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温鹿西商初字第1476号
原告：温州东昌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高一路178号。
法定代表人：季节。
委托代理人：池仁秋、王小静，浙江玉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金丽萍。
委托代理人：�晓双、黄志，浙江海雨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廖晓琦。
委托代理人：朱晓双、黄志，浙江海雨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温州东昌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昌公司）为与被告金丽萍，第三人廖晓琦修理合同纠纷一案，于2015年12月31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本案争议较大故转为普通程序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5月27日第二次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东昌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池仁秋，被告金丽萍和第三人廖晓琦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朱晓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东昌公司诉称：2012年7月3日，第三人驾驶被告所有的浙C×××××号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导致该车辆前盖、左前照灯、左侧托架、左前翼子板等各部位严重损伤。第三人向温州市公安局�通警察大队四支队、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报案处理后将浙C×××××号车辆交由原告进行修理。原告工作人员对车辆进行维修登记后，安排维修。后车辆维修完毕，维修款为204596元，因被告及第三人称资金短缺，要求原告先开具维修发票，待其向太平洋保险公司理赔后再支付维修款，遂原告予以同意并开具发票。现原告得知太平洋保险公司已将车辆的理赔款支付给被告及第三人，但被告在收到理赔款后不向原告支付修理费。经原告多次催讨未果，故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金丽萍支付原告浙C×××××车辆维修款204596元，并从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原告利息损失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在举证期限内原告向本院提供以下有关证据：
1.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原告主体资格；
2.驾驶证、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被告主体资格；
3.交通事故认定书、照片，证明事故发生时，车辆由廖晓奇驾驶及损失的情况；
4.温州东昌实业有限公司接车问诊单、施工单复印件各一份，证明车辆维修费为204596元的事实；
6.律师函、邮寄单各一份，证明原告刚得知被告已从保险公司获得理赔款，并委托律师发函告知其支付维修款的事实；
7.出险车辆信息表、事故认定书、发票、保险损失计算书、支付结果查询回单各一份，证明浙C×××××车辆理赔情况，被告已收到理赔款。
被告金丽萍、第三人廖晓琦共同答辩称：1.原告与被告并不存在修理合同关系，实际情况是在车辆发生事故时原告与被告协商一致，被告将涉案的车辆转让于原告，以理赔费用作为转让对价；2.即使双方存在修理合同关系，原告的起诉已经过了诉讼时效。原告于2012年9月4日开具发票并交付给被告，应从此时开始计算诉讼时效，原告认为自己从2015年9月才得知被告领取太理赔款是没有依据的；3.如果被告应支付维修费，那么也只需要支付更换的零部件现有价值，且车辆资金三年的贬值也应予以扣减；4.廖晓琦既不是涉案车辆的所有人、投保人、被保险人，也没有获得保险理赔款，在本案中既无独立请求权也与本案处理结果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原告将其列为第三人没有依据。
被告金丽萍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
1.农业银行交易明细复印件各一份，证明被告于2012年9月7日获得太平洋保险公司理赔款170000元；
2.建设银行交易明细、出险车辆信息表、车辆信息各一份，证明被告于2012年9月24日获得对方肇事车辆赔款28077元的事实。
在第二次庭审中，被告金丽萍提供如下补充证据：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机动车辆估损单一份，证明涉案车辆在发生交通事故时已经达到了报废的标准，依照常理被告不可能再要求修理。根据出险车辆信息表，车辆在事故发生时，实际价值为219949.2元，而保险公司出具的维修价格为24万多，实际已经达到了报废标准，原告通过残值的操作使车辆达不到报废条件，可以证明双方是车辆转让关系。
第三廖晓琦未提供证据。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与第三人共同质证如下：对证据1、2、3没有异议；对证据4、5有异议，其中接车问诊单、施工单均没有经过被告的确认，系原告单方面出具。对发票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被告在接受原告发票时对车辆的修理情况不知情，因为被告与原告已经协商将车辆转让给原告；对证据6，被告是否收到无法确认，且对内容也有异议，原告2012年9月4日开具了发票，被告于同年9月7日取得理赔款，原告理应及时知晓这一情况；对证据7没有异议，但是认为该证据属于原告当庭提交，超过了举证期限，法庭不应采纳。
