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12民终66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志，男，汉族，住广东省怀集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再远，广东融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蓝国强，男，汉族，住广东省怀集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维汉，男，××年××月××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怀集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怀集县宇丰木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怀集县（镇府大院内）。
法定代表人：何庆权，该公司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罗大锋，男，汉族，住广东省。
上述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蒋容波、庞保乐，均为广东强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郭扬光，男，汉族，住广东省怀集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怀舒。
上诉人李志、蓝国强因与被上诉人怀集县宇丰木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丰公司）、罗大锋、原审第三人郭扬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怀集县人民法院（2015）肇怀法梁民初字第12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工商企业机读资料记载宇丰公司是一间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种植、销售：林木。投资人为王宗伟、罗大锋、罗凯儿。宇丰公司持有怀集县人民政府于2009年5月8日颁发的怀林证字（2009）第000333号林权证，该证标明其拥有的林权有四部分，其中①编号为04412240706QDYMSY00007号坐落在怀集县蓝钟镇××村小地名为九温冲，林班四.五，小班4.1，面积247亩；②编号为04412240706QDYMSY00008号坐落在怀集县蓝钟镇××村小地名为范冲塝学山头，林班五，小班1，面积19亩；③编号为04412240706QDYMSY00009号坐落在怀集县蓝钟镇下竹村、上竹村小地名为上库上游，林班三.五，小班1-12.3，面积3431亩；④编号为04412240705QDYMSY00001号坐落在怀集××××竹村小地名为反仙师一带，林班五，小班3，面积33亩。
2013年11月4日，宇丰公司（甲方，林权方）由罗大锋作为代表与蓝国强（乙方，采伐方）签订一份《桉树林采伐经营合同书》，约定“甲方将坐落在怀集县蓝钟镇下竹村［以林权证怀林证字（2009）第000333号所指林地为准］属甲方公司的桉树林，以有偿形式转让给乙方采伐、运输和销售。其中：一、按双方确定有林面积1879亩和确定单价每亩2100元计算，转让总价款3945900元；二、付款方式，1、签订合同起3日内乙方即付首期款330万元给甲方，其中11月4日付200万元，11月5日付60万元，11月6日付70万元；2、乙方开工采伐到按上述面积（1879亩）的50%时，必须将剩余未付款645900元付清给甲方。八、甲方出售给乙方的林木，乙方必须在2013年12月31日前全部采伐完毕，并将木材、木柴全部远离采伐区，人员及设备撤离伐区，逾期后，伐区内的一切树木、木材、木柴、设备设施等，均归甲方处置。”。签订合同后，宇丰公司如期收到蓝国强支付的首期款330万元。另外，宇丰公司与蓝国强等两人还于2013年5月25日签订另一份《桉树林采伐经营合同书》，将其坐落在怀集县马宁镇塘岗村［以林权证怀林证字（2009）第000334号所指林地为准］属甲方公司的桉树林，以总价款180.25万元转让给乙方采伐和销售。
2013年11月4日，蓝国强（甲方，林权方）与郭扬光（乙方，采伐方）签订一份《桉树林采伐经营合同书》，约定“甲方将坐落在怀集县蓝钟镇下竹村［以林权证怀林证字（2009）第000333号所指林地为准］属甲方公司的桉树林，以有偿形式转让给乙方采伐、运输和销售。一、按双方确定有林面积约2000亩包含采伐指标数。出让总价款455万元。签订后，乙方即付保证金10万元，保证金在最后一期付款扣除。二、付款时间规定：1、签订本合同首期款330万元给甲方，第一期采伐指标下放时所需指标款乙方交由甲方支付。2、乙方开采到按上述面积（2000亩）的50%时，必须将剩余未付款70万元付清给甲方。”。该合同落款日期下面还有“附注：本合同林木属怀集县宇丰木业发展有限公司委托甲方（蓝国强）出让给乙方（郭扬光）经营，合同附有宇丰公司委托书附件”，蓝国强盖指模予以确认。
签订合同后，郭扬光在2013年11月3日、11月4日、11月5日、11月6日先后支付保证金和林木款共340万元给蓝国强，另在2013年11月11日、2014年6月24日分别支付15万元和17.2万元给蓝国强作有关办证费用。在2014年10月22日，郭扬光代蓝国强支付64.59万元给宇丰公司。宇丰公司出具一份“证明”，内容为“怀集县宇丰木业发展有限公司与蓝国强签订的《桉树林采伐经营合同书》，指从林权证怀林证字（2009）第000333号所批林地为准。到2014年10月21日止蓝国强仍欠宇丰木业公司购林款人民币柒拾肆万捌仟肆佰元整（¥748400.00元），待蓝国强将该款还清之后，在后续的桉树砍伐所涉及的有关手续、资料方面，不论是蓝国强或是其砍伐商郭扬光，宇丰公司都可同等给予协助办理。郭扬光支付宇丰公司645900元后，蓝国强与宇丰公司产生的一切债权债务，与上述所讲的采伐经营合同无关（即与郭扬光无关），剩下的102500元由公司与蓝国强直接关系，与郭扬光需要以后请求宇丰公司办理手续无关”。同日，罗大锋作为经办人出据收据，并在该“证明”上加上备注“2014年10月22日，上述所指的第000333号合同的购木款已全部付清”。
