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粤高法刑二终字第193号
抗诉机关（原公诉机关）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ＸＸＸ，男，汉族，1973年4月12日出生，龙泰安公司总经理，住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因本案于2013年6月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1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深圳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林清城，广东粤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吴升展，广东融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符爱林，绰号老符，男，京族，1966年9月9日出生，住广西东兴市。因本案于2013年6月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1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深圳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张金寿，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吴桂龙，男，汉族，1969年9月30日出生，龙泰安公司法定代表人，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因本案于2013年6月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1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深圳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何杰，广东格威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吴振金，男，汉族，1976年11月23日出生，龙泰安公司销售经理，住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因本案于2013年6月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1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深圳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郑剑民、麦源献，广东圣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陈雪娜，女，汉族，1969年7月31日出生，龙泰安公司财务人员，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因本案于2013年6月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1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深圳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刘奕嘉、胡婷婷，广东金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陈秋芸，女，汉族，1983年7月18日出生，龙泰安公司采购员，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因本案于2013年6月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1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深圳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宋近山、吴雨桐，广东德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亚斐，女，汉族，1981年1月23日出生，龙泰安公司采购员，住河南省扶沟县。因本案于2013年6月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1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深圳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周艳，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世龙，男，壮族，1980年6月17日出生，住广西防城港市。因本案于2013年6月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1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深圳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范松亭，广东德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陈伟山，男，汉族，1982年1月18日出生，住广西防城港市。曾因犯诈骗罪于2006年10月26日被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于2009年5月20日刑满释放。