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0）浙商初字第1号
原告：浙江五矿华星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中山北路310号。
法定代表人：任海津，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曙华，浙ＸＸ浙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廉熙，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华莹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华达大楼三楼。
法定代表人：汤国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徐邦炜，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郑礼辉，浙江铁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湖州华达化学工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长兴县和平镇华达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戴金平，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徐邦炜，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郑礼辉，浙江铁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长兴华达和平宾馆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长兴县和平镇和兴小区。
法定代表人：汤国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徐邦炜，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郑礼辉，浙江铁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华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华兴路。
法定代表人：汤国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徐邦炜，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郑礼辉，浙江铁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瑞达莹石经营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华兴路。
法定代表人：张惠娣，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徐邦炜，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郑礼辉，浙江铁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驻马店市华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驻马店市白桥路中段。
法定代表人：汤国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徐邦炜，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郑礼辉，浙江铁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杭州百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大桥北路71号。
法定代表人：江兵，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涂建葵，福建世礼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赵德铭，上海昊理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长兴华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长兴县和平镇和兴小区1幢。
法定代表人：汤虹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徐邦炜，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郑礼辉，浙江铁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汤国华，男，1967年2月11日出生，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张堰村2组。
委托代理人：徐邦炜，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郑礼辉，浙江铁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惠娣，女，1965年3月10日出生，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张堰村2组。
委托代理人：徐邦炜，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郑礼辉，浙江铁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浙江五矿华星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公司）诉被告杭州华莹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莹公司）、湖州华达化学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州华达）、长兴华达和平宾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兴华达）、杭州华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华达）、杭州瑞达莹石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达公司）、驻马店市华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驻马店华达）、杭州百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达公司）、长兴华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辰公司）、汤国华、张惠娣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0年3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翁暨伟担任审判长，审判员黄梅、范启其参加评议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2010年5月15日，华莹公司、湖州华达、长兴华达、杭州华达、瑞达公司、驻马店华达、汤国华等七被告对本案管辖权及人民法院主管提出异议并不服本院2010年6月13日作出的本院有管辖权的裁定而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后，最高人民法院因上诉人申请撤回上诉，于2010年9月15日裁定本院有管辖权。2010年10月12日，当事人书面申请庭外和解。2011年8月5日，被告华莹公司和湖州华达申请审计鉴定，2011年9月8日，华莹公司和湖州华达放弃选择审计机构并书面表示不同意审计。本案先后于2011年8月16日、10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五矿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海津、委托代理人陈曙华、黄廉熙，被告华莹公司、湖州华达、长兴华达、杭州华达、瑞达公司、驻马店华达、华辰公司、汤国华、张惠娣等九被告委托代理人徐邦炜、郑礼辉，被告百达公司委托代理人涂建葵、赵德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五矿公司诉称：2004年起湖州华达、2005年起华莹公司委托原告为其代理进口或采购国内化工原料用于生产和经营，各方约定华莹公司和湖州华达在原告对外付款日前2天将货款及相应的费用支付给原告。为保证原告利益，其他各被告为华莹公司和湖州华达向原告提供担保。2004年7月1日，原告与湖州华达、长兴华达、杭州华达、瑞达公司签订了《风险担保合同》，约定：长兴华达、杭州华达、瑞达公司对湖州华达应向原告支付的“代理进口协议项下的所有货款、相关费用及利息自愿承担担保责任。”2005年10月1日，原告与华莹公司、长兴华达、杭州华达、瑞达公司、湖州华达签订《担保合同》，约定长兴华达、杭州华达、瑞达公司对华莹公司“在与甲方（原告）的代理协议项下的债务，向甲方提供担保。”2007年8月7日，杭州华达向原告提供了华达法律事务所见证过的法律文件一套，该套文件包括《代理进口及国内贸易协议》、《担保函》及相关的附件，《担保函》载明杭州华达将其在百达公司中40%的股权做了质押，百达公司在前述担保函中盖章同意质押，同时一并提供了担保。2008年1月1日，原告与湖州华达、华莹公司签订了一份《代理进口及国内贸易协议》，进一步明确约定：“委托方（湖州华达、华莹公司）在对外付款日前2天将货款及相应的费用付给代理方（原告）”。