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4）深中法商终字第95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罗文胜。
委托代理人：刘成，广东金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谭薇，北京市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蔡昆明。
委托代理人：方鸿，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毛彩萍，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惠州市腊梅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麦地南路20号A503号。
法定代表人：刘腊梅，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阳x，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鄂州联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鄂州市南浦北路中段南栋西单元六层西户。
法定代表人：童红斌。
委托代理人：曹进，广东耀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彭刚，广东仁皓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深圳市惠隆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彩虹大厦10楼C座。
法定代表人：罗绍光。
原审被告：深圳市科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金碧路金湖花园A区4栋1002号。
法定代表人：陈军。
原审被告：彭国强。
原审被告：罗绍光。
原审被告：深圳市恒联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东门南路文锦渡报关大厦B座4层。
法定代表人：廖立峰。
原审被告：深圳市国丰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路香景大厦1栋10G。
法定代表人：方晓亮。
原审被告：沈凤妆。
原审被告：沈凤珍。
原审被告：深圳市兴辽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虹路世界贸易广场A座32层南侧03、04房。
法定代表人：沈凤妆。
原审被告：深圳市金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虹路西世界贸易广场B幢20／21G房。
法定代表人：沈凤珍。
委托代理人：李俊宏，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深圳市科抖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金碧路金湖花园A区四栋402室。
法定代表人：蔡新景。
原审被告：深圳市宏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虹路世界贸易广场A座32层北侧。
法定代表人：沈凤妆。
原审被告：深圳金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虹路世界贸易广场A座32层。
法定代表人：沈凤妆。
原审被告：深圳盛得利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虹路世界贸易广场C座806室。
法定代表人：张思聪。
原审被告：深圳市新产业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赛格科技园三栋三层。
法定代表人：张艺拢。
原审被告：新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振兴路3号建艺大厦17楼。
法定代表人：翁先定。
委托代理人：张xx，该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杨x，该公司员工。
原审被告：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临江路69号。
法定代表人：翁先定。
委托代理人：张xx，新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杨x，新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员工。
原审第三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2066号华能大厦1、2、3、14、15、16、17层。
负责人：郭莽。
委托代理人：康xx，该分行员工。
原审第三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原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深圳办事处，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滨河路5022号联合广场A座29楼。
法定代表人：禹华初。
委托代理人：徐xx，该公司员工。
原审第三人：高士通中国投资3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淮海中路999号上海环贸大厦1区10楼。
法定代表人：陈文。
