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厦海法商初第385号
原告东方先导糖酒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579号9楼905室。
法定代表人范钦宇，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振生，上海泛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林铮辉，上海泛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住所地海南省洋浦远洋路新恒基大厦*栋**楼**房。
法定代表人何士豪，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林亚池，男，1962年7月30日出生，汉族，该公司业务经理，住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洪屋路142号6栋408房。
被告，住所地江西省吉安市万安县沿江路**号。
法定代表人胡克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林志明，北京市佳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住所地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金砂路**号***号房。
法定代表人陈道源，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荣存，广东敬海（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宋婉宁，广东敬海（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东方先导糖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先导公司）为与被告洋浦鹏远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远公司）、万安县航运公司（以下简称万安公司）、汕头市福顺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顺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和船舶营运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于2013年8月9日向本院提出诉讼，本院依法予以受理。根据原告的申请，本院于2013年9月18日作出（2013）厦海法商初字第38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冻结三被告价值900万元的财产。因工作调整，本案原定的合议庭组成人员在诉讼过程中发生了变更。2013年11月12日和2014年10月11日，本案两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林铮辉、鹏远公司委托代理人林亚池、万安公司委托代理人林志明、福顺公司委托代理人李荣存、宋婉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各方申请庭外和解以及本院组织调解均未果，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东方先导公司诉称：2013年4月26日，原告与广西恺山糖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恺山公司）签订了由原告向其购买3000吨白砂糖的买卖合同。2013年5月3日，原告与被告鹏远公司签订《航次运输合同》，约定由鹏远公司将上述货物中的2750吨从钦州港运输至上海港。2013年5月11日，被告万安公司、福顺公司就前述2750吨货物的运输开具了水路货物运单，载明货物由万安公司承运，由福顺公司实际承运，承运船舶为“福顺66”轮。2013年5月16日13：20时，“福顺66”轮在货物运输过程中非法绕航后，于福建平潭海坛海峡金鲟礁触礁并搁浅，随即联系海事主管机关组织施救。上述货物被过驳至施救驳船上，其中部分货物分别从平潭转运南通港和上海港。原告、万安公司和福顺公司的保险人在南通港和上海港共同验收到达货物，经清点共收到货物2386.174吨，货物有不同程度的受损，为了减少损失，原告及时将其销售处理，该部分货物损失共计3112610.04元。此外，货物短缺363.826吨，损失共计2062893.42元。原告为涉案货物支付运费244750元，支付起驳费45965元。原告还为涉案货物向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保险公司）投保了“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保险-
