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再终字第0860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5（曾用名：李×6），女，1969年4月5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邢雷，北京市圆融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1，男，1942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2，女，1943年3月3日出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兼被上诉人李×2之委托代理人）李×3（曾用名：李×4），男，1969年10月3日出生，汉族。
李×5与李×1、李×2、李×3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于2009年12月18日作出（2009）大民初字第6904号民事判决。后，李×1、李×2提出上诉，2010年6月3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一中民终字第5650号民事判决。2012年6月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一中民再终字第4317号民事裁定，撤销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0）一中民终字第5650号民事判决及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09）大民初字第6904号民事判决，并将本案发回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重审。该院重审后于2014年6月26日作出（2012）大民再初字第11732号民事判决。李×5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5及其委托代理人邢雷，被上诉人李×1，被上诉人兼李×2之委托代理人李×3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重审中，李×5诉称：我与李×3原系夫妻关系，后于2008年3月经法院判决离婚。我与李×3结婚时，李×1、李×2曾口头承诺分给我二人平房院落一处，在我与李×3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该院落被拆迁，拆迁时以李×3的名义签订了安置协议，取得了北京市大兴区×××601室及×××502室两套房屋，该两套房屋应是我与李×3的共同财产，但离婚诉讼时，因李×1、李×2对房屋主张权利，法院未对该两套房屋进行分割，故起诉要求确认上述两套楼房为我与李×3共有，诉讼费用由李×1、李×2、李×3承担。
李×1、李×2辩称：李×5出具的房屋分配证明事实不清，不符合法律规定。诉争楼房是我们1982年合法建设四间房屋应得的补偿。让儿子签合同，是委托他们挑选楼层，并未将房屋所有权转让给他们。李×5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将户主李×1的名字写成李×3，与事实不符，不是我们真实意思表示。根据婚姻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争议房产不是李×5与李×3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购置，不是夫妻共同财产。根据婚姻法第十八条的规定，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属于一方所有。故即使以李×5的证明为依据，我们也是将房屋赠与儿子，与儿媳无关。我们年事已高、无力购房。争议搬迁安置房是我们的平房所得补偿，与李×3、李×5无关，选房时我们出资2万元交纳房屋差价，证明我们从未放弃对房屋的所有权。李×5承认婚后未曾分过家，其出具的房屋分配证明是虚拟的，是李×52003年8月6日代表李×3和户主去签订合同，私自把户主改成李×3。我们才是四间平房的所有权人。2008年6月26日，经与村委会协商后撤销了李×5非法签订的合同和房屋分配证明，我们与村委会重新签订了搬迁协议。
