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63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蔡延付，男，汉族，1973年12月7日出生，住址：浙江省平阳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林锡余，男，汉族，1975年2月8日出生，住址：浙江省平阳县。
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闵令波，广东伟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两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潘亮浩，广东伟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家华，男，汉族，1955年11月25日出生，住址：广州市越秀区。
委托代理人：张文中，广东公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伟，广东公尚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文华（广州市荔湾区盈源号茗茶居经营者），女，汉族，1969年7月15日出生，住址：广州市荔湾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司徒国源，男，汉族，1963年8月12日出生，住址：广州市越秀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梦华，女，汉族，1964年6月23日出生，住址：广州市越秀区。
上诉人蔡延付、林锡余因与被上诉人李家华、吴文华、司徒国源、刘梦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3）穗荔法民二初字第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吴文华是个体工商户广州市荔湾区盈源号茗茶居的经营者，经营场所在广州市荔湾区康王北路1085号首层自编01铺。司徒国源与刘梦华系夫妻关系。吴文华和司徒国源是广州市荔湾区康王北路1085号首层及二层房屋的共有产权人，各占50%产权份额。2010年12月16日，吴文华与司徒国源签订《协议书》，约定将其占有的涉案商铺产权份额转让给司徒国源，但二人没有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之后，吴文华委托司徒国源办理管理、使用及出租涉案商铺等事项，并将“盈源号”营业执照交给司徒国源使用。
2011年4月22日，经司徒国源口头委托，刘梦华（甲方）以自己的名义代司徒国源与蔡延付（乙方）签订《广州市房地产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涉案商铺出租给乙方使用，期限自2011年7月20日起至2020年7月19日止，2011年7月20日至2014年7月19日期间的月租金为80000元。合同签订后，刘梦华将涉案商铺交给蔡延付和林锡余使用，蔡延付和林锡余从2011年10月起至2012年7月止在涉案商铺合伙经营“毛家饭店”，经营期间使用的是“盈源号”营业执照，从2012年8月起至2013年1月，上述场地转由“尚官宴”接手经营。
李家华是个体工商户广州市海珠区仲权食品经营部的经营者。2013年1月6日，该经营部出具一份送货单，载明客户“尚官宴”，金额为2190元，证人徐某在该送货单上签名确认。另查，在（2013）穗荔法民二初字第61、62、63、64、65号等案中的相关单据上均有徐某的签名。
2013年1月8日，在广州市荔湾区金花街劳监中队主持下，司徒国源向原“尚官宴”员工垫付了70%的未结工资，梁某签名领取了相关款项。在当日处理工资纠纷的现场挂有“盈源号”营业执照。
2013年1月28日，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证明》称：经电脑检索，截止至2013年1月28日在该局企业登记数据库未查到“尚官宴”的记录。吴文华、司徒国源、刘梦华、蔡延付、林锡余也没有提供“尚官宴”经营者身份证件、租赁合同等证据材料，以致无法核实“尚官宴”经营者的确切身份，故原审法院无法追加“尚官宴”的经营者参加本案诉讼。
