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绥北城民初字第220号
原告绥化华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绥化市北林区红星苑小区。
法定代表人曹猛，职务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杨文岐，公民身份号码×××，现住绥化市。
被告李淑华，公民身份号码×××，职业医生，现住绥化市。
委托代理人刘鸿博（系被告李淑华的儿子），公民身份号码×××，职业医生，现住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
委托代理人韩逸冰（系被告李淑华的儿媳），公民身份号码×××，现住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
原告绥化华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天公司）诉被告李淑华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5月26日、2016年7月28日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华天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杨文歧、被告李淑华及其委托代理人刘鸿博、韩逸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华天公司诉称，原告公司系开发建设绥化市北林区鑫港湾小区（原八卦街）的开发建设主体，原告的房屋在此开发动迁范围内，位于东直路，有房权证的房屋分别为150.76平方米、132平方米，共计282.76平方米。原为住宅，后用于诊所经营。原告公司于2010年4月7日对八卦街原住户开始进行动迁。根据绥政发[2010]12号《绥化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绥化市区棚户区改造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第十一条（二）项的规定：“拆迁经营性的非住宅房屋被拆迁人选择产权调换的，原面积拆一还一，且按照拆迁房屋重置价格结合新旧程度与产权调换安置房屋建设成本结算差价。需扩大面积部分按相应实际销售价格缴纳扩大面积款。”被告按规定只能回迁282.76平方米的商服楼。市政府拆迁办按照文件精神无数次作被告的工作，协调劝解搬迁事宜，但均无果而终。做其思想教育工作的时间长达两年之久。绝大部分的的被拆迁户早已搬出，只有被告拒绝搬出，严重影响小区560户回迁居民按期回迁新居，由于拖延两年多的时间完工入住，给政府和原告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为使560户居民尽快回迁新居，安居乐业，为政府排忧解难，在这危急时刻，被告竟乘人之危，原告单位不得不违心的于2012年4月同被告签订了《绥化市区棚户区改造产权调换安置协议》，即给付被告商服楼400平方米。2013年7月份鑫港湾小区全部完工，所有回迁户按安置政策实际差价款进行结算后均已入住。但因按拆迁政策应给被告282.76平方米，而在“协议”中所签的400平方米显失公平。被告放弃回迁400平方米房屋的要求，尔后被告主动找原告又一次协商解除原回迁安置协议，于2013年11月27日双方签订了一份新的《绥化市区棚户区改造产权调换安置协议》，此协议明确了安置的位置及面积：位置在10号楼商服9、10室总面积317.12平方米。按照“拆一补一”的政策规定之外，原告又多给了被告面积为34.46平方米的房屋。并明确约定：“其它合同作废，以这份合同生效。”废止的合同显系不受法律保护的无效合同。后被告自行装修，开始入住，正常营业，双方均已履行此协议的约定。但被告为了私欲出尔反而，无视已生效并也已实际履行的协议，又拿出双方早已作废的原协议，无理要求原告给付400平方米的商服楼，并四处上访告状。市信访、市拆迁办及原告无数次做其思想工作，并告之原协议双方已于2013年11月27日认同废止，不能以废止无效的协议再行提出违法要求。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一、解除2012年4月5日双方签订的《绥化市区棚户区改造产权调换安置协议》；二、确认2012年4月5日双方签订的《绥化市区棚户区改造产权调换安置协议》自2013年11月27日双方签订新的《绥化市区棚户区改造产权调换安置协议》起无效。
