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汕中法行初字第5号
原告汕头华英实业发展总公司，住所地汕头市龙湖区丹霞庄中区3幢114-115室。
法定代表人吴英毅，总经理。
原告汕头市金海建筑有限公司，住所地汕头市汕樟路127号。
法定代表人杨时鸿，董事长。
两原告委托代理人何伟民、付爱玲，广东经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汕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土资源局，住所地汕头市高新区科技中路5号。
负责人林圣建。
委托代理人马少平、林旭生，广东岭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汕头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住所地汕头市高新区科技中路5号。
法定代表人吴建彦。
委托代理人马少平、林旭生，广东岭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汕头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汕头市跃进路28号。
法定代表人郑人豪，市长。
委托代理人马少平、陈志扬，广东岭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林坚松，男，汉族，1962年8月22日出生，住汕头市潮阳区。
第三人林瑞正，男，汉族，1939年2月3日出生，住汕头市金平区。
原告汕头华英实业发展总公司（以下简称华英公司）、原告汕头市金海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海公司）诉被告汕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土资源局（以下简称高新区国土局）、被告汕头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高新区管委会）、被告汕头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第三人林坚松，第三人林瑞正不服行政决定及请求行政赔偿一案，本院受理后，于2014年12月19日、2015年3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华英公司及金海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何伟民、付爱玲，被告高新区国土局及被告高新区管委会的委托代理人马少平、林旭生，被告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马少平、陈志扬，第三人林坚松均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林瑞正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两原告诉称，2008年12月3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分别作出（2006）粤高法行初字笫1号“确认高新区国土局处置原英华科技大楼的行为违法”的行政判决和（2006）粤高法行初字笫2号“高新区国土局对两原告请求赔偿因处置原英华科技大楼行为给两原告造成的损失问题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依法作出处理决定”的行政赔偿判决；2011年10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分别作出（2009）行终字笫4号、第5号行政判决和行政赔偿判决，维持（2006）粤高法行初字笫2号和（2006）粤高法行初字笫1号行政判决。2012年2月7日，两原告联合向高新区国土局发出的《依法作出国家赔偿处理决定的函》称：2012年1月20日收到最高人民法院（2009）行终字第4号《行政赔偿判决书》及（2009）行终字第5号《行政判决书》，你局应对我两公司“请求赔偿因处置原华英科技大楼行为给两公司造成的损失问题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依法作出处理决定”。2012年4月25日，高新区国土局作出的汕高国土（2012）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称：鉴于两原告至今未按《国家赔偿法》第十二条规定向我局提出具体赔偿诉求及提供相关赔偿依据，导致我局无法就赔偿方式、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等问题作出明确判断。现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三条规定作出如下行政处理决定：本局在充分听取两公司意见的基础上，依照《国家赔偿法》第四章规定与华英、金海两公司就赔偿方式、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等问题进行协商处理。如不服本《行政处理决定书》，可以3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鉴于两原告对高新区国土局所作出的就赔偿方式、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等问题进行协商处理的《行政处理决定书》无异议，故应高新区国土局要求，先后就赔偿项目、赔偿理由、赔偿依据、赔偿方式、赔偿数额和计算标准及委托评估、协商作价、确定协商时间、地点等问题先后十多次函告高新区国土局，高新区国土局亦十多次函复两原告，声称两原告要提供实际投入损失依据、上盖物作价的有效依据等索赔的所谓事实依据，才能作出赔偿决定，否则无法决定该如何进行赔偿。春去秋来，两原告与高新区国土局就协商处理行政赔偿事宜经二十多次“飞鸽传书”后，感觉高新区国土局显然已毫无协商处理赔偿事宜之政务诚信，故两原告于2014年5月12日向高新区国土局提交了《行政赔偿申请书》。