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筑民三终字第22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1，男，1948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贵阳市花溪区溪北路**号附**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2，女，1964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贵阳市花溪区霞晖路**号*单元*号。
上列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彭金声、夏永贵，贵安新区贵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被告）杨某3，男，1957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贵阳市花溪区花谷路**号*栋*单元*楼**号。
委托代理人雷宏伟，贵州黔鹰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010322239。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杨某4，男，1946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贵阳市花溪区场坝路**号*单元*号。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5，女，1943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巴西中路***号附*号。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某6，女，1953年3月16日出生，汉族，住贵阳市花溪区霞晖路***号*单元附*号。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杨某7，男，1954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贵阳市花溪区青岩镇北街**号。
委托代理人刘文，贵阳市花溪区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杨某1、杨某2、杨某4、杨某3因与被上诉人杨某7、杨某5、杨某6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2015）花民初字第103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查明，被继承人杨绍忠（于2009年去世）系原被告及第三人的父亲，被继承人杨绍忠与妻子刘文芳（于1978年去世）共育有子女7人，即老大杨某5、老二杨某4、老三杨某1、老四杨某6、老五杨某7、老六杨某3、老七杨某2。位于原花溪区青岩镇北街27号（现门牌号为：北明清街37号）的房屋现共有四处，其中有两处系老房子，未办理房产证，经本院询问，原被告及第三人均不要求确认该房的继承份额；另外两处即是本案的诉争房，分别系旧房权证号为0728a的临街房（1325幢，登记的建筑面积为95.9㎡，即原告第二项诉请的镇政府2014年3月25日批示的92.46㎡房。以下简称临街房。）、旧房权证号为0729的后院改建房（1323幢，登记的建筑面积为23.9㎡，即原告第一项诉请的镇政府2014年1月6日批示的233.94㎡房。以下简称后院改建房），该两处案涉房屋在改建前办理有房产证，改建后尚未办证。案涉临街房，原为95.9㎡的叁间砖木结构旧房。1995年2月10日，被继承人杨绍忠通过家庭会议将该房赠与第三人杨某7，并签有《协议书》，除原告杨某1、杨某2不在场外，被继承人杨绍忠的其余子女均在场。1995年3月2日，被继承人杨绍忠与第三人杨某7立下《赠送契约》，《赠送契约》成立后，同年5月2日第三人杨某7到有关部门办理建房临时施工通知，并对该房进行改建，改建成现建筑面积为92.46㎡共两层的砖混结构房屋，后第三人杨某7一家便在该房内居住至今。原告杨某1对被继承人杨绍忠的赠与行为并不认可，1995年，原告杨某1曾以侵犯其房产权为由将被继承人杨绍忠、第三人杨某7作为被告诉至法院，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作出花法（1995）青民初字第06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了原告杨某1的诉讼请求。