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辽07民终117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董桂芝，女，1951年2月18日出生，汉族，无职业，住锦州市凌河区兰花里金港春天*****号。邮寄地址：锦州市南京路四段10-60号，李大军收。
委托代理人胡静，女，1972年3月14日出生，汉族，公交公司职工，住锦州市凌河区南京路四段10-60号。
委托代理人李大军，男，1966年1月1日出生，汉族，公交公司职工，住锦州市凌河区南京路四段10-6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大军，男，1966年1月1日出生，汉族，公交公司职工，住锦州市凌河区南京路四段10-60号。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锦州市古城改造工程指挥部，住所地锦州市古塔区北三里7-2号。邮寄地址：锦州市古塔区士英南街古城新苑33-110号，杨菡婷、白雪收。
法定代表人邱晓冬，该单位指挥长。
委托代理人白雪、杨菡婷，辽宁古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董桂芝、李大军因与被上诉人锦州市古城改造工程指挥部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人民法院（2014）古民一初字第003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董桂芝的委托代理人胡静、李大军，上诉人李大军，被上诉人锦州市古城改造工程指挥部的委托代理人白雪、杨菡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原审原告）董桂芝、李大军在原审中诉称，1999年2月，原告唯一的住房坐落于锦州市古塔区西门外里7-2号房屋公告拆迁，被告系拆迁人。被告拒绝为原告进行安置和补偿，还采取停水和停电等手段逼迁。2000年4月18日，原告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遭到强制拆迁，房屋被违法拆除，原告被强迁至锦州市凌河区兰花里115-32号房屋，原告得到了产权人为白国华的房照。此后多年，原告李大军多次要求更名确权，但均遭到被告拒绝，被告以“房照在谁手中，房子就是谁的”欺骗原告。2000年4月24日，原告董桂芝之女胡晓曼在未经二原告认可的情况下，代其母董桂芝与被告签订了一份调房协议。该份协议没有体现原告李大军的任何权利，院内的平房等附属设施也未获得任何补偿。原告李大军要求被告进行补偿安置。经过多年努力，被告同意了原告的要求，同意与原告李大军再签订一份补偿安置协议，但被告要求协议必须写原告董桂芝，安置房屋也只能写兰花里115-32号。原告李大军无奈接受，但要求签署日期写在胡晓曼代董桂芝与被告签订的协议之前，被告认可，落款日期为2000年4月23日。2007年11月，兰花里115-32号房屋再次拆迁，原告以产权人为白国华的房照和协议要求安置，却遭到拒绝，只能以白国华名义与拆迁人签订拆迁协议，依照协议，原告又支付了近2万元，获得的安置房屋的房照仍然是白国华。之后原告李大军不断要求被告更名未果。原告李大军被迫找到白国华，以3万元依法购得兰花里115-32号房屋所有权，所有权人登记在原告董桂芝名下。依照法律规定，被告在未取得兰花里115-32号房屋所有权或者债权的情况下，无权处分该房。但被告在明知情况下，却将他人房屋做为原告拆迁后的安置房，强迫和欺诈原告。依据《合同法》第六条、第五十一条之规定，请求法院依法确认胡晓曼代原告董桂芝与被告于2000年4月24日签订的调房协议（古塔区西门外里7-2号房屋调凌河区兰花里115-32号房屋）无效；依法确认原告李大军与被告于2000年4月23日签订的调房协议（古塔区西门外里7-2号房屋调凌河区兰花里115-32号房屋）无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锦州市古城改造工程指挥部在原审中辩称，董桂芝的代理人承认当时胡晓曼签订的协议，董桂芝没有反对，说明协议是有效的；被告不同意本案按照共同诉讼处理，因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而且原告的起诉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法院也应该裁定驳回他们的起诉。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李大军与胡静系夫妻关系。胡静系原告董桂芝之女。1999年之前原告董桂芝与其丈夫、原告李大军与其妻、子及原告董桂芝三女胡晓曼一家居住在锦州市古塔区西门外里7－2号平房，该房没有房照。1999年2月被告对该地段房屋拆迁。2000年3月17日，锦州市城乡规划建设委员会向原告董桂芝下达锦建强字{2000}40号强迁令，内容为“董桂芝：你现有房屋所在地古塔区西门外里7-2号，经市政府有关部门批准为城市建设用地。拆迁人已按政策规定对你作出了补偿安置方案。因你的要求超越政策规定而未达成协议。动迁办调解无效，已下达《限期拆迁通知书》，现规定期限已过。