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7民终327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超荣，又名赵海富，男，1959年10月20日出生，香港永久性居民，现住江门市新会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曾东女，女，1961年8月10日出生，汉族，住江门市新会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励，女，1962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江门市。
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东海，广东信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苏志鸿，北京恒君律师事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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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彭涛。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远武，男，1969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江门市蓬江区。
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伟亮，国信信扬（江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泉，广东永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赵超荣、曾东女、黄励因与被上诉人江门市万商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商公司”）、梁远武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2017）粤0703民初9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赵超荣、曾东女、黄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确定本案由有管辖权的法院审理；2、撤销2016年2月8日由赵超荣、曾东女、黄励分别向万商公司出具的三份《还款计划书》、《担保书》；3、判令万商公司、梁远武返还给赵超荣人民币100万元；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万商公司、梁远武负担。事实和理由如下：一、既然一审法院认定赵超荣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该院对本案并没有管辖权，但该院没有将本案移送上级法院审理属于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一审判决认定赵超荣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并确定本案应参照适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参照《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调整我省第一审知识产权、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纠纷案件区域管辖和级别管辖等事项的通知》（粤高法发[2008]28号）的规定，江门市辖区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本辖区内的标的金额为人民币600万元以下（不包含本数，下同）的第一审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纠纷案件，本案标的额已远超人民币600万元，赵超荣、曾东女、黄励起诉时要求撤销的3份文书所涉及金额包括（2003）江中法经初字第81、82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债务人民币20854648.67元，以及（2004）江中法民二初字第8、15、79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本金美元500万元和相应利息的债务，作为基层法院的一审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应将本案移送有管辖权的上级法院进行审理，但一审法院不移送且自行判决，属于违反法定程序。
二、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赵超荣、曾东女、黄励主张撤销被迫签署的已不属于万商公司债权的《担保书》是明显错误的，既没有查明有关事实，且程序违法及实体处理错误。黄励与赵超荣、曾东女在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时共有三项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按常理和法理对黄励与赵超荣、曾东女提出的诉讼请求全部予以驳回是错误的。黄励与赵超荣、曾东女在一审期间提交了补充起诉事实与理由，陈述并举证万商公司早于2015年已将上述债权转让给案外人江门市新会华州餐饮策划咨询有限公司，并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收取了转让价款，江门中院在2016年10月19日作出的（2005）江中法执字第142、143号恢字第1号之三的《执行裁定书》已裁定该项债权转让有效，万商公司已不是该项债权人，无权要求赵超荣为之签署担保，因此该《担保书》无效，应予撤销。但一审判决却对上述内容不作任何评述，也并未查明事实。
