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同德县人�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青2522民初221号
原告：格邓，男，1970年3月15日出生，藏族，农民，系青海省同德县人。
委托代理人：三措吉，女，1971年5月4日出生，藏族，农民，系原告之妻。
被告：同德县巴沟乡加日亥村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桑本加，该村现任村长。
委托代理人：童有恩，男，1981年10月5日出生，汉族，系青海省同德县人。
原告格邓诉被告同德县巴沟乡加日亥村村民委员会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9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9月26日公开开�进行了审理。原告格邓及委托代理人三措吉、被告同德县巴沟乡加日亥村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桑本加、委托代理人童有恩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格邓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发放2015年草山补助款及从2016年起至今的各类补偿款，合计约2万元；2、要求被告说明原告全家开除村籍的理由；3、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妻子是同德县巴沟乡加日亥村土生土长的村民，1988年原告入赘与三措吉结婚；2015年户口迁入同德县巴沟乡加日亥村。2016年8月，原告的儿子因琐事与村书记发生矛盾后村长就开始经常为难原告及家人。2016年10月，村长桑本加在办公场所当众（7、8个人）对原告妻子口头宣布停止发放原告家的草山补助等款项，并且“开除原告全家村籍”（户�6人）。之后，原告就此事向巴沟乡党委、政府反映情况，未有处理。2017年3月14日，原告向县信访局反映。2017年3月28日，巴沟乡人民政府信访复字01号回复：经调解未果，让被告（村委会）继续依法作出决定。后来，被告继续按照所谓的“口头协议”执行，即对格邓、三措吉不发放村里各种补贴款。2017年4月份左右，被告组织清理渠道和栽树劳动，原告积极到现场参与劳动，并且已着实干活。可是，被告阻止原告劳动（借口是已开除村籍）。原告认为，被告自愿、同意将原告户口迁入本村，而且原告妻子是本村村民，村委会无权对原告全家停止发放各类补助款，何况停止发放补助款是重大事项，应该经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同意，可是被告未有召开村民大会或代表大会。因此，被告是擅自作出的决定，违反《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2017年8月中旬，本村一社和二社共130户中107户皆按手印同意原告作为村一社村民的资格，拥有一社村民的全部权利和义务，获得正常的收益补贴和负有村民应尽的义务。我国宪法和其他法律规定，公民拥有居住权和生存权，户籍是居住权的集中体现，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剥夺他人的户籍。因此，被告在村办公场所当众宣布开除原告全家的村籍，是对原告及原告全家极大的人格损害，让原告及全家名誉受到损害，正因为，村籍是开除不掉的，所以被告还侵犯了原告的人格权，被告应当赔礼道歉、恢复名誉。被告不让原告参加村的义务劳动，是对原告村民资格及劳动权的侵害和剥夺，被告的目的是通过该方式不发放村里的各类补助款给原告，这是侵害原告作为村民资格拥有全村公共土地（含草山等）收益的合法权益。原告认为，被告没有能够参加村的义务劳动，不是原告的责任，是被告不让、拒绝原告参加劳动，因此被告不能以该理由拒绝给付一社村民（原告）应该发放的补助款。据了解，从2015年起至今天，村里共发放了约2万元补助款，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按其他一社村民发放该补偿款（以实际发放数额为准）。
