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3）二中刑初字第1530号
公诉机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被告人张曙光，男，1956年12月25日出生；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12年4月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13日被逮捕。
辩护人王大明，北京桓标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杨希光，北京高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京检二分刑诉（2013）015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张曙光犯受贿罪，于2013年7月16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年7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9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派检察员孙晴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张曙光及其辩护人王大明、杨希光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
被告人张曙光于2000年至2011年间，利用先后担任铁道部运输局装备部客车处处长、装备部副主任、运输局局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广州×1股份有限公司等十三家单位谋取利益，为此，收受或索取上述单位的负责人杨×1等人给予的款物折合人民币共计4700余万元。具体事实如下：
1、被告人张曙光于2000年至2011年间，利用先后担任铁道部运输局装备部客车处处长、装备部副主任和运输局局长的职务便利，接受广州×2有限公司、广州×1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1的请托，为上述公司解决“蓝箭”列车使用以及列车配件销售等问题提供帮助，为此，先后多次收受杨×1给予的款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050万余元。
2、被告人张曙光于2004年至2006年间，利用先后担任铁道部运输局装备部副主任和运输局局长的职务便利，接受青岛×1有限公司董事长杨×2的请托，为该公司的列车配件业务提供帮助，为此，先后两次收受杨×2给予的人民币3万元和美元1万元，折合人民币共计10万余元。
3、被告人张曙光于2005年至2006年间，利用先后担任铁道部运输局装备部副主任和运输局局长的职务便利，接受中×1招标公司总经理王×1的请托，为该公司的招标代理工作提供帮助，为此，先后多次收受王×1给予的人民币7万元、美元4万元和欧元1万元，共计折合人民币47万余元。
4、被告人张曙光于2005年至2009年间，利用先后担任铁道部运输局装备部副主任及运输局局长的职务便利，接受苏州市×1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徐×的请托，为该公司列车配件业务提供帮助，为此，先后三次收受徐×给予的钱款共计人民币30万元。
5、被告人张曙光于2005年间，利用担任铁道部运输局局长的职务便利，接受青岛×2有限公司总经理刘×1的请托，为该公司的列车配件业务提供帮助，为此，收受刘×1给予的钱款人民币10万元。
6、被告人张曙光于2005年至2009年间，利用担任铁道部运输局局长的职务便利，先后三次向×1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戈×索取钱款共计人民币800万元。
7、被告人张曙光于2007年至2009年间，利用担任铁道部运输局局长的职务便利，接受武汉×1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2的请托，为该公司的技术产品应用问题提供帮助，为此，先后三次收受王×2给予的钱款共计人民币1850万元。
8、被告人张曙光于2007年至2010年间，利用担任铁道部运输局局长的职务便利，接受无锡市×1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谈×的请托，为该公司的列车配件业务及货款结算等问题提供帮助，为此，先后两次收受谈×给予的钱款共计人民币15万元。
9、被告人张曙光于2009年间，利用担任铁道部运输局局长的职务便利，接受北京×1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1的请托，为该公司列车配件业务提供帮助，为此，收受陈×1给予的钱款人民币500万元。
