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4）浙行再字第5号
原审上诉人葛啸虎（原一审原告）葛啸虎。
委托代理人王进、刘仲明，浙江君安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上诉人（原一审被告）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住所地：杭州市江干区景芳路**号。
法定代表人王木刚，该分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黄文。
原审被上诉人（原一审第三人）杭州爱大制药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清泰门外定江路**号。
法定代表人金肖甬，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林宇，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上诉人葛啸虎诉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下称江干公安分局）公安其他行政行为一案，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18日作出（2012）杭江行初字第48号行政判决。葛啸虎不服，提起上诉。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4月27日作出（2013）浙杭行终字第68号行政判决。葛啸虎不服，向本院提出再审申请。本院于2014年2月17日作出（2013）浙行申字第150号行政裁定，决定本案由本院提审，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2014年4月23日本院再审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同年6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审上诉人葛啸虎的委托代理人王进、刘仲明，原审被上诉人江干公安分局的委托代理人黄文，原审被上诉人杭州爱大制药有限公司（下称爱大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林宇出庭参加诉讼。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本案依法延长了审理期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一审法院查明：2011年2月21日，杭州爱大制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金肖甬向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报案，称葛啸虎等人未经批准、备案手续，违规刻制该公司公章。江干公安分局于当日受案，此后向王某、李克敏、沈赤建等人进行了调查询问。2012年3月26日，江干公安分局作出杭公江治收缴字（2012）第275号收缴物品决定，决定对葛啸虎违规刻制并持有的杭州爱大制药有限公司公章一枚予以收缴。江干公安分局于次日将《收缴物品决定书》邮寄给葛啸虎。葛啸虎不服该收缴决定，向杭州市公安局提起行政复议，杭州市公安局于2012年7月16日作出杭公复（2012）第78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原具体行政行为。
原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浙江省印章刻制治安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违反本办法规定刻制的公章，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部门予以收缴。”第七条第一款规定，“需要刻制公章的单位或者机构，应当将单位或者机构设立的批准文件、登记证书和要求刻制公章的证明，以及载明公章的名称、形状、规格尺度、材质、使用的文字和字体、排列的方法及其顺序等内容的材料，报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部门，经公安部门对上述材料以及是否已刻公章等情况核实并将信息录入印章治安管理信息系统，由该单位或者机构委托的公章刻制经营单位刻制。”杭州爱大制药有限公司住所地为杭州市江干区清泰门外定江路31号。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具有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定职权。关于葛啸虎提出的管辖问题，认为董事会决议作出地及刻制公章地均为江苏省常州市，应由常州市公安机关管辖。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的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第十条规定，“几个公安机关都有权管辖的行政案件，由最初受理的公安机关管辖。必要时，可以由主要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管辖。”违法行为发生地不仅包括违法行为实施地，也包括违法行为结果发生地。本案中杭州爱大制药有限公司住所地及使用该公章的地点均为杭州市江干区，故本案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具有管辖权。葛啸虎虽否认其违法事实，但拒不配合江干公安分局询问取证，综合王某、李克敏、沈赤建、林宇等人的询问笔录及相关报案材料等，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基本清楚。葛啸虎请求撤销杭公江治收缴字（2012）第275号收缴物品决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其提出的追究金肖甬诬告行为法律责任的诉讼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职权范围。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驳回葛啸虎的诉讼请求。葛啸虎不服，提起上诉。