三、一审判决认定的主要事实错误，导致错误驳回黄励与赵超荣、曾东女第一项诉讼请求。
1、一审判决仅凭赵超荣仍为江门市新会区旅游经贸部、江门市新会区旅游商品供应公司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就认定江门市公安局新城派出所依据法院《协助查控被执行人函》将赵超荣带回派出所限制人身自由超过7小时属于执行公务是错误的。事实上，新城派出所违反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公安厅关于查控被执行人及其车辆问题的若干规定》第八条：“公安机关发现被执行人本人的，应当及时查明其身份，立即将其移交当地拘留所，协助人民法院执行拘留决定（执行拘留决定时间从被执行人被控制时开始计算），并立即通知发现被执行人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法院（下称当地法院）。当地法院接到通知后必须在2小时内到达拘留所，办理被执行人入所手续。经审核执行法院作出的《拘留决定书》（复印件）等法律文书，当地拘留所应当及时办理收押手续。超过2小时当地法院不能到达当地拘留所，或无法联系当地法院联络人的，公安机关应当立即释放被执行人，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相关人民法院承担。”的规定，没有在控制赵超荣后立即将其送交当地拘留所而是带回派出所，在限制赵超荣人身自由超过2小时后法院仍不到场的情况下又不释放赵超荣，已构成违法。一审法院没有对以上事实进行查明和考量，从而做出了错误的事实认定。
2、一审法院以从新城派出所调取回来的30多张视频截图作为主要证据认定赵超荣、曾东女和黄励在出具本案涉案文书时没有受胁迫，是错误的。事实上，新城派出所以查控为名，在2016年2月8日（农历大年初一）下午3时30开始对赵超荣实施控制到当晚十一时，使得赵超荣在失去人身自由超过7小时的时间里处于围困状态，赵超荣、曾东女和黄励并非出于真实意思表示签署《还款计划书》、《保证书》和《担保书》，这个过程的真实情况应当以新城派出所当天长达七小时完整有声音的监控视频为证，而不能仅以新城派出所为掩盖其违法执法而有意断章取义所提供的30多张视频截图为证。显然，一审法院凭片面、不完整的所谓证据做出了错误的事实认定，其判决是完全违背常理和法理的。赵超荣已经下岗十几年，而该签署的文书的债务已远超出自身能力，如果不是受到胁迫和限制人身自由，赵超荣并不会签署。
3、一审判决认定赵超荣为江门市新会区旅游经贸部、江门市新会区旅游商品供应公司所欠债务的责任人是错误的。事实上，赵超荣自2003年离职江门市新会区旅游经贸部、江门市新会区旅游商品供应公司后即与该两家全民所有制企业没有任何关联，其只因未能办理工商注销手续而至今名义上仍留为法定代表人。赵超荣既非江门市新会区旅游经贸部、江门市新会区旅游商品供应公司的股东，也非曾被认定对该两家企业的债务负有责任。而且，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被执行人报告财产的若干规定》第十三条：“报告财产责任人根据以下不同情形进行确定：……（二）被执行人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或者注销营业执照，尚未清算的，其股东或开办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是报告财产责任人……”的规定，因江门市新会区旅游经贸部、江门市新会区旅游商品供应公司已被吊销营业执照，且是国企，其股东及开办单位是当地政府，赵超荣均不是这两家企业的报告财产责任。因此江门市新会区旅游经贸部、江门市新会区旅游商品供应公司的债务与赵超荣没有法律上的关联，一审判决认定赵超荣为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江门市新会区旅游经贸部、江门市新会区旅游商品供应公司所欠债务的责任人，并认定赵超荣作为责任人为免受司法拘留而签署的相关文件出于真实意思表示是错误的。因此，一审判决认定的主要事实错误，导致错误驳回黄励、赵超荣和曾东女的诉讼请求。黄励、赵超荣和曾东女在赵超荣处于围困状态的情形下，非出于真实意思表示所签署的《还款计划书》、《保证书》和《担保书》，明显显失公平，依法应予撤销。
在二审期间，赵超荣、曾东女、黄励补充如下上诉意见：1、申请调取2016年2月8日赵超荣被新城派出所拘禁的完整视频；2、江门市新会区旅游经贸部、江门市新会区旅游商品供应公司是（2003）江中法经初字第81号、82号两案的被执行人，该两案的执行与案外人赵超荣无关；3、《还款计划书》、《保证书》和《担保书》均是在执行程序过程中产生的，江门中院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万商公司依法追加赵超荣、曾东女、黄励作为被执行人的执行申请、执行异议和执行复议，赵超荣、曾东女、黄励无需对上述两案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在执行过程中所产生的《还款计划书》、《保证书》和《担保书》也相应无效。
