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绍民终字第129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诸暨携手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诸暨市浣纱北路41幢47－48号。
法定代表人洪国平。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卢广辉，浙江中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仕锋。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罗浩，浙江博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张渝佳。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华运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庆春路66号402室。
法定代表人钱日文。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秦犁。
上诉人浙江诸暨携手旅行社有限公司因侵权责任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2014）绍诸民初字第18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9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0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浙江诸暨携手旅行社有限公司之委托代理人卢广辉、被上诉人郭仕锋及其委托代理人罗浩、被上诉人杭州华运旅行社有限公司之委托代理人秦犁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6月20日，被告华运旅行社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被告携手旅行社签订合作协议一份，约定甲方拟于2013年8月30日开行宁夏、内蒙（通湖草原）、西宁、青海湖、嘉峪关、敦煌、新疆（吐鲁番、乌鲁木齐）、平遥古城专列14日旅游专列，乙方合作招徕客人。甲方负责旅游专列的申报、审批和行程的设计；团队的操作、地接社的选择、地接价格的确定、团队操作人员的选择等；乙方负责本次活动诸暨地区的营销策划、宣传和游客组织发动工作，承担活动运作的风险；乙方提供旅游合同和收据与客人签订旅游合同和收取团款，如有客人需要开具发票，也由乙方自行提供；甲方负责统一安排全陪工作人员，乙方可根据收客人数按一定比例派出全陪人员，带团补助费用由甲方承担，乙方派出的全陪人员必须符合甲方要求；此次旅游专列由杭州华运旅行社有限公司联合江西家天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主办，由甲方代办团队旅游意外保险（最高保额30万，最高医疗保险3万）；如乙方强烈要求自行购买意外险，出现游客意外则由乙方全权负责理赔事宜，与甲方无关，包、帽由乙方自行提供。以上指定地区招徕的客人，甲方按300元／人的标准返利给乙方，如需切位，可按切位标准进行返利。2013年8月9日，原告郭仕锋报名参加了被告携手旅行社在市区某住宅小区宣传的“宁夏、内蒙、青海等地夕阳红丝绸之路旅游专列”活动，向被告携手旅行社交纳了专列款3980元，携手旅行社出具给原告收据一份，载明款项内容为“专列款”，摘要“8月30日大西北专列非空调硬卧上铺3980元”，并加盖携手旅行社发票专用章。双方未签订书面旅游合同。2013年8月30日，原告乘坐被告华运旅行社安排的专列赴大西北旅游。9月3日13时20分，原告乘坐青海青藏国际会务中心所有的、李忠驾驶的大型普通客车，在青海省西宁市国道109线2185公里＋284米处，由于下雨路滑，超速行驶，采取措施不当，导致车辆驶下公路右侧、与路边的网围栏相撞后侧翻，造成一人死亡，原告在内的39人受伤的交通事故，该事故经当地公安交警部门认定，驾驶人李忠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根据被告华运旅行社庭审陈述，青海青藏国际会务中心系受被告华运旅行社合作的地接社青海启明星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为本次旅游活动提供客运服务。原告郭仕锋伤后在青海大学附属医院住院治疗26天，诊断为“左锁骨粉碎性骨折”。该院出具证明，证明原告术后左锁骨滞留钢板一块。原告在青海大学附属医院治疗支出的费用已由青海青藏国际会务中心垫付。原告于2013年9月30日乘坐飞机返回诸暨，在诸暨市中心医院继续门诊治疗，支出医疗费265.46元，该院出具医疗证明单，证明原告术后取内固定，费用约7000元。2014年4月28日，原告委托绍兴明鸿司法鉴定所对损伤造成的误工、护理、营养时限进行鉴定，支出鉴定费1360元。另查明，原告郭仕锋受伤前在诸暨市张铁平化纤厂工作，签订劳动合同。原告户籍所在地村委会出具证明证实原告尚在该厂工作。2014年1月，原告郭仕锋等旅游者向有关部门进行投诉，要求退还旅游团款。1月22日，原告在内的5人与被告携手旅行社达成调解协议，约定2014年1月25日下午3：00前，由杭州华运旅行社退还本次未发生旅游团款叁仟伍佰元整（3500元），郭仕锋等五名旅客不再追偿旅游团款（携手旅行社协助杭州华运旅行社代办）。被告携手旅行社按约定支付给原告旅游退款3500元，原告出具了收条。2014年2月13日，诸暨市风景旅游管理局认为携手旅行社未与游客签订《国内旅游合同》，违反了《旅行社条例》的规定，对被告携手旅行社作出停业整顿一个月的行政处罚决定。
