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06民终303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烟台华中数控机床有限公司，住所地：烟台市福山区文化街2号。
法定代表人：刘树忠，经理。
委托代理人：杜永胜，山东晟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威海星特信诺电子机箱有限公司，住所地：威海市环翠区张村镇九华路12-3号。
法定代表人：位世波，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丽伟、陈瑞志，山东东方未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烟台华中数控机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华中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威海星特信诺电子机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海信诺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2016)鲁0611民初3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上诉请求：一、请求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产品购销合同》备注的内容不是对账单，双方并没有在2015年2月12日对账。而事实是上诉人要向被上诉人采购264155元的机床罩等钣金产品，被上诉人谎称也需要向上诉人采购机床，双方才在2015年2月12日签订了以货易货的产品购销合同。通过被上诉人提供的电话录音可以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账目并不清楚。被上诉人的业务经理姚传乐在庭审中主张双方是凭记忆对账的说法也不符合常理，上诉人不可能在被上诉人无法提供发货凭证的基础上与被上诉人进行对账的，双方凭记忆对账也不可能具体到那么详细的数额。被上诉人主张合同备注是对账单，被上诉人应当提供对账的基础，即被上诉人的发货凭证。即使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没有在部分发货凭证上签字确认，被上诉人应当提供其主张对账的全部发货凭证，来与合同备注的确定的数额相互印证，以证实合同备注是对账单。但是被上诉人并没有提供发货凭证，一审法院也没有对此进行审理，一审法院认定合同备注是对账单也仅仅是推断，且与事实不符。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判决确有错误。上诉人请求贵院依法审理，予以改判，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被上诉人、上诉人存在多年的业务往来。2015年2月12日，经双方对账，上诉人欠被上诉人货款264155元，双方协商同意被上诉人从上诉人处采购价款260000元的KC855机床一台，以机床价款抵顶欠被上诉人的相应货款，余下款项4155元，双方为此签订《产品购销合同》。但此后虽经被上诉人多次催促，上诉人即未按约定向被上诉人交付机床设备，也未支付余下货款。2016年1月19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邮寄公证送达了《催告函》，再次催促上诉人履行义务，但上诉人收函后未予理睬。故请求判决解除被上诉人、上诉人签订的2015年2月12日的《产品购销合同》，并要求上诉人支付货款264155元及自2015年2月12日起至上诉人还清款项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2015年2月9日上午9时31分上诉人通过电子邮件向被上诉人发送《产品购销合同》初稿，其中合同中有关签订时间、结算方式、交货日期等均为空白；未签章，也没有备注条款。
2015年2月9日下午14时25分被上诉人将《产品购销合同》签订时间、结算方式、交货日期等空白处完善后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上诉人。与2015年2月9日上午9时31分上诉人发送的《产品购销合同》相比较，完善的内容主要是：合同签订时间标示为2015年02月09日，交货日期为合同签订后60日内交货，结算方式为机床款抵货款（详见备注）。合同同时增加了备注条款：“烟台华中数控机床有限公司从威海星特信诺电子机箱采购机床罩等钣金产品含税金额共计人民币374,155元，至今货款未付。经双方协商，采用机床抵部分货款的方式，余额另协商支付时间和方式”等。
2015年2月11日，被上诉人给上诉人开具两张共计11万元的收款收据，其中编号为4322423的10000元收据及编号为4322425的100000元，收据载明的收款方式均为银行承兑，收款事由均是货款。
2015年2月12日，被上诉人（合同中需方）与上诉人（合同中供方）签订《产品购销合同》一份，约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供应KC855立式加工中心机床一台，总价26万元，交货日期为合同签订后60个工作日内交货；结算方式为机床款抵货款（详见备注）。备注：“烟台华中数控机床有限公司从威海星特信诺电子机箱有限公司采购机床罩等钣金产品含税金额共计人民币264,155元。经双方协商，采用机床抵部分货款的方式，余额另协商支付时间和方式。星特信诺钣金产品金额264155元，华中KC855机床金额260000元，余额4155元”，合同第一页右上角显示签订时间为2015年2月9日，合同第二页右下角落款显示签订时间为2015年2月12日；合同供方处加盖上诉人公章，由负责人刘树忠签字，需方处加盖被上诉人合同专用章，由姚传乐签字。
2016年1月5日10时，被上诉人业务经理姚传乐与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刘树忠手机通话两次，主要内容是姚传乐：“抵设备，当时欠37万，当时我抵了11万，款直接给了公司。”刘树忠说：“一开始我答应给你们抵设备，我和财务上说了，财务上说账不对，要求对账”。姚传乐说：“他们不太了解这些事。这个事情没弄好，你设备没给。他们实际不明白这些事，具体还是我们俩明白。你财务卡着不补单据，你说句话，你和财务说一下，我该补单据，补单据，把单据补齐，让财务这边没问题，你该给设备给设备，该付款付款，就行了…”。刘树忠说：“我问一下财务吧。”姚传乐说：“你给定一定，把这个事情确定一下，就行了。”刘树忠说：“不是我定，我好定，我和你说，对好了吗，你说对好了，我把合同一签。”
