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2）兴民二初字第569号
原告：朱树美，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
原告：刘傲雪，南宁市红木棉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员工，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
原告：朱燕林，南宁市红木棉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员工，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兴宁区。
原告：陈珍喜，南宁市红木棉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员工，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
原告：苏维琰，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兴宁区。
原告：胡镇海，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兴宁区。
六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潘海清，广西万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六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潘亮，广西万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宁市红木棉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兴宁区。
法定代表人：刘德金，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林林，广西南国雄鹰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南宁市东宇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兴宁区。
法定代表人：刘德金，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敬彬儒，广西南国雄鹰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刘德金，南宁市红木棉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及南宁市东宇运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西乡塘区。
委托代理人：敬彬儒，广西南国雄鹰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许梅芳，南宁市红木棉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员工，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兴宁区。
委托代理人：敬彬儒，广西南国雄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岩，北京市鼎业律师事务所广西分所律师。
第三人：李燕鸿，南宁市红木棉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员工，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
第三人：莫业华，南宁市东宇运输有限公司董事，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江南区。
委托代理人：敬彬儒，广西南国雄鹰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刘志德，住所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
委托代理人：陈莉，广西欣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谢添骏，广西欣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朱树美、刘傲雪、朱燕林、陈珍喜、苏维琰、胡镇海与被告南宁市红木棉运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红木棉公司）、第三人南宁市东宇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宇公司）、刘德金、许梅芳、李燕鸿、莫业华、刘志德公司决议撤销纠纷一案，本院于2012年9月24日受理后，在诉讼中，被告向本院申请对其2004年6月5日股东会会议记录部分字迹形成时间及与正文是否为同一人书写进行司法鉴定，本院依法对外进行委托鉴定。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2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朱树美、刘傲雪、陈珍喜、苏维琰、胡镇海及六原告共同的委托代理人潘海清、潘亮，被告红木棉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林林，第三人东宇公司、刘德金共同的委托代理人敬彬儒，第三人许梅芳及其委托代理人敬彬儒、张岩，第三人莫业华及其委托代理人敬彬儒，第三人刘志德及其委托代理人谢添骏均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李燕鸿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因案情复杂，经批准本案延长审理期限六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朱树美、刘傲雪、朱燕林、陈珍喜、苏维琰、胡镇海共同诉称，2004年，六原告与除莫业华以外的五个第三人共同设立被告红木棉公司，六原告共持有红木棉公司30%的股权。