原审判决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的焦点是被告携手旅行社、被告华运旅行社是否系侵权责任主体，应否对原告郭仕锋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旅游纠纷若干规定》）第七条规定，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旅游者请求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郭仕锋向携手旅行社交纳旅游团款，携手旅行社出具收据，双方形成旅游服务合同关系。携手旅行社辩称，其受被告华运旅行社的委托，只负责诸暨地区游客的招徕工作，仅仅是旅游辅助服务者。该院认为，被告携手旅行社以自己的名义承揽原告委托的旅游业务，在宣传招徕资料、广告、行程和线路计划材料上，并未标明为接受组团社委托的代理招徕，亦未标明组团社的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在出具的发票上亦未标明“代××旅行社收取××旅游线路团款”字样。审理中，亦未能举证证明就上述事项已向原告作明确告知，并得到原告的同意。作为原告，基于对携手旅行社履行能力了解和信任的基础上，选择其作为旅游服务的提供者。故与原告建立旅游服务合同的合同相对人为携手旅行社，其所提供的服务应当符合保障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携手旅行社未经原告同意或在原告不完全知情的情况下，将原告委托的旅游业务交给华运旅行社完成，其所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不发生转移的效力。对被告携手旅行社否认与原告建立旅游服务合同关系的辩述意见，该院不予采信。被告华运旅行社系本次旅游专列活动的主办方，旅游专列的申报、审批，团队操作及地接社的选择均由其完成，属于实际提供旅游服务的旅游经营者。华运旅行社关于其仅是旅游辅助服务者的辩称，与事实不符，该院不予采信。华运旅行社组织原告等人出团旅游，所提供的食宿、交通运输等服务亦应当符合保障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青海青藏国际会务中心受华运旅行社合作地接社的委托，协助华运旅行社履行旅游合同义务，属于旅游辅助服务者，与旅游者之间并未直接形成旅游服务合同关系，其为旅游者提供的交通服务是华运旅行社履行旅游服务合同义务的延续，应认定为代表华运旅行社的行为。青海青藏国际会务中心代表华运旅行社为旅游者提供交通服务的过程中未能安全驾驶造成车辆侧翻，致郭仕锋的身体受到伤害，华运旅行社应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携手旅行社作为旅游服务合同的相对方，未经原告同意，与华运旅行社合作经营原告委托的旅游业务，两被告的行为属于共同侵权行为。现原告郭仕锋在旅游期间发生了交通事故，身体受到损害，并选择以侵权之诉作为其请求权基础，要求两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予以支持。另，被告携手旅行社辩称，原告没有将实际侵权行为人追加为被告，则失去了起诉的前提。该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这是民事诉讼法关于当事人依法处理原则的规定。审理中，原告撤回对青海青藏国际会务中心的起诉，系对民事诉讼权利的处分，并无不当。被告携手旅行社提出的答辩意见理由不足，该院不予采纳。对原告郭仕锋因本次事故受伤造成的经济损失，该院确定如下：（1）医疗费265.46元；（2）后续治疗费7000元；（3）误工费，根据原告伤势情况，并结合其年龄状况等因素，误工时间支持147天，按100元／天计算，合计14700元；（4）护理费7317元（121.95元／天×60天）；（5）交通费2290元；（6）住院伙食补助费810元；（7）营养费2700元；（8）鉴定费1360元；（9）精神损害抚慰金，精神损害赔偿的主要功能是填补和抚慰受害人的精神损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相关规定，是否判令侵权人承担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如何确认数额，应结合侵权人的过错、损害后果、当地一般生活水平、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等因素综合考虑确定。鉴于本案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负有全部过错，原告之人体损伤虽未构成伤残，但其伤势不轻，并且，远在他乡享受旅游服务过程中遭遇事故，精神上遭到一定损害，该院酌情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以上合计38442.46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十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浙江诸暨携手旅行社有限公司、被告杭州华运旅行社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连带赔偿原告郭仕锋医疗费、继续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司法鉴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营养费等经济损失38442.46元；二、驳回原告郭仕锋其余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32元，依法减半收取566元，由被告浙江诸暨携手旅行社有限公司、被告杭州华运旅行社有限公司负担。
