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5）琼刑二终字第4号
原公诉机关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卢某雷，原文昌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以下简称渔监站）站长。现羁押于文昌市看守所。
辩护人吴镇、黄玫瑰，海南大华园律师事务所律师。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卢某雷犯受贿罪、行贿罪一案，于2014年11月14日作出（2014）海南一中刑初字第97号刑事判决，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卢某雷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0万元；以行贿罪判处卢某雷有期徒刑二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0万元。宣判后，被告人卢某雷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1月22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5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陈颖、王国胤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卢某雷及其辩护人黄玫瑰到庭参加诉讼。二审审理期间，因需要补充侦查，海南省人民检察院建议延期审理两次。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
一、受贿事实
1、2006年5月份，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捕捞处原处长林中兴（另案处理）得知文昌有一些报废渔船功率指标后，便告诉福建籍老板林某甲（另案处理），可以利用文昌地区的报废渔船功率指标申请船网工具指标建造渔船，并要求林某甲按照200元／千瓦的标准支付好处费。林某甲表示同意后，林中兴便打电话给卢某雷，提出由卢某雷负责将文昌地区的报废渔船功率指标提供给林某甲用于申请船网工具指标。卢某雷表示这件事他做不了主，于是将此事告诉时任文昌市海洋与渔业局局长的林志铁（另案处理），并问林志铁需要收取多少好处费。林志铁让卢某雷自己做主。卢某雷安排文昌渔监督站办公室主任吴乾彬（另案处理）与林某甲衔接，由吴乾彬从文昌市的报废渔船功率指标库给林某甲。此后，林某甲在文昌成立了东南海水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南海公司），并于2006年至2007年期间，以该公司名义在在文昌分批申请获得25艘渔船的船网工具指标批文，其中18艘渔船的功率由吴乾彬帮忙提供。之后，林某甲按照事先与林中兴的约定，以200元／千瓦的标准分6次将123万元转账到林中兴提供银行账户中。林中兴收到后，按照事先与卢某雷的约定，以100元／千瓦的标准分6次将73.92万元转账到卢某雷提供的账户中。卢某雷将其中43万元给了林志铁，剩下30.92万元为卢某雷所得。
2、2008年上半年，林某甲找到吴乾彬，提出还想利用文昌报废渔船功率指标申请船网工具指标。因当时文昌报废渔船功率指标已经很难找，吴乾彬便请示卢某雷，卢某雷交待吴乾彬帮林某甲再找找。之后，吴乾彬帮助找到400千瓦报废渔船功率提供给林某甲用于申请船网工具指标。在获得这艘400千瓦渔船的船网工具指标批文后，林某甲通过林中兴按照事先说好的100元／千瓦的标准将4万元好处费送给卢某雷。卢某雷从该4万元中拿出1.5万交给了吴乾彬，其余2.5万元为卢某雷所得。
3、2009年至2012年，林某乙在每年的休渔期都组织渔船违规捕鱼。期间，为了让林某乙能避开执法检查，被告人卢某雷经常为其提供文昌渔监站出海执法的信息。为表示感谢，自2009年至2012年，林某乙分4次送给卢某雷15万元好处费。
4、2008年至2012年期间，王某在休渔期经常出海违规捕鱼。为了躲避文昌渔监站的执法检查，王某经常向卢某雷打听检查情况。自2009年以来，王某经常在东郊镇向渔民收购活鱼。为收购到更多的活鱼，王某找卢某雷帮忙，让文昌渔监站的有关人员不要再去拆除东郊镇渔民违规铺设的渔网。之后，文昌渔监站没有再去查处东郊镇渔民违规铺设的渔网。为表示感谢，自2008年至2012年，王某分5次共计送给卢某雷10万元。
5、2007年至2012年，在每年休渔期许某都会违规收购海鲜，并叫卢某雷帮忙不要查处。在每年休渔期结束后，许某都会给卢某雷好处费，先后六次共送给卢某雷18万元。
