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东中法民二终字第44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静薇。
委托代理人：高剑锋，东莞市启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廖金辉，东莞市启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共好膳食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金丰南路*号办公大厦*楼***室。
法定代表人：陈锦彩，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崔雪，广东文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昆，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黄静薇与上诉人东莞市共好膳食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共好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3）东一法民二初字第48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静薇向原审法院起诉称：黄静薇与陈锦彩是表姐妹关系，陈锦彩及其丈夫杨昆分别是共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黄静薇及黄静薇丈夫陈树伟一直与陈锦彩、杨昆有合作关系，2007年底，陈锦彩、杨昆与黄静薇口头协商，因陈锦彩、杨昆资金不足，由黄静薇与陈锦彩、杨昆合资开办一家新的公司从事膳食管理业务，黄静薇作为内部投资者，公司资金由黄静薇先行垫付，公司由双方共同经营，共负盈亏，共担风险，共分利润，黄静薇占公司利润的50%。2009年2月2日，共好公司成立，黄静薇按照口头协议的约定，在2008年至2009年间，通过现金存入和转账的方式共将502000元款项支付给陈锦彩与杨昆两人用于公司经营，共好公司于2009年6月18日向黄静薇出具了《收据》，确认收到黄静薇投资款项502000元并加盖了共好公司的公章。共好公司成立后，一直由黄静薇与陈锦彩、杨昆共同经营。黄静薇丈夫陈树伟负责采购材料，黄静薇负责出纳和人事管理，向公司员工发放薪金和制作公司出纳日记账，陈锦彩负责会计，杨昆负责业务沟通。采购、公司设备工具、支付员工薪金等的所有资金，全部是由黄静薇先行垫付。从共好公司成立之后，仅是承包谢岗钨珍厂饭堂采购所需，黄静薇就垫付了近百万元；为承包东莞市南光电器有限公司，黄静薇亦垫付了近九十万元。2010年下半年，陈锦彩、杨昆向黄静薇提出，他们想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准备扩大经营范围，所以暂时不向黄静薇分配公司利润，陈锦彩与杨昆亦口头承诺，在公司下一次变更登记的时候，将黄静薇列为公司正式股东，占公司50%的股份。2011年上半年，公司业务渐入正轨，生意越做越大，先后增开了多家饭堂（寮步吉光厂饭堂、常平澳思厂饭堂、欧亚国际酒店饭堂等），但陈锦彩与杨昆承诺的交由黄静薇经营和收益的饭堂亦没有交由黄静薇经营，公司之前的利润也不与黄静薇分配。直至2012年年底，黄静薇夫妻意识到陈锦彩及杨昆可能想独占公司，遂多次强烈要求陈锦彩及杨昆与黄静薇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陈锦彩和杨昆仅口头表示将其中部分饭堂分给黄静薇经营收益，但没有同意变更工商登记手续。黄静薇看在亲戚份上，多次与陈锦彩和杨昆协商，要求确定哪几个饭堂交给黄静薇经营和收益，但陈锦彩和杨昆一拖再拖，迟迟没有答复黄静薇，并将黄静薇夫妻赶出公司。黄静薇被赶出公司后，黄静薇于2013年1月8日向公安部门报警，经公安部门协商无法解决。按照黄静薇与共好公司法定代表人陈锦彩的口头协议约定，共好公司应该按照财务、税收政策进行核算，每年公布共好公司的经营收入、成本及利润分配情况，并按年分配公司50%的税后利润给黄静薇。但在黄静薇按照口头协议交付共好公司投资款后，共好公司并未履行协议。至今为止，共好公司既没有将黄静薇应得的利润分配给黄静薇，亦没有将其中部分饭堂交由黄静薇经营，更不同意将黄静薇的投资款退还给黄静薇。黄静薇与杨昆的谈话录音可以证明黄静薇与共好公司存在投资合作关系。现由于共好公司不同意继续与黄静薇合作下去，故黄静薇为维护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令：一、共好公司立即向黄静薇返还投资款502000元；二、共好公司向黄静薇支付从2009年2月2日至2013年1月8日的共好公司50%的税后利润作为黄静薇的投资收益（以公司会计账簿反映的利润为准，暂估为1300000元）；三、本案诉讼费由共好公司承担。
共好公司向原审法院答辩称：一、共好公司没有收到过黄静薇的投资款，与黄静薇不存在涉及公司股权有关的任何权利义务关系。共好公司于2009年2月成立至今，股东自始至终都是杨昆和陈锦彩二人，没有其他股东，并有工商登记为据。二、共好公司与黄静薇有过业务合作关系。公司成立前的合作，合作内容为2007年2月至2009年3月承包东莞市高颖针织有限公司的两个饭堂（高颖和俊颖），合作方式为杨昆负责客户关系维护、聘请员工和食堂重大事项的决策，黄静薇前期也垫资参与经营，主要负责采购、会计和薪资发放等日常管理，利润五五分成，两年间利润共有1004000元，黄静薇与杨昆各分得502000元，黄静薇本案起诉标的，实为这部分分红。共好公司成立后，第一次合作是从2009年4月至2010年4月合作经营东莞钨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韩国人食堂），合作方式是共好公司将承包过来的食堂与黄静薇合作经营，利润五五分成，利润近20万元，双方分得近10万元。合作期间双方合作不愉快，共好公司发现黄静薇在采购中有弄虚作假，遂于2010年4月终止了该食堂与黄静薇的业务合作，2010年5月起完全由共好公司独立经营至今。