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都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宜都民初字第02213号
原告刘鸿，无业。
委托代理人李绍威，湖北仁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封春旭，经商。
委托代理人向前，江西际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彭先进，个体经商。
委托代理人李军，湖北长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彭泽凯，个体经商。
委托代理人李军，湖北长青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吴中明，个体经商。
原告刘鸿诉被告封春旭、彭先进、彭泽凯、吴中明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1月27日立案受理后，被告封春旭在答辩期内对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于2015年12月28日裁定驳回被告封春旭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封春旭不服裁定，向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30日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于2016年4月29日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聂其玺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鸿及其委托代理人李绍威、被告封春旭的委托代理人向前、被告彭先进、彭泽凯的委托代理人李军、被告吴中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鸿诉称：2014年11月20日原告与四被告签订《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投资份额确认协议书》，在协议书中，原告与各被告约定了在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所占有的份额。2015年7月原告从宜都市公安机关得知被告封春旭不是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的实际投资人，其占有的投资额属于非法占有；被告彭先进和原告签订的转让协议也一直没有履行。现原告依法提起撤销之诉，要求撤销2014年11月20日原告与四被告签订的《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投资份额确认协议书》，理由如下：1、本协议书中封春旭的签名是李军律师代签的，原告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得到新的证据，封春旭没有授权李军签字，所以原告在签该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2、在公安机关调查封春旭的笔录中，封春旭自认不是石料场的实际投资人，不持有该石料场的股份。3、被告彭先进原来持有的股份只有30%，而本协议书上确认他的股份却有35%，其变更没有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原告特提起撤销之诉，请求判令：1、请求法院依法撤销原告和四被告于2014年11月20日签订的《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投资份额确认协议书》；2、由四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告刘鸿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2011年7月15日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一份、个人独资企业变更登记申请书复印件一份，证明彭先进于2014年11月21日将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的投资人由刘鸿变更为彭先进；
2、《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投资份额确认协议书》一份，证明协议书确认的四被告的投资份额；
3、2014年5月22日宜都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询问封春旭笔录一份、2015年6月9日宜都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民警询问张福吉笔录一份，证明封春旭在2004年12月15日以150万元的价格将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转让给张福吉，后张福吉委托他与刘鸿签订股份转让合同，但是张福吉在接受民警询问时予以否认，当时其接受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的价格是60万元，证明封春旭并不是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的实际投资人，不应该在投资份额确认协议书上签字并享有份额；同时证明直到2015年6月9日刘鸿才知道封春旭不是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的实际投资人，实际投资人是张福吉；
4、2013年9月6日刘江保与刘成富达成的《宜都洋溪华融石料场股份转让协议》一份，证明刘江保将其持有的华融石料场的30%的份额转给了刘成富；2014年4月22日刘成富与彭先进达成的《洋溪华融股份转让协议》一份，证明刘成富将其持有的华融石料场的30%的份额转给了彭先进，因此彭先进在华融石料场持有的投资份额应当为30%，而不是35%；
