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2民终638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1，男，1965年2月12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金某，女，1963年3月18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传军，北京市万律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2，女，1961年4月27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振江，北京市旭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某1、金某因与被上诉人张某2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6民初13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某1、金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传军、被上诉人张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贾振江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某1、金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对方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1.本案中协议内容存在重大错误，北京市丰台区×××2号平房并非张某1与张某2父母所留遗产，亦非张某1与张某2共同所有，一审法院仅依据协议内容认定北京市丰台区×××2号平房的财产性质，属于事实错误。本案中拆迁款均是对张某1和金某的补偿。2.本案中协议达成过程存在重大瑕疵，张某1作为一位盲人，当时其妻子金某被对方恶意轰出现场，且张某1已经被对方多人灌醉，既无法自行知悉协议内容，也无法做出真实意思表示，其签字和按手印都是被胁迫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认定协议无效或应予撤销。
张某2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双方签署协议有效，签署过程有录像视频，由三位证人在场见证，其中两位证人出庭作证，一审法院在全面考虑双方举证及陈述的基础上，对事实做出了正确认定。2.协议中涉及的北京市丰台区×××2号平房是早年水利局分给我父母的，后我父母加盖了房屋，当时我出资了几百块钱盖房，所以协议写明北京市丰台区×××2号平房属于我父母的遗产、由我与张某1共有是合法的，按照继承法我与张某1应均分遗产，现我只要求拆迁款的40%，已经做出让步。
张某2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父亲张某、母亲张某3，育有子女三人，即张某2、张某1、张某4。张某3于1990年去世，张某于1994年去世，均未留有遗嘱。张某4于1996年去世，去世时未婚，未留有遗嘱。张某1与金某系夫妻关系，2014年12月8日登记结婚。
2016年10月17日，张某1（乙方）与北京市看丹投资管理中心（甲方）签订《看丹村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项目宅基地腾退补偿安置协议》，约定：“一、甲、乙双方确认，乙方被腾退的合法有效的宅基地面位于北京市丰台区×××2号，乙方有效的宅基地面积为133.90平方米；合法有效的房屋建筑面积为90.62平方米……共安置人数2人，分别是：张某1、之妻：金某。二、乙方自愿选择回迁安置补偿方式……乙方应得的腾退补偿安置费为1936754元，（大写：壹佰玖拾叁万陆仟柒佰伍拾肆元），甲方抵扣回迁安置房建设款后，乙方实得的腾退补偿安置费为1386754元，（大写：壹佰叁拾捌万陆仟柒佰伍拾肆元）。其中：1、房屋及附属物重置成新价，给予乙方补偿费131229元。2、宅基地使用权补偿费，给予乙方补偿费937300元……各项补偿费、补助费和奖励费等共计868225元。”
2016年10月23日，张某2与张某1签订《协议》一份，载明：“现有北京市丰台区×××2号平房一处，是父母所留遗产，父亲张某、母校张某3，现父母已故多年，由姐姐张某2、弟弟张某1共同所有。2016年由政府旧村改造拆迁，经姐姐张某2与弟弟张某1双方自愿达成共识协议，并由证明人三叔家的儿子张某5（大哥）、张某6（二哥）；二叔家大哥张某7在旁做证，协议如下：1、由姐姐张某2占拆迁款额40%，弟弟张某1占拆迁款的60%。2、房屋归张某1所有。3、鉴于弟弟张某1为一级残障人士，张某1本人自愿将自己60%的拆迁款分一半交由姐姐张某2保管用于看病、养老，除张某1本人可向姐姐张某2索取款项，其他人向姐姐张某2索要款项可予以拒绝并不予给付。此协议为最终结果，双方不得更改，更改无效。”证明人张某5、张某6、张某7签字并按手印，牛某签字。双方均认可《协议》为张某2起草。
一审庭审中，张某2提交签订《协议》时的录像及在场人张某7和张某5的证人证言，证明张某1系自愿签订《协议》，《协议》合法有效。签订《协议》时的录像显示，张某7、张某5在场，《协议》内容已向张某1宣读并解释含义，张某1表示同意，并在他人帮助下签名按手印。张某1、金某质证认为监护人金某不在场，且张某1本人已经喝醉，拆迁款是张某1与金某的家产，张某1没有权利签字，故认为《协议》无效。
张某1、金某提交徐某出具的《证明》复印件一份，证明张某11998年出资建房，内容为“我是徐某、四川人；张某1建房时借我人民币壹万元，借钱时间是1998年7月15日。”张某2质证认为《证明》没有原件，对真实性不认可，证人没有出庭，不符合证据形式。
张某1、金某申请证人出庭，证明张某1出资建房。证人张某3出庭陈述：二三十年前，张某1家盖房时，张某3当小工，盖房时张某1在，没见过张某1父母和其他亲戚。张某2质证认为张某3在张某1那住过很久，是张某1的朋友，盖房时父亲有钱，张某2也参加工作了，哥哥叔叔一起帮衬着，张某1没有工作，吃低保，不可能出资建房，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
双方均认可，《协议》中“由姐姐张某2占拆迁款额40%，弟弟张某1占拆迁款的60%”中的“拆迁款”是指房屋重置成新价及宅基地补偿款两项。张某1、金某认可金某未参与建房，拆迁款由张某1、金某领取，张某1、金某之间的份额不需要分割。
一审法院认为：家庭共有财产是家庭成员在共同生活期间共同创造所得的财产。本案诉争的拆迁款系丰台区×××2号院拆迁所得。