为保证城市建设的顺利进行，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国务院（1991）第78号令]和《锦州市房屋拆迁管理暂行办法》[锦政规（1992）1]下达《强迁令》，令你务于2000年3月20日上午九时前迁出，如逾期不能主动迁出，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对你现有房屋实行强制拆迁。一切后果自负。”限期过后，董桂芝未迁出。锦州市城乡规划建设委员会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本院于2000年4月13日发布（2000）古行非执字第36号公告，责令董桂芝于2000年4月18日上午9时前从拆迁房内迁出，如到期仍不履行，依法强制执行。4月18日上午9时半左右本院对董桂芝被拆迁房屋强制执行。另查，2000年4月23日和24日，被告锦州市古城改造工程指挥部（作为甲方）与原告董桂芝（作为乙方）就拆迁锦州市古塔区西门外里7-2号平房达成无照（证）房屋代建安置补偿协议书及有照（证）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两份协议书中均记载：经与产权人董桂芝协商达成协议，将原董桂芝居住的违章房直接调入兰花里115-32号有照私有房屋（私产），产权人名为白国华，建筑面积25.5平方米。4月23日协议由原告李大军签名，4月24日协议由董桂芝三女胡晓曼签名，原告董桂芝对两份协议均予以认可。2007年11月，锦州市房屋拆迁安置处委托锦州金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原告居住的凌河区兰花里115-32号房屋拆迁，安置房屋为凌河区兰花里金港春天8-127号。2009年9月17日，原告与白国华在产权监理处以房屋价格29788元，以买卖交易的方式办理了兰花里115-32号房屋的更名过户手续。又查，被告安置给原告的凌河区兰花里115-32号房屋原所有权人为白国华，白国华于1996年将该房卖与蔺德林，蔺德林于1999年4月又将此房卖与周铁军，周铁军当时系被告单位员工。
原审法院认为，坐落于锦州市古塔区西门外里7－2号平房动迁之前，原告董桂芝和李大军、胡晓曼及其家人均居住该房，1999年2月被告对该房所在地段动迁，原告家房屋是否安置以及如何安置系被告根据当时的国家政策规定，与原告方协商达成了两份协议，有原告李大军及胡晓曼签字认可，且原告陈述董桂芝本人对两份协议亦予以认可，因此该两份协议系双方在自愿协商基础上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应予确认。被告已实际为原告方安置了凌河区兰花里115-32号房屋，两份拆迁协议已经实际履行。故原告要求确认两份协议无效的主张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诉称交付给白国华近3万元购房款，原告提供的公证书仅用以证明与白国华以买卖交易的形式办理了房屋更名过户手续，不足以证明白国华实际收到了3万元购房款，而且白国华在1996年已将房屋卖给了蔺德林，白国华没有权利再出卖此房屋，故原告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董桂芝、李大军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董桂芝、李大军负担。
宣判后，上诉人董桂芝、李大军均不服上述判决，提出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反对发回一审法院）。、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其事实和理由为：1、一审法院程序违法。（1）一审法院审查确认：2000年3月17日，锦州市城乡规划建设委员会向上诉人“下达”锦建强字【2000】40号强迁令。内容为“董桂芝：你现有房屋所在地古塔区西门外里7-2号，经市政府有关部门批准为城市建设用地。拆迁人已按政策规定对你作出了补偿安置方案，因你的要求超越政策规定而未达成协议。动迁办调解无效，已下达《限期拆迁通知书》，现规定期限已过。为保证城市建设的顺利进行，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国务院(1991)第78号]和《锦州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锦政规(1992)1]下达《强迁令》，令你务于2000年3月20日上午九时前迁出，如逾期不能主动迁出，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对你现有房屋实行强制拆迁。一切后果自负”。期限过后，董桂芝未迁出。极为错误。上诉人认为，这样的“审查确认”即没有证据和事实基础，也是极为不妥的。是别有用心地曲线表达自己的诉求。因为上诉人董桂芝起诉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请求法院确认锦建强字[2000]40号强迁令严重违背事实和法律规定一案，已于2015年11月11日在本案一审法院立案。2016年3月25日一审法院行政庭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此案。