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34民终118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郑在才，男，1966年10月出生，汉族，四川省会东县人，法律工作者，户籍地四川省会东县，现住四川省会东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廷祥，男，1966年8月出生，汉族，四川省会东县人，法律工作者，户籍地四川省会东县，现住四川省会东县。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周国剑（系周廷祥之子），男，1990年12月出生，汉族，四川省会东县人，村民，户籍地四川省会东县，现住四川省会东县。
以上二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安学，北京市昌久（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上诉人郑在才因与被上诉人周廷祥、周国剑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会东县人民法院(2017)川3426民初6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郑在才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依法判决被上诉人周廷祥给付欠款4，255，866.00元，被上诉人周国剑承担连带责任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事实不清。1、根据周廷祥与上诉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约定可以看出，工商登记材料是在2013年4月9日以后签订的，2013年4月18日前上诉人是工商局登记在册的股东，原审认定上诉人与周廷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时，上诉人已没有股权可以转让，与事实不符。2、2013年4月16日，被上诉人周廷祥拿打印好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要求办理变更登记，将上诉人持有的股权转让给周国剑时，上诉人未要求重新签相关变更登记手续，是鉴于两个原因。一是股权持有人必须到工商局签字确认变更事项，股权持有人未到场，工商局不会办理变更登记。二是当时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变更股权登记除要求股权持有人到场签名是实体审查外，其他方面均是形式审查，不论何时签订的变更登记材料，只要在30日内提交，就符合形式审查条件。2013年4月16日，上诉人至工商局递交材料签名确认股权转让给周国剑是建立在与周廷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基础上的，当日到工商局签名确认，是股权转让给周国剑生效的必备要件。上诉人提交张永户（良）、李帮碧转让股权的《说明》是证明持股人须到工商局签名确认股权转让事项，原审认定与本案无必然联系错误。3、周廷祥合计支付了1，536，000.00元（1，504，600.00元），其中为上诉人支付车款14，600.00元、用银行卡支付了30万元、通过他行转账支付109万元。此款包括付欠上诉人代理费80万元，欠挖机租金71，080.00元，给付股权转让款664，920.00元，尚欠股权转让款2，935，080.00元。一审未予认定错误。4、因周廷祥没有资金增资至3600万元，才约定转让价为360万元，到工商局进行平价登记为6万元。6万元的收条是为了平价登记，而不是实际的转让价款。5、上诉人提交的《结算协议》的第二、三条证明上诉人与周廷祥于2011年4月25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上诉人出资100万元转让尚由张永良、李帮碧、赵志怀、孙承书实际持有还未办理变更登记的股权，且是过期矿权。上诉人办采矿权证垫付资金20多万元和实际支付周廷祥92万元，已实际履行了100万元股权转让合同义务。2013年矿山全面启动，前景比较好时，周廷祥要求上诉人将股权转让给他家。6、被上诉人未到庭参加诉讼，其委托代理人的答辩违背了客观事实，称支付给上诉人的1，536，000.00元，其中436，000.00元是借款，109万元是上诉人作为公司律师通过他行从公司账上转走的。经过这么长时间，为何不提起诉讼或向公安机关控告。对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协议书》为何没向法院起诉，请求撤销或确认无效。二、一审程序违法。本案原审第一次通知开庭时间是2017年2月28日，开庭当日得知被上诉人周廷祥申请与上诉人协商处理本案，但周廷祥未提出过申请。第二次开庭时上诉人在开庭前没有收到传票，也没有接到电话。综上所述，原审除了认定周廷祥与上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是真实的以外，其他认定全部错误，且程序违法。在庭审中补充理由：1、2013年4月9日签订的股权协议，约定进行评价登记，约定的事实可以证明会东县新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用于变更登记的材料在2013年4月9日没有签订，而是2013年4月16日本人到工商局签订的。2、2013年4月9日签订的协议是双方认可的，矿产资源价值，不是注册资金的实际资本。3、合同约定了股权变更，甲方无权干涉。
被上诉人周廷祥、周国剑共同辩称，1、一审判决查明了本案的事实，也审查了一审中原告提交的证据，在一审中原告及被告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在本案中存在一物二卖的情况，上诉人在陈述理由时，也非常明确的承认了分别在2013年4月1日与被上诉人周国剑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并且在工商部门实际登记的也是依照2013年4月1日与周国剑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该份《股权转让协议书》也是作为工商登记备案的协议。另外一份协议是2013年4月9日上诉人与周廷祥签订的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两份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差别很大，按照国家现行法律规定，后协议不能改变原协议，从时间先后顺序以及依照公司法的规定，股权转让以登记为准，经工商登记的股权不能对抗第三人，在一审阐明的事实也说明了这点。2、上诉人在陈述理由时，特别补充为约定了平价转让登记的事实，从两份协议看，没有此约定。同时阴阳合同是禁止的，阴阳合同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查明事实清楚，判决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郑在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被告周廷祥给付原告欠款4，255，866.00元，第三人周国剑承担连带偿还责任；2.判决被告和第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3年4月10日，周廷祥与原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将原告持有的会东县新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周廷祥，转让价款360万元，定于2013年5月30日付清，到期未付清转让款，自2013年6月30日按1.5%的月息计算至付清转让款之日止。此后周廷祥，周国剑和原告商量将原告持有的10%的股权变更登记在周国剑名下，无论是谁支付原告的股权转让款都不影响原告的债权。周廷祥先后为原告支付购车款1.46万元，用银行卡支付原告30万元，通过他行转账109万元，合计支付153.6万元，此款包括支付原告代理费80万元，欠原告挖机租金71，080.00元，给付股权转让款664，920.00元，还欠原告股权转让款2，935，080.00元，应给付利息1，320，786.00元，合计尚欠原告4，255，866.00元，原告多次追要无果，故向会东县法院起诉，请依法判决。