同时查明，2014年10月20日，蓝国强（甲方）与李志（乙方）签订了一份《桉树林木转让经营合同书》，约定“一、甲方将坐落在怀集县蓝钟镇下竹村（以林权证怀林证字（2009）第000333号所批林地，林编号为准）权属甲方的桉树林地①编号为04412240706QDYMSY00007号地名为（九温冲247亩）；②编号为04412240706QDYMSY00008号地名为（范冲塝学山头，19亩）共266亩的树木以总山根款517500元的价格有偿出让给乙方，由乙方自行申请采（砍）伐、运输、销售、自负盈亏。二、甲方必须确保对该山场林木拥有无可争议的权属，并确保此林木未作过任何处分，否则须双倍赔偿乙方因此而造成的所有损失。三、付款方式：签订合同后，乙方必须一次性付给甲方20万元，剩下317500元，在乙方进入山场施工砍伐后10天内付款267500元，剩余5万元在无任何纠纷（或纠纷已经处理完毕）的情况下，砍伐完工前10天内付清。四、乙方在办理采伐许可证时的政策性收费由乙方自己负责支付。十二、在砍伐期间如属甲方原因产生的民事纠纷，导致乙方停工的，甲方应及时处理妥当，并负担处理纠纷的所有费用。”。
签订合同当日，李志按蓝国强的指示将桉木款20万元汇到罗大锋的账户。蓝国强以经手人身份立下收据给李志。2014年10月20日、10月27日，蓝国强先后立据收到李志的山根款10万元、中介费1万元。另李志于2014年11月5日以宇丰公司名义向怀集县林业局交纳了相关费用共51430元，并于次日领到该局下发的编号为44122401141106013、44122401141106014、44122401141106015三份林木采伐证。同年12月12日，宇丰公司向怀集县林业局出具“委托书”，委托李志办理上述采伐证范围内的一切木材运输放行手续。
事后，李志组织有关人员进场进行砍伐作业。郭扬光方以山场林木属其先行购买为由予以阻拦，为此发生本案的纠纷。同年11月24日，怀集县林业局召集包括李志、蓝国强、罗大锋、郭扬光的委托代理人郭罗火在内及有关业务部门的工作人员进行开会协商解决，各方无法达成共识。宇丰公司因此向怀集县林业局申请取消已办理好的“九温冲”编号为44122401141106013、44122401141106014、44122401141106015的三份林木采伐证，待有关争议解决后重新申请采伐。参会的各方当事人均表示同意。“调解会议记录”记载“上述山场的林木采伐证取消后，各方将保持山场原状。至于李志所缴交的办理采伐证规费，保留至下次用作该山场再次申请采伐费用，并由协商解决的再次采伐的责任人退回李志所缴交的费用”。参会的人员在该“调解会议记录”上签名确认。
2015年4月29日，李志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宇丰公司和蓝国强继续全面履行2014年10月20日与李志签订的《桉树林木转让经营合同书》；并宇丰公司和蓝国强在10天内连带赔偿因其违约造成的履约工作费用等损失140900元给李志；2、如果宇丰公司和蓝国强不能继续履行2014年10月20日与李志签订的《桉树林木转让经营合同书》，则宇丰公司和蓝国强在10天内连带赔偿760900元（即380450元的双倍）违约损失给李志，并罗大锋承担其中20万元的补充赔偿责任；3、本案受理费由蓝国强、宇丰公司、罗大锋承担。
诉讼中，该院委托怀集县林业局对李志与蓝国强签订的《桉树林木转让经营合同书》与蓝国强与郭扬光签订的《桉树林采伐经营合同书》的合同范围是否发生重叠进行鉴定。该局出具怀林调鉴（2015）第00103号《调查意见书》，调查结论为：1、地名为“九温冲”山场坐落在怀集县蓝钟镇××班××班××、2细班，五林班1小班1细班：地籍号为：0706400401，0706400402，0706500101，面积247亩，林种为速生丰产林，树种为桉树。2、地名为“范冲塝学山头”山场坐落在怀集县蓝钟镇××班××班2细班，地籍号为：0706500102，面积19亩，林种为速生丰产林，树种为杂木林、竹林。经现场踏查，地名为“九温冲”、“范冲塝学山头”山场与怀林证字（2009）第000333号林权证中图幅申请表编号：04412240706QDYMSY00007，04412240706QDYMSY00008的面积、图界线相符。该次鉴定费5100元由李志预支。各方当事人对该《调查意见书》均无意见。
另外，李志为证明蓝国强受宇丰公司委托与其签订合同的事实，提供有一份落款日期为2013年9月9日由宇丰公司出具的“委托书”，内容为“怀集县宇丰木业发展有限公司，将公司属下的桉树林［镇下竹村地名九温冲、范冲塝学山头约300亩，具体亩数以林权证数据为准］托给蓝国强全权负责砍伐、销售。请相关部门在授委托人（蓝国强）到来办理有关手续时给予办理为盼”。宇丰公司认为该“委托书”落款时间笔误，应为2014年9月9日，仅证明蓝国强取得林木的权属及可以办理有关证件，并没有反映其与公司有委托关系，同时陈述“宇丰公司转让给蓝国强的林地是包括了蓝国强转让给李志林地的部分，宇丰公司转让给蓝国强的林地砍伐面积是以林权证为准”。李志为其因无法进场砍伐作业而受到的损失举证的证据包括：1、刘润志所立收据1张，李志陈述合同签订后第三天，刘润志带领20多人上山劈青，一直到11月21日共用了29天完成全山劈草工作，225亩，每亩80元算，李志支付劈青款共18000元的事实；2、梁仕普所立收据1张，内容为“兹收到李志交来砍伐蓝中九温冲山场高压线下桉树人工（7人各开工2天，按200元／人／天计）共款叁仟陆佰元正（小写3600.00元）”，李志陈述“当时三坑电站准备线路改造，为安全起见，黎站长要求李志将高压线路下的桉树先行砍伐，李志联系好怀城镇梁仕普等7人到现场将高压线下的桉树砍了两天全部砍下来。