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2）江中法民二终字第17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东建邦兴业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开平市长沙。
法定代表人：李文辉，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向金波，广东广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苏惠婵，女，汉族，住江门市蓬江区，身份证号码：×××4366。
委托代理人：叶虹、李小红，广东五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广东建邦兴业集团有限公司江门公司，住所地：江门市蓬江区。
负责人：周文杰，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向金波，广东广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江门市金汇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江门市蓬江区。
法定代表人：谭永满，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素云，女，汉族，××年××月××日出生，住中山市石岐区，该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冯学军，女，汉族，××年××月××日出生，住中山市西区，该公司员工。
原审第三人：曹存荣，男，汉族，户籍所在地：开平市沙塘镇丽新乡，经常居住地：江门市蓬江区，身份证号码：×××161X。
上诉人广东建邦兴业集团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苏惠婵、原审被告广东兴业集团有限公司江门公司、江门市金汇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原审第三人曹存荣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1）蓬法民二初字第17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案经原审法院审理查明：江门市金汇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汇公司”）在开发金汇二期工程中，于2007年9月30日，经与曹存荣洽谈，并经广东建邦兴业集团有限公司江门公司（以下简称“建邦江门公司”）的负责人梁文杰核定，由曹存荣与金汇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约定施工工程为金汇二期工程，发包人为金汇公司，承包人为广东建邦兴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邦公司”），承包范围为“金汇二期工程”的包工包料等总承包，双方并就开工日期、竣工日期、合同价款、总工程合同价款及权利义务等进行了约定。
曹存荣签订上述合同后，将合同等有关资料交由梁文杰负责审批盖章手续，梁文杰办理手续后，将合同交回曹存荣，曹存荣收到合同时该合同已加盖了建邦公司的公章及其法定代表人劳锦汉的私章。之后金汇公司办理上述工程的报建审批手续，在报建审批中，金汇公司向审批机关提交的材料有：建邦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均为复印件，加盖了建邦公司的公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检查员、安全员个人资质证书等。2007年11月27日，江门市建设局（名称现更改为江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金汇公司的申请作出《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在上述工程施工中，曹存荣与梁文杰于2007年11月26日签订了《企业内部单项承包合同》，该合同加盖了建邦公司的公章，双方约定“由曹存荣以包工包料、包机械包工期等承建上述工程，建邦公司按本建设项目实际总造价的0.76%向曹存荣收取承包费，每次从支付的工程进度款中预扣，工程完工后先按合同总造价一次性预扣等”。
之后曹存荣在工程施工中向苏惠婵购买了瓷砖建筑材料，至今仍未向苏惠婵支付过货款。2009年4月，曹存荣因未获得金汇公司的明确同意，售卖金汇二期工程的楼房，涉嫌合同诈骗，梁文杰涉嫌伪造印章，而于2011年1月21日被江门市公安局蓬江分局采取强制措施，并被江门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该案现仍在审理中。根据苏惠婵提供的送货单以及经曹存荣、曹存本核算过的购货明细表，至今尚欠苏惠婵的货款为116839元。苏惠婵与曹存荣、曹存本双方确认送货明细及欠款金额的时间为2010年11月30日。苏惠婵认为建邦公司、建邦江门公司、金汇公司及曹存荣至今仍拖欠其货款未偿还，为此，苏惠婵提起本案诉讼。
另查明：经江门市公安局蓬江分局进行鉴定及梁文杰确认，梁文杰在本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企业内部单项承包合同书》和在金汇二期工程报建中提交的建邦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复印件以及用于收取工程款的账号为68×××22，户名为广东建邦兴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账户开户申请等与该工程有关而产生的文件中出现的建邦公司公章和法定代表人劳锦汉私章与建邦公司提供的印章样本不是由同一印章所形成。
