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陆良县人民法院刑 事 判 决 书（2014）陆刑初字第285号公诉机关云南省陆良县人民检察院。被告人王建生，男，汉族，1974年9月17日出生于云南省陆良县，大专文化，原系陆良县人民政府信访局局长，住陆良县。因滥用职权一案于2014年6月30日由陆良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刑事拘留，同年7月16日经曲靖市人民检察院批准并由陆良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陆良县看守所。辩护人朱华明，云南湛权律师事务所律师。云南省陆良县人民检察院以陆检公诉刑诉字（2014）24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建生犯滥用职权罪、受贿罪，于2014年10月1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10月2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云南省陆良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赵培林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建生及其辩护人朱华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云南省陆良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10年11月以来，陆良辖区平某、罗某等人到北京非正常上访，被告人王建生违反国家相关规定，不正确履行职责，确定由北京“黑保安”杨某1等人遣返上访人员并由相关部门支付遣送费用，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同时被告人王建生利用职务之便，多次收受杨某1人民币共计3.5万元。公诉机关随案移送了证人证言、书证等证据在卷予以证实。认为被告人王建生无视国家法律，身为国家工作人员，违反国家相关规定，不正确履行职责，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同时利用职务之便，多次收受人民币3.5万元，并为他人谋取利益，要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应以滥用职权罪、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依照“刑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被告人王建生犯滥用职权罪、受贿罪，应数罪并罚。在庭审中，公诉人认为“被告人王建生受贿犯罪后主动投案自首并积极退赃，对其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王建生对起诉书指控的受贿事实无异议，对指控的滥用职权有意见。起诉书指控的滥用职权与事实不符。第一，按照中央、省、市、县有关规定，各级党委集中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是做好进京非正常上访人员劝返工作的牵头单位，具体劝返工作由非正常上访人员所在乡镇（街道）、单位负责，县委集中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在县信访局，负责处理联席会议的一些日常事务。一旦发生非正常上访的情况，省驻京信访工作组就会以书面通知的形式通知县委或县政府，县委、政府领导都会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批转有关乡镇（街道）、单位做好劝返工作。有时候也会以电话形式直接跟我联系，由我向县委、政府有关领导汇报，并通知有关乡镇（街道）、单位。劝返的责任主体是各乡镇（街道）、单位，采取何种方式劝返决定权在各乡镇（街道）、单位。我身为信访局局长又如何可能将上访人员确定给北京‘黑保安’劝返呢？因此，指控我“违反国家相关规定，不正确履行职责，确定由北京‘黑保安’杨某1等人遣返上访人员并由相关部门支付费用与事实不符。第二，自2005年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成立以来，全国各地都在使用‘保安’协助地方做好进京上访人员劝返工作，其目的是确保进京上访人员及时劝返，维护首都北京稳定，树立地方改革开放良好形象。当然，这也跟以“非访数量”考核地方有很大关系。第三，2009年以来，我县信访形势持续好转。2012年8月，陆良县信访局被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信访局授以集体三等功；至2012年，全县进京非正常上访连续4年下降，《云南日报》作了专题宣传报道；2013年，我县信访工作在全市《科学发展观综合目标管理考核》中名列第3名，为近些年来取得的最好成绩，省、市都给予了充分肯定。鉴于我在自首材料中如实供述了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事实，并积极退脏，请求法院从宽处理。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指控王建生犯受贿一罪无异议，但被告人王建生不构成滥用职权罪，控方没有证据证实王建生有滥用职权的行为，即便认为王建生的违规行为属滥用职权，也没有证据证明所谓的滥用职权行为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了重大损失，也就是公诉人所说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因此，本案应当以“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成立”为由宣告被告人王建生不构成滥用职权罪。第一、判断王建生是否滥用职权的前提是弄清王建生的职权内容。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建生违反国家相关规定，不正确履行职责的行为证据不足，或存在定性错误，不能认定为属于滥用职权的犯罪行为。第二、被告人王建生的行为后果并未达到滥用职权罪要求的“致使国家或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条件。公诉方也没有提出任何确实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控方认为受保安公司的唆使一部分不断上访，同时保安公司给了上访人员好处，这是自相矛盾的。