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闽民终字第19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州市景涛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
法定代表人许国黔，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东山，福建厦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毅成达船务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
法定代表人伍刚毅，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振生，上海泛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晶，上海泛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原告伍德泉，住福建省。
委托代理人张东山，福建厦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原告洪金德，住广东省。
委托代理人张东山，福建厦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原告伍加培，住福建省。
上诉人广州市景涛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涛公司）与上诉人厦门毅成达船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毅成达公司）因船舶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厦门海事法院（2013）厦海法商初字第2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3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毅成达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振生、王晶、原审原告洪金德、伍德泉及其与景涛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东山到庭参加诉讼。原审原告伍加培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依法决定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景涛公司和洪金德、伍德泉、伍加培原审诉请法院判令毅成达公司立即支付其购船款1，100万元并按月利率1.08%支付自2011年12月17日至实际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
原审查明：2007年，伍德泉、洪金德、伍加培和案外人伍阿容口头约定合伙经营船舶后，委托景涛公司购买了“旭达1”轮。合伙人购得船舶后，为经营便利，将该轮挂靠于景涛公司名下，登记于广州海事局，登记的所有权人是景涛公司。伍德泉、洪金德、伍加培和案外人伍阿容系亲属关系，伍德泉还系景涛公司的股东。
2011年11月17日，伍德泉、洪金德与伍刚毅就转让“旭达1”轮事宜在厦门华旭达海运有限公司的办公室进行磋商并订立了《船舶买卖合同书》（下称1，800万元合同），该合同约定：景涛公司将“旭达1”轮有偿转让给毅成达公司，转让价格为1，800万元（不包括发票），在合同签订时，毅成达公司支付订金500万元。双方一致同意按该船的现状适航移交。毅成达公司应在2011年12月16日前将1，100万元用现金和汇款方式支付给景涛公司，如超过约定时间，毅成达公司以月息1.08%支付景涛公司，并于2012年1月17日付清全款及利息。景涛公司负责办理船舶有关注销手续后完整交给毅成达公司，景涛公司应在本合同签订后的十五个工作日内办理“旭达1”轮有关注销手续，如船舶登记注销证明、船检部分的手续给毅成达公司，毅成达公司应将余款200万元支付给景涛公司，所有款项支付完结后该船的所有权归毅成达公司所有；双方不得违约，如毅成达公司违约，所交付的订金自动转为违约金给景涛公司，如景涛公司违约，应退还毅成达公司所交付的订金并赔偿毅成达公司100万元。毅成达公司在合同落款处加盖合同专用章及由伍刚毅签字后，伍德泉代表景涛公司在合同上签字，再将合同带到广州加盖景涛公司公章。景涛公司落款时间为“2011.11.17”，而毅成达公司处未署时间。该合同订立之时，广东省船舶检验局广州分局为“旭达1”轮颁发的海上货船适航证书、海上船舶防止油污证书和海上船舶载重线证书有效期均至2012年7月18日，海上船舶危险品适装证书有效期至2012年1月18日。
2011年11月18日至2011年11月21日，毅成达公司向伍德泉支付了购船款的订金共计500万元，后又向洪金德支付购船款157万元，并得到景涛公司的确认。根据景涛公司和伍德泉的指示，毅成达公司又于2011年11月28日将购船款中的43万元支付给了福建紫顺船业有限公司。至此，毅成达公司总计已支付购船款700万元。合同订立后，景涛公司在福建省漳州龙海市紫泥镇紫泥造船厂将“旭达1”轮移交给毅成达公司。毅成达公司接受船舶后，准备将该船舶从广州海事局转移登记至厦门海事局，并更名为“毅成12”。