建邦公司具有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法人资格，建邦江门公司是建邦公司在江门设立的分公司，该公司领取了营业执照，不具有建筑施工企业资质及法人资格。曹存荣不具有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梁文杰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前为建邦公司江门公司的负责人，梁文杰为劳锦汉的妹夫。方超文、梁晓初为建邦公司的员工，张伟贤为退休员工，退休后担任建邦公司的技术顾问。根据曹存荣、梁文杰、劳锦汉、方超文、张伟贤、梁晓初在公安机关所作的陈述以及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建邦公司或法定代表人劳锦汉至少在金汇二期工程施工两个月后或半年左右的时间已明确知道曹存荣通过联系梁文杰以该公司的名义，与金汇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并由曹存荣正在对工程进行施工中，其虽口头上不同意曹存荣继续施工该工程，但并未采取具体的措施予以制止。
方超文与张伟贤均确认其两人在金汇二期工程施工期间因出现安全隐患曾以建邦公司的名义去过上述工程约十次左右对该工程的质量安全问题进行检查。
曹存荣确认其是挂靠建邦公司并以该公司名义与金汇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金汇二期工程实际是由其负责施工，工程的全部施工事项均由其负责，梁文杰则按其与曹存荣的内部承包合同约定，负责财务支出手续及有关文件的审批盖章工作。曹存荣确认曹存本（品）、曹存浣、曹礼南、麦焕浓、黄灿俊、梁铨泽、吴平楚、梁佩华等人是其聘请的在金汇二期工程施工中的管理人员。曹存荣确认苏惠婵主张的合同事实及货款总金额。曹存荣确认本案的买卖合同关系是在其与苏惠婵之间进行，建邦公司、建邦江门公司、金汇公司均没有参与，对苏惠婵货款的清偿与第三方无关。曹存荣及梁文杰均确认金汇公司按梁文杰提供的上述农信社账户支付工程款，梁文杰每一次收取后按其与曹存荣的约定，扣除0.76%的管理费，余下的款项由曹存荣根据工程施工需要自行支配。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因曹存荣在金汇二期工程施工中向苏惠婵购买瓷砖建筑材料而未向苏惠婵支付货款引至的买卖合同纠纷。综合分析苏惠婵的诉讼主张和双方当事人的举证、陈述，本案当事人争议的主要焦点有：一、本案的买卖合同关系是否成立；二、苏惠婵请求的货款金额及利息如何确定；三、建邦公司、建邦江门公司、金汇公司及曹存荣如何承担责任。
一、关于本案的买卖合同是否成立及有效的问题。综合分析本案的证据及各方当事人的陈述，曹存荣在承包金汇二期工程时由于自身没有建筑企业资质，而与梁文杰联系工程挂靠事宜，通过梁文杰借用建邦公司的资质，以建邦公司的名义与金汇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该合同经梁文杰核定后负责报批盖章手续，合同完备盖章后，曹存荣遂开展金汇二期工程的施工，由合同签订至施工的全过程均是曹存荣与开发商金汇公司直接联系进行。对于苏惠婵与曹存荣之间的合同关系，双方虽未签订买卖合同，但苏惠婵已将货物送至金汇二期工地，该货物已使用于工程中，曹存荣亦确认苏惠婵主张的合同事实，故苏惠婵与曹存荣之间的事实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并依法具有法律效力。
二、对苏惠婵请求的货款金额及利息如何确定的问题。根据苏惠婵提供的送货单以及经曹存荣、曹存本核算过的购货明细表，至今尚欠苏惠婵的货款金额为116839元。曹存荣虽抗辩未能确认对账后的期间是否有向苏惠婵支付过款项以确认最终的欠款数额，但因经法庭充分给予举证时间，其未能举证予以反驳在双方核算后有向苏惠婵还款及还款的数额，故对上述抗辩意见，原审法院不予采纳。对苏惠婵主张的上述货款数额，原审法院予以确认。
对于利息计算的问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由于本案未有证据显示苏惠婵与曹存荣发生的买卖关系曾有约定支付价款的时间，或事后就此达成补充协议，故在苏惠婵将货物送至金汇二期工程时，曹存荣依法应自接收货物当时向苏惠婵支付货款，据此，苏惠婵要求从双方确认送货明细及欠款金额的次日即2010年12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的利率支付利息的请求没有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对曹存荣及建邦公司、金汇公司提出苏惠婵请求利息没有依据的抗辩意见，因未能举证予以反驳，原审法院均不予采纳。
