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杭下商初字第01780号
原告：徐红梅。
委托代理人：许建平、李晶。
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艮山支行。
负责人：程嘉华。
委托代理人：陈迈。
委托代理人：陈飞。
原告徐红梅为与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艮山支行（下称工行艮山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于2015年4月30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同年7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徐红梅的委托代理人许建平，被告工行艮山支行的委托代理人陈迈、陈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徐红梅起诉称：2009年4月24日，原告在被告处开立银行活期存款账户，账号12×××89。当日，原告向该账户转入2000万元人民币。原告没有就该活期存款账户开通网上银行，更未领取U盾。但是，该2000万元存款被他人通过网银划走。原告遂于2009年9月提起诉讼，后因该案涉嫌犯罪移送公安侦查，并由杭州中级人民法院对胡某、章某、黄某、李某、梁某等9名被告作出刑事判决。刑事判决书表明，2009年4月24日，罪犯黄某背着原告，在被告处办理了网银开通手续并获得了网银U盾、账号及密码，并于当日由其他罪犯将原告的2000万元存款通过网银划走。原告认为，如银行能尽到谨慎合理的注意义务，规范管理并遵守业务流程，则罪犯不可能开通网银并获取网银U盾、账号及密码，原告账户上的存款也不可能被罪犯划走。因此，被告不能以原告存款被罪犯划走为由拒绝向原告支付。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起诉请求判令：1.被告向原告支付存款本金2000万元，支付活期存款利息419570元（利息暂计算至2014年9月15日，此后的利息按每日万分之二点一计算直至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庭审中，经本院释明，原告徐红梅当庭变更起诉的事实理由，主张适用《合同法》第58条，根据当事人的过错主张诉讼请求，即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存款本金2000万元及相应存款利息419570元（利息暂计算至2014年9月15日，此后的利息按每日万分之二点一计算直至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
原告徐红梅为证明其事实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存折【（2009）杭下商初字第1869号查档件】1份。
2.（2010）浙杭刑初字第222号刑事判决书（中院查档件）1份。
证据1、2共同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储蓄合同关系，被告依法应当向原告兑付存款，被告不能以原告存款被罪犯划走为由拒绝向原告支付；证据2还证明：1.刑事判决书第20页第7行的应某证言：“其将网上银行、WAP手机银行、工行信使的电脑回单交予该男子，徐红梅和另外那名女子也来到柜台前，三张回单是否都是徐红梅签的其未看到。后期将存折、网银U盾等放到柜台行的凹槽里，具体谁拿的没看清等事实”；2.刑事判决书第19页倒数第3行的郭某证言：“经查询开户资料，发现徐红梅的活期存款账户在开户当天就申请开通了网上银行、工行信使、手机银行等相关业务，但开户申请表的签名与电子银行注册申请表、工行信使业务申请表、手机银行业务申请表的签名并不相符”。上述事实证明：（1）开户申请表的签名与电子银行注册申请表、工行信使业务申请表、手机银行业务申请表的签名并不相符，而且签名的差异非常大，但被告并未注意到该差异，更未提醒原告。（2）在办理网银必须本人到场、本人签字、本人输入密码的情况下，被告没有注意到网银申请并不是本人签字，网银U盾也不知道是谁拿走的。这足以证明被告违规操作内部管理不善，这是造成原告损失的根本原因。
