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发文稿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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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二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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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稿人
叶水凤2014.8.14
报或抄报：当事人及其委托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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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员：林仲航
发文号：（2014）佛南法民二初字第23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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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
确认合同效力纠纷
标题：
民 事 判 决 书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4）佛南法民二初字第237号
原告杨建生，男，住广东省增城市。
原告董雨九，女，住广东省增城市。
委托代理人杨建生，系原告董雨九的丈夫，本案原告之一。
被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南海分行，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负责人黄庆忠。
委托代理人陈佳娜、张鑫莹，、实习律师。
原告杨建生、董雨九与被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南海分行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5月19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4年6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董雨九的委托代理人、本案原告之一杨建生，被告委托代理人陈佳娜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1年6月5日，原告杨建生与林志达签订《融资合作协议》，杨建生同意由林志达控股的佛山市南海钜锨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钜锨公司）向被告申请贷款人民币3000万元流动资金时，原告以其名下的位于广州增城区xxxxxx贷款提供抵押担保。2011年7月8日，钜锨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以下简称广发佛山分行）签订授信额度合同（贷款合同）合同号（2011）佛银授合字第280147号，授信最高额度人民币1.2亿元敞口最高额度人民币3000万元。同日，两原告与广发行佛山分行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号（2011）佛银最抵字第880147d1合同中规定最高抵押权限人民币3000万元。银行经办人是时任信贷部长欧模，合同签订后原告与欧模一起到增城国土房管局办理了房屋抵押登记手续。同时欧模给了原告一份合同副本。一切运作正常。到2013年，贷款期界满前，林志达表示大家二年来合作的这么好，再继续担保一年吧，条件照旧。原告也同意了。于是，根据欧模要求（当时听说已经是副行长），要杨建生2013年6月20日上午去银行签字，杨说我20日上午有事，可否19日下午去签字，20日再由董雨九去补签？欧模说没问题。19日下午四点多，杨建生赶到佛山，欧模说他在外面办事，叫杨建生明天一早和老婆过来，几分钟就可以，不影响办事的。2013年6月20日，两原告就赶到佛山银行，欧模还是那么热情，说“还是像上次一样，你们签个字就行了，唯一不同的是现在管理规范了，要等我们分行法律处的律师来当面见证是你们本人所签”。大概等了半个小时，律师来了，欧模说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你这么忙，赶紧签了先走吧，说着让另一工作人员拿来一堆文件，和以前完全一样。全部翻到要签名的那页要两原告签名按指纹。签名时杨建生翻了下前面还是空白的，因为有前次的合同，仅是续贷，出于对银行的高度信任，两原告匆匆忙忙签完字就离开了。第三天接欧模电话又再次赶去增城国土房管局与被告工作人员办理了房屋抵押登记手续。一切正常，一切照旧。唯一不同的是原告始终没有得到合同副本。但因为已经合作三年了，就没有在意。2014年5月初，杨建生通知林志达，因为业务需要，此次贷款到期后双方将钜锨公司所贷3000万还银行后不再提供担保，涂销抵押登记，林志达表示同意。2014年5月5日，突然接到林志达电话，说银行将原告的抵押担保另二家公司的债务捆绑一起了。原告听后十分震惊，问林志达什么时候知道的？