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东中法民二终字第126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丽娟，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淑贞，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淑芬，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文彬，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淑仪，女。
法定代理人：张丽娟，系邓淑仪的母亲。
上述上诉人共同的委托代理人：严凡，广东品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上诉人共同的委托代理人：钱灿松，广东品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民政局。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鸿福路**号。
法定代表人：杨东如，局长。
委托代理人：高超强，广东旗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周云，广东旗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丽娟、邓淑贞、邓淑芬、邓文彬、邓淑仪因与被上诉人东莞市民政局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2013）东一法民二初字第6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邓庆波向原审法院诉称：1993年至1996年间，邓庆波组建的东莞市莞城建筑工程公司第二十八施工队（以下简称第28施工队）承建东莞市民政局主办、东莞市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以下简称东莞市募委会）福利资金资助的“东莞市儿童福利院”主楼工程。至1996年6月，在工程未竣工的情况下，东莞市审计局对该工程进行审计后决定，东莞市民政局多付给了邓庆波工程款4244000元，责成东莞市民政局追回多付款项。邓庆波知悉该决定后，作出了退款计划，但由于经济确有困难，至1997年底，邓庆波只能退回600000元，余3644000元再也拿不出现金偿还。为此，邓庆波、东莞市民政局及东莞市募委会三方经协商，于1998年12月8日签订《契约书》，约定“1.乙方即邓庆波愿以附城主山工业区大井头的土地及厂房抵偿所欠甲方即东莞市民政局款项3644000万元，2.三方承认东莞市评估师事务所于1997年11月20日作出的评估结果，被评资产价值9180000元，3.鉴于乙方被评资产价值超过其所欠款额，甲方按市府办公室东府办复（1998）319号批复办理，扣除乙方欠款3644000元后，超出部分由丙方即东莞市募委会从市社会福利资金中拨付给乙方，该物业归丙方所有……”1999年10月30日，邓庆波正式将其位于附城主山工业区大井头的土地及厂房移交给东莞市募委会使用至今，后东莞市募委会将邓庆波被评资产价值9180000元扣除邓庆波欠款3644000元及已付款外，余款2078000元至今仍未支付。另，1999年12月17日东莞市资产评估师事务所补充评估未包括在［97］东评字第128号评估报告中的项目即值班室、厕所和铝合金窗的资产价值为32100元，加上前述未付款项2078000元，东莞市民政局尚应支付邓庆波款项2110100元。但东莞市民政局约定的代其履行义务的第三人东莞市募委会已注销，且东莞市民政局一直未告知邓庆波有关东莞市募委会已注销的事实，违反诚实信用原则，邓庆波主张东莞市民政局履行付款义务合法有据。此外，邓庆波组建的第28施工队未经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登记成立，邓庆波作为案涉《契约书》被评资产的财产所有人，依法有权向东莞市民政局主张剩余款项。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邓庆波故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令东莞市民政局立即向邓庆波支付款项2110100元，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庭审过程中，因邓庆波已死亡，其继承人张丽娟、邓淑贞、邓淑芬、邓文彬、邓淑仪作为债权继受人向东莞市民政局主张款项2110100元。
