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淮南市大通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皖0402民初37号
原告：房玲，女，1975年3月9日生，汉族，无业，住安徽省淮南市大通区。
原告:朱国芳，女，1970年8月16日生，汉族，自由职业，住安徽省淮南市大通区。
原告:王本钱，男，1976年12月30日生，汉族，无业，住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
三位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仲良，安徽韶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位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学利，安徽韶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周家新，男，1973年3月13日生，汉族，无业，住安徽省淮南市大通区。
被告：福建省宁德市水利电力工程局，住所地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三石牌路46号。
法定代表人：邵武，该局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广剑，安徽永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朱克旭，男，1972年10月20日生，汉族，自由职业，住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
被告：樊宗宝，男，1967年10月9日生，汉族，无业，住安徽省长丰县。
两位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思良，安徽思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淮南市大通区中小型公益性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处，住所地安徽省淮南市大通区政府院内。
负责人：朱安邦，该处主任。
原告房玲、朱国芳、王本钱与被告周家新、福建省宁德市水利电力工程局（以下简称宁德工程局）、朱克旭、樊宗宝、第三人淮南市大通区中小型公益性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处（以下简称大通区水利工程管理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1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于2017年2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房玲、朱国芳、王本钱及三位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董仲良、徐学利，被告宁德工程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广剑、被告朱克旭、樊宗宝及两位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思良、第三人大通区水利工程管理处负责人朱安邦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宁德工程局的法定代表人邵武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当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房玲、朱国芳、王本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房玲和宁德工程局签订的《施工（内部）承包协议书》无效，并退还工程质保金50,000元；2、判令周家新和房玲、朱国芳、王本钱之间签订的转包协议无效，周家新、朱克旭、樊宗宝退还收取原告的工程转包费2,150,000元，并由宁德工程局承担连带责任；3、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朱克旭等人挂靠在宁德工程局名下，并以宁德工程局名义中标了安徽省淮南市大通区上窑镇防洪除涝工程。2013年12月12日，发包单位大通区水利工程管理处和宁德工程局签订了该工程的《合同协议书》。该协议书确认由宁德工程局负责该工程的施工，并规定合同不允许违法转包及分包。但事实上，在宁德工程局的同意下，朱克旭和周家新签订了转包合同，朱克旭将该工程转包给了周家新。之后周家新又将该工程转让给了房玲、朱国芳、王本钱，并约定由房玲、朱国芳、王本钱支付相关费用3,150,000元，其中转入朱克旭指定的樊宗宝账户转让费2,150,000元，转入宁德工程局质量保证金1,000,000元。转让协议签订后，房玲、朱国芳、王本钱于2013年11月28日、29日将转包费2,150,000元汇入朱克旭、周家新指定的樊宗宝的银行卡中。同年12月4日又按照宁德工程局的要求将1,000,000元保证金汇入宁德工程局的账户。2013年12月9日，房玲代表本人、朱国芳、王本钱和宁德工程局签订了《施工（内部）承包协议书》。