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闸民三（民）初字第1号
原告赵甲，男，2005年6月21日出生，汉族。
法定代理人赵某乙（父子关系），男，1976年1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
原告赵某乙，男，1976年1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
共同委托代理人王常栋，上海欧瑞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共同委托代理人石红卫，上海欧瑞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胡伟林，男，1949年7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
原告胡某某，女，1987年11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
原告胡伟林、胡某某共同委托代理人张翀，上海市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周某某，男，2013年11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
法定代理人胡某某（母子关系），女，1987年11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
被告章贤，女，1977年12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
被告吕伟龙，男，1951年7月2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
委托代理人张峥嵘，万商天勤（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振，万商天勤（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胡凤英，女，1923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
法定代理人吕伟龙（母子关系），男，1951年7月27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
被告董帼平，女，1955年9月1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
被告吕清杰，男，1982年7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
被告董帼平、吕清杰共同委托代理人黄方明，上海市信佩科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上海市静安第三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
法定代表人方兆文，职务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鸿，上海市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赵甲、赵某乙与被告章贤、吕伟龙、胡伟林、胡某某、胡凤英、董帼平、吕清杰共有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12月26日立案受理后，由审判员魏思奇独任审判，于2014年4月23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因案情复杂，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并追加了周某某作为被告、上海市静安第三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静安征收公司）作为第三人到庭参加诉讼，并于同年10月21日、2015年1月4日、2月10日组织各方当事人再次进行了证据交换。