因本案于2013年6月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1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深圳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郑明琴，广东德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潘权龙，男，壮族，1986年5月14日出生，住广西防城港市。因本案于2013年6月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1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深圳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张爱国，广东德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单位深圳市龙泰安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泰安公司），组织机构代码73417626-7，住所地深圳市罗湖区，法定代表人吴桂龙。
诉讼代表人吴伟鹏，男，汉族，1980年10月8日出生，住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身份证号码440＊＊＊＊＊＊＊********。龙泰安公司员工。
原审被告人蒋某，女，汉族，1984年3月7日出生，龙泰安公司采购员，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因本案于2013年6月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12日被逮捕。同年8月15日被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龙相霖，绰号“龙八”，男，壮族，1969年10月10日出生，住广西防城港市。因本案于2013年6月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1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深圳市第二看守所。
辩护人张澎，广东德崇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李延，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邓某春，女，壮族，1982年1月21日出生，住广西东兴市。因本案于2013年6月8日被取保候审。
原审被告人陈某安，绰号“安哥”，男，汉族，1953年11月6日出生，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香港居民身份证号码h04＊＊＊＊（8），住香港上水。因本案于2013年6月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12日被逮捕。现已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郭仪君、安克强，广东深天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单位龙泰安公司、原审被告人吴桂龙、ＸＸＸ、吴某雄、吴振金、陈雪娜、陈秋芸、蒋某、刘亚斐、吴某城、龙相霖、张世龙、陈伟山、潘权龙、邓某春、符爱林、陈某安、庄某贤犯走私普通货物罪一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公诉机关于2014年10月27日提交（2014）深检公二撤诉第7号撤回起诉决定书，因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要求对被告人吴某雄、吴某城、庄某贤撤回起诉。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12日作出（2014）深中法刑二初字第192-1号刑事裁定书，准许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对被告人吴某雄、吴某城、庄某贤撤回起诉，于2014年12月20日作出（2014）深中法刑二初字第192号刑事判决。
宣判后，原公诉机关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对吴桂龙、符爱林、龙相霖、陈某安的事实认定有误，量刑明显不当，在法定期限内提出抗诉；原审被告人ＸＸＸ、吴桂龙、符爱林、吴振金、陈雪娜、陈秋芸、刘亚斐、张世龙、陈伟山、潘权龙不服，提出上诉。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原审判决对龙相霖、符爱林认定为从犯属于事实、情节认定错误，导致对其二人的量刑明显不当，决定支持抗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1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詹荣昌、周少军出庭履行职务，原审被告单位龙泰安公司诉讼代表人吴伟鹏，上诉人ＸＸＸ及其辩护人林清城，上诉人吴桂龙及其辩护人何杰，上诉人符爱林及其辩护人张金寿，上诉人吴振金及其辩护人郑剑民、麦源献，上诉人陈雪娜及其辩护人胡婷婷，上诉人张世龙及其辩护人范松亭，上诉人陈秋芸及其辩护人宋近山，上诉人刘亚斐及其辩护人周艳，上诉人陈伟山及其辩护人郑明琴，上诉人潘权龙及其辩护人张爱国，原审被告人龙相霖及辩护人张澎，原审被告人陈某安及辩护人郭仪君、安克强，原审被告人蒋某、邓某春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根据原公诉机关的指控及经过一审庭审出示、质证查证属实并予以确认的抓获经过、被告人之间往来的邮件、短信、微信、记账本、银行交易记录、工商登记资料、户籍身份证明等书证、相关证人的证言、偷逃税款计核证明、笔迹鉴定书、辨认笔录、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等证据，认定：龙泰安公司于2002年1月成立，经营国内及进口的牛肉、海鲜、家禽业务，股东为吴桂龙、ＸＸＸ、吴某雄三兄弟，法人代表为吴桂龙并由吴桂龙负责全面管理。