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杭商终字第93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萍钢工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凌建安。
委托代理人：范凯洲、刘小宁。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中大技术出口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范之江。
委托代理人：王立新，
委托代理人：楼兴龙，
上诉人江苏萍钢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萍钢）因与被上诉人浙江中大技术出口有限公司（浙江中大）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3）杭上商初字第8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4年4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4年5月29日组织双方进行了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查明：（一）关于合同订立的过程：根据当事人关于合同订立过程的陈述，浙江中大与江苏萍钢工贸有限公司江阴分公司（以下简称江阴分公司）之间签订合同均通过上海正烨的法定代表人周华文联系并转交相关合同书，周华文的另一身份是江苏萍钢的母公司江西萍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在合同订立过程中浙江中大与江阴分公司并没有直接的接触。在业务往来中，双方共签订了五次合同：第一次：2012年2月16日签订的《购销合同》，约定：江阴分公司为供方，浙江中大为需方，供方向需方供应钢坯10536吨，合同总金额40036800元，交货地点：上海正烨指定的仓库；交货期限：2012年4月30日；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十五个工作日内，需方将货款一次付清，供方在发货后60个工作日内开具全额增值税发票给需方。该合同加盖有江阴分公司的行政印章。第二次：2012年4月20日签订的《购销合同》，约定：江阴分公司为供方，浙江中大为需方，供方向需方供应钢坯10536吨，合同总金额40036800元，交货地点：上海正烨指定的仓库；交货期限：2012年6月30日；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十五个工作日内，需方将货款一次付清，供方在发货后60个工作日内开具全额增值税发票给需方。该合同加盖有江阴分公司的行政印章。第三次：2012年6月21日签订的《购销合同》，约定：江阴分公司为供方，浙江中大为需方，供方向需方供应钢坯7774.14吨，合同总金额40036800元，交货地点：上海正烨指定的仓库；交货期限：2012年8月30日；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十五个工作日内，需方将货款一次付清，供方在发货后60个工作日内开具全额增值税发票给需方。该合同加盖有江阴分公司的行政印章，并有署名为曾佳丽的签名。2012年6月25日，双方又补签《购销合同》，供货数量12095.71吨，合同总金额仍为40036800元，交货地点：江阴圣安储运服务部仓库，交货期限仍为2012年8月30日，其他内容不变。该份合同加盖了江阴分公司的合同专用章。第四次：2012年8月27日签订的《购销合同》，约定：江阴分公司为供方，浙江中大为需方，供方向需方供应钢坯11782吨，合同总金额40058800元，交货地点：浙江中大指定的仓库；交货期限：2012年11月30日；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十五个工作日内，需方将货款一次付清，供方在发货后60个工作日内开具全额增值税发票给需方。该合同加盖有江阴分公司的合同专用章。第五次：2012年11月27日签订的《购销合同》，约定：江阴分公司为供方，浙江中大为需方，供方向需方供应钢坯11782吨，合同总金额40058800元，交货地点：浙江中大指定的仓库；交货期限：2013年2月30日；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十五个工作日内，需方将货款一次付清，供方在发货后60个工作日内开具全额增值税发票给需方。