6、2009年，郑某甲因在休渔期间违规出海捕鱼，被文昌渔监站查处。郑某甲为能躲避执法检查，找卢某雷帮忙，希望卢某雷及时提供执法检查信息，并表示会感谢卢某雷。之后，卢某雷经常向郑某甲提供渔监站执法检查信息，帮助郑某甲躲避执法检查。为表示感谢，2010年到2012年，每年休渔期结束后，郑某甲和其合伙人郑某乙都拿出1万元送给卢某雷，3次共送给卢某雷3万元。
7、2011年，文昌渔监站多次对东郊镇渔民违规铺设的渔网进行查处，影响邢某收购海鲜生意。邢某通过王某出面找卢某雷帮忙。之后，文昌渔监站没有再去查处东郊镇渔民违规铺设的渔网。为表示感谢，2011年和2012年邢某分两次通过王某共计送给卢某雷1.7万元。
8、2008年甘某私下将其琼文昌33098号渔船的功率变更为135千瓦，致使船证不符，为此，甘某找到吴乾彬帮忙办理变更手续，吴乾彬又找到卢某雷帮忙，卢某雷表示同意。之后，经卢某雷审批，吴乾彬为该渔船办理了渔船功率变更手续。事后，为表示感谢，甘某通过吴乾彬送给卢某雷3000元。
二、行贿事实
2007年至2011年休渔期间，卢某雷为违规出海捕鱼的林某乙、王某、许某等人提供方便，并多次收受好处费43万元。卢某雷为了得到时任文昌市海洋与渔业局局长林志铁的包庇，在每年休渔期结束后，都送给林志铁好处费，先后五次共送给了林志铁17万元。林志铁收受好处费后，对卢某雷收受渔民贿赂的行为长期纵容和包庇。
原判另查明，2013年8月27日，被告人卢某雷家属代其退出赃款33万元。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有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并确认的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渔业船舶登记证书、渔船登记审核材料、渔船档案、2006年至2012年《文昌市伏季休渔管理工作方案》、银行账户明细及存取款转账凭条、事业单位法人证书、任免通知、人口信息查询资料、《赃款收据》、（2014）海南一中刑初字第36号刑事判决书等书证，证人林某甲、黄某甲、林某乙、王某、许某、黄金华、黄某乙、郑某甲、郑某乙、郑某丙、符致和、陈某甲、陈某乙、邢某、甘某等人的证言，被告人卢某雷的供述及同案人林志铁、林中兴、吴乾彬的供述等各项证据予以证实。
原判认为：被告人卢某雷身为国家工作人员，伙同他人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款共计189万元，其中与林中兴、林志铁共同受贿123万元，其个人分得30.92万元；单独收受他人贿赂66万元；卢某雷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用违法所得17万元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其行为构成受贿罪及行贿罪。卢某雷用违法所得向上级行贿，属于情节严重，但鉴于其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了行贿行为，依法可以减轻处罚。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三百九十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五十九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卢某雷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0万元；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10万元。二、被告人卢某雷退出的33万元赃款依法予以没收，未退出的赃款继续追缴，上缴国库。
宣判后，被告人卢某雷提出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为：1、一审认定其与林志铁、林中兴共同收受林某甲贿赂的犯罪中，三人均起主要作用，不区分主从犯，属认定错误，其未与林志铁、林中兴事先共谋，没有审批权限，在该宗受贿中起辅助作用，属从犯；2、其为违规出海捕鱼的林某乙、王某、许某提供方便，收受好处费43万元，其中送给林志铁17万元，应认定为共同受贿，而不是行贿罪，林志铁每次拿钱都知道钱的来源和目的，其没有向林志铁提出给予具体的帮助或便利，林志铁对休渔期间的违法捕鱼行为有执法权；3、其在文昌市纪委“两规”期间检举了张新龙收受许某3万元的事实，临高检察院也曾来向其调查作过笔录，其有立功表现，文昌市纪委的说明不属实；4、第二至第八宗受贿犯罪都是其主动供述的，应认定其有自首表现；5、其家人已经积极退赃33万元，原判对其量刑过重。
