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辽民终3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继彦。
委托代理人：马丹丹，辽宁同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杰，辽宁同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红梅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人：郭志祥，该公司清算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王传强，沈阳红梅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赵兵，辽宁合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郑继彦因与被上诉人沈阳红梅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沈中民五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4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郑继彦及其委托代理人马丹丹、张杰，被上诉人红梅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传强、赵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郑继彦向一审法院起诉称：郑继彦于1976年到沈阳红梅集团公司工作；2003年6月单位无理由让郑继彦回家至今；2010年10月工作关系调到红梅公司。在待岗期间郑继彦多次要求红梅公司重新安排工作岗位，缴纳除医疗保险外的其它保险，享受与其他员工同等待遇，均遭到红梅公司的拒绝。2014年5月28日红梅公司被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破产。但在红梅公司企业破产安置方案中对待岗人员的安置方案严重侵犯了郑继彦的合法权益。郑继彦认为，被安排待岗完全是由于企业原因，在双方未解除劳动关系的前提下，红梅公司应按法律规定为郑继彦缴纳应缴保险，这是其法定义务。红梅公司完全不顾郑继彦为企业所做贡献，剥夺了法律赋予职工应享受的合法权益。红梅公司违法收取风险抵押金共计2,000元，至今未返还。故1、请求判令红梅公司为郑继彦补缴养老保险、失业险、工伤险、生育险及住房公积金（从2003年6月起至2014年6月）；2、请求判令红梅公司支付郑继彦因政策性破产的经济补偿金94,810元（1976年至2014年6月）；3、请求判令红梅公司支付郑继彦待岗期间生活费98,720元（从2003年6月至2014年6月）；4、请求判令红梅公司返还风险抵押金2,000元；7、请求判令红梅公司支付申请供暖费3,147.76元；请求判令红梅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红梅公司一审答辩称：请求一审法院驳回郑继彦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如下:1、本案的基本事实是，郑继彦1980年8月5日到沈阳味精集体企业公司工作，1992年1月6日在沈阳味精厂工作，2003年6月自动离岗，2003年10月因其自行离职停发工资和停缴保险，2014年5月，因红梅公司依法破产和清算，红梅公司补交了郑继彦2014年6月前的失业险后，将档案送到户口所在地失业保险部门。2、根据红梅公司的规定和职代会通过的，经沈阳市人社局批准并经沈阳市总工会备案的《红梅集团依法破产职工及有关人员安置方案》（以下简称安置方案）规定，郑继彦自动离职期间不发生活费，不计工作年限。《沈阳味精厂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实施细则》第21条规定:“企业职工在合同期内擅自离职的，除承担责任外，不发给生活补助费和待业救济金”。3、郑继彦的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沈阳红梅调味品有限公司没有对郑继彦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等决定，也没有让郑继彦待岗的决定。故应从停止其享受工资、保险、福利待遇等情形来判断和推定劳动者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受侵害之日（即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从该日计算诉讼时效，郑继彦并未在诉讼时效内依法主张权利。郑继彦离职已经十多年，故已超过诉讼时效。4、按照安置方案第三条的规定，只能计算其在本单位工作年限的经济补偿金。5、郑继彦不是沈阳红梅味精股份有限公司的在岗职工，也不是红梅公司的在岗职工，在沈阳红梅味精股份有限公司和红梅公司的管理人依法公示的解除劳动关系人员经济补偿金数额清单中，尚没有公示郑继彦的经济补偿金等有关信息。所以红梅公司认为，郑继彦如有诉求，应该提起主张债权诉讼。假如郑继彦提出经济补偿金数额清单异议之诉，应该在红梅公司和沈阳红梅味精股份有限公司公示其经济补偿金数额清单后，郑继彦对清单记载有异议，按破产法48条提出要求更正的书面主张，管理人不予更正的，郑继彦才可以起诉。6、住房公积金和采暖费不是法院受案范围，红梅公司也不承担其自动离职后的住房公积金。综上，请一审法院驳回郑继彦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沈阳红梅调味品有限公司是红梅公司的下属子公司，郑继彦于1980年到沈阳味精集体企业公司工作，1992年到红梅味精酱油分厂工作，酱油分厂与其他单位成立了沈阳红梅调味品有限公司，郑继彦至2003年6月离职前一直在沈阳红梅调味品有限公司工作，郑继彦的档案在红梅公司，由红梅公司保管，2003年6月后郑继彦未在红梅公司处从事劳动，2004年5月至2014年6月红梅公司为郑继彦缴纳了医疗保险。2014年5月一审法院依法宣告红梅公司破产。2014年10月双方解除劳动关系。