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3）深福法知刑初字第45号
公诉机关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查某，男，1974年11月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嫌疑，于2013年7月11日被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刑事拘留，于2013年8月9日被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取保候审，后经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检察院批准，于2013年8月28日由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逮捕，现羁押于深圳市福田区看守所。
辩护人李凤鸣，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周某，男，1977年2月26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因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嫌疑，于2013年7月11日被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刑事拘留，于2013年8月16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深圳市福田区看守所。
辩护人朱辉，广东嘉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杨某，女，1965年7月9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因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嫌疑，于2013年7月11日被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刑事拘留，并于同日被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取保候审，于2013年9月11日由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检察院重新办理取保候审手续。
辩护人高中明，广东万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阳某，男，1987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专科文化。因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嫌疑，于2013年7月11日被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刑事拘留，于2013年8月16日被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取保候审，于2013年9月11日由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检察院重新办理取保候审手续。
辩护人侯德民，广东万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戴某，女，1979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因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嫌疑，于2013年7月11日被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刑事拘留，于2013年8月16日被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取保候审，于2013年9月11日由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检察院重新办理取保候审手续。
辩护人金萍，广东巨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欧某，女，1977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专科文化。因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嫌疑，于2013年7月11日被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刑事拘留，于2013年8月16日被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取保候审，于2013年9月11日由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检察院重新办理取保候审手续。
被告人陈某，男，1982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深圳市善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业务经理。因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嫌疑，于2013年7月11日被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刑事拘留，于2013年7月24日被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取保候审，于2013年9月11日由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检察院重新办理取保候审手续。
