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0）浙商外终字第2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凯旋体育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普荣。
委托代理人：景艳东。
委托代理人：李弘熙。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昌隆健身器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银昌。
委托代理人：郑国军。
上诉人凯旋体育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旋公司）为与宁波昌隆健身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隆公司）进出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浙甬商外初字第1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0年3月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0年5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凯旋公司委托代理人景艳东，被上诉人昌隆公司委托代理人郑国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凯旋公司系韩国公司，为在中国境内开展业务需要，凯旋公司将其与国内经销商之间的业务以昌隆公司名义进口，但货物品名、数量、单价等条款均由凯旋公司与其国内经销商共同协商确定，凯旋公司根据与国内经销商协商确定的内容制作装箱单、商业发票等进口所需单据，货款以昌隆公司名义支付给凯旋公司或者由国内经销商按凯旋公司指定方式直接支付。2006年5月份至2007年1月份期间，凯旋公司共以昌隆公司名义进口OPUSPX980型跑步机18台、OPUSTX980型跑步机2台、9700型跑步机53台以及跑步机零部件若干。根据商业发票显示，上述货物共计货款68475美元。货物进口后，昌隆公司向凯旋公司转付了国内经销商按发票金额支付的全部货款。后双方对产品单价产生争议，凯旋公司于2009年4月24日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昌隆公司支付跑步机及跑步机零部件货款136500美元，一审庭审中，变更诉讼请求为106500美元。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凯旋公司注册地在韩国，本案系涉外商事纠纷案件，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涉外篇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法院。本案双方当事人虽未对管辖法院进行过书面约定，但因昌隆公司所在地在宁波，故原审法院作为被告住所地法院依法享有管辖权。在法律适用上，双方当事人未事先作出约定，在庭审中双方均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故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作为本案裁判的法律依据。本案凯旋公司虽以买卖合同起诉，但经过庭审调查，凯旋公司已确认昌隆公司并非真正买方，双方之间系委托代理关系，故凯旋公司以买卖合同起诉昌隆公司缺乏依据。对凯旋公司提出的产品单价问题，因商业发票等单据系凯旋公司根据其与国内经销商协商确定下来的条件所制作，故应认定商业发票上的产品单价为相关产品的真实价格。现昌隆公司已为凯旋公司办妥货物进口报关并按商业发票金额向凯旋公司转付了所有货款，故已履行代理业务项下的各项义务。综上，凯旋公司诉请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该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于2010年1月8日判决：驳回凯旋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082元人民币，由凯旋公司负担。
上诉人凯旋公司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判认定事实错误。昌隆公司并非涉案商品的最终进口商，而是代理进口商。凯旋公司向昌隆公司交付涉案货物的所有权，并由昌隆公司向凯旋公司支付货款，双方之间已经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的买卖合同关系。原判认定双方系委托代理关系而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错误。二、原判以商业发票上的产品价格为依据作为产品的真实价格，系认定错误。法院应依据凯旋公司提交的出口申报单来确定货物的单价。三、原判对证据的认证错误。1.原审法院未在判决书中对证据进行认证，其判决所依据的证据不明。2.昌隆公司证明其已支付款项的证据之间存在矛盾。昌隆公司一审提交的5组证据均反映“昌隆公司代凯旋公司的国内供应商向凯旋公司付款”，但其申请的证人李某陈述“货款以现金方式支付给金京子”，两者存在明显冲突。四、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实体上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应规定，在程序上则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相应规定，但原判仅适用程序法的规定对本案作出判决，未适用实体法的规定，属适用法律错误。
