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沈中民二终字第52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闻玉珍，女，1939年10月7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址沈阳市和平区。
委托代理人：岳丽静，女，1964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无职业。
委托代理人：高艳霞，辽宁金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岳学安，男，1932年8月16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址沈阳市和平区。
委托代理人：岳丽静，女，1964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无职业。
委托代理人：高艳霞，辽宁金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岳宪印，男，1960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址沈阳市和平区。
委托代理人：刘建伟，男，1954年2月17日出生，汉族，沈阳市和平区新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国琳，女，1960年11月2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址沈阳市和平区。
委托代理人：刘建伟，男，1954年2月17日出生，汉族，沈阳市和平区新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闻玉珍、岳学安因与被上诉人岳宪印、刘国琳物权保护纠纷一案，不服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4）沈和民二初字第15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2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刘冬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郑竹玉、代理审判员相蒙参加评议的合议庭，于2015年2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闻玉珍及委托代理人岳丽静、高艳霞，上诉人岳学安的委托代理人岳丽静、高艳霞，被上诉人岳宪印、刘国琳及委托代理人刘建伟，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岳宪印、刘国琳诉称：二被告是原告岳宪印的父母，原告刘国琳是原告岳宪印的妻子。二原告于1985年9月结婚后，一直与二被告共同居住在沈阳市和平区望湖路15号1-3-3号的公有使用权房屋中，房屋使用证上承租代表人为岳学安，家庭成员为闻玉珍、岳宪印、刘国琳、岳强（原告的儿子）。1996年单位将原、被告一家调换到诉争房屋中。1997年7月28日，岳学安作为代表人与东北大学签订出售公有住房协议书，交纳购房款9892元，设施维修基金469元进行房改（其中原告交纳购房款5000元）。2013年6月15日，诉争房屋所在地区进行拆迁，现已拆迁完毕。被告与动迁单位签订了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原告多次与被告协商分割动迁款项，被告以诉争房屋是其所有拒绝。原告认为，原告岳宪印属于单位分房时的人口之一，原告结婚近三十年来始终居住在诉争房屋之中，房改前的房屋使用证上明确记载岳学安是承租代表人，被告闻玉珍和二原告及儿子岳强为家庭成员。房改时原告交纳了房改费用5000元。上述事实说明，房改前原、被告已经对承租的共有使用权房屋使用权形成了共有，房改后诉争房屋已转化为家庭共有财产，诉争房屋的动迁款项应由原、被告共同分割。综上，请求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诉讼请求：1、确认位于沈阳市和平区望湖路15栋1-3-2（建筑面积58.19平方米）所有权属于原、被告共有；2、判令诉争房屋的拆迁款332，840.5元归原告；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审被告闻玉珍辩称：被告岳学安1945年参加工作，1952年由北市区政府调入东北工学院工作。1958年学校在和平区长白路望湖里11-1号（现东北大学望湖里简易楼）分配了一套住房。1959年5月与我在此结婚成家，后将婆婆、小叔子接来共同居住，于1960、1962、1964年生育三个子女。1965年，学校根据我老伴工龄已满20年，给调整了住房，我们搬到了东北工学院迎湖里平房，是南北套间。1979年，学校盖了新楼房。学校根据老伴工龄34年，高级工，给调整了住房。我们搬到了原告在起诉状中提到的望湖路15号1-3-3（面积54.3平米）。至此，老伴已达到东北大学的分房标准（工人只分配一套住房，不考虑家庭人口）。