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10民终152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韩孟云，男，1984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荣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运宝，山东中立达（荣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文涛，男，1980年4月23日出生，汉族，住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玉强，山东誉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天宇，山东誉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韩孟云因与被上诉人张文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荣成市人民法院（2017）鲁1082民初41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韩孟云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1.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根据被上诉人陈述，认定上诉人于2016年1月21日给被上诉人出具对账单后偿还60000元，剩余91590元未偿还。由于偿还欠款60000元的行为发生在上诉人出具对账单后，所以该60000元是由谁支付给被上诉人，就应该可以认定谁是涉案煤款的付款义务人。为此，上诉人多方联系威海市船舟远洋渔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船舟公司）工作人员（由于该公司早已停�，相关人员都已离厂）了解得知，该笔款项中50000元是该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张传洲或其妻子周爱莲通过银行转账付给被上诉人，另外10000元是张传洲继子许艺浩支付给被上诉人的，一审法院要求上诉人提供以上两笔款项的银行流水，被上诉人却以忘记哪张银行卡收款为由拒绝提供。本案中关键事实一审法院未予查明，导致认定事实不清。2.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五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本案中被上诉人有能力提供其收取60000元银行流水，但其为了隐瞒事实拒不提供，应当推定上诉人的主张成立。但一审法院未适用该项法律规定，反而以上诉人对此未能提供证据，让上诉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适用法律错误。
张文涛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张文涛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支付欠款91590元及利息。事实和理由：2016年1月21日，原、被告就原告供应给被告的煤炭欠款数额进行了对账，核定被告尚欠原告煤款151590元。后经多次催要，被告支付煤款60000元，其余款项一直拒绝偿还。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前后，原告数次向位于文登市张家产镇军营村的鱼粉厂销售燃煤，由厂方人员过磅后给原告出具过磅单。2016年1月21日，原、被告就交易的煤炭欠款数额进行了对账，核定尚欠原告煤款151590元，由被告为原告出具对账单一份，载明：“截止2016年1月21日欠张文涛煤款壹拾伍万壹仟伍佰玖拾元整（151590.00）”。张文涛、韩孟云均在上述对账单上签字。事后原告通过银行转账收取燃煤款50000元，收取现金10000元。庭审中，一审法院要求原告出具其收取50000元燃煤款的银行流水明细，原告称忘记从哪个银行卡收款，且持有的部分银行卡已经因消磁停用，未予提供；被告称其中50000元款项系张传洲或其妻周爱莲通过银行支付，其中10000元系张传洲继子许艺浩支付，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
被告为证实其与船舟公司的雇佣关系和燃煤交易与其无关，提供证据如下：1、证人何某出庭作证，证人称其和被告均为船舟公司职工，多次看见原告到船舟公司鱼粉厂送燃煤，买卖燃煤的业务也是张传洲联系，张传洲通过其继子许艺浩支付给原告部分燃煤款。被告及其证人何某均未提交证据证实为船舟公司的职工。2、印有“荣成石岛家昌鱼粉厂”记载收货数量的单据144张、入库单18张、工商服务业统一收款收据20张，被告称上述材料系其从船舟公司提取，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实。“荣成石岛家昌鱼粉厂”的单据中分别有收取张文涛燃煤40.28吨、41.08吨、42.44吨、41.70吨、41.96吨的记载，部分单据有韩孟云签字；入库单中有两张分别有收取张文涛燃煤81.36吨、84.26吨的记载。
审理中，根据原告的申请，一审法院依法查封了登记在被告名下的鲁荣渔51443、51434、52799、52880渔船的燃油补贴款110000元。
另查，船舟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现已下落不明。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问题为与原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系船舟公司还是被告，即承担付款责任的主体问题。
2016年1月21日的对账单，被告以个人名义出具，是否系被告受托于船舟公司的职务行为，应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即应由被告对欠款承担付款责任。被告无证据证实其提供的证人为船舟公司职员，故对该证人证言不予采信。被告提交的书证，因其无法证实该证据的来源，故亦无法证实其主张的从事职务行为的事实，为此不予采信。
另外，即使被告受托于船舟公司与原告发生买卖燃煤业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条规定，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本案中，被告无证据证实向原告披露应由船舟公司承担付款责任，也未提供证据证实原告已选择向船舟公司主张权利后又变更为被告个人，故原告向被告主张欠款，亦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原告主张燃煤款91590元，有被告签名的对账单等材料为证，予以支持。原、被告未明确约定付款期限和逾期付款利率，故原告主张的利息可自其�起诉讼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款之日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四百零三条规定，判决：被告韩孟云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给原告张文涛燃煤款91590元及利息（自2017年7月20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90元，保全费1070元，由被告韩孟云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对证据进行了质证。
