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5）粤高法刑二终字第136号
原公诉机关广东省珠海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袁汉生，男，因本案于2012年2月22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3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珠海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蒙日伟，广东亚太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唐以明，广东埔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劳玉崧，男，因本案于2012年2月22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3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珠海市第一看守所。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黄天宝，男，因本案于2012年2月22日被羁押并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3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珠海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袁大聪，广东亚太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袁天保，男，因本案于2012年2月22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3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珠海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李文剑、马强，均为广东广大（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黄武烈，男，因本案于2012年2月22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3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珠海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夏红玲，广东莱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黄锦全，因本案于2012年2月22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3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珠海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梁海涛、唐健霆，广东莱特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陈某，男，因本案于2012年2月22日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31日被逮捕。现已被取保候审。
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广东省珠海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袁汉生、劳玉崧、黄天宝、黄武烈、袁天保、黄锦全、陈某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一案，于2015年1月27日作出（2014）珠中法刑二重字第1号刑事判决：（一）被告人袁汉生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五百万元。（二）被告人劳玉崧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五百万元。（三）被告人黄天宝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十万元。（四）被告人袁天保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万元。（五）被告人黄武烈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五万元。（六）被告人黄锦全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七）被告人陈某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八）扣押的走私货物相机等摄影器材及配件一批、广州市越秀区大沙头四马路海印花园B栋1102房查获的人民币14万元、冻结的被告人袁汉生浦发行6225161000012910账户231，896.27元、交行6222600710000417628账户124，001.8元、被告人劳玉崧广州农村商业银行大龙支行62×××59账户317.51元、621522100002097152账户116.11元、张某乙广州农村商业银行大龙支行62×××93账户人民币50，191.21元、港币9010.16元、011102010101681867账户200，033.15元予以没收。扣押被告人劳玉崧的人民币168，500元、港币1680元充抵财产刑。宣判后，原审被告人袁汉生、劳玉崧、黄天宝、黄武烈、袁天保、黄锦全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经阅卷，提审上诉人，听取辩护人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以不开庭方式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