10、被告人张曙光于2009年至2010年间，利用担任铁道部运输局局长的职务便利，接受中×2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刘×2的请托，为该公司工程项目中标等问题提供帮助，为此，先后两次收受刘×2给予的人民币30万元和欧元3万元，共计折合人民币57万余元。
11、被告人张曙光于2009年至2010年间，利用担任铁道部运输局局长的职务便利，接受中国×1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薛×和总经理郑×的请托，为该公司工程项目中标等问题提供帮助，为此，先后多次收受薛×、郑×等人给予的人民币5万元、欧元4万元和美元2万元，共计折合人民币57万余元。
12、被告人张曙光于2010年间，利用担任铁道部运输局局长的职务便利，接受吉林省×1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金×的请托，为该公司的列车配件业务提供帮助，为此，收受金×给予的钱款人民币200万元。
13、被告人张曙光于2010年至2011年间，利用担任铁道部运输局局长的职务便利，接受×2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2的请托，为该公司与外方的技术合作等问题提供帮助，为此，先后两次收受陈×2给予的港币150万元，共计折合人民币129万余元。
案发后，大部分受贿款物已追缴。
针对指控的事实，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向本院移送了书证、证人证言、鉴定意见及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等证据，认为被告人张曙光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之规定，应当以受贿罪追究被告人张曙光的刑事责任，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在本院审理过程中，被告人张曙光辩称：本案中其未做损害国家利益的事；有的受贿没有刻意为他人谋利；为部分企业与外方谈判是为国家整体利益和减少国家高铁建设成本，其行为不同于直接为他人谋利；对于指控其索贿的事实，其是在戈×事先表示了要用钱就找他的情况下，才提出需要具体数额的钱款，其没有索贿。
被告人张曙光的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1、张曙光没有为杨×2、徐×提供帮助，拒绝了陈×1、金×的请托。2、张曙光认为多次出国收受王×1送予的外币属于王×1所在公司为引进项目而支出的各种费用中的一种，张曙光主观上存在认识错误。3、戈×事先向张曙光明确表示过如果需要用钱可以予以解决，不让张曙光再找别人，张曙光收受戈送予的钱款不属于索贿。4、王×2是希望张曙光在技术上给予帮助，并为其自主研发的两项技术有朝一日用于铁路机车上提供支持，张曙光未因收受王×2的钱物而为其谋取不当利益。5、张曙光在收受他人财物的过程中没有为请托人谋取非法利益的故意，其在为请托人办理请托事项时，能够坚持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底线，严把安全关和技术、质量关，按各项规章和程序办事，没有打招呼干涉企业正常招标。6、张曙光作为高铁技术引进的负责人，在中外企业的合作谈判中维护国家利益，使中方相关企业也获得了利益，张曙光的此行为与其直接为中方企业谋利有本质区别。7、指控张曙光的部分受贿犯罪还停留在承诺、许诺所请托事项的阶段，张曙光尚未办理请托事项。8、张曙光始终如实供述收受贿赂的有关犯罪事实，构成坦白；主动交代办案机关不掌握的多项犯罪事实，应认定为自首。9、张曙光在接受调查之初检举了他人的犯罪线索，为我国铁路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应认定为有重大立功表现。10、张曙光没有前科，案发后认罪悔罪，积极联系家人退赔赃款赃物，涉案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或退回。11、张曙光收受款物数额绝大部分具有人际人情交往的属性，在量刑上有可宽宥之处。综上，请求法庭对张曙光从轻或减轻处罚。
针对上述辩护意见，辩护人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戈×亲笔证词及俞×的证言笔录，以证明张曙光利用职务便利为戈×的公司谋取了利益；2、王×2的证言笔录，以证明王×2给张曙光850万元是借钱给他买房，因为与他是20多年的老朋友，给张曙光1000万元是赞助他参评院士，因为如果张曙光能评上院士，中国高铁发展能登上更高平台；3、人民法院案款收据，以证明张曙光委托家属向法院退缴人民币60万元；4、张曙光获得的外观设计专利证书、实用新型专利证书、2008年、2009年、2010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十佳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等证据，以证明张曙光为我国铁路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应认定为有重大立功表现。
