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鄂民申1789号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陈安保，男，1982年5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邓万涛，湖北本倡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分公司电子商务营业部。主要负责人：柯超英，总经理。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兰朋山，男，1944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原审被告：胡德建，男，1965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蔡甸区。原审被告：武汉天河机场出租汽车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发展大道409号五洲大厦B座506室。法定代表人：杨汉秋，该公司经理。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江岸支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球场路44-8号。主要负责人：方旺保，总经理。再审申请人陈安保因与被申请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分公司电子商务营业部（以下简称人保武汉市电子商务营业部）及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兰朋山、原审被告胡德建、武汉天河机场出租汽车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江岸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01民终56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陈安保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错列再审申请人为被上诉人，判决再审申请人承担相关损失和二审案件受理费，超出了人保武汉市电子商务营业部的上诉请求。人保武汉市电子商务营业部在民事上诉状中未将再审申请人作为被上诉人，仅列为原审被告，且其上诉仅要求该营业部不承担保险责任，并未要求再审申请人承担相关责任。（二）武汉市公安局汉阳区交通大队受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登记表，该交通大队对兰朋山、胡德建所作的询问笔录以及案涉司法鉴定意见书证实，兰朋山驾驶的电动车与胡德建驾驶的出租车相撞，再审申请人驾驶的面包车未与前述两车接触。再审申请人下车查看自身车辆未与前述两车发生撞击的情况下，主观认为自己与涉案事故没有关系，继而驾车离开，这是一个正常人所采取的常规行为。再审申请人主观上不具有逃避法律追究的侥幸心理，离开事故现场属于“驶离”，而非“逃离”。二审判决仅依据案涉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就认定再审申请人构成交通肇事逃逸（驾车逃离现场）显然依据不足。一审判决认定再审申请人驾驶车辆离开现场正确。（三）案涉免责事由包括法律和行政法规中的交通肇事逃逸等禁止性规定的特殊事由，还包括驾驶车辆离开现场等一般免责事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一般免责事由发生法律效力，要求保险人履行提示义务和说明义务。本案中，人保武汉市电子商务营业部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其向再审申请人交付了案涉格式保险条款，不能仅凭再审申请人在投保单中“投保人声明”处签字即径行认定该营业部尽到了提示和说明的义务。（四）案涉免责条款作为格式条款免除了人保武汉市电子商务营业部责任，加重再审申请人责任，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应为无效条款，该保险公司不能因此免责。（五）与本案相同案情的另案生效判决（2018）鄂0105民初1856号民事判决已先判令案涉商业第三者保险责任不免责，为防止同案异判，本案亦应改判人保武汉市电子商务营业部承担商业第三者保险责任。综上，陈安保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的规定申请再审。本院经审查认为，根据陈安保的再审事由，本案再审审查的焦点问题是：1.人保武汉市电子商务营业部对涉案事故造成的损失应否承担商业三者险的赔偿责任，即在涉案事故发生后，陈安保驾车离开现场的行为是否属于案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的情形的问题；2.原终审判决是否超出当事人诉讼请求。具体评判如下：一、关于人保武汉市电子商务营业部对涉案事故造成的损失应否承担商业三者险赔偿责任的问题（一）涉案商业三者险保险单条款合法有效。陈安保作为投保人已在投保单中的投保人声明处签字确认，该投保单上明确载明保险人已向陈安保提供了保险条款。陈安保主张人保武汉市电子商务营业部未向其实际交付案涉保险条款的主张与其已签字确认的投保单明显相悖，故对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原审查明事实，可以认定陈安保就肇事车辆向人保武汉市电子商务营业部投保了商业三者险，双方之间存在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关系。陈安保要求人保武汉市电子商务营业部对涉案事故造成的损失承担商业三者险的赔偿责任系基于案涉保险条款要求人保武汉市电子商务营业部承担保险责任，由此亦可看出，陈安保认可其与人保武汉市电子商务营业部构成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关系。（二）关于涉案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相关免责条款的效力。案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保险条款》第二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驾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事故发生后，在未依法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驾驶被保险机动车或者遗弃被保险机动车逃离事故现场，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该保险条款系保险人人保武汉市电子商务营业部为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条款，条款内容免除了特定情形下保险人的保险责任，因此，该条款属于格式条款中的免责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第十九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中的下列条款无效：（一）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者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二）排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影响案涉免责条款效力的因素有两个，一是保险人是否对该条款予以提示或者明确说明，二是该条款是否存在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者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排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情形。1.免除保险人责任并不等同于免除保险人的法定义务。第一，保险法第十九条第一项规定的“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系指免除保险人的法定义务。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有关“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之规定可以看出，免除保险人的保险责任与保险法第十九条规定的免除保险人法定义务的内涵和外延并不相同，保险法及其司法解释并未排除一切免除保险人保险责任的免责条款的法律效力，只要未免除保险人的法定义务且保险人对免责条款予以提示或者明确说明，该免责条款即为有效。