该合同加盖的是江阴分公司的行政印章。（二）关于合同履行的过程：1、交货的过程：双方对交货的事实并无争议，江阴分公司向浙江中大供货四次：第一次交货时间：2012年4月17日，交货数量10536吨，当日，江阴分公司向原告开具相应货物的增值税发票。第二次交货时间：2012年6月17日，交货数量7774.14吨。2012年6月18日，江阴分公司向原告开具相应货物的增值税发票。第三次交货时间：2012年8月23日，交货数量12095.71吨。2012年8月24日，江阴分公司向原告开具相应货物的增值税发票。第四次交货时间：2012年11月24日，交货数量11782吨。2012年11月21日，江阴分公司向原告开具相应货物的增值税发票。2、货款的支付过程：第一次支付：2012年2月21日，浙江中大开具银行汇票两张，出票人浙江中大，金额分别为20000000元和20036800元，收款人江阴分公司，浙江中大将汇票交付给周华文。经查证工商银行上海五角场支行，该银行汇票背书人栏加盖有江阴分公司的财务印章，被背书人和持票人栏加盖有上海狮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财务印章，银行工作人员对汇票背书进行形式审查后，上述票款经背书进入上海狮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账户。2012年4月16日，江阴分公司收到申请人为上海狮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浙江中大的银行汇票一张，金额40036800元，银行汇票背书人栏加盖有浙江中大的财务印章，被背书人和持票人栏加盖有江阴分公司的财务印章，经过背书转让后票款进入江阴分公司。经浙江中大辨认该财务印章非其公司的真实印章。第二次支付：2012年4月23日，浙江中大开具银行汇票两张，出票人浙江中大，金额分别为20000000元和20036800元，收款人江阴分公司，由浙江中大交付给周华文，江阴分公司在浙江中大留存的银行汇票的复印件上加盖财务印章和法人印章，经江苏萍钢确认上述印章为真实印章。经本院查证工商银行上海五角场支行，该银行汇票背书人栏加盖有江阴分公司的财务印章，被背书人和持票人栏加盖有上海狮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财务印章，银行工作人员对汇票背书进行形式审查后，上述票款经背书进入上海狮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账户。第三次支付：2012年6月25日，浙江中大开具银行汇票一张，出票人浙江中大，金额为40036800元，收款人江阴分公司，由浙江中大交付给周华文。经查证工商银行上海五角场支行，该银行汇票背书人栏加盖有江阴分公司的财务印章，被背书人和持票人栏加盖有上海狮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财务印章，银行工作人员对汇票背书进行形式审查后，上述票款经背书进入上海狮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账户。2012年7月5日，江阴分公司收到申请人为上海狮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浙江中大的银行汇票一张，金额40036800元，银行汇票背书人栏加盖有浙江中大的财务印章，被背书人和持票人栏加盖有江阴分公司的财务印章，经过背书转让后票款进入江阴分公司账户。经浙江中大辨认该财务印章非其公司的真实印章。上述三次银行汇票的交付，浙江中大均收到上海正烨寄来的加盖江阴分公司财务印章的注明收到上述汇票的收据。但江苏萍钢认为收据上加盖的财务印章非江阴分公司的真实印章。第四次支付：2012年8月27日，浙江中大向江阴分公司电汇40058800元，江阴分公司确认当日收到该笔款项。第五次支付：2012年11月29日，浙江中大向江阴分公司电汇40058800元，江阴分公司确认当日收到该笔款项。另查明：2013年1月10日，浙江中大委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浙江万邦分所向江阴分公司发送《企业询证函》，要求江阴分公司确认欠浙江中大40058800元。浙江中大收到的确认函上加盖有江阴分公司的印章。但江苏萍钢否认《确认函》上加盖的江阴分公司的印章为真实印章。现该企业询证函保存于大华会计师事务浙江万邦分所。2013年5月2日，浙江中大向江阴分公司发送《催货通知书》：“我司与贵司于2012年11月27日签订合同号为2012HDCA062委托代理合同的钢材采购合同，于2012年11月29日电汇给贵公司，贵司应在2013年2月底交货给我司，我司已依约履行，于2012年11月29日电汇给贵公司，但贵司到目前却严重违约，未履行合同项下的交货义务。为此，我司特致函贵司，请贵司在2013年5月10日前务必将货（钢坯）交付入我司仓库指定地点。逾期，我司将依法追究贵司的违约责任”。江阴分公司在收到该函后未予答复，也未向浙江中大进行供货。浙江中大催促未果，遂诉至原审法院。再查明：周华文因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罪被江西省萍乡市公安局刑事拘留，现羁押于江西省萍乡市看守所。
