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榕民终字第2589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福建广播电视传播总公司，住所地福州市五一中路三十二号元洪大厦二十九层。
法定代表人吴洪满。
委托代理人魏太尧，福建建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骆丽生。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福州电广传播广告公司，住所地福州市鼓楼区湖东路191号通联大厦5楼1#、2#室。
法定代表人陈焱。
委托代理人江小金，福建闽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林举东，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福建广播电视传播总公司（以下简称“福建广电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福州电广传播广告公司（以下简称“福州电广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3）鼓民初字第15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第二审程序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在本案的审理中，本院曾依法对各方当事人的纠纷进行了调解，但调解不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原告福州电广公司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代理费人民币4，714，268.77元及相应违约金（自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被告实际还款之日止）；2、判令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双方于2003年12月13日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由被上诉人全面承包、负责上诉人代理中央电视台第3、5、6、8套卫星加扰节目在福建省辖区内有偿收视管理事宜。上诉人系中央卫星电视传播中心（下称“中卫”）在福建省内发展有线电视用户、收缴收视费、解码器管理等业务唯一的代理单位。被上诉人作为承担“中卫”授权上诉人职责的承办单位，全权代表上诉人设立以上诉人为主管单位的“福建广播电视传播总公司中卫代理部”（下称“中卫代理部”）分支机构，资金、人员均由被上诉人负责，印章由被上诉人保管，行使“中卫”授权的各项代理职权。被上诉人应确保完成“中卫”下达上诉人的应收款项年度户数指标，否则被上诉人应承担补足该户数指标的相关金额。被上诉人应上缴上诉人25万元承包管理费，其按照年5%递增，余下收取的款项作为被上诉人代理工作的各项费用。若被上诉人已完成基本户数并上缴承包管理费，上诉人每月初拨给被上诉人18万元作为经营费用，其余利润扣除已下拨的18万元外年终一次性返还被上诉人。被上诉人在执行协议过程中收取各辖区单位的收视费一律直接汇转上诉人指定专用账户，由上诉人按期或分期统一上解中央台。财务结算实行谁收费谁开具税务发票的原则。该协议有效期自2004年1月1日至2006年12月31日。2007年至2010年期间，双方又分别签订了四份《协议书》，分别就上述四个年度，被上诉人承包、负责上诉人代理中央电视台第3、5、6、8套卫星加扰节目在福建省辖区内有偿收视管理事宜进行约定，约定事项基本与2003年所签订的协议相类似，其中仅对被上诉人每年应上缴上诉人管理费及上诉人每月下拨被上诉人经营费用的数额进行了相应调整，其中，2007年被上诉人应上缴管理费80万，上诉人每月下拨23万元；2008年被上诉人应上缴上诉人管理费83万元，上诉人每月下拨28万元；2009年被上诉人应上缴上诉人管理费90万元，若被上诉人当年收取的代理费超过2008年基数，超出部分按照上诉人3成，被上诉人7成分成；上诉人每月下拨28万元；2010年被上诉人应上缴上诉人管理费105万元，上诉人每月下拨30万元。
上述合同履行期间，双方于2004年12月31日，就2004年度结算事宜签订了《二00四年中央电视台3、5、6、8套加密频道收视费结算确认》，该确认书第四条按照全年共收收视费（按照已开发票金额）-全年应付中卫收视费-
被告管理费-税金-
已付原告代理费计算，确认当年原告尚有342547.52元应收代理费。2008年至2011年期间，中卫每年均出具说明，确认2008年至2011年期间，上诉人中卫代理部每年应上交中卫的加扰卫星电视收视费已全额缴清。
一审法院认定本案主要争议在于以下事实问题：