卢某雷的辩护人提出辩护意见认为：1、一审判决将卢某雷送给林志铁17万元的行为认定为行贿行为，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应当认定为卢某雷与林志铁共同收受违规出海捕鱼的渔民的贿赂；2、卢某雷在与林中兴、林志铁共同收受林某甲123万元贿赂的犯罪事实中应属从犯地位，依法可以从轻处罚。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重新作出公正判决。
二审出庭检察员意见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卢某雷在与林中兴、林志铁共同收受林某甲123万元的犯罪中积极参与，起了主要作用，不能认定为从犯；卢某雷送给林志铁17万元不应认定为共同受贿款，因为二人没有共同受贿的故意，也没有共同的犯罪行为及目的，卢某雷送该17万元是为了得到林志铁庇护，使其放任渔民违规捕鱼之事不被上级查处，符合行贿罪的特征；其不构成自首，也不能认定有立功表现。故某章雷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建议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
一、原判认定上诉人卢某雷与林中兴、林某甲、吴乾彬于2006年、2007年期间共同为林某甲利用文昌地区的报废渔船功率指标申请船网工具指标建造渔船提供帮助，共同收取林某甲贿赂款123万元、其中卢某雷分得30.92万元的事实清楚，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书证
（1）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渔业船舶登记证书，证实：东南海公司经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批准，使用文昌市淘汰渔船的功率指标建造了琼文昌33079等25艘渔船。
（2）银行账户明细及存取款转账凭条，证实：2006年至2007年间，林中兴从其持有的户名“周明”和“徐日海”的农行账户时，先后六次共转入73.92万到卢某雷持有的“陈月美”的农业银行账户里。
（3）事业单位法人证书，证实：文昌渔监站为事业法人。法定代表人为卢某雷。
（4）任免通知，证实：2004年3月15日，被告人卢某雷被文昌市委组织部任为文昌市渔监站站长。
2、证人黄某甲（原文昌市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的证言，证实：文昌市报废渔船功率指标，是文昌市海洋与渔业局交给文昌渔监站代管的。其不知道具体是否有相关的文件或是会议记录。
3、同案人的供述与辩解
（1）林志铁的供述，其供称：其任文昌市海洋与渔业局局长后，都是将报废渔船功率指标交给文昌渔监站代管，其任局长期间没有这方面的文件或会议记录，据其所知这样做是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的惯例，一般关于渔船的档案、年审等日常工作都是由渔监站负责。
2006年，卢某雷告诉其，林中兴介绍林某甲过来文昌利用报废渔船功率指标建造渔船，其同意，并叫卢某雷跟林中兴具体谈好处费。卢某雷后来与林中兴商量好由林某甲按照100元／千瓦的价格标准给其和卢某雷好处费。林某甲公司的渔船在文昌入户，首先由文昌渔监站提交文昌海洋渔业局，其审批同意后，再起草报告给省海洋渔业厅。其和卢某雷每次都会大概按照六四分成的比例分得好处费。之后卢某雷分五次将其中的43万元好处费交给其。
（2）林中兴的供述，其供称：2006年其到文昌调研后不久，联系了林某甲，说文昌那边有报废渔船功率指标可以换船网工具指标造新船，但要有偿购买，具体价格由林某甲和文昌这边谈。林某甲说正好也想要船网工具指标造船。文昌报废渔船功率指标都由文昌渔监站管理、整合，卢某雷是文昌渔监站站长，所以其就介绍林某甲给卢某雷认识。经林某甲与卢某雷联系后，决定由林某甲在文昌注册一个公司，文昌海洋渔业局提供报废渔船功率，由林某甲出资购买。卢某雷不是直接向林某甲提供报废渔船功率，而是先告诉其提供的报废渔船功率总数、单价（大约100元／千瓦）和总金额，然后由其按照约200元／千瓦的单价及总金额报给林某甲。林某甲把钱付给其，其再按照100元／千瓦的价格将钱付给卢某雷。林某甲给其钱都是通过银行转账或汇款的，大概有100多万元。其也是通过转账或汇款将钱给卢某雷的。前后大约共转给卢某雷70多万元。
（3）林某甲的供述，其所供称的与林中兴交往、与卢某雷联系的过程、商谈的价格、给林中兴打款的过程等均与林中兴、卢某雷、林志铁的供述一致。
（4）吴乾彬的供述，其供称：2007年和2008年，福建老板林某甲在文昌成立了东南海公司，用文昌的船网工具指标造了19艘渔船，这19艘船网工具指标都是卢某雷叫其从其管理的文昌渔船数据库里找出报废渔船的船网工具指标，整合后交给东南海公司向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申请造船。另外，大约在2007年或2008年左右，林某甲的东南海公司用三亚的船网工具指标建造了6艘渔船，这6艘渔船后来通过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审批后转到文昌入户。