5、2014年11月20日刘鸿与彭先进签订的《转让协议》一份，证明刘鸿把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5%的份额转给了彭先进，但是彭先进没有实际履行；
6、封春旭授权李军的授权委托书，代理权限很清楚，只授权了李军办理变更登记，行使经营管理权，处理经营中的相关事宜，所以李军不能代表封春旭签订《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投资份额确认协议书》；
7、张福吉给宜都市工商局提供的申请书一份，证明张福吉请宜都市工商局核实石料场的投资人为张福吉；
8、2009年2月12日至2012年11月30日期间的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营业执照一份、2006年4月5日至2009年4月4日期间该石料场的安全许可证一份，证明在上述期间华融石料场的投资人为张福吉。
对于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被告封春旭经质证认为：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有异议，是刘鸿未经封春旭同意伪造张福吉签字，违法变更投资人；对关联性有异议，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虽然登记为个人独资企业，但实际上是按照封春旭占40%股份，与其他人合伙经营。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真实客观的反映了各合伙人真实的股份份额。证据3真实性无法确定，华融石料场当初的登记人为张福吉，所以以张福吉的名义向公安机关反映情况，真实的股份比例应当按照企业的真实性质及2014年11月20日签订的协议书予以确定，并且刘鸿本人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清楚证实封春旭占有40%的股份及为何将投资人登记在张福吉名下。证据4、5真实性不清楚，也与封春旭无关，但是我们知道最终的股份比例是按照2014年11月20日签订的协议书予以确定。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封春旭确实委托了李军律师办理华融石料场相关事宜，即便授权范围不明，对李军律师代理签订的2014年11月20日协议书封春旭本人表示认可。证据7的质证意见同证据3。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华融石料场虽然登记为个人独资企业，实际上是按照封春旭占40%股份，与其他人合伙经营。
被告彭先进、彭泽凯质证认为：证据1无异议，但实际上不是个人独资企业，是合伙企业。证据2无异议。证据3同意封春旭代理人的质证意见，不管是封春旭还是张福吉，都不存在对本案原告进行欺诈的问题，也不存在原告有重大误解的问题，对原告没有任何利益上的损害，即使要撤销协议也应当由封春旭和张福吉提出撤销，不应该由原告提出撤销。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彭先进的股份份额是35%，对吴中明占有的份额无异议。证据5是真实的，但是签订转让协议的目的是为了投资人的变更，实际上是不用履行的。证据6、7是复印件，也没有复印单位的签名盖章，是否真实不清楚，在封春旭的授权委托中，“代替委托人对其投资份额行使经营管理权”可以理解为对股权份额的确认；关于2014年5月22日申请书，因为封春旭指出刘鸿将投资人由张福吉变更到刘鸿名下是伪造了张福吉的签名，所以要刘鸿把营业执照上的投资人直接变更为封春旭，张福吉只是名义上的投资人，真正的投资人是封春旭，所以就要求刘鸿把营业执照上的投资人直接变更为封春旭，刘鸿本人也是同意了的，当时刘鸿和封春旭还签了一个用于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变更的协议，并且当时他们两人都到宜都市工商局去了，但是在办理的时候宜都市工商局要求刘鸿出具一个由刘鸿持有的什么证书，当时刘鸿就借机离开了，再没有来宜都市工商局办理变更登记的手续了，基于这个原因，封春旭才委托李军律师处理这个事情。当时是指证刘鸿伪造了签名，所以在这个申请书上就要求回到张福吉作为投资人的登记形式上。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
被告封春旭辩称：1、本案案由应定为合同纠纷。刘鸿的诉讼请求明确为撤销其与四个被告之间在2014年11月20日签订的《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投资份额确认协议书》，诉讼请求具体明确为撤销合同，而不是确认合同无效。因民事案件案由未规定撤销合同的案由，应当按照上一级案由立案审理，即本案应以合同纠纷立案审理。2、刘鸿要求撤销协议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一，刘鸿知道或应当知道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的创办人封春旭，其将投资人变更为张福吉是为了方便华融石料场的生产经营管理，实际上华融石料场的任何重大决策都是由封春旭决定并作出的，否则刘鸿是无法进入华融石料场入股的；其二，刘鸿在华融石料场入股承包经营期间，明明知道投资人张福吉只是名义上的权利人，也知道华融石料场是封春旭的，仍掩盖事实真相，伪造工商变更登记材料将投资人由张福吉变更到刘鸿名下；其三，无论是刘鸿还是本案的其他被告，都认可封春旭持有华融石料场40%的股份，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庭审中，原告刘鸿说是在2015年6月9日才从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得知华融石料场的实际投资人是张福吉，而不是封春旭，如果原告此陈述是事实，那么为何早在2009年就与封春旭签订了入股协议，即便他是听封春旭私自所说的，那么刘鸿在2010年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时候，也就是将投资人由张福吉变更登记至刘鸿的时候，刘鸿也应当知道投资人是张福吉，不可能直到2015年6月9日才知道，如果原告陈述的是事实，那么公安机关就会认定原告构成了犯罪，而公安机关已经查明的事实是封春旭持有的40%的股份依然存在，没有被侵占，因此原告的陈述是虚假陈述，原告应当知道封春旭是实际投资人，封春旭持有的40%的股份不因原告的虚假陈述而改变，所有的投资人及公安机关调查后都对封春旭40%的股份予以确认，不存在有原告所称的重大误解的情况。