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绍民终字第149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毛茶元。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仲华。
两上诉人共同之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严洪祥，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上诉人共同之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钟华，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毛水王。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楼维。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毛云英。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毛伟英。
四被上诉人之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朱宇亮、王冰洁，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毛茶元、张仲华与被上诉人毛水王、楼维、毛云英、毛伟英物权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15）绍诸民初字第30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8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9月15日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张仲华及两上诉人共同的委托代理人严洪祥、钟华，被上诉人毛水王及四被上诉人共同的委托代理人朱宇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审限1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毛爱珍，女，卒于2007年，系原告毛茶元、张仲华之母。毛贤标，男，卒于2000年，系毛水王、毛云英、毛伟英、毛美婷之父。毛美婷，女，卒于2013年，楼维系其子，且系其唯一继承人。毛爱珍的丈夫在解放前已去世。1950年土地改革时，坐落于原诸暨县城南区新北乡赵浪湖沙塔的一间房屋登记在毛爱珍名下，面积为伍厘伍毫。后毛爱珍至上海打工，讼争房屋处于空置状态。而毛贤标一家人口较多，居住条件差，毛贤标的父亲与毛爱珍的丈夫又是兄弟关系，故毛贤标一家暂时借住于讼争房屋中。1989年8月，毛爱珍在上海因故致右股骨颈骨折，手术之后回诸暨居住，便要求毛贤标一家腾退讼争房屋。但遭到毛贤标的反对，两家遂起纠纷。后两家在村干部吴纪法、赵青云等人的协调下达成了房屋买卖意向，由毛爱珍以1000元的价格将讼争房屋出卖给毛贤标，1000元购房款支付给毛爱珍的女儿毛茶元。当时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房屋买卖协议，毛茶元、毛爱珍也没有出具收到1000元购房款的收条。嗣后，毛爱珍便随女儿毛茶元共同生活居住在毛茶元处，至其去世。2013年，讼争房屋被列入诸暨市人民政府征收范围，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由政府相关部门与毛贤标的继承人签订，征收补偿款项共计896134元已由四被告领取。
另查明，1990年，讼争房屋进行集体土地使用权登记时，毛贤标向有关部门递交了《土地登记申请书》，该《土地登记申请书》“单位（个人）名称”一栏，原填写为“爱贞”，后涂改为“贤标”。该《土地登记申请书》记载：“……土地来源说明：祖传遗产。”1993年10月2日，当地村委出具《农村宅基地证明》称：“兹有五湖村毛贤标户，坐落在沙塔的1间2层楼房……来源属于：老房。权属无争议。”诸暨市人民政府据此于1993年12月20日准予毛贤标的土地登记申请，并向毛贤标颁发诸集建（93）字第23-3640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地号为61-06-143，用地面积为33.84平方米。2013年5月5日，毛茶元、张仲华向诸暨市国土资源局调取了证号为2-1993-23-3640号的土地登记审批表后，于2013年6月5日向绍兴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绍兴市人民政府经审理，于2013年9月2日作出绍市府复决字（2013）2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撤销诸暨市人民政府准予毛贤标登记土地证号为2-1993-23-36**号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责令诸暨市人民政府在收到该复议决定书之日起90日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同时依法送达各方相对人。毛水王等人对该复议决定书不服，于2013年9月17日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3年12月12日作出（2013）浙绍行初字第16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原告要求撤销被诉行政复议决定之诉讼请求。