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鲁民终字第32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日照市科工贸畜禽良种总场。住所地：日照市东港区日照街道东安家庄子村北。
法定代表人：葛长利，经理。
委托代理人：秦泗冰，日照东港华伟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上诉人（原审被告）：日照旭日水产有限公司。住所地：日照市岚山区安东卫二路南、明珠路以西。
法定代表人：周立国，经理。
委托代理人：高伟伟，山东舜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日照旭阳水产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日照市岚山区安东卫西街。
法定代表人：唐新芳，经理。
委托代理人：高伟伟，山东舜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日照市旭日牧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日照市岚山区汾水镇北门外村。
法定代表人：周立海，经理
委托代理人：高伟伟，山东舜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日照市科工贸畜禽良种总场（以下简称科工贸畜禽场）因与上诉人日照旭日水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日水产公司）、上诉人日照旭阳水产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阳水产公司）、原审被告日照市旭日牧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日牧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日商初字第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0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科工贸畜禽场的委托代理人秦泗冰，被告旭日水产公司、旭阳水产公司、旭日牧业公司共同的委托代理人高伟伟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科工贸畜禽场一审诉称：2000年10月29日，科工贸畜禽场与旭日水产公司签订买卖合同，旭日水产公司向科工贸畜禽场购买纯原种特级公猪8头，每头5500元，合计44000元；纯原种一级母猪150头，包括怀孕母猪平均每头4950元，合计742500元。双方同时约定被告不得以任何理由拖欠科工贸畜禽场所提供的种猪款，否则计息。2004年2月26日，科工贸畜禽场又与被告旭阳水产公司签订买卖合同，旭阳水产公司向科工贸畜禽场购买纯原种英系大白种母猪50头，每头4950元，合计24.75万元，并约定被告不得以任何理由拖欠科工贸畜禽场所提供的种猪款，否则计息。该合同还约定2000年10月29日科工贸畜禽场与被告旭日水产公司签订买卖合同，货款尚未付清，该合同持续有效，未清偿债务由旭阳水产公司承担。另外，旭日水产公司于2000年至2001年多次到科工贸畜禽场处购买猪饲料，欠款4.032897万元。综上，被告共拖欠科工贸畜禽场种猪款、饲料款共计1074328.97元，科工贸畜禽场每年都到被告处进行账目核对并催要欠款，被告均签字、盖章确认但又以经济困难为由拖延支付。为维护科工贸畜禽场的合法权益，诉请法院判令被告偿还科工贸畜禽场种猪款、饲料款107.432897万元、利息328.617584万元，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旭日水产公司、旭阳水产公司一审辩称：一、旭日水产公司、旭阳水产公司与科工贸畜禽场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属实。2006年1月14日，经账目核对，旭日水产公司、旭阳水产公司共欠科工贸畜禽场种猪款及饲料款共计107.432897万元。2014年3月20日，旭阳水产公司付给科工贸畜禽场30万元，现旭日水产公司、旭阳水产公司共欠科工贸畜禽场货款77.432897万元。二、科工贸畜禽场要求支付利息，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买卖合同既没有约定供货期限，也未约定付款期限。2006年1月14日，科工贸畜禽场称因其经营场所搬迁，账目需进行全面审计，要求旭阳水产公司在其打印好的账目核对函上签字，后旭阳水产公司法定代表人在该账目核对函上签字。此后几年，科工贸畜禽场多次以该理由要求旭日水产公司、旭阳水产公司确认账目核对函，但从未要求付款，双方仅是对账。而且，科工贸畜禽场与旭日水产公司、旭阳水产公司核对账目只是核对货款本金，从未涉及利息。尽管科工贸畜禽场2014年2月13日向被告发出的催款函中限被告一个月内付清货款本金，否则将一并追究货款本金和利息，但科工贸畜禽场主张利息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其要求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
