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鲁01民终254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吴良威，男，1968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康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鲁邦升，浙江厚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山东康桥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
负责人：张巧良，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召才，山东康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明月，山东康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吴良威因与上诉人山东康桥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康桥律师事务所）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6）鲁0102民初14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吴良威上诉请求：1、撤销(2016)鲁0102民初1439号民事判决书第二、三项判决，改判康桥律师事务所退回违规收取并未提供辩护服务的辩护费394000元。2、由康桥律师事务所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三个:一是康桥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后是否履行了辩护职责:二是是否按照山东省的规定收取费用:三是解除委托合同后康桥律师事务所是否该退回己收取但未提供辩护服务费用。关于第一个问题，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和证据材料，可以证明康桥律师事务所不仅违反了律师法和律师职业道德的规定指派辩护律师，在接受委托后也没有履行过任何有实质意义的辩护职责，甚至连案件的进展情况都不清楚。不仅此，康桥律师事务所的承办律师甚至连一次会见都没有安排，也没有提出过任何辩护意见或法律意见书。可见，康桥律师事务所在接受委托后，承办律师张巧良、孟凡永对本案没有干过任何工作。甚至连取保候审申请书也是在网上拉一份格式范文敷衍了事的。可见，康桥律师事务所在接受委托后，没有履行过任何辩护职责，一审判决对该部分事实认定错误。关于第二个问题，《山东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已明确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提供法律咨询的收费标准为300-500元/次；申请取保候审的为500-3000元/件:代理申诉和控告的1000-10000元。吴良威为吴良钢、黄河被监视居住一案与康桥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协议包含三个阶段，一般来说，康桥律师事务所应当要按照山东省收费标准规定的范围内收取费用。民事合同固然可以协议收费但协议收费金额也不是任意的，必须要受指导性文件制约，否则必然会扰乱法律服务市场。因此，康桥律师事务所在本案中的收费依法属于违规收费。关于第三个问题，合同法已经明确规定，委托合同可随时解除。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进行结算。虽然康桥律师事务所在签订委托合同后，在侦查阶段也的确做了一些不关痛痒的工作，但吴良威愿意按照山东省规定的侦查阶段最高标准支付报酬。由于委托合同中的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均未启动，故合同解除后康桥律师事务所应当要把已收取的在扣除侦查阶段费用外，对尚未启动的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的费用退回。由于康桥律师事务所对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尚未提供服务，故对该两个阶段就不能收费；而且，解除合同的结果也没有给康桥律师事务所造成任何损失，故康桥律师事务所对已经收取的费用应当要予以退回。一审判决以民事行为意思自治为由，没有按照合同法的明确规定来处理本案，显然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依法支持吴良威的上诉请求为谢。
