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165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科技进出口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季A。
委托代理人邬克非，上海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如皋市一品纺织有限公司。
委托代理人徐清，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澳西奴时尚纺织（上海）有限公司。
委托代理人郭斌，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上海科技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技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如皋市一品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品公司）、原审第三人澳西奴时尚纺织（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西奴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3）浦民二（商）初字第14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4年8月1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9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原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邬克非，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徐清，原审第三人委托代理人郭斌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如下事实：
2011年8月至2012年4月，一品公司作为供方与科技公司作为需方签订7份订购合同，合同编号分别为：FW2011-05／06-02、SS2012201110-013／015／061／084／130、SS2012201110-008／013／036SS2012201108-009QCS-15／2012-KIDS、2012-5（PO#5436647）、PO#：6527479（SR2012-28）、PO#：5471531。上述订购合同均约定：科技公司向一品公司订购合同项下的产品；以合同所确定的数量为准，允许在此基础上增减3%以内，结算价格以实际到货并经检验合格的产品件数为准；产品由一品公司负责送货，交付地点为科技公司指定地点，物流运输费用由一品公司负责；增值税发票下月到期的货款，应在上一个月月底前开出，否则导致的不能及时付款责任由一品公司承担，增值税发票的开出和抵扣不能作为一品公司产品按约交付和无质量问题的依据。其中编号为：FW2011-05／06-02、SS2012201110-013／015／061／084／130、SS2012201110-008／013／036SS2012201108-009QCS-15／2012-KIDS、2012-5（PO#5427495）、2012-31（PO#5436647）的五份订购合同约定结算方式为开增值税发票后，科技公司3个月付清货款，编号为PO#：6527479（SR2012-28）、PO#：5471531的二份合同未约定付款期限。
2005年7月5日至2012年12月16日，一品公司共向科技公司开具江苏增值税专用发票179张，价税合计金额为9，057，309.53元（本文币种均为人民币）。上述发票，科技公司均已进行了税务认证。一品公司、科技公司确认，科技公司已向一品公司支付了货款7，866，369.12元。
审理中，一品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部分仓库、仓储单位出具的收货凭证。
一品公司因多次催讨剩余货款未果，故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科技公司：1、支付其货款1，190，940.41元；2、支付上述欠款自2013年2月16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
科技公司原审中辩称，一品公司是与澳西奴公司直接交易的，其仅为澳西奴公司的代理方。一品公司与澳西奴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关系。一品公司明知科技公司是代理澳西奴公司签订的合同，并按澳西奴公司的指示向一品公司付款的。其未收到过一品公司主张的货物。经法院、公安、检察院查实的情况，澳西奴公司工作人员叶红等人负责涉案货物的收货。其与科技公司买卖合同中约定增值税发票的抵扣与否，不能作为收货的依据，故不同意一品公司的诉讼请求。
澳西奴公司原审中答辩认为，一品公司诉请的款项与其无关，即使其与科技公司之间存在代理合同，一品公司诉请的货款也不属于代理合同项下的交易。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存在以下三个争议焦点：一、与一品公司发生买卖关系的是科技公司还是澳西奴公司；二、一品公司实际交付货物的金额；三、涉案买卖关系的付款期限。
就争议焦点一，科技公司作为需方在订购合同上签章，虽然科技公司认为其仅是澳西奴公司的代理商，实际与一品公司发生买卖关系的是澳西奴公司，但科技公司在订购合同中并未向一品公司披露其是澳西奴公司的代理，合同的相关权利义务由澳西奴公司享受和履行，涉案买卖业务过程中一品公司均是向科技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交易过程中也是由科技公司直接向一品公司付款，而澳西奴公司亦否认是涉案买卖合同的相对方，且一品公司坚持认为科技公司是买卖合同相对方，即使科技公司与澳西奴公司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也不能认定涉案的买卖关系是属于科技公司与澳西奴公司间委托代理关系项下的业务，即使涉案买卖业务由澳西奴公司与一品公司具体洽谈业务细节，也不能认定是一品公司与澳西奴公司间建立买卖关系，从而否认一品公司与科技公司间书面确定的买卖合同关系。原审法院认为，涉案的买卖关系实际是建立在一品公司与科技公司之间，由双方进行结算，科技公司作为需方应承担相应的付款责任。
就争议焦点二，虽然一品公司提供的交货凭证没有科技公司的财务专用章或公章，科技公司否认收到一品公司交付的产品，但原审法院注意到科技公司已向一品公司支付了7，866，369.12元，科技公司作为合同相对方，应当就向一品公司付款行为作出合理解释，且科技公司应当存有用于结算事宜的相关依据。虽然科技公司抗辩认为其是受澳西奴公司的指令支付了款项，但澳西奴公司否认参与一品公司、科技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且科技公司提供的证据也不能有效证明其系根据澳西奴公司的指示向一品公司付款。结合一品公司提供的交货凭证、科技公司已对一品公司开具的179张增值税发票进行税务认证及科技公司已支付了7，866，369.12元的事实，从证据高度盖然性而言，一品公司的陈述更具有可信性。一品公司已经向科技公司交付了与179张增值税发票金额相符即9，057，309.53元的货物，而科技公司仅支付了7，866，369.12元货款，现一品公司要求科技公司支付余款1，190，940.41元，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
就争议焦点三，一品公司提供的7份订购合同中有5份合同约定了付款期限，另外2份合同中没有约定付款期限。鉴于一品公司主张的货款无法与上述7份合同金额完全对应，一品公司也未能提供其与科技公司签订的所有订购合同，及向科技公司交付增值税发票具体时间的证据，故应当认为科技公司应从一品公司起诉之日即2013年5月7日起承担逾期付款利息。