银行如何操作的？林志达说“我也刚知道，你签字时我也不在场”。原告立即赶到钜锨公司，查看贷款合同及抵押合同，发现共有四份文件原件，即原告与被告2013年6月20日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号（2013）佛银最抵字第320072d2（以下简称该合同），另有同日被告分别与钜锨公司、佛山市南海区鑫铿废旧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铿）、佛山市金勃锣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勃锣公司）签订的三份授信额度合同，所涉贷款分别为钜锨公司3000万，鑫铿公司4900万，金勃锣公司3000万，合同号分别为：（2013）佛银授合字第320073、320072、320074号。在担保栏内都有原告合同号（2013）佛银最抵字第320072d2担保合同（以下简称抵押担保合同）的担保。再仔细查看担保合同，在其中第一条第二项的空白栏中，竟然打印的有小到看不清的钜锨公司、鑫铿公司、金勃锣公司签订一系列合同都在担保范围中。该条款没有主合同号，却注明三公司自2013年6月20日至2016年6月20日期间与被告签订的一系列合同及修订或补充包括但不限于展期都在抵押担保范围之内，还特别注明钜锨公司与被告2012年签订的佛银授合字第280159号《授信额度合同》也在抵押担保范围之内。在合同第二条“被担保最高债权额”空白栏中原告两年来最高额担保金额3000万元也变成了4918万元（原告抵押的房产评估价值4918万元）。原告立即赶到广发南海分行找欧模交涉，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欧模称该三家企业是一个集团的，三个企业债务统一，替其中任何一个企业担保就等于替三个企业担保，这样做是告诉过集团老板林志达并经其同意的，原告问为什么不告知抵押人，为什么骗抵押人在担保合同上先签字？为什么抵押担保的合同正本在债务人处而不交给抵押人？欧模说理解原告心情，但要和林志达面谈后再做答复。现已查明，被告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化解自身在2012年发放给金勃锣公司的一笔仅由企业信誉互保而无物保的3000万贷款风险。而原告完全不知道这家公司的任何情况，更不可能替其担保。
2014年5月12日，在广发行南海分行为此召开了三方会议，参加方有本案被告广发银行行长及工作人员四人，林志达及杨建生共六人。会议整个过程57分钟原告公开做了全程录音。通过该录音可以证明几个基本事实：1、2013年，被告与林志达商量续贷方案时将三家公司债务捆绑是他们双方事先商定的；2、被告银行方及林志达都对原告隐瞒了真相，都没有告知原告本次担保主合同及从合同中抵押担保的债务主体，担保的债务数额及最高担保额等均已改变的事实；3、林志达在与被告银行商量续贷方案时明确告诉银行原告可能不会同意提供这样担保。
原告认为：一、本案中被告作为债权人与债务人林志达在签订（2013）佛银授合字第320074号授信合同的过程中，为化解自身贷款风险，事先恶意串通，对原告隐瞒改变授信主体及担保债务数额及最高担保额的事实真相，在原告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告欺骗原告，说担保内容与2011年合同一样，欺诈原告在（2013）佛银最抵字第320072d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上签字，合同完全违背原告的真实意思表达，应当予以撤销。
二、在签订上述合同的过程中，存在重大误解，符合撤销法定要件。从原告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出，被告承认从来没有告知原告合同内容的改变，而是强调改变的内容已经写在合同上了。事实上，由于被告没有事先告知原告合同内容的改变，使原告一直认为所签的涉案合同内容与原告2011年所签合同内容完全一致。以下任何情况都构成重大误解。
1、原告清楚的记得，签订涉案合同时，相关合同条款及对应的主合同关键条款都是空白的，原告出于对被告的信任，认为所签合同与原、被告2011年签订的担保合同完全一致才同意签订的。原告所签涉案担保合同的内容完全背离原告的真实意思表达，应该予以撤销。事实上从三份主合同上可以看出，三份主合同的担保条款中，都列明了原告所签的担保合同的合同号及内容。显然这些一定是在原告签订的担保合同以后才补填的。也证明原告签订合同时合同中相关条款是空白的。
2、被告不承认原告所签合同是空白的，认为原告自己没有细看合同。原告认为，即使因为原告没有看清合同，但由于被告承认事前没有告知原告合同内容已经变更，使原告误以为该合同与原告2011年所签合同内容一致而误签合同，同样因为重大误解而应撤销。
3、从现在已经形成的涉案合同看，正常人的视力都无法看清担保合同中的三家主体名称，原告因为年事已高，视力减退，更无法看清合同中的主体名称，又认为签合同仅是为了续贷所用，并不增加新内容，在被告没有事先告知合同内容改变的情况下，所以同样会对合同内容产生重大误解，仍然符合法律规定的可撤销要件。
4、即使现在原告用放大镜认真看原告所签涉案合同的担保主体栏，都会误解为三家主体是打印错误而其中二家已被划除，只剩与原告2011年担保的主体相同的南海钜锨金属有限公司一家。同样会产生重大误解。