辩护人黄训，北京市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检察院以深福检公一刑诉（2013）80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查某犯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指控被告人周某、杨某、阳某、戴某、欧某、陈某犯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于2013年10月30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11月22日、11月29日、2014年4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孟薇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查某及其辩护人李凤鸣、被告人周某及其辩护人朱辉、被告人杨某及其辩护人高中明、被告人阳某及其辩护人侯德民、被告人戴某及其辩护人金萍、被告人欧某、被告人陈某及其辩护人黄训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2012年3月，被告人查某租用本市华强北远望数码城2楼A2－041号铺位作为销售地点，并于2012年6月租用深圳市福田区振华路苏发大厦4楼403、404、415室作为仓库，以本市科盈通讯公司的名义委托他人制造并销售假冒的带有三星品牌注册商标标识的电子产品外包装、说明书及其它配件。
2013年3月，被告人查某与被告人周某达成加工假冒三星手机产品包装盒协议。周某在初期将原料和样品交由本市豪婷纸制品印刷有限公司加工成半成品，再将半成品交由被告人欧某的深圳市彩运来纸品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彩运来公司），经过胶、UV、裁切、沾边等工序后制成成品包装盒，最后将包装盒交给查某销售。2013年6月，周某又找到位于本市龙华新区八一路科工贸工业园D栋二楼的深圳市善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善达公司）为其印刷假冒的带有三星品牌注册商标标识的电子产品包装盒。被告人戴某作为善达公司的跟单员在该印刷厂厂长阳某、法定代表人杨某的同意下接下此项业务并开工印刷。2013年6月，被告人陈某作为善达公司的业务经理，承接了香港谊城国际公司加工假冒的带有三星品牌注册商标标识的和假冒苹果注册商标手机保护膜外包装的业务，并在善达公司印刷加工。
2013年7月10日，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民警对上述涉案地点进行检查，抓获被告人查某、周某、戴某、阳某、杨某、陈某、欧某；在科盈通讯公司档口和仓库查获带有“S∧MSUNG”注册商标的系列电子产品纸盒146614个、手机说明书46540本；在善达公司（位于本市龙华新区龙华街道八一路科工贸工业园D栋）查获印有三星9802、I889、N719三款手机包装画面的铜版纸2200张，印有三星P3100、E848两款手机包装画面单粉纸2200张，印有三星I8552、I8262D、I699、S7572的4款手机包装画面的单粉纸3200张（上述九种型号三星手机画面，可制成23800个三星手机包装盒），铁质的每张印有与上述三纸张中的一张一模一样的模板11张，收款收据1张，苹果4S保护膜包装800张，三星SIII保护膜包装9500张；在彩运来公司（位于本市龙华新区民治街道上塘工业区A6栋2楼）查获三星I509、S7898、S6812i、S5830i四款手机包装盒共计12000个。经鉴定，上述涉案包装盒、说明书均为假冒注册商标三星、苹果品牌的产品外包装、说明书。公诉机关提交了相关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及辩解、勘验、检查笔录、辨认笔录等证据。公诉机关据此认为被告人查某与他人结伙伪造并销售伪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被告人周某、杨某、阳某、戴某、欧某、陈某结伙伪造注册商标标识，其中被告人周某、欧某情节特别严重，被告人杨某、戴某、阳某、陈某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查某辩称其只是销售涉案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其与被告人周某只是买卖关系，未委托被告人周某印制注册商标标识，但其当庭表示认罪。其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称：1、被告人查某涉嫌的是“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从本案证据看，被告人查某未参与注册商标标识的非法制造。被告人查某向周某提供样品，系希望订购与样品一致的成品，周某也依据该样品向查某提供了商标标识成品，被告人查某与周某之间形成的是“凭样品买卖”合同关系，被告人查某实施的是为了销售而“买入”的行为。因此，被告人查某涉嫌的罪名应是“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而非“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2、被告人查某涉嫌犯罪的金额较小，情节较轻。首先，被告人查某自2012年6月接收科盈公司开始至案发时止，销售的三星商标标识的销售金额约为48000元，获利不足16800元；其次，公安机关在科盈公司仓库查扣的印有三星商标标识的盒子及手机说明书未实际销售出去，属于犯罪未遂；3、被告人查某无前科，属初犯，其归案后认罪态度好；被告人查某是由于生活所迫才实施的犯罪。综上所述，请对被告人查某减轻处罚，判处缓刑。
被告人周某辩称在科盈公司查扣的包装盒中只有部分是其做的，且说明书与其无关，但其当庭表示认罪。其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称：1、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周某参与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的数量在10万件以上。公诉机关指控的14万多件假冒纸盒中只有一部分是周某提供的；2、周某参与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的价值也远低于25万元，涉案包装盒价值非常小，仅1元多一个；3、被告人周某无前科，系初犯；4、被告人周某主观恶性较小，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5、涉案2.38万件包装盒还只是半成品，还没有制造完成；6、被告人周某是家庭的经济支柱，需要赡养老人及抚养小孩。综上所述，请对被告人周某适用缓刑。