原二审法院经审理确认原一审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并补充认定，2010年10月至11月间，葛啸虎授意常州方圆制药有限公司的具体经办人员，刻制了“杭州爱大制药有限公司”的公章一枚。2011年1月，葛啸虎将该印章交予王某，王某在向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办理相关公司变更登记手续时，使用了该印章。
原二审法院认为，本案对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与否的判断，必须建立在正确确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种类的基础之上。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八条，确定了行政处罚的种类包括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行政拘留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既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八条第（一）至第（六）项所列行政处罚种类之一，又非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对行政相对人的“合法利益”予以限制、剥夺的其他惩罚性行为，因此，其不属于行政处罚。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二条规定，行政强制，包括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行政强制执行，是指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对不履行行政决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强制履行义务的行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既不具有暂时性，也不属于执行行政决定的行为，因此，其不属于行政强制。在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处罚或行政强制的情况下，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等法律以及其他法律规范中对于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的规定。相应地，上诉人关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反行政处罚或行政强制相关法律规定的意见亦不能成立。《浙江省印章刻制治安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违反本办法规定刻制的公章，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部门予以收缴。”据此，对违法刻制公章的，被上诉人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具有作出收缴决定的法定职权。对于上诉人就本案行政地域管辖权所提异议，经审理认为，《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管辖。该规定第十条规定，几个公安机关都有权管辖的行政案件，由最初受理的公安机关管辖。必要时，可以由主要“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管辖。违法行为地包括违法行为着手地、经过地、实施（发生）地和危害结果发生地。根据本案的相关事实，相关人员在2011年1月向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住所地：杭州市江干区）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时，使用了案涉公章。据此，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作为危害结果发生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公安机关，对案涉行为具有地域管辖权。关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的证据，根据本案公安机关对李克敏、沈赤建所作调查询问，可以确认案涉公章系本案上诉人葛啸虎授意具体经办人员刻制。《浙江省印章刻制治安管理办法》第七条关于公章刻制行为应由单位或者机构实施的规定，对违法刻制公章行为主体的确定并无影响，且从现有证据看，相关公司董事会决议只是决定重新刻制爱大公司的公章，至于是依法刻制还是违法刻制，因上诉人拒绝配合公安机关调查故无法反映，在此情况下，江干公安分局将案涉违法行为人确定为授意具体经办人员实施的本案上诉人，并无不当。《浙江省印章刻制治安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违反本办法规定刻制的公章，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部门予以收缴。”本案公安机关根据查明的事实，作出收缴上诉人违规刻制并持有的“杭州爱大制药有限公司”公章一枚的决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关于其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辩解不能成立。