所以，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滥用职权罪。第三、控方指控被告人滥用职权的同时又利用职务便利多次收受杨某1人民币的行为，在刑法上是一个典型的想像竟合犯，行为人接受他人的贿赂后又滥用职权给他人谋取利益并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则同时触犯本罪与受贿罪。这时，滥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只不过是受贿得以实现的条件，因此，只能构成受贿罪。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控方指控的事实部分失实，与职权无关，部分事实属一般行政违规，不能认定为滥用职权，即便把违规行为当做滥用职权来处理的话，控方证据在证明这些滥用职权行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方面存在明显不足，没有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按想像竟合犯的规定被告人也不构成滥用职权罪。因此，辩护人恳请合议庭查清事实，本着“宽严相济，和谐司法”的刑事政策，以证据不足为由宣告被告人王建生不构成滥用职权罪。综合整个案情，并结合被告人具有的从轻、减轻的法定情节，建议法庭对其判处免予刑事处罚。经审理查明，2010年11月以来，陆良县辖区的平某、罗某等人到北京非正常上访，由北京“黑保安”杨某1等人遣返上访人员并由相关部门支付遣送费用。被告人王建生利用职务之便，多次收受杨某1人民币35000元。案发后，被告人王建生的家属已将赃款35000元退缴到陆良县人民检察院。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当庭列举并经法庭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1、行贿人杨某2的陈述用于证明：我先后几次送过陆良县信访局局长王建生35000元左右。王局介绍生意给我，我赚了钱分他一部分也是应该的。2、被告人王建生的供述用于证明：北京保安肖某送过我现金35000元、小王送过我现金4800元、郝庆鹏送过我现金2100元，合计现金41900元。肖某送我钱的目的是希望持续送我们陆良县的非访人员，他送我县的信访人员次数多他收入就增加，希望我多关照他的生意，在他们主动联系我的时候希望我跟上访人员所属乡镇的牵线搭桥。3、辨认笔录及照片用于证明：被告人王建生通过混杂辨认确认了6号肖某（杨某2），就是我认识的北京保安公司的人，送钱给我的人。肖某（杨某2）通过混杂辨认确认了7号王建生，就是陆良县信访局局长。4、户口证明用于证明王建生的基本情况。5、任职文件用于证明王建生任陆良县信访局局长。6、中共陆良县委集中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众性事件联系会议办公室陆联办发【2013】14号文件用于证明：王建生（县政府办副主任、信访局局长、群众工作局局长）为信访稳定工作小组领导成员、任驻京信访工作组组长。中共陆良县委集中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众性事件联系会议办公室陆联办发【2013】7号、8号、9号、13号文件用于证明：王建生任陆良县信访维稳工作领导小组成员。7、陆良县人民检察院查封/扣押财物、文件清单用于证明：王建生亲笔书写自愿缴纳41900元涉案款项的说明，涉案赃款人民币41900元。经质证，被告人王建生、辩护人对上述证据没有意见。综合上述证据及被告人、辩护人的质证意见，做如下认证：公诉机关列举的证据具备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且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锁链，足以证实被告人王建生犯受贿罪的事实。辩护人当庭列举了以下证据：2012年5月11日云南日报“调查研究”栏刊发的《奏响和谐发展新乐章》（陆良县创稳定促和谐的实践探索），2012年8月获得的“云南省信访工作集体三等功”奖状。用于证明被告人王建生的行为并未给社会造成恶劣影响。经质证，公诉人对上述证据有意见。认为上述证据只能说明信访工作有一定成绩，但不影响本案定罪量刑。综合上述证据及公诉人的质证意见，做如下认证：上述证据具备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采信。本院认为，被告人王建生在劝返非正常上访人员的工作中，虽然联系北京“黑保安”遣返非正常上访人员并由相关部门支付遣送费用，以及与相关乡镇的领导联系让他们跟北京“黑保安”联系具体的遣送事宜，发生非正常上访情况时，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劝返工作的责任主体是各乡镇、单位，被告人王建生在北京“黑保安”与涉访乡镇、单位之间联系遣返非正常上访人员过程中起中介、桥梁作用。被告人王建生的行为在客观方面没有故意逾越职权，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建生犯滥用职权罪的证据不足，故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建生犯滥用职权罪的罪名不能成立。被告人王建生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人民币三万五千元，并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被告人王建生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其受贿罪行，系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告人王建生在案发后其亲属代其全部退缴赃款，可以酌定从轻处罚。被告人王建生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王建生的行为不构成滥用职权罪”的辩护观点，予以采纳。综合被告人王建生具有的量刑情节，可对被告人王建生免予刑事处罚。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王建生犯受贿罪，免予刑事处罚。二、对被告人王建生犯罪所得的赃款人民币三万五千元予以追缴，由扣押机关上缴国库。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 判 长  朱自前人民陪审员  张发贵人民陪审员  马俊山二〇一五年二月十一日书 记 员  王元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