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晋0502行初6号
原告王永进，男，汉族，1961年2月5日生，住山西省晋城市城区.
被告晋城市公安局城区分局，住所地：晋城市城区。
法定代表人史慧军，该分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凯，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尹晓光，该局工作人员。
被告晋城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山西省晋城市城区。
法定代表人武宏文，任市长。
委托代理人闫凯，任行政复议科科长。
委托代理人乔艳萍，任行政复议科科员。
原告王永进不服被告晋城市公安局城区分局（以下简称城区公安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和被告晋城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晋城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于2016年1月2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当日立案后，于2016年3月4日向被告城区公安分局、于2016年10月17日向被告晋城市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举证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1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永进，被告城区公安分局的委托代理人李凯、尹晓光，被告晋城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闫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城区公安分局于2015年8月6日作出晋城公行罚决字〔2015〕00064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2015年3月6日，王永进到北京市天安门地区违法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训诫；2015年7月29日、2015年8月5日，违法嫌疑人王永进仍不悔改，两次到北京市天安门地区违法上访，后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民警查获并予以训诫。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决定给予王永进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后原告王永进申请行政复议，被告晋城市政府作出〔2015〕5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城区公安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原告王永进诉称，原告于2015年8月5日到京办事，路经天安门，后被北京警方查身份证、行李等物，又送到马家楼接济中心，后被凤台居委书记、东街派出所人员接回，被被告拘留五日。天安门分局给被告的训诫书并没有说明原告在上访的时候是否有违法行为。《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机关在给予行政处罚时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因此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完全是违法的，侵犯公民权。训诫书是轻微警告，是证明我上访没有违法的证据。用训诫书作为行政处罚的证据，是用证明行为合法的证据来证明行为违法。训诫书的重要意义是告知原告应到相应的信访部门去反映问题，要依法维权，上面没有记录我上访有违法行为。故请求撤销被告晋城市公安局城区分局所作的晋城公行罚晋城公行罚决字〔2015〕00064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原告向本院提供了一份名称为“训诫内容”的文字材料，并称北京派出所给了其两份该材料，一次是2015年3月6日，一次大概是2015年7月29日。没给过训诫书。原告路过天安门时候被北京警方查行李，发现有上访材料，在将其带到马家楼的上车过程中发了“训诫内容”材料。原告认为其携带上访材料并未违法。
被告城区公安分局辩称，一、本案证据确凿、事实清楚。王永进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一案有三份训诫书及原告的询问笔录等证据证实，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训诫书的内容已经明确告知被训诫人王永进，信访人采取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天安门地区和中南海周边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待信访人员走访。王永进在被告知后，没有正确认识训诫书的内容，在半年时间内先后三次赴京非信访场所（中南海周边、天安门地区）非法上访，被北京市公安机关予以训诫，其行为已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二、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处罚适当。原告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且属于情节较重。原告到案后，被告东街派出所及时展开调查，全面收集、固定证据，并书面告知其在接受调查期间享有的各项权利和义务，以笔录形式告知拟对其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王永进拒绝签字，也不提出陈述和申辩的理由。原告也拒绝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上签字。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王永进的诉讼请求。
被告城区公安分局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依据：1、行政处罚决定书。2、对原告的权利义务告知书。3、对原告所作询问笔录。4、2015年3月6日训诫书。5、2015年7月29日训诫书。6、2015年8月5日训诫书。7、受案登记表。8、原告户籍证明。9、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10、对原告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告知笔录。11、对被行政拘留人家属通知书。12、行政拘留执行回执。13、晋城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14、《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
被告晋城市政府辩称，被告城区公安分局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符合法律规定。根据《信访条例》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对于违反《信访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由此可知公安机关作出训诫是针对违法行为，原告到北京市天安门地区、中南海周边非正常上访，被北京市公安机关查获并训诫，足以证明原告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被告城区公安分局作为原告居住地的公安机关，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对原告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符合法律规定。被告晋城市政府作出的〔2015〕5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晋城市政府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依据：1、行政复议决定书。2、行政复议申请书。3、行政处罚决定书。4、原告身份证复印件。5、受理通知书。6、答复通知书。7、答辩状。8、训诫内容。9、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对王永进的询问笔录。10、行政处罚告知笔录。11、训诫书（3份）。12、接返进京非坊人员交接单（2份）。13、送达回证。14、法律依据。
原告王永进对城区公安分局提供的证据质证称，训诫书本身就是轻微处罚。北京没有给原告发过训诫书。训诫书上没有规定提包里不准放上访材料。原告的情况不能构成训诫的情形。原告没有扰乱行为。没有法律规定说训诫书就能拘留5日。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全部不认可。
原告王永进对被告晋城市政府提交的证据也均不认可。
被告城区公安分局对原告提供的证据、陈述质证如下：上访必须到信访接待场所去，去天安门可以，但是不要带信访材料。
被告晋城市政府对原告提供的证据、陈述质证如下：对训诫内容本身无异议，但训诫不属于处罚。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城区公安分局提供的三份训诫书，以及原告王永进提供的“训诫内容”材料，可证明原告有不听劝阻，多次到天安门地区信访的行为。
经审理查明，2015年3月6日，原告王永进到北京市天安门地区非法信访，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查获并训诫。2015年7月29日、8月5日，原告王永进又分别携带信访材料到北京市中南海周边、天安门地区非法信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和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查获并训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将原告移交至被告城区公安分局。被告受案后，及时展开调查，全面收集证据，书面告知原告享有的权利和义务，以笔录形式告知拟对原告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2015年8月6日，被告城区公安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对原告作出晋城公行罚决字〔2015〕00064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王永进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王永进不服，向被告晋城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晋城市政府于2015年10月23日作出〔2015〕5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城区公安分局的行政处罚决定。原告仍不服，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本案中，原告的经常居住地是晋城市城区，因此被告城区公安分局对上述案件依法具有管辖权。
《信访条例》第十八条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关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被告城区公安分局提供的3份训诫书，以及原告王永进提供的“训诫内容”材料，可知原告曾于2015年3月6日到北京天安门地区走访，经北京市公安部门训诫告知天安门地区不是信访接待场所，不接待信访人员走访后，原告王永进仍然不听劝阻，又于2015年7月29日、2015年8月5日先后两次携带信访材料到中南海周边、天安门地区等最高国家机关所在地区走访。本案被告城区公安分局认为原告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对其予以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处罚适当，本院予以支持。训诫并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的类型，因此不能认定是一种轻微的行政处罚。
被告城区公安分局的行政处罚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规定。被告晋城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五十四条、第六十九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王永进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王永进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东法
代理审判员 卢 娜
人民陪审员 窦志强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李丽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