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珠中法民三终字第29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瑞龙，男，住澳门，身份证号码：×××2（7）。
委托代理人：李任开，广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唐宏杰，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珠海市豪逸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珠海市。
法定代表人：谭旭明，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赵进利，广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珠海经济特区万信房地产开发公司，住所地：珠海市香洲区。
法定代表人：叶绍煊。
上诉人杨瑞龙与被上诉人珠海市豪逸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逸公司）、原审第三人珠海经济特区万信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万信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2011）珠金法民四初字第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豪逸公司在原审诉讼中的请求为：解除《商品房购销合同》，豪逸公司向杨瑞龙返还购房款港币150万元及利息港币1134811.25元并支付违约金港币15万元。审理过程中，豪逸公司撤回了向杨瑞龙返还购房款港币150万元及支付利息和违约金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查明，万信公司与杨瑞龙于1998年7月9日签订编号为GFNO0007672的《商品房购销合同》，约定由杨瑞龙以港币150万元的价格向万信公司购买位于吉大景湾路西侧度假村以东的第C-8座房产，约定：房价款的收款账号为万信公司在建设银行拱北支行开设的440646335-2230031028账户；1998年7月12日前支付房款的100%。珠海市房地产登记中心查询结果显示，案涉别墅的预售证号为S199800058，总售房款为150万元，付款方式为一次性付款。
杨瑞龙于2000年10月16日向珠海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申请书，要求万信公司将上述房产交付杨瑞龙。珠海仲裁委员会于2001年2月20日作出珠仲受字（2000）第23号裁决书，准许了杨瑞龙的申请。
以上事实有《商品房购销合同》、商品房预购查询结果、仲裁裁决书等予以佐证。
2000年11月28日，五案外人台山市银宫酒店、台山市财政局、珠海市东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市安宇企业有限公司、许刚与万信公司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将万信花园在建工程及全部土地使用权抵偿所欠全部债务。2000年12月4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省高院）作出（2000）粤高法执字第1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确认了该抵偿方案，裁定如下：一、被执行人万信公司用其所有的，位于珠海市吉大景湾路西侧度假村以东，除已预售16栋别墅之外的“万信花园”（预售证号为199800058、房地产权证为粤房地证字第××号）抵偿所欠全部申请人的全部债务；上述万信花园之所有自本裁定生效之日起属于本案上述所有申请人共同所有，并依照各自的执行依据确定债权按比例享有份额。二、万信花园已预售的16栋别墅、C-5号别墅及E1204055号住房小业主可与申请人发起成立的项目公司商议签订履行交付房屋协议，具体和小业主与万信公司签订的原《商品房购销合同》同权利义务。三、万信公司的其它普通债务（如未办理预售登记的购房款等），由万信公司另外自行负责清偿，但经与申请协商同意并自愿承担的除外。四、万信公司因开发“万信花园”尚欠国土部门的土地出让金，由申请人负责缴交。五、被执行人在本裁定书生效之日起3天内，将开发“万信花园”的全部有关资料交申请人。
2000年12月25日，上述各位申请人发起成立项目公司，即豪逸公司成立。
2001年，省高院向珠海市规划国土局发出（2000）粤高法执字第18号《函》，称“已经原审法院（2000）粤高法执字第18号裁定书裁定给广东省台山市财政局、台山市银宫酒店、珠海市东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安宇企业有限公司、许刚所有的、位于珠海市吉大景湾路西侧度假村以东，预售证号为199800058、房地产权证为粤房地证字第××号的万信花园权属可以直接办至珠海市豪逸实业有限公司的名下，所欠地价款等有关费用的承担由你局根据有关规定和有利于解决该“烂尾楼”问题的实际情况自行决定。”2005年3月2日，珠海市国土资源局向豪逸公司发出《缴款通知书》，要求向该局补交一级市场土地出让收入（即地价款）38，436，608元，2005年4月15日，豪逸公司向珠海市财政局缴纳地价款38，436，608元。后来上述位于珠海市吉大景湾路西侧度假村以东，预售证号为199800058原属万信公司的土地的权属办理至豪逸公司名下。
后豪逸公司多次与杨瑞龙协商交房事宜，但始终无法就交房问题达成一致意见，2007年7月10、11日，豪逸公司在《澳门日报》刊登《通知》通知杨瑞龙，称为了响应珠海市政府“135”行动，尽快解决原珠海“万信花园”烂尾楼遗留问题，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0）粤高法执字第18号《民事裁定书》第二条的规定，杨瑞龙应与豪逸公司签订履行交付房屋协议。此通知登报之日起一个月内，杨瑞龙携带相关合法有效文件，到豪逸公司协商签订有关合同事宜，逾期后果自负。2007年7月14日、18日，豪逸公司在《珠海特区报》刊登了内容相同的《通知》。
