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2）深中法民终字第201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邝满庭，男。
委托代理人董某，广东生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宝安区亚泰行电子经营部。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康林，男，系深圳市宝安区亚泰行电子经营部负责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一二三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温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邹某，广东鹏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邝满庭为与被上诉人深圳市宝安区亚泰行电子经营部、康林、深圳市一二三科技有限公司合伙纠纷一案，不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2）深宝法民二初字第2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原告原为深圳市一二三科技有限公司的员工。现有证据显示，2009年10月至2010年12月，原告与深圳市一二三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温某合伙经营“深圳市一二三科技有限公司塑胶部”，原告每月从深圳市一二三科技有限公司领取相应的红利。原告2010年7月至2010年12月从塑胶部应得红利合计为35784.61元，原告在上述月份的《红利分配一览表》中的“邝满庭领收及签名”处逐一签名确认。原告主张已经从温某处领取了现金15784.61及一张面额为20000元的银行支票，且支票由温某亲自填写；深圳市一二三科技有限公司则主张35784.61元已经全额用现金形式支付原告，否认曾开具支票给原告。原告提供的银行支票出票人为深圳市宝安区亚太行电子经营部，收款人处为空白，出票日期为2011年3月31日，用途为往来。原告认为该支票系过期作废的支票，无法承兑。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社保清单、工资表、红利分配表、支票等证据在案证实，法院予以认定。
上诉人邝满庭的原审诉讼请求是：1、被告深圳市一二三科技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公司红利收益20000元；2、深圳市宝安区亚太行电子经营部承担被告深圳市一二三科技有限公司的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系由原告与被告法定代表人温某合伙经营“深圳市一二三科技有限公司塑胶部”所引发，故为合伙纠纷。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原告应得2010年7月至2011年12月红利35784.61元，深圳市一二三科技有限公司是否已经足额支付。此部分款项原告主张已收取现金15784.61及金额为2万元的支票，被告深圳市一二三科技有限公司则主张已经用现金支付了35784.61元。对此，法院认为，一、原告在上述月份的《红利分配一览表》中的“邝满庭领收及签名”处签名确认收到相应款项，且上面并没有载明部分款项是深圳市一二三科技有限公司用支票方式支付；二、涉案支票为深圳市宝安区亚太行电子经营部开具，上面并没有关于深圳市一二三科技有限公司的信息，更没有与本案诉争的合伙纠纷有关信息。即便相应内容由温某填写，亦不足以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因此，原告的主张，证据不充分，法院不予采纳，其据此要求深圳市一二三科技有限公司支付红利以及深圳市宝安区亚太行电子经营部承担连带责任，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为合伙纠纷，且原告未要求深圳市宝安区亚太行电子经营部承担票据责任，故法院对原告与深圳市宝安区亚太行电子经营部的票据关系不予审理，其可以另循途径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邝满庭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150元，由原告邝满庭负担。
一审宣判后，上诉人邝满庭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将此案发回重审或查明事实依法改判三被上诉人连带清偿上诉人的公司红利20000元；3、判令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一、原审法院程序严重违法。上诉人于2011年12月27日向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立案，当天缴纳了诉讼费。本案于2012年2月22日16时30分在宝安区人民法院第十审判庭开庭审理，上诉人却在2012年5月16日才收到原审判决书。虽然原审法院判决书显示的时间是2012年3月5日，但上诉人是待判决后2个多月时间才收到判决书，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六条关于简易程序的规定。
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1、原审对上诉人在《红利分配一览表》签名的事实认定不清。首先，上诉人在《红利分配一览表》上签名确认是表示上诉人对红利数额没有异议。其次，因上诉人与深圳市一二三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温某提前拆伙，对于2010年12月25日上诉人在2010年7月至2010年12月的《红利分配一览表》中签名确认，是因为温某在上诉人签名确认之前已退还了上诉人的入伙保证金，结清上诉人的工资5700元，支付了上诉人应得的部分公司红利15784.61元，并给上诉人一张金额为2万元的银行支票，由此上诉人才在《红利分配一览表》的签名确认，上诉人在一审时也提交了银行支票和电话录音等证据佐证这一事实。因此，原审认定事实明显错误。2、原审对涉案支票的关联性认定不清。涉案支票是温某用于支付上诉人2010年7月至2010年12月的部分公司红利，之所以用被上诉人深圳市宝安区亚泰行电子经营部的名义开具，是因为上诉人在与温某合伙经营深圳市一二三科技有限公司塑胶部的过程中，一直通过被上诉人深圳市宝安区亚泰行电子经营部对外进账和出账。上诉人去银行进行承兑涉案支票时，因涉案支票系旧版支票，已经停止使用，因此无法承兑。后来，上诉人多次打电话给温某，要求他立即支付2万元，都被其拒绝，上诉人向原审法院提交了3份与温某的电话录音均提到2万元银行支票，这是本案最关键的证据，可证明三被上诉人应支付上诉人2万元。因此，原审法院认为即便相应内容由温某填写，亦不足以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是错误的。3、上诉人把电话录音证据邮寄至立案庭材料接收室（有深圳同城速递业务单为证），后来，案件分配到承办法官手中，上诉人又重新将电话录音资料证据提交给承办法官。在法庭上，被上诉人康林的代理律师以未收到该份电话录音证据为由，不予质证，原审法官也说明了对方律师不予质证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但是在原审判决中未提及该份证据，导致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判决不公。