从2009年开始，吴桂龙逐渐淡出龙泰安公司具体管理转而经营其他生意，龙泰安公司由ＸＸＸ负责全面管理经营，但吴桂龙、ＸＸＸ等人并无进行股权转让登记，在此期间吴桂龙仍系龙泰安公司法定代表人并有时代表龙泰安公司签署相关文件、行使相关管理职权。
2011年中，被告人ＸＸＸ与被告人符爱林合谋走私冻牛肉，双方约定由龙泰安公司将国外采购的冻牛肉发货至香港，再从香港转运至越南交给符爱林，符爱林负责将冻牛肉从中越边界的广西北仑河一带走私入境，再从广西运至深圳交给龙泰安公司。在整个走私链条中，被告人ＸＸＸ作为龙泰安公司总经理负责整体业务并联系符爱林团伙以及走私货物的运输与销售。被告人刘亚斐作为龙泰安公司采购人员负责向境外商家采购冻牛肉，并在走私过程中联系符爱林团伙以及核对走私费用。被告人陈雪娜作为龙泰安公司的财务人员，负责核对走私货物的数量、到货情况及走私费用。被告人吴振金作为龙泰安公司销售部经理负责走私货物的国内销售并自2012年下半年开始负责签订龙泰安公司的冻品采购合同。经深圳海关审单处计核，从2011年7月10日至2012年2月4日，龙泰安公司委托符爱林走私入境的冻牛肉偷逃应缴税额共计人民币11679437.47元。
2011年下半年，被告人吴桂龙与龙相霖在广西相识，双方商议由龙相霖团伙帮助龙泰安公司进口冻水产。此后，被告人ＸＸＸ又与龙相霖具体商议了走私流程、报酬等具体事项并开始实施走私。龙泰安公司将国外采购的冻水产发货到香港，然后从香港运至越南交给龙相霖团伙在越南的收货人，此后，龙相霖团伙负责联系广西垌中边贸公司将上述冻水产谎称为边民贸易予以申报，边贸公司则组织边民以虚假边民贸易的方式走私入境，龙相霖团伙在境内收货后即将货物从广西运至深圳交给龙泰安公司。在整个走私链条中，被告人ＸＸＸ负责联系龙相霖团伙以及走私货物的运输与销售。被告人陈秋芸作为龙泰安公司的采购人员负责冻水产的境外采购并在走私过程中与龙相霖团伙进行邮件往来联系“对保”等事宜，被告人蒋某于2013年3月16日至5月31日接手陈秋芸办理上述事宜。被告人陈雪娜负责核对走私货物的数量、到货情况以及走私费用。被告人吴振金负责将龙泰安公司走私的货物在国内销售并于2012年下半年开始负责签订龙泰安公司的冻品采购合同。在龙相霖团伙中，被告人龙相霖系组织者和指挥者，与龙泰安公司商议走私事宜并在广西垌中等口岸以委托边贸公司的形式走私冻水产。被告人张世龙负责记账并与陈雪娜核算走私通关费用。被告人陈伟山负责联系边贸公司组织边民走私货物入境。被告人潘权龙负责联系国内运输车辆将货物从广西运至深圳。被告人邓某春负责联系越南的代理以及协助陈伟山联系边贸公司。自2012年10月25日至2013年3月27日，被告人陈某安委托龙泰安公司将其安泰源公司采购的冻水产用上述方式连同龙泰安公司的货物一并走私入境。经深圳海关审单处计核，在被告人陈秋芸负责采购及与龙相霖团伙联系期间（2011年11月10日至2013年3月8日），龙泰安公司走私冻水产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20303393.75元；在被告人蒋某负责采购及与龙相霖团伙联系期间（2013年3月16日至5月31日），龙泰安公司走私冻水产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1671503.81元；综上，龙泰安公司及龙相霖团走私冻水产共计偷逃应缴税额人民币21974897.56元。被告人陈某安的安泰源公司走私入境的冻水产偷逃应缴税额共计人民币913625.16元。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单位龙泰安公司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走私冻品入境，偷逃应缴税款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被告人ＸＸＸ作为龙泰安公司单位走私犯罪的直接主管人员、被告人吴桂龙、吴振金、陈雪娜、陈秋芸、蒋某、刘亚斐作为龙泰安公司单位走私犯罪的直接责任人员，应当以走私普通货物罪追究刑事责任。被告人龙相霖、张世龙、陈伟山、潘权龙、邓某春、符爱林逃避海关监管，帮助他人走私冻品入境，偷逃应缴税款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被告人陈某安作为安泰源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偷逃应缴税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被告人陈伟山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在刑满释放后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是累犯，依法应从重处罚。在龙泰安公司与龙相霖团伙、符爱林团伙的共同犯罪中，龙泰安公司起主要作用，是主犯；龙相霖团伙涉案人员与符爱林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应减轻处罚。在龙泰安公司内部的共同犯罪中，被告人ＸＸＸ起组织、指挥作用，是主犯；被告人吴桂龙、吴振金、陈秋芸、蒋某、刘亚斐、陈雪娜起帮助作用，是从犯，依法应减轻处罚。被告人陈某安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主动缴纳罚金，被告人蒋某、邓某春认罪态度较好，有悔罪表现，依据本案事实与情节，对被告人陈某安、蒋某、邓某春可依法适用缓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第一款第（一）、（三）项、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被告单位深圳市龙泰安实业有限公司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二千五百万元。