第二次合作是东莞南光电器有限公司饭堂。共好公司将承接的该公司饭堂经营一个月步入正轨后，交由黄静薇以共好公司的名义经营，所得利润全部由黄静薇所有，期限为11个月，即从2009年11月1日至2010年9月30日止，由于黄静薇在经营中用潲水油，用假盐等事情被共好公司发现，所以决定不再业务合作，此承包经营过程中，由于黄静薇是以共好公司的名义经营，因此，共好公司提供了六张加盖共好公司公章的空白收据给黄静薇收取伙食款。三、黄静薇伪造证据，将实付黄静薇的分红款502000元，用持有的共好公司的空白收据打印成收款收据，谎称是与共好公司合作开办公司的投资款，欺骗法庭，意图谋取非法利益。黄静薇在经营东莞市南光电器有限公司饭堂期间（大约是2010年3月至6月），从共好公司处领取了六张空白收据，黄静薇持空白收据用电脑打印形成收款收据，欺骗法庭谎称是共好公司2009年6月18日收到的投资款，黄静薇制作这张收据的时间应该为2012年底或2013年初。四、黄静薇主张502000元的投资款是不合常理的。共好公司从未用固定样式收据、用电脑打印收款的交易习惯。公司从成立至今对内外从未使用过市场上所购买的收据格式、设计成固定版本用电脑打印收款。此本收款收据全是手写，从未用电脑打印过。打印格式收据主要用在大量使用上，用量少的存根收据都是手写签名的方式出具，而黄静薇用电脑打印的目的是要避开笔迹模仿的难题。黄静薇提供的收款收据是共好公司对外收取现金时为了手写方便使用的。这些收据都是在市场上购买的，有编号，是共好公司在客户收款时会计带上方便收款使用的，如果共好公司真要打印数据给黄静薇，直接用复印纸打印收到黄静薇投资款多少钱即可，无需在电脑上制作图案，量好尺寸，反复试验，最后用存根打印出来。黄静薇的付款主张的是投资款，但付款时间与公司成立的时间不符。共好公司成立的时间是2009年2月2日，黄静薇支付的款项从2008年1月开始分7次支付给陈锦彩和杨昆，公司成立前付款四笔，共计257000元，公司成立后付款三笔，共计245000元。每次只有汇款凭据，而收款收据显示的时间是2009年6月18日。共好公司成立时注册资金为100000元，黄静薇主张502000元也不合常理。五、黄静薇故意将个人与公司业务合作关系视为公司与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如前所述，公司成立前，是杨昆个人与黄静薇个人之间的合作。公司成立后，是共好公司将承接的东莞钨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韩国人食堂）与黄静薇合作，将承接的南光电器有限公司饭堂经营一个月后交与黄静薇自主经营。黄静薇与共好公司之间的合作，完全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业务关系，而不是公司与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六、黄静薇提供的证据之间相互矛盾，不能自圆其说。黄静薇在起诉状中主张是502000元的投资款，但在其所谓的录音资料里却只字未提。黄静薇既然是公司股东，但起诉书及录音资料却提及共好公司不给食堂让黄静薇承包经营。黄静薇起诉书主张“负责出纳及人事管理，向公司员工发放薪金和制作公司出纳日记”、“采购、公司设备工具、支付员工薪金等所有资金全是由黄静薇先行垫付”该部分内容实为黄静薇经营东莞钨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及经营南光电器有限公司饭堂期间的部分票据。黄静薇试图以点代面，将业务合作关系故意混同是公司与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综上所述，黄静薇伪造证据，起诉不实请求法庭依法查明。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黄静薇主张其分别于2008年1月5日转入7000元，于2008年3月13日存入100000元，于2008年6月2日转入50000元，于2009年1月8日存入100000元，于2009年3月28日转入50000元，于2009年5月22日存入50000元，于2009年6月16日转入145000元至共好公司法定代表人陈锦彩及其丈夫杨昆的银行账户，共计502000元，用于共好公司的设立及经营之用。黄静薇主张共好公司设立前陈锦彩、杨昆曾与其口头约定双方共同经营共好公司，共负盈亏，共担风险，共分利润，黄静薇分取共好公司50%的利润；共好公司成立后，黄静薇实际参与了东莞钨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饭堂和东莞市南光电器有限公司饭堂的经营管理；2010年下半年，陈锦彩、杨昆向黄静薇提出共好公司将增加公司注册资本，扩大经营范围，因此不分配利润，且将在公司变更登记时将黄静薇列为公司股东，占共好公司50%的股份。为此，黄静薇提交了《收据》一份，其上打印字体记载的内容为“兹收到黄静薇2008年至2009年交来共好公司投资款项伍拾万零贰仟元正陈锦彩2009年6月18日”，签章处有共好公司“东莞市共好膳食管理有限公司”印章。共好公司法定代表人陈锦彩及股东杨昆确认于上述时间收到以上各项款项，总计502000元，但认为该款项是共好公司的股东杨昆在共好公司成立前，与黄静薇合作东莞市高颖针织有限公司两个饭堂（高颖、俊颖）的利润分红，并非共好公司的投资款；共好公司确认共好公司成立后，黄静薇参与了共好公司东莞钨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饭堂韩国人餐厅和东莞市南光电器有限公司饭堂的经营管理；共好公司确认黄静薇提交的《收据》为其使用的收据样式，但主张收据记载的内容系黄静薇伪造，提出共好公司在与黄静薇合作经营东莞市南光电器有限公司饭堂期间向黄静薇提供了六张空白收据，且共好公司未曾采用打印形式制作收据。
