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常山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822民初588号
原告（执行案外人）：何炳海（公民身份号码4290041967********），男，1967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仙桃市艺波路*号楼*单元***室。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鸿（特别授权），湖北凌枫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运东，男，1964年7月8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仙桃市，系仙桃农商行职工。
被告（申请执行人）：常山县鑫龙轴承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常山县白石镇小白石村。
法定代表人：鲁小妮，职务：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承剑（特别授权），浙江天杭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被执行人）：仙桃三佳冶金轴承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仙桃市刘口工业园18号。
法定代表人：伍开成，职务：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传林（特别授权），公司法律顾问。
委托诉讼代理人：余景龙（特别授权），公司副总经理。
第三人（执行案外人）：湖北仙桃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仙桃市仙桃大道2A号。
法定代表人：何涛，职务：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鸿（特别授权），湖北凌枫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平波，男，1972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仙桃市，系仙桃农商行职工。
原告何炳海与被告常山县鑫龙轴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龙公司）、第三人仙桃三佳冶金轴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佳公司）、湖北仙桃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仙桃农商行）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2017年3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被告及第三人的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何炳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１．确认湖北仙桃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所载，公司设立发起人仙桃三佳冶金轴承有限公司名下的100万股，因转让其权属已属原告所有同，并停止对该财产的执行；２．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2016年2月25日，原告（案外人）收到仙桃市人民法院代为送达的浙江省常山县人民法院（2016）浙0822执异33号《执行裁定书》。原告认为贵院驳回原告提出的执行异议裁定事项，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一、被告所查封、冻结的100万股的股权为原告所有，而不属于第三人所有。2015年10月22日，第三人与原告达成《股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三佳公司持有仙桃农商行100万股的股权以人民币150万元转让给原告。协议签订后，原告向第三人指定的收款人支付了对价。仙桃农商行授权行使签字表决权的刘庆梅副行长签署了同意，并给原告制发了股金证书。该股权的所有人已是原告，而非第三人。二、被告所申请查封、冻结的股权，没有法律依据。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被执行人将其所有的需办理过户登记的财产出卖给第三人……，第三人已经支付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但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如果第三人对此没有过错，人民法院不得查封、扣押、冻结。根据该规定，被告申请查封、冻结该股权，没有法律依据。