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再终字第0165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克俭，男，1952年8月2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安玉淑（李克俭之妻），1951年2月6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福，男，1953年6月8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克忠，男，1956年2月7日出生。
上诉人李克俭与被上诉人李福、李克忠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14日作出（2011）西民初字第20792号民事判决。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李克俭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19日作出（2012）一中民申字第10543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并于2013年5月6日以（2013）一中民提字第5449号民事裁定，撤销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1）西民初字第20792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重审。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13年12月18日作出（2013）西民再初字第21号民事判决。李克俭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克俭及其委托代理人安玉淑，被上诉人李福、李克忠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并作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李福、李克忠诉称：我们二人共有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小马厂西里××号西房北数三、四间，系从父亲李伯英处继承而来。李克俭系我伯父李振英之子。继承房屋后，我们一直在外地居住，该房借给大姐李淑敏使用。后因李振英与其不和，李克忠就应李振英的请求去公证处办理该房的赠与公证，赠与李振英，目的只是将李淑敏赶走。双方承诺房屋的相关权益还属于我们，因此房屋未办理过户手续。后，李振英死亡。2006年8月，该房屋接到拆迁通知，李克俭主动向我们提出代办房屋拆迁事宜。由于我们回京不方便，同意了李克俭的请求，将该两间房屋的拆迁及代领拆迁补偿款、补助费等事宜通过签署授权委托书的方式授权李克俭办理。2008年底该房屋拆迁完毕后，李克俭交付我们拆迁补偿款300000元，并告知仅补偿300000元。直到2011年4月，我们才得知实际补偿款不止这些。经多次催要，李克俭拒付。故起诉要求李克俭支付剩余的拆迁补偿款、拆迁补助款共69624.6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李克俭辩称：北京市西城区小马厂西里××号西房北数一、二间是我家所有的，中间三、四间原是李伯英所有，后经继承诉讼判决给李福、李克忠。1992年，李福、李克忠去公证处办理赠与公证，将他们的房子赠与给李振英，二人均签字认可。此后，我们一家居住于此。当时因为是亲戚关系就没有过户。08年该房屋拆迁时我们出示了公证书，拆迁办认为我们是实际产权人，因此拆迁时只对我们。李福、李克忠在得知拆迁的事情后，管我要钱，说给点就成，当时我们没有拿到钱，就与李福、李克忠二人一同去拆迁办签协议，拆迁办让他们写了委托书给我，我给他们争取了300000元拆迁补偿款。领取欠款时拆迁办打到我的账户里，一共369624.6元，其中69624.6元是拆电话、空调等补助款，因我在房内居住，应由我领取。剩下的300000元已在08年12月27日给付二人。因此我不欠李福、李克忠的钱，不同意李福、李克忠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重审中查明，北京市西城区小马厂西里××号西房北数三、四间原为李福、李克忠共有。2006年12月，北京铁路局进行北京站至北京西站地下直径线工程建设，该房位于拆迁范围。因李福、李克忠二人未在本地居住，遂委托李克俭代为办理房屋拆迁补偿事宜，二人分别与李克俭签订委托书，委托李克俭协商房屋拆迁补偿事宜、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书和相关文件及领取拆迁补偿款。之后，李克俭代李福、李克忠与北京铁路局建设项目管理处签订了《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协议编号：0000172）。拆迁人为北京铁路局建设项目管理处，被拆迁人为李福、李克忠（共有），被委托人为李克俭。协议约定拆迁人给付被拆迁人拆迁房屋补偿款、搬家补助费、提前搬家奖励费、工程奖励费、电话移机、有线电视补助、空调移机费、停产停业损失费、其他费用等（扣除购买公房价款后）共计369624.6元。后该款发放到李克俭的账户中。李克俭于2008年12月27日分别给付李福、李克忠各150000元（总计300000元）。
