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宜昌中民一终字第0032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宜昌正欣油脂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承洪，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娄小兵，湖北诚业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曹书菊。
委托代理人余爱东，湖北演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许承洪。
委托代理人娄小兵，湖北诚业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龚经为。
委托代理人刘钢，湖北诚业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宜昌正欣油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欣公司）为与被上诉人曹书菊，原审被告许承洪、龚经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枝江市人民法院（2014）鄂枝江民初字第008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4月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车志平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刘俊、代理审判员王明兵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09年5月8日，亚星公司向曹书菊借款10万元，2009年6月2日，亚星公司向曹书菊借款190万元，并分别给曹书菊出具了收据，约定借款按月息12‰计息。亚星公司于2009年12月17日还款50万元，于2010年3月9日还款80万元。2010年3月15日，曹书菊与亚星公司就借款与业务往来进行结算，双方明确截止2010年3月15日，亚星公司应付曹书菊借款利息208723元，欠曹书菊菜粕款59500元，欠借款本金700000元，合计欠款968223元。亚星公司重新给曹书菊出具了968223元的借支单，并加盖了亚星公司的印章，但双方没有约定还款期限，也没有约定借款利息，许承洪在借支单上作为担保人签字。
2002年6月3日，许承用、许承洪、潘心高三自然人成立亚星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其中许承用出资468万元占公司93.6%的股权；许承洪出资2万元占公司0.4%的股权；潘心高出资30万元占公司6%的股权，许承用系公司法定代表人。2007年3月8日，股东潘心高将亚星公司6%的股权以30万元价款转让给股东许承用。2010年5月25日，许承用将亚星公司55%的股权以275万元价款转让给高戴波，将亚星公司44.6%的股权以223万元价款转让给股东许承洪，股权变更后高戴波为亚星公司法定代表人。2013年9月16日，许承洪将亚星公司40%的股权以200万元价款转让给龚经为，高戴波将亚星公司55%的股权以275万元价款转让给龚经为，股权变更后龚经为系亚星公司法定代表人。2013年12月17日，亚星公司在工商管理部门更名为正欣公司。2014年2月12日，龚经为出资100万元成立独资企业玉欣公司，经营场所为正欣公司的经营场所。2014年2月22日，正欣公司与玉欣公司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将正欣公司所有的七栋房屋（面积10876.86㎡）以200万元的价款出售给玉欣公司。曹书菊因向正欣公司催讨借款未果，为此诉至本院。
高戴波陈述2010年4-5月，高戴波、林小成、曹书菊三人达成口头协议，约定三人共同出资310万元，以高戴波的名义取得亚星公司55%的股权，其中高戴波出资50万元占亚星公司15%的股权，林小成出资150万元占亚星公司20%的股权，曹书菊出资110万元占亚星公司20%的股权。曹书菊通过银行转账13万元给高戴波，余下的97万元没有通过高戴波交付。曹书菊对高戴波个人的陈述不予认可。
2010年5月10日，高戴波与亚星公司、许承洪、许承用签订《亚星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高戴波提供），出让方为亚星公司，受让方为高戴波。双方在协议中约定，高戴波出资310万元到位，拥有亚星公司55%的股权，许承洪拥有亚星公司45%的股权，许承用在该协议上签字同意办理。2010年5月25日，许承用、高戴波、许承洪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工商登记资料），高戴波以275万元的价款受让许承用在亚星公司55%的股权，并以该协议在工商管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股权变更后高戴波为亚星公司法定代表人。许承用、高戴波、许承洪办理股权转让时，双方没有对亚星公司以前的经营、财务进行审计，只是在亚星公司与高戴波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亚星公司的固定资产作价1260万元，债务超过1260万元的部分由许承洪个人承担或者转为其个人债务，1260万元以内的债务按股权比例计算，并且在协议书中明确约定“附有债务明细表和备忘录”。庭审中正欣公司及许承洪均称后因公司股权发生变更，已无法向法院提供与高戴波股权转让的相关资料（包含债务明细表和备忘录）。
