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6）内0602民初11519号   原告:上海某公司。   地址:上海市XXX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号：XXX。   法定代表人:胡某，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徐某，系上海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鄂尔多斯市某公司。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XXX。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号：XXXXX。   法定代表人:白某，系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郝某，系内蒙古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某，X年X月X日出生。   身份证号：XXX。   委托代理人:陈某，系内蒙古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某，系内蒙古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上海某公司与被告鄂尔多斯市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杨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被告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被告杨某的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某公司、杨某连带向原告支付货款7150000元及利息，利息从2014年5月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请求判令被告某公司支付货款470690元及利息，利息从立案之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的利息，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3、本案诉讼费用二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0年至2014年被告某公司与原告发生了金额为97612613.40元的合同业务。被告某公司在2016年7月26日对原告的询证函回复时认为：“（1）与原告的合同业务的开票金额为78314963.40元（说明：原告询证函上的累计开票金额97612613.40元包括原告与被告和效前身的开票金额19297650元，全部的开票金额减去与被告和效前身的开票发票金额19297650元，正好是被告某公司认可的开票金额78314963.40元，且原告与被告某公司前身的业务已经钱货两清；（2）付款金额是77844273.40元；（3）截止2016年7月26日仅欠原告货款470690元”。对于被告某公司对询证函的回复，原告仅认可被告某公司开票金额（不包括开具给其前身的开票金额）78314963.40元的确认，原告不认可被告和效对付款金额与欠款金额的确认。对于原告开具给被告某公司的78314963.40元合同交易的发票金额，原告仅收到70694273.40元，与被告辩称的付款金额77844273.40元相差7150000元，被告辩称7150000元，交由被告杨某一方转交。但被告某公司用银行票据支付货款时未要求被告杨某一方提供领款特别授权委托书，而该特别委托书是原告在预开的收据上特别强调的事项。被告某公司未尽到合理审慎义务，将大额银行承兑汇票交由被告杨某另行委托的第三人领取，导致原告7150000元货款流失，被告在付款事项上重大过失。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   庭审中，原告将诉讼请求变更为：1被告某公司和被告杨某向原告连带支付货款715万元及利息，利息从2014年5月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3、对于被告某公司支付货款470690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在本案中不主张。   庭审后，原告撤回被告杨某对715万元货款承担连带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该项诉讼请求在本案中不主张。   被告某公司辩称，不认可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理由：1、从2010年至2014年期间原告与被告某公司和鄂尔多斯市光源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存在多份合同，多份发票，多份收据，多笔付款，且每份合同和发票收据不是一一对应。签订的合同部分履行部分未履行，但原告实际履行的合同金额被告和效全部支付，不拖欠货款，已支付的货款金额为93307813.4元。