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3民终197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廖新民，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
委托代理人薛国超，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慧芳，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璇，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委托代理人黄建新，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赵萌萌，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
原审被告邱昌古，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博罗县。
委托代理人薛国超，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慧芳，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廖新民因与被上诉人宋璇、原审被告邱昌古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2015）深盐法民二初字第1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2年12月23日，原告与被告廖新民签订一份《代理合同书》，约定关于案外人黄某某刑事一案，黄某某于2012年9月28日被深圳市罗湖区公安分局立案侦查，现已被逮捕，原告全权委托被告廖新民与律师代理该案（由被告廖新民选派律师），原告与被告廖新民双方签字之日至2013年1月20日黄某某取保候审，最终黄某某判处缓刑。原告委托被告廖新民代理案件，如黄某某判处缓刑，被告廖新民收取原告3000000元，原告于签字之日第二天先预付2000000元，剩余1000000元于黄某某取保或缓刑、销案回家后三天内付给被告廖新民（由被告廖新民指定账号或收取现金）。原告委托被告廖新民办理上述案件，如在被告廖新民收到原告的款项至2013年1月20日前没有达到第一项要求，收到的2000000元三天内退还给原告。本案发生的误工费、差旅费等所有费用由被告廖新民承担。如原告未经被告廖新民同意擅自终止合同，收到的款项不予退还。本合同由被告廖新民指派律师执行本案代理，自签字之日起至黄某某刑事案件销案止。
2012年12月28日，原告向被告邱昌古银行账号转入2000000元。同日，被告廖新民出具一份收据，称收到原告转入被告邱昌古名下2000000元，为办理黄某某案件的协议款。
2013年1月11日，原告向被告邱昌古银行账号转入500000元。同日，被告廖新民出具一份收据，收到原告转到被告邱昌古名下500000元，为办理黄某某案件的协议款。
2013年1月30日，原告向被告邱昌古银行账号转入250000元。被告廖新民出具收据，收到原告转入被告邱昌古名下250000元。
2013年2月5日，原告向案外人蒋仁祥账号转入300000元。被告廖新民出具一份收据，收到原告400000元，其中100000元为现金，300000元为转至薛仁祥名下。
2013年7月5日，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3）深罗法刑一初字第183号刑事判决书判决黄某某犯隐匿会计凭证、账簿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20000元。黄某某不服提出上诉，2013年10月14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深中法刑二终字第670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深圳市公安局盐田分局对被告廖新民被故意毁坏财物一案，于2014年6月17日立案。
宋璇向原审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为：一、确认原告与被告廖新民签订《代理合同书》无效；二、被告廖新民向原告返还315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利息暂计为346500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3年2月5日计算至实际偿还之日）；三、被告邱昌古对第二项诉求承担相应连带责任；四、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
原审认为，对涉案《代理合同书》，从主体看，原告非为涉及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其也没有提交证据有案外人黄某某的授权；被告廖新民非为执业律师。从涉及的代理费看，数额较大，约定为3000000元。从合同目的看，诉讼代理的目的应是维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合法权益，而涉案《代理合同书》合同主要目的在于黄某某被判处缓刑。综合以上因素，结合最终判决案外人黄某某有罪及有期徒刑，涉案《代理合同书》危害正常的诉讼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认定为无效。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结合转账记录和被告廖新民出具的收据，被告廖新民已经收到原告3150000元。原审法院对原告关于被告廖新民应返还3150000元的诉求予以支持。
对原告诉求的利息，因原告对签订上述无效合同亦有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且原告在本案诉讼前以非法律手段要求被告廖新民返还涉案款项，故原审法院酌定3150000元的利息从原告本案起诉时的2015年1月9日起计算。
原告诉求被告邱昌古承担连带责任，因被告廖新民已出具收据收到转至被告邱昌古名下的款项，原告的该诉求缺乏法律依据，被告邱昌古在本案不承担责任。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确认原告宋璇和被告廖新民签订的涉案《代理合同书》无效；被告廖新民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宋璇人民币3150000元及利息（利息以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2015年1月9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宋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在上述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人民币17386元，由原告宋璇承担人民币1155.46元，被告廖新民承担人民币16230.54元。原告宋璇已预交案件受理费，被告廖新民应将所负担的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6230.54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迳付原告宋璇。
