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桂民提字第23号
抗诉机关：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蒋咸冬。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李翠兰。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周艳。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蒋祖霏。
法定代理人：周艳。
以上四申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周桂香，北京市中鸿律师事务所广西分所律师。
以上四申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娄婷，北京市中鸿律师务所广西分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北京城建道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12号。
法定代表人：姚自然，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杰，广西中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广西交通投资集团南宁高速公路运营有限公司，住所地：南宁市民族大道延长线188号。
法定代表人：陈智杰，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黄胜良，该公司法律事务专员。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蒋友荣。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鄢长刚。
申诉人蒋某、李某、周艳、蒋祖霏因与被申诉人北京城建道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北京城建公司）、广西交通投资集团南宁高速公路运营有限公司（简称南宁高速公路公司）、蒋友荣、鄢长刚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南市民一终字第462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于2014年9月25日作出桂检民监（2014）158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李小薇出庭履行职务。申诉人蒋某及申诉人蒋某、李某、周艳、蒋祖霏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周桂香，被申诉人北京城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杰，被申诉人南宁高速公路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黄胜良到庭参加了诉讼，被申诉人蒋友荣、鄢长刚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1年12月6日，原告蒋某、李某、周艳、蒋祖霏起诉至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称，2011年8月6日凌晨两点左右，在北京城建公司所施工和属于南宁高速公路公司管理的G72泉南高速1421公里路段，因此路段伸缩缝正处于施工阶段，伸缩缝处挖出一条宽约80公分、深30公分且占高速公路全部车道三分之二的横向大坑，并且未填充任何施工材料，大坑暴露无遗，伸缩缝前没有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水马在车辆紧急停靠带边上呈纵向摆放，标志不明，导致行驶车辆驾驶员错误判断，驶过未施工完毕的收缩缝造成车辆毁损，也致使蒋定华乘坐的车牌为CK8807号车辆因驶过伸缩缝而爆胎，促使下车摆放警示椎筒的蒋定华因过往车辆通过大坑时采取紧急避险而坠下高速桥死亡。另，桂C×××××号车辆车主鄢长刚邀请蒋友荣、蒋定华为其开车，事故发生时开车司机为蒋友荣，作为车辆车主和开车司机，对蒋定华的死亡结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鄢长刚与蒋友荣也应连带承担蒋定华死亡损害赔偿责任。为此，依据我国《民法通则》相关法律规定，原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四被告连带赔偿受害人火死亡赔偿金341280。元、蒋祖霏抚养费80430元、受害人死亡丧葬费15921元、受害人死亡司法鉴定费用9040元、受害人父母蒋某、李某抚养费69100元、受害人抢救费179元、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3857元、住宿费2336元、餐费2743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以上共计574886元；2、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被告北京城建公司辩称，一、受害人的死亡与我方的道路施工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事故发生在G72泉南高速下行线（南宁往柳州方向）1421公里路段紧靠中央隔离绿化带的左侧行车道上。车辆故障发生后，车上人员陈述，其各自下车将警示圆锥筒分别放在故障车辆的四周，依照常理推断，车上人员的活动均应限于G72泉南高速1421公里路段的紧靠中央隔离绿化带的左侧行车道内。