二、被告人ＸＸＸ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三、被告人龙相霖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百万元。
四、被告人符爱林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百万元。
五、被告人吴桂龙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六、被告人吴振金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七、被告人陈雪娜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八、被告人陈秋芸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九、被告人刘亚斐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十、被告人张世龙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十一、被告人潘权龙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十二、被告人陈伟山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十三、被告人邓某春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
十四、被告人蒋某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缓刑考验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十五、被告人陈某安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缓刑考验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其代安泰源公司缴纳的罚金上缴国库）。
十六、侦查机关扣押的犯罪工具及各被告人违法所得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抗诉意见认为，原审判决对吴桂龙、符爱林、龙相霖、陈某安的事实认定有误，量刑明显不当。理由如下：（1）被告人吴桂龙作为龙泰安公司走私犯罪的组织者、管理者，应当认定为主犯，且无从轻、减轻处罚情节，龙泰安公司走私偷逃税额特别巨大，其应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幅度内量刑。一审判决认定其为从犯，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属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量刑明显不当。（2）被告人龙相霖、符爱林是本案通关团伙的首要分子。通关团伙在走私犯罪中起关键、重要作用，龙相霖、符爱林均应当认定为主犯，龙相霖团伙走私偷逃税额人民币2197万余元，符爱林团伙走私偷逃税额人民币1167万余元，属偷逃税额特别巨大，两人均无减轻处罚情节，应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幅度内量刑。一审判决认定两人为从犯，对其减轻处罚，属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量刑明显不当。（3）被告人陈某安在香港注册的安泰源公司，不符合我国法人资格条件，应当认定为陈某安个人走私犯罪。陈某安走私偷逃税额人民币91万余元，属偷逃税额巨大，且没有减轻处罚情节，应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内量刑。一审判决以单位走私为由判处其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三年，属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量刑明显不当。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原审判决对龙相霖、符爱林认定为从犯属于事实、情节认定错误，导致对其二人的量刑明显不当，以粤检诉二支刑抗（2015）14号《支持抗诉意见书》决定支持抗诉。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在庭审中提出如下出庭意见：（1）吴桂龙应当被认定为对深圳市龙泰安实业有限公司单位犯罪负有一定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而非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有误。吴桂龙和ＸＸＸ二人虽然同为深圳市龙泰安实业有限公司走私犯罪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但本案证据只能相对确凿证明是ＸＸＸ而非吴桂龙在深圳市龙泰安实业有限公司犯罪中发挥全面、直接具体的组织管理和指挥作用。