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民终39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市基础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渝北区洪湖西路18号23幢。
法定代表人：陈辉，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洪科，四川弘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钰，四川弘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核工业西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玉沙路80号。
法定代表人：赵卫东，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大伟，四川法奥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成都德佳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洗面桥街9号2-3幢7楼16号。
法定代表人：袁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拥军，四川上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吴生全，男，汉族，1962年5月28日出生，住四川省安县。
上诉人重庆市基础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础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核工业西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公司）、第三人成都德佳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佳公司）、第三人吴生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成民初字第16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基础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洪科、张钰，被上诉人西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大伟，第三人德佳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拥军参加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吴生全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基础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改判西南公司向基础公司支付：（1）剩余工程款18263128.80元；（2）停工损失45557.28元；（3）停工期间管理人员工资98929.50元。（4）降水台班费594388.88元。2．判决西南公司以上述（1）、（2）、（3）项费用总额18407615.58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自2014年7月22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3．一审案件受理费、鉴定费、二审案件受理费全部由西南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基础公司应受《合作协议》约束，对《合作协议》所涉的工程结算标准按2011年l0月22日《基坑支护、降水工程施工合同》（以下简称《施工合同》）的标准确定错误。1.《施工合同》的相对方系基础公司与西南公司。该《施工合同》明确基础公司的施工内容是森世阳光花园基坑支护及降水工程一期工程。2013年1月15日基础公司、西南公司与德佳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德佳公司参与到工程项目中来仅为收取管理费，该行为为法律禁止的违法行为。该《合作协议》实质为西南公司将工程以《施工合同》的方式分包给基础公司后，又分包给德佳公司，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应属无效。二、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1.因德佳公司收到西南公司6200000元付款就免除西南公司对基础公司的支付责任错误。《合作协议》属无效协议，德佳公司没有收取案涉工程款的法律依据和合同依据。2.一期工程以外的工程，实为超出合同范围外的工程量，该部分工程的造价应当按照鉴定机构鉴定的15507668.03元予以认定。3.降水台班费为基础公司已经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合同解除后基础公司应当自行承担的损失。4.一审法院关于4200000元借款应视为对基础公司已付的工程款的认定错误。基础公司2014年1月14日出具的《情况说明》有明确的条件限制，案涉的4200000元借款没有过基础公司的账户，不能视为是西南公司对基础公司支付的工程款。三、一审判决对停工损失45557.28元、停工期间管理人员工资费用98929.50元未做审理。西南公司一审中对停工损失已认可。
