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东中法民一终字第235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翟建华。
委托代理人：李立，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文倩，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中医院。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大道22号、广东省东莞市城区东门路**号。
法定代表人：郑志文，该医院院长。
委托代理人：卢国樑，该医院职员。
委托代理人：徐建波，广东慕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翟建华因与上诉人东莞市中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4）东一法民一初字第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3月12日，翟建华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东莞市中医院赔偿翟建华医疗费（524095.64元）、误工费（151034.48元）、交通费（35280元）、住宿费（2824元）、护理费（10739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6250元）、鉴定费（11540元）、残疾赔偿金（544080.78元）、被扶养人生活费（408173.46元）、残疾辅助器具费（6400元）、后续治疗费（672000元）、后续护理费（365000元）、营养费（50000元）、精神损害赔偿（100000元），共计2994068.36元；2.东莞市中医院承担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8月4日，翟建华因车祸导致全身多处受伤，入住东莞市康华医院进行治疗，诊断为：重度闭合性颅脑损伤；枢椎齿状突骨折；左手第一掌骨基底部骨折；全身多处软组织损伤，并行经皮齿状突骨折空心加压螺钉内固定术。2011年8月20日，翟建华从东莞市康华医院出院，并于当日入住东莞市中医院骨三科。该院的病历记载显示：患者佩戴颈肩胸支具步行入院，神智清晰，精神尚可，食欲正常，无恶寒发热，无头晕头痛，无恶心呕吐，二便正常。查体显示：……四肢肌力感觉活动正常，生理反射存在，病理反射未引出……。东莞市中医院诊断为：枢椎齿状突骨折术后；颅脑外伤、颅骨骨折；左拇指指骨近节骨折，同时，该医院的病程记录和出院记录中显示在8月26日前对翟建华进行的辅助光学影像检查包括右侧掌指骨正斜位片、胸部前后位片和头颅CT平扫，并载明诊断的辅助检查均为东莞市康华医院8月14日X光片显示枢椎齿状突骨折术后改变。后东莞市中医院于8月26日对翟建华行枢椎齿状突骨折术后螺钉松脱重新螺钉内固定术，术后24小时后翟建华除左下肢肌力1级外，其余机体肌力0级，家属要求转院继续治疗。翟建华于8月27日出院，并于当日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治疗至8月31日，诊断为齿状突骨折术后并瘫痪、左拇指近节指骨骨折。8月31日，翟建华入住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至2012年1月5日，出院诊断为：1.延髓及颈髓损伤伴四肢瘫；2.齿突骨折内固定术后；3.肺部感染；4.轻度贫血；5.高尿酸血症。出院医嘱继续住院康复治疗。同日，翟建华入住广东省工伤康复医院治疗至2012年7月10日，并于2012年9月6日，再次入住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进行康复治疗至2012年9月14日出院，诊断为：1.延髓及颈髓损伤伴四肢瘫；2.齿状突骨折内固定术后；3.左拇指近节骨骨折术后；4.脑萎缩，脑挫伤后遗症改变；5.双侧筛窦、上颌窦轻度炎症；6.高脂血症。医嘱继续当地康复治疗和训练，加强肌张力放松训练，定期复查，不适随诊。2013年3月20日，翟建华再次进入广东省工伤康复医院神经康复科康复治疗至2013年4月1日。翟建华提交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的医疗费票据22364元、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的医疗费票据267138元和广东省工伤康复医院的医疗费票据148208.10元，并主张其还曾在东莞市东城人民医院、赤城人民医院、心明圆中医馆以及中堂私人诊所进行门诊治疗，并未提交完整的诊断证明或正式医疗费票据，且其提交的东城人民医院的门诊病历载明的诊疗时间为2012年7月至8月期间，而医疗费票据显示的日期为2013年12月至2014年2月。另外，翟建华主张其住院天数共计为325天。
2013年1月23日，经原审法院委托，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翟建华在东莞市中医院的诊疗行为进行了医疗损害鉴定，并于2013年3月26日出具了鉴定意见书。该意见书认为：第一，医方术前诊断螺钉松脱除X线片外无其他影像学检查结果的支持，同时根据手术记录亦未见有关螺钉松脱情况的描述，也未反映出有螺钉松脱，因此，医方行二次手术的依据不充分，手术指征不够明确；第二，患者的延髓损伤事实存在，在手术后即出现相应的临床症状和体征，考虑为第二次手术所致，二次手术调整后的齿状突中空螺钉长度合适、未穿出齿状突骨壁、无进入椎管、螺钉选择及放置无不当，认为延髓损伤原因考虑为在原螺钉钉道置入导针过程中操作失误所致；第三，手术知情同意书、麻醉知情同意书、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使用知情同意书均非患者本人签署，而患者本人术前神智清醒，因此，医方在手术前未对患者本人履行知情告知和知情同意义务；第四，患者行重新螺钉内固定术后发生延髓损害导致瘫痪，延髓的损伤与手术直接相关，但延髓损伤属于手术并发症，患者为二次手术，手术难度大，并发症发生风险高，但对此，医方未尽到高度关注、尽量规避并发症发生的义务，存在前述第一、第二点分析的过失，且该过失与延髓损伤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是导致瘫痪损害后果的主要因素；患者自身疾病是导致瘫痪损害后果的次要因素，医方存在前述第三点分析的过失与该损害后果无因果关系。