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质证如下：对证据1-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原告是在2015年中旬才得知被告获得理赔的情况；对补充证据，原告对印章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上述证据记载的零部件残值未经双方确认，且被告主张的证明目的没有依据，且被告属于超过举证期限提供证据，法庭不应采用。
本院认为，被告、第三人对原告所提供证据1-3、7，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2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且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均能证明当事人所主张的待证事实，本院依法予以采用。原告提供的证据4，属于原告单方面，未经被告确认，本院不予采用。原告提供的证据5，仅能证明原告向被告开出了名目为“配件加工时费”，合计价值为204596元的事实。原告提供的证据6，可以证明原告于2015年11月12日委托代理律师向被告及第三人主张修理款的事实。被告提供的补充证据，并不能反映被告主张的证明目的，本院在本案中不予采用。
本院根据各方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本院确认的有效证据，认定下列事实：2012年5月30日，第三人驾驶被告所有的浙C×××××沃尔沃牌小型轿车（以下简称涉诉车辆），在六虹桥路口西山路口发生与案外人叶国林所有的车辆碰撞发生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经第三人报案出险，涉诉车辆被拖至原告处修理。2012年9月4日，原告分别向被告开具三张增值税普通发票，购货单位处注明“浙C-×××××”，货物或应税劳务名称处注明“配件加工时费”，三张增值税普通发票合计的金额为204596元。2012年9月7日，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向被告支付理赔款170000元，同年9月24日，案外人叶国林向被告支付赔偿款28077元。
2015年11月12日，原告委托浙江玉海律师事务所向被告及第三人发函，要求被告及第三人在收到律师函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支付修理款204596元。嗣后，被告主张与原告之间实为车辆转让而非修理关系，拒绝支付修理款，遂形成本诉。
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为：一、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二、被告是否应向原告支付车辆修理款。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诉讼时效自权利人向对方主张权利之日时起算。本案中，虽然原告方主张被告在获得理赔款后再支付修理款，但该主张既无证据予以证明，亦未获得被告的认可，故本案应属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
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据此，即使原、被告双方达成了上述付款期限的约定，但被告未能举证证明原告在2012年9月已明知被告领取理赔款的事实。现原告于2015年11月12日向被告及第三人发函主张权利，于2015年12月提起本案诉讼，故原告的起诉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被告认为本案诉讼时效应从2012年骂9月7日起算的辩称，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原告主张要求被告支付涉诉车辆修理费的诉请，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具体理由如下：其一，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告以增值税普通发票主张与被告之间存在修理合同关系以及204596元修理费用的事实。但是，增值税发票本身仅仅是税务机关计收税金和扣减税额的凭证，在一般交易中只是双方的结算凭证，只能证明双方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可能性，并不能证明双方债权债务的必然性。故原告提供的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其与被告存在修理合同关系，应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其二，根据一般车辆修理的惯例，修理方应向客户出具修理清单，列明详细的维修材料费用、工时费用，并经客户签字确认后由客户付款并开具发票。在本案中，原告修理涉诉车辆的费用并未得到被告的认可，却直接向被告开具合计金额204596元的增值税普通发票，无异于剥夺了被告对修理款金额提出异议的权利，此为疑点之一。另外，本案涉诉车辆的事故发生在2012年5月，增值税发票开具以及被告领取理赔款的时间发生在2012年9月，原告却在2015年11月才向被告发函要求支付修理款。在长达3年的时间�，涉诉车辆一直由原告保管，原告既不向被告主张支付修理款，被告亦不向原告要求提走涉诉车辆，明显与一般的社会常理相悖，此为疑点之二。现原告不能对本案中其主张的修理合同关系所存在的疑点作出合理解释，根据双方的庭审陈述，被告提出的原告与被告之间实际上存在车辆转让关系，被告取走原告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是为取得理赔款的主张，更符合常理，本院予以采信。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温州东昌实业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369元，由原告温州东昌实业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霄
人民陪审员 温 秀 杰
人民陪审员 倪 知 琳
二〇一六年六月一日
代书 记员 冯 思 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