2014年6月13日，高新区国土局函复称，“我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9）行终字笫4号《行政判决书》的判决在2012年4月25日作出了《行政处理决定书》，你们二公司未在接到该决定书之日起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该决定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现你们二公司以同一事项再次提出行政赔偿申请没有法律依据”。“另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你们二公司提出的行政赔偿请求已经超过2年时效，且赔偿请求时效也不存在应当中止的情形”。“综上，对你们二公司2014年5月12日提出的行政赔偿申请，我局不予受理”。至此，高新区国土局用隐瞒事实真相、故意曲解《国家赔偿法》相关规定的卑劣手段，彻底颠覆了行政机关政务诚信和信赖保护原则。现经查，根据1997年2月3日汕头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汕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的通知》规定，高新区国土局为高新区管委会内设机构，负责高新区土地、建设管理；审批项目用地使用权等。1997年9月12日，汕头市人民政府发布《汕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行使市一级管理权限办法》规定（下称《办法》），高新区管委会为市政府的派出机构，代表市政府行使市一级管理权限；2001年9月30日，高新区管委会在市政府作出的“三定”文件中被调整为市政府的副厅级派出机构，代表市政府行使市一级管理权限；高新区国土局为高新区管委会的内设机构，审批项目用地使用权；审批各类工程的规划、设计等。高新区国土局作为高新区管委会内设机构非但没有依法告知广东高院及最高人民法院该法律事实，而且在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后，其仍以不具备赔偿义务机关主体资格的名义作出国家赔偿《行政处理决定书》和忽悠、欺骗两原告长达两年多时间，其行为实属欺诈性行政违法行为（在此必须指出的是，市政府先后以汕府办[2004]129号、汕府〔2010〕150号文分别声称“该《办法》的修改已经列入今年市政府立法计划”、“将按立法程序进行修改”。然而十年过去，迄今尚未见该《办法》修改后的重新颁布，造成适用法律上的混乱和无所适从，其负有不可推卸的懈怠渎职责任）。鉴于高新区国土局不具备国家赔偿义务机关主体资格，故其所作出的违法行政行为和侵权行为后果依法应与高新区管委会、市政府承担共同赔偿责任。为维护两原告合法权益不受违法行政行为的侵害，两原告特依据《国家赔偿法》和《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向三被告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一、判令高新区国土局作出的名为“协商处理”实为行政欺诈且偷换概念的汕高国土（2012）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2012年7月16日《复函》、2012年9月4日、2012年10月22日、2012年12月12日、2013年2月6日、2013年4月7日、2013年6月6日、2013年8月2日、2013年10月8日、2014年1月24日、2014年6月13日的《告知函》行为为违法行政行为；二、判令高新区国土局、高新区管委会、市政府共同赔偿因违法处置原华英科技大楼行为造成两原告直接损失1.2亿元{违法处置原华英科技大楼所得价款【参照《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笫一款笫（五）项规定，如高新区国土局、高新区管委会违法处置华英科技大楼的价款明显低于财产价值的，应当按违法处置时间节点的市场价格计算：2000元/平方米X30000平方米＝6000万元】+退还的地价款+违法处置原华英科技大楼行为之日起至本案起诉之日止以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6000万元【要求计至实际支付之日止】}
两原告提出的证据有：
1、证据1、2，（2006）粤高法行初字笫1号行政判决书、（2006）粤高法行初字笫2号行政赔偿判决书，证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认定被告（一）处置原华英大楼的行为违法，给两原告造成的损失要予以赔偿；
2、证据3、4，（2009）行终字第5号行政判决书、（2009）行终字笫4号行政赔偿判决书，证明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维持（2006）粤高法行初字笫1号行政赔偿判决、（2006）粤高法行初字笫2号行政赔偿判决；
3、证据5，依法作出国家赔偿处理决定的函，证明敦促被告（一）依法作出国家赔偿；
4、证据6，汕高国土（2012）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证明被告（一）依规定与华英、金海两公司就赔偿方式、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等问题进行协商处理；
5、证据7—16，复函（2012年7月16日、2012年9月4日、2012年10月22日、2012年12月12日、2013年2月6日、2013年4月7日、2013年6月6日、2013年8月2日、2013年10月8日、2014年1月24日）证明两原告要提供实际投入损失依据、上盖物作价的有效依据等索赔依据，被告（一）才能作出赔偿决定；
6、证据17—26，复函（2012年8月10日、2012年9月24日、2012年11月19日、2013年1月8日、2013年3月9日、2013年5月9日、2013年7月6日、2013年9月2日、2013年11月28日、2014年3月18日）证明两原告对被告（一）就赔偿方式、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等问题进行多次协商；
