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836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胡祥省，男，汉族，1966年12月17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深权，广东御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韦民峰，男，壮族，1982年12月3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谢明华，男，汉族，1973年4月21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韦炳快，广西旺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韦锦标，广西旺国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胡祥省因与被上诉人韦民峰、谢明华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2民初37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8年4月2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胡祥省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2.韦民峰、谢明华承担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韦民峰、谢明华出资66283元的事实错误。韦民峰、谢明华的出资款仅为2015年12月28日24000元、2016年5月4日3000元、5月12日7000元以及5月17日8500元，合计42500元，余下部份均为药费。韦民峰、谢明华从2016年6月24日至2016年7月15日，不到一个月时间内，分多次，多笔且不是整数向胡祥省转账，不符合出资的习惯，且韦民峰对此曾解释：“根据开展合伙事务购买设备所需资金应胡祥省要求支付”，而按一审法院理解，合伙事项的支出除员工郭桂花外，没有其他支出。那么，韦民峰、谢明华为何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向胡祥省支付合伙事项需要资金多达27283元。显然韦民峰上述款项不属于出资款，结合胡祥省提交的药费清单与胡祥省、韦民峰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认定，上述27283元与本案无关。二、一审法院在分割胡祥省与韦民峰、谢明华的合伙事务财产时没有依法进行清算，且未将胡祥省出资及合伙事务的债权进行处理，显然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既然认定胡祥省与韦民峰、谢明华之间签订的《关于“广通速递广州花都区区域内快递及招商等相关业务”三方投资经营合伙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实际上是指共同投资经营山东广通速递有限公司花都分公司，且认定胡祥省支付给山东广通速递有限公司的加盟费属合伙事项出资款的一部分，而在本案中不作处理，明显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4条的规定相违背。为此，胡祥省认为其支付给山东广通速递公司加盟费10万元、保证金3万元及办理山东广通速递有限公司花都分公司的证照费应由胡祥省与韦民峰、谢明华按比例承担。三、入股虎门分拨中心的投资款8万元，应由胡祥省与韦民峰、谢明华平均分摊，一审法院认定按《协议书》约定的出资比例承担有误。从胡祥省与韦民峰、谢明华签订的《协议书》第一条约定可见，入股虎门分拨中心的款项，已另外约定由胡祥省与韦民峰、谢明华三人均分占股，而非按出资占股。为此，该出资损失8万元应由胡祥省与韦民峰、谢明华每人承担26666.67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存在错误。四、一审法院未认定山东广通速递有限公司花都分公司租金、押金及相关支出存在错误。从山东广通速递有限公司花都分公司的营业执照及胡祥省与张宏言的租赁合同可见，山东广通速递有限公司花都分公司租用了张宏言所有的商铺，为此，合伙事务的经营亦必然会产生租金，且合伙体聘请的员工郭桂花编造的支出明细也反映出，山东广通速递有限公司花都分公司的月租金为2500元，郭桂花也在胡祥省与韦民峰、谢明华共同建立的微信群中予以发布，韦民峰、谢明华一直没有提出异议。