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11民终124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龙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溧阳市天目湖镇溪缘东路*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81703623773X。
法定代表人：周瑜，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祥宏，四川新开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凤熬，四川川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文昌，男，1959年1月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敏，四川众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熊玮，四川众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杜建华，男，1973年11月8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涛，四川沫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韬义，四川沫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魏进平，女，1977年10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涛，四川沫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韬义，四川沫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艾俊友，男，1963年2月2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鲍加平，女，1963年6月1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艾俊友，男，1963年2月2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敖正江，男，1968年9月1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雪妹，女，1971年9月2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雪妹，女，1971年9月25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
被告：四川京兆堂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乐山市高新开发区乐高大道*号。组织机构代码：78910665-3。
法定代表人：杜建平，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薛涛，四川沫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谭韬义，四川沫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江苏龙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海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邓文昌、杜建华、魏进平、艾俊友、鲍加平、敖正江、王雪妹、四川京兆堂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兆堂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乐中民初字第40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7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龙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曾祥宏、向凤熬，被上诉人邓文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敏、熊玮，被上诉人鲍加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暨被上诉人艾俊友，被上诉人敖正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暨被上诉人王雪妹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杜建华、魏进平、京兆堂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龙海公司上诉请求：一、请求判令撤销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5）乐中民初字第4085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邓文昌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本案争议的借款实际发生在乐山市福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地投资）与被上诉人杜建华等之间，被上诉人邓文昌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1、依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并结合邓文昌提供的证据，本案邓文昌虽然是借款合同形式上的出借方，但实际该合同并非由其履行，出借的资金系福地投资所有，邓文昌不是资金的实际所有人。从邓文昌提供的借款合同、收条等书证的内容来看，均注明系“福地借字（2013）006号”，也表明该合同的出借方系福地投资。邓文昌与李志林系该公司的股东，李志林、邓波、毛宇华等人均为福地公司人员，代表福地公司参与到借款合同中，履行合同的主体系福地投资，一审法院仅认定福地公司与原告方有重大利益关联关系的认定不准确，福地投资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的角色不是居间方，而是出借方。