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延中民四终字第56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家龙，住吉林省敦化市。
委托代理人：安玉铎，吉林容善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庆武，吉林容善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贤芹，住吉林省敦化市。
委托代理人：王鲁民，吉林衡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敦化市江南镇南湖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吉林省敦化市胜利街南湖社区。
负责人：高春义，村主任。
上诉人王家龙因与被上诉人刘贤芹及原审第三人敦化市江南镇南湖村村民委员会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吉林省敦化市人民法院（2014）敦民初字第54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王家龙在一审中诉称：被告家在原告承包的南湖村水库附近有一块承包地，地名为“马玉宝东侧”，面积为3020平方米。在该地块与原告承包的南湖水库中有一片草甸子和低洼地，为有效利用土地，经第三人和姜德清同意（姜德清与被告是夫妻关系，姜德清现已去世），1998年至1999年，原告占有被告家的350平方米承包地，与该草甸子合并到一起，推土改造建设成鱼池，面积约2233平方米。鱼池建成后，被告要求赔偿损失。2000年1月4日，原告与姜德清达成占地书面赔偿协议，因占用姜德清家350平方米承包地建设鱼池，原告赔偿姜德清损失1000元。原告建成的鱼池四至为：东至王孝勇承包地，南至姜德清承包地（以坝基为界），西至马玉宝承包地，北至南湖水库。自2000年至2013年，原告一直经营管理该鱼池。2013年国家征用被告承包地和原告鱼池。按照原告和姜德清签订的协议，原告应当将鱼池中的500平方米的补偿款给被告，但是在征地过程中，被告以鱼池经营权人的虚假身份办理了鱼池的征地事宜，擅自处分了原告的鱼池，第三人将本属于原告的鱼池征地补偿款给付了被告。诉讼请求：一、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返还原告不当得利征地补偿款64.6万元；二、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刘贤芹在一审中辩称：一、请求法院中止诉讼，我方已经向敦化市法院起诉确认原告和姜德清签订的协议书无效，原告的请求是以该协议书为基础。二、原告诉被告不当得利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三、原告在诉状中所述与事实不符。首先，被告在马玉宝东侧有一块承包地，面积是0.4785公顷，而不是0.302公顷。在承包合同签订之前分地时，因为被告分得的承包地，北半部分属于涝洼地，当时为了涝洼地少交承包费，就把0.4785的土地面积折合为0.32公顷交费面积。被告分得的承包地实际的土地面积是0.4785公顷。其次，原告在被告的承包地内推水库的行为是侵权行为，侵犯被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第三人耕地所有权。再次，原告所谓的与姜德清签订协议书的行为不存在，姜德清没有跟原告签订协议。原告依据2000年1月4日的协议书主张诉求，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另外，原告主张被告以鱼池经营人的虚假身份办理鱼池的征地事宜不存在，被告收取的是自己的承包地征收补偿款。
敦化市江南镇南湖村村民委员会在一审中未到庭答辩。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王家龙与被告刘贤芹均为敦化市江南镇南湖村村民。原告从1992年开始，承包敦化市江南镇南湖村水库，承包费每年1000元，期限至2002年。2002年7月1日，原告同第三人签订书面承包鱼塘合同书，承包期限为2002年至2022年，承包费每年1000元。被告的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中的耕地其中地块名称为马玉宝东侧耕地位于原告承包水库的南侧，承包经营权证书记载的四至为东沟子、西马玉宝地、南道、北泡子，登记面积0.302垧。2013年，被告的马玉宝东侧耕地被征用，经测量面积为4785平方米，其中有1000平方米耕地使用权已流转给案外人王志刚，被告土地的面积为3785平方米，扣除150平方米以其他方式补偿外，3635平方米的土地，按每平方米400元为标准，被告已领取安置补助费145.4万元。上述土地面积内包含本案争议的南湖水库南侧的小水池。另查明，在本案诉讼后，被告刘贤芹作为原告，以王家龙为被告提起诉讼，请求确认王家龙与以姜德清（刘贤芹丈夫，已去世）之名签订的协议书无效，该案审理后，作出（2014）敦民初字第715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刘贤芹的诉讼请求，刘贤芹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延中民四终字第222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00年1月4日，姜德清（甲方）与王家龙（乙方）签订的协议书主要内容为，“在乙方承包期满补偿甲方损失费一千元。在乙方承包期之内改土造田的水面归乙方使用。如果国家和有关单位占用水泡子，水面补偿费伍佰平方米归甲方所有，如果水面补偿费低于土地青苗补偿费，差额由村企业承包费给予补到土地补偿费的标准。