关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本案公安机关在2011年3月1日就对证人王某进行了调查，故上诉人关于案涉行政案件是2012年方才立案的意见不能成立。本案公安机关于2011年2月21日经报案对案涉行政案件予以立案后，经过向了解案情的人员进行调查，在要求本案上诉人配合调查无果后，于2012年3月26日作出杭公江治收缴字（2012）第275号收缴物品决定，并将决定书送达相关当事人，行政程序正当。综上，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充分，其作出的行政决定适用法律正确，行政程序正当。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葛啸虎提出再审申请称：一、申诉人并非行政相对人，不应成为行政收缴的对象。一方面，被申诉人调查证实“2010年9月10日申诉人与其他董事作出宇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决定另行刻制杭州爱大公章一枚”的事实，说明刻制公章并非申诉人个人行为，而是杭州爱大的法人行为；另一方面，《浙江省印章刻制治安管理办法》第七条规范的也是单位或机构行为。所以，本案中刻制印章行为的行政相对人应该是宇嘉集团有限公司或杭州爱大公司，而不是申诉人个人。二、被申诉人作出的追缴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申诉人关于“杭州爱大公章由申诉人具体经办刻制完成并长期保管于申诉人处，现由申诉人保管”的认定既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也完全不符事实。被申诉人未客观、公正的评判采信对相关人员的询问笔录，而是断章取义的为其所用。被申诉人多次陈述的因为葛啸虎不配合，所以作出对其不利的认定，充分说明江干区公安局办案仅是意气用事，并未按法制要求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三、被申诉人的行政行为严重违法，应当予以撤销。1、被申诉人违反了管辖的规定。本案中，宇嘉集团有限公司“决定另行刻制杭州爱大公章一枚”的董事会决议作出地以及刻制杭州爱大公章地均是在江苏省常州市，所以，即使违法也应由常州的公安机关管辖，同时也不得适用《浙江省印章刻制治安管理办法》。《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管辖。本案中，既已认定是刻制印章违法，则违法行为发生地就应是印章刻制地。杭州中院认为的“违法行为地包括违法行为着手地、经过地、实施（发生）地和危害结果发生地”显然是对法规的任意扩张解释，毫无法律依据。何况，被申诉人适用的实体法《浙江省印章刻制治安管理办法》规范的是印章刻制行为，而非印章的使用。2、被申诉人未经报告、批准、立案就作出行政行为，严重违反了程序规定。根据被申诉人提交的证据，其仅有治安大队于2011年2月21日的受案登记表，既未有江干公安局的立案，更未经局长批准，就作出了追缴决定。此程序严重违法，属滥用职权乱作为，应当予以撤销。杭州中院判决书第8页关于“本案公安机关于2011年2月21日经报案对案涉行政案件予以立案后，…”的认定并无依据。本案被申诉人自始至终均未立案，在一审时其甚至认为不需立案。被申诉人应当履行立案手续而未履行，属程序违法，其行政行为应予撤销。杭州中院明知被申诉人行政行为程序违法，但仍然无视该事实，作出了错误的判决。3、另行刻制杭州爱大公章一枚的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本案中另行刻制杭州爱大公章一枚的行为是根据宇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实施的，不仅没有任何的社会危害性，更是企业法人行使自主经营权的体现，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被申诉人的行政行为，实质是对有矛盾的杭州爱大两方董事采取了压制和扶持，既不利于纠纷的解决，也是公权对法人经营权的非法干涉4、《浙江省印章刻制治安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违反本办法规定刻制的公章，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部门予以收缴”的规定因违法而属无效。《浙江省印章刻制治安管理办法》是浙江省人民政府第77次常务会议于2006年9月30日通过、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的地方规定，此后国家于2011年6月30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浙江省印章刻制治安管理办法》已经严重滞后并与国家法律相抵触。所以根据“下位法服从上位法”、“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浙江省印章刻制治安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应当是无效的！杭州中院据此适用，显然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四、另行刻制公章的行为完全合法、合理。原杭州爱大董事长金彪先生去世后，其子金肖甬却将杭州爱大及所有关联企业视为私有财产，将申诉人和其他股东都视为“金家的雇员”，通过不正当手段排挤、侵害杭州爱大其他董事的合法权益，仿冒其父金彪先生签名，未按杭州爱大章程规定经宇嘉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派，签署《董事任职免职书》，骗取了杭州市工商（变更）登记，先后将杭州爱大的原有董事全部更换。其他股东和申诉人都认为应当采取措施来重整杭州爱大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规范的管理秩序，维护自身权益免受进一步的侵害。于是，通过宇嘉集团有限公司和杭州爱大董事会，决议免去金肖甬杭州爱大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职务。但金肖甬拒不执行董事会决议，非法扣留杭州爱大营业执照等重要证照和公司印章拒不交出，试图阻止杭州爱大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在此种情形下，宇嘉集团有限公司和杭州爱大董事会作出决议，决定另行刻制杭州爱大公章。由此可见，决定另刻公章完全属于公司权力机关行使职权的行为，不仅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而且合情合理合法。为此，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和被诉杭公江治收缴字（2012）第275号收缴物品决定。