在协议书中约定将宁德工程局所中标的工程都交由房玲、朱国芳、王本钱施工，并由宁德工程局委派相关的技术负责人，委派房玲为现场负责人。该工程于2014年1月开工建设，2014年10月底工程被发包方叫停，声称工程已终止，不再进行了，房玲、朱国芳、王本钱遂停工。宁德工程局于2016年1月将保证金950,000元退给房玲、朱国芳、王本钱，尚留50,000元。工程被终止后，房玲、朱国芳、王本钱也找到樊宗宝要求退回转包费用。樊宗宝以钱已分掉为由，拒绝退还转包费用。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工程未经发包方同意，不得转包或分包，更不能转包给不具备施工资质的单位或个人。宁德工程局违反国家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擅自将工程以内部承包的形式转包给了不具备施工资质的个人，其转包行为不合法，其签订的转包协议也是无效的。朱克旭、樊宗宝利用工程转包的形式收取转包费是不合法的，其签订的转包协议也是无效。朱克旭、樊宗宝利用工程转包的形式收取转包费用的行为是违法的，是我国法律所明令禁止的，转包协议是非法无效的。综上，宁德工程局、朱克旭、樊宗宝相互串通，利用所中标的国家工程，通过层层转包、转让的形式收取转让费，从中非法牟利。宁德工程局及朱克旭、周家新所签订的转包协议违反法律禁止性的规定，应依法确认合同无效。朱克旭、樊宗宝、周家新据此所收取的2,150,000元转让费应退还房玲、朱国芳、王本钱,宁德工程局对退还所收取的2,150,000元转让费的行为应承担连带责任。
周家新辩称：原告所述属实，但是钱不在答辩人账户上，答辩人没有从中获得利益，不应当由答辩人返还，应当谁收到钱谁返还。
宁德工程局辩称：一．原告方在诉状中诉称的如下几点事实与客观不符。具体如下：1、原告方在诉状中诉称“朱克旭等人挂靠在宁德工程局名下，并以宁德工程局的名义中标了安徽省淮南市大通区上窑镇防洪除涝工程”与客观不符。因为该防洪除涝工程系答辩人通过招投标程序合法取得，但与原告方诉状诉称的所谓“朱克旭等人”无任何关联，且原告方也无有效证据证明该主张的事实。2、原告方在诉状中诉称“但事实上，在宁德工程局的同意下，朱克旭和周家新签订了转包合同，朱克旭将该工程转包给了周家新。之后周家新又将该工程转让给了三原告，并约定由三原告支付相关费用3,150,000元。”与事实不符。因为：其一、答辩人于2013年11月13日通过招投标程序取得本案涉诉工程承包权，同年11月18日通过安徽省水利工程招标信息网网上公示，2013年12月初取得中标通知书后，答辩人和房玲口头协商内部承包给房玲负责具体施工。为保证施工质量，房玲当日汇款1,000,000元给答辩人作为工程保证金。2013年12月9日答辩人和房玲签订书面《施工（内部）承包协议书》。另答辩人于2013年12月12日和本案第三人大通区水利工程管理处签订《大通区上窑镇防洪除涝工程合同协议书》。其二、原告方诉状诉称经答辩人同意，朱克旭和周家新签订转包合同，后周家新又将该工程转包给三原告，不属实，原告方也无有效证据证明。其三、原告诉状诉称经答辩人同意，三原告支付相关费用3,150,000元，也不属实。事实上，答辩人口头和房玲达成内部承包协议后，仅要求房玲交付1,000,000元工程保证金，答辩人根本不知道三原告支付2,150,000元给樊宗宝等所谓事实。其四，假设前述诉称属实，即朱克旭转包给周家新，后周家新又转包给三原告，那么2,150,000元费用，应该由三原告汇款给周家新或周家新指定的人员账户，怎么会汇款给朱克旭指定的人员账户呢？显然不合常理！3、原告诉状诉称“宁德工程局违反国家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擅自将工程以内部承包的形式转包给不具备施工资质的个人，其转包行为是不合法的，其签订的转包协议也是无效的”，与事实不符。因为：其一、答辩人和房玲签订的《施工（内部）承包协议书》，仅仅是内部的一种经营方式，非转包行为，签订内部承包协议第九条约定，表明对于该工程答辩人安排了相关专业人员，故该协议没有违反任何法律规定以及合同约定，故该协议是有效的。其二、该内部承包协议，非转包协议。4、原告诉状诉称“原告认为三被告相互串通，利用所中标的国家工程，通过层层转包、转让的形式收取转让费，从中非法牟利。宁德工程局及朱克旭、周家新所签订的转包协议违反了法律禁止性的规定，应依法确认合同无效”等事实，与客观不符。因为：其一、前述诉称相互串通的三被告，是否包括答辩人，如果该主张包括答辩人，则该事实不客观，且原告方无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其二、答辩人不存在将中标的涉案工程层层转包、转让，非法牟利。其三、答辩人也根本没有和朱克旭、周家新签订过任何转包协议，且答辩人具体负责该工程的人员也根本不认识朱克旭、周家新。另原告方也无有效证据证明前述事实。其四、答辩人和房玲所签订的内部承包协议是有效的。该协议不是挂靠，更不是转包。涉案工程房玲仅仅为现场负责的人员，工程施工中的“六大员”均系答辩人安排，所以该工程的质量和进度是足以得到保障的，该协议采取“内部承包”是现行企业有效管理的一种方法，是符合相关建设部门规章规定精神，是有效的。假定该协议无效，其法律后果仅仅是答辩人返还履约保证金。
