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01民终482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汉市启阳实业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鹦鹉街31号。
法定代表人：周尤启，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丽娟，湖北筝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艳，湖北筝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市棉织装饰品工业公司试验工厂，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鹦鹉街31号。
法定代表人：王大坤，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园，湖北恒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汉阳区人民政府鹦鹉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五龙路瑞园小区1楼。
负责人：李庆华，该办事处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园，湖北恒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武汉市启阳实业公司（以下简称启阳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武汉市棉织装饰品工业公司试验工厂（以下简称棉织试验工厂）、被上诉人汉阳区人民政府鹦鹉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鹦鹉街办事处）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2015）鄂汉阳民一初字第0039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7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启阳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启阳公司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判决遗漏证人陈某的部分证言，该证言足以证实新建房屋为诉争的7号房屋。一审审理过程中证人陈某提供书面证词，并出庭接受调查质证，书面证词中证实其在承包武汉市第一建筑公司维修工程队期间，在位于上诉人承包租赁的场地中间新建一栋五层楼房，结合诉争房屋的整体平面图，可以认定上诉人新建房屋为诉争的7号房屋。二、一审判决认定房屋工程款的事实错误。上诉人一审提交的陈某出具的收条，系整个工程款中的部分收条，上诉人停业后，其所有财务账目原件保存于被上诉人处，该部分收条证明目的是证实诉争房屋为上诉人新建的，陈某与上诉人协商达成一致，陈某适当扣减建筑价款后，上诉人以部分现金支付，和部分产品实物、房屋抵款结算。该房屋工程款是否全额支付是工程欠款纠纷，是另一个法律关系，与本案无关，不能因可能存在的工程款纠纷而否定上诉人对诉争房屋享有的权益。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棉织试验工厂签订的《公有私营承包合同》中约定“如乙方投入的新增固定资产，属乙方所有”，该约定并不是对该房屋的所有权进行处分，九几年的城镇房屋绝大多数属于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或直管公房，诉争房屋土地使用权系被上诉人棉织试验工厂，依照“房随地走”的原则，不改变土地使用权人是不可能将诉争房屋登记于上诉人名下的，且上诉人系对被上诉人棉织试验工厂的土地、厂房、设备等整体租赁，因此，该约定的真实意思表示为仅对上诉人新增的固定资产转换形成的经济利益的处分，而不是对其实体权利的变更。四、一审法院扩大解释了“遗留问题”，且上诉人与周尤启是独立的法律主体，不能将其个人行为等同于公司行为。周尤启与棉织试验工厂签订的《协议书》、棉织试验工厂出具的《情况说明》及《关于“周尤启同志承包利润兑现和借款偿还”的报告》中均未提及上诉人新建的房屋及处置，周尤启签订《协议书》亦不是职务行为。