被告工行艮山支行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其在庭审中口头答辩称：
一、被告与原告之间缔结的储蓄存款合同应依法被确认为无效合同。1.根据生效刑事判决载明，原告与犯罪分子在开户前的商谈、开户中的协助、开户后存款、划款以及期限届满后的陆续还款行为均表明整个环节均是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具有刑事违法性；2.原告与犯罪分子协商通过活期存款的形式，用该笔活期存款替潜在客户清偿原欠贷款，而后将新发贷款返还给原告，该协商内容本身已然反映原告真实所谓“存款”意图，该行为即使顺利实施亦是违法国家金融法律法规，具有违法性；其次，若以存款为形式，前述意图为目的，则符合合同法关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之构成要件；3.原告在被告处开户的行为目的系为履行其与犯罪分子之间的交易，开户前的碰面，确定资金使用期限、贴息金额、采取何种途径等均表明原告与犯罪分子之间有合意过程，达成一致意见。因而原告前往被告处开户仅仅是为履行其与犯罪分子至今的合意的履行行为。事实证明犯罪分子是在实施诈骗犯罪，自然，原告的开户行为应依法被确认无效。
二、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存款本息兑付义务无事实与法律依据。1.本案被告与原告成立的储蓄存款合同显示原告在2009年4月24日存入的2000万元款项已于当日分两笔支取完毕，原告提交的证据一即可表明；2.要求被告承担本息兑付义务的前提是存款人凭借有效存款证明且存款人账户有足够的余额可供支取。现原告提交的凭证已然显示存款余额只有人民币1元，无法实现其重复兑付目的。同时，被告认为双方缔结的储蓄存款合同因刑事违法性和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被确认无效；3.原告在事实部分陈述很清晰，其账户内2000万元存款于存款当日由犯罪分子通过网银划走。也表明其存款账户内目前没有存款余额，且划款行为系通过其自身名下的网银途径，符合形式兑付义务履行途径。
三、原告陈述的事实理由与其诉讼请求不相匹配。1.根据原告的诉求，系明确要求被告承担普通活期存款的兑付本息义务，而在事实与理由部分却陈述了款项已通过网银方式予以兑付，且强调被告注意义务及规范管理方面的责任负担，显然冲突；2.银行无法识别客户掌握的网银划付行为是否由犯罪分子控制，因而通过网银途径进行的形式兑付，应当理解为银行已承担了储蓄存款合同的兑付义务。至于原告称其自身并未操作而是被犯罪分子盗划，显然属于侵权法律关系调整的范畴，至于被告是否应当承担侵权法律责任，需通过相关法律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进行确定，同时该法律关系与本案原告诉讼请求所依托的法律关系为不同法律关系。
四、原告的损失，已经通过刑事案件的退赔判决得以救济，再以本次诉讼方式主张权利将导致双重权利救济并有可能获取双重赔偿，不符合法律规定。1.根据已生效刑事判决第十、十一两项载明，法院已经就原告损失进行了民事权利的救济，事实上也是已经取得了部分退赔款项。假设本案诉讼请求得以支持，那么必然导致原告获取额外收益，不符合损失弥补的法律精神；2.即使因为原告可选择不同的对象进行权利主张，而依法保护其诉权，被告认为也应当有先后程序限制，原告应当在刑事判决权利救济穷尽的前提下，对于未保护的损失部分进行诉讼。但本案未见任何关于该方面的书面证据，将直接导致原告实际损失的不确定性；3.根据生效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在判决之前，其实际损失为人民币1592万元，该金额尚不包含此后的退赔金额，即在刑事退赔程序终结之前，损失金额将永远处于不确定状态。原告陈述刚从杭州中院获得了一笔退赔款，再次印证了被告的观点，即原告主张的金额存在随时变动的可能，截至目前，原告未向法庭提交任何强制执行生效刑事判决对于退赔部分终结执行裁定，被告认为即使是基于侵权关系向被告主张权利，其请求的金额始终处于不确定状态。