被告李淑华辩称，一、2013年11月27日的协议签字人是其丈夫刘竹生并非房屋所有权人李淑华，刘竹生不具有对该房屋的处分权，签订合同后，房屋权利人即被告并没有追认，因此无处分权人订立的合同无效。同时开发商以欺诈、胁迫的手段，乘人之危，使刘竹生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署合同亦属无效；二、关于原告诉求解除2012年4月5日双方签订的协议。原告单位的工程建设是分两个阶段进行的，被告的房屋位置在东直路，属于二期工程区域，二期工程的建设时间为2012年5月至2013年6月。待被告的房屋需要拆迁时，一期工程已经完工，居民已经回迁入住，被告动迁后租用的即一期工程的房屋。故不存在原告诉状中称迟迟不搬，严重影响500余户居民入住情况。结合相关证据亦可证实被告的诊所动迁对原告单位一期工程的建设没有任何影响。故不存在“乘人之危”的情形，原告公司所述并不属实。被告方已经履行了合同，只是原告应偿付的400平方米商服尚未兑现；三、关于原告称按拆一还一已经对被告进行了足够的补偿。但原告公司所拆的被告的282.76平方米的房屋是纯一楼，而补偿的317平方米是一带二，一楼的价格是二楼的两倍有余，按照原告公司销售的房屋价格计算，原告所签订的补偿面积是合情合理的。故原告如按“拆一还一”的规定，应为被告回迁纯一楼，用增加面积补偿立体回迁一、二楼，原告用各种手段要挟，签订第二份合同，达成违约目的。公安局的调查报告对“胁迫”做了狭义的理解，仅提示在2013年11月27日当天被拆迁人未受到强迫。而真正的威胁发生在此前一天，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曹猛称房子已经卖了一半，再不签就什么都得不到了。被告从未放弃400平方米的合理主张，因棚户区改造问题法院不予受理立案，只能去信访局上访，被告自2013年9月开始上访；四、关于2013年11月27日双方签订的协议中“其他合同作废以这份合同生效，如有争议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起诉”，原告称该协议双方已经履行，这是一种断章取义的说法，如果该约定有效，则应到北京市朝阳区法院起诉，如果此条款无效，则原合同不可作废，后合同无效。根据法律规定，合同的解除必须具有解除事由。合同一经有效成立，即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当事人必须信守，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只是在主客观情况发生变化，使合同履行成为不必要或者不可能的情况下，才允许解除合同。双方签订的后合同不属于解除合同的约定，实质上就是开发商为订立后合同所进行的一个铺垫，一个幌子，其试图解除原合同的方法，违反了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应视为无效，原合同真实有效，应继续履行。被告将继续追偿所差面积。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
1、原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一份，营业执照一份，欲证明原告公司的主体资格。
2、绥化市棚户区改造房屋拆迁公告复印件一份，欲证明原告公司拆迁的时间、范围、面积和拆迁的依据等。
3、绥化市人民政府绥政发{2010}12号文件复印件一份，欲证明拆迁的程序、补偿的范围和办法，体现拆一还一的事实。
4、《绥化市棚户区改造产权调换安置协议》二份即2012年4月5日、2013年11月27日各一份，欲证明协议中明确约定给付被告10号楼9、10室的面积情况，合同中的第14项内容明确规定其余的合同作废的事实。
5、被告医疗机构职业许可证复印件2页，欲证明被告的房屋于2009年由住宅改为诊所开始营业的事实。
6、棚户区改造现场测量认定书复印件一份，欲证明产权人李淑华房屋用途为住宅，有照面积分别为132平方米和150.76平方米的砖木结构房屋的事实。
7、绥化市城市房屋拆迁估价分户报告单复印件二份、欲证明被告李淑华房屋实际估价的情况，150.76平方米的房屋估价为241,216.00元，132平方米的房屋估价为240,900.00元。
被告为支持其诉讼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
1、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复印件二份，其中一份为“中医院六门诊”、“负责人李淑华”，有效期限为“1995年1月1日至1996年1月1日”；另一份为“李淑华中医内科诊所”、“法定代表人李淑华”，有效期限为2007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0日，欲证实被告开办的医疗机构营业28年，并非原告公司所述2009年由住宅改为诊所。已经超过相关文件规定的“经营一年以上的普通的住房就可以回迁商服”，故原告公司所称的不足一年是错误的。
2、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证书复印件一份，欲证明被告具有医疗机构执业资格证书，医疗机构产权调换与其专业技术具有相关性，其他人员无权代为处置。
3、验收单复印件一份，欲证明2012年4月6日被告已履行协议把房屋和产权证交给原告单位，原告单位所述双方均未履行协议与事实不符。
4、2012年4月5日《绥化市棚户区改造产权调换安置协议》复印件一份（原件在签订后一份协议时交给原告公司），欲证明双方当时签订的协议，是由政府工作人员参加，与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曹猛商谈签订的，确定有照房屋282.76平方米，立体回迁400平方米1、2楼平均分，合同一式四份，同时在拆迁管理部门备案。