双方讲好砍工每天每人200元，两日共2800元人工，另外工人是怀城的，请车包来回，车费300元／天，2日共600元，所以共用了3600元。梁仕普在2014年11月20日立据收到我支付的3600元”；3、李志与张有仕签订的“赔偿协议”及张有仕的收据各一份，以证实张有仕受李志雇请组织人员、钩机在2014年11月13日进场作业，因受到他人阻拦至11月22日仍无法开工，李志因此赔偿其损失，包括①钩机来回拖车费1200元；②留守人员工资及钩机误工损失350元／天，8日共2800元，共计4000元；4、李志与将仁凤签订的“协议书”及将仁凤的收据各一份，以证实将仁凤受原告雇请组织26名工人在2014年11月13日进场作业，因受到他人阻拦等待8天仍无法开工，李志因此赔偿其损失，包括①伙食及误工费：进场工人总共26人，每人每天150元，8天共款31200元；②伐木工人搭建工棚的工料款250元／个，13个共3250元；③接送工人及运载其行李的运费3000元；④两辆运输车待命8天的误工费。每天每辆300元，共2400元；合计42250元；5、无加盖收款章的餐款收据1张，李志陈述因当蓝中人梁升波与蓝国强存在合同纠纷，三方为处理此事进行协商，而支出了该用餐费用400元。经过质证，宇丰公司、罗大锋表示对情况不知情；蓝国强对上述证据有异议，认为其没有违约，李志所称损失与其无关。郭扬光认为该证据与其无关，不予质证。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宇丰公司持有的怀林证字（2009）第000333号林权证，标明其在怀集县蓝钟镇拥有的林权林木面积包括坐落在下竹村小地名为“九温冲”的247亩、“范冲塝学山头”的19亩以及下竹村、上竹村小地名为“上库上游”的3491亩、上竹村小地名为“反仙师一带”的33亩共3790亩。2013年11月4日，宇丰公司作为林权方与蓝国强签订一份《桉树林采伐经营合同书》，约定将坐落在怀集县蓝钟镇下竹村［林权证怀林证字（2009）第000333号所指林地为准］该公司的桉树林有林面积1879亩按2100元／亩转让总价款为394.59万元转让给蓝国强采伐、运输和销售。该合同合法有效。蓝国强因此取得该合同范围内的1879亩林木的所有权。之后，蓝国强于2013年11月4日与郭扬光签订《桉树林采伐经营合同书》，约定将坐落在怀集县蓝钟镇下竹村［林权证怀林证字（2009）第000333号所指林地为准］有林面积约2000亩的桉树林，以总价款455万元转让给郭扬光采伐、运输和销售。该合同确定有林面积约2000亩，实际应以宇丰公司转让给蓝国强的该合同范围为限，郭扬光按合同约定交付相关费用，宇丰公司转让给蓝国强在怀集县蓝钟镇下竹村［以林权证怀林证字（2009）第000333号所指林地为准］的1879亩林木的所有权因此转为郭扬光所有。蓝国强于2014年10月20日又通过与李志签订《桉树林木转让经营合同书》，将怀林证字（2009）第000333号林权证范围内其中坐落在怀集县蓝钟镇××村“九温冲”的247亩、“范冲塝学山头”的19亩共266亩的树木以总山根款51.75万元的价格再次出让给李志（砍）伐、运输、销售，宇丰公司也指认“宇丰公司转让给蓝国强的林地是包括了蓝国强转让给李志林地的部分，转让给蓝国强的林地砍伐面积是以林权证为准”，从而发生同一标的物订立了多重买卖合同的事情发生。该事实有上述相关的合同、附加林班图以及怀集县林业局出具的怀林调鉴（2015）第00103号《调查意见书》得以证实。因蓝国强与李志签订的《桉树林木转让经营合同书》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规定，仍属于合法有效的合同。李志因为郭扬光与蓝国强签订的《桉树林采伐经营合同书》生效在先而不能履行其《桉树林木转让经营合同书》，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五条“出卖人就同一标的物订立多重买卖合同，合同均不具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买受人因不能按照合同约定取得标的物所有权，请求追究出卖人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有权追究蓝国强作为出卖人的违约责任。
对宇丰公司及其股东罗大锋对本案的纠纷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首先李志与蓝国强签订的《桉树林木转让经营合同书》并无注明蓝国强是受宇丰公司委托，事后该合同也并未得到宇丰公司的追认；其次李志当时是按蓝国强的指示将桉林款20万元汇到罗大锋的账户，事后蓝国强是以经手人个人身份立下收据给李志，收据并无注明是宇丰公司收款；其三，对李志提供落款日期为2013年9月9日由宇丰公司出具的“委托书”，结合其同时提供宇丰公司于2014年12月12日向怀集县林业局出具委托李志办理上述采伐证范围内一切木材运输放行手续的“委托书”分析，应可认定该“委托书”仅证明持委托书之人可向有关部门办理有关证件。综上，李志的举证不能证明蓝国强是作为宇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与其签订《桉树林木转让经营合同书》，宇丰公司及罗大锋对于本案的纠纷并无过错，李志请求判令宇丰公司继续全面履行《桉树林木转让经营合同书》及与罗大锋赔偿相关损失，缺乏事实依据，该院不予采纳。
