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迎民初字第922号
原告崔石敏，太原市学府公园职工。
委托代理人张瑞红（系原告配偶），太原市迎泽公园职工。
委托代理人周斌，山西龙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山西省人民医院，住所地，太原市双塔寺街**号。
法定代表人杜永成，院长。
委托代理人裴晓燕，该医院医务处副科长。
原告崔石敏与被告山西省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由审判员赵丽霞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崔石敏及其委托代理人张瑞红、周斌、被告山西省人民医院委托代理裴晓燕均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崔石敏诉称，2012年4月16日因胃部不适入住被告处住院治疗，入院诊断为胃窦溃疡恶变？反流性食管炎，4月19日在全麻下行根治性远端胃切除术，术后2天天文氏孔潘氏管引流出淡褐色液体，疑为胆汁样液，保守治疗26天后于5月12日出院，出院诊断：胃窦部溃疡伴中-
重度非典型增生、慢性萎缩性胃炎、反流性食管炎、肝囊肿、肝血管瘤，出院后感觉上腹部憋胀，进食后加重，伴恶心偶有呕吐，于同年5月18日又入住被告医院治疗至6月7日，出院诊断为远端胃切除术后吻合口水肿、慢性胆囊炎、肝囊肿、肝血管瘤、营养不良，因出院后再次腹痛，于6月30日再次入住被告处住院至11月7日，入院诊断为慢性胆囊炎急性发作、胆囊结石、肝外胆管结石、胆源性胰腺炎？远端胃切除术后，于7月16日在全麻下剖腹探查，行胆囊切除＋胆总管探查取石＋肝门胆管重建＋T管引流术，术后先后出现结肠瘘、肝脓肿、胃瘘；11月7日第四次入住被告处，6天后病危被急转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治疗，之后多次在山西省中医院、山西大医院、解放军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等处住院治疗。我认为，被告在诊疗过程中存在疏忽大意、过于自信的过错，术前准备不足、术中损伤脏器，对术后病情变化评估不足，对于腹腔感染、胃瘘、毒血症的诊断及处理不及时、不恰当，最终导致原告身体胃漏、胆漏、肠漏，不得已又人为××肠造瘘、空肠造瘘，合并严重腹膜炎、胆道感染、肝脓肿、膈下脓肿、肺炎、胸腔积液，辗转多地住院治疗2年之久，造成了严重××。在山西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下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内容属乘人之危、显失公平、重大误解，且在2013年1月后又发生了新的重大医疗事实，应予撤销，扣减被告赔付的20万元后，由被告继续赔偿。现诉至法院，请求判决：撤销原、被告签订的协议，并作如下赔付，医疗费458945元、误工费21975元、护理费1074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71400元、营养费46500元、交通费12000元、住宿费17614元、××赔偿金224560元、精神抚慰金50000元、其他费用31000元、医疗依赖费用50000元，以上共计1091489元，其中被告承担损失的75%，即818617元，扣除诉前赔付20万元，尚应赔付618617元；本案的诉讼费、鉴定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山西省人民医院辩称，首先，我院在诊疗过程中不存在过错，对原告行根治性远端胃部切除术有手术适应症，对术后出现的一系列并发症给予了及时的诊断和治疗，在我院行第二次手术系病情所需，否则可能危及原告性命；其次，原告的不良后果与医院的诊疗行为无因果关系，第一次术后出现胆囊炎、胆囊结石、胆总管结石，是手术不可避免的并发症，原因是胃肠功能恢复差、胆道反流严重，长期进食导致胆汁淤积；第三，第二次手术后因水肿、张力高导致胆漏长时间不愈合，继而出现胆汁性腹膜炎、感染性休克，给予积极治疗后病情有所控制，但胆漏、胃瘘、结肠瘘长时间未能愈合，于是积极联系并护送至301医院，原告的不良后果与第一次手术术后出现的不可避免的并发症有关，医院的手术不存在损伤脏器的情形，且原告的多项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第四，原、被告双方签署的人民调解协议合法有效，不存在乘人之危、显失公平、重大误解的情形，依法应予驳回。
经审理查明，2012年4月16日原告崔石敏因胃部不适入住被告处住院治疗，入院诊断：胃窦部溃疡恶变？反流性食管炎，4月19日在全麻下行剖腹探查，行根治性远端胃切除术，于5月12日出院；同年5月18日-6月7日因远端胃切除术后上腹部憋胀、恶心呕吐入住被告处住院治疗，出院诊断：远端胃切除术后、吻合口水肿？慢性胆囊炎、肝囊肿、肝血管瘤、营养不良；6月30日-11月7日原告第三次在被告处住院治疗，入院诊断：胆囊结石、肝外胆管结石慢性胆囊炎急性发作、胆源性胰腺炎？远端胃切除术后；7月16日在全麻下行剖腹探查，胆囊切除＋胆总管探查取石＋肝门胆管重建＋T管引流术出院诊断：感染中毒性休克、胆漏、胆汁性腹膜炎、结肠瘘、胃瘘、贫血、营养不良、胃大部切除术后、胆囊切除、胆管探查术后；11月7日第四次入住被告医院，因患者胆漏、胃瘘及结肠瘘长时间不能愈合，11月13日转院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治疗至12月17日；12月18日-12月24日在山西省中医院住院治疗；12月24日-12月28日在山西省大医院住院治疗；12月28日-2013年4月16日在山西省大医院住院治疗；2013年4月16日-5月2日在山西省大医院住院治疗；5月3日-7月11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总医院住院治疗；7月12日-10月10日在山西省中医院住院治疗；10月10日-11月4日在山西省大医院住院治疗；11月5日-12月30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总医院住院治疗；2013年12月30日-2014年1月13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总医院住院治疗；2014年1月16日-4月1日在山西省中医院住院治疗；4月1日-4月6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总医院住院治疗；5月5日-5月20日在山西省中医院住院治疗；6月12日-6月27日在山西省中医院住院治疗。