上诉人为证实其上诉请求，提交了如下证据：1、户名为荣成市家昌水产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家昌公司）账户变动情况明细及加盖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荣成玄镇分理处业务专�章的业务凭证，用以证明家昌公司于2016年4月24日、5月10日、5月25日分别向被上诉人张文涛账户转款20099元、39860元、41280元，共计101239元，均发生在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出具对账单之后。2、家昌公司营业执照及在国家企业信息信用公示系统查询的该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用以证明家昌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为张传洲，2017年8月17日变更为其妻子周爱莲，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张传洲和周爱莲。3、船舟公司2016年4月-2016年8月会计凭证五册，内容包括封面记载为船舟公司及会计原始凭证，其中有多笔对外支付的款项，包括向被上诉人支付的燃煤款是使用家昌公司账户支付及向上诉人及一审证人何某支付工资的原始凭证，用以证明：第一，船舟公司与家昌公司的资产严重混同，在经营中互为使用对方公司的名义；第二，被上诉人向船舟公司鱼粉厂供应的燃煤，以家昌公司的账户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第三，上诉人及一审证人何某均为船舟公司员工。4、船舟公司及家昌公司法定代表人周爱莲同意给上诉人出具相关情况说明证实上诉人只是公司员工，给被上诉人出具对账单是履行职务行为，上诉人并非本案付款义务人。因周爱莲在南方，答应两天后回来，申请给予延期举证期限。
经质证，被上诉人对上诉人提交的银行付款明细及证明家昌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情况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家昌公司向被上诉人付款与诉争煤款没有关联性，系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账后被上诉人与案外人邵俊明发生的业务关系的付款，而且诉争煤款由谁支付并不代表谁就与被上诉人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也可以指定其他第三人代为支付款项。对于上诉人提交的会计凭证，被上诉人对其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组证据形成于2016年4月之后不属于新�据，而且该组证据并没有船舟公司或家昌公司加盖公章或财务章，虽然部分单据显示有张传洲等人的签字，但不能确定是否为张传洲本人所签。即使该组证据是真实的，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形成的买卖关系发生在2016年1月之前，也证明不了上诉人在此之前系船舟公司的员工。对于上诉人要求举证期限，被上诉人认为本案于2017年7月立案，一审法院经过二至三次开庭已经给予上诉人长达数月的举证期限，但上诉人至今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实其是履行职务的行为，举证期限已经届满，不同意上诉人延期举证要求。
被上诉人为证明其在2016年4月份收取的款项系与案外人邵俊明之间发生业务关系由邵俊明支付的货款，提交了与邵俊明的短信聊天记录截图复印件，时间为2016年5月10日至2016年6月6日，信息显示的姓名电话为“邵俊明133××××9255”，内容是要求安排后三车的货款。
经质证，上诉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认为对方是否是邵俊明不能确定，即使是真实的，也是合理的，因为邵俊明与张传洲在涉案鱼粉厂有合作关系，在上诉人提交的财务凭证中也有二人的共同签字，也只能说明邵俊明代表船舟公司或船舟公司所属的鱼粉厂就煤炭款的结算进行协商。
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提交的家昌公司银行业务凭证、银行付款明细及家昌公司营业执照和工商登记材料不能证实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对其证据效力不予确认；上诉人提交的会计凭证不能确定其来源，也没有加盖单位印章或财务专用章，相关凭证亦无会计、出纳签章，被上诉人对其真实性也不予认可，对其证据效力不予确认。被上诉人提交的其与“邵俊明”短信聊天记录截图复印件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上诉人对真实性也不予认可，对该证据效力不予确认。
关于上诉人主张的其在对账单上签字的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一审中，上诉人主张其系案外人船舟公司的员工，并提供证人何某出庭作证证实其系船舟公司的员工，并在船舟公司领取工资，以此主张其签字系代表船舟公司，二审中又提交案外人家昌公司的银行付款明细，证实其系家昌公司的员工，其签字行为系代表家昌公司的职务行为。
对于上诉人究竟是船舟公司的员工还是家昌公司的员工，上诉人二审中称“家昌公司的，以前认为是船舟公司的人，但是通过给被上诉人的银行流水账户之后，确定为家昌公司的人，上诉人认为船舟公司和家昌公司实际经营人都为周爱莲和张传洲，在经营业务上有严重的混同，上诉人也从事过船舟公司和家昌公司的工作”，在提供其自称系船舟公司会计记账凭证后，又称其与一审提供的证人何某均系船舟公司的员工。上诉人对于其主张的船舟公司与家昌公司业务混同，其系船舟公司或家昌公司的员工，其签字系履行职务行为称没有证据。
关于上诉人主张船舟公司及家昌公司法定代表人周爱莲同意给上诉人出具相关情况说明证实上诉人只是公司员工，给被上诉人出具对账单是履行职务行为，上诉人并非本案付款义务人，并申请延期举证，在本院规定的举证期限内，上诉人未提交上述相关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一致，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成立买卖合同关系，上诉人应否偿付诉争货款。被上诉人提供上诉人为其出具的对账单，证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及上诉人欠付货款的事实，上诉人对对账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抗辩其在对账单上签字系履行公司职务行为，对此，上诉人负有举证证明责任。一审中，上诉人称其系案外人船舟公司的员工，其签字行为系履行船舟公司的职务行为，二审中先是称其系案外人家昌公司的员工，其签字行为系代表家昌公司履行职务行为，后又称其系船舟公司的员工，但其一审提供的荣成石岛家昌鱼粉厂收料单、入库单及收款收据，二审中提交的案外人家昌公司银行支付明细时间均在2016年4月之后，而涉案对账单出具时间在2016年1月21日，不能证实上述证据与本案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其提供的会计记账凭证来源及真实性无法确认，且记账时间也在2016年4月之后，亦不足以证实上诉人的主张。退一步讲，即便上诉人是家昌公司或船舟公司的员工，上诉人也无证据证实其在涉案对账单上签字的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况且，上诉人对于其系履行哪个公司的职务行为前后陈述不一，在本院规定的举证期限内也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而且上诉人系以自己的名义为被上诉人出具的对账单，其主张签署对账单的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缺乏事实依据。至于对账单出具后，由上诉人还是第三人代为向被上诉人支付60000元货款，在上诉人没有证据证实系案外人与被上诉人发生的诉争买卖关系的情况下，不能以此否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而且，上诉人一审及上诉状中主张该部分款项由船舟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传洲妻子周爱莲及其子转账和现金支付，二审又提交证据主张系由案外人家昌公司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10万余元，前后陈述矛盾，又缺乏事实依据。因此，上诉人以此为由主张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理由不当。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090元，由上诉人韩孟云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英秋
审 判 员 王小平
审 判 员 葛俊生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 李亚男
书 记 员 邵旭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