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3）绍嵊刑初字第317号
公诉机关嵊州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宋绍铭，中共党员。因涉嫌行贿罪于2012年10月27日被绍兴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刑事拘留，经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批准，于同年11月10日被依法逮捕。2013年1月8日经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批准对其延长侦查羁押期限一个月，同年2月5日经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批准对其延长侦查羁押期限二个月。现羁押于诸暨市看守所。
辩护人何建航，浙江鉴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杨越夫，浙江中圣律师事务所律师。
本案由绍兴市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2日作出指定管辖决定，本案由本院管辖。嵊州市人民检察院以嵊检刑诉（2013）28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宋绍铭犯贪污罪，于同年6月2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嵊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李杨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宋绍铭及其辩护人何建航、杨越夫到庭参加诉讼。经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本案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嵊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1、2004年至2008年，被告人宋绍铭利用其担任浙江有色地球物理技术应用研究院院长的职务便利，通过账外账的方式，套取单桩竖向静载荷检测项目（俗称“小吨位”）公款计人民币1507503元占为己有。
2、2006年至2008年，被告人宋绍铭利用其担任浙江有色地球物理技术应用研究院院长的职务便利，通过虚列开支等方式，套取单项工程桩基检测项目（俗称“大吨位”）公款计人民币534900余元占为己有。
3、2010年至2012年，被告人宋绍铭伙同胡某（另案处理），利用胡某担任浙江有色地球物理技术应用研究院院长的职务便利，通过虚列开支等方式，套取单项工程桩基检测项目公款计人民币2312042元，由被告人宋绍铭占为己有。
案发后，被告人宋绍铭如实供述了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贪污犯罪事实；且退缴赃款人民币460万元，该款项暂扣于嵊州市人民检察院。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宋绍铭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通过虚列开支等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数额达人民币435.4万余元，应当以贪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宋绍铭在被采取强制措施期间，如实交代了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其他罪行，属自首。故对其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三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处罚。
被告人宋绍铭对起诉书指控的基本事实无异议，同时作出以下主要辩解：（1）在第1节指控中胡某给其多少钱其不清楚；（2）第2节指控的53万余元的数额有误；（3）第3节指控的涉案款项应为业务费。
辩护人何建航发表以下主要辩护意见：（1）公诉机关指控的部分事实不清：小吨位业务实际由科咨中心及东华理工先后承接、实施，不存在账外账的事实，涉案款项与地物院无关，被认定为公款不当；起诉书未反映出2004、2005年被告人宋绍铭有权支配的收入部分，不能准确认定第2、3节指控的涉案数额。（2）贪污罪的指控缺乏法律依据：在第1节指控中，被告人宋绍铭无贪污公共财物的主观故意，也未实施利用职务便利套取公款的行为，被告人实施的行为有政策允许及为单位利益考虑等特定背景；在第2节指控中，涉案数额无法准确认定，且未剔除被告人未入账的公务支出有失公允；在第3节指控中，被告人宋绍铭提取有关业务费有政策依据，且经时任地物院院长胡某同意，二人无共同犯罪故意，被告人宋绍铭更是无职权可利用。（3）若认定被告人宋绍铭有罪，则其有自首、悔罪及积极退赃情节，请求对其减轻处罚。
