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舟商终字第14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余国胜。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钱冬民。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舟山市普陀区支行。
负责人孙建军。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邵汉军、林婉君。
上诉人余国胜与上诉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舟山市普陀区支行（以下简称邮政银行普陀支行）因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4）舟普商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8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4年9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余国胜及其委托代理人钱冬民、上诉人邮政银行普陀支行的委托代理人邵汉军、林婉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生效的（2013）浙舟刑初字第8号金静洁刑事犯罪判决认定：金静洁于1996年担任舟山市普陀区邮电局朱家尖支局营业员，2001年至2012年又先后在普陀区邮政局任邮政储蓄员，邮政银行普陀支行营业员、营业主管、产品经理。1998年起，金静洁为提高本人揽储业绩，虚构事实自行或通过其姑姑金秀蕾以高额利息为诱饵，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2001年起，金静洁在明知自己发生巨额亏损，无偿还能力的情况下，仍虚构单位内部存款、内部集资、拼股做生意等事由，以高额利息为诱饵，骗取俞海霞等人的信任，出具加盖其私刻的单位领导私章及偷盖“普陀邮政局储汇财务专用章”公章的收据，向余国胜、俞海霞等人进行集资，将集资款存入金静洁个人账户，非法占有余国胜、俞海霞等人的集资款。刑事判决书认定：金静洁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责令金静洁退赔全部违法所得，返还被害人。该刑事判决书对本案所涉金额作出如下认定：2008年至2012年4月，金静洁从余国胜处非法集资53万元，支付利息17.73万元，实际骗得35.27万元。
原审法院另查明，原舟山市普陀区邮政局储汇分局系邮政局的一个管理职能部门，负责指导与规范管理全局各网点储蓄、汇兑、保险等金融业务发展。2006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开业，并承续经营原国家邮政局邮政储汇局经许可的所有金融业务，2007年11月29日，中国银监会发布关于同意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筹建浙江省分行及其所属分支机构的批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支行于2008年5月20日成立，舟山市普陀区邮政储汇分局人员成建制划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支行，其中固定资产划分，按照“随人、随事走”原则，划分后的资产作为邮政储蓄银行注资的依据。储汇财务专用章由邮政银行普陀支行保管。2011年12月31日，中国银监会发布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整体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支行名称变更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舟山市普陀区支行。2013年12月23日，余国胜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邮政银行普陀支行支付存款本金53万元，并承担自2012年4月至付清日止按照月息1.5%计算的利息及本案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审理后认为，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生效的（2013）浙舟刑初字第8号刑事判决认定，2001年起，金静洁在明知自己发生巨额亏损，无偿还能力的情况下，仍虚构单位内部存款、内部集资、拼股做生意等事由，以高额利息为诱饵，骗取余国胜、俞海霞等人的信任，出具加盖其私刻的单位领导私章及偷盖“普陀邮政局储汇财务专用章”公章的收据，向余国胜、俞海霞等人进行集资，将集资款存入金静洁个人账户，非法占有俞海霞等人的集资款。金静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特别巨大并且给余国胜等受害人造成重大损失，构成集资诈骗罪已被生效的刑事判决所认定，因此金静洁行为系犯罪行为，不具有合法性，并且刑事判决书已对余国胜的损失进行处理，确定责令金静洁退赔全部违法所得，返还被害人。