被告人杨某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但不确定其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其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称：1、本案并非有组织有计划的共同犯罪，也非“结伙”犯罪。善达公司被拉入本案是被告人周某随机选择的结果；2、被告人杨某在本案中应不构成犯罪。首先，被告人杨某主观上与其他被告人没有共同犯罪意图，其作为公司老板，公司接受被告人周某委托印刷的二单业务中，一单印刷费700多元、一单印刷费1800元。而该二单业务被告人杨某是不知情的，第一单业务戴某向被告人杨某进行QQ报告时，报告的也只是彩盒，未说明是什么样的彩盒，第二单业务戴某还未向杨某汇报，杨某并不知情；其次，客观上杨某并没有实施相应的非法制造的行为，包括陈某所印制的手机保护膜，保护膜上没有商标标识，只是表示保护膜适用于某种商品，故被告人杨某没有犯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3、被告人杨某作为善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管理上负有一定责任，案发后被告人杨某能配合公安机关调查事实，认罪态度好；4、善达公司只负责印刷，印刷出来很多只是半成品，印刷的模板并不是善达公司制作的，其只是将被告人周某拿过来的模板进行印刷，印刷出来的半成品并未流向社会，没有造成社会危害。综上所述，被告人杨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如果合议庭评议后认为其构成犯罪，应考虑第三点辩护意见，对被告人杨某从轻或减轻处罚，并对其适用缓刑。
被告人阳某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但认为其个人应承担公司管理方面疏忽的责任，其不确定其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其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称：1、被告人阳某不构成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首先，被告人不具有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的主观故意，阳某被抓之前对善达公司生产涉案产品是否是涉嫌侵犯三星公司商标标识这一事实不知情，且是在被抓当天才了解该事实。善达公司接单后生产用的生产工程单也不是阳某开具的，生产工程单上的印章也不是被告人阳某盖的，阳某与被告人周某并不认识。本案证据不能证明涉案产品是在阳某授意下印刷的；其次，阳某只是一个临时代理厂长，只有厂长之名没有厂长之实；再次，本案的形成完全是善达公司管理的疏忽，不存在明知违法犯罪而为之。没有证据证明善达公司员工明知涉案产品是违法犯罪而为之，阳某亦不存在共同犯罪故意；2、本案不符合刑法第二百一十五条所规定的“伪造”或“擅自制造”的文理。主观方面阳某并不知道所造之物是假的，也并未用假产品谋取非法利益；对涉案产品也是印刷行为，而不属于伪造，也不属于擅自制造；3、被告人阳某只是受害者。涉案产品是由善达公司生产，与阳某没有直接利害关系，阳某不存在犯罪故意。
被告人戴某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当庭表示认罪。其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称：1、被告人戴某作为一个跟单员主观上没有明显要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的故意，因为工作才偶然接了被告人周某要求的印单，其主观恶性较小；2、客观上戴某仅是为了工作为公司接了涉案的两个业务单，自己没有从中受益，且涉案金额小，其中大部分是半成品，未流入社会，其犯罪情节显著轻微；3、被告人戴某是初犯、偶犯，其被捕后认罪态度好，家中有孩子需要其抚养教育，社会危害不大；4、从共同犯罪来看，被告人戴某是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综上所述，请对被告人戴某从轻处罚，适用缓刑。
被告人欧某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当庭表示认罪。
被告人陈某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但认为其行为如何定性其不清楚。其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称被告人陈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请求判令被告人陈某无罪，具体辩护意见如下：1、被告人查某、周某实施的犯罪行为与被告人陈某无关，被告人查某、周某的相关犯罪事实不能作为对被告人陈某定罪量刑的依据；起诉书中与被告人陈某有关的事实应是被告人陈某承接香港谊城国际公司加工手机保护膜外包装的业务，即IPHONE4S手机保护膜外包装800张、三星手机保护膜外包装9500张；2、手机保护膜外包装上带有的“iPhone”、“samsung”的文字或图案并不能被定性为商标标识，更不能被定性为苹果或三星的商标标识。本案中带有“iPhone”、“samsung”的字样并非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与其之前或之后的文字构成一个完整的画面和意思表示。涉案外包装上的“compatibleforsamsung”、“compatibleforiPhone”组成一个完整的“适用于samsung”或“适用于iPhone”的意思表示，它所表现的意思非常清楚，就是外包装所配套的商品是适用于某一类商品而不是配套的商品就是某一种商品，因此不应将手机保护膜包装上的图案或文字定性为商标标识；另外，手机保护膜外包装上印刷的图案与涉案注册商标备案的商标图案存在一定的差别，不具有“相同”的性质；3、涉案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范围均未涉及到手机屏幕保护膜，将本案作为刑事案件处理并不适宜。综上所述，被告人陈某印制的手机保护膜包装的数量仅为10300张，即使被告人陈某印制是涉案注册商标标识，且配套的商品也与涉案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属于同一种商品，也应属于犯罪情节明显轻微，不适宜判决被告人陈某在本案中承担刑事责任。请对被告人陈某作出无罪判决。