双方的总货款为93307813.4元；2、关于原告所说的询证函并非双方财务结算的真实情况，因双方履行合同的期限长，有多笔往来，全部核对的工作量非常强大，所以某公司工作人员收到询证函后，未能全面的核对账务，遗漏的部分往来，所以得出470690元的错误结论。在原告诉讼后某公司财务核对了账务，重新核对的结论为付清了货款，实际履行合同的全部价款；3、原告与某公司签订的合同中，被告杨某是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双方履行合同自始至终原告均是将发票、收据交由被告杨某、刘某领取的合同款，故被告某公司在付款中没有过失不应承担责任。综上，原告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杨某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具体理由如下：   一、原告与被告杨某主体均不适格，恳请法院依法裁定驳回原告起诉。   1、就“原告”与被告鄂尔多斯市某公司签订的系列《买卖合同》显示，甲方为本案的原告，乙方为被告鄂尔多斯市某公司，被告杨某为甲方即原告的授权代表，依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被告杨某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主体不适格。   2、本案中原告与被告杨某实际属于挂靠关系，双方属于必要共同诉讼参与人。被告杨某从2010年至2014年借用原告的资质以原告的名义与被告鄂尔多斯市某公司签订了系列《买卖合同》，该合同的实际履约方为被告杨某，被告杨某按照合同的约定给原告缴纳管理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54条的规定原告与被告属于共同诉讼参与人，本案中原告不能独立完成对被告某公司的诉讼，被告杨某也不应当以被告身份参加本诉讼。原告与和效签订的系列《买卖合同》，双方于2011年11月23日签订《鄂尔多斯和效框架合作协议》，《2011-2012杨某个人贸易合同欠款情况汇总表》，均可以证明杨某在原告与被告某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中身份为授权代理人，《框架协议》中约定了管理费的收取，《汇总表》中原告收取了被告杨某管理费，被告杨某所得收益为被告某公司支付款减去被告杨某应付原告货款减去原告收取的管费用。从合同的实际履行可以证明原告与杨某系挂靠关系。   二、被告某公司已付款中的715万元，原告方已经支付了所欠案外人某公司的货款，并由电器公司给原告出具了相应的税票，故被告杨某不承担给付责任。由于原告方同时生产经营高低压成套设备及元件等（详见原告经营范围），被告杨某为了有效的履行其以原告名义与被告某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被告杨某与原告又形成了系列《买卖合同》，约定被告杨某向原告方采购其与被告某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中的货物。鉴于以上事实，原告在收到被告某公司付款后按比例逐步支付其下欠电器公司的货款，从2013年10月份开始原告分三笔共计715元支付给了案外人某公司，（分别在2013年10月17日被告某公司支付“原告”货款4049744.5元，其中120万元以银行承兑汇票的形式于2014年4月15日支付给了电器公司；在2013年12月9日被告某公司支付原告货款4756808.48元，其中355万元以银行承兑汇票的形式于2014年6月10日支付给了电器公司；在2014年4月11日，被告某公司支付原告货款2466011.2元，其中240万元以银行承兑汇票的形式于2014年9月22日支付给了电器公司），同时电器公司给原告出具了相应的税票。综上所述，就原告诉状中所称述的与事实不符，就被告某公司已经支付的715万元，其已经支付给电器公司，杨某并没有将715万元据为己有，故被告杨某无需承担给付责任。另，通过原告与电器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及原告付款给电器公司付款凭证及出具的相关税票可以说明原告与电器公司存在购销合同关系，原告共欠电器公司货款8956464.29元。原告同意被告杨某按照被告某公司的付款比例支付所欠原告的货款，多余部分支付原告所欠某公司（代购款）的货款，在被告某公司将合同款全部付清时原告将下欠某公司的款全部付清。原告所主张的其中的715万元其已自愿偿还了所欠电器公司的货款。   三、原告所主张的利息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被告杨某认为原告所诉主体不适格，所主张诉请无事实及法律依据。   原告针对其诉讼请求，向法庭提交以下证据：   1、框架供货协议一份（与原件核对无异议的复印件，4页），证明原告与被告某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合同的当事人是原告及被告某公司。   2、询证函一张（与原件核对无异议的复印件，1页），证明原告与被告某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告更名后与原告共发生了78314963.40元的合同业务，被告某公司自认已支付原告货款77844273.40元，尚欠原告货款470690.00元。   