案外人李子豪于2010年将豪逸公司诉至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要求判令豪逸公司向其交付竞拍所得的位于珠海市吉大景湾路西侧度假村以东C-12号房产并支付违约金，香洲区法院于2010年7月15日作出（2010）香民一初字第103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李子豪的诉讼请求。该民事判决书认定：“万信花园已售并办理预购登记的16栋在建别墅的合同当事人虽然已经提出已经交付了购房款，但是，该16栋在建别墅处于仍未完工状态，属于烂尾工程，且原开发商万信公司并未缴交地价款，而是由以债权相抵获得万信花园继续开发权利的豪逸公司予以补交地价款，而作为十多年的烂尾工程，目前履行合同的情况已经发生情势变更，从地价、规划、税收、建筑材料、人工等等均与十多年前有很大的变化，履行合同的成本显著增加，作为承接继续开发权利的豪逸公司会有成本的考量，作为16栋在建别墅的小业主，如果选择继续履行合同，应就交房问题与豪逸公司进行协商解决，否则，可以选择解除合同保障权益。”“另外，目前该在建别墅工程尚未竣工验收合格，还不具备符合法律规定的向业主交付的条件，且豪逸公司与李子豪之间并未就交付房屋问题达成协议，因此，李子豪请求豪逸公司向其交付位于珠海市吉大景湾路西侧度假村以东C-12号别墅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该民事判决书已于2010年8月17日发生法律效力。
另查明，2001年5月17日，本院立案（2001）珠法执字第231号，决定受理杨瑞龙依据珠海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裁决书申请强制执行被执行人万信公司一案，后裁定中止执行。2012年1月18日，本院作出（2012）珠中法民三执变字第1号受理通知书，立案受理杨瑞龙申请变更豪逸公司为（2001）珠法执字第231号案被执行人一案，该案现中止审理。
以上事实有省高院裁定书、函、通知，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及本院通知书等予以为证。
又查明，原万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叶绍煊涉嫌职务侵占已被珠海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四大队（简称经侦支队）立案侦查。2013年6月，豪逸公司称经侦支队正在调查原万信花园董事长叶绍煊涉嫌职务侵占一案，调查的相关事实与本案的审理有直接关联性，并向原审法院提出调查取证的申请，要求原审法院向经侦支队调取如下证据：1、银行查询资料；2、房产交易中心查询资料；3、相关财务人员资料。原审法院依豪逸公司的申请到经侦支队调取了相关证据，并组织了双方当事人进行质证。原审法院依豪逸公司申请调取的证据：1.调取20389951872账户流水记录的证据通知书；2.调取4406463352230031028账户流水记录的证据通知书；3.预售商品房申报表；4.李东贤的询问笔录；5.关某的询问笔录；6.商品房预购登记证书存根、申请审批表等一组材料。调取的材料记载：1、原万信公司在工商银行珠海分行拱北支行开设的20389951872房产预售专用账户，1998年7月至9月期间共发生贷方入账记录四笔，具体为1998年8月26日1261370元，8月27日2738630元，8月27日300万元，9月7日200万元；另外，原万信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珠海分行拱北支行开设的4406463352230031028账户，无法查询C-1、C-2、C-7、C-8、C-9、C-11、C-12、C-13、F-1、F-2、F-3、F-5、F-6、E-3共14套别墅的缴款凭证（本案涉案别墅为C-8）。2、调取的材料中有一张手写的纸，上面记载16套别墅中有11套别墅是以按揭的形式付款的，4套是一次性付款，1套是分期付款，但纸上并无任何人的签名，因材料是从经侦支队调取的，无法识别是属于什么性质的材料。3、调取的材料中有一份销售计划，载明涉案别墅起价16000元，最高价18000元，按销售计划来算，涉案别墅每套售价接近600万元。4、经侦支队对原万信公司的员工关某进行询问，关某陈述：涉案16套别墅的资料都是关某与李东贤（原万信公司的员工）填写后交由万信公司董事长叶绍煊签名后再拿去房地产登记中心办理预售备案登记手续的，16套别墅的购房款（14套别墅全额购房款、2套别墅六成首付款）收款收据均由关某所填写，但填写收据时并未收到购房款，其是按照原万信公司董事长叶绍煊的要求开具收款收据并用于办理预售登记。质证过程中，豪逸公司认为，上述所调取的材料均证明原买受人并未实际支付购房款。杨瑞龙认为公安机关的调查取证作为民事诉讼证据是不合法的，公安机关调取的有关账户收取房款的情况，不必然等同于万信公司没有收到杨瑞龙交付的款项，关于八套房的收款收据都由关某在收款收据作了备注，该备注是不真实的，与案件的事实相矛盾，与万信公司的意思表示相矛盾，且杨瑞龙已举出有关交付房款的收据，该依据已经通过仲裁裁决并已发生法律效力。
以上事实有原审法院从经侦支队调取的证据予以佐证。
目前涉案别墅尚未完工，属于烂尾工程。豪逸公司认为其承接了万信花园的合同权利义务，豪逸公司、杨瑞龙双方形成了合同关系，杨瑞龙未支付过房款，构成根本违约，请求法院判决解除合同。
原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法律适用和管辖权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当事人未选择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人民法院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时，应根据合同的特殊性质，以及某一方当事人履行的义务最能体现合同的本质特性等因素，确定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作为合同的准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涉案购销合同，各方当事人未约定选择合同争议应适用的法律，合同涉及的别墅位于我国内地，我国内地法与上述合同具有最密切联系，故本案适用我国内地法符合有关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合同履行地是珠海市，本院指定原审法院作为一审法院受理该案，故原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二、关于本案的争议焦点