一审法院以胡祥省在案件转为普通程序后不到庭参加庭审，对上述事实不予认定，显然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韦民峰、谢明华共同辩称：胡祥省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韦民峰、谢明华对一审法院认定韦民峰、谢明华的实际出资额没有异议，胡祥省上诉主张韦民峰出资42500元与事实不符。韦民峰、谢明华与胡祥省签订《协议书》后，即着手合伙事务的筹备工作，韦民峰、谢明华的出资在筹备过程中分批给付并没有违反常理。胡祥省虽然在一审当中举证证明有27283元为药费，但证据均为自己制作，韦民峰、谢明华已经一审中也已经发表质意见。胡祥省既不是医疗机构，也不是医务人员，其举证的目的，无非在于想抵销韦民峰、谢明华的出资，从而逃避应承担的返还出资款的法律义务。二、一审法院以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证人的证言以及韦民峰的一张相片就认定合伙事务已经开展及虎门分拨中心已于2016年开业，过于草率。因为：1.一审的证人钱某，为山东广通速递有限公司的广东负责人(但其身份并没有相关文件证明)，在韦民峰、谢明华与胡祥省没有签订合伙协议书之前就与胡祥省有业务合作，是利害关系人，其证言不应得到采信；2.一审胡祥省所提交的韦民峰的相片，只是在洽谈合作前到虎门进行考察时的一张相片，在没有其它证据予以证实之前，不能仅以一张相片来认定虎门分拨中心已经于2016年成立。三、一审法院既然认定合伙事务已经开展，但只认定合伙事务存在亏损，却不要求胡祥省举证说明合伙事务的收入情况，并进而进行分配是有失公平的。首先，胡祥省为负责人的山东广通速递有限公司花都分公司在合伙协议书签订前即2015年6月16日已登记成立，并开展经营。合伙协议书所约定的是合伙企业，并不是所谓的花都分公司；其次，退一步来讲，如果认定合伙投资的是广通速递花都分公司，既然该分公司有经营，那么就会有经营收益。胡祥省在一审诉讼阶段，就拒绝提供收益情况的报表，明显故意隐瞒合伙事务财产，简单地说是民事欺诈行为，或者韦民峰、谢明华据此可以认为胡祥省使用韦民峰、谢明华的出资款去经营自己的广通速递花都分公司，所得收入全归自己所有，为侵吞韦民峰、谢明华的出资款，虚列开支，是涉嫌诈骗的犯罪行为。四、一审法院认定胡祥省入股虎门分拨中心的投资款8万元是合伙事务的亏损没有事实依据。理由如下：1.胡祥省分别于2015年12月22日，12月30日，2016年1月8日向梁昌文转账共计8万元款项，该款项是否是虎门分拨中心的投资款并没有相应的证据证实，梁昌文也没有到庭说明。到目前，也没有证据证实梁昌文是虎门分拨中心的股东，因而胡祥省与梁昌文之间转账无法排除有其他债务往来可能；2.根据东莞市和力快递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显示，胡祥省与梁昌文同为该公司的登记股东，法定代表人为陈杰和。从这一点可见，不排除胡祥省与梁昌文之间有个人债务往来的可能，如果该款为投资款，那么应该转入公司账户，而不是转入梁昌文的个人账户，更何况到目前为止所谓虎门分拨中心是否是东莞市和力快递有限公司或者是梁昌文所承建均无法证实；3.在一审起诉之后，一审第三次开庭时，胡祥省才出示转账凭证及东莞市合力快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韦民峰、谢明华此时也才知道该公司的存在及转账的事实。所以，韦民峰、谢明华有理由认为，胡祥省向梁昌文的转账并不是合伙协议所约定的虎门分拨中心一期建设入股投资款，并且款项的数额也与投资款总额不相符。五、一审法院认定郭桂花和覃壮的工资为合伙事务亏损，与事实不符。郭桂花是胡祥省与韦民峰、谢明华签订合伙协议之前自己雇请的，其工资本就应该由胡祥省自己承担；覃壮也是胡祥省自己雇请，其工资也应该由胡祥省自己承担。韦民峰、谢明华认为合伙事务没有开展，如果认定覃壮的工资是合伙事务支出，应理解为是为筹备合伙事务的开展而支出的工资。综上所述，虽然韦民峰、谢明华为了避免诉累，而没有提起上诉，但对于一审法院判决所认定的部分事实有异议，因而对判决结果也是有异议的。胡祥省作为合伙事务的执行人没有履行出资义务，也没有对合伙事务进行经营，如有经营，却不提交经营收入报表，是故意隐瞒合伙事务的财产，因此，胡祥省的行为已经严重违反《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也违背了《民法总则》关于诚实信用原则的法律精神，存在严重的欺诈行为，或者已经构成诈骗的犯罪行为。