一、2010年6-12月期间，双方是否仍然按照所签订的2010年度的《协议书》约定履行，是否变更为劳务承揽。一审认为：上诉人主张因政策调整被上诉人不具备合同履行资格，该主张与双方讼争事项无关，《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暂行办法》（广电总局60号令）涉及的是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的安装服务，本案讼争事项为卫星电视代收费在双方之间的结算问题，即便按照上诉人的主张，被上诉人也仍然在进行代收费工作，因此，该《暂行办法》并不必然导致协议的终止。上诉人举证的关于终止原协议的会议纪要及《关于中卫代理部费用支出的试行办法》，没有被上诉人的确认，不能据此认定双方终止原协议。至于上诉人主张2010年6月-12月变更付款方式为向被上诉人支付工资及报销相关费用的劳务承揽，但该项变更仅涉及被上诉人代理费领款方式的变更，不能证明原协议终止或变更为劳务承揽。上诉人提供的2011年8月的承揽协议对于被上诉人在2011年承揽期间每月的专项业务费有包干约定，但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2010年6月-12月期间双方变更为与之相同的专项业务费，即劳务承揽费用的约定，因此，不能证明2010年6-12月期间发生了合同终止或变更。
二、承包期间的结算问题，包括：每年上缴中卫的收视费数额、跨年度收款是否作为被上诉人承包所得、是否应扣减税金。因双方已对2004年的收费结算进行确认，确定截至2004年12月31日止，上诉人尚应付被上诉人代理费342547.52元。因此，对2004年的款项结算，法院不再另行计算。对2005年开始的费用结算。
1、被告总到款数：双方2004年开始连续五份协议的约定，均体现为在保证上缴中卫收视费及上诉人管理费、应缴税费基础上的剩余款项均归被上诉人所有。包括双方于2004年度结算时，对于当年度尚未收回的部分款项280830元，也予以计算被上诉人代理费，因此，对于跨年度收回的收视费，在足额确保上缴中卫收视费及上诉人管理费后，应归被上诉人所有。另一审审理过程中，被上诉人确认2008年退回客户35700元、2009年退回客户4080元。扣除上述两笔后，按照上诉人制表计算2005-2009年，上诉人收到的总到款数为91543452.8元，该款中的280830元属于2004年的未收款，因已在2004年结算中计算，在此予以直接予以扣除，扣除后的金额为91262622.8元。2010年度的上诉人总到款数，双方差异380500元，其中一笔280500元为重复计算，一笔10万元为上诉人转账，被上诉人对此予以确认，因此，经双方确认2010年的实际到款数为30787842.4元。被上诉人主张2011年到款672628元为2010年未到款在2011年到账，对此未提供证据证明，法院不予以确认。以上合计，2005年至2010年，上诉人总到款数为122050465.2元。
2、税金：根据2004年度结算，对于收视费的税费应在被上诉人代理费前列支，双方亦无争议。2004年应列支的税费已无异议，审理过程中，双方对2005年-2010年上诉人所收到总到款数所发生的税费经确认为204955.71元。
3、上诉人收取的管理费：2005年至2010年，上诉人应收取的管理费，按照五份协议计算，合计金额为3868125元。
4、上诉人上交中卫收视费的实际数额：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A7：2005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上诉人在中信银行福州分行、兴业银行西湖支行账户往来明细表体现了上诉人向中卫付款的情况，中卫所出具的说明也确认已全额缴清收视费，虽然上诉人依据与中卫的合同认为对中卫尚有欠款，但因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变更的可能，中卫既然以书面确认不存在欠款，应认定中卫已经同意按照实际履行情况变更原合同约定。上诉人对于实际已付中卫的收视费数额本身没有提出异议，应当以证据A7所显示的金额为准进行认定。根据证据A7统计，2005年至2010年，上诉人上缴中卫收费总额为93918385.6元。2011年1月4日，上诉人上缴中卫100万元，上诉人主张该款属于2010年应上缴中卫的费用，对此被上诉人予以确认。综上，2005年至2010年，上诉人合计上缴中卫收视费94918385.6元。
5、上诉人已付代理费：上诉人2005年至2009年期间已付被上诉人代理费金额，双方差异部分为2005年一笔46万元，一笔34.2万元，被上诉人主张该46万元为另付的会议费，但未提供证据，因此，对该主张法院不予确认。另一笔34.2万元，被上诉人确认是2004年未付代理费342547.52元按照34.2万元支付，上诉人也确认该款属于代理费，因双方对该款为代理费无争议，根据2004年结算，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2004年代理费342547.52元，因此，该争议部分款项，法院予以认定系支付2004年差额款，不在2005年付款中另行计算。据此，2005年的代理费实际付款额为291万元，2006年-2009年的已付代理费双方无异议，为1331万元。2010年上诉人已付代理费金额为4198236.9元。
综上，因2004年欠款在上述计算过程中已经确定在2005年结清。因此，2005年至2010年被上诉人应收代理费金额=上诉人总到款数-税金-上诉人管理费-