2010年5月27日，高戴波给亚星公司转款1442000元，亚星公司会计刘星给高戴波出具收款1442000元的入股金收据。2010年5月31日，亚星公司的第6号财务记账凭证根据银行的转款凭证和收据记账联记账，会计借方科目为“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贷方科目为“资本公积”。2010年10月28日，亚星公司出纳黄剑锋给高戴波出具1658000元入股金的收据，2011年2月，亚星公司的第32号记账凭证根据1658000元的收据记账联记账（后没有附任何转款凭证），会计借方科目为“现金”，贷方科目为“资本公积-
资本（或股本）溢价”。2010年10月28日，亚星公司张志琴给高戴波出具了另一份收据，金额为入股金310万元，张志琴在收据的备注栏中注明“其中发行还贷1442000元、转账668000元、曹书菊990000元”。收据联的右上角有注解（310万元的组成），但后用笔迹抹黑。2011年2月亚星公司第36号记账凭证凭310万元收据的“交款联”记账，会计借方科目为“应付账款-
许承洪”，贷方科目为“现金”。张志琴在庭审中陈述其从2000年至2010年2月任亚星公司的出纳，后变更岗位在亚星公司开票，2012年离开亚星公司。张志琴出具310万元的入股金收据时其已不是亚星公司的出纳，称应高戴波的要求在310万元收据上备注说明“其中发行还贷1442000元、转账668000元、曹书菊990000元”，但高戴波对此不予认可。高戴波陈述该310万元的收据联应是自己持有，且收据右上角的被划去的字迹为自己所写也是自己所划，但不知该收据怎么到了亚星公司的账里。正欣公司没有向法院提供310万元这张收据的“记账联”及其相应的记账凭证、账簿。高戴波与张志琴均认可出具310万元的股金收据时，曹书菊不在现场，且事后均没有将此事（即债权转股权）告知曹书菊。
高戴波的工作笔记本反映，2010年10月至2011年7月，曹书菊曾多次参加亚星公司管理人员会议，商讨亚星公司的管理、经营问题，但记录中既没有明确参加的是股东会议，也没有明确曹书菊是亚星公司的股东。曹书菊对参加亚星公司会议的解释为，因高戴波与曹书菊原来就认识，高戴波到亚星公司入股是其介绍，且曹书菊与亚星公司有业务往来，而且还是亚星公司的债权人，故参与了亚星公司的部分会议。
2012年1月2日，高戴波、曹书菊在亚星公司职工吴大英、袁诚夫妻的离职补贴上签字，高戴波证实吴大英、袁诚到亚星公司上班是曹书菊介绍而来，吴大英、袁诚离职时许承洪外出下落不明，曹书菊签字是担保性质，目的就是担保如今后许承洪不认这笔费用则由曹书菊承担。
2012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枝江支行（以下简称枝江农发行）和湖北省枝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枝江农商行）分别诉至法院，要求亚星公司返还借款及利息，经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后进入执行程序。2013年5月14日，龚经为与枝江农发行达成债权转让协议，约定以4578006.28元的价款将枝江农发行在亚星公司的债权及相应的优先受偿权转让给龚经为；2013年9月25日，龚经为与枝江农商行达成债权转让协议，约定以290万元的价款将枝江农商行在亚星公司的债权及相应的优先受偿权转让给龚经为。龚经为取得亚星公司的债权后，于2013年9月16日与亚星公司股东许承洪、高戴波达成股权转让协议，其中高戴波将其在亚星公司55%的股权以275万元的价款转让给龚经为，并在当地工商管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龚经为成为正欣公司的控股股东及法定代表人。龚经为受让亚星公司的股权时，双方没有对亚星公司的经营及财务进行审计。高戴波转让亚星公司的股权时，没有通知曹书菊。
另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向许承洪释明，许承洪明确表示和林小成有联系，但林小成不愿出庭作证。
曹书菊一审诉讼请求判令：正欣公司返还曹书菊借款本金968223元，并从借款之日起按月息12‰支付利息至还款之日止，由许承洪、龚经为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原审法院认为：一、正欣公司由亚星公司变更而来，公司名称的变更不影响其对外承担责任，亚星公司应承担的责任应由名称变更后的正欣公司承担。2010年3月15日，亚星公司给曹书菊出具借支单，明确确定借款本息及菜粕款合计借款968223元，正欣公司、许承洪、龚经为虽然对该借款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庭审中已查明该借支单系对原借款和货款往来结算后形成新的借款，故对正欣公司欠曹书菊968223元的借款事实予以认定。菜粕款虽然是货款，但曹书菊与正欣公司就货款往来办理了结算，并且出具了借支单，说明正欣公司下欠曹书菊的货款已转为借款。曹书菊与正欣公司没有约定还款时间，曹书菊可以随时催告正欣公司在合理的期限内还款，为不定期之债。故正欣公司、龚经为称曹书菊的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的辩称，不予采信。二、法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2010年5月10日，高戴波与正欣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股权出让方为正欣公司，而正欣公司不持有自己公司的股份，没有股份也就无权转让股份，且也没有依据该份股权转让协议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故高戴波与正欣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一份无效协议，无效协议自始无效。