同日，原告与湖州华达、华莹公司、长兴华达、杭州华达、瑞达公司签订了编号为GBS08544001A号《担保合同》，进一步明确了担保人的担保范围是“自2008年1月1日起至2010年1月1日止签订的代理进口协议、国内贸易合同项下的所有货款、相关费用和利息，及代理进口协议、国内贸易合同约定的乙方（湖州华达）和丙方（华莹公司）支付的违约金或违约赔偿金”。2008年10月9日，原告与驻马店华达签订了两份《担保协议》，约定驻马店华达也就此业务向原告提供实物担保。2008年10月29日，驻马店华达向原告出具《承诺书》，承诺：如根据编号为GSB08544001B（GSB08544001C）的担保协议我司需要承担担保责任，则浙江五矿华星进出口有限公司有权以无底价公开拍卖的方式处理我司提供的担保房屋，拍卖所得款项浙江五矿华星进出口有限公司有优先受偿的权利。2008年10月9日，原告与湖州华达、华莹公司、长兴华达、杭州华达、瑞达公司、驻马店华达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对业务的范围及担保范围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乙方（湖州华达）、丙方（华莹公司）与甲方（原告）的业务范围还包括但不限于：代理进口协议项下货物的转口贸易、未经进口报关以人民币价格预售给第三方、进口报关后销售给第三方，国内贸易协议项下货物销售给第三方以及其他与代理进口协议、国内贸易协议项下货物有关的所有业务。”2008年11月17日，汤国华、张惠娣向原告提供了《担保函》，就原告与湖州华达、华莹公司之间的业务向原告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在该份担保函中，该两被告还明确其拥有华辰公司，决定华辰公司一并向原告提供担保。在协议履行过程中，湖州华达及华莹公司逐渐未能在原告对外支付前将应付的款项足额地支付给原告。截止2009年8月31日，三方经财务核对：华莹公司确认已入账（含已到承付期国内国外信用证、远期银行承兑汇票及未到承付期国内信用证、远期银行承兑汇票，和已实际支付的费用）应支付给原告的货款、费用、利息等总计人民币264,688,564.92元；湖州华达确认已入账（含已到承付期国内国外信用证、远期银行承兑汇票及未到承付期国内信用证、远期银行承兑汇票，和已实际支付的费用）应支付给原告的货款、费用、利息等总计人民币21,632,027.58元。在2009年8月31日财务核帐的基础上，三方又在2010年2月1日组织了人员对截止2009年8月31日未入账债务和之后新增业务项下的债务进行了账务核对。鉴于原告与本案华莹公司、湖州华达之间诉争的代理进口业务及国内贸易业务数量众多、债务数额巨大，原告特委托中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华莹公司、湖州华达应承担的在核账时财务账上未反映债务及2009年8月31日后新增业务项下债务余额进行核查。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核查后认定，截止2010年4月7日，原告对华莹公司的应收债权余额为266,257,679.96元，对湖州华达的应收债权余额为187,389,742.73元。由于湖州华达、华莹公司不能支付其所欠已到支付期款项，其他被告也不愿意承担还款责任，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支付其所欠的所有业务项下的货款、费用、利息等。请求：1、华莹公司支付原告货款、费用、利息等总计人民币266,257,679.96元（利息暂计算至2010年4月7日，以后以年利率12%计息）；2、湖州华达支付原告货款、费用、利息等总计人民币187,389,742.73元（利息暂计算至2010年4月7日，以后以年利率12%计息）；3、各被告支付原告律师费人民币400万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5、长兴华达、杭州华达、瑞达公司、驻马店华达、百达公司、华辰公司、汤国华、张惠娣对以上款项承担连带付款责任。
被告华莹公司、湖州华达辩称：一、五矿公司与华莹公司、湖州华达的进口代理交易、转口贸易持续至今，双方从未对交易进行全面系统的审核对账。在启动全面审核对账程序之前根本无法判定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五矿公司片面主张其中部分交易的应收款项没有依据。1、五矿公司与湖州华达、华莹公司之间并非单纯的代理进口及开证关系，而是分别从2003年及2005年开始与湖州华达、华莹公司建立代理进口及贸易关系，委托五矿公司代理进口化工原料用于生产、经营及贸易，同时也与五矿公司之间直接进行转口贸易。三方的交易持续至今，其间发生数百笔交易，涉及金额人民币数十亿元，贸易模式十分复杂。