另查明，原、被告发生争议后，2013年10月28日在山西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调解下达成了晋医人调字（2013）574号人民调解协议书，约定由被告赔偿原告20万元整，且被告承保的保险公司已代被告履行完毕。该协议的第二款内容为“此协议为该纠纷一次性最终协议，双方无争议，互不反悔，双方自愿承诺今后不再就此事项向对方提出任何主张，不得损害对方的声誉”。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崔石敏在上述各医院住院病案、晋医人调字（2013）574号人民调解协议书在案佐证。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被告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其过错与患者的损害后果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如有因果关系，被告的过错参与度是多少；2、原告因被告的诊疗行为遭受的损失状况、晋医人调字（2013）574号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效力及被告如何承担赔偿责任。
针对第1个争议焦点，原告认为，原告在被告处第一次住院时，被告处医生对原告的术前诊断意见为胃窦部溃疡恶变，并进行了根治性远端胃切除，该入院诊断无根据，手术无相应适应症，术中冰冻切片为部分伴轻度非典型增生，却未进一步征求患者是否手术的意见并告知替代方案，不但侵害了患者的知情同意权，更为严重的是，手术给原告造成了肝胆系统的损伤，鉴定意见书对过错参与度的评价未考虑这些因素，所以，原告虽然原则上认可该鉴定意见，但本案的过错参与度应为75%。为支持其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证1、山西和谐健康体检中心体检报告一份，证明原告在入院前肝胆系统超声检查正常；证2、原告2014年9月18日血常规化验单、肝功能化验单、彩超化验单各一份，证明原告定残的依据；证3、人民卫生出版社内科学教材（第七版）、外科学教材（第八版），分别证明慢性胃炎异性增生、胃十二指肠溃疡的治疗均不需要手术；证4、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书一份，证明被告诊疗行为的过错造成了原告六级伤残。
被告的质证意见如下：对证1、证2、证3的真实性认可，但证3是学理性内容，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证4真实性认可，该鉴定中第四条分析说明中认可（一）中第（1）、（2）项内容，不认可第（3）项中对手术时机选择欠妥当的评价，因为原告当时是胆源性胰腺炎，不即时手术将危及原告生命，当时是××患者的情况作出的决定，所以对本案是否具有过错及因果关系的鉴定结论亦不认可；认可原告构成六级伤残。
被告针对第1个争议焦点未提交证据。
本院认为，诉讼中依原告崔石敏的申请，本院委托至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医疗过错、原告的伤残等级及护理依赖程度的鉴定，该鉴定中心出具了京正（2014）临医鉴字第15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中对被告在原告第一次住院期间（2012年4月16日-5月12日）的入院诊断及根治性远端胃切除术等均做了分析说明，认为，入院诊断正确，手术具有适应证，手术方式选择符合诊疗规范，术前履行了告知义务；原告主张上述入院诊断、根治性远端胃切除术及未术前告知均具有过错，给原告造成了肝胆系统的损伤，过错参与度应为75%，但未提交有效的反驳性证据，本院对其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根据鉴定意见，本院认为，被告于2012年7月12日为原告行胆囊切除＋胆总管探查取石＋肝门胆管重建＋T管引流术，存在手术时机选择欠妥当、术前考虑欠周的医疗过错，崔石敏术后出现胃瘘、结肠瘘、胆漏及腹腔感染、感染中毒性休克等并发症及目前的损害后果，一方面与被告的上述过错有关，另一方面与疾病自身的特点及诊治过程中本身所具有的风险有关，因此，被告的过错参与程度为同等因果关系，本院认定为参与比例为50%。
针对第2个争议焦点，原告认为，原告损失的起算点应为第一次在被告处入院时间2012年4月16日，此时被告的诊断及手术的医疗过错给原告造成了肝胆系统损害。在前文述及的各大医院原告产生的住院费用，除去基本医疗保险和商业大病保险报销的费用自行支付400882.52元、门诊医药费产生22388.34元、外购医药费用35674.15元；从2012年4月始原告持续误工至鉴定日前一天共31个月，2012、2013、2014年分别以每月681元、704元、730元的标准计算，计21975元；护理费以2013年山西省居民服务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27476元的标准计算住院期间714天的2人护理，27476／365＊714＊2=10749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参照太原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出差补助每日100元的标准计算714天共计71400元；营养费以每日50元标准计算31个月；交通费实际产生12000元，其中有相应证据的9669.9元；在南京、北京就医时产生住宿费17614元；残疾赔偿金22456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复印费2266元、快递费584元、律师费10000元；医疗依赖费用50000元；鉴定费18150元。