五、关于本案事实部分的补充陈述。1.2009年4月3日，原告在犯罪分子梁某的陪同下前往浙商银行玉泉支行办理一笔“贴息存款”业务，因在办理过程中未按照犯罪分子意图设定密码，账户无法利用，且原告发现开户申请资料非其本人签名而销户。此后于当日再次前往浙商银行西湖支行与犯罪分子妥协了密码设置条件，其在场的情况下任由梁某等人办理全部银行业务；2.根据徐红梅本人陈述，其办理本次业务之前，系经犯罪分子梁某介绍，性质为银行存款转贷业务，而非普通活期存款业务，且梁某明示“银行会用该笔活期存款替潜在客户清偿原欠贷款，而后将新发贷款返还给其。”从该角度来说，原告对于其账户内资金将被转移的事实是明知且无异议的，但该内心意图其并未向临柜人员进行询问核实，只是听信了非被告银行工作人员梁某的一面之词；3.根据《刑事判决书》中确认的被害人徐红梅陈述、证人应某证言、被告人黄某供述等证据证实，原告徐红梅与犯罪分子梁某、黄某一同前往艮山支行办理存折开户、电子银行开立、短信提醒开通等业务，业务办理时其本人在休息区等候，具体业务交由黄某办理。且根据开户（交易流水号0042）、开立网上银行（11点50分55秒）、手机银行、存款（11点56分22秒、交易流水号0044）、开通短信提醒（11点56分12秒）业务凭证上显示的时间、以及业务流水号来看，上述系列业务连续办理且所有业务办理时间历时较短，而徐红梅本人在业务办理过程曾到银行柜台进行输密，并对短信提醒业务凭证进行签字确认（剩余两张业务凭证交由梁某代签），结合《刑事判决书》书中认定的事实更可以印证其在业务办理过程中自始至终在被告营业场所内；4.在被告处开户完毕后，其和梁某更换了银行转到工行城站支行将2000万元本票存入新开设的账户内，梁某当场支付其现金人民币40万元整；5.原告知晓款项无法按照梁某所说进行兑现时，其并未立即前往银行沟通，而是向梁某等人进行催讨并在5月26日取得款项300万元，从而达成延迟10日付款17万元的还款意向，实际取得累计408万元的事实。
六、本案储蓄存款合同尚未成立更未生效，原告依据有效合同主张权利无法律依据。1.根据原告的质证意见，其对于黄某替原告在被告处开设账户采取了否认的态度，该事实足以证明原告与工行之间实际上并未成立储蓄存款合同；2.原告质证意见中关于信使余额变动的意见表明，短信提醒、是原告与被告签署的唯一一份文件，也意味着原被告并未成立储蓄存款合同。
被告工行艮山支行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牡丹灵通卡／活期一本通存折／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电子银行开户（注册）申请书》1份。证明原告认可黄某替其填写开户申请的事实；
2.《个人结算账户开立凭证》1份。证明原告开户事实，以及原告认可黄某使用其名字签署开户文件的事实；
3.《工行信使余额变动提醒开立凭证》1份。证明原告开通工行信使的事实，以及同意账户信息变动短信提醒送达的手机号设置为梁某手机号的事实；
4.《网上银行开户开立凭证》1份。证明原告开通网银的事实以及原告同意梁某使用其名字签署开户文件的事实；
5.《手机银行开立凭证》1份。证明开通手机银行业务的事实以及原告同意梁某使用其名字签署开户文件的事实；
6.《个人业务凭证》1份。证明原告开户存入款项的事实，以及认可黄某使用其名字签署开户文件的事实；
7.（2010）浙杭刑初字第222号刑事判决书（中院查档件）1份。证明：（1）原告与被告缔结活期储蓄存款合同系受犯罪分子梁某蛊惑，意图将款项用于所谓银行存款转贷业务以及业务办理之前与梁某商定款项金额为2000万元、期限一个月、贴息2%，梁某告知其银行会用该笔款项替潜在客户清偿贷款的事实；（2）2009年4月24日，犯罪分子梁某、黄某陪同原告前往被告营业场所办理银行业务，其中《牡丹灵通卡／活期一本通存折／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电子银行开户（注册）申请书》系黄某填写，以及《个人结算账户开立凭证》系黄某使用原告名字进行签署的事实；（3）黄某、梁某为原告办理银行业务并使用其签名的行为系得到其本人同意，并配合其二人指示亲自前往柜台签字确认、输入密码的事实；（4）刑事判决书对于原告本人亲自签署的具体哪个回单（网银、信使、手机银行）至今尚未查明的事实；（5）原告已从犯罪分子处取得款项368万元，其在未主张退赔金额的前提下，损失金额为1592万元的事实；（6）被告临柜人员已经要求回单由其本人签字事实；（7）原告的权利已经通过刑事案件的退赔程序得以救济；（8）原告在办理本案涉案业务之前，已经与犯罪分子合作在工行艮山支行办理类似业务并获取犯罪分子额外贴息，以及该业务办理过程相关事实；
8、《95588录音》（附文字整理资料）1份。证明被告曾向原告预留在银行的电话核实账户及网银使用情况并询问有无异常而得到无异常的肯定回答的事实。
