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东一法民一初字第162号
原告（反诉被告，以下统称“原告”）蒋某祥，男，1962年7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增城市，
原告（反诉被告，以下统称“原告”）蒋某钊，男，1968年11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增城市，
上述两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琦彬，广东正大方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两原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黎志锋，广东正大方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以下统称“被告”）东莞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创业路*号城建大厦。
法定代表人李先球。
委托代理人黄兰，广东历维永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允，广东历维永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东莞市常平房地产开发实业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河东路*号。
法定代表人黎清志，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陈松荣，该公司员工。
委托代理人古伟芳，该公司员工。
原告蒋某祥、蒋某钊诉被告东莞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建公司”），第三人东莞市常平房地产开发实业公司（以下简称“常平房地产公司”）及被告城建公司反诉原告蒋某祥、蒋某钊，第三人常平房地产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5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江涛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钟柳云、人民陪审员陈俊杰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公开审理，于2015年11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蒋某祥、蒋某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琦彬、黎志锋，被告城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允、黄兰，第三人常平房地产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古伟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蒋某祥、蒋某钊诉称，两原告是东莞市长利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利公司”）股东。2000年6月30日，长利公司与常平房地产公司签订了一份《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约定常平房地产公司负责协助办理该土地的国土使用证，费用由常平房地产公司负担。在2004年8月23日长利公司与被告城建公司也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转让地块是常平镇××大道××村面积为5002平方米（编号为20044050）地块，费用为9310000元。在2004年长利公司办理上述土地国土证时，被告知该合同用地是属于本案被告总面积为62525平方米用地中的一部分，要求长利公司必须交齐62525平方米用地的费用，长利公司出于对政府部门的信任代本案被告交纳了土地费用2814775元，于2004年9月24日，原告代被告交纳其他费用150060元，合计为2964835元。根据当时常平政府的书面协调意见，被告应该在办理余下用地的土地证时归还上述款项给长利公司。2015年4月份，两原告了解到城建公司已于2008年办理余下用地的国土证，还款条件早已成就，但其在长利公司催讨下一直未还。2006年3月，长利公司办理工商登记注销手续。上述原长利公司的债权，在公司注销的情况下，依法为股东继受，原告在多次催讨无果的情况下，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应偿还原告代其向东莞市国土资源局支付的办理土地证的费用2964835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该款项全部清偿以前的相应利息，利息从2004年7月24日起，以2814755元为基数，计算至2015年9月24日。从2004年7月24日起，以2964835元为基数计算至全部款项偿还之日止，利息暂计至2015年4月25日起为2114189.664元；上述合计5079024元；2、本案所发生的所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城建公司答辩称，一、原告的主体不适格，因为原告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两原告是长利公司清算注销以前的股东及证明长利公司已经经过合法清算，原告应该提供相应证据证明该公司的主体已经不存在，否则原告无权代表公司参与本案诉讼。二、本案应该适用普通诉讼时效两年的规定，原告的诉讼请求明显超过诉讼时效。根据相应规定，如果长利公司代缴的行为发生在2004年，则原告起诉的时间至今已有12年，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诉讼时效存在中止或者中断的情形。三、原告交纳费用的行为，受益人不是被告，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原告支付费用是在被告的利益受到损害或者威胁的情况下作出的，被告与长利公司不存在委托关系，也没有任何的业务往来，被告没有委托长利公司代为交纳任何款项，在没有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代缴的情况下，原告没有取得被告同意擅自代缴，原告应该为其无权代理行为承担后果。长利公司交纳款项的受益人是政府，长利公司代缴费用的必要性及紧迫性并不存在。事实上，被告于1993年通过协议方式取得东莞市常平板石管理区62525平方米的土地，1996年因常平大道建设需要占用土地，被告应当时常平镇政府的要求，同意退让部分土地用于支持道路建设，退让对价是被告受让土地时尚未交纳的税款及部分土地款由常平镇政府承担，这正是被告受让土地以后各部门没有催缴被告的原因，被告不可能无偿将部分土地转让给常平镇政府，因此被告并不是原告交纳费用的受益方。