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鄂01民终608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其璠，男，汉族，1958年6月14日出生，住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其瑜，男，1965年3月5日出生，（系李其璠之弟，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昌兴，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民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原审原告）：詹同英，女，汉族，1956年4月23日出生，住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其瑜，男，1965年3月5日出生，（系李其璠之弟，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昌兴，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民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涂家岭*号。
法定代表人：王晓南，该院院长。
委托代理人：黎光，男，1971年2月28日出生，该医院员工，（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万寿，湖北鑫卫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李其璠、詹同英（以下简称患方）因与被上诉人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以下简称天佑医院或医方）的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2013）鄂武昌民初字第0018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晏明任审判长，审判员潘捷、万军参加的合议庭审理了本案，书记员周常青担任记录。2016年11月15日对本案进行了法庭调查，上诉人李其璠、詹同英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其瑜、周昌兴，被上诉人天佑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黎光、万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李其璠、詹同英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支持其一审诉请。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医方担责比例20%，未认定医方伪造其诊疗资料，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一审判决违背司法鉴定程序规则，属于审理程序违法。
天佑医院辩称，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3年1月5日，李其璠、詹同英向一审法院其请求：判令医方因李炜死亡事件向其赔偿共计693，962.28元；2015年12月9日，变更诉讼请求为，判令医方因李炜死亡事件向其赔偿合计1，252，713.04元，其中，医疗费6，094.56元、丧葬费25，989.48元、交通费5，704元、餐饮住宿费1，485元、死亡赔偿金1，105，440元（含被抚养人生活费440，040元）、精神抚慰金100，000元、鉴定费8，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患者李炜，女，1987年8月12日出生。2011年11月2日19：35，在与家人争吵过程中，李炜用刀误刺中腹部，20：15被送至天佑医院就诊。入院时，血压90／60mmHg，心率63次／分，上腹正中可见一4cm纵行皮肤裂伤，腹部CT示腹腔内积血，医方初步诊断为××腹部刀刺伤，腹腔积液，腹腔脏器损伤”收入普外科；当日21：11，医方为患者行剖腹探查术，患者进手术室时血压50／30mmHg，心率145次／分，神志不清，给予快速补液、升压等抢救治疗，同时快速进腹。术中见，腹腔肠管全部位于左侧，右侧可见一巨大腹膜后血肿，经输血、输液、升压后，血压仍逐渐下降，自主心率减慢，瞳孔散大，光反射消失，持续给予以按压约50分钟后，23时患者最终心跳、呼吸停止，心电图提示直线，宣布临床死亡。医方死亡记录记载的死亡原因为，失血性休克；死亡诊断为，1、腹部刀刺伤（腹膜后巨大血肿，腹膜后大血管破裂）；2、失血性休克。
2011年11月22日，武汉大学医学院法医司法鉴定所接受武昌区卫生局委托，对患者李炜的死亡原因进行鉴定，并于当日作出的武医法（2011）检字第535号《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以下简称《司法检验报告》）中分析，1、李炜腹部损伤符合锐器刺伤所致；2、根据尸体解剖所见，李炜因刺伤致腹膜后巨大血肿、腹腔渗血，合计出血量2000ml左右；检验结果为，李炜因腹部剌创致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
2012年11月20日，经一审法院委托，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作出同济司法鉴定中心（2012）××理FI-25号××理学文证审查意见书》（××理意见》）的鉴定意见为，根据李炜受伤史、手术记录及尸检所见，认为其符合因腹部刀刺伤致后腹膜巨大血肿，并腹腔内积血，因急性失血性休克而死亡；其腹膜后巨大血肿形成，张力大，探查止血困难，是李炜发生失血性休克死亡的主要原因；天佑医院在李炜手术探查中存在止血措施不力的过错行为，认为与患者李炜最终死亡后果间也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