对于李志提出的损失数额应否支持的问题，李志于签订《桉树林木转让经营合同书》当日支付了首期桉林款20万元（汇到罗大锋的账户），同年10月20日、10月27日再支付山根款10万元、中介费1万元，因蓝国强无法履行合同，应将该三项款项共31万元全额返还给李志。另对李志因其无法进场作业而受到的损失，经审查，该院认为，除李志陈述与梁升波与蓝国强为处理合同纠纷而支出的用餐费用400元因与本案无关不作认定外，其余损失包括：1、支付刘润志劈青款共18000元；2、梁仕普砍伐蓝中九温冲山场高压线下桉树人工及请车包来回车费共3600元；3、张有仕等人及钩机的误工损失共计4000元；4、将仁凤等人的伙食及误工费、伐木工人搭建工棚的工料款、接送工人及运载其行李的运费、两辆运输车待命的误工费合42250元；共计67850元，属于合理的损失范围，该院予以确认。另李志在2014年11月5日以宇丰公司名义向怀集县林业局交纳的相关费用共51430元，李志在与相关人员协商时同意将该费用保留至下次用作该山场再次申请采伐费用，并由协商解决的再次采伐的责任人退回该费用，现李志表示不在本案处理，故本案不将该费用列入损失范围处理。综上，李志的损失在本案共计67850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规定，蓝国强与李志签订的《桉树林木转让经营合同书》有“甲方必须确保对该山场林木拥有无可争议的权属，并确保此林木未作过任何处分，否则须双倍赔偿乙方因此而造成的所有损失”的约定，该违约金过高，宜以不超过造成损失的30%为限，故李志可以损失额67850元按130%的比例收取蓝国强的违约金即88205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五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五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蓝国强应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桉林购买款及中介费共31万元给李志；二、蓝国强还应于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违约金88205元给李志；三、驳回李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409元，由李志负担5438元，蓝国强负担5971元。鉴定费5100元，由蓝国强负担。
上诉人李志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查明事实错误。1、怀林证字（2009）第000333号林权证记载的四个山场各自有独立的四至范围，该林权证记载的林木总面积达3730亩，2013年11月4日，宇丰公司与蓝国强签订的采伐合同约定的林木转让面积1879亩，同日，郭扬光与蓝国强签订的桉树转让合同约定的林木转让面积是2000亩，即当时还有1730亩未出售，仍属宇丰公司。2、郭扬光与蓝国强签订的合同第一段内容，只是签约的笼统序言，不是合同权利义务的约定条款。3、郭扬光与蓝国强签订的合同最后特别标注“本合同林木属宇丰公司的委托蓝国强出让给郭扬光经营，合同附有宇丰公司的委托书附件。”而合同附件（委托书）则写明销售桉树林的地点范围是“马宁塘岗村林地和蓝钟下竹水库上游林地”，前述附注文字和附件（委托书）是该合同的组成部分，可见，郭扬光的砍伐范围仅限于“马宁塘岗村”和“水库上游”这两个山场林木，不涉及本案争议的林地。4、纵观怀集县林业局出具的怀林调鉴C2015）第00103号《调查意见书》的调查目的、要求、方法和结论，没有任何关于“合同范围是否发生重叠进行鉴定”的内容。也即，该《调查意见书》完全没有原审法院所说的证明力。5、宇丰公司认为委托书的落款时间笔误，应为2014年9月9日，仅证明蓝国强取得林木的权属及可以办理有关证件，并没有反映其与宇丰公司有委托关系。宇丰公司如此抗辩其实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其目的是消除宇丰公司作为蓝国强代订桉树销售合同的事前（2013年9月9日）特别授权委托人依法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6、对于2013年11月4日通过合同出售桉树给郭扬光一事，宇丰公司曾经于2013年9月9日出具一份委托书给蓝国强，于2013年11月13日和2014年7月15日，另出具了两份委托书给怀集县林业局林政股。从这三份委托书的内容和出具时间来看，三份委托书都不涉及李志合约购买的“九温冲、范冲塝学山头”山场林木，第一份委托书是蓝国强代理宇丰公司与郭扬光订立桉树转让合同的代理证书，后两份委托书则是宇丰公司将林木出售后应当履行的合同附随义务。对这些重要事实，原审法院未予查明。7、对于2014年10月20日通过合同出售桉树林给李志一事，宇丰公司曾经于2013年9月9日出具一份委托书给蓝国强，于2014年11月12日出具了一份委托书给怀集县林业局林政股。从这两份委托书的内容和出具时间来看，两份委托书都不涉及郭扬光购买的“马宁塘岗村”和蓝钟下竹“水库上游”山场林木，第一份委托书是蓝国强代理宇丰公司与李志订立桉树销售合同的代理证书，后面一份委托书则是宇丰公司将林木出售给李志后应当履行的合同附随义务。对这些重要事实，原审法院未予查明，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实体处理不当。请求判令：宇丰公司和蓝国强继续全面履行2014年10月20日与李志签订的《桉树林木转让经营合同书》；并宇丰公司和蓝国强在10天内连带赔偿因其违约造成的履约工作费用等损失140900元给李志；2、如果宇丰公司和蓝国强不能继续履行2014年10月20日与李志签订的《桉树林木转让经营合同书》，则宇丰公司和蓝国强在10天内连带赔偿760900元（即380450元的双倍）违约损失给李志，并罗大锋承担其中20万元的补充赔偿责任；3、本案受理费、财产保全费、鉴定费由蓝国强、宇丰公司、罗大锋承担。
上诉人蓝国强答辩称：蓝国强与李志签订的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李志与郭扬光的山场纠纷责任不在于蓝国强，与蓝国强无关，也不是合同所约定的内容。