三、建邦公司、建邦江门公司、金汇公司及曹存荣对苏惠婵请求清偿的货款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根据以上事实，曹存荣是金汇二期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其在工程施工中向苏惠婵购买了原材料，苏惠婵与曹存荣之间发生了买卖合同关系，由此，苏惠婵提出曹存荣应对拖欠的货款承担直接清偿责任及支付利息的请求合法合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对于建邦公司的责任承担问题。首先对于曹存荣通过梁文杰借用建邦公司的名义承包工程，其与建邦公司是否成立挂靠关系的问题。根据以上事实，虽然曹存荣在承包金汇二期工程过程中出现的合同、报建材料等中加盖的建邦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劳锦汉私章经鉴定系伪造的印章，建邦公司没有参与上述犯罪行为，但对曹存荣借用该公司名义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以及对工程实际施工等而产生的民事行为，建邦公司至少自施工起两个月或半年左右的时间，已明确知道曹存荣通过梁文杰借用该公司名义承包了金汇二期工程，虽口头上不同意，但一直未采取任何的措施加以制止。在工程施工期间，该公司员工方超文、聘请的技术顾问张伟贤曾以该公司名义多次去工程现场检查安全隐患问题，而梁文杰作为该公司在江门设立分公司的负责人，其又是建邦公司法定代表人劳锦汉的妹夫，其在金汇二期工程中收取承包费实际是该公司获取利润的一种经营模式，该工程从2007年开始施工至2011年曹存荣、梁文杰涉嫌犯罪已长达四年时间，作为总公司建邦公司却对曹存荣以该公司名义承包工程并进行施工，对江门分公司收取承包费进行公司经营未提出过任何书面或其他具体的异议，而且金汇公司、施工人曹存荣及本案原告苏惠婵均认为曹存荣是以建邦公司名义进行施工。由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综合以上种种，可以认定建邦公司对曹存荣通过梁文杰而挂靠该公司，以该公司名义承包金汇二期工程并进行实际施工的民事行为进行了同意和追认，曹存荣与建邦公司之间成立挂靠经营关系。在上述挂靠关系中，挂靠一方为曹存荣，被挂靠一方为建邦公司，该挂靠关系体现的利益为由梁文杰作为江门分公司的负责人向曹存荣收取了承包费用，该收取承包费的行为属于建邦公司许可分公司进行公司经营的一种模式，该公司通过许可建邦公司江门公司收取承包费的方式体现其作为被挂靠一方的法律地位。据此，对建邦公司提出该公司对曹存荣借用该公司名义签订合同并进行施工不知情，由此抗辩本案的工程施工引发的民事行为均与该公司无关等的意见，因未能充分举证予以反驳，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对于建邦公司的责任承担。参照《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经济审判适用法律几个具体问题的意见（试行）的通知〉》中“四、关于挂靠经营纠纷案件的处理问题”第三十三条的规定：“被挂靠企业具有法人资格，挂靠者以被挂靠企业的名义对外进行民事活动，产生债务被起诉时，应列挂靠者为第一被告，被挂靠企业为共同被告，债务先以挂靠者所有的资产清偿，不足清偿的，以被挂靠企业的资产补充清偿”，尽管曹存荣主张本案的买卖合同关系是其以其个人名义与苏惠婵之间进行，但由于苏惠婵坚称其是与建邦公司发生交易关系，曹存荣只是作为交易的负责人与其进行联系，而建邦公司在知道曹存荣以该公司名义进行工程施工时却未提出任何具体的异议，也未能充分举证证明在发生交易时苏惠婵明知曹存荣是实际施工人，明知是曹存荣与其发生合同关系，由此，建邦公司作为曹存荣承包金汇二期工程的挂靠企业，依法应对挂靠一方曹存荣在施工中产生的债务承担补充的清偿责任。据此，苏惠婵要求建邦公司对拖欠的货款及利息承担补充清偿责任的请求合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对建邦公司提出该公司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等的抗辩意见，因缺乏理据，原审法院不予采纳。
对建邦江门公司的责任承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在金汇二期工程施工中，包括工程合同盖章以及有关文件的盖章审批等虽由梁文杰完成，但该行为只是梁文杰在曹存荣借用建邦公司资质承接工程后为按约定收取承包费而配合曹存荣从事的一些工作，梁文杰所在的建邦江门公司不是曹存荣挂靠的企业，而且梁文杰作为江门分公司的负责人实际上并未参与工程的实际施工，曹存荣也确认金汇二期工程的全部施工事项均由其负责。在本案中，苏惠婵也未能举证证明梁文杰与其发生了买卖关系。而且建邦江门公司是建邦公司的一个分公司，没有法人资格，本案的证据亦未能显示该公司的财产情况。据此，对苏惠婵要求该公司承担补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因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对金汇公司的责任承担，由于曹存荣与金汇公司约定的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即金汇公司只负责支付工程款，在施工中发生的所有费用均由施工单位负责，而本案证据显示苏惠婵是与曹存荣发生了买卖关系，金汇公司不是该买卖关系的相对方。据此，对苏惠婵主张金汇公司应对拖欠的货款及利息承担清偿责任的请求，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亦不予支持。对建邦江门公司、金汇公司提出其在本案不应承担法律责任的抗辩意见有理，原审法院予以采纳。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曹存荣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苏惠婵清偿货款116839元，并从2010年12月1日起至上述货款执行完毕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的利率支付利息给苏惠婵；二、如曹存荣的财产不足清偿上述第一项判决确定的债务，广东建邦兴业集团有限公司应对苏惠婵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三、驳回苏惠婵的其他诉讼请求。曹存荣、广东建邦兴业集团有限公司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796元，保全费1180元，合共3976元，由曹存荣、广东建邦兴业集团有限公司全部负担。
