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黔23民终142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国龙，男，1990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普安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余成珊，女，1996年9月2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普安县。
上诉人张国龙因与上诉人余成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普安县人民法院（2018）黔2323民初10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案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张国龙上诉请求:一、撤销普安县人民法院（2018）黔2323民初1008号民事判决，改判余成珊偿还张国龙借款29515元，并自2018年4月26日起按6%的年利率支付张国龙资金占用期间利息；二、一、二审的诉讼费用由余成珊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1000元以下部分转款认定为赠与是事实认定错误。张国龙在两人恋爱期间每次给余成珊转账时，从微信聊天记录中可以推定出无论转款金额数目或大或小，余成珊都有明确借款的意思表示，而张国龙也从未表明自己的转账行为是一个赠与行为，且在两人分手后，余成珊也曾罗列其向张国龙所有的借款清单，清单上所列举的借款日期及金额与张国龙提供的微信转款交易记录相符。同时，情侣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而一审法院将数额较小的转款直接认定为维系感情的必要支出，违反了当事人微信转账时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恋爱中大部分的花销也是张国龙承担，一审法院对小额转款认定不予返还也违反公平原则。二、一审法院对余成珊所提供的与本案无任何关联性的证据予以认定，是证据认定错误。关于余成珊代理人出具的余成珊去找张长龙的的车票、余成珊怀孕B超单和手术通知单这两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不能作为抗辩理由。三、一审法院以公平原则作为本案的裁判依据，是法律适用错误。张国龙已尽到相应的举证证明责任，一审法院应按民间借贷的相关法律进行裁判，而不是直接以公平原则作为判决依据。
余成珊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改判或驳回张国龙一审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有误。一审判决将转账金额1000元以上的认定为借贷，1000元以下的认定为赠与，是相互矛盾的。其中，这些转账中最多的一笔2000元也是因为余成珊做了人流手术后打给她的复查、营养费，是张国龙应当承担的责任。且在恋爱期间，不仅是张国龙有经济支出，余成珊也为维系感情相应支出了一定费用，比如为看望张国龙而花去的车费等，一审的判决不符合公平原则。二、一审法院认定属于赠与，就不应予以返还。余成珊已经将彩礼钱予以返还，张国龙不能再就其合法有效的赠与行为请求返还。两人之间也不存在借贷关系，虽然余成珊确实有在聊天记录中表现出会还钱给张国龙，但是因为张国龙对其生活造成了困扰，甚至是人身威胁，才迫不得已答应的。一审法院将1000元以上的款项，认定为婚约期间大额的赠与不符合司法实践。
张国龙在二审中答辩称，首先，余成珊的上诉请求没有证据证明张国龙所主张的民间借贷是赠与行为；其次，对于余成珊主张的张国龙的借款属于恋爱期间的正常花销也应承担举证责任；最后，余成珊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上诉状中所列彩礼钱4000元以及一些为自己的借款行为进行辩解的证据或事由，是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的，不应予以采信。
张国龙在一审起诉请求：一、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29515元，并以29515元为基数，从立案之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原告资金占用费；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原告张国龙与被告余成珊于2015年建立恋爱关系，恋爱期间原告张国龙通过微信交易平台给被告余成珊转账59次，转账金额合计29515元，被告余成珊对该金额予以认可，本院予以认定。在原告提供的短信、微信聊天记录中，有被告余成珊向原告借款的聊天记录，但原告不能提供原始记录核对，致使不能确定上列每一笔款项的具体用途，在所转款项中，一次性转款或同一天转款1000元以上的有20笔，合计18250元；1000元以下转款39笔，合计11265元。后因双方断绝恋爱关系，于2018年3月25日被告余成珊将原告转账给自己的钱做成流水清单拍照发给被告，并承诺“好聚好散吧，欠你的钱我会还你的，不过你给我点时间”。