本案审理过程中，经李家华申请，原审法院准许徐某、梁某作为李家华的证人出庭作证。证人徐某称：“尚官宴”的老板是欧超文（美国华侨），欧超文于2012年8月份聘请其担任“尚官宴”的总经理。其接手前那里的招牌是“毛家饭店”，“尚官宴”是在2012年8月底开业的，“尚官宴”使用“毛家饭店”留下来的执照，执照登记的名称是盈源号茗茶居，悬挂在“尚官宴”内的执照是真件，相关部门来检查也没有问题，承租房屋、确定供货商都是由欧超文负责的，其不清楚“尚官宴”与谁签署租赁合同。
证人梁某称：其于2012年9月15日至2013年1月7日期间在“尚官宴”上班，担任点心主管，不清楚“尚官宴”的老板是谁，其是徐某聘请的。“尚官宴”收银处悬挂营业执照、从业人员的健康证，营业执照的登记人是吴文华，登记单位名称不清楚，健康证登记的单位名称是“尚官宴”，徐某是“尚官宴”的总经理。“尚官宴”停业后，2013年1月8日，在金花街劳动部门主持下，点心部的人员都按原工资的70%领取了工资。
李家华在原审起诉请求：1、判令吴文华、司徒国源、刘梦华、蔡延付、林锡余清付拖欠的货款2190元，并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逾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实际清偿之日为止；2、诉讼费用由吴文华、司徒国源、刘梦华、蔡延付、林锡余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在司徒国源向原“尚官宴”员工垫付70%未结工资时，梁某签名领取了相关款项，故梁某应当是“尚官宴”的员工。证人梁某证明徐某是“尚官宴”的总经理，同时在（2013）穗荔法民二初字第61、62、63、64、65号等五案的相关单据上均有徐某的签名，原审法院据此推定徐某是作为“尚官宴”的工作人员在涉案单据上签名，其法律后果应由“尚官宴”承担，故原审法院根据徐某确认的货款数额认定“尚官宴”尚欠李家华2190元货款。
吴文华委托司徒国源出租涉案商铺，并将“盈源号”营业执照交给司徒国源使用，司徒国源又委托刘梦华将涉案商铺出租给了蔡延付和林锡余经营使用。因蔡延付和林锡余承认经营期间需要使用“盈源号”营业执照，而且在2013年1月8日处理工资纠纷的现场仍然挂有“盈源号”营业执照，证人徐某、梁某也证明“尚官宴”经营期间使用的是“盈源号”营业执照，可见司徒国源和刘梦华称没有将“盈源号”营业执照交给他人使用的抗辩主张与事实不符，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并认定“尚官宴”经营期间使用的是“盈源号”营业执照。
在刘梦华没有退还16万元押金的情况下，蔡延付和林锡余便将涉案商铺和“盈源号”营业执照交回给刘梦华的行为，与常理不符，其主张也无证据佐证，故对蔡延付和林锡余辩称2012年8月之后已经将涉案商铺和“盈源号”营业执照交回给了刘梦华的抗辩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原审法院推定司徒国源将涉案商铺和“盈源号”营业执照交给了蔡延付和林锡余使用，而蔡延付和林锡余又将涉案商铺和“盈源号”营业执照交给了“尚官宴”经营使用。
由于司徒国源将涉案商铺和“盈源号”营业执照交给蔡延付和林锡余使用，蔡延付和林锡余又将涉案商铺和“盈源号”营业执照交给他人（“尚官宴”）使用，“尚官宴”在经营期间欠李家华货款未付，而“尚官宴”并没有办理工商登记，吴文华、司徒国源、刘梦华、蔡延付、林锡余又均未提供与“尚官宴”经营者有关的证据材料，使李家华无法向“尚官宴”实际经营者主张权利。因此，蔡延付、林锡余对本案李家华的经济损失负有直接责任，而司徒国源及吴文华对此均有过错，故蔡延付和林锡余应向李家华清偿“尚官宴”拖欠的货款2190元及相应利息，司徒国源应对蔡延付和林锡余未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吴文华对司徒国源的债务未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因李家华没有与“尚官宴”的经营者约定逾期付款的利息标准，故其要求吴文华、司徒国源、刘梦华、蔡延付、林锡余按中国人民银行逾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的请求没有合同依据，计付货款的利息以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为宜。因刘梦华在案中是作为司徒国源的代理人进行民事活动，其产生的法律责任理应由司徒国源承担。