上诉人建邦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建邦公司与曹存荣存在挂靠经营关系，并据此判决建邦公司对苏惠婵承担补充清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是错误的，具体理由如下：
一、一审判决在认定本案所涉事实买卖合同关系存在于苏惠婵与曹存荣之间的情况下，判决建邦公司对苏惠婵承担补充清偿责任违反了合同相对性原则，是完全错误的。
在本案中，一审法院认定苏惠婵因向曹存荣提供货物，苏惠婵与曹存荣之间存在事实买卖合同关系，且该事实买卖合同关系依法具有法律效力。在此情况下，根据《合同法》第八条有关“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以及第六十条有关“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的规定所确立的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所涉买卖合同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均应仅存在于合同当事人即苏惠婵与曹存荣之间，与建邦公司无关。因此，建邦公司对苏惠婵的货款不负有清偿的法律责任。
而一审法院在认定本案所涉事实买卖合同关系存在于苏惠婵与曹存荣之间的情况下，判决建邦公司对苏惠婵承担补充清偿责任显然违反了《合同法》的上述规定，是完全错误的。
二、一审判决认定建邦公司与曹存荣之间存在挂靠经营关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是完全错误的。
在本案中，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定“曹存荣在承包金汇二期工程过程中出现的合同、报建材料等中加盖的被告建邦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劳锦汉私章经鉴定系伪造的印章，建邦公司没有参与上述犯罪行为”，而一方面又认定“建邦公司对曹存荣通过梁文杰而挂靠该公司以该公司名义承包金汇二期工程并进行实际施工的民事行为进行了同意和追认，曹存荣与建邦公司之间成立挂靠经营关系”。对此，建邦公司认为一审法院认定建邦公司与曹存荣之间成立挂靠经营关系与事实不符，且违反了相关法律的规定，是错误的。具体理由如下：
l、梁文杰以建邦公司名义与曹存荣签订的《企业内部单项承包合同书》中建邦公司的公章系伪造形成的，该《企业内部单项承包合同书》不是建邦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关于这一点，一审法院也予以了认定；
2、本案中根本不存在建邦公司同意和追认无权代理的事实，理由是：
(1)建邦公司对梁文杰的无权代理行为明确作了否认表示。梁文杰在未经建邦公司同意及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同意曹存荣以建邦公司的名义承接工程属于无权代理，而建邦公司在事后知道的情况下，立即告知梁文杰建邦公司不同意曹存荣挂靠建邦公司承接工程的意见。对此事实，梁文杰和建邦公司劳锦汉的询问笔录均予以证实。据此，对于梁文杰无权代理的情形，根本不存在《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有关“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的情形。
(2)在金汇二期工程施工过程中，根本不存在建邦公司指派公司员工方超文、张伟贤去工程现场检查安全隐患的事实。根据公安机关对方超文、张伟贤的询问笔录，方超文是应梁文杰的要求，带上张伟贤去金汇二期工程工地的，并非受建邦公司的指派。另外，方超文明确表示，其与张伟贤去工地是帮梁文杰检查，并未通知建邦公司，且其“从来没有在整改通知书上盖过建邦公司章”。因此，方超文、张伟贤去工程现场检查安全隐患完全是其个人行为，建邦公司对此并不知情。因此，本案中根本不存在“建邦公司对曹存荣通过梁文杰而挂靠该公司以该公司名义承包金汇二期工程并进行实际施工的民事行为进行了同意和追认”的事实。
综上，建邦公司从未同意和追认梁文杰无权代理的事实，据此，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有关“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建邦公司对曹存荣通过梁文杰挂靠建邦公司的行为不应承担任何民事责任。
(3)一审法院以《民法通则》有关代理制度的规定作为认定建邦公司与曹存荣之间存在挂靠关系的法律依据是错误的。
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有关“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以及《民法通则》第五十四条有关“民事法律行为是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的规定可知，民法中有关代理制度的规定仅适用于民事法律行为及民事合法行为，违法行为不适用民事代理制度。而根据《建筑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禁止建筑施工企业以任何形式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使用本企业的资质证书、营业执照，以本企业的名义承揽工程。据此，在本案中，曹存荣通过梁文杰挂靠建邦公司承接工程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对此，在建邦公司与曹存荣之间是否存在挂靠关系的认定上，不应适用民法通则中的有关代理制度的规定。一审判决以《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的规定认定建邦公司与曹存荣之间存在挂靠关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予以纠正。