其次，商业银行作为未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登记部门只有二个，一是证券交易所，二是国务院指定的部门。但作为未上市的股份公司的股权交易，证券交易所是不予办理的，而国务院对该部分登记部门并未作出指定部门办理的规定，工商部门对该登记无权，也不予办理。这样，实际不存在登记问题，交易双方在股份公司办理转让手续并无不当。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交易双方的转让行为，只要在股份公司办理了相关手续，且持有了股金证书，其交易行为已完成。交易双方在无过错的情形下，持有股金证书者即为该股权的合法所有人。原告作为该股权所有人且对被告并无债务，被告以未办理转让登记为由申请查封、冻结，法院亦以此理由作出对异议申请驳回的裁定，显属错误。综上所述，浙江省常山县人民法院（2016）浙0822执异33号《执行裁定书错误》，原告对该股权享有合法的所有权。
被告常山县鑫龙轴承有限公司辩称，一、被告并未因与三佳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成为仙桃农商行的股东，三佳公司持有的仙桃农商行100万股股份并未发生转让。2015年10月22日（即何炳海主张的签订《股权转让》之日）后的2015年12月份，仙佻农商行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农商行增资前后情况进行验资、召开股东大会、修改章程，且均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所有对外公示的文件均记载三佳公司仍为仙桃农商行的股东，何炳海并未被确定为仙桃农商行100万股股份的股东，100万股股份仍然为三佳公司所有。具体为：1.2015年12月24日，仙桃农商行委托仙桃洪信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对农商行截止2015年12月24日止股东出资进行验资，验资报告就股东变更及出资比例变更事项进行审核，验资报告中《注册资本及实际资本变更前后对照表》记载三佳公司变更前后的出资额均为100万元，占出资比例从0.25变更为0.19，并未变更为何炳海。2.2015年12月30日通过的《湖北仙桃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股东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决议》（包括三佳公司在内的全体股东参加表决，即在决议上作为股东盖章表决），记载应到股东53人，实到股东53人，占应到股东的100％，三佳公司作为53位股东之一行使股东权利，何炳海并不是仙桃农商行的股东。3.2015年12月30日通过的《湖北仙桃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说明》（由法定代表人何涛签字，仙桃农商行盖章），确定仙桃农商行股份变更的情况，原章程有36家企业法人股东（三佳公司为其中法人股东之一），修改后章程企业法人股东有37家（三佳公司仍为其中法人股东之一），该修正案也未记载何炳海为股东。4.2016年1月20日，仙桃农商行向工商局提交变更登记资料时同时承诺“本公司郑重承诺，本次提交变更各类资料真实有效。因此带来的一切法律责任和后果，由我公司承担”，再次证实了三佳公司为仙桃农商行100万股股东的身份是真实有效的，何炳海并未取得三佳公司的股份而成为仙桃农商行的股东。5.仙桃市工商局在2016年1月21日的核准登记中明确记载了仙桃农商行股东变更前后的名单，变更前三佳公司为仙桃农商行的股东，变更后三佳公司仍为仙桃农商行的股东。由此再次证实了三佳公司股份并未转让给何炳海。如果何炳海在2015年10月22日就真实有效的取得了三佳公司所转的100万股股份的许，则肯定会在之后以股东身份行使权利，不可能在此后验资、召开股东大会、章程修正、工商变更登记中毫无记载。因此，其提出在2015年10月22日就获得了三佳公司100万股股份的主张与事实相违背而不能成立。二、何炳海提出已支付150万元对价不符合事实，且三佳公司持有的是法人股，何炳海是自然人，实际上其受让主体与股份性质不符而不能获得该股份，2016年1月21日工商变更时未确立何炳海股东身份印证了该结论。1.根据何炳海的陈述，其与三佳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时间是2015年10月22日，交易价格为150万元。但从资金转入转出业务交易凭条上看，并不能证明何炳海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第一条第2项在三天内一次性支付给三佳公司150万元，何炳海提出已经支付对价的主张与事实不符。2.从凭条记载的“法人投资股”可以确定，三佳公司持有仙桃农商行的股份性质是“法人股”，并非“自然人股”，对于“法人股”是必须记入章程并披露的（2015年12月30日《湖北仙桃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说明》可以证实这一点），因此，从股份性质判断，作为：“自然人”的原告并不能受让三佳公司的“法人股”。如果作为自然人的何炳海要成功收购三佳公司的法人股的话，则只有通过修订农商行的公司章程作为前置程序方能实施，但本案中显然农商行并未就自然人收购法人股事项而修订章程，何炳海不能受让“法人股”是自然人身份所决定的，而不是没有办理变更登记可以解释的。