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惠中法行初字第139号
原告李运生，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郭仪君，广东深天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罗博，湖南鎏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政府，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淡水街道金惠大道5号。
法定代表人胡斯平，区长。
委托代理人李俊，广东卓凡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惠阳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淡水街道开城大道教育路七巷9号。
负责人谢博名，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曾哲，湖北凯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媛媛，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第三人惠州市树兴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淡水街道土湖罗屋。
法定代表人方文雅，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钱向阳，广东德邻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运生不服被告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政府于1998年4月8日向第三人广州珠江实业总公司淡澳分公司（现更名为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惠阳分公司，下称珠江惠阳分公司）核发的惠阳国用（98）字第1321010031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于2014年4月18日向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惠阳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27日作出（2014）惠阳法行初字第11号行政判决，撤销上述国有土地使用证。惠阳区人民政府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8月6日作出（2015）惠中法行终字第60号行政裁定，以该案一审管辖法院应为本院为由，撤销（2014）惠阳法行初字第11号行政判决，并将该案提至本院审理。本院于2015年10月20日受理后，于2015年11月27日向被告惠阳区人民政府送达起诉书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3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李运生的委托代理人罗博，被告惠阳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钟东海及委托代理人李俊，珠江惠阳分公司负责人谢博名及委托代理人曾哲、张媛媛，第三人惠州市树兴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树兴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钱向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惠阳区人民政府于1998年4月8日向第三人珠江惠阳分公司核发了惠阳国用（98）字第1321010031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该证记载的主要事项有：土地使用者广州珠江实业总公司淡澳分公司；座落惠阳市淡水镇草洋下戴屋；用途商住；使用权类型划拨；使用权面积伍仟平方米。
原告李运生诉称：一、原告与被告向第三人珠江公司颁发惠阳国用（98）第1321010031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是适格原告。（一）1992年，惠阳市场开发（集团）公司（下称市场公司）将惠阳国土局向其出让的涉案土地使用权作为担保物，向惠阳建行借款500万元。1991年8月22日，惠阳国土局以惠地政字[1991]074号文将位于惠阳××淡水东华管理区草洋10000㎡土地使用权出让给市场公司，且早在1991年6月10日，惠阳国土局与市场公司签订了《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1992年4月3日，市场公司与惠阳建行签订借款合同，向惠阳建行借款500万元，且市场公司以上述10000㎡土地使用权作为担保，并将该宗土地的初始凭证原件交由惠阳建行持有。（二）第三人惠州市树兴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树兴公司）通过竞买不良资产及法院强制执行，取得了惠阳国用（2006）第010141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2005年11月15日，树兴公司通过拍卖的方式购买了惠阳建行对市场公司享有的上述债权，并于2006年11月2日由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将该宗土地使用权裁定给树兴公司，并取得了惠阳国用（2006）第010141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三）2010年，原告向树兴公司购买了惠阳国用（2006）第0101416号土地使用权，并支付了全部转让款。2010年4月18日，原告与树兴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由原告向树兴公司购买惠阳国用（2006）第010141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项下的5000㎡土地使用权，原告依约支付了转让款人民币1300万元。（四）由于被告已于1998年对涉案土地向珠江公司颁发权证，导致汕尾中院撤销过户裁定及被告于2014年3月27日注销已颁发给树兴公司的权证，进而致使原告无法取得该宗土地、权益受损。1、珠江公司取得惠阳国用（98）第13210100318号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过程。1991年4月6日，市场公司将涉案5000㎡土地使用权转让给惠阳华达实业有限公司（下称华达公司）。1992年4月10日，华达公司将涉案5000㎡土地转让给珠江公司。随后，被告于1998年4月8日对涉案5000㎡土地使用权颁发惠阳国用（98）第1321010031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给第三人珠江公司。2、第三人珠江公司对汕尾中院的执行行为及被告对树兴公司的发证行为提出异议并被采纳。在被告向树兴公司颁发惠阳国用（2006）第010141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后，第三人珠江公司向汕尾中院及被告提出异议，经汕尾中院及被告审查发现：被告在办证过程中重复办证，即树兴公司所取得的惠阳国用（2006）第0101416号的土地使用权与第三人珠江公司取得的惠阳国用（98）第13210100318号国有土地使用权系同一宗土地。之后，汕尾中院以第三人珠江公司在1998年已先于树兴公司取得该宗土地的使用权证为由，以（2012）汕尾中法执监字第3-l号《执行裁定书》撤销了其此前对树兴公司作出的（2004）汕中法执一立字第75-l号《民事裁定书》关于涉案土地的过户裁定后，被告于2014年3月27日注销此前已颁发给树兴公司的《国有土地使用证》。