郑继彦以红梅公司作为被申请人于2014年9月4日向沈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1、补缴2003年6月至2014年6月的养老、失业、工伤、生育保险；2、补缴2003年6月至2014年6月的住房公积金；3、支付1976年至2014年6月因政策性破产的经济补偿金；4、支付2003年6月至2014年6月待岗期间的生活费；5、返还风险抵押金；6、支付2003年至2014年的采暖费。沈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郑继彦的第1项仲裁申请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郑继彦的第2、3、4、5、6项仲裁申请不属于劳动争议仲裁事项为由，于2014年9月9日作出不予受理通知书，郑继彦不服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另查明：安置方案已于2011年10月30日经红梅集团第一届十二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2014年5月28日，红梅公司被一审法院依法宣布破产。红梅公司虽然主张郑继彦不是其单位职工，但是一审庭审中红梅公司陈述，如果郑继彦同意红梅公司的安置方案，红梅公司可以将郑继彦纳入到红梅公司的安置方案中一起解决，一起向财政报。
一审法院再查明：双方当事人均同意以2,495元作为给付郑继彦领取经济补偿金的标准。
一审法院又查明：红梅公司在一审开庭后向一审法院提交《关于对劳动争议诉讼人员有关问题的意见》一份，该意见载明，郑继彦离职前所在公司为独立法人企业，但是根据沈阳市政府的要求，在不违反职代会审议通过的安置方案有关规定的前提下，可以将郑继彦比照红梅公司职工在此次企业破产时予以安置处理。经红梅公司查账显示郑继彦所交的风险抵押金并未返还，可以在郑继彦举证原始收据的前提下返还郑继彦的风险抵押金。一审法院对红梅公司主动放弃权利或承担义务的陈述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红梅公司一审庭审中的陈述及《关于对劳动争议诉讼人员有关问题的意见》所载内容中，关于如果郑继彦同意按照红梅公司安置方案的规定进行安置，红梅公司将对郑继彦比照红梅公司员工进行安置，视为红梅公司对自己权利的部分放弃或主动承担部分义务，一审法院对红梅公司主动放弃权利或承担义务予以确认。
关于郑继彦提出要求红梅公司为其补缴自2003年6月起至2014年6月期间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的诉讼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依据上述规定，补缴社会保险问题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关于郑继彦主张的住房公积金补缴问题，亦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
关于郑继彦提出要求确认红梅公司欠付郑继彦因政策性破产的经济补偿金94,810元（2,495元×38年）的主张，红梅公司抗辩郑继彦系红梅集团下属子公司沈阳红梅调味品有限公司离职人员，即使依据安置方案只计算其在本单位实际工作年限的经济补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终止：（四）用人单位被依法宣告破产的。第四十七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六）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终止劳动合同的。红梅公司提供的郑继彦养老保险缴费明细记载，红梅公司经依法宣告破产后，郑继彦的养老保险账户中单位名称为“沈阳红梅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清算组”。郑继彦提供的证据显示红梅集团公示的“红梅集团拖欠在职职工内债明细表”中包含郑继彦在内。综合上述事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七条之规定，红梅公司应支付郑继彦经济补偿。关于经济补偿的年限，安置方案已于2011年10月30日经红梅集团第一届十二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该方案在第三条二款第三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况的，不计算为本单位工作年限：按照企业相关管理规定，已停发工资或生活费超过一年时间的。郑继彦在2003年5月后离开红梅公司，故依据安置方案，郑继彦2003年6月至2014年6月不应作为领取经济补偿金的时间。综上，一审法院认为郑继彦自1992年1月至2003年5月期间工作年限应计入领取经济补偿金年限。鉴于红梅公司同意1992年1月至2003年5月期间按12年给付郑继彦经济补偿，故红梅公司应给付郑继彦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29,940元（2,495元×12个月）。
关于郑继彦提出请求确认红梅公司欠付郑继彦2003年6月至2014年6月待岗期间生活费98,720元的主张，《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第八条规定：经企业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同意并报企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企业可以对职工实行有限期的放假。职工放假期间，由企业发给生活费。现郑继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此期间处于放假待岗状态，故对郑继彦的该项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郑继彦请求确认红梅公司返还风险抵押金2,000元的主张，一审庭审期间，郑继彦提供了沈阳红梅集团办公楼内公示的“红梅集团拖欠在职职工内债明细表”照片，用以证明红梅公司拖欠其风险抵押金2,000元。一审法院庭审中，红梅公司认为可以从该证据看出郑继彦是沈阳红梅调味品有限公司的员工，可见其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红梅公司对此表示同意返还。故对郑继彦的该项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郑继彦主张的住房公积金补缴问题、支付供暖费问题，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一审法院不予审理。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四）项、第四十七条六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规定》第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红梅公司应向郑继彦支付经济补偿金29,940元；二、红梅公司应向郑继彦返还风险抵押金2,000元；三、驳回郑继彦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郑继彦、红梅公司各负担5元。
