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沈中民一终字第213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玲玲，女，汉族。
委托代理人：王丽丽，女，满族。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郁燕，女，汉族。
委托代理人：崔连杰，系辽宁人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勋，男，汉族。
上诉人王玲玲与被上诉人张郁燕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22日作出（2013）沈和民一初字第00596号民事判决。宣判后，王玲玲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3年11月6日受理此案，依法由审判员王庆利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姜元科、代理审判员刘波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郁燕一审诉称，我与王玲玲母亲张郁企系亲姐妹关系，王玲玲是我的外甥女，由于我在2000年至2008年期间购房，资金不足，分三次向王玲玲母亲借款，共计11.7万元，并且在2008年6月向其出具一张11.7万元整的借条，未注明还款日期。之后，在2010年7月12日王玲玲母亲张郁企打电话给我说家有急事，急用钱需要8万元，让我先还款8万元应急，我从亲戚张昊（系我亲侄子）处借来8万元现金，王玲玲母亲让王玲玲到我处取走了8万元现金，并出具收条一张，收条内容为王玲玲将收到的8万元转交给其母亲张郁企，“收条”两个字是我写的，正文中的第一行、第三行是我写的，包括上面的手印也是我按的，其他内容都是王玲玲写的，包括最后日期也是王玲玲写的，对应的手印也是王玲玲按的，而且用的是同一只笔，同一个印台。但王玲玲收到8万元后不但未将此款交予其母亲，而且对自己签字的收条予以否认，我始终不知此事，在2013年2月王玲玲母亲以借款纠纷为由诉至沈河区人民法院，要求我偿还117，000元欠款，我已经偿还了117，000元中的8万元，为何王玲玲母亲还要求重复偿还借款，后经沈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王玲玲不承认收取8万元的事实，对出具的收条概不承认。关于本次庭审中王玲玲提交的证据，针对张郁企出具的证明，因为证明人是王玲玲的母亲，有直系亲属关系，所以没有证明力；针对存折、存款回单及申请表仅能证明王玲玲于2010年7月12日存款8万元，这份证据恰恰能证明我方的观点。因为当时我方正好是交给王玲玲8万元整，王玲玲于当天存入银行帐户；针对房屋买卖协议书和房产证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有异议；针对王玲玲书写的收条草稿，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针对王玲玲出具的欠条复印件，真实性无异议，因为当时王玲玲的大哥王海东在我儿子结婚之际给我打电话说，必须上王玲玲母亲即张郁企家给张郁企补写一张欠条，要不然王海东就要去闹我儿子的婚礼，这样我照王海东写的内容在一张白纸上被迫写下了这个欠条，这个欠条实际上与最刚开始欠我姐姐的三笔钱总共117，000元是一个概念，只不过是对之前三笔钱确认的一个欠条。无奈我诉至法院，请法院判决：1、王玲玲返还8万元，并给付相应利息（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从2010年7月13日计算至法院受理之日即2013年4月18日）；2、王玲玲承担本案诉讼费。
王玲玲一审辩称，一、不存在张郁燕声称的收款事实。2000年至2008年间，张郁燕多次向我母亲张郁企及我妹妹王丽丽借钱，共计11.7万元，并于2009年向张郁企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2000年向张郁企借款50，000元，2008年向张郁企借款37，000元，2008年向王丽丽借款30，000元。2012年6月5日张郁燕再次向张郁企出具欠条一份，内容为：原告张郁燕欠张郁企人民币117，000元，2012年10月31日还清。张郁燕两次出具欠条，系对上述借贷关系的确认。债务到期后，张郁企多次催要欠款，张郁燕拒绝还款，张郁企起诉至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因债权人张郁企并没有授权王玲玲收取欠款，也没有债权转移的意思表示，更没有通知债务人张郁燕向王玲玲履行债务，上述事实得到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2013）沈河民三初字第241号民事判决书的支持。