经审理查明：
2000年至2011年间，被告人张曙光分别利用担任原铁道部（以下简称铁道部）运输局装备部客车处处长、装备部副主任、运输局局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广州×1股份有限公司等14家单位在解决蓝箭列车使用及列车配件销售、技术产品应用、工程项目中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上述单位负责人杨×1、戈×、王×2等人给予的款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7181315.35元。案发后，涉案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张曙光主动交代了办案机关不掌握的大部分受贿事实。具体事实如下：
一、2000年至2011年间，张曙光在担任铁道部运输局装备部客车处处长、装备部副主任、运输局局长期间，接受广州×2有限公司（以下称中车×1公司）、广州×1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中车×2公司）法定代表人杨×1的请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上述两家公司分别解决蓝箭动车组租赁到期后继续使用及列车空调设备销售等问题提供帮助，为此先后在北京等地收受或者同意其情妇罗×（另案处理）收受杨×1送予的款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0102979.35元。其中：
（一）2000年至2010年，在家中等地先后收受杨×1送予的手表10块，经鉴定共计价值人民币258.01万元。
（二）2007年5月，在北京接受杨×1出资人民币336万元，用于购买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拍品清乾隆青花缠枝莲纹六方贯耳瓶一只及清雍正青花云龙纹小碗一对，其中六方贯耳瓶现扣押在案。
（三）2007年上半年，同意杨×1在北京给予罗×人民币30万元，用于罗×购买一辆宝马X3轿车。
（四）2007年12月，同意杨×1出资港币30万元在香港帮助罗×购买迪威特（DEWITT）手表一块。
（五）2008年5月至2011年1月间，同意杨×1安排罗×到杨×1任法定代表人的华车（北京）交通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称×4公司）担任宣传总监，并在罗×实际未为该公司工作的情况下，以支付工资的名义分31个月共计给予罗×人民币49.6万元。
（六）2008年下半年，在北京接受杨×1出资人民币
1786019.35元为其购买的北京市海淀区××村三区3号楼3单元501室房屋进行装修和添置家具电器。
（七）2010年3月，接受杨×1出资人民币80万元在广州帮助其购买字画4幅。
（八）2010年10月，同意杨×1出资人民币50万元在北京励骏酒店一层商场帮助罗×购买瑞驰迈迪（RICHARDMILLE）手表一块。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当庭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证据证实：
（一）认定被告人张曙光为杨×1公司提供帮助的证据
1、证人杨×1的证言证明：从2008年开始，每年都有一两次张曙光带着其和南车集团、北车集团的领导一起吃饭，向这些领导介绍说其是他的学生，让他们多关照其。另外，其希望能够进入高铁行业，获得高铁行业的部件生产机会。其公司购买的蓝箭列车于1999年左右与×3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3公司）签了5年的租用合同，租赁期满后面临不再被×3公司租赁的问题，但蓝箭列车还有银行贷款没有还，如果其公司的蓝箭列车被停止使用，或者被和谐号替换掉，其的资金链就会断裂，其就会破产，这样其在北京多次找张曙光诉说其的困境。张曙光说像蓝箭这样的车，与和谐号在列车动力等方面相似，在既有线的列车线路上蓝箭列车可以为和谐号列车的运行做准备，请其放心，关于蓝箭列车的最终去向铁道部也会有安排。通过张曙光帮其疏通和协调各方面关系，×3公司向铁道部打了报告收购其的蓝箭列车，张曙光进行了审批，张曙光也做了部里其他领导的工作，最终形成由×3公司收购8列蓝箭列车的结果，没有张曙光的帮忙，×3公司也不会收购其的蓝箭列车。如果蓝箭无法销售出去，银行贷款还不了，其公司就面临破产。