2、从邓文昌提交的证据来看，出借资金600万元中，其中500万元是福地公司安排毛宇华转账，该笔借款收取的砍头息25.2万元是福地投资股东李志林的关联公司直接收取，在处理还款事宜时，福地投资认可被上诉人王雪妹等人可向除邓文昌以外的多人清偿（包括邓波、陈长贵），在邓文昌认可2015年2月15日偿还的200万元，经办人即是李志林，若是邓文昌个人借款，在没有书面说明或授权的情况下，不可能出现多人有权代债权人收取借款的情形。3、借款合同的签订系福地投资具体办理，邓文昌若是债权人，其不会连借款合同的签订情况都不知情，也不可能连借款人是否盖章、担保人是否签字等事实都没有核实的情况下就对外出借几百万元，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邓文昌对合同签订过程都不知情，对所谓的债务人盖章、担保人签字的基本情况都不了解，明显与交易习惯及客观事实不符。综上，邓文昌并非本案的适格原告。二、上诉人江苏龙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从未与邓文昌发生过任何借款关系，也没有实际使用原告方出借的资金，并非邓文昌主张借款合同的当事人，不应对邓文昌主张的借款本息承担还款责任，一审法院在此事实上认为杜建华的行为构成对上诉人的表见代理，与客观事实不符，属于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法院认定杜建华与上诉人系挂靠与被挂靠的关系没有相应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对上诉人与杜建华之间的关系，被上诉人邓文昌应负有相应的举证义务，一审中，上诉人没有提交任何足以证明上诉人与杜建华之间存在关系的直接证据，一审法院采用推测的口吻推断上诉人与杜建华之间系挂靠关系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抛开证据是否确实充分不说，即使上诉人与杜建华之间的确实存在工程承包关系，上诉人也不应承担任何责任。依据我国法律相关规定，被挂靠单位对挂靠对象对外债务承担责任也应限于与挂靠事项有关的债务且要求相对方善意无过失，结合本案查明事实，借款并非用于上诉人挂靠项目，一审原告也明显不符合善意无过失的标准；从邓文昌提交的《内部承包合同》的内容来看，也明确载明了相关责任应由杜建华本人承担。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四十九条的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结合本案查明事实，本案杜建华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首先，杜建华并不具有足以让出借方相信其有权代表上诉人的身份，上诉人中标乐达华府地块项目后，向业主方委派的项目经理前期是虞福庆，后期是温仲林，杜建华并没有取得上诉人的任何授权；其次，依据被上诉人邓文昌的陈述，其出借资金经过了前期的调查，2013年11月份，上诉人正紧锣密鼓开展现场施工，项目现场有大量的施工告示足以显示项目的业主、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及设计单位及各单位具体负责项目现场的人员名单，杜建华并不显示在任何告示上，邓文昌没有任何理由足以相信其有权代表上诉人；再次，原告方也没有提交任何证据显示杜建华等人在具体负责上诉人项目的施工，其提交所谓的项目任命文件及《内部承包合同》本身就是虚假的，当然也不可能有证据原件向法庭出示；最后，依据原告方提供的居间合同、借款合同及陈述的签约过程，其明知是杜建华个人借款，并不是代表上诉人借款。“居间合同”内容反映出借方认定借款出题是杜建华，也注明了可借款给杜建华个人，《借款合同》上诉人项目部身份竟然既是债务人，又是担保人，但却没有上诉人名字开户的账户来接收借款，借款显示按照杜建华个人要求将款项支付到与上诉人没有任何关联的汉通公司账户，后又按照杜建华等人要求转到由杜建平、杜建华控制的与上诉人仍没有关联关系的四川京兆堂贸易有限公司账户。上述事实表明邓文昌从一开始就明知借款对象是杜建华个人，也明知借款系杜建华个人使用，其身份明显不符合善意第三人的要求。3、结合庭审查明事实及邓文昌提交的证据，借款合同上加盖了所谓的“龙海公司XXX项目章”，虽有鉴定机构认定在乐山城市投资有限公司调取的落款时间“2012年8月17日”一份书证与邓文昌借款合同上印章系同一印章加盖，但鉴定人在出庭过程中，并没有陈述落款时间“2012年8月17日”书证上印章外存在规则弧线的形成原因，同时鉴定人也确认样本印章可能随时间的推移可能发生变化（样本与检材时间相距一年多之久），故其得出的肯定的同一性结论并不客观科学，且鉴定意见的形式也不符合鉴定规则要求，没有在鉴定意见中注明鉴定过程采用的鉴定方法及鉴定依据的规定，故四川福森特司法鉴定所的鉴定意见不应作为定案的依据。为准确查明案件事实，上诉人在一审开庭过程中也明确提出了再次鉴定的申请，但法院并未采纳；退一步说，即便印章属实，上诉人也不应承担责任，依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项目部作为公司的内设机构无权独立对外开展业务，邓文昌（福地公司）也知晓作为项目部并无资格对外借款，借款合同自始无效。4、邓文昌名义（福地公司）出借款项并未实际使用在上诉人承建的项目。虽然庭审中杜建华等人提交了部分所谓的会计凭证，但该部分会计凭证系个人对外开展业务的会计凭证，且主要是用于归还各种借款及支付利息，与上诉人承建项目并无关系；虽其中有少量金额（仅几十万元）在凭证上显示是用于“乐达华府地块一”，但一审法院对该部分资金的来源是否与邓文昌有关、是否实际支付、以什么形式支付都没有查清。因金钱是属于特殊的种类物，原则上可以按照在谁账户即可推定属于谁所有，没有证据显示支付该几十万元的账户与邓文昌有任何关联关系，且邓文昌主张的债务连本带息应有七八百万元，该部分金额甚至不足借款本息的10%，因此认定上诉人项目实际使用了部分资金是没有事实依据的。5、从还款情况来看，邓文昌没有举证上诉人有对该笔借款的任何偿还行为，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整个借款的偿还均是《借款合同》中所谓的“担保人”在负责偿还，出借方在此期间没有向上诉人主张过任何权利，上诉人也没有出具任何书面委托或授权指定第三人代为支付，出借方对此情况没有任何异议，原因是什么？2015年2月15日“邓波”出具的收条就明确载明了收到杜建华、艾俊友、敖正江还款现金200万元，而不是载明收到上诉人项目部还款200万元，充分说明原因就是出借方很清楚借款的主体本身就是杜建华等人，与上诉人无关。现因杜建华等人暂时没有偿还能力，邓文昌等人就意图通过诉讼来将风险转嫁给上诉人，继续收取高利本息。如果说借款之初出借方还存有所谓的“善意无过错”，那么从合同的履行过程来看，邓文昌等人已经根本不是善意无过错了，其恶意十分明显。