被上诉人宇丰公司答辩称：一、李志的上诉主张毫无道理，纯粹是自欺欺人，故意混淆事实。1、不论是宇丰公司与蓝国强所签订的《桉树林采伐经营合同书》，还是蓝国强与郭扬光签订的《桉树林采伐经营合同书》，都特别注明指出，买卖山林的林木范围以“林权证怀林证字第（2009）第000333号所批林地为准”，两者对所买卖的山场林木范围的表述都是一致的，即买卖山场的范围都是指怀林证字第（2009）第000333号林权证所涵盖的范围。关于价格的计算，前者按有林面积1879亩计算单价和总价，后者则表述按有林面积约2000亩计算价格（这是蓝国强因转卖加价之需故意写大数字，实际面积应以前一合同面积为限），两者面积基本相当，因此两者所指的山林范围明显是一致的。只是出于计价的方便和业内交易习惯，在两份合同中，都没有按照林权证所指山场的实际面积来3730亩计算转让价，而是按照有林面积来计算价格。因为山场的有林面积才能体现山场的实际价值，“有林面积”的表述是业内交易的专业用语。2、出于合同表述简便，两份合同都是以怀林证字第（2009）第000333号林权证所指四个山场的主要位置“蓝钟镇下竹村”，来简要表述转让山场的地名。但这并不能说明转让的范围仅是“蓝钟镇下竹村”这部分山场。因为根据合同中随后文字的特别注明即“以林权证怀林证字第（2009）第000333号所批林地为准”，可以确定两份合同所指的“蓝钟镇下竹村”山林均是指怀林证字第（2009）第000333号林权证所涵盖的所有山场，两份合同标的一致。因此可以肯定，蓝国强己经将从宇丰公司处购买的怀林证字第（2009）第000333号林权证所属的山林3730亩（有林面积1879亩）的桉树林砍伐权完全转让给了郭扬光。蓝国强再将怀林证字第（2009）第000333号林权证下的部分山场，即“九温冲247亩山林”、“范冲塝学山头19亩”山林的桉树林砍伐权转让给李志，明显是将同一标的物重复转让，原审判决认定是正确的。李志无视上述两份《桉树林采伐经营合同书》关于转让费是按“有林面积”来计算（两份合同表述的面积基本相同）的表述，而故意偷换概念，将宇丰公司转让给蓝国强的《桉树林采伐经营合同书》所指转让桉树林面积，按照山林面积3730亩来计算，而将蓝国强转让给郭扬光的山林范围故意不区分是否有林面积，偷换概念说成是2000亩，企图由此证明蓝国强仅是将怀林证字第（2009）第000333号林权证下的一部分山林2000亩卖给了郭扬光，还有1730亩没有转让。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李志完全是在玩低级的文字游戏，故意混淆事实。关于李志与蓝国强所签订的合同中，两处地名“九温冲”、“范冲塝学山头”的山林，经怀集县林业局调查鉴定，与怀林证字第（2009）第000333号林权证中图幅申请表编号：04412240706QDYMSY00007，04412240706QDYMSY00008的面积和范围相同。李志从蓝国强处购买的266亩山林，在李志与蓝国强所签合同中注明的图幅编号与前述图幅编号相同，因此其肯定己包含在怀林证字第（2009）第000333号林权证范围内，在之前实际己经由蓝国强转让给了郭扬光。二、本案证据足以证实，宇丰公司从未委托蓝国强作为代理人销售桉树林木，也未授权委托蓝国强作为宇丰公司的代理人与李志签订合同。李志与蓝国强签订的《桉树林木转让经营合同书》是其两人之间签订的合同，该合同的权利义务应完全由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来承担和履行。该合同与宇丰公司无关，宇丰公司不是该合同的当事人，对该合同不应承担任何义务和责任。本案中蓝国强从来都是以其自身个人名义与李志发生合同关系，而不是宇丰公司的委托代理人。1、李志与蓝国强于2014年10月20日签订的《桉树林木转让经营合同书》内容写的非常明确，合同双方当事人只有李志和蓝国强，并无其他当事人，而且该合同也未注明蓝国强受宇丰公司委托进行签约，且之后宇丰公司从未对此予以追认是代表宇丰公司签约。所以所谓蓝国强代理宇丰公司签约，根本无从谈起。当事人之间的合同，是理解和认定合同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最根本依据，前述合同己经清楚表明了蓝国强与李志二人是自身签约交易的事实，与宇丰公司无关。如果再结合宇丰公司与蓝国强签订的《桉树林采伐经营合同书》，就更加清晰证明，蓝国强与宇丰公司之间是纯粹的买卖关系，而非委托代理关系。2、蓝国强所收李志的全部款项，都是蓝国强以其个人名义收取，而没有注明是代宇丰公司收款，李志对此从未有异议；其中李志按照蓝国强指示汇转至罗大锋的20万元，蓝国强也是以个人名义给李志出具了收据，李志并无异议，该情况清楚表明该款仅是李志代蓝国强支付的欠款。而且罗大锋收到该20万元款后，并无向李志开具收据，而只是向蓝国强开出了收据，并注明是收到蓝国强购买其他山场林木的欠款，由此可以清晰地证明，李志向罗大锋汇款的行为，仅是商业领域的一种代付款行为，是李志代蓝国强向宇丰公司履行其他合同的债务，李志与宇丰公司并没有产生债权债务关系。事实上各方当时对此根本不存在争议。3、至于落款日期分别为2013年9月9日的“委托书”，完全没有宇丰公司授权蓝国强代理签约、销售、收款的具体内容，其内容非常清楚地表明，该“委托书”的目的仅是证明蓝国强可以据此文件到林业管理部门办理相关林木的采伐许可手续：2014年11月12日的“委托书”，亦完全没有宇丰公司授权蓝国强代理签约、销售、收款的具体内容，其内容清楚表明仅是证明李志可以办理木材运输放行手续。因此，该两份“委托书”，仅是两份由当事人办理行政手续的证明。宇丰公司之所以出具该两份“委托书”，是基于宇丰公司作为林权证的所有者，按照木材行业的交易习惯，为林木实际购买者、销售者、砍伐者、运输者办理相关行政许可手续等提供的必要协助和证明，完全与“代理销售”扯不上关系。对该“委托书”的理解和认定，应结合当事人所签订的合同内容来判断，而不能孤立地看待，否则是无法做出正确解释的。李志作为木材从业人员，对此交易习惯是完全明知的。其诉称该“委托书”是宇丰公司授权蓝国强代理销售的依据，是十分荒唐的。按照其逻辑，如宇丰公司的“委托书”是委托蓝国强代理销售，则同理，李志也是在代理宇丰公司进行木材销售和运输。可见李志完全是在故意混淆事实，妄图无理加责于宇丰公司。