张丽娟、邓淑贞、邓淑芬、邓文彬、邓淑仪向原审法院提交了信息查询结果、契约书、广东省东莞市审计局审计决定（东审决字（1996）9号）、转让证明、证明、广东省东莞市民政局关于对位于附城主山工业区大井头的厂房及其使用土地评估有关问题的函、关于附城主山工业区大井头厂房及土地评估问题复函、关于移交附城主山工业区大井头的土地及厂房的协定、收取征（用）地管理费和代收土地补偿费的通知、协议书、关于邓庆波施工队资质的说明、关于金菊福利厂房结算的说明、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电脑查询资料、证明、死亡注销证明、死亡医学证明书、亲属情况证明调查表、证明等证据。
东莞市民政局向原审法院辩称：1.张丽娟、邓淑贞、邓淑芬、邓文彬、邓淑仪主体不适格。首先，根据《契约书》，案涉土地及厂房出让方是第28施工队，而不是邓庆波，不能单凭第28施工队未经工商部门注册登记认定第28施工队的权利义务由邓庆波承接。其次，从转让的土地及厂房的产权看，邓庆波要求给付的款项由此产生，但从邓庆波与主山大井头村于1991年5月8日签订的《土地有偿使用协议书》及东莞市企石穗莞给排水工程联营开发公司（以下简称穗莞公司）与主山管理区签订的《合作开发合同书》看，该土地所有权及厂房所有权的权属人可能分别是主山大井头村或主山管理区及穗莞公司或邓庆波，邓庆波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与其他三者之间的关系，不是本案适格的原告。2.东莞市民政局主体不适格。首先，东莞市民政局不是付款义务人，根据《契约书》第三、四条约定，超出部分由东莞市募委会拨付给第28施工队，该物业归东莞市募委会所有，房地产权归东莞市募委会所有，故付款义务人及土地、厂房的受让人均系东莞市募委会。其次，东莞市募委会不是代东莞市民政局履行义务。第一，东莞市募委会是案涉合同的权利相对人，其才是支付转让款的义务人；第二，东莞市募委会是东莞市人民政府根据［粤府办（1987）89号文件］而成立，东莞市民政局不是该委员会的主管部门，该委员会注销后其权利义务不应由东莞市民政局承接。3.本案已过诉讼时效。根据《关于移交附城主山工业区大井头的土地及厂房的协定》，案涉土地及厂房移交时间1999年10月30日，而决定东莞市募委会不作保留的广东省民政厅粤民彩（2000）2号文件也是于2000年4月10日作出，故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于2000年4月10日起算，于2002年4月9日届满。邓庆波直至2012年12月20日才起诉，超过诉讼时效长达10年之久。综上所述，张丽娟、邓淑贞、邓淑芬、邓文彬、邓淑仪的诉讼请求缺乏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东莞市民政局向原审法院提交了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粤府办（1987）89号文件、关于开展社会福利有奖募捐活动的请示、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东府办（1988）54号文件、土地有偿使用协议书、合作开发合同书、关于移交附城主山工业区大井头的土地及厂房的协定、进账单、东莞市财政局收据、东莞市非农业建设用地申请表、广东省东莞市审计局审计决定东审决（1998）2号、东莞市审计局审计工作记录、工程结算书、付款审批表、广东省民政厅粤民才（2000）2号文件、东莞市市属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东资办复（2003）137号文件、请示、东府办复（1998）319号复函、东机编（2012）28号通知、东机编（2003）80批复、东府办复（1992）147号复函、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企业法人申请开业登记注册书、资金信用证明、企业法人注册资金证明书、企业注册资金证明书、联营合同书等证据。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91年5月8日，邓庆波（合同乙方）与附城主山大井头村（合同甲方）签订《土地有偿使用协议书》，约定甲方将其地名平岗的土地（东至甲方酒店宿舍、南山坡，西至工业区大路，北至梁贤昌，总面积2644.5平方米）给乙方作开放性永久使用。主山管理区（合同甲方）、穗莞公司（合同乙方）签订《合作开发合同书》，约定甲方在主山管理区内三大人灶山边提供已推平的山地一块约3000平方米给乙方使用，使用年限70年；甲方提供的土地由乙方投资建设，该建筑物的首层铺位无偿归甲方所有，其余建筑物及土地由乙方支配使用。邓庆波和东莞市民政局确认《土地有偿使用协议书》和《合作开发合同书》中的土地为涉案的土地，并且该土地及其余建筑物本属张丽娟、邓淑贞、邓淑芬、邓文彬、邓淑仪支配使用，但后由东莞市募委会使用，现由东莞市社会捐助接收站使用。