旭日牧业公司一审辩称：旭日牧业公司与科工贸畜禽场从未发生业务，从未收到科工贸畜禽场的种猪与饲料，没有偿还科工贸畜禽场货款、利息的义务。其它意见与旭日水产公司、旭阳水产公司答辩意见一致。
原审法院查明：2000年10月29日，科工贸畜禽场与旭日水产公司签订合同书约定：科工贸畜禽场向旭日水产公司提供纯原种公猪8头，每头5500元，纯原种母猪150头，每头4950元，合计74.25万元；旭日水产公司自主进行种猪饲养及疫病防治，自主购进饲料、药品及疫苗；科工贸畜禽场负责为旭日水产公司提供各项技术服务及饲养猪的营养配方、种猪、饲料的购销信息，为旭日水产公司代购疫苗和药品；双方共同销售二元杂交种猪和商品猪，旭日水产公司每次从销售总额中提出40％归还科工贸畜禽场种猪款，提出10％给付科工贸畜禽场作为投资分成；旭日水产公司不得拖欠科工贸畜禽场种猪款，否则按照同期城市商业银行贷款利息计息。
2001年12月20日，科工贸畜禽场向旭日水产公司交付了上述种猪。
2000年10月29日至2001年8月31日，旭日水产公司多次向科工贸畜禽场购买猪饲料，货款累计40328.97元。
2004年2月26日，科工贸畜禽场与旭阳水产公司签订合同书一份。双方约定：科工贸畜禽场向旭阳水产公司提供纯原种母猪50头，每头4950元，合计24.75万元；旭阳水产公司自主进行种猪饲养及疫病防治，自主购进饲料、药品及疫苗；科工贸畜禽场负责为旭阳水产公司提供各项技术服务及饲养猪的营养配方、种猪、饲料的购销信息，为旭阳水产公司代购疫苗和药品；双方共同销售二元杂交种猪和商品猪，旭阳水产公司每次从销售总额中提出40％归还科工贸畜禽场种猪款，提出10％给付科工贸畜禽场作为投资分成；旭阳水产公司不得拖欠科工贸畜禽场种猪款，否则按照同期日照市商业银行贷款利息计息；旭阳水产公司2000年10月29日以旭日水产公司名义与科工贸畜禽场签订的种猪购销合同，因货款尚未付清，该合同持续有效，未清债务由旭阳水产公司承担。2004年12月29日，科工贸畜禽场向旭阳水产公司交付了上述种猪。
实际履约过程中，科工贸畜禽场与旭日水产公司、旭阳水产公司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每次从二元杂交种猪和商品猪销售款中提出40％来结算种猪款。2006年1月14日，科工贸畜禽场向旭阳水产公司送交账目核对函，函载“我场因涉及良种繁育项目搬迁事宜，市区相关财政部门对我场账目实行全面审计，特与贵单位进行往来核对，截止2006年1月12日，贵单位欠我场种猪款及饲料款共计1074328.97元”。旭日水产公司法定代表人周立国在账目核对函中签字确认。2007年12月3日，科工贸畜禽场向旭阳水产公司送交对账日期为2007年11月30日、其它内容与上述函件相同的账目核对函，周立国已签字确认。2008年12月10日，科工贸畜禽场向旭阳水产公司送交对账日期为2008年12月10日、其它内容与上述函件相同的账目核对函，该函由周立国签字，同时由旭日水产公司、旭阳水产公司、旭日牧业公司盖章确认。2010年1月2日，科工贸畜禽场向旭阳水产公司送交对账日期为2010年1月1日、其它内容与上述函件相同的账目核对函，该函由周立国签字，同时由旭日水产公司、旭日牧业公司盖章确认。2011年12月26日，科工贸畜禽场向旭日水产公司、旭阳水产公司送交账目核对函，函载“截至2011年12月26日，贵单位欠我单位种猪款及饲料款本金共计1074328.97元”，该函由旭阳水产公司法定代表人唐新芳签字，同时由旭阳水产公司盖章确认。2013年1月16日，科工贸畜禽场向旭日水产公司、旭阳水产公司送交账目核对函，函载“截至2013年1月15日，贵单位欠我单位种猪款及饲料款本金共计1074328.97元”，该函由周立国、唐新芳签字，同时由旭日水产公司、旭阳水产公司盖章确认。2014年2月13日，科工贸畜禽场于本案起诉前向旭日水产公司、旭阳水产公司送交催款函，函载“截至2014年2月13日，贵公司欠我公司种猪款及饲料款本金共计1074328.97元。经多次对账催要，我公司至今未收到该笔款项。因此，特请贵公司在一个月内归还上述款项，如贵公司仍不能按期支付，我公司将向人民法院追索贵公司所欠本金及利息。届时，贵公司可能要承担诉讼而带来的更大损失”。旭阳水产公司于2014年3月20日向科工贸畜禽场付款30万元，余款未付。上述账目核对函、催款函中皆有科工贸畜禽场盖章。
