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皖民二终字第0065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安徽肥东农村合作银行。
法定代表人：李涛，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丰升，安徽李丰升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合肥康宝衣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开宝，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宁，安徽元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刚，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安徽肥东农村合作银行（简称肥东农合行）与上诉人合肥康宝衣帽有限公司（简称康宝公司）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年8月25日作出的（2012）合民二初字第000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4年11月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2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肥东农合行的委托代理人李丰升，康宝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宁、李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刘玉良系合肥长江批发市场玉荣祥糖酒批发部（简称玉荣祥批发部）的业主。2011年4月15日，玉荣祥批发部（申请人）与肥东农合行（承兑人）签订一份《银行承兑汇票承兑协议》（简称《承兑协议》）。该协议约定，申请人向承兑人申请承兑银行汇票金额为3200万元整；申请人在承兑行存有承兑汇票票面金额50%的保证金；申请人于汇票到期日前将应付票款交存承兑人；如承兑汇票到期之日申请人不能足额交付票款时，承兑人对不足支付部分的票款转入申请人的逾期贷款户，并计收罚息。
2011年4月15日，肥东农合行与康宝公司签订两份《安徽肥东农村合作银行银行承兑汇票敞口部分最高额抵（质）押合同》（简称《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分别为最高额抵（质）合字（2011）年第001号、第002号。其中：第001号合同约定抵押物为康宝公司名下的位于肥东新城区房产（房地权证肥东字第10××05、10××02、10××99、10××00、10××98、10××06、10××01、10××04号）；担保的范围为肥东农合行自2011年4月15日至2012年4月14日向玉荣祥批发部签发的最高金额为1100万元可周转性或分期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第002号合同约定抵押物为康宝公司名下的位于肥东新城区32104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东国用2009第2××8号）；担保的范围为肥东农合行自2011年4月15日至2012年4月14日向玉荣祥批发部签发的最高金额为500万元可周转性或分期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上述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还约定：抵押期间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肥东农合行因垫付票款而形成的逾期贷款本息及其他一切相关费用还清之日止；担保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承兑款、逾期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律师费等垫付票款而形成的逾期贷款本息及其他一切相关费用。2011年4月18日、19日，双方分别办理了上述001号、002号合同项下抵押物的登记手续，肥东农合行取得了他项权证（房地产他证肥东字第20××75号、东他项（2011）第××号）。
上述合同签订后，肥东农合行向玉荣祥批发部开立了银行承兑汇票73张，票面金额合计为3200万元。承兑汇票于2011年10月21日至2011年11月3日陆续到期，肥东农合行为此垫付票款本金1600万元。截至2014年7月31日，产生利息8065425元。
2011年11月15日，肥东农合行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刘玉良立即偿还肥东农合行垫付的承兑汇票款1600万元、利息513425元（按日万分之五的标准，暂计算至2011年12月31日，本清息止）并承担实现债权费用32万元；2、康宝公司用抵押物对上述债务承担担保责任。
刘玉良原审答辩称：刘玉良在与银行签订《承兑协议》时提供了虚假材料，为此承担了相应的刑事责任，同一行为不能既受到刑事追究又承担民事责任。请求驳回肥东农合行对刘玉良的诉讼请求。
康宝公司原审答辩称：肥东农合行与刘玉良签订的《承兑协议》为无效合同。康宝公司与肥东农合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是从合同，也为无效合同。康宝公司没有过错，依法不承担民事责任。请求驳回肥东农合行对康宝公司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承兑协议》及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是否有效；刘玉良是否应承担还款责任，肥东农合行对案涉抵押物是否享有优先受偿权。
