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辽01行终83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沈阳市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住所地沈阳市铁西区建设中路8号。
法定代表人：武文科，男，系该局局长。
行政负责人：何元斌，男，系该单位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家本，男，系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蔡俏冰，女，系该单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辽宁万鑫药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和平区市府大路168号（2-21-2、2-21-3）
法定代表人：姜淑兰，女，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晶，女，系北京市中银（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金陆，女，系北京市中银（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沈阳市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以下简称沈阳国税局第二稽查局）与被上诉人辽宁省万鑫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鑫公司）行政处罚纠纷一案，因沈阳国税第二稽查局不服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辽0112行初27号行政判决而上诉至本院，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8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沈阳国税局第二稽查局的法定代表人武文科，及其委托代理人王家本、蔡俏冰，被上诉人万鑫药业的委托代理人金陆、李晶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毕。
原审查明，原告公司成立于1999年11月，主要经营药品批发。被告根据国家税务总局“703”专案组会议精神及工作安排意见，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驻沈阳特派员办事处（以下简称“审计署”）转来的相关证据（审计工作底稿显示：审计署人员通过采集沈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药品检测数据、辽宁省国家税务局认证数据和销项发票数据进行分析及原告的资金流向）及审计署移交的审计工作底稿、企业账簿及原始凭证，以及沈阳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调查核实的证据，并经被告调查取证，认定原告于2010年1月至2012年3月期间未从金贸公司购进过由新马公司生产的开顺，但却接受金贸公司开具的货物名称为开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701组，不含税金额为66,251,950.73元，税额11,262,831.87元，价税合计77,514,782.60元。2017年3月1日向原告作出沈国税稽二罚（2017）11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处以11,262,831.87元的罚款。原告不服,于2017年4月1日诉至法院,要求：1、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被告于2017年3月1日对原告作出的沈国税稽二罚{2017}11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九条，《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第二条、第十八条，《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稽查局职责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3]140号）的规定，被告具有税收征管职权,有权作出涉诉的税务行政处罚决定。关于被告作出的沈国税稽二罚（2017）11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根据《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34号）第十一条“本办法所称重大税务案件包括：（一）、重大税务行政处罚案件…（六）、其他需要审理委员会审理的案件。”、第十四条“稽查局应当在内部审理程序终结后5日内，将重大税务案件提请审理委员会审理。”的规定，本案应属重大税务行政处罚案件，但在本案中，被告未向本院提供该案经过审理委员会审理的相关证据，故应属程序违法。关于被告作出的沈国税稽二罚（2017）11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是否清楚的问题。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7】134号）的规定：“最近，一些地区国家税务局询问，对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以下简称专用发票）如何处理。经研究，现明确如下：一、受票方利用他人虚开的专用发票，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税款进行偷税的……，处以骗税数额五倍以下的罚款”。