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京01民终611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ＸＸ，男，1977年8月25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双雁，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成翰，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鹿苑天闻投资顾问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曙光花园中路11号B座1511室。
法定代表人：施光耀，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景强，北京京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施光耀，男，1958年4月27日出生，北京鹿苑天闻投资顾问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景强，北京京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ＸＸ与被上诉人北京鹿苑天闻投资顾问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鹿苑公司）、被上诉人施光耀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商)初字第41235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ＸＸ上诉请求：撤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5）海民（商）初字第41235号民事裁定，指定一审法院实体审理。事实和理由：
1.原审法院认定合同主体不当，居间合同的签订人是ＸＸ，而非北京市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2.原审法院不顾居间行为的实际实施者为ＸＸ，将没有提供任何居间服务的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认定为居间合同的当事人。3.原审法院以“后合同优于先合同”原则认定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为居间合同当事人，纯属对法律精神的机械理解和运用。4.原审法院认为“即便是基于代收款目的签订的协议，也应由双方合意变更或终止履行”，是对代收款关系的误读，也是对“合同相对性”原理的视而不见。5.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主张权利的行为，会使鹿苑天闻公司遭受不利益之情形”，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6.原审法院认为“鹿苑天闻公司未对《合作协议》的效力提出相反主张，就不能擅自变更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的协议主体地位”，而对施光耀的自认行为却置之不理，违背了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
鹿苑公司和施光耀辩称,ＸＸ不具有作为本案原告的主体资格。ＸＸ是和鹿苑公司有过邮件，但是没有合同关系。合作协议的双方一方是鹿苑公司，一方是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同意一审裁定。
ＸＸ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鹿苑公司及施光耀向ＸＸ连带支付居间报酬本金117.1万元，并支付相应违约金（以117.1万元为基数，按照每日千分之三的标准，自2013年8月2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5年4月7日，鹿苑公司依法注册成立。根据企业信用信息查询结果显示，该公司住所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曙光花园中路11号B座1511室，注册资本为555.56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施光耀。
2013年1月16日，ＸＸ通过其电子邮箱（×××）向鹿苑公司法定代表人施光耀的电子邮箱（×××）发送一封电子邮件，其内容包括：“总协调顾问协议附上，请参考。……施总，我们签一个电子邮件协议：1、因为我们的贡献在本次交易中很大，所以请提高合同中的首付比例，公司在收到第一笔首付450万后，在一个工作日内将200万汇入我们指定的账户，鹿苑公司没问题吧。如果首付降低，我们的费用按比例降低，在第二笔收到后，再付齐。因为我们有很大成本，如果拖延支付，每日的违约金为千分之三。本交易成功完成后，按照贡献分配合同约定奖励。2、我们在本次上市过程中从头至尾应真诚、全面、准确的协助汇泰公司完成本次上市，将汇泰的上市工作放在第一位，不因其他事情耽误汇泰的上市工作。如果您同意，请回复邮件‘同意’。”
2013年1月17日，鹿苑公司法定代表人施光耀通过其电子邮件向ＸＸ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其内容包括：“孙律：同意你的电签约定精神。鹿苑公司在收到首付款450万后，即向你指定的账户支付200万，但有一点小小补充，你得给我补一份合同，内容你定，另这200万应该是税前的吧。你改后的协议，我一会儿阅后再邮给你”。同日，ＸＸ通过其电子邮箱向鹿苑公司法定代表人施光耀发送一封电子邮件，其内容包括：“施总，我们律所下有一个公司，没税。可以用我们的公司签。如果用您的公司，是税后。上个邮件版本已经非常非常考虑到您的利益了”。