上诉人罗文胜、蔡昆明因与被上诉人惠州市腊梅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腊梅公司）、鄂州联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泰公司）、原审被告深圳市惠隆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隆恒公司）、深圳市科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抖投资公司）、彭国强、罗绍光、深圳市恒联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联发公司）、深圳市国丰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丰源公司）、沈凤妆、沈凤珍、深圳市兴辽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辽公司）、深圳市金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运开发公司）、深圳市科抖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抖实业公司）、深圳市宏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源公司）、深圳金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运控股公司）、深圳盛得利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得利公司）、深圳市新产业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产业工贸公司）、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公司）、新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产业投资公司）、原审第三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深圳分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公司深圳办事处）、高士通中国投资3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士通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0）深福法民二初字第51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0年9月25日，原审法院依法作出（2000）深福法经初字第1733号民事判决，判决：一、惠隆恒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交通银行深圳分行上步支行偿还贷款本金220万元及自2000年5月21日起至还清贷款之日期间的相应利息（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确定）；二、深圳市云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鸣公司）对惠隆恒公司的上述债务负连带清偿责任；本案案件受理费21151元、保全费11670元，共计32821元由惠隆恒公司和云鸣公司连带负担。云鸣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于2001年5月9日作出（2001）深中法经一终字287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04年6月7日，交通银行深圳分行与第三人信达公司深圳办事处签订一份债权转让协议，约定交通银行深圳分行将其对债务人惠隆恒公司的1笔债权转让给信达公司深圳办事处，自债权转移之日起，与转让标的有关的全部从权利也同时转移给办事处。2004年9月17日，交通银行深圳分行与信达公司深圳办事处刊登债权转让公告，载明，交通银行深圳分行与信达公司深圳办事处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交通银行深圳分行已将其或其下属分支行依法享有的下列债务人和保证人与其签订的授信合同（协议）及相应的保证合同（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信达公司深圳办事处，自公告之日起，请相应的债务人和保证人立即向信达公司深圳办事处履行相应的合同（协议）约定的义务。该公告包括涉案债权。2006年8月18日，信达公司深圳办事处与第三人高士通公司签订一份单户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将涉案债权转让给高士通公司。2006年7月12日，信达公司深圳办事处与第三人高士通公司刊登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载明，根据信达公司深圳办事处与高士通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信达公司深圳办事处已将其依法享有的下列债务人和保证人与交通银行深圳分行或下属分支行签订的授信合同（协议）及相应的保证合同（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高士通公司，自公告之日起，请相应的债务人和担保人积极筹措资金向高士通公司履行相应合同（协议）约定的义务。该公告包含涉案债权。2007年6月8日，第三人高士通公司与腊梅公司签订一份单户资产转让协议，又将涉案债权转让给腊梅公司。2007年4月7日，高士通公司与腊梅公司刊登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载明高士通公司将包括涉案债权的数笔债权转让给腊梅公司，自公告之日起，请相应的债务人和担保人立即向腊梅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义务。2008年4月10日，腊梅公司与第三人联泰公司签订一份债权转让协议，约定腊梅公司将其受让的涉案债权转让给联泰公司，并于2008年5月10日刊登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载明腊梅公司将包括涉案债权的数笔债权转让给联泰公司，自公告之日起，请相应的债务人和担保人立即向联泰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义务。
惠隆恒公司设立于1995年1月23日，2004年6月18日被吊销营业执照，其股东为彭国强、罗绍光、罗文胜。该公司并未进行清算。