本案中，原告是否于2010-2012年3月期间从金贸公司购进新马公司生产的开顺药品是认定本案是否构成接受虚开的关键。被告依据CTAIS系统数据，认定2010-2012年3月期间，新马公司向沈阳悦德瑞驰医药有限公司开具销售货物发票金额占新马公司销售发票总额的87.44%，沈阳悦德瑞驰医药有限公司向河北德泽龙医药有限公司开具销售货物发票总额占其销售发票总额的90.22%，而同期新马公司、沈阳悦德瑞驰、河北德泽龙均未向金贸公司销售过开顺，而认定金贸公司不具有开顺货源不能成立。因药品具有流通性，被告在未取得金贸公司的财务凭证，未核实金贸公司开顺药品业务往来的前提下，即未排除金贸公司通过其他公司购进开顺药品的可能性，仅以上述三家公司的开票信息中无金贸公司，而否定金贸公司具有开顺货源，不能向原告提供开顺药品的结论不能成立。如果被告认为原告与金贸公司之间没有真实的货物交易关系，被告应当查清2010年-2012年3月期间原告购进的开顺药品的来源。故被告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原告与金贸公司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开顺药品交易关系的情况下，属于未查清基本的案件事实就认定原告接受虚开，应予撤销。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一款（一）、（三）项之规定判决撤销被告沈阳市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于2017年3月1日做出的沈国税稽二罚（2017）11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沈阳市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承担。
上诉人沈阳国税局第二稽查局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主要体现：首先，一审判决适用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认定沈阳国税局第二稽查局作出行政处罚程序违法系适用法律不当。上诉人是否遵循内部程序完成审理过程，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对被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也不产生影响。另本案在处罚过程中，确经审理委员会审理，税务稽查卷宗也有审理委员会的审理意见，但因该文件属于内部文件故未能提交法院。其次，上诉人有充分事实依据认定被上诉人接受虚开增值税发票，一审判决要求上诉人另行查清与本案无关的事实缺乏法律依据。上诉人通过货物交易的真实性和货款支付两部分事实，可以认定被上诉人接受虚开发票，事实依据完整充分。再次，一审法院认定证据存在错误，对审计署调取的GSP数据的证据效力应予认定。一审法院以审计署的工作底稿不是审计报告、不是结论性材料、具有不确定性为由，否定上诉人取得的证据，缺乏法律依据。综上，原审判决错误，请求予以纠正。
被上诉人万鑫公司上诉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
原审原告万鑫公司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有：第一组证据（包括1-4）1、万鑫公司与金贸公司销售合同（2份）；2、付款凭证；3、增值税专用发票；4、入库单，证明：2010－2012年万鑫公司从金贸公司购买开顺产品，向金贸公司支付货款，金贸公司向万鑫公司交付药品。万鑫公司与金贸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第二组证据（包括5-7）5、收款凭证；6、增值税专用发票；7、出库单证明：2010年－2012年万鑫公司将购入的开顺产品销售给下游经销商等，万鑫公司存在真实的开顺产品销售行为。第三组证据（包括8-14）8、金贸公司与新马公司2005年签订的经销协议；9、金贸公司向新马公司发出的合同询问函；10、金贸公司2007－2008年期间直接支付新马药业货款的情况说明及银行传票25份（不包括其收取第三方款项转付部分）；11、新马公司2007－2008年委托辽宁天龙药业有限公司生产开顺产品的委托生产批件；12、新马公司2009－2010年委托辽宁天龙药业有限公司生产开顺产品的委托生产批件；13、新马公司的情况说明；14、新马公司纳税人的迁移通知书，证明：金贸公司在2005－2009作为新马公司开顺产品的一级经销商，因新马公司突然停产，新马公司对金贸公司有大量欠货，且新马公司曾在2007－2010年委托辽宁天龙药业有限公司生产开顺产品，故金贸公司具有销售开顺产品的合法货物来源。第四组证据15、律师询证函、情况说明，证明：根据沈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具的情况说明可以说明，药监局对药品批发企业上传的电子数据作为监管的补充手段，企业上传的电子数据未经监督检查核实，不直接作为定案依据使用，贵司到药监局索取数据时，药监局已声明对提取的数据未进行核实查证，不能作为执法证据直接使用。故在本案中，电子数据不能作贵司执法证据直接使用。第五组证据16、河北增值税专用发票、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清单，证明：2009年11月河北德泽龙医药有限公司向金贸公司销售开顺产品并开具发票，金贸公司具有向万鑫公司销售开顺产品的合法货物来源。第六组证据17、辽宁会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关于辽宁万鑫药业有限公司2010－2011年期间开顺产品购销的数据整理情况说明》（附开顺产品购销单据（光盘方式）），证明：经第三方机构对万鑫公司在2010—2011年期间从金贸公司采购的注射用盐酸氨溴索（开顺产品）的购销情况进行取样整理，共整理开顺产品批号1591个，其中购销数量核对完全相符的批号共计1,555个，占总数量的97.74%，其中：开顺30mg有847个，占开顺30mg总数量的96.25%，开顺15mg有708个，占开顺15mg总数量的99.58%。以上数据足以说明万鑫公司与金贸公司之间存在真实的开顺产品交易关系。第七组证据18、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法院（2017）辽0112行初4号行政裁定书，证明被告对金贸公司做出税务行政处罚与本案无关，原告对该行政处罚提起行政诉讼，被法院以与涉诉行政处罚不具有利害关系，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为由，裁定驳回起诉。