原告就该争议焦点提交的证据有：证5、太原市学府公园出具的工资证明两份，证明原告由于本案医疗事故而在2013年、2014年减少了增资收入，2013年每月减少23元，2014年每月减少26元，2013年每月实际减少的收入为绩效工资681＋23元，2014年每月减少的收入为681＋23＋26元；证6、山西省人民医院住院票据4张、山西省中医院住院票据5张、山西大医院住院票据3张、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住院票据3张及相应的理赔证明，除去市医保、大病医保报销费用，住院费用损失为397184.45元；在山西大医院、山西省中医院、山西省人民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的门诊医疗票据共计53张17840.93元；外购药票据59张，共计40221.56元。证7、交通费票据76张，证明产生交通费用9669.9元；其他交通费用2330.1元无证据证明。证8、住宿费票据10张，证明在北京、南京住院期间产生住宿费17614元；证9、复印费票据27张，共计2266元；快递费票据1张，共计384元，另200元没有票据；律师费票据一张，计10000元；证10、鉴定费票据一张，计18150元；证11、山西省中医院疾病诊断书一份，证明原告具有医疗依赖。
被告就第二个争议焦点无证据提交，认为，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书中明确了原告在被告处第三次住院（即2012年6月30日-11月7日期间）时，被告为其进行的手术具有过错，而手术时间为7月12日，因此，原告在本案中的损失状况的起算点为2012年7月12日。认可原告所主张的2012、2013、2014年分别为每月681元、704元、730元的误工标准；认可住院期间的1人护理，亦认可原告所主张的护理标准；住院伙食补助费按每日50元计算；原告主张的营养费标准偏高，由法院酌情判定；认可原告主张的残疾赔偿金及25000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复印费、快递费、律师费无法律依据。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5的真实性认可，原告的误工损失从2012年7月12日计算至鉴定日前一天；认可证6，但应核减原告在被告处前两次住院时产生的住院费（即397184.45-16407.02-3644.89）；门诊票据中，在北京、南京产生的门诊费医药票据认可，共计3461.4元；不认可在山西省内的门诊费票据，每一张票据均至少存在以下4种情形之一：1、票据上载定的名字为张瑞红，与本案无关联，2、发生在7月12日前，3、在山西大医院、山西省中医院住院期间产生的门诊票据无相应医嘱证明；4、在山西前进机器厂职工医院产生的门诊费票据未记明用药明细，只记载了西药。不认可外购药票据，因为非发票或与本案无关联或无相应医嘱佐证；对证7中太原与北京、南京的往返车票与住院期间相吻合的认可，飞机票中四张与住院期间吻合的认可，另外一张不认可。其他票据不认可，与本案无关联；对证8中三张有手写部分的票据不认可，与住院期间吻合的三张发票的认可，其余的收据、收条、鉴定期间产生的发票都不认可，其中收据、收条不是正式票据；对证9不认可，不是法定赔偿项目；对证10的真实性认可，请法院酌情。对证11的真实性认可，具体复诊的费用没有具体体现，不能证明已经产生的损失。
关于原告的损失状况的起算点，本院认为，原告在被告处多次住院治疗，因而原、被告产生损失状况起算点的分歧意见，但是司法鉴定意见书中明确了前两次住院期间被告的诊疗行为无过错及被告的诊疗过错发生在原告第三次住院期间，因此，本院确认原告损失的起算点为第三次入院时，即2012年6月30日，住院天数总计668天。关于医疗费，2012年6月30日-2014年6月27日原告在各医院的历次住院产生的医药费损失为377132.54元；在门诊医药费票据中，被告认可在南京、北京产生的门诊费用为3461.4元，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张瑞红”的发票及2012年6月30日前产生的发票与本案欠缺关联，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山西省中医院、山西大医院出具的姓名为崔石敏的门诊费票据，被告虽认为在住院期间一般不会发生门诊费用，但票面信息反映了确系崔石敏本人发生，本院予以采信，这些票据证明产生门诊费用9495.59元，关于在山西前进机器厂职工医院产生的门诊费用，该票据未记载用药明细，也无相关医嘱佐证，本院不予采信；关于原告提交的外购药票据，由于无相应医嘱佐证，本院不予采信，以上医药费合计共390089.53元。关于误工费，被告认为原告的误工标准，本院予以确认，即2012年7月-12月误工标准为681元，2013年1-12月误工标准为704元；2014年1-10月21日（即鉴定日前一天）的误工标准为730元；以上原告的误工损失共计681＊6＋704＊12＋730＊10＋730／30＊21=20345元。关于护理费，原告主张护理标准以2013年山西省居民服务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27476元计算住院期间的护理费，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但由于原告未提交医疗机构出具的需2人护理的意见，本院支持1人护理，护理费为：27476／365＊668=50284.8元。关于住院伙食补助费，原告主张参照山西省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费为每人每日100元的标准计算住院期间668天共计66800元。关于营养费，被告认可原告加强营养的需求，本院酌情认定每日30元的标准计算668天共计20040元。关于交通费，在原告提交的交通费票据中，本院对能够与其就医时间、地点相吻合的原告本人及必要的陪护人员产生的交通费票据予以采信，其中太原与南京的往返火车票8张计2124元、南京上铁国际旅游有限公司铁路综合服务费定额发票4张计20元、太原与南京往返机票4张计1980元、南京机场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专用收据1张10元、太原与北京的往返火车票2张369元、出租车发票4张190.6元，另外，原告由于机票丢失而提交5月30日太原去往南京的2张登机牌，证明乘机前往南京治疗，本院认为，时间上与原告在南京就医的时间能够吻合，登机牌能够证明太原到南京的乘机费用确实发生，本院参照原告提交的2013年11月5日太原-
