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朝民（知）初字第05486号
原告纸贵满堂图书（北京）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68号1319号。
法定代表人曲波，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殷召良，北京市鑫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谢永江，北京市鑫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书法出版社，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号。
法定代表人李世俊，社长。
委托代理人张杰，北京市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纸贵满堂图书（北京）有限公司（简称纸贵满堂公司）与被告书法出版社侵犯著作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纸贵满堂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殷召良，书法出版社的委托代理人张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纸贵满堂公司起诉称：我公司系《中国人必读知识文丛》系列图书的著作权人。书法出版社于2010年1月出版发行了《青少年必读知识文丛》系列图书，该丛书中的《资治通鉴》一书系我公司《中国人必读知识文丛》系列图书中的一部分。书法出版社使用我公司的上述作品并未征得许可，且未支付报酬，侵害了我公司依法享有的复制权、发行权。另外，其擅自将我公司作品中的一部分单独出版，侵害了我公司依法享有的汇编权。故我公司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如下：书法出版社停止侵权、收回并销毁侵权图书；赔偿我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6000元（包括购书费用5.23元和律师费3000元）。
书法出版社答辩称：第一，经纸贵满堂公司授权，我社取得了《中国人必读知识文丛》系列图书的专有出版权。在该专有出版权期限内，我社发行了与《中国人必读知识文丛》系列图书结构、文字内容一致的《青少年必读知识文丛》系列图书，这属于对之前图书的重印和再版，不需要重新取得授权。而且在出版前我社也电话通知了纸贵满堂公司，故我社出版涉案图书是有合同依据的，不构成侵权。第二，纸贵满堂公司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其取得了涉案图书的著作权，涉案图书有具体的作者，图书载明的主编刘永升并未获得实际作者的授权。第三，涉案图书原创程度低，我社的印数非常少，纸贵满堂公司也未能证明其存在合理支出，因此其主张的赔偿数额过高。故我社不同意纸贵满堂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纸贵满堂公司曾用名唐码书业（北京）有限公司（简称唐码书业公司），于2014年2月21日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变更为现名称。书法出版社更名前为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8年12月18日，纸贵满堂公司使用唐码书业公司的名称（甲方）与大众文艺出版社（乙方）签订了一份《出版合同》，合同载明拟出版的作品名称为《中国人必读知识文丛（全100册）》，作者姓名栏处载明“刘永升主编”并附有刘永升的身份证复印件，合同主要条款内容如下：一、在合同有效期内，甲方授权乙方在中国大陆以图书形式出版发行上述作品的专有许可使用权，同时，甲方授权乙方将上述作品进行网络出版的专有许可使用权；二、甲方保证拥有授予乙方的权利；三、在合同有效期内，未经双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将第一条约定的权利许可第三方使用；四、乙方经甲方同意，可以更改上述作品的名称，对原稿进行修改、删节或增加图表、前言、后记等；五、甲方应于2008年12月18日前将齐、清、定稿件交付乙方，甲方应标明所确定的署名方式；六、在合同有效期内，乙方如需再版，应事先通知甲方，如甲方需要对作品进行修改，应于收到通知后30日内答复乙方，否则乙方可按原版重印；七、在合同有效期内，乙方有该作品的电子图书形式的专有使用权；八、甲方授予乙方许可报社、杂志社刊载上述作品的权利，乙方应及时将报刊使用作品的情况通知甲方，并将所得报酬的50%交付甲方。双方在上述合同中未就版权及稿酬支付情况进行约定，仅约定甲方向乙方送样书100套。合同有效期3年。
