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辽民终28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四川弘鑫矿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虞德水，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杨建旭，四川锦官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汇东，四川锦官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辽宁拓成能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云，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曹强，辽宁金科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岫岩满族自治县春天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贺光新，该公司执行董事。
上诉人四川弘鑫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弘鑫）因与被上诉人辽宁拓成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拓成）、岫岩满族自治县春天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天置业）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不服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鞍山中院）于2015年11月10日作出的（2015）鞍民三初字第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由审判员刘玉喜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张辉主审、审判员黄可心参加评议，于2016年3月23日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四川弘鑫的委托代理人杨建旭、王汇东，辽宁拓成的委托代理人曹强到庭参加了诉讼，春天置业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3月5日，四川弘鑫与辽宁拓成签订《借款协议书》一份，约定四川弘鑫向辽宁拓成借款3000万元，以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借款用途为经营过程中所需资金。协议中有双方盖章确认。2013年3月8日，四川弘鑫、辽宁拓成、春天置业签订《债务转让三方协议》一份，主要内容约定，截止到2013年3月7日，四川弘鑫对辽宁拓成负有债务本金3000万元，利息360万元，经三方同意，四川弘鑫对辽宁拓成负有的债务本息由春天置业代为偿还给辽宁拓成。协议中加盖了三方单位公章。
还查：2013年3月7日，辽宁拓成出具的承兑汇票共14张，共计3000万元，汇票上的收款人为案外人荣县东升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升公司），该14张汇票后经背书给四川弘鑫，后又经过多手背书，最终由中信银行鞍山开发区支行出具托收凭证。
再查，原审法院2014年6月16日作出（2014）鞍民三初字第28号（以下简称28号案）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确认2013年3月8日四川弘鑫与辽宁拓成、春天置业三方之间的债务转让协议书具有法律效力。判令由春天置业在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辽宁拓成欠款本金及利息。
另查：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2014）川民初字第74号民事案件中，春天置业主张，在其所欠案外人四川德兴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兴集团）的款项，应扣除其代四川弘鑫偿还的3000万元债务。因该案未审理终结，现春天置业保留对四川弘鑫主张债权的诉讼权利。
四川弘鑫一审诉称：鞍山中院受理的辽宁拓成与春天置业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即28号案中，辽宁拓成诉称于2012年3月5日与四川弘鑫签订《借款协议书》，借款3000万元给四川弘鑫，并于2013年3月8日与四川弘鑫及春天置业签订《债务转让三方协议》，鞍山中院于2014年6月10日开庭，在未审查借款是否属实的情况下，同年6月16日就依据辽宁拓成单方提供的证据判决四川弘鑫向其借款的事实成立，并由春天置业代为偿还。事实上，四川弘鑫从未与辽宁拓成签订过借款协议，也不欠辽宁拓成款项，更不存在将债务转让给春天置业的情况，辽宁拓成提供的《借款协议书》及《债务转让三方协议》均为虚假文件，关于辽宁拓成向四川弘鑫开具的转帐支票，并不是开给四川弘鑫的，而是辽宁拓成因与案外人东升公司有长期的煤炭买卖关系，向东升公司支付的3000万元为煤炭货款，四川弘鑫并未取得该3000万元款项。