而令人质疑的是：受害人身亡的地点却在与左侧行车道遥遥相隔着右侧行车道和紧急停靠带的防撞护栏外侧的桥下。紧靠中央隔离绿化带的左侧行车道及右侧行车道均属施工路段，已由我方设置相应警示标志将其隔离。如果受害人是在拿警示圆锥筒置于故障车后时为躲避从紧急停靠带高速行驶的大型货车驶过带来的剧烈震动，那么受害人应该像其他三名车上人员一样，立即靠在左侧行车道上紧靠中央隔离绿化带的护栏上进行避让。而受害人的行为却大相径庭，其走过左侧行车道，穿过右侧行车道和紧急停靠带，跃过紧急停靠带的防撞护栏，跳到护栏下进行所谓的“紧急避让”，此行为有悖客观常识！受害人此种反常“避让方式”，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受害人并不是在放置警示圆锥筒时，为避让经过车辆而采取此措施，其完全是为行个人之方便，即正如其他三名车上人员所述，受害人跳到右侧紧急避险道护栏处之外是为了“解手、行方便”。但由于当时处于深夜，受害人身上亦无手电筒，其在无法判断紧急停靠带的防撞护栏之外是何地形的情况下，即草率跳下，进而造成了此次惨剧的发生。受害人的死亡，完全属于意外事件，与我方的道路施工行为之间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我方无义务对此次意外事件承担任何侵权责任。二、我方具备高速公路施工资质，并与南宁高速公路公司签订了相关施工合同，在得到该公司颁发《涉路施工准许证》的情况下，按照高速公路安全维修、管路的相关规定，按时按质开展了安全检查工作，我方在该路段的施工、养护工作中，不存在任何过错，无须对此次意外事件承担责任。三、我方已经在施工过程中安全措施到位，警示标志明显，我方对此次意外事件的发生没有任何过错。四、受害人少、死亡结果的发生，是由于其个人行为的失误判断造成的，其应为自身死亡的结果承担责任。五、故障车辆昼夜赶路，从海南三亚开往全州，全程三位人员轮换开车，一直未休息过，且车辆以时速每小时80公里速度行驶，已远远超过了维修路段每小时60公里的限速要求，故，故障车辆的司机在疲劳驾驶、超速行驶的情形下，未看清楚我方摆设的安全警示标志，造成车辆事故亦不无可能。综上所述，原告要求我方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希望法院能够查明真相，依法驳回原告对我方的诉讼请求。
被告南宁高速公路公司辩称，一、本案中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与通行高速公路的司乘人员之间形成的是一种高速公路通行服务合同关系，合同一方权利受到损害的，应当通过合同违约诉讼来寻求救济，而现原告以侵权关系起诉，要求我方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是错误的。二、受害人的死亡与我方的经营管理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本案涉事车辆故障发生位于G72泉南高速下行线1421公里路段紧靠中央隔离绿化带的左侧行车道上。车辆故障发生后，车上人员陈述各自下车将警示圆锥筒分别放在故障车辆的四周，依照常理推断，车上人员的活动范围均应限于G72泉南高速1421公里路段的紧靠中央隔离绿化带的左侧行车道内。而受害人身亡的地点却在与左侧行车道遥遥相隔的右侧行车道和紧急停靠带的防撞护栏外侧的桥下。受害人的行为应是为行个人之方便，即正如其他三名车上人员所述，受害人跳到右侧紧急避险道护栏处之外是为了“解手、行方便”。但由于当时处于深夜，受害人身上亦无手电筒，其在无法判断紧急停靠带的防撞护栏之外是何地形的情况下，即草率跳下。进而造成了此次惨剧的发生。本案发生后，管辖该高速路段的广西区高速公路交警支队五大队和当地派出所都派员到了事斗故现场进行了勘察，事后两单位都认为本案属于意外事故，而不给予立案。事故发生当时所在高速公路路段并不存在公路设施设备损坏，也不存在公路养护瑕疵，故原告要求我方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三、我方选聘请施工人合法。我方选聘具备高速公路施工资质的北京城建公司作为施工人是合法、适当的，并与其签订了相关施工合同，且已按照高速公路安全维护、管理的相关规定，按时、按质开展了安全检查工作，故我方对此次意外事件的发生没有任何过错。四、受害人个人鲁莽行为，是本次意外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故障车辆司机疲劳驾驶，超速行驶，是本次意外事件发生的一个重要诱因。综上所述，原告要求我方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希望法院能够查明真相，依法驳回原告对我方的诉讼请求。
被告蒋友荣辩称，一、我不存在任何过错，本案不属于交通事故且本事故也没有相关部门的认定。二、我不应当承担本案的连带责任，摆放警示标志都是为了维护双方的利益，我摆放警示标志与原告的死亡没有任何关系。三、我是鄢长刚聘请的司机，与受害人没有任何法律关系。综上所述，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我的全部诉请。
被告鄢长刚辩称，一、我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高速公路的施工方以及管理方因过错导致事故的发生，与我毫无联系。二、我对受害人并无侵权行为，也与侵权后果无关，故不应承担侵权责任。我与蒋祖英、受害人均为熟识的朋友，三人相约自驾到海南玩耍，去程的费用自理，在当地的吃住由我负责。回程中，分别由我与蒋友荣负责驾驶车辆。在经过1421路段时，因路段伸缩缝在施工。且没有任何警示标志的情况下，汽车轮胎爆裂，车上数人均自发下车放置锥筒及警示标志，因大车爆胎发生巨响，导致数人惊慌闪避，其中受害人跳入中间隔离带坠入高速桥，导致死亡。高速公路的运营方应付全部责任。高速公路的建设方应承担连带责任。受害人已年满18岁，作出与我一同出游的决定，应当独自承担旅行的风险，并不能因为与我同游，就让我承担连带侵权责任。三、我经垫付受害人家属近一万八千元人道主义援助，已远远超过义务范围，不应再承担责任。综上，请法院查明事实作出公正判决。
