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商外终字第23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比亚迪欧洲有限公司（BYDEuropeB.V.）。住所地：荷兰王国鹿特丹市瓦雷泽维格街**号（vareseweg53，3047ATRotterdam，theNetherlands）。
代表人：李柯，该公司董事。
委托代理人：张翔，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赛赛，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优太太阳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浦东新区峨山路***号*幢****室。
法定代表人：郭正志，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张移，上海市新文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徐淑慧，浙江思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浙江优太新能源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凌公塘路****号（嘉兴科技城）*号楼***室。
法定代表人：蒋喆，该公司首席执行官。
委托代理人：高志磊，上海市光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桂云柯，上海市光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上海比亚迪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松江区车墩镇香泾路***号。
法定代表人：王传福，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翔，北京市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优太（国际）新能源有限公司（UPSOLARCO，LIMITED）。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九龙旺角道**号凯途发展大厦*楼***室（FLAT／RM7047／F，BrightWayTower，33MongKokRoad，MongKok，KL，HongKong）。
上诉人比亚迪欧洲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比亚迪欧洲公司）为与被上诉人优太太阳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优太公司）、浙江优太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优太公司）、一审第三人上海比亚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比亚迪公司）、优太（国际）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太国际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浙嘉商外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3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5年4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比亚迪欧洲公司与一审第三人上海比亚迪公司共同的委托代理人张翔、上诉人比亚迪欧洲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赛赛，被上诉人上海优太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移、被上诉人浙江优太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桂云柯到庭参加诉讼。一审第三人优太国际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比亚迪欧洲公司于2014年6月9日向一审法院起诉称：2010年6月28日，比亚迪欧洲公司与优太国际公司签订了《采购合同》，约定优太国际公司向比亚迪欧洲公司采购单、多晶太阳能组件。《采购合同》第一条约定：“本采购合同通用条款适用比亚迪欧洲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所有向优太国际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提供产品、原材料、组件和／或附件、以及相关服务的采购合同关系。”2010年7月15日，比亚迪欧洲公司与其关联公司上海比亚迪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比亚迪欧洲公司将其在《采购合同》以及与此合同相关的全部权利义务委托上海比亚迪公司行使，包括优太国际公司指定比亚迪欧洲公司向浙江优太公司采购物料，与上海优太公司进行业务联系。《协议书》签订后，比亚迪欧洲公司与优太国际公司的联系都在上海比亚迪公司与上海优太公司之间进行，比亚迪欧洲公司与优太国际公司之间的采购物料都在上海比亚迪公司与浙江优太公司之间进行。
