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3）浙杭行终字第19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江干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法定代表人杜梦菲。
委托代理人陈勇。
委托代理人陈洵熙。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方振良。
委托代理人吕健。
上诉人杭州市江干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称江干区人社局）与方振良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不服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2）杭江行初字第5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5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5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江干区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陈勇、陈洵熙、被上诉人方振良及其委托代理人吕健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同意延长审理期限四个月。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现已审理终结。
江干区人社局于2012年9月4日作出《对﹤要求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的答复》，答复方振良：经查阅你的原始档案及缴费记录，你于1984年4月经主管部门杭州市交通管理局批准辞职。根据《关于企业部分职工连续工龄与缴费年限计算问题的通知》（浙劳险（1995）221号）规定，企业职工在省政府浙政（1988）53号文下达之日后，经企业批准辞职并持有《辞职证明书》的，其辞职前和再次参加工作后的连续工龄可合并计算，其实际缴费年限也可合并计算。由于你辞职时间早于浙政（1988）53号文下达之日，因此辞职前的工作时间不能计算为连续工龄。而你辞职后一直未被其他单位正式招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制度实施后，又只有6年11个月的实际缴费年限，因此，按照《浙江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及杭政（2007）1号文的相关规定，不符合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待遇的条件，必须延续缴费满15年才可以办理手续。此外，劳办发（1994）340号文是针对贯彻执行《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国务院第111号令）中有关职工辞职后工龄计算问题的批复。你的辞职批复明确指出你是因体质差、不能胜任装卸工作而辞职的，你当时并非是因单位整顿劳动组织、按定员定额组织生产而多余出来的富余职工。因此，劳办发（1994）340号文的规定不适用于你。综上，按照现行政策规定，江干区人社局无法为你办理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待遇手续。
原审判决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举证并经庭审质证认定：方振良于1966年8月到杭州五七农场插队，1979年4月特照回杭，1979年11月经招工进入杭州第一汽车运输公司工作，1984年3月以身体不好，家中十分困难为由申请辞职，杭州第一汽车运输公司经研究认为车队富余人员过多，轻便工作无法安排，同意方振良的辞职申请，并发放给一次性补助费。方振良于2001年1月至2007年10月在采荷街道公益性岗位工作。在采荷街道公益性岗位工作期间街道为其缴纳养老保险6年10个月，方振良自行缴纳养老保险1个月。2012年9月4日，江干区人社局依据原审法院（2012）杭江行初字第19号判决，向方振良作出了《对﹤要求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的答复》，该《答复》认为方振良的辞职时间早于浙政函（1988）53号文下达之日，辞职前的工作时间不能计算为连续工龄，故按照《浙江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及杭政（2007）1号文的规定，方振良不符合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待遇的条件，必须延续缴费满15年才可以办理退休养老手续。
原审法院认为，《浙江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第六条规定“县级以上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工作。县级以上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所属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办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具体事务。”江干人社局具有主管辖区内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工作的职权，行政主体适格。《浙江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前款所称缴费年限，是指职工个人和其所在用人单位、城镇个体劳动者分别按规定足额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年限。国有企业或者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之前，职工参加工作的年限，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核，符合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的，为视同缴费年限。”第三十一条规定“下列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从其办理退休手续的次月起，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直至死亡：（一）1997年12月31日以前参加工作，1998年1月1日以后至2010年12月31日以前退休且缴费年限（包括视同缴费年限）满十年的；（二）1997年12月31日以前参加工作，2011年1月1日以后退休且缴费年限满十五年的；（三）1998年1月1日以后参加工作，缴费年限满十五年的。”劳人培（1985）23号《劳动人事部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第一项规定“凡在‘文革’期间由国家统一组织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在他们到城镇参加工作以后，其在农村参加劳动的时间，可以与参加工作后的时间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依照上述规定，方振良于1966年8月至1979年4月在杭州五七农场插队的工作时间，应当视同为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可以与其参加工作后的时间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江干区人社局在未审核认定主要事实的情况下，认为方振良不符合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条件，主要证据不足。劳办发（1994）340号《关于贯彻执行﹤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中有关职工辞职后的工龄计算问题的批复》规定“申请辞职的富余职工，经企业批准，在办理辞职手续时，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发给一次性的生活补助费，……但无论参加养老保险社会统筹与否，其辞职前和再次就业后的工龄，可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1979年4月，方振良经招工进入全民所有制企业杭州第一汽车运输公司工作。1984年3月，方振良因公司富余人员过多，轻便工作无法安排获批辞职。依照上述规定，方振良于1979年4月至1984年3月在杭州第一汽车运输公司工作的工龄，应当与其辞职后的工龄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江干区人社局认为方振良的工作经历不适用劳办发（1994）340号文件的规定，不符合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条件，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2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撤销江干区人社局于2012年9月4日作出的《对﹤要求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的答复》；责令江干区人社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履行法定职责，案件受理费50元由江干区人社局承担。