江干公安分局答辩称：首先，原审上诉人刻制公章属于违法刻制。根据《浙江省印章刻制治安管理办法》第7条，刻制公章必须报公安部门对相关材料进行核实并经审批同意。本案中，葛啸虎没有将上述材料报江干分局治安大队报备，也没有交由公安机关核实，事实上，原审上诉人采取欺骗的手段，明知公司营业执照在金肖甬手上，还在报纸上刊登遗失公告。第二，关于行政相对人。葛啸虎既是公章持有人，又是登记变更后的法表代表人，因此向其收缴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第三，关于行政强制的问题。收缴不属于行政强制，不适用行政处罚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关于管辖权的问题。爱大公司注册地在江干分局所辖范围内，申请人违规刻制公章，且使用该公章进行工商变更登记的行为也发生在江干分局管辖的范围内，故江干分局对该案完全享有管辖权。第五，《浙江省印章刻制治安管理办法》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至今，是合法有效的省政府法规。第六，关于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问题。我们认为，私自刻制公章行为即具有社会危害性，且还实际使用该公章并导致杭州市工商局为此作出了法人变更行为。对此，杭州市中院已经判决确认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综上，原审被上诉人被诉杭公江治收缴字（2012）第275号收缴物品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原审作出的判决正确，请求驳回再审申请，维持原判。
爱大公司答辩称：一、2009年7月14日前，葛啸虎是常州方圆的小股东，金彪死亡后，葛啸虎想控制常州方圆制药，就必须控制爱大公司，要变更爱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需要公章、营业执照、上级公司宇嘉集团的证明。宇嘉集团的证明他有，公章和营业执照没有，在金肖甬这里。葛啸虎本可以通过公司证照返还纠纷告金肖甬，但这个诉讼需要两年时间，宇嘉集团的控制权会失去，为此葛啸虎采取登报的方式，谎称营业执照丢失，并凭此重新申请办理法定代表人为葛啸虎的营业执照，然后又到方圆作了变更，据此其既代表方圆，又代表爱大公司。金肖甬发现后，到公安、工商报案，去海外采取手段，目前金肖甬已经于2011年8月夺回了宇嘉集团。葛啸虎为此到法院去告证照返还纠纷，都是输的。海外那个判决，葛啸虎方也是输的。葛啸虎有关对金肖甬私人企业的情况陈述都是诬蔑，不再辩驳。二、关于法律适用问题。l、再审申请书依据是62条，但行政裁定书是依据63条第二款立案，是违反法律法规，我们不清楚是违反哪一条法律法规。2、本案中，公安机关确实有瑕疵，但不足以撤销收缴决定，如果撤销，那爱大公司有两个合法公章。而且所谓的公章在多地已经用过，在杭州市工商局用过，到常州工商局也用过，在杭州中院起诉也用过，我国实行的是认章不认人。3、葛啸虎认为其是大股东，但是至少目前是不明确的。如果谁自认为大股东就可以刻制公章，就很危险，而且他有救济途径，对其权利义务是没有影响的，事实上，他也告了。另外，在我们报案后，杭州市工商局认为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应该撤销，后经过四次判决，最终生效判决维持行政处罚。证照返还纠纷，一、二审都驳回葛啸虎的诉请。综上，我们认为，仅仅因为自认为是大股东，就可以私自刻制公章并使用，该做法不能助长，虽然本案有瑕疵，但应该维持，否则会给爱大公司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对本案的再审立案不妥当。
原审期间，各方当事人提供的相关证据材料均由本院依法调取。再审期间，各方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围绕原审被上诉人江干公安分局作出的杭公江治收缴字（2012）第275号收缴／追缴物品决定是否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审理重点，进行了质证、辩论。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宇嘉集团系于2004年9月30日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成立的公司。2005年3月，宇嘉集团从裕邦投资有限公司受让爱大公司100%股份，成为其100%股东。爱大公司章程（修正）规定，爱大公司董事会由五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一名，董事和董事长均由投资者委派。2010年9月4日，宇嘉集团董事会《补充决议》载明，……原董事张琼、魏建平更换为葛啸虎、李克敏之法定注册手续已完成，原董事金彪更换为金肖甬的法定注册手续尚未办理，现经全体董事（葛啸虎、李克敏、邱家军、林慧）商议，补充决议如下：同意本公司所属杭州爱大制药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重新委派并组成杭州爱大制药有限公司新一届董事会，成员仍为5名，包括葛啸虎、李克敏、邱家军、林慧，另一名董事由本公司原董事金彪之合法继承人共同推荐，经董事会决议通过后担任；同意委派葛啸虎出任杭州爱大董事长，金肖甬不再担任杭州爱大董事长职务。