2013年4月3日，ＸＸ通过其电子邮箱再次向鹿苑公司法定代表人施光耀发送一封电子邮件，其内容包括：“施总：按照我们的网签的合同，200万/450万＊200万=88.89万元。施总，我这么尊重您，这已经是白纸黑字的文件，我们就顺利履行最好。同时，我们会帮忙把您的合同履行完。如果您违约，咱们前期的心血不是白费了吗？请施总7号上午把款汇到：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前门支行账号：×××ＸＸ”。
2013年4月4日，鹿苑公司法定代表人施光耀通过其电子邮箱向ＸＸ回复一封电子邮件，其内容包括：“孙律：电邮收到。谢谢你，让我有机会重新回顾了这个所谓‘电签’的全过程，相信你事先也一定认真阅读过。……你说照‘电签’走，就照‘电签’走。你说协商办，就协商办。都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没意见。如果你偏爱于走‘电签’之路，请你先核一下‘电签’的内容是否完备了，有没有空白或者缺位，相关的配套工作又怎么做，如合同、发票等？……”
2013年，鹿苑公司作为甲方，与乙方北京市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中银（成都）律所）签订一份合作协议。根据协议记载，为了加强甲方在执行汇泰公司借壳上市财务顾问（以下简称“汇泰项目”）工作过程中的法务保障，甲方特聘请乙方为其汇泰项目法务顾问。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愿凭自己的专业工作经验，为甲方提供法律服务。协议有效期限：自2013年1月1日起至目标公司上市公司股东通过汇泰公司借壳上市方案之日止。根据该协议规定的服务内容，乙方收取咨询服务费共计二百万元整。甲方每次从汇泰公司收到汇泰项目财务顾问服务费时，向乙方支付相应的咨询服务费，直至付清二百万元为止。付款金额：（甲方每次实际收款金额＊200万/450万）＊[1-6%（增值税）-0.72%（附加税）]。违约金：如甲方逾期支付上述咨询服务费，乙方有权收取每日千分之三的违约金。甲乙双方保证具有符合法律规定的资格签署该协议，该协议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将友好协商解决。协议自甲、乙双方授权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上述协议的落款处，分别加盖有鹿苑公司与中银（成都）律所的印章。
2013年4月17日，鹿苑公司通过银行汇款的方式，向中银（成都）律所（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人民南路支行；账号：×××）支付款项共计829000元。根据付款回单的记载内容显示，上述汇款的内容摘要为“咨询费”。
另查，根据北京市司法局的律师信息网上查询结果显示，ＸＸ本人系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目前其执业状态为正常。
诉讼中，ＸＸ称，其与鹿苑公司之间的居间合同关系通过往来电子邮件已经成立，因为双方对于付款方式等主要合同条款已经达成一致，只是需要就细节问题进行补充。同时，ＸＸ称，由于鹿苑公司对于所付款项要求有发票入账，故ＸＸ为满足该公司要求而指定可以开具发票的中银（成都）律所负责收款，而该所本身只是作为ＸＸ的代收款人。对此，鹿苑公司表示不予认可，并称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向ＸＸ回复电子邮件时，称其只是同意电签的精神，但是同时提出了补签书面合同的要求，所以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内容均应当以最终签订的书面合同为准。为此，鹿苑公司最终针对合作事项与中银（成都）律所签订了合作协议，并且实际支付了部分协议款项。
诉讼中，ＸＸ向法院分别提交了动车身份证确认单、携程机票确认单、携程饭店订单，均用于证明其实际为鹿苑公司履行居间义务的情况。对于上述证据材料，鹿苑公司对其真实性均予以认可，但不认可ＸＸ所主张的证明目的。此外，ＸＸ另向法院提交有一份中银（成都）律所出具的关于与鹿苑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的情况说明，其内容包括：“……2013年4月，ＸＸ先生通过刘广斌先生找到本所，因ＸＸ先生促成了鹿苑公司与汇泰公司之间签订了财务顾问合同，鹿苑公司应向ＸＸ先生支付200万元的居间费用，但鹿苑公司要求ＸＸ先生出具发票才能付款，在征得鹿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施光耀董事长的同意后，ＸＸ先生通过刘广斌找到本所出具发票，本所遂与鹿苑公司按其与ＸＸ先生约定的200万的居间费标准签订了合作协议。双方签署本合作协议的目的，除了本所为ＸＸ先生代收200万的居间费用外，双方实际并不履行此合同的其他权利义务，本所与鹿苑公司也无实际业务往来。2013年4月17日，鹿苑公司向本所汇入82.9万元居间费用，本所在扣除相关税费后，将剩余款66.32万元转入刘广斌先生的个人账户，后由刘广斌先生支付了ＸＸ先生此笔居间费用……”。同时，ＸＸ还向法院提交有一份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证明，其内容包括：“兹证明ＸＸ同鹿苑公司于2013年1月17日签署居间协议在先，我所同汇泰公司签署法律服务协议时间在后。ＸＸ作为自然人与鹿苑公司签署居间合同，不违反我所的各项规章制度”。
上述事实有ＸＸ提交的（2015）京方圆内民证字第05246号公证书（内容为ＸＸ与施光耀之间的往来电子邮件），鹿苑公司提交的合作协议、银行付款回单、律师信息网上查询结果等证据材料以及本案开庭笔录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ＸＸ主张其本人与鹿苑公司之间存在居间合同关系，故依约起诉要求鹿苑公司支付相应居间费用。对此，鹿苑公司则辩称该公司与ＸＸ之间并不存在上述合同关系。针对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上述争议焦点，以及本案现有证据情况，分别进行如下评述。
