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榕民终字第253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某甲，女，汉族，1965年出生，住福州市鼓楼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某乙，女，汉族，1955年出生，住福建省闽侯县。
俩上诉人委托代理人吴跃华、林燕铭，福建宏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郭某丙，女，汉族，1958年出生，住福州市鼓楼区。
委托代理人江家忠，福建熹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孙伟鹏。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某丁，男，汉族，1962年出生，住福州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郭某戊，男，汉族，1954年生，住福州市。
上诉人郭某甲、郭某乙因与被上诉人郭某丙、郭某丁、郭某戊继承纠纷一案，不服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3）鼓民初字第40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经庭审查明，被继承人林美珍与其配偶郭邵元（已于1996年去世）育有四个子女，分别为郭某丙、郭某丁、郭某乙、郭某甲，郭某戊。诉争房产即位于福州市鼓楼区福屿小区（建筑面积为59.8㎡）原为公有住房，由被继承人承租使用。2009年7月份，福州市国有房产管理中心通知被继承人可以购买诉争房产。同年8月16日，被继承人以代书遗嘱的形式立下遗嘱，载明其因经济困难，由原告出资购买诉争房产（包括杂物间），待其去世后，上述房屋产权中属于林美珍的份额全部由原告继承。该份《遗嘱》由被继承人及在场见证人吴君瑛、郭绍光签字，四被告亦在“弃权人签名”处签名确认。2009年10月30日，被继承人去世。
2010年6月4日，原告以被继承人的名义与福州市国有房产管理中心签订了《出售公有住房合同书》，约定将诉争房产以46228.59的价格出售给被继承人。后原告出资缴纳了上述购房款。2011年3月18日，诉争房产登记在被继承人名下，房屋产权证号为榕房权证××字第1100582号。现原、被告因诉争房产的继承发生纠纷，诉至法院。
另查，被告郭某戊、郭某丁均以公证的形式签署《放弃继承权声明书》，表明自愿放弃对诉争房产的继承权。
庭审中，原告申请证人吴君瑛出庭作证，原审法院予以准许。证人陈述林美珍（被继承人）收到可以做房产证的通知后，找到她，其按照林美珍的意思草拟了遗嘱，后林美珍拿回去抄。经当庭辩认，证人表示诉争遗嘱的内容确为其草拟，但遗嘱不是其书写的。其看到林美珍在遗嘱上签字，后拿回去给弃权人签字，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林美珍把遗嘱给证人，证人看到弃权人签字后才在见证人处签字。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诉争遗嘱是否有效。
第一，被告认为被继承人立遗嘱时未支付购房款也未签订购房合同，诉争房产不属于其个人合法财产，故诉争房产不属于遗产。原审法院认为，诉争房产原为房改房，系被继承人承租使用，该承租权因具有强烈的专属性（承租人身份的特殊性）与财产性而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房屋承租权。该特定承租权含有专属的财产权利，如承租人在一定条件下（通过缴纳一定比例的购房款）可直接取得房屋所有权。本案被继承人对诉争房屋的取得虽尚停留在一种资格权利上，不能立即、现实地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但房屋的位置、楼层、面积等基本价值要素已经大致确定，具备了比较明确的经济价值。且取得房屋所有权的过程已经开始，一旦条件成熟或者期限届至，即可获得该权利。这形成了被继承人对未来取得上述房屋所有权的合理期待，这种期待是一种在交易中现实存在的、有着独立经济价值的具有财产性质的权利。而我国《继承法》规定遗产包括公民死亡时遗留的合法财产，其中并未排斥财产性权利（详见该法第三条第一款）。综上，原审法院认为，被继承人可将诉争房产以遗产的方式予以处理，被告关于诉争房产不是遗产的抗辩，原审法院不予采信。
第二，被告认为诉争遗嘱并非是在见证人在场见证下书写的，而是事后由见证人补充签名的，且遗嘱并非由见证人代书，故遗嘱不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律特征，不具有法律效力。本院认为，遗嘱形式是指记录和传递遗嘱内容的载体，是立遗嘱人处分其遗产及表达相关事务安排的意思表示的方式。代书遗嘱作为法定的遗嘱形式之一由我国《继承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即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法律规定遗嘱形式的严格要式性，系为了确保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愿。具体到本案，两位见证人虽先后补充签名，但法律规定“在场见证”的“在场”并不局限于“当场”，只要立遗嘱的过程见证人予以见证，并在代书完成后在场确认即可，期间可以有时间、空间的转换。本案的《遗嘱》上有两位见证人在“在场见证人”处签字确认，且其中一位见证人吴君瑛出庭作证，证明遗嘱虽不是其亲笔书写，但内容确为其草拟，故该遗嘱实质上系符合由见证人代书的要件。