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川0114民初2652号
原告：刘蔚涛，男，1937年1月26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裴家勤，四川海峡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刘子秀，女，1939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新都区。
第三人：谢嗣文，男，1968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新都区。
第三人：易文利，女，1968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新都区。
第三人：谢易豪，男，1994年5月22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新都区。
原告刘蔚涛诉被告刘子秀、第三人谢嗣文、易文利、谢易豪共有物分割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5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蒋园园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7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蔚涛及其委托代理人裴家勤、被告刘子秀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谢嗣文、易文利、谢易豪经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蔚涛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将位于新都区××社区××号2栋房屋（216.40平方米）、1栋房屋一层的厨房猪圈（148.07平方米）、林园（1611.12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以及林园的地上附着物所有权确认为原、被告的共有财产并依法平均分割；2、由原、被告共同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系同胞亲兄妹，父亲刘仲权于1960年5月去世，母亲陈茂勤于1974年1月去世，当时留下位于成都市新都区××社区××号正房、侧房等共计十间及房后坟墓林园3亩多。当时，原告在成都工作，两兄妹约定共同继承父母的遗产但不进行分割，双方确定为共同共有、共同管理、共同使用。1989年，原、被告共同商定后决定拆除共同共有的旧房，共同出资在旧房地基上建了二层砖混房屋共计362.47平方米（包括建筑面积216.4平方米及1栋1层的厨房粪房和猪圈面积148.07平方米），即新房权证监证字第××号房产证所载的。办理产权登记等事宜一直在被告所在社区进行。2010年，被告在办理新证过程中，原告发现被告并未将其登记为共有人，而错将第三人登记为共有人，但原、被告到房管部门去变更登记未果。被告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原告的权利，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诉至法院。
被告刘子秀辩称，本案诉争的房屋是在其父母去世后留下房屋的原址上，由其与丈夫谢瑞贵以及原告刘蔚涛共同修建的，故刘蔚涛也应当享有份额。另外，本案诉争的林园也是其父母去世后留下的遗产，一直未改变过。
第三人谢嗣文、易文利、谢易豪提交书面答辩状称：1、原告自迁出林泉社区后，就不再是林泉社区的村民，也就此失去了对该集体内土地主张权利的资格。2、原告只能继承其父母留下的遗产，而前述遗产由于时代变迁早就不存在了。3、原告主张权利的房屋既非原告父母的遗产也非原告所修建，该房屋系谢瑞贵、刘子秀、谢嗣文、易文利修建，与原告刘蔚涛没有丝毫关系。另房产证上载明的房屋所有权人没有原告，故前述房屋不是原告的财产，原告无权分割房屋。
经审理查明：
一、原告刘蔚涛（曾用名刘子孝）与被告刘子秀系同胞亲兄妹，原告的父亲刘仲权于1960年去世，原告的母亲陈茂勤于1974年1月去世。谢瑞贵（已故）系被告刘子秀的丈夫，第三人谢嗣文、易文利、谢易豪分别是刘子秀夫妻二人的儿子、儿媳、孙子。原告的父母去世时留下位于新都区××社区××号正房、侧房房屋若干，前述房屋于1989年被拆除。前述房屋被拆除后，刘子秀等人在被拆除房屋的地基上又修建了新的房屋。至于修建主体，原、被告及第三人各方存在争议。
二、新房权证监证字第××号房屋产权证书载明，位于新都区××社区××号的房屋属于刘子秀、谢瑞贵、易文利、谢嗣文、谢易豪共同共有。前述房产包含但不限于原告主张所有权××新都区××社区××层房屋（建筑面积216.4平方米）以及1栋1层的部分房屋（原告主张该部分房屋用途为厨房猪圈、建筑面积为148.07平方米），对于原告主张权利的前述房屋以下简称案涉房屋。