7、证据27，行政赔偿申请书（2014年5月12日），证明两原告与被告（一）协调不能，申请被告（一）依法作出赔偿决定；
8、证据28，告知函（2014年6月13日），证明被告（一)对两原告提出的行政赔偿申请，不予受理；
9、证据29、30，协议书、补充协议，证明两原告对合作建房的利益分配约定；
10、证据31，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华英科技大楼工程承包合同，证明两原告签订工程承包合同；
11、证据32、33，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协议书，证明华英公司与汕头市国土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缴纳相关费用；
12、证据34，垫资工程承包合同书，证明金海公司与林建（坚）松签订垫资工程承包合同书；
13、证据35，协议书（1995年2月13日），证明林端正冒用金海公司名义与林坚松签订，将金海公司与华英公司签订合约等一切权利转让林坚松；
14、证据36，项目经理承包责任书（1995年6月20日），证明预算总造价及上缴利润；
15、证据37，委托书（1995年9月5日），证明林端正冒用金海公司名义委托林坚松为华英大楼项目全权代理人；
16、证据38，(1996)龙经初字第85、86号民事调解书，（1997）汕中法经一初字笫12号民事判决书，（1998）汕中法经一初字笫22号民事判决书，证明金海公司与林瑞正承包工程金额；
17、证据39、40，函（1997年5月27日、1997年7月20日）、证明（1997年7月10日），证明华英公司与金海公司合建华英大楼的因由，该项目实际上是林瑞正负责资金投入，负责基建。1993年10月林瑞正将该项目转绐林坚松，并由林坚松负责资金投入、基建；
18、证据42，收地决定（1997年7月28日），证明被告（一)作出收地决定；
19、证据43、44，函（1997年8月5日、1997年10月18日），证明合建不违反约定；
20、证据45、46，关于请求协助处理华英科技大楼建设工程有关问题的紧急报告（1997年10月28日）、关于高新区华英科技大楼有关情况的补充报告（1997年11月1日），证明金海公司是华英大楼唯一合法承建方，要求将相应的工程投资款直接划还金海公司；
21、证据47，注销国有土地使用证的通知，证明被告（二）注销华英公司国有土地使用证；
22、证据48，异议书（1997年12月26日），证明华英公司要求撤销注销土地使用权决定；
23、证据49，关于安排启博公司建设用地有关事项的通知，证明被告（二)将诉争地块安排给启博公司承建；
24、证据50，再次请求处理归还我司建设华英科技大楼工程投资款的报告，证明要求被告（二)立即停止拨付工程款给林瑞正及其子林坚松并将工程投资款返还金海公司清偿银行贷款；
25、证据51—54，情况报告（1998年7月8日）、报告（1999年4月16日、1999年12月29日、2000年1月30日），证明建筑物沒有处理,两原告在华英大楼资金投入应予退还及作适应补偿；
26、证据55，借款协议书共七张（1998年8月10日-1998年10月19日），证明林瑞正向金海公司借款金额；
27、证据56—59，汕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行使市一级管理权限办法（1997年9月12日）、汕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2001年9月30日）、汕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抓紧做好有关规章修改工作的通知、关于公布市政府现行规章清理结果的公告（2004年8月20日、2010年12月3日）、汕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的通知（1997年2月3日），证明被告（一）不具备国家赔偿义务机关主体资格，应由三被告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被告高新区国土局答辩称，一、答辩人作出的汕高国土（2012）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2012年7月16日《复函》、2012年9月4日、2012年10月22日、2012年12月12日、2013年2月6日、2013年4月7日、2013年6月6日、2013年8月2日、2013年10月8日、2014年1月24日、2014年6月13日的《告知函》行为为合法行政行为。第一、汕高国土（2012）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是答辩人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人民法院判决及有关法律所作出的合法行政行为。根据（2006）粤高行初字第2号《行政赔偿判决书》及最高人民法院（2009）行终字第4号《行政赔偿判决书》，答辩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三的规定，在2012年4月25日作出如下行政处理决定：本局在充分听取两公司意见的基础上，依照《国家赔偿法》第四章规定与华英、金海两公司就赔偿方式、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等问题进行协商处理。如不服本《行政处理决定书》，可以3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可见，答辩人作出的汕高国土（2012）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是答辩人履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并且符合法律规定的合法行政行为。第二、答辩人于2012年7月16日向两原告出具的《复函》、2012年9月4日、2012年10月22日、2012年12月12日、2013年2月6日、2013年4月7日、2013年6月6日、2013年8月2日、2013年10月8日、2014年1月24日出具的《告知函》，是基于两原告同意答辩人于2012年4月25日作出的汕高国土（2012）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答辩人为回应两原告的要求而出具的，目的在于向两原告阐明申请国家赔偿应有事实依据，可见，答辩人向两原告出具的《复函》和《告知函》并没有违反任何法律规定，是合理合法的行政行为。