韦民峰、谢明华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韦民峰、谢明华与胡祥省于2015年12月28日签订的《关于“广通速递广州花都区区域内快递及招商等相关业务”三方投资经营合伙协议书》。2.胡祥省向韦民峰返还出资人民币69783元及支付利息（该利息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从2017年7月4日开始计算，直至履行返还全部出资款时止）。3.胡祥省向谢明华返还出资款人民币73560元及利息（该利息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从2017年7月4日开始计算，直至履行返还全部出资款时止）。4.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胡祥省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涉案合伙协议书的签订情况。2015年12月28日，胡祥省（甲方）、韦民峰（乙方）、谢明华（丙方）签订了《协议书》,约定三方自愿合伙经营广通速递广州花都区区域内快递及招商等相关业务，总投资为人民币52万元，甲出资24万元，乙出资18万元，丙出资10万元，各占投资总额的46.15%、34.62%、19.23%。其中，10万元用于虎门分拨中心一期建设入股投资，占八股，三人均分占股；依法组成合伙经营，由甲负责办理工商登记；合伙经营期限为三年，期满续签；合伙三方共同经营、共同劳动，共担风险，共负盈亏；企业盈余按照各自的投资比例分配，企业债务按照各自投资比例负担；若出现下列事项，合伙终止：（一）合伙期满；（二）合伙三方协商同意；（三）合伙经营的事业已经完成或者无法完成；（四）其他法律规定的情况。
二、韦民峰的出资情况。（一）韦民峰提交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显示，2015年12月28日，韦民峰向胡祥省的账户转账24000元；平安银行深圳新城支行个人账户汇总信息清单显示，韦民峰向胡祥省的账户于2016年5月4日转账3000元，5月12日转账7000元，5月17日转账8500元，6月24日转账3000元，7月8日转账1398元，7月11日转账3000元，7月12日转账800元，7月13日转账15585元，7月15日转账3500元。韦民峰向胡祥省支付款项合计69783元，其中7月15日转账的3500元是药费，实际支付出资款为66283元。
（二）谢明华提交的个人活期明细显示，谢明华于2016年1月19日向胡祥省账户转账20300元；中国建设银行转账凭条显示，谢明华于2015年12月30日向胡祥省账户转账80000元。谢明华向胡祥省支付款项合计100300元，其中300元是其他用途，实际支付出资款为100000元。后胡祥省分别于2016年12月14日、2017年2月13日向谢明华退还20000元、6440元。
三、韦民峰、谢明华与胡祥省合伙期间的相关情况。
（一）胡祥省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16年3月份韦民峰在名为“广通速递—广州花都股东”的微信群中发消息“今天制作合作点广告贴图资料200张，共支出1200元。”同年8月8日其在该微信群中发消息“今天从花都店拉回以下物品：1.台式电脑一个，2.打印件一个，3.电子称一个，4.扫描枪一个，5.胶布两箱，6.胶凳六张……”2017年1月4日其在该微信群中发消息“各位合伙人好，春节临近了，请把覃壮的工资和垫付款（三个月，大约15000元）结清，以免造成误会。”2017年1月份，韦民峰在与胡祥省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提到“快递生意的财务情况，请抽空约谢明华一起核对”“覃壮的工资及垫付款请你年前结清，我们三个股东之间的财务问题与他无关，请理解”。
（二）胡祥省提交的收款收据及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显示，胡祥省分别于2015年12月22日、12月30日、2016年1月8日向虎门分拨中心股东梁昌文转账1万元、5万元、2万元。结合《协议书》及胡祥省与梁昌文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认定，上述8万元系山东广通速递有限公司花都分公司入股虎门分拨中心的投资款。
胡祥省申请证人钱某（山东广通速递有限公司广东负责人）出庭作证，证人钱某在庭审中陈述，韦民峰、谢明华与胡祥省合伙共同经营广通速递花都区业务，且已实际开展业务；虎门分拨中心已于2016年开业；广通速递有限公司与广通速递有限公司花都分公司实际上是承包与被承包的关系。
（三）胡祥省提交的其与“覃壮”（韦民峰的外甥）的微信聊天记录及微信支付交易记录能够证实，2017年1月27日胡祥省向“覃壮”支付3000元工资。
胡祥省提交的用工合同、转账记录证实，郭桂花是山东广通速递有限公司花都分公司的员工，胡祥省自2016年2月至7月分别向其支付工资1400元、2500元、2500元、2500元、2800元、1800元。
四、与本案有关的其他事实。
