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中中法民六终字第36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董孝竹，男，1959年11月2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长宁区。
委托代理人：张继成、谢裕成，广东保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律师助理。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山市佳贝佳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
法定代表人：余思慧，该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学球，广东金丰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董孝竹与上诉人中山市佳贝佳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贝佳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5）中一法沙民五初字第11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董孝竹称于2012年4月15日入职佳贝佳公司处，与佳贝佳公司存在劳动关系，职位为生产总监兼管理总监，主要工作为管理电子商务部，负责策划、设计服装、评选、审核、委托加工方、加工厂洽谈、查货、网络销售等，管理佳贝佳公司杭州办事处、上海办事处，工作地点多为中山市、上海市及杭州市，于2013年12月31日以佳贝佳公司从2013年4月起未支付其劳动报酬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并提交劳动争议调解意见书、证明书、厂牌、卡片、银行流水明细清单（李磊）、电子商务部样板制作流程、订单指示、生产计划表、申请单、申请表、计划书、评语卡、样品确认书、机票确认单、银行流水记录、结婚证、收据、房屋租赁合同、房屋租赁补充协议等作证。其中劳动争议调解意见书反映：董孝竹于2014年5月就与佳贝佳公司工资及经济补偿金纠纷申请调解，佳贝佳公司不同意，未达成调解原因是“佳贝佳公司称董孝竹在其处从事电子商务生产总监工作，因董孝竹经营不善，不再经营电子商务销售，至今未支付董孝竹工资”，该意见书无佳贝佳公司的签名确认。另外，证明书是分别由黄某某、李某、李某作出，证明董孝竹为佳贝佳公司员工，月薪为3万元。佳贝佳公司则称董孝竹与其是劳务关系，是佳贝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余思慧以私人名义聘请董孝竹，董孝竹只需要为佳贝佳公司介绍客户、洽谈业务，而董孝竹于2013年4月口头要求与佳贝佳公司终止合作关系，但离职时未说明原因，佳贝佳公司未提交相关证据佐证。佳贝佳公司每月固定通过银行转账25000元至董孝竹妻子戴健名下的银行账号，双方对此无异议。董孝竹还称佳贝佳公司每月另外支付董孝竹现金5000元，但未提交证据佐证，佳贝佳公司对此亦不予确认。
又查，董孝竹于2014年10月30日诉至中山市人事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请求裁决：1.佳贝佳公司支付董孝竹2013年4月至2013年12月应付而未付工资270000元；2.佳贝佳公司支付董孝竹2012年4月至2013年12月带薪年休假工资28965.5元；3.佳贝佳公司支付董孝竹2012年4月15日至2013年12月31日的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3440元；4.佳贝佳公司按上述应付工资、经济补偿金金额100%的标准向董孝竹加付赔偿金312405.5元。该会于2015年1月22日作出中劳仲案字（2014）4322号仲裁裁决，裁决：1.佳贝佳公司支付董孝竹2013年4月至12月的工资225000元、2013年4月15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6896.55元，以上合计231896.55元；3.驳回董孝竹的其余仲裁请求。董孝竹与佳贝佳公司均不服该裁决，分别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董孝竹请求判令：1.佳贝佳公司支付董孝竹2013年4月至2013年12月应付而未付工资270000元（30000元／月×9个月）；2.佳贝佳公司支付董孝竹2012年4月至2013年12月应休而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26206.89元；3.佳贝佳公司支付董孝竹2012年4月15日至2013年12月31日的经济补偿金13440元（2240元／月×3×2个月）；4.佳贝佳公司按上述应付工资、经济补偿金金额100%的标准向董孝竹加付赔偿金283440元。佳贝佳公司请求判令：1.佳贝佳公司无需支付董孝竹2013年4月至12月工资225000元、2012年4月15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6896.55元；2.董孝竹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系劳动合同纠纷，根据董孝竹、佳贝佳公司的诉、辩，分析如下：