后被告胡伟林、胡某某、周某某提出诉请，本院依法将其转为原告地位，并于2015年3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甲、赵某乙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王常栋、原告胡伟林、胡某某（暨原告周某某的法定代理人）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张翀、被告章贤、被告吕伟龙（暨被告胡凤英的法定代理人）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峥嵘、被告董帼平、吕清杰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黄方明、第三人静安征收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赵甲、赵某乙共同诉称，原告赵某乙与被告章贤系夫妻，生育原告赵甲；被告胡凤英系被告吕伟龙、胡伟林的母亲、章贤的外婆；被告胡某某系胡伟林之女、周某某之母；被告吕伟龙与董帼平原系夫妻，生育被告吕清杰。本市静安区顺德路XXX号（以下简称系争房屋）系吕伟龙承租的公房，除原告赵某乙外，其余原、被告均户籍在册。2013年11月9日，吕伟龙与动迁部门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共获得征收补偿安置款人民币428万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其中包括了作为同住人的原告赵甲、赵某乙安置补偿利益，故诉请要求被告吕伟龙向两原告支付征收补偿款95.1万元。
原告胡伟林、胡某某、周某某共同诉称，原告胡伟林户籍于1951年6月21日即随父母迁入系争房屋，后响应国家号召插队落户在武进县，在落实政策后于2009年9月2日将户籍迁回，回沪后与女儿胡某某共同居住生活。而胡某某于2001年7月13日先行将户籍迁回并实际居住在系争房屋，因吕伟龙住回系争房屋导致实际居住困难，胡某某遂从2011年4月至2013年6月在外借房居住。原告周某某于2013年11月6日出生，并将户籍报入系争房屋，而且征收部门收取了相关怀孕资料和化验报告等，胡伟林、胡某某、周某某也应作为同住人享受安置利益，故诉请：1、判令原告胡伟林、胡某某、周某某分得本市浦东新区汇航航头鹤永路751弄7幢11号1003室、浦东新区汇航航头鹤永路751弄10幢20号401室（价值XXXXXXX元），并由被告协助办理产权过户登记；2、判令被告向三原告支付征收补偿款265612元。
被告章贤辩称，同意原告赵甲、赵某乙的诉讼请求，原告胡伟林、胡某某、周某某的诉讼请求由法院依法处理。
被告吕伟龙、胡凤英共同辩称，原告赵甲、赵某乙没有起诉资格，赵某乙与章贤是夫妻关系，夫妻关系没有解除之前，财产是不能分割的；如果赵某乙的主张成立，也是夫妻共同财产，应由夫妻二人共同主张。如果两原告有权利，也是基于和章贤的夫妻关系，而章贤不是房屋的共同居住人，其在两处福利分房中都享有权利，且作过承诺户口迁入是为了增加动迁利益，但是目前没有因其户口迁入增加动迁利益。赵某乙的户口不在系争房屋内，赵甲的户口是基于户籍管理规定报出生，其一家三口没有实际居住一年以上，所以不同意其诉讼请求。
至于原告胡伟林、胡某某、周某某都是空挂户口，不是房屋居住人。胡伟林长期在常州工作居住的，户口迁回是为了让其享受到上海的退休待遇，迁回后也没有在系争房屋居住过；胡某某的户口迁入是出于吕伟龙的帮助，之前其一直在外地读书，2011年来沪工作后，租住在顺德路XXX号二楼而非系争房屋，结婚以后就住到夫家；周某某是在征收决定作出后才出生且没有实际居住过，也不符合共同居住人的资格，所以不能享受征收利益。
被告董帼平、吕清杰共同辩称，原告赵甲、赵某乙不属于系争房屋的受安置人。赵某乙没有诉讼主体资格，其户籍自始至终不在被征收房屋内，赵甲是未成年人，其补偿利益应由监护人解决，赵某乙和章贤在本次动迁中都没有征收利益，章贤属于没有居住过一年以上，且在他处有住房的情况，故不同意其诉讼请求。而周某某出生在2013年9月征收许可证下发后，不符合共同居住人的认定条件，原告胡某某和胡伟林属于安置人员，具体的补偿份额由法院依法处理。
第三人静安征收公司述称，对于原、被告的纠纷不发表意见，由法院依法处理。
经审理查明，赵某乙与章贤系夫妻，生育赵甲；胡凤英系吕伟龙、胡伟林的母亲、章贤的外婆；胡某某系胡伟林之女、周某某之母；吕伟龙与董帼平原系夫妻，生育吕清杰。系争房屋系吕伟龙承租的公房。除赵某乙外，其余原、被告均户籍在册（其中，董帼平于1982年7月13日由石门二路XXX弄XXX号迁入；吕清杰于同日报出生；胡清容于2001年7月13日由江苏省武进市湖塘镇花东三村迁入；章贤于2003年12月30日由高平路XXX弄XXX号XXX室迁入；赵甲于2005年8月19日报出生；胡伟林于2009年9月2日由江苏省武进市湖塘镇花东三村迁入；周某某于2013年11月23日报出生）。
