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青民二（商）初字第264号
原告张民安，男，1957年7月19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励伟刚，上海市国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伟毅，男，1958年4月11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田莉，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上海兴禄卫技贸易有限公司。
诉讼代表人刘伟毅，男，1958年4月11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田莉，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民安诉被告刘伟毅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2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代理审判员刘琳独任审判。2014年3月18日，本院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励伟刚，被告委托代理人田莉到庭参加诉讼。因案情复杂，本院于同年5月19日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经原告申请，本院依法追加第三人上海兴禄卫技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禄公司”）参与诉讼。审理过程中，经原、被告双方协商，确定被告作为第三人的诉讼代表人参与诉讼，8月11日，本案再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励伟刚，被告及第三人的委托代理人田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民安诉称：原、被告原为兴禄公司股东，因公司经营困难，出现严重亏损。2003年3月，原、被告双方同意，被告退出兴禄公司，收回全部投资款。据此，原告诉至本院，要求判令：1、确认被告不是兴禄公司股东；2、被告协助办理兴禄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被告刘伟毅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理由为：原告所述退股是基于退还被告5万元出资的事实，但该款实为上海兴禄卫技贸易有限公司餐饮服务管理分公司（以下简称“餐饮分公司”）的集资款，并非兴禄公司的退股款。另原告所述的被告名下股份实为代持员工股份的事实不存在，故被告仍为公司的登记股东。
第三人兴禄公司同被告辩称意见。
经开庭审理查明，本院确认如下事实：
一、兴禄公司于1994年9月5日成立，注册资本为50万元。登记股东为原告、胡广林，原告出资40万元，持股比例为80%。胡广林出资10万元，持股比例为20%。
1999年10月10日，张民安、刘伟毅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由张民安原投入资金10万元实物出资转为货币，另外将张民安出资40万元中的8.68万元转让给新股东刘伟毅，今后公司的一切债权债务均按出资比例承担。同日，胡广林与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由原告出资40万元中的8.68万元转让给被告，胡广林投入资金的10万元也转让给被告，转让后的股权结构为原告出资31.32万元，持股比例为62.64%，被告出资18.68万元，持股比例为37.36%。同日，兴禄公司达成股东会决议，内容为兴禄公司全体股东共同协商一致同意将原公司予以变更，即由原股东改为现股东刘伟毅，将原实物出资10万元改为货币出资。10月18日，上海永诚会计师事务所验资并出具验资报告证明上述出资情况。变更后的股东持股情况为：张民安货币出资31.32万元，持股比例为62.64%。刘伟毅货币出资18.68万元，持股比例为37.36%。上海市农村信用合作社出具现金解款单，记载原告缴纳投资款313，225元，被告缴纳投资款186，775元。
2004年8月，因未按规定在年检截止日期前申报年检，兴禄公司被工商行政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2008年4月，原张民安之妻顾懿蕾诉至法院，要求对兴禄公司进行清算。因各股东均无法提供兴禄公司的财务帐册，致使公司无法进行清算，法院裁定终结公司的强制清算程序。
二、1999年7月6日，刘伟毅出具声明书一份，内容为：我于1999年7月所拥有兴禄公司股份为3，735.50股，其中1，047.50股为兴禄公司职工何霄所实际投资；716股、497.50股、313股分别为兴禄公司职工唐小英、柯嘉曦、郑雷明所实际投资。本人对该部分投资股份仅属代理登记，待今后适时变更为何霄、唐小英、柯嘉曦、郑雷明四人。特此声明。文件下方有见证律师励伟刚的签名。
1999年10月12日，刘伟毅出具声明书一份，内容为：我于1999年10月12日所拥有兴禄公司股份为2，209股，其中1，047.50股为兴禄公司职工何霄所实际投资，本人对该部分投资股份仅属代理登记，待今后适时变更为何霄。特此声明。文件下方为刘伟毅的签名。
1999年7月，餐饮分公司分别出具收据，记载刘伟毅、郑雷鸣、何霄向餐饮分公司交付现金，其中刘伟毅交付5万元，郑雷鸣37，500元，何霄5万元。收款事由为投入餐饮分公司股份款项。
2002年6月，刘伟毅起诉至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要求兴禄公司返还本人投入餐饮分公司的集资款5万元。兴禄公司辩称该款属于兴禄公司投资款，不能返还。2002年9月12日，刘伟毅申请撤诉。
2003年3月至7月期间，刘伟毅、郑雷鸣、何霄等人出具收条，内容为“经本人申请，今收到公司退回本人原投入公司的全部股份现金人民币元。”后刘伟毅收到5万元，郑雷鸣收到37，500元，何霄收到5万元，唐小英收到6，000元，孙玉芳收到25，000元。
餐饮分公司于1997年4月28日成立，负责人为孙玉芳，该公司于2001年5月10日注销。
三、2006年4月，顾懿蕾向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法院判决离婚并分割夫妻财产。审理中，法院征询股东刘伟毅的意见，刘伟毅表示假如顾懿蕾、张民安离婚，其同意顾懿蕾成为公司股东。法院判决登记在张民安名下的兴禄公司的62.64%股份由顾懿蕾、张民安各半享有。
2013年12月，刘伟毅以损害公司利益为由向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张民安向兴禄公司返还财产1，186，795.50元并偿付利息损失。因双方对刘伟毅的股东身份有异议，遂成本案诉讼。
以上查明的事实，由当事人的陈述及其提供的工商登记信息材料、行政处罚决定书、收条、股份持股明细表、声明书、（2002）闵民二（商）初字第893号案件的卷宗材料、（2006）长民一（民）初字第1117号民事判决书、（2014）闸民二（商）初字第114号庭审笔录为证，并经当庭质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被告代职工持股的事实是否成立；2、被告收取的5万元是餐饮分公司集资款还是兴禄公司投资款，被告及各职工退款后是否使被告丧失股东身份。