3、本部凭证4张（复印件）、合同货款专用收款收据14张（复印件）、银行承兑汇票23张（复印件），电子转账凭证3张（复印件），证明被告某公司自认2013年10月、12月及2014年4月分别支付原告货款4049744.50元、4746808.48元、2466011.20元；被告某公司未见到原告要求的领款特别委托书，将前述货款的以承兑汇票7150000.00元交付被告杨某一方，导致原告货款流失，被告某公司应是向原告支付货款。   4、光盘一张（11分钟34秒）及文字内容，证明多次要求被告杨某过来对账的事实和被告某公司向原告支付的715万元由被告杨某擅自取走了。   5、被告杨某代理及贸易合同在公司欠款及情况的汇总表一份（与原件核对无异议的复印件，1页），证明截止2013年5月31日之前，被告杨某欠原告货款的数额14938833.68元。   被告某公司针对其辩称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框架供货协议》一份（复印件），《（箱变）买卖合同》一份（复印件），证明目的：1、原告与被告某公司签订《框架供货协议》及《（箱变）买卖合同》时，由被告杨某代表原告进行签约，且协议中明确约定原告的授权代表及联系人均为杨某；2、合同中约定的付款方式为电汇、支票、汇票；3、合同中约定的付款条件为质检合格30日后、凭买受人出具的收货单和出卖人提供的增值税发票为付款条件，合同并未约定需原告公司向领款经办人出具授权。   证据二、1、2010年度鄂尔多斯市某公司（被告某公司前身）向原告汇款的电汇凭证12支（复印件）、2、原告向鄂尔多斯市某公司（被告某公司）出具的发票64支（复印件），证明目的：2010年度，被告鄂尔多斯市某公司（被告某公司前身）向原告通过电汇方式付款合计金额16498000元；原告向被告鄂尔多斯市某公司（被告某公司前身）出具发票64支，合计金额20597000元；核减已付款金额尚有4099000元发票金额未付，该部分发票金额结转到下一年度。   证据三、1、2011年至2015年电汇凭证20支（复印件）、2、2011年至2015年承兑汇票38支（其中包含原告提供的24支承兑汇票复印件20张内部付款审批表，与原件核对无异议的复印件）、3、2011年至2015年原告出具的收据69支（复印件）、4、2011年至2015年原告出具的发票60支（复印件）、5、58笔付款（包括电汇和承兑汇票）对应的付款审批单，证明目的：1、电汇凭证20支，合计金额67564613.40元；承兑汇票38支（其中包含原告提供的24支），合计金额13550000元，两项合计81114613.40元，被告某公司在2011年至2015年期间向原告付款81114613.40元；2、被告通过经办人提供的加盖印章的收据69支，合计金额81114613.40元，与被告某公司向其付款数完全相符，被告某公司已全额付款；3、被告通过经办人提供的发票60支，合计金额77016613.40元，与2010年结转的未付发票金额4099000元相加，总额为81114613.40元，与原告在2011年至2015年期间开具的收据及被告某公司的付款金额均相等。被告某公司已付清全部合同款；4、58笔付款（包括电汇和承兑汇票）对应的付款审批单上均有被告杨某或被告杨某指派的刘某签字，并提供对应的原告出具的收据及发票，38支承兑汇票及电汇的方式均如此，原告一直采用由被告杨某、刘某经办的方式申请付款。原告诉称其中24支承兑汇票未收到的理由不能成立。   被告杨某针对其辩称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   证据一、上海某公司与杨某主体均不适格，双方属于挂靠关系。   1.鄂尔多斯某公司与上海某公司2011年-2013年签订的买卖合同（简称外部合同）24份共280页，（复印件，因合同的一份原件在某公司，一份原件在原告处）拟证明：从2010年至2014年被告杨某以原告上海某公司的名义与被告鄂尔多斯某公司签订了总金额为97612613.4元的《买卖合同》，被告杨某在授权代表人处签字。该合同的实际履约方为被告杨某，被告杨某按照合同总金额核减被告杨某欠原告的货款后按照比例给原告上海某公司缴纳管理费，故被告杨某与原告上海某公司属于挂靠关系，双方为必要共同诉讼参与人,原告不能独立完成与被告和效电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诉讼。   2、上海某公司与杨某2011年-2013年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简称内部合同）49份共93页，（签订方式为传真签订）。拟证明：被告杨某与原告上海某公司签订系列销售委托代理协议实际为《买卖合同》，约定被告杨某向原告上海某公司采购与被告某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中的货物,用于履行“原告”与被告某公司签订《买卖合同》，两组合同的规格型号一致，该合同的实际履行人为被告杨某，即双方为挂靠关系。   3、2012年8月22日签订的代理协议一份一页（与原件   核对无异议的复印件），拟证明：被告杨某与原告系挂靠关系。管理费的收取，协议中有约定。被告杨某给原告的管理费是为了履行和被告某公司的合同。   4、2011年11月23日原告上海某公司与被告杨某签订的《框架合作协议》一份二页（与原件核对无异议的复印件），拟证明：协议第二条明确约定了原告上海某公司给付被告杨某佣金及管理费用的计算方式，故被告杨某与原告上海某公司系挂靠关系。履行合同而制定的协议。