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长民一（民）初字第4064号
原告邹艺，女，1970年11月20日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宿州市，现住上海市黄浦区。
委托代理人杨茂强，上海市兴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浩，上海市兴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徐颖，女，1981年12月6日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
委托代理人张树学，上海仁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邹艺与被告徐颖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6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同年10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邹艺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浩、被告徐颖的委托代理人张树学到庭参加诉讼。后因案情复杂，本案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两个月，于2015年12月9日、2016年1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邹艺、被告徐颖的委托代理人张树学到庭参加诉讼。原告邹艺的委托代理人杨茂强、张浩分别到庭参加上述两次庭审，被告徐颖到庭参加2015年12月9日的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邹艺诉称，原告与被告徐颖通过社交软件“微信”群聊认识。被告自称其系复旦大学老师，留英博士，还博学多才，可以帮助原告联系算命、“做法事”。原告遂陆续向被告支付人民币124，977元用于“做法事”及算命。被告收款后，告诉原告经算命有“偏财运”，适合炒股，但不适宜本人操作。原告在被告的不断灌输下故决定出资让被告帮忙炒股。自2015年3月起，原告陆续向被告交付款项。期间，被告一再向原告声称股票涨停、收益很好。原告也因此一再追加投资金额，合计向被告交付了115万元。后原告对被告产生怀疑，故询问被告所购股票的名称及具体收益情况，但被告却拒绝告知，并承诺肯定没有亏损。在原告的一再坚持下，被告向原告返还了934，834元，还有本金215，166元未归还。加上用于做法事的费用124，977元，合计340，143元。原告认为，被告用欺骗手段骗取原告的信任，但根本没有任何凭据表明其确实为原告做过“法事”及“算命”。在代原告炒股的过程中，被告也一直欺骗及隐瞒。原告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1、归还原告340，143元；2、赔偿原告以340，143元为本金，自2015年6月4日起至实际归还之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审理中，原告主张被告曾向其明确表示炒股盈利6万元，故将其诉讼请求变更为，请求判令被告：1、归还原告400，143元；2、赔偿原告以400，143元为本金，自2015年6月4日起至实际归还之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被告徐颖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首先，原告交付的钱款中124，977系用于两次“法事”及一次“算命”的费用，被告均已按约行事。被告将用于“算命”的2，600元转交给案外人，并将结果告知原告。至于“做法事”，被告将两笔钱款均转交给其父亲，委托其在被告家乡福建省霞浦县找到当地寺庙安排“法事”。每次做完“法事”后，被告均通过手机短信及微信告知原告并获得原告确认。至于“做法事”过程中为何原告未到场或留下视频等凭证，是因为其中涉及原告个人隐私，原告曾明确要求被告保密，也不要留下任何凭证。其次，关于委托被告炒股一事。被告确认收到原告的115万元，但被告在接受委托期间始终将所购股票及盈亏情况向原告报告，不存在欺骗。在原告提出全部抛售股票后，被告也明确说明了亏损情况。加上原告入市后正值股市暴跌，故相应损失应由原告自负。再次，在双方发生纠纷后，原告带人来到被告家中，强行从被告包中拿走现金24，000元并出具收条，故该笔款项应计入被告已返还的金额。
经审理查明，原、被告原系朋友关系。2015年3月2日，被告通过社交软件“微信”向原告发送“牛股宝模拟炒股”软件账户截图，称“你自己看，周五买的……股市好的时候，一周翻一倍都很正常，我做过的”，并建议原告赶紧去开户炒股。同月4日，被告再次向原告发送上述软件账户截图，并称“四五六月份，你随便做做，一百万翻到两百万都是轻松的。错过了，就得等到九、十月份了”。同月16日，被告开立资金账户为XXXXXXXXXXXXX的证券交易账户，并于次日存入资金60，000元及800元。
