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1020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朱鸿章，男，1969年3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桂贤，男，1966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增城区。
上诉人朱鸿章因与被上诉人刘桂贤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8民初36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朱鸿章在原审起诉称：为响应国家大力发展三高农业，荒山谁种植谁收益政策，本人于1996年通过高埔村委，派潭林业部门同意，在高埔公山（土名权项山）种果1千多棵，1999年因部分果树冻坏，后我于2000年改种桉树，又于2005年1月请村民朱梁炬等3人种了150棵竹子。每棵人工费5元，竹苗每棵3元。于2006年5月发现我种植的荔枝树被人砍了共计20棵，树冠达到1米5以上。当时报了案，民警也到达现场拍照，本人也录了口供。但派出所到现在也没下文。现在刘桂贤说他与高排社请人把我在高埔公山种植的果树和竹子清理了。我种植的荔枝树和竹子是种植在高埔公山（土名权项山）范围内。刘桂贤承包的是高排社后龙山（也叫背夫山），与本人种植的高埔公山没有任何关系，刘桂贤是2005年12月25日承包高排社后龙山的，而且合同清楚注明（原种下的果、竹、木除外）。我种植的果树和竹子不在刘桂贤承包的高排社后龙山范围内，刘桂贤和高排社没有权利清理我种下的果树和竹子。请求判令：一、刘桂贤赔偿朱鸿章在高埔公山种植的竹子以及荔枝树被清理的损失费共计9600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刘桂贤承担。
刘桂贤在原审答辩称：朱鸿章陈述的不是事实，我在2016年起诉朱鸿章时，朱鸿章根本未到庭说荔枝树是他的，当时清理树木时，朱鸿章也没有说树木是他的，且现在才到法院起诉，不合常理。
原审法院查明：2018年1月9日，朱鸿章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刘桂贤赔偿经济损失9600元，并提供了《证明》、收款收据、现场勘界图、林权证、《证明书》等证据，以证明其主张。刘桂贤否认朱鸿章起诉的事实，抗辩称并不是其砍伐的树木，是其租赁了土地，合作社将承包土地上的树木清理好交给其种植的等。并提供了《证明》、山林权证、收款收据、《破竹证明》、《山地租赁合同书》、《证明条》等证据，以证明其主张。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朱鸿章、刘桂贤所提供的证据以及庭审时的陈述分析，朱鸿章的主张依据不足，其赔偿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于2018年3月13日作出如下判决：驳回朱鸿章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元，由朱鸿章负担。
判后，上诉人朱鸿章不服原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增城区人民法院(2018)粤0118民初368号民事判决；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刘桂贤承担；3、刘桂贤赔偿朱鸿章经济损失9600元。上诉主要理由：一、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没有查清。二、在2018年3月12日开庭朱鸿章提交证据给书记员时，书记员说还要再开一次庭，下次开庭再交给她，但本案在2018年3月13日就作出判决了。一审法院审理程序不符合法律的严谨性和严肃性，影响了本案的公正判决。三、朱鸿章于1996年经高埔村委派潭林业站同意，在高埔公山（土名权项山）种荔枝树1千多棵，其中涉案山地也种了160棵，有200棵荔枝苗向朱岳龙以每棵7.5元购买。1999年因霜冻把部分果树冻坏，于2000年改种桉树，又于2005年1月请村民朱梁炬等3人在涉案山地种了150棵竹子，每棵人工费5元，竹苗每棵3元，于2006年4月5日发现我种在涉案山地的荔枝树被人清理。其中树冠达到1.5米以上也有20多棵，当时报了案民警到达现场拍照也录了口供，民警说要物价局到现场估价，因外出工作请不了假故没有时间联系物价局估价，现在派出所也没有处理结果。在刘桂贤2017年起诉我的诉讼中，我才得知我的荔枝树被刘桂贤请刘应聪、刘伯房、刘锦丁三人清理了，我于1996年在涉案山地种了荔枝树，高排社的大部分人（包括社主任）都知道。