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金商终字第145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飞洪。
委托代理人：朱胜平。
委托代理人：仰长东。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大宇电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笑爱。
委托代理人：梅美妃。
上诉人吴飞洪为与被上诉人浙江大宇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宇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武义县人民法院（2014）金武商初字第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09年1月1日，大宇公司、吴飞洪双方签订销售协议一份，合同的主要内容为：甲方（大宇公司）同意乙方（吴飞洪）为河北省石家庄片区的经销商，负责大宇牌品牌系列产品在该片区的销售工作；销售期限为2009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销售定额任务为100万元；乙方需要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须在产品发货之日起一个月内开出，并必�款到才能开具发票，逾期作自动放弃处理；发生争议由甲方所在地法院裁决。2010年5月1日，经双方结算，吴飞洪尚欠大宇公司货款116万元。同日，吴飞洪向大宇公司出具欠条一份，写明：今欠大宇公司电动工具货款合计人民币壹佰壹拾陆万元整。此后，吴飞洪分别于2010年10月3日、2010年11月25日、2011年12月20日、2012年7月16日支付大宇公司货款5万元、6万元、10万元、5万元，合计26万元，余款90万元至今未付。
2013年12月25日，大宇公司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吴飞洪立即支付货款90万元及赔偿损失（损失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判决确定支付之日止），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吴飞洪在原审中答辩称：双方于2010年5月1日经结算确定的尚欠货款116万元情况属实，其分别支付的货款款项金额也属实，但大宇公司2012年11月9日委托律师向吴�洪发函时其已委托第三方向大宇公司支付了本案所涉的其他款项，即全部货款已经支付完毕，不存在拖欠的情况。请求法院驳回大宇公司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大宇公司与吴飞洪之间的买卖关系，合法有效，依法受保护。吴飞洪尚欠大宇公司货款90万元事实清楚，吴飞洪理应按约及时付款，其未及时付款的行为已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违约责任。吴飞洪认为第三方公司已代其向大宇公司付清所有欠款，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第三方公司系代其向吴飞洪支付货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对吴飞洪的相应辩解，不予采信。故大宇公司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依法予以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吴飞洪于判决生效后�日内支付大宇公司货款90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起诉之日也即2013年12月2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本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800元，减半收取6400元，由吴飞洪负担，限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吴飞洪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吴飞洪尚欠大宇公司货款90万元，属认定事实错误。吴飞洪欠的所有货款，均已通过自己付款以及第三方代付的方式清偿完毕。（一）原审法院根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具时间来推定付款时间，进而得出本案第三方公司所付款项是对与大宇公司之间发生的新业务付款，这一推论是站不住脚的。双方合同中�开票时间是吴飞洪与大宇公司之间的约定，但由于吴飞洪与第三方公司之间也存在业务往来，吴飞洪向第三方公司提供货物，第三方公司向吴飞洪支付货款。后因吴飞洪尚欠大宇公司货款未付清，故将本应由吴飞洪收取的货款，直接由第三方公司支付给了大宇公司，以作为代偿吴飞洪欠大宇公司的货款。而大宇公司再根据第三方公司代付的款项数额直接向第三方公司开具发票。因此，第三方公司的付款时间与合同约定的开票时间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不能仅凭付款时间在开票时间之后，就武断地认定第三方公司的付款是其与大宇公司之间发生新业务的付款。