综合分析，医方存在的手术指征不够明确、未完善检查和手术操作不当的过失，与患者瘫痪损害后果中的原因力大小属于主要因素，建议参与度为61%至90%。翟建华预缴了该次鉴定的费用共计9600元，且对该鉴定意见无异议，但东莞市中医院对该鉴定意见不予认可，认为该鉴定人无相关专业鉴定资格、在鉴定中遗漏了重要光学影像资料作出对手术指征不明确的错误判断，并且认定系手术导致延髓损伤缺乏证据，要求重新鉴定。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向原审法院出具了本次鉴定过程中三位临床主任医师参加会诊的照片和会诊记录，三位临床主任医师均认为医方术前风险告知不足、手术后出现不全瘫损害后果属于手术并发症，但术中操作存在一定过失。同时，该鉴定中心的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时表示，鉴定过程中医患双方提交的术前光学影像资料只有X光片，从鉴定存档的X光片中确实不能反映出螺钉松动的情况，且仅依据X光片而无其他辅助影像资料结果支持、手术中无螺钉松动的情况描述，故认为本次手术指征不明确。另外，该鉴定中心认为，如果需要补充提交东莞市中医院主张的两张康华医院的X光片作为补充鉴定材料的话，需要进行补充鉴定，但认为即使本病例的手术指征存在，其对最终认定本次鉴定的因果关系结论无影响。对此，翟建华和东莞市中医院均未提出补充鉴定申请，东莞市中医院坚持要求重新鉴定。东莞市中医院预缴了鉴定人出庭的费用5043元。
经原审法院委托，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对翟建华的伤残等级进行法医学鉴定，并于2013年6月6日出具鉴定意见，认为翟建华行枢椎齿状突骨折术后螺钉松脱重新螺钉内固定术，术后出现高颈段不完全运动障碍遗留四肢瘫（双下肢肌力Ⅱ＋级，双上肢肌力Ⅲ级），参照最高人民法院《人体损伤残疾程度鉴定标准》，构成人体损伤二级伤残。翟建华预缴了该次鉴定的费用1940元并对该鉴定意见无异议，而东莞市中医院则对该鉴定意见不予确认。
另查明，翟建华的被扶养人包括父亲翟炳坤（1951年1月29日出生）、母亲翟自娇（1949年4月28日出生），两人共生育包括翟建华在内的四个子女；女儿翟琰韶（2003年9月8日出生）、儿子翟浩然（2009年2月3日出生），由翟建华与妻子黄笑环共同抚养。翟建华主张其为东莞市南城红公鸡饮食店的行政主管，月收入5000元，提交了一份收入证明，但未提交东莞市南城红公鸡饮食店的相关营业执照、劳动合同、工资单以及纳税证明等。另外，翟建华提交了部分收款收据主张其在住院期间支付护理费107390元，但其提交的部分收款收据存在连号的情形，且部分收据加盖的印章显示“预收章”，翟建华并未提交具体陪护人员的情况和正式的护理费发票。
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病历资料、医疗票据、亲属关系证明、收入证明、收据、鉴定意见书、调查函及复函等以及本案的质证笔录、开庭笔录等。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医疗机构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前提是存在医疗过错，且该过错与患者的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东莞市中医院是否构成医疗损害造成翟建华损伤。
本案由原审法院委托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东莞市中医院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医疗过错以及相关过错参与度进行了鉴定，该鉴定机构系双方同意由法院摇珠确定，委托程序合法，且在鉴定过程中咨询了相应临床医学专家意见，并不存在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情形。对于东莞市中医院提出的遗漏光学影像资料导致鉴定意见认定手术依据不充分有误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首先，从东莞市中医院提交的本次病历资料可知，医方在手术前并未对翟建华的颈部进行X光片的检查，其头颅CT平扫并未显示异常，而医方在病历中载明的辅助检查资料均为东莞市康华医院2011年8月14日的X光片，即其诊断翟建华颈部螺钉松脱的依据是东莞市康华医院8月14日的X光片，在此情形下，医方是存有其诊断依据的光学影像资料的，但其在鉴定过程中并没有提交，而且该诊断依据也并非医方现在提出的鉴定机构遗漏审查的东莞市康华医院2011年8月13日或8月17日的颈部侧位片。其次，鉴定机构表示如果需要补充东莞市中医院主张的东莞市康华医院的颈部侧位X光片作为本案鉴定材料，可以通过补充鉴定进行，但东莞市中医院对此并未提出补充鉴定申请。最后，鉴定意见已经明确其认定医方手术指征不够明确的理由是除X光片外无其他影像学检查结果的支持以及手术记录中并无关于螺钉松脱情况的描述，即鉴定机构的该认定与X光片数量并无关联性。综上，原审法院对东莞市中医院提出的鉴定遗漏主要光学影像资料的意见，不予采纳。而对于东莞市中医院提出的鉴定意见认定手术操作失误依据不充分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鉴定机构咨询的三位临床医学专家均认为本次手术导针操作过程中存在失误，而且，患者是在手术后即出现了明显的延髓神经损伤的特征，东莞市中医院虽对手术操作失误的鉴定意见提出异议，但未解释翟建华目前损伤的原因。故，原审法院对鉴定意见认为医方在手术过程中存在过错的意见，予以采纳。东莞市中医院提出要求重新鉴定的依据并不充分，原审法院不予准许。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东莞市中医院在对翟建华进行枢椎齿状突骨折术后螺钉松脱重新螺钉内固定术中存在医疗过错，其医疗过错行为与翟建华延髓损害导致瘫痪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构成主要因素，结合翟建华本身的伤情、二次手术的风险较高等因素，原审法院认定东莞市中医院应对翟建华承担65%的赔偿责任。另外，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对翟建华作出二级伤残的鉴定意见系依原审法院的委托进行，程序合法，东莞市中医院对此结论存有异议，但并无相反证据予以证明，原审法院对该鉴定意见，亦予以采纳。故按照2014年度的相关人身损害的计算标准，翟建华因本次医疗损害造成的损失计算如下：