东宇公司在为组建红木棉公司发出的《认资（股）说明书》上表示，其在新公司中所持有的是身份股，有所有权和分红权，放弃表决权。原告朱树美等十名自然人基于东宇公司的承诺，同意与其共同组建红木棉公司。2004年6月5日，全体股东召开首次股东大会讨论通过红木棉公司章程，规定东宇公司持有红木棉公司的股权没有表决权。红木棉公司成立后，曾于2010年9月30日、10月16日召开董事会、股东会，红木棉公司全体董事及全体股东在会上均认可红木棉公司总表决权股份为394.3万股，东宇公司无表决权。2012年7月，东宇公司作出撤销其原作出的放弃在红木棉公司中股份表决权的董事会决议，并表示其持有红木棉公司的股份具有表决权。2012年8月28日，东宇公司、刘德金、许梅芳形成一份《股东会决议》，决定免去朱燕林在红木棉公司的董事职务，并增补莫业华为红木棉公司董事。李燕鸿、刘志德对此决议投弃权票。六原告认为，东宇公司作出放弃其在红木棉公司中的股份表决权的意思表示已作为股东各方组建红木棉公司的协议内容在章程中确定，且由各股东在红木棉公司成立后实际履行，东宇公司无权单方撤销。而刘德金、许梅芳仅分别持有红木棉公司3%、1%的股份，未达到章程关于公司更换董事时股东会决议应由代表全部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股东通过的规定，该决议不符合章程规定，应予以撤销。为使公司正常经营，以确保原告的股东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撤销第三人东宇公司、刘德金、许梅芳于2012年8月28日形成的被告红木棉公司股东会决议。
六原告对其陈述事实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的证据有：
⑴记载被告工商登记情况的《电脑咨询单》，证明六原告为被告的合法股东，共持有被告30%的股份，是本案适格原告；⑵南宁市客货运输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2003年8月14日），证明：①东宇公司表示组建新公司时放弃在新公司中所持有股份的表决权；②该决议作为被告组建登记的基础材料由工商部门存档，被告股东认可和执行的是2004年6月5日章程；⑶认资（股）说明书，证明：①东宇公司在募股时表示放弃在新公司中持有股份的表决权；②被告各股东基于东宇公司放弃表决权的事实组建被告；⑷《组建南宁市红木棉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协议书》（2004年6月5日），该协议为被告的发起人协议，证明协议约定东宇公司持有被告的股份不具有表决权，其余自然人股东持有的394.3万股有表决权；⑸被告首届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和议程安排（2004年5月29日）；⑹被告首次股东大会决议（2004年6月5日）；⑺被告首次股东会议记录（2004年6月5日），证据⑸～⑺证明：①2004年6月5日被告召开股东大会通过公司章程；②章程约定东宇公司所持被告的股份没有表决权，其余自然人股东所持394.3万股有表决权；③被告总表决权股份为394.3万股，被告按此约定作出决议；⑻被告章程（2004年6月5日），证明：①该章程与被告发起人协议内容一致，是各股东的合意，为被告股东认可并实际执行的章程；②章程约定东宇公司持有被告的股份没有表决权，被告总表决权股份为394.3万股；⑼东宇公司董事会会议记录（2004年6月14日），证明在被告主张的章程签订时间（2004年6月8日）之后，东宇公司仍表示其在被告中所持股份没有表决权的事实；⑽被告董事会会议记录（2010年9月30日）；⑾被告董事、监事选举办法（2010年9月29日）；⑿被告股东大会会议的通知（2010年9月30日）；⒀被告第二届股东大会会议决议（2010年10月16日）；⒁被告第二届股东大会会议记录（2010年10月16日），证据⑽～⒁证明：①被告董事会根据2004年6月5日章程的规定制定公司董事、监事选举办法，并经2010年10月16日股东大会通过的事实；②被告于2010年10月16日召开股东大会，并按2004年6月5日章程约定的表决方式作出决议。被告总表决权股份为394.3万股，东宇公司没有表决权；⒂被告股东会议决议（2012年8月28日），证明东宇公司没有表决权，其与刘德金、许梅芳形成的股东会决议未达到章程规定更换董事要求的表决权比例，该股东会决议应予撤销。
被告红木棉公司辩称：一、六原告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理由是：1、朱燕林、陈珍喜、苏维琰、胡镇海均为东宇公司领导干部，2004年被告成立时，经募股其均无法提供资金入股，东宇公司遂开会决定由东宇公司募集资金，该四原告以个人名义入股被告均属职务行为，仅为代东宇公司持有股份，实际股东为东宇公司，未获得东宇公司授权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2、被告股东于2010年10月16日作出《关于朱树美、刘傲雪股份利益分配的特别决议》，朱树美、刘傲雪经约定仅享有特别分红的权利，无股东其他权利及表决权诉讼的权利，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二、东宇公司在红木棉公司享有股东表决权。因为：1、被告成立时筹备了多份章程方案，原告主张的2004年6月5日版本的章程虽有股东签字，但因全体股东对章程内容进行修改已失效，最终采用了2004年6月8日的版本，6月5日章程也说明6月8日章程才是各股东的最终意思表示。