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东中法民五终字第272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东莞长安沙头证益鞋厂。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
负责人：陈伟东，厂长。
上诉人（原审原告）：宏祺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
法定代表人：林鸿祺。
上述两上诉人委托代理人：周军，广东雄爵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阳征斌，男，汉族，住湖南省隆回县，公民身份号码为×××2476。
委托代理人：吴长阳，广东说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东莞长安沙头证益鞋厂（以下简称证益厂）、宏祺投资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阳征斌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5）东二法民一初字第8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一、入职时间、职务：双方确认阳征斌于2011年10月20日第一次入职证益厂，2014年4月至9月离开证益厂，到深圳市金泰格机电有限公司上班。2014年10月15日第二次入职证益厂，两次入职后均任职贴合部员工。
二、社会保险及工资发放情况：2014年4月至9月期间，深圳市金泰格机电有限公司为阳征斌缴纳了医疗、工伤及失业保险。2014年10月至2015年5月期间，证益厂已为阳征斌参保了社会养老保险。双方确认阳征斌2014年10月至2015年5月期间实领工资分别为：2339元、4470元、3784元、2218元、2240元、3335元、3344元及569元。
三、签订劳动合同情况：阳征斌先后与证益厂签订了两份合同，期限分别为2011年10月20日至2012年10月19日、2012年10月19日至2015年10月18日，均约定初始工资为1100元。阳征斌主张其第二次入职后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证益厂应按照4000元／月的标准支付其双倍工资差额。而证益厂则主张由于公司规模较小，管理不是很规范，阳征斌在其他公司工作的半年应视为请假期间，双方一直未解除劳动关系，2014年10月15日，阳征斌只是继续回到证益厂上班，其上班后亦未提及签订劳动合同的事情，故证益厂无需支付阳征斌双倍工资差额。
四、解除劳动关系情况：双方确认阳征斌于2015年5月8日以“有事”为由向证益厂提出辞职并获批准。
五、仲裁情况：阳征斌于2015年5月11日向东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长安仲裁庭提起申诉，请求裁决证益厂支付其：1.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4000元；2.2014年11月15日至2015年5月8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24000元。该仲裁庭于2015年6月18日作出东劳人仲院长安庭案字（2015）396号仲裁裁决书，裁决：1.确认双方劳动关系已解除；2.由证益厂支付阳征斌经济补偿金4000元；3.由证益厂支付阳征斌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22500元。
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仲裁裁决书及送达回证、劳动合同两份、辞工单、省内基本养老保险参保凭证、参保情况记录表、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对账单、员工参加社会保险清单、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本案一审庭审笔录等。
原审法院认为，双方对双方劳动关系已经解除的事实均无异议，对此予以确认。争议焦点为证益厂是否需要支付阳征斌：1.2014年11月15日至2015年5月8日期间的双倍工资差额；2.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焦点一，首先，2014年4月至9月期间，阳征斌已实际在深圳市金泰格机电有限公司上班，此期间无证据证明阳征斌履行了请假及审批的手续，证益厂亦未为阳征斌缴纳社会保险。故证益厂称在阳征斌长达半年时间未上班的情况下，双方仍未解除劳动关系不符合常理，不予采信。其次，阳征斌第二次入厂后，即便是双方默认继续以原签订的第二份合同约束双方权利义务，双方亦应签订补充协议或者达成口头协议，而本案无证据显示双方存在上述协议。本案双方自阳征斌第二次入厂后并未签订新的劳动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和第二款及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因此，证益厂应支付阳征斌2014年11月15日至2015年5月8日期间的双倍工资差额，具体计算为：4470元÷2＋3784元＋2218元＋2240元＋3335元＋3344元＋569元=17725元。
焦点二，阳征斌于2015年5月8日以“有事”为由主动向证益厂提出解除劳动关系，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其请求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因证益厂系“三来一补”企业，不具备法人资格，不能单独对外承担责任，故宏祺投资有限公司作为证益厂的外方投资商号，应对证益厂应承担的责任负连带清偿责任。