万商公司和梁远武共同辩称，一审判决对事实和相关证据、法律的适用是正确的，赵超荣、曾东女、黄励的上诉理由在一审中已经多次陈述，不应予以支持。赵超荣、曾东女、黄励上诉主张一审法院没有管辖权，但该案是赵超荣、曾东女、黄励作为原告在一审法院提起的诉讼，其上诉时却认为一审法院对该案没有管辖权前后矛盾，在一审庭审中，其已经确认了一审的管辖权，并对审判人员无异议，其上述上诉请求应予以驳回。2、江门市蓬江区新城派出所提供给法院的文书资料是一审期间赵超荣、曾东女、黄励申请一审法院进行调取，一审法院经合法程序从新城派出所进行调取，上面有详细的画面经过，并盖有公章，已完整的还原了当天的事实。赵超荣、曾东女、黄励自身申请的证据又否认，与其在相关担保书签名后又反悔的情节，法院均已考虑。对于其他观点，已经作出充分的论述，万商公司或梁远武并无对其进行胁迫或威胁行为，若新城派出所有不当的措施，其应提出行政复议或者另寻其他途径处理，不应在民事程序审理。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中国银行新会支行（下称新会中行）诉江门市新会区旅游经贸部、江门市新会区旅游商品供应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两案，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03年5月23日分别作出（2003）江中法经初字第81、8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江门市新会区旅游经贸部在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借款本金350万元及利息和3429668.29元及利息给新会中行，江门市新会区旅游商品供应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判决生效后，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新会中行的申请立案执行，执行案号为（2003）江中法执字第275、278号。同年10月20日，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3）江中法执字第275、278号执行裁定书，以本案无财产可供执行为由裁定案件终结执行。2010年1月20日，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万商公司的申请作出（2003）江中法执字第275、278号恢字第1-1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变更万商公司为上述两案的申请执行人，案件恢复执行。
案件恢复执行后，由于两被执行人一直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万商公司于2016年1月26日向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一份《司法拘留申请书》，申请拘留两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赵超荣。为此，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2月1日作出（2016）粤07执恢1、2号拘留决定书，以两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赵超荣拒不履行生效判决构成妨害民事诉讼为由，决定对赵超荣拘留十五日，并于同日向江门市公安局发出《协助查控被执行人函》，委托该局对赵超荣协助查控。
2016年2月8日，江门市公安局根据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协助查控被执行人函》对赵超荣采取了控制措施，并将其带回江门市公安局新城派出所。在新城派出所，赵超荣与万商公司协商，赵超荣在一份《担保书》担保人处签名并捺指印，该《担保书》抬头为“江门市万商投资有限公司”，记载内容为“关于江门市新会区旅游经贸部、江门市新会区旅游商品供应公司所欠贵公司的款项人民币20854648元（截至2015年8月13日）[案号：（2003）江中法经初字第81号民事判决书、（2003）江中法经初字第82号民事判决书]。本人赵超荣（身份证号码：）自愿担保代上述两单位于2016年2月12日前向江门市万商投资有限公司偿还上述两判决规定的义务。”该《担保书》备注“送交一份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附案”。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张志强在上述材料上写下了“见证人：张志强”的字样。
同日，赵超荣还在一份《还款计划书》还款人处签名并捺指印，该《还款计划书》抬头为“江门市万商投资有限公司”，记载内容为“关于江门市新会区旅游经贸部、江门市新会区旅游商品供应公司所欠贵公司的款项人民币20854648.67元（截至2015年8月13日）[案号：（2003）江中法经初字第81号民事判决书、（2003）江中法经初字第82号民事判决书]，本人承诺如下：本人自愿代上述两单位还款人民币2000万元整给贵公司（江门市万商投资有限公司收款帐户：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江门分行营业部；户名：江门市万商投资有限公司，账号44×××66。或账户：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港口支行；户名：梁远武；账号：62×××58）。还款期限为2016年2月12日前（其中2016年2月9日偿还人民币壹佰万元。”同日，曾东女、黄励在该《还款计划书》下面的《保证书》的保证人处签字并捺指印。曾东女确认的《保证书》记载内容为“本人曾东女（身份证号码：）与赵超荣是夫妻关系，本人自愿担保赵超荣依2016年2月8日签订的还款计划规定的期限还款。否则，本人愿意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黄励确认的《保证书》记载内容为“本人黄励（身份证号码：）与赵超荣是朋友关系，本人自愿担保赵超荣依2016年2月8日签订的还款计划规定的期限还款。否则，本人愿意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上述《还款计划书》备注了“送交一份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附案”。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法官张志强在该《还款计划书》上写下了“见证人：张志强”的字样。同日，万商公司向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一份《申请书》，记载内容为“江门市万商投资有限公司申请执行江门市新会区旅游经贸部、江门市新会区旅游商品供应公司案[案号：（2003）江中法经初字第81号民事判决书、（2003）江中法经初字第82号民事判决书]，现两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赵超荣已与江门市万商投资有限公司达成执行和解，因此，申请人特申请贵院解除对赵超荣的拘留。请批准”。
