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通中民终字第202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黄行光。
委托代理人刘欢。
上诉人（原审被告）河北协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清河县渤海路西、长江街南侧。
法定代表人黄行军。
委托代理人刘笋。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柳。
委托代理人曹伟慧。
原审被告黄行军。
上诉人黄行光、河北协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协泰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杨柳、原审被告黄行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启东市人民法院（2013）启民初字第25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0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黄行光及委托代理人刘欢、河北协泰公司法定代表人黄行军及委托代理人刘笋、被上诉人杨柳及委托代理人曹伟慧、原审被告黄行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柳一审诉称：黄行光向其借款230万元，该款由河北协泰公司、黄行军担保，并就还款付息、诉讼费、代理费的承担等达成协议。现诉请：1、黄行光归还本人借款230万元，并支付自2011年7月21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计算的利息。2、黄行光支付两次诉讼的代理费144188元。3、诉讼费用由黄行光承担。4、河北协泰公司、黄行军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黄行光一审辩称：本人实际只向杨柳借款70万元，已分别归还了63万元、20万元。双方达成还款协议并在法院协商调解，是因查封了本人及河北协泰公司的财产，为不影响公司股权转让，迫于压力违背意愿，非本人真实意思表示而签，故要求驳回杨柳的诉讼请求。
河北协泰公司一审辩称：我公司在还款协议上的担保行为无效。杨柳主张的本金与事实不符，且超出了法律规定的最高限额，代理费无合理依据。因（2012）启民初字第1176号民事调解书被中院撤销，应将已被执行的河北协泰公司财产返还到法院账户。
黄行军一审辩称，本人与黄行光系兄弟，以河北协泰公司名义为黄行光提供担保，并未告知也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同意，公司不应承担担保责任。
一审法院查明：黄行光系南通恒亚经贸有限公司股东兼法定代表人，其与黄行军系同胞兄弟，黄行军为河北协泰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柳与黄行光经朋友介绍相识，2010年至2011年7月期间，黄行光以经营之需多次向杨柳借款。2011年7月20日黄行光向杨柳出具借条，载明：“今借杨柳人民币贰佰叁拾万元2300000.00借款人：黄行光2011.7.20”。2012年4月1日，杨柳与启东市公平法律服务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协议，以黄行光结欠杨柳借款430万元为标的约定了12万元代理费的收费标准。2012年4月10日，应杨柳申请，启东市人民法院裁定查封、冻结了黄行光在南通恒亚经贸有限公司持有的41.25%的股权。2012年6月3日，杨柳与黄行光在吴江就该笔借款的还款及担保进行磋商，隔日，杨柳与黄行光、河北协泰公司、黄行军签订还款协议，载明：“经杨柳与黄行光对账，黄行光于2010年12月28日、2011年3月21日、2011年4月19日、2011年4月26日、2011年4月28日、2011年5月3日、2011年7月20日均以现金方式分别向杨柳借款20万元、100万元、10万元、20万元、27万元、11万元、25万元，以上借款按约定的银行利率的双倍计算利息，截止2011年7月20日以上借款本息合计230万元（黄行光对上述本息于2011年7月20日向杨柳出具借据）。”承诺：“黄行光于2012年6月10日前归还50万元，2012年6月30日前归还50万元，余款于2012年8月30日前还清，如任何一期未能归还，杨柳有权就未归还部分全额提起诉讼，并支付2011年7月21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计算至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及两次提起诉讼的诉讼费、代理费及催要借款的实际支出费用。”黄行军、河北协泰公司自愿对上述款项担保，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后黄行光未按约还款，杨柳向启东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及财产保全申请，要求黄行光归还借款230万元并支付利息、代理费，该院立案受理并编立案号（2012）启民初字第1176号。2012年7月5日，启东市人民法院依法查封了河北协泰公司的银行账户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同年7月12日，双方在启东市人民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一、黄行光归还杨柳借款230万元。支付方式：于2012年7月13日归还杨柳借款70万元（该笔还款由法院从河北协泰公司已被查封的清河金农村镇银行账户中扣划）；于2012年8月15日前归还100万元；余款60万元于2012年9月30日前归还。黄行光如有一期逾期履行，杨柳有权就未归还部份全额申请执行，黄行光并支付自2011年7月21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计算的利息。二、杨柳主张的代理费144188元，由黄行光于2012年8月15日前支付给杨柳75000元。如黄行光未能按约归还第一款中的借款义务或未能按约支付上述代理费损失，则黄行光向杨柳全额支付代理费144188元。三、本案诉讼费及保全费由杨柳承担，如黄行光未能按约履行归还借款义务，则诉讼费及保全费由黄行光承担。四、河北协泰公司、黄行军对上述1-3项条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五、杨柳同意解除对黄行光、河北协泰公司、黄行军的财产保全。本案受理费28384元，依法减半收取14192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9192元，由杨柳负担（杨柳已预交）。