根据6月8日章程约定，全体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东宇公司出资占股60.57%，享有表决权；2、6月5日章程约定“土地使用权出资为身份股放弃表决权”，故是否有表决权取决于出资的形式。东宇公司在被告设立之初仅以500万元土地使用权出资，其余105.7万元为现金出资，但2005年5月东宇公司已变更出资方式为全额现金出资的股东，故即便按原告主张的6月5日章程，东宇公司亦享有表决权；三、被告2012年8月28日股东会决议的表决方式达到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表决比例，合法有效，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六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为其辩解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的证据有：
⑴被告章程（2004年6月8日），证明被告于2004年6月8日经全体股东签署公司章程并申请工商备案，章程约定东宇公司以无形资产出资500万元，现金出资105.7万元，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东宇公司在红木棉公司享有表决权；⑵广西诚信会计师事务所报告书（2004年6月14日），证明东宇公司依照2004年6月8日签署的章程履行了股东义务，2004年6月8日章程得到实际执行，其他版本的章程未实际执行的事实；⑶被告第一届第一次股东会纪要（2004年6月8日），证明东宇公司作为被告股东，参加了股东会并进行了表决的事实；⑷被告章程修正案（2005年5月25日），证明：①被告股东一致通过修正被告章程，东宇公司出资方式变更为605.7万元现金出资，作为股东具有表决权；②东宇公司出资方式为现金出资，股东表决权不存在无形资产与现金出资的差别；⑸验资报告［金誉更验字（2005）102号］，证明被告2005年5月24日签署的章程修正案得到实际执行，故2004年6月8日章程代表被告全体股东的真实意志，东宇公司具有表决权；⑹被告章程修正案（2009年4月1日），证明被告于2009年对经营场所进行了变更，其他事项无变更，东宇公司行使了表决权的事实；⑺《关于朱树美、刘傲雪股份利益分配的特别决议》，证明：①东宇公司参与被告日常股东会议并行使了表决权；②根据该决议第一条采取列举方式的约定，朱树美、刘傲雪的股权权利仅限于城区经营出租车的直接经营成果与责任，故两原告不具备股东实质权利和本案诉讼主体资格；⑻被告股东大会会议记录（2005年5月26日），证明被告于2005年5月26日召开股东会议并通过决议，东宇公司变更出资方式为现金出资，并修改章程，结合证据⑹看，朱燕林代表了东宇公司，东宇公司行使了表决权的事实。
第三人东宇公司陈述称：六原告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其起诉应当予以驳回；如其具备诉讼主体资格，请求法院驳回六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是：一、按市政府文件规定，被告的发起人为东宇公司和广西南方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公司）。原告朱燕林、陈珍喜、苏维琰、胡镇海与第三人刘德金、李燕鸿、刘志德并未实际出资，仅为代表东宇公司持股，该四原告均无诉讼主体资格；二、朱树美、刘傲雪出资购买出租车挂靠在被告名下经营，每月收取500元／辆的固定回报，未履行出资义务，不具备股东资格；三、东宇公司从未召开股东大会表决放弃在红木棉公司的表决权；四、东宇公司的出资已从土地使用权变更为现金出资，所谓的“身份股”早已不复存在。6月5日版本的章程与经工商备案的6月8日版本的章程相互矛盾，6月5日版本的章程侵害了东宇公司的合法权益，对东宇公司没有法律约束力。
第三人东宇公司为其主张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的证据有：
⑴南宁市客货运输有限公司章程，证明：①东宇公司股东大会表决方式为一人一票；②东宇公司股东大会为其最高权力机构，放弃表决权应召开股东大会作出决议；⑵《组建南宁市红木棉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协议书》（2004年6月5日），证明：①2004年6月5日存在多份协议书，该协议的性质为发起人协议；②被告股东的权利和义务最终应以2004年6月8日经工商注册登记的章程为准；⑶被告召开股东大会通知（2008年2月15日），证明：①被告董事会于2008年2月15日向东宇公司发送召开股东大会通知；②通知注明被告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③从会议事项看，出席大会的目的之一是行使选举权；⑷东宇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材料，证明南宁市客货综合运输公司于1997年11月改制为股份合作制企业并经工商变更登记为南宁市客货运输有限公司；2003年11月，南宁市客货运输有限公司经工商变更登记为东宇公司；⑸东宇公司召开临时股东（职工）大会通知（2013年6月21日）及会议通知签收记录、会议签到表和东宇公司临时股东会决议（2013年7月13日），证明东宇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将朱燕林、陈珍喜、苏维琰、胡镇海在红木棉公司的代持股份收回，该四原告在红木棉公司中所持股份是代东宇公司持有，收回后该四原告不再具备被告的股东资格，亦无本案诉讼主体资格。
第三人刘德金、许梅芳、莫业华的陈述意见与第三人东宇公司的陈述意见一致。
第三人刘德金、许梅芳、莫业华为其主张在举证期限内未提供证据。
第三人李燕鸿陈述称，原告的证据合法有效，李燕鸿签字是真实的，请求法院依法裁决本案。
第三人李燕鸿为其主张在举证期限内未提供证据。
