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汉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鄂汉南民一初字第00088号
原告：江某甲，自由职业者。
委托代理人：刘小平，湖北平渊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江某乙（系原告江某甲之弟），自由职业者。
委托代理人：叶汉梅（系原告江某乙之妻），女，1970年1月14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刘小平，湖北平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江某丙（系原告江某甲之弟），农民。
委托代理人：李玉兰（系被告江某丙之妻），女，1961年6月11日，汉族。
原告江某甲、江某乙诉被告江某丙继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4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5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江某甲、江某乙共同的委托代理人刘小平，原告江某乙的委托代理人叶汉梅，被告江某丙及其委托代理人李玉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江某甲、江某乙诉称，我们与被告江某丙系同胞兄弟，1998年农村土地二轮延包及2005年完善二轮土地延包时，我们的父母在武汉市汉南区纱帽街大嘴村5组分得6亩承包地（每人3亩），该6亩地均登记在被告名下，我们的父母分别于2005年12月31日、2007年3月18日去世，父母去世前一直由我们与被告三兄弟轮流赡养。2013年初，纱帽街大嘴村集体土地被征收，村委会决定以每亩24642元向各承包人分配土地补偿款，父母名下共分得土地补偿款147852元，此款全部由被告一人领取，我们和三个姐妹多次要求分割此款，被告均拒绝。我们认为自己对父母尽到了赡养义务，父母名下的145852元土地补偿款应作为遗产，依法进行分割继承。现我们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分别向我们返还应继承的父母遗产份额现金49284元，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江某甲、江某乙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如下：
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二份、子女证明复印件一份，拟证明原告身份性质、具备诉讼主体资格，还证明原、被告父母江兴富、王巧巧系夫妻关系，两人分别于2005年12月31日、2007年3月18日去世，两人共有6个子女，依次为江某甲、江某丙、江某乙、江腊梅、江云兰、江红云；
2、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摸底表、土地承包情况登记表、家庭承包土地到户明细表、大嘴村依法完善土地二轮延包实施方案补充条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原告父母与被告在大嘴村共同承包18亩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为30年，每人确权3亩；
3、关于江兴富、王巧巧土地补偿费分配的情况说明，武汉市汉南区纱帽街办事处大嘴村村民委员会证明复印件各一份，拟证明江兴富与王巧巧每人分3亩共6亩承包地，均登记在被告名下，2013年全部征收后每亩24642元土地补偿费也由被告领取。同时证明2005年5月，大嘴村在完善土地二轮延包工作中，江某丙取得土地经营权证（18亩，每人3亩，共6人），后2013年被征用，大嘴村与江某丙签订补偿协议，按每亩24642元，现已补偿到位（18亩土地在2012年底已先期占用0.57亩计费14045.94元，此次协议中实际为17.43亩，每亩24642元）；
4、申请复印件一份，拟证明2005年大嘴村在完善二轮延包工作中，在填写土地经营权证时将江兴富与王巧巧名字遗漏，江某丙所确权土地面积为18亩，如无二老名份则为12亩，此为变更经营权证的过程；
5、三份放弃继承申明，拟证明江红云、江云兰、江腊梅放弃土地征收补偿款。
被告江某丙辩称，我是1992年开始承包的梨园，我的父母与我不同吃不同住，他们没有分地，是我们几个兄弟在养他们。梨园我一直种到现在，1998年确权时确权证上只有4个人，没有我的父母。2004年没有通过群众表决，也没有公示，村委会书记说只是村民代表、党员代表开会商量过此事。我也找书记反映过，我家5个人，但确权证上只确权了4个人，我的儿子江龙没有分地。当时书记的答复是说，地给我们种着就行了，确权证30年不变无法更改，如果以后有情况就找会计将江龙的名字写上去，还是可以算5个人。我的父母在2004年确权时没有分地，我当时找村里要过，但我的父母说不要地，因为我要负责缴纳税费，所以也就没有管这件事情了。我的父母与我们不同住，户口也不在一起，是不能与我们确权在一起的。确权证是村里发的，并且说过30年不变，现在原告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将确权证进行了变更，并且说以他的确权证为准。谁给原告确权的原告应该去找谁，与我无关。既然村里将确权证给我，我就相信这个证是对的。而且村里今天进行变更，以后可能还会变更，无法核实哪一个证是真实的。2013年征地后，我没有领走他们的钱，我只领了确权证18亩地上的钱。我也同意调解，如果村里在确权证上加上江龙的名字并多分我们3亩地，重新给我确权，我们就同意将我的父母的名字加上去。也就是如果家里7个人，一共分21亩地，我就把6亩地的补偿款拿出来当遗产分配，但青苗费是我的，而且从1992年到现在的税费都是我交的，应该扣除。为了确权证变更的事情，我找过法制办，法制办让我找农业局。我还去找过农业局的全局长，当时也谈了上述调解方案，后来全局长来我们村，与我一起在村委会讨论也没有处理结果。全局长说过1998年江龙有资格分地，但村委会书记说应该按2005年的标准来办。实际上村里有人去世或者出嫁都有分地，跟江龙一样情况的也有分地。
被告江某丙为支持其辩称意见，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如下：
1、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征地补偿协议书、村委会证明复印件各一份；
2、汉南区农民交纳农业税明白簿及相关发票复印件一份；
3、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共有人情况复印件一份；
