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渝民终12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申请执行人）：曾润琪，男，1963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渝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兆瑞，重庆渝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才林，重庆渝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案外人）：李乐平，男，1952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琳，重庆通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汶，重庆通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案外人）：陈金澄，男，1951年7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琳，重庆通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汶，重庆通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被执行人）：重庆市鸿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北部新区红叶路8号锦上华庭17幢第二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7530690102。
法定代表人：陈珠成，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曾润琪因与被上诉人李乐平、陈金澄、重庆市鸿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英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渝01民初8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4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曾润琪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兆瑞、周才林，被上诉人李乐平、陈金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琳、肖汶，被上诉人鸿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珠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曾润琪上诉请求：1.撤销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渝01民初856号民事判决，改判继续执行鸿英公司对重庆华兴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兴公司）应收款项；2.本案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鉴定费全部应由鸿英公司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1.一审未查明，陈金澄是否对鸿英公司享有合法债权。因为所谓陈金澄向鸿英公司汇入的4000万元，实际系陈庆伍和浙江东亚电子有限公司汇出。虽然陈庆伍和浙江东亚电子有限公司分别出具声明，陈庆伍还作为证人出庭作证，证明款项系陈金澄委托汇出。但一审法院不应同意陈庆伍在第二次开庭时才出庭作证，即使同意，也应提前告知各方当事人证人出庭事宜。且陈庆伍称其汇出款项来源于其他人，若确认相关款项属于陈金澄,可能侵害他人利益。2.重庆仲裁委员会（2012）渝仲字第572号裁决书未区分董依晨与鸿英公司各自对华兴公司享有债权的份额，鸿英公司向陈金澄、李乐平转让其对华兴公司的债权数额可能会侵害董依晨权利。一审未查清鸿英公司和董依晨各自对华兴公司的债权份额错误。3.一审错误认定《债权转让协议》签署及向华兴公司送达时间早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向华兴公司送达（2016）渝01执464-1号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的时间。本案应通过鉴定确定前述文书签字时间的先后，以确定陈金澄、李乐平接受债权转让是否早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向华兴公司送达（2016）渝01执464-1号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陈金澄、李乐平的权益是否可以排除执行。因为重庆仲裁委员会（2012）渝仲字第572号裁决书于2016年11月8日作出，此时才确定鸿英公司对华兴公司享有债权，而2016年10月28日鸿英公司即向陈金澄、李乐平转让对华兴公司的债权，并签署《债权转让协议》，有违常理。该转让协议可能系鸿英公司为逃避执行而在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向华兴公司送达（2016）渝01执464-1号执行裁定书后形成。
李乐平、陈金澄答辩称，鸿英公司对华兴公司的债权已转让给两人，两人享有合法权利，足以排除执行。
鸿英公司答辩称，认可李乐平、陈金澄对华兴公司享有合法债权，可以排除执行。
曾润琪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准许执行鸿英公司在华兴公司应收款项（金额以2500万元为限）；2.本案诉讼费由鸿英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曾润琪与鸿英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月20日作出（2015）渝一中法民初字第00672号民事判决，判令鸿英公司于该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曾润琪偿还借款本金1900万元及利息（利息以借款本金1900万元为基数，从2014年6月19日起按年利率22.4%计算至该款项付清时止）。
