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浙04民终37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绍兴市孙端法律服务所。负责人：孙鹏翔，该所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立云，该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嘉兴市远大纺织印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宋伟国，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亚明，浙江海翔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伊丽，浙江海翔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上虞市祥盛物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章利娟，该公司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章顺祥，男，系该公司员工。上诉人绍兴市孙端法律服务所（以下简称孙端所）因与被上诉人嘉兴市远大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公司）及原审第三人上虞市祥盛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盛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2016）浙0411民初364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3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孙端所负责人孙鹏翔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孙立云、远大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伊丽、祥盛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章顺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孙端所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支持孙端所的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远大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祥盛公司与远大公司总厂及其141车间分别成立两份口头买卖合同，远大公司总厂尚欠款为268950元，孙端所受让的债权是远大公司141车间的尚欠货款2127700元。其中在141车间的送货单上的签收人主要是吴长东，远大公司总厂的签收人员是总厂的工作人员，141车间的签收人员是141车间的工作人员。本案实际上起诉的是141车间的欠款余额，但是一审审理的却是祥盛公司与远大公司总厂的买卖合同，且称将该欠款余额包含其中。孙端所一审中提供吴长东及郑先友的两份情况说明，均能证明吴长东是远大公司职工，一审判决却对吴长东远大公司员工的身份未予认可。孙端所在一审过程中两次提供增值税发票5张和10张送货单以及两张收据，上面的金额冲抵后，供货刚好等于付款；5张送货单均是吴长东签收，其中2013年3月26日送货单和2013年4月25日增值税发票上的金额、单价及品种完全相符。以上事实可以证明，吴长东确为远大公司员工，签收行为系职务行为，后果应由远大公司承担，一审判决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本案实质上并非债权转让纠纷，而是买卖合同纠纷，一审确定的案由错误。远大公司辩称，一审判决对于案件的相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祥盛公司述称，同意孙端所的上诉请求。孙端所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远大公司支付货款2127700元及利息（自2016年9月19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付款日止），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祥盛公司与远大公司于2012年7月始发生业务关系，由远大公司向祥盛公司购买化工染料，至2015年10月26日间，远大公司共向祥盛公司购买计货款为5500780元的货物。远大公司收货后陆续付款5369280元，其中2016年度，远大公司于6月16日支付了祥盛公司货款100000元，一审庭审中,远大公司确认尚欠祥盛公司货款198000元。2016年3月6日，孙端所与祥盛公司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一份，约定祥盛公司将其对远大公司的债权2127700元的货款债权转让给孙端所。孙端所于2016年9月14日向远大公司发函催讨，要求远大公司支付上述货款，并于同年9月22日向一审法院提起了诉讼。一审法院认为，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的，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债务人享有对抗受让人的抗辩权，但不影响债权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债权转让协议的效力。该债权转让通知应当由债权人通知，如由受让人通知的，债务人不持异议，且得到债权人的认可的，才对债务人发生效力。未经得债权人认可的，该转让对债务人也不发生效力。本案中，以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债权人即本案祥盛公司已将债权转让通知债务人远大公司，而由受让人孙端所通知了远大公司，但远大公司在接到孙端所的通知后并未提出异议，庭审中，祥盛公司对债权转让也予以认可，该债权转让应对远大公司发生法律效力。对远大公司收到通知之前所履行的债务对债权人和债务人仍发生法律效力，且并不影响债务人向让与人主张抗辩权。对于远大公司所欠的债务数额，以现有可认定的证据仅能证明祥盛公司与远大公司间共发生计货款为5500780元的业务，而以现有可认定的付款凭证来看，远大公司已支付了祥盛公司货款5369280元（包括远大公司于孙端所与祥盛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之后所支付的100000元），从上述证据显示，远大公司尚欠货款的数额为131500元，而远大公司自认为尚欠198000元，故所欠数额应当以远大公司自认的数额为准。远大公司辩称所欠祥盛公司的货款系祥盛公司与承包车间的业务，但未能举证证明，且从现有证据来看，均系祥盛公司与远大公司间的买卖业务关系，且付款也均是远大公司向祥盛公司支付。即使确系承包车间的业务，也属内部承包关系，对外债务也应由远大公司承担。故远大公司所欠祥盛公司的货款198000元应当向孙端所支付。对孙端所主张的利息，因双方对付款时间并未作约定，应从孙端所起诉之日即2016年9月22日起计算，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到远大公司实际履行之日止。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二条、第一百零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远大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孙端所货款198000元及利息（以198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9月2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到被告实际履行之日止）；二、驳回孙端所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822元，由孙端所负担21605元，远大公司负担2217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远大公司因购买化工染料与祥盛公司发生买卖业务关系，根据祥盛公司自2012年7月29日至2015年10月26日间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显示，双方共产生货款5567080元。除此之外，另对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余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虽祥盛公司称与远大公司买卖业务进行过程中，远大公司分总厂和141车间对外开展交易，但因总厂和141车间系远大公司内部称谓，不是合格的民事主体，故买卖合同相对方应为远大公司。祥盛公司向孙端所转让货款债权并通知远大公司后，则远大公司对祥盛公司的抗辩可以向孙端所主张，三方间由此发生的本案讼争属于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审法院认定并无不当。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远大公司是否应对吴长东签收的货物承担责任。首先，孙端所提供的交货凭证购销协议书，显示秦凯、周永山、郑先友、吴长东等代表远大公司签收货物，孙端所已提供远大公司为秦凯、周永山、郑先友缴纳社保费用的证明，如吴长东也系远大公司的员工，应该存在远大公司为其缴纳社保费用的记录，但孙端所没有能提供吴长东的参保证明。其次，孙端所称远大公司支付了2013年4月25日增值税发票的款项，该发票对应2013年3月26日吴长东签收的送货凭证，说明远大公司认可吴长东履行职务行为；远大公司对此有异议。本院认为，祥盛公司和远大公司有大量的交易，且持续多年，其他无争议的送货凭证和增值税发票并非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孙端所认为2013年4月25日的增值税发票就是对应2013年3月26日的送货凭证，依据不足。第三，孙端所称，一审中远大公司认可郑先友的情况说明，说明远大公司自认吴长东为其员工。对此本院认为，一审庭审中，有关涉及吴长东身份之争的第一份证据为26份送货凭证，远大公司质证时明确表示“吴长东不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对吴长东签字的送货单有异议”，故远大公司对孙端所随后提供的郑先友情况说明认可的质证意见，应系认可郑先友为远大公司员工，不构成对吴长东为其员工的自认。最后，郑先友签字的书面情况说明中，虽记载吴长东系远大公司员工的内容，但是，郑先友的书面情况说明证明力较弱，因缺乏有效的其他证据佐证，故仅据郑先友签字的情况说明无法认定吴长东系远大公司员工。孙端所要求远大公司对吴长东签收的货物承担责任，理由不充分，不予支持。本案中，孙端所提供的有效送货凭证所载明的货款金额少于增值税发票金额，故可依增值税发票载明的金额作为双方的购货金额，而自2012年7月至2015年10月26日，祥盛公司共开具给远大公司70张增值税发票，总金额为5567080元，现远大公司已向祥盛公司支付的货款金额为5369280元，两者差额197800元，与远大公司一审中自认的欠款金额198000元基本相符。综上，一审判决对远大公司向祥盛公司所购货物金额、实际欠款金额认定有误，但依远大公司自认的欠款金额作出判决的结果正确，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3822元，由上诉人绍兴市孙端法律服务所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宁建龙代理审判员  冯 静代理审判员  石明洁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七日书 记 员  蒋佳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