胡祥省（作为乙方）与山东广通速递有限公司（作为甲方）签订了一份《广通速递经营合作合同书》，约定在广州花都区地域范围内，甲方将拥有的注册商标权、企业标记权在内的特许经营权授予乙方使用；乙方向甲方缴纳网络使用费10万元、保证金3万元；特许经营合同有效期自2015年1月6日起至2018年1月6日。双方在合同书附件中约定，注册直营分公司财务权、经营权独立；各级分公司的债务纠纷、运输安全、税务等一切责任自负。2015年6月16日，山东广通速递有限公司花都分公司成立，负责人为胡祥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属合伙协议纠纷案件，韦民峰、谢明华、胡祥省为合伙人，三方协商一致签订《协议书》，约定合伙经营山东广通速递广州花都区区域内快递及招商等相关业务。该《协议书》是三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三方均应按照《协议书》约定的内容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否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第一，三方合伙协议约定的合伙事项有无实际开展。第二，涉案《协议书》解除条件是否成立。第三，若合伙关系解除，胡祥省应否返还韦民峰、谢明华投资款。
第一，关于三方合伙协议约定的合伙事项有无实际开展的问题。分析如下：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中列出的韦民峰2017年1月4日在名为“广通速递—广州花都股东”的微信群中发的消息及其与胡祥省的聊天记录能够证实，合伙事项已实际开展，且雇用了“覃壮”作为工作人员。若非如此，韦民峰为何会在合伙人的微信群中要求“各位合伙人”垫付“覃壮”的工资？又为何要求胡祥省“抽空约谢明华一起”核对快递生意的财务情况？2、胡祥省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韦民峰有就合伙事项购买宣传材料以及后期处理办公用品，说明合伙事项已开展，韦民峰对此知情且有参与合伙事务的经营管理，而非韦民峰、谢明华在庭审中所称的“合伙事务并没有任何的开展情况”。3、韦民峰主张其多次通过转账的形式向被告胡祥省支付投资款，对其为何不是一次性出资，而分多次转账且有几笔转账的金额不是整数的问题，韦民峰解释为“根据开展合伙事务购买设备所需资金由被告胡祥省要求原告支付”。既然已就合伙事务开始购置设备，证明合伙事务已开始启动。4、涉案《协议书》约定三方共同投资经营“广通速递广州花都区区域内快递及招商等相关业务”，韦民峰、谢明华称其在签订协议时对胡祥省已在经营广通速递业务是知情的，但其并不是想要参与到胡祥省经营的山东广通速递有限公司花都分公司，而是合伙成立一个新的公司经营广通速递业务；胡祥省则称三方签订《协议书》实质上是韦民峰、谢明华投资加入到其已在经营的山东广通速递有限公司花都分公司，共同经营。从《协议书》约定的项目名称来看，“广通速递广州花都区区域内快递及招商等相关业务”的文意与山东广通速递有限公司在《广通速递经营合作合同书》中授予胡祥省的特许经营权范围是一致的；涉案《协议书》中约定，三方出资其中10万元用于虎门分拨中心一期建设入股投资，证人钱某的证言及被告胡祥省提交的照片可以证实，虎门分拨中心已成立并营业，韦民峰当时还着公司统一的工作服参与了开业仪式。韦民峰、谢明华主张《协议书》约定三方新成立一家公司经营广通速递业务，却未能向法庭提供三方协商成立新公司的名称和其他相关证据。综上所述，一审法院确认涉案《协议书》约定的“广通速递广州花都区区域内快递及招商等相关业务”实际上是指共同投资经营山东广通速递有限公司花都分公司，三方合伙协议约定的合伙事项已经实际开展。故韦民峰、谢明华提出的合伙事项未实际开展的意见不成立，一审法院不予采信。
第二，关于涉案《协议书》的解除条件是否已经成立的问题。《协议书》约定，出现下列事项，合伙终止：（一）合伙期满；（二）合伙三方协商同意；（三）合伙经营的事业已经完成或者无法完成；（四）其他法律规定的情况。经查，山东广通速递有限公司花都分公司现已停业，且已无恢复经营的可能性，符合上述约定，故涉案《协议书》的解除条件已成立，可以解除。
第三，关于胡祥省应否返还韦民峰、谢明华投资款的问题。合伙关系解除，必然要对合伙期间合伙经营进行清算。本案各方均无法提供合伙期间的经营财务账册，胡祥省作为合伙事项的主要经营者和合伙财产的主要管理人，虽然提供了一些经营支出的证据，但韦民峰、谢明华对胡祥省提供的证据又不予认可。一审法院只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对三方合伙经营情况作如下认定和处理：
1、韦民峰、谢明华实际出资情况如下：（1）韦民峰实际出资为24000元+3000元+7000元+8500元+3000元+1398元+3000元+800元+15585元+3500元-3500元（韦民峰在微信聊天记录中确认的医药费）=66283元；对于胡祥省辩称韦民峰转账给其的款项中还有23783元（即27283元-3500元）是委托其转交给医生的诊费和药费的答辩意见，因胡祥省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2）谢明华实际出资为10万元。