辩护人杨越夫发表以下主要辩护意见：（1）第1节指控中的公款系被告人宋绍铭通过绍兴市科技咨询中心、东华理工学院勘察设计院绍兴分院承包小吨位所获得的利润，与地物院无关，不存在“账外账”问题；即使指控罪名成立，2004、2005年的涉案数额不当。（2）在第2节指控中，被告人宋绍铭的提款目的是为了单位利益，具体数额无法准确认定，且应将被告人宋绍铭用于单位应酬部分的款项剔除。（3）在第3节指控中，被告人宋绍铭是以业务员的身份为地物院介绍业务、疏通关系，可依政策享受10%的业务提成，采用虚列开支的方式仅涉及偷逃税款问题，不能认定贪污。（4）被告人宋绍铭具有自首情节。（5）被告人宋绍铭主动上缴违法所得，悔过积极。综上，请求对被告人宋绍铭从轻处罚。庭审结束以后，辩护人杨越夫又先后向法庭提交主要补充辩护意见如下：（1）在第1节指控中，即使小吨位业务属于地物院的业务，则涉及应上交的管理费问题，而非贪污。（2）被告人宋绍铭构成立功，请求对其减轻处罚。（3）在第1节指控中，王某甲与宋绍铭组建的经济组织与县地基所形成事实上的劳务分包关系，由此产生的利润与地物院无关。（4）在第2节指控中，宋绍铭调离地物院后，胡某存折中的余款与宋绍铭无关，起诉书53万余元的贪污指控不成立。
经审理查明：
1、2004年至2008年，被告人宋绍铭利用其担任浙江有色地球物理技术应用研究院（以下简称地物院）院长的职务便利，通过账外账的方式，套取单桩竖向静载荷检测项目（俗称“小吨位”）公款计人民币1507503元占为己有。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被告人宋绍铭的供述与辩解，证明其在地物院担任院长、法定代表人期间，地物院在经济性质上一直属于国有，只是在内部经营管理模式上有所变化，这主要可分为三个阶段：1998年至2003年是一个阶段，当时完全是其个人承包，每年按约定上交相应承包费，剩余都归其个人；2004、2005年是一个阶段，当时虽然还是其个人承包，但每年除上交相应承包费之外，剩余部分其个人与地物院上级单位浙江有色建设工程公司（以下简称有色建工）按四、六比例分成；从2006年开始，其个人承包期结束，地物院重新回归到单位集体负责，由其继续担任院长。
王某甲作为绍兴县地基基础测试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县地基所）桩基检测项目负责人，在项目合作上有一定的决定权，因此其多次与王某甲商讨合作事宜，希望他能在地物院与县地基所的桩基检测项目合作中多支持关照。在达成初步合作意向之后，双方便起草并签署了相关合作协议。协议规定，地物院与县地基所的合作主要分为两块，一块是地基所桩基检测人员借用合作（习惯称为“小吨位”桩基检测项目），另一块是单项工程桩基检测技术合作（习惯称为“大吨位”桩基检测项目）。地物院与县地基所的检测人员借用合作协议是在2003年年初签署的，当时其为了争取与县地基所签署大吨位项目合作，便答应王某甲，将王某乙等部分地物院技术人员借派给县地基所从事桩基检测工作，县地基所负责提供仪器设备及有关办公设施，借派技术人员的人工费用等开支由县地基所负责，最终合作的检测报告由县地基所出具。而大吨位项目中涉及的桩基检测项目，一般来讲县地基所无法提供检测所需的硬件设施，便将这些项目以劳务外包的形式，通过单项工程桩基检测技术合作交给地物院来实施。期间，王某甲曾向其提出将小吨位项目盈利中的50%送给他作为好处，其当时也比较吃惊，但是考虑到王某甲作为县地基所桩基检测项目负责人，在项目合作中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后来还是答应了他的要求。
但是在2004年的时候，地物院内部经营管理模式发生了变化，虽然还是由其个人承包，但是盈利部分是由其个人与地物院上级单位有色建工按四、六比例分成。其将这个情况告诉王某甲，并为这个事情进行了商量，当时是王某甲提出是否可以通过走账外账的形式，绕开地物院，借用其他单位的名义继续开展小吨位项目合作。其考虑了一下之后，觉得这个方法还是比较可行的，最后就决定采用这种方法进行操作。当时其也有几方面的考虑：首先地物院内部经营管理模式发生变化之后，向县地基所外派技术人员的工资、奖金等人工费用部分无法列入地物院财务账，而且之前其也答应将小吨位盈利部分的50%送给王某甲作为好处，这笔钱无法从地物院大账中进行提取，所以小吨位账目就不宜继续放在地物院大账中。其次，从个人来讲，在2003年小吨位项目利润结算之后，其也看到了这一块的收益很可观，假如通过走账外账的形式，绕开地物院来操作的话，剩余部分其也可以从中得到一定的好处，因此也慢慢产生了个人占有使用这部分钱款的想法。
