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浙民申字第180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州中心支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湖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春江名城7幢152、156、158号。
负责人：沈志发，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汪建海、宁松，浙江汉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盱眙县快捷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盱眙县马坝文明西路。
法定代表人：殷海燕，该公司经理。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陈林。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倪卫红。系长兴县永新汽车停车场的个体经营者。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盱眙支公司，住所地：江苏省盱眙县盱城镇淮河东路18号。
再审申请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州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阳光财险湖州支公司）为与被申请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盱眙支公司（以下简称人保盱眙支公司）、盱眙县快捷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盱眙运输公司）、陈林、倪卫红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不服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湖商终字第1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查终结。
阳光财险湖州支公司申请再审称：一、二审判决将案涉车辆停放于停车场的施救行为错误的认定为扣押，因为：第一，按照《行政强制法》的规定，扣押属于行政强制行为，如果案涉行为是行政强制行为，则按照《行政强制法》第24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决定实施查封、扣押的，应当履行本法第十八条规定的程序，制作并当场交付查封、扣押决定书和清单”，所以行政机关是否制作扣押决定书和清单是评判案涉行为是否是行政强制行为的标准。在交警部门没有按照《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制作扣押决定书之前，案涉行为不能被法院判决认定为扣押行为，因为评判案涉行为是否是扣押行政强制行为的权力主体专属于行政机关，司法权无权代替行政权对案涉行为在民事诉讼中对行政行为作出评判。所以，二审判决将案涉行为认定为扣押行为没有法律依据，是典型的“法官造法”。第二，案涉行为是交通警察的施救行为。本案起火车辆是在高速公路上发生火灾以后被拖至停车场地，拖车至停车场的行为是前期施救行为的必然延伸，是交警部门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为保持公路畅通、保护人民财产安全的一项紧急救助措施，应当定性为施救行为。二、二审判决认定陈林和盱眙公司没有过错不须承担责任是错误的。第一，起火车辆未脱离陈林和盱眙运输公司控制。事故车辆被拖至停车场后，车辆单位作为所有权人、驾驶员作为实际占有使用人并未丧失占有、使用、受益和处分等权能，亦未有任何法律文件对其权能进行限制，陈林和盱眙运输公司随时可以自由出入停车场，并非需要交警部门的批准，陈林和盱眙运输公司检查案涉车辆等权利并没有受到任何限制。第二，陈林和盱眙运输公司具有重大过错。鉴于案涉车辆在被拖至停车场之前已经发生了一次灭火后的复燃，此时驾驶员就被赋予了一个特别的注意义务，即应当主动及时仔细检查和清理案涉车辆，以彻底灭绝再次复燃的可能性，并应当主动告知停车场有关事项，但陈林在有条件、有能力对事故车辆进行检查和清理情况下，不仅未检查清理而且未告知停车场有关注意事项，所以陈林和盱眙运输公司在主观上具有重大过错。第三，陈林和盱眙运输公司没有免责事由。本案事故不属于侵权责任法第三章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情形，陈林和盱眙运输公司是起火车辆的使用者和所有者，且未提供证据证明自己对事故没有过错，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三、二审判决认定人保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是错误的。原审以保险车辆2次起火已不具备能够运行的客观物理属性为由认定车辆未在使用中并进而认定人保公司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是错误的，因为：第一，从案件的整个来龙去脉来看，第二次复燃与之前的事故存在关联性。本案苏H×××××挂苏H×××××车在中使用过程中发生了事故，然后被施救至停车场又发生了第二次事故，该过程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中间并无人为中断和车辆报停和封存。如果没有之前的事故，则本案中的事故就不会发生，所以二审判决割裂了本案中事故的因果关联性。第二，车辆被拖至停车场是一种施救行为而非扣押行为，车辆暂时被停放于停车场是在使用过程中的暂且停放，车辆被拖至停车场是一个被迫行为，是突然间外来力量造成的，并非车辆单位的主观意愿。