东莞市民政局（合同甲方）、第28施工队（合同乙方）和东莞市募委会（合同丙方）三方签订了一份《契约书》，载明乙方于1993年至1996年期间承建甲方主办、丙方福利资金资助的“东莞市儿童福利院”主楼工程；在工程未竣工下，市审计局进行审计确定甲、丙两方多付给乙方4244000元，要求甲、丙追回多付款项。经追讨，乙方至1997年底仅退回600000元，无法以现金偿还3644000元。故经协商，达成协议为：1.乙方愿以附城主山工业区大井头的土地及厂房作价抵偿所欠甲方款项3644000元，2.三方承认“东莞市评估师事务所于1997年11月20日作出的被评资产价值9180000元的评估结果，3.甲方按市府办公室东府办复（1998）319号批复，扣除乙方欠款3644000元后，超出部分由丙方从市社会福利资金中拨付给乙方，该物业归丙方所有，4.三方同意以丙方名义申领土地使用证和房产证，办理土地使用证经费由乙方负责。土地使用证办妥、三方签订契约并经市公证部门公证后，乙方即将房、地产所有有效资料移交丙方，丙方将余款付给乙方，房地产权归丙方所有，5.《资产评估报告书》中未列入评估的项目，由乙方提出，经东莞市评估师事务所补评后，丙方按评估价另行付款乙方。该合同乙方处加盖了第28施工队的印章并由邓庆波作为代表签名确认。东莞市资产评估师事务所于1998年10月13日向东莞市民政局出具的《关于附城主山工业区大井头厂房及土地评估问题复函》显示公共厕所、值班室、铝合金窗未列入评估范围项目，上述项目评估价值分别为值班室9000元、铝合金窗8100元、厕所15000元，共计32100元。东莞市民政局对上述项目的评估价值无异议。故涉案土地及房屋评估价值为9212100元。
张丽娟、邓淑贞、邓淑芬、邓文彬、邓淑仪出具的《转让证明》显示1998年12月8日，第28施工队邓庆波本人将座落主山工业区大井头所属土地一块转让给东莞市募委会使用，东莞市募委会进行了接收。东莞市民政局于1998年12月12日出具《证明》，同意第28施工队将其位于附城主山大井头工业区的厂区物业抵偿欠款，并以东莞市募委会名义申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国有土地使用证》。
1999年10月28日，东莞市民政局（合同甲方）、第28施工队（合同乙方）和东莞市募委会（合同丙方）三方签订了一份《关于移交附城主山工业区大井头的土地及厂房的协定》，约定上述土地及厂房至今未移交，继续由乙方使用，为执行《契约书》，三方协议从1999年10月30日起，乙方将该土地、厂房正式移交给丙方，从即日起，厂区、厂房由丙方管理、使用。
东莞市国土局出具的《收取征（用）地管理费和代收土地补偿费的通知》显示该局收悉东莞市民政局在附城主山管理区用地、厂房项目的报告，并要求东莞市民政局缴交完全部用地款后再行办理划拨手续。东莞市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东莞市募捐办）于1999年1月11日向东莞市国土局支付了259016元。东莞市民政局认为付款方是东莞市募委会，申领土地的也是东莞市募委会，不能因出现东莞市民政局的名字而确定土地属于东莞市民政局。
东莞市募委会（合同甲方）、东莞市附城区办事处主山管理区（合同乙方）、东莞市附城区主山大井头经济合作社（合同丙方）、莞城建筑公司第28施工队（合同丁方）签订《协议书》，对附城主山区大井头工业区山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问题，四方协议该地于1989年10月，乙、丙同意规划安排给丁方开发使用，因丁方欠甲方工程款3644000元，丁方同意将上述土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抵偿给甲方，甲方同意抵偿欠款，乙、丙对丁方将该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抵偿给甲方无异议。
东莞市社会福利企业发展总公司（以下简称福利公司）出具的《关于邓庆波施工队资质的说明》显示第28施工队（即邓庆波施工队）负责承建市儿童福利院工程，大朗金菊福利院厂房继续由邓庆波施工队承建。出具的《关于金菊福利厂房结算的说明》显示金菊福利院由邓庆波施工队承建，报建手续由施工单位自行报建，施工单位以东莞市企石深巷建筑队的名义报建。
广东省东莞市审计局于1996年6月20日向东莞市民政局作出对市儿童福利院、福利厂建设项目的审计决定，要求东莞市民政局向施工单位追讨多付的工程款4533000元等内容；于1998年1月16日向福利公司发出对大朗金菊福利厂房建设项目竣工决算的审计决定，要求福利公司向施工单位追讨多付的工程款2078874.52元等内容。
东莞市募捐办于1999年12月8日向穗莞公司支付了转让厂房款198984元。东莞市民政局称土地及厂房作价9180000元，扣除应追回的工程款3644000元和2078000元、土地办证费用259016元、已付给邓庆波的3000000元和198984元，双方已经结清所有款项。张丽娟、邓淑贞、邓淑芬、邓文彬、邓淑仪确认土地办证费用259016元由邓庆波承担，并确认已收到转让款3000000元，但认为应追回的工程款2078000元不应在该款中扣除，该款的债权人应为福利公司而非东莞市民政局。