2004年初的时候，其经过多方打听，通过朋友介绍找到了绍兴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下属的绍兴市科技咨询中心（以下简称科咨中心），在与科咨中心的负责人谈了之后，便决定借用科咨中心的名义继续与县地基所签订检测人员借用合作协议并签妥协议。通过这样的方式，每年其只需要向科咨中心交纳10%左右的挂靠费用（税费比例前后有所变动），但实质上仍是由地物院与县地基所共同开展小吨位桩基检测业务，只是对外借用了科咨中心的名义。检测费用结算的大致流程是这样的：县地基所按期将工程量统计出来之后通知给科咨中心，由科咨中心根据业务量开票给县地基所，然后地基所将相应资金打到科咨中心账户，科咨中心扣除相应的挂靠费用后，其便让当时的地物院院长助理胡某将钱取出来，放到他个人的一个账户里。除了让他支付王某乙等人的工资、奖金以及检测合作的必要费用外，其还指示他将剩余的资金取出交给其个人或者为其支付一些相关费用。其让胡某去具体操办主要是觉得胡某这个人也比较牢靠，办事也比较认真，交给他去替其操作其是比较放心。对小吨位资金的收入、开支，他都在一本日记本上有相应的记录，其平时偶尔也会让他拿来看看。在年底的时候，因为其要给王某甲一半的利润，所以要对每年的利润做一个决算，其都会让胡某列一张收支的表，并且把收支记录给其看，所以，一年的大致收支情况其是知道的。这样大约维持了一年左右。
2005年左右的时候，科咨中心方面停止了与其等的合作。因为与县地基所的合作还需要继续维持下去，其便考虑继续借用其他单位的名义来开展这项业务。最终经过考虑比较，其决定借用东华理工学院勘察设计院绍兴分院（以下简称东华理工）的名义来继续开展小吨位桩基检测项目合作。东华理工学院是其大学的母校，其下属的勘察设计院为了拓展勘察业务，在绍兴等地都设有分院，主营业务是勘察。开始的时候有一名专门的老师派驻进行日常管理，后由于经营管理情况不是很理想，那个老师在2005年初就离开了，由其具体负责管理东华理工，其个人部分勘察业务也是放在东华理工。其也是综合考虑之后决定借用东华理工的名义来走小吨位的账，对此王某甲也是认可的。在2005年至2008年期间，其等通过东华理工的名义开展与县地基所的小吨位桩基检测项目合作，具体操作方法与之前在科咨中心的时候基本相同，只是在钱款提取时比较麻烦，需要用材料发票等虚列成本冲账的方式将钱提取出来。另外在交纳管理费方面也有所区别，借用东华理工名义每年需要向东华理工学院交纳5万元费用，另外超出部分需要按照6%的比例交纳管理费。这些发票中一部分材料发票是由其一个朋友提供的，按照发票面额的1.8%向他购买，如果不够的话其再叫胡某另想办法解决，这件事其具体交给胡某在办理。此外，其他包括检测费用提取方法、每年结算方法，以及这些钱的分配使用情况都没有大的变化，每年其都会按照约定将50%的利润送给王某甲，其余部分除支付人工费用等必要开支外，都归其个人支配使用。
从2004年至2008年期间，其等一直借用科咨中心及东华理工的名义开展小吨位桩基检测业务合作。按照2003年其与王某甲之间的约定，每年其都会从小吨位检测项目利润中提取50%的钱送给王某甲。其根据胡某的记录，大致核算出当年的利润，然后将这些利润与王某甲核对之后，将其中的50%送给王某甲。其记忆中在2004年的时候其送给王某甲32万元，2005年的时候其送给王某甲30万元，2006年的时候其送给王某甲20万元，2007年的时候其送给王某甲50万元，2008年的时候其送给王某甲40万元。在此期间，除去送给王某甲的172万元以及各项正常开支，剩余部分大约有将近200万元。具体使用情况大致可分为两块：一块是用于单位应酬开销，包括请客吃饭、唱歌等，这部分金额大约有50万元左右。另一块是其个人的支配使用，如其家里装修房子的时候曾从小吨位利润中提取过15万元用于支付装修及空调费用；其个人勘察业务的部分支出有时候也会从小吨位利润中提取，数额大约有几十万元；还有其借给朋友同事的借款，数额大约有几十万元，这部分借款他们事后都还给其个人了，其实相当于其自己拿了这部分钱；还有其以个人名义设立的奖学金及进行的捐款，数额约为10多万元；其平时打牌等日常消费，数额也有10万元左右。其余部分其都存在个人银行账户中了。
其每次需要支取使用的时候，都会通知胡某，让他按照其要求将钱提出来交给其，或者直接帮其代为支付，有时候也会让他把钱直接打到其个人银行卡中。胡某在此过程中没有获得个人好处。地物院方面有些人知道与县地基所之间有小吨位项目的合作，比如像王某乙等派过去的人，但他们不知道这笔资金是从外部走账以及具体的使用情况。单位应酬开销部分未保留有相关凭证，也未和胡某及地物院其他领导讲过，有时候其出去应酬的时候会告诉胡某，但是具体使用情况他也不知道。小吨位桩基检测项目实质上是属于地物院与县地基所之间的合作，其通过借用其他单位的名义，未将钱款放入地物院账目，并据为己有，用于个人占有支配使用，实质上是损害了地物院的利益，是违反法律规定的。