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2013年3月28日，周廷祥召集会东县新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郑在才、兰宁、张永良、李帮碧召开股东会议，会议作出决议“全体股东同意郑在才持有6万，占主持资本10%的股权对外转让给周国剑。”2013年4月1日，郑在才与第三人周国剑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由郑在才将自己持有的会东县新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10%的股权以6万元转让给第三人周国剑。同日，郑在才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周国剑交来郑在才在会东县新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持有6万元，占注册资本10%股份转让款，实收人民币6万元整。”会东县新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加盖公司印章并标注以上股东股权转让属实。2013年4月1日，周廷祥召集会东县新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新股东周国剑、兰宁召开新股东会并修改了公司章程，第三人周国剑成为会东县新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新股东。
2013年4月9日，郑在才与周廷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将郑在才持有的会东县新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周廷祥，转让价款360万元，定于2013年5月30日付清，到期未付清转让款，自2013年6月30日起至付清转让款之日止按1.5%的月息计付利息。2013年4月10日，周廷祥向郑在才出具欠其股权转让款360万元的欠条。2013年4月16日，会东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受理核准会东县新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变更登记，于2013年4月18日其公司股东正式由郑在才变更为第三人周国剑。2017年2月8日，郑在才向该院起诉，要求周廷祥及第三人周国剑连带给付其欠款4，255，866.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郑在才先后与周国剑和周廷祥签订转让股权协议书，转让的股权均为其本人持有的会东县新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10%的股权。郑在才与周国剑签订的时间是2013年4月1日在前，周国剑交付股权转让款6万元，当天该股权转让协议经过会东县新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决议，并修改了公司章程，确认了周国剑作为该公司股东的资格。而郑在才与周廷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时间为2013年4月9日，此时本案涉及的会东县新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10%的股权虽还未办理变更登记，但郑在才已不是这10%股权的所有人，郑在才与周廷祥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真实，但郑在才已实际没有股权可以转让，同年4月16日，会东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受理核准会东县新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进行股东变更登记，于2013年4月18日其公司股东正式由郑在才变更为周国剑，至此，郑在才与周国剑达成股权转让的合意，并经公司股东会议表决通过，并完成变更登记。虽然周廷祥与周国剑系父子关系，但周廷祥与周国剑是两个独立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郑在才与周廷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不是郑在才与周国剑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补充或延续，该合同实际不能履行，故郑在才不能据此合同要求周廷祥给付2，935，080.00元的股权转让费及利息1，320，786.00元。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郑在才与周廷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不能约束周国剑，故周国剑亦不承担还款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第七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郑在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846.00元，减半收取20，423.00元，由原告郑在才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上诉人郑在才提交2017年9月8日在会东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查询复印的《会东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司档案变更登记表》，证明与一审申请人民法院调取的公司变更登记材料形成一套，共同证明：2013年4月16日上诉人亲自到工商局签字填表，将股权变更为周国剑；工商局也是2013年4月16日受理变更登记的；股权变更经过行政审批，也是证明周国剑落款为2013年4月1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在2013年4月16日登记才生效的事实。