2009年3月，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中国人必读知识文丛》丛书（全100册）。该套丛书包括《资治通鉴》等100本分册，所有分册均使用相同书号，所有分册封面及版权页上均注明“刘永升主编”，分册的开本均为64开，丛书统一定价600元，全部图书共计980千字。其中，《资治通鉴》分册包括前言、目录、正文等三部分内容，正文部分对我国古代著名史书《资治通鉴》部分进行解读，分为原文和译文两部分，并附有相关典故批注。全书最后附有全套丛书100本图书的书目。
刘永升于2013年12月17日出具书面证明，证明其为唐码书业公司的职工，其主编的《中国人必读知识文丛》系为完成单位任务而创作编辑的职务作品，该丛书的著作权人为唐码书业公司。
2012年11月，纸贵满堂公司购买了一本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涉案图书《资治通鉴》。该图书为32开本，图书封面上显示有“青少年必读知识文丛”以及“刘永升主编”字样；版权页上方显示如下信息“资治通鉴/刘永升主编—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11（青少年必读知识文丛）”，载明的书号与前述《中国人必读知识文丛》的书号不同，版次显示为“2010年1月第1版”，定价为24.8元。该书的结构及文字内容与《中国人必读知识文丛》中的《资治通鉴》分册完全相同，但二者的排版及插图不同。该书最后亦附有100本图书的书目，图书名称与《中国人必读知识文丛》所收录书目相同。
纸贵满堂公司共计购买了包括涉案图书在内的《青少年必读知识文丛》中的83本图书，共计支出434元。
书法出版社为证明纸贵满堂公司不享有涉案图书的著作权提交了一份授权人署名为翟翎的授权书，内容如下：兹由刘永升主编的《中国人必读知识文丛》（全100册），现授权唐码书业公司代理其与书法出版社签订出版有关事宜的合约，作为编委会成员之一，其对其中《资治通鉴》等书著作权负责，如出版著作权纠纷盖由其负责，放弃稿酬。纸贵满堂公司对该证据不予认可，表示涉案图书的内容由刘永升具体完成。涉案图书上未显示出任何有关翟翎的署名。
诉讼中，书法出版社称涉案《资治通鉴》一书系其出版的《青少年必读知识文丛》系列图书之一，该系列图书包括了与《中国人必读知识文丛》相同的100本图书，并表示该社在出版该系列图书前电话通知了纸贵满堂公司。纸贵满堂公司否认收到过书法出版社的通知。
另查一，纸贵满堂公司表示其本案中主张汇编权的依据在于书法出版社将涉案一个书号的《中国人必读知识文丛》拆分成《青少年必读知识文丛》100本图书20个书号的单行本出版、发行。
另查二，诉讼中，书法出版社曾表示涉案《青少年必读知识文丛》系列图书共出版发行100册。此后，书法出版社提交了一份委印单和一份北京燕旭开拓印务有限公司（简称燕旭印务公司）出具的证明。其中，委印单上显示有燕旭印务公司和大众文艺出版社的印章，显示委托印刷的书名为“《青少年必读知识文丛》——唐诗”（共100册，具体书目附后），印刷数量为500套，定价为24.8元。后附印制证明中包括涉案《资治通鉴》图书。燕旭印务公司出具的证明内容如下：因配合招投标需要，数量较少，《青少年必读知识文丛》实际印刷量为100套。纸贵满堂公司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
另查三，就其主张的律师费支出，纸贵满堂公司提交了其与律所的委托代理协议，但并未提供实际律师费支出的票据。协议载明案件收费标准为每个案件6000元，但给予5折优惠。
以上事实，有民事判决书、《出版合同》、图书、发票、授权书、委托代理协议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外，作品的著作权属于作者。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为作者。本案中，纸贵满堂公司主张权利的图书及被控侵权图书上均署名“刘永升主编”，此外并无其他署名信息，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可以认定刘永升系涉案图书的作者。而根据刘永升出具的书面证明，可以认定涉案图书除署名权之外的著作权由纸贵满堂公司享有。虽然书法出版社为证明刘永升并非涉案图书的作者提交了一份授权书，但未提交其他证据来证明该授权书的出具人与涉案图书之间的关联，且涉案图书上也未显示有该出具人的署名信息，故对该证据及书法出版社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双方当事人对于书法出版社在后出版发行的涉案被控侵权图书《资治通鉴》与此前出版发行的《中国人必读知识文丛》丛书中《资治通鉴》一书文字内容的一致性不存在分歧，争议的焦点在于书法出版社依据双方在2008年12月18日签订的《出版合同》是否有权出版发行被控侵权图书、是否超出纸贵满堂公司原有的授权范围。由于图书出版者对其出版图书所享有的专有出版权系基于与著作权人之间的约定所产生，因此，处理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依据合同约定及相关法律规定确定专有出版权的内容。
