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崇义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崇行（重）初字第1号
原告崇义县麟潭乡麟潭村邱屋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饶某某，男，系该村民小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刘天高，江西南芳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被告崇义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许某，男，系该县县长
委托代理人曾日畅，男，崇义县法制办主任。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罗景波，男，崇义县山纠办副主任。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第三人崇义县麟潭乡麟潭村民委员会
诉讼代表人吴某甲，男，系该村民委员会主任。
委托代理人陈昌伟、康俊，江西正制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原告崇义县麟潭乡麟潭村邱屋村民小组不服被告崇义县人民政府、第三人崇义县麟潭乡麟潭村民委员会林业行政裁决一案，本院一审、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经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后于2014年6月9日作出裁定，撤销原一审和二审行政判决，发回崇义县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本院于2014年7月9日依法重新受理，并分别向各方当事人送达了案件受理通知书及其他诉讼材料；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8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诉讼代表人饶某某及其委托代理人刘天高、被告委托代理人曾日畅、第三人诉讼代表人吴某甲及其委托代理人陈昌伟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05年1月1日，第三人崇义县麟潭乡麟潭村民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要求被告崇义县人民政府处理其与原告崇义县麟潭乡麟潭村邱屋村民小组之间的山林界址争议，即第三人“苦竹坑进坑右边至龙王庙左边”山场与原告“靠椅对面”山场“大坝埂”界线位置。第三人出示了1981年1396号山林所有权执照（存根）一张，记载有“苦竹坑进坑右边至龙王庙左边”山场；1964年2365号山林所有权执照一张，记载有“丘屋背的山塘坑到王泥角大花埂”山场。原告出示了1981年1404号山林所有权执照（存根）一张，记载有“靠椅对面”山场。被告经现场调查和走访当地群众后，认为在“苦竹坑”的山场范围内没有“大坝埂”只有“大花埂”，被告未能调解处理双方争议，于2005年1月25日作出了崇府发（2005）2号《关于麟潭乡麟潭村委会与麟潭村邱屋村小组在“进苦竹坑左边”的山林权属界址争议的处理决定》，双方以“大花埂”为界，“大花埂”埂心以出至山塘坑油茶山，上至天水，下至坑水的山场，归原告集体所有。“大花埂”埂心以进至庙排路，上至天水，下至坑水的山场，归第三人集体所有，并有附图。原告不服申请行政复议，赣州市人民政府予以维持，原告仍不服起诉至法院。