2010年8月1日，优太国际公司通过上海优太公司向上海比亚迪公司出具了《品牌授权书》，同时列举了比亚迪欧洲公司与上海比亚迪公司两家公司。2010年12月8日-9日两天内，优太国际公司通过上海优太公司向上海比亚迪公司发出7份订单，并且指令上海比亚迪公司向浙江优太公司采购物料。2011年1月6日，优太国际公司通过上海优太公司要求上海比亚迪公司下订单给浙江优太公司。同年1月28日，优太国际公司通过上海优太公司向上海比亚迪公司发出《关于UPSOLAR指定供应商、规格、型材申明》的公函，规定比亚迪欧洲公司购买物料的规格、型号，物料采购则指定其关联公司为供应商，此外，优太国际公司特别承诺负责吸收：因其已下订单或书面确认备料，备料、订单取消导致物料库存，返修品、B品和A级组件。同年2月24日，优太国际公司通过上海优太公司向比亚迪欧洲公司发出了9份订单。比亚迪欧洲公司根据优太国际公司的公函指示，向优太国际公司所指定的浙江优太公司采购了大量专门物料，用于生产上述订单项下太阳能组件。
2010年12月3日至2011年3月9日期间，比亚迪欧洲公司根据优太国际公司的指令，向浙江优太公司进行了物料采购。2011年1月12日至2011年3月6日期间，上海比亚迪公司将前述7份订单的货物交付给了优太国际公司。2011年10月14日，优太国际公司通过上海优太公司通知上海比亚迪公司，所有从浙江优太公司购买的材料，可原物退给浙江优太公司。2011年1月6日至2011年5月期间，优太国际公司通过浙江优太公司向比亚迪欧洲公司委托的代理人上海比亚迪公司开具了增值税发票107份，发票的名称栏中内容，与优太国际公司发给上海比亚迪公司公函与通知里的内容一致。
2011年11月2日，比亚迪欧洲公司与优太国际公司签订《补充协议》，在抵销上海比亚迪公司向浙江优太公司采购物料货款等条件下，比亚迪欧洲公司同意对相关货物及物料的款项给予优太国际公司折扣，优太国际公司也自认了《补充协议》是其与比亚迪欧洲公司就相关货物及物料约定的一个收购价格。2011年12月19日，优太国际公司向比亚迪欧洲公司发出《解除协议通知书》，宣布解除《补充协议》及所有相关协议。
从优太国际公司通过上海优太公司向上海比亚迪公司下订单和发通知，以及比亚迪欧洲公司通过上海比亚迪公司向浙江优太公司采购物料时间来看，比亚迪欧洲公司通过上海比亚迪公司采购这些物料与履行优太国际公司通过上海优太公司发给比亚迪欧洲公司的订单有关，因此比亚迪欧洲公司系为了履行优太国际公司的订单通过上海比亚迪公司向浙江优太公司采购该等物料，不是浙江优太公司与上海比亚迪公司之间独立的买卖合同关系。
2012年3月20日，对于上海优太公司、浙江优太公司及优太国际公司的违约行为，比亚迪欧洲公司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分会（以下简称上海贸仲）对优太国际公司提起仲裁。根据仲裁相对性原则，比亚迪欧洲公司未对上海优太公司、浙江优太公司提起共同仲裁。上海贸仲于2012年12月28日作出（2012）中国贸仲沪裁字第553号裁决书，认定上海比亚迪公司向浙江优太公司采购物料的行为不是独立的买卖合同关系，并且还认定凡是上海优太公司、浙江优太公司所为之行为都视为优太国际公司所为之行为，凡是上海比亚迪公司所为之行为都视为比亚迪欧洲公司所为之行为，裁决优太国际公司支付给比亚迪欧洲公司7240184.66美元，以及支付仲裁费用人民币576432元。
浙江优太公司于2013年2月28日向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松江法院）对上海比亚迪公司提起了诉讼，要求上海比亚迪公司支付货款11010036.23元以及利息损失，该院于同年8月30日做出一审判决，支持了浙江优太公司的诉讼请求。上海比亚迪公司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2014年1月26日作出判决，驳回了上海比亚迪公司的上诉。
从上海贸仲作出裁决书和浙江优太公司对上海比亚迪公司提起诉讼的时间上来看，浙江优太公司的行为，不仅否认了比亚迪欧洲公司与上海比亚迪公司的代理关系，而且否认了其与优太国际公司的公司人格混同关系，企图利用诉讼达到推翻生效裁决书的目的。在仲裁程序结束之前，对于比亚迪欧洲公司和优太国际公司都通过各自的关联公司履行《采购合同》以及订单的情节，以及各自的关联公司在履约过程中所作的意思表示分别代表比亚迪欧洲公司和优太国际公司，上海比亚迪公司、上海优太公司、浙江优太公司、优太国际公司均无异议。直至比亚迪欧洲公司对上海优太公司、浙江优太公司提起诉讼之日，除了浙江优太公司表明其有异议外，上海优太公司、优太国际公司、上海比亚迪公司对此均无异议。可见，上海优太公司对于其与优太国际公司之间公司人格混同没有异议。
根据《税务登记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境外企业在境内发生应税行为而在境内未设有经营机构的，其应纳税款以代理者为扣缴义务人。所谓浙江优太公司向上海比亚迪公司出具107份增值税发票，是因比亚迪欧洲公司与优太国际公司在境内都没有经营机构，上海比亚迪公司与浙江优太公司就成了扣缴义务人。而比亚迪欧洲公司与优太国际公司之间履行《采购合同》以及相关协议的金额远远超出107份增值税发票的金额，证明优太国际公司与浙江优太公司逃避纳税义务。浙江优太公司与优太国际公司构成人格混同，其未履行纳税义务，属于违法事项，浙江优太公司对优太国际公司履行《采购协议》以及相关协议中的违约行为也应承担连带责任。