康桥律师事务所针对吴良威的上诉意见辩称，一、答辩人依法履行了辩护职责，被答辩人称答辩人违规指派辩护律师且未履行实质辩护职责与事实严重不符。（一）答辩人为吴良钢、黄河案指派的辩护律师不违反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下称《律师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律师承办业务，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下称《刑诉法司法解释》）第三十七条规定：“律师……被委托为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核实其身份证明和授权委托书。根据上述规定，当事人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应当与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合同，之后律所出具律所公函指派辩护律师，律师将律所函、律师执业证及授权委托书提交给法院，作为《刑诉法司法解释》第三十七条规定的律师身份证明材料。因此，确认辩护人身份及承担辩护工作的依据是律师事务所公函及授权委托书，而非委托合同。委托合同中确定的律师与律所公函和授权委托书不一致的，应当以律所公函和授权委托书为准。虽然应被答辩人要求，两份《委托协议》中均约定了张巧良律师作为辩护人，但考虑到如张巧良律师同时作为吴良钢、黄河的辩护人会违反一名律师不能为两名同案被告同时担任辩护人的规定，在与被答辩人签订委托合同后，答辩人为吴良钢指派了律师孟凡永，为黄河指派了律师刘英军，具体进行辩护人工作。被答辩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委托孟凡永律师为吴良钢的辩护人，委托刘英军律师为黄河的辩护人，答辩人向山东省公安厅、滕州市公安局出具的函也是指派孟凡永律师为吴良钢的辩护人，指派刘英军律师为黄河的辩护人。2014年8月12日和2015年2月12日山东省公安厅和滕州市公安局出具的不准予会见犯罪嫌疑人决定书中吴良钢案的申请人为孟凡永律师，黄河案的申请人为刘英军律师。答辩人律师在开展辩护工作时，山东省纪委监察厅、山东省公安厅、滕州市公安局亦从未提出被答辩人存在一名律师为两名同案被告人担任辩护人的情形。答辩人为涉案案件指定的辩护律师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也不违反《律师法》和律师执业道德。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刑诉法司法解释》之所以规定一名辩护律师不能代理两名同案被告，是为了避免利益冲突、损害其中一被告人的合法权利。而吴良钢、黄河因其单位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立案侦查，实际上都是为了查处原枣庄市市委书记陈伟受贿案件，两人的行为在是否构成单位行贿犯罪或单位非法集资犯罪方面具有整体性，两人在是否被起诉、是否能构成犯罪的辩护工作中的利益是一致的，基于本案的特殊性，一名犯罪嫌疑人委托事项的解决即意味着整个刑事案件的解决。在被答辩人受委托期间，无论从担任辩护人的具体人员还是履行辩护责任的效果来看，答辩人都没有损害两人的利益。（二）答辩人指派的辩护律师积极履行了辩护职责。答辩人接受委托后，指派承办律师积极办理案件，向山东省公安厅提交委托代理手续、申请会见手续及《取保候审申请书》，并反复与山东省公安厅、滕州市公安局及承办民警进行沟通，了解案件进展情况，要求会见并积极争取取保候审。但由于吴良钢、黄河同时涉嫌贿赂犯罪，山东省纪委介入调查，吴良钢、黄河案在程序上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山东省公安厅及滕州市公安局均作出了不予会见的决定。在吴良钢、黄河案立案侦查阶段，在答辩人的努力下，省纪委、省公安厅同意将相关企业文件转给犯罪嫌疑人，再将相关文件转给被答辩人家属，先后转交共计数十封书面材料，保障了被答辩人的企业管理经营。最终，通过被答辩人的努力，犯罪嫌疑人被取保候审。在此过程中，张巧良律师对吴良钢、黄河案件进行总体把控，在保证案件服务质量、推动案件进展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孟凡永、刘英军律师具体担任吴良钢、黄河的辩护人，积极履行了辩护人职责。《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委托协议》第三条约定：“在侦查阶段，辩护律师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在被答辩人向答辩人发《委托协议》解除函前，吴良钢、黄河案处于侦查阶段，答辩人除了履行申请会见、申请变更强制措施、了解案件情况的辩护律师职责外，还尽力协调为答辩人转送信函文件等，已经履行了在此阶段能履行的全部律师职责，一审法院也已经查明了该事实。被答辩人称答辩人在接受委托后“没有履行过任何有实质意义的辩护职责”与事实严重不符。二、《委托协议》及其中确定的律师费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山东省律师收费标准，合法有效。虽然《山东省律师收费服务标准》（鲁价发[2014]84号）第四条规定了律师在刑事案件侦查阶段的收费标准，但同时也规定涉及财产关系的，按照代理涉及财产关系的民事诉讼案件的收费标准执行。