共好公司称曾向黄静薇提供了六张空白盖有共好公司公章的收据，该《收据》为其中之一，黄静薇利用空白收据，打印其上内容，伪造了《收据》；黄静薇称收据是共好公司法定代表人陈锦彩亲手交给黄静薇。为此，共好公司提出测谎申请，黄静薇亦同意进行测谎鉴定，原审法院依法委托广东警官学院司法心理测试技术中心进行测谎鉴定，该中心的鉴定意见为：黄静薇说那张502000元的收据是陈锦彩亲自交给她的系说谎；陈锦彩对那502000元款项是否为黄静薇投资共好公司的投资款没有确定的认知判断。
同时共好公司请求对《收据》“东莞市共好膳食管理有限公司”公章的真实性及公章印文、印刷体文字的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经原审法院主持，依法摇球确定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对上述鉴定事项进行鉴定，该所鉴定意见为：1.检材2009年6月18日，收据号码0018563《收据》上“东莞市共好膳食管理有限公司”公章印文与法院调取的共好公司备案公章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2.检材2009年6月18日，收据号码0018563《收据》上“东莞市共好膳食管理有限公司”公章印文不是其标称时间“2009年6月18日”形成，而是形成于2010年2月份前后。而打印的内容文字也不是其标称时间“2009年6月18日”形成，而是形成于2010年1月份前后；3.检材2009年6月18日，收据号码0018563《收据》公章印文与打印文字相距时间无鉴定意见。共好公司对鉴定意见有异议申请鉴定人员出庭作证，鉴定人员出庭说明的主要情况有：由于公章印文与打印文字采用的比对样本来源不同，无法判断两者形成时间的先后顺序，但从数据看，打印文字形成时间在先，公章印文形成时间在后的概率较大，但也存在公章印文时间在先，文字形成时间在后的可能。
在原审庭审过程中，共好公司股东杨昆称曾与黄静薇共同经营东莞市高颖针织有限公司饭堂，为此申请了高某（男，汉族，1982年6月21日出生，身份证号码：××、邓某（男，汉族，1968年1月1日出生，身份证号码：××、陈某军（男，汉族，1976年11月2日出生，身份证号码：××）三名证人出庭作证，三人证明：在东莞市高颖针织有限公司饭堂工作期间，黄静薇与杨昆借用好帮手公司名义承包该饭堂，合作的具体细节不清楚，但黄静薇主要负责采购和发工资，杨昆主要负责后方运营、关系维护。同时共好公司提交了《证明》一份，主要内容为2007年2月至2009年2月，杨昆出资承包东莞市高颖针织有限公司饭堂，其上加盖“东莞市高颖针织有限公司”公章。黄静薇主张其为好帮手公司加盟商，东莞市高颖针织有限公司饭堂是黄静薇个人以好帮手公司名义经营，并非与杨昆合作经营，杨昆仅是好帮手公司的业务员。
在原审庭审中，黄静薇申请罗某华（男，汉族，1972年10月24日出生，身份证号码：××、刘某梅（女，汉族，1975年9月25日出生，身份证号码：××、付某清（女，汉族，1967年10月9日，身份证号码：××）三名证人出庭，拟证明黄静薇与共好公司一直存在共同经营、共同出资、共担风险的合作关系。三人证明：黄静薇与共好公司合作经营东莞市南光电器有限公司饭堂和东莞钨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饭堂韩国人餐厅。黄静薇、共好公司均确认东莞市南光电器有限公司饭堂亏损且未进行结算；但黄静薇、共好公司对于东莞钨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饭堂的合作范围有争议，黄静薇认为是整个饭堂的合作且未结算，共好公司认为仅是其中韩国人餐厅的合作，已结算并支付了近100000元给黄静薇。
在原审庭审中，黄静薇陈述了502000元每笔款项转账原由，2008年1月5日7000元是杨昆借款用于支付前妻所生儿子的抚养费；2008年3月13日100000元是杨昆借款用于深圳丰源鸿公司的投资款；2008年6月2日50000元是陈锦彩借款用于家庭支出，余下四笔2009年1月8日100000元、2009年3月28日50000元、2009年5月22日50000元、2009年6月16日145000元均用于共好公司设立及经营使用。
另查，共好公司于2009年2月2日成立，注册100000元，法定代表人陈锦彩，股东陈昆，两个各出资50000元，各占出资比例50%；2010年12月8日，共好公司变更注册资本为1000000元，法定代表人陈锦彩及股东杨昆各自新增注册资本450000元，各占出资比例50%。
再查，黄静薇提交了其与陈树伟的《厂牌》，拟证明两人参与共好公司的经营管理，根据厂牌显示，黄静薇担任共好公司采购经理，陈树伟担任采购专员。
另，黄静薇以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为案由提起诉讼，提出诉请为返还公司投资款502000元及公司利润分配；在原审庭审过程中，黄静薇主张变更法律关系，认为黄静薇与共好公司之间是合伙关系，要求分割合伙期间的利润，并要求共好公司提供会计账薄进行审计，经原审法院充分释明后，黄静薇最后提出本案涉及的具体法律关系由法院依法认定。
以上事实，有黄静薇提交《收据》、《黄静薇投资东莞市共好膳食管理有限公司款项表》、银行单据、共好公司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及营业执照、谈话录音、报警回执、厂牌、《证明》、员工工资表、增加被保险人清单、加盟协定合同，黄静薇出资钨珍厂饭堂款项表及银行单据及罗某华、刘某梅、付某清三名证人证言，有共好公司提交的汇款凭据明细、《钨珍厂出纳报告单》、收据、送货单结算、验资报告、《证明》、录音资料及高某、邓某、陈某军三名证人证言等证据及原审法院庭审笔录、问话笔录等附卷为证。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案由是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三个：一是涉案502000元款项的性质问题；二是该款项是否应当返还的问题；三是黄静薇能否分取共好公司的利润问题。