基本险”，支付保险费7700元。以上损失总计5473918.46元。另外，福顺公司因对“福顺66”轮进行施救与相关方签署了施救协议和设备租赁协议，由此产生的费用除少数由福顺公司自行支付外，其他费用均由原告垫付，垫付金额共计2299175元，原告就其垫付的施救费用与福顺公司之间构成借款合同关系。原告认为，三被告应对涉案货物遭受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也应连带返还原告垫付的因施救作业产生的相关费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原告特提起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诉讼，请求判令：1、三被告连带赔偿原告货物损失共计5473918.46元及其利息（利息自2013年6月9日起计至判决确定应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三被告连带向原告返还原告垫付的施救费用共计2299175元及其利息（利息自2013年6月2日起计至判决确定应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被告鹏远公司辩称：一、鹏远公司不应承担货损货差的连带赔偿责任。原被双方签订的《航次租船合同》明确约定，案涉货物的货损货差由原告与船东结算，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以下简称《水路运输规则》）第四十五条的规定，该约定合法有效，本案货损是在船东实际承运期间发生的，故原告应就货损问题找船东赔偿，不应向鹏远公司主张权利。实际业务上，鹏远公司仅仅是原告的代理，因开票需要而订立前述合同；二、原告支付的运费、保险费、起驳费系运输过程中正常发生的费用，非案涉事故造成的货物损失，该部分赔偿主张无法律和合同依据；三、案涉运输系沿海货物运输，即使鹏远公司承担责任，亦依法享受实际承运人应享受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
被告万安公司辩称：一、万安公司在本案中仅是承租人与转租人的关系，赚取的是承租和转租的差价，并不是案涉运输承运人，也不是实际承运人，无需承担本案的连带赔偿责任；二、万安公司与福顺公司签订的《航次租船合同》约定，一切经济损失由福顺公司承担，该约定合法有效，根据《国内水路运输规则》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万安公司依法不承担货损货差的赔偿责任；三、万安公司与湛江市航茂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茂公司）签订的《航次运输合同》约定，航茂公司应当对运输的货物办理保险，否则造成的货物风险由航茂公司承担，故该货损货差应由航茂公司及其投保的保险公司承担；四、即使万安公司应承担责任，也应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五、万安公司与福顺公司签订的《航次租船合同》约定，该合同发生的纠纷应提交钦州仲裁委员会裁决，故本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
被告福顺公司辩称：一、原告与万安公司、福顺公司之间不存在运输合同关系，也无权依据案涉水路运单索赔，原告向福顺公司提起的索赔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从案涉水路运单看，虽然福顺公司为实际承运人，但案涉货物的托运人为广西南华糖业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华销售公司），收货人为东方先导（湛江）糖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先导湛江公司），可见原告既非货物的托运人、也非货物的收货人；二、即使原告对福顺公司的索赔有法律基础，除运费及保险费福顺公司不负责外，其他原告主张的各项赔偿及垫付费用均属于可限制性债权，福顺公司有权援引赔偿责任限制。案涉船舶的总吨为1681公吨，由此计算出的赔偿限额为182113.5特别提款权，折合人民币为1685988.57元（按照事故发生之日特别提款权与人民币的汇率1：9.2579计算）；三、福顺公司对原告主张的各项损失不予认同。1、原告主张的货物损失金额与事实不相符。货物单价应为5540元／吨，货款共计15235000元。货物受损后，回收残值为10416996.54元，故货物损失共计4818003.46元，非原告主张的5175503.46元。2、原告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支付了运费244750元，而其主张的保险费损失并非案涉事故直接造成的损失，福顺公司不负赔偿责任。3、陈乃燕并非福顺公司的员工，福顺公司也从未授权其处理本次事故，其签署的说明及救助合同等，福顺公司根本不知情。在福顺公司未予以追认的情况下，陈乃燕以其个人名义或代表福顺公司签署及出具的有关起驳费及垫付施救费用的所有材料对福顺公司均不具有约束力；四、原告主张的案涉船舶非法绕航没有事实依据，案涉船舶行驶的是习惯航线，并未存在不合理绕航。而且，本案货损的发生是由于船舶在航行过程中避让小渔船而触礁搁浅造成，与船舶是否存在不合理绕航并没有因果关系。即使存在不合理绕航，也是船长及船员的个人行为，福顺公司仍然有权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
