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终字第1088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邹颖，女，1987年8月12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赵铁良，男，1959年10月6日出生。
上诉人邹颖因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14）西民初字第29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1月，邹颖向原审法院起诉称：我与赵铁良系甥舅关系，双方都曾居住在北京市××1号公租房屋，且户口均在此公房之内。2004年5月，赵铁良变更该公房承租人，将其登记在自己名下。2013年，该公房拆迁，赵铁良作为承租人，于2013年1月20日，与北京建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书》，其中第三条约定：“根据甲方（北京建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北京华融金晖置业有限公司签署的有关预购房的协议，北京市××2号；××3号、××4号、××5号房屋，由乙方与北京华融金晖置业有限公司签署买卖合同，乙方取得该房屋所有权且无需支付购房款。”2013年2月，赵铁良又与北京建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达成一致，由北京建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赵铁良支付拆迁各项补偿款207万元。而我作为被拆迁人口，并未得到法律所规定的拆迁利益补偿，且我在此后申请经济适用房时，被有关部门告知经济适用房指标已经在2013年拆迁时被用，我已失去申请经济适用房的资格。现我诉至法院，诉讼请求：判令赵铁良向我支付补偿款20万元。
赵铁良辩称：邹颖所述的亲属关系属实。我们不是共同居住在北京市××1号公租房屋。邹颖的户口与其母亲在一起，在被拆迁的房屋中。拆迁的补偿是补偿给我一个人的。邹颖在私下里也没有和我聊过房屋的问题。她要房还是要钱与我没有关系，邹颖应该管其母亲要。
原审法院认为：已生效民事判决书认定，2004年5月31日阎×、赵×1、赵铁良、赵×2签订的家庭内部协议已经生效，并已实际履行。协议明确约定如遇产权单位拆迁不能向赵铁良提出有关此房屋的任何补偿要求。邹颖虽未在家庭内部协议上签字，但在当时邹颖作为未成年人，其母赵萍作为监护人在家庭内部协议上签字，应该认定该协议的效力及于邹颖。根据庭审中查明的事实，北京市××1号公房2间（以下简称1号房屋）的承租人系赵铁良。赵铁良作为被拆迁人取得上述房屋的拆迁补偿款及安置房屋并不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亦未侵犯邹颖的合法权益。邹颖并非上述房屋的承租人，且依据拆迁协议上所记载的在册户籍人口情况亦不能证明邹颖享有1号房屋拆迁补偿利益。故邹颖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对于邹颖要求法院到金融街街道办事处及西城区房管局等调取涉案房屋拆迁的相关材料一节，鉴于本案事实已经查明，法院无需到上述部门进行调查。
据此，原审法院于2014年9月判决：驳回邹颖的诉讼请求。
原审判决后，邹颖不服，上诉至本院称：原判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赵铁良在拆迁过程中占用了我的保障房指标，给我造成了相关损失，请求二审法院发回重审或予以改判。赵铁良同意原审判决，并答辩称：拆迁补偿是给我一个人的，邹颖并不是1号公房的共居人，她的户口跟她母亲一起，邹颖要钱应该管她母亲要，不同意邹颖的上诉请求。
经审理查明：邹颖、赵铁良系甥舅关系，邹颖之母为赵×2。
2013年3月25日，赵×2及其兄阎×、其姐赵×1在原审法院起诉赵铁良共有纠纷案，要求：1、赵铁良给付阎×回龙观地区定向安置房两居室一套及现金25万元；2、赵铁良给付赵×2回龙观地区定向安置房屋两居室一套及现金25万元；3、赵铁良给付赵×1一套两居室。
该案中，双方当事人称张××与其前夫生育一子阎×，张××前夫死亡后，张××与赵×3结婚，婚后生育三个子女赵×1、赵铁良、赵×2，张××于1994年死亡，赵×3于1976年死亡。另经法院审理查明，张××生前承租了1号房屋。2004年5月31日，阎×、赵×1、赵×2、赵铁良签订《家庭内部协议》，主要内容有：“母亲生前承租了1号房屋，自母亲去世后，此房屋的承租人一直没有确定，后经咨询房屋管理员认定，此房可以由其四子女（阎×、赵×1、赵铁良、赵×2）继续承租，现因赵铁良需用此房屋做经营使用属个人行为。经兄弟姐妹四人共同协商并参考现行有关房屋补偿价格的内容，按照估价为25万元的百分之十分别分配给阎×、赵×1，25万元的百分之四十分别分配给赵铁良、赵×2，且做如下约定后将承租人变更为赵铁良。1、赵铁良支付给阎×、赵×1每人现金25000元整，赵×2现金10万元整；2、阎×、赵×2、邹颖户口可保留在原户籍；3、如遇产权单位拆迁不能以户口和本人无住房等理由向赵铁良提出有关此房屋的任何补偿要求。自收到现金补偿款之日起此协议正式生效。”该协议上有阎×、赵×1、赵×2、赵铁良四人签字、按手印，并有房管部门工作人员谭××签字。协议签订当天，赵铁良给付赵×210万元，并向阎×及赵×1分别出具欠条，内容分别为：“今欠哥哥阎×现金人民币25000元整，一年内还清（04.5.31—05.5.30）”、“今欠赵×1现金人民币25000元整，一年内还清（04.5.31—05.5.30）。”