2013年11月9日，征收部门（甲方）与吕伟龙（乙方）签订《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载明：静安区人民币政府于2013年9月5日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系争房屋属于拆迁范围，房屋性质公房，建筑面积62.07平方米；被征收房屋价值补偿款XXXXXXX.51元，其中，评估价格为XXXXXXX.28元（计算公式31630元／平方米×0.8×62.07平方米）、价格补贴588982.23元（计算公式31630元／平方米×62.07平方米×0.3）、套型面积补贴为474450元（计算公式31630元／平方米×15平方米）；甲方提供调换房屋计2套，房屋总面积144.06平方米，房屋价格合计XXXXXXX.89元（浦东新区汇航航头鹤永路751弄7幢11号1003室，建筑面积71.97平方米，总价687834.81元，优惠总价511557.31元；浦东新区汇航航头鹤永路751弄10幢20号401室。建筑面积72.09平方米，总价684168.08元，优惠价格506830.58元）；甲方另支付装换补偿31035元、旧城区改建补贴496560元、未见证面积补贴80000元、签约奖励117070元、速迁奖励30000元、产权调换自行购房补贴484699.09元；扣除房款后，甲方应向乙方支付XXXXXXX元。
根据第三人提供的《旧改项目结算单》记载：系争房屋额外增加发放费用为按期搬迁费50000元、搬场补贴931.05元、过渡费补贴18621元、集体按期签约奖励20000元、家用设施移装费2400元、签约期内小组签约奖励费10000元、小组签约奖励费25000元、提前搬迁过渡费12414元、协议生效计息奖励费77468.31元，合计216834.36元。
另查明，1996年7月16日的《住房调配单》记载：原住房黄陂南路XXX弄XXX号，面积13.5平方米，租赁户名章征福，家庭成员妻吕慧珍、子章青、女章贤；新配房屋高平路XXX弄XXX号XXX室，新配人员租赁人章征福、家庭成员章贤；调配原因该户属市4平方米以下解困户，经研究决定同意增配。2004年2月16日，章征福购买并取得了高平路房屋的产权。
2000年4月6日的《住房调配单》记载：原住房黄陂南路XXX弄XXX号，面积13.5平方米，租赁户名章征福，家庭成员吕慧珍、章青、章贤；新配房屋耀华路XXX弄XXX号XXX室、XXX室，新配人员均为吕慧珍；调配原因动迁安置。2002年10月15日，吕慧珍购买并取得耀华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产权，2013年12月4日，章青购买并取得耀华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产权。
2001年12月5日，吕清杰和董帼平购买取得本市嘉定区丰庄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产权。
2004年5月6日的《声明》记载：“本人章贤原户口所在地闸北区，因为外婆动迁增加面积，如遇动迁，所得份额归外婆胡凤英或舅舅吕伟龙所得，与本人无关。声明人：章贤，2004.5.6”。
2004年6月28日，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2004）嘉民一（民）初字第1760号］，载明：吕伟龙与董帼平离婚；……离婚后，双方居住问题自行解决。同日，吕伟龙出具《承诺书》，载明：因董帼平与吕伟龙离婚后无处可居住，故本人承诺同意董帼平继续居住在系争房屋内，直至动迁结束。
2008年4月18日的“更名申请”载明：本人是系争房屋租赁户户主，因年龄已高，特提出申请把原租赁户主胡凤英改为吕伟龙（系母子关系）。同住人一致同意，望贵所配合办理。申请人签名：胡凤英；同住人签名：吕伟龙、吕清杰、董帼平、章贤、赵甲（章贤代）、胡某某。
2013年2月21日，吕清杰购买并取得本市嘉定区江桥镇靖远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产权。
2014年1月3日，上海市静安区石门二路街道西斯文居民委员会出具《证明》：章贤一家三口于2005年至2009年居住于系争房屋，后因其舅舅吕伟龙离婚后搬回该处，无法合住，故在外借房。
审理中，赵甲、赵宇祥提交的“电信公司业务登记单”记载：系争房屋曾于2007年10月7日申请安装直线电话，于10月14日申请安装宽带，申请人均为赵某乙；之后宽带于2009年6月12日申请移转至长安路XXX弄XXX号XXX室。提交的网购材料记载：从2007年11月至2009年5月，网购货物收货地址均为系争房屋，收货人为赵某乙或章贤。提交的《租赁合同》证明，从2009年6月15日至2013年12月14日，赵某乙一家三口租住在长安路XXX弄XXX号XXX室房屋。
