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7）鲁02行终81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启鹏。
上诉人（原审原告）傅玲。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青岛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市北大队。
法定代表人黄祥荣，大队长。
上诉人徐启鹏、上诉人傅玲因诉被上诉人青岛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市北大队(以下简称交警市北大队)政府信息公开一案，不服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2017）鲁0203行初94号行政裁定，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原审经审理确认以下事实：2017年1月13日，原告向被告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申请被告公开其2000年12月12日做出的第200002123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中就认定本次道路交通事故“负事故主要责任”证据及事故形成原因的分析内容数据信息依据及理由。被告受理原告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于2017年2月3日作出2017年第1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告知原告，其申请的信息可以到交警市北大队进行查阅、复制、摘录其中内容。原告对被告的答复不服，诉来法院，即为本案。
原审法院认为：保障社会公众获取政府信息的知情权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最主要的立法目的之一。获取政府信息和提起诉讼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为了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实现，《条例》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向行政机关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公民如果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但需要指出的是，任何公民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的同时也必须遵守法律规定的义务，公民申请获取政府信息也必须在现行法律框架内行使，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程序和方式进行，必须符合立法宗旨，实现立法目的。
本案原告徐启鹏于2000年发生交通事故，被告交警市北大队依法作出第200002123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原告承担事故主要责任，事故对方承担次要责任。原告已经针对该事故责任认定书向市交警支队申请过复核，市交警支队做出(2000)第406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重新认定决定书》维持了该事故责任认定书。而且该事故责任认定书已在原告与事故对方的民事诉讼中为法院所采信，法院判决早已生效，原告也在2014年到被告处复印了该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卷宗中的全部证据材料。但经原审法院调查了解，据不完全统计，原告自此之后围绕其2000年发生的交通事故及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问题向被告及青岛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提出了60余次政府信息公开，并在原审法院及市南区人民法院提起30余次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原告所申请公开的内容具有以下特征：一是申请信息的内容并非现存的信息本身，而是要求被告就其已经获得的道路交通责任认定的证据材料进行分析、解释和说明。如要求被告提供是依据什么名称证据认定事故对方承担事故次要责任的汇报材料，是依据什么名称证据认定原告承担事故主要责任的汇报材料，被告做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以《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行政答辩状》、《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审批表》哪个材料认定的证据为准等等。二是申请公开的内容只是变换说法，实际内容重复。如要求被告公开认定原告承担事故主要责任的证据，又要求被告公开以什么名称证据认定原告承担主要责任，以什么名称证据认定事故对方承担次要责任，然后又认为缺失认定其承担主要责任、事故对方承担次要责任的证据，要求被告提供等等。三是原告认为证据材料中有缺少或者可能存在某些材料就要求被告予以提供，如认为现场记录图等证据材料中缺少各种数据信息、缺少事故形成原因分析，要求被告提供；认为可能存在事故对方的上访答复意见书、收条、保证书，要求被告提供；认为可能存在道路交通责任认定复核时的送卷记录、行政答辩书，要求被告提供等等。
从原告徐启鹏上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内容看，自2014年以来原告徐启鹏所申请的信息内容均是与徐启鹏2000年发生的交通事故相关的交通事故认定证据、交通事故的处理等方面的信息，其中内容多有交叉和重复。不少内容根本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政府信息范畴，且申请目的不符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关于“三需要”的规定，其最终目的是为了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方式向相关部门施加压力，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进而重新启动对2000年交通事故认定书、鉴定等相关问题的处理。实际上，对于徐启鹏发生的2000年交通事故，交警部门已经作出交通事故认定书，而且关于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已历经一审、二审、发回重审及重审后二审，现法院已于2009年作出终审判决，且就交通事故责任分配、医疗费用的争议等均作出裁判。对于徐启鹏就2000年交通事故反映的相关问题，交警市北大队、市交警支队已多次告知原告作出道路交通责任认定所依据的证据是什么，而且早已向其公开，原告也已经到被告处复制了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卷宗中保存的所有证据。对于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结果有异议的救济方式，原告也依法对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申请了复核。但原告仍然背离《条例》立法目的，仅凭个人主观臆断执意不断围绕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多次向不同行政部门不断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已经构成了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权利的滥用。
