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四会市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4）肇四法刑初字第12号
公诉机关广东省四会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崔勇，男，身份证号码：×××1737，汉族，初中文化，户址：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石洞镇花博园村九社23号。因本案于2013年1月19日被四会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2月23日被逮捕。现押于四会市看守所。
辩护人孙兵文，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四会市人民检察院以四检刑诉（2013）第41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崔勇犯信用卡诈骗罪、诈骗罪，于2013年12月2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在审理期间，四会市人民检察院以需要补充侦查为由，分别于2014年3月7日、2014年7月8日向本院书面建议延期审理。2014年8月12日，四会市人民检察院以四检刑变诉（2014）第1号变更起诉决定书指控被告人崔勇犯信用卡诈骗罪、诈骗罪。四会市人民检察院建议本院对该案恢复审理后，本院分别于2014年1月24日、2014年6月27日、2014年9月2日、2014年10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四会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何桂强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崔勇及辩护人孙兵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四会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一、信用卡诈骗罪
1、2010年9月，被告人崔勇向中国银行四会支行成功申请到白金信用卡，户名：崔勇，卡号：40×××81，透支限额10万元。2012年7月份，被告人崔勇使用信用卡透支消费后未偿还，并不知去向。经中国银行肇庆分行工作人员多次邮寄催收函件和上门催收，超过三个月仍没有归还透支金额。经银行计算，至2013年12月15日，被告人崔勇一共透支本金92260.18元。
2、2011年3月，被告人崔勇向中国农业银行四会市支行申请办理信用卡，并办理相关申请手续，户名：崔勇，卡号：46×××12，透支限额30万元。截止到2012年7月16日止，崔勇累计透支人民币本金278399.27元，中国农业银行四会市支行业务人员通过上门催收、定期用电话通知等方式对透支款予以追收，但崔勇关闭手机并离开四会，不知去向。
二、诈骗罪
1、2012年6月，被告人崔勇以代为销售的形式从毛某处拿到开价为1200万元的玉手镯一只后，先将该玉手镯以150万元抵押给南粤信息部的范某，后又以500万元的价格抵押给郑某，崔勇收到500万元后将其中150万元还给了范某、300万元汇给了毛某。经鉴定该玉手镯价值人民币650万元（四价鉴证（2013）G-183号）。
2、2012年6月，被告人崔勇以代为销售的形式从毛某处拿到开价为1300万元的随形玉吊坠后，以120万元的价格抵押给范某，范某交给肖智文（南粤信息部的法人代表）后，肖智文在崔勇未按时赎回的情况下将该吊坠卖给了陈某甲，陈某甲在北京以57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张涛，张涛在柏思宇的介绍下又以1000万元港币的价格卖给了甫永康。
3、2012年4、5月间，被告人崔勇以代为销售的形式从毛某处拿到开价为250万元的10个玉手镯后，以60万元的价格抵押给范某，其中5个由肖智文卖给了陈某甲，另外5个肖智文交给了冼佩文保管，后冼佩文交出该五个玉手镯，经鉴定价值为180万元（四价鉴证（2013）G-123号）。而卖给陈某甲的5个手镯中，4个在南京被人骗走，手镯作为赃物被当地派出所依法扣押，经鉴定价值为160.2万元（四价鉴证（2014）G-81号），另外1个以36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在门店被陈某甲卖出。
