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鄂宜昌中行终字第00152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谭国莲。
委托代理人乔建，业务员。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乔能雄，农民。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乔超贤，农民。
委托代理人袁晓翠，湖北演绎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原审被告秭归县公安局，住所地秭归县茅坪镇长宁大道15号。
法定代表人杨劲峰，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杨靖环，系该局法制大队大队长。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上诉人谭国莲因诉被上诉人乔超贤、原审被告秭归县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及行政赔偿一案，不服秭归县人民法院（2015）鄂秭归行初字第0000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9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钟波担任审判长，审判员胡振元，代理审判员周铁金参加的合议庭，于2015年11月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谭国莲及其委托代理人乔建、乔能雄，被上诉人乔超贤及其委托代理人袁晓翠，原审被告秭归县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杨靖环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14年4月29日，第三人谭国莲在自家门口洗衣服时发现无水可用，认为是原告故意将水放干，让其不能用水，便开始对原告进行谩骂。谭国莲骂了一段时间后，原告从田间劳动回来，坐在谭国莲院坝子里的石磙上，与谭国莲相互谩骂。嗣后，谭国莲回到自己的厨房准备做饭时，在自家厨房受伤。经法医鉴定，第三人谭国莲左眉弓处的伤为锐器创口，损伤程度为轻微伤。被告认为原告有殴打第三人的动机，第三人陈述受伤的过程与伤情相吻合，且相关证人可以证实第三人受伤的情况，遂认定原告殴打第三人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他人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14年6月17日决定对原告行政拘留七日并罚款200元。原告不服，向秭归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秭归县人民政府维持了该行政处罚决定。2014年12月31日，原告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撤销被告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并附带赔偿因被告非法剥夺原告人身自由遭受的损失11404.83元（含直接损失1404.83元、精神抚慰金10000元）。
原判认为：原、被告争议的焦点是被告认定原告实施了殴打第三人违法行为的证据是否达到行政案件的证明标准。
不同类型的案件有着不同的证明标准，刑事、行政、民事案件分别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治安拘留因限制了人身自由，是比较严厉的行政处罚，对于此类案件证明标准应该严格把握。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被告提供的证人乔某甲、乔某乙、李某均证实原告与第三人在第三人的院坝子里当面发生争吵，第三人受伤后随即向丈夫乔能雄等人陈述是原告将其打伤，证人刘某、乔某丙等证人在第三人受伤后看到其受伤的情形，第三人对受伤过程的陈述与其伤情鉴定相吻合，被告提供的上述证据虽然能够形成证据链，但未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尚不能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由于被告对原告的处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应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因被告对原告作出治安拘留的行政处罚被撤销，而违法拘留属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情形，故被告应当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原告诉请支付其限制人身自由的赔偿金1404.83元，法院予以支持。因本案判决前，国家公布了对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每日赔偿金的新标准，故将原告诉请的赔偿金1404.83元调整为1538.04元（219.72元×7）。国家赔偿法明确规定，在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下，才能主张精神抚慰金，本案中原告并没有发生严重后果，其诉请要求赔偿精神抚慰金10000元，与法不符，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一）项、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撤销秭归县公安局2014年6月17日对乔超贤作出的秭公（屈）行决字（2014）20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由秭归县公安局赔偿乔超贤被限制人身自由的赔偿金1538.04元。
