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津0113民初2757号原告：侯马市百草园蜂业专业合作社，住所地侯马市西呈王村南一胡同东五排6号。法定代表人：王中山，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柴可，北京储正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红旭，天津知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天津市安氏蜂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北辰区上河头镇安氏工业园。法定代表人：吴秀瑞，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安同友，男，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娟，天津津天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安同庆，男，1970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北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安同友（安同庆之弟），男，1973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北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艳娟，天津津天平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刘小四，男，1949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邢台市临城县。原告侯马市百草园蜂业专业合作社与被告天津市安氏蜂业有限公司、安同庆，第三人刘小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5月4日立案后，先适用简易程序，后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侯马市百草园蜂业专业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王中山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柴可与李红旭、被告天津市安氏蜂业有限公司与被告安同庆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安同友与李艳娟、第三人刘小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侯马市百草园蜂业专业合作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二被告连带支付货款1770625.40元；2.判令二被告连带支付拖欠货款的利息，自2015年8月7日起，以1770625.40元为基数，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3.判令二被告连带赔偿原告的包装损失40360元；4.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15年7月，原被告经中间人刘小四介绍，达成蜂蜜收购口头协议，被告向原告收购一批荆条蜂蜜，双方约定价格为1.18万元/吨，原告负责运输。随即，原告按照被告的要求，分别于2015年8月3日、2015年8月4日、2015年8月6日、2015年8月7日，通过山西省侯马市北方货运配载中心，分四次向被告运输了共计150.053吨蜂蜜。按约定，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货款共计1770625.40元。但被告收到原告所有蜂蜜后，拒绝履行支付货款的义务。原告多次与中间人刘小四一起，与被告协商要求被告支付拖欠的货款，并归还蜂蜜外包装皮桶1009个，被告均明确拒绝履行。综上所述，原告与被告达成的蜂蜜收购口头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告依约定履行了该协议的全部义务，被告却拒绝履行自己的付款义务，原告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故呈诉。被告天津市安氏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氏蜂业”）与被告安同庆共同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各项诉请。原被告之间没有业务关系，被告没有收到原告货物，本案第三人曾经给被告供货，但被告并不清楚第三人的货源来自哪里，只是验收合格后就付款，即便是当时不能结算，也有相应的接收凭证，现原告没有任何签收凭证及对账情况，原告起诉被告属于滥用诉权，被告保留向原告起诉的权利；关于原告追加安同庆为被告，二被告认为安同庆的行为均代表公司，与其个人无关；本案第三人与原告有串通嫌疑，将第三人欠原告的货款转嫁给被告，原告提供的录音也不能证实其主张。综上不同意原告诉请。第三人刘小四述称，第三人于2015年7月25日为被告交蜂蜜，当时协商了价格，7月26日安同庆给王中山转了30多万，回去后刘小四又和王中山联系告知还能收一部分蜂蜜，刘小四和被告进行了沟通，电话协商每吨1.18万元收蜂蜜。