另外，优太国际公司在香港注册后至今，注册地址是一家代办公司注册机构的地址，优太国际公司在香港没有办公地点，没有工作人员，也没有实际营运（无纳税登记和申报记录），其实缴资本只有1万元港币。从实际控制人来看，在《采购合同》及其相关协议履行期间，优太国际公司与上海优太公司、浙江优太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都是蒋喆。优太国际公司成立后，蒋喆占有股份95%，并且担任执行董事，直到2012年为了逃避债务才将优太国际公司股份转让给陆金梅，并且把优太国际公司的执行董事变更为陆金梅。蒋喆用控制的境外公司，发起设立了上海优太公司和浙江优太公司，并且一直担任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等职，是两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从资金、经营、购销等方面来看，优太国际公司与上海优太公司、浙江优太公司的经营范围、财务人员、网站、业务人员、资金、经营、购销、办公地点完全混同；从利益上来看，优太国际公司、上海优太公司、浙江优太公司在与比亚迪欧洲公司的业务往来中，相互转让权利和义务，进行利益输送，进行关联交易，甚至连委托的代理人都是同一个律师。可见，优太国际公司与上海优太公司、浙江优太公司构成公司人格混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上海优太公司、浙江优太公司应当对优太国际公司的违约行为承担连带责任。综上，请求判令：上海优太公司、浙江优太公司对优太国际公司履行《采购合同》及其相关协议的违约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即上海优太公司、浙江优太公司向比亚迪欧洲公司支付优太国际公司拖欠的货款、违约金及其他费用等共计7240184.66美元（折合人民币45537865.4375元，按2012年12月28日外汇汇率折算），以及仲裁费用人民币576，432元，且加倍支付以上款项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自2012年12月28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双倍计算）。
上海优太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上海优太公司与优太国际公司之间不存在人格混同的情形，从证据来看，上海优太公司与优太国际公司在经营地、法定代表人、业务范围及其他方面都不存在混同的情形。比亚迪欧洲公司基于上海优太公司曾出面代为联络即认为上海优太公司与优太国际公司之间存在人格混同缺乏依据。即使认为混同，早在仲裁纠纷中原告就应当提出权利主张，本案已超过了诉讼时效。
浙江优太公司答辩称：优太国际公司适用香港的财务准则，浙江优太公司适用大陆的财务准则，在不同的法律制度下成立的两家公司不可能存在人格混同。本案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
第三人上海比亚迪公司答辩称：同意比亚迪欧洲公司的诉讼主张。
第三人优太国际公司未作答辩。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比亚迪欧洲公司成立于1998年11月23日，注册地位于荷兰鹿特丹，经营范围包括家用电器批发（不包括大型家用电器和音频视频设备）、施工机械批发。
优太（国际）有限公司于2007年2月22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成立，后更名为优太国际公司（现名）。2011年12月28日，该公司股东蒋喆将9500股股份全部转让给了陆金梅，后者担任该公司唯一董事。
2010年6月28日，比亚迪欧洲公司作为卖方与买方优太国际公司签订了《采购合同》一份，约定优太国际公司向比亚迪欧洲公司采购单、多晶太阳能组件，并约定了货物名称、规格、数量、预计交货时间、付款方式等，在合同通用条款部分约定“1.本采购合同通用条款适用于卖方及其关联公司所有向优太国际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提供产品、原材料、组件和／或附件、以及相关服务的采购合同关系。有关产品、原材料、组件和／或附件、以及相关服务的具体内容，应由产品订单（PO-
PurchasingOrder）予以明确。产品订单与本条款，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合同关系中不可分割的两部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2.合同文件应能相互解释，互为说明。除专用条款另有约定外，组成本合同的文件及优先解释顺序如下：（1）订单；（2）产品技术标准条款；（3）质保条款、包装及标识条款；（4）合同履行过程中，合同各方就履行合同相关事宜所签订的其他法律文件；（5）通用条款。……17.买方的通信地址是上海陕西北路1388号银座企业中心19楼。……19.1.买方和卖方签订本合同仅仅在他们之间产生独立合同关系。”
同年8月1日，优太国际公司向上海比亚迪公司颁发了《品牌授权书》，授权后者生产和出口铭牌为“UPSOLAR”的太阳能电池产品，有效期至2011年12月31日。
同年12月3日至次年3月9日期间，浙江优太公司的前身上海优太应用材料有限公司作为供方与需方上海比亚迪公司签订了购买标贴、接线盒、垫片等产品的若干份订单，上海优太应用材料有限公司向上海比亚迪公司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
