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绍柯商初字第3487号
原告：绍兴市东和纺织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力雁。
委托代理人：杨延根，浙江舜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绍兴县久和纺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潘冬梅。
被告：潘冬梅。
被告：黄继林。
三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杨红耀，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金华，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绍兴市东和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东和公司）与被告绍兴县久和纺织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久和公司）、潘冬梅、黄继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于2015年9月30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李籽苏独任审理，于2015年11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法定代表人董力雁及委托代理人杨延根、三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杨红耀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东和公司诉称：原告与绍兴县蓝鸟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鸟公司）存在多年贸易往来，蓝鸟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潘冬梅、黄继林。2013年潘冬梅出面游说，原告同意为其供货，共发货价值827847.24元。除去潘东梅个人通过卡号支付350000元，仍余477847.24元货款未结清。2013年3月7日潘东梅注册了久和公司，潘东梅系自愿加入债务，且有以蓝鸟公司厂房偿债的表达，但2013年12月4日黄继林恶意注销了蓝鸟公司。故请求判令久和公司、潘东梅、黄继林支付货款477847.24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67553元（以477847.24元为基数自2013年5月4日起计算至2015年8月31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并要求自起诉之日起的利息依此计算。庭审中，原告明确久和公司是原告合同相对方，潘东梅、黄继林是自愿加入债务，且认为黄继林是潘东梅配偶，同时主张夫妻共同债务。
三被告共同辩称：1、原告起诉所涉及的证据在原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14）绍商初字第378号案件已审理且判决，该案经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浙绍商终字第1269号判决，基本查清，原告再次起诉被告，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作为合同相对方的久和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法人潘冬梅所作出的行为系职务行为，潘冬梅也没有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因此要求潘冬梅承担相关的付款义务是没有法律依据的；3、黄继林，原告以所谓的蓝鸟公司的陈述，要求其承担付款责任，更加是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的。综上，请求查清事实，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提交以下证据：
1、原告单方出具的对帐单1份，用以证明原被告业务往来的基本情况，以及所发生的金额。
2、出库码单11页，用以证明原告已经履行了送货义务。
3、短信记录12页（复印件），系原告法定代表人和潘冬梅之间发生的，用以证明原告与被告潘冬梅之间有业务发生、付款支付、被告潘冬梅自愿加入货款支付的事实。
4、（2014）绍商初字第378号案件判决及庭审笔录1份，用以证明蓝鸟和久和公司混同，被告潘冬梅的身份比较特殊，既代表久和公司，也代表蓝鸟，又代表个人。
5、原告法定代表人和被告潘冬梅之间发生的对话录音资料1份（附文字记录），用以证明欠款的事实，以及潘冬梅自愿偿还，也表示用蓝鸟公司的房子卖掉来偿还债务的事实。
6、原告法定代表人通话记录1份（打印件），用来佐证短信及录音的真实性。