《山东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第七条规定：“法律事务特别重大、复杂、疑难的，可以由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在政府指导价上限基础上协商确定。”吴良钢、黄河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的涉案数额高达数亿元，资金缺口1800万元，且案件涉及重大贿赂案件，山东省纪委直接介入调查，案情复杂。签订《委托协议》前的《谈话笔录》中明确记载，收费标准以资金缺口1800万元为计收律师费的依据。按照《山东省律师收费服务标准》，被答辩人委托代理的两案共计可收费上百万元，被答辩人与答辩人最终协商确定两案律师费优惠收取60万元，这是双方在行业收费标准的基础上充分协商的结果，不违反法律及行业规定，不属于违规收费。三、《委托协议》已经明确约定了合同解除后律师费的处理方式，被答辩人无故解除合同，答辩人所收律师费不应退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下称《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九十八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委托协议》第八条：“委托人无故拒绝辩护或者无故解除协议，所收律师费不予退还。”虽然根据《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并根据第九十七条处理合同解除后的相关事宜，但根据《合同法》九十八条规定，对合同解除后律师费的处理被答辩人仍要根据《委托协议》第八条进行结算，即无故解除合同，律师费不予退还。一方面，《委托协议》的约定是答辩人和被答辩人意思自治的结果，其中并未约定律师费按照侦查、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分别收取，也未约定合同解除后费用结算将未进行的刑事诉讼阶段退费。另一方面，刑事案件具有特殊性，侦查、审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的律师工作量并非等量化分。在侦查阶段能否进行取保候审，对案件的走向和结果具有重要作用，甚至决定性作用。对吴良钢、黄河案而言，二人能够在侦查阶段取保候审，意味着该案件已经实质上得以解决，不会再纳入刑事诉讼程序。在答辩人已经积极履行了《委托协议》约定义务的情况下，被答辩人无故解除解除合同，要求按照服务阶段重新确认分阶段律师费并进行退还，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按照《委托协议》的约定，答辩人所收律师费不应予以退还。综上所述，答辩人依法履行了辩护职责，被答辩人称答辩人违规指派辩护律师且未履行实质辩护职责与事实严重不符；《委托协议》及其中确定的律师费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山东省律师收费标准，合法有效，被答辩人无故解除合同，根据《委托协议》答辩人所收律师费不应退还。事实上，被答辩人已经就此案多次向山东省司法厅、山东省律协投诉举报，山东省司法厅、山东省律协已经查明，答辩人不存在任何违规收费、违反职业道德的情形。现被答辩人以诉讼手段要求退还律师费以获得不正当利益，亦不应当获得法院支持。同时，一审也已经查明被答辩人作为黄河案委托人起诉答辩人主体不适格。请求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上诉请求。
康桥律师事务所上诉请求：1、撤销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6）鲁0102民初1439号事判决书第二、四项判决；2、改判驳回吴良威的一审诉讼请求；3、改判支持康桥律师事务所的一审反诉请求；4、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吴良威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委托协议》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行业规定，合法有效，应得到康桥律师事务所与吴良威的遵守。（一）《委托协议》确定的律师费数额系双方自由协商的结果，且符合行业规定，合法有效。康桥律师事务所与吴良威签订的《委托协议》第七条约定，根据《山东省律师收费服务标准》的规定，双方协商确定律师费。《山东省律师收费服务标准》（鲁价发[2014]84号）第四条规定，办理刑事诉讼案件涉及财产关系的，按照代理涉及财产关系的民事诉讼案件的收费标准执行。吴良威委托康桥律师事务所代理的吴良钢、黄河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的涉案金额高达数亿元，资金缺口1800万元。在康桥律师事务所与吴良威签订《委托协议》前的《谈话笔录》中明确记载，收费标准以资金缺口1800万元为计收律师费的依据。