运输蜂蜜的司机送货到天津之后给刘小四打电话，被告安同庆安排被告天津市安氏蜂业有限公司的人员与刘小四、运输司机到磅站过磅，第一车2015年8月3日，130个大桶，39.4吨；2015年8月4日130个大桶，39.18吨；2015年8月6日，送了505个塑料桶，数量是40.24吨；2015年8月7日送了504个塑料桶，数量是39.98吨。以上为毛重，净重量是150.053吨，每吨1.18万元，金额是1770625.4元。8月3日送货之后，刘小四找安同庆协商付款事项，安同庆告知有一个银行存单8月7日到期，到期后付款，刘小四将该情况告知王中山，当时由于各方信任，随后又发了几车蜂蜜。8月10日，刘小四找安同庆要货款，安同庆说磅单原件丢了，刘小四把自己手里的磅单给了被告，被告给了刘小四两张复印件，当天十一点的时候，安同庆说蜂蜜质量有问题，货款暂时不能支付，刘小四联系了王中山，安同友让王中山到秦皇岛对蜂蜜进行检验，货款一直未结。在天津停留期间第三人刘小四因没钱找安同庆预支了2000元，刘小四打了预支蜂蜜款的条，之后刘小四回去了；后来刘小四又来天津十几次替原告索要货款，有时候是自己来有时候是和王中山一起，但是货款一直没结，催要货款期间进行了录音。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共提交证据十一组。证据一：2015年7月23日货运配载中心协议书1份、过磅单1份、交易记录1份、被告天津市安氏蜂业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查询5页，证明2015年7月23日被告与原告建立买卖合同关系，被告公司向原告购买蜂蜜，原告履行了发货义务，并经被告过磅签收，被告公司通过其股东安同庆支付了货款；证据二：2015年8月1日货运配载中心协议书1份、过磅单1份；证明2015年8月1日被告公司再次向原告采购蜂蜜39400kg，被告过磅签收，但未支付相关款项；证据三：2015年8月2日货运配载中心协议书1份、过磅单1份，证明2015年8月2日被告公司向原告采购蜂蜜39180kg，被告过磅签收，但未支付相关款项；证据四：2015年8月4日货运配载中心协议书1份、过磅单复印件1份，证明2015年8月4日被告公司向原告采购蜂蜜40240kg，被告公司过磅签收，但未支付相关款项；证据五：2015年8月5日货运配载中心协议书1份、过磅单复印件1份，证明2015年8月5日被告公司向原告采购蜂蜜39980kg，被告公司过磅签收，但未支付相关款项；证据六：对账单1份，证明原被告采购蜂蜜的交易时间、数量、单价及总价，被告公司的付款情况；证据七：谈话录音三份（2017年3月5日上午谈话录音1份，录音包括人员包括刘小四、王中山、安同庆，录音文件名为06000124；2017年3月27日谈话录音1份，谈话人员包括刘小四、王中山、安同庆，录音文件名为09200151；2017年3月27日谈话录音1份，录音包括人员包括刘小四、王中山、安同庆，录音文件名为09200153）。证明被告公司收到原告向其送货的蜂蜜，被告公司拖欠原告的货款，原被告合议通过磅单确定送货数量；证据八：侯马市上马香串货运部出具的证明，证明侯马市北方货运配载中心更名为侯马市上马香串货运部，原告通过该货运部共计向被告公司运输了5次蜂蜜，被告均已经签收；证据九：说明两份，证明北方货运配载中心指派司机向被告送货时，因被告扣留原告蜂蜜的包装桶未予返还，配载中心就此事向原告说明，证明原告向被告送货的事实，及被告扣留了原告的包装桶未返还的事实；证据十：实际承运司机徐某、姚某、车宝均的证人证言，三位证人到庭作证，证明北方货运配载中心为原告向被告运输蜂蜜的时间、数量、装卸货及过磅情况，原告已经履行了发货义务，被告收到了蜂蜜，未支付货款且扣留了原告包装蜂蜜的塑料桶；证据十一：山西省侯马市工商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证明，证明侯马市北方货运配载中心更名为侯马市上马香串货运部，原告提交的配载协议书与侯马市上马香串货运部出具的证明均为真实的。被告天津市安氏蜂业有限公司与被告安同庆的质证意见为：证据一至五中的协议书及过磅单，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协议书只能证明原告委托发货，与被告公司没有直接关系，卸货地点虽然填写的是被告公司，但托运方可以随意填写，不能证明实际的卸货地点，协议书不能证明被告公司收到了货物，原告应向法庭提交有被告签收的货运单证实被告已经收到货物，后两次送货单的过磅单也不是原件，过磅单原件没有被告公司签字盖章，不能证明货物送达被告，货车只要到有地磅的地方均能取得过磅单，所以原告提交的磅单除第一张外，其余不能证明与被告有关联，也不能证明被告已经收到对应的货物，对证据一中的交易记录、被告工商登记信息查询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只能说明我公司与刘小四有交易，不能证明与原告有交易；证据六的对账单没有被告的签字盖章，是原告自己单方制作的，真实性不认可，也没有证明力；证据七中三份录音证据的原始载体存有疑问，原告当庭拿出了4个录音笔，录音笔里所记录的录音时间与原告所称的录音时间不符，而且从录音笔中可以看出里面有多段录音，存在原告剪辑的可能性，原告向法庭提交的录音证据，并不是全部录音，提供的文字整理资料与录音不符，其庭前向法庭提交的录音光盘不能证明被告收到了原告的货物，同时也不能证明被告拖欠原告货款，从录音内容中可以听出被告与第三人之间有业务关系，与原告并没有直接业务关系，在其中的一份录音中，第三人明确表示因岁数大了，希望由王老板来接替他，在所有的录音中并没有标明录音中的王老板是本案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所有录音中没有提到原告合作社的名字，所以原告提交的