本案中，旭日水产公司、旭阳水产公司自愿就两公司所欠种猪款、饲料款向科工贸畜禽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以科工贸畜禽场利息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为由不同意承担该款利息。旭日水产公司法定代表人周立国与旭阳水产公司法定代表人唐新芳系夫妻关系，周立国与旭日牧业公司法定代表人周立海系兄弟关系。旭阳水产公司、旭日水产公司、旭日牧业公司称旭日牧业公司在账目核对函中盖章系误盖，旭日牧业公司与科工贸畜禽场间无任何业务往来，不应承担责任。科工贸畜禽场主张案涉种猪、饲料实际由旭日牧业公司使用，其催款过程中为减少风险故要求旭日牧业公司在账目核对函中盖章确认，旭日牧业公司应对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另查明：科工贸畜禽场于庭审中对其利息请求进行了说明，减少了主张利息的数额，要求被告自1999年12月28日起，按照人民银行公布的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上限支付饲料款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至2014年2月28日；同时要求被告自案涉合同签订日起，按照人民银行公布的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上限支付种猪款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至2014年2月28日，两项合计235.888075万元。
上述事实有合同书、账目核对函、催款函、收条、出库单、电汇凭证、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原审法院认为：科工贸畜禽场分别与旭日水产公司、旭阳水产公司签订合同书，约定旭日水产公司、旭阳水产公司向科工贸公司购买种猪以及种猪的数量与价格，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合同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科工贸畜禽场与旭日水产公司以及与旭阳水产公司之间的种猪买卖合同均合法有效。旭日水产公司向科工贸畜禽场购买饲料，双方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科工贸畜禽场已实际向旭日水产公司履行了供货义务，科工贸畜禽场与旭日水产公司之间口头饲料买卖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上述合同各方均应按照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科工贸畜禽场按照约定向旭日水产公司交付种猪、饲料，向旭阳水产公司交付种猪，旭日水产公司、旭阳水产公司应当给付科工贸畜禽场相应货款。2004年2月26日，科工贸畜禽场与旭阳水产公司签订的合同书约定旭日水产公司所欠种猪款亦由旭阳水产公司负担，旭阳水产公司自愿从旭日水产公司处承接债务，但之后的账目核对函中旭阳水产公司、旭日水产公司又共同确认两公司欠科工贸畜禽场种猪、饲料款107.432897万元，且两公司本案自愿对欠款负连带清偿责任，故案涉种猪、饲料款应由旭阳水产公司、旭日水产公司连带偿还科工贸畜禽场。
案涉合同未明确约定旭日水产公司与旭阳水产公司的付款期限，只是约定每次从二元杂交种猪和商品猪销售款中提出40％来结算种猪款，而该两家公司与科工贸畜禽场实际履约过程中并未按照约定方式结算种猪款。旭日水产公司向科工贸畜禽场购买饲料，双方亦未约定付款期限。之后科工贸畜禽场与旭日水产公司、旭阳水产公司多次进行了账目核对，科工贸畜禽场先后发出了六份账目核对函、一份催款函，其中无论是致函旭日水产公司还是致函旭阳水产公司以及致函该两家公司，科工贸畜禽场均主张了对旭阳水产公司、旭日水产公司的种猪、饲料款本金的总额。科工贸畜禽场第一次、第二次发函时虽由旭阳水产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配偶周立国签字确认，但旭阳水产公司在随后的账目核对过程中对此并未提出异议，并与旭日水产公司一同确认了两公司欠科工贸畜禽场种猪、饲料款的数额，且配偶代收文书在正常交易活动中亦无不妥，而旭阳水产公司法定代表人的配偶系旭日水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本案中旭日水产公司、旭阳水产公司又自愿对两公司所欠种猪、饲料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2006年1月14日周立国在第一份账目核对函中签字时应视为科工贸畜禽场与旭日水产公司、旭阳水产公司已确认了种猪、饲料款的欠款数额。