2016年1月12日，被上诉人通过威海市环翠公证处向上诉人公证邮寄送达了催告函，催促上诉人在收函后三日内按2015年2月12日《产品购销合同》的约定交付26万元KC855机床一台并支付余下4155元货款，否则，被上诉人将解除《产品购销合同》，并要求上诉人支付264155元货款及利息。2016年1月20日，上诉人收到该催告函。
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证据一、2015年2月12日《产品购销合同》一份，证明合同备注条款为对账性质，上诉人欠付被上诉人264155元货款的事实。经质证，上诉人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产品购销合同》不是对账单。被上诉人未按《产品购销合同》约定提供产品，上诉人才未交付机床，不认可欠款事实；证据二、2016年1月5日被上诉人业务经理姚传乐与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刘树忠的手机通话录音光盘一份（其中存储该二人的两段通话录音）及相应的通话记录查询详单，证明《产品购销合同》中载明的264155元的款项，是购销合同签订之前，上诉人欠被上诉人的货款。签订该合同的目的是，上诉人以其价值26万元的机床设备相应抵顶欠付被上诉人的部分货款。上诉人第一次庭审时辩称，2015年2月12日的《产品购销合同》是双方于2015年2月12日确立的一个以货易货的合同，其向被上诉人交付26万元的机床，需以被上诉人在合同签订之后供货264155元为条件，根本不成立。经质证，上诉人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确认是上诉人法定代表人刘树忠与被上诉人姚传乐的通话录音，但认为从录音内容上看，被上诉人、上诉人双方账目并未对清楚，在未核对清楚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上诉人双方不可能确定双方具体的欠款数额，因此录音证据不能证实2015年2月12日的《产品购销合同》备注内容是对账单；证据三、（2016）威环翠证民字第556号公证书及2015年2月11日收据两份（编号分别为4322423、4322425），其中（2016）威环翠证民字第556号公证书对被上诉人、上诉人之间的两份电子邮件进行证据保全，证明《产品购销合同》是被上诉人、上诉人双方对账，上诉人支付了其中11万元货款后，双方达成的以机床抵被上诉人货款余额的结果。经质证，上诉人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认可向被上诉人支付过11万元的货款，但认为不排除支付货款多于应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的可能性。
上诉人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提供了产品订购计划单一份，证明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提供264155元产品的型号、种类和数量。经质证，被上诉人认为该证据系上诉人单方制作，被上诉人从未收到该计划单，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并且计划单上没有时间及供货方，与被上诉人无关，与本案没有关联关系。
为查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通知姚传乐、刘树忠到庭说明情况。姚传乐陈述被上诉人、上诉人双方账目已核对清楚，《产品购销合同》备注的意思是上诉人欠被上诉人264155元的货款，通过机床抵26万元，余下货款4155元。2016年1月5日姚传乐与刘树忠通话录音中，姚传乐所述“抵设备，当时欠37万，当时我抵了11万，款直接给了公司…”，是被上诉人、上诉人双方对账后，上诉人欠被上诉人货款37万余元，为了收回货款，姚传乐联系第三方烟台鸿佰原公司从上诉人处采购一批设备，烟台鸿佰原公司先向上诉人支付了11万元的货款，上诉人收到11万元货款后将款项付给被上诉人，因此上诉人欠被上诉人货款余额变成264155元。刘树忠陈述被上诉人、上诉人双方未对账，《产品购销合同》备注的意思是上诉人从被上诉人处采购264155元的设备，上诉人给被上诉人供应26万元的机床，以机床款抵货款，是以货易货；《产品购销合同》的初稿是上诉人于2015年2月9日提供给被上诉人，2015年2月12日对合同进行修改签订正式合同，合同备注条款是添加的；2016年1月5日其与姚传乐通话中提到的抵设备指的就是KC855机床；上诉人是因未收到被上诉人供货所以未向被上诉人提供机床。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庭审陈述、产品购销合同、录音光盘、通话记录查询详单、公证书及收据等证据在卷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被上诉人、上诉人双方争议焦点在于2015年2月12日《产品购销合同》签订的真实原因，及合同中备注条款的性质。被上诉人认为，2015年2月12日《产品购销合同》的签订是在上诉人欠被上诉人货款374155元的情况下，上诉人于2015年2月11日支付欠款11万元后，剩余264155元，经协商，就上诉人用一台K×××××机床抵欠款26万元，余下4155元货款的支付另行约定，所达成的还款协议。由于上诉人经被上诉人催告仍未履行，因此要求上诉人给付货款。
上诉人认为，《产品购销合同》及备注条款是以货易货，因为被上诉人未能交付含税价为264155元的产品，所以其未向被上诉人交付26万元的机床，不存在欠款事实。
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有关上诉人以货易货的抗辩主张，一审法院认为《产品购销合同》对上诉人向被上诉人供应机床的配置及参数、交货日期等约定明确，而对上诉人从被上诉人处采购机床罩等钣金产品的型号、规格、数量、单价及交付时间等重要内容均未进行约定，相反对货款数额却明确、具体、确定到264155元，存在明显的不合理性，不符合以货易货的交易常理。尽管庭审中上诉人提交了单方制作的产品计划单，但没有证据证明上诉人单方制作的产品计划单在本案成诉之前曾经送达给被上诉人。在2016年1月20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发送催要货款的催告函后，上诉人也并未就欠款提出异议，也没有证据证实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催要过货物。