1.医疗费：翟建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的医疗费22364元、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的医疗费267138元和广东省工伤康复医院的医疗费148208.10元，合计432710.10元，均提交了相应的诊疗记录和医疗费票据，原审法院予以认定。翟建华在东莞市中医院的治疗费为治疗原发病的费用，并不属于其损失；其虽提交了东莞市东城医院的病历和医疗费票据771.40元，但病历显示就诊时间为2012年7月至8月期间，而医疗费票据显示的日期为2013年12月至2014年2月，并无法证明该笔费用与本次损害治疗存在关联性；翟建华提交的东莞市人民医院的6150元医疗费票据和武警广东省总医院的1600元医疗费票据并无相关的病历资料佐证，亦无法证明该费用与本次损害治疗的关联性；而其主张心明圆中医和中堂私人诊所的费用均未提交相关病历资料和医疗费票据，故对翟建华主张的超出前述数额的医疗费，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2.护理费：虽然翟建华提交了部分护理费的收据，但并未提供正式发票，且部分收据连号，部分收据加盖的是“预收章”，故原审法院对该部分收据不予认定。原审法院参照东莞市地区护工现有劳动报酬50元的标准计算护理费为50元／天／人×325天（住院天数）×1人=16250元。
3.住院伙食补助费：50元／天×325天（住院天数）=16250元。
4.误工费：虽然翟健华提交了一份收入证明，但其并未提交其上载明的东莞市南城红公鸡饮食店的相关营业执照、劳动合同、工资单以及纳税证明等，故原审法院对该收入证明不予采纳。翟建华于2013年6月6日评残，故原审法院参照东莞市最低工资标准计算误工费为：1310元／月×21.5月=28165元。
5.交通费：翟建华多次前往广州治疗，确实需要交通费，原审法院酌定交通费支出为3000元较为合理。
6.残疾赔偿金：32598.7元／年×20年×90%=586776.60元。
7.被扶养人生活费：翟炳坤事发时60岁7个月，需扶养19年5个月、翟自娇事发时62岁4个月，需要扶养17年8个月；翟琰韶事发时8岁，需要扶养10年；翟浩然事发时2岁6个月，需扶养15年6个月，故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为：（24105.6元／年×15.5年＋24105.6元／年×2年2个月÷2＋24105.6元／年×1年9个月÷4）×90%=369267.66元。
8.残疾辅助器具费：翟建华属于高颈段不完全运动障碍遗留四肢瘫，且构成2级伤残，确实需要配置轮椅，其提交了购买轮椅1600元的发票，价格较合理，故原审法院认定残疾辅助器具费为1600元。
9.后续治疗费：翟建华并未提交相关医疗证明确定后续治疗的具体费用，故其可待该费用实际发生后另行主张。
10.后续护理费：翟建华属于高颈段不完全运动障碍遗留四肢瘫，故其确实需要依赖护理，但对于其护理依赖程度和护理级别，其未提交相关的医疗机构的意见或鉴定意见，故对该费用，原审法院暂不处理。
11.营养费：翟建华属于高颈段不完全运动障碍遗留四肢瘫，原审法院根据其伤情酌定为5000元。
12.住宿费：2824元，翟建华多次前往广州治疗，其家属确实发生住宿费用，且提交了相应票据，原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
以上合计：1461843.36元，东莞市中医院应承担65%的赔偿责任，即950198.18元。翟建华因本次手术导致延髓损伤四肢瘫痪，确实给其带来精神上的痛苦，原审法院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25000元为宜。故东莞市中医院应向翟建华赔偿975198.18元，对翟建华超出上述数额的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于2014年9月9日判决：一、东莞市中医院应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翟建华支付赔偿款975198.18元。二、驳回翟建华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0753元，由翟建华自行负担16835元、由东莞市中医院负担13918元；鉴定费用（过错鉴定、伤残等级鉴定及鉴定人出庭费）16583元，由翟建华负担5804元，由东莞市中医院负担10779元。上述款项翟建华、东莞市中医院扣除已经预缴部分后将剩余款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迳付对方。
上诉人翟建华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完全忽略告知义务应负的责任，对责任比例的判定明显违背常理，东莞市中医院应当承担全部的侵权赔偿责任。1.东莞市中医院对翟建华的诊疗过错是致命的。《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明确医方存在多项医疗过错，且存在未尽法定告知说明义务的事实。根据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分析意见指出：东莞市中医院在对翟建华的诊疗过程中存在手术指征不够明确的情况下，未完善检查和手术中操作不当的过失，该过失在患者瘫痪损害后果中的原因力大小属于主要因素，建议参与度为61-90%。该鉴定明确了医方有“手术指征不够明确”、“未完善检查”、“手术中操作不当”三项重大的过错，这三项是评价这个手术是否应做、应做什么和应怎么做的最重要标准，失去了这三项标准就意味着手术根本是不该做的和失败的手术，这对于医院来说不仅是重大的过错而且还是最严重的医疗事故。此外，《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还指出，东莞市中医院存在术前未充分履行知情告知和知情同意义务的过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东莞市中医院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2.翟建华的损害后果极为严重。根据广东康怡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分析意见指出：被鉴定人翟建华于东莞市中医院行枢椎齿状突骨折术后螺钉松脱重新螺钉内固定术，术后出现高颈段不完全运动障碍遗留四肢瘫（双下肢肌力Ⅱ＋级，双上肢肌力Ⅲ级），构成人体损伤二级伤残，意味着翟建华已经完全失去自理能力与劳动能力。3.东莞市中医院的医疗行为是导致翟建华损害后果的全部原因，依法应承担全部的侵权赔偿责任。