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原告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证据1、《航次运输合同》；证据2、《水路货物运单》；证据3、“福顺66”轮国籍证书；证据4、《2012／2013榨季商品购销合同》，用以证明广西田东南华糖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华公司）将涉案货物出售给东方先导湛江公司；证据5、《销售合同》（编号：KS20130426-04），用以证明东方先导湛江公司将涉案货物出售给恺山公司；证据6、《销售合同》（编号：KS20130426-02），用以证明恺山公司将案涉货物卖给原告；证据7-8、增值税专用发票、保险单，用以证明涉案货物的保险费用；证据9、货损现场查勘记录，用以证明货物运抵南通港的数量及状况；证据10、港航内部记录证明，用以证明货物运抵上海港的数量及状况；证据11、货损处理会议纪要，用以证明货物运抵上海港的检查结果及处理意见；证据12、招标相关材料，用以证明相关方组成招投标小组，以简易招投标形式变卖部分受损较严重的货物；证据13-14、原告与上海达泰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泰公司）的两份买卖合同，用以证明原告将部分受损较严重的货物以每吨3872.7元的价格出售，将部分受损较轻微的货物以每吨5152元的价格出售；证据15、关于协助“福顺66”轮处理海损事故的函（传真件），用以证明被告福顺公司要求原告协助处理事故相关事宜，并指定陈乃燕作为其代表；证据16、“福顺66”轮事故经过；证据17-18、抢险施救费用协议两份；证据19、租赁“安顺6777”轮的合作协议书，用以证明福顺公司租赁“安顺6777”轮参与施救作业；证据20、吊卸合同；证据21、福顺公司关于部分施救费用的说明；证据22-23、中国光大银行（上海分行）借记通知及收条，共同证明原告向“明航1”轮、“金茂盛9”轮共支付447500元；证据24-25、转账凭证、收据及账户明细查询单，用以证明原告向“安顺6777”轮支付665000.00元；证据26、中国建设银行网上查询打印单，用以证明原告向福建正力海洋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力公司）支付1185575元；证据27、《过驳租船合同》，用以证明货物过驳转运事宜；证据28、货物交接单，用以证明涉案事故发生后，部分货物由“顺鑫618”轮转运至南通；证据29、吊秤计量单，用以证明“顺鑫618”轮与收货人在交接货物时使用电子吊秤进行称重，计重1123.324吨；证据30、关于本案受损货物残值处理中招标书、招标规则等资料来源的说明；证据31、南华公司的“说明”，用以证明南华公司仅仅是交付货物，未与任何主体订立运输合同；证据32、东方先导湛江公司的“说明”，用以证明原告是真正的收货人；证据33、达泰公司的情况说明，用以证明达泰公司代替原告支付了施救费用，并用应支付给原告的货款中抵扣；证据34、发票，用以证明部分货物运抵上海后产生了起驳费；证据35、《水上交通事故报告书》，用以证明船长确认陈乃燕为“船舶代理人／租船人”，且案涉运输存在非法绕航。
针对原告的举证，被告鹏远公司均无异议，而且鹏远公司还证明，在运输合作过程中，陈乃燕代表“福顺66”来操作并收取运费。被告万安公司仅对证据31、32提出异议，认为相关主体的“说明”需要其他辅助证据佐证，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被告福顺公司质证认为：证据1-3无异议；证据4-6的文件形式存在缺陷，并质疑这种多手转让交易的真实性；证据7没有原件，不予认可；证据8-14没有异议；证据15的真实性有异议，无法反映是福顺公司发出的传真件；证据16，无法确认内容的真实性，因为陈乃燕并非案涉船舶的船长或船员；证据17、18无异议；证据19-23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24、25，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与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证据26为网络打印体，真实性无法确认；证据27-30没有异议；证据31的表面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证明了原告并非运单中的权利人；证据32的表面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对象有异议；证据33中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但对所附凭证有异议；证据3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发票没有相应的合同作支撑；证据3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不能证明陈乃燕代表船东，也不能证明船舶存在非法绕航。