2、证人刘×3的证言证明：其于2005年担任装备部副主任，2011年10月改任副巡视员。2008年春运时，广东发生冰雪灾害，胡亚东副部长带领春运检查组到×5集团视察，后来陪同胡部长视察的工作人员给其打电话，说胡部长指示，蓝箭列车需要用起来，但因为蓝箭列车编组比较短，需要“重联”改造。其接到这个电话后，立即向运输局局长张曙光做了汇报。很快，张曙光把其叫到他的办公室，让装备部提出方案，将蓝箭列车从×5集团调往成都局使用。之后，装备部就分别给×5集团和成都局打了电话，说蓝箭列车要调往成都局使用，让他们自己先协商。×5集团和成都局召开了蓝箭动车组移交会议，后经双方协商一致，由广铁公司向装备部报送了“蓝箭列车无火回送成都局”的请示，上报给了装备部，其也向张曙光汇报。张曙光让装备部拟发将蓝箭列车发往成都局的电报，经他签发，发给了×5集团和成都局。这样，×5集团将蓝箭列车送至成都局使用。
3、证人姚×（×3公司原总会计师）的证言证明：蓝箭列车租期到了后其单位的态度是不再续租，要退回中车×1公司，这是其公司领导层对蓝箭问题的态度。中车×1公司不断地找×3公司，要求×3公司续租蓝箭，其单位跟中车×1公司讲是否使用蓝箭×3公司决定不了，要由铁道部运输局决定。大概在2007年9月，其与公司总经理杨×3去铁道部运输局找张曙光汇报×3公司的经营情况，要求运输局给×3公司增加“线条”加开列车，杨×3总经理对张曙光说蓝箭租赁期快到了，×3公司可不可以不用了，张曙光明确说：“蓝箭列车租期到了之后还是要继续使用，具体怎么用你们和中车×1公司去谈吧。”×3公司经过研究，认为继续租赁蓝箭不如购买蓝箭划算。此后铁道部决定将蓝箭调到成都局使用。2008年8月，×3公司与中车×1公司正式签订购买合同，支付2.4亿元将8列蓝箭列车收购。
4、证人沈×1（×3公司经营部原部长）的证言证明：2008年，×3公司将8列蓝箭列车以2.4亿元收购再出租给成都铁路局使用。凭其所记的笔记回忆，就蓝箭列车的处置问题，×3公司总经理杨×3或者总会计师姚×曾召集一些中层干部开过一次会，会上领导说他们曾去铁道部运输局向张曙光就蓝箭列车的问题做过一次汇报，并提出蓝箭列车是民族品牌，要对它负责，在蓝箭列车寿命期内由×3公司负责到底，所以决定要收购蓝箭列车。
5、证人杨×3（×3公司原总经理）的证言证明：2007年，其和公司姚×总会计师等同志向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汇报工作，其说蓝箭租赁期快到了，×3公司可不可以不用了，张曙光明确说“蓝箭列车租期到了之后还是要继续使用”。之后，×3公司经过研究认为继续租赁蓝箭不如购买蓝箭划算，所以提出由×3公司收购8列蓝箭。最终与中车×1公司谈判的结果是2.4亿元。2008年上半年，×3公司决定收购蓝箭列车并逐级上报给铁道部之后，有一次其参加在南昌召开的铁路系统安全会议时，请示张曙光说关于收购蓝箭的报告已经上报到铁道部了，但是还没有反馈回来，并问张曙光应该怎么处理蓝箭，张曙光说刘部长已经同意由×3公司收购蓝箭了。在铁道部同意购买蓝箭之后，当时还有部分蓝箭列车在使用，有一次胡亚东副部长到广东视察，在广州东站其向胡部长提出购买蓝箭之后×3线要用和谐号，但是也已经购买了蓝箭列车，蓝箭列车要怎么使用，胡亚东副部长说还是要用蓝箭，资产不能闲置，可以调到成都局使用，当时他给部里的有关部门打电话，让运输局下通知调到成都局使用。不久，运输局下了调车命令，将8列蓝箭列车调到了成都局使用。
6、证人余×（唐山×1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的证言证明：其记得其当了唐山公司的董事长之后，有一次其到北京，与张曙光约好在×1饭店吃饭，其到的时候发现杨×1也在。其请张曙光吃饭，在这种场合，突然出现一个供应商，又跟张曙光表现得很亲密，其就能明白张曙光的意思。因为杨×1的公司产品的质量还不错，报价也往往比另外两家公司低一些，所以其公司在招投标的时候，在合理的范围内也对杨×1公司做了适当的倾斜。
7、证人楼×（南车×1有限公司总经理）的证言证明：杨×1和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交往密切，一年大多数时间都待在北京，围着张曙光转，跟张曙光的私人秘书似的，杨×1对张曙光这么殷勤，肯定希望张曙光关照他的生意，张曙光自然也会回报杨×1的。在业务份额上其工厂看在张曙光的面子上也不敢得罪他，所以在跟杨×1业务往来的过程中，能多关照就多关照一些。
8、侦查部门调取的中车×1公司、中车×2公司及×4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变更登记申请书、章程复印件等证明该三家公司法定代表人均为杨×1。
9、长春×1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3“蓝箭”动车组项目的汇报》及所附项目意向书、购销合同、中车×1公司提供的租赁合同复印件、×3公司提供的蓝箭车租金支付明细表复印件等证明：中车×1公司向株洲电力机车厂、长春客车厂订购8列总价4.1亿余元的蓝箭动车组，出租给×3公司使用，租赁合同于2007年7月至12月陆续到期。