棉织试验工厂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鹦鹉街办事处辩称，本案所有纠纷均与鹦鹉街办事处无关，鹦鹉街办事处只是代为监管资产，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启阳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位于鹦鹉街31号7栋房屋被拆迁后拆迁补偿款6000000元归启阳公司所有；2、判令棉织试验工厂返还属于启阳公司所有的房屋拆迁补偿款6000000元，鹦鹉街办事处承担连带返还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等由棉织试验工厂、鹦鹉街办事处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棉织试验工厂系棉织工业公司下属企业，1991年7月31日，棉织试验工厂对其位于汉阳区××号的房屋办理了所有权证，所有权证载明汉阳区××号共有房屋13栋，所有权人为棉织试验工厂，栋号及房屋状况分别为：1栋（砖木结构，1层，建筑面积50.15平方米）、2栋（砖木结构，1层，建筑面积79.05平方米）、3栋（砖混结构，2层，建筑面积1656.00平方米）、4栋（砖木结构，1层，建筑面积550.19平方米）、5栋（砖木结构，1层，建筑面积9.41平方米）、6栋（砖混结构，1层，建筑面积76.85平方米）、7栋（砖木结构，1层，建筑面积58.99平方米）、8栋（砖木结构，1层，建筑面积25.67平方米）、9栋（砖木结构，1层，建筑面积38.88平方米）、10栋（砖混结构，3层，建筑面积693.30平方米）、11栋（砖木结构，1层，建筑面积300.96平方米）、12栋（砖木结构，1层，建筑面积171.36平方米）、13栋（砖混结构，3层，建筑面积577.71平方米）。1992年，周尤启调入棉织试验工厂任该厂厂长并为该厂法定代表人。因该厂长期亏损，负债较多，欲实行公有私营，另行成立一家公司承租棉织试验工厂房屋、场地、设备等进行经营。为此，1993年7月7日，启阳公司经批准成立，集体所有制，地址在汉阳区××号，负责人为周尤启。同年6月24日，棉织工业公司任命侯绪樵为棉织试验工厂厂长，免去周尤启棉织试验工厂厂长职务。为落实上述公有私营经营模式，1993年7月8日，启阳公司（乙方）与棉织试验工厂签订《房屋、场地、设备租赁协议书》，约定甲方将固定资产租赁给乙方，主要包括厂房、全部占地使用面积，全部设备及生产设施，全部低值易耗品及生活设施，并附有所租资产明细表；乙方系集生产、经营为一体的经济实体，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行分配的独立法人；乙方对甲方租赁之固定资产在甲方同意的前提下，乙方可部分或全部购买，并享有优先购买的权利；协议有效期为五年，从1993年7月8日至1998年7月8日止。协议所附时间为1993年7月25日的固定资产盘存表（房屋建筑物，）载明房屋建筑物共16处，分别为：1、老车间，砖木结构（未记载购置时间）；2、烘房（老），砖木结构，购置时间为1968年；3、织造、准备车间（三层），砖混结构，购置时间为1988年；4、新浆漂车间（砖混）、锅炉房（砖混）、锅炉房值班室（砖木）、澡堂（砖混），购置时间为1992年；5、老整理车间偏房，砖木结构（未记载购置时间）；6、钢材仓库，砖混结构（未记载购置时间）；7、染化料仓库，砖木结构（未记载购置时间）；8、整理、成品仓库（三层），砖混结构，购置时间为1982年；9、棉纱仓库、产成品仓库，砖木结构，购置时间为1965年；10、老浆漂车间，砖木结构，购置时间为1968年；11、办公楼（三层），砖混结构，购置时间为1981年；12、原棉纱仓库（临时职工宿舍），砖木结构，购置时间为1965年；13、原幼儿园（职工宿舍），砖木结构，购置时间为1965年；14、收纱车间，砖木结构，购置时间为1992年；15、轧棚，钢架塑瓦结构，购置时间为1992年；16、自行车车棚，钢架塑瓦结构，购置时间为1992年。1993年9月8日，启阳公司作为承包方（乙方）与发包方棉织工业公司（甲方）签订《公有私营承包合同》，约定对集体企业启阳公司实行公有私营，经招标考核决定周尤启同志为承包经营者，经营期限为三年零四个月，从1993年9月1日起至1996年12月31日止；在任期经营目标中约定乙方必须确保企业净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如遇国家规定企业承包前资产重新估评增值部分将按新制度规定处理），如乙方投入的新增固定资产，属乙方所有。该承包合同由武汉市汉阳区公证处于同日以阳证字（1993）第1642号公证书予以公证。
