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一中民（商）终字第258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长立，男，1946年4月5日出生。
法定代理人刘长焕，女，1952年2月4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万寿路支行，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61号东侧综合楼。
负责人王金花，行长。
委托代理人沙洪洲，男，1986年3月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薛恺，男，1983年6月6日出生。
原审第三人刘长玲（刘长立监护人之一），女，1949年5月23日出生。
上诉人刘长立因与上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万寿路支行（以下工行万寿路支行）、原审第三人刘长玲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商）初字第0125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2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了由法官邹明宇担任审判长，法官刘海云、黄占山参加的合议庭，于2015年3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长立的法定代理人刘长焕，上诉人工行万寿路支行的委托代理人沙洪洲，第三人刘长玲，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长立在一审中起诉称：刘长立患精神残疾，住院治疗。因医院同意出院，需购买经济适用房，办理购房中要提供退休养老金明细，因兄妹沟通无效，为尽快参加购房摇号，刘长焕在2011年4月27日将刘长立退休养老金存折挂失，该存折账号为×××（以下简称1232号账户），并交纳挂失手续费用。挂失后，工行万寿路支行应履行刘长立填写“个人客户挂失业务申请书”的程序，7天后办理新的存折。但工行万寿路支行以刘长立有两人管理，而拒绝办理。现购房政策已停止，失去机会，同时刘长立自2011年4月27日至2012年12月30日也没有领到退休养老金，现该笔钱在工行万寿路支行处，故刘长立诉至人民法院，请求判令工行万寿路支行继续履行挂失义务，具体挂失义务包括向刘长立交付新的存折，办理1232号账户的新存折，新存折记载的存款金额累计应为39484.77元，不能低于此金额。
工行万寿路支行在一审中答辩称：第一，工行万寿路支行依据人民法院变更监护人的判决、监护人刘长焕的申请办理挂失手续，后在另一个监护人刘长玲提出异议并出示存折原件后，工行万寿路支行不予办理挂失处理手续，合法并合理。第二，本案中依据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刘长立有两位监护人，监护职责应由二人共同行使，但在本案中两位监护人意见不一致，工行万寿路支行不宜依一方监护人的申请办理挂失手续，因此不同意刘长立的诉讼请求。
刘长玲在一审中陈述称：不同意刘长立的诉讼请求。经过人民法院的生效法律文书均没有同意由刘长焕管理刘长立的账户。刘长玲手里有刘长立的存折，并且管理的很好。刘长焕使用将存折挂失等手段想管理账户，而刘长玲不同意挂失。现在有银行存折和人民法院判决作为证明，刘长玲认为不应当由刘长焕保管存折、管理账户。
一审经审理查明：1998年12月7日，刘长立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白广路支行开立1232号账户的活期存折。2010年12月24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1）西民特字第10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驳回申请人刘长玲要求撤销刘长英监护人资格的申请；二、指定申请人刘长玲、被申请人刘长英为刘长立的监护人。2011年4月25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1）西民特字第0922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自该判决生效之日起，撤销被申请人刘长英作为刘长立监护人的资格；二、自该判决生效之日起，刘长立的监护人由申请人刘长焕担任。2011年4月27日，刘长焕代刘长立在工行万寿路支行填写了个人客户挂失业务申请书，挂失1232号账户存折，挂失原因写明为丢失。工行万寿路支行在该挂失业务申请书上加盖业务章。2011年7月20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1）西民特字第1723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申请人刘长玲要求撤销被申请人刘长焕监护人资格的申请。
