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合民一终字第0153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合肥市蜀山区长江西路315号，组织机构代码67092304-X。法定代表人：张子良，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孙宇。委托代理人：王文峰，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吕道明，农民。上诉人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吕道明名誉权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2014）蜀民一初字第020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3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孙宇、王文峰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吕道明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判决经审理查明：吕道明曾向安徽省肥西县人民法院起诉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肥西支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后于2013年8月21日申请撤诉，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肥西支公司于2013年8月23日向肥西县人民法院转款100000.98元，用途：付吕道明理赔款。此后，吕道明就保险理赔事宜等多次向相关部门信访、投诉。2013年12月，吕道明在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门前沿长江西路方向人行道上曾四次拉横幅、一次使用高音喇叭喊话，横幅内容为：“为了保障肥西县文明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生产经营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禁止国元农业保险公司合肥市中心公司理赔暗中操作均摊赔款，赔案卷宗是国元农业保险公司合肥中心支公司的造假工具，实难服众。代表人：吕道明”。吕道明称使用高音喇叭喊话内容为“维权、维权”。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吕道明在没有事实证据的情况下，在公众场所公开对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诽谤，并借投诉、信访、检举、控告之名对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实施诽谤、陷害和诬告，故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一、吕道明立即停止侵犯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名誉的行为；二、吕道明就其已发生的侵犯名誉权行为当面向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赔礼道歉；三、由吕道明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吕道明的行为是否侵犯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名誉权。本案中，吕道明多次向相关部门信访投诉的行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构成对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名誉权的侵犯。吕道明在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门前有使用高音喇叭的行为，但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吕道明使用高音喇叭喊话中含有侮辱、诽谤等损害其名誉的内容，故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主张此行为侵犯其名誉权，无事实依据，不予采纳。吕道明先后四次在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门前拉横幅，且横幅内容涉及“暗中操作”、“造假”等文字，确有不当，但从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视频及照片可以认定第三人并未知悉，该行为未造成社会公众对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社会评价的降低，即未导致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名誉的降低或毁损，况且吕道明的行为早已完成，并非持续至今，故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要求吕道明停止侵犯名誉行为并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300元，由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诉称：原审判决在以下方面存在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改判。一、事实认定不清或错误之处在于：（一）关于被上诉人多次在上诉人门前拉横幅并使用高音喇叭进行侮辱诽谤方面，原审判决没有查明该事实，做出的认定片面、自相矛盾。1、原审判决认定，吕道明使用高音喇叭喊话内容只是“维权、维权”，该判决认定没有事实证据。2、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在长江路四次拉横幅进行不当宣传并使用高音喇叭，另一方面又断定该行为不为第三人所知，长江路本来就是合肥市最为繁忙的地段，整日车水马龙，而上诉人所在地又是青阳路至五里墩立交桥口最拥堵的地方。原审判决断定，这四次拉横幅诋毁上诉人的行为没有被第三人看到，这不仅自相矛盾、与事实不符，也明显违背常识。（二）对于被上诉人借信访、检举和控告之名侮辱、诽谤上诉人的事实，原审判决没有给予查明和准确认定。1、上诉人一审提供的证据证明且被上诉人在一审也当庭自认：被上诉人已明确收到各级政府和保险监管部门书面回复的情况下，明知自己没有任何线索、证据和依据，仍然借信访、检举和控告之名，到处诽谤上诉人勾结地方政府在农业保险上假承保假理赔侵害农民利益。