综上所述，原告与被告签订（2013）佛银最抵字第320072d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时，被告作为债权人与债务人串通，对原告隐瞒真相，骗说合同是为了2011年贷款续贷，合同内容与2011年原告所签合同一样，欺诈原告在担保合同上签名，违背原告真实意思的表达。又因被告承认事先没有告知原告合同内容改变，改变的部分仅在合同中体现，而合同的形式导致原告对合同关键内容发生重大误解。以上原因都符合合同法第五十四条法定可撤销规定，恳请法院判决该合同撤销。原告请求判令：撤销原告与被告广发银行签订的（2013）佛银最抵字第320072d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
被告辩称，一、从法律上来看，两原告无法举证证明《最高额抵押合同》存在可撤销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可撤销合同必须符合因重大误解而订立或可以证明一方使用欺诈胁迫的手段，合同方可撤销。杨建生、董雨九主张其在签署（2013）佛银最抵字第320072d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时，合同的第1页、第2页是空白的，并没有填写担保金额、担保债务范围等内容，其仅在最后签名捺印处签名。担保金额、债务范围等是由贵行事后补填，存在欺诈，并据此主张合同可撤销。但是，两原告对其上述主张并未能提出任何证据予以证明。
二、从事实来看，两原告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依常理不可能在空白的合同上进行签署。根据生活常理，两原告作为抵押人，其须提供其所有的房产用于抵押，为他人担保。那么，为谁担保，担保的金额如何，应是两原告必须考虑且必然会考虑的最为关键的因素，因为上述因素会直接影响到两原告的切身经济利益。为此，两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已明确确认其亲自前往被告处签署合同，且与被告工作人员前往增城房管局办理抵押登记手续。两原告不可能在签署抵押合同时，不对如此关键的条款进行阅读、查看。不可能在办理抵押登记时，不查看抵押的范围、数额等信息。更何况，根据原告查询所得的材料显示，杨建生长期从事不良资产处置工作，并在网络上发表多篇法律文章，其应具有较之其他人更高的风险意识及权利意识，更不可能在一份关键信息均为空白的合同上签名确认。
三、担保的主合同、担保金额不属格式条款，并非被告事先拟定或事后补填的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结合上述法律规定来看，《最高额抵押合同》中第一条“主合同”并不属于格式条款，不同的抵押合同签订时，其对应担保的主合同、担保的债务、金额等肯定是不同的，作为银行一方，不可能事先拟定并重复使用该“主合同”条款，均须根据实际的担保范围进行具体的约定。根据被告的内部管理规范，抵押合同的签署是有委派专门的人员进行见证的，对合同签署的合法合规性进行监督。由此可见，被告是不可能事先拟定或补填合同条款。
四、两应对债务承担抵押担保责任。两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合同存在可撤销情形的情况下，两原告须根据合同的约定，履行其抵押担保责任。
综上，两原告自始至终未能举证证明《最高额抵押合同》上存在可撤销的情形。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两原告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如两原告的诉请得以支持，势必会直接侵害被告的权益。如合同签署均可仅凭口头言语即可颠倒是非，必然会严重影响金融秩序的稳定。为此，恳请法院查明事实，保障被告的合法权益！
原告在诉讼中提供以下证据：
1、《融资合作协议》1份，证明原告替林志达钜欣公司担保的来龙去脉：原告因为急用款2000万，同意在林志达提供反担保的情况下，提供2000万最高至3000万的抵押担保；合同中林志达用款没有填写是因为当时抵押物评估为4000万元，银行可能只能够贷款2400万到3000万元，林志达可用款在400万到1000万之间，具体要等银行贷款后才能够确定。
2、（2011）佛银授合字第280147号授信额度合同1份；
3、（2011）佛银最抵字第280147d1号最高额抵押合同1份；
证据2、3证明，2011年被告最终放贷3000万元，抵押合同明确最高额担保债权3000万元。
4、（2013）佛银最抵字第320072d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1份；
5、（2013）佛银授合字第320072号授信额度合同1份；
6、（2013）佛银授合字第320073号授信额度合同1份；
7、（2013）佛银授合字第320074号授信额度合同1份；
证据4-7证明：被告与林志达瞒着原告改变了抵押合同内容，其中原来仅替一家企业担保变成替三家企业担保，原来最高额抵押3000万元变成4950万元，原来担保最高额3000万债权变成担保三家企业总额6.39亿元中任意不能归还的1.5亿元债权；三份主合同均有担保合同号，而从合同上没有主合同号，证明签订从合同时相关合同的条款是空白的，其内容是后补的。无论是主合同还是从合同，其中关于原告提供抵押担保的主体名称及内容所用字迹正常视力都无法辩认。
8、2014年5月12日银行会议录音1份，证明：1、改变担保内容是被告与林志达事先策划串通商量决定的；2、无论被告还是林志达都对原告隐瞒了合同改变的真相，都没有告知原告合同改变的事实，更没有经过原告同意；3、被告与林志达策划改变担保合同时，林志达明确告诉被告原告不会同意这样担保，即被告是明知原告不同意提供这样担保的。
被告在诉讼中提供以下证据：