综上，原告认为：正是因为被告颁发惠阳国用（98）第1321010031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给第三人珠江公司的具体行政行为，导致树兴公司名下的惠阳国用（2006）第010141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于2014年3月27日被注销，进而才导致原告无法取得该宗土地使用权。被告错误发证给第三人珠江公司的行为与原告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案原告主体资格适格。二、被告为第三人珠江公司颁发惠阳国用（98）第1321010031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行为明显违法，主要表现有三：（一）涉案土地的原始凭据原件一直由抵押权人持有，被告在给第三人珠江公司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时，未按《土地登记规则》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核实土地权属来源，明显程序违法。在被告向第三人珠江公司颁发惠阳国用（98）第1321010031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之前，市场公司已经于1992年4月3日将该宗土地使用权抵押给了惠阳建行，且土地初始凭证原件一直由惠阳建行及此后的其他抵押权人所持有。根据国土资源部《土地登记规则》第十条第一款：“土地登记申请者申请土地使用权、所有权和土地他项权利登记，必须向土地管理部门提交下列文件资料：（一）土地登记申请书；（二）单位、法定代表人证明，个人身份证明或者户籍证明；（三）土地权属来源证明；（四）地上附着物权属证明”的规定，被告在第三人珠江公司未能提交土地原始凭证、未核实土地的权属来源的情况下，即将《国有土地使用证》颁发给第三人珠江公司，明显程序违法，依法应予撤销。（二）被告将土地以“划拨”的方式交由第三人珠江公司作“商住”开发，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第23条的明确规定，明显违法。由被告于1998年向第三人珠江公司颁发的惠阳国用（98）第1321010031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可知，第三人珠江公司取得的该宗土地使用权用途为“商住”，使用权类型为“划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23条“下列建设用地的土地使用权，确属必需的，可以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批准划拨：（一）国家机关用地和军事用地；（二）城市基础设施用地和公益事业用地；（三）国家重点扶持的能源、交通、水利等项目用地：（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用地”之规定，只有具备上述四种情形之一的土地使用权，才能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作为“划拨用地”使用，而涉案惠阳国用（98）第1321010031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所列明的“商住”用途，根本不符合上述任何一种情形，被告为第三人珠江公司颁发“商住”用途的“划拨用地”，明显违法。（三）被告在市场公司及华达公司均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的情况下，直接为第三人珠江公司颁发国土证，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该发证行为依法应予撤销。珠江公司取得该宗土地使用权的方式，是从华达公司受让取得，而华达公司是从市场公司受让取得。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在市场公司还是华达公司，均从未取得过涉案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1995年1月1日起施行）第三十七条第六项“下列房地产，不得转让：……（六）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之规定，转让土地使用权的前提是转让方必须先行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而被告在土地交易的前两手（即市场公司及华达公司）均未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的情况下，仍将涉案5000㎡土地使用权直接办到第三手（即第三人珠江公司）名下，严重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该发证行为依法应予撤销。综上，请求撤销被告向珠江公司颁发的惠阳国用（98）第1321010031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及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告李运生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身份证。2、国有土地使用证。3、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4、（2012）汕尾中法执监字第3-1号《执行裁定书》。5、《告知函》。6、惠地政字[1991]074号文。7、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8、借款合同。9、（2004）汕中法执一立字第75-1号《民事裁定书》。10、惠阳国用（98）第1321010031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11、2010年4月22日转账凭条和2010年4月29日电子汇兑凭证。
被告惠阳区人民政府答辩称：一、被答辩人并非本案的适格原告主体。本案中，被答辩人系依据其于201O年4月18日与树兴公司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支付了转让款并购买了惠阳国用（2006）第010141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土地使用权，以答辩人向珠江公司颁发惠阳国用（98）第13210100318《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具体行政行为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首先，被答辩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向树兴公司履行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付款事实，故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真实性以及实际履行。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关于“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被答辩人和树兴公司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没有到土地登记部门办理转让登记，依法不发生效力。再次，20l3年9月6日，汕尾中院作出（2012）汕尾中法执监字3-1号《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要求惠阳区国土资源分局注销树兴公司名下的惠阳国用（2006）第010141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上述《国有土地使用证》被注销后，树兴公司已没有权利在该5000平方米土地上，树兴公司与原告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即使真实存在，树兴公司对该5000平方米土地也是无权处分。