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6民终286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中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通市人民中路20号南通大厦A座9-10层。
法定代表人：许忠振，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原审被告）：许忠振。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江苏普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如东保利达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如东县新店镇社区居委会（通洋路48号）。
法定代表人：王锦国，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华，江苏李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江苏中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城公司）、许忠振因与被上诉人如东保利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达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如东县人民法院（2015）东商初字第010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9月27日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中城公司、许忠振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军，被上诉人保利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城投资公司、许忠振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保利达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借款合同并非上诉人提供担保时所对应的借款合同，而系保利达公司为谋取不当利益另行制作，即将原借款合同约定的月利率1.8%提高为2.5%。一审法院未对保利达公司提交的借款合同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不当。二、保利达公司向借款人徐某甲实际交付借款270万元，另30万元并未实际交付，而系当扣的利息，一审对该事实未予查明。三、案外人王锦国系保利达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徐某甲通过第三方向王锦国的汇款均系用于偿还案涉借款。虽然上诉人一审中仅提交了部分汇款单据，但徐某甲证实其共汇款近170万元，上诉人据此申请一审法院调查汇款人和收款人的账目往来以证明借款人还款事实，一审法院未予准许不当。四、据徐某甲透露，案涉借款在到期后已通过过桥资金偿还，现在的借款系续借，故上诉人不应再承担担保责任。
保利达公司答辩称：一、我公司提交给一审法院的借款合同客观真实，该合同每页均有徐某甲的签字、捺印，该合同一式三份，合同双方及担保人各执一份，保证合同也明确载明保证人已收到并阅知所担保的主合同，因此如上诉人认为我公司提交的借款合同虚假，其可以提交其或徐某甲各自持有的借款合同进行比对，且徐某甲作为借款人，其为了维持自身的利率，不可能在调高利率的合同上签名，从而多支付�息。二、徐某甲已收到借款300万元。我公司当时账户中仅有278万元，不足支付300万元，故以转账方式支付270万元，以现金支付30万元，合乎情理。三、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的银行汇款凭证均系复印件，对其真实性无法确定，即使汇款事实存在，也与本案没有关联，我公司从未收到徐某甲的还款，也未授权王锦国代本公司收取借款本息，更未告知徐某甲将款项还至王锦国个人账户。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保利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中城公司、许忠振偿还我公司借款300万元，并按每月2%的利率标准给付自2013年9月4日始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暂计算至起诉之日为156万元，以上共计456万元。2、判令中城公司、许忠振承担我公司律师费20万元。3、判令中城公司、许忠振承担因诉讼而产生的一切诉�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保利达公司于2015年10月9日由原如东县保利达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变更而来，原法定代表人为吴健宇，于公司名称变更之日变更为王锦国。经营范围为面向“三农”发放小额贷款，以及经省主管部门审批的其他业务。