2012年8月16日，杨柳向启东市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至2012年底，就该案及（2012）启民初字第1175号案共执行到5599400元，杨柳总计收到还款5537056元，启东市人民法院发出执行终结通知。
河北协泰公司对（2012）启民初字第1176号民事调解书不服，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审理后认为原审认定借款事实不清，作出（2013）通中民再提字第0009号裁定：一、撤销（2012）启民初字第1176号民事调解书。二、发回启东市人民法院重审。
在重审过程中，河北协泰公司提出申请，认为据以执行的民事调解书已撤销，法院应裁定杨柳返还已收取的执行款559万元并进行强制执行。
关于230万元的款项交付，其中本金213万元，利息17万元。
1、2010年12月28日，交付20万元，款项来源于农行取现；
2、2011年3月21日，交付100万元，款项来源于农行两次取现10万元、12万，在工行取36万元，向杨小涛借40万元，合计100万元；
3、2011年4月19日，交付10万元，款项来源于建行取款8.4万元。
4、2011年4月26日，交付20万元，款项来源于工行取现9万元；
5、2011年4月28日，交付27万元，款项来源于工行取现；
6、2011年5月3日，交付11万元，款项来源于工行取现；
7、2011年7月20日，交付25万元，款项来源于手头现金；
一审争议焦点：1、杨柳与黄行光之间借款额是多少？2、河北协泰公司、黄行军是否承担担保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杨柳依据黄行光出具的借条主张230万元借款本息并提出财产保全，后双方又就该借款达成还款协议且明确表述了每笔款项的数额、出借时间，该还款协议是对原借款的结算及再次确认，另外，双方就该笔借款在法院主持的调解时亦无异议，并达成协议，可认定杨柳已完成了举证责任。本案的借款数额应确定为本金213万元，利息17万元。河北协泰公司、黄行军抗辩担保行为系迫于压力非真实意思表示，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对此不予采纳。现杨柳凭还款协议等要求黄行光还款230万元，应予支持。对杨柳要求黄行光支付利息的请求，应从2011年7月21日起至判决确定之日止，以本金213万元为基数，按还款协议约定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的利息予以支持。关于河北协泰公司及黄行军的担保责任问题，河北协泰公司抗辩其在还款协议上盖章为黄行光提供担保的行为系该公司法人代表黄行军的个人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此规定系管理性条款，对内产生效力，对公司之外的他人不具有约束力，担保合法有效，故河北协泰公司仍应承担担保责任。黄行军是个人担保，应就黄行光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关于杨柳主张因实现本案债权而产生的代理费用，在协议中虽有体现，但直至庭审终结，杨柳不能提供给付代理费用的有效票据证明，故对其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黄行光抗辩有几笔还款，但该还款均在签订还款协议之前，若已归还，应在协议中体现，故杨柳提出非本案还款，予以采纳。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黄行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杨柳借款本金213万元及利息17万元，并承担以本金213万元为基数自2011年7月21日起至判决确定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计算的利息；二、河北协泰公司、黄行军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杨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双倍支付逾期利息。案件受理费26354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31354元（杨柳已预交33384元），由杨柳承担1154元，黄行光、河北协泰公司、黄行军承担30200元。
宣判后，黄行光、河北协泰公司均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黄行光上诉称，原民事调解书因事实不清被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原审法院仍以原“借条”、“还款协议”对案涉230万元借款本息作出认定，无法律和事实依据，理由如下：（1）杨柳提供的借条、还款协议内容不真实，不能反映本案的真实情况，杨柳在还款协议及以前的庭审中陈述213万元为现金交付，但在本案重审中查明其是将数十万元汇入他人账户；（2）杨柳对213万元本金的交付及来源无法说清楚，其提供的取款记录并不能证明杨柳将钱款交付给本人的事实，即便按照取款记录，尚有100余万元无法说明来源，且其中一笔40万元在表述上前后矛盾；（3）杨柳对本案借款多处陈述与证据相矛盾，应为虚假陈述，其根据自身的取款记录拼凑出黄行光的借款事实，实际均为高额利息。特别是由于工商银行将卡卡转账登记为“卡取”，故杨柳误认为“卡取”即为取现记录，即将“卡取”的款项及金额陈述为取现金交付。综上，本案存在交付凭证缺失、支付能力存疑、交易方式不合理及杨柳陈述细节存疑等因素，一审判决认定借款成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改判。
