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民终213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杭州亚汉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杭州市下城区华丰路317号2幢2楼V座。
法定代表人金超，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杨金祥、蒋丽文，浙江海通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下城区东新街道长木经济合作社，住所地杭州市下城区德胜路2号。
法定代表人章建生，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谢兴华，浙江中宙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杭州亚汉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汉电子）因与被上诉人杭州市下城区东新街道长木经济合作社（以下简称长木经合社）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4）杭下民初字第023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6年3月3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定：亚汉电子租赁长木经合社位于东新路276号的集体非住宅房屋从事经营。后因政府拆迁事宜，双方于2012年5月16日签订“拆迁补偿协议”，约定长木经合社支付亚汉电子“拆迁补偿款”3091350元，长木经合社支付补偿款的50%后亚汉电子在90天内搬迁，余款在搬迁完毕后经甲方验收合格后付清。协议签订后长木经合社支付亚汉电子2091350元，但亚汉电子未在协议约定时间内搬迁，亦未退还已收取的补偿款，双方就此产生持续争议但协商未果。2014年5月29日，长木经合社对亚汉电子的机器设备等进行了强制搬迁，造成了一定的财产损害。
亚汉电子于2014年11月28日诉至原审法院，要求：1.判令长木经合社向亚汉电子承担机器设备材料的损害赔偿200万元；2.判令由长木经合社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个，一是双方拆迁补偿协议是否有效，二是长木经合社行为是否存在过错，三是财产损失的范围和大小。（一）关于双方拆迁补偿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该协议虽名为“拆迁补偿协议”，但从内容上审查并非行政协议，而是平等主体之间关于终止房屋租赁关系与解决善后问题的民事合同。亚汉电子主张该拆迁补偿协议并非亚汉电子公司法定代表人金超签字盖章故为无效协议，经查，该协议中亚汉电子一方签字人虽系公司法定代表人金超的父亲金于华，但在案未见协议签订后金超否认该协议效力的证据，而2014年6月16日由金超、金于华联合署名并加盖亚汉电子公司印章的信函中称“我也多次确认与长木村经济合作社已签约”，可见亚汉电子对于金于华的签约行为是认可的，且金于华领取的部分补偿款2091350元从未返还，因此本案拆迁补偿协议内容系双方真实意愿。（二）关于长木经合社行为是否存在过错的问题。本案中长木经合社因亚汉电子未按时履行协议而自行强制搬迁的行为缺乏法律依据和具体批准手续，超出了自力救济手段的必要范围，因此存在过错，对造成的财产损害应承担赔偿责任。（三）关于赔偿责任的具体范围与大小。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及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损害他人财产的，应当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关于本案中损失物品的范围，亚汉电子、长木经合社双方对于遗留现场的15件机器设备无争议，而搬离现场另处存放的物品因亚汉电子不予配合清查、评估，无法查实，亚汉电子可另案请求返还原物或赔偿损失，本案中不予处理。关于在案的15件机器设备损失大小，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因此应当按照强制搬迁事实发生日即2014年5月29日的损失计算。而本案亚汉电子主张的机器设备价值系2012年10月31日由评估公司出具的非正式评估报告中的评估价值，本案审理中对机器设备作出的评估是以2015年6月3日为基准日评估得出的价值。