被告向法庭出示了以下8组证据材料：证据1、崇府发（2005）2号文件1份，证明县政府作出了处理决定，以大花埂为界，进坑归第三人所有，以出归原告所有。证据2、送达回证3份，证明处理决定已送达给当事人。证据3、麟潭村委会申请报告1份，证明第三人认为有争议，要求被告依法作出调处。证据4、麟潭村委会提交的1981年崇林照字（1980）第1396号“苦竹坑进坑右边至龙王庙左边”山场山林所有权执照（存根）1份，面积1000亩，东鹅形埂天水、南庙排路、西坑水、北大坝埂；1964年崇林执字第2365号“丘屋背的山塘坑到王泥角大花埂”山场山林所有执照1份，面积5250亩，东天水、南黄泥角大花埂、西田、北山塘坑，备考栏注明“丘屋队经营管理”。证明第三人拥有包含争议区的证照及其林地情况、四至界址和林相，1964年的大照包含了争议区，虽然备注了由邱屋组经营管理，但实际上由大队办采育林场进行管理。证据5、邱屋村小组提交的1981年崇林照字（1980）第1404号“靠椅对面”山场山林权执照1份，面积300亩，东天水、南大坝埂当埂小路、西小河、北山塘坑茶油山。证明原告山场的实际情况、四至界址、面积，林相为松杂山；坐落在靠椅对面，实际面积有1500余亩与记载的有出入，西面是小河，南面是当埂小路，只有大花埂才有一条小路。证据6、2005年1月5日对何某甲、1月5日对吴某乙、1月7日对叶某某、1月7日对李某某、1月5日对何某、1月5日对何某乙（在场人何能华）、1月5日对何某丙（在场人何业福）、1月5日对饶某某、1月5日对张某某等人的调查笔录9份。证明被告对山场地名、具体位置进行了调查了解，调查内容是真实合法的；在争议区没有大坝埂这个地名。证据7、2005年1月5日座谈会会议记录1份，证明被告组织了双方方当事人进行调解，但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证据8、2004年外业勘测登记卡9份和1981年所有权执照存根5份。证明右边的山场属于其他的村小组，实际争议区应在苦竹坑左边；当事人手中实际拿到的证照与政府存根是一样的。
原告崇义县麟潭乡麟潭村邱屋村民小组起诉称，一、被告作出的崇府发（2005）2号处理决定，认定在“苦竹坑”的山场范围内没有“大坝埂”只有“大花埂”，与事实不符。1981年6月20日，原麟潭大队召开林权落实社员代表大会，在1964年林权落实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整，将原大队所有的山林50%左右下放到生产队所有和管理，并在林权落实后对生产队、大队所有的山场登记造册。到会代表一致审核了大队山林所有权登记表，会议决议第三条规定，林权落实后，做到队与队之间、队与国有林之间山林的权属明白，四界清楚，无错、无漏、无重复、无争议。参与会议的23名社员代表和林权落实工作组3名工作人员均在决议书上签名认可。1981年6月24日县人民政府根据上报的登记表颁发了山林权执照。原告的1404号山林权执照载明了“靠椅对面”山场的四址（争议山场在其南面的界址内），南面是以“大坝埂当埂小路”为界；而第三人的1396号山林执照内的“苦竹坑进坑右边至龙王庙左边”山场的北面是以“大坝埂”为界。“大坝埂”地名是经全体社员代表和林权落实工作组确认的，且登记在双方的山林权执照上，白纸黑字、明明白白。从1964年第三人的2365号执照“邱屋背的山塘坑到黄泥角大花埂”山场的地名及其南面的界址“黄泥角大花埂”可以证明，争议山场既有“大坝埂”也有“大花埂”，大坝埂在“靠椅对面”山场的南面，而大花埂则在“靠椅对面”山场内。由此可见，被告没有“大坝埂”只有“大花埂”的认定没有依据，不能成立。另外，争议山场实际在苦竹坑的左边，而第三人的“苦竹坑进坑右边至龙王庙左边”山场则在苦竹坑的右边，第三人的1396号执照只能证明该山场的北面以“大坝埂”为界，而不能证明争议山场归其所有，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二、被告的处理决定违背了山林权属处理的依据和原则。《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县内的山林权属争议，以林业三定时期确定的权属为依据。“大坝埂”地名是经全体社员代表和林权落实工作组确认的，且登记在双方的山林权执照上，与实地相符。事实表明，争议山场在原告“靠椅对面”山场的四址内，林业三定时已确定原告所有。被告通过向所在地的老农调查，否认“大坝埂”的存在，以“大花埂”为界，将争议山场确认给第三人，从而变更林业三定时已确定为原告的权属，这不仅违反上述规定，同时违反第二十九条“四至界址的范围有争议时，按四至载明的最近的物标为准”的规定。三、被告直接受理第三人与原告的山林纠纷调处申请并作出处理决定，不合法。