2011年12月2日，景涛公司委托伍德泉的儿子伍鸿勤向广州海事局递交“旭达1”轮船舶所有权与国籍证书注销申请，并提交了《船舶转让合同书》和《“旭达1”轮船舶移交手续》。广州海事局于当日予以受理。从船舶档案查阅情况可知，现档案中关于“旭达1”轮船舶所有权与国籍证书注销事宜所附的《船舶转让合同书》（下称828万元合同）并不是2011年11月17日订立的那份《船舶转让合同书》，档案中的《船舶转让合同书》除了转让价格是828万元而不是1，800万元，订金金额以及第二期、第三期支付的金额相应作变化外，其他合同条款与1，800万元的那份合同完全一致，此外，合同落款处代表景涛公司签字的是许国黔而不是伍德泉，双方落款处还均署有“2011年11月17日”。档案中的《“旭达1”轮船舶移交手续》记载：兹于2011年11月25日，景涛公司将所属的“旭达1”轮移交给毅成达公司，自移交之日起，景涛公司将不负责对“旭达1”轮进行任何船舶管理与使用处置，由毅成达公司全面负责“旭达1”轮的所有船舶管理事务，并享有相应的法定权利及承担相应的法定责任。落款处由移交人景涛公司加盖公章及许国黔签字，接收人毅成达公司加盖公章及伍刚毅签字，均署有“2011年11月17日”的日期。2011年12月15日，广州海事局审批完毕并注销“旭达1”轮船舶所有权与国籍证书。
2011年12月19日，广州海事局将“旭达1”轮全部档案材料寄往厦门海事局。2011年12月22日，厦门海事局在收到档案材料后经初步审查，书面提出6个问题，并向广州海事局去函。其中与本案有关的两个问题是：1、该轮2011年12月12日的船舶注销登记中，船舶交接书签署日期在船舶交接日期之前，不符合事实逻辑，且与厦门提供的交接书不一致；2、厦门海事局收到“旭达1”轮股东股权纠纷相关材料，请广州海事局就此事核实确认。2011年12月23日，广州海事局复函称：1、船东景涛公司已提供说明及补充相关资料（附后）；2、广州海事局没有收到“旭达1”轮股东纠纷的任何材料。景涛公司就“旭达1”轮交接协议日期不符事宜出具说明：该司于2011年11月17日在广州海事局提交的“旭达1”轮交接协议因无说明交接地点，故经过与交接ＸＸ成达公司的协商，该司于2011年11月25日重新补充一份有说明交接地点的交接协议，因该司工作人员疏忽，导致出现了两份交接协议日期不符的情况，一切交接协议请以2011年11月25日出具的文件为准。
2011年12月26日，毅成达公司向厦门海事局递交“毅成12”轮船舶所有权／国籍登记申请书，并提交了《船舶转让合同书》和《“旭达1”轮船舶移交手续》。从船舶档案查阅情况可知，毅成达公司提交的《船舶转让合同书》与景涛公司向广州海事局提交的合同一致，转让价格为828万元，《“旭达1”轮船舶移交手续》与景涛公司之前向广州海事局提交的移交手续，在内容上增加记载了移交地点即福建省漳州龙海市紫泥镇紫泥造船厂，落款日期为“2011.11.25”，其他内容一致。2011年12月27日，厦门海事局颁发“毅成12”轮船舶所有权证书，船舶所有人为毅成达公司，所有权取得日期为2011年11月25日。
2011年12月初，毅成达公司在厦门申请船舶检验，中国船级社厦门分社于2011年12月7日及以后诸日对“毅成12”轮进行了船舶状况勘验。2011年12月21日，中国船级社厦门分社收到福州分社转来的其他人就该船存在12项质量缺陷的投诉材料后，福州分社指派验船师和厦门分社验船师一起于2012年1月11日及以后诸日，对有关投诉事项进行核实和一系列详细检查。中国船级社厦门分社于2012年3月21日及以后诸日在厦门对该船进行了初次检验，并就福州分社审图部的审图意见进行了落实。2012年4月16日，中国船级社出具了编号为2012XM0187的国内船舶检验报告。同日，中国船级社厦门国内船舶检验中心向“毅成12”轮颁发了海上货船适航证书、海上船舶防止油污证书和海上船舶载重线证书，有效期至2012年9月15日止。
2012年5月2日和5月16日，洪金德两次电话联系伍刚毅，要求伍刚毅支付剩余的1，100万元购船款。伍刚毅在回答中，承认当时有签1，800万元的购船合同，但坚持认为对方迟延交接船舶应支付违约金100万元，而且该船是不适航移交，以及因为伍阿容的举报导致其遭受了整改、修理共200多万元的损失。在该两次谈话中，双方均未提及828万元的那份船舶买卖合同。
2012年6月29日，伍阿容在原审法院对景涛公司、伍德泉、伍加培和洪金德提起诉讼，该院在该案审理过程中依法追加了毅成达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案号为（2012）厦海法商初字第202号。伍阿容认为，其作为“旭达1”轮实际所有权人之一，景涛公司、伍德泉、伍加培和洪金德私自将该船舶转让给毅成达公司，侵犯了其船舶所有权，应赔偿其损失。在该案中，景涛公司、伍德泉、伍加培和洪金德均确认以1，800万元的价格将船舶转让毅成达公司，828万元的《船舶买卖合同书》是为了登记备案避税的需要而订立，伍阿容也认可该船舶在转让之时的市场价值为1，800万元，但毅成达公司认为828万元的合同才是双方最终的真实意思表示。
2013年7月13日，原审法院向厦门海事局发出调查函，就两个问题进行调查：1、“毅成12”轮在由毅成达公司办理所有权登记过程中，是否有要求登记方提交缴税凭证；2、“毅成12”轮在由毅成达公司办理所有权登记过程中，交易方是否有提交一份转让金额为1，800万元的《船舶转让合同书》。2013年7月18日，厦门海事局书面函复：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船舶办理所有权登记，并未要求登记方必须提供缴税凭证；2、《船舶转让合同书》以船舶登记档案为准。此外，原审法院在查阅“毅成12”轮船舶登记档案时，未见该档案中附有转让金额为1，800万元的《船舶转让合同书》，也未见《船舶转让合同书》曾被更换的任何资料。
2013年10月9日，原审法院向中国船级社厦门分社吴有才总经理补充调查了以下几个问题：1、“毅成12”轮从广州港转籍厦门港是否必须重新检验？2、福建省和广东省的检验标准是否存在差异？3、中国船级社厦门分社在对该船舶进行检验时，是否发现该船存在不适航的情形？举报的情形是否属实？4、中国船级社厦门国内船舶检验中心颁发的证书有效期为什么只有5个月？针对上述问题，吴有才总经理答复如下：1、该轮从广州转籍厦门，必须重新检验和颁证；2、针对同类型船舶，检验标准是一致的；3、严格来说，只要船舶在证书的有效期内就应该是适航的，不过也不排除船舶在运行过程中出现一些小的问题，但并不一定会影响到适航。至于举报的问题，总的来说是部分属实部分不属实；4、5个月有效期的证书属临时证书，一般会在临时有效期到期之前颁发长期证书，但不影响到下次检验的时间。