5、2013年11月27日《绥化市棚户区改造产权调换安置协议》复印件一份，欲证明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曹猛与被告丈夫刘竹生二人签订的回迁317平方米的一、二楼平分的房屋，该协议无拆迁单位盖章，签订过程不符合相关程序，是一份虚假协议，因为此时房屋已经拆除1年零7个月，没有房屋不能达成补偿安置协议。开发商用自己应当交付400平方米房屋的债务调换成317平方米房屋的债务，其目的是为了减少债务，使被拆迁人利益受损，已经构成违约，协议中亦没有承办单位盖章，用“其他合同作废”不能作为解除合同的约定，被告丈夫刘竹生代签，是在受到欺诈、威胁情况下签署的，应属无效。
6、东直路环卫工人曹洪杰证人证言一份，欲证实被告并未影响施工，原告公司所说危急时刻被告乘人之危是谎言。
7、棚户区改造产权调换安置协议说明一份，欲证明该份材料系被告最早的上访材料，证明被告在2013年9月获悉原告公司有违约意向之后便开始上访积极寻求政府帮助，行政救济，与原告公司所述“主动找原告协商放弃400平方米的主张解除原协议”等事实均不符。
8、证人何某某、顾某某、马某某的证言材料各一份，欲证明被告没有影响开发单位施工，与原告所述迟迟不搬走不符。
9、证人宋某某证言材料一份，欲证明棚户区改造东直路地段强拆期限是7月份，被告签协议的时间是2012年4月份，属于正常拆迁。
10、1号楼崔世学家、9号楼老罗家、6号楼张怀文家验收单复联各一份、房屋租赁证明一份，欲证明除8户回迁东直路商服外，2011年11月份鑫港湾小区住户全部回迁入住，被告于2012年4月6日租赁张怀文家的房屋，欲证实其没有“严重影响500户居民楼入住”，原告所说不是事实。
11、鸿嘉花园小区赵兴波增加面积证明一份，欲证明环城路主干道纯一楼商服销售价每平方米1.3万元，鑫港湾小区环城路主干道一带二楼商服销售价每平方米0.85万元，按照“拆一还一”原则282.76平米纯一楼价值为367万元，400平方米1、2楼价值340万元，显然被告立体回迁400平方米一带二楼是合理的。
12、关于鑫港湾小区不按照协议执行的联名举报信一份，欲证明举报信中的四户均是遭遇开发商违约的回迁户，其中有三户与被告一样签了两份合同，另一户至今未回迁，欲以此证明开发商是应用这种订立第二份合同的手段来统一处理自己的违约行为，用其掩饰，这不是我们一个简单的合同纠纷，应该是有计划，有步骤进行的违约行为。
13、征收办调解情况一份，欲证明2013年11月26日征收办调解情况，该情况系被告作为事发现场的目击人，对客观情况进行回忆和记录而没有加进任何的主观分析，且内容与公安机关的调查结果一致，具备证据的客观性，同时也是还原当时发生情况的重要途径。
14、公安局询问曹猛笔录一份，欲证明原告公司没有达到回迁协议约定的面积已经构成违约，且法定代表人曹猛故意告知被告丈夫虚假情况，声称有一套已经卖了。
15、公安机关关于李淑华信访调查报告一份，欲证明该报告中记载原告公司预留商服没有按照协议约定的面积、曹猛曾谎称预留的商服已经卖掉一户、刘竹生签订第二份协议的动机是害怕把房子卖给别人、谎言说出后的第二天被拆迁人就提出接收317平方米的商服。原告公司通过威胁被告房子已经卖掉使被告及其丈夫内心感到害怕和恐惧才与原告公司签订了后一份协议。
16、解除合同协议书范本一份，证明解除合同双方当事人必须按照该范本签订协议书才能解除合同。
根据被告的申请本院在绥化市城乡住房和建设局调取了如下证据：
黑龙江省绥化市公安局关于李淑华信访事项的调查报告一份、被告李淑华、刘竹生、曹猛、刘治国的询问笔录各一份，证实被告李淑华上访称其与原告公司签订的第二份《绥化市棚户区改造产权调换安置协议》系受到胁迫签订的，经绥化市公安局调查取证，对李淑华、刘竹生、曹猛、刘治国的询问，绥化市公安局的结论为“李淑华家系自愿与开发公司签订的第二份安置协议，当时并未受到协迫，开发公司也不存在欺诈等其他违法行为”。
本院围绕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焦点组织了质证：
被告对原告公司出示的证据1、2、3均无异议，对证据4即两份《绥化市棚户区改造产权调换安置协议》，被告对第一份协议即400平方米的协议没有异议，称对第二份协议真实性没有异议，是被告丈夫刘竹生一人与原告公司签的，只是签了“李淑华，刘竹生”的名字，没有按手印；对证据5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称被告已经营业28年，营业执照5年一更换；对证据6有异议，称被告的房照是住宅但用途商业用途，一直经营诊所已经28年；对证据7有异议，称2010年时为了动迁由福吉公司大面积进行了评估，待动迁时每家每户都进行了评估，而原告称是2012年报强迁的时候才进行的评估，显然是虚假的，且原告提供的报告单上的评估时间也与事实不符。