被告人袁汉生长期在广州经营相机等摄影器材生意。2010年4月，被告人袁汉生与劳玉崧商议走私相机等摄影器材事宜，由袁汉生向香港供货商订货后交由劳玉崧走私进境，在广州交货给袁汉生，袁汉生按摄影器材的型号、数量支付报酬。被告人劳玉崧在香港雇请运通达运输公司接收、分拆、重新包装香港供货商交送的被告人袁汉生订购的摄影器材等货物，配件、包装盒由运通达运输公司通过快递公司邮寄至广州番禺给劳玉崧，主机由运通达运输公司交香港大昌船务公司运送至澳门。
被告人劳玉崧与澳门人徐勤（另案处理）商定，由徐勤负责在澳门接收香港运来的相机等货物并经珠海偷运进境，按运送货物的箱数支付报酬。徐勤安排“肥妹”在澳门负责报关接收货物并运至彩虹苑附近商铺，雇请被告人黄天宝联系粤澳直通车司机将货物偷运进境并与司机交接货物。被告人黄天宝与黄锦全商定利用黄锦全驾车进境的机会偷运货物，黄天宝代徐勤向黄锦全支付报酬。每次运货时，被告人黄天宝到彩虹苑附近“肥妹”的商铺取货，在澳门交给被告人黄锦全，黄锦全将货物藏匿在粤Z×××××澳旅游中巴或粤Z×××××澳旅游大巴中，经珠海拱北口岸偷运进境。为了将货物从珠海运至广州番禺交给被告人劳玉崧，被告人黄天宝根据劳玉崧的要求联系了司机黄某甲（已不起诉），由黄某甲驾驶粤T×××××车在珠海接收被告人黄锦全偷运进境的货物，并转运至广州市番禺××××镇交给劳玉崧或劳玉崧雇请的张某甲，由劳玉崧向黄某甲支付报酬。被告人劳玉崧在广州市番禺区石碁镇租用新兴路南围2巷22号、前丰南路15号之2用于暂时存放走私货物，之后联系被告人袁汉生所雇请的被告人黄武烈驾驶粤A×××××车接收货物。期间，被告人劳玉崧替被告人袁汉生租用了广州市番禺区石碁镇文边村文山南约上街16巷7号隔壁仓库（以下简称番禺仓库），由劳玉崧将走私货物直接运送至该仓库。被告人袁汉生安排被告人黄武烈等人在该仓库接收货物并清点、整理、包装。
2011年10月，由于徐勤与“肥妹”等人发生矛盾，被告人劳玉崧不与徐勤合作而改与被告人黄天宝合作，由被告人黄天宝负责在澳门接收货物并偷运进境，按运送货物的箱数支付报酬。被告人劳玉崧在香港九龙湾租用仓库并雇请马某（另案处理）接收、分拆、重新包装香港供货商交送的被告人袁汉生订购的摄影器材等货物。被告人黄天宝雇请“阿红”（另案处理）在澳门接收从香港运到的货物，黄天宝从“阿红”处取货后交由其所雇请的被告人陈某藏匿在粤Z×××××澳货柜车中偷运进境，黄天宝根据货物箱数向陈某支付报酬。同时，被告人黄天宝联系了胡某（已不起诉），由胡某驾驶粤C×××××车或黄天宝的粤C×××××车在珠海接收货物并运至广州番禺交给被告人劳玉崧，由劳玉崧向胡某支付报酬。被告人劳玉崧收货后再将走私货物交予被告人黄武烈。
被告人袁汉生在广州设有两个仓库，番禺仓库用于接收被告人劳玉崧交送的走私货物，被告人黄武烈等人将分拆的货物组装为完整包装后，运至袁汉生租用的广州市天河山东××号武警大院18栋202仓库存放并主要在此发送给国内客户。被告人袁汉生在广州设有两个点用于销售走私进境的货物，广州市天河区百脑汇科技大厦A栋711室由被告人袁天保负责，广州市越秀区大沙头四马路海印花园B栋1102房由林某负责，二人均由袁汉生雇请。
被告人袁汉生订货后，香港供货商将订购货物的品名、型号、价格、数量等情况传真至海印花园B栋1102房，林某负责接收并转交给被告人袁汉生、袁天保等人。被告人袁汉生接到传真后通知被告人劳玉崧在香港接收货物。被告人袁天保等人收到林某转发的香港供货商传真后，抄录货物的相关型号、数量等情况交给被告人黄武烈，黄武烈据此核对被告人劳玉崧交送货物的情况，并在手写记录上予以标记。同时，被告人袁汉生在接收及将货物销售给客户后，即安排李某在其家中电脑上根据香港供货商的传真、境内销售货物的单证、盘仓表等单据制作电子财务账，并保存于U盘中，以计算应付香港供货商的货款、被告人劳玉崧等人的费用以及其盈利情况。
2012年2月22日，拱北海关缉私局根据情报线索在珠海、广州等地采取联合行动。民警先后在广州市番禺山东××号市莲路口抓获被告人劳玉崧，在顺德市碧江桃村抓获被告人袁汉生，在广州市番禺区石碁镇文边村文山南约上街16巷7号隔壁仓库抓获被告人黄武烈，在珠海市××口岸附近抓获被告人陈某，在珠海市香洲区夏美路203号11栋401房抓获被告人黄锦全，在广州市天河区百脑汇A栋711房抓获被告人袁天保，在珠海市拱北口岸出境处抓获被告人黄天宝。同时，在被告人袁汉生的住处、销售点和仓库等处查获摄影器材一批、单据一批、U盘等货物、物品，从被告人陈某所驾驶的粤Z×××××澳车上查获相机等摄影器材一批。
经查，2010年9月至2012年2月期间，被告人袁汉生、劳玉崧、黄天宝参与走私摄影器材共计108，678台，偷逃税款人民币63，228，181.11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2010年9月至2012年2月期间，被告人黄武烈、袁天保参与走私摄影器材共计108，013台，偷逃税款62，965，905.39元。2010年9月至12月及2011年2月至8月期间，被告人黄锦全参与走私摄影器材56，356台，偷逃税款42，073，935.87元。2012年2月，被告人陈某参与走私摄影器材共计4821台，偷逃税额1，755，064.44元。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有被告人供述与辩解、证人证言、物证、书证、鉴定意见等证据予以证实。