关于董孝竹与佳贝佳公司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认定劳动关系时可参照下列凭证：1.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2.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的“工作证”、“服务证”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3.劳动者填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登记表”、“报名表”等招用记录；4.考勤记录；5.其他劳动者的证人证言等。本案中，佳贝佳公司每月固定支付董孝竹报酬25000元，参照上述标准，可初步认定董孝竹与佳贝佳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佳贝佳公司主张双方为劳务关系，是佳贝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余思慧以私人名义聘请董孝竹，董孝竹只需要为佳贝佳公司介绍客户、洽谈业务。对此原审法院提出如下疑点：首先，佳贝佳公司主张双方是劳务关系，佳贝佳公司要为董孝竹介绍客户、洽谈业务，但佳贝佳公司未提相关依据；其次，如果董孝竹与佳贝佳公司是劳务关系，本应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才对，但佳贝佳公司每月固定支付董孝竹报酬25000元，不合常理。故原审法院对佳贝佳公司的主张不予采信，并认定董孝竹与佳贝佳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关于董孝竹的入职时间问题。董孝竹主张其入职时间为2012年4月15日，基于原审法院已认定董孝竹与佳贝佳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佳贝佳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应对董孝竹的入职时间负举证责任，但佳贝佳公司对此未能举证，故原审法院采信董孝竹的主张，认定董孝竹的入职时间为2012年4月15日。
关于董孝竹的工资标准问题。董孝竹主张其工资标准为30000元／月，佳贝佳公司除每月固定通过银行转账25000给董孝竹外还每月支付现金5000元，但其提供佐证的证明属证人证言，而证人未出庭作证，故原审法院对董孝竹的主张不予采信，并以佳贝佳公司每月转账的金额25000元作为董孝竹的月工资标准。
关于董孝竹的离职时间问题。董孝竹主张于2013年12月31日离职，佳贝佳公司则主张为2013年4月，但佳贝佳公司未对董孝竹的离职时间进行举证，佳贝佳公司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原审法院采信董孝竹的主张，认定董孝竹于2013年12月31日离职。佳贝佳公司未支付董孝竹2013年4月至12月的工资，故佳贝佳公司应以25000元／月的标准支付董孝竹2013年4月至12月的工资225000元（25000元／月×9个月）。
关于董孝竹的带薪年休假问题。基于原审法院已认定董孝竹于2012年4月15日入职，于2013年12月31日离职，董孝竹工作需满一年即于2013年4月15日起才享受带薪年休假5天／年，故董孝竹2013年4月15日至12月31日期间可享有的带薪年休假为3天（261天÷365天／年×5天／年=3.58天，折算后不足1整天的部分不享受年休假）。由于佳贝佳公司未提交已安排董孝竹休年休假或已支付董孝竹的带薪年休假工资，故佳贝佳公司应支付董孝竹2013年4月15日至12月31年期间的带薪年休假工资6896.55元（25000元／月÷21.75天／月×3天×2倍］。
关于董孝竹的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问题。董孝竹主张其以佳贝佳公司未足额支付工资为由解除劳动关系，但其未提交证据佐证，董孝竹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原审法院对董孝竹的主张不予采信，并认定董孝竹以个人原因离职，其请求佳贝佳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的请求，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予以驳回。
关于董孝竹的应付工资、经济补偿金的加付赔偿金问题。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存在经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支付劳动报酬、加班费或者经济补偿而逾期不支付的情况下方须承担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的责任，故董孝竹要求佳贝佳公司支付拖欠工资、经济补偿金的加付赔偿金的请求，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予以驳回。
综上，佳贝佳公司要求无需支付董孝竹2013年4月至12月工资225000元、2012年4月15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未休年休假工资6896.55元的请求，原审法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佳贝佳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董孝竹2013年4月至12月工资225000元、2013年4月15日至12月31日期间带薪年休假工资6896.55元，以上合计231896.55元；二、驳回董孝竹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佳贝佳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0元，由董孝竹负担5元，中山市佳贝佳公司负担5元。