4、被告人卢某雷的供述和辩解，其所供称的与林某甲商谈价格、与林志铁商定分成、交代吴乾彬找报废指标以及从林中兴处拿到好处费、分出其中43万元给林志铁等内容与林中兴、林某甲、林志铁、吴乾彬的供述均一致。
上述各项证据，因其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犯罪事实有内在关联性，且均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并经一审法院认证，本院予以确认。
二、原判认定2008年上半年被告人卢某雷交代吴乾彬帮助林某甲找到400千瓦报废渔船功率用于申请船网工具指标并为此与吴乾彬共同收受林某甲4万元的事实清楚，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渔业船舶登记证书等书证，证实：文昌东南海公司经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批准，使用文昌市淘汰渔船的功率指标建造了琼文昌33179号渔船。该渔船于2008年7月下水。
2、同案人的供述和辩解
（1）林中兴的供述，其供称：2008年，林某甲按照200元／千瓦将400千瓦功率的钱转给其后，其准备按照100元／千瓦将4万元转给卢某雷，叫卢某雷把账号发来，卢某雷说原来的账户不用了，改天到海口直接给现金，其同意。过了几天，卢某雷打电话说来海口了，其就叫卢某雷到其上班的地方，就是位于海口市海府路老省政府。卢某雷到了后打其电话，二人约在停车场见面，见面后其将事先准备好的用纸袋装着的4万元现金交给卢某雷。闲聊了几句后，卢某雷说还有事就开车离开了。
（2）吴乾彬的供述，其供称：大约2008年7、8月份，其最后一次提供船网工具给东南海公司申请造船后不久，具体日期记不清了，有一次卢某雷来到其办公室，将15000元现金交给其，说是东南海公司给的。其听后就收下了这15000元。其知道卢某雷在和林中兴等人用文昌的船网工具指标给林某甲公司造船这件事上肯定捞了不少好处，卢某雷将这15000元交给其是为了避免其把他们的事说出去。
（3）林某甲的供述，其供称：2008年上半年，其还想在文昌申请几艘渔船，吴乾彬跟其说文昌地区的报废渔船功率指标已经很难找了，其要求吴乾彬帮忙再给找找。大概过了一两个月，吴乾彬才找到400千瓦的报废渔船功率。其利用这400千瓦报废渔船功率申请获得了一艘400千瓦渔船的船网工具指标批文后，就按照事先与林中兴的约定，将8万元好处费通过银行转账给林中兴，再由林中兴分一部分给卢某雷和林志铁，他们每人得多少其不清楚。
3、被告人卢某雷的供述及辩解，其所供称的2008上半年交代吴乾彬再次帮助林某甲找到400千瓦报废渔船功率、为此从林中兴处以现金方式拿到4万元好处费的过程与林中兴、吴乾彬、林某甲的供述均一致，但对于4万元的分配，卢某雷辩解其当时给了吴乾彬3万元。
上述各项证据，因其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犯罪事实有内在关联性，且均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并经一审法院认证，本院予以确认。
三、原判认定卢某雷从2010年到2013年每年年审时给予林某甲25艘不规范的渔船予以便利而分四次收取林某甲给予好处费共计3.5万元的事实清楚，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文昌市渔船船舶年审审核表，证实：2010年至2013年期间，经卢某雷审核、签字，同意文昌东南海公司名下的25艘渔船通过年审。
2、同案人林某甲的供述和辩解，其供称：其的东南海公司在获批船网工具指标后，都在文昌入户，到进行年检审核时候，有些渔船存在职务船员缺乏、刷写船名不规范、船档案资料里没有相片等问题，为了在年审的时候能得到卢某雷的关照，其先后给了卢某雷3.5万元的好处费。
3、被告人卢某雷的供述和辩解。其所供称的林某甲为使其在公司渔船管理和年审方面给予关照而在2010年至2013年期间4次送给其3.5万元现金的“感谢费”的过程与林某甲的供述一致。
上述各项证据，因其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犯罪事实有内在关联性，且均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并经一审法院认证，本院予以确认。
四、原判认定2009年至2012年林某乙为在每年休渔期违规捕鱼获得卢某雷为其提供渔监站出海执法信息的便利而分4次送给卢某雷15万元好处费的事实清楚，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书证