庭审中，原审就828万元的《船舶买卖合同书》的订立过程向双方进行调查。景涛公司和洪金德、伍德泉、伍加培陈述为：在景涛公司和毅成达公司于2011年11月17日订立完1，800万元的《船舶买卖合同书》之后的几天时间内，由于之前合同约定税费是由毅成达公司承担，景涛公司应毅成达公司提出的避税要求，答应签订一份降低价格的合同给毅成达公司办理手续，故由毅成达公司拟定好828万元价格的几份合同文本并盖好章后，寄给广州的伍鸿勤，伍鸿勤再拿给许国黔签字，并加盖景涛公司印章，再用该合同在广州海事局办理船舶注销手续，同时也将盖好章的合同文本寄回给伍刚毅。828万元的合同在订立之时未署时间，提交给海事局时，为了与之前那份合同时间一致，也落款了2011年11月17日。毅成达公司则陈述为：2011年11月17日，双方订立好1，800万元的《船舶买卖合同书》后，景涛公司用该合同去广州海事局办理注销手续。广州海事局在船舶注销后将船舶档案寄到厦门海事局，伍刚毅在厦门海事局办理船舶登记。大概在2011年12月15、16日，厦门海事局的经办人通知伍刚毅，说伍阿容在厦门海事局举报伍德泉私自卖其45%的股份，所以不能办理登记。伍刚毅于是电话联系伍德泉，伍德泉告诉伍刚毅双方协商后解决。之后，厦门海事局将船舶档案退回广州海事局。同时，由于该船舶在中国船级社遭到举报，毅成达公司从中国船级社厦门分社了解到，该船可能存在非常严重的缺陷而无法检验，于是毅成达公司提出退掉船舶，并要求伍德泉退钱和赔偿违约金，但伍德泉说没有办法退钱，也不赔偿，但可以降低船价。2011年12月18日晚，伍鸿勤短信联系伍刚毅重新签订合同，双方最终将价格确定为828万元。第二天，毅成达公司将828万元的合同拟定好并签字盖章后寄到广州，由伍鸿勤交由许国黔签字和加盖景涛公司印章，然后再由伍鸿勤拿该828万元的合同到广州海事局办理合同更换手续，同时也将合同文本寄回毅成达公司。之后，广州海事局再将档案寄到厦门，厦门海事局经办人通知伍刚毅于12月26日去办理登记手续。至于船价当时从1，800万元降低到828万元，毅成达公司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景涛公司违约，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在15日内交船，毅成达公司本不想再要船舶，要对方退订金和赔100万元违约金，但对方不同意退钱，只愿意降低船价；二是伍阿容向船级社举报船舶存在12项严重缺陷，影响到船舶检验；三是当时市场船价一直在跌，举报的问题还能不能整改、修理需要多少钱和多长时间以及对船期有多大影响，这些都没法预测。
此外，毅成达公司在庭审中还确认，如果案涉船舶在转让之时是完全适航且不存在其他风险的话，该轮值1，800万元，但正因为该轮被举报并发现该轮实际存在很多重大缺陷以及股东内部有纠纷后，该轮实际就不值这么多钱了。毅成达公司还陈述，后实际修理船舶用了5个月，支付修理费及杂费共计216万元。
原审认为，本案为船舶买卖合同纠纷。景涛公司作为“旭达1”轮登记意义上的所有权人，对外有权处分该船舶。本案存在转让价格相异的两份《船舶转让合同书》，除了价格条款外，出卖人景涛公司和买受人毅成达公司对其他合同条款均无异议，且条款内容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故景涛公司和毅成达公司之间的船舶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景涛公司有权要求毅成达公司履行支付购船款的合同义务。伍德泉、伍加培和洪金德虽然是案涉船舶的实际所有权人，但他们在船舶买卖中只是代表景涛公司进行磋商，并不是船舶买卖合同的当事人，且他们在庭审中明确认可由景涛公司作为合同当事人向毅成达公司主张权利，故伍德泉、伍加培和洪金德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本案最主要的争议在于，到底应该按哪一份合同来认定景涛公司和毅成达公司之间的交易价格？换言之，到底是如景涛公司所言，在1，800万元的合同订立之后，为了应毅成达公司提出的避税要求而订立了在海事局备案的828万元的合同，还是如毅成达公司所言，因为客观因素的影响，船舶买卖合同的交易价格从1，800万元协商变更为828万元？对此，原审分析如下：
第一，从双方各自陈述的828万元合同的订立过程看，毅成达公司的陈述明显与现有证据不符。毅成达公司认为，在厦门海事局将船舶档案退回广州海事局后，买卖双方于2011年12月18日重新确定828万元的交易价格，次日由毅成达公司拟定合同文本并在厦门签字盖好章后寄给广州由许国黔签字盖章，再由伍鸿勤在广州海事局将原备案的1，800万元的合同替换成828万元的合同。然而，根据原审法院从厦门海事局调取的船舶档案材料看，广州海事局于2011年12月19日将“旭达1”轮船舶档案材料寄往厦门海事局，厦门海事局于2011年12月22日收到船舶档案，原审法院未见厦门海事局曾有向广州海事局退还档案以及交易双方在广州海事局更换备案合同文本的经过，而且厦门海事局在收到档案的当日给广州海事局的函件中，也未指出景涛公司在船舶注销时提交的《船舶转让合同书》存在何种问题需要更换。此外，档案资料中毅成达公司向厦门海事局申请登记“毅成12”时提交的合同文本与注销时的合同文本一致，也未见有1，800万元合同替换为828万元合同的经过。可见，毅成达公司关于828万元合同的订立过程以及事后在海事局由1，800万元合同替换成828万元合同的说法，与现有证据不符，又不能提供其他有力证据支持，原审不予采信。相反，景涛公司认为828万元的合同是在1，800万元的合同订立之后的几日内订立，不违背现有证据内容及事实逻辑。由于广州海事局在2011年12月2日就受理了景涛公司关于“旭达1”轮的注销申请，说明景涛公司此时就已将《船舶转让合同书》提交广州海事局，原审由此认定，828万元的合同起码是在2011年12月2日之前即已形成。