上诉人董孝竹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判决中“工资225000元”、“带薪年休假工资6896.55元”的工资金额以及第二项判决，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予以改判；2.请求改判判令佳贝佳公司向董孝竹支付2013年4月至2013年12月应付而未付工资270000元（30000元∕月×9个月）；3.请求改判判令佳贝佳公司向董孝竹支付2012年4月至2013年12月应休而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26206.89元；4.请求改判判令佳贝佳公司向董孝竹支付2012年4月15日至2013年12月31日的经济补偿金人民币13440元（2240元／月×3×2个月）；5.请求改判判令佳贝佳公司按上述应付工资、经济补偿金金额100﹪的标准向董孝竹加付赔偿金283440元。以上各项合计593086.89元。主要理由如下：一审判决除对董孝竹的实际工资金额、解除劳动关系原因、加付赔偿金部分的事实认定错误外，其余部分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一、一审法院认定“董孝竹的工资标准为25000元／月”属于事实认定错误。1.董孝竹在仲裁程序、一审程序过程中已向法院提交《劳动争议调解意见书》、佳贝佳公司总经理助理黄某某、佳贝佳公司工作人员李某的《证明》、《银行流水记录》、电话录音等证据，上述证据组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董孝竹的月工资标准为30000元／月。由于除银行转账的25000元／月外，剩余的5000元／月是由佳贝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余思慧以现金形式发放且佳贝佳公司每月签收现金的工资支付凭证均由佳贝佳公司收取、保存，因此，董孝竹根本无法出示领取剩余现金工资5000元／月的相关凭证。2.一审法院以“董孝竹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每月工资中5000元现金收取的情况，应承担举证不足的不利后果”为由，认定董孝竹的工资标准为25000元／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根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六条第二款以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44条“因工资支付发生争议，用人单位负有举证责任”的规定，董孝竹工资支付凭证的制作和保存是佳贝佳公司应承担的法定义务，该项法定义务不因任何事由而免除。在本案中，佳贝佳公司为逃避支付工资的责任而故意拒绝提供董孝竹的工资签收凭证，导致董孝竹的实际工资情况根本无法查清。为此，按照上述规定，佳贝佳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二审法院应支持董孝竹工资标准为30000元／月的主张。3.事实上，董孝竹在佳贝佳公司处任职生产总监兼管理总监，工作地点为中山市总公司以及上海、杭州的办事处、且需要到全国各地的生产厂家进行查货，基于上述实际情况，董孝竹需经常出差到外省；故双方经协商一致，董孝竹向佳贝佳公司支付的工资分开两部分发放，其中25000元／月直接支付至董孝竹妻子戴健的银行账户，剩余的5000元／月以现金方式发放以解决董孝竹出差所需垫付的差旅费、食宿费等相关费用，以上事实均有董孝竹提交的《证明书》、机票确认单等证据予以佐证。二、一审判决认定“董孝竹因未提交证据佐证是因未足额支付工资为由解除劳动关系，应承担对其主张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完全与事实不符。1.从2013年4月开始，佳贝佳公司便以公司正在修建厂房、资金紧张为由而拖欠董孝竹的工资（事实上不止拖欠董孝竹一人的工资，董孝竹的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也被拖欠），在2013年4月至12月期间分文未付；董孝竹实在是无法生活便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并于2014年5月向中山市大涌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投诉并要求劳动部门处理，但佳贝佳公司仍然没有支付分文；后董孝竹因心脏问题入院进行手术，在董孝竹治疗完毕出院之后立即向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由上可见，董孝竹提出解除劳动关系的原因是“佳贝佳公司拖欠工资的行为”已经非常明确，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董孝竹有权要求佳贝佳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2.