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如下：1、杨瑞龙对涉案的别墅所享有的是物权还是债权；2、豪逸公司、杨瑞龙之间是否具有合同关系；3、购房款是否支付；4、豪逸公司解除合同的理由是否成立；5、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
现根据已经查实的证据以及豪逸公司、杨瑞龙双方的陈述意见分述如下：
（一）杨瑞龙对涉案的别墅所享有的是物权还是债权的问题。
杨瑞龙与万信公司签订售房合同后，涉案别墅并未建成，处于烂尾状态，不符合向业主交付的条件，杨瑞龙无法对该别墅进行直接支配、占有和使用；且该别墅并未进行产权登记，仅仅是进行了预购登记；因此，杨瑞龙对涉案的别墅并不享有所有权，仅仅是依据与万信公司签订的《商品房购销合同》，享有对万信公司的债权，即要求万信公司按照双方购销合同的约定交付房屋的权利。
（二）豪逸公司、杨瑞龙之间是否具有合同关系的问题。
首先，根据省高院民事裁定书，万信公司用其所有的除已预售16栋别墅之外的万信花园抵偿全部申请人即台山市银宫酒店、台山市财政局、珠海市东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市安宇企业有限公司、许刚的全部债务，上述申请人共同发起成立项目公司即本案豪逸公司负责对该抵债的“万信花园”工程继续进行开发。豪逸公司成为整个万信花园的开发商，其享有整个万信花园的土地使用权，对整个万信花园项目（包括涉案别墅在内）享有开发权；其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函称，万信花园的权属可以直接办至豪逸公司名下，豪逸公司补交了地价款（含涉案16栋别墅的地价款）后，珠海市国土资源局将整个万信花园（包括涉案的别墅在内）所占用土地的权属办至豪逸公司名下。以上可以表明，豪逸公司实际上已经承继了万信公司作为万信花园开发商的地位，成为原《商品房购销合同》中的甲方（即卖方）；再次，根据省高院民事裁定书，已预售的16栋别墅已经由其他业主购买，不能用来抵偿所欠五个申请人的债务；但该民事裁定书的第二项裁定“万信花园已预售的16栋别墅、C-5号别墅及E1204055号住房小业主可与申请人发起的项目公司商议履行交付房屋协议，具体和小业主与被执行人签订的原《商品房购销合同》同权利义务”的内容表明已预售的16栋别墅（包括涉案的别墅在内）并未交付给小业主，此16栋别墅的业主须与上述申请人发起成立的项目公司（即豪逸公司）签订履行交付房屋协议，而且协议的内容与原来的《商品房购销合同》相同。所以该16栋别墅的业主的地位仍然是《商品房购销合同》中的乙方（即买方），其所享有的不是物权，而是要求《商品房购销合同》中的卖方交付别墅的权利，该合同中的卖方原来是万信公司，现在变成了豪逸公司。综上，豪逸公司实际上承接了第三人万信公司在《商品房购销合同》中卖方的权利义务，豪逸公司、杨瑞龙之间虽然未按照省高院（2000）粤高法执字第18号裁定商签有关书面协议，但豪逸公司、杨瑞龙之间事实已经上建立了商品房购销合同关系。
（三）关于购房款是否已经付清的问题。
杨瑞龙主张省高院民事裁定及珠海仲裁委员会（2000）第23号裁决均已查明涉案别墅房款已付，因此，涉案房款已实际付清。对此，豪逸公司不予认可。原审法院认为，杨瑞龙作为商品房购销合同的买方，其应有责任和义务举证证明已付清购房款，虽然省高院民事裁定书及珠海仲裁委员会裁决查明部分载明万信公司已收取涉案别墅的房款，但万信公司的工作人员关某已向经侦支队陈述开具收据时没有收到房款，并作了情况说明，且建设银行拱北支行向经侦支队提供的入账记录以及凭条未能体现涉案别墅房款的往来情况，目前尚无证据证明杨瑞龙有向第三人万信公司支付过房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前款（一）、（二）、（三）、（四）、（五）、（六）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之规定，关某的陈述、银行账户入账记录以及凭条相互印证，足以推翻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因此，原审法院认定，涉案房款并未支付。
（四）豪逸公司解除合同的理由是否成立的问题。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杨瑞龙在签订购房合同时，约定应于1998年7月12日之前一次性付清购房款，但实际上杨瑞龙并未支付款项，已经属于根本违约。故豪逸公司要求解除合同关系，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五）关于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问题。
豪逸公司承接万信公司的相关合同权利和义务，系基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民事裁定书的强制力，并非与杨瑞龙、第三人万信公司自愿协商的结果，另外根据该裁定，豪逸公司承接了万信公司的开发权，也承接了万信公司向杨瑞龙交付房屋的义务，但豪逸公司与杨瑞龙双方并未按照该裁定的要求重新协商签订书面合同，原《商品房购销合同》约定的仲裁条款并不必然对新的合同主体具有约束力。除非重新签订合同时明确约定。故本案并未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杨瑞龙的该项主张不成立。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四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九条的规定，本案经原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解除豪逸公司与杨瑞龙之间形成的商品房购销合同关系。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5144元，由杨瑞龙负担。