三、罗大锋收取相关款项的行为，是代表宇丰公司行使职务，属于职务行为，相关的法律责任，应由宇丰公司承担。罗大锋不应作为本案的被告和承担相关法律责任。罗大锋收到李志代蓝国强支付的款项20万元后，均即时以宇丰公司名义向蓝国强开具了收款手续，且宇丰公司亦对此确认，因此其收款行为完全是职务行为。按照法律规定，其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宇丰公司承担。李志向罗大锋账户转汇20万元款项的行为，是受蓝国强的指示（而非宇丰公司指示和要求）所为，且蓝国强事实上也拖欠宇丰公司20万元款项未付，因此罗大锋收取蓝国强由他人代付给宇丰公司的欠款，有合法依据，宇丰公司及罗大锋本身没有任何过错，无需对李志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综上，原审判决认定蓝国强与宇丰公司之间不存在委托代理签约关系，完全符合客观事实。基于以上充分的事实理由，可以清楚证实，李志针对宇丰公司的诉请是毫无事实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予以维持。
被上诉人罗大峰答辩称：与宇丰公司的答辩意见一致。
原审第三人郭扬光述称：1、怀林证字（2009）第000333号《林权证》标明其拥有的林权有四部分。编号分别是04412240706QDYMSY00007，04412240706QDYMSY00008、04412240706QDYMSY00009、04412240706QDYMSY00001。蓝国强与李志签订的《桉树林木转让经营合同书》的标的物（涉讼标的）是编号04412240706QDYMSY00007和编号04412240706QDYMSY00008号的桉树林木。2、蓝国强与宇丰公司于2013年11月4日签订的《桉树林采伐经营合同书》约定“甲方将坐落在怀集县蓝中镇下竹村［以林权证怀林证字（2009）第000333号所指林地为准］属甲方公司的桉树林。确定有林面积1879亩和确定单价每亩2100元，转让总价款3945900元。该合同明确了标的物是怀林证字（2009）第000333号《林权证》所有桉树林木。蓝国强以上述合同为基础，于2013年11月4日蓝国强与郭扬光签订的《桉树林采伐经营合同书》，也同样约定“甲方（上诉人蓝国强）将坐落在怀集县蓝中镇下竹村［以林权证怀林证字（2009）第000333号所指林地为准］属甲方公司的桉树林。确定有林面积约2000亩，转让总价款455万元。该合同己经明确了标的物是怀林证字（2009）第000333号《林权证》所有桉树林木。上述两份合同的面积与转让价款等方面均相互佐证充分证明了郭扬光与蓝国强签订的合同己经包括了编号04412240706QDYMSY00007和编号04412240706QDYMSY00008号的桉树林木。3、2014年10月22日由宇丰公司出具给郭扬光的证明内容为”宇丰公司与蓝国强签订的《桉树林采伐经营合同书》指从林权证怀林证字（2009）第000333号所指林地为准……。2014年10月22日，上述所指的第000333号合同的购林款己全部付清”。该证明同样证明了郭扬光与蓝国强签订的合同已经包括了编号04412240706QDYMSY00007和编号04412240706QDYMSY00008号的桉树林木。4、2015年4月29日怀集县林业局出具的怀林调鉴（2015）第00103是以《调查意见书》的调查结论确认了本案涉讼的标的物与怀林证字（2009）第000333号林权证中图幅申请表编号：04412240706QDYMSY00007、04412240706QDYMSY00008的面积、图界线相符。该《调查意见书》同样证明了郭扬光与蓝国强签订的合同己经包括了编号04412240706QDYMSY00007和编号04412240706QDYMSY00008号的桉树林木。综上所述，原审判决程序合法、事实清楚与证据充分、适用法律与实体判决准确，应该依法予以维持。并依法驳回李志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上诉人蓝国强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第一，认为李志承包砍伐的“地名九温冲、范冲塝学山头刀与郭扬光承包砍伐的“地名水库上游”重叠是认定事实错误。先从宇丰公司持有的怀林证字（2009）第000333号《林权证》来看，该证内分别有4号不同的山场。其中：1、小地名九温冲，面积247亩。2、小地名水库上游，面积3431亩。3、小地名范冲塝学山头，面积19亩。4、小地名反仙师一带，面积33亩。该四号山场的坐落、地名、面积均各不相同。再从蓝国强与郭扬光2013年11月4日订立的《桉树林采伐经营合同书》来看，合同后面双方有一个特别约定：“本合同林木属宇丰公司委托甲方蓝国强出让给乙方郭扬光经营，合同附有宇丰公司委托书附件”。而宇丰公司于2013年9月9日出具给蓝国强的委托书中，明确载明了“蓝钟下竹水库上游林地约2500亩，具体亩数以林权证数据为准”。该委托书已明确了发包给郭扬光采伐经营的范围是委托书授权的“蓝钟下竹水库上游”的林地，不是地名九温冲、范冲塝学山头的林地。又从实地来看，地名水库上游山场与地名九温冲、范冲塝学山头中间还有其他山场，两者相隔三、四公里。因此，原审判决的认为两山重叠或重复发包都是错误的。第二，原审判决对宇丰公司于2013年9月9日开具的两份委托书的事实没有查明。事实上，2013年9月9日，宇丰公司已开具两份委托书，一份是委托蓝国强全权负责马宁塘岗村林地700亩及蓝钟下竹水库上游林地约2500亩的砍伐、销售。另一份是委托蓝国强全权负责地名九温冲、范冲塝学山头林地共266亩的砍伐销售。蓝国强接受委托后，即与郭扬光经过多次协商，最后于2013年11月4日订立了《桉树林采伐经营合同书》，将地名水库上游约2500亩林木发包给郭扬光砍伐经营。订立合同后，为明确山场的四至范围，蓝国强又雇请宇丰公司负责该山场的护林员李恒初亲临山场，根据双方合同的范围为郭扬光现场勘踏指认山界。护林员现场勘踏指认的也是水库上游的山场，不是地名九温冲、范冲塝学山头山场。