针对焦点一。涉案502000元款项的性质问题。一是黄静薇主张分七次向共好公司法定代表人陈锦彩及股东杨昆两人的银行账户存款或转账合计502000元；共好公司否认收到上述款项，同时确认共好公司法定代表人陈锦彩及其股东杨昆悉数收到上述七笔转账金额，共计502000元，但提出该笔502000元的款项实为黄静薇与共好公司股东杨昆在合作经营东莞市高颖针织有限公司饭堂期间应获得的利润分红。原审法院认为，共好公司提供的证据即使能够证明杨昆参与东莞市高颖针织有限公司饭堂的经营管理，但因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黄静薇合作的具体情况，如经营期间的利润收益、分红约定等，也就无法证明以上款项确为杨昆与黄静薇在合作经营东莞市高颖针织有限公司饭堂期间应当获取的利润分红。二是黄静薇向原审法院提交了《收据》一份拟证明上述款项为黄静薇投入共好公司的投资款，《收据》内容为“兹收到黄静薇2008年至2009年交来共好公司投资款项伍拾万零贰仟元正陈锦彩2009年6月18日”，签章处有共好公司印章；共好公司不确认向黄静薇出具该《收据》，提出曾向黄静薇提供过空白收据，《收据》应系黄静薇伪造。在原审法院主持下，分别进行了测谎鉴定、公章真伪及打印文字与公章印文的形成时间鉴定，综合两份鉴定意见并结合鉴定人员接受询问的情况，原审法院认为，公章为真，打印文字在先、公章在后的概率较大，而《收据》的形成时间距庭审已有相当一段时间，黄静薇未能准确描述收到《收据》的情形亦符合常理，且共好公司法定代表人陈锦彩对款项性质无确定的判断并不能否定其收到款项的事实，共好公司亦无法提供足够的证据推翻该《收据》，因此，《收据》及其上记载内容的真实性足以认定。三是根据黄静薇陈述，七笔款项中前三笔2008年1月5日7000元、2008年3月13日100000元、2008年6月2日50000元应系杨昆、陈锦彩与黄静薇之间的借款，后四笔2009年1月8日100000元、2009年3月28日50000元、2009年5月22日50000元、2009年6月16日145000元均用于共好公司经营使用，原审法院认为，七笔款项全部是存、转入共好公司法定代表人陈锦彩及股东杨昆的个人账户，而共好公司成立后公司登记股东只有陈锦彩和杨昆两人，因此，黄静薇将涉案款项存、转入共好公司的股东陈锦彩和杨昆两人的个人账户有其合理性，虽然陈锦彩与杨昆两人未能说明上述款项的用途，但《收据》记载的内容确认了共好公司已收到案涉的502000元，而前三笔款项虽为借款，经《收据》确认后，其借款的性质也已转化为公司投资款。综上，原审法院认为，涉案502000元应当视为黄静薇投入共好公司的投资款。
针对焦点二。涉案款项502000元是否应当返还黄静薇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涉案款项虽认定为黄静薇投入共好公司的投资款，但由于黄静薇与共好公司之间未签订任何书面协议，黄静薇主张曾与共好公司口头约定占有该公司50%的股份，共好公司不予确认，而黄静薇并未登记在共好公司的股东名册，且并未在工商局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即黄静薇从未获得共好公司的股东身份，共好公司从成立至今，亦未曾向黄静薇分派过利润，因此，黄静薇诉请归还502000元投资款，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针对焦点三。黄静薇能否分取共好公司的利润问题。黄静薇、共好公司对黄静薇以共好公司名义经营管理东莞市南光电器有限公司饭堂，且东莞市南光电器有限公司饭堂处于亏损状态均予以确认，但双方对于黄静薇参与经营管理东莞钨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饭堂的约定不明，共好公司提出黄静薇经营东莞钨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韩国人餐厅期间为截至2010年4月30日，这与黄静薇所称自2010年4月23日黄静薇女儿出生后，其不再参与东莞钨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饭堂的经营管理时间基本吻合，而黄静薇自身提供的证人证言仅能证明其参与了东莞钨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韩国人餐厅的经营管理，视为黄静薇提供了对自身不利的证据，且黄静薇未能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参与东莞钨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整个饭堂的经营，因此，原审法院认定黄静薇参与经营管理东莞市南光电器有限公司饭堂和东莞钨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韩国人餐厅，因黄静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参与经营期间的盈利情况，且未能证明投资款502000元所占的股份比例，黄静薇对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因此，对黄静薇要求获得共好公司利润分红的诉请，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原审判决如下：一、共好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返还公司投资款502000元给黄静薇；二、驳回黄静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受理费21018元（黄静薇已预缴），由共好公司承担8820元，黄静薇承担12198元；本案公章印文鉴定费用30120元及测谎鉴定费6000元（共好公司已预缴），由共好公司承担。
