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三中民终字第1042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颖，女，1955年7月1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杨明利，北京市易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艺文，男，1992年3月1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杨明利，北京市易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温文，女，1980年2月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杨明利，北京市易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同辉，男，1967年10月8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李亚凡，北京市嘉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第七客运分公司，营业场所北京市朝阳区东坝乡单店村。
负责人郝艳为，经理。
委托代理人曹刚，男，1967年12月31日出生，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第七客运分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李亚凡，北京市嘉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营业场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3号15层。
负责人龙泉，总经理。
上诉人王颖、张艺文、张温文因与被上诉人王同辉、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第七客运分公司（以下简称公交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4）通民初字第017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7月2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全奕颖担任审判长，法官蒙瑞、法官于洪群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颖、张艺文、张温文在一审中共同起诉称：2013年9月3日7时50分，王同辉驾驶大型客车在北京市通州区苏荷时代路口由西向北左转弯，适逢张××（已去世）驾驶电动自行车由道路东侧非机动车道内由西向北右转弯，大型普通客车左前部与张××电动车后部接触碰撞，张××死亡。该起交通事故发生在王同辉驾驶的大型普通客车与张××驾驶的电动车之间，并发生在人行横道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七条“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通过该起事故大型普通客车的车载录像及现场勘验情况记载，大型普通客车左前部与张××电动车后部接触碰撞，可以看出大型普通客车在左转弯时能够清楚看到张××在通过人行横道，客车司机明显存在侥幸心理，认为可以错过碰撞，而没有及时采取制动措施，是该起交通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致使张××不幸死亡。京公交认字（2013）第×××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张××逆向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事实上事故发生在人行横道上，事故发生时张××并不存在逆向行驶的违规行为。事故认定书认定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五条“机动车、非机动车实行右侧通行”，事故发生在张××通过人行横道的过程中，并不存在右侧通行的问题，故事故认定依据是错误的。因此王同辉在此事故中同样存在过错，应对此次事故负同等责任。因王同辉所驾驶车辆车主系公交公司并在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王同辉、公交公司、保险公司应共同向王颖、张艺文、张温文承担赔偿责任。综上事实，本案涉及保险赔偿，王颖、张艺文、张温文与王同辉、公交公司、保险公司不能达成和解，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令王同辉、公交公司、保险公司赔偿王颖、张艺文、张温文丧葬费3133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死亡赔偿金401159元，按照同等责任划分后，要求王同辉、公交公司、保险公司赔偿金额合计为266248.5元；本案的诉讼费用由王同辉、公交公司、保险公司承担。
王同辉在一审中答辩称：王同辉系公交公司司机，事发时在履行职务行为，对于该起交通事故责任应当由公交公司承担。
公交公司在一审中答辩称：王同辉系公交公司司机，事发时系履行职务行为；公交公司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有机动车交通事故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限额为5万元的机动车交通事故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以下简称商业三者险），有不计免赔，公交公司与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承担责任，除此之外不承担法律责任；不认可王颖、张艺文、张温文关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异议，本案应当按照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进行责任认定。
保险公司在一审中递交答辩状答辩称：事故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商业三者险限额为5万元，含不计免赔。对于王颖、张艺文、张温文提出的诉讼请求，保险公司不同意承担该赔偿责任，王颖、张艺文、张温文对于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负有相应的举证责任，保险公司仅在责任明确、损失确定、证据齐全的前提下在交强险限额内向王颖、张艺文、张温文承担赔偿责任；该案保险车辆同时投保商业三者险，保险限额为人民币5万元，保险公司请求法院依法书面审理，对于合理损失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予以赔付；不同意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9月3日7时50分，在北京市通州区苏荷时代路口，王同辉驾驶大型普通客车由西向北左转弯时，适有张××驾驶电动自行车（无号牌）由道路东侧非机动车道内由北向西向右转弯，大型普通客车左前部与电动自行车相撞，造成车辆损坏，张××死亡。事发后，张××被送往北京市通州区潞河医院进行救治，经抢救无效，当日因重度颅脑损伤死亡。事故发生后，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通州交通支队（以下简称通州交通支队）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确定张××为全部责任；王同辉无责任。
一审法院另查，张××，1944年12月15日出生，本市非农业户籍人员。王颖系张××之妻，张艺文、张温文系张××之子女。
一审法院再查，事故车辆系本市668路公交车，其登记所有人为公交公司，王同辉系公交公司雇佣的司机，事发时在履行职务行为。该事故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有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前者赔偿责任限额为122000元，其中，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0元，财产损失限额为2000元；后者赔偿责任限额为50000元，有不计免赔。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限内。
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有答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质证的权利。保险公司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应诉，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质证的权利。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此次交通事故的责任承担问题。为此，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该院依职权向交管部门调取了事故的卷宗材料和事发车辆车载录像，通过一审庭审中对交管部门卷宗材料和车载录像的质证，各方当事人均充分说明了自己的主张，王颖、张艺文、张温文认为大客车司机王同辉在行驶过程中有时间看到张××而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存在侥幸心理，是这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故大客车司机和张××应该承担同等责任；公交公司认为张××是快速骑电动自行车闯红灯通过路口，在短短的几秒钟内，司机已经采取了措施，但张××还是撞上了大客车，司机不存在过错。对此，法院认为，交管部门的案卷材料及车载录像基本上还原了事故经过，事发时大客车在车流中排队顺序左转弯通过路口，并无违反相关交通法规之处，而张××在人行横道上骑行电动自行车闯红灯通过路口，明显违反了相关交通法规，故交管部门对于事故责任的认定并无不当。