二、三原告对答辩人的诉请，依法应予驳回。因为：1、依据三原告所举证据1,000,000元汇款单来看，三原告仅仅在2013年12月4日向答辩人缴纳履约保证金1,000,000元，而根本未缴纳任何工程质保金，且即算前述1,000,000元履约保证金系工程质保金，而质保金必须工程完工二年后退还，故应依法驳回三原告要求退还所谓的工程质保金50,000元的诉请。2、三原告诉状中诉称的汇款2,150,000元给樊宗宝，是否事实，答辩人不知情。退一万步而言，即使是真实的，该付款行为也与答辩人无关。3、如果三原告诉称支付樊宗宝2,150,000元属实，但该付款答辩人不知情，则该付款行为显属诈骗犯罪行为的损害后果，三原告可以通过刑事报案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综上所述，三原告对答辩人所诉既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为此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三原告对答辩人的诉讼请求。
朱克旭、樊宗宝辩称：1、本案由法院管辖存在问题：原告诉讼的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根据原告提供的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即宁德工程局与大通区水利工程管理处签订的合同协议书第十七条争议解决方式有明确约定向工程所在地的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如不能及时解决则向法院提起诉讼，在有仲裁协议的条款下法院不应当受理；原告诉请是要求房玲和宁德工程局的《施工（内部）协议书》无效，根据该协议书第十七条的约定双方发生争议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应当由宁德工程局所在地法院管辖，本案应当在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法院管辖；2、原告的诉讼是将多个法律关系进行诉讼，不符合程序规定，原告诉讼主张包含建设施工法律关系、内部施工关系、转包法律关系等，应当分案诉讼，不应当一并解决；3、樊宗宝收到的2,150,000元是根据周家新与朱克旭之间的合作协议得到的部分款项，收到此款后已经由朱克旭、樊宗宝两人支付投标期间的花费，不应返还。朱克旭、樊宗宝系合作关系，2013年9月初两人获知大通区农林局准备发包水利工程，投标共计花费2,180,000余元，最终使得宁德工程局中标，周家新想承包该工程，就与朱克旭达成合作协议，周家新支付朱克旭3,150,000元后由周家新承包运作，周家新只支付2,150,000元，还有1,000,000元没有支付。朱克旭、樊宗宝的花费主要购买标书、借用17家公司资质投标花费1,570,000元、制作标书费用119,000元，支付17家经理出差费51,000元，支付17家公司投标保证金利息448,800元，两人雇佣其余人员费用400,000元，支付招标单位代理费180,000元，支付招待费88,000元，车辆加油费、交通费64,000元，剩余272,200元，朱克旭、樊宗宝两人平分，樊宗宝收到的2,150,000元是基于周家新与朱克旭签订的合伙协议，还有1,000,000元没有得到，协议自愿合法，款项取得合法，不应当返还。
大通区水利工程管理处辩称：1、淮南市大通区上窑镇防洪除涝工程项目情况。大通区上窑镇防洪除涝工程于2012年由安徽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勘察设计。2013年11月13日在安徽省水利工程招标投标服务中心招标。经过专家评审，施工标中标单位为宁德工程局，中标价为17,399,818元，项目经理张明辉，技术负责人潘劲松。2、合同规定不允许分包项目。根据合同的专用合同条款第四项规定禁止分包。项目招标完成后，由宁德工程局缴纳了保证金，于2013年12月12日签订合同。12月底宁德工程局在施工现场设立项目管理机构，并派驻相应管理人员对该工程的施工活动进行组织管理。综上所述，大通区上窑镇防洪除涝工程招标程序合法，施工过程均依照合同执行。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为：原告提交的证据一、涉案工程招标文件；证据二、大通区水利工程管理处与宁德工程局签订的合同协议书复印件；证据八、朱国芳的户口本。宁德工程局提供的证据一、涉案工程招标网上公示。朱克旭、樊宗宝提交的证据一、中标通知书。
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三原告提交的证据三、宁德工程局与房玲签订的《施工（内部）承包协议书》，宁德工程局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证据四、周家新与朱克旭签订的转让协议书，因本案案由是建设工程合同纠纷，该份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证据五、三原告之间的内部协议，由于三原告均认可合伙，对该证据中三人合伙的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证据六、房玲转给宁德工程局的转账凭证，宁德工程局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证据七、转账凭证两份，因樊宗宝认可已收到两笔转款，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证据九、在建水利项目施工单位主要项目经营管理名单公示注销申请表复印件，由于发包方大通区水利工程管理处认可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发现寿州窑遗址，工程叫停，并申请注销，故对其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朱克旭、樊宗宝提交的证据二、周家新与朱克旭签订的合作协议，因本案案由是建设工程合同纠纷，该份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证据三、2,150,000元中支付1,877,800元的明细、发放雇佣人员工资表、招待费小票，因该费用是招标过程的费用，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不予认定。