（1）东莞市中医院的过错不仅包括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的过错，还存在未依法履行法定告知说明义务的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和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东莞市中医院的过错违反了两个法条的两种不同法定义务，依法均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2）翟建华的损害后果均因东莞市中医院的过错所致。根据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医疗损害鉴定意见书》所分析，东莞市中医院的三项过错在患者瘫痪损害后果中的原因力大小属于主要因素，建议参与度为61-90%，而根据专家的分析意见可知东莞市中医院所犯的过错可谓一而再，再而三。三项过错均是致命的，哪一项独立出来都是要承担主要的责任，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能够回到三年前，翟建华没有走进这家医院而只需要戴个脖套就能完全恢复健康。也就是说，有且只有医疗因素造成了翟建华现在的后果，无论从上面哪个角度来说，东莞市中医院的责任都不能低于90%。（3）违反两个法条的不同义务所造成的损害，东莞市中医院应当依法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与过错赔偿责任不同，未尽告知义务侵犯的是患者的知情权，就算没有因果关系也不能免除东莞市中医院的侵权责任，由上述医疗过错和未尽告知义务侵犯的是翟建华不同的法益，综上东莞市中医院理应依法承担全部的侵权赔偿责任。二、原审适用法律错误，多项损失计算违背法律规定，明显偏袒东莞市中医院：1.医疗费应当为524095.64元。原审认为“翟建华在东莞市中医院的治疗费为治疗原发病的费用，并不属于其损失”，而翟建华在东莞市中医院的治疗被证明完全是不必要和失败的，是由东莞市中医院来承担过错责任的，这50000元的医疗费不仅是最直接的损失而且正是因为东莞市中医院的原因才被迫支出的。其他的费用因为时间长票据保管不善，但所有费用都是实实在在发生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的规定，理应得到支持。2.住院期间的护理费应当为10739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的规定，翟建华主张的护理费均为住院期间实际发生的费用，这些票据不管形式如何都反映了最真实的参考标准，而原审所说的标准不知从何而来。退一万步说，就算护理费用50元／天的参照标准，1个月仅1500元在东莞也只够吃饭还不能休息，无法再护理一个完全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人。原审的计算完全没有依据。3.住院伙食补助费应为32500元。根据“2014年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的通知”伙食补助费已调整为100元／天，原审按2014年标准调整了残疾赔偿金，其他费用却未做相应的调整。4.误工费应当为151034.48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的规定，没有法律规定按最低工资标准来计算误工费，就算没有提交收入证明也应当按34523元／年的行业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计算，而本案中翟建华提交了工作证明，其他材料完全可通过补强来加以证明。原审判决计算标准有误。5.被扶养人生活费应为478918元。翟浩然24105.6元／年×15.5年÷2×90%=168136.56元；翟琰韶24105.6元／年×10年÷2×90%=108475.2元；翟炳坤24105.6元／年×19.5年÷4×90%=105763.32元；翟自娇24105.6元／年×17.8年÷4×90%=96542.9元，共计478918元。原判的计算明显出错，损害了翟建华的利益。6.残疾辅助器具费应当为6400元。翟建华已终身残疾，轮椅需要更换，要求十年更换，更换至70岁的要求合理合法。7.残疾护理费应当为730000元。本案中翟建华已明确终身失去自理能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翟建华请求二十年护理费的要求合理合法，应当予以支持。8.鉴定费中鉴定人出庭的费用没有任何理由让翟建华承担。综上所述，原审判决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翟建华要求的赔偿金额为人民币3082723.18元，东莞市中医院依法承担全部的侵权责任。据此，翟建华请求本院：1.撤销原审判决。2.依法改判，判令东莞市中医院赔偿共计3082723.18元。3.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鉴定费由东莞市中医院承担。
针对翟建华的上诉，东莞市中医院答辩称：1.对翟建华上诉的事实和主张没有相应证据的支持，在东莞市中医院的上诉状中对翟建华所称的都有论述，关于损失计算标准应由法院认定。2.东莞市中医院认为重审的话，要对原审资料进行重新质证、重新鉴定。医疗过错鉴定完全是错误的。3.东莞市中医院的诊疗行为没有过错。鉴定机构遗漏相关材料，双方对此都确认，鉴定机构没有审查材料的完整性，鉴定机构只选定其中3张片，主要是正位的资料进行鉴定，没有侧位片，本案需要正位片和侧位片进行对照鉴定的，但是鉴定机构没有对照，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是错误的。4.东莞市中医院先后提出3次重新鉴定的申请，原审法院均不同意，这对医院和医生都造成很大压力，东莞市中医院认为应该重新鉴定。5.其他意见以东莞市中医院上诉意见为准。