一审诉讼中，刘长玲向该院出示了1232号账户存折，用以证明本案诉争存折一直由其保管。此外，刘长玲表示不同意由刘长焕办理挂失，也不同意就存折款项支取问题与刘长焕协商解决。工行万寿路支行称对于存折挂失业务的操作流程没有规定，第一步要挂失，第二步进行挂失处理。
以上事实，有刘长立提交的（2011）西民特字第101号民事判决书、（2011）西民特字第09225号民事判决书、（2011）西民特字第17236号民事判决书、个人客户挂失业务申请书，第三人刘长玲提交的存折及该院开庭笔录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工行万寿路支行在办理存折挂失业务时，仅需对形式要件进行审查，而无需对是否实际丢失进行实质审查，刘长焕代刘长立申请挂失业务并非需要以存折丢失为前提。换言之，无论刘长立所有的存折是否存在实际丢失的行为，其法定代理人均有权要求工行万寿路支行办理挂失业务。本案中，工行万寿路支行虽辩称刘长立两位监护人意见不一致，不宜依一方监护人的申请办理挂失手续。对此，该院认为，刘长焕作为刘长立的法定代理人有权代刘长立就存折办理挂失事宜，工行万寿路支行在挂失业务申请书上加盖业务章的行为应视为对刘长焕代刘长立办理存折挂失行为的认可，故工行万寿路支行应当继续履行挂失义务。即为刘长立办理新存折。对于存折记载的具体金额，以刘长立实际存款金额为准。如对存折内容持有异议，可在挂失手续完成后另行解决。本案中，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已将刘长立的法定代理人指定为刘长焕、刘长玲，工行万寿路支行为刘长立办理挂失手续，鉴于刘长立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开立新存折后，该存折应当向刘长立的法定代理人予以交付，故对刘长立法定代理人刘长焕提出向刘长立交付存折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刘长立的法定代理人为刘长焕和刘长玲二人，该存折具体应当由何人管理，应当由刘长焕和刘长玲二人协商解决，或另行依法予以解决。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之规定，判决：1、工行万寿路支行继续为刘长立办理存折挂失手续，开立新存折（存折账号为×××），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履行；2、驳回刘长立的其他诉讼请求。
刘长立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审法官在宣判后口头告知刘长立法定代理人刘长焕，工行万寿路支行为刘长立办理挂失手续、开立新存折，新存折由工行万寿路支行管理，刘长立对此提起上诉。一审判决论理部分称存折管理应由刘长焕、刘长玲协商解决，但刘长玲不同意协商解决，因存折挂失合同是由刘长焕办理，故刘长焕是该业务的代理申请人，与其他人无关。刘长玲手中保管的存折是无效、作废的存折。现刘长立要求工行万寿路支行继续办理挂失手续，并最终将新开的存折交付刘长立也就是交付法定监护人刘长焕，这才是挂失手续履行结束，一审判决将存折交付工行万寿路支行管理是不当的。故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工行万寿路支行为刘长立继续办理挂失手续，将存折交付刘长立。
工行万寿路支行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但其在本院庭审中针对刘长立上诉请求和事实理由的答辩意见与其上诉意见一致。
工行万寿路支行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是：一、一审判决缺乏法律法规依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执行﹤储蓄管理条例﹥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七条规定：“储户的存单、存折如有遗失，必须立即持本人居民身份证明，并提供姓名、存款时间、种类、金额、帐号及住址等有关情况，书面向原储蓄机构正式声明挂失止付。”挂失业务的前提是储户账户遗失，一审判决认为无论存折是否实际丢失，法定代理人均有权要求工行万寿路支行办理挂失业务，违反了上述规定。二、一审判决违反监护权基本原则。监护人实施法定代理行为应本着有利于被监护人利益的精神，刘长焕作为刘长立法定代理人在明知存折由另一位法定代理人保管的情况下办理挂失业务，意图取得账户保管权，不利于刘长立的利益，一审判决支持刘长焕的诉讼请求，违背监护权基本原则。