3、一审法院认定梁文杰“在金汇二期工程中收取承包费实际是该公司获取利润的一种经营模式”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且与客观情况不符，是错误的。在本案中，建邦公司从未收取曹存荣的任何费用，另根据梁文杰的询问笔录，梁文杰也确认其从未将挂靠费支付给建邦公司。由此可见，向曹存荣收取挂靠费仅是梁文杰的个人行为，与建邦公司无关。
综上所述，建邦公司与曹存荣之间不存在挂靠经营关系，一审法院认定建邦公司与曹存荣之间通过梁文杰而形成挂靠经营关系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应依法予以纠正。
三、一审判决以建邦公司与曹存荣之间存在挂靠经营关系为由，判定建邦公司对苏惠婵的货款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一审法院在错误认定建邦公司与曹存荣之间存在挂靠经营关系的基础上，参照“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经济审判适用法律几个具体问题的意见(试行)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判定建邦公司对苏惠婵的货款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对此，建邦公司认为，一审法院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通知作为认定建邦公司法律责任的依据是错误的，理由如下：
1、《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经济审判适用法律几个具体问题的意见(试行)的通知>》不属于法律，不得作为民事审判的依据。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条有关“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法律作为依据，而一审法院无视《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下发的内部通知作为审判依据，显然违法。
2、《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经济审判适用法律几个具体问题的意见(试行)的通知>》的发布时间为1995年4月8日，而《合同法》的颁布时间为1999年3月15日。本案所涉纠纷为货物买卖合同纠纷，理应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而一审法院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于不顾，径行参照法院的内部通知审判本案，涉嫌枉法裁判，应依法予以纠正。
四、一审法院有关建邦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在发生交易时原告明知曹存荣是实际施工人，明知曹存荣与其发生合同关系”的认定与事实不符，是错误的。
在本案，根据苏惠婵自身提供的证据材料以及建邦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均证实苏惠婵与曹存荣认识多年，且一直与曹存荣有生意往来。同时苏惠婵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明确确认其明知曹存荣为金汇二期工程的实际建筑商，而本案所涉及的货款均是由苏惠婵向曹存荣和其妻子要求支付的。由此可见，苏惠婵在与曹存荣发生交易时明知曹存荣是实际施工人，明知曹存荣与其发生合同关系，鉴于此，本案所涉合同关系存在于苏惠婵与曹存荣之间，与建邦公司无关。而一审法院正是基于该等事实，认定苏惠婵与曹存荣之间的“事实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并依法具有法律效力”。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均属错误，严重损害了建邦公司的合法权益。鉴于此，特提起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1)江蓬法民二初字第1777号《民事判决书》的判项二；2、改判驳回苏惠婵对建邦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苏惠婵承担。
被上诉人苏惠婵答辩称：一、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有如下意见：