协议签订后，1号房屋承租人变更为赵铁良，赵铁良使用该房屋经营饭店。2013年1月20日，赵铁良（乙方）与北京建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甲方）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书》，约定：“甲方因建设需要拆迁乙方在拆迁范围内1号所有的房屋，乙方在拆迁范围内有正式房屋2间，建筑面积25.99平方米，乙方现有在册户籍人口1人，实际居住人口1人，分别是户主赵铁良、户主赵×2、之女邹颖、之弟阎×。根据甲方与北京华融金晖置业有限公司签署的有关预购房的协议，就北京市××2号、3号、4号、5号房屋，由乙方与北京华融金晖置业有限公司签署买卖合同，乙方取得该房屋所有权且无需支付购房款。甲方给予乙方一次性综合补助费207万元整，乙方自行支付房屋交付前的周转及交付办理房屋产权证及入住所需各项税费或用于房屋装修、其他支出。上述补偿、补助包括了甲方因实施拆迁而给乙方的全部补偿。”2013年2月1日，赵铁良领取了上述拆迁综合补助费207万元。2013年2月8日，赵铁良给付赵×220万元。2013年2月13日，赵铁良给付赵×125万元。该案庭审中，阎×、赵×1、赵×2提交了2004年4月26日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第二临床医学院出院志、诊断证明，称阎×有三级高血压、高甘油三酯、脑梗死、不具备正常人的思维水平、头脑不清醒、思维混乱，签订家庭内部协议不是阎×的真实意思表示。赵铁良对此不予认可，称家庭内部协议是在阎×出院以后签订的，不能说明其行为能力受限，签订协议的时候有房管局工作人员在场。在阎×、赵×1、赵×2提交的出院志的诊治摘要中有“查体神清语利、反应稍迟钝、自动体位、查体合作”的记载。原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取得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双方于2004年5月31日签订了家庭内部协议，阎×、赵×1、赵×2虽称签订该协议时阎×身有疾病、不具有正常人的思维水平，但其提交的医院出院志中载明阎×查体神清语利，仅依据该出院志及诊断证明，无法证明阎×签订协议时行为能力受限，且家庭内部协议签订于阎×出院之后，故对阎×、赵×1、赵×2这一意见，法院不予采纳。家庭内部协议虽约定“自收到现金补偿款之日起此协议正式生效”，但在签订该协议当天，赵铁良已按照协议给付原告赵×210万元，并分别向阎×、赵×1出具了借条，之后，双方办理了承租人变更手续，将1号房屋承租人变更为赵铁良，故该协议应当认定为已经生效，并已实际履行。双方在家庭内部协议中参照该房屋当时的补偿价格对每人享有的权利份额进行了约定，并约定如遇产权单位拆迁不能向赵铁良提出有关此房屋的任何补偿要求，且该处房屋在变更承租人后由赵铁良经营饭馆使用，阎×、赵×1、赵×2未使用该房屋，故现阎×、赵×1、赵×2要求赵铁良向其给付安置房及补偿款，缺乏法律依据，法院对此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判决驳回阎×、赵×1、赵×2的诉讼请求。该三人不服提出上诉，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2013）西民初字第8475号民事判决书、（2014）二中民终字第3656号民事判决书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邹颖是以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为由主张权利，对此应当从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角度进行审查。邹颖不仅需要举证证明损害后果的存在，而且需要提供证据证明行为人存在违法行为、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且行为人具有过错等。但本案中，赵铁良依法成为1号房屋的承租人后，又与拆迁单位签订的拆迁协议，期间邹颖未提异议，现亦明确表示认可该拆迁协议，故赵铁良依据拆迁协议相应约定取得1号房屋的相关拆迁补偿款及安置房屋并不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对邹颖亦不存在侵权责任法上的过错，邹颖以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为由主张权利依据不足，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至于邹颖是否可以依据拆迁协议享有部分利益，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可由相关当事人通过合法途径另行解决。综上，原审判决结果正确，可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邹颖负担（已交纳2150元，余款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邹颖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崔智瑜
代理审判员 张在民
代理审判员 陈广辉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王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