广东省人民政府于1987年8月15日作出同意省民政厅的《关于开展社会福利有奖募捐活动的请示》的通知。1988年10月8日，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出东府办（1988）54号文件，市政府决定成立东莞市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设在民政局），负责处理日常事务。1992年8月21日，东莞市人民政府作出《关于成立东莞市社会福利企业发展公司的复函》，同意成立福利公司，归口市民政局管理。2000年4月10日，广东省民政厅作出《关于不再保留广东省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的通知》，决定不再保留广东省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东莞市民政局称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于2000年4月10日起算，于2002年4月9日届满，邓庆波在此期间一直未主张权利，该案已过诉讼时效。张丽娟、邓淑贞、邓淑芬、邓文彬、邓淑仪称根据《契约书》的约定，土地使用证办妥、契约经公证部门公证后，东莞市募委会才将余款付给邓庆波，因协议一直未公证，故具体的付款时间不确定，邓庆波起诉前不知道东莞市募委会已取消，不知道东莞市民政局拒绝付款的意图，故邓庆波起诉前并不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从邓庆波得知东莞市募委会未注册成立之日即2012年10月11日起计算。
2003年7月9日，东莞市市属资产管理委员会作出《关于处置东莞市社会福利发展总公司的复函》，同意在妥善处理好福利公司的债权债务后作撤销处理，其中对将原租赁给尚誉电子工艺制品有限公司的金菊福利院厂房（评估价1170万元）移交金菊福利院代管，对租赁给安舍日用品有限公司的厂房由市儿童福利院接管，福利公司的应收款由福利公司2名民政局的干部协助收回等内容。《东莞市民政局所属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方案》和《关于成立东莞市社会捐助接收站的批复》显示，东莞市金菊福利院和东莞市社会捐助接收站系东莞市民政局所属事业单位。东莞市民政局称根据复函可知福利公司的多付工程款2078000元的债权由金菊福利院承接，而金菊福利院是东莞市民政局的下属单位，故该款项已从转让款中扣除。张丽娟、邓淑贞、邓淑芬、邓文彬、邓淑仪对此不予确认，认为东莞市民政局无权扣除该款，张丽娟、邓淑贞、邓淑芬、邓文彬、邓淑仪确认大朗金菊福利厂房建设项目的全部工程由邓庆波实际施工，该工程以穗莞公司名义签订合同，由东莞市企石深巷建筑队报建。
穗莞公司于2013年7月1日出具证明，认为《合作开发合同书》中所涉工程（厂房）实为邓庆波投资，其并非系产权人，同意放弃涉及该厂房的诉讼权利；并确认其收取的转让款198984元系受邓庆波委托收取。
另查，穗莞公司成立于1990年11月2日，于2003年5月8日被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营业执照，该公司是联营、内资企业法人。广东省东莞市莞城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莞城公司）成立于1983年12月17日，该公司是集体所有制、内资企业法人。广东省组织机构代码管理中心东莞市分公司出具的查询结果显示东莞市募委会不在该分中心数据库中，东莞市募捐办则在该分中心组织机构代码废置数据库中，东莞市社会捐助接收站有登记。第28施工队没有在东莞市注册登记。福利公司是全民所有制的内资企业法人，该公司于2004年4月30日注销工商登记。张丽娟、邓淑贞、邓淑芬、邓文彬、邓淑仪提供的东莞福彩网页查询资料显示东莞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前身为东莞市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办公室，成立于1988年，隶属市民政局领导，业务受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领导，主要从事东莞市福利彩票的发行、销售、管理工作。东莞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东莞市社会捐助接收站属市民政局的直属机构。东莞市民政局认为该两单位虽属东莞市民政局领导，但其与东莞市民政局财政独立，其财政预算、支出直接向市政府负责。
另外，邓庆波于2013年6月9日死亡，其继承人张丽娟与邓庆波系夫妻关系，邓文彬与邓庆波系父子关系，邓淑芬、邓淑贞、邓淑仪与邓庆波系父女关系。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原审法院庭审笔录附卷为证。