原审判决对这种“借信访、检举之名实施诽谤侮辱行为”的事实没有予以查证和准确认定。2、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能够反映被上诉人吕道明在安徽省多家政府机关缠访、闹访的事实，包括：安徽省政府、安徽省保监局、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农委、合肥市财政局、合肥市农委、肥西县财政局、肥西县农委、肥西县山南镇政府、合肥市亳州路派出所等单位。该事实可以反映被上诉人多次指控“国元保险公司编造两本账”、“虚假承保、虚假理赔”、“骗取国家财政资金”、“串通地方政府骗取资金”、得到“保险主管部门包庇”。被上诉人甚至向公安机关等有关部门到处诬告、造谣上诉人“绑架其孙女”。以上指控、检举和投诉不仅有材料证明而且也得到被上诉人当庭自认，被上诉人明明已得到受理机关书面回复，仍然在没有任何证据和线索的情况下继续凭空捏造，一而再、再而三到处检举、控告。借检举控告之名对上诉人实施诽谤。3、被上诉人一审时当庭放言：“不相信保监局的书面回复”、“国元保险公司就是勾结地方政府对全县农民假承保假理赔”、“这次审判后，我还会有大的动作来对付你们”。上述当庭行为，恰恰是被上诉人没有证据线索却肆无忌惮、公然诽谤侮辱的有力证明，原审判决却不给予认定。4、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诽谤，已经造成了实质性的损害和影响：（1）被上诉人屡次在上诉人经营场所及其门口拉横幅、高音喇叭诽谤，造成了上诉人已有客户退保和潜在客户流失的现实损害。（2）由于被上诉人的诽谤性检举和指控，各级政府和保险监管部门数次对上诉人肥西县农业保险工作开展了核实和检查，虽然每次检查结果都没有发现检举控告的情况，但上诉人配合这些检查付出的额外工作量正是被上诉人诽谤性检举控告所导致。（3）被上诉人不理会政府有关部门的书面回复结论，在机关单位门口的公共场所大肆缠访、闹访，干扰正常工作秩序，公安部门屡次出警强制性纠正，这都是公共场所发生的事情，势必在不特定的公众范围内对上诉人造成非正面乃至于不良的社会影响。（4）上诉人为了消解被上诉人实施侮辱、诽谤的不良影响，对有关单位进行了大量的解释、说明和配合检查工作，并对被上诉人的这种不负责任的侮辱、诽谤进行劝阻。这些事实都有上诉人的证据和相关单位的证据支持，这些均是被上诉人诽谤侵权行为所导致的损害。（三）关于本案原有保险理赔争议调解结案的事实。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曾有过三年的农业保险理赔关系，对于其中的保险理赔争议，双方已经在肥西县法院的主持下达成和解和了结。以上事实，由上诉人提交的调解协议书、转账凭证等有关证据得到证明。原审判决对该事实没有全面查明，所做的认定也是不清不楚和片面的。二、原审判决行为定性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本案证据和被上诉人当庭自认也能够清楚地证明：被上诉人系对一起已调解的民事争议反悔，为了实现其反悔目的，从而才对上诉人多次、当面和公然地实施了诽谤行为；并且还借检举、控告和信访之名到处、多次地对上诉人实施诽谤，屡屡缠访、闹访，在不特定的国家机关和不特定的社会公众中给上诉人造成了声誉影响、无形压力、增加额外工作量、业务流失、经济损失和名誉损害。而原审判决对本案的合法有效证据和被上诉人的当庭自认未能依法采纳，事实认定不清，无视被上诉人到处诽谤上诉人的事实，无视这种诽谤给上诉人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从而做出了错误的一审判决。（一）原审判决关于“本案中，被告多次向有关部门信访投诉的行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构成对原告名誉权的侵犯。这种判决观点是片面和错误的。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原有保险理赔争议是一起民事纠纷。被上诉人如果仅就该民事纠纷进行信访、投诉乃至于民事诉讼，都是合法和应当受法律保护的。但是以下事实才是本案的关键：1、被上诉人在就其民事纠纷信访投诉时，他还提出了上诉人在全村、全乡镇乃至于全县农业保险工作中存在虚假承保、虚假理赔，骗取国家财政资金、勾结地方政府等等指控。这些指控，性质上并不是民事纠纷和争议事由，而是检举和控告性的指控。2、正是这些指控，才会引发各级国家机关的关注、重视，才形成了对上诉人的质疑，也才因此导致受理机关随之而来的核实和检查。而在事实被检查核实清楚之前，受理机关以及相关工作人员对上诉人声誉的质疑、怀疑是客观存在的，虽然后来也被证明是无辜的；上诉人随之面对的一系列检查与核实工作也是客观存在的，虽然后来也被证明是无端的。因为被上诉人一次又一次的诽谤性指控，导致上诉人遭受一个又一个国家机关的声誉质疑、怀疑，由此还要抽出人员和时间去面对一个又一个国家机关的重复性检查与核实工作，上诉人因此所遭受的无辜声誉怀疑和所面对的无端检查，是上诉人承受的客观不良后果的反映。2、本案被上诉人的这些种种检举性指控，是在其多次被有关国家机关核实并书面告知检举事项“未发现”、“不存在”的情形后，仍多次继续实施的，这足以表明被上诉人对原告实施这些行为时明知而为的主观故意状态。3、本案被上诉人的这些种种检举性指控，已经被国家机关检查与核实工作证明是不存在的，但无论是之前还是之后，相关检举性指控都仍然是没有事实依据和证据线索，这显然是凭空性捏造和诽谤行为。4、被上诉人利用各个国家机关之间信息不共享、信息不对称的这种局面，一而再、再而三向不同级别和种类的国家机关借检举控告之名诽谤上诉人，不仅无端消耗国家资源，实际上也是持续性地使上诉人无端面对一轮又一轮不特定受理机关的声誉质疑、怀疑，检查、核实和澄清，这给上诉人声誉和实际工作已经造成了无端影响。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中曾明确规定：“如果借检举、控告之名侮辱、诽谤他人，造成他人名誉损害，当事人以其名誉权受到侵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按该《解释》的有关规定，如果当事人借检举、控告之名侮辱、诽谤他人，造成他人名誉损害的，理应承担侵权责任。综上，被上诉人不是单纯的就其民事纠纷进行合法信访，而是持续性向不特定的国家机关对上诉人提出了民事争议之外的检举性指控；这种检举性指控实际是被上诉人凭空捏造并且是借信访、检举和控告之名向上诉人实施的诽谤侵害。正是基于这一关键事实和有关法律规定，原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判决观点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二）原审判决关于“被告先后四次在原告门前拉横幅，且横幅内容涉及‘暗中操作’、‘造假’等文字，确有不当……该行为未造成社会公众对原告社会评价的降低，……况且被告的行为早已完成，并非持续至今，故原告要求被告停止侵犯名誉权行为并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该判决观点也是罔顾事实、自相矛盾和错误的。