在此期间内，除强迁行为造成的损失外，还存在机器设备折旧、损耗等自然贬值的情况，因此长木经合社强迁行为对亚汉电子15件机器设备造成的实际损失应小于2012年的评估价值与2015年的评估价值之差即2228194元（2567594元-339400元）。综合考虑2012年10月31日至2015年6月3日之间的折旧、损耗、人为损害等各种因素，原审法院酌情认定本案中经评估的15件机器设备的实际损失为1114097元。由于亚汉电子对于损失的发生亦有责任，且在损失发生后未及时采取防止损失扩大的必要措施，可酌情减轻长木经合社50%的责任，长木经合社应赔偿亚汉电子财产损失557048.5元（1114097元×50%）。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杭州市下城区东新街道长木经济合作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杭州亚汉电子有限公司机器设备赔偿款计557048.5元；二、驳回杭州亚汉电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杭州亚汉电子有限公司负担16450元，由杭州市下城区东新街道长木经济合作社负担6350元。
宣判后，亚汉电子不服，上诉称：2014年5月29日，被上诉人对上诉人实施了强制拆迁，扣留了上诉人的机器设备材料，并在上诉人请求清点偿还下置之不理，使机器设备材料受到严重损害，给上诉人带来重大损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上诉人依法提起上诉，具体理由如下：一、一审法院认定本案财产损失范围和大小有误。（一）除经司法鉴定的15件设备以外的机器设备材料应与本案一起处理。1、一审法院认定长城电器厂内存放的设备未能鉴定是上诉人的过错违背客观事实。本案中被上诉人声称涉案拆迁的所有物品存放于杭州市下城区东新路276号搬迁现场和长城电器厂两个地方。而上诉人已向法院申请鉴定所有掌控在被上诉人手中的机器设备材料残余价值。现杭州市下城区东新路276号搬迁现场的机器设备共计15件已经鉴定，但长城电器厂内的设备却未能鉴定。在对长城电器厂内存放机器设备材料进行鉴定的当日，上诉人法定代表人金超按通知准时到达，但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同意接收长城电器厂内所有物品才配合鉴定，该要求已超出当日的鉴定需求范围，在百般无奈下，上诉人同意其要求，并同意在鉴定文书上签字确认。但被上诉人后又恶意提出需要金于华授权委托金超签字的文件才同意配合鉴定这一不合理要求，按照法律等相关规定，该鉴定只要有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在场并签字确认即可，金于华仅作为上诉人的股东并无义务配合，金于华拒绝合理合法。而被上诉人却基于此不配合鉴定，可见最终无法鉴定的过错在于被上诉人而非上诉人。2、即使长城电器厂内存放的设备未经鉴定，根据证据规则也可确定其余设备的损害状况。上诉人提交的评估明细表已证明拆迁前机器设备的存在状况，而被上诉人向法院提交其自行制作的长城电器厂内存放物品的清单，即搬离物品登记表B、C组，该表并不完整，缺乏A组登记表，法院一并将其移交给鉴定机构作为鉴定辅助材料使用。但在2016年4月19日金于华等与被上诉人家庭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质证过程中被上诉人提供了全部的搬离物品登记表，在该登记表上并不包含机器设备材料，即被上诉人自认长城电器厂内并无机器设备，且被上诉人在一审中也一直提到长城电器厂中不存在机器设备，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可知现存机器设备仅为已经鉴定的15件，上诉人提交的评估清单上的其余设备已完全灭失。3、被上诉人应对强拆时存有机器设备材料以及司法鉴定时现存的机器设备负举证责任，并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2014年5月29日，被上诉人实行强拆，并限制上诉人的人身自由，使其无法现场参与拆迁事宜。同时，被上诉人也未通知上诉人其于2014年5月29日要实施强拆，而通过协商勘察这样的诱骗手段强行夺取上诉人的钥匙进行强拆。上诉人在当时的客观情况下根本无法制作被强拆当时机器设备材料的存在状况的证据。强拆行为完全由被上诉人主导，被上诉人有义务制作强拆现场的物品清单以及全程全面录像。而现今机器设备全在被上诉人的控制下，被上诉人才有能力证明现存的机器设备的状况。