2、在如此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模式下，囿于成本及条件所限，三方有限的财务及业务人员无法单独结算每笔交易项下发生的多笔货款（每一批货物可能多次买卖或分部分买卖的情况）、代理费用、代垫税金及其它款项，多采用连同几笔款项一次性结算或收入支出相抵的方式记账，正因如此，各方之间务必全面对账，方可确认具体付款情况，无法采用在单独每笔交易下一一记账的方式进行操作。3、根据本案其它被告作为担保人出具的担保函内容也可以说明：担保人提供担保的内容是在一定时段（例如2008年1月1日至2010年1月1日）签订的代理进口协议、国内贸易合同项下的所有货款、相关费用和利息等等。以上约定足以说明，双方的交易是持续发生的，五矿公司即使有依据对华莹公司或湖州华达主张权利，也只能是双方将一定时段之内签订的全部代理进口协议、国内贸易协议结算清楚之后，才可以据此向华莹公司或湖州华达及其它担保人一并主张权利。4、根据答辩人内部审计发现，五矿公司在与华莹公司或湖州华达进行贸易的过程中，就同一笔货物存在重复开具发票而向答辩人二次记收款项的情况、记收华莹公司或湖州华达款项却无库存商品入库的情况及向华莹公司或湖州华达记收超出正常范围高额运费及代理费的情况。5、即使是五矿公司提供的所谓“核帐单”内容也是错漏百出，不能作为确认各方债权债务的凭据。6、在本案如此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背景之下，在三方的全部协议尚未履行完毕或各方的合同没有解除的情况下，在五矿公司交易中的种种不诚信行为正在被逐步披露的背景下，任何一方均不具备针对部分交易的初步对账向其它各方索偿的条件。即使一方决定停止双方之间的合作关系，也只有待全面审核对账之后，才有权利和依据向实际负有债务的一方主张权利。二、即使在五矿公司主张权利的部分交易中，亦存华莹公司及湖州华达虽然在财务上暂时记账，但尚未获得合同项下货物的情况，因此五矿公司无权依据财务上的临时记账主张权利。退一万步讲，五矿公司提供的“核帐单”中列举出的仅是三方于2009年发生的部分交易及2008年的个别交易。在这些列举的交易中所注明的“余额”最多只能认为是财务上对交易模式完成后扣除相关成本费用后双方结算余额的预估，财务人员不可能顾及单笔交易项下货物的归属。该“核帐单”也显示只有三方的财务人员签字，三方业务人员、法定代表人没有签字。该等“核帐单”只是在为各方将来的全面审核对账做准备的一份初步文件，之后尚需清点库存及业务人员核对，完全也不可能是华莹公司及湖州华达单独向五矿公司出具的债务确认书。另一方面，财务上的个别核帐并未反映出货物的归属和实际控制情况。既然五矿公司向华莹公司及湖州华达主张货款，其理应将其中的货物交由二答辩人实际控制后方可为之。相应的，在本案中，五矿公司负有举证证明其已实际履行该等交付的举证义务。三、根据五矿公司现有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各方对截止2009年8月31日的已入账金额进行了“结算”，五矿公司也没有证据证明2009年9月1日至2010年4月7日期间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1、五矿公司提供的“核帐单”并未反映出各方是对截至09年8月31日的全部交易进行了结算，而仅仅只能说明各方对09年的部分交易及08年的个别交易进行了财务上形式上的对账，这仅仅是三方逐步全面审核对账的第一步。首先，各方在09年尚有多笔其它交易，有的至今尚未履行完毕，之前的多笔交易也没有结算完毕，谈何“截至”及“全部交易”？其次，核账单本身错误百出；第三，根据答辩人提交的证据8，在核账单所述的GBI09544029，GBI09544031，GBI09544035，GBI09544039等合同项下，答辩人已实际付款，“核账单”中记载的数据没有依据；第四，《核账单》与五矿公司之后提交的证据90《2009年12月31日应收账款明细表》等以及证据91中汇会咨［2011］2249号《注册会计师执行商定程序的报告》（简称“《2249号会计报告》”）相矛盾。《核帐单》上约一半的票据/合同号（譬如GBI09544001-039）没有再出现在《2009年12月31日应收账款明细表》和《2249号会计报告》主张的债权中，《2009年12月31日应收账款明细表》和《2249号会计报告》恰好证明原告现已自认这些单交易项下的债务子虚乌有；另外，就同一票据号，《核帐单》主张的欠款余额与《2009年12月31日应收账款明细表》和《2249号会计报告》中主张的欠款金额中完全不同，例如就票据GBI09544031，《2009年12月31日应收账款明细表》和《2249号会计报告》中主张的欠款余额超过《核帐单》，而就票据GBI09544035，《2009年12月31日应收账款明细表》和《2249号会计报告》中主张的欠款余额明显少于《核帐单》，内容发生重大变化，《核帐单》确认的金额已经被原告全盘否定。2、五矿公司提供的证据十一“业务明细表”上只反映出各方对是否发生了相关交易进行了初步核对，华莹公司的个别工作人员同时注明自己的签字不具备效力，要以其领导核对为准，其它各方没有签字，文件也没有加盖任何一方公章，对具体债权债务双方根本没有进行核对。