同时根据《储蓄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储蓄是指个人将属于其所有的人民币或者外币存入储蓄机构，储蓄机构开具存折或者存单作为凭证，个人凭存折或者存单可以支取存款本金和利息，储蓄机构依照规定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的活动”。开展储蓄业务是在固定场所进行，并且向储户开具存折或存单，在存折或存单上记载储蓄种类、金额、期限、利率等。余国胜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存款应亲自到金融机构的营业场所办理相应的存款手续，并且应该持有存单等存款凭证，利息支付应由金融机构而非与金融机构没有关系的他人支付。本案中，余国胜持有的仅为加盖“普陀邮政局储汇财务专用章”、“杨丰丰”印章的收据。根据余国胜在公安局的询问笔录和庭审中的陈述，款项、利息、收据均是通过金秀蕾交付，而金秀蕾既非邮政银行普陀支行职工，也与邮政银行普陀支行无其他法律上的委托代理关系。故鉴于上述金静洁的犯罪行为、储蓄存款合同的性质，余国胜与金静洁之间的款项往来情况，余国胜与邮政银行普陀支行之间不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
对于余国胜所受到的损失，余国胜自己有一定的过错。余国胜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明知向金融机构存款应亲自到金融机构营业场所办理，按照常规领取载明储蓄种类、金额、期限、利率等事项的存单。但是余国胜将款项直接交予与邮政银行普陀支行无关的他人，收到的也是加盖通常视为仅在单位内部使用的财务专用章的收据，且余国胜从未到邮政银行普陀支行处查询、核对存款情况，对自己的财产疏于管理，余国胜对自身受到的损失在认知和行为上均存在过错。
尽管金静洁的行为系犯罪行为，非职务行为，但邮政银行普陀支行作为金融机构，在内部管理上存在诸多漏洞，特别是对印章疏于审慎管理，导致金静洁轻松获取“普陀邮政局储汇财务专用章”，利用邮政银行普陀支行工作人员身份通过偷盖单位内部印章、私刻单位领导私章进行诈骗行为，长达十余年未被发现，导致余国胜等众多受害人相信金静洁的集资行为为单位行为而将款项予以交付。为此邮政银行普陀支行对其内部职工、印章疏于审慎管理的行为致余国胜等人将款项被金静洁非法占有存在一定过错，该过错与余国胜受到的损失之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故邮政银行普陀支行应对余国胜的损失按照其过错大小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对于余国胜受到的损失，酌情确定邮政银行普陀支行承担10%的赔偿责任。
关于余国胜受到的损失问题，根据刑事判决书认定，“2008年至2012年4月，金静洁从余国胜处非法集资53万元，支付利息17.73万元，实际骗得35.27万元”，余国胜的实际损失为35.27万，邮政银行普陀支行应赔偿余国胜的损失为35270元。因邮政银行普陀支行承担的是损失赔偿责任，应以实际损失为限，故对余国胜要求邮政银行普陀支行支付利息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邮政银行普陀支行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余国胜损失35270元；二、驳回余国胜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100元，由余国胜负担8463元，邮政银行普陀支行负担634元。
余国胜、邮政银行普陀支行均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
余国胜上诉称：一、双方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成立，且依法有效，被上诉人应当按照合同关系承担兑换存款本金、支付约定利息之法律责任，原审未作认定有悖于事实及法律规定。理由是：金静洁系原普陀区邮政局工作人员，工作期间负有对外吸收存款的工作职责，金静洁向包括上诉人在内的众多存款户吸收存款，是职务代理行为。金静洁虽未持有委托手续，但向上诉人出具盖有“普陀邮政局储汇财务专用章”的收款收据等特定手续，上诉人有理由认为系为被上诉人单位吸收存款，因此，被上诉人应承担偿本付息责任。上诉人已履行向被上诉人交付存款的法律义务，金秀蕾的协助收款行为是金静洁代理被上诉人吸收存款行为的一种延续，生效刑事判决认定上诉人的款项已由金静洁接受，故属于已履行存款人的款项交付义务。上诉人持有原始收据是双方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成立的充足依据。金静洁是以内部存款为由实施吸储代理行为，因此上诉人无须到固定营业场所办理储蓄手续且开具存折或存单。上诉人的储蓄行为是被上诉人内部吸收存款的一种体现，其法律关系仍属于存款关系。金静洁的犯罪行为不影响储蓄存款关系的成立。二、在储蓄存款关系中，上诉人并无过错责任。金静洁以单位内部存款形式吸收存款，收款收据中盖有被上诉人的储汇财务章，上诉人有理由认为是被上诉人单位吸储，无须提出质疑。作为普通百姓，无法明知储蓄程序、种类及相关手续，且金融单位集资款项属于正常现象，邮政储蓄业务并非纯金融机构而是国有企业，上诉人对这种单位内部存款形式无法作出合理性怀疑。三、被上诉人应按月息1.5%支付存款利息，该1.5%系合同成立时设定，且已实际履行，该利息也在正常借款利息之内，不违反有关法律规定。四、原审认定被上诉人承担10%的赔偿责任，明显有失公允。被上诉人疏于管理，导致众多储户将多年的积蓄予以交付，后果极其严重，其过错与上诉人的损失有直接因果关系，被上诉人应承担全部或主要赔偿责任。53万元借款本金仍未兑现，原收取的利息属于对上诉人损失的一种弥补，不应在本案客观损失中予以抵扣，被上诉人仍应按存款本金来承担损失赔付。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原审诉请。