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2011年8月4日，鄢长刚约蒋祖英以及蒋定华到海南与在海南工作的蒋友荣一起游玩。游玩结束后，2011年8月6日凌晨两点左右，在返程途经过G72泉南高速1421公里路段的收缩缝时，蒋友荣驾驶属鄢长刚所有的桂C×××××号车辆发生车轮爆胎。车辆故障发生后，鄢长刚、蒋友荣以及蒋祖英、蒋定华即各自下车将警示圆锥筒分别放于故障车辆的四周。在此过程中，蒋定华坠下高速桥死亡，其身亡地点是在事发路段紧急停靠带的防撞护栏外侧的桥下。为抢救蒋定华，其家属支出抢救费179元。为处理蒋定华丧葬事宜，家属蒋某等四人家属支出交通费3857元和住宿费2336元。事后，因各方当事人就经济赔偿问题产生争议且协商未果，蒋某等四人遂诉至一审法院，请求法院判令：1、北京城建公司、南宁高速公路公司、蒋友荣、鄢长刚连带赔偿受害人死亡赔偿金341280元、蒋祖霏抚养费80430元、受害人死亡丧葬费15921元、受害人死亡司法鉴定费用9040元、受害人父母蒋某、李某抚养费69100元、受害人抢救费179元、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3857元、住宿费2336元、餐费2743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以上共计574886元；2、北京城建公司，南宁高速公路公司、蒋友荣、鄢长刚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2011年8月6日，在高速公路支队五大队民警对蒋友荣的询问笔录中载有“问：请你把事情的经过说一下。答：……这时准备换胎，蒋定华就拿锥筒到后方摆放做警示……”；对鄢长刚的，询问笔录中载有“问：请你把当时的情况说一下。答：……我和死者蒋定华到车子前面的路沟去拿锥筒准备放在车子后方，我在第二条路沟与第一条路沟之间放了2个锥筒，死者蒋定华拿了个锥筒准备去放后面……另一个朋友就喊了几声蒋定华的小名，就听到他在桥下应，我这时感觉出事了，就把车子开过第二条路沟并喊司机报警，我和另一个朋友下桥寻找，找到的时候，我摸了他一下颈部动脉，不知道死没死，叫他也没应，就在他胸口两个人各按了几下，发现他身体已经冰凉了，就上桥来等120……”；对北京城建公司的安全员张健、陈永苍的询问笔录中载明其在事发时有在岗巡逻，且事发路段有锥筒等警示标志；对广西交通投资集团南宁运营公司宁宾路分公司职员侯融容的询问笔录中载明当时事发路段有锥筒等警示标志。2011年8月10日，蒋祖英、蒋友荣、鄢长刚以书面形式阐述了本案的事件经过，《事件经过》内容载有“……下车后，我们便发现后轮爆裂，司机蒋友荣拿三脚架，鄢长刚先拿路旁的圆锥桶放在我们车的右侧，蒋祖英也去拿了一个放在车辆后右侧，蒋定华也同样拿着圆锥往后面十几米方向走去……接着又一辆高速行驶的大型货车开过来，我们三人立即靠高速护栏进行避让，过后蒋祖英就问鄢长刚“烂仔（蒋定华别名）去哪里了？”鄢长刚便说“大概去解手了，”过了一会，蒋祖英便喊“烂仔（蒋定华别名）在哪里？”当时蒋定华回答的声音已离我们很远，我们顺着声音的方向找他，发现中间是一段桥梁，而声音正是从桥下传出来的，我们三个当时想到“出事了”蒋祖英便跨出护栏站在桥梁中间的铁管上喊：“烂仔，有没有出事，说一声话”在蒋定华回答两声后便没有任何回答，我们便认为出大事了，于是叫蒋友荣打110、120、122进行报警，蒋祖英跟鄢长刚找路下去进行救援，由于没有电筒，手机也没电了，我们拿着打火机通过桥边的树林，找了一条长满草的小路下去，鄢长刚与蒋祖英一起在桥梁底部发现蒋定华侧躺在地上，鄢长刚与蒋祖英立即进行了压胸等救援措施，进行了10几分钟后，这时路政人员已经到达，蒋祖英与鄢长刚看救援人员已经到达，准备将蒋定华抬上路面送往医院，但由于看不清路面旁边坡度较大不能上去，便等待120的到达，30多分钟后交警110路政人员与120全部到达，对事件进行调查”。
2011年8月10日，蒋定华亲属蒋定平自行委托广西金桂司法鉴定中心就蒋定华的死因进行尸体解剖鉴定。同年8月22日，该鉴定中心作出（2011）尸鉴字第94号《检验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蒋定华符合高坠致胸腹腔多器官损伤、大出血死亡。为此，蒋某等四人支出鉴定费9040元。对于造成蒋定死亡的原因，蒋某等四人述称其为躲避过往车辆通过事发路大坑时采取紧急避险而从隔离带缝中掉下高速桥死亡；北京城建公司、南宁高速公路公司对此则不予认可并作出相应的抗辩。
事故发生时，G72泉南高速1421公里路段当时正施工，施工路段为：紧靠中央隔离绿化带的左侧行车道及右侧车道。施工路段上已设置相应警示标志将其隔离，仅保留紧急靠带作为车行道并加以限速6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要求。本案涉事车辆故障发生地位于G72泉南高速下行线（南宁往柳州方向）1421公里路段紧靠中央隔离绿化带的左侧行车道上。
蒋某、李某系蒋定华的父母，周艳系蒋定华的妻子，蒋祖霏系蒋定华的儿子。蒋某、李某生育有两个儿子，大儿子蒋定华，二儿子蒋定平。
本案纠纷在法律关系上存在侵权纠纷与合同纠纷的竞合，问蒋某等四人在起诉时未明确选择以何种法律关系处理本案。为此，一审法院于2012年6月1日进行了第二次开庭，经一审法院释明，蒋某等四人选择了依侵权纠纷处理本案，北京城建公司、南宁高速公路公司、蒋友荣、鄢长刚对蒋某等四人主张依侵权纠纷处理本案的诉讼亦进行了抗辩。