1、一审漏查事实一：曹存荣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以”委托代理人”的名义签名。2、一审漏查事实二：建邦公司曾出具委托书给曹存荣（见一审时我方综合证据一，原件在蓬法2011民二初字2308号案中），委托书中注明①金汇城市广场（二期工程）系建邦公司承接；②曹存荣受建邦公司委托处理”所有在该工程合同内的事项”。3、一审漏查事实三：梁文杰第六次口供证实，收取涉案工程款的账户（信用社68×××22的账户），是由建邦总公司财务人员赖向平协助配合开设的。4、一审漏查事实四：同样是梁文杰第六次口供证实，信用社68×××22的账户收取了由建邦公司承接的江门汇景湾、东堤湾、上城骏园三个工程的工程款。5、一审时我方申请调查，申请人民法院调取取证如下：江门市区农村信用合作社68×××22账户开户至今的全部银行交易记录；广东建邦在开平地税局2007年9月30日至今的报税报表，及为涉案工程办理《固定工商外出经营税收管理证明单》的手续。申请调查的目的是为了证明建邦公司明知曹存荣以其名义进行施工而不反对，视为同意。上述申请对本案事实的查明至关重要，一审法院未准许，希望二审法院查明。
二、曹存荣以建邦公司名义进行涉案工程的施工。理由有7点：1、曹存荣以建邦公司名义与金汇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施工单位是建邦公司，合同由建邦公司加盖公章，曹存荣在”委托代理人”后签名。2、建邦公司出具《委托书》给曹存荣，确认了曹存荣代理人的身份。《委托书》写明了涉案工程”合同内的事项全权由曹存荣同志处理”，证明曹存荣有权以建邦公司的名义进行涉案工程的施工。3、曹存荣以建邦公司的名义收取金汇公司支付的所有工程款，有金汇公司提供的银行转账单证明。4、曹存荣以建邦公司的名义缴纳涉案工程的税金，有建设工程专用发票证明。5、曹存荣以建邦公司的名义对外发包专项工程，如涉案工程的模板、排栅、脚手架、铝窗等工程分包合同中，发包方主体均是建邦公司而非个人，曹存荣(其他管理人员)则以经办人身份签字。6、曹存荣以建邦公司的名义对外购买建筑材料，如涉案工程的钢筋、混凝土等材料的销售合同中购买方主体均是建邦公司而非个人，曹存荣（其他管理人员）亦是以经办人身份签字。7、曹存荣以建邦公司的名义对外支付分包工程的工程款或材料款。曹存荣通过建邦公司信用社的账户以转账或支票方式向各工程分包商或材料供应商支付款项，如排栅工程款、模板工程款、铝窗工程款、混凝土材料款、钢筋材料款、水泥材料款等。以上事实均证明，曹存荣是以建邦公司的名义进行涉案工程的全部施工活动，包括购买本案涉案建筑材料。本案是比较特殊建筑工程纠纷，工程应以有资质的部门进行，不应当将个案从整个工程中割裂来看，应当将曹存荣整个施工行为综合认定本案事实。
三、建邦公司明知曹存荣以其名义进行涉案工程的施工。理由有5点：1、建邦公司法定代表人劳锦汉承认知道梁文杰、曹存荣以公司名义承包了涉案工程。2、建邦公司指派安全员方超文、张伟贤以公司名义到工地检查安全隐患问题。3、建邦公司指派公司账务人员赖向平协助梁文杰、曹存荣开设江门农村信用社的银行账户，该账户同时还收取建邦公司承建江门汇景湾、东堤湾花园、上城骏园等三个工程的工程款，该账户与建邦公司其他账户亦有往来，建邦公司明知上述帐号的存在。4、建邦公司江门分公司收取了涉案工程挂靠管理费，建邦公司对江门分公司的行为应承担连带责任。5、建邦公司在开平市地方税务局域区税务分局办理了《固定工商外出经营税收管理证明单（一类）》，协助曹存荣缴纳涉案工程的税收。
四、建邦公司明知曹存荣以其名义进行涉案工程的施工而不反对，应作为合同相对方承担直接清偿责任。涉案工地施工近4年，建邦公司在知道曹存荣以其名义进行涉案工程的施工后，一没有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司印章被人私刻，二没有向建设单位提出异议，三没有向建设主管部门申请撤销施工许可证，四没有向社会公开明示其不同意曹存荣以其名义进行施工，由于建邦公司的不反对不否认，导致苏惠婵有足够理由相信曹存荣有代理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因此，根据以上事实和法律，本案曹存荣与建邦公司之间构成表见代理，代理有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本人知道其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如前第二、第三点答辩意见，建邦公司知道曹存荣以其名义进行涉案工程的所有施工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视为同意。因此，本案曹存荣因涉案工程的施工行为而产生的民事责任应由建邦公司承担，即应由建邦公司作为合同相对方承担直接清偿责任。
五、苏惠婵系无过错的善意交易者，其权益受到法律保护。苏惠婵在交易过程中，已经尽了安全注意义务，并无过错，系善意的交易者。相反，建邦公司应对本案承担完全的过错责任，理由有3点：1、对公司人员的管理有过错。梁文杰系建邦江门公司的负责人，利用职务身份的便利以建邦公司的名义承接工程；建邦公司所属施工员、安全员、项目经理等提供质证书供涉案工程报建使用；方超文、张伟贤等人以建邦公司员工名义对涉案工程工地进行安全检查、代表建邦公司提出整改意见。建邦公司用人失察、对高管及技术人员监管不严，存在过错。2、对分公司的管理有过错。江门分公司作为建邦公司承建涉案工程的具体管理部门，其人员、场地、银行账户等资源全部为涉案工程所用，并收取涉案工程的管理费。建邦公司作为总公司，未对江门分公司印章管理、财务状况、经营运作等进行有效的监管，存在过错。3、对总公司自身资料的管理有过错。本案涉案工程报建时，梁文杰提供了大量证书，包括建邦公司上岗营业证正本原件，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安全许可证等副本。此部分证件本应建邦公司自行保管，建邦公司疏于管理导致资料外流，存在过错。以上三点可以证明建邦公司对本案应承担责任。