第三人刘志德陈述称，刘志德是原南宁市客货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客货运输公司）的监事，后该公司改名为东宇公司。2002年市政府对出租车经营提出新的要求，而客货运输公司无论是注册资本还是出租车数量均无法达到政府文件要求。为取得出租车经营权，东宇公司领导班子与南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朱树美及股东刘傲雪协商共同成立一个新公司进行出租车运营，双方协商的基础就是东宇公司放弃在红木棉公司中的表决权。为此客货运输公司专门作出董事会决议明确对新组建的出租汽车公司只享受分红权，不行使表决权。该董事会决议在后来被告申请公司登记时也一并提交给工商部门作为登记材料备案。东宇公司在参与组建被告时，以土地使用权作价605.7万元出资入股。2004年6月5日，被告股东召开首次股东大会讨论通过公司章程，规定东宇公司所持被告的股份没有表决权。但在随后去办理工商登记时，代办人员称该章程以土地使用权出资605.7万元不符合工商局的规定。为使工商登记能够尽快顺利完成，代办人按照工商局的范本另外做了一份章程进行红木棉公司登记，但实际上各股东从未就此开过股东会，更未同意过取消东宇公司在被告所持股份没有表决权的约定。该章程仅是作为对外备案，不具有效力。在红木棉公司以后的运营过程中，东宇公司都没有行使表决权。东宇公司作出放弃在被告所持股份表决权的约定有效，对被告和各股东具有法律约束力，东宇公司无权单方撤销。其余陈述意见与原告的起诉意见一致。
第三人刘志德为其主张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的证据有：
《组建南宁市红木棉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协议书》（2004年6月5日），证明被告各股东同意组建新公司的前提条件是东宇公司放弃在新公司中所持股份表决权，仅享有所有权和分红权的事实。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七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三）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的规定，审理中，基于被告红木棉公司的申请，本院向南宁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第二大队调查收集了如下证据：
⑴《关于成立红木棉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的承诺书》；⑵南宁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第二大队分别于2006年7月4日、7月13日、8月1日向朱燕林所作《询问笔录》（共15页）；⑶东宇公司于2004年5月10日、5月13日、5月27日召开的党政工会议记录（共7页）。
根据诉辩双方的分歧意见，双方对被告2004年6月5日股东会会议记录第2页第2行末尾“东宇公司无表决权”字迹及第1页出席人栏内“东宇公司（法人）”字迹的形成时间与正文字迹的形成时间是否为同一时间、对“东宇公司无表决权”字迹与出席人栏“陈珍喜”签名字迹及陈珍喜记录正文字迹是否为同一人书写有异议，故本院根据被告的申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当事人可以就查明事实的专门性问题向人民法院申请鉴定”的规定，委托广西公明司法鉴定中心对上述双方异议事项进行司法鉴定。
广西公明司法鉴定中心于2013年7月15日出具《文书司法检验鉴定意见书》（桂公明司鉴文字（2013）第130号），并于2013年9月14日对原告陈珍喜和被告红木棉公司就鉴定事宜提出的异议出具了《检验说明》。
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是：1、六原告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2、东宇公司对所持红木棉公司60.57%的股份是否放弃表决权。
经过庭前交换证据及开庭质证，原告对第三人东宇公司提供的证据⑷无异议，被告对原告提供的⑴、⒂证据、对第三人东宇公司提供的证据⑷无异议，第三人东宇公司、刘德金、许梅芳、莫业华、刘志德对原告提供的⑴、⒂证据无异议，第三人刘德金、许梅芳、莫业华、刘志德对第三人东宇公司提供的证据⑷无异议，第三人李燕鸿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无异议，各方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无异议。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五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6条、第162条的规定，在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权提出上诉；当事人有答辩及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当事人拒绝陈述的，不影响人民法院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第三人李燕鸿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不影响案件审理，除其在庭前对原告提供证据发表的质证意见外，依法应视其已放弃陈述和质证的权利。本院据此对上述当事人均无异议的证据予以认定。