2010年5月25日，高戴波与正欣公司股东许承用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东会议决议在当地工商管理部门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该《股权转让协议》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已经工商登记变更股权，合法有效。高戴波的股权是从股东许承用的手中受让所得。无论高戴波与许承用约定正欣公司55%的股权实际转让价款是多少，均不影响股权转让人为股东许承用，股权受让人为高戴波，高戴波是正欣公司登记于股东名册的股东。三、曹书菊是否为正欣公司股东高戴波名下的隐名股东。1、高戴波陈述其与曹书菊、林小成三人达成口头协议，约定共同出资310万元受让亚星公司55%的股权，其中林小成出资150万元，占亚星公司20%的股权，曹书菊出资110万元，占亚星公司20%的股权，高戴波出资50万元占亚星公司15%的股权，曹书菊的股权记名于高戴波名下。曹书菊不认可高戴波的说法。2、假如曹书菊出资多，但股权记名于出资少的高戴波名下，依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曹书菊不能行使公司股东的相关权利，其不签订书面的合伙入股协议确保自己的权利，不合情理。3、按高戴波的陈述，高戴波、林小成、曹书菊三人的出资额与股权比例明显不符，但其没有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4、2010年6月24日，高戴波在农村信用社自己的账户取款13万元，后存入张志琴的账户，取款存款的行为与曹书菊是否给高戴波交付13万元没有任何关联性，不能证实曹书菊向高戴波交纳13万元的入股金。5、高戴波陈述曹书菊出资现金13万元，抵债权99万元，合计112万元，与其陈述的曹书菊出资110万元不符。6、高戴波将亚星公司55%的股权转让给龚经为时，没有告知记名于其股权中的隐名股东曹书菊，如曹书菊为入股合伙人，高戴波转让正欣公司的股权时理应告知其他入股合伙人。7、从2010年10月至2011年7月间，曹书菊多次到亚星公司参加会议，并参与了亚星公司的经营管理。但高戴波所有的记录中均没有明确曹书菊是亚星公司的股东，也没有明确曹书菊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会议。8、2012年1月2日，曹书菊、高戴波在正欣公司职工吴大英、袁诚的离职补贴领条上签字，现已查明曹书菊签字是担保许承洪如果不认这笔账时由曹书菊承担，且正欣公司没有提供其他曹书菊签字报销的相关证据，故曹书菊在吴大英的领款单上签字是担保性质，不能认定是在行使隐名股东的权利。9、正欣公司在2010年5月27日及2010年10月28日，已分别给高戴波出具入股金收据，将高戴波的入股金分两次入账，合计金额为310万元，并且会计记账记为增加“现金”，说明正欣公司已收到高戴波交来现金310万元。2010年10月28日，正欣公司的张志琴又给高戴波出具收取310万元股金收据一份，且这份收据中应由交款人高戴波持有的“交款联”，被收款人正欣公司凭“交款联”在正欣公司做账，减少许承洪在公司的往来账款，这明显不符合会计做账的基本原理，收款单位只能凭收据的“记账联”做账，“交款联”应是交款人高戴波持有。正欣公司先后出具了三份收款收据，总共应收取高戴波入股金620万元，但高戴波及正欣公司、许承洪均只认可收高戴波310万元的入股金，且正欣公司没有向法庭提供310万元这张收据的“记账联”及相应的记账凭证和账簿，另张志琴出具这张收据时其已不是正欣公司的出纳或会计，故310万元这张收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高戴波与张志琴认可出具310万元收据时曹书菊不在现场，且事后也没有将曹书菊在公司债权转为公司股权的事实告知曹书菊，故对于该收据上开票人和持票人单方记载曹书菊入股99万元的事实，不予采信。10、高戴波的股权转让款，按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应当支付给股权转让人许承用。目前查明，高戴波的股权转让款均支付给正欣公司，且先不论正欣公司收取高戴波的入股金后应如何做账，如果高戴波的入股金中包含曹书菊的债权99万元，则说明曹书菊在正欣公司99万元的债权转为其在正欣公司的股权，正欣公司应减少公司债务增加公司实收资本，实收资本增加则应办理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但正欣公司的注册资本以及实收资本均没有办理变更登记，且其提供的账簿中无法查到应付曹书菊的往来账款明细，无法知晓正欣公司是否减少曹书菊的往来账款及减少的依据，正欣公司的账簿、凭证及往来明细应是正欣公司持有。综上，本案中，曹书菊举证证明自己是正欣公司的债权人，按法律规定正欣公司、许承洪、龚经为反驳的应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否则就要承担不利的法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证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现曹书菊一直持有正欣公司的债权凭证，并且曹书菊在此期间多次到正欣公司，正欣公司完全有机会将债权转股权的事实告知曹书菊，并与曹书菊本人办理相关的手续，但正欣公司没有取得任何曹书菊同意债权转股权的相应证据，且高戴波也不持有曹书菊合伙入股的相应依据。正欣公司、许承洪、龚经为提供证明曹书菊是正欣公司隐名股东的证据就是高戴波的陈述及工作笔记，上述证据均属于证人证言，且证人高戴波原系正欣公司的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因经营亏损被迫转让正欣公司股权，与正欣公司是利害关系人。