六、金汇公司应在未支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金汇公司目前仍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建邦公司进行了结算并已足额支付了工程对价，但苏惠婵的材料已全部用于涉案工程的建设，已经物化成金汇公司的建筑物，金汇公司系本案涉案材料的受益者，根据公平原则，应在未支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七、曹存荣自愿承担涉案材料的清偿责任，系债务的加入，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对本案涉案款项与建邦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曹存荣自愿承担清偿责任，并不能排除建邦公司依法应承担的责任。
原审被告建邦江门公司辩称：建邦江门公司在本案所涉工程的承接施工的整个过程，以及曹存荣对外进行的民事行为中，均未以相应主体出现，建邦江门公司依法不属于各种民事关系的当事人，与包括本案在内的纠纷无关，对于梁文杰我方认为其行为仅仅是其个人行为，对此相关的刑事判决也只认定是属于个人犯罪，而非公司犯罪和法人犯罪。
原审被告金汇公司辩称：1.本案的案由是买卖合同纠纷，我司并没有向苏惠婵购买过任何的货物，也没有委托任何第三人向苏惠婵购买货物，我司与苏惠婵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而且我司开发的金汇城市广场二期工程是约定由建邦公司以包工包料的方式承建，故工程施工所需要的材料全部由建邦公司负责，与我司无关。2.我司认为一审法院适用的法律正确，判决合理，认定事实清楚，我司对该案件涉及的货款不应承担任何的清偿责任。3.我司不清楚涉案货物的交易关系，也不清楚涉案货物的去向，即使涉案货物已经用于我司金汇城市广场二期工程，但基于我司已与建邦公司对工程进行了结算，我司已支付了全部工程款，所以我司对苏惠婵的货款不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苏惠婵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4.退一万步而言，即使上述工程结算未经建邦公司或者第三人确认，即使金汇公司没有全部支付工程款，但也与苏惠婵无关。
原审第三人曹存荣辩称：针对苏惠婵的意见回应如下：在本工程一系列的民事行为中，都没有建邦公司、建邦江门公司任何人参与，一系列的民事行为也没有公司的人进行核对和确认，苏惠婵也没有提供证据显示公司参与其中，都是我个人行为。针对建邦公司的意见回应如下：根据资料显示我认可建邦公司的意见。针对金汇公司的回应如下：涉案工程结算我本人没有参与，实际上也没有与金汇公司进行过结算，对相关结算不予认可。
针对苏惠婵、金汇公司、曹存荣的答辩，上诉人建邦公司回应称：1.从本案相关事实以及各方提供的证据和相关陈述，证实本案所涉事实买卖合同关系仅仅存在于曹存荣与苏惠婵之间，对于该事实有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而非象苏惠婵所说仅仅有证人的询问笔录，证实该事实的主要证据有苏惠婵提供的进货单，结算单，曹存荣的陈述，梁秀媚的询问笔录，这都已经构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证实苏惠婵与曹存荣之间的交易，并非只是涉及本案所涉金汇城市广场二期工程，再次证明苏惠婵与曹存荣早就熟悉，且已有相当的交易经验和经历，苏惠婵在进行本案所涉买卖交易时，已明知交易对象为曹存荣，明知曹存荣为本案所涉金汇城市广场二期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据此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本案所涉买卖合同关系的当事人为曹存荣与苏惠婵，建邦公司以及建邦江门公司均非该合同的当事人，根据合同法所确立的合同相对性原则，建邦公司、建邦江门公司对苏惠婵不负有清偿义务。2.我方认为建邦公司与曹存荣之间既不存在代表关系，也不存在代理关系，也不存在合法的挂靠关系，以及内部承包关系，建邦公司对曹存荣的对外民事行为不应承担任何责任。根据苏惠婵的答辩意见，苏惠婵主张曹存荣与建邦公司就本案所涉买卖合同关系成立表见代理的问题，我方意见是，苏惠婵在进行交易时已明知合同相对人为曹存荣，其主观上不存在认为曹存荣代理、代表建邦公司对外进行民事行为的善意，因此，本案的处理不应当适用表见代理，甚至不存在无权代理的问题，因为交易双方是明确且相互明知的。3.我方认为即使建邦公司在曹存荣冒用建邦公司承接涉案工程的过程中存在过错，也与本案无关，并且根据曹存荣的陈述，与其本系列案的其他证据显示，金汇公司在与曹存荣进行接洽时也已明知曹存荣为实际承包人。据此，金汇公司也不是善意，关于建邦公司与金汇公司之间的责任问题，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另案处理，一审法院错误认定曹存荣与建邦公司存在挂靠关系，并根据广东省人民法院的通知作为法律适用依据，判定建邦公司承担补充清偿责任是错误的。具体理由已在上诉状中阐明，在此不进一步展开。对于金汇公司提出的建邦公司授权蓬江公安分局进行结算不是事实，有关授权书中建邦公司的公章以及劳锦汉的私章均是伪造的，不是建邦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
经二审审理，本院依法确认原审法院所查明的事实。
另查明：苏惠婵提交的涉案《送货单》收货单位一栏记载的内容为“曹存荣-金汇城市广场工地”。
再查明：2012年4月30日，本院就被告人曹存荣合同诈骗罪一案作出（2011）江中法刑二初字第30号判决，认定被告人曹存荣隐瞒真相、非法销售商品房给58名被害人骗取财物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200万元。被告人曹存荣不服一审刑事判决提出上诉，该案仍处于二审阶段。
