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厦民终字第141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醒治化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陶惠玲，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王田民，湖北昭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乐安工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蒋清山，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赵非、黄勇宾，福建翔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陶福林，男，汉族，1967年12月13日出生。
原审被告范雪清，女，汉族，1969年9月5日出生。
共同委托代理人王田民，湖北昭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杭州醒治化工有限公司（下称醒治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厦门乐安工贸有限公司（下称乐安公司）、原审被告陶福林、范雪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2013）翔民初字第258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3年5月17日，乐安公司与醒治公司在厦门市翔安区签订一份合同编号为XM20130517号的《工矿产品买卖合同》，合同约定乐安公司向醒治公司购买95%草甘膦原药86.5吨，总金额为260万元。结算方式为款到发货，买方于合同签订日后的5个工作日付清全款给卖方；款到分批发货，卖方于2013年6月17日前完成全部交货，否则卖方应按未交货部分价款的日千分之五向买方支付违约金，交货逾期达5日的，买方有权解除未交货部分的合同，同时卖方需赔偿买方损失。双方约定诉讼管辖地为合同签订地。
同日，乐安公司向醒治公司转账支付260万元。醒治公司向乐安公司出具一份《收据》，确认收到乐安公司合同号XM20130517项下货款260万元。后陶福林、范雪清向乐安公司出具了一份《保函》，陶福林、范雪清为醒治公司履行编号为XM20130517号的合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合同签订后，醒治公司未向乐安公司交付合同项下的货物。
2013年7月30日，乐安公司与醒治公司在厦门市翔安区签订一份合同编号为XM20130730号的《工矿产品买卖合同》，合同约定醒治公司向乐安公司购买95%草甘膦原药360吨，总金额为1800万元。结算方式为现汇结算，款到分批发货，买方最迟不晚于2013年9月30日前付清全款。
2013年8月1日，陶福林、范雪清向乐安公司出具一份《保函》，陶福林、范雪清为醒治公司履行编号为XM20130730号的合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
醒治公司于2013年8月24日向乐安公司交付金额为21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于2013年11月4日向乐安公司交付金额为70万元的汇票。2013年11月4日，乐安公司的员工蒋金远向醒治公司出具一份收条，确认“收到杭州化工有限醒治公司航空代理项下320吨草甘膦差价款70万元汇票”。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醒治公司与乐安公司之间买卖95%草甘膦原药的合同是否有效？2、醒治公司向乐安公司支付的280万元是否用于退还本案合同项下的货款？
关于买卖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之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违反效力性强制规范才是导致合同无效的法定事由之一。《农药管理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经营的农药属于化学危险物品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经营许可证，系管理性强制规范，而非效力性强制规范。本案的买卖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形式内容合法，不违反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亦不损害第三人的人身或财产利益，对其法律效力应当予以确认。故醒治公司与乐安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应认定为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合同义务。
醒治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向乐安公司交付合同项下的货物，违反了合同的约定。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卖方于2013年6月17日前完成全部交货，否则卖方应按未交货部分价款的日千分之五向买方支付违约金，交货逾期达5日的，买方有权解除未交货部分的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因乐安公司与醒治公司对于乐安公司已要求醒治公司退还货款的事实并无异议，故应视为乐安公司与醒治公司于2013年5月17日签订的《工矿产品买卖合同》已经解除。乐安公司请求解除双方于2013年5月17日签订的《工矿产品买卖合同》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故醒治公司应向乐安公司返还乐安公司已经支付的货款260万元。乐安公司要求醒治公司支付自2013年6月18日起按货款260万元的日千分之五计算的违约金，醒治公司则认为该违约金过高，违约金应按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原审法院认为，因乐安公司未举证证明因醒治公司的逾期付款造成的实际损失，且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明显过高，在醒治公司主张对违约金进行调整的情况下法院依法对违约金进行调整，即按醒治公司主张的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自醒治公司逾期交货的次日，即2013年6月18日起计算违约金至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
2、关于醒治公司向乐安公司支付的280万元是否用于退还本案货款的问题。
