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甘南县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黑02**民特7号
申请人甘南县亿隆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亿隆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海军。
委托代理人吴立山。
委托代理人李宝忠，甘南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申请人车海彦，男，汉族。
委托代理人李宝忠，甘南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申请人李艳秋，女，汉族。
被申请人孙福成，男，汉族。
被申请人李淑涛，男，汉族。
申请人亿隆源公司、车海彦、李艳秋与被申请人孙福成、李淑涛申请撤销确认裁定纠纷一案，本院2016年1月6日立案受理后，因案件疑难、复杂，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月27日进行庭前调查，5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申请人亿隆源公司委托代理人吴立山、申请人车海彦、李艳秋及委托代理人李宝忠与被申请人孙福成、李淑涛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三申请人诉称，李淑涛分别对三申请人负有债务，申请人分别在甘南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并均对李淑涛所有的、座落在长山乡直骊山家园三号门市房予以保全。三案判决均已生效并进入执行程序。
现孙福成通过虚假诉讼李淑涛，由于李淑涛因犯罪被羁押，通过串通李淑涛代理人，假意答应出钱将李淑涛从监狱里捞出来的承诺，让李淑涛的代理律师支国斌事先打印好“协议书”带去龙江看守所，称由于李淑涛违约、甘愿赔偿孙福成35万元人民币，该协议书打字日期为2015年1月29日，而李淑涛委托支国斌代理诉讼的授权委托书签字日期也是2015年1月29日。也就是说，上述违约赔偿协议书就是为了打官司而签订，孙福成通过支国斌去看守所与李淑涛串通后得到协议书后，立即于2015年2月2日起诉请求诉前调解。当天，甘南法院诉前调解委员会制作了（2015）甘民调字第90号调解协议书，支国斌代理李淑涛在调解书上签字，调解由李淑涛赔偿孙福成违约金35万元。调解书制作当天，孙福成即申请司法确认上列调解书。从程序上讲，司法确认应当双方当事人均到场共同签字申请，但本案中李淑涛未有任何申请字样、只是由支国斌作为李淑涛的代理人代为申请确认，申请人一栏直接签名为支国斌，而非李淑涛本人。甘南法院在2015年2月2日当天受理申请后，未加任何形式以及实体审查，于当日下发（2015）甘调确字第48号民事裁定书，对上列虚假调解书进行了确认。孙福成得到确认书后，立即向甘南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对三申请人已经保全的李淑涛在长山乡骊山家园的三号门市房参与分配。
执行过程中，法院执行局工作人员到龙江县看守所与李淑涛的“执行笔录”中，李淑涛明确说明：其不欠孙福成任何钱，只是孙福成通过支国斌律师说给办事、能捞出去、让给他35万元。李淑涛明确说明不认识支国斌，是孙福成找的支国斌。以上说法是否真实，可通过事实证明：在2015年1月12日、孙福成作为骊山家园4号门以及地下室的产权人，由于4号门与3号门（即本案标的）只有一个楼梯，进入地下的楼梯口又设在法院已查封的3号门中，孙福成请求解除查封让其进行装修，甘南法院受理了该申请并召开听证会。本案三申请人到庭参加听证，而孙福成当天出庭代理其参加听证的正是支国斌，有听证会记录为证。时过20多天后，支国斌居然在李淑涛不认识的情况下，也没有李淑涛亲属委托的情况下，是通过什么渠道成为了李淑涛的代理人呢？