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终字第0977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1，女，1962年3月2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李钧钊，北京市北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2，女，1962年3月2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李钧钊，北京市北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张×2之夫），1956年10月23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原告）袁×1，男，1967年3月1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周岸，河南大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袁×2，男，1972年3月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周岸，河南大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袁×3，女，1968年4月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周岸，河南大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袁×4，女，1973年9月17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周岸，河南大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3，男，1942年3月2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张×11（张×3之子），1974年3月13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卞×，女，1956年1月1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宋万欣，北京市金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4，男，1987年1月2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宋万欣，北京市金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5，女，1982年11月16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宋万欣，北京市金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1、张×2、袁×1、袁×2、袁×3、袁×4因法定继承纠纷一案，均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3）西民初字第019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1月，张×1诉至原审法院称：张×6与郭×1系夫妻关系，在婚姻关系期间双方共生育五名子女，分别为：长子张×7、长女张×8、三子张×3、四女张×2、五女张×1。2001年3月8日张×6去世，2004年5月7日郭×1去世。张×7夫妻均于60年代初因故去世，张×7夫妇生有一子，张×9。张×9也于2009年8月21日去世，卞×系张×9之妻，张×5系张×9与其前妻所生之女，张×4系卞×与张×9所生之子。张×8于1997年12月29日去世，张×8与丈夫袁×1共生育子女四人，即长子袁×1、二女袁×3、三子袁×2、四女袁×4。位于宣武区枣林前街×××号和×××1号两套房产系张×6、郭×1的共有房产，产权登记在张×6的名下，因二人生前均未订立遗嘱，故上述房产属于张×6与郭×1所遗财产。故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我作为张×6、郭×1的子女，享有继承上述房产的权利。为此，我诉至法院要求按照法定继承程序，确定本市西城区枣林前街×××号和×××1号房产中的五分之一产权份额归我所有。诉讼费由对方负担。
袁×1、袁×2、袁×3、袁×4诉称：张×1所述家庭成员情况属实。张×1陈述遗产情况也是属实的。我们四人系被继承人的孙子女，因张×8先于张×6、郭×1死亡，故要求确认我们四人的代位继承权，按照法定继承程序，代位继承张×8所应继承的本案诉争房屋中的产权份额。
张×3辩称：在父亲张×6去世后，我与张×1、张×8之夫袁×1、张×2之夫李×以及张×7之子张×9，在老一辈人的率领下，已经就张×6名下的房屋继承问题签署过一份《关于老人百年后及现阶段家庭问题的协议》。在协议中，袁×1作为已故的张×8之夫，明确表示自愿放弃继承遗产的权利。此后，我们享有继承权的其他子女，遵照老人的意愿，共同确定张×6名下的×××号房屋归我所有、×××1号房屋归张×9所有，我和张×9则分别给付张×2、张×1各3万元。现张×1等人出尔反尔，以张×6、郭×1生前未订立遗嘱为由，要求继承上述房产，属于无理诉讼。为此，我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张×1等人的诉讼请求。