云鸣公司设立于1994年6月30日，注册资本1000万元。设立时股东为深圳鹏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图公司）和深圳市源田印务投资发展公司（以下简称源田公司，原名中共深圳市委党校印刷厂）。1998年11月4日，源田公司向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一份《关于云鸣公司实际出资情况的说明》，载明，云鸣公司于1994年6月30日在深圳市由鹏图公司和源田公司注册成立，注册资金1000万元，其中鹏图公司出资额900万元，占总注册资金90%，源田公司出资额100万元，占总注册资金10%，当时两公司的注册资金均没到位，鹏图公司已于1994年10月20日提交了有关说明。该公司实际出资额均由蔡昆明先生出资。在公司经营过程中，蔡昆明先生又投入了许多资产，加之公司盈利，该公司注册资金于1994年年底由原来的1000万元增加到5000万元。其中鹏图公司出资额3000万元，占总注册资金60%，源田公司出资额2000万元，占总注册资金的40%，现应实际出资人蔡昆明先生的要求，并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特向贵局声明，自愿退出所占该公司的全部股权，由实际出资人拥有该公司的全部股权，鹏图公司和源田公司自愿放弃在云鸣公司的全部一切权益，同意由实际出资人对该公司进行规范。1998年12月4日，中共深圳市委党校向深圳市工商局出具一份函件，载明，源田公司是我校全额投资的全民企业，现该公司申请解除与云鸣公司的出资关系；我校经审核源田公司《关于云鸣公司实际出资情况的说明》，认为基本符合事实情况，为规范体制、便于管理，我校同意源田公司退出所持云鸣公司出资份额，由其实际出资人经营支配，源田公司也不承担云鸣公司的任何责任。1994年12月20日，鹏图公司出具一份《关于云鸣公司股权协议书》，载明，鹏图公司与中共深圳市委党校印刷厂，合资成立云鸣公司，我公司向中共深圳市委党校印刷厂出示该公司组成过程有关手续及资料，我公司绝不参股经营，该公司董事成员我公司概不参与委派，以后该公司一切债权、债务均由中共深圳市委党校印刷厂负责，与我公司无关。1999年1月8日，云鸣公司作出一份股东会决议，载明，出席股东为金运开发公司、科抖实业公司，以上股东经研究，并经100%的股东同意与表决，形成如下决议，1、同意公司规范登记方案；2、同意修改公司章程；3、股东各方认可由深圳中法会计师事务所作的关于公司出资情况的专项审计报告，公司的净资产审计报告，共同确认公司的净资产为负债985400.20元，对于注册资本不足部分，由股东各方按出资比例补足；4、同意股东蔡昆明先生将100%的出资额转让给金运开发公司与科抖实业公司；5、出资转让后，公司股东出资额、出资比例如下，金运开发公司拥有该公司90%的股权，即出资4500万元，科抖实业公司拥有该公司10%的股权，即出资500万元。1999年1月15日，云鸣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其股东由鹏图公司、源田公司变更为金运开发公司（出资额4500万元、出资比例90%）、科抖实业公司（出资额500万元、出资比例10%）。1999年1月18日，蔡昆明与科抖实业公司、金运开发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云鸣公司于1994年6月30日在深圳市由鹏图公司、源田公司注册成立，注册资金1000万元，当时由于两公司资金短缺，注册资金均没有到位，鹏图公司已于1994年10月20日提交了有关证明，源田公司已于1998年11月4日写了有关说明，恳请放弃在云鸣公司的全部权益，并恳请工商局对该公司予以规范，该公司实际资额由蔡昆明先生出资，在公司经营过程中，蔡昆明先生又不断投入许多资金和资产，故公司注册资金于1994年年底由原来的1000万元增加到5000万元；蔡昆明占有公司100%的股权，蔡昆明应投资5000万元，实际投入5000万元，现蔡昆明将其占公司100%的股权以5000万元转让给科抖实业公司和金运开发公司，其中转让给科抖实业公司10%的股权计500万元的股权，转让给金运开发公司90%的股权及4500万元的股权。该协议书还约定了其他内容。2001年4月16日，云鸣公司更名为科抖投资公司。鹏图公司更名为恒联发公司，源田公司更名为国丰源公司。
蔡昆明与沈凤妆于1989年9月1日结婚。
另查明，（2009）粤高法民二执复字第10号执行裁定书载明“蔡昆明是否为云鸣公司的实际出（投）资人或隐名股东及其责任承担问题，系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产生的争议，在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不宜在执行程序中对此作出实体处理。蔡昆明是否为云鸣公司的实际出资人，还涉及到云鸣公司及其登记股东的权利义务，在公司及其登记股东均没有参加本案执行程序的情况下，奥伊尔公司请求人民法院对此直接作出认定，并追加蔡昆明为被执行人，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案系在执行程序中对是否追加蔡昆明为被执行人所作处理，并非对当事人的实体争议进行处理。奥伊尔公司与蔡昆明的实体争议，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
腊梅公司诉至原审法院，请求：一、惠隆恒公司立即向腊梅公司清偿借款本金220万元及利息4174191元（暂计至2009年12月20日）及至实际清偿之日的利息；二、罗文胜、蔡昆明、联泰公司、科抖投资公司、彭国强、罗绍光、恒联发公司、国丰源公司、沈凤妆、沈凤珍、兴辽公司、金运开发公司、科抖实业公司、宏源公司、金运控股公司、盛得利公司、新产业工贸公司、新华公司、新产业投资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由惠隆恒公司、罗文胜、蔡昆明、联泰公司、科抖投资公司、彭国强、罗绍光、恒联发公司、国丰源公司、沈凤妆、沈凤珍、兴辽公司、金运开发公司、科抖实业公司、宏源公司、金运控股公司、盛得利公司、新产业工贸公司、新华公司、新产业投资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联泰公司申请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与本案诉讼，并提出如下诉讼请求：一、确认其与腊梅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其已取得涉案债权；二、惠隆恒公司立即向其清偿涉案债权；三、科抖投资公司、彭