1999年，被继承人杨绍忠、第三人杨某4曾以第三人杨某7不履行赡养义务为由，将第三人杨某7诉至法院要求解除赠与协议，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作出（1999）花民初字第19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了被继承人杨绍忠、第三人杨某4的诉讼请求。在审理中，除原告杨某1、杨某2表示对被继承人杨绍忠的赠与行为不知情未签字外，其余的当事人均对被继承人杨绍忠赠与行为表示认可，并认可已将自己的继承份额赠与给了第三人杨某7。案涉后院改建房，原系建筑面积为23.9㎡的两间砖木结构旧房，1997年，经被继承人杨绍忠提议后，该房被改建成现建筑面积为233.94㎡的三层砖混结构房屋。对于该房的改建，原被告及第三人杨某4均认可改建费用为4万余元，但对于各人的出资比例，原被告及第三人杨某4间则存在较大的争议，且各方均无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另，在审理中，第三人杨某7认可已放弃该案涉房的继承权。另查明，被继承人杨绍忠长期居住在青岩直至去世。被继承人杨绍忠的七位子女中仅有第三人杨某7一人居住在青岩，故在被继承人杨绍忠的妻子刘文芳1978年去世后，被继承人杨绍忠主要与第三人杨某7共同生活。1998年至2002年，原告杨某6在案涉后院改建房内投资办厂，被继承人杨绍忠主要由原告杨某6照顾。2002年原告杨某6的厂搬走后，第三人杨某4作为长子便经常到青岩来照顾被继承人杨绍忠，直至2007年其妻子生病，期间第三人杨某4曾先后请过两位保姆来帮助照顾被继承人杨绍忠。被告杨某3下岗后，于2005年到青岩来照顾被继承人杨绍忠直至其2009年去世。另，在被继承人杨绍忠晚年期间（即1998年至2009年期间），原告杨某5、杨某6、杨某2对被继承人杨绍忠常有探望和照顾，并给予一定钱物。原告杨某1在1994年被继承人杨绍忠患脑血栓住院治疗期间，与其余弟兄姊妹在医院轮流照顾被继承人杨绍忠，但在被继承人杨绍忠晚年期间，原告杨某1基本未与被继承人杨绍忠有过往来，也未给予过被继承人杨绍忠精神上的安慰及物质上的照顾。因涉案当事人对上述财产的分割达不成一致意见，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确认继承家父杨绍忠位于青岩北街27号：区规划局〔2014〕8号文、区住建局〔2014〕03号文、镇政府2014年1月6日批示的233.94㎡房和旧房权证号0728a、0729的房，由原告杨某5、杨某1、杨某6、杨某2和被告杨某3及第三人杨某4六人均等继承；二、确认位于青岩北街27号区规划局〔2014〕8号文、区住建局〔2014〕03号文、镇政府2014年3月25日批示的92.46㎡房，第三人杨某7占87.5%，原告杨某1、杨某2各占6.25%，按份共有产权；三、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判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法律后果。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被继承人死亡后，对于被继承人的合法财产，在被继承人没有留下遗嘱的情况下，全体第一顺序继承人均有权继承。对于案涉临街房，该房原为95.9㎡的两间砖木结构旧房，该临街旧房属杨绍忠、刘文芳夫妻共同所有，即对于该旧房杨绍忠及刘文芳均应作为被继承人。关于第三人杨某7辩称的该案涉房不属于遗产分割范畴，被继承人刘文芳于1978年去世后，未留下遗嘱，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的杨绍忠及杨某5、杨某4、杨某1、杨某6、杨某7、杨某3、杨某2，均对被继承人刘文芳的遗产享有继承权。1995年，被继承人杨绍忠通过家庭会议，以遗赠抚养协议的形式将自己对该临街旧房的份额赠与给第三人杨某7。诉讼中，原告杨某5、杨某6，被告杨某3，第三人杨某4均对被继承人杨绍忠的赠与行为表示认可，并也认可已将自己应继承份额赠与了第三人杨某7。而原告杨某1、杨某2不同意被继承人杨绍忠的赠与行为，要求本院确认其对被继承人刘文芳遗产的继承份额，各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在于案涉临街房是否属于被继承人刘文芳的遗产。原告杨某1、杨某2欲取得案涉房屋的继承权，首先需举证证明案涉房屋系被继承人刘文芳所遗留的财产。1995年，第三人杨某7在与被继承人杨绍忠签订《赠送契约》后即对临街旧房进行改建，于同年底完成改建，并在改建后的房内即该案涉房内居住至今。