此时此刻，车辆单位和驾驶人员的主观意愿仍然是在使用车辆，而非停用车辆，二审判决认定案涉车辆“不在使用中”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四、二审判决认定停车场承担的赔偿责任过小。第一，长兴县永新汽车停车场是一家经营停车业务的个体工商户，对每一停放在停车场内的车辆（包含事故车辆）均收费，停车费是其主要收入来源，停车场与停放在停车场内的每一辆车辆均形成了一种保管合同法律关系。停车场是一个公共场所，其经营管理者应当负有谨慎义务、安全保障义务、严格管理义务，对社会公众的财产安全、人身安全负有较其他人更高的责任，应当对在场所内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此外，浙E×××××受雇于停车场，长期与停车场进行车辆施救业务合作，浙E×××××车主与停车场之间形成了一个承揽合同关系，而浙E×××××车是劳动工具。第二，停车场对浙E×××××车需要承担侵权责任。停车场不仅对苏H×××××挂苏H×××××车负有完全的保管责任，而且对浙E×××××车也负有保管责任，是侵权责任和保管责任的竞合。本案起火车辆经施救车辆拖入停车场后，便与停车场之间形成了一个停车服务合同关系，停车场按照停车时间向车主收取停车费用。根据证人吴某在出庭作证回答上诉人代理律师发问时的陈述：停车场收费停车，大货车每天收费30元，等放车时统一向车主收取；苏H×××××挂苏H×××××车也是按照该标准收取停车费用。一审法院有意回避停车场停车收费的事实，严重混淆了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回避了停车场对停放车辆负有完全的安全保管义务。二审法院一方面认定停车场对事故车具有高度的注意义务，另一方面却对该“高度注意义务”只判决承担10%的赔偿责任，很明显法院所判决的赔偿比例违反其“高度注意义务”，这凸显了本案法官过分的使用了其自由裁量权。第三，停车场具有重大过错。停车场因疏于对苏H×××××挂苏H×××××车的管理，未及时检查车辆的安全隐患，直接造成了火灾的发生，对浙E×××××车来说是一个直接侵权人，且其侵权行为单独足以造成火灾事故的发生，足以造成全部损害后果，其应与车辆单位、驾驶员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第四，浙E×××××车没有任何过错，施救车辆受雇于停车场，是停车场必不可少的配套设施，平时进出停车场是自由出入的，停放于停车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是符合常理的。本案如果浙E×××××车没有停放于停车场反倒是不符合常理了。有证据证明浙E×××××车在离开起火车辆3－4米之外停放，也是符合常规的安全要求的。四、浙E×××××车并无过错，阳光财险湖州支公司应当获得全额追偿。原审法院以浙E×××××车应当预见到隐藏的危险性、在接到停车场离开的通知后仍不离开为由，认定浙E×××××车存在过错并承担9０%的责任，这种认定的错误在于：第一，浙E×××××车无法预见到隐藏的危险性。本案火灾是一个意外事故，非专业工作是无法预见的。浙E×××××车的专业工作是吊车作业，平时只负责将事故车辆吊上、卸下，并非火灾救火车辆，与火灾有关的事项并非其专业领域，因此并不能预见其危险性。相反，停车场负责车辆停放的安全，对车辆负有安全保障责任，负有危险排除义务，是专业的，且没有划出单独的火灾车辆停放区域，也未对其他停放车辆作出安全提示义务。第二，原审认定停车场要求离开停车场是错误的。停车场的本来业务就是停放车辆，开门营业停放各种车辆才是设立停车场的目的所在。本案证人门卫吴某是停车场的雇员、浙E×××××车驾驶员徐回恩是停车场的业务合作伙伴，与停车场都具有重大利害关系，但法院仍然过渡采信停车场门卫吴某、浙E×××××车驾驶员徐回恩有利于停车场的证言，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认定门卫要求浙E×××××车离开停车场不符合证据采信的排除规则，这种认定有违基本常理，停车场本来就是要停放车辆，其没有拒绝车辆停放的正当理由。相反门卫吴某、浙E×××××车驾驶员徐回恩证言中确认平时浙E×××××车经常停放在停车场，原审法院避重就轻，有意回避这一事实，故意不予以认定。第三，本案原审法院故意编造了浙E×××××车存在过错的理由，私自吞食了90%的责任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判决，严重损害了受害人的利益，严重损害了保险公司的追偿权益。退一步讲，本案如果还有其他侵权方，那也不是直接侵权方，也应当由直接侵权方承担赔偿责任后，再进行追偿，而不是法院直接将受害人的赔偿额度进行减少。第四，各被告应当互负连带责任。原审法院按照分别侵权来认定赔偿责任是错误的，本案根据侵权责任法第11条，应当由车辆单位、实际车主、驾驶员、停车场共同赔偿损失，并互负连带赔偿责任。五、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本案适用《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第26条作为判决依据是错误的，因为基于前述分析，各被申请人理当互负连带赔偿责任，本案应该适用的法律是：第一，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第2款，本案完全可以推定车辆单位、实际车主、驾驶员存在过错，而其又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二，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第11条、《民法通则》第106条、第130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本案车辆单位、实际车主、驾驶员、停车场是分别实施了侵权行为，每个侵权人都足以造成火灾事故的发生，足以造成事故的全部损害后果，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第三，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第37条，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未迟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四，应当适用《保险法》第65条，直接向第三者赔偿保险金；应当适用《保险法》第60条，上诉人直接获得向事故责任方追偿的权利。综上所述，阳光财险湖州支公司认为二审判决具备《民事诉讼法》第200条第（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和第（六）项“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之情形，申请再审。