依法行使审判权要求在保障当事人的诉权的同时也应制约恶意诉讼、无理缠诉。针对原告所提起的频繁诉讼，人民法院已多次向其释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立法目的、政府信息的涵义，并多次未支持其不合法的申请和起诉，原告对于法律规定显然明知。但原告仍然执意围绕同一问题通过变换说法反复多次提起内容类似，甚至相同的信息公开申请，并因此而反复提起诉讼，此种起诉已经背离了对受到侵害的合法权益进行救济的诉讼本旨,违背了诉权行使的必要性，也就失去了权利行使的正当性，属于滥用诉权行为。
针对原告滥用信息公开申请权、滥用诉权的行为，原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立法精神和立法目的，对原告的起诉不作实体审理。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十）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徐启鹏、傅玲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不予收取。
上诉人徐启鹏、上诉人傅玲共同上诉称：原审法院未经开庭，以判例法驳回上诉人的起诉，逼上诉人再次对同一法院、事故、案由、证据，由于行政干预批示，又作出（2007）北民一重字第4号民事重审“妥处息访”地狱般判决重复举证，来证明本案诉讼实体应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依法审理的范围。上诉人有充分合法的证据佐证，简述各级法院和交警部门故意隐瞒和拒不采纳王荣光在本次交通事故中违反交通法规，应负事故全部责任的证据。原审应知道上诉人向被上诉人申请的近百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都是因为市北大队没有按照交通法规，依法履行“事故成因的分析向双方当事人公开”告知义务，程序违法引起的，作出驳回起诉完全歪曲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立法的宗旨和立法目的。上诉人夫妻与王荣光作为同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有权利知情（2009）青民五终字第1027号民事“妥处息访”判决认定的“公安机关据以认定该事故责任的证据并非单一证据，是一个完整的证据链“事实证据具体内容、数据信息。原审不能以判例法绑架被上诉人作出了侵犯作为同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上诉人家庭借钱为了治疗徐启鹏交通事故损伤所花费的近30万元治疗费用，因查不到2017年第1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所说的事故案卷中有“违反支路让主路交通法规负事故主要责任的证据数据及阶段内容信息”，而无法通过院长发现程序向肇事方追偿的事实，更不能将告知内容乱作为的2017年第5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裁定为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原审应判令被上诉人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即被上诉人在履责过程中制作的事故责任认定书，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第九条行政机关对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政府信息，第十七条，“谁制作谁公开，谁保存谁公开”的规定，撤销2017年第5号《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判令被上诉人依照申请人应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规定进行申请信息公开的内容，依法应当公开的信息予以公开，信息不存在的要说明不存在的理由，不公开的说明不予公开的理由，原审更不能将本案的诉讼实体与“妥处息访”民事判决相提并论，错误的使用案例法枉法裁定。该裁定侵犯了上诉人的公民权、知情权、参与权、经济权、身体权、生命权的合法权益。现提起上诉，兑现党中央ＸＸＸ总书记和最高法院院长向全国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落实到本案。请求撤销原审裁定，依法支持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判令被上诉人在法定期限内，依照交通法规的规定重新作出答复，案件诉讼费由被上诉人负担。
经审查，本院确认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成立。
本院认为：对于二上诉人就2000年交通事故反映的相关问题，被上诉人交警市北大队已多次告知上诉人作出道路交通责任认定所依据的证据是什么，而且早已向其公开，上诉人也已经到被上诉人处复制了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卷宗中保存的所有证据。本案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所申请的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实质上仍是要求被上诉人交警市北大队公开第200002123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相关材料。因此，原审法院作出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蒋金龙
审判员 林 桦
审判员 刘力铭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书记员 王 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