7、（2014）绍商初字第378号案件中原告提交的其余所有证据，包括移动公司发票，董力雁居民身份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各1份，用以证明原告法定代表人董力雁所有的手机号码情况；户籍证明1份，联通公司发票1份，用以证明潘耀明和潘冬梅系母子关系；结婚登记申请表1份2页，用以证明潘冬梅、黄继林系夫妻关系；汇款凭证2份，用以证明潘冬梅支付原告货款35万元的事实；柯桥区公安局经侦大队制作的询问笔录1份，用以证明潘冬梅对发货情况有进行陈述。
8、（2014）浙绍商终字第1269号判决书1份，用以证明原告和被告潘冬梅之间货款买卖关系的事实，以及潘冬梅对当时买卖关系表示付款的情况。
9、（2014）绍柯刑初字第433号刑事判决书1份，用以证明在王伟诈骗犯罪案件中潘冬梅有认可董力雁受骗47万元的事实。
三被告共同质证认为：
证据1，系原告单方制作，形式上不符合证据要件，就内容而言，其中载明为潘冬梅欠董力雁货款，和本案审理的东和公司和久和公司的合同关系没有任何交集，因而关联性也有异议。
证据2，除了时间为5月3日的两份以外，其他码单原告在（2014）绍商初字第378号案件已经全部提交，且该案原告明确上述发货与久和公司之间没有关联性，因此原告此次依据该码单起诉久和公司和事实不符。其余质证意见和原（2014）绍商初字第378号质证意见一致，认为部分码单收货单位系其他第三方，比如赵伟平，明显和本案无关，另外码单载明的收货单位存在事后添加痕迹，特别是3月29日，3月21日。对5月3日发货单，有异议，实际签收人是李姓打卷店的人员，原告陈述是由王伟指定他将该货物送到打卷店，但被告从来没有授权委托，或事后追认过王伟的行为，也不认可王伟可再指定其他第三人代为签收货物。总之，对码单项下的货物是否有无实际发生，真实的收货单位是谁，被告不得而知。码单项下的货物我方都不认可收到过，也不认可潘冬梅或潘冬梅指定的人收到过。
证据3，和（2014）绍商初字第378号案中质证意见一致，对短信内容也是不认可的。另外需要说明如下情况：（2014）绍商初字第378号案件中，被告察看原告手机短信，注意到原告对短信内容进行了部分截取，原告未提交的短信内容显示，被告对于欠原告货款是予以直接否认的。该节内容也在（2014）绍商初字第378号案件庭审笔录也已有明确。
证据4，不能反映原告与蓝鸟公司存在着买卖业务往来，被告以此要求蓝鸟公司承担付款责任，并进而要求黄继林承担付款义务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
证据5，真实性没有异议，双方确实通电话，系因案涉王伟的刑事犯罪，潘冬梅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经在原告和王伟业务往来过程中介绍双方业务，在此背景下才和原告有通话。通话内容不能证明原告拟证事实。
证据6，系打印件，没有相关机构的盖章，对真实性无法确认。
证据7，和（2014）绍商初字第378号庭审中的质证意见一致，即对真实性无异议。
证据8，判决书虽不认可被告潘冬梅个人作为交易相对方但并没有对久和公司作为合同相对方的内容予以确认。因此也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证据9，刑事判决书载明，原告法定代表人董力雁陈述王伟系久和公司员工，王伟行为系职务行为。久和公司法定代表人潘冬梅确实将王伟介绍给原告，存在王伟行为“表见代理”的假象，但原告出库码单项下货物没有全部事先和久和公司洽谈，不应将王伟所收货物全部认为是久和公司收货。签收人并非王伟的出库单，原告向久和公司主张亦无依据。
三被告为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10，短信打印件9页，用以证明原告所提供的短信中手机号及内容均可编造的事实；被告同时指出，可通过在电脑中安装借口小助手软件，调整手机系统需要的时间、设置对方手机号码、填写相关内容等。
原告质证认为：被告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但没有证明原告的短信信息是编造的。
针对双方以上提交的证据材料，本院认证如下：证据1单方制作，对方亦不认可，不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证据2，除时间为5月3日的2份码单以外的码单，已在（2014）绍商初字第378号案件中提交，且为该案用以认定案件事实，故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证据2中5月3日的2份码单，收货单位写明是“久和纺织”，金额标注为145657.35元，收货人处签具了“王伟”，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至于是否对被告产生拘束力，本判决在本院认为部分阐述。证据3短信，真实性被告不予认可，（2014）绍商初字第378号案件亦以电子证据存在易修改特性未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本案中不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证据4判决与庭审笔录，与本案有关联，真实性可以确认，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但无法反映出拟证事实。