原判认为：被告人袁汉生、劳玉崧、黄天宝、黄武烈、袁天保、黄锦全、陈某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偷运相机等摄影器材进境销售，偷逃应缴税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均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袁汉生、劳玉崧在走私共同犯罪中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黄天宝、黄武烈、袁天保、黄锦全、陈某在走私共同犯罪中系从犯，应予减轻处罚。被告人袁汉生、劳玉崧、黄天宝、黄武烈、袁天保、黄锦全、陈某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综上，根据被告人袁汉生、劳玉崧、黄天宝、黄武烈、袁天保、黄锦全、陈某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上诉人袁汉生及其辩护人提出，1.袁汉生并非走私犯罪的组织者，也不是走私的直接正犯，获利很少，没有实施或参与采购、运输等行为，其在本案中处于从犯地位。2.原判认定袁汉生的犯罪数额为6300万元，证据不足。（1）涉案U盘所有人不清，在刑事程序上不具有合法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2）李某U盘中的数据是整个天达公司的销售数据，其中包含炒货等，只有将走私数据山东××号分出来，才能将之作为核定偷逃应缴税款的依据。李某记录的数据不准确，不应作为核定偷逃应缴税款的依据。原判认定其走私偷逃应缴税款高达6300多万元，与事实不符。3.原判量刑过重。4.原判对涉案财物处理不当。基于以上理由，请求二审法院根据查明的犯罪数额，对上诉人袁汉生予以从轻处罚。
上诉人劳玉崧上诉提出，1.原判对其量刑过重。2.其没有从事香港至珠海的走私环节。3.徐勤及运通达公司不是其本人雇请。4.一审认定的犯罪数额不准确，涉案U盘所记录的货物并非都是通过其走私入境的。5.一审判决将人民币168，000元及港币1680元冲抵财产刑是错误的。6.一审认定其为主犯不当，应认定其为从犯。7.本案侦查机关及检察机关审讯程序存在不当之处。基于上述理由，请求轻判。
上诉人黄天宝及其辩护人提出，1.原判认定黄天宝与劳玉崧合作关系的证据不足。2.原判认定黄天宝自行雇请陈某偷运货物入境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3.原判认定犯罪数额证据不足。4.一审重审程序上存在瑕疵。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对其从轻和减轻处罚。
上诉人袁天保及其辩护人提出，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1.一审认定上诉人袁天保负责仓库和记录，与事实不符，证据达不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原判认定袁天保对袁汉生走私水货相机的全部数量承担责任没有法律依据。2.重审判决对上诉人进行有罪推定。3.重审适用法律有误，上诉人袁天保的犯罪行为构成掩饰犯罪所得罪，而非走私普通货物罪。4.重审量刑严重失当。5.上诉人袁天保认罪态度好。基于上述理由，请求予以轻判。
上诉人黄武烈及其辩护人提出，黄武烈认罪态度好，积极配合办案机关调查，系初犯，法律意识淡薄，黄武烈并不明知涉案货物系走私入境的，仅是被袁汉生雇用的打工者，完全听命于袁汉生等人，仅领取少量工资，一审对黄武烈量刑过重。基于上述理由，请求轻判。
上诉人黄锦全上诉提出，1.原判认定徐勤组织黄天宝、黄锦全等人将货物经珠海市各口岸走私进境并运至广州市番禺山东××号，这与事实不符。实际上，黄锦全仅认识黄天宝，且只是领取一定的带工费，并非领取工资。2.货物入境的纳税主体是货物所有权人，并非上诉人黄锦全。3.上诉人黄锦全没有参与出资、共谋、分成，只是为获取带工费才参与涉案行为。4.上诉人黄锦全没有藏匿、逃避海关检查。基于以上理由，请求改判上诉人黄锦全无罪。上诉人黄锦全的辩护人提出，1.黄锦全在本案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应当减轻、从轻处罚。2.黄锦全在案发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依法可以从轻处罚。3.黄锦全基于对法律的敬畏以及深刻意识到自己的犯罪后果，最终停止犯罪行为。4.黄锦全是为了给家人治病而实施涉案犯罪行为。基于以上理由，请求二审法院对黄锦全从宽处罚。
经审理查明：上诉人袁汉生在广州市经营照相机等摄影器材生意。2010年4月，上诉人袁汉生与上诉人劳玉崧商议走私相机等摄影器材事宜。二人约定，由上诉人袁汉生向香港供货商订货后，货物交给上诉人劳玉崧，由其负责将货物走私进境，并在广州市将货物交给上诉人袁汉生。上诉人袁汉生按相机的台数给上诉人劳玉崧支付报酬。上诉人劳玉崧在香港雇请运通达运输公司为其接收、分拆、重新包装香港供货商交送的上诉人袁汉生的照相机等货物。其中，配件由运通达运输公司通过快件公司经深圳市直接走私进境，主机由运通达运输公司交由香港大昌船务公司先运送至澳门。
