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陕10民终58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及反诉被告）：上海同岳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号金鹰大厦*栋**楼****室。
法定代表人：叶磊，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党韩峰，男，1981年4月17日出生，汉族，系上海同岳租赁有限公司驻西安办事处职员，住陕西省西安市高新路。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娜，北京市尚衡（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及反诉原告）：袁学红，男，1970年11月3日出生，汉族，系商洛市商州区计生局干部，住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
原审被告：丁小卫，男，1988年3月2日出生，汉族，系商洛市商州区杨斜镇砚池河九年制学校工人，住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
上诉人上海同岳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称上海同岳公司）与上诉人袁学红、原审被告丁小卫因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商州区人民法院（2016）陕1002民初827号民事判决，向本提起上诉。本院2016年11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2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上海同岳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党韩峰、王娜，上诉人袁学红以及原审被告丁小卫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海同岳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商州区人民法院（2016）陕1002民初82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依法改判由袁学红赔偿上诉人上海同岳公司107019.10元，并支付代垫的款项64000元，丁小卫承担连带责任；2、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第四项，依法改判为驳回袁学红的全部诉讼请求；3、一审、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袁学红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对一审本诉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依据双方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融资租赁期间从2012年4月20日到2013年10月20日，每月租赁费12806元，因为融资租赁合同已经在2012年6月27日解除，而袁学红从未支付过任何一期租金，那么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袁学红应当赔偿损失的范围为全部未付租金及其他费用与收回租赁物价值的差额，故此袁学红应当以全部未还租金作为赔偿损失的计算依据，但是一审法院却认定袁学红未支付的两期零七天租金28600元和利息、违约金1690.39元，共计30290.39元作为赔偿标准�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完全违背了法律规定，应当予以改判；2、袁学红应当支付上海同岳公司代垫的款项64000元，一审法院未支持该诉讼请求完全违背客观事实。袁学红将车辆钥匙交给上海同岳公司和汇盈公司，直接导致车辆在收回和处理过程中上海同岳公司无法独立控制融资租赁车辆，而袁学红从汇盈公司借款5万元的事实，导致汇盈公司在车辆处置过程中直接扣划5万元，上海同岳公司才得以处理车辆，所以5万元属于上海同岳公司收回车辆所支出的费用，上海同岳公司所收回租赁物的实际价值已经发生了变化，且产生实际的经济损失，该损失应当由袁学红承担。一审法院无视该实际情况，以上海同岳公司和袁学红之间存在5万元借款，不属同一法律关系，应另行主张，驳回上海同岳公司的诉讼请求，显然不符合客观事实。一审法院故意回避向袁学红提问该车辆的�体情形及车辆的使用情况，直接认定在2012年5月29日到2012年6月27日之间没有修理费用的发生，属事实认定不清。二、一审法院对一审反诉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袁学红全部未付租金为人民币230508元，扣除收回租赁物的9万元及保证金35000元，其应赔偿的经济损失为105508元，加上相应的迟延支付利息，上海同岳公司的经济损失为107019.10元，这完全符合上海同岳公司的请求范围，上海同岳公司没有任何理由再支付袁学红35000元保证金，故此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袁学红答辩称，上诉人上海同岳公司所称与事实不符。1、依据事实与法律规定我不应支付上海同岳公司全额租金及其他费用107019.10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承租人对出卖人行使索赔权，不影响其履行融资租�合同项下支付租金的义务，但承租人以依赖出租人的技能确定租赁物或者出租人干预选择租赁物为由，主张减轻或者免除相应租金支付义务的除外。”事实上，租赁车辆并非我选购，与西安福蕾特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也并非我本人所签，租赁车辆是上海同岳公司冒用我的名字所签。上海同岳公司在诉状中自称是其将车辆交付给我，充分说明租赁车辆是上海同岳公司给答辩人选购的。正因为出租车辆是上海同岳公司选购，因此本案实际上只是普通的租赁关系。由于上海同岳公司提供的租赁物不适租，导致本合同于2012年6月27日解除，车辆已经交还上海同岳公司，该公司违约在先。上海同岳公司亦没有相应证据证实其为我垫付117000元的事实，故一审判决对此认定事实清楚。
袁学红上诉请求：依法改判上海同岳公司返还袁学红初始租金90000元，租赁手续费9000元，调查费500元，GPS设备及安装使用费2500元，计102000元。事实和理由：双方对合同解除后初始租金和租赁手续费的返还没有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因此，上海同岳公司应当返还上述费用102000元。
