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5民终756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苏州吉维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高新区横塘街道文化北路。
法定代表人：廖品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峰，江苏衡鼎（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邵玉琴，江苏衡鼎（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积那环保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金廊公路41号6-272。
法定代表人：宾蓉，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修春，江苏紫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苏州吉维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维纳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积那环保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积那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2015）虎商初字第005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2月21日、2017年1月19日二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吉维纳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峰和邵玉琴、积那公司法定代表人宾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许修春到庭参加第一次、第二次庭审，吉维纳公司法定代表人廖品源到庭参加第一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吉维纳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积那公司的本诉请求，支持吉维纳公司的反诉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由积那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1、一审法院认定本案法律关系为以居间合同为主、服务合同为辅的复合法律关系，该认定错误，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如一审法院所查明的2010年12月21日案外人享天然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享天然公司）与名硕电脑（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硕公司）签订了一份《餐具清洗消毒工程及服务合同》，2011年3月29日享天然公司、名硕公司和吉维纳公司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将上述《餐具清洗消毒工程及服务合同》中享天然公司的权利义务转移给吉维纳公司，协议书中内容涉及到相关权利义务转移的概括性承受，包括其安装于名硕和所使用的各项设备、器具的所有权转让给吉维纳公司，其中也提到享天然公司的保证金70万元也交付给吉维纳公司，如按积那公司所称享天然公司完全是林某一人所有和一审法院所认定是林某个人谈下名硕公司的该洗消业务和签订合同的话，那在上述合同转让时林某和享天然公司必定会要求吉维纳公司签订转让合同并支付转让对价，如支付对价的话就已经考虑到林某商谈和签订合同的作用，那该合同法律关系为相关设备和洗消业务的转让而非是居间合同关系，积那公司并非居间方，而恰恰是合同的转让方。如享天然公司是台湾吉维那公司设立的，那其将享天然公司的设备、押金和洗消业务转移给吉维纳公司，完全就是关联企业之间的财产和业务的流转，也无需第三方居间，因而本案也不存在居间合同关系。其次，从时间上看，积那公司于2012年1月10日才成立，2011年3月29日享天然公司与名硕公司、吉维纳公司签订协议将《餐具清洗消毒工程及服务合同》中享天然公司的权利义务转移给吉维纳公司，转让基准日为2011年4月1日，该合同的签订日期为2011年3月29日，在该日吉维纳公司与积那公司及第三方享天然公司已达成协议并签订了合同，在该日前并无任何的居间行为发生，更不可能在该合同2011年3月29日已缔约的情况下，于2012年1月10日再由积那公司对吉维纳公司和享天然公司的该缔约进行居间服务。关于案件事实，吉维纳公司一审中已经说明，林某也承认其原为台湾吉维那公司的股东之一，当时其是代表台湾吉维那公司来大陆设立享天然公司和洽谈名硕业务的，仅是代表人而已，所有的业务均是台湾吉维那公司安排和努力的结果而非林某个人，其个人不应享有该合同的利益，因而更不存在一审法院认定的“名硕公司餐具洗消业务系由积那公司(林某)提供媒介而获得”的情况，故本案所涉合同并非居间合同。另外，从合同内容来看，特别是积那公司一审本诉起诉作为合同依据的双方于2012年5月8日所签订的《业务执行顾问费合约书》，其中明确载明的是积那公司“进行业务维护与拓展及服务价格的调涨”，积那公司一审本诉请求和起诉的基本事实也是自认是服务合同关系，包括举证，其中积那公司开具的发票也为业务费，也是自己认为尽了业务的维护与拓展及服务价格的调整，这都说明了本案系服务合同关系并非居间合同。就从一审法院提及的2012年4月1日双方所签《业务合同协议书》的内容来看，其中也明确载明“就开拓洗碗机业务市场，提高洗碗机市场占有率等业务”、“甲方为乙方担任业务顾问服务及开拓市场”，说明协议内容是为吉维纳公司提供业务顾问服务和开拓业务市场，显然双方之间完全是服务合同关系而非是居间合同关系或是居间为主、服务为辅的复合法律关系。