临街旧房的改建完全系由第三人杨某7个人出资，对此，其余各当事人均无异议。第三人杨某7的改建行为已导致原告方第二项诉请的标的物灭失，即临街旧房已不存在，而现改建后的临街房即案涉临街房并非被继承人刘文芳的遗产。原告杨某1申请证人出庭证明，上世纪七十年代原告杨某1曾出资对临街旧房的墙面及窗户进行过维修，拟证明原告杨某1对案涉临街房有过出资，但第三人杨某7是于1995年对临街旧房进行改建，故本院认定原告杨某1的举证与本案无关联性。除此外，原告杨某1、杨某2并无证据证明案涉临街房系被继承人刘文芳的遗产，故原告杨某1、杨某2要求确认享有案涉临街房继承份额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对第三人杨某7的辩解予以认可。关于第三人杨某7辩称的诉讼时效问题，本院认为，被继承人刘文芳去世后，继承开始，原告杨某1、杨某2并未表示放弃继承，应视为接受继承，但1995年，第三人杨某7的改建已致使上述二原告继承标的物灭失，上述二原告对临街旧房的物权已转化为损害赔偿请求权，该权利系债权请求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债权请求权受到诉讼时效的限制，综观本案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原告杨某1、杨某2对被继承人杨绍忠的赠与行为及第三人杨某7的改建行为是知情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侵权事实发生之日起两年内行使其权利，故本院对第三人杨某7的辩解予以认可。综上，本院对原告方的第二项诉请不予支持。对于案涉后院改建房，该房原系建筑面积为23.9㎡的两间砖木结构旧房，被继承人杨绍忠的妻子刘文芳1978年去世后，直至1997年，被继承人杨绍忠才提议并改建此后院旧房，将此房改建为233.94㎡的三层砖混结构房屋，故刘文芳并非该案涉房的被继承人，对此各当事人并无争议，各当事人间的争议在于：一、该案涉房屋是按遗嘱继承还是法定继承；二、该案涉房系家庭共有财产还是个人遗产；三、如果按法定继承分配，该如何分配。对于争议一，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被告杨某3及第三人杨某4表示被继承人杨绍忠于2003年立有遗嘱即《遗赠》，但该《遗赠》系打印稿，不符合自书遗嘱应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的形式要件；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但该《遗赠》并非由在《遗赠》中作为见证人签字的四人（即刘文国、刘文志、李泽恩、张克尧）所写，故该《遗赠》不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见证人签字是在被继承人杨绍忠立《遗赠》之后，属于事后见证，除见证人刘文国（已去世，对其是否知晓《遗赠》内容无法核实）外，经查其余三位见证人均表示并不知晓《遗赠》的具体内容，且举证方并无其他证据对《遗赠》的真实性予以佐证，仅凭被继承人杨绍忠的签字无法确认《遗赠》系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故该《遗赠》亦不符合遗嘱的实质要件。综上，故该证据不宜认定为遗嘱，本案应属于法定继承。对于争议二，被告杨某3及第三人杨某4，欲以各当事人对案涉房的投资情况，作为将该房认定为家庭共有财产的依据，而对于案涉房的投资情况，原告方以第三人杨某7的证明及被继承人杨绍忠的工资等收入为证据，拟证明案涉后院改建房被继承人杨绍忠一人投资所建，但第三人杨某7在诉讼中表示只是负责找人修建了该案涉房，但钱并不是由其支付的，可见第三人杨某7并不清楚案涉后院改建房的投资情况，而被继承人杨绍忠的工资等收入证明与原告方的证明目的不具有直接的关联性。被告杨某3及第三人杨某4则以被继承人杨绍忠的《遗赠》及账目表、票据为证据，拟证明各当事人对案涉房的投资情况，但《遗赠》据第三人杨某4称原件共有四份，除了诉讼中出具的两份原件，还有两份原件在原告杨某5、杨某6处，但对此原告杨某5、杨某6当庭予以否认，据前所述，该《遗赠》存在诸多瑕疵，且无其余有效的证据予以佐证，故亦不宜作为书面证据来证实该案涉房的投资情况，而对于账目表、票据，原告方以账目表未曾公开、票据上没有被继承人杨绍忠签字为由不予认可，且第三人杨某4并无其余相关证据对此证明目的予以佐证，故本院认为该证据不具有证明效力。综上，对于被告杨某3及第三人杨某4要求先分家析产后继承的请求本院不予采纳。