邮政银行普陀支行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关于上诉人对内部职工、印章疏于管理与被上诉人受到的损失存在一定因果关系的认定错误。金静洁的行为是犯罪行为，而非职务行为，金静洁出具收据是为了达到犯罪目的的手段，印章系偷盖。原审在认定双方不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金静洁非履行职务行为的前提下，理应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本案中，被上诉人将款项通过金秀蕾交予金静洁，并未将款项交给上诉人，而金静洁也从未将被上诉人的投资款转交给上诉人。在双方不存在真实、合法的存款关系、被上诉人未将款项存入上诉人单位这一基础事实的前提下，按照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的司法解释第五条的规定，原审法院理应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三、被上诉人已无提起本案诉讼的资格。生效的刑事判决已载明责令金静洁退赔全部违法所得，被上诉人所受到的损失，只要持该刑事判决通过申请执行即可获得救济，根据一事不再理、生效司法文书应当作为判决依据的基本原则，被上诉人已不具备提起本案诉讼的资格，其起诉从程序上讲应被驳回。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
针对余国胜的上诉，邮政银行普陀支行答辩称：一、双方的储蓄存款合同不成立。金静洁的集资诈骗行为并非职务行为；答辩人与金静洁之间不存在表见代理关系，且与金秀蕾没有任何关系；上诉人未将款项交予答辩人；上诉人偷换概念将不符合法律规定、不成立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错误引导至内部存款。二、上诉人主观上有重大过错，其明知不是存款，而是在金静洁处投资，且其损失及救济途径已经得到生效刑事判决的确认和保护，原审法院不应再予以受理。三、因双方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不成立，且金静洁向上诉人集资诈骗行为不具有合法性，故不存在支付利息之说。四、原审法院判决答辩人承担10%的赔偿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上诉人的实际损失已由生效刑事判决所认定，上诉人因金静洁的集资诈骗受到的损失，与答辩人是否尽到管理职责无因果关系。印章系偷盖在市场流通的收款收据上，上诉人认为系内部集资，完全可将款项汇入答辩人账户，既然未向答辩人交付款项，原审法院应当驳回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五、上诉人存在法律上、事实上的认知错误。在法律认知方面，体现为对利率的法定性，存款是公开合法的行为且无内、外部存款之分，储蓄条例对所有储蓄行为具有公开适用性的认识上均是错误的。在事实认知方面，体现为法院已经判决的前批案件与本案系同性质案件的认识是错误的。前批案件是出具了正式存单，而本案是收款收据；前批案件的款项实际存入过银行，而本案款项没有进入过银行。金静洁的行为是个人行为，不是代理答辩人所为的行为，并不是职务犯罪。综上，双方不存在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上诉人未将钱款存入答辩人账户，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
针对邮政银行普陀支行的上诉，余国胜答辩称：一、关于印章管理问题，收款收据中印章的使用是本案内部储蓄关系成立的重要依据，而不应简单认定邮政银行普陀支行对印章管理不当。对印章进行管理是邮政银行普陀支行的职责，且应负有法律责任。如果管理不当，给答辩人造成经济损失，邮政银行普陀支行应当承担本案的赔偿责任。答辩人对原审法院认定10%的赔偿责任有异议。二、关于存款合同是否成立的问题，答辩人认为是成立的，具体意见与上诉状的观点相同。三、关于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金静洁虽然构成刑事犯罪，但本案系内部存款，金静洁的身份是储蓄人员，并向答辩人出具了盖有“普陀邮政局储汇财务专用章”的收款收据，答辩人认为这足以认定储蓄存款合同依法成立。刑事判决对追赃的处理不影响答辩人基于合同关系、公章使用严重不当来向上诉人主张相关权利。此前受理的第一批案件也是构成同类性质的刑事犯罪，生效判决已经确定涉案当事人不但具有诉权，而且确认储蓄合同成立。因此，这些足以驳斥上诉人提出的已作出追赃判决不能再另案起诉的主张。
二审期间，上诉人余国胜、上诉人邮政银行普陀支行均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材料。
