发票金额为何有差额、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为何未向万德林主张返还价值高昂的字画等情况，也未作出令人信服的合理解释且显然有悖常理。陈谈与万德林基于信任关系，均未就交易的字画签订书面合同，货款则通过房产、汽车等多种方式进行结算，足以说明在双方之间交易关系的处理上较为随意。围城公司要求万德林提供其主张的十多年前陈谈在字画交易中的欠付款项，在与通常交易规则不一致的情况下，万德林提出应当从宏观角度进行整体审查，其难以举证证明某一个时间段交易详情的辩称意见，有一定合理性，本院予以采纳。综上所述，围城公司无确凿证据证明其曾委托万德林竞拍系争字画，故其认为其享有系争字画的所有权并要求万德林返还，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围城公司因支付了拍卖款项可能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则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当事人可以另行主张。原审法院所作判决，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3,766.60元，由上诉人上海围城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和陈谈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力
审 判 员 单 珏
代理审判员 潘春霞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张 琦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