2016年2月9日，赵超荣通过银行转帐100万元至万商公司的原法定代表人梁远武名下的银行账户，此后，再没有支付剩余款项。
2016年2月14日，万商公司以赵超荣、曾东女、黄励未按协议履行义务为由，申请追加三人为该案的被执行人并执行三人价值1900万元的财产，后来认为三人的行为构成执行担保，遂变更请求，要求直接执行三人价值1900万元的财产。因该请求涉及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重大执行措施决定，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15日举行听证，申请执行人万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关锦华、张学利，赵超荣、曾东女、黄励的委托代理人李东海，苏志鸿到庭参加了听证，被执行人旅游经贸部、商品供应公司经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通知，没有到庭参加听证。在听证过程中，万商公司变更申请，认为《还款计划书》不属于执行担保，请求裁定追加三人为本案的被执行人，并执行三人的价值1900万元的财产。赵超荣、曾东女、黄励则认为《担保书》、《还款计划书》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订，不是真实意思表示，不应支持万商公司的请求。该案经审理，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3日作出了（2016）粤07执恢1、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了万商公司上述申请，认为万商公司可以通过诉讼途径予以救济。
万商公司不服该裁定提出异议，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8日作出了（2016）粤07执异16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万商公司的异议。万商公司不服该裁定申请复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6年11月10日作出（2016）粤执复176号《执行裁定》，裁定驳回万商公司的复议申请，维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07执异16号《执行裁定书》。
另查明，赵超荣户籍住址是江门市××区××701，身份证号码是，其还持有香港居民身份证，该身份证姓名是赵海富（曾用名赵超荣），香港身份证号码是，通行证号码是。
一审法院认为，赵超荣提供了其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及回乡证，应认定其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五十一条“人民法院审理涉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案件，可以参照适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8条“凡民事关系的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法人的；民事关系的标的物在外国领域内的；产生、变更或者消灭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事实发生在外国的，均为涉外民事关系。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外民事关系的案件时，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第八章的规定来确定应适用的实体法”的规定，本案属涉港民事纠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的规定，由于本案当事人分属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而且至本案法庭辩论终结前双方均未就争议纠纷应适用的法律作出明确的选择和约定，故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对双方争议所涉及的法律问题作出认定和处理。另外，万商公司和梁远武住所均在本院辖区，且其在答辩期间均没有就管辖权提出异议，该院依法享有本案管辖权。
本案是因赵超荣、曾东女、黄励向万商公司出具《还款计划书》、《保证书》、《担保书》后，以他们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签署上述文件为由，要求撤销《还款计划书》、《保证书》、《担保书》而产生的纠纷。由于无专属案由，应适用上一级案由，因此定性为合同纠纷。
根据双方当事人争讼的内容，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赵超荣、曾东女、黄励是否在受胁迫的情况下出具上述《还款计划书》、《保证书》、《担保书》。对此，一审法院作如下评判：
