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深中法房终字第1253-1257号
1253号案上诉人（原审2号案原告）陈锦龙，男，汉族，1963年3月13日出生。
1254号案上诉人（原审3号案原告）刘丽婉，女，汉族，1972年11月8日出生。
1255号案上诉人（原审4号案原告）余瑶珍，女，汉族，1961年10月17日出生。
1256号案上诉人（原审5号案原告）郭德辉，男，汉族，1969年2月2日出生。
1257号案上诉人（原审6号案原告）郭德齐，男，汉族，1972年6月2日出生。
上列五案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尤武伟，广东贞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五案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陈永溱，男，汉族，1956年4月5日出生，公民代理。
五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爱联社区爱联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爱联居委会）。
负责人邓远明，主任。
委托代理人罗惠媛，广东诚熙律师事务所律师。
五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深圳市爱联股份合作公司（以下简称爱联股份公司）。
法定代表人邓小兵，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雷建熙、郑丹萍，均为广东诚熙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因与被上诉人爱联居委会、爱联股份公司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五案，不服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2013）深龙法横民重字第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五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原审诉讼请求：1、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与爱联居委会之间的买地行为无效；2、爱联居委会及爱联股份公司分别退还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购地款386400元、289800元、348000元、386400元、289800元及用地费和杂费，并支付相应利息；3、诉讼费用由爱联居委会承担。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1991年开始，爱联居委会的前身深圳市龙岗区龙岗镇爱联村民委会（以下简称爱联村委会）在其属下的XX村规划开发了XX新村住宅小区，并将该小区土地分块编号陆续出卖。
陈锦龙持有一份收据，载明“今收到陈锦龙交来集资建设XX新村E20#、E28#、E43#、E44#宅基用地款（每户代收报建费600元、工商费500元）金额386400元，出纳陈，经手人申”，收据上加盖有“深圳市龙岗区龙岗镇爱联村民委员会”的公章，时间为1993年10月12日。陈锦龙还持有四份“龙冈镇村镇建设办公室收据”，分别载明“单位爱联XX郑石生1993年6月28日，用地费100㎡×27=2700元”，“单位爱联XX刘X1993年6月28日，用地费100㎡×27=2700元”，“单位爱联XX黄X1993年6月28日，用地费100㎡×27=2700元”，“单位爱联XX肖X1993年6月28日，用地费100㎡×27=2700元”该四张收据上均加盖有“宝安县龙岗镇村镇建设办公室财会专用章”的公章。陈锦龙另持有四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分别为被劫补发编号9X0、9X6、9X9、9X8，用地单位分别为刘X、郑X、黄X、肖X，用地面积均为100平方米，日期为“九四年八月十八日”。陈锦龙之后未取得相应的宅基地，也未能从爱联村委会退回购地款。
刘丽婉持有一份收据，载明“今收到刘丽婉交来集资建设XX新村A30#、C100#、E3#宅基用地款（每户代收报建费600元、工商费500元）金额289800元，出纳陈，经手人申”，收据上加盖有“深圳市龙岗区龙岗镇爱联村民委员会”的公章，时间为1993年10月12日。刘丽婉还持有三份“龙冈镇村镇建设办公室收据”，分别载明“单位爱联XX高X1993年6月28日，用地费100㎡×27=2700元”，“单位XX欧阳X1992年10月19日，用地费100㎡×23=2300元”，“单位爱联XX杨X1993年6月28日，用地费100㎡×27=2700元”，该三张收据上均加盖有“宝安县龙岗镇村镇建设办公室财会专用章”的公章。刘丽婉另持有三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分别为被劫补发编号9X1、9X9、9X3，用地单位分别为高X、欧阳X、杨X，用地面积均为100平方米，日期为“九四年八月十八日”。刘丽婉之后未取得相应的宅基地，也未能从爱联村委会退回购地款。
余瑶珍持有一份收据，载明“今收到余瑶珍交来集资建设XX新村A4#、A23#、B17#宅基用地款（每户代收报建费600元、工商费500元）金额348000元，出纳陈，经手人申”，收据上加盖有“深圳市龙岗区龙岗镇爱联村民委员会”的公章，时间为1993年9月16日。余瑶珍另持有三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分别为被劫补发编号9X5、9X9、9X5，用地单位分别为余瑶珍、侯X、刘X，用地面积均为100平方米，日期为“九四年八月十八日”。余瑶珍还持有三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分别为9X5、9X9、9X5，用地单位分别为余瑶珍、侯X、刘X，建设规模均为“壹栋三层半380㎡框架”，日期为“九四年八月十八日”。余瑶珍之后未取得相应的宅基地，也未能从爱联村委会退回购地款。