毛水王等人不服该判决，依法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4年3月10日作出（2014）浙行终字第13号行政判决。该判决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但以“鉴于涉案房屋于绍兴市人民政府被诉复议决定作出之前已经被依法拆除，故绍兴市人民政府复议决定撤销诸暨市人民政府的该行为已经没有实际意义，同时责令诸暨市人民政府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也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为由，撤销原审判决和绍兴市人民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责令绍兴市人民政府定期重新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绍兴市人民政府于2014年5月8日重新作出绍市府复决字（2013）29-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确认诸暨市人民政府于1993年12月20日作出的准予毛贤标登记土地证号为2-1993-23-36**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毛水王等人对该复议决定不服，依法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4年9月5日作出（2014）浙绍行初字第32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毛水王等人要求撤销该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诉讼请求。毛水王等人不服该判决，依法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2014年11月18日作出（2014）浙行终字第231号行政判决，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两原告认为，既然将讼争房屋的集体土地使用权登记在毛贤标名下的具体行政行为被确认违法，则讼争房屋的权属应以土改时的登记为准，即应属毛茶元所有。现毛茶元已去世，讼争房屋已被拆迁，相应的拆迁赔偿款应属毛茶元的继承人即两原告所有，故要求四被告共同赔偿原告房屋拆迁补偿款人民币896134元并支付相应的利息。
原审法院认为，虽然诸暨市人民政府将讼争房屋的集体土地使用权登记在毛贤标名下的具体行政行为已被绍兴市人民政府确认违法，但对毛贤标是否基于买卖行为取得讼争房屋所有权的事实，相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并未作出评判。虽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之规定，对经土改确权的房产，一般应以土改时确定的产权为准，但是在土改后，房屋确实存在买卖、转让等引起物权变动的民事行为，应当实事求是的予以处理。本案中，根据该院查明的事实，结合赵青云、吴某等人的陈述及讼争房屋自1990年以来长期由毛贤标一家居住、使用、管理等情形，该院有理由相信毛贤标在1990年左右基于买卖行为取得讼争房屋的所有权。若毛爱珍及两原告是讼争房屋的所有权人，则毛爱珍及两原告对毛贤标一家的上述行为，不应直至讼争房屋被拆迁可以获得巨额拆迁利益时才提出异议，这与常理不符。综上，该院认为毛贤标系讼争房屋的真正权利人。如毛贤标尚在世，讼争房屋因被征收可获得的拆迁利益应由毛贤标享有。现因毛贤标已去世，故相应的拆迁利益应由毛贤标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即本案四被告毛水王、毛云英、毛伟英及楼维享有。现两原告起诉要求四被告赔偿因讼争房屋被征收可以获得的拆迁补偿款及相关利息的诉讼请求，与事实相悖，该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毛茶元、张仲华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761元，由原告毛茶元、张仲华负担。
上诉人毛茶元、张仲华不服原判决，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四被告即四被上诉人主张毛爱珍在1990年将讼争房屋出卖给毛贤标的事实具有高度的可能性”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违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且与原审判决证据认定之间自相矛盾，同时又违背经验法则。具体理由如下：1.一审中，四被上诉人抗辩时，根本没有向法庭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毛爱珍在1990年将讼争房屋出卖给毛贤标的事实，既没有提供房屋买卖合同，也没有提供收取1000元房屋买卖款的依据材料即证明房屋买卖关系成立和履行的证明材料，仅凭诉讼中三名陈述不一致的证人证言（且证人吴某与被上诉人毛水王为堂兄弟关系，祝某为被上诉人毛水王的堂姐夫，系亲戚关系），认定房屋买卖合同关系的成立和履行，此种高度可能性认定又从何而来。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证据认定规则的运用无法体现。2.原审判决中“本院认为上述三份证人证言能相互印证，可以形成完整证据链”如此肯定，为何认定毛爱珍在1990年将讼争房屋出卖给毛贤标的事实只具有高度的可能性而不是确定性，岂不是又自相矛盾，逻辑上也不成立。3.原审法院“根据以上客观事实可以推断两家房屋的归属、使用原先曾经达成过一致意见，否则毛爱珍及两原告怎么能在近20年的时间里不就此提出权利主张？”