原审第三人谭国莲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原审判决认定乔超贤在与谭国莲发生言语冲突后，谭国莲在自家厨房受伤，但只字未提谭国莲是如何受伤的；事实是乔超贤非法入侵谭国莲的住宅，手持凶器将谭国莲刺伤。2、原审判决以秭归县公安局提供的证据没有达到行政案件的证明标准为由，撤销了对乔超贤的治安行政处罚决定是错误的，秭归县公安局通过调查取得的证据已经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谭国莲是被乔超贤殴打致伤的，且法医也证明谭国莲不可能存在自伤行为。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违背了公平原则，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维持秭归县公安局2014年6月17日对乔超贤作出的秭公（屈）行决字（2014）20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被上诉人乔超贤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行政处罚中治安拘留限制了人身自由，是一种非常严厉的行政处罚，对该行政处罚的证明标准应严格把握。原审法院认定，原审被告秭归县公安局在对被上诉人乔超贤做出治安拘留处罚时，所收集的证据不足以支持其做出该行政行为，应属于主要证据不足，从而作出（2015）鄂秭归行初字第00005号行政判书，法律定性准确。本案中，原审被告作出的治安行政处罚主要证据不足，是违法的行政行为。理由如下：一、原审被告对谭国莲受伤的事实没有查清。1、谭国莲受伤的时间，原审被告没有查清。在原审被告对谭国莲的询问笔录中出现了不同的受伤时间，一次说是2014年4月29日中午12点钟左右，一次说是下午2点左右，而司法鉴定意见书上显示谭国莲自述是下午1点左右，原审被告的处罚决定书中又认定谭国莲受伤时间是下午4点，谭国莲到底是什么时候受伤，原审被告并没有调查清楚。2、谭国莲被何物所伤？原审被告没有查清。谭国莲先后两次陈述不一致，一次陈述为刀所伤，司法鉴定结论出来后，第二次陈述又改为不知是刀，还是剪子，还是别的凶器，没有看清楚。谭国莲究竟被何物所伤？原审被告没有查清楚。同时不能排除谭国莲自己摔倒被锐器刮伤的可能。3、谭国莲到底是如何受伤，其受伤与乔超贤是否有因果关系，原审被告并未查明。原审被告认为谭国莲与乔超贤事发当天发生争执，有殴打谭国莲的主观动机，且谭国莲仅与乔超贤发生争执，谭国莲受伤后立即电话告知其丈夫系乔超贤所伤害，同时谭国莲的伤情与其陈述相吻合，这些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实乔超贤对谭国莲实施了殴打。在本案中，乔超贤与谭国莲虽然有过争吵，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乔超贤有殴打谭国莲的违法行为，更没有证据证明乔超贤与谭国莲有过肢体接触，也没有证据证明所谓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本案如果仅仅是一个民事案件，证据都是不足的，何况是证据要求更严格的治安拘留行政处罚。二、乔超贤没有伤害谭国莲的时间。从原审被告提交的证据中，谭国莲自述受伤时间是当天下午2点左右，而证人乔某丙的证言证实，乔超贤下午2点左右在自家水田除草。由此可见，乔超贤根本没有伤害谭国莲的时间。且在原审被告对乔超贤的调查笔录中，乔超贤陈述了从早上6点到晚上6点的详细行程，每个时间段都有证人证实，但原审被告没有详细进行调查，而是偏听偏信，只对谭国莲提供的证人进行了取证，导致本案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按照秭归县公安局的逻辑，只要当事人之间有争吵，当日其中有一人受伤，伤者自述为另一人所伤，那么另一人就是伤害他人的行为人。那么，整个社会将会处于一种无序管理状态。原审法院合议庭成员为了还原事实真相，到事发现场进行实地查证，并在当地村委会巡回开庭，根据查明的事实作出了撤销秭归县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判决。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审判决。
原审被告秭归县公安局述称：一、秭归县公安局对乔超贤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并不存在事实不清的问题。2014年4月29日16时许，乔超贤与被侵害人谭国莲因用水问题发生争执并相互谩骂，遂后，谭国莲回家准备做饭，乔超贤窜进谭国莲家中，趁其不备，用拳头、锐器等方式对谭国莲进行殴打，致使谭国莲的左眉弓等处受伤。经秭归县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鉴定，谭国莲的左眉弓的损伤为锐器伤，损伤程度为轻微伤。上述事实，有乔超贤的陈述和辩解、谭国莲的陈述、证人证言、法医鉴定、伤情照片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乔超贤实施了殴打谭国莲的违法行为。二、秭归县公安局对乔超贤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证据确实充分，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1、乔超贤和谭国莲因用水一事发生争执，双方相互谩骂，且事发当日，与谭国莲发生纠纷的仅有乔超贤，乔超贤存在殴打谭国莲的主观动机。2、被害人谭国莲在公安机关对其询问时，对乔超贤如何对其实施殴打的过程作出了详细的陈述，谭国莲的陈述与其受伤情况能够相互印证。3、谭国莲在受到伤害后，即电话告知其丈夫乔能雄被乔超贤打伤。因当时乔能雄离家较远，便请同村村民刘某、乔某甲前去查看，谭国莲向刘某、乔某甲陈述其被乔超贤打伤。