上诉人劳玉崧雇请徐勤（另案处理），由徐勤负责在澳门接收从香港运来的相机等货物，并按照运送货物的箱数给徐勤支付报酬。二人商定后，徐勤组织上诉人黄天宝、黄锦全和“肥妹”（另案处理）、黄某甲（已不起诉）等人将货物经珠海市各口岸走私入境并运至广州市番禺山东××号。每次货物从香港发到澳门码头后，徐勤安排“肥妹”负责办理报关手续，并将货物运到澳门××××附近的商铺，上诉人黄天宝到上述地点取货，后将货物转交给上诉人黄锦全，由黄锦全将货物藏匿在所驾驶的车牌号为粤Z×××××澳或者粤Z×××××澳旅游大巴中，经珠海市拱北口岸偷运进境。上诉人黄天宝代徐勤给上诉人黄锦全支付报酬。上诉人黄锦全将货物运到珠海市后交给黄某甲，由其驾驶粤T×××××等车将货物转运至广州市番禺山东××号交给上诉人劳玉崧等人，由上诉人劳玉崧等人给黄某甲支付报酬。上诉人劳玉崧在广州市番禺区石碁镇租用新兴路南围2巷22号、前丰南路15号之2用于暂时存放上述走私货物。之后，上诉人劳玉崧联系上诉人黄武烈，由黄武烈驾驶车牌号为粤A×××××的汽车至劳玉崧处接收货物。期间，上诉人劳玉崧替上诉人袁汉生租用广州市番禺区石碁镇文边村文山南约上街16巷7号隔壁仓库（以下简称番禺仓库），由劳玉崧将货直接运送至上述仓库，上诉人袁汉生安排黄武烈等人在仓库接收货物并清点、整理、包装。
2011年10月，上诉人劳玉崧继续雇请上诉人黄天宝在澳门接收从香港运到的货物，并由“阿红”（另案处理）在澳门接收货。上诉人黄天宝从“阿红”处取货后，交由原审被告人陈某将货物藏匿在其驾驶的车牌号为粤Z×××××澳的货柜车中经珠海市横琴口岸偷运进境。上诉人黄天宝根据货物的数量向原审被告人陈某支付报酬。原审被告人陈某将货物运至珠海市后，交给胡某（已不起诉），由其运至广州市番禺山东××号交给上诉人劳玉崧等人，由上诉人劳玉崧向胡某支付报酬。上诉人劳玉崧等人再将货交至上诉人黄武烈，黄武烈等人在番禺仓库将货物整理包装好后运至袁汉生租用的广州市天河山东××号武警大院18栋202仓库存放。上诉人袁汉生在广州设有两个点用于销售走私进境的货物。其中，广州市天河区百脑汇科技大厦B栋711室由上诉人袁天保负责，广州市越秀区大沙头四马路海印花园B栋1102房由林某负责。
上诉人袁汉生订货后，香港供货商会将所订货物的品名、型号、价格等情况以传真方式发送至广州市越秀区大沙头四马路海印花园B栋1102房传真机，由林某负责接收，并转交给上诉人袁汉生、袁天保等人。上诉人袁汉生接到传真后通知上诉人劳玉崧安排人员在香港接收货物。上诉人袁天保在接收到由林某转发的香港供货商的传真后，将传真内记录货物的相关型号、数量等情况以手写方式抄录下来，并交给上诉人黄武烈核对上诉人劳玉崧等人交送货物情况。上诉人黄武烈根据袁天保手抄记录收取劳玉崧交送的货物，并在手写记录上对相关货物予以标记。同时，上诉人袁汉生在货物销售给客户后即安排李某在电脑上用U盘根据香港供货商传真、境内销售货物单证、盘仓表等制作财务账，计算上诉人劳玉崧等人的带工费及自己的盈利情况。
2012年2月22日，侦查人员分别在顺德市碧江桃村抓获上诉人袁汉生，在广州市番禺山东××号市莲路口抓获上诉人劳玉崧，在珠海市拱北口岸出境处抓获上诉人黄天宝，在广州市番禺区石碁镇文边村文山南约上街16巷7号隔壁仓库抓获上诉人黄武烈，在广州市天河区白脑汇A栋711房抓获上诉人袁天保，在珠海市香洲区夏美路203号11栋401房抓获上诉人黄锦全，在珠海市××口岸附近抓获原审被告人陈某。
侦查人员对广州市越秀区大沙头四马路海印花园B栋1102房进行搜查，查获相机等电子产品一批，人民币14万元等；对广州市番禺区石碁镇文边村文山南约上街16巷7号隔壁仓库进行搜查，查获相机等电子产品一批、单据一批、笔记本电脑一台等；对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中路东沙街75号华标涛景湾A栋1605房进行搜查，查获账本、单据一批、存放在咸束砂糖盒内的U盘一个等；对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592号百脑汇电脑城A座711仓库进行搜查，查获相机等电子产品一批、盘点单、送货单等；对原审被告人陈某所驾驶车牌号为粤Z×××××澳车辆进行搜查，查获相机等电子产品一批。侦查人员还查获其他涉案货物、物品一批。
经查，2010年9月至2012年2月期间，上诉人袁汉生、劳玉崧、黄天宝走私摄影器材共计108，678台，偷逃税额人民币63，228，181.11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2010年9月至2012年2月期间，上诉人黄武烈、袁天保走私摄影器材共计108，013台，偷逃税额62，965，905.39元。2010年9月至12月期间及2011年2月至8月期间，上诉人黄锦全走私摄影器材56，356台，偷逃税额42，073，935.87元。2012年2月，原审被告人陈某走私摄影器材共计4821台，偷逃税额1，755，064.44元。
上述事实，有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拱北海关缉私局侦查一处出具《归案经过》，证实2012年2月22日该局对长期利用粤澳两地牌货车、旅游大巴走私摄影器材进境的袁汉生团伙采取行动。该处民警分别于当日16时许在广州市番禺山东××号市莲路口抓获劳玉崧；17时许在顺德市碧江桃村一家士多店抓获袁汉生；17时许在广州市番禺区石碁镇文边村文山南约上街16巷7号隔壁仓库抓获黄武烈；17时30分许在珠海市××口岸附近抓获陈某；18时许在珠海市香洲区夏美路203号11栋401抓获黄锦全；19时许在广州市天河区百脑汇A栋711房抓获袁天保。同日19时许，黄天宝经珠海市拱北口岸出境时被边检抓获，随后移送至拱北海关缉私局侦查一处。
2．搜查笔录、《扣押物品、文件清单》、现场照片、中国检验认证集团珠海有限公司出具的《鉴定证书》，证实拱北海关缉私局侦查人员对涉案地点、涉案人员住处进行搜查的情况：
（1）2012年2月22日搜查劳玉崧住所广州市番禺区石碁镇文山南约下街十巷7号，查扣松下传真机1台（型号KX-FP709CA）及传真用印字薄膜。