上诉人黄静薇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遗漏了重要的事实没有查清。1.共好公司成立后至2013年1月8日期间由黄静薇与共好公司共同经营。黄静薇先生陈树伟负责采购材料，黄静薇负责出纳和人事管理，向员工发放薪金和制作公司出纳日记账，陈锦彩负责会计，杨昆负责业务沟通。采购、公司设备工具、支付员工薪金等的所有资金，全部由黄静薇先行垫付的。从共好公司成立之后，单是为承包谢岗钫珍厂饭堂采购所需，黄静薇就垫付了近百万元，为承包东莞市南光电器有限公司，黄静薇亦垫付了近九十万元。2.共好公司亦确认一直与黄静薇共同合作经营共好公司，利润按五五分成。根据共好公司提交的2013年10月22日的民事答辩状、谈话录音及光盘、厂牌、黄静薇证据8《证明》、罗某华、付某清、刘某梅三名证人的证人证言、共好公司2013年10月15日提交的证据说明（四）、2014年11月24日提交的证据说明等证据，共好公司均确认东莞钨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饭堂韩国人餐厅和东莞市南光电器有限公司饭堂是与黄静薇合作共同经营管理的并对利润五五分成。共好公司的确认构成了法律概念上的自认行为。二、原审法院错误分配了举证责任。原审法院以黄静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参与经营期间的盈利情况，且未能证明投资款502000元所占的股份比例，对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据此原审法院驳回了黄静薇的的其他诉讼请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应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黄静薇已于2013年1月8日被共好公司赶出公司，无法了解公司财务情况。2014年8月11日原审庭审时，共好公司承诺在两个星期内将会计账册提交法院，但至今仍未提交。因此，黄静薇只好依法向原审法院申请到共好公司调取2009年2月至2013年12月31日的全部会计账册以及到纳税部门调取2009年2月2日至2013年12月31日的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所得税、资源税、土地增值税等纳税情况。原审法院没有处理共好公司不提交会计账册故意拖延诉讼的行为，反而将不提供证据的责任和不利后果强加给黄静薇，明显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和显失公平。三、对于投资款502000元所占的股份比例，无论是黄静薇还是共好公司双方均已向法院确认是按利润五五分成，原审法院认为黄静薇没有证据证明股份比例错误的，应予以纠正。由于共好公司持有会计账册拒不提交法院，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支持黄静薇的诉求，向黄静薇返还130万元的税后利润。综上，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共好公司向黄静薇支付2009年2月2日至2013年1月8日间的共好公司50%的税后利润作为黄静薇的投资利益（以公司会计账簿反映的利润为准，暂估为130万元）。
针对黄静薇的上诉，共好公司向本院答辩称：黄静薇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予以驳回。
上诉人共好公司亦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本案基本事实为：1.共好公司成立于2009年2月2日，公司股东为杨昆、陈锦彩夫妇二人，各出资5万元，注册资本10万元，陈锦彩为法定代表人。2010年12月8日，共好公司增加资本，杨昆、陈锦彩各增加资本45万元，变更后的公司注册资金为100万元。2.黄静薇所说的502000元投资款，分7次先后汇入李海英、杨昆、陈锦彩个人银行账户，其中有257000元在共好公司成立前，有245000元在共好公司成立后。黄静薇说用于投资设立公司无证据支持。从黄静薇提供的录音证据和一审双方提供的证人证言及书证都可以证明，黄静薇与杨昆个人在2007年2月26日至2009年2月25日合伙承包经营东莞市高颖针织有限公司的两个饭堂（高颖和俊颖）。黄静薇提供的录音证据里自认这502000元是诚实信用地分给杨昆的合伙分红。因此，该502000元与共好公司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关联。3.黄静薇与共好公司于2009年5月至2010年4月，合作经营东莞钨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韩国人食堂，合作方式为共好公司将自已承包下来的这一食堂交与黄静薇夫妇经营，共同出资，平均分配利润，其间共好公司汇入65万元资金给黄静薇，用途原审庭审中已释明。双方于2010年4月30日终止合作经营时，结清账目，双方并无争议。共好公司于2014年11月24日提供的经庭审质证的证据（出纳报告单、收据、送货单）充分确凿的证实了这一事实。4.2009年9月，共好公司承包了东莞南光电器有限公司饭堂，经营一个月后，全部移交给黄静薇夫妇以共好公司的名义经营，收益全部归黄静薇夫妇自己所有。黄静薇经营时间从2009年11月至2010年9月30日止。黄静薇一审证据八能证实这一事实。因是以共好公司的名义经营，故共好公司向黄静薇提供了6张盖了公章的空白收据给黄静薇用于在南光公司收款之用。案涉收据就是其中的一张。因黄静薇在经营中，有用潲水油、假盐等情况以致被南光公司投诉，经共好公司劝阻，没有改正。所以，合同到期后南光公司不再续约。南光公司以违约为由拒付49067元伙食款，共好公司委托马支文律师通过诉讼追回，此款全由黄静薇自已领取。鉴于黄静薇的不诚信经营行为，对共好公司造成了信誉损害，故此后共好公司再也没有与黄静薇合作经营。从此，黄静薇对杨昆、陈锦彩夫妇心生不满以致于将与杨昆个人合伙期间分得的收益502000元伪造成投资款，以期以股东的身份介入分得共好公司经营利润。二、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认定错误。1.共好公司作为有限责任公司，没有收过黄静薇任何投资款项。与黄静薇不存在任何涉及公司股权有关权利义务的事实。