审理过程中，原、被告双方欲证明各自主张，分别向本院提交了调取证据的书面申请。本院应双方的申请，依法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调取了（2010）浙杭刑初字第222号刑事判决书所载的与本案相关的刑事案件的证据材料，并在庭审中向双方当事人出示质证。
对于上述证据，原被告双方发表质证意见如下：
对原告徐红梅提交的证据，被告工行艮山支行经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均有异议，存折系本案最重要的证据，原告应当提交本人持有的活期存折原件，经法庭核实该证据的来源，据被告所知，该案并未开庭，也未对该证据进行实质审查，故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相应法律后果；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明对象有异议。该证据证明了原告受犯罪分子蒙骗，为获取非正常储蓄利息以外的高额贴息款，其账户内资金被犯罪分子划走，最终并未用于所谓“转贷业务”而是用于自身清偿负债、无度挥霍等致使无法清偿的事实。两证据不能证明其证明对象，根据法律规定，证据的证明对象应当是一个法律事实而非法律观点，根据原告所描述的证明对象，其将该两份证据仅用于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形式上的储蓄合同关系的法律事实，而别无他用。另，刑事案件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具有片面性，被告认为应当根据证据规则的规定，如有证据能够证明与其不一致的事实，可以不采纳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作为本案认定的事实。
对本院依申请调取的证据，被告工行艮山支行经质证认为，对形式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没有异议、但对徐红梅陈述的不知晓网银开通等部分事实有异议。具体质证意见如下：
（1）关于徐红梅询问笔录。被告对其陈述的对于开通网银、存入的款项将通过其自身网银账户转出不知情的事实陈述有异议，对笔录其他关于本案部分描述的事实没有异议。该证据能够证明：［1］原告具备大学本科学历，且系财经大学毕业，足以知晓银行关于活期储蓄的规则的事实；［2］原告在办理本案所谓的“转贷”业务之前已经在浙商银行西湖支行操作过同样业务的事实；［3］原告在存款后立即获取实际用资人给付的40万元高额贴息以及犯罪分子逾期后陆续向其支付款项368万元，累计408万元的事实；［4］原告知晓其存入银行的款项将被犯罪分子使用的事实；［5］原告在约定期限届满之后未向银行主张权利而是向犯罪分子催讨款项的事实；［6］业务办理过程中被告临柜人员已经尽到注意义务，要求其本人签字并将回单交给原告的事实；［7］原告知晓款项将被犯罪分子使用，通过银行存款方式转嫁风险的事实；
（2）关于李某的讯问笔录。被告对于李某讯问笔录陈述的关于本案的相关事实没有异议，可以与其他犯罪份子供述相吻合。该证据能够证明原告办理本案业务系由黄某陪同办理的事实；
（3）关于顾某的讯问笔录。被告对于顾某讯问笔录陈述的关于本案的相关事实没有异议，可以与其他犯罪份子供述相吻合。该证据能够证明：［1］原告在办理涉案业务之前就浙商银行一笔相同业务曾在海华大酒店与贴息方（李某）见面交谈的事实；［2］本案业务系通过顾某、梁某经徐红梅认可才操作的事实；
（4）关于严某的讯问笔录。被告对于严某讯问笔录陈述的关于本案的相关事实没有异议，可以与其他犯罪分子供述相吻合。该证据能够证明：［1］原告在办理涉案业务之前浙商银行一笔相同业务曾在海华大酒店与贴息方（李某）见面交谈的事实；［2］将原告密码设置为身份证后六位系经犯罪分子在操作浙商业务时讨论决定，之后延续规矩至本案的事实；
（5）关于胡某的讯问笔录。被告对于胡某讯问笔录陈述的关于本案的相关事实没有异议，可以与其他犯罪分子供述相呼应。该证据能够证明胡某在处理类似事件时要求严某跟银主说清楚资金会被转走的事实。
（6）关于梁某的讯问笔录。被告对于梁某的讯问笔录陈述的关于本案的相关事实基本没有异议，可以与其他犯罪分子供述相吻合。该证据能够证明：［1］原告知晓其资金账户将通过网银转账方式转走的事实，因为本案业务与月初浙商银行办理的业务性质是一样的；［2］原告知晓黄某在开户过程中已经替其办理网银并默许的事实，因为黄某在办理业务及网银时，梁某和徐红梅就在其身边签字的；［3］原告在办理涉案业务之前就浙商那笔相同业务曾在海华大酒店与贴息方（李某）见面交谈，并且在交谈过程中明示了钱将通过网银转走的事实；［4］原告开户时预留的电话为梁某电话，其为明知且认同的事实；