结合三被告的质证意见，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4-6系三份背靠背的买卖合同，部分合同一方加盖印章与原件核对无异，这三份合同之间以及与证据7发票之间均能相互印证，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15是复印件，无法与原件核对一致，不予采信；福顺公司对证据16、19-23、26提出异议，但这些材料系案涉船舶遇险后有关海损事故处理、抢险施救、费用支出凭证等相关证据，陈乃燕的签名是原件，且加盖手印，这些材料反映的事实与原告提供的证据33达泰公司的情况说明及所附的付款凭证、证据35船长在《水上交通事故报告书》中反映的事实均能相互印证，且福顺公司作为“福顺66”轮船东，一方面不认可上述材料，另一方面又不能提供有关施救及费用支付的证据材料的情况下，本院原告提交的前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采信，至于陈乃燕是否有权代表船东应综合予以认定。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各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
为支持其抗辩主张，被告鹏远公司提交了航茂公司的“情况说明”，用以证明航茂公司是代鹏远公司与万安公司订立案涉《航次运输合同》。鹏远公司在庭审中还确认，鹏远公司和航茂公司系关联公司，均由鹏远公司在本案中的代理人林亚池控制。对该份证据，原告和其他两被告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由此可以确认这一事实，即航茂公司是代鹏远公司与万安公司订立案涉《航次运输合同》。
为支持其抗辩主张，被告万安公司提交以下证据材料：证据1、组织机构代码证和营业执照，用以证明主体和运输资质；证据2、《航次租船合同》，证明万安公司向福顺公司承租“福顺66”轮；证据3、《航次运输合同》，证明万安公司将“福顺66”轮出租给航茂公司，并约定货物风险由航茂公司负担。对该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其他各方均无异议，但原告认为万安公司提供的两份合同与本案无关联。由于该三份证据的真实性各方无异议，故本院予以采信。
为支持其抗辩主张，被告福顺公司提交以下证据材料：证据1-4、船舶国籍证书、海上船舶检验证书簿、安全管理证书及符合证明，共同证明案涉船舶证书配置情况；证据5、货损情况检验律师函，用以证明东方先导湛江公司向福顺公司发律师函，原告不是合同当事人。对于该五份证据，各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
根据被告鹏远公司的申请和案件审理需要，本院向福州海事局调取了《福州“5.16”“福顺66”轮触礁事故调查报告》（以下简称《调查报告》）。各方对该报告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
根据各方举证和本院调查的证据，结合庭审调查内容，本院查明以下事实：
2013年4月26日，南华公司（供方）与东方先导湛江公司（需方）订立《2012／2013榨季商品购销合同》，约定由南华公司将3400吨白砂糖出售给东方先导湛江公司，其中3000吨单价5540元，400吨单价5530元，总价18832000元。同日，东方先导湛江公司（供方）又与恺山公司（需方）订立《销售合同》，约定由东方先导湛江公司将3000吨单价5540元的白砂糖出售给恺山公司，总价16620000元。同日，恺山公司（供方）再与本案原告订立《销售合同》，约定将3000吨白砂糖出售给原告，单价5670元，总价17010000元。
2013年5月3日，原告与鹏远公司就水路货物运输订立《航次运输合同》，约定：原告为承租方，鹏远公司为出租方；货名白糖，数量2750吨，包装编织袋；承运船舶为“福顺66”轮或同类轮，载货2810吨；装货港钦州，卸货港上海；运费按毛重每吨89元，货物不足2750吨，按2750吨计费；货损货差按《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办理；鹏远公司保证船舱干净，适航适载；船员理货交接，货损货差赔款按每包310元在运费中扣除，由原告与船东结算。庭审中，原告与鹏远公司确认，原告已将运费244750元支付给鹏远公司。
同日，就前述货物，航茂公司代表鹏远公司又与万安公司订立《航次运输合同》，约定：鹏远公司为承租方，万安公司为出租方；货名白糖，货量2750吨；承运船舶“福顺66”轮，载货2800吨；装货港钦州，卸货港上海；受载期2013年5月6日正负一天；运费按毛重每吨75元；货损货差按《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办理；万安公司保证船舱干净，适航适载；船员理货交接，货损货差赔款按每包340元在运费中扣除。
同日，就前述货物，万安公司再与福顺公司订立《航次租船合同》，约定：万安公司为承租人，福顺公司为出租人；承运船舶“福顺66”轮，装船日2013年5月6日；运费65元每吨；船方负责理货，如造成承租人的货物短少、被盗而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出租人应按实际价格赔偿给承租人，承租人可以从出租人运费中扣除；航行过程中所发生的任何事情由船方负责，如途中发生船舶意外险情货物过驳或拖船所发生的一切经济损失由船方承担；有关承租人和出租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界定，适用于《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如有纠纷，提交钦州仲裁委员会管辖。