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规定，综合当时的客观状况，被上诉人更有能力提供拆迁日拆迁前现场机器设备材料的证据和现存机器设备的证据，由其提供也更公平合理，因此该举证责任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但从判决书中可以看出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8（情况说明一份及录像资料一组）明确表示拆迁现场只留存5件设备，与司法鉴定时现存15件设备明显不符，不具有可信度，而其拍摄的录像更是不全面不连续的场景，无法确定拆迁日现场机器设备材料的留存状况。除此之外，被上诉人也未提供现存机器设备的证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二款规定，被上诉人应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4、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可证明强拆时机器设备材料状况以及强拆后上诉人保管不善存在灭失的事实。上诉人提交的证据3、4，以及法院自行调取的评估明细表均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时确定的评估机构作出的鉴定结果，可以确定于评估基准日2012年10月31日确实存在评估明细表中的机器设备。上诉人基于上文已叙述的客观情况确实无法提供强拆之日即2014年5月29日的机器设备材料的情况证据，而机器设备材料的运作是协同的，上诉人在评估基准日2012年10月31日至强拆日2014年5月29日期间企业仍在在正常发展，设备只会增加不会减少，不可能变卖设备，同时被上诉人也无法证明拆迁时机器设备的真实状况，更无证据证明机器设备有被变卖，基于上述事实，评估清单可以证明强拆时存在的机器设备。同时，上诉人提供的证据6为强拆后诉讼前上诉人自行拍摄的拆迁现场照片，而该照片和一审鉴定时现场相比较，可以看出照片中部分材料已消失，所以确实存在被上诉人保管不当使物品灭失的事实。综上，虽未对长城机电内物品进行清点鉴定，但综合现有证据和客观事实，可以认定除已鉴定的15件设备的损害外，其余设备均因被上诉人的强拆及之后的延续行为而灭失，即其余设备的价值为零。在假设先排除自然损耗的前提下，强拆日2014年5月29日至司法鉴定评估基准日2015年6月3日，所有损失的价值为评估基准日2012年10月31日的评估价值减去评估基准日2015年6月3日的评估价值的差额。（二）一审法院认定机器设备自然贬值达50%并无依据，也不合理，无严谨的法理推定。法院调取的评估明细表的评估基准日为2012年10月31日，而强拆行为2014年5月29日，期间自然损耗应为1年7个月，而我国工业企业财务制度将固定资产分为通用设备、专用设备和房屋建筑物三大类22个小类，共计规定了34项固定资产的使用年限，其中机械设备为10-14年，以此为参照，2012年10月31日至2014年5月29日的自然损耗为11.3%至15.8%。同时，机器设备在拆迁前存放于室内并由上诉人定时维护，上诉人也不可能刻意人为损害自己的机器设备，不存在其他的损耗以及人为损害因素。法院认定第一次评估日2012年10月31日至司法鉴定评估基准日2015年6月3日期间非强拆造成的损害贬值达50%实属贬损过大，该认定无合理依据。综上,因强拆行为以及后续保管行为导致的损失应为第一次评估价值减去2012年10月31日至2014年5月29日期间的自然损耗再减去司法鉴定的评估残余价值，即4828597元至5212959.3元，退一步讲，即使强拆日2014年5月29日至司法鉴定日2015年6月3日的自然损耗不计算在侵权损失内，损失金额也高达4002038元至4622560元。二、一审法院认定减轻侵权责任人50%的责任比例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无严谨的法理推定。（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在强拆后未及时减损与事实不符。上诉人在强拆后积极与被上诉人沟通，有上诉人提供的证据2以及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5予以佐证，上诉人分别于2014年6月以及2014年7月向被上诉人要求配合清点返还机器设备，但被上诉人对上诉人2014年7月1日的函不予回应，拒不配合，上诉人才以司法途径解决。同时，机器设备材料已完全由被上诉人掌控，上诉人无法提供任何手段减损。强拆后后续损失的造成完全是被上诉人的过错而非上诉人的过错。（二）2014年5月29日后的自然损耗不应由上诉人承担。2014年5月29日，上诉人的机器设备已由被上诉人掌控，并且拒绝返还于上诉人，上诉人无法发挥机器设备的价值，由此产生的自然损耗应由被上诉人自行承担。（三）即使合同有效，法院以此认定被上诉人应减轻50%的责任也不合理，而应由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责任。