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5民终292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家龙。
委托代理人虞雪伟，江苏力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琦。
委托代理人吴珏，江苏百年东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家龙因与被上诉人周琦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2013）相民初字第28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2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3月25日，张永华、周琦与张家龙签订《协议书》一份，该协议将张家龙、姚金华列为甲方，周琦、张永华列为乙方，协议载明：“甲乙双方原有经济往来借款，还款等手续比较繁杂，现双方经充分协商，达成如下协议内容：一、自本协议签字之日起，甲乙双方再无任何经济纠葛。二、自本协议签字之日起，甲乙双方原往来凭证均作废，今后以本协议为准。三、本协议双方签字生效，因姚金华本人因故未能在场，本协议有张家龙代签，即本协议甲方有张家龙签字即生效。今后如姚金华对本协议有异议，则产生的法律后果有张家龙承担。”，张家龙在协议下部甲方处签名，周琦及张永华在协议下部乙方处签名。
另查，2011年8月11日，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受理姚金华起诉周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姚金华主张周琦于2008年7月11日、11月3日向姚金华分别借款359000元和225000元，因从2009年4月起多次向周琦催讨未还，故诉至法院，要求周琦归还上述借款并支付催款之后的利息73000元，姚金华在该案中提供了2008年7月11日、11月3日通过银行向周琦汇款359000元和225000元的凭证。周琦认可确实收到姚金华汇款584000元，但认为不是借款，而是本人与张家龙、张永华合作开办苏州市相城区东桥奇益服装厂的分红款，苏州市相城区东桥奇益服装厂以姚金华的名义注册成立，除上述二笔外，还有五笔，并提供了张家龙从2008年6月至2008年12月期间的五笔汇款凭证，周琦表示因与张永华、张家龙、姚金华产生经济纠纷，遂于2009年3月25日四方订立《协议书》以了结产生的经济纠纷，其也在《协议书》订立后，于2009年4月9日向张家龙汇款500000元，认为至此纠纷已全部了结，故不同意姚金华要求其返还584000元的请求。该案审理中，张家龙到庭作证，称周琦所称苏州市相城区东桥奇益服装厂系姚金华所开办，该厂与周琦担任经理的名葳纺织品（上海）有限公司有业务往来，因需承接周琦公司的业务定单，故姚金华与其本人均有出借钱款给周琦，2009年3月25日《协议书》系了结其与周琦及张永华之间的借款纠纷，即《协议书》订立后，周琦支付其500000元，此后其、周琦、张永华再无经济纠葛，但《协议书》与姚金华无关。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协议书》中并无周琦主张的投资、分红内容，尽管《协议书》写明由张家龙代姚金华签字即认可，但张家龙并无姚金华的授权，在姚金华事后不予认可的情况下，无法认定《协议书》对姚金华有约束力，同时该《协议书》表述张家龙、姚金华、周琦、张永华原有经济往来，借款与还款手续比较繁杂，周琦签署该《协议书》即是对该表述的认可，与姚金华主张相和，故认定姚金华与周琦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584000元借款合同关系，遂判决周琦返还姚金华借款584000元，支付利息17033.33元，由周琦承担案件受理费5112元。周琦表示不服，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2年2月28日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224元，由上诉人周琦承担。后经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执行，周琦履行了全部付款义务，并承担案件执行费8461.45元。以上周琦支付款项计人民币624830.78元。
又查，2013年8月6日，原审法院立案受理了原告周琦诉被告张家龙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周琦要求张家龙返还不当得利500000元并赔偿损失，原审法院于2013年10月21日出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周琦的全部诉讼请求。
以上事实，由周琦提供的身份信息、工商信息查询表、协议书复印件、汇款凭证复印件、收款收据、（2011）徐民一（民）初字第4942号民事判决书、（2011）沪一中民一（民）终字第313号民事判决书复印件、（2013）相民初字第1737号民事判决书等材料及当事人陈述附卷佐证，原审法院予以认定。
原审原告周琦的诉讼请求为：判令张家龙支付周琦人民币624830.78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本案的争议焦点：《协议书》的效力及张家龙是否应支付周琦624830.78元。