卞×、张×4、张×5辩称：张×1陈述家庭成员情况没有异议，遗留遗产情况也属实。卞×系张×9之妻、张×4、张×5系张×9之子女。张×9之父张×7系被继承人张×6之子。1961年或1962年左右，张×7去世。2001年3月13日，张×9作为已故张×7之子，已经与张×3、张×1、张×2之夫李×及已故张×8之夫袁×1，就张×6名下的房产继承问题达成一致协议。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张×9已在2009年8月21日去世，其生前已经依据家庭成员签署的协议，取得了本案诉争的×××1号房屋所有权证书。为此，我方的答辩意见与张×3的答辩意见一致，也不同意张×1等人的诉讼请求。
张×2辩称：就本案诉争房屋的继承问题，我听从法院的判决。张×1陈述家庭成员情况属实，老人遗留两套房屋的情况属实。张×3所述的协议是张×2的爱人李×代本人签署的，协议约定是两万元，实际上我从张×3处取得了三万元。要求按照法定继承的规定继承我应得的份额。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张×6与郭×1系夫妻关系，二人婚姻存续期间共生育五名子女，即张×7、张×8、张×3、张×2及张×1。被继承人张×6于2001年3月8日去世，其妻郭×1于2004年5月7日去世。张×7于1961年左右去世，其妻先于张×7去世。张×7与其妻婚姻存续期间生育一子张×9，张×9于2009年8月21日去世，卞×为张×9之妻，张×4及张×5为张×9之子女；张×8于1997年12月29日去世，其夫为袁×1，张×8与袁×1婚姻存续期间共生育四名子女，即袁×1、袁×2、袁×3及袁×4。张×6去世后遗有位于西城区（原宣武区）枣林前街×××号和×××1号两套房屋。
2001年3月13日，张×3与张×9、张×1、张×2之夫李×、张×8之夫袁×1，在郭×3、郭×2、张×10、袁×2的见证下，签订了《关于老人百年后及现阶段家庭问题的协议》，该协议的内容为：“在老人率领下，大家团结、互爱、互助，是一个幸福家庭。家庭解离是一个客观规律。老人百年后，大家仍要互相尊重、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发（挥？）共同力量，帮助困难者，现就一些事情协商如下。一、骨灰存放，按老人遗言。具体实施时间，骨灰存放八宝山，待在世老人百年后共同撒入黄河及祖坟地，由张×3召集人办理。二、在世老人住原宅×××号。以张×3为主住此照顾，可以用保姆一人，张×3自带生活费，现有物品保持原样不动。三、现有房屋×××号归张×3所有。×××1号归张×9所有。张×3、张×9每人拿出现金贰万元给张×2、张×1。若局再给房屋由张×2、张×1所有。四、家中现存款肆万柒千元及局里再给费用不动，专供老人使用，由张×3支配记账，定期通报情况，每次取款数，共同商定。五、老人今后所需费用，由张×3、张×2、张×1、张×9四人平均负担。袁×1自愿不要遗产。以上第四项资金用完后，所需费用，每人应按实消平摊，百年后若还有余款，共同所有，分配时原则不变，可有偏重，扶持苦难者，由大家决定。以上条文解释权归舅父。签协人：张×3、张×9、张×1、张×2代李×、袁×1，参加人：郭×3、郭×2、张×10，执笔袁×2，2001年3月13日。”由于上述协议原件丢失，张×3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复印件。为证明该复印件内容与丢失的原件内容一致，提交了郭×2、张×10、袁×2等三人的公证书，三份公证书的主要内容为“一、该协议是在2001年3月13日签订的，签订地点是北京市宣武区白广路电管局家属院郭×1住的房屋里面。张×3、张×9、张×1、张×2和袁×1共同协商后达成该协议。在场的见证人有郭×2、郭×3和张×10。协议由郭×3保管；二、我听说协议原件找不到了，经过回忆，确认这个复印件与当时签订的原件是一致的。”原审诉讼中，张×1认可《关于老人百年后及现阶段家庭问题的协议》中有关”张×1”的签字系其本人签署，但张×1认为该协议约定如单位再分配房屋归其所有，但后来单位有变化未再分配房屋；袁×1、袁×2、袁×3、袁×4等四人则以该证据不是原件，真实性不予认可，且袁×1不是本案房产的合法继承人，不能代表其签署协议且其从未向四人提起过放弃继承权利一事，该协议应为无效协议；卞×、张×4、张×5则认可张×9曾经在《关于老人百年后及现阶段家庭问题的协议》上签字对该证据不持异议；张×2认可该协议是由其爱人李×签署的，同意张×1的意见。原审庭审中张×3及卞×、张×4、张×5称，已按照协议的约定分别将协议中约定的款项贰万元分别给付了张×1、张×2，且又多支付给二人每人10000元，张×1、张×2均认可收到了30000元。2004年5月18日，张×2、张×3、张×9、张×1依照《关于老人百年后及现阶段家庭问题的协议》的约定，就被继承人遗留的动产40094.68元进行了平均分配，每人分得10023.67元。另查，北京市西城区枣林前街×××1号房屋所有权已于2008年10月23日登记在张×9名下。原审法院就此在庭审中已向各方当事人告知，各方当事人对于上述登记没有异议。张×1坚持要求继续按照法定继承处理西城区枣林前街×××1号，坚持诉讼请求。袁×1、袁×2、袁×3、袁×4认可上述登记信息，不坚持对西城区枣林前街×××1号主张继承权利。又查：各方当事人均称在签署《关于老人百年后及现阶段家庭问题的协议》时郭×1已患有老年痴呆症。原审庭审中，张×3向原审法院提交了郭×1于2001年2月19日至2001年2月26日期间的住院病历，该病历中第一次出院总结中出院诊断中记载，郭×1患有脑梗塞、老年痴呆症、脑萎缩。但各方均未能向原审法院提交可以证明郭×1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具有法律意义的相关文书。