李×3辩称：首先，诉争宅基地为农村集体土地，我父母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不能赠与，因此赠与无效，该宅基地拆迁后的房屋与我无关，不属于我与前妻共同财产，不应予以分割。其次，诉争房屋没有明确赠与，即便赠与有效，该赠与也是我父母赠与我和我哥的财产，房屋分配证明上没有李×5的名字。根据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该房产属于个人财产，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不应予以分割，且该赠与是附有赡养、居住条件的，如果分割会侵害老人的居住权。再次，回迁房的补差款是我父母给李×52万元，李×5先去交纳1.3万元，还剩几千元，该两处回迁房始终与李×5无关，不应作为夫妻财产分割。最后，李×5已经分得我们一家五口应得的一处房产（村里照顾本村村民的社员楼，即离婚案件中分割的×××502室）。综上，即使赠与有效，诉争两处房产也不是夫妻共同财产，不应予以分割。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李×5与李×3原系夫妻关系，于1992年11月28日登记结婚，于2008年3月经法院判决离婚。李×1、李×2系李×3之父母。1982年，李×1、李×2在北京市大兴区×××南侧出资建房，自成院落。2002年、2003年前后，该房屋院落失火被烧毁，因村里规划搬迁安置而未进行重建。2003年7月9日，李×1、李×2出具《房屋分配证明》，内容为：“我李×1夫妇育有两个儿子，长子李×7、次子李×3，现均已成家。我夫妇有两处房产现做如下分配：1、长子李×7居住×××南属于我夫妇的房屋院落。2、次子李×3居住×××南侧属于我夫妇的房屋院落。3、两处房屋院落如遇拆迁等问题，由我的两个儿子按分配的房屋院落全权处理。但两处房屋院落今后不论遇到任何变化，均有夫妇方便居住之所。”2003年8月26日，北京市大兴区×××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委会）与李×3签订《搬迁协议书》、《保证书》，以李×3作为×××南侧房屋及院落的被搬迁人，由李×5代李×3在《搬迁协议书》上签字。该房屋院落被拆迁后实际取得的安置房屋为北京市大兴区×××601室及长×××502室两套房屋，现该两套房屋尚未办理产权登记。李×3对李×5代其与×××村委会签字的行为不予认可。2006年8月2日，李×1、李×2出具说明，内容为：“李×1、李×2夫妇有两个儿子，我于1982年在东庄建平房四间（两个儿子尚未成年），在2003年大队开发，按四间房地基给了两套楼房，做价12万，我补差2万。因在2003年建房时，我的四间房连同全部家产被烧得一光，我老俩住进李×3的8号楼，当时我无力再找拆迁一事，就托给次子李×3，在李×6的怂恿下，拆迁合同上是李×3的名字。现在我们俩还健在，要求收回我的楼房，因为我没有给两个儿子写分家单，原四间平房的产权是李×1夫妇的。”×××村委会在该说明上盖章。2008年6月26日，×××村委会就李×1、李×2所建×××南侧房屋及院落的拆迁事宜另与李×1、李×2签订了《搬迁协议书》，并在协议中约定原搬迁协议书及分家证明无效。现该两套房屋由李×1、李×2、李×3居住使用。
另查明，李×5与李×3离婚诉讼时，李×5曾主张分割本案诉争的房屋，因李×1、李×2提出异议，离婚诉讼时对该两套房屋并未进行处理。根据已经生效的离婚判决即（2006）大民初字第6271号民事判决，大兴区×××502室房屋判决归属李×5所有。该房屋系村民社员楼，原为李×5与李×3婚后居住使用。李×5提交的户籍显示，其户口现在×××502室，于1995年3月2日自×××39号迁入现址。
本案重审过程中，李×5提交拆户协议一份，载明：“因为我老俩一直和次子李×8（原文如此书写）居住在一起，他们从没叫我轮住，所以我们决定×××（房屋）由李×8所有，但有我居住权，由他养老。×××南的房子只有李×7居住权，如不养老三间房由我处置。”该协议下方有房主李×1、李×2签字。但李×1、李×2并不认可该协议的真实性，并且对该协议的签名提出鉴定申请。2013年9月23日，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摇号确定的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认为：1.落款时间为“2002年6月5日”的《拆户协议》上房主落款处的“李×1”签名笔迹与所提供的“李×1”签名样本字迹为同一人所写；2.落款时间为“2002年6月5日”的《拆户协议》上房主落款处的“李×2”签名笔迹与所提供的“李×2”签名样本字迹为同一人所写。李×1、李×2支付鉴定费5400元。李×1、李×2及李×3对上述鉴定意见提出异议，不认可该鉴定意见，并且申请重新鉴定。针对李×1、李×2的异议，鉴定机构书面回复称本次鉴定的鉴定意见是鉴定人专业判断的客观反映，是鉴定人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以及执业经验，遵循部发技术规范，在认真检验及深入讨论之后得出的，三名鉴定人一致认为两者的相同特征是本质性的，而不同特征是非本质性的，都可以得到合理解释，因此认为两者是同一人书写习惯的反映。