三份录音证据，是原告与第三人之间串通试图制作对被告不利的证据，而且录音中也可以听出第三人与原告之间是有账需要对的，原告提供的所有的录音证据形式上存在瑕疵，内容上也不能证明被告欠付原告货款；证据八侯马市上马香串货运部出具的证明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工商变更记录应提交工商部门出具的证明，其提供的工商营业执照的注册日期为2015年12月7日，在涉案买卖发生之前，该货运部尚未成立，其证明没有效力；证据九的真实性不认可，并且配载中心不能证明货物是否送达被告，不认可证明目的；证据十原告提交的证人证言与证人在庭上的表述不一致，证人庭上证实原告的货物运到天津后是第三人刘小四接收的，且不存在被告不让将包装桶拉走和不打欠条的事实，根据证人在庭上的陈述，原告庭前提交的书面证人证言是原告按照自己的诉讼目的出具，送货时间、地点、数量、包装等内容都是原告提前打印好，证人只是在上面签字，证人对书面证言的内容并不完全清楚，对于送货到安氏蜂业公司也是原告提前授意证人，庭上没有一个人能够明确说出被告公司牌匾的形状、大小、颜色；第三人刘小四对原告提交的全部证据均认可。被告天津市安氏蜂业有限公司、被告安同庆及第三人刘小四均未向法庭提交证据。对原告提交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关于第一组至第五组证据中的山西省侯马市北方货运配载中心协议书（以下简称“货运配载中心协议书”）及过磅单，原告的证明目的为被告向原告采购蜂蜜及蜂蜜数量的情况，被告对货运配载中心协议书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但不认可其关联性，对第一组至第三组证据中的过磅单真实性未提出异议，由于第四组证据与第五组证据中的过磅单原告未提交原件，被告不认可其真实性，被告认为过磅单除第一组外均与被告没有关联。本院认为，从原告提交的证据内容来看，货运配载中心协议书填写的信息与过磅单记载的信息无任何联系，过磅单中无原告、被告或标的物的任何信息，货运配载中心协议书由原告法定代表人、承运人、中介部门三方签字或盖章，没有被告填写的任何内容，卸货地点与吨位件数填写的内容不能作为确定被告收货及货物数量的依据，无论是货运配载协议书或过磅单本身，还是将它们结合起来，均无法证明原告委托承运人运输的蜂蜜由被告收货及收货数量。原告在第一组证据中还提交了交易记录和被告工商登记信息，被告认可两份证据的真实性，但认为只能证明被告交易的相对方为第三人刘小四。本院认为，交易记录中虽然付款方为安同庆、收款方为王中山，但该款项用途明确载明“刘小四蜂蜜款7/25”，庭审中法庭向第三人刘小四询问其与原被告什么关系，刘小四回答“从1998年就认识被告公司给他们交蜂蜜”，所以无法通过交易记录确定购买原告蜂蜜的交易相对方为本案被告，将第一组至第五组中的全部证据结合起来，也无法认定原告主张的与被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及货物数量的待证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综上，本院认为，对货运配载协议书、交易记录、被告工商登记信息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予以采信，但原告提交的第一组至第五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即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蜂蜜的合同关系以及被告收货数量。原告提交的第六组证据对账单，被告不认可真实性，本院认为对账单系原告单方制作，无被告签字或盖章，无法核实真实性，不能作为双方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及确定欠款数额的证据，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交的第七组证据谈话录音，被告认可录音中谈话人员包括被告安同庆，但认为录音内容存在剪辑的可能性，不能证明被告收到原告供货的蜂蜜。本院认为，录音内容中第三人刘小四多次试图与被告安同庆对账，但始终未对账成功，就蜂蜜数量、价款未达成合意，原告提交的谈话录音中无内容显示蜂蜜买卖的交易双方为本案原被告，同时刘小四在谈话中多次提到“自己要给老王写个底、把收货情况交代一下”,法庭调查中原告陈述其委托运送的蜂蜜是由刘小四确认收货，刘小四陈述被告未授权其代表被告收取蜂蜜，只是有电话联系，亦未向原被告收取任何居间费用，而且刘小四当庭陈述其与被告安氏蜂业存在未付清的货款，无法排除其陈述存在不客观、不真实的可能性。综合录音内容与原告和第三人的陈述，无法证明被告已收到原告委托他人运送的蜂蜜存在高度可能性，对原告提交的谈话录音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交的第八组证据侯马市上马香串货运部出具的单位名称变更说明与第十一组证据山西省侯马市工商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证明，被告均不认可，本院认为两份证据的内容均是货运中介部门名称变更的说明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提交的第九组证据侯马市上马香串货运部出具的证明与第十组证据证人姚某、徐某、车宝均的证言，原告的证明目的为向被告送货数量以及包装桶被扣留的情况，被告均不认可。