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⑵、⑼、⑽、⑿、⒀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⑻各方当事人签字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⑵、⑻～⑽、⑿、⒀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⑵的证明内容有异议，对证据⑻的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⑶～⑺、⑾、⒁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证据⑵，仅为东宇公司2003年为设立新出租车公司的内部意向并非公司对外的意思表示，证据内容指以土地使用权出资的股份不行使表决权，但东宇公司的出资形式已发生变化为现金出资，该证据对东宇公司不具有约束力，与本案没有关联；证据⑶，并未注明是被告设立的文书也未在工商备案，仅能视为一般性的前期磋商时曾出现过的意见，但并非最终磋商结果。该说明书及附带的“认资登记表”的内容与被告注册的情况不符。该证据从内容上看应为东宇公司内部文件，并未送达给公司以外的其他自然人；证据⑷，并非被告设立筹备文件，仅为商洽过程中的备选方案之一；证据⑸，无原件，无任何人员签名，也未证实是否实际送达，不能证明东宇公司无表决权，也无法说明该会议讨论的是哪一份章程；证据⑹，并非成立被告时首次股东大会决议，该决议是有南方公司作为股东参与设立被告的大会决议，但最终该决议作出后未依其设立被告，故已经作废，与本案没有关联。该证据有东宇公司盖章，证实东宇公司在该会议中也行使了表决权；证据⑺，并非被告设立时首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该会议为南方公司作为股东设立被告的决议，但最终该决议并未实际设立公司，现在的被告是依照另外的会议决议设立的。该记录并无东宇公司盖章。最后一页第二行中“东宇公司无表决权”字样与正文部分深浅不同，为原告事后补加上去的；证据⑻，并非被告所使用及备案的公司章程，该章程并未得到实际执行；仅为被告设立商洽过程中出现过的意见之一，并非最终合意，并非股东最终的意思表示；章程第四十一条已经约定“公司登记事项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定为准”，说明各股东认可6月8日经工商部门核准的章程才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该章程并未明确指出“东宇公司没有表决权”，而仅是约定“土地使用权所代表的身份股放弃表决权”，东宇公司最终全额以现金出资，故东宇公司现在的股权并非身份股。原告以该条推断东宇公司以土地使用权出资永久没有表决权属于扩大推断，缺乏法律逻辑性；证据⑼，并未注明是哪个公司召开的会议，也没有公司的盖章，没有全体股东的签字认可，仅能作为相应自然人的个人意见，并不能作为东宇公司的意思表示；从原告主张看，该证据是董事会记录，但最终并未依该会议记录作出任何决议，也未将会议记录及决议向任何人出示，该记录不是被告成立的依据，不能成为确定被告股东权利的依据，与本案没有关联；依东宇公司章程规定，东宇公司对外做出重大决定应由股东会讨论决议，而自然人是没有职权的，且上述人员均与东宇公司同样列为被告股东，他人约定的内容损害第三人利益，也属于无效行为；该记录并未直接指明东宇公司没有表决权，因6月5日章程审核没有通过，故即便6月14日开会对于6月8日章程是否通过工商核准也并不知道，故会议内容与现在通过的章程并不矛盾。根据被告电脑咨询单显示，被告6月17日方核准设立，被告得知核准并领取材料的时间自然在6月17日之后；证据⑽，被告并未就该会议记录作出过任何股东会决议或董事会决议，不发生法律效力，仅为自然人个人的意思表示，该记录讨论的内容违反公司法及章程规定；被告的董事或个别股东，无权利约定其他股东是否有表决权的问题，其民事行为因损害第三人利益而无效；会议记录注明东宇公司放弃表决权，意味着被告股东及董事是认可东宇公司原本是有表决权，仅在本次会议中放弃表决，但放弃表决权不意味着没有表决权；证据⑾，该文件并没有任何签章，并且选举事宜在被告2004年6月8日在工商备案的章程中已有规定，无需另行规定，董事会也无权拟定；证据⑿，该会议通知并未通知东宇公司参加；证据⒀，被告并无特定该字样的文件编号，2010年召开的股东会议已经不是第二届股东会，如果是2010年的第二次股东会则不会使用（2010）第001号文件编号；该文件第一页与第二页分离，第二页中有东宇公司的盖章，证实东宇公司行使了表决权，但第一页的内容是否真实无法确定；证据⒁，虽然原告提供了相应的笔记本，但从会议记录的内容看相互矛盾，会议“出席人”中记录有陈珍喜没有苏维琰，但最终发言及签字中又有苏维琰的名字，真实性难以确认；该会议记录并无东宇公司签章，也未由东宇公司说明其股份不具备表决权；法律上是否具有表决权取决于公司法及章程规定，而投票弃权不能代表没有表决权。证据⒀、⒁相互矛盾，会议记录中签字只有8人，但决议中称应到11人实到10人。
被告对第三人东宇公司提供的⑴、⑶、⑸证据无异议，对证据⑵的真实性、证明内容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协议记录2004年6月5日东宇公司、南方公司及自然人股东组建被告，这是股东初次设立被告的合意方案之一，但未通过工商部门核定，故2004年6月5日形成的文件全部未得到执行，已经作废。
被告对第三人刘志德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内容均有异议，认为该协议无法提供原件，且与东宇公司证据⑵均有股东签字但又相互矛盾，证实该协议并非被告设立时各股东形成的最终合意，且关于表决权的约定相互矛盾，不能用于解释被告现有章程的规定。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⑴～⑹证据的形式真实性及合法性无异议，对⑷、⑹证据的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⑺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⑻内容的真实性及证据合法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⑴、⑶证据内容的真实性和⑴～⑶、⑸证据的关联性有异议，对被告⑴～⑻证据主张的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证据⑴，未经过被告股东大会讨论，也没有相应的会议记录，是在办理公司登记的过程中为快速通过工商部门的审查，采用工商代办人员提供的样本进行填报，在形式上满足工商机关的要求而签署；证据⑶，该次股东会并没有召开，此纪要也是为了履行工商登记手续而作，⑴、⑶证据内容不是各股东间真实意思的表示。