南京的机票费用340元计算共680元，以上交通费合计5373.6元。原告提交的其他交通费票据无法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住宿费，原告提交的票据中有3张客户名称为手写部分，由于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被告认可其余3张发票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据此认定在南京产生的住宿费为8082元；其余的收据、收条及2014年9月17日的发票，或无法核实其真实性，或与本案欠缺关联，本院不予采信。关于残疾赔偿金，原告为城镇居民，本案造成原告六级伤残，按照山西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为：22456元＊20＊50%=224560元。关于精神损害赔偿金，综合考虑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和本市的平均生活水平，本院确定为25000元。原告关于复印费、律师费、快递费的主张，无相关的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50000元医疗依赖费用，原告提交的山西省中医院的疾病诊断书不能证明确定必然发生50000元的金额，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可待时机发生后另行起诉；根据原告提交的发票，本院确认鉴定费18150元。综上，原告的各项损失共计828724.93元。
关于晋医人调字（2013）574号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下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其性质为当事人签署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除非该合同具有法定无效或可撤销情形。本案中，该协议的签订时间为2013年10月28日，从原告提交的病历能够认定当时原告正在山西大医院住院治疗，此后又多次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山西省中医院住院治疗，本院认为，从原、被告双方签订该协议的主体地位来看，原告缺乏相应的医学知识和医疗经验，被告处于优势地位，且在尚未治疗终结时，原告对损害后果的严重程度缺乏科学的判断依据，这种情况下签署的协议不是当事人自愿处分权利的体现，且经济利益明显失衡，违反了公平原则，本院对原告关于撤销该协议的主张予以支持，该协议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被告据此赔付原告的20万元，应在原告的损失总额中予以核减，即414362.47元，由被告山西省人民医院承担50%的赔偿责任，共计214362.47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第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山西省人民医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崔石敏二十一万四千三百六十二元四角七分；
二、驳回原告崔石敏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三千九百一十元减半收取计一千九百五十五元，由被告山西省人民医院负担九百六十七元（此款原告已预交，被告山省人民医院支付上述款项时一并付清），原告负担九百八十八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赵丽霞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书记员 安治宇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
（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
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
第二十条：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确定。
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
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
第二十一条：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
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
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二十年。
受害人定残后的护理，应当根据其护理依赖程度并结合配制残疾辅助器具的情况确定护理级别。
第二十二条：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算。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符合。
第二十三条：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确定。
受害人确有必要到外地治疗，因客观原因不能住院，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员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其合理部分应予赔偿。
第二十四条：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
第二十五条：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
（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
（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
（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