被告人崔勇诈骗后便离开四会，故意逃避被害人的追款，2013年1月19日在重庆市沙坪坝区被公安民警抓获。
四会市人民检察院据此认为，被告人崔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恶意透支信用卡，经发卡银行多次催收后仍不归还，合计本金370659.45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被告人崔勇骗取他人财物合计人民币1026.2万元、港币1000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之规定，应当以信用卡诈骗罪、诈骗罪数罪并罚追究其刑事责任。并提供了报案笔录、银行相关书证、催收还款相关资料、被害人毛某的陈述、证人范某、陈某甲等证言、价格鉴定结论书、抓获经过及被告人的供述等证据材料。
被告人崔勇对公诉机关的指控辩解认为：1、指控的信用卡诈骗，其没有恶意透支，没有非法占有为目的；2、其没有非法占有毛某玉器的目的，是毛某主动拿来代卖，且抵押给他人的玉器是经毛某同意，故其没有诈骗毛某的玉器。
辩护人认为，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崔勇犯诈骗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人崔勇不构成诈骗罪。
一、崔勇做玉器行业“跑料”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人民法院应判决无罪。
依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及相关理论，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据此规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的方法实施诈骗行为，是构成诈骗罪的关键。但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人崔勇具有上述目的和行为。崔勇既无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也无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更未骗取公私财物，因此不构成诈骗罪。
犯罪主观方面，崔勇无“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由于诈骗罪是司法实践中典型的目的犯，而判断犯罪嫌疑人主观目的，一般要从其客观的表现，即一是要看其实际占有财物的时间，二是要结合其实际处置他人财物的情况等事实来推定，三还要看涉案行业的特殊性和交易习惯。
被害人及证人的主观认定：根据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崔勇供述：崔勇在四会有经营实体店铺，同时也兼做玉器“跑料”，即“从其他玉器商手中“借到”玉器，以市场需求的价格卖出，从中赚取差价，相对于是代卖玉器”，这是在四会玉器行业约定俗成的交易习惯，由于崔勇客户较多，毛某主动拿玉器送到崔勇的工厂要求代卖，而且崔勇与报案人或证人有长期的业务往来，他们之间有较为深厚的信任感，均以行规办事，即使是报案人报案之后仍评价其“关系较好，信用也挺好的”（见证据卷二中2012年7月12日毛某询问笔录）“崔勇为人较好，信用不差”（见证据卷二中2012年7月12日何镜全的询问笔录）“崔勇人缘好，很多人拿货来代卖”（见证据卷二中2012年7月12日陈平书的询问笔录）。
在客观事实面前：1.从玉器行业本身来说，崔勇借卖玉器有时不打借条由行业交易习惯所决定，也进一步说明其在该行业信用度很高，其经营玉器近十年来，如果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何以在玉器行业中立足？2.从其所借玉器实际处置的情况来说，①崔勇借卖的玉器除一部分因四川泸州新开的店铺需要借玉器撑场面（所借的玉器去四川撑场面崔勇已在借之前与“被借人”说明并得到了报案人同意）以外，其余玉器，即使“抵押”给他人，也是征得原所有人同意才抵押的，而崔勇将尚未卖出的、借到的玉器抵押至另一玉器商处的玉器都是有购买意向的，如果抵押玉器成交后，扣除所借资金，如果没有成交，视借款金额而定，如果在一百万以内，还可以双方协商先拿回玉器，再约定还款时间。