原审判决书第二页倒数第3段写到“刘桂贤辩称：刘桂贤在2016年起诉朱鸿章时，朱鸿章根本没到庭说荔枝树是他的，当时清理树木时，朱鸿章也没说树木是他的，而现在才到法院起诉，不合常理。”对于刘桂贤说2016年起诉朱鸿章的问题，我并没有收到2016年的传票。我收到的只有2017年2月8日的传票，其中起诉书中的日期是2017年1月20日。刘桂贤说我没到庭以及其是2017年起诉的却说成是2016年起诉的则完全是胡编乱造，子虚乌有，已经违反了做人的基本诚信。2017年诉讼中争议的是竹子归属权，并不是荔枝树，与本案无关，我不需要到庭回答。刘桂贤在没有弄清楚荔枝树是谁的情况下就随便清理他人财产，属于侵权，一审法院驳回朱鸿章的诉讼请求不合理。当时清理树木时我根本不知道也没有人告诉我，2006年4月5号我才知道所以当时报警了。直至2017年诉讼中才知道是刘桂贤清理的，所以现在才起诉。原审判决书第二页倒数第二段中写到“刘桂贤抗辩称：并不是我砍伐的树木，是我租赁了土地，合作社将承包土地上的树木清理好交给我种植的等”。在村委调解时刘桂贤说他请人清理树木后再种竹子，现在又说是合作社清理好给他，前后矛盾，纯属捏造事实。我种荔枝树的地方[高埔公山(土名权项山)]不在刘桂贤承包(高排社后龙山)的山地范围内，刘桂贤和高排社没有权利清理我种的荔枝树。此外，本案所涉山地也不是高排社所有，而是属于柑田社、汤屋社、高排社、老屋社共同所有（有林权证、现场勘界图为证）。综上所述，刘桂贤存在明显的侵权行为，极大地损害了朱鸿章的合法权益。在有证据证明朱鸿章所种植荔枝树范围不在刘桂贤承包范围内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却判决刘桂贤不承担任何责任，放纵过错方，漠视弱者的合法民事权益，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没有查清楚就匆忙结案，明显违反了法律的公平原则以及法律的基本精神，损害了朱鸿章的合法权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刘桂贤答辩称：我同意原审判决，不同意朱鸿章的上诉请求、事实和理由，请求二审维持原判。具体答辩意见如下:朱鸿章的上诉主张与事实不符，2005年我与合作社签订承包合同承包了20亩土地，朱鸿章在我承包的土地上种植竹子，所以我就清理了该土地上的竹子。2006年我起诉朱鸿章，但朱鸿章没到庭，相关的判决书已经找不到了。2012年土地使用证换证，朱鸿章伙同村委和林业局把案涉的八亩地划走了,导致该八亩地现在归四个合作社共有。村里把土地上的竹子清理完毕后，把土地给我种植。根据我旧的土地使用证和承包合同相印证，涉案八亩地最早是由我承包的。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一致。
二审庭审时，朱鸿章与刘桂贤均当庭提交新证据，双方提交证据情况如下：
朱鸿章提交了三份证据：1、高埔村民委员会于2018年3月26日出具的《证明》；2、增城市人民政府印发的《增城市征收集体土地补偿管理办法的通知》（增府[2009]19号）；3、照片打印件若干张。朱鸿章对上述证据作如下说明：1、证据1用以证明刘桂贤承包的山头与我所种植树木的山头是不同的山头。2、证据2是增城市政府2009年19号文，根据增城市政府对果树赔偿标准，刘桂贤砍了我20多棵树，应按照增城市政府印发的标准对我进行赔偿。3、证据3的图片是我在2018年1月份期间到涉案争议土地上拍摄的被砍树木现状的照片，照片上标明的数字是被砍树木的代码，我的图片共标明23棵，我起诉20多棵。该证据用以证明我种植的树木被砍的情况。刘桂贤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村委会的证明不合法，2005年我承包的时候，涉案土地属于我承包的范围。2012年换证的时候，村委和林业局把我承包的土地划走变成四社共有了。2、朱鸿章主张2006年我坎了其树木，为何在2006年不起诉。本案不存在我砍朱鸿章树木的事实，我不应赔偿。3、朱鸿章提交证据3的图片都是虚假的，我不认可；涉案土地的树木被砍十多年了，根本不存在图片反映的现场。
刘桂贤提交了四份证据：1、广州市增城区派潭镇高埔村高排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高排经济合作社）于2018年6月14日出具的《林权证档案复印申请书》；2、高排经济合作社于2018年2月28日出具的《证明》；3、高排经济合作社于2018年6月14日出具的《证明》；4、高排经济合作社于2018年6月14日出具的《林地权属核实申请书》。刘桂贤表示：上述四份证据用以证明本案争议八亩地是高排经济合作社承包给我的土地范围，该八亩地属于高排经济合作社所有，是高排经济合作社发包给我的。朱鸿章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上述四份证据都是高排经济合作社出具的，这些证明都是偏帮刘桂贤，我不认可。