上诉人浙江诸暨携手旅行社有限公司上诉称：一、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上诉人为涉案旅游线路的旅游经营者、为本案的侵权人属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为旅游经营者、为本案的侵权人主要理由：一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郭仕锋出具的收据未标明“代xx旅行社收取xx旅游线路团款”，未签订旅游服务合同；二是上诉人未能举证证明就被上诉人杭州华运旅行社有限公司委托上诉人招徕游客的事项告知被上诉人郭仕锋；三是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杭州华运旅行社有限公司之间的合作协议未明确为委托合同，协议中未出现委托等字样。一审法院对此事实认定是错误的，是断章取义的。第一，上诉人出具的收据上标明的是“专列款”，按照旅游行业的惯例，如果这笔费用全部是属于上诉人收取的，是由上诉人负责旅游线路的，标明的是旅游费，不可能写“专列款”，至于出收据时未标明“代xx旅行社收取xx旅游线路团款”，未签订旅游服务合同，只是操作上的不规范，对此，根据《关于试行旅行社委托代理招徕旅游者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上诉人的上述行为只是违规操作，并不能以此认定上诉人是该线路的旅游经营者，该收据就可以直接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郭仕锋之间是旅游服务合同关系。而且上诉人因为违规操作，已经受到了诸暨市风景旅游管理局行政处罚，该处罚也已经认定上诉人是因为委托招徕游客业务不规范没有签订旅游服务合同而受到行政处罚的。第二，上诉人已经充分举证被上诉人郭仕锋是明知上诉人是受被上诉人杭州华运旅行社有限公司委托代理招徕游客的。如被上诉人郭仕锋自己的陈述，被上诉人郭仕锋是看到旅游专列介绍海报到上诉人处报名的、交纳专列款即领取了出团通知书，登陆专列旅游车的接送、所穿旅游服装等都是显示被上诉人杭州华运旅行社有限公司的名称，而且该海报明确写明的报名地址是上诉人处。上诉人处只是报名参加旅游、交纳专列款的地方，而且当时上诉人已经向被上诉人郭仕锋口头解释他们只是负责委托招徕游客的工作，不负责出团，不负责接送业务，这点与被上诉人郭仕锋的陈述是一致的，如果是上诉人组团的，出团通知书、游客的接送均应是上诉人负责和出具的。事后被上诉人郭仕锋在领取退还的专列款收条上的签字、旅游投诉调解书、行政处罚决定书里，也是认可知道上诉人是委托招徕的，即使是事后确认，根据法律规定，在没有任何欺诈、胁迫、重大误解的情况下，这样的追认也是有法律效力的，不能以当时没有书面告知来否定事后的追认不具有法律效力。第三，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杭州华运旅行社有限公司之间的合作协议中没有出现委托等字样，在职责方面没有体现上诉人代理了被上诉人郭仕锋的项目，而是对合作项目中的工作职责进行了细分。一审法院对该合作协议是断章取义，是片面的理解。根据合作协议第二页的内容，明确写明了上诉人不得跨区代理的字样，该代理的字样明确双方之间是委托代理。该合作协议也明确了超出诸暨地区的活动与上诉人无关。庭审的时候，被上诉人杭州华运旅行社有限公司的代理人也是明确陈述，诸暨地区的游客招徕是委托上诉人办理的，其他地区的游客招徕工作是委托其他地区代理的。该合作协议的内容其实包含两个业务，一个是委托招徕游客，另一个是切位旅游合作，所谓切位旅游合作，就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合作经营旅游线路中的一段或几段，如果上诉人需要该合作的，由上诉人派出全陪人员参加，相应的保险由上诉人自行购买，被上诉人杭州华运旅行社有限公司按照合作的旅游线路将旅游费支付给上诉人的一种旅游行业的盈利模式，根据庭审调查的情况来看，上诉人并未参与切位旅游合作，只是合作了委托招徕游客的业务。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将旅游业务委托给被上诉人杭州华运旅行社有限公司完成，属事实认定错误。一审判决认定：“携手旅行社未经原告同意或在原告不完全知情的情况下，将原告委托的旅游业务交给华运旅行社完成，其所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不发生转移的效力”，该认定完全不符合事实。如前所述，被上诉人郭仕锋是清楚知道海报的内容，清楚知道出团通知书是被上诉人杭州华运旅行社有限公司出具的，清楚知道接送的人员、旅游的服装等都是被上诉人杭州华运旅行社有限公司的。根据合作协议的内容，旅游业务是被上诉人杭州华运旅行社有限公司的。一审法院对于上诉人将旅游业务委托给被上诉人杭州华运旅行社有限公司完成的认定与一审法院对于被上诉人杭州华运旅行社有限公司是旅游业务的主办方，旅游专列的申报、审批、团队操作及地接社的选择均由其完成的认定自相矛盾。另一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杭州华运旅行社有限公司是活动主办方，是实际提供旅游服务的旅游经营者，而对上诉人仅认定是旅游服务的提供者，是否为旅游服务经营者未进行确认。三、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为本案的侵权人，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对被上诉人郭仕锋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的主要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条和第10条，系法律适用错误。第7条规定的是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旅游者请求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而承担责任是违约责任还是侵权责任、补充责任，该条并未规定，应根据具体案情和诉请而定。