西南公司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准确，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德佳公司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应当维持。二、履行合同的主体是西南公司与基础公司，与德佳公司无关。合同的支付条款涉及德佳公司，德佳公司不是实际施工人。三、关于6200000元的问题，吴生全是基础公司的全权代理人，德佳公司支付给吴生全的款项也是支付给基础公司的款项。
基础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解除基础公司与西南公司于2011年10月22日签订的《基坑支护、降水工程施工合同》以及二期工程事实分包关系；二、判令西南公司支付工程款22199000元；三、判令西南公司支付逾期利息2477834元（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6.55%，从2012年10月23日起暂计算至2014年7月10日，应计至付清时止）；四、判令西南公司赔偿停工窝工损失984600元；五、本案的诉讼费、鉴定费由西南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0月22日，西南公司作为甲方、基础公司作为乙方、石杰作为丙方签订了《施工合同》，该合同载明：工程名称为森世阳光花园基坑支护及降水工程。工程内容为：1.设计与施工：根据成都军区空军勘察设计院提供的《森世阳光花园岩土工程勘察报告》与四川省商业建筑设计院设计的森世阳光花园基础图纸等各类资料及要求，由乙方进行该工程基坑支护的设计与一期施工工作。按森世阳光花园报审通过的基坑降水、支护方案进行施工（按重庆市高新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设计的由四川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2011年8月29日审查通过的方案执行）。2.护壁和降水施工：a.降水井成井及降水；b.基坑支护排桩及冠梁；c.桩间支护；d.锚索及腰梁。施工工期为以西南公司给定的开工日期为准，降水一期工程施工控制工期为20天，基坑排桩及冠梁一期工程控制工期为35天，桩间支护与锚索、腰梁等施工根据甲方土方工程进度进行。承包方式及计价、计量，所采用的材料均由基础公司购买如钢材、商砼、水泥、砂石、锚索、注浆管等施工材料（除腰梁槽由甲方购买），材料必须是西南公司指定品牌，所有机械由基础公司自行负责，除抽水台班外所有施工用水电均含在各分项包干价内（基础公司自行安装电表及水表，在西南公司付款时从支付的款项中扣除其用的电费和水费）。基坑工程计费方式及计量原则，按照综合单价计费，综合单价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人工费、材料设备、燃料费、水费、电费、管理费、利润、税金、规费等全部费用以及施工中涉及的相关手续费等一切可预见及不可预见费用，西南公司只提供现场办公室及农民工宿舍，在施工过程中基础公司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西南公司增加费用，旋挖桩综合单价1550元／米，冠梁综合单价700元／立方米，降水井成井综合单价260元／米，桩间支护综合单价86元／平方米，锚索综合单价248元/米。基础公司进场向西南公司交付安全、质量保证金500000元，直到一期工程完工退场，一期工程无质量安全事故无息退还基础公司。单次签证在5000元内不予签证，超出5000元以外的才可签证。现场与经济有关的一切经济签证单、技术核定单、方单，有现场工长，项目经理签字后，交由预算部审核，杨秀菊审批签字为准。《施工合同》对工程价款结算与支付的约定为：工程施工至支护范围内主体正负零一个月内支付80%的工程款，（如遇特殊原因不能施工，但最迟不超过基础公司施工完毕后8个月），施工完毕后1个月内完善工程决算（基础公司提供完备的竣工资料和发票的前提下），余款8个月内全部付清。《施工合同》约定西南公司的责任为：负责施工现场的三通一平工作；向基础公司提供必要的图纸、地质资料；负责协调关系；及时办理相关工程验收工作。《施工合同》还约定，双方因自身的原因违约给对方造成损失由责任方承担，并按损失程度在经济上给予对方相应的补偿。合同自签字之日起生效，至合同约定的内容完成并竣工交付验收合格、工程款结算完毕后终止。丙方的担保责任仅对乙方对该合同的履行义务担保。基础公司在该项目中的负责人为吴生全。
2011年8月23日，重庆市高新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出具了《森世阳光花园基坑降水、支护及土方方案设计及施工组织设计》。2011年8月29日，四川省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出具了《森世阳光花园基坑支护方案咨询报告》，其咨询结论为合格。
