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1048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许昭银，男，汉族，1940年11月15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伟银，广东金轮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辛夷，广东金轮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庄思敬，男，汉族，1946年10月5日出生，住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泉金，男，汉族，1959年11月11日出生，住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梁康柏，男，汉族，1962年12月24日出生，住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
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罗平，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谢金岐，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许昭银因与被上诉人庄思敬、梁泉金、梁康柏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2民初37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许昭银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庄思敬、梁泉金、梁康柏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庄思敬、梁泉金、梁康柏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对许昭银与庄思敬、梁泉金、梁康柏提交的证据进行了“选择式”采信，导致事实认定错误。许昭银实际投资应为2251746.37元，而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1355459.3元，梁泉金实际投资应为15500元，梁康柏实际投资应为3000元，合计为18500元，而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梁泉金、梁康柏实际出资合共609500元。许昭银实际多投资1602304.49元，而不是一审法院认定的757916.22元。黄埔项目于1999年烂尾后，都是许昭银一个人在承担处理善后事宜的责任和垫付所有费用，其他各出资义务人均未尽到任何管理和承担风险的义务。许昭银不但不需要向其他出资方支付任何款项，反而是其他各出资方要向许昭银返还许昭银为黄埔项目多投入的资金、利息和费用。然而，一审法院对许昭银提交的关于许昭银多投资、多垫付费用的相关证据几乎均不予采信。但对庄思敬、梁泉金、梁康柏提交的关于投资、费用方面的证据，在许昭银不确认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情况下，却予以采信，并依据此证据中的金额来计算投资各方的投资金额。这种“选择式”采信是错误的。许昭银提交的证据3—1999年1月的《科目汇总表》中，已明确记载，许昭银实际出资为1406459.3元，庄思敬、梁泉金、梁康柏对该证据无异议，一审法院也予以采信。但一审法院又同时采信了庄思敬、梁泉金、梁康柏提交的补充证据4，认定经过调整后，截止2012年2月15日，许昭银的投资款应为1355459.3元，庄思敬投资款为1550000元，梁泉金、梁康柏共投资609500元。可是，许昭银对该补充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因为，该表格是梁泉金个人制作，其他投资方并未在该表格上签名确认，所以不能证明其他投资方的实际投资金额，许昭银仅确认，该表格中己记录的惠州市南通消防装饰工程公司(以下简称南通公司)(记录为庄思敬)投资155万元，许昭银投资1406459.3元，梁泉金投资15500元，梁康柏投资3000元，并确认许昭银、梁泉金、梁康柏分别将机械设备作为投资，折价均为18万元，但在黄埔项目烂尾后，梁泉金和梁康柏就私自将许昭银、梁泉金、梁康柏投入的机械设备进行了变卖，销售所得款项梁泉金、梁康柏二人并未还给许昭银，也未将该销售款用于黄埔项目的清算，其二人早已将设备的折价款全额回收。所以，该证据不能证明梁泉金出资195500元、梁康柏出资414000元(合共609500元)。另，虽然庄思敬、梁泉金、梁康柏提交的补充证据3一《关于解决广安项目结算分配问题汇总确认表》中记载了将梁康柏在广安项目中的应得款231000元作为投资款调至黄埔项目，但因梁康柏向黄埔项目借款15万且少出资25.6万元，所以该231000元早已冲抵完毕，根本不存在调至黄埔项目作为投资款的事实。根据庄思敬、梁泉金、梁康柏提交的补充证据3的记载，将广安项目的利润分配及处理方式作成表格如下：
