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二中民终字第0461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彭×，女，1927年2月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王道宽，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冯×3，女，1958年11月26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东城区住宅发展中心，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地安门东大街**号。
法定代表人丁文理，主任。
委托代理人牛殿璋，男，1960年1月26日出生。
原审第三人冯×4，男，1953年1月3日出生。
上诉人彭×因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5）东民初字第007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1月，彭×诉至原审法院称：我原在北京市东城区101号有自建房一间。2001年12月，北京市东城区住宅发展中心（以下简称住宅发展中心）进行危改拆迁，我的上述房屋在拆迁范围内。经谈判，住宅发展中心确认给付我一间房屋，我同意此安置方案，便让我儿子冯×4办理拆迁安置手续。原101号房屋拆迁后，住宅发展中心将我安置入住东城区胡同10号。但去年，我意外发现胡同10号房屋的登记权利人是冯×4，而不是我。我遂就此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中，我得知冯×4在未经我书面授权的情况下，改变了拆迁谈判所确认的安置房屋一间，于2001年12月31日，冒用我的名义与住宅发展中心签订了《东城区东四地区危旧房改造货币补偿协议书》，该协议书只有补偿款70000元，而对于安置房屋是否单独签署书面安置协议没有记录。该协议书也没有送达给我本人。另，我在该诉讼中得知，就胡同10号房屋，北京市华鼎四合院房屋经营信息网络中心以冯×4作为拆迁户安置的方式，向房管部门发函，房管部门将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的承租方登记为冯×4。我认为，住宅发展中心应当依据拆迁时会议个案审定的补偿方案，向我安置房屋，但在与冯×4签署协议时，又自行改变了安置内容，该改变我不认可。住宅发展中心没有审查冯×4代理权限是否包括改变安置内容的授权，便让其冒名签字，又没有通知我拆迁协议的改变情况，让我入住胡同10号房屋，我足以相信安置所住的大兴胡同10号房屋的权利登记人也是我。住宅发展中心放任冯×4超越代理权限，改变安置协议合同文本，侵害委托人利益，取得本应当属于委托人的安置房屋权利人资格，侵犯了我的合法权益。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行为人超越代理权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我不予以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现住宅发展中心认为只给予我拆迁补偿70000元，但我没有签字同意，也不予以追认；我认为住宅发展中心为我安置的是大兴胡同10号房屋，但住宅发展中心又不予承认是安置给我的，则相当于我与住宅发展中心双方未对拆迁安置意见进行书面确认，住宅发展中心尚未对我进行拆迁安置。故我起诉要求确认2001年12月31日我与住宅发展中心签订的《东城区东四地区危旧房改造货币补偿协议书》无效；判令住宅发展中心依据东四危改指挥部2001年12月25日拆迁会议个案审定记录对我进行拆迁安置，并办理房屋安置手续；诉讼费由住宅发展中心承担。
住宅发展中心辩称：彭×的诉讼请求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第一，住宅发展中心对彭×的房屋拆迁补偿方式为货币补偿，并非房屋安置，双方签订的货币补偿协议合法有效并已履行完毕。以上事实已有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予以认定。第二，“个案审定记录”系拆迁过程中形成的文件，并非最终拆迁补偿方案。在涉案房屋拆迁过程中，彭×曾要求安置房屋，但由于原北顺城街101号的房屋系自建房，根据当时的拆迁政策，对自建房拆迁补偿方式只能是货币，没有房屋安置，故住宅发展中心按照当时规定对其进行了货币补偿。彭×接受了该方案，并与住宅发展中心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同日领取了补偿款。彭×所称的“个案审定记录”形成于2001年12月22日，住宅发展中心对拆迁方案的变更确定时间为2001年12月31日，双方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的时间亦为2001年12月31日。以上可以表明彭×所称的“个案审定记录”仅为拆迁谈判的过程文件，并非双方认可并执行的最终方案。彭×无权据此要求住宅发展中心对其进行拆迁安置。第三，本案系彭×与冯×4的家庭内部纠纷，与住宅发展中心的拆迁补偿无关。综上，住宅发展中心不同意彭×的诉讼请求。