国强、罗绍光、罗文胜、蔡昆明、沈凤妆、沈凤珍、兴辽公司、金运开发公司、科抖实业公司、宏源公司、金运控股公司、盛德利公司对惠隆恒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恒联发公司、国丰源公司分别在虚假出资3000万元、2000万元及利息范围内对惠隆恒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出资不实的责任；五、新产业工贸公司在虚假出资1080万元及利息的范围内对惠隆恒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出资不实的责任；六、新华公司、新产业投资公司应在1080万元及利息的范围内对惠隆恒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七、惠隆恒公司、罗文胜、蔡昆明、科抖投资公司、彭国强、罗绍光、恒联发公司、国丰源公司、沈凤妆、沈凤珍、兴辽公司、金运开发公司、科抖实业公司、宏源公司、金运控股公司、盛得利公司、新产业工贸公司、新华公司、新产业投资公司承担本案所有的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认为：交通银行深圳分行将涉案债权【即（2000）深福法经初字第1733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给付义务】转让给第三人信达公司深圳办事处，信达办事处又依法转让给第三人高士通公司，高士通公司又依法转让给腊梅公司，腊梅公司又依法转让给第三人联泰公司，并均依法履行了通知义务，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未损害国家利益，故第三人联泰公司依法成为惠隆恒公司的债权人，科抖投资公司应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惠隆恒公司已于2004年6月18日被吊销营业执照，其股东应依法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但该公司的股东未履行清算义务，导致公司无法进行清算，其股东依法应当对该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科抖投资公司设立时的股东为恒联发公司和国丰源公司。在恒联发公司和国丰源公司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函件中，该两公司表明其均未履行出资义务，实际出资人为蔡昆明，由蔡昆明持有科抖投资公司全部股份。而在蔡昆明与金运开发公司及科抖实业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中，蔡昆明亦自认其系科抖投资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因此，对蔡昆明系科抖投资公司的实际出资人的身份，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在上述两份函件及科抖投资公司的股东会决议中，载明恒联发公司及国丰源公司未出资，科抖投资公司注册资本不足。公司法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当事人之间对是否已履行出资义务发生争议，腊梅公司提供对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产生合理怀疑证据的，股东应当就其已履行出资义务承担举证责任。故蔡昆明作为实际出资人应举证证明其履行出资义务，但蔡昆明未举证证明，原审法院据此作出对其不利的事实认定，认定恒联发公司、国丰源公司、蔡昆明未履行出资义务。故恒联发公司、国丰源公司应在未出资的5000万元本息范围内对科抖投资公司的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蔡昆明作为实际出资人亦应在未出资的5000万元本息范围内对科抖投资公司的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恒联发公司、国丰源公司承担责任后有权向蔡昆明追偿。金运开发公司及科抖实业公司作为科抖投资公司的受让股东，依据股东会决议的内容，可以判断其知道科抖投资公司的注册资本不足，故金运开发公司应在受让股权的范围内即4500万元的本息范围内对蔡昆明应承担的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科抖实业公司应在受让股权的范围内即500万元的本息范围内对蔡昆明应承担的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沈凤妆与蔡昆明于1989年9月1日结婚，对于蔡昆明应当承担的责任，应作为夫妻共同债务，由沈凤妆承担连带责任。金运开发公司的设立股东为科抖投资公司和新产业工贸公司。腊梅公司并非涉案债权的债权人，其作为腊梅公司的主体不适格，原审法院依法驳回腊梅公司的起诉，并已另行制作民事裁定书。第三人联泰公司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自愿放弃对其他被告主张，系对其权利的自行处分，原审法院予以准许。蔡昆明辩称，其并非科抖投资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且相关股东如实履行了出资义务，因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符，原审法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第（四）项、第一百八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第二十二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惠隆恒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对涉案债权向第三人联泰公司履行清偿义务；二、科抖投资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对涉案债权向第三人联泰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彭国强、罗绍光、罗文胜