另就该协议书附件《甲方所开拓至客户名册》来看，是依据前面协议的约定，附件上仅是对该协议约定的服务所涉吉维纳公司协议名称、协议当事人以及原协议期限进行的记载，而不是凭此名册就认定积那公司履行了协议的服务内容，应根据协议的内容审查积那公司是否履行了该协议的服务义务，因而一审法院根据该附件就认定积那公司已完成了该合同项下的居间义务，显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认定该事实的证据也不足。如按一审法院的该认定，双方既然是居间关系，而且附件也证明了积那公司完成了居间义务，就没有必要在2012年5月8日与积那公司再签订《业务执行顾问费合约书》。如按一审法院的该认定，2012年4月1日双方所签《业务合作协议书》是居间合同，积那公司已完成了居间义务，那2012年5月8日与积那公司再签订《业务执行顾问费合约书》就应该是服务合同，现积那公司既然以此合同主张服务费，那就应认定本案所涉合同即2012年5月8日《业务执行顾问费合约书》为服务合同并审查积那公司是否已尽服务义务。且从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来看，是根据洗消每月营业额来计算并每月支付，完全符合服务合同的特点。如按一审法院认定的居间合同，那居间行为完成后积那公司必然会一次性完成，而且不可能是根据业务量来支付周期这么长数额那么庞大的居间费用。2、一审法院认定2012年4月份之后至2013年4月份之前期间“宾蓉及林某并非是吉维纳公司员工，应认为系为工作方便而设置的职务”、“宾蓉担任积那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行为与其吉维纳公司任职行为并不排斥”、“宾蓉在吉维纳公司并负责名硕公司餐具洗消相关业务也是积那公司履行业务维护及价格调整义务的具体方式”，并认定“林某系代表积那公司参与到名硕公司餐具洗消业务的协调沟通之中”，显然与事实相悖，该认定错误，证据不足。一审庭审中，积那公司提供了《外来从业人员用工备案登记表》，其中虽显示宾蓉被享天然公司录用时约定的合同期限为自2011年7月1日起至2012年7月1日止，但并不能说明双方一直按该期限履行，宾蓉并无证据证明该劳动关系一直延续，而通过吉维纳公司提供的内部批单和申请表足以证明宾蓉于2012年4月开始即在吉维纳公司工作并任经理职务。积那公司一审提供的工商资料显示2013年7月19日开始即在吉维纳公司工作并任经理职务。积那公司一审提供的工商资料显示2013年7月19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宾蓉，积那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宾蓉在该变更日前在积那公司工作，而且按宾蓉自己一审庭审中自认是2012年4月份之后因名硕公司项目至苏州工作，之前是服务于享天然公司，林某亦认可其受聘于吉维纳公司作为该公司总裁，吉维纳公司提供的2012年5月11日的《苏州吉维纳组织图》已很清楚的说明了这一点，而且林某2010年9月有台湾吉维那公司的《聘任书》，明确其为大陆地区业务总裁，聘任期间自2010年10月1日起至2013年9月30日止，再结合吉维纳公司所提供的吉维纳公司的内部批单和申请表足以说明宾蓉和林某上述期间均是吉维纳公司的员工，一审法院不能因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未缴社保而否定事实劳动关系的存在，其认定的为工作方便而设置更无事实依据。且享天然公司是台湾吉维那公司在大陆设立的企业，在与名硕公司洽谈洗消业务时因苏州公司还未设立，故先以享天然公司的名义先签下合同，然后再转给吉维纳公司，无论宾蓉还是林某当时的身份是明确的，无论是在享天然公司或吉维纳公司任职，与积那公司并不存在交叉，2012年5月8日《业务执行顾问费合约书》签订时，上面显示积那公司法定代表人是林某某，积那公司及宾蓉也未向吉维纳公司披露过该变更情况，宾蓉自2012年4月起便在吉维纳公司工作和履行经理职务，故宾蓉在吉维纳公司任职的行为当然代表的是吉维纳公司而非积那公司。即便按一审法院认为的宾蓉是代表享天然公司曾协助吉维纳公司工作，也不能认定其是为积那公司履行业务维护与拓展及价格调涨义务。另外通过前述也很清楚地看出林某履行的是吉维纳公司总裁的职务并非是积那公司，因而一审法院的上述认定错误，证据不足。3、一审法院认定吉维纳公司的反诉所称“宾蓉自行向积那公司支付业务费”并不属实，该认定错误、证据不足。通过本案的证据和前述分析，宾蓉于2012年4月在吉维纳公司处工作并任经理，积那公司本案起诉依据的合同是2012年5月8日《业务执行顾问费合约书》，因而吉维纳公司反诉所主张返还的业务费是宾蓉利用其在吉维纳公司职务的便利，在积那公司未履行上述合约书服务义务的情况下，擅自向积那公司支付业务费。吉维纳公司也是基于信任宾蓉，宾蓉作为吉维纳公司经理，负责吉维纳公司的日常事务包括本案所涉合同的履行情况，其对本案服务费的支付具有审批的权利，而且相应的优盾都是宾蓉开立和保管的，相关费用的支付也是由宾蓉控制的，当时吉维纳公司法定代表人一直在台湾，并不知晓宾蓉和积那公司的关系及任法定代表人的情况，故不可能当时提出异议，现在始知积那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宾蓉的情况，故反诉要求返还也符合常理。一审法院不能根据这么长时间没提出异议来推定吉维纳公司的知晓，关键应审查积那公司是否尽到了服务义务和是否应收取服务费。4、一审法院认定积那公司依约将洗消义务介绍给吉维纳公司，并认定积那公司履行了居间义务，并认定其又尽到了“业务维护及价格调涨”义务，该认定错误。本案并非居间合同，且积那公司成立于享天然公司将合同转让给吉维纳公司之后，不存在积那公司履行了居间合同。另外，双方签订的《业务执行顾问费合约书》中对积那公司的服务内容进行了明确约定，即“业务的维护与拓展及服务价格的调涨”这三项内容，积那公司也未提出过该服务要求过高，并围绕其是否履行了该服务内容进行举证，一审法院却认为对积那公司的服务要求不宜过高显然无任何法律依据，也粗暴干预当事人的合同意思自治。吉维纳公司与名硕公司的洗消费用的结算虽有超过0.37元/份，但积那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其履行了调涨义务，故其无权以此主张服务费。