三、何炳海未取得农商行100万股的股权已被此后农商行的提供并保证其真实性的对外公示的变更登记文件所确认，即何炳海所称其于2015年10月22日支付对价并受让了三佳公司股份的事实成立也不能对抗第三人。1.何炳海自始未获得三佳公司在仙桃农商行的股份，并不是何炳海所称已受让了未办理变更登记，实际上在2015年10月22日何炳海所称的受让股份之后，仙桃农商行办理过股权变更、章程修改等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前文已有记载，不再累赘），何炳海被排除在仙桃农商行的股东之外，三佳公司仍然是仙桃农商行的股东。故所谓2015年10月22日已受让股份与2016年1月21日核准有仙桃农商行工商变更登记的股东情况是矛盾的。2.仙桃农商行在2016年1月21日提供工商办理相应变更事项的各项文件具有公示效力，是各事项能否对抗第三人的标志，仙桃农商行提供工商办理登记对外公示的股东名单否定了何炳海为仙桃农商行股东的身份，故原告何炳海以其拥有股份来对抗第三人并否定查封的合法性不能成立。四、鑫龙公司申请查封、冻结讼争的股份证据充分，符合法律规定。1.如前所述，讼争的股份并不属于何炳海所有，事实清楚、法律依据充分。该等股份并不存在何炳海所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过户登记的情形，本案何炳海提出的股份权属争议实质是何炳海与三佳公司股份转让是否发生法律效力的情形，而非是否过户登记的问题，因此，何炳海引用该司法解释的条款不适用本案。2.何炳海认为非上市股份公司股份转让工商部门登记只有两个，一是证交所，二是国务院指定部门的理解是错误的。公司法明确规定股份公司股份转让的交易场所和方式，而不是登记部门为前述二单位。根据公司法规定，对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仅为股份转让则没有要求工商变更登记，但如公司股东记载在公司章程的，则股份转让就需要修改公司章程，根据公司法规定章程修改必修办理工商登记手续。结合本案，本案股份是仙桃农村商业银行的股份，其同时应遵循《商业银行法》第二十四条、《中国银监会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鉴于三佳公司作为股东在仙桃农商行的章程中已有记载，如其股东身份发生变化则必须修改公司章程中的股东名称，而对于修改公司章程则根据前述规定及仙桃农商行章程本（章程第一百六十二条）的规定需要得到银监局的行政许可方能生效，此后被修改的章程则必须在工商部门备案登记，故何炳海所称工商无权登记是片面的，如果确实发生了股份变更何炳海则至少在仙桃农商行章程修正案否定了这股权转让的情况。据此，何炳海认为，三佳公司名下仙桃农商行的100万股股份并未转让给何炳海，何炳海提出主张与事实不符。请求驳回何炳海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常山县鑫龙轴承有限公司在本案庭审当中，向本院申请追加湖北仙桃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第三人，提出诉讼请求：第三人湖北仙桃农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坚持认为本案所诉争的100万股权归何炳海所有，应由其承担由此造成常山县鑫龙轴承有限公司150万元损失的赔偿责任。
事实和理由：何炳海诉被告常山县鑫龙轴承有限公司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法院受理后已开过一次庭。庭审中原告何炳海举出仙桃农商行于2015年10月22日签发的股金证以证明因受让三佳公司而成为仙桃农商行100万股股份的股东。但在此之后的2015年12月24日仙桃洪信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为仙桃农商行增资扩股而出具的仙洪信达验字（2015）014号《验资报告》中确定三佳公司在仙桃农商行注册资金变更前后的出资额均为100万元；2015年12月30日仙桃农商行注册资金变更前后的出资额均为100万元；2015年12月30日仙桃农商行第二届股东大会第二次会议决议三佳公司作为仙桃农商行股东在决议上行使了表决权，同日由仙桃农商行盖章并由其董事长何涛签名的《仙桃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说明》上明确记载仙桃农商行股东从36家企业法人变更为37家企业法人，三佳公司在前后的法人股股东名单中均为100万股的股东。此外，从由仙桃农商行法定代表人何涛代持的数百名个人股名单中亦未出现何炳海的名单。据此可以看出，何炳海认为其在2015年10月22日取得三佳公司受让的仙桃农商行的股份实质上被仙桃农商行在此后签发并通过工商备案对外公示的包括验资报告、股东大会决议、章程修正案、何涛代持个人股名单等文件记载的股东名单所否定。被告认为仙桃农商行作为金融机构，除受《公司法》规定外，还受到《商业银行法》、《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等金融法律法规的特别规范，且受到银监机构的特别监管，其比一般机构具有更高的合法、合规、全面、细致、审慎的行为意识，且仙桃农商行作为讼争股权的被投资方，讼争股权最终归属的审理结果与仙桃农商行存在利害关系。为此，特申请追加仙桃农商行为本案第三人。