即使董孝竹未能出示“是由于佳贝佳公司拖欠工资的行为而导致劳动关系解除”的相关书面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本案中关于原佳贝佳公司双方解除劳动合同的举证责任在于佳贝佳公司，应由佳贝佳公司承担对其主张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三、一审法院认定佳贝佳公司无需向董孝竹支付赔偿金存在错误。董孝竹申请劳动仲裁前已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向劳动部门申请责令佳贝佳公司向董孝竹支付拖欠的劳动报酬、经济补偿金，但由于佳贝佳公司拒绝配合劳动部门的调查，致使劳动部门未能就实际情况出具书面的责令通知。为此，董孝竹已在仲裁程序中向仲裁委提出调查取证申请，请求仲裁委前往大涌劳动部门调查核实董孝竹申请劳动部门责令董孝竹支付拖欠工资以及经济补偿金的情况。四、一审法院认定董孝竹带薪年休假工资的金额计算错误。董孝竹于2012年4月15日入职，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及《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的规定，董孝竹于2013年4月15日止累计工作已满一年，按规定，应享受5天年休假。另，仲裁裁决认定的董孝竹于2013年4月15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可享受的带薪年休假为3天。因此，佳贝佳公司应向董孝竹支付应休而未休年休假工资为26206.89元，计算如下：（1）2012年4月15日至2013年4月15日应休而未休年休假工资为（（30000元／月÷21.75×5天）×200％），（2）2013年4月16日至2013年12月31日（该期间因佳贝佳公司并未支付董孝竹任何工资，应按照300%计算）应休而未休年休假工资为（30000元／月÷21.75×3天）×300％）。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从而作出错误裁决。为此，董孝竹特向本院提起上诉，恳请本院依法判决。
被上诉人佳贝佳公司答辩称：董孝竹的上诉及上诉理由不成立，没有依据：第一、关于工资标准，只有汇款25000元的凭证，该汇款是劳务费，证人没有出庭，也无法证明其是公司员工，不具备证明力；第二、对方提出解除劳动关系的原因是公司拖欠工资从而要求加倍赔偿等，事实上公司不存在拖欠工资行为，董孝竹从2013年4月没有到公司上班，没有相应证据证实公司拖欠其工资。另外，董孝竹认为公司拖欠工资从而提出解除劳动关系，是其单方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应由其承担举证责任，根据本案情况及证据证明对方的诉求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请求予以驳回。
上诉人佳贝佳公司亦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董孝竹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董孝竹承担。主要理由如下：一、一审判决在关键证据上采信不当，导致错判。本案中，董孝竹没有提供劳动合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凭证、工作证、工资支付凭证等可以证明劳动关系的直接证据，唯一的疑似证据只是余思慧划给董孝竹老婆账上的劳务费凭证。一审判决采信了这一证据，以此认定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佳贝佳公司认为，一审判决采信该证据是不当的，不应将余思慧个人支付的劳务费视为佳贝佳公司支付给董孝竹的工资收入。理由如下：1.每月25000元的款项，是余思慧个人支付给董孝竹的劳务费用。佳贝佳公司从未支付过工资给董孝竹。一审判决混淆了两个不同的关系和性质，导致认定事实错误。2.董孝竹为佳贝佳公司在上海、杭州的业务点提供联系业务、技术咨询等劳务服务，由于这些劳务服务是无法用量化指标来核定其劳务的，所以余思慧才采用每月支付固定报酬的方式支付劳务费。这种方式，是咨询服务关系中常见的一种付款方式。例如律师与企业的常年法律顾问关系，就是固定报酬方式。一审判决依据什么来认定支付固定报酬为不合常理呢！又凭什么认定董孝竹的劳务服务能够根据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来量化其咨询服务的报酬呢？3.佳贝佳公司提供的工人工资清单等证据可以看出，佳贝佳公司的每一个员工每月的工资收入都不是一个整数。并且，员工虽有固定底薪，但因出勤，工作绩效、奖金、扣款等每月的不同情况而发生变化，所以每月的收入都是不尽相同的。从这一点来看，董孝竹每月收取固定报酬恰恰证明他领取的不是工资而是劳务费。从这一点来看，认定董孝竹收取的款项为劳务费更符合常理。4.佳贝佳公司规定员工入职时要在农业银行中开具一张银行卡，作为收取工资的银行账户。佳贝佳公司发放工资时，是由财务人员通过农业银行统一发放到每个员工在农业银行的账户内。董孝竹的劳务报酬，是由余思慧的个人账户划到董孝竹老婆的银行账户内。董孝竹领取报酬的方式与佳贝佳公司发放工资待遇方式的不同、付款人的不同就是为了佳贝佳公司工资发放与余思慧个人的劳务费支付有所区别，避免混淆。二、一审判决认定董孝竹2013年12月离职是错误的。1.本案中，佳贝佳公司认为与董孝竹之间是劳务关系，而董孝竹认为其与佳贝佳公司之间是劳动关系且承认是由其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因此，董孝竹应对其离职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董孝竹称因佳贝佳公司未足额支付工资而提出离职的，是以口头万式提出。