第三、答辩人于2014年6月13日向两原告出具的《告知函》，是基于两原告于2014年5月12日向答辩人提交的《行政赔偿申请书》所涉申请赔偿事项业已经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相关生效判决；答辩人已经按有关判决履行了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的义务；两原告未按规定在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答辩人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已发生法律效力；两原告提出的行政赔偿请求已经超过2年时效的情况下，答辩人告知两原告不予受理其提出的行政赔偿申请，因此，答辩人向两原告出具的《告知函》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符合法律规定。二、答辩人具有合法的行政主体资格。1、根据汕头市人民政府1997年9月12日发布的《汕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行使市一级管理权限办法》（汕头市人民政府令第15号）第四条、第十一条的规定，答辩人是经市政府批准设立的高新区管委会职能部门，对高新区内的国土房产行使管理权，是取得汕头市人民政府授权的合法行政主体。2、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两原告诉答辩人违法收回原华英科技大楼行政赔偿诉讼案件中，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均认可答辩人的行政主体及国家赔偿义务机关主体资格；如果答辩人不是适格的主体，则是两原告错列被告，其起诉应早已被法院驳回。三、两原告的请求判令答辩人赔偿因违法处置原华英科技大楼造成两原告的直接损失1.2亿元没有事实依据。第一、根据1997年7月10日汕头市金海建筑有限公司出具给高新管委会的《证明》证实，原华英科技大楼是林瑞正负责向银行贷款投资并负责基建。林瑞正在完成项目打桩部分后，将原华英科技大楼的项目工程转让给林坚松，由林坚松负责资金投入，负责基建，并独立核算。也就是说，两原告在原华英科技大楼上并没有实际投入。在原华英科技大楼土地及上盖物被答辩人收回后，答辩人根据原华英科技大楼是由林坚松实际投入的事实已经对林坚松作出了补偿。第二、两原告提出参照《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以答辩人处置原华英科技大楼所得价款或支付相应赔偿金1.2亿元是对法律的曲解，并且缺乏事实依据：1、上面第一点已阐明，两原告对原华英科技大楼并没有任何投入，因此答辩人处置原华英科技大楼并没有给两原告造成任何损失，两原告要求获得处置原华英科技大楼所得价款缺乏事实依据；2、答辩人处置原华英科技大楼不存在拍卖或者变卖的情形，故不能以《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来确定赔偿依据。答辩人在处置原华英科技大楼时该大楼只是在建工程，并不是已竣工房产（土地使用权已被依法收回），两原告将当时的在建工程上盖物价值自定为2000元╱平方米，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而将该在建工程上盖物（约八层）的面积自定为30000平方米，与两原告于2012年7月3日、8月10日、9月24日发给答辩人的函件所描述的20500平方米建筑面积差距甚远，前后矛盾，根本不能作为索赔的计算依据。因此，两原告请求判令答辩人赔偿因违法处置原华英科技大楼造成两原告的直接损失1.2亿元没有事实依据，也是对有关法律条款的曲解，其诉讼请求依法应予驳回。四、两原告向答辩人提出行政赔偿申请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限，其获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已丧失，其诉讼请求依法应予驳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两原告在其《行政诉状》中承认其于2012年1月20日收到最高人民法院（2009）行终字第4号《行政赔偿判决书》及（2009）行终字第5号《行政判决书》，也就是说，两原告最迟也已在2012年1月20日知道其财产权利因答辩人上述被判决确定的违法行为而受到侵害。根据上述国家赔偿法条款对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的规定，两原告向答辩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只能计算到2014年1月20日止，两被告直到2014年5月12日才向答辩人提出行政赔偿申请，已超过法律规定的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其请求答辩人行政赔偿的权利已经丧失，其诉讼请求依法予以驳回。五、两原告不服《行政处理决定书》向法院起诉已超过起诉期限，其起诉依法应予驳回。答辩人在2012年4月25日作出汕高国土（2012）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决定书已经告知两原告如不服该《行政处理决定书》可以在3个月内向法院起诉，但两原告并没有在规定期限内向法院起诉，该《行政处理决定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两原告对《行政处理决定书》的起诉已超过起诉期限，其起诉依法应予以驳回。六、两原告的起诉属于重复起诉，其起诉依法应予以驳回。两原告就原华英科技大楼被答辩人处置提起的行政赔偿纠纷已经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现两原告又就同一事由提起行政诉讼，属于重复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其起诉应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所述，答辩人认为答辩人的行政行为合法、主体适格、两原告要求答辩人赔偿损失没有事实依据、其请求行政赔偿已超过2年时效，其诉讼请求应依法予以驳回；两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起诉期限，且属于重复起诉，其起诉应依法予以驳回。