该行政案件原告董桂芝所说均严重违背事实，正是指本案审查确认的锦建强字[2000]40号强迁令没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没有送达原告，甚至连该强迁令本身都属于伪造，根本就没有法律效力的事实。该行政案件原告董桂芝提交的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相互印证，证明了上述事实。该行政案件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明确表示认可；且该行政案件的被告一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没有提交任何证据，无法证明其作出强迁令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以及已送达原告的事实。而依据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该行政案件的被告对其作出强迁令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强迁令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以及已送达董桂芝发生法律效力的证据。不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目前，该行政案件尚在审判程序中，没有作出判决。本案原告李大军就是该行政案件的原告董桂芝的代理人，并已向本案一审法官如实通报了该案案情。《民事诉讼法》第136条第1款第(5)项明确规定：“本案必须以另一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件尚未审结的，终止诉讼”。所以，本案先行作出这样的事实认定和判决显然是极为不妥的，有未审先判的嫌疑；或者势必左右、甚至是绑架行政判决，严重违反法律规定。（2）周铁军恶意向蔺德林“高价购买”依法属于白国华所有的房屋，显然与白国华和被上诉人扯不上任何关系！也不可能取得任何权利！可为什么该房最终会成为上诉人的“安置”房屋？为什么能畅通无阻地成功“置换”上诉人的货币补偿？并由此导致了上诉人应得的货币补偿旁落他人，上诉人等至今都没有实际获得任何补偿的恶果。这明显存在违法犯罪嫌疑。一审法院不能无视。被上诉人作为市政府组织统一拆迁的政府管理部门，在面对周铁军和德林签订的、“高价购买”依法属于白国华所有房屋的买卖协议时，绝对不难正确判断其效力！也绝对不难预见将该房作为上诉人等的“安置”房屋，将会导致怎样的后果！却任由周铁军凭借该无效协议“置换”上诉人的货币补偿，将其作为上诉人的安置房屋，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并由此导致上诉人在被强制拆迁16年后的今日，都没有因为拆迁和被强制拆迁而依法获得任何补偿，失去基本生活保障的严重后果！这样的行为与强盗何异？此外，本次拆迁实行货币补偿自行安置；安居工程异地安置；古塔区区域内回迁安置三种形式。该“安置”方式显然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种！明显违反拆迁安置政策。不得不说，这明显是一起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国家和上诉人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纠纷案件中涉及刑事犯罪若干程序问题的处理意见》（2007年12月18日）第1条第(2)项规定：“审理中发现涉嫌犯罪，且该刑事犯罪嫌疑案件确认的事实将直接影响民事纠纷案件的性质、效力、责任承担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36条第(5)项的规定，法院应裁定中止审理．将犯罪线索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等待刑事程序终结后再恢复审理”！（3）正是一审法院违法胡乱拆毁了上诉人居住的房屋在先，将上诉人等强行恶意迁入案外人白国华所有的兰花里115-32号房屋于后，才迫使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先后签订了两份调房协议。一审法院就是本案的主要当事人之一，与本案存在明显利害关系，理应主动回避。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2000年3月10日施行）第93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机关申请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后，应当在30日内由行政审判庭组成合议庭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就是否准予强制执行作出裁定；需要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的，由本院负责强制执行非诉行政行为的机构执行。