被告成立后，各股东认可和执行的是2004年6月5日章程；证据⑵、⑸，东宇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是根据各方股东的协议，与其出资形式及是否实际缴付无关；证据⑷，不是股东会决议，未显示东宇公司在股东会决议的形成过程中行使了表决权。东宇公司没有表决权是基于各股东的合意，未经各股东决议通过，东宇公司不能取得表决权，不能当然推定东宇公司由于出资方式的变更取得了表决权；证据⑷、⑹只是章程修正案，东宇公司盖章仅能证明其是章程所约束的股东之一，不能证明其行使了表决权；证据⑺，是建立在被告股东表决权总数为394.3万股的基础之上而形成，与2004年6月5日章程相一致，东宇公司作为股东列席会议，签署、确认股东会决议并受到决议的约束，其中既包括股东大会决议也包括特别决议，但其无权行使、也没有行使被告股东大会的表决权。该决议仅约束朱树美、刘傲雪的利益分配问题，该两原告有权以股东身份就公司事项提起诉讼，是本案的适格原告；证据⑻，为股东会议记录，所记录的会议出席人没有东宇公司，东宇公司也没有在记录上盖章，说明实际上东宇公司并没有参与该次股东大会，更没有行使表决权。而原告⑺、⒀证据中的会议记录均写明会议参与人包含东宇公司，故该证据所载会议朱燕林仅以自然人股东的身份参与，未代表东宇公司参与。即使按被告所述结合5月26日的章程修正案看，也只能推断出东宇公司应受到修改后的章程约束，不能证明东宇公司行使了表决权。
原告对第三人东宇公司提供的⑴、⑵证据的形式真实性及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据⑵的关联性无异议，对证据⑴的关联性及证明力有异议，对证据⑵的证明力有异议，对证据⑶、⑸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力有异议，认为：证据⑴，东宇公司内部的机构设置及权力分配仅对内产生约束力，不能对抗公司以外的第三人；证据⑵，内容与第三人刘志德提供的证据及原告证据⑷内容完全一致。所不同的仅仅是其中的股东南方公司在原告和刘志德提供的证据中变更为朱树美。实际上，东宇公司提交的该证据也已明确在南方公司后以括号注明为“朱树美”，两份证据在内容上没有区别，正好证明股东间关于组建被告的基础一直都是东宇公司放弃在红木棉公司的表决权；证据⑶，落款时间是2008年2月15日，因被告的公章现掌握在东宇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德金处，故无法证明该通知是当时形成的，现在随时制作都可以；该通知未送达给原告和第三人，也没有股东的签收，不能证明其真实性，实际上该次会议也未召开，没有形成任何决议；证据⑸，会议签到表上仅有朱燕林、陈珍喜确认签字，但苏维琰、胡镇海未收到会议通知，会议决议原告均未收到，也不认可，且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因本案审理的是红木棉公司股东与红木棉公司之间的公司决议撤销纠纷，红木棉公司的股东应以红木棉公司章程记载和工商登记的的股东为准，东宇公司的内部决议与本案无关，对红木棉公司的内部结构不造成影响。
原告对第三人刘志德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无异议。
第三人东宇公司、刘德金、许梅芳、莫业华对原告提供的⑵、⑼、⑽、⑿、⒀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⑻各方当事人签字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⑶～⑺、⑾、⒁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对⑵～⒁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⑷的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对证据⑵、⑶、⑸～⑺、⑼～⒀，质证意见与被告一致；证据⑷，并非红木棉公司设立时各方股东形成的最终合意，且关于表决权的约定相互矛盾，不能用于解释被告现有章程的规定。东宇公司并未召开股东大会决定放弃在红木棉公司的表决权，且在被告存续至今，都未放弃过表决权；证据⑻，并非被告所使用及在工商部门备案的章程，公司成立后也未在公司备案，鉴于该章程与被告的实际出资及组建方式不同，并未实际执行，其不具备公司法中“章程”的效力；从该章程的内容上看，其形成的时间是6月5日，而被告现有章程形成时间是6月8日且已经工商备案，应视为被告股东就章程约定达成新的合意；根据章程约定，公司登记事项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定的为准，现被告设立时工商部门核准的出资方式中，东宇公司为现金出资，故该章程不再生效，与本案没有关联；该章程并未说明东宇公司无表决权，而是说土地出资的身份股无表决权，但该章程最终并未执行、备案，与现在被告设立无关联；证据⒁，会议记录不完整，决议第四项中称记录有“具体内容附后”等说明，但并未见相关具体内容，其他质证意见与被告一致。
第三人东宇公司、刘德金、许梅芳、莫业华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第三人东宇公司、刘德金、许梅芳、莫业华对刘志德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该协议书并非被告设立时各方股东形成的最终合意，且关于表决权的约定相互矛盾，不能用于解释被告现有章程的规定。东宇公司并未召开股东大会决定放弃在红木棉公司的表决权，且在红木棉公司存续至今，都未放弃过表决权。
