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湖商终字第33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骆勇志。
委托代理人：何彬。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存永。
委托代理人：叶根贵。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安吉县中南百草园度假酒店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崔世豪。
委托代理人：王锦秋。
上诉人骆勇志为与被上诉人王存永、安吉县中南百草园度假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南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安吉县人民法院（2013）湖安商初字第2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6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4年6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骆勇志的委托代理人何彬、被上诉人王存永的委托代理人叶根贵及被上诉人中南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锦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1994年4月，安吉县晓墅供销社批发公司登记设立，登记为集体企业。2001年12月安吉县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确认安吉县晓墅供销社批发公司属挂靠企业，原始投入均由崔世豪承担。1999年9月安吉县中南酒店有限公司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118万元。公司登记资料记载骆勇志作为股东投入资本金1万元，占总注册资本的比例为0.85%。但骆勇志未实际出资1万元。股东崔世豪以及王存永以2004年2月28日骆勇志未亲自签名也未委托签名的《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在安吉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了公司股东变更登记，将登记在骆勇志名下的股权变更至王存永名下。2006年6月13日安吉县中南酒店有限公司变更为中南公司。
骆勇志一审请求判令：1.确认2004年2月2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确认骆勇志在中南公司的股东资格；3.王存永和中南公司履行义务恢复骆勇志在中南公司的股东资格；4.案件诉讼费由王存永和中南公司承担。
王存永一审答辩称：一、从诉讼程序来看，骆勇志诉请第一项要求确认2004年2月28日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与第二项要求确认股东资格是不同的法律关系。根据最高院相关规定，第一项诉请案由为确认合同无效，第二项诉请案由为确认股东资格，对不同的诉请，骆勇志应分别起诉。二、本案中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应以确认骆勇志是否具有真实股东身份为前提，事实上骆勇志在本案中不具有中南公司股东的身份。1.骆勇志在主观上没有与他人成立公司的表示。2.中南公司公司章程及任何原件中没有骆勇志的任何签字，同时骆勇志也没有与王存永商量成立公司，王存永也没有同骆勇志商量成立公司。三、骆勇志在客观上也没有出资的行为，骆勇志在庭审中承认出资的1万元不是其本人出资，骆勇志主张其履行了出资义务必须出具相应的出资凭证。四、中南公司从成立到目前有14年，有企业资本的增加等变化，骆勇志没有履行过任何义务，也没有对公司进行管理，骆勇志在中南公司是挂名股东，故2004年2月2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没有损害骆勇志的任何利益，与骆勇志也不存在任何利害关系，应当驳回骆勇志的起诉。五、2004年的股权转让协议作为乙方有12人，骆勇志是其中一个，骆勇志只可以对其挂名的股东资格提出异议，故骆勇志提出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已经超出其权利；六、骆勇志诉请要求确认2004年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是混淆了合同的成立和生效的关系问题。请求依法驳回骆勇志的起诉或者驳回骆勇志的诉讼请求。
中南公司一审答辩称：骆勇志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骆勇志在中南公司设立时就没有设立公司的意思表示、没有签署过任何的文件、也没有出资。中南公司从设立到目前，骆勇志没有履行过任何股东权利和义务及主张过任何权利。实际上，1999年设立中南公司过程中，借用了骆勇志的身份信息，但骆勇志不是中南公司股东，请求驳回骆勇志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合同成立是合同当事人经协商意思表示一致，也即当事人达成合意，合同即告成立；合同无效是合同成立后对合同效力的法律评价。骆勇志没有在2004年2月28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上签字或盖章，《股权转让协议》中没有骆勇志的意思表示。因股权转让协议转让方众多，其余转让人转让意思表示是否成立非本案审理范围，本案只对骆勇志与王存永之间股权转让是否成立作出判断，故股权转让协议于骆勇志不成立。