二被上诉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其观点，合同什么时候生效，是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如果合同没有约定生效时间，应按照国家法律的规定。国家法律没有强制性规定股权转让一定要进行工商登记才能生效，上诉人的证明目的不能实现。若按对方所述，上诉人与周廷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就永远不能生效。该组证据亦是一审时被上诉人所举证据之一，证实了案涉会东县新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郑在才于2013年4月16日经会东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变更登记为周国剑，且经郑在才本人亲自签字办理的事实。对此，本院予以采信。2、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南中法执字第5-1、5-2《民事裁定书》，（2009）南中法执字第5号《拍卖保留价通知书》、《委托拍卖书》，四川省瑞诚拍卖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会东县新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拍卖会流标情况报告》和案外人赵志怀、孙承书与案外人罗永渝达成的《和解协议书》（执行和解），拟与上诉人一审提交的2011年4月25日与周廷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形成完整的一组证据，证明：上诉人向周廷祥出100万元买的10%股权，是赵志怀、孙承书二人将其用1408万元价款向罗永渝买来的新达公司63%的股权以838万元转让给周廷祥的，但登记的价款仍然是原注册登记的37.8万元的事实，和股权市场交易价和登记价不一致，未损害国家的利益，不存在阴阳合同的说法，进而证实2013年4月9日其与周廷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合法有效的。二被上诉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没有直接的关联性，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该组证据只证实了案外人赵志怀、孙承书获得案涉会东县新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来源，但与本案争议焦点无直接关联，本院对其客观真实性予以采信，但对上诉人的证明书目的不予采信。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2011年4月25日上诉人郑在才与被上诉人周廷祥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书》，约定郑在才以100万元的价款从周廷祥处受让取得本案所涉会东县新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10%的股份。2013年3月28日，周廷祥召集会东县新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郑在才、兰宁、张永良、李帮碧召开股东会议，会议决议：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张永良持有19.2万元，占注册资本32%的股权；李帮碧持有3万元，占注册资本5%的股权对内转让给周廷祥。全体股东一致同意郑在才持有6万，占注册资本10%的股权对外转让给周国剑。公司原股东周廷祥、郑在才、兰宁、张永良、李帮碧变更为新股东周廷祥、周国剑、兰宁，免除郑在才的经理职务。2013年4月1日，郑在才作为甲方与周国剑作为乙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本协议双方经平等协商，本着诚实信用、互惠互利、共同发展之原则，甲方自愿将在会东县新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持有6万元，占注册资本10%的股份转让给乙方，转让款6万元，乙方以货币形式将甲方在会东县新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转让款到位（以股权交割证明或收条为凭）。乙方接受甲方的股份后，在企事业经营中不得抽回资金。如有违约，由新股东自己承担经济和法律责任。”同日，郑在才向周国剑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周国剑交来郑在才在会东县新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持有6万元，占注册资本10%股份转让款，实收人民币6万元整。”会东县新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在该收条上加盖公司印章并签注“以上股东股权转让属实。”2013年4月1日，周廷祥召集会东县新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新股东周国剑、兰宁召开股东会议，并修改了公司章程，周国剑成为会东县新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新股东，被任命为公司经理。2013年4月16日，郑在才本人亲自到会东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签字办理会东县新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变更登记事宜，会东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于当日受理核准了会东县新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变更登记申请，于2013年4月18日将该公司股东由郑在才更为周国剑。
另查明，2013年4月9日，郑在才作为甲方与周廷祥作为乙方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了以下主要内容：“第一条、转让标的及价款。甲方将在新达公司持有的股权，占注册资本的10%转让给乙方，转让总价款为360万元整，此款定于2013年5月30日前付清。乙方在办理股权过户前不能付清转让款，转让款形成债务，自2013年6月30日按1.5%月利息计算到付清转让款之日止。第二条、股权过户及变更登记。1、双方约定为平价登记，变更登记材料由乙方组织召开股东会作出会议决定后另行签订；在此协议后签订的所有协议书或依据乙方的要求变更在他人名下，均为股权变更登记所需，和本协议相冲突时，转让标的和价款以本协议为准。2、办理变更登记的时限以行政主管机关的规定为准。3、甲方转让的股权变更在乙方或乙方要求转让在他人名下，甲方无权干涉，也无权过问转让价款的来源和分担情况，也不承担转让价款来源的法律责任。第三条、陈述事项。1、……2、双方认可本协议转让价款（360万元）是现有矿产资源估算增值价，不是注册资本实际出资额，转让价款只对双方产生经济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对双方产生法律效力，不作为变更登记时行政机关变更登记审查的依据……5、甲方收到股权转让款后，不论乙方是否将股权登记在本人或他人名下，甲方均应当积极配合新达公司办理变更登记事项……”此外还对违约责任、特别条款、争议解决方式等内容进行了约定。协议由郑在才、周廷祥分别在甲乙双方处签名，并由会东县新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签章。当日，周廷祥向郑在才出具了欠股权转让款360万元的欠条。
