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鄂13民终27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涛，男，1977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随州市曾都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俊，男，1978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随州市曾都区。
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聂建斌，湖北大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洋，男，1980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随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能华，湖北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恒，男，1993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随州市高新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江汉区沿河大道沿江一号B区1区写字楼**楼。
负责人：周文全，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宏俊，湖北扶轮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涛、李俊因与被上诉人郭洋、张恒、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以下简称“紫金财险湖北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随州市曾都区人民法院（2016）鄂1303民初18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李涛、李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聂建斌，被上诉人郭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能华，被上诉人紫金财险湖北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宏俊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张恒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李涛、李俊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一审法院认定“张恒随意得到小车钥匙而无证驾驶，系郭洋管理不善”完全错误。事实上，张恒系郭洋的雇员，郭洋系张恒的雇主，这一点从张恒在刑事案件中的交代及张恒父亲的陈述中可以得到印证。从郭洋得知张恒出事后找张迪顶包及垫付5万元医疗费一系列事实可以再次得到印证，该行为显然不是一个车辆未经允许被人私自开走的车主所能为。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判决张恒对此次事故承担主要责任，郭洋承担次要责任属适用法律错误。郭洋无论是作为张恒的雇主还是肇事车辆的实际车主均应与肇事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被上诉人郭洋答辩称，上诉人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紫金财险湖北公司答辩称，我公司对一审判决没有异议，尊重一审法院判决。
李涛、李俊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2016年7月5日23时11分，张恒驾驶郭洋所有的鄂Ｓ×××××号东风牌小型轿车沿交通大道由南向北行驶至七天连锁酒店门前路段，与过路行人我母亲刘先荣相撞后逃逸，造成刘先荣受伤经抢救无效于2016年7月21日死亡。经公安交警认定，张恒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肇事车辆鄂Ｓ×××××号轿车实际车主系郭洋，该车在紫金财险湖北公司投有交强险和商业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请求法院依法判令三被告赔偿经济损失595229.21元，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先荣（1951年9月20日出生，住随州市××东城办事处文峰塔居委会）系李涛、李俊之母。2016年7月5日23时11分许，张恒无证驾驶鄂Ｓ×××××号小型轿车沿随州市交通大道由南向北行驶至七天连锁酒店门前路段与横过道路的行人刘先荣相撞后驾驶车辆逃逸，造成刘先荣受伤、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刘先荣经抢救无效于2016年7月21日死亡。事故发生后，案外人张迪顶替张恒到公安交警部门投案，称发生事故系其驾驶车辆。公安交警部门于2016年7月29日查获张恒。2016年7月30日，随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四大队作出随公交认字（2016）第0230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张恒负事故的全部责任。随州市公安局并对张恒刑事拘留，2016年8月11日宣布逮捕。2016年12月29日，曾都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鄂1303刑初407号刑事判决书，判处张恒有期徒刑四年。
原审另查明，肇事车辆登记车主为杨凌紫（已故），杨凌紫生前与郭洋系朋友关系，因杨凌紫不能驾车，郭洋在随州市飞扬汽车贸易公司上班，张恒跟随郭洋一起做事，杨凌紫便将该车放在随州市飞扬汽车贸易公司使用。事发当天，郭洋下班后将车钥匙放在桌上，张恒在桌上拿车钥匙将车开走。
原审还查明，2015年12月，鄂Ｓ×××××号轿车在紫金财险湖北公司投有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二原告因本次交通事故导致刘先荣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有：医疗抢救费114804.21元、护理费1364.96元（31138元÷365天×16天）、死亡赔偿金405765元（27051元×15年）、丧葬费23660元（47320元÷2）、参加丧葬人员交通、误工费1000元，合计546594.17元。事故发生后，郭洋已垫付刘先荣医疗费5万元。