在重审庭审过程中，李×5提出其就诉争房产办理拆迁时出资1.8万元，李×1、李×2、李×3均予以否认，并指出原来在（2007）大民初字第8577号案件开庭时李×5已经确认是李×1、李×2的出资，二审文书也确认该出资情况。关于2007年李×5签字的内容为“拆迁楼房为李×1出资2万元”的字条，李×5称该条是对方拿刀逼迫其所写，当时已经报警。关于报警的记录，法院当庭释明李×5于庭后七日内提交。李×5在确定期限内并未提交；之后又向法院提交调查证据申请，请求法院调取110电话报警记录。经向李×5了解，其在书写字条时，使用手机拨打110报警，随后大约20分钟即离开，对于报警是否处理等事项并不知晓。
重审庭审过程中，双方均认可本案诉争的安置房屋系小产权房，由村里发放小产权证书，经与该房产所在村委会核实，诉争安置房属于旧村改造项目，均未办理正式产权登记。
2010年3月24日，×××村委会出具证明，内容为：“×××村民李×1、李×2，1982年经李×1申请宅基地，×××村委会根据规定予以批准，批给李×1村×××排房规划处四间房的宅基地一处。李×1在×××村东庄盖四间正房和几间偏房，当年李×3还小，不满十八周岁。2002年，李×1所建的上述房屋因事故全部被烧。当年×××村已经进行村镇改造，为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村委会没有让李×1在原宅基地上重建房屋。2003年村委会收回李×1的宅基地，并按照搬迁制度分配给李×1两套楼房（×××601室和×××502室）。村里分配给李×1的两套楼房是按房屋宅基地的面积大小分配，因当时房屋已经被烧，不存在财产问题，没有给房屋作价。李×1在×××的两套楼房产权应归李×1所有（因2002年李×1在×××的四间房屋被烧时，李×1的长子李×7在×××村三条居住，次子李×3在×××502室居住，李×1、李×2二人居住在四间平房处）”。李×5对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不予认可。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诉争的安置房系由原大兴区×××村×××南侧院落搬迁安置所得，该院落及房屋原为李×1、李×2于1982年申请并建设而成，村委会出具证明明确上述安置房屋应归李×1、李×2共同所有。李×5辩称其对于原诉争宅院中的房屋曾经增建了厢房并进行装修故存在贡献，其在本案庭审中提出1993年建设东厢房，并于1995年增添装修设施、安装暖气。但其在原审庭审中承认该东厢房系李×1、李×2出资，并且认为每年交600元赡养费应属对该房屋的贡献。因其在本案庭审中的陈述与原审所认可的事实并不一致，且其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上述出资的实际情况，故法院对其上述主张不予支持。
李×5提交的房屋分配证明，该证明中明确载明李×1、李×2承诺李×7、李×3分别居住房屋院落，系分配房屋居住、使用，而非分配房屋产权。李×5提交的拆户协议，经鉴定上面的签名属实，李×1、李×2及李×3虽然提出异议，并且申请重新鉴定，但其异议及重新鉴定理由并不充分，法院不予支持。该拆户协议上虽写有东庄房屋归“李×8”所有字样，但综合协议内容看，该协议为附有赡养、居住条件的协议，且该协议明确写明房屋系归“李×8”所有。根据婚姻法的相关规定，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属于夫或妻的个人财产，故该拆户协议即便成立，亦属赠与李×3所有，而非李×3与李×5共同所有。
关于李×5提出拆迁房屋中其有出资1.8万元的主张，因有关2万元补差款项事宜，李×5已经于2007年4月签写字条明确为李×1所出资。现其虽对该字条提出异议，认为该字条系受胁迫所写，并非其真实意思。但该2万元李×5并未提交证据证实系其自己所出资，其在原审庭审时提出办理交纳2万元的手续，并不足以说明该2万元为其出资，也不足以推翻其所书写字条的内容。李×3指出该2万元实际为李×2提供，并由李×3转交李×5办理的手续。考虑到该诉争房产系由李×1、李×2原宅基地拆迁而来，在办理合法手续后应属李×1、李×2所有，李×5没有充分证据证实其补差的出资，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责任。
最后，关于李×5提交的拆迁补偿协议，该协议上的签名系李×5代替李×3所签。李×5系向村委会提交房屋分配证明后签订该拆迁补偿协议。而根据房屋分配证明，李×1、李×2确定在房屋院落遇到拆迁时由两个儿子全权处理，并未委托李×5办理拆迁事宜。李×3、李×1、李×2对于李×5所签协议及保证书均不认可，李×1、李×2作为原房产权利人和宅基地使用权人，在向村委会提出异议后与村委会重新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前述李×5代签形成的拆迁协议缺少明确授权，且代签形成的权利人为李×3，故凭此协议并不足以认定该诉争拆迁安置房屋属于李×5、李×3的夫妻共同财产。