第10条规定的是旅游经营者擅自将其旅游业务转让给其他旅游经营者，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遭受损害，请求与其签订旅游合同的旅游经营者和实际提供旅游服务的旅游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而根据上述的情况和一审法院的认定来看，并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上诉人将旅游业务转让给被上诉人杭州华运旅行社有限公司，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杭州华运旅行社有限公司将旅游业务转让给上诉人。另外，一审判决认定了青海青藏国际会务中心为本案旅游辅助服务者，根据第7、9条，其为本案必要的诉讼人，应为本案的被告，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但一审法院遗漏了该必要的诉讼人，属程序违法。综上，请求二审撤销原审判决，裁定驳回起诉或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郭仕锋答辩称：一、一审法院对本案中事实认定正确。1、上诉人强调收据上是专列款而不是旅游款，以此说明是代理，这是上诉人强词夺理。收据写的专列款的专列仅仅是该旅游项目的统称，并不能说明其所要表达的意思，而也恰恰使被上诉人郭仕锋在付款时认识到所缴的款项是旅游专列服务的款项。旅游专列仅仅是上诉人开发出来的一个产品，被上诉人郭仕锋接受了这个旅游服务，整个过程都视为上诉人在履行义务。2、上诉人多次强调代理招徕、未签订合同是违规操作，正因为上诉人的违规操作才导致被上诉人郭仕锋认为旅游相对人是上诉人，上诉人受到的相应行政处罚并不能代替其所要承担的责任。3、上诉人所列举的海报等只能说明杭州华运旅行社有限公司提供了实际旅游服务，并不能证明上诉人就是委托代理关系。海报的报名处是上诉人处，恰恰可以说明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上诉人为代理，但是被上诉人郭仕锋在报名时，上诉人并未说明。或者从某种角度上说，上诉人不想说明，假如明确说是代理，旅客可能会担心万一出事情，到杭州维权比较麻烦而不报名。4、上诉人认为调解书、行政处罚有委托代理内容，是被上诉人郭仕锋追认的。但是调解书自认事实不能作为证据适用，因为当时被上诉人郭仕锋是出于尽快解决退旅费问题在调解时作出妥协。行政处罚中认定的事实不能作为本案认定的依据，上诉人并不能提供证据证明作出的行政处罚是对本案充分调查的前提下作出的。5、上诉人认为合作协议是委托协议，但根据协议的内容看，恰恰可以说明旅客在报名参加专列后，根据协议上诉人将旅游业务转让给杭州华运旅行社有限公司，而转让情况被上诉人郭仕锋是不知情的。6、上诉人认为旅游业务本来是杭州华运旅行社有限公司，不存在将业务委托给杭州华运旅行社有限公司，这不是事实。上诉人以自己的名义接旅游业务，消费者直接接受者是上诉人，不管谁是主办方，上诉人都是旅游业务的提供者，上诉人要借助杭州华运旅行社有限公司的平台，才能提供旅游产品，杭州华运旅行社有限公司是主办方也是参与者，一般消费者都会认为是上诉人给一部分团费给杭州华运旅行社有限公司，根据协议是上诉人将全部团款给杭州华运旅行社有限公司，全部操作给杭州华运旅行社有限公司完成，这恰恰说明是转让关系。7、上诉人认为自己不是实际侵权人，是对相关的法律理解错误，被上诉人所说的侵权人是基于这次提供旅游服务基础上的侵权关系而言的。作为合同的相对方，上诉人应当是侵权人之一。二、一审法院适用的法律是正确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杭州华运旅行社有限公司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在整个过程中，杭州华运旅行社有限公司跟家天下作为经营者，上诉人是签约社，杭州华运旅行社有限公司至今未收到上诉人的旅游费。被上诉人杭州华运旅行社有限公司愿意承担该承担的责任。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浙江诸暨携手旅行社有限公司在二审中提供证据如下：证据1、浙江专列旅游合作社团款确认件；证据2、诸暨市风景旅游管理局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证据3、关于2013年度受理旅游投诉的反馈函；证据4、关于丝路旅游团hzhy20130830西宁事故退团退款说明。上述证据共同要求证明：被上诉人郭仕锋是清楚知道上诉人是受委托代理杭州华运旅行社有限公司的游客招揽业务、杭州华运旅行社有限公司通知上诉人退款给郭仕锋等四人以及本案所涉的旅游专列款的全部款项均应支付给杭州华运旅行社有限公司的事实。被上诉人郭仕锋质证认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即使是真的，也不是二审中的新证据。退一步说，诸暨市旅游局的意见也仅仅是其单方面出具的文书，意见的内容并不能够证明旅游局是对本案充分了解之后作出的，特别是代理字样与本案真实情况有出入，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予以认定。被上诉人杭州华运旅行社有限公司质证认为，上诉人提供的都是复印件，也没有盖章，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本院经审查后认为，上述证据均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第（二）项之“新的证据”的规定，故本院依法均不予认定。