三、一审法院在认定被上诉人出借的本金数额以及尚欠的本息金额上主观臆断，认定错误。一审法院在认定还款金额时，对2014年7月份以前的金额直接按照所谓的担保人杜建华、王雪妹、敖正江、京兆堂公司等人的陈述来确认还款金额，没有询问上诉人，上诉人是邓文昌主张权利的债务人，但却无权确认还款事宜；对2014年11月份以后的还款金额，一审法院也未询问上诉人意见，竟采信被上诉人邓文昌与其余被上诉人的陈述按比例分摊偿还借款本金的说辞。该逻辑可以理解为：债务人无需知道到底借多少钱，担保人说了算；债务人无需知道已还多少钱，债权人与担保人说了算；债务人无需知道还应还多少钱，债权人与担保人商量后通知你。上诉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相互串通恶意损害，一审法院却未能作出公正的评判。四、一审采信证据不当，一审将本应当由原告举证证明其自己主观上是善意且无过失的举证责任错误的适用善意推定原则；将被上诉人提交的江龙集发（2011）056号文件予以采信，上诉人认为此份证据是虚假的，既然该复印件上注明与原件核对无误，那么就应当出具原件，在未提供原件并说明不能提交原件的合理原因的情况下，就不应采信，事实上在一审中龙海公司已就该文件的三性提出了异议。
被上诉人邓文昌口头辩称：案涉合同的当事人主体就是上诉人龙海公司与被上诉人邓文昌，合同成立的基本要件之一就是要具备当事人资格，本案的借款方和出借方清楚的载明了是本案上诉人与邓文昌，双方签订借款合同是客观事实，对于本案借款的资金来源等问题，是合同履行行为，并不是签订合同的行为，本案邓文昌有权委托福地公司进行处理，被上诉人提交的相关证据已证明福地公司是居间关系，而非出借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杜建华等人签订的合同，上诉人是收取了管理费，能充分证明上诉人与杜建华等人是挂靠与被挂靠的关系，作为邓文昌而言，是无法提供上诉人与杜建华签订合同的原件，被上诉人邓文昌已尽到了举证责任。本案借款的对象就是龙海公司项目部，也就是龙海公司，并非杜建华个人，从相关调查中调查出了杜建华与上诉人龙海公司是挂靠与被挂靠关系，从加盖的印章反映杜建华等所代表的就是龙海公司项目部，同时，案涉合同、展期合同上面的印章在上诉人向其他部门提交的文件上也有反映；至于借款合同签订后，借款人将款项有无用于工程上，也不是出借人能控制的，且一审中杜建华也提交了相应证据证明将款项用于了工程项目中；借款人从杜建华等人处收回部分款项和利息也符合法律规定，况且杜建华几人也是借款合同的担保人，也是借款合同的表见代理人，一审中对此事实也是查明的很清楚，杜建华等人的身份就是合同担保人，（2017）川11民终1011号、1010号生效裁判文书予以了确认，生效文书确认的事实，如没有充分证据反驳，就应该直接作为定案的依据予以采信；对于上诉人所称25.2万元为砍头息的问题，在一审当中被上诉人邓文昌的主张就是居间费，一审中将此款认定为砍头息是因本案实在是拖太久了，邓文昌也就没有提出上诉人，假设福地公司收的25.2万元是砍头息，那也是福地公司代邓文昌收的砍头息。
被上诉人艾俊友、鲍加平、敖正江、王雪妹口头答辩称：上诉人说的是事实，没有意见。
被上诉人杜建华、魏进平、京兆堂公司未作答辩。
邓文昌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江苏龙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归还原告借款本金3964441元以及截止2015年11月30日差欠的利息1020447元，并从2015年12月1日起以尚欠本金为基数，按照合同约定的利率标准计付利息至付清之日止；2、判决被告杜建华、魏进平、艾俊友、鲍加平、敖正江、王雪妹、四川京兆堂贸易有限公司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保证清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杜建华提交的《项目施工内部承包合同》复印件落款甲方处加盖江苏龙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印章，并由董福明签字，乙方处由杜建华签名，落款时间为2011年10月15日。合同主要约定，乙方承包甲方同乐达华府地块-1#、3#楼工程业主所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协议书、图纸、工程量清单、招标文件等全部内容和责任以及施工组织设计的全部内容，包工、包料、包工期、包安全、包IC形象达标、包质量、包办理工程交验及资料收集、整理、归档手续。有关该工程报批、报建工作由甲方协助乙方办理，办理报批、报建、施工许可证的一切费用由乙方承担，若建设主管部门或建设方要求押证施工，乙方应交纳2万元押金，证件退还甲方时退还押金。因乙方现场管理原因导致甲方备案注册人员、证件和公司扣分、处罚的一切损失由乙方承担；乙方在一个月内不能消除扣分影响的，甲方项目经理的安全考核证按2万元每次每分处罚……，若业主或建设主管部门要求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或公司法人、总经理、总工等人出场，费用由乙方另行支付（交通费、通讯费、食宿费、补助费）。甲方派驻现场人员进入项目部配合乙方与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业主、设计院、监督单位的联系协调工作，乙方应负责甲方派驻现场人员的食宿，甲方派驻现场人员的综合服务费每月共计3000元，由乙方每月支付给甲方，不得直接向甲方派驻人员支付其他任何费用。甲方所派驻现场的项目经理等管理人员的工资，经乙方确认后由乙方按约定支付给甲方。按照甲方与业主签订的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规定，由乙方每月据实通过甲方向业主申报支付工程款，乙方月进度经监理工程师和业主审批确认后，款到甲方账户后，实时按确认的实际月进度支付进度款，同时扣除合同规定范围的税金等费用。合同税金部分约定工程营业税金、所得税及附加费等所有税费均由乙方自行负担。乙方应按合同造价1%支付管理费，按公司规定收取安全统筹金1.5‰。同时，甲方有义务监督乙方与分包队伍和材料供应商的合同履行情况，若乙方无正当理由不支付到期应付款项产生纠纷的，甲方有权依据乙方与分包队伍和材料供应商签订的合同条款和验收单直接支付工程款或者材料款。
