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丹民一终字第0011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曾广利，男。
委托代理人：胡乙娟，辽宁乾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莎莎，辽宁乾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娟，女。
委托代理人：曹长胜，丹东市元宝区宏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丹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于春明，主任。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丹东市二号干线工程建设指挥部。
负责人：杨维津，经理。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彭云利，辽宁博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曾广利与被上诉人李娟、被上诉人丹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丹东市住建委）、被上诉人丹东市二号干线工程建设指挥部（以下简称二号干线）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丹东市元宝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月15日作出（2014）元民二初字第00467号民事判决。上诉人曾广利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3月2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曾广利及其委托代理人王莎莎，被上诉人李娟的委托代理人曹长胜，被上诉人丹东市住建委、被上诉人二号干线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彭云利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曾广利（原审原告）在一审诉称，1990年8月24日，原告的母亲张桂梅在丹东市元宝区公证处立下公证遗嘱一份，将坐落于XX街XX号，栋号XX砖瓦平37平方米的房屋遗赠给原告，原告之母于1992年12月1日死亡。1993年4月7日，原告在监狱服刑期间，被告李娟与被告二号干线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就上述房屋签订动迁协议，协议上的原告签名并不是原告本人签署，原告对动迁协议并不认可，且九江街XX号栋号XX砖瓦平房屋的建筑面积为37平方米，但这份动迁协议体现的建筑面积为18.5平方米。被拆迁房屋系原告唯一住处，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拆迁，但未给予原告任何安置补偿，原告现居无定所。原告认为，被告李娟与被告二号干线恶意串通，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令确认1993年4月7日原告与被告二号干线签订的《动迁协议书》无效。
李娟（原审被告）在一审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涉案房屋在1992年期间已被案外人张桂梅遗赠给丹东市养老院，张桂梅1992年死亡后，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变更为丹东市养老院，所以原告不再享有涉案房屋的任何权利，动迁时丹东市养老院考虑到原、被告的孩子尚小，就将涉案房屋的一半转赠给孩子，因当时孩子是未成年人，所以动迁协议上写了原、被告的名字，但是房子并不是给原告的。原告既不是协议的当事人也不是相关权利人，原告主体不适格，没有权利起诉，且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二号干线（原审被告）在一审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原告既不是协议的当事人也不是相关权利人，原告主体不适格，没有权利起诉，且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丹东市住建委（原审被告）在一审未答辩。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与被告李娟1989年5月19日登记结婚，于1996年7月10日通过丹东市振安区人民法院判决离婚，原告曾广利与被告李娟均表示因离婚时没有夫妻共同财产，亦没有处理。原告系案外人曾继周与案外人张桂梅之子，案外人曾继周于1983年死亡，案外人张桂梅于1992年12月死亡。坐落于丹东市元宝区XX街XX号XX栋砖瓦平房36平方米的房屋系案外人张桂梅的私有房屋，1990年12月24日，该房屋换证时将房屋地名变更为元宝区XX街XX组XX号。1990年8月17日，原告至公证处签署声明书，证明其对于其父亲曾继周于1983年死亡，死后在丹东市元宝区XX街XX号遗留砖瓦房建筑面积18平方米，其为该项遗产的合法继承人之一，现声明自愿放弃该项遗产的继承权利。同日，丹东市元宝区公证处出具（90）元证字第849号公证书，证明坐落地号XX街XX号，栋号XX砖瓦平房36平方米是产权人曾继周与其妻张桂梅共同财产，产权各占二分之一，曾继周已于1983年死亡，现为办理继承，应将产权予以分割。同日，丹东市元宝区公证处出具（90）元证字第850号公证书，证明曾继周死后遗留坐落于XX街XX号，栋号XX砖瓦平房18平方米，死者生前无遗嘱，根据继承法规定，曾继周所遗留的该项遗产应由其妻张桂梅，子曾广利共同继承，因曾广利放弃继承权，故由张桂梅继承。