第三人刘德金、许梅芳、莫业华对第三人东宇公司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第三人刘志德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第三人刘志德对被告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与原告相同。
第三人刘志德对第三人东宇公司提供⑴～⑶证据的质证意见与原告相同。对证据⑸，认为该证据是在2013年形成，原告主张撤销的是2012年的股东会决议，故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其余质证意见与原告相同。
原告对法院向公安机关调查收集的证据⑴内容的真实性及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据⑵形式的真实性与合法性无异议，但对⑴、⑵证据的关联性及证明力有异议，认为：证据⑴，不但无法证明朱燕林、陈珍喜、胡镇海、苏维琰是代东宇公司持股，反而证明了该四原告是被告的股东，具有股东资格，因为：该承诺书是所有签字的承诺人之间的约定，而并不是对东宇公司的承诺，不是为东宇公司代持股权的协议。承诺书整体的内容反映的是由朱燕林借款为四原告垫付股东出资，后由四原告返还出资款的意思表示。四原告按认购股份的比例承担责任，而与东宇公司无关。体现出的实质与公司法对于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的立法精神相一致，故四原告具备股东资格及本案的原告主体资格。证据⑵，是公安机关围绕东宇公司在红木棉公司中的出资事项进行的询问，而东宇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与其是否出资无关，故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且该证据仅仅是公安机关的问话笔录，未经过法院的质证与审判程序，也没有相应的证据佐证，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虽然《南宁市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权有偿使用实施方案》是在2004年才出台，但自2002年起，市政府就颁布了《南宁市出租汽车经营权使用管理办法》，行业内均已知晓即将进行出租车行业的改革与整合，在此情况下，客货运输公司于2003年8月作出关于在设立新公司时放弃表决权的决议，并以该决议为基础条件去与包括朱树美在内的投资者洽谈合作事宜，该决议与原告的证据没有矛盾；六原告均是被告章程记载且经过工商登记备案的股东，有权提出本案诉讼。东宇公司与原告朱燕林、苏维琰、陈珍喜、胡镇海之间的股权归属问题，与本案无关；在法院调取的证据中，因朱燕林被询问是个人行为，其表述也不完整，并不能代表陈珍喜、苏维琰、胡镇海，且从朱燕林的问话笔录中可以反映出其与陈珍喜、苏维琰、胡镇海等人持有被告的股份不归东宇公司所有。因为朱燕林等人对被告的股东责任是由本人自行承担，并且按股份比例承担，并不是由东宇公司承担。东宇公司不但不是朱燕林等人持有被告股份的实际出资人，且对朱燕林等人持有被告股份也不承担责任，故东宇公司主张朱燕林等人持有股份为东宇公司所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提出的2006年7月13日笔录可以证明2004年6月5日章程已经作废未实际执行完全是断章取义，不能成立。朱燕林根本未作出由于工商限制实物出资不能超过50%而导致6月5日章程无效的表述。实际上，该段话正好印证了原告所述为了快速办理工商登记而在6月8日签订章程对出资形式作部分调整，以符合工商形式要求这一客观事实。
被告对法院向公安机关调查收集的⑴、⑵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无异议，认为：证据⑴第4、第5项与2004年5月27日《党政工工作会议》第二页第六行内容相互印证，朱燕林、陈珍喜、胡镇海、苏维琰均未实际出资，是代东宇公司持股，不是实际股东，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证据⑵证明：①朱燕林于2006年7月4日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称，2004年5月才出台文件准备成立出租车公司，故2003年8月东宇公司根本未针对设立被告作出任何筹划及意向，与原告证据⑵相矛盾，东宇公司并未放弃表决权；②朱燕林称其与陈珍喜、苏维琰、胡镇海在被告的股份均属于东宇公司，其只是代为持股。故该四原告并非被告实际股东，在未得到东宇公司授权的情况下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③朱燕林于2006年7月13日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承认因工商部门法规限制，全部以土地出资根本无法通过工商核准，故2004年6月5日章程全部已作废未实际执行。
第三人东宇公司、刘德金、许梅芳、莫业华对法院向公安机关调查收集证据的质证意见与被告一致。
第三人刘志德对法院向公安机关调查收集证据的质证意见与原告相同。
审理过程中，本院于2013年4月18日、4月19日分别向被告红木棉公司及第三人东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德金，向刘德金、许梅芳、李燕鸿各做调查笔录一份。刘德金、许梅芳、李燕鸿对本院关于“自红木棉公司成立以来，刘德金历任红木棉公司第一届和第二届董事会的董事，刘德金在红木棉公司里是根据多少表决权票数而当选红木棉公司的董事？”的提问作出“红木棉公司一共是394.3万股表决权票数，刘德金是根据一共是394.3万股表决权票数而当选为红木棉公司的董事，而不是根据1000万股表决权票数而当选”的回答；对本院关于“出示：六原告提交的2004年6月5日红木棉公司《首届股东会议记录》、被告红木棉公司提交的2004年6月8日红木棉公司《第一届第一次股东会纪要》，请问这两份证据有什么关联？”的提问作出“刘德金是根据2004年6月5日红木棉公司的《首届股东会议记录》而当选为红木棉公司的董事，2004年6月8日没有开会，所以红木棉公司提交的2004年6月8日红木棉公司《第一届第一次股东会纪要》记载的‘6月8日’应为笔误，应当是‘6月5日’。红木棉公司提交的该股东会纪要备案在工商部门，它是2004年6月5日红木棉公司股东会会议记录的延续，如红木棉公司提交备案在工商部门的该股东会纪要有与六原告提交的2004年6月5日红木棉公司《首届股东会议记录》不一样的地方，以六原告提交的2004年6月5日红木棉公司《首届股东会议记录》为准”的回答。