四川弘鑫认为，春天置业依据28号案民事判决书承担代四川弘鑫还款责任后，必然要求四川弘鑫偿还，因此，本案的处理结果与四川弘鑫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四川弘鑫属于28号案的第三人，法院未通知四川弘鑫参加诉讼，未查明借款是否属实的情况下做出判决，认定基本事实错误，损害了四川弘鑫的合法权益，让四川弘鑫背负根本不存在的3000万元债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规定，请求撤销28号案民事判决，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辽宁拓成一审辩称：1、四川弘鑫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我方与四川弘鑫签订的《借款协议书》及本案另一被告春天置业签订的《债务转让三方协议》都是真实合法有效的，上述协议的签订过程均有虞德水本人亲自参与，是协议签订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故28号案民事判决书内容正确。四川弘鑫不具有提起撤销之诉的实体条件，提起撤销之诉的实体条件是判决全部或部分内容错误。四川弘鑫现在并没有证据证明合同虚假的事实。2、四川弘鑫在本案上一次一审笔录中和其提供的证据《情况说明》中均承认收到了背书的承兑汇票3000万元，只是对欠款的性质认为系货款，而在此次庭审中却称从未收到过3000万元款项，陈述前后矛盾，法院不应采信。且从28号案中，法院调取的3000万元银行票据可以看出，本案的14张汇票、3000万元已经背书给东升公司、后又背书给四川弘鑫。四川弘鑫称其未收到该笔款项，而是由东升公司提现使用了并非事实。3、四川弘鑫认为协议为伪造，公章系伪造，但在送检的当天又放弃对于公章的鉴定。故其主张协议虚假没有证据。4、四川弘鑫的法定代表人虞德水系本案涉及协议的实际签订人，对整个案件事实清楚，应能出庭接受法庭的询问。而四川弘鑫的代理人对其行踪闪烁其辞，不配合法庭接受出庭询问。依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法院对四川弘鑫的主张不应予支持。5、我方之所以将3000万元先背书给案外人东升公司又由其背书给四川弘鑫，是应四川弘鑫法定代表人虞德水的要求。事实上四川弘鑫与案外人东升公司为关联企业。四川弘鑫在庭审中能够取得案外人东升公司的几十本账目原件作为证据向法庭出示，且东升公司的财务人员十分配合的出庭作证，足见其两者间的特殊关系。现东升公司不惜出具伪证，我方认为待本案作出终审判决后，应依法追究其出具伪证的法律责任。6、四川弘鑫并不是28号案民事判决中的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法庭并不是必须追加其成为该案第三人。故本案应依法驳回四川弘鑫诉讼请求。
春天置业未作书面答辩，在一审庭审中辩称：我方同意辽宁拓成的上述答辩意见。当事人签订协议时系虞德水本人亲自来签署的，公章也是虞德水加盖的，现在四川弘鑫称并非真实意思表示，应由虞德水本人出庭接受询问，以便查清事实。
上述事实，四川弘鑫提供的证据有：1、2012年3月5日借款协议书一份；2、债务转让三方协议一份；3、（2014）鞍民三初字第28号民事判决书；4、第三人参加诉讼申请书；5、情况说明一份；6、东升公司与辽宁拓成煤炭买卖合同；7、东升公司应收账款明细及记账凭证、增值税专用发票；8、四川弘鑫与辽宁拓成之间的煤炭买卖合同及四川弘鑫应收账款明细；9、春天置业在另案中的民事答辩状和庭审笔录；10、刻制印章核准证及情况说明；11、春天置业工商档案；12、报案记录；13、案外人东升公司工作人员的证人证言，同时证人出具1）书面证言一份；2）东升公司劳动合同书一份；3）支付系统专用凭证三张；4）贴现凭证一张。辽宁拓成提供的证据有：1、借款协议书；2、债务转让三方协议。春天置业未提供证据。
经庭审质证，原审法院对于证据作如下确认：对于四川弘鑫提供的1、2、3号证据、辽宁拓成提供的1、2号证据原审法院对于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但对于原、被告双方所持的不同证明目的，在原审法院认为中予以阐明。四川弘鑫提供的4、9号证据原审法院予以采信；四川弘鑫提供的5号证据因与其提供的13号证据内容矛盾，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四川弘鑫提供的6、7、8号证据因四川弘鑫无法提供与合同相对应实际履行证据，故原审法院不予采信。四川弘鑫提供的10号证据原审法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对于其与本案的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在原审法院认为中予以阐明。四川弘鑫提供的11、12号证据因与本案争议问题不具有关联性，原审法院不予采信。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第三人撤销之诉，撤销之诉能否成立需要审查以下法律要件：一是主体条件，即只能是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第三人，包括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二是程序条件，即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自己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三是实体条件，即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四是结果条件，即生效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造成了第三人民事权益的损害后果；五是时间条件，即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六是管辖法院，向作出生效法律文书的法院起诉。从四川弘鑫的诉讼主张及辽宁拓成、春天置业的答辩意见可以看出，本案有两大争议焦点：1、四川弘鑫是否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条件；2、是否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
