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武汉中民二终字第0110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红桥脑科医院。
法定代表人：叶章泽，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斌，湖北诚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幼菊。
委托代理人：冯勋胜，湖北法正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林利，湖北法正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小某（系余幼菊孙女）。
法定代理人：陈杨明（系周小某之母）。
上诉人武汉红桥脑科医院因与被上诉人余幼菊、周小某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2014）鄂江岸民初字第0074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9月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9月24日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武汉红桥脑科医院的委托代理人李斌，被上诉人余幼菊的委托代理人冯勋胜、被上诉人周小某的法定代理人陈杨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余幼菊、周小某在原审法院起诉称，2013年12月23日，周某因车祸致头、胸部受伤后入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六一医院（以下简称一六一医院）治疗，经手术及对症治疗后，周某伤情稳定并逐渐好转，意识清楚。为加强恢复治疗，2014年1月6日周某转入武汉红桥脑科医院治疗。然而，因武汉红桥脑科医院在治疗中使用了大剂量的镇静剂，导致病人呼吸抑制，并且没有应有的呼吸机治疗（护理）措施，出现危急情况时救助措施不到位，造成周某于第二日（即2014年1月7日）清晨死亡。故余幼菊、周小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武汉红桥脑科医院赔偿余幼菊、周小某各项损失合计868，277.50元［其中丧葬费19，360元（38，720元／年÷12个月×6个月），死亡赔偿金458，120元（22，906元／年×20年）、被抚养人生活费243，525元（15，750元／年×20年÷2＋15，750元／年×11年÷2），交通费2，000元，误工费8，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0元，以上合计931，005元，仅主张868，277.50元］；2、武汉红桥脑科医院负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武汉红桥脑科医院在原审辩称，余幼菊、周小某主张的金额过高，死亡赔偿金应按农村标准计算，被抚养人生活费也应按农村标准计算，交通费主张过高，请法院予以调整，周某已经死亡，不存在误工费，精神抚慰金已经包含在死亡赔偿金里面，不应当另行主张，即便主张，主张的金额也过高。周某在武汉红桥脑科医院住院时病情过重，住院时间短，院方的医疗行为只是有所欠缺，鉴定报告鉴定的过失参与度过高，应当适当降低。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余幼菊系患者周某的母亲，周某的父亲周某甲已去世。周小某系周某的女儿。余幼菊共有儿子周某、女儿周某乙两个子女。余幼菊没有办理社会保险，也没有退休工资。周某住武汉市新洲区，余幼菊、周小某居住在武汉市新洲区阳逻街军安社区，已在该社区居住了两年。
2013年12月23日，周某因“车祸伤1小时”入住一六一医院，2014年1月6日15：00出院，出院情况：气管切开套管内氧气吸入，胸腔引流管已拔出；出院诊断：1、急性呼吸功能不全；2、左侧多发肋骨骨折，连枷胸；3、双肺多发肺挫伤；4、左侧液气胸，右侧胸腔积液；5、三级脑外伤，右顶叶及左顶叶脑挫裂伤，右顶叶血肿，脑肿胀，多处头皮损伤，蛛网膜下腔出血、右侧小脑天幕下积血，双侧额部硬膜下积液；6、多处软组织损伤。
2014年1月6日19：00周某入住武汉红桥脑科医院，初步诊断：1、脑挫裂伤，2、左侧肋骨骨折后内固定，3、气管切开术后。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营养脑细胞等治疗。2014年1月7日8：05抢救记录：患者3：30突发心率下降，双侧瞳孔等大等圆，直径4.5mm，光反射迟钝；经抢救无效，7：40宣告临床死亡。
2014年3月1日，余幼菊、周小某向法院提出司法鉴定申请，申请对武汉红桥脑科医院对患者周某的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若存在过错，则其过错与患者周某的死亡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若存在因果关系，则过错参与度是多少及建议赔偿比例等事项进行司法鉴定，法院依法委托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该鉴定中心于2015年1月25日作出同济司法鉴定中心（2014）法医病理YF-55号《法医学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部分载明：1、被鉴定人周某损伤程度严重，其死亡主要由损伤原因导致；2、2013年12月23日被鉴定人周某在一六一医院住院，经过相应的治疗，病情逐渐好转，2014年1月6日15：00时出院记录其生命体征平稳，意识清楚；3、被鉴定人周某于2014年1月6日转入武汉红桥脑科医院，当天19：00出现烦躁，医方先后给予咪达唑仑、氯丙嗪进行镇静治疗，而未及时进行相应的检查，以排查颅脑及胸腔疾病的原因；且自1月6日21：00—1月7日3：30被鉴定人周某出现病情恶化的6.5个小时内，咪达唑仑共计静脉泵入约26ml或26mg，超出ICU患者镇静的剂量。因此，武汉红桥脑科医院对被鉴定人周某的诊疗中存在上述过失，该过失与周某死亡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建议其医疗过失参与度为20%—30%。鉴定意见认为周某在车祸后因严重颅脑损伤合并胸腔脏器破裂而死亡，其死亡主要由损伤原因导致；武汉红桥脑科医院在其诊疗过程存在一定过失，该过失与周某死亡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建议其医疗过失参与度为20%-30%。此次司法鉴定费10，000元由余幼菊、周小某支付。
