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长民一（民）初字第5058号
原告赵卿，男，1991年4月18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委托代理人于大江，上海市郑传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东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
法定代表人邵某，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周少锋，男。
被告川崎重工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
法定代表人野田真，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闵炜，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迟，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实习律师。
原告赵卿与被告上海东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州公司”）、川崎重工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崎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7月1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8月19日、9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赵卿及其委托代理人于大江、被告东州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周少锋、被告川崎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闵炜、王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赵卿诉称，原告一直想购买带有ABS（防抱死制动系统）的川崎牌新款摩托车，型号为ER250D。为此，原告于2015年4月15日前往东州公司现场看车。原告当场询问东州公司销售人员郑斌关于购买ER250D事宜，对方答复新款“没有现货、没有计划、没有消息”，现门店仅有一台型号为ER250C的旧款。在销售人员的极力推销下，原告考虑到新款上市计划不明，故决定购买旧款。次日，原告与东州公司签订《车辆销售合同》，以人民币38，000元的价格购买了旧款。后原告按约付清购车款，并于同月25日提车。孰料，同月27日，东州公司即对外发布消息，告知消费者新款ER250D摩托车可以接受预订。同年5月15日，东州公司交付其经销的第一批新款车辆。原告得知此事后进行查询，发现新款车辆早于同年4月6日即从川崎公司在泰国的加工厂装船发货。事实上，很多外地经销商早已得知新款即将上市的消息，并提前一至两个月接受预订。原告认为，东州公司是川崎公司在上海的唯一经销商，在涉案摩托车买卖过程中系川崎公司的代理人。两被告显然均早已知晓新款摩托车即将上市的信息，但为了清理库存车辆而向原告隐瞒该重要信息。被告不仅没有尽到善意的提醒义务（如提醒原告新款可能很快上市，建议原告等待），反而以“没有计划、没有消息”的说法误导原告，打消原告对新款上市的预期。因两被告的行为已构成欺诈，原告经多次交涉未果，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两被告对原告购买的川崎ER250C摩托车作退货处理，退还原告货款38，000元；2、两被告承担三倍赔偿责任，赔偿原告114，000元。
被告上海东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首先，原告在购买涉案车辆之前，已多次与东州公司销售人员郑斌通过“微信”进行沟通咨询。在前期沟通以及现场看车的过程中，原告从未表示过要购买带ABS系统的车辆，故东州公司也无法事先知晓原告内心的该种偏好。其次，东州公司直至2015年4月30日才收到川崎公司的电子邮件，告知新款ER250D可以接受预订。在此之前，东州公司并不知晓新款上市的信息，也就不存在关于该信息的告知义务。即便当时市场上有此方面传言，东州公司若以毫无根据的消息告知消费者，也是不负责任的。再次，原告在本案中并无任何经济损失，其所购买的旧款车辆质量并无任何问题。基于此，原告主张的欺诈并不成立，其也未遭受损失，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川崎重工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辩称：首先，两被告均是依法设立、各自独立经营的企业法人，彼此之间并不存在隶属和控制关系。除川崎品牌以外，东州公司还经营其他品牌的摩托车，其并非川崎公司的代理人。具体到本案买卖合同，出卖人系东州公司，缔结及履行涉案合同均是东州公司的自主经营行为，川崎公司也未参与上述过程。因此，川崎公司并非本案适格被告。其次，原告全然知晓所购商品的真实信息，并不存在误解。原告在购买涉案摩托车时，明知该款车辆不带ABS系统。即便原告在购买涉案车辆时表示若该款带有ABS系统更好，也很容易被解读为一种感想而非决定购买与否的因素。《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了消费者对商品或服务享有知情权的内容及范围，原告对法定知情权内的信息并不存在误解。再次，川崎公司并不存在欺诈。川崎公司与原告之间并不存在合同关系，也未进行过直接意思交流。至于新款上市信息，如前所述并非消费者在购买现有商品时依法应获得的信息，而是经营者基于当前市场状况、进口手续办理程序等条件自主决定何时公布的信息。本案中，川崎公司综合各种商业因素考虑，于2015年4月30日开始通知各地经销商新款上市信息，并于同年5月7日在官方网站登载该信息。该行为系川崎公司的合法经营行为，原告也非必然遭受不利。新款上市与原告购买旧款之间时间间隔较短，纯属巧合，而非川崎公司故意为之。最后，原告购买旧款与新款上市之间并不存在必然因果关系。一般而言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主要决定因素是种类、性能、价格等因素。涉案摩托车是否带有ABS系统仅仅在制动方式及制动距离上存在一定差别，消费者对此并不存在明显偏好。原告在了解上述信息后决定购买旧款，表明其钟意该款车辆，在其购买后也未遭受任何损失，川崎公司也未从中获得任何不正当利益。基于此，原告“退一赔三”的诉讼请求既无相应依据，川崎公司也非该请求指向的对象，请求法院予以驳回。
经审理查明：东州公司设立于1999年3月31日，经营摩托车销售等业务，股东为案外人邵某及江某某。川崎公司设立于2006年11月8日，系外国法人独资企业，股东为川崎重工株式会社。该公司经营受母公司及其授权管理的中国境内外企业委托的相关业务。