经审理查明：第8494297号“”商标由三星电子株式会社注册，核定使用商品为第9类的电话机、手提电话、智能电话等，注册有效期限自2011年7月28日至2021年7月27日止。
第3038519号“SAMSUNG”商标由三星电子株式会社注册，核定使用商品为第9类的移动电话等，注册有效期限自2013年3月14日至2023年3月13日止。
第5621463号“iPhone”商标由苹果公司注册，注册有效期限自2010年4月14日至2020年4月13日止，核定使用商品为第九类，包括电话机、移动电话机等。
被告人周某于2012年3月开始到深圳市华强北一带承接印刷业务。2012年4月起，被告人查某在深圳市福田区远望数码城A2－041铺以“科盈通讯”名义对外销售他人非法制造的带有“”、“Samsung”注册商标标识的手机包装盒、说明书等，并租用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苏发大厦306栋403、404、415房作为存放假冒三星包装盒、说明书等的仓库。被告人查某在华强北市场上购买假冒的三星手机包装盒或说明书，其中部分三星手机包装盒委托被告人周某印制。被告人查某向被告人周某说明所需要的三星手机包装盒的型号、数量等，并提供三星手机包装盒的样品，被告人周某接到查某的订单后找到设计公司设计、制作相关包装盒模版，后找到印刷厂承接印制业务，由周某将模版、包装盒样品交给印刷厂印刷。将印刷好后的三星手机包装盒半成品运至其它公司进行过胶、UV、裁切、沾边等后续工序，形成独立的包装盒后再将交给查某。
2013年6月，被告人周某接到被告人查某要求订制12000个三星手机包装盒的电话后，来到位于深圳市宝安区龙华街道八一路科工贸工业园D栋2楼的善达公司内，被告人戴某作为善达公司的业务员负责接待了被告人周某，被告人周某提出由善达公司为其印刷三星手机包装盒，并向被告人戴某出具了三星手机包装盒样品，被告人戴某请示了善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即被告人杨某，并向善达公司厂长作了汇报，得到杨某、阳某同意后，被告人戴某承接了该单业务。周某向善达公司提供了印刷模版、纸张，被告人戴某于2012年7月2日开具了生产工程单，由阳某安排车间印刷了带有“”、“Samsung”注册商标标识的三星手机包装盒3000张。被告人周某在事先征得彩运来公司法定代表人欧某同意的情况下，将印好的包装盒半成品运至彩运来公司进行后续加工，共裁切出包装盒12000个。
2013年7月，被告人周某再次接到被告人查某订制22××0个三星手机包装盒的电话。7月8日，被告人周某携带包装盒样品、模版、纸张来到善达公司找到被告人戴某，委托善达公司印刷三星手机包装盒，被告人周某支付印刷费1800元。被告人戴某于当日开具了生产工程单，阳某安排了车间进行印刷，印刷出单粉纸三星手机包装盒画面3200张，每张单粉纸上排列有4个包装盒画面（分别为I8552、I8262D、I699、S7572型手机包装画面），共可裁切出12800个包装盒；铜版纸三星手机包装盒画面2200张，每张排列有4个包装盒画面（分别为I9082、i889、N719型手机包装画面），共可裁切出8800个的包装盒；单粉纸三星手机包装盒2200张，每张排列有2个包装盒画面（分别为P3100、E848型手机包装画面），共可裁切出4400个包装盒。上述印刷好的纸张上排列的共计23800个包装盒上均带有“”、“Samsung”注册商标标识。
被告人陈某于2013年2月挂靠善达公司，担任业务经理，主要负责其自已或其下属陈某梅、余某喜对外承接的包装印刷业务。此后，被告人陈某接受香港谊诚国际公司的委托，由善达公司印刷了带有“iPhone®”标识的手机屏保护膜包装盒800个、带有“samsung®”标识的手机保护膜包装盒9500个。
2013年7月10日，深圳市公安局福强派出所接群众举报后，于当日下午14时许在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远望数码城2楼A2－041号铺抓获被告人查某，并在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苏发大厦306栋403、404、415房查获被告人查某存放的、用于销售的带有“”、“Samsung”注册商标标识的手机包装盒146614个（其中带有“S4”字样的包装盒24996个、“N7108”字样的包装盒20270个、“i9220”字样的包装盒16830个、“i9330”字样的包装盒18585个、“i9100”字样的包装盒18965个、“N7102”字样的包装盒19808个、“i9308”字样的包装盒27160个）、带有“”、“Samsung”注册商标标识的说明书46540本。
同日，深圳市公安局福强派出所民警在彩运来公司抓获被告人欧某，并当场查获被告人周某交予该司进行后续加工的带有“”、“Samsung”注册商标标识的手机包装盒12000个；后民警在深圳市宝安区民治街道上塘工业区A6栋1楼抓获被告人周某。在被告人周某的带领下，民警在善达公司内抓获被告人杨某、阳某、戴某、陈某，在该公司二楼查获被告人周某于7月8日委托其司印刷的铜版纸2200张、单粉纸2200张、单粉纸3200张及与上述印刷品手机包装盒相对应的印刷模版11块，并在该司三楼查获由被告人陈某承接业务印刷的带有“iPhone®”标识的手机保护膜包装盒800个、带有“samsung®”标识的手机保护膜包装盒9500个。
另查，善达公司于1995年1月注册成立，经营范围包括包装装潢印刷品、其他印刷品印刷等；彩运来公司于2011年1月注册成立，经营范围包括纸品包装、印刷品包装；印刷品设计；国内贸易。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一）物证、书证
1、缴获的手机包装盒、说明书、印刷模板、手机屏幕保护膜包装盒。手机包装盒上、说明书上均有“”或“Samsung”标识；手机保护膜包装盒上有“compatiblepour|compatibleforiPhone®”“iPhone®4|iPhone®4S或“compatiblepour|compatibleforsamsung®GalaxySlll”字样；上述手机保护膜包装盒上均为英文字样，上述iPhone®”“iPhone®4|iPhone®4S或“samsung®GalaxySlll”字样均另起一行，字体大于上述其英文字体。