一、从江门市新会区旅游经贸部和江门市新会区旅游商品供应公司的工商登记情况看，赵超荣为该两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万商公司的申请作出对赵超荣司法拘留的决定，并向江门市公安局发出《协助查控被执行人函》，以及江门市公安局根据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协助查控被执行人函》，对赵超荣采取控制措施，并将其带回江门市公安局新城派出所的行为，均属相关职能部门执行公务的情形。依照上述拘留决定，相关执法人员执行上述公务的内容就是限制赵超荣的人身自由，其本身就具有强制的性质，赵超荣、曾东女、黄励认为赵超荣被采取控制措施带回新城派出所失去人身自由的情形，属于他们之后被胁迫出具《还款计划书》、《保证书》、《担保书》的事实理由，显然缺乏理据，不能成立。如赵超荣、曾东女、黄励认为相关职能部门在执行公务过程中存在不规范或者违法行为，可向有关部门提出异议、复议、控告或申诉，但这都不属于本案民事诉讼审查的范畴。
二、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赵超荣、曾东女、黄励认为在被胁迫的情况下向被告万商公司出具《还款计划书》、《保证书》、《担保书》，应当对此进行举证。但在本案诉讼中，赵超荣、曾东女、黄励并未能就被胁迫的主张提供直接、充分的证据。相反，从赵超荣、曾东女、黄励出具《还款计划书》、《保证书》、《担保书》的具体情形审查:
首先，地点因素。赵超荣、曾东女、黄励认为出具《还款计划书》、《保证书》、《担保书》的地点是在江门市公安局新城派出所羁押室，但从该派出所向本院的视频截图看，双方当事人从开始磋商到签署相关文件都是在该派出所的同一房间，该房间摆放有办公桌、沙发、椅子、电脑、打印机等物品，足以证实该地点为双方能够平等交流的办公场所，可见赵超荣、曾东女、黄励在庭审中反映的情况与事实不符。鉴于双方磋商和赵超荣、曾东女、黄励出具上述文件的地点为公安机关的办公场所，赵超荣、曾东女、黄励主张其受到对方当事人胁迫的可信性和可能性都较低，况且赵超荣、曾东女、黄励也未能就此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其次，时间因素。赵超荣到达新城派出所的时间约为2016年2月8日15时36分，梁远武到达新城派出所的时间约为当日16时36分，赵超荣、曾东女、黄励最终出具上述文件的时间约为当天21点40分，也即在赵超荣、曾东女、黄励在出具上述文件之前，双方当事人经历了长时间沟通和协商的过程。而就内容本身来说，上述文件内容字数不多，表述清晰，责任明确,赵超荣、曾东女、黄励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其所具备的认知能力理应知悉出具上述文件的法律后果及其责任。可见，《还款计划书》、《保证书》、《担保书》的内容是赵超荣、曾东女、黄励经过反复考量和酝酿所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再次，人物因素。根据新城派出所向该院出具的视频截图和当事人庭审的指认，赵超荣被带回派出所后，陆续到达派出所的有赵超荣的妻子曾东女、弟弟赵超波、朋友何杰霖、黄励及律师李东海，对方当事人有梁远武、万商公司的律师关锦华，此外还有新城派出所的民警，以及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张志强、李敬华。由此可见，赵超荣的亲人、朋友以及律师都参与了双方当事人协商的过程，而在赵超荣、曾东女、黄励签署上述文件时除双方当事人与赵超荣的亲人、朋友和律师外，执行法官张志强、李敬华也在场。双方当事人和上述人员都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而李东海更是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律师，张志强、李敬华则是负责处理涉案执行案件的法院工作人员，且张志强还作为见证人在《还款计划书》、《保证书》、《担保书》上签名，在此情况下赵超荣、曾东女、黄励认为受到对方当事人的胁迫签署上述文件的主张，可信度极低，不足采信。
从赵超荣、曾东女、黄励出具《还款计划书》、《保证书》、《担保书》后的履行情况审查：如赵超荣、曾东女、黄励是基于赵超荣被限制人身自由及在受胁迫的情况下违背自己的意愿出具上述文件，那么在赵超荣、曾东女、黄励离开新城派出所时，上述限制及胁迫的情形已不复存在，赵超荣、曾东女、黄励完全有能力和条件采取拒绝履行和向有关部门申诉、控告等救济措施维护自身的权益，但在次日（2016年2月9日）赵超荣、曾东女、黄励仍向万商公司支付了100万元。支付该100万元的情形是赵超荣、曾东女、黄励在不受任何胁迫和人身自由限制的情况下所作的行为，也即赵超荣、曾东女、黄励自愿履行了上述《还款计划书》、《保证书》、《担保书》确定的部分义务，这进一步印证上述文件的内容为赵超荣、曾东女、黄励的真实意思表示。
从赵超荣、曾东女、黄励在诉讼中陈述的主要事实理由本身审查：赵超荣、曾东女、黄励认为是为了赵超荣不被拘留才被迫出具《还款计划书》、《保证书》、《担保书》。这足以说明赵超荣、曾东女、黄励出具上述文件的目的就是为了使赵超荣免受司法拘留处罚，基于该目的，赵超荣、曾东女、黄励出具上述文件应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而司法拘留制度的确立，其目的就在于惩罚责任人、敦促当事人履行义务或达成和解，在当事人履行了义务、达成和解、具结悔过或者得到对方当事人谅解的情况下，法院解除拘留措施的行为符合立法目的和相关法律规定，在此情况下，赵超荣、曾东女、黄励一方面为了赵超荣免受拘留处罚而做出履行义务的承诺，另一方面又以此为由主张被迫作出该承诺，进而要求撤销其作出的承诺，这不仅在逻辑上存在矛盾，更有悖司法拘留制度的立法原意和相关法律规定，显然不能成立。至于上述拘留决定是否合法、正确，执法过程是否存在违法行为等，如前所述，这都不属于本案民事诉讼审查的范畴。
此外，赵超荣、曾东女、黄励在诉状中还陈述，梁远武对赵超荣威胁后，同时还强迫赵超荣女儿、妻子及黄励签署担保文书，但因赵超荣女儿不同意签字而未果。由此可见，是否签署相关文件是由当事人自行决定，并不存在不签名就无法离开的事实。这也进一步印证赵超荣、曾东女、黄励出具上述文件为其真实意思表示。