审理查明：2013年12月4日，房玲通过银行向宁德工程局转款1,000,000元，并在转款单上注有上窑镇防洪除涝工程履约保证金。房玲转款后于2013年12月9日，在房玲在场的情况下，朱本芳在房玲与宁德工程局的《施工（内部）承包协议书》上签了“房林”的名字，该协议约定由房玲承包淮南市大通区上窑镇防洪除涝工程，但该工程实际是房玲、朱国芳、王本钱合伙承包，由房玲与宁德工程局签订《施工（内部）承包协议书》。2013年12月12日，大通区水利工程管理处和宁德工程局签订了《合同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由宁德工程局承建大通区水利工程管理处的大通区上窑镇防洪除涝工程。该工程施工过程中，大通区水利工程管理处因建筑物位于寿州窑遗址，于2014年9月18日向相关部门提交了在建水利项目施工单位主要项目管理人员名单公示注销申请表。在工程停止施工后，大通区水利工程管理处已将1,000,000元履约保证金退给宁德工程局，宁德工程局已退给房玲950,000元履约保证金，尚有50,000元在宁德工程局。
本院认为，虽房玲与宁德工程局的《施工（内部）承包协议书》上“房林”的名字不是房玲本人所签，但房玲本人在场并认可，故朱国芳的签字应视为房玲授权。由于房玲不是宁德工程局职工，也没有施工资质，其与宁德工程局签订的《施工（内部）承包协议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属于无效合同。原告诉请退还的工程质保金，通过庭审，房玲所举的转款1,000,000元的凭证记载为履约保证金,宁德工程局也认可房玲转款给其的1,000,000元为履约保证金，故房玲转给宁德工程局1,000,000元的性质应是履约保证金。房玲、朱本芳、王本钱要求宁德工程局退还的50,000元是转给宁德工程局1,000,000元中的50,000元，故房玲、朱国芳、王本钱诉讼请求中的退还工程质保金50,000元应为履约保证金。上窑镇防洪除涝工程因涉及寿州窑遗址，该工程已停止施工，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大通区水利工程管理处已将1,000,000元履约保证金退给宁德工程局，宁德工程局只退给房玲950,000元履约保证金，尚有50,000元未退给房玲，由于工程已不再施工，宁德工程局应将剩余的50,000元履约保证金退给房玲。由于房玲、朱国芳、王本钱是合伙关系，现房玲、朱国芳、王本钱要求房玲与宁德工程局签订的《施工（内部）承包协议书》无效及要求宁德工程局退还履约保证金50,000元的诉讼请求，证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由于本案的案由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而周家新与房玲、朱国芳、王本钱之间的关系、周家新与朱克旭、樊宗宝之间的关系，不属于建设工程合同关系，属于另一种法律关系，故房玲、朱国芳、王本钱要求判令周家新和房玲、朱国芳、王本钱之间签订的转包协议无效，周家新、朱克旭、樊宗宝退还收取原告的工程转包费2,150,000元，并由宁德工程局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本案不予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房玲与被告福建省宁德市水利电力工程局于2013年12月9日签订的《施工（内部）承包协议书》无效；
二、被告福建省宁德市水利电力工程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房玲、朱国芳、王本钱履约保证金50,0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被告福建省宁德市水利电力工程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马金花
审 判 员 岳文莲
人民陪审员 常文华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陈慧珺
附法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认定无效：
(一)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的；
(二)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的；
(三)建设工程必须进行招标而未招标或者中标无效的。
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标准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