上述事实已经证明孙福成通过支国斌到监狱中与李淑涛串通，通过虚假、恶意诉讼，侵害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综上，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体上，（2015）甘调确字第48号民事裁定书都是错误的。该司法确认书没有双方当事人共同申请确认、签字，赔偿违约金的主体错误，骊山家园小区工程是通过政府招、拍、挂形式，由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的开发商中标开发建设，违约金赔偿主体只能是开发建设单位。赔偿35万元如何计算出来的，未加任何审查显然于法有悖。现申请人请求依法撤销（2015）甘调确字第48号民事裁定书，并对虚假诉讼当事人及代理人予以司法处罚。
被申请人孙福成辩称，没有虚假诉讼，被申请人不熟悉支国斌。在大调解的时候，支国斌确实是李淑涛的代理人，听证的时候是执行局让支国斌参加的，包括申请人三方在内都想找支国斌与李淑涛调解一下，执行局的人都在场；被申请人与李淑涛的合同是2013年签订的，若说虚假诉讼可以与李淑涛及申请人一起对质。李淑涛3号、4号商服是一体共建的楼，走一个楼梯是事实，而且地下室的出口也在3号楼里，建这个楼时李淑涛还没有欠申请人钱。被申请人双方签订的合同真实有效，当时是李淑涛父亲找的代理律师，双方才在龙江县看守所达成调解协议，全是李淑涛的本意，被申请人没有逼迫李淑涛或者“捞他”，给李淑涛建楼和地下室的违约金没有虚假情节。
被申请人李淑涛辩称，支国斌是被申请人的委托律师，开庭没有律师准备不全。亿隆源公司与被申请人在2014年4月协商过，把被申请人在长山乡种子站的房屋让亿隆源公司重新保全，保全金额80万元，写下欠条并作了房屋买卖合同，协商结果是把该房屋查封后把骊山家园的案子给撤了。2014年4月份被申请人进了看守所，对方也没有撤案子。被申请人认为亿隆源公司不具有诉讼的资格。
被申请人知道与孙福成达成的调解协议及司法确认裁定的内容，大体是买地下室欠孙福成钱，因为不履行协议赔偿35万元，具体的记不清了。
三申请人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的证据有：
1、2015年5月11日甘南法院执行笔录一份，证明支国斌到看守所会见李淑涛签订协议，支国斌说如果同意在协议书上签字，孙福成同意出钱，就能把李淑涛捞出来，协议书不是李淑涛的真实意思，而且该协议形成的时间并不是2013年。被申请人孙福成异议称没有找支国斌跟李淑涛说捞出来这件事儿，纯属虚构。其与李淑涛的合同确实是2013年6月10号签订的；被申请人李淑涛认可笔录中的签字，但异议称当时说谎，以为亿隆源公司能够撤诉，在笔录中签字就不用赔偿孙福成。
2、2015年1月12日听证会笔录一份，证明支国斌的行为完全与孙福成存在恶意串通，执行过程中，支国斌是孙福成的代理人，在2015年司法确认赔偿中又是李淑涛的代理人，其行为违背律师法的规定，存在恶意串通；赔偿协议并不是2013年6月10日形成，而是2015年1月29日，也就是听证会后，支国斌以律师身份到看守所与李淑涛签订事先打印好的格式合同；赔偿协议形成时间是2015年1月29日，正是李淑涛的羁押期，而司法确认依据该赔偿协议，双方存在恶意串通。被申请人孙福成认可该笔录真实性，但称支国斌不是其代理人，如果出庭应有代理手续；被申请人李淑涛称不知情，支国斌是其代理人。
3、2015年1月29日协议书一份，来源于司法大调解，证明是孙福成找的支国斌，在看守所找的李淑涛在事先打印好的协议书上签的字，这份协议书不能作为司法确认的依据。李淑涛正在羁押，签订时间是2015年1月29日，孙福成不具有去看守所的权利，支国斌是双方代理，协议书是无效的。被申请人孙福成异议称是李淑涛本人签字、听证会结束后达成的协议，李淑涛认可；被申请人李淑涛认可该协议真实性。
被申请人孙福成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交如下证据：
4、2013年签订的协议复印件一份，是关于长山供销社综合楼3号商服建地下室一事、孙福成与李淑涛签订，证明二人确实在2013年6月10日签订协议。三申请人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否认签订日期，因为李淑涛在执行笔录中已经明确否定，是支国斌事先打印好签的字，应以李淑涛在执行笔录中的陈述为准；被申请人李淑涛没有异议。