4、从法医鉴定的伤情来看，谭国莲左眉弓有一约1.5cm的锐器伤，左眼红肿，结膜出血，谭国莲对所受伤害的陈述与法医鉴定的伤情相吻合。上述证据形成了完成的证据链，足以证明乔超贤实施了殴打谭国莲的行为。虽然乔超贤在秭归县公安局工作人员对其进行询问时，没有对殴打谭国莲事实作出如实陈述，但本案的证据已经足以证明乔超贤对谭国莲实施了殴打的行为。三、原审法院在认为原审被告的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又以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为由认为原审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事实不清，但没有说明所谓的合理怀疑是什么。可见，原审法院在认定本案的事实和证据时，存在明显的矛盾。综上，秭归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维持秭归县公安局2014年6月17日对乔超贤作出的秭公（屈）行决字（2014）20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原判所载明的证据材料均已随案移送本院。本院根据本案证据所认定的基本事实与原判无异。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本案的被诉行政行为是原审被告于2014年6月17日作出的秭公（屈）行决字（2014）20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书》内容为：2014年4月29日16时许，乔超贤用拳头、锐器等方式对谭国莲实施了打击，乔超贤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他人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对乔超贤行政拘留七日并罚款200元。本案的审理就是对原审被告作出的秭公（屈）行决字（2014）20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否合法进行审查。
本案各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是：原审被告作出的秭公（屈）行决字（2014）20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公安机关查处治安案件，对没有本人陈述，但其他证据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可以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但是，只有本人陈述，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的，不能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十三条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的证据包括：（一）物证；（二）书证；（三）被侵害人陈述和其他证人证言；（四）违法嫌疑人的陈述和申辩；（五）鉴定意见；（六）勘验、检查、辨认笔录；（七）现场笔录、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三十八条规定，需要调查的案件事实包括：（一）违法嫌疑人的基本情况；（二）违法行为是否存在；（三）违法行为是否为违法嫌疑人实施；（四）实施违法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以及其他情节；（五）违法嫌疑人有无法定从重、从轻、减轻以及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六）与案件有关的其他事实。
本案中，原审被告秭归县公安局提交的2014年4月30日对谭国莲的询问笔录显示，谭国莲陈述其是在4月29日下午2时左右被乔超贤用刀和拳头打伤；在6月10日的询问笔录中，谭国莲陈述其是在中午12时左右被乔超贤用刀或者剪子之类的凶器和拳头打伤；司法鉴定意见书上显示谭国莲自述是下午1时左右被他人用刀具刺伤头部；原审被告的处罚决定书中认定谭国莲受伤时间是下午4时。虽然在一审第二次庭审中，原审被告承认由于办案人员疏忽，把谭国莲丈夫乔能雄电话报警的时间错写成案发时间，但直至在本案二审庭审中，在上诉人谭国莲最终确认其是在下午1点左右被乔超贤打伤的情况下，原审被告仍没有对谭国莲的受伤时间给出一个确定的结论。也就是说，谭国莲到底是什么时候受伤，原审被告并没有调查清楚，不符合上述《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三十八条第（四）项“需要调查的案件事实包括实施违法行为的时间”的规定。
为查明谭国莲受伤的时间，原审法院要求公安机关应用技术侦查手段，调取了事发当日乔能雄手机的通话记录，显示2014年4月29日当天，在谭国莲自述受伤且昏迷的时间段里（下午1点左右到下午4点左右），该手机一直不间断与谭国莲之间有通话（其中主叫3次，被叫7次），且最长的一次通话时长达7分钟之久。这与谭国莲在询问笔录中陈述的其苏醒后才给乔能雄打电话告之其被乔超贤打伤不符；也与谭国莲与乔能雄陈述的双方仅有3次通话不符。乔能雄手机的通话记录说明谭国莲和乔能雄在询问笔录中均有虚假陈述的嫌疑，原审被告对谭国莲和乔能雄陈述的内容并没有查证属实的情况下，采信谭国莲和乔能雄的陈述作为行政处罚的证据，不符合上述《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十三条“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的规定。