通过《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九条、第十条规定可以明确，被告及其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直接受理的山林权属争议只有单位与单位之间的争议；但是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小组不属于第九条所称的“单位”。四、被告在纠纷发生后的2005年1月，调查的6位老农均系第三人村民，且与原告不在同一村民小组，证人与第三人有直接利害关系；被告并没有全面调查原告村民小组的村民。并且证人证言前后矛盾，应当以社员代表会议决议和原告在纠纷发生前2004年10月取得的证人证言为准。“大坝埂”不是被告所称的笔误，因为原告和第三人登记表的填表人分别是2个人，不可能不约而同地同时笔误，被告也没有提供填表人认可是笔误的依据。五、被告的处理决定应当撤销，并不应当判决重新作出。根据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本案不符合“重作”法定情形，如果再重作，各方当事人又将进入新一轮诉讼大战，诉讼成本不可估量。综上，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要求法院予以撤销。
原告向法庭提供了以下10组证据材料：证据1、被告处理决定书1份，证据2、赣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1份。证明被告处理决定错误，应当撤销，原告经复议维持后提起诉讼符合规定。证据3、1981年6月20日麟潭大队林权落实社员代表会决议1份。证明1981年林改时分山程序严格、认真，具有最高效力，应按此决议执行。证据4、1981年崇林照字（1980）第1404号“靠椅对面”山场山林权执照1份。证明原告执照是经过严格审核由被告颁发的，四至界址清楚，登记事项没有错误，发证程序正当，符合会议决议和实际，指的就是“大坝埂”。证据5、1981年“苦竹坑进坑右边至龙王庙左边”山场山林所有权登记表1份、填表人叶殷万，“靠椅对面”山场山林所有权登记表1份、填表人邱建中。证明双方争议山场的南北界址清楚记载有“大坝埂”，这是由不同人填写的而且写的都是大坝埂，被告认为“大坝埂”是笔误显然不符合常理，没有事实依据。登记表也经过公社与大队盖章，这些内容的真实性经过了政府部门的确认，所以登记表是客观真实的，现在被告不能单单以笔误这个理由推翻。证据6、1964年崇林执字第2365号山林执照1份。证明当时在靠椅对面的第一块、第二块、第三块山场备注了由原告经营管理。证据7、身份证复印件37份，证据8、人口登记卡4份，村委会关于邱屋组农户的证明、全组村民签名推选诉讼代表人证明等4份。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这些都是原告组里的人。证据9、2005年9月23日何某丁证明、2004年10月20日叶某某李某某何某甲何某丁4人证明。证明1981年确权时大坝埂的来历以及登记的真实性。证据10、1981年其他小组的登记表8张。证明1981年整个麟潭大队所有林权都已落实到位，且填表登记人员与原告、第三人的是一致的。
被告崇义县人民政府答辩称，原告与第三人争议的山场实际位于“进苦竹坑左边”，双方均出示了1981年的山林权执照；其中原告“靠椅对面”山场的南面“大坝埂当埂小路”与第三人“苦竹坑进坑右边至龙王庙左边”山场的北界“大坝埂”发生争议。本案争议的性质是界址争议，争议的焦点就是苦竹坑范围内有没有“大坝埂”，其具体位置在何处，苦竹坑进坑右边的山林权属于谁。被告围绕上述争议的焦点进行大量的调查取证、走访了解，认为苦竹坑范围内没有“大坝埂”只有“大花埂”，双方的界址是以“大花埂”为界，其“大坝埂”的“坝”字属笔误；山塘坑的茶油山至大花埂的山林权属原告所有，大花埂至庙排路的山林权属第三人所有，进苦竹坑右边的山林权属与双方当事人无关联的其他村小组所有。一、山场地名是由当地的村民通过长期的劳动根据山场地形、曾发生的故事等情形叫出来的；也只有通过对居住在争议山场附近且与当事人无利害关系的村民调查，其结论才有可靠性和真实性。被告工作人员不但随机对当地农户叶某某、李某某、何某甲等人进行了调查，工作人员还随机对不知情的、在山上挖冬笋的当地群众和当地居住的七八十岁的老妪都进行了调查；他们一致证实苦竹坑内这片大山场之中，从古至今都没有叫“大坝”的地方，同时也证实了没有“大坝埂”的地名，只有“大花埂”。