2014年7月7日，四川省成都市成都公证处对基础公司向西南公司邮寄送达《关于森世阳光花园基坑支护使用安全的告知函》及《森世阳光花园基坑支护及降水工程结算书》的过程进行了证据保全。该告知函中载明：“我公司于2011年10月18日开始护壁桩施工，2011年12月2日我公司在完成76根旋挖桩后接贵公司负责人以方案变更为由口头通知我公司暂停施工，2012年9月，接贵公司负责人通知再次进场施工，于2013年2月4日完成一期、二期的护壁桩和冠梁施工，在该施工区间因贵公司原因多次致使我公司停复工，导致我公司于2014年1月8日才完成第四道槽钢安装（深度14.5米）。现又因贵公司土方未开挖，导致我公司余下工程无法施工，截止发函当日我公司再次停工168天。护壁桩和冠梁施工完成已有16个月，根据本项目的护壁设计方案和相关规范要求，临时支护使用期限只有1年，使用时间已超出相关要求，存在安全隐患，成都现已进入雨季，如工地出现任何安全事故，我公司将不承担任何责任”。基础公司制作《工程结算书》的时间为2014年6月25日，该结算书中载明，基坑支护及降水工程，一期工程结算金额7169106元，二期工程结算金额17429894元，合计24599000元。2014年7月10日，西南公司向基础公司出具《关于双楠森世阳光花园项目基础工程审计所需材料告知函》，西南公司在该告知函中载明：“关于贵公司于2014年6月25日所提供的双楠森世阳光花园项目基坑支护及降水工程结算书，其结算方式与我司同贵公司所共同签订的工程相关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计价与计量方式不符，因此，我司与贵公司工作人员刘晓宏共同协商达成共识，由具备相关资质的第三方代替审计核算，现需贵公司提供以下资料，以便第三方公司审计……将上述资料于2014年7月18日前递交至我司森世阳光花园项目部余帆处”。
诉讼中，西南公司称其就一期工程的剩余部分和二期工程又与基础公司及德佳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该合作协议首部载明，甲方为西南公司，乙方为基础公司，丙方为德佳公司。协议中记载：根据外双楠森世阳光工程项目基坑处理工程目前的发展情况，基础公司自愿接受在德佳公司名下共同推进本项目工程。工程内容：护壁桩工程、护壁网喷、锚喷工程、锚索工程、降水井及降水工程。工程质量、安全标准严格执行西南公司与基础公司在此前共同签订的合同和协议；工程支付程序为，德佳公司在接收到工程款且扣除协议规定的基础公司应支付给德佳公司的相关管理费后支付给基础公司（每次付款由德佳公司出具收据及组织合法发票，德佳公司与基础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双方自行协商），基础公司按其下属施工班组、材料供应商、机械施工队伍提供的《付款申请书》和实际接收到的工程款额度进行合理支付。《合作协议》还载明：基础公司仅对德佳公司全权负责，德佳公司仅对西南公司全权负责；在工程中如果西南公司出现任何问题，基础公司直接追究西南公司责任，德佳公司保留追究西南公司责任的权利；西南公司分五次支付工程款6000000元，在此五次支付过程中，若6000000元人民币不能满足工程施工要求，则由德佳公司和基础公司自行协商解决资金事宜。乙丙方其他责任、义务根据在此之前甲方与乙方共同签订的合同和协议执行。基础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吴生全在该《合作协议》上签字并加盖基础公司字样的印章。庭审中，基础公司对此《合作协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同时对合同尾部基础公司字样印章的真实性也不予认可。吴生全在诉讼中陈述，此份协议系西南公司要求签订，其估计基础公司不会同意该协议，便自行刻制了一枚基础公司字样的印章加盖在协议尾部。德佳公司对合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同时认为西南公司与德佳公司没有审核基础公司印章真实性的义务，吴生全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表见代理，该合作协议应当具有法律效力。此外德佳公司出示《合作补充协议》一份，该补充协议上记载的时间为2013年1月17日，协议中载明，基础公司必须按规定支付德佳公司费用，即《合作协议》中工程内容所规定的工程总造价乘以3.5%。各方的质证意见与西南公司出示的《合作协议》的质证意见基本一致。
审理中，德佳公司认可，该公司没有参与案涉项目的施工，工程均由基础公司进行施工。
因基础公司与西南公司未进行结算，诉讼中，经基础公司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四川大公建设工程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公公司）对一、二期工程的造价、工期延长、停工所致的损失进行鉴定。大公公司作出川公价（2015）字第225号鉴定报告。该鉴定报告中记载的鉴定结论为：一、根据一期施工合同签订的综合单价，依据双方认可的工程量确定的一期工程造价为5455460.81元。二、因双方当事人签订的一期施工合同工程范围为森世阳光花园基坑支护、降水一期工程，基础公司对于《合作协议》提出质疑，鉴定受托人对于二期工程造价按两种情况分别进行鉴定：情况一：二期工程依据一期施工合同签订的综合单价和双方确定的工程量，工程造价为11740291.75元；情况二：依据《鉴定规程》、《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08）、四川省建设厅颁布的2009年《四川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定额》及相关文件的规定及双方在鉴定中确定的工程量，二期工程造价（含利润、规费、税金）为15507668.03元。三、工程现场签证费用为52142.76元。四、西南公司扣除基础公司施工电费参考金额为430967.75元。五、基础公司因工期延长、停工所致的损失参考金额为45557.28元。2015年6月25日，大公公司作出补充鉴定，确定因长期停工管理人员工资费用为98929.50元（不含鉴定报告中已经计算的112日）。
在鉴定过程中，西南公司于2014年9月16日向基础公司发出《告基础公司书》，表示同意解除合同，并要求基础公司于2014年9月30日前撤出所有设备及人员。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施工合同》是否应当解除的问题。