江干区人社局不服原审判决，提起上诉称，一、方振良不属于辞职的“富余职工”，不适用劳办发（1994）340号文件。原审判决认定方振良为富余职工，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因而也导致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富余职工”系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个政策概念，在方振良辞职时没有相关“富余职工”政策。1988年11月11日浙政（1988）53号《关于搞活企业固定工制度的通知》规定了安置企业富余人员的相关政策。该《通知》第二条第5项规定：允许企业富余人员自谋职业。职工要求辞职，经企业批准，办理辞职手续，由企业发给辞职证明书，并可按其工龄长短发给一次性生活补助费。具体标准由双方协商确定，但最多不得超过本人十二个月的工作标准。该《通知》出台目的是为了推进“1986年国务院关于改革劳动制度四个暂行规定”所要求的“普遍实现劳动合同制”的改革。政策的出台和“企业富余人员”概念的提出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其次，方振良的档案材料充分证明，其辞职的理由和原因不是“富余职工”。方振良在辞职报告中陈述辞职理由是“因身体不好，家中生活十分困难”，杭州第一汽车运输公司第四车队《关于同意方振良同志要求辞职报告的报告》中同意其辞职的理由，杭州第一汽车运输公司1984年出具的《证明》，杭州市交通局杭交劳（84）第136号《关于同意方振良辞职的决定》均明确表明方振良辞职的理由是“因体质差，不能胜任装卸工作，要求辞职自谋职业”。而且，方振良也不属于浙政（1988）53号文件（1988年11月11日）下达之日后辞职的职工，不具备适用浙劳险（1995）221号《关于企业部分职工连续工龄与缴费年限计算问题的通知》第三条第二款所规定的连续计算工龄的条件。方振良辞职时间是1984年，不属于浙政（1988）53号文件（1988年11月11日）下达之日后辞职的职工，先后相差超过4年，而浙劳险（1995）221号《关于企业部分职工连续工龄与缴费年限计算问题的通知》第三条第二款规定：“企业职工在浙政（1988）53号文件（1988年11月11日）下达之日后，经企业批准辞职的，其辞职前和再次参加工作后的连续工龄可合并计算”，即只要在1988年11月11日以后辞职的职工，才可以依照上述规定连续计算工龄，其辞职前的工作时间不能计算为连续工龄。三、方振良因于1984年辞职，所以其在下乡插队劳动的时间也不能计算为连续工龄。《劳动人事部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劳人培（1985）23号）第（一）点规定，凡在“文革”期间由国家统一组织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在他们到城镇参加工作之后，其在农村参加劳动的时间，可以与参加工作后的时间合并计算为连续工龄，他们参加工作的时间，从下乡插队之日算起。该条规定插队时在农村参加劳动的时间和连续在城镇参加工作时间认定为连续工龄，也就是在下乡插队劳动的时间并非分段单独计算的工龄。按照浙劳险（1995）221号规定，职工在浙政（1988）53号文之前辞职，其辞职前的工龄不能计算为连续工龄。因此，下乡插队劳动的时间也不能计算工龄。四、方振良的问题属于浙人社发（2011）221号《关于解决未参保集体企业退休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基本养老保障等遗留问题的实施意见》中所规定的“遗留问题”之一，其可以通过一次性补缴的方式解决退休待遇问题。方振良符合上述《实施意见》第一条规定的“实施范围和对象”的条件。该条规定：“本实施意见下发前，具有我省城镇户籍、未参加我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下列人员，经审核确认后，按规定一次性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纳入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一）曾与我省各类企业建立劳动关系或形成事实劳动关系的人员；（二）……”。该《实施意见》第四条第（三）项还专门就“因辞职、除名、自动离职原因离开工作单位的”职工如何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作出了具体规定。针对有关退休养老的遗留问题，浙江省人民政府已经规定了专门的救济途径，方振良应当通过补缴基本养老保险的方式实现自己的退休权益保障。综上，方振良不属于国有企业辞职的“富余人员”，本案不适用劳办发（1994）340号文件的规定；由于方振良辞职也导致其下乡插队期间的工作年限无法计算工龄。原审判决认定方振良为“富余人员”，系认定事实错误，因而也导致规范性文件适用错误。浙江省人民政府已经就历史遗留问题制订了专门的补救政策，方振良可以依法实现自己的退休权益保障。为此，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由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方振良在法定期限内未提交答辩状，庭审中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法律适用都是正确的。方振良1984年离开单位是作为“富余职工”离开，方振良辞职的理由并非真实情况，当时有大量的富余职工，方振良的辞职原因是单位岗位不足，目的是为了保证获得稳定的收入，确保家庭生活保障。本案应适用《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方振良总共有19年工龄，加上缴纳养老保险的时间，达到25年，符合领取基本养老保险的条件。浙劳险（1995）221号文件不适用本案，因该文件没有对1988年之前辞职职工的规定，上诉人以该份文件来否定原审判决没有事实依据。
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围绕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这一争议焦点，进行了质证和辩论。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综合各方当事人质证、辩论的情况，本院查明方振良系1978年2月特照回杭。本院认为，原审法院对证据的采信无误。根据予以采信的证据，除上述方振良特照回杭的时间外，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方振良是否属于“富余职工”，能否适用《关于贯彻执行﹤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中有关职工辞职后的工龄计算问题的批复》（劳办发（1994）340号）。江干区人社局提出，“富余职工”系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个政策概念，方振良辞职之时尚没有相关“富余职工”政策，方振良不能享受包括“富余职工”连续计算工龄在内的待遇。本院经审查认为，方振良在其辞职报告中表述“因身体不好，家中生活十分困难，……特此要辞职，请领导批准”，故方振良辞职是其本人原因，并非是因单位整顿劳动组织、按定员定额组织生产而多余出来的富余职工而辞职，因此不能适用《关于贯彻执行﹤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中有关职工辞职后的工龄计算问题的批复》（劳办发（1994）340号）中关于富余职工的相关规定。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杭江行初字第52号行政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方振良的诉讼请求。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各50元，均由被上诉人方振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宇龙
代理审判员 王丽娜
代理审判员 唐莹祺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六日
书 记 员 金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