上缴中卫收视费=122050465.2-204955.71-3868125-94918395.6=23058988.89元。扣除被上诉人已收代理费20418236.9元，上诉人尚应支付被上诉人代理费2640751.99元。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所签订关于被上诉人承包、负责上诉人代理中央电视台相关卫星加扰节目在福建省有偿收视管理事宜的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上诉人主张2010年6月-12期间终止原协议，变更为按照劳务承揽方式履行，没有事实依据，法院不予采纳。因此，其主张本案诉讼应从2010年6月1日开始起算，被上诉人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亦缺乏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另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在改制过程中所申报的相关文件、资料显示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债权债务，并据此主张被上诉人的诉请不成立。经审查相关改制文件，其内容仅体现被上诉人承诺处理好公司债权债务，债务由被上诉人和出资人承担，与上诉人无关，但并无任何关于对被上诉人不存在债权的确认表述。改制所附《评估报告》仅体现对公司账面资产的估值，因本案讼争款项属于原告提供服务所产生的可得收入，不属于原告处置有形资产产生的收益，尚未经会计处理入账，并不能据此得出被上诉人不享有其他债权的结论，因此，该项辩称不能成立。根据前述分析，上诉人应支付被上诉人2005年至2010年期间的应付未付代理费人民币2640751.99元。
综上，一审法院判决：一、被告福建广播电视传播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福州电广传播广告公司支付代理费人民币2640751.99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9650元，由原告负担21724元，被告负担27926元。
上诉人福建广电公司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双方2010年6-12月份未终止承包合同，双方关系未变更为劳务承揽关系，该认定显然是错误的。1、广电总局60号令第4条明确规定：“未持有《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许可证》的单位，不得从事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的安装施工及其配套供应、售后服务维修和卫星节目落地代理、收视授权等相关服务活动。”即该规章不仅涉及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的安装服务，也涉及收视代理的合法性问题。一审判决认定“广电总局60号令仅涉及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的安装服务，不涉及代理收费的问题”，显然是错误的。广电总局60号令是依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制订的，在该规章颁布实施后，双方如继续履行原合同，则原合同将由于新法规的颁布实施而无效并遭致行政机关的处罚，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双方都会蒙受损失，故双方已协商终止原合同。如一审判决认定双方2010年6-12月份未终止承包合同，一审也应同时认定双方2010年度所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被上诉人不得主张2010年度全年承包所得，而仅能主张全年劳务所得。2、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作为上诉人中卫代理部负责人，上诉人制定的一切规章制度对其有效，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已实际按照上诉人制定的规章制度执行，即已按照上诉人制定的费用支出办法领取“劳务费”和其他开支，表明被上诉人知悉承包合同终止的事实，被上诉人不能以未书面确认接到通知而否认上诉人制定的制度规定对其约束力。3、2010年6-12月份上诉人不再向被上诉人支付代理费，而是向劳务人员直接发放劳务费，证明2010年6-12月份以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再有承包合同关系，而是发生劳务合同关系。一审认定“仅涉及到被上诉人代理费领款方式的变更”，该领款方式的变更至少要对一方有利，被上诉人的代理费收入原先不要缴纳所得税，但变更后被上诉人额外承担劳务所得税，因此如果仅仅涉及被上诉人“代理费领款方式的变更”，对双方都是不利的，双方都不会接受。可见一审认定2010年6-12月份双方变更付款方式“仅涉及到被上诉人代理费领款方式的变更”毫无道理。二、一审判决将跨年度收款作为被上诉人承包所得，属超出双方合同约定作扩大、任意判决，是错误的。上诉人2004年度将尚未收回的部分款项计入被上诉人代理费，并不必然表示上诉人同意2005年-2010年5月也将被上诉人当年度未收回的款项计入被上诉人代理费。双方2005年-2010年5月如何进行结算应按照双方合同约定严格执行。上诉人未委托被上诉人收取以前年度欠款。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第六条第2款约定：“乙方（被上诉人）应当根据甲方与“中卫”签定的当年度代理协议约定的时间，提前两周完成收视费的收缴。”该条款对被上诉人应完成当年度收视费收缴工作的时间作出了明确的约定，各地收视单位支付给上诉人以前年度欠款是上诉人催收和各地收视单位自愿履行的结果，被上诉人不得主张跨年收款的代理费。