第三人仙桃三佳冶金轴承有限公司述称，何炳海与三佳公司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应予保护；鑫龙公司申请执行何炳海受让股份于法无据，应不予支持。事实与理由：一、协议合法有效。2015年10月22日，三佳公司与何炳海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仙桃农商行股份公司价值100万元的股份转让何炳海。该协议符合《民法通则》、《合同法》、《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应予以保护。二、转让合法有效。1.转让协议经过仙桃农商行股份公司分管领导签字同意，仙桃农商行注销了三佳公司持有的股金证，向何炳海签发了股金证。2.股份已经交付，协议已实际履行。3.转让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三、变更登记与否不影响股份转让效力。1.变更登记与股份转让是两个不同的法律行为，其责任义务主体截然不同。2.变更登记属管理性规定，不影响合同（协议）效力。四、鑫龙公司申请执行本已属于何炳海的股份没有实际意义。1.陷入误区。鑫龙公司在追加第三人申请书中称，何炳海认为其在2015年10月22日取得三佳公司受让（应为“转让”才妥—代理人注）的仙桃农商行的股份实质上被仙桃农商行在此后签发并通过工商备案对外公示的包括验资报告、股东大会决议、章程修正案、何炳海代持个人股名单等文件记载的股东名单所否定。试图以此否定三佳公司与何炳海股份转让行为的合法性。如前所述，仙桃农商行诸如此类的行为，不管真实与否，都不影响三佳公司与何炳海股份转让行为的效力。何炳海代持个人股说明其在仙桃农商行股东名册上榜上有名，怎么能说仙桃农商行没有变更股东呢？即使三佳公司将股份转让后，将其名单依然保留在股东名册上，也不影响转让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股权转让后尚未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原股东将仍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受让股东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人，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2.难于执行。在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三佳公司是债务人，鑫龙公司业已申请查封三佳公司远远大于其执行标的的机器设备，然后再去申请执行实际持有人何炳海的股份，何炳海与鑫龙公司又没有法律上的任何关系，这是怎么也讲不通的道理。3.违背法律原则。如果按照鑫龙公司要求强行执行何炳海持有的股份，不仅难于做到案结事了，定纷止争，而且有可能导致涉案各方纠纷不断，没完没了，违背法院办案原则和宗旨。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1.原告何炳海为证明所主张的诉讼请求，向法院提供证据如下：（1）（2016）浙0822执异33号执行裁定书；（2）股权转让协议及签发人授权书；（3）股权转让交易凭条；（4）第三人转让授权、股东会决议；（5）股金证；（6）何炳海的身份证复印件；（7）何炳海与仙桃农商行签订的借款合同及质押合同等。
被告鑫龙公司质证认为，对（1）执行裁定书的三性无异议；对（2）股权转让协议及签发人授权有异议，因在上面没有看到那位行长在上面签字；对（3）股权转让交易凭条有异议，认为工商登记与转让行为不一致，其中二个证明的内容三性有异议，与第二条第三款不一致，可见其不真实；对（4）第三人转让授权、股东会决议有异议，认为是三佳公司并非只有三个股东；对（5）股金证有异议，认为是对未生效的行为所发的证明，原告的股金证不构成法律意义上股票的权证；对(6)虽无异议，但认为在何炳海户藉所在地找不到何炳海，希望原告代理人提供何炳海的经常居住地；对（7）有异议，认为股金证的效力原告应与农商行解决，与案件无关。
第三人仙桃三佳冶金轴承有限公司、湖北仙桃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对原告何炳海提供的上述证据均无异议。
2.被告常山县鑫龙轴承有限公司为证明自己所辩称及追加第三人诉讼的事实，向法院提供九组证据：（1）仙桃农商行章程；（2）仙桃农商行第二届股东大会第二次会议决议；（3）仙桃农商行章程修正案说明；（4）仙桃洪信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验资报告；（5）承诺书；（6）企业基本注册信息查询单；（7）定向入股方案的批复；（8）常山县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9）鄂证办发（2012）31号《关于规范开展企业股权集中登记托管工作意见》第二条第二项的要求股权托管。
原告何炳海质证认为对原告提供上述（1）至（8）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均不能证明股金证不合法、不真实，即使仙桃农商行在工作中有疏漏也不能否定三佳公司与何炳海之间股份买卖关系、合同的合法性及真实性。对（9）认为是一个文件，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不具有强制性，股权托不托管在仙桃都是可以的。