这一行为也是四会玉器行业中被广泛认定的“行规”（证人江某笔录中也曾向崔勇抵押过玉器），②2012年7月7日崔勇四川泸州新玉器店开张，秦智馨、毛某等报案人之前借玉器给崔勇之时便知其所借玉器正是在四川新店中，7月9日个别玉器商与崔勇失去联系后，即于7月11日前往四川拿回了所借玉器，而秦智馨、毛某等人在明知可以在新店中直接拿回玉器，或只是与崔勇短短的3天失去联系，便于7月12日急切去派出所报警称被诈骗，实与众报案人自称的与崔勇“多年交往、信用很好”的了解程度相悖，也不符合常理。更何况崔勇在四会经营玉器店营业，加工厂在正常加工生产。3.从崔勇实际占有借卖物的时间及用途来看，①玉器借出时间均在10天至3个月之间，如秦智馨于2012年6月18日借玉器给崔勇，毛某、ＸＸ2012年5月开始借玉器给崔勇，而即使是向何镜全借玉器给崔勇并写了收据为时间最早的，也是2012年4月份以后，这些借玉器的时间离各位报案人报案时间2012年7月12日最长也只有三个月，最短仅有10天左右（报案人郑超敏2012年7月15日询问笔录中其于2012年7月初借卖给崔勇一对手镯价值380万）。②崔勇对玉器实际占有时间有限，事实上崔勇一直在按照行规处理代卖物，将借卖物抵押给玉器商，并未私自扣留或者用作其他用途。因此，众多证人及涉案当事人口供还有对崔勇多次的询问笔录均证明了崔勇从未想过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即使代卖后未及时付款，其行为属民事债权债务纠纷，被害人应当通过民事诉讼救济解决。而不用在找不到债务人后以诈骗为由通过报案解决。如果按照被害人的此种逻辑，社会上就不存在债权债务纠纷，只要欠款不还，找不到债务人下落，就可以报警请求公安机关立诈骗案。
2、犯罪客观方面，崔勇并未虚构事实，也未隐瞒真相骗取“被害人”的信任。崔勇在借玉器之后，将所借玉器抵押给另外的玉器商人并借贷较高利息的现金实际上也是行业所认可的，因为不只是崔勇这样做，证人中江某、万某也曾将借卖的玉器抵押给别人。2013年10月16日、10月30日崔勇的询问笔录中记载：所抵押的玉器是经过被害人毛某同意的。在玉器行业圈内，互相抵押玉器是习以为常之事，而秦智馨也借过崔勇120多万（见2013年2月3日，崔勇的询问笔录）。
综上所述，根据法学理论，要成立完整的诈骗罪必须经过“欺诈行为→认识错误→处分（交付）行为→诈取财物占为己有”这一因果过程。而本案中，崔勇既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更没有诈骗行为，所谓的被害人也没有陷入任何错误认识处分财物，被害人的交付行为也是出于自我的真实目的，公诉机关指控崔勇诈骗罪的三项所谓的证据，只能证明崔勇借到或收到毛某的玉器后没有及时付清按双方约定的价款，而且起诉书也指明是逃避追款。被害人是基于联系不到被告人崔勇本人产生恐慌后错误的认为自己的财产被骗，被害人完全可以依据民事诉讼途径维护自己的利益，所以辩护人认为，起诉书认为被告人崔勇诈骗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人崔勇不构成诈骗罪。
二、对于指控被告人崔勇犯信用卡诈骗罪，辩护人虽对定性不持异议，但公诉机关认定的部分犯罪事实不清，且所依据的证据尚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特此提出异议。
依据《刑法》第196条规定，所谓信用卡诈骗罪，是指个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或者明知无力偿还，利用信用卡恶意透支，逃避追查，或者经银行进行还款催告超过三个月仍未归还的行为。
关于犯罪的主观方面：崔勇并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进行信用卡恶意透支，根据对银行及崔勇的询问笔录可知，其自2010年8月份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2011年3月办理农业银行信用卡后，一直有按规定还钱，直到2012年七月份时，由于经济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忙于应付，没来得及还钱，其于2012年7月份以后就离开了四会，也没有回四川老家，并不知道信用卡还款已经被催收。（见2013年3月31日对崔勇的讯问笔录），而且在2012年7月14日公安机关询问农业银行报案人姚某的询问笔录80页中，姚某的笔录中讲述嫌疑人崔勇与其妻子2009年曾向农行贷款10万元，今年9月份到期归还的。与姚某在笔录上签名的时间2012年7月14日有悖常理，同年7月份就知道同年9月份的事情（见2012年7月14日10时47分至11时8分对姚某的询问笔录）。崔勇只是因资金暂时周转不灵而在透支后无法归还，本质上属于善意透支中的不当透支。同时崔勇的消费记录至始至终是用于个人消费，并未大肆消费。