2013年11月15日，杜建华以江苏龙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乐达华府地块-1#、3#楼工程项目部委托代理人名义与乐山市福地投资有限公司（乙方）（该公司股东为李志林及邓文昌）签订《策划、咨询、服务合同》，约定甲方因项目经营缺乏资金，委托乙方介绍特定的投资意向出资方，并尽可能促成出资方与甲方签订融资合同，甲方委托乙方协助融资的数额为600万元融资利率1.8%。若乙方促成有出资意向的第三方（出借人）与甲方签署借款合同，甲方应向乙方支付25.2万元作为乙方策划、咨询、服务的费用。另，同日杜建华以汉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乐山市中心城区王河小区公共租赁住房工程项目二标段项目部（甲方）委托代理人名义与乐山市福地投资有限公司（乙方）签订《策划、咨询、服务合同》，约定融资的数额为1000万元、策划、咨询、服务的费用42万元。
此后，杜建华以江苏龙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乐达华府地块-1#、3#楼工程项目部名义（甲方）与原告（乙方）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编号：福地借字（2013）006号），主要约定借款金额为600万元，月利率1.8%，借款期限从2013年12月5日至2014年6月5日，借款用途为项目外墙装饰等。提款交割按约定转入汉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乐山市中心城区王河小区公共租赁住房工程项目二标段项目部账户。还款来源为政府拨付的该工程款收入作为还款来源，并承诺将所缴纳的履约保证金278万元作为该笔借款的终极还款来源。同时约定艾俊友、鲍加平、敖正江、王雪妹、魏进平、杜建华等六人为该笔借款承担连带责任担保。合同末尾甲方处加盖“江苏龙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乐达华府地块-1#、3#楼工程项目部”印章、杜建华在旁边签名捺印；原告在乙方处签字捺印，丙方处有艾俊友、鲍加平、敖正江、王雪妹、魏进平的签名和手印。
江苏龙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乐达华府地块-1#、3#楼工程项目部印章另加盖在了2013年12月5日填制的《借据》上，该借据载明借款人江苏龙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乐达华府地块-1#、3#楼工程项目部于今日收到放款人邓文昌以转账方式交付合同约定的借款600万元。
2013年12月18日，毛宇华代原告向四川京兆堂贸易有限公司转账500万元，2013年12月19日，邓文昌向四川京兆堂贸易有限公司转账100万元。原告提交有杜建华、艾俊友、敖正江签名并加盖汉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乐山市中心城区王河小区公共租赁住房工程项目二标段项目部和江苏龙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乐达华府地块1#、3#楼工程项目部印章的《授权书》，该授权书载明经上述两项目部同意，授权将借款1600万元划入京兆堂公司账户，用于采购建材商品等。
杜建华、四川京兆堂贸易有限公司、敖正江、王雪妹称，京兆堂公司收到借款后，将款项转入杜建华聘请在项目上的财务人员曹蓉账户，再从曹蓉账户支出。而项目上总共有曹蓉、王雪妹、吴欢三个账户，由这三个账户办理材料费、工人工资等的支出。其中，根据艾俊友于2013年12月9日签署“请按实支付”、敖正江于2013年12月19日签署“属实”的，载明地块一川缆款张立宁3**,520元的费用报销单，曹蓉于2013年12月19日向张立宁转款304,520元。根据一张载明领款单位“地块一罗源”、领款事由“商砼”、金额30万元，备注栏敖正江于2013年12月20日签署“属实”、艾俊友签署“同意支付”的领款单，曹蓉于2013年12月20日向罗源转款30万元。根据载明领款单位“地块一宋勇”、领款事由“3#楼仿瓷人工费”、金额1万元，备注栏载明“同意支付艾俊友2013.12.20，取现9,000元、王雪妹现金支取1,000元”的领款单，曹蓉于2013年12月20日取现9,000元。根据载明领款单位为“高自金”、领款事由“地块一水泥款”、金额20万元。备注栏签署“同意支付艾俊友2013.12.20敖正江2013.12.20”的领款单，曹蓉于2013年12月23日向高自金转账20万元。根据一张载明领款单位为“宏美佳电器经营部（范秀华）”、领款事由“多媒体箱款”，金额14,690元、备注栏从左到右依次书写“属实艾俊友2013.10.15”、“敖正江2013.12.23”、“属实温仲林2013.6.6”的领款单，曹蓉于2013年12月23日向范秀华账户转款14,690元。
2014年5月31日，江苏龙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乐达华府地块1#、3#楼工程项目部（加盖项目部印章、杜建华签名捺印）向原告提出《展期申请》，以工程款未按时到账影响所借款项的偿还为由，申请展期半年。
2014年6月5日，杜建华代表江苏龙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乐达华府地块-1#、3#楼工程项目部（甲方）与原告（乙方）达成《借款展期协议》，将借款600万元展期至2014年10月31日，展期期间借款月利率2.5%，如未按约定偿还借款本息，逾期后的月利率调整为2.7%，丙方作为保证人，自愿为借款本息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甲方清偿完毕借款展期协议项目下的全部债务为止。合同尾部甲方处加盖江苏龙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乐达华府地块-1#、3#楼工程项目部印章、杜建华签名捺印，丙方处有王雪妹、敖正江、艾俊友、杜建华、魏进平、鲍加平的签名和手印。
同日，四川京兆堂贸易有限公司向邓文昌、邓波、邓文昌出具《承诺函》，承诺该公司作为汉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乐山市中心城区王河小区公共租赁住房工程项目二标段项目部和江苏龙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乐达华府地块-1#、3#楼工程项目部的保证人，自愿为借款展期期间的全部借款本息、费用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上述两项目部偿还完全部债务为止。保证人处加盖四川京兆堂贸易有限公司印章，并有公司股东杜建华、杜建平的签名和手印。