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张某1、金某不认可《协议》效力理由有三：一、拆迁款没有张某2份额，张某2无权分割；二、张某1看不见，其监护人金某不在场，张某1醉酒，不是真实意思表示；三、拆迁款有金某份额，张某1无权处分。首先，《协议》中张某2、张某1均表示“现有北京市丰台区×××2号平房一处，是父母所留遗产”，现父亲张某、母亲张某3均以去世，张某2、张某1作为法定继承人，均有权要求分割。其次，不能辨认自己行为以及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张某1虽眼睛看不见，但思维清晰，意思表达清楚，故张某1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不需要代理人或监护人在场。通过张某2提供的录像可以看出，张某1签订《协议》时意识清楚，退一步讲即使张某1醉酒，亦不是影响《协议》效力的法定理由。再次，金某认可未参与建房，双方均认可《协议》中约定的“拆迁款”是指房屋重置成新价及宅基地补偿款两项，金某作为被安置人，虽享受一定的安置补偿利益，但《协议》约定的“拆迁款”并未处分金某的权利。综上，张某1、金某的主张不能成立，张某2与张某1于2016年10月23日签订的《协议》系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
依据张某1与北京市看丹投资管理中心签订《看丹村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项目宅基地腾退补偿安置协议》，房屋及附属物重置成新价及宅基地使用权补偿费共计1068529元，张某2占40%，即427411.6元，现拆迁款由张某1、金某领取，张某2要求给付，法院予以支持。
一审法院判决：一、坐落于北京市丰台区×××2号院拆迁补偿款1386754元归张某1、金某共同所有；二、张某1、金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张某2补偿款427411.6元。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无异。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应否按照张某2所提交的《协议》内容，处理张某1、金某所得的拆迁款。
张某2主张《协议》真实有效，应当按照协议内容分割拆迁款。张某1主张协议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应当撤销或无效。纵观张某2所提交的《协议》，内容系基于“现有北京市丰台区看丹村北陈庄2号平房一处，是父母所留遗产”这一基本前提。根据所查明的事实，本案涉及的被拆迁房屋并无产权，根据法律对遗产的定义，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被拆迁房屋显然不是张某2、张某1父母的遗产。张某2主张被拆迁房屋系遗产，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从双方的陈述来看，张某2自1982年结婚后即离开被拆迁房屋。自张某1、张某2之父母在上世纪90年代去世后，张某1一直居住在被拆迁房屋内直至拆迁。北京市看丹投资管理中心根据相关拆迁政策，与张某1签订《看丹村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项目宅基地腾退补偿安置协议》，在扣除回迁安置房建设款后，给付被拆迁人张某1及被安置人金某腾退补偿安置费共计1386754元，本院不持异议。张某2既未能证明被拆迁房屋系父母遗产，亦未能证明其系被拆迁房屋所有权人，故张某2请求分割拆迁款无法定事由；张某2所提交的《协议》，其真实有效的前提之一系反映双方真实意思。本院认为，协议无法反映张某1的真实意思表示。首先，张某1签名和摁手印的过程并非自主而为，而是由他人摆布其手完成的书写和摁印的过程。在张某1全盲且已经过酒精麻痹的情况下，难以认定张某1知晓并认可签名和摁手印将产生的法律效力。其次，张某2所提交的视频不具备完整性，不能完整体现当时现场的协商过程。再次，张某2等人明知张某1系全盲人士且已饮酒的情况下，仍坚持在协商重大财产分配之前，让张某1之妻金某离开现场，使得张某1处在一个十分不利于作出正常判断的特殊环境中。复次，张某2未能证明其在宣读协议内容时，张某1处于完全清醒和具有完整认知的状态。视频中张某1和周围人的简短交谈亦不能充分表明张某1对协议整体内容的了解和明悉。故张某2主张该协议真实有效，本院难以支持。基于此，张某2请求分割拆迁款无约定事由。
退一步讲，即便协议是张某1当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张某1请求撤销协议亦有法律和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了合同可撤销或者变更的情形：“（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迫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其中，重大误解是指由于合同当事人一方本身的原因，对合同主要内容发生误解，产生错误认识。因被拆迁房屋并非张某2、张某1父母的遗产。而协议的主要条款内容均系基于该事实作出的分配，故该协议双方均存在重大误解。张某2在庭审中承认，张某1、金某在当晚一回到家即打电话给张某2质问协议之事。故张某1主张协议应予撤销，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张某1、金某请求驳回张某2的全部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本院予以改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二条、第五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6民初1370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张某2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4417元，由张某2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4417元，由张某2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石 磊
审 判 员 刘保河
审 判 员 屠 育
二〇一八年八月三日
法官助理 毕凤敏
书 记 员 郭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