上述判决生效后，鸿英公司未能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曾润琪申请强制执行，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立案执行，后于2017年1月3日作出（2016）渝01执464-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冻结鸿英公司在华兴公司的应收款项，金额以2500万元为限。并于2017年1月4日将（2016）渝01执464-1号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送达华兴公司，华兴公司向承勇予以了签收。在执行过程中，李乐平、陈金澄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认为，两人于2016年10月28日与鸿英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约定鸿英公司将其在华兴公司投资的位于重庆市北部新区K-5-1地块“重庆金融大厦”开发项目中享有的全部债权8020.93万元及利息、利益转让给两人。该债权转让事宜已通知华兴公司，因此两人就鸿英公司对华兴公司的债权享有全部权利。而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向华兴公司发出（2016）渝01执464-1号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有损两人利益，请求法院就鸿英公司对华兴公司应收款项中止冻结。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查后，于2017年7月18日作出（2017）渝01执异760号执行裁定书，裁定中止对鸿英公司在华兴公司应收款项（金额以2500万元为限）的执行。曾润琪对该裁定不服，遂提起本案诉讼。
另查明，2010年12月16日，华兴公司、岳中国、鸿英公司、董建荣签订《项目合作开发合同书》，约定各方共同开发位于重庆市北部新区K-5-1地块“重庆金融大厦”项目的内容。
2011年2月15日，鸿英公司与李乐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载明，李乐平在了解上述《项目合作开发合同书》及该项目的现状后，自愿购买鸿英公司在该项目持有的部分股权，并明确了双方权利义务等。自2010年1月13日至2011年2月1日，李乐平及其配偶王佩佩向鸿英公司汇入9笔款项共计4000万元。王佩佩于2016年8月23日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李乐平全权处理其与鸿英公司的债务关系。
2011年3月1日，鸿英公司与陈金澄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载明，陈金澄在了解上述《项目合作开发合同书》及该项目的现状后，自愿购买鸿英公司在该项目持有的部分股权，并明确了双方权利义务等。自2011年1月28日至2011年4月28日期间，陈庆伍向鸿英公司汇入5笔款，浙江东亚电子有限公司向鸿英公司汇入1笔款，共计4000万元。陈庆伍汇出的5笔款项电汇凭证上的附加信息及用途一栏标注为浙江泰康电子有限公司投资款。工商档案载明，陈金澄为浙江泰康电子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另，陈庆伍和浙江东亚电子有限公司于2016年8月26日分别出具声明，称汇入鸿英公司款项系受陈金澄委托汇出，该款项实际拥有人系陈金澄。一审庭审中，陈庆伍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陈述，2016年8月26日的声明是他所写，其向鸿英公司所转3500万元为陈金澄所有，陈金澄为浙江泰康电子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2012年9月14日，重庆仲裁委员会受理鸿英公司、董建荣与华兴公司、岳中国合作合同纠纷一案。仲裁案件审理中，董建荣因病去世，其合法继承人董依晨作为申请人继续参加仲裁。2016年11月8日，重庆仲裁委员会作出（2012）渝仲字第572号裁决书，该裁决书查明：鸿英公司、董建荣根据《项目合作开发合同书》已累计向华兴公司支付案涉项目投资款100209300元。并裁决解除华兴公司、岳中国与鸿英公司、董建荣于2010年12月16日订立的《项目合作开发合同书》；华兴公司自该裁决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鸿英公司、董依晨返还投资款100209300元及资金占用损失；驳回鸿英公司、董依晨其他仲裁请求等。
2012年12月16日，鸿英公司出具两份借据，一份载明：一、我公司从2010年1月13日开始至2011年2月1日，共收到李乐平及其配偶王佩佩汇入我公司9笔款，共计人民币肆仟万元整。二、9笔汇款肆仟万元整由我公司负责，共同投资和华兴公司合作的“重庆金融大厦”项目。（项目地址：重庆市北部新区星光大道11号K-5-1地块）三、由于我公司没有控制好该项目的正常经营造成仲裁纠纷，经和李乐平、王佩佩协商同意由我公司负全部责任，处理好和华兴公司的投资关系，并经双方协商同意把李乐平和王佩佩的4000万元改为我公司的借款，以后该投资项目的收益和风险与李乐平、王佩佩无关。四、我公司的4000万元借款本金的利息按年息24%（2分息）计算。并承诺在2015年12月30日前归还全部本金和利息。五、借据由我公司盖章、法人代表签字后即生效。另一份载明：一、我公司从2011年1月28日开始至2011年4月28日，共收到陈庆伍（其中一笔陈庆伍委托浙江东亚电子有限公司汇款）汇入我公司6笔款，共计人民币肆仟万元整。二、6笔汇款总计肆仟万元由我公司负责，共同投资和华兴公司合作的“重庆金融大厦”项目。（项目地址：重庆市北部新区K-5-1地块）。三、由于我公司没有控制好该项目的正常经营造成纠纷，经和陈庆伍协商，同意由我公司负全部责任，处理好和华兴公司的投资关系，并经双方协商同意把陈庆伍的4000万元改为我公司的借款，以后该投资项目的收益和风险与陈庆伍无关。四、我公司的4000万元借款本金的利息按年息24%（2分息）计算。并承诺在2015年12月30日前归还全部本金和利息。五、借据由我公司盖章、法人代表签字后即生效。该两份借据的法人代表签名处均有鸿英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珠成签字并加盖公司印章。