针对该院关于上述借款合同签订过程的询问，原告表示，原告邓文昌与4087号案件原告邓波是父子关系，与4086号原告陈长贵是朋友关系。三人经福地公司居间共计向汉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乐山市中心城区王河小区公共租赁住房工程项目二标段项目部和江苏龙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乐达华府地块-1#、3#楼工程项目部出借1,600万元。原告到福地公司处签订了借款合同，再由福地公司通知杜建华等人签字，至于杜建华等人签字时原告是否在场，原告表示记不清楚了。艾俊友表示其到福地公司处签订合同，并代妻子鲍加平签字捺印，签字时没有其他合同当事人在场，他是第一个签字的，签完就走了；杜建华称系其代其妻子魏进平签字捺印，签字时没有其他合同当事人在场；王雪妹表示对签订过程记不清楚了。杜建华、艾俊友均表示系代其妻子签名，而原告表示对杜建华等人签字时其是否在场记不清楚，故该院将举证责任分配给原告，并询问原告是否对魏进平、鲍加平的签名是否本人书写进行鉴定，原告明确表示不申请鉴定。
2013年12月19日，曹蓉代借款方向福地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志林转款672,000元、12月20日曹蓉分别代借款方向陈长贵转款48,000元、向邓波转款48,000元、向邓文昌转款57,600元；2014年1月20日，吴欢代借款方向邓文昌转款108,000元、1月21日向邓波转款180,000元；王雪妹于2014年2月21日向邓文昌转款108,000元、2月23日转款3,600元；王雪妹于2014年2月21日向邓波转款180,000元、2月23日转款3,000元，于2月23日向陈长贵转款3,000元；王雪妹于2014年3月20日分别向陈长贵、邓波、邓文昌转款84,000元、84,000元、100,800元；王雪妹于2014年4月22日分别向陈长贵、邓波、邓文昌转款93,000元、93,000元、111,600元，于2014年5月2日分别向陈长贵、邓波、邓文昌转款90,000元、90,000元、108,000元，于2014年6月23日分别向陈长贵、邓波、邓文昌转款90,000元、90,000元、108,000元，于6月27日分别向陈长贵、邓波、邓文昌转款20,500元、20,500元、24,600元，于7月25日分别向陈长贵、邓波、邓文昌转款125,000元、125,000元、150,000元。原告及被告杜建华、艾俊友、敖正江、王雪妹、京兆堂公司除对转入李志林账户的672,000元性质有争议外，均认可上述款项转入谁账户即为归还的谁的借款。
2014年11月26日，王雪妹向邓波转款500,000元，2014年11月27日，王国其代借款人向邓波转款2,000,000元，12月8日，王雪妹代借款人向邓波转款2,700,000元；2015年1月28日，王雪妹向邓波转款两笔分别为500,000元。2015年2月15日，向邓波归还现金200万元，邓波出具《收条》，载明收到杜建华、艾俊友、敖正江还款现金200万元，福地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志林作为经办人签名。原告及被告杜建华、艾俊友、敖正江、王雪妹、京兆堂公司均认可上述款项按本金比例分摊归还对邓文昌、邓波、邓文昌的借款。
审理过程中，经江苏龙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申请，该院委托江苏龙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和邓文昌选定的鉴定机构四川富森特司法鉴定所对案涉《借款合同》、《借据》、《授权书》、《展期申请》、《借款展期协议》中“江苏龙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乐达华府地块1#、3#楼工程项目部”印章印文与该院协同双方至乐山市城市建设档案馆调取的2011年11月24日《筏型基础分项工程质量技术交底卡》、至乐山市青江新区建设指挥部调取的项目部于2011年10月21日向乐达华府工程项目指挥部发出的两份《报告》、2011年11月17日项目部向乐山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发出的《报告》、2011年11月20日项目部向乐达社区建设指挥部发出的《报告》、2011年12月7日，艾俊友在项目负责人处签名的向监理单位四川精正建设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发出的《建筑材料报审表》、2012年2月24日，艾俊友在项目负责人处签名的向监理单位四川精正建设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发出的《建筑材料报审表》以及2012年8月17日项目部向乐山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发出的《报告》等8份样本中的“江苏龙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乐达华府地块-1#、3#楼工程项目部”印章印文是否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进行文书司法鉴定。
四川富森特司法鉴定所高级讲师王建敏（司法鉴定人执业证号：510013107039）、高级工程师刘中伟（司法鉴定人执业证号：510013107037）根据《印章印文鉴定规范》SF/ZJD0201003-2010对鉴材和样本进行比较检验，对检验过程进行描述、分析说明并附《印章印文特征比对表》，作出鉴定意见认为，《借款合同》、《借据》、《授权书》、《展期申请》、《借款展期协议》中“江苏龙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乐达华府地块-1#、3#楼工程项目部”印章印文与2012年8月17日项目部向乐山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发出的《报告》中的江苏龙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乐达华府地块-1#、3#楼工程项目部”印章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而与其他7份样本中的印章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