原告岳宪印、刘国琳于1985年9月在此结婚，1986年生子。1996年，由于我们身份特殊（老伴1945年参加工作，立东北人民政府大功一次，我是沈阳市劳动模范）。所以，学校照顾我们，又一次为我们调整了住房。我们搬到了望湖路15号1-3-2（面积58.19平米，从南北调到隔壁双阳，面积增加了3.89平米），1997年7月28日，我老伴与东北大学签订了出售公有住房协议书，购买了原告与我争议的望湖路15号1-3-2住房的全部产权。2002年11月28日，原告一家三口将户口迁出。原告刘国琳、岳宪印已在东陵区胜利南大街700-8号购买了一套88.35平米的住房。2013年5月17日，我和我老伴在沈阳市和平区房产局办理了自愿将夫妻唯一共有房产中属于我老伴的份额转让给我，并由我单独所有。2013年10月12日，我与沈阳市和平区动迁办签订了货币补偿安置协议。但由于原告在背后做了手脚，使我历时9个月才拿到动迁款。原告在诉状中提到的：房屋使用证上承租代表人岳学安，家庭成员为闻玉珍、岳宪印、刘国琳、岳强。这不是事实，事实是：房屋使用证上承租代表人岳学安，家庭成员为闻玉珍、岳宪印、刘国琳、岳强、岳丽萍、吕彦涛、吕岩、岳丽静、舒鲁宁、舒文秀，共计11口人。我们没有到东北大学房产科签字同意、也没有授权原告以我们名义办理其他房产使用证，我认为此证无效。以上所述，足以证明，诉争房是我老伴来东北大学工作时，单位就按照职务、级别、工龄分配给我老伴的福利住房，与家庭人口多少毫无关系。《物权法》第十七条明确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由此可以断定，该争议房由我单独所有，与其他人毫无关系。成本价购房款9832元，维修费480元，共计10，312元。第一批成本价购买住房时，因为被告一家三口一直赖在我家里混吃混喝，家中所有煤气水电生活费开销都是由我和老伴的工资支付，造成我们没有钱购买。两个女儿听说后，于1997年6月分别给拿了4000元和2000元。1997年7月28日第二批成本价购房中，我们拿了5000元，加上两个女儿的6000元，共计11000元，找回了688元，购买了争议房的全部产权。交款时因为我脚骨折，老伴又没有文化，我让原告刘国琳陪我老伴一起去办理，到了购房处，我老伴先排队签订成本价出售公有住房协议书，然后又把购房款交到了收款人员的手中，最后刘国琳代我老伴在交款人处签名。因为房款是我们拿的，所以刘国琳把这张签了她名字的收据交给我老伴。我当时觉得刘国琳签她的名字不太合适，马上拄着拐杖，拿着收据到财务处找到经办人方女士，要求重新签名，方女士说：“票据太多，已经上交，不好查找，并且名头是产权人岳学安，房权永远是你们的，没必要更改。”方女士亲手在我手中的收据上写下“代”字。事情由始至终，我并没有看到原告所谓的5000元购房款，也没有与原告签定由原告出资购买房子产权的协议。以上所述，我老伴和我以一个老革命和老劳模的身份郑重声明，绝无半句假话，我愿意为我所说的每一句话负法律责任，希望人民法院的领导及主审法官能够按照实事求是，查明事实真相，还我们一个公道，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不能让我们一对80多岁的老人沦落街头。
原审被告岳学安辩称：同意被告闻玉珍的辩论意见。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二原告系夫妻关系，二被告系原告岳宪印的父母。被告岳学安于1979年取得公房一套，位于沈阳市和平区望湖路15号1-3-3，1986年二原告结婚，并一直与二被告在此居住。1993年3月，取得上述房屋单位自有住宅使用证，承租代表人为被告岳学安，家庭成员包括二原告及其儿子、被告闻玉珍。1996年，原、被告居住的房屋调整到和平区望湖路15号1-3-2即本案诉争房产，根据使用证上记载，承租代表人仍为岳学安，家庭成员包括二原告、被告闻玉珍及二被告其他子女的一家三口共计11人。1997年7月28日，东北大学（甲方）与被告岳学安（乙方）签订出售公有住房协议书一份，约定“甲方将座落在和平区望湖路15栋1单元3层2号，面积58.19平方米，使用面积44.88平方米的一套住房出售给乙方，成本价（标准价）为806元／平方米。地段调节差价-48元，工龄折扣230.40元／平方米，折旧36.00%……购买现住房折扣29.82元／平方米，一次性交款折扣率20%……建筑面积折扣率为15%，每平方米实际售价200.00元……总计房价9892.00元。”同时乙方缴纳公共部位和设施维修基金共469元。同日，交付了相应的费用共计10，372元，其中，房屋出售专用收款收据交款人为刘国琳，此笔款项中原告共计出资5000元。2013年5月17日，被告岳学安将诉争房屋赠与被告闻玉珍，诉争房屋变为闻玉珍单独所有。2013年9月22日，诉争房屋动迁，由被告闻玉珍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拆迁款共计665，681元。在动迁前，二原告始终居住在诉争房屋内。另查明，东北大学分房政策以在籍职工为基础，同时考虑职称、工龄、子女等多方面因素，将各项因素计分详加进行排位，按顺序在固定房源内选择。
