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常山县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浙0822民初2618号原告：袁正良，男，1964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常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陈登仁，浙江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何妙富，浙江坚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周建红，男，1974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常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徐文军，浙江无剑（常山）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衢州市飞驰置业有限公司，注册地：浙江省衢州市衢化路166号，现营业地：浙江省衢州市三衢路401号。法定代表人：曾海平，职务：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丰琪,浙江振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浙江红泰家俬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常山县常山工业园区。法定代表人：周建红，职务：董事长。原告袁正良与被告周建红、衢州市飞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驰公司）、浙江红泰家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泰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9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11月7日、11月22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袁正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登仁、何妙富，被告周建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文军，被告飞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海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丰琪，被告红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周建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袁正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周建红归还借款本金5000000元，并支付自2014年10月2日起至2016年8月10日止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2229041元，2016年8月11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仍以本金50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利息；2.判令被告周建红支付原告律师费280000元；3.判令被告衢州市飞驰置业有限公司、浙江红泰家俬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周建红于2014年5月27日向原告借款人民币500万元整，借期为6个月，自2014年5月27日至2014年11月26日止，利息为月利率4%，被告衢州市飞驰置业有限公司、浙江红泰家俬有限公司为周建红的借款提供连带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借款人归还全部本息为止，三被告与原告签订《借款协议》一份。协议还约定若发生纠纷，则由常山县人民法院管辖；原告因追索该笔借款所产生的车旅费、律师费、诉讼费等由三被告共同承担。借款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4年5月28日将500万元借款汇入被告周建红账户。但被告周建红未能按协议约定按时支付利息。截止2016年2月11日被告周建红陆续支付利息62.61万元。借款本金和其余利息，经原告多次催讨，被告周建红至今未能支付，两保证人也未能尽担保还款之责。为此，原告诉至法院。被告周建红辩称，其与原告素不相识，其从来没有跟原告借过钱，双方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也不可能产生所谓的还款义务。被告衢州市飞驰置业有限公司辩称，原、被告之间没有就借款、担保进行过任何形式的协商也未达成书面的协议，其并未为被告周建红向原告袁正良借款提供过保证，只为周建红从王水清处借款时担保过，但是周建红已经归还了。故不同意承担保证责任。被告浙江红泰家俬有限公司辩称，其从未为被告周建红向原告袁正良借款提供过担保，且担保协议从未有袁正良名字出现过。故不同意承担保证责任。原告方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公司基本情况二份、变更登记情况一份，用以证明被告的主体资格及被告飞驰公司名称变更情况的事实。2.借款协议一份、银行汇款单三份，用以证明被告周建红向原告借款500万元，并由另两被告提供担保，以及借款协议签订后借款交付的事实。3.委托代理合同及律师代理费发票各一份，用以证明原告为实现债权花费律师费28万元，根据协议约定应当由三被告承担的事实。经质证，三被告对证据1均无异议。三被告对证据2均有异议，认为周建红向王水清借款签订该借款协议时，协议上“袁正良”处是空白的，后面的时间也是空白的，利息部分是事后补上去的，从借款协议上看，摁手印的地方都是经过确认的，借款时原告不在场；对汇款单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袁正良名字的银行卡不在原告袁正良本人控制范围内，虽然款是从原告的卡中汇出，但是原告对其中款项不具有支配权。被告周建红、红泰公司对证据3无异议，被告飞驰公司对证据3认为与其无关。被告周建红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1.2016年10月23日晚周建红及其诉讼代理人徐文军与原告的谈话录音一份，用以证明原告承认没有借钱给被告周建红，银行卡是王水清办的，卡办好后一直由王水清在使用，从原告卡中汇出的钱是王水清的，原告对该卡不具有支配权，原告与被告周建红至今不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2.工商登记信息、（2015）衢常商初字第402号民事判决书、原告提供的向周建红汇款银行卡账户的交易记录各一份，用以证明向被告周建红汇款的账户虽然开户名是原告，但是并不由原告控制，信友服饰投资人徐秋一与王水清系夫妻关系，信友公司发放工资通过原告银行卡发放的事实。经质证，原告方对证据1有异议，认为原告录音时受到恐吓，原告与王水清的通话记录是伪造的，是非法证据，应当进行非法排除，原告与陈文军的通话记录也是非法窃取的，总之，被告证据1来源不合法，原告当时陈述的情况不一定是客观事实。原告方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原告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完全有权支配自己的银行卡。被告飞驰公司、红泰公司对被告周建红提供的证据均无异议。被告飞驰公司未提供证据。被告红泰公司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业务凭证及委托付款说明各一份，用以证明被告周建红通过黄生福向王水清归还了本案500万元借款的事实。经质证，原告方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业务凭证并未体现汇款方是黄生福，如何证明该款是黄生福汇给王水清的；且黄生福汇款给王水清与本案无关联性，故该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被告周建红、飞驰公司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根据被告红泰公司申请，本院调取了常山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民警对原告袁正良所作的询问笔录及全程录音录像，以及原告在常山县风险企业帮扶和不良资产化解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常山县处置办）的谈话录音。原告袁正良在2016年11月14日10时25分民警调查时的陈述：“我和周建红私人之间是没有什么交往的……我私人和对方（指周建红）不存在资金上的往来，只是我在今年下半年的时候听我老板王水清、我亲戚徐土良跟我说，厂里面通过我的一张银行卡汇给周建红500万元作为借款，目前公司王水清安排我正就此事和周建红在打官司。……我不清楚500万元借款发生的时间、地点，500万元也不是我自己的，……信友服饰的财务陈文军就保管着我一张工商银行卡，用该银行卡给厂里的员工发工资，除此之外该银行卡具体从那时起被王水清、陈文军如何使用，我一点都不知道。关于信友服饰通过我银行卡借给周建红500万元的事情，我也是今年下半年才知道，当时老板王水清说公司借给周建红500万元……王水清拿出一张借款协议给我看过，上面有周建红的签字的……出借方一栏是我袁正良的名字……因此当王水清说要以我的名义到法院起诉周建红时，我也没有异议的……我说清楚一些，借款是公司的事情，和我本人是没有关系的，借款协议是什么时候、在哪里签的，我原先一点都不知道的……当时我也不知道公司以我名义借周建红500万的……”。经质证，原告方认为常山县处置办和公安机关调查取证的程序不合法，公安机关不应参与调查民事案件，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及常山县处置办的记录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本案应该以原告当庭陈述的内容为准。被告周建红、飞驰公司、红泰公司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被告周建红对原告袁正良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抗辩，认为其并未从原告处借款，这一主张能够从原告本人在常山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常山县处置办等处的几次陈述中得到佐证。公安机关、常山县处置办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所形成的证据，对本案事实具有证明力。原告方对证据效力提出的异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因原告本人在陈述中清晰地表达了其对借款不知情，借款与其没有关系的意见，结合被告周建红、被告飞驰公司法定代表人曾海平对借款事实的陈述。本院认为，被告周建红的抗辩理由能够成立，原告本人与被告周建红之间并未发生500万元的借贷关系。据此，原告袁正良并非诉争借款的出借人，不具有债权人资格，其起诉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袁正良的起诉。案件受理费32182元，予以退还原告。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代理审判员  范建平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吴薇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