2011年11月2日，比亚迪欧洲公司与优太国际公司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就滞留港口的货物（共计14168片）及供方库存（7483片230W）、瑕疵品（737片）的处理进行了安排。同年12月19日，优太国际公司向比亚迪欧洲公司发出《解除协议通知书》，宣布解除《补充协议》及所有相关协议。
因履行《采购合同》、《补充协议》产生争议，比亚迪欧洲公司于2012年3月20日向上海贸仲对优太国际公司提起仲裁申请。经审理，上海贸仲于2012年12月28日作出（2012）中国贸仲沪裁字第553号裁决书，裁决优太国际公司支付给比亚迪欧洲公司剩余货款、违约金、运费等共计7240184.66美元，以及支付仲裁费用人民币576432元。
因买卖合同纠纷，2013年2月28日浙江优太公司（起诉时名称为嘉兴优太太阳能有限公司）以上海比亚迪公司为被告向松江法院提起诉讼。该案中，嘉兴优太太阳能有限公司认为，其系上海比亚迪公司的供货商，一直按照后者采购订单备货并交付货物，而上海比亚迪公司尚拖欠其货款11010036.23元。上海比亚迪公司辩称，该案采购订单的下达与履行2010年6月28日《采购合同》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应当将《采购合同》看作是主合同，而采购订单则是从合同；上海贸仲（2012）中国贸仲沪裁字第553号裁决书关于“凡是上海比亚迪公司所为之行为都视为申请人（比亚迪欧洲公司）之行为；凡是嘉兴优太太阳能有限公司所为之行为，都视为被申请人（优太国际公司）所为之行为”的认定，意味着嘉兴优太太阳能有限公司对于裁决结果理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案起诉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没有证据证明上海比亚迪公司收到了相关货物。松江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且已经生效，涉案证据足以证明上海比亚迪公司确认了嘉兴优太太阳能有限公司交付货物（主要为各类接线盒、标贴、背板、垫片等）的行为，上海比亚迪公司有义务支付相应价款。该院于2013年8月30日作出判决，判令上海比亚迪公司向嘉兴优太太阳能有限公司偿付货款11010036.23元并偿付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判决后，上海比亚迪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嘉兴优太太阳能有限公司与上海比亚迪公司就买卖接线盒、标贴等达成的买卖合同依法有效，该合同与2010年6月28日的《采购合同》无论从合同的主体还是从合同的标的物，都存在极大的差异。上海比亚迪公司所称该案的合同依附于《采购合同》、该案已在另案的仲裁案件中作了处理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二审判决驳回了上海比亚迪公司的上诉。
另查明，优太国际公司于2010年6月30日与上海泰铸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取得该公司100%的股权。同年7月26日，上海泰铸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更名为上海优太公司。优太国际公司委派蒋喆担任上海优太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朱凯担任监事。2011年7月11日，优太国际公司与案外人UPSOLARGROUPCO，LIMITED（香港特别行政区法人，在香港的注册地为：Rm.1105，LippoCenterTower1，89Queensway，Admiralty）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前者持有的上海优太公司的100%股权转让给后者。UPSOLARGROUPCO，LIMITED仍指派蒋喆担任上海优太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朱凯担任监事。
2011年11月10日，上海优太应用材料有限公司更名为嘉兴优太太阳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徐颖芝变更为蒋喆；2013年1月28日，该公司又更名为浙江优太公司。朱凯在该公司担任监事。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比亚迪欧洲公司注册地在荷兰王国，本案属于具有涉外因素的商事案件，当事人没有协议约定管辖法院，作为被告浙江优太公司住所地的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依法具有管辖权。当事人未约定解决纠纷所适用的法律，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该院依法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准据法。
本案有以下两个争议焦点：一是本案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二是上海优太公司、浙江优太公司是否应就（2012）中国贸仲沪裁字第553号裁决书确定的优太国际公司的责任向比亚迪欧洲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一