10、×3公司提供的有关蓝箭动车组续租问题的请示、关于购置蓝箭动车组的请示、委托的机器设备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铁道部财务司关于×3公司购置蓝箭动车组的批复、时任×3公司经营部部长的沈×1的工作笔记复印件等证明：2007年蓝箭列车租赁期届满后，×3公司经向张曙光汇报并向×5（集团）公司请示后，决定收购蓝箭列车。铁道部财务司于2008年8月5日批复同意。其中工作笔记记载：2007年10月10日上午10时，在姚总办公室召开蓝箭问题有关会议，会上明确（姚、杨、罗去北京给张曙光汇报）蓝箭的出路：蓝箭是民族品牌，在寿命期内必须由×3负责到底。
11、铁道部运输局提供的关于蓝箭动车组移交会议纪要、×5（集团）公司车辆处关于蓝箭动车组无火回送成都局的请示、张曙光签发的铁路传真电报、×3公司与成都铁路局签订的动车组租赁协议、×3公司提供的×5（集团）公司调度命令、中车×1公司提供的蓝箭号动车组转让合同书及中车×1公司明细分类账、记账凭证复印件等书证证明：2008年2月6日，张曙光签发题为《关于蓝箭动车组无火回送成都局的通知》的铁路传真电报，通知于当月将8组蓝箭动车组调到成都铁路局。后×3公司以人民币2.4亿元的价格收购8列蓝箭号动车组，并有偿租赁给成都铁路局。
12、铁道部运输局提供的2005年至2010年新造客车主要配件装车数量表、南车×1有限公司、唐山×1有限责任公司、长春×1有限公司分别提供的空调采购合同、业务往来合同清单、部分供应商订货情况统计表复印件等证明：中车×2公司为国内新造客车提供空调机组的比例2005年为29.14%，2006年为32.6%，2007年以后上升为50至60%左右，2010年为60%左右，期间各年度总体呈逐年上升趋势。
13、铁道部运输局提供的《铁路机车车辆购置管理办法》及补充规定等文件复印件证明：该局具有按铁路运输市场总体需求和各运输企业提报的计划建议，提出年度机车车辆购置计划意见等职责。
14、被告人张曙光供述：2007年初的一天下午，杨×1和他父亲约其在×1饭店见面，说杨×1公司购买的蓝箭动车组租给×3公司使用，合约在2007年到期，请求其帮助解决蓝箭动车组的继续使用问题，其明确表示愿意帮助他们解决。2007年9月，×3公司总经理杨×3一行人来到部里汇报蓝箭车是否还租用的问题，其对杨×3讲，×3线肯定要用和谐号动车组，但蓝箭可以调到其他线上使用。2007年底到2008年初，胡亚东副部长在广州检查春运工作，×5集团向胡部长提出了蓝箭列车的问题，胡部长说蓝箭列车是否可以找一个适当的地方使用，并让运输局拿一个意见。×5集团很快就跟装备部通电话说了这件事情，装备部副主任刘×3到其办公室进行了汇报。其立即布置×5集团抓紧组织对一部分有故障的蓝箭车进行整修，组织装备部研究使用方案，向胡亚东、刘志军建议把蓝箭车调到边远一些的成都局使用。刘志军同意了其的建议。此外，其还布置装备部发报把蓝箭车调到成都局，成都局准备接车。杨×1在与其交往过程中，因为他公司给几家客车厂做空调配套，多次请其在与几家工厂领导吃饭时带着他去，其带着他与几个工厂的领导吃过几次饭。据其所知，杨×1公司的空调订单从市场份额的30％提升到60％。
（二）认定被告人张曙光收受财物的证据
1、收受杨×1手表的证据
（1）证人杨×1的证言证明：2008年上半年，其在北京长安街边上的君悦酒店购物中心给张曙光买过一块“宝姬”牌手表，花了近人民币20万元。2010年下半年的一个周末，其与张曙光在北京王府饭店喝咖啡或喝茶，之后去王府饭店“卡迪亚”专卖店转，其为他买了一块“卡迪亚”手表，刷卡支付了人民币17或18万元。2008年奥运会前后，其在香港铜锣湾大子珠宝钟表行或者英皇钟表行买了一块奥运会纪念手表，花了20万元左右港币。回北京后，其在张曙光华澳中心的家里把表送给了他，并介绍说是奥运纪念表。2009年，张曙光生日前后，即12月25日前后，其在香港花港币50多万元买了一块“陀飞轮”手表，以送生日礼物的名义送给了张曙光。2010年10月，其去香港给他买了三块手表，其中2010年11月，其在香港铜锣湾花了5万多元港币买了一块肖邦手表，花3万元多元港币买了一块“窝路尖”牌手表，在张曙光家里送给了他。2010年12月左右，其带送给张曙光的肖邦表去香港消磁时，花8.5万元左右港币给张曙光买了一块稍厚的肖邦表，在张曙光家里送给了他。2000年左右，张曙光让其从香港给他带一块便宜的名牌手表，后其在香港买了一块爱彼手表，价格2万多港元，其让王×3交给了张曙光。经看手表照片，其回忆起共送给张曙光10块手表。2010年12月底或2011年1月初，张曙光将其叫到他家里，给其一个箱子，说里面是以前其送给他的几块手表，让其拿回去。
（2）证人盛×（杨×1的情妇）的证言证明：2010年12月底或2011年1月初，杨×1拿回一个箱子，后其放在美林家园家中。后来杨×1从箱里拿走一块手表。2011年3月25日，杨×1打电话让其带箱子到检察机关配合调查。其于29日将箱子上交检察机关。
（3）侦查部门制作的10块手表照片证明：经张曙光和杨×1分别对10块手表辨认，二人签字确认侦查部门出示照片中的10块手表为杨×1送给张曙光的手表。
（4）北京京评价格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京评（涉）字2011第652号价格鉴定报告书及相关说明证明：送检的爱彼（AUDEMARSPIGUET）手表、宝玑（BREGUET）手表、窝路尖（VULCAIN）手表、亚诺（ARNOLD﹠SON）手表各一块、CecilPurnell手表、卡地亚（CARTIER）手表、肖邦（CHOPARD）手表各两块共计价值人民币2580100元。