案涉账目核对函中明确载明了欠款的种类与具体数额，具有催款函的特征，且案涉合同约定买方不得拖欠卖方款项否则计息，本案科工贸畜禽场先后发函六次，每次数额相同，债权人与债务人及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均签字、盖章确认，由此说明案涉账目核对函不仅仅是对账目的核对，还应认定权利人据此主张了权利、义务人承认了债务。同时，从原被告原来约定的从二元杂交种猪和商品猪销售款中提出40％的结算方式来看，付款应在种猪的繁育周期、仔猪的生长周期之后，科工贸畜禽场第一次发出对账函距第一批种猪交付已有五年，距第二批种猪交付已有两年，即便按照原定的结算方式，旭日水产公司、旭阳水产公司付款的合理期限也已届满。结合双方约定及实际履行情况，本案应认定旭日水产公司、旭阳水产公司的付款期限自2006年1月15日科工贸畜禽场第一次发函时起。科工贸畜禽场通过账目核对函、催款函数次主张权利，诉讼时效发生中断。旭日水产公司、旭阳水产公司逾期付款产生的利息与货款本金系一个债务整体，不具有独立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关于权利人对同一债权中的部分债权主张权利，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及于剩余债权的规定，科工贸畜禽场要求旭日水产公司、旭阳水产公司支付逾期付款的利息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旭日水产公司、旭阳水产公司主张利息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抗辩理由于法无据，不予采纳。
如前所述，科工贸畜禽场通过对账主张了权利，旭日水产公司、旭阳水产公司在对账过程中承认了债务，旭日水产公司、旭阳水产公司应自2006年1月15日起向科工贸畜禽场支付货款107.432897万元，逾期付款应承担因此给科工贸畜禽场造成的利息损失。涉案合同约定逾期付款利息按照当地商业银行利息计算，科工贸畜禽场未提供当地商业银行利息标准，其要求以人民银行公布的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上限支付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结合旭日水产公司、旭阳水产公司迟延付款给科工贸畜禽场造成的实际损失以及违约方过错程度，该利息以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罚息利率支持为宜，故酌定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30％。
科工贸畜禽场于起诉前向旭日水产公司、旭阳水产公司送交催款函，限其一个月内还清货款本金，否则将提起诉讼并一并主张货款利息，旭阳水产公司接函后于科工贸畜禽场起诉前还款30万元。从双方意思表示和被告的付款行为来看，该30万元付款系旭阳水产公司对科工贸畜禽场催款函作出的回复，付款系用于支付货款本金。该笔款项支付后，旭阳水产公司、旭日水产公司欠科工贸畜禽场种猪、饲料款本金77.432897万元。
旭日牧业公司与科工贸畜禽场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其虽在账目核对函中盖章，但核对函的内容体现不出旭日牧业公司为债务提供担保或构成债务加入，科工贸畜禽场对其诉讼请求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应当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四）项、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一、旭日水产公司、旭阳水产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连带偿付科工贸畜禽场种猪、饲料款本金77.432897万元；二、旭日水产公司、旭阳水产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连带偿付科工贸畜禽场迟延支付种猪、饲料款的利息损失（该利息损失以107.432897万元为基数，按照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30％自2006年1月15日起支付至2014年2月28日止）。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则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驳回科工贸畜禽场日的其它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1684元，由科工贸畜禽场承担22509元，由旭日水产公司、日照旭阳公司承担19175元；保全费5000元，由旭日水产公司、旭阳水产公司承担。