关于洗剂的时间，通过证据显示都是吉维纳公司自行处理，宾蓉的部分参与也是代表吉维纳公司，后来邮件发送给林某也是因为其任吉维纳公司的总裁，并不能说明林某参与了洗剂事件的处理，即便其参与了也是其作为吉维纳公司总裁的应尽职责，故一审法院以此来认定积那公司参与到了洗剂事件的处理，即便其参与了也是昨晚吉维纳公司总裁的应尽职责，故一审法院以此认定积那公司参与到了洗剂事件的处理显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另外，积那公司自己认为参与到了洗剂事件的处理中，说明其对洗剂事件是知晓的，也印证了吉维纳公司一审庭审中所说的多次通知过积那公司的事实，关键是积那公司并未参与和履行洗剂的处理，包括委托律师发函均是吉维纳公司自己的行为，积那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其履行了服务义务。因而一审法院以吉维纳公司未通知积那公司协助进行解决而认定积那公司已尽到了业务维护义务显然也更无事实依据。5、一审法院对服务费的计算方式和份数的认定也违反了合同的约定，系认定错误。本案所涉2012年5月8日《业务执行顾问费合约书》中约定很清楚，一审法院应尊重双方合同的明确约定而不是主动去干预当事人的合同约定，将已人为错误的事实进行确认。一审法院认为吉维纳公司有向积那公司提供财务报表的义务，而本案中积那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其履行合同的服务义务，因而吉维纳公司无需支付服务费，无向积那公司提供该期间财务报表的义务，故一审法院的该认定错误。而且以前宾蓉所操控的发票的开具均将和元如这些团膳的洗消数量计算在内，但这些团膳的洗消业务完全是吉维纳公司和团膳厂家另外签订的，是吉维纳公司自行开拓的业务，与积那公司无关。该协议之前是2013年5月8日和团膳签订的，上面虽有宾蓉签名，但不难看出宾蓉是在吉维纳公司的有权签字人栏中签的名，其是作为吉维纳公司的经理代表吉维纳公司的行为，更何况该协议是2013年5月8日所签，而积那公司一审提供的工商资料显示2013年7月19日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才变更为宾蓉，因而宾蓉当时的签名是代表的吉维纳公司；而之后与团膳的洗消协议均是吉维纳公司员工刘冠志代表吉维纳公司所签订，更说明与团膳的洗消业务是吉维纳公司自行开拓的，积那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其开拓了团膳的该洗消业务。另一方面虽该洗消协议中有表述服务精神应遵循吉维纳公司与名硕公司的《餐具清洗消毒工程及服务合同》，但这仅是双方服务质量要求的约定，而且该合同中约定的洗消费用单价为0.18元/份，并注明与名硕公司支付的0.37元无涉，因而该部分的洗消费用不能纳入到吉维纳公司与积那公司所签订的《业务执行顾问费合约书》的范围内，不能作为积那公司计算服务费的依据。而且积那公司提供的发票仅是积那公司单方面开具的，其也陈述2015年4月所开发票数额是其预估的，因而其提供的发票不能作为吉维纳公司实际洗消费用认定的依据。二、一审程序违法。在一审中，一审法院明知林某参加过庭审的旁听却仍允许其作为证人出庭，显然程序违法。更何况如按积那公司法定代表人宾蓉所说林某是积那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话，则其不是证人，应是当事人，一审法院不应允许其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其陈述不具有证言效力。本案之所以引起纠纷和诉讼，林某本就是始作俑者，积那公司一审起诉和准备材料林某均全程参加和完全知晓，并且有专业律师进行代理，在代理前必定已对案件事实和证据以及是否需要证人出庭有个完整的判断，所以根本不存在一审法院认为的无法预见到需要林某出庭，且林某陈述前后矛盾，其到庭并不像一审法院认为的能充分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反而是在混淆视听，干扰法院查明案件事实，损害了吉维纳公司的合法权益。
积那公司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吉维纳公司的上诉请求。一、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不应单一的某一份合同进行判断，双方的法律关系有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享天然公司将相关的业务虽然以协议书的形式转让给吉维纳公司，但双方之间就业务的转让没有任何转让费用，而是在积那公司成立后双方签订业务合作协议书确定双方之间系居间关系，并且明确本案所涉的名硕公司的洗消业务及相关的合同签订已经完成，这充分证明积那公司已经完成居间义务。至2012年5月8日双方在签订《业务执行顾问费合约书》，合同当中虽然增加了业务的维护、拓展及服务价格的调整，只是增加了积那公司在居间之后的相应义务，同时与增加的相应义务相对应，吉维纳公司调整相应的价格及劳动报酬；2012年10月6日吉维纳公司以业务佣金承诺书的形式，再次确认2012年4月1日业务合作协议书中的居间费用支付至与名硕合约期满。因此，从双方签订的两份协议及吉维纳公司单方作出的书面承诺可以判断双方之间是以居间合同作为基础法律关系，在居间费用以及劳动报酬的支付上在2012年5月8日，只是增加积那公司相应的义务，故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系居间为主服务为辅的法律关系，完全符合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二、吉维纳公司所述林某是吉维纳公司或者是台湾吉维那公司的员工，至今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林某作为台湾吉维那公司的股东或者是员工与本案有什么关联，在一审中林某已经向法庭陈述曾经是在名义上作为吉维纳公司的总裁，但吉维纳公司没有与林某签订了劳动合同，没有为其缴纳社会保险，没有为林某按月支付工资，所以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关于宾蓉的任职，宾蓉先是在享天然公司工作，后在积那公司工作，在吉维纳公司的名硕洗消项目筹建的过程中，因为积那公司作为居间方有义务指导、协助吉维纳公司对项目的建设，所以在积那公司聘任之前，曾到吉维纳公司工作过，但不能以此认定宾蓉是吉维纳公司的员工，宾蓉在吉维纳公司工作的期间吉维纳公司一直正常支付业务费，在宾蓉没有到吉维纳公司工作之前，吉维纳公司也一直正常支付业务费，只是在宾蓉即将合同期满时，吉维纳公司公司才拖延业务费的支付，在吉维纳公司支付积那公司业务费的几年中相关的费用、审核，应该指的是初审，在宾蓉任职之前是吉维纳公司的其他员工进行审核，宾蓉任职之后，也并非是宾蓉一人审核，最终业务费的多少是由吉维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最终审核，相关业务费的支付流程，除初审有宾蓉参与外，其他环节宾蓉均无法参与也不能干涉，因此不存在宾蓉自行向积那公司支付业务费。