另，证人亦证明遗嘱系根据被继承人意愿草拟，且被告郭某甲、郭某乙均表示其在弃权人处签名时，被继承人知道《遗嘱》处分的是诉争房产，故原审法院认定被继承人对《遗嘱》内容是知晓的，其在《遗嘱》上签名系认可他人代书的《遗嘱》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而对于形式要件上稍有欠缺，但内容合法，确为立遗嘱人真实意思表示的代书遗嘱，应适当淡化遗嘱的严格要式性，这也符合《继承法》的法律规定及立法宗旨。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中《遗嘱》合法有效。被继承人以遗嘱的形式确认诉争房产中属于其份额的部分由原告继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故原告作为法定继承人之一，可以依据《遗嘱》继承诉争房产。原告诉请于法有据，原审法院予以支持。
另，被告郭某甲、郭某乙认为被告郭某戊已与他人形成收养关系，没有与被继承人一起生活也未对被继承人履行赡养义务，故不享有继承权，无权做出放弃继承的声明。原审法院认为，原审法院已分析认定《遗嘱》合法有效，原告可依法继承诉争房产，被告郭某戊是否具有继承权与本案判决结果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故原审法院不对该部分进行分析。
被告郭某戊、郭某丁经原审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又未提出书面答辩及提交证据，应视为自动放弃诉讼权利，依法予以缺席判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五条、第十六条第一、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被继承人林美珍名下的位于福州市鼓楼区黎明福二村黎明福屿小区（房产权证号为：榕房权证××字第1100582号）由原告郭某丙继承。
原审法院宣判后，原审被告郭某甲、郭某乙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郭某甲、郭某乙上诉称：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诉争房产由上诉人郭某甲、郭某乙及被上诉人郭某丙三人平均继承；2、驳回被上诉人郭某丙的一审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依据《继承法》第三条第一款将被继承人林美珍未取得所有权仅享有居住权的公租房认定为遗产继而做出遗嘱有效的判决实属对该法条的错误理解。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被继承人对诉争房屋的取得虽尚停留在一种资格权利上，但房屋的位置、楼层、面积等基本要素已经大致确定，具备了比较明确的经济价值。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该认定是错误的。本案作为公租房性质的诉争房产信息是明确的，并不能就此认定本案诉争房屋是遗产，本案被继承人立遗嘱时间为2009年8月16日，去世时间为2009年10月30日，《出售公有住房合同书》的时间为2010年6月4日，明确被继承人立遗嘱时诉争房屋仍属于公租房的性质，被继承人对诉争房屋不享有所有权，对不享有所有权的房产被继承人立下遗嘱进行处分的行为如何具有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认定，“我国继承法规定遗产包括公民死亡时遗留的合法财产，其中并未排斥财产性权利（详见该法第三条第一款）……。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产权房和已转为私房的公房。未购买并办理产权证的公房其所有权属于国家或集体，公民对该房屋仅享有使用权和租赁权，并没有所有权，而使用权和租赁权依我国法律规定是不可以继承的。公房并不是死者个人遗产，自然不能继承。所以，一审法院依据《继承法》第三条第一款做出诉争房屋系被继承人的遗产的认定属于对该法条的错误理解。二、一审法院肆意扩大解释《继承法》第十七条关于代书遗嘱的规定认定即使见证人没有在场见证被继承人立遗嘱的过程也可以认定为符合代书遗嘱的法定构成要件，做出遗嘱有效的判决是错误的。《继承法》第十七条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和遗嘱人签名。“一审庭审中已经明确被继承人林美珍所立遗嘱属于代书遗嘱，根据上述法条规定，代书遗嘱正因为并非立遗嘱人自已书写，为了确保遗嘱符合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所以《继承法》规定，代书遗嘱必须要有两个见证人在场见证，而并非如一审法院所认为的，“在场”并不局限于当场，试问在场见证如果见证人没有当场见证又如何确保遗嘱就是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呢？本案遗嘱有两位见证人，一位是吴君瑛，另一位是郭绍光，吴君瑛为八十多岁的高龄老人，作为见证人出庭作证，其前后证言自相矛盾，吴君瑛的证言其真实性无法得到确认，不能作为证据采信。一审法院没有调查遗嘱系何人代书的情况下，无视证人吴君瑛前后矛盾的证言仍然采信其证言，且在代书遗嘱明显缺乏法定构成要件的情况下做出虽然遗嘱形式要件稍有欠缺，但内容合法，认定遗嘱真实有效的判决严重违背了《继承法》的立法宗旨。三、一审法院认为其已分析认定遗嘱合法有效，故不对郭某戊是否具有继承权进行分析。上诉人认为被继承人的代书遗嘱处分了未取得所有权的公租房，且代书遗嘱缺乏法定的构成要件，依法不具有法律效力。被上诉人郭某戊在八九岁时就送人收养，且郭某戊户口均已迁移到对方处，与他人形成收养关系，没有与被继承人在一起生活。