3、对于彭先进所持有的35%股份的来源，与封春旭无关，但是基于在同一个协议中，协议约定自由，协议各方都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都知道相应的法律后果，在无欺诈、无胁迫的情况下，各方意思表示真实，签订的协议合法有效。4、关于封春旭授权委托李军律师签字及协议效力的问题，封春旭多次表示予以认可，不存在争议。5、假如原告的陈述能够成立，真正主张撤销权的应当是张福吉，更何况张福吉已出具了书面的证明，证实了华融石料场真实的股权情况。综上所述，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签订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更无证据证明协议内容显示公平，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不符合《合同法》第54条规定的情形，原告无权行使撤销权，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封春旭为证明其反驳主张的成立，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封春旭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封春旭的诉讼主体资格；
2、2003年6月12日个人独资企业营业执照正、副本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始创人是封春旭；
3、2009年2月19日封春旭、刘鸿、杜先春签订的《合同书》一份，证明封春旭同意刘鸿参股25%，同意杜先春参股35%；
4、《个人独资企业变更登记申请书》、《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个人独资企业设立、变更登记审核表》、张福吉与刘鸿于2009年3月2日签订的转让协议、采矿许可证、2007年1月24日和2010年3月4日个人独资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各一份，证明刘鸿伪造张福吉签字欺骗工商部门，将华融石料场投资人变更登记至刘鸿名下；
5、2014年5月21日刘鸿与封春旭签订的《出资转让协议书》，证明封春旭发现刘鸿的违法变更登记事实后，刘鸿承认错误，同意将华融石料场登记在封春旭名下，双方签订协议书是为了办理工商变更登记需要；
6、2014年11月20日原告与四被告签订的《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投资份额确认协议书》一份，证明2014年11月20日经各投资人充分协商后确认各投资人的股份份额，其中对李军律师代理封春旭签字的行为封春旭本人予以认可；
7、2014年5月23日宜都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对刘鸿的询问笔录一份，证明刘鸿承认华融石料场是封春旭开设的，之所以登记在张福吉名下，是因为张福吉具有安全资格证书，笔录中刘鸿承认张福吉与他签订的协议是虚假协议，当时签订该虚假协议及变更投资人的时候，向封春旭提过此事，此外事实上华融石料场的股东组成没有变动；
8、2015年12月18日张福吉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封春旭是华融石料场的实际投资人，华融石料场只是登记在张福吉名下。
对于被告封春旭提交的上述证据，原告质证认为：证据1无异议。证据2只能证明2003年封春旭是华融石料场的投资人。证据3无异议。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刘鸿是否伪造张福吉签字不是被告能够认定的，事实上是张福吉委托他人代张福吉签的字。证据5对真实性有异议，不是刘鸿本人签的字。证据6对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在2015年6月9日张福吉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上对封春旭持有的股份进行了否认。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当初刘鸿不知道封春旭已经将华融石料场转让给了张福吉。证据8真实性有异议，应当不是张福吉本人签字，笔迹与其在工商部门的签字和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上签字明显不一致。
被告彭先进、彭泽凯质证认为：对封春旭提交的8份证据均无异议，认可其证明目的。通过封春旭举证，证明了封春旭占有40%的股份是真实的，尽管可能办理手续时有瑕疵，但是真实表示意思，签订协议书也是为了防止权利义务不清。