（7）关于证人吕某出具的《情况经过》。被告对该份证据陈述的事实经过没有异议，与犯罪分子梁某、廖某、李某供述的事实一致。该证据能够证明：原告于2009年4月3日办理浙商那笔转贷业务时已经知晓如果不开通网银，不按照犯罪分子要求设定密码，开设的账户时无法被犯罪分子使用的事实。
（8）关于黄某的讯问笔录。被告对黄某讯问笔录陈述的与本案相关事实基本无异议。该证据能够证明：［1］原告在被告处办理业务均交由犯罪分子黄某协助的事实；［2］原告对于黄某在办理开户过程中会开通网银系明知的事实，因为在浙商银行办理过业务已经有经验；［3］原告对于黄某协助办理的一系列行为是认可的事实，因为其明知业务办理流程，由黄某设置密码，并根据黄某指示签字确认；［4］原告在业务办理过程中极度配合的事实；［5］原告将自己开户资料回单或银行给的物品、资料交还给黄某的事实；［6］原告明知并认可在开户时预留的电话号码为梁某的手机号码的事实；［7］证明被告临柜人员已经尽到了注意义务，核对了徐红梅的身份，并且要求原告本人过来签名的事实。
（9）关于证人应某证言。被告对于该证据的三性没有异议。该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临柜人员已经尽到了注意义务，核查了开户申请人的身份，结合黄某讯问笔录证实临柜人员在办理业务过程中叫黄某让徐红梅本人签名的事实。
对被告工行艮山支行提交的证据，原告徐红梅经质证认为：对证据1、6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证明对象有异议。该申请书上的签名不是原告本人所签，且申请书上的日期为4月23日，双方于4月24日形成储蓄关系，故该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在被告的营业场所，黄某身穿工商银行服装冒充银行客户经理，原告基于对被告营业场所的信任，由一个看似银行客户经理的人填写申请书并不能表明原告认可黄某填写。艮山支行把一个非客户本人签名的开户申请书作为客户开户的依据恰恰反映了被告管理不善违规开户；对证据2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对合法性、关联性、证明对象有异议。该证据上的签名不是原告本人所签；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需要说明两点：（1）原告误以为该证据是账户开立凭证才签名的；（2）即使留的手机号是原告的，也只是发现存款被划走的时间早晚问题，而不是存款能不能被划走的问题。存款能被划走的关键是银行违规为原告开通网银；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证明对象都有异议。该份开立凭证的签名不是原告本人所签，原告也没有同意梁某代签名。需要说明3点：（1）如果原告同意梁某开通网银，那么梁某是不是构成犯罪都是个问题；（2）且2009年8月21日的梁某在讯问笔录中明确徐红梅知道短信业务，但不知道网银业务；（3）刑事判决书中写明，梁某供述徐红梅不同意开通网银；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证明对象有异议。该份开立凭证的签名不是原告本人所签，原告也没有同意梁某代签名；对证据7的三性没有异议，但除第5点证明对象无异议外，对其他证明对象有异议：（1）在利率没有市场化的情况下，银行高额贴息很普遍，原告是否追求高额利息与存款被划走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原告所理解的转贷业务，是资金在银行内部流转，而不是转到银行外面；（2）在被告的营业场所，黄某身穿工商银行服装冒充银行客户经理，原告基于对被告营业场所的信任，由一个看似银行客户经理的人填写申请书并不能表明原告认可黄某填写；（3）原告的陈述不能表明原告同意黄某、梁某使用原告签名的行为；（4）原告本人签署的回单只有信使。被告在证据4中提出的证明对象表明被告知道网银开立凭证是梁某代签，被告在证据5中提出的证明对象表明被告知道手机银行开立凭证是梁某代签；（5）刑事判决书第19页第7-9行只能证明被告临柜人员叫原告对信使回单签字，不能证明被告临柜人员叫原告对网银回单等签字；（6）徐红梅确于2015年7月在杭州中院领取了共计1573014.12元赃款；（7）第8点证明对象与本案无关；证据8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和证明对象均有异议。而且该电话录音的时间是2009年6月25日，原告存款被网银划走是在2009年4月，被告的电话回访已经没有实际意义。