刘玉良是否构成犯罪与本案纠纷属于两个法律关系，刑事判决认定其构成犯罪并不影响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审理本案民事合同纠纷。对合同效力进行判断和认定属于民商事审判的范围，判断和认定的标准也应当适用民事法律规范。对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只要订立合同时各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又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就应当确认合同有效。本案中，肥东农合行与玉荣祥批发部签订了《承兑协议》，与康宝公司签订了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之后肥东农合行向玉荣祥批发部开立了银行承兑汇票73张，并垫付票款本金1600万元，肥东农合行履行了合同义务，其债权应当受到保护。刘玉良以欺骗的手段取得银行承兑汇票，其行为在刑事上构成骗取票据承兑罪，但刑事判决认定的骗取票据承兑行为并不必然导致《承兑协议》无效。同一行为在刑事上认定构成犯罪，在民事上却只有欺诈行为的概念。案涉合同存在欺诈行为而属于可撤销合同，有权提起撤销的主体是合同相对人肥东农合行。肥东农合行在知道刘玉良犯罪事实后，并未提出撤销合同的请求。综上，案涉合同真实存在，且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义务。肥东农合行已经按约履行了合同义务，刘玉良对于肥东农合行垫付票款本金1600万元应予偿还。刘玉良未按期偿还肥东农合行的垫付票款本金，应承担支付逾期利息责任。中国人民银行印发的《支付结算办法》第九十一条规定，银行承兑汇票的出票人于汇票到期日未能足额交存票款时，承兑银行除凭票向持票人无条件付款外，对出票人尚未支付的汇票金额按照日万分之五计收利息。肥东农合行按照上述规定要求刘玉良支付垫付票款逾期利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截至2014年7月31日，肥东农合行垫付票款本金产生逾期利息8065425元。
案涉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对抵押物、抵押担保债权、抵押担保范围等均作出了明确约定，抵押物在相关部门亦办理了登记，双方之间的抵押合同合法有效。刘玉良未按约履行还款义务，肥东农合行就案涉抵押物在最高额担保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康宝公司辩称本案主合同无效，从合同亦无效，且康宝公司无过错，应驳回肥东农合行对其诉讼请求的主张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至于律师费问题，虽然两份《最高额抵押合同》中约定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律师费，但《承兑协议》对主债务并未约定支出的律师费应当由刘玉良负担。故双方对律师费的负担约定不明，肥东农合行关于律师费的主张没有合同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三条、第四十六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刘玉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肥东农合行垫款本金1600万元及利息8065425元（暂计算至2014年7月31日，之后以1600万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标准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二、刘玉良不履行判决第一项确定的付款义务的，肥东农合行对位于肥东新城区房产（房地权证肥东字第10××05、10××02、10××99、10××00、10××98、10××06、10××01、10××04号）在最高额1100万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肥东农合行对位于肥东新城区国有土地使用权（东国用2009第2××8号）在最高额500万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三、驳回肥东农合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2800元，由刘玉良、康宝公司负担。
康宝公司不服原审法院前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肥东农合行与刘玉良签订的《承兑协议》为无效合同。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合刑初字第0009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刘玉良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票据承兑9200万元，构成骗取票据承兑罪。由此可以证明刘玉良一开始便以非法占有银行资金为目的，并通过提供虚假经销合同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银行资金。该《承兑协议》虽然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目的是非法的，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所规定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合同是否有效是法律对当事人达成合意所进行的一种价值判断。肥东农合行是否提出撤销合同的请求，不影响法院依法确定《承兑协议》无效。原审判决认定《承兑协议》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违背客观事实，也违反法律规定。2、康宝公司与肥东农合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亦为无效合同。《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债权债务的从合同。主债权债务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因主合同《承兑协议》为无效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也应为无效。3、康宝公司没有过错，依法不应承担民事责任。康宝公司作为担保人自始至终都不知道刘玉良以玉荣祥批发部、皇驾酒业公司名义签订虚假经销合同，也不知道刘玉良利用《承兑协议》有非法占有银行资金的目的，更没有为《承兑协议》的订立起过中介作用。4、肥东农合行在签订《承兑协议》及开具承兑汇票过程中存在过错。肥东农合行在签订《承兑协议》时，对刘玉良提供虚假《经销合同》上所盖印章未尽审查义务，对假发票未进行查询。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安徽监管局在《关于康宝公司来信反映肥东农合行违法违规融资相关问题的函》中明确指出，肥东农合行在办理玉荣祥批发部银行承兑业务中存在个别环节把关不严，没有严格按照规章制度操作的问题。肥东农合行没有尽到一般的注意义务，应对全部损失承担责任。5、原审法院审理程序存在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本案因刘玉良涉嫌骗取票据承兑罪，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原审法院径行作出判决明显错误。6、原审法院关于刘玉良犯罪与本案纠纷属于两个法律关系的认定错误。本案的借贷关系系从票据资金法律关系转化而来，因刘玉良已被人民法院认定骗取票据承兑罪，《承兑协议》自始无效，也就不存在借贷法律关系。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肥东农合行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由肥东农合行承担。