综上，李×5依据房屋分配证明、拆户协议及拆迁补偿协议主张确认诉争房产所有权，欠缺事实依据，与法律规定相悖，不予支持。据此，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26日作出（2012）大民再初字第11732号民事判决：驳回李×5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李×5不服，以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由上诉至本院。李×5主张，根据李×2、李×12002年6月5日出具的拆户协议，以及当时李×5与李×3系夫妻关系的事实，李×5有权签订搬迁协议，且李×2、李×1、李×3对于李×5签订搬迁协议的事实是知情并认可的；李×1、李×2与李×5、李×3一直共同居住生活，李×1、李×22002年6月5日出具的拆户协议表明×××南侧院落房屋归李×5、李×3所有；李×5在×××南侧院落内出资新建了东厢房，并对原有房屋、院落进行了修缮、装修，添置了附属设施；李×5在办理搬迁时对安置房屋出资1.8万元。据此，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涉诉房屋归李×5、李×3共有。李×2、李×1、李×3同意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重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二审予以确认。
另查，本院二审过程中，李×5提出其户口并非于1995年3月2日自×××39号迁入×××502室。但李×5提交的户籍材料上载明：“2010年11月10日签发，户主李×5，住址大兴区×××502号，何时由何地迁来本址：1995年3月2日大兴区×××街39号。”
上述事实，有搬迁协议书、保证书、房屋分配证明、村委会证明、（2006）大民初字第6271号民事判决、拆户协议、鉴定意见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诉争的两套房屋属于旧村改造的安置房，由原大兴区×××村×××南侧院落搬迁安置所得。1982年，×××村委会将×××南侧院落的宅基地分配给李×1。李×5主张，根据李×1、李×2于2002年6月5日出具的拆户协议所载的内容，涉及搬迁的×××南侧院落内房屋归李×3与李×5共同所有，故搬迁后的安置房也应当归李×3与李×5共同所有。对于李×5的上述主张，李×1、李×2、李×3不予认可。综合拆户协议的内容来看，该协议并非简单直接的处分了×××南侧院落内房屋的所有权，而是附有赡养和居住条件的协议。依据拆户协议，尚不足以认定涉及搬迁的原×××南侧院落内房屋归李×3与李×5共同所有，亦无法认定搬迁安置房屋归李×3与李×5共同所有。因此，对于李×5的上述主张，本院难以支持。关于李×5提出的在×××南侧院落内出资新建了东厢房，并对原有房屋、院落进行了修缮、装修及添置了附属设施一节，因李×5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李×5提出在办理搬迁时对安置房屋出资1.8万元的主张，李×5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亦不予采信。根据搬迁协议书和×××村委会证明，村委会进行搬迁安置的依据是原分配给李×1的宅基地，村委会系根据原分配给李×1的×××南侧院落的宅基地的面积，分配给李×1两套安置房屋。现李×5没有证据证明×××南侧院落内房屋属于其与李×3共同所有，亦无证据证明其参与了该房的建设，更没有证据证明其对两套安置房屋进行了出资，故对李×5要求确认两套安置房屋归其与李×3共有的诉讼请求，本院难以支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应予维持。李×5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鉴定费5400元，由李×1、李×2负担（已交纳）。一审案件受理费3900元，由李×5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3900元，由李×5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 盈
代理审判员 陈捷鹰
代理审判员 吕 超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韩 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