证据5对话录音，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证据6通话记录，来源不明，且该证据与当前其他证据相结合，亦无法形成完整证据链实现某项有实质意义的证明目的，故不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证据7中移动公司发票、董力雁居民身份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户籍证明、联通公司发票等均系为证明短信或通话记录的辅证，但通话记录无认定必要，而短信内容的真实性未能认定，其辅证亦无评判必要；结婚登记申请表、汇款凭证、柯桥区公安局经侦大队制作的询问笔录等等，被告在（2014）绍商初字第378号案件中对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审查亦来源合法，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证据8、9为生效判决书，所载明的内容与本案有关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证据10并非与本案有关的直接证据，其拟证的短信内容可修改，真实性不确定的意见已为本院采纳，该证据本案不再作为事实依据采用。
根据以上认定的证据和双方陈述，本院确认本案事实如下：
2000年6月8日，被告潘冬梅、黄继林登记结婚。2013年3月7日，久和公司成立，潘冬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3年3月份潘冬梅介绍王伟给原告。2013年7月，王伟高价买布，低价卖出的行为涉嫌诈骗，为公安机关侦查。
2014年1月16日原告以其与被告潘冬梅存在坯布买卖业务往来，潘冬梅已支付35万元，尚欠原告货款332189.20元未付为由，持时间为2013年3月8日至4月1日3份收货单位为赵伟平，3份为久和纺织，1份为潘冬梅，2份收货单位空白的出库码单诉至本院，主张潘冬梅为买卖合同相对方应予付款，主张黄继林基于夫妻共同债务，共同负担。潘冬梅不认可买卖业务往来，并以自己系久和公司法定代表人，所为行为应系职务行为为由不同意原告主张。2014年10月10日本院作出（2014）绍商初字第378号民事判决书，以原告未能证明潘冬梅系买卖合同相对方为由驳回了原告对潘冬梅、黄继林的诉请。原告不服，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该院于2015年3月5日作出（2014）浙绍商终字第1269号民事判决书，维持了本院（2014）绍商初字第378号民事判决。
（2014）绍商初字第378号案件审理过程中，根据原告申请，本院依法调取了由绍兴市柯桥区公安局经侦大队（原绍兴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制作的潘冬梅就王伟诈骗的报案笔录，并根据该笔录于（2014）绍商初字第378号判决中认定被告潘冬梅作为久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已认可其向王伟交付的布匹由其他公司提供，并指示其他公司直接发货给王伟的事实，同时从出库单时间、单价、米数与潘冬梅陈述完全相符的情况出发，认定了久和公司已实际收取9份出库单项下货物。该案实际还调取了绍兴市柯桥区公安局经侦大队（原绍兴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制作的向王伟所作的询问笔录，王伟陈述与潘冬梅陈述能相印证。
2014年11月，本院对王伟亦作出（2014）绍柯刑初字第433号刑事判决书判决，确认王伟构成合同诈骗罪、职务侵占罪、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经核查，该刑事判决书已生效。该刑事判决书载明的与本案相关的事实如下：2013年3月至4月，王伟虚构购销合同，久和公司法定代表人潘冬梅信以为真，从傅卫堂、董力雁处购买价值1981008元的全棉布交给王伟，后王伟通过抵债、低价销售等形式将货款占为己有，仅支付货款93万元给潘冬梅，实际骗得货物价值1051008元，构成合同诈骗。同时该刑事判决书认定：王伟系久和公司负责销售的员工，以该公司的名义所购进的布匹，所得款项除部分交给潘冬梅支付所欠货款外，其余部分均被王伟所占有，构成职务侵占。
现原告以（2014）绍商初字第378号案件中已提交的出库码单以及该案中并未提交的、落款时间为5月3日、王伟签字的出库码单来院主张所有码单项下的货物为久和公司的买卖之债，且以潘冬梅、黄继林自愿加入债务为由一并向三被告诉请。
另，原告自认的被告付款情况如下：2013年3月9日5万元，2013年3月20日10万元，2013年3月29日20万元。原告法定代表人董力雁还曾与潘冬梅有对话，对话被录音。（2014）绍商初字第378号案件中双方认可的录音录音时间不详，原告反映是2013年10月份所录。记载的主要内容是：董力雁反映40多万元几年赚来，非常着急，他人无法欠布，因与潘冬梅关系极好，潘冬梅电话指示即放货，现有风声称被骗很着急。潘冬梅则表示一并着急，但现在相当困难，有债务人汇款则先汇10万给董力雁，如厂房能卖掉也早卖掉。本案中录音原告未提交原件，其整理的文字资料与（2014）绍商初字第378号案件有出入，但主要内容一致。本案录音文字资料较（2014）绍商初字第378号案件文字资料多出的、原告要求引为证据的内容主要是：董力雁提示潘冬梅有两幢别墅可卖，潘冬梅表示又想卖过清爽日子，想想又不要卖，黄继林是同意卖掉。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其一，原告买卖合同相对方是否可认定为久和公司。其二，如可认定久和公司为合同相对方，结欠货款的具体额度。其三，是否可认定潘冬梅、黄继林个人应对本案债务负责。