首先，根据ＸＸ与鹿苑公司法定代表人施光耀的往来邮件内容显示，双方确曾就鹿苑公司为汇泰公司的上市项目提供财务顾问服务，且鹿苑公司应按照从汇泰公司收到款项之相应比例支付费用，以及支付费用的具体时间等问题展开协商。同时，根据电子邮件内容显示，在双方就合同主要条款进行前述协商的同时，施光耀亦提出要求就此签订正式的书面合同。对此，ＸＸ则坚持认为双方往来的邮件内容本身已构成所谓网签合同。在此后的电子邮件内容中，ＸＸ与鹿苑公司法定代表人就双方之间合同是否完备的问题产生了意见分歧与不同认识。对此，一审法院认为，结合上述往来电子邮件的内容，双方当事人之间确曾就相关缔约问题展开协商，并就其中的部分约定内容形成有一致意见。
第二，从鹿苑公司所提交的合作协议文本来看，该公司正式与中银（成都）律所签订有书面协议。从协议约定内容来看，其有关鹿苑公司为汇泰公司借款上市项目提供财务顾问服务，鹿苑公司应按照汇泰公司的付款比例支付该协议项下款项，支付款项的具体时间及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诸方面内容，与ＸＸ和鹿苑公司法定代表人施光耀之间往来邮件的相关内容应属一致。对此，ＸＸ在本案诉讼中亦明确认可合作协议所涉及之事项，与其本人与施光耀于往来邮件中所协商之事项应属相同。有鉴于此，一审法院认为，从上述两方面证据的形成时间来看，合作协议的形成时间明显晚于上述电子邮件的形成时间，故对于鹿苑公司为汇泰公司借壳上市项目提供财务顾问服务的事项而言，该公司最终系将中银（成都）律所作为开展上述业务的合作相对方。
第三，本案中，ＸＸ主张中银（成都）律所系以开具收款发票之代收款人的身份与鹿苑公司签订书面合作协议，且亦提交有中银（成都）律所出具的书面情况说明在案佐证。对于ＸＸ的上述诉讼主张内容，一审法院发表如下几方面的意见：其一，从合同订立的角度来看，无论ＸＸ或中银（成都）律所系基于何种缔约动机签订书面合作协议，该协议内容本身均系缔约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体现。因此，即便需要对协议之内容进行变更或者终止履行，也应由缔约双方达成共同之意思表示。其二，从合同履行的角度来看，鹿苑公司已经向中银（成都）律所支付有部分合作协议项下款项，ＸＸ亦认可其本人已经通过中银（成都）律所取得相应款项。由此看来，书面合作协议目前并未出现履行方面的客观障碍，相关利害关系主体之期待利益也并未因此受到损失。其三，从合同目的的角度来看，即便确如ＸＸ本人所述，鹿苑公司系基于开具发票入账等原因选择与中银（成都）律所签订书面合作协议，那么ＸＸ个人提起本案诉讼，也与书面合作协议的订立初衷相违背，鹿苑公司可能由此遭受不利益之情形。其四，从合同相对性的角度来看，ＸＸ与中银（成都）律所之间关于通过何种方式向鹿苑公司主张权利的合意内容，并不当然对该公司产生合同上的约束力。在鹿苑公司并未对书面合作协议之效力提出相反主张的情况下，中银（成都）律所也无权擅自变更其相应协议主体地位。
结合上述各方面内容，一审法院认为，ＸＸ关于其个人与鹿苑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的诉讼主张，缺乏必要的事实与法律依据。因此，ＸＸ个人以合同纠纷为由提起本案诉讼，应属诉讼主体不适格。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ＸＸ的起诉。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是，ＸＸ是否为本案适格的原告，质言之，亦即ＸＸ与鹿苑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合同关系。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本案中，ＸＸ提供了与鹿苑公司法定代表人施光耀的往来邮件等证据，以证明ＸＸ与鹿苑公司之间的合同已经成立；而鹿苑公司则提交了该公司与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合作协议》，以对抗ＸＸ的主张，证明鹿苑公司的合同相对方系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而非ＸＸ个人。关于ＸＸ与施光耀往来邮件的性质问题，本院认为，从现有证据来看，ＸＸ系与施光耀就某事项的付款问题开展磋商，并就付款数额（200万元）、付款时间、违约金等问题形成一致意向，但双方对于合同是否完备、付款如何履行等问题产生了意见分歧与不同认识，双方并未依照电子邮件的约定履行付款。此后，鹿苑公司与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签订合作协议，协议中约定的付款数额、付款时间、违约金等与前述ＸＸ与施光耀电子邮件磋商内容相同，且双方均认可两处所涉付款系同一费用。合同签订后，鹿苑公司通过银行汇款的方式，向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支付款项共计829000元。诉讼期间，ＸＸ虽然提交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情况说明”，以证明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仅系为ＸＸ代收款而与鹿苑公司签订协议，但鹿苑公司对此并不认可。基于以上事实，本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ＸＸ与鹿苑公司之间的合同成立。原审法院认定ＸＸ作为原告的诉讼主体不适格，并据此驳回ＸＸ的起诉，处理并无不当。ＸＸ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胡嘉荣
审 判 员 伍 涛
代理审判员 丁少芃
二〇一六年十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赵 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