第二，从828万元的合同订立原因看，毅成达公司认为案涉船舶交易价格从1，800万元协商变更为828万元的观点难以成立。毅成达公司确认该轮在适航且没有其他风险的情况下，市场价值确有达到1，800万元，因此，如果本案不存在足以影响到船舶价值的客观因素，该轮的交易价格是不可能在短短数日内跌至828万元的。反之，价值1，800万元的船舶在数日内降至828万元，则明显违背常理。实际上，毅成达公司在庭审中主张的三个导致合同降价的因素都不足以造成交易价格如此巨变。首先，中国船级社厦门分社在2011年12月21日才收到关于“旭达1”轮存在12项缺陷的举报信，但如上文所述，828万元的合同起码应在2011年12月2日之前即已形成，即使按照毅成达公司自己的说法，828万元的价格是在2011年12月18日谈成的，也都说明828万元合同的形成实际并未受到举报“旭达1”轮存在12项缺陷的影响。同理，针对举报的缺陷而对船舶进行整改的可能、修理的时间和花费以及对船期影响的预测，也都不可能对828万合同的形成构成影响。其次，即便景涛公司未按照约定在合同签订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办理完船舶注销手续，合同约定的违约金也才100万元，不至于影响到合同降价近1，000万元。
与之相对，景涛公司主张828万元的合同仅仅是应毅成达公司避税的要求而订立的观点则更具可能性和合理性。828万元的那份合同与之前1，800万元那份合同比较，在内容上除了转让价格以及由此造成的订金数额、后期付款的数额不同外，其他条款及落款时间完全一致，如果属于合同变更的话，双方完全可以仅就价格问题补充约定，而没有必要将全部合同条款重新订立一次，而且也没有必要将落款时间落成与前一份合同一致。相反，如果真如毅成达公司所述价格发生巨变而重新订立合同，正常情况下合同当事人都会在后一份合同中作诸如“前一份合同作废”之类的约定。由于毅成达公司无法合理说明合同存在降价的客观原因和经过，那只能说明双方订立的828万元那份合同确实只是形式上的需求，并不是为了去取代前一份1，800万元的合同。此外，根据厦门海事局向原审法院函复可知，办理船舶所有权登记并不要求登记方必须提供缴税凭证，也就是说在厦门海事局办理船舶所有权登记时提交不同价格的船舶买卖合同一般不会如房产买卖一样直接对缴交税费的数额构成影响，但不排除景涛公司是应毅成达公司的要求而为之。
第三，从合同订立后追讨船款的过程看，案涉两份电话录音证据证明了洪金德明确要求伍刚毅按照1，800万元的总价来支付剩余船款1，100万元，伍刚毅也承认了当时的合同约定的总价是1，800万元，而并未提及828万元的合同，只是强调遭受损失并要求赔偿的问题。虽然该录音可能是在伍刚毅不知情时录制的，但没有证据证明伍刚毅在录制当时受到了胁迫或者发生了重大误解等因素，因此该通话内容能够反映出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可以采信。尽管洪金德不是船舶转让合同的当事人，但其作为船舶的实际所有权人和合同订立之时的磋商人，有权代表景涛公司向购船方催讨船款。从通话内容看，双方是在1，800万元的合同基础上探讨剩余船款的支付问题，如果合同价款确已从1，800万元变更为828万元，差价就必然包括了损失，那么伍刚毅就没有必要再去谈1，800万元的合同以及所遭受的损失如何赔偿的问题。既然双方仍基于1，800万元的总价来讨论剩余船款的支付问题，说明船舶的真实交易价格并未从1，800万元协商变更为828万元。
综上所述，转让价格为1，800万元的《船舶转让合同书》是买卖双方最终的真实意思表示，828万元不是双方的真实交易价格。案涉船舶在转让期间的船舶证书包括适航证书均是有效的，双方已经订立了书面的船舶交接手续，且毅成达公司已将船舶登记于自己名下并申请中国船级社完成了船舶检验，这充分说明了毅成达公司已经接受了该船舶，那就应依约支付船款。从合同约定看，毅成达公司是分三期付款，除了在合同订立时支付500万元订金作为首期船款外，还应在2011年12月16日之前支付1，100万元作为第二期船款，如果超过该约定时间，毅成达公司应按每月1.08%支付利息，并于2012年1月17日前付清全款及利息，第三期200万元尾款在办理船舶注销手续（如船舶登记注销证明）和船检部门的手续给毅成达公司后支付给景涛公司。现毅成达公司只支付了包括订金在内的购船款700万元，而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已全部超过，故景涛公司有权要求对方立即支付剩余船款1，100万元，并要求对方承担迟延付款的违约责任。景涛公司现主张针对全部剩余船款1，100万元统一按合同约定的月息1.08%从2011年12月17日起计算利息，但原审认为对后两期逾期支付的船款如何确定违约责任应予区分。首先，毅成达公司尚欠的第二期船款本金为900万元，合同确有约定逾期支付的月息为1.08%，该约定属于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计算标准，在景涛公司不能对其损失进行举证的情况下，应认定其遭受的损失主要是利息损失，故月息1.08%的标准偏高。鉴于违约金具有弥补守约方损失和惩罚违约方的双重性质，原审酌定将逾期付款违约金的标准调整至参照纠纷发生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的1.3倍计算利息，从2011年12月17日起算至法院确定的支付之日止；其次，毅成达公司尚欠的200万元尾款，合同只是约定在景涛公司办理注销手续和船检部门的手续后支付，并没有约定具体是何时支付以及逾期付款的违约金标准。从本案来看，合同之所以约定尾款在景涛公司办理注销手续和船检部门的手续后支付，主要是为了保证毅成达公司能顺利重新办理所有权登记和船舶检验，一旦在毅成达公司顺利获得厦门海事局颁发的所有权登记证书（2011年12月27日）和中国船级社颁发的相关证书（2012年4月16日）后，且原船舶实际所有权人洪金德又于2012年5月2日代表景涛公司向伍刚毅催款，那毅成达公司再无理由拒付该部分尾款。毅成达公司至今未付尾款的行为同样构成违约，景涛公司有权要求对方承担违约损害赔偿责任。