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渝05民终806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盛忠，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容，重庆津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彭有权，男。
上诉人杨盛忠因与被上诉人彭有权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2015)津法民初字第0989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杨盛忠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容、被上诉人彭有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盛忠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依法改判驳回彭有权一审的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1.一审对诉讼时效的把握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3条第2款规定，可变更或可撤销的民事行为，自行为成立时起超过一年当事人才请求变更或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结合《合同法》第55条规定的内容，彭有权已经丧失了变更权和撤销权。因为在2005年8月20日双方签订合同时已经明确约定了退耕还林补助等资金的归属，且彭有权在2014年7月14日向杨盛忠发出《关于解除土地转包合同的律师函》也说明彭有权知晓退耕还林补助资金以及具体的数额，不论以上面哪个时间点作为彭有权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变更撤销事由的时间，彭有权的变更权和撤销权都已经丧失，因为该时间是一个除斥时间，是不变时间，而彭有权是在2015年11月2日才向一审法院起诉。2.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在签订合同时不存在显失公平，因为《土地转包合同》中明确约定了是3：7收益分成，没有任何歧义，且杨盛忠在承包地上实施退耕还林，种苗、施肥、管理，在转包经营10年间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因此3：7收益分成的约定是双方真实意思，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并且现在还没有实现收益，是树木的自然生长期决定的，实现收益分成时彭有权得到的收益并不必然低于国家退耕还林各项补助，也可能高于该补助标准，因此不存在一审法院认定的显失公平的情形，暂时未见收益不能成为合同变更的理由。并且从退耕还林相关的规范性文件内容可以看出退耕还林款在土地承包户和业主之间并非无法约定归属，而是可以约定归属，因此杨盛忠与彭有权之间对于退耕还林款的约定也是合法有效的。另外，一审法院引用已经被生效判决确认为无效的《关于解除土地转包合同的律师函》作为合同变更的起始时间系错误。本案本来不存在变更合同的情形，即使彭有权主张变更也应该以本案起诉时间为要求变更的起始时间，且这个假设也是不能成立的。3.一审法院判决的内容偏离了彭有权的诉讼请求，损害了杨盛忠的合法权益。一审庭审中，经法庭释明，彭有权明确的诉讼请求为将《土地转包合同》第五条（二）款变更为退耕还林款由彭有权所有，从2015年起由彭有权自行领取。彭有权要求解决的问题是退耕还林款的归属问题，而一审判决书却是调整变更双方的收益分配，偏离了彭有权要求解决退耕还林款归属的诉讼请求。一审彭有权的诉讼请求是要求杨盛忠返还彭有权退耕还林补助款26520元，而一审却判决杨盛忠返还彭有权2014年和2015年的应得分成款3000元；一审判决第一项中最后一句话和第二项的内容是重复的，而且该两项判决内容错误。
彭有权答辩称，一审判决正确，彭有权不同意杨盛忠的上诉请求。当初签订涉案合同的时候是杨盛忠通过村长的私人关系哄骗彭有权签订合同，彭有权根本就不知道退耕还林款及其归属。当初签订合同的目的就是提高村民收入，但目前该目的并未实现。虽然涉案合同中第五条第（二）款的内容存在，但是彭有权并不知道有退耕还林款实际钱款的存在，如果彭有权一开始知道的话，彭有权根本就不会同意该项内容，之所以签订该合同是想到签订该合同比种植粮食收入要高。关于时效问题，在（2015）渝五中法民终字第04581号判决书生效时间为2015年10月9日，该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中提到如果认为退耕还林款分配不公可以另行诉讼解决，所以彭有权才提起本案诉讼主张权利。在2014年7月14日发律师函的时候彭有权也要求修改合同中关于退耕还林款的分配条款。