被告彭先进、彭泽凯辩称：1、原告与四被告签订的《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投资份额确认协议书》是一份各投资人的股权份额确认协议，不是买卖或者转让协议，只是对一种事实的确认。在经侦部门进行调查的时候，张福吉也知道封春旭占40%的份额的情况，即使份额不准确，应该由张福吉提出，张福吉不提出的话，就应该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综上所述，在签订这份协议的时候各方意思表示真实，不具备撤销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2、原告提起撤销权已超过诉讼时效，原告起诉的时间是2015年11月16日，案件受理的时间是2015年11月27日，这个协议是在2014年11月20日签订的，超过了一年的除斥期间。3、当时签订协议的时候，之所以确认封春旭有40%的股份，是因为在这之前刘鸿涉嫌侵占封春旭的财产犯罪，被宜都市公安机关取证调查，在调查过程中，刘鸿确认封春旭占有40%的股份，这与协议签订的时候的情形是一致的。4、华融石料场虽登记为个人独资企业，但实际上是合伙关系，封春旭占有40%的股份到现在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关于彭先进占有35%份额的问题，在2014年5月9日的协议中，就明确了彭先进占有35%的份额，不存在原告所说的只有30%的股份。5、李军在协议书上签字有封春旭授权并认可，原告无权提出质疑。
被告彭先进、彭泽凯为证明其反驳主张的成立，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2014年5月9日刘鸿、彭先进、彭泽凯签订的《石场开采合作协议》一份，证明彭先进占华融石料场35%的份额；
2、2015年6月20日宜都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关于张福吉信访事项的回复一份，证明经过宜都市公安局经侦大队的调查，封春旭所占的份额与《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投资份额确认协议书》上的份额是一致的。
对上述证据，原告质证认为：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这是三方的合作开采经营协议，及以后经营利润的分红比例约定，而不是投资份额确认的协议，如果这份协议书是对股东投资份额的确认，那么就排除了吴中明持有的10%的份额，因为从协议书上可以看出，彭泽凯、彭先进、刘鸿三个人占有的份额是100%。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是对张福吉信访事项的回复，与封春旭占有的份额无关，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
被告封春旭质证认为：证据1，因为没有封春旭的签字，对刘鸿占有55%的股份的事实有异议，但是对于彭先进占有35%的股份的事实与股份确认协议书是一致的，事实上封春旭占有40%的股份。证据2能够证明封春旭40%的股份依然存在，没有被刘鸿“非法占有”。
被告吴中明辩称：1、我是2013年4月1日进入华融石料场成为股东的，在和刘鸿签订协议时确定我有10%的股份，刘鸿并没有异议，这是合法有效的。2、在2014年11月20日签订股份确认协议书时，我们当时都在场，协议书也是真实的。在本案中刘鸿只是对封春旭占有的40%的股份和彭先进占有的35%的股份有异议，对我和彭泽凯各占10%的股份并没有异议，对于封春旭和彭先进的股份，我确实不清楚。股份投资确认协议书上是刘鸿本人签的字，至于这份协议是否有效，由法院认定。
被告吴中明中途退庭，视为放弃举证、质证和法庭辩论的权利。
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对原告及三被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采信，对上述证据的内容进行综合分析后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经审理查明，2003年6月12日被告封春旭投资创办了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企业性质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为封春旭，创办后由张福吉承包经营，后封春旭于2004年12月将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的全部股份转卖给张福吉。2007年1月24日华融石料场营业执照投资人由封春旭变更为张福吉。2009年2月因采石场的安全生产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等证件期限届满，张福吉遂决定将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承包给封春旭经营。2009年2月19日封春旭、杜先春、刘鸿三人签订了一份《合同书》，约定将石料场作价150万元，其中杜先春参股35%（后杜先春的35%股份转让给刘鸿），刘鸿参股25%，石料场交给刘鸿管理。在经营一年以后，因亏损严重，封春旭等人决定不再交由刘鸿管理，刘鸿遂提出自己愿意将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承包下来，实行自负盈亏，每年上交承包费，封春旭等人表示同意。从2010年3月开始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就由刘鸿承包经营，并于2010年3月4日将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的投资人由张福吉变更为刘鸿，期间刘鸿等人重新出资办理了安全生产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等证件。2013年4月1日刘江保、赵清河、吴中明参股宜都洋溪华融石料场，其中刘江保、赵清河占有华融石料场30%的股份，吴中明占有10%的股份。2013年9月6日刘江保与刘成富达成《宜都洋溪华融石料场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双方通过股份互换方式将刘江保、赵清河的30%的股份转让给刘成富，刘鸿在协议书上签字认可，之后刘江保、赵清河退出。2014年4月22日刘成富与彭先进达成《洋溪华融股份转让协议》，将刘成富的30%股权转让给彭先进，刘成富退出。2014年5月9日彭泽凯、彭先进、刘鸿三方签订一份《石场开采合作协议》，约定三人以出资形式入股华融石料场共同开采石场，彭泽凯占10%股份，彭先进占35%股份，刘鸿占55%股份。