2、搜查证、搜查笔录、扣押物品文件清单、扣押决定书。记载：在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苏发大厦306栋403、404、415房查获带有“S4”字样的包装盒24996个、“N7108”字样的包装盒20270个、“i9220”字样的包装盒16830个、“i9330”字样的包装盒18585个、“i9100”字样的包装盒18965个、“N7102”字样的包装盒19808个、“i9308”字样的包装盒27160个，合计146614个，同时查获带有“”、“Samsung”注册商标标识的说明书46540本；在彩运来公司查获带有三星品牌手机包装盒12000个；在善达公司车间缴扣铜版纸2200张、单粉纸2200张、单粉纸3200张及印刷模版11块，在该司三楼查获手机保护膜包装盒10300个。
3、商标注册证。显示涉案注册商标情况。
4、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广州天箭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营业执照，三星电子株式会社对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的《授权书》及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对广州天箭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的《授权书》，内容主要为：三星电子株式会社授权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唯一有权代表该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处理一切与该司有关的知识产权相关事务，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有权代表其司进行或授权其它公司、组织或个人进行调查、调解、向各级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投诉、举报、请求查处、鉴定产品相似、出具产品鉴定书等。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上述获得的授权事项再转授权给广州天箭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5、苹果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及苹果公司对苹果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的《授权书》。
6、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广州天箭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出具的《鉴定证明》。证明公安机关于2013年7月10日在深圳市福田区苏发大厦306栋403、404、415房及善达公司、彩运来公司查获产品不是三星电子株式会社或授权生产制造的产品，系假冒的侵权产品。
7、苹果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出具的《鉴定报告》。内容为：公安机关在善达公司处查获标有苹果注册商标的产品为假冒苹果公司注册商标的产品。
8、收款收据。戴某向周某开具的收其交付的印刷加工费1800元的收款收据，收款收据中列明对应单号为10726。
9、善达公司生产工程单两份。其中2013年7月2日的生产工程单单号为10635，客户为周某，印件名称彩盒，数量3250张，克数／纸类／规格为自来300G单粉889＊860，正数＋放数3250／150，合计大纸1700；2013年7月8日的生产工程单单号为10726，客户为周先生，印件名称为两款搭版、4款彩盒搭版、两款礼品盒搭版；数量分别为2250张、3250张、2250张，克数／纸类／规格为自来350G单粉787＊710、自来300G单粉889＊840、自来150G双铜大度，正数＋放数分别为2250／150、3250／150、2250／150，合计大纸分别为2400、1700、1200。
10、房屋租赁凭证。显示在案发时深圳市福田区振华路桑达小区306栋403房、404、415房由被告人查某租赁。
11、查缉经过。证实各被告人归案情况。
12、善达公司、彩运来公司注册登记信息及被告人身份材料、前科劣迹查询情况说明等。
（二）证人证言
1、证人罗某幸证称，其在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远望数码城2楼A2－041工作，其老板是查某，其工作主要是送货，即按查某吩咐到仓库拿盒子到华强北远望数码城2楼A2－041，查某的仓库共有三个，是苏发大厦306栋4楼403、404、415，仓库中存放的都是三星手机的各种包装盒及说明书。
2、证人罗某香证称，2005年10月其到华强北远望数码城2楼A2－041档口科盈通讯工作，老板是查某，远望数码城2楼A2－041档口主要是卖三星系列的手机包装盒，货物由查某自己购买、自己销售，其主要是帮忙发货、收银、看守档口。老板查某所购的货物存在华强北的仓库里，但其不清楚具体地址。
3、证人陈某梅证称，其是善达公司业务员，公司法人是杨某，厂长是阳某，跟单及业务员是戴某，业务经理是陈某，其公司主要从事彩印印刷和加工，公司所有的业务都需要经过戴某，再由戴某下单交给阳某就可以生产。如果阳某不在，戴某直接下单就可以生产，但戴某不在公司，即使有阳某同意也不能生产。民警在公司搜出的手机保护膜包装业务是陈某联系的。
4、证人田某华证称，其是善达公司的员工，负责公司的出纳业务，公司老板是杨某，杨某两天左右来一次公司，平时都是厂长阳某在管理，其他员工负责什么其不清楚；
5、证人余某燕证称，其是善达公司的员工，主要负责拉业务和跟单，公司的老板是杨某、厂长是阳某、跟单及业务生产员是戴某，业务经理是陈某。
6、证人金某证称，其是彩运来公司员工，公司法定代表人是欧某，公司主要业务是纸品包装、印刷品包装、UV、裁切；
7、证人粟某春证称，2001年其经人介绍到彩运来公司做过胶师傅，公司老板是欧某。2012年开始，有一名姓周的客户拉了一些三星手机盒到其公司，其他就不清楚了，其只是按老板要求工作；
8、证人肖某平证称，福田区振华路桑达小区306栋404、403、415房出租给了查某用来作仓库，具体就是放一些纸盒包装。