原审法院认为，浙江中大与江阴分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双方均应严格履行。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交易双方是签订了五次购销合同还是四次购销合同；浙江中大是履行了五次付款义务还是四次付款义务。第一，结合已生效的（2013）浙杭辖终字第589号民事裁定书关于2012年11月27日《购销合同》真实性的认定意见，江苏萍钢不能证明其从未使用过2012年11月27日《购销合同》上的印章与浙江中大订立过合同，而之前的2012年2月16日《购销合同》、2012年4月20日《购销合同》上加盖的行政印章与2012年11月27日《购销合同》上加盖的行政印章具有一致性，证据之间可以相互印证，因此即便是购销合同上加盖的江阴分公司的行政印章与江阴分公司提供的印章模板不一致，本案也无从否定2012年2月16日《购销合同》、2012年4月20日《购销合同》的真实性，且江苏萍钢也并不否认2012年2月、4月交易双方签订过购销合同的事实，同时，浙江中大提供的五次购销合同中有关交货时间、交货数量、付款时间、付款金额等交易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与合同签订后实际发生的交货时间、交货数量、付款时间、付款金额等能够相互对应，符合买卖双方的交易习惯，因此可以认定交易双方签订过五次购销合同，分别是：2012年2月16日的《购销合同》，2012年4月20日的《购销合同》，2012年6月21日的《购销合同》（2012年6月25日补签的加盖江阴分公司合同专用章的《购销合同》），2012年8月27日的《购销合同》，2012年11月27日的《购销合同》。第二，应认定浙江中大履行了五次付款义务。据当事人陈述，周华文系江苏萍钢的母公司江西萍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但周华文却需要通过浙江中大从江阴分公司购货，原因是浙江中大具有预付货款的资金能力。根据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交货时间等事项，浙江中大应在合同签订后先行预付货款，江阴分公司收到货款后再进行交货。针对五次购销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浙江中大开具了三次（共五张）银行汇票、两次电汇，上述汇票、电汇的开具时间、金额以及江阴分公司收到汇票或款项的时间、金额等与五次合同均能构成逻辑上的对应关系：
第一次：2012年2月16日《购销合同》：应交货时间4月30日；实际交货时间4月17日；应付款时间3月9日，浙江中大开具汇票时间2月21日；江阴分公司收到以上海狮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为申请人、浙江中大为收款人的银行汇票的时间及入账时间4月16日，收款金额40036800元，与浙江中大开具的银行汇票的金额一致。从合同签订时间、交货时间、付款时间等因素分析，江阴分公司收到的该笔款项应对应本次合同，而非其后订立的合同。
第二次：2012年4月20日《购销合同》：应交货时间6月30日；实际交货时间6月17日；应付款时间5月11日，浙江中大实际开具汇票时间4月23日；江阴分公司收到该汇票的时间4月23日（有江阴分公司在该汇票复印件上加盖的财务印章为证），浙江中大无需对该笔款项是否进入江阴分公司账户再举证。从合同签订时间、交货时间、付款时间等因素分析，江阴分公司收到的该笔银行汇票应对应本次合同，而非对应2月16日的合同及其后订立的合同。
第三次：2012年6月21日《购销合同》（或2012年6月25日《购销合同》）：应交货时间8月30日；实际交货时间8月23日；应付款时间7月12日，浙江中大开具汇票时间6月25日；江阴分公司收到以上海狮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为申请人、浙江中大为收款人、江阴分公司为持票人的银行汇票的时间7月5日，入账时间7月6日，收款金额40036800元，与浙江中大开具的银行汇票的金额一致。从合同签订时间、交货时间、付款时间等因素分析，江阴分公司收到的该笔款项应对应本次合同，而非对应4月20日的合同及其后订立的合同。