2、合伙事项的财务支出情况如下：（1）虎门分拨中心投资80000元（胡祥省支付）。（2）覃壮及郭桂花的工资为3000元+1400元+2500元+2500元+2500元+2800元+1800元=16500元（胡祥省支付）。（3）关于山东广通速递有限公司花都分公司经营场所的租金，因胡祥省提交的租赁合同及租金、押金收据均无原件，胡祥省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承租人刘能添及收款人赖丽琼的身份，其提供的证据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且其在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后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庭审，系对其权利的漠视，故一审法院不予认定。（4）关于其他支出的问题，因胡祥省没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一审法院不予认定。
3、合伙经营收入情况，因双方均无提供相关证据，故一审法院认定合伙没有收入。
综上，胡祥省、韦民峰、谢明华合伙经营支出总费用共计80000元+16500元=96500元，即三方合伙经营亏损96500元。对于经营亏损的分担，因《协议书》约定胡祥省、韦民峰、谢明华出资比例分别为46.15%、34.62%、19.23%，故三方应按上述出资比例承担经营亏损，三方应承担的经营亏损分别为96500元×46.15%=44534.75元、96500元×34.62%=33408.3元、96500元×19.23%=18556.95元。其中虎门分拨中心的8万元投资涉及另一个法律关系，其经营状况无法查清，故一审法院对此部分投资不作清算，其投资权益按《协议书》的约定由三方均分。
韦民峰、谢明华与胡祥省三方签订合伙协议，约定共同投资经营“广通速递广州花都区区域内快递及招商等相关业务”，合伙事务已实际开展，即三方共同投资经营山东广通速递有限公司花都分公司。因该花都分公司是山东广通速递有限公司依法成立的分公司，并非韦民峰、谢明华与胡祥省共同成立的合伙企业，而是三人合伙共同承包经营山东广通速递有限公司花都分公司，故本案的合伙关系为个人合伙关系。1、关于韦民峰、谢明华要求解除涉案《协议书》的诉求，因该《协议书》的解除条件已成立，可以解除，一审法院予以支持。2、关于韦民峰要求返还出资款69783元的诉求，根据上述分析，胡祥省应返还韦民峰投资款66283元-33408.3元=32874.7元。3、关于谢明华要求返还出资款73560元的诉求，根据上述分析，胡祥省应返还谢明华出资款100000元-18556.95元-20000元-6440元=55003.05元。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条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于2018年3月7日作出判决：一、解除告韦民峰、谢明华与胡祥省2015年12月28日签订的《关于“广通速递广州花都区区域内快递及招商等相关业务”三方投资经营合伙协议书》。二、胡祥省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韦民峰返还出资款32874.7元。三、胡祥省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谢明华返还出资款55003.05元。四、驳回韦民峰、谢明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167元，由韦民峰、谢明华负担1225元，胡祥省负担1942元。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胡祥省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微信转账记录；拟证明胡祥省曾于2016年9月25日、9月30日向韦民峰支付4220元、1000元及1830元(合计7050元)，该款项应在韦民峰应退款中予以扣除。证据2.发票联；拟证明胡祥省因经营合伙企业期间代付的税费、代理记账费用，该费用应作为经营支出，胡祥省与韦民峰、谢明华按比例承担。证据3.微信转账记录、关于快递生意结算的说明；拟证明胡祥省与韦民峰、谢明华于2017年2月12日，对合伙经营事务进行结算，三方确认韦民峰、谢明华应退款项为40038元，谢明华为12879元(结合胡祥省于2017年3月13日向谢明华支付6440元的事实，可证明该结算说明已由三方确认，胡祥省按该结算说明履行退款义务。)
