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杭江行初字第187号
原告戴志群，男，1978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原告任英，女，1978年5月3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原告戴某，女，2007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以上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陈礼华、金坚，浙江天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住所地杭州市上城区钱江路637号。
法定代表人郑翰献，主任。
委托代理人杨正民，该单位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胡孝辉，浙江腾飞金鹰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高国忠，男，1970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江干区。
原告戴志群、任英、戴某与被告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第三人高国忠拆迁行政协议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5年12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1月8日、2017年4月26日、2017年5月27日三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戴志群、任英、戴某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陈礼华、金坚，被告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的委托代理人杨正民、胡孝辉、第三人高国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审限延长至2017年6月18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戴志群、任英、戴某诉称：2007年因钱江新城核心区块F-04地块配套小学项目建设需要，三原告户口所在地段被划分为拆迁区域。三原告初步了解被告的回迁安置方案后，积极响应被告号召，及时搬离了拆迁区域。2012年8月被告开始回迁安置，三原告持续询问回迁安置情况，但被告一直以“需审核、尚未完结”为由拖延履行回迁安置的法定职责。2015年8月11日，经原告信访得被告答复：经查，该户户主系钱江新城核心区二期拆迁户高国忠，而你无法证明一家三口和高国忠的直系亲属关系，因而无法安置。后于2015年10月9日被告又撤销了上述答复，重新答复如下：目前，根据江干区国土分局对安置政策的解释，三原告情况不符合安置资格。事实上，原告戴志群落户时该户户主为原告戴志群的祖母的丈夫高阿宝，原告戴志群根据知识青年子女回迁政策依法落户，后因在拆迁时高阿宝过世户主才变更为高国忠；原告任英是因婚姻关系、原告戴某则因出生关系合法落户。
三原告认为，原告户口均通过合法有效的方式取得，不存在挂靠关系，程序上也未告知三原告有关于其认定进行陈述、申辩及救济等权利，三原告在其户口所在区域进行拆迁后，理应享有回迁安置资格。被告作为该建设项目的指挥部，剥夺三原告回迁安置资格，不履行回迁安置的法定职责，上述行为已严重损害了三原告的合法权益。且被告理应在回迁安置时即应确认三原告享有回迁资格，其拖延至今确认三原告不具有回迁资格的错误行政行为也应当在确认回迁资格时一并按政策作出足额补偿。根据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为保护三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望贵院予以支持。
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履行对三原告进行回迁安置，并按政策立即对原告进行回迁安置面积为220平方米的协议房屋以及未及时回迁导致的过渡费用，计算为人民币130100元。
原告戴志群、任英、戴某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杭州市组织机构代码信息查询表、组织机构代码证，拟证明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与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指挥部为同一单位。
2.市政府关于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机构规范和体制调整方案的批复、杭州市政府门户网站截图，拟证明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为杭州市政府直属事业机构，其主要职责为负责组织钱江新城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统筹安排其他配套设施的建设等，进一步证明被告主体适格。
3.戴志群、任英及戴某的常住人口登记表；戴志群、任英及戴某的入户证明；杭劳计(1999)25号关于原杭州知青子女回杭入户遗留问题处理的通知，拟证明戴志群于1998年6月通过知青子女回杭落户政策，将其户口落入其爷爷高阿宝户中；任英通过婚迁方式将户口落入戴志群所在户；戴某通过出生申报方式进入戴志群所在户。
4.杭州市国土资源局2007第80号拆迁许可公告、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拟证明三原告户口所在地段属于拆迁区域，原拆迁安置协议中已包含三原告，三原告应享有回迁安置资格。
5.情况说明、信访答字[2015]13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信访答字[2015]18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拟证明原拆迁安置协议中已含三原告，三原告理应被回迁安置；被告以三原告为挂靠户口性质认定三原告不具有回迁安置资格的行为，单方变更原协议、不进行拆迁安置的不作为侵犯了原告合法权益的事实，三原告的起诉符合法定起诉期限与诉讼时效。
被告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辩称：一、本案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拆迁人实施的是根据拆迁行政许可所进行的行为，并非履行行政管理职能，因此在拆迁过程中形成的纠纷应为民事纠纷，不属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二、戴志群、任英、戴某与高国忠非直系亲属关系且1985年建房审批表显示家庭成员无原告，根据江干区国土局对安置政策的解释，这种情况不符合安置资格。因此，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指挥部作出信访答字[2015]18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内容正确。
综上所述，原告起诉理由缺乏依据，依法不能成立，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1.杭土资拆许字(2007)第080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拟证明案涉项目拆迁人为被告。
2.杭发改〔2007〕324号《关于同意建设钱江新城核心区块F-04地块配套小学的批复》、杭发改批复[2009]36号《投资项目调整审批意见》，拟证明项目情况。
3.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附件，拟证明建设用地规划许可情况。
4.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拟证明拆迁安置协议内容情况。
5.四季青公社社员建房申请表，拟证明建房情况。
6.信访答复意见，拟证明信访答复意见内容。
法律依据：《杭州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杭政办〔2004〕22号《杭州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杭州市撤村建居农转居多层公寓房屋暂行规定》。
第三人高国忠未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及证据。
本院依法调取了以下证据：
1.高国忠户四季青街道定海社区领（付）款汇总凭证；2.核心二期超期过渡费发放凭证；3.房屋回迁安置情况及资金结算清单，拟证明高国忠户的过渡费领用情况及房屋安置情况。
经庭审质证，原告戴志群、任英、戴某对被告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提供的证据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恰恰能证明原告符合拆迁安置资格；被告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对原告戴志群、任英、戴某提交的证据1、2三性无异议，证据3中的常住人口登记表无异议，迁移证真实性无异议，二份证明无法核实真实性，居民委员会的证明明确高阿宝的次子，也就是戴志群的父亲属于戴家成员，与高家没有亲属关系，原告与高家也没有任何关系，杭劳计(1999)25号通知无异议，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证据5中的情况说明无异议，两份信访答复真实性无异议。