关于在犯罪的客观方面：（一）暂时无法还款的客观不能：崔勇透支的信用卡未及时还款既有自身经济情况导致的客观不能，也有因现实的身陷囹圄导致的主观暂时无暇兼顾，请法院予以考虑。从2012年7月份，崔勇因为自身经济能力导致偿还能力下降，但农业银行于2012年7月14日得知崔勇离开四会，虽“无证据，但认为其有信用卡诈骗嫌疑”即刻向公安机关报案这一情况，实属将本应走民事追款纠纷直接上升为刑事犯罪，对尚未收到农业银行任何催款通知的崔勇来说实在是一次沉重的雪上加霜的打击。崔勇在本案中确实有合理的辩解理由。但客观情况是，侦查机关剥夺了商业银行与崔勇针对特殊情况共同约定还款协议的机会，以及双方通过民事途径解决信用卡透支行为的权利，将崔勇因透支形成的民事纠纷作为信用卡诈骗处理，有客观归罪之嫌。
农业银行未实现合法有效催收：根据司法解释，对经发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的情况为信用卡恶意透支，而本案中不管是中国银行的电话通知、挂号信、律师函还是农业银行系统自动生成的还款短信均未有效到达透支人。中国银行也许可以说尽了一切可能将催收通知送达透支人，但农业银行的催收通知实在无法被认为是有效催收，因其每月系统自动生成的还款短信并不具备催收通知严重性和现实警示性。从催收的相关时间和形式来看，农业银行的催收时间也未达到两次还款有效催收后的3个月宽限时间，从崔勇的询问笔录得知，他也许现在还不知农业银行有催收过信用卡还款之事，当然不知道并不代表不应及时还款，以崔勇现在的经济状况实在是无力偿还，但仍在想办法归还欠款，故充其量只能视为善意透支。
综上所述，信用卡诈骗罪除了要考虑崔勇确实因客观原因经催收不还，也应考虑行为人透支的目的及不还款的原因。崔勇并未有恶意透支的故意，在2013年3月得知信用卡还款被催收后，也积极要求律师和家属联系，希望能想办法归还全部透支款，取得发卡银行的谅解。
辩护人的补充辩护意见：
一、涉嫌诈骗罪
公诉机关指控崔勇诈骗的事实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崔勇犯诈骗罪，起诉书指控崔勇诈骗后便离开四会，故意逃避被害人追款，以此论证被告人崔勇构成诈骗罪，辩护人认为，逃避债务与诈骗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公诉机关以其上列论据自我否定了指控崔勇构成诈骗罪的结论。事实上，被告人与崔勇之间只是在玉器交易结算款问题上产生分歧，致使双方到现在都互负债务，所谓的被害人毛某欠被告人崔勇的债务比崔勇欠毛某的还要多。而这一欠款关系属于民商事法律关系，受民法和合同法调整，不属于刑法调整的范围。
对于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毛某的称述，证人范某、郑某、陈某甲的证人证言都证实了崔勇是根据四会玉器行业的行规进行交易，并不能证明崔勇有采取虚构事实真相或者隐瞒真相欺骗毛某，从而将所交付的玉器占为已有的故意。从毛某的陈述中也能应证这一事实，毛某交付玉器给崔勇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并没有基于错误认识或者被崔勇欺骗后交付玉器给崔勇，只是毛某未收齐已真实交付玉器的全部货款而已。
对于崔勇本人的有罪供述与辩解：辩护人认为：依据刑事诉讼法第53条规定：对于一切案件的处理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本案中仅有崔勇的口供，而且该口供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形成的，公诉机关没有其他证据证实，依据孤证不能定案的原理。所以辩护人认为崔勇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
二、涉嫌信用卡诈骗罪
辩护人对于定性不持异议但需要提请法庭注意：银行的有效催收程序有瑕疵，从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崔勇贷记卡追索记录可以看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会市支行在2012年7月14日就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并于7月16日向法院起诉，8月30日和12月20日电话无人接听，联系不到持卡人及其配偶，这与事实真相不符，崔勇所在户籍地及妻子从未收到过银行或法院的催收通知。公诉机关也无证据证实在有效催收期限内向崔勇及妻子杨红发出过任何催收信用卡还钱的通知，至于四会市人民法院审理银行起诉崔勇还款的通知也没有在法庭上出示，仅仅出示一份崔勇和其妻子杨红缺席判决的民事判决书，而事实上，崔勇的妻子杨红从未接到银行的催收电话和法院邮寄的起诉书副本及法院的开庭传票。