原审被告杨瑞龙不服上述判决，提起上诉，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2、驳回豪逸公司的起诉；3、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豪逸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豪逸公司以其根据省高院（2000）粤高法执字第18号民事裁定书和函件成为“万信花园”的继承者，因无法交付房产给杨瑞龙为由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合同，由其退还上诉人购房本息并承担十万元违约责任。在诉讼期间，豪逸公司先后根据自己的需要，无视案件事实和其诉讼行为，两次变更诉讼请求，认为杨瑞龙没有支付房款，构成根本违约。一审判决明知涉案合同已经仲裁裁决的情况下，以豪逸公司不是仲裁条款的协议人，不构成“一事再理”，亦不顾豪逸公司的诉讼行为与生效裁决、裁定的认定以及本案的客观证据，以有足以推翻生效裁判文书认定的事实为由，判决支持豪逸公司的诉讼请求。杨瑞龙认为，一审判决程序错误，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具体理由为：一、一审法院适用程序违反法律规定。本案所争议的合同纠纷已经珠海仲裁委员会仲裁，一审法院回避了“经过仲裁裁决的同一纠纷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受理并审理了本案，是错误的。杨瑞龙已就本案的合同纠纷向珠海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得到已经生效的珠仲受字（2000）第23号仲裁裁决，裁决豪逸公司向杨瑞龙交付房产，杨瑞龙已申请强制执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九条规定“仲裁实行一裁终局的制度。裁决作出后，当事人就同一纠纷再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裁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原审法院在杨瑞龙提出抗辩的情况下，无视法律规定，以原《商品房购销合同》约定的仲裁条款并不必然对新的合同主体具有约束力为由，认为其对本案的受理并未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继续受理本案。但是，豪逸公司根据省高院第18号裁定及省高院第18号函，承受了第三人万信公司权利义务的承受人，豪逸公司应当受到上述仲裁裁决的约束。而且，仲裁裁决审理的是杨瑞龙与万信地产的《商品房购销合同》，一审判决审理的也是该合同，明明是同一个合同纠纷引起的仲裁和诉讼，就是属于同一纠纷，一审法院在明知有仲裁裁决的情况下，仍然进行了受理和审理，就是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就同一纠纷，现在出现了两个矛盾的裁决，根据珠仲受字（2000）第23号仲裁裁决，豪逸公司应交付涉案房产给杨瑞龙，而根据一审判决，豪逸公司无须交付涉案房产。二、一审判决认定应当解除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一）杨瑞龙已经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已经付款的事实，且已经仲裁裁决及省高院的裁定确认。杨瑞龙在仲裁过程中，提供了购房合同、万信公司的八份收据，证明杨瑞龙已经付清购房款，万信公司未有抗辩，仲裁裁决对此进行了查明、认定；在（2000）粤高法执字第18号民事裁定中，省高院查明万信公司已收全部房款。杨瑞龙是否缴清全部购房款项已经上述生效的仲裁裁决和省高院的裁定查明、确认。而且，在（2000）粤高法执字第18号民事裁定中，万信公司和豪逸公司的所有股东是案件当事人，如果没有他们认可和没有证据证明，省高院不可能作出杨瑞龙已付清购房款项的认定，亦不可能作出裁定。如果豪逸公司认为该认定不属实，依法应提出异议，而不是在一个新的诉讼中推翻已生效裁定认定事实的真实性。（二）一审判决认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已生效的判决所以确认事实，是错误的。一审判决中所谓新的证据是关某的陈述和建设银行拱北支行没有款项入账记录及凭条，但杨瑞龙认为，这两个证据不足以推翻已生效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首先，一审判决不应把证人关某的陈述作为认定事实的主要依据。且不说事隔十多年，证人关某当时的身份地位和工作性质难以考究，证人是否清楚真相，其陈述是否准确无误、有无包含个人情感等无法确认的因素。单看证据效力，杨瑞龙有万信公司的收据，属书证，书证的效力是大于证人证言的效力的，由此可见，以证人证言作佐证认定的事实是以偏盖全的、是错误的。其次，建设银行拱北支行没有收款入账记录及凭条，与杨瑞龙有无付款并无必然联系。根据《商品房购销合同》第八条约定“乙方（杨瑞龙）应当按以下时间如期将房款当面交付甲方（万信公司）或汇入甲方指定银行”。杨瑞龙支付房款的方式不是唯一的，银行是否有往来帐，不能作为认定杨瑞龙没有支付房款的依据。上述两点只能视为经侦支队作为刑侦的调查线索，根本无法确切的证明杨瑞龙是否支付房款，并不是本案的直接证据，不是本案确认事实的关键证据，不足以推翻已生效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再者，已生效的省高院裁定是通过查明事实而作出的，在查明部分作了清晰的表述，万信公司和豪逸公司的所有股东是该裁定的当事人，他们均认可杨瑞龙已付款的事实并为生效的法律文书所确认，在法院执行活动、豪逸公司的登报行为上均认可杨瑞龙支付了全部购房款项。最后，在豪逸公司提起诉讼的前期诉讼行为已经表明其认可杨瑞龙支付了全部购房款项，并表示要退还，根据现有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豪逸公司的诉讼行为是对杨瑞龙支付了全部的购房款项的事实做了明确的意思表示，属自认。人民法院不应任由豪逸公司根据案件的需要推翻其自认。综上所述，杨瑞龙已经付清了全部购房款项，一审判决无视书证、豪逸公司的行为（登报、诉讼）和生效的法律文书，仅凭一个员工的陈述和一间银行的无记录证明，作为足够的证据。