基础公司与西南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虽然西南公司抗辩请求驳回基础公司解除《施工合同》的诉请，但在本案鉴定过程中，西南公司向基础公司发出《告基础公司书》，表示同意解除合同，并要求基础公司于2014年9月30日前撤出所有设备及人员，故应当视为双方就解除合同达成了一致。虽然《施工合同》另有石杰作为丙方当事人，但石杰在该合同中仅是为基础公司履行合同提供担保，其并非《施工合同》中的主要债权债务人，其意思表示对《施工合同》是否解除并不产生影响。综上，一审法院对基础公司要求解除《施工合同》的诉请予以支持。
二、关于《合作协议》是否约束基础公司的问题。
根据吴生全当庭关于《合作协议》上加盖的基础公司印章并非基础公司的真实印章的陈述，以及上述两份协议中加盖的印章编码与基础公司的印章编码不符的事实，可以认定基础公司未在《合作协议》上签章。但因吴生全系基础公司在《施工合同》中所指定的负责人，基础公司实际对《施工合同》之外的二期工程进行了施工并主张相应的工程价款，故应当视为基础公司对吴生全以其名义所签订《合作协议》的认可。虽然基础公司认为其不受《合作协议》的约束而是与西南公司就二期工程另行建立了事实分包关系，但是基于以下事实：第一、基础公司在《施工合同》中指定的负责人吴生全签订了《合作协议》；第二、吴生全参与了二期工程的施工，且吴生全陈述其是作为基础公司工作人员参与案涉工程（含二期工程）的施工，其对基础公司就二期工程主张价款并无异议；第三、基础公司对二期工程主张权利，也未否认吴生全参与二期工程，一审法院认为，由于基础公司对二期工程的施工是由吴生全参与组织实施，而吴生全又以基础公司的名义签订了《合作协议》，故不能排除基础公司实际施工、请款以及西南公司同意基础公司来施工是基于《合作协议》的可能，在此情形下，基础公司应举证证明其在《合作协议》之外曾与西南公司就二期工程分包事项进行了协商，但基础公司未能举证证明，故本案不宜排除《合作协议》而认为基础公司与西南公司另行建立了事实分包关系。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合作协议》能够约束基础公司，基础公司主张其与西南公司之间就二期工程另行单独建立了事实分包关系的理由证据不足，不足以对抗现有证据所形成的判断，一审法院对基础公司关于其与西南公司之间系事实分包关系的主张不予支持。
三、关于基础公司要求解除其与西南公司就二期工程建立的事实分包关系的诉请问题。
虽然基础公司与西南公司之间并非事实分包关系，而是受《合作协议》的约束，从基础公司的诉请解除事实分包关系的本质来看，基础公司的诉请实质是要终止《合作协议》剩余未施工部分的履行，而西南公司在《告基础公司书》中也要求基础公司撤出所有设备及相关人员，因此应视为双方亦同意终止《合作协议》剩余未施工部分的履行，故虽然一审法院不认定基础公司与西南公司就二期工程建立了事实分包关系，但为了终局解决当事人的纠纷，避免讼累，一审法院对《合作协议》中的基础公司与西南公司的施工关系予以解除。
四、关于西南公司是否对基础公司负有付款义务的问题。
因西南公司与基础公司之间签订了《施工合同》，故西南公司对基础公司负有支付一期工程工程款的义务，双方的争议主要在于西南公司是否依《合作协议》和《合作补充协议》的约定，只负有向德佳公司付款而不负有对基础公司支付工程款的义务。一审法院认为，首先，《合作协议》在约定“乙方（基础公司）仅对丙方（德佳公司）全权负责，丙方（德佳公司）仅对甲方（西南公司）全权负责”的同时，亦约定了：“在工程中如果甲方出现任何问题，乙方直接追究甲方责任”，根据该约定，基础公司可以直接向西南公司主张工程价款。虽然基础公司与德佳公司在《合作补充协议》中对责任追究程序作出了变更，但这仅是三方协议中两方当事人所作的意思，不足以改变《合作协议》的有关约定，且从合同履行过程来看，西南公司除了以向德佳公司付款的方式支付工程款外，亦曾直接接受基础公司的付款委托和《情况说明》而进行支付，进一步表明《合作协议》中关于基础公司可以直接向西南公司主张权利的约定并未发生变更。因此，基础公司可以直接向西南公司主张工程款。
五、关于工程结算价款的确定问题。
1.关于一期工程造价，大公公司鉴定确定一期工程造价为5455460.81元，基础公司及西南公司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2.关于二期工程造价，大公公司按两种情况分别进行鉴定。一审法院认为，基础公司应受《合作协议》的约束，而《合作协议》约定三方的其他责任义务按《施工合同》执行，故对《合作协议》所涉的工程结算标准亦应当按《施工合同》的相应标准进行确定，故对该部分工程价款应当采用大公公司的第一个结论，即11740291.75元。
3.大公公司在鉴定报告中确定工程现场签证费用为52142.76元，扣除基础公司施工电费参考金额为430967.75元，双方无争议，一审法院予以认定。
4.西南公司主张因基础公司旋挖机出场导致大门损坏产生修复费用，大公公司鉴定为4041.84元，但因西南公司未举证证明基础公司损坏大门的事实，一审法院对该费用不予扣除。
5.关于素喷费用，鉴定机构确认价格为124590.47元，一审法院认为，虽然护壁桩身素喷工程图纸没有设计，但鉴定人员经现场查看确认基础公司确实进行了该项施工，故该项费用应当计入工程造价。
6.关于降水台班费，大公公司已将截止2014年9月30日的台班费计入工程造价，基础公司与西南公司对此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经查明，西南公司于2014年9月16日致函基础公司表示同意解除合同，要求基础公司于2014年9月30日前撤场。基础公司认为其撤场的前提是西南公司必须支付完全部应付款项，但西南公司未付完全部款项，故降水工作迄今仍是由基础公司负责。一审法院认为，基础公司已经起诉解除合同，其在西南公司表示同意解除合同并要求其撤场时应当及时撤场以避免损失，其以西南公司未付足款项而拒绝撤场的理由缺乏合同和法律依据，因此发生的费用应由其自行承担，故对2014年9月30日之后的降水台班费，一审法院不计入工程造价。