原审被告沈阳国税局第二稽查局向原审法院提交的证据有：第一组证据：关于程序合法的证据—程序卷1、税务稽查立案审批表，证明：案涉行政行为案件来源；2、沈阳市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税务检查通知书》（第二稽查检通一〔2013〕88号）；3、税务文书送达回证，证明：2013年5月24日，被告到原告住所地沈阳市和平区南京北街266号909室送达《税务检查通知书》及送达回证，决定对原告2009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期间涉税情况进行检查。该《税务检查通知书》已于当日向原告直接送达；4、调取账簿资料清单，证明：2013年6月3日，被告从原告调取税务检查所属期间的记账凭证、账簿、报表等资料，并于2013年8月12日归还原告；5、沈阳市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询问通知书》（第二稽查询〔2013〕71号）；6、税务文书送达回证；7、沈阳市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询问（调查）笔录》；8、沈阳市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询问通知书》（第二稽查询〔2016〕29号）；9、税务文书送达回证；10、沈阳市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询问（调查）笔录》，证明2016年5月6日，被告向原告工作人员任丽娇、陈晓宇送达询问通知书及送达回证，对其进行询问；11、沈阳市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沈国税稽二罚告〔2016〕2003号)；12、税务文书送达回证，证明被告于2016年8月19日对原告作出《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告知原告税务行政处罚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及拟作出的处罚决定内容，并告知原告在被告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前，有陈述、申辩、自行提供陈述申辩材料以及要求听证的权利。该告知书已于当日向原告直接送达；13、行政处罚听证申请书，证明2016年8月22日原告向被告提出《行政处罚听证申请书》；14、授权书（第二稽查授[2016]1号），证明被告授权刘军主持原告案件税务行政处罚听证工作；15、沈阳市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税务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第二稽查听通[2016]1号）；16、税务文书送达回证，证明2016年8月29日，被告向原告送达《税务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告知于2016年9月5日9时在被告处举行听证。该通知书已于当日向原告直接送达；17、北京市中银（沈阳）律师事务所函；18、授权委托书19、律师执业证复印件；20、原告法定代表人身份21、原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22、原告营业执照复印件；23、听证笔录；24、空；25、辽宁万鑫药业有限公司关于行政处罚一案证据清单（证据略），证明2016年9月5日，被告组织听证会，调查人员出示原告违法事实的证据，提出行政处罚建议，原告委托代理人参加听证，提出事实、理由和证据；26、企业自证概述；27、关于税务行政处罚陈述、申辩意见；28、关于税务行政处罚陈述、申辩补充意见，证明2016年8月30日，原告向被告提交《企业自证概述》《关于税务行政处罚陈述、申辩意见》。2016年9月13日，原告向被告提交《关于税务行政处罚陈述、申辩补充意见》。被告已充分听取了原告的陈述申辩；29、沈阳市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税务处理决定书》(沈国税稽二处〔2017〕8号)；30、税务文书送达回证；31、《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沈国税稽二罚〔2017〕11号）；32、税务文书送达回证；33、授权委托书，证明2017年3月1日，被告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书》及案涉《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向原告告知了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和期限，并于2017年3月29日向原告直接送达。第二组证据：关于事实认定的证据（一）关于货物流和票流的证据—实体卷一34、审计工作底稿，证明审计人员通过采集沈阳市医药采购平台的数据和沈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药品检测数据、辽宁省国税局的进项认证数据和销项发票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沈阳药监局数据中金贸公司未购进也未销售过开顺。