3、五矿公司提供的证据十四之中汇会计《注册会计师执行商定程序的报告》并不能真实反映双方在2009年9月1日至2010年4月7日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商定程序是注册会计师对特定财务数据、单一财务报表或整套财务报表等财务信息执行与特定主体商定的程序，不具有审计性质，其中该报告载有“上述报告内容系执行了与贵公司商定的程序而得出的结果。如果执行商定程序以外的程序、或执行审计或审阅，我们可能得出其他应报告的结果”等表述，说明该份《报告》不同于审计、审阅等鉴证业务，会计师在执行商定程序时不具有独立性，因此注册会计师执行商定程序业务时仅报告执行的商定程序及其结果，并不提出鉴证结论，会计师并不保证该份《报告》的真实性。该《报告》的所有附表的“编制单位”（见表格左上方）均为原告一方，由此可见该附表亦系原告单方编制的，这进一步印证了原告提出的债权债务没有依据，而该份《报告》的附表4并未全面、如实记载2009年9月1日以后，华莹公司、湖州华达向五矿公司支付款项情况，至少遗漏了答辩人证据10中所列附表1中的付款，合计人民币133,475,000.00元。4、根据五矿公司2009年的审计报告显示，截至2009年12月31日，五矿公司的全部应收账款仅为3.5亿元人民币，与其声称仅被告就欠付其4.5亿元的事实严重不符。四、五矿公司所诉的部分货款系转口贸易项下，但事实上五矿公司所谓“转口贸易”系其自营贸易，答辩人无须承担付款责任。五、五矿公司单方面伪造部分担保事实，证明其早已开始为本案恶意诉讼进行准备。请求驳回原告五矿公司的诉讼请求。
长兴华达、杭州华达、瑞达公司、汤国华、张惠娣辩称：一、答辩人对主债务人华莹公司、湖州华达与五矿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不予认可。五矿公司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二、根据五矿公司提供的相关证据材料，答辩人的担保范围为“代理进口协议、国内贸易合同项下的所有货款、相关费用和利息，及代理进口协议、国内贸易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或违约赔偿金”，但五矿公司主张的若干款项均无提供实际的交易基础文件（如提单、进口报关单、增值税发票等），无法证明交易的实际发生，该等款项不在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之列。此外，五矿公司提举的部分交易应视为其自营业务，不应属于答辩人担保范围。请求驳回原告五矿公司诉请。
被告华辰公司辩称：一、答辩人并未向五矿公司提供担保。汤国华、张慧娣于2008年11月17日签署《担保函》时“资产情况说明”一栏是空白的，“资产情况说明”的内容系属五矿公司恶意伪造。二、答辩人对主债务人华莹公司、湖州华达与五矿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不予认可。五矿公司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三、根据五矿公司提供的相关证据材料，答辩人的担保范围为“代理进口协议、国内贸易合同项下的所有货款、相关费用和利息，及代理进口协议、国内贸易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或违约赔偿金”，但五矿公司主张的若干款项均无提供实际的交易基础文件（如提单、进口报关单、增值税发票等），无法证明交易的实际发生，该等款项不在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之列。此外，五矿公司提举的部分交易应视为其自营业务，不应属于答辩人担保范围。请求驳回原告五矿公司诉请。
被告驻马店华达辩称：一、答辩人对主债务人华莹公司、湖州华达与五矿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不予认可。二、根据五矿公司提供的相关证据材料，答辩人的担保范围为“代理进口协议、国内贸易合同项下的所有货款、相关费用和利息，及代理进口协议、国内贸易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或违约赔偿金”，但五矿公司主张的若干款项均无提供实际的交易基础文件（如提单、进口报关单、增值税发票等），无法证明交易的实际发生，该等款项不在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之列。此外，五矿公司提举的部分交易应视为其自营业务，不应属于答辩人担保范围。三、答辩人和五矿公司之间签订的GBS08544001B及GBS08544001C《担保协议》约定答辩人将驻马店市华达西湖城市花园房屋出售给五矿公司，以售房款向五矿公司提供质押。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上述约定不符合法律关于金钱动产质押的规定，且双方未办理质押交付手续，因此上述担保行为未生效。四、《承诺书》称答辩人向五矿公司提供了房屋抵押担保，与《担保协议》不符，《承诺书》没有效力。