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8）京0101民初3855号原告：贺以诚，男，1964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东城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闵学晶，北京市首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翼飞，北京市首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中宽宏远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东街11号航星科技园2号楼。法定代表人：李曦微，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慧丽，女，1990年8月29日出生，汉族，该公司员工，户籍地山西省洪洞县。原告贺以诚与被告北京中宽宏远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宽宏远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一案，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25日作出（2018）京0106民初220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该案移送至本院管辖。本院于2018年2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贺以诚委托诉讼代理人闵学晶、张翼飞，被告中宽宏远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慧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贺以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查阅在被告处留存的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7月24日期间的公司财务会计报告、会计账簿；2、请求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被告中宽宏远公司于2008年2月18日成立，原告贺以诚自公司成立即为公司股东，占有20%的股份。北京中邦亚通电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邦亚通公司）于2014年收购原告20%的股份，收购过程原告并未直接参与，均由案外人马卫东进行。原告认为其作为股东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故希望查阅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7月24日期间的公司财务会计报告、会计账簿。原告曾通过快递方式向被告提出查阅请求，但被告于2017年11月7日收到快递至今仍不向原告提供，故原告提起本案诉讼。被告中宽宏远公司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理由如下：一、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原告与马欣野、中邦亚通公司、马卫东四方于2014年6月25日签订《北京中宽宏远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书》（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合同书》），经第三方北京中达安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后，审计报告确认了中宽宏远公司的净资产仅为3225702.54元。故上述四方于2014年9月1日签订《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原告在签署《补充协议》时就应当知晓其权益是否受到损害，现原告主观上认为其作为股东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要求查阅公司财务报告和会计账簿，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二、原告自2014年7月24日起已经不再具有被告公司股东资格，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应驳回原告的起诉；三、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持股期间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仅仅是凭借原告的主观臆断。原告委托案外人马卫东与中邦亚通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合同书》及其《补充协议》等交易相关全部文件，委托人对受托人代为作出的各项承诺，均不持有任何异议，委托人承诺无条件履行上述合同、协议及文件约定的各项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六十四条之规定，受托人马卫东的行为均为原告授权，故相关的收购行为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且马卫东也已经按照其与中邦亚通公司之间的合同约定收到了相应的合同款项；四、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七条的规定，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其持股期间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综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双方无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中宽宏远公司成立于2008年2月18日，原始股东为贺以诚（持股比例为20%）、马欣野（持股比例为80%）。2014年7月24日，该公司股东变更为中邦亚通公司，持股比例为100%。贺以诚委托案外人马卫东代为处理中宽宏远公司的股权转让事宜。为此中宽宏远公司提交了落款日期为2014年6月的一份《授权委托书》，内容为贺以诚委托马卫东与中邦亚通公司签署《北京中宽宏远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书》，贺以诚对马卫东代为作出的各项承诺均不持任何异议，贺以诚承诺无条件履行上述合同约定的各项义务；贺以诚授权马卫东代为收取中邦亚通公司依据《股权转让合同书》支付的股权转让款项，并与贺以诚自行结算。贺以诚与马卫东均在该份《授权委托书》上签字确认。贺以诚对该《授权委托书》真实性予以认可。贺以诚也提交了一份落款日期为2014年6月20日的《授权委托书》，内容为贺以诚委托马卫东与中邦亚通公司签署《北京中宽宏远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书》及其《补充协议》等交易相关全部文件，并代为收取股权转让款。2014年10月20日，北京市首佳公证处出具（2014）京首佳内民证字第2984号公证书，证明贺以诚于2014年10月20日在上述《授权委托书》上签名。中宽宏远公司对上述《授权委托书》及《公证书》均予以认可。2014年6月25日，马欣野、贺以诚、中邦亚通公司与马卫东签署《北京中宽宏远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书》，约定马欣野、贺以诚同意将其合并持有的中宽宏远公司100%股权转让给中邦亚通公司。