第三人1964年的山林权执照记录“邱屋背山塘坑到王泥角大花埂”，也证实“大花埂”的山场地名在历史上从苦竹坑上鹅形埂天水的小路唯有一条，即“大花埂”的小路。二、1981年林业“三定”林权落实时，登记造册的村民及村干部的文化素质都不是很高，有的为了进度还请人造册，也确实出现了不少偏差和错误。而本案争议山场只有“大花埂”，没有“大坝埂”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如果在此山场有“大坝”与“大坝埂”之名，倒还可以认为在界址、地名上有争议，而事实上答案是否定的。所以1981年林权落实登记造册的村民及村干部在书写中出现“坝”字显然是笔误。而邱屋村小组也就因此大做文章，如此这样则麟潭村七八个村小组上千村民也不会同意的。三、1964年2365号山林权执照可证实，进苦竹坑左面山场内的“上坑”、“下坑”山林所有权属第三人所有，执照的备注栏虽注明“丘屋队经营管理”、“靠椅队经营管理”，但事实上均为麟潭大队（第三人前身）采育林场经营管理。四、原告出具了由叶某某、李某某、何某甲、何某丁四人签名的《证明》。经第三人调查，该《证明》系原告方事先写好内容后宴请四人所签名，属通过不正当手段取得的，其来源不合法、内容不真实，不具备任何效力。如要认定其效力，依法必须要证人到庭核实证据来源的真实性和内容的真实性。五、经现场勘验，大花埂的西端正处在苦竹坑坑水与大坑子坑水的汇合处，二条坑水汇合后形成河水。此界与原告1404号执照记录的“靠椅对面”山场的西界“小河”相吻合，同时也表明了原告山场就在靠椅对面，也就是对面的大埂为界，以进是第三人所有，以出为原告所有。第三人1396号执照记录西界为坑水，也就是说山场由坑水与另一坑水汇合后变成是河水，这之中必有二条以上的坑水汇合后才能成为河水；由此也可以分析出第三人北界是靠椅对面“大花埂”的当埂，原告南界也是靠椅对面“大花埂”的当埂，第三人山场在坑里面，原告山场在坑外面，这是双方西界相连之事实，证明双方南北界之争位置就在靠椅对面“大花埂”的当埂。六、经现场勘验，第三人1396号执照记录的“苦竹坑进坑右边到龙王庙左边”的四至界址范围，是指进苦竹坑左边的山场。根据调查的2004年《崇义县林地所有权外业勘测登记卡》证实，进苦竹坑的右边的山场属与双方当事人无关联的其他村小组所有；所以，第三人1396号执照记录的“苦竹坑进坑右边到龙王庙左边”之“右边”在实地上是“左边”，这也是当时工作人员粗心不负责任造成的笔误。综上，被告认为其作出的处理决定程序合法、事实清楚、适应法律法规准确、处理恰当，请求法院维持。
第三人崇义县麟潭乡麟潭村民委员会答辩称，被告的处理决定，实体上与他们现在掌握的证据是一致的；1964年的证照全部都是写的“大花埂”，1981年则都是写的“大坝埂”，这二者是指同一个地方。原告和第三人各自山场在面积上和地理坐标上都基本吻合，因此可以充分证明“大坝埂”就是当时的“大花埂”。一、第三人1981年1396号山林权执照载明的山场是“苦竹坑进坑右边至龙王庙左边”，原告1981年1404号山林权执照载明的山场是“靠椅对面”，从双方执照上就应当认定所争议的山场是属于第三人所有。经过走访调查，争议山场内没有“大坝埂”只有“大花埂”，结合1964年执照可以看出“大坝埂”就是“大花埂”；从大花埂的埂心小路以进至龙王庙的山场一直是第三人组织经营管理，本次林改前从未发生争议。原告山场的东面是靠椅对面山场天水，不是鹅形埂天水；原告山场西面是小河、第三人山场西面是坑水，可以看出原告山场范围应该在新坪两水夹径以出。二、依据1964年2365号山林权执照，进苦竹坑右边至龙王庙左边有一山场小地名为上坑，所有权是当时的大队（也即现在第三人）的，只是包给生产队经营管理，并非生产队所有，1981年林改时大队进行了适当调整；所以原告要求按照1964年的山林确权，不但违背县里的林改政策，也不符合省里的调处办法规定。第三人认为被告的处理决定，符合历史依据和当地群众对山场地名的习惯叫法及经营管理的事实，要求法院予以维持。
第三人向法庭提供了以下8组证据材料：证据1、麟潭派出所证明1份。证明当时分山的情况。证据2、关于大坝埂（大花埂）地理位置的证明1份。证明大花埂和大坝埂是同一个地方。证据3、关于邱屋组所分山场的证明1份。证明第三人与原告山场的界址就是大花埂。证据4、1981年崇林照字（1980）第1404号“靠椅对面”山场山林权执照1份。证明原告与第三人的山场界址。证据5、1981年崇林照字（1980）第1396号“苦竹坑进坑右边至龙王庙左边”山场山林所有权执照1份。证明村集体“苦竹坑进坑右边至龙王庙左边”山场的界址。证据6、麟潭村2004年林权处理方案1份。证明2004年的林改方案。证据7、1964年崇林执字第2360-2365号所有权执照6份。证明1964年大队的证照情况。证据8、山场照片10张。证明大花埂的具体位置和小路等地形、地貌。