（2）同日搜查黄育英住所广州市番禺区东方白云花园19栋1单元102房，查扣书证一批（笔记本两本）、电脑主机一部、人民币14万元、劳玉崧存折两本。
（3）同日搜查广州市番禺区石碁镇傍雁路东湖洲花园13座2005房，查扣开户人为张某乙的广州农村商业银行卡6张、中国农业银行卡1张、中国农业银行存折1本、广州农村商业银行存折3本，开户人为劳玉崧的广州农村商业银行存折2本、电脑及传真机各1台等，张某乙见证。
（4）同日搜查张某甲住所广州市番禺区石碁镇石岗村毬山东四巷26号，在张某甲所述张某乙的卧室查扣书证一批。
（5）同日搜查袁汉生租住处广州市越秀区大沙头四马路海印花园B栋1102房，查扣各种品牌相机134台、镜头26个、三洋DV机2台、旧手提电脑2台、书证2箱、人民币14万元、旧传真机2台、尼康镜头78个。经鉴定，上述物品分别为数字照相机、单镜头反光型数字照相机、变焦镜头、定焦镜头和数字摄像机。
（6）同日搜查黄武烈在广州市番禺区石碁镇文山南约上街16巷7号隔壁仓库，查扣单据一批、笔记本电脑1台、台式电脑1台、账本1本、相机、镜头及配件一批。经鉴定，上述物品分别为数字照相机、单镜头反光型数字照相机、变焦镜头、定焦镜头；纸制包装盒、电池、充电器、说明书、数据线、光盘、电源线。
（7）同日搜查袁汉生位于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中路东沙街75号华标涛景湾A栋1605房的住宅，查扣账本、单据一批、U盘1个、笔记本电脑2台、U盾1个、手机2部、台式电脑主机1台、存折7本、人民币8万元。颜文贞在搜查笔录的被搜查人处和《扣押物品、文件清单》的持有人处签名。
（8）同日搜查袁汉生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592号百脑汇电脑城A座711仓库，查扣佳能、尼康、索尼等品牌数码相机及镜头一批、盘点单、送货单、帐册资料一批、神州笔记本电脑和苹果笔记本电脑各1台、台式电脑主机1台等。经鉴定，上述物品分别为数字照相机、单镜头反光型数字照相机、变焦镜头、定焦镜头。
（9）同日搜查陈某的粤澳两地牌货车（车牌粤Z×××××澳、MO-13-70），在该车货柜靠近左后轮的位置查扣数码相机、镜头、闪光灯等电子产品一批。经鉴定，上述物品分别为数字照相机、单镜头反光型数字照相机、变焦镜头、定焦镜头、增距镜、数字摄像机、闪光灯和可充电式锂电池。
（10）同月25日搜查袁汉生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592百脑汇电脑城后武警大院18栋202房仓库，查扣书证资料一批、IBM笔记本电脑1台、电脑硬盘1个。
《扣押物品、文件清单》，证实：（1）从袁汉生处扣押粤A×××××保时捷卡宴吉普车1辆（拟发还）。（2）从黄武烈处扣押粤A×××××东风牌面包车1辆、行驶证1本（所有人徐志翔，提请没收）。（3）从胡某处扣押粤C×××××长城吉普车1辆、粤C×××××比亚迪小轿车1辆（提请没收）。（4）从劳玉崧处扣押粤A×××××汉兰达越野车1辆（提请没收）、粤A×××××宝马小轿车1辆（拟发还）、IPAD1台、存储卡、书证一批、手机2部、人民币68，500元、港币1680元；从粤A×××××汉兰达越野车1辆扣押传真机打印电子表格8张、手写书证1张、人民币10万元（现金均提请没收）。（5）从陈某处扣押粤Z×××××澳货车1辆（已发还）。（6）从黄某甲处扣押粤T×××××奥德赛商务车1辆（提请没收）。（7）从马某处扣押金士顿U盘1个、进亨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发票2页、手写小纸条1张。
3．验收仓单证实，扣押的涉案物品已交由珠海市八方通科技网络中心保管。
4．珠海市价格认证中心出具的珠价核（2012）186号鉴定结论书、拱北海关关税处出具的拱税核字（2012）0117号《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偷逃税款海关核定证明书》，从陈某驾驶的粤Z×××××澳车上查获的物品665台（个），评估价值为1，943，004元，偷逃税款262，275.72元。
5．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中路东沙街75号华标涛景湾A栋1605房袁汉生处查获U盘中的资料。上述文档的打印件经证人李某签名确认，其中有“拖工”的表格反映的是代号为“阿松”、“老布”、“郑”帮袁汉生运输相机、镜头等货物的情况；数据是其根据袁汉生向香港订货的传真录入，传真是林某等人明确货物已收到才交给其。“新建文件夹”目录下“2011年”目录内的文档反映2011年1至12月、2012年2月期间，被告人袁汉生等人走私相机等摄影器材进境以及销售的情况；“某月经营状况”是其按照袁汉生让人提供的发货单录入摄影器材当月的销售情况，“1月经营状况”实际是2012年1月的销售情况；“新建文件夹／账本”文件名为“2.19-”的电子表格反映的是截止至2012年2月21日公司库存、销售香港供货商摄影器材情况。
6．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中路东沙街75号华标涛景湾A栋1605房袁汉生处查获的传真件，证人李某确认是反映袁汉生向香港供货商订购相机、镜头等货物的情况，林某等人明确传真上货物到货后才会交给其做账，其录入U盘拖工文件夹的EXCEL表格中，其中拖工是根据袁汉生在传真上用圆珠笔标的价格录入。
7．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中路东沙街75号华标涛景湾A栋1605房袁汉生处查获的送货单、盘点单，证人李某确认2012年2月份的部分送货单，其根据送货单在电脑录入销售情况；确认盘点单是林某交给其，其在袁汉生家中用于和其制作的账中库存进行核对的单据。
