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浙嘉商终字第56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范嘉。
委托代理人：顾煜东，广东盛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立。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一就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平湖经济开发区新群路****号。
诉讼代表人：浙江国傲律师事务所，系该公司破产管理人。
委托代理人：陈芬娟、钱彬豪，浙江国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一就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蔡伦路***弄*号楼。
法定代表人：范豪，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顾煜东、潘文迪，广东盛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范嘉为与被上诉人浙江一就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一就）、上海一就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一就）追收未缴出资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平湖市人民法院（2013）嘉平商初字第8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12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宁建龙担任审判长，审判员章能、代理审判员赵超参加的合议庭，于2013年12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范嘉的委托代理人黄立和范嘉与上海一就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顾煜东以及浙江一就的委托代理人陈芬娟、钱彬豪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2009年7月1日，上海一就、范嘉共同制定浙江一就公司章程，载明：上海一就、范嘉共同出资设立浙江一就，公司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上海一就、范嘉告分别认缴出资4500万元、500万元，持有浙江一就90%、10%的股权等内容。2009年7月27日，上海一就、范嘉分别缴纳出资1000万元、100万元。2009年9月30日，浙江一就成立。上海一就、范嘉承诺余额交付期限为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2010年2月10日、5月19日，上海一就另行缴纳出资2800万元、100万元。2011年9月7日、11月7日，平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分别向浙江一就作出平工商郊改字（2011）4号、平工商郊改字（2011）5号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浙江一就在收到通知书后二个月内缴足作为出资的货币1000万元，浙江一就分别于当日签收上述责令改正通知书。2012年7月3日，原审法院依法裁定受理申请人浙江港城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城公司）对浙江一就提出的重整申请；2012年7月5日，原审法院指定浙江国傲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2013年1月7日，原审法院裁定终止浙江一就重整程序，宣告浙江一就破产。2013年2月16日，管理人通知上海一就、范嘉在收到通知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缴纳未缴出资600万元、400万元；上海一就、范嘉分别于2013年2月18日、19日收到该通知书。2013年4月12日，管理人再次通知上海一就、范嘉在收到通知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缴纳未缴出资；上海一就、范嘉分别于2013年4月16日、18日收到该通知书。但上海一就、范嘉至今未缴纳其认缴的注册资本余额600万元、400万元。另查明，2009年7月30日，上海一就与范嘉签订《委托持股协议》一份，约定：上海一就委托范嘉代为持有浙江一就10%的股份等内容；2010年1月6日，双方签订《委托持股协议之补充协议》一份，约定：范嘉已代上海一就实缴浙江一就出资额100万元，上海一就委托范嘉以范嘉名义认缴的浙江一就出资额400万元尚未到位，上海一就将根据浙江一就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及时将该等出资款支付给范嘉等内容；2013年9月9日，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作出华南国仲深裁（2013）d142号裁决书，在上海一就、范嘉达成和解协议书的基础上，裁决：上海一就为范嘉名义持有之浙江一就10%股权的实际权利人和出资义务人，范嘉受上海一就委托代持的浙江一就10%未出资400万元的出资义务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一切责任均由上海一就负责承担等。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范嘉是否可凭其与上海一就签订的《委托持股协议》及补充协议而免除其出资责任。本案中，由范嘉及上海一就共同制定的公司章程明确载明其分别持有浙江一就10%、90%的股权，范嘉虽与上海一就约定其为浙江一就的名义股东，代上海一就持有浙江一就10%的股份，但上述约定系双方间的内部约定，不能对抗具有对外公示效力的公司章程及工商登记材料，故范嘉关于其为浙江一就名义股东，不应承担出资义务的抗辩理由不予采信。作为浙江一就的二股东，上海一就及范嘉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如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有权请求其向公司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并要求公司发起人股东对其他股东出资承担连带责任。但上海一就、范嘉至今尚有600万元、400万元出资未缴纳，显属理欠。故浙江一就要求上海一就、范嘉缴纳认缴的注册资本余额，且相互间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于法有据，予以支持；上海一就、范嘉的抗辩，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一、上海一就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浙江一就缴纳出资600万元，范嘉对上海一就履行该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二、范嘉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浙江一就缴纳出资400万元，上海一就对范嘉履行该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受理费81800元，由上海一就、范嘉共同负担。