经庭审质证，对被告提供的8组证据材料，原告提出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合法性有异议，被告的处理决定没有依据。证据2没有异议。证据3被告直接受理了村委会的调处申请，这不符合受理条件，不应当受理。证据4真实性、合法性都没有异议，1981年1396号执照记载的是“大坝埂”；1964年的山林都归集体没有落实到农户，当时也注明了由邱屋组管理，1981年发证也是沿用1964年的证照的，不能说1964年是属于大队的就一直属于大队；1964年执照不应作为处理依据，而应就1981年的执照的真实性合法性作出处理。证据5执照本身没有异议，对被告的证明对象有异议。执照南面就是“大坝埂当埂小路”，应当确认有大坝埂并且大坝埂有小路；不能以1981年登记的林相与现在实际的林相作对比，这是会发生变化的，应以证照登记的四至界址、林相为依据，而不是现在实际的林相。证据6这些证人都与第三人有直接的利害关系，都不是原告本小组的村民，处理结果与证人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这样的调查有针对性、不全面，显然是不公正不客观的，不能作为处理依据；2005年调查的证人证言不能推翻1981年经乡、村、组按程序性作出的会议决定。证据7与本案没有关联，怀疑它的真实性，前面的调查笔录是1月5日，而同一天又召开了座谈会。证据8不能以2004年的登记卡来证明争议山场位于左边还是右边，如果第三人执照方位错误则应该撤销。
第三人提出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没有异议，大坝埂和大花埂是一样的。证据2、3、5、6、7、8没有异议。证据4没有异议，1964年的执照要作为处理的依据，可以反映山场的历史沿革变更过程。
对原告提供的10组证据材料，被告提出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2是事实，被告处理决定符合规定。证据3关联性有异议，讲的是原则性的东西，不具体。证据4真实性没有异议，界址记载的大坝埂是笔误，实际是指大花埂，应当与山场实际相结合。证据5同样存在笔误的问题。证据6这些山场都不在争议山场范围内，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第二块山场就是上坑，根据其四至界址可以判断其也不在争议山场范围内。证据7、8没有意见。证据9多人异证不能作为依据，何荣柏的个人身份信息也没有载明。证据10是事实，符合当时的政策，但有的存在笔误。
第三人提出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2没有意见。证据3证明对象有异议，这可以反映历史沿革。证据4实际面积有出入，受当时实际条件的限制，四至界址的确定应结合山场实际情况、山场坐落等做出综合判断。证据5大坝埂和大坝埂的当埂小路实际都是同一地方但是有两种名字，应当结合山场实际综合判断。证据6中第一、第二块、第三块不在争议范围，第四块在争议范围内。证据7、8没有意见。证据9多人异证不能作为依据，何荣柏的个人身份信息也没有载明。证据10登记造册是事实，延续了1964年的情况，但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一些错误。
对第三人提供的8组证据材料，原告提出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与本案没有关联。证据2、3证明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内容也不客观真实。证据4、5、7没有异议。证据6不是林改方案，而是会议记录，体现了山场有争议。证据8照片本身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照片上的解释有异议，照片指认的是大花埂，大坝埂在里面，两者不在同一处。