虽然合同针对该200万元尾款未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此外，《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3）251号）针对罚息利率问题规定，逾期贷款（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日期还款的借款）罚息利率调整为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计算利息。根据上述司法解释和中国人民银行通知的相关规定，原审对于毅成达公司逾期未付的200万元购船尾款，同样确定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的1.3倍从2012年5月3日起开始计算利息。至于毅成达公司抗辩的其遭受了船舶修理费和船期等损失，以及景涛公司至今尚未移交产品证书、主机和辅机说明书等相关证书的问题，毅成达公司可以另行对景涛公司提起诉讼，但不构成在本案中拒付船款及相应利息的正当理由。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原审判决：一、厦门毅成达船务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广州市景涛物流有限公司购船款1，100万元，以及该款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的1.3倍计算至法院确定的支付之日止的利息（其中900万元从2011年12月17日起算，200万元从2012年5月3日起算）；二、驳回广州市景涛物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伍德泉、伍加培、洪金德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厦门毅成达船务有限公司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00，630元、海事请求保全申请费5，000元，合计105，630元，由广州市景涛物流有限公司、伍德泉、伍加培、洪金德共同负担6，897元，厦门毅成达船务有限公司负担98，733元。
一审判决后，原审原告景涛公司和洪金德、伍德泉、伍加培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讼争《船舶转让合同书》第三条已经明确规定毅成达公司应于2011年11月17日支付订金500万元，于2011年12月16日前支付1，100万元，于2012年1月17日前付清余款，合同第七条明确了利息的计算标准为1.08%／月。由于合同第八条已经约定所有款项支付完毕后该船的所有权归毅成达公司所有，而毅成达公司于2011年11月25日取得船舶所有权，故其付款期限实际于该日提前到期。景涛公司和洪金德、伍德泉、伍加培可以主张逾期利息。景涛公司和洪金德、伍德泉、伍加培原审为计算方便起见，统一自2011年12月17日计算利息，已经少主张部分权益。上诉人所主张的逾期利息仅相当于法律所保护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4倍的一半，应受法律保护。但原审判决减免了毅成达公司应承担的部分违约责任，有悖于意思自治原则且违背事实。为此，请求二审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中“以及该款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的1.3倍计算至法院确定的支付之日止的利息（其中900万元从2011年12月17日起算，200万元从2012年5月3日起算）”的内容及原审判决第二项，改判为“毅成达公司立即支付该1，100万元按月利率1.08%自2011年12月17日起至实际付清款项之日的利息”，并判令毅成达公司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
对此，毅成达公司答辩称：1、对于一审判决的船舶转让合同的实际价格双方存在争议，毅成达公司主张应按828万元确定价格，应按合同第七、八条作为合同约定款项及利息支付的依据。2、即便按1，800万元合同认定交易价格，景涛公司称毅成达公司已于2011年11月25日取得船舶所有权，故付款时间于2011年11月25日提前到期。毅成达公司直到2011年12月27日才取得所有权是事实，11月30日景涛公司才注销证书。12月27日毅成达公司才取得所有权证书。根据毅成达公司在上诉状上所称，景涛公司在一审中提交的船舶移交手续是伪造的，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且其中并未约定11月25日为取得所有权之日，只约定由毅成达公司取得所有证书及承担相应责任。12月27日取得该轮证书时，船舶存在严重缺陷，其他证书尚未取得。2012年4月16日才取得其他相应的证书。船舶是营运工具，在未取得相应证书时无法营运，景涛公司存在根本违约。其未按约交付船舶的情况下，不能要求支付购船款及利息。3、景涛公司就关于利息损失的计算方式所提出的请求与实践相悖，依法应不予采纳。即使根据协议第七条，如超过双方约定的时间支付利息，该部分的内容正如一审所判决的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计算标准，在景涛公司不能举证的情况下，应认定主要是利息损失，故1.08%标准偏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的规定，违约金约定过高，法院应兼顾合同履行情况及公平原则等作出衡量。毅成达公司在一审已提出违约金过高应依法调整为同期贷款利率，一审法院调整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已经偏袒景涛公司。