郑继彦上诉的请求和理由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并判令红梅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一、用人单位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负有为劳动者缴纳相关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的法定义务，郑继彦要求红梅公司缴纳其在该公司工作期间的社会保险，属于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因此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一条规定了用人单位未办理社会保险也无法补办的情况，与本案不同，一审法院适用存在错误。二、安置方案未达到法定表决人数和表决票比率，制定程序违法。该方案关于不计算为本单位工作年限的规定属于减少劳动者工作年限，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一审法院不应采信该方案作为判决依据。郑继彦1980年到沈阳味精集体企业公司工作，后被调入红梅味精酱油分厂，对其经济补偿金应当自1980年开始计算。三、郑继彦2003年6月至2014年6月间多次要求恢复工作岗位，对于此期间是否属于放假待岗期间应当由红梅公司承担举证责任，红梅公司应向郑继彦支付待岗期间生活费。另外，二审审理期间，郑继彦向本院提供其工作年限的相关证据，并在举证质证中主张其经济补偿金应自1976年开始计算。郑继彦的该项主张与其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起诉状一致，故郑继彦关于经济补偿金计算年限的请求自1976年开始计算。
红梅公司二审答辩称：1、社会保险应由行政机关处理，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2、安置方案制定程序有沈阳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派人参加，并报国资委批准，报社保局、工会备案，已履行全部法律程序，应为合法有效，但不适用于红梅公司下属子公司。破产清算组发布1号公告公布经济补偿金工资标准，高于职工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不适用于离岗人员。3、郑继彦为红梅公司下属公司自动离岗人员，不应适用安置方案。郑继彦离岗后没有为企业提供劳动，属于劳动合同中止履行状态，此期间不应计入工龄。4、根据辽宁省相关规定，离岗期间生活费与失业保险并轨解决，郑继彦自动离岗期间不应发放生活费。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事实属实。
另查明，根据郑继彦二审期间提供的个人档案记载，1980年7月17日，沈阳市劳动局招收郑继彦为集体工人，并为其前往沈阳市第一轻工业局报到开具介绍信。《原下乡知识青年计算连续工龄审定（批）表》记载，郑继彦自1976年8月20日起至1980年7月29日期间作为知识青年下乡插队，1980年8月分配至沈阳市味精分厂工作，其下乡插队期间应计算为连续工龄，该审定表加盖有沈阳市味精厂分厂、沈阳味精厂劳动人事部门公章。1992年，郑继彦与沈阳味精厂签订劳动合同。1993年，《沈阳市企业职工工龄确定表》记载：1980年8月5日至今，工作单位沈阳味精厂集体企业公司，职务工人。沈阳味精厂集体企业公司、沈阳市轻工业管理局劳动人事部门均加盖公章。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1、补缴社会保险金、住房公积金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2、安置方案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计算郑继彦经济补偿金是否正确。3、红梅公司应否向郑继彦给付离岗期间生活费。
关于郑继彦主张红梅公司应为其补缴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一节，《中华人民和共和国劳动法》第一百条规定，“用人单位无故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的，可以加收滞纳金”。《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缴费单位逾期拒不缴纳社会保险费、滞纳金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或者税务机关申请人民法院依法强制征缴。”根据上述规定，社会保险费的征缴是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及税务机关的法定行政职责。劳动者认为用人单位没有依法足额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应当通过行政途径解决，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范围。