综合上述几项，西南公司应当向基础公司支付的工程款总额为16941518.04元（5455460.81元+11740291.75元+52142.76元-430967.75元+124590.47元）。
六、关于已付款金额问题。
西南公司主张其通过各种方式共计向基础公司付款14930000元，基础公司仅认可其收到2700000元，对双方有争议的部分，一审法院认定如下：
1.西南公司主张通过德佳公司向基础公司付款6200000元，并出示了德佳公司出具的金额为6200000元的收条1张和相应的转款凭证和说明，德佳公司予以认可，并主张其将该6200000元全部支付给基础公司，并出示了吴生全出具的收条2张（1张为5700000元，1张为500000元）。基础公司认为吴生全无权代表基础公司收款，吴生全对其出具的2张收条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其实际收款金额仅为4000000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合作协议》的约定，西南公司应将工程款支付给德佳公司，再由德佳公司扣除有关费用支付给基础公司，故对西南公司已经支付给德佳公司的工程款，基础公司不得再行向西南公司主张。现德佳公司已经确认其收到西南公司的该笔付款6200000元，故西南公司就该6200000元免除对基础公司的支付责任。如基础公司认为德佳公司未将该款足额支付给基础公司，可以另行对德佳公司提出主张。
2.西南公司主张代基础公司向肖兴林付款600000元、向ＸＸ付款100000元，并出示了吴生全以基础公司名义出具的委托书、德佳公司出具的委托书、案外人成都广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向肖兴林转款600000元的银行凭证以及该公司出具的该支付系西南公司委托所为的付款说明，一审法院认为，上述证据能相互印证，证明西南公司代基础公司向肖兴林付款600000元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因西南公司未举证证明其按委托向ＸＸ付款100000元，一审法院对西南公司关于代基础公司向ＸＸ付款100000元的主张不予支持。
3.西南公司主张通过张巨萍向基础公司支付工程款130000元，并出示了张巨萍向吴生全账户转款共计130000元的4张转款凭证以及张巨萍出具的其付款系受西南公司委托的《付款说明》，基础公司和吴生全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提出异议，但均未举证证明该笔支付系基于其他法律关系所发生，一审法院对其质证意见不予采纳，并据此认定西南公司通过张巨萍向基础公司支付工程款130000元。
4.西南公司主张以借款的方式向基础公司付款1800000元，主要证据有：（1）基础公司于2014年1月14日出具的《情况说明》1份，载明：“为解决森世阳光花园基坑护壁工程目前所急需开支，由项目负责人吴生全筹集款项，向外借款需杨秀菊担保部分，从西南公司付基础公司的桩基护壁工程款中扣除，此款视为西南公司支付基础公司森世阳光基坑护壁工程的工程款。金额不超过4200000元整。此款由西南公司全权担保向外筹借并全权监督支付和对该款后续事宜全权负责，并保证不低于4000000元资金从基础公司的账户过账”，基础公司对该《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认定。（2）吴生全、曾蓉华与案外人李晓艳、杨秀菊签订合同的《借款协议》，约定李晓艳向吴生全、曾蓉华出借1800000元，由杨秀菊为借款提供担保；吴生全与曾蓉华出具的借据1张、收据1张，收据载明该1800000元中的254100元以现金方式支付给吴生全、曾蓉华，剩余1545900元转账至吴生全指定的石杰账户。基础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提出异议，认为该笔借款系吴生全个人借款。吴生全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其实际收到的款项金额为1545900元而非1800000元。（3）李晓艳出具的《收款说明》，内容为其向吴生全、曾蓉华出借的1800000元已由杨秀菊委托魏方美代为归还本息共计1871400元以及魏方美向李晓艳指定的账户转款1871400元的转账电子回单。吴生全对《收款说明》和转账电子回单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提出异议，认为其并未委托西南公司归还借款。基础公司对《收款说明》和转账电子回单的质证意见与吴生全一致。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基础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吴生全对外筹款且由杨秀菊担保的部分可以从工程款中扣除，因吴生全向李晓艳所借的款项系由杨秀菊担保，已由杨秀菊代为清偿，且未超过基础公司在《情况说明》中同意扣除的金额范围，故该笔借款应当视为西南公司支付给基础公司的工程款。虽然该笔借款未在基础公司的账户过账，但该借款系由基础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吴生全收取部分现金，剩余款项亦是转入了吴生全所指定的账户，因此仍应视为西南公司向基础公司支付的工程款。吴生全陈述其中254100元未实际支付，但因该254100元系以现金方式支付，不能要求西南公司就此举示相应的转款凭证予以佐证，而吴生全对该现金支付出具了相应的收据，杨秀菊亦是按1800000元向李晓艳计还本息，从现有证据来看，可以认定该笔借款实付金额为1800000元。综上，一审法院对西南公司的该笔支付（1800000元）予以认定。