原审法院认为：邓庆波于2013年6月9日死亡，其死亡前已经进行的诉讼行为对承担诉讼的继承人即张丽娟、邓淑贞、邓淑芬、邓文彬、邓淑仪有效。本案争议的焦点有：1.双方当事人的诉讼主体是否适格？2.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3.东莞市民政局是否应向张丽娟、邓淑贞、邓淑芬、邓文彬、邓淑仪支付款项2110100元？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第一，关于张丽娟、邓淑贞、邓淑芬、邓文彬、邓淑仪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原审法院认为，从双方提供的证据可知，虽然《契约书》、《协议书》、《关于移交附城主山工业区大井头的土地及厂房的协定》等证据载明的为第28施工队，加盖了第28施工队的印章并由邓庆波签名确认，而《土地有偿使用协议书》载明的案涉土地使用权人为邓庆波，《转让证明》也载明莞建28施工队邓庆波本人将涉案土地转让给东莞市募委会使用，且第28施工队没有在东莞市注册登记成立，故原审法院认为，邓庆波对外以第28施工队的名义进行业务往来，邓庆波应是本案适格的主体，但因邓庆波于2013年6月9日死亡，故其继承人即张丽娟、邓淑贞、邓淑芬、邓文彬、邓淑仪是本案适格的主体。第二，关于东莞市民政局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广东省民政厅2000年4月10日作出的《关于不再保留广东省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的通知》可知，东莞市募委会已被撤销，东莞市募委会撤销后，案涉土地现由社会捐助接收站使用，而该接收站属东莞市民政局的下属机构；根据网页查询，东莞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前身为东莞市募捐办，是东莞市民政局的下属机构，故原审法院认为，东莞市民政局是本案适格的主体。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东莞市民政局称东莞市募委会于2000年4月10日被撤销，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于2002年4月9日届满。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契约书》，虽然约定“土地使用证办妥、三方签订契约并经市公证部门公证后，乙方即将房、地产所有有效资料移交丙方，丙方将余款付给乙方”，但该协议并未约定付款的履行期限，且从该条约定的内容及案涉土地使用证尚未办妥等现实情况可知，该付款履行期限尚不能确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的规定，本案的诉讼时效应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而案涉土地使用证至今未办理完毕，故张丽娟、邓淑贞、邓淑芬、邓文彬、邓淑仪现起诉东莞市民政局追讨剩余转让款，并未过诉讼时效，因此，原审法院认定本案未过诉讼时效。
关于第三个争议焦点。双方确认案涉土地及厂房作价共计为9212100元（9180000＋32100）及未付32100元，并对在此款项中扣除3000000元、3644000元、259016元、198984元无异议，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双方有争议的为东莞市民政局是否应支付张丽娟、邓淑贞、邓淑芬、邓文彬、邓淑仪2078000元？首先，根据张丽娟、邓淑贞、邓淑芬、邓文彬、邓淑仪提供的由福利公司出具的《关于邓庆波施工队资质的说明》及《关于金菊福利厂房结算的说明》可知，邓庆波承建了金菊福利院厂房工程。而且，邓庆波确认金菊福利院的部分工程是其挂靠穗莞公司进行开发，金菊福利院的工程全部由其实际施工，并且，其还挂靠穗莞公司开发其他工程；除此之外，穗莞公司确认邓庆波以其名义与主山管理区签订《合作开发合同书》。因此，原审法院确认邓庆波除以第28施工队名义对外进行交易，还以穗莞公司名义对外进行交易；且邓庆波是金菊福利院厂房工程的承建方。其次，东莞市审计局作出追回多付金菊福利厂房工程款的决定，有邓庆波签名的工作记录显示邓庆波对该工程价款进行了确认，故邓庆波应向福利公司退回多收的工程款2078000元。其次，张丽娟、邓淑贞、邓淑芬、邓文彬、邓淑仪称东莞市民政局不是追讨款项2078000元的适格主体，且该款与本案无关。东莞市民政局庭审称福利公司注销后，该公司的债权债务分别由市商旅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金菊福利院、儿童福利院承接，而金菊福利院属东莞市民政局下属机构，东莞市民政局是适格主体。原审法院认为，根据《关于成立东莞市社会福利企业发展公司的复函》，显示东莞市政府办公室同意成立福利公司，归口市民政局管理；且根据《关于处置东莞市社会福利发展总公司的复函》，载明金菊福利院厂房移交金菊福利院代管，福利公司的应收款由福利公司2名民政局的干部协助收回，故东莞市民政局是适格主体。