（三）一审判决认为杨瑞龙根本违约，解除合同关系是错误的。杨瑞龙与万信公司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后，依合同约定支付了购房款，万信公司出具了收据，从未有异议。自2007年起，因承接了原《商品房购销合同》的豪逸公司也从未有异议，并因拟购杨瑞龙购买的房产，反复与杨瑞龙协商，也从未要求杨瑞龙支付房款。但在本案一审中，豪逸公司在两次变更诉讼请求后，突然提出杨瑞龙从未支付该购房款项，从而解除合同。退一万步而言，即使豪逸公司认为杨瑞龙没有支付房款，在豪逸公司从未通知付款、没有尽到告知义务、没有给出履行期限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就以杨瑞龙“明确表示或以行为表示不履行主要债务”认定杨瑞龙根本违约，支持豪逸公司解除合同的请求，是错误的。何况杨瑞龙早就支付了全部的购房款项，根本不存在违约的情形。一审法院解除合同既没有事实的依据，也没有法律的依据，应予以撤销。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使用程序违反法律规定，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谨请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撤销原判，驳回豪逸公司的起诉。
被上诉人豪逸公司在二审中答辩称：一审法院受理并审理此案并无程序错误。杨瑞龙上诉称一审法院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受理和审理本案的程序违反法律规定，豪逸公司认为，杨瑞龙的这一上诉观点是不能成立的。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的相关规定，构成“一事不再理”的基本要素应当为同一当事、同一事由、同一标的、同一纠纷，而本案与杨瑞龙已经仲裁的珠仲受字（2000）第23号仲裁案无论是在双方当事人、起诉的事由、还是诉讼请求方面均不相同，根本不是同一纠纷，因此不属于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一事不再理”的情形。其次，豪逸公司不是万信公司的权利义务的承受人，因此万信公司与杨瑞龙约定的仲裁条款对豪逸公司没有约束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条的规定，只有当事人双方达成仲裁协议的，仲裁协议才对其产生约束力，而本案中豪逸公司从未与杨瑞龙签订任何仲裁协议或约定仲裁条款；至于杨瑞龙与万信公司的关系，豪逸公司认为，根据省高院18号裁定及函件的内容，豪逸公司只是通过以物抵债方式取得了万信花园项目的整体开发权，并非全面取代万信公司承担万信公司的所有权利和义务，因此杨瑞龙称豪逸公司是万信公司“权利义务的承受人”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根据省高院18号裁定，杨瑞龙可以与豪逸公司另行签订协议，因此在双方未另行签订协议的情况下，原《商品房购销合同》中约定的仲裁条款对豪逸公司当然不产生法律约束力。最后，《商品房购销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属于法律规定中依附于主权利而存在的从权利，本案中，在杨瑞龙因未支付购房款而丧失了主权利的情况下，作为从权利的仲裁条款也就根本无从存在了。二、一审判决认定应当解除合同的证据充足、理由充分。豪逸公司认为，一审判决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以及庭审查明的事实认定应当解除合同是正确的。理由如下：（一），杨瑞龙仅凭“收据”无法证明已经付款的事实。根据杨瑞龙在一审时提交的证据及其自身的陈述，其能够证明已向万信公司支付了全部购房款的证据只有一份“收据”，豪逸公司认为，杨瑞龙购买涉案别墅及付款的过程疑点重重，仅凭该“收据”无法证明其已经付款的事实。首先，涉案别墅售价不正常。一审期间，一审法院依据豪逸公司的申请向经侦支队“调取的材料中有一份销售计划，载明涉案别墅起价每平方米16000元，最高价每平方米18000元，按销售计划来算，涉案别墅每套售价接近600万元。”而本案中，杨瑞龙向万信公司购买涉案别墅的价格为港币100万元，仅为市场价格的六分之一，明显有悖市场规律；其次，涉案别墅付款过程不正常。杨瑞龙共向万信公司购买了8套别墅（1998年7月9日购买2套，同年7月30日购买6套），总价港币900万元（1998年7月9日付款300万元，7月30日付款600万元），杨瑞龙自称全部是现金一次性付款，如此巨额的款项不是通过转账而是现金支付本身就有悖日常生活经验，而且作为当时开具“收据”的万信公司财务人员关某证明，开具“收据”只是为了办理预售登记使用，开具“收据”时并未收到购房款，试问万信公司如果真的收到如此巨额的现金，作为财务人员的关某不可能事先事后一无所知吧？因此，豪逸公司认为，杨瑞龙仅凭一份“收据”就想证明其已经付款是远远不够的。其次，无论是仲裁裁决还是省高院的裁定，都不能作为认定杨瑞龙已经付款的证据。仲裁案件审理时万信公司无法送达，仲裁时为缺席审理，因此仲裁委作出裁决的依据就是杨瑞龙提供的合同及“收据”，仲裁裁决认定杨瑞龙已经付款的证据也仅仅是“收据”；省高院在（2000）粤高法执字第18号裁定中认定杨瑞龙已经付款的证据也仍然仅仅是“收据”。由于仲裁的时候豪逸公司没有参加仲裁，无从对杨瑞龙的证据加以反驳；而高院执行调解时，参与调解的人员对涉案别墅的情况并不清楚，因此对杨瑞龙是否实际付款也仅能依据“收据”来判断；豪逸公司在接手万信花园项目后，由于万信公司未将相关资料全部移交，所以对涉案别墅未付款的事实也是一无所知，直到公安机关在侦查叶绍煊职务侵占一案时，才发现了包括涉案别墅在内的16套别墅未实际付款的事实。因此，杨瑞龙不能以根据“收据”作出的仲裁裁决和省高院裁定再来反证“收据”的真实性，否则就是循环论证，而公安机关查明的事实已经证明杨瑞龙未支付购房款，“收据”已无法证明已经付款的事实。