在经营过程中，彭先进等人与刘鸿产生矛盾，经协商各方于2014年11月20日达成了一份《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投资份额确认协议书》，对各方的投资份额重新进行了确认，该协议书主要条款如下：1、共同确认各方在华融采石场拥有的投资份额其中甲方（封春旭）为40%，乙方（彭先进）为35%，丙方（彭泽凯）为10%，丁方（吴中明）为10%，戊方（刘鸿）为5%。各方按此比例享受权利承担义务，采石场为合伙性质而非个人企业性质。2、因办理采矿许可证等相关证照的原因，共同委托乙方（彭先进）经营管理石料场，并推举其为负责人，将原登记为戊方（刘鸿）个人独资企业的营业执照变更为乙方，乙方从本协议订立的次日起接管采石场，联系承租方并确保协议各租金分配。3、任何一方转让其所有的份额应通知其他各方，其他各方享有优先购买权。4、本协议是各方在华融石料场共同经营期间的关于投资份额效力最高的协议，与本协议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5、因甲方（封春旭）与戊方（刘鸿）存在经济纠纷，甲方在未解决纠纷前不得出卖，由乙方、丁方提供担保。上述协议达成后，由于需要在宜都市工商局将投资人由刘鸿变更为彭先进，2014年11月20日刘鸿与彭先进达成转让协议，用于变更登记投资人，即彭先进给付刘鸿150万元，华融石料场即转让给彭先进。次日华融石料场的投资人即由刘鸿变更为彭先进。
同时查明，2014年5月张福吉、封春旭向公安机关报案称，2010年3月4日刘鸿伪造张福吉签字，私自将华融石料场的投资人由张福吉变更为刘鸿，侵占了张福吉的财产，已涉嫌犯罪。公安机关经调查，认定为普通的经济纠纷。
上述事实，有原告、被告在庭审中的陈述及提交的证据在案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1、本案案由应为合伙协议纠纷，合伙协议纠纷是合同纠纷的一种情形，应受合同法的调整。2、本案原告要求撤销其与四被告于2014年11月20日签订的《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投资份额确认协议书》主要理由有三点：其一，该协议中封春旭的签名是李军律师代签的，其已超出了封春旭的授权范围，故原告在签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经查，从原告提供的封春旭的“授权委托书”看，其授权范围为：“申请变更登记，代替委托人对其投资份额行驶经营管理权，处理经营中的相关事宜”，上述授权范围属于概括性的授权，应包含了2014年11月20日代替封春旭签订《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投资份额确认协议书》的行为；另一方面，事后封春旭对2014年11月20日李军代其签订的《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投资份额确认协议书》表示认可，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签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其二，关于原告提出的封春旭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已经认可其不是实际投资人，不持有华融石料场股份的问题。经查，2014年5月22日封春旭仅在笔录中承认其在2004年12月将华融石料场转让给张福吉，并没有否认其不是华融石料场的股东，原告该诉讼理由无事实依据，不能成立。其三，原告提出彭先进无因将30%的股份变更为35%的问题。2014年11月20日签订的《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投资份额确认协议书》是原、被告对华融石料场股份比例的重新确认，与以前的股份持有并无必然联系。原、被告可以按照新确定的股份比例履行协议。综上所述，原告主张的三点理由均不构成原告要求撤销《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投资份额确认协议书》的正当理由。3、《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本案原告与四被告于2014年11月20日签订的《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投资份额确认协议书》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原告提供的证据均不足以证实其主张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撤销协议的情形。综上所述，原告要求撤销《宜都市洋溪华融石料场投资份额确认协议书》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吴中明中途退庭，视为放弃相关诉讼权利，不影响对本案的审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和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鸿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10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减半收取5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刘鸿承担；管辖权异议受理费100元（被告封春旭已预交）由被告封春旭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聂其玺
二〇一六年五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杨雪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