（三）被告人供述及辩解
1、被告人查某的供述及辩解。其供称，其是科盈通讯公司的老板，其公司的铺位在华强北路远望数码城2楼的A2－041，销售三星电子产品的配件，主要销售三星产品的外包装，包括三星各种型号的手机外包装、三星平板电脑的外包装，这些外包装上都印有“S∧MSUNG”标志，和三星原装外包装一模一样，里面还配有三星产品配套的说明书。这些外包装是从龙华的一个厂子订的，其长期从那里进货，但那个厂的具体情况其不清楚，其一般都是通过电话与周某联系，其需要订货的时候就给周某打电话，周某会到其铺位里和其商谈，像9300、7562、7562I、9500、9502这些型号，其会一次向周某订1000套，其他型号会订500套，其当场会付现金20000元左右，之后周某会将货送到仓库存放。其公司仓库在华强北振兴路苏发大厦4楼403、404、415。这些仓库里存放的包装中，大部分都还是包装纸的形式存在的，折起来就是一个包装盒，这些货都是从龙华买过来的，都是假货；还有一部分是在包装盒的形式存在的，这些盒子有一部分是假货，还有一部分是原装的真货，不过原装比较少，只有几百套。从仓库查扣的说明书不是找周某印刷的，周某帮其印刷三星手机包装盒。
2、被告人周某的供述及辩解。其供称，2012年3月共在深圳华强北一带跑业务，即由其印刷一些名片到华强北的一些档口去派发，如果有印刷需要的商家就会联系其具体事宜，商家和其谈好要印刷的项目，之后其去联系印刷厂，并与印刷厂谈好价钱，再由其和商家谈具体价格，商家就将印刷的商品样品交给其，并支付一部分订金。其拿商品样品去印刷厂，由印刷厂制作模版、印刷，印刷好后其将货交给商家。2013年4月左右，查某给其打电话说要印制一批手机盒，双方谈好后，查某给了其几个三星手机盒子，让其按照样品印刷。其找深圳市豪婷纸制品印刷有限公司印刷。其从豪婷公司拿了十万个左右外包装盒卖给查某。2013年5月份这家公司就倒闭了，其认识了善达印刷厂的业务员戴某，之后就联系善达公司印刷，印刷好后其再将货品拿到彩运来公司加工成形，成形之后再交给商家。2013年6月，查某打电话给其说要三星手机外包装盒12000个，其带着样品找到了位于龙华的善达公司的戴某，其将样品交给戴某，问该厂是否能印刷，戴某说能印刷，其当天就下了单，之后便将印刷模版和印刷纸张送到善达公司，当时其下了三千张每张有4个三星手机盒子共计12000个，隔了几天其到善达公司提货送到彩运来公司加工；2013年7月，查某再打电话给其要22××0个三星手机外包装盒，其再次找戴某下单，戴某给其安排了印刷。从其开始业务以来，纸品加工一直在彩运来公司进行。
3、被告人欧某的供述及辩解。其供称，其是深圳市彩运来纸品包装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位于深圳市龙华新区民治街道上塘工业区A6栋2楼。2012年3月左右，周某向其介绍业务。具体流程是由周某从外面拉回他的半成品三星手机盒到其厂，由其厂进行三星手机盒的表面处理、UV、裁切，其公司收取加工费。周某拉一批货2000-3000张不等，其厂一个月能接周某二、三次单，每次货出厂都周某叫过来装货拉走，具体去向其不清楚。2013年7月10日下午，民警在其公司搜查、扣押的三星手机外包装盒12000个是周某6月份向其公司下的单。
4、被告人杨某的供述及辩解。其供称，其是善达公司的法人，厂长是阳某，跟单及业务生产员是戴某，其去公司是不定时的，有时一天去一次，有时四至五天去一次。平时公司管理是阳某负责，戴某对其负责，戴某会将公司业务单等情况隔几天通过QQ传给其。公司的业务经理、跟单员等会将业务单等交给戴某，戴某下单报给阳某，公司就可以进行生产。2013年7月10日民警在其公司二楼搜查到的印有三星9082、i889、N719字样的铜版纸2200张、印有三星i8552、i8752D、i699、S7572的单粉纸2200张，印刷模版11张，在三楼搜查到的三星保护膜及苹果S4保护膜包装分别是戴某和陈某承接的，他们承接这些单不需要通过其，事后他们通过相关报表报给其，报表里面就有客户印刷的数量和品种，还有何时交货的情况反映，其只是掌握情况，具体安排生产由阳某负责。
5、被告人阳某的供述及辩解。其供称，其所在公司位于龙华新区八一路科工贸工业园D栋二楼，近期其公司做了一批三星电子产品的外包装印刷，主要是三星各种型号的手机外包装，三星平板电脑的外包装印刷，这些业务是公司业务员戴某拉的，由客户提供一个原版包装上面印有“S∧MSUNG”标志的包装盒原样，还有“S∧MSUNG”标志的文件和空白的包装给其公司，公司负责按照样板调色，并把印刷好的有“S∧MSUNG”标志的铜版纸印到包装面纸上，然后由戴某通过客户拿回。这个客户其不认识，其是通过戴某才知道客户叫周某，周某到其公司下单时其见过他，其实际见过周某两次，具体的下单数戴某清楚，戴某中跟其讲了下单生产之事，是其下单安排生产的。6月份时，戴某下了个单，这个单是三千张单粉纸，上面有三个三星手机包装盒标识，其在彩运来的仓库图片中看到其中一款三个三星包装盒的单粉纸是善达工厂印刷的。7月份时，戴某还承接了周某的一个单，这次是三套纸，分别一套铜版纸共2200张，每张可裁出3个手机包装盒。另有两类单粉纸，一类是每张可裁出4个三星手机包装，有3200张，共可裁出12800个三星手机盒，另一类纸每张可裁出2个三星手机盒，共有2200张，共可裁出4400个。第一次周某到公司下单时，戴某向其汇报，其同意了，然后工厂就安排印刷，当时戴某将这单的工程单交给了老板杨某，由戴某向杨某汇报，之后其也向杨某汇报是这个客户向其公司下了三星手机包装盒的单。第二次周某7月份来公司下单，当时戴某向其讲了是三套三星手机包装盒业务，其就安排生产了，当时这批单已生产出来了，其当时还没有来得及向杨某汇报。杨某对其生产这些三星手机包装盒应该是知情的，因为生产出来的产品在仓库，老板都可以看到。陈某接了一批三星和苹果手机保护外包装，这批货的生产也是其安排的，但具体的下单数其不清楚，是陈某自己掌握的。
6、被告人戴某的供述及辩解。其供称，其在深圳市善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任跟单员，顾客到公司来下单，其就接单，接单后就下单到车间，由车间生产。其共接了周某的两个单，第一次是在2013年6月份，周某带着模版过来问其公司能不能印刷，其说可以，周某当时就下了3000张的单粉纸。第二次是7月份，周某拿了三个模版过来，分别为一套铜版纸，两份单粉纸，其中铜版纸共2200张，每张可裁3个三星手机包装盒，单粉纸分别为两类，一类单粉纸每张可裁出4个三星手机包装盒，有3200张，另一类单粉纸可裁出2个三星手机包装盒，有2200张。周某6月份下单的产品已被他拉走，7月份下单的产品尚在其公司，被公安机关查扣了。在欧某处扣押的12000个三星手机包装盒其看了图片，应当是其公司印刷的，但其6月份只印了9000个。在6月份周某向其下单时，其通过电脑向杨某发了工程单，告诉她所印的是三星手机包装盒，共一套，金额是730元。7月份，其接了周某的单，当时下完单其向厂长阳某汇报了，阳某也看到了是三星手机包装盒，但其还没来得及向杨某汇报。陈某不是其公司的实职人员，他只是挂靠在其公司，公司也没有工资发给他，只是老板给了他一间办公室办公。