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经法院释明，本案蒋某等四人以侵权之诉起诉。根据法律规定，一般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应以侵权人有侵权行为，被侵权人有受损害的后果，侵权人的侵权行为与被侵权人受损害的结果有因果关系，侵权人主观上有过错为前提。本案当中，蒋某等四人主张北京城建公司、南宁高速公路公司、蒋友荣、鄢长刚应承担蒋定华死亡的赔偿责任，其应提供北京城建公司、南宁高速公路公司、蒋友荣、鄢长刚对于蒋定华的死亡结果有侵权行为，北京城建公司、南宁高速公路公司、蒋友荣、鄢长刚侵权行为系造成蒋定华死亡的原因，且北京城建公司、南宁高速公路公司、蒋友荣、鄢长刚对造成蒋定华的死亡主观上有过错的证据。南宁高速公路公司作为高速公路的经营单位，其已将维修公路的工程发包给具有维修道路资质的北京城建公司，并已尽到监督、管理北京城建公司按规范施工的责任，对本案事故的发生没有责任。北京城建公司在对高速公路进行维修施工时，设置了圆锥筒等相应的警示防护设施，对事故路段已尽警示提醒义务，故其对本案事故的发生无过错、亦无责任。蒋友荣、鄢长刚作为与蒋定华同车人员，在车辆发生事故时下车处理车辆故障，其并没有实施侵权行为，故不应承担本案事故责任。至于蒋某等四人称蒋定华是在下车摆放警示锥椎筒时为躲避过往车辆通过事发路段大坑时采取紧急避险而从隔离带缝中掉下高速桥死亡，因蒋定华身亡的地点是在防撞护栏外侧的桥下，并不是在蒋某等四人所称的桥中间下方，且蒋某等四人亦无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对蒋某等四人的该项主张，不予采信。因此，蒋某等四人对主张北京城建公司、南宁高速公路公司、蒋友荣、鄢长刚应承担蒋定华死亡的人身损害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该院遂于2012年10月18日作出（2012）青民一初字第174号民事判决：驳回蒋某、李某、周艳、蒋祖霏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9544元，由蒋某、李某、周艳、蒋祖霏负担。蒋某、李某、周艳、蒋祖霏不服一审判决，向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蒋某、李某、周艳、蒋祖霏不服一审判决，向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1、一审判决认定蒋定华身亡地点是在事发路段紧急停靠带的防撞护栏外侧的桥下，并不是上诉人所称的桥中间下方，从而对上诉人称蒋定华是在下车摆放警示锥筒时为躲避过往车辆通事发路段大坑时采取紧急避险而从隔离带缝中掉下高速桥而死的事实认为没有相关的证据证明而不予采信。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的这一认定是错误的。
首先，根据一审法院已认定的由蒋友荣、蒋祖英、鄢14长刚2011l年8月10日，以书面形式阐述的《事件经过》这份证据…我们发现后轮爆裂，司机蒋有荣拿三角架，鄢长刚先路旁的圆锥桶放在我们车的右侧蒋祖英也去拿了一个放在车蒋定华也同样拿着圆锥往后面十几米方向走去…这时一辆高速行使的大型货车，往同样的方向开了过来，驶过路中间的大坑使桥梁产生剧烈震动，我们非常害怕并紧急地进行了闪避，接着又一辆高速行驶的大型货车开过来，我们三人立即靠高速护栏进行避让，过后，蒋祖英就问鄢长刚‘烂仔（蒋定华别名）去哪里了？’……蒋祖英就喊‘烂仔在哪里？’当时蒋定华回答的声音已离我们很远，我们顺着声音的方向找他，发现中间是一段桥梁，而声音正是从桥下传出来的。我们三人当时想到‘出事了’，蒋祖英就便跨出护栏站在桥梁中间的铁管上喊：‘烂仔，有没有出事，说一声话’，在蒋定华回答两声后便没有任何回答……鄢长刚与蒋祖英一起在桥梁底部发现蒋定华侧躺在地上……”证实：了第一、蒋定华确实是在下车摆放警示椎筒时为躲避过往车辆通过事发路段大坑时而从隔离带缝中掉下高速桥的；第二、蒋定华的死亡地点确实是在桥中间下方而不是紧急停靠带的防撞护栏外侧的桥下，因为蒋定华的声音是从高速路上桥梁的下方传出来的，而不是从高速路右边的紧急停靠带的防撞护栏外侧的陆地上传来的。
其次，根据一审法院已认定的由高速公路支队五大队民警对蒋友荣和鄢长刚所作的询问笔录的记载，：“这时我准备换胎，蒋定华就锥筒到后方摆放做警示。在我拿千斤顶时感觉桥在震动，就看见一部大货车快速从身边经过，再往后方看就没见蒋定华。于是就和另外两个朋友一起喊他、叫他，就听到他在桥底下应我们，我两个朋友下桥去找……。”和高速公路支队五大队民警对鄢长刚的询问笔录的记载：“我和蒋定华到车子前面的路沟去拿锥筒准备放在车子后方，我在第二条路沟与第一条路沟之间放了2个锥筒，死者蒋定华拿了个锥筒准备去放后面……突然有一辆大货车开过来，感觉桥在震动，还听到大货车的刹车声。等车过后，我们三个就拿千斤顶准备换胎。我往后看一眼，另个朋友就喊了几声蒋定华的小名，就听到他在桥下应……。”同样证实了蒋定华是在下车摆放警示椎筒时为躲避过往车辆通过事发路段大坑时而从隔离带缝中掉下高速桥下死亡的。
再次，根据一审法院已认定的由广西金桂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2011）尸鉴字第94号《检验鉴定意见书》所作出的鉴定意见为：蒋定华的损伤可以一次高坠形成，符合高附致胸腹腔多器官损伤、大出血死亡。再次充分地说明蒋定华的死亡地点是在高速路的桥梁上从高空直接坠入桥底的，而不是像一审法院所认定的那样蒋定华的死亡地点是在事发路段紧急停靠带的防撞护栏外侧的桥下。因为根据高速公路支队五大队制作的现场视频资料和到案发现场进行实地勘察就可得知，蒋定华躺着的地点即一审法院认定的蒋定华死亡地点，是位于事发路段紧急停靠带的防撞护栏外侧一块大面积的带有斜坡路基的底部，该路基的最高处和高速路紧急停靠带的防撞护栏的地面几乎一样高。如果蒋定华真像被上诉人所说的那样，为了方便，而跨过紧急停靠带的防撞护栏向外走，在看不清路况时失足，那么后果也只能是从该路基的最高处顺坡势滚到路基最低部，因此造成身体损伤的程度根本就不可能符合“一次高坠形成”的情形，也根本不可能符合“高坠致胸腹腔多器官操作、大出血死亡”的情形。蒋定华的尸体之所以躺在紧急停靠带的防撞护栏下边的路基底下，是因为该路基从桥底上到高速路上的唯一一条畅通的捷径径，故一审法院已认定的“2011年8月10日，蒋友荣、蒋祖英、鄢长刚出具以书面形式阐述的《事件经过》这份证据”载明的内容：“鄢长刚与蒋祖英一起在桥梁底部发现蒋定华侧躺在地上……蒋祖英与，鄢长刚看救援人员已经到达，准备把蒋定华抬上路面送往医院，但由于看不清路面旁边坡度较大不能上去，便等待120到达”，证明是同车人员将蒋定华从桥梁底部抬到紧急停靠带的防撞护栏下边有坡度的路基附近，准备再从路基抬上高速路面送往医院抢救。