比亚迪欧洲公司向上海优太公司、浙江优太公司主张的债权为（2012）中国贸仲沪裁字第553号裁决书所确定的优太国际公司的责任，该裁决书作出的时间为2012年12月28日，即比亚迪欧洲公司所主张的债权确定的时间至比亚迪欧洲公司提起本案诉讼的时间未超过两年，故对于上海优太公司、浙江优太公司的诉讼时效抗辩，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关于争议焦点二
公司法人人格独立属于公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因此，一般情况下，公司具有独立法人人格，以自身的财产对外承担责任，公司股东或者其他主体无需为公司对外债务承担清偿责任。但是，如果公司滥用法人人格独立制度，违背了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导致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时，为了对失衡的公司利益关系进行事后的规制，维护公司债权人的合法利益，可以否认法人独立人格，直接追究相关责任主体的连带责任，责任主体也不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的股东。鉴于法人人格独立构成了现代公司制度的基石，人格否认属于公司法的例外，因此应严格掌握法人人格否认的适用条件。
本案中，比亚迪欧洲公司主张上海优太公司、浙江优太公司均与优太国际公司构成人格混同，故应共同对优太国际公司履行《采购合同》的违约之债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认为，法人人格否认只是特定案件中对公司的独立人格予以否认，并不是对该公司法人人格的全面、永久性否认。因此，判断三者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的关键在于判断三者在优太国际公司与比亚迪欧洲公司单、多晶太阳能组件交易期间，是否已经因在人员、业务、财务等方面存在混同，导致各自财产无法区分，丧失了各自的独立法人人格，并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进而有必要以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予以规制。就本案而言：
首先，当事人在涉案《采购合同》通用条款第1条和第19.1条明确区分了不同的公司主体，约定了交易具体内容由产品订单予以明确、《采购合同》仅在比亚迪欧洲公司和优太国际公司之间产生独立合同关系。比亚迪欧洲公司向本院提供的其在2010年7月15日与上海比亚迪公司签订协议书也显示，比亚迪欧洲公司对于上海比亚迪公司接线盒、标贴等采购对象乃上海应用材料有限公司而非优太国际公司、上海优太公司涉及《采购合同》的行为是作为优太国际公司的受托人是明确的，也就是说，比亚迪欧洲公司对于上海优太公司、浙江优太公司、优太国际公司是明确区分开来，并没有产生交易主体的混淆。至于上海优太公司、浙江优太公司、优太国际公司存在个别人员相同如蒋喆、部分订单中使用了相同地址，并不必然影响交易相对方对交易主体的准确识别。其次，从有关交易过程看，比亚迪欧洲公司与优太国际公司是买卖单、多晶太阳能组件交易关系，而上海比亚迪公司与浙江优太公司之间是买卖接线盒、标贴等交易关系；优太国际公司从事的是购买单、多晶太阳能组件，浙江优太公司从事的是出卖接线盒、标贴等，交易的内容、主体明显不同，不存在针对同一交易内容因浙江优太公司、优太国际公司有关行为致使交易相对方无法分清交易对象的问题，亦即浙江优太公司、优太国际公司并不存在业务混同。再次，根据2010年7月15日协议书，优太国际公司委托上海优太公司代为履行购买单、多晶太阳能组件的有关权利、义务，则上海优太公司的行为后果应由委托人优太国际公司承担。因此，上海优太公司员工代表优太国际公司参与购买单、多晶太阳能组件的联络工作，后果也非上海优太公司与优太国际公司构成人格混同。最后，没有证据证明上海优太公司、浙江优太公司、优太国际公司在比亚迪欧洲公司与优太国际公司买卖单、多晶太阳能组件交易期间，存在账簿、账户混同等导致各公司财产严重混同、丧失了各自独立承担责任的物质保证的情形。因此，比亚迪欧洲公司主张上海优太公司、浙江优太公司因与优太国际公司构成人格混同，应对该公司在履行《采购合同》过程中的违约行为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比亚迪欧洲公司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优太国际公司经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不影响本案的审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条第二款、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一审法院于2015年2月10日作出判决：驳回比亚迪欧洲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72371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比亚迪欧洲有限公司负担。