名称
应得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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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得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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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得利润（均以许昭银的名义转入黄埔项目，作为投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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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得利润的处理结果
许昭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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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4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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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86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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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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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将该利润转为黄埔项目的投资款
梁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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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4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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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3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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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1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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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调配到黄埔项目中作为投资款，而是在（2011）茂南法民初字第1085号案中，对该案提起反诉，要求用该97.11万元与1085号案中原告许昭银诉求的76.37万元进行冲抵。法院判决进行冲抵。因此，该97.11万元并未投入到黄埔项目中，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
梁康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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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4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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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54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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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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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昭银投入的1406459.3元在1997年就已经完成，该投资款中不可能包含梁康柏的23100元，因为该23100元是在2004年8月才结算出来的。
而且，梁康柏在广安项目的帐目记录中，已自行记录了其向黄埔项目借款15万元的事实。另外，威通公司作为黄埔项目的工具，各投资方向威通公司的投资也应当属于黄埔项目的投资，根据威通公司章程的约定，威通公司的发起股东惠州市惠普实业发展总公司（以下简称惠普公司）(法定代表人：庄思敬)应当出资51.2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0％，许昭银、梁泉金、梁康柏应当分别出资25.6万元，各占注册资本的20％，而事实上，实际出资的只有许昭银和惠普公司，许昭银实际出资93万元，惠普公司实际出资35万元。那么，许昭银己多出资67.4万元，惠普公司少出资16.2万元，梁泉金少出资25.6万元，梁康柏少出资25.6万元。综上，即使应当把梁康柏的231000元的利润转入黄埔项目作为投资款，但梁康柏上述从黄埔项目的借款15万元和少出资的款项25.6万元，加在一起共计40.6万元，冲抵后(40.6万元-231000元=17.5万元)，梁康柏仍欠黄埔项目17.5万元。所以，根本不存在其231000元的利润包含在许昭银投入的1406459.3元中的可能。因此，一审法院对各投资人的实际投资款金额的认定是错误的，应予以纠正。二、一审法院无视客观事实，错误认定涉案项目没有后期费用，并且不在收入中予以扣减。1.许昭银在涉案项目后期，垫付了大量费用，应当从总收入中予以扣减，扣减各项费用后，涉案项目实际亏损6583449.13元，根本没有利润可进行分配。许昭银已举证证明，涉案项目烂尾后，许昭银为了妥善处理项目的后期问题，为了回收项目工程款，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垫付了大量费用。如果没有许昭银继续跟进、垫付费用，涉案项目根本无法完成，也根本无法顺利收回工程款。而在后期处理过程中，庄思敬、梁泉金、梁康柏根本没有一个人参与过相关事务的处理，全都置之不理，把全部责任和风险都推给许昭银一人来承担。而当看到项目工程款有回收了，就跳出来要求分配。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事实上，庄思敬、梁泉金、梁康柏的做法和要求都是无理的。而且，一审法院也认定，截止1999年1月，各投资方均确认涉案项目是收支平衡的。意思就是涉案项目已经没有资金可用，如果项目烂尾后，后期没有许昭银继续垫付资金的话，涉案项目的相关事务根本不可能可以妥善处理，并收回工程款。但一审法院无视许昭银对涉案项目付出的心血和费用，对许昭银提交的费用方面的证据几乎全面不予采信，认定许昭银没有为涉案项目垫付任何费用。这样的认定是违背客观事实的、是不符合常理的。所以，即使涉案项目的工程款应当进行分配，也应当先扣减许昭银为此项目垫付的各项费用后，在有剩余的情况下，才存在分配利润的问题。但经过许昭银的计算，涉案项目共计亏损6583449．13元，根本没有利润可进行分配。一审法院对许昭银的费用几乎全面否定，这种认定是完全错误的，应当予以改判。2.许昭银因多投资而产生的利息应当从涉案项目的总收入中进行扣减。许昭银要求从项目收入中扣减的利息，是因许昭银多投资而产生的利息，并不是许昭银应当投资款金额产生的利息。一审法院认为许昭银多投资的金额产生的利息不应当扣除是完全错误的。一审法院也认定，许昭银多投了资(只是许昭银认为一审法院认定的许昭银多投资的金额有误，许昭银认为其多投资了1602304.49元，而一审法院只认定许昭银多投资了757916.22元)，既然是多投了资，许昭银的资金被占用，那么根据《联合承包合同》第二条第5项的规定，各方所投入资金按月息2.5％计，从资金到帐之日起至收回投资款日止。许昭银自1999年1月起暂计至2017年12月，共228个月(共19年)，因多投资1602304.49元而产生的利息为7306508.47元(即1602304.49元×月利率2％×228个月=7306508.47元)。所以，应当从涉案项目的收入中扣减许昭银多投资而产生的利息7306508.47元。一审法院不予扣减此项利息的认定是错误的。3.许昭银有权从涉案项目的收入中领取自己的工资30万元。从涉案项目开始直到烂尾后的全部事务，都是许昭银一个人在处理，并为此垫付大量的资金，一直到收回项目工程款。而庄思敬、梁泉金、梁康柏在此期间不但出资不到位，对项目后期的事务处理，未承担任何费用、未履行任何义务。所以，许昭银理所应当领取自己的工资。而不出钱又不出力的庄思敬、梁泉金、梁康柏还有什么权利领取工资。许昭银领取工资的标准就是一审法院认定的每月3000元。但一审法院又错误认定不能单独扣减许昭银的应得工资，这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应当予以纠正。