显然，被告不可能基于一份无权处分合同而取得该土地的权利。基于上述事实，惠阳国用（2006）第0101416号、面积为500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的登记和证书依法注销后，被答辩人与该5000平方米土地不具有利害关系，其对答辩人颁发给珠江公司的惠阳国用（98）第13210100318《国有土地使用证》提起行政诉讼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一条之规定，答辩人恳请人民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的规定，驳回被答辩人对答辩人的起诉。二、被答辩人的行政起诉超过了法定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关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答辩人向珠江公司颁发惠阳国用（98）第13210100318《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具体行政行为发生的时间是1998年4月8日。2013年3月13日、6月3日、9月9日答辩人组织了珠江公司和树兴公司召开了协调会，2013年8月23日汕尾中院也召集答辩人、珠江公司和树兴公司召开了协调会，因此，如果被答辩人向树兴公司购买了（2006）第010141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土地使用权，那么其至迟于2013年9月9日也知道了答辩人向珠江公司颁发惠阳国用（98）第13210100318《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具体行政行为，但被答辩人直至2014年4月18日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明显超过了上述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人民法院应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六）项的规定驳回被答辩人的起诉。三、被答辩人提及的惠阳国用（2006）第010141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经汕尾中院裁定，已经依法注销。2013年9月6目，汕尾中院作出（2012）汕尾中法执监字第3-l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撤销其院（2004）汕中法执一立字第75-l号民事裁定书第2项市场公司位于惠阳××淡水街道东华管理区草洋市场1000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惠地政字（1991）074号其中500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已办证给珠江公司）的以物抵债的行为。2013年9月23日，汕尾中院向答辩人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惠阳区国土资源分局协助办理：撤销树兴公司名下位于惠阳区淡水街道草××路500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证号：惠阳国用（2006）第0101416号]的办证手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关于依法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和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协助执行若干问题的通知》（法发[2004]5号）第三条关于“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在协助人民法院执行土地使用权、房屋时，不对生效法律文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进行实体审查”的规定，答辩人注销惠阳国用（2006）第010141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系依据汕尾中院的裁定书要求进行的，因此，进一步证明了被答辩人主张的购买惠阳国用（2006）第010141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土地使用权的行为已经不存在，被答辩人的起诉依据也不存在了。如果被答辩人认为答辩人注销惠阳国用（2006）第010141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具体行政行为损害其合法权利的，应该另行向汕尾中院主张权利。四、原惠阳县政府向第三人珠江公司核发惠阳府国用字（98）字第1321010031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具体行政行为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珠江公司用地最初来源于市场公司（该公司现仍属于惠阳区国资办属下企业）。1991年6月10日原惠阳国土局与市场公司签订了《土地出让合同书》。8月22日，原惠阳国土局以惠地政（1991）074号文件批复，由惠阳国土局统一征用位于淡水街道东华管理区草洋市场10000平方米的土地，然后安排给市场公司兴建综合市场用地。12月2日原惠阳国土局以惠地政字[1991]147号文件作出《关于惠阳华达实业有限公司用地的批复》同意市场公司将位于淡水街道东华草洋地段的其它土地7.5亩（5000平方米），有偿转让给华达公司。1992年4月l0日华达公司与珠江公司签订《惠阳淡水镇草洋下戴屋开发地有偿转让合同》，并于当天在惠阳公证处进行了公证[（92）惠证经字第3005号]。同年5月3日原惠阳县政府以惠阳府办（1992）333号文同意华达公司将淡水街道草洋下戴屋5000平方米土地（上述土地）转让给珠江公司。12月23日惠阳国土局以惠地政字[1992]169号文件作出《关于广州珠江实业总公司淡澳分公司用地的批复》同意华达公司将位于淡水街道草洋下戴屋地段的其它土地5000平方米，有偿转让给珠江公司。1998年珠江公司到原惠阳国土局办理了《国有土地使用证》，使用权类型为划拨，证号为惠阳国用（98）第13210100318号。综上，第三人珠江公司申请发证时，其土地权属来源清楚、无争议，原惠阳县政府给第三人珠江公司核发本案《国有土地使用证》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请求依法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根据答辩人提交的证据已足以证明答辩人向珠江公司颁发惠阳国用（98）第13210100318《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合法有效的，应予维持。而被答辩人与答辩人向珠江公司颁发惠阳国用（98）第13210l00318《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具体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被答辩人的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原告主体资格，并且明显超过了起诉期限，依法应驳回其起诉，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利。另外，被告惠阳区人民政府在开庭审理时补充答辩称：一、原告与树兴公司签订转让合同时土地没有达到百分之二十五的开发程度，不符合转让的必要条件，这种行为不为法律保护；二、原告是诉请是撤销惠阳政府给珠江公司的发证行为，但这行为不是独立的，有1991年及1992年政府及国土部门的批复，在批复仍然有效的情况下，应该维持发证的效力，且这批复超过20年，根据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超过20年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原告的起诉不应受理。