郭德辉持有一份收据，载明“今收到郭德辉交来集资建设XX新村B43#、B54#、B63#、C88#宅基用地款，金额386400元，出纳陈，经手人申”，收据上加盖有“深圳市龙岗区龙岗镇爱联村民委员会”的公章，时间为1993年10月7日。郭德辉还持有四份“龙冈镇村镇建设办公室收据”，分别载明“单位XX李X1992年10月19日，用地费100㎡×23=2300元”，“单位XX纪X1992年10月19日，用地费100㎡×23=2300元”，“单位XX李X1992年10月19日，用地费100㎡×23=2300元”，“单位XX郑X1992年10月19日，用地费100㎡×23=2300元”，该四张收据上均加盖有“宝安县龙岗镇村镇建设办公室财会专用章”的公章。郭德辉另持有四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分别为被劫补发编号9X0、9X3、9X0、9X8，用地单位分别为郑X、李X、李X、紀X，用地面积均为100平方米，日期为“九四年八月十八日”。郭德辉还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一份《龙岗区城市化土地遗留问题处理申报表》，其中“土地买卖过程简介”一栏中载明：本人92年8月购买了爱联村XX新村宅基地100㎡，此地有当时的主管机构宝安县龙岗镇村镇建设办公室审批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后因龙岗区的成立，城市重新做了规划，原已核批给本人的宅基地不复存在，导致本人至今无法建房。该申报表上“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继受单位意见”一栏中，有载明“情况属实”并加盖有爱联居委会的公章，时间为2007年6月7日。郭德辉之后未取得相应的宅基地，也未能从爱联村委会退回购地款。
郭德齐持有一份收据，载明“今收到郭德齐交来集资建设XX新村E27#、E45#、E51#宅基用地款（每户代收报建费600元、工商费500元）金额289800元，出纳陈，经手人申”，收据上加盖有“深圳市龙岗区龙岗镇爱联村民委员会”的公章，时间为1993年10月11日。郭德齐还持有三份“龙冈镇村镇建设办公室收据”，分别载明“单位爱联XX饶X1993年6月28日，用地费100㎡×27=2700元”，“单位爱联XX邱X1993年6月28日，用地费100㎡×27=2700元”，“单位爱联XX周X1993年6月28日，用地费100㎡×27=2700元”，该三张收据上均加盖有“宝安县龙岗镇村镇建设办公室财会专用章”的公章。郭德齐另持有三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分别为被劫补发编号9X9、9X8、9X2，用地单位分别为饶X、邱X、周X，用地面积均为100平方米，日期为“九四年八月十八日”。郭德齐之后未取得相应的宅基地，也未能从爱联村委会退回购地款。
郭德辉原审到庭称“我本人交了四次钱，1993年左右第一次每块地交了一万元的定金，我总共买了四块地皮，办公室的人给我开了收据，收据也盖了村委的章”。郭德辉在原审法院主持证据交换时陈述“当时购买宅基地的时候是分了几次交钱的，我们交钱了以后爱联居委会就将证件和收据给了我们”。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齐经原审法院两次传唤其本人到庭说明交款情况，均拒不到庭说明，均委托律师称是分四次向原爱联村委会交的钱，每次交钱原爱联村委会均开具收据，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齐的钱都是分几次交的，每块地皮的定金都是1、2万元。从首次交钱到最后开总的收据经历的时间大概都有3、4个月的时间，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齐交清款后才换了1张总收据，每次交款均是现金支付。
1992年11月11日，国务院批准撤销宝安县，分设龙岗、宝安两区，仍隶属深圳。1993年1月1日，龙岗区正式挂牌办公。2003年10月29日《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宝安龙岗两区城市化进程的意见》（深发（2003）15号）第三条第（一）款第3点规定，成立居委会后，居委会与原村委会集体经济组织脱钩，独立运作。其人员工资、办公用房和办公经费由区财政承担，市财政按规定在开办费上给予适当补贴；第三条第（二）款第2点规定，……将原村委会和原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的所有财产等折成股份组建股份合作公司。
2004年2月18日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同意撤销爱联等四个村民委员会设立爱联等四个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批复》（深龙府（2004）2号），第一条规定，撤销爱联村民委员会，设立爱联社区居民委员会。
2004年3月18日《深圳市农林渔业局关于宝安龙岗两区城市化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改制的暂行意见》第一条第3点规定，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全部纳入新设立的股份合作公司，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债权债务关系也纳入新设立的股份合作公司。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2010）深中法民五终字第2122-2126号五案过程中，应爱联居委会的申请，对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所提供的购地款收据上所盖的“深圳市龙岗区龙岗镇爱联村民委员会”的公章的真实性及笔迹形成时间以及笔迹是否为刘X一人所写进行司法鉴定。送检检材为：1、日期为1993年10月11日、号码为№.068971的郭德齐收据1张；2、日期为1993年10月7日、号码为№.068969的郭德辉收据1张；3、日期为1993年9月16日、号码为№.068966的余瑶珍收据1张；4、日期为1993年10月12日、号码为№.068973的陈锦龙收据1张；5、日期为1993年10月12日、号码为№.068974的刘丽婉收据1张。样本为：1、2010年11月22日提取的盖有“深圳市龙岗区龙岗镇爱联村民委员会”的印文材料1张；2、盖有“深圳市龙岗区龙岗镇爱联村民委员会”印文、日期为1993年9月1日的申请报告1张；3、日期为1993年10月30日、有刘X签字的协议书1张；4、刘X于1993年10月30日书写的收据1张。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作出公物证鉴字（2010）7814号《鉴定文书》，鉴定结论是：检材上“深圳市龙岗区龙岗镇爱联村民委员会”可疑印文与样本上相同内容的印文是同枚印章所盖印；对于刘X的字迹，检材与样本在字迹上既有符合又有差异，就现有样本条件无法作出明确意见；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还作出公物证鉴字（2010）7960号《鉴定文书》，鉴定结论是：1、检材1、2、3、4、5与样本5、6、7、8、9、10复写字迹成份均检出差异，无法比对其形成时间；2、检材1、2、3、4、5与样本1、2、3、4落款时间差异较大，且样本的形成时间早于检材的形成时间，无意义比对其形成时间。