科工贸畜禽场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关于欠款利息的计算起止时间问题。科工贸畜禽场认为，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本案双方没有约定付款时间，应当确认每一批供货交付之日为应当付款之日，并在欠款形成之日开始计算利息。二、关于欠款利息的利率标准问题。科工贸畜禽场认为，应当以人民银行规定的商业银行可以执行的最高上浮界限计算利息。由于旭日水产公司、旭阳水产公司明显构成合同违约，而且已经约定违约按同期商业银行贷款计息，故应当按照商业银行可以执行的人民银行规定的最高上浮利率，既有事实依据，也有法律法规依据。三、关于旭日水产公司、旭阳水产公司2014年3月21日支付的30万元定性问题。科工贸畜禽场2014年2月13日向旭日水产公司、旭阳水产公司发出《催款函》，要求在一个月内归还欠款107.432897万元款项；如仍不能按期支付，将向法院起诉追索所欠本金及利息。接到《催告函》后，旭日水产公司、旭阳水产公司在2014年3月21日向科工贸畜禽场支付了30万元，显然已经超出了科工贸畜禽场限定的一个月期限，旭日水产公司、旭阳水产公司在科工贸畜禽场诉讼开始后还款30万元，应当确认为偿还的利息。四、关于旭日牧业公司应否作为债务人承担支付货款责任的问题。旭日牧业在《帐目核对函》上加盖公章的行为，系真实意思表示，应当确认科工贸畜禽场承担偿付货款本息的责任。实际上，旭日水产公司、旭阳水产公司向科工贸畜禽场购买的种猪和饲料均投入到由周立国夫妻实际控制的旭日牧业（法定代表由其弟周立海挂名）的养猪场，用在养殖生猪生产中。旭日水产公司、旭阳水产公司、旭日牧业公司称旭日牧业公司在账目核对函盖章系误盖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
旭日水产公司、旭阳水产公司答辩称：一、关于欠款利息的计算起止时间问题。因双方没有约定付款时间，故不应当计算利息。二、关于欠款利息的利率标准问题。应当以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不应予以上浮。三、关于旭日水产公司、旭阳水产公司2014年3月21日支付的30万元定性问题。我方根据科工贸畜禽场2014年2月13日向旭日水产公司、旭阳水产公司发出《催款函》支付了30万元，该函没有要求支付利息，明确要求支付本金，该30万元显然是支付的本金。四、关于旭日牧业公司应否作为债务人承担支付货款责任的问题。旭日牧业在《帐目核对函》上加盖公章属于误盖，没有任何意思表示，也没有使用涉案货物。
旭日水产公司、旭阳水产公司不服原审判决上诉称：一、旭日水产公司、旭阳水产公司双方没有约定付款时间，原审判决认定我方支付利息，没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1、合同中没有约定双方利息。2、对方要求核对账目是怕超过诉讼时效，没有催款的意思表示，也没有要求支付利息。3、本案应当从2014年3月15日开始计算利息，因为对方2014年2月15日的催款函要求一个月内付清本金。二、原审判决对我方的抗辩主张，没有全部回应，属于程序违法。请求二审判决撤销原判，支持我方的上诉理由。
科工贸畜禽场答辩称：一、旭日水产公司、旭阳水产公司双方没有约定付款时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依法应当确认自收到货物之日起算利息，故旭日水产公司、旭阳水产公司应当根据每批供货的时间及价值，分别计付利息。二、原审判决不存在对旭日水产公司、旭阳水产公司的抗辩主张没有全部回应的情况。请求二审判决驳回旭日水产公司、旭阳水产公司的上诉请求。
旭日牧业公司答辩称：一、同意旭日水产公司、旭阳水产公司的上诉理由。二、旭日牧业公司误盖公章，但没有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不应承担还款责任。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一、涉案欠款是否应当计付利息，以及计付利息的起算时间和利率应如何确定。二、已付的30万元的性质应如何确定。三、旭日牧业公司是否应当承担付款责任。