按照《山东省律师收费服务标准》，吴良威委托代理的两案共计可收费1,204,800元，康桥律师事务所与吴良威最终共同确定律师费60万元，这是双方在行业协会文件规定的范围内充分协商的结果，该合意对双方当事人均有效，应受法律保护。（二）康桥律师事务所为涉案案件指定的辩护人不违反法律规定，《委托协议》合法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律师承办业务，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接受委托，与委托人签订书面委托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下称《刑诉法司法解释》）第三十七条规定：“律师……被委托为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核实其身份证明和授权委托书。”根据上述规定，当事人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应当与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合同，之后由律所出具指派律师担任辩护人的函，律师将律所函及授权委托书提交给法院作为《刑诉法司法解释》第三十七条规定的律师身份证明材料。法院判断一名辩护人是否为两名以上的同案被告人担任辩护人的依据为律师事务所函及授权委托书，而非当事人与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合同。即使委托合同中指派的律师与律所函指派律师不一致，亦应当以律所函和授权委托书为准。本案中，虽然两份《委托协议》中均约定张巧良为辩护律师，但在与吴良威签订委托合同后，康桥律师事务所实际为吴良钢指派的律师是孟凡永，为黄河指派的律师是刘英军，具体的辩护人工作亦由孟凡永、刘英军律师分别进行。吴良威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是委托孟凡永律师为吴良钢的辩护人，委托刘英军律师为黄河的辩护人，康桥律师事务所向山东省公安厅、滕州市公安局出具的函也是指派孟凡永律师为吴良钢的辩护人，指派刘英军律师为黄河的辩护人。2014年8月12日和2015年2月12日山东省公安厅和滕州市公安局出具的不准予会见犯罪嫌疑人决定书中吴良钢案的申请人为孟凡永律师，黄河案的申请人为刘英军律师。康桥律师事务所律师在开展辩护工作时，山东省纪委监察厅、山东省公安厅、滕州市公安局亦从未提出康桥律师事务所存在违反《刑诉法司法解释》三十八条一名律师为两名同案被告人担任辩护人的情形。两份《委托协议》之所以均约定张巧良律师为辩护人，实际上是根据吴良威的要求进行的约定，一审庭审中吴良威已表明，其委托康桥律师事务所正是基于张巧良律师的业务经验，故其要求两份合同中皆要写入张巧良律师的名字，以保证张巧良律师对两案的关注。张巧良律师在吴良钢、黄河案中起到的是总体把控案件的作用，在保证案件服务质量、推动案件进展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并未具体担任吴良钢、黄河的辩护人。康桥律师事务所是否违反《刑诉法司法解释》的规定，应当看张巧良律师实质上是否为作为辩护人为两名同案被告人辩护，显然，本案中不存在此种情况。一审法院认为《委托协议》的约定不符合法律规定，因此判决康桥律师事务所退还5万元吴良钢案律师费，并驳回康桥律师事务所要求支付剩余律师费的反诉请求，该认定与刑事诉讼中关于律师代理的规定和实践操作相违背，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委托协议》已经明确约定了合同解除后律师费的处理方式，康桥律师事务所积极履行了辩护职责，根据《委托协议》，吴良威无故解除合同的，康桥律师事务所所收律师费不应退还。康桥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后，指派承办律师积极办理案件，向山东省公安厅提交委托代理手续、申请会见手续及《取保候审申请书》，并反复与山东省公安厅、滕州市公安局及承办民警进行沟通，了解案件进展情况，要求会见并积极争取取保候审。但由于吴良钢、黄河同时涉嫌贿赂犯罪，山东省纪委介入调查，吴良钢、黄河案在程序上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山东省公安厅及滕州市公安局均作出了不予会见的决定。在吴良钢、黄河案立案侦查阶段，在康桥律师事务所的努力下，省纪委、省公安厅同意将相关企业文件转给犯罪嫌疑人，再将相关文件转给吴良威家属，先后转交共计数十封书面材料，保障了吴良威的企业管理经营。最终，通过康桥律师事务所的努力，犯罪嫌疑人被取保候审。案件办理过程中，吴良威也一直认可康桥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但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之后，吴良威突然提出要求解除合同，退还律师费，实属背信弃义之举。一审法院亦已查明康桥律师事务所在受委托期间已经积极履行了辩护职责。《委托协议》第八条：“委托人无故拒绝辩护或者无故解除协议，所收律师费不予退还。”