原审另查，1993年10月30日，黄X、刘X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XX新村宅基地黄本（《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由二人分开保管，刘X保管113本、黄X保管112本；双方明确约定分开保管不是瓜分财产，这些黄本不属任何一方，任何一方都无权擅自处理。任何一方都无权拿自己保管的黄本私自向购地者收款，双方还就黄本保管不善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作出约定。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所持有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均在刘X保管的证件范围内。1994年1月13日，刘X报案称家中被劫，原由其保管的113本黄本（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全部被劫，其以爱联经济合作社名义向国土规划部门申请补办被劫证件，并就所遗失证件编号登报声明，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主张的宅基地均在公告范围内。规划国土部门于1994年7月份复函同意补办，之后补办的证件以被劫补发作为编号。上述被劫补发的证据仍由刘X保管。
原审再查，余瑶珍是刘X的配偶、刘丽婉是余瑶珍的侄女，陈锦龙、郭德辉、郭德齐都是刘X同村的同乡，其中郭德齐、郭德辉是兄弟关系，均是广东省陆丰市XX镇人。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系列案是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本系列案争议的焦点如下：一、关于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是否向原爱联村委会购买涉案地块的问题。首先，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与原爱联村委会间并无签订购买涉案地块的合同。其次，爱联居委会及爱联股份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了案外人黄X、刘X于1993年10月30日签订的《协议书》及领证号码清单，报告书、遗失声明、深圳市规划国土局龙岗分局承办文件复函等证据，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从而证实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所购土地所有证件由案外人刘X保管。1994年1月13日，因刘X报案称家中被劫，原由其保管的113本黄本（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全部被劫，其以爱联经济合作社名义向国土规划部门申请补办被劫证件，并就所遗失证件编号登报声明，而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持有的证件均为刘X被劫后的证件补办的，从而证明原爱联村委会并未向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出售土地。第三、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主张其已购买涉案地块的证据为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收款收据和涉案地块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但除余瑶珍的一块宅基地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外，余瑶珍及陈锦龙、刘丽婉、郭德辉、郭德齐主张权利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均不是他们本人的名字。因此，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主张原爱联村委会向其出售土地依据不足。二、关于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是否支付了购地款的问题。首先，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虽然持有加盖了原爱联村委会公章的收款收据，但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陈述其并非于收款收据上书写的时间交款，而是在之前分四次向原爱联村委会交的款，但对这一情节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无证据证明。为此，原审法院曾数次要求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本人到庭核实，除郭德辉外，其余四人均拒绝到庭，只委托律师陈述是分四次交的款，认可律师陈述。其次，从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持有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来看，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陈述疑点重重。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陈述其购买涉案地块的时间为1993年9月、10月间，且此时其已经付款完毕，按照常理爱联居委会应将涉案地块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交付给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但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未在此时取得。而就在1993年的10月30日，黄X与刘X达成一份协议书，约定双方分开保管225本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刘X保管113本，黄X保管112本，不得私自买卖、收款。