（2）证人胡某的证言，证明2004年初的时候其开始担任地物院院长助理，主要处理办公室的日常文字工作及领导交办的工作。在2004年，与县地基所实际进行桩基检测合作的实际仍然是地物院一方，人员也是地物院派过去的王某乙等人，只是合同名义上的一方变成了科咨中心。因为科咨中心的账户是开在中信银行的，可能是为了钱款进出方便，宋绍铭吩咐其去中信银行以其个人名义开立了一个银行账户，作为合作项目中钱款的进出账账户，由其保管与具体操办，因为宋绍铭要求小吨位的账单独从一张卡的账户上进出，不要与其他的账混在一起。然后宋绍铭又带其到科咨中心，告诉科咨中心方面的负责人，说今后地物院一方具体事务都由其来具体操办，并将具体操作方法告诉其，包括开票、钱款支取、银行账户管理等。具体操作流程大致是这样的：每个月县地基所统计好小吨位检测项目具体结算数目之后就会通知其，然后其将这个数目通知科咨中心并由他们出具发票，再将这些发票让王某乙或者其他人带给县地基所，县地基所开好转账支票之后，由其负责将支票交给科咨中心，科咨中心将转账支票金额扣除相应税费之后（税费是不固定的，刚开始扣8个点，后来陆续变为11和14.5），由其一般以现金支票的形式提取出来。开始两次是直接提取的，后来科咨中心要求列一个民工工资表进行提取，其将这件事告诉宋绍铭之后，宋绍铭说按照科咨中心一方的要求来处理，其也就随意写了几份民工工资表给科咨中心，再提取相应钱款。除了以现金支票的形式提取之外，科咨中心有时会开给其转账支票，而转账支票的收款人台头一般是空白的，只写具体的金额，开好后其把转账支票交给宋绍铭，由他自己去处理。以现金支票的形式提取出来的钱，由其从科咨中心处提取之后就放到宋绍铭让其新设的中信银行账户中。这些钱一部分用于支付给王某乙等小吨位检测技术人员的工资、奖金；宋绍铭有时还会要求其取出一部分，用于他个人的借款或其他个人支配使用。剩余的钱一般隔一段时间，其会按宋绍铭的要求，以现金形式取出来，直接交给宋绍铭或是打入他个人银行卡账户，以宋绍铭个人名义外借的几笔钱都没有还到这个账户中。这笔资金数额比较大，而且进出比较频繁，所以每一笔进出账其都会在其的一本日记本上进行记录，记录内容包括资金收入、资金支出及具体收支项目等三方面内容。平时其会在宋绍铭需要时，将日记本的记录给他看一下。在每年年底的时候，其会根据日记本的记录将这个账户的收支情况以汇总表的形式列出来与日记本一同交给宋绍铭审阅。其想宋绍铭自己应该也有账记着的，所以其也不会在这个问题上打什么马虎眼，每一笔进出账其都是记得很清楚的，而宋绍铭每一次看了也都是表示认可的。其不清楚这些钱的用途，宋绍铭从来没有告诉过其，也没有告诉其这些钱有部分是用于地物院单位开销了。这样大约维持了一年左右的时间。
2005年的时候，由于科咨中心一方的原因，导致合作终止。之后宋绍铭告诉其说不再借用科咨中心的名义，转为借用东华理工的名义来继续开展与县地基所的小吨位项目合作，县地基所负责人王某甲是认可的。2005年上半年的时候，由于经营情况不是很理想，东华理工学院将派驻的老师撤走，全权交由宋绍铭具体负责管理，主要从事地质勘查项目，由兼职会计王某丙管理账目，人员工资都由宋绍铭支付，所得也都归宋绍铭所有，实质上当时东华理工就是宋绍铭个人的了，宋绍铭也将东华理工的日常事务都交给其做，包括当时的财务账都是其在保管。此时在操作方法上没有大的变化，主要区别在两方面：第一、通过东华理工来操作的时候，需要自己通过虚列成本的方式冲账将钱提取出来，以前则不用。第二就是在支付的管理费用等构成上有所变化，每年需要向东华理工学院缴纳5万元的费用，超出部分按照6%的比例再缴纳相应的管理费。因为东华理工也是独立纳税人，尽管县地基所小吨位桩基测试费用只是从分院过一下账，但这样分院的利润就上去了，税收需要多交了，因此要将经营成本虚增上去。当时也是宋绍铭决定，并由他联系了一个人，定期向那个人买一批水泥发票，作为成本虚列上去。一般是那个人把发票送过来给其，其拿到后交给会计，然后其就定期把小吨位测试费用，扣除6个点的费用后，从东华理工的账上提取出来。由于东华理工的账户是在建设银行开设的，宋绍铭说继续使用中信银行的账户的话操作不方便，于是他就让其去建设银行以自己个人名义新开了一个银行账户，用于小吨位项目的钱款管理。其记得当时中信银行账户中还存有几万元备用资金，其将以万为单位凑整取现之后一并放到建设银行账户中，剩余的几千元钱在之后借用人员的零星报销中也都使用掉了。这个建设银行账户也是由其保管并按照宋绍铭要求具体操作管理，相关交易明细上面反映的资金进出与其日记本上记录的进出情况都能够相吻合。该建设银行账户中的钱款使用情况和之前差不多，除支付王某乙等借用人员的工资奖金等人员费用之外，有时候宋绍铭会让其转账到他个人银行卡上，或者开具转账支票，或者现金取出来直接交给他。平时宋绍铭也会看看其记的日记账，每年年底的时候，其都会将建设银行账户的进出账情况以流水账目及汇总表的形式交给宋绍铭，宋绍铭看过之后将汇总表留下，日记本还给其。在年底之前，他会让其将账户中的剩余款项打到他的个人建设银行银行卡中，有时候也会让其留几万元作为来年的启动资金。其将建设银行卡中的钱款交给宋绍铭之后，具体使用情况其不清楚，宋绍铭没有告诉过其。2009年2月其担任地物院院长，与县地基所的小吨位项目合作合同重新转为地物院与县地基所签订，业务费用结算也都是进地物院大账。
从2004年至2008年，与县地基所合作的小吨位桩基测试费用，除去用于支付王某乙等人的工资、奖金以及其他正常开支之外，其直接交给宋绍铭或是按照他的要求为他个人支付出去的费用在其的日记本上是有记录的。其现在粗略回忆，平均每年应该有六、七十万的费用剩余，当然几年中也有多有少的，总共加起来的话，也应该有400万元左右。无论是通过科咨中心或者东华理工的名义，实际工作还是由地物院（王某乙等人）在做，合作双方实际上还是地物院与县地基所，所以这部分检测合作项目的盈利实际应当是属于地物院公家的钱。其按照宋绍铭的要求来操作，将原本属于公家的钱交给他个人占有使用，这种做法违反了法律规定，这也是其在2009年担任地物院院长之后，就决定把小吨位的费用重新收归到地物院的大账里，不再从东华理工走账的原因。在此过程中，其自己没有在资金管理过程中个人拿进一分钱。