根据章贤提交的户籍信息，其户籍于1996年9月23日从黄陂南路XXX弄XXX号迁往华东政法大学，于2001年6月14日迁往高平路XXX弄XXX号XXX室，于2003年12月30日迁往系争房屋。
根据吕伟龙提交的转账凭证，其于2013年1-2月曾陆续汇款195万元给吕清杰购房。其申请的证人祁兆全作证称：系争房屋主要是吕伟龙和他母亲居住。离婚后董帼平、吕清杰均离开系争房屋，章贤的母亲也偶然来住，胡某某是借在二楼前楼，胡某某的父亲不住。证人邵建荣作证称：我于2007年7月份离开了顺德路房屋，之前吕伟龙和他母亲是一直居住的，之后回去断断续续知道吕伟龙和他母亲还是住在顺德路房屋；章贤毕业后是住过一段时间，后来是断断续续住在顺德路房屋，离婚后董帼平和吕清杰肯定是没有居住了，我2007年离开后就将自己的房屋租给胡某某，胡某某之前没有住过三楼，胡某某的父亲没有居住过。证人吕慧琴作证称：顺德路房屋是吕伟龙一个人住的，吕伟龙第二次结婚的时候，有两三年时间是不住在系争房屋的，这两三年时间有的时候是我过去住，吕慧珍也会过去住，章贤也会过去住。我听说过吕伟龙将房屋租给章贤住，吕伟龙也说过的。我只记得章贤一家三口住了几个月，然后又出来，说吕伟龙回来住了。后来又回去住，说是吕伟龙让你们回去住的。胡某某寒暑假都是来上海住的，我知道她原来是住在系争房屋的，后来吕伟龙回来，她就在二楼另外租了房屋。证人吕慧明作证称：胡凤英基本上是一直住在系争房屋，吕伟龙是长期住的，章贤也住过，但是是断断续续的。吕伟龙第二次结婚的时候是在外住的，但是不开心的时候就回来住的。第二段婚姻的时候是我们在住，章贤也住过，胡某某放假的时候会过来住的。
董帼平、吕清杰的证人沈华连作证称：我当时代理董帼平与吕伟龙的离婚案件，当时案件是调解的，吕伟龙有承诺，愿意将系争房屋让董帼平一直居住到拆迁为止。拆迁后的拆迁利益会考虑董帼平的份额。至于离婚后董帼平是否居住不清楚。证人鲍聿平作证称：1993年吕伟龙打了董帼平后，董帼平就再也没有住回系争房屋。
根据第三人提供的所在地块《居住困难户认定和补贴办法》，载明：他处住房的核查范围：1、本市他处的公有使用权住房，但本处居民通过市场交易方式全额出资购买的使用权房除外；2、本市他处的已购公有住房；3、将已购公有住房出售、公有住房承租权差价交换，但截止征收决定作出之日5年以前（含5年）将公有住房出售，目前在本市无住房除外（含自购商品房）；4、因本市他处住房（含宅基地）动迁（征收）获得的补偿安置房或货币补偿款（按标准折算成面积），但截止征收决定作出之日5年以前（含5年）获得货币补偿款或将补偿安置房出售，目前在本市无住房除外（含自购商品房）；5、本市获得过住房货币补贴；6、未成年人的他处住房以核定其父母住房情况为准。
以上事实，由原告赵甲、赵某乙提供的征收补偿协议、户口信息、承租人更名申请、居委会证明、租赁合同及付款凭条、电信登记单、情况说明，网购登记材料，原告胡伟林、胡某某、周某某提供的户籍信息、出生证明，被告章贤提供的房屋产权证、入户意见书、单位证明、居委会证明、电信业务登记单、淘宝购物清单、照片、居住情况证明、汇款凭证、住房调配单、产权证、公有住房出售合同、本户人员情况表、户籍信息，被告胡凤英、吕伟龙提供的高平路和黄陂南路房屋调配单、声明、离婚调解书、银行对账单、房地产登记簿、户口信息、居委会情况说明、证人证言，被告董帼平、吕清杰提供征收补偿协议、户籍信息、民事调解书及庭审笔录、承诺书，住房调配单、证人证言，第三人提供的征收决定、公告、公房租赁凭证、被征收户基础资料情况、确认单、征收补偿协议、征收政策、项目结算单，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予以佐证。
本院根据章贤的申请，依法委托“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笔迹鉴定。该所于2014年9月22日出具《司法鉴定书》：委托人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检材：落款日期为“2004.5.6”的《声明》原件1张。比对样本：1、留有章贤签名，时间为“2014年4月23日”的《证据交换笔录》原件1份；2、留有章贤字迹，时间为“2014年6月6日”的《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原件1张；3、留有章贤字迹的《考核登记表》复印件10张；4、章贤在鉴定中心书写的实验样本2张。委托事项：检材《声明》上的字迹是否章贤本人所写。鉴定意见：根据现有样本，无法判断检材《声明》上的字迹是否章贤本人所写。
