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1民终1417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果良。
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廷高，广东吉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关玉婵。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七喜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易贤忠，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凡，广东恒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果良因与被上诉人关玉婵、广州七喜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七喜集团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6）粤0112民初4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1月13日，陈果良作为受让方（乙方）与七喜资讯产业有限公司作为转让方（甲方）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广州七喜工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七喜工控）于2011年11月3日在广州市设立，由甲方与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赵大为、翟某、徐某、肖广学、陈果良、曹某、冯欢、李某、刘某、谢某、涂某、陈某、黎某合资经营，注册资金为3000万元，其中甲方占50%股权。甲方愿意将其占七喜工控1%的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愿意受让。其中第一条第1款约定甲方占有七喜工控50%的股权，根据原七喜工控合同书规定，甲方应出资人民币1500万元，实际出资人民币1500万元。现甲方将其占七喜工控1%的股权以人民币30万元转让给乙方；第2款约定乙方应于本协议书生效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按前款规定的币种和金额将股权转让款的50%，即15万元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甲方，转让款的其他50%，即15万元，由七喜工控在乙方的工资内每月扣除1.5万元，10个月内累计15万元后，由七喜工控一次性转账给甲方。甲方账号如下：关玉婵，招商银行广州开发区支行，账号：62×××81；第三条第1款约定本协议书生效后，乙方按受让股权的比例分享七喜工控的利润，分担相应的风险及亏损。转让方一栏处有“易贤忠”的签字；受让方一栏处有“陈果良”的签字。2012年2月1日，陈果良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关玉婵的银行账号为62×××81的银行账户内转入150000元股权转让款。2012年2月28日，七喜工控向陈果良的银行账户内转入3000元工资；2012年3月28日至2012年11月28日期间，七喜工控分别向陈果良的银行账户内转入9次380元工资。
另查明，七喜工控为有限责任公司，于2011年11月3日核准设立，法定代表人为易贤忠，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实收资本为3000万元。该公司股东（发起人）为广州七喜资讯产业有限公司、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赵大为、翟某、徐某、肖广学、陈果良、曹某、冯欢、李某、刘某、谢某、涂某、陈某、黎某，其中广州七喜资讯产业有限公司认缴出资额1500万元，实缴出资额为1500万元，持股比例为50%。2012年9月3日，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湖北水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一份《广州七喜工控科技有限公司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约定七喜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将原出资60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20%）全部转让给湖北水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且有其他股东的签字确认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2014年6月24日，广州七喜资讯产业有限公司更名为广州七喜集团有限公司。七喜集团公司的股东为关玉婵及易贤忠。
原审庭审中，七喜集团公司陈述：确认收到陈果良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其支付的股权转让款150000元，至于是否收齐陈果良以工资抵扣的方式支付股权转让款，需庭后核实后回复法庭。庭后七喜集团公司以书面方式回复：陈果良使用工资扣除的股权转让款均已扣除完毕。以上事实，由陈果良及七喜集团公司所提供的证据材料以及当事人的陈述所证实。
陈果良的原审诉讼请求为：1.判决关玉婵返还股权款人民币300000元；2.判决七喜集团公司承担返还的连带责任；3.案件诉讼费由关玉婵与七喜集团公司承担。
原审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为：1.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否生效的问题；2.关玉婵是否应当向陈果良返还股权转让款的问题；3.七喜集团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返还股权转让款的责任的问题。一、关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否生效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关于“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及第四十四条关于“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的规定，该案中，陈果良作为受让方在该《股权转让协议书》上签字，七喜集团公司（即原广州七喜资讯产业有限公司，下同）的法定代表人易贤忠代表七喜集团公司在转让方一栏处签字，应当认定该《股权转让协议书》自双方当事人在该协议书上签字时该协议书即成立且生效。至于陈果良称由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上没有七喜集团公司的盖章，不符合协议的约定故该协议书未生效的意见，因该协议书上有七喜集团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易贤忠的签字，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对外进行经营活动应当视为公司的行为，故该协议书上即使没有加盖七喜集团公司的公章，也应当视为七喜集团公司对该协议书予以确认，故原审法院对陈果良的该主张不予支持。二、关于关玉婵是否应当向陈果良返还股权转让款的问题。陈果良与七喜集团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当按照合同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否则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陈果良按照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向该协议书指定的关玉婵的银行账户内转入股权转让款，应视为陈果良履行了向七喜集团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因此，陈果良认为其将股权转让款支付给关玉婵属于支付错误故关玉婵应当向其返还该款项的意见，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三、关于七喜集团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返还股权转让款的责任的问题。由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且关玉婵不存在向陈果良返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故陈果良要求七喜集团公司承担连带返还的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玉婵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应视为放弃自己的答辩与质证权利。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陈果良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00元，由陈果良负担。
判后，陈果良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遗漏重要事实。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第八条约定，生效条件为协议书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这是双方对合同生效的特别约定，原审判决在查明的事实中遗漏了这一事实。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5）民一终字第116号民事判决书已明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表示“签字”与“盖章”是并列关系，只有在签字与盖章均具备的条件下，该协议方可生效。根据《合同法》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当事人可以制定比《合同法》更为苛刻的生效条件，这样的约定没有违反法律，是有效的，应作判决的准则。原审判决认定《股权转让协议书》不需盖章也是有效，显然是适用法律错误。三、关玉婵和七喜集团公司应承担返还股权款的民事责任。《股权转让协议书》尚未生效，根据民法和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关玉婵与七喜集团公司取得的财物应予返还，七喜集团公司应承担返还的连带责任。四、陈果良没有以股东身份带领其他员工离职，七喜工控亏损的直接责任人是易忠贤。综上，陈果良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2.改判关玉婵返还股权转让款300000元；3.改判七喜集团公司承担返还的连带责任；4.一、二审诉讼费由关玉婵和七喜集团公司承担。