本院认证如下：
一、原告徐红梅提交的证据。对于证据1，其虽是复印件，但能与证据2及被告提交的相关证据、本院调取之证据相印证，故其证明效力本院予以确认；证据2系国家司法机关依法作出的生效刑事判决书，且其内容与本案相关，故其证据效力本院予以确认。
二、被告工行艮山支行提交的证据。证据1-6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且能与本院调取之证据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证据7与原告所交证据2系同一份生效刑事判决书，其证明效力，本院予以确认；证据8能够证明被告通过原告预留的手机号码向机主询问了账户安全情况的事实，对该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三、本院调取之证据材料，系侦查机关依法收集制作而成，其证明效力，本院均予确认。
本院经审理，认定案件事实如下：
一、2009年4月下旬，犯罪分子胡某、严某、章某、朱某等人经预谋，由犯罪分子章某与李某等人再次联系犯罪分子顾某、梁某，以存期一个月，月息二分为诱饵，谎称银行需要资金用于办理企业转贷业务，诱骗被害人（本案原告）徐红梅到银行开立活期存款账户。犯罪分子李某因曾在工行艮山支行以客户经理的身份陪同徐红梅办理过活期存款业务，恐身份败露，遂承诺支付20万元好处费，要求犯罪分子黄某冒充银行工作人员经办此事。2009年4月24日，犯罪分子严某、李某指使犯罪分子黄某冒充银行工作人员，陪同徐红梅到被告工行艮山支行开立银行活期存款账户。期间，犯罪分子黄某背着徐红梅办理了网银开通手续并获取了网银U盾、账号及密码。同日，徐红梅将人民币2000万元存入该账户。犯罪分子胡某先后通过章某、顾某、梁某等人支付给徐红梅40万元利息款。当日，犯罪分子李某在胡某的办公室内，利用黄某获取的U盾、账号及密码，通过网银转账的方式将徐红梅存入银行的2000万元转入犯罪分子朱某当天在被告工行艮山支行开办的账户内。后胡某又指使朱某将其中1840万元转入其指定的他人账户，用于归还债务。其余160万元转入陈波（系犯罪分子李某朋友）的工商银行账户内，由犯罪分子严某、李某、黄某等人非法获取。事后，胡某通过章某等人分别支付给犯罪分子顾某、梁某20万元、10万元好处费。一个月期满后，犯罪分子胡某、严某、章某等人在徐红梅的催讨下，先后归还徐红梅369万元。至刑事案件案发前，造成徐红梅该笔存款损失人民币1592万元。
上述事实，已被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浙杭刑初字第222号《刑事判决书》所认定。该刑事判决书还列举了佐证上述事实的有关证据，本院摘录如下：
1.被害人（本案原告）徐红梅陈述。2009年4月底，犯罪分子梁某向其介绍了一笔银行存款转贷业务，金额2000万，存期一个月，利息2%。银行会用该笔活期存款替客户清偿原欠贷款，而后将新发贷款返还给其，且银行会处理好其与客户间的关系，保证其存款的安全。4月24日，其在工商银行艮山支行的休息区等候，梁某使用其身份证和一名身着工商银行服装且自称客户经理的人员到柜台办理存款开户。不久，梁某让其到柜台前签字、输入密码。其在一份单子上签了字，领取了存折，其他事清不太清楚。当时未办理网银，其也未收到过网银U盾。开户后，其和梁某到工行城站支行将2000万本票存入新开立的账户内，梁某支付其40万元现金，据称是顾某送来的。该笔存款到期后，银行并未返还其2000万元存款，而其光大银行卡上只在5月26日收到两笔款项，一笔300万，一笔17万。梁某告知其工商银行那笔2000存款因为银行转贷业务出现问题，需延后还款，具体方案是：每迟付10天，就付其17万元。2009年6月12日、7月10日，其在光大银行卡上分二次收到34万元。7月10日，梁某又带给其34万元现金。之后其再未收到过还款；