最后，根据“优势证据原则”，一审法院对事实的认定没有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本案中就杨瑞龙是否已向万信公司实际支付购房款的问题，杨瑞龙仅仅提交了一份“收据”，而豪逸公司申请法院调查的银行查询资料、关某和李东贤的询问笔录、销售计划、房产交易中心查询资料等一系列证据，相对于杨瑞龙的“孤证”，豪逸公司的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且均为公安机关在刑事案件中侦查所取得的证据，无论是在证明效力还是证明的严密性方面都远远优于杨瑞龙的证据，因此一审判决采信豪逸公司的证据是正确的，是有法律依据的。（二）一审判令解除合同有理有据。根据一审审理查明的事实，杨瑞龙作为涉案别墅的购买方并未支付购房款，已构成了根本违约，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判令解除合同是完全合法有据的。综上，请求上级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杨瑞龙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杨瑞龙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1998年7月10日、1998年7月31日、1998年8月3日兑付三张澳门大丰银行支票；2、杨瑞龙在澳门大丰银行账号108-1-01222-6港元往来户流水清单；3、万信公司开具的八张收款收据；4、杨瑞龙购买涉案房屋办理商品房预购登记证；5、（2001）珠法执字第231号案件《预交诉讼费通知单》及《受理案件通知书》，证据1至5证明杨瑞龙已经付清购房款，经过仲裁裁决查明认定并进入法院执行程序；6、2001年8月26日《珠海市豪逸实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珠海市豪逸实业有限公司章程》、《珠海市豪逸实业有限公司验资报告》，证明豪逸公司股东以18号裁定确定除16栋已预售别墅的万信花园土地使用权增资，故不享有该16栋已预售别墅任何权利；7、2008年11月1日《股权转让合同》、《珠海市豪逸实业有限公司股东发起人名录》、评估报告，证明豪逸公司2008年11月1日的股权转让中新旧股东明确约定豪逸公司已经回购涉案16栋别墅，说明其认可涉案16栋别墅不属于自己，同时约定向杨瑞龙履行交房义务；8、澳门出入境事务厅出入境记录，证明杨瑞龙在1998年7月1日至8月31日期间有出入境记录。豪逸公司认为上述证据均超过举证期限，不属于新证据，对此不予认可。本院经审查认为，杨瑞龙提交上述证据涉及本案事实查明，本院予以采纳，本院将结合案件事实对上述证据予以审查认定。
经审理查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0）粤高法执字第18号《民事裁定书》查明如下事实：“万信花园”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值为14741.29万元。2000年9月7日，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函报省高院其受理珠海安宇企业有限公司、珠海市东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许刚分别申请执行被执行人万信公司三案，执行标的共计11000多万元。上述三案在诉讼阶段亦分别查封了“万信花园”有关的土地使用权及建筑物，被执行人万信公司可供执行的主要财产只有“万信花园”，请求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上述三案提级合并执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被执行人万信公司可供执行的主要财产“万信花园”，不足以全部清偿申请人广东省台山市财政局、台山市银宫酒店、珠海安宇企业有限公司、珠海市东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许刚共计21664.9万多元人民币的合法债权，本院关于提级合并执行的请求，理由充分，予以准许。
另查明，万信公司与杨瑞龙于1998年7月9日签订编号为GFNO0007672的《商品房购销合同》，约定杨瑞龙以港币150万元的价格向万信公司购买位于吉大景湾路西侧度假村以东的第C-8座房产；杨瑞龙应当在1998年7月12日之前支付全部房款，如期将房价款当面交付万信公司或汇入万信公司指定其在建设银行拱北支行开设的440646335-2230031028账户。同日，万信公司向杨瑞龙开具收到涉案别墅C-8房款港币150万元的《收款收据》。
又查明，杨瑞龙向“叶绍宣”开出叁佰万元澳门大丰银行现金支票（号码为B297078），该支票于1998年7月10日在澳门大丰银行有限公司葡京酒店分行兑付。B297078现金支票背后有签字“叶绍煊”“杨瑞龙yangruilong112-1-0004-5”。杨瑞龙在大丰银行账号108-1-01222-6港元往来户流水资料显示1998年7月10日因B297078号支票兑付支付300万元港币。杨瑞龙主张其1998年7月9日向叶绍煊给付现金支票，同时收到C-7、C-8两幢别墅支付购房款收据，该两幢别墅收据于1998年7月9日开具，共计300万元港币。其后，杨瑞龙向“叶绍煊”开出两张澳门大丰银行现金支票（号码为B652532、B652533），号码为B652532支票于1998年7月31日在澳门大丰银行有限公司葡京酒店分行兑付，金额为贰佰壹拾伍万元支票，B652533现金支票背后有签字“杨瑞龙112-1-0004-5”。杨瑞龙在大丰银行账号108-1-01222-6港元往来户流水资料显示1998年7月31日因B652532号支票兑付支出215万元港币。号码为B652533支票于1998年8月3日在澳门大丰银行有限公司葡京酒店分行兑付，金额为贰佰伍拾万元支票，B652533现金支票背后有签字“叶绍煊”“杨瑞龙112-1-0004-5”。杨瑞龙在大丰银行账号108-1-01222-6港元往来户流水资料显示1998年8月3日因B652533号支票兑付支出250万元港币。杨瑞龙主张其于1998年7月30日向叶绍煊交付号码为B652532、B652533两张现金支票及现金135万元港币，同时收取六套别墅收据，该六套别墅收据开具时间为1998年7月30日。根据大丰银行账户结算单显示现金支票B297078、B652532、B652533交易方式为“TR”，即以转账支付方式予以承兑。庭审中询问杨瑞龙，三张支票背后记载数字“112-1-0004-5”作何使用，杨瑞龙回答是银行账号。