因此，一审判决认定ＸＸＸ为深圳市龙泰安实业有限公司走私犯罪的主犯、吴桂龙是起帮助作用的从犯合法有据，由此对吴桂龙判处有期徒刑4年属法定量刑幅度范围内的偏轻，并非明显错误。（2）通关行为是走私犯罪的核心环节。本案被告人龙相霖、符爱林二人受深圳市龙泰安实业有限公司委托，组织、指挥各自团伙人员代理完成该公司牛肉、水产品的通关进口行为，并从中收取代理费用。深圳市龙泰安实业有限公司牛肉、水产品的通关走私行为主要是在龙相霖、符爱林的代理和组织、指挥下实施完成的，在与深圳市龙泰安实业有限公司的共同走私犯罪中起组织、完成通关走私行为的重要作用，而且也是走私犯罪的重要获利人。因此，龙相霖、符爱林应被认定为主犯，而非从犯。（3）安泰源公司是陈某安一人在香港注册设立的无限公司，陈某安在中国内地并无开立公司，其委托深圳市龙泰安实业有限公司将其安泰源公司采购的冻水产以拼柜的方式跟随深圳市龙泰安实业有限公司的冻水产一并走私犯境后再行加工销售，这些行为不能认定为单位犯罪。但因陈某安在香港的水产品完全委托给深圳市龙泰安实业有限公司处理走私入境，其在共同走私犯罪中的作用相对次要，可以认定为从犯，一审判决对其量刑并无明显不当。（4）至于本案未被提出抗诉的其他部分被告人，包括陈秋芸、陈雪娜、吴振金、ＸＸＸ等对一审判决有关主观犯意的认定或量刑方面提出了上诉，我们审查全案事实和证据后认为，一审判决对他们所作的认定和判罚均属合法、适当，建议二审予以维持。
上诉人ＸＸＸ上诉提出：龙泰安公司的进口业务是由香港老板是“蔡某三”提议开展，并由“蔡某三”全额出资在香港组织货源，由龙泰安公司在国内进行销售，走私收益的直接获益者是“蔡某三”，走私的发起者是“蔡某三”，龙泰安公司不是货主，没有直接参与组织货源和走私通关的关键环节，不是主犯；一审法院认定吴桂龙与龙相霖商议由龙相霖团伙帮助龙泰安公司进口冻水产与事实不符，龙泰安公司的进口业务是由香港老板是“蔡某三”决定，ＸＸＸ作为龙泰安公司的负责人都无权决定的事情，吴桂龙自然就更加不可能决定龙泰安公司的进口业务。偷逃税额计核依据不足。要求改判并减轻处罚。
其辩护人提出：（1）一审法院认定龙泰安公司是涉案走私的货主且认定主犯的事实不清，蔡某三是本案走私的幕后老板和货主，ＸＸＸ在进口货物中是听从蔡某三的指挥，其是从犯。ＸＸＸ供述其幕后老板是蔡某三，其供述和同案人的供述相互印证；ＸＸＸ向法庭提交了蔡某三从香港邮寄给其的信件，蔡某三确实存在，且其是幕后老板；现有的证据也不能排除本案另有货主蔡某三是幕后老板的事实，龙泰安公司在本案的走私行为中没有出资。（3）本案计核税额的相关文书没有经过法定的程序，没有给重新鉴定的诉讼权利，该鉴定文书也没有排除本案返港销售的合理怀疑。（3）龙泰安公司在本案走私中只参与了货物通关以后对货物进行销售的环节。（4）本案的边贸走私与其他直接通关走私相比，上诉人在主观犯意以及社会危险性上面有一定的区别，因为所谓的边贸走私本身是一个合法的通关方式，只是上诉人对法律理解错误，才产生本案的犯罪行为，其危险性小，综上所述，本案认定上诉人ＸＸＸ是主犯的事实不清，应当认定为从犯。恳请法庭对其从轻处罚。
上诉人吴桂龙上诉提出：虽在2009年之前系龙泰安公司的股东、管理者，但在2009年春节后就将股份转让给ＸＸＸ并离开龙泰安公司，不再参与公司管理经营活动；一审错误认定其为龙泰安公司内部的共同犯罪；其是在错误理解“边贸”是合法的情况下参与了龙相霖与ＸＸＸ他们实施的走私犯罪预备阶段，要求改判并减轻处罚。
其辩护人提出：吴桂龙于2009年春节后离开深圳市龙泰安实业有限公司，不再负责该司的实际经营；其在本案中的具体行为是在应知龙相霖团伙走私的情况下仍然介绍ＸＸＸ与龙相霖认识，该行为客观上为ＸＸＸ与龙相霖之间合谋走私起到了牵线搭桥的作用，该作用很小，且情节轻微，行为最多认定为发生在犯罪预备阶段，应认定为从犯。ＸＸＸ与龙相霖认识后具体走私过程中，吴桂龙并没有参与其中，上述行为应认定为犯罪中止，应当减轻处罚。ＸＸＸ家庭情况特殊，父亲现年84岁，患有腔隙性脑梗死，多次发病住院，母亲又为残疾人，半身不遂，长年卧床，需要有人长期照顾；子女又小，其为家中唯一经济支柱，恳请法院从轻处罚。
上诉人吴振金上诉提出：本案存在返港货物销售的情况，偷逃税额计核依据不足，核税数额不实，在共同犯罪中是从犯，请求减轻处罚并宣告缓刑。
其辩护人提出：对认定吴振金犯走私罪没有异议。本案存在的部分货物在香港销售以及国内货物冲抵进口货物销售的情况，海关部门核定的偷税金额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自本案案发以来，包括吴振金在内的多名被告人，陈秋芸、蒋某所记录的货物交易并不能真实的反映龙泰安公司的偷税金额。因此，原审判决以此核定的偷税额为本案的依据有误。吴振金在本案中是从犯，且其在单位犯罪的作用低，其负责的工作也是国内的销售部分，签名的原因是龙泰安公司的负责人ＸＸＸ长期出差在外，无法签订合同，因此才委托吴振金签订采购合同，采购合同的内容需要向ＸＸＸ汇报，因此吴振金在本案犯罪中作用低，一审法院的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对其从轻处罚。
上诉人陈雪娜上诉提出：其在龙泰安公司负责发工资、考勤、记账等，对走私不知情，没有走私的主观故意；所起作用非常小，请求该判减轻刑罚。
其辩护人提出：虽然客观上陈雪娜的行为成为龙泰安公司走私的一个环节，但其主观上对于其参与的工作是否涉嫌走私犯罪并不明知，其只是完成公司老板交代的工作，没有犯罪的直接故意。陈雪娜所起作用非常小，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极小，应该做较大幅度减轻处罚。
上诉人陈秋芸上诉提出：其在龙泰安公司负责水产品的采购，并非副总经理，按照老板ＸＸＸ的指示工作，对公司走私不知情，且主观上也未意识到自己参与走私，大部分水产品的采购并非由进行，偷逃税额计核不合理、依据不足，在共同犯罪中是从犯，请求减轻处罚并宣告缓刑。