对于争议三，案涉后院改建房按法定继承予以分配，在审理中，第三人杨某7明确表示愿按照《赠送契约》放弃对后院房的继承权，且承认对后院房的改建并未出资，对此本院予以确认，故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的杨某5、杨某1、杨某6、杨某7、杨某3、杨某2，均对该涉案房享有继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九条规定“遗产分割应当有利于生产和生活需要，不损害遗产的效用；不宜分割的遗产，可以采取折价、适当补偿或者共有等方法处理”，该案涉房属不宜分割的遗产，且在审理中，各当事人均不主张对涉案房的所有权，均仅要求确认享有的继承份额，本院从其自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三条之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故本案根据六名继承人对被继承人杨绍忠所尽的赡养义务来分配遗产。经审理查明，被继承人杨绍忠早年主要由居住在青岩的第三人杨某7在照顾，在后期即1998年至2009年期间，第三人杨某4，被告杨某3，原告杨某5、杨某6、杨某2，均对被继承人杨绍忠履行了赡养义务：原告杨某6在案涉后院改建房办厂期间（1998年至2002年），对被继承人进行照顾；第三人杨某4自2002年退休后便经常到青岩照顾被继承人杨绍忠，直至2007年其爱人生病，期间还先后请过两位保姆；被告杨某32001年下岗后，于2005年到青岩居住照顾被继承人杨绍忠直至其2009年去世；原告杨某5、杨某6、杨某2虽未与被继承人杨绍忠同住，但也常来青岩探望及照顾，第三人杨某4、杨某7对此表示认可，结合证人苏国富、白尔楷的证言可知上述三原告确对被继承人杨绍忠时有探望。故本院认为第三人杨某4，被告杨某3，原告杨某5、杨某6、杨某2享有的继承份额应当均等。关于原告杨某1所尽的赡养义务。原告杨某1自幼与被继承人杨绍忠关系不和，但1994年被继承人杨绍忠生病期间原告杨某1曾到医院进行照顾。但1995年原告杨某1将被继承人杨绍忠诉至法院后，直至2009年被继承人杨绍忠去世，均无证据证明原告杨某1履行了赡养义务。在原告方所提交的拟证明履行赡养义务的证人证言中：朱伟能的证言系叙述原告杨某1对其祖母及母亲在生病时予以照顾，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性。蒋长明的证言系叙述原告杨某1对其母亲在患病时予以照顾，以及1994年对被继承人杨绍忠患脑血栓时予以照顾。朱必昌的证言称“……兄弟姐妹对待父母孝顺，老年人过得幸福，对子女没有任何怨言”，朱必昌、周德珍、蒋长明、张成基联名签字的证明上称“……兄弟姊妹七人对待父母孝顺，老年人过得幸福，对子女没有任何怨言”，该两份证人证言对各当事人是尽孝情况表述得过于简单笼统，且证人并未出庭作证，故本院无法据此认定原告杨某1自1995年后对被继承人杨绍忠履行赡养义务。原告方称原告杨某1未去探望被继承人，主要因其患病以及忙于科研项目，但无相关证据予以证实，且与常理不符，故本院对此不予采信。故本院认为原告杨某1所享有的继承份额应少于第三人杨某4，被告杨某3，原告杨某5、杨某6、杨某2。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之规定，判决：一、对位于原花溪区青岩镇北街27号后院改建房（现门牌号为：北明清街37号，旧房权证号：07**），原告杨某5、杨某6、杨某2，被告杨某3，第三人杨某4各享有2/11的继承份额；原告杨某1享有1/11的继承份额。二、驳回原告杨某5、杨某6、杨某1、杨某2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300元，减半收取3650元，由原告杨某5、杨某6、杨某1、杨某2负担2322元，由被告杨某3负担664元，由第三人杨某4负担664元。
一审宣判后，杨某1、杨某2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杨绍忠无权赠与临街房，因为该房屋有被继承人刘文芳的份额，因此杨书龙1995年起诉至花溪人民法院，此后不知何原因，花溪人民法院的判决结果一直不让上诉人知道，直至2014年6月27日上诉人前往花溪人民法院询问，该院才于2014年6月27日拿出花溪（1995）青民初字第069号判决原件给上诉人。上诉人是时隔十九年后的2014年才知道判决结果的，上诉人的诉讼时间是连接的，未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杨某1、杨某2系被继承人刘文芳（母亲）的继承人，被上诉人杨某7侵占上诉人的房屋所有权份额归上诉人享有。