被告杨某向原告采购原告与被告某公司签订的购买的货物，被告杨某根据购买的费用的比例缴纳相应的管理费用；   5、《2011-2012杨某个人贸易合同欠款情况汇总表》一   份一页（与原件核对无异议的复印件），拟证明：原告上海某公司收取了被告杨某的管理费，且被告杨某的实际收益为：被告某公司已付款核减被告杨某付原告上海某公司货款核减原告上海某公司收取被告杨某的管理费用。所以被告杨某与原告上海某公司为挂靠关系。（该汇总表有杨某及原告处变压器事业部总监徐某、电缆事业部销售总监徐国及原告处的财务会计任某的签字，原告加盖公章确认）。   综上证明原告与被告杨某主体不适格。原告和被告杨某是挂靠关系。   证据二、1、上海某公司与德力西集团鄂尔多斯某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五份共十一页（复印件）及内蒙古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15页，拟证明：上海某公司与某公司存在购销合同关系，上海某公司共欠鄂尔多斯某公司货款8956464.29元，同时鄂尔多斯市某公司给原告出具了8956464.29元增值税发票，核减原告已付款715万元，现原告尚欠某公司526464.29元未付。   2、银行承兑汇票、托收凭证受理回单及人民银行支付系统专用凭证各24份（本案争议的24份），共计48页及证明一份一页。拟证明：涉案的715万元原告方已经支付给某公司，被告杨某不承担给付责任。   综上，涉案的24支承兑汇票，所涉金额715万元，被告某公司已经支付给了上海某公司，电器公司对原告方持有有效的债权。涉案715万元并非被告杨某据为己有。   3、物资付款审批表及上海某公司合同货款专用收款收据共计26页（均为复印件，原件在某公司），拟证明：涉案的715万元原告方已收取。   庭审质证中，被告某公司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   1、框架供货协议一份对真实性认可，原、被告存在多份合同关系，这只是2012年的协议，原告应该提供实际履行的合同金额的证据。该协议中的原告方的委托代理人是被告杨某，被告某公司向被告杨某支付货款是符合双方的约定。   2、询证函一份对加盖的财务专用章子认可，对下欠的金额书写的470690元不认可，理由是上面的书写的开票金额和付款金额的使用笔的粗细不一致，所以其认为是后加上去的，对第二证明的问题不认可，询证函中未标明被告更名后发生的金额是78314963.4元，当时财务人员写的开票金额是指被告公司变更前和变更后的总金额；但该金额经过全部账务核对以后发现该金额是错误的。按其举证阶段为准；   3、银行凭证4张、合同货款专用收款收据14张、银行承兑汇票28张，电子转账凭证3张，均为复印件所以真实性不认可。分别付了多少其不清楚，总数按其的答辩意见。假如合同货款专用收款收据真实的，收款收据中加盖的公司法人代表特别授权代理人持授权书领取不认可，原因是合同中并没有约定，收款收据仅是财务人员审查使用的。印章直接加盖的，原告方反复使用的，属于格式条款是无效条款。虽然在收据加盖了印章，原告指派来被告某公司领款手续的领款人，从合同开始履行时就没有提供相关的授权，但原告之前均没有对收款提出异议，所以被告某公司认为，原告以实际履行的方式否认了收据中加盖印章的内容。被告某公司确实向原告付过款，所以认可付款事实。   4、光盘一张及文字内容，没有被告某公司的人参与，所以对真实性不清楚，但如果通话录音是真实的，录音内容中体现了被告某公司已经履行了全部付款义务，未付款是被告杨某和原告之间的事情，和被告某公司无关。   5、对证据5不清楚。   被告杨某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   1、框架供货协议一份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协议的附件一是合同的组成部分，应该一并举证。附件一所涉及的标的物设备名称、型号与被告杨某个人与原告方在2012年买卖合同中的型号、名称是一致的，被告杨某是该协议的实际履行人。原告和被告某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如果协议是真实的，在合同第六页明确注明被告杨某是原告方的授权代表。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主体不适格。   2、询证函一张（与原件核对无异议的复印件1页），形式上的质证意见同第一被告的质证意见，但是询证函是上任某系原告处的职工。   3、本部凭证4张（复印件）、合同货款专用收款收据14张（复印件）、银行承兑汇票23张（复印件），电子转账凭证3张（复印件），真实性不认可，可以和其提供的证据对照进行核对，该组证据可以显示715万元被告某公司已经支付给了原告，本案的原告出具了收据给被告某公司，并不能证明进入被告杨某的账户。   4、光盘一张（11分钟34秒）及文字内容，不能确定是不是被告杨某本人，证据来源不合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内容中第一页的上数第十行的中的内容和第十三行中的内容证明被告杨某是原告处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去和被告某公司发生的业务往来。第一页十七行的内容中证明被告杨某有双重身份，代送是指原告与鄂尔多斯某公司发生的买卖合同。电器公司法人是杨某，根据原告录音资料显示被告杨某个人受到原告方的指示将被告某公司付给原告的715万元支付给了电器公司，可以充分证明715万元是支付了代送款，并非被告杨某个人所有，第三十行中的内容也可以显示被告杨某的双重身份。原告扣取管理费以后将收益款给给了被告杨某。