第四次：2012年8月27日《购销合同》：应交货时间11月30日；实际交货时间11月24日；应付款时间9月17日，浙江中大电汇时间8月27日；江苏萍钢收到电汇时间8月27日。从合同签订时间、交货时间、付款时间等因素分析，江阴分公司收到的该笔款项应对应本次合同，而非对应6月21日的合同及其后订立的合同。
第五次：2012年11月27日《购销合同》：应交货时间2月30日（2月份并无30日，故应为2月底）；实际未交货；应付款时间12月18日，浙江中大电汇时间11月29日；江苏萍钢收到电汇时间11月29日。从合同签订时间、应交货时间、付款时间等因素分析，江阴分公司收到的该笔款项应对应本次合同，而非对应8月27日订立的合同。
而江苏萍钢仅提供了2012年6月25日、8月27日的两份有效合同，其辩称浙江中大为了履行与江阴分公司签订的2012年8月27日《购销合同》而支付的2012年11月29日的货款，对此未向本院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且其认可的收到浙江中大的四次付款与其所提供的有效合同在签订时间、交货时间、付款时间等方面均无法形成逻辑对应关系，不符合双方关于先付款后供货的合同约定，也与其关于江阴分公司本着现款现货向浙江中大供货的陈述相矛盾，故其抗辩意见不能成立。
虽然浙江中大将银行汇票交付给周华文再转交给江阴分公司，客观上不排除周华文利用伪造江阴分公司印章的手段进行虚假背书转让以套取资金的可能性，但是从双方交易的整个过程分析，双方之间的合同往来实际通过周华文传递达成的，并且浙江中大交付给周华文的是银行汇票而非现金或可任意支取的其他票据，银行汇票上已明确记载收款人为江阴分公司，依银行汇票的操作流程，如无江阴分公司签章背书转让，则该票据的持有人或受益人仍属于江阴分公司而非其他。基于此，浙江中大通过周华文向江阴分公司转交银行汇票的做法亦具有其合理性。综上分析，应当认定浙江中大向江阴分公司履行了五次付款义务。至于周华文自认伪造江阴分公司的财务印章进行虚假背书的事实，并不影响本案民事案件的审理，江苏萍钢或江阴分公司可通过其他救济途径依法追究周华文的相应责任。
基于浙江中大针对五次购销合同，已履行了五次付款义务。江阴分公司在收到第五次付款后，并未按照第五次购销合同约定的交货时间、交货数量向浙江中大履行交货义务，且其在收到浙江中大寄送的催货通知书后已明确表示不会履行该合同约定的义务，因此，该合同亦无履行的必要，浙江中大以诉讼方式解除ZTIEC201211-27《购销合同》，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原审法院于2013年6月27日向江苏萍钢送达了起诉状副本，故确定该时间为交易双方解除合同的时间。合同解除后，江阴分公司应当返还浙江中大的预付货款，并赔偿浙江中大资金被占用造成的利息损失。对浙江中大主张的自2012年11月29日预付货款之日计算至2013年5月29日止的利息损失的合理部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对此后的利息损失因浙江中大未再主张，故原审法院不予审理。因江阴分公司系江苏萍钢开办的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故相应民事责任亦应由其开办单位即江苏萍钢承担。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三）项、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如下：一、浙江中大与江阴分公司签订的编号为ZTIEC201211-27的《购销合同》自2013年6月27日起解除。二、江苏萍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浙江中大货款40058800元。三、江苏萍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浙江中大赔偿以40058800元为基数，自2012年11月29日计算至2013年5月29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损失1127878元。四、驳回浙江中大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江苏萍钢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8664元，由江苏萍钢负担247733元，浙江中大负担931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江苏萍钢负担。