被告高新区国土局在举证期限内提供证据有：
1、证据1，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判决书，证明该案已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两原告现又以同一事由提起行政诉讼，属重复起诉，其起诉应予驳回；汕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土资源局具有行政主体资格；
2、证据2，行政处理决定书（汕高国土[2012]1号），证明高新国土资源局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
3、证据3，关于请求赔偿因处置原华英科技大楼损失之函、复函（汕高国土函[2012]4号、[2012]第3号）、告知函（汕高国土函[2012]第8、9、13号、汕高国土函[2013]第3、9、12、14、20号、汕高国土函[2014]第3号）、复函（四）（2012）第4号、复函[2012]第3、5、6号、复函[2013]第1、2、3、4、5号、复函[2014]第1号，证明两原告与高新国土资源局就赔偿项目、赔偿方式、赔偿数额等进行协商；
4、证据4、5，行政赔偿申请书、告知函（汕高国土函[2014]6号），证明两原告提出行政赔偿申请，被告（一）不予受理；
5、证据6，民事裁定书（2002）民一终字第35号、协议书、证明，证明两原告对原华英科技大楼并没有投资，实际投资人是林坚松；
6、证据7、8，汕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行使市一级管理权限办法、国家赔偿法，证明被告（一）具有行政主体资格，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和汕高国土函[2014]6号《告知函》符合法律规定。
被告高新区管委会答辩称，一、两原告将答辩人作为行政赔偿纠纷一案的被告没有法律依据，其起诉依法应予驳回。理由如下：1、两原告据以对答辩人及高新区国土局”市政府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是因高新区国土局依据有关法律规定收回原华英科技大楼的土地及处置上盖物的行政行为，故高新区国土局应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就本案而言，自2001年7月至2011年10月期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对两原告先后以原华英科技大楼的土地被收回及上盖物被处置而提起的民事赔偿诉讼及行政诉讼、行政赔偿诉讼所作出的一系列的生效裁定及判决，均一直认可高新区国土局是适格的行政执法主体及被告主体，并没有将答辩人列为共同被告。如果前述二级法院认为高新区国土局的被告主体不适格的话，则早就应依法驳回两原告的起诉。而对于前述二级法院先后多次多份裁判文书，两原告一直均无异议，也没有要求答辩人承担所谓的共同赔偿责任。至此，根据前述二级法院的生效裁定及判决的认定，高新区国土局是适格的国家赔偿义务机关及被告主体。2、本案中，高新区国土局是依照汕头市人民政府1997年9月12日发布的《汕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行使市一级管理权限办法》（汕头市人民政府令第15号）第四条、第十一条规定的授权，对高新区内的国土房产行使行政管理权的被授权组织，其在行使法律、法规及规章所授职权时，享有与行政机关相同的行政主体地位。尽管高新区国土局是答辩人组建的内设机构，其行使行政管理权所作出的行政行为后果最终可能由答辩人承担，但是两原告自2001年7月开始提起的民事赔偿诉讼及2004年8月提起的行政诉讼、行政赔偿诉讼历经十来年，却始终没有将答辩人列为被告，等到现在才起诉答辩人，明显已远远超过法律规定的起诉期限和诉讼时效，依法已丧失了对答辩人起诉的权利及胜诉权。基于上述理由，答辩人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两原告对答辩人的起诉应依法予以驳回。二、两原告的起诉属于重复起诉，其起诉依法应予以驳回。两原告就原华英科技大楼被高新区国土局处置问题已分别于2004年以行政纠纷和行政赔偿纠纷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上述案件历经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一审、二审、重审、终审判决，现两原告又就同一事由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属于重复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其起诉应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所述，鉴于答辩人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且两原告本次所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属于重复起诉，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的相关规定，答辩人特提请贵院依法驳回两原告针对答辩人的起诉。
被告高新区管委会在举证期限内提供证据有：
1、证据1、2，汕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行使市一级管理权限办法（汕头市人民政府令第15号）、组织机构代码证，证明被告（一）是具有合法授权的行政执法主体，被告（二）具有法人资格；