比亚迪欧洲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对上海优太公司、浙江优太公司与优太国际公司不构成人格混同的事实认定错误。1.涉案《采购合同》通用条款第1条和第19.1条没有明确区分不同的公司主体，没有约定交易内容必须由产品订单予以明确，《采购合同》不仅在比亚迪欧洲公司和优太国际公司之间产生合同关系，并且在其各自关联公司之间也产生合同关系。比亚迪欧洲公司于2010年7月15日与上海比亚迪公司签订的《协议书》，没有显示比亚迪欧洲公司对于上海比亚迪公司接线盒、标签等采购对象乃上海优太应用材料有限公司而非优太国际公司，没有明确上海优太公司涉及《采购合同》的行为作为优太国际公司的受托人，比亚迪欧洲公司对于上海优太公司、浙江优太公司、优太国际公司没有明确区分开来，产生了交易主体的混淆。上海优太公司、浙江优太公司、优太国际公司存在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蒋喆和相关工作人员的混同，在相关合同与订单中使用相同地址（实际办公也在同一地址），必然影响交易相对方对交易主体的识别。2.从有关交易过程看，比亚迪欧洲公司与优太国际公司之间不仅是单、多晶太阳能组件交易关系，还包括了买卖接线盒、标签等单、多晶太阳能组件的原材料和组件或附件等交易关系，优太国际公司指定上海比亚迪公司向浙江优太公司采购接线盒、标签等单、多晶太阳能组件的原材料和组件或附件。优太国际公司购买单、多晶太阳能组件是附条件的，即必须向浙江优太公司采购接线盒、标签等单、多晶太阳能组件的原材料和组件或附件，交易的内容、主体完全相同，存在针对同一交易内容因浙江优太公司、优太国际公司有关行为使交易相对方无法分清交易对象的问题，即浙江优太公司、优太国际公司存在业务混同。3.在2010年7月15日协议书中，优太国际公司没有委托上海优太公司代为履行购买单、多晶太阳能组件的权利和义务，可见上海优太公司的行为与优太国际公司的行为完全混同，使交易相对方无法分清。上海优太公司相关人员参与了购买单、多晶太阳能组件及其原材料和组件或附件的所有工作，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上海优太公司与优太国际公司构成人格混同。4.上海优太公司、浙江优太公司、优太国际公司在比亚迪欧洲公司与优太国际公司买卖单、多晶太阳能组件交易期间，存在账簿、账户混同等导致各公司财产严重混同、丧失了各自独立承担责任的物质保证的情形。二、上海优太公司、浙江优太公司与优太国际公司构成人格混同。1.除了前面提及的上海优太公司、浙江优太公司与优太国际公司存在业务混同的事实外，工商登记信息也显示：上海优太公司、浙江优太公司与优太国际公司均从事光伏产品、太阳能发电设备及零部件设计、生产、销售等业务。涉案《采购合同》约定优太国际公司及其关联公司采购单、多晶太阳能组件及其原材料和组件或附件。优太国际公司出具的《关于UPSOLAR指定供应商、规格、型材申明》，明确了是为生产《采购合同》中约定的225W、230W产品，指定向浙江优太公司采购接线盒、铝边框、标签、条码等货物，可见接线盒、铝边框、标签、条码等是生产单、多晶太阳能组件的零部件。2.2010年7月15日的《协议书》是比亚迪欧洲公司与上海比亚迪公司签订的，约定比亚迪欧洲公司委托上海比亚迪公司代为履行购买单、多晶太阳能组件的有关权利义务，上海优太公司的行为后果由比亚迪欧洲公司承担。《协议书》不是优太国际公司与上海优太公司签订，并且优太国际公司与上海优太公司一直都不予认可。3.在涉案合同履行期间，蒋喆占有优太国际公司95%的股权，优太国际公司享有上海优太公司100%的股权，这两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蒋喆。蒋喆的妻子徐颖芝享有浙江优太公司100%的股权，法定代表人也是蒋喆。在涉案合同履行期间，上海优太公司、浙江优太公司、优太国际公司办公地址完全相同，均是上海陕西北路1388号银座企业中心19楼。4.优太国际公司、浙江优太公司、上海优太公司的员工相同。例如：AnnaShi既代表优太国际公司又代表上海优太公司与上海比亚迪公司进行邮件往来，甚至在其提交的就AnnaShi邮箱进行的公证书中，也承认了AnnaShi既为优太国际公司员工，亦为上海优太公司的员工。AnnaShi于2011年10月14日发送的“关于UPSOLAR港口呆滞物料和BYD库存处理方案确认”的邮件中，除了为优太国际公司就如何处理呆滞物料与库存作出意思表示外，还为浙江优太公司作出了意思表示，即“所有从浙江优太公司所购买的材料，未用完的可原物退回，优太国际公司将提供回收时间及方案”。按照该邮件内容，优太国际公司与比亚迪欧洲公司于2011年11月2日签订了《补充协议》，就滞港货物、库存成品、以及瑕疵物品的处理达成协议。可见上海优太公司、浙江优太公司、优太国际公司在意思表示上存在混同。5.优太国际公司实缴资本只有1万元港币，其在香港既没有办公地点和工作人员，也没有进行纳税登记和申报，优太国际公司拖欠比亚迪欧洲公司巨额债务不予偿还，给比亚迪欧洲公司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综上，请求依法改判支持比亚迪欧洲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
