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通民初字第16784号
原告刘冬梅，女，1975年9月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毕宝胜，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强，男，1974年8月25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苗增国。
委托代理人薛永恒（张强之妻），女，1974年12月14日出生。
被告王树生，男，1970年10月2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王桂琴（王树生之姐），女，1964年6月11日出生。
原告刘冬梅与被告张强、王树生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王薇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毕宝胜，被告张强及其委托代理人苗增国、薛永恒，被告王树生的委托代理人王桂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冬梅诉称：原告与被告王树生于2005年12月21日登记结婚，2010年2月8日签订《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购买了位于通州区芙蓉园x号楼x层x单元x号房屋，该房屋系夫妻共同财产。2015年6月2日，王树生与张强签订《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以总价326万元的价格将房屋出售给被告张强。原告对买卖x号房屋毫不知情，买卖过程中涉及到原告的签字也非我本人签署，直至被告张强及中介公司要求王树生面签时（面签双方必须亲自到场）才告知原告，原告得知后明确表示不同意卖房。此后王树生多次联系张强及中介公司，明确告知妻子不同意卖房，无法继续履行合同，愿意承担部分违约责任并尽量避免各方损失的进一步扩大。王树生在我不知情不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处分行为无效，根据婚姻法解释及物权法的相关规定，房屋尚未交付更未过户，且张强在购买房屋时明知原告不同意及未前来签订合同更没有授权，因此，根据法律规定，二被告签订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为无效合同。另一方面，因我与王树生系二婚，婚姻基础薄弱，婚后感情屡屡出现问题，王树生此次卖房显然是与张强恶意串通，以达到恶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目的，依据民法通则、合同法、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解释的相关规定，二被告签订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是虚假的协议，存在不法目的，应为无效合同，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二被告签订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被告张强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诉状中的事实及理由部分我不认可，当时谈合同时是四个人在场，包括我、我爱人薛永恒、王树生及其姐王桂琴，当时我们问到原告是否同意出售房屋，他们称同意，只是家住的比较远，没有过来，知情同意书也是拿回去给原告签字的，之后交给中介人员的。王树生还曾说过原告听其朋友说通州的房价要涨，所以房子不卖了。在通话录音中也说明原告对卖房是知情的。购买的房屋是王树生单独购买的，原告不是房屋共有权人。
被告王树生辩称：我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我认为都签了合同了，应该继续履行合同。王树生等着用钱给孩子买房，当时房子能卖340万元，后来与被告谈的是320万元，就想着尽快把房子卖了。同意出售通知书不是原告写的，是王树生的姐姐王桂琴写的，因为刘冬梅不知道王树生卖房的事情。
经审理查明：刘冬梅与王树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05年12月21日登记结婚，婚后王树生于2010年2月4日与北京天旭运河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北京市商品房预售合同》，购买了坐落于通州区芙蓉路西侧芙蓉花园A1#住宅楼x层x单元x号房屋。该房屋所有权证上登记的所有权人为王树生，共有情况为单独所有，房屋坐落为通州区芙蓉园x号楼x层x单元x。2015年6月2日，王树生与张强签订《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经纪成交版），约定王树生将坐落于通州区芙蓉园x号楼x层x单元x号房屋出售给张强，房屋建筑面积共140.19平方米，房屋成交总价为326万元，张强于合同签订当日向王树生支付定金6万元，网签后3日内张强向王树生支付170万元。王树生保证本人、共有权人同意出售上述房屋，且保证代理人已获得其合法授权出售上述房屋。王树生、张强及见证方北京我爱我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居间方）于同日签订《房屋买卖定金协议》，约定王树生在签署该协议当日接受张强交付的购房定金1万元。合同签订当日张强向王树生支付定金1万元，于6月5日支付定金5万元，6月20日通过转账方式支付房屋首付款170万元。6月19日，该房屋办理了网签手续，现房屋尚未交付亦未办理过户手续。