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一审法院未履行法律赋予的监督职责；未依法组成合议庭对强迁令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就是否准予强制执行依法作出裁定；而是违法发布所谓的“公告”；还胡乱依据一条与案情毫不相干的、莫名其妙的法律规定，责令董桂芝直接执行锦州市城乡规划建设委员会的强迁令！这还不算，一审法院竟在“公告”后仅仅5日，在“公告”依法尚未送达原告（公告60日视为送达），更没有生效的情形下；在上诉人董桂芝等毫不知情的情行下；于2000年4月18日突然对董桂芝和李大军等违法采取了强制措施！强行拆毁了上诉人等居住的唯一房屋！强行将上诉人等恶意迁入依法登记在案外人白国华名下、依法属于白国华所有兰花里115-32号房屋！迫使上诉人董桂芝和李大军与被上诉人先后签订了两份调房协议。锦州市城乡规划建设委员会捏造事实，伪造（生效）强迁令还公然欺骗法院强制执行，固然应当承担由此导致的法律后果。但一审法院未履行法律赋予的监督职责在先；枉法“公告”执行，胡乱拆毁上诉人等居住的房屋于后；更在明知兰花里115-32号房屋依法登记在案外人白国华名下，依法属于白国华所有的情形下；将上诉人等恶意强制迁入兰花里115-32号房屋，迫使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先后签订了两份以兰花里115-32号房屋为安置房屋的“调房协议”，同样难辞其咎！对此，上诉人同样一直在上访申诉之中，且己达十几年。“被迫签订”正是上诉入主张合同无效的理由之一。对此，一审法院完全回避了这个不能回避的“敏感”问题。很明显，一审法院正是本案的肇始者，是本案的主要当事人之一，与本案存在着利害关系。如果一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在本案中的诉求，确认两份调房协议属于被迫签订、依法无效的事实，势必会使上诉人在对一审法院的申诉中站在道德高位之上。因此，由一审法院审理本案，必然会影响对案件的公正审理。依据《民事诉讼法》第44条及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及其审判人员理应自行回避。然而，一审法院不但拒不回避，还完全无视上诉人的诉求和争议的焦点，并假公济私、别有用心地对本院尚未审结的行政案件的争议焦点先行审查确认，执拗地一意表达自己的诉求，这纯粹是为本院胡乱强行拆毁上诉人居住的房屋，将上诉人等强行恶意迁入案外人白国华所有的、兰花里115-32号房屋的枉法犯罪行为打掩护！上诉人发现一审法院严重“跑偏”后，己于2014年11月20日以书面的形式直接说明理由，明确申请一审法院及其审判人员予以回避，一审法院却拒不回避。此外，一审法院在公告发布后仅仅5日，在公告尚未送达，更未生效的情形下，强行拆毁上诉人的房屋；将上诉人等强行恶意迁入案外人所有的房屋，同样属于极为明显、极为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一审法院理应中止诉讼，向相关部门移送材料线索。综上，一审法院作为与本案有厉害关系的当事人之一，理应依法主动回避本案的审理，其在上诉人依法递交回避申请后，仍无视法律规定拒不回避，显然违反法定程序；一审法院对另案审理的行政诉讼的争议焦点内容先行作出审查确认，显然是别有用心的，是企图为本院枉法执行等等枉法犯罪行为开脱，显然违反法定程序；一审法院回避本案中存在的明显违法犯罪事实，既不向有关部门移送材料和线索，也不中止诉讼，还不给上诉人一个公正判决，显然违反法定程序！一审法院即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极不公正。证明没有正义的程序，就不能保证实质正义！正是基于上述原因，上诉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反对发回一审法院重审。2、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1）兰花里115-32号房屋依法登记在白国华的名下，依法属于白国华所有，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一审法院认为：“白国华于1996年将房屋卖给蔺德林，白国华没有权利再出卖此房屋，极为错误。上诉人提供的该房房产执照（白国华名下），已经一审法院庭审质证和审查确认，可以采信。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登记存在错误，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没有任何异议。根据《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1998年1月1日建设部令第99号）第5条：“房屋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依法拥有房屋所有权并对房屋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利的唯一合法凭证”。