综上理由，在赵超荣、曾东女、黄励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情况下，该院对其主张受胁迫出具上述文件的事实不予认定。
另外，赵超荣、曾东女、黄励认为自己并非涉案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出具《还款计划书》、《保证书》、《担保书》显失公平，应予撤销。对此该院认为，上述文件是赵超荣、曾东女、黄励在经过充分协商的情况下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上述文件的内容，赵超荣、曾东女、黄励虽是无偿加入到涉案两被执行人的债务中，但法律并不禁止当事人作出无偿的民事行为，也没有强制规定任何协议都必须有相等的对价，因此在没有证据证明上述文件属于无效或者可撤销情形的情况下，赵超荣、曾东女、黄励该主张不成立，该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赵超荣、曾东女、黄励认为自己在受胁迫的情况下出具的《还款计划书》、《保证书》、《担保书》，以及上述文件显失公平的主张缺乏理据，该院不予认定。据此，赵超荣、曾东女、黄励要求撤销上述文件及要求万商公司返还100万元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梁远武作为赵超荣、曾东女、黄励与万商公司指定的收款人，本身就无需承担本案的任何责任，况且赵超荣、曾东女、黄励也无权要求万商公司返还该100万元，故对赵超荣、曾东女、黄励要求梁远武返还该款的请求也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驳回赵超荣、曾东女、黄励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3800元，由赵超荣、曾东女、黄励共同承担。
二审期间，赵超荣、曾东女、黄励提交本院于2016年10月19日作出的（2005）江中法执字第142、143号恢字第1号之三的《执行裁定书》以证明万商公司在2015年已将江中法民二初字第8、15、79号案所涉500万元美元的债权本息转让给第三人，在此情况下仍胁迫赵超荣、曾东女、黄励签署《还款计划书》、《保证书》和《担保书》。
万商公司和梁远武质证认为：赵超荣、曾东女、黄励提交的相关的证据已经超过了相应的举证期，法院应不予以采纳，另外该证据均无法证实万商公司和梁远武在签订保证书时不是债权所有人，赵超荣、曾东女、黄励所提供的证据债权的转让是在相关的《还款计划书》、《保证书》和《担保书》签署后才进行的转移。另外提请法庭注意的是，赵超荣、曾东女、黄励起诉时认为撤销的理由是威胁、胁迫，不是债权无效所导致的还款担保无效。担保无效不应在本案中作为撤销理由来处理。万商公司和梁远武不仅有涉案的两份判决书、裁定书所涉及的债权，还有万商公司所涉及的其他债权和其他法律文书，应与本案无关。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认为，赵超荣、曾东女、黄励提供的证据与本案待证争议焦点无直接相关，不能证明其所主张的证明内容，因此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证明力不予确认。
二审期间，赵超荣、曾东女、黄励向法院申请调取赵超荣在2016年2月8日被带回江门市公安局新城派出所后与曾东女、黄励出具《还款计划书》、《保证书》、《担保书》的视频录像。经查，一审法院根据当事人申请从新城派出所调取视频截图资料可以清晰地反映当时签署《还款计划书》、《保证书》、《担保书》整个过程和在场人员等情况，故本院对赵超荣、曾东女、黄励提出的上述调查取证申请不予准许。
经二审审理，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赵超荣于2016年2月16日向本院提交《复议申请书》认为本院对其作出拘留决定明显错误且该拘留决定在执行过程中程序违法，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2016年2月23日，赵超荣又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复议申请书》，要求撤销本院作出的（2016）粤07执恢1、2号拘留决定书及本院向江门市公安局发出的《协助查控被执行人函》。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19日作出（2016）粤执复53、56号《复议决定书》，决定驳回赵超荣的复议申请。
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围绕赵超荣、曾东女、黄励的上诉请求，综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1、一审法院对本案是否具有管辖权；2、赵超荣、曾东女、黄励是否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出具上述《还款计划书》、《保证书》、《担保书》。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本案是赵超荣、曾东女、黄励作为原告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赵超荣、曾东女、黄励三人出具的《还款计划书》、《保证书》、《担保书》并要求万商公司和梁远武返还赵超荣已支付的100万元，故本案诉讼标的额是以100万元计算并以该标的额收取诉讼费用，并不是以赵超荣、曾东女、黄励出具的《还款计划书》、《保证书》、《担保书》所涉的担保内容的债务作为诉讼标的额，根据地域管辖和级别管辖的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赵超荣、曾东女、黄励选择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说明其接受一审法院管辖并对一审法院审理本案无异议，但在一审法院作出相应判决后却以一审法院没有管辖权为由提出上诉明确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赵超荣、曾东女、黄励上诉主张《还款计划书》、《保证书》、《担保书》是在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下被迫签订的上述文件，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应予以撤销。