对第一项争议焦点，本院认为，应认定久和公司为原告买卖合同相对方。因公安部门向潘冬梅、王伟所作的笔录已反映出潘冬梅向王伟交付的布匹系潘冬梅指示其他公司直接发货，且提及其他公司包含东和公司（或董力雁）。这一事实与录音中提及的“潘冬梅电话指示即放货”的情况互相印证，（2014）绍商初字第378号生效民事判决书、（2014）绍柯刑初字第433号生效刑事判决书也可推出此认定。现潘冬梅指示董力雁代表的东和公司向王伟发货，王伟的收货行为又已为（2014）绍柯刑初字第433号生效刑事判决书确认为职务行为，原告向潘冬梅直接主张的诉讼亦因潘冬梅主张自己为久和公司职务行为而败诉，原告唯有向久和公司为主张。
对第二项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欠款额度以交货价值扣减原告自认的付款额度予以计算。其交货价值，时间为3月8日至4月1日期间的9份出库码单载明的货物为（2014）绍商初字第378号生效民事判决书认可系久和公司收取，本案中已可作为计算交货价值的依据。经查视，时间为3月9日、3月21日的码单没有记录单价，双方均同意以4.35元计算（原告系庭后以情况说明形式表示），故本院本案中以4.35元为该笔货物价值计算依据。9份出库单载明的货物价值核算为668858元。原告本案中另提供了5月3日出库码单2份，经查视，该笔出货的合计处有王伟签字，形式与前述已认定的9份出库码单相近，虽潘冬梅于公安部门报案询问中未提及该笔出货，被告本案中有异议，但潘冬梅在2013年7月10日公安部门报案询问中称向王伟的供货总价值在143万元左右，而最终刑事判决书载明的潘冬梅的证言反映潘冬梅向王伟的供货总金额为198万余元，可见潘冬梅报案笔录中供述的货物并非全部。考虑到送货时间接近，王伟行为已为刑事判决确认系职务行为，且该笔出货纳入后计算可得的欠款额度与潘冬梅、董力雁对话录音中董力雁向潘冬梅催讨的40多万元相吻合，本院认定王伟签字的5月3日的码单付款责任归责于久和公司。该笔货款价值码单明确载明为145657.4元。故码单总计货款为814515.4元。减去原告自认的已付款，余欠款为464515.4元。
对争议焦点三，本院认为，黄继林并无债务承担的意思表示，原告主张其债务加入毫无依据。原告本案诉讼中又多次提及蓝鸟公司，然该公司行为与本案并无关联，原告基于蓝鸟公司要求黄继林承担本案的付款责任，亦于法毫无依据。至于潘冬梅，其牵涉本案较深，确实有向原告法定代表人董力雁表示尽量付款的行为，但潘冬梅有双重身份，一为个人，二为久和公司法定代表人，现案涉争议款项已认定为久和公司的债务，潘冬梅作为久和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付款意思的表态并不特异。而且，债务加入需明示。即便录音中潘冬梅提及了非久和公司财产可能能用于清偿，当前证据也难以认定潘冬梅付款意思构成了债务加入。故对原告主张的潘冬梅个人有债务加入的行为，不予认定，相应原告对黄继林基于夫妻共同债务的主张，也无法支持。
综上，久和公司与原告形成买卖关系，该关系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久和公司结欠货款未支付，是本案纠纷形成原因，久和公司应予清偿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利息起算时间原告原请求自最后一笔货物发货的次日即2013年5月4日起，该时间无事实依据，被告同意调整为当前证据可证明的最早的催告之日，原告庭后则表示可以以（2014）绍商初字第378号案件立案之日即2014年1月16日起算，本院遂确认以2014年1月16日起计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绍兴县久和纺织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绍兴市东和纺织品有限公司货款464515.4元并支付该款自2014年1月16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依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
如被告绍兴县久和纺织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驳回原告对绍兴县久和纺织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三、驳回原告对潘冬梅、黄继林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9254元，减半收取4627元，由原告绍兴市东和纺织品有限公司负担67元，被告绍兴县久和纺织有限公司负担4560元，限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本院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案件受理费9254元（具体金额由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确定，多余部分以后退还）应在提交上诉状时预交。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 李籽苏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书记员 赵梦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