1、姑且不论被上诉人曾当庭自认该行为并洋洋自得地公然表示“还要实施更大的行为”，既然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实施的公然侮辱和诽谤确实“行为不当”，那么又是那一条法律规定不支持赔礼道歉呢；又是那一条法律规定，人格侮辱行为必须是被第三人知道才构成侮辱的呢？既然已经对人格实施了侮辱行为，即便是以后不再实施，即便是当时没有第三人知道，难道这种当面侮辱人格的行为因此就变成合法受保护的了吗？因此就不需要向被侮辱的人赔礼道歉了吗？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消费者对生产者、经营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或者服务质量进行批评、评论，不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但借机诽谤、诋毁，损害其名誉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名誉权。”如前所述，本案已有证据能够证明被上诉人诽谤、诋毁，损害上诉人名誉，但是原审判决没有合法采纳有效证据，认定事实错误，才在被上诉人于长江路繁华地段四次拉横幅和使用高音喇叭的事实下，居然凭空做出该行为“没有被第三人知悉”的违背常识的荒谬认定。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不公，应当依法应予纠正。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并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吕道明二审未作答辩。原判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保险经营的企业法人，其法人享有的名誉权是社会对其信誉、外在形象、经营特色、产品质量、服务态度等各方面的总体社会评价。本案中，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主张吕道明在没有事实证据的情况下，在公众场所公开对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诽谤，并借投诉、信访、检举、控告之名对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实施诽谤、陷害和诬告，侵犯其名誉权。经审查，吕道明与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肥西支公司的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双方和解处理。如吕道明认为双方的和解协议存在违法情形，应通过合法的诉讼途径谋求解决。吕道明就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相关政府部门串通，弄虚作假、骗取国家财政补贴、截留赔偿款造成其后续经济损失等事项多次向相关主管部门投诉、信访，该投诉行为应在提供相应证据的基础上，依程序合法进行，但鉴于吕道明向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主管部门以及其他行政机关进行投诉、信访，并不属于在公众场合诋毁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商业信誉，吕道明的投诉、信访事项是否属实亦由主管部门及其他行政机关予以核查，该行为尚不足以导致公众对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社会评价的降低。就吕道明在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门前沿合肥市长江西路方向人行道四次拉横幅、一次使用高音喇叭喊话的行为是否侵犯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名誉权的问题，吕道明对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理赔过程中是否存在暗中操作、造假等行为未予查实的情形下，在公众场合多次在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门前拉横幅，横幅上显示有“禁止国元农业保险公司合肥市中心公司理赔暗中操作均摊赔款，赔案卷宗是国元农业保险公司合肥中心支公司的造假工具，实难服众”的内容，且其中一次吕道明曾使用高音喇叭喊话。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保险经营企业，吕道明在公众场合的上述行为，降低了消费者、社会公众对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商誉的社会评价，构成对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名誉权的侵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现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要求吕道明停止侵害、赔礼道歉，鉴于吕道明的上述行为已完成，且未持续，故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要求吕道明停止侵害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就吕道明之前侵犯其名誉权的行为要求其赔礼道歉，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判决结果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2014）蜀民一初字第02000号民事判决；二、吕道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就其在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门前拉横幅并使用高音喇叭喊话的侵犯名誉权行为向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赔礼道歉；三、驳回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均由国元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张 虹审 判 员  刘松柏代理审判员  于海波二〇一五年四月十六日书 记 员  高 炼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