同期开顺主要由新马公司、沈阳悦得瑞驰、河北德泽龙三家公司控制货源。其中新马公司、沈阳悦得瑞驰未向金贸公司销售开顺，河北德泽龙仅向金贸公司开过237.5万元发票。证实金贸公司2010年至2012年2月末未购进开顺，却向原告开具货物名称为开顺发票7751.48万元（含税金额），认定原告通过金贸公司取得虚开增值税发票；35、审计工作底稿，证明审计人员通过采集沈阳市医药采购平台的数据和沈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药品检测数据、辽宁省和河北省国税局的进项认证数据和销项发票数据，发现2010年至2012年2月末新马公司将生产的开顺全部销售给了沈阳悦得瑞驰，而同期沈阳悦得瑞驰将大部分药品销售给河北德泽龙，河北德泽龙公司同期开给辽宁省药品销售公司的发票中大部分开给了沈阳倍爱康；36、审计工作底稿附表：金贸上报采购数据里没有新马公司集团生产的注射用盐酸氨溴索，证明沈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药品检测数据反映金贸公司2010年至2012年未购进新马公司生产的开顺，因此原告不可能从金贸公司处购得该药品，金贸公司与原告之间无真实交易；37、审计工作底稿附表：河北德泽龙开票给金贸公司发票明细，证明河北德泽龙系新马公司开顺产品的主要经销商。2010年至2012年，河北德泽龙仅向金贸公司开过237.5万元的发票，证实在此期间，金贸公司未从河北德泽龙购得7000余万元的开顺；38、审计工作底稿附表：2010年至2012年2月新马销项占比分析，证明：2010年至2012年2月末，新马公司销项数据中没有金贸公司，证实在此期间，金贸公司未从新马公司购得7000余万元的开顺。新马公司销项数据中显示，沈阳悦得瑞驰占其销项比例的88.06%，证实沈阳悦得瑞驰为新马公司产品的主要经销商，即控制开顺货源的三家公司之一；39、审计工作底稿附表：2010-2012年2月末顺丽潇销项分析，证明沈阳悦得瑞驰（后更名为沈阳顺丽潇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为新马公司产品的主要经销商。2010年至2012年2月末，沈阳悦得瑞驰销项数据中没有金贸公司，证实在此期间，金贸公司未从沈阳悦得瑞驰购得7000余万元的开顺。沈阳悦得瑞驰销项数据中显示，河北德泽龙占其销项比例的90.22%，证实河北德泽龙为新马公司产品的主要经销商，即控制开顺货源的三家公司之一；40、审计工作底稿附表：2010年至2012年2月末河北德泽龙开到辽宁发票分析，证明2010年至2012年2月末河北德泽龙向辽宁企业共开具发票总额429,655,635.4元，其中向金贸公司开具发票金额2,375,000.00元，占比0.55%；41、关于进一步规范药品经营行为的通知42、沈阳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批发环节电子化监管系统建设实施方案，证明根据规定，药品经营企业必须保证上报至电子化监管系统的药品购销存数据真实、完整、及时、准确，因此，沈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规定药品批发企业上传的GSP（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数据中企业的药品采购、销售数据，可以作为认定金贸公司与原告真实交易情况的事实依据；43、情况说明；44、情况说明，证明经申报认证系统查询，新马公司2010年至2012年2月与沈阳顺丽潇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原名沈阳悦得瑞驰）有业务往来，与金贸公司无业务往来，证实金贸公司在此期间未从新马公司购进开顺。经申报认证系统核实，2010年至2012年2月新马公司向沈阳悦得瑞驰开具销售发票金额占新马公司销售发票总额的87.44%；45、崇阳县公安局扣押物品、文件清单；46、崇阳县人民法院（2012）鄂崇阳刑初字第00226号《刑事判决书》；47、授权委托书；48、返还物品清单；49、河北德泽龙医药有限公司情况说明；50、河北德泽龙医药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51、记账凭证及原始凭证，证明2010年至2012年，河北德泽龙向金贸公司开过2,375,000.00元的发票,但向金贸公司销售的药品中并不包含开顺。证实在此期间，金贸公司未从河北德泽龙购得开顺；52、金贸公司为原告开具发票统计表；53、从万鑫凭证整理出的金贸公司开票明细；54、记账凭证、金贸公司开给原告的发票、辽宁万鑫药业有限公司采购入库单（光盘方式）；55、2010年至2012年2月末，原告接受金贸公司虚开的销售货物名称为开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701组，金额：66251950.73元，税额11,262,831.87元，含税金额77,514,782.6元；55、增值税纳税申报表；56、原告从金贸公司取得进项认证明细（2010.1-2012.2认证），证明原告已将从金贸公司取得的虚开发票进行认证抵扣，导致少缴税款11,262,831.87元。（二）关于资金流的证据——实体卷二57、应付账款三栏明细账（2010.1-2012.12），证明原告账面显示，2010年向金贸公司总计支付购买开顺的货款55,084,485.59元；58、协助查询财产通知书；59、原告在2010至2012年间招商银行账户往来明细（首页）；60、招商银行账户交易表；61、记账凭证及原始凭证；62、协助查询财产通知书；63、招商银行2010年转账支票明细表；64、招商银行账户交易表；65、协助查询财产通知书；66、原告在2010年期间在华夏银行转账支票明细表；67、华夏银行转账支票原始凭证；68、招商银行账户往来明细，证明原告账面显示向金贸公司支付的55,084,485.59元货款，并未实际全额支付给金贸公司。通过对银行账户交易情况核查，13,182,178.00元通过招商银行转账支票支付给沈阳悦得瑞驰；6,177,000.00元通过华夏银行转账支票支付给沈阳悦得瑞驰。实际转入金贸公司的货款只有通过华夏银行转账支票结算的500,000.00元和通过现金支付的647,360.00元。