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辽01民再2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滨河支行。
负责人：任欧，该行行长。
委托代理人：林伟。
委托代理人：常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卫星。
委托代理人：张娇，沈阳市和平区中一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滨河支行（以下简称农行滨河支行）与被上诉人王卫星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24日作出（2015）沈和审民初再字第00015号民事判决。农行滨河支行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甘国明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徐亮、戈利利参加的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农行滨河支行的委托代理人林伟、常江，王卫星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卫星向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起诉称，王卫星曾在农行滨河支行办理过一张金穗借记卡，卡号为6228＊＊＊＊3614。2011年10月22日王卫星发现卡上钱被盗。王卫星与农行滨河支行之间存在储蓄合同关系，农行滨河支行没有按王卫星指示，支付存款并保证存款安全的义务，在王卫星没有取款且本卡没有丢失、密码没有遗失的情况下，存款被盗取，存在过错，应负赔偿责任，故诉至法院，请求：1、农行滨河支行赔偿王卫星储蓄款9300元及被盗取之日至偿还之日的全部利息；2、农行滨河支行承担诉讼费用。
农行滨河支行辩称，王卫星没有新的证据，且公安机关对该案也没有结案的相关报告，民事案件应该在刑事案件审理结束后再进行，故程序不合法，法院不应予以支持。王卫星没有相关证据证明其密码没泄露，卡也没丢失，而且在王卫星的账户明细上，从2011年10月16日开始至取走9300元，之前也有数笔取款金额相似的取款记录，故王卫星的主张没有证据支持。王卫星确实在农行滨河支行办理过一张金穗借记卡，但王卫星卡内存款是否是他人盗取农行滨河支行不知道，同时按照借记卡的管理和章程第四条规定，因密码泄露或者卡片保管不当造成的损失由持卡人负责，从卡的实际使用情况看，如果密码没有泄露，其他任何方式是取不了这个卡内存款的，所以农行滨河支行认为王卫星卡内存款被取走与农行滨河支行无关，请求驳回王卫星的诉讼请求。
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10年5月25日，王卫星在农业银行下属的方型广场支行申办了一张金穗借记卡，卡号为6228＊＊＊＊3614。2011年10月22日，王卫星在自己未刷卡消费及提取现金，卡片亦未丢失的情况下，发现卡内资金减少，遂到农业银行网点查询，得知该卡于2011年10月16日发生五次提取现金交易，金额共计9300元，另每笔支付2元手续费，共计10元。同时王卫星向沈阳市公安局经济保卫分局报案，沈阳市公安局于2011年10月25日向王卫星送达了（2011）2097号立案告知书，此后公安机关未再找过王卫星。另查明，2012年8月，王卫星曾就本案同一诉求起诉至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该院于2012年8月29日作出（2012）沈和民三初字第01152号民事裁定，以本案涉嫌刑事犯罪，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为由，裁定驳回了王卫星的起诉，该裁定已发生法律效力。
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认为，王卫星向农行滨河支行申请办理金穗借记卡，农行滨河支行为王卫星开立账户并发放借记卡，双方即形成了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各自应当依约履行义务。王卫星具有按规定使用卡片、对卡片的密码进行保密等义务，农行滨河支行负有保护存款安全及应持卡人要求兑付存款等义务。本案中，农行滨河支行没有证据证明王卫星主张的五笔取款交易系其本人所为，也未能证明王卫星该张借记卡曾丢失或借给他人，以及存在故意泄露借记卡密码、个人信息等行为，应视为王卫星系按规定使用卡片，履行了合同义务。而农行滨河支行却未能尽到保证储户卡内资金安全、交易安全等义务，导致王卫星卡内存款被盗取，农行滨河支行应依法承担违约责任，赔偿由此给王卫星造成的经济损失。综上，该院对王卫星要求农行滨河支行赔偿其储蓄存款及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另外，公安机关对该起案件的侦查并不影响王卫星主张自己的民事权利，故农行滨河支行提出本案应在刑事案件审理结束后再进行的抗辩不能成立，该院不予支持。
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四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之规定，判决：一、农行滨河支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赔偿王卫星存款本金人民币9300元；二、农行滨河支行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赔偿王卫星利息损失，自2011年10月1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再审案件受理费50元（王卫星已垫付），由农行滨河支行承担。
宣判后，农行滨河支行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王卫星在原审庭审中承认自己的卡片曾借给他人使用过，且王卫星没有证据证明农行滨河支行有任何过错。原审法院对此事实认定不清。本案经多次处理，王卫星无新的证据，公安机关对本案没有结案报告，程序上应先刑后民。案件如果按照原审判决履行的话，本案涉案存款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了，案件侦破后，向王卫星返赃，有可能造成王卫星不当得利。故请求判令撤销一审判决，驳回王卫星的诉讼请求，王卫星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王卫星二审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维持原审判决。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农行滨河支行的上诉请求以及王卫星的答辩意见，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争议焦点为：1.本案举证责任如何分配问题；2、本案应否驳回起诉，将案卷材料移送给公安机关或检查机关。
关于本案举证责任如何分配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天津市邮政局与焦长年存单纠纷一案中如何分配举证责任问题的函复》中指出：“根据证据学原理，只能要求主张事实发生或者存在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而不能要求主张事实不存在或者没有发生的当事人负举证责任。”因此，农行滨河支行主张王卫星存在向他人泄露密码或将涉案银行卡出借他人使用的可能，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而不能要求王卫星举证证明其没有向他人泄露密码或没有将银行卡出借他人。况且，根据王卫星提供的（2011）2097号《沈阳市公安局立案告知书》（副本）载明“经审查王卫星农业银行卡（6228＊＊＊＊3614）被盗刷案有犯罪事实”，可证明涉案银行卡存在遭盗刷可能性。另外，王卫星在发现涉案银行卡出现异常后，也及时向农行滨河支行进行了告知，农行滨河支行完全有能力调取相关监控录像以查证案涉银行卡是否系被他人盗刷的事实。但作为有能力提供监控录像证据的农行滨河支行并未采取调取相关录像等措施，也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判决举证责任分配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本案应否驳回起诉，将案卷材料移送给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分析该规定可知，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的原因是受理的案件本身不属于经济纠纷而且有犯罪嫌疑。但本案属于储蓄存款合同纠纷，储户王卫星将钱存入农行滨河支行银行卡账户后，该款项所有权转移给银行所有，持卡人即储户享有对银行的债权，储蓄卡实质上是银行为储户出具的一种债权凭证，储蓄卡上所记载的款项（余额），只是银行对储户出具的银行还款或借款记录，而该款项实际为银行所控制和占有。因此，银行卡上记载款项的所有权属于银行；储户对储蓄卡上记载款项只拥有债权。当发生他人盗取账户资金时，该不法行为侵害的是银行的财产权，银行有权要求侵权行为人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而银行与储户之间的储蓄合同关系并未因此受到影响，储户依然有权依据储蓄合同的约定行使债权，要求银行还本付息。因此，王卫星与农行滨河支行之间的纠纷为储蓄存款合同纠纷，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范围，上诉人农行滨河支行的该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至于农行滨河支行主张王卫星可能因民事判决获得不当利益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据此规定可知，农行滨河支行应向合同相对方王卫星承担赔偿责任，王卫星银行卡内金额被他人盗取并非农行滨河支行免除其承担违约责任的法定事由，本院对农行滨河支行该主张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按照一审判决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农行滨河支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甘国明
审判员 徐 亮
审判员 戈利利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冷立皎
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