一审查明：黄静薇分7次汇入杨昆前妻、杨昆、陈锦彩个人账户的502000元，用于共好公司的设立和经营之用，此部分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共好公司成立前，黄静薇汇入款为257000元，共好公司注册资本才10万元。黄静薇既然是用于设立公司投资，却不与共好公司签订股东协议和公司章程后才打款，黄静薇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具备基本的法律认知能力。共好公司成立后，黄静薇汇入款245000元，既然是用于公司的投资，却不汇入公司账户，由此证明案涉502000元与共好公司没有关联。2.黄静薇在一审中提供的录音证据自认其与杨昆合伙承包经营东莞市高颖针织有限公司的两个饭堂（高颖和俊颖），饭堂发包方书面证明了这一合伙关系。证人证言充分证实了这一客观事实。而一审法院判决对该组证据以及该组证据证明的前述合伙事实却只字未提。导致此部分事实不清。3.案涉收据经鉴定为伪造证据，黄静薇诉称及庭审陈述，收据是陈锦彩在办公室亲自交给她的，经科学检测确认其为说谎。一审法院对此部分事实的认定与证据证明的事实完全相悖。4.一审法院认定，黄静薇分七次汇入杨昆、陈锦彩帐户502000元，属共好公司收款严重错误，此种认定是建立在收据合法有效的基础上。在收据无效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将共好公司与股东等同的认识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自然人和法人是截然不同的民事主体，一审认定严重错误。三、一审采信证据不当。1.黄静薇在经营东莞南光电器有限公司期间为2009年11月至2010年9月，从共好公司处取得共好公司盖章空白收据的时间，也只能在这一时间段。收据打印时间为2009年6月18日，经鉴定打印时间形成于2010年1月前后，公章形成于2010年2月前后，鉴定机构释明前后一个月左右的误差完全可能交错。由此证明了黄静薇提供的收据为打印时间前置的伪造证据，一审将其作为有效证据采信错误。2.黄静薇在原审庭审中对于收据的交付前后有四种不同的说法。经检测其为说谎。3.黄静薇提供的录音、证人证言、共好公司提供的书证、证人证言都能相互证明黄静薇与杨昆个人合伙经营高颖、俊颖两饭堂两年的事实。既然是合伙就应当有收益，原审对此不予采信显然错误。4.黄静薇在第一次原审庭审时，明确承认其与共好公司在钨珍厂韩国人餐厅、南光电器公司饭堂合作经营账目已结清，无争议。共好公司一审提供了韩国餐厅的结算票据证明这一事实。共好公司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南光电器公司是黄静薇以共好公司的名义独立经营。工作证是因前述两次合作的需要而持有，不能证明其与共好公司有股东或投资方面的事实和法律关系。一审对此部分的证据采信不当。共好公司在一审中提交了证人证言、公司证明、及共好公司提供的录音证据材料等证据足可以认定，证明案涉502000元是杨昆个人合伙分红款而不是公司投资款。四、一审判决程序违法。1.共好公司与黄静薇之间的合作已结清，无争议。黄静薇第一次原审庭审时已承认此事实。黄静薇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案涉502000元与共好公司有关，判决共好公司返还此502000元严重不合法。2.案涉502000元属于黄静薇与杨昆个人之间的合伙争议，属另一种法律关系，有充分的证据可证明这一事实。一审法院将股东个人行为与共好公司混为一谈显然不合法。黄静薇与杨昆、陈锦彩的资金往来，不属于黄静薇一审诉请处理的诉求，应另案处理。一审判决连诉讼主体都没有搞清楚。属典型的非诉之判。五、本案适用法律错误。1.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的规定，一审法院适用错误。2.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一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七条的规定。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维持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原审判决第一项，驳回黄静薇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一审鉴定费由黄静薇承担。
针对共好公司的上诉，黄静薇向本院答辩称：一、共好公司应将502000元返还给黄静薇。黄静薇与共好公司合作经营，合作对象是共好公司的一切经营的饭堂。共好公司只承认与黄静薇存在部分合作关系，否认与黄静薇存在全面合作关系，没有任何合法理由继续占用黄静薇的资金。因此，无论该款是投资款、合作款还是其他性质的款项，在双方不再合作的情况下，共好公司应立即将502000元返还给黄静薇。二、共好公司多次确认已收取了黄静薇的502000元。在一审的多次开庭中，共好公司均已自认收到黄静薇的502000元，并向黄静薇出具了502000元的收据。至于该款的性质，共好公司主张是杨昆与黄静薇合伙高颖饭堂和俊颖饭堂后，黄静薇向杨昆支付的合伙分红款。该主张完全与事实不符，黄静薇从来没有与杨昆就高颖饭堂和俊颖饭堂有过合伙的情况。共好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黄静薇所陈述事实的可信性比共好公司所陈述事实的可信性高，黄静薇提交的收据的证明力较高。三、黄静薇的主张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可予以采信。结合法院在派出所调取的笔录证据、罗某华、刘某梅、付某清三人的证人证言、银行转账记录等单据、报案回执、法院到公安部门调取的笔录、杨昆的录音、共好公司出具的《收据》、《司法鉴定意见书》等其他证据材料，所有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共好公司多次在开庭时承认已收到黄静薇的502000元款项。