上诉人东莞市中医院亦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依据明显不足，“鉴定专家”缺乏临床经验，分析意见及鉴定结论漏洞百出，鉴定机构在法庭质证及往来函件中均表明其未能在公正、中立的立场对本案进行鉴定，更未合理解释东莞市中医院提出的疑问。该鉴定意见依法不应采信。并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委托进行重新鉴定，理由如下：1.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在鉴定中遗漏重要光学影像资料。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在整个鉴定中仅参考了3张X光片，直接导致对螺钉是否松动作出错误判断，并在鉴定中认定本病例没有明确手术指征，进而认定东莞市中医院承担主要责任。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在回答质询时明确说只存档了3张光学影像，时间分别为8月13日、8月17日、8月20日，包括2张康华医院的正位片和东莞市中医院的1张。而在诉讼中仅东莞市中医院提交法院的光学影像就有5张，翟建华在听证会提交的光学影像，鉴定机构竟然未做登记，更未采用。而螺钉是否移位、松动必须对照不同体位的光学影像才能发现，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采用并存档的光学影像仅3张。其中只有2张康华医院的正位片，没有侧位片，及其他体位的影像资料，根本无从对比，更无法发现螺钉松动情况。而根据完整的影像资料是可以明显发现本病例存在以下手术指征：（1）螺钉长度不够。（2）螺钉尖端仅及骨折远端l圈螺纹。（3）螺钉尖端对骨折端削刮影响骨折愈合。（4）螺钉固定无效。（5）X光片及CT对比证明骨折端完全松动。（6）骨折愈合受到明显影响等明确手术指征。2.“对手术记录未见关于螺钉松脱的描述，也未能反应出有螺钉松脱”。鉴定机构在质询时承认手术中是无法发现螺钉松脱情况，因为螺钉是在远折端松动，近折端是牢靠的，而术中没有暴露远折端，只能在术前通过影像资料比对才能发现螺钉松动情况，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在鉴定结论中违背医学客观真实性，严重倾向翟建华，作出错误鉴定，误导法官认为东莞市中医院在治疗的各个阶段都未发现手术指征从而判定东莞市中医院方存在过错。3.关于手术导致延髓损伤的认定缺乏科学严谨态度，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逻辑是“术后出现相应临床症状和体征考虑为第二次手术操作所致”后进一步考虑是在植入导针过程中操作失误所致。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在无任何依据的情况下对重要事实用“考虑”的方式来认定，而该考虑与相关检验报告完全矛盾，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核磁共振报告对延髓损伤定性为“缺血后梗塞”、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的核磁共振报告则认为“延髓信号异常多考虑为挫伤”（鉴定机构认为是导针操作失误应为锐器伤）。鉴定机构认定的“导针操作失误所致（锐器伤）”与医学检查报告结论“缺血后梗塞”及“挫伤”（钝器伤）存在明显矛盾，认定东莞市中医院导针操作失误无任何证据，属主观臆断，且与现有医学检查报告结论存在矛盾。鉴定机构主观判断与医学检查报告等客观证据相矛盾，存在明显错误。4.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认为院方未尽高度关注义务的指责空洞无事实依据。（1）院方在手术前讨论记录中有风险提示。（2）治疗中有告知手术代替方案，即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其中保守治疗一直都有实际采用，手术同意书签订时病人仍然在做牵引治疗。（3）主治医师具有高级技术职称10年，并有10多例相同手术经验，具备相应资质。（4）手术全程在X光透视监控下进行，术中导针及螺钉完全受监控没有穿破骨皮质。院方已尽到高度关注义务。5.东莞市中医院对患者的病情是相当清楚的，8月4日患者严重车祸受伤后送康华医院，经诊断为枢椎齿状突骨折后，即带X光片到东莞市中医院会诊，会诊答复是“诊断明确，有手术指征”。康华医院为患者请外院教授前来手术，术前一天，患者家属要求东莞市中医院取代外院教授为其施行手术，遭到拒绝。患者家属术后第三天，拿术后X光片（8月13日）第2次请东莞市中医院会诊，东莞市中医院明确告知：手术不完善，内固定螺钉仅固定远折端一圈螺纹，很容易发生松脱，要加强外固定。此后，患者觉颈部疼痛，夜间难眠，需服止痛药方能入睡（有康华医院病历为证）。4天后，家属再次拿术后X光片（8月17日）第三次请东莞市中医院会诊，东莞市中医院将8月13日与8月17日X光片作对比，明确告知：手术失败。（1）马上牵引制动，以免产生危险。（2）重新手术内固定。患者家属请东莞市中医院到康华医院会诊，见患者佩带支具，但患者诉支具太紧，不舒服。康华医院及患者家属联系外院手术教授，外院教授认为有二次手术指征，建议重新手术。但患者家属强烈拒绝，并要求转东莞市中医院治疗。8月20日转入东莞市中医院后，即为其拆除外固定支具，卧床，行颌枕带牵引制动，拟行保守治疗。东莞市中医院向患者及其家属详细说明患者病情、各种治疗方案及相应风险后，患者家属不同意保守治疗，强烈要求承担手术风险，进行二次翻修手术，才有了8月26日二次手术的进行。但在医疗过错鉴定及庭审过程中翟建华刻意隐瞒治疗经历及原始资料，指责东莞市中医院不负责任为其施行2次手术，有违客观事实及做人最起码诚实信用原则。6.医方已履行告知义务。手术同意书签署地点在病房，当时患者正在卧床进行牵引治疗，签字不方便，患者多次要求其妻代签，同时在场的除患者妻子黄笑环外还有患者父亲，虽非患者本人签字，但其妻代签行为符合患者真实意思表示，以患者未亲自签字为由认定医方未履行告知义务实属违背客观事实。7.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在鉴定中不是根据过错确定责任而是以结果确定责任，违背鉴定原则及医学常识，存在明显偏袒。以结果确定责任在鉴定书主要体现在“患者延髓损伤的事实存在，在术后即出现的临床症状和体征，考虑为第二次手术操作所致……从提供的X光片、MRI等资料显示第二次手术调整后的齿状突中空螺钉长度合适未穿出齿状突骨壁，无进入椎管，螺钉选择及放置无不当……其延髓损伤原因考虑为在原螺钉钉道植入过程中操作失误所致”，这样以结果反推出的操作失误违背医学常识，无法让人信服。任何手术均存在风险，存在手术并发症。没有任何一个医生能保证每一例手术都能获得理想的效果。如果都如本案中的鉴定机构这样以结果来反推过错并最终确定责任，那么任何效果不理想的手术，都能找到医方的过错，最终受损的是整个医疗行业。8.鉴定结论认定医方承担主要责任完全忽略了患者因严重交通事故所致的原发性损伤，而患者为第二次手术，手术难度大，存在并发症发生风险大等客观因素。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在鉴定中遗漏重要鉴定材科，在重要事实的认定上主观臆断，且与医学报告互相矛盾，并不能自圆其说，在鉴定中对基本临床知识一知半解，对患方存在严重偏袒，导致鉴定结论依据明显不足，应予重新鉴定。