其中，录音中的“或者你再付我们贸易款”指的是被告杨某个人和原告方发生的买卖合同的货款。第二页第八行的内容带括号的是原告自己加上去的，录音经过了篡改，不符合证据的真实性。第二页的第十行、第九行的内容可以证实，被告某公司发生的货款是属于被告杨某的。被告某公司给不给款都是被告杨某承担，证明原告和被告杨某之间是挂靠关系。录音资料是原告提供的，所以对其内容也是认可的。   5、杨某代理及贸易合同在公司欠款及情况的汇总表一份、该证据是不完整的证据，和2013年6月13日的汇总表是统一的。对于杨某是否欠原告货款和本案无关，假如被告杨某欠原告货款也是应另案主张问题和本案无关。该汇总表签订的第二日又形成了汇总表。该汇总表作废，该证据证明了原告向杨某收取管理费的事实。杨某向原告交纳管理费的事实。   原告对被告某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   对证据一《框架供货协议》一份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证明的问题均予以认可，《（箱变）买卖合同》一份是复印件所以真实性无法核实，同时证据一不能证明被告某公司要证明的问题，被告某公司认为框架购货协议和箱变买卖协议中均约定了被告杨某的权利为仅为签约，并没有授权被告杨某代为领款。其次框架购货协议中约定了付款方式为电汇以及支票没有约定汇票。对于被告某公司辩称的合同中约定了用汇票付款，由于其未提供箱变买卖合同的原件无法核实原件，对被告某公司支付诉争的715万元合同中是否约定了，以汇票方式付款应结合所付715万元合同来认定。原告与被告长达5年的时间里签订了很多合同，大部分合同中约定的方式是电汇或者是支票并没有约定汇票的方式付款，被告认为用汇票的方式支付原告争议的715万元货款没有依据。被告提供的证据认为买受人仅出具收货单及增值税发票是付款的充分条件和事实不符，被告某公司提供的证据里均有原告提供的收据，原告提供收据被告支付货款，被告公司认为买受人仅凭收货单和增值税发票可以付款没有依据。   对证据二中的1、2010年度鄂尔多斯市某公司向原告汇款的电汇凭证12支；2、原告向鄂尔多斯市某公司出具的发票64支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证明的问题均予以认可。发票金额2059700元和付款金额1649800元认可。电汇凭证的数量12支认可，发票64张认可。   对证据三中的1、2011年至2015年电汇凭证20支关联性、合法性、合法性均认可，电汇凭证的数额67564613.40元均认可；2、2011年至2015年承兑汇票38支（其中包含原告提供的24支）中的24支不认可，其中不认可的数额共计715万元，与其庭审中提交24支承兑汇票一样，认可的数额为640万元；不认可的理由是原告没有收到金额715万元的24支承兑汇票，票号详见被告某公司提供的表格的第十行至第三十四行（序号为68-92）；3、2011年至2015年原告出具的收据69支三性认可，但是原告认为原告向被告出具的69支收据证明供被告用电汇方式付款收据，因为收据上写明了如果银行票据付款的领款人持有原告法定代表人出具的特别授权委托书，被告某公司见到原告提供的收据在未认真核实的情况下，就将承兑汇票交给了领款人，被告不知道向原告付款应该按电汇还是银行票据的方式；不包括以银行票据付货款；4、2011年至2015年原告出具的发票60支其三性均予以认可，从原告出具的发票可以看出合同的当事人与被告某公司，而不是被告杨某和被告某公司；5、58笔付款（包括电汇和承兑汇票）对应的付款审批单的仅认可除24支承兑汇票以外的。原告对于三性均予以认可，可以看出原告才是原告与被告某公司存在买卖合同的当事人，支付货款的对象是原告不是被告杨某。被告某公司认为原告一直采用被告杨某以及经被告杨某授权的刘某向被告某公司申领货款，被告某公司认为其他货款原告都收到并辩称24支承兑汇票原告没有收到的理由不成立，被告的抗辩实际混淆了法律规定，当事人能约定和习惯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用交易习惯，电汇的款项原告全部收到了，被告某公司承兑汇票的方式支付货款，票据法22条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付款人按承兑汇票方式支付货款的时候收款人一栏是必填事项，被告某公司向原告支付货款的承兑汇票中没有写。规避了法律规定，原告数次提醒被告某公司如果以银行票据付款的，一定要见到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在被告某公司每次付款原告都提醒过，被告某公司没有将提醒看重导致货款流失，被告某公司按承兑汇票付款有很大的随意性，两张支付表格可以看出有时背书，有时不背书。被告某公司认为按照惯例原告收到715万元承兑汇票没有法律依据。对于被告某公司认为除了争议715万元再也不欠货款，除了715万元货款之外，被告仅是支付原告开票金额，并不能证明不存在其他的欠款。   被告杨某对被告某公司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的问题均予以认可。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和证明的问题均认可，上述证据充分证明原告与被告某公司签订合同实际履约人为被告杨某，在上述证据汇款申请单中经办均系被告杨某签字，对于被告某公司提出的债权都是被告杨某提出的。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和证明的问题均认可。   