2013年9月4日，徐某甲与保利达公司签订借款合同一份，约定徐某甲因短期流动资金周转需要向保利达公司借款人民币3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3年9月4日起至2013年12月3日止，借款月利率为25‰，按月结息，每月20日为结息日。合同第六条约定，本合同项下借款的保证方式为保证担保，由中城公司、许忠振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合同编号为如保保字【2013】第080号，担保合同另行签订。合同第九条付款形式约定，本借款分两次发放，第一次现金支付30万元，第二次银行转账270万元。合同还对贷款人、借款人�利义务、违约责任、争议的解决事项等进行了约定。同日，债务人徐某甲、债权人保利达公司、保证人中城公司及许忠振三方签订编号为如保保字【2013】第080号保证合同一份，约定中城公司、许忠振为债务人依主合同与债权人所形成的债务提供保证担保，被保证的主债务金额为人民币300万元，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鉴定费、律师代理费、差旅费等）和实现债权的其他一切费用。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合同项下有多个保证人的，各保证人共同对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签订当日，保利达公司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借款人徐某甲支付人民币270万元，�利达公司又向徐某甲支付现金人民币30万元，徐某甲向保利达公司出具收到现金30万元的收条一份。借款到期后，因徐某甲未能还本付息，担保人也未履行担保义务，保利达公司遂诉至法院。
另查明，保利达公司因本次诉讼委托江苏李华律师事务所代理诉讼，签订有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支付律师代理费人民币2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保利达公司与借款人徐某甲所签订的借款合同以及保利达公司与徐某甲、担保人中城公司、许忠振所签订的保证合同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借款合同签订后，保利达公司依约向借款人徐某甲交付了合同约定的款项，其中270万元通过银行转账支付，30万元以现金方式支付，有银行交易凭证以及徐某甲出具的收到30万元现金的收条可以证实。中城公司、许忠振抗辩认为，其中30�元现金徐某甲未实际收到，并提供徐某甲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因徐某甲系借款人，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借款合同中对付款方式有相应的约定，其中30万元为现金支付，徐某甲也出具了收条，中城公司、许忠振没有证据足以推翻保利达公司的证据，故对其该项抗辩不予采信。中城公司、许忠振抗辩认为徐某甲已归还借款170万元，也无相应的证据证实，其提供的南通工利衡器厂和南通百益商贸有限公司以及徐某甲本人向王锦国汇款的银行汇款凭证，因系复印件，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即使汇款事实存在，也不能证实与本案存在关联性，理由：1、汇款凭证上未注明系归还案涉借款，付款用途注明的是“其他”，其中一份付款人为南通工利衡器厂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付款用途为稿费、演出费等劳务收入。2、王锦国于2015年10月9日才担任保利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银行�款凭证上体现的汇款时间均为2014年。更何况保利达公司的主体是保利达公司而非王锦国个人。3、有证据证明徐某甲与王锦国于2013年签订有聘用合同，双方之间存在其他业务往来。故中城公司、许忠振提供的汇款记录不能证明系徐某甲向保利达公司的还款，与本案不存在关联性。中城公司、许忠振与保利达公司签订保证合同，自愿为保利达公司与徐某甲所签订的借款合同项下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范围包括借款本金、利息、律师费、诉讼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其意思表示真实、合法，保证人应当在保证范围内对徐某甲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由于徐某甲未能偿还借款本息，现保利达公司要求保证人偿还借款本息及相关费用，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支持。合同中约定的月利率为25‰，超出了法律、法规的限制性规定，审理中保利达公司主张按照年利率24%计算利息，符合法律规定，依法予以支持。关于利息，保利达公司主张从2013年9月4日按年利率24%计算至起诉之日（2015年11月20日），利息应当为161.万元，保利达公司起诉主张156万元，未超出该金额，应予支持。关于保利达公司主张的律师代理费，双方签订的保证合同有相应的约定，保利达公司也已实际支付，且不超出规定的收费标准，在保证担保的范围，应由中城公司、许忠振给付。据此判决：一、中城公司、许忠振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保利达公司借款人民币3000000元；二、中城公司、许忠振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保利达公司借款利息人民币1560000元（计算至2015年11月20日）。自2015年11月21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以未还本金为基数，按照年息24%标准计算；三、中城公司、许忠振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保利达公司律师代理费人民币200000元等。
本院二审期间，围绕上诉请求，上诉人申请徐某乙到庭作证。证人徐某乙陈述：其与徐某甲、王锦国是多年的朋友。大约三年前徐某甲向王锦国借款，借期一年，徐某甲需每月支付王锦国一笔款项，具体是支付利息还是归还本金其不清楚，后徐某甲有五六次没有按期给付，王锦国曾打电话给徐某乙，让其督促徐某甲将钱给付王锦国。2015年春节徐某甲又未付款，王锦国找徐某乙调解，还说借款要过诉讼时效，需将手续重新完善。在王锦国起诉前一个月，徐某乙与王锦国公司的会计及徐某甲在一个茶座见面，王锦国公司的会计让徐某甲重新签订了《借款合同》、财务表等，合同签署时间还写原合同时间。王锦国起诉后，徐某甲告诉其借款利息比原合同约定的提高，从月利率1.8%上升到2.5%。