1990年8月24日，原告与案外人张桂梅至丹东市元宝区公证处办理公证手续，案外人张桂梅订立遗嘱，证实坐落于XX街XX号，栋号XX砖瓦平房36平方米是其个人财产，死后遗留给其子曾广利，丹东市元宝区公证处出具（90）元证字第892号公证书，证实张桂梅在本人所立遗嘱上盖章。1992年7月，张桂梅通过街道办事处及丹东市元宝区民政局申请，要求至丹东市养老院生活。1992年7月20日，案外人张桂梅与案外人丹东市养老院签订遗赠扶养协议，双方约定因张桂梅没有生活来源，养子又不赡养，故丹东市养老院收养张桂梅，张桂梅的生养死葬由丹东市养老院负担，张桂梅将其私有的坐落于元宝区XX街XX号砖木结构平房36.8平方米的房屋遗赠给丹东市养老院，并声明其在1990年在元宝区公证处所立遗嘱撤销。同日，张桂梅与丹东市养老院的代理人马秀生在丹东市元宝区公证处作的询问笔录显示，张桂梅表示其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遗赠给丹东市养老院，当时曾广利已不知去向，曾广利并不在遗赠的房屋内居住。1992年8月25日，丹东市元宝区公证处作出（92）元证字第991号公证书，证实张桂梅与丹东市养老院签订了遗赠扶养协议。1993年4月7日，被告二号干线与被告李娟签订动迁协议书，该协议书的动迁单位为被告二号干线，被动迁人名头为原告，协议中约定被告二号干线将坐落于XX街XX组XX号私有建筑面积18.5平方米动迁，拟安置房屋的建筑面积为37平方米，由乙方（被动迁人）向被告二号干线交纳扩大面积款等其他相关款项，被告二号干线将在1994年9月前进行回迁安置，该协议下方在乙方处签有李娟和曾广利两个名字。在动迁的其他相关材料中，动迁户签字处均为被告李娟。原告称，动迁时其在监狱服刑，故动迁协议上的签名并非本人所写。1993年8月10日，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作出的（1993）兴刑初字第95号刑事判决书显示，原告曾广利因涉嫌诈骗罪于1991年5月17日被收容审查，5月23日转为取保候审，1993年2月24日被逮捕，其后一直被羁押于丹东市看守所，因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原告称，1999年其出狱后因无法落户口，故知晓涉案房屋已被拆迁。原告曾就涉案房屋拆迁补偿向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后撤诉，2014年4月28日，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兴行初字第00038号行政裁定书，准许原告的撤诉申请。诉讼中，一审法院至丹东市第二福利院（原丹东市养老院）询问相关情况，该单位工作人员表示单位仅留存了遗赠扶养的公证原件在档案中，并没有将涉案房屋赠与给李娟一半的相关材料。其后，一审法院向原丹东市养老院副院长马秀生询问本案相关情况，其表示对于当时与张桂梅老人办理遗赠抚养的相关事宜因年代久远已记不清了，但是协议确实是其代理丹东市养老院签订的，当时如果养老院收养老人接受遗赠房屋后，房屋一般可能由民政局或者养老院处理分配。
另查，被告二号干线为1993年经丹东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申请，丹东市人民政府确认组建的临时机构，自1999年开始由被告丹东市住建委进行代管。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公民可以按照法律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也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被继承人生前与他人订有遗赠抚养协议，同时又立有遗嘱的，继承开始后，如果遗赠抚养协议与遗嘱没有抵触，遗产分别按协议和遗嘱处理；如果有抵触，按协议处理，与协议抵触的遗嘱全部或部分无效。本案中，原告主张，被拆迁的坐落于丹东市元宝区XX街XX组XX号（即XX街XX号栋号XX砖瓦平房）房屋系其母张桂梅公证遗嘱留给其个人的遗产，但从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显示，在1992年时，原告之母张桂梅就涉案房屋与案外人丹东市养老院签订遗赠扶养协议并公证，该协议与张桂梅1990年签订的公证遗嘱相抵触，故1990年公证遗嘱无效，且1992年张桂梅与养老院订立的遗赠扶养协议中张桂梅也声明撤销1990年订立的公证遗嘱，故原告主张被拆迁的坐落于丹东市元宝区XX街XX组XX号（即XX街XX号栋号XX砖瓦平房）房屋在案外人张桂梅去世后应为其个人所有，没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违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案外人张桂梅于1992年已去世，按照遗赠扶养协议，坐落于丹东市元宝区XX街XX组XX号房屋权属归案外人丹东市养老院所有，养老院可以自行处分涉案房屋。1993年涉案房屋动迁时，被告二号干线和被告李娟就涉案房屋的18.5平方米签订动迁协议，视为养老院将涉案房屋分配给原告及被告李娟。被告李娟辩称，涉案房屋系养老院赠与给其与原告之子，但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故对该辩解，不予采信。虽然签订协议时，原告并未在协议上签字，但结合当时实际情况，原告正在羁押期间，被告李娟与被告二号干线签订动迁协议并没有侵犯原告的利益，原告主张被告二号干线与被告李娟就涉案房屋签订动迂协议无效，但原告未提供任何该协议存在法定的合同无效的情节的证据，故对原告的主张，不予支持。据此判决：驳回原告曾广利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曾广利承担。
