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闽02民终520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集美支行。
主要负责人：陈大文，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伟恒，男，系该行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梦楠，女，系该行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世梅，女，1977年7月8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华河，北京东元（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玲玲，北京东元（厦门）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集美支行（以下简称“工行集美支行”）因与被上诉人杨世梅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2016）闽0211民初14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工行集美支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杨世梅的诉讼请求。其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是：一、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银行卡内存款被领取的主要原因在于上诉人未能尽到储户存款及交易安全的义务、对被上诉人银行卡内存款被领取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违约责任存在错误。本案刑事部分公安机关仍在侦查中，讼争银行卡信息、密码如何泄露等相关事实及证据目前无法确认。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取款卡片为伪卡、被上诉人与盗刷人是否存在关联、是否存在恶意泄露卡片信息和密码等情形均尚无法确认，被上诉人银行卡内存款是否被合法正当提取必须以公安机关的侦查以及后续的审判结果为依据。一审法院上述认定存在错误。二、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及其配偶难以使用案涉银行卡往返两地操作存在错误。案涉银行卡于2016年3月11日发生盗刷，2016年2月17日存在最后一次ATM取款，被上诉人直到2016年3月28日才向公安机关报案，时间相隔过长，被上诉人没有起到谨慎注意和及时通知义务。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上诉人及案涉银行卡在此期间未离开厦门，因被上诉人将银行卡密码告知其配偶，故亦无法排除相关交易系上诉人或其配偶将银行卡交予他人并告知密码的可能，无法排除真卡交易的情形。被上诉人无法举证证明2016年2月17日期间至3月28日期间案涉银行卡和本人及其配偶均在厦门，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三、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不能证明案涉银行卡交易时的余额变动通知短信到达被上诉人存在错误。短信无法通知到被上诉人的责任在于被上诉人更换绑定的余额变动短信提醒手机未及时通知上诉人所造成的，该举证责任不应由上诉人承担。四、本案涉及刑事部分仍处于公安侦查阶段，现有证据无法明确取款卡片为伪卡、被上诉人与盗刷人是否存在关联、是否存在恶意泄露卡片信息和密码等情形，本案处理结果有待以公安机关侦查和刑事审判结果为依据，应中止审理。
被上诉人杨世梅答辩称：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维持。（一）案涉银行卡在2016年3月11日至12日夜间发生的12笔取现系伪卡交易。首先，被上诉人的公司出具关于2016年3月2日到3月27日在公司上班情况的《证明》、被上诉人配偶黄某的公司出具关于2016年3月2日到3月27日在公司上班情况的《证明》以及被上诉人配偶黄某的房东徐某出具关于2016年3月11日至2016年3月12日收房租时看到黄某在家的《证明》，能够充分证明被上诉人及其配偶2016年3月11日至12日期间都在厦门，且讼争交易发生于天津A**取款机，从时空距离判断，可以推定被上诉人及其配偶难以使用案涉银行卡往返两地操作。其次，案发后，被上诉人向厦门市公安局集美分局报案，厦门市公安局集美分局立案受理被上诉人被诈骗一案，且认为有犯罪事实发生，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立刻开展刑事案件侦查，即案涉银行卡内存款系被犯罪嫌疑人领取。此外，在上诉人无法举证证明被上诉人在事发期间及地点进行取款交易或被上诉人存在与他人串通而报假案，亦无法举证证明其付款合法性的情形下，可推定讼争款项并非被上诉人取走而系被他人使用伪卡取走，且被上诉人对账户内存款被他人取走是不知情的。