江苏龙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对四川富森特司法鉴定所关于鉴材与2012年8月17日项目部向乐山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发出的《报告》中的江苏龙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乐达华府地块-1#、3#楼工程项目部”印章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的鉴定意见提出异议，要求鉴定人出庭并申请重新鉴定。鉴定人王建敏、刘中伟出庭接受了江苏龙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鉴定方法及2012年8月17日《报告》中的“江苏龙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乐达华府地块1#、3#楼工程项目部”印章印文外围弧线等问题的询问。该院认为四川富森特司法鉴定所及其鉴定人员具备鉴定资格、鉴定程序合法，其所作出的鉴定意见有明确具体的依据，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对江苏龙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的重新鉴定申请不予准许。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第一，各被告是否应当对原告出借款项的本息承担还款责任，应承担何种责任；第二，原告出借款项的本金数额以及目前尚差欠的本息金额。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江苏龙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中标乐达华府地块-1#、3#楼工程项目后，组建项目部，于2011年10月13日任命温仲林为执行项目经理。而根据乐山市青江新区建设指挥部留存的、项目部向监理单位四川精正建设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发出的《建筑材料报审表》，艾俊友却在项目负责人处签名，可见，艾俊友并非如江苏龙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所说仅是项目部的一般工作人员。再者，从杜建华提交的领款单、转款凭证等证据，特别是艾俊友、敖正江、温仲林三人均签署“属实”的、领款单位为“宏美佳电器经营部（范秀华）”的领款单，可证明艾俊友、敖正江等人参与甚至决定了项目对外支付材料款、人工费等活动，这与杜建华提交的《项目施工内部承包合同》中关于乙方包工、包料、甲方有义务监督乙方与分包队伍和材料供应商的合同履行情况，若乙方无正当理由不支付到期应付款项产生纠纷的，甲方有权依据乙方与分包队伍和材料供应商签订的合同条款和验收单直接支付工程款或者材料款的约定相对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书证应当提交原件。物证应当提交原物。提交原件或者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交复制品、照片、副本、节录本。提交外文书证，必须附有中文译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七十条规定的提交书证原件确有困难，包括下列情形：（一）书证原件遗失、灭失或者毁损的；（二）原件在对方当事人控制之下，经合法通知提交而拒不提交的；（三）原件在他人控制之下，而其有权不提交的；（四）原件因篇幅或者体积过大而不便提交的；（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通过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或者其他方式无法获得书证原件的。前款规定情形，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其他证据和案件具体情况，审查判断书证复制品等能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据此，结合对《建筑材料报审表》、领款单等证据的分析，该院认为杜建华提交的《项目施工内部承包合同》复印件可予采信。
《项目施工内部承包合同》约定的承包方式为包人工、包材料、包工期、包质量、包安全、包办理工程交验等。协议虽然名为“内部承包”，但江苏龙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与杜建华之间并无合法的劳动关系以及社会保险关系。江苏龙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向杜建华出借其公司备案注册人员和证件，并由杜建华方负担上述人员的食宿和薪酬。再根据协议关于承包方式及管理费的约定可知，工程实质由杜建华自筹资金，自行组织施工，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江苏龙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只是出借资质、收取管理费。杜建华与江苏龙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实质是挂靠和被挂靠的关系。
现并无直接证据表明江苏龙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授权杜建华以其项目部名义向原告借款，故杜建华等人以项目部名义向原告借款的行为属于无权代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江苏龙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明知杜建华并无工程建筑的施工资质，却以包人工、包材料、包工期、包质量、包安全的方式将工程交予杜建华施工，其应当知晓杜建华只能以江苏龙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的名义进行施工。而事实上杜建华、艾俊友、敖正江等人也确实以项目部负责人的身份向监理单位报送材料、向材料商支付货款、向工人支付人工费，这使得杜建华、艾俊友、敖正江等人以项目部印章对外签约的行为具有了有权代理的表象。本案原告基于对杜建华、艾俊友、敖正江身份以及项目部印章的信赖，有理由相信杜建华等人以项目外墙装饰名义借款系基于江苏龙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的授权。并且原告出借的款项也部分用于了工程所需材料、人工费等款项的支付，原告符合善意无过失的判断标准。综上，杜建华以江苏龙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乐达华府地块1#、3#楼工程项目部名义与原告签订《借款合同》、出具《授权书》及《借款展期协议》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江苏龙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承担。原告诉请要求江苏龙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承担借款本息的清偿责任应予支持。