上诉人廖新民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主要事实和理由是：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代理合同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没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受法律保护。原审认为《代理合同书》危害正常的诉讼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当认定为无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虽然上诉人并非执业律师，但是上诉人并未向被上诉人承诺直接参与黄某某刑事案件诉讼过程，《代理合同书》明确约定前述案件由上诉人选派律师担任黄某某的辩护律师，上诉人不存在欺瞒被上诉人的情形，被上诉人对此也是明知的。从根本上讲，《代理合同书》应当为居间性质的协议，即上诉人介绍他人作为黄某某的辩护律师，被上诉人支付相应的居间介绍费。其次，虽然《代理合同书》提及判处缓刑，但上诉人从未承诺过一定能使黄某某判处缓刑。客观上讲，任何刑事案件必然都有一个结果，黄某某是否能判处缓刑只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用以确定费用多少的标准。因此，该约定并没有危害正常的诉讼秩序。二、本案所涉《代理合同书》合法有效，且合同的签订系出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的信任，体现的是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的合意，权利义务内容由当事人双方决定，双方就应受《代理合同书》约束。《代理合同书》明确约定了由上诉人指派律师执行黄某某案代理，签字之日起至黄某某刑事案件销案止。《代理合同书》签订后，上诉人即委托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薛国超律师担任黄某某辩护人，但由于被上诉人签订《代理合同书》时向上诉人隐瞒了其并非黄某某配偶之事实，被上诉人无法按照上诉人的要求提供其与黄某某亲属关系证明，导致薛国超律师没有相应授权手续，故而无法介入黄某某案诉讼程序，但薛国超律师仍然为被上诉人提供了相关法律咨询服务。在黄某某案件中，上诉人协助被上诉人书写并递交求情书，多次与各部门沟通，担任上传下达之角色，希望黄某某能够从轻处罚。由此可见，上诉人一直在积极履行《代理合同书》。但被上诉人违反前述约定，在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后就逼迫上诉人退款，明显是合同有效期内未经上诉人同意擅自终止合同，根据《代理合同书》约定，上诉人有权不予退还已经收到的全部款项。原审以《代理合同书》无效为由，判决上诉人应当返还涉案款项，明显侵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三、本案应当适用先刑后民原则，一审法院没有依法中止本案审理违反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对本案所涉《代理合同书》的履行所引起的争议已经向盐田派出所报案，控告上诉人对其实施诈骗，盐田派出所已经立案受理。同时，被上诉人因本案争议多次纠结社会人士对上诉人的家人进行骚扰，并恶意破坏上诉人的房产，严重侵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对此，盐田派出所针对被上诉人的不法行为也已经立案受理。在上诉人已经提交了《中止审理申请书》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仍然没有依法中止本案诉讼，明显违反法律规定。
被上诉人宋璇答辩称：一、本合同并非居间合同，而是委托代理合同。上诉人在一审中笔录第10页也认可本合同为代理性质的法律服务合同，被上诉人委托上诉人为黄某某一案提供法律服务，并以是否达到缓刑作为是否支付或者退还费用的依据，合同第4条写明费用包括律师费、差旅费等等，但上诉人并未按照合同约定为黄某某提供任何法律服务，也没有相应的证据证明其曾经为黄某某聘请了一名叫薛国超的律师，上诉人提交的申请书、恳请书均为黄某某家属一方提交的，并没有任何的邮寄和签收回执证明是上诉人一方出具的，上诉人辩称被上诉人隐瞒了其与黄某某并非夫妻关系的事实，但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上诉人曾不予配合其委托事项，上诉人一审提交恳请书明确提到黄某某的妻子是李小慧，落款日期是2013年3月26日，进一步证明了亲属关系并不是上诉人拒绝为黄提供服务的理由，上诉人的说法前后矛盾，没有任何依据。代理合同第2条和第3条明确写到如果上诉人未在2013年1月21日前达到要求则返还200万元，视为上诉人的承诺，即没有达到缓刑结果上诉人需要退还全部的费用。在一审笔录第9页上诉人也曾称未达到缓刑结果，需要退还全部的费用。二、上诉人在明知自己没有律师资格无法为黄提供法律服务的情况下出于被上诉人病急乱投医的心理，以能够影响司法公正为由向被上诉人承诺一定能取得缓刑结果，但收了被上诉人的钱之后又不履行合同约定，此种诈骗行为损害了公共利益，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应当认为合同无效，返还被上诉人的全部费用。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擅自终止合同，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而且双方合同是在2012年12月23日签订，黄某某的案件是在2013年7月5日经一审判决，2013年10月14日经二审判决，合同第一至三条约定在2013年1月21日以前未取得取保候审成功的，上诉人就应当退还全部预付费用200万元。假设被上诉人因为一审结果未达到逾期要求上诉人退还，这也符合合同约定并不能构成擅自终止合同的理由，反而是上诉人直到一审判决作出未履行合同的任何约定。三、至于上诉人提到被上诉人曾经对其进行骚扰故意损害财物一事不属实，上诉人提交的控告信和立案之间没有任何关联性，上诉人提交的控告信是上诉人自己手写的，无任何公安机关的回执，落款日期是在2013年3月19日，此时黄的一审判决还未作出。而其提交的2014年6月19日的立案告知书显示，上诉人作为举报人其举报的涉嫌故意损害财物是一名叫龙后平的人并非原告，即使是控告信中也未提及龙后平的名字，上诉人提交的这两份材料看不出任何关联性，上诉人称被上诉人对其骚扰迫害是对被上诉人的诽谤，上诉人并未就本案之事向公安机关报案也谈不上先刑后民。四、被上诉人认为一审适用法律正确，认定事实清楚，对判决结果予以认可，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邱昌古对原审判决无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委托代理合同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本案焦点问题在于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代理合同书》的法律效力认定问题。本院认为，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公共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在本案双方当事人所签订的《代理合同书》中明确约定乙方即上诉人的“责任”为黄某某刑事一案最终判处缓刑，明显是以国家刑事司法活动的结果作为支付报酬的条件。上述约定无视国家司法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扰乱法律服务市场的正常秩序，原审认定该《代理合同书》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属无效依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主张该合同性质为居间合同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对于上诉人提出原审未对本案中止审理程序违法的问题，鉴于上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实被上诉人控告其因履行案涉合同实施诈骗一事已经公安机关立案，故原审未予中止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对上诉人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采纳。上诉人述称其一直在积极履行案涉合同，包括为黄浩然委托律师、多次与各部门沟通等，但被上诉人对此不予认可，上诉人亦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已付出合法劳动。因此，上诉人在本案中共计收到被上诉人支付的款项315万元应全部向其返还并给付相应利息，综合被上诉人在签订案涉合同时明知上诉人对其承诺系“以能够影响司法公正的非法承诺”具有过错，原审未予支持被上诉人以非法律手段要求上诉人返还款项期间的利息并无不当。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2000元，由上诉人廖新民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 虹
代理审判员 ＸＸ峰
代理审判员 刘 燕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邓 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