三、积那公司是否履行了业务维护及价格调整义务，应当从吉维纳公司的业务发展，洗消费用的结算来进行衡量，因为在2012年5月8日，双方签订的业务执行顾问费合约书在签订时，吉维纳公司与名硕公司的业务还没有真正开展，依然是之前享天然公司与名硕公司签订的餐具清洗、消毒工程，及服务合同，当中的单价每份0.37元，但在2013年年底，吉维纳公司的洗消单价均涨到0.55元每份，所以通过价格的增长，可以充分证实积那公司已经履行了价格调整的义务，当然积那公司进行价格调整义务时对外只能是代表吉维纳公司的利益，但其身份是根据双方合同约定，是积那公司员工。关于业务维护，吉维纳公司在一审中递交的公证书以及积那公司在一审中申请的证人周某均充分证实在吉维纳公司单位出现洗涤剂事件后，积那公司的员工积极参与了洗涤剂事件的处理，吉维纳公司也在一审中向法庭递交证据证实洗涤剂事件已经圆满处理完毕，因此积那公司认为，积那公司已经尽到了业务维护义务。四、关于服务费的计算方式和份数，计算方式积那公司在一审中的解释与证人周某的解释一致，也符合吉维纳公司向一审法院递交的结算清单当中的具体数据，因为在2013年1-5月，积那公司的业务费是按照吉维纳公司的营业额乘以7%计算的，到2013年的6月开始至今，所有的费用均是按照洗消份数乘以0.18计算，但是在整个业务费的结算过程中，吉维纳公司与名硕公司的结算价格却发生了变化，在2013年6月至2013年10月，吉维纳公司的洗消价格每份均是0.55元，自2013年10月26日后就出现有一部分是按照0.4元计算，其他按照0.55元计算，相差的0.15元是因为这些餐具是不需要吉维纳公司进行收集派送，由伙食厂商自行收集和派送，为此吉维纳公司节省了大量的人力和运费，虽然按照0.4元每份结算但实际利润比0.55元还要高，所以与积那公司结算时仍然按照每份0.18的38%进行计算。
积那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吉维纳公司支付拖欠积那公司的业务维护与拓展顾问费242069元（暂计算至2015年4月，之后的费用另行主张）；2、判令吉维纳公司继续履行双方于2012年5月8日签订的《业务执行顾问费合约书》；3、判令本案诉讼费由吉维纳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2010年享天然公司通过积那公司的协助获得名硕公司餐具洗消工程业务。2010年12月21日，享天然公司与名硕公司签订了《餐具清洗消毒工程与服务合同》，合同约定清洗消毒服务履行至2017年4月15日止。在履约过程中享天然公司于2011年4月1日起将其与名硕电脑公司签署的生效餐具清洗合同权利和义务转移予吉维纳公司。吉维纳公司与积那公司于2012年5月8日签订《业务执行顾问费合约书》，该合约书就双方业务顾问的内容、服务期限、顾问费的付款时间及付款数额等进行了约定。双方合同履行过程中，吉维纳公司已拖欠积那公司从2014年12月26日之后的业务维护与拓展顾问费。
为支持其诉讼请求，积那公司一审提供了以下证据：
证据1、《业务合作协议》1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业务合作关系，积那公司为吉维纳公司开拓苏州洗碗机业务市场，吉维纳公司支付服务费，吉维纳公司有提供财务报表的义务；
证据2、《业务执行顾问费合约书》以及积那公司制作的业务费计算明细各1份，证明执行顾问费的计算依据及2013年1月至2014年12月收取的顾问费明细；
证据3、《餐具洗消服务协议双方协议》21份，证明吉维纳公司与名硕公司相关伙食厂商合同签订及价格调涨情况，积那公司已经尽到了合同约定的业务维护和价格调涨义务；
证据4、发票签收单1份、快递凭证1份、发票（复印件）2份，证明2015年1-3月份的业务费发票已交付给吉维纳公司。
吉维纳公司一审对积那公司提供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对证据1-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积那公司未尽到《业务合作协议》、《业务执行顾问费合约书》约定的义务；证据3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其是吉维纳公司与伙食厂商自行协商的结果，且这些合同并没有得到实际履行；对证据4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徐静之前是吉维纳公司的会计，但已于2015年7月离职，该份签收单上没有签收日期，吉维纳公司也未收到该发票。该三份发票徐静未向吉维纳公司移交。
吉维纳公司一审辩称，顾问费双方虽然有合同约定，但积那公司并未履行合同所约定的业务维护和调涨的义务，也无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其已经履行了上述义务，且积那公司法定代表人宾蓉原也系吉维纳公司经理，其利用在吉维纳公司履职期间的职务便利，恶意进行了相关业务费的支付，故积那公司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
为证明其抗辩主张，吉维纳公司一审提供了以下证据：
证据1、2014年1月17日及2014年12月31日名硕公司向吉维纳公司发出的更换洗涤剂告知函2份，证明积那公司并未履行到合同维护的义务；
证据2、邮件8份13页（附苏州市苏州公证处公证书），证明吉维纳公司与名硕公司就洗洁剂事宜出现摩擦，始终由吉维纳公司处理，积那公司并未尽到维护义务；