上诉人曾广利不服一审判决，请求依法改判确认二号干线与李娟签订的动迁协议无效或将本案发回重审。理由如下：本案中，被上诉人李娟在原审中向法院提供张桂梅与丹东市养老院签订的遗赠抚养协议，但上诉人有证据证明该份遗赠抚养协议未实际履行。因丹东市养老院没有履行遗赠抚养协议，故也没有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虽然张桂梅撤销了将其所有的房屋赠与给上诉人的公证遗嘱，但涉案房屋作为张桂梅的遗产，应由上诉人作为法定继承人继承。综上，被上诉人二号干线在没有丹东市养老院将涉案房屋赠与给他人的相关材料，且没有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人上诉人的同意和授权的情况下，与被上诉人李娟签订了动迁协议书，双方的行为系恶意串通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利益，故该协议应认定为无效。
被上诉人李娟辩称，原判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陈述双方并未实际履行遗赠抚养协议，没有事实及证据支持。
被上诉人丹东市住建委、二号干线共同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二号干线与李娟签订的动迁协议是否有效的基础涉及到张桂梅与丹东市养老院签订的遗赠抚养协议的效力问题。如果上诉人对遗赠抚养协议有异议，应另案起诉确认该协议的效力，否则在该协议有效的前提下要求撤销动迁协议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遗赠抚养协议确认房屋所有权人为丹东市养老院，至于丹东市养老院是否同意将房屋的一部分作为李娟的动迁房屋，是丹东市养老院对房屋的处分权。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二审中，上诉人曾广利为了支持自己的上诉主张，提供丹东市第二社会福利院（原丹东市养老院）出具的证明两份。证明丹东市养老院未与上诉人母亲签订遗赠抚养协议，也没有张桂梅于1992年入院、死亡等记载材料，故张桂梅与养老院签订的遗赠抚养协议未实际履行。
被上诉人李娟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虽然加盖了丹东市第二社会福利院的公章，但不能证明该福利院就是本案遗赠抚养协议中“丹东市养老院”的后身，且该证明中没有出证人的签字，无法核对经办人。
被上诉人丹东市住建委、二号干线共同质证认为，该证据不符合证据规则规定的形式要件，单位出具的证明应由出具证明的人签名，不能仅加盖公章。该证据形成时间为2014年12月，从时间上看不属于二审期间的新证据。该证据与本案事实不符，一审期间法院也到丹东市养老院核实相关证据及事实，证明了遗赠抚养协议经过公证存放在丹东市养老院。故该证据不能推翻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
本院对上诉人曾广利提供的证据的认证意见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系单位出具的证明，且仅加盖了出具单位的公章。依据法律规定，单位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证明材料，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及制作证明材料的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因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且各被上诉人对该证据均有异议，故对上诉人提供的证据，本院不予采纳。
被上诉人李娟、丹东市住建委、二号干线在二审期间均未提供证据。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上诉人主张因丹东市养老院没有履行遗赠抚养协议，其并未取得丹东市元宝区XX街XX组XX号房屋的所有权，但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对此，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遗产中的有关部分按照法定继承办理：（一）遗嘱继承人放弃继承或者受遗赠人放弃受遗赠的；（二）遗嘱继承人丧失继承权的；（三）遗嘱继承人、受遗赠人先于遗嘱人死亡的；（四）遗嘱无效部分所涉及的遗产；（五）遗嘱未处分的遗产。本案中，张桂梅先是于1990年，通过公证遗嘱的方式，将坐落于丹东市元宝区XX街XX组XX号房屋留给上诉人，后又于1992年，就该房屋与丹东市养老院签订遗赠抚养协议并办理公证。因遗赠抚养协议与公证遗嘱就该房屋的处分有抵触，导致公证遗嘱无效。现上诉人认为，虽然张桂梅撤消了公证遗嘱，但上诉人作为张桂梅的继承人，可依据法定继承的规定，继承该房屋。但该房屋并不存在可按照法定继承办理的情形。上诉人主张其应作为法定继承人继承该房屋，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李娟与被上诉人二号干线签订动迁协议行为系恶意串通，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利益，故主张该协议无效。上诉人自1993年2月24日因涉嫌诈骗罪被羁押，被上诉人李娟在与上诉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内，于1993年4月7日同被上诉人二号干线签订动迁协议，虽上诉人未在该协议上签字，但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同时，因公证遗嘱无效，上诉人无权继承该房屋，因此也未侵犯上诉人的利益。上诉人未提供该协议存在法定的合同无效的情节的证据，对上诉人的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曾广利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吕伯昌
代理审判员 王 杨
代理审判员 王 蕾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张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