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吉24民终1569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李占林，男，1963年9月3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吉林省和龙市福洞镇南阳村*组。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天科，吉林由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高吉成，男，1977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吉林省和龙市福洞镇民兴社区***组。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吉林敖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占林因与被上诉人高吉成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和龙市人民法院（2016）吉2406民初4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占林上诉请求：撤销和龙市人民法院（2016）吉2406民初485号民事判决；依法改判支持李占林的诉请，并由高吉成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双方合同约定指定煤矸石当年出产3000吨水洗煤，但实际上只生产了2120吨。2014年4个月生产期间共生产的3156吨水洗煤是出产于三个地点，矸石堆只生产了2120吨。合同约定高吉成负责提供设备证照和手续、生产许可手续，但高吉成没能履行这项约定，致使水洗煤场无法生产。一审对双方合同约定期限没有认定，只是片面以矸石堆生产产量为履行合同的主要依据，认为高吉成履行了合同的主要义务，这违背了双方订立合同的目的，指定矸石堆的产量是针对设备价款而言的。合同约定的合同期限是2年，但被上诉人只履行了4个月，合同订立的目的不是只生产矸石堆这点煤，还包括其他场地及从其他矿购买的原料，由于高吉成拒绝履行合同，不能提供合法的生产许可手续，致使水洗煤生产无法进行。由于高吉成提供的设备接近报废，进行了大量的维修和更换，造成设备不能及时安装到位，耽误生产。双方订立的合同如果能够正常履行，李占林的投入完全可以通过生产经营收回，但因高吉成不能保证设备正常生产，不但让我投入大量费用进行维修更换，而且不能按合同约定提供水洗煤场的合法生产手续致使无法生产。
高吉成辩称：双方签订的合同为买卖合同，高吉成作为出售方将设备运至李占林处已履行了主要义务，李占林占有、使用该设备生产，所有权及风险也一并转移，设备维修费当然应由李占林承担。李占林建设水洗煤厂属于自愿投资行为，与高吉成出售设备没有关联。出产多少吨煤炭属于李占林的自营风险，与高吉成出售设备没有直接因果关系。李占林主张双方为合作关系，并无证据证明，其主张的各项损害赔偿也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李占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高吉成赔偿李占林设备维修费75895元、水选煤场建设费用20685元及给李占林造成的损失73304元。
一审判决认定如下事实：被告高吉成从2014年5月至9月期间陆续将选煤设备运至原告处，原告使用被告提供的选煤设备生产煤炭。2014年7月1日，原、被告签订合同，双方约定：被告高吉成在原告李占林指定矸石堆内当年出产3000吨煤炭，被告高吉成整套选煤设备价值为250000元，付款方式：一、生产出的煤炭销售后，被告高吉成，每吨煤炭提取83.30元顶设备款；二、在不影响生产资金周转的情况下，可以350元/吨煤炭顶设备款；三、如在指定矸石堆内没有产出3000吨煤炭，则按实际产量给付设备价款。被告高吉成负责指导安装、生产管理，提供证照等必要的生产手续。设备配套完整、运行正常，保证生产；四、每吨煤炭提取10元为被告高吉成的报酬，超过3000吨部分被告高吉成提取20元/吨报酬。双方签订合同后原告使用被告高吉成交付的整套设备生产煤炭。
一审判决认为：原、被告于2014年7月1日的合同书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且从合同内容上看双方约定了选煤设备的价款及付款方式，因此本院认为该合同系原、被告签订的选煤设备买卖合同。原、被告签订合同后被告将设备运至原告处，原告按照合同约定在指定的矸石堆进行生产，自2014年7月1日签订合同时至2014年10月31日止，原告使用被告提供的设备在指定煤矸石堆内生产煤炭，并进行销售，被告高吉成作为设备的出售方已履行了合同主要义务，原告主张被告提供的水选煤设备在安装时已老旧，无法正常使用，但经庭审查明，原、被告签订合同后被告已将设备运送至原告的洗煤厂并为其安装。庭审中，原告也承认使用该设备生产煤炭并进行销售，故被告高吉成作为水选煤设备的出售人已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义务，且该设备在被告交付原告使用时，其物权已转移至原告处，其设备的相关的风险也应一并转移至原告李占林名下。在原、被告未对水选煤设备使用期间修理费进行约定的情况下，该设备在使用期间的修理费应由购买人即原告李占林自行承担，且原告未能举出充分证据证明其购买选煤设备进行安装时，该设备已经老旧无法正常使用的主张，故对原告要求被告赔偿设备维修款75895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水选煤建设费用20685元的诉讼请求，因原告建设水选煤场的费用属于原告的自愿投资行为，与被告没有关联，且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故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水选煤场建设费用20685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因指定煤矸石堆未能产出3000吨煤炭，且未按合同约定向原告提供相应证照，导致原告无法正常经营，造成原告预期利益损失73304元的诉讼请求，因该损失属于原告经营水选煤场的经营风险与原、被告签订的水选煤机械设备买卖合同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且原告亦未能举出充分证据证明指定煤矸石堆的煤炭产量未达到3000吨的主张，故本院对原告的上述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占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215元，减半收取1108元，由原告李占林负担。