根据法律规定，因用人单位未为职工公司购买社保、未能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有权提出解除劳动关系且须以书面形式告知用人单位。但是，董孝竹未在仲裁程序及本案中提供任何其提出解除劳动关系的书面凭证。因此，董孝竹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没有这些证据，一审判决凭什么依据认定2013年12月董孝竹提出离职的呢？2、根据法律规定，若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时，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入职、离职负举证责任。但是，本案佳贝佳公司并没有认为与董孝竹存在劳动关系，一审判决就不能机械地适用法律规定来分配举证责任，而应当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进行综合判断、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在本案中，就应当由董孝竹承担举证责任。如果佳贝佳公司与董孝竹之间只是劳务关系的话，就自然没有入职、离职的记录，也没有上班、打卡等记录。如果董孝竹确与佳贝佳公司有劳动关系的话，在2013年4月至12月间他有上班工作的经历。因此，董孝竹应当提供其在2013年4月至12月上班工作的相关证据，才能证明他有领取这9个月工资的权利。不然的话，董孝竹没有在佳贝佳公司处工作，凭什么不劳而获。3.从劳动纠纷的众多案件中看到，因用人单位不为职工购买社保、或拖欠工资一、二个月时，劳动者的通常做法是书面通知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并随即要求用人单位结算工资、支付补偿款。如果用人单位拒绝的，劳动者随即向劳动部门申请调解、提起仲裁。本案中，在佳贝佳公司企业正常运作、工人工资正常发放的情况下，被申请人称佳贝佳公司拖欠其工资9个月，既没有向佳贝佳公司索要工资、又没有向劳动部门反映投诉、又不解除劳动关系，实属不合常理。并且，按董孝竹的说法，其在2014年5月份才向中山市劳动行政管理部门申请调解，距离其离职相隔4个多月。董孝竹的做法，与一般劳动者处理劳动纠纷的做法相差甚远。对于董孝竹不合常理的行为，一审判决不应视而不见。从这些情形可以看出，董孝竹与佳贝佳公司之间的关系更应视为劳务纠纷。4.本案中特殊的一点是：董孝竹是上海市人，只为佳贝佳公司在上海、杭州的业务点提供技术咨询及联系业务等劳务，并不在中山上班。董孝竹也自认负责管理上海、杭州办事处。但是，上海、杭州办事处早在2013年4月前已经撤销，董孝竹就没有理由仍呆在上海为佳贝佳公司一直工作到2013年12月底。并且，从董孝竹提供的机票确认单的行程可以看出，自2013年3月后，董孝竹一直呆在上海，每趟外出，均从上海出发，最后回到上海。其行程与其坚称2013年4月起一直在中山市佳贝佳公司处上班的说法，是相互矛盾的，从本案来看，只有证明董孝竹呆在上海的证据，而没有证明董孝竹在中山市上班的证据。由此可见，董孝竹称其在2013年12月底离职是虚假的，董孝竹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佳贝佳公司认为，一审判决采信证据不当，认定事实不清。董孝竹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与佳贝佳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也没有证据证实其在2013年4月至12月份在佳贝佳公司处工作的事实。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的理据不足，判决错误。佳贝佳公司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董孝竹答辩称：首先，一审法院作出除关于董孝竹工资金额及解除劳动关系原因，年休假工资计算，及是否需要支付加倍赔偿及经济补偿金之外，其他事实均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第二、公司主张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是违背客观事实的，董孝竹在仲裁和一审过程中已提出多份证据证实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且形成完整的证据键，公司向董孝竹每月支付的工资流水清单，及劳动部门出具的调解意见书，更明确了双方劳动关系的存在。相反公司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其主张，且其陈述违反常理及前后矛盾。一审认定董孝竹的离职时间是2013年12日是正确的，根据董孝竹提交的公司内部审批文件及第三方盖章确认样品确认书、机票确认单均能反驳公司主张在2013年4月之后不存在劳动关系的说法。其他关于董孝竹实际工资标准、解除劳动关系原因，年休假工资计算，及是否需要支付加倍赔偿及经济补偿金意见按董孝竹上诉状。
双方当事人在二审期间均没有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的基本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劳动合同纠纷，结合双方当事人上诉、答辩意见，分析如下：
