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甬商终字第71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高祝芬。
委托代理人：叶明。
委托代理人：杜晶。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楼光军。
委托代理人：范碧华。
委托代理人：董晓娜。
原审第三人：张威威。
上诉人高祝芬为与被上诉人楼光军、原审第三人张威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2013）甬慈浒商初字第99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7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楼光军原系上海银行慈溪支行的职工，高祝芬、张威威及案外人岑央君、罗央聪均是楼光军的朋友。2012年12月下旬，张威威因归还银行贷款所需联系楼光军，希望楼光军帮其筹借资金。同年12月25日，楼光军电话联系高祝芬，称“有人归还贷款需要暂借200万元周转，三五天内归还”，高祝芬同意出借后，楼光军将案外人黄维的银行账户信息以短信方式告知高祝芬，要求高祝芬将款项汇入该账户内。同日，高祝芬将200万元以转账方式汇入黄维账户内。张威威用该款项归还了银行贷款，后张威威因故未能再次取得该银行贷款。2013年1月20日，因高祝芬向楼光军催讨款项，楼光军联系岑央君问其有无款项可供周转，次日岑央君依楼光军的短信将100万元汇入了高祝芬账户内。后因岑央君向楼光军催讨借款，楼光军又联系罗央聪，罗央聪将60万元汇入了岑央君的账户内。张威威曾向高祝芬出具了借条一份，借条载明：截止2013年1月20日尚欠高祝芬190万元。张威威亦向岑央君、罗央聪出具了借条。该三份借条现均在楼光军处。
另查明，高祝芬与楼光军之间自2012年始曾多次发生类似前述的款项往来，高祝芬就其出借款项收取月利率4.5%的利息。2012年12月6日、2013年1月8日，楼光军曾向高祝芬账户内各汇入4万元。原审审理过程中，楼光军、张威威均称楼光军未在该款项操作中收取利益。2013年2月，高祝芬曾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黄维，要求黄维返还200万元，后高祝芬撤回起诉。楼光军已于2013年年初从上海银行慈溪支行辞职。
高祝芬于2013年9月23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称：高祝芬与楼光军系朋友关系。2012年下半年，楼光军多次向高祝芬借款，双方约定月利率4.5%，截至2012年8月底，楼光军尚欠高祝芬90万元借款未还。2012年12月25日，楼光军因需向高祝芬借款200万元，口头约定五日内归还，并要求高祝芬将200万元借款汇入楼光军指定账户。同日，高祝芬将200万元汇入楼光军指定账户。届期，楼光军除2013年5月9日向高祝芬归还100万元外，余款一直未还。故请求判令楼光军归还借款190万元。
楼光军在原审中答辩称：对于高祝芬主张至2012年8月的90万元借款，高祝芬并未提供任何的证据材料，此笔借款与楼光军无任何关系；对高祝芬主张的2012年12月25日的借款，楼光军也无需承担。首先，本案楼光军并非借款人。本案的楼光军仅在高祝芬与张威威之间的借款关系中起联系介绍作用，高祝芬是否出借款项是由高祝芬自己决定的，即使高祝芬出借款项是基于对楼光军的信任，也不能凭此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其次，本案借款并非楼光军收取使用。高祝芬为职业放贷人，高祝芬在公安笔录中明确借款人是张威威、借款用于归还张威威名下的贷款，可见对借款人高祝芬是明知，也是自愿把钱打入张威威的相关账户。而且高祝芬与张威威并非只此一笔借款，有多次借款往来，所以高祝芬与张威威间的借款关系是明确的，对彼此也是知晓的。楼光军只是作为借款联系人将账户发给了高祝芬，楼光军无向高祝芬借款的意思表示，也无指定账户的表示。再次，楼光军并未就本案的借款收取任何报酬、好处，楼光军只是为朋友帮忙而为高祝芬、张威威联系介绍。本案借款的借条是由张威威向高祝芬出具的，借条应为借款人与出借人之间借贷关系最直接、有利的证据。就岑央君等人向高祝芬的还款也是张威威还款的，并非楼光军还，否则张威威出具的借条不可能为190万元。另外，在法院也有类似的案例处理过，该案情形与本案相似，法院最终判决由张威威返还借款及利息，所以本案应该根据同案同判的原则审理此案。综上，楼光军并非为本案所涉借款借款人，而是为张威威提供介绍，不应该承担还款责任。请求法院驳回高祝芬的诉请。
张威威在原审中未陈述意见。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所主张的事实应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就高祝芬主张的2012年12月25日前的借款90万元，高祝芬仅提供了两张4万元的银行凭证未提供其他证据以证实其主张，现楼光军对该借款不予认可，故对高祝芬的该项主张，不予认定。就2012年12月25日的100万元借款，高祝芬有对外出借款项赚取利息的意愿。借款发生时，高祝芬对楼光军并非实际用款人、出借款项系用于他人归还贷款等情况是明知的，楼光军无向高祝芬借贷的意思表示，而高祝芬也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楼光军与高祝芬之间存借贷合意。借款交付时，高祝芬的款项未经过楼光军银行账户，而是直接汇入张威威控制的银行账户内，款项也实际用于归还张威威的银行贷款。高祝芬虽称楼光军赚取了差额利息，也无证据印证该事实，而楼光军、张威威均一致陈述：楼光军未在该借款过程中谋取利益。就高祝芬出借的款项，张威威出具了借条，确认其向高祝芬借款并表示承担该借款，进一步印证了高祝芬与张威威之间借贷关系的存在。故此，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民间借贷关系应存在于高祝芬与张威威之间，楼光军仅在其中发挥了联系、介绍的作用，不应由楼光军承担归还借款的责任。在审理过程中，经原审法院向高祝芬释明后，高祝芬仍坚持其诉讼请求，故对高祝芬要求楼光军归还借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于2014年5月15日作出如下判决：驳回高祝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1900元，由高祝芬负担。