《借款展期协议》约定杜建华、敖正江、王雪妹、艾俊友为本案诉争借款本息的连带责任保证人，保证期间为借款人清偿完毕借款展期协议项目下的全部债务为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2年”。本案借款展期至2014年10月31日，原告于2015年12月17日起诉时尚在保证期间内，故对于原告诉请要求杜建华、敖正江、王雪妹、艾俊友承担本案借款本息的连带清偿责任应予支持。相对于原告，杜建华、敖正江、王雪妹、艾俊友以保证人名义签订合同即应承担相应的合同责任，但对于江苏龙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而言，杜建华等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保证人，即使在杜建华等人承担清偿责任后，也不享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向江苏龙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追偿的权利。江苏龙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杜建华、敖正江、王雪妹、艾俊友可另案处理其结算、追偿关系。
《借款合同》和《借款展期协议》上虽有魏进平和鲍加平的手印和签名，但根据原告的陈述，其并未看见是否为魏进平、鲍加平本人在上述协议上签名、捺印，故本院将魏进平和鲍加平签名、捺印真实性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原告，原告明确表示不申请鉴定，也未提交其他能够证明系魏进平、鲍加平本人或其有权代理人代为签名、捺印的证据，该院对原告关于魏进平、鲍加平在《借款合同》和《借款展期协议》上以连带责任保证人名义签名、捺印的事实主张不予采信。根据杜建华和艾俊友的自认，系该两人分别代妻子魏进平、鲍加平签名、捺印。而基于夫妻关系的信赖，只能信赖夫妻关系共同体，即信赖夫妻一方基于共同财产而代理另一方的行为，而不应该信赖对另一方个人财产的处分。即可以信赖夫妻一方个人担保行为是基于经营为获得共同利益的行为，但不能由此信赖也是另一方的个人行为。因此，对夫妻一方代替另一方签字担保，被担保人对此缺乏可信赖的基础，不构成表见代理。原告要求魏进平、鲍加平对本案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
对于四川京兆堂贸易有限公司的责任问题：该公司出具《承诺函》表示，作为汉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江苏龙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乐达华府地块-1#、3#楼项目部的保证人，自愿为本案借款本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全部清偿为止。原告现诉请要求四川京兆堂贸易有限公司应对本案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应予支持。四川京兆堂贸易有限公司关于其公司法定代表人杜建平未在《承诺函》上签名，对加盖公章行为也不知情的抗辩，该院认为原告已经对公司公章和杜建平、杜建华二公司股东的签名尽到了形式审查义务，四川京兆堂贸易有限公司的抗辩不能成立。从《承诺函》的文义显示，四川京兆堂贸易有限公司是为汉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王河项目以及江苏龙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乐达华府地块-1#、3#楼项目部的债务提供担保，但该公司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却以公司法的规定为由主张为股东杜建华提供担保的行为无效，故关于四川京兆堂贸易有限公司承担本案清偿责任后的追偿问题，涉及另一法律关系，本案中不宜一并处理，相关当事人可另案主张。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本金为600万元，原告也于2013年12月18日通过毛宇华账户出借500万元、于2013年12月19日通过自己账户出借100万元。但12月19日同日，借款人即向李志林转账支付67.2万元。该67.2万元名义上虽为借款人向乐山市福地投资有限公司支付的咨询服务费（其中本案咨询服务费25.2万元），但从李志林、邓文昌系该公司仅有的两名股东、李志林参与办理接收还款事务以及还入邓波账户款项由三案借款分摊的事实可见，出借人与乐山市福地投资有限公司对本案借款存在重大利益关联关系，该院对被告关于咨询服务费实为“砍头息”的主张予以采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应认定为本金。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故该院认定原告于2013年12月19日实际出借本金574.8万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故对于借款人已经归还的不超过年利率36%的利息部分该院不再处理，而对于超出年利率36%的部分应冲抵本金。借款人于2013年12月20日向原告归还的57,600元中，超出以本金5,748,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36%（日利率0.001）计算的2013年12月19日期间法律保护利息范围5,748元（5,748,000元×0.001×1天）之外的51,852元应冲抵本金，即截止2013年12月20日借款人尚差欠本金5,696,148元。此后，借款人分别于2014年1月20日向原告归还108,000元，于2月21日和23日共计归还111600、3月20日归还100800、4月22日归还111,600元均未超过当月的法定利息上限，该院不予调整，即截止2014年4月22日借款人仍差欠原告本金5,696,148元。借款人于2014年5月2日向原告归还的108,000元中，超出以本金5,696,148元为基数按年利率36%（日利率0.001）计算的从2014年4月22日至5月1日期间法律保护利息范围56,961.48元（5,696,148元×0.001×10天）之外的51,038.52元应冲抵本金，即截止2014年5月2日借款人尚差欠本金5,645,109.48元。此后，借款人分别于2014年6月23日、6月27日、7月25日向原告归还108,000元、24,600元、150,000元，未超过法定利息上限，该院不予调整，即截止2014年7月25日借款人仍差欠本金5,645,109.48元。