三、银行继续办理挂失业务，补办新存折、设立了新密码并交付存折，但一审判决银行办理挂失手续不向刘长焕交付存折，判决与论理自相矛盾。另外，原存折仍然在刘长立的另一监护人刘长玲手中，判决与事实亦存在矛盾之处。四、一审判决内容不明确，不具有执行性。一审判决不向刘长焕交付存折，但未明确存折如何处理，作为商业银行不能代客户保管账户，而另一种处理方式是由刘长玲保管账户，但刘长玲本身即持有该账户，再次挂失、补办后交付无实际意义。五、挂失手续可以代理办理，但补领手续必须由刘长立的两位法定代理人共同办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办理存单挂失手续有关问题的复函》规定：“储户遗失存单后，委托他人代为办理挂失手续只限于代为办理挂失申请手续。挂失申请手续办理完毕后，储户必须亲自到储蓄机构办理补领新存单（折）或支取存款手续。”刘长焕代刘长立办理挂失手续，提供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但补办新存折或支取存款，需由刘长立法定代理人办理，及刘长玲、刘长焕共同办理。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刘长立的诉讼请求。
刘长立针对工行万寿路支行的上诉意见答辩称：一、工行万寿路支行第一项上诉意见缺乏法律法规依据。二、监护人是对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权益进行监督和保护的，如果工行万寿路支行认为办理挂失手续侵害了刘长立的权益应举证证明，说明刘长立受到了哪些损害，但恰恰相反，办理挂失是有利于刘长立的行为。况且本案不是监护权纠纷，而是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三、工行万寿路支行已经办理了旧有存折的挂失，刘长玲手中的存折是无效、作废的存折，无法支取钱款，该行却坚持原存折有效，做人不老实。四、刘长玲手中并无刘长立的身份证、户口本等证明资料，根本无法完成存折补办手续，工行万寿路支行不同意办理新存折的意图是圈钱、掠钱。刘长立的养老金账户4年不能支取，严重损害了刘长立的合法利益，工行万寿路支行既然已经签订了挂失合同办理了挂失手续，应继续履行挂失义务，补办新存折交付刘长立，也就是交付给法定监护人刘长焕。
刘长玲未向本院提交书面陈述意见，但其在本院庭审中针对刘长立、工行万寿路支行的意见口头陈述称：1998年到现在刘长玲一直是刘长立的监护人，刘长立的一切财务都是刘长玲管理。2013年刘长焕不知道通过什么手段将刘长立的银行卡办理了挂失，刘长玲知晓该情况后即告知工行万寿路支行存折系由刘长玲保管，且刘长玲也是刘长立的监护人。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曾多次作出判决，均未同意存折由刘长焕进行管理，故将钱和存折交付刘长焕是没有道理的。刘长玲同意工行万寿路支行的上诉意见，因存折没有丢失故不应给刘长焕办理新存折，存折由刘长玲继续管理是有道理的。
本院二审期间依法补充查明以下事实：刘长立在一审法院2014年12月25日庭审中明确其诉讼请求为，要求工行万寿路支行继续履行挂失义务，具体挂失义务包括向刘长立交付新存折。
本院审理期间，工行万寿路支行承认其对存折是否实际丢失仅进行形式审查。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尚有各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的陈述意见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刘长立在中国工商银行开立存折并进行存取款交易，与中国工商银行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且该合同为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工行万寿路支行作为中国工商银行的分支机构和营业网点系该合同关系的具体业务的履行和实施主体，其受理了刘长立的挂失申请，即应按照储蓄存款合同约定以及相关的商业银行业规范性法律文件要求履行义务，提供完整的挂失业务服务并配合储户完成相应交易，具体到本案，即为刘长立继续办理挂失手续、开立新存折，并交付新存折。