第三人仙桃三佳冶金轴承有限公司质证认为，对上述九组证据三性均有异议，对其来源、真伪等均存异议，与本案无关联，仙桃农商行的内部程序问题并不影响股权转让。
第三人湖北仙桃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质证认为，对上述九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的内容有异议。对章程、说明上面的股东为发起人，作为发起人在以后的章程中是否应该剔除，我们没有找到剔除的依据。反之，如果剔除，则改变了该公司成立时的客观状态。发起人股权转让的限制，是1年内不能转让。在股东大会等上仙桃农商行有疏漏，没有将发起人股权转让事实注明，但是否会因疏漏而承担赔偿责任，我们认为仙桃农商行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即使要承担责任也是受行政法规的调整。
另：根据案件审理需要，本院依法：（1）向仙桃农商行调取了原告何炳海与第三人三佳公司股份转让的相关材料；（2）向湖北省仙桃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了仙桃农商行的工商登记的资料；（3）向第三人三佳公司的原员工邹顺刚询问了股份转让的相关情况。
原告何炳海质证认为，对上述调取材料没有异议，因为自己已经取得仙桃农商行发放的股份权利凭证即股金证。
被告常山县鑫龙轴承有限公司质证认为，对（1）工商登记资料，是因何炳海的代理人对原告提供的材料持疑才申请调取的；对（2）仙桃农商行的资料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内容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股权并没有实质性发生转让，股权仍然应当为三佳公司所有，因为仙桃农商行的股份转让应受到相关金融法律的调整，仙桃农商行的资料不具有合法性，仙桃农商行在股份转让上具有过错；对（3）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邹从刚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
第三人仙桃三佳冶金轴承有限公司质证认为，何炳海已取得仙桃农商行的股金证，对法院调取的上述材料没有异议。
第三人湖北仙桃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质证认为，对法院调取的上述材料没有异议。但对被告鑫龙公司认为仙桃农商行的资料不具有合法性有异议，认为被告鑫龙公司的说法是错误的，仙桃农商行没有过错。事实上，三佳公司现在还欠农商行一千多万元，如果我们仙桃农商行要做假，还会同意让三佳公司转让给何炳海吗？
纵观本案原告与被告的起诉、答辩意见及对证据的举证与质证意见，本院综合认证双方证据如下：
原告提供的（1）（2016）浙0822执异33号执行裁定书；（2）股权转让协议及签发人授权书；（3）股权转让交易凭条；（4）第三人转让授权、股东会决议；（5）股金证；（6）原告何炳海的身份证复印件；（7）原告何炳海与仙桃农商行签订的借款合同及质押合同等。结合本院依法调取的相关材料可以证明原告何炳海具备起诉被告的身份，可以证明原告何炳海与第三人三佳公司进行股份交易，并且仙桃农商行向原告何炳海出具了股金证，何炳海持该股金证向仙桃农商质押贷款的事实。但由于原告提供的受让股份支付对价的相关材料存在诸多瘕疵、予盾之处，不能对已支付股份购买款150万作出合理解释。原告何炳海及第三人仙桃农商在明知浙江省常山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2月16日冻结工商登记在第三人三佳公司名下的100万股份的情况下，仍然于2016年8月29日签订质押合同，显然该质押行为不具有合法性。
被告常山县鑫龙轴承有限公司为证明自己所辩称及追加第三人诉讼的事实，向法院提供九组证据：（1）仙桃农商行章程；（2）仙桃农商行第二届股东大会第二次会议决议；（3）仙桃农商行章程修正案说明；（4）仙桃洪信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验资报告；（5）承诺书；（6）企业基本注册信息查询单；（7）定向入股方案的批复；（8）常山县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9）鄂证办发（2012）31号《关于规范开展企业股权集中登记托管工作意见》第二条第二项的要求股权托管。结合本院依法调取的相关材料可以证明浙江省常山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2月16日在仙桃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查封第三人三佳公司持有仙桃农商行100万股股份时，该100万股仍登记在三佳公司名下；第三人仙桃农商行在对原告何炳海与第三人三佳公司在2015年10月22日进行股份转让后没有在工商部门进行变更登记，并仍然继续由第三人三佳公司在仙桃农商行行使股东权利的事实。
综上，本院综合认定案件事实如下：