周琦主张，其虽主张《协议书》中的四人共同投资合伙开厂，存在分红事宜，但无其他证据提供，现根据生效法律文书可以认定《协议书》系周琦、张永华与张家龙共同签订，系双方形成的共同合意，该协议实际上系了结性协议，周琦按双方口约支付张家龙500000元了结与张家龙及姚金华的经济往来，而张家龙在（2011）徐民一（民）初字第4942号案件中作为证人在庭审笔录中也予以确认，故该协议对双方均有约束。而姚金华对此不予认可并诉至法院，现根据生效文书认定《协议书》对姚金华不具有约束力，周琦因此支付了624830.78元，张家龙的行为导致周琦损失，故应由张家龙承担上述费用。另提供（2011）徐民一（民）初字第4942号案件中的庭审笔录等证据。
张家龙对庭审笔录等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其认为不存在合伙事宜，《协议书》只针对借款、还款及赔偿事宜，姚金华虽是我表妹夫，但签订协议时，我只代表我个人，并不代表姚金华。
原审法院认为，《协议书》系周琦及案外人张永华与张家龙签订，系三方自愿、真实意思的表示，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合法有效。而该协议并无周琦主张的投资、分红内容且周琦对此也无相应的证据提供，故原审法院对周琦此主张不予认可。根据生效法律文书可以认定该协议对姚金华不具有约束力，而《协议书》写明“甲乙双方原有经济往来借款，还款等手续比较繁杂，现双方经充分协商，达成如下协议内容”，再结合协议第三条的约定可以看出，周琦、张永华与张家龙、姚金华之间确实存在“借款、还款”等关系，张家龙在协议上签署该协议即对协议中的表述予以认可，且张家龙、周琦对于姚金华是否认可该协议的法律后果也进行了明确，故该协议对周琦、张家龙具有约束力。现周琦依双方口头约定已支付了张家龙500000元，张家龙在（2011）徐民一（民）初字第4942号案件的庭审笔录中也明确该协议解决了其与周琦、张永华间借款关系，该了结性的还款仅解决了周琦、张永华与张家龙的借款关系，又称“被告（指周琦）还了我50万元就全部了结了”，原审法院结合《协议书》的约定，可以认定张家龙收取该500000元即是按《协议书》收取的甲、乙双方间的了结款项。双方关于协议第三条的约定，则表明张家龙对于案外人姚金华如对协议不予认可的法律后果是明知的，其也表示愿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故因姚金华不予认可《协议书》后导致周琦支付的合理款项应由张家龙承担。至于本案中张家龙所称该500000元系赔偿款的主张，无其他相应证据证实且周琦也不予认可，故原审法院不予采信。现姚金华不认可该《协议书》，周琦由此支出的合理费用应由张家龙按《协议书》的约定承担，周琦支出的624830.78元费用中二审案件受理费10224元、案件执行费8461.45元系周琦不服判决、不主动履行生效判决而相应增加的费用，不应向张家龙主张，由周琦自行承担，故张家龙应支付周琦人民币606145.33元。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张家龙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周琦人民币606145.33元。本案案件受理费为人民币10048元，由周琦负担300元，张家龙负担9748元。
上诉人张家龙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在本案原审判决前，《协议书》中的甲方（即张家龙与姚金华）合计给予乙方（即周琦及张永华）1262000元，乙方合计给予甲方1201033.33元，双方往来差额为60966.67元。此外，张家龙还于2008年2月5日向周琦汇款10万元。在双方全部往来中，周琦没有任何损失，如再按原审判决执行显属不当得利。二、《协议书》约定不明，本身缺乏约束力。1、《协议书》中没有区分四位当事人谁是债权人、债务人或相对人，相互之间的经济往来的性质及数额、分享权利的份额以及分担义务的份额；没有明确姚金华不认可《协议书》内容张家龙应承担哪些责任；没有明确周琦给付张家龙50万元了结周琦、张永华对张家龙、姚金华所负的债务。因此《协议书》不能实质性约束四位当事人。2、周琦乘张家龙急需资金之际，利用自己的优势，请其利害关系人居兴法的法律顾问起草了《协议书》，但未采取合理方式对条款予以说明，未提请张家龙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周琦责任、加重张家龙责任、排除张家龙主要权利的条款。张家龙签字意在自己与周琦及张永华间借贷关系的了结，但因缺乏经验对签字行为性质认识不足。《协议书》内容非张家龙的真实意思表示。3、签订《协议书》时甲乙双方的付款并不对等，即使考虑周琦后来给付的50万元，也无法撑起《协议书》的公平合理性。因此《协议书》实质是无效的。三、原审判决中“因姚金华不予认可《协议书》后导致周琦支付的合理款项应由张家龙承担”的认定有误。既然周琦认为姚金华未对协议内容有异议并口头确认张家龙替他签字，即有理由相信张家龙有代理权，依法该代理行为有效。周琦没有了结其与姚金华之间的经济往来而招致姚金华提出诉求，其法律后果不应由张家龙承担。周琦始终坚称其得到的7笔汇款均是分红款而非借款，则签订《协议书》时周琦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可能涵盖其向姚金华借款出现问题可向张家龙追责的情形，因此法院判令周琦向姚金华返还借款的后果不应在《协议书》第三条张家龙应担责的“法律后果”之列。