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对涉案债权向第三人联泰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恒联发公司、国丰源公司、蔡昆明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对涉案债权在5000万元本息范围内对科抖投资公司涉案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向第三人联泰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五、沈凤妆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对蔡昆明的上述债务向第三人联泰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六、金运开发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对蔡昆明的上述债务在4500万元本息范围内向第三人联泰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七、科抖实业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对蔡昆明的上述债务在500万元本息范围内向第三人联泰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八、驳回第三人联泰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56419元，由联泰公司负担419元，由惠隆恒公司、科抖投资公司、彭国强、罗绍光、罗文胜、恒联发公司、国丰源公司、蔡昆明、沈凤妆、金运开发公司、科抖实业公司共同负担56000元。
上诉人罗文胜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罗文胜对涉案债务不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腊梅公司与联泰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如下：一、本案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法治原则，本案不能适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自2008年5月19日起施行。本案中，惠隆恒公司的营业期限为1995年1月23日至2005年1月19日止，并于2004年2月经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营业执照。根据法律不溯及既往的法治原则，本案不能依据2008年5月19日起才施行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要求未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股东对涉案债务承担责任，只能适用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根据《公司法》第三条规定：“……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而罗文胜作为惠隆恒公司的股东已经足额缴纳了其所认缴的出资额，履行了股东的出资义务，对公司的债务已经履行完毕。
二、本案认定事实错误，即使本案适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的规定，腊梅公司及联泰公司要求罗文胜对于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也是没有事实依据的。根据上述规定第十八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未在法定期限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即使本案适用该新规定，也需要求公司主要财产灭失的原因是由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所致。腊梅公司及联泰公司依据上述规定第十八条的规定，直接要求股东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腊梅公司及联泰公司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由于罗文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而导致了惠隆恒公司的财产贬值、流失、毁损或者灭失。事实上，从惠隆恒公司年检报告可知，该公司从1998年开始，就已经因为“经济形势不好，商品成本提高，而造成企业经营亏损”的局面。因此，是因为公司一直处于经营亏损的状态，才导致公司无财产可执行，与股东的行为没有关系。
三、虽然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有法定的清算义务，但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只是负有清算义务，并非当然概括地继受公司债权债务的人。如前所述，腊梅公司及联泰公司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罗文胜有“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帐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的行为，不能仅仅因为罗文胜负有清算义务，而直接要求罗文胜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否则将与法人制度根本违背。况且在一审期间罗文胜多次联系一审法院，希望将惠隆恒公司的财务账本交于法院，但一审法院一直未予答复。