高祝芬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法院认为高祝芬主张的2012年12月25日前的借款90万元，高祝芬仅提供了两份4万元的银行凭证未提供其他证据以证实其主张，与事实不符，高祝芬除提供上述证据外还提供了询问笔录等证据，足以认定该借款事实。二、一审判决认定本案民间借贷关系存在于高祝芬与张威威之间，楼光军仅在其中发挥联系、介绍作用，与事实不符。无论是借款合意的形成、款项的出借、催讨以及部分借款的归还等事实均能反映涉案借款是楼光军所借。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楼光军答辩称：一、高祝芬提供的两张银行凭证以及相关笔录无法证明高祝芬与楼光军之间存在90万元的借款。二、高祝芬与楼光军之间确实不存在借款关系，楼光军仅起到介绍的作用。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张威威未陈述意见。
各方当事人在二审中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高祝芬在2013年5月9日向公安机关报案时陈述：2012年12月25日，楼光军打电话给她，叫她汇200万元到一个黄维的银行账号，楼光军跟她说人家要还贷暂借一下，三到五天会还给她的，后她将200万元汇到黄维的账号，她叫楼光军出借条，楼光军说借条不会出的，叫她相信他好了，钱是楼光军向她借的，跟其他人没有关系。2013年1月份，她要还银行贷款了，就向楼光军要100万元，楼光军说别人那里会想办法汇给她的，后她的银行卡收到100万元。过了几天，她到楼光军单位要求楼光军将剩余的欠款写张借条给她，但楼光军未写；大概2012年6月份，楼光军打电话给她说一个朋友要还贷款，向她借200万元。利息六分，她拿四分五，楼光军拿一分五，后她将200万元汇到黄维的账号，之后她收到110万，剩下90万元到现在未还（高祝芬在2013年2月6日向公安机关报案时陈述的内容未涉及该90万元）。楼光军一共骗了她190万元。
而楼光军在公安机关接受询问时陈述：2012年12月25日，张威威有一笔银行贷款300万元到期，叫他（楼光军）管账联系一下有无人肯借出来周转下，他想起高祝芬事先跟他说起过有200万元现金，托他如果别人要还贷了可以周转下，高祝芬可以赚点手续费，他就打电话给高祝芬说有人要还贷款需要周转下，后高祝芬将200万元汇到黄维的账号；至2013年1月20日左右，高祝芬打电话给他，要用100万元现金，叫他把借过去的200万元收回100万元，他就打电话问张威威，张威威讲银行贷款还要等几天才能办下来，他想张威威说过几天能把贷款办下来，就想到了给岑央君打电话，问其有无100万元现金，别人要周转下过几天就能还的，岑央君说有的，后来他就让岑央君把100万打给了高祝芬，这样高祝芬要的100万元先还上了。过四五天后，岑央君向他要100万元现金，楼光军又打电话问张威威贷款的事实，张威威说还要等几天，故他又打电话给罗央聪说别人要周转，需要60万元，后罗央聪将60万元汇入了岑央君的账户内。到1月27日左右，张威威跟他说房子被法院冻住了，他意识到贷款肯定没戏了。第二天，高祝芬到他单位催讨剩余的100万元，他跟高祝芬说张威威贷款办不出了，高祝芬听后就叫他出具借条，他说张威威没有出具借条给他，但是张威威给高祝芬出具了190万元，高祝芬就让他在张威威的借条上作为担保人签字，他不肯签，后来就借故离开了。另外90万元是之前张威威通过他管账向高祝芬拿过200万元，后来归还了110万元，还剩90万元未还清，故张威威给高祝芬出具190元借条。楼光军又称，张威威与高祝芬以及罗央聪与岑央君之间事先均没有联系，这个事情他有管账责任，但高祝芬等让他承担归还责任确实很冤。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是高祝芬与楼光军是否存在借贷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的规定，高祝芬应当对其主张的借贷关系的成立并生效承担举证责任。经审查，关于高祝芬主张的2012年12月25日前所欠的90万元款项，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与之后发生的200万元（剩余100万元）款项属同一性质的民事行为。但双方当事人对于上述款项的法律性质主张各异。从双方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及法院调取的相关证据看，张威威关于涉案款项性质的陈述前后不一，其真实性难以确认；罗央聪、岑央君等人与本案当事人存在利害关系，故有关涉案款项性质的陈述难以采信；本案虽有相关银行凭证等证据证明楼光军曾于2012年12月6日、2013年1月8日向高祝芬账户内各汇入4万元以及高祝芬向楼光军催讨款项时，楼光军曾通过联系岑央君将100万元汇入高祝芬账户内，但结合高祝芬、楼光军对涉案款项的陈述，尚难以认定高祝芬与楼光军之间存在借贷关系。高祝芬对自己的主张未提供充分的证据，对此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至于楼光军所称的双方之间系“管账”行为是否应承担其他民事责任，本案不予审理。高祝芬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21900元，由上诉人高祝芬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胡曙炜
审 判 员 叶剑萍
审 判 员 方资南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代书记员 夏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