一、关于董孝竹与佳贝佳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确认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均应承担一定的举证责任。劳动者需提交其接受用人单位管理和劳动报酬的初步证据。用人单位在劳动者提供初步证据后仍主张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的，应提供证据证明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本案中，董孝竹提供的订单指示、生产计划表、申请表、评语卡、样品确认书等证据可以证明董孝竹多次在产品采购、生产经营中提出了处理意见，由此可见董孝竹参与了佳贝佳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结合佳贝佳公司法定代表人余思慧每月固定向董孝竹妻子支付报酬25000元这一事实，本院认定董孝竹已提交可以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初步证据。现佳贝佳公司否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而主张是劳务关系，应提供证据予以证实，否则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原审法院认定董孝竹与佳贝佳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正确，对佳贝佳公司关于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上诉理由不予采信。
二、关于佳贝佳公司应支付给董孝竹工资的金额问题。（一）关于董孝竹月工资标准问题。董孝竹主张其工资标准为30000元／月，其中25000元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另5000元用现金方式支付。董孝竹虽提供证人证言证明其主张，但因证人未出庭作证，不予采信。董孝竹又未提供佳贝佳公司存在签收两份工资表的情况，因此原审法院认定董孝竹的月工资标准为25000元并无不妥。（二）关于董孝竹离职时间。董孝竹主张于2013年12月31日离职，佳贝佳公司则主张2013年4月。佳贝佳公司未对董孝竹的离职时间进行举证，相反董孝竹提供的2013年秋冬大衣计划、评语卡、样品确认书、机票确认单等证据能够证明董孝竹在2013年4月之后仍参与佳贝佳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故原审法院采信董孝竹的主张，认定董孝竹于2013年12月31日离职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因佳贝佳公司未支付董孝竹2013年4月至12月的工资，佳贝佳公司应向董孝竹2013年4月至12月期间工资计225000元（25000元／月×9个月）。
三、关于董孝竹的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问题。佳贝佳公司确实存在拖欠董孝竹工资的情况，现董孝竹要求佳贝佳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其需提供证据证明其是以佳贝佳公司未足额支付工资为由而离职的，但董孝竹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且在2014年5月向中山市大涌镇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时陈述佳贝佳公司将其辞退。这与其诉讼主张明显不一致，因此原审法院驳回董孝竹要求佳贝佳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的请求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
四、关于董孝竹的带薪年休假问题。董孝竹于2012年4月15日入职，于2013年12月31日离职，由于董孝竹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入职佳贝佳公司前已连续工作满一年，故原审法院认定董孝竹在2013年4月15日之前不享有带薪年休假，2013年4月15日至12月31日期间可享有的带薪年休假为3天正确，佳贝佳公司应支付董孝竹2013年4月15日至12月31日期间的带薪年休假工资6896.55元（25000元／月÷21.75天／月×3天×2倍］。
五、关于董孝竹的应付工资、经济补偿金的加付赔偿金问题。董孝竹即使有到劳动行政部门投诉，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劳动行政部门已责令佳贝佳公司支付相关费用且逾期不支付，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五条的规定，不符合支付拖欠工资、经济补偿金的加付赔偿金的情形，董孝竹该项请求于法无据，应予驳回。
综上，上诉人董孝竹和上诉人佳贝佳公司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基本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董孝竹、上诉人中山市佳贝佳服饰有限公司各负担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瑄
审 判 员 梁艳凤
代理审判员 卢俊辉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梁华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