双方关于委托人无故解除代理，已收取律师费不退还的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是双方的意思自治的体现，应当予以遵守。在康桥律师事务所已经履行了《委托协议》约定义务的情况下，吴良威无故解除解除合，康桥律师事务所收取的律师费不应予以退还。三、根据《委托协议》的约定，吴良威应当支付剩余律师费。《委托协议》第七条第3款约定，律师第一次会见吴良钢、黄河并详细了解案情后7日内吴良威支付两案20万元律师费。律师会见仅是吴良威支付律师费的时间节点，而并非其支付律师费的条件。吴良钢、黄河既然已经取保候审，其羁押期间律师会见时间节点自然已过，吴良威支付律师费的时间已至，其未支付剩余律师费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当支付剩余律师费。康桥律师事务所通过努力，为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获准，该工作成果远高于律师会见，从公平角度，吴良威也应当支付剩余律师费。综上，《委托协议》合法有效且已经明确约定了合同解除后律师费的处理方式，根据《委托协议》，吴良威无故解除合同，康桥律师事务所所收律师费不但不应退还，吴良威还应当支付剩余律师费。一审法院判决康桥律师事务所应退还律师费并驳回康桥律师事务所反诉请求，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查明事实，依法改判。
吴良威针对康桥律师事务所的上诉意见辩称，康桥律师事务所的上诉请求第一项我方也认可，我们要求已支付的费用在扣除侦查阶段各3000元合计6000元以后，余额394000元应当全额返还。康桥律师事务所的反诉请求没有道理，因为还没有从事代理工作，就不能收取代理或辩护费用，所以其上诉请求第二、三项应予驳回。关于事实与理由部分，第一项关于委托协议，我方也认为有效，但是由于委托协议是基于被委托人的信任而签订的，委托者随时可以解除，被委托人也是基于委托工作而收取报酬的，由于康桥律师事务所没有实际从事委托辩护工作，即使进行了部分工作也是在公安侦查阶段，由于委托合同是随时可以解除的，既然当事人要求解除，康桥律师事务所应当要退还已经收取的费用。第二项，我方认为康桥律师事务所签订这个合同是违反了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明确规定的律师不能为同案两个人辩护的规定，因为吴良威作为公民不懂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对刑事辩护相关方面的规定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康桥律师事务所不可能不懂得一个律师不能为同案两个当事人进行辩护，但是，涉案委托合同吴良威委托的都是张巧良，没有委托其他人，由于委托合同是基于对被委托律师的信任而签订的合同，吴良威只信任张巧良，而对其他的刘英军律师既不认识也没有委托，更不了解，因此，吴良威不可能会委托刘英军作为本案的辩护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康桥律师事务所是严重违反了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以及律师职务道德的规定，从这一角度来看，委托协议应当要予以解除，当然我方不能说无效，因为律师法是管理性规定，不是效力性规定，但是也是可以解除合同的。第二方面，吴良威不存在无故解除合同的情形，虽然委托合同里有相应的条款，但是该条款本身不符合合同法的规定，对吴良威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因为委托合同委托人是随时可以解除的，不需要理由。辩护费是基于提供辩护活动而收取的报酬，由于吴良威对康桥律师事务所已经不信任，要求解除合同，既然合同已经被解除，而且实际该合同没有履行之必要，康桥律师事务所不仅要返还已经收取的辩护费用同时更不能向吴良威收取合同约定的余额。基于以上事实与理由，康桥律师事务所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驳回康桥律师事务所的上诉请求，支持吴良威的上诉请求。
吴良威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吴良威、康桥律师事务所于2014年8月18日签订的两份《委托协议》；2、康桥律师事务所退还吴良威违规收取的律师费39.4万元；3、诉讼费用由康桥律师事务所承担。
