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3民终0031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友渡。
委托代理人：温作蝉，浙江横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绍区。
委托代理人：吴学斌，浙江浙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吴友渡因与被上诉人李绍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苍南县人民法院（2015）温苍龙商初字第13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月2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谢斌担任审判长，审判员王怡然、代理审判员董孙镇参加评议的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经审查，合议庭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2013年5月30日，李绍区与吴友渡签订一份《退股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李绍区将其持有的浙江群泰机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群泰公司）股份以8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吴友渡所有，转让款分三期付清，第一期定于2013年5月30日支付10万元，第二期定于农历2013年9月16日支付30万元，第三期定于农历2014年6月28日支付40万元。在上述履行期限届满后，群泰公司股东吴友准、吴友群在退股协议书中签署“同意李绍区将公司30%股份全部转让给吴友渡所有。股东：吴友准、吴友群2013年5月30日”。《退股协议书》签订后，吴友渡仅支付10万元，尚欠70万元转让款至今未付。
李绍区于2015年8月6日向原审法院起诉称：李绍区系吴友渡姐夫。2001年起，李绍区与吴友渡及吴友渡的两个兄弟吴友群、吴友准等四人在瑞安市合股经营瑞安市海螺汽车零部件厂（以下简称海螺厂），从事汽车的零部件生产加工业务。2013年3月12日，李绍区与吴友渡等四人将海螺厂内的机器设备、办公用品等全部搬迁到平阳县昆阳镇平塔村，成立了群泰公司。群泰公司注册登记的股东及所占股份比例是：吴友渡占90%、吴友准10%。而实际股东及所占股份比例是：吴友渡占50%、李绍区占30%、吴友群占10%、吴友准占10%。后李绍区向吴友渡等人提出退股。2013年5月30日，吴友渡通过陈某（系吴友渡的表兄）和陈敬科召集了李绍区及吴友群、吴友准等群泰公司实际股东进行协商，后达成协议并签订了一份《退股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李绍区将公司股份按80万元的价格全部转让给吴友渡所有，转让款分三期付清，第一期定于2013年5月30日支付10万元，第二期定于农历2013年9月16日支付30万元，第三期定于农历2014年6月28日支付40万元。《退股协议书》签订后，吴友渡仅支付10万元，尚欠70万元转让款至今未付。为此，李绍区起诉请求：一、判令吴友渡偿还李绍区股权转让款7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13年10月20日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本案受理费由吴友渡承担。在诉讼过程中，李绍区将第一项诉讼请求中赔偿利息损失部分变更为自起诉之日起。
原审判决认为：李绍区、吴友渡之间签订的《退股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并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双方签订的协议虽名为《退股协议书》，但结合该协议书的内容，可认定双方之间的协议实为股权转让。吴友渡尚欠李绍区股权转让款70万元事实清楚，现李绍区要求吴友渡支付股权转让款并赔偿利息损失，理由正当，应予支持。吴友渡的辩称与事实和法律不符，原审法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于2015年10月26日判决：吴友渡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李绍区股权转让款7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15年8月6日起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800元，减半收取5400元，由吴友渡负担。
宣判后，上诉人吴友渡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群泰公司成立于2013年3月12日，公司成立之时实际上没有任何财产，注册资本1000万元实际是由代办公司垫资，群泰公司还为此还支付了6万多元的费用。吴友渡与李绍区之所以签订《退股协议书》是因为两人及案外人吴小燕因海螺厂发生经济纠纷，双方之间难以继续合作，故签订了《退股协议书》。该协议书的本质和目的就是退股，其上文字内容也明确记载该行为为退股。二、李绍区不享有群泰公司任何股权权利。在海螺厂时期，吴友渡赠予李绍区部分股权，但也未约定具体份额。因此，无论是海螺厂还是群泰公司，李绍区都不享有任何股权权利。三、《退股协议书》中“同意李绍区将公司30%股份全部转让给吴友渡”的内容是事后添加的，该内容也只有在李绍区持有的《退股协议书》上出现，并非吴友渡的真实意思表示。