5.西南公司主张以借款方式向基础公司支付工程款2400000元，证据为：（1）基础公司于2014年1月14日出具的《情况说明》1份。（2）由吴生全与杨秀菊、杜怡葶签字的《借条》1份，载明由杜怡葶向吴生全出借资金2400000元，由杨秀菊提供担保和负责归还，借款中有456000元以现金方式支付给吴生全，其余1944000元转给吴生全指定的石杰账户。（3）杜怡葶向吴生全指定的账户转款1944000元的转账凭证。（4）杨秀菊向杜怡葶转账支付2400000元的银行凭证。基础公司及吴生全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同对第四笔支付的质证意见一致，一审法院基于认定第四笔支付的同一理由，对西南公司的该笔支付（2400000元）予以认定。
6.西南公司主张其于2014年7月17日向基础公司支付1100000元，但没有提供相应证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认定。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西南公司共计向基础公司付款13830000元（2700000元+6200000元+600000元+130000元+1800000元+2400000元）。
在本案诉讼中，德佳公司主张其还另行筹资向基础公司支付了2370500元，基础公司应根据《合作协议》和《合作补充协议》向德佳公司返还3000500元。一审法院认为，德佳公司自行筹资支付给基础公司属于《合作协议》中“在此五次支付过程中，若6000000元人民币不能满足工程施工要求，则由丙方（德佳公司）和乙方（基础公司）自行协商解决资金事宜”的事项，而非是发包人支付的工程款，西南公司所主张的已付款中亦未包括由德佳公司自行筹资支付给基础公司的部分，故德佳公司是否实际向基础公司提供了资金、提供的资金数额以及是否应当收取相应报酬均不属本案的处理范围，德佳公司可以另行主张。
七、关于工程款利息问题。
基础公司主张利息应自2012年10月23日起计付。一审法院认为，基础公司所主张的利息计算起始时间无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施工合同》及《合作协议》均对付款节点有所约定，利息计算起始时间首先应根据合同约定的付款节点予以确定，一审法院针对一期工程和二期工程分别认定如下：1.对一期工程，虽然基础公司与西南公司均确认一期工程已经基本施工完毕，但基础公司并未举证证明相应付款节点所对应的工程节点具体完成时间，故对一期工程工程款的利息起算时间应自基础公司提起诉讼之日起算，但由于西南公司在截止基础公司提起诉讼之日已经付款13830000元，而一期工程款仅为5455460.81元，故西南公司在基础公司提起诉讼时已不欠付基础公司一期工程款，对一期工程款不应再计付利息；2.对二期工程，基础公司同样未能证明其完成《合作协议》中达到付款条件的工程节点的具体完成时间，故一审法院以基础公司提起诉讼之日作为二期工程未付款利息的计付时间。
八、关于停工损失的问题。
基础公司、西南公司均提交了部分监理会议纪要复印件而未获对方认可。一审法院认为，未与原件核对的复印件，不能单独作为定案的依据，因此，基础公司主张工期延长、停工系西南公司的责任所致，其证据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重庆市基础工程有限公司与核工业西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石杰于2011年10月22日签订的《基坑支护、降水工程施工合同》；二、解除2013年1月15日《合作协议》中重庆市基础工程有限公司与核工业西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的施工关系；三、核工业西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向重庆市基础工程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3111518.04元及利息（利息以3111518.04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4年7月22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本金给付之日止。若未按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本金，上述利息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四、驳回重庆市基础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0107元，由重庆市基础工程有限公司负担147277元，由核工业西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22830元。鉴定费480000元，由重庆市基础工程有限公司负担240000元，由核工业西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240000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基础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1.（2016）川成蜀证内经字第16559号《公证书》，载明基础公司于2016年1月29日向西南公司邮寄《基础公司关于森世阳光花园基坑支护适用安全及降水节点的再次告知函》及《关于基坑使用年限的说明》。2.2015年11月10日基础公司向成都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建管处、武侯区建管科作出的《关于森世阳光花园基坑支护使用安全的报告》。拟证明通知西南公司接手工程。西南公司质证认为：不是新证据，不予认可，不能达到基础公司的证明目的。