更何况，开具发票是协议约定的属于大宇公司的附随义务。（二）吴飞洪存在超额支付货款的情形，也是合情合理的。本案的付款方，包括第三方公司和吴飞洪个人，一共有六个主体，付款时间从2010年至2012年，时间跨度大，且多为第三方公司根据吴飞洪的指示代付，没有一个专业的财务人员对账目做统一的处理，存在多付的情形也是正常的。另外，由于吴飞洪与第三方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往来，第三方公司是根据吴飞洪的发货量结算货款后再支付给大宇公司，款项存在零头也是合理的。而即使吴飞洪多付了款项，也可以要求大宇公司返还不当得利。（三）原审法院认为第三方公司与大宇公司之间的业务很有可能是通过吴益升与大宇公司发生。原审法院完全是在毫无依据的推测。既然是“很有可能”，说明这是不确定的事实，既然不确认，而原审法院却将此作为事实予以认定，显然是错误的。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认为吴飞洪提供的证据无法证明第三方公司支付的款项系代付款的事实，将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判由其承担，显然是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原审中�吴飞洪提供的第三方公司出具的证明以及相应的付款凭证，足以证明第三方公司代付款的事实，已经完成相应的举证责任。现大宇公司抗辩称这些款项并非是第三方公司代付，而是与之发生另外业务的付款。根据证据规则的规定，理应由大宇公司举证证明这些款项系其与第三方公司就案外业务产生的货款，如提供相关的合同、协议、发货清单或者结算凭证等等，而单凭增值税发票则无法得出大宇公司与第三方公司之间存在本案之外的其他业务往来的唯一结论。在无法举证证明的情况下，应当由大宇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三、大宇公司凭空捏造其与第三方公司之间存在新业务，否认第三方公司的代付行为，企图通过诉讼的方式，达到非法占有合法财产权益的目的，该行为属于虚假诉讼，涉嫌刑事犯罪，建议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综上所，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为驳回大宇公司的原审诉讼请求或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大宇公司答辩称：一、吴飞洪提出有五家公司代为支付货款90万元，不能成立。1、双方没有争议的几笔付款都是由吴飞洪个人户头支付给大宇公司，没有第三方公司代付的情况。所以吴飞洪本人付款已经构成一个付款惯例，所谓的第三方代付不符合惯例。2、2012年6月27日大宇公司委托律师向吴飞洪寄律师函，要求吴飞洪支付拖欠的货款95万元。吴飞洪收到该份律师函后，没有对欠款的金额提出任何异议，也没有提出第三方公司代付的情况，而且律师函已经明确写明吴飞洪如果对事实有异议，应当书面形式在规定期限内提出异议，但其仍未提出异议，这说明第三方公司代付的情况是不存在的。如果有五家公司代付的情况，吴飞洪必定会提出异议，不提异议不符合常理。3、吴飞洪在收到大宇公司委托律师发的这第一份律师函后还支付了5万元，这5万元也是吴飞洪本人账户付款。假设5家公司代付的情况存在，按照吴飞洪举证的付款金额统计了一下，除了河北雷铭商贸有限公司付款是2012年7月16日以后，其他的付款都在2012年7月16日之前，吴飞洪于2012年7月16日支付5万元就已经超出了欠的货款金额，这也是不符合常理的。而且在这5万元已经超出付款金额的情况下，吴飞洪还由河北雷铭商贸有限公司于2012年8月16日支付了5万元，等于在原来已经超付的金额上又超出支付了。总共超出金额达到67900多元，这显然不符合常理。所以吴飞洪提出有5家公司代付欠条载明货款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4、从5家公司开具证明的时间看，是非常随意的，举证也是陆陆续续的，可以说每次都是提交证据、补充证据。该案第一次起诉时大宇公司只找到欠条没有找到合同，按吴飞洪住所地起诉到婺�法院。吴飞洪提出异议要求移送到河北石家庄法院，大宇公司考虑到执行，也没有提出异议，就移送到河北石家庄法院。吴飞洪于2013年7月3日提交了两公司开具的证明及相应的付款凭证，该两个公司就是河北雷铭商贸有限公司及石家庄雷恩科技有限公司，这两家公司与吴飞洪的关系等同于吴飞洪本人，一审时吴飞洪也承认河北雷铭商贸有限公司就是其实际控制的一个公司，石家庄雷恩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吴飞洪的妻子，吴飞洪是股东，这两个公司开具的证明是不可信的。吴飞洪第一次提交的就是该两公司的证明。吴飞洪又提交石家庄博世兴隆机电设备有公司2013年8月10日出具的证明、山西汇众达机电技术有限公司2013年8月15日出具的证明，该两公司的银行汇款凭证都没有加盖银行的印章。后大宇公司找到销售协议，向石家庄法院撤诉，按销售协议起诉到武义法院。第一次开庭吴飞洪提供了邯郸市哈一量具刃具有限公司2014年3月15日的证明，汇款凭证也没有银行盖章。第二次开庭又提供了石家庄雷恩科技有限公司的证明6万元。如果吴飞洪陈述的5家公司代付的情况存在，不可能陆陆续续一次次提交的，应该在石家庄法院时将5家公司代付证据一并提交，如果时间允许吴飞洪可以开具更多证明。二、吴飞洪不能证明5家公司付款与本案的关联性。所有的付款凭证上都没有写明是代吴飞洪付款，所以关联性也是证明不了的。大宇公司提交的增值税发票与付款都是能相对应的，证明是独立于欠条之外的与第三方发生的新的业务关系。