三、涉案工程董事会已名存实亡，一审法院仍认为涉案项目的资金运作需经董事会同意方能进行，许昭银在1999年1月后发生的开支未按约定记帐，因此，不予支持许昭银各项费用。这种认定是严重脱离事实的。《联合承包合同》中确实约定了“资金计划须经董事会会议一致通过，一切凭证需经审批才能入帐，大额资金运作需经董事会集体研究同意方能进行”，如果涉案工程一直正常进行下去，那么，各方投资人也肯定会严格履行这一约定。但涉案工程偏偏在1999年就开始烂尾了，庄思敬、梁泉金、梁康柏就要求许昭银把涉案工程的所有财务资料都移交给庄思敬、梁泉金、梁康柏的财务人员保管，移交财务资料当时的收支是平衡的，也就是无利润可分。此后，许昭银为了妥善处理涉案工程的后续事务，包括与涉案工程业主方打的十几年的官司，全部都是由许昭银一个人垫付费用、承担风险的。在与业主方诉讼过程中，因为调解的事情，许昭银与当时的代理律师及余崇伟一起找庄思敬、梁泉金、梁康柏商议诉讼事务的问题(因为省高院当时认定涉案工程总造价为1150万元，而调解方案仅为几百万元)，庄思敬却说：“那是老许个人的事。”许昭银在积极处理善后事务的期间，庄思敬去另外成立公司谋求个人事业去了，梁泉金、梁康柏去东莞做铝材生意，当老板去了。正是由于庄思敬、梁泉金、梁康柏不再理会后期事务，不出资、不出力，全部由许昭银一人在艰难支撑，许昭银十几年未领取一分工资，许昭银垫付的费用庄思敬、梁泉金、梁康柏没有给报销一分。这样的董事会早己名存实亡。可是一审法院仍认定资金运作需经董事会同意，这种认定是严重脱离事实的。庄思敬、梁泉金、梁康柏的态度就是“有责无我事，有钱我要分”。而且庄思敬、梁泉金、梁康柏在一审庭审中，对法官的问题一问三不知，就连其代理人都无法讲明涉案事实。这样对共同事务完全不理会的董事会成员、这样早己瘫痪的董事会，还有什么权利来分配利润。既然庄思敬、梁泉金、梁康柏现在要求分配利润，又有什么权利不扣减许昭银为此项目付出的成本，仅仅是资金上的成本，而许昭银花费的精力、时间等等成本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四、庄思敬不是本案适格的主体，无权要求分配涉案工程的款项。对于涉案工程款利益分配主体问题，在本院作出的(2015)穗中法审监民再字第93号《民事判决书》中已作出了明确的认定，即《联合承包工程合同》己约定，黄埔大楼项目的工程款权利应归于南通公司、许昭银、梁泉金和梁康柏三方共同享有。南通公司更名为惠州市汇通消防水电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通公司)后，于2012年11月19日又出具《证明》，将黄埔大楼项目有关该公司的权利义务全部由广州市威通贸易发展有限公司（原广州市威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通公司）承担，因此，当《联合承包工程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时，威通公司、梁泉金、梁康柏可依据《联合承包工程合同》约定向许昭银另行主张权利。然而，一审法院不顾生效判决中已认定的结论，仍然判定庄思敬有权分配涉案工程的款项。
庄思敬、梁泉金、梁康柏共同辩称，同意一审判决。
庄思敬、梁泉金、梁康柏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许昭银向庄思敬、梁泉金、梁康柏返还工程款3649600元及利息（利息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自2011年7月1日起计至清偿款项之日止）；2.许昭银负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1996年11月20日，许昭银与阳江市第二建筑工程公司广州分公司（后变更为阳江市建安集团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以下简称阳江二建广州分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许昭银承接的黄埔边检综合大楼工程项目挂靠阳江二建广州分公司施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建设方支付的工程款先划入阳江二建账户，阳江二建扣除1%的工程管理费和应缴纳的各项税费后划入许昭银账户。同年12月22日，庄思敬以南通公司（后变更为汇通公司）作为甲方名义与许昭银（乙方）及梁泉金、梁康柏（共同作为丙方）签订《联合承包工程合同》，约定三方联合承建广州市天王中心大厦及黄埔边防分局综合大楼，其中黄埔边防分局综合大楼挂靠阳江二建承建，乙、丙方现有施工队伍及拥有的机械设备折价投入施工；带资工程部分所投入的资金由三方共同承担，甲方出资50%、乙方出资17%、丙方出资33%；甲方负责合作项目的全面工作、资金调配，乙方负责外勤工作，丙方负责项目的技术管理，各方所投入资金按月息2.5%计，自资金调入专用账户之日起至收回投资款日止；项目盈亏比例分配甲方40%、乙方20%、丙方40%；合作项目一经完成马上结算，并按相应协议分配利润；联合项目的管理机构以董事会的领导方式运作，庄思敬为董事长，董事会会议原则上由董事长召集，董事长不在时由董事长委托其他董事召集，每次会议必须有合作三方出席方能生效，其中资金计划、设备选购等须经董事会会议一致通过方能生效，项目一切凭证需经审批才能入账，董事会定期每季度集体审查合作项目的账务一次，大额资金运作需经董事会集体研究同意方能进行等等。