宣判后，范嘉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1、范嘉是浙江一就的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为上海一就，浙江一就对此明知，故非善意第三人，范嘉认缴而尚未缴的400万元应由上海一就负责承担，范嘉有权以非实际出资人为由抗辩浙江一就的诉请。2、在浙江一就设立时，上海一就及作为名义股东的范嘉已全面履行了相应的出资义务，原审依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规定，要求范嘉对上海一就的出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是适用法律错误。3、2013年11月12日，原审法院裁定终结浙江一就破产程序，则破产企业的主体资格不存在，未得到分配的债权于破产终结裁定作出后视为消灭，浙江一就的管理人声称代表债权人追讨出资，已没有依据；浙江一就为获得破产终结之裁定而向法院承诺放弃本案债权的追索，已丧失向上海一就、范嘉主张债权的权利；且本案违反共同诉讼程序。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或直接改判驳回浙江一就的诉讼请求。
浙江一就二审答辩称：1、上海一就的法定代表人范豪与范嘉系亲戚关系，故不排除范豪背着上海一就其他股东与范嘉伪造《委托持股协议》。退一步讲，即便范嘉、上海一就间的《委托持股协议》真实，其效力也只及于合同当事人，不能对抗合同之外的第三人。2、浙江一就于2012年7月3日进入破产重整，后已被宣告破产，管理人作为诉讼代表人以浙江一就的名义提起本案诉讼，更多的是代表浙江一就债权人行使权利。浙江一就的股东应当连带履行其出资义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3、原审判决后，原审法院裁定终结浙江一就破产程序，但浙江一就工商登记尚未注销，主体资格仍然存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如破产企业有可分配的财产，债权人可追加分配，所谓债权消灭并无法律依据；当然如浙江一就的财产在清偿债务后有多余，其权益归属于股东，但不影响股东出资义务的履行。
上海一就同意范嘉的上诉意见。
二审中，当事人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除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原审法院于2013年11月12日裁定终结浙江一就破产程序。
本院认为：上海一就和范嘉均系浙江一就的发起人股东，上海一就和范嘉至今分别欠缴600万元和400万元出资，各方对欠缴金额均无异议，唯争议的是，其一，范嘉作为名义股东能否免除出资义务，其二，逾期缴纳出资的发起人股东间对于出资义务是否承担连带责任，其三，原审判决是否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一、范嘉称其受上海一就委托代持股份，范嘉作为浙江一就的名义股东不负有实际出资责任，浙江一就明知则不是善意第三人，范嘉有权抗辩。对此本院认为，出资义务是股东对公司最基本的义务，股东不得以自己仅为名义股东来抗辩出资义务的履行，因此，即便范嘉系浙江一就的名义股东，其也应履行出资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的规定，当股东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时，公司、其他股东和债权人均可请求股东履行出资义务，上海一就与范嘉作为浙江一就的股东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浙江一就有权要求上海一就与范嘉缴纳所欠出资，浙江一就该项请求权成立与其知晓上海一就与范嘉间的委托持股关系无关；况且浙江一就系进入破产程序后，由管理人作为诉讼代表人提起本案诉讼，诉讼结果主要涉及债权人的利益。因此，范嘉称浙江一就不是善意第三人，不能主张名义股东履行出资义务，没有法律依据。
二、范嘉称现所欠缴出资系浙江一就设立后应缴纳的出资，股东间不应承担连带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股东在公司设立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公司的发起人与被告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的发起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被告股东追偿”。据此，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如果未按章程规定缴纳出资的，发起人股东应与该股东承担连带责任。范嘉以该款规定中有“设立时”的时间限制，故认为设立时未到期的出资，范嘉和上海一就间不存在连带责任。对此本院认为，该“设立时”主要用以界定公司发起人和股东身份及认缴金额的时间标准，以与公司成立后因增资而可能出现的股东和出资加以区别，因此发起人和股东未履行在公司设立时认缴又承诺分期缴付的出资，应承担连带责任。浙江一就设立时的公司章程记载，上海一就和范嘉各认缴4500万元和500万元，在2009年7月27日各已缴纳1000万元和100万元，其余出资均承诺于2011年7月29日前缴纳，但至今上海一就和范嘉分别欠缴600万元和400万元。上海一就和范嘉作为浙江一就的发起人股东，存在未按公司设立时认缴金额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事实，故双方既要履行自己的出资义务，也要为对方的出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范嘉将发起人股东间对设立时认缴出资的连带义务限定在股东承诺的首期出资，并无法律依据。
三、范嘉称浙江一就破产程序已终结，则主体不存在，其所欠债务消灭，浙江一就丧失且放弃了主张本案债权的权利。对此本院认为，虽然在本案一审判决后原审法院另案中裁定终结浙江一就破产程序，但破产程序终结后，并没有证据证明浙江一就已被注销工商登记，且本案诉讼在破产程序终结前即已存在，破产程序终结后管理人尚可继续执行职务，故当事人主体资格尚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的规定，破产程序终结后，不影响债权人依法请求追加分配，范嘉关于浙江一就放弃本案债权，没有事实依据，认为浙江一就所欠债务随着破产程序终结即消灭，缺乏法律依据。范嘉于二审庭审后提出本案违反共同诉讼程序问题，一方面，原审及二审法庭辩论终结前，范嘉均未对共同诉讼提出异议，另一方面，针对上海一就和范嘉的追缴出资纠纷，原审法院作为一案处理，未妨碍范嘉行使其诉讼权利。范嘉认为程序违法，要求发回重审，法律依据不充分。
综上，范嘉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1800元，由上诉人范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宁建龙
审 判 员 章 能
代理审判员 赵 超
二〇一四年二月七日
书 记 员 金孝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