关于合同的签订过程，经本院查明：双方合同签订前，王树生通过其姐王桂琴将诉争房屋挂至居间方进行出售，挂牌价及预估价为340万元，张强在双方签订前已向居间方表明有购房意向，后王树生及张强通过居间方工作人员姜小云提供的居间服务就该房屋达成买卖合同。合同签订前，姜小云曾带领张强、张强之妻薛永恒就涉案房屋进行查看，张强夫妇向姜小云表达购房意向后，姜小云于2015年6月2日将张强夫妇、王桂琴、王树生约至居间方门店进行洽谈。洽谈期间，张强及姜小云向王树生当场询问其爱人是否同意卖房，王树生及王桂琴均表示同意，但表示因其爱人距离较远未至现场，后王树生与张强就该房屋签订《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房屋买卖定金协议》。当日，姜小云将《同意出售声明书》交给王树生，要求王树生带回家让其爱人签字，王树生表示因工作繁忙，让其爱人签字后由王桂琴代为转交。王桂琴当场曾有代签意向，但姜小云予以制止并明确告知要求王树生爱人本人签字确认，后王桂琴于当日将该同意书拿回。次日，王桂琴将签有刘冬梅名字的《同意出售声明书》交付给姜小云，并将刘冬梅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通过微信发送给姜小云。关于同意出售声明书上的“刘冬梅”的签字，刘冬梅及王树生、王桂琴均称系由王桂琴代签，非刘冬梅本人签署，张强表示对签名的真实性无法判断，但因中介曾明确制止王桂琴的代签意向且强调要求本人签署，故确信是由刘冬梅亲自签署。双方均不申请对该签名进行笔迹鉴定。6月24日，居间方通知王桂琴及张强夫妇于6月25日上午前往公司总部进行面签，当晚薛永恒微信告知姜小云称接到王桂琴的通知称刘冬梅不同意出售房屋。次日晨，王树生未到达面签地点，当日中午，王树生通过电话告知张强因爱人不同意卖房，故不能继续履行合同，并表示愿意赔偿相应损失。
另查，于本案诉前，张强就本案诉争的房屋买卖合同将王树生诉至我院，要求王树生继续履行合同。
庭审中，原告称主张合同无效的理由系王树生与张强恶意串通，以达到恶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目的；房屋是夫妻共同财产，是重大资产，王树生无权处分，而且房屋没有进行交付、也没有登记，也不适用善意取得。
上述事实，有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房屋买卖定金协议、同意出售声明书、网签查询结果、汇款凭证、首付款交付确认函、房屋所有权证、通话录音、短信、证人证言以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依法签订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合同内容具有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的，合同无效。关于本案中的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存在两个的争议焦点，一是王树生与张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否存在恶意串通，以达到恶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损害刘冬梅利益的情形，根据庭审中所查明的事实，王树生与张强系通过居间方获得订立合同的机会，张强在合同签订前通过居间方曾至争议房屋进行实地看房，产生购买意向后通过居间方与张强订立房屋买卖合同，双方约定的购房价款并未明显低于该房屋的合理交易价格，且合同签订后张强按照合同约定已陆续向王树生实际支付购房款共计176万元，在合同履行出现障碍的情况下，张强积极向王树生提出继续履行合同的主张并诉至法院，上述事实均可以认定双方就房屋买卖一事所达成的合意系出于真实的意思表示，刘冬梅主张张强与王树生存在恶意串通的行为，但未就其主张提出合理的依据及相应证据，故对刘冬梅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纳。本案的另一个争议焦点在于，如王树生确未征得财产共有权人刘冬梅同意的情况下其与张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是否会导致合同无效的后果，根据婚姻法解释一的相关规定，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本案中，王树生向他人出售夫妻共有房屋的行为明显系超出日常生活需要的重要处理决定，其应当与刘冬梅进行协商达成一致意见，通过本案中已查明的合同签订过程，不论王桂琴向居间方提供的同意出售声明书中“刘冬梅”的签名真实性如何，因在缔约阶段张强及居间方已就王树生配偶是否同意卖房进行明确询问，且要求刘冬梅亲自签署同意出售声明，张强已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后王树生向张强及居间方表明因自己繁忙故委托王桂琴办理后续购房事项，后王桂琴提供的同意出售声明中有“刘冬梅”字样的签字，且王桂琴亦向居间方提供了刘冬梅的身份证、结婚证、户口本的照片，张强有理由相信该出售房屋的决定系出于王树生及刘冬梅夫妻的共同意思表示，故现刘冬梅以卖房行为未经其同意为由要求确认合同无效，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经本院对诉争的《北京市存量房买卖合同》进行进一步审查，亦不存在其他导致合同无效的情形，故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冬梅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一万五千四百元，由原告刘冬梅负担（已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代理审判员 王 薇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日
书 记 员 郭维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