康桥律师事务所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判令吴良威支付康桥律师事务所律师费20万元；反诉费用由吴良威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8月18日，吴良威与康桥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协议》一份，约定康桥律师事务所同意接受吴良威的委托，并指派张巧良、孟凡永律师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犯罪嫌疑人吴良钢的辩护人，律师服务工作范围为以下三项：1、在侦查阶段担任辩护人；2、在审查起诉阶段担任辩护人；3、在第一审人民法院审判阶段担任辩护人。在侦查阶段，辩护律师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在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在审判阶段，辩护律师可以会见在押的被告人，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出庭辩护。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根据山东省律师收费标准的规定，经双方协商，委托人同意按以下约定向受托人缴纳律师费，律师费30万元；订立合同时支付20万元；律师第一次会见吴良钢并详细了解案情后七日内支付10万元；如本案出现其他罪名，代理费双方再另行协商。受托人应当认真履行职责，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职责的，委托人有权要求解除协议，所收律师费根据工作情况协商解决，委托人无故拒绝辩护或者无故解除协议，所收律师费不予退还等内容。
康桥律师事务所提供2014年8月18日律师孟凡永与吴良威谈话记录一份，吴良威称其哥吴良钢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监视居住，涉案金额好几个亿，资金缺口还有约1800万元，孟凡永告知康桥律师事务所按资金缺口1800万元作为计收律师费的依据，在此基础上进行大幅优惠，每案收取30万元律师费，如该案还出现其他罪名，代理费再另行协商，并告知对案件结果不作任何承诺。吴良威表示同意该收费方式，并知晓告知事项。
2014年8月20日，山东省公安厅向犯罪嫌疑人吴良钢律师孟凡永出具鲁公（经）不准见字【2014】002号不准予会见犯罪嫌疑人决定书，载明申请人孟凡永，山东康桥律师事务所律师，律师执业证编号13701200410843746。因滕州伦达国贸城商会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属于涉及其他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会见有碍侦查或者可能涉露国家秘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三、五款之规定，决定不准予申请人会见犯罪嫌疑人吴良钢。
2015年1月28日，滕州市公安局作出滕公（经）拘通字【2015】002号《拘留通知书》，告知犯罪嫌疑人家属该局已于2015年1月27日15时将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吴良钢刑事拘留，现羁押在滕州市看守所。该拘留通知由吴良钢律师孟凡永代为领取。
2015年2月12日，滕州市公安局向犯罪嫌疑人吴良钢律师孟凡永出具滕公（经）不准见字【2015】004号不准予会见犯罪嫌疑人决定书，载明申请人孟凡永，山东康桥律师事务所律师，律师执业证编号3701200410843746。因滕州伦达国贸城商会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属于涉及其他重大贿赂犯罪案件，会见有碍侦查或者可能涉露国家秘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决定不准予申请人会见犯罪嫌疑人吴良钢。
2014年8月18日，吴良威与康桥律师事务所另签订《委托协议》一份，吴良威委托康桥律师事务所指派张巧良、刘英军律师为犯罪嫌疑人黄河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的辩护人。其他条款均同上述《委托协议》。案外人黄蕊作为委托人亦在该份协议上签名。吴良威称，其妹妹吴丽央与犯罪嫌疑人黄河系夫妻关系，黄蕊系黄河的女儿，吴丽央告知吴良威，委托辩护人需要犯罪嫌疑人直系亲属办理，故由黄蕊补签该协议的事实。
2014年8月19日，上海伦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分两笔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康桥律师事务所辩护费各20万元，合计40万元。
吴良钢案件侦查期间，康桥律师事务所律师孟凡永通过电话、短信、微信就吴良钢的会见问题、吴良钢涉及的公司管理事务与侦查机关进行资料转接问题以及协商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等与吴良威多次进行联系沟通。自2014年9月起至2015年1月底，律师孟凡永通过邮件方式在侦查机关与吴良威及犯罪嫌疑人家属之间转发企业管理资料共20余次。期间，由于转接资料篇幅过长，孟凡永告知吴良威侦查机关意见，吴良威称知晓，并称会向侦查机关表达歉意。2015年1月，吴良威与康桥律师事务协商为犯罪嫌疑人吴良钢申请取保候审，由康桥律师事务所首先起草吴良钢取保候审申请书，由吴良威于2015年1月28日在此基础上加入企业经营状况内容，最终由律师孟凡永拟定后提交侦查机关。吴良威、康桥律师事务所确认犯罪嫌疑人吴良钢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现处于侦查阶段。吴良威、康桥律师事务所称，吴良钢强制措施已变更为取保候审。