2、证据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证明被告（一）具有行政主体资格，该案已经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两原告重复向人民法院起诉，其起诉应予驳回。
被告市政府答辩称，一、两原告将答辩人作为行政赔偿纠纷一案的被告没有法律依据，其起诉依法应予驳回。理由如下：1、两原告据以对答辩人及高新区管委会、高新区国土局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是因高新区国土局依据有关法律规定作出收回原华英科技大楼的土地及处置上盖物的行政行为，故高新区国土局应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就本案而言，自2001年7月至2011年10月期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对两原告先后以原华英科技大楼的土地被收回及上盖物被处置而提起的民事赔偿诉讼及行政诉讼、行政赔偿诉讼所作出的一系列的生效裁定及判决，均一直认可高新区国土局是适格的行政执法主体及被告主体，并没有将答辩人列为共同被告。如果前述二级法院认为高新区国土局的被告主体不适格的话，则早就应依法驳回两原告的起诉。而对于前述二级法院先后多次多份裁判文书，两原告一直均无异议，也没有要求答辩人承担所谓的共同赔偿责任。至此，根据前述二级法院的生效裁定及判决的认定，高新区国土局是适格的国家赔偿义务机关及被告主体。2、高新区管委会是依法成立的机关法人，经过法定授权行使市一级管理权限，对高新区实行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统一管理，具有独立承担相应行政、民事责任的主体资格。因此，即使高新区管委会的内设机构—高新区国土局最终无法对外独立承担责任，也只能由高新区管委会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不是答辩人。3、对于两原告在其《行政诉状》中提出的答辩人先后以汕府办【2004】129号、汕府【2010】150号文分别声称“该《办法》的修改已经列入今年市政府立法计划”、“将按立法程序进行修改”，然而十年过去，迄今尚未见该《办法》修改后的重新颁布，造成适用法律上的混乱和无所适从，其负有不可推卸渎职责任，答辩人认为，答辩人如何启动对《汕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行使市一级管理权限办法》的修改计划，属不可诉行政行为的范畴，与两原告所诉的高新区国土局1997年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根本无关，而且有关政府行政规章的立法与修改应当按照相关立法程序进行，依法不应通过司法审查进行。两原告将上述《办法》未获得修改情形归结为答辩人的行政过错并加以起诉是完全没有法律依据的。基于上述理由，答辩人对高新区国土局处置原华英科技大楼的行为不存在任何行政过错，更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两原告对答辩人的起诉依法应予以驳回。二、两原告的起诉属于重复起诉，其起诉依法应予以驳回。两原告就原华英科技大楼被高新区国土局处置问题已分别于2004年以行政纠纷和行政赔偿纠纷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上述案件历经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一审、二审、重审、终审判决，现两原告又就同一事由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属于重复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其起诉应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所述，鉴于答辩人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且两原告本次所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属于重复起诉，答辩人特提请贵院依法驳回两原告针对答辩人的起诉。
被告市政府在举证期限内提供证据有：
1、证据1—7，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设立汕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的批复、广东省机关编制委员会关于汕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规格的批复、广东省经济开发试验区管理暂行规定、高新区管委会关于在汕头高新区规划建设局增挂汕头高新区国土房产局牌子的报告、汕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方案、汕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行使市一级管理权限办法、机构代码证，证明被告（二）是依法成立的机关法人；
2、证据8，最高院（2009）行终字第4号《行政赔偿判决书》，证明对两原告相关损失作出处理的责任主体仅限于被告高新区国土局。
第三人林坚松在庭审时称，支持被告方的答辩意见。
第三人林瑞正未出具书面意见。
经当庭质证，三被告对两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
1、证据1—6无异议；
2、证据7—16无异议，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
3、证据17—26的关联性有异议；
4、证据27的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
5、证据28无异议；
6、对证据29—3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