5、房屋拆迁置换协议书复印件一份，证明其与李淑涛存在骊山家园3号商服楼拆迁协议。申请人对该协议没有异议；被申请人李淑涛认可该协议书真实性。
被申请人李淑涛未提供证据。
本院调取以下证据：
6、2014年12月30日孙福成与李淑涛签订的协议书一份。申请人异议称在2014年12月30日，孙福成是没有权利见到正在羁押的李淑涛的；协议书是支国斌书写，2014年12月30日，李淑涛在监狱羁押，而他的委托代理人也是孙福成的代理人，所以应该是支国斌书写，然后由孙福成签字后，由支国斌带到看守所，由李淑涛再签字。这是恶意串通，内容虚假，形式上一人代理双方，也是不合法的；支国斌在2015年1月12日开完听证会之后才第一次会见的李淑涛。被申请人孙福成、李淑涛认可该协议书是其本人意思。
7、2016年1月22日本院在讷河监狱与李淑涛的调查笔录一份。申请人对笔录真实性无异议，但称李淑涛陈述内容不是事实，说“是我的意思”、“欠35万”不是事实，不是欠款，是赔偿款，两个概念。该份笔录不能采信；被申请人孙福成称关于4号门市李淑涛签协议了但是没给30万；被申请人李淑涛无异议。
8、2015年12月16日本院立案庭对支国斌律师的调查笔录一份，申请人对调查行为没有异议，但称支国斌的陈述不属实，其与孙福成的陈述相互矛盾，法庭调查时孙福成认可支国斌在听证时为其说话而不是李淑涛的辩护人，李淑涛与孙福成达成调解不是真实意思。甘南法院并没有审理李淑涛的刑事犯罪，不存在支国斌作为在甘南法院李淑涛的辩护人，听证会上李淑涛既不是异议人也不是被异议人，支国斌不可能代表签字，孙福成所有的陈述都是支国斌的陈述；被申请人均认可支国斌说的话。
9、（2015）甘调确字第48号案卷中授权委托书一份，申请人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作为诉前调解、司法确认应有本人签字；被申请人孙福成表示不清楚；被申请人李淑涛认可其真实性。
10、根据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本院调取了龙江县看守所律师会见登记表一份。申请人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称支国斌会见时间均是给孙福成代理案件期间；被申请人均无异议。
以上证据进行了庭审质证。证据1、2，客观显示了当事人陈述内容，予以采信；证据5、10，各方认可，对其客观性予以采信；证据3、4、6、9，与诉争标的直接相关，是否真实可信，本院结合其他证据及查明事实予以甄别；证据7、8亦客观显示了陈述内容，但本院结合证据1、2进行取舍。
经审理查明，根据李艳秋的申请，本院于2013年11月19日作出（2013）甘商初字第898-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李淑涛在甘南县浩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回迁的门市楼房（位于长山乡供销社北侧骊山家园小区商服楼由南往北数第三门）予以查封。当天，本院作出（2013）甘商初字第898号民事调解书，协议内容为李淑涛于2013年11月30日前一次性偿还李艳秋借款本金118000.00元；根据车海彦的申请，本院于2013年12月21日作出（2014）甘商初字第1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上述门市房予以轮候扣押。2014年1月2日，本院作出（2014）甘商初字第19号民事调解书，协议内容为李淑涛、许立丽于2013年12月30日前一次性给付车海彦房屋租赁费112000.00元；根据亿隆源公司的申请，本院于2013年12月21日作出（2014）甘商初字第1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上述门市房予以轮候扣押。2014年6月5日，本院作出（2014）甘商初字第1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李淑涛、许立丽偿还亿隆源公司借款本金40万元、利息24240.00元并互负连带清偿责任。李艳秋、车海彦、亿隆源公司作为申请人分别于裁判生效后向本院申请执行上述案件。