肥东农合行庭审辩称：1、《承兑协议》合法有效，康宝公司关于合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指的是双方当事人都有掩盖非法目的的故意，而本案中，肥东农合行不具有非法目的，康宝公司引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主张合同无效系适用法律错误；肥东农合行作为出借人，出借款项符合法律规定，且是在刘玉良提供足够资产担保情况下才与其签订《承兑协议》，该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2、《最高额抵押合同》合法有效。本案《最高额抵押合同》是作为《承兑协议》的附件，是主合同的组成部分，且刘玉良作为康宝公司总经理也在《最高额抵押合同》上签字。同时，《最高额抵押合同》约定有独立担保条款，因此即便主合同无效，也不影响《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效力。3、康宝公司应承担民事责任。刘玉良不仅是玉荣祥批发部的业主，同时也是康宝公司的总经理，在《承兑协议》和《最高额抵押合同》上签字。如果没有康宝公司的担保，肥东农合行不会与刘玉良签订《承兑协议》。4、肥东农合行作为出借人对刘玉良与他人间的买卖交易仅是书面审查，没有认真审查的是康宝公司。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安徽监管局的答复意见不能影响《承兑协议》及《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效力。5、原审法院审理不违反法定程序。原审法院受理本案后，无论是公安机关还是检察机关均未要求将案件移送。本案系借贷纠纷，除刘玉良外，康宝公司作为担保人，是合同相对人，原审法院以借贷纠纷进行审理不违反法律规定。6、康宝公司以合同的有效与否来界定是否立案的观点不能成立。综上，康宝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肥东农合行亦不服原审法院的前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承兑协议》第二条第（七）项约定：如因申请人不履行本协议或承诺项下内容，给承兑人造成任何损失均由申请人承担；为履行本协议而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申请人向承兑人或有关方面支付。本案肥东农合行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师代理费，包括在一切费用之内，应由刘玉良承担。2、《最高额抵押合同》是《承兑协议》的附件，其约定实现债权的律师代理费应被视为《承兑协议》的内容。即便《承兑协议》被确认无效，依据《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约定，康宝公司仍应对肥东农合行承担担保责任，对此刘玉良、康宝公司均明知，并对肥东农合行的该项诉请未提出异议。请求支持肥东农合行32万元实现债权费用的诉讼请求。
康宝公司庭审答辩称：肥东农合行与刘玉良签订的《承兑协议》应认定无效，且未约定律师代理费，康宝公司不应承担律师代理费。
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与原审相同，相对方的质证意见亦同于原审，本院认证意见也与原审一致。
本案二审另查明：刘玉良在签订案涉《最高额抵押合同》时担任康宝公司总经理。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合刑初字第00091号刑事判决查明：刘玉良于2011年10月13日主动到案。2011年10月14日因涉嫌诈骗罪被合肥市公安局瑶海分局刑事拘留，同年11月17日经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检察院批准，由合肥市公安局瑶海分局执行逮捕。该刑事判决认定：刘玉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吸收资金，造成他人4083.12万元不能归还，且属数额特别巨大；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买卖承兑汇票中骗取钱财1112.968万元，其行为构成诈骗罪，且属数额特别巨大；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票据承兑9200万元，情节特别严重，构成骗取票据承兑罪。据此判决刘玉良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30万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15万元；犯骗取票据承兑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20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0年，并处罚金65万元。追缴刘玉良的犯罪所得；侦查机关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由侦查机关负责处理。该判决已经生效。