宣判后，江苏萍钢不服，提起上诉称：对浙江中大支付的货款被案外人截留的过错责任及后果应由浙江中大自行承担。具体理由如下：一、本案诉争的浙江中大“多”支付的货款，实际是由于浙江中大违反财务制度，三次违规向案外人交付银行汇票，导致案外人籍机截留货款，并三次伪造江苏萍钢的印鉴而将汇票背书后进入案外人的银行账户，后，第二次新开汇票后再伪造浙江中大的印鉴而将汇票交付江苏萍钢，使得案外人得以非法截留江苏萍钢的一次货款。对上述事实，江苏萍钢并无过错，由此产生的后果应由浙江中大自行承担。二、管辖权异议裁定中认定的实体事实仅是法院裁定管辖权的理由，不在既判力客体范围之内，不能约束实体判决。原审法院依据管辖权异议的裁定对盖有江阴分公司行政公章的合同之真实性予以确认的认定存在错误，不符合事实和法律。三、原审判决中认定了“2013年1月10日，浙江中大委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浙江万邦分所向江阴分公司发送《企业询证函》，要求江阴分公司确认欠浙江中大40058800元。浙江中大收到的确认函上加盖有江阴分公司的印章。但江苏萍钢否认《确认函》上加盖的江阴分公司的印章为真实印章。现该企业询证函保存于大华会计师事务浙江万邦分所。”，原审法院回避了浙江中大向江苏萍钢送达的另一次询证函、特别是浙江中大向江苏萍钢回复的询证函。江苏萍钢对浙江中大提供的盖有江苏萍钢公章的询证函持有异议；江苏萍钢还另外持有一份盖有浙江中大公章的询证函原件，正是由于该询证函与事实不符，故江苏萍钢没有回复。原审法院对江苏萍钢持有充分异议的询证函予以认定，而对于江苏萍钢未回复的事实不予确认，是错误的。四、江苏萍钢提供了周华文笔录及录像，与浙江中大对本案涉争款项进行了处理，并将其实际拥有的贵州矿业公司股权转让给了浙江中大，虽然浙江中大抗辩称上述股权转让系江苏萍钢与周华文的其他债权债务，但浙江中大却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在此情形下，浙江中大起诉江苏萍钢，是恶意诉讼。五、周华文及其关联公司与江苏萍钢及江苏萍钢之母公司均系各自独立的法人，依法并不能直接作为各自的代理人，浙江中大也无证据证明周华文及其关联公司是江苏萍钢之代理人。原审法院曲解了周华文的身份，对周华文身份的认定是在故意迎合浙江中大的诉请，而不顾江苏萍钢的抗辩。六、合同中并无约定以银行汇票交付，依照原审法院的逻辑，浙江中大应该将全部货款都通过周华文向江阴分公司转交银行汇票而不能再以银行汇款方式，但事实上，浙江中大有二次是直接向江苏萍钢银行汇款，故原审法院认定有失偏颇。七、根据本案审理情况，原审法院应当依法通知并追加上海必烨公司为第三人，但原审法院并未追加，却在原审判决中认定将有关权利义务归责于上海必烨，程序有误。八、浙江中大起诉所涉合同是虚假的，在合同虚假的情况下，本案的核心点在于有关款项究竟是支付于何人，现浙江中大的经办人陈述未交付于江苏萍钢，法院也查明该款项系由第三人收取，有关汇票上的财务专用章等印章均系第三人伪造，并非真实印章，江苏萍钢对该款项不应承担任何责任，应由浙江中大向第三人追索。九、由于本案实际的争议标的额已经高达2亿余元，故本案应当由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综上，特提请二审法院：1、撤销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13）杭上商初字第813号民事判决；2、驳回浙江中大对江苏萍钢的原审诉讼请求；3、一审及二审诉讼费用由浙江中大承担。
被上诉人浙江中大答辩称：原审判决符合事实，证据认定和法律适用正确。具体理由如下：一、原审判决在对本案双方提交的证据材料进行充分质证和查证的基础上，客观地认定了浙江中大与江苏萍钢的五次合同、五次收付款及相关合同履行的事实。首先，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浙江中大与江苏萍钢于2012年2月16日至11月27日期间，先后签订过五次合同。浙江中大也依据每次合同的约定，以银行汇票和电汇的方式向江苏萍钢支付了五次货款，而江苏萍钢确实也收到了浙江中大支付的五次货款，但仅履行了四次交货义务。对于上述事实，浙江中大有全部合同原件，五次付款的银行汇票、《中国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江苏萍钢收到浙江中大银行汇票的收据、江苏萍钢出具的提货凭证、增值税发票可以证明。浙江中大的付款行为，不但完全按照上述合同的约定条件支付，而且也完全符合当时钢贸行业先付全款再提货的交易习惯。