《承诺书》提到：“我司与贵司签订的编号为GSB08544001B的《担保协议》中我司提供了驻马店华达西湖城市花园房屋作为实物担保…”，事实上《担保协议》中约定的担保物和担保形式并非就西湖城市花园房屋提供不动产抵押担保，而是金钱质押，因此，《承诺书》的表述与事实不符，《承诺书》没有效力。退一步讲，即使《承诺书》中的表述确认了答辩人提供的是房屋抵押担保，但是答辩人就西湖城市花园房屋并没有办理任何的抵押物登记手续，因此即使是抵押担保，抵押行为也没有生效。答辩人无须就此承担担保责任。请求驳回原告五矿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告百达公司辩称：一、印章及手写文字问题。百达公司对于2007年8月7日华达房地产公司出具的担保函（简称“质押函”）上所出现的答辩人的印章，不予认可，该印章对于百达公司无约束力。1、百达公司并无该盖章记录，百达公司也从未授权任何人在该函上盖章。即使果真有人使用百达公司的公章加盖于“质押函”，也是属于盗用公章，这不是百达的真实意思表示。2、质押函上手写文字“同意质押并为杭州华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担保”（简称“担保文字”），不是百达公司的人员书写的，亦非百达公司授权的人或其他有权代表百达公司的人所书写的。该担保文字不是百达公司的意思表示。3、答辩人已经申请对百达公司印章的真实性以及印章上加注文字与公章印迹形成的先后顺序做出司法鉴定。如该公章并非百达公司的公章，或者系先盖章后加注担保文字，则该担保文字与百达无任何关系。4、原告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获得盖有貌似百达公司印章的质押函:(1)原告不是从百达公司处取得盖有貌似百达印章的华达房地产质押函；(2)原告也没有就此与百达公司的法人代表或者经营管理人或者其他授权人进行任何沟通或者联系；(3)原告更没有向百达公司提供质押函以及2007年8月7日《代理化工进口及国内贸易协议》（“2007年协议”）；(4)原告进行见证本身以及有关见证文件，清楚地表明原告在当时完全明知签署这些有关文件以及盖章必须有授权手续，但是却唯独不要求百达公司的代表在场、签字，原告不是善意的相对人。5、即使质押函中的担保文字对百达公司有约束力，根据具体的语境与当时的交易条件，该担保文字不可能构成担保法意义上的担保：（1）该质押函上的手写文字位于打印文字“质押股权的确认意见”之下。（2）质押函所载“为华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担保”的担保文字，不可能理解为在任何担保法意义上为债务人提供的任何担保，因为杭州华达在该质押函所对应的2007年协议中的地位是质押人而已，不是主债务人。既然杭州华达不是2007年协议的主债务人，而在质押函上的担保文字又为杭州华达担保，只能根据上下文探究其意思表示的内在真义，这就必须看杭州华达在质押函上说了些什么。如上所述，该质押函上杭州华达对于其在百达公司的股权情况与价值进行了介绍，对此，担保文字为该情况介绍在当时的真实性进行了担保，这才是事实的真相。如理解为是对质押行为的担保则不合常理。（3）既然《担保法》意义上的担保并不存在，那末就不应超越法律而强加给百达公司法律规定之外的义务。（4）即使谈及所谓理论学说，学理上亦只见“再保证”一说，从来没有什么理论学说谈及对于质押的再保证。二、主合同的确定。1、本案原告承认其“自始至终”主张的债权均系履行2008年1月1日《代理进口及国内贸易协议》项下的有关交易而产生的。2、既然本案原告主张的全部债权均基于2008主协议，2007年协议与2008年贸易协议的当事人相同,但是又是相互独立的协议。3、2007年协议规定的交易范围，仅限于湖州华达及华莹公司委托原告“代理进口化工原料”或委托原告“以承兑汇票方式采购国内化工原料”，这些均限于委托关系。因此，如果发生“转口贸易”、“以国内信用证方式采购国内化工原料”、“未经进口报关以人民币价格预售给第三方”、湖州华达及华莹公司与原告间直接的买卖交易、非贸易交易、自营贸易或者其他交易，均与2007年协议无关，也必然与2007年协议项下的任何担保（如有）无关。4、质押函担保的2007年协议项下债权范围仅限于2007年协议项下的交易范围内原告代理的各类业务中所产生的货款。5、原告没有证明有关债务的性质为货款，亦没有证明每单业务项下确实发生拖欠的货款。三、主债务人。本案中，百达公司从未为华莹公司及湖州华达进行任何担保，更谈不上为其债务承担连带付款责任。四、主债务是否实际发生。1、原告提供的证明其与湖州华达、华莹公司具体交易的文件没有真实性，货物贸易也没有真实性。2、即使其他被告承认湖州华达与华莹公司欠原告债务，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货款债务发生，百达公司作为第三方，不认可有关债务实际发生。3、在原告以及湖州华达与华莹公司提供的证据中，已经显示存在非贸易债务的情况。4、百达公司不认可所谓的滚动付款，也不认可没有充分的客观的证据支持的债务。五、原告不当行为所造成的损失。