8．广州市番禺区石碁镇文山南约上街16巷7号隔壁仓库黄武烈处查获的单据，证实2010年9月至2012年2月期间，上诉人袁汉生在番禺接收上诉人劳玉崧等人偷运入境的摄影器材的型号、数量等情况。上诉人黄武烈确认上述单据系由袁天保亲笔书写交给其，由其用来核对劳玉崧、张某甲在2010年9月至2012年2月期间交送给其的相机及配件的型号、数量等情况，其在收到记录中相应的货物后会以“／”、“√”等符号标记，表明货物已收到；黄武烈还对2010年9月至12月的收货记录逐页进行确认并作出说明。上诉人袁天保确认上述单据大部分内容由其书写，小部分由徐志翔书写，反映2010年9月至2012年2月期间，袁汉生向香港供货商订购相机、镜头、投影仪、摄像机等货物后，香港供货商会将已订货情况传真给袁汉生，林某接收后再传真给其，由其对内容进行汇总统计，并抄在上述纸张上，由其或徐志翔交给番禺仓库的负责人黄武烈，黄武烈凭此对收到的货物予以清点核对。
9．拱北海关缉私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拱关缉技文鉴字（2013）第1号文件检验鉴定书，证实将检材刑事侦查卷宗第5卷共194页原件（即黄武烈处查获的单据）和袁天保书写的笔迹样本9页送检，结论为检材第154页上的笔迹与送检人提供的袁天保样本笔迹是同一人所写。
10．珠海市价格认证中心出具的珠价核（2012）222号鉴定结论书，证实对2010年9月至12月袁汉生团伙只记录相关型号、数量而无价格的货物进行估价，摄影器材21，155台价值53，800，857元。
11．拱北海关关税处出具的拱税核字（2012）0144号《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偷逃税款海关核定证明书》证实，2010年9月15日至12月30日黄武烈书证部分即上列货物偷逃税款7，286，320.27元。
12．拱北海关关税处出具的拱税核字（2012）0118号至0121号《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偷逃税款海关核定证明书》分别证实，2011年2月至8月书证部分涉嫌走私的货物偷逃税款34，787，615.60元；2012年2月书证部分涉嫌走私的货物偷逃税款1，492，788.72元；2012年1月至2月书证部分涉嫌走私的货物偷逃税款2，841，537.49元；2011年2月至2012年2月书证部分涉嫌走私的货物偷逃税款55，679，585.12元。
13．拱北海关缉私局侦查一处出具的《关于220专案的计税说明》，民警根据记录走私货物相关情况的U盘与文边村仓库查扣的袁天保手抄记录进行比对、统计袁汉生走私相机等货物进境情况，并以此计核偷逃税款。由于U盘和袁天保手抄记录的时间段不同，分别为2011年2月至2012年2月、2010年9月至2012年2月。民警将两部分书证进行对照并分为2010年9月至12月、2011年2月至2012年2月两部分计税。2010年9月至12月部分根据袁天保等人的收货记录统计，因仅记录货物相关型号、数量等情况而无价格，委托珠海市价格认证中心估价。另因无法确定含有相关配件，均以未配置镜头、配件的货物认定。该期间偷运摄影器材等共计21，155台，价值53，800，857元，偷逃税款7，286，320.27元。
2011年2月至2012年2月部分，U盘内记录对货物相关数量、价格、型号均有详细记录，故以U盘记录为基础，并与袁天保手写收货记录进行对照、统计。该期间偷运摄影器材等共计86，858台，偷逃税款55，679，585.12元。为避免在扣货物与书证产生重复，现场查扣的四批货物中，只对陈某驾驶粤Z×××××澳小货车偷运的摄影器材665台进行计核，偷逃税款262，275.72元。
综上，2010年9月至2012年2月期间，袁汉生、劳玉崧、黄天宝参与走私摄影器材货物108，678台，偷逃税款63，228，181.11元；袁天保、黄武烈参与走私摄影器材货物108，013台（即不包括粤Z×××××澳查扣的665台），偷逃税款62，965，905.39元；2010年9月至2011年8月，黄锦全参与走私摄影器材货物56，356台，偷逃税款42，073，935.87元；2012年2月期间，陈某参与摄影器材货物4821台，偷逃税款1，755，064.44元。
14．广州市番禺区石碁镇文山南约上街16巷7号隔壁仓库黄武烈处查获的送货单、联恒货运单、香港物流公司发货至番禺的运单等，证实袁汉生等人在番禺接收劳玉崧的货物后销售发运国内客户。
15．现场勘查笔录及照片，证实2012年2月22日对查获一台传真机（型号“PanasonicKX-
FP709CN”）进行勘查，发现印字薄膜并提取，通过照相方式将印字薄膜上共61页的内容提取。
16．广州市番禺区石碁镇文山南约下街十巷7号劳玉崧处查获传真机印字薄膜中提取的资料61页，上诉人劳玉崧确认提取于其文边村家中传真件，是2011年6至7月期间其帮袁汉生偷运相机等货物进境过程中，澳门的徐勤安排人将每天大昌船务公司发货到钜海、鑫宝贸易行的发票、装箱单等传真给其，以便于其掌握每天香港到澳门的货物情况。“可杰、伟丰、达哥、利达”等传真是袁汉生传真给其2011年5月至6月在香港订货以及应付其费用的情况。
17．广州市番禺区石碁镇傍雁路东湖洲花园13座2005房劳玉崧处查获的装箱单等书证，上诉人劳玉崧确认部分是徐勤传真给其，反映2011年7月至9月期间运通达或大昌船务发货到澳门交给钜海或鑫宝的情况、用于计算当月费用的资料和用于核对数据的单据；部分是袁汉生传真给其用于核对数量的资料。
18．广州市番禺区石碁镇新兴兴路南围街北二巷22号、前锋南路15号之二劳玉崧仓库查获的书证，证人张某甲确认货运公司送货时的交接单据，其中签“劳”的是由我接收并存放在仓库内，签“黄”的是由黄武烈直接运走。