相对而言，共好公司于2013年10月22日提交的民事答辩状，共好公司主张黄静薇在2010年3月至2010年6月期间，黄静薇在共好公司领取了六张空白收据，黄静薇制作这张收据的时间应该为2012年底或2013年初。共好公司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亦明显与鉴定报告鉴定意见中的内容相悖。根据鉴定意见，无论是公章还是印文均形成于2010年3月份之前，与共好公司主张黄静薇取得空白收据的时间不相符，亦与共好公司主张黄静薇于2012年底或2013年初制作收据不相符。而结合鉴定人员的意见，从数据看，打印文件形成时间在先，公章形成时间在后的概率较大，黄静薇的主张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再结合陈锦彩对于502000元款项是否为黄静薇投资共好公司的投资款没有确定的认知判断可知，黄静薇与共好公司的主张对比，明显黄静薇的主张比共好公司的主张具有更强的证明力和可信性。综上，黄静薇的所有主张均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共好公司的主张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应将502000元返还给黄静薇，并以黄静薇的诉求为准，将共好公司50%的税后利润（按黄静薇主张的130万元）返还给黄静薇。
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共好公司向本院提交了2009年至2013年的会计账册以及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鉴证报告，黄静薇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确认，认为共好公司提交的会计账册没有原始凭证，亦没有任何人的签字盖章；纳税鉴证报告并非由会计师事务所作出的审计。共好公司向本院提交账户进账单，用以证明共好公司分别在2009年1月14日和2010年12月8日开立银行账户用于验资、增资，黄静薇表示不清楚上述两个账号。黄静薇向本院提交出生医学证明、补充（高颖、俊颖）资料、好帮手加盟协定合同、食堂承包合同、好帮手的营业执照，共好公司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其待证事实不予确认，并主张黄静薇诉请的返还投资款502000元是杨昆与黄静薇合伙经营高颖、俊颖两个饭堂期间的利润分红。补充（高颖、俊颖）资料显示，黄静薇确认于2006年经杨昆引介认识东莞市好帮手实业有限公司老板杨子桥，于当年3月16日至2009年2月15日间与该公司合作高颖、俊颖食堂，杨昆从2004年至2007年11月期间任职好帮手公司业务员，2008年任职于深圳丰源鸿公司业务员，2008年11月离职出来要求与黄静薇合伙开共好公司。另查明，共好公司主张双方只在2009年5月至2010年4月合作经营东莞钨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韩国人食堂，利润五五分成，并于2010年4月结算完毕，共好公司共支付黄静薇65万元；黄静薇确认收到该65万元，并确认共好公司已全部返还其垫资的款项，但主张利润尚未支付；共好公司还主张，在2009年11月1日至2010年9月30日止，共好公司承包东莞南光电器有限公司饭堂，经营一个月后交予黄静薇以共好公司的名义经营，所得利润全部归黄静薇所有。黄静薇确认共好公司已全部返还其垫付的款项，其经营的东莞南光电器有限公司饭堂处于亏损状态。黄静薇则主张双方在2009年至2013年一直有合作经营，其中钨珍公司饭堂及南光厂饭堂是黄静薇直接参与经营，其他饭堂黄静薇没有直接参与经营，而是由共好公司聘请人员经营。黄静薇的证人罗某华作证称，南光厂饭堂与钨珍厂韩国餐厅是黄静薇与共好公司合作经营，南光厂食堂的工资是由黄静薇向其发放。共好公司的证人高某、邓某、陈光军作证称，高颖饭堂实际上是黄静薇与杨昆共同经营。
根据黄静薇的申请，本院调取了共好公司的三个银行账户从2009年2月2日至2013年12月31日的银行流水记录，账号分别为：20×××31、44×××27、57×××85，其中44×××27、57×××85两个账号反映的验资、增资情况与共好公司提供的进账单相一致；黄静薇提交补充质证意见，系其自行制作的统计表格，表格反映根据20×××31账户反映的收入情况有17829111.72元，结合尾号1775的东莞银行账户、银行收入、共好公司账册营业收入及现金收货款等，共好公司于2009年7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的净利润为37110467.02元，黄静薇据此主张其应分得的利润为18555233.51元。
以上另查事实，有前述证据及本院调查笔录等为证。
本院认为：本案为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黄静薇及共好公司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归纳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一、案涉502000元款项的性质以及共好公司是否应当向黄静薇返还；二、黄静薇要求共好公司分配利润的请求能否成立。