就焦点一：四川弘鑫是否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条件。
本案中四川弘鑫主张春天置业以代四川弘鑫偿还了辽宁拓成的3000万元为由，要求从案外人德兴集团所出借给春天置业的款项中扣除3000万元。庭审中，春天置业对于其在另案中向案外人德兴集团主张扣除其债务转让所承担的3000万元款项的事实并无异议。故四川弘鑫在原生效的28号案判决中具有第三人的诉讼地位。其在程序上具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故原审法院对于四川弘鑫的该项主张予以支持，即四川弘鑫程序上符合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
就焦点二：是否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即28号案民事判决中确认的《借款协议书》和《债务转让三方协议》法律效力有无不当。
审查借款合同的真实性应从合同形式是否真实和借款是否实际给付两个方面予以考量。
首先从合同形式上看，四川弘鑫称本案中的《借款协议书》和《债务转让三方协议》系虚假合同。首先、四川弘鑫的法定代表人虞德水从未签署过该份协议，并非四川弘鑫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该合同章与其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公章不一致，故该合同上公章为私刻、伪造的。
关于四川弘鑫称“四川弘鑫的法定代表人虞德水从未签署过该份协议，并非四川弘鑫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一节。因虞德水作为四川弘鑫的法定代表人和合同实际签订人与本案所查事实有重大关联。原审法院在庭审中两次向四川弘鑫释明，本案有必要要求虞德水本人出庭，就案件有关事实接受询问。但虞德水未出庭、四川弘鑫亦未向法庭提出正当理由。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条“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拒绝到庭、拒绝接受询问或者拒绝签署保证书，待证事实又欠缺其他证据证明的，人民法院对其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之规定。原审法院对四川弘鑫称其法定代表人虞德水从未签署过该份协议的主张不予采信。
关于四川弘鑫称“该合同章与其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公章不一致，故该合同上公章为私刻、伪造的”一节。因本案在上次一审庭审中，各方因鉴定公章真伪的标准不统一，最终导致了未完成司法鉴定。四川弘鑫主张只能以其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公章作为鉴定标准，而两被告主张以四川弘鑫在银行票据中实际使用的公章作为鉴定标准。原审法院认为，在公司法人单位的日常经营中，如存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公章不同的使用章，但该章在不同场合不同使用目的情况下，不仅一次的重复使用，则该公司法人单位仅以该公章与公安机关备案章不符，就主张该使用章私刻或伪造，不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且银行票据用章系经过银行审核查验的，除有相反证据证明公章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情况外，应该对其法律效力予以确认。本案中四川弘鑫仅以该合同公章与其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公章不一致为由，主张合同公章为私刻、伪造证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采信。
其次关于价款是否实际给付。四川弘鑫主张：1、案外人东升公司收到的3000万元为买卖煤炭所付的货款；2、即使东升公司收到该款也未背书给四川弘鑫，而是被东升公司提现了。故四川弘鑫从未收到过该笔3000万元的款项。为证明其主张，四川弘鑫申请东升公司的工作人员张洁代表东升公司出庭作证。张洁证明了东升公司与辽宁拓成之间煤炭买卖合同、并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还提供了支付系统专用凭证三份，2012年3月9日贴现凭证一份，欲证实该3000万元承兑汇票已经东升公司提现。
关于四川弘鑫主张东升公司与辽宁拓成之间存在煤炭买卖关系，故3000万元性质属于货款一节。因四川弘鑫申请的证人东升公司工作人员张洁出庭作证东升公司与辽宁拓成之间存在煤炭买卖合同，但对于该3000万元的煤炭买卖合同相关的煤炭运输合同、运货路线、货到交付凭证等能证明其实际履行合同的证据，东升公司均无法提供。并经法庭释明证人是否需要法庭另行宽限其举证期限，证人表示不需要宽限期，无法向法庭提供该合同实际履行的证据。故原审法院对于证人东升公司工作人员张洁的证言不予采信，对于四川弘鑫的该项主张，亦不予采信。