2014年11月26日还款的500,000元、11月27日还款的2,000,000元、12月8日还款的2,700,000元，2015年1月28日还款的1,000,000元、2月15日还款的2,000,000元，均归还至邓波账户。按借贷双方的意思表示，上述还款按三笔借款本金的比例分摊（本案占比0.375），借款人分别于2014年11月26日向本案原告还款187,500元、11月27日还款750,000元、12月8日还款1,012,500元，2015年1月28日还款375,000元、2月15日还款750,000元。借款人自2014年7月25日至2014年11月26日按照展期协议约定应归还原告的利息为597,817.10元（5,645,109.48元×0.025/30天×99天+5,645,109.48元×0.027/30天×26天），借款人于2014年11月26日、27日共同还款937,500元，扣减应付利息597,817.10元，剩余339,682.90元应冲抵本金，即截止2014年11月27日，借款人尚差欠本金5,305,426.58元。借款人自2014年11月27日至2014年12月7日按照展期协议约定应归还原告的利息为52,523.72元（5,305,426.58元×0.027/30天×11天），借款人于2014年12月8日还款的1,012,500元，扣减应付利息52,523.72元，剩余959,976.28元应冲抵本金，即截止2014年12月8日，借款人尚差欠本金4,345,450.30元。借款人自2014年12月8日至2015年1月27日按照展期协议约定应归还原告的利息为199,456.17元（4,345,450.30元×0.027/30天×51天），借款人于2015年1月28日还款的375,000元，扣减应付利息199,456.17元，剩余175,543.83元应冲抵本金，即截止2015年1月28日，借款人尚差欠本金4,169,906.47元。借款人自2015年1月28日至2月14日按照展期协议约定应归还原告的利息为67,552.48元（4,169,906.47元×0.027/30天×18天），借款人于2015年2月15日还款的750,000元，扣减应付利息67,552.48元，剩余682,447.52元应冲抵本金，即截止2015年2月15日，借款人尚差欠本金3,487,458.95元。
2015年2月15日之后还款义务人未再归还借款本息，其除应归还原告借款本金3,487,458.95元外，还应当以未还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支付利息至付清之日止。原告主张按照合同约定利率付息，对其主张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法判决：一、被告江苏龙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原告邓文昌借款本金3,487,458.95元及逾期利息（逾期利息从2015年2月15日起，以未还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付清之日止）；二、被告杜建华、敖正江、王雪妹、艾俊友、四川京兆堂贸易有限公司对第一项所载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邓文昌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6,435元，由原告邓文昌负担11,884元，被告江苏龙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杜建华、敖正江、王雪妹、艾俊友、四川京兆堂贸易有限公司负担44,551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江苏龙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杜建华、敖正江、王雪妹、艾俊友、四川京兆堂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在二审审理期间，上诉人龙海公司提交了乐山市福地投资有限公司、京兆堂公司的企业信息材料，以证明邓文昌是福地公司的股东，实际借款人是福地公司，且公司出借更比自然人有出借能力；京兆堂公司一系列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杜建华、杜建平，借款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借款方并非龙海公司。被上诉人邓文昌质证认为，上诉人提交的上诉证据在一审中已经进行质证，对于邓文昌是福地公司的股东与邓文昌是出借人并不矛盾，对于京兆堂公司股东构成情况，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与本案借款没有关系，借款时邓文昌也没有义务去审查京兆堂公司股东的情况，因为本案借款就是龙海公司项目部。被上诉人艾俊友、鲍加平、敖正江、王雪妹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表示没有意见。上诉人称其提供的上述证据在一审是核实过了，只是没有载明在一审文书中。鉴于上诉人龙海公司与被上诉人邓文昌均确认上诉人龙海公司在二审中提交的上述证据所要证明的内容在一审中已经进行核实，并不属于新证据范畴，故本院不予采信。
二审中，龙海公司陈述：龙海公司派出的项目经理主要是负责工程现场施工及与现场施工相关的其他事情，对于资金使用和筹集、支出都是杜建华等人负责。
二审查明的其余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龙海公司是否应当对被上诉人邓文昌出借款项的本息承担还款责任。
从查明事实看，杜建华与龙海公司实质上是挂靠与被挂靠的关系，并且龙海公司是在明知杜建华没有工程建筑施工资质的情况下将工程交予杜建华施工，并将项目部印章交由杜建华管理。从杜建华与龙海公司所签《项目施工内部承包合同》的约定看，龙海公司并未授权杜建华以龙海公司或龙海公司项目部名义对外借款，因此，杜建华以龙海公司项目部名义与被上诉人邓文昌订立的《借款合同》属于无权代理。但龙海公司在二审中也陈述，项目施工的资金使用和筹集、支出都是杜建华等人负责，这实际上也是对杜建华筹集资金用于项目施工的认可。况且杜建华与龙海公司之间的合同约定仅是其内部约定，并不能产生对外对抗第三人的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被上诉人邓文昌与江苏龙海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乐达华府地块-1#、3#楼工程项目部签订《借款合同》是基于对杜建华作为该项目施工实际负','2018-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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