最后，从东莞市募捐办向穗莞公司支付的厂房款198984元可推知，募捐办是根据9180000元-3000000元-3644000元-259016元-2078000而得出尚欠穗莞公司剩余厂房款198984元，因而支付该数额的尾款，故原审法院认为双方于1999年12月8日之前达成对2078000元在9180000元内相互抵扣的意向并实际履行。因此，原审法院认定东莞市民政局尚欠邓庆波厂房款31200元未付，故张丽娟、邓淑贞、邓淑芬、邓文彬、邓淑仪诉请东莞市民政局支付款项2110100元，对超出31200元的部分，依据不充分，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前述援引的法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如下：一、东莞市民政局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张丽娟、邓淑贞、邓淑芬、邓文彬、邓淑仪支付款项32100元；二、驳回张丽娟、邓淑贞、邓淑芬、邓文彬、邓淑仪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生效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3680元，由张丽娟、邓淑贞、邓淑芬、邓文彬、邓淑仪共同负担23320元，东莞市民政局负担360元。
上诉人张丽娟、邓淑贞、邓淑芬、邓文彬、邓淑仪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认定双方于1999年12月8日之前达成对2078000元在9180000元内相互抵扣的意向并实际履行是错误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规定，东莞市募捐办向穗莞公司支付的厂房款198984元是单方付款行为，没有证据证实东莞市募捐办通知对方主张抵销的事实，因此，东莞市募捐办主张抵销的行为是不发生法律效力的。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二、东莞市民政局不是追讨多付工程款的适格主体。广东省东莞市审计局于1998年1月16日向福利公司发出对大朗金菊福利院厂房建设项目竣工决算的审计决定，要求福利公司向施工单位追讨多付的工程款2078874.52元等内容，证实行使追讨权利的主体为福利公司，而福利公司注销后，金菊福利院厂房移交金菊福利院代管，证明金菊福利院厂房相关债权债务关系由金菊福利院承接，而金菊福利院是独立法人事业单位，因此追讨多付的工程款应由金菊福利院行使，而不是东莞市民政局。三、追讨多付工程款2078000元已超过诉讼时效。东莞市审计局于1998年1月16日向福利公司发出对大朗金菊福利院厂房建设项目竣工决算的审计决定可知，从1998年1月16日东莞市审计局作出审计决定即知多付工程款2078874.52元的事实，诉讼时效应从此时算起，至2000年1月16日即满2年的诉讼时效，东莞市民政局主张抵销已超过诉讼时效。综上，请求二审法院判令：1.撤销一审判决，东莞市民政局向张丽娟、邓淑贞、邓淑芬、邓文彬、邓淑仪支付款项211010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东莞市民政局承担。
被上诉人东莞市民政局答辩称：一、福利公司多付金菊福利院工程款项2078874.52元与案涉房地产转让款余款2078000万元可相互抵销。（一）邓庆波应返还福利公司多付金菊福利院工程款2078874.52元事实确凿。从东莞市民政局提供的东审决（1998）2号《审计决定》及附件中6份《东莞市审计局审计工作记录》、4份《工程结算书》、《“三通一平”造价确认》来看，《审计决定》认定福利公司多付穗莞给排水公司工程款2078874.52元是依据邓庆波签名确认的5份《东莞市审计局审计工作记录》、4份《工程结算书》及《“三通一平”造价确认》统计形成的，虽然邓庆波认为核算的施工单位资质错误以此不确认审计审核结算价，但是所依据的审计审核结算价是经过邓庆波确认的，并且邓庆波签名确认的《东莞市审计局审计工作记录》上是明确记载了四级资质。因此，东莞市审计局核准穗莞给排水公司尚欠福利公司多付款项2078874.52元是正确的。其次，福利公司多付金菊福利院工程款项2078874.52元应由邓庆波返还。原审庭审中张丽娟、邓淑贞、邓淑芬、邓文彬、邓淑仪确认金菊福利院工程是邓庆波挂靠穗莞给排水公司承建的，实际施工是邓庆波，该工程款也是由邓庆波收取的事实，那么邓庆波就应返还福利公司多付金菊福利院工程款2078874.52元。（二）双方互负到期的债务。首先，福利公司多付金菊福利院工程款项2078874.52元的债权可归属于东莞市募委会。根据《关于处置东莞市社会福利发展总公司的复函》第三点第一小点的记载金菊福利院工程款部分来源于东莞市募委会，福利公司注销时尚欠东莞市募委会工程款借款本息6909600元，那么福利公司多付金菊福利院工程款项2078874.52元的债权应归属于东莞市募委会。而根据第28施工队邓庆波、东莞市募委会及东莞市民政局签订的《契约书》来看，负责支付案涉房地产转让款余款2078000元主体是东莞市募委会。