原告对被告杨某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为：   对证据一的第一小项证据没有原件无法核实真实性，即便是真实的原告与被告签订的买卖合同中，被告作为原告的代理人，并不是被告杨某辩称的真实的权利人。因而被告杨某不是原告与被告某公司所签订合同中的权利人。其辩称是挂靠关系没有法律依据。本案争议原告和被告某公司之间买卖合同货款支付关系。原告与被告杨某之间是何种法律关系与本案没有关系。本案优先解决的是被告杨某申领的715万元银行承兑货款有没有去拿去占为己有用于所谓的抵债。   对第二小项证据的真实性原告需要进一步核实，即便是真实的被告杨某提供的委托代理合同可以证明被告杨某是作为原告和被告某公司买卖合同关系之间的原告代理人的事实，委托代理人合同中约定了被告杨某在完成委托代理合同义务之后，才有权向原告主张代理费。在原告的货款没有得到受偿时被告杨某擅自中途挪用，明显与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不符，被告提供的内部合同属于原告与被告杨某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与本案基础的法律关系没有牵连性。   对第三小项证据恰恰证明被告杨某是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关系，不是挂靠关系，和本案无关。   第四小项证据仅证明原告和被告之间还有其他法律关系，与本案法律关系没有牵连性，可以另案诉讼。   第五小项证据对其真实性认可，证明的目的不相关，原告与被告杨某之间具有多重法律关系，包括杨某为委托代理人及被告杨某的贸易公司向原告采购货物的买卖关系，原告与被告杨某的贸易公司之间还具有买卖关系。纠纷不能在本案解决，因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告某公司是在未见到授权委托书情况下将银行承兑交付给了被告杨某，被告举的证据一和本案不相干。被告提供的证据和本案没有关联性，所依据的基础法律关系不是原告和被告杨某之间的买卖关系，是因为法律的特别规定，根据民法通则66条第4款的相关规定，原告基于法律规定把被告杨某列为被告的。法律关系扩大化了。被告杨某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系。   证据二和本案没有关联性，对第一小项证据的真是性予以确认，和本案没有关联性，本能争议的主体原告和二被告，被告杨某的证据将案外人拉进来了，案外人是杨某设立的贸易公司，被告杨某自认该公司有独立的法人地位，杨某的贸易公司与本案不相干。被告杨某认为其贸易公司欠其货款，本案中拿出合同，合同的权利是否履行看不出来，所以原告欠杨某货款无法确认，也和本案没有关系。   对第二小项银行承兑的真实性认可，其余的都有异议，和本案没有关系。证明是属于证人证言，必须有当事人到庭亲自说明情况。由于所做证明的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某、第三人张璐均为到庭，不具有法律效力。原告根本没有收到涉案争议的715万元，也没有对715万元支付给本案无关的案外人的货款，该证明是虚假的，所列的银行承兑汇票715万元中有435万元在被告杨某的贸易公司最早2014年4月15日收到为止，承兑的期限已过。剩余的300多万元承兑的承兑日期大部分与被告杨某贸易公司收到所谓的原告交付的银行承兑汇票日期相近。435万元过了承兑期限的承兑汇票，杨某要变现，要有上家出具的延期证明。证明是虚假的。要求法庭核对证据的真实性。该组证据和本案没有关系。   第三小项的物资付款审批表系被告某公司支付原告货款是被告某公司单独做出的，被告杨某所主张的715万元货款发生在原告与被告杨某贸易公司之间，和本案没有关联性。上海某公司合同货款专用收款收据共计26页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予认可，和本案没有关联性。   被告某公司对被告杨某提交的证据质证为：   对证据一中的外部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对其证明的问题中被告杨某作为原告的代表和被告某公司签订合同也认可，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被告杨某代表原告履行合同催收款项予以认可。   第二小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可以证明在针对被告和效买卖合同中被告杨某负责销售款的回笼义务。被告杨某的权限除了合同签订、也包含相关的售后和货款催收。故被告某公司将承兑汇票支付给杨某，可以视为支付原告。对原告与被告杨某是否为挂靠关系被告某公司不清楚。   对第三、四、五小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证明的挂靠关系不清楚，框架合作协议可以证明与被告某公司的货款回收工作是由被告杨某负责的。   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可以证明被告杨某代表原告公司从被告某公司收取24支承兑汇票，合计金额为715万元。针对715万元原告提供了对应的收据，同时715万元，由原告方支付给第三方德力西电气公司。其向某公司715万元的行为可以证明被告某公司向原告支付了货款。   