被告惠阳区人民政府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执行裁定书。2、协助执行通知书。3、公告。4、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5、惠地政字（1991）074号批复。6、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市场公司、华达公司）。7、惠地政字（1991）147号批复。8、惠阳淡水镇草洋下戴屋开发地有偿转让合同（华达公司、珠江公司）。9、公证书。10、惠阳府办函[1992]333号《关于广州珠江实业总公司淡澳分公司要求受让土地使用权的批复》。11、惠地政字（1992）169号《关于广州珠江实业总公司淡澳分公司用地的批复》。12、珠江公司申请核发国土证的材料。
第三人珠江惠阳分公司述称：一、李运生的起诉已经超过了提起行政诉讼的法定时限。《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1991年8月22日，原惠阳国土局以惠地政字（1991）074号文件批复，同意出让位于淡水镇东华管理区草洋市场15亩即10000平方米土地给市场公司，后市场公司将其中的7.5亩土地转让给华达公司，惠阳国土局以惠地政字（1991）147号文件对此予以批复。后华达公司又将该5000平方米土地转让给珠江公司使用，1992年12月23日惠阳国土局以惠地政字（1992）169号文件批复该地块给珠江公司使用，珠江公司于1998年4月8日将该5000平方米土地办理了证号为惠阳国用（98）第13210100318号的《国有土地使用证》。2013年，李运生即知道涉案土地的情况，并于2013年9月17日以树兴公司为被告、以珠江公司为第三人向惠阳区法院起诉[案号为（2013）惠阳法民一初字第651号]。李运生在651号案件民事诉状中明确表明“因为珠江公司认为树兴公司转让给李运生的5000平方米土地与登记在珠江公司名下位于惠阳区淡水镇草洋下戴屋5000平方米土地存在重复用地争议所导致”；李运生在其向法院提交的651号案件的证据清单中也明确将惠阳国用（98）字第13210100318号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列为证据，并注明证明内容为“李运生向树兴公司受让的5000平方米土地与珠江公司名下的5000平方米土地的具体位置、地号、用途、使用权取得类型、使用年限完成不同”。从李运生在651号案件的民事诉讼及证据来看，李运生在2013年9月17日651号案件立案前就清楚地知道了惠阳国用（98）字第13210100318号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载明的土地使用权的具体位置、地号、用途、使用权取得类型、使用年限等内容。但是，李运生一直到2014年4月才提起本案的行政诉讼，李运生的起诉已经超过了提起行政诉讼的法定时限。二、李运生并非本案的适格原告。李运生依据其与树兴公司签订的《国有土地转让合同》不能履行、与惠阳国用（98）字第13210100318号的《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土地使用权存在利害关系为由提起本案行政诉讼，但李运生与惠阳国用（98）字第13210100318号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并无物权或债权上的利害关系。一方面，证号为惠阳国用（2006）第010141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被撤销后，树兴公司对涉案土地已经没有物权关系，树兴公司的下家即李运生对涉案土地更没有物权关系。另一方面，李运生虽与树兴公司签订的《国有土地转让合同》，但由于树兴公司的国土证被撤销，李运生产生的是对树兴公司的债权，其可以依法向树兴公司主张合同不能履行的违约责任，但李运生并未对涉案土地产生债权关系、与答辩人也无债权关系。另外，惠阳国用（98）字第l3210100318号的《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发证行为产生于1998年，而李运生直到2010年才与树兴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从时间先后顺序上看1998年的发证行为不可能侵犯或损害李运生的利益。可见，李运生与涉案土地既无物权、也无债权关系，并非惠阳国用（98）字第13210100318号的《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利害关系人，惠阳国用（98）字第13210100318号的《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发证行为与李运生无关，李运生不是适格的原告，请求驳回李运生的诉讼请求。庭审时，第三人珠江公司补充了两点意见：一、同意被告的补充意见；二、珠江公司取得该涉案土地权证分为两步，一是完成在1992年4月，第二步是依据新地籍调查审批及相关国家政策在1998年有重新办理土地权证，从92年看，珠江公司当时取得权证的依据是政府的行政法规或文件，应该视为合法取得，98年的重新办证是对92年办证的实体延伸和完善，已经不属于原告提起诉讼的范畴。
第三人珠江惠阳分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民事诉状。2、（2013）惠阳法民一初字第651号案证据清单。3、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传票。4、（2013）惠阳法民一初字第651-1号《民事裁定书》。5、（2012）汕尾中法执监字第3-1号《执行裁定书》。6、（2013）汕尾中法执异字第5号《执行裁定书》。7、（2014）粤高法执复字第9号《执行裁定书》。8、惠阳国土资函（2013）549号《函》。9、惠阳国用（98）字第1321010031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10、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树兴公司、李运生）。11、惠阳县城建设管委会收据（2016.3.11提当庭提交）。12、报建费、市政配套费。
第三人树兴公司陈述称：一、答辩人已将涉案土地转让给原告，且在收到1300万元转让款后已将涉案土地交付给原告占有使用。二、由于被告98年的违法发证行为导致树兴公司2006年的国土证件被注销，从而导致原告无法办理涉案土地的变更登记。三、被告从未向答辩人告知过诉权及起诉期限。庭审时，第三人树兴公司又称：一、政府的发证行为存在明显的多项违法表现，比如：1、没有批准手续就延长使用年限至50年；2、将商住用途的土地以划拨的方式交付给珠江公司；3、对两次未取得国土证的交易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就直接给第三首的珠江公司颁发国土证；4、办证档案无纳税记录。二、尽管政府给珠江公司是发证行为是在树兴公司与李运生之间的民事交易前，但现行行政法的制度，没有规定在后的民事行为不得起诉在先的行政行为；三、尽管被告与珠江公司对原告与树兴公司的之间的民事行为提出质疑，但均未能否定该民事合同的效力。
第三人树兴公司没有提交证据。