关于四川弘鑫主张“即使东升公司收到该款也未背书给四川弘鑫，而是由东升公司自行贴现”一节。经原审法院审查，1、张洁所提供的支付系统专用凭证的付款人为案外人叶钢，而叶钢是何身份、与本案有何关系，证据出示人无法说明；2、2012年3月9日贴现凭证原件上贴现银行盖章处的印鉴不清，证据出示人东升公司对于事实上是由哪家金融机构为该笔承兑汇票贴现无法说明，即该组证据的证明内容不完整，且无法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3、从四川弘鑫所提交的证据目录中有东升公司2014年7月21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内容为：东升公司收到货款后（3000万元），由于东升公司与四川弘鑫有煤炭购销业务，故东升公司收到3000万元汇票后，将此款汇票背书转让支付给了四川弘鑫，以抵减四川弘鑫货款。该证据的证明内容与证人证言的证明内容完全矛盾，不具有证实性。故原审法院对于四川弘鑫提供该《情况说明》与四川弘鑫申请的证人出庭的证言均不予采信。4、四川弘鑫在本案上次一审的庭审笔录（原审卷中51页）中亦认可3000万元系东升公司收取辽宁拓成购煤款后背书转让给四川弘鑫抵减货款的。该庭审笔录经当庭签字确认，确为四川弘鑫当庭陈述，构成自认。故原审法院对于四川弘鑫主张其未收到过该笔3000万元的款项之主张不予采信。
同时，原审法院依职权向中信银行调查本案涉及的14张银行承兑汇票的背书和托收情况。根据银行向法院提供的汇票背书情况可以看出：2013年3月7日，辽宁拓成14张承兑汇票，共计3000万元，出票给东升公司，后东升公司背书给四川弘鑫，后又经过多手背书，最终由中信银行鞍山开发区支行出具托收凭证。该组证据经庭审质证，原审法院予以认定。
综上所述，四川弘鑫所提供的证据无论从合同形式真实性和借款给付的履行上均不能证明《借款协议书》和《债务转让三方协议》为虚假合同。故原审法院2014年6月16日作出28号案民事判决书中，依据盖有公章的《借款协议书》和《债务转让三方协议》，确认2013年3月8日四川弘鑫与辽宁拓成、春天置业三方之间的债务转让协议书的法律效力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并无不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条“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拒绝到庭、拒绝接受询问或者拒绝签署保证书，待证事实又欠缺其他证据证明的，人民法院对其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起撤销之诉，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损之日起6个月内，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出，并应当提供存在下列情形的证据材料：（一）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错误；（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第三百条“对第三人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的请求，人民法院经审理，按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三）请求不成立，驳回诉讼请求”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四川弘鑫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91，800元，由四川弘鑫承担。
四川弘鑫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四川弘鑫与辽宁拓成、春天置业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一审法院认定四川弘鑫在程序上符合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是正确的，但却对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存在错误不予确认：1、《借款协议书》及《债务转让三方协议》系虚假合同，28号案民事判决书是虚假诉讼。（1）两份协议上各方只加盖有公章，没有任何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的签字，不清楚协议各方的经办人员是谁？这与常理不符。更重要的是，两份协议上加盖的公章不是四川弘鑫实际使用的公章，所加盖的法定代表人印章也不是四川弘鑫法定代表人实际使用的印章。四川弘鑫对这两份协议完全不知情。（2）辽宁拓成陈述的签订协议的过程与时间系虚假陈述。辽宁拓成实际控制人刘向龙在第一次庭审中陈述了签订两份协议的过程与时间，称是虞德水在协议载明的时间在鞍山的铂尔曼酒店当面与其签订。但四川弘鑫提供的证据显示，在协议载明的时间，虞德水根本不在鞍山，不可能当面与其签订协议，充分说明辽宁拓成在撒谎。（3）不仅四川弘鑫对两份协议完全不知情，就连春天置业法定代表人贺光新对《债务转让三方协议》也完全不知情。春天置业在庭审中明确表示不清楚四川弘鑫与辽宁拓成的借贷关系，《三方债务转让协议》也没有参加。所谓借款与债务转让仅系辽宁拓成单方说法，其他各方均不认可。（4）28号案民事判决书是明显的虚假诉讼，辽宁拓成仅提供与四川弘鑫的虚假《借款协议书》以及开具给东升公司的承兑汇票，这两份证据完全不足以证明辽宁拓成的主张。为何向四川弘鑫出借款项却要将承兑汇票开具给东升公司呢？辽宁拓成的解释是不能直接向四川弘鑫开具汇票，但四川弘鑫提供的证据说明在2012年3月（即案涉汇票的当月）收到辽宁拓成支付的5张银行承兑汇票共计1000万元，辽宁拓成完全可以直接向四川弘鑫开具承兑汇票，辽宁拓成的说法明显不符合事实。并且该3000万元款项已由东升公司实际收取，并未转交给四川弘鑫，辽宁拓成的证据显然不足以支持其借款给四川弘鑫的说法。