原告在没有通知被告的情况下，擅自交纳税费及部分土地款。即使被告存在欠交，也应该是由相关的政府部门向被告催缴，由被告向相关部门申报及缴纳，因此长利公司不是案涉税款的交纳主体。在被告的利益没有紧迫性的情况下，原告的代缴行为不符合无因管理的要件。长利公司的垫付税费及土地款的行为，不是为了被告的利益，甚至违背了被告与第三方达成的共识，属于不当管理行为。根据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无因管理应该是管理人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而进行的，这是无因管理的主观要件。长利公司交纳税费及部分土地款是为了自行的办证需要，不是为了被告的利益，从其交纳费用的动机及效果来看，不是为了被告的利益受损而为。被告与政府部门已经达成了共识，不存在交纳费用的紧迫性。长利公司的行为是没有顾忌被告利益，且超出合理管理的必要限度。四、被告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为34616.39平方米，超出部分与被告利益无关。
第三人述称，案涉62525平方米土地的办理费用应该由被告承担。根据常平公司签订的转让合同，此处的办证费用是指办证到长利公司名下的土地费用，但包括该土地在内的62525平方米的办证费用应该由被告负责。第三人与长利公司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是有效的，5002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表面是属于被告，但是该地是常平镇政府预留地。当时，被告与第三人都属于政府设立的房地产开发公司，代表政府行使土地转让及开发职能，至于城建公司与长利公司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是城建公司、常平公司、长利公司三方协商以后签订的用于办理土地证的形式文件。
被告向本院提出了反诉，诉称在2004年8月23日，以两原告为股东的长利公司与被告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双方约定：被告将位于常平镇××大道××村、地块编号为20044050，面积为5002平方米的土地转让给长利公司，转让金额为人民币9379100元，长利公司须在2004年9月3日前付清所有土地转让款。然合同签订后，长利公司却一直未按约定向被告支付土地转款，被告曾多次向其催讨，但原告都以种种理由拒付。2006年，长利公司申请工商登记注销，但两原告作为清算义务主体却未依法履行清算义务，通知被告申报其债权，致使被告的合法债权无法得到受偿。对此原告应承担对被告债权的清偿责任。被告特向本院提起反诉，反诉请求：1、判令两原告向被告支付土地使用权转让款9379100元；2、本案反诉费由两原告承担。
原告针对被告的反诉辩称：长利公司与城建公司之间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仅系在常平镇政府协调下制作的程序性文件，不是双方真实履行的依据，且该合同是无效合同。即便合同有效，城建公司的主张也过了诉讼时效。城建公司主张原告支付地价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其反诉请求。
第三人陈述的意见与原告的反诉答辩意见一致。
经审理查明，1993年12月1日，东莞市国土局与东莞市常平板石管理区签订一份《征用土地协议书》，约定东莞市国土局因出让土地使用权给东莞市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城建总公司”）经营东港城A区需征用东莞市常平板石管理区的土地，征用土地位于基围，面积62525平方米，共需补偿4689375元，该款在该协议经东莞市政府正式批准征地后60天内由用地单位直接支付给东莞市常平板石管理区。同日，城建总公司与东莞市国土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补充合同》，约定由东莞市国土局出让城建总公司位于常平板石管理区面积为62525平方米的土地，出让金为每平方米30元，总额1875750元。城建总公司以每平方米92.25元支付给东莞市国土局，作为使用土地的各项补偿、有关税费及区外设施等费用，该项费用共5767931元，合同签订后60天内城建总公司按合同将征地补偿费4689375元直接付给被征地单位，在1994年2月1日前将1078556元全部付清给东莞市国土局。1993年12月4日，东莞市国土局发布《关于东莞市城建开发总公司受让土地使用权建设东港A区用地的批复》文件，审批同意城建总公司的用地申请，并作出相关批复。
2000年6月30日，常平公司作为甲方，长利公司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一份《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约定由常平公司将自有土地面积约8亩的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给长利公司，作发展物业之用。土地使用权每平方米作价1800元，总值约9000000元。常平公司负责协助办理该土地的国土使用证，费用由常平公司负担。落款处有长利公司、常平公司加盖印章及相关代表签名。2000年7月11日，常平公司出具现金收入单，载明：“收到江永涛、蒋某祥第一小学侧土地款9000000元”。
2004年7月25日，东莞市常平人民政府出具一份《证明》，内容为：“东莞市长利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与东莞市常平房地产开发实业公司于2000年6月30日签订了一份《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按此《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条款规定，东莞市常平房地产开发实业公司应负责协助办理该用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并负担其费用。由于该合同用地原属东莞市城建开发总公司面积为62525平方米的用地中的一部分，而东莞市城建开发总公司由于资金紧张一直未缴纳有关办证费用，现在东莞市长利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需要办理土地证，但是按照市国土局规定，不能只缴交该用地的费用，要求一齐缴交62525平方米用地的费用，合共2954307元，而东莞市城建开发总公司和常平房地产开发实业公司都由于资金紧张，暂时没有能力缴付。经商量，同意由东莞市长利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先行垫付，待东莞市城建开发总公司办理余下用地的土地证时再由其归还此款给东莞市长利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常平人民政府承诺负责协调此事。特此证明。”