惠阳区人民法院依法调取了以下证据：1、土地登记申请书。2、地籍调查土地登记审批表。3、土地登记卡续表。4、惠阳区土地登记发证、年检收费审批表。5、收据。6、宗地图。7、土地使用权转让批准书。8、土地相关情况查询表。9、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10、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11、建设用地位置图。12、建设用地红线图。13、惠州市惠阳区土地使用权转让申请审批表。14、委托书。15、承诺书。16、企业法人营业执照。17、税务登记证。18、企业法人营业执照。19、组织机构代码证。20、申请书。21、惠阳国土局文件处理表。22、关于树兴公司房地产权过户问题的通知。23、关于惠州市树兴房产开发有限公司用地有关问题的复函。24、关于同意树兴公司办理房地产权过户手续的复函。25、土地使用权转让税费缴交通知单、税收通用完税证、契税完税证。26、（2004）汕中法执一立字第75-1号民事裁定书。27、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28、惠阳国土局文件处理表、协助执行通知书。29、惠阳国土（公告）（2014）13号公告。30、土地登记申请书。31、地籍调查土地登记审批表。32、惠阳区土地登记发证、年检收费审批表。33、惠地政字（1991）074号关于市场公司用地的批复。34、惠阳政字（1991）053号关于市场公司用地的请示。35、关于兴建草洋市场用地的报告。36、关于兴建草洋市场立项的报告。37、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38、国家建设征用（划拨）土地协议书。39、土地补偿安置补助费。40、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惠阳国土局、市场公司）。41、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42、惠阳国用（2006）第010131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经庭审质证，原告李运生对被告惠阳区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其质证意见是：对证据一到证据三的三性没有异议，证明力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与本案有无利害关系。相反，该证据恰恰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损害了原告的财产权利，原告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存在利害关系；证据四至证据六的真实性和关联性有无异议，但对证据来源的合法性有异议，该证据并非珠江公司国土档案中的文件，不是被告当时做出发证行为的证据，而是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进行收集的证据，因此，根据最高院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该证据不能作为被告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证据七的真实性和关联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据来源的合法性和证明力有异议。该证据并非国土档案中的文件，不能作为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根据，而且该不能证明华达公司已经取得了涉案5000平方米的土地，华达公司从始至终没有办理过土地登记，没有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证据八的真实性无法确定，来源的合法性有异议，因为不是珠江公司国土档案中的文件，对其证明力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合法。理由：1、市场公司与华达公司没有办理土地变更登记手续；2、市场公司转给华达公司土地年限是40年，而该证据合同中华达公司转给珠江公司的土地年限却是50年；3、市场公司所取得的土地用途是兴建综合市场用地，而该证据中所转让的土地用途是建设商品住宅综合楼或宾馆。因此，华达公司不仅是无权处分，而且其所转让的土地超过年限，变更用途，超出市场公司与惠阳国土局所签订的出让合同的权利范围，珠江公司无权根据该合同办理土地变更登记手续；证据九的合法性和证明力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证据十至证据十一的三性没有异议，证明力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反而能证明其错误。理由：1、该批复中明确要求在转让时要按规定缴纳增值税，但是从被告提供的珠江公司国土档案中没有任何缴纳增值税的证据，这足以证明被诉行政行为是错误的，应予撤销；2、该批复中并没有对涉案土地用途和年限进行变更，被告的国土档案中也没有珠江公司补办用地手续的证据。足以证明被诉行政行为不具有合法性；证据十一的批复中改变了土地用途和年限，把40年变成了50年，但是珠江公司并没有办用地手续的证据；证据十二的三性没有异议，证明力有异议，该证据作为原告的反证，证明被涉具体行政行为是错误的，应予撤销。理由：1、被告改变土地用途不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18条和第27条规定，改变出让合同中规定的土地用途要征得土地管理部门和规划部门的批准重新签订出让合同，调整出让金并办理登记，但是该证据并没有补办土地用地手续的证据；2、被告提供的珠江公司国土档案中有关土地流转的资料是不完整的。因涉案土地是从市场公司到华达公司再到珠江公司。但是珠江公司国土档案中没有土地流转的相应资料。用地手续不齐，没有缴纳增值税、补办年限等用地手续；3、土地使用权类型错误，不应当是划拨土地，珠江公司申请办证的理由是从华达公司受让取得，那应当按照流转程序办理土地变更登记手续，使用权类型应当是出让，但珠江公司98年国土证上的使用权类型为划拨。
第三人珠江惠阳分公司对被告惠阳区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
第三人树兴公司对被告惠阳区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原告李运生的质证意见一致。
被告惠阳区人民政府对原告李运生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是：证据一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原告是适格主体；证据二的三性有异议，该证被依法注销，该证是没有存在过的，树兴公司视为自始自终未取得该土地的合法权益，原告不能基于该不存在合法权益来主张作为本案原告的主体资格；证据三的三性有异议，该转让合同不能证明原告与本案颁发给珠江公司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有利害关系，被告颁发给珠江公司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在先，原告与树兴公司签订转让合同在后，在先的行政行为不可能侵犯在后的民事行为；证据四至证据五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原告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反而证明了树兴公司的土地证已被法院裁定注销；证据六至证据八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证据九的三性有异议，该证据已被汕尾法院依法撤销，树兴公司所有的权益已被依法撤销，不管是树兴公司还是原告均没有权益在本案的具体行政行为所在土地上；证据十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没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土地证是颁发给珠江公司的，与原告无关；证据十一的关联性有异议，该证据的汇款人不能体现原告与树兴公司之间土地转让的资金往来，因此，我方认为其有与本案诉争的土地权益无关。