2、《借款协议书》并未实际履行。（1）辽宁拓成提供的《借款协议书》中载明辽宁拓成应以承兑汇票方式向四川弘鑫出借3000万元款项，这一约定本身就是欲盖弥彰。承兑汇票的开具是有严格要求的，必须双方有真实的贸易关系才能开具，开具承兑汇票作为借款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并且通常情况下的借款都是要急于用款，更不会以承兑汇票的形式开具。这说明本案的《借款协议书》即不合法也不合理。（2）《借款协议书》明确是辽宁拓成向四川弘鑫开具承兑汇票，但实际上辽宁拓成并未履行向四川弘鑫开具承兑汇票的义务。辽宁拓成开具给案外人东升公司的承兑汇票与履行《借款协议书》没有任何关系性。首先，关于承兑汇票为何不直接开给四川弘鑫，辽宁拓成解释是与四川弘鑫之间无业务往来，无法直接开具。实际上，在案涉的承兑汇票前后的时间，四川弘鑫与辽宁拓成有着密切的贸易关系，辽宁拓成也向四川弘鑫开具了1000万元的承兑汇票用于支付货款。其次，即使四川弘鑫无法收取承兑汇票，若要求辽宁拓成向第三方支付，必定会出具书面的授权委托书，如此大金额的交易，辽宁拓成也绝不可能在没有收到委托付款的指令时就向第三方付款。第三，第三方东升公司已出具证明，并且专门派人出庭作证，证明案涉的3000万元承兑汇票与四川弘鑫无关，系辽宁拓成支付给东升公司的煤炭款。东升公司还出具了其与辽宁拓成的《煤炭买卖合同》及自2011年11月起双方的全部煤炭买卖往来及付款情况、开发票情况，证明了该承兑汇票系辽宁拓成支付的煤炭款。同时，东升公司也明确其在收到该承兑汇票后已将汇票变现，收到了变现款2886万元。
3、一审法院适用法律存在错误。（1）一审法院仅以四川弘鑫法定代表人未亲自出庭就判决四川弘鑫败诉没有法律依据。本案的当事人是三个企业法人，虞德水个人并非当事人，虞德水虽然是四川弘鑫的法定代表人，但其在无法履行法定代表人职责时，已委托王芹代为履行四川弘鑫法定代表人职责。本案中“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人”是四川弘鑫而不是虞德水个人，四川弘鑫已经委托代理人到庭，一审法院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条系适用法律错误，虞德水个人不是民诉法规定的必须到庭的当事人。（2）一审法院认为本案《借款协议书》及《债务转让三方协议》中四川弘鑫的公章与四川弘鑫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公章不同，不能证明公章是伪造。首先，四川弘鑫使用的公章只有一枚，即在公安机关备案的公章，完全不存在使用了与备案不同的公章，更不存在“不同场合不同使用目的情况下不仅一次的重复使用”。一审法院称“银行票据用章系经过银行审核查验的”，银行审核查验的前提是在该银行有相应的印章样本，银行才可能审核查验。本案中，案涉承兑汇票的中信银行鞍山支行没有四川弘鑫公章样本，无法对四川弘鑫印章进行审核查验，同时，本案系承兑汇票，中信银行鞍山支行只负责审查该承兑汇票的真实性是否为本银行开具，审查汇票背书的连续性，根本无义务也无力审查汇票背书公章的真实性。该承兑汇票上盖的四川弘鑫的公章本身就是伪造的，以该虚假的印章作为认定依据，明显只能得出错误结论。综上所述，四川弘鑫属于与28号案判决书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由于不能归责于本人事实未能参加诉讼，已有证据证明该判决书确有错误，损害了四川弘鑫的民事权益，且四川弘鑫是在权益受到侵害之日起六个月内起诉，本案完全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条件。一审判决存在严重错误，四川弘鑫现依法提起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5）鞍民三初字第88号民事判决书，并判决撤销（2014）鞍民三初字第28号民事判决书；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辽宁拓成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论述充分，应该予以维持。
春天置业辩称：原判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
本院除对原审查明的2013年3月7日，辽宁拓成出具14张承兑汇票的事实认为时间不准确外，对其它事实均予以确认。另查明：2012年3月7日，辽宁拓成出具14张承兑汇票。原审法院依职权向中信银行鞍山开发区支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调查本案涉及的14张承兑汇票的背书和托收情况。中信银行向原审法院提供的汇票背书情况为：2012年3月7日，辽宁拓成出具14张承兑汇票共计3000万元出票给东升公司，后东升公司背书给四川弘鑫，后又经过多手背书，最终中信银行于2012年8月15日出具托收凭证。
又查明：2012年12月20日，春天置业召开股东会，决议：公司注册资本为50万元，其中虞德水出资45万元，占出资总额的90%；贺光新出资5万元，占出资总额的10%；选举贺光新为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