公民的人身权益受法律保护。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公交公司员工王同辉在执行工作任务过程中与张××发生交通事故，张××死亡，交管部门认定王同辉无责任，故保险公司理应首先在交强险无责任赔偿限额内赔偿王颖、张艺文、张温文的合理损失，不足部分，由公交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对于王颖、张艺文、张温文要求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三十四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一、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支付王颖、张艺文、张温文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共计人民币11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执行完毕；二、公交公司赔偿王颖、张艺文、张温文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共计人民币36486.9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执行完毕；三、驳回王颖、张艺文、张温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王颖、张艺文、张温文不服一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主要上诉理由为：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在王同辉驾驶的大型普通客车与张××驾驶的电动车之间且发生在人行横道上，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事故发生时，张××在通过人行横道，客车司机明显存在侥幸心理没有及时采取制动措施，是该起交通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张××逆向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事实上事故发生在人行横道上且张××并不存在逆向行驶的违规行为。事故认定书认定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五条“机动车、非机动车实行右侧通行”，事故发生在张××通过人行横道的过程中，并不存在右侧通行的问题。王同辉在此事故中同样存在过错，应对此次事故负同等责任。因王同辉所驾驶车辆车主系公交公司并在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王同辉、公交公司、保险公司应共同向王颖、张艺文、张温文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判决后，王颖、张艺文、张温文方去事发地录制了红绿灯转变和通行情况，发现事故发生的十字路口没有黄灯，只有红灯和绿灯，事故发生时张××可能并没有闯红灯，应该查清事故发生时红绿灯转换的全过程的录像，才能查清案情。司法鉴定书中仅有大型客车的车速没有电动车的车速，司法鉴定书认定不全。事故责任认定书仅是一种证据，法院不应完全按照该认定书认定责任和责任划分，应当依据事故实际情况公平划分责任比例。王颖、张艺文、张温文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一审法院判决；2.判令王同辉、公交公司、保险公司赔偿王颖、张艺文、张温文丧葬费31338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死亡赔偿金401159元，按照同等责任划分后，要求王同辉、公交公司、保险公司赔偿金额合计为266248.5元；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王同辉、公交公司、保险公司承担。
王同辉、公交公司服从一审法院判决。其针对王颖、张艺文、张温文的上诉理由答辩称：不同意王颖、张艺文、张温文的上诉理由及请求。王颖、张艺文、张温文没有在法定期限内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以合法有效的方式提出异议，应视为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可。王颖、张艺文、张温文提交其在一审法院判决后在事发地录制的红绿灯转变和通行情况不属于二审新证据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认可王颖、张艺文、张温文就此证据的证明目的。王颖、张艺文、张温文上诉主张王同辉驾驶的公交车在事发时没有及时采取制动措施，但其并未就此提供任何证据，而根据事故车辆的车载视频显示，车辆事发过程中有较为明显的车头下沉情形，此即采取制动措施的体现，而且根据现场的碰撞情况也可判断事故车辆采取了制动措施。王颖、张艺文、张温文上诉主张事故发生时张××系合理通行，但通过现场视频可清晰看出张××逆向在人行道上骑电动自行车通过路口时已是红灯状态。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王颖、张艺文、张温文的上诉请求及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保险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其针对王颖、张艺文、张温文的上诉请求和理由，向法庭提交书面意见称：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服从一审法院判决。
二审审理中，王颖、张艺文、张温文称其在一审法院判决后拍摄了事发路口的红绿灯转换和通行情况，并称该路口没有黄灯只有红灯和绿灯，事发时张××并未闯红灯，并申请本院向通州交通支队调取事发时的视频。由于王颖、张艺文、张温文在一审法院判决后拍摄的事发路口的红绿灯转换和通行情况并不能直接体现本案事故发生时的真实状况，此内容不作为本案二审新证据。本院应王颖、张艺文、张温文申请前往通州交通支队调查，相关工作人员告知现有的事故发生时的视频记录仅为本案事故客车车载录像的记载，且据其了解事故发生时事发地点并无其他可用视频录像记载。王颖、张艺文、张温文、王同辉、公交公司对上述调查笔录的真实性认可。
二审审理中，王颖、张艺文、张温文向本院提交外贴有改退签的EMS邮件及相关投递记录，以证明其对交通事故认定书提交了复议，但是被退回了，其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的结论并不认可。王同辉、公交公司就该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称：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且该证据本身只能说明该邮件因为名址有误未能妥投。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住院病案、户口本、现场照片、交通队案卷材料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关于王颖、张艺文、张温文上诉主张其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不服并已提出复议一项，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提出有效复议。王颖、张艺文、张温文上诉主张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责任错误，并认为王同辉在此事故中同样存在过错，应对此次事故负同等责任，但王颖、张艺文、张温文对此并未提交充分证据佐证，故本院对王颖、张艺文、张温文的此项上诉主张不予采信。根据现有证据，事发时大客车在车流中排队顺序左转弯通过路口，并无明显违反相关交通法规之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并无不当。综上，王颖、张艺文、张温文的上诉请求及理由均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3097元，由王颖负担2597元（已交纳），由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第七客运分公司负担5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5294元，由王颖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全奕颖
代理审判员 蒙 瑞
代理审判员 于洪群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沈 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