再之后，到1994年1月刘X就报警称其保管的全部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被人打劫，之后以“爱联村委XX村”的名义补办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并且均冠以“被劫补发”的字样。而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所持有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均是“被劫补发”的，且落款时间均为1994年8月18日。也就是说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持有的证件是在1994年8月以后才取得的。按照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的说法，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付清款后刘X不向其交付有关证件，却等到证件被打劫补发后才向其交付，情理不通。郭德辉在原审法院主持证据交换时陈述“当时购买宅基地的时候是分了几次交钱的，我们交钱了以后爱联居委会就将证件和收据给了我们”，郭德辉的该陈述也与事实不符。第三，从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持有的收据形式来看。以陈锦龙持有的收据形式来看，写明“今收到陈锦龙交来集资建设XX新村E20#、E28#、E43#、E44#宅基用地款（每户代收报建费600元、工商费500元）金额386400元，出纳陈，经手人申”，收据上加盖有“深圳市龙岗区龙岗镇爱联村民委员会”的公章。陈锦龙陈述其此前分4次支付款项时原爱联村委会均出具了收款收据，既然原来出具的是收款收据，有何必要再换开收据。另一点，陈锦龙还持有四份“龙冈镇村镇建设办公室收据”，分别载明“单位爱联XX郑石生1993年6月28日，用地费100㎡×27=2700元”，“单位爱联XX刘X1993年6月28日，用地费100㎡×27=2700元”，“单位爱联XX黄X1993年6月28日，用地费100㎡×27=2700元”，“单位爱联XX肖X1993年6月28日，用地费100㎡×27=2700元”该四张收据上均加盖有“宝安县龙岗镇村镇建设办公室财会专用章”的公章。而根据龙岗的发展历史，1992年11月11日，国务院批准撤销宝安县，分设龙岗、宝安两区，仍隶属深圳。1993年1月1日，龙岗区正式挂牌办公。陈锦龙持有的落款时间为1993年6月28日的收款收据还是加盖有“宝安县龙岗镇村镇建设办公室财会专用章”的公章，与事实不符。陈锦龙主张其已支付购地款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认定。
综上所述，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主张原爱联村委会分立后的两当事人不能向其交付土地，应返还其支付的款项及利息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的全部诉讼请求。民重2号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7096元由陈锦龙承担，鉴定费6400元由爱联居委会承担；民重3号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5647元由刘丽婉承担，鉴定费6400元由爱联居委会承担；民重4号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6520元由余瑶珍承担，鉴定费6400元由爱联居委会承担；民重5号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7096元由郭德辉承担，鉴定费6400元由爱联居委会承担；民重6号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5647元由郭德辉承担，鉴定费6400元由爱联居委会承担。
上诉人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判令确认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和原爱联村委会之间的土地使用权出让行为无效，并判令爱联居委会和爱联股份公司返还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的土地使用权转让费386400元、289800元、34800元、386400元、289800元及用地费和杂费，并支付相应利息；4、判令本案诉讼费由爱联居委会和爱联股份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1991年开始，爱联居委会在其属下的XX新村规划开发了XX新村住宅小区，并把该小区土地分块编号陆续出卖。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于1993年9月（部分为10月）向爱联居委会购买了涉案爱联XX新村的土地，并交纳了全部购地款，同时按爱联居委会的指示向当时的龙岗镇建设办公室交付了用地费及杂费，爱联居委会及该办公室先后出具了收款收据，并为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办理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但此后上述地块既没有搞好“三通一平”，也没有为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办理合法开工手续，导致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无法报建开工。后又因市政远见划宝龙路通过该小区，导致该小区重新划分编号，且爱联居委会又将该小区的部分地块重新出租或出让给他人建厂、宿舍，如今该小区所属地块又已整体列入深圳市城中村改造计划，导致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在所购买的土地上建私宅成为不可能。爱联村委会在收取购地款后，既未交土地给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也没有退款给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给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爱联村委会擅自转让农村宅基地的行为，因违反相关土地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而无效，其应向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返还全部购地款及费用并赔偿利息损失。