原审法院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第八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确认证益厂与阳征斌的劳动关系已于2015年5月8日解除；二、证益厂、宏祺投资有限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连带支付阳征斌2014年11月15日至2015年5月8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17725元；三、驳回证益厂、宏祺投资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5元，由证益厂、宏祺投资有限公司负担。
一审宣判后，证益厂、宏祺投资有限公司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先入为主地表述成阳征斌先后两次入职。然而，证益厂从未确认阳征斌有两次入职时间，一直主ＸＸ征斌是2011年10月20日入职，没有确认阳征斌于2014年4月至9月离开证益厂后到深圳市金泰格机电有限公司上班，证益厂只是陈述阳征斌于2014年4月口头请假离开，至于阳征斌去了哪里，证益厂不得而知。二、首先，法律没有规定员工请假一定要以书面方式，也没有规定用人单位在管理员工请假问题上一定要让员工以书面形式请假。其次，阳征斌于2014年4月请假离开后，由于没有工作，因而也就没有工资，而交社保是需要阳征斌自己缴纳部分费用的，因而，证益厂在阳征斌无费用时没有为阳征斌缴纳社会保险是合情合理的。再次，阳征斌请假离开后，至于要去干什么，是阳征斌的自由，况且阳征斌离开后，证益厂无从对其进行管理。再次，原审法院认为在阳征斌2014年4月至9月离开证益厂期间，阳征斌在深圳市金泰格机电有限公司买了社保，就推定阳征斌与证益厂解除了劳动关系是错误的，不能以社保关系来确定某个人的劳动关系，其实法律也允许存在双重劳动关系。三、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阳征斌必须提交证据证明双方于2014年4月后就解除了劳动关系，但没有提交确切证据证明，而证益厂所提交的两份劳动合同证明双方于2011年10月20日形成劳动关系后两份劳动合同是连续的。在这种情况下，应让阳征斌举证不能的败诉后果。故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证益厂、宏祺投资有限公司无需支付阳征斌2014年11月15日至2015年5月8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17725元；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阳征斌承担。
阳征斌针对对方的上诉未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二审期间，证益厂、宏祺投资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证益厂厂长陈伟东出庭作证。阳征斌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二审补充查明，证益厂主ＸＸ征斌于2014年4月口头请假，后于同年10月15日回厂上班，在阳征斌回厂上班前并不知道阳征斌有到其他公司上班。对于原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二审法院应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因陈伟东是证益厂厂长、负责人，其不具有证人身份，故证益厂、宏祺投资有限公司申请陈伟东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准许。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证益厂、宏祺投资有限公司是否需支付阳征斌2014年11月15日至2015年5月8日期间未签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
双方均确认阳征斌在2014年4月至9月期间未在证益厂上班，而对上述期间未上班的原因存在争议，其中，阳征斌主张已离职并进入深圳市金泰格机电有限公司工作并提交员工参加社会保险清单等证据证明深圳市金泰格机电有限公司在上述期间有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证益厂则主ＸＸ征斌上述期间是请假，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明，虽对阳征斌提交的证据不予确认，但未提交的证据予以反驳，由此可见，阳征斌的主张更为合理，即双方的劳动合同关系在2014年4月已解除，而阳征斌在2014年10月再次入厂后，之前的劳动合同对双方并无约束力，双方本应重新签订劳动合同，而未重新约定，也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同意按之间的劳动合同履行，故阳征斌再次入厂后并双方未签订新的劳动合同，证益厂应支付阳征斌2014年11月15日至2015年5月8日期间的二倍工资差额，又因证益厂系“三来一补”企业，不具备法人资格，不能单独对外承担责任，故宏祺投资有限公司作为证益厂的外方投资商号，对证益厂应承担的责任负连带清偿责任。证益厂、宏祺投资有限公司主张无需支付上述款项的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证益厂、宏祺投资有限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东莞长安沙头证益鞋厂、宏祺投资有限公司负担（已预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许 卫
审 判 员 叶志超
代理审判员 陈美苑
二０一六年一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尹钧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