第三人珠江惠阳分公司对原告李运生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同意被告惠阳区人民政府对原告李运生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另补充以下几点意见：一、原告所提到的十一组证据全部发生在2010年1月1日之后，与我司作为第三人取得土地权证，全部历史过程，这在1998年4月6日完成，与本公司第三人没有利害关联性，即便是该土地权证在办证中存在瑕疵，也与原告无任何关系；证据一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与案件的关联性有异议；证据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据来源的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证据三的三性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对案件的关联性有异议；证据四至证据五的和合法性、真实性没有异议，该组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因为，从证据一到证据五，树兴公司所取得的土地权证是属于非法所致，已经被后面的民事诉讼中的司法裁定所规范，予以撤销了。同时，被告作为行政主体也依法法律程序和已经生效的法律文本，对其颁发的的树兴公司的权证予以纠正和撤销。在具体行政行为上属于重复颁证，是可撤销的行政行为。至此，应予撤销，从这里看，原告不是本案是适格主体；证据六至证据七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证据八的三性没有异议；证据九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就证据六至证据九这四份证据而言，恰恰证明珠江公司合法取得国土证在先，树兴公司非法取得国土证在后，因此，树兴公司的国土证被撤销合乎法治原则，同时尊重了信赖保护原则，这更是进一步证明本案原告对争议的土地并没有物权关系，也没有债权关系，其拥有的仅仅是对树兴公司的债权。原告不是本案适格原告；证据十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国土证是合法取得的，并没有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证据十一不能说明汇款人蔡惠明是对应的购买或履行合同关系，只能证明有往来，发生在2010年4月29日与第三人颁证时间相差两年之多，证明我方不是适合的第三人，原告不是适格的主体资格。该证据的汇款人事蔡惠明，收款人是刘俊杰，不能证明李运生与树兴公司因土地转让而发生资金往来。
第三人树兴公司对原告李运生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是：证据一至证据十一三性没有异议，补充说明证据十一，对2010年4月22日的转账凭条，刘俊杰是代树兴公司收款800万元，2010年4月22日转账凭条，刘俊杰是代树兴公司收的土地转让款500万元。而且该二张凭证加起来共1300万元，跟树兴公司与李运生签订的转让合同约定的土地转让款是一致的，对李运生支付了土地转让款1300万元给树兴公司，我们是予以认可，除此之外，树兴公司与蔡惠明或李运生并无其他经济往来。
原告李运生对第三人珠江惠阳分公司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是：证据一至证据三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和证明力有异议。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期限。证据一民事诉状第二页中原告主张其从树兴公司所受让的5000平方米土地与第三人珠江公司名下的5000平方米土地并非同一宗土地，根本不存在重复用地和重复办证的事实，这足以证明原告提起另案民事诉讼时并不知道本案所涉所指向的对象就是原告所购买的土地，原告当时还始终认为树兴公司与珠江公司不存在重复办证，完全没有意识到其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即原告当时不知道诉权及起诉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1条及最高行政审判庭关于如何理解关于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1条、42条规定的请示的答复，本案起诉期限不应当从原告提起另案民事诉讼之日计算；证据四至证据十的三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力有异议。原告提起诉讼的依据是认为被诉行政行为侵害了原告的财产权利，而原告对涉案土地所享有的财产权利共有三个方面，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已经实际影响了原告的财产权利，原告是本案适格原告；证据十一惠阳县城建设管委会收据无原件，三性有异议，该证据不能证明第三人珠江公司为了取得涉案土地而缴纳的费用，且被告所提交的珠江公司国土档案中并没有收费的凭证；证据十二证据的名称为请款单，此证据为第三人珠江公司内部的付款审批单据，不能证明第三人珠江公司已经实际支付了涉案土地的报建费、市政配套费用，该单据显示付款形式为转账，而珠江公司没有提供转账凭据，也无提供收款单位的收款凭证作为佐证，因此，该请款单不具有证明力。
被告惠阳区人民政府对第三人珠江惠阳分公司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是：证据一至证据十二没有异议，足以证明原告提起诉讼超过诉讼期限，以及原告并不是本案适格原告，及珠江公司取得国土证合法有效。
第三人树兴公司对第三人珠江惠阳分公司提交的证据的质证意见是：证据一至证据三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和证明力有异议。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期限。证据一民事诉状第二页中原告主张其从树兴公司所受让的5000平方米土地与第三人珠江公司名下的5000平方米土地并非同一宗土地，根本不存在重复用地和重复办证的事实，都足以证明原告提起另案民事诉讼时并不知道被涉行政行为所指向的对象就是原告所购买的土地，原告当时还始终认为树兴公司与珠江公司不存在重复办证，完全没有意识到其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即原告当时不知道诉权及起诉期限。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1条及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如何理解关于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1条、42条规定的请示的答复，本案起诉期限不应当从原告提起另案民事诉讼之日计算；证据四至证据十的三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力有异议。原告提起诉讼的依据是认为被涉具体行政行为侵害了原告的财产权利，而原告对涉案土地所享有的财产权利共有三个方面，而被涉具体行政行为已经实际影响了原告的财产权利，原告是本案适格原告；证据十一至证据十二的证据的证明对象是不可能完成的，因为珠江公司意图以此两份证据证明其取得涉案土地所有权，在我国现行法律中珠江公司永远不可能取得土地所有权，即使想证明其取得土地使用权，该两份证据也是无证明力的。
原告李运生对被告惠阳区人民法院调取的证据的质证意见：对全部证据的三性无异议，该证据可以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不具有合法性，发证错误。
被告惠阳区人民政府对惠阳区人民法院调取的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对全部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和关联性有异议。该发证资料及颁发给树兴公司的国土证已被告汕尾法院撤销，惠阳国土局也依法注销该国土证。国土证被注销后树兴公司与原告并没有权益在该土地上，原告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