被上诉人郭仕锋、杭州华运旅行社有限公司在二审中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被上诉人郭仕锋向上诉人交纳旅游团款，上诉人出具收据，双方形成旅游合同关系。上诉人虽主张其只是受被上诉人杭州华运旅行社有限公司的委托，负责招徕游客和收取旅游团费，实际系由被上诉人杭州华运旅行社有限公司安排旅游活动，其在本案中无需承担责任，然本案经审查，上诉人的主张不能成立，理由如下：本案中上诉人系以自己的名义经营旅游业务，其在宣传招徕资料、广告、行程和线路计划材料上，并未标明为接受组团社委托的代理招徕，也未标明组团社的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其在出具给被上诉人郭仕锋的收据上，加盖的也是上诉人的发票专用章，并未标明“代××旅行社收取××旅游线路团款”字样。同时，上诉人也未能举证证明已明确告知被上诉人郭仕锋其只是代理招徕业务，并且得到了被上诉人郭仕锋的同意。另，上诉人虽与被上诉人杭州华运旅行社有限公司订立《合作协议》，但双方并未有旅游合同权利义务一并转让之约定，而是明确载明甲方（指被上诉人杭州华运旅行社有限公司）“负责旅游专列的申报、审批和行程的设计；团队的操作、地接社的选择、地接价格的确定、团队操作人员的选择等”，乙方（指上诉人）“负责本次活动诸暨地区的营销策划、宣传和游客组织发动工作，承担活动运作的风险。提供旅游合同和收据与客人签订旅游合同和收取团款等”，即表明上诉人并未退出本案旅游合同关系。且对于上述合作协议，并未经被上诉人郭仕锋同意，其在与上诉人建立旅游合同关系之时对合作协议也并不知情。故上诉人始终系被上诉人郭仕锋的旅游合同相对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杭州华运旅行社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属于擅自转让旅游业务之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旅游者请求旅游经营者、旅游辅助服务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十条“旅游经营者擅自将其旅游业务转让给其他旅游经营者，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遭受损害，请求与其签订旅游合同的旅游经营者和实际提供旅游服务的旅游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结合被上诉人杭州华运旅行社有限公司系本案实际提供旅游服务的旅游经营者之实际，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杭州华运旅行社有限公司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导致被上诉人郭仕锋在旅游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受伤，对所造成的损失，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杭州华运旅行社有限公司均应依法承担责任。本案同时构成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竞合，被上诉人郭仕锋选择侵权责任之请求权基础要求获赔，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因旅游经营者方面的同一原因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旅游者选择要求旅游经营者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选择的案由进行审理”之规定，应予照准。故原审法院判令上诉人浙江诸暨携手旅行社有限公司、被上诉人杭州华运旅行社有限公司连带赔偿被上诉人郭仕锋经济损失应属正确合理。
至于上诉人主张根据旅游投诉调解书、收条、诸暨市风景旅游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等证据显示，被上诉人郭仕锋认可上诉人系受托招徕旅游业务之事实，本院经审查后认为，旅游投诉调解书、收条系事发后出具，且被上诉人郭仕锋在事后调解过程中的认可，不能作为诉讼中对其不利的证据。同时，本案民事法律关系的定性，与诸暨市风景旅游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无涉，依法并不受其约束。故对于上诉人的上述主张，本院依法不予采信。
上诉人在二审中还申请追加青海青藏国际会务中心、上诉人及被上诉人杭州华运旅行社有限公司各自的保险公司为本案被告，本院经审查，上述案外人并非本案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本案审理并不必须以追加上述案外人为前提，故对上诉人提出的追加当事人申请，本院依法不予准许。上诉人还以其与被上诉人杭州华运旅行社有限公司之间的纠纷已由其他法院立案受理为由申请对本案中止诉讼，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杭州华运旅行社有限公司之间的内部纠纷，并不影响本案对被上诉人郭仕锋的赔偿诉请之处理，故本院对上诉人的该项申请亦不予准许。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当。上诉人浙江诸暨携手旅行社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32元，由上诉人浙江诸暨携手旅行社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方 艳
代理审判员 徐燕飞
代理审判员 盛银明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三日
书 记 员 叶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