7、证据32—38的关联性有异议；
8、证据39的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
9、证据40、42无异议；
10、证据41无异议，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
11、证据43的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
12、证据4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
13、证据45、46的真实性有异议；
14、证据47无异议；
15、证据48的合法性有异议；
16、证据49无异议，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
17、证据50的真实性异议；
18、证据51的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
19、证据5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
20、证据53—54的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
21、证据56无异议，对其证明内容有异议；
22、证据57无异议；
23、证据58的关联性有异议；
24、证据59的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
两原告对三被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
1、两原告对被告一高新区国土局提交的证据1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证据2、5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证据3中，对两原告函告被告一的函件无异议；被告一《复函》、《告知函》均有异议；证据4、8无异议；证据6中，对最高院（2002）民一终字第35号《民事裁定书》无异议，对《协议书》、《证明》有异议；证据7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
2、两原告对被告二高新区管委会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证据2无异议；证据3无异议，对其证明的内容有异议。
3、两原告对被告三汕头市人民政府提交的证据1、4、5、6、7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证据2、3无异议，对其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证据8、9无异议。
上述证据中，双方当事人无异议部分，本院予以认定，对各方当事人有异议部分，本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进行审查认定。
经审理查明，2008年12月3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分别作出（2006）粤高法行初字笫1号“确认高新区国土局处置原英华科技大楼的行为违法”的行政判决和（2006）粤高法行初字笫2号“高新区国土局对两原告请求赔偿因处置原英华科技大楼行为给两原告造成的损失问题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依法作出处理决定”的行政赔偿判决；2011年10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分别作出（2009）行终字笫4号、第5号行政赔偿判决和行政判决，维持（2006）粤高法行初字笫1号、（2006）粤高法行初字笫1号判决。
2012年2月7日，两原告联合向高新区国土局发出《依法作出国家赔偿处理决定的函》称：2012年1月20日收到最高人民法院（2009）行终字第4号《行政赔偿判决书》及（2009）行终字第5号《行政判决书》，你局应对我两公司“请求赔偿因处置原华英科技大楼行为给两公司造成的损失问题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依法作出处理决定”。请你局依照生效判决所规定的时限及《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依法客观、公平、公正地作出国家赔偿处理决定。
2012年4月25日，高新区国土局作出的汕高国土（2012）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称：鉴于两原告至今未按《国家赔偿法》第十二条规定向我局提出具体赔偿诉求及提供相关赔偿依据，导致我局无法就赔偿方式、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等问题作出明确判断。现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三条规定作出如下行政处理决定：本局在充分听取两公司意见的基础上，依照《国家赔偿法》第四章规定与华英、金海两公司就赔偿方式、赔偿项目和赔偿数额等问题进行协商处理。如不服本《行政处理决定书》，可以3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自2012年7月起至2013年3月，两原告多次向高新区国土局致函，请求赔偿因处置原华英科技大楼损失。高新区国土局分别于2012年7月16日向两原告出具《复函》、于2012年9月4日、2012年10月22日、2012年12月12日、2013年2月6日、2013年4月7日、2013年6月6日、2013年8月2日、2013年10月8日、2014年1月24日向两原告出具《告知函》，要求两原告提供索赔的事实依据（包括两公司的实际投入损失依据、上盖物作价的有效依据等）。