工行万寿路支行上诉称挂失业务的前提是储户账户存折遗失，未遗失的存折不能继续办理挂失。对此本院认为，《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执行﹤储蓄管理条例﹥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七条关于“储户的存单、存折如有遗失，必须立即持本人居民身份证明，并提供姓名、存款时间、种类、金额、帐号及住址等有关情况，书面向原储蓄机构正式声明挂失止付”的规定系针对储户如何办理挂失业务的规定，而非针对是存折是否只有在实际遗失的情况下才可办理挂失的限制性规定，故该规定不能成为银行拒绝为储户办理挂失业务的法律依据；此外，工行万寿路支行亦承认其对存折是否实际丢失仅进行形式审查，在储户要求办理存折挂失的情况下，作为商业银行既无能力亦无权利对存折是否丢失进行实质调查和确认，银行亦不应依此在已经为储户办理挂失的情况下拒绝继续履行后续解除挂失、办理新存折义务，进而导致储户存折内资金无法支取。综上，一审判决认定刘长立有权要求工行万寿路支行办理挂失业务并无不当。关于工行万寿路支行上诉主张一审判决违反监护权原则的问题。本院认为，刘长焕的代理行为是否损害了刘长立的利益，工行万寿路支行无权作出认定和判断，且单独针对刘长焕作为刘长立的监护人挂失存折的行为，亦无法认定刘长焕的行为侵害了刘长立的利益，故本院对工行万寿路支行的该项上诉意见亦不予采信。关于工行万寿路支行上诉主张一审判决自相矛盾、不具有可执行性的问题。首先，一审判决从未表明存折应否向刘长焕交付，刘长焕作为刘长立的监护人和法定代理人仅代表刘长立起诉、应诉，其本人与工行万寿路支行并无合同关系，不享有独立诉权，工行万寿路支行针对是否向刘长焕交付存折提起上诉系对一审判决的误读，也系对合同关系相对人存在错误认识；其次，在旧存折被挂失后，为刘长立补办新存折、交付新存折是工行万寿路支行的应有义务，该义务不依刘长立法定代理人的身份和意见为转移。工行万寿路支行因此要求驳回刘长立的要求继续办理挂失业务的上诉意见，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工行万寿路支行上诉主张补办新存折应由刘长立的两位法定代理人共同办理的问题。本院认为，该上诉主张的实质是新存折由谁管理的问题，作为银行应按照商业银行相关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要求为储户办理业务，至于储户如何管理、使用账户与银行无关，工行万寿路支行也不因此而免除其应为储户办理挂失手续的义务，故本院对工行万寿路支行的上述上诉意见均不予支持。
刘长立上诉认为新存折不应由工行万寿路支行管理，但一审判决并未有关于存折应由工行万寿路支行管理的认定，该上诉意见并无对应的内容，故本院不予审查。刘长立上诉认为一审判决驳回其要求工行万寿路支行向其交付存折的诉讼请求有误，工行万寿路支行应向刘长立交付也就是向刘长焕交付存折。对此本院认为，刘长立在一审诉讼请求中并未请求向刘长焕交付存折，其该项上诉主张超出了其诉讼请求范围，本院二审不予审理；另如前所述，刘长焕仅作为刘长立的监护人和法定代理人代表刘长立起诉、应诉，其本人与工行万寿路支行并无合同关系，对工行万寿路支行不享有独立诉权，本案仅能处理刘长立与工行万寿路支行的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故本院仅对刘长立关于工行万寿路支行向其交付存折的上诉意见予以支持，其他上诉意见不予采信。
一审判决认为因刘长立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新存折应向代理人交付，故判决驳回了刘长立的该项诉讼请求，对此本院认为，本案合同关系的主体是刘长立与工行万寿路支行，工行万寿路支行只能向刘长立交付存折，至于谁代理刘长立取得存折、管理和使用存折，不属于本案处理范畴，一审判决上述认定超出了本案应审查的范畴，应予纠正。对于除此之外一审判决论理部分的其他认定，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不当，应予改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四条、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商）初字第01256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商）初字第01256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三、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万寿路支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按照本判决主文第一项开立的新存折交付于刘长立。
一审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万寿路支行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七十元，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万寿路支行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邹明宇
审 判 员 黄占山
代理审判员 刘海云
二〇一五年五月八日
书 记 员 丁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