2016年10月28日，李乐平、陈金澄与鸿英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载明2010年至2011年期间，鸿英公司合计向李乐平和陈金澄引资8000万元，投入华兴公司在重庆北部新区K-5-1地块“重庆金融大厦”项目投资开发中，该投资来源于李乐平、陈金澄的资金，该项目的实际投资人是李乐平和陈金澄。鉴于此，双方协商鸿英公司将在华兴公司于重庆北部新区K-5-1地块“重庆金融大厦”项目开发投资中享有的全部债权8020.93万元及利息、收益等转让给李乐平和陈金澄两人共同所有；李乐平、陈金澄受让债权后，即享有鸿英公司对华兴公司的全部权利，有权收取或处置该债权；从转让之日起，鸿英公司与李乐平、陈金澄之间所有债权债务全部结清等条款。在该《债权转让协议》下方空白处有手写的“重庆华兴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向承勇签收”的字样，但未注明日期。后华兴公司于2017年6月16日出具证明载明：向承勇身份证号512324197903254652系华兴公司办公室主任。同日，向承勇出具证明载明:李乐平、陈金澄与鸿英公司于2016年10月28日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下方“重庆华兴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向承勇签收”字样系其本人书写。一审审理中，因曾润琪的原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庆提出证人须出庭作证，李乐平、陈金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也向一审法院书面申请证人向承勇出庭作证，经书面通知向承勇出庭作证，其陈述收到过李乐平、陈金澄与鸿英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在该协议上的签字是其签的，签字的具体时间记不清了，肯定是在2017年春节前，签收债权转让协议的时间应该是在2017年1月4日签收法院送达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2016）渝01执464-1号】之前。
2016年12月30日，鸿英公司、华兴公司和岳中国、李乐平、陈金澄签订《和解协议》，载明鸿英公司和华兴公司于2010年12月16日达成共同投资开发建设“重庆金融大厦”项目，是由实际出资人李乐平、陈金澄通过鸿英公司之名向华兴公司投入人民币共计8000万元。合作过程中因多种原因导致仲裁，现各方经协商达成和解协议如下：将鸿英公司在华兴公司的权利和义务直接转让给李乐平、陈金澄，由李乐平、陈金澄承担原鸿英公司相应的一切权利和义务等。
2017年5月16日，董依晨以重庆仲裁委员会（2012）渝仲字第572号裁决书为依据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请求华兴公司向其支付（返还）投资款2000万元、资金占用损失、仲裁费，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22日立（2017）渝01执698号案执行。执行中，鸿英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珠成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陈述，鸿英公司同意按投资协议上金额比例来受偿，当时董依晨投资了2000万元本金，鸿英公司投资了8020万元本金。本案审理中，鸿英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珠成再次陈述，对于仲裁裁决书，华兴公司应支付给鸿英公司和董依晨的100209300元，鸿英公司应该得到8020万元，董依晨应该得到2000万元。且董依晨投资款为2000万元的事实，已由重庆仲裁委员会（2012）渝仲字第572号裁决书进行了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李乐平、陈金澄对鸿英公司的债权是否真实，两人受让鸿英公司对华兴公司的债权是否有效，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评析如下：
首先，鸿英公司对华兴公司的债权为80209300元。根据重庆仲裁委员会（2012）渝仲字第572号裁决书，华兴公司向鸿英公司、董依晨返还投资款金额为100209300元，但并未就鸿英公司和董依晨的份额作出认定。后董依晨在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渝01执698号执行案中以重庆仲裁委员会（2012）渝仲字第572号裁决书作为执行依据，请求对华兴公司进行强制执行，并明确要求华兴公司返还投资款2000万元，且在该案执行和本案审理中鸿英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珠成亦陈述，仲裁裁决应当得到的款项，鸿英公司应该得到8020万元，董依晨应得到2000万元。可以认定，在华兴公司应返还鸿英公司、董依晨的投资款100209300元中，董依晨的投资款为2000万元，鸿英公司的投资款为80209300元，故鸿英公司对华兴公司享有80209300元的债权是真实的。