对胡祥省提交的证据，韦民峰、谢明华质证认为：胡祥省提交的三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不应在二审阶段作为新证据进行质证，且已经超过举证期限，属于延期举证。一审过程中，一审法院三次要求胡祥省进行举证，但胡祥省都未举证。韦民峰、谢明华不认可证据1的真实性。微信转账可以通过变更名称、头像而达到相似的情况。该证据1是农业银行转账，应以银行流水为准。胡祥省一审不提交这3份转账记录，是因为其也认为与本案无关。故证据1不能证实与本案有关，不能证实胡祥省向韦民峰返还出资款。即使韦民峰、谢明华收到相关款项，也与本案无关。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证据1：胡祥省提交并提出曾经分三笔向韦民峰支付过款项。同时胡祥省提出是基于韦民峰要求支付，但其没有提交相关的证据。该款项的性质是否为退回的合伙出资还是其他款项存疑。其中有一笔款项写明的是消费股东返利，胡祥省亦称是与买药的钱有关，显然该款项性质与退回合伙出资不同，该三笔款项本案中均不予处理。该证据本院不予采信。证据2：胡祥省提交了两张发票并主张是合伙的共同开支，并称与一审提交的收据相应。但该两张发票对应的款项不明，一审收据的总金额为8540，二审中胡祥省提交的发票仅其中一张即9000元，显然数额上并不能互相印证。此外，发票显示的支付时间为2018年6月，亦与胡祥省自认的散伙时间冲突，该两份发票效力存疑，不能认定是合伙的开支。证据3.关于快递生意结算的说明，胡祥省仅能提交其手机里拍摄的图片，该图片显然并非有效的原件，不能直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不能证明胡祥省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经审理，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合伙已经经营，韦民峰、谢明华没有提出上诉，则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关于韦民峰出资金额的认定问题。本院认为，从韦民峰款项支付的情况来看，韦民峰的款项均是转账支付给胡祥省，并无特别注明用途，胡祥省对其中部分款项是合伙出资无异议，同时提出其中部分是医药费。那么，胡祥省对于类似情形的转账认为其中部分是药费，则应由其承担举证责任。经查，一审认可胡祥省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的效力，并扣除了其中韦民峰确认是医药费的部分金额。而其他部分胡祥省亦认为是医药费的款项胡祥省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一审未予采纳并无不当。
关于合伙开支的计算问题。首先，关于加盟费10万元，保证金3万元的问题。胡祥省认可该些费用已经计算为胡祥省的出资当中，则其要求其他两位合伙人按比例分摊缺乏法律依据。其次，关于办理山东广通速递有限公司花都分公司的证照费的问题。胡祥省没有提交充分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未予支持并无不当。再次，胡祥省提出的入股虎门分拨中心的投资款8万元的问题。该笔款项一审法院认定为合伙开支，并按照合伙协议约定的份额比例进行分摊正确。胡祥省要求三人均摊缺乏法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亦不予支持。此外，二审中，胡祥省提交了两张发票并主张是合伙的共同开支，并称与一审提交的收据相应。经查，该两张发票对应的款项不明，一审收据的总金额为8540元，二审中胡祥省提交的发票仅其中一张即9000元，显然数额上并不能互相印证。此外，发票显示的支付时间为2018年6月，亦与胡祥省自认的散伙时间冲突，该两份发票效力存疑，不能认定是合伙的开支。
关于胡祥省曾经向韦民峰支付过的款项的问题。二审中，胡祥省提出曾经分三笔向韦民峰支付过款项。首先，胡祥省提出是基于韦民峰要求支付，但其没有提交相关的证据。该款项的性质为退回的合伙出资还是其他款项存疑。而另一笔款项写明的是消费股东返利，胡祥省亦称是与买药的钱有关，显然该款项性质与退回合伙出资不同，该三笔款项本案中均不予处理。
至于胡祥省提交的关于快递生意结算的说明，胡祥省仅能提交其手机里拍摄的图片，该图片显然并非有效的原件，不能直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不能证明胡祥省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胡祥省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42元,由上诉人胡祥省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朝晖
审判员 刘革花
审判员 练长仁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九日
书记员 罗永娟
潘威
陶智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