原审法院认为：按份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按照其份额享有所有权，本案的焦点实为诉争房产是否可以认定为共有的问题。原告曾经在房改当时交付房改款5000元，并有收据上的收款人为证，被告虽否认该事实并提出收据原件上有当时会计所写“代”字，但是并无法确认“代”字到底为谁书写，故本院认定原告交付房改款5000元。故诉争房屋虽系被告岳学安单位分配，但在房改当时原告有投资，应当认定系原、被告共有，虽原告诉讼中主张该诉讼请求，但诉争房屋已经因拆迁行为灭失，已经被动迁款替代，故对于原告要求认定房屋共有的诉讼请求无需处理，转化为分割动迁款的问题。关于分割比例，通过出售共有住房协议书可以得知，在房改当时，其中地段调节差价、折旧、一次性交款折扣都因诉争房屋本身产生，工龄折扣230.4元／平方米及建筑面积折扣率15%应当认定为因被告岳学安而产生，故本院认定原告的出资比例应为19.59%{=5000元÷［（200元／平方米＋230.4元／平方米）×58.19平方米＋480元］}，故被告应当返还动迁款130，406元（=665681×19.59%）。应当指出的是，亲情是维系人际交往的最深厚的感情基础，父母在子女年幼时曾无微不至照顾子女的衣食住行，子女则应当在长大成人后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中国自有古话“养儿防老”，原告身为儿子，应当具有一颗感恩之心，当在父母晚年担负起长子的责任，尽心尽力照顾老人，况且赡养老人本就是法律赋予的义务，莫因金钱利益而道德沦丧，伤害彼此间的骨肉亲情。同时希望原、被告在今后的生活中依旧可以和谐共处。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闻玉珍、岳学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岳宪印、刘国琳动迁款130，406元；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896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岳宪印、刘国琳负担1872元，由被告闻玉珍、岳学安负担2908元。
宣判后，岳学安、闻玉珍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2014）沈和民二初字第1573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上诉理由：1、一审法院关于“1993年3月，取得上述房屋单位自有住宅使用证，承租代表人为被告岳学安，家庭成员包括二原告及其儿子、被告闻玉珍”的事实认定错误，无合法证据证明。事实上，本案中真实合法有效的单位自有住宅使用证仅有一个，该证记载承租代表人为岳学安，家庭成员为闻玉珍、岳宪印、刘国琳、岳强、岳丽萍、吕彦涛、吕岩、岳丽静、舒鲁宁、舒文秀共计11口人。一审法院查明的错误事实所依据的单位自有住宅使用证系被上诉人私自办理，一审法院据此认定事实是错误的。2、一审法院关于“原告曾经在房改当时交付房改款5000元”的事实认定错误，证据明显不足且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一审法院认定该事实以“收据上的交款人为证”。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该收款收据上记载的名头交款人为岳学安，交款金额为9892元，虽然结尾交款人签名为刘国琳，但仅凭这样一个签名不能够证明这9892元中有5000元是被上诉人出的。另一方面，一审法院又对于上诉人就当时刘国琳签名成因的陈述（包括收据原件上的“代”字），房改款款项来源的证明，以及收款收据原件始终在上诉人处等众多证据不予考虑，明显是有证据的事实不认定，无证据的事实随意认定，造成了对本案关键的出资事实认定出现了根本性错误；一审法院对出资事实举证责任分配错误，依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应由被上诉人对其出资5000元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如其举证不能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但一审法院却认为“上诉人虽否认该事实并提出收据原件上有当时会计所‘代’字，但是并无法确认‘代’字到底为谁书写”，而让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未出资的举证责任，明显举证责任分配错误；3、一审法院认定诉争房屋系按份共有，无证据支持，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7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不动产物权的证明”，该条确立了物权登记公示的推定效力，即不动产权属异议人在无法提供充足证据推翻物权登记的情况下，不动产权属证书的证明力是最强的，据此可以确定争议房屋所有权是被上诉人闻玉珍，本案中，在被上诉人未提供任何证据其对房屋享有份额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不能就此否认物权登记的效力而认定诉争房屋系按份共有。