2.证人郭某的证言。2009年8月7日，徐红梅来到被告处，声称自己于2009年4月24日，在光大银行武林支行客户经理梁某及工行艮山支行一名“黄”姓客经理的陪同下在被告处开立活期存款账户（账号：12×××89），并于当天存入2000万元。事后，其发现该2000万元存款被他人通过网银划走，而其并未开通网上银行业务。经查询开户资料，发现徐红梅的活期存款账户在开户当天就申请开通了网上银行、工行信使、手机银行等相关业务，但开户申请表的签名与电子银行注册申请表、工行信使业务申请表、手机银行业务申请表的签名并不相符。此外，工行信使业务申请时预留的电话是梁某的。另经查询，开户当日，徐红梅2000万元存款即有1840万元通过网银转入朱某在该行的账户（账号：62×××49），还有160万元通过网银转入陈波在该行的账户（账号：62×××36），该两笔款项转至上述两个账户后，又分多笔提现或转出等情况；
3.证人应某证言，证明2009年4月24日上午，一名男子到被告处代徐红梅办理储蓄业务，申请开通网上银行、工行信使及WAP手机银行业务。徐红梅和另外一名女子站在两三米外的地方。该男子在开户回单上代签了徐红梅的名字，并给存折设置了密码。其将网上银行、WAP手机银行、工行信使的电脑回单交予该男子，徐红梅和另外那名女子也来到柜台前，三张回单是否都是徐红梅签的其未看到。后其将存折、网银U盾等放到了柜台上的凹槽里，具体谁拿的没看清楚；
4.中国工商银行牡丹灵通卡／活一本通存折／个人银行结算账户／电子银行开户（注册）申请书、进账单、交通银行本票等，证明徐红梅于2009年4月24日在被告处开立活期存款账号，并于当日存入人民币2000万元。其中，网上银行开通凭证上签名非徐红梅本人所留，工行信使所载手机号（139××××0126）也非徐红梅所有，均被告人梁某代签；
5.犯罪分子李某供述。2009年4月的一天，严某称徐红梅有笔2000万元的存款，存期一个月，其因在浙商银行已陪同徐红梅办过开户手续，恐被发觉。严某遂通过其让黄某经办。严某还特别强调网银签名不能由客户签。2009年4月24日，严某通知其和黄某到被告处办理开户。期间，其在二楼等候，黄某陪同徐红梅等在一楼开户。事后，其将黄某获取的网银U盾带至西湖科技大厦，严某让其通过网银将1840万元转入朱某账户，其余160万元转入其朋友陈波的工行卡内；
6.犯罪分子黄某供述。2009年4月，李某称他以前在别的银行冒充客户经理陪徐红梅做过一笔活期存款，现徐红梅要到工行做一笔2000万元的存款，为防暴露，要其经办该业务。4月20日左右，李某带其到银泰百货买了身衣裤。过了几天，李某接了电话后让其换上在银泰买的衣裤到工行艮山支行冒充客户经理办理存款业务。期间，李某在二楼等候，叮嘱其把客户的U盾带回来。开户过程中，其代客户填写了申请资料。客户在签网银申请单时，曾询问梁某，梁某称系短信提醒单，客户遂签了字，梁某签了后面两张单子。开户后，其把所有资料都给了梁某，梁某取走了存折及业务回单，但把网银回单和U盾折起来还给其。其把网银回单及U盾交给了李某；
7.犯罪分子梁某供述。2009年4月20日左右，李某、章某约其和顾某吃饭，章某称要做笔2000万元的短转贷业务。其就此联系了徐红梅。4月24日中午，其经李某联系，在一“黄”姓经理的陪同下和徐红梅到工商银行艮山支行办理存款业务。其告诉姓黄的经理，若用网银操作，勿让客户知晓，客户不同意的。期间，其让徐红梅在一张短信回单上签了字，但预留的是其自己的电话号码。其填写了开户申请书，并在网银申请单上签了名。当天，其收到了该2000万元被划走的银行短信。事后，顾某送来45万元现金，其中40万元给了徐红梅，其余5万元是其的报酬。做这笔业务之前，其就知道该业务是不正常的。首先，从制度上看，银行不可能私自动用客户存款的；其次，存款是通过网银转走的，用款方若不开通网银是不可能把钱拿走的；第三，徐红梅对该2000万元会通过网银划走是不知情的。2009年5月25日或26日，其光大银行卡上收到317万元，又从章某、胡某、严某处陆续收回17万元、30万元、4万元，加上已支付徐红梅40万元利息，总共408万元；
8.犯罪分子顾某供述。2009年4月23日晚，李某约其和梁某吃饭。期间，章某称需要找笔2000万元的存款做短期转贷，月息3-4个点。次日，梁某称徐红梅原意做这笔业务，并和李某联系了操作事项。当天下午，梁某称2000万元已经入账，让其确定贴款有无到位。后其和李某把贴息款给了梁某。
该判决书认定，胡某、严某、章某、李某、梁某、廖某等人犯诈骗罪，并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不等的刑罚。