本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对于原审判决查明的交付货物数量、拖欠货款数额，各方当事人均无分歧；原审判决判令曹存荣对涉案债务承担清偿责任，驳回苏惠婵对建邦江门公司、金汇公司的诉讼请求，苏惠婵、曹存荣、建邦公司、建邦江门公司、金汇公司对此没有提出上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进行，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查。但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利益的除外。”、第三十六条“被上诉人在答辩中要求变更或者补充第一审判决内容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不予审查。”的规定，本案二审应当围绕建邦公司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
根据各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的诉辩陈述，结合各方当事人提交的现有证据和上诉人建邦公司所提出的上诉请求，本案当事人在二审期间争议的主要焦点问题是：1.曹存荣实施涉案金汇城市广场二期工程施工期间，是否与建邦公司之间建立了挂靠关系；2.如可以认定曹存荣与建邦公司之间挂靠关系，曹存荣在施工过程中对外与苏惠婵设立、履行买卖合同并拖欠苏惠婵货款，建邦公司应否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一、关于曹存荣与建邦公司之间的挂靠问题。挂靠是指挂靠者定期或不定期给被挂靠者或其主管部门、开办单位缴纳管理费，并以被挂靠者的名义对外进行民事活动的经营方式。该种经营方式，实质就是租用单位名义对外事实民事行为，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的冒用单位名义、盗用单位名义、借用单位名义存在一定关联和区别。在挂靠经营中，虽然双方真实的交易关系的设立主体为挂靠人与合同相对人，但形式上大多是以被挂靠单位名义对外，合同的权利义务尤其是合同的利益主要是归属于挂靠人而非被挂靠单位，并不是为被挂靠单位利益签订、履行合同，被挂靠单位分享利益往往限于收取的挂靠费，挂靠人根据被挂靠单位同意挂靠的总括性授权对外实施民事行为。
结合查明的案件事实，可以认定曹存荣与建邦公司之间存在挂靠关系，具体分析如下：
建邦江门公司负责人梁文杰与曹存荣签订《企业内部单项承包合同》，是代表建邦公司签订的挂靠合同。建邦江门公司是建邦公司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梁文杰是该分支机构的负责人，其与曹存荣达成合意，同意曹存荣以建邦公司的名义与金汇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并协助金汇公司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以及此后以书面方式与曹存荣正式签订挂靠性质的《企业内部单项承包合同》，确立曹存荣与建邦公司之间的挂靠施工关系，均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条所规定的代表行为。尽管梁文杰未经报批、未经建邦公司授权而实施该系列行为，已经超越其作为分支机构负责人的权限，并且在此过程中还私刻并使用公司印章涉嫌伪造印章犯罪，但是，没有证据显示曹存荣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梁文杰实施该系列行为是超越权限而为之。因此，不论梁文杰的行为性质、效力如何，也不论曹存荣与建邦公司之间的挂靠合同关系效力如何，曹存荣与建邦公司之间的挂靠合同关系是客观存在并长时间存续的。在挂靠建邦公司施工金汇二期工程期间，曹存荣实施的与建设工程施工有关的民事行为，除可以明确、排他性认定曹存荣是以自己的名义单独对外实施并为合同相对人知道的情形以外，建邦公司对曹存荣实施的相关民事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查明的案件事实显示，曹存荣以委托代理人的名义在涉案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上签字，《企业内部单项承包合同》更加明确了曹存荣的挂靠人地位，整个金汇二期工程施工期间，包括《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等备案文件以及相关施工期间必不可少的公示、公告、登记等事项，都是以建邦公司名义对外存在将近4年之久。现有证据可以证明，建邦公司本身在曹存荣实施涉案工程不久，就已经知道被挂靠的事实，但建邦公司仅仅向其分支机构的负责人梁文杰提出意见，而没有依照法定形式向曹存荣或者其他第三方作出否定的意思表示，比如苏惠婵所提出的向开发商提出异议，向建设主管部门申请撤销施工许可证，向社会公开明示其不同意曹存荣以其名义进行施工等等，甚至还曾经派员协助曹存荣施工，直至曹存荣基本完成涉案工程。
查明的案件事实显示，在苏惠婵送货单上记载的收货单位也是指向曹存荣施工的金汇二期工程施工工地，而非明确、排他性地指向曹存荣个人；以挂靠关系作为基础和连接点，曹存荣、建邦公司作为交易相对方，都没有超出苏惠婵设立、履行涉案买卖合同时所认知的范围。诉讼过程中，建邦公司也不能证明，苏惠婵开展涉案交易存在过失或者恶意，苏惠婵已经尽了安全注意义务，系善意的交易者，其合法权益依法应受到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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