被告同德县巴沟乡加日亥村村民委员会辩称，1、被答辩人及其妻子三措吉原本不属于加日亥村的村民，不应享有加日亥村款项分配。被答辩人系化隆县人，1988年与三措吉结婚，婚后三措吉的户口从加日亥村迁到化隆县。三措吉没有本村分配耕地和草场。2013年12月，格邓和三措吉把户口迁到加日亥村，当时与村委会达成口头协议，只将三措吉及其子旦正才旦，外孙女文昌吉，月周措4人的户口迁到加日亥村，但村里所有集体款项不分配给三措吉一家4口人，三措吉也当时承诺：“只要将一家4口人的户口迁至加日亥村，村里所有的集体款项分配都与我家没有任何关系，本人也不想此款项伸手要。”因此，村里的集体分配款项与三措吉一家无关，格邓的起诉无中生有，应于驳回。2、2015年三措吉家发放补助款也是村委会处于三措吉家比较贫困，从扶贫帮困的角度补助的，三措吉家因与村委会由口头协议在先，村委会没有义务给其发放补偿款，鉴于三措吉家比较贫困，在村里老人的诶请求下，村里给三措吉家从扶贫帮困的角度发放一定的补偿款，并不代表三措吉家有要补偿款的权利，另外，我村也有60户从化隆县迁来的，已经在加日亥居住20余年了，这60余户村民也不享有领取村里补偿款的权利，村里也从未向60户发放过任何补偿款。因此，被答辩人的诉求有违该民的约定，予以驳回。3、被答辩人于2015年落户加日亥村时也于村委会受口头约定的约束，不享有加日亥村各项补偿款的领取权利，综上被答辩人经三措吉一家户口迁至加日亥村之前，与村委会有约定不享有村里的一切款项分配行为，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洛桑、尕多太、南泽等107人签名并摁手印的证明1份，欲证明上述人不同意原告全家开除村籍。被告提交的证据有1、2015年7月11日开村民会的记录一份，欲证明2015年7月1日召开会议研究决定夏吾才让、完么多杰、三措吉三家与淹没款没关系；2、2017年3月18日召开村委会关于村集体补偿款是否给付村民三措吉享受的会议记录一份，欲证明前任村长及书记等十一位委员召开会议研究决定三措吉家不享受村集体补偿款的决定；3、乡政府关于对格邓、三措吉夫妇反映《关于严惩村霸维护村民合法权益》的信访事项办�情况的报告一份，欲证明格邓、三措吉夫妇上访后乡政府调查的事实。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格邓原籍化隆县人与加日亥村民三措吉结婚后，多年居住在化隆县、果洛州等地。2013年12月，三措吉一家在本村落户时，与时任村支部书记行秀本、村委会主任桑杰当周有口头协议，内容为：“只要将一家4口的户口迁至加日亥村，村里的所有集体款项的分配都与我家没有任何关系，本人也不向此类款项伸手要”。随即此4人的户口迁至加日亥村。2013年、2014年村集体的所有发放款项（草原奖补机制、退耕还林、羊曲电站征地补偿款等）都未分配给三措吉。2015年，三措吉向村“两委”及村里有威望的老人求情，说自己身残多病，生活困难，家庭拮据，能�将自己一家4口人列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或少分配一些村集体发放款。村“两委”在众老人的恳请和对三措吉的同情下，将本村周加和周先才让与村集体达成羊曲电站补偿款分配决定后，在村集体应得的补偿款中第一次按户、按人头分于了三措吉一家4口人（加日亥村补偿款分配方案：2015年，按户20%、按人头80%）。2015年7月三措吉再次央求村“两委”和村里有威望的老人，家中的户籍人数需增加，随即将丈夫格邓、女儿拉吉2人落户。2015年底，村集体将探矿补偿款分配时，考虑到三措吉一家户口上有6人，但实际在村中生活的只有5人，所以将探矿补偿款按5人分给三措吉一家。2016年，村委会将国土部门在2007年平整的耕地中，分给三措吉一家6口7.2亩（每人1.2亩）。2016年底，村集体在分配G573公路征地补偿时，�照实际生活人数5人分配给三措吉一家，三措吉不同意，随即开始到乡政府、县信访局上访。乡政府组成工作组，多次深入加日亥村了解情况，进行调解，调解未果后乡政府要求加日亥村党支部、村委会依法作出决定，2017年3月18日，村党支部、村委会专门召开会议对此事进行研究，研究后举手表决，决定按照之前口头协议执行，今后对三措吉不发放村集体G573公路征地补偿款、草山补助、探矿补助等资金。
本院认为，原告格邓向本院提出依法判令被告发放2015年草山补助款及从2016年起至今的各类补偿款，合计约2万元及要求被告说明原告全家开除村籍的理由的事实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故原告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格邓的所有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00元，由原告格邓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加 毛 吉
审判员 叶尖才让
审判员 迎 春 吉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才 旦
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第十条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者原物。如需自己保存证据原件、原物或者提供原件、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经人民法院核对无异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