一、关于涉案欠款是否应当计付利息，以及计付利息的起算时间和利率应如何确定问题。1、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双方共同销售二元杂交种猪和商品猪，旭日水产公司每次从销售总额中提出40％归还科工贸畜禽场种猪款，提出10％给付科工贸畜禽场作为投资分成；旭日水产公司不得拖欠科工贸畜禽场种猪款，否则按照同期城市商业银行贷款利息计息”。科工贸畜禽场在本案中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旭日水产公司销售收入的时间、数额等相关事实，无法确认旭日水产公司、旭阳水产公司按合同约定支付价款的具体时间。因此，原审判决根据双方第一次对账确认欠款数额的时间确定开始计算利息的时间是正确的。2、根据上述约定，旭日水产公司不得拖欠科工贸畜禽场种猪款，否则按照同期城市商业银行贷款利息计息，旭日水产公司、旭阳水产公司应当知晓其销售收入的具体时间和数额，但其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比例支付合同价款，已经存在违约行为。因此，旭日水产公司、旭阳水产公司关于应自2014年3月起算利息的主张，没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3、双方在合同中约定欠款“按照同期城市商业银行贷款利息计息”，科工贸畜禽场关于按照某类金融机构获准的利率浮动上限计算利息的主张没有依据，原审判决确认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一年期贷款利率上浮30%计付利息并无不当。
二、关于已付的30万元的性质应如何确定问题。科工贸畜禽场于2014年2月13日向旭日水产公司、旭阳水产公司送交的催款函载明：“截至2014年2月13日，贵公司欠我公司种猪款及饲料款本金共计1074328.97元。经多次对账催要，我公司至今未收到该笔款项。因此，特请贵公司在一个月内归还上述款项，如贵公司仍不能按期支付，我公司将向人民法院追索贵公司所欠本金及利息。届时，贵公司可能要承担诉讼而带来的更大损失”。该函内容表明，科工贸畜禽场放弃利息是附条件的，所附条件是一个月内还清欠款本金。由于旭日水产公司、旭阳水产公司没有在一个月内还清欠款，所附条件因为旭日水产公司、旭阳水产公司没有在一个月内还款而没有成就，故科工贸畜禽场关于放弃利息的承诺亦未生效；旭日水产公司、旭阳水产公司主张支付30万元是为了偿还欠款本金，但是由于对此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的还款顺序，确认旭日水产公司、旭阳水产公司偿还的30万元的性质是偿还利息。在本判决执行中，应当从旭日水产公司、旭阳水产公司应付利息总数中扣除上述已经支付的30万元利息。
三、关于旭日牧业公司是否应当承担付款责任问题。旭日牧业公司在对账函上加盖公章，但没有写明旭日牧业公司是否承担责任、承担何种责任，科工贸畜禽场亦没有证据证明旭日牧业公司加盖公章是提供担保、债务加入还是作为见证人。因此原审判决确定旭日牧业公司不承担责任是正确的。
综上所述，旭日水产公司、旭阳水产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科工贸畜禽场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关于30万元款项性质的认定不当，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日商初字第4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
二、变更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日商初字第4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旭日水产公司、旭阳水产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连带偿付科工贸畜禽场种猪、饲料款本金107.432897万元；
一审案件受理费41684元，由科工贸畜禽场承担20842元，由旭日水产公司、日照旭阳公司承担20842元；保全费5000元，由旭日水产公司、旭阳水产公司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1684元，由科工贸畜禽场承担15000元，由旭日水产公司、日照旭阳公司承担2668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延华
审判员 马 红
审判员 安景黎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书记员 石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