本院认为中介部门出具的证明不能作为送货的直接证据，三位证人在出庭作证过程中无法准确回答出具体的送货吨数，与其提交的书面证人证言不一致，且均陈述货到后是联系刘小四，对于被告公司的牌匾位置、形状等内容三位证人无法清楚陈述，且证人姚某当庭陈述书面证言是原告事先拟好再由其签字，证人车宝均当庭陈述对送货的具体数额记不清楚，与其书面证言中明确的送货数量不一致，三位证人当庭陈述的内容与其书面证言不一致，存在诸多疑点，本案的证人证言不能单独证明原告与被告安氏蜂业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亦无其他证据予以印证，无法确定被告收货及货物数量，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认为，无论是十一组证据本身还是将原告提交的全部证据结合起来，均无法确定本案买卖合同成立的两个必备条款，即买受方为本案被告安氏蜂业及收货数量。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如下：原告侯马市百草园蜂业专业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王中山分别于2015年7月23日、2015年8月1日、2015年8月2日、2015年8月4日、2015年8月5日与案外人侯马市北方货运配载中心、承运人姚某、徐某、车宝钧签订货运配载中心协议书，原告委托承运人运送蜂蜜，货到后承运人联系第三人刘小四，承运人通过第三人刘小四电话告知原告承运人完成送货义务，由原告根据第三人刘小四告知的运输情况结算运费，第三人刘小四与原告侯马市百草园蜂业专业合作社、被告天津市安氏蜂业有限公司均存在过蜂蜜买卖的业务，被告安同庆于2015年7月26日向原告侯马市百草园蜂业专业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转账387656元，该笔转账费用的用途为刘小四蜂蜜款7/25。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予以证实。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被告之间是否买卖合同关系。针对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原告未能提交买卖合同、对账单、送货单等证据证明原被告间的买卖合同关系，通过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分析认证，无法形成原告与被告安氏蜂业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证据链。原告目前提交的证据与当事人陈述仅能查明第三人刘小四收到了原告托运的蜂蜜，而蜂蜜的数量、蜂蜜运输工作的完成情况、车辆可否空载运回均由第三人刘小四与原告直接确定，在第三人刘小四当庭陈述其与原告侯马市百草园蜂业专业合作社和被告安氏蜂业均存在过蜂蜜买卖合同关系的情况下，原告关于买卖合同的对方为本案被告安氏蜂业的主张，既无直接证据证实，又不能排除原告托运的蜂蜜收货人为他人的可能性。故原告关于与被告安氏蜂业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的主张，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中，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以原告与被告安氏蜂业买卖合同关系成立为前提，在双方买卖合同关系未被证实的情况下，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均不能得到支持。原告主张被告安同庆承担连带责任，其理由为二被告发生财产混同，但其财产混同的证据为证据一中的交易记录，本院认为该证据不足以认定二被告发生财产混同的事实，且安氏蜂业也非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原告未能提交其他证据证明财产混同的事实。综上，驳回本案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项、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侯马市百草园蜂业专业合作社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098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26098元，由原告侯马市百草园蜂业专业合作社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 婧代理审判员 王 蕊人民陪审员 果泽强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八日书 记 员 张迎辉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对合同欠缺的欠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内容，当事人达不成协议的，人民法院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等有关固定予以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对账确认函、债权确认书等函件、凭证没有记载债权人名称，买卖合同当事人一方以此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第一项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