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一、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蔡延付、林锡余向李家华支付货款2190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从2013年1月21日起计至判决确定的清偿之日止）。二、司徒国源对蔡延付、林锡余的上述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三、吴文华对司徒国源的上述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四、驳回李家华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0元，由蔡延付、林锡余负担，司徒国源对蔡延付、林锡余应负担的受理费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吴文华对司徒国源应负担的受理费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判后，蔡延付、林锡余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审查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蔡延付、林锡余并没将涉案店铺和“盈源号”营业执照交给“尚官宴”经营者。一审法院认定在刘梦华没有退还16万元押金的情况下，蔡延付和林锡余便将涉案店铺和“盈源号”营业执照交回刘梦华的行为与常理不符，故推定蔡延付和林锡余便将涉案店铺和“盈源号”营业执照交给了“尚官宴”经营者，明显审查事实不清，事实上是司徒国源直接将涉案店铺锁闭，根本不让蔡延付、林锡余进入涉案店铺，经营设备也不让搬离，并以蔡延付、林锡余单方提前解除租赁合同为由，按照租赁合同第六条第2款约定蔡延付、林锡余应承担10多万的违约金，因而押金抵违约金不予退还，并不是蔡延付、林锡余不要求退还押金，一审法院并未对以上事实进行审查，而以常理进行认定，法院判决岂能以常理进行判决，法院审理案件应以事实为依据，而事实是用证据予以证明的。二、司徒国源掌握关键证据而拒不提供，应承担不利后果。一审庭审中司徒国源声称蔡延付、林锡余将涉案店铺租金交至2012年11月份，而蔡延付、林锡余实际交付至2012年7月份，蔡延付、林锡余当庭要求其应提供2012年8月份至11月份的交租证据，以便查清实际交付租金者，进而查清是否存在转租行为，一审法院也令其提供相关证据，而司徒国源并未按照要求提交任何证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事实上是司徒国源将涉案店铺和“盈源号”营业执照交给了“尚官宴”经营者，2012年8月份至11月份的租金也是由“尚官宴”经营者直接交给司徒国源，而司徒国源之所以不提供以上证据是在找不到“尚官宴”经营者的情况下，其作为出租人要承担主要赔偿责任，该证据明显对其不利。而一审法院对于以上事实并未进行审查，而直接作出推定的认定，过于草率。三、无法查清“尚官宴”经营者的责任不应由蔡延付、林锡余承担。李家华提供的证据材料显示是“尚官宴”所欠业务款项，由“尚官宴”工作人员签字确认，在无法查明“尚官宴”实际经营者的情况下，李家华的诉讼请求理应得不到支持，蔡延付、林锡余又不是适格被告，李家华应向签字确认的人员进行追偿，不能将无法追偿的责任归由蔡延付、林锡余。综上所述，蔡延付、林锡余并未将涉案店铺和“盈源号”营业执照交给了“尚官宴”经营者，而是由司徒国源承租给的“尚官宴”经营者，蔡延付、林锡余也不是适格被告，不应承担责任。故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请求法院驳回李家华对蔡延付、林锡余的诉讼请求；3、一审、二审诉讼费全部由李家华、吴文华、司徒国源、刘梦华承担。
李家华答辩称：不同意蔡延付、林锡余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
司徒国源答辩称：不同意蔡延付、林锡余的上诉请求，同意一审判决。
吴文华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作出答辩。
刘梦华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作出答辩。