1994年汉阳区××号新建办公综合楼一栋。该办公综合楼施工单位是武汉市第一建筑公司维修工程队，具体施工由陈某承包，陈某制作了建筑工程预（决）算书，该预（决）算书首页载明建设单位为武汉市棉织试验工厂，建筑面积1596.48平方米，砖混结构，工程造价1217180.60元，预（决）算书内页预（结）算表则载明建设单位为启阳实业有限公司。工程款的支付方式为部分用产品实物抵款，部分为现金支付。启阳公司所提交的陈某出具的收条均载明系收到启阳公司房屋工程款，收条上有周尤启同意付款的签字，收条所载金额合计为642847.57元。陈某作证称有一部分工程款没要到，没结清。1994年10月8日，棉织试验工厂向汉阳区房地局提出申请，称其厂近年来房屋建筑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为了准确反映该厂的房屋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情况，特申请汉阳区房地局对该厂的用地面积3417.5平方米，其中建筑占地2539.07平方米；房屋建筑是：新建一栋带阳台5层楼房1631.8平方米，异动一栋带阳台5层楼房1159.1平方米，异动一栋带阳台4层楼房923.1平方米，异动一栋3层楼房2484平方米，平房一栋413平方米，平房又一栋420平方米，合计建筑面积7031平方米的房屋及土地进行评估。棉织试验工厂于1994年12月31日取得汉阳区××号房屋所有权，房屋所有权证载明所有权性质为集体自管产，共有房屋6栋，分别为3号房（混合结构，4层，建筑面积1656平方米）、4号房（砖木结构，1层，建筑面积550.19平方米）、5号房（砖木结构，1层，建筑面积9.41平方米）、7号房（混合结构，4层，864.10平方米）、10号房（混合结构，4层，建筑面积928.83平方米）、13号房（混合结构，4层，774.01平方米）。关于汉阳区××号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载明准予棉织试验工厂使用土地，用地面积3417.50平方米，房屋占地面积2033.29平方米。因终止公有私营承包，启阳公司委托武汉康力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审计报告中提到在周厂长承包经营期间，新建五层综合楼一栋，钢混结构，建筑面积为1594.83平方米，价值为1435500元，已于1996年1月份交付使用，经汉阳区房产管理局于“95年”1月26日评估，该房每平方米行情为1400元，行情总价为2232800元。1996年2月12日，汉阳区××号房屋被纳入拆迁范围，2010年12月4日，棉织试验工厂（乙方）作为被拆迁人与拆迁人武汉均阳拆迁有限公司（甲方）签订房屋拆迁货币安置协议书，拆迁范围内乙方有房屋建筑面积7607.04平方米，其中有证面积4232.35平方米，历史遗留面积3374.69平方米，房屋补偿费用计算单价为，房屋有证面积4232.35平方米补偿费用为18204939.84元，房屋历史遗留面积3374.69平方米补偿费用为13730616.33元，加上搬迁补助费、装修补偿等共计补偿34089884.62元。汉阳区××号房屋现已拆除，补偿款项已由棉织试验工厂领取。
2010年12月12日棉织试验工厂向鹦鹉街办事处提出改制申请，提出工厂在锦绣长江工程拆迁范围内，决定以整体拆迁出售的形式，拆迁补偿资金全部用于企业改制安置职工，偿还债务及托管人员的相关费用，改制总成本为34104955.45元。棉织试验工厂资产经评估，总资产11079800元，总负债44936300元，净资产为-33856500元。鹦鹉街办事处于2010年12月15日批复同意棉织试验工厂的改制申请，同意改制成本34105000元，从棉织试验工厂拆迁补偿费用中支付。
2012年10月29日，棉织试验工厂（甲方）与周尤启（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由于企业改制已接近尾声，原遗留问题及欠款也应兑现，双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企业原欠乙方材料款224500元，应一次性付清。二、乙方承包经营期间内未分配利润512164.08元。三、根据甲方当时会议精神应付乙方利息213884.20元。四、甲乙双方经协商，乙方自愿放弃利息213884.20元，同时乙方还将让步，只领取上述款项的总额680000元，并作一次性了结所有欠款。五、甲方同意一次性支付乙方680000元。六、仲裁费由甲方承担。七、甲乙双方都同意以上款项作一次性结清，不再有任何遗留问题。八、双方一致同意将本《协议书》提交武汉仲裁委员会进行确认仲裁，适用案件受理时的武汉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同年11月13日，武汉仲裁委员会受理了周尤启作为申请人，棉织试验工厂作为被申请人的合同争议案，并裁决：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2012年10月29日签订的《协议书》合法有效；被申请人于裁决书送达次日起7日内一次性支付申请人680000元。启阳公司称其法定代表人周尤启曾就关于93年到96年承包棉织试验工厂期间所建房屋的拆迁款问题向汉阳区信访局上访，并提供一份盖有武汉市汉阳区信访局印章的上访材料。经一审法院到汉阳区信访局调查核实，该局对当时出具上访材料的冯晓思作了调查并形成笔录，笔录载明上述上访材料系冯晓思于2015年在家中用以前所留盖了信访局印章的空白材料纸给周尤启写的证明材料，证明周尤启曾经到信访局上访过。汉阳区信访局表明冯晓思不是信访局编内人员，出具材料时已经不在信访局工作了，是冯晓思的个人行为。还表明根据现有的上访人员登记表和阳光信访信息系统查询结果来看，没有周尤启上访的记录。现启阳公司、棉织试验工厂因房屋拆迁补偿款归属问题协商未果，启阳公司起诉来院。