证据3、名硕公司向吉维纳公司发出的伙食异常单1份，证明吉维纳公司自行与名硕公司处理相关问题。
积那公司一审对吉维纳公司提供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对证据1-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该组证据只能证明吉维纳公司服务质量存在瑕疵，吉维纳公司服务质量问题不是业务执行顾问费合约书中积那公司应尽的义务。
吉维纳公司向一审法院反诉请求：1、判令解除积那公司、吉维纳公司于2012年5月8日签订的《业务执行顾问费合约书》，积那公司返还已支付的业务费1857128.40元及自起诉之日至实际返还之日止的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2、判令积那公司承担反诉费用。事实和理由：积那公司于2012年5月8日与吉维纳公司签订了《业务执行顾问费合约书》，约定积那公司为吉维纳公司对名硕公司餐具洗消服务进行业务维护及服务价格的调涨。之后该协议一直由吉维纳公司招聘的经理宾蓉负责处理，其每月自行向积那公司支付了相应的业务费，而后吉维纳公司因与名硕公司纷争和摩擦不断，始知积那公司根本未按约履行业务维护拓展与服务价格调涨义务。且在宾蓉自2015年4月2日从吉维纳公司离职后，吉维纳公司始知积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非其所声称的林荣喜而是宾蓉本人，而积那公司从未履行上述合约义务却从吉维纳公司处通过宾蓉支取了巨额业务费1857128.4元，该笔费用应予返还。
为支持其反诉请求，吉维纳公司一审提供了如下证据：
证据1-3及证明目的同一审本诉中吉维纳公司提供的证据1-3；
证据4、报表请款单及回款凭证45页，证明积那公司法定代表人宾蓉在吉维纳公司任职期间，在积那公司未履行义务的情况下，支取了业务费，考虑到诉讼，吉维纳公司只主张1857128.40元；
证据5、工商登记资料共2页，证明宾蓉为积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
证据6、吉维纳公司管理架构图共5页，证明宾蓉、林某在吉维纳公司任职的情况；
证据7、情况说明1份，证明2014年到2015年初吉维纳公司与名硕公司发生的洗涤剂事件经吉维纳公司与名硕公司沟通已经解决；
证据8、2015年1-4月份与名硕公司总的洗消份数以及相应的洗消份数详单4份，证明吉维纳公司1-4月为名硕公司不同类别餐具清洗所对应的洗消份数；
证据9、吉维纳公司内部的批单和申请表计11份，证明宾蓉于2012年4月开始即在吉维纳公司工作并任经理职务，而且该批单上也有林某于2013年8月和9月签字核准，进一步说明宾蓉在吉维纳公司的任职行为，是代表吉维纳公司的；
证据10、公证书1份27页（同吉维纳公司一审本诉证据2），证明吉维纳公司与名硕公司之间的洗涤剂事件完全由吉维纳公司自行解决，并非是积那公司所称的是其与名硕公司进行的沟通；
证据11、《劳动合同》1份，证明宾蓉在吉维纳公司任经理职务，宾蓉在吉维纳公司的行为代表吉维纳公司；
证据12、2013年2月20日、2013年3月22日林某从吉维纳公司领取工资的记录2份（复印件），证明林某是吉维纳公司的总裁，其行为是代表吉维纳公司的职务行为；
证据13、2013年3月吉维纳公司发薪明细附银行流水、2014年2月至2015年5月吉维纳公司发薪明细，证明林某、宾蓉在相应的期间为吉维纳公司工作，其所做的工作是作为吉维纳公司员工的履职行为，并非是作为积那公司在履行相应的维护或调涨的合同义务。
积那公司一审对吉维纳公司提供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对证据1-3的质证意见同本诉质证意见；对证据4记载的金额认可，但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吉维纳公司于2012年12月16日开始支付顾问费，当时宾蓉并不在吉维纳公司工作，也并非积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证据5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据6的真实性、证明内容不予认可，该证据显示日期是2012年5月10日，而宾蓉是在2013年的5、6月份才进入积那公司工作；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并不能证明洗涤剂事件的解决完全由吉维纳公司一方努力所达成；对证据8中的营业额没有异议，但对洗消份数有异议，因为按照份数乘以单价不等于营业额。对于证据8中的结算明细，对于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份证据只能反映洗涤价格中的0.37元的部分，不能反映调涨后增加的0.18元部分，因为该两部分钱是由两个主体支付的，0.37元是由名硕公司支付，0.18元是由各伙食厂商支付，同时该份证据也证实了积那公司所递交的各伙食厂商的合同得到了履行；对证据9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因为宾蓉在2012年的4、5月份是享天然公司的员工，吉维纳公司既没有为其缴纳社保，也没有支付任何工资，由此不能证明宾蓉是吉维纳公司的员工。关于林某的签名，因为林某是上海吉维纳公司的业务顾问，在吉维纳公司名硕公司工程装机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资金，由林某出借给吉维纳公司一部分，所以对吉维纳公司的款项使用予以监督，才出现在2013年8、9月的签字行为，可以看到这两张的签字主要涉及款项支付。另外，林某既不是吉维纳公司的股东，吉维纳公司也未与林某签订劳动合同，更没有向林某支付工资待遇，所以林某不可能代表吉维纳公司；对证据10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在公证书的第16页，该份邮件是由名硕公司的韩富成发给吉维纳公司周某，同时也抄送名硕公司的张永玲以及林某，在17页上有吉维纳公司的周某回复给名硕公司的韩富成的邮件上，该邮件同时也抄送林某，第18页邮件是由名硕公司的韩富成直接回复林某的邮件，该3份邮件均是有关洗涤剂事件协调处理的内容，所以可以充分说明林某直接参与洗涤剂事件协调处理；对证据1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对证据1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不予认可，首先该两笔费用并非工资，应是吉维纳公司支付的相关费用；对证据1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吉维纳公司支付给林某的款项是工资。2013年3月至2015年5月发薪明细显示，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吉维纳公司共向林某支付过八次款项，不符合工资按月发放的特征。该款项应是吉维纳公司报销林某的相关费用。