曹书菊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正欣公司、许承洪、龚经为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故正欣公司、许承洪、龚经为主张正欣公司已将曹书菊债权转股权的事实，不予采信。四、曹书菊持有正欣公司的不定期之债的合法凭证，其要求正欣公司返还借款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许承洪在曹书菊的借支单上作为担保人签字，为正欣公司向曹书菊借款提供保证责任，且没有明确约定保证方式，依法应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故曹书菊要求许承洪承担偿还责任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许承洪称曹书菊的债权已得到清偿，许承洪保证责任已消灭的辩解，不予采信。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五、法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正欣公司将登记在其名下的七栋房屋（面积10876.86㎡）以200万元的价款出售给了玉欣公司，虽然属于明显的低价出售，但正欣公司还有其他的财产，且曹书菊的债权只有100万元，正欣公司出售房屋的价款就有200万元，低价出售行为是否属于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有待商榷，故曹书菊要求龚经为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六、曹书菊与正欣公司没有明确约定借款利息，视为不支付利息。故曹书菊要求正欣公司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一、宜昌正欣油脂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曹书菊借款968223元；二、许承洪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三、许承洪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宜昌正欣油脂有限公司追偿；四、驳回曹书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诉讼费13482元，由被告宜昌正欣油脂有限公司负担（此费用已由原告预付，由被告在履行给付义务时一并转付）。
上诉人正欣公司不服原审法院的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本案的核心问题是曹书菊是否系正欣公司（原亚星公司）的隐名股东。一审法院在该问题上认定事实上错误，结论与客观事实相反，从而导致判决结果错误。一审法院对原审中的被告提交的完全能反映客观真实的原始凭证，能证明曹书菊就是正欣公司的股东，行使过股东权利，对公司进行了实际的管理和控制的证据不予采信，孤立地看待单个证据，割裂这些证据之间的有机联系，仅凭曹书菊一张几年前的单据就认定借贷关系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驳回曹书菊的全部诉讼请求。
上诉人正兴公司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一、2013年5月高戴波向枝江市七星台人民政府书写的经营状况报告，证明高戴波占公司55%股份中对应出资款只有几十万元，与之前高戴波向法院出具的证明以及人民法院向其所做的调查是相印证的。
该证据经庭审质证，被上诉人曹书菊认为，对该份证据要证明的观点不能认同，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性、来源性不清楚，无法确认。该份证据与本案的债务没有关联性。是否真实，应该通过其他证据予以支持，且很多内容与事实不符。
原审被告许承洪认为，之所以变成65万元，是因为后来公司经营需要，要求每个股东增加出资20万元，高戴波因为困难，只出资15万元。曹书菊出资20万元。
原审被告龚经为认为，对该份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持异议。债权人中没有曹书菊，说明在2013年5月之前，曹书菊已不是公司的债权人。
对上述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为，该证据不能充分反映与本案有实质的关联性，不予采纳。
证据二、许承亚的证人证言，许承亚证实其到亚星公司上班时曹书菊作为老板出现的，其儿子在公司主持工作，曹书菊也主持过工作。娄小江的证人证言，称曹书菊参加过公司会议，但公司章程等资料、注册哪几个股东，分别占有多少股份，娄小江不清楚。
经庭审质证，被上诉人曹书菊认为，原审法院从来没有出现不准许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况，可以查阅原审庭审笔录。证人证言明显感觉是授意而来的，证人许承亚强调曹书菊主持过公司的收购工作，言下之义就认为曹书菊是公司的股东，但是没有提供任何曹书菊主持工作的书面证据，证人只是陈述曹书菊是口头通知收购价格，也不知道曹书菊在财务室从事什么工作，在上诉人的询问之下，变更曹书菊是从事管理工作，还负责生产、销售、收购工作，也就是说全面履行管理职责，那么如果全面履行管理职责，就应该有大量在文件、财务凭证上的书证。证人娄小江陈述曹书菊对生产、经营、人事安排参与决策。上述证人证言回答的问题不能达到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对证人证明效力不予认可。如果证人是公司的职工，应该提供劳动合同，否则如何确认证人就是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如何确认证人就是质检员，证人的陈述不真实，证明效力不具有法律效力。