另外，从高速公路支队五大队制作的现场视频资料还显示，案发地高速桥上绑在隔离带缝隙中间生锈的水管有两块新蹭掉的痕迹，而正对痕迹的桥梁下方就有一只黑色皮凉鞋（而当时蒋定华死时的脚上是没有鞋的），再结合蒋定华的尸表检验记录内容及其背上、腿上的伤痕都是按照由下至上的方向而形成的情况：其腰部有19.0㎝10.0cm范围的散在性点状、小条状表皮擦伤，方向由下至上。右手背有3.0cm×2.0皮下出血，中间区有0.8cm×0.6cm表皮剥落……左小腿中段后侧有5.0cm×3.5cm表皮擦伤，方向由下至上，右小腿前侧有3.2cm×1.5cm散在性皮下出血，有表皮剥落，均表明死者是从高速路桥上绑在隔离带缝隙中间的水管与隔离带墙体间产生摩擦后再坠落至桥下，所以其死亡的原因才与广西金桂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检验鉴定意见书》的鉴定结论相符合：即蒋定华的损伤可以一次高坠形成，符合高附致胸腹腔多器官损伤、大出血死亡。而其背上、腿上的伤痕都是按照由下至上的方向而形成的情况也与上述证据相互印证了蒋定华死亡的地点是从高速路桥上隔离带的缝隙间坠落至桥中间的下方。
所以说，一审法院认定蒋定华身亡地点是在事发路段紧急停靠带的防撞护栏外侧的桥下的这一事实是错误的，且没有证据来予以印证的。相反，一审法院已认定的上述证人证言和广西金桂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检验鉴定意见书》却充分地证明了蒋定华的死亡地点是在高速路桥中间的下方，其死亡的原因是因乘坐的车辆误入没有设置警示标志和保护措施的高速路施工范围，造成车胎爆炸，为安全换车胎，让下车摆放警示锥筒的蒋定华为躲避过往车辆通过事发路段大坑时而从隔离带缝中掉下高速桥。
2、一审判决认定事发的施工路段已设置相应警示标志将其隔离，仅保留紧急停靠带作为车行道，并加以限速60公里／小时的时速要求，从而认为被上诉人北京城建公司在对高速公路进行维修施工时，对事故路段已尽警示提醒义务，故其对本案事故的发生无过错、亦无责任是与事实不符、是错误的。
根据北京城建公司向法院提供的证据十《高速公路养护维修作业交通标志设置示意图》及它与广西高速公司管理局南宁路政执法支队签订的《涉路施工安全管理协议书》里约定应遵守的《公路养护安全作业规程》第2.l.1条的规定：“养护维修作业控制区为公路养护维修作业所设置的交通管理区域，分为警告、上游过渡、缓冲、工作、下游过渡和终止等六个区域”和该规程（（JTGH30-2004条文说明）第5.2.1的规定：“在作业控制区内必须设置两块施工标志，一块设置在作业控制区的最前端，另一块设置在警告区的中间断面。在警告区内的其它断面处要设置禁止超车标志、限速标、窄路标志以及线形诱导标。在上游过渡区内要设置移动式标志车，在工作区的前端要设置护栏，护栏N金桂替定华龟坐的造成7躲避；将其小时进行故的公路理局定应P维上要安装施工警告灯号。从上游过渡区到终止区必须用锥形交通路标按4.0.1条规定的间距围起来”，
施工单位北京城建公司在高速路上维修桥梁伸缩缝时，应按照其提交给法院的《高速公路养护维修作业交通标志设置示意图》和上述相关行业规程规定，在伸缩缝隙施工作业控制区范围内要摆放“前方施工”、“禁止超车”、“限速60公里／时”、“左侧变窄”、“左道封闭”、“向右行驶”、“车辆慢行”、“施工路栏”（夜间在路栏上安装施工警告灯）、“道路施工”等标志牌。而现在施工单位北京城建公司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其已按规程对施工路段设置了上述警示标志及其安全防护措施。
相反，从北京城建公司提交的法院的证据六《柳南路改扩建工程作业控制区设置申请表》这一证据（因该证据是虚假的、不真实的，当时提交给上诉人的这份证据是没有南宁高速公路公司相关部门的公章表示经批准同意的，是开庭时才补盖的公章），却证实了施工单位是在没有按照规定向高速公司的经营、管理单位——南宁高速公路公司提出对伸缩缝工程作业控制区设置警示标志其安全防护措施的申请及实际布置的情况下就违法作业，才导此次事故的发生。
而根据一审法院己认定的高速公路支队五大队民警对南宁高速公路公司宁宾分公司的路政安全人员侯融容的询问笔录和对北京城建公司的安全员陈永苍询问笔录载明：“我就开车到前面第一个桥梁伸缩缝，看见路面倒有许多锥筒伸缩缝前也没有水马，水马在紧急停靠带上呈纵向……把水马移至我车后方，然后把倒地的锥筒扶好摆好后就下去救人”和高速公路支队五大队民警对北京城建公司的安全员陈永苍的询问笔载明：“张建开车和我一起四点左右到达现场，我们到现场后发现1421公里原施工现场的锥筒少了几个，我和张建纵间补了6个，横间补了6个锥筒……昨晚（8月5日）十一点半左右，张建开车和我检查了1421公里这个施工点的安全设施……我们一直巡到黎塘收费站调头回古辣，8月6日零时四十分左右回到出租房休息，直到崔部长打电话叫我们出来……公司要求白天巡检两次，晚上一次，时间间隔由我们自己掌握……”，及案发当晚，驾驶车牌为桂B-×××××车辆途经事故发生地的莫柳萍的证词载明：“从南宁至1421公里在驾车途中因公路无放有任何标示牌，我驾驶桂B-×××××车途经道路后轮被炸坏，钢圈全报销”、和高速公路支队五大队制作的现场视频资料、对蒋友荣、鄢长刚的询问笔录等证据，均表明施工方北京城建公司在发生事故的路段施工时没有安排人员作24小时的巡查，施工现场除了摆放有零星的锥筒（且该锥筒还处于倾倒状态，起不到防护作用）外，该施工路段没有设置交通管理区域及其他明显的警示标志和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