冯×4述称：101号房屋拆迁时，我父母委托我办理的拆迁手续。办理拆迁手续后，我领取了货币补偿款70000元，然后我又自己加了30000元购买了北京市东城区胡同10号的公房一间，承租人自始登记为我。彭×称2014年才知道该房屋承租人是我不属实，彭×一开始就知道承租人为我。综上，我不同意彭×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根据本案查明及已生效的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彭×原系北京市东城区101号自建房1间的被拆迁人。该房屋被拆迁时，其子冯×4代理其办理拆迁事宜，并代理其与住宅发展中心签订了《东城区东四地区危旧房改造货币补偿协议书》。彭×现称其未委托过冯×4办理拆迁事宜，但在另案中，彭×已明确表示对冯×4代其签订的上述货币补偿协议予以认可，应视为对该货币补偿协议的追认，上述货币补偿协议对其发生法律效力。关于上述彭×委托冯×4办理拆迁事宜并签订上述货币补偿协议一事，已生效的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也已作出了认定。冯×4代彭×领取了相应的拆迁补偿款，其代彭×办理的拆迁事宜即已处置完毕。彭×称冯×4超越代理权限没有依据。应指出，《东四危改指挥部拆迁会议个案审定记录》仅系拆迁过程中形成的文件，是双方就拆迁安置问题进行协商的体现，最终拆迁安置方案应以双方签订的货币补偿协议为准，彭×以此审定记录要求住宅发展中心对其进行拆迁安置，没有依据。综上，彭×要求确认2001年12月31日其与住宅发展中心签订的《东城区东四地区危旧房改造货币补偿协议书》无效，并要求住宅发展中心依据东四危改指挥部2001年12月25日的拆迁会议个案审定记录对其进行拆迁安置，并办理房屋安置手续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5年2月判决：驳回彭×的全部诉讼请求。
判决后，彭×不服，上诉至本院，认为原判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原审的诉讼请求。住宅发展中心、冯×4均同意原审判决。
经审理查明：彭×与案外人冯×1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二女三子，分别为冯×2、冯×3及冯×4、冯×5、冯×6。北京市东城区101号原有三间私房，分别登记在彭×之子冯×4、冯×5、冯×6名下。该处房屋另有自建房1间，使用面积约8平方米，由彭×、冯×1居住。
2001年12月31日，冯×4代彭×与住宅发展中心签订《东城区东四地区危旧房改造货币补偿协议书》，约定住宅发展中心以房改与危改相结合的方式负责组织实施东四地区危旧房改造，彭×自愿参加危旧房改造。彭×同意货币补偿安置，放弃其他安置方式。应安置人口为2人，分别是彭×、冯×1。彭×在本危改范围内北顺城街101号有自建房1间，使用权补偿款为70000元。彭×称，该协议落款处并非彭×本人签字、捺印。冯×4称该协议落款处“彭×”的签字、捺印均是其所签、所捺。上述协议签订后，冯×4代彭×领取了上述70000元补偿款。
诉讼过程中，彭×称其没有委托过冯×4办理过拆迁手续，冯×4没有代理权，并称拆迁时，彭×让冯×4谈1间平房换1间平房的问题，后出现的70000元补偿款属于超越代理权限。冯×4称其就办理拆迁手续事宜曾接受过彭×的书面委托，全权委托其办理拆迁事宜。拆迁时，其将该委托书交给了住宅发展中心。住宅发展中心表示，因时间过长，现无法提供该委托书。
另查，2001年12月22日（会议时间，即彭×诉称的个案审定记录）的《东四危改指挥部拆迁会议个案审定记录》载明：彭×在101号有自建房1间。原定补偿方案为70000元安置，被拆迁人要求补偿方案为一套二居室，现审定补偿方案为安置平房1间。
房屋管理部门备案的落款日期为2001年12月31日的《东四危改小区居民安置方案变更表》载明：使用人彭×在101号有自建房1间，人口2人，分别为户主彭×，之夫冯×1；原分方案1套1居室，因无钱回迁购房，变更安置方案。居民签字处“彭×”的签字、捺印均系冯×4所签、所捺。
再查，2001年10月24日经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批复同意的《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地区危旧房改造实施细则》第五条第（五）项规定，在危改区范围内有常住户口，本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在本危改区范围内无正式住房，长期居住在自建房内，单独立户，并且本人在危改区外无正式住房的居民，可以按照每户70000元补助；或每户补助70000元后，在危改区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可以按经济适用房价格就地购买安置住房。另外规定东四危改区经济适用房价格为5000元每平方米。
2001年12月27日，案外人北京市华鼎四合院房屋经营信息网络中心向北京市东城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一中心交道口分中心（以下简称交道口分中心）发函称，其将9号搬迁户冯×4安置到胡同10号北房1号房居住，原承租人张×已由其另行安置，请办理冯×4大兴10号的入住手续。同日，冯×4与交道口分中心签订《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由冯×4承租北京市东城区胡同10号平房1间，总使用面积12.20平方米。