张郁燕2012年6月5日出具的欠条表明，截止2012年6月，张郁燕并没有履行对张郁企的债务清偿责任，张郁燕也认同117，000元债务依然存在的事实，假设存在2010年7月张郁燕对王玲玲履行债务清偿的事实，张郁燕不会在2012年7月再次出具的欠条中，继续确认117，000元债务的存在，所以，根本不存在张郁燕起诉状中所称的王玲玲于2010年7月12日在王玲玲母亲授权下到张郁燕处取走8万元现金的事实。二、张郁燕出具的“收条”系属伪造。首先，通常情况下，收条由收款人书写，而张郁燕出具的“收条”系由其本人书写，这一点，张郁燕在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2013）沈河民三初字第241号民事判决书已经承认。“收条”中王玲玲签字以及文字部分过于靠近纸张上部，不符合正常的书写习惯。另外，“收条”落款时间与张郁燕2012年6月再次出具的欠条的落款时间矛盾。张郁燕于2012年6月出具的欠条中再次确认了张郁燕与张郁企117，000元债务的存在，而“收条”落款时间是2010年7月，明显早于2012年6月张郁燕再次出具欠条的时间。至于该“收条”上王玲玲的签名和手印，应是张郁燕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非法取得，我不能确定事实真相。综上，张郁燕利用所谓的签名和手印伪造“收条”，编造出我收取8万元现金的假象。由于“收条”中内容均为张郁燕所写，不论签名和手印真伪，均存在张郁燕取得签名和手印在先，编造收款事实在后的客观情况，所谓的“收条”纯属伪造，此“收条”不具备相应的证据能力。关于卢滢竹这个人，张郁燕认识她，我现在也找不到卢滢竹这个人，我解释一下，我说的卖房款176，690元是指包含我方和卢滢竹交易的149，690元和动迁办奖励的27，000元，因为张郁燕是土地所的工作人员，所以张郁燕对动迁的情况都了解，我就拿到8万元，其余款项都在张郁燕处，并且当时我和张郁燕以及卢滢竹在中国银行沈阳大东支行一起办理的，卢滢竹给我8万元之后，在这个银行将余款给张郁燕打过去了，张郁燕把我推一边去了，我也不知道卢滢竹给她打多少钱，我就知道我拿走8万元，剩下的钱都借给她了，所以96，690元都借给她了，我确定在那个银行卢滢竹把钱打给她的。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2月19日受理张郁企诉张郁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并于2013年3月11日作出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2013）沈河民三初字第241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已生效。此判决书的经审理查明部分载明：“张郁企、张郁燕系亲属关系，案外人王玲玲为张郁企大女儿，王丽丽为张郁企二女儿。2009年4月7日，张郁燕给张郁企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2000年向张郁企借款5万元，2008年向张郁企借款37，000，2008年向张郁企二女儿王丽丽借款3万元。2012年6月5日，张郁燕给张郁企出具欠条一份，内容为：张郁燕欠张郁企人民币117，000元，2012年10月31日还清。张郁企、张郁燕均认可2009年借条的款项共计人民币117，000元与2012年欠条的人民币117，000元是同一笔钱。张郁企二女儿王丽丽向法庭表示张郁燕2008年向其借款3万元，由张郁企代其向张郁燕主张权利，其不再对张郁燕主张该3万元权利。另查明，双方争议焦点是张郁企的大女儿王玲玲是否代张郁企收取了张郁燕返还的人民币8万元。张郁燕提供的一份收条证据中内容为“甲方张郁燕给外甥女乙方王玲玲，8万元整转交给她妈妈张郁企，2012年7月12日”；此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载明：“……关于张郁燕主张张郁企女儿王玲玲曾受张郁企委托代张郁企收取张郁燕返还的欠款人民币8万元，但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张郁企委托了王玲玲来收取欠款。张郁燕应向实际债权人履行还款义务，如向第三人履行也应经过债权人同意，现债权人并没有授权由王玲玲代收欠款，王玲玲也不是债权人。故张郁燕主张已经返还张郁企人民币8万元的抗辩理由，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一审法院于2013年7月3日调取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2013）沈河民三初字第241号卷宗，该卷宗的2013年3月6日质证笔录显示王玲玲作为该案件的证人出庭，其庭审时陈述：“这个收条我没有出具过，也不是我签名，我也没有收到过8万元……我在中街有一套房子动迁，房产证的名字是我，我的房子动迁都是由张郁燕给我办的，动迁需要给钱，动迁办应该给我174690元，取款时张郁燕和我一同去的，张郁燕儿子着急结婚向我借款，当时找了一个第三人要买我的房子，我就同意了。后来款项拿到后，我就借给张郁燕9万多。后来我到家后还给张郁燕打电话，卖动迁手续给第三人是否违法，对方称卖给第三人可以尽快的获得动迁款。……没有（打欠条），张郁燕称不用打借条，我这里好几套房产，动迁了就还给你了……我与张郁燕及第三人一起在房产交易中心办理的房产交易手续……现（先）到我这里借款的，后来到房产局办理的手续……当初给了我8万元，剩下的都由第三人打给张郁燕了。”
