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渝三中法民终字第0188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余文洪农村承包经营户。
诉讼代表人余文洪，男，1975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务农，住重庆市南川区。
委托代理人韦延寿，男，1940年1月27日出生，汉族，务农，住重庆市南川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宗成，男，1965年8月20日出生，汉族，务农，住重庆市南川区。
委托代理人张昌文，重庆市南川区西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市南川区林业局，住重庆市南川区北腊口林业大厦，组织机构代码00868239-2。
法定代表人周朝伦，该局局长职务。
委托代理人李永福，重庆春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余文洪与被上诉人王宗成、重庆市南川区林业局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13日作出（2015）南川法民初字第01910号民事判决。余文洪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2月2日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余文洪的委托代理人韦延寿、被上诉人王宗成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昌文以及被上诉人重庆市南川区林业局的委托代理人李永福到庭参加了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01年10月30日，王宗成以反租倒包方式（即先由余文洪等96农户分别将土地出租给各自的农业社，再由农业社将该土地出租给王宗成）承包了原南川区南城街道某某村第二、三农业社包括余文洪等96农户的承包地。按照当时的土地转包协议约定，转包期25年；转包期内，每年按机耕路以上按300斤／亩、机耕路以下按400斤／亩给付承包费，承包费按当年玉米市场价计算；承包费每年10月30日兑现。协议签订后，王宗成租赁的土地最初经营项目为发展梨枣干果基地。2002年国家实行退耕还林，王宗成未经余文洪等96农户同意，伪造了与96户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书》，将承包的土地向区退耕还林办公室申报为退耕还林。经某某村、南城街道核实后报区退耕还林办公室核准后，将这部分土地全部纳入退耕还林。2002年至2008年区退耕还林办公室将该土地的退耕还林补助款以大户承包的方式全部补偿给了王宗成，并于2003年向王宗成颁发的《林权证书》。从2001年10月到2005年期间王宗成均将承包费支付给了农户。2005年10月，王宗成向余文洪等96农户支付当年承包费后，言明从2006年起国家每年支付的退耕还林补助款就作为原协议订立的土地租金由各农户享有，各农户各自管理各自承包面积上的林地，并保证每年退耕还林检查合格。从2006年到2008年，该退耕还林经主管部门检查验收合格后每年都获得每亩245元的退耕还林补助款，由于王宗成没有及时申报林权分户手续，因此这三年（2006年到2008年）的退耕还林补助款由王宗成领取后再兑现给了各农户。2009年以后的退耕还林补助款按分割后的林地面积直接支付给农户。2011年1月28日，王宗成与余文洪等农户达成《庭外和解协议》，约定由王宗成赔偿了余文洪等57农户的违约金65000元，同时终止了土地转包协议。王宗成按协议约定，向余文洪等57农户支付了65000元，王宗成与余文洪等57农户的土地承包关系终止。后部分农户要求对退耕还林的土地进行复耕，经林业局、南城街道多次组织余文洪等农户就诉争土地的退耕还林问题协商解决未果，余文洪等30农户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决王宗成给付其2002年至2009年少付的转包费1567.8元，赔偿2010年至2014年的土地收益损失3666.8元。判决重庆市南川区林业局支付其复耕费950元，并支付余文洪多次到要求解决问题产生的误工费。
王宗成在一审中辩称，57户承包经营户与我的纠纷已经法院判决，2001年至2005年我与农户签订的合同我一直在履行，2005年我因自然灾害不能经营，要求把土地交还给农户，但农户不接，所以我另付了55元的除荒费，2009年的退耕还林款没有给付，最后由办事处给付了农户。2011年1月28日，我与余文洪等达成了庭外和解，支付了违约土地转包终止金65000元，另外赔偿了胡朝仲电视机钱8000元，给了阳才义、胡朝仲、韦延寿三人的精神损失费10000元。余文洪要求的损失、误工费，不该由我承担。