同年9月10日，宇嘉集团董事会《决定书》载明，杭州爱大因需向工商主管部门申请变更办理相应的变更及／或备案登记手续，但杭州爱大相关人员拒不提供公章协助办理。因此，本公司董事（葛啸虎、李克敏、邱家军、林慧）经研究，作出决定如下：另行刻制杭州爱大公章一枚，除另有决定或决议外，该公章仅限于向工商部门办理杭州爱大董事、董事长变更及／或备案登记手续之用。同年9月28日，宇嘉集团董事会《临时决议》载明，同意对本公司所属杭州爱大董事会成员重新委派并组成杭州爱大新一届董事会，成员包括邱家军、林慧、葛啸虎、李克敏、王谷丰；若原董事金彪之合法继承人经协商一致并以书面形式向公司推荐金彪董事职务继任者，经董事会决议，可增补和委派担任本公司及杭州爱大董事；确认委派葛啸虎出任杭州爱大董事长职务，金肖甬不再担任杭州爱大董事长职务。同日，爱大公司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葛啸虎、李克敏、邱家军、林慧同意，王谷丰弃权），同意聘请李克敏担任总经理，免去金肖甬总经理职务；责成金肖甬立即将本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其他相关证照及公章之原件、原物全部移交给新任总经理李克敏，若拒不移交，董事会有权采取一切合法措施，以确保本公司经营管理的正常秩序。同日，宇嘉集团、爱大公司《董事会决议》（宇嘉集团葛啸虎、李克敏、邱家军、林慧4人签名；爱大公司葛啸虎、李克敏、邱家军、林慧4人签名）载明，自即日起，杭州爱大《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副本及公章视为遗失，不再使用，由杭州爱大向原工商登记机关申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刻制、启用新的公章，法定代表人为新任董事长葛啸虎；因杭州爱大原董事长金肖甬拒不移交执照、公章所引发的一切后果应由其承担。
2011年1月7日，宇嘉集团召开董事会，时任宇嘉集团董事的葛啸虎、李克敏、邱家军、林慧出席，董事会决议对爱大公司董事会成员重新委派并组成爱大公司新一届董事会，同时委派葛啸虎出任爱大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职务。2011年1月23日，葛啸虎指派李克敏以爱大公司名义向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将公司董事长由金肖甬变更为葛啸虎，董事由金肖甬、温黎明、马立军、金云良、杨晓伟变更为葛啸虎、李克敏、邱家军、林慧、王某，同时变更企业经营范围，并以企业营业执照遗失为由申请补领。杭州市工商行政管里局于同年1月26日准予变更登记。此后因爱大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金肖甬同年1月30日的异议和举报，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最终于2011年12月9日撤销了该变更登记行为。
原审被上诉人江干公安分局于2011年2月21日接受爱大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金肖甬的报案后，虽曾就涉案刻制公章行为及该枚公章的下落进行过调查取证，亦分别于2011年3月1日和18日、2012年3月5日向王某、李克敏、沈赤建等人询问并制作笔录，但根据上述询问笔录，尚不能确认案发时该涉案爱大公司印章仍由原审上诉人葛啸虎保管或由其实际控制。
本院认为，根据1993年国务院国发（1993）21号《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印章的规定》第四部分“印章的刻制、管理和缴销”的第（一）项规定，制发印章的机关，对印章的刻制和发送必须加强管理，严格手续。刻制印章的工厂或刻字社，必须取得用章单位的上级委托书和公安部门的准许，才能刻制。对伪造印章和使用伪造印章者，应当依法惩处。2006年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225号）《浙江省印章刻制治安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本省行政区域内各类印章刻制的治安管理，适用本办法。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第七条第一款规定：“需要刻制公章的单位或者机构，应当将单位或者机构设立的批准文件、登记证书和要求刻制公章的证明，以及载明公章的名称、形状、规格尺度、材质、使用的文字和字体、排列的方法及其顺序等内容的材料，报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部门，经公安部门对上述材料以及是否已刻公章等情况核实并将信息录入印章治安管理信息系统，由该单位或者机构委托的公章刻制经营单位刻制。”第二款规定：“需要跨省、市、县刻制公章的单位或者机构，须持单位或者机构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部门出具的证明和前款规定的有关材料，向刻制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部门办理刻制公章手续。”第十三条规定：“公安部门对印章刻制治安管理履行下列职责：……（五）依法处理违反印章刻制治安管理的行为。”第十五条规定：“违反本办法规定刻制的公章，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部门予以收缴。”江苏省地方性法规《江苏省特种行业治安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单位或者机构需要刻制公章的，应当持单位或者机构设立的证明文件和有关证明材料，到所在地公安机关备案。”江苏省公安厅苏公厅（2008）164号《关于改进和加强全省印章业治安管理工作的通知》第二部分“调整公章准刻制度，统一实施刻制公章备案”的第（二）项“公章备案手续”规定：“单位需要刻制公章（含电子公章）的，应当按规定到所在地县级公安机关办理备案手续。