综上，公诉机关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崔勇有诈骗的行为，纯属民事纠纷。所涉信用卡诈骗罪，银行有效催收程序存在瑕疵，而且家属也已经准备将信用卡的钱还给银行。所以辩护人恳请法庭本着法律之上，以人为本，疑罪从无，罪刑法定原则，在重证据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崔勇在本案中所涉行为，做出全面客观的分析与评价，认定崔勇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至于崔勇所涉信用卡诈骗罪，系初犯，偶犯，以前无犯罪前科，在其家属替其还钱后适用缓刑。
经审理查明：
一、信用卡诈骗罪
1、2010年9月，被告人崔勇向中国银行四会支行成功申请到白金信用卡，户名：崔勇，卡号：40×××81，透支限额10万元。2012年7月份，被告人崔勇使用信用卡透支消费后未偿还，并不知去向。经中国银行肇庆分行工作人员多次邮寄催收函件和上门催收，超过三个月仍没有归还透支本金92260.18元。
2、2011年3月，被告人崔勇向中国农业银行四会市支行申请办理信用卡，并办理相关申请手续，户名：崔勇，卡号：46×××12，透支限额30万元。截止到2012年7月16日止，崔勇累计透支人民币本金278399.27元。中国农业银行四会市支行业务人员通过上门催收、定期用电话通知等方式对透支款予以追收，但崔勇关闭手机并离开四会，不知去向，超过三个月仍没有归还透支金额。
认定上述犯罪事实，有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信用卡诈骗罪（中国银行肇庆分行）：
（一）书证
1、受案登记表、报案书、报案委托书
证实：中国银行肇庆分行委托工作人员邓志均于2013年3月14日到四会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报案称其分行客户崔勇在2012年7月消费透支后一直没有还钱。截至2013年3月6日共拖欠本息合计134914.08元（其中本金92260.18元、利息费用42653.9元）。
2、立案决定书
证实：2013年3月14日，四会市公安局决定对崔勇信用卡诈骗案立案侦查。
3、崔勇信用卡交易流水
证实：2012年2月12日帐户透支91092.28元后，曾于2012年3月2日建立分期计划，且于3月3日还款7万元、4月5日还款58000元、7月5日还款15382.28元，此后直至2013年3月6日并无任何还款，本息共欠134914.08元。其中，崔勇的透支消费主要集中在酒店、旅行社、商场以及珠宝行。
4、中国银行信用卡分行客服系统
证实：在该系统上显示崔勇的欠款金额情况。
5、收寄挂号邮件登记表及相关回执
证实：向崔勇在四会市东城区陶冲村委会苏江二村15号的住址邮寄催收挂号信两次，向崔勇在四会市城中区沿江路十座11号（六楼）的住址邮寄催收挂号信三次，向崔勇的户籍地址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石洞镇花博园村九社23号邮寄催收挂号信两次。
6、上门催收照片
证实：中国银行肇庆分行的工作人员分别于2012年7月19日、8月28日、9月1日到崔勇在四会市城中区沿江路十座11号的住址上门催收。
7、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身份证复印件
证实：中国银行肇庆分行的经营范围以及负责人情况。
8、崔勇信用申请资料
证实：崔勇于2010年8月30日向中国银行申请办理白金信用卡，并附有房屋租赁合同、机动车行驶证、房地产权证等作为财产资信证明。
（二）证人证言
报案人邓志均的陈述（摘录）：崔勇在2010年8月申请了中国银行肇庆分行的白金信用卡，前期使用时都有透支，但能还款，信用都挺好，但在2012年7月8日后开始，他一直消费都没有还钱，经计算截至2012年12月15日，透支本金92260.18元，利息达31493.19元。他的信用卡主要用于个人消费，有娱乐、购物、住宿等方面，在流水清单可以反映出来。在崔勇透支后，分行分别在2012年8月21日、23日、27日和9月6日寄挂号信邮件到崔勇在四会、四川家庭住址或经营单位地址。另分行工作人员陪同律师事务所人员在2012年8月28日和9月1日到四会市城中区沿江路十座11号6楼崔勇家进行催收。
（三）被告人崔勇的供述