彭有权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将双方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第三条（二）款约定的“甲方占30%，乙方占70%”变更为“甲方占70%，乙方占30%”；2、依法撤销双方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第五条（二）款，判决杨盛忠返还彭有权退耕还林补助款26520元（2005年-2015年期间），从2015年起退耕还林补助款由彭有权自行领取。一审庭审中，经询问明确为依法判决变更双方签订的《土地转包合同》第五条（二）款，退耕还林补助款由彭有权所由，杨盛忠返还彭有权退耕还林补助款26520元（2005年-2015年期间），从2015年起由彭有权自行领取。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8月20日，彭有权（甲方）与杨胜忠（乙方）等人签订了《土地转包合同》，约定：“为了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充分发挥土地资源优势，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增加农民经济收入，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经原发包方蔡家镇叶家坝村长台经济合作社同意，甲、乙双方平等协商，甲方自愿将已承包经营的部分土地转包给乙方实施退耕还林工程，现就有关事项达成一致，签订本合同，以便双方共同遵守履行。…二、转包期限为23年，即从2005年8月20日至2028年8月19日止。三、转包费及交费时间和方法：（一）在转包期的前8年（即2005年8月20日起至2012年8月19日止），乙方从2005年起，在每年12月31日前付给甲方土地转包费每年每亩人民币50元（大写：伍拾元）。（二）在转包期后十七年（从2013年起至2028年止），乙方不再付土地转包费给甲方，实行收入分成，即按收入三七分成，其中：甲方占30%，乙方占70%。按产地（公路边）销售价扣除人工工资和人力运费后，按面积平均计算到户，转包地上现有的树木由农民自己管理使用。四、甲方的权利和义务：（一）甲方可在不影响乙方种植植物的情况下，经乙方同意，可套种茓麻等，自种自收。如有影响，甲方应赔偿乙方的经济损失。（二）甲方有权监督乙方执行合同规定的权利义务，但不得干涉乙方的自主经营。…五、乙方的权利和义务：（一）乙方发展经济作物所需资金，由乙方自行筹集。（二）乙方所发展的作物权属归乙方所有，乙方在转包期内，对转包土地享有自主经营权、产品销售权、依法继承、转让、入股权；转包期内的上级有关优惠政策（含退耕还林粮食和现金补助）、林业工程资金和其他扶持资金归乙方享受使用。…六、违约责任：（一）甲乙双方若单方违约，应向守约方偿付违约金壹仟元。乙方违约，除赔偿甲方违约金外，甲方有权无偿收回土地和地上附着物。（二）甲方违约，除赔偿乙方的违约金外，还应承担对乙方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赔偿。…”
嗣后，彭有权如约将土地交付给杨盛忠。杨盛忠亦如约支付了前8年每年50元的租金给彭有权，并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对土地实施了退耕还林工程，且经林业部门的退耕还林工程验收合格。
2014年7月，彭有权等人以杨盛忠未按合同约定进一步投资，导致2013年、2014年均无收入分成，没有实现“增加农村收入的”合同目的，同时未对转包的土地妥善管理，导致土地荒芜，因此杨盛忠未履行合同主要义务，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同时，转包合同约定“转包期内的上级有关优惠政策（含退耕还林粮食和现金补助）、林业工程资金和其他扶持资金归乙方享受使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为由，向杨盛忠发出《关于解除土地转包合同的律师函》，并于同年7月30日送达杨盛忠。杨盛忠认为彭有权等人没有单方解除权，遂起诉至一审法院，要求确认彭有权行使单方解除权的行为无效。经审理，一审法院依法判决确认该《关于解除土地转包合同的律师函》无效。彭有权不服上诉至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该院审理后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现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2015年11月2日，彭有权起诉至一审法院，提出前述诉讼请求。