9、（2013）佛银最抵字第320072d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他项权证各1份，证明2013年6月20日，被告与两原告签订编号为（2013）佛银最抵字第320072d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约定，两原告提供房产一处（房屋坐落：增城市xxxxx，房地产权证号：37××16）为钜锨公司、金勃锣公司、鑫铿公司在2013年6月20日至2016年6月20日期间所签订的一系列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包括但不限于展期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担保债权的最高本金余额为49185400元。
10、（2013）佛银最抵字第320072d1号《最高额抵押合同》、他项权证各1份，证明2013年6月20日，被告与同一授信业务项下的另外两名抵押人林志达、彭睿签订编号为（2013）佛银最抵字第320072d1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约定，林志达、彭睿提供房产一处（房屋坐落：增城市新塘镇广园东碧桂园凤凰城凤凰苑十八街23号，房地产权证号：56××10，他项权证为粤房地他项权证押字第8010936号）为钜锨公司、金勃锣公司、鑫铿公司在2013年6月20日至2016年6月20日期间所签订的一系列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包括但不限于展期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担保债权的最高本金余额为61021900元。
根据上述合同可见，在新的授信模式下，抵押人提供的抵押房产均由原先为单个债务人提供担保，变更为为三个债务人提供担保。
11、原告杨建生在网络上发表的文章等，证明原告杨建生自称从事不良资产处置工作多年，为此，作为一个有丰富法律知识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较之一般人，应具有更强的法律风险意识，不可能在完全空白的合同上进行签署，更不可能在签订合同时，对自身提供的抵押物究竟为谁担保，担保的金额多少不进行了解；两原告在签订抵押合同时是清楚知悉合同载明的具体内容的，不存在欺诈等合同可撤销的情形。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有异议，被告不是协议当事人，对其真实性不清楚，该证据证明原告与林志达借用钜锨公司名义虚构贷款用途以骗取银行贷款，实则由杨建生、林志达使用贷款的事实，被告保留向其追究刑事责任的权利；该协议签订的时间是2011年6月5日，期限为2年，2013年6月5日期满，而本案中的原告签署抵押合同的时间为2013年6月30日，合同签订时原告与林志达之间关于只为钜锨公司名义贷款提供担保的协议已经期满；对证据2-7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根据原告提供的2011年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显示，其为钜锨公司提供3000万元贷款担保，而在2014年的抵押合同中，担保的公司只有三家即使被担保的公司名称较小，但担保的数额变更为49185400元，该数字字迹清晰，字体较大，一般人都可以发现两份合同担保的数额发生变化；对证据8的真实性无法确定，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其中绝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原告单方面的陈述，被告一再确认合同签署是内容完整的，并非空白，原告是在明知其为三家公司担保且担保的债权数额产生变化的情况下签署合同的，且被告前往广州市增城房管局办理抵押登记时原告是一同前往的，在他项权证上写明是为三家公司提供担保，故原告始终对该情况是知悉的，被告不存在欺诈的情形。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9的关联性无异议，对真实性有异议，是被告因欺诈而签订的，原告要求撤销，原告确认签订合同后一起去房管局，是因为房管局有要求，才一起去的，但是当时并没有审核合同，去到之后原告只提供了身份证予以审核，当时没有取得他项权证，被告没有送达给原告；对证据10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1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对原告在网络上转载的文章无法得出被告的结论，原告没有表示自己是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原告要求撤销合同是因为欺诈，与行为能力无关，正常行为能力的人也会受到欺诈。
经审查，原告提供的证据1从内容看是原告与林志达签订的协议，该证据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故对该证据，本院不作审查；原告提供的证据2-7，被告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8为录音资料，被告无法确定其真实性，从录音内容看亦无法反映原告所要证明的内容；被告提供的证据9中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与原告提供的证据一致，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0、11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