（5）被告人张曙光供述：2000年后，杨×1送过其10块手表。第一块手表是2000年或2001年左右，杨×1在香港给其买的一块爱彼（AP）的手表。这块表是杨×1托他的妹夫王×3从广州带来的。印象中这块表的价格是7万元港币。第二块是宝玑运动手表。2008年上半年，其和杨×1到王府井君悦酒店地下一层逛，在宝玑手表专卖店，其看中了一块橡胶皮带的运动表。这块表的价格是十八九万不到20万元，杨×1主动去刷卡付了钱。第三块和第四块是杨×1在2009年12月25日其过生日的时候送其的一对陀飞轮手表。这两块表杨×1没有告诉其价钱。第五块是一块卡地亚的圆形手表。2010年初，有一次杨×1到其家时，给其带了一块卡地亚的手表，这块表杨×1给其时没有标签，其估算价格大概在人民币20万元。第六块表也是一块卡地亚手表。大概过了一个多月的一个周末，其约杨×1去看表，在王府饭店一层的卡地亚专卖店挑了一块方形的卡地亚手表，价格大约19万元，杨×1去刷卡付的钱。第七块和第八块表是杨×1一起给其的。2010年下半年，有一天杨×1到家来，给其带了这两块手表，说这次又从香港给其带了两块表，这两块表比较低调，希望其能收下。其中肖邦表他说大概是三五万元港币；窝路尖表杨×1没告诉其价钱。第九块表也是一块肖邦表。杨×1给其带的第一块肖邦表走得不准，其告诉杨×1后，杨×1说可能是过海关时被磁化了，他拿回香港消消磁。两个星期后，杨×1除了把消完磁的白色肖邦表带回来外，又给其带了一块黑色的肖邦表，杨×1说价格跟第一块肖邦表差不多，稍微贵一点点。第十块表是一块陀飞轮手表。2010年12月25日其过生日之前，杨×1到其家给其带了一块陀飞轮手表，他说价格大约是港币50万元。
2、接受杨×1出资帮助购买瓷器的证据
（1）证人杨×1的证言证明：2007年下半年或者2008年上半年，张曙光告诉其在嘉德预展会上看到了喜欢的流拍瓷器，其从朋友×2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2那里借款300多万元，并由陈×2把钱付到了嘉德账号上。之后其告诉张曙光已付完全款，他可以去取瓷器了。张曙光对其表示感谢。
（2）证人王×3（杨×1的妹夫）的证言证明：2011年2月19日或20日，张曙光将其叫到北京，让其把两个箱子带给杨×1妻子或父亲。次日，张曙光将箱子送到其住的酒店。其将箱子暂放在自己办公室。后其在杨×1的父亲的要求下将两个箱子交给检察机关，在检察机关拆开后其才知道是瓷瓶。
（3）证人杨×4的证言证明：其于2011年3月27日在王×3办公室见到两个盒子，后让王×3带到北京交给办案机关。
（4）lot1942拍品清乾隆青花缠枝莲纹六方贯耳瓶一件及lot1939拍品清雍正青花云龙纹小碗一对的照片证明：该物品的外观特征。
（5）×2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核算项目明细账、招商银行电汇凭证、人民银行系统专用凭证复印件、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财务部出具的说明、已出账分户账、中国银行入账通知书复印件等书证证明：2007年5月14日，×2集团有限公司将2007年春季拍卖会lot1942拍品清乾隆青花缠枝莲纹六方贯耳瓶一件及lot1939拍品的购买款共计人民币336万元汇至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账户。
（6）被告人张曙光供述：2007年5月，北京嘉德拍卖行在嘉里中心酒店举行春季拍卖会，之前有一个预展。一天下午，其约杨×1一起去嘉里中心酒店参观，看到一只清代六方青花瓷瓶和一对青花小碗，品相不错，对杨×1说这只六方瓶不多见，工艺也不错，成对出现的青花碗不多，这对小碗也没有残缺。杨×1看出其喜欢这两件瓷器，就说买下来，其明白他的意思是他买下来送给其，所以其同意了。记得这几件瓷器总价是300多万元，其中六方瓷瓶大约是240万元，一对小碗大约是90万元。后来杨×1和他人一起把瓷瓶和瓷碗买了回来。
3、接受杨×1出资装修房屋并购买家具家电的证据
（1）证人杨×1的证言证明：2008年下半年，其帮助张曙光装修过××村一套501号房，装修和购买部分家具总共花了一百五六十万元。此外，其还送了他两台跑步机和一些家电，包括1套10余万元的家庭影院、两台跑步机将近20万元，卧室和餐厅共3台电视机，大概30多万元不到40万元。
（2）×4公司出具的说明、提供的付款申请书、付款凭证、北京市交通运输业、建筑业、销售不动产和转让无形资产专用发票复印件、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北京市家庭居室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合同、家居装饰A6工程设计协议、现金日记账、杨×1收款情况、东易日盛收据单、装修照片关于装修费用认定问题的工作说明等证明：2008年7至12月间，杨×1为××村三区3－501号房屋装修及购置家具家电支付费用共计人民币1786019.35元。