三、一审判决将“已上交中卫收视费”而非“应上交中卫收视费”作为结算依据，显然是错误的。本案在上诉人与中卫、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两个合同关系，上诉人在一审过程中明确指出，“已上交中卫收视费”是上诉人与中卫的结算问题，与被上诉人无关。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书》第六条第1款约定：“乙方（被上诉人）应当确保完成“中卫”下达甲方（上诉人）的年度应收户数指标及相应的收视费”，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必须按照合同约定的“应上交中卫收视费”作为结算依据。一审判决无视“已上交中卫收视费”和“应上交中卫收视费”之间的数额差异，而简单以“中卫所出具的说明也确认已全部缴清收视费”，就认定上述两个数字之间没有差异，即以“已上交中卫收视费”作结算依据。一审判决同时还无视中卫仅出具2008-2011年度的结清证明，并未确认所有年度内已结清。同时即使中卫书面确认不存在欠款，那也仅仅是在中卫与上诉人之间做结清确认，上诉人并未对被上诉人应完成的上缴收视费数额做变更。根据双方2004年度的结算说明，双方按照“全年应付中卫收视费”而非“已上交中卫收视费”进行结算，证明双方已经确认结算依据是“应上交中卫收视费”。四、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显然是错误的。即使按照被上诉人主张和一审认定双方至2010年12月31日方自然终止原协议，被上诉人至迟应在2012年12月31日前向上诉人主张或向法院起诉，但在此期间被上诉人并未向上诉人主张欠付代理费，而是直到2013年4月方向法院起诉，其起诉显然已超过诉讼时效。五、被上诉人在双方全面终止委托关系的《协议书》和改制过程中提供的文件、资料、报表均证实：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并无债权。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2年6月3日签订一份《协议书》，双方根据该协议全面终止委托关系，并对双方债权债务作全面结清。根据该协议第九条约定：“本协议签订生效后，双方不再有任何委托关系，乙方（被上诉人）-----也不得向甲方（上诉人）再提出任何要求。”证明被上诉人在双方全面终止委托关系时未向上诉人主张以前年度有拖欠代理费，及被上诉人已确认上诉人没有欠其任何款项。对于被上诉人上述书面明确确认的事实，一审判决视而不见，对该份协议书不敢作任何分析说明。2、被上诉人在改制过程中向上诉人提供的《改制出资评估报告》载明，其“应收帐款”和“其他应收款”中均没有应收上诉人的款项。同时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出具的《福州电广传播广告公司改制承诺书》和《承诺书》均承诺：保证所有在公司改制过程中向上诉人的陈述、说明，以及提供给上诉人用于改制产权界定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如被上诉人违反承诺，造成产权界定结果不准确，由此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由被上诉人及其出资人承担，如因此给上诉人造成的损失，由被上诉人及其出资人赔偿。上述被上诉人提供的《改制出资评估报告》、《福州电广传播广告公司改制承诺书》和《承诺书》证明，被上诉人已确认上诉人没有欠其任何款项。一审判决以被上诉人的可得收入未经会计处理入账，不能据此得出被上诉人不享有债权的结论为由，否定被上诉人在集体企业改制、国有产权界定过程中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和国有产权界定行为的严肃性，显然是错误的。即使如被上诉人所主张还存在“可得收入”，被上诉人也应向主管部门即上诉人声明，否则被上诉人应承担隐瞒所谓“可得收入”以侵吞国有资产的法律责任，必须受到司法制裁。六、一审判决出现明显的计算错误。一审判决认定退回客户两笔共39780元应在总到款数中扣减，但计算时实际未予扣减。一审判决按照协议计算上诉人2005年-2010年应收取管理费为3868125元，但正确数额为4118125元，差额25万。根据双方2009年度《协议书》第6条第3款，被上诉人2009年收取的代理费超过2008年基数，超出部分应支付上诉人30%分成。一审判决对于被上诉人应支付上诉人的分成款未予扣减。上诉人重申，双方应依照上诉人一审《代理词》所述进行结算。被上诉人代理费的结算口径为：应以每年度“收回当年收视费”，扣除“应上缴中卫收视费”，再扣除应上缴上诉人的承包费和应承担的税费，余额才是被上诉人应得的代理费。根据上述结算口径，上诉人不仅不欠被上诉人任何款项，反而多拨付被上诉人代理费。对于多拨付的费用，上诉人正收集证据材料，将另行起诉被上诉人。