经质证，上诉人认为证人证言证明保利达公司提交的借款合同可能系2015年补签，借款人徐某甲也告知上诉人该份合同系2015年补签，故上诉人申请对该份合同的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
保利达公司认为，证人证言与事实不符，案涉借款发生于2013年9月，证人称借期一年，则到2014年9月期满，而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为两年，因此其称为防止时效届满而于2015年重签合同，明显与法律规定不符；徐某甲作为商人会经常签订合同，不可能对借款合同中的利率突然提高0.7%不在意，也不可能签了借款合同后，自己不持有一份。因此证人徐某乙的证言不具有证明力。
为进一步查明本案事实，本院通知徐某甲到庭作证。徐某甲陈述，2013年3月份其在交通银行的一笔贷款逾期，遂通过许忠振向保利达公司借款300万元以归还贷款，因还贷之后交通银行未再放款给其，其未能归还保利达公司的借款，王锦国收取其过桥费后即帮其续借，即案涉2013年9月3日的借款；300万元借款其只收到270万元，其余30万元系当扣的利息，未实际收到；案涉借款到期时其已通过王锦国借得过桥资金归还；2013年3月份的借款月息是六分，从9月份开始按月息3.33%的标准每月支付利息十万元，款项有时以现金方式给付王锦国，有时从南通工利衡器厂账上汇到王锦国银行卡上，共计给付170万元；2013年9月3日可能存在月息为1.8%和2.5%两份借款合同，签订时间标注为2013年9月4日的合同系2015年补签，2013年9月3日、9月4日的借款合同均系其本人签名；一审中保利达公司提交的“聘请财务顾问合同书”中“徐某甲”的签名系其本人所签，超过1.8%之外的利息就以财务顾问费的形式支付。关于签订合同的次数，徐某甲先陈述，2013年3月、9月各签订一次，2015年补签过一次。后又称月息2.5%的合同，无论签约时间标注为2013年9月3日还是9月4日，均系补签。
经质证，两上诉人认为徐某甲的证言能与本案的很多事实相互印证，王锦国为保利达公司的原股东，徐某甲请上诉人为其借款提供担保合同也是由王锦国联系，因此徐某甲每月向王锦国支付利息10万元，再由王锦国代徐某甲偿还保利达公司利息合乎情理。
保利达公司认为徐某甲的证言不可信，其先称2013年9月3日分别签订月息为1.8%和2.5%的合同，后又改口称当日签订的是月息1.8%的合同，而根据借款合同第十三条的约定，合同一式三份，徐某甲称原合同约定月息为1.8%，其应提交原合同作为证据，如果其无法举证，则应以保利达公司提供的借款合同为准。至于徐某甲所称原来的借款月息是六分，后来为三分三，均属其单方陈述，无其他证据证明，不应该得到采信，且合同约定的月息为2.5%，�某甲作为一个生意人，不可能按照六分或者三分三来支付相应的利息。
保利达公司提交下列证据：1、2013年12月、2014年1月其公司用于发放贷款账户的银行流水明细，以证明案涉贷款到期后其公司未有300万元进账，进而证明上诉人未还款。2、签约时间为2013年9月3日的借款合同原件一份，以证明双方曾于2013年9月3日签订案涉借款合同，后因一时未找到该合同，就让徐某甲补签了一份与原借款合同内容一样的合同，两份合同的区别在于补签合同的最后一页贷款人处有保利达公司会计管进的签字，签约时间也写成2013年9月4日；一审中保利达公司提交的系补签合同的原件和原借款合同的复印件。
经质证，上诉人认为虽然徐某甲已经对2013年9月3日的借款合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徐某甲又称利率为2.5%的合同均系后补，故上诉人仍需申请对保利达公司提�的签约时间为2013年9月3日、9月4日的两份借款合同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对银行流水明细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案涉借款可能在2014年2月之后归还，故请求法院调取自2013年9月借款时起直至2015年6月的银行流水明细。
本院认证如下：证人徐某乙、徐某甲的证言中关于《借款合同》存在2015年补签的事实陈述一致，且二审中得到保利达公司的确认，故本院认定案涉《借款合同》存在补签的事实；徐某甲认可“聘请财务顾问合同书”的签名真实，对其与王锦国之间存在聘用关系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徐某乙、徐某甲的其余证言均无相应证据佐证，保利达公司亦不予认可，故对其证明力本院不予采信。
保利达公司提交的2013年9月3日的借款合同中加盖有保利达公司的印章和徐某甲的签名，徐某甲对其签名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故对该借款合同系保利达公司与徐�甲签订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对2013年12月份、2014年1月份保利达公司的银行流水明细的真实性上诉人并无异议，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采信。
另查明：1、徐某甲与保利达公司除签订有签约时间为2013年9月3日的《借款合同》外，还签订有签约时间为2013年9月4日的《借款合同》，其中前者签约时间中的某年、某月、某日为打印形成，后者则为手写而成。对于其中哪份系原合同，哪份系补签双方当事人有争议，保利达公司主张签约时间为2013年9月3日的《借款合同》为原合同，签约时间为2013年9月4日的《借款合同》为补签，中城公司、许忠振则主张两份合同均系补签，并要求对两份合同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
2、上述两份《借款合同》第十三条均约定，本合同一式三份，双方当事人、�保人各一份，效力相同。