因爱联居委会及爱联股份公司是原爱联村委会的继受单位，原爱联村委会的义务应由爱联居委会及爱联股份公司承担。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向原爱联村委会购买土地使用权的行为，在本案中经过多次开庭审理，这一事实均有双方予以确认，且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有涉案土地的建设规划许可证及交付土地出让款及费用的收款收据为证，足以证明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向原爱联村委会购买土地使用权的行为的真实性。原审法院断章取义，有意歪曲事实，认定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主张原爱联村委会向其出让土地依据不足，明显偏袒爱联居委会和爱联股份公司一方，对该事实认定有误。有关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交付土地款的收款收据，上面有加盖收款单位的公章或财务章，是真实有效的交款证明凭证，并经公安部物证中心认证其真实性。原审法院在没有任何反证证据的情况下，片面臆想认定本案这些收款收据与事实不符，实在是荒唐。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对本案认定事实严重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支持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爱联居委会辩称，爱联居委会系龙岗区城市化改制后新成立的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独立运作，经费来自于政府财政。2003年10月29日《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宝安龙岗两区城市化进程的意见》（深发（2003）15号）第三条第（一）款第3点规定，成立居委会后，居委会与原村委会集体经济组织脱钩，独立运作，其人员、办公用房和办公经费由区财政承担，市财政按规定在开办经费上给予适当补贴。爱联居委会没有接管或承续原爱联村委会的资产。2003年10月29日《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宝安龙岗两区城市化进程的意见》（深发（2003）15号）第三条第（二）款第2点规定，将原村委会和原村小组集体经济组织的所有财产等折成股份组建股份合作公司。2004年3月18日《深圳市农林牧渔局关于宝安龙岗两区城市化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改制的暂行意见》第一条第3点规定，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全部纳入新设立的股份合作公司，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债权债务关系也纳入新设立的股份合作公司。综上，原爱联村委会在深圳市改制过程中被撤销，其经济职能和行政职能相分离，分别由股份合作公司和居委会承担，爱联居委会没有接管原爱联村委会的资产，不承接原爱联村委会的债权债务，爱联居委会不是原爱联村委会的继受单位，不是本案适格主体，请求法院依法驳回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对爱联居委会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爱联股份公司辩称，原爱联村委会从未转让爱联XX新村宅基地给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1992年6月26日，案外人刘X、黄X挂靠兴信实业有限公司与原爱联村委会、爱联村XX经济合作社达成《合作开发建设龙岗镇XX新村合同书》，原爱联村委会及下属爱联村XX经济合作社仅收取了征地补偿款，刘X、黄X作为实际开发商，自行负责对外销售宅基地、收取购地款。刘X、黄X申请原爱联村委会向其提供加盖了原爱联村委会公章的空白收据给他们在卖地过程中使用，原爱联村委会法制观念淡薄，向其提供了盖章的空白收据，但原爱联村委会并未经手卖地和收取购地款。刘X至今未将其保管的证件、卖地情况资料、剩余的空白收据交还给原爱联村委会或爱联股份公司。本案有客观充分证据证明是案外人刘X、黄X对外卖地、收取购地款。1993年10月30日，刘X、黄X签订《协议书》约定，刘X保管113本“黄本”（即《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黄X保管剩余的112本。双方明确约定分开保管不是瓜分财产，这些黄本不属于任何一方，任何一方无权擅自处理。任何一方都无权拿自己保管的黄本私自向购地者收款，双方还就黄本保管不善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作出约定。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所持有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均在刘X保管的证件范围内。刘X、黄X直接保管《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约定分开保管，任何一方无权擅自处理，而是要共同对外收钱等内容，充分证明刘X、黄X是XX新村宅基地的开发商，并负责卖地和收钱。1994年，刘X向公安机关报称其住处被打劫，所保管的113本《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相关资料被劫。1994年7月，刘X以XX村名义向规划国土局龙岗分局申请补办了统一编号为“被劫补发”的113本《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继续由刘X保管。上述事实充分证实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诉称所购土地的所有证件均由案外人刘X保管，刘X与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之间形成关系，而非原爱联村委会。