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称被告的房屋从原房产证和评估报告单明确记载用途是住宅，用做卫生所是后来的事，原房产的性质是住宅；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称医疗执业证书只能证明其本人的医疗技术，不能证明产权调换的权利；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称只能证明被告将旧房交给原告拆迁；对证据4、5的真实性无异议，称两份协议原告已经提交作为证据，在第二份协议的其他约定中写明“其他合同作废以这份合同生效”充分的表达了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同时代签人刘竹生和被告人是一个经济体系，他们均有权处分共同财产，另外原告写如有争议向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起诉，是因为原告的集团公司在北京朝阳区，集团公司的名称叫中百集团；对证据6、8、9有异议，称上述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因为证人未出庭，是否为证人本人所写不清楚，且被告没有在开庭前提交证人出庭的申请，为此原告不予以认可；对证据7的真实性有异议，上访材料不能作为本次诉求相关联的证据，不是证据。对被告上访的事实无异议，上访的时间不清楚；对证据10有异议，称原告公司共动迁1000多户，动员一片拆迁一片，盖一片，对证据来源有异议，证人不出庭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对证据11有异议，称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因被告所举证的是鸿嘉花园的小区的收费标准和所给的面积，而原告所开发的是鑫港湾小区，根据开发楼房的地理位置和街区的面积及建筑成本各小区按照国家的基本指导价而定的楼房价格，所以原告的开发小区和被告方所举证的小区位置不同，建筑商和开发商不同，不能同日而语，不能以被告举示的证据计算价格，原告方所定的价格和回迁面积的多少是按照绥化市棚户区改造房屋调换的安置办法的第12号文件规定所办理的，也就是商服房拆一补一，其他小区是怎么办理的和原告无关联；对证据12有异议，称联名举报信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如果联名举报可以和原告商谈也可以到庭说明情况，对联名举报信的真实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联，且原告公司并没有接到这类问题的群众意见；对证据13有异议，称这并不是真实的记录，只是一个情况反映，被告提供的是一种回忆，不能代表全面调解情况；对证据14的真实性应当与公安局的联合调查组的调查结论报告和曹猛本人的询问笔录一并综合考虑；对证据15认为被告举证的目的和公安局的调查报告的宗旨有相悖的部分，应该尊重事实，尊重绥化市公安局关于李淑华信访事项的全部内容，不能以部分内容曲解肢解理解，要综合全部报告的内容来认定；对证据16有异议，认为不具有法律约束性，没有法律效力，因为不是最高人民法院所涉及的解除合同协议的范本，所以不予以承认和认可。
对本院调取的证据原、被告均无异议，但被告称原告公司的法人对其虽然没有武力方面的威胁，但是以卖房子威胁被告，协议不是自愿签订的。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本院综合审查认证如下：
对双方均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关于原告公司提交的棚户区改造现场测量认定书、绥化市城市房屋拆迁估价分户报告单均为原告公司在动迁行为进行中形成的程序记载，符合客观性与合理性，故本院对上述证据的证据效力予以确认；关于被告提交的曹洪杰、何某某、顾某某、马某某、宋某某的证言材料，因原告有异议，且上述证言材料不符合法律法规关于证人出庭作证的相关规定，未到庭接受质询，无法证实其证言的真实性，故本院对上述证人证言不予确认。关于被告提交的棚户区改造产权调换安置协议说明、崔世学、老罗家、张怀文验收单、房屋租赁证明、赵兴波增加面积证明、联名举报信、征收办调解情况等证据原告均有异议，且上述证据均系被告自行制作或出处不明的证据，故本院对上述证据效力不予确认；关于被告提交的解除合同协议书范本，因其不具备法律规定具有强制规范性文件，并不能作为解除合同必要的文本模版，故本院不予确认；关于被告提交的公安机关关于李淑华信访调查报告，与本院依法调取的内容一致，其具有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根据本院确认的证据及当事人当庭陈述，本院认定案件事实如下：
原告华天公司于2010年开始开发动迁建设绥化市北林区鑫港湾家园小区（原八卦街），被告李淑华与其丈夫刘竹生共有的登记在被告李淑华名下房屋坐落在原告公司开发动迁范围内，被告房屋所有权证记载其所有的房屋面积分别为150.76平方米、132平方米，合计282.76平方米。该房屋被告用于经营诊所。2012年4月5日，原告公司与被告李淑华签订《绥化市棚户区改造产权安置协议》一份，约定由原告公司为被告安置东直路商服400平方米，户型为一楼带二楼平均分摊面积，该份协议加盖原告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曹猛名章及承办单位绥化市联众房屋拆迁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部公章，被告李淑华在协议上签字确认。