摘录：2010年8月向中国银行四会支行申请了一张白金信用卡，透支限额一开始是30万，后来变成10万元。一开始都能归还透支款，2012年7月经济上出现问题后便没有钱归还银行，于是准备逃走，离开四会去了重庆并关闭了手机。透支银行的钱大约有七、八万元，透支款主要用于娱乐、购物、住宿等个人消费。因为是躲债所以没想过把新的联系方式和住址告诉别人，包括银行。
信用卡诈骗罪（中国农业银行四会市支行）
（一）书证
1、授权委托书及相关身份证明材料
证实：中国农业银行四会市支行行长程静文委托姚某于2012年7月14日代理崔勇信用卡诈骗案的代为报案等工作，委托黄红莲、吴敏谊代理相关民事诉讼事宜。
2、崔勇信用申请资料
证实：崔勇于2011年3月9日向中国农业银行申请办理信用卡，并附有房屋租赁合同、四会市玉器商会常务理事证明、房地产权证、营业执照等作为财产资信证明。
3、中国农业银行信用卡公共用户服务系统
证实：在该系统上显示崔勇的银行卡余额情况。
4、中国农业银行四会支行起诉崔勇的民事诉讼资料
证实：中国农业银行四会支行已起诉崔勇归还透支款的民事诉讼情况。
5、上门催收照片
证实：中国农业银行四会支行的工作人员于2012年7月14日到崔勇在四会市城中区沿江路十座11号的住址上门催收，2012年7月13日到崔勇在四会市陶冲苏江二村15号的工作场所上门催收。
6、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身份证复印件
证实：中国农业银行四会支行的经营范围以及负责人情况。
7、中国农业银行四会支行出具的《关于崔勇在我行透支的相关情况》
证实：崔勇透支及相关人员催收、报案的情况。
8、中国农业银行的崔勇贷记卡追索记录
证实：2012年7月14日该行报案，7月16日以信用卡纠纷为由向法院起诉，申请财产保全，8月30日和12月20日打电话均无人接听，2013年5月28日法院出具民事判决。
9、挂号信投递及退回凭证
证实：2012年12月7日向崔勇在四会的住址投递催收信函，因逾期未领而被退回。
10、民事判决
证实：2013年5月28日四会法院判决崔勇及其配偶杨红共欠中国农业银行四会支行信用卡透支款本金278399.27元，利息1871.15元（暂计至2012年7月16日）。
（二）证人证言
证人姚某的证言（摘录）：崔勇于2011年4月申请了一张额度为30万元人民币的中国农业银行白金信用卡，从2012年6月开始便没有归还透支的钱，共欠款人民币292854.42元。另，崔勇和他的妻子杨红于2009年在该行贷款10万元，2012年9月到期。
（三）被告人崔勇的供述
摘录：分多次用中国农业银行的信用卡透支，共透支有二十几万元人民币，2012年7月10日潜逃前每月都还款给银行的，但潜逃后就没有还款了，而且把138××××3858的手机也扔了，也没有回家。
二、诈骗罪
1、2012年6月，被告人崔勇以代为销售的形式从毛某处拿到开价为1200万元的玉手镯一只后，先将该玉手镯以150万元‘抵押’给南粤信息部的范某，后又以500万元的价格‘抵押’给他人，崔勇收到500万元后将其中150万元还给了范某、300万元汇给了毛某。经鉴定该玉手镯价值人民币650万元（四价鉴证（2013）G-183号）。
2、2012年6月，被告人崔勇以代为销售的形式从毛某处拿到开价为1300万元的随形玉吊坠后，以120万元的价格‘抵押’给范某，范某交给肖智文（南粤信息部的法人代表）后，肖智文在崔勇未按时赎回的情况下将该吊坠卖给了陈某甲，陈某甲在北京以57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张涛，张涛在柏思宇的介绍下又以1000万元港币的价格卖给了甫永康。
3、2012年4、5月间，被告人崔勇以代为销售的形式从毛某处拿到开价为250万元的10个玉手镯后，以60万元的价格‘抵押’给范某，其中5个由肖智文卖给了陈某甲，另外5个肖智文交给了冼佩文保管，后冼佩文交出该五个玉手镯，经鉴定价值180万元（四价鉴证（2013）G-123号）。而卖给陈某甲的5个手镯中，4个在南京被人骗走，手镯作为赃物被当地派出所扣押，经鉴定价值160.2万元（四价鉴证（2014）G-81号），另外1个在门店被陈某甲卖出。
被告人崔勇诈骗后便离开四会，故意逃避被害人的追款，2013年1月19日在重庆市沙坪坝区被公安民警抓获。
认定上述犯罪事实，有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第一组证据：被害人毛某的陈述
摘录：2012年5月份，我从陈某乙处借到十二个扁条玉手镯，陈某乙当时说这十二个手镯总共底价是二百五十万元，我和ＸＸ当晚把这十二个手镯送到崔勇的工厂，崔勇当时和我们两个人说有个老板想要这批玉器，事后我们追问过崔勇，崔勇一直说货在那位老板手中，但一直到崔勇逃走，我们既没再看到这批货也没有收到货款。