四、一审法院对本案严重超期审结。从2010年3月22日受理到2013年9月判决，历时3年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49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六个月。”因此，本案一审法院没有在法律规定的审理期限内结案。另外第一次开庭庭审期间，联泰公司并没有作为本案第三人参与。而是在严重超期期间，在罗文胜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联泰公司列为第三人，一审法院违反了法律的严肃性及公正性。
五、原审判决所涉债务对罗文胜来说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罗文胜不应当承担责任。1、罗文胜一审时已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一审判决未予记载。2、10多年来没有人向罗文胜主张过权利。3、从原审证据中公告来看，公告明显与罗文胜没有关联。4、联泰公司提出主张时间是2011年11月24日。5、涉案债务是金融资产类债务，对于普通人来说不享有金融资产普通管理公司适用公告的待遇，普通的受让人应当采用谨慎的态度能够及时保证债务人知道债权债务转让的信息。
被上诉人联泰公司针对罗文胜的上诉答辩称：一、1、关于法律适用问题，公司法以及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公司法的实施情况结合各法院的实际审判情况指定的用于指导各地法院实际审判的普遍司法效力解释，而不是创设新的法律，应当可以直接适用。2、罗文胜怠于履行股东清算义务，一直到二审开庭也没有组织清算，故适用新公司法以及司法解释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二、一审法院已经查明惠隆恒公司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导致公司重大资产灭失、财务帐册丢失，已经无法也不能进行清算，作为公司股东的罗文胜对惠隆恒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符合法律规定。三、关于罗文胜提出诉讼时效的问题。因罗文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是持续侵权行为，故不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联泰公司提起诉讼没有超过诉讼时效。
上诉人蔡昆明针对罗文胜的上诉答辩称同意罗文胜的意见。
原审第三人交通银行深圳分行针对罗文胜的上诉答辩称涉案债权转让后与交通银行深圳分行没有关系。
上诉人蔡昆明亦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驳回腊梅公司、联泰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3、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腊梅公司、联泰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一、科抖投资公司的注册及增资行为均发生在1994年，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本案不能适用2005年《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只能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根据该规定，有出资义务的是法人的开办单位。一审法院认定蔡昆明是科抖投资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并判令蔡昆明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是错误的。l、2005年《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不具有溯及力，不能适用于本案。我国《立法法》第84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规定：“公司法实施后，人民法院尚未审结的和新受理的民事案件，其民事行为或事件发生在公司法实施以前的，适用当时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根据上述规定，2005年《公司法》不具有溯及力，2005年《公司法》实施以前发生的民事行为和事件不能适用该法及其司法解释。2、本案应适用1994年的《公司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中的规定，即由开办人在未足额缴纳出资额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0条规定：“被执行人无财产清偿债务，如果其开办单位对其开办时投入的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可以裁定变更或追加其开办单位为被执行人，在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的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科抖投资公司的出资及增资行为发生于1994年。因此，本案应适用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即由开办人在未足额缴纳出资额范围内承担责任。而蔡昆明并非科抖投资公司的开办人，不应承担责任。3、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二条规定：“因公司法实施前有关民事行为或者事件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如当时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时，可参照适用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该条规定的适用条件是“如当时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时”，但是，对于股东虚假出资情形的处理，1994年的《公司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已经有明确的规定，故对发生于1994年的行为应当适用行为当时的规定，而不能适用2005年《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4、2005年《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并没有关于实际控制人、实际出资人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任何规定。