（3）证人王某甲的证言，证明2003年6月以来其系县地基所桩基检测业务主要负责人，其与地物院院长宋绍铭由于业务上的往来慢慢熟悉。地物院与县地基所签订的协议主要分为两块，小吨位桩基检测业务和大吨位检测业务，最后的检测报告均由县地基所出具。在2003年的时候，其曾与宋绍铭商量确定在小吨位桩基检测业务利润上对半分成，也就是宋绍铭将检测业务的一半利润送给其。而2004年地物院原先宋绍铭个人的承包方式发生了改变，如果县地基所的桩基检测业务进地物院账的话，其与他的这块利润分配就难以得到保障，因此宋绍铭提出通过科咨中心的名义继续开展桩基检测业务，其也表示同意了。这样共维持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后来由于科咨中心方面的原因终止了合作，便转为以东华理工的名义来继续开展小吨位桩基检测业务合作。东华理工实质上是由宋绍铭个人承包、主要从事勘察业务的一家公司，县地基所通过东华理工与宋绍铭的合作一直维持到2008年底为止，这在合同中也有明确的说明。
从2003年到2008年期间，宋绍铭共分6年送给其现金：2003年共送给其20万元，2004年分两次送给其32万元，2005年分两次送给其30万元，2006年送给其20万元，2007年送给其50万元，2008年送给其40万元左右。这些钱加起来大约是192万元。宋绍铭一般在每年年底的时候，会在一张纸上给其列支一下这一年当中小吨位检测业务的费用总额，以及管理费用、人员工资等各项支出，最后算出一个利润数字告诉其。宋绍铭送这些钱给其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县地基所这一块的桩基检测业务主要是由其在负责，如果其不认可的话宋绍铭可能无法继续承接县地基所的桩基检测业务的。另外其想宋绍铭也希望能与其搞好关系，在业务开展过程中能得到其关照，在具体业务上能顺利一点，所以他除了送钱给其之外，平时也经常请其等一起吃饭唱歌。
（4）证人王某乙的证言，证明从2003年开始，其被派去与地基所合作进行桩基检测工作，主要负责小吨位的测桩，其与其他被派的技术人员的工资、奖金等是去地物院财务那里领取的。从2004年开始，其都是向地物院当时的院长助理胡某处领取。因为其等外派在绍兴县，很少回地物院，基本上是胡某将钱打在其个人银行卡上，其取出来再发放。其和虞辰杰等几名技术人员是地物院派去地基所的，所以公积金、养老金、失业金、医保金等费用是地物院缴纳的，2003-2005年这块费用无论是个人部分还是单位部分都是单位出的，2006年开始个人部分要自己拿钱来交。
（5）证人谢某的证言，证明其于1998年至2008年间为地物院财务会计，知道从2003年开始地物院与县地基所就桩基检测业务进行了合作，也知道王某乙等技术人员被派去负责检测，但具体合作有哪些业务其不清楚，其一直以为与县地基所合作的所有款项都进入了地物院的总账。
（6）证人王某丙的证言，证明其于2004年5月左右开始在东华理工担任兼职会计。宋绍铭是该分院的实际负责人，其有事都会向宋绍铭汇报。有关东华理工与县地基所之间往来的票据都由其负责办理，基本上都是由胡某将发票、进账单等相关票据提供给其之后，其再按照财务规定做账，每次的票据金额都有几十万元，至于这些款项的具体使用情况其不是很清楚。
（7）县地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地基所与地物院之间的合作从2003年至今，主要为地基所桩基检测人员借用合作和单项工程基桩检测技术合作两块，派遣人员均为地物院职工。在人员借用合作过程中，均是由地物院向地基所提供技术劳务人员，在地基所管理下工作，由地物院借用人员编写报告后，由地基所盖章出具检测报告。在单项工程基桩检测合作过程中，由地物院提供设备和劳务人同进行桩基检测，并编写报告，经地基所审核盖章后出具。
（8）县地基所出具的单桩竖向静载荷试验报告，证明地物院与县地基所二单位间的业务合作关系，地物院职工王某乙等人作为编写人、审核人等身份在报告上签字，王某甲作为审核人、批准人等身份在报告上签字。
（9）绍兴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文件及更名批复、营业执照，证明科咨中心系自收自支的全民事业单位，主要职责为负责开展管理决策咨询、成果评估、信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定编8名；科咨中心于2005年1月14日及2006年7月17日分别更名为绍兴市科协信息中心及绍兴市科普服务中心。东华理工系全民所有制分支机构（非法人）。
（10）地基所工作人员借用（合作）协议，证明地物院同意地基所借用其工程技术人员，其中约定地物院保留借用人员的人事档案和工作岗位，借用人员的养老金、医疗、住房公积金等费用地基所概不负责，地物院提供13名工作人员和二辆轿车，除汽油、过路费外的费用自负等内容。双方单位盖有公章，被告人宋绍铭在协议上签字。