一审法院认为，位于武汉市汉阳区××号7号房屋（864.10平方米）登记在棉织试验工厂名下。1994年10月8日，棉织试验工厂向汉阳区房地局提出申请，反映了该厂近年来房屋建筑发生的变化，即新建一栋带阳台5层楼房1631.8平方米，及其他房屋异动情况。此后，棉织试验工厂取得汉阳区××号共计6栋房屋的所有权，其中并无1631.8平方米房屋的登记。此时在启阳公司承包经营期间，其对新建房屋的产权登记情况应为明知，其主张登记在棉××试验工厂××下××汉阳区××房（混合结构，4层，864.10平方米）系其所建，因房屋现已拆除，启阳公司并无证据证实该房屋的未登记面积，无法确定其主张的新建约1600平方米房屋即为此经登记的面积为864.10平方米的7号房屋。启阳公司也无充分证据证明其支付了全部建房工程款。启阳公司无充分证据推翻关于汉阳区××号7号房屋的产权登记。且棉织试验工厂与启阳公司法定代表人周尤启于2012年10月29日签订了一份经过武汉仲裁委员会裁决为合法有效的《协议书》，对承包经营期间的遗留问题进行了结，并约定不再有任何遗留问题。协议一方虽为周尤启，但其系启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协议是对承包经营期间的遗留问题的处理，故该协议应系周尤启代表启阳公司的职务行为。该协议明确约定不再有任何遗留问题，并无关于所建房屋及拆迁补偿款的除外约定。因此，对启阳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均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武汉市启阳实业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3800元，由武汉市启阳实业公司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上诉人启阳公司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房屋产权登记申请书一组，拟证明启阳公司所建的房屋是7号房屋；
证据二、关于“周尤启同志承包利润兑现和借款偿还”的报告，拟证明周尤启借给启阳公司224500元，周尤启签订《协议书》的行为系其个人行为。
经质证，棉织试验工厂和鹦鹉街办事处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有异议，且认为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有异议，且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院认为，启阳公司认为其新建的房屋为五层综合楼，建筑面积约1600平方米，而证据一房屋产权登记申请书中显示的7号房屋为四层，建筑面积为864.10平方米，启阳公司提交的证据一不能证明其新建的房屋即为7号房屋，本院不予采信；证据二与《协议书》相印证，并不能证明周尤启除了承包经营启阳公司外与启阳公司和棉织试验工厂还有其他的合作关系，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启阳公司主张登记在棉织试验工厂名下的7号房屋系其所建，但该7号房屋登记为四层房屋，建筑面积为864.10平方米，而启阳公司主张其1994年新建的房屋为五层，建筑面积约1600平方米，上述两栋房屋在楼层和面积上均存在差异，启阳公司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新建的房屋即为7号房屋，且棉织试验工厂已经于1994年12月31日取得7号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启阳公司亦无充分的证据推翻7号房屋的产权登记，该房屋应属棉织试验工厂所有。2012年10月29日，周尤启与棉织试验工厂签订了《协议书》，对承包期间的遗留问题和欠款问题等进行了结，并约定不再有任何遗留问题。该协议是对承包期间的遗留问题和欠款问题进行的处理，周尤启作为启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订该协议书，其行为应视为职务行为。综上，启阳公司主张7号房屋的拆迁补偿款归其所有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启阳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3800元，由武汉市启阳实业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 瑜
审判员 黄 更
审判员 胡丹丹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肖宇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