福州市鼓东派出所出具的《关系证明》可以看出被继承人林美珍名下子女系郭某丁、郭某乙、郭某丙、郭某甲，郭某戊的户籍信息在此无法体现。另外，郭某乙的户籍在讼争房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养子女和生父母间的权利和义务，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被上诉人郭某戊与他人形成收养关系，则无权享有对被继承人遗产的继承权，故郭某戊也无权做出放弃继承的声明。综上，诉争房屋由被上诉人郭某丙继承的判决实属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郭某丙答辩称：一、一审法院查明被继承人立下的遗嘱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一审法院查明，2008年8月16日被继承人立遗嘱时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立下遗嘱后被继承人郭某甲、郭某乙、郭某丁、郭某戊四人在该遗嘱上签字确认，表明上述四人放弃继承的承诺。在一审法院庭审中，郭某甲、郭某乙已明确遗嘱上的签字是其本人所签，且明确其签名时被继承人已知晓要将诉争房产处分给被上诉人郭某丙，吴君瑛出庭作证证实该份遗嘱系被继承人真实意思表示。福州市国有房产管理中心已明确告知被继承人可以购买诉争房产，郭某甲、郭某乙对此予以默认。因此，该遗嘱系被继承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被上诉人郭某丙有权依据该遗嘱继承诉争房产。被上诉人在一审及二审中反复强调本案遗嘱不符合代书遗嘱的要件一审法院已经查明，在此不赘述。本案中，上诉人郭某甲、郭某乙、被上诉人郭某丙、证人吴君瑛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明确该遗嘱系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即使遗嘱存在形式要件上的瑕疵，也不能否定其真实有效性、合法性。二、被继承人购买诉争房产的权利资格属于财产性权利，依法可以继承。2008年福州市政府出台政策，允许被继承人购买诉争房产，此时被继承人享有购买诉争房产的资格，该购房资格应当属于财产性的权利。根据《继承法》第二条及第一款第六项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根据该法精神，个人合法财产即包括实体财产也包括财产性质权利。因此，被继承人享有的购房资格属于遗产范畴，依法可以继承。根据被继承人所立遗嘱，被上诉人郭某丙系该诉争房产的唯一合法继承人。
被上诉人郭某丁、郭某戊经没有提交书面答辩状。
本案一审诉讼期间，双方当事人向法院提交的证据材料均已随一审法院案卷移送本院。
二审诉讼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提交。
经查，根据现有证据，可以确认一审法院查明认定的事实基本清楚。
本院认为：诉争房屋原由林美珍（2009年10月30日去世）与夫郭绍元（1996年4月23日病故）向房管部门承租。1994年起被上诉人郭某丙与被继承人林美珍居住诉争房屋。林美珍生前于2009年8月16日立下遗嘱载明，1、座落福州市鼓楼区福屿小区房产，使用面积50.71平方米（包括杂物间），原向房管部门租赁。2009年7月，房管部门通知其买断承租的房屋，因经济困难由次女郭某丙出资购买。2、待百年我去世后，上述房屋产权属我的份额全部由次女郭某丙继承。该遗嘱有见证人吴君瑛、郭绍光签字，本案双方当事人亦均在该遗嘱上签名。之后，被上诉人郭某丙于2010年6月4日以被继承人林美珍的名义与福州市国有房产管理中心签订出售公有住房合同书，出资46228.59元购买诉争房屋，并办理了房屋权属登记，产权证号为榕房权证××字第1100582号。从本案双方当事人在遗嘱上签名的事实，可以说明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对被继承人所立遗嘱的真实意思表示是认可的。上诉人在被继承人死亡后对遗嘱提出异议，提出当时立遗嘱时诉争房尚属公租房性质，被继承人不享有所有权，对不享有所有权的公租房立遗嘱进行处分的行为不具有法律效力。对此，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人在遗嘱上签名时已经知道该遗嘱内容写明2009年7月房管部门已经通知被继承人买断诉争房屋，说明房管部门通知被继承人可购买诉争房在前，而遗嘱是在确定享有购买公租房权利之后的2009年8月16日立的，在此情况下，作为承租人林美珍对其享的权利进行处分，其行为合法有效，应予认定。对于遗嘱见证人签名落款时间有瑕疵，但不能改变上诉人及被上诉人均在遗嘱上签名认可的事实，当事人签名的事实是自已对民事权利的处分。至于上诉人还提出，郭某戊早年送人收养，与他人形成收养关系后一直没有与被继承人一起生活，无权享有对被继承人遗产的继承权，故无权做出放弃继承的声明。对于上诉人提出的该项主张，并不影响本案被继承人立遗嘱的意思表示。综上，一审法院认定遗嘱合法有效，并无不当。上诉人上诉理由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3600元，按照一审法院确定的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7300元，由上诉人郭某甲、郭某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郑克华
代理审判员 吴筱洲
代理审判员 黄 锋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林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