原审法院认为，本次交通事故发生后，公安交警部门作出张恒负此事故的全部责任的责任认定，张恒对该责任认定无异议，应当予以采信。肇事车辆鄂Ｓ×××××号轿车登记车主系杨凌紫，而实际使用、控制人系郭洋。郭洋辩称，我不是鄂Ｓ×××××号轿车车主，原告起诉我没有事实依据。经查阅（2016）鄂1303刑初407号卷宗证实，事故发生后，张恒电话告知张迪，是开郭洋的车子撞人了，郭洋明知系张恒开车造成的事故，却带张迪到交警队投案，且垫付5万元医疗费，这说明发生交通事故所造成的损失与郭洋有利害关系。登记车主杨凌紫系郭洋朋友，杨凌紫将鄂Ｓ×××××号轿车放在郭洋处使用系客观存在的事实。故法院认定郭洋系实际车主，原告起诉郭洋有事实依据，郭洋的辩称理由无法成立，依法不予采信。张恒随意得到小车钥匙而无证驾驶，系郭洋管理不善。故郭洋应对此次事故的发生后果承担次要责任。张恒无证驾驶车辆造成事故发生后逃逸，其应对本次事故造成原告的损失承担主要赔偿责任。肇事车辆鄂Ｓ×××××号轿车在紫金财险湖北公司投有交强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紫金财险湖北公司依法应在交强险限额内直接赔付给原告，但紫金财险湖北公司赔付后依法可向承担责任的赔偿义务人追偿。原告诉请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张恒因犯交通肇事罪已被刑事处罚，故其该项诉请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付原告12万元；二、被告张恒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98615.92元[（546594.17元-12万元）×70%]；三、被告郭洋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27978.25元[（546594.17-12万元）×30%]，扣减已支付的5万元后，还应支付77978.25元；四、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述一、二、三项应赔偿款，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050元，由张恒负担3025元，郭洋负担3025元。
被上诉人郭洋为支持其抗辩请求，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下列证据：证据一：随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四大队对张恒的询问笔录。证明目的：张恒与郭洋之间不是雇员和雇主的法律关系。证据二：随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四大队对沈轻闯的询问笔录。证明目的：事发当晚，张恒未经允许偷偷驾驶肇事车辆是其个人行为，不是从事职务行为或劳务行为。
上诉人李涛、李俊质证认为，两份证据的真实性由法院核实。即使是真实的，也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一审没有认定张恒偷开机动车，且不是第一时间的询问笔录，是在策划顶包之后询问的，应当以张迪的笔录作为定案依据。
被上诉人紫金财险湖北公司对上述证据未提出异议。
对被上诉人郭洋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对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将结合各方当事人上诉、答辩和辩论的理由，以及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综合予以判断。
经审理查明，张恒在2016年7月29日被抓获归案后，随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四大队对张恒的询问笔录中，张恒称“其与郭洋没有什么关系，鄂Ｓ×××××号小车的车钥匙是张恒自己在郭洋办公桌上拿的。平时用完就丢在桌子上面，要用的时候就去拿”。张迪在随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四大队2016年7月29日对其的询问笔录中称“郭洋其实是张恒的老板”。沈轻闯在随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四大队2016年8月1日对其的询问笔录中称“2016年7月5日晚22时多，我给张恒打电话说我和一个朋友余强在世纪外滩白云湖边的丁字路口喝石花粉，要他一起过来。没过多长时间，张恒开了一辆黑色天籁小型轿车过来，我们三人喝了石花粉后又准备到香港区打台球。他开车带余强在前面走……在鹿鹤加油站附近，我感觉张恒开的车撞了一个行人”。
原审认定其他事实属实。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张恒与郭洋的法律关系以及郭洋对本案交通事故的发生是否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前款所称“从事雇佣活动”，是指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员的行为超出授权范围，但其表现形式是履行职务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应当认定为‘从事雇佣活动’”。本案中，张迪在随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四大队的询问笔录中称“郭洋是张恒的老板”，但是根据张恒本人在交警部门的供述以及沈轻闯在交警部门的相关证词来看，张恒事发当晚驾驶肇事车辆并非从事雇佣活动，故按照张迪的陈述，郭洋与张恒形成雇佣关系，但上诉人李涛、李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张恒事发当晚驾驶肇事车辆系从事郭洋授权或指示范围内的职务行为或者与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活动而发生交通事故，故上诉人李涛、李俊上诉称郭洋作为张恒的雇主应当对受害人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本案的肇事车辆虽然登记在杨凌紫名下，但该车辆由郭洋实际控制并使用，故郭洋系肇事车辆的实际车主。根据随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四大队2016年7月29日对张恒的询问笔录的内容，张恒称“鄂Ｓ×××××号小车的车钥匙是张恒自己在郭洋办公桌上拿的。平时用完就丢在桌子上面，要用的时候就去拿”。即张恒自述其是随意取得肇事车辆的钥匙。张恒作为机动车的使用人，对机动车具有直接的运行支配力。从危险来源和危险控制角度来看，危险的主要来源是机动车的驾驶行为而非机动车本身，故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责任主体应是车辆使用人。郭洋作为实际车主在其机动车被开走后，对该机动车并无直接控制力，但其对机动车负有管理义务，其将车辆钥匙放在办公桌上致使车辆钥匙被张恒取走，未尽到应尽的注意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原审法院考虑到郭洋对其实际所有的车辆管理不善的过错，判决其对上诉人李涛、李俊因刘先荣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30%的次要责任并无不当。上诉人李涛、李俊上诉称郭洋应当应与张恒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无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恰当，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93元，由李涛、李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俊利
审判员 张 欢
审判员 储颖烨
二〇一七年六月六日
书记员 赵曼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