吴良威诉称，其已于2015年3月12日致函康桥律师事务所要求解除2014年8月18日委托为吴良钢、黄河进行辩护的两份《委托协议》，并于2015年2月3日起另行委托山东宁泰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作为吴良钢的辩护人。但吴良威提交的解除函邮寄单未能体现该函发出及签收时间。此外，吴良威诉称，康桥律师事务所未按约定指定张巧良律师担任辩护人，故不是无故解约，康桥律师事务所对吴良威所述不予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吴良威委托康桥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进行辩护，故双方为委托合同关系。吴良威主张其作为委托人享有委托合同的任意解除权，要求解除其于2014年8月18日与康桥律师事务所签订的两份《委托协议》。经审理认为，吴良威向原审法院提交的两份《委托协议》均为复印件，其中涉及犯罪嫌疑人黄河的《委托协议》与康桥律师事务所提交的《委托协议》原件不一致。吴良威对康桥律师事务所提交的两份《委托协议》原件真实性无异议，故涉及犯罪嫌疑人黄河的《委托协议》以康桥律师事务所提交文本为准，该份《委托协议》中委托人同时涉及案外人黄蕊，与本案吴良威的单方委托系属不同主体间的法律关系，吴良威要求在本案中解除该份协议，不予准许，吴良威可另案主张。吴良威主张解除其与康桥律师事务所于2014年8月18日签订的关于吴良钢的《委托协议》，符合法律规定，予以准许。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吴良威与康桥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关于吴良钢的《委托协议》辩护费的支付及返还问题。吴良威认为，康桥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未认真履行职责，具体包括始终未能会见犯罪嫌疑人，不能及时知道案情进展，取保候审申请书由委托人制作以及违反山东省律师收费标准。经审理认为，康桥律师事务所于2014年8月18日接受委托后即向公安提交会见申请，山东省公安厅于2014年8月20日作出不准会见的决定，此后，孟凡永在吴良钢移送滕州市公安局后，亦及时至滕州向滕州市公安局提出会见申请，滕州市公安局亦作出不准会见决定，上述决定不予会见原因均系涉嫌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涉及其他特别重大贿赂犯罪，会见有碍侦查或者可能涉露国家秘密，故律师未能会见并非律师不履行辩护职责所致。此外，吴良钢案件侦查机关除涉及山东省公安厅、滕州市公安局，此外双方称山东省纪委亦介入调查。律师孟凡永担任辩护人期间，与多个办案部门联系案件进展，律师孟凡永与吴良威及吴良钢家属积极沟通联系，及时转交了大量企业管理资料并告知侦查机关不准会见等案件进展。此外，申请办理取保候审期间，虽然取保候审申请书中企业经营的相关内容由吴良威制作，但辩护律师起草了申请书底稿，及时结合企业经营内容进行修改并提交侦查机关，故吴良威关于康桥律师事务所律师未认真履行辩护职责的意见，不予采纳。关于吴良威主张康桥律师事务所代理吴良钢案件未完成侦查及审查起诉阶段且违反收费标准，应返还已支付吴良钢案辩护费的意见，经审理认为，委托合同委托人享有合同的任意解除权，但合同解除后，委托费用的返还及支付，应根据双方约定及合同的履行情况确定。涉案《委托协议》约定，受托人应当认真履行职责，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职责的，委托人有权要求解除协议，所收律师费根据工作情况协商解决，委托人无故拒绝辩护或者无故解除协议，所收律师费不予退还。当日吴良威与律师孟凡永的谈话记录显示，康桥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时明确表示不对案件结果进行承诺。故吴良威辩称，基于康桥律师事务所的夸大承诺支付高额律师费的意见，不予采纳。由于吴良钢案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应属于疑难、复杂刑事案件，众所周知，该罪名涉及人数多、涉案金额大，定罪量刑不仅涉及资金缺口，非法吸收存款总额亦对量刑起决定性作用，故此类案件辩护人工作量大，且办案周期长。律师收费标准并不禁止委托人与受托人协商确定辩护费数额，吴良威、康桥律师事务所有权利就个案情况对律师收费数额进行协商。吴良威与律师孟凡永的谈话记录显示，涉案辩护费为协商价格，且为优惠价格，在未约定三个阶段分别收费价格的情况下，双方关于委托人无故解除代理，已收取代理费不退还的约定，亦体现了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故双方协商约定律师费为30万，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吴良钢案侦查阶段，经过辩护人与吴良威及吴良钢家属的配合，取得及时转交了大量企业经营材料，保障企业管理，及吴良钢强制措施由拘留变更为取保候审的积极效果。