就利息损失计算标准，依据不同案件的具体情况，目前司法实践主要采取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同期存款利率计算。一审法院兼顾补偿守约方和惩罚违约方，参照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贷款利率1.3倍计算利息，已经超额赔偿了损失。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约定利息计算标准高于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除外。根据船舶转让合同第八条关于支付尾款的规定，景涛公司仅能按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一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从2012年5月3日起计算是错误的。景涛公司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原审被告毅成达公司也向本院上诉称：1、一审判决认定“828万元合同起码是在2011年12月2日之前即已形成”，是错误的。首先，1，800万元合同并没有约定税费是由毅成达公司承担，景涛公司的说法与事实不符。毅成达公司从未向景涛公司提出过为了避税需另外签订一份降低价格的合同以便办理手续的要求。828万元合同是在景涛公司逾期办理船舶登记注销手续，船舶所有权尚未转移至毅成达公司名下，案涉船舶股东之间因船舶所有权损害赔偿发生纠纷，股东伍阿容举报船舶存在许多缺陷，船舶一时无法进行转籍检验，毅成达公司向伍德泉提出退掉船舶并要求其退还购船款500万元并按合同约定赔偿违约金100万元。而伍德泉不愿意退钱也不愿意赔偿违约金，又急于出售船舶，同时请伍刚毅帮忙，双方经协商在景涛公司同意大幅度降价的情况下才重新订立合同。此时距1，800万元合同的订立已有1个多月，而非仅仅几天。其次，原审法院从厦门海事局调取的船舶档案材料中未见有该局向广东海事局退还档案以及双方在广州海事局更换备案合同文本的经过等内容，不能说明景涛公司未曾向广东海事局递交过1，800万元合同或828万元合同起码是在2011年12月2日之前即已形成。从实际情况看，景涛公司可能因向海事局递交2011年11月17日签订的1，800万元合同，后又因重新订立了828万元合同，在海事局尚未作出审批之前更换了包括1，800万元合同在内的申请材料。再次，原审法院关于“2011年12月2日，景涛公司委托伍德泉的儿子伍鸿勤向广州海事局递交“旭达1”轮船舶所有权与国籍证书注销申请，并提交了《船舶转让合同书》和《“旭达1”轮船舶移交手续》。广州海事局于当日予以受理”的认定与景涛公司的陈述自相矛盾。根据合同约定，景涛公司应在签订合同后的15个工作日内办理案涉船舶的注销手续，通常情况下，其不可能延至2011年12月2日才办理有关手续，除非故意或有其它隐情。根据伍刚毅与洪金德的对话录音及文字整理，景涛公司在2011年11月17日合同签订后就马上去办理有关注销手续。因海事局的原因，一直没有办出来。而11月17日距12月2日已有15天，这时候才去办理显然不是其所指的“马上”。可见原审认定依据不足，或者景涛公司的陈述内容不真实。最后，原审认定“2011年12月19日，广州海事局将“旭达1”轮全部档案材料寄往厦门海事局”没有依据。根据有关规定，办理船舶注销手续的期限为7天，假设景涛公司于2011年12月2日向广州海事局递交注销申请，应该最迟在12月9日之前办结，不可能延至12月19日。此外，厦门海事局于2012年12月22日收到广州海事局寄来的全部档案材料，而从广州邮递快件到厦门只需1天。假设厦门海事局就原审法院的调查函的复函内容是真的，则原审法院的认定就是错误的。2、原审判决关于“景涛公司主张828万元的合同仅仅是应毅成达公司避税的要求而订立的观点则更具可能性和合理性”的说法完全是一种臆测，没有事实依据，更不合乎情理。景涛公司的说法仅是单方陈述，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且该说法与厦门海事局复函的内容相矛盾。即使船舶转让产生的交易税必须由毅成达公司承担，该税费金额只有8，280元。而由于景涛公司违约，给毅成达公司造成的损失达7、8百万元。毅成达公司不可能为节省不到万元的税费而愿意蒙受数百万元的损失。3、原审判决关于“828万元合同的形成实际并未受到举报'旭达1'轮存在12项缺陷的影响”的说法也不符合事实。正是由于伍阿容的举报，景涛公司股东之间发生纠纷且没有按合同约定办结船舶注销手续，才使毅成达公司无故遭受损失。毅成达公司基于伍德泉等人的苦苦哀求才没有解除合同，不得不与景涛公司签订828万元合同，以最大限度保护自身的权益，这是合情合理的。4、原审判决关于案涉船舶何时由景涛公司转让至毅成达公司的认定不清。原审认定该船舶所有权的取得日期是2011年11月25日，那么其怎么会在12月15日才完成船舶所有权注销登记？该轮的抵押权于2011年11月30日才注销，所有权及国籍证书直至12月15日才注销，毅成达公司直到2012年12月27日才取得所有权证书，在此情况下，双方如何在2011年11月25日进行交接？5、景涛公司在原审提供的二段录音及文字整理从形式到内容均不应予以采纳。该证据是洪金德在毅成达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录制的，违反了诚实信用的原则，不具有合法性。录音内容不能如实反映有关内容的真情，且洪金德有意隐瞒和回避对其不利的事实，故意刺激、诱导和误导，因此该录音不真实、不全面，违背当事人的意志，依法不可采信。其次，该录音明显经过精心筛选、截取，存在明显缺陷。从内容上看，该录音有很大部分没有以文字形式记录下来，仅以省略号表示，且其中洪金德所述内容与原审判决所述内容存在明显矛盾，在录音中有20多处表明毅成达公司主张以行政机关备案登记的828万元合同为基础解决纠纷。6、828万元的合同系双方协商后自愿达成的，合同上有双方法定代表人的签字盖章，该合同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依法成立并生效，原审判决以该合同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为由否定其效力，是不能接受的。7、原审判决中，双方尽管在二份合同成立的具体日期上有不同意见，但双方都认可828万元合同系后于1，800万元合同成立并生效。因此，双方已经就原合同进行内容上的部分变更，后成立的合同效力优于先成立的合同，先成立的合同已为后成立的合同所取代。8、828万元合同系当事人正式递交给厦门海事局留档备案的合同，较未备案的1，800万元合同应具有更高的效力，其优先性应当予以认可。9、828万元合同上签署的日期是景涛公司一方自行填写，不是真实的签订日期。