本院审查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1，被告均对真实性认可，且该证据符合证据有效要件的要求，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2，因该证据中证明的款项，原告在本案中不主张，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原告提交的证据3，系复印件，被告对真实性不认可，故本院对真实性不予采纳。原告提交的证据4，被告杨某对真实性认可，故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   对于被告某公司提交的证据一框架协议，原告及被告杨某对真实性认可，且该证据符合证据有效要件的要求，本院予以确认。证据一中箱变买卖合同虽为复印件，但被告杨某对其签字认可，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于被告某公司提交的证据二，原告及被告杨某均认可，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对被告某公司提交的证据三，被告杨某对真实性认可，且相互印证，故本院对真实性予以确认。   对于被告杨某提交的证据，因本案审查的系原告与被告某公司的买卖合同关系，针对被告杨某与原告之间的法律关系，本院不作审查，故本院对被告杨某的证据不予采纳。   经审理查明，原告与被告某公司于2012年签订《框架供货协议》一份，协议约定的协议有效期限为2012年7月20日至2012年12月31日止，出卖人处盖有原告公司的章子授权代表人处有被告杨某签字，买受人处盖有被告某公司章子。另，原告与被告某公司从2010年至2014年年初期间存在买卖电力设备、电缆的合同关系。原告与被告某公司签订了多份买卖合同。原告也向被告某公司开出了货款金额为97612613.40元的发票，原告自认其收到货款90462613.40元，另，对于7150000元的货款被告某公司以承兑汇票的形式通过被告杨某代原告领取货款。   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杨某对涉案买卖合同的出卖人是谁有争议，原告称其为出卖人，被告杨某辩称其是出卖人，本案中，通过原告提交的证据及被告某公司提交的证据及原告与被告某公司均认可的：“原告为出卖人，被告某公司为买受人、被告杨某为原告的委托代理人”事实，本院可以认定原告为出卖人、被告杨某为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关于被告杨某辩称的其与原告存在的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且被告杨某与原告的关系不足以对抗原告对外与被告某公司买卖合同关系，故本院对被告杨某的辩称不予采纳。   关于原告主张的被告某公司支付货款715万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双方当事人均认可715万元由被告杨某代领，对被告杨某是否有权代原告收取被告某公司支付的715万元货款存在争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本案中，鉴于从2012年至2014年原告与被告某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期间发生金额为97612613.40元货款的支付均是由被告杨某持原告的发票、收据、交货单从被告某公司处领取货款，故被告某公司基于长期交易往来形成的合理信赖，依据交易习惯将715万元货款支付给原告方一直负责收取款项的人员被告杨某并无不当，且被告某公司有理由相信被告杨某有代收715万元货款的权利，故被告某公司已付的715万元应视为其已向原告履行了支付货款715万元的义务，本院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予以驳回。   关于原告主张的被告杨某对715万元货款承担连带责任，本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即，支付货款系买受人的义务，本案中，买受人为被告某公司，故原告依据买卖合同关系向被告杨某主张支付货款715万元没有法律依据，本院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另，关于原告撤回被告杨某对715万元货款承担连带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系原告的自由处分权，本院予以准许。对于被告杨某辩称的其不欠原告货款，原告与其还存在买卖或其他合同关系，本院认为，对于被告杨某辩称其与原告是否还存在其他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审查的范围，且不足以对抗原告对外签订的合同，故本院对被告杨某的辩称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2572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李 艳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查苏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