第三，蓝国强向原审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对“郭扬光承包砍伐的位于蓝钟下竹水库上游2500亩林地的四至范围与李志承包砍伐的位于蓝钟下竹地名九温冲、范冲塝学山头的四至范围是否重叠作出鉴定”。怀集县林业局出具的怀林调鉴（20巧）第00103号《调查意见书》的结论为：“经现场勘踏，地书为九温冲、范冲塝学山头山场与怀林证字（2009）第000333号林权证中图幅申请表编号：00412240706QDYMSY00007，00412240706QDYMSY00008面积、图界线相符”，并没有认为两个山场属同一标的物。但原审判决却认为“从而发生同一标的物订立多重买卖合同的事情发生，该事实有上述相关的合同、附加林班图以及怀集县林业局出具的怀林调鉴（2015）第00103号《调整意见书》得以证实”。这是错误认定，是缺乏事实根据的。第四，原审判决在适用法律方面，适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一条这属适用法律错误。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二、原审判决责任认定错误。第一，蓝国强将地名九温冲、范冲塝学山头的林木发包给李志砍伐经营，已按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了合同，没有任何违约行为。蓝国强于2014年11月5日协助李志办理了申请桉树砍伐手续，同年11月6日办好了地名九温冲、范冲塝学山头的三张采伐许可证交给了李志。同年11月12日，蓝国强又到宇丰公司为李志出具了委托书，为其办理木材运输放行手续。这些事实，双方在庭审中已经确认。第二，蓝国强与李志订立的《桉树林转让经营合同书》中第十二条约定：“在砍伐期间如属甲方原因产生的民事纠纷，导致乙方停工的，甲方应及时处理妥当，并负担处理纠纷的所需费用，……”。本案中，造成李志停工的不属甲方（即蓝国强）的原因引起，而是郭扬光故意侵权而造成。因此，该责任不应强加在蓝国强身上。第三，李志在采伐经营过程中，遭到郭扬光的干扰而停工，这属于郭扬光的过错。因侵权行为造成李志的损失也应由郭扬光承担，与蓝国强完全无关。综上所述，本案因郭扬光侵权而起，而原审判决将侵权责任当成违约责任，这应属错判，理应依法予以撤销。为此，特请求二审法院根据本案的事实及适用的法律，支持蓝国强的上诉请求，判令：1、撤销原审判决；2、蓝国强无需向李志支付任何款项；3、本案诉讼费用由郭扬光承担。
上诉人李志答辩称：与李志的上诉意见一致。
被上诉人宇丰公司、罗大峰答辩称：无异议。
原审第三人郭扬光述称：与上述陈述意见一致。
二审期间，李志提交以下新的证据：1、《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广东省森林采伐伐区作业设计表》，拟证明：2013年11月13日至2015年5月8日，郭扬光已经在水库上游山场总共实际砍伐林木面积2176.5亩，即郭扬光此前合同的2000亩早已砍伐完毕。
蓝国强对李志提交的新的证据质证如下：无异议。
宇丰公司和罗大峰对李志提交的新的证据质证如下：1、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2、不属于新证据；3、在实际交易中，林木实际砍伐面积与合同约定面积会有出入的，实际面积应当由林木部门勘查后确定面积，对于郭扬光是否砍伐完毕合同中约定的林木面积应当以林权证记载面积为准，两者之间不能划等号。
郭扬光对李志提交的新的证据质证如下：对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
蓝国强提交以下新的证据：1、护林员李恒初的证人证词，拟证明：山场范围是经过宇丰公司护林员勘查山界确定的；2、《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拟证明：郭扬光砍伐范围与李志的砍伐范围完全不同。
李志对蓝国强提交的新的证据质证如下：无异议。
宇丰公司和罗大峰对蓝国强提供的新的证据质证如下：1、不属于新证据；2、证人没有到庭接受询问；3、2013年11月2日护林员带蓝国强去看山场，蓝国强与宇丰公司签订合同是在2013年11月4日，看山场的范围与签订合同不一致是正常的，两者之间没有必然关联。4、《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是郭扬光已经砍伐的山场的许可证，与本案无关。
郭扬光对蓝国强提供的新的证据质证如下：对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均不予认可。
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案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各持己见，无法达成调解协议。
本院认为：本案是买卖合同纠纷。原审法院定性准确，应予确认。根据诉辩双方的意见，本案争议焦点：1、郭扬光与蓝国强于2013年11月4日签订的《桉树林采伐经营合同书》、宇丰公司与蓝国强于2013年11月4日签订的《桉树林采伐经营合同书》、蓝国强与李志于2014年10月20日签订的《桉树林木转让经营合同书》约定的标的物是否重叠；2、蓝国强是否存在违约，如违约，违约金如何计算。