2014年5月12日两原告向高新区国土局提交了《行政赔偿申请书》，请求高新区国土局就违法处置行为向两原告赔偿因此而造成的经济损失。2014年6月13日，高新区国土局向两原告作出汕高国土函（2014）6号《告知函》，主要内容：一、我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9）行终字笫4号《行政判决书》的判决在2012年4月25日作出了《行政处理决定书》，你们二公司未在接到该决定书之日起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因此该决定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现你们二公司以同一事项再次提出行政赔偿申请没有法律依据。另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你们二公司提出的行政赔偿请求已经超过2年时效，且赔偿请求时效也不存在应当中止的情形。综上，对你们二公司2014年5月12日提出的行政赔偿申请，我局不予受理。二、你们二公司至今未按照《国家赔偿法》第12条第（二）项之规定要求提供索赔的事实依据（包括你们二公司的实际投入损失依据、上盖物作价的有效依据等），故我局无法决定该如何进行赔偿。你们要求我局提供的有关资料我局已在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你们二公司与我局的行政赔偿纠纷案件中提交最高人民法院，因此，我局也无义务再向你们二公司提供有关资料。两原告遂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提出上述诉讼请求。
另查，1997年9月12日，汕头市人民政府发布汕头市人民政府令第15号《汕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行使市一级管理权限办法》（下称《办法》）第二条规定，高新区管委会为汕头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代表市政府行使市一级管理权限；第十一条规定，高新区国土房产局行使以下国土房产管理权限：第（三）项土地利用进行监督检查及执法，第（六）项，核发国有土地使用证、非农建设用地许可证、房地产权证等。2001年9月30日，汕头市人民政府颁布的《汕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规定，高新区管委会为汕头市政府的副厅级派出机构，代表汕头市政府行使市一级管理权限；高新区国土局为高新区管委会的内设机构，审批项目用地使用权；审批各类工程的规划、设计等。
本院认为，就两原告提出的行政赔偿请求，高新区国土局于2012年4月25日作出了汕高国土（2012）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该决定书名义上为行政处理决定，但内容上并未有确定的赔偿数额，仅提出解决赔偿问题的方式为双方协商，因此，该行政处理决定并未对两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上的影响。其后高新区国土局于2012年9月4日、2012年10月22日、2012年12月12日、2013年2月6日、2013年4月7日、2013年6月6日、2013年8月2日、2013年10月8日、2014年1月24日作出的多份《告知函》，内容均非对两原告产生实际权利义务影响的行政行为，两原告请求确认上述《行政处理决定书》和《告知函》违法，其请求应予驳回。
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10月11日分别作出的（2009）行终字笫4号、第5号行政赔偿判决和行政判决，已经确认高新区国土局处置原英华科技大楼的行为违法，并判令高新区国土局对两原告请求赔偿因处置原英华科技大楼行为给两原告造成的损失问题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依法作出处理决定。自2012年7月起至2013年3月两原告多次函告高新区国土局要求赔偿。两原告并于2014年5月12日向高新区国土局提交了《行政赔偿申请书》，请求高新区国土局就违法处置行为向两原告赔偿因此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因此，高新区国土局于2014年6月13日作出的（2014）6号《告知函》，以两原告的赔偿请求已经超过2年的诉讼时效为由，对两原告的行政赔偿请求不予受理，没有法律依据。两原告请求撤销该《告知函》理由成立，应予支持。针对两原告的行政赔偿请求，高新区国土局应作出行政处理。
因高新区国土局为高新区管委会的内设机构，故高新区管委会应与高新区国土局共同对两原告的赔偿请求作出处理。汕头市政府已于1997年9月12日以汕头市人民政府令第15号《汕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行使市一级管理权限办法》授权高新区管委会代表市政府行使市一级管理权限，因此，高新区管委会为规章授权的行政主体，可以独立作出行政行为并承担相应责任，就本案的行政赔偿请求可以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两原告诉请判令汕头市政府对其赔偿请求承担共同赔偿责任，于法无据。其对汕头市政府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
综上所述，高新区国土局以两原告的行政赔偿请求超过2年的时效为由不予受理，缺乏法律依据，其于2014年6月13日作出的《告知函》，内容违法，应予撤销。高新区国土局应对两原告的赔偿请求作出行政处理。高新区国土局作出的汕高国土（2012）1号《行政处理决定书》、2012年7月16日作出的《复函》、2012年9月4日、2012年10月22日、2012年12月12日、2013年2月6日、2013年4月7日、2013年6月6日、2013年8月2日、2013年10月8日、2014年1月24日作出的《告知函》，因对两原告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故两原告起诉请求确认上述决定书和函件为违法的行政行为，理由不能成立，该诉讼请求应予','2018-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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