马卫东为中宽宏远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同时为马欣野、贺以诚的全权委托人，为合同项下马欣野、贺以诚义务的履行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股权转让价款为550万元，分四期付清。该《股权转让合同书》落款处马欣野、贺以诚的签名后均有“马卫东代”字样。2014年9月1日，上述四方签订《之补充协议》，约定鉴于中宽宏远公司经第三方审计确认的净资产为3225702.54元，低于原合同约定数额，故各方同意将原合同约定的股权转让交易对价调整为3225702.54元。但付款比例和付款时间仍然按照原合同的约定履行。该《补充协议》上马欣野、贺以诚的签名处并未标注“马卫东代”字样，贺以诚自认《补充协议》第二页的签字系其亲笔签名，但对第一页的内容不予认可，称其没见过《补充协议》的第一页，也未在第一页上签字确认，原资料第一页已被替换。上述协议签订后，中邦亚通公司分四次向马卫东支付了转让款3225702.54元。2017年12月23日，本院作出（2017）京0101民初7222号民事判决书，根据该判决书的记载，马卫东以不当得利纠纷为由将贺以诚起诉至本院，请求判令贺以诚返还不当得利2512127.49元并支付利息143191.3元。事实和理由如下：马卫东于2014年6月20日受贺以诚委托，负责中宽宏远公司的股权转让、联系买家及代收款事宜。2014年6月25日，中宽宏远公司与中邦亚通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书》。2014年9月1日，经第三方审计公司确认，中宽宏远公司与中邦亚通公司在原协议的基础上签订了《补充协议》，最终确定中宽宏远公司股权转让金额3225702.54元。2015年5月11日，由于马卫东代理的业务较多，加之家庭纠纷导致头脑混乱算错了账，向贺以诚一次性转账3157268元。因贺以诚只占有中宽宏远公司20％的股权，其应得股权转让款仅为645140.51元，故马卫东向贺以诚多转账了2512127.49元。2015年11月19日，贺以诚将马卫东及中邦亚通公司以恶意串通为由诉至法院，最终于2016年12月1日撤诉。由于此次诉讼，马卫东才发现贺以诚有不当得利情形。该判决认为：“2015年5月11日，马卫东以汇款的形式向贺以诚转账3157268元。……马卫东作为给付一方，应当说明其给付的原因法律关系，并证明该法律关系不成立、无效、被撤销的事实。从马卫东的陈述来看，其作为一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2015年5月11日将高额款项错误给付贺以诚的情况下，在起诉前长达近两年的时间内完全可以向贺以诚提出返还不当得利主张，也可以向银行提出异议或采取其他补救措施，但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曾经采取过相关措施，显然不符常理，故本院对贺以诚的举证责任予以降低。现马卫东虽举证证明汇入贺以诚账户3157268元的事实，但未能证明其所主张的错误给付2512127.49元的原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故本院对原告马卫东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2017年11月5日，贺以诚通过EMS快递向中宽宏远公司邮寄《行使知情权申请书》，11月7日，中宽宏远公司员工张雪莲签收了上述快递文件，但并未对贺以诚进行回复。上述事实有中宽宏远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北京中宽宏远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书》、《之补充协议》、《授权委托书》、公证书、（2017）京0101民初7222号民事判决书、EMS快递单及物流信息查询单、银行客户回单以及当事人陈述在案佐证，本院予以确认。对于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贺以诚向本院提交了《北京中宽宏远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中达安永[2014]表审168号）（以下简称《审计报告》）以及《北京中宽宏远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存在问题的说明》（以下简称《审计报告问题说明》），用以证明中宽宏远公司在转让股权时对公司资产状况进行了审计，但该《审计报告》存在应收账款与营业收入不匹配，预收账款、营业收入与货币资金之间的关系来源不明确等问题。中宽宏远公司对《审计报告》不持异议，但对《审计报告问题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本院对双方均认可的《审计报告》予以确认，但《审计报告问题说明》系贺以诚单方制作，上面并未加盖任何有权部门或有资质的审计单位的公章，故对于《审计报告问题说明》本院不予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系公司原股东行使知情权之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七条之规定：股东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三条、九十七条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起诉请求查阅或复制公司特定文件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公司有证据证明前款规定的原告在起诉时不具有公司股东资格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诉，但原告有初步证据证明在持股期间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请求依法查阅或复制其持股期间的公司特定文件材料的除外。本案中，贺以诚签署了经过公证的《授权委托书》，全权委托案外人马卫东签署中宽宏远公司的《股权转让合同书》及《补充协议》，并代为收取股权转让款。庭审中，贺以诚称马卫东曾承诺中宽宏远公司能卖五千多万，在马卫东仅收到一千六百多万转让款的情况下，先行按照比例支付了贺以诚部分转让款，但后来贺以诚向马卫东索要后续款项时，马卫东又称公司只卖了三百多万。贺以诚根据马卫东关于中宽宏远公司股权转让款前后矛盾的表述以及《审计报告》存在的问题和后续的诉讼认为马卫东向其反馈的信息都是虚假的，其股东利益因此受到了损害。本院认为，虽然《股权转让合同书》系马卫东代贺以诚所签，但《补充协议》系贺以诚亲自签署，《补充协议》第一条明确约定了各方同意将原合同约定的股权转让交易对价调整为3225702.54元。虽然贺以诚称其没见过《补充协议》第一页的内容，原资料第一页内容已被替换，但其并未提交相应证据予以证实，故贺以诚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既然贺以诚亲自签署了《补充协议》，在无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即应视为其知晓并同意将中宽宏远公司的股权转让款调整为3225702.54元。贺以诚又称《审计报告》存在诸多问题，但《补充协议》恰恰是依据《审计报告》的结果对股权转让款作出的调整。因此，在贺以诚亲自签署《补充协议》的情况下，现有证据无法证明马卫东的代理行为损害了贺以诚持股期间的合法权益，现贺以诚已不具有中宽宏远公司的股东资格，故根据法律规定，贺以诚的起诉应予驳回。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七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贺以诚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万红玉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 孟 昆书 记 员 刘文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