河北协泰公司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涉案借款没有交付证据，杨柳有关借款的陈述均为虚假。一审判决简单认定借款事实成立，违反了我国有关民间借贷案件审理的法律、法规。一审认定我公司担保有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将公司法关于担保的规定定性为管理性条款错误，且在未查清借款事实情况下，让我公司就全部借款承担担保责任，于法无据。
被上诉人杨柳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人提供了对账单、证人证言等证据，证明了借款资金来源，黄行光出具的借条及还款协议对借款予以确认，其后在启东法院调解中黄行光对借款事实再次确认。因黄行光与本人借贷款项较多，故对多年来的借款不可能每一笔细节都记得清楚。河北协泰公司担保应为有效，公司法明确区分了公司为股东担保和为公司之外第三人担保的情形，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黄行军答辩同河北协泰公司意见。
双方在二审中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除对213万元本金交付中涉及工行取现应为转账外，其余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二审中杨柳对213万元本金交付过程陈述如下：
1、2010年12月28日，交付20万元，款项来源于农行取现；
2、2011年3月21日，交付100万元，款项来源于农行两次取现10万元、12万，在工行转账36万元，向杨小涛借40万元，2万元手头现金，合计100万元；
3、2011年4月19日，交付10万元，款项来源于建行取款8.4万元，其余是现金；
4、2011年4月26日，交付20万元，款项来源于工行取现9万元，其余是现金；
5、2011年4月28日，交付27万元，工行汇款给黄行光；
6、2011年5月3日，交付11万元，工行取款（记不清楚）；
7、2011年7月20日，交付25万元，款项来源于手头现金；
以上款项均交付黄行光本人，交付地点均为启东市。
根据杨柳的工商银行对账单：2011年3月21日、4月28日、5月3日，其账户分别发生了36.6万元、27万元、11万元的交易，注释栏为：卡取，最后一栏分别有对应的账号，除27万元的对应账户为黄行光外，另外两个均不明。庭审中，黄行光代理人陈述：经向工商银行办理业务人员查询，“卡取”的含义为拿两张银行卡去柜面上操作，钱不出柜面，交易直接通过银行卡操作，如果经手现金查询单不会出现对方账号。杨柳对此无异议。后法院就此事向工商银行核实，该行工作人员答复与以上陈述基本一致。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涉案借款中的本金213万元是否实际交付？河北协泰公司担保行为是否有效及应否承担保证责任？
本院认为：
一、关于涉案本金213万元是否实际交付
对于大额的民间借贷，借款人、担保人对款项交付等提出合理怀疑时，出借人仅提供借据尚不足够，其需就款项交付事实进一步提供证据。本案中，黄行光及河北协泰公司对借款本金均不予认可，并根据杨柳的银行查询单及陈述，提出杨柳关于交付过程有多处疑点，据此对借款关系是否成立应由杨柳进一步举证。杨柳对213万元本金，提供了相关资金来源的证据，包括银行卡取款或转账的证明，不足部分其陈述为手头现金，银行对账单资金变动日期与双方还款协议每笔款项出借日期均相对应。虽然在几次庭审中杨柳对资金交付陈述不一致，有几笔款项应为转账，其陈述是现金交付，但考虑到双方资金往来频繁、借贷数额巨大且时间较长，在法院要求其对每笔资金交付都要详细说明的情况下，杨柳记忆出现偏差有一定的合理性。本案中，不仅借贷双方间有借条，签订了详细的还款协议，并曾在法院的调解中就还款事项再次进行协商确认，其间在达成协议过程中河北协泰公司、黄行军还作为担保人对该借款进行了担保，虽两上诉人声称以上协议是受杨柳胁迫所签，但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进行证实，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本院认为，双方借贷事实清楚，两上诉人关于案涉213万元本金均为另案借款利息的辩称不能成立，本院对该笔借款予以认定。
二、河北协泰公司担保行为是否有效及应否承担保证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五）违法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在合同法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缩小了合同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情形，即只有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下，合同才无效。公司法第十六条虽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但该条款并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并未明确规定公司违反上述规定对外提供担保导致担保合同无效，该条款是对公司内部决议程序的规定，对第三人并无约束力，若依据该条款即认定担保合同无效，不利于市场经济中合同稳定及交易安全的维护。即便河北协泰公司加盖公章为黄行光提供担保未按公司章程规定由股东会决议，这也仅是河北协泰公司内部管理事宜，河北协泰公司对外仍应承担民事责任。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6354元，由上诉人河北协泰公司、黄行光各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顾 华
代理审判员 黄中华
代理审判员 王立朋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一日
书 记 员 刘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