上海同岳公司答辩称，双方之间是融资租赁纠纷，袁学红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首先上海同岳公司与袁学红签订的是《融资租赁合同》，此外还包括《车辆买卖合同》，融资租赁合同涉及到三方关系，本案不是简单的租赁而是融资租赁。其次，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上海同岳公司有权收回租赁物的同时要求袁学红赔偿损失，袁学红的上诉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再次，袁学红所交纳的首付款并非以其名义交纳，而是以陕西汇盈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员工崔嘉乐的名义交纳，这也是袁学红为什么将车辆交给汇盈公司的原因，而最终导致上海同岳公司无法全部收回车辆所卖的全部款项，这些损失应当由袁学红承担。且袁学红要求退回手续费、调查费等费用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根据，无权要求返还。
上海同岳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袁学红与上海同岳公司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于2012年6月27日解除；2、由袁学红返还上海同岳公司代其垫付的修车款和借款64000元；3、由袁学红赔偿上海同岳公司损失107019.10元；4、由丁小卫对袁学红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袁学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上海同岳公司返还袁学红支付的扣除两期租金25612元之外的费用111388元�2、上海同岳公司支付袁学红车辆维修费26530元。
一审法院认定，2012年3月27日原告与被告袁学红签订《认租同意书》，同时向原告缴纳初始租金90000元，租赁手续费9000元，客户保证金35000元，客户调查费500元，ＧＰＳ设备及安装调查费用2500元，共计137000元。当日原告上海同岳公司与被告袁学红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约定由原告向被告袁学红提供中国重汽牌自卸车1辆，袁学红作为承租人应按月支付租金，租金从2012年5月20日起至2013年10月20日共计18期，每期租金12806元，每月20日支付，租金总计为230508元。合同还约定承租人未按时向出租人支付租金，承租人除应按日利率千分之一向出租人支付迟延利息外，还应按日千分之二承担违约金。同日被告丁小卫与原告签订《保证合同》，自愿为袁学红履行上述合同提供连带保证责任。同日原告作为买受人与西安福�特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出卖人）签订《车辆买卖合同》，内容为：根据买受人作为出租人与袁学红作为承租人之间的《融资租赁合同》，出卖人和买受人签订车辆买卖合同，原告支付30万元购买该租赁物。被告袁学红在承租人处有签名和按印。4月16日原告向出卖人打款280000元（提前预付了20000元），2012年4月20日原告将租赁物交付被告袁学红。2012年5月20日、6月20日第一期、第二期租金到期，被告袁学红未按期支付租金。6月27日被告袁学红与其妻李荣娃（李桂荣）委托陕西汇盈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和原告上海同岳租赁有限公司驻西安办事处去托走租赁物。2012年7月17日原告向被告袁学红、丁小卫崔收第一、二、三期租金未果，2013年4月25日原告作为申请人向上海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于2013年7月23日作出仲裁裁决书，主要内容为：一、袁学红支付上海同岳租赁有限公司租金230508。二、袁学红支付违约金61392元。三、丁小卫对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裁决生效后原告于2015年5月19日申请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原告隐瞒证据，送达有瑕疵，于7月20日裁定不予执行。原告即于2016年5月提起民事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上海同岳租赁有限公司与被告袁学红、丁小卫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保证合同》，是三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为有效合同，对三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三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原告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交付租赁物的义务，被告袁学红亦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支付租金的义务，被告袁学红未支付租金构成违约，被告袁学红应承担违约责任。原告诉称原告与被告袁学红于2012年6月27日协议将车辆钥匙交付原告，�袁学红不予配合只交付钥匙未交付车辆，原告才于2013年9月13日将车辆收回，因原告未提供证据证实，因而应视为原告与被告袁学红的《融资租赁合同》的车辆交付时间为2012年6月27日，原告要求确认该合同于2012年6月27日解除，被告同意，本院予以确认。原告要求被告袁学红返还借款50000元，因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本案不予处理；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修车款14000元，因无证据证实，不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袁学红赔偿损失，应予支持。损失范围为被告袁学红未支付的两期零七天租金28600元和利息、违约金1690.39元，共计30290.39元。被告丁小卫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反诉原告袁学红要求反诉被告上海同岳租赁有限公司返还保证金35000元，应予支持，要求返还初始租金等款项因无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不予支持，要求反诉被告支付修车费用26530元，无法律规定或�同约定，亦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二款、第二百四十八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1、原告（反诉被告）上海同岳租赁有限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袁学红之间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于2012年6月27日解除；2、被告（反诉原告）袁学红赔偿原告（反诉被告）上海同岳租赁有限公司损失30290.39元，被告丁小卫对该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原告（反诉被告）返还被告（反诉原告）保证金35000元；4、驳回原告上海同岳租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和反诉原告袁学红的其他反诉请求。