3、中城公司、许忠振（保证人）与保利达公司（债权人）、徐某甲（债务人）签订的《保证合同》首部载明，保证人已收到并阅知所担保的主合同，愿意为债务人依主合同与债权人所形成的债务提供担保。
4、2013年12月至2014年1月，保利达公司用于发放贷款的账户中未有300万元的进账。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案涉借款合同是否真实？2、借款金额是300万元还是270万元，其中主要涉及30万元是否交付？3、案涉借款有无归还？
本院认为，保利达公司与案外人徐某甲存在借款合同关系，中城公司、许忠振与保利达公司之间存在担保合同关系，上述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关系的建立均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保利达公司出借300万元后，徐某甲未能按约还款，保利达公司起诉连带责任保证人中城公司、许忠振承担偿还本息的责任，应予支持。现就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分述如下：
关于案涉借款合同的真实性问题。二审查明，保利达公司与徐某甲之间就2013年9月3日的借款曾在2015年补签过合同，保利达公司主张签约时间为2013年9月3日的《借款合同》为原合同，签约时间为2013年9月4日的《借款合同》为补签的合同，中城公司、许忠振则主张两份合同均系补签。证人徐某甲先称2013年9月3日的是原合同，且9月3日的合同签有月息1.8%和2.5%两份，2013年9月4日的合同为2015年补签，后又称月息2.5%的合同（即保利达公司提交的案涉两份借款合同）均为补签，其陈述前后矛盾，亦与其所称仅补签过一次合同不能吻合，况且2013年9月3日《借款合同》的签约时间系打印形成，而2013年9月4日的《借款合同》的签约时间为手写，根据常理判断，该两份�约时间不同、书写方式不一的合同不可能为同时签订，也就不可能均为补签，因此可以推定其中一份为原合同，一份为补签的合同，而补签合同与原合同系针对同一笔借款，且内容完全一致，故本院对两份《借款合同》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此外，根据案涉《借款合同》、《保证合同》的约定，两上诉人作为保证人应持有《借款合同》，其主张保利达公司提交的两份《借款合同》均非原合同，原合同月利率为1.8%而非2.5%，则其应提交其持有的合同以证明其主张，其不能提交，应作出对其不利的认定。故对其要求对两份《借款合同》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的申请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案涉借款中30万元有无交付问题。中城公司、许忠振上诉主张300万元借款中的30万元未实际交付，徐某甲作证时亦称30万元系当扣的利息，其未实际收到。对此本院认为，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具体理由如下：借款合同明确约定，案涉借款分两次发放，第一次现金支付30万元，第二次银行转账270万元，保利达公司分两次放款系按合同约定履行放款义务；徐某甲出具的收条中明确载明其已收到保利达公司现金30万元，现其否认收到该款，明显与收条反映的事实不符，在上诉人无其他证据足以推翻保利达公司提交收条的证明力的情况下，根据证人证言的证明力低于书证证明力的证据采信规则，本院认定徐某甲已收到保利达公司的30万元现金。
关于案涉借款有无归还问题。上诉人的主张分两个层次，一是认为徐某甲已归还部分借款，二是认为案涉借款属续借，即原借款已归还。首先，上诉人的该两项主张存在矛盾，既认为部分归还，又认为全部归还。其次，即便忽略其主张的矛盾之处，其主张也不能成立。1、关于徐某甲有无归�部分借款问题。一审中上诉人提交了南通工利衡器厂的证明及六张汇款凭证的复印件，以证明徐某甲通过其控制的工厂向保利达公司归还170万元，首先保利达公司对复印件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其次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仅能反映汇款金额为60万元，且收款人为王锦国，且大部分汇款未注明用途，有一张汇款单注明用途为稿费、演出费等劳务收入，不能反映为徐某甲的还款。且徐某甲与王锦国个人之间存在业务往来，双方签订有“聘请财务顾问合同书”，而当时王锦国并非保利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保利达公司又否认其曾委托王锦国向徐某甲收取案涉借款及利息，故不能当然认定徐某甲向王锦国的汇款系归还案涉借款。2、关于案涉借款是否属续借问题。上诉人称案涉借款属续借，仅有徐某甲的证言可以佐证，但从被上诉人提交的银行流水明细看，2013年12月至2014年1月期间，保利达公司的账户中并未有一笔300万元的进账，上诉人也不能指出保利达公司的其余进账中哪些是其还款，因此上诉人称案涉借款到期时徐某甲通过王锦国借得过桥资金归还无事实依据，对其要求本院调取自2013年9月起至2015年6月的银行流水明细的申请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中城公司、许忠振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原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4880元，由江苏中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许忠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戴志霞
审 判 员 蔡荣花
代理审判员 刘丽云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陆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