2015年10月22日，原告何炳海与第三人仙桃三佳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三佳公司将自己持有的仙桃农商行100万股的股权以人民币150万元转让给原告何炳海，何炳海应当于协议生效之日起3天内按前款规定的币种和金额将股权转让款以银行转账方式一次性支付给三佳公司，第三人仙桃农商行于《股权转让协议》签订的当日（即2015年10月22日）向原告何炳海出具了股金证。浙江省常山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2月15日作出（2016）浙0822民初字第370号裁定书冻结了三佳公司持有的仙桃农商行100万股的股权，冻结期限为三年。2016年7月20日，鑫龙公司向法院申请执行；2016年11月1日，原告何炳海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认为自己系法院冻结仙桃农商行100万股份的实际权利人，要求法院解除对该股权的冻结。2016年12月5日，浙江省常山县人民法院作出（2016）浙0822执异33号执行裁定书，以“股权所有权的归属应以法定管理部门的登记为准”驳回了原告何炳海的异议请求。据此，原告何炳海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起诉、答辩意见及对证据的举证与质证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何炳海与第三人仙桃三佳冶金轴承有限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是否合法有效；二、第三人仙桃农商行在三佳公司持有的100万股份转让过程中是否有过错。股份转让合同的双方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按合同约定全面的履行合同，原告何炳海与第三人三佳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原告何炳海应按双方约定于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即2015年10月22日）起三天内按协议规定的币种和金额将股权转让款以银行转账方式一次性支付给三佳公司。原告何炳海提供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账号：62×××73，开户人：曹云）及2016年9月10日第三人三佳公司出具的证明，证明原告何炳海的妻子曹云（原告何炳海没有提供夫妻关系证明）于2015年10月23日向邹从刚、李盛祥分别付款50万元、4万元，于2015年10月24日向王尚军付款35万元、于2015年10月28日、10月31日分别向三佳公司付现金6万元、30万元，于2015年11月4日，向邹从刚付款15万元，另抵偿三佳公司欠何炳海2014年借款利息10万元。但在2017年6月2日，法院向邹从刚询问时，邹从刚说是第三人三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伍开成让何炳海打给了邹从刚126万元。对比股权转让合同、三佳公司的证明及邹从刚的询问笔录可见，原告何炳海没有按照股权转让协议履行付款义务。并且仙桃农商行在2015年10月22日给原告何炳海出具股权证后，仍然继续让三佳公司在仙桃农商行行使股东权利。由此可见，原告何炳海与第三人三佳公司间的股权转让不具有合法性与有效性。仙桃农商行在明知三佳公司持有的仙桃农商行100万股股份由常山县人民法院冻结的情况下，仍然与原告何炳海于2016年8月29日签订质押合同，接受2015年10月22日第三人仙桃农商行向原告何炳海出具的股金证的质押贷款，显然违反法律规定，明显存在过错，但该过错尚没有对被告鑫龙公司造成损失。
综上所述，原告何炳海没有按照与第三人三佳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支付股份转让的转让款，仙桃农商行作为发行股份的公司，在2015年10月22日向原告何炳海出具股金证后没有进行工商变更登记，仍然由三佳公司行使股东权利，显然可以认定原告何炳海与第三人仙桃三佳冶金轴承有限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不具有合法有效性，故对原告何炳海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七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条、第二百零九条、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何炳海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8300元，由原告何炳海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或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吴玉仙
审 判 员 蔡 武
人民陪审员 王 均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凌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