其次，根据李乐平、陈金澄举示的转款凭证、《股权转让协议》、借据、声明等以及鸿英公司提交的《股权转让协议》、记账凭证等，能够证明李乐平、陈金澄分别支付给了鸿英公司各4000万元的借款，其二人对鸿英公司的债权也是真实的。而鸿英公司在（2016）渝01执464-1号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送达华兴公司之前就已将对华兴公司的80209300元的债权转让给李乐平、陈金澄，并已通知华兴公司。2016年10月28日，李乐平、陈金澄与鸿英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载明2010年至2011年期间，鸿英公司合计向李乐平和陈金澄引资8000万元，投入华兴公司在重庆市北部新区K-5-1地块“重庆金融大厦”项目投资开发中，该项目的实际投资人是李乐平和陈金澄。鉴于此，双方约定鸿英公司将在华兴公司于重庆市北部新区K-5-1地块“重庆金融大厦”项目开发投资中享有的全部债权8020.93万元及利息、收益等转让给李乐平和陈金澄两人共同所有。在该《债权转让协议》下方空白处有手写的“重庆华兴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向承勇签收”的字样，虽未注明日期，但华兴公司及向承勇分别出具证明证实向承勇的身份以及认可该签字是其本人书写。向承勇也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其陈述签收《债权转让协议》的时间应该是在2017年1月4日签收法院送达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渝01执464-1号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之前。同时根据2016年12月30日，鸿英公司、华兴公司和岳中国、李乐平和陈金澄签订的《和解协议》，可以确认鸿英公司在华兴公司的权利和义务直接转让给李乐平、陈金澄，由李乐平、陈金澄承担原鸿英公司相应的一切权利和义务等条款。该《和解协议》也能够证明华兴公司在2017年1月4日签收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渝01执464-1号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之前就已经知晓鸿英公司转让债权的相关情况，并已在实际履行。鸿英公司对华兴公司的债权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属于可转让的债权。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鸿英公司向李乐平、陈金澄转让债权并已通知华兴公司，该转让对华兴公司发生效力。虽然曾润琪诉称李乐平、陈金澄与鸿英公司的债权转让不真实，李乐平、陈金澄提交的借款转让及借据均在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渝01执464-1号执行裁定书后制作。但曾润琪未举示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其主张不予认可。故鸿英公司将债权转让给李乐平、陈金澄的时间早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向华兴公司送达（2016）渝01执464-1号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的时间，其债权转让合法有效，李乐平、陈金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综上所述，在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渝01执464-1号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送达华兴公司之前,鸿英公司已将其在华兴公司的应收债权8020.93万元转让给李乐平、陈金澄，两人就该债权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曾润琪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二项规定，判决：驳回曾润琪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由曾润琪负担。
二审中，曾润琪申请对《债权转让协议》上陈珠成、李乐平、陈金澄签字时间，向承勇签收该转让协议的时间及向承勇在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送达（2016）渝01执464-1号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的送达回证上签字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鉴定。各方当事人共同选定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作为鉴定机构。2018年6月19日，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向本院发函，要求本院通知相关当事人：除明确怀疑时间段外，还需提供检材标称时间段和申请方怀疑时间段的同类纸张上同类墨水书写字迹样本原件。本次鉴定材料标称时间为2016年10月28日，标称时间与怀疑时间的间隔至少6个月以上，才具备下一步鉴定所需条件。2018年6月22日，本院向曾润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说明了前述函件记载内容。曾润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经与曾润琪电话沟通表示，怀疑《债权转让协议》形成时间是在2017年1月5日至1月15日之间。2018年6月28日，曾润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本院提交说明，称其与鉴定机构沟通后，拟于7月3日前提交2016年10月28日前后的书写样本作为比对样本，如未提交，同意撤回鉴定申请。2018年7月20日，曾润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再次向本院提交申请，要求重新选择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对此，本院于2018年7月30日再次询问各方当事人。曾润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兆瑞表示，无法按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要求提供检材。李乐平、陈金澄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琳，被上诉人鸿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珠成均表示不同意另行选择鉴定机构鉴定。