针对比亚迪欧洲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上海优太公司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认定不构成人格混同的结论没有错误。在人员方面，三公司员工互不兼职，对外联络使用的公司名称也无混淆。其中上海优太公司作为优太国际公司的代理人，在对外联络中使用被代理人的名义，并无不当。在业务方面，优太国际公司作为买方，向比亚迪欧洲公司采购产品，并亲自付款、验货、收货；上海优太公司作为优太国际公司的代理人，代为联络；浙江优太公司作为原材料供应商直接与比亚迪欧洲公司完成交易，可见三公司业务并无混淆。在财务方面，优太国际公司作为香港公司，适用香港的会计准则，且我国外汇管理制度严格，与上海优太公司之间根本不会出现资金、账号混同之情况。从比亚迪欧洲公司提交的调查申请也可以看到，优太国际公司有独立的账号。比亚迪欧洲公司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三公司构成人格混同，比亚迪欧洲公司要求上海优太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比亚迪欧洲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浙江优太公司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比亚迪欧洲公司要求上海优太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比亚迪欧洲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上海比亚迪公司同意比亚迪欧洲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
优太国际公司未提交答辩意见。
二审中，上海优太公司、浙江优太公司、上海比亚迪公司、优太国际公司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比亚迪欧洲公司在二审庭审中向本院申请对以下证据材料进行调查取证：1、在（2013）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1948号案件执行过程中，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优太国际公司授权代表戚建宁的执行异议听证笔录，在该笔录中戚建宁承认蒋喆是优太国际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上海海事法院（2011）沪海法商初字第997、998、999、1000号案件申请人缴纳诉讼费与受领退还诉讼费、收取被告和解款项的信息，以证实在该四案中，浙江优太公司代优太国际公司收取和解款项和退还的诉讼费，浙江优太公司与优太国际公司构成人格混同。3、优太国际公司的银行账户信息，以证实上海贸仲于作出（2012）中国贸仲沪裁字第553号裁决书后，优太国际公司将其银行账户内的资金全部转移至浙江优太公司账户内，浙江优太公司与优太国际公司构成人格混同。4、2010年6月28日至2011年11月10日期间，上海优太公司、浙江优太公司、优太国际公司在大陆的香港优太（国际）新能源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的税务登记、纳税申报资料，证明：上海优太公司、浙江优太公司优太国际公司三者之间在财务人员、业务、账簿、账户等方面存在人格混同的情形。5、上海贸仲仲裁案件中，优太国际公司的主体资料、委托资料、送达情况等，以证明公司人格混同。6、向李佩章、张雪瑜、AnnaShi、沈琍琍四人调查取证，该四人曾代表本案被告及优太国际公司与比亚迪欧洲公司进行业务往来，能证实三公司人格混同。
上海优太公司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不得迟于举证期限届满前七日。比亚迪欧洲公司提出的调查申请，在一、二审中均超出该期限，故不符合程序。比亚迪欧洲公司提出的调查申请上没有载明被调查人的住所地等基本情况，欠缺形式要件。比亚迪欧洲公司申请法院依职权进行调查，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的实质要件，不同意比亚迪欧洲公司的调查取证申请。浙江优太公司亦不同意比亚迪欧洲公司的调查取证申请。
庭后比亚迪欧洲公司向本院提交了2014年8月12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听证笔录复印件，即其申请调查取证的第1项材料——优太国际公司的授权代表戚建宁被申请限制出境的执行异议听证笔录。经审查，该笔录中戚建宁仅述称其是亚太顾问有限公司的董事，亚太顾问有限公司被蒋喆聘为优太国际公司的法人团体秘书。故该笔录不能达到比亚迪欧洲公司的证明目的。
对比亚迪欧洲公司提出的其他调查取证申请，本院认为：对于第2项，因在诉讼中由当事人以外的自然人或法人代缴或代收与诉讼相关的款项非常普遍，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即使浙江优太公司曾代优太国际公司收取和解款项和退还的诉讼费，也不能以此认定构成人格混同。对于第3项，即使存在优太国际公司将资金转移至浙江优太公司的银行账号的事实，也不能排除系其他民事行为所致，仅凭资金转移的事实不足以认定二者财产混同。第4项，每家公司都是独立的纳税义务人，有各自独立的账号，在网上纳税申报系统中有各自独立的账户，即使存在公司之间相互代为办理申报情况，也难以认定公司财务混同及人格混同。第5项，比亚迪欧洲公司是仲裁案件的当事人，该案件中的材料如需提交，也属当事人举证范围。第6项，比亚迪欧洲公司没有提供该四人的身份情况和联系方式，本院无法向该四人调查取证。故本院对比亚迪欧洲公司的举证申请均不予准许。