2012年6月29日，孙福成代表甲方甘南浩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乙方李淑涛、许立丽签订房屋拆迁置换协议书一份，约定甲方拆除乙方商服，乙方选择置换房屋为新建住宅楼3号1-2层，预测面积164平方米，补交预测面积差价4000.00元/平米。在注明2013年6月10日打印版的协议书中，孙福成与李淑涛就长山供销社综合楼3号楼商服建地下室一事，约定：一、3号楼地下室建筑面积约700.4平方米，由李淑涛提供资金、孙福成建设（每平米1000.00元，共计70.4万元于2013年7月15日之前一次性付清）。二、应李淑涛要求，孙福成将3号门市、4号门市打通，上楼设一楼梯，增加的面积乙方以市场价购买。三、李淑涛未付清以上款项之前，不享有4号门市和地下室的产权和使用权。四、以上条款李淑涛用长山乡供销社综合楼商服3号门市作为抵押，如不能按时履行合同义务，李淑涛承担违约责任，即向孙福成支付合同总价款30%的违约金并赔偿因此给孙福成造成的损失。该协议仅有双方签名系手写；在注明2014年12月30日的协议书中，就长山乡供销社综合楼3号商服地下室合同履行约定：一、双方一致同意解除此合同。二、因应李淑涛要求已将3号、4号打通并只留一个楼梯，故给孙福成造成一定损失，李淑涛自愿按约定承担合同价标的30%的违约金，用回迁房赔偿此款。三、从此双方再无任何纠纷。四、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生效。该协议书均系手写；在注明2015年1月29日打印版协议书中，孙福成与李淑涛关于购买长山乡骊山家园4号门市及地下室违约赔偿细则约定：一、根据原购买协议书违约赔偿条款计算，双方确定李淑涛一次性赔偿投资人孙福成违约款人民币35万元整。二、此款因李淑涛不能现金给付，所以双方商定以李淑涛置换的该楼3号门市的面积作价赔偿。赔偿面积计算方式为4000.00元/平米。该协议书仅有签名及时间为手写。基于上述协议，孙福成与李淑涛委托代理人支国斌律师（委托时间注明2015年1月29日）于2015年2月2日申请诉前调解及司法确认。甘南县人民法院诉前调解委员会于当天作出（2015）甘民调字第90号调解协议书，协议内容为：李淑涛赔偿孙福成违约金35万元，此款于协议签订后二日内履行。当天，本院作出（2015）甘调确字第48号民事裁定书，对调解协议内容予以确认。2015年2月4日，本院就孙福成申请执行李淑涛案件执行立案。
因孙福成对长山乡供销社北侧骊山家园小区商服楼由南往北数第三门的执行异议申请，2015年1月12日本院执行局召开听证会，参加人员为孙福成、李艳秋委托代理人李宝忠、亿隆源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海军及支国斌。孙福成在本院庭前调查时表示支国斌在听证会代表其陈述观点，但双方没有代理手续。2015年5月11日，在龙江县看守所本院执行笔录中，李淑涛陈述内容为：除了一栋房子，没有别的财产可供执行。没有看到也没有接到（2015）甘调确字第48号民事裁定书，其不欠孙福成钱，因为孙福成说能把李淑涛“捞出去”，支国斌让李淑涛签字赔偿孙福成35万元。李淑涛不认识支国斌，是孙福成让支国斌来找李淑涛签的字。房子实际是黄海军、车海彦、李艳秋三人先保全的。2013年6月10日的协议书是支国斌2015年来看守所找的李淑涛，不是2013年6月10日当天书写的，协议内容是地下室的事，没有房子赔偿的事，支国斌说够诈骗的金额是33万元，这钱由孙福成出，让李淑涛签一个35万元的赔偿，现在也没有出钱，李淑涛被判刑九年。支国斌不是李淑涛的律师，是孙福成找的。2015年12月16日支国斌在本院立案庭调查笔录中陈述内容：李淑涛父亲李井云委托支国斌作为其刑事辩护人，法院执行局工作人员要求支国斌在会见李淑涛时询问其对执行案件什么意见，李淑涛承认与孙福成原先有动迁协议，但已无能力再履行，同意解除动迁协议并按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经过多次与李淑涛商讨，最后达成一份协议。李淑涛当时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恳求支国斌帮忙代理民事案件。