1、对于转口、转售给国内第三方的所有交易，即使真实存在，原告的损失也是长期一直没有依约向下一家主张先付款后交货的权利而造成的；如果对于转口或者转售存在湖州华达与华莹公司的真实指令，这些损失也是违反指令造成，原告对于自身故意或者违反指令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失，杭州华达作为质押人没有任何责任,进而如存在为杭州华达提供担保的担保人也对此没有任何责任。2、原告在其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交的管辖权异议答辩状中承认湖州华达与华莹公司长期违约，但是原告仍继续与之交易，并且长期不主张有关合同权利，担保人应免责。3、这种行为如果属于原告与湖州华达与华莹公司的同谋，则构成损害第三方担保人的利益，有关原告与湖州华达与华莹公司间的协议当属无效，任何担保人无担保责任。六、质押担保合同关系的效力问题。1、杭州华达质押在当时根本就没有进行法定登记，更没有进行登记的意思表示。2、不登记的质押，质押合同一直未生效。七、再担保的效力问题。1、如果本案“担保文字”被认定为再担保，百达公司也只是对杭州华达质押担保的再担保，再担保所针对的担保人是质押人杭州华达。2、百达公司的所谓再担保，即使是再担保的主合同质押合同有效,亦由于未经百达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通过而无效。3、原告提供的《见证书》显示，原告与湖州华达与华莹公司在办理见证手续时，已经知道百达公司的公司章程。4、原告与湖州华达与华莹公司明知质押需通过股东会决议的规定，仍双双拒不通知百达公司的经营管理人员，索要股东会决议，导致百达公司长期不知所谓质押与“担保文字”存在。5、质押合同未生效故再担保合同亦未生效,百达因无过错而不承担任何责任,更谈不上承担再担保责任。八、若认定再担保存在,保证期间和诉讼时效问题。1、即使质押合同有效，原告如追究质押函项下质押人杭州华达的质押责任进而再追究为杭州华达提供所谓再担保的百达公司的责任，因保证期间已经经过，百达亦不承担任何保证责任。2、即使质押合同有效而杭州华达房地产在违约，原告对于杭州华达（主债）的索赔时效已过。百达公司即使作为质押人的再担保人，也没有担保责任。请求驳回原告对百达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在一审举证期限内，原告五矿公司公司提供以下证据：证据一，GBS04544-005号《风险担保合同》。证明目的：2004年7月1日起，和平宾馆、华达房产、瑞达莹石对湖州华达应向原告支付的代理进口协议项下的所有货款、相关费用、利息及违约责任承担担保责任。证据二，GBS05544001A《担保合同》。证明目的：2005年10月1日起，和平宾馆、华达房产、瑞达莹石对华莹公司在其与原告签订代理进口协议项下的所有货款、相关费用、利息、违约金或违约赔偿金提供担保。证据三，杭州华达出具的《担保函》。证明目的：1、华达房产承诺将其持有的百达公司40%的股权作为对湖州华达、华莹公司在委托原告代理进口及国内贸易业务中的债务提供质押担保；2、百达公司同意华达房产的上述股权质押，同时一并提供担保。证据四，2008.1.1《代理进口及国内贸易协议》。证明目的：原告与湖州华达、华莹公司存在代理进口化工原料及采购国内化工原料的委托代理关系。证据五，GBS08544001A号《担保合同》。证明目的：原告与湖州华达、华莹公司及担保方和平宾馆、华达房产、瑞达莹石进一步明确担保方的担保范围包括委托方在2008年1月1日起至2010年1月1日止与原告签订的代理进口协议、国内贸易合同项下的所有货款、国内贸易合同项下的所有货款、相关费用、利息及违约金、违约赔偿金等。证据六，GSB08544001B、GSB08544001C《担保协议》两份；证据七，2008.10.29驻马店华达出具的《承诺书》两份，GSB08544001B、GSB08544001C《担保协议》两份及2008.10.29驻马店华达出具的《承诺书》两份。以上两份证据的证明目的：驻马店华达为委托方湖州华达、华莹公司在2008年1月1日至2010年1月1日期间在主合同项下与原告签订的代理进口协议、国内贸易合同中的债务向原告提供担保。证据八，GBS08544001D《补充协议》。证明目的：2008年10月9日原告与委托方湖州华达、华莹公司及担保方和平宾馆、华达房产、瑞达莹石、驻马店华达就委托业务范围及担保范围进一步明确说明为“包括但不限于：代理进口协议项下货物的转口贸易、未经进口报关以人民币价格预售给第三方、进口报关后销售给第三方，国内贸易协议项下货物销售给第三方及其他与代理进口协议、国内贸易协议项下货物有关的所有业务。”证据九，2008.11.17汤国华、张惠娣出具的《担保函》及长兴华辰工商登记情况。证明目的：2008年11月17日，汤国华、张惠娣为湖州华达、华莹公司在其与原告签订的《代理进口及国内贸易协议》及其项下的单笔业务合同、补充协议和附件中的债务向原告提供连带保证担保。同时，华辰公司一并向原告提供担保。证据十，2009.9.18华莹公司与原告签署的《核账单》及2009.9.18湖州华达与原告签署的《核账单》。证明目的：1、华莹公司确认截止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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