（3）被告人张曙光供述：大约在2008年年底，杨×1出钱对其××村的房子进行了装修，并添置一些家具电器，大约一百五六十万元。
4、接受杨×1出资帮助购买字画的证据
（1）证人杨×1的证言证明：2009年底或2010年初，有一次其在张曙光家里的一本画册上看到有一幅内容是温总理抗震救灾的人物画像和一幅齐白石的肖像画，旁边有画像及画家××的介绍，张曙光说他很喜欢这两幅画，并让其找这个画家的画室，说有机会希望见这个画家。2010年上半年，黄×1带其去了一趟××的画室，花80万元买了一幅温总理抗震救灾题材的画、一幅齐白石的肖像画，××送了一幅李白醉酒的画和一幅字。其将这三幅画和一幅字送到张曙光华澳中心家里，他表示比较喜欢，并表示感谢。
（2）证人黄×1（中车×1公司总裁）的证言证明：2010年3月22日，杨×1和其一起到××的画廊买画，其把随身带着的支票填好了80万元的金额交给了××。
（3）中车×1公司提供的银付凭证、银行进账单、转账凭证、税务机关代开统一发票复印件、广州市番禺区××艺术培训中心出具的证明材料复印件等证明：2010年3月22日，中车×1公司向广州市番禺区××艺术培训中心转款80万元，用于购买齐白石画像、温总理在汶川画像等作品。
（4）被告人张曙光供述：2010年初，杨×1帮助其购买了温总理抗震救灾肖像图和齐白石肖像图，××搭了几幅字画。杨×1没有告诉其花了多少钱买这些字画。
5、同意情妇罗×收受杨×1财物的证据
（1）证人杨×1的证言证明：2007年下半年，其和张曙光、罗×在香格里拉一起吃了一次饭，吃饭时张曙光向其介绍了罗×，当时其感觉到他们是情人关系。时隔不久，也是其和张曙光、罗×一起吃饭时，罗×说她的父母说要给她张罗对象，她说她不结婚，她只喜欢张曙光，这等于明确告诉了其她与张曙光的情人关系。其知道张曙光与罗×是情人关系后，为了讨好张曙光，感谢他帮助其解决蓝箭项目以及帮助其公司铁路空调设备获得订单，其多次给罗×送钱送物。2007年年中的一天，其听到罗×说想换辆车，其当时说其赞助，在场的张曙光和罗×没有反对。没过多久，其在×1饭店给了罗×30万元。两三天后，其和张曙光、罗×在香格里拉吃饭时，罗×当着其面对张曙光说其给了她30万元让她买车，张曙光对其表示感谢。2007年12月，罗×要去香港玩，其安排中车香港公司的司机阿付接待罗×，并安排阿付带罗×在香港表店转转，让阿付先垫付钱为罗×买一块迪菲特牌子的手表，这块手表价值二三十万元港币。2010年“十一”长假期间，张曙光与罗×在北京王府饭店东边的励骏酒店一层购物中心购物时，打电话让其过去。其到了之后，张曙光说罗×看好了一块手表，好像叫“博卡瑞”。其交钱时，营业员要求付现金，这样张曙光和罗×在励骏购物中心里面等着，其一个人去天安门西边的招商银行，在自己的账户里提取了50万元人民币现金，然后返回励骏酒店买了那块表。2008年底或2009年初，其和张曙光、罗×在香格里拉或者世纪金源吃饭聊天时，罗×说她的收入太低，其让她到×4公司帮其宣传企业文化、企业形象，罗×说可以，张曙光也说好，其说一个月开16000元。于是其带罗×去其公司，以公司新员工的名义让出纳或财务部负责人给罗×办了工资手续，并办理了工资卡和交税信息。从2009年初至今，其公司每个月给罗×开16000元工资，都是打到她的工资卡上。其公司从来没有让她做过任何工作，她也没有帮其做过企业文化，让她来其公司做宣传企业文化、企业形象工作只是一个托词。
（2）证人罗×的证言证明：2007年春天，其答应做张曙光的女朋友。2007年4月，张曙光介绍其和杨×1认识之后，有一次其三人一起吃饭时，提起其订了一辆宝马X3车的事，杨×1说了一句：“要不老大出一半我出一半。”张曙光当时没表示同意。不久后一天下午，杨×1约其到×1饭店停车场见面，给了其一个×1饭店的纸袋，说“老大让我给你的”，其打开纸袋看见里装的是钱，回家数了一下是30万元。2007年圣诞节前夕，张曙光说让杨×1安排其去香港玩几天。杨×1给其买好机票订好酒店，其记得12月23日其自己一个人飞到香港住到杨×1给其订的酒店。其飞到香港以后，杨×1在香港的司机阿付开一辆银色奔驰轿车到机场接的其。后阿付和另外一个男的一起陪其去表行，其选了一款“迪维特”（DeWitt）手表，价格大概是港币30万元，然后阿付就带其离开了太子表行。当天晚上阿付到酒店，给其送来了一块表。回来之后其给张曙光看了这块表，说是杨×1给其买的，他让其谢谢杨总。其把这块表，还有杨×1和张曙光送的一块欧米茄男表等物品都放在一个黑色手提箱里，放在其同事高×家了。2010年国庆节后的一天，张曙光说到王府井励骏酒店开个房间陪其。快到中午时，其和张曙光、杨×1路过酒店一层的“RichardMille”手表专卖店。张曙光在橱窗里看见一块手表，让其试试，其觉得挺喜欢。杨×1对其说喜欢就带着吧，张曙光同意杨×1给其买这表。表折后价好像是55万元。杨×1说身上没带这么多现金，但他住的地方有。下午4时左右，杨×1回到酒店房间把表和表盒一起给的其，说办好了。张曙光让其谢谢杨总。2008年5月左右，其和杨×1在车上聊天，其说自己想做点事挣钱，不想总是等着张曙光给其钱花，杨×1说他可以给其一些他公司的股份，其说这个事其先问问张曙光。后来杨×1对张曙光说想给其一些股份，张曙光当时没同意。杨×1又提出想请其去他公司上班，做形象宣传之类的，每月给其开两万元，张曙光同意这个做法，但说给的太多了。没过几天，杨×1让其去他的公司办手续，他的公司在中关村E世界里。其去签了两份劳务合同，合同上写了工资是每月1.6万元。其在杨×1的公司实际没做什么，就是白拿钱。其还问过杨×1其该做什么，杨×1说：“陪我们吃饭就行，把老大照顾好了。”