本院对上述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及证明力结合全案证据综合评述。
二审审理中，各方当事人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
1.审理中各方认可工程款没有支付到基础公司账户上的情形，合同中也没有约定要支付到基础公司账户上。
2.鉴定报告载明：双方当事人就工期延长、停工、窝工索赔事项在合同中没有明确约定，在施工过程中当事人就此也无具时效性的资料证明鉴定人依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送鉴资料，作出以下参考金额：基础公司因停工多支出管理人员工资参考损失金额为32508元，基础公司锚索班组窝工损失参考金额为：13049.28元。一审笔录载明：西南公司特别授权代理人王显寿对鉴定报告质证认为：关于停工损失，是有资质的鉴定机构作出的，我方认可。
3.2013年12月3日《借款协议》载明：甲方出借人李晓艳，乙方借款人吴生全、曾蓉华，丙方担保人杨秀菊。借款额度1800000元。本协议所涉借款，甲方以转账方式支付，乙方指定以下账户作为收款账户：户名：石杰；账号：62×××17；开户行：农行双流支行机投分理处。2014年1月17日《借条》载明：借方吴生全，贷方杜，担保人杨秀菊。付款方式：1.转账由杜怡婷的账户转给石杰1944000元。收款行：浙江民泰商业银行成都武侯支行。账号：62×××92。2.现金支付456000元。担保人杨秀菊均在上述《借款协议》、《借条》上签字。二审审理中西南公司陈述：杨秀菊是西南核建的项目负责人，这420万元她个人都归还了，杨秀菊再与公司之间结算。一审已经依法认定了。就相当于换一种方式来支付工程款。杨秀菊在支付这些款项的时候，就是依据该情况说明借款的。我方认可该请况说明的内容。就相当于基础公司与我方达成了合议。
本院认为：
一、关于应付款的问题。
1.关于一期工程以外的工程结算标准的问题。基础公司上诉主张合作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四项关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的规定，并解释“强制性规定”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的规定，认为吴生全伪造单位印章的行为后果，不应由单位来承担责任。德佳公司和西南公司辩称德佳公司并未参与施工，只是帮助双方进行财务的筹措和监管，不违反国家禁止性规定；吴生全行为构成表见代理，主合同中有吴生全的签字，吴生全是基础公司的合法代理人。本院认为，各方都认可德佳公司没有参与施工，故基础公司主张《合作协议》系再分包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吴生全虽在一审法院陈述合作协议上的基础公司印章系“甲方要求我刻的”，但该陈述为吴生全的单方陈述，没有其他证据印证，不能证明西南公司要求吴生全刻制基础公司的印章加盖在《合作协议》上，本案没有证据证明西南公司与吴生全恶意串通，故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关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的规定。现没有证据证明吴全生的行为被有关国家机关认定为犯罪行为。故本案《合作协议》不能认定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以及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行为人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吴生全的身份系基础公司项目负责人。《施工合同》明确约定基础公司在该项目中的负责人为吴生全。在一期工程以外的工程施工中，基础公司也没有向西南公司表示要撤销吴生全的职务，2014年1月14日基础公司出具《情况说明》再次确认其身份。故西南公司在《合作协议》中为善意相对人，吴生全在《合作协议》上盖章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合作协议》应当约束基础公司。
根据《施工合同》载明的工程的内容为：“1.设计与施工：根据成都军区空军勘察设计院提供的《森世阳光花园岩土工程勘察报告》与四川省商业建筑设计院设计的森世阳光花园基础图纸等各类资料及要求，由乙方进行该工程基坑支护的设计与一期施工工作。按森世阳光花园报审通过的基坑降水、支护方案进行施工（重庆市高新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设计的由四川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2011年8月29日审查通过的方案执行）。2.护壁和降水施工：a.降水井成井及降水；b.基坑支护排桩及冠梁；c.桩间支护；d.锚索及腰梁”以及《合作协议》载明“根据外双楠森世阳光工程项目基坑处理工程目前的发展情况，基础公司自愿接受在德佳公司名下共同推进本项目工程；工程内容：护壁桩工程、护壁网喷、锚喷工程、锚索工程、降水井及降水工程……乙丙方其他责任、义务根据在此之前甲方与乙方共同签订的合同和协议执行”。《合作协议》主要约定的是德佳公司进入后，工程款支付的内容，系《施工合同》的延续，并没有改变《施工合同》就结算标准的约定，双方也没有就一期以外的工程另行签订协议。故结算标准应当一致。