二、另查明，原告徐红梅系天津财经大学毕业，犯罪分子梁某系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武林支行的员工，此前即已与原告徐红梅通过业务相识，原告徐红梅系梁某的客户。陪同徐红梅在被告工行艮山支行办理案涉存款账户的黄某、梁某以及涉案其他犯罪分子均非被告员工。办理业务时，犯罪分子黄某时身穿类似银行职员服装，但原告徐红梅没有核实其真实身份；原告徐红梅在被告处所开账户系活期储蓄存款账户。在开户时，原告徐红梅没有向被告工行艮山支行的工作人员核实是否存在犯罪分子梁某所称的银行贴息存款业务以及月息2%是否属实；庭审中，原告徐红梅陈述，其在被告工行艮山支行处开立活期存折密码由其本人输入，但具体是多少已经记不清了，但从各犯罪分子的讯问笔录看，要求原告输入的密码是身份证号码后六位。
本院认为，生效刑事判决书认定，犯罪分子胡某、章某、严某、李某、梁某等以银行存款贴息、转贷业务为幌子，以支付高利息为诱饵，诱骗被害人即本案原告徐红梅到被告工行艮山支行处开立银行活期存款账户，并设法开通网银、获取账号及密码，最终通过网银将徐红梅账户内资金转出供其还债、挥霍等。可见，案涉《储蓄存款合同》实系犯罪分子实施诈骗犯罪、骗取原告徐红梅钱款的手段，属无效合同。原被告双方对此均无异议，原告徐红梅庭审中亦当庭变更事实理由部分，改为主张适用《合同法》第58条之规定，根据被告过错要求赔偿诉请金额之损失。故，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原告徐红梅之存款损失，被告工行艮山支行是否具有过错以及应承担的相应责任。
对此，本院分析如下：一、原告徐红梅本人具有重大过错，负主要责任。在犯罪分子实施诈骗犯罪的过程中，原告徐红梅经不住犯罪分子的高息诱惑，在未经核实陌生人真实身份信息、未向被告工行艮山支行核实是否确有此类存款转贷业务的情况下，就贸然与犯罪分子取得联系、见面，并由犯罪分子陪同协助办理开户、存款业务，按犯罪分子的要求设置密码，致使犯罪分子乘机获得了账号、密码并开通了网银，转走存款，实现了犯罪目的。对犯罪分子黄某、梁某陪同协助办理相关业务，原告徐红梅本人不但没有提出反对意见，还在开户时预留了犯罪分子梁某的手机号码，对账户的安全持放任态度；二、被告工行艮山支行没有过错，无须承担责任。其一，原告徐红梅没有理由相信该笔高息存款业务就是被告工行艮山支行的正常活期储蓄业务。涉案犯罪分子均非被告工行艮山支行的员工，也无任何证据证明被告工行艮山支行明知犯罪分子在实施诈骗犯罪，并协助或放任犯罪分子完成诈骗行为。原告徐红梅所获取的利息远远超出正常的活期存款的利息，但该利息并非由储蓄机构即被告工行艮山支行支付，而是由犯罪分子支付。款项到期后，亦是由犯罪分子陆向其归还数百万元，而不是被告工行艮山支行向其支付。这些现象均与普通的活期存款业务明显不符，可见徐红梅本人应明知该笔活期储蓄存款绝非被告工行艮山支行经营的普通活期储蓄存款业务，存款的实际使用者并非被告工行艮山支行；其二，徐红梅对于案涉存款并非为被告使用，而是用于李某、梁某等人为他人办理转贷业务的事实是明知的。根据查明的事实，徐红梅在办理存款前已知晓该款会被划转他处为他人办理转贷业务，且有高息回报，为此原告在存款当日即收取40万元贴息。原告在庭审中确认该贴息并非被告支付，因此原告主张该款系被告所用无事实依据；其三，被告工行艮山支行有充分理由相信，相关开户资料、申请表格等均由徐红梅本人书写或获得了徐红梅本人的认可。在案涉账户开户时，原告徐红梅本人一直在场，并且把自己的身份证件拿给犯罪分子，放任其帮助自己办理相关手续。被告工行艮山支行在办理相关业务时，核实了徐红梅的身份信息材料。徐红梅本人在场在且对犯罪分子梁某、黄某协助办理相关手续未有异议的情况下，银行工作人员有理由相信梁某、黄某有权代表原告从事相关活动。综上，原告徐红梅的损失系由各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造成，其要求被告赔偿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徐红梅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43898元，由原告徐红梅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案件受理费，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本院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由本院另行书面通知。
审 判 长 张 炜
代理审判员 丁灵敏
人民陪审员 郑 义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日
书 记 员 夏梦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