因此，案涉银行卡在2016年3月11日至12日夜间发生的12笔取现系伪卡交易。（二）被上诉人3月25日发放工资，并于3月28日到工商银行查询，发现银行卡的存款异常后立即到上诉人处打印清单核实、要求调取监控录像核实被盗事实并报警，被上诉人事发后及时核实并报警已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和及时通知义务。（三）被上诉人除了将案涉银行卡密码告诉其配偶，上诉人及其配偶从未委托他人使用银行卡和密码。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存在银行卡密码保管不善的行为，以及资金被盗系因密码保管不善所造成。被上诉人在本案没有过错，作为夫妻关系，被上诉人将案涉银行卡密码告诉其配偶也是合情合理，即便因此存在过错，其过错程度非常小。（四）预留手机号码变更不是导致本案银行存款被盗刷的直接原因，实际上，导致本案银行被盗刷的根本原因是银行的安全保障系统不能识别伪卡。被上诉人在银行预留的138××××9820手机号其已在2012年停用，在银行预留的手机号码不记名，故停用不需要办理停机手续。从上诉人提交“个人开户业务申请书”证据来看，被上诉人预留手机号码只是作为余额变动提醒渠道，并未有涉及银行其他业务办理或变更的作用，不存在通过预留手机号码泄露银行卡账户或密码的可能性。同时，上诉人提交“短信历史记录”证据也证实银行在审核储户提供预留手机号码未尽实质审查义务，导致一个手机号码可以绑定不同的储户的银行卡，因此造成储户存款损失也应由银行来承担。本案中，预留手机号码变更，不是导致本案银行存款被盗刷的直接原因，实际上，导致本案银行被盗刷的根本原因是银行的安全保障系统不能识别伪卡。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上诉人基于对事实的否认来认定一审法院责任认定分配显失公允，根据案涉银行卡在2016年3月11日至12日夜间发生的12笔取现系伪卡交易的事实，上诉人未能尽到保护储户存款及交易安全义务，对案涉银行卡卡内存款被领取存在重大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以及责任认定分配完全正确。（二）本案是被上诉人追究上诉人在履行储蓄存款合同过程中的违约责任，与存款被盗的刑事案件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存款被盗的刑事案件是否定罪，不影响本案民事案件裁判结果，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没有直接的关系，民事责任不必等到相关刑事案件结案后才能确认，因此，本案应与存款被盗的刑事案件分开审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本案被上诉人要求追究的是上诉人在履行储蓄存款合同过程中的违约责任，与存款被盗的刑事案件不是同一法律关系。本案储蓄合同纠纷不涉及犯罪，也无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有经济犯罪嫌疑，存款被盗的刑事案件是否定罪，不影响本案民事案件裁判结果，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没有直接的关系，该民事责任不必等到相关刑事案件结案后才能确认；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银行储蓄卡密码被泄露导致存款被他人骗取引起的储蓄合同纠纷应否作为民事案件受理问题的批复》规定，因银行储蓄卡密码被泄露，他人伪造银行储蓄卡骗取存款人银行存款，存款人依其与银行订立的储蓄合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在本案被上诉人向法院提起诉讼立案之后，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没有向法院出具关于本案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函告，上诉人也无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有经济犯罪嫌疑，故本案无需适用以上司法解释中止审理。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杨世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工行集美支行立即支付杨世梅存款本金21253.5元及利息（从2016年3月11日计至还清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活期存款利率的标准计算）。2.判令工行集美支行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3月22日，杨世梅在工行集美支行处申办了一张尾号为5558的借记卡，该卡设置有密码，卡内存款为活期储蓄，杨世梅在申办该卡的同时开通了余额变动提醒功能，服务期限为1个月，到期自动展期，接受短信手机号码为138××××9820。2016年3月11日23时29分至2016年3月12日0时02分期间，该卡在天津市一ATM取款机连续发生取款交易12次，取款金额21100元，并产生手续费153.5元。