该小区建成后，原告公司为被告预留了317.12平方米一楼带二楼的商服房一处，被告因不同意按此面积回迁便到相关部门上访，在相关部门对原告公司与被告协调回迁事宜过程中，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曹猛称317.12平方米房屋已经卖出一套，被告李淑华的丈夫刘竹生便于2013年11月27日与原告公司又签订《绥化市棚户区改造产权安置协议》一份，协议约定由原告公司为被告安置鑫港湾10号楼商服9、10室，每室面积为158.56平方米，合计面积317.12平方米。该协议第十条约定：“其他合同作废以这份合同生效，如有争议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起诉”，该协议由原告公司加盖公章、原告公司法人签字及被告李淑华的丈夫在乙方处签字“李淑华、刘竹生（代签）”。该协议签订后，被告与其丈夫便回迁入住至317.12平方米的房屋用于经营诊所至今，后被告以原告未按照前一份协议约定给付400平方米的房屋、后一份协议并非本人签署为由到相关部门上访。双方经信访部门多次协调未果。故原告诉讼来院，原告诉请：要求解除2012年4月5日双方签订的《绥化市区棚户区改造产权调换安置协议》；依法判令2013年11月27日双方签订的绥化市区棚户区改造产权调换安置协议自签订之日起2012年4月5日双方签订的协议无效。因双方争议较大，本案经本院调解未果。
本院认为，此案系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案件。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原告华天公司与被告李淑华的丈夫王竹生于2013年11月27日签订的《绥化市区棚户区改造产权调换安置协议》对原告李淑华是否产生拘束力的问题；二、上述协议签订履行后，原、被告于2012年4月5日签订的《绥化市区棚户区改造产权调换安置协议》是否应当解除的问题。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被告李淑华与刘竹生系夫妻关系，属于一个经济体系，被拆迁的房屋为其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虽然登记在被告名下，但应属于被告夫妻共有财产，夫妻双方共同享有对该房屋占有、使用、处分、收益的权利。该房屋产权证书上登记的是住宅，后由被告用于经营诊所，但所有权人未发生变化，该房屋仍归被告李淑华和其丈夫刘竹生共有，不应因被告在此经营诊所就改变其所有权的性质，故被告关于其系房屋所有权人用于经营诊所，其丈夫没有处分权的辩解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楼房建成后，原告不同意向被告交付面积为400平方米的楼房，双方产生矛盾，被告多次上访，后经协商，被告丈夫刘竹生与原告于2013年11月27日签订的《绥化市区棚户区改造产权调换安置协议》，同意回迁一、二层面积317.12平方米楼房，同时约定“其他合同作废”。协议签订后，被告按协议的约定迁入了鑫港湾小区10号楼商服9、10室开始经营诊所。被告的行为应视为其认可并履行了刘竹生与原告签订的协议。被告称该份协议是原告以欺诈、胁迫的手段，乘人之危，迫使刘竹生在违背真实意思的前提下签订的，原告对此不认可，经被告申请，本院调取公安机关关于原告李淑华信访事项的调查报告一份，该报告证实在被告上访期间，经绥化市公安局调查核实，结论为“李淑华家系自愿与开发公司签订的第二份安置协议，当时并未受到胁迫，开发公司也不存在欺诈等其他违法行为”。故被告关于刘竹生受到胁迫、欺诈，违背真实意思签订协议的主张，因证据不充分，本院不予认定。原告与被告丈夫签订的《拆迁调换安置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已实际履行，不违反法律法律规定，该协议发生法律效力，应对被告产生拘束力。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原告与刘竹生在2013年11月27日签订的《绥化市区棚户区改造产权调换安置协议》约定了“其他合同作废以这份合同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依此，原告与被告于2012年4月5日签订的协议已经通过双方协商一致予以解除，现被告不应再要求原告按照该协议对其进行补偿。故原告关于解除原告与被告于2012年4月5日签订《绥化市区棚户区改造产权调换安置协议》请求，诉讼有理，本院应予支持。关于原告公司诉请确认该份合同自2013年11月27日起无效的请求，因不存在法律规定合同无效的情形，故该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原告绥化华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李淑华于2012年4月5日签订的《绥化市区棚户区改造产权调换安置协议》。
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00元，由被告李淑华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徐凤举
代理审判员 司 琪
人民陪审员 万千里
二０一六年十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刘桂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