因吕伟龙对上述鉴定意见不服，本院依法委托“上海市司法鉴定专家委员会”进行重新鉴定，并将本院调取的章贤高校毕业登记表、入团志愿书、考核登记表，以及吕伟龙提供的常驻人口登记表、银行开户的申请书、购房预售合同、买卖合同、过户申请以及房屋交接书、家庭会议纪要等比对样本一并送交专家委员会。
2015年1月19日，专家委员会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认定：赵甲等与章贤等共有纠纷笔迹重新鉴定一案，经审查送检材料，该案具有鉴定材料不真实、不完整、不充分或者取得方式不合法，不符合司法部《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二十九条（重新鉴定）规定的情形，专家委员会不予受理。
之后，吕伟龙自行委托“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了《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委托机构万商天勤（上海）律师事务所，委托日期2015年2月13日。检材：落款处暑“声明人：章贤2004.5.6”的《声明》一张（原件）。样本：（一）署期“2000.2.1”，落款处暑“吕慧珍吕慧明吕慧琴吕伟林吕伟龙”的《关于母亲生活抚养的规定》（原件）；（二）“登记日期”为“2005年4月17日”，“户号”为“080444”，“姓名”栏为“章贤”，“申报、申领（监护）人签章”出留有“章贤”签名字迹的《常住人口／居民身份证申领登记表》一张（复印件）；（三）“登记日期”为“2005年8月19日”，“户号”为“080444”，“姓名”栏为“赵甲”、“申报、申领（监护）人签章”处留有“章贤”签名字迹的《常住人口／居民身份证申领登记表》一张（复印件）。委托要求：（一）检材《声明》落款“声明人”处的“章贤”签名字迹与样本“章贤”签名字迹是否同一人所写；（二）检材《声明》主文（除落款签名外）字迹与样本一《关于母亲生活抚养的规定》主文（除落款签名外）字迹是否同一人所写。鉴定意见为：（一）检材《声明》落款“声明人”处的“章贤”签名字迹与样本“章贤”签名字迹是同一人所写；（二）检材《声明》主文（除落款签名外）字迹与样本一《关于母亲生活抚养的规定》主文（除落款签名外）字迹是同一人所写。
审理中，原告赵甲、赵某乙表示，根据电信登记单、网购信息、居委会证明以及各方的证人证言等证据，均能证明赵甲、赵某乙一家曾在系争房屋居住一年以上，后因吕伟龙搬回，原告只能在外借房居住。
原告胡伟林、胡某某、周某某表示，2001年胡某某仍然在外地读初中，寒暑假居住在系争房屋，2007年之前都是在外地求学。真正回沪是2011年4月份，来上海上班了。回来上班后曾经住在三楼，当时房屋是空的，胡凤英是住在浦东的。一个月后吕伟龙也住到系争房屋，胡某某就借了二楼的房屋。胡伟林仍然在外地，回沪的时候和女儿住在一起。
被告章贤表示，2001年6月份大学毕业后就一直住在系争房屋，直到2009年6月份。其中2001-2005年是和胡凤英一起居住的，2005年之后由于我生孩子，胡凤英和我母亲一起住到浦东，系争房屋就由我和我丈夫、孩子一起居住。吕伟龙是2009年和第二任妻子离婚后住回来的。而高平路和耀华路的房屋均与我无关，而且离征收决定作出之日也已经超过五年时间了。对于笔鉴定结论，应以法院委托的鉴定机构为准，吕伟龙单方面委托所作的鉴定结论不具有法律效力。
被告吕伟龙表示，章贤网购的地址为系争房屋是因为有一段时间房屋是出租给章贤一家的，每月1200元，说明章贤和吕伟龙存在租赁合同的关系，大概也只有四五个月的时间。而两份笔迹鉴定并不矛盾，两份相结合能够证明2004年5月6日的《声明》系章贤所写。
被告董帼平、吕清杰表示，确实收到过吕伟龙给付的195万元，但该款是因为吕伟龙长期没有尽到抚养义务而支付的，还包括了吕清杰爷爷的出资，并非是征收补偿款。
第三人表示，关于同住人的认定标准，本处有常住户口，居住一年以上且他处无房，而他处住房的标准是包含在基地托底保障的章节里。按照基地操作口径，他处住房指征收决定作出之日前五年内的福利分房或动迁分房，五年之外的不纳入基地考察范围。如果是托底保障，孕妇怀孕，小孩的份额是有的，小孩出生的话算同住人，但是要预先登记，如果不是托底保障，动迁组是不干预的，本案并非托底保障。但是该户的怀孕是在动迁组做了登记备案。