积那公司一审针对反诉辩称，吉维纳公司的反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吉维纳公司支付积那公司相关费用是依据双方于2012年4月1日及5月8日签订的具有居间性质的两份协议，吉维纳公司与名硕公司相应的协议已经达成，并按照与积那公司签订的协议支付相应的报酬，是吉维纳公司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积那公司没有义务进行返还。关于事实部分，因双方签订的两份协议具有明显的居间性质，积那公司不参与合同的签订，故吉维纳公司履行与名硕公司之间的合约具体事宜应当与积那公司无关。同时根据吉维纳公司提供的证据可以充分反映出吉维纳公司与名硕公司之间的纠纷是由于吉维纳公司自身的服务质量问题所致，与积那公司是否履行双方之间的合约义务没有关联。综上，吉维纳公司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的协议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吉维纳公司的反诉请求。
针对反诉抗辩意见，积那公司一审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1、《清洗消毒工程及服务合同》1份，签订人为名硕公司和享天然公司，证明本案所涉及的吉维纳的业务原属于享天然公司，同时证明吉维纳公司在名硕电脑的服务范围包括名硕的外设厂区以及服务最高价格是0.37元/份；
证据2、享天然公司的营业执照、松江区人民政府文件（《关于同意享天然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提前协议及成立清算委员会的批复》）、积那公司营业执照各1份，享天然公司的法人是林某，清算委员会成员是林某、林某某、纪泽华，而积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分别为林某某、纪泽华以及宾蓉，享天然公司的主要经营管理人员与积那公司的主要经营管理人员相同，证明积那公司与吉维纳公司签订业务《合作协议书》以及《业务执行顾问费合约书》的原因以及积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至宾蓉的日期是2013年7月19日；
反诉证据3-5及证明目的与本诉证据1-3一致；
证据6、名硕公司、吉维纳公司及享天然公司签订的协议书1份，证明享天然公司将上述《清洗消毒工程及服务合同》权利与义务转让予吉维纳公司，并对吉维纳公司的洗涤业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至2017年3月30日止共6年，故吉维纳公司与积那公司的业务合同是不能解除的；
证据7、宾蓉工作交接清单1份，与积那公司本诉中提供的证据3相结合，共同证明积那公司尽到了价格调涨义务；
证据8、《劳动合同》1份，证明宾蓉自2013年4月1日进入吉维纳公司工作，合同期限至2015年3月31日，工作岗位是地区经理；
证据9、《业务顾问合作协议书》1份，证明林某原是积那公司的员工，也是吉维纳公司关联公司吉维纳（上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业务顾问；
证据10、《租机兼劳务承包合同（酒店专用）》1份、案外人王聪聪《劳动合同》及《离职申请书》各1份，证明林某是积那公司的员工，是积那公司的总裁；
证据11、电子邮件打印件2份，由吉维纳公司代理人高峰发送给积那公司法定代表人，证明积那公司为协助解决洗涤剂相关事宜为吉维纳公司介绍律师并聘请本案中吉维纳公司代理人高峰、邵玉琴作为吉维纳公司的法律顾问；
证据12、劳动部门调取的用工备案表1份，证明宾蓉在2012年7月1日前是享天然公司的员工；
证据13、2012年10月6日吉维纳公司出具给积那公司的《业务佣金承诺书》1份，证明吉维纳公司承诺向积那公司支付业务费直至与名硕公司之合作终止，吉维纳公司无权解除双方之间的业务合同协议。
吉维纳公司一审对积那公司提供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对于证据1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3、4、5的质证意见同本诉质证意见；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7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名硕公司厂区内伙食厂商签订合同是吉维纳公司的业务和宾蓉作为公司经理应履行的工作内容；对证据8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9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据10中《租机兼劳务承包合同（酒店专用）》的关联性不予认可，且其中的内容是用圆珠笔添加，与甲方用的黑色墨水笔不一致。对证据10中《劳动合同》及《离职申请书》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11真实性不予认可，需进行公证，相关工作系宾蓉代表吉维纳公司进行，不能证明其是代表积那公司与律师沟通；对证据12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不能证明宾蓉在吉维纳公司任职期间所进行的事务是代表积那公司的；对证据1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支付公关费的前提吉维纳公司支付费用的前提是积那公司尽到了业务维护和调涨的义务，且积那公司也并非是以该合约书作为主张权利的依据。另公关费费用积那公司当时陈述是向相关人员活动的经费，所以该承诺书其实是违反法律规定的，不应被法律采信。