根据建设部《城市房屋产权产籍管理暂行办法》(1990年12月31日颁布-2001年7月1日废止)第10条：“房屋产权证是房屋产权的合法凭证”。第18条：“凡未按照本办法申请并办理房屋产权登记的，其房屋产权的取得、转移、变更和他项权的设定，均为无效”。根据《物权法》（2007年10月1日）第9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物权法》第17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不动产物权的证明本案虽然牵扯范围广，时间长，几个重要的民事法律行为主要发生在1996年-2009年期间，适用法律和效力变化复杂，但我国立法过去一向采纳登记要件说，实行不动产登记制度，认为不动产物权的取得、消灭和变更，非经登记，不能发生法律效力。这一点从未改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条规定：“根据法律规定能推定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依据该法律规定，依据上诉人已提供的、产权人登记为白国华的兰花里115-32号房屋的房照，以及被上诉人对该证据没有提出异议和反证的事实，完全能够推定该房屋依法属于白国华所有。依据上述事实和法律规定，依据物权优于债权的法律原则，一审法院认为：“白国华在1996年已将该房屋卖给了蔺德林，白国华没有权利再出卖此房屋”的事实认定是极为低级的“错误”，让人完全不能理解。根本就是无视法律尊严的颠倒黑白之举，极具颠覆性。此例一开，必将“法无常势，天下大乱！白国华于1996年将兰花里115-32号房屋以10500元售予蔺德林，将该房交与蔺德林符合事实，可双方没有办理房屋买卖产权过户登记手续同样也是事实。所以，该行为依据上迹法律规定依法不能发生法律效力！白国华依然是该房屋的法定所有权人，完全有权对该房屋进行处分！相反，倒是蔺德林从未依法取得兰花里115-32号房屋的所有权，无权对该房屋进行处分！但基于买卖合同的履行，蔺德林对该房屋的占有、使用是合法的。不过这种占有、使用的权利从其性质上讲属于债权。蔺德林在占有该房屋之后又将该房以21000元的天价“卖”给周铁军，并将房屋的占有使用转移给周铁军的行为依法不能发生法律效力。（2）周铁军明知兰花里115-32号房屋依法登记在白国华名下，属于白国华所有，却执意向蔺德林“天价购买”该房屋的行为存在明显主观恶意性质。违反了公序良俗的法律原则，依法不能发生法律效力。蔺德林与周铁军签订的是房屋买卖协议，并非债权转让，按经验常识推断，双方“交易”中一定会查验和移交兰花里115-32号房屋的房照。由此可以证明周铁军一定知道该房屋依法登记在白国华名下，依法属于白国华所有的事实。《合同法》第132条规定：“出卖的标的物，应当属于出卖人所有或者出卖人有权处分”。《民法通则》第6条规定：“民事活劫必须遵守法律和遵守国家政策”《民法通则》第7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依据上述事实和法律规定，周铁军恶意向蔺德林高价“购买”依法属于白国华所有的房屋，违反法律规定，违反公序良俗，其不但不能依据该无效协议获得兰花里115-32号房屋的所有权；也不能依据该无效协议实现对兰花里115-32号房屋的合法占有权；不能依据该无效协议依法向白国华主张任何权利。对于这样的结果，周铁军在恶意向蔺德林“天价购买”依法属于白国华所有的房屋时、就应该能够预见到！其理应自己承担由此导致的不利后果。退一步讲，即便周铁军与蔺德林的房屋买卖合同“属于”债权转让的性质，也是违法的。依然会因为没有取得白国华同意和非法牟利、损害国家利益，偷逃税费等等违法情形而不能发生法律效力。根据《民法通则》第91条：“合同一方将合同的权利、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的，应当取得合同另一方的同意，并不得牟利。”根据《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蔺德林以10500元向白国华购买兰花里115-32号房屋，周铁军再以远高于市场价值的21000元的价格向蔺德林“高价购买”该房屋，两者之间价格相差一倍，严重背离真实市场价值。双方恶意串通，非法牟利的性质极为明显。且周铁军与蔺德林完成兰花里115-32号房屋买卖“交易”至今，既没有通知白国华，也从来没有寻求过白国华对买卖协议的追认，蔺德林更从来没有依法取得过兰花里115-32号房屋的处分权，事实清楚。周铁军与蔺德林的行为证明他们根本就是完全放弃了寻求白国华对买卖协议的追认，完全放弃行使依法取得该房屋产权、也就是处分权的权利。因此，他们理应自行承担由此导致的不利后果。这与白国华没有任何关系。蔺德林与周铁军偷逃税费，恶意串通，“天价”私买私卖城市私有房屋牟利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损害国家利益，损害第三人利益，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是违法犯罪嫌疑。依法不发生法律效力，一审法院有义务调查清楚。依据《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国务院1983年12月17日）第9条：“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得私买私卖城市私有房屋。