在假设合同有效的前提下，上诉人虽未按约定搬迁，但被上诉人也应按合法程序进行强制拆迁，而其即使未按法定程序，也应在拆迁过程和之后的保存过程中合理尽职免其损害。但事实上被上诉人拆迁时极为暴力，任由室内的机器设备未搬离时直接推倒厂房，砸伤机器设备材料，更直接将与房屋结合的重要设备破坏掩埋，之后的控制行为中，更将机器设备材料直接暴露，任其风雨日晒，给设备造成极大的损伤，更有大量灭失。由此可见，本案财产损害的发生原因在于被上诉人的强拆以及不合理保存行为，其行为直接造成了物品的损害，而上诉人的“违约行为”与损害结果并无关联，上诉人的违约行为并不会导致侵权结果的产生。同时被上诉人强拆及后续行为是侵权行为，而上诉人的违约行为是合同行为，是两个法律关系。被上诉人可以依据合同法要求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但无权在侵权关系中要求上诉人承担违约责任，法院因此认定上诉人承担50%的损失，于法无据，混淆了不同的法律关系。法院援引《侵权法》第二十六条属适用法律错误，上诉人对损害的产生并无过错。三、一审法院拒绝上诉人增加诉讼请求金额的决定违反法律规定。按照立案程序，立案时当事人应确定诉讼金额，便于缴纳案件受理费，介于本案机器设备均在被上诉人控制下，且上诉人非价值评估的专业人士，上诉人无法确定实际的损失金额，所以在立案时暂定200万元，但同时已向法院申请鉴定涉案机器设备材料的残值，以最终确定损失金额。本案关于机器设备残值的鉴定直至2015年9月才完成，上诉人于此时才确定真实的损失金额，遂根据结果于2015年9月的开庭审理中向法院提出增加诉讼请求金额至4485844元的请求，实属合理，一审法院却置之不理，上诉人又于2015年9月28日即开庭当日将该申请邮寄于法院。但一审法院对上诉人增加诉讼请求不仅不予采纳，更在判决书上只字未提，未对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进行处理，有违程序。同时，依据最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一审法院应准许上诉人增加诉讼请求金额的申请。综上，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承担机器设备损害赔偿4485844元。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司法鉴定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长木经合社二审答辩称：一、双方间的房屋租赁关系自2012年5月16日起已正式终止。双方一直保持房屋租赁关系，被上诉人将位于东新路276号营业房、仓库及配套设施约计938平方米出租给上诉人使用。直至2010年1月，被上诉人获悉市政府对杭氧地块项目建设可能要起动，故于2010年1月8日，签订了《临时租赁协议》，租赁期限为6个月，即自2010年1月1日起至2010年6月30日止。之后，因市政府对杭氧地块项目建设开始实施，双方未再续签租赁协议。上诉人主张双方间系土地租赁合同关系，我方在一审提供的证据1《临时租赁协议》，证明双方是房屋租赁合同关系。2012年5月16日，双方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约定上诉人在东新路276号的拆迁补偿费用合计3091350元，在协议签订后支付50%，余款在上诉人搬迁完毕后付清，并约定双方签订的租赁协议自动作废。该协议签订时，尽管未盖上诉人的公司印章，但金于华以上诉人名义签署，且金于华系上诉人股东之一，与另一股东也是上诉人法人代表金超系父子关系，加之原租赁协议均有金于华以上诉人的代理人身份签署，直至2012年5月31日已领取拆迁补偿款209万余元，也系金于华签字，还有2014年6月16日金于华、金超共同以上诉人名义来信，故从一系列证据来看，金于华系上诉人的有权代理签订人，故该《拆迁补偿协议》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属于合法有效。二、上诉人未按《拆迁补偿协议》约定的期限搬迁，显属违约侵权行为。根据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约定的《拆迁补偿协议》第二条约定：本协议签订后，付补偿款的50%，乙方必须在90天内搬迁，余款在搬迁完毕后，经甲方验收合格后付清。事实上，上诉人于2012年5月31日已取2091350元（相当于67.65%，超过了约定的50%），但上诉人并未在90天内搬迁，为此被上诉人多次向上诉人催告搬迁，上诉人一直未搬迁，该行为完全缺乏诚信，违背了契约精神。所以，本案的纠纷产生，始作俑者是上诉人。三、上诉人于2014年5月29日强行搬迁是否存在侵权问题。