再查明，周廷祥个人和会东县新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与郑在才所在会东县城关法律服务所（会东县会东镇第一法律服务所）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合同关系，在该委托代理关系中会东县城关法律服务所指派郑在才为代理人。郑在才个人与会东县新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间存在挖掘机租赁合同关系。2013年4月9日，郑在才与周廷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的同时，周廷祥作为甲方与郑在才作为乙方签订了《结算协议》，对郑在才的委托代理费、办理采矿许可证的费用和从周廷祥处受让10%股权的转让款进行了结算。
还查明，周国剑系周廷祥之子。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周廷祥是否应当给付上诉人郑在才股权转让款及利息共计4，255，866.00元，其中股权转让款2，935，080.00元、利息1，320，786.00元；被上诉人周国剑对上述款项是否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一审人民法院审理本案的程序是否违法。
根据查明的事实，郑在才将其在本案所涉会东县新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拥有的10%的股权，先后分别与周国剑和周廷祥二人签订了两份《股权转让合同书》，以不同的价款分别向周国剑和周廷祥转让其上述股权。虽然郑在才与周廷祥签订合同的时间在其与周国剑签订合同时间之后，且周廷祥与周国剑系父子关系。但周廷祥与周国剑系两个独立的民事主体，两份《股权转让合同书》的签订主体不同，后签订的合同不能认定为对前面形成合同的延续和补充，该两份合同相对独立不具关联性。而且郑在才与周国剑签订案涉《股权转让合同书》前，经过公司股东会决议，公司为此修改了公司章程，并经会东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受理核准变更登记，该核准变更登记的时间为2013年4月16日，是在郑在才与周廷祥2013年4月9日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书》之后，又经郑在才本人亲自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签字确认，郑在才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在相关变更登记材料上签字将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的后果应是明知的。所以郑在才已将其所持有的会东县新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10%的股权转让给了周国剑，且合法有效。郑在才与周廷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书》未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进行股东变更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关于：“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之规定，郑在才与周廷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书》未实际履行，也不具备继续履行的条件，郑在才所拥有的股份已转让给周国剑，郑在才已没有股权可以转让。郑在才除提交了其与周廷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书》、《结算协议》、周廷祥出具的《欠条》、《委托代理合同》和《挖掘机租赁合同》及挖机结算清单外，未举出其他证据证实本案所涉其与周廷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才是真实的和已实际履行了部分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郑在才提出一审认定事实不清，周廷祥已给付股权转让款664，920.00元，尚欠股权转让款2，935，080.00元，一审未予认定错误，因周廷祥没有资金增资在工商局进行是平价登记，不是实际的转让价款的上诉理由，证据不充分，提出撤销原审判决，依法判决被上诉人周廷祥给付股权转让欠款及利息共计4，255，866.00元，并由被上诉人周国剑承担连带责任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一审法院审理本案的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本案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款关于：“对简单的民事案件，原告可以口头起诉。”第一百五十九条关于：“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简单的民事案件，可以用简便方式传唤当事人和证人、送达诉讼文书、审理案件，但应当保障当事人陈述意见的权利。”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六十一条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人民法院可以采取捎口信、电话、短信、传真、电子邮件等简便方式传唤当事人、通知证人和送达裁判文书以外的诉讼文书。”之规定，被上诉人周廷祥在一审法院第一次通知开庭时申请与上诉人协商，可以书面申请也可以口头申请，郑在才无证据证实周廷祥未提出过口头申请，且第一次传唤后未开庭，是人民法院为审理查明案件事实，根据不同案件情况进行的正常审理程序，不违反法律规定，在第二次通知开庭时，由书记员在开庭前用电话通知的简便方式通知，亦符合法律规定，且郑在才本人到庭参加了诉讼，郑在才提出本案原审第一次通知开庭时间是2017年2月28日，开庭当日得知被上诉人周廷祥申请与上诉人协商处理本案，但周廷祥未提出过申请，第二次开庭时上诉人在开庭前没有收到传票，也没有接到电话的上诉理由，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提出发回重审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郑在才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0，846.00元，由上诉人郑在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舒 涛
审判员 杨发蓉
审判员 刘 莉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六日
书记员 唐 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