四、原审判决采纳证人陈某的证言系程序违法，且该证人证言的内容亦不真实。陈某作为证人应当出庭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询问，且陈某所称的10万元实际上是群泰公司支付给李绍区的退股款，而非吴友渡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在本院询问期间，上诉人吴友渡补充上诉理由称：一、即使原审判决认定李绍区享有公司30%股权的事实是正确的，那么根据公司法规定，在没有法定事由出现的情况下股东也是不能退股，故诉争《退股协议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应为无效。二、即使诉争《退股协议书》实为股权转让协议书，但该协议未对股权的受让人进行约定。吴友渡是作为公司经理而非股权转让人与李绍区签订《退股协议书》，因此该协议缺乏合同必备条款，应为无效。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李绍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李绍区二审期间答辩称：一、《退股协议书》与《合股协议书》虽是同一天书写，但《退股协议书》发生在《合股协议书》之前。李绍区将自己30%股权转让给吴友渡之后，吴友渡又与另两名股东签订《合股协议书》，决定将该30%股权暂时空着，另找他人入股，此为吴友渡对自己股权的自由处分，与李绍区无关，李绍区对此也不知情。二、群泰公司的前身是李绍区、吴友渡、吴友准、吴友群合伙创办的海螺厂。群泰公司在创立时就承继了海螺厂的相关资产，吴友渡称群泰公司是没有资产的空壳公司与事实不符。三、《退股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实质就是股权转让协议，其也完全具备了股权转让的全部要素。四、签订《退股协议书》时，吴友群、吴友准也是在场的，也表示同意转让行为，他们事后在《退股协议书》上签字仅仅是对之前转让行为的再次确认。五、吴友渡原审期间否认其曾经通过中间人陈某向李绍区支付10万元，原审法院为了查清事实，才依职权向陈某进行询问，双方当事人也就此发表了意见，该程序符合法律规定。陈某全程参与诉争股权转让事宜，其陈述的内容是真实，且可信度极高。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上诉人吴友渡提了海螺厂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拟证明海螺厂系吴友渡经营的个体工商户，而非吴友渡与李绍区等人合伙经营的合伙企业。被上诉人李绍区质证认为，对该些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海螺厂确实是由李绍区、吴友渡等人合伙经营的，只是在工商登记时登记在吴友渡个人名下。本院经审查认为，海螺厂是否系吴友渡、李绍区等人合伙经营的事实并不影响本案实体处理，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被上诉人李绍区二审期间未提交证据。
经审理，本院除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之外，另查明：吴友渡在二审期间确认诉争《合股协议书》中所述的30%“空股”系挂在吴友渡90%工商登记股权下。
本院认为：一、李绍区是否享有群泰公司股权。结合2013年5月30日李绍区与吴友渡签订《退股协议书》同意李绍区退股并承诺给予80万元“股金优惠”补偿、陈某的陈述、吴友群与吴友准事后在《退股协议书》上的备注，本院认为李绍区实际享有群泰公司股权的事实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本院对李绍区的该事实主张予以确认。吴友渡称该股权系由其赠予并要求撤销该赠予行为的辩称与其签订《退股协议书》并承诺支付“股金优惠”的行为不符，本院不予采信。二、诉争《退股协议书》的性质及该协议是否有效。如前所称李绍区享有群泰公司股权，结合吴友渡在二审期间明确《合股协议书》所载的30%“空股”系挂在其工商登记的90%股权名下及陈某的陈述与吴友准、吴友群在《退股协议书》上的备注，本院认为可以认定该《退股协议书》实为股权转让协议，吴友渡是作为股权转让受让人与李绍区签订协议，承诺受让股权并支付对价。该协议意思表示真实，也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应为有效。吴友渡主张该《退货协议书》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吴友渡应当按协议约定向李绍区支付股权转让款。至于《合股协议书》中约定该30%“空股”另寻他人入股，系吴友渡对自己股权的自由处分，与本案的股权转让为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吴友渡以该《合股协议书》作为抗辩拒绝支付股权转让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吴友渡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800元，由上诉人吴友渡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谢 斌
审 判 员 王怡然
代理审判员 董孙镇
二〇一六年四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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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书 记员 李 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