江苏萍钢也无相反证据证明双方对合同约定的付款和交货条件作出了任何的变更。另，江苏萍钢的论点自相矛盾，不符合事实。江苏萍钢自认双方签订了四份合同，履行了四次交货义务，但否认收到五次付款。然而，上述付款事实与购销合同已形成一一对应关系。因此，无论江苏萍钢对于浙江中大提交的银行汇票如何否认，其实际收到了五笔货款，但仅履行了四次交货义务，是无法否定的客观事实。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首先，就双方的合同而言，浙江中大提交了包括争议合同在内的五份涉案合同原件，且与支付凭证、增值税发票和提货凭证相互印证；江苏萍钢在原审时确认2012年2、4、6、8月签订的四次合同的存在，但其对于浙江中大的五份合同原件，江苏萍钢除了否认合同的真实性外，举证时仅提交了三份合同，其中一份为与浙江中大提交合同相同的（2012年6月25日合同）原件，其他均无原件。江苏萍钢仅仅否认浙江中大证据的真实性，而并未提交具有证明效力的相反证据或反驳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在举证责任发生转移的情况下，江苏萍钢并没有完成举证义务，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次，就货款支付凭证而言，浙江中大在原审时向法庭提交了五次支付货款的有效凭证，除后两次即2012年8月27日、11月29日两次金额为4005.88万元系电汇方式支付，江苏萍钢无异议，另外浙江中大于2012年2月21日、4月23日、6月25日三次以五张银行承兑汇票支付（每次金额均为4003.68万元）。尽管江苏萍钢在原审时对其出具的收据上所盖公司财务专用章提出异议，但其自认已分别于2012年4月16日和7月6日收到两次汇票项下与合同金额一致的相应货款。对于2012年4月23日的这一次汇票项下的款项，江苏萍钢虽否认收到，但在原审时确认了该张汇票复印件上所盖公司财务专用章的真实性，也即证明了江苏萍钢实际收到了该张汇票。根据《票据法》的规定，票据具有流通性和相对无因性，持票人享有向票据债务人请求支付票据金额的权利，包括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持票人也可以将汇票权利转让给他人或者将一定的汇票权利授予他人行使。因此，该银行汇票一经制作和交付，浙江中大就完成了付款义务，至于在其收取浙江中大交付的汇票后，汇票项下的款项是否直接进入江苏萍钢账户还是继续由江苏萍钢背书转让，以及款项最终去向，则完全属于江苏萍钢处置和内部流转的问题，也符合银行承兑汇票的特性。原审法院据此认定江苏萍钢已实际收到浙江中大支付的五次货款，证据充分，符合法律规定。第三，案外人上海正烨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烨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周华文（正烨公司法定代表人）是浙江中大与江苏萍钢五次钢材买卖的中间人，这一事实已由双方确认。同时，正烨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周华文又是江西萍乡钢铁集团公司的第三大股东，而江苏萍钢则是江西萍乡钢铁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因此，江苏萍钢与浙江中大双方均基于对正烨公司及周华文作为交易中间环节的善意信任，由正烨公司及周华文来进行合同的传递、汇票的传递等具体交易行为，符合本案事实，也符合双方订立合同的背景以及从起初就确立的交易习惯。事实上，双方于2012年2月、4月、6月和8月的四次合同交易也正是以这种方式履行，江苏萍钢也从来没有对上述合同在任何环节上提出任何异议。第四、高度盖然性是民事诉讼证据认定的重要规则。原审法院正是基于这一证据认定原则作出对本案法律事实的认定。三、双方争议的合同即2012年11月27日的合同标的额只有4000多万，双方在原审中从来没有对该份合同外的事实提出任何争议，如果江苏萍钢对一审级别管辖有异议的话，在一审中就应该提出。关于追加第三人的问题，是否追加第三人，并非是法院必须履行的程序，且江苏萍钢在原审中也可以提出申请。本案的合同相对人是明确的，即本案诉争双方，且江苏萍钢也确认了周华文仅作为中间的介绍人，而不参与合同履行。另，原审法院并没有全完按照杭州中院关于程序方面裁定内容作为本案实体审理的依据，也没有把杭州中院对于管辖权异议的认定作为本案原审判决的唯一依据。综上，江苏萍钢的上诉并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请求。