2013年5月6日，原告为上述货物向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保险公司）投保国内水路货物运输保险，总保险金额1540万元，被保险人原告，保险费7700元。
2013年5月9日，货物在钦州港装船，万安公司签发编号为0001417的《水路货物运单》，运单也加盖福顺公司“福顺66”轮船章，该运单记载：托运人南华销售公司，承运人万安公司，实际承运人福顺公司，收货人东方先导湛江公司，装船日期2013年5月9日，起运港钦州，到达港上海，货物名称白砂糖，件数55000，包装方式编织袋，重量2750吨。根据件数和重量计算，每包的重量为0.05吨。
2013年5月11日，“福顺66”轮从钦州港开航。5月15日，该轮在平潭吉钓锚地附近抛锚。5月16日13时15分，备车准备起锚开往上海。5月16日13时52分，该轮航行至平潭海坛海峡金鲟礁附近水域时，发生触礁事故，造成船体破损变形，货舱进水，未有人员伤亡和水域污染。福州海上搜救中心接报后第一时间调派海巡艇前往事故现场抢险和勘验，并联系专业救助机构开展应急抢险作业。5月16日16时40分，“安达拖”轮和“利亚拖3”轮协助试图脱浅未成功。5月17日至5月19日，“福顺66”轮进行过驳货物和船上所有存量燃油。5月19日19时11分，该轮成功堵漏起浮，重新选择安全锚位抛锚。
2013年5月21日，“福顺66”轮船长郑声福向福州海事局出具《水上交通事故报告书》，其中“船舶代理人／租船人”一栏记载为陈乃燕，事故的详细经过摘要为：“福顺66”轮从钦州港驶往上海港，5月15日停靠福建平潭吉钓锚地进行生活补给，5月16日检测船上设备一切正常后起航，在穿越航道时，为避让小船，我船采取右转舵，最终由于重载惯性大、水流急船速等原因搁礁。当日下午，“明航1”到现场对我船货物进行施救，吊往“金茂盛9”轮，到今天止我船所载货物全部被吊空，分别装载在“金茂盛9”轮、“锦泰158”轮和“正力海工6”轮，因船舱进水，估计有300多吨白糖溶化。
2013年5月25日，“福顺66”轮所投保的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汕头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向抬头为福顺公司、船东陈乃燕先生的人发送电子邮件，请求对事故中获救的货物尽快处理。
同日，在“福顺66”轮解除危险后，陈乃燕代表“福顺66”轮与“明航1”、“金茂盛9”轮的船方代表林述明，基于“明航1”、“金茂盛9”轮自2013年5月16日下午7时左右参加抢险施救至18日10时左右结束，估计抢驳货物750吨左右的事实，订立了两份抢险施救费用协议：1、就“明航1”轮的抢险施救，双方约定：抢险费包括调遣费5万元，滞期费2万元，过驳费每吨250元，货物转驳前先付22万元，余款在卸完货物之前一次性付清，付款指定账户：锦州百川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川公司），锦州银行锦中支行，账号410100122900285。该协议落款处，陈乃燕代表“福顺66”轮签字，并特别注明“船方支付5万元整，货方垫付17万元整”。2、就“金茂盛9”轮的抢险施救，双方约定：抢险费包括调遣费7万元，滞期费2万元，过驳费每吨200元，货物转驳前先付21万元，余款在卸完货物之前一次性付清，付款指定账户与前述“明航1”轮抢险施救费用协议一致。该协议落款处，陈乃燕代表“福顺66”轮签字，并特别注明“货方垫付21万元整”。2013年5月27日和28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百川公司抢救费38万元和抢险费67500元，共计447500元。
2013年5月25日，为处理受损货物，由货主和相关方形成“福顺66”轮载运货物招投标小组，邀请各具备该批货物处理资质和经济实力的公司投标竞买，最终由达泰公司中标。随即，原告与达泰公司订立《白砂糖销售合同》，由原告将预估受损货物1750吨销售给达泰公司，单价3872.7元／吨。
2013年5月26日，陈乃燕代表福顺公司与“安顺6777”轮的代表何昌杰订立《租赁“安顺6777”轮合作协议书》，就“安顺6777”轮从2013年5月19日起过驳“福顺66”轮难船上的载物事宜约定：租赁费每日45000元，按实际租赁天数计算，租金只须由何昌杰提供收款收据。合同落款处，陈乃燕特别注明“全部款项由货主垫付”。之后，达泰公司向何昌杰支付了“安顺6777”轮租船费。何昌杰于2013年6月6日向达泰公司出具“收据”，载明已收到达泰公司支付的“安顺6777”轮全部租赁费66.5万元。
2013年5月26日，陈乃燕代表福顺公司与正力公司订立《“福顺66难船白糖”吊卸合同》，约定福顺公司租用正力公司货船及浮吊，由正力公司将“福顺66”难船货物卸到正力公司货船上后再移至岸上，吊卸费（包括货船及浮吊调遣费、卸船等）按550元／吨计，具体数量以实际吊起的重量为准，合同签订后，福顺公司预付55万元，剩余款项在工程完工后一次性付清。合同落款处，陈乃燕注明“全部款项由货主垫付”。之后，达泰公司分别于2013年5月29日、2013年6月2日转账支付正力公司55万元和636675元，合计1186675元。