那么，邓庆波与东莞市募委会互负到期债务。其次，退一步来说，若案涉房地产转让款余款应由东莞市民政局支付，福利公司多付金菊福利院工程款项2078874.52元的债权也应由东莞市民政局承受，双方也互负到期的债务。（三）当事人互负到期的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从债的性质来看，支付案涉房地产转让款余款2078000元的债务是属于给付货币的债务，邓庆波返还多收取的金菊福利院工程款项2078874.52元的债务也是属于给付货币的债务，两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是相同的，符合债务抵销的条件。二、东莞市募委会向莞穗公司支付的厂房款198984元是向邓庆波发出债的抵销通知，以及双方同意两债抵销并实际履行的体现。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对于主张债的抵销通知的形式并没有特别规定，也就是说不局限于书面形式。而从东莞市募委会向莞穗公司支付的厂房款198984元来看，东莞市募委会是根据厂房总价款9180000元-已付款3000000元-应抵过头款3644000元-代垫的办理土地转让费用259016元-福利公司多付金菊福利院工程款项2078000元而得出的，且邓庆波于1999年12月8日收到该款项后也一直没提出异议。可见该付款行为是既体现出东莞市募委会已向邓庆波方通知主张抵销福利公司多付金菊福利院工程款项2078000元的事实，又体现了双方同意两债抵销并实际履行。三、追讨多付工程款2078000元并未过诉讼时效。从以上阐述可知，双方早在1999年12月8日已经对多付金菊福利院工程款项2078000元与案涉房地产转让款余款2078000元进行相互抵销，该两债已经处理完毕，东莞市民政局也一直认为两债已相互抵销，并非是如今才主张债务抵销，根本不存在时效是否已过的问题。综上，案涉未付转让款与多付金菊福利院工程款已经抵销，一审判决对该事实的处理是正确的，张丽娟、邓淑贞、邓淑芬、邓文彬、邓淑仪的上诉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审判决。此外，东莞市民政局不是案涉房地产转让款余款付款主体，只是基于避免诉累及平息矛盾的考虑，才同意承担东莞市募委会未付31200元工程款的付款义务，不提起上诉。东莞市民政局不上诉不等于确认东莞市民政局是案涉房地产转让款余款的付款主体。
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如下事实：1.福利公司经东莞市人民政府1992年8月21日批准设立，归由东莞市民政局管理。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显示，福利公司于1992年9月12日正式成立，为全民所有制的内资企业法人，2004年4月30日注销，注销原因为：“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股东会同意解散”。2.2000年4月29日，东莞市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和管理的直属企业脱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东莞市市属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出具的《关于对市民政局所办经济实体和管理的直属企业处理意见的批复》（东脱钩办（2000）4号）文件以及《东莞市市属党政机关企业交接协议书》显示，东莞市民政局将其下属的福利公司等企业于2000年4月30日移交给东莞市商旅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按东委（1999）26号文件要求，移交方将其下属企业的全部资产、债权债务等一并移交给接收方。3.2014年5月30日，东莞市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对东莞市民政局的诉讼委托代理人东莞市旗峰律师事务所出具调查回复称，经查阅福利公司历史资料档案，根据东莞市审计局于1998年1月16日作出的《审计决定》可知福利公司确实多付了邓庆波挂靠穗莞公司承接金菊福利院工程的工程款2078874.52元，而福利公司的以上债权已经通过债务抵销的方式，在2000年4月29日福利公司从东莞市民政局脱钩移交给东莞市商旅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之前就已经处理完毕。