重庆市南川区林业局在一审中辩称，林业局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审被告。林业局已履行监管、审核职责，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林业局不是农业承包合同的相对方，从未占有和使用过余文洪的土地，因此林业局不存在返还土地的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南川区林业局在本案中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首先林业局并不是合同当事人，依法不应当承担合同约定的义务；其次林业局作为退耕还林的主管部门，其在对诉争土地所做的退耕还林行为属于行政行为，不属于本案民事案件审理范围，因此林业局在本案中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二、关于对余文洪的诉讼请求能否依法予以支持问题。从2006年起余文洪已经各自管理各自承包面积上的林地的事实证明了其已经收回转包的土地，因此王宗成与其之间的租赁合同关系从2006年起已经实际解除。从2006年到2008年期间王宗成已将领取的退耕还林补助款支付给了余文洪和从2009年起的退耕还林补助款按分割后的面积直接支付给余文洪的事实证明了其对诉争土地进行退耕还林的事实已经予以认可并领取国家退耕还林补助款；同时2001年10月到2005年期间，王宗成已按合同的约定履行了义务，因此对余文洪主张王宗成给付其2002年至2009年少付的转包费1567.8元的诉讼请求，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支持。由于租赁合同关系已经于2006年实际解除，余文洪已经从2006年起对诉争土地进行经营管理，因此其主张的2010年至2014年的土地收益损失3666.8元，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对于余文洪主张的复耕费950元问题，由于其已经退耕还林并享受了退耕还林补助款，而对于退耕还林所涉及的土地是否依法可以复耕问题，不属于本案民事案件审查范围，因此应不予审理。对于其主张误工费问题，无证据证明，不予支持。故，余文洪的诉讼请求，既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又于法无据，该院依法予以驳回。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余文洪农村承包经营户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余文洪已预交25元），由余文洪农业承包经营户负担。
余文洪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2015）南川法民初字第01910号民事判决并依法改判。其事实和理由是：1、本案案由错误。本案审理的焦点为土地转包协议，不应定为农业承包合同纠纷。2、上诉人与王宗成的土地转包合同签订后，双方应严格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上诉人与王宗成土地转包协议终止的时间为2011年1月28日并非2006年，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协议终止时间错误。因此，王宗成应按照上述合同的约定支付上诉人2002年至2009年少付的转包费以及赔偿2010年至2014年的土地收益损失。3、南川区林业局并没有认真审查王宗成伪造的《土地承包协议书》，将上诉人的土地全部纳入退耕还林，对上诉人构成了侵权行为，应支付其复耕费。
王宗成答辩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05年10月同意解除转包协议后，各农户应享有各项补偿及已经实际领取，2006年到2008年，王宗成将每亩划拨退耕还林补助费245元每年兑现给农户。在2010年11月，当时有阳才文等57户农户向南川区法院起诉，双方已于2011年1月28日《达成庭外和解协议》，王宗成已经进行了一次性终结赔偿，现上诉人又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重庆市南川区林业局答辩称：我们与上诉人没有合同关系，不应该承担合同的义务，故南川区林业局不是本案适格原审被告。南川区林业局在整个审核退耕还林中履行了监管和审核职责，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中上诉人虽仅与原南川区南城街道某某村第二、三农业社签订了土地转包协议（并未与被上诉人王宗成直接签订土地转包协议），但协议签订后，从2001年10月到2005年期间均系王宗成给付上诉人土地承包费，上诉人对此均予以接受，故上诉人与王宗成实际成立了土地承包合同关系，王宗成也按照上述协议的约定履行了义务，一审以农业承包合同纠纷确定案由正确。从2006年起王宗成将上诉人承包的土地交由其自行管理且上诉人也收取了2006年到2008年的退耕还林补助款，虽然上诉人在二审中对该款项的性质提出异议，认为该款项应作为其应当获得的土地承包费，但上诉人对其已领取了该款项的事实予以认可。因此，上诉人从2001年到2008年期间，一直在领取土地承包费，且并未对该土地承包费提出异议，现上诉人提出王宗成应给付其2002年至2009年少付的转包费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由于上诉人已经从2006年起对诉争土地进行经营管理，故一审法院认定其与王宗成之间的土地租赁合同关系已实际解除亦并无不当。因此其主张的2010年至2014年的土地收益损失也不能成立。另外，上诉人提出重庆市南川区林业局应支付其复耕费的问题，由于上诉人实际已收取了退耕还林补助款，而对于退耕还林所涉及的土地是否依法可以复耕问题，不属于本案民事案件审查范围，故一审法院不予审理正确。因此，上诉人提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第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余文洪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中林
代理审判员 李 川
代理审判员 杨 洋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七日
书 记 员 赵许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