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一、科技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一品公司货款1，190，940.41元；二、科技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一品公司上述款项自2013年5月7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5，518元及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0，518元，由科技公司负担。
科技公司不服原审判决，上诉认为，其与一品公司虽签有系争合同，但实际与一品公司发生买卖关系的是澳西奴公司。所有交易过程中，其与一品公司之间从未有过任何联系，均系澳西奴公司与一品公司直接联系。原审法院认定一品公司不知道是与澳西奴公司直接交易有违事实。一品公司与澳西奴公司均否认双方在本案系争合同项下有交易行为，故即使一品公司有实际交货行为，亦非本案系争合同项下的交货。况且，一品公司提交的送货单与增值税发票上的金额、品名和合同约定金额均不一致，无法证明一品公司已实际交货。一品公司提供的交货材料中，没有一份经过其签字盖章确认。分批履行的合同关系中，不能因为买方之前有过付款，就可以推定卖方履行了之后的交货义务。原审法院仅依据其之前曾有过付款行为及对已收取的增值税发票进行过认证，即认定一品公司已经履行了交货义务，缺乏法律依据。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一品公司已经履行了交货义务，故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一品公司全部原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一品公司不同意科技公司的上诉请求和上诉理由，答辩认为，科技公司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系受澳西奴公司委托与其进行本案合同项下交易。本案合同主体是其与科技公司。其提供了货物进仓证明、装箱证明、收货证明等材料，货物的品名、件数基本与增值税发票的记载吻合。原审法院曾去收货的仓库调查，仓库表示货物已经全部出关，其已履行了交货义务。其与科技公司之间有十多年的业务关系，有九百余万元交易额的货物买卖。科技公司已向其支付七百余万元的货款。根据双方合同约定及交易习惯，科技公司应在其开具增值税发票之后三个月内付款。原审判决应予维持。
原审第三人澳西奴公司坚持其原审答辩意见，表示其未参与一品公司与科技公司之间系争交易。
各方当事人对原审已查明事实均无异议。
各方当事人二审中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查，原审已查明事实正确，本院均予确认。
本院二审中询问一品公司，其所提交的送货单数量与合同约定数量及原审诉讼请求的货款金额为何均不完全一致，一品公司确认，其与科技公司之间系滚动交易。其本案中提交的合同并非诉请金额的计算依据，送货单亦非十二份合同项下货物的送货记录。其提交该些送货单是为了证明其曾经向仓库送货的事实，与诉请金额及合同不能一一对应。其要求支付的是其已开具的增值税发票金额总额与科技公司已付款总额之间的差额。
二审庭审后，科技公司提交了其法定代表人变更情况说明和营业执照复制件各一份，证明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张保卫变更为季A，于2014年10月9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本院认为，本案中，一品公司以其向科技公司开具了总金额为9，057，309.53元的货物买卖增值税发票，科技公司已支付货款7，866，369.12元，尚有剩余货款1，190，940.41元未付为由，主张科技公司予以支付并承担逾期付款利息，但一品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实际向科技公司足额交付了价值9，057，309.53元的货物，即未能证明科技公司确有剩余货款1，190，940.41元未付。科技公司与一品公司之间存在多年的买卖交易关系，科技公司确已向一品公司支付了七百余万元货款，占已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总额的绝大部分。但正因为双方之间有长期业务往来，又系滚动结算，所付款项与增值税发票并非一一对应，故科技公司已支付七百余万元款项的行为，仅能证明其对一品公司已实际交付该些金额货物的确认，不能据此推定其对剩余发票金额项下货物是否交付亦予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仅凭科技公司收取了总金额为9，057，309.53元的增值税发票这一事实，不能认定一品公司完全履行了该些增值税发票项下全部货物的交货义务。一品公司应当对其已足额交付了价值9，057，309.53元的货物承担举证责任。现一品公司不能证明其已实际向科技公司交付了价值9，057，309.53元的货物，故其主张科技公司尚欠其货款119余万元未付，依据不足，应不予支持。
至于科技公司主张就本案系争合同与澳西奴公司之间存在进出口代理合同关系，应由澳西奴公司直接承担合同责任，但科技公司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且一品公司亦明确表示其合同相对方是科技公司，不是澳西奴公司。而即使如科技公司主张的，其与澳西奴公司之间就本案系争合同存在进出口代理关系，因系争合同中并未载明其系代理澳西奴公司，亦未有证据证明其在订立合同时向一品公司披露其系代理澳西奴公司所签，或一品公司明知其系代理澳西奴公司签订了系争合同，故本案系争合同亦不能直接约束一品公司与澳西奴公司。此外，本院注意到，科技公司原审中提交了一份委托代理协议书，欲证明其与澳西奴公司之间存在进出口代理关系，该份委托代理协议书第一条明确约定，科技公司代理澳西奴公司与供货商签订的出口供货合同中应列明其权利义务均由澳西奴公司享受和承担，而本案系争合同均无该项约定，故科技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由澳西奴公司承担系争合同责任，没有事实依据，应不予采纳。
综上，科技公司主张就本案系争合同其仅系澳西奴公司的代理方，不能成立。但一品公司对其诉称事实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其原审诉讼请求依据不足，亦不应得到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判决不当，应予纠正。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3）浦民二（商）初字第1473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如皋市一品纺织有限公司全部原审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5，51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人民币20，518元，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5，518元，均由被上诉人如皋市一品纺织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理庸
代理审判员 冯 旭
代理审判员 王 敬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张 庆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
……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