4、民事裁定书复印件一份；
上述四份证据拟共同证明4个人承包18亩田，与父母无关。同时证明税都是被告缴纳的事实，且为4人。
经原告江某甲、江某乙申请，本院调取的证据如下：
1、调查笔录三份：被调查人晏敏，系武汉市汉南区农业局经管科负责人（1份），被调查人江贤发，系武汉市汉南区大嘴村村民委员会书记（2份）；
2、关于大嘴村五组江某丙家庭二轮延包土地经营权证遗漏二人更正土地经营权证的公示及公示图片复印件各一份；
3、大嘴村村委会2013年11月14日申请将江某丙父母江兴富王巧巧补上经营权证的申请复印件；
4、2005年4月2日大嘴村依法完善土地二轮延包实施方案补充条款复印件；
5、村民代表签字复印件；
6、关于大嘴村五组村民江兴富土地的情况证明复印件；
7、土地承包经营权变动登记复印件。
经庭审质证，被告江某丙对原告江某甲、江某乙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中的承包合同无异议，被告只填了4个人，其他证据都是原告后补的；对证据3有异议，被告的经营权证上记载是4个人；对证据4有异议，被告是以1998年的经营权证为准，30年不变，而且土地2013年就被征收了，村里的失误与被告无关；对证据5无异议。
原告江某甲、江某乙对被告江某丙提交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经营权证为复印件，应提供原件，且已经被新证代替，旧证已经被注销；对征地补偿协议书无异议；村委会证明是虚假的，与之前相矛盾；对明白簿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明白簿针对的是一轮延包，现在争议的是二轮延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共有人情况系复印件且未说明来源；对民事裁定书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当时因为经营权证没有重新变更，所以才撤诉的。
原告江某甲、江某乙对本院调取的证据无异议；被告江某丙对本院调取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内容有异议，村委会书记和农业局工作人员说的都不对，农业局全局长说过，江龙能不能分地应该以1998年作为标准，江龙的情况应该可以分地；对证据2有异议，村里公示的材料，被告从来没有见过；对证据3-7均有异议，变更情况及分地标准被告均不知情，都是村里弄的。被告的父母没有分地，不应确权。被告在六组，被告的父母在五组，分地不可能分到一起。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经质证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依法予以采信。原告江某甲、江某乙提交的证据2中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摸底表、家庭承包土地到户明细表、方案补偿条款、经营权证复印件均加盖有村委会公章，能与土地承包情况登记表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上述证据的证据效力，被告江某丙主张以上证据均为后补的，但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证据3系有权机关出具，且加盖有公章，本院予以采信；证据4加盖有村委会公章，且与证据2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能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其证据效力。被告江某丙提交的农村土地承经营权证共有人情况是复印件，本院不予确认其真实性，经营权证虽然为复印件，但与原告提交的证据能相互印证，本院确认其真实性；其余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系定案的有效证据。本院调取的证据内容真实、来源合法，系定案的有效证据。
经审理查明，2005年5月30日，被告江某丙与武汉市汉南区纱帽街办事处大嘴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大嘴村村委会）签订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约定大嘴村村委会将其所有的位于武汉市汉南区纱帽街大嘴村5组18亩土地发包给江某丙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承包经营权年限30年，即自1998年1月1日起至2028年12月31日止。后武汉市汉南区人民政府向被告江某丙颁发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承包方代表为江某丙，承包方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为江某丙、李玉兰、江勤、江文，承包面积为18亩（地块名称：明州），承包方式为家庭承包，承包期限从2004年12月31日起至2028年12月31日止。2013年5月28日，大嘴村村委会与江某丙签订征地补偿协议书，约定江某丙承包的17.43亩土地被征收，每亩补偿价为24642元（含青苗费），共计429510.06元。2013年8月19日，大嘴村村委会出具证明，证明江某丙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面积为18亩，土地共有人为6人，每人3亩，2013年5月该土地被征收，村委会与江某丙签订了退地补偿协议，按每亩24642元共计443556元进行补偿，已补偿到位（18亩土地中2012年底已先期征收0.57亩，土地补偿款计14045.94元，2013年5月实际征收17.43亩，每亩土地补偿款24642元）。2013年11月14日，大嘴村村委会向武汉市汉南区农业局提出申请，以村二轮延包方案确定明州梨园土地按人平3亩确权，江某丙家实际人口6人（含其父母江兴富、王巧巧），但在填写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时，将其父母名字遗漏为由，申请将江某丙所持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共有人予以更正，将江兴富、王巧巧名字补上。武汉市汉南区纱帽街农村经营管理站于2014年2月25日盖章确认“情况属实，同意变更”，武汉市汉南区纱帽街办事处于同日盖章确认“情况属实，同意变更”。2014年3月31日，武汉市汉南区农业局收回江某丙原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武汉市汉南区人民政府换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增加共有人江兴富、王巧巧。现原告江某甲、江某乙起诉至本院，请求判令被告江某丙分别向两原告返还应继承父母的遗产份额49284元，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另查明，原告江某甲、江某乙与被告江某丙系三兄弟，其父亲江兴富、母亲王巧巧分别于2005年12月31日、2007年3月18日去世。江兴富、王巧巧共有六个子女，分别为长子江某甲、次子江某丙、三子江某乙、长女江腊梅、次女江云兰、三女江红云。江腊梅、江云兰、江红云已签署声明，放弃继承江兴富、王巧巧登记在江某丙名下的位于武汉市汉南区纱帽街大咀（嘴）村5组的承包地征收后所得的土地补偿款。被告江某丙与李玉兰系夫妻关系，其育有二女一子，长女江勤，次女江文，长子江龙。江龙的户口于2003年11月27日因大中专招生由武汉市汉南区纱帽街大嘴村迁出，又于2008年1月30日迁入武汉市汉南区纱帽街大嘴村550号。