骆勇志诉请判令合同无效不能成立，但人民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依法对合同成立作出认定并作出相应的处理，符合诉讼效率的要求，也不损及当事人的程序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2014年2月17日修正）第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股东资格的，应当以公司为被告，与案件争议股权有利害关系的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故本案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中南公司应为被告，王存永应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案骆勇志提出三项请求，涉及两个法律关系。一是确认骆勇志和王存永之间合同无效或不成立的法律关系；二是确认骆勇志在中南公司中有无股东资格的法律关系。两者原告均为骆勇志，前者被告为王存永，后者被告为中南公司，王存永作为第三人参加后者诉讼。骆勇志分别进行诉讼最合法律规定。由于两者事实高度重合，关系紧密，两者合并诉讼符合诉讼效率的要求，也不损及当事人的程序利益。在合并诉讼中，王存永既是前者诉讼的被告，又是后者诉讼的第三人。只列王存永为被告，可以兼顾两个诉讼。王存永辩称骆勇志应分别起诉，对此不予采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2014年2月17日修正）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骆勇志未实际出资，其请求确认股东资格并恢复股东资格，不能得到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2014年2月17日修正）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2004年2月28日《股权转让协议》对骆勇志不成立；二、驳回骆勇志的其余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0元，财产保全费220元，合计诉讼费300元，由骆勇志负担275元，王存永负担25元。
骆勇志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对案件事实认定错误，应予改判。一、骆勇志在涉案公司设立时进行了实际的出资，具有股东资格。1.首先从出资凭证可以认定骆勇志是实际的出资人。1999年9月30日骆勇志委托应乙媚代为向安吉信用社开户的中南公司临时账户存入1万元的款项，该张凭证的款项来源内容明确记载为“骆勇志投资款”。银行进账凭证可以直接证明骆勇志具有认缴出资的意思表示。2.缴纳出资的行为可以委托第三方代为办理，如果说没有自己直接办理就不能证明有出资行为，那么崔世豪和王存永同样也不具备出资的条件。事实上在1999年设立涉案公司时，经办人洪天雄通知了骆勇志并要求提供身份证用于办理公司注册手续，骆勇志所需出资的款项由原安吉县晓墅供销社批发公司统一垫付，然后在骆勇志的奖金中扣除。3.骆勇志提交的证据十、十一，即张玲月和王亚民的《终止劳动合同关系协议书》第三条写明，张玲月、王亚民退出中南公司股东身份，崔世豪支付一定的股权转让款，这可以直接印证涉案公司成立时骆勇志出资的事实。4.王存永、中南公司认为骆勇志是挂名股东不是实际股东，即认为骆勇志属于显名股东，王存永、中南公司属于实际出资的隐名股东，对此应由王存永、中南公司承担举证责任。5.洪天雄的笔录反映设立涉案公司时将所有职工作为股东是为了给职工搞福利。王存永、中南公司则称是崔世豪借用骆勇志等人的身份用于注册公司，但其既没有解释出崔世豪借用身份证注册公司的原因，也没有解释出崔世豪借用身份证的动机。二、原安吉县晓墅供销社批发公司性质属于集体企业，不应当被认定为挂靠企业。1.一审中的证据安吉县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文件载明原安吉县晓墅供销社批发公司属挂靠企业，但骆勇志提供的安吉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98第87号文件、安吉中信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的2001第180号《资产评估报告》中，明确表述原安吉县晓墅供销社批发公司产权一直属县供销社所有、原安吉县晓墅供销社批发公司系集体企业，工商资料中的《企业验资申报表》“经济性质”一栏也载明为集体企业。2.骆勇志提交的工商登记材料显示，安吉县审计事务所在1994年4月8日出具的1994第68号验资报告书载明，原安吉县晓墅供销社批发公司的全部出资不是由崔世豪投入，而是由县供销社开发公司和晓墅供销社投入。中南公司提供的证据与国家行政机关出具的证据内容存在明显矛盾之处，根据优势证据的判定方法，显然证明效力低于国家行政机关的证据。中南公司提供的证据的出具单位系原安吉县晓墅供销社批发公司的上级直属单位，崔世豪系其委派至原安吉县晓墅供销社批发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双方之间存在上下级隶属关系，为利害关系人出具证明不符合证据规则。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支持骆勇志的一审第二、三项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王存永、中南公司承担。