2016年3月28日，杨世梅到厦门市公安局集美分局侨英派出所报案，称其于2016年3月28日早上9时许到集美区工商银行查询，发现其名下尾号为5558的储蓄卡被盗领现金21100元。2016年3月29日，厦门市公安局集美集美分局立案受理杨世梅被诈骗一案，认为有犯罪事实发生，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立为刑事案件开展侦查，并向杨世梅出具《受案回执》和《立案告知书》。2016年6月12日，厦门市公安局集美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向杨世梅制作询问笔录一份，主要内容为：杨世梅在案涉银行卡发生讼争交易时有一段时间没有使用该银行卡，发生讼争交易时杨世梅并不知道，该银行卡在杨世梅开卡时办理了短信提醒并绑定了手机号，2012年杨世梅注销该手机号，没有向工商银行更换绑定的手机号，所以发生讼争交易时杨世梅并不知道，直到2016年3月25日杨世梅单位发放工资，3月28日杨世梅到柜员机查询才发现被他人领取了讼争款项。
2015年5月25日，案外人林某在工行集美支行处就其名下尾号为3036的银行卡办理工银e支付业务，绑定的手机号为138××××9820。
杨世梅在一审庭审中陈述，案涉银行卡的交易密码除了杨世梅本人知道外，其配偶黄某也知道。杨世梅为骏凯（厦门）制衣有限公司员工，骏凯（厦门）制衣有限公司于2016年4月20日出具《证明》，主要内容为，2016年3月1日至3月27日期间杨世梅在公司上班，没有缺勤或外出。杨世梅配偶黄某为厦门宝龙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员工，厦门宝龙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5月23日出具《证明》，主要内容为2016年3月1日至3月27日期间黄燕清在公司上班，没有缺勤或请假。杨世梅及黄某租住在厦门市集美区霞梧里109号，并办理暂住证，该地址房东徐宝差于2016年6月2日出具《证明》一份，主要内容为：2016年3月11日至3月12日徐某收房租时有看到黄某在家。杨世梅在一审庭审中还陈述，杨世梅工资每月25日发放。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储户储蓄卡内存款被领取而引起的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杨世梅通过在工行集美支行处开立尾号为5558的储蓄卡，与工行集美支行形成了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该储蓄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在储蓄合同项下，工行集美支行作为面向社会公众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金融机构既有妥善保管储户存款的合同义务，亦有不断完善自身管理体系防范不法分子侵害的企业发展需求。工行集美支行虽辩称杨世梅有办理余额变动通知短信，且杨世梅在2016年3月11日讼争交易发生后，3月29日才向公安机关报案，杨世梅未尽到谨慎义务存在过错。但根据工行集美支行提供的工行e支付服务业务申请确认书及凭证以及手机号为138××××9820的短信历史明细，手机号为138××××9820的机主应为案外人林某，即工行集美支行不能证明案涉银行卡发生讼争交易时的余额变动通知短信有通知到杨世梅，且根据杨世梅提供的杨世梅及其配偶公司《证明》、房东《证明》，以及杨世梅在3月25日发放工资后于3月28日才到工商银行查询存款，结合讼争交易发生于天津市ATM取款机的事实，从以上时空距离判断，可以推定杨世梅及其配偶难以使用案涉银行卡往返两地操作。本案讼争交易发生后，杨世梅向厦门市公安局集美分局报案，厦门市公安局集美分局立案受理杨世梅被诈骗一案，且认为有犯罪事实发生，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立为刑事案件开展侦查，即杨世梅银行卡内存款系被犯罪嫌疑人领取。综上，本案工行集美支行未能举证证明杨世梅银行卡内存款被合法正当提取，杨世梅银行卡内存款被领取的主要原因在于工行集美支行未能尽到保护储户存款及交易安全的义务，对杨世梅银行卡内存款被领取存在重大过错，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杨世梅的银行卡密码系由杨世梅自行设定，其亦负有妥善保管银行卡及密码等账户信息的义务，其将银行卡密码告知其配偶，扩大了银行账户信息被泄露的可能性，且杨世梅作为银行卡持卡人，在其更换绑定的余额变动短信提醒手机时未及时向工行集美支行通知，卡内存款被领取后又未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杨世梅未能对其银行账户信息及密码尽妥善保管义务，对于其银行卡内存款被领取存在一定的过错，亦应对由此造成的损失自负相应的责任。