上诉人福建广电公司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福州电广公司答辩称，一、2010年6-12月，双方未终止承包合同，双方关系并未变更为承揽关系。首先，广电总局60号令从标题到内容涉及的均是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的安装服务，跟本案讼争的卫星电视代理费的事项无关，况且广电总局60号令颁布后，答辩人依然在代为收费。上诉人以该文件来证明双方必然终止原协议，显然缺乏依据。况且，广电总局60号令并不属于法律或行政法规，该文件即使有所谓的效力性禁止规定亦不能导致协议无效。其次，若双方要终止2010年度的承包合同，至少要经双方一致同意，但答辩人自始至终都未接到上诉人关于合同终止的通知，更没有和上诉人签订终止承包合同的协议或其他文件。上诉人关于已经用书面文件的形式确认解除承包合同说法，至今都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再次，上诉人所谓的以实际行为终止承包合同的说法，没有依据。双方若是以实际行为终止合同，则这期间双方履行权利义务根本就没有依据。那为何2011年双方又要签订书面的承揽协议？答辩人认为双方根本没有终止2010年度的合同，充其量只是变更了合同履行方式，即自2010年6月1日起答辩人领取代理费的方式由上诉人直接下拨变更为由答辩人提供相关发票等形式领取而已，但双方权利义务履行的依据仍然是2010年度签订的承包合同。最后，上诉人关于双方2011年8月28日签订的《业务承揽协议》第三条第一款约定表明答辩人已经以书面文件的形式确认、认可双方2010年6月1日起不再是承包合同关系，而是劳务合同关系的说法与客观事实不符。实际上，本协议的约定仅是将2011年9月-12月每个月专项业务费做了包干约定，但并无证据证明2010年6月-12月期间双方变更为与之相同的专项费用。二、一审判决依据中卫出具的2008-2011年度的结清证明，确认2005年至2010年上交中卫收视费总额为94918385.60元，并无不当。2005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答辩人上缴给中卫的费用总额也全部通过两专户汇出，对此答辩人一审已整理出明细，其中包括2011年1月6日上诉人通过中信银行福州分行补交2010年度应交的费用100万元。中卫每年度收取上述费用后，均会向上诉人出具当年费用已经结清的书面说明，以便于上诉人每年的审计，答辩人已经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上述事实。上诉人主张应当按照“应上交中卫收视费”作为结算依据，但并未提供其拖欠中卫收视费的证据。故一审判决依据双方均无异议的实际上交金额确认上交中卫收视费的总额正确。三、一审判决将跨年度收款计入答辩人的每年到款数有充分的事实依据。2005年1月至2010年12月全部的收视费均是由答辩人负责收取，上诉人既未委托第三方收取，也没有自行收取。这在2004年12月31日结算书中也得到确认。上诉人关于各地支付以前年度收视费欠款不应计入答辩人的每年的到款数与2004年度所记载的模式也是不符合的。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经过核对账目后，答辩人在最终的计算过程中，也将2004年280830元已开票但未到款的收视费从上诉人拖欠的代理费中扣减。此外，答辩人对收回款项被一审判决已经扣除的没有异议，但2011年收至款项672628元应当认定为2010年未到款。四、本案未超过诉讼时效。如前所述，承包合同并未在2010年5月31日终止，此外依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条“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度部债务，应当优先充抵已到期的债务……”的规定，上诉人在诉讼中也承认2004年度结算拖欠的费用也会转入下一年度，而自2005年1月1日起至2010年12月31日期间，答辩人都在收取收视费，上诉人则每年向中卫上缴费用，同时下拨代理费用。下拨代理费时从未指出下拨的是哪一年度的代理费，双方也从未结算。根据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及客观事实，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已超过的问题。五、双方签订的《协议书》针对的是2012年1-6月的收费事宜，此期间债权债务双方已结清，答辩人对此不持异议，但与本案讼争的收视费无关。所谓的改制，根本目的是为了证明上诉人对答辩人没有出资，债务由答辩人与出资人承担，并无答辩人对上诉人不享有债权的内容或表述。此外，因为本案所涉的代理费金额没有得到双方的确认，不可能在财务资料上确定其为“应收账款”或“其他应收账款”。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当事人在一审程序中提交的证据已随一审案卷移送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明资料。
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双方2010年签订的《协议书》是否终止履行，即被上诉人是否有权主张2010年代理费的问题；2、双方债权债务是否已经结清及一审法院认定金额有无差错；3、被上诉人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本院认为：