上诉请求：一、请求改判（2015）花民初字第1034号判决为：二上诉人享有青岩北街27号临街房旧房的继承份额（即每人各占6.25%），二、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杨某3、杨某4亦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称：一、改建房0729的房屋未经产权登记，不具有法律效力，不受法律保护，不应予以分割；二、见证人张克尧证言和出庭作证时均明确表明知晓杨绍忠老人的《遗赠》是处理房子的问题，两见证人均证实是当场看到杨绍忠老人签字盖手印后他们才签字按手印，且都是看了遗赠的内容后才签字盖手印，这些都是当场见证的行为。证人刘文志已80岁高龄，法院对其调查时他承认有见证一事，只是对内容记不清楚。对刘文志的调查为开庭后调查，调查内容也未经庭上质证，将未经质证的证言作为证据使用，并推论为另两见证人张克尧、李泽恩也“不知晓《遗赠》内容”是完全违背了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三、原审原告也未向法庭举证证明其有照顾和给过钱物给被继承人，证人白二楷证明她们是“时有探望”而不是经常来探望。上诉人杨某4被打伤住院时，请杨某5来照顾父亲一个多月，杨某4还给她护理工资1500多元，判决书以此认定被上诉人尽有赡养义务是完全错误的。原审法院将一直共同居住改变为经常是对上诉人尽最大赡养行为的否定。杨某3一直陪同护理照顾直至父亲逝世。四、上诉人投资情况除父亲杨绍忠的《遗赠》上载明外，尚有杨某4、杨某3认可，由家庭账目，单据佐证。且被上诉人出具的父亲收入情况及上诉人向法院出具的父亲收入支出账目均证实父亲投资建房款13000元，在此后已无任何经济能力来承担建房的全部资金，在单据中也有杨某5投资建房款单据予以证实投资情况。除他们投资外的其余建设资金是上诉人杨某4所投资。上诉人向法院提交了原始账目表册，原始单据，法庭并未认真审查，就以账目表，单据没有杨绍忠签名，被上诉人不认可而下结论这些东西不具有证明效力，这违背了证据规则。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2、请求认定位于贵阳市花溪区青岩镇北街27号后院的改建房233.94m²为上诉人与杨某5、杨某6、杨某2的共有财产，先分家析产，再进行继承分割。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判查明的事实相一致。本案的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谈话笔录等证据在卷佐证，并经质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关于本案讼争房屋位于清镇区青岩镇北街27号后院改建房（旧房产权证号：07**，以下简称0729改建房）是否属于合法财产的问题。二、关于被继承人杨绍忠《遗赠》的效力问题。三、关于0729改建房是属于家庭共有财产，或属于遗产的问题。四、关于上诉人杨某4、杨某3、杨某1所尽的赡养义务的问题。五、关于上诉人杨某1、杨某2主张其享有对青岩北街27号临街房（旧房产权证号：072**，以下简称0728a临街房）的继承权未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
本案争议焦点一、关于本案讼争房屋位于清镇区青岩镇北街27号后院改建房（旧房产权证号：07**，以下简称0792房屋）是否属于合法财产的问题。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关于杨绍忠申请办理房屋产权证的复函》、《贵阳市花溪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2014）03号局长办公会议纪》、贵阳市国土资源局花溪区分局出具的证明，本案争议房屋因继承人未达成一致意见，同时未能提供司法裁判依据，因此未能按程序办理产权证，故本案争议房屋属于手续待完善的房屋，但依照现房屋产权登记信息，该房屋仍属于法院的受案范围，故上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本案争议焦点二、关于被继承人杨绍忠《遗赠》的效力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之规定，该遗嘱为代书遗嘱，为反映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立法对代书遗嘱有较为严格的规定，但本案中的《遗赠》上无代书人的签名，根据李泽恩与张克尧的证言在其签字之前就已经由两个人签字，故四证人分别在代书遗嘱订立后数年后不同的时间签字，如李泽恩与张克尧的证言真实，刘文国、刘文志两见证人签字时，被继承人杨绍忠并未在上签字，故在无其他证据相佐证的情况下，该份《遗赠》存在诸多重大瑕疵，原判决认定该份《遗赠》不符合代书遗嘱的实质要件，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本院依法予以维持。