一审另认定：本地区2013年以前国家退耕还林各项补助合计为245元每年每亩，2013年起为125元每年每亩。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土地转包合同》系经双方当事人平等协商自愿订立，合法有效。合同签订后，杨盛忠按约履行了合同义务，并经两级人民法院审理均确认彭有权无解除该合同的正当理由，故该合同仍应继续履行。参照《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退耕还林工程管理的通知》[渝办法（2004）196号]文件第一条之规定：“各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要组织有关部门，对业主承包退耕还林和一些地方村社按习惯亩兑付退耕农户补助的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凡业主承包农民耕地实施退耕还林并享受国家政策补助的，必须保证兑现给退耕户的补助不得低于国家退耕还林的补助标准。凡退耕还林工程实施前签订的承包合同，承包面积小于实测面积的，或兑现给农户的补助低于国家补助标准的，必须对原合同进行补充，修改完善，或者重新签订。”《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结合前述重庆市有关政策规定，可见双方关于转包土地利益分配的约定并不完全符合国家退耕还林政策，部分条款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应当通过对原合同进行补充，修改完善。关于变更的内容，一审法院认为，彭有权提出将“三七分成”变更为“七三分成”，该条款系正常的经营风险，不是依法应当变更的范围，对此不予支持。彭有权提出的将退耕还林补助款变更为由彭有权所有的请求，如前所述，确有显失公平之处。按照我国《合同法》规定，合同的变更原则上向将来发生效力，未变更的权利义务继续有效，已经履行的债务不因合同的变更而失去合法性。因此变更时间的起算点，应从彭有权主张变更之日起计算。结合案件事实，尽管彭有权明确提出“变更合同”的诉求是在本案诉讼当中，但彭有权在2014年7月向杨盛忠要求解除合同时，已经对退耕还林款的归属提出了要求，因此，一审法院认为起算时间点应从彭有权2014年7月事实上主张权利之日起计算。关于2014年以前的部分，彭有权诉讼中陈述其2015年10月才知晓杨盛忠一直秘密领取退耕还林款，但与《土地转包合同》载明的“转包期内的上级有关优惠政策（含退耕还林粮食和现金补助）、林业工程资金和其他扶持资金归乙方享受使用。”相互矛盾，故此部分补助款，仍应按双方订约时自由意思的处分履行，一审法院不作干涉。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等有关法律之规定，遂判决：“一、原告彭有权与被告杨盛忠签订《土地转包合同》第三条：“转包费及交费时间和方法：”第（二）项：“在转包期后十七年（从2013年起至2028年止），乙方不再付土地转包费给甲方，实行收入分成，即按收入三七分成，其中：甲方占30%，乙方占70%。按产地（公路边）销售价扣除人工工资和人力运费后，按面积平均计算到户，转包地上现有的树木由农民自己管理使用。”变更为：“在转包期后十七年（从2013年起至2028年止），实行收入分成，即按收入三七分成，其中：甲方占30%，乙方占70%。按产地（公路边）销售价扣除人工工资和人力运费后，按面积平均计算到户，转包地上现有的树木由农民自己管理使用。但从2014年起，乙方实际支付甲方的分成款不得低于国家退耕还林补贴标准。”二、被告杨盛忠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原告彭有权2014年、2015年的应得分成款合计3000元。三、驳回原告彭有权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4元，原告彭有权负担384元，被告杨盛忠负担80元，限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本院缴纳。”
本院二审审理中，各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本院曾于2015年10月9日作出（2015）渝五中法民终字第04581号判决确认彭有权在2014年7月14日向杨盛忠发出的《关于解除土地转包合同的律师函》无效。本院二审审理认定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审理认定的事实一致。
针对各方争议的焦点，本院评述如下：