综上所述，综合考虑本案具体情况，对于杨世梅的损失21253.50元，工行集美支行应承担90%（即19128.15元）的责任，杨世梅自行承担10%的责任。因杨世梅银行卡内存款为活期储蓄，对杨世梅诉请要求按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利息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工行集美支行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杨世梅损失19128.15元及利息（利息以19128.15元为计算基数，自2016年3月1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基准利率计至本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二、驳回杨世梅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331元，减半收取166元，由工行集美支行负担150元，由杨世梅负担16元。
经审理查明，双方对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认为，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对其主张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应当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被上诉人杨世梅一审中提交的借记卡、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报警回执、《受案回执》、《立案告知书》、及三份《证明》、公司打卡记录及工行集美支行一审中提供的工行e支付服务业务申请确认书及凭证以及手机号为138××××9820的短信历史明细等证据，可以形成完整证据链证明如下事实：1.被上诉人杨世梅及其配偶在案涉银行卡于天津发生讼争取款行为时仍在厦门，讼争取款行为在时空上不存在由杨世梅或其配偶作出的可能；2、杨世梅在讼争交易发生时已非其在上诉人处留存用于收取余额变动通知短信的上述手机号码机主，无法表明杨世梅在讼争交易发生时即已知晓相关交易的事实。3、杨世梅在3月28日到银行办理查询时发现其银行卡余额发生意外变动后即持该银行卡到公安机关报案，并由公安机关对此进行立案侦查。上诉人工行集美支行主张，讼争取款卡片可能为真卡、被上诉人与盗刷人可能存在关联、可能存在恶意泄露卡片信息和密码等情形，则均为其单方作出的可能性分析，在其未能提供应证据支持上述主张的情况下，上述分析没有相应的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一审法院根据双方举证情况认定被上诉人杨世梅及其配偶在案涉银行卡于天津发生讼争取款行为时，并未离开厦门，并据此认定被上诉人杨世梅及其配偶难以使用案涉银行卡往返两地操作，并无不当。上诉人工行集美支行主张上述证据无法排除杨世梅及其配偶往返两地操作、无法排除银行卡在此期间离开杨世梅到天津进行取款等情形，亦仅为其单方提出的可能性分析，在其未能就此提供反证以支持其主张的情况下，本院对其这一主张不予采纳。同时，一审法院根据工行集美支行提供的工行e支付服务业务申请确认书及凭证以及手机号为138××××9820的短信历史明细表明，杨世梅在该行办理案涉银行卡时留存的收取余额变动短信的手机号138××××9820在发生讼争交易时的机主应为案外人林丽萍，并据此认定工行集美支行不能证明案涉银行卡发生讼争交易时的余额变动通知短信有通知到杨世梅，具有相应的事实依据和基础，并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工行集美支行上诉所提出的主张，仅是其单方所做可能性分析，被上诉人杨世梅除放弃使用留存于工行集美支行、用于收取余额变动短信通知的手机号码而未及时通知工行集美支行进行变更外，并无其他事实或证据证明其对本案讼争取款交易的发生存在故意、过错或者其他足以免除、减轻工行集美支行依照储蓄合同维护储户存款安全的责任和义务的情形。一审法院依据双方举证情形认定相关事实并依据双方的过错程度作出责任分担，符合民事诉讼中的证据优势原则，并无不当。上诉人工行集美支行要求驳回杨世梅诉讼请求的主张，没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案被上诉人杨世梅虽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相关刑事案件也尚处于侦查阶段，但本案双方有关储蓄合同的相关事实及权利义务已足以查明并作出认定，故本院对上诉人工行集美支行关于本案应当中止审理的主张亦不予采纳。上诉人工行集美支行的上诉请求，因没有相应的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工行集美支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331元，由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集美支行承担。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叶炳坤
审 判 员 王 池
审 判 员 胡 欣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代书记员 陆 颖
附：本判决适用的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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