上述事实，有14张承兑汇票及背书、托收凭证、春天置业的《股东会决议》在卷佐证，业经质证，足资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系第三人撤销之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三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起撤销之诉，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损之日起6个月内，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出，并应当提供存在下列情形的证据材料：（一）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错误；（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规定，本案二审的关键问题是：四川弘鑫是否有证据证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8号案判决内容全部或部分错误。即四川弘鑫所称的28号案中所涉《借款协议书》、《债务转让三方协议》系虚假合同、28号案系虚假诉讼的事实是否存在。
对于双方借贷法律关系是否真实，需从其是否具备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来判定。形式要件即达成合意的外在形式，如借款合同、借条、口头协议以及其他可以表明双方借款合意的形式；实质要件即款项的实际支付。从28号案所涉《借款协议书》、《债务转让三方协议》的形式要件看，《借款协议书》上有签署方辽宁拓成与四川弘鑫的盖章确认、《债务转让三方协议》上也有签署方辽宁拓成、四川弘鑫、春天置业的盖章确认。四川弘鑫上诉称这两份协议上各方只加盖有公章，没有任何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的签字，不符合常理；公章及法定代表人印章也不是四川弘鑫实际使用的印章。因合同上是否有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的签字并不是合同成立的必要条件，没有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的签字并不能影响合同的效力。四川弘鑫现称该公章及法定代表人印章不是其实际使用的印章，缺乏证据支持。
对于四川弘鑫上诉称辽宁拓成陈述的签订协议的过程与时间虚假一节。辽宁拓成抗辩称两份协议均是虞德水亲自签订的。四川弘鑫为此举证虞德水当时不在签订地的航空出行记录。因该航空出行记录系通过网络获取，在没有其它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为查清案件事实，基于虞德水既是四川弘鑫的法定代表人又是合同的实际签订人，与本案关键事实有重大关联，曾两次向四川弘鑫释明，要求其法定代表人虞德水出庭就有关问题接受询问，而虞德水始终未出庭，四川弘鑫亦未提出正当理由。故原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条“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拒绝到庭、拒绝接受询问或者拒绝签署保证书，待证事实又欠缺其他证据证明的，人民法院对其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的规定，对四川弘鑫所称的虞德水从未签署过该份协议即其所称的“签订协议的过程与时间虚假”，未予采信，并无不当。
至于四川弘鑫上诉称春天置业的法定代表人贺光新对两份协议完全不知情一节。因《借款协议书》系辽宁拓成与四川弘鑫签订，与春天置业无关，所以贺光新不清楚，并不能影响《借款协议书》的效力；而对《债务转让三方协议》的签订，辽宁拓成称系虞德水（占春天置业95%股份的股东）亲自签订，所以贺光新是否参加，亦不影响该协议的效力，且春天置业在本案一、二审中均同意辽宁拓成的抗辩意见，对《借款协议书》、《债务转让三方协议》的真实性并无异议。
从《借款协议书》的实质要件即对该协议的实际履行上看，《借款协议书》第一条约定：“四川弘鑫向辽宁拓成借款人民币3000万元整，辽宁拓成以银行承兑汇票支付”。辽宁拓成举证证明其已依约将3000万元借款以14张银行承兑汇票的形式首先支付给了案外人东升公司，再由东升公司背书给了四川弘鑫，原审法院对此事实亦予以了查证。对于四川弘鑫称东升公司收到的3000万元承兑汇票与其无关，系辽宁拓成支付给东升公司的煤炭款，其未收到过该3000万元款项，东升公司在收到该承兑汇票后已将汇票变现、收到变现款2886万元的上诉理由。四川弘鑫为证明其主张，一审时申请东升公司的工作人员张洁代表公司出庭作证。该证人虽举证东升公司与辽宁拓成之间签订有煤炭买卖合同，但其不能举证该买卖合同已实际履行的相关证据；其又举证证明东升公司已将该3000万元承兑汇票自行贴现，但因其举证的贴现票据内容不完整，又无法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且证人所述事实与东升公司曾出具的《情况说明》所证明的内容即：“东升公司收到货款后（3000万元），由于东升公司与四川弘鑫有煤炭购销业务，故东升公司收到3000万元汇票后，将此款汇票背书转让支付给了四川弘鑫，以抵减四川弘鑫货款。”相互矛盾，无法证明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故原审对此未予采信，亦并无不当。
综上，四川弘鑫上诉所称《借款协议书》、《债务转让三方协议》系虚假合同、28号案系虚假诉讼依据不足，所以，依现有证据不能证明28号案的判决内容存在错误，原审适用法律亦并无不当。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案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191，800元，由四川弘鑫矿业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玉喜
审判员 张 辉
审判员 黄可心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刘玉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