再查明，2014年9月15日庭审中，杨瑞龙自述其在1998年7月30日亲自携带现金135万元港币自澳门过关入境，将B652532、B652533两张现金支票和135万元港币交付给叶绍煊。本院于2014年10月13日向珠海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发函询问杨瑞龙在1998年7月15日至8月15日是否有出入境记录。珠海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回函答复：通过公安部出入境管理信息系统查询，杨瑞龙，澳门身份证为××，出生日期1960年03月02日，在1998年7月15日至8月15日无出入境记录。杨瑞龙提交澳门出入境事务厅查询记录，显示其在1998年7月1日至8月31日期间有从澳门关口出入境记录。
又查明，2001年8月26日，《珠海市豪逸实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决定四股东珠海安宇企业有限公司、珠海市东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刘照辉同意将公司股本增加至1000万元人民币，四股东均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0）粤高法执字第18号《民事裁定书》判令万信花园土地使用权部分资产作为出资。2008年11月1日，珠海市日东集团有限公司（甲方）与珠海瑞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甲方将其占有豪逸公司9.38%股权转让给乙方；豪逸公司所有债权、债务、权益与资产、经营盈亏在转让基准日前，除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0）粤高法执字第18号《民事裁定书》中应由豪逸公司向已经预售的房产业主履行的义务外，由甲方和珠海市天泉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享有和承担等等。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杨瑞龙的上诉事实及理由，本案争议的焦点如下：1、本案审理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2、杨瑞龙针对涉案别墅所享有的是物权还是债权；3、杨瑞龙是否履行支付涉案别墅购房款的义务；4、豪逸公司与杨瑞龙是否具有合同关系以及豪逸公司是否有权解除其与杨瑞龙之间商品房购销合同关系。具体分析如下：
（一）关于本案审理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五）项规定：“对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按申诉处理，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除外。”“一事不再理”原则应该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1、当事人不得就已经向法院起诉的案件重新起诉；2、案件在法律文书生效后便产生既判力，当事人不得就双方争议的法律关系再行起诉。构成“一事不再理”基本要素应为同一当事人、同一事由、同一标的。对此本院分析如下：一、珠海仲裁委员会珠仲受字（2000）第23号案件当事人为杨瑞龙和万信公司，本案诉讼主体为豪逸公司与杨瑞龙，本案诉争当事人与珠海仲裁委员会珠仲受字（2000）第23号案件当事人并不一致。在珠仲受字（2000）第23号案件审理过程中，豪逸公司才得以成立，因此豪逸公司不可能参加珠仲受字（2000）第23号案件仲裁审理过程；二、珠海仲裁委员会珠仲受字（2000）第23号案件处理是万信公司将涉案别墅交付杨瑞龙事宜，杨瑞龙的仲裁请求需要开发商万信公司的交付行为才能得以实现，但是由于涉案别墅并未具备交付条件，因此上述仲裁裁决并未实际履行。豪逸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则是在豪逸公司整体承接万信花园项目后，在履行房屋交付过程中新发现杨瑞龙未履行支付购房款义务，从而提起解除《商品房购销合同》的诉讼，因此本案诉讼产生与珠仲受字（2000）第23号案件并非基于同一事由，两案处理争议问题属于不同法律关系；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0）粤高法执字第18号《民事裁定书》针对涉案别墅仅要求豪逸公司与小业主商议签订交付房屋协议，但豪逸公司与杨瑞龙并未签订新的书面协议，亦未重新约定仲裁条款，因此原《商品房购销合同》所约定仲裁条款效力并不当然及于新的合同主体豪逸公司，豪逸公司应当不受珠仲受字（2000）第23号案件审理结果所约束。基于上述分析，虽然杨瑞龙在珠海仲裁委员会曾经针对涉案别墅提起仲裁要求万信公司予以交付，但是豪逸公司基于新发现事实提起本案诉讼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原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杨瑞龙上诉认为本案审理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应当驳回豪逸公司诉讼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杨瑞龙针对涉案别墅所享有的是物权还是债权的问题。
物权之存在首先应当以物存在为基本条件，涉案别墅并未完成建设，迄今仍属于烂尾状态，无法交付使用。由于作为物权标的的不动产房屋不存在，物权亦不存在，因此杨瑞龙对涉案别墅并不享有物权，不得对其享有占有、使用、处分等权利。杨瑞龙仅依据《商品房购销合同》对万信公司享有债权，即在杨瑞龙履行合同约定义务后，有权要求万信公司按照约定交付涉案别墅的权利。
（三）关于杨瑞龙是否履行支付涉案别墅购房款义务的问题。