合同签订后，许昭银等挂靠阳江二建广州分公司对黄埔边检综合大楼施工。在施工过程中，因工程发包方拖欠工程款与承建方发生纠纷，最终通过诉讼调解方式由黄埔边防检查站向阳江二建支付工程款600万元，扣除律师费所剩余款492.2万元于2011年5月31日、6月14日划入阳江二建，阳江二建扣除管理费、税费后将剩余款项3978600元交给了许昭银，庄思敬、梁泉金和梁康柏于2012年1月18日要求许昭银将上述款项以“威通公司”名义开设共管账户，但许昭银认为涉案项目并非是“威通公司”的而是三方合作的，且没有进行清算而拒绝办理。尔后，“威通公司”以其是三方联合体名义起诉许昭银所收上述涉案款项返还，但历经一审、二审、再审，最终被生效判决认定上述涉案款项的所有权并不属于“威通公司”而驳回其诉讼请求。
一审另查明，1999年1月，庄思敬、许昭银、梁泉金三方在涉案项目会计制作的《科目汇总表》上签名，确认涉案项目收支平衡，其中庄思敬投资1550000元、许昭银投资1406459.30元、梁泉金、梁康柏合计投资18500元，后因三方合作的广安项目利润分配调整及投入的机械折价，除庄思敬外，其他合伙人在涉案项目的投资款均作了相应调整，截止2012年2月15日确定三方的投资总款为3514959.30元，其中庄思敬投资1550000元、许昭银1355459.30元、梁泉金和梁康柏合计609500元。
汇通公司确认庄思敬以其名义签订的《联合承包工程合同》所涉其一方的权利义务均由庄思敬个人承担。一审庭审中，三方均称涉案项目的对外债权债务已经全部了结，只是合伙人之间的内部债权债务还没有清理。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一起在合伙经营过程中，各合伙人是否按约定享有债权而产生的合伙协议纠纷。庄思敬、梁泉金、梁康柏与许昭银许昭银签订的《联合承包工程合同》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应受法律保护，各方当事人应切实履行。
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涉案合伙项目是否有盈余，二是有无按照约定分配。关于焦点一，因庄思敬、许昭银、梁泉金三方在涉案项目会计制作的《科目汇总表》上签名确认涉案项目收支平衡，也是三方联合体对涉案项目停工后的最后一次清算，说明至此时涉案项目并无盈余。此后，涉案项目获得一笔3978600元的工程款进账，且三方在庭审中均称涉案项目的对外债权债务已经全部了结，那么，该笔工程款在不考虑各方投资、垫资等内部债权债务基础上而相对三方联合体整体来说就是盈余。关于焦点二，首先，按约分配盈亏的前提是应按约投资，也就是说要确定三方有无按《联合承包工程合同》中的约定出资，因三方在涉案项目经过调账确认的总投资额为3514959.30元，许昭银按约定的出资占比为17%，即出资应为597543.08元，但实际出资1355459.30元，显然超过其应承担的份额，超出部分757916.22元应作为其在涉案项目的垫资款，本应由庄思敬、梁泉金、梁康柏共同按出资比例分担，故涉案项目所得工程款应先扣除许昭银垫付部分；其次，根据三方在涉案项目停工后确认的1999年1月账目，可以反映上述总投资款实际上已使用完毕，之后获得的项目建设方黄埔边防检查站支付的涉案工程款属三方合伙财产，无论是盈余还是亏损，也无论三方按出资比例投入多少资金均应按三方的书面协议进行分配，即甲方庄思敬和丙方梁泉金、梁康柏均应按40%分配，但应先扣除前述许昭银垫付的部分，那么，庄思敬和梁泉金、梁康柏合计应得（3978600-757916.22）×80%=2576547元。
关于许昭银实际获得工程款的数额究竟是4562000元还是3978600元，因生效判决确认阳江二建实际付给许昭银的涉案工程款是3978600元，至于阳江二建是否少付及少付是否有依据则是另一法律关系，三方联合体可寻其他法律途径解决，一审法院不宜在本案中解决，本案仅处理许昭银实际获得的3978600元分配问题。
关于许昭银提出涉案项目停工后发生费用问题，因涉案项目在1997年5月因建设方资金问题停工后，三方联合体在1999年1月进行了核账，核对的结果为收支平衡。此后，三方除对各方投资款进行过调账外，没有再次对涉案项目的收入及开支进行清算，许昭银主张其在1999年1月核对账目后还发生了许多开支，但要么没有证据要么证据没有得到一审法院采信，且按三方约定“资金计划须经董事会会议一致通过，一切凭证需经审批才能入账，大额资金运作需经董事会集体研究同意方能进行”，显然，许昭银提出其在1999年1月后发生的开支均没有按约定记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许昭银主张应扣除其应得工资、投资利息的意见，从前述分析中可知，三方工资相同，没有证据证实另两方有领取许昭银所主张的其应得的工资部分，三方在涉案项目的投资已使用完毕，不存在投资款收回问题，且投资均是陆续投入，三方合作多个项目，涉及资金调整，难以确定每笔款的具体到账时间，另外两方也未计算投资利息，故不可能单独扣除许昭银的应得工资及所谓投资利息。