2015年2月9日被上诉人发给上诉人的《产品购销合同》草案备注条款中标明“374155元，至今货款未付”，上诉人收到该合同后，未表示任何异议，相反于2015年2月11日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11万元。据此计算，至2015年2月11日上诉人欠付被上诉人货款余额恰好是264155元。双方2015年2月12日正式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备注中有关“采购机床罩等钣金产品的含税金额”部分内容，由2015年2月9日被上诉人电子邮件稿的“采购机床罩等钣金产品的含税金额374155元”也变更成了“采购机床罩等钣金产品的含税金额264155元”的事实，符合双方对截止2015年2月9日前一致认可欠款数额为374155元，在上诉人支付11万元后，对欠款数额一致认可为264155元的事实。另外结合2016年1月5日姚传乐与刘树忠通话时，姚传乐表达的“抵设备，当时欠37万，当时我抵了11万，款直接给了公司…”刘树忠表达的“不是我定，我好定，我和你说，对好了吗，你说对好了，我把合同一签”“一开始我答应给你们抵设备，我和财务上说了，财务上说账不对，要求对账”等谈话所透露出的信息，一审法院认为2015年2月12日被上诉人、上诉人签订《产品购销合同》的真正原因是上诉人采取以物抵债的方式支付已经确认的欠付货款。《产品购销合同》中的“备注”条款是双方对此前欠款进行核对确认的结果，是以合同履行条款的形式，表达了双方对往来欠款的对账事实。
因此，综合被上诉人、上诉人双方陈述及证据等情况，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为证明其主张而提供的证据更加全面、充分，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上诉人的抗辩主张未有证据佐证，亦缺乏合理性，故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所述2015年2月12日的《产品购销合同》备注中264155元货款实为上诉人欠付被上诉人货款的主张予以认可。被上诉人、上诉人双方经对账，于2015年2月12日签订《产品购销合同》，以机床抵偿欠被上诉人的相应货款，上诉人在未提供证据证明对账结果与账目不符的情况下，否认对账结果，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认可。因上诉人超过《产品购销合同》约定的交货日期交付机床，被上诉人于2016年1月12日向上诉人发送催告函，上诉人于2016年1月20日收到该催告函，但未向被上诉人交付KC855机床也未向被上诉人支付款项。庭审中上诉人亦同意解除《产品购销合同》，故《产品购销合同》已经解除。合同解除后，上诉人仍应向被上诉人支付欠付的264155元的货款。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九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上诉人、上诉人之间于2015年2月12日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二、上诉人给付被上诉人货款264155元及自2015年2月12日起至上诉人还清款项之日止以未付清货款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如果上诉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631元，由上诉人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提交。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一致。
本院认为，对上诉人、被上诉人2015年2月12日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的备注条款的理解，被上诉人认为是以货抵款，上诉人认为是以货易货。对此，本院认为，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签订合同的过程看，2015年2月9日，被上诉人在收到上诉人电子邮件后，在回给上诉人的邮件中，完善了合同的具体内容，增加了备注条款，明确提出上诉人欠被上诉人货款374155的事实，并提出了采用机床抵顶部分货款的处理意见。之后，2015年2月11日，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了其中的11万元货款，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开具了收据。2015年2月12日，双方正式签订《产品购销合同》，将备注条款中上诉人欠被上诉人的货款数额确认为264155元，同时约定采用机床抵部分货款，余额另行协商支付时间和方式。上述三份合同的形成的时间前后相续，内容连贯，意思表达明确，且合同均约定供方为上诉人，需方为被上诉人。因此，从合同签订过程看，2015年2月12日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是双方经过充分协商之后签订的，该合同为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合法有效。依该合同约定，上诉人以所供机床抵顶所欠被上诉人货款的意思表达清楚，一审法院对此予以认定正确。上诉人主张以货易货的上诉理由无合同依据和事实依据，对此，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对合同中所记载的欠被上诉人货款的数额不予认可，但无证据予以证明。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262元，由上诉人烟台华中数控机床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董玉新
审判员 李学泉
审判员 张 敏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孙小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