王玲玲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陈述：只有“王玲玲”和“8万元整”是我写的，其余字是谁写的我不知道。手印是我按的。别的我不清楚，日期也不是我写的……当时什么都没有，只是一张白纸……是写给买我房子的卢滢竹的，当时卢滢竹觉得我给她打的收条写的不标准，然后我就重新给她写了一份，然后就在白纸上写了“王玲玲”和“8万元整”的字样……卢滢竹和一个陌生男子将张郁燕、王玲玲一起带到中国银行大东支行，由卢滢竹将款项分别打入双方的帐户，是先打入我帐户8万元，然后我就离开了。再之后卢滢竹是怎么给张郁燕打的款项我就不知道了……在卢滢竹打款之前我给她写的收条……卢滢竹打完款之后，就把银行办理的手续都交给我了，然后我就走了……该部分款项实际上是我方借给张郁燕的钱，就让卢滢竹直接把钱打给了张郁燕。该笔款项是张郁燕向我方所借的钱，但是没有欠条，因为当时张郁燕说用于给儿子办婚礼、装修房子所用。所以就该笔款项我方没有让张郁燕打欠条……我回想了一下，本案争议收条上的日期是我写的。”
经一审法院核实，张郁燕在中国银行开有个人账户一个（账号为289552234419），该银行于2013年9月12日出具的回执单上记载：经我行电脑系统查询2010年7月份账号289552234419无交易。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在没有合法根据的情况下，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王玲玲否认其没有于2010年7月12日从张郁燕处取得8万元现金的事实，亦没有张郁燕让其将该笔款项转交给张郁企的事实。关于王玲玲在本案庭审时作出的对争议“收条”的陈述，不仅与其在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2013）沈河民三初字第241号案件中作为证人出庭出具的证人证言存在前后严重矛盾，而且与其在本案中提交答辩状的内容亦存在互相矛盾，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点：1、关于王玲玲对争议“收条”是否为其笔迹的陈述，在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2013）沈河民三初字第241号案件中其作出的证人证言表示“这个收条我没有出具过，也不是我签名，我也没有收到过8万元……”，在本案答辩状中表示：张郁燕利用所谓的签名和手印伪造“收条”，编造出王玲玲收取80，000元现金的假象。由于“收条”中内容均为张郁燕所写，不论签名和手印真伪，均存在张郁燕取得签名和手印在先，编造收款事实在后的客观情况……。在本案的庭审中表示“只有‘王玲玲’和‘8万元整’是我写的，其余字是谁写的我不知道。手印是我按的。别的我不清楚，日期也不是我写的……”；2、关于王玲玲对争议“收条”上的时间是否为其书写前后陈述不符，在辩论程序之前表示“只有‘王玲玲’和‘8万元整’是我写的，其余字是谁写的我不知道……”，在其发表新辩论意见环节时则第一次承认“收条”上的时间“2010年7月12日”是其书写的；3、关于王玲玲对本案诉争的8万元性质及产生过程的陈述，其表示将卖房款149，690元中除8万元以外的部分即69，690元均借给张郁燕，并且未要求张郁燕给其写欠条，从该部分有整有零的借款数额及未写欠条的行为来看，与常理不符，且王玲玲本人、及王玲玲代理人的陈述存在多处矛盾与疑点；4、关于王玲玲陈述其将卖房余款69，690元于2010年7月12日借给张郁燕并且是由卢滢竹在中国银行大东支行直接打入张郁燕账户，该说法与法院工作人员到中国银行核实的情况存在矛盾，张郁燕在中国银行仅开有一个账户，并且该账户于2010年7月份未发生交易。综上所述，王玲玲对本案诉争8万元的抗辩理由，不予采信，由此，可以认定王玲玲占有张郁燕于2010年7月12日交予其的8万元款项系张郁燕还给张郁企的欠款，故王玲玲占有该8万元的行为无合法依据，应予返还张郁燕。关于张郁燕主张的利息（从2010年7月13日计算至法院受理本案之日即2013年4月18日），因王玲玲恶意占有张郁燕上述8万元款项，王玲玲应承担恶意占有该笔款项期间的利息，其标准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故对张郁燕主张的利息予以支持。
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王玲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张郁燕80，000元；二、被告王玲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张郁燕上述款项的利息，计算标准：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0年7月13日至2013年4月18日之日止。如果被告王玲玲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00元，由被告王玲玲承担。