昌隆公司答辩称：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审中凯旋公司在法庭上承认昌隆公司并非真正买方，其与昌隆公司之间系委托代理关系，故凯旋公司以买卖合同起诉缺乏证据，违反事实。原判依据证人证言及相关书证确认商业发票符合客观事实。证人证言与昌隆公司的证据无矛盾，李某将货款现金支付给金京子，金京子再把现金给昌隆公司由昌隆公司汇款给凯旋公司，这一过程符合委托代理关系的操作流程。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对原判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根据上诉人凯旋公司的主张以及被上诉人昌隆公司的答辩，本院将本案的争议焦点归纳为：凯旋公司与昌隆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涉案货物的单价及价款是否已结清；原判对证据的认证以及法律适用是否正确。双方当事人对本院归纳的争议焦点均无异议，本院针对焦点作如下分析：
一、凯旋公司与昌隆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
凯旋公司主张其与昌隆公司之间系买卖合同关系，昌隆公司系代理国内经销商（最终买方）向其进口涉案货物，昌隆公司虽非真正买方，但在法律地位属于买卖合同的买方。昌隆公司认为其系接受凯旋公司委托，为凯旋公司与国内经销商之间履行买卖合同办理相关进口报关手续，双方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一审中，昌隆公司申请凯旋公司的海外部负责人金京子到庭作证，金京子述称凯旋公司根据与经销商谈好的内容（数量、型号和价格），制作装箱单和发票，传真给昌隆公司，由昌隆公司办理进口报关手续，发票上的价格是其与经销商谈好的，与昌隆公司无关，凯旋公司与昌隆公司之间无买卖合同，凯旋公司委托昌隆公司代理进口涉案货物，昌隆公司不收取相关费用。由于凯旋公司对金京子作为凯旋公司海外部负责人的身份不持异议，金京子亦到庭接受双方当事人质询，故金京子的证言可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且凯旋公司对金京子陈述的凯旋公司与昌隆公司之间合作模式当庭表示认可，故原判认定双方当事人之间系委托代理关系并无不妥。凯旋公司仅依据其向昌隆公司交付货物，昌隆公司向其支付货款的事实，主张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二、涉案货物的单价及价款是否已结清
凯旋公司主张涉案货物的价款应按其提供的出口申报单确定。因昌隆公司在本案中系凯旋公司的代理商，其承担办理货物进口手续及转付货款的义务，对货物的价款并无决定的权利。凯旋公司向昌隆公司开具的商业发票是昌隆公司据以履行转付货款义务的凭证。故虽然出口申报单对货物的价款有一定的证明作用，但其证明力应弱于双方之间用于结算的商业发票。昌隆公司一审中提供的商业发票虽均系复印件，但在一审庭审中，凯旋公司海外部负责人金京子确认上述商业发票是凯旋公司确认并盖章后传真给昌隆公司的，凯旋公司对该证言亦未持异议，故商业发票的真实性可予认定。因此，原判依据商业发票确定涉案货物的价款，并无不妥。涉案货物的5份商业发票显示总价为68475美元，凯旋公司在一审庭审中已经认可收到昌隆公司支付的68475美元，故可以认定涉案货款已经结清。凯旋公司二审中称金京子在2007年3月离职，但其在一审出庭作证时仍握有凯旋公司公章，为此，凯旋公司已在韩国对金京子提起刑事诉讼，凯旋公司认为上述事实表明金京子证言不可信。但是，金京子是否有欺骗公司的行为，甚至是否涉嫌侵占公司财产犯罪，与本案昌隆公司的代理行为无关，昌隆公司按照凯旋公司出具的商业发票金额转付相应款项后，即已完成代理义务，凯旋公司主张昌隆公司还应支付106500美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三、原判对证据的认证以及法律适用是否正确
原审判决罗列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发表的质证意见后，本应对双方的证据进行认证，在认证的基础上再作出事实认定，但该判决书遗漏了认证的相关内容，缺乏完整性。鉴于原判所认定的事实经二审查明并无差错，且实体判决亦无不当，故原判上述瑕疵未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此外，由于凯旋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的与昌隆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也不能证明其主张的昌隆公司尚有部分款项未付清的事实，其诉讼请求缺乏相应证据支持，原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作出判决，并无不妥。
综上，本院认为，凯旋公司与昌隆公司之间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昌隆公司接受凯旋公司委托，为凯旋公司出售给国内经销商的货物办理相关进口手续及转付相应货款，昌隆公司已经履行完毕代理义务。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得当。凯旋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082元人民币，由上诉人凯旋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苗 青
代理审判员 陆 玮
代理审判员 孔繁鸿
二〇一〇年六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章 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