原审法院另查明，2014年9月26日，武汉市人民检察院以武检公诉刑诉（2014）155号起诉书指控另案被告陶某某犯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诉讼过程中，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余幼菊、周小某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余幼菊、周小某请求判令被告陶某某赔偿丧葬费19，360元，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余幼菊157，500元、周小某173，250元，交通费2，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0元，共计经济损失1，000，000元。2014年12月18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鄂武汉中刑初字第0015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陶某某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余幼菊、周小某丧葬费19，360元、医疗费132，339.53元、交通费1，450元，共计经济损失153，150元（已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50，000元）。后余幼菊、周小某不服上述判决，于法定期限内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审理过程中，余幼菊、周小某申请撤回上诉，2015年6月16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鄂刑二终字第00019-1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上诉人余幼菊、周小某撤回上诉。
原审法院还查明，2014年湖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性收入为22，906元／年，湖北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15，750元／年，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26，008元／年。
原审法院认为，周某于2014年1月6日19：00入住武汉红桥脑科医院，双方形成医疗关系。经湖北同济法医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确定，武汉红桥脑科医院对患者周某的诊疗过程中，未及时进行相应的检查，以排查颅脑及胸腔疾病的原因，且自1月6日21：00—1月7日3：30周某出现病情恶化的6.5个小时内，咪达唑仑共计静脉泵入约26ml或26mg，超出ICU患者镇静的剂量，因此，武汉红桥脑科医院对周某的诊疗中存在上述过失，该过失与周某死亡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建议其医疗过失参与度为20%—30%，故应承担一定的责任，法院酌定武汉红桥脑科医院应对周某死亡的后果承担25%的赔偿责任。
余幼菊系周某的母亲，周小某系周某的女儿。余幼菊、周小某系本案的赔偿权利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依法核定余幼菊、周小某的损失如下：1、死亡赔偿金按照法庭辩论终结前上一年度湖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为458，120元（22，906元／年×20年）；2、被抚养人生活费按照法庭辩论终结前上一年度湖北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结合被抚养人余幼菊、周小某的年龄及抚养人情况计算，为220，500元［15，750元／年×20年÷2＋15，750元／年×8年÷2］；3、鉴定费10，000元。以上款项合计688，620元，由武汉红桥脑科医院承担25%，即172，155元。另外，法院酌定武汉红桥脑科医院向余幼菊、周小某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上述费用合计182，155元。武汉红桥脑科医院应赔偿余幼菊、周小某各项损失合计182，155元。余幼菊、周小某因周某死亡产生的丧葬费损失及交通费损失，已经由另案被告陶某某进行了赔偿，余幼菊、周小某不得重复主张，故对其在本案中主张的丧葬费损失及交通费损失，不予支持。余幼菊、周小某主张周某乙的误工费损失，但未能提交相应证据证明，故对该项损失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八条、第五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一、武汉红桥脑科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一次性赔偿给余幼菊、周小某各项损失合计182，155元；二、驳回余幼菊、周小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641元，邮寄费20元，合计4，661元，由余幼菊、周小某负担3，631元，武汉红桥脑科医院负担1，030元。