另，庭审中李克俭出示了两份赠与公证书，用以证明李福、李克忠于1992年4月15日将二人继承的西城区小马厂西里××号的房屋两间赠与李振英。李福认可该赠与，但认为是应李振英要求所作的形式上的赠与，而非其本意。李克忠否认进行过赠与公证。双方均认可上述房屋未办理过房屋产权转移登记手续。
原审法院重审后认为，双方之间系委托代理的法律关系，所订立的委托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的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全面遵守、履行。现李克俭代理李福、李克忠与拆迁单位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并取得了拆迁补偿款369624.6元。对此，李克俭应当如数交与李福、李克忠二人。李克俭辩称房屋系李福、李克忠二人已经赠与其父李振英，应为李振英所有。法院认为，无论双方赠与的法律关系是否成立，因该房未办理过产权转移登记手续，在拆迁时房屋的产权人仍为李福、李克忠二人。相应的拆迁补偿权益应按约定归属李福、李克忠二人。此外，拆迁补偿款中虽含有电话移机、空调移机、搬家补助等补偿实际居住人的费用，但协议中明确约定拆迁单位所发放的拆迁款均针对协议所载明的被拆迁人，因此本案中只有李福、李克忠二人才有权取得含补助费在内的所有拆迁补偿款。李克俭作为受托人应将代为领取的款项全部转交李福、李克忠二人，无权私自扣留。如李克俭认为拆迁造成其拆装电话、空调移机、搬家等损失需要补偿，则其作为实际居住人可以就该部分损失向房屋产权人另行主张。现李克俭已经给付拆迁补偿款共计300000元，李福、李克忠二人要求李克俭给付剩余的69624.6元，理由充分，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第四百零四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3年12月18日作出（2013）西民再初字第21号民事判决：李克俭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李福、李克忠拆迁补偿费、拆迁补助费69624.60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判决后，李克俭不服，上诉至本院称：双方在1992年签订的赠与协议有效，拆迁快结束时，李福、李克忠找到我，委托帮忙办理房屋补偿事项，双方协商补偿300000元，69624.6元是实际居住人搬家补助费、奖励费、电话移机费、有线电视补助、空调移机费等等，与李福、李克忠无关，李福、李克忠也同意只要300000元房屋拆迁补偿款，委托合同已经全部履行，现李福、李克忠又要求支付69624.6元，没有根据，请求驳回其诉讼请求。李福、李克忠同意原审判决。
本院二审查明，除对李克俭出示的两份赠与公证书，原审庭审中李克忠认可该赠与，但认为是应李振英要求所作的形式上的赠与，而非其本意。李福否认进行过赠与公证，对此事实原审表述有误外，其余事实同原审认定事实，本院二审予以确认。
另，本院二审期间，李克俭提交2008年12月27日，由其打印，并由李福签字的内容为：“本人李福、李克忠自愿将小马厂西里××号房屋两间的一切拆迁费用由李克俭一人来支配与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的字条，李克俭主张根据该字条叙述，剩余的69624.6元应归自己所有。李福认可该字条落款处“李福”的签名确为其本人所签，并代李克忠签字及加按手印，但主张签字时并不知道拆迁款的数额，签字后，才拿到的300000元拆迁款。李克忠表示对此事并不知晓，以前也从未表达过拆迁款由李克俭支配的意思表示。
上述事实，有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协议、委托书、领款凭证、公证书、（1991）宣民字第1559号民事判决书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为证。
本院认为，李克俭认为依据赠与协议约定，李福、李克忠已将二人所有房屋赠与其父李振英，但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房屋并未办理变更登记。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故李克俭认为房产应为李振英所有的主张不能成立。在拆迁时，李克俭依据李福、李克忠出具的委托书，以李福、李克忠代理人的身份代理李福、李克忠与拆迁单位签订拆迁协议，拆迁协议中对应的被拆迁人亦为李福、李克忠二人。根据拆迁协议约定拆迁补偿款为369624.6元，如李克俭认为该款项中有其应得部分，可另行解决。本院审理中，李克俭补充提交2008年12月27日的证明，李克忠对此不予认可，且该证明亦不能充分证明所有拆迁款项均归李克俭所有。综上，李克俭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判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1540元，由李克俭负担（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540元，由李克俭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白 涛
审 判 员 蔡 洪
代理审判员 吕 超
二〇一四年四月九日
书 记 员 陶枳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