二审庭审时，朱鸿章还当庭提交了一份录音证据。朱鸿章对该录音证据作如下说明：该录音证据保存在手机里，现在我当庭播放。根据录音可以证明刘桂贤请人清理土地上的竹子和荔枝树，由此可以推翻刘桂贤主张村里清理竹子后再把土地交给其种植的说法。刘桂贤对该录音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朱鸿章根据该录音主张我砍其树不属实，录音中讲话的人应出庭作证。朱鸿章对此回应称：1、录音中的工人只是说明为刘桂贤种植竹子之前土地上就有竹子和荔枝树，工人并没有陈述是刘桂贤砍掉竹子和荔枝树。刘桂贤主张合作社将土地上果树清理掉后再给其种植，为何工人在为刘桂贤种植竹子的时候看到地上有竹子和荔枝树？2、刘桂贤请了三个工人帮其种植竹子，录音中是其中一个人，名字是刘应聪，据我理解是这个名字，但身份证是否这个名字我不清楚。刘桂贤确认其请了刘应聪种植竹子。
二审庭审后，朱鸿章向本院邮寄提交了当庭播放的录音制成的光盘及录音整理资料。刘桂贤对录音光盘及录音整理资料书面回应称：我承包本社土名后龙山约20亩的山地，承包期为2005年2月1日至2042年2月1日，有合同为证，2005年甘田村朱鸿章在我承包山地强行种竹的挑衅行为，后高排社让全体社员清理竹(拔掉)，我承包本社山地期间没有果树，朱鸿章果树早让霜冻死后改为种竹，现朱鸿章有意赖我砍死他的果树，情况不属实，朱鸿章应负法律责任，希望有关负责同志调查此事。荔枝树自生自灭与我没有一点关系。此外，朱鸿章提交的录音我已听，但我并没砍朱鸿章的荔枝树。我2006年起诉时，朱鸿章根本没有提到其有荔枝树；2016年我再次起诉，朱鸿章提出上诉后也根本没有提到其有荔枝树。
本院另查明如下事实：1、刘桂贤曾于2006年1月16日向原增城市法院起诉朱鸿章，要求朱鸿章返还侵占其承包的山地8亩及赔偿其损失3800元[案号为：（2006）增法民一初字第104号]，朱鸿章没有到庭应诉，增城市法院判决驳回刘桂贤的诉讼请求。2、刘桂贤于2017年再次向增城区法院起诉朱鸿章，要求朱鸿章赔偿经济损失8000元[案号为：（2017）粤0183民初822号]，朱鸿章到庭应诉，增城区法院判决朱鸿章赔偿1200元给刘桂贤。刘桂贤、朱鸿章均不服该判决，均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22日作出（2017）粤01民终1699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朱鸿章的上诉及刘桂贤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刘桂贤有无砍伐和清理朱鸿章在高埔公山种植的竹子和荔枝树及应否赔偿朱鸿章竹子和荔枝树被清理的损失9600元。本院对该争议焦点具体分析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亦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朱鸿章主张刘桂贤在2006年砍伐和清理其在高埔公山种植的竹子和荔枝树，朱鸿章应就其该项主张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经审查朱鸿章提交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刘桂贤在2006年砍伐和清理其在高埔公山种植的竹子和荔枝树，原审法院根据朱鸿章提交的证据并结合双方在本案之前两次诉讼的情况，对朱鸿章该项主张不予采信并据此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根据上述分析，本院认为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的原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期间，朱鸿章虽上诉坚持认为刘桂贤在2006年砍伐和清理其在高埔公山种植的竹子和荔枝树，要求刘桂贤赔偿其经济损失，但本院审理期间，朱鸿章没有新的事实与理由，其二审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佐证自己的上诉主张，故本院认可原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即对朱鸿章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朱鸿章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杨玉芬
审判员 许 群
审判员 邹殷涛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日
书记员 廖 晞
郑翠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