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京02民终324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女，1979年3月11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女，1956年9月9日出生。
二上诉人之委托代理人王洪飞，北京市五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安×，男，1979年4月2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胡杰，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力静，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北京国融兴业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凉水河一街37号院87号楼301室。
法定代表人马长春，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海阳，北京市名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所媛，北京市名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刘×因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5）大民初字第084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5月，安×向原审法院起诉称：我与李×是夫妻关系，二人于2006年2月28日登记结婚，刘×是李×的母亲。2010年4月17日，我和李×共同出资购买位于亦庄×××2号楼920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并以李×的名义与北京国融兴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融公司）签订了合同编号为Q2139的《房屋买卖合同》。一次性付清全部房款后，国融公司于2010年6月28日开具了购房发票。后我与李×的感情出现裂痕，从2011年开始分居。2011年7月29日，李×在未告知我且未征得我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向国融公司出具承诺书，将涉案房屋买卖合同的买受人变更为刘×，将相关购房发票的付款人也变更为刘×。我认为，涉案房屋是我和李×在婚姻存续期间共同出资购买，应当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根据法律规定，夫妻对共同共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李×在未通知我和征得我同意的情况下，将房屋买卖合同的买受人变更为刘×的行为严重损害了我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平等处置权；且刘×明知涉案房屋系我和李×的共同财产，在未支付任何对价的情况下，私自与李×办理了变更购房人手续，严重损害了我的合法权益。李×与刘×存在恶意串通的主观恶意，故其二人之间变更涉案房屋买卖合同买受人的行为无效。因此，请求判决确认李×将其与国融公司于2010年4月17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编号：Q2139）的买受人变更为刘×的行为无效。
李×、刘×辩称：安×曾以确认合同无效纠纷诉至法院，本案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安×不是《房屋买卖合同》的当事人，无权确认合同无效，李×与国融公司签的合同，与刘×有联系但没有直接联系，与安×没有直接关系。安×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
国融公司述称：不同意安×的诉讼请求，本案已有生效判决，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李×与我公司于2010年4月17日签署了《房屋买卖合同》，我公司将开发的涉案房屋出售给李×，李×也支付了相应的房屋价款。后李×找到我公司，要求将买受人更名为其母亲刘×，更名不存在炒楼花的嫌疑，我公司应李×换名要求，要求李×出具了承诺书，收回原开具给李×的购房发票，将原合同作废，重新与刘×签署了新的合同，并开具了发票。上述手续完备后，房主名称变更为刘×。根据房屋性质，因所售房屋不是普通住宅，不受房屋限购影响，我公司作为开发商与买受人签订合同时只需履行确认买房行为是买受人真实意思表示、提供合法的身份证明文件、对双方合同条款无异议、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即可，房屋买卖合同书中书写谁的名字、变更成谁的明细、是否涉及夫妻共同财产等不是开发商审核的内容，且开发商无权审核。在整个换名过程中我公司无过错。我公司认为与刘×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恶意串通的合同是合同的双方当事人非法勾结，为牟取私利，而共同订立的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本案中，李×将其与国融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买受人变更为刘×的行为，视为李×与刘×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权利义务概括转让合同。本案的争议焦点即在于该事实合同是否合法有效。根据查明事实，李×、安×作为借款人出具的173万元借条包含了涉案房屋的购房款，故对于李×、刘×主张刘×为涉案房屋实际购房人的意见，法院不予采信。李×与国融公司于2010年4月17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编号：Q2139）系李×与安×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签订，购房款由二人共同支付，故该合同项下的权利应由安×与李×共同享有。刘×作为李×的母亲，在明知李×、安×二人有家庭矛盾、夫妻关系恶化的情况下，与李×完成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转让，构成恶意串通，侵害了安×的合法权益。因此，安×要求确认李×将其与国融公司于2010年4月17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编号：Q2139）的买受人变更为刘×的行为无效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八十九条之规定，于2015年12月判决：确认李×将其与北京国融兴业投资有限公司于二〇一〇年四月十七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编号：Q2139）的买受人变更为刘×的行为无效。
判决后，李×、刘×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安×的诉讼请求。理由为：一、本案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安×曾提起请求确认涉诉《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诉讼，该案已经法院审理作出生效判决。二、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超出法定审理期限，违反法定程序。三、原判决认定李×、安×作为借款人出具的173万元借条包含了涉案房屋购房款，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购买涉案房屋的100万元系刘×出资购房款，不包含在借款中。四、原判决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安×同意一审判决，并答辩称：本案与安×曾提起的请求确认涉诉《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诉讼法律关系不同，本案不违反一事不再理；李×、刘×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房屋系刘×委托李×购买，购买涉案房屋的100万元已经包含在173万元借款之中。