其辩护人提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陈秋芸“明知”单位从事冷冻产品走私一事，其所作所为不存在积极追求走私结果的犯罪故意。因此，在认定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时明显缺乏主观方面的构成要件。上诉人陈秋芸履行的是一般正常的工作行为，一切活动完全听从于公司领导的指派，属于消极活动，与积极实施走私犯罪行为之间存在天壤之别，且其采购行为在整个走私活动中既不属于主要环节、也不起重要作用，不符合认定为单位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条件。退一步说，陈秋芸作为单位的普通工作人员，即便受单位领导指派，在客观上实施了一定的犯罪行为，但是由于犯罪情节显著轻微，也不宜追究刑事责任，否则有违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综上，陈秋芸在主观上无追求走私犯罪的故意，客观所为虽与走私活动相牵连，但并非实施走私行为本身，不构成犯罪。
上诉人刘亚斐上诉提出：比照吴桂龙、吴某雄的量刑，对其量刑明显过重，其按照老板ＸＸＸ的吩咐参与采购境外牛肉，在共同犯罪中是从犯，认罪态度好，请求再予减轻处罚。
其辩护人提出：认定刘亚斐在走私案件中参与了联系后续通关事宜及核对走私费用的证据不足。在本案中，有大量的书证是刘亚斐的收发邮件，这些邮件中是刘亚斐履行正常的采购职能工作，将其采购的牛肉、单据、合同、提单、发票按照老板的指使发给越南的代理公司，经阿霞或者是曾某光，其跟单的目的港是越南或者香港，到了目的港后，刘亚斐的跟单工作完成了，后续的工作与其无关。另外，邮件中有一份是曾某光发给刘亚斐的代理票据，刘亚斐在一审和二审中都明确了该票据是返港的票据，这也不是走私费用。
原审被告人龙相霖认罪，表示服判，其称通关事宜是由广西垌中边贸公司完成的。
其辩护人提出：（1）龙相霖在本案通关过程中只是起到中间人的次要作用，应认定为从犯。本案通关过程自始至终都是边贸公司一手操办主导进行的，关键的通关行为都是边贸公司所为，一审判决认定货主为龙泰安公司，而龙相霖仅是在边贸公司与龙泰安公司之间充当中间人的角色，对其认定为从犯，符合事实的真相。（2）龙相霖是因信赖作为主管机关边贸公司的见解才误入犯罪歧途，龙相霖是在咨询过边贸所及边贸公司后，在边贸公司的指导与要求下才进行了走私行为，且边贸所及边贸公司是负责边民贸易的行政主管机关。龙相霖有充分理由相信这是真实、正规合法的边民贸易方式，且组织边民拉货通关等重要行为都是边贸公司所实施的。本案龙相霖是因其信赖主管机关边贸所及边贸公司的见解才误入犯罪歧途。边贸所及边贸公司作为边民贸易的主管机关且是当地唯一的主管机关，显然与一般民事主体相区别，因为其本身就是法律、政策的解释者与执法者。龙相霖正是在询问主管部门获得合法性肯定答复后，盲目信赖主管机关的见解而误入犯罪歧途。因此其主观恶性极其轻微。龙相霖在整个案件中只收取了代理费，而且大部分代理费交给了边贸公司，其自己每个货柜只获取了2000多元，龙相霖不是主要获利人。综上，龙相霖在本案中是因法律意识淡薄，轻信边贸所及边贸公司的见解才误入犯罪歧途，其并不是积极策划犯罪、主动参与，龙相霖虽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但具有从犯、主观恶性小等法定、酌定减轻情节，可从宽处罚。
上诉人张世龙上诉提出：其在龙相霖团伙中只起辅助、次要的作用，犯罪情节极其轻微，是初犯，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要求改判减轻刑罚。
其辩护人提出：一审判决对龙相霖团伙的犯罪事实和情节认定正确，在通关过程中，起关键的重要作用的是边贸公司，不是龙相霖团伙，该团伙不是通关组织者，在走私过程中起次要作用，应该认定为从犯。而张世龙在团伙中仅仅是帮龙相霖记单、对帐，且工资2000元，没有获取，因此张世龙在龙相霖团伙中起的作用是辅助作要。综合张世龙在本案中的犯罪情节，归案后的认罪、悔罪态度，犯罪收入以及此前的没有犯罪记录等因素，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仍然过重。
上诉人陈伟山上诉提出：其2013年3月才开始帮龙相霖打工，在龙相霖走私犯罪团伙中也只起辅助、次要的作用，犯罪情节极其轻微，归案后如实供述罪行，认罪态度较好，要求改判三年以下的刑罚。
其辩护人提出：陈伟山并没有组织边民进行走私货物入境，实际组织者是当地的边贸公司，一审法院认定陈伟山在组织边民入境是没有事实依据的。陈伟山于2013年3月1日开始为龙相霖打工，一审法院认定陈伟山的犯罪行为贯穿了龙相霖团伙从最初到最后案发的依据不足。
上诉人潘权龙上诉提出：其只起辅助、次要的作用，是从犯，犯罪情节极其轻微，认罪态度较好，要求改判缓刑。
其辩护人提出：潘权龙受雇于龙相霖，根据指使负责安排运输，早期曾负责收发邮件，但不久后该工作由邓某春做，在龙相霖团伙中起次要作用，潘权龙认罪态度较好，从第一次讯问就交待了犯罪事实，且口供一直都比较稳定，对自己的行为有真诚的悔过。判处其4年偏高，请求二审法院从轻判决。
上诉人符爱林提出：本案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其参与走私普通货物的行为合作团伙中，ＸＸＸ、陈雪娜、刘亚斐的证言不足采信，关于31笔转账纪录与陈雪娜对账单纪录一致的问题，这些款是借款，并非走私运费。
其辩护人提出：本案中，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依法应当予以排除，且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对符爱林据以定罪的主要证据是ＸＸＸ、陈雪娜及刘亚斐的供述，然而在三人均推翻供述，且传来证据无法确认来源的情况下，该证据是不确实不充分的。一审判决认定龙泰安公司委托符爱林走私入境的冻牛肉偷逃应缴纳税额共计11679437.47元，偷逃税款计核证明书计核依据与侦查机关《关于深圳市龙泰安实业有限公司走私牛肉冻品的统计及计税情况说明','2018-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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