原爱联村委会与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之间并未签订任何关于XX新村宅基地的转让合同，原爱联村委会不可能在刘X、黄X负责卖地并持有《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情况下，再行对外卖地。除余瑶珍（刘X妻子）的一块宅基地《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外，余瑶珍及其余四人主张权利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均不是本人的名字，故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主张原爱联村委会向其出售土地依据不足。综上，原爱联村委会从未转让XX新村宅基地给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涉案土地《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一直由刘X负责保管，原爱联村委会不可能在不保管证件的情况下向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交付《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原爱联村委会既然不保管证件也交付不了证件，就不可能收取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的购地款，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称与原爱联村委会存在土地转让交易的事实不成立，证据不充分。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并未支付涉案地块的购地款。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与实际卖地人刘X是亲朋好友关系。余瑶珍是刘X妻子、刘丽婉是余瑶珍侄女，其余的三人都是刘X同村的同乡，均是广东省陆丰市XX镇人，其中郭德辉、郭德齐是兄弟关系。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主张在93年8、9、10月已付清全部购地款给原爱联村委会，但原爱联村委会在收款时未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交付给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的主张与93年10月30日刘X和黄X签订《协议书》约定各自保管部分未卖地《建设用地许可证》的事实有矛盾。若在93年10月之前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已付清购地款，按照常理原爱联村委会或刘X均应将涉案地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交付给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保管，而不应在93年10月30日作为未卖地由开发商分开保管。若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付清了购地款，作为亲朋好友的刘X不可能不将证件交付给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反而将涉案地块作为未卖地分开保管证件，作出严重有损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的事情。94年1月刘X就报警称其保管的全部《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被人打劫，之后以“爱联村委XX村”的名义补办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且冠以“被劫补发”的字样，而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所持有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均是“被劫补发”的，且落款时间均为1994年8月18日，按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的说法，93年10月之前已付清全款，为何刘X要在94年8月以后向其交付证件，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刘X作为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的亲朋好友，93年10月之前已付清全款，94年8月之后取得的“被劫补发”证件全是别人的名字，为何不办理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名下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持有的收据，每份收据注明的宅基地数量有三至四块，违背了XX新村一块宅基地一份或两份以上收据的惯例，每块宅基地分开开收据便于政府部门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都将几块宅基地写在一份收据上，不符合常理。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陈述其此前分几次支付购地款，每块地的定金均是1、2万元，从首期交款到最后开总的收据经历的时间大概是3、4个月，既然原来出具的是收款收据，交清款项后又何必要换开收据，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对付款情况的表述是虚构的。除收款收据外，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持有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龙冈镇村镇建设办公室收据”出具的用地费收据等证明买卖关系成立的证据都是别人的名字，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持有的证据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余瑶珍是刘X的妻子，刘X作为开发商，预留一块宅基地，办理余瑶珍名下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作为一家人余瑶珍不可能向刘X支付购地款。