除上述事实外，对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当事人的举证、质证及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承兑协议》及《最高额抵押合同》的效力如何；二、康宝公司应否对案涉借款承担担保责任；三、肥东农合行主张律师代理费的诉讼请求应否予以支持；四、原审审理程序是否适当。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刘玉良的刑事判决已经生效，该刑事判决认定刘玉良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票据承兑，构成骗取票据承兑罪。刑事判决认定刘玉良骗取票据承兑的犯罪事实涉及本案与肥东农合行之间的承兑款项。康宝公司上诉认为刘玉良一开始便以非法占有银行资金为目的，并通过提供虚假经销合同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银行资金。该承兑协议虽然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目的是非法的，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所规定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对此分析如下：首先，刑事犯罪与民事行为分属刑法和民法两个不同的法律规范调整。民法规范与刑法规范的竞合必然引起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的共同存在，某一行为在刑法领域被认定为犯罪行为，并不当然否定民法上的评价。其次，骗取票据承兑罪是指行为人为取得贷款，采取欺骗的手段或虚构事实骗取金融部门的信任，而后与金融部门签订借款合同。刑法评价的标准是采用虚假的手段，骗取银行贷款行为的本身，而对在此过程中订立的合同效力仍应依据《合同法》相关规定作出认定，只有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的，才应认定合同无效。再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所规定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应是指合同双方有共同非法目的，即双方有共同规避法律的故意。如果合同一方对于另一方采用非法手段的事实不知晓，而是在受欺骗情形下签订的合同，此种情形下签订的合同应属于《合同法》所规定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系可变更、可撤销事由。本案中，从生效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看，刘玉良作为玉荣祥批发部的业主，同时又是康宝公司的总经理，向肥东农合行提供虚假的《购销合同》、编造资金用途等，骗取肥东农合行的信任与其签订了《承兑协议》及《最高额抵押合同》，肥东农合行在签订协议的过程中，对刘玉良的诈骗手段并不知情，而是作为一个民事主体与之进行正常的交易活动，无证据证明肥东农合行参与了刘玉良诈骗资金等不法行为。因此从双方的民事关系看，刘玉良的违法行为，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而是属于变更、撤销合同的事由，是否行使撤销权，肥东农合行具有选择权。本案肥东农合行未请求撤销合同，故案涉《承兑协议》仍应按有效认定。《最高额抵押合同》作为《承兑协议》的从合同，也应认定有效。康宝公司关于《承兑协议》及《最高额抵押合同》无效的理由以及原审认定刘玉良是否犯罪与本案纠纷属于两个法律关系错误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鉴于《承兑协议》及《最高额抵押合同》合法有效，且抵押物已办理了抵押登记，肥东农合行依据《最高额抵押合同》的约定，就案涉抵押物主张在最高额抵押担保的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康宝公司基于合同无效情形下主张其作为担保人无任何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以及肥东农合行在签订《承兑协议》及开具承兑汇票过程中存在过错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三。本案《承兑协议》并未对律师代理费的承担作出明确约定。虽然《最高额抵押合同》中担保范围包括律师代理费，但鉴于《最高额抵押合同》是依附于主合同《承兑协议》的从合同，是为主合同债务提供担保，而主合同的债务并不包括律师代理费，故原审判决未支持肥东农合行律师代理费的请求并无不当，肥东农合行此节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四。本案中《最高额抵押合同》的主体是肥东农合行与康宝公司，双方已对抵押物办理了登记手续，肥东农合行的抵押权依法应受到保护。刘玉良因为犯罪行为受到刑事制裁，但不能免除康宝公司基于《最高额抵押合同》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也不影响肥东农合行基于担保民事法律关系向康宝公司主张民事权利，原审法院就民事案件部分进行审理并无不当。康宝公司关于原审审理程序错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康宝公司、肥东农合行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鉴于生效刑事判决对刘玉良非法所得予以追缴，故本院已另行制作民事裁定书驳回肥东农合行对刘玉良的起诉。肥东农合行在刘玉良刑事判决中已获得的返还资金在本案中应予以扣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合民二初字第00002号民事判决；
二、安徽肥东农村合作银行对刘玉良尚欠的1600万元、利息8065425元及2014年8月1日之后以1600万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刘玉良在刑事案判决中追缴返还的资金应予扣除）有权以位于肥东新城区房产（房地权证肥东字第10××05、10××02、10××99、10××00、10××98、10××06、10××01、10××04号）在最高额1100万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对位于肥东新城区32104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东国用2009第2××8号）在最高额500万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三、驳回安徽肥东农村合作银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122800元，由合肥康宝衣帽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68227元，由合肥康宝衣帽有限公司负担162127元，安徽肥东农村合作银行负担61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 旭 红
代理审判员 张 如 果
代理审判员 陈 小 艳
二〇一五年二月三日
书 记 员 姚璐（代）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