原审被告提供的证据亦显示，事发当天，乔超贤与谭国莲发生了争吵，谭国莲也受到了伤害。但谭国莲受到的伤害是否是乔超贤所为，原审被告没有提供任何直接证据证明乔超贤有殴打谭国莲的违法行为，也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乔超贤与谭国莲有过肢体接触，所有能证明是乔超贤殴打谭国莲的证据只有谭国莲本人的陈述及其受伤后向乔能雄、乔某甲、刘某、李某的陈述等传来证据。也就是说，违法行为是否为乔超贤实施，原审被告并没有查清。不符合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三条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三十八条第（三）项“需要调查的案件事实包括违法行为是否为违法嫌疑人实施”的规定。
基于以上事实，本院认为，原审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三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四）项的规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
上诉人上诉称原审判决以秭归县公安局提供的证据没有达到行政案件的证明标准为由，撤销了对乔超贤的治安行政处罚决定是错误的。本院认为，这涉及到治安拘留行政案件的证明标准问题。本案中的治安拘留行政处罚关系到人身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九条规定，法律可以设定各种行政处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由此可见，对于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是较重的处罚，因此这种行政处罚切不可滥用。行政行为的作出是要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尽管行政程序的目的一方面又强调行政效率。但是在效率与人身自由面前，应该用利益衡量方法来对二者进行取舍。对人身自由的限制处罚不能仅仅凭借优势证据，而是要参照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所谓排除合理怀疑是指全面的证实、完全的确信或者一种道德上的确定性；这一词汇与“清楚”、“准确”、“无可置疑”这些词相当。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并不排除轻微的或者可能想象的怀疑，是排除每一个合理的假设，除非这种假设已经有了根据，它是达到道德上确信的证明。要让作出行政决定的人员排除每一个合理怀疑达到内心确信需要有充分证明的证据，而且证据之间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相互印证而无矛盾。如前所述，本案中原审被告提交的证据尚不能证明谭国莲受到的伤害就是乔超贤所为，而且证据之间尚未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据之间亦有相互矛盾之处，不能排除对谭国莲受伤原因的合理怀疑。当然，在本案中，由于没有事发时的视屏资料及目击证人，已经无法去还原一个完整的客观事实，只能尊重和采信有证据支撑的法律事实来作出判断。综上，原审判决结论正确，上诉人的主张不能成立。
上诉人其他诉讼理由、请求，原审判决已进行论述，本院不再重复。
综上，上诉人上诉理由不予采信，其主张不能成立。原审判决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诉讼费50元，由上诉人谭国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钟 波
审 判 员 胡振元
代理审判员 周铁金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宋佳佳
附：本判决书引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
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九条法律可以设定各种行政处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
第三十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
第九十三条公安机关查处治安案件，对没有本人陈述，但其他证据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可以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但是，只有本人陈述，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的，不能作出治安管理处罚决定。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二十三条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的证据包括：（一）物证；（二）书证；（三）被侵害人陈述和其他证人证言；（四）违法嫌疑人的陈述和申辩；（五）鉴定意见；（六）勘验、检查、辨认笔录；（七）现场笔录、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三十八条需要调查的案件事实包括：（一）违法嫌疑人的基本情况；（二）违法行为是否存在；（三）违法行为是否为违法嫌疑人实施；（四）实施违法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以及其他情节；（五）违法嫌疑人有无法定从重、从轻、减轻以及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六）与案件有关的其他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