（11）绍兴县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站及地基所出具的关于变更“基桩检测”协作单位名称的说明、合同书，证明县地基所与科咨中心于2004年、2005年签订技术服务合同，被告人宋绍铭作为科咨中心的委托代理人在合同上签字。绍兴市科协下属的科咨中心签订的技术服务合同，因科协不能从事企业行为，必须于2005年3月15日中止合同，在不影响原合同主要条款的前提下，同意重新与东华理工签订协议。地基所与东华理工签订的合同书在内容上与上述地基所与科咨中心签订的基本一致，被告人宋绍铭作为东华理工的委托代理人在合同上签字。
（12）记账凭证、咨询服务费领取表、酬金、津贴发放表、建行进账单、发票记账联，证明绍兴市科普服务中心（原科咨中心）2004年至2005年支付地基所技术服务费的情况及东华理工2005-2009年支付地基所技术服务费的情况。
（13）被告人宋绍铭提供的小吨位业务收支情况及胡某提供的日记记录，证明2004至2009年度地物院与县地基所桩基检测技术合作业务资金收支情况。
（14）中信银行绍兴分行及建设银行客户名称为胡某交易明细，证明从2004年开始的小吨位业务资金经胡某的进出情况。
（15）宋绍铭借给地物院职工购房借款，证明被告人宋绍铭提取小吨位费后，出借给单位同事，部分借款已还与其个人。
（16）承包经营协议书，证明被告人宋绍铭曾与有色建工签订期限为1999年至2002年、2004年至2005年的承包经营协议，约定宋绍铭2004、2005年超出管理费基数后的超出部分由有色建工与宋绍铭6：4分成。
（17）浙江中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证明自2004年1月至2009年1月，被告人宋绍铭账外账收入总额扣除上交管理费、应负担税费、开票税负补贴等开支后，实际每年净余额为：2004年630633.66元，2005年604676.1元，2006年426980.5元，2007年为1013742元，2008年为839491元，2009年1月为206104元。根据地勘局有关规定及相关合同约定，2004年、2005年地物院净结余盈利部分由宋绍铭个人与发包方有色建工按照四、六比例分成，故在此期间被告人宋绍铭非法占有应缴公款（630633.66＋604676.1）×0.6=741186元。加上2006年至2009年1月的净结余款，总计3227503元，除去送王某甲的172万元，被告人宋绍铭尚非法占有1507503元。
2、2006年至2008年，被告人宋绍铭利用其担任地物院院长的职务便利，通过虚列开支等方式，套取单项工程桩基检测项目（俗称“大吨位”）公款计人民币534953元占为己有。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被告人宋绍铭的供述与辩解，证明地物院与县地基所在大吨位桩基检测业务上的合作是从2002年开始的，根据合作协议规定，大吨位桩基检测业务采用工程分包的形式，所有工作都由地物院具体负责，并就检测结果向县地基所出具初步检测资料，最终由县地基所来做检测报告；县地基所负责工程的质量、安全及进度方面的监督及工程费用的结算。从2006年起，其要求当时的地物院院长助理胡某每年从业务结算款中以虚列支出的方式，按10%的比例提取费用给其。2006年，其手头可用现金不多，考虑到在应酬过程中需要用钱，这样提取10%的钱出来的话使用比较方便，可以解决一部分应酬款的费用开支，同时这样操作也使得单位应酬开支费用的比例不会超过总产值的0.5%，可避免过多交税。而在随后的具体使用这笔费用的过程中，其逐渐也产生了一些搭便车、个人得些好处的想法，有些个人的应酬、开支也在这笔费用中用进去了。作为地物院领导，其不符合提取10%的业务费的标准要求，这笔钱也不是业务费的性质，其只是当时确定比例的时候参照了业务费10%的提取标准。经其核对2006年到2008年（2009年1月的财务进出结算的是2008年的业务）期间地物院与县地基所之间进行业务往来的发票、凭证，参照10%的提取标准，其在此期间通过胡某提取的总金额为50万元左右。
在此期间，大约每半年大吨位工程款结算的时候，或是胡某主动提取，或是其告诉他可以取了，胡某都会按照10%的比例将钱提取出来，放到他保管的建设银行账户中，其要使用的时候就通知胡某，让他将钱通过转账的方式转到其个人的建设银行卡中，有的时候其让胡某直接提现给其，或是胡某按照其指示直接去支付一些开销费用。在使用过程中，有时候其也会给胡某看一下其应酬款使用情况的清单。其让胡某用来冲账取钱的发票的来源与此前讲到过的小吨位项目中其让胡某用于冲账的发票来源一样，大部分都是他从其一个朋友处以1.8%的发票面额购买。这些钱主要用于与地物院有业务往来的单位领导的应酬开支了，有KTV唱歌，还有一些吃饭、洗脚的支出。另外有一部分钱用在其个人的应酬开支上，这些开支基本上都是没有发票的。这些钱的使用情况有时候其会列一张简单的清单给胡某，但比较笼统，具体每一笔的实际使用情况，包括其具体金额、用途都没有详细的说明，其也没有向其他人说起过。