一审中，积那公司申请周某出庭作证，周某曾任吉维纳公司出纳兼人事，2011年4月至2015年7月在吉维纳公司任职。周某述称，吉维纳公司与名硕公司就洗涤剂发生纠纷后，林某经常到吉维纳公司参与处理事件；积那公司与吉维纳公司业务结算的流程为吉维纳公司先进行会计核算，会计核算后递交到证人周某这里，周某会以邮件的形式请示吉维纳公司法定代表人廖品源，证人周某掌握一级U盾，廖品源掌握二级U盾；业务费的计算方式是洗消份数*0.18*0.38；证人周某进入吉维纳公司时林某任吉维纳公司总裁。
吉维纳公司一审对周某证言的质证意见为：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证人与宾蓉是同学关系，又是宾蓉介绍进吉维纳公司工作的，与宾蓉存在利害关系，且在庭前所做的书面证言是根据宾蓉邮件发放所签署的。证人周某向法庭陈述林某任吉维纳公司总裁，即使其有到名硕公司有过协调，那也仅是代表吉维纳公司的职务行为，并不能证明积那公司已履行了业务合同所约定的业务合同维护拓展的义务。证人周某关于吉维纳公司所谓财务流程的陈述并无证据证明，也与相关事实不符，重要的是积那公司未进行过业务的维护和拓展。
积那公司一审并申请林某出庭作证。林某述称其是积那公司业务员，帮助吉维纳公司拓展业务，另其曾受聘于吉维纳公司作为吉维纳公司的业务总裁，未与积那公司及吉维纳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未在积那公司领固定薪水，也未在吉维纳公司领固定薪水。林某陈述，洗消价格从0.37元至0.55元，是名硕公司及吉维纳以及其代表的积那公司去谈的；0.4元是针对不必单独设置洗消设备的一些小厂的价格，由伙食供应公司自己把餐具发给装有洗消设备的餐厅，因送餐有成本，故与这些餐厅的结算价格就是0.4元；当时谈好0.4元这个条件，吉维纳台湾公司很满意，所以他们按照0.55元给积那公司结算服务费；该部分未安装洗消设备的小厂一开始是由吉维纳公司负责接送餐具的，也是按照0.55元结算的，大概运行了半年左右才调整为0.4元的模式，减去的0.15元是包括收、送餐具的费用；林某会在吉维纳公司一些文件上签字，但其认为该签字行为是私人的委托关系；积那公司会支付业务费给林某，林某在积那公司的工作是负责拉客户；在与吉维纳与名硕公司的洗涤剂事件中，林某遵守业务的承诺去进行协调，并推荐他们找洗涤剂厂家；林某未在吉维纳的办公地点进行办公；吉维纳公司会不定期支付林某部分顾问费，其中一些是做事情的补助；积那公司是林某等相关业务员的业务平台，其谈成业务时，会以积那公司的名义签订合同；在与名硕相关的业务中，林某所做的行为代表积那公司。
吉维纳公司一审对林某的证言的质证意见为：证人林某参加过本案一审第一次庭审，不适合作为证人。通过证人林某的陈述，也反映了一个问题，即证人林某是台湾公司派到享天然公司作为法定代表人在大陆开展业务的，后来将业务转给了吉维纳公司，其一直在吉维纳公司任职，吉维纳公司每个月通过自己或者上海关联公司向林某支付固定薪资，林某是作为吉维纳公司总裁行使相应的职权。其本人陈述并未对洗洁剂事件的协调详细过程做出明确说明。通过吉维纳公司所提供的证据已证实与名硕洗涤剂事件完全由吉维纳公司相关人员努力协调进而得到解决，因而证人林某的陈述不具有真实性。综上，请求法院对该证人的证言不予采信。
一审法院认证意见：
积那公司在本诉中提交的证据1-2的因双方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积那公司在本诉中提交的证据3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结合该证据中载明的“本约合作主旨与服务精神是遵循甲方（餐饮公司）与名硕公司签订《供餐合同》及乙方（吉维纳公司）与名硕公司签订之《餐具清洗消毒工程及服务合同》”的条文，同时结合吉维纳公司2013年以来支付服务费的情况，一审法院对其关联性亦予以确认；积那公司在本诉中提交的证据4中发票签收单上徐静的签名与吉维纳公司在反诉中提交的证据4上的签名一致，且在2015年4月起诉时已向法庭提供，系在徐静离职之前，故一审法院对发票签收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2015年1月、2月两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记载的金额与发票签收单记载的金额一致，一审法院亦予以确认。对邮寄凭证及2015年3月业务费发票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因发票金额系积那公司预估而来，发票金额并不能反映吉维纳公司真实的业务状况，故一审法院对其关联性不予确认。
吉维纳公司在本诉中提交的证据1-3的真实性因积那公司均无异议，一审法院亦予以确认。关联性方面，因洗涤剂事件的处理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积那公司是否尽到“维护及调涨”义务，故该组证据的关联性一审法院亦予以确认。
吉维纳公司在反诉中提交的证据1-3与其在本诉中提交的证据1-3相同，一审法院认证意见同上；吉维纳公司在反诉中提交的证据4、5、7的真实性因积那公司并无异议，一审法院亦予以确认；吉维纳公司在反诉中提交的证据6，因宾蓉在庭审中确认2012年4月份之后因名硕公司项目至苏州工作，林某亦认可其曾受聘于吉维纳公司作为吉维纳公司的总裁，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中有关林某及宾蓉的任职情况予以确认，但在2013年4月份之前吉维纳公司并未与宾蓉签订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社保，被告也未与林某签订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社保，故应认为在此期间宾蓉及林某并非是吉维纳公司员工，应认为系为工作方便而设置的职务；吉维纳公司在反诉中提交的证据8所记载的营业额及洗消份数应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吉维纳公司在反诉中提交的证据9-13的真实性因积那公司无异议，一审法院亦予以确认。