（1）琼30151号渔船的登记、审核材料，证实：琼301**号渔船登记在林某乙名下。
（2）事业单位法人证书，证实：文昌渔监站为事业法人。法定代表人为卢某雷。
2、证人林某乙的证言，其述称：2009年到2012年期间，为了感谢卢某雷在伏季休渔期违规捕渔的帮忙，其共送给卢某雷15万元。送钱的原因主要是：第一，每年伏季休渔期其组织渔船出海用灯光围网捕鱼违规捕鱼作业，这是国家明令禁止的，其也违规收购、贩卖这些违规捕获的水产品，每年送卢某雷好处费就是让卢某雷和渔监站不要查处其。第二，每年伏季休渔期文昌渔监站都会出海查处违规捕鱼的渔民，因为其和卢某雷比较熟，平时喝茶时有时卢某雷会把出海查处的情况告诉其，让其注意一点，其再把文昌渔监站出海查处的信息告诉那些违规出海捕鱼的渔民，这样可以逃避处罚；第三，卢某雷是文昌渔监站站长，其送钱给卢也是和卢搞好关系，联络感情，这样其在文昌市从事水产品代销生意比较容易。
3、同案人林志铁的供述和辩解。其供称：2007年至2011年这5年期间，每年禁渔期结束后的8月底或9月初，卢某雷合计送了17万元给其。之所以要送这些钱，是因为卢某雷在每年伏季休渔利用当渔监站站长的身份与一些渔民勾结，为这些渔民违规出海捕鱼提供方便，并收受好处费。其是卢某雷的领导，卢为了得到其的庇护，同时也是想与其搞好关系，就分多次送钱给其。分别是2007年送2万元，2008年送3万元，2009年送3万元，2010年送4万元，2011年送5万元，五次合计17万元。卢某雷每次交钱给其时都说是从那些禁渔出海捕鱼的渔民那里拿给其喝茶的钱。
4、被告人卢某雷的供述和辩解。卢某雷审判阶段对为休渔期查处违规捕鱼时提供信息帮助一事林某乙合计给其送15万元没有异议。其供称，因为林志铁当时是其直接领导，休渔期违规捕鱼的事也会有人举报，林志铁可能也知道其收这些违规捕鱼的人好处费，所以其每次收了好处费后，都会给林志铁一些钱，并且告诉林志铁这些钱是那些在休渔期违规捕鱼的人给的好处费，其这么做就是想跟林志铁通个气，以后也不会出什么事。
上述各项证据，因其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犯罪事实有内在关联性，且均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并经一审法院认证，本院予以确认。
五、原判认定卢某雷在2008年至2012年期间为帮助王某在休渔期出海违规捕鱼躲避执法检查以及违规铺网不被查处提供便利而5次收受王某感谢费共计10万元的事实清楚，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书证
（1）琼30151号渔船的登记、审核材料，证实：琼文昌66031、琼文昌10725号渔船登记在王某名下。
（2）事业单位法人证书，证实：文昌渔监站为事业法人。法定代表人为卢某雷。
2、证人王某的证言，其述称：其是收别人用定置网捕获的渔获物进行代销，因为卢某雷是文昌渔监站站长，当时其让卢某雷帮忙不要让渔监站的人去拆除这些定置网，卢某雷也帮忙了。另外在每年的休渔期，其还违规出海潜水电鱼，这是禁止的。每次违规出海潜水电鱼之前其都打电话问卢某雷文昌渔监站外出执法的情况，卢某雷都会将情况告知其，帮助其躲避执法检查。所以从2008年到2012年其在每年休渔结束后都会送给卢某雷一些好处费，感谢卢某雷的帮忙。其分5次共送给卢某雷10万元。
3、被告人卢某雷的供述和辩解。卢某雷对于收受王某好处费10万元帮助王某逃避渔监站执法检查的供述与王某的证言一致。
上述各项证据，因其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犯罪事实有内在关联性，且均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并经一审法院认证，本院予以确认。
六、原判认定被告人卢某雷为帮助许某、黄某华、黄某乙等人违规收购海鲜不被查处、办理渔船入户登记等事项，收受三人共计28.5万元的事实清楚，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书证
（1）琼30151号渔船的登记、审核材料以及琼文昌30288号、30286号渔船档案材料，证实：琼文昌33189、琼文昌33198号渔船登记在许某名下；琼文昌30288号、30286号渔船向文昌渔监站提交了办理入户手续的申请，经卢某雷作出“拟同意报局审批”的意见后，报文昌市海洋与渔业局，由林志铁最终审批同意入户文昌。
（2）事业单位法人证书，证实：文昌渔监站为事业法人。法定代表人为卢某雷。
2、证人证言
（1）证人许某的证言，其述称：2007年到2012年期间，为了感谢卢某雷在伏季休渔期在其违规收购海鲜上的帮忙，先后六次共送给卢某雷18万元。之所以送钱，是为了让卢某雷帮忙不要查处其违规收购海鲜，都是在每年休渔期结束后，也就是在每年的8月份左右，每次给钱的地点不是在卢某雷的办公室就是在清澜清香茶店后面的巷子里（也就是在我家门口）。