即使一审法院认定蔡昆明是科抖投资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并适用2005年《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也不应判决蔡昆明对科抖投资公司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二、腊梅公司、联泰公司并无直接有力的证据证明蔡昆明是科抖投资公司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股东是指向公司出资或者认购股份并记载在公司章程或股东名册上并在工商局进行登记的人。因此认定股东资格可以从实质和形式方面进行分析。从实质要件分析，蔡昆明与科抖投资公司股东之间从来没有关于出资方式、金额、利益分配以及委托持股等的相关约定，如果双方确为委托持股关系，这对于出资5000万元的商事行为而言是明显不符合常理的。腊梅公司提供的主要证据《关于深圳市云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实际出资情况的说明》仅仅是科抖投资公司股东的单方陈述，无其他证据予以证明，因此不具有证据效力。恒联发公司、国丰源公司无权单方将出资义务转移给蔡昆明，其情况说明不能对蔡昆明产生法律效力。从形式要件分析，科抖投资公司成立时的公司章程、验资证明书和工商登记中均无蔡昆明是股东以及出资额的记载，很显然蔡昆明并不是科抖投资公司的股东。而蔡昆明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行为是经过科抖投资公司股东的授权并在代表人处签名的。因此，腊梅公司、联泰公司认为蔡昆明是科抖投资公司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诉讼主张不能成立。
三、科抖投资公司成立和增加注册资本时均经过会计师事务所验资，不存在股东出资不实的问题。
《公司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股东缴纳出资后，必须经依法设立的验资机构验资并出具证明”，第三十条规定：“股东的首次出资经依法设立的验资机构验资后，由全体股东指定的代表或者共同委托的代理人向公司登记机关报送公司登记申请书、公司章程、验资证明等文件，申请设立登记”。可见股东依据公司章程出资后必须经验资机构验资以确保出资的真实，而后申请公司设立登记时必须提供验资证明文件工商部门才会予以受理设立申请。本案中，科抖投资公司由国丰源公司出资100万元、恒联发公司出资900万元在1994年出资设立，其出资真实性经过深圳中允会计师事务所依法出具的内验资（1994）第037号《验资证明书》进行验证；后来的增资真实性又经过深圳方正审计师事务所深方正验字（1994）1298号《验资报告书》予以证实。以上事实说明，科抖投资公司成立和增资时，其股东都履行了如实出资义务，并在工商机关进行了登记和变更登记，不存在任何的虚假出资。
四、一审法院认定蔡昆明是实际出资人，即认为蔡昆明已经出资的事实，但同时又认为蔡昆明没有举证证明履行了出资义务，一审法院的认定相互矛盾。腊梅公司提供的《关于深圳市云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实际出资情况的说明》、股权转让协议书等证据相互矛盾。例如在《出资说明》里陈述“该公司实际出资额均由蔡昆明先生出资……”，腊梅公司想证明注册资本完全由蔡昆明缴纳，但又称5000万元属于虚假出资，很显然腊梅公司提交的证据内容相互矛盾，不能实现腊梅公司的证明目的。而一审法院凭借以上相互矛盾的证据认定蔡昆明是实际出资人，又认为蔡昆明没有举证证明履行了出资义务，明显也是自相矛盾的。
五、广州市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以蔡昆明为追加执行人的类似案件（2009）广铁中法执追字第1号、（2009）粤高法民二执复字第10号案中，驳回了申请人的请求。在（2009）粤高法民二执复字第10号案中，债权人同样认为蔡昆明是科抖公司的隐名股东，申请追加蔡昆明为被执行人，要求其在虚假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并提供了与本案基本相同的证据，但广州市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先后经审理认定：国丰源公司和恒联发公司是科抖投资公司的股东，其两公司的单方声明不能视为蔡昆明是该公司股东；《股权转让协议书》记载证实科抖投资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是在国丰源公司与恒联发公司两股东同意的情况下签订，而非是蔡昆明作为股东将股权转让。对蔡昆明是该公司实际投资人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从工商登记资料看，云鸣公司的开办单位为国丰源公司与恒联发公司，蔡昆明并非公司的登记股东（具体详见（2009）广铁中法执追字第1号、（2009）粤高法民二执复字第10号《民事裁定书》）。最终驳回了债权人的请求。
六、腊梅公司主张科抖投资公司的两个股东均无实际出资，但所举证据并未称科抖投资公司成立时未收到任何注册资金，而两份会计事务所的验资证明（报告）充分证明科抖投资公司成立时和增资时均属于如实出资。既然科抖投资公司不存在虚假出资，就应该以自己的所有财产对外承担责任。而一审法院判决蔡昆明在5000万元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明显是错误的。