三、位于新都区马家镇林泉社区第十七农业合作社的使用权面积为1761.12平方米的土地一宗，登记的土地使用权人为刘子秀，并注明“刘子秀家庭人口5人，分别为谢瑞贵（夫）、谢嗣文（子）、易文利（媳）、谢易豪（孙）”。原告主张使用权的面积为1611.12平方米的林园的土地使用权大部分包含在其中，对于原告主张权利的前述林园的土地使用权以下简称案涉林园土地使用权。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该不动产物权的真实权利人，请求确认其享有物权的，应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因此，原告主张对案涉房屋享有所有权、对案涉林园享有土地使用权以及对案涉林园地上附着物享有所有权，对此原告应提供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
关于原告是否享有案涉房屋所有权的问题。原告父母去世后，其遗留下的房屋应当作为遗产由包括原告在内的继承人予以继承。《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规定：“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该遗留下的房屋已于1989年被拆除，故该房屋的所有权在拆除行为完成后已经消灭。而在被拆除房屋地基上修建的新的房屋，自修建行为完成之时起由修建人取得所有权。一方面，因现在案涉房屋已不是原告父母遗留下的旧有房屋，原告不能基于继承权享有案涉房屋的所有权。另一方面，现案涉房屋所有权未登记在原告名下，故原告主张对案涉房屋享有所有权应证明其是案涉房屋的修建人之一。为此，原告向本院举出《房屋修建证明书》、《刘子秀家庭房屋修建情况》、证人冯某、刘某、史某的证言等证据拟证明其参与了案涉房屋的修建。但对于这些证据，首先，《房屋修建证明书》、《刘子秀家庭房屋修建情况》两份陈述存在矛盾的地方，即：刘子秀及二十余名村民签名捺印作证的于2011年12月5日出具的《房屋修建证明书》载明案涉房屋系刘子秀和丈夫谢瑞贵修建，为刘子秀和谢瑞贵所有。而刘子秀于2015年5月27日出具的《刘子秀家庭房屋修建情况》则载明案涉房屋由刘子秀、原告和谢瑞贵共同出资修建，属于刘子秀和刘蔚涛所有。其次，冯某、刘某、史某的证言并未明确表明原告直接参与案涉房屋的修建，有部分证人只陈述原告拿钱给刘子秀家，但并未说明所拿的钱是属于何种性质，即未明确是属于修建房屋的出资还是仅仅是补贴家用。再次，案涉房屋登记在刘子秀和第三人名下，第三人在书面答辩状中明确表示原告未参与案涉房屋的修建，故本院不能依据刘子秀单方陈述来认定原告是案涉房屋的修建人之一，何况如前所述刘子秀的陈述本身存在自相矛盾的地方。综上，原告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参与了案涉房屋的修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原告所举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参与了案涉房屋的修建，应承担不利后果。综上，原告既不是新建的案涉房屋的继承人，且案涉房屋现登记在被告及第三人名下，原告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案涉房屋所有权登记簿的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其为案涉房屋的真实权利人，故本院对原告要求确认其对案涉房屋享有部分所有权并依法分割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是否享有案涉林园土地使用权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一）公民的收入；（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可见，农村土地使用权是不能作为遗产被单独继承的，况且原告也未举出充分证据证明案涉林园是由其父母遗留以及遗留林园的具体范围，故原告关于其有权继承案涉林园的土地使用权的主张不能成立。另一方面，现案涉林园土地使用权人为刘子秀，不包含本案原告，故本院对原告要求确认其对案涉林园享有土地使用权并依法分割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是否享有案涉林园地上附着物所有权的问题。本案中，原告的父亲刘仲权于1960年去世，原告的母亲陈茂勤于1974年1月去世，至今已有四十余年，案涉林园中的树木是否被砍伐、是否已自然死亡并更替均不得而知，总之，原告未举出充分证据证明案涉林园地上附着物是属于其父母遗留的财产，其对前述地上附着物也无权继承且不享有所有权，故本院对原告要求确认其对案涉林园中地上附着物享有部分所有权并依法分割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蔚涛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650元（已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由原告刘蔚涛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蒋园园
二〇一七年三月六日
书记员 魏丹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