2015年4月10日，原告与东洲公司销售人员郑斌开始通过社交软件“微信”进行沟通，咨询了解摩托车技术问题以及购买Z250款摩托车事宜。同月15日，原告前往东州公司门店查看摩托车，后决定购买门店现存最后一辆全新川崎Z250C摩托车。次日，原告与东州公司签订《车辆销售合同》，约定原告以38，000元的价格购买上述摩托车。同月24日原告付清购车款，东州公司向其开某相应发票。次日，东州公司向原告交付其所购摩托车。同月30日，川崎公司向包括东州公司在内的经销商发送电子邮件，载明“各位尊敬的川崎经销商：春暖花开大地回春，届此尘封已久的Z250再次启航，此次隆重推出ABS版本，价格同时也更新，详细请见附件”。该邮件附件中，川崎公司对“Z250ABS15年款（即Z250D）”进行介绍，厂商建议零售价40，900元，并说明“2015年5月下旬到6月上旬左右到货，请提早向KHS提交预订计划”。同年5月1日，原告通过“微信”与郑斌联系，质疑为何其提车仅7天就“新款出消息5月底到货”，郑斌答复“你跟我联系的时候，那时还没有15款的消息……这个消息也是刚刚车展的时候才开始知道的……月底报关过来的话到用户手上的话应该是在六月初”。同月19日，东州公司在其“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宣布15款Z250ABS到达其门店。此后，原告与东洲公司就此进行交涉，协商处理未果，故涉讼。
上述事实，有东洲公司工商档案登记资料、川崎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原告与郑斌的“微信聊天记录”、《车辆销售合同》、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保修信息统一登记卡、交付报告、川崎公司于2015年4月30日向东州公司发送的邮件、东州公司向案外人开某的ER250D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货物进口证明书、车辆一致性证书、原告与东州公司法定代表人邵某的谈话录音、以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在案佐证，足以认定。
审理中，因原、被告意见不一致，致调解不成。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买卖合同项下的出卖人是东州公司还是川崎公司？2、原告在购买过程中是否遭受欺诈？
对于上述争议焦点，原告主张，被告东州公司作为被告川崎公司的代理人，在明知或者应当知道新款ER250D摩托车已经引入国内市场的情况下，面对原告的询问却隐瞒该信息，代之以“没有现货、没有计划、没有消息”答复原告，诱使原告作出购买旧款摩托车的错误意思表示。被告东州公司辩称其在原告购买涉案车辆时并不知晓新款上市的信息，且原告也未向其表达过购买带ABS系统的新款之意愿。被告川崎公司则否认东州公司与其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并表示原告购买旧款与其发布新款上市信息之间并无任何关联。
本案认为，关于涉案合同的当事人，东州公司系以自己名义与原告签订《车辆销售合同》。根据在案证据，东州公司经销川崎品牌摩托车，与作为川崎摩托车代理商的川崎公司均系独立的企业法人，在股东、资本、经营范围等方面并不存在隶属或混同关系，故原告主张的东州公司在涉案买卖合同项下系川崎公司的代理人，缺乏相应事实依据，本院难以采纳。
关于两被告是否存在欺诈行为。根据法律规定，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本案中，认定被告方是否存在欺诈，关键在于其是否明知原告对于ER250D款摩托车的购买意愿以及该车型即将上市的信息，而故意向原告隐瞒该情况，甚至作出具有误导性的陈述。事实上，关于ER250D款摩托车被引入国内市场的计划和程序，川崎公司早在原告签约前已然知晓。然而，对于川崎公司是否就此类信息向消费者负有披露义务，相关法律并无明确要求。对于原告而言，川崎公司选择在何时发布新款产品上市信息，或将影响其是否购买涉案产品之最终结果。但另一方面，发布新款是一种相对宏观的市场决策，根据一般常理不会基于单个消费者的购买行为而确定，川崎公司显然也无法掌握原告的消费心理并将其作为决策因素，故无法认定川崎公司在此过程中具有欺诈之故意。关于东州公司是否存在欺诈，取决于其在与原告缔约时是否知道新款上市信息并故意向原告隐瞒。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原告与东州公司于2015年4月16日签订买卖合同，故东州公司对原告负有的如实告知义务应限定于截至缔约之时其所掌握的与涉案产品有关的信息。但根据东州公司提供的证据，在双方“微信”聊天记录中并未涉及原告对于新款上市时间的咨询，而东州公司直至4月30日，也即原告提车以后，才收到川崎公司向各经销商发出的新款产品开始发售的通知。在此之前，对于双方而言，即便均明知新款确定将会引入国内市场，但就何时发售仍处于未知状态。原告虽表示其他经销商已提前听说新款即将引入的消息，但却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东州公司通过其他渠道提前知晓新款上市时间。基于此，原告主张东州公司存在故意欺诈事实，缺乏相应的证据予以支持，本院依法不予采纳。至于原告陈述东州公司未能尽到善意提醒义务，如建议原告等待新款。事实上，东州公司是否负有该义务，取决于原告是否向其表达过购买新款的强烈意愿且东州公司对短期内新款上市是否具有明确预期，但上述因素均被东州公司所否认，本案中也无相应证据予以证实，故无法认定东州公司对此具有过错。综合上述方面，本院认为，原告就其主张的欺诈事实，并未完成其负有的举证义务，对于原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两被告承担退货并赔偿三倍价款的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赵卿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660元，因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计人民币1，330元，由原告赵卿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陈婷婷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季 超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
的合同。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第六十八条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第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