严禁以城市私有房屋进行投机倒把活动”。12条：“买卖城市私有房屋，双方应当本着按质论价的原则，参照房屋所在地人民政府规定的私房评价标准议定价格，经房屋所在地房管机关同意后才能成交”。第13条：“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不得购买或者变相购买城市私有房屋。”周铁军与蔺德林偷逃税费、私买城市私有房屋，且该房屋的“买卖”价格畸高，超过该房屋正常市值的一倍，并最终居然莫名其妙地强行转嫁到了上诉人的头上，严重损害的是上诉人的合法权益。极为蹊跷！被上诉人强行剥夺上诉人依法享有的货币补偿和回迁安置的选择权，隐瞒了该房屋的“价值”、和其没有处分权的事实，即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也显失公平，还明显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犯罪嫌疑。这也是上诉人主张两份调房协议无效的重要理由，一审法院有义务调查清楚，作出公正判决。（3）一审法院认为：“该两份协议系双方在自愿协商的基础上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应予确认。被上诉人已实际为上诉人方安置了凌河区兰花里115-32号房屋，两份拆迁协议已经实际履行。故上诉人要求确认两份协议无效的主张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极为错误。一审法院以“实际……而不是合法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作为审理案件的依据，个性十足！按照这样的强盗逻辑，南海和钓鱼岛就别主张权利了；东北、甚至大半个中国都被日本鬼子实际占领过，难道应该是日本的？对呼格的死刑判决也已经实际履行！呼格就有罪了？那么，法律原则呢？公序良俗呢？意愿诚信呢？公平正义呢？道德底线呢？事实证明，被上诉人古城改造古城指挥部从未依据法律规定实际取得兰花里115-32号房屋的所有权；也从未依据法律规定或者是合同的约定取得白国华兰花里115-32号房屋的债权，与该房屋根本没有任何实际关系，对该房屋没有任何实际权利。更没有处分权，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上诉人虽然借政府部门和一审法院将上诉人等强行迁入案外人白国华所有的兰花里115-32号房屋，但该强制行为实际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实际是违背上诉人意愿的；且实际发生在两份拆迁协议实际签订之前；实际根本不是对拆迁协议的实际履行行为！以上事实同样实际上清清楚楚！！2000年4月13日，一审法院在未履行法定审查监督义务，未依法组成合议庭对申请执行的强迁令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未就是否准予强制执行依法作出准予执行的裁定的情形下；依据一条与案情毫不相干的法律规定，违法发布所谓的(2000)古行非执字第36号公告，在公告后仅仅5日的2000年4月18日，在公告依法尚未送达上诉人（依法60日视为送达）、未发生法律效力的情形下；对董桂芝等违法采取强制措施，强行拆毁了上诉人等居住的房屋！更出人意料的是：一审法院居然还在明知兰花里115-32号房屋依法登记在案外人白国华名下，依法属于案外人白国华所有；上诉人被强迁于此后不能依据被拆迁和被强制拆迁于此而依法获得该房屋所有权的情形下；依然强行将上诉人等强制迁入兰花里115-32号！此外，强迁现场，面对上诉人李大军强烈要求确定对“安置”房屋一兰花里115-32号房屋的所有权的正当要求，一审法院与市建委和被上诉人竟然以：“房照在谁手，房子就是谁的，无需更名”欺骗和误导上诉人李大军！就是这样明显、不堪的违法犯罪行为，居然也能被一审法院轻松描述成：“该两份协议系双方在自愿协商基础上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还居然被一审法院认定为：“被上诉人已实际为上诉人方安置了凌河区兰花里115-32号房屋，两份拆迁协议已经实际履行”！不得不对一审法院的实际审判经验太实际刮目！此外，被上诉人实际隐瞒了其对兰花里115-32号房屋没有处分权的事实，并与一审法院、市建委以：“房照在谁手，房子就是谁的，无需更名。”的谎言联合欺骗和误导上诉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违背了上诉人的真实意愿，事实清楚。被迫，受到欺骗、误导，违背真实意愿，是上诉人主张合同无效的重要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理应查明。更重要的是：(1)在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和事实基础能够支持，被上诉人古城改造古城指挥部与白国华、或者是周铁军或者任何人，存在某种形式的、有关兰花里115-32号房屋的民事法律关系！其依法（不依法都行！）取得了该房屋的产权（也就是处分权），甚至是债权，事实清楚，证据确凿。