一审中，应患方申请，××理意见》的鉴定人朱某出庭作证。庭审中，鉴定人陈某内容有，1、医生是否有管理上过错，不是鉴定人本次的鉴定范围；2、按照职业医师法，天佑医院的诊疗措施是按照一个正常的流程进行；3、××人，医院采取了剖腹探查的手术方法，是比较正确的；4、××人，××人，后来死亡后尸检也未检验到出血点；5、医方在采取急救措施的时候，采取的是保守治疗，还是有相应的问题。
应一审法院的要求，2014年2月25日，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对本案的天佑医院医疗过错参与度进行《补充说明》，建议法院对医方的过错行为参与度在10-30%之间确定。
××理意见》及《补充说明》，患方持异议认为，李炜死亡原因主要是输血量不够及输血时间晚造成，且没有止血措施，医方过错参与度至少90%以上。
另查明，患者李炜送天佑医院抢救时支付120救护车费用210元，向医方支付李炜抢救期间门诊及住院医药费5，884.68元、××理文审的鉴定费8，000元，天佑医院向武汉大学医学院法医司法鉴定所支付尸体解剖的检验费6，000元。
再查明，李其璠、詹同英系李炜的父母，均为农业户口，无经济来源。
一审法院认为，公民的人身权利受法律保护。任何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他人人身、财产的，均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李其璠、詹同英之女李炜，因腹部刀刺伤于2011年11月2日入住天佑医院，后因抢救无效死亡，双方构成医患关系。患方起诉医方在对李炜的诊疗过程中存在过错并造成其死亡，要求医方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本案属于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医方在李炜诊疗的过程中的医疗过错参与程度及其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关于医方存否过错的问题。××理意见》针对李炜的病情认为，有效的止血为抗休克治疗最为可靠的方法，虽然天佑医院进行了紧急手术探查，但术中在发现腹膜后巨大血肿，判断可能系腹膜后大血管损伤时，仍应积极手术止血，医方仅行保守治疗，其存在抢救措施不力的过错，而该过错与李炜最终的死亡后果间也存在有一定因果关系。鉴于前述理由，法院参照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的意见，酌定天佑医院承担20%的赔偿责任。
关于医方担责范围的问题。对患方损失分析认定如下，1、死亡赔偿金为497，040元（24，852元／年×20年）；2、丧葬费为21，608.50元（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3、被扶养人生活费，患方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440，040元，但鉴于其并未经相关部门鉴定丧失劳动能力，故对该项请求，法院不予支持；4、交通费斟定交通费为3，000元（根据受害人及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5、餐饮住宿费为1，485元，法院予以认可；6、精神损害抚慰金酌定为10，000元；7、鉴定费中，患方垫付8，000元，医方垫付6，000元。法院确认患方的损失为共计537，133.50元。天佑医院承担20%责任，即107，426.70元（537，133.50×20%）、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扣除天佑医院前期垫付的鉴定费6，000元，故天佑医院应赔偿患方111，426.70元（107，426.70元＋10，000元-6，000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判决：一、天佑医院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赔偿李其璠、詹同英各项损失共计111，426.70元；二、驳回李其璠、詹同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740元，由天佑医院负担2，148元，李其璠、詹同英负担8，592元。
第二审程序中，双方当事人均承认的事实有，1、患者李炜因家庭纠纷而被刺伤；2、患者李炜在医方门诊的诊疗约30分钟后，转收住入院，入院后约2小时后死亡；3、认同《司法检验报告》对患者李炜死亡原因的认定；4、患者李炜死亡后的第二天（2011年11月4日），医患双方对李炜的相关病历予以封存；5、一审中，××理意见》的鉴定人出庭接受过当事人的质询；6、××理意见》及其《补充说明》，经过一审的质证；7、李其璠、詹同英，既无躯体残疾和精神的残疾，也无丧失劳动能力的专业鉴定；8、对一审判决所作患方损失数额的计算无异议。