现张×1以被继承人生前均未订立遗嘱为由，起诉要求按照法定继承程序，确定其享有张×6名下的位于宣武区（现西城区）枣林前街×××号和×××1号两套房屋中的各五分之一的产权份额；袁×1、袁×2、袁×3、袁×4以袁×1不是本案房产的合法继承人，不能代表其签署协议主张协议无效为由，要求代位继承张×8所应继承的本案诉争房屋中的产权份额；张×3、卞×、张×4、张×5以家庭成员之间已签订家事协议，且协议已履行完毕为由不同意张×1等人的诉讼请求；张×2以张×3所述的协议是其爱人李×代为签署为由要求按照法定继承的继承其应得的份额。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一）公民的收入；（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本案中，经查位于西城区枣林前街×××1号房屋所有权已登记在张×9名下，对此原审法院已向各方当事人释明，现已不属于被继承人的遗产，根据我国物权法的规定，不动产权属的确定，应以不动产权属登记为准。本案中，张×1要求继承的宣武区（现西城区）枣林前街×××1号房屋产权，已经由所有权人张×6变更为张×9，故法院不能确认被继承人张×6仍享有该诉争房屋的所有权。为此，法院对于张×1要求在本案诉讼中，将现登记在张×9名下的房屋，作为张×6遗产进行确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根据各方的陈述、举证、质证以及原审庭审查明的事实，法院可以确定本案争议焦点如下：一、张×3与张×9、张×1、张×2、袁×1等五人签署的《关于老人百年后及现阶段家庭问题的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是否可以作为本案诉争房屋的处理依据；二、袁×1在《关于老人百年后及现阶段家庭问题的协议》上，对于“袁×1自愿不要遗产”签字及李×代张×2的签字行为，是否可视为袁×1对袁×1、袁×2、袁×3、袁×4等四人及李×代张×2实施了表见代理行为；针对争议焦点一，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2001年3月13日，张×3与张×9、张×1、张×2、袁×1五人在见证人见证下签署了《关于老人百年后及现阶段家庭问题的协议》，协议签订后，各方当事人已按协议内容履行完毕，张×3、张×9已按协议将约定款项交付张×1、张×2；张×9已按协议认定将房产过户；张×3、张×9、张×1、张×2也已按协议约定平均分配被继承人所遗动产，由此看来，上述协议的签署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可以作为本案裁判依据。虽然在上述五人签署《关于老人百年后及现阶段家庭问题的协议》时被继承人郭×1尚健在，且未在协议上签字，但各方当事人均认可郭×1患有老年痴呆症，张×3还就此向法院提交了北京电力医院出具的郭×1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诊断证明书，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认可及医院的病历记载，郭×1近几年即有精神障碍，思维混乱，且患者高龄。虽无证据证明郭×1已丧失行为能力，但其子女在签订协议时，已充分考虑到郭×1的养老问题，因此上述协议的签署并未侵犯郭×1的实体权利。针对争议焦点二，法院认为，袁×1作为张×8之夫，袁×1、袁×2、袁×3及袁×4之父，虽其不享有本案诉争房屋的继承权，但考虑袁×1的身份，且其一家人长期生活在外地，远离被继承人，难以履行赡养义务，其在妻子去世后代子女在《关于老人百年后及现阶段家庭问题的协议》的行为，符合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应构成家事代理。自协议签订后，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袁×1、袁×2、袁×3及袁×4从未就其母的继承权主张过权利，应视为该四人已对其父签字行为的认可，对协议约定的事实接受。李×代张×2在协议上签字后，张×2已按协议内容实际领取了协议款项，且按协议内容参与了动产分割，张×2以其行为对李×在协议上的签字表示认可，因此构成了表见代理。综上所述，《关于老人百年后及现阶段家庭问题的协议》合法有效，袁×1的行为构成家事代理，张×1、袁×1、袁×2、袁×3、袁×4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于2014年6月判决：驳回张×1、袁×1、袁×2、袁×3、袁×4全部诉讼请求。
判决后，张×1不服，上诉至本院要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其原审诉讼请求，具体上诉理由是：1、原判认定协议书有效属于事实不清，协议书没有原件，张×1不认可协议书的真实性，仅凭证人证言也不能认定其真实性；2、两位老人未留有遗嘱，应适用法定继承；3、签订协议时袁×1也在场，应该让其签字，袁×1和李×的签字不属于表见代理。
张×2亦不服，上诉至本院，要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主要上诉理由同张×1，此外提出张×2患有严重残疾，法律规定分割遗产时应保留其份额，协议书严重侵害了其正当权利，要求继承涉案两处房屋的五分之一份额。
袁×1、袁×2、袁×3、袁×4亦不服，上诉至本院，要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具体上诉理由是：1、协议书不是原件，而是复印件，不认可协议内容的真实性；2、袁×1现在年纪很大，已经记不清签订协议时是否系其本人签字，且袁×1等四人当时已经年满十八周岁，应由其四人签字；3、袁×1等四人的母亲张×8来京照顾老人的送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不能认定张×8未尽赡养义务。