证实金贸公司与原告之间没有真实交易。（三）关于关联关系的证据—实体卷三69、审计工作底稿；70、原告、新马公司药业有限公司、沈阳悦得瑞驰医药有限公司、沈阳倍爱康医药有限公司工商档案，证明原告、新马公司、沈阳悦得瑞驰、沈阳倍爱康均为关联公司。原告帐面显示付给金贸公司的钱实际付给了原告的关联公司沈阳悦得瑞驰。（四）其他相关证据—实体卷四71、情况说明；72、询问（调查）笔录，证明被告另案向新马公司进行税务检查时，新马公司称2012年底全厂停工，部分公司档案、账务等资料无法查找。原告听证期间提供证据新马公司《情况说明》中，新马公司称补齐金贸公司货物，但该主张没有任何凭证可证实；73、辽宁省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关于转发《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关于7.03案件的督导意见函（辽宁）》和《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关于7.03案件违法事实认定的指导意见》的通知，证明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对于7.03案件提出督导意见，要求对包括本案原告在内的7.03案件主体企业实施全面查处。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对于7.03案件违法事实认定提出指导意见。虚开发票的违法事实包括：利用银行账户回流资金、大宗交易未付款或虚假现金支付的，认定为交易资金信息不真实；以审计署移送的GSP系统记录的购销数据信息作为进销存数据的主要依据，票载信息与GSP系统记录的购销信息不一致的。凡涉案企业具有上述两项及以上虚开发票违法事实，能够证实票载事实与实际经营业务不符，应认定其虚开发票。根据该指导意见，原告存在交易资金信息不真实、票载信息与GSP系统记录的购销信息不一致等多项违法事实，足以认定接受虚开发票的违法事实。（五）被告对金贸公司的行政处罚决定—实体卷五74、《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沈国税稽二罚〔2016〕10062号）；75、《税务文书送达公告》（沈国税第二稽执公告字〔2016〕2001号），证明金贸公司向原告虚开货物名称为开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701组，不含税金额66,251,950.76元，税额11,262,831.87元。价税合计77,514,782.60元。
上述证据均已随案移送本院。
原审法院经质证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作如下确认：对原告提供的第一组、二组、四组、六组证据予以确认，能够达到证明目的，对其他证据不予采信；对被告提供的证据43-证据44能够说明沈阳顺丽潇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原名沈阳悦德瑞驰）有业务往来，此期间新马公司没有给金贸公司开具过销售发票及新马公司向沈阳悦德瑞驰开具销售发票金额占新马公司销售发票总额的比例，对该证明目的予以采信，但不能说明金贸公司在此期间没有从新马公司取得开顺货源；对证据45-51能够证明所要证明的问题予以采信；证据52-证据56能够说明2010年-2012年2月末，原告接受金贸公司开具货物名称为开顺的发票的数量及金额，并对上述发票进行进项抵扣的事实，但不能说明上述发票属于虚开；证据57-证据68能够说明上述证据中资金的流向，但不能以此说明原告与金贸公司之间没有真实交易关系；证据71-证据72能够说明新马公司的经营状态，但不能证明新马公司不欠金贸公司开顺货物，对其他证据不予采信。
经审查，原审法院对证据的认证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九条，《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第二条、第十八条，《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稽查局职责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3]140号）的规定，上诉人具有税收征管职权的法定职权,其有权作出涉诉的税务行政处罚决定，原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本案中，上诉人根据国家税务总局“703”专案组会议精神及工作安排意见，就审计署驻沈阳特派员办事处转来的相关证据（审计工作底稿、省国税局认证数据和销项发票数据进行分析、万鑫公司资金流向）及审计署移交的审计工作底稿、企业账簿及原始凭证等确认被上诉人于2010年1月至2012年3月期间未从金贸公司购进过由新马公司生产的开顺，但却接受金贸公司开具的货物名称为开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701组，税额11,262,831.87元，价税合计77,514,782.60元,据此对被上诉人作出涉案处罚决定。但本院认为，依据上诉人提供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认定的处罚事实，因此原审法院以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予以撤销涉案处罚决定结论正确。综上，本院认为依据现有证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沈阳市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杨 帅
审 判 员 张振岭
代理审判员 刘 婧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刘 娇
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