根据本院确认的证据及查明的事实，针对争议焦点问题，综合评判如下：
针对第一项争议焦点，被告代职工持股的事实是否存在。原告为此出示职工持股明细表一份、声明书两份、收款收据一组，证明刘伟毅在正式成为兴禄公司股东之前，确认其名下部分股份代他人持有。即1999年7月到10月期间，应工商管理部门实有资本出资到位的要求，兴禄公司根据内部员工的职务、年限等情况安排员工持股，由刘伟毅代持并出具两份声明书。因被告对两份声明书的真实性不持异议，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两份声明书中均明确记载由刘伟毅代持何霄、唐小英、柯嘉曦、郑雷明四人的股份，该四人及刘伟毅本人股份数合计为3，735.50股。
该声明书虽非通常意义上由代持方和被代持方双方协商一致的股权代持协议，且在本院征询职工之一郑雷明的意见后，其本人亦表示对代持股事宜不知情。但即便如此，并不影响两股东之间吸纳职工投资用于补充注册资本的后续行为，刘伟毅对此应是明知的。被告对声明书出具的背景解释为，兴禄公司利润较丰厚，为防止公司被收回国有故安排由职工代持，故出具声明，但被告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结合被告进入兴禄公司的时间、代持的数额、股份分配情况等各方面因素，原告的解释相较而言更具有合理性，故本院对被告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
就出资事实而言，原告另出具收款收据、收条一组，证明工商登记的出资额中，除刘伟毅本人的5万元以外，还包括何霄的5万元，郑雷鸣的37，500元，柯嘉曦的19，275元，唐小英的6，000元，孙玉芳的25，000元，上述六人共计187，775元。因被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按声明书的记载，出资额系按每股50元进行配股，分为3，735.50股，总计186，775元。被告抗辩收款收据上加盖餐饮分公司印章且用途为分公司的集资款，同时原告所述各代持股东与实际出资人、出资额度不对应。原告解释财务不规范故加盖了分公司印章。实际缴款过程中，根据个人的经济状况，有的职工多交、有的职工少交。如唐小英实际出资少于应缴款数额，明细单中无孙玉芳名字，但其缴纳了25，000元，郑雷明、何霄出资额与持股数存在出入。本院认为，六人投资总额与工商登记材料上的出资额、验资现金借款单上实际缴款金额基本一致，即便存在员工实际出资额与持股明细表、声明书不对应的情况，但原告的证据已然形成证据链且符合高度盖然性的标准，证明了刘伟毅名下股份的构成情况和出资来源。故本院对被告代职工持股的事实予以确认。
针对第二项争议焦点，被告收取的5万元是餐饮分公司集资款还是兴禄公司投资款，被告及各职工退款后，被告是否丧失股东身份。原告认为刘伟毅代持各员工的股份，并将所有款项作为出资投入到公司账户，被告则认为现金一次性投入18万余元。因被告未进一步举证证明现金出资来源的合法性、关联性，并同时证明餐饮分公司吸纳集资款的用途和去向，本院结合代持声明、兴禄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情况及前述对代持股事实的认定，确认原告的主张具有较大的合理性，系争款项应是兴禄公司出资款而非餐饮分公司的集资款。
从股权确权纠纷的原则来看，公司内部之间为股东资格发生争议的，应以实质要件为主、形式要件为辅的方式进行认定。具体而言之，在公司内部应考察股东是否已通过股权回购、股权转让或公司减资的方式退出公司，是否已不再行使股东权利并履行股东义务。从收条的表述、兴禄公司不再继续经营并于次年吊销营业执照以及各职工离职的事实来看，各方对于退出公司的意图应是明确的。因该行为发生于现行公司法之前，应适用1999年修订的《公司法》，该法并未对回购股权条件作出规定，也无“禁止回购自身股权”的规定，且双方均未提供证据证明该行为属于抽回出资的禁止性行为，故上述退股行为应属有效，在被告名下全部股份被回购之后，其不应再享有兴禄公司股份。故本院对于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审理过程中，原告明确诉请第二项为，在否认被告股东资格后，办理相应的减资手续并将兴禄公司变更为一人公司。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公司法》规定，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务清单，并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该条反映出公司减资必须满足程序性条件，原告作为股东之一不能在无财务账册、无公司决议情况下，仅以被告不具有股东身份为由自行主张减资；其次，因生效法律文书认定顾懿蕾享有兴禄公司31.32%的股份，该股份虽未变更登记但对内具有法律效力，被告退出公司之后股权结构发生变化，原告无权单方面决定变更登记的方式。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3年12月29日通过，1999年12月25日修正）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现行）第一百七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被告刘伟毅不是第三人上海兴禄卫技贸易有限公司的股东；
二、驳回原告张民安的其余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80元，由被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ＸＸ晶
代理审判员 刘 琳
人民陪审员 范根生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唐雪萍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1993年12月29日通过，1999年12月25日修正）
第三十四条股东在公司登记后，不得抽回出资。
第三十五条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出资或者部分出资。
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出资，如果不购买该转让的出资，视为同意转让。
经股东同意转让的出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对该出资有优先购买权。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现行）
第一百七十八条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公司减资后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法定的最低限额。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实施后，人民法院尚未审结的和新受理的民事案件，其民事行为或事件发生在实施以前的，适用当时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