以上事实，有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东莞市社会福利企业发展公司的复函》（东府办复（1992）147号）、东莞市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和管理的直属企业脱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东莞市市属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出具的《关于对市民政局所办经济实体和管理的直属企业处理意见的批复》（东脱钩办（2000）4号）文件、《东莞市市属党政机关企业交接协议书》、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以及本院调查笔录等附卷为证。
本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应当对上诉人张丽娟等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法律适用进行审查。根据本案双方当事人在二审的上诉和答辩，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案涉2078000元款项是否抵销。
所谓抵销，是指二人互负到期债务而其给付种类相同的场合，得以其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按对等数额使其相互消灭的意思表示。本案中，其一，结合东莞市民政局、莞城建筑公司第28施工队（邓庆波）及东莞市募委会于1998年12月8日签订的《契约书》，东莞市募委会、东莞市附城区办事处主山管理区、东莞市附城区主山大井头经济合作社、莞城建筑公司第28施工队签订的《协议书》，东莞市审计局东审决字（1996）9号《对市儿童福利院、福利厂建设项目的审计决定》，东莞市民政局《关于将莞城建筑公司第28施工队部分物业作价抵偿市儿童福利院多拨“过头款”的请示》以及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要求将莞城建筑公司第28施工队部分物业作价抵偿市儿童福利院多拨工程款的复函》可知，邓庆波在本案中请求的工程款，债权人是邓庆波，债务人是东莞市民政局、东莞市募委会。其二，结合福利公司出具的《关于邓庆波施工队资质的说明》、《关于金菊福利厂房结算的说明》、东莞市审计局东审决（1998）2号《东莞市审计局关于大朗金菊福利厂房建设项目竣工决算的审计决定》可知，东莞市民政局主张抵销的2078000元款项是福利公司在该公司大朗金菊福利厂房建设项目中多支付给实际施工人邓庆波的工程款，债权人是福利公司，债务人是邓庆波。其三，从东莞市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和管理的直属企业脱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东莞市市属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出具的《关于对市民政局所办经济实体和管理的直属企业处理意见的批复》（东脱钩办（2000）4号）文件以及《东莞市市属党政机关企业交接协议书》可知，福利公司虽经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法登记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但实际上是东莞市民政局直接管理和经营的下属企业，在2000年4月30日移交给东莞市商旅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之前，其债权债务均由其主办方东莞市民政局负责。故，基于以上分析，东莞市民政局与邓庆波之间，具备互负到期债务予以抵销的条件。再结合东莞市募捐办向邓庆波挂靠的穗莞公司支付的最后一笔款项数额为198984元可以推断，讼争双方在支付该笔款项之前，已经达成了抵销的合意，东莞市募捐办据此支付了该笔尾款。东莞市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调查回复，亦可以进一步佐证福利公司的案涉债权已经在东莞市民政局直属期间予以抵销的事实。因此，原审判决认定讼争双方已经达成抵销合意并已经实际履行，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张丽娟等人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23424元，由张丽娟、邓淑贞、邓淑芬、邓文彬、邓淑仪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胡晓婷
代理审判员 邹凤丹
代理审判员 王 振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李日新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人，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