二审查明的案件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对原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余国胜所持的收款收据能否认定其与邮政银行普陀支行之间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二、余国胜是否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资格；三、邮政银行普陀支行应否对余国胜因金静洁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以及损失、责任大小如何确定。
关于焦点一，余国胜以内部存款为由主张与邮政银行之间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但从审理查明的事实来看，生效的刑事判决已认定单位内部存款、内部集资等事由系金静洁虚构，而非真实存在。余国胜所持的并非是金融机构正常储蓄活动所使用的业务凭证，而是在市场上随处可购的收款收据；余国胜将钱款交给与邮政银行无关的金秀蕾，交付地点并非邮政银行的营业场所，钱款也未进入邮政银行的账户。虽然收款收据上加盖的“普陀邮政局储汇财务专用章”是真实的，但该印章系金静洁偷盖。因此，余国胜既未持有真实的银行业务凭证，也未将款项交付给邮政银行普陀支行，故余国胜与邮政银行普陀支行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不能成立。
关于焦点二，虽然讼争款项已被认定为金静洁集资诈骗的犯罪事实，刑事判决已责令金静洁退赔余国胜等遭受的物质损失，但金静洁的现有财产不足以弥补余国胜等众多受害人的损失。余国胜持加盖“普陀邮政局储汇财务专用章”的收款收据，另行起诉邮政银行普陀支行，符合案件受理的条件。原审法院受理本案，并未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
关于焦点三，虽然余国胜的损失系金静洁直接集资诈骗的犯罪行为所致，但对于这一损害后果的发生，余国胜、邮政银行普陀支行均存在一定过错，应根据过错大小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余国胜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储蓄业务的开展是在固定场所进行，且有正规的存折或存单等银行业务凭证，业务凭证上以打印方式载明储蓄的种类、金额、期限、利率等相关信息。而本案中余国胜并未到邮政银行普陀支行的营业网点进行办理，而是将钱款交予与邮政银行普陀支行无关的金秀蕾，余国胜所持有的凭证是市场上随处可购的收款收据，该些收款收据的开具人为与邮政银行普陀支行无关的金秀蕾，收款收据上记载内容为金秀蕾手写的缴款人、金额、日期等信息。从利息的收取来看，利息是通过金秀蕾、金静洁以汇款的方式支付，且在收款收据上以加盖“转”字作为利息支付的印记。该利息收取，不仅利率高于正常存款，也高于正常银行贷款利率，收取方式也不同于正常存款。另外，余国胜从2008年至2012年多次与金静洁发生大额款项往来，对金静洁所述邮政银行内部存款等信息，从未到邮政银行普陀支行处查询有无内部存款并核对款项情况，因此，余国胜对自己的财产明显疏于管理，对自身受到的损失存在重大过错。
邮政银行普陀支行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对于业务印章的发放、使用、保管、收缴、销毁等事宜应当建立有完善的规章制度，应当严格执行“印、押、证”三分管制度，在人员离岗时，“印、押、证”应当落锁入柜，妥善保管。金静洁并非“普陀邮政局储汇财务专用章”的保管人员，却能顺利在10本收款收据上一次性偷盖此章，邮政银行普陀支行在印章管理上存在疏漏。虽然该印章并非用于个人储蓄业务，但仍属于业务印章范畴，邮政银行普陀支行对此印章负有管理职责。余国胜等众多受害人之所以被金静洁所述内部存款所骗的原因之一是收款收据上加盖有“普陀邮政局储汇财务专用章”，现余国胜因金静洁的集资诈骗行为而遭受损失，邮政银行普陀支行对此存在一定过错，故原审法院酌情确定邮政银行普陀支行对余国胜所遭受的损失承担1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对于损失数额问题，余国胜与金静洁之间的款项往来已被刑事判决认定为集资诈骗犯罪事实，余国胜与金静洁之间的借贷合同无效，损失数额应根据余国胜因金静洁的犯罪行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来认定。生效刑事判决已认定金静洁从余国胜处非法集资53万元，支付利息17.73万元，实际骗得35.27万元，故余国胜所受损失为35.27万元，应在此基础上判令双方当事人的责任分担。
综上，邮政银行普陀支行对业务印章管理不当，应对余国胜因此所遭受的实际损失35.27万元承担10%的赔偿责任，余国胜、邮政银行普陀支行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均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9100元，由余国胜负担8494元，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舟山市普陀区支行负担606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罗邦良
审 判 员 曹 敏
审 判 员 熊俊杰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四日
代书记员 钱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