本院认为，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民事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根据《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71号）第四十四条：公有房屋承租人所得的货币补偿款、产权调换房屋归公有房屋承租人及其共同居住人共有；第五十一条：共同居住人，是指作出房屋征收决定时，在被征收房屋处具有常住户口，并实际居住生活一年以上（特殊情况除外），且本市无其他住房或者虽有其他住房但居住困难的人。可见，公房征收的补偿安置对象应为公房的承租人和共同居住人。适用于本案，本院认为，系争房屋的受安置人员应为吕伟龙、胡凤英、赵甲、章贤四人，其余原、被告均应排除在外。其中，吕伟龙和胡凤英是系争房屋的承租人和长期居住人，认定为安置对象应无疑义。而依据电信公司业务登记单、网购信息、居委会证明等证据，并综合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人证言，本院有理由相信从2005年至2009年6月赵某乙一家三口应当居住于系争房屋，但由于赵某乙的户籍并不在册，不具有共同居住人的资格；而章贤是否属于“他处有房”被排除在受安置人员之外，本院对此并不认同：按户籍迁移的记载，在黄陂南路房屋动迁时章贤户籍并不在册，之后的《房屋调配单》亦载明，受安置人员为吕慧珍，现耀华路两处房屋均由他人购买了售后公房产权，故本院确认，在黄陂南路房屋动迁中章贤未获动迁利益；至于高平路房屋系因解困而增配，并由章征福取得了房屋产权，且在征收决定作出之日5年以前，故依征收基地的操作口径，亦不能视作“他处有房”的情形，因此章贤及其子赵甲具备共同居住人的条件，应当享有相应的征收补偿利益。而根据胡伟林、胡某某的自述并结合证人证言，本院认为两人户籍迁回系争房屋后，并不实际居住于此，其中胡伟林目前仍在外地生活，胡某某实际居住也仅有一个月时间，均不符合共同居住人的认定标准；而周某某出生在征收决定作出之后，由于此次征收并非采取托底保障方式，其亦不能作为受安置人员，故该三原告主张获得相应的征收补偿利益，本院难以支持。至于董帼平和吕清杰亦属“空挂户口”性质，均不能分得补偿利益。其中，董帼平与吕伟龙自1993年起即已分居，离婚时双方约定今后住房各自解决，虽然吕伟龙同意董帼平“继续居住，直至动迁结束”，但该承诺并无认可董帼平享有动迁利益之意思表示，而离婚前董帼平和吕清杰已在他处购房，离婚以后从未居住系争房屋，两人均不得认定为受安置对象。现吕伟龙又另行出资195万元助其购房，亦可视作对两人的居住事宜进行了补偿。
综上，依据本市征收管理的相关规定及政策、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并兼顾受安置人员的户籍、居住情况以及对征收利益的贡献因素等，本院酌定赵甲、章贤可享有的补偿利益为各85万元。关于2004年5月6日的《声明》是否章贤本人书写一节，“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和“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分别出具了鉴定意见书，由于两家鉴定机构均具备笔迹鉴定的资质，本院依法确认两份意见书合法有效。前者认为：根据现有样本，无法判断《声明》上的字迹是否章贤本人所写；后者则确认：《声明》落款“声明人”处的“章贤”签名字迹与样本“章贤”签名字迹是同一人所写。因章贤本人并未到场参与第二次鉴定，致本院亦难判断《声明》上的签名是否系章贤亲笔。但鉴于后者所采的样本为公安部门留存的户籍登记信息，而前者的结论亦没有明确排除章贤书写的可能性，故依据举证规则，在目前的证据条件下，本院推定《声明》上的签名系其本人书写的盖然性较高。因章贤已作出承诺，其可得的征收补偿利益应归吕伟龙或胡凤英所有。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六条，判决如下：
一、被告吕伟龙、胡凤英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原告赵甲征收补偿款850000元；
二、驳回原告赵某乙的诉讼请求；
三、驳回原告胡伟林、胡某某、周某某的诉讼请求。
如果付款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3310元、财产保全费3000元（原告赵甲、赵某乙已预缴），由原告赵甲、赵某乙承担1510元，由被告吕伟龙、胡凤英承担148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魏思奇
代理审判员 吴 双
人民陪审员 高 倩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潘 瑾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五条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六条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