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6）闽0211行赔初2号原告何开明，男，汉族，1944年1月18日出生，户籍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被告厦门市公安局湖里分局交警大队（原名厦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湖里大队），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祥岭路428号。诉讼代表人王世伟，大队长。出庭应诉负责人殷宗平，该大队教导员。委托代理人苗峰，厦门市公安局湖里分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李芳珺，厦门市公安局湖里分局工作人员。原告何开明诉被告厦门市公安局湖里分局交警大队（以下简称“湖里交警大队”）行政赔偿纠纷一案，于2016年5月19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本院于当日受理，并于2016年5月24日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8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何开明，被告湖里交警大队行政机关负责人殷宗平、委托代理人苗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由于湖里交警大队2016年5月3日做出的编号为350206320068736的公安交通行政强制措施扣罚原告电动自行车、并提起诉讼一案，使得原告遭受损失。被告违反了国家的法律和福建省的法规，违法扣留非机动车，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具体损失为，2016年5月3日扣罚事件误工半天、2016年5月4日到被告处接受处理误工半天、2016年5月19日呈送起诉书到法院误工半天、2016接受法院开庭传票误工半天、2016参加法院开庭审理误工半天、2016年将要到接受法院判决书误工半天，共6个半天。原告于庭审中陈述，因2016年6月12日到法院接收被告《答辩状》误工半天。以上每次的公交车费加半天的误工费按120元计算，故原告请求法院判决被告赔偿的误工损失和交通费应从《行政起诉书》要求的600元，改为赔偿120元/半天*7半天=840元。原告的赔偿请求为：一、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为诉讼电动自行车被交警湖里大队扣罚一案，造成的交通费和误工费损失共计840元。二、判决被告支付本次全部诉讼费用。原告为支持其主张，提供如下证据材料：证据1、2016年5月3日厦门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湖里区大队做出的编号为350205320068736的公安交通行政强制措施凭证。证据2、工作证，证据3、福建联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目工程部出具的证明，证据2、证据3拟共同证明原告现被返聘在联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一个月工资5000元，日工资240元。被告湖里交警大队答辩称，一、该大队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2016年05月03日09时37分许，其大队民警林艺龙、陈镇海在仙岳路金尚路口执勤时发现原告何开明驾驶无牌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民警根据《厦门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若干规定》第四十五条第（八）项之规定依法扣留何开明驾驶的无牌电动自行车，并当场开具第350206320068736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原告在凭证上签字确认。以上事实有民警出具的查获经过、现场照片、第350206320068736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等证据证实。因此，其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事实情况、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二、其执法行为合法，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原告何开明驾驶无牌电动自行车违法上道路行驶，故其依法对该电动自行车进行扣留，整个执法行为合法合规，并无违法情形。因此，原告的赔偿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其不应承担行政赔偿责任，请求驳回原告的行政赔偿请求。被告湖里交警大队为证明其主张，提供如下证据材料：证据1、第350206320045447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证据2、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审批表，证据1、证据2拟共同证明其依法扣留电动自行车，且程序合法。证据3、执勤民警陈镇海出具的查获过程；证据4、执勤民警林艺龙出具的查获过程，证据5、现场电动自行车照片，证据3至证据5拟共同证明何开明驾驶无牌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并被民警依法查扣。证据6执勤民警陈镇海的警官证复印件，证据7、执勤民警林艺龙的警官证复印件，证据6、证据7拟共同证明民警的执法资格。证据8、2012年1月30日的厦门日报，拟证明关于厦门市电动自行车登记挂牌的有关事项已向社会进行通告。经庭审质证，原告对于被告提交的证据1至证据7无异议，对于被告提交的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其2015年来到厦门，不可能看到2012年的报纸，被告应当在电动车的销售场所张贴布告进行告知。被告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1无异议。被告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2，真实性有异议，被告认为其未加盖任何公章。且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被告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3真实性、合法性存在异议。本院对原被告双方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证。经审理查明，1、2012年1月30日，《厦门日报》刊登《厦门市公安局关于电动自行车登记的通告》、《厦门市电动自行车登记办法》、《厦门市公安局关于在思明区、湖里区限制电动自行车通行的通告》。其中，《厦门市公安局关于电动自行车登记的通告》中载明，“为加强电动自行车规范管理，根据《厦门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若干规定》，决定自2012年3月1日起，对我市电动自行车实行登记，并核发号牌和行驶证。2、2016年05月03日09时37分许，原告驾驶一辆二手电动自行车（车架号021008）行至仙岳路金尚路口时，因无牌驾驶，被民警林艺龙、陈镇海执勤时发现，民警对原告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即扣留何开明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并当场开具了第350206320068736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凭证》。3、根据《厦门市公安局推进警务改革总体方案》，厦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湖里大队已于2012年4月更名为厦门市公安局湖里分局交警大队。4、2016年10月30日，本院就原告诉请要求撤销2016年5月3日厦门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湖里区大队做出的编号为350206320068736号的公安交通行政强制措施一案作出（2016）闽0211行初41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何开明的诉讼请求。以上事实由原被告双方提交之证据及本案庭审笔录、本院（2016）闽0211行初41号《行政判决书》等予以证实。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根据该规定，获得行政赔偿的前提是合法权益受到违法行政行为侵害，且损害结果与违法行政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案系因采取扣押这一行政强制措施进而引发行政赔偿的诉讼，行政机关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系其行政强制措施违法。根据在案证据及本院在（2016）闽0211行初41号《行政判决书》中认定的相关事实，被告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原告的赔偿请求缺乏相应的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何开明的赔偿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丁耀霜审 判 员  蓝水凤人民陪审员  叶泽华二〇一六年十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谢正琰速 录 员  陈荣强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