长利公司的东莞银行账户显示，2004年7月23日支出2641682元、312625元两笔款项，2004年9月13日支出151060元，与原告提供的缴费票据和耕地占用税完税证及东莞市财政局的复函相对应，即2004年7月23日，款项名称为土地出让金、土地增值费、征（土）地管理费，金额2641682元，付款单位：城建总公司；2004年7月23日，款项名称为耕地占用税款项312625元，应税面积62525㎡，纳税人为长利公司；2004年9月24日，款项名称为土地增值费150060元，付款人城建总公司。原告为此主张，因长利公司在办理土地使用证时被东莞市政府告知其用地原属城建总公司面积62525平方米的一部分，长利公司须缴齐城建总公司未缴纳的62525平方米的土地办证费才能办理土地证，故长利公司为城建公司缴纳了上述三笔费用，被告城建公司对上述缴费票据及完税证的真实性确认，但表示从不知道长利公司代其支付案涉税款及办证费用，并认为本案诉讼时效应当从长利公司缴费当天即2004年7月23日起算。
2004年8月23日，城建公司作为甲方，长利公司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一份《东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东国土转让合〔2004〕第4050号），约定城建公司委托东莞市土地交易中心以挂牌交易方式转让给乙方的地块位于常平镇××大道××村，地块编号20044050，面积为5002平方米。城建公司同意长利公司以9379100元竞得该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在2004年9月3日前，缴付第一期土地使用权转让成交地价款9379100元。
经原告申请，本院去函东莞市国土局核实长利公司缴纳耕地占用税312625元的事实及被告城建公司办理位于东莞市××××村62525平方米余下用地的土地使用证的时间，该局复函本院，内容为“本文所述宗地位于常平镇××村，由东莞市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于1993年通过协议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批文号：东国土出让字〔1993〕765号），原出让面积为62525平方米。2004年7月23日，东莞市长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市财政局缴交了耕地占用税312625元，凭证号为《耕地占用税完税证》（2000）粤农税电字0068266号。由于当时常平道路建设（常平大道）需占用部分用地，东莞市城市开发建设总公司同意退让部分用地支持道路建设；退让的土地面积与该公司在板石村其他地块××面积××并××了用地位置（××至××桥××村）。其后，东国土出让字〔1993〕765号地块退让后的剩余部分先后被批准分割为四宗地予以确权登记，基本情况如下：一、东府国用〔2004〕特436号宗地，于2004年7月29日初始登记于东莞市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名下，登记面积为5002.16平方米。后于2004年11月25日变更至东莞市嘉美豪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二、东府国用（2008）特270号宗地，于2008年6月27日初始登记于东莞市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名下，登记面积为16812.118平方米。后于2009年3月18日变更至东莞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名下，再于2010年12月17日变更至东莞市中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三、东府国用（2008）特271号宗地，于2008年6月27日初始登记于东莞市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名下，登记面积为12474.75平方米。后于2009年3月18日变更至东莞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名下。四、东府国用（2008）特272号宗地，于2008年6月27日初始登记于东莞市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名下，登记面积为5329.535平方米。后于2009年3月18日变更至东莞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名下，再于2009年12月3日变更至东莞市中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附件《审批表》地籍科意见一栏载明：“东国土出让字〔93〕765号已分割5002.16㎡，发证（2004特436号），剩余面积分为四字地发证，其中三字面积为12474.75㎡、5329.535㎡、16812.118㎡在原位置；另一字调整用地位置，已缴清费用，经核，符合登记规定”，落款时间为2008年6月26日。原告认为上述〔2004〕特436号土地即为案涉转让土地，被告认为其实际用地面积为34616.39平方米。
本院前往东莞市工商局调取了长利公司的工商档案资料,该资料显示长利公司于2003年7月18日登记成立,股东为两原告,法定代表人为蒋某祥。长利公司于2004年12月17日经核准变更名称登记为“东莞市长利商贸有限公司”，投资者为仍为两原告。“东莞市长利商贸有限公司”于2006年3月15日注销登记，注销前已向东莞市工商局提交了清算报告，清算报告显示其已对公司债权债务清算完毕，并将剩余财产按股东出资比例进行了分配。
另查，1、被告城建公司原名称为“东莞市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于2003年4月21日变更登记为“东莞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2、东莞市嘉美豪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系原告蒋某祥。
原告起诉时案由为无因管理纠纷，后在庭审中明确案由为合同纠纷，合同形式为口头合同，东莞市常平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可以印证双方的口头协议。原告表示长利公司自2004年代城建公司缴纳办证费后，未要求过被告返还相关费用，亦未向被告支付过土地转让款。被告也表示未要求原告支付过土地转让款。
以上事实，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东莞市长利房地产投资公司章程、《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东莞市常平人民政府《证明》、缴费票据、耕地占用税完税证、《东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现金收入单、东莞银行客户信息、1993年12月1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补充合同、征用土地协议书、东莞市国土局文件、土地使用证、核准企业变更登记通知书，东莞市国土资源局的复函及附件、东莞市财政局的复函及附件，东莞市工商局档案资料，以及本院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