现一审判决却认定北京城建公司在对高速公路进行维修施工时，已设置了圆锥筒等相应警示防护设施，且对事故路段已尽警示义务，这是与事实是不3、一审判决认定高速公路的经营单位——南宁高速公路公司已将维修公路的工程发包给具有维修道路资质的北京城建公司，并已尽到监督、管理承建方规范施工的责任是与事实不相符的、是错误的。
根据《公路养护安全作业规程》第103第4项的规定：“公路管理单位或经营单位应加强养护维修安全作业的管理，公路管理机构应对养护维修安全作业进行监督和检查。”而从高速公路支队五大队制作的现场视频资料和对相关人员的询问笔录等证据均证实：南宁高速公路公司在对属于其申请建设、管理和经营的高速公路的桥梁伸缩缝进行维修加固期间，没有尽到监督、检查和加强安全生产管理的职责，不仅让事发的高速路段存在有一条宽80公分、深30公分且占整个高速公路超车道全部及占二分之一行车道还暴露有截断面钢筋的横向大坑，还让该横向大坑所在的施工路段处于没有设置交通管理区域和明显施工警示标志及采取安全保护措施的状况下正常运营。导致很多过往车辆在行驶过该施工路段时因无法及时发现大坑，直接驶过暴露有钢筋的大坑而爆胎，其中也包括蒋定华乘坐的车辆（车牌为桂C×××××），这才发生了为安全换车胎的蒋定华在下车摆放警示锥筒时，为躲避同样原因通过大坑的大货车而坠下高速路桥死亡的事件。对于该事件的发生，高速公路的经营单位“——南宁高速公路公司明显存在监督、管理、巡查不到位的过错，由此对产生的严重后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上诉人认为，在南宁高速公路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其对本案的发生没有过错、且一审法院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其已尽到监督、管理职责的情况下，不能认定其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二、基于以上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北京城建公司和南宁高速公路公司对蒋定华死亡无需承担责任是错误的。上诉人认为，他们应对受害人蒋定华死亡所造成的574886元经济损失的90％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南宁高速公路公司作为发生事故路段的建设单位、管理机构和经营者，在该路段进行维修作业期间没有尽到监督和检查职责，且对此次事故的发生也没有证据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北京城建公司作为事故发生地的承包施工单位，在对事故发生路段进行施工时，没有在施工区设置交通管理区域及明显的警示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在主观上明显存在过错，且与受害人蒋定华的死亡结果有不可分割的因果联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十六条第一项规定，“下列情形，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六条的规定，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一）道路、桥梁、隧道等人工建造的构筑物因维护、管理瑕疵致人损害的，因设计、施工缺陷造成损害的，由所有人、管理人与设计、施工者承担连带责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在公共场所道路上挖坑、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等，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施工人承担侵权责任。窨井等地下设施造成他人损害，管理人不能证明尽到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南宁高速公路公司与北京城建公司应因对受害人蒋定华的死亡所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相互承担90%连带赔偿责任。
三、一审法院认定蒋友荣、鄢长刚对蒋定华死亡无需承担责任也是错误的。上诉人认为，他们应对蒋定华死亡所造成的574886元经济损失的10％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因上诉人没有提交证明蒋友荣、鄢长刚对蒋定华的死亡结果实施了侵权行为，蒋定华的死亡与其行为有因果关系，俩人对蒋定华的死亡主观上有过错的证据，所以认定俩人对蒋定华的死亡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蒋友荣在2011年8月16日的证词、蒋祖英在2011年8月29日的证词及秦际利、蒋祖业、蒋华、唐玉姣、吴纯玉的证词等证据均证实了是鄢长刚邀请受害人蒋定华帮忙，为其从海南开车回全州的。俩人约定蒋定华到海南后先玩几天，鄢长刚为其包吃包住，在从海南回全州的途中，蒋定华曾为鄢长刚开过几段路程的车。由此可见，蒋定华系为鄢长刚无偿开车的帮工人。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十四条的规定，：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蒋定华在帮工过程中死亡，赔偿责任故车主鄢都长刚对造成蒋定华的死亡需承担10％连带赔偿责任。在本案中，驾驶桂C×××××车辆在高速路上行驶的司机蒋友荣，虽没有对蒋定华的死亡结果有直接的侵权行为，但因蒋定华的死亡与其开车时没有尽到足够充分的注意义务、小心谨慎驾驶有因果关系。为此对造成蒋定华的死亡的损失需承担10％连带赔偿责任。
