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2民终278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1，女，1942年1月27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2，女，1951年6月16日出生，住北京市东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3，女，1954年12月18日出生，住北京市东城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4，男，1957年11月24日出生，住北京市丰台区。
上述四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谭小雪，北京市易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四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苏雅，北京市易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某5，男，1959年9月3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W某，女，1947年5月5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6，女，1962年2月9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7，女，1965年7月4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
上述四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俊，北京市汇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四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欣然，北京市汇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因与被上诉人王某5、W某、王某6、王某7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1民初2026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王某5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为：第一，一审法院已认定了《赠与书》合法有效，因此冯某对位于北京市东城区×××59号的房产（以下简称59号房屋）不再享有任何权利，该房屋不属于冯某的遗产。第二，《赠与书》并未约定过户期限，上诉人随时有权要求赠与人履行义务，配合办理过户手续，该权利并不因时间而消灭。第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8条的规定，受赠人根据赠与合同已经占有、使用该房屋的，可以认定赠与有效，但应令其补办过户手续。本案中，上诉人已实际占有、使用全部赠与房屋，对赠与房屋享有物权。第四，不动产物权登记并非不动产物权产生的唯一要件，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第五，本案属于涉外案件，一审法院错误的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违反法定程序。
王某5、W某、王某6、王某7同意原判并答辩称：上诉人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第一，上诉人混淆了赠与合同的有效性与诉讼时效的关系。第二，混淆了占有与取得时效的关系。因物权权利人明示或者默示许可使用不动产，并不能导致上诉人取得物权。第三，本案中59号房屋的权属登记状况是持续公示中的、有效的、未被推翻的。第四，在整理冯某遗物时，发现王某4存在虐待母亲的行为，我方保留进一步调查、另行诉讼、请求撤销王某4继承权的权利。
王某5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王某5依据遗嘱继承×××59号房屋的房产中属于被继承人冯某遗产的九分之一产权份额。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冯某与其夫王某10于1940年结婚，二人婚后生育有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6、王某7、W某、王某5八名子女。其中，W某即W某，“王某12”系其曾用中文名。
当事人双方有争议的事实一：双方均以（2015）东民初字第01109号民事判决书作为己方证据，据此各执己见。该民事判决书为冯某诉八名子女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的生效判决书，其中查明认定事实如下：59号房屋由王某10于1950年取得产权证书，该处房屋原为13间。1966年，该房屋由国家公管。在公管期间，房屋进行了拆除和翻建。在落实私房政策过程中，共发还房主自管6间。1982年10月13日，北京市东方公证处出具（82）东证字第174号《公证书》。该《公证书》载明：查王某10于1970年9月8日死亡。死亡后在北京市原第一区×××27号，遗留房产一所，共13间。死者生前无遗嘱。其父于解放前去世，其母王刘氏1968年5月30日死亡。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死者王某10的遗产由其妻冯某及子女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6、王某7、W某、王某5共同继承。1983年8月，冯某向房屋管理部门申请办理房屋权属登记。《房屋产权登记书》载明，冯某与八名子女的共有成数均为九分之一，冯某亦在《房屋产权登记书》上签字。1984年5月，冯某及八名子女取得59号房屋6间（南房3间，北房3间，建筑面积共计84.5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证，由冯某作为主执证人，八名子女为共有人，共有成数均为九分之一。1986年10月17日，冯某及王某1、王某2、王某4、王某6、王某7、W某、王某5签署《赠与书》，八人均自愿将涉诉房屋中属于各自的九分之一产权赠送给王某3。上述《赠与书》亦经北京市东方公证处以（86）京东证365、366、367、368、369、370、371、372号《公证书》予以公证。2000年，王某5将其名下涉诉房屋的九分之一的产权份额售予王某3，双方办理房屋产权转移登记手续。冯某亦参与了买卖合同签订及房屋产权转移登记手续的办理。目前，涉诉房屋登记为坐落于北京市东城区×××59号的房屋（房号为1号、2号），由冯某与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王某6、王某7、W某共有，其中王某3所占份额为九分之二，其他共有人的份额均为九分之一。对上述有关涉案房屋的历史演变过程等事实，该判决认定清楚明确，且已生效，法院予以确认。