7、被告人陈某的供述及辩解。其供称，其是善达公司的业务经理，其承接了香港谊成国际公司9500套的三星手机保护膜及800套苹果4S手机保护膜业务。但三星手机包装盒业务印刷是周某直接找戴某印刷加工的，其没有参与。
（四）勘验检查笔录、辨认笔录。
1、勘验检查笔录。深圳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四中队分别对案发现场深圳市福田区远望数码城A2-041科盈通讯、福田区华强北苏发大厦306栋403、404、415、龙华新区民治街道上塘工业区A6栋2楼、龙华新区龙华街道八一路科工贸D栋2楼、3楼进行勘验、检查，形成了现场图和现场照片。
2、辨认笔录。被告人查某对周某进行了辨认，并对其存入在苏发大厦四楼仓库的三星品牌手机包装盒进行了辨认；被告人周某辨认出查某、欧某、戴某，并辨认出其委托善达公司、彩运来公司印刷、加工的三星手机包装盒；被告人欧某辨认出被告人周某，辨认出从其公司搜出的为周某加工的三星手机包装盒；被告人杨某辨认出被告人阳某、戴某、陈某，辨认出从其工厂二楼、三楼查扣的三星手机包装盒及三星、苹果手机保护膜包装盒；被告人阳某辨认出被告人周某、杨某、戴某、陈某，并辨认出公安机关在其公司查扣的三星手机包装盒及从彩运来公司搜出的、由其司印刷的三星手机包装盒单粉纸；被告人戴某辨认出被告人周某、杨某、阳某、陈某，辨认公安机关在其公司查扣的印三星手机包装盒的铜版纸、单粉纸；被告人陈某辨认出其为香港谊城国际公司印刷的苹果4S及三星手机保护膜包装盒；证人罗某幸辨认出被告人查某，并辨认出查某仓库存放的三星品牌电子产品包装盒等；证人陈某梅辨认出被告人杨某、阳某、戴某、陈某及从其司查扣的三星手机包装盒、手机保护包装盒；证人陈某梅辨认出杨某、阳某、戴某、陈某，并辨认出公安机关在其公司查获的物品；证人田某华辨认出公安机关在其公司查获的物品；证人余某喜辨认出被告人杨某、阳某、戴某，辨认出民警在其公司三楼查获的物品；证人金某、粟某春均辨认出周某、欧某，并辨认出公安机关在其公司查获的物品；
本院认为，三星电子株式会社第8494297号“”、第3038519号“SAMSUNG”注册商标，苹果公司第5621463号“iPhone”注册商标现均处于有效期限内，依法受法律保护。
被告人查某无视国家法律，为了牟利，销售明知是他人非法印刷的带有“”、“Samsung”注册商标标识的手机包装盒146614个、说明书46540本；同时，被告人查某未取得相关权利人同意，明知被告人周某承接印刷业务，而提供手机包装盒样品委托被告人周某为其非法印刷带有“”、“Samsung”注册商标标识的手机包装盒共计35800个，属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应依法予以惩罚，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辩护人辩称被告人查某的行为不属“情节特别严重”无依据，本院不予采信。被告人查某购入的手机包装盒146614个、说明书46540本尚未被售出即被公安机关缴扣，被告人查某因其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系犯罪未遂，对被告人查某依法可比照既遂犯从轻处罚。关于被告人查某对涉案35800个包装盒是否与被告人周某存在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的故意。被告人查某及辩护人当庭辩称被告人查某向周某提供手机包装盒样品的行为是凭样品买卖的行为。经查，被告人周某多次供称其对外承接的是印刷业务，被告人查某亦曾供称通过周某帮其印刷三星手机包装盒，两被告人的供述相吻合。被告人查某向被告人周某提供包装盒样品、约定了包装盒的数量、规格型号等，被告人查某与被告人周某之间形成的是一种委托印制包装盒的加工承揽合同关系，而非凭样品的买卖合同关系。被告人查某及被告人周某均在未取得相关权利人同意的情况下，印制涉案带有“”、“Samsung”注册商标标识的手机包装盒共计35800个，两被告人之间具有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的共同故意，应共同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被告人周某无视国家法律，未取得三星株式会社的授权，在接受被告人查某的委托后，制作印刷模版、提供纸张，委托善达公司印刷带有“”、“Samsung”注册商标标识的手机包装盒数量达35800个，并已将其中的12000个包装盒委托彩运来公司进行后期加工，属于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制造注册商标罪，应依法予以惩罚，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查某、周某虽供称在被告人查某仓库内查扣的假冒三星品牌手机包装盒部分由周某提供，但无充分证据证实被告人周某提供的包装盒的数量，按有利于被告人原则，该部分手机盒的数量不应计入被告人周某的犯罪数额。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周某的行为属“情节特别严重”依据不足，本院依法予以变更。
善达公司无视国家法律，在明知被告人周某未取得相关权利人授权的情况下，接受被告人周某的委托，非法印刷带有“”、“Samsung”注册商标标识的手机包装盒数量达35800个；同时，善达公司在未取得相关权利人授权的情况下，由陈某承接业务并非法印刷带有“iPhone“注册商标标识的手机保护膜包装盒800个，带“samsung”注册商标标识的手机保护膜包装盒9500个。善达公司非法印制的带有他人注册商标标识的包装盒共计46100个，属情节严重。