原审被告许承洪、龚经为均没有发表质询意见。
对上述证人证言，本院认为，该证人证言因没有其他相关证据相印证，不予采纳。
被上诉人曹书菊答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曹书菊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应城市明星油脂加工有限责任公司的营业执照、机构代码证、曹书菊及其丈夫的户口复印件，证明曹书菊与其丈夫在2003年时就开始租赁经营应城市明星油脂加工有限责任公司，在2006年出资购买该公司，以此证明曹书菊与其丈夫本人就是从事油脂加工企业的，证明有时间也有能力管理公司，按照上诉人的说法，曹书菊如果要入股亚星公司，为什么要隐名股东？既然自己开办公司，凭什么说曹书菊及其大夫没有能力管理公司。
经庭审质证，上诉人正兴公司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不能达到被上诉人证明目的，不可能在应城和枝江两边公司进行管理。
原审被告龚经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认为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原审被告许承洪没有发表质询意见。
对上述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为，该证据的真实性可采信，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原审被告许承洪同意上诉人正欣公司的上诉意见。
原审被告龚经为同意上诉人正兴公司的上诉意见。
二审诉讼中，原审被告许承洪、龚经为没有新的证据提交。
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曹书菊是不是公司的隐名股东，债务是否真实存在。
本院认为：一、关于曹书菊主张对正欣公司享有债权968223元的问题。原枝江亚星许氏油脂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星公司）于2009年5月8日和2009年6月2日分别向曹书菊借款10万元和190万元，之后亚星公司部分还款并与曹书菊发生菜粕业务往来，2010年3月15日双方办理结算，确认亚星公司欠曹书菊968223元，亚星公司向曹书菊出具书面借支单，诉讼中各方当事人对债务的形成过程及数额均无异议。2013年12月17日亚星公司更名为正欣公司，曹书菊要求正兴公司还款，符合法律规定。二、亚星公司不属于高戴波与许承用之间股权转让的合同相对人。高戴波2010年5月与许承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高戴波应向许承用支付转让款，如果曹书菊系挂名在高戴波名下的隐名股东，曹书菊应通过高戴波向许承用支付转让款，而不应向亚星公司付款。因此，即使曹书菊没有履行出资义务，应是许承用向高戴波主张权利，高戴波承担责任后再向曹书菊追偿。亚星公司不是合同相对人，无权要求曹书菊支付合同款项，因此也就没有权利对曹书菊进行债转股，正欣公司所谓的债转股在法律上无效。三、关于正欣公司及原审被告辩称曹书菊债转股的问题。2010年5月，原亚星公司股东许承用将55%的股权转让给高戴波，正兴公司辩称高戴波的55%股权中，有20%属曹书菊所有，有20%属林小成所有，曹书菊和林小成是亚星公司的隐名股东。其中亚星公司以债转股的方式，用曹书菊的债权抵偿了曹书菊应当交纳的出资款，所以正兴公司不再承担偿还曹书菊债务的责任。对于正兴公司的说法，曹书菊不予认可，正欣公司也没有提供林小成认可自己是隐名股东的证据。正欣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曹书菊债转股的财务凭证系正兴公司单方面制作，有明显的涂改痕迹，而且记账科目不符合财务规定，不具有证据效力。原审被告许承洪在一审诉讼中承认，将曹书菊的债权转股权，没有和高戴波商量，没有通知曹书菊，也没有要求曹书菊与亚星公司办理债转股的手续，因此，正欣公司主张的债转股对曹书菊不具有法律效力。正欣公司辩称曹书菊曾主持过亚星公司的工作，多次参加股东会议，但是正欣公司却不能说明曹书菊担任什么职务，不能提供有曹书菊签名的股东会记录，不能提供有曹书菊主持工作期间签字的公司文件和财务资料，在正欣公司提供的许多吴大英的领款单上，虽然在高戴波的签名后附随有曹书菊的签名，但曹书菊的签名应当认定为对吴大英的担保更符合情理。正欣公司没有提供原亚星公司股东分红的财务资料，没有提供亚星公司对曹书菊发放过工资报酬的证明，故正欣公司上诉称曹书菊为公司隐名股东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证据不足，并且《公司法》规定隐名股东不享有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权利。正欣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上诉人正欣公司的上诉理由及请求不予支持。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13482元，由宜昌正欣油脂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车志平
审 判 员 刘 俊
代理审判员 王明兵
二〇一五年六月三日
书 记 员 袁昌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