2013年5月30日，达泰公司租用“顺鑫618”轮将部分抢卸过驳的货物从平潭转运至南通港。剩余部分货物由鹏远公司安排“锦泰158”轮直接运至上海，并由鹏远公司将原告支付的部分运费支付给了“锦泰158”轮。6月6日，上海泛洋律师事务所林铮辉律师代表东方先导湛江公司向福顺公司发出有关货损事故、货损检验的律师函，称：东方先导湛江公司向万安公司托运，由福顺公司船舶“福顺66”轮实际承运的白糖在平潭港发生事故而遭受损害。经救助，部分货物已经从难船驳卸至“金茂盛9”轮、“锦泰158”轮和“安顺6777”轮等船，现货物已陆续运抵上海港。为核定货物的灭失数额和受损货物的残值，东方先导湛江公司委托律师通知贵司，见函后48小时内立即安排人员与东方先导湛江公司对货物进行联合检验，确认货损的情况和具体金额，并共同商定对受损货物的处理。
2013年6月9日，货物运抵上海港。原告、达泰公司、福顺公司、安信保险公司以及相关保险公估公司派遣代表在上海吴泾码头就受损货物数量、价格召开会议，形成会议纪要，各方共同确认：好中档糖919.3吨，按发票价9.2折由东方先导公司处理；差档糖343.55吨，按原湿货价由原告处理。同日，原告与达泰公司就存放于上海市通海路315号糖业仓库的水湿白砂糖919.3吨订立《白砂糖销售合同》，单价为5152元／吨，总价值4736233.6元。6月11日，“顺鑫618”轮运输的货物到达南通港后，经船货双方确认，达泰公司接收水湿货物1123.324吨，此批货物加上运抵上海的差档糖共计1466.874吨，按照之前确定的收购价3872.7元／吨计算，总价值5680762.94元。至此可以确认，“福顺66”轮触礁事故后经抢救，共收回货物2386.174吨，全部发生不同程度的湿损，另有短量363.826吨。回收货物收回残值共计10416996.54元。
2013年11月20日，东方先导湛江公司出具“说明”，称：我司向南华公司购买的白砂糖转售恺山公司，恺山公司再转售东方先导公司。货物的运输由东方先导公司安排，我司指令南华公司将上述货物交付于“福顺66”轮，由于南华公司系实际交付货物的人，所以运单中记载该公司为托运人，又因我司与南华公司订立购销合同，故南华公司将运单上的“收货人”填写为我司，但我司实际受东方先导公司的委派采购白砂糖，实际购买人和真正收货人是东方先导公司。庭审中，原告称：原告与东方先导湛江公司系关联公司，但二者为独立法人，东方先导湛江公司在案涉这票货物上系原告的代理人。
2013年11月23日，南华公司出具“说明”，称：我司销售给东方先导湛江公司的白砂糖，根据该公司指示，将货物交付与“福顺66”轮，故我司在运单上记载为托运人（运单中实际记载的托运人为南华销售公司）。
2013年11月29日，福州海事局出具《调查报告》，认定：（一）船舶、船员概况。1、总吨1681，净吨941，船舶种类干货船，所有人／经营人福顺公司。2、法定技术证书齐全有效。3、保养情况检查正常。4、船员配备满足最低配员要求，事故发生时船长郑声福、三副翟增涛。（二）气象、海况和事故水域通航环境。事故海域能见度好，事发时涨潮，事故水域通航情况复杂，但助航设施基本满足船舶通航要求。（三）事故原因。1、在狭水道航行过程中舵机意外故障，船舶失控偏离航向是导致本起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2、通航环境影响为事故的客观原因。事发时西南风5-6级，涨潮流，船舶舵机故障后受风流压的影响，导致触碰礁石。（四）结论和责任认定。本起事故为一般等级水上交通事故。“福顺66”轮在平潭海坛海峡金鲟礁附近水域航行时，因舵机意外故障，船舶失控偏离航向发生触礁事故。事发前该轮已采取备车备锚等符合相关法规和海员通常习惯做法的安全措施，调查中未发现船长、船员及相关船舶操纵存在明显过失行为。
2013年12月10日，上海东方通海物流有限公司向东方先导公司开具发票，记载的费用名称为“装卸力资费”，金额45965元，备注“景泰158轮（福顺66）潮糖施救费”。
2013年12月27日，达泰公司出具“情况说明”，称：我司与东方先导公司分别于2013年5月27日和6与9日订立《白砂糖销售合同》，分别以3872.7元／吨和5152元／吨收购“福顺66”事故造成的受损货物1466.874吨和919.3吨，累计总价款10416996.54元。我司于2013年5月、6月和8月份六次支付东方先导公司货款8565321.85元。此外，东方先导公司与“福顺66”轮船东的约定以及相应的吊卸和租船合同，由我司为东方先导公司向何昌杰、正力公司支付总计1851675元的施救费用，该部分费用直接折抵白砂糖货款。
另查明，本院于2013年9月9日向福顺公司送达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等应诉材料。鹏远公司和福顺公司均持有效的国内沿海普通货船运输的水路运输许可证，万安公司也具备水路货运资质。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方网站查询，事故当日即2013年5月16日特别提款权与美元的汇率为1：1.49088，中国人民银行公布2013年5月16日的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为1：6.2096。