杨瑞龙主张支付涉案别墅购房款依据为购房收据以及涉案别墅办理预售登记手续，豪逸公司针对杨瑞龙是否支付购房款提供了经侦支队从建设银行拱北支行调取的入账记录及凭条及万信公司工作人员关某笔录，对此本院认为，根据杨瑞龙与万信公司《商品房购销合同》约定，购买涉案别墅的房款应当转入合同约定建设银行拱北支行440646335-2230031028账号，而根据经侦支队从建设银行调取入账记录及凭条无法证实杨瑞龙依约支付该笔款项。同时，万信公司工作人员关某陈述开具收据时并未收到购房款项，该陈述与经侦支队从建设银行调取入账记录及凭条相互印证，证实杨瑞龙并未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购买涉案别墅款项。豪逸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足以推翻购房收据证明力，而杨瑞龙无法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转账支付房款，应当承担举证不能之不利后果。杨瑞龙主张根据合同约定，其可以选择以现金方式支付购房款，但根据万信公司关某在经侦支队笔录显示，万信公司并未收到上述款项，因此本院对杨瑞龙是否支付款项存有合理怀疑，杨瑞龙应当进一步举证证明其款项支付情况，原审中杨瑞龙无法举证证实其以现金方式支付购房款情况。本院审理该案第二次开庭审理后，杨瑞龙向法庭提交由杨瑞龙开具给万信公司法定代表人叶绍煊三张现金支票，共计765万元港币，以此主张其履行支付购房款之义务。根据杨瑞龙主张，涉案别墅与其他七套别墅购房款由三张现金支票和135万元港币全部支付，因此审查涉案别墅购房款是否支付应与其他七套别墅购房款一并予以统一审查。对杨瑞龙二审提交付款证据，本院分析如下：首先、杨瑞龙一审陈述其购房款采用现金方式支付，二审则主张其部分采取现金支票方式，部分用现金付款，该陈述与其一审陈述相互矛盾；其次、杨瑞龙开具现金支票对象为叶绍煊个人，并非开具给万信公司，而且支票银行为澳门大丰银行且在澳门葡京酒店分行予以兑付，并非在内地发生交易行为，因此本院无法确认该笔款项往来是否为杨瑞龙向万信公司支付购房款；第三、杨瑞龙提交现金支票数额与房款总额并不吻合，其无法证实剩余135万元港币如何采用现金方式支付。杨瑞龙庭审中陈述135万元港币是其在1998年7月30日亲自携带入关交付给叶绍煊，但根据本院查明情况，杨瑞龙在1998年7月15日至8月15日在珠海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并无出入珠海记录，因此杨瑞龙陈述付款过程与事实不符，存有可疑之处。杨瑞龙主张其在澳门关口有出入境记录，但是否进入珠海应当以珠海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出入境记录为准，因此杨瑞龙此抗辩理由，本院不予采纳；第四、票面金额为250万元港币的B652533现金支票于1998年8月3日兑付，而杨瑞龙在1998年7月30日即收到六栋别墅收据，即在现金支票开具并未兑付情况下，万信公司则已经开具房款收据，此举并不符合常理。第五、根据杨瑞龙提交银行账户结算单显示上述三张现金支票采取转账方式予以兑付，因此如果要证实该张支票确已支付给叶绍煊，则需要提供证据证实上述现金支票转账支付至叶绍煊个人账户，但杨瑞龙并未提交证据证实现金支票兑付后转入何人账号。况且，在B652532现金支票背后没有持票人叶绍煊签名，反而有开票人杨瑞龙签字及账号，因此虽然根据银行流水资料显示该张支票已经兑付，但是无法确认是否叶绍煊本人取得该笔款项。B297078号现金支票开具对象为“叶绍宣”，该名称与叶绍煊名字存有出入，虽然该张现金支票已经兑付，但是也不能确认是否为叶绍煊本人取得该笔款项。综上所述，本院认为杨瑞龙二审提交证据亦无法证实其已经履行支付房款义务。
涉案别墅虽然已经办理预售登记手续，此为房屋销售中相关行政管理程序，并不能由此证实杨瑞龙已经支付购房款项之事实。至于杨瑞龙主张生效民事裁定及仲裁裁决确定支付房款事实，对此本院认为，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0）粤高法执字第18号《民事裁定书》旨在处理债权人与债务人万信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执行问题，并非审查小业主是否支付购房款事实，而且该案件执行过程中，豪逸公司并未成立，且小业主杨瑞龙亦未参加，因此查明涉案别墅房款是否付清之问题应当以双方提交现有证据予以查实。珠海仲裁委员会珠仲受字（2000）第23号裁决虽然查明涉案别墅房款已经付清，但该仲裁案中万信公司并未参加，而豪逸公司承继万信公司作为“万信花园”开发商后，在提起本案诉讼时已经提供充分的证据足以推翻珠仲受字（2000）第23号裁决所查明杨瑞龙付清购房款之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本院对上述民事裁定及仲裁裁决查明房款已经付清的事实不予采纳，杨瑞龙上诉认为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0）粤高法执字第18号《民事裁定书》及珠仲受字（2000）第23号《仲裁裁决》已经查明付款事实，法院应当予以采纳，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根据证据规则认定杨瑞龙未履行支付房款义务，完全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杨瑞龙二审提交豪逸公司股东会决议、豪逸公司章程、验资报告、股权转让合同，以此为由证实其付款事实，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并不能直接证明杨瑞龙是否支付购房款，因此杨瑞龙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杨瑞龙上诉认为豪逸公司前期诉讼行为表明其认可其支付全部购房款，故应当确认其已经支付购房款，对此本院认为，豪逸公司提出向杨瑞龙退回购房款项诉请时，并未出现经侦支队针对购房款支付情况查实上述证据，因此豪逸公司基于新发现证据撤回自己诉讼请求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原审法院对此予以准许，并无不当，因此不得因豪逸公司在本案中曾经提出退还购房款请求而认定杨瑞龙已经支付购房款项之事实。
（四）关于豪逸公司与杨瑞龙是否具有合同关系的问题以及豪逸公司是否有权解除其与杨瑞龙之间商品房购销合同关系。根据案件查明事实，本院认为双方之间存在','2018-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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