关于庄思敬、梁泉金、梁康柏主张许昭银应支付返还工程款的利息，因许昭银在2011年6月份收到涉案工程款，但未及时结算，给庄思敬、梁泉金、梁康柏造成一定的孳息损失，庄思敬、梁泉金、梁康柏主张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并自2011年7月1日起计算利息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7条、第55条之规定，于2018年4月2日作出判决：一、许昭银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庄思敬、梁泉金、梁康柏返还工程款2576547元及利息（利息以2576547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2011年7月1日起计付至付清款项之日止）；二、驳回庄思敬、梁泉金、梁康柏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6611.30元，由许昭银负担32154元；庄思敬、梁泉金、梁康柏合共负担14457.30元。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主体的问题。威通公司曾诉请要求许昭银返还款项，一审、二审、再审均予驳回，则可据以认定威通公司并非适格主体。而根据许昭银、庄思敬、梁泉金、梁康柏均无异议的1999年1月的科目汇总表的内容，该表格中罗列的主体即为许昭银、庄思敬、梁泉金、梁康柏，并非威通公司。可见，各合伙人均认可合伙人是许昭银、庄思敬、梁泉金、梁康柏并无威通公司。因此，许昭银提出的庄思敬并非适格主体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据此，本院认定许昭银、庄思敬、梁泉金、梁康柏之间就广州市天王中心大厦以及黄埔边防分局综合大楼项目成立合伙关系。诉讼中，各方均认可1999年1月的科目汇总表显示已经收支平衡。二审中，有关费用问题，各方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1999年1月份之前是否还有部分未结算？2.1999年1月份之后产生的费用是否应认定为合伙的出资？
关于1999年1月份之前是否还有部分未结算的问题。首先，从时间上来看，1999年1月之前发生的款项理应已由各合伙人进行清理清算。其次，从内容上来看，1999年1月的科目汇总表已经罗列了合伙体的开支，则许昭银主张的1999年1月之前的费用是否已经包含在前述科目汇总表中存疑。再次，根据各方签名的《联合承包工程合同》第六条第2款约定，一切凭证需经审批才能入账以及大额资金运作需经董事会集体研究同意方能进行。本案中许昭银提交1999年1月之前的单据应一并证明符合合同约定方能认定为合伙体的共同开支，但许昭银并无提交相应的证据，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据此，本院对于许昭银主张的1999年1月前的款项不予支持。
关于1999年1月份之后有无产生费用的问题。首先，关于1999年1月之后合伙体是否还继续经营的问题各方存在争议。庄思敬、梁泉金、梁康柏提出，当时是因为工程烂尾被清理出场，根本不存在还要继续处理后续事项的必要。许昭银则提出工程虽然烂尾但后续还存在工作需要跟进。双方均无提交明确直接的证据予以证明。则1999年1月之后是否存在后续事项需要处理存疑。但许昭银作为主张一方应由其承担举证责任。许昭银并无提交有关后续处理事项相关的具体工程内容，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具体到费用事项内容，从许昭银提交的有关费用产生的证据来看，有2012年的工程管理费50万元；有2011年11月份前的差旅费、餐费123600元；有2011年12月23日的工程介绍费55万元等多达6583449.13元。该些费用金额大，用途不明，与本案合伙的烂尾项目有无关联均存疑。且工程烂尾还要支付介绍费、产生差旅费等均不合常理且无进一步的证据予以印证。而许昭银发生如此大额的开支其理应征得其他合伙人的同意方符合合伙人之间的约定。可见，许昭银提交的证据不能认定与合伙体有关，其要求庄思敬、梁泉金、梁康柏共同承担缺乏合同及法律依据。
至于许昭银提出的要在项目收入中领取工资亦无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另，许昭银提出1999年1月的汇总表中记录了其出资为1406459.3元，一审又调整为1335459.3元的问题。经一审查明，许昭银在该份证据上签名予以了确认，一审予以采信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许昭银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2154元,由上诉人许昭银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朝晖
审判员 刘革花
审判员 练长仁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九日
书记员 罗永娟
潘威
陶智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