又查明，武汉市汉南区纱帽街大嘴村明州梨园的分地标准为每人3亩，不区分劳力与非劳力。2013年5月28日江某丙被征收土地的土地补偿款24642元中包含青苗补偿费1369元。上述18亩土地一直由江某丙耕种，现已全部被征收，土地补偿款均由江某丙领取。
本案争议的焦点：1、江兴富、王巧巧是否为本案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共有人；2、本案诉争土地的征收补偿款是否应作为遗产进行继承。
本院认为，关于焦点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本案中江某丙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由大嘴村村委会申请变更，并由有权机关即武汉市汉南区人民政府换发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结合大嘴村明州梨园的分地标准与江某丙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承包共有人情况，对于原告认为江兴富、王巧巧是本案诉争土地登记的承包经营权共有人的主张，本院依法予以支持。至于被告江某丙辩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变更未告知其本人且未经其本人同意，以及其子江龙未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属本案的审理范围，本院在此不予处理。但江兴富、王巧巧分别于2005年12月31日、2007年3月18日去世，其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的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一）公民的收入；（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不属于遗产的范围，本案诉争土地应由登记的其他承包经营权共有人继续承包耕种。
关于焦点2，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即农村集体土地的承包主体系农户而非个人，具体个人并不享有独立的承包经营权。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归集体所有，家庭成员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性质上是用益物权的共有，这种财产权具有严格的人身属性，不具有可继承性。所以，家庭中部分成员死亡，只要作为承包方的农户还存在，承包经营权就不发生继承的问题，而是由家庭中的其他成员继续承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第二项的规定，“承包方享有下列权利：承包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获得土地补偿费的是承包方，承包方即农户而非家庭成员个人。已死亡的农户家庭成员已丧失了农户成员的身份，自然无法获得补偿。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按照被征收的耕地数量除以征地前被征收单位平均每人占有耕地的数量计算。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四至六倍。但是，每公顷被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十五倍”，征地补偿费的主要目的是对失地农民预期损失的补偿，是对农民将来生产、生活的保障，而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承包收益”。只有地上附着物和青苗中有已去世的家庭成员的生前投入，其相对应的补偿款才能作为遗产继承，除此之外其他的土地补偿款均不能作为遗产继承。本案诉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共有人江兴富、王巧巧早在土地征收前即已去世，且上述土地也一直由江某丙耕种，征收补偿款应由土地征收时实际承包经营权共有人江某丙、李玉兰、江勤、江文享有，而并非江兴富、王巧巧的个人遗产。对于原告江某乙、江某甲要求将江兴富、王巧巧的土地补偿款作为遗产分配的主张，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项、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江某甲、江某乙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257元，由原告江某甲、江某乙各负担1628.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应在提交上诉状时，根据不服本判决的上诉请求数额及《诉讼费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款汇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收款单位全称：武汉市财政局非税收入汇款专户中院诉讼费分户；帐号：07×××93；开户行：农行武汉市民航东路分理处832886。上诉人在上诉期届满七日内仍未预交诉讼费用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黄浩志
代理审判员 姚卓珣
人民陪审员 肖有武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石忠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