实际占有，乙方占有甲方三百五十平方米，如果国家和有关单位占用，乙方同意给甲方伍佰平方米的补偿”。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水池已计入被告二轮土地承包面积内，被告已按耕地补偿标准得到安置补助费，第三人也认可争议小水池为被告的二轮合同耕地，原告按实际测量面积扣除经营权证书中登记的面积，主张其水池面积，继而得出水面补偿费的数额缺乏事实依据。虽然，王家龙与姜德清之间的协议中涉及占用面积的内容，但关于本案争议水池第三人不认可原告对其具有使用权，本案争议水池，按二轮合同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标准进行补偿，原告按耕地补偿标准主张鱼池补偿标准没有法律依据。综上，原告以不当得利为由主张被告返还耕地补偿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讨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如下：驳回原告王家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732元，诉讼费用50元，合计10782元，由原告王家龙负担。
宣判后，王家龙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主要理由：1.原审认定“争议的水池已计入被告二轮土地承包面积内，被告已按耕地补偿标准得到安置补助费，第三人也认可争议小水池为被告的二轮合同耕地”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该事实与被上诉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不符，被上诉人土地经营权证中“马玉宝地东侧”地块的面积为0.302公顷，也就是3020平方米；而本次征地，经测量被上诉人占有和使用的耕地加上争议的小鱼池的面积合计为4785平方米，远大于被上诉人的承包地面积。2.原审认定事实与生效判决不符。（2014）敦民初字第715号生效民事判决已认定“1999年王家龙将其经营的小鱼池扩展。占用了刘贤琴的部分承包地，刘贤琴与其丈夫姜德清与王家龙协商未果，找到时任南湖村村支书兼村主任赵洪春，赵洪春就此事对双方进行过调解，并写过协议书”的事实，以及（2015）延中民四终字第222号生效民事判决均对王家龙与姜德清之间签订的《协议书》认定有效，并确认王家龙对争议小鱼池占用关系成立、有效。一审判决中却认定争议小鱼池已计入刘贤琴二轮承包面，与上述两份生效判决不符。3.一审判决证据不足。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争议的小鱼池全部属于被上诉人的二轮承包地，一审判决却径直将小鱼池判决归被上诉人的二轮承包地。4.本案依法应当依据上诉人与姜德清签订的《协议书》进行判决。该《协议书》已经被两级法院认定有效，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就应当受该合同约束。小鱼池中的500平方米征地补偿款应当给被上诉人，其余征地补偿款应当归属于上诉人。5.第三人南湖村村委会的意见对本案没有任何价值。第三人主张小鱼池面积属于被上诉人二轮承包地，显然与上诉人的土地经营权证矛盾。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受双方的《协议书》约束和调整，第三人的意见对双方不产生任何约束力。本案的纠纷全因由第三人而起。在征地时，第三人明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有纠纷，不但不予解决，还不顾上诉人阻止，将有争议的小鱼池面积直接计入被上诉人名下，导致被上诉人领取了小鱼池的征地款，使双方的矛盾升级。如果在纠纷没有解决之前，第三人冻结该小鱼池的征地补偿款的发放，并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予以处理，被上诉人也不会追求不属于自己的利益。第三人才是矛盾的制造者，其所作所为不符合村委会的最起码的行为规范。
刘贤芹在二审中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证据充分，请求予以维持。主要理由：1.本案争议的水池所占用的土地已计入答辩人的二轮土地承包合同面积，答辩人已经按照耕地补偿标准得到了安置补助费，第三人也认可争议小水池是答辩人的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地。首先，上诉人依据答辩人承包地的实际面积（4785m²）大于答辩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登记的土地面积（0.302公顷），以此来否认本案争议的土地是答辩人的二轮承包合同地是错误的。在农村承包实际面积大于承包合同上登记的土地面积和承包经营权证书上登记的面积是习惯和常态，答辩人二轮承包合同地的北头是涝洼地，在当时分地的时候是以登记的四至为准确定答辩人承包地的位置和面积的。本案争议土地在答辩人的二轮承包合同地的四至范围内，是答辩人的二轮承包合同地。其次，上诉人引用（2014）敦民初字第715号民事判决书和（2015）延中民四终字第222号民事判决书的一段话，来否认本案争议的水池所占用的地面已计入答辩人的二轮土地承包面积是不能成立的。一方面，上述两个民事判决书都没有否认争议水池所占用土地已计入答辩人的二轮承包面积这一事实：另一方面，上诉人引用的内容不是判决主文，对案件事实不发生否定性的法律效力。2.答辩人的承包经营权证书上明确登记答辩人二轮承包合同地四至为：东至沟子、西至马玉宝、南至道、北至泡子。