住房公积金是我国住房制度改革、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的一项重要制度，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单位不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或者不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的，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办理；逾期不办理的，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第三十八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单位逾期不缴或者少缴住房公积金的，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责令限期缴存；逾期仍不缴存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依据上述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因住房公积金发生争议，应当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负责处理，亦不属于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范围。故一审法院对于郑继彦主张红梅公司应为其补缴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的请求未予审查，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安置方案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计算郑继彦经济补偿金所使用的年限是否正确，根据沈阳红梅公司企业集团第一届十二次职工代表大会决议，明确参加职工代表大会的职工代表人数和职工代表资格符合规定，并表决通过安置方案，已报沈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批准，并报沈阳市总工会备案。该安置方案制定批准程序合法有效。安置方案规定，按照企业相关管理规定，已停发工资或生活费超过一年时间的，不计算为单位工作年限。上述内容是针对经济补偿金计算的具体方式所做的规定，其目的在于最终确定用人单位向劳动者给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具体数额，而并不是计算劳动者的工作年限，故该项规定并没有在实质上否定劳动者的客观工作年限，对于郑继彦主张该项规定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本院不予支持。对于一审法院认定郑继彦2003年6月至2014年6月不应作为领取经济补偿金的时间，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郑继彦经济补偿金的计算问题，根据郑继彦个人档案记载，其在前往沈阳市味精厂分厂工作前作为知识青年下乡插队期间已经计算为连续工龄，但劳动者下乡年限并不属于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故一审法院未将郑继彦下乡插队期间作为计算经济补偿金的年限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而郑继彦自1980年8月前往沈阳市味精厂分厂工作后至1992年与沈阳味精厂签订劳动合同期间，为沈阳味精厂集体企业公司工人，红梅公司在二审庭审中陈述沈阳红梅调味品有限公司是以集体企业公司部分资产成立的。郑继彦1980年8月至1992年1月在沈阳味精厂集体企业公司工作期间应当计入领取经济补偿金年限，即郑继彦领取经济补偿金的年限为1980年8月至2003年5月共计23年，红梅公司应给付郑继彦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57,385元（2,495元×23年）。
关于红梅公司应否向郑继彦给付离岗期间生活费。本案中，红梅公司与郑继彦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离岗或待岗的情况，而郑继彦自2003年6月至2014年6月未实际提供劳动，并长期不在红梅公司工作岗位，红梅公司也一直停发郑继彦的工资。《劳动合同法》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法律所明确的建立劳动关系的标准是劳动者实际提供劳动、用人单位实际用工，是否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并不足以证明劳动关系的建立。红梅公司与郑继彦虽然并未解除劳动关系，但因郑继彦长期未实际提供劳动，郑继彦不应享有劳动法上的权利，其关于支付生活费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此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沈中民五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
二、变更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沈中民五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确认被上诉人沈阳红梅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应向上诉人郑继彦支付经济补偿金57,385元。
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郑继彦与被上诉人沈阳红梅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各负担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郑继彦与被上诉人沈阳红梅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各负担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英伟
代理审判员 黄海洋
代理审判员 郝 宁
二〇一六年九月六日
书 记 员 韩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