此外，吴良威称，现吴良钢案件已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由于2014年8月18日签订的两份《委托协议》均约定张巧良为辩护人，而该约定不符合法律规定，故康桥律师事务所应返还部分收取的辩护费。关于返还的数额，由于吴良威对孟凡永的委托有效，且辩护人已尽职履行了辩护职责。原审法院结合双方约定、涉及刑事案件的性质、罪名数量以及合同的履行情况，酌定由康桥律师事务所返还吴良威辩护费5万元，康桥律师事务所反诉要求吴良威支付剩余律师费10万元的请求，不予支持。吴良威主张超出部分，于法无据，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三百九十八、第四百一十条之规定，原审法院判决：一、解除吴良威与山东康桥律师事务所于2014年8月18日签订关于为吴良钢委托辩护人的《委托协议》；二、山东康桥律师事务所返还吴良威辩护费5万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三、驳回吴良威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山东康桥律师事务所的反诉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7310元，由吴良威负担6300元，由山东康桥律师事务所负担1010元。反诉费2150元，由山东康桥律师事务所负担。
经审理本院认定，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当事人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康桥律师事务所按其与吴良威签订的关于吴良钢的《委托协议》约定收取的辩护费是否应当返还，未收取的部分吴良威是否应当继续支付。康桥律师事务所在接受委托后即向公安机关提交会见申请，从公安机关依法作出的不准会见决定看，律师未能会见并非律师不履行辩护职责所致。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康桥律师事务所在接受委托后，所指派的律师在担任辩护人期间，亦与多个办案部门联系案件进展，与吴良威及吴良钢家属积极沟通联系，及时转交了大量企业管理资料并告知侦查机关不准会见等案件进展。故吴良威主张康桥律师事务所律师未认真履行辩护职责的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根据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委托合同委托人享有合同的任意解除权，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在吴良威要求解除其与康桥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协议后，由于康桥律师事务所并未完成后续约定的工作，其要求吴良威继续支付剩余未付律师代理费的反诉请求不应支持，原审法院对此部分的处理正确，应予维持。对于吴良威已经支付康桥律师事务所的代理费是否应当返还，在委托协议未明确约定三个阶段分别收费价格，且双方约定的该律师收费标准并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原审法院根据吴良钢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刑事案件的复杂程度，律师的工作量、办案周期、吴良钢强制措施由拘留变更为取保候审的积极效果等实际情况，酌定由康桥律师事务所返还吴良威辩护费5万元的判决并无明显不当，依法应予维持。吴良威认为康桥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后并未履行有实质意义的辩护职责，律师收费违反山东省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康桥律师事务所应把已收取的在扣除侦查阶段费用外，对尚未启动的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的费用退回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康桥律师事务所认为吴良威无故解除委托合同，按约不应退还所收律师费，且应当继续支付剩余部分律师费的上诉意见亦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案件受理费9460元,由吴良威负担6300元，山东康桥律师事务所负担316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韩 梅
审判员 郎家涛
审判员 宋海东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一日
书记员 王宪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