关于被上诉人是否有权主张2010年代理费的问题。双方于2010年1月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该《协议书》明确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代为收取相关收视费，且明确约定“本协议有效期限一年，从2010年1月1日起至2010年12月31日止”，故2010年双方之间仍形成委托合同关系。上诉人主张因被上诉人不具备广电总局60号令所规定的办理许可证的条件，故原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双方已由委托合同关系变成承揽关系，但广电总局60号令不属于法律或行政法规范畴，并不能导致双方2010年已签订《协议书》的终止。同时，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也仅能证明2010年下半年双方变更了代理费的支取方式，不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同意2010年下半年双方关系由委托合同关系转变为承揽关系。故上诉人辩称被上诉人无权按2010年《协议书》主张代理费，没有合同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双方债权债务是否已经结清及一审法院认定金额有无差错问题。上诉人以双方2012年6月3日签订的《协议书》及被上诉人改制相关文件均未体现本案讼争债务为由抗辩双方之间基于前述委托合同关系产生的债权债务已全部结清。但经审查，2012年6月3日的《协议书》明确双方系对2012年1-6月份工作费用的结算，并未涉及此前双方代理费的结算，被上诉人在改制过程中相关文件也仅体现被上诉人改制后的债务由被上诉人及出资人承担，与上诉人无关等内容，无法得出被上诉人对上诉人不享有其他债权的结论。故双方在2005年-2010年间因委托合同关系是否存在未了结的债权债务应据实进行结算。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应收代理费金额=上诉人总到款数-
税金-上诉人管理费-
上缴中卫收视费，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计算标准中的“上缴中卫收视费”应以“应上交中卫收视费”为准，但根据本案现有证据，2008年至2011年期间，中卫每年均出具说明确认期间的收视费已全额缴清，上诉人亦无证据证明2005-2007年期间其存在欠付中卫收视费的情形，故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计算标准依法予以确认。针对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对退回客户两笔收视费共39780元未在总到款数中扣减及2005-2010年上诉人应收取管理费正确数额为4118125元，而非一审认定的3868125元，被上诉人在二审庭审中对上诉人主张的前述数据予以认可。另针对上诉人认为若按一审法院计算方法则被上诉人2009年收取的代理费超过2008年基数，超出部分应按双方协议约定支付上诉人30%分成的上诉意见，被上诉人在庭后向本院提交《关于2009年代理费分成的说明》，确认2009年代理费比2008年增加588184，被上诉人同意上诉人分成30%即176455.2元。综上，本院对一审法院前述金额认定有误之处依法予以纠正，上诉人尚欠被上诉人2005年至2010年代理费金额为2174516.79元（2640751.99-39780-250000－176455.2）。
关于本案诉讼时效问题。现有证据表明本案双方当事人除了对2004年收视费进行结算外，2005-2010年期间收视费双方未进行结算，故上诉人实际应支付给被上诉人每年代理费双方亦未进行结算，上诉人虽每年均有拨付代理费给被上诉人，但在双方未进行结算的情况下，前述代理费是否足额支付当年代理费亦或是支付上一年的代理费无从知晓，且被上诉人还存在跨年度向上诉人缴交上一年收视费的情形，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关于“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的规定，故被上诉人于2013年3月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综上，上诉人福建广电公司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依法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3）鼓民初字第1535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
二、变更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3）鼓民初字第153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福建广播电视传播总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福州电广传播广告公司支付代理费人民币2174516.79元”。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49650元，均由上诉人福建广播电视传播总公司负担22839元，由被上诉人福州电广传播广告公司负担26811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 华
代理审判员 王燕燕
代理审判员 段若诗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陈学辉
（2014）榕民终字第2589号共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