余瑶珍主张同一张收据还支付了剩余三块宅基地的购地款，办理别人名下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完全不符合情理。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涉及购地款金额一百多万元，上世纪90年代，如此大金额的款项，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都不能提供任何一笔资金的款项出账记录，都不能提供任何一笔资金的转账付款记录，均称以现金方式支付，与市场交易惯例不符。综上，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所谓已付清购地款的主张存在诸多不符常理不客观的疑点，与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主张的事实有严重冲突。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与刘X串通虚构事实，利用原爱联村委会提供的空白收据，伪造付清购地款收据，通过诉讼诈骗方式，企图侵吞爱联股份公司集体资产，爱联股份公司已向公安部门报案。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向法院陈述的付清购地款情况与向公安部门陈述的付清购地款情况不一致。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主张的涉案宅基地已有其他业主持有原购买收据及证书原件，并实际占有使用。其他事实公安部门正在调查当中。本案并非孤案，还涉及另外6宗民事案件。与本案案情一致涉及刘X亲朋好友购地的诉讼案件一共有11宗，另外6宗案件经过一审、二审，二审情况为：2011年6月20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该6案二审判决［案号：（2011）深中法民五终字第115-120号］，认为：原爱联村委会在深圳市农村城市化的改制过程中被撤销，其经济职能和行政职能相分离，分别由股份公司和居委会、街道办承担，原村委会的所有财产和债权债务关系被纳入股份合作公司，原村委会的债权债务应由变更后的主体股份合作公司承担，依法撤销了原审判决，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上述6宗案件因原告错列爱联居委会为被告，被驳回诉讼请求距今2年多，6宗案件当事人均未再提起起诉爱联股份公司的诉讼，现已过诉讼时效。综上，原爱联村委会没有转让爱联XX新村宅基地给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没有支付宅基地购地款，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与刘X系亲朋好友关系，互相串通，凭借原空白收据伪造购地款收据，利用作为开发商身份保管有登记在他人名下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等相关证件，企图诈骗集体财产，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维持原审判决，驳回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的上诉请求。
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在本案二审法庭调查时，明确诉请的利息均自交款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四倍利息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
本案二审审理期间，本院传唤刘X到庭作证，刘X作证称：1992年开始，刘X参与XX公司投资原爱联村委会建设XX新村事宜，刘X负责前期投资工作，负责出资金，刘X给了XX公司300多万元，再由XX公司给原爱联村委会。XX新村的地都是由原爱联村委会出售并由其收钱，刘X从未从购地人手中收过钱。刘X承认曾于1993年10月30日与黄X签订保管225本黄本的《协议书》。原由刘X保管的113本黄本于1994年1月被打劫了，后全部由原爱联村委会出面补办，原爱联村委会补办后未再交回给刘X，补办的113本黄本，除本案17本外，其余的均在原爱联村委会手中。刘X手上持有的113本黄本均是XX公司交给其保管的，是作为刘X将来收回收益的一种制约，不是原爱联村委会给的。刘X知道余瑶珍去买地，但具体付款情况不清楚。刘X当时不认识陈锦龙、郭德辉和郭德齐，后因买地出现问题经人介绍才认识的。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对刘X的陈述予以确认。爱联居委会及爱联股份公司认为刘X与陈锦龙、刘丽婉、余瑶珍、郭德辉、郭德齐具有利害关系，对其陈述均不予确认。
本院（2011）深中法民五终字第115-120号生效民事判决认定：原爱联村委会在深圳市城市化的改制过程中被撤销，其经济职能和行政职能相分离，分别由股份合作公司和居民委员会、街道办事处承担。原村委会的所有财产和债权债务关系被纳入股份合作公司。故原爱联村委会的债权债务关系应当由变更后的主体即股份合作公司承担，爱联居委会仅履行原爱联村委会的行政职能。
本院认为，本五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陈锦龙等五人是否与原爱联村委会发生购买XX新村宅基地关系、原爱联村委会是否收取了陈锦龙等五人的购地款。对此，陈锦龙等五人已提交了原爱联村委会出具的载明收到购地款的收据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加盖有“宝安县龙岗镇村镇建设办公室财会专用章”交纳用地费的收据为据。爱联股份公司对陈锦龙等五人提交的上述证据的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确认，认为陈锦龙等五人与案外人刘X恶意串通，伪造卖地事实。本院对爱联股份公司的抗辩理由论述如下：
一、向陈锦龙等五人出具收到购地款收据的主体是原爱联村委会，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无论原爱联村委会在出卖XX新村宅基地过程中与刘X是合作开发关系还是委托关系，在爱联股份公司未举证证明将此情形预先告知陈锦龙等五人前提下，原爱联村委会与刘X之间的关系不能对抗关系外的第三人陈锦龙等五人，原爱联村委会不能免除其出具收到购地款收据所产生的法律责任。爱联股份公司主张实际是刘X在出卖XX新村宅基地，原爱联村委会从未与陈锦龙等五人发生转让土地关系的抗辩理由，本院不予支持。爱联股份公司主张原爱联村委会将空白收据交刘X，刘X利用空白收据与陈锦龙等五人恶意串通伪造付款凭证，但爱联股份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法律后果，本院对爱联股份公司的主张不予采信。