醒治公司称该280万元用于退还本案2013年5月17日合同项下的货款，乐安公司则认为该280万元是用于支付2013年7月30日的合同的货款。原审法院认为，根据醒治公司提供的蒋金远出具的收条载明的内容，乐安公司收到的70万元汇票价款为320吨草甘膦的价差款，本案合同所涉标的为86.5吨草甘膦，数量不一致，且乐安公司与醒治公司双方确实存在本案合同之外的其它买卖合同关系，故醒治公司支付的该70万元不应认定为向乐安公司退还本案合同项下的货款。对于醒治公司向乐安公司支付的其余210万元，双方未约定该款项的用途，也未约定债务的清偿顺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的规定，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本案中醒治公司支付的210万元不足以向乐安公司退还2013年5月17日合同项下的货款以及2013年7月30日合同项下的货款，故应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抵充。2013年5月17日的合同约定卖方于2013年6月17日前完成全部交货，交货逾期达5日的，买方有权解除未交货部分的合同。关于乐安公司通知醒治公司解除合同的时间，乐安公司称“合同期限一到就通知醒治公司退款，通知的时间大概在2013年10月1日之后”。醒治公司则称在2013年8月份双方就协商退款。原审法院认为，结合合同关于卖方应于2013年6月17日前交货，逾期5日买方有权解除合同的约定，乐安公司关于合同期限一到就通知醒治公司退款与退款时间在2013年10月1日之后的说法存在矛盾，而醒治公司关于在2013年8月份双方协商退款的说法较合理，故该合同债务的到期日应认定为2013年8月。2013年7月30日的合同双方约定醒治公司不晚于2013年9月30日前付清全款，故该合同债务到期日为2013年9月30日。因此醒治公司支付的210万元应当优先抵充2013年5月17日合同项下的退款。故醒治公司尚应向乐安公司返还货款50万元，并支付违约金，其中210万元货款的违约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自2013年6月18日起计至2013年8月24日止，50万元货款的违约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自2013年6月18日起计至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
陶福林、范雪清向乐安公司出具的《保函》约定陶福林、范雪清为醒治公司履行合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故陶福林、范雪清应对醒治公司向乐安公司返还货款并支付违约金承担连带责任。陶福林、范雪清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醒治公司追偿。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乐安公司与醒治公司于2013年5月17日签订的《工矿产品买卖合同》；二、醒治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乐安公司返还货款50万元及相应的违约金（其中以210万元货款为基数计算的违约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自2013年6月18日起计至2013年8月24日止；以50万元货款为基数计算的违约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付，自2013年6月18日起计至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三、陶福林、范雪清对醒治公司偿付乐安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陶福林、范雪清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醒治公司追偿；四、驳回乐安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乐安公司负担11146元，由醒治公司、陶福林、范雪清负担2654元。
上诉人醒治公司上诉称：一、原审判决适用法律程序错误。乐安公司于一审庭审结束后提交了四份证据，其提交时间已超过举证期限，原审法院于第二次开庭时组织对上述证据进行质证违反法律程序。二、乐安公司与醒治公司签订的《工矿产品买卖合同》属无效合同。原审法院认为“违反效力性强制规范才是导致合同无效的法定事由之一”是对法律的曲解。根据《农药管理条例》与《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的规定，乐安公司既没有农药经营许可证，也没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讼争合同的继续履行明显会损害第三人及公共利益，故该合同无效。三、原审判决认定“醒治公司支付的70万元不应认定为向乐安公司退还本案合同项下的货款”与事实不符。2013年11月4日，醒治公司向乐安公司支付承兑汇票四张共计70万元，蒋金远出具的收条载明该汇票款系320吨草甘膦原药的价差款，但实际上双方并没有签订320吨草甘膦原药的买卖合同，是乐安公司在收条上乱写，该70万元应当用于抵扣本案的260万元货款。四、陶福林、范雪清无过错，作为本案合同担保人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综上，上诉人醒治公司请求法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第三项，改判驳回乐安公司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乐安公司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一、醒治公司在上诉理由第一项中引用的是旧的法律法规，新的民事诉讼法对举证期限已经作出了新的规定，本案不存在超过举证期限举证的问题。二、原审判决认定本案合同属于有效合同，理由清楚，乐安公司对此予以认可。三、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中并未涉及320吨草甘膦原药，收条应该指的是360吨草甘膦，且收条载明的70万元是价差款，并非返回的货款，故该70万元应认为支付的是360吨草甘膦原药买卖合同的价差款。
原审被告陶福林、范雪清共同答辩称，其二人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
经审理查明，双方当事人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于2013年5月17日签订的《工矿产品买卖合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乐安公司虽未按照《农药管理条例》的规定办理农药经营许可证，但该规定系管理性强制规范，并非效力性强制规范，违反该规定并不导致双方讼争合同无效，故对醒治公司认为合同无效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依照双方合同的约定，醒治公司必须于2013年6月17日前向乐安公司交付货物，因醒治公司无法依约交货，双方对解除该份合同也无异议，故醒治公司应当向乐安公司返还其已支付的货款260万元。现双方当事人对醒治公司于2013年8月24日向乐安公司返还的21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无异议，仅对2013年11月4日醒治公司向乐安公司交付的70万元银行承兑汇票的性质有争议。对此，本院认为，本案乐安公司的员工蒋金远出具的收条载明“收到醒治公司航空代理项下320吨草甘膦差价款70万元汇票”，该收条载明的草甘膦吨数为320吨，并非本案讼争合同所涉的标的86.5吨，载明的款项性质亦为价差款，并非返还的货款，且双方当事人之间除本案讼争合同外，还于2013年7月30日另行签订了一份《工矿产品买卖合同》，该份买卖合同的标的物为360吨草甘膦原药，故乐安公司认为收条中的320吨系360吨的笔误合理有据，本院予以采纳。该70万元不应认为醒治公司向乐安公司返还的本案讼争合同项下的货款，原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应予维持。
综上所述，因醒治公司未能按照双方讼争合同约定按时交货，亦未能向乐安公司退还全部货款，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醒治公司认为双方合同无效，其已返还全部货款的上诉主张无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杭州醒治化工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尤冰宁
代理审判员 胡 欣
代理审判员 靳 羽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五日
代书 记员 郭美娜
附：本案相关的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