综合本院采信的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
2011年7月8日，广发佛山分行与钜锨公司签订编号为（2011）佛银授合字第280147号《授信额度合同》，约定广发佛山分行向钜锨公司提供授信额度，授信额度最高限额（含保证金）为12000万元，授信额度敞口最高限额（不含保证金）为3000万元，授信额度有效期自2011年7月8日至2012年7月8日止。同日，广发佛山分行与两原告签订编号为（2011）佛银最抵字第280147d1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两原告提供的位于广州市增城xxxxx的房产为广发佛山分行和钜锨公司于2011年7月8日至2014年7月8日期间所签订的一系列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包括但不限于展期）提供抵押担保，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3000万元。
2013年6月20日，被告与钜锨公司签订编号为（2013）佛银授合字第320072号《授信额度合同》，约定被告向钜锨公司提供授信额度，授信额度最高限额（含保证金）为18000万元，授信额度敞口最高限额（不含保证金）为3000万元，授信额度有效期自2013年6月20日至2014年6月20日止。被告与鑫铿公司签订编号为（2013）佛银授合字第320073号《授信额度合同》，约定被告向鑫铿公司提供授信额度，授信额度最高限额（含保证金）为29400万元，授信额度敞口最高限额（不含保证金）为4900万元，授信额度有效期自2013年6月20日至2014年6月20日止。被告与金勃锣公司签订编号为（2013）佛银授合字第320074号《授信额度合同》，约定被告向金勃锣公司提供授信额度，授信额度最高限额（含保证金）为18000万元，授信额度敞口最高限额（不含保证金）为3000万元，授信额度有效期自2013年6月20日至2014年6月20日止。
同日，被告与两原告签订编号为（2013）佛银最抵字第320072d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两原告提供的位于广州市增城xxxxx的房产为被告和钜锨公司、鑫铿公司、金勃锣公司于2013年6月20日至2016年6月20日期间所签订的一系列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包括但不限于展期）提供抵押担保，本合同生效前已由被告和钜锨公司签订的编号为（2012）佛银授合字第280159号《授信额度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15000万元也在本合同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范围内，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49185400元。合同签订后，双方就抵押物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取得粤房地他项权证押字第8010937号他项权证，该证记载“该宗房地产于2011年7月14日已设定抵押登记，现就该宗房地产申请第二顺位抵押登记，担保佛山市南海钜锨金属有限公司、佛山市南海区鑫铿废旧金属有限公司、佛山市金勃锣金属有限公司共同申请最高额抵押借款人民币4918.54万元（债权确定期间2013年-6-20至2016-6-20），在实现抵押权时超额部分债权为普通债权。”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二款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而订立；（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中，两原告以被告欺诈其在（2013）佛银最抵字第320072d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上签名，被告没有告知合同已变更导致两原告对合同产生重大误解为由，请求撤销该合同。对此，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两原告应提供证据证实涉案合同存在上述可撤销情形。两原告确认亲自前往被告处签订上述合同，在该合同上签名，亦与被告工作人员一起办理抵押登记手续，但认为其受到被告的欺诈及被告没有告知合同已变更导致其产生重大误解，签订合同时关键条款都是空白的，在被告均予以否认的情况下，两原告未能提供充分有效证据予以证实，为两原告单方陈述意见，即使两原告提供的录音证据真实，该录音谈话内容亦未能反映两原告所证明的内容。对此，两原告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杨建生、董雨九的诉讼请求。
本案适用简易程序结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0元（原告已预交），由两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叶水凤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四日
书记员 林仲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