2012年6月底，我从陈某乙处借到一个随形玉挂件、一个镶金的单面挂坠和一个豌豆形的玉挂坠，陈某乙开的底价是随形挂件一千三百万元，镶金单面挂坠是一百七十万元，豌豆挂坠是三万五千元。我和ＸＸ借到玉的当天晚上把几件玉器送到崔勇的工厂，之后崔勇一直和我们说玉器在其他人手里，还在看，但直至崔勇逃走，我和ＸＸ没有见到这些玉器，也没有收到崔勇付的货款。2012年12月份，我通过一泸州人暗地里到过崔勇在泸州的玉器店，用五万元买回了豌豆形挂坠。
2012年6月份，我从陈某乙处借到一个扁条玉手镯，陈某乙当时开的底价是一千三百万元人民币，我和ＸＸ当天就把这块玉送至崔勇的工厂，崔勇说有个香港老板想要这个手镯，三、四天后，崔勇说把玉卖给一名叫吴易多的台湾老板，卖得一千二百万人民币，对方先付三百万元，崔勇也通过银行转账三百万元给我，我把这些钱付给陈某乙，但后来一直没有收到崔勇付剩下的货款，也没再见到这个手镯。
无论是我去借玉器还是我把玉器给崔勇，都没有写字条或欠条之类的，因为我们做玉器生意的，靠的是双方的诚信度来维持。从2012年7月10日晚上后，我们就再也找不到崔勇，电话联系不上，去到他工厂也找不到，找他的家人也找不到。
第二组证据：相关证人证言
1、证人杨某（又名ＸＸ）的证言
摘录：我以前也是做玉器加工，也做“跑料”。崔勇跟我和毛某说要找一些高档的玉器，我们就按照他的要求在揭阳向其他商人借到玉器，再送至崔勇处交给他，其中有一个价值一千二百万元的玉镯崔勇说已经有人买了，先付三百万元给我们（6月初），剩下九百万元一个月内付清，但是到了7月10日崔勇就潜逃了，至今没有收到余下货款。崔勇从我们手中拿走的其他玉器，崔勇以有买家看货为理由推托，直至崔勇潜逃，我们既没看到玉器，也没有收到货款。我送到崔勇手中的玉器都是毛某从陈某乙及其他玉器商人手中借的，有时是我自已将玉器送至崔勇处，有时是我和毛某一起送至崔勇处，但因为次数太多，具体拿了多少玉器给崔勇处，我就记得不清楚了，价值约有三千万元人民币。
2、证人陈某乙的证言
摘录：我一共交给毛某玉器十八件，其中一个手镯，内径为5.65CM，全绿色的，扁条，厚度约0.9CM，宽度约1.6CM，价值1200万元；瓜型挂件一件，高约6CM，厚度约1CM，下面宽约2.5CM，下面是镶满了梯形的方钻，价值1300万元；手镯十个，内径5.6CM至6.0CM不等，扁条，厚度约0.8CM，宽度约1.8CM，老种飘绿花，价值250万元。
价值1200万元的手镯毛某称已经卖了出去，并且他已给了我300万元的货款，还有900万没有给我。其他的玉器还没有卖出去。当时交给毛某其中一件底价是一千二百万元的玉镯，听朋友说在四会市妈祖玉器经营者郑某手中，并通过朋友认识到郑某，郑说该玉器是崔勇失踪之前以五百万元抵押给自已的朋友，要六百万才能赎回。后由于郑转变交易方式等原因没有买回该玉器。
2012年年尾的时候，我通过这只手镯的原货主岑某了解到我被诈骗的玉器中这只价值1200万的玉手镯的下落，就在四会市妈祖玉器公司的老板郑某的手中，而后在2012年11月16日当天我在郑某妈祖玉器公司二楼办公室的时候，郑某就亲自拿出了那只玉手镯给我看看是不是我被诈骗的玉器之一，当时我就确认郑某拿出来的那只玉手镯就是把我被诈骗的玉器中价值1200万元的那只玉手镯。
3、证人岑某的证言：与陈某乙证实的事实基本一致。
4、证人范某的证言
摘录：2012年4月份，崔勇拿了一个全绿的玉手镯来，他自称该手镯价值一千二百万元。当时给了崔勇一百五十万元，通过农信社转账，隔了十天左右，崔勇和我说要把这个玉镯卖给妈祖玉器店，因崔勇还没支付赎款，而且这个手镯价值大，所以我和崔勇一起去到妈祖玉器店，崔勇拿着玉镯上去一楼店内，我看到崔勇和一个男子看这个手镯，我在门口抽烟等，隔了一阵后，崔勇出来和我说卖了九百八十万元。随后我和崔勇去到农信社转账，分两次支付我赎款一百五十万元。
2012年6月份，崔勇拿了一个全绿的水滴形玉挂件来，称该挂件价值一千八百万元，我当时给了一百二十万元，通过农信社转账支付。
2012年6月份，崔勇拿了十个带绿色的玉镯来，当时他说连同水滴形玉挂件一起要求给一百八十万，我通过农信社转账支付了六十万元。
2012年7月份一天，崔勇以有客人要看货为由，从我处借走了一个水滴形玉挂件和十个玉手镯，隔了几天后，崔勇说有两个扁的玉手镯客人看不上，他就把十个手镯和一个挂件先还给我，第二天，崔勇叫我把八个手镯、一个水滴形的挂件、三条竹节玉挂件、一个全绿的玉手镯、一个半绿玉手镯、一个观音玉挂件和一个玉佛挂件（是崔勇抵押在我店，还没有赎走的玉器）拿过去到他工厂给他，但他拿了一个手镯给我，说这个手镯是他自已工厂，让我先保管，之后崔勇叫我到隔壁的饭店等他一起吃饭，于是就到饭店等他，但直到今天都没有见到崔勇，更没有收到被他拿走的玉器货款。崔勇抵押玉器给我，我是收取利息的。崔勇抵押玉器给我处，是彼此说好的，如过抵押期未续期，所抵押的玉器归我们旧货行所有，即是我们旧货行有权对抵押的物品进行处理或出售。