第三人珠江惠阳分公司对惠阳区人民法院调取的证据的质证意见是：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和关联性方面，由于珠江公司合法取得国土证在先，树兴公司非法取得国土证在后，而且树兴公司取得的国土证也依法被注销，在这种情况下，本案原告李运生对涉案土地不存在利害关系，已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
第三人树兴公司对惠阳区人民法院调取的证据的质证意见与原告李运生的质证意见一致。
本院对上述当事人没有异议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并采信，对有异议的证据则根据其关联性进行综合分析，在认定事实时参考。
经审理查明：1991年6月3日，惠阳市场开发（集团）公司（下称市场公司）提出《关于兴建草洋市场用地的报告》，向原惠阳县人民政府申请在淡水东华管理区草洋地段兴建一个占地面积10000平方米的综合贸易市场。1991年6月10日，原惠阳国土局与市场公司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原惠阳国土局出让位于淡水东华管理区草洋地段面积10000平方米的土地给市场公司用于兴建综合市场。1991年8月22日，原惠阳国土局作出惠地政字（1991）074号《关于惠阳市场开发（集团）公司兴建市场用地的批复》，同意由国土局征用淡水镇东华管理区位于草洋地段的土地15亩，并按有关规定将土地使用权出让给市场公司用于兴建市场。1991年10月14日，市场公司与惠阳华达实业有限公司（下称华达公司）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市场公司将其中5000平方米土地转让给华达公司作为兴建商业大厦用地。1991年12月2日，原惠阳国土局作出惠地政字（1991）147号《关于惠阳华达实业有限公司用地的批复》，同意市场公司转让上述土地使用权。1992年4月10日，华达公司与珠江惠阳分公司签订《惠阳淡水镇草洋下戴屋开发地有偿转让合同》并办理了公证，华达公司将上述500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转让给珠江惠阳分公司。1992年5月3日，原惠阳县人民政府作出惠阳府办函[1992]333号《关于广州珠江实业总公司淡澳分公司要求受让土地使用权的批复》，同意华达公司转让上述土地。1992年12月23日，原惠阳国土局作出惠地政字（1992）169号《关于广州珠江实业总公司淡澳分公司用地的批复》，同意华达公司有偿转让上述土地给珠江惠阳分公司用于建设商住小区。1998年4月3日，珠江惠阳分公司填写《土地使用权登记发证申请书》，并提交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土地转让合同、公证书、惠阳府办函[1992]333号批复等申请材料，就上述500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申请登记发证。1998年4月6日，原惠阳市国土局进行了土地界址调查并在《地籍调查审批表》写明了调查意见。1998年4月7日，原惠阳市国土局、惠阳市人民政府在《地籍调查审批表》中分别签署准予登记、同意发证的意见。1998年4月8日，惠阳市人民政府向珠江惠阳分公司核发惠阳国用（98）字第1321010031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另查明：市场公司于1992年4月3日向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惠阳支行借款500万元，并将位于惠阳淡水东华管理区草洋市场1000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作抵押担保。2005年11月15日，树兴公司通过拍卖方式取得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惠阳支行对市场公司享有的上述债权。2006年5月11日，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函给惠州市国土资源局惠阳区分局（下称惠阳国土分局），征询市场公司位于惠阳××淡水东华管理区草洋地段1000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能否办证至树兴公司名下，惠阳国土分局函复称市场公司须交清相关税费、办出土地使用证才能办至树兴公司名下。2006年6月6日，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4）汕中法执一立字第75-1号民事裁定，将市场公司位于惠阳××淡水东华管理区草洋地段1000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以物抵债给树兴公司，同时向惠阳国土分局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2006年9月28日，惠阳国土分局、惠阳区人民政府根据市场公司提出的土地登记申请，就其中的5000平方米土地向市场公司核发了惠阳国用（2006）第010131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2006年10月13日，惠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作出惠阳府办（2006）166号《关于树兴房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地产权过户问题的通知》，内容为：“区国土资源分局：鉴于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惠阳市场开发（集团）公司的房地产权的过户问题作出裁定，并发出了协助执行通知书，其中涉及的东华村草洋地段10000平方米……，区政府同意给予惠州市树兴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办理上述土地过户手续……”。2006年10月20日，惠阳国土分局作出惠阳地转批字2006年（912）号《土地使用权转让批准书》，批准市场公司将惠阳国用（2006）第010131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登记下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给树兴公司。2006年10月24日，惠阳国土分局、惠阳区人民政府根据市场公司和树兴公司提出的土地转让申请向树兴公司核发了惠阳国用（2006）第010141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2006年10月和2007年7月，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珠江惠阳分公司分别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以惠阳国用（2006）第010141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和惠阳国用（98）字第1321010031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系同一块土地为由，要求撤销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4）汕中法执一立字第75-1号民事裁定及协助执行通知书。2007年8月2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07）粤高法执督字第235号案立案监督，指出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树兴公司申请执行市场公司一案中，损害了珠江惠阳分公司的合法权益，要求该院妥善处理。