如前所述，根据《侵权责任法》第15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被上诉人有权采取适当的行为排除妨碍进行自救。2014年5月29日，下城区东新街道一村一方案试点单位农居拆迁指挥部主持下，在东新街道以及下城区公安、国土、城管、信访等政府职能部门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对上诉人采取了强行搬迁，在搬迁时先进行现场录像，后将现场留存的设备进行封存保管，并委托专业公司杭州下城保安服务有限公司进行看管。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有故意破坏、毁损设备的行为，已尽善意注意义务。被上诉人为减少自身损失的扩大，积极支持市政府对杭氧地块项目的顺利进行，选择了强行搬迁自救方式进行处理，现行法律并无禁止被上诉人这种合理行为。况且上诉人在2014年6月16日给被上诉人法人代表来信中，也讲：“你我也均在承诺履行中，要拆迁也在情理之中，即被长木村经合社领导们采取硬拆办法，我厂房顷刻间夷为平地，已拆了也就算了，本属拆迁。“尽管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中被告因原告未按时履行协议而自行强制搬迁的行为缺乏法律依据和具体批准手续，超出了自力救济手段的必要范围，因此存在过错，对造成的财产损害应承担赔偿责任。”但被上诉人对此也存有异议，原审法院委托的鉴定单位浙江方舟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拆迁现场的设备评估价值为33.94万元，原审法院酌情认定设备损失为1114097元，本案评估基准日为2015年6月3日，追溯到拆迁时间为2014年5月29日，近一年时间资产价值缩水如此程度，由1114097元变为33.94万元。被上诉人之所以未提起上诉，目的是为了息诉，因为市政府对杭氧地块项目的建设已迫在眉睫，被上诉人权衡利弊之下才未提起上诉。四、现上诉人提出4485844元的上诉请求，根本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1、基于上述第一、二、三点理由，双方的租赁合同已终止，且签订了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上诉人未按协议约定搬迁，被上诉人采取强行搬迁，系合理的自救行为，尤其是被上诉人在现场的设备至今由专业公司看管，上诉人实际上随时可以自行前往取走，被上诉人也可以避免支付每月1.5万元的看管服务费用。2、案涉杭氧地块项目的征迁工作从2011年初就开始启动，当时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也不再签订租赁合同，上诉人的企业生产基本处于停产状态。2012年5月16日，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双方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当时根据拆迁评估单位的评估意见，上诉人的资产设备补偿费用为1385655元、自建房屋及装修等补偿费1405695元，合计2791350元，后经协商被上诉人再贴补上诉人30万元，故最终确定拆迁补偿费3091350元，协议约定在90天内搬迁。对此上诉人在2014年6月16日给被上诉人法人代表来信中，又讲到“2014年5月19日、26日你与经合社、中舟社区其他几位领导决定再添补我25万元。但我与邻近同样性质，条件比，我仍委屈40万元。因此协商仍继续中。”而实际上纯属上诉人背信弃义，签订协议时已经贴补30万元仍不满足，上诉人认为还要贴补65万元。3、本案2014年5月29日强制拆迁时，上诉人厂区内剩下的机器设备都是破旧不堪的，能卖能处理的也都基本处理完毕。鉴定单位浙江方舟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拆迁现场封存的15件（5台）设备评估价值为33.94万元，基准日为2015年6月3日，该评估采用的是重置成本法进行评估，由此可见其市场价远远低于该价值，那么追溯到一年前时即2014年5月29日，该批设备的评估价按上诉人说法，自然损耗为11.3%-15.8%,就按20%计算也就42.42元，损失也只不过8.48万元。原审法院酌情认定设备损失为1114097元，本身认定事实有误，而上诉人的上述事实和理由更是无稽之谈。4、2014年5月29日搬迁时，除现场封存保管外，其余动产物品均搬至长城电器厂内。对在已经鉴定的15件设备以外的动产零星物品及家用物品，被上诉人不久前从下城区东新街道”一村一方案”试点单位农居拆迁指挥部取得原始资料（A组）搬离物品登记表（共51箱），加上原提供的B、C组，全部搬离物品登记表齐全。