二审另查明，1、天佑医院的门诊病历记载，姓名李炜，就诊科室急外，就诊时间2011年11月2日20：15，主诉为××腹部刀刺伤1小时”，现病史为××患者于约1小时前被他人水果刀刺伤上腹部，由他人通知120急送就诊”，体检为，神志清楚，检查合作，血压90／65mmHg，心率63次／分，上腹中部可见约4cm纵行皮肤裂伤，少许渗血，腹软，四肢未见异常；腹部CT示腹腔积液；初步诊断为××腹部刀刺伤、腹腔积液、腹腔脏器损伤可疑”，治疗意见为××急行术前准备，建立静脉通道，抗休克；收入院手术”；2、天佑医院的手术记录有，姓名李炜，手术日期2011年11月2日21：11，手术名称剖腹探查术，手术经过中记有××患者进手术室时血压50／30mmHg左右，心率145次／分，神志不清，呼之不应，给予快速补液…取上腹部约12cm正中切口（刀刺口位于上腹部正中约3cm），术中可见，腹腔肠管全部位于左侧，右侧可见一巨大腹膜后血肿，约30cm×15cm大小，将后腹膜内组织几乎完全向上顶起，表面张力大，但未见后腹膜表面明显刀刺口，腹腔内仅有少量血性渗液…建议保守治疗，…请患者家属进手术室观看并向其交代目前治疗方案，并说明病情凶险，预后难料…经过积极输血、输液，升压后，血压仍逐渐下降，自主心律减慢，瞳孔散大，光反射消失，持续给予心脏按压约50分钟后，患者最终心跳呼吸停止，心电图提示直线，宣布临床死亡”，医师签名，2011年11月2日23：31；3、天佑医院的24小时内入院死亡记录有，姓名李炜，死亡原因为失血性休克，死亡诊断为，①腹部刀刺伤（腹膜后巨大血肿，腹膜后大血管破裂）；②失血性休克；4、2011年11月3日，天佑医院向患者家属发出《医疗纠纷处理流程告知书》和《病历复印申请单》，被告知人或申请人李其瑜（签名）；5、2011年11月22日的《司法检验报告》显示，委托单位武昌区卫生局，鉴定事项为查明死亡原因，被鉴定人李炜，××理学诊断为，①急性失血性休克，②腹膜后巨大血肿，③肾、脾贫血，④腹部刺伤，⑤剖腹探查术后；分析说明中有，根据尸体解剖所见，李炜因刺伤致腹膜后巨大血肿、腹腔渗血，合计出血量2000ml左右；检验结果为李炜因腹部刺创致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6、2012年11月20日的××理意见》显示，委托单位武昌区人民法院，委托事项为李炜死因、天佑医院对李炜的医疗行为有无过错，其过错与李炜死亡后果间有无因果关系；鉴定意见为，××其腹膜后巨大血肿形成，张力大，探查止血困难，是李炜发生失血性休克死亡的主要原因。天佑医院在李炜手术探查中存在止血措施不力的过错行为，认为与患者李炜最终死亡后果间也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7、2014年2月25日，××理意见》的鉴定机构向一审法院出具的《补充说明》显示，××天佑医院在李炜手术探查中存在措施不力的过错行为，其过错行为与患者李炜最终死亡后果间也存在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建议该院参与度为10-30%（供贵院参考）”；8、2014年9月22日，患方向一审法院提交重新鉴定申请书；9、2015年12月16日，天佑医院向一审法院提交对《补充说明》的意见有，××综合考虑诉讼时间成本，我方不申请重新鉴定”；10、一审庭审笔录记载，2013年3月21日的有，原告（指李其璠、詹同英）变更其诉请；2013年4月25日的有，××理意见》的鉴定人接受质询时陈述××李炜送医院的时候属于××人，医院采取了剖腹探查的手术方法，是比较正确的；××人，××人，后来死亡后尸检也未检验到出血点；医院在采取急救措施的时候采取的是保守治疗，还是有相应的问题。…（鉴定结论是否囊括了医方的过错）是的”；2016年1月8日的有，患方陈述××（李炜）没有结婚，李炜父母生育2个子女。父母务农，有时打零工”。
本院认定如下：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
本院认为，患者李炜于天佑医院接受诊疗活动，并进行了剖腹探查术，双方构成医疗服务的医患关系。患者李炜在接受诊疗活动中死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其赔偿权利人依法享有相应的民事赔偿权利。
关于病历资料有否伪造的问题。患者李炜死亡后的次日，由于患方即收到医方发出的《医疗纠纷处理流程告知书》，并提交《病历复印申请单》，且医患双方均承认对病历予以过封存，患方提出医方伪造病历的主张，却未提交与其持有病历复印件不同的真实病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规定，患方对医方伪造病历的主张，负有举证证明责任。患方提出医方伪造病历的主张，缺乏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医方过错参与度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七项××证据包括：（七）鉴定意见”、第七十六条第一款××当事人可以就查明事实的专门性问题向人民法院申请鉴定。…”的规定，医方过错的参与度，涉及的是专门性问题。一审程序中，经法院委托，由专业鉴定机构的鉴定人对此作出的××理意见》及其《补充说明》，属于民事诉讼的法定证据之一。一审判决依鉴定意见中建议参与度为10-30%所认定医方担责20%，于法有据。李其璠、詹同英提出一审判决认定医方担责比例20%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的主张，缺乏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鉴定程序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款××对有缺陷的鉴定结论，可以通过补充鉴定、重新质证或者补充质证等方法解决的，不予重新鉴定”的规定，××理意见》中尚未量化医方的过错，而《补充说明》则是对医方的过错予以量化，属于补充鉴定的方式之一，并非重新鉴定。李其璠、詹同英提出一审判决违背司法鉴定程序规则属于审理程序违法的主张，缺乏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李其璠、詹同英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740元，由李其璠、詹同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晏 明
审判员 潘 捷
审判员 万 军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周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