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以及证人徐某、梁某的证言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在二审审理期间，蔡延付、林锡余提交刘梦华收取曾海翔交来2012年8月、9月、10月、11月、12月康王北路1085号首层、二层的租金，每月8500元，共5张收据。蔡延付、林锡余称上述5张收据来源是其通过中间人找到尚官宴的总经理，该总经理再找到尚官宴原来的财务，然后其花钱从财务处拿到的。拟证明2012年8-12月期间涉案的商铺和营业执照由曾海翔经营的尚官宴在使用，且该使用获得刘梦华夫妇的同意和认可，2012年8月份以后涉案商铺的经营与其无关。李家华对此质证意见是：蔡延付、林锡余提交的曾海翔交租金收据，我方无法核实收据上刘梦华的签名，而且蔡延付、林锡余没有拿出其过去缴纳租金的收据进行比对，我方无法确认收据的真实性。即使收据是真实的，曾海翔的身份情况不明，蔡延付、林锡余也未举证证明曾海翔身份。蔡延付、林锡余认为换了经营者，装修不同，如曾海翔真的如蔡延付、林锡余所述是新的经营者，按照常理来说，曾海翔要改招牌等，业主应给曾海翔一个15-30天的装修期。蔡延付、林锡余承认2012年7月31日停止经营，而蔡延付、林锡余提交的曾海翔交租金的收据显示曾海翔将8月的租金一分不少的交了，不符合生活常理，曾海翔是谁的人，是否存在，刘梦华对曾海翔的身份如何认定，蔡延付、林锡余需对此进行举证，否则视为举证不能。曾海翔交租金的收据并不能得出曾海翔是新的承租人的结论。如刘梦华无故扣押蔡延付、林锡余的押金，蔡延付、林锡余应提起诉讼，而蔡延付、林锡余并未追讨，且无间歇的进行经营，在这种情况下，一审法院推断没有更换经营主体是成立的。该证据不足以证明蔡延付、林锡余的主张。司徒国源对此质证意见是：蔡延付、林锡余提交的收据上所盖的公章是伪造的，5张收据都是假的。我没有收过8.5万元／月的租金，故不可能开出8.5万元的租金的收据。我是有收过2012年8月-12月的租金，但每月收的租金不是8.5万元／月，我方的公章不会是“盈源号”，我收租金时会出具收据。
本院认为：原审法院认定吴文华委托司徒国源出租涉案商铺，并将“盈源号”营业执照交给司徒国源使用，司徒国源又委托刘梦华将涉案商铺出租给了蔡延付和林锡余经营使用，并认定“尚官宴”经营期间使用的是“盈源号”营业执照，各方当事人对此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谁将涉案商铺和“盈源号”营业执照交给“尚官宴”经营者，“尚官宴”经营者尚欠李家华的款项由谁承担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刘梦华以自己名义代司徒国源与蔡延付签订的《广州市房地产租赁合同》约定：刘梦华将涉案商铺出租给蔡延付使用，期限自2011年7月20日起至2020年7月19日止，故蔡延付、林锡余与司徒国源建立了涉案商铺的租赁合同关系。蔡延付、林锡余主张2012年8-12月期间涉案的商铺和营业执照由曾海翔经营的尚官宴在使用，刘梦华夫妇对此同意和认可，2012年8月份以后涉案商铺的经营与其无关，在二审期间提交了2012年8月-12月曾海翔交租金的5张收据予以佐证，李家华、司徒国源对此不予确认，蔡延付、林锡余亦不能证明该5张收据来源合法，且因蔡延付、林锡余与司徒国源的租赁合同期限仍在存续期间，蔡延付、林锡余未提供证据证明司徒国源直接将涉案店铺锁闭、解除租赁合同以及其已将涉案商铺交回给了司徒国源，司徒国源亦不确认在2012年8月已收回涉案商铺交给“尚官宴”经营者使用，故蔡延付、林锡余提交的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司徒国源与曾海翔建立了新的租赁合同关系、“尚官宴”与司徒国源具有关联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蔡延付、林锡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本院对于蔡延付、林锡余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原审法院推定司徒国源将涉案商铺和“盈源号”营业执照交给了蔡延付和林锡余使用，而蔡延付和林锡余又将涉案商铺和“盈源号”营业执照交给了“尚官宴”经营使用，判决蔡延付、林锡余向李家华支付货款2190元及利息，以及司徒国源对蔡延付、林锡余的上述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吴文华对司徒国源的上述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蔡延付、林锡余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蔡延付、林锡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革花
审 判 员 张纯金
代理审判员 徐 艳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陶智斌
何海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