综上，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二审查明事实，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南宁高速公路公司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无误，请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二、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请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理由如下：
1、受害人的死亡与答辩人的经营管理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联系。车辆故障发生后，车上人员陈述各自下车将警示圆锥筒分别放于故障车辆的四周。依常理推断，车上人员的活动范围均应限于事发路段紧靠中央隔离绿化带的左侧行车道内（当时该路段因施工封闭了南宁至柳州的行车道作为施工区，留右侧“紧急停靠带”作为限速通行车道）。令人质疑的是：在车上其他人员口中“拿着警示圆锥筒置于车后十几米处”的受害人，其身亡的地点（交警办案录象显示）居然在与左侧行车道相隔2条车道距离的路边防护栏外侧的桥下护坡上（坡底与路面落差约5米高）。
综上事实，足以说明受害人并不是在放置警示圆锥筒时，为避让过往车辆而采取避让措施而发生的意外事故，正如车上其他三名车上人员所述，受害人跳到右侧紧急避险道护栏之外是为了“解手，行方便”。由于当时处于深夜，受害人身上亦无手电筒等照明工具，其在无法判断紧急停靠带的防撞护栏之外是何地形的情况下，即草率跳下，进而造成了此次惨剧的发生。所以答辩人认为，事故发生时事发路段并不存在公路设施设备损坏，也不存在公路养护瑕疵，上诉人要求我公司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根据。
2、南宁高速公路公司选聘施工人合法。南宁高速公路公司选聘具备高速公路施工资质的北京城建道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施工人是合法的、适当的，并与其签订了相关施工合同，且已按照高速公路安全维护、管理的相关规定，按时、按质开展了安全检查工作，对此次意外事件的发生没有任何过错。
3、故障车辆司机疲劳驾驶，超速行驶，是本意外事故发生的一个重要诱因。本案故障车辆昼夜赶路，千里迢迢从海南三亚开往全州，全程由三人员轮换开车，一直未休息过。且该车通过施工路段时以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行驶，已远远超过了施工路段时速每小时60公里的最高限速要求，超速比例达33.33％。司机的疲劳驾驶，超速行驶，后造成车辆发生故障，是本意外事故发生的一个重要诱因。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无误，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请二审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北京城建公司答辩称，一、受害人的死亡与答辩人的道路施工没有因果关系，受害人的死亡是意外事件，答辩人不应该承担责任。二、我方具备高速公路施工资质，并与南宁高速公路公司签订了相关施工合同，在得到该公司颁发《涉路施工准许证》的情况下，按照高速公路安全维修、管路的相关规定，按时按质开展了安全检查工作，我方在该路段的施工、养护工作中，不存在任何过错，无须对此次意外事件承担责任。三、我方已经在施工过程中安全措施到位，警示标志明显，我方对此次意外事件的发生没有任何过错。四、受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是由于其个人的失误判断造成的，其应为自身死亡的结果承担责任。五、故障车辆昼夜赶路，从海南三亚开往全州，全程三位人员轮换开车，一直未休息过，且车辆以时速每小时80公里速度行驶，已远远超过了维修路段每小时60公里的限速要求，故，故障车辆的司机在疲劳驾驶、超速行驶的情形下，未看清楚我方摆设的安全警示标志，造成车辆事故亦不无可能。我方不存在过错，与受害人的死亡是没有因果联系的。上诉人要求答辩人承担侵权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人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蒋友荣答辩称，上诉人要求蒋友荣承担10％的赔偿责任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本案并不是交通事故，蒋友荣只是开车的司机，事故的发生完全是因为高速公路没有设置安全警示标志，才导致车辆走到坑道引起车胎爆胎，蒋友荣作为司机，对此是不可预料的，对于蒋定华的死亡，蒋友荣没有任何过错，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对蒋友荣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鄢长刚答辩称，对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鄢长刚不应该承担连带责任，本案属于意外事件，并不属于帮工行为。死者蒋定华已年满18岁，应该承担旅行的风险，鄢长刚与受害人出游是属于自助旅游的行为，鄢长刚对事故的发生没有任何的过错。本案并不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也不存在帮工的问题。在返程的路途中，受害人开车的时间是很短的，也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本人与受害人是属于帮工关系。本案中，被上诉人鄢长刚已经支付了1.8万元的人道主义援助款项，已经超过了被上诉人的义务范围，不应该再承担责任。