二、原审法院偏袒翟建华，盲目相信“鉴定专家”的意见，对存在的明显错误视而不见，在事实认定上存在明显错误。理由如下：1.鉴定程序严重违法。（1）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3年1月23日举行的鉴定会，未主持鉴定人、被鉴定人就相关争议充分发表意见，而仅分别进行了简单询问，并明确指定患方携带康华医院、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的影像学原片（X光片、CT、MRI等），医方携带病历资料原件及经治医护人员医师执业资格证。医方的申辩权被部分剥夺，对患方刻意隐瞒原始影像学资料不能发现，对东莞市中医院不公平，鉴定过程流于形式，鉴定程序不合法。（2）翟建华曾在南方医院治疗。东莞市中医院在鉴定之初曾向原审法院提出回避申请，要求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回避，原审法院以南方医院与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系不同法人组织等理由驳回了东莞市中医院方的回避申请，之后东莞市中医院在该鉴定机构的网站上发现，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隶属于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及南方医科大学与南方医院存在广泛的人才共享及流动。而翟建华病情的严重性及复杂性使其有机会接触到南方系的众多知名专家教授，并最终影响到本案鉴定结论的公正性，原审法院驳回东莞市中医院回避申请理由不充分。（3）根据《广东省高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医疗损害鉴定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鉴定人须具备临床专业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提供咨询的专家应出具书面意见。鉴定书中鉴定人除签名外还要注明职称，并应当附鉴定人员的资质证书及执业证书，在鉴定过程中咨询过临床医学专家的还应同时注明该专家的姓名，职称，工作单位。而在本鉴定书中参加鉴定的人员无职称、无执业证。鉴定书中提到“临床专家会诊”字样，但无临床专家姓名、职称、工作单位，更无书面意见。该鉴定程序不合法。（4）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3年9月10日在答复函中称“鉴于保护临床专家的个人隐私，要求不公布临床专家的姓名。”原审法院居然采信该鉴定机构的无理要求，违反了《广东省高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医疗损害鉴定若干问题的意见》相应规定，剥夺了东莞市中医院就专业问题提出申辩、质证及申请其出庭作证的权利。东莞市中医院最终只能申请2名法医作为专家证人出庭作证（该2名法医并不具备高级职称，严格来说并不属于专家），而结果是该2名法医对临床问题一无所知，当庭表示要回去问专家。而东莞市中医院为此垫付的鉴定人出庭费用为5043元。原审法院认为鉴定程序不存在严重违法情形，属事实认定错误。2.鉴定机构遗漏主要光学影像资料事实确凿。原审法院的3点分析意见均存在错误。首先，东莞市中医院在2011年8月20日进行过X光检查，东莞市中医院的诊断依据除了在东莞市中医院所进行的检查外，同时包括翟建华在康华医院的检查治疗情况，包括患者在康华医院的2张侧位片，影像资料的互通、互用是符合医疗系统所提倡的避免重复检查加重患者负担的精神，但外院的影像资料仅作为本院的诊断依据之一。其片子所有权属患者所有，并非为东莞市中医院掌握，原审法院责怪东莞市中医院未提交，是将责任张冠李戴。其次，东莞市中医院提出重新鉴定申请是因为补充鉴定申请已无法解决本案问题。原审法院庭后调取了东莞市康华医院X光片正侧位片，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4年6月18日作出复函，该函首先称：“按照《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的要求，如委托方补充鉴定材料，则需补充鉴定，补充鉴定本中心也要聘请相关临床专家重新评估手术指征的问题，但即使手术指征存在，本中心也认为对最终的因果关系判定结论无影响”，可见在聘请临床专家重新评估之前，该中心己经有了结论。鉴定书判定东莞市中医院承担主要责任的主要理由就是认为东莞市中医院在手术指征不明确的情况下实施手术。在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及鉴定意见中均把东莞市中医院手术指征不明确作为第一条过错理由横加指责。手术指征是否明确对东莞市中医院而言过错程度是不同的，而过错程度应该与责任承担是一致的，而鉴定机构居然说即使手术指征存在也对结论无影响。鉴定机构的意思就是不论过错大小，结果可以由他们任意决定。这是先入为主的主观判断，是典型的未审先判，预设结果。很显然，继续由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补充鉴定无法保证结果的客观公正性。鉴定结果出来后，在一次骨科学术会上，东莞市中医院拿患者影像资料询问当时的一位鉴定专家，老专家观看完影像资料后，明确且反复地说“当时没有看到此份影像资料，你可以否定那份鉴定”，但鉴定机构在东莞市中医院要求补充鉴定时，却没有再次征询专家意见，粗暴地下定结论，说明鉴定机构没有尊重医学专家的意见，而是违背专业知识私下结论。最后，原审法院称“鉴定意见已经明确其认定医方手术指征不够明确的理由是除X光片外无其他影像学检查结果支持，及手术记录中无关于螺钉松脱情况的描述，即鉴定机构的该认定与X光片数量无关”。这段话充分表明主导鉴定意见的是缺乏临床经验的法医，只要有一点最基本的临床经验都不会写出这种鉴定意见。这是东莞市中医院之前携带本案相关资料前往北京3**医院咨询、求证，相关骨科专家的意见。（1）在本病例中X光片就是手术指征的金标准，凭X光片足以确定手术指征，是临床医学常识。况且医方还有CT等辅助检查，并非原审法院及鉴定机构所称：“除X光片外无其他影像学检查结果支持”。（2）手术记录中不可能出现螺钉松脱的描述，本病例螺钉仅能从X光片不同体位的对比中发现松脱情况，手术中不可能发现螺钉松脱，本案例螺钉松脱主要是因为螺钉长度不够，螺钉尖端仅固定骨折远端一圈螺纹，已经发生了松脱移位，而螺钉绝大部分位于近折端，所以螺钉头端仍然是牢固的，手术记录不可能描述螺钉松动。鉴定机构缺乏临床经验，信口开河，致使法院认定错误。