张×3答辩称同意原判，不同意三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主要答辩意见如下：涉案协议书已经于2004年执行完毕，执行时对方并未提出任何异议，且执行时考虑张×1和张×2的情况各给了其3万元。签订协议时袁×1及袁×1在场，但未提出任何异议，在协议签订后的十年中袁×1等人亦未提出任何异议，且在签订协议后张×3和张×9各给了袁×11万元。
卞×、张×4、张×5答辩称同意原判，不同意三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具体意见如下：张×1和张×2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各方已经按照协议内容履行了，现在张×1起诉也超过诉讼时效了；张×2是肢体残疾并非精神残疾，有配偶的扶养和子女赡养，还有退休工资，不需要保留份额；袁×1签订协议时也在场，不可能不知道其父亲签协议的事实，现在起诉也超过了诉讼时效，且袁×1的家事代理是成立的。
袁×1、袁×2、袁×3、袁×4同意张×1和张×2的上诉请求和理由。
张×1同意张×2和袁×1、袁×2、袁×3、袁×4的上诉请求和理由。
张×2同意张×1和袁×1、袁×2、袁×3、袁×4和张×2的上诉请求和理由。
本院审理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
以上事实，有各方当事人陈述、户籍证明、公证书、证人证言、动产分配收取凭证、收条、证明、房屋所有权证、《关于老人百年后及现阶段家庭问题的协议》、诊断证明书等相关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争议焦点一是原审法院认定《关于老人百年后及现阶段家庭问题的协议》具有法律效力是否适当；二是袁×1和李×在协议书上签字能否认定为家事代理行为。
本案中，2001年3月13日，被继承人张×6去世后，其子女张×3与张×9、张×1、张×2及张×8之夫袁×1等五人在见证人见证下签署了《关于老人百年后及现阶段家庭问题的协议》，协议签订后，各方当事人已按协议内容履行完毕，张×3、张×9已按协议将约定款项交付张×1、张×2；张×9已按协议约定将房产过户；张×3、张×9、张×1、张×2也已按协议约定平均分配被继承人所遗动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五条规定，继承人应当本着互谅互让、和睦团结的精神，协商处理继承问题，确定遗产分割的时间、办法和份额。上述协议签订时，作为张×6继承人之一的郭×1尚健在，其虽然未在协议上签字，但考虑到郭×1为87岁的高龄老人，根据病历显示其当时患有老年痴呆症，且张×3等人签订协议时，已充分考虑到郭×1的养老问题，因此上述协议并未侵犯其郭×1的实体权利。张×1、张×2及袁×1等四人上诉虽称上述协议系复印件，不认可其真实性，但结合见证人出具的经过公证的证人证言、张×1对协议上签字系其本人签署的陈述，以及协议书签署后，各方均已按照协议内容实际履行的情况，可以认定上述协议内容系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对各方应具有法律约束力。故原审法院认定该协议具有法律效力，并作为本案裁判依据，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袁×1和李×在协议书上签字能否认定为家事代理的问题，袁×1虽不属于张×6和郭×1的法定继承人，但袁×1作为张×8之夫，袁×1、袁×2、袁×3及袁×4之父，在其一家人长期生活在外地，远离被继承人，难以履行赡养义务的情况下，其在妻子去世后代子女在《关于老人百年后及现阶段家庭问题的协议》的行为，符合传统习惯和常理，应构成家事代理。且各方均认可袁×1在签订协议时在场，但袁×1并未对其父袁×1自愿放弃遗产的签字提出异议，且在协议签订后十几年内，袁×1、袁×2、袁×3及袁×4从未就其母的继承权主张过权利，应视为该四人已对其父签字行为的认可，对协议约定的事实的接受。李×作为张×2之夫，虽不属于张×6和郭×1的法定继承人，但考虑到张×2系残疾人行动不便，其夫李×代张×2在协议上签字后，张×2已按协议内容实际领取了协议款项，并参与了动产分割，张×2以其行为对李×在协议上的签字表示认可，因此构成了表见代理。关于张×2上诉称其系残疾人，应保留其房屋份额的意见，因李×代理其在签订协议时，已与其他继承人就遗产分割达成一致处理意见，其现要求分割房屋，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故原审法院认定袁×1和李×的签字行为有效，并按照协议内容作为裁判依据，判决正确，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
综上所述，张×1、张×2和袁×1、袁×2、袁×3、袁×4的上诉请求，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张×1、袁×1、袁×2、袁×3、袁×4各负担14元（张×1已交纳3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210元，由张×1负担70元，由张×2负担70元，由袁×1、袁×2、袁×3、袁×4负担70元（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屠 育
代理审判员 李凤凤
代理审判员 石 磊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日
书 记 员 孟董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