（2）证人胡某的证言，证明2006年的时候，宋绍铭让其从大吨位工程结算款中按照10%的比例提取钱后交给他，当时他告诉其说这些钱是给别人的，其他情况他叫其不用多问，所以这些钱实际的使用情况其根本不知情。另外宋绍铭还让其以其个人名义去建设银行开一张银行卡，将从大吨位桩基检测项目结算款中提取的钱放在这张银行卡中，由其来保管经办，但其从头至尾就是按照宋绍铭的要求来存钱、取钱，实际就是跑腿的。
因为大吨位桩基检测项目的工程结算款是入地物院大账的，要提取的话必须要有一个支出名目，所以宋绍铭就让其以虚列成本的方式进行提取，也就是用虚列发票冲账的方式。这些用于冲账的发票主要是水泥材料发票，也包含少量的油费发票。水泥发票跟其先前讲的小吨位费用在东华理工的情况相同，也是由宋绍铭的那个朋友将发票交给其之后，其就把发票提供给地物院财务人员，然后将钱从地物院的账上提取出来。其一般是半年左右提取一次，因为大吨位桩基检测项目工程款结算是每半年一次。每次大吨位业务费结算给地物院之后，宋绍铭会问其钱到了没有，其去财务查询之后会告知宋绍铭钱款是否到账以及到账钱款数额，等工程款到账、手头冲账发票到位之后，其就会按10%的比例将钱从地物院财务账上提取出来，放到宋绍铭让其开的建设银行银行卡中。除了一些零头会抹掉或是进上去，可能有时会扣去一些买发票的费用，大数字上都是按照10%比例来提的。这些钱存到建设银行银行卡中之后，宋绍铭会不定时地向其提供一些他自己手写的支出费用清单，其根据清单上的数额，将钱从建设银行银行卡中取出来交给宋绍铭。宋绍铭每次将这些清单交给其，都会告诉其这些是这段时间在外面的开支，但是清单上的费用开支情况写得比较笼统，除了具体开支数额之外是看不出具体使用情况的，而且宋绍铭也从来没有向其提供过这些费用支出的相关凭证。每次宋绍铭将清单给其之后，其就按照清单记录数额将钱给他，因为宋绍铭是领导，他没有主动向其讲，其自然也不会问他。有时候是取现之后直接给宋绍铭，有时候是以银行卡转账的方式转到宋绍铭个人的建设银行卡上。这样一直持续到2008年底、2009年初，宋绍铭离开地物院。根据其记录的账上反映，从2006年到2009年初，总数是为534953元，其中2009年1月那一笔是对应2008年下半年的检测费用，这和其原先记忆中的情况也是相符的。其以10%的比例从大吨位工程结算款中提取出来的钱都交给宋绍铭了，其个人没有获得过任何好处，也不清楚宋绍铭是如何具体使用的。经其核对地物院财务报销凭证，确认2006年7月19日报销66720元，2006年7月30日报销15825元；2006年12月报销28620元；2008年1月17日报销95500元；2008年9月19日报销92063元；2009年1月20日报销236245元。
（3）证人王某丁的证言，证明其为地物院副院长，从2006年至今，地物院有规定业务员可以按照承接业务量的一定比例领取业务费，业务费中包含了业务员的工资和奖金，但是部门领导和管理人员是另有工资、奖金发放标准的，不符合领取业务费条件，领导班子的奖金需要上报浙江有色金属地质勘查局审批。
（4）证人谢某的证言，证明从2006年至2008年，其是地物院财务会计，当时的院长助理胡某曾向财务报销过一些工程材料、汽油发票，但报销的原因其不清楚，其只要相关报销凭证经过胡某审核并经院长签字确认后，就给予报销并列入财务账内。
（5）单项工程桩基检测技术合作协议，证明从2002年以来地基所与地物院均有单项工程桩基检测技术合作，被告人宋绍铭作为地物院代表在协议上签字。
（6）测桩费发票，证明地基所于2006年至2008年向地物院支付测桩费519万余元。
（7）记账凭证、现金支票存根、发票等书证，证明2006年7月至2009年1月胡某以水泥发票等从地物院报销534973元（66720元、15825元、28620元、95500元、92063元及236245元金额的各一笔），被告人宋绍铭在记账凭证上签字，胡某在记账凭证及现金支票存根上签字。
（8）建行账户交易明细，证明2006年7月至2009年1月间胡某账号为14×××10＊＊＊32621的建行卡上存入66720元、15825元、28600元（与记账凭证上28620元相比有20元尾数误差，但不影响本证据对上述证据的佐证与一一对应）、49500元和46000元、92063元、236245元、合计534953元的存款记录及相关取款交易记录。
（9）胡某提供的“业务费账”，证明被告人宋绍铭于上述时间通过胡某提取所谓业务费66720元、15825元、28600元、95500元、92063元及236245元，合计534953元。
（10）浙江省有色金属地质勘查局（以下简称地勘局）劳动工资分配管理办法、地物院经济政策，证明2004年以来局属单位经营班子采用年薪制，区别于业务人员、技术人员、生产人员的提成工资，地物院领导班子的收入为档案工资及年终奖两部分组成，不包括业务费、测试费等含量工资。
3、2010年至2012年，被告人宋绍铭伙同胡某（另案处理），利用胡某担任地物院院长的职务便利，通过虚列开支等方式，套取单项工程桩基检测项目公款计人民币2312042元，由被告人宋绍铭占为己有。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