3.原审法院称：“鉴定机构的该认定与X光片数量并不关联性。”但在本案中鉴定材料遗漏的是确定东莞市中医院有无过错及过错大小的最关键的X光片，鉴定机构仅存档3张X光片，其余大部分双方提交的影像资料未采用，包括康华医院的正侧位X光片。经东莞市中医院申请，原审法院已从康华医院调出该片，能充分说明鉴定材料遗漏的事实。东莞市中医院留存的影像学资料能充分说明患者第一次手术失败的事实及有明确第二次手术指征，且材料已上交原审法院（这资料亦可提供全国骨科学会进行公开讨论），原审法院完全依据鉴定明显偏袒翟建华导致认定事实不公。（4）判决书第9页第3行起：“本院认为……东莞市中医院虽对手术操作失误的鉴定依据提出异议，但未解释翟建华目前损伤的原因。故，本院对鉴定意见认为医方在手术中存在过错的意见予以采纳。”东莞市中医院认为，首先，患者伤情，及本身系第二次手术决定了该次手术具有高风险，会出现各种并发症，若将手术失败，或者手术效果不理想简单归结为医方责任，那将没有人敢做手术，更不敢做高危手术。也没必要在手术前签风险告知书。这种粗暴推断很明显是错误的。其次，医方手术全程在X光透视监控下进行，术中导针及螺钉完全受监控没有穿透骨皮质（有病历证实）。认定东莞市中医院手术操作失控完全没有任何根据。最后，患者损伤究竟由什么原因导致，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核磁共振报告定性为“缺血性梗塞”，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核磁共振报告为“延髓信号异常多考虑为挫伤”，但均非鉴定机构所称的导针操作失误所致锐器伤，即使不能解释也不能成为东莞市中医院承担主要责任的理由。在医学上很多手术并发症都无法解释，但不能不懂装懂，想当然的进行无根据的推断。综上所述，东莞市中医院已经充分证明在诊疗过程中无过错。鉴定机构在鉴定程序中存在错误，遗漏重要鉴定材料（是否存在故意，东莞市中医院保留向上级行政部门申诉权利），分析认定漏洞百出，临床专家咨询流于形式，临床经验欠缺，技术力量薄弱，对鉴定态度草率，主观臆断，用考虑、可能等模棱两可的用语将过错强加给东莞市中医院。原审法院适用法律及事实认定均存在明显错误，请求依法查明事实，组织重新鉴定，并支持东莞市中医院合理诉求。据此，东莞市中医院向本院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2.本案诉讼费由翟建华承担。
针对东莞市中医院的上诉意见，翟建华答辩称：1.翟建华针对的是原审法院作出的判决，认为判决责任比例过低，而不是对鉴定报告有异议，翟建华从始至终认为东莞市中医院没有任何符合重新鉴定的情形出现，依法依理都不应提出重新鉴定。该案历经3年多，如果再重新鉴定拉长审限，对翟建华极为不公。2.针对东莞市中医院的上诉，翟建华认为：（1）尽管东莞市中医院用了大篇幅的文字说明其观点，但是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说明的事实，知情同意书没有经过翟建华本人的签名，这是事实，也是由东莞市中医院所提交的证据材料证明该事实的。而翟建华从一个能够步行入院、生活自理的人成为现在无法生活自理的二级伤残，不是因为交通事故，也不是因为第一次手术，而正是因为东莞市中医院可以不做和失败的手术直接导致的后果。（2）原审判决的全部赔偿金额都不能支撑翟建华家庭和翟建华本人治疗需要的数目，判决没有体现赔偿的核心目的，更何况原审在金额计算上刻意压低很多计算标准。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东莞市中医院的上诉请求，并支持翟建华的上诉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对东莞市中医院的过失行为和患者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认为：东莞市中医院存在以下过失：1.对高风险手术的认识不足，以致在指征不够明确的情况下，未完善检查。2.手术操作不当。3.术前未充分履行知情告知和知情同意义务。患者行重新螺钉内固定术后发生延髓损伤导致瘫痪，延髓的损伤与手术直接相关。但延髓损伤属于手术并发症，患者为二次手术，手术难度大，并发症发生风险高。对此高风险手术，医方未尽到高度关注、尽量规避并发症发生的义务，存在1、2过失，该过失与患者的延髓损伤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是导致瘫痪损害后果的主要因素。患者颈椎外伤行二次手术，手术难度大，并发症发生风险高，自身疾病是导致瘫痪损害后果的次要因素。过失3与患者损害后果无因果关系。东莞市中医院在对翟建华的诊疗过程中存在术前未充分履行知情告知和知情同意义务的过失，与患者损害后果无因果关系；存在手术指征不够明确的情况下，未完善检查和手术中操作不当的过失，该过失在患者瘫痪损害后果中的原因作用力大小属于主要因素，建议参与度为61-90%。
原审庭审中，鉴定人徐某、阚某称：根据二次手术前的讨论记录，并未提及该手术的延髓损伤风险。书面资料中没有反映出东莞市中医院告知患者选择性方案，并取得患方的同意。延髓并不属于周围神经。二次手术风险性更大，医方应更尽到谨慎义务。
原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应当对上诉人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本案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上诉和答辩，本院分析如下：
关于东莞市中医院应否对翟建华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本案由原审法院委托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东莞市中医院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医疗过错以及相关过错参与度进行了鉴定，并出具鉴定意见书。针对东莞市中医院对鉴定意见书所提出的异议，本院分析如下：首先，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系双方同意由法院摇珠确定，该鉴定机构及鉴定人员具备相应的鉴定资质。鉴定机构审阅双方提供的鉴定资料、听取了双方的意见并在鉴定过程中咨询了相应临床医学专家意见，最后作出鉴定结论，符合鉴定程序。东莞市中医院以鉴定程序不合法、该鉴定机构与南方医院存在利害关系以及鉴定人员无职称等为由要求重新鉴定，由于东莞市中医院并未提供证据证明鉴定程序严重违法，本院对东莞市中医院该意见不予采信。