当事人双方有争议的事实二：2001年11月19日，北京市公证处出具公证书，王某3委托王某1办理房产事宜，委托事项一栏写有“东城区×××59号，是我与母亲冯某等九人共有房产，现改为八人所有。我因不在国内，委托姐姐王某1代我在东城房管局领取新房契，今后该房中属于我的产权份额，如有买卖、过户、出租、管理、拆迁、安置补偿、领款等一切事宜，均委托大姐王某1办理”等内容。王某5、王某6认为，该份公证委托书可以证明冯某在生前对涉案房屋享有九分之一份额的事实，且该事实是王某3自己表述的。王某3认为，虽然有所谓的共有陈述，但是是为了办理委托过户事宜按照房产登记信息所作的程序上的文字陈述，并不能证明其产权内部的真实情况。法院认定该书证可以证明在2001年1月时，王某3认可其母冯某享有涉案房屋九分之一份额。
当事人双方有争议的事实三：关于冯某所立遗嘱的真实性、合法性问题，法院通过庭审询问遗嘱的代书人及见证人，观看视频录像，对该份遗嘱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系1986年10月冯某、王某1、王某2、王某4、王某6、王某7、W某（即W某）、王某5签署《赠与书》、作出将涉案房屋中属于各自的九分之一产权份额赠与王某3的意思表示并经公证处公证的行为是否导致冯某丧失对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对此焦点问题的辨析意见如下：
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1986年10月公证赠与行为均无异议。且根据法律规定，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能行使任意撤销权。故法院确认冯某、王某1、王某2、王某4、王某6、王某7、W某（即W某）、王某5签署的《赠与书》合法有效。
其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四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法院认为，不动产物权的变动，必须以登记为必要条件，不能认为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生效就必然发生不动产物权的变动。赠与合同的生效能够发生债权法上的效果，但不一定能够发生物权法上的效果。要发生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效果，必须进行不动产物权的公示即登记。如果赠与合同而未进行不动产登记，则权利人王某3就只享有请求交付的权利，即债权法上的权利，而尚未取得对不动产的支配权。结合本案案情，王某3系赠与合同的权利人，但未举证证明其自1986始至今长达30年的时间内要求义务人履行赠与合同。且赠与合同的义务人王某5、王某6、王某7、W某均提出时效的抗辩意见。被继承人冯某以请他人代为订立遗嘱的方式，否认了继续履行赠与合同的意愿。故王某3丧失了对冯某、王某6、王某7、W某、王某5请求交付涉案房屋份额的权利。冯某仍享有涉案房屋九分之一的产权。
其三，对于王某5提交遗嘱的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之规定，该份遗嘱有两个见证人，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代书人及另一见证人、遗嘱人均签名，且又有录像视频予以佐证。故该份遗嘱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定要件，合法有效，法院予以确认。
据此，一审法院判决：被继承人冯某享有的位于北京市东城区×××59号的房屋（房号为1号、2号）产权的九分之一产权份额由王某5继承并归王某5所有。
二审中，各方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上诉人提交用59号房屋作为经营场所的北京市东城区×××旅馆的营业执照、税票、电费交费通知单、完税证、税务登记证及现场照片，主张冯某及其他赠与人早已履行完毕赠与书，将房屋交给受赠人使用和支配，故冯某不再享有任何权益。被上诉人认为作为家庭使用的旅馆，家庭成员可能会接触到有关票据，不能证明是否履行赠与合同，赠与书后，冯某在主导开家庭旅馆，执照是冯某办理的，冯某在1989年至2008年一直是旅馆的法人和实际经营者。这些证据也不能证明物权变动情况。
上诉人提交王某6所写承诺书，证明王某6对59号房屋的承诺，王某6认可承诺书的真实性，主张是在王某4以王某3要用钱为名向自己借钱的情况下写的，但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拆迁行为一直没有发生，所以承诺书不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
上诉人提交三份其他案件的裁判文书，主张办理房屋过户的请求权具有物权属性，不适用诉讼时效。被上诉人认为其他案件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王某5依据遗嘱要求继承冯某遗产的请求是否应予支持。
第一，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本案中，至冯某死亡时，其名下登记有59号房屋九分之一的产权份额。《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故依据上述法律规定，59号房屋九分之一的产权份额属于冯某的遗产。至于冯某在生前对其九分之一的份额通过签署《赠与书》赠送给王某3的行为，能够表明冯某与王某3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但无法直接得出冯某对登记在自己名下的九分之一份额不享有物权的结论，不影响59号房屋九分之一的份额属于冯某遗产的认定。上诉人主张签订赠与书后，冯某即对房屋不享有任何权利，该主张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采纳。
第二，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冯某所立遗嘱合法有效，王某5据此起诉要求继承冯某产权份额，依法应予支持。
自冯某死亡时，其九分之一的房屋份额即由王某5继承。
第三，王某3称在冯某生前自己曾数次向冯某提出要求办理过户，但冯某不愿办理、未予积极配合。王某3在冯某生前并未提起过诉讼主张自己的债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但王某3也未起诉过王某5要求清偿债务。王某3在本继承纠纷中直接以自己的债权作为抗辩否认王某5通过继承取得的物权，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无法支持。本案并非王某3提起诉讼主张债权，故关于债权问题本案中不予处理。
第四，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违反法定程序，要求改判驳回王某5的诉讼请求，该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王某1、王某2、王某3、王某4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倩
审判员 郭文彤
审判员 马兴芳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记员 孟董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