2009年，三亚的“鱼老大”黄金华和黄某乙购买了两艘渔船，其一直收购二人的鱼，所以当时二人找到其，想将这两艘渔船在文昌入户。其叫卢某雷帮其办理入户，卢某雷说可以，但是需要打点，其说没有问题。过后卢某雷帮忙把这两艘渔船在文昌办理了入户登记。不久，黄某华和黄某乙就分别交给其5万元，合计10万元，过了几天其与卢某雷在清澜清香茶园喝茶，将10万元交给了卢某雷。
2007年，临高有几艘小型渔船在文昌捕捞作业，当时其是这些渔船的经销代理人。这些渔船船主找到其，想在文昌办理编外登记，这样可以领一些柴油补贴。其就找卢某雷帮忙。后来卢某雷叫渔监站的人到渔港现场看了一下渔船，然后就给这几艘临高渔船办理了编外登记。这几个船主给了其5000元，让其送给帮忙的人。大概过了一两天，其约卢某雷到清澜清香茶店喝茶，将5000元交给卢某雷，并向卢说明这是几艘渔船领到柴油补贴的感谢费。
（2）证人黄某华、黄某乙的证言，其二人述称的在文昌办理渔船编外登记以及送10万元好处费给帮忙办理入户的人的过程与许某的证言一致。
3、同案人林志铁的供述与辩解，其所供述的帮助许某办理2艘渔船在文昌入户登记以及为此收到许某的感谢费5万元的过程与许某等人的证言以及卢某雷的供述均一致。
4、被告人卢某雷的供述和辩解。卢某雷对于帮助许某在休渔期违规收购海鲜逃避查处收取好处费18万元、帮助许某办理2艘三亚渔船在文昌登记入户收取10万元并将其中5万元送给林志铁、帮忙办理临高几艘三无渔船在文昌的编外入户登记收取5000元的供述，与许某等人的证言、同案人林志铁的供述均一致。
上述各项证据，因其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犯罪事实有内在关联性，且均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并经一审法院认证，本院予以确认。
七、原判认定被告人卢某雷在2010年至2012年期间为郑某甲、郑某乙在休渔期违规出海捕鱼逃避执法检查一事上提供帮助，收受二人3万元的事实清楚，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证言
（1）证人郑某甲的证言，其述称：从2005年开始，其每年都在禁渔期出来在离清澜港二、三海里的海域捕鱼。因为其开船技术还可以，卢某雷每年防风救灾都会叫其帮忙，这样就熟了。有一次其跟卢某雷说想在禁渔期出海捕鱼，卢说那要注意点。之后在禁渔期间，卢某雷有时会给其打电话提醒其，其就会避开渔监站出海抓违规捕鱼。2010年5、6月的某天，其和郑某乙喝茶时商量要各出5000元，凑成1万元送给卢某雷，以感谢卢某雷不抓其等人禁渔期出海捕鱼。所以从2010到2012年，每年禁渔期结束后其和郑某乙各出5000元，凑成1万元送给卢某雷，一共是送了3万元。之后其和郑某乙在禁渔期违规捕鱼都没有被渔监站抓过。
（2）证人郑某乙的证言，其述称从2010年开始经商量后共同出钱送给卢某雷以感谢卢某雷帮助其等人逃避渔政执法的内容与郑某甲的证言一致。
（3）证人郑某丙、符致和、陈某甲、陈某乙等人的证言，证实：2009至2013年期间，郑某甲雇郑某丙、符致和在6至8月份禁渔期违规出海捕鱼。
2、被告人卢某雷的供述和辩解。卢某雷对于从2010年起帮助郑某甲等人在休渔期违规出海捕鱼逃避渔政执法而每年收受郑某甲送来1万元、共3万元的内容与郑某甲等人的证言均一致。
上述各项证据，因其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犯罪事实有内在关联性，且均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并经一审法院认证，本院予以确认。
八、原判认定被告人卢某雷为帮助东郊镇渔民违规铺设大型定置网逃避查处而收受海鲜收购商邢某两次通过王某送给的1.7万元的事实清楚，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证言
（1）证人邢某的证言，其述称：其负责收购东郊镇渔民铺设定置网捕捞的鱼。2011年休渔期，文昌渔监站执法检查时拆除了很多定置网，影响其的收购生意，其知道王某和文昌渔监站长很熟，就找到王某，叫王帮其找站长帮忙不要拆除这些定置网。此后，文昌渔监站的人就没有来拆除过这些定置网了。2011年8、9月份，其和王某喝茶时，王某提出拿出几千元给站长喝茶感谢，其说可以。过了几天，其约王某喝茶时就交给王某1万元，叫王帮忙把这1万元给文昌渔监站站长。2012年8、9月份，有一次其和王某喝茶时，王某又提出拿几千元给站长喝茶，其当时就从身上拿出7000元交给王某，让王转交给文昌渔监站站长。
（2）证人王某的证言，其所述称的内容与邢某的证言一致。其还称，其两次都是到卢某雷办公室分别将1万元和7000元现金交给卢某雷的。