对积那公司在反诉中提交的证据2、6-8的真实性因吉维纳公司并无异议，一审法院亦予以确认。前述证据均与积那公司在反诉中抗辩主张有关，一审法院对其关联系亦予以确认。积那公司在反诉中提交的证据1能与证据2相互印证，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积那公司在反诉中提交的证据3-5的认证意见与其在本诉中提交的证据1-3一致，一审法院认证意见同上；对积那公司在反诉中提交的证据9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关联性不予认可；积那公司在反诉中提交的证据10中的《租机兼劳务承包合同（酒店专用）》，因甲方代表签名形成时间晚于印章加盖时间，且无法确认林某的签名时间，在无其他证据印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10中的《劳动合同》及离职申请书，因无其他证据印证，且林某在庭审中明确其职务是业务员，故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积那公司在反诉中提交的证据11，因吉维纳公司代理人在庭审中认可相关事实，一审法院对其予以确认；对积那公司在反诉中提交的证据12、13予以确认。
证人周某证言中关于林某曾参与到吉维纳与名硕公司洗涤剂事件及林某曾在吉维纳公司任总裁的陈述，因有吉维纳公司在反诉中提交的证据10中相关的邮件相印证，与吉维纳公司在反诉中提交的证据6亦能吻合，一审法院对该部分陈述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于付款需吉维纳法定代表人廖品源同意并在U盾上操作的陈述，因在吉维纳公司在反诉中提交的证据10中有收件为廖品源且标题为“招行请放款”、“请放款……”等邮件，同时该陈述同积那公司在反诉中提供的证据7亦能吻合，故一审法院对证人周某的该部分陈述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人周某的其他陈述，应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
林某曾旁听2015年5月25日本案的庭审。因2015年5月25日庭审中双方未深入展开本案争议的焦点，当时无法预见到需要林某出庭佐证。因林某系查明双方争议焦点事实较为重要的人员，作为证人出庭当庭接受询问能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益。综合以上因素，一审法院对林某证人的资格予以确认。结合其他证据，一审法院对林某有关“其是积那公司业务员，帮助吉维纳公司拓展业务，另其曾受聘于吉维纳公司作为吉维纳公司的业务总裁，未与积那公司及吉维纳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未在积那公司领固定薪水，也未在吉维纳公司领固定薪水”陈述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其关于0.4元系离线洗消价格陈述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证人林某的其他陈述，应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12月21日，案外人享天然公司（乙方）与名硕公司（甲方）签订《餐具清洗消毒工程及服务合同》，约定由享天然公司承包名硕公司（包含外设厂区）所有餐厅的餐具清洗消毒工程及服务事宜。第一条“合同标的”约定，乙方根据本合同规定完成餐具清洗消毒设备安装工程，并提供餐具清洗消毒服务给甲方。第二条“履约保证金”约定，本合同签订十五日内，甲方支付乙方第一期工程履约保证金人民币七十万元；第二期工程启动后十五日内，甲方支付乙方第二期工程履约保证金人民币三十万元整。第三条“清洗消毒服务”第一项约定，服务地点为甲方管理中心、北四厂及其他甲方指定区域，期限为自2011年4月16日起至2017年4月15日止。第三条“清洗消毒服务”第二项约定，餐具洗消费用采用阶梯价格的方式计算，月用餐量在200万份至250万份的价格为0.37元/份，月用餐量在200万份至300万份的计费单价为0.35元/份，月用餐量在300万份至400万份的计费单价为0.33元/份，月用餐量在400万份以上的计费单价为0.32元/份。该项“备注：载明除左列价格为，甲方无须再向乙方支付任何费用。合同落款乙方有“林某”签名及享天然公司签章，同时“林某”系乙方的联络人。
2011年3月29日，名硕公司、享天然公司、吉维纳公司签订《协议书》（以下简称三方协议）一份，载明：享天然公司经名硕公司同意，预定于2011年4月1日（转让基准日）将其与名硕公司于2010年12月21日签署生效的《餐具清洗消毒工程及服务合同》（餐具清洗合同）之权利义务转移予吉维纳公司，由吉维纳公司概括承受餐具清洗合同的义务并行使其权利；享天然公司同意于转让基准日后的六年内连带保证吉维纳公司履行其于餐具洗消合同下对名硕之义务；享天然应于转让基准日前将名硕依餐具清洗合同第二条支付之第一期工程履约保证金七十万元人民币整交付予吉维纳，并转移其于名硕安装及使用之各项设备、器具所有权予吉维纳公司。
2012年4月1日，积那公司（甲方）与吉维纳公司（乙方）签订《业务合作协议书》一份，约定甲方为乙方担任业务顾问服务及开拓市场；业务费按照公司与客户签订的合同中的月服务费用7%支付，甲方在乙方收到客户服务费后，根据合同开立发票向乙方请款；待合同期满或中途解约（具体合同服务期限详见客户与乙方所签订之《餐具清洗消毒工程及服务合同》），乙方停止支付业务费。合同附件《甲方所开拓之客户名册》载明，客户名称为名硕电脑公司，相关合同为《餐具清洗消毒工程及服务合同》（合约期限2011年4月—2017年4月）。该合同即为2010年12月21日名硕公司与享天然公司签订的《餐具清洗消毒工程及','2018-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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