四、上海一中院的生效判决认定“（周琦支付给张家龙的）50万元还款金额少于张家龙汇付周琦的钱款金额，难以认定50万元已包含了周琦与姚金华的结算款”。原审判决认定“张家龙收取该50万元是按《协议书》收取的甲、乙双方间的了结款项”，该认定明显缺乏事实依据，且与上海一中院的判定相反。五、在上海一中院的诉讼中，周琦坚称汇给张家龙的50万元是未给张家龙定单导致其公司关闭的赔偿（补偿款），调解人居兴法也予以证实，因此原审法院对张家龙称50万元系赔偿款的主张不予采信有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周琦辩称：对于张家龙称张永华从张家龙处“净得”5万元，周琦从张家龙处“净得”1万余元的观点，首先，从事实层面，周琦与张家龙、姚金华之间从未发生过借款关系，周琦收到的所有来自该二人的款项都是四人合作开厂的分红款。虽然司法判决对此不认可，但事实就是事实，所谓“净得”是不存在的。其次，从法律层面，张永华所谓“净得”与本案无关。对于张家龙认为《协议书》没有法律效力的观点，首先，《协议书》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其次，《协议书》内容是四方共同意思，没有姚金华在电话里的认可，不会出现《协议书》第三条的内容，张家龙也不敢签字。再次，《协议书》本质上是一份了结协议，张家龙对姚金华的认可承担了保证担保的责任。姚金华的异议正是周琦遭受判决损失的原因，符合《协议书》第三条的约定，应由张家龙对周琦的损失承担责任。最后，张家龙在《协议书》签订后竟然拿出之前的银行汇款单据起诉周琦借款628000元未还，后被上海市闵行区法院驳回诉讼请求，充分证明张家龙是出尔反尔、毫无诚信之人。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相一致。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1、《协议书》的效力；2、周琦2009年4月9日给张家龙的汇款500000元的性质；3、张家龙是否应向周琦支付（2011）沪一中民一（民）终字第31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周琦向姚金华支付的费用。
本院认为：关于《协议书》的效力问题，张家龙主张《协议书》非双方真实意思，条款指向不明，显失公平，应认定为无效。《协议书》虽未明确双方此前债权债务关系的具体内容，但对于协议签订后各方“无任何经济纠葛”这一权利义务内容约定是明确的。张家龙作为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此应该知晓及理解。《协议书》系各方协商订立，并非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格式条款，张家龙以周琦未采取合理方式对条款予以说明、加重张家龙责任为由主张协议无效没有法律依据。虽然张家龙主张签订协议前其与姚金华两人向周琦和张永华两人支付的款项高于周琦方给付的款项，但没有证据证明《协议书》是周琦一方利用优势或者张家龙没有经验而订立，其认为《协议书》显失公平依据不足。而且对于显失公平的合同当事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因张家龙未提出撤销《协议书》的请求，《协议书》对各方当事人仍具有约束力。本院认定《协议书》是张家龙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
关于周琦2009年4月9日给张家龙的汇款500000元，虽然《协议书》中并未约定周琦有该给付义务，但周琦认可其给付500000元后四方所有经济往来归零，张家龙在（2011）徐民一（民）初字第4942号案件庭审笔录中也称“周琦还了我50万元就全部了结了”。因此不论周琦支付该笔付款的基础原因是否是出于向张家龙进行补偿或赔偿，该付款的实质目的即是为了按《协议书》了结甲、乙双方之间的所有往来。虽然因为姚金华不认可《协议书》，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认为难以认定该付款包含了周琦与姚金华之间的结算款，但并未否定该付款对于张家龙的效力。张家龙收受该笔汇款后，自然应按协议承担姚金华不认可《协议书》的法律后果。
关于张家龙应承担的责任，《协议书》第三条约定“今后如姚金华对本协议有异议，则产生的法律后果有张家龙承担”。此约定中的“法律后果”应包括所有因姚金华不认可《协议书》而导致周琦一方承担责任的后果。虽然周琦主张张家龙在《协议书》上签字已经过了姚金华同意，但该观点并未在（2011）沪一中民一（民）终字第313号案件中被法院采信。在法院认为《协议书》对姚金华没有约束力并判决周琦向姚金华返还借款后，姚金华对协议有异议的法律后果已经产生，周琦应有权依据《协议书》第三条要求张家龙承担责任。原审法院判决张家龙向周琦支付上述费用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正确，理应予以维持。上诉人张家龙的上诉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48元，由上诉人张家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曾雪蓉
代理审判员 姚 望
代理审判员 沈维佳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陆晓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