(2)周铁军是否是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根本没有证据证明。一审法院是依据什么认定的？(3)即便周铁军是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其作为公民（自然人），其个人“天价购买”兰花里115-32号房屋的行为，也与被上诉人古城改造古城指挥部没有任何关系！个人是个人，单位是单位，两者均是独立、平等的民事主体，其权利均依法受法律保护。一审法院怎能将两者恶意混淆！《民法通则》第5条规定：“公民、法人的合法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第9条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相反，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规定：单位可以通过劳动人事关系取得对单位工作人员财产的处分权！周铁军与被上诉人古城改造古城指挥部之间，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任何关于兰花里115-32号房屋的民事法律行为；被上诉人与兰花里115-32号房屋实际上没有任何民事法律关系！这是本案被上诉人根本不能依法履行两份协议的一个显而易见的、根本无法逾越的法律障碍和事实！更何况周铁军与非产权人蔺德林签订的、兰花里115-32号房屋的“买卖协议实际上还是违法的，实际上还根本没有发生法律效力！《民法通则》第6条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和国家政策”。第7条规定：“民事活动必须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被上诉人执意将周铁军恶意向蔺德林“高价购买”的，依法属于白国华所有的房屋强行作为上诉人等的“安置”房屋，显然违法了诚实信用原则，合法原则，公序良俗的原则！依法不发生法律效力。综上，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无视上述事实和法律原则，认为：“两份协议系双方在自愿协商基础上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合法有效，应予确认。被上诉人已实际为上诉人方安置了凌河区兰花里115-32号房屋，两份拆迁协议已经实际履行。故上诉人要求确认两份协议无效的主张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纯属瞪眼说瞎话！不是牵强，而是强牵！极为经典的表现了一审法院依据“实际”、而不是法律原则审判案件的任性与无畏！依据实际、而不是法律原则审判案件，极具颠覆性，实际上是对法律原则的公开强奸！具有极强的主观恶意性质和极为恶劣社会示范效应！由此可见，一审法院的任性和无畏，已经到了毫无底线的程度，令人震惊！其行为不但损害司法公信，还将最终损害党的执政基础！其党的组织为何形同虚设？上诉人李大军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即使是牺牲生命，也要坚决同这样的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一审法院先是查明：“2009年9月17日，原告（上诉人）与白国华在产权监理处以房屋价格29788元，以买卖交易的方式办理了兰花里115-32号房屋的更名过户手续，然后却又认为：“关于原告（上诉人）诉称交付给白国华近3万元购房款，原告（上诉人）提供的公证书仅以证明与白国华以买卖交易的形式办理了房屋更名过户手续，不足以证明白国华收到了3万元购房款”。相互矛盾，极为荒唐。试问，不足以证明是什么意思？既然不足以证明白国华实际收到了3万元购房款，那么证明一审法院同样也不足以证明白国华没有收到3万元购房款！那么请问，不能认定的事实可以作为审理案件、甚至是作出判决的依据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条：“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上诉人提供的白国华和董桂芝签字画押的，锦州市房屋转移登记申请（契约）表和公证书证明：上诉人董桂芝与白国华签订有兰花里115-32号房屋的买卖契约，价格为29700元，且双方于2009年9月17日申请办理了房屋买卖产权更名过户登记手续，并公证证明。董桂芝的房屋所有权证书证明：兰花里115-32号房屋的回迁安置房屋一凌河区兰花里金港春天8-127号已完成房屋买卖更名过户转移登记！该房屋产权已依法登记在董桂芝名下，依法发生法律效力！依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生活经验法则推定，董桂芝和白国华签订的兰花里115-32号房屋买卖协议符合法律规定，系双方在自愿协商基础上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双方已全面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三份证据本身具有法定效力，又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条，足以证明这一事实。