被上诉人七喜集团公司答辩称：一、七喜集团公司与陈果良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依法成立并有效。七喜工控于2011年11月3日设立，股东包含七喜集团公司、陈果良、肖广学、冯欢。公司在运营过程中，为更好的调动股东及员工的积极性，七喜集团公司于2012年1月13日与陈果良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增加陈果良在公司中的股份比例。该协议书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双方也实际履行了合同义务。首先，《股权转让协议书》七喜集团公司虽未盖章，但易忠贤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签订合同的行为时代表七喜集团公司的行为。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和第四十四条之规定，在签订合同过程中，经过要约、承诺，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合同即可成立。法定代表人有权在合同上签名以表示对合同内容的确认。其次，股权转让的登记行为并非《股权转让协议书》生效的必要条件，根据《公司法》第三十六条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股东转让出资要进行股东变更登记。变更登记包括公司内部的股东登记与工商登记。这两种登记都是对股东变更的公示方式，即在股权转让双方履行了股权转让协议后，向社会公示股权的变更结果，登记与否并不影响股权转让协议本身的效力。因此，工商登记不是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生效要件，未办理股东变更登记，该股权转让行为对公司以外不产生法律效力，但并不影响对股权转让各方的法律效力。再者，陈果良不能以转让行为未登记为由要求七喜集团公司返还转让款。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股东的出资依法不得抽回，只可以依法转让，而在陈果良取得股东地位之后，因经营中发生困难想抽回出资，不符合法律规定，陈果良要求七喜集团公司返还股权转让款没有依据。二、未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股东变更登记是陈果良的原因。根据七喜工控成立及变更的资料，公司的变更手续均需股东决议并取得股东的签名确认，七喜集团公司与陈果良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后，由于陈果良未完全缴纳股权款，也不配合七喜集团公司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导致七喜集团公司的权益得不到保障。三、七喜工控自成立以来，七喜集团公司除对公司进行投资外从未进行过实际管理，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一直由陈果良及其团队控制，实际负责人为赵大为。由于陈果良的管理水平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团队的支出甚至大于团队的销售额，这使得七喜工控连年亏损，已严重资不抵债，陈果良非但不积极改善管理方式、提高公司效益，反而以股东身份带领其他员工阻碍公司业务调整并集体离职，使得七喜集团公司的投资无法得到回报。综上，七喜集团公司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关玉婵无答辩。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已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二审另查明：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第八条约定：“本协议书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在于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否已生效。关于协议的生效条件，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第八条的约定为：“本协议书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现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已经由甲方法定代表人易贤忠和乙方陈果良签字，但未加盖甲方公章。对此，陈果良认为，签字及盖章二者缺一不可，仅有甲方七喜集团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而无加盖该公司公章，则该协议未生效。七喜集团公司则对此持相反意见，认为满足签字、盖章之一的条件合同即生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八条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由此规定可知，法定代表人在行使职权时，其行为所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公司承担。本案中，易贤忠在《股权转让协议书》上以甲方七喜集团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在“转让方”处签字，显然是职务行为，该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自然约束七喜集团公司。此举应视为七喜集团公司（原广州七喜资讯产业有限公司）已与陈果良达成股权转让的合意，并自愿受此协议的约束。虽然七喜集团公司（原广州七喜资讯产业有限公司）未在该《股权转让协议书》上加盖公章，但七喜集团公司从未否认过该《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效力，并接受了陈果良的股权转让款，以实际履行协议的行为进一步认可了易贤忠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协议的效力和法律后果。由此可见，在陈果良提起本案诉讼前，双方当事人对于协议的成立和生效并未产生分歧，并以实际履行和接受履行的行动认可协议已经生效。
虽然《股权转让协议书》第八条约定“本协议书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但是该约定并未明确签字、盖章系择一即可还是缺一不可。对此约定的理解，双方在诉讼中产生争议。在合同约定不明的情况下，本院认为理应参照法律规定、按照社会公众的通常理解、采取有利于维护交易稳定和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来进行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七喜集团公司据此法律规定认为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自法定代表人签字后即成立生效并无不当。更何况，在协议签订后、诉讼发生前，陈果良已向七喜集团公司支付了股权转让款，七喜集团公司也接受了陈果良的履行，双方均认可协议的效力并依约进行了履行。在此情况下，陈果良主张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未生效显然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至于陈果良一方所提及的最高人民法院（2005）民一终字第116号民事判决与本案案情上并无关联性和相似性。并且，该116号案系未盖章一方当事人主张其未盖章故合同尚未生效，并否认合同效力、自始至终拒绝履行合同。而本案中，七喜集团公司虽未在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中加盖公章，但明确表示认可其法定代表人易贤忠签字的效力，并在易贤忠签订协议后接受了陈果良的股权转让款，以实际履行的行为进一步认可该协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故陈果良以最高人民法院（2005）民一终字第116号民事判决否定本案《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生效显然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综合上述分析，原审法院认定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已依法成立并生效合理合法，本院予以认可。陈果良据此协议支付了股权转让价款，已获得七喜集团公司所有的七喜工控1%的股权。虽然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尚未完成、不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但并不因此影响陈果良与七喜集团公司之间股权转让的效力。陈果良以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为由主张本案股权转让不具有法律效力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此外，关玉婵虽非《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当事人，但是系七喜集团公司指定的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对象。陈果良依照《股权转让协议书》向关玉婵付款系依约履行合同，不存在支付错误之说。陈果良以七喜集团公司本身未收到股权转让款为由主张转让行为未完成，并要求返还股权转让款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陈果良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上诉人陈果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许东劲
审判员 陈舒舒
审判员 唐佩莹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书记员 谢佩君
杜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