19．马某身上查获的U盘中“支出表”EXCEL文档打印件，证人马某确认是2011年11月至2012年2月期间，每个月其替劳玉崧打工时的费用支出情况。同时，证人马某还提供的经其签名确认的单据，证实至2012年3月23日止劳玉崧应付其而未付的费用及2012年2月1日至22日劳玉崧应付进亨国际物流运费的情况。
20．粤Z×××××澳车来往香港／澳门汽车进出境签证薄，证实陈某于2011年12月26日至2012年2月22日驾车在珠海、澳门两地运输货物进出境的情况。
21．拱北海关缉私局冻结存款／汇款通知书（回执）、银行账户信息及流水记录，证实上诉人袁汉生、劳玉崧等人银行账户资金的流转情况。侦查机关提请没收冻结的袁汉生浦发行6225161000012910账户231，896.27元、交行6222600710000417628账户124，001.8元、劳玉崧广州农村商业银行大龙支行24×××59账户317.51元、621522100002097152账户116.11元；张某乙广州农村商业银行大龙支行62×××93账户人民币50，191.21元、港币9010.16元、011102010101681867账户200，033.15元、彭美玉浦发行6225161000013124账户398，710.45元、农行62×××10账户9063.81元、黄凤娇工行62×××35账户5325.07元；袁丙妹工行62×××26账户36，537.84元。
22．上诉人劳玉崧的供述和辩解，我从2009年开始帮袁汉生偷运相机入境。2009年，袁汉生说请我帮他到珠海接收由澳门徐勤等人偷运入境的水货相机，并运送到番禺交给他，每箱相机付我300元港币报酬。我到珠海情侣路边与黄天宝等人以车对车的方式接收货物，把货拉到番禺某个偏僻路边以车对车的方式交给袁汉生的马仔“阿烈”。2010年4月，袁汉生说将从香港至番禺整条路线交给我做，由我安排人员在香港接货并偷运入境在番禺交货给他。为了方便接收货物，袁汉生让我在番禺××镇文边村帮他租了一间仓库，平时由“阿烈”负责。2010年7月、2012年1月我在石碁镇前丰村、新桥村租用了两个仓库存放偷运入境的相机，雇请张某甲看管仓库，“阿烈”就到上述仓库取货。
2010年4月开始，我通过朋友找到香港运通达运输公司，由“阿豪”将收到的袁汉生相机货物分拆成裸机及包装盒、配件，避免整机整包装偷运入境目标太大被查扣。裸机由运通达通过徐勤指定的大昌船务公司发送到徐勤提供的澳门收货地址钜海贸易行、鑫宝记等。而包装盒、配件由运通达以快件方式从香港偷运入境并交送到番禺给我。徐勤等人在澳门将货物找人偷运入境，具体怎样做不清楚。我通过黄天宝找了“老头”，以每车650元报酬请他将偷运入境的相机送到番禺，我接货再转交给“阿烈”，有仓库后我便运到仓库由“阿烈”取货。“阿烈”收到货后运回文边村仓库，将裸机及包装盒、配件重新包装。
2011年10月左右，澳门徐勤同他手下“肥妹”、黄天宝有了矛盾，不再做这事。我便和黄天宝联系，由他帮我从澳门偷运相机入境，并商定由他提供澳门宝香园作为收货地点，由香港三益船务公司将货物从香港运至澳门。我让香港朋友马某在香港××××商业广场1208租了间仓库，以每月13，000元港币请他帮我接收袁汉生在香港订购的相机并分拆成裸机和配件、包装盒。我将马某的地址和联系方式告诉袁汉生，由他转告香港供货商将货送到马某处。为了防止货物运送时破损，我在番禺找人订制了一批纸箱、泡沫袋发送到香港给马某打包相机。裸机由三益船务公司运送至澳门，配件、包装盒由我联系的香港进亨国际物流以快件方式发送到番禺我租的仓库。黄天宝他们同样是从澳门将货物偷运入境，如何偷运入境我不清楚。黄天宝帮我找了“阿辉”、“阿英”夫妇开车将货物运到番禺交给我，每次我支付报酬650元。如果发生货物丢失、破损等情况，都是由我赔偿。我在袁汉生处有100万元押金，都是从此前帮他运货的费用中扣出来的，专门用作押金及赔付货物在运送途中丢失、刮花的损失。
袁汉生或“阿烈”将费用以现金方式在番禺支付给我。袁汉生每月都会与我对数，会传真我在香港接收货物的品名、型号、数量和运送费用给我，我也会让澳门徐勤等人将大昌船务的发票、装箱单传真给我，我便掌握澳门到货、香港发货、袁汉生收货等情况。经我和袁汉生对数，如发生短少我会按货物价格赔给他。徐勤、黄天宝二人的费用差不多，帮我在澳门接收并运送一箱相机入境，徐勤收我人民币1500元，黄天宝收我港币1900元。我还帮黄贤及陈鹏运送过相机入境，也都是运通达或马某将货物分拆后分别从澳门由徐勤、黄天宝等人偷运入境。我知道在香港××××等地分拆货物并委托他人偷运入境并收发货物是走私行为。
粤A×××××丰田汉兰达越野车是我在2010年买的，没有用帮袁汉生运货所赚的钱支付车款。我曾用过该车运送袁汉生的摄影器材，但次数很少。车上查扣的10万元是村支委发的工资，部分是过年打麻将赢的钱。我身上查扣的68，500元有6万元是向朋友收回的欠账，8500元是日常花销，港币1650元是去香港玩剩下的零花钱。我曾用过自己和张某乙在广州农村商业银行的账户收取过袁汉生转账支付的运费。
经辨认，上诉人劳玉崧指认出上诉人袁汉生、黄天宝和徐勤、张某甲，指认上诉人黄武烈即“阿烈”、黄某甲即“老头”、胡某即“阿辉”。
庭审时，上诉人劳玉崧供述袁汉生与徐勤是合作关系，其一直为徐勤工作仅负责将货物从珠海运至番禺，澳门到珠海是徐勤负责，起初是“肥妹”运过来，后来是黄天宝。2011年10月徐勤与“肥妹”闹矛盾，徐勤便叫其直接联系黄天宝，其仍有与徐勤联系，代收货款交给徐勤，其交过两次运费给黄天宝带给徐勤。
23．证人马某的证言证实，2011年10月左右，受劳玉崧雇请在他让我租的香港九龙湾临乐街商业广场1208室仓库内接收香港供货商交送的佳能、尼康、松下等知名相机。供货商交货时没有发票。接到上述相机后，我根据劳玉崧的安排将主机与配件分拆后分别包装放进纸箱，2012年开始用劳玉崧寄来统一规格的纸箱重新包装。主机由香港三益船务公司取货，听劳玉崧说运到澳门宝香园，配件由香港进亨快递公司取货，快递单收货人地址是番禺劳生，两家公司是劳玉崧联系的。交货前我会在包装的纸箱上写上1、2、3等数字，向快递公司交货时，我会确认箱数并签字。我向侦查人员提交的U盘记录了一段时间内我为劳玉崧包装、分拆货物费用情况。