二审中，李占林提供了2015年8月8日李占林与高吉成电话录音、水洗煤生产线报废辊筒照片、两张车辆照片、证人马丽源的出庭证言，证明李占林通知高吉成来厂组织生产，但高吉成拒绝履行合同、高吉成提供的洗煤生产线主要关键设备辊筒报废无法生产、未提供转让车辆的所有权变更手续、证人马丽源可以证实指定的大矸石堆实际未能生产3000吨，交付的洗煤设备老旧送来就需维修，第二年高吉成说有别的事拒绝进行生产的事实。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对以上证据进行了质证，对上述证据本院认证如下：李占林提交的通话录音内容并不能证明高吉成违约拒绝履行合同；双方买卖的是二手设备，高吉成已按约定交付洗煤设备和车辆，李占林提交的设备和车辆照片也不足以证明高吉成有违约行为；证人马丽源与李占林是亲属关系，其证言中关于高吉成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有违约行为的内容也无其他证据可以佐证，且李占林提交的上述证据并非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以上证据不属于二审程序中的新证据，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纳。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涉案水洗煤设备和生产车间位于涉案水选煤场的中部，在其周围该场地上有三处地点存放水洗煤原料，相距生产车间100至200米范围内，其中李占林主张的“指定矸石堆”相距50多米。从2014年7月1日至2014年10月31日，共生产水洗煤3156吨，已经销售给延吉铁南供热有限公司3085.26吨，用的全部是涉案水选煤场事先存放的原料，未外运原料进行生产。2015年9月21日，高吉成以李占林违约不支付洗煤设备款为由，另案起诉李占林，该案一审尚未审结，2016年6月1日李占林另行提起本案诉讼。李占林主张涉案选煤场三处原料存放地，在东部杨树地、宿舍后杨树地之外距离生产车间最近的矸石堆就是双方合同约定的指定矸石堆。高吉成则主张合同约定的指定矸石堆指的是选煤厂生产场地内的李占林存放的原料，不用再外购原料，当时我们定的是我看他这些原料能保证出3000吨水洗煤，所以将设备卖给李占林时定为25万元。李占林未向高吉成支付本案设备款及合同约定的每吨10元的工资报酬。
本院认为：根据2014年7月1日双方所签订的合同约定，高吉成负有在合同约定的“指定矸石堆”内生产3000吨水洗煤炭的合同义务，但从双方所订立的合同文字内容来看，均无法直接证明双方的主张。目前能够确定的事实是，高吉成将原属于自己的用于水洗煤生产的辊筒、铲车、翻斗车、水泵及配件等二手水洗煤设备作价卖给李占林用于水洗煤生产，水洗煤设备和生产车间位于涉案水洗煤场三处原料存放地的中部，相距50至100、200米不等，利用该洗煤场地原存放的原料，不需额外增加运输车辆运输，也不需外购原料，利用既有二手洗煤设备经必要维修后就可进行生产。经过4个月的生产，该水洗煤场共生产水洗煤3156吨，现李占林与高吉成均无法提供证据证明或反驳李占林主张的距离生产车间近的矸石堆就是双方合同约定的指定矸石堆，同时李占林提供的证据也无法证实其关于该距离近的矸石堆只生产了2120吨水洗煤的事实主张。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原则，应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即一审原告李占林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现高吉成在合同签订当年已经按合同约定生产出3000吨以上的水洗煤，其作为水洗煤设备的出售人已履行了合同约定的主要义务，生产的水洗煤已经销售，李占林应按合同及时支付约定的报酬及设备提顶款或顶账煤炭。虽然双方合同约定的合同有效期是两年，但高吉成已完成合同约定的当年的水洗煤生产超过3000吨的主要合同义务，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并无证据证明高吉成存在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的行为，李占林也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因高吉成的违约行为以及拒绝履行合同等行为导致双方第二年无法继续进行生产。双方买卖的是二手洗煤设备，在双方对设备使用期间的维修费未作约定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为该设备维修费应由李占林承担，于法有据，并无不当。李占林主张的水选煤场建设费用，属于正常的商业投资，应风险自担，要求高吉成承担该费用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高吉成已按合同约定生产了3000吨以上的水洗煤，李占林要求高吉成赔偿其预期利益损失73304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虽然双方对合同约定的提供环评手续、运输车辆登记变更等生产手续和证照是否违约的理解存有异议，但这与李占林所主张的选煤设备维修费、煤场建设费、未产出的880吨煤炭的预期利益损失73304元等各项费用并无关联，故本院对李占林的上述相关主张也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李占林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15元，由上诉人李占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新颜
审判员 金春秋
审判员 崔 玉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全 艺 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