（1）被告人宋绍铭的供述与辩解，证明2009年其离开地物院之后，部分原地物院业务单位领导多次向其提起，说现任地物院院长胡某不善经营，对外关系也处理得不好。其考虑了一下之后，便向胡某提出继续从大吨位桩基检测的结算款中提出10%的费用给其，由其帮助胡某去搞好与其他部门的关系，胡某考虑了一下之后同意了。从2010年下半年至2012年上半年，胡某就继续按照原先10%的标准继续将这笔费用给其。王某戊是其手下有色建工的员工，每次王某戊都是帮其把钱提出来之后以现金的形式交给其。李某是东华理工大学勘察设计研究院绍兴分院出纳，她帮其提取这笔钱之后都是打到其建设银行的银行卡上的，其记得有一次还是通过她丈夫樊剑康的银行卡打给其。经核对相关凭证材料，其总计提取金额为2312042元。当时其已离开地物院，再直接向胡某提取这10%的费用是不合规定的，其怕别人说闲话，就找手下员工王某戊及李某代为提取并转交其。
作为当时地物院院长的胡某答应其继续拿大吨位10%的费用，其想这也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地物院的许多项目都是通过其的关系承接来的，包括与县地基所的大、小吨位桩基检测合作项目，胡某也想继续把这些项目维持下去。而且胡某之前也是一直按照其的要求在这样操作，现在其提出来了他也不会怎么反对。胡某和其讲过，说是用劳务发票冲账的形式进行提取的，有一次其还问过他这些劳务发票是从哪里开来的。虽然开始的时候其和胡某讲，说这笔钱是用于帮助地物院搞关系的，但是实际上其也存在个人从中得利的心态，所以在这几年里，这笔钱的具体使用情况其并没有向当时的地物院院长胡某提起过，包括应酬费用开支的剩余情况，如果其告诉胡某当年所拿的钱还有剩余，那接下来其就没有理由继续问他要钱了，所以其也没有告诉他这笔钱中还有100多万剩余部分其自己留下来了。
（2）证人胡某的证言，证明2008年年底时，宋绍铭离开了地物院，转任有色建工总经理，由其继任地物院院长，主要负责地物院的全面工作。之前其对大吨位项目10%这笔钱的具体使用情况有所怀疑，其担任地物院院长之后，也觉得这样从地物院大账中将钱提取出来交个宋绍铭个人的做法十分不妥，因此宋绍铭离任之后，其也就没有继续将大吨位项目10%的这笔钱交给宋绍铭。直到2010年上半年的时候，有一次宋绍铭和其聊天的时候又再次向其提出继续按照10%的比例从大吨位桩基检测业务工程款中拿这笔钱，并说具体这些钱怎么用其还是不要问、不要知道的好。后考虑到县地基所大吨位的桩基检测项目开始的时候都是由宋绍铭承接来的，为了能够继续维持这部分业务，其考虑了一下之还是答应了宋绍铭的要求，其只是为了在这笔钱的提取过程中有个说法，才向王某乙等人简单提起过这件事。宋绍铭既没有向其提起过这些钱的具体使用情况，也没有向其或地物院出示过任何使用的凭据，其想可能是他个人拿下了。
此后，每次县地基所大吨位桩检测业务工程款到账之后，其都会用虚列支出的方式将钱提取出来，一般都是用劳务发票的形式进行提取，也有一些材料发票，提取方法与2006至2008年的时候差不多，就是以成本发票冲账的方式进行提取，只是在发票类型上有所变化。2010年至2012年其考虑到地物院经营成本应当与实际业务量相匹配，所以多数是以劳务发票来进行冲抵的，但也有少量的材料发票。这些劳务发票大部分都是其通过绍兴的几家劳务公司开的，在开具这些发票的时候一般需要按照4.9%-5%的点额支付一些费用。其将这些钱提取之后，就会通知宋绍铭，将钱款的金额等情况告诉他。之后，宋绍铭就会安排他手下的人来拿这笔钱，其记得开始的时候来提钱的是一个名叫王某戊的人，后来换成了一个叫李某的来提取的。这些钱款提取的相关凭证办案机关向其出示过，总数为2312042元，这些凭证无论是在数额上还是具体细节上与其记忆中的钱款都是相符合的。有一次宋绍铭还打电话问其这些劳务发票是从哪里开的，其说是其找绍兴的几家劳务公司开的。王某戊与李某都是宋绍铭手下的员工，每次王某戊及李某来提钱之前，其也都是先打电话给宋绍铭（也有个别时候是宋绍铭打电话给其，问其大吨位项目的钱到了没有），其都会告诉他钱款到账了，并将具体数额告诉他。之后宋绍铭马上就叫王某戊或李某过来具体办理了，所以其想这些钱肯定就是他拿的。
其作为当时的地物院院长，如果其不同意并帮助宋绍铭的话，他是不可能拿到这笔钱的。地物院内部关于业务费的规定制度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地物院改制后部分下岗职工的就业问题，以及拓展检测业务而设立的。但是业务费的提取对象是指主要从事对外承接业务的业务人员，他们领取的业务费是含量工资的一种形式，包含了其开展业务所需的必要开支，包括差旅费用、吃请费用等，并且这些业务费领取人员没有底薪的，地物院也不向其支付任何工资、奖金、福利，其主要收入就是业务费中除去花费之后的结余部分。宋绍铭当时只是让其按照10%的比例把钱从地物院大吨位项目工程结算款中提取出来，也没有和其说是以领取业务费的名义。如果宋绍铭要领取业务费，那也需要通过正常的程序，提供项目合同、项目总产值等材料，而不是通过虚列成本支出并用劳务或材料发票来冲账这样的方式来提取。因此宋绍铭要其从大吨位桩基检测项目工程款中提取的这笔钱根本不是业务费，只是参考了业务费提取的比例标准而已。其之所以会答','2018-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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