对此，本院认为，赵超荣对于本院作出的（2016）粤07执恢1、2号拘留决定书及本院向江门市公安局发出的《协助查控被执行人函》已向广东省高级人民申请复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已作出驳回赵超荣的复议申请的决定，在该决定并未经合法程序推翻的情况下，应认定赵超荣是在本院依法作出的拘留决定及查控措施的情况下，公安机关依据本院的《协助查控被执行人函》，对赵超荣采取控制措施，并将其带回江门市公安局新城派出所的行为，属相关职能部门正常执行公务的情形，上述执行公务的内容本身具有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性质，赵超荣、曾东女、黄励以相关职权机关执行公务的行为导致其失去人身自由并被胁迫出具《还款计划书》、《保证书》、《担保书》明显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至于相关职能部门在执行公务过程中存在不规范或者违法行为，赵超荣可另循合法途径救济，不属本案审查范围。赵超荣于2016年2月8日下午15时30分左右被公安机关人员带回新城派出所时，赵超荣的妻子曾东女、弟弟赵超波、朋友何杰霖、黄励及律师李东海陆续到达派出所，对方当事人梁远武、万商公司的律师关锦华，以及本院执行法官张志强、李敬华亦陆续到达派出所。在赵超荣、曾东女、黄励签署《还款计划书》、《保证书》、《担保书》之前赵超荣的亲人、朋友以及律师均参与了双方当事人的协商过程，赵超荣的律师赵东海更是从赵超荣被带回派出所不到两个小时即已到达现场并参与协商直至赵超荣、曾东女、黄励签署《还款计划书》、《保证书》、《担保书》后才离场，李东海作为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律师，对于能否签署上述文件具备为赵超荣、曾东女、黄励提供专业的法律意见条件，在赵超荣、曾东女、黄励签署文件前亦与其代理律师和家人朋友进行充分沟通协商，赵超荣、曾东女、黄励签署文件时新城派出所民警及本院执行法官亦在场。赵超荣、曾东女、黄励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理应知悉出具上述文件的法律后果和责任，赵超荣、曾东女、黄励认为是受到对方当事人的胁迫签署上述文件的主张，理据并不充分。在赵超荣、曾东女、黄励出具《还款计划书》、《保证书》、《担保书》后次日，赵超荣、曾东女、黄励按上述协议向万商公司支付了100万元，此时赵超荣、曾东女、黄励已经离开新城派出所，不存在被限制人身自由或胁迫情形，应是其自愿履行上述协议所约定的义务行为，亦进一步印证上述协议签订的内容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赵超荣、曾东女、黄励称因害怕再次失去人身自由而不得不支付100万元并不足以让人信服。赵超荣、曾东女、黄励称为了赵超荣不被限制人身自由才被迫签订《还款计划书》、《保证书》、《担保书》，说明赵超荣、曾东女、黄励签署上述文件是为了赵超荣免于被司法拘留而作出履行义务的承诺，司法拘留是为了督促责任人或当事人履行义务民事强制性措施，在当事人履行了义务、达成和解、具结悔过或者得到对方当事人谅解的情况下法院可解除拘留措施，正是由于赵超荣、曾东女、黄励出具上述《还款计划书》、《保证书》、《担保书》后，本院并未对赵超荣实际采取拘留措施，赵超荣、曾东女、黄励在作出承诺后又主张是被迫才做出的承诺并要求撤销该承诺，明显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赵超荣、曾东女、黄励上诉主张在出具上述协议时，万商公司已将上述其担保书所约定的债权转让给他人，万商公司已不是合法债权人，对此本院认为，赵超荣、曾东女、黄励提供的执行裁定书显示赵超荣、曾东女、黄励在出具《还款计划书》、《保证书》、《担保书》当时万商公司仍是（2013）江中法经初字第8、15号案的执行申请人，虽然在此期间前后万商公司有将债权转让给他人，但亦不影响赵超荣、曾东女、黄励出具上述文书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的认定，故本院对赵超荣、曾东女、黄励的上述意见不予采信。综上，本案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或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可予撤销或无效的情形，故原审法院驳回赵超荣、曾东女、黄励关于撤销《还款计划书》、《保证书》、《担保书》的诉请及要求返还已支付的100万元等诉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赵超荣、曾东女、黄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上诉人赵超荣、曾东女、黄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梁秉锋
审 判 员 李 海
审 判 员 张萍辉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 吴非凡
书 记 员 李美茹
胡秀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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