的推断没有依据，原审法院运用如此经验法则，明显偏袒一方，无法让人信服。事实上，诉讼前，该房屋所有权人登记一直没有变化，无须诉讼求证，绍兴中院和浙江高院判决书均已明确：“由于所有人即本案中的两上诉人自2013年5月15日通过查档才获悉诸暨市人民政府证号为2-1993-23-3640号《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的存在，故其于同年6月5日申请行政复议，并未超过法定复议申请期限。”即两上诉人在2013年5月才知道权利受到侵害，才依法提起诉讼，系正当的维权行为，何来为争夺拆迁利益？4.原审法院认定“本院有理由相信毛贤标在1990年左右基于买卖行为取得讼争房屋的所有权”，并认为：“本院认为毛贤标系讼争房屋的真正权利人”无任何证据，仅凭主观臆断。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对经土改确权的房产，一般应以土改时确定的产权为准。现上诉人提供的土改确权的产权证等书证以及两级人民法院判决书确定的事实，足以证明讼争房屋产权人为毛爱珍所有，两上诉人作为继承人依法享有继承权。依据《物权法》规定，房屋产权以登记为准，原审法院在无充分证据推翻产权证书以及书证效力明显大于证人证言的证据审查规则的情形下，仍用自由心证来认定本案确实存在买卖、转让等引起物权变动的民事行为，因此，该认定本无事实依据，据此作出驳回两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属于法律适用错误。三、基于上述事实和行政复议机关以及绍兴中院、浙江高院两级法院判决书中已确认基于买卖关系而将土地登记在毛贤标名下，系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形下，作出确认土地登记违法的判决，已作出评判，足以否定被上诉人提出的认为毛贤标以1000元价格购买诉争房屋的事实，但原审法院却错误的认为绍兴中院、浙江高院未作评判，显然是错误和不当的。综上，两上诉人认为，根据《物权法》的规定，该房屋的所有权人应为毛爱珍而非毛贤标，毛爱珍死后，两上诉人依法享有继承权，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法律适用错误，严重损害两上诉人合法利益，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诉请，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四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毛水王、楼维、毛云英、毛伟英辩称：一、首先房屋变更的基础性材料均由当时的村干部填写并且修改，这证明当时上诉人所有的房屋发生了权属的变更，而被上诉人正是基于房屋买卖的客观事实获得了房屋相对应的宅基地使用权，并于1993年由诸暨市房产机构予以登记。二、相关证人对于在1990年发生房屋的权属变更事实予以了证明，虽然各证人之间的证言有部分冲突之处，但是并不影响对于当时房屋权属发生变更、对价进行交付的客观事实的印证。三、基于1990年诸暨农村当时的法制环境以及社会背景，上诉人提出没有书面的权属变更材料，这是可以理解及接受的，当时毛爱珍以及毛贤标均为文盲，自己的名字可能都难以书写，在这样的文化层次及1990年的法律环境下，没有书面材料也正常。四、虽然1993年登记的宅基地使用权证经确认违法，但是要明确的是该权证并非撤销，而是确认违法。同时，在省高院的第二次判决中明确“上诉人虽然在行政诉讼过程中对案件基本事实提出异议，却未能在行政复议程序中依照法律规定要求提供证据证明其对涉案房屋的所有权，或依法申请对相关证据材料进行技术鉴定，故上诉人就本案事实提出的异议和理由，本院不予采信。”即法院对于1990年的涉案房屋权属的变更并未进行事实认定，而在民事诉讼中是针对房屋权属变更的事实部分进行了审理，因此省高院确认违法的最终判决并不影响事实部分的审理。五、讼争房屋在毛爱珍外出上海打工后，由被上诉人一家自1953年到1989年间占有使用，后毛爱珍1989年回诸暨后，发现讼争房屋被毛贤标占用后发生争议，再经当时村委进行调解后，双方以1000元进行了房屋权属的交易，事后毛爱珍一直居住在其女儿加重，而其女儿家离讼争房产所在地仅距2里地。因此1993年讼争房屋做产权证时，被上诉人推断上诉人是明知的。并且自1990年至2013年之间，上诉人均未提出任何异议，这与上诉人提出维护其合法权益是不符合常理的，唯一的解释即为上诉人对讼争房屋权属变更的事实是明知的。六、在2013年讼争房屋涉及拆迁形成巨大的拆迁利益后，上诉人将被上诉人诉至法院，是基于对讼争房屋巨大拆迁利益的觊觎，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的行为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违背了契约精神，是非正义的。综上，四被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原判，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毛茶元、张仲华在二审中提交证据：（2013）浙绍行初字第16号行政诉讼一审笔录、对应的证人证言以及本案一审的证人证言各一份，证明：1.在2013年的行政诉讼中，为证明房屋权属以及通过1000元买卖方式认为登记是合法的而提供的证人证言，共8个证人证言，本案一审中提供3个证人证言，该些证人证言在一审中经过举证、质证和认证，最后没有被采信，如果认定买卖关系成立，那么实际上权利登记是合法的；2.两次证人笔录中反映出矛盾之处，两次证人证言间隔不到两年便陈述矛盾，所以证人证言是不足以采信的。综上，该些证人证言不应被采信且不能认定买卖房屋的事实。四被上诉人经质证意见如下：首先，该组证据非本案的新证据；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该组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想要证明的事实，在一审中，被上诉人也明确，因为证人均为60岁以上或者70岁以上的老人，而发生的事情距今20多年，要求老人对20多年前发生的事实进行准确的记忆并且表述是不客观的。其次，证人之间有些许的矛盾不影响证人对于在1990年物权发生变更进行交易并且对价支付等主要客观事实的证明。因此，被上诉人认为一审中的证人证言是能够证明当时物权已经进行了变更的客观事实。本院对该证据认证如下：被上诉人经质证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经审查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