2015年3月25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将500，000元汇入被告名下尾号为4778的农业银行账户（以下简称“被告银行账户”），委托被告代为炒股。同月26日，被告分三次将合计495，000元自其银行账户转入其上述证券交易账户，以合计464，904.43元的资金购入名称为“联发股份”的股票，并以合计80，037.05元的资金购入名称为“宁波港”的股票。当日，被告另购入了名称为“佳隆股份”、“东华软件”的股票，随即通过“微信”告知原告：“帮你扫货，买了一支港口股！两周百分之三的纯利润！报告完毕。”后被告陆续买入、卖出多支股票。
2015年3月27日，原告追加其股票投资，向被告账户汇入200，000元。被告于当日将该笔资金转入其证券交易账户，并陆续买入、卖出多支股票。同年4月7日，被告通过“微信”告知原告“你的股票差不多了，已经三万了”，并表示“破了四千到五千是个大机会，今天我都挪用公款了”。同月9日，原告又向被告账户汇入300，000元，用于炒股。被告于当日将290，000元转入其证券交易账户，随即以289，404.80元资金买入名称为“吉电股份”的股票。同月13日，被告通过“微信”向原告说：“忍不住的人太多了”、“所以我赶紧调钱回来进去，还是非常明智的”。但该时段内，除原告的资金以外，被告并未向其证券交易账户转入资金。2015年4月14日，原告再次向被告账户汇入150，000元，用于炒股。被告于当日将140，000元转入其证券交易账户，并买入及卖出多支股票。同月24日，被告通过“微信”告诉原告：“你的港口股今天发飙了，开始涨停的节奏”，但当日被告名下股票交易账户并不持有港口股。
2015年5月20日，原告向被告提出将股票全部卖出。被告通过手机短信答复称“打新进单了，我卖了股票明天才能转账给你570，000元，剩下我下周再卖出来给你”。次日，被告自其证券交易账户转出资金586，000元，向原告返还570，000元。同月25日，原告询问被告股票资金情况，要求被告帮其结算，被告答复称：“你等会吧，打新股二十一天，埋的还没涨回原价，还亏的，没法出来……”。原告追问被告资金余额情况，被告表示：“现在还不知道多少，肯定没亏，要涨回来才知道多少，你早一天说大姐，买新股了。我的吉电和两支关掉了去了一半的钞票……”并向原告发送账户截图说：“中股的开门就涨停，也不能卖，你等会啊。”同年5月28日，原告提出其亲属做手术急需用钱，要求被告将其股票全部抛售，并询问盈利情况。次日，被告回复：“如果是要借没问题……如果要卖股票，那么账面接近百分之四十亏损你自己负担……要卖股票你也说，我今天就卖，周一给你钱”、“121-57=64”。当日，原告就股票事宜致电被告，被告表示：“把总数算出来了，就是121万，然后刨掉57万，就是还有64万元的总价……如果现在要卖，你就要承担损失”。原告随即再次致电被告询问“你帮我埋的那64万股票是哪个股票，我也关注下”？被告答复“我那支吉电跟你没关系……你不要问了，问了也不会告诉你”。原告表示：“现在的股市很好哎”，被告称：“全是跌的，没有一支涨的！”，并言明“我帮你卖掉，其他我不管！”2015年6月2日，被告自其名下证券交易账户转出资金404，584元，随后卖出三支股票，账户资金余额189，657.20元。当日，被告向原告返还364，834元。
另查明，被告名下证券交易账户中，除上述所涉股票交易及账户资金存入及支取以外，另有多次股票买入、卖出以及账户资金的存入及支取记录。
再查明，2015年3月3日，原告以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交付36，000元，委托被告代为联系寺庙“做法事”。同年3月19日，原告另将2，600元汇入被告名下银行账户，委托被告寻找案外人为其全家“算命”。次日，被告将其账户内资金2，650元转入其名下证券交易账户。同年4月17日，原告再次将86，377元汇入被告名下银行账户，委托被告代办“做法事”事宜。被告于当日将80，000元自其银行账户转入证券交易账户，另从该银行账户支取4，000元。
上述事实，有招商银行转账业务回单、被告名下农业银行历史交易记录、被告名下证券交易账户对账单、原被告的“微信”聊天记录、手机短信往来记录、通话录音以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在案佐证，足以认定。
审理中，因原、被告意见不一致，致本案调解不成。
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本案原告委托被告“做法事”及炒股，双方对于委托事项均予以认可，据此双方形成委托合同关系，本院予以确认。现原告要求被告返还用于“做法事”的124，977元以及用于炒股的本金及盈利400，143，理由是被告的相关陈述均不属实，“法事”根本没做，炒股过程中的盈亏情况也均是被告编造的。被告则辩称其已按约履行了受托人义务。因此，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在处理涉案两项委托事务的过程中，是否履行了其作为受托人的义务？