关于争议焦点一。共好公司确认其法定代表人陈锦彩及股东杨昆收到黄静薇转账支付的502000元，双方对款项性质发生争议，共好公司主张该502000元是其股东杨昆与黄静薇在共好公司成立前合伙经营高颖与俊颖食堂期间的利润分红，黄静薇则主张该502000元是黄静薇投入共好公司的投资款。对此本院认为，即便共好公司提交的证人证言及东莞高颖针织厂的证明真实，也只能反映杨昆与黄静薇之间存在合伙承包高颖与俊颖食堂的情况，但共好公司未能进一步举证证实双方对经营期间的利润分红作出何种约定，更未能证实上述款项就是经营高颖与俊颖食堂期间杨昆应得的利润分红，故对共好公司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黄静薇提交的《收据》明确载明“兹收到黄静薇2008年至2009年交来共好公司投资款项502000元”，并加盖有共好公司的公章。根据鉴定结论表明，《收据》的签章就是共好公司的公章，打印内容及公章形成的时间（分别为2010年1月前后、2010年2月前后）在黄静薇支付款项（2008年3月至2009年6月）之后，且鉴定人员出庭陈述称打印文字形成时间先于公章印文形成时间的概率较大，该情况亦与一般收据形成的通常顺序相符。共好公司主张《收据》是黄静薇在承包南光厂食堂期间利用加盖共好公司公章的空白收据私自伪造而成，但共好公司并无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实，且其法定代表人陈锦彩对该款项性质没有确定的认知判断。本案中，虽然黄静薇未能准确描述收到《收据》的具体情形，但不足以据此否定《收据》记载内容的真实性，故原审法院采信《收据》并认定案涉502000元款项系黄静薇向共好公司支付的投资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黄静薇与共好公司没有签订书面的投资协议，《收据》仅显示该502000元为“投资款项”，但没有载明款项的具体性质或用途，在黄静薇交付502000元投资款后，共好公司的公司章程及股东情况都没有进行变更登记，共好公司不认可黄静薇的股东身份，主张黄静薇没有参与到共好公司的实际经营，亦未曾以公司名义向其分配过利润。在共好公司不能证明该款项如何使用的情况下，黄静薇向共好公司交付的502000元投资款应视为债权性投资，现黄静薇要求共好公司返还，共好公司应予返还。
关于争议焦点二。黄静薇请求按照50%的比例分配2009年2月2日至2013年1月8日期间共好公司的税后利润，本院对此分析如下：首先，双方对共好公司的利润分配并没有达成书面协议，共好公司在一审答辩状及庭审陈述均主张，双方仅针对合作经营的东莞钨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韩国人食堂进行利润五五分成，而东莞南光电器有限公司食堂则由共好公司经营一个月后交由黄静薇经营，所得利润全部由黄静薇所有，再结合录音资料，共好公司从未确认过双方就公司的全部税后利润进行分配。而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的法定职权，故黄静薇诉请直接分配共好公司的税后利润缺乏法律依据。其次，黄静薇提交的证明及员工工资表及增加被保险人清单、出资钨珍厂饭堂款项表只能反映2009年至2010年期间黄静薇参与经营东莞钨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食堂及东莞市南光电器有限公司食堂的情况，黄静薇提供的证人证言也只能证明黄静薇参与经营南光厂饭堂与钨珍厂韩国餐厅，同时黄静薇自己也确认除了上述时段的两个食堂外，其后对其他食堂并无直接参与实际经营。故，在黄静薇未能提交证据证实其参与共好公司的其他经营管理的情况下，对其主张自共好公司成立后至2013年1月8日期间由黄静薇与共好公司共同经营全部食堂，本院不予采信。再次，黄静薇确认共好公司向其支付了65万元，但主张该款项全部为其经营东莞南光电器有限公司食堂及东莞钨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食堂的垫资款项，但是，黄静薇提交的出资钨珍厂饭堂款项表仅为其单方制作，结合银行流水记录，均未能证实黄静薇为经营食堂而垫付款项的具体数额。一方面，黄静薇参与经营的东莞南光电器有限公司食堂处于亏损状态，另一方面，黄静薇向共好公司出具了钨珍厂结算单据，故，黄静薇未能举证证实已收取款项的具体性质以及其参与经营期间的盈利情况，且如焦点一所述由共好公司向其返还投资款的情况下，对其要求分配共好公司全部税后利润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黄静薇、共好公司的上诉均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正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25300元，由黄静薇负担16500元，由东莞市共好膳食管理有限公司负担88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祁晓娜
代理审判员 田永健
代理审判员 殷莉利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谢翠婷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三十七条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二）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
（三）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四）审议批准监事会或者监事的报告；
（五）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六）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七）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八）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九）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
（十）修改公司章程；
（十一）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对前款所列事项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定文件上签名、盖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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