七、退一步讲，即使认为蔡昆明是科抖投资公司的股东，由于蔡昆明代科抖投资公司偿还了5300万元的债务，一审法院不应判决蔡昆明重复承担责任。股东有限责任是现代公司法的根基，即股东仅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我国《公司法》第三条对此也有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八十二条的规定：“被执行人的开办单位已经在注册资金范围内或接受财产的范围内向其他债权人承担了全部责任的，人民法院不得裁定开办单位重复承担责任”正是体现了股东有限责任的原理。在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深圳办事处与科抖投资公司、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借款纠纷案执行过程中，根据执行和解协议及还款协议的约定，兴辽公司接受蔡昆明的委托为科抖投资公司向公司的债权人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深圳办事处还款5300万元。一审法院判决蔡昆明重复为科抖投资公司承担债务是错误的。
蔡昆明在二审中变更上诉请求：要求本案发回重审。理由：原审法院存在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1、原审法院遗漏当事人，判决中遗漏了对宏源公司的处理。2、原审法院遗漏处理第三人联泰公司第一项诉讼请求，该项是请求法院确认其与腊梅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其已取得涉案债权，该诉讼请求是联泰公司要求法院作出实体判决的前提基础，法院没有作出处理。
被上诉人联泰公司针对蔡昆明的上诉答辩称：1、关于法律适用问题，本案适用新公司法以及司法解释、法律规定，理由同对罗文胜的答辩意见。2、关于蔡昆明是否是科抖投资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以及是否存在股东出资不实的问题，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3、关于蔡昆明提出广州市铁路运输法院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驳回其他债权人的追加申请的裁定，进而证明蔡昆明不存在虚假出资的问题，该表述与裁定书不一致，裁定书中已载明执行程序不便对实体进行审查，要求债权人另行诉讼解决，所以该裁定不能证明蔡昆明没有虚假出资。4、关于蔡昆明在上诉状中提出蔡昆明代科抖投资公司偿还5300万债务的问题，科抖投资公司与各方当事人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时仍处于正常营业状态，兴辽公司代科抖投资公司偿还的款项随两者的正常经营活动不能理所当然的推定为是蔡昆明对科抖投资公司履行的补足注册资本的义务。其次，蔡昆明并非执行和解协议的当事人，其与关联公司出具的申明书、借款借据属于利害关系人出具，真实性无法考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此外，股东补足注册资本是有非常严格的验资程序，就本案而言当时科抖投资公司仍在正常营业，应按照正常程序交付科抖投资公司的银行账号，并经相关中介机构进行验资。若蔡昆明已经补足注册资本，科抖投资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已经相关文件中应该有所反映，但是工商内档并没有任何材料证明蔡昆明已经补足注册资本。
上诉人罗文胜针对蔡昆明的上诉称没有意见。
原审第三人交通银行深圳分行针对蔡昆明的上诉答辩称涉案债权转让后与交通银行深圳分行没有关系。
被上诉人腊梅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答辩意见。
本院认为：原审法院在2011年10月10日第一次开庭后，第三人联泰公司于2011年10月24日申请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提出了要求确认其与腊梅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等八项诉讼请求，并申请撤销对沈凤珍、兴辽公司、宏源公司、金运控股公司、新产业工贸公司、新华公司、新产业投资公司的起诉。2012年3月15日，原审法院准许联泰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2012年7月13日，原审法院第二次开庭。2013年5月16日，原审法院作出（2010）深福法民二初字第5174-1号裁定，以腊梅公司已将涉案债权转让至联泰公司、原告主体不适格为由驳回了腊梅公司的起诉，同日，原审法院作出（2010）深福法民二初字第5174-2号裁定，准许联泰公司申请撤回对沈凤珍、兴辽公司、金运控股公司、新产业工贸公司、新华公司、新产业投资公司的起诉。本院认为，原审法院应在驳回腊梅公司起诉后，以联泰公司为原告，以联泰公司诉讼请求所针对的其他各方为被告，另行组织原、被告各方进行证据交换及开庭审理，但原审法院未理顺各方当事人诉讼主体地位、没有依法重新指定举证期限和开庭审理、组织各被告针对联泰公司的诉讼请求及证据进行举证、质证和抗辩；在准许联泰公司撤回对部分被告的起诉的裁定中，遗漏处理联泰公司申请撤回对宏源公司的起诉；在判决中遗漏处理联泰公司要求确认其与腊梅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的诉讼请求。综上，本院认为，原审法院审理本案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为充分保证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本案应予发回重审。原审法院在重审本案中，并应根据当事人举证情况对惠隆恒公司能否进行清算、罗文胜应否对惠隆恒公司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等问题进行综合认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四）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三百二十六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0）深福法民二初字第5174号民事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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