2014年5月15日，彭×以冯×4、交道口分中心为被告诉至原审法院，要求确认二者签订的《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无效。原审法院依法追加北京市华鼎四合院房屋经营信息网络中心、住宅发展中心为该案第三人。该案在审理中，经原审法院当庭询问，彭×对该货币补偿协议予以认可。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彭×虽称《东城区东四地区危旧房改造货币补偿协议书》上彭×的签字及手印并非其本人所签摁，但其当庭对该补偿协议书予以认可，故视为彭×对该货币补偿协议书予以追认，该货币补偿协议书对彭×发生法律效力。自冯×4代彭×领取货币补偿款70000元起，住宅发展中心与彭×的货币补偿协议书即履行完毕，彭×对冯×4关于拆迁事宜的委托亦到此结束。至于冯×4用拆迁款购买大兴胡同10号房屋的承租权之事并不属于委托办理拆迁事宜范围。故彭×以无权代理主张冯×4与交道口分中心签订的《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无效，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对彭×的诉请不予支持。交道口分中心对彭×的自建房拆迁及冯×4购买房屋承租权之事并不知情，故其与冯×4签订《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并无过错。至于冯×4动用彭×的自建房拆迁补偿款70000元，购买胡同10号的房屋承租权，侵犯彭×的财产权益问题，彭×可另行主张权利。据此，原审法院于2014年9月17日作出（2014）东民初字第0629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彭×的诉讼请求。判决后，彭×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经审理认为，彭×原系北京市东城区101号自建房1间的被拆迁人，该房屋被拆迁时其委托冯×4办理拆迁事宜，并与住宅发展中心签订了《东城区东四地区危旧房改造货币补偿协议书》，约定以货币补偿方式补偿彭×70000元。彭×以拆迁档案中的东四危改指挥部拆迁会议个人审定记录为依据，主张大兴胡同10号平房系因北顺城街101号自建房拆迁而安置给其的公房。应当指出，该审定记录仅系拆迁安置协商过程的体现，其中亦并未体现安置平房1间的具体位置，最终的拆迁安置方案应以拆迁补偿协议的内容为准，且住宅发展中心明确表示当时对彭×的拆迁补偿仅有货币补偿70000元，并无其他安置房屋。故彭×主张胡同10号房屋系拆迁安置房，冯×4与住宅发展中心签订的《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属超越代理权限的上诉意见，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冯×4与交道口分中心签订的《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彭×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冯×4代彭×领取了相应的拆迁补偿款，其代彭×办理的拆迁事宜即已处置完毕。冯×4认可其用该补偿款从胡同10号房屋的原承租人处取得了该房屋的承租权，对应属于彭×的拆迁补偿款在胡同10号房屋中体现的财产权益问题，彭×可另行主张。据此，本院于2014年12月4日作出（2014）二中民终字第1096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以上事实，有《东城区东四地区危旧房改造货币补偿协议书》、《东四危改指挥部拆迁会议个案审定记录》、《东四危改小区居民安置方案变更表》、《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地区危旧房改造实施细则》、（2014）东民初字第06297号民事判决书、（2014）二中民终字第10960号民事判决书、拆迁档案及各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已查明及生效民事判决确认的事实，彭×系北京市东城区101号自建房1间的被拆迁人，在该房屋被拆迁时其委托其子冯×4办理相关拆迁事宜，与住宅发展中心签订了《东城区东四地区危旧房改造货币补偿协议书》，约定以货币补偿方式补偿彭×70000元，并由冯×4代其领取了该款项。彭×在另案中对冯×4代理其签订货币补偿协议的事实予以认可，故上述货币补偿协议对其发生法律效力且已履行完毕。现彭×虽称冯×4代其签订货币补偿协议的行为超越其代理权限，但并未提供充足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其要求确认《东城区东四地区危旧房改造货币补偿协议书》无效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彭×要求住宅发展中心按照《东四危改指挥部拆迁会议个案审定记录》对其进行拆迁安置的问题，本院认为该审定记录是双方就拆迁中的相关事宜在协商过程中形成的文件，是双方协商过程的体现，并非最终的拆迁安置方案，彭×要求住宅发展中心以此审定方案为准对其进行安置，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775元，由彭×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550元，由彭×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刁久豹
代理审判员 周梦峰
代理审判员 李 淼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程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