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并具有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格式条款无效。”结合合同法上述规定和保险法上述规定看，合同法第四十条中“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以及保险法第十九条第一项中“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者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系指免除法定的责任、排除法定权利，并非在任何情况下，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条款均无效。因涉案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相关免责条款并未免除保险人的法定义务，而是规定在驾驶人存在一定过错的情况下免除保险人的保险责任，故该免责条款不符合保险法第十九条规定的无效情形，陈安保以该条款属于保险法第十九条规定的情形为由主张相关合同条款无效的事由不成立。2.关于人保武汉市电子商务营业部是否对争议保险条款尽到提示、说明义务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同时，对于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中的“明确说明”应理解为保险人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之前或者签订保险合同之时，对于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以及举证便利性，人保武汉市电子商务营业部应对其已经尽到上述提示义务与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涉案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相关免责条款用黑体字予以标明，符合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以“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要求，表明人保武汉市电子商务营业部已对争议免责条款尽到了提示义务。同时，案涉投保单上的投保人声明中明确表示保险人对其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等内容向投保人做了明确说明，陈安保在该投保单投保人声明处签字确认。据此，人保武汉市电子商务营业就争议免责条款已向陈安保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的事实完成了举证责任，原终审判决认定人保武汉市电子商务营业部已就涉案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相关免责条款向陈安保予以提示和明确说明有事实依据。根据以上分析，涉案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相关免责条款不具有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依法应认定为有效。（三）关于涉案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相关免责条款能否适用于本案的问题1.案涉免责条款的解释问题。陈安保与人保武汉市电子商务营业部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系基于保险合同产生，因此应严格按照涉案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条款予以确定。第一，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即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首先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根据通常的文意解释，争议格式条款中的“逃离”显然包含在“离开”之中。第二，“未依法采取措施”的理解应结合相关法律法规等的规定予以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乘车人、过往车辆驾驶人、过往行人应当予以协助。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未造成人身伤亡，当事人对事实及成因无争议的，可以即行撤离现场，恢复交通，自行协商处理损害赔偿事宜；不即行撤离现场的，应当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仅造成轻微财产损失，并且基本事实清楚的，当事人应当先撤离现场再进行协商处理。”《武汉市实施办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抢救受伤人员，保护现场，迅速报警等候处理。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应当配合公安交管部门的调查。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当事人明知发生交通事故，驾驶车辆或者遗弃车辆逃离事故现场的，认定为交通肇事逃逸。当事人虽将伤者送到医院，但未履行报警及等候处理义务离开的；或者在接受调查期间逃匿的，按交通肇事逃逸处理。”因此，争议免责条款中的“未依法采取措施”包含上述法律、规定中涉及的抢救受伤人员，保护现场，迅速报警等候处理等行为。2.陈安保驾车离开事故现场是否属于上述免责条款规定的情形的问题。从客观行为上看，陈安保在事故发生后未抢救受伤人员，未保护现场，亦未报警等候处理，而是驾驶车辆离开现场，其积极行为和消极行为在客观上符合“未依法采取措施”离开事故现场的规定。从主观上看，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兰朋山驾驶的电动车在与陈安保驾驶的车辆临近时发生事故，事故发生时，胡德建驾驶的车辆在陈安保车辆之后，即陈安保驾驶车辆首先接近兰朋山驾驶的电动车发生事故。因此，涉案事故发生后，陈安保在自身驾驶的车辆首先接近兰朋山驾驶的电动车继而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况下，应该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损害后果，至少应在现场等待并配合公安交管部门调查事故情况并划分事故责任。陈安保下车查看后驶离现场的行为在主观上具有逃避事故责任的侥幸心理。因此，无论从主观还是客观上看，陈安保驾车离开事故现场的行为属于涉案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相关免责条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保险责任的情形。因此，陈安保关于人保武汉市电子商务营业部不能依据涉案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相关免责条款免除保险责任的再审事由均不成立。二、关于原终审判决是否超出当事人诉讼请求的问题本案中，陈安保系侵权行为人，其应对兰朋山承担侵权责任。人保武汉市电子商务营业部不是侵权行为人，该营业部在本案中承担的责任实际系因商业三者险保险合同关系承担的替代责任。因此，在人保武汉市电子商务营业部上诉要求其不承担商业三者险责任的情况下，必然意味着其要求投保人亦即侵权行为人陈安保承担责任，原终审判决在查明事实及辨明法律的基础上判决人保武汉市电子商务营业部不承担商业三者险责任，陈安保承担相应责任并未超出人保武汉市电子商务营业部上诉请求。综上，陈安保申请再审事由均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陈安保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龚 璟审 判 员  吴 琦审 判 员  朱红祥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  胡 静书 记 员  杨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