宣判后，王玲玲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理由如下：一、本案争议的收条中只有上诉人姓名、数额以及日期是王玲玲本人书写，张郁燕利用上诉人为购房人出具的这些签字添加了其他内容，变造出该收条。一审法院根据该变造的收条认定我收到张郁燕归还我母亲张郁企8万元，属认定事实错误。二、如果2010年7月12日张郁燕通过上诉人归还我母亲张郁企8万元，那么双方在2012年重新确认债务时应将该笔款项扣除，但2012年张郁燕与张郁企对双方债务进行重新确认时，没有将该笔已归还的8万元扣除，张郁燕仍然对欠张郁企共计人民币11.7万元的事实予以确认。
被上诉人张郁燕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予以维持。
本院在二审审理期间另查明，案外人卢滢竹、于士博系夫妻，二人向法院出证称：在2010年7月12日从一个叫王玲玲的人手中购买过动迁房票，当时对方来了两个女的，在银行将房款交给了对方。
本院在二审期间到中国银行沈阳大东支行调取相关证据，该组证据显示在2010年7月12日，于士博、王玲玲及张郁燕在中国银行大东支行办理过存取款业务。于士博在该银行的存款总额为200115.02元，在转出部分款项后，余额25425.02元以定期三个月的形式存入该银行。王玲玲当天在该银行开立账户并存入8万元，张郁燕当天在该银行开立账户并存入94690元。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王玲玲是否构成不当得利。
首先，张郁燕为证明其诉讼主张提供的收条内容为：“甲方张郁燕给外生女乙方王玲玲，8万元整转交给她妈妈张郁企。2012年7月12日”，该收条中只有“王玲玲”“8万元整”“2012年7月12日”是王玲玲本人所写，其他内容都是张郁燕添加，该收条属于变造证据。在王玲玲否认该收条并且该证据欠缺形式要件的情形下，应由张郁燕进一步举证证明其诉讼请求，但张郁燕并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诉讼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其次，如果张郁燕在2010年通过王玲玲归还其母亲张郁企8万元，那么在2012年张郁燕给张郁企重新出具欠条时应将该笔款项扣除。但2012年张郁燕与张郁企对双方债务进行重新确认时，没有将该笔已归还的8万元扣除，明显与日常生活习惯不符。虽然张郁燕辩称2012年与张郁企重新确认债务时受到胁迫，但亦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
再次，张郁燕在一审庭审及二审询问过程中均辩称在2010年7月12日未在中国银行沈阳大东支行办理过任何银行业务，也未收到过任何款项。经二审法院到中国银行沈阳大东支行调查取证，可以证明王玲玲2010年7月12日在该银行开立账户并存入8万元，张郁燕2010年7月12日在该银行开立账户并存入94690元，与其陈述存在明显矛盾。
最后，关于一审法院认为王玲玲陈述存在自相矛盾的情况，因该变造的收条中只有部分文字系王玲玲书写，其在沈河区法院作证时称该收条并非其本人出具亦符合常理。在本案诉讼过程中，经过仔细辨认，王玲玲承认部分文字系其本人书写的事实，当事人存在一个认知渐进的过程，并非明显矛盾。结合王玲玲在沈河区法院作证及在本案中的陈述，与本院经调查取证后所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可以认定该收条系王玲玲2010年7月12日在收取8万元卖房款后为买房人所出具，并非是为张郁燕所出具。并且该笔8万元款项也是买房人直接存入王玲玲账户。而被上诉人张郁燕利用王玲玲并不具有明显指向意义的签字，通过添加其他实质内容，将该收条变造成对自己有利的诉讼证据。同时在诉讼过程中张郁燕陈述与本院查明的事实相矛盾，存在虚假陈述的情形且不能作出合理解释。
综上，一审法院在张郁燕提供的证据存在明显瑕疵、事实未查清、且在虚假陈述的情况下认定王玲玲构成不当得利错误，本院予以纠正。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一款（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2013）沈和民一初字第596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张郁燕的诉讼请求。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3600元，由被上诉人张郁燕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庆利
审 判 员 姜元科
代理审判员 刘 波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康 赢
本案判决所依据的相关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