其次，翟建华是在手术后即出现了明显的延髓神经损伤的特征，鉴定机构根据手术记录，并咨询三位临床医学专家均认为本次手术导针操作过程中存在失误，据此认定东莞市中医院存在手术不当的过失，东莞市中医院虽对手术操作失误的鉴定意见提出异议，但未解释翟建华目前损伤的原因，亦未提供证据推翻该鉴定结论，本院对东莞市中医院该异议不予采信。再次，鉴定机构认为东莞市中医院存在在手术指征不够明确的情况下未完善检查过错的理由是术前诊断螺钉松脱除X线片外无其他影像学检查结果的支持，行本案中的手术，应高度关注其高风险性，完善其诊断依据。东莞市中医院主张鉴定机构遗漏X光片导致鉴定结论不正确，原审法院组织双方就提交鉴定的材料进行证据交换、质证，在此过程中东莞市中医院并未提出遗漏了X光片。而根据东莞市中医院提交鉴定机构的资料可见，东莞市中医院术前诊断除X光片外并无其他影像学检查结果的支持，故即使鉴定机构遗漏了X光片，也不能否定东莞市中医院除X光片外无其他影像学检查结果支持其术前诊断的事实。故东莞市中医院的辩解并不能推翻鉴定机构关于东莞市中医院存在在手术指征不够明确的情况下未完善检查过错的鉴定结论。退一步讲，即使手术指征足够明确，东莞市中医院亦存在手术中操作不当的过失，因此，原审法院考虑东莞市中医院的过失以及过失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翟建华本身的伤情、二次手术风险等因素，认定东莞市中医院对翟建华的损失承担65%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东莞市中医院提出要求重新鉴定的依据不足，本院不予准许。至于，东莞市中医院对鉴定机构认定其在术前未充分履行知情告知和知情同意义务的过失提出异议，由于该过失与损害结果无因果关系，对本例医疗过失的最终判断无影响，本院对此不做分析。
关于翟建华因本次医疗损害造成的损失的认定问题。原审法庭辩论终结时间为2014年4月29日，故应按照《广东省2013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确定“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针对翟建华、东莞市中医院提出的异议，本院对各具体赔偿项目分析如下：
1.医疗费。翟建华主张在东莞市中医院治疗费50000元属于损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本案中翟建华的医疗费指其因本次诊疗行为导致人身损害而产生的医疗费费用，翟建华在东莞市中医院治疗时所产生的治疗费，属于治疗其原发病产生的费用，本院对该笔治疗费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根据诊疗记录和医疗费票据予以认定432710.1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2.护理费。翟建华主张住院期间护理费107390元，并提交部分护理费的收据予以证明，但是翟建华并未提供正式发票，且部分收据连号而收款时间之间各相差数月，广州泰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陪护服务中心的两张收款收据加盖的是“预收章”，仅从上述收款收据不足以证明翟建华的护理费支出。原审法院参照东莞市地区护工现有劳动报酬50元／天的标准计算护理费，符合当地司法实践，本院予以维持。结合翟建华的住院天数，护理费为50元×325天（住院天数）×1人=16250元。
3.住院伙食补助费。结合原审法庭辩论终结时间以及《广东省2013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原审法院按照50元／天的标准计算住院伙食补助费，并无不当。结合翟建华的住院时间，住院伙食补助费为50元×325天（住院天数）=16250元。
4.误工费。翟建华主张误工费为151034.48元，并提交了一份东莞市南城红公鸡饮食店于2012年1月11日出具员工工作及收入证明，显示翟建华在该店担任行政主管职务，每月收入为5000元。该证明上加盖了东莞市南城红公鸡饮食店的公章，本院对翟建华在该店工作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是翟建华并未提交劳动合同、工资单、收入流水、纳税证明等佐证其具体工资情况，本院参照2013年度广东省国有餐饮行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33189元／年的标准计算误工费，翟建华于2013年6月6日评残，故误工费为：33189元／年÷12个月／年×21.5个月=59463.63元。
5.交通费。翟建华多次前往广州治疗，确实需要交通费，原审法院酌定交通费支出为3000元较为合理，本院予以维持。
6.残疾赔偿金。根据翟建华的残疾等级和《广东省2013年度人身损害赔偿计算标准》，残疾赔偿金为30226.71元×20年×90%=544080.78元。原审法院适用2014年度东莞当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存在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7.被扶养人生活费。翟炳坤事发时60岁7个月，需扶养19年5个月、翟自娇事发时62岁4个月，需要扶养17年8个月；翟琰韶事发时8岁，需要扶养10年；翟浩然事发时2岁6个月，需扶养15年6个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的规定，翟建华将各被扶养人的生活费逐个计算，未考虑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的规定，故对其计算方法不予采信。结合上述各被扶养人的扶养人人数、年赔偿总额累计情况、2013年度东莞地区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为：（22396.35元／12个月×186个月（即15年6个月）＋22396.35元／12个月×26个月（即2年2个月）÷2＋22396.35元／12个月×21个月（即1年9个月）÷4］×90%=343084.09元。
8.残疾辅助器具费：翟建华属于高颈段不完全运动障碍遗留四肢瘫，且构成二级伤残，确实需要配置轮椅，其提交了购买轮椅1600元的发票，价格较合理，故原审法院认定残疾辅助器具费为1600元，并无不当。如果翟建华确还需残疾辅助器具，其可根据实际损失另行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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