此后，因被告未归还原告上列款项，原告遂诉至本院，提出前述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张国龙向被告余成珊转账时双方正处于恋爱期间，其转账行为与双方恋人关系密不可分，有部分应认定为恋爱期间的赠与行为，但有一部分确系被告向原告提出的借款，只是现原告不能提供微信原始记录证明哪一笔是赠与，哪一笔是借款。恋爱期间的赠与行为有别于合同法所规定的一般平等民事主体之间订立赠与合同的赠与，其恋爱期间的小额财物赠与或者日常的消费支出，应认定为维系感情的必要支出或系双方的共同消费，这一部分虽然被告曾经承诺返还，但是不应当予以返还；而大额财物的赠与行为往往是当事人一方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行为，现原、被告已终结恋爱关系，结婚目的已不能实现，应根据公平原则予以返还。本案中，考虑本地消费水平及原、被告双方收入来源及消费情况，决定对一次性转款或同一天转款1000元以上的部分予以返还。原告1000元以上转账记录如下：2015年12月14日转账1000元；2016年1月28日转账1000元；2016年6月5日转账两次，共1800元；2016年7月25日转账1500元;2016年8月27日转账1500元;2016年8月28日转账1200元;2016年10月8日转账1000元;2016年10月14日转账2000元;2016年11月12日转账两次，共1000元；2016年11月25日转账三次，共1050元；2016年12月5日转账1000元；2017年2月16日转账2000元；2017年3月28日转账三次，共1000元；2017年4月26日转账1200元；总共18250元。原告张国龙要求偿还借款29515元及从立案之日起按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费的请求，不符合本案实际情况，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辩解原告在恋爱期间通过微信转账给被告的钱不属于借贷，而是原告自愿赠与及原告应当承担的责任费用，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的理由不完全成立，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判决被告余成珊返还原告张国龙18250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余成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张国龙18250元；二、驳回原告张国龙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8元（已减半），由原告张国龙负担134元，由被告余成珊负担134元。
二审中，各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查明的基本一致。
综合当事人的诉辩理由，归纳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审法院认定的返还金额是否适当。
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本案中张国龙上诉主张其转给余成珊的每一笔款项均是借款，余成珊应承担全部款项的偿还责任。经查，张国龙给余成珊转款时两人是恋人关系，双方在恋爱期间的款项往来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婚约财产的性质。而就婚约财产纠纷的解决现状来看：其一，婚约一方在平时给付对方一定数量价值较小的财物，希望以此来增进双方感情，这种财物的与婚约的习俗无关，是正常的人际交往，应视为是一种赠与；其二，婚约一方按照习俗给对方一定数量价值较大的财物，这种财物从婚约双方的内心真实意思表示来讲，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是附条件的赠与，在解除婚约时，可以请求返还。因此，张国龙在婚约期间给付余成珊的价值较小的财物应当视为赠与，而价值较大的财物应是附条件的赠与。目前，张国龙与余成珊恋爱关系解除结婚目的亦不可能实现，张国龙请求余成珊返还其在婚约期间接受张国龙大额赠与的款项，应视为附条件赠与且所附条件现已不能成就，应予支持。一审法院在考虑当地消费水平及余成珊和张国龙双方收入及消费情况后，以1000元作为大额附条件赠与的分界线，对案涉款项做出认定处理，判决余成珊返还18250元，并无不当。同时，张国龙提供的证据材料微信聊天记录截屏中，有4笔转款确实有余成珊向张国龙明确提出借款的表述，张国龙依此主张案涉款项为借款。经查，该4笔款项中有一笔1000元已属一审法院认定返还款项。其余3笔均系金额为100元的转款，共计300元，转款时间距现今较长。余成珊对上述款项虽有借款表述，但考虑前述款项金额较小，且上述款项系张国龙与余成珊分手后才产生还款争议，与一般小额借款即时催要和返还的常理不符。再结合转款时双方具有恋人身份，可认定前述转款系男方为维护和增进与女方感情发生的给付行为，不属于借款。
综上，上诉人张国龙、余成珊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72元，由上诉人张国龙承担536元，上诉人余成珊承担53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筱青
审判员 付 君
审判员 陆金凤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日
书记员 邓壹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