该已经鉴定的15件设备以外的物品及家用物品，原封放在被上诉人的会议室内。上诉人请求对未评估的部分物品应在本案一并处理，缺乏事实根据，一审认定很清楚，系上诉人不配合所致。当时我们是没有找到A组的的材料，上诉人提出异议，认为我们把东西遗失了，之后我们找了A组的材料。5、本案当初双方的争议并不大，而现在不仅一审判被上诉人55万余元的赔偿责任，还有已经支付杭州下城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劳务费用达34万余元，就这二项上诉人的损失将会达100万元，上诉人作为集体经济组织，这是广大长木桥村835户3600名股民的钱。所以本案不排除会引起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出现。上诉人股东金于华并非当地农民出身，因为办厂在长木桥村落户建房，当时对长木桥村也有一定的贡献，现在也享受了农居户安置，希望上诉人好之为之。否则，本案不排除会引起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出现。五、此外，当时金于华还把家里面的用品也放在仓库里面，导致了我方的不便，当时我方是要求金于华把东西搬走的，但是金于华之后又反悔了，也没有进行搬迁。综上，请求合议庭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上诉人亚汉电子二审提交证据如下：1、搬离物品登记表，用以证明长木经合社自认长城电器厂内的不存在机器设备，除了鉴定中存在的15件之外，其余设备均已经灭失。
2、诉讼请求变更申请书（包括EMS清单），用以证明长木经合社已经于2015年9月26日向法院提出申请，变更诉讼请求。
对此，被上诉人长木经合社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当时清点的人员是拆迁指挥部的人员，拆迁指挥部将现场可移动的设备、物品等，都搬迁至杭州市下城区东新路438号长城电器厂内，且全都封好，现该部分物品因长城电器厂要进行拆迁，又搬迁到德胜路2号即合作社的办公会议室，不存在灭失。对证据2，以原审法院笔录为准。本院认为，证据1至多只能证明已搬离物品情况，尚不足以达到证明其余设备在2014年5月29日已灭失的情况，故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证据2，上述申请系在一审法庭辩论结束后提出，故本院对其所提异议不予采纳，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被上诉人长木经合社二审提交证据如下：搬离物品登记表（就是A组的登记表，B、C组材料一审已经提供），用以证明在搬迁时，指挥部对于所有物品都进行了清点，没有对上诉人的财产造成任何损失。
对此，上诉人亚汉电子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除了清单之外，另还有25件设备都已全部灭失。本院认为，上述证据与至多只能登记在案的物品情况，无法全景反映现场搬离物品情况，故对长木经合社提供的该证据的证明目的亦不予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案涉“拆迁补偿协议”，虽名为拆迁补偿，但实则为双方为房屋租赁合同终止后，就场地腾退、费用补偿等后续事宜的民事合同。对双方均有效力，均应依约履行。后因上诉人亚汉电子未依约搬离，长木经合社采取私力救济方式，即自行强制搬迁亚汉电子在上述场地的设备及物品，其手段超出必要范围，造成亚汉电子一定的财物损失，确有不妥，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原审法院综合双方在此过程中的过错程度，确定长木经合社承担50%的赔偿责任，尚属合理，本院予以维持。至于上诉人亚汉电子主张尚有其他设备受损，要求在本案一并予以赔偿，但因其未能配合原审法院清查、评估，导致无法查实实际损失情况，故对其要求长木经合社在本案中予以赔偿的请求，法院无法支持。此外，原审法院根据评估报告，结合机器折旧、损耗、强迁可能造成的损失等因素，酌情确定15件及其设备的损失为1114097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用16450元，由上诉人杭州亚汉电子有限公司负担。上诉人杭州亚汉电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来本院办理退费。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俞 建 明
审判员 余江中代理审判员石清荣
二〇一六年九月三十日
书记员 朱 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