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均有相应证据佐证，各方当事人亦未持异议，本院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比亚迪欧洲公司系在荷兰王国注册成立的法人，本案属于涉外商事案件。各方当事人对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审理本案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根据比亚迪欧洲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以及上海优太公司、浙江优太公司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审理的争议焦点为：上海优太公司、浙江优太公司、优太国际公司是否因构成公司人格混同，而需对优太国际公司在（2012）中国贸仲沪裁字第553号裁决书中确定的责任向比亚迪欧洲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本案各方当事人对本院归纳的争议焦点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争议焦点分析如下：
公司人格独立是其作为法人独立承担责任的前提。《》第第一款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然而，商业活动中也存在滥用法人独立人格以逃避债务的现象，需要通过否认公司独立人格以平衡债权人利益。但在审判实践中，对公司独立人格予以否定应特别慎重，需要充分证据支持。一审法院及上诉人、被上诉人的观点均认为，判断几个公司是否构成人格混同一般应从人员、业务、财务等方面考察是否存在混同，导致各自财产无法区分，丧失了各自的独立法人人格，并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进而有必要以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予以规制。本院对此观点予以认可。
一、浙江优太公司与优太国际公司之间
比亚迪欧洲公司与优太国际公司之间是买卖单、多晶太阳能组件交易关系，优太国际公司是买方和付款义务主体，而上海比亚迪公司与浙江优太公司之间是买卖接线盒、标贴等交易关系，浙江优太公司是卖方和收款权利人；优太国际公司从事的是购买单、多晶太阳能组件（成品）的业务，浙江优太公司从事的是出卖接线盒、标贴（原材料和配件）等，交易的内容、主体明显不同，故从本案所涉交易来看，浙江优太公司与优太国际公司在公司业务上明显不同。
浙江优太公司的前身是上海优太应用材料有限公司，原注册住所为：上海市普陀区金沙江路2009弄1号305室，地址与优太国际公司通信地址上海陕西北路1388号银座企业中心19楼明显不一致。2011年11月10日变更为现名及现地址。变更前（即《采购合同》履行期间）公司董事有卢正煜、宋士春、徐颖芝，法定代表人为徐颖芝，监事为朱凯。股东有徐颖芝（51%），卢正煜（29%），上海派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20%）。《采购合同》履行期间，优太国际公司的股东为蒋喆（95%），朱蔚（5%）。尽管两公司大股东蒋喆与徐颖芝为夫妻关系，但在组织结构上，还不能视为完全一致。
故从上述查明的事实来看，浙江优太公司与优太国际公司不构成人格混同。
二、上海优太公司与优太国际公司之间
组织结构上，上海优太公司前身为上海泰铸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股东为张轶、杨月华），2010年6月30日，优太国际公司收购上海泰铸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全部股份并将其更名为上海优太公司，注册地址为：上海市浦东新区峨山路613号6幢A607室。所以《采购合同》履行期间，优太国际公司是上海优太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无疑的。此外，优太国际公司指派其大股东蒋喆担任上海优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两公司在人员上存在一定程度重合。但是，比亚迪欧洲公司与上海比亚迪公司之间的《协议书》明确记载“认可UPSOLARCO，LTD委托上海优太太阳能有限公司履行《采购合同》中的权利义务”。故即使上海优太公司的工作人员曾以优太国际公司的名义与比亚迪欧洲公司进行业务联系，行为的后果应由优太国际公司承担。比亚迪欧洲公司提供的证据均无法证实上海优太公司曾经以自己的名义与比亚迪欧洲公司进行业务联系，比亚迪欧洲公司不存在分不清交易对象的困难。故应当认定上海优太公司系作为优太国际公司的代理人参与《采购合同》的具体执行。在比亚迪欧洲公司未能证明上海优太公司与优太国际公司的财务账册完全混同的情况下，本院认为二者人格混同的证据尚不充分。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现有证据均不能认定上海优太公司、浙江优太公司、优太国际公司构成人格混同。本院认为比亚迪欧洲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72371元人民币，由比亚迪欧洲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孔繁鸿
代理审判员 陈 蔚
代理审判员 霍 彤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游利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