本案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零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利害关系人对到期债权有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处理。曾润琪申请执行鸿英公司在华兴公司的到期债权，李乐平、陈金澄提出异议，因此，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李乐平、陈金澄是否就鸿英公司对华兴公司的债权享有足以排除执行的民事权益。对此评判如下：
1.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和现有证据应认定，李乐平、陈金澄向鸿英公司汇入款项，对鸿英公司享有真实债权。
虽然曾润琪上诉提出，汇入鸿英公司4000万元的汇款人系陈庆伍、浙江东亚电子有限公司而非陈金澄。但一审中浙江东亚电子有限公司出具声明，表示向鸿英公司汇款500万元系受陈金澄委托。陈庆伍出庭作证称，汇入鸿英公司3500万元系受陈金澄委托。这与李乐平、陈金澄与鸿英公司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鸿英公司出具的借据、鸿英公司举示的财务记账凭证等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李乐平、陈金澄对鸿英公司享有真实债权。曾润琪上诉提出陈庆伍在一审中出庭作证的时间问题，不影响曾润琪的实体权利。
曾润琪上诉提出，陈庆伍一审出庭时陈述，受陈金澄委托汇入鸿英公司款项来源于他人，若认定陈金澄系汇入鸿英公司款项的实际权利人，可能损害他人利益。曾润琪提出的该理由不能否定陈金澄权益。因为，即使陈金澄与案外人就汇入鸿英公司款项存在其他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也不影响陈金澄对鸿英公司享有债权。
2.鸿英公司向陈金澄、李乐平转让其对华兴公司的债权不损害他人利益。
曾润琪上诉提出鸿英公司向陈金澄、李乐平转让对华兴公司的债权8020.93万元及利息侵害董依晨权利的理由亦不成立。因为，重庆仲裁委员会（2012）渝仲字第572号裁决书确定，华兴公司向鸿英公司、董依晨返还投资款金额为100209300元。董依晨依据重庆仲裁委员会（2012）渝仲字第572号裁决书申请对华兴公司强制执行时，明确要求华兴公司返还投资款的数额为2000万元。（2012）渝仲字第572号裁决书确定华兴公司应向鸿英公司、董依晨返还投资款本金100209300元，减去董依晨要求的2000万元，剩余部分8020.93万元应为鸿英公司所享有。鸿英公司有权向陈金澄、李乐平转让。即使董依晨对华兴公司享有更多份额的债权，应由董依晨提出异议，与曾润琪无关。
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向华兴公司送达（2016）渝01执464-1号执行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之前，李乐平、陈金澄已与鸿英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并通知华兴公司。
曾润琪以重庆仲裁委员会（2012）渝仲字第572号仲裁裁决书作出的时间晚于《债权转让协议》落款时间，推定《债权转让协议》实际签署和送达华兴公司时间晚于2017年1月4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向华兴公司送达（2016）渝01执464-1号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的理由不成立。因为，鸿英公司对华兴公司享有债权源于双方的民事法律行为，而非源于仲裁裁决。仲裁裁决书仅赋予鸿英公司对华兴公司债权的强制执行力。在重庆仲裁委员会（2012）渝仲字第572号裁决书作出前，鸿英公司向李乐平、陈金澄转让对华兴公司的债权，并通知华兴公司，不影响债权转让的效力。
二审中，曾润琪申请对《债权转让协议》上陈珠成、李乐平、陈金澄签字时间，向承勇签收该转让协议时间及向承勇在法院送达（2016）渝01执464-1号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的送达回证上签字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鉴定。但曾润琪不能按要求提供检材，致不满足鉴定所需条件，其请求重新选择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没有法律依据，不予准许。在曾润琪未举示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以《债权转让协议》落款时间确定《债权转让协议》签署时间，并以向承勇的证人证言确定《债权转让协议》送达华兴公司时间早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向华兴公司送达（2016）渝01执464-1号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的时间。
综上所述，李乐平、陈金澄对鸿英公司享有真实债权，鸿英公司已将其对华兴公司的债权转让给李乐平、陈金澄以清偿李乐平、陈金澄对鸿英公司的债权。在法院通知华兴公司协助执行前，鸿英公司对华兴公司债权的权利人已变更为李乐平、陈金澄，两人对该债权享有的权益足以排除曾润琪申请的执行。曾润琪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曾润琪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 宾
审判员 谭 振 亚
审判员 周 倩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文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