关于郭扬光与蓝国强于2013年11月4日签订的《桉树林采伐经营合同书》与宇丰公司、蓝国强于2013年11月4日签订的《桉树林采伐经营合同书》、蓝国强与李志于2014年10月20日签订的《桉树林木转让经营合同书》约定的标的物是否重叠的问题。第一，蓝国强与涉案山场权属人宇丰公司于2013年11月4日签订《桉树林采伐经营合同书》，合同第一段约定与郭扬光与蓝国强于2013年11月4日签订的《桉树林采伐经营合同书》第一段约定的内容一致，一字不差。蓝国强与李志于2014年10月20日签订的《桉树林木转让经营合同书》并没有上述文字表述。第二，蓝国强与宇丰公司于2013年11月4日签订《桉树林采伐经营合同书》，合同第一段约定林地以（2009）第000333号所指林地为准，与郭扬光与蓝国强于2013年11月4日签订的《桉树林采伐经营合同书》第一段约定的所指林地一致。而蓝国强与李志于2014年10月20日签订的《桉树林木转让经营合同书》对（2009）第000333号所指林地作了进一步明确具体限定范围。第三，蓝国强与宇丰公司于2013年11月4日签订《桉树林采伐经营合同书》的第二段约定有林面积和价款，该合同约定有林面积为1879亩和转让总价款3945900元。郭扬光与蓝国强于2013年11月4日签订的《桉树林采伐经营合同书》第二段约定有林面积为约2000亩和转让总价款455万元。蓝国强与李志于2014年10月20日签订的《桉树林木转让经营合同书》第一段约定林地面积266亩和总山根款517500元。第四，林权方宇丰公司认为郭扬光与蓝国强于2013年11月4日签订的《桉树林采伐经营合同书》与其转让给蓝国强的所指林地一致，与蓝国强与李志于2014年10月20日签订的《桉树林木转让经营合同书》标的物存在重叠，即郭扬光与蓝国强于2013年11月4日签订的《桉树林采伐经营合同书》包含蓝国强与李志于2014年10月20日签订的《桉树林木转让经营合同书》的标的物。第五，各方当事人均一致认为有林面积只是合同双方协商确定的大概数，为了计算转让总价款需要而协商的面积数。蓝国强和李志均认为《广东省林木采伐许可证》和《广东省森林采伐伐区作业设计表》可证明郭扬光的2000亩早已砍伐完毕，反推理出蓝国强与李志于2014年10月20日签订的《桉树林木转让经营合同书》于郭扬光的合同不存在重叠，显然不成立。综上，郭扬光与蓝国强于2013年11月4日签订的《桉树林采伐经营合同书》与蓝国强与李志于2014年10月20日签订的《桉树林木转让经营合同书》约定的标的物重叠，即郭扬光与蓝国强于2013年11月4日签订的《桉树林采伐经营合同书》的林地四至范围包含蓝国强与李志于2014年10月20日签订的《桉树林木转让经营合同书》林地四至范围。原审法院认定蓝国强将同一标的物订立了多重买卖合同，并无不当。上诉人李志、蓝国强均主张郭扬光与蓝国强于2013年11月4日签订的《桉树林采伐经营合同书》与蓝国强与李志于2014年10月20日签订的《桉树林木转让经营合同书》约定的标的物没有重叠的上诉请求，理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蓝国强是否存在违约，如违约，违约金如何计算的问题。郭扬光与蓝国强于2013年11月4日签订的《桉树林采伐经营合同书》与蓝国强与李志于2014年10月20日签订的《桉树林木转让经营合同书》均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的义务全面履行。但如上所述，由于郭扬光与蓝国强于2013年11月4日签订的《桉树林采伐经营合同书》的林地四至范围包含蓝国强与李志于2014年10月20日签订的《桉树林木转让经营合同书》林地四至范围，蓝国强将同一标的物订立了多重买卖合同。在上述两份合同均合法有效的情况下，法律赋予蓝国强自主选择哪一份合同履行的权利。由于郭扬光与蓝国强于2013年11月4日签订的《桉树林采伐经营合同书》大部分已经履行完毕，还剩余争议的林地未进行砍伐，蓝国强亦没有主张解除其与郭扬光于2013年11月4日签订的《桉树林采伐经营合同书》的诉求，而李志提起诉讼的请求之一为解除其与蓝国强于2014年10月20日签订的《桉树林木转让经营合同书》并赔偿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五条的规定，由于蓝国强将同一标的物订立了多重买卖合同，造成李志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李志提出解除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应予以支持。虽李志与蓝国强于2014年10月20日签订的《桉树林木转让经营合同书》约定“甲方必须确保对该山场林木拥有无可争议的权属，并确保此林木未作过任何处分，否则须双倍赔偿乙方因此而造成的所有损失”，但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所规定的违约金是填补损失的性质，而非惩罚性的违约金性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李志并未举证证明其如砍伐涉案林地可获取的预期利益，原审法院认定违约金为李志能举证证明的实际损失的130%，即88205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李志主张双倍赔偿的上诉请求，理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根据合同的相对性，李志主张罗大锋赔偿其中的20万元的补充赔偿责任并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当事人没有提出上诉和请求的其他问题，本院不作审查和处理。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所作判决正确。上诉人李志、蓝国强的上诉请求理据不充分，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8854元，由李志和蓝国强各负担9427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任喜跃
审 判 员 徐俭玲
代理审判员 梁达明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周伟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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