（3）证人杨×5的证言证明：其于2010年担任×4公司总经理后才知道罗×在其公司领工资，其每个月在工资审批单上签字，签字时见到罗×的名字。其从未见过罗×，罗×没有到其公司上过班，给罗×发工资的数额是杨×1决定的，其公司未设立宣传总监职位。
（4）证人秦×的证言证明：其于2008年3月到×4公司担任财务人员，没见过罗×，也没有见到她到其单位工作，但知道其单位给罗×发工资。其没听说过单位设立有宣传总监这个职位。
（5）证人高×（中国铁路文工团歌唱演员）的证言证明：2011年4月，罗×将一个黑色箱子放到其家里，后其将该箱子交给检察机关。
（6）北京××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提供的进口汽车购销合同及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存根联、收款通知书、银联特约商户刷卡单、招商银行北京分行提供的罗×名下尾号为0633号的银行卡历史交易查询清单复印件等证明：2007年5月1日，罗×购买宝马2996CC越野车X3一辆，价税合计人民币66.5万元。罗×于2007年3月6日刷卡支付10万元，5月1日刷卡支付56.5万元。
（7）×4公司提供的《劳动合同书》、罗×工资清单、中行北京市分行提供的罗×名下账号尾号为0069的银行卡零售历史交易查询表复印件等证明：2008年6月11日，×4公司作为甲方，罗×作为乙方，双方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约定乙方担任宣传总监岗位工作，从事与甲方公司经营有关之工作，甲方支付乙方工资每月不低于1.6万元。自2008年7月至2011年1月，×4公司对罗×应发工资31个月共计49.6万元，在工资代扣税后，对罗×实发工资共计人民币420825元。
（8）侦查部门制作的两块手表照片证明：经张曙光、杨×1分别对两块手表照片辨认，二人签字确认侦查部门出示的照片中的两块手表为杨×1为罗×购买的手表。
（9）侦查部门从中国银行全球门户网站下载的外汇牌价打印表证明：2007年12月，100元港币兑换人民币的外管局中间价最低价为93.62元。
（10）被告人张曙光供述：其与罗×于2007年初发展为情人关系。2007年，罗×说起买车的事，杨×1说老大哥出一半，他出另一半，其没推辞。车买了以后，罗×跟其讲过杨×1给了她30万元。2007年圣诞节前后，杨×1安排罗×去香港玩了一圈。罗×从香港回来以后对其讲由杨×1出钱买了迪维特手表，价格是二三十万元港币。2008年年中，有一次罗×对其讲，她准备在杨×1的公司兼职，还能帮杨×1的公司做宣传。第二天，杨×1说就是让罗×在他那里登个记，拿点零花钱，合理合法。其同意了。罗×从来没有去杨×1的公司上过班。2010年十一休假期间的一天下午，罗×在励骏酒店地下商场看中了一块里奇蒙表，表店说如果不刷卡付现金的话可以打七折，印象中打完折表的价格是50万元左右。杨×1把这块表买了回来。
二、2004年初，张曙光在担任铁道部运输局装备部副主任期间，在明知时任青岛×1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1公司公司）董事的杨×2希望其帮助该公司获得更多普通客车车辆内饰产品等配件的订单业务，并进入动车组零配件供应商行列的情况下，在×2饭店收受杨×2给予的人民币3万元。
2006年11月，张曙光在担任铁道部运输局局长期间，在明知时任青岛×1公司公司董事长的杨×2有上述请托事项的情况下，在北京×1饭店收受杨×2给予的美元1万元，折合人民币78667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当庭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证据证实：
1、证人杨×2的证言证明：2004年春节前，其任青岛×1公司公司董事，去北京出差时，约了张曙光在×2饭店吃饭。饭后分别时，其给了张曙光人民币3万元，这3万元用白色信封装着，张曙光说了些客套话就收下了。2006年或2007年，其去北京出差，当时其任青岛×1公司公司董事长，约张曙光在×1饭店喝茶，分别时，其拿出一个手提袋对他说送他几件衬衫，手提袋里其还放了一个白色信封，里面装了美元2万元。张曙光拿着手提袋离开了。其给张曙光钱是想和他搞好关系，使其公司获得更多的订单。同时，因为张曙光是高铁总负责人，其也想通过他的关系进入高铁零配件供应商的','2018-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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