对本院依法调取的证据，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认为过渡费以及超期过渡费截至2012年10月31日前部分均由第三人领取，2012年11月1日至今原告也没有领取过渡费。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原告戴志群、任英、戴某提供的证据1-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能够证明原告所要待证的事实，故对其证明效力予以确认，证据5中的情况说明能够证明原告戴志群、任英、戴某三人尚未安置的事实，信访答字[2015]13号及信访答字[2015]18号两份《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能够证明原告曾就安置问题向被告信访的事实。对被告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提交的证据1-6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上述证据均能证明被告待证的事实，故对其证明效力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07年10月18日，高国忠与被告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签订编号为670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协议内容约定：为建设钱江新城核心区块二期工程项目，在四季青街道范围内进行征地拆迁，高国忠户所有的航达路东98号房屋，在上述征地拆迁范围内。高国忠户在册常住人口八人（包括原告戴志群、任英、戴某三人在内），其中独生子女二人，全家合计安置房屋建筑面积440平方米，人均可按成本价购买建筑面积11平方米，安置和购买建筑面积共计550平方米。安置地点为钱江新城核心区二期安置房项目地块，采用集中安置，具体幢号和房号待房屋建成后再确定。过渡期为二年半，每人每月350元，超过过渡期按每人每月525元另行支付。2012年8月24日，高国忠实际领取面积为135.05平方米、112.16平方米、58.5平方米、55.38平方米四套房屋，合计安置面积361.09平方米。原告戴志群、任英、戴某因未予安置的问题，向被告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信访，被告于2015年8月11日出具信访答字[2015]13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告知原告无法证明其一家三口与户主高国忠的直系亲属关系，因而无法安置。后被告又于2015年10月9日出具信访答字[2015]18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告知原告你户系钱江新城核心区二期拆迁范围内的被拆迁户，该户户主高国忠，根据钱江新城建设指挥部在2007年10月和该户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补偿安置协议，该户总的安置人口为8+2，总协议安置面积550平方米，其中包含你家三口的协议安置面积220平方米。2012年回迁安置时，对你户的相关资料进行核查，在户口核对时，户籍资料显示你一家系挂靠户口，与高国忠户系其他亲属关系，而非直系亲属关系。你户所在的定海社区也以同样理由要求对高国忠户中的你一家三口取消安置资格。经查阅该户1985年建房审批表资料显示家庭成员中没有你。我部多次与政策部门研究这类情况的安置问题，根据江干区国土分局对安置政策的解释，这种情况不符合安置资格。信访答字[2015]13号《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同时作废。原告戴志群、任英、戴某认为被告未按协议约定履行安置义务，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根据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四季青派出所出具的常住人口登记表，戴志群于1998年6月10日因知青子女返城将户口迁入杭州市江干区航达路东98号，任英于2006年2月7日因婚迁将户口迁入杭州市江干区航达路东98号，戴某于2008年1月8日因出生申报户口在杭州市江干区航达路东98号。
再查明，案涉房屋拆迁安置协议签订后，被告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将原告戴志群、任英、戴某三人作为高国忠户内安置人口，对高国忠户按照安置人口数共计八人计发过渡费。其中自2007年10月至2012年4月，高国忠户按照安置人口数为八人（包括原告戴志群、任英、戴某在内）的过渡费均已由户主高国忠领取；自2012年5月至2012年10月，高国忠户按照安置人口数为五人（不包括原告戴志群、任英、戴某在内）的过渡费已在高国忠领取安置房时折抵在安置房结算资金中，原告戴志群、任英、戴某三人的过渡费尚未领取，共计人民币130100元。
本院认为，2007年10月18日，第三人高国忠与被告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签订案涉编号670的《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在案涉协议中对房屋拆除、安置面积、安置价格、安置地址、过渡费用等作出约定，在签订该份协议时，原告戴志群、任英、戴某三人已属于该户内常住人口，被告在签订协议书时将原告三人作为高国忠户内成员计入安置人口，并实际计发过渡费。这一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
被告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认为原告戴志群、任英、戴某三人系挂靠户口，与户主高国忠非直系亲属，不符合安置资格，但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原告三人属挂靠户口不符合安置资格的依据。同时，被告认为在1985年四季青公社社员建房申请表中家庭成员没有原告三人，不符合安置资格，本院认为1985年四季青公社社员建房申请表填写在前，案涉协议书签订在后，被告在与高国忠户签订案涉《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时，应当清楚了解原告戴志群、任英、戴某三人是否符合安置资格。故被告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认为原告戴志群、任英、戴某三人不符合安置资格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依法成立生效的合同，应当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协议约定内容履行义务。被告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应当按照案涉协议内容继续履行约定，将原告戴志群、任英、戴某作为高国忠户内成员进行安置并交付房屋，同时补发过渡费。原告戴志群、任英、戴某明确要求补发自2012年5月至2012年10月的过渡费，并同意依照《核心二期超期过渡费发放凭证》计算为人民币130100元，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判令被告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个月内按照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约定将原告戴志群、任英、戴某作为高国忠户内成员进行安置；
二、判令被告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戴志群、任英、戴某支付自2012年5月至2012年10月的过渡费合计人民币130100元。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902元，由被告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至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递交上诉状时，应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902元至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7日内仍不预交并且未在上诉时依法申请司法救助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斯文丽
代理 审 判员 易 欣
人民 陪 审员 来 敏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六日
（代）书记员 王云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