……”第四部分“强化印章行业服务管理，维护印章行业治安秩序”的第（三）项规定：“……对提供不实信息违规刻制公章的，要给予批评教育，并收回刻制的公章；涉嫌违法犯罪的，要依法予以查处。……”公安部令（125号）《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收缴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决定。但是，违禁品，管制器具，吸食、注射毒品的用具以及非法财物价值在五百元以下且当事人对财物价值无异议的，公安派出所可以收缴。”第九条规定：“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第十条规定：“几个公安机关都有权管辖的行政案件，由最初受理的公安机关管辖。必要时，可以由主要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管辖。”本案中，由于爱大公司的住所地为杭州市江干区清泰门外定江路31号，属于原审被上诉人江干公安分局的职责所辖范围，且葛啸虎任董事长的爱大公司刻制涉案公章的目的就是用于向杭州市工商部门办理该公司的变更登记手续，故原审被上诉人江干公安分局依法对本案享有管辖权。
2010年公安部令（第88号）《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其他行政案件，有法定办案期限的，按照法定期限办理。”本案中，原审被上诉人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于2011年2月21日受理本案，却直至2012年3月26日才作出被诉收缴／追缴物品决定，办案期限明显超过上述法律规定。原审被上诉人江干公安分局虽然未能在作出被诉收缴／追缴物品决定前将拟作出的决定内容、事实和法律依据等按照行政正当程序要求向原审上诉人进行告知并听取其陈述和申辩，存在不当。但原审上诉人的不予配合也是导致程序不当的重要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八条将行政处罚的种类限定为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行政拘留，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等七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条将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确定为警告、罚款、行政拘留、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等四种。该法第十一条还规定：“办理治安案件所查获的毒品、淫秽物品等违禁品，赌具、赌资，吸食、注射毒品的用具以及直接用于实施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本人所有的工具，应当收缴，按照规定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九条将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确定为：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扣押财物，冻结存款、汇款，以及其他行政强制措施等五种。本案中，原审被上诉人江干公安分局作出被诉收缴／追缴物品决定，所针对的是原爱大公司违规刻制的公司公章，因此，该被诉收缴／追缴物品行为，既不是行政处罚，也不属于行政强制措施。原审上诉人认为被诉收缴／追缴行为违反行政强制法的不能成立。
综上，根据宇嘉集团和原爱大公司董事会的决议，原审上诉人葛啸虎等人虽然经手违规刻制了爱大公司的企业印章，但该决定刻制公章行为系企业法人行为，而非葛啸虎等人的个人行为，且该枚公章虽经原审被上诉人江干公安分局调查，至今仍然下落不明。故原审被上诉人江干公安分局针对原审上诉人葛啸虎作出被诉收缴／追缴物品决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一、二审判决驳回原审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原审上诉人就此提出的再审申请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两原审被上诉人对此提出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三）项、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2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九条第（一）项、第七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浙杭行终字第68号行政判决和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2）杭江行初字第48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杭公江治收缴字（2012）第275号收缴物品决定；
三、责令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对金肖甬的报案重新作出处理。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人民币50元，共计100元，由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惠 忆
审 判 员 唐维琳
代理审判员 万成兆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韦若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