再审审查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
再审审查查明的事实与二审认定的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系陈林、倪卫红、盱眙运输公司及人保盱眙支公司是否应对浙E×××××吊车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及如何承担。（一）案涉车辆在高速公路上行使时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撞后起火燃烧，武警长兴县消防中队出警并进行灭火，后被运至案涉停车场。可见，苏H×××××号挂车被拖至停车场停放的行为系由交警部门决定，而并非车辆驾驶员自行决定。后该停车场向放车单持有人交付苏H×××××／苏H×××××挂车，也系凭浙江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总队湖州支队二大队向长兴县永新停车场开具放车单。纵观上述事情发展过程，虽然交警部门未出具相应的书面文件，但将案涉车辆停放于停车场的行为应认定为被施救和扣押。二审判决认定车辆到达停车场为事实上是一种扣押行为，并无不妥。苏H×××××号挂车发生交通事故以后，由交警部门进行了处理并将事故车拖至长兴县永新汽车停车厂内，车辆运至停车场停放的过程陈林并未参加。实际上，苏H×××××号挂车发生交通事故后被拖至停车厂内已脱离了该车驾驶员陈林的管控范围，据此，陈林对苏H×××××号挂车在停车场内再次起火燃烧并造成其他车辆损失不存在主观过错，因此，陈林及盱眙运输公司无需对此承担责任。（二）阳光财险湖州支公司要求盱眙人保公司在苏H×××××号牵引车及苏H×××××号挂车的交强险、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对上述款项承担理赔责任。根据苏H×××××号挂车与苏H×××××号牵引车在人保盱眙支公司投保的第三者责任险第四条之约定，人保盱眙支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条件需为被保险机动车在使用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造成他人人身伤亡或财产损毁。而该车发生涉案事故时是停放在停车场，并因两次起火致使车辆被烧毁，因此，该车不但未在运行中而且也已经不具备继续使用的条件，故阳光财险湖州支公司认为车辆单位和驾驶人员的主观意愿仍然是在使用车辆，而非停用车辆申诉理由没有事实依据。同时，第三者责任险第五条第（二）项也明确约定，被保险机动车在被扣押的情况下造成第三者人身或者财产损失的，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苏H×××××号挂车被拖至停车场停放的行为系由交警部门决定，而并非车辆驾驶员自行决定，车辆到达停车场后驾驶员已经无权擅自对车辆作出处置，故该行为是一种扣押行为，虽然交警部门未出具相应的书面文件，但不影响车辆被扣押的事实。且交警部门未出具扣押单这非驾驶员能控制。综上，阳光财险湖州支公司要求人保盱眙支公司在三者险限额内进行赔偿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至于阳光财险湖州支公司认为人保盱眙支公司应在苏H×××××牵引车交强险限额内赔偿的诉请，因事故并非道路交通事故，该诉请也无法得到支持。（三）二审判决认定停车场承担的赔偿责任是否妥当。倪卫红系永新汽车停车场的个体经营者，该停车场专门用于停放高速公路上的事故车与故障车，作为专门停放事故车的经营场所，对停放的事故车辆负有管理及监管方面责任。为此，停车场工作人员发现车辆起火已及时报警，应该说已履行了管理及监管的责任。浙E×××××吊车作为苏H×××××号挂车的施救车辆，在明知该车失火的情况下，应当预见到其隐藏的危险性，浙E×××××吊车不但停靠在苏H×××××号挂车附近，而且在接到停车场告知其离开的通知后仍未驶离，故浙E×××××吊车在本次事故中未尽到相应注意义务，应对本次事故的发生承担相应的责任。一审庭审中倪卫红陈述停车场缺乏针对不同事故车辆划分停放区域的管理制度，平常的起火事故车也没有单独的停放区域，因此倪卫红在对事故车辆管理及监管方面存在一定过错，应当对浙E×××××车遭受的损失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一审法院根据双方过错程度及本案的实际情况，酌定由倪卫红承担10%的赔偿责任并无明显不当。基于前述分析，一、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
综上，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阳光财险湖州支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阳光财险湖州支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 判 长 黄 梅
代理审判员 伍华红
代理审判员 倪佳丽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日
书 记 员 吕 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