附辨认笔录：范炳坤辨认出崔勇，且辨认了五张崔勇抵押玉器的照片和两张借据。
在公安机关之前对我的询问中，在问及崔勇抵押在南粤旧货行的玉器去向时，我向公安机关说崔勇抵押的玉器都被崔勇本人骗走了，事实上崔勇并没有骗走所有玉器，当时崔勇过来说要拿玉器给客人看的时候，南粤旧货行的老板肖智文并没有将那只崔勇自称价值1600万人民币的全绿玉挂坠和那十只崔勇自称价值350万元的玉手镯交出来。崔勇过来抵押那只全绿玉挂坠和那十只玉手镯的时候就跟我们说这批货明天晚上就会过来赎回去了，让我们不用写单据。到第二天我们快收档的时候，崔永还没有过来赎回这批货，我当时就打了电话给崔勇，崔勇又说他明天再来，之后我又连续催了几天，崔勇都是推了又推。然后南粤旧货行的老板肖智文就说不理他了。过了不久，老板肖智文就跟我说旧货行的资金周转有点困难，他将那只全绿玉挂坠和那十只玉手镯从其它地方抵押了一笔钱回来，但肖智文将那些玉器拿去哪里抵押，抵押了多少钱我就不知道。
2012年6月份的时候，崔勇打电话给我说他之前在我们旧货行抵押了150万的那只玉手镯现在有人要买，于是我打电话给肖智文，之后肖智文就将那只玉手镯拿回档口。然后我又约上崔勇，两个人驾驶着崔勇的小汽车来到四会市妈祖玉器公司门口，当时到了门口崔勇就让我在妈祖玉器公司门口对面等等他，说他很快就出来，然后我站在门口就看着崔勇拿着那只玉手镯进了妈祖玉器公司，并且看到他跟三、四名男子坐在一起不知道谈些什么，谈了大约二十分钟后，崔勇就出来跟我说生意谈成了，玉手镯卖出去了，我就随意问了一下卖了多少钱，崔勇就说卖了900多万，并说等下对方就会将钱转到他的帐号，迟点他就会把当时抵押的150万元还给我们南粤旧货行。之后我就陪着崔勇到了他的工厂，之后崔勇在当天也确实分几次转了150万元到我本人的工商银行帐户里。
5、证人肖智文的证言
摘录：我在2013年7月17日公安机关对我的讯问过程中，供述了崔勇抵押给范炳坤的同一块玉石料做成的十只玉手镯和一只玉佛挂件卖给陈沐莲，事实上那同一块玉石料做成的十只玉手镯我只卖给陈沐莲其中五只，剩下的那五只玉手镯交给我的朋友冼佩文代为保管，另外当时崔勇抵押给范炳坤的玉器中还有一只玉佛挂件也还没有卖出去，一样交给了冼佩文代为保管，在我被公安机关口头传唤的前几天，我曾主动打电话给刘冬根和陈沐莲，我让刘冬根到公安机关作笔录时就说崔勇所抵押的同一块玉石料做成的十只玉手镯、一只全绿玉吊坠挂件、一只玉观音挂件、一只玉佛挂件全部卖给了陈沐莲，但刘冬根知道同一块玉石料做成的玉手镯卖给陈沐莲的只有五只，同时那只玉佛挂件也没有卖给陈沐莲，然后我又打电话给陈沐莲，陈沐莲也答应了我的要求，实际上我卖给陈沐莲的只有七件，全部都是之前崔勇所抵押的玉器，就是同一块玉石料做成的另外五只玉手镯、一只全绿玉吊坠挂件、一只玉观音挂件，当时商定的价格是630万元，陈沐莲先支付了430万元，剩下的200万元至今还没有支付。
6、证人刘冬根的证言：与肖智文交代其虚假陈述的内容一致。
7、证人冼佩文的证言：证实肖智文交给其五只手镯和一只玉佛挂件代为保管。
8、证人郑文水的证言
摘录：其与崔勇之间的玉器交易从来都只是买卖的关系，从没有抵押借款的事。2012年5、6月份，崔勇曾经拿了一批玉器（含开价1600万元的随形吊坠）想要售卖，但由于价格太贵没有成交。后介绍蔡国柱玉器交易，具体有无成交不清楚，但应蔡国柱的要求曾经在第二天打了几百万元给崔勇。后听蔡国柱说崔勇以500万元抵押了一只手镯给他，陈楚亮通过自己想要赎回该手镯，但蔡国柱开价600万元所以没能成交。
9、证人陈沐莲的证言
摘录：2012年期间，肖智文多次将那只全绿玉吊坠挂件委托给我，让我代他卖出去，当时肖智文第一次委托我代为卖那只全绿玉吊坠挂件的时候，是跟我说要九百万元人民币卖出去的，但之后在广东省的客户看过之后给出最高价格的都只有一百五十万人民币。之后我又将那只全绿玉吊坠挂件还给肖智文。过了不久肖智文又第二次找到我，因为他知道我在北京也有玉器档口，想委托我将那只全绿玉吊坠带到北京去卖，并将那只全绿玉吊坠的价格降到620万元人民币。之后我也答应了肖智文的要求，将那只全绿玉吊坠挂件亲自带到北京给了客户看过，但价格出的最高的也只有300万元人民币，那我看到客户给出的价格跟肖智文要求相差那么远，就将那只全绿玉吊坠挂件带回四会市还给肖智文。之后肖智文兜兜转转又将那只全绿玉吊坠挂件委托我卖了几次，但一直都没有卖出去。2012年9月和10月份期间，肖智文就跟我说他现在真的很缺乏资金，想将那只全绿玉吊坠挂件、那只绿色玉观音挂件和那五只同一块玉石料做成的五只玉手镯以大约四百三十万人民币','2018-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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