对此，景涛公司庭审时答辩称：毅成达公司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的质疑，没有依据。1、根据有关船舶档案的登记内容，广州海事局是在2011年12月2日受理了景涛公司的船舶注销申请，一审认定合同形成于这天之前，对方没有证据证明在此期间在海事局曾将合同对调，一审认定是正确的。2、合同约定1，800万元船价（不开票）意思就是实收价，算税收的话还得再给钱，对方为了减少损失，事后要求我方配合签价格低的合同。3、船级社收到举报，伍阿容否认是其举报的。举报的日期是2011年12月21日，在合同形成之后。合同是在2011年12月2日前形成的，毅成达公司说合同是在举报后才签的，不符事实。4、毅成达公司质疑船舶所有权的取得时间，他们认为是以拿到船舶所有权证书为准是错误的，船舶所有权变动是以交付为准的。证书上的所有权变更只是产生对抗效力。5、毅成达公司声称其一审对案涉电话录音是不认可的，与事实不符。对于电话录音，毅成达公司一审开始时是否认的，但后来对形式的真实性是认可的。录音反映了其真实想法，反映了客观事实，可以采信。6、毅成达公司说海事局备案的合同效力更高不符合法律规定，关键要看双方的真实意思，828万元合同是应对方要求配合制作的避税文件，不具备更高效力。
原审洪金德和伍德泉对景涛公司的上述上诉和答辩意见表示认可。
景涛公司二审向本院提交《起诉状》1份，拟证明毅成达公司在另案起诉景涛公司等的诉讼中也是以1，800万元合同为基础来主张权利。毅成达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提起该诉讼是为了更好维护自己权益，不等于认可该合同。
毅成达公司二审向本院提交如下12组证据：1、中国船级社检验业务专用发票、《中国船级社国内船舶检验报告》、毅成达公司代理人向伍刚毅所作的询问笔录，拟证明2011年12月2日景涛公司未按约定时间办理案涉船舶注销手续，构成违约，此时伍德泉告知伍刚毅赶快办理船检，但因伍阿容举报，初次船检被迫中断，这成为合同价款变为828万元的原因；2、广州海事局《受理通知书》、伍鸿勤的居民身份证、景涛公司出具的《遗失声明》、广州海事局《船舶国籍遗失登记审批单》及《公告》、《船舶登记审批单》，拟证明原审关于“2011年12月2日，景涛公司向广州海事局递交“旭达1”轮船舶所有权与国籍证书注销申请，并提交了《船舶转让合同书》和《“旭达1”轮船舶移交手续》，广州海事局于当日予以受理”的认定不符合事实和法律；3、伍阿容给中国船级社福州分社的举报信，拟证明因伍阿容举报，船舶存在严重质量问题，合同价款因此变为828万元；4、中国船级社《国内营运处（2009）通函001号总第027号国内船舶检验通函》，拟证明毅成达公司向中国船级社申请的初次船舶状况勘验因举报被迫中断，合同价款因此变为828万元；5、厦门海事局给广州海事局《关于“旭达1”轮船舶登记档案问题的函》、广州海事局给厦门海事局《关于“旭达1”轮船舶登记档案问题的复函》、景涛公司给广州海事局《关于“旭达1”轮交接协议日期不符的说明》、海事局登记存档的828万元《船舶转让合同书》、毅成达公司持有的《船舶转让合同书》，拟证明合同价款变为828万元的原因；6、原审法院（2012）厦海法事初字第202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合同价款变为828万元的原因；7、原审法院向伍刚毅所作的调查笔录、《船舶抵押权注销登记说明书》、原审法院给厦门海事局的《调查函》及回函、《无抵押权登记证明书》、《船舶所有权、国籍注销登记证明书》、《船舶所有权登记证明书》，拟证明伍刚毅始终坚持案涉船舶最终交易价格是828万元，而非1，800万元，并非在原审诉讼中才提出此主张；8、询问吴支援的笔录、毅成达公司费用清单、顺丰速运寄件存根，拟证明对象同上；9、厦门市地方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中国农业银行电子缴税付款凭证，拟证明景涛公司关于签订828万元合同是为了避税的说法无根据；10、《“旭达1”轮船舶交接移交手续》2份、《船舶修船款还款承诺书》，拟证明原审关于“景涛公司在福建省漳州龙海市紫泥镇紫泥造船厂将“旭达1”轮移交给毅成达公司”的认定与事实和法律不符；11、《海上船舶适航证书》、《海上船舶载重线证书》、《海上船舶防止油污证书》，拟证明景涛公司至2011年11月25日尚未交付船舶；12、《中国船级社账单／收据》、检测费发票、船舶修理工程结算单、毅成12现金收付明细表、材料费证明、保险费发票、租船合同、船旗国监督检查报告2份，拟证明毅成达公司与景涛公司重新签订828万元合同根本不能弥补其损失。