双方在《出版合同》中仅约定授予的权利是以图书形式出版发行作品的专有许可使用权，但对于该权利的具体内容并未作进一步明确。根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图书出版合同中约定图书出版者享有专有出版权但没有明确其具体内容的，视为图书出版者享有在合同有效期限内和在合同约定的地域范围内以同种文字的原版、修订版出版图书的专有权利。同时，双方在《出版合同》中的相关约定亦可以用于解释纸贵满堂公司的授权范围。首先，双方当事人在《出版合同》中明确约定授权作品的名称为《中国人必读知识文丛》，并约定书法出版社经纸贵满堂公司同意，可以更改作品名称。其次，关于图书的再版及改版，双方约定书法出版社再版时应事先通知纸贵满堂公司，如纸贵满堂公司需要对作品进行修改应在收到再版通知后30日内答复书法出版社，否则，书法出版社可按原版重印。上述约定意味着书法出版社未经纸贵满堂公司通知或同意，不得擅自改版，仅可在先行通知纸贵满堂公司的情况下进行再版。根据查明的事实，被控侵权图书《资治通鉴》系书法出版社另行出版的《青少年必读知识文丛》系列图书中的一本，该图书的书号、开本、排版、插图及定价与纸贵满堂公司主张权利的《资治通鉴》一书均不相同。故该书不属于在先出版的《资治通鉴》一书的原版再版或修订版，而属于书法出版社重新排版的另一套图书，书法出版社并未举证证明其此举获得了纸贵满堂公司的同意。因此，书法出版社出版涉案被控侵权图书《资治通鉴》的行为超出了《出版合同》约定的授权范围。
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合同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现书法出版社出版涉案被控侵权图书《资治通鉴》的行为违反了《出版合同》的约定，亦侵犯了纸贵满堂公司对涉案图书享有的复制权和发行权。纸贵满堂公司选择依照著作权法的规定要求书法出版社承担侵权责任，于法有据，应予支持。书法出版社就其涉案侵权行为应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
本案中，纸贵满堂公司还主张书法出版社的涉案行为侵犯了其汇编权，本院认为，我国著作权法所规定的汇编权是将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段通过选择或编排，汇集成新作品的权利。书法出版社虽然将涉案《中国人必读知识文丛》拆分成《青少年必读知识文丛》100本图书20个书号的单行本出版、发行，但对应图书的名称、内容及结构并未发生变化，因此该行为并不落入我国著作权所规定的侵犯汇编权的范围，故本院对于纸贵满堂公司的上述诉讼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赔偿损失的数额，因根据现有证据不足以确定纸贵满堂公司因涉案侵权行为遭受的经济损失或书法出版社的侵权获利，纸贵满堂公司所主张的赔偿数额缺乏充分依据，故本院不予全额支持，将参照国家相关稿酬标准，综合考虑涉案作品的独创性程度、书法出版社的过错程度、侵权情节以及纸贵满堂公司所主张诉讼开支的合理程度、必要性等因素酌情确定具体数额。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一）项、第四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书法出版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立即停止出版发行涉案侵权图书；
二、被告书法出版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纸贵满堂图书（北京）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及诉讼合理支出共计四千五百元；
三、驳回原告纸贵满堂图书（北京）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纸贵满堂图书（北京）有限公司负担10元（已交纳），由被告书法出版社负担4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审 判 长 李自柱
代理审判员 赵 刚
代理审判员 彭新桥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孙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