本院认为，原告在本案中提出的诉讼请求有两类，一类是要求赔偿货物在运输过程中遭受的损失，另一类是请求向原告返还其垫付的施救费用，二者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请求，故本案应依据该两项诉讼请求及对应的法律基础关系来确定相应的案由。首先，原告依据其与鹏远公司签订《航次运输合同》提起诉讼，虽然《航次运输合同》在性质上属于航次租船合同，但鉴于航次租船合同本质上属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一种类型，且原告同时也将实际运输货物的“福顺66”轮船东福顺公司等人列为共同被告，在原告明确选择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之诉的情况下，本案第一个案由应确定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其次，原告主张，在其为福顺公司垫付了货物施救合同项下本应由福顺公司支付的施救费用后，构成了福顺公司对原告的借款。由于该垫付行为发生在船舶营运过程之中，故本案另一个案由应确定船舶营运借款合同纠纷。本案原告主要依据其与鹏远公司之间的《航次运输合同》提起诉讼，故本案应依据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案涉货物在发生事故的平潭海域经抢卸后由“福顺66”轮转载于其他船舶继续运输至目的地，故平潭属于转运港，本院构成转运港所在地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六条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本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万安公司在庭审答辩时依据其与福顺公司签订的《航次租船合同》中有关仲裁条款的约定而对本院管辖权提出的异议，依法不能成立。
由于案涉运输属于沿海水路货物运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以下简称《海商法》）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我国港口之间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不属于该法第四章的适用范围，故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来处理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此外，《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沿海、江河、湖泊以及其它通航水域中从事的营业性水路货物运输适用本规则。”原告与鹏远公司之间的《航次运输合同》、鹏远公司委托航茂公司与万安公司订立的《航次运输合同》以及万安公司与福顺公司之间的《航次租船合同》均明确约定适用《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该约定合法有效。故本案除了适用《合同法》外，还应根据《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来判定各方在运输合同项下的权利和义务。但对于运输合同之外的其他内容，仍应适用《海商法》的规定予以判定。本案争执的焦点问题在于：
一、原告针对货损请求是否享有诉权以及三被告的法律地位
本案中，原告和鹏远公司之间订立了《航次运输合同》，该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且鹏远公司具备相应的运输资质，合同合法有效。该合同在性质上属于《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中的航次租船合同，原告是承租人，鹏远公司是出租人。《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第七十三条又规定：“本规则第三十条和第三十三条的规定，适用于航次租船的出租人。本规则其他有关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的规定，仅在航次租船运输形式下的运输合同没有约定或者没有不同约定时适用于出租人和承租人。”可见，除非前述《航次运输合同》存在特别约定，《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其他规定均适用于原告和鹏远公司。因此，原告和鹏远公司之间的《航次运输合同》构成航次租船运输形式下的运输合同。原告是该运输合同项下的托运人，鹏远公司是承运人。原告依据该运输合同要求货损赔偿，依法享有诉权。鹏远公司认为其仅仅原告的代理，该主张与合同约定明显不符，不能成立。鹏远公司接受原告的运输委托后，再通过其代理航茂公司与万安公司订立《航次运输合同》，万安公司接受航茂公司的','2018-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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