被告人杨某作为善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其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应对善达公司非法印刷的带有他人注册商标标识的包装盒共计46100个承担刑事责任，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应依法予以惩罚；被告人阳某作为善达公司的厂长、被告人戴某作为善达公司跟单业务员，分别负责公司生产管理、承接业务及跟单，被告人阳某、戴某作为承接被告人周某委托印刷业务的直接责任人员，参与非法制造商标标识35800个，属情节严重，被告人阳某、戴某的行为均已构成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应依法予以惩罚；陈某挂靠善达公司担任业务经理承接印刷业务，其明知他人未取得相关权利人的授权，而接受他人委托印刷带有“iPhone”、“samsung”注册商标标识的手机保护膜包装盒数量共计10300个，属情节严重，被告人陈某作为直接责任人员，其行为亦已构成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应依法予以惩罚。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辩护人辩称被告人杨某、阳某不知道印刷的是带有他人注册商标标识的包装盒，不具有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的主观故意，经查，相关法律、法规明文禁止印刷行业非法制造商标标识，善达公司于1995年成立，经营印刷业务数年，被告人杨某作为公司的经营者、被告人阳某、戴某、陈某作为从事相关业务人员应对该规定明知，但无论是在接受被告人周某委托或陈某对外承接涉案印刷业务时或印刷过程中均未要求或审核委托方是否具备相关授权，可见即使被告人杨某、阳某在被告人戴某承接业务时并不明确知道印刷的是何种注册商标标识，其对业务人员承接的印刷业务可能侵权的结果存在一种放任的间接故意，且被告人戴某在接受被告人周某涉案印刷业务前，已查看了委托人提供的印刷样品及印刷模板，被告人戴某对公司印刷的系何种注册商标标识有了明确的认识，被告人戴某将承接的印刷业务向被告人杨某、被告人阳某作了汇报，整个印刷涉及调机测试、通知委托人看色、印制成型等过程，在短期内，善达公司第二次承接了被告人周某的委托印刷业务，辩护人辩称被告人杨某、阳某不具有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的主观故意，两被告人行为不构成犯罪的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被告人戴某在承接周某委托印刷的业务中起了比较积极重要的作用，辩护人辩称其系从犯，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陈某承接印刷的包装盒上的“iPhone”标识','2018-10-06
18:22:15',0,'web',NULL),(6191322,'81c32389-5142-463f-8996-a73000b30879','$(function(){$(\"#con_llcs\").html(\"浏览：76次\")});$(function(){var
caseinfo=JSON.stringify({\"文书ID\":\"81c32389-5142-463f-8996-a73000b30879\",\"案件名称\":\"20161730.docx\",\"案号\":\"（2016）赣0981民初1730号\",\"审判程序\":\"一审\",\"上传日期\":\"\\\/Date(1488988800000)\\\/\",\"案件类型\":\"2\",\"补正文书\":null,\"法院名称\":\"丰城市人民法院\",\"法院ID\":\"1478\",\"法院省份\":\"江西\",\"法院地市\":\"宜春市\",\"法院区县\":\"丰城市\",\"法院区域\":null,\"文书类型\":null,\"文书全文类型\":\"1\",\"裁判日期\":null,\"结案方式\":null,\"效力层级\":null,\"不公开理由\":\"离婚诉讼或者涉及未成年子女抚养、监护的\",\"DocContent\":\"\",\"文本首部段落原文\":\"\",\"诉讼参与人信息部分原文\":\"\",\"诉讼记录段原文\":null,\"案件基本情况段原文\":\"\",\"裁判要旨段原文\":\"\",\"判决结果段原文\":\"\",\"附加原文\":null,\"文本尾部原文\":\"\"});$(document).attr(\"title\",\"20161730.docx\");$(\"#tdSource\").html(\"20161730.docx
（2016）赣0981民初1730号\");$(\"#hidDocID\").val(\"81c32389-5142-463f-8996-a73000b30879\");$(\"#hidCaseName\").val(\"20161730.docx\");$(\"#hidCaseNumber\").val(\"（2016）赣0981民初1730号\");$(\"#hidCaseInfo\").val(caseinfo);$(\"#hidCourt\").val(\"丰城市人民法院\");$(\"#hidCaseType\").val(\"2\");$(\"#HidCourtID\").val(\"1478\");$(\"#hidRequireLogin\").val(\"0\");});$(function(){var
dirData = {Elements: [\"RelateInfo\", \"LegalBase\"],RelateInfo: [{ name:
\"审理法院\", key: \"court\", value: \"丰城市人民法院\" },{ name: \"案件类型\", key:
\"caseType\", value: \"民事案件\" },{ name: \"案由\", key: \"reason\", value: \"\"
},{ name: \"审理程序\", key: \"trialRound\", value: \"一审\" },{ name: \"裁判日期\",
key: \"trialDate\", value: \"2016-12-15\" },],LegalBase: []};if
($(\"#divTool_Summary\").length > 0) {$(\"#divTool_Summary\").ContentSummary({
data: dirData });}});$(function() {\r\n var jsonHtmlData =
\"{\\\\\"Title\\\\\":\\\\\"20161730.docx\\\\\",\\\\\"PubDate\\\\\":\\\\\"2017-0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