2.关于基础公司主张的停工损失。虽然西南公司代理人在对鉴定报告质证时表示认可停工损失的鉴定结论，但西南公司在一审中也表示对停工损失应当同时查明引起停工的原因，应由谁承担。故不能以此认为西南公司认可停工损失应由自己负担。双方主要争议的是停工的原因是否因西南公司原因引起。鉴定报告载明：双方当事人就工期延长、停工、窝工索赔事项在合同中没有明确约定，在施工过程中当事人就此也无具时效性的资料证明鉴定人依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送鉴资料，作出以下参考金额：基础公司因停工多支出管理人员工资参考损失金额为32508元，基础公司锚索班组窝工损失参考金额为：13049.28元。基础公司主张是因西南公司的设计变更导致停工，但并无相应依据。故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该停工损失应由西南公司承担。
3.关于降水台班费用。基础公司上诉主张自2014年9月30日西南公司发函同意解除《施工合同》后，西南公司一直未处理或派人接管案涉工程，为防止出现安全问题，案涉基坑的降水工作一直由基础公司在完成，该部分费用应当由西南公司支付给基础公司，并在二审中提交了（2016）川成蜀证内经字第16559号《公证书》、《关于森世阳光花园基坑支护使用安全的报告》，《告知函》为证。本院认为,基础公司二审中提交的（2016）川成蜀证内经字第16559号《公证书》，载明基础公司于2016年1月29日向西南公司邮寄《基础公司关于森世阳光花园基坑支护适用安全及降水节点的再次告知函》及《关于基坑使用年限的说明》，2015年11月10日基础公司向成都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建管处、武侯区建管科作出的《关于森世阳光花园基坑支护使用安全的报告》。《基础公司关于森世阳光花园基坑支护适用安全及降水节点的再次告知函》载明“由于该临时基坑使用时间超出了设计时限，在起诉状中当时关于降水台班的截止时间只算到了2015年2月28日，之后的降水工作也一直由我单位在完成，现阶段我公司决定：降水台班的截止点算至2015年11月25日，对于之后的降水请贵公司自行负责”。《关于森世阳光花园基坑支护使用安全的报告》载明“因总包方原因，致使我公司于2014年1月8日再次停工，截止今天还未收到总包方的复工通知”。以上内容均不能证明基础公司在2014年9月30日之前通知西南公司接手工程办理移交。因2014年9月16日西南公司已经书面发函要求基础公司在2014年9月30日前退场，双方就解除合同已经事实上达成一致，基础公司对其应退场而未退场后的降水台班费用应自行承担。
二、关于已付款的问题。
1.关于6200000元的问题。基础公司上诉主张德佳公司没有收取案涉工程款的法律依据和合同依据。西南公司支付给德佳公司的6200000元款项(其中包括吴生全收取的部分)不应认定为是支付给基础公司的工程款。本院认为，如前所述，《合作协议》有效。德佳公司系依据《合作协议》收取工程款。各方当事人在审理中均认可工程款没有支付到基础公司账户上的情形，合同中也没有约定要支付到基础公司账户上。故吴生全作为基础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其有权代表基础公司收取工程款，吴生全收取的款项应视为基础公司收取的款项。该6200000元款项有支付凭证，有吴生全出具的收条，虽吴生全认为自己只收到4000000元，但根据《合作协议》“基础公司仅对德佳公司全权负责，德佳公司仅对西南公司全权负责”的约定，西南公司已经支付给德佳公司的工程款，西南公司无责任再次向基础公司支付。如基础公司认为德佳公司未将该款足额支付给基础公司，属于另一法律关系，双方可另行解决。
2.关于肖兴林的600000元以及张巨萍的130000元的问题。吴生全认可上述款项肖兴林、张巨萍均收到，收到后支付给了下面的工人。西南公司也提交了款项支付的证据，同理，一审法院对该两笔款项认定为基础公司收到的工程款并无不当。
3.关于4200000元借款的认定。在合同无特别约定工程款必须支付到基础公司账户上的情况下，吴生全作为基础公司项目负责人，有代表基础公司收取工程款的权利，但吴生全以个人名义对外所借款项并不当然对基础公司产生法律效力，除非基础公司对吴生全进行了特别授权或者有证据证明吴生全的借款系用于了案涉工程支付。4200000元借款由两笔组成，第一笔是2013年12月3日《借款协议》载明的1800000元，第二笔是2014年1月17日《借条》载明的2400000元。《情况说明》于2014年1月14日出具，西南公司认可其系基于《情况说明》提供担保并偿还借款，其接受情况说明与基础公司达成合意。则如果《情况说明》构成对第一笔借款的事后追认、对第二笔借款的事先授权，则由西南公司项目负责人杨秀菊担保并偿还的吴生全的借款应视为西南公司支付给基础公司的工程款。但因《情况说明》明确载明“此款由西南公司全权担保向外筹借并全权监督支付和对该款后续事宜全权负责，并保证不低于4000000元资金从基础公司的账户过账”，明确对基础公司授权吴生全借款的条件和范围进行了限制。《情况说明》对款项由西南公司监督用于工程开支并且必须经过基础公司账户的限定是清楚的，并非概括性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的规定，对前一笔1800000元的借款，因不符合经过基础公司账户的限制条件，不能视为基础公司进行了追认。对后一笔2400000元的借款，吴生全将借款指定打入个人账户的行为超出《情况说明》的授权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的规定，对于行为人超越代理权的行为，需相对人为善意方构成表见代理。根据西南公司二审中的陈述，西南公司在对借款提供担保时是知晓《情况说明》的内容','2018-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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