以上2、3项内容，限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一致。另查明，双方的《融资租赁合同》第18.2条约定：“如果有本合同第17条所列情形（承租人违约）之一的，出租人有权选择采取以下一种或几种救济措施：（1）向承租人追索所有本合同项下已到期租金、未到期租金、延迟利息、违约金、垫付保险费、需补足的保证金、租赁物的留购价格（如有）及其他应付款项；（2）解除本合同，要求收回租赁物，承租人向出租人支付已到期租金及迟延利息。承租人应无条件配合出租人办理租赁车辆的过户等手续。出租人或出租人委托的第三方有权进入任何租赁物可能所处的场所并取回该租赁物并且承租人有义务根据出租人或出租人委托的第三方的要求就此配合出租人或者出租人委托的第三方，承租人自愿放弃对出租人收回租赁物所可能产生的一切抗辩，并自行承担因此产生的所有损失及费用。（3）要求承租人承担出租人进行与本合同有关的诉讼或仲裁、执行或采取其他措施保护本合同项下出租人权利而产生的合理费用；（4）出租人对承租人的违约行为、违约责任和不履行已生效判决书或裁决书行为等方面进行披露；（5）法律允许的其他救济方式。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1、双方之间是融资租赁合同还是普通租赁合同。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合同明确为融资租赁合同，合同内容完全符合融资租赁合同的法律特征。袁学红认为租赁车辆系上海同岳公司选购的根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其提出双方是普通租赁合同非融资租赁合同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该上诉理由不予支持。
2、上海同岳公司请求袁学红赔偿107019.10元是否合理。上海同岳公司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袁学红赔偿损失的范围应当为全部未付租金及其他费用与收回租赁物价值的差额，袁学红全部未付租金为人民币230508元，扣除收回租赁物的9万元及保证金35000元，其应赔偿的经济损失为105508元，加上相应的迟延支付利息，上海同岳公司的经济损失为107019.10元。最高人民法院上述司法解释二十二条的前提是双方当事人对解除合同后如何处理没有约定。而袁学红与上海同岳公司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第18.2条系双方约定出现承租人违约的情形后，出租人可以采取的救济措施，5项措施中，涉及解除合同的是第二项，其他各项不涉及解除合同后的救济措施，且本质上与第二项是排斥关系不能同时适用。该条第二项约定：“解除合同，要求收回租赁物，承租人向出租人支付已到期租金及其迟延利息。”袁学红拖欠两期租金后，因为没有效益，袁学红表示解除融资租赁合同，上海同岳公司同意，表明上海同岳公司选择了第二项约定作为救济措施，双方在2012年6月27日协议解除合同后，其后续问题的处理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18.2条第二项办理。尽管双方合同约定，承租人放弃对对出租人收回租赁物所可能产生的一切抗辩，并自行承担所有损失及费用，但该约定内容属于明显的格式合同提供者加重对方责任的情形应属无效，上海同岳公司应当以合理的价格处分租赁物，其没有提供处分价款合理的证据，那么其收回租赁物后的损失难以确定。因此一审判决袁学红支付拖欠租金及利息、违约金并无不当，上海同岳公司要求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求袁学红赔偿107019.10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3、上海同岳公司是否向袁学红垫付50000元借款及14000元的修理费，其中50000元借款是否可以在本案中一并处理。上诉人上海同岳公司提出其在收回租赁车辆时，支付了14000元的修理费，没有提供证据，该事实本院不予采信，其要求袁学红返还14000元的请求不予支持。袁学红是否从陕西汇盈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借款50000元，目前尚有争议，即使存在该事实，但没有证据表明袁学红同意上海同岳公司代为支付汇盈公司50000元借款。因此原审就该问题没有在本案中一并处理是正确的，上海同岳公司要求在本案中判决由袁学红支付其垫付的50000元借款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4、袁学红交纳的35000元保证金，应否退回给袁学红。双方融资租赁合同4.5条（2）的约定：“若租赁人未能支付合同项下任何租金或者其他款项，�租人有权选择以保证金冲抵该款项。”4.5（3）约定：“若承租人在合同履行期间无违约，出租人应在合同项下承租人应付出租人的所有款项支付完毕后将保证金退还承租人，或者用保证金冲抵承租人最后一期或几期租金、其他应付款项。”，一审已经判决袁学红支付拖欠的两期租金及违约金，根据双方上述约定，35000元的保证金应当退回袁学红。
5、袁学红交纳的初始租金90000元、租赁手续费、调查费、GPS设备安装使用费等费用是否应当返还袁学红。双方之间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合法有效，袁学红交纳的上述费用是履行合同的行为，按照融资租赁合同的性质，袁学红已经实际使用了租赁物，恢复车辆原状已经不可能，因此其交纳的初始租金以及其他费用不宜返还，袁学红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
综上，上诉人上海同岳公司与上诉人袁学红的上诉理�均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六十条、九十三条、二百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454元，由上诉人上海同岳公司负担3114元，袁学红负担234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尤永刚
审判员 卢洛军
审判员 文改云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宁 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