在涉及认定公房买断中是否成立共有的问题上，应当考察出资人在当时是否有凭出资而享份额的意思表示存在，而不能单单以出资来认定共有（况且本案中被上诉人出资的事实根本不存在）。本案中，诉争房屋当时的分配并未考虑家庭人口，而在上诉人有着11口人的大家庭中，对于房改出资享有房屋份额如此重大的事情，各方却并没有任何协议和约定，况且此争议房屋所购买产权的所有手续都在上诉人处，足以证明争议房屋完全系上诉人所出资购买并归上诉人所有。本案中，不仅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当时有共有的意思表示，也没有任何其他证据显示这种共有意思表示存在的可能性，故一审法院认定共有的法律基础是完全不存在的，如此认定实属完全错误。另外，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所谓的出资5000元，而确定比例为19.59%，故而判令上诉人返还动迁款130，406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被上诉人岳宪印、刘国琳答辩称同意一审法院判决。
本院经审理查明：二被上诉人于1983年9月7日登记结婚，二上诉人系被上诉人岳宪印的父母。上诉人岳学安于1979年取得公房一套，位于沈阳市和平区望湖路15号1-3-3，二被上诉人一直与二上诉人在此居住。1993年3月，取得上述房屋单位自有住宅使用证，承租代表人为上诉人岳学安，家庭成员包括二被上诉人及其儿子、上诉人闻玉珍。1996年，二上诉人、二被上诉人居住的房屋调整到和平区望湖路15号1-3-2即案涉房屋，根据使用证上记载，承租代表人仍为上诉人岳学安，家庭成员包括二被上诉人、上诉人闻玉珍及二上诉人其他子女的一家三口共计11人。1997年7月28日，东北大学（甲方）与上诉人岳学安（乙方）签订出售公有住房协议书一份，约定“甲方将座落在和平区望湖路15栋1单元3层2号，面积58.19平方米，使用面积44.88平方米的一套住房出售给乙方，成本价（标准价）为806元／平方米。地段调节差价-48元，工龄折扣230.40元／平方米，折旧36.00%……购买现住房折扣29.82元／平方米，一次性交款折扣率20%……建筑面积折扣率为15%，每平方米实际售价200.00元……总计房价9892.00元。”同时乙方缴纳公共部位和设施维修基金共469元。同日，交付了相应的费用共计10，372元，其中，房屋出售专用收款收据交款人为刘国琳，此笔款项中二被上诉人共计出资5000元。2013年5月17日，上诉人岳学安将案涉房屋赠与上诉人闻玉珍，案涉房屋变为闻玉珍单独所有。2013年9月22日，案涉房屋动迁，由上诉人闻玉珍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拆迁款共计665，681元。在动迁前，二被上诉人始终居住在案涉房屋内。
另查明，1984年10月8日《东北工学院教职工住宅分配原则》第七条规定：“分配住宅中，一般的是按照职务和工龄进行分配。必要时，院长有权决定分配特殊用房”。1985年3月30日《教职工住房调整分配试行办法（第二次讨论稿）》第十二条规定“分调房人口计算，按辽委办【83】32号文件规定：即‘按直接供养的常住人口计算，凡户口在沈阳市内的配偶及供养的父母和未婚的子女可计算为分房人口。已婚子女用房由子女所在单位负责解决’”。
上述事实，有单位自有住宅使用证、出售公有住房协议书、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书、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货币补偿协议书、居住证明、询问笔录、《东北工学院教职工住宅分配原则》、《教职工住房调整分配试行办法（第二次讨论稿）》等证据材料，经原审法院庭审质证及本院审查，予以确认，在卷佐证。
本院认为：1979年上诉人岳学安单位分房，后经过调整，二上诉人分得案涉房屋。根据东北大学相关分房政策规定，二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岳学安单位分房时不应被计算为分房人口。二被上诉人得以在案涉房屋居住多年，系因其与二上诉人的父母子女关系，二被上诉人因此主张其与二上诉人共有案涉房屋，依据不足。即使二被上诉人在房改时出资5000元，亦不能以此认定其与二上诉人对案涉房屋形成事实上的共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故对于二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4）沈和民二初字第1573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岳宪印、刘国琳的一审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689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896元，均由岳宪印、刘国琳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冬
代理审判员 郑竹玉
代理审判员 相 蒙
二〇一五年三月四日
书 记 员 那萌萌
本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