对此，景涛公司质证认为：第一组证据中，第一份船检发票不是新证据，第二份船检报告是一审法院调查的材料不是新证据，第三份是伍刚毅向代理律师陈述的文件不能作为证据。第二组证据的六份证据都没有原件，真实性不认可，一审没有提交过。第三组证据举报信也是一审法院调取的证据，不是新证据。第四组证据是船级社的函，真实性无异议，是一审中景涛公司提交的。第五组证据是一审法院调取的，不是新证据。第六组证据一审已经提交过，不是新证据。第七组证据一审中已经提交过，不是新证据。第八组证据，第一份是对方律师向毅成达公司职员调查形成的笔录，本质上是证人证言，证人未到庭，不应采信。第二份是毅成达公司内部的清单，不具备证明力。第三份是快件的底单，不是新证据。第九组证据是毅成达公司缴纳船舶交易服务费和交税的情况，没有在一审提交，不是新证据，表面真实性可以认定，证明对象不能成立，事实上毅成达公司已避掉一部分税。第十组证据一审中已经提交质证过。第十一组证据一审中已经提交质证过。第十二组证据毅成达公司在一审中有条件提交但没有提交，不构成新证据。其中收付的明细表是其公司内部统计材料不具有证明力，材料费证明本质上是证人证言，证人未到庭不具有证明力，保险费的发票不是新证据，其他租船合同与海事局的检测报告一审已经提交。
本院认为，毅成达公司提供的第1组证据中的第1、2份均非新证据，第3份系毅成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刚毅对其代理人所作的陈述；第2组证据无原件，且无法证明与本案事实的直接关联；第3－7组证据均非新证据；第8组证据第1、2份属于证人证言，鉴于吴支援本人未到庭作证，对该证据不予采纳，第3份不属于新证据；对第9组证据的表面真实性景涛公司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且认为毅成达公司未在原审举证期限内提交，本院可结合本案其它事实综合判断；第10、11组证据在原审已经提交，不属于新证据；第12组证据中的《中国船级社账单／收据》、检测费发票、船舶修理工程结算单、毅成12现金收付明细表、材料费证明均未在原审举证期限内提交且不能证明与本案的直接关联，保险费发票、租船合同、船旗国监督检查报告2份原审已经提交，不属于新证据。
二审中，除了毅成达公司对原审认定的828万元合同的形成时间、广州海事局将“旭达1”轮全部档案材料寄往厦门海事局的时间、毅成达公司取得该轮所有权的时间存有异议外，各方当事人对原审认定的本案基本事实没有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对于毅成达公司对上述事实认定提出的异议，本院结合本案的焦点问题进行分析认定。
毅成达公司和景涛公司对于下列问题存有争议，本院予以分析认定如下：
一、关于案涉船舶转让合同的真实交易价格问题。本院认为，首先，根据原审法院向有关部门调取的《船舶登记审批单》，伍鸿勤向广州海事局申请办理船舶所有权与国籍证书注销的日期是2011年12月2日，申请时必须同时提交船舶转让合同文本，鉴于有关部门存档的只有828万元合同，因此在没有证据证明此后合同文本曾被替换的情况下，原审认定该合同在2011年12月2日前即已形成并无不当；其次，根据原审法院向有关部门调取的《船舶档案传递通知单》，广州海事局将案涉船舶档案材料寄往厦门海事局的时间是2011年12月19日，因此，毅成达公司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等规定办结船舶注销手续的期限为7天为由，对原审认定的广州海事局将“旭达1”轮全部档案材料寄往厦门海事局的时间所提出的异议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纳；第三，根据原审法院调查，中国船级社厦门分社在2011年12月21日才收到关于“旭达1”轮存在12项缺陷的举报信，而828万元合同在2011年12月2日之前即已形成，因此原审认定828万元合同的形成实际并未受到有人举报“旭达1”轮存在12项缺陷的影响，并无不当。此外，原审根据厦门海事局颁发的“毅成12”轮船舶所有权证书的记载，认定该轮所有权人为毅成达公司，所有权取得日期为2011年11月25日，亦无不当。根据上述分析，毅成达公司关于厦门海事局曾将案涉船舶档案退回广州海事局，此后买卖双方于2011年12月18日重新确定828万元的交易价格，次日由毅成达公司拟定合同文本并在厦门签字盖好章后寄到广州由许国黔签字盖章，再由伍鸿勤在广州海事局将原备案的1，800万元合同替换成828万元合同的主张，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信。另一方面，根据原审第二次开庭笔录，毅成达公司对于景涛公司提供的完整的电话录音书面整理文本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虽然该录音是在伍刚毅不知情时录制的，但没有证据证明伍刚毅当时受到胁迫或者存在重大误解，毅成达公司主张洪金德有意隐瞒和回避对其不利的事实，故意刺激、诱导和误导对方且该录音明显经过精心筛选、截取，有很大部分没有以文字形式记录下来，仅以省略号表示，但均未举证加以证明，其二审对该录音证据提出的质疑缺乏证据支持，不能成立，故该电话录音证据可以作为本案定案的依据。根据该两份电话录音证据，洪金德当时明确要求毅成达公司法定代表人伍刚毅按照1，800万元的总价来支付剩余船款1，100万元，伍刚毅也承认合同约定的总价是1，800万元，双方均未提及828万元合同，只是伍刚毅坚持因有人举报以及景涛公司没有及时办理注销手续而遭受损失并要求赔偿。因此，虽然828万元合同是在1，800万元合同之后订立且在海事局备案，但828万元合同并非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审认定案涉船舶的真实交易价格为1，800万元，并无不当。
二、关于原审判令毅成达公司支付的利息是否正确问题。本院认为，毅成达公司未按约定支付船舶转让款，已经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案涉船舶转让合同约定毅成达公司在2011年12月16日之前支付1，100万元作为第二期船款，如逾期付款毅成达公司应支付月息1.08%，该约定属于违约金条款。毅成达公司尚欠第二期船款900万元，但在景涛公司不能对其损失进行举证的情况下，应认定其遭受的损失主要是利息损失','2018-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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