经辨认，证人马某指认出上诉人劳玉崧。
24.上诉人黄天宝的供述和辩解，2009年下半年，徐勤约我见面，说有些相机要从香港运至澳门，让我在澳门帮他接收再帮他运送到境内，每月给我报酬港币12，000元（后改为每箱300元），我同意了。后徐勤介绍我和劳玉崧认识，说劳玉崧是在番禺做相机生意的。徐勤还让我帮他找可以往返澳门、珠海的大巴车司机，将货物从澳门偷运至珠海。我通过“阿德”找到大巴车司机“阿全”，应劳玉崧的要求介绍蓝牌车司机黄某甲帮在珠海收货送去番禺。每次货物从香港发到澳门码头后，由徐勤雇请的“肥妹”负责办理报关手续，有以我持牌的鑫宝贸易行作为收货单位。货物运到她在澳门闸口彩虹苑的铺头，然后通知我去取货。我收到的货每箱都是中性包装，从外面看不到货物的情况。我收到货后联系“阿全”取货，因货物是偷带进境故放到车上不容易被人看到的位置。“阿全”通过粤Z×××××澳车将货物带入境，在珠海宝××、××路、保税区加油站附近交给黄某甲，有时我也在场，黄某甲再将货运到番禺。2011年4、5月份，“阿全”还帮忙请了姓姜的粤澳两地牌大巴司机在澳门帮忙接收相机送到珠海交给黄某甲，报酬是我给“阿全”转交。
2011年11月，徐勤与“肥妹”发生矛盾，“肥妹”介绍我和劳玉崧商谈合作，由我负责在澳门收货，然后雇请司机偷运入境，劳玉崧给我报酬每箱港币1700元（后涨为1900元），货物从香港到澳门的运费也由我支付。因此前有些人是徐勤请的，我与劳玉崧合作就不想用。我便雇请了“阿红”在澳门接货，“阿鹏”开车运送货物入境，将“阿辉”、“阿英”夫妇介绍给劳玉崧，接收“阿鹏”运送入境的货物。劳玉崧讲他请“阿宏”在香港帮他理货后交往澳门，由三益船务公司办理报关手续。收货地点改为澳门宝香园停车场，“阿红”在那做事，我租用那地方收货，每月付他3000元港币。“阿鹏”开粤Z×××××澳厢式货车将货物经横琴口岸运入境，我给他每箱港币700元的报酬，“阿鹏”在湾仔加油站附近交货给“阿辉”夫妇。在澳门接收的都是些进口的相机、镜头等，听劳玉崧讲配件通过香港的快递公司入境。劳玉崧没有与徐勤合作，直接与我接洽后，我的费用、报酬是劳玉崧给的。他给我每箱1700至1900元港币的报酬，扣除香港到澳门运费每箱200元葡币、场地租金每月3000元港币、司机工资每箱700元港币，剩余便是我所得的利润。
我受徐勤雇请期间，货物如果发生丢失等，由徐勤和劳玉崧协调解决。“阿全”是我帮忙雇请的，徐勤将工资给我转交“阿全”，每次2500至3000元港币。“肥妹”是劳玉崧雇请的，报酬由劳玉崧支付。2011年11月，我直接与劳玉崧合作后，货物从香港到澳门后我要负责，货物在澳门交给司机前如有丢失，我要按照货物的价格赔偿劳玉崧；货物在通关时被海关查获，我要按照他给的报酬十倍赔偿，即按每箱17，000至19，000元港币赔偿。我雇请“阿鹏”时讲过如通关时被海关查获，他也要按照报酬的十倍赔偿，即每箱赔偿我7000元港币。黄某甲、“阿辉”、“阿英”是通过我介绍与劳玉崧认识的，是受劳玉崧雇请，报酬由劳玉崧支付。2011年11月“阿全”不做了我就帮忙雇请“阿鹏”运货到珠海。2011年10月、11月黄某甲不做了，我便介绍“阿英”、“阿辉”接替黄某甲从珠海运货到广州。“阿辉”刚开始是开我的粤C×××××吉普车拉货去番禺，后他自己有台比亚迪车便开这台车帮劳玉崧送货。
经辨认，上诉人黄天宝指认原审被告人陈某即其雇请的“阿鹏”、上诉人黄锦全即“阿全”、胡某即“阿辉”，并指认出黄某甲、上诉人劳玉崧。
一审庭审时，上诉人黄天宝供述梁生知道其经常帮“肥妹”送货，黄锦全主动通过梁生找其问有无货物送，其征询徐勤意见，徐勤同意。是徐勤让其交货给陈某，起初其不认识陈某，报酬并非其支付。黄锦全、陈某与徐勤并不相识，徐勤都是通过其交货给黄、陈二人，在其交货过程中，徐勤与黄、陈二人无直接联系。黄某甲和胡某问其有无工作介绍，徐勤与劳玉崧联系，劳玉崧说需要人手便介绍给劳。
25．上诉人黄锦全的供述和辩解，2005年开始我在珠海市九洲旅游运输公司任司机，每天驾驶旅游大巴去澳门，在星际酒店与澳门关闸之间来回接送旅客，每晚空车回珠海。2009年8月底，我经朋友介绍认识黄天宝，答应帮他走私货物到珠海。2009年9月，黄天宝让我将两地牌旅游大巴（粤Z×××××澳）开到澳门威尼斯人酒店旁边的停车场，他开小面包车过来往我车上搬了几包货，让我晚上运到珠海宝胜园，我将货藏在大巴内当晚运到指定地点交给他。我替黄天宝运货到2011年10月28日，中间有过停断。开始货不多是用塑料袋包装，2010年6月听黄天宝说货多起来，是运去番禺的就换纸箱装，每次少则五六箱，多则十四五箱，每个月一般运十七八趟。澳门接货地点开始在威尼斯人旁停车场，2011年5月后改到观光塔旁停车场，2010年3月我改开粤Z×××××澳旅游大巴。珠海是黄天宝开的士头或黄某甲开奥德赛来接货，多是二人一起来接，交货地点有宝胜园、建业一路或四路、保税山东××号附近加油站。2011年10月我快要不做时，换成一对夫妻开一辆比亚迪和黄天宝来接货。黄天宝每月按照我运货数量结算工资给我，每趟少时500元葡币，多时3000多元葡币，一个月能拿几千元到十二三万元葡币。一开始黄天宝便告诉我运的是走私货，我发现不是酒就是些电子产品。如果货被海关查扣黄天宝说他会负责。2011年4、5月，因我忙不过来黄天宝让我再帮找个人开车运货入境，我便找了本公司姜岳军，由他驾驶粤Z×××××澳大巴车运货入境，每次付他1000至3000元不等葡币，由黄天宝将钱给我转交给姜岳军，只做了一个月约十来次。
经辨认，上诉人黄锦全指认上诉人黄天宝即雇请其的“黄生”，胡某、吴某即接收摄影器材的夫妇，黄某甲即接收摄影器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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