被告提出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2、3、5、6、7、8没有异议。证据4没有异议，主要讲的是四至界址问题，西界是小河可以印证村、组的分界在大花埂。
综合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意见，本院对各方当事人的证据材料认证如下：被告证据1即原告证据1、被告证据2、被告证据3、原告证据2，相互印证，可以证明第三人书面申请被告调处其与原告之间的山场界址纠纷，被告受理后作出了崇府发（2005）2号处理决定，原告不服申请行政复议，赣州市人民政府予以维持。本院对该5组证据予以采信。被告证据4即原告证据6和第三人证据5、被告证据5即原告证据4和第三人证据4、原告证据5，相互印证，可以证明原告1981年“靠椅对面”山场执照登记的详细情况，第三人1981年“苦竹坑进坑右边至龙王庙左边”山场执照登记的详细情况、以及1964年“丘屋背的山塘坑到王泥角大花埂”山场执照登记的详细情况。本院对该7组证据予以采信。被告证据6、证据7，可以证明被告在调处本案山场界址纠纷时，进行了走访调查和组织调解，对被告处理经过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但数名证人的证言并不一致，无法确定争议山场范围内是否有“大坝埂”这一名称；原告质证提出证人与第三人存在利害关系，没有调查原告小组的村民，有证人出示了前后矛盾的证言，因此对其中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本院不予认定。被告证据8、原告证据10、第三人证据1、第三人证据6、第三人证据7，当事人质证均相互提出了异议，与本案争议山场没有关联性，本院对该5组证据不予采信。原告证据3，可以证明麟潭村委会1981年林改的基本情况，并反映山场的历史沿革，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信。原告证据7、证据8，可以证明原告村民情况以及原告诉讼主体资格，本院对该2组证据予以采信。原告证据9，证人出示了前后矛盾的证言，被告和第三人质证提出异议，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无法核实，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信。第三人证据2、证据3，表述的意思不明确且相互矛盾，原告质证提出异议，本院对该2组证据不予采信。第三人证据8，可以反映争议山场范围内“大花埂”的地形地貌，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2005年1月1日，第三人崇义县麟潭乡麟潭村民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要求被告崇义县人民政府处理其与原告崇义县麟潭乡麟潭村邱屋村民小组之间的山林界址争议，即第三人“苦竹坑进坑右边至龙王庙左边”山场与原告“靠椅对面”山场的“大坝埂”界线位置。
第三人出示了1981年崇林照字（1980）第1396号山林所有权执照（存根），记载有“苦竹坑进坑右边至龙王庙左边”山场，类别松杂，面积1000亩，东鹅形埂天水、南庙排路、西坑水、北大坝埂。该山场登记表内容与执照（存根）一致，公社和大队均盖有印章，填表人为叶殷万。第三人还出示了1964年崇林执字第2365号山林所有执照，记载有“丘屋背的山塘坑到王泥角大花埂”山场，面积5250亩，东天水、南黄泥角大花埂、西田、北山塘坑，备考栏注明“丘屋队经营管理”。原告出示了1981年崇林照字（1980）第1404号山林权执照（存根），记载有“靠椅对面”山场，类别松杂山，面积300亩，东天水、南大坝埂当埂小路、西小河、北山塘坑茶油山。该山场登记表记载“南大坝当埂小路”，其他内容与执照（存根）一致，公社和大队均盖有印章，填表人为丘建中。
在调处过程中，被告审核了双方出示的山场执照，开展了现场调查和走访当地群众，并组织调解但未能化解争议。被告认为在“苦竹坑”的山场范围内没有“大坝埂”只有“大花埂”，于2005年1月25日作出了崇府发（2005）2号《关于麟潭乡麟潭村委会与麟潭村邱屋村小组在“进苦竹坑左边”的山林权属界址争议的处理决定》，双方以“大花埂”为界，并有附图。原告不服申请行政复议，赣州市人民政府予以维持，原告仍不服起诉至法院。