二、爱联股份公司辩称每份收据注明的宅基地数量有三至四块，违背了XX新村一块宅基地一份或两份以上收据的惯例，但爱联股份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收取XX新村卖地款的惯例就是一块宅基地一份收据，且陈锦龙等五人每人购买了三至四块宅基地，针对每个买地者统一收钱统一开具收据在经济活动中实属惯常做法，爱联股份公司的辩称本院不予采信。
三、行政主管部门在核发宅基地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时，不可能核发空白的许可证，必须要审核用地者的身份，原爱联村委会将XX新村宅基地分开出卖，必须先申请每块地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则许可证上必须填注有名字，即买地人的名字并非一定是《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上所填注的名字，此情况在深圳龙岗、宝安两区集体经济组织出卖宅基地时普遍存在，行政主管部门补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时，因是补发，只可能补发与原许可证内容一致的许可证，不可能在补发时即直接变更用地者名字。爱联股份公司以陈锦龙等五人持有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不是陈锦龙等五人名字，原《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被劫补发时未直接将许可证办至陈锦龙等五人名下不符合常理为由主张陈锦龙等五人实际未支付购地款，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四、陈锦龙等五人在1993年10月前付清购地款，为何原爱联村委会未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交给他们，而是交给刘X保管导致许可证被劫，这属于考究原爱联村委会是否履行义务的问题，而不能以原爱联村委会未及时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交付交款人即反推交款人未付款。爱联股份公司以《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未交给陈锦龙等五人为由主张陈锦龙等五人实际未支付购地款，明显不符合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规定，本院不予采纳。
五、爱联股份公司辩称只要交清了购地款，必然同时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交给了购地者，不可能再由刘X持有。爱联股份公司对其辩称未提交证据证明，另，根据爱联股份公司提交的原爱联村委会出卖XX新村宅基地给XX省房屋土地综合开发集团海南公司的相关证据，截止1993年8月7日，XX省房屋土地综合开发集团海南公司已付原爱联村委会458万元，按每块地12万元计算，已付清38块地购地款，但原爱联村委会只交给XX省房屋土地综合开发集团海南公司28本《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即有10本已付清购地款的许可证未交付给购地者，与爱联股份公司所称只要交清购地款，《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必然同时交给购地者，不可能再由刘X持有的辩称，不相吻合。本院对爱联股份公司的该辩称不予采信。
六、根据爱联股份公司提交的原爱联村委会出卖XX新村宅基地给XX省房屋土地综合开发集团海南公司的相关证据，原爱联村委会并未否认收取了XX省房屋土地综合开发集团海南公司的购地款向该公司出售XX新村宅基地，与爱联股份公司所称XX新村宅基地全由刘X或黄X销售，原爱联村委会仅收取征地补偿款，原爱联村委会不可能向陈锦龙等五人直接出售XX新村宅基地的抗辩，不相吻合，本院不予采信。
七、陈锦龙等五人每人支出的购地款只系二、三十万元，其五人全以现金支付并非绝对不可能，且在分批付款并付清购地款后，换开付清购地款的收据亦非绝对不可能，在经济活动中亦属普遍现象。爱联股份公司单以陈锦龙等五人不可能全以现金支付购地款及无需另换开付清购地款收据为由，否定陈锦龙等五人付款的真实性，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八、爱联股份公司虽辩称涉案宅基地已有其他购地者持有原购买收据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原件，并实际占有使用，但未能举证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对爱联股份公司的此项抗辩不予采信。
九、虽龙岗区于1993年1月1日正式挂牌办公，但并不能排除其内部部门原使用的印章因未能及时更换而在一定时间内仍延续使用的可能性，且爱联股份公司及爱联居委会对陈锦龙、刘丽婉、郭德齐持有的于1993年6月28日开具的加盖“宝安县龙岗镇村镇建设办公室财会专用章”的“龙冈镇村镇建设办公室收据”均不持异议，原审法院单以龙岗区于1993年1月1日即挂牌办公，陈锦龙等人仍持有上述宝安县龙岗镇村镇建设办公室出具的收据与事实不符为由，否定上述“龙冈镇村镇建设办公室收据”的真实性，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认同。
十、在爱联股份公司不能举证证明陈锦龙等五人实系与刘X发生购地关系、购地款实由刘X收取的情形下，爱联股份公司以陈锦龙等五人与刘X系亲属及同乡关系为由，主张陈锦龙等五人一定与刘X恶意串通、虚构卖地事实，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爱联股份公司及爱联居委会提出的上述抗辩理由均不能与其待证事实形成唯一对应关系，不具有反驳陈锦龙等五人所提交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采信陈锦龙等五人提交的证据，确认原爱联村委会与陈锦龙等五人之间发生购买XX新村宅基地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关系，确认原爱联村委会收取了陈锦龙等五人支付的购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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