因答辩人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是根据二轮土地承包使用期合同登记颁布的，而在1997年签订的二轮承包合同时，还不存在本案争议的小水池，所以，答辩人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登记的四至北至泡子指的是上诉人承包的南至泡子沿的大泡子，作为发包人的第三人也认可本案争议土地是答辩人的二轮承包合同地。3.上诉人持有的2000年1月4日的《协议书》上姜德清（已故）的名字，不是姜德清本人书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上述2个生效判决均没有对《协议书》的真伪作出判断。4.第三人的意见对本案查明事实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承包地的实际面积大于承包经营权证书上登记的面积是因为以前为了少交土地承包费而造成的，许多村屯都存在这种现象，这是历史遗留问题，并且答辩人的二轮承包合同地的北头是涝洼地，在当时分地的时候是以登记的四至为准确定答辩人的承包地位置和面积的。第三人的意见与答辩人的承包经营权证书并不矛盾。其次，《协议书》不真实，对答辩人没有约束力，上诉人和答辩人均是第三人的村民，第三人作为发包人，其意见对上诉人和答辩人均产生法律约束力。本案的纠纷不是第三人挑起的。上诉人认为自己对争议地具有承包经营权，但至今上诉人都不能提供土地承包合同，上诉人没有取得争议地的承包经营权。第三人和上诉人于2002年7月1日签订《承包鱼塘合同书》中的鱼塘不包括本争议的土地，虽然在《承包鱼塘合同书》的第七行“协议”二字的后面加上了一个括号，并在括号内添上可“精养鱼塘”四个字，但是“精养鱼塘”与合同其他内容不协调，也说明不了是本案争议的水池，证明不了上诉人对争议土地具有承包经营权。退一万步，假设上诉人持有的协议书是客观存在的，2000年1月4日协议书形成时，上诉人和第三人还没有签订2002年7月1日的《承包鱼塘合同书》，因此，2000年1月4日形成的协议书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也只能预见到2002年6月30日止，协议书效力也只能维持到2002年6月30日止，况且协议书的内容自始至终没有履行。因此，答辩人没有将自己的二轮承包合同地流转给上诉人。5.上诉人按照不当得利主张权利没有依据。答辩人取得土地安置补偿费是依法对自己享有承包经营权的土地被征收后取得的补偿；答辩人获得利益没有造成他人损失，上诉人对答辩人的土地安置补偿费不享有所有权。
敦化市江南镇南湖村村民委员会在二审中辩称：一审判决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维持原判。1.王家龙和刘贤芹争议的“小鱼塘”的面积本来就是刘贤芹的二轮土地承包合同面积内的，土地的实际面积大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登记的面积是农村常见的，况且刘贤芹的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地的北头是涝洼地，所以分地当时是多给的，答辩人是以登记的四至为准来确定刘贤芹家的二轮承包合同地的位置和面积的。答辩人从来没有就争议土地和上诉人王家龙签订过协议，答辩人和上诉人王家龙于2002年7月1日签订的《承包鱼塘合同书》中的鱼塘不包括本案争议的土地。2.关于上诉人提供的2000年1月4日王家龙和姜德清（已故）签订的《协议书》，没有在答辩人处备案，答辩人对此不知情。未经发包人同意，任何人无权对答辩人的土地进行处理，答辩人不认可该《协议书》。3、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本案纠纷是第三人挑起的没有任何根据，答辩人根据刘贤琴的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发放土地安置补偿费是依法行事，没有错误。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敦化市房屋征收与土地收购储备中心的“土地征收补偿审批表”以及该中心与刘贤芹签订“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协议”载明，刘贤芹家庭的征收土地面积为3635平方米，按照安置补助费标准为400元/平方米，共取得安置补助费145.4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安置补助费是承包地被依法征收后，为安置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和生活来源的失地农户的生活而给予的补助费用，安置补助费的发放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为基础。本案中，王家龙虽主张争议土地为其开荒地，其享有经营权，但其无法举证证明自己就争议土地取得承包经营权或使用权，南湖村村委会作为发包人，亦否认其就诉争土地与王家龙签订土地承包合同，而王家龙与刘贤芹先夫姜德清于2000年1月4日签订的协议是两家之间的占用土地协议，该协议并不能证明王家龙取得协议内或协议外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故王家龙要求刘贤芹返还征地补偿款64.6万元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732元，由上诉人王家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全智光
审判员 刘晓娟
审判员 林 美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一日
书记员 尹光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