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查明事实一致。
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一、关于死者蒋定华从高速桥坠落的原因以及死亡的地点如何确定的问题。本案中，蒋定华身亡的地点是在防撞护栏外侧的桥下，并不是在蒋某等四人所称的桥中间下方，蒋某等四人上诉称蒋定华是在下车摆放警示椎筒时为躲避过往车辆通过事发路段大坑时采取紧急避险而从隔离带缝中掉下高速桥死亡，蒋某等四人无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故不予采信。二、关于北京城建公司在对高速公路施工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其施工行为与蒋定华的死亡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北京城建公司应否承担赔偿责任及南宁高速公路公司在高速公路管理上是否存在过错？是否应该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的问题。根据法律规定，一般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应以侵权人有侵权行为，被侵权人有受损害的后果，侵权人的侵权行为与被侵权人受损害的结果存在因果关系，侵权人主观上有过错为前提。本案中，蒋某等四人主张北京城建公司、南宁高速公路公司、蒋友荣、鄢长刚应承担蒋定华死亡的赔偿责任，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其应提供北京城建公司、南宁高速公路公司、蒋友荣、鄢长刚对于蒋定华的死亡结果有侵权行为，北京城建公司、南宁高速公路公司、蒋友荣、鄢长刚侵权行为系造成蒋定华死亡的原因，且北京城建岌公司、南宁高速公路公司、蒋友荣、鄢长刚对造成蒋定华的死亡主观上有过错的证据。南宁高速公路公司作为高速公路的经营单位，其将维修公路的工程发包给具有维修道路资质的北京城建公司，而且事故发生当时所在高速公路路段并不存在公路设施设备损坏，也不存在公路养护瑕疵，其已尽到监督、管理的责任，对本案事故的发生没有责任。北京城建公司在对高速公路进行维修施工时，设置了圆锥筒、水马等相应的警示防护设施，对事故路段已尽到注意、警示提醒义务，故其对本案事故的发生无过错、亦无责任。三、关于蒋友荣、鄢长刚与死者蒋定华属于何种法律关系？蒋友荣、鄢长刚是否应该对蒋定华的死亡后果承担赔偿责任及上诉人的各项上诉请求有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问题。蒋友荣、鄢长刚作为与蒋定华同车人员，在车辆发生事故时下车处理车辆故障，其并没有实施侵权行为，故不应承担本案事故责任。蒋某等四人主张受害人蒋定华与鄢长刚形成帮工关系，缺乏确凿证据证实，不予认定。综上，蒋某等四人主张北京城建公司、南宁高速公路公司、蒋友荣、鄢长刚应承担蒋定华死亡的人身损害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是正确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蒋某、李某、周艳、蒋祖霏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该院遂于2013年5月13日作出（2013）南市民一终字第46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蒋某、李某、周艳、蒋祖霏不服二审判决，向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3年12月2日作出（2013）南市民申字第130号民事裁定，驳回蒋某、李某、周艳、蒋祖霏的再审申请。蒋某、李某、周艳、蒋祖霏仍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南市民一终字第462号民事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判决有误，理由如下：
一、判决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
（一）判决认定“蒋定华身亡的地点是在防撞护拦外侧的桥下”，但并不能由此否定蒋定华是从隔离带缝中掉下高速桥这一事实。
1、根据广西金桂司法鉴定中心作出（2011）尸鉴字第94号《检验鉴定意见书》就蒋定华的死因进行尸体解剖鉴定：“蒋定华符合高坠致胸腹腔多器官损伤、大出血死亡。”的结论，从而确认蒋定华死亡是高坠所致。
2、一审庭审蒋友荣笔录第13页陈述载明“事故发生时，受害人是从隔离带的中间掉下去的”，而蒋定华的鞋子正是在事发路段桥下溪流的岸边处。
3、蒋定华尸体在路基旁，是被移动所至。（1）2011年8月6日五大队询问笔录记载蒋友荣陈述“于是，就和另外两个朋友一直喊他、叫“日他，就听到他在桥底下应我们……”。记载鄢Iq}长刚陈述“另个朋友就喊了几声蒋定华的小名，就听到他在桥下应……”（2）2011年8月10日，蒋祖英、蒋友荣、鄢长刚在“事情经过”中的陈述“当时蒋定华回答的声音已离我们很远，我们顺着声音的方向找他，发现中间是一段桥粱，可声音正是从桥下传出来的，我们三个当时想到‘出事了’蒋祖英便跨出护栏站在桥梁中间的铁管上喊：‘烂仔，有没有出事，说一声话’在蒋定华回答两声后便没有任何回答，我们便认为出大事了，于是叫蒋友荣打110，120，122进行报警，蒋祖英跟鄢长刚找路下去进行救援，由于没有电筒，手机也没电了，我们拿着打火机通过桥边的树林，找了一条','2018-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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