吴飞洪的主张与举证存在不符合常理的情况，自相矛盾。三、本案举证责任分配的问题。大宇公司已经提交了欠条和销售合同等证据证明尚欠货款90万元，对该点吴飞洪是没有异议的。吴飞洪提出其已经由5家公司代为支付该90万元货款，应该由其负举证责任。因为吴飞洪的付款义务就是对合同义务的履行，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吴飞洪应该承担付款已经付清的举证责任，其不能举证证明其已经达到合同目的举证要求。大宇公司不但能够证明吴飞洪欠货款90万元，而且提供增值税发票证明吴飞洪所说的5家公司代付货款的情况不存在。案外人吴益升（吴飞洪的哥哥）要求大宇公司开具5万元的发票给河北雷铭商贸有限公司，这有吴益升签字的证据。吴飞洪认为其与第三方公司存在业务往来，货款由第三方公司代付给大宇公司，对该事实应进一步提交有业务往来的证据，没有进一步提交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做的判决完全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吴飞洪向本院提供公证书五份，证明五家公司均是代吴飞洪付货款。石家庄雷恩科技有限公司支付68万元、河北雷铭商贸有限公司支付5万元、石家庄博世兴隆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支付6万元、邯郸哈一量具刃具有限公司支付77082.69元、山西汇众达机电技术有限公司支付100830.57元。
大宇公司质证认为：一、上述证据逾期举证，且不属于新证据，根据相关证据规则规定，人民法院不予采纳。二、对于公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1、因为没有提供公证处的职业许可证等相关证件，也没有提供公证员资格证件，不知道是否有这个公证处，因此对真实性提出异议。2、按照公证法第13条第1项的规定，公证机构不得有下列行为：为不真实、不合法的事项出具公证书。本案的三份证明、两份声明显然是不真实、不合法，公证机关虽然只是对于�证、声明的印鉴和声明是否真实作公证，但按照证据规则，证人应出庭作证，法人的证明不属于法定的证据形式，因此公证机关对证明上的印鉴和签名进行公证，合法性值得怀疑。而且公证的范围一般是双方之间的协议或者仅凭一方意思表示就可成立的单方法律行为，如订立遗嘱放弃继承权等，本案证明和声明上的印鉴和签名不属于公证范围，因此对公证书的合法性有异议。3、对公证书与本案的关联性有异议。公证书与本案没有关系，更证明不了吴飞洪主张的证明事项。首先，本案的公证书公证机关只进行形式的审查，不涉及实质内容的审查。公证书最多只能说明证明上的印鉴和声明上的印鉴、签名是真实的，但是对于三份证明和两份声明的内容是否真实并没有进行公证，因此根本证明不了证明和声明上的内容是真实的。其次，证明和声明的内容涉及到案件的事�，需要由法院审查核实，不是由某个单位、某个个人出个证明和声明就能作为定案依据。因此这些证明、声明对大宇公司不发生任何法律效力，所以公证书与本案事实之间没有关联性，也证明不了待证事实。三、这些相关的证明、声明，证据形式不合法，内容也完全不属实。
本院经审查后认为，吴飞洪提供的上述公证书是对原审中其提供的证明证据的补强，公证书里面的证明及声明内容与原审中证明内容的意思表示没有差异，不足以证明第三方公司代吴飞洪支付货款。
大宇公司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根据原审法院作出的（2014）金武商初字第22号民事判决中相应认定，吴飞洪与大宇公司在2010年5月1日双方结算终止业务关系后，2011年1月1日，吴益升（吴飞洪的哥哥）与大宇公司建立电动工具买卖业务，至2013年9月1日终止业务。
本院认为，2010年5月1日，经结算确认吴飞洪尚欠大宇公司货款116万元。吴飞洪在此之后通过汇款方式支付款项26万元。大宇公司诉请剩余的货款数额为90万元。吴飞洪提出石家庄雷恩科技有限公司、山西汇众达机电技术有限公司、邯郸市哈一量具刃具有限公司、石家庄博世兴隆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河北雷铭商贸有限公司向大宇公司支付货款共计967913.26元系代其支付上述欠款。经审查，上述第三方公司的汇款时间从2010年6月2日至2012年8月，在银行汇票凭证上注明的汇款用途为货款，并不存在代为支付的内容。大宇公司在收到货款后，对相应的货款数额出具增值税发票，应视为大宇公司与第三方公司另有交易往来。在2012年6月27日、11月9日，大宇公司委托律师两次向吴飞洪发函，明确载明尚欠货款数额等内容，对此吴飞洪没有异议，也没有提出第三方公司代�支付款项的主张，还在2012年7月16日向大宇公司汇款5万元，应视为对尚欠货款数额的确认。且吴飞洪提出的第三方代支付的款项数额明显多于尚欠货款数额，有违日常交易规则。至2011年1月1日，大宇公司在河北省石家庄片区的经销商已由吴飞洪变为吴益升。在此时间之后的第三方公司汇款及交易行为，已与吴飞洪无关，更不应认定为用于代吴飞洪支付款项。综上，吴飞洪的上诉理由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800元，由上诉人吴飞洪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楼淑馨
审 判 员 汤 泉
审 判 员 吴志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代书记员 施秀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