另查明，崇义县麟潭乡麟潭村在1981年进行了林权落实，并于1981年6月20日召开会议，此后相继进行登记发证。本案被告勾划的争议山场实际位于苦竹坑进坑左边，包含了“上坑”和“下坑”的范围。本案经本院一审、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生效后，经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裁定，撤销原一审、二审行政判决，发回本院重新审理。
本院认为，根据《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九条、第十条的规定，第三人崇义县麟潭乡麟潭村民委员会与原告崇义县麟潭乡麟潭村邱屋村民小组之间的山林界址争议，属于集体与集体之间的争议，并非个人与个人或者个人与集体之间的争议，被告崇义县人民政府具有行政管理职权，依法有权受理第三人的调处申请。原告提出村民小组不是单位、被告无权受理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江西省山林权属争议调解处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县内的山林权属争议，以林业三定时期确定的权属为依据。原告及第三人均出示了各自林业三定时期的权属执照，且双方对执照本身均没有异议，因此本案山林界址争议应当以双方林业三定时期的权属为依据；原告执照载明“南大坝埂当埂小路”，第三人执照载明“北大坝埂”，争议焦点问题就是在山场实地确定“大坝埂”的具体位置。
被告走访调查村民后认为争议山场范围内没有“大坝埂”只有“大花埂”，但是被调查的村民向原告、被告、第三人分别作证时说法不一，有的说没有“大坝埂”只有“大花埂”、有的说“大坝埂”就是“大花埂”、还有的说大坝子的埂叫“大坝埂”，并且有证人还先后作出了相互矛盾的证言；因此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无法认定。被告还认为“大坝埂”是笔误实际是“大花埂”，但并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实；经查核，1981年原告与第三人的林权登记表分别由丘建中和叶殷万填写，公社和大队都盖了公章，并且双方各自的林权执照（存根）和林权登记表内容相符，均明确写明是“大坝埂”；因此被告笔误的解释，证据不足，也不符合常理。此外，第三人出示的执照明确是“苦竹坑进坑右边至龙王庙左边”山场，但被告勾划的本案争议区实际却位于苦竹坑进坑左边，存在明显的方位差异。被告答辩称也是笔误，并以2004年的登记卡反映右边山场属于案外村小组所有，作为应当在左边的理由；但第三人林权登记表和林权执照（存根）内容相符，经过了大队、公社、县政府的盖章审核，均明确写明是“苦竹坑进坑右边至龙王庙左边”；因此被告笔误的解释，证据不足，也不符合常理，被告应予进一步查实。综上，被告的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依法应予撤销。由于原告认为争议山场内既有“大花埂”也有“大坝埂”，两者之间包含了“上坑”和“下坑”的范围，而第三人认为“大坝埂”就是“大花埂”；可见双方对各自山场的界址存在不同观点，被告的处理决定被撤消后，针对该山林界址的争议应当依法重新处理。原告主张无需重新处理，缺乏理由，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目的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崇义县人民政府于2005年1月25日作出的崇府发（2005）2号《关于麟潭乡麟潭村委会与麟潭村邱屋村小组在“进苦竹坑左边”的山林权属界址争议的处理决定》。由被告崇义县人民政府重新调查处理。
原一审案件受理费9410元、诉讼实支费2873元、勘验费400元，合计12683元，由被告崇义县人民政府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邓宜峰
审 判 员 陈海洋
代理审判员 杨清彦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王礼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