该房屋买卖协议已完成产权转移登记，且距今已达7年之久，且从来没有任何人对该买卖协议的履行及转移登记提出异议或者告诉，即是最好的证明！综上所述，依据上述事实。依据法律规定，依据已知事实和生活经验法则均可以推定，董桂芝已全面履行与白国华的房屋买卖合同义务，并提供了相关法定证据，被上诉人和一审法院均没有证据足以推翻，因此，上述证据应当作为一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根据！同时，应当作为认定被上诉人从来没有、此后也不再可能依法取得兰花里115-32号房屋处分权，根本无法履行两份调房协议的事实依据！此外，董桂芝是否全面履行与白国华的房屋买卖协议；是否“交付给白国华近3万元购房款”的问题，即非本案上诉人的诉求，也与被上诉人没有任何关系，被上诉人没有、一审法院更没有权利提出相关诉求，依据不诉不理的原则，一审法院无权（也无需）审理。3、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律原则，别有用心。法律永远是对的。但一审法院别有用心地混淆是非、颠倒了黑白，法律就被绑架，错误的用在了不该用的地方！这是上诉人根据本案的实际，对适用法律错误的个人理解。综上，依据上述事实和法律规定，上诉人提出上诉，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诉求，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锦州市古城改造工程指挥部答辩称，1、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不存在任何的案件事实不清，诉讼程序违法的行为。故原审判决应当得到法院的维持。2、本案上诉人在原审的诉求仅为确认两份合同是否有效，上诉人的上诉状中上诉请求已远远超出原审的诉讼范围，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涉及的法律关系众多，非一审的范围。既对案外人渎职、法院回避、政府拆迁、物权确认、债权债务纠纷等法律关系均在二审中主张上诉权利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3、本案涉及了两份协议均是有效的，即已实际履行完毕，因合同目的确实实现并完结，所以导致合同终止已多年。上诉人的诉请已过时效，如果上诉人不予认可二人的代理行为，应当在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上诉人不但没有行使撤销权，还对两份协议予以了履行，应当视为对两位代理人李大军、胡晓曼的代理行为予以认可。故两份协议不但有效，且上诉人已完全履行完毕，并于2009年安置房屋已更名至上诉人名下，故本案上诉人已过诉讼时效。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董桂芝与被上诉人锦州市古城改造工程指挥部之间并分别由李大军、胡晓曼在经办人处签字的《无照（证）房屋代建安置补偿协议书》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是正确的；并依据上诉人董桂芝、李大军在原审的诉讼请求，判决驳回上诉人董桂芝、李大军在原审的诉讼请求亦是正确的。关于上诉人董桂芝、李大军的上诉理由和请求，经查，上诉人董桂芝与被上诉人锦州市古城改造工程指挥部之间在2000年4月23日、24日，并分别由李大军、胡晓曼在经办人处签字的《无照（证）房屋代建安置补偿协议书》中载明：协议的双方是上诉人董桂芝与被上诉人锦州市古城改造工程指挥部，李大军只是2000年4月23日《无照（证）房屋代建安置补偿协议书》的经办人，而两份《协议书》安置房的指向均是兰花里115—32号私有房屋（私产）建筑面积25.5㎡。同时，在两份协议上均注明：经与产权人董桂芝协商达成协议，将原董桂芝居住的违章房直接调入兰花里115—32号私有房屋（私产）建筑面积25.5㎡，不回迁安置。故两份协议实际上是安置的同一处房产，并已经按照协议实际履行。2007年11月5日，上诉人董桂芝又以此得到了动迁安置，原房产已经灭失并进行了转换。虽然上诉人董桂芝、李大军主张在其后的动迁过程中，又向兰花里115—32号房屋的原所有人白国华缴纳了房款，但上诉人董桂芝、李大军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该交易过程中实际向兰花里115—32号房屋的原所有人白国华缴纳了房款这一事实的客观存在。原审认定“白国华在1996年已将房屋卖给了蔺德林，白国华没有权利再出卖此房屋”，并对上诉人董桂芝、李大军的该主张不予采信是正确的，故上诉人董桂芝、李大军的上诉理由和请求，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元，由上诉人董桂芝、李大军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天颖
审判员 庄 晓
审判员 王 晶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五日
书记员 董佳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