二审中，江苏萍钢与浙江中大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
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浙江中大请求解除2012年11月27日与江阴分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及要求江苏萍钢返还已支付的4005.88万元货款是否具有相应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根据查明的事实，交易双方签订了五次购销合同，其中有关交货时间、交货数量、付款时间、付款金额等约定与双方合同签订后实际发生的交货时间、交货数量、付款时间、付款金额等能够相互对应，符合交易习惯，具有前后一致性。浙江中大依照五次购销合同付款义务的约定，履行了五次付款义务，其中三次银行汇票、两次电汇，汇票与电汇的开具时间、金额以及江阴分公司收到汇票或款项的时间、金额等与双方签订的五次购销合同均能形成逻辑上的对应关系。江苏萍钢认为涉案诉争的款项系浙江中大为履行第四次即2012年8月27日签订的《购销合同》而支付了2012年11月29日的货款。对此，江苏萍钢未提供任何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江苏萍钢认可的收到浙江中大的四次付款与其所提供的合同在签订时间、付款时间等均无法形成逻辑上的对应关系，不符合双方关于先付款后供货的约定，也与其本着现款现货向浙江中大供货的陈述自相矛盾，江苏萍钢对浙江中大提交的证据也未提供相反证据或反驳证据推翻双方之间存在本案争议项下的合同真实存在的事实。故，本案已经有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双方签订及履行诉争合同的相关事实，江苏萍钢的关于双方仅签订了四次合同、仅收到四笔货款、发送四笔货物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江苏萍钢称涉案合同上的公章系伪造，鉴于其余三份合同加盖的印章与该份合同加盖的印章具有一致性，且江苏萍钢未提供相应的反证证明上述事实，亦未提出鉴定申请，即便上述公章是伪造的，也属于江苏萍钢内部法律事实，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至于江苏萍钢称已经与浙江中大就本案诉争款项达成了处理并将其实际拥有的贵州矿业公司的股权转让予浙江中大的主张，由于此节与本案诉争事实无实质关联性，本院对此不予评判。纵观双方的整个交易过程，双方之间的合同往来均通过周华文传递达成，且江苏萍钢也认可与浙江中大之间的四次合同交易，收到了四笔货款，浙江中大在履行支付义务中所交付的银行汇票明确记载收款人为江阴分公司，如无江阴分公司签章背书转让，该票据的受益方应为江阴分公司，故，双方的第五次合同交易即本案诉争合同项下的付款方式符合双方一贯的交易习惯，浙江中大向江苏萍钢支付相应货款的义务已经完成。即便周华文有可能利用伪造的江阴分公司的印章进行虚假背书转让套取资金，其挪用的也是江苏萍钢的款项，而非浙江中大的款项，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应由江苏萍钢自行承担。至于周华文是否伪造江阴分公司的财务印章进行虚假背书的事实，并不影响本案在民事合同项下的审理，当事人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另行解决。综上，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浙江中大已经履行了第五次付款义务，江阴分公司在收到第五次付款后，未按照合同约定向浙江中大履行交货义务，且构成根本违约，原审法院依法判令解除涉案合同并由江苏萍钢承担返还货款并承担相应的利息损失具有相应的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所述，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江苏萍钢就
原审判决提出的上诉理由和请求均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48664元，由上诉人江苏萍钢工贸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申正权
代理审判员 王 昭
代理审判员 王 玲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陈 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