2、被告人卢某雷的供述和辩解。卢某雷关于王某说情之后文昌渔监站不再去拆除东郊渔民违规铺设的定置网并为此收受王某转交的茶水费1.7万元的供述与证人邢某、王某的证言均一致。
上述各项证据，因其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犯罪事实有内在关联性，且均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并经一审法院认证，本院予以确认。
九、原判认定被告人卢某雷2008年经吴乾彬介绍帮助东阁渔民甘某办理渔船功率变更手续以解决船证不符的问题并收受3000元的事实清楚，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文昌33098渔船档案，证实：甘某名下渔船经文昌渔监站批准，变更为135千瓦。
2、证人甘某的证言，其述称：2000年其跟一个陵水渔民购买了一艘功率为95千瓦的渔船，船号为文昌33098，2005年其私自将渔船主机功率改为120千瓦，2008年又私下将这艘渔船的功率改为135千瓦，这就造成了船证不相符。后来其去找卢某雷要求把船证改为135千瓦，以使船证相符，但卢某雷不同意。其就请吴乾彬帮其办成了申请变更的手续，吴乾彬是如何办成的其不清楚，后来其也是按照135千瓦的标准领渔业油料补贴的。其一直没有机会感谢吴乾彬，觉得人情上过不去。2010年3、4月份的一天，其去吴乾彬办公室，将6000元现金交给吴乾彬，感谢吴帮其办理变更功率，并对吴乾彬说这6000元是给吴乾彬和卢某雷的，每人3000元。
3、同案人吴乾彬的供述与辩解，其所供述的找卢某雷帮助甘某办理渔船功率变更登记以及为此收到甘某感谢费6000元、分给卢某雷3000元的过程与甘某的证言以及卢某雷的供述均一致。
4、被告人卢某雷的供述和辩解。卢某雷对于在吴乾彬再次要求下同意帮甘某办理渔船功率变更手续并收取吴乾彬转交的3000元的供述，与甘某的证言、同案人吴乾彬的供述均一致。
上述各项证据，因其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犯罪事实有内在关联性，且均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并经一审法院认证，本院予以确认。
十、原判认定2007年至2011年休渔期间，卢某雷为违规出海捕鱼的林某乙等人不被查处提供方便，多次收受好处费43万元，将其中17万元送给林志铁并得到林志铁对卢某雷长期包庇渔民违规捕鱼行为的纵容和包庇的事实清楚，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书证：
（1）任免名单，证实：林志铁自2006年5月29日至2012年3月12日任文昌市海洋与渔业局局长。
（2）（2014）海南一中刑初字第36号刑事判决书，证实林志铁收受卢某雷17万元贿赂的事实。
2、同案人林志铁的供述和辩解。林志铁在供述中对于卢某雷自2007年至2011年每年休渔期结束后将从渔民那里拿到的“喝茶钱”送给其、五年共送17万元的事实予以确认，其认为卢某雷送钱给其是因为其是卢某雷的领导，卢某雷想得到其庇护，也想与其搞好关系，卢某雷每次交钱给其时都说是从渔民那里拿给其的喝茶钱。文昌市海洋渔业局不具体查处休渔期违规捕鱼，只是对渔监站的工作进行监督。
3、被告人卢某雷的供述与辩解。卢某雷对于2007年至2011年间共送给林志铁17万元好处费的事实予以确认，但辩解称，林志铁是其直接领导，可能也知道其收违规捕鱼人好处费的事，其每次给林志铁钱时都说是那些违规捕鱼的渔民给的喝茶费，这么做就是想和林志铁通个气，以后不出事。其送钱时没有向林志铁提出过给予具体的帮忙或者便利。
上述各项证据，因其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犯罪事实有内在关联性，且均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并经一审法院认证，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原判认定2013年8月27日卢某雷家属代其退出赃款33万元的事实清楚，认定该事实以及全案事实还有以下综合证据予以证实：
1、《赃款收据》四张，证实：2013年8月27日，卢某雷将30万元退至文昌市纪委。
2、《非税收入缴款书》，证实：2014年6月27日，卢某雷将3万元退至文昌市检察院，该案报送海南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后，文昌市检察院已将该3万元移交该院。
3、人口信息查询资料，证实：被告人卢某雷出生于1965年3月3日。
4、文昌市纪委出具的说明，证实：卢某雷因私设“小金库”问题已被文昌市纪委于2013年3月5日立案调查。7月12日，海南省纪委在已掌握线索的情况下建议文昌市纪委对卢某雷立案调查。7月31日，对卢某雷采取“双规”措施。在“两规”期间，卢某雷交代了其涉嫌受贿的情况。