关于委托“做法事”及“算命”一事。原告主张被告收款后并未实际从事该项事务，也未提供任何凭证。被告则辩称其已将原告的款项转交给其父亲，并已安排寺庙“做法事”。但因原告要求保密，加之寺庙此类活动一般不会开具相应证明，故难以举证证明。本院亦充分注意到，该项委托事务的特殊性以及被告作为受托一方举证的难度。然而，“做法事”活动本身并非完全无法证明，而被告对此未提供任何有效证据。并且，被告辩称其收取原告款项后均汇款给其父亲，委托其父亲代为操办。后本院要求被告提供汇款凭证，被告提交了其银行账户交易记录。但根据该账户交易记录及证券交易账户对账单显示，被告在收取原告款项后立即将绝大部分款项转入其名下证券交易账户，与被告辩称的款项流向相左。基于此，本院认为，被告就其辩称的已完成该项委托事务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且收取原告相应款项后自行另作他用，故本院对其辩称不予采纳。委托合同以委托人与受托人的相互信任为基础。现原、被告之间的信任关系已丧失，原告起诉要求被告返还该部分款项，系解除委托合同之意思表示。被告在未处理委托事务的前提下，应及时将基于该委托合同取得的款项124，977元返还给原告。
关于委托炒股一事。本案双方均确认原告共计向被告交付本金1，150，000元，被告已返还934，834。对于其余本金215，166元，被告辩称因原告“入市”后股市低迷故亏损严重，原告在明知亏损的情况下要求被告抛售股票，应自行承担风险。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受托人负有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处理委托事务并如实向委托人报告委托事务处理情况之义务。本院首先注意到，被告以其名下证券交易账户代原告操作炒股，被告虽辩称该账户内其与原告的投资资金相互混同、无法区分，但从该账户开户后资金存入的情况来看，与原告的汇款在时间及金额上大体一致（包括其中部分用于“做法事”、“算命”的钱款）。被告在收取原告交付的投资款后，并未全部投入其证券交易账户，且曾多次自该账户取现，显然有损于原告利益，该账户内资金也不完全等同于被告代原告理财之结果。其次，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在原告决定委托被告炒股前，被告虚构其炒股的盈利状况以获得原告信任，即原告的委托意愿系建立在被告的误导之上。在原告出资后，被告虽曾向原告报告购买的股票及盈利情况，但其所告知的持股情况、申购新股、盈利状况等均与事实不符。也正是因为被告宣称的上述信息，原告一再追加其投资金额，而无法了解其股票投资的真实信息从而做出相应决策。在此过程中，被告显然未履行其作为受托人最基本的诚实信用、如实报告之义务。本院亦认同，股票投资具有高风险，任何人都无法确保能够避免亏损。但是本案的核心问题不在于正常的投资风险应由何方承担，而在于被告操作炒股的结果是否属于原告授意范围内之结果。事实上，被告称其代原告炒股，但却表示无法区分其与原告的资金，并多次自证券交易账户取现。在炒股过程中，被告亦多次向原告做出虚假陈述，且无视原告的要求及指令，本质上是对原告资金的随意占用及使用。因此，被告操作炒股的结果显然无法体现原告意志，该结果亦不应有原告负担。原告投入本金115万元，现尚有215，166元未能收回。现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基于该项委托取得的钱款余额215，166元，具有相应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原告另主张被告的还款金额中应加上其曾承诺的盈利6万元，但该盈利金额仅是被告在代为炒股过程中就某一阶段盈利情况所作说明，且与事实不符，故显然并非该委托合项下的钱款。
此外，关于原告主张的利息损失。本院注意到，被告至今占用原告的款项合计340，143元，给原告造成资金无法回收的损失。原告主张自起诉之日起按照银行贷款利率计算逾期还款违约金，具有相应依据，本院对该部分利息损失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百零一条、第四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徐颖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邹艺返还人民币340，143元；
二、被告徐颖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邹艺以人民币340，143元为本金自2015年6月4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财产保全费人民币2，225.70元，由被告徐颖负担。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402.20元，由被告徐颖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叶其成
审 判 员 陈婷婷
人民陪审员 田万明
二〇一六年二月三日
书 记 员 季 超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
第三百九十九条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需要变更委托人指示的，应当经委托人同意；因情况紧急，难以和委托人取得联系的，受托人应当妥善处理委托事务，但事后应当将该情况及时报告委托人。
第四百零一条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委托合同终止时，受托人应当报告委托事务的结果。
第四百一十条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