四被上诉人在二审期间未提交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一致。
本院围绕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审理认为，私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本案中，两上诉人为确认其对讼争房屋的产权，并因四被上诉人的侵权行为，导致两上诉人因该房屋征收的可得利益损失，提供了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绍市府复决字（2013）29-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浙绍行初字第32号行政判决书、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浙行终字第231号行政判决书、涉案房屋的土地登记审批表等证明讼争房屋的实际产权所有人为两上诉人的母亲毛爱珍，1993年诸暨市人民政府将讼争房屋及土地登记在四被上诉人父亲毛贤标名下的行政行为已被确认为违法，因讼争房屋被征收可获得的利益应由两上诉人的母亲毛爱珍所有，因毛爱珍已去世，故应由法定继承人毛茶元及张仲华获得，两上诉人提供的涉案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经费补偿单等可以证明讼争房屋的征收可得利益已由四被上诉人获得，故四被上诉人应赔偿两上诉人该损失。对此，四被上诉人提出异议，认为讼争房屋产权原属毛爱珍并无异议，但在1990年四被上诉人的父亲毛贤标已通过买卖的形式获得该讼争房屋，并经1993年的确权登记，故而毛贤标是该讼争房屋的合法产权人，现毛贤标已去世，故因该房屋被征收所产生的利益应由四被上诉人获得。两上诉人对此予以否定，认为四被上诉人所陈述的房屋买卖行为根本不存在。
据此可知，两上诉人与四被上诉人之间有争议的为讼争房屋是否发生足以使物权发生变动的基础关系即房屋买卖关系？四被上诉人为证明房屋买卖这一事实，提供了赵青云、祝某及吴某的证人证言，该三名证人在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浙绍行初字第16号行政诉讼中为证明同一事实出庭作证，两上诉人提出三名证人在行政诉讼与本案原审中的陈述存在多处矛盾之处，故该三名证人的证言不可采信。本院经审查，结合双方当事人及证人的陈述可知，赵青云与吴某对1990年房屋买卖相关事宜及前因后果的陈述即毛爱珍早年外出打工，讼争房屋空置，钥匙为吴纪法之母保管，毛贤标因居住困难，经协商暂住毛爱珍房屋，1990年毛爱珍回诸暨居住，与毛贤标因腾退房屋发生矛盾，经吴纪法、赵青云等协调，毛贤标以1000元的价款买受讼争房屋，该1000元价款由毛贤标女儿毛伟英支付给吴纪法，由吴纪法转交给毛茶元，该两名证人对某的缘由、受让人与买受人、价款金额、支付人与收款人等主要事实陈述基本一致，且证人祝某也陈述其曾见到毛伟英将价款交付给吴纪法的事实，与前两名证人的证言能相互印证。两上诉人提供毛爱珍在上海瑞金医院的就诊病历，为证明毛爱珍在四被上诉人所述房屋买卖当时因受伤在家休养，不可能发生房屋买卖的行为，该就诊病历能证明1989年受伤的事实，但房屋买卖发生于1990年，且毛爱珍于1989年受伤回家休养的事实恰能与赵青云等证人陈述毛爱珍回诸暨与毛贤标发生纠纷的事实相吻合。赵青云时任1990年房屋买卖及1993年土地使用权作证时期的村主任，其亲自参与房屋买卖事宜及作为《地籍调查表》的实际经手人，系本案的直接证人，吴某系另一直接经手人吴纪法之子，且房屋买卖发生当时亦在场，因本案就房屋买卖这一基础事实无任何书面依据，故在上诉人无其他相反证据推翻证人证言的情况下，本院对四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的证明力予以认定，故证人证明的毛爱珍在1990年将讼争房屋以1000元的价款转让给毛贤标的事实应当予以确认。
另从房屋的事实占有使用情况来看，毛贤标一家在讼争房屋买卖发生之前，到1993年办出相应的土地使用权证，直至讼争房屋被征收拆迁，一直居住在讼争房屋内。根据上诉人所述，毛爱珍于1989年受伤后即回诸暨休养，按照常理应回老宅休养，故应对毛贤标占有使用房屋一事知晓，即使如上诉人所述毛爱珍回诸暨后一直住毛茶元处，未曾回老宅，但毛茶元所在村与讼争房屋所在村相距不远，在1993年各村统一重新办理土地使用权证时，毛爱珍作为原产权所有人亦应参与新证办理，故本院认为两上诉人直至2013年才对毛贤标一家的上述行为提出异议亦不符合常理。
综上，本院认为毛爱珍与毛贤标之间就讼争房屋曾发生买卖的事实应当予以认定，故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761元，由上诉人毛茶元、张仲华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夏 鸿
代理审判员 冯 奇
代理审判员 杜杭莉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叶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