国融公司同意一审判决，并述称本案争议与国融公司没有实质关系，国融公司认可一审查明的合同更名事实，法院判决确认实际购房人是谁国融公司就和谁继续履行合同办理房产证。
经审理查明：安×与李×系夫妻关系，刘×系李×之母。2010年4月17日，李×与国融公司签署《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编号：Q2139），双方约定国融公司将×××2号楼920号房屋卖予李×，价款为568131元，国融公司应于2011年6月30日前将涉案房屋交付李×，李×应一次性付清全部购房款。上述合同签订后，李×支付了全部购房款，国融公司向其开具了金额为568131元的专用发票，开票日期为2010年6月28日。2011年7月29日，李×向国融公司出具《承诺书》一份，内容为：“本人李×自愿将×××2号楼920号房屋姓名变更为刘×。该房屋款项已付清，且双方无任何财务纠纷。如出现任何问题与开发商无关，后果自负。”国融公司遂与刘×签订了合同编号为Q2139的《房屋买卖合同》，该合同内容与前述李×与国融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内容一致，仅买受人名称发生变化。该合同显示的签署日期为2010年4月17日，国融公司、李×、刘×均认可该日期系倒签，实际签署日期为2011年7月29日。国融公司将签署以李×为付款人的专用发票收回后，重新出具了以刘×为付款人、开票日期为2011年7月29日的专用发票。涉案房屋尚未办理产权证书。
2013年，安×以李×、刘×、国融公司为被告向一审法院提起确认合同无效纠纷诉讼，以李×在未征得其同意情况下与刘×恶意串通欺骗国融公司变更涉案房屋买受人，意图非法转移夫妻共同财产为由，请求确认刘×与国融公司签订的合同编号为Q2139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一审法院于2013年12月作出（2013）大民初字第2149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安×的诉讼请求。安×不服上诉至本院，本院作出（2014）二中民终字第02194号民事判决，判决维持原判。
现安×提起本案之诉，请求确认李×将其与国融公司于二〇一〇年四月十七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编号：Q2139）的买受人变更为刘×的行为无效。李×、刘×主张涉案房屋系刘×实际出资购买，不同意安×之诉讼请求。
经查，安×、李×在婚姻关系期间与刘×存在多笔金钱经济往来。本案审理中，安×提供2010年7月10日的录音及文字材料。其中内容有：“……刘×说：2005年56万，2006年70万，2007年80万，2008年57万，2009年115万，这都是银行汇款，2010年100万…共还了100万，还有215万，215万去了这个房子钱…刘×说：368万，咱就说368万，现金，给的现金就不算了，368减去100，等于268哈，268再减去这个楼钱。李×说：这楼80万…刘×说：188万，那个车钱，减去那个车钱…就算25万行吧，25万还有…李×说173万……刘×说：422万减去100万，322万减去一个80万，242万再减去一个25，217再减去房子和车，汇款是368万，是按照368万算的…刘×说：368减去80，是160…给100万，应该是163万，算错了。李×说：我给写173万……”。安×另提供李×、安×签署的《借条》，该借条落款为2010年7月8日，内容为“借购楼款173万（壹佰柒拾叁万）”。双方对上述录音及《借条》真实性予以认可，认可《借条》系在2010年7月10日算账之后形成，并一致认可涉案房屋及另案涉案房屋（×××2号楼919号房屋）的购房款系以刘×2010年转账给李×的100万元支付。双方争议为：安×主张2010年7月10日双方经过清算形成了金额为173万元的《借条》，购买涉案房屋使用的款项为借款已包含在173万元借款之中；李×、刘×则主张刘×2010年转账给李×的100万元系刘×实际出资的购房款，该款项并非借款，不包含在173万元《借条》金额内。
另查，安×、李×、刘×之间存在多起诉讼。刘×认可李×将涉诉购房合同买受人变更为其之前其知晓李×、安×夫妻关系恶化的情况。
上述事实，有《房屋买卖合同》、购房发票、结婚登记材料、《承诺书》、录音及文字材料、《借条》、开庭笔录及当事人陈述意见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事实，李×系在与安×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与国融公司就购买涉案房屋签订了涉诉《房屋买卖合同》，并支付了购房款，故该合同项下的权利及财产利益应推定为由安×、李×夫妻二人共同享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夫或妻因非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本案李×将其与国融公司就购买涉案房屋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买受人变更为刘×的行为，实质上将涉诉合同项下的财产权益让与刘×，且未与安×协商一致。
另据查明事实，刘×与李×、安×之间存在多笔资金经济往来。2010年7月10日，安×、李×与刘×对双方经济账目（其中包括刘×2010年向李×汇款100万元）进行了清算并形成了金额173万元的《借条》。安×、李×与刘×均认可涉诉《房屋买卖合同》项下购房款系李×以刘×2010年转账给其的上述100万元款项支付。据此，李×、刘×主张该款项为刘×实际出资的购房款，涉案房屋系刘×实际出资购买；而安×主张该100万元款项系借款并已包含在结算后形成的173万元《借条》中，双方对此存在争议。因涉诉原《房屋买卖合同》系李×以自己名义签署，仅存在涉诉《房屋买卖合同》项下购房款系李×以刘×转账给其的汇款支付的情节，并不足以证明刘×系涉诉《房屋买卖合同》项下房屋的实际购房人，故本案应由李×、刘×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综合本案录音材料、《借条》等证据，均未显示刘×2010年汇给李×的100万元款项已经在清算中作为刘×的购房出资款从借款中予以扣除，李×、刘×的上述主张缺乏证据予以印证。同时，李×、刘×亦未能提供其他充分证据证明涉案房屋系刘×以李×名义实际购买。因此，李×、刘×关于刘×为涉案房屋实际购房人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的规定，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本案刘×作为李×之母，在明知李×与安×夫妻关系恶化的情况下，与李×共同以变更《房屋买卖合同》买受人的方式转移合同项下权利，未征得安×同意，侵害了安×的合法利益，构成恶意串通。故李×将其与国融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买受人变更为刘×的行为，应属无效。安×之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3725元，由李×负担1862.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由刘×负担1862.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7450元，由李×负担3725元（已交纳），由刘×负担3725元（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妍
代理审判员 王继玉
代理审判员 马兴芳
二〇一六年五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林晓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