本院认为，本案原告起诉时案由为无因管理纠纷，后在庭审中变更为合同纠纷，本案按合同纠纷予以处理。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两原告的主体地位是否适格。2、原告的本诉请求与被告的反诉请求是否有依据，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关于第1个争议焦点。两原告是长利公司的股东，长利公司于2004年12月17日经核准变更名称登记为东莞市长利商贸有限公司，投资者为仍为两原告。东莞市长利商贸有限公司于2006年3月15日注销登记，注销前已经清算，清算后剩余财产已按股东出资比例进行了分配，两原告作为原公司股东提起本案诉讼，主体适格，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第2个争议焦点。针对本案本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原告主张长利公司与被告就垫付办理土地证相关费用事宜存在口头合同关系，并提供东莞市常平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予以印证，虽然被告对该《证明》的内容不予认可，但东莞市常平人民政府作为第三方出面负责协调此事，其出具的《证明》具有较高的可信性，且被告未提供证据对此予以反驳，本院对该《证明》予以确认。结合长利公司为被告缴纳办理土地证相关费用的付款时间及数额与《证明》出具时间及款项数额较为吻合的事实，本院对原告的上述主张予以采信，认定长利公司与被告存在垫付办理土地证相关费用的口头协议，协议内容与上述《证明》内容一致。长利公司与被告的口头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应按协议内容各自履行相关的义务。原告请求被告返还垫付的办理土地证的相关费用，依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根据公平原则，被告向原告返还的款项应以实际办证至被告名下的土地面积为准，计为（5002.16+16812.118+12474.75+5329.535）㎡／62525㎡×（2641682+312625+150060）元=1967062.13元。至于利息，应以1967062.13元为基数，自被告办理剩余土地证完毕时即2009年3月1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被告清偿之日止。对原告超出上述数额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诉讼时效问题。根据东莞市常平镇政府出具的《证明》显示，“……同意由东莞市长利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先行垫付，待东莞市城建开发总公司办理余下用地的土地证时再由其归还此款给东莞市长利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即被告返还款项给长利公司的条件为被告办理余下用地的土地证。虽然被告城建公司已于2009年3月18日前将余下土地登记至其名下完毕，但所涉土地部分已更名至案外人名下，且原告客观上难以获知剩余土地是否完全办证完毕，原告主张其于2015年4月份才获知以上情况，有一定的合理性，本院予以采信。原告的诉讼时效应从其知情时即2015年4月份起算，至其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两年，对被告主张原告超出诉讼时效，本院不予采信。
针对本案反诉，本院认为长利公司与被告城建公司于2004年8月23日签订的《东莞市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并非双方真实履行的转让合同，理由如下：首先，该合同签订后，被告在付款期届满后从未向长利公司催缴过对价款，且在长利公司未实际支付对价款的情况下，被告即将案涉土地过户至原告蒋某祥作为法定代表人的东莞市嘉美豪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明显与常理不符；其次，结合东莞市常平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及长利公司在2014年7月23日代被告缴纳土地出让金等费用的事实，长利公司在上述合同签订前已代被告缴纳与上述合同所涉土地相关联的土地出让金等费用，也有悖于常理；再次，第三人与原告的陈述也表明，上述合同是被告、长利公司及第三人协商一致后签订的用于办理土地证的形式文件，并非履行的真实依据。综上，被告基于上述合同要求原告支付地价款，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即便上述合同真实有效，合同约定成交地价款于2004年9月3日前支付，本诉的诉讼时效应从此时起算，现被告反诉请求原告支付土地款已超两年诉讼时效，本院对其反诉请求不予支持。被告称因长利公司于2006年3月15日注销登记构成反诉诉讼时效中止的法定事由，但长利公司注销登记并不影响被告城建公司向相关主体主张权利，故对被告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及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限被告东莞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蒋某祥、蒋某钊返还1967062.13元及支付利息（利息以1967062.13元为基数，自2009年3月1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清偿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蒋某祥、蒋某钊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驳回被告东莞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本诉受理费47353.16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蒋某祥、蒋某钊负担29013.69元，被告东莞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负担18339.47元；反诉受理费38726.85元（被告已预交），由被告东莞市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江 涛
代理审判员 钟柳云
人民陪审员 陈俊杰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彭燕玲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第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