关于诉讼时效的问题。杨盛忠认为彭有权早已经丧失了变更权和撤销权。就本案的案情来看，2014年7月14日彭有权向杨盛忠发出了《关于解除土地转包合同的律师函》，随后便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确认该函件效力，本院于2015年10月9日作出（2015）渝五中法民终字第04581号判决确认彭有权在2014年7月14日向杨盛忠发出的《关于解除土地转包合同的律师函》无效，同时该判决在本院认为部分阐明“双方关于转包土地利益分配的约定并不完全符合国家退耕还林政策，可以通过对原合同进行补充，修改完善，但不构成彭有权在本案中解除合同的正当理由”。彭有权在二审审理中辩称其在收到该判决书之后方知晓其可以通过对原合同进行补充、修改完善来维护自己的权利，随后立即向法院提起了变更之诉，故未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本案系因农村土地流转而产生的退耕还林款所致，退耕还林款每年是否能领取、何时能领取系根据承包地的实际情况和验收结果而定，并非一个完全固定绝无改变的款项,相反可能存在不确定性，故针对该款项而产生的纠纷不宜生硬地适用关于除斥期间的相关规定；另外，彭有权最初的确认效力之诉系从其当时的认知基于保护自身流转利益而采取的救济，在该救济渠道无果之后，其从生效判决中方得知其可以通过变更之诉来保障自身之权益，即于2015年11月2日提起本案诉讼，从时间上来看，并未超过一年的时间限制。故而杨盛忠关于时效的辩称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案涉合同内容可否变更以及变更时间的起算问题。本院认为，彭有权与杨盛忠双方虽可以对转包土地利益分配进行约定，但参照《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退耕还林工程管理的通知》[渝办法（2004）196号]文件第一条之规定：“各区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要组织有关部门……凡业主承包农民耕地实施退耕还林并享受国家政策补助的，必须保证兑现给退耕户的补助不得低于国家退耕还林的补助标准。凡退耕还林工程实施前签订的承包合同，承包面积小于实测面积的，或兑现给农户的补助低于国家补助标准的，必须对原合同进行补充，修改完善，或者重新签订。”可见双方关于转包土地利益分配的约定并不完全符合国家退耕还林政策，部分条款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彭有权有权对原合同进行补充，修改完善。至于彭有权提出的将退耕还林补助款变更为由彭有权所有的请求，杨盛忠称彭有权虽在2014年7月向杨盛忠要求解除合同，但随后其要求确认解除函件有效的诉讼请求被法院驳回，故而应从本案的一审起诉时间起算变更时间。结合案件事实，尽管彭有权明确提出“变更合同”的诉求是在本案诉讼当中，但彭有权在2014年7月向杨盛忠要求解除合同时，已经对退耕还林款的归属提出了要求，因此，变更的起算时间点应从彭有权2014年7月事实上主张权利之日起计算为宜。
关于一审判决一、二判项内容是否恰当的问题。本院认为，彭有权提出将“三七分成”变更为“七三分成”，该条款系正常的经营风险，不是依法应当变更的范围，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确认。而对于退耕还林款，鉴于《土地转包合同》载明的“转包期内的上级有关优惠政策（含退耕还林粮食和现金补助）、林业工程资金和其他扶持资金归乙方享受使用”，而彭有权对该部分款项归属提出要求系2014年7月14日，故在此期限之前的退耕还林补助款，仍应按双方订约时自由意思的处分履行，一审法院不作干涉，该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确认。至于彭有权要求2014年及其以后的案涉退耕还林款皆归其所有的请求，主要系基于其在2013年8月20号之后，未再收取到有关涉案土地的任何收益，其流转土地的初衷未能实现。杨盛忠虽辩称2013年8月20号之后案涉土地上并无林木砍伐也无收益，但杨盛忠自签订合同以来一直领取退耕还林款至今，结合订立合同的初衷以及双方现状继续完全保持原合同约定履行，对于彭有权来讲确实显失公平，故一审法院虽未直接主张其关于该部分退耕还林款的诉请，但却结合其根本诉求及利益保障的初衷，在判决第一项中增加了“但从2014年起，乙方实际支付甲方的分成款不得低于国家退耕还林补贴标准”，并在判决第二项中依据彭有权主张变更的起算时间以国家退耕还林补贴标准为基础主张了2014年和2015年彭有权就涉案承包地所应取得的利益。该认定有效地平衡了双方利益，更为公平合理，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杨盛忠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64元，由杨盛忠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倪洪杰
审 判 员 秦 敏
代理审判员 宋 扬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吴晓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