本案争议焦点三、关于0729改建房是属于家庭共有财产，或属于遗产的问题。上诉人杨某4、杨某3提交的杨绍忠的《遗赠》及账目表、票据为证据，拟证明各当事人对该房屋修建的出资情况，本院认为，因《遗赠》有诸多重大瑕疵，不能作为证据予以采用。上诉人提交的票据、账目均为上诉人杨某4个人书写，且多张收据、票据及账目上内容与修建房屋无关联性，在无其他证据证实上述收据、票据、账目的真实性的情况下，本院对以上证据不予采信，故上诉人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各个当事人的出资数额及性质的情况下，原判决据此认定该房屋应为被继承人杨绍忠的遗产予以继承，认定事实清楚，本院依法予以维持。
本案争议焦点四：关于上诉人杨某4、杨某3、杨某1所尽的赡养义务。上诉人杨某4、杨某3主张2002年至2009年期间，上诉人杨书云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在一起，上诉人杨某4在不能照顾被继承人的情况下，仍每月支付杨某3800元照顾被继承人，应当认定为尽了较多的赡养义务。本院认为，赡养父母是每个子女应尽的义务，本案的当事人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方式赡养被继承人。当事人的母亲刘文芳1978年去世后，被继承人杨绍忠主要与原审第三人杨某7共同生活，1998年至2002年期间，被上诉人杨某6因在青岩投资办厂，被继承人主要由被上诉人杨某6照顾，2002年至2009年期间主要由上诉人杨某4、杨某3照顾。上诉人杨某1主张因客观原因未对被继承人杨绍忠尽赡养义务，但不应少分财产。在被继承人杨绍忠晚年期间，上诉人杨某1因与被继承人发生纠纷后，基本与被继承人无往来。上诉人杨某1提交的证明与子女是否尽赡养义务无关联性。综上，虽上诉人杨某4在晚年期间给予被继承人较多的陪伴与照顾，但这仅为被继承人年老后的短短数年，且晚年期间被继承人生活尚能自理，故不能因此认定上诉人杨某4、杨某3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故原判决认定除上诉人杨某1外，其他子女均尽了赡养义务，本院依法予以维持。
本案争议焦点五：关于上诉人杨某1、杨某2主张其享有对青岩北街27号临街房（旧房产权证号：072**，以下简称0728a临街房）的继承权未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上诉人杨某1向本院提交（1995）青民初字069号判决，拟证明该判决并未送达杨某1，因此该判决的诉讼时间是连接的。本院认为，上诉人杨某1作为（1995）青民初字069号案件的原告因0782a临街房与被继承人发生纠纷，其权利被侵害是明知的，且上诉人杨某1仅向本院提交的（1995）青民初字069号判决书并不能证明该判决未生效，且作为该案的原告，事隔20年后才到法院询问判决结果，不符合常理，故对上诉人杨某1的上诉主张不予采信。上诉人杨某2虽未在赠与协议上签字，但作为家庭人员之一，并未离开贵阳居住外地，又时常照看其父，应当知晓家庭的重大决定，且围绕0728a临街房产生了一些列的矛盾并对此进行了翻修，故上诉人杨某2应当知道其父将0728a临街房赠与被上诉人杨某7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八条之规定，上诉人杨某1、杨某2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侵权事实发生之日起两年内行使权利，故原判决认定上诉人杨某1、杨某2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对其主张不予支持，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上诉人杨某3、杨某4、杨某1、杨某2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600元，由上诉人杨某3、杨某4、杨某1、杨某2各负担36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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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长 刘勇
审 判 员 朱红
代理审判员 王琳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丁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