王存永在二审中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骆勇志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骆勇志认为涉案公司成立时已经出资，但没有事实依据。涉案公司在1999年成立时骆勇志是否出资，一审已经查明，骆勇志也陈述没有现金缴纳。既然骆勇志出资时没有现金缴纳，从民事诉讼举证角度来说，未能完成实际出资的举证义务。说当时的出资是原安吉县晓墅供销社批发公司统一出资的，这没有任何依据，涉案公司中骆勇志没有任何出资。2.既然骆勇志认为是涉案公司的股东，就应举证曾履行股东义务。骆勇志根本没有在任何的企业注册文件中签名，不具有与他人共同设立公司的合意，连委托书中的签名都不是骆勇志所签。另外，通过骆勇志在一审时的起诉材料可以看出，骆勇志根本没有关注过涉案公司的发展情况，没有履行公司的股东义务。公司1999年成立，在10多年期间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如果骆勇志作为公司股东，不可能不知道这些基本情况。3.骆勇志在上诉中强调原安吉县晓墅供销社批发公司是集体企业，但安体改77号文件中已表明是挂靠企业。综上，骆勇志不具有涉案公司股东资格，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骆勇志的全部上诉请求。
中南公司在二审中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骆勇志不具备股东资格。中南公司成立的时候骆勇志没有设立公司的主观意思表示，也没有委托任何人办理工商手续。骆勇志在一审中强调的委托人没有任何委托手续，在工商登记资料中没有一处签名。2.骆勇志没有出资，中南公司没有收到任何现金，也没有向其发出出资证明，骆勇志也不能提供其出资在年终奖金中扣除的证据。3.涉案公司经历了多年的变化，骆勇志从未行使股东的权利义务。4.中南公司对骆勇志已经进行了清退，骆勇志领取了清退款项。一审法院认定原安吉县晓墅供销社批发公司系挂靠企业是正确的。综上，骆勇志没有实际履行义务，没有与他人成立公司的合意，也没有实际出资，作为挂名股东，中南公司也已予清退，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骆勇志向本院提交安吉中信资产评估事务所于2001年12月8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安中资评（2001）第180号］复印件1份，拟证明原安吉县晓墅供销社批发公司的性质是集体企业，不是挂靠企业。对骆勇志提交的该份证据材料，王存永、中南公司质证如下：对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该份资产评估报告在“委托单位概况”中关于“安吉县晓墅供销社批发公司系集体企业”的认定是错误的，对原安吉县晓墅供销社批发公司经营性质的认定应该以安吉县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的文件为准。
对骆勇志二审提交的证据材料，本院认证如下：该资产评估报告系中介机构作出，其中内容“安吉县晓墅供销社批发公司系集体企业，隶属于安吉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与安吉县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的认定存在矛盾。安体改（2001）77号安吉县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关于晓墅供销社批发公司改制方案的批复》明确原安吉县晓墅供销社批发公司“属挂靠企业，原始投入均由崔世豪承担”，且安吉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在一审中也出具证明指出“我社从未向安吉县晓墅供销社批发公司投入过流动资金”。因此，该资产评估报告并不足以证明原安吉县晓墅供销社批发公司系集体企业，不能达到骆勇志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认定。
王存永二审中无新的证据材料向本院提交。中南公司二审向本院提交领（付）款凭证复印件8份，拟证明骆勇志等人不是实际股东，均为挂名股东，且在2001年对这些股东进行了清退。王存永对该证据材料没有异议。骆勇志质证认为，中南公司仅提供了复印件，对该证据材料持有异议。
对中南公司二审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本院认证如下：关于骆勇志的领（付）款凭证一审中已经作为证据予以认定，其他领（付）款凭证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
本院确认一审法院认定的案件基本事实。
本院认为：当事人二审争议的焦点为骆勇志是否为中南公司的股东，其股东资格应否得到确认。骆勇志提出，其为中南公司设立时的出资股东，具有中南公司的股东资格。在中南公司设立登记的相关材料中，确有骆勇志为公司股东的表述，但仅此形式要件并不足以确认其股东资格。根据查明的事实，在工商登记材料中，骆勇志从未签过字，关于骆勇志的签字均由他人替签。骆勇志称系委托洪天雄办理登记，但委托书中骆勇志的签名亦非其所签，故难以证明其存在与他人成立公司的意思表示。骆勇志称其出资的1万元系由原安吉县晓墅供销社批发公司垫付后在其奖金中扣除，但未能就此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予以证实，1万元的现金缴款单回单原件也并非由其本人持有，而是由中南公司持有。骆勇志也不能提供证据证明中南公司自1999年成立以来，其曾正常参与公司管理，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综合上述情况，本院认为，一审认定骆勇志没有实际出资，不具有中南公司股东资格，并无明显不当。骆勇志的上诉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上诉人骆勇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闵海峰
代理审判员 郑 扬
代理审判员 朱国斌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盛同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