原告对法院向刘德金、许梅芳、李燕鸿所做上述调查笔录中刘德金、许梅芳、李燕鸿陈述的事实无异议。
被告对法院向刘德金、许梅芳、李燕鸿所做上述调查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认为刘德金、许梅芳、李燕鸿是本案当事人，法院调查取证应向案外人而不是向当事人调查，被询问的三位当事人是有代理人的，法院没有通知代理人到场，调查是有程序瑕疵的。
第三人东宇公司、刘德金、许梅芳、莫业华对法院向刘德金、许梅芳、李燕鸿所做上述调查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有异议。许梅芳认为，上述调查笔录只能作为当事人陈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刘德金是根据394.3万股表决权票数而当选为红木棉公司的董事，而不是根据1000万股表决权票数而当选”，这仅表示东宇公司当时的表决权，并非红木棉公司一直的运行规则，以此替代章程的约定不符合逻辑。
第三人刘志德对法院向刘德金、许梅芳、李燕鸿所做上述调查笔录无异议，认为上述调查笔录是当事人的陈述，而当事人的陈述属于证据的一种。
对双方有异议的证据，结合原告、被告及第三人的举证和质证意见，本院认证如下：
1、原告提供的⑵、⑼证据，被告及第三人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证据来源及形式合法，第三人李燕鸿、刘志德对两份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对象亦无异议。被告对两份证据的关联性和证明对象有异议，第三人东宇公司、刘德金、许梅芳、莫业华对两份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本院认为，公司作为法律行为的主体，其内部意思的形成与公司对外作出意思表示是公司实施法律行为过程中不同的两个方面，证据⑼为东宇公司内部的董事会会议记录，其内部形成的意思对红木棉公司没有约束力，故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采纳为本案证据；证据⑵，虽为东宇公司前身—客货运输公司内部的董事会决议，但已作为红木棉公司申请公司登记时提交给工商部门备案的登记材料存档。故该证据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认定为本案证据。至于证明对象，涉及双方的争议焦点及本案的定性，本院将在判决理由中阐述；
2、原告提供的⑶、⑷证据，均系与书证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证据的形式及证据收集均符合法律规定，与本案有关联。第三人李燕鸿、刘志德对⑶、⑷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对象亦无异议。经审查，证据⑶，许梅芳、莫业华在《认资（股）说明书》后分别签署“已阅读本认资（股）说明书2004.5.28”，刘德金、许梅芳在《认资（股）登记表》分别填写认购金额、住所、年龄、身份证号码并签名；证据⑷，有东宇公司盖章及六原告与除莫业华以外的五个第三人签名。被告及第三人东宇公司、刘德金、许梅芳、莫业华虽对⑶、⑷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但未申请笔迹鉴定提供反驳证据否认原告主张的事实；本院据此将⑶、⑷证据认定为本案证据；
3、原告提供的⑸～⑺证据，均系与书证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与本案有关联。第三人李燕鸿、刘志德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对象亦无异议。经审查，证据⑺第2页第2行末尾“东宇公司无表决权”字迹，经本院依法委托鉴定，广西公明司法鉴定中心出具《文书司法检验鉴定意见书》（桂公明司鉴文字（2013）第130号）并对当事人就鉴定事宜提出的异议出具了《检验说明》，鉴定意见为：该字迹与出席人栏“陈珍喜”签名字迹及陈珍喜记录正文字迹是同一人所写；该字迹及第1页出席人栏内“东宇公司（法人）”字迹是添加书写字迹，其形成时间与正文字迹的形成时间不是同一时间连续书写形成。广西公明司法鉴定中心在答复当事人就鉴定事宜所提异议的《检验说明》中表示：根据现有的技术状况和本案中的样本条件，无法明确地检验出上述添加字迹书写的具体时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一条“人民法院委托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当事人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的，可以认定其证明力”的规定，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否认上述鉴定意见，本院据此对鉴定意见的证明力予以认定。
经征询，原告表示放弃证据⑺第2页第2行末尾“','2018-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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