武汉红桥脑科医院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对周某死亡事实查明不清，因果关系和归责判决不当。周某死亡的直接原因是被他人故意伤害后，因抢救无效而死亡.抢救过失与故意伤害不是平等过错；二、赔偿项目遗漏且重复计算。1、余幼菊、周小某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提出了100万元的民事赔偿要求，在本案中又提出了86万余元的民事赔偿要求，属于重复主张。2、余幼菊、周小某在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中获得15万余元的赔偿，上诉至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后又获得11万元的赔偿，上述款项原审法院未在本案查清，也未扣除，属查明事实不清。3、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在先，本案判决在后，但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中的项目又在本案中再次计算，明显不公。因此周某死亡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上的原因，一个是故意犯罪，一个是救治过失，医院如有不当，也只应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余幼菊及周小某答辨称，武汉红桥脑科医院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审理查明，死者周某与周小某的母亲陈杨明于2012年3月27日登记离婚。
本院对原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开庭中，武汉红桥脑科医院提交了（2015）鄂刑二终字第000191-1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拟证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上诉审理期间，余幼菊、周小某与被告人陶某某的亲属达成和解协议，据此又获得了11万元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经余幼菊、周小某质证，对该文书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焦点为：一、武汉红桥脑科医院的治疗行为与周某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及赔偿归责的认定是否不当；二、本案与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是否存在赔偿项目重复主张、重复计算、项目遗漏的问题；三、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款是否应从本案赔偿款中扣除。
关于周某死亡与武汉红桥脑科医院治疗行为的因果关系及归责认定是否不当的问题。根据2015年1月25日同济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2014）法医病理YF-55号《法医学鉴定意见书》，已明确认定武汉红桥脑科医院在为周某治疗诊疗过程存在一定过失，该过失与周某死亡之间存在一定因果关系，并建议其医疗过失参与度为20%-30%。该鉴定已经一审法院组织双方质证，质证中武汉红桥脑科医院虽对该鉴定结论的证明目的有异议，但未提出有说服力的证据，一审法院据以采信该鉴定结论且酌定武汉红桥脑科医院承担25%责任并无不当，且该责任为过错责任而非补充赔偿责任。
关于本案与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是否存在赔偿项目重复主张、重复计算、项目遗漏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之规定：“对附带民事诉讼作出判决，应当根据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确定被告人应当赔偿的数额。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本院认为，余幼菊、周小某作为故意伤害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的原告，除以医疗损害责任为由向武汉红桥脑科医院提出民事赔偿外，有权向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提起合法诉求，经本院审查，一审法院对在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已支持的赔偿项目进行了扣除，并不存在重复计算及遗漏的问题。武汉红桥脑科医院二审中也未向本院提供有重复计算及遗漏的证据。
关于武汉红桥脑科医院提出在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上诉程序中，被告人陶某某的亲属因和解向余幼菊、周小某增加的补偿金11万元应从本案赔偿款中扣除的主张，本院认为，该和解协议是被告人陶某某及其家属为求得余幼菊、周小某的谅解，在法律规定允许的情况下自愿给付的补偿金，是陶某某对自己故意伤害行为自愿承担的责任，并不能替代武汉红桥脑科医院的医疗损害责任。该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与本案法律关系不同，法律责任主体不同，赔偿范围也不同，对武汉红桥脑科医院要求扣除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武汉红桥脑科医院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641元，由上诉人武汉红桥脑科医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万 军
审判员 晏 明
审判员 潘 捷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日
书记员 张文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