再次会见李淑涛时，李淑涛签的代理手续以及正式的协议书，让支国斌依据协议与孙福成达成调解，所有的签字及手印均是李淑涛本人所为。至于在执行笔录中的陈述，李淑涛后来表示记不清笔录内容就签了字，而其在会见时已经明确相告，说把他“捞出去”的情况不属实。法院听证会支国斌没有给任何人代理，执行局让过去说会见方便，因为在甘南法院是李淑涛的辩护人就去看看、签了字。2016年1月22日，本院在与李淑涛的调查笔录中，李淑涛陈述骊山家园三号门市已被亿隆源公司、车海彦、李艳秋查封并进入执行程序。其不了解司法调解及司法确认的法律后果，不知道是谁介绍的律师，去龙江看守所的是支国斌。2013年6月10日、2014年12月30日、2015年1月29日三份协议书是李淑涛本人意思，欠孙福成就是协议书里那个35万元，这钱是因为买4号门市楼及地下室的违约金，因为不买了而给孙福成的违约金，4号门市楼还是买的，具体的记不清，按赔偿协议为准。之前谈的孙福成承诺把李淑涛“捞出去”而签字赔偿35万元一事不是李淑涛本人真实意思。确认裁定书好像看过，记不清。
另查明，2014年12月26日、30日，支国斌分别到龙江看守所会见了李淑涛。李淑涛系因诈骗罪经碾子山区人民法院判决，自称其2014年4月24日开始在龙江县看守所羁押，2015年9月24日到讷河监狱服刑。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2015）甘民调字第90号调解协议书是否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合法，由此（2015）甘调确字第48号民事裁定书是否符合可撤销情形。
第一，关于调解协议及司法确认的程序是否合法。2015年1月12日关于孙福成对李淑涛房屋的执行异议听证会上支国斌发表意见，虽未有代理手续，但孙福成在庭前调查时明确表示支国斌代表其陈述，而在注明2015年1月29日、2月2日的授权委托书、确认申请书中支国斌又作为李淑涛的委托代理人，与孙福成达成赔偿调解协议并形成司法确认，均指向同一执行标的。如孙福成与李淑涛约定的赔偿协议属实，那么双方即为冲突利益的当事人，但庭审中孙福成与李淑涛一致认可支国斌的意见，支国斌在中间即构成“双方代理”，于法所禁止。
第二，关于调解协议及司法确认的内容是否真实、合法。诉前调解及司法确认需当事人对其法律后果明确，而李淑涛对此表示不知情，对确认裁定内容陈述模糊。其在羁押过程中不具备与孙福成协商的条件，自称授意支国斌代理其与孙福成的调解，却对35万元的赔偿如何构成陈述笼统，明显不合常理；李淑涛本人羁押时除被查封房屋外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却在调解协议中约定两日内赔偿孙福成35万元违约金，不符合交易习惯，该协议的达成明显指向争议房屋的执行分配；本院与李淑涛的前后几次调查笔录中，其陈述内容截然相反，该反复内容不能认定调解协议内容系其本人真实意思表示。由此不能认定调解协议及司法确认内容的真实、合法性。
综上，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2015）甘民调字第90号调解协议书程序上存在法律所禁止的“双方代理”行为，实体内容上存在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情形，不符合司法确认要求。三申请人作为案外人申请撤销依此协议达成的（2015）甘调确字第48号民事裁定书主张，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第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2015）甘调确字第48号民事裁定书。
本裁定书即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张 彤
代理审判员 王喜亮
代理审判员 张 丹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张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