5、文昌市纪委《关于卢某雷没有检举揭发他人犯罪的说明》，证实：卢某雷在“双规”期间，没有向该委检举揭发他人犯罪的情况。
上述各项证据，因其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犯罪事实有内在关联性，且均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并经一审法院认证，本院予以确认。
综合全案事实、证据及控辩双方的意见，本案争议焦点问题主要有三点：1、卢某雷在与林志铁、林中兴共同收受林某甲123万元的犯罪事实中处于何种地位？2、卢某雷收受休渔期违规捕鱼的林某乙等人43万元后，拿出其中17万元送给林志铁，其行为应当认定为共同受贿还是行贿？3、卢某雷是否有立功表现、自首情节？原判对其量刑是否准确？现就各争议焦点综合评判如下：
一、关于卢某雷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问题。
上诉人卢某雷及其辩护人提出，卢某雷在与林中兴、林志铁共同收受林某甲123万元贿赂的犯罪事实中应属从犯地位。但从卢某雷参与该宗犯罪的行为表现来看，虽然最终审批渔网工具指标的权限在林志铁，但卢某雷应林中兴和林某甲的要求，积极联络林志铁，达成共谋，又在林志铁的授意下与林某甲商谈“好处费”的数额标准，接着又安排自己的部下吴乾彬从所管理的信息库中寻找报废渔船功率指标，提供给林中兴转交林某甲，又将得自林中兴的赃款按与林志铁事先约定的比例转交部分给林志铁，其在整个共同犯罪过程中积极参与，是重要的一环，原判认定林中兴、林志铁和卢某雷三人均起主要作用，不区分主从犯，是正确的。上诉人卢某雷及其辩护人的该意见不能成立。
二、关于卢某雷从收受违规捕鱼渔民的43万元中拿出17万元送给林志铁的行为的定性问题。
卢某雷及其辩护人均提出该行为应当认定为卢某雷和林志铁共同受贿43万元，而非卢某雷向林志铁行贿17万元。
经查，卢某雷送给林志铁的17万元来源于43万元违规渔民的贿款，卢某雷在每次送给林志铁时均明确说是违规渔民给的“茶水费”，这一事实已被在案证据所证实。对于送钱的动机，卢某雷和林志铁二人在认识上有一定差异，但基本表述相同：卢某雷认为是给林志铁以便林对其不查处渔民违规捕鱼的行为放任、以免出事，林志铁认为卢某雷有让自己关照卢某雷、不过问卢与违规渔民勾结一事。
卢某雷该行为符合行贿罪特征，应当认定构成行贿犯罪，主要理由如下：1、各行贿的渔民送钱给卢某雷，是为了卢某雷及其渔政站不依法查处渔民的违规捕鱼行为，因此，各行贿渔民没有送钱给林志铁的主观故意，只有送钱给卢某雷的主观故意；2、各行贿渔民的请托事项是在卢某雷职权范围内就能实现的，渔民并无行贿林志铁的动机和目的，林志铁的职权范围是对卢某雷及其渔政站的工作进行监督，而非查处渔民违规捕鱼；卢某雷送钱给林志铁正是为了谋求林志铁对其违规包庇渔民的行为予以放任，属于谋求自己的不正当利益，符合行贿罪的主观特征；3、虽然卢某雷和林志铁收钱后的表现均为不依法履行职责，但具体内容不同，卢某雷是以不作为的方式为送钱的渔民谋取不被渔政站查处的不正当利益，林志铁是以不作为的方式为行贿的卢某雷谋取不被上级过问查处的不正当利益。送钱的渔民对林志铁并无任何关联其职务的请托事由，林志铁主观上没有与卢某雷共同收受贿赂的意思表示，客观上也没有直接为渔民谋利的行为，不符合共同受贿的特征。卢某雷与林志铁并未就收受违规渔民的钱款达成共同故意。综上，根据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应当认定卢某雷送17万元给林志铁的行为构成行贿罪。卢某雷及其辩护人关于该17万元应认定为共同受贿款而不应单独认定为行贿款的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卢某雷的自首、立功情节是否成立及量刑问题。
卢某雷上诉提出其主动交代尚未掌握的第二至第八宗受贿犯罪，应认定其有自首表现；其在文昌市纪委“两规”期间检举了张新龙收受许某3万元的事实，临高检察院也曾来向其调查作过笔录，其有立功表现。
经查，该辩解意见卢某雷在一审庭审中已经向法庭提出，一审法院对其反映的立功情节也进行了认真查证。首先，卢某雷在办案机关已经掌握其受贿犯罪线索的情况下到案后，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其他同种罪行，依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不成立自首，一审已认定其具有坦白情节；其次，卢某雷所反映的举报他人犯罪的情况，文昌市纪委和临高县检察院均先后函告法院','2018-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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