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充分证据证明三被上诉人应连带支付上诉人2万元的公司红利，而被上诉人否认拖欠上诉人2万元的事实，却未提交任何证据。原审法院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明显适用法律错误。
被上诉人深圳市一二三科技有限公司答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深圳市宝安区亚泰行电子经营部、康林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上诉人起诉时主张2008年4月9日其与深圳市一二三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温某签订《合作办厂合同书》，其后双方在2010年12月26日提前拆伙时将《合作办厂合同书》原件撕毁，同意不再继续合作。2010年12月27日结算时，深圳市一二三科技有限公司支付上诉人部分分红红利，温某当日开具涉案支票一张给上诉人，出票日期为2011年3月31日，用途为“往来”。深圳市一二三科技有限公司否认涉案支票为温某所签，否认与上诉人存在合伙关系，认为双方曾经存在劳动关系，上诉人在职期间担任公司重要职务，公司为笼络人心，主动单方每月依据盈利情况给上诉人发放一定奖金（即干股红利）。
上诉人于一审时提交2010年7月到12月的深圳市一二三科技有限公司塑胶部《红利分配一览表》六张，总共红利金额为35784.61元。其上有上诉人的确认及确认日期和上诉人签收及签收日期，其中签收日期均为2010年12月27日。上诉人表示该六个月红利总额，深圳市一二三科技有限公司支付其现金15784.61元，余款20000元出具涉案支票；深圳市一二三科技有限公司认为所有红利已经全部以现金方式支付上诉人。上诉人还提交2010年2月到2010年6月的《红利分配一览表》，证实之前深圳市一二三科技有限公司支付红利的事实，其中载明的签收日期各不相同。深圳市一二三科技有限公司以以上证据无原件为由不予质证。
上诉人认为深圳市宝安区亚泰行电子经营部原为温某注册，其后转给现在的负责人康林，且深圳市一二三科技有限公司在经营中一直通过深圳市宝安区亚泰行电子经营部对外进账和出帐；深圳市一二三科技有限公司二审称其与深圳市宝安区亚泰行电子经营部没有任何关系。
据查，深圳市宝安区亚泰行电子经营部和康林在一审中委托名为温某的人代理诉讼，注明温某的工作单位是深圳市宝安区亚泰行电子经营部。深圳市宝安区亚泰行电子经营部还于2012年6月25日出具证明，内容为“兹有温某（身份证号码：4416221197206162419）是深圳市宝安区亚泰行电子经营部的员工”并附有温某的身份证复印件。2012年6月25日，温某在原审法院填写深圳市宝安区亚泰行电子经营部、康林的送达地址确认书，并签名。二审中，深圳市一二三科技有限公司提交法定代表人温某的身份证复印件，经核实，该身份证内容与一审中温某提交的身份证复印件相同，亦与深圳市宝安区亚泰行电子经营部出具的温某身份证明中注明的身份证号码相同。
此外，邝满庭以票据纠纷为由在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另案起诉深圳市宝安区亚泰行电子经营部和康林，该院于2012年10月20日作出一审判决，认为争议票据系国家金融部门明令停止使用的老版票据，属于无效票据，故原告和被告之间的票据法律关系不成立，原告持该票据向被告主张票据权利，法院不予支持，故驳回原告邝满庭的诉讼请求。
对原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邝满庭为证明深圳市一二三科技有限公司未足额支付其应得红利20000元，主张深圳市一二三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温某交付给上诉人由深圳市宝安区亚泰行电子经营部和康林开具的涉案支票。深圳市一二三科技有限公司否认涉案支票系其交付给上诉人，并称其与深圳市宝安区亚泰行电子经营部、康林没有任何关系。但根据深圳市宝安区亚泰行电子经营部、康林和温某在一审提交的证据看，温某曾代理深圳市宝安区亚泰行电子经营部、康林参与本案一审诉讼，代理深圳市宝安区亚泰行电子经营部、康林填写送达地址确认书，深圳市宝安区亚泰行电子经营部亦出具证明证实温某为其员工，且提供的温某身份证与深圳市一二三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温某提交的身份证相同。据此可以认定，深圳市一二三科技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温某对于其与深圳市宝安区亚泰行电子经营部的关系问题，明显未做如实陈述。故对上诉人有关的深圳市一二三科技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温某与深圳市宝安区亚泰行电子经营部和康林存在关系，涉案支票实际系温某交付给上诉人的主张，本院予以采信。
上诉人主张涉案支票系深圳市一二三科技有限公司未予支付的红利，却已在《红利分配一览表》上签字确认，对此，本院认为，基于上诉人提交的以往《红利分配一览表》签收红利日期各不相同，与本案六张《红利分配一览表》同一日签收存在区别；且上诉人因持有深圳市一二三科技有限公司交付的涉案支票，认为红利已全部结清，故其未在《红利分配一览表》上签字时额外注明红利支付方式，亦符合生活常理。结合深圳市一二三科技有限公司不实陈述其与深圳市宝安区亚泰行电子经营部之间的关系系为规避法律责任的事实，本院对深圳市一二三科技有限公司的陈述均产生合理怀疑，上诉人的主张更具有高度盖然性，故上诉人主张深圳市一二三科技有限公司应支付其红利20000元，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主张的红利产生于其与深圳市一二三科技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温某的合伙关系之间，上诉人要求深圳市宝安区亚泰行电子经营部和康林连带承担深圳市一二三科技有限公司支付红利20000元的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邝满庭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有误，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2）深宝法民二初字第285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深圳市一二三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一次性支付上诉人邝满庭红利20000元；
三、驳回上诉人邝满庭的其他诉讼请求。
当事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5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均由被上诉人深圳市一二三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上诉人邝满庭已预缴一、二审受理费，被上诉人深圳市一二三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径付上诉人邝满庭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45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彭 雪 梅
审 判 员 黄 国 辉
代理审判员 陈 俊 松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徐嘉希（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