2007年10月25日，惠阳国土分局以惠阳国土资函[2007]105号《关于贵院裁定过户给树兴公司的土地中涉及其他第三人5000平方米土地问题的函》致函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承认由于工作疏忽，未及时发现市场公司在将500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已转让给了他人的情况下，又将该土地使用权抵偿给了树兴公司，导致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将属于珠江公司的500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作为市场公司的财产抵债给了树兴公司，请求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该裁定。2008年5月29日，惠阳国土分局出具惠阳国土资[2008]139号《情况说明》，该局承认树兴公司名下惠阳国用（2006）字第010141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与珠江公司名下惠阳国用（98）字第1321010031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登记的是同一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属重复发证。为协商解决此案，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多次与惠阳国土部门进行沟通协调，但一直没有结果。2013年7月12日，惠阳国土分局作出惠阳国土资函[2013]549号《函》，将组织珠江公司与树兴公司调处但无法协商一致的情况告知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建议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先裁定将500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执行回转给珠江公司，以便该局撤销对树兴公司重复发放的国有土地使用证。2013年9月6日，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汕尾中法执监字第3-1号《执行裁定书》，撤销（2004）汕中法执一立字第75-1号《民事裁定书》中第2项市场公司位于惠阳××淡水东华管理区草洋1000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惠地政字（1991）074号）其中500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已办证给珠江公司）的以物抵债。2013年9月23日，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汕尾中法执监字第3-1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惠阳国土局撤销树兴公司名下的惠阳国用（2006）第010141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树兴公司对此提出异议，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29日作出（2013）汕尾中法执异字第5号《执行裁定书》，查明了上述事实，驳回了树兴公司的异议。后树兴公司申请复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月26日作出（2014）粤高法执复字第9号《执行裁定书》，驳回树兴公司的复议申请，维持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汕尾中法执异字第5号执行裁定。2014年3月26日，惠阳国土分局发出《公告》，注销树兴公司名下惠阳国用（2006）第010141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土地使用权登记和证书，同时撤销该证的土地权属来源依据文件，即惠阳地转批字2006年（912）号《土地使用权转让批准书》和惠阳国用（2006）第010131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再查明：2010年4月18日，李运生与树兴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李运生以价款1300万元购买树兴公司名下惠阳国用（2006）字第010141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登记下的土地。2010年4月22日与4月29日，李运生分两次将1300万元汇至树兴公司法定代表人刘俊杰账户。2013年9月17日，原告李运生向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决被告树兴公司继续履行《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将惠阳国用（2006）第0101416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登记下的土地交付给原告。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后，根据树兴公司的申请，于2013年11月25日作出（2013）惠阳法民一初字第651-1号民事裁定，中止了该案的审理。2014年4月18日，原告李运生不服被告惠阳区人民政府向第三人珠江惠阳分公司核发的惠阳国用（98）第1321010031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遂提起本案诉讼。本院在审理过程中，两次组织原告李运生和第三人珠江惠阳分公司双方进行调解未果。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三个：一是李运生是否具有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二是原告李运生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三是被告惠阳区人民政府核发被诉国有土地使用证的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是否清楚、程序是否合法。
关于李运生是否具有本案诉讼原告主体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本案中，市场公司因向银行借款已将涉案土地使用权用于抵押担保，第三人树兴公司通过公开拍卖获得了银行对市场公司享有的债权，后被告惠阳区人民政府向树兴公司颁发了国有土地使用证，因该证与被诉国有土地使用证属于重复发证，被告惠阳区人民政府注销了树兴公司名下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树兴公司在被告惠阳区人民政府注销其国有土地使用证之前，已与李运生签订土地转让合同，将涉案土地使用权转给李运生，李运生也支付了相应的对价，因此，李运生与被诉发证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认为被诉发证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提起行政诉讼，故其原告诉讼主体资格适格。被告惠阳区人民政府、第三人珠江惠阳分公司以惠阳国用（98）第13210100318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颁发时间在前，原告李运生签订涉案土地转让合同的时间在后，在先的行政行为不可能侵犯在后的原告李运生的民事权','2018-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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