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7民终46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陈广源，男，汉族，身份证登记地址：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现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上诉人（原审被告）：梁卫芬，女，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以上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广斌，广东法道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林景贤，男，汉族，住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蓝彩虹，广东圭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陈广源、梁卫芬因与被上诉人林景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2016）粤0705民初31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陈广源、梁卫芬上诉请求：在原审判决第一项的基础上减除陈广源、梁卫芬已经支付的212176.49元及15万元的还款，驳回林景贤其他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对陈广源、梁卫芬以转账方式向林景贤支付的531000元未予抵销本案的借款，显属不当，以致判决错误。林景贤曾以(2016)粤0705民初3172号案和本案同时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陈广源、梁卫芬在一审合并审理中提交了二人已向林景贤转账支付款项531000元的事实，此后，林景贤撤回(2016)粤0705民初3172号案的起诉。按此计算，陈广源、梁卫芬在减除了(2016)粤0705民初3172号案的借款外，仍有212176.49元余额，该款应抵销本案的借款本金。但一审法院未予抵销本案的借款，显属不当，以致判决错误。二、陈广源的母亲林翠妹按照林景贤的要求，将15万元的款项汇入黄友根的账户，一审法院却不认定该行为属陈广源对林景贤的还款行为，是错误的。在一审中，起初林景贤不承认与林翠妹一起到银行汇款的事实，在陈广源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相关的录像确定了林景贤与林翠妹一起到银行汇款的事实后，林景贤也没有作出合理的解释。而一审法院出示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德兴支行出具的《关于2016年10月17日林翠妹在智能自助终端汇款的说明》存在片面性和矛盾性。一审判决书表述为“该行只知道林翠妹将款项汇入黄友根账号的汇款，除此之外，其他情况银行不知情”；而该说明中表述为“收款人黄友根的账户也是林翠妹提供的”。显然，这是矛盾的，而且，作为银行工作人员，不可能知晓账户是谁提供的，也不可能对数月前的一个客户有如此深刻的印象，这与常理不符。一审法院在林景贤没有作出合理的解释为何与林翠妹一起到银行，为何在汇款时全程陪同操作的情况下，便否定林翠妹向黄友根汇款是履行林景贤的指示的事实，显属不当。三、一审法院认定梁卫芬承担本案的共同偿还责任是错误的。本案林景贤起诉陈广源的“借款”，实际是陈广源为偿还对他人的赌债，而由林景贤直接汇入他人（陈永良）账户上的款项。梁卫芬事前毫不知情，而且该款项没有分文落入两人手上。据此，一审法院认定梁卫芬承担本案的共同偿还责任是错误的。四、本案的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的粤华生司鉴中心(2017)文鉴字第08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及《工作联系函》，无论在程序上还是在鉴定的比对中，均存多处疑点，不足采信。陈广源、梁卫芬申请重新鉴定。1、《工作联系函》不是《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组成部分；且该函没有鉴定人员的签名，没有经过鉴定的法定程序，没有对比对样本的引证显示和分析说明，完全没有任何鉴定行为。以此断然所下的结论，令人费解，毫无证据效力。2、《工作联系函》中所表述的“试验样本”，在《司法鉴定意见书》没有出现任何“试验样本”的表述，更没有任何图示“试验样本”。3、即使以《司法鉴定意见书》结合《工作联系函》来看，始终没有以林景贤当庭书写的字迹与《调解协议》中的“林景贤”的字迹进行比对。而是将没有经过陈广源、梁卫芬质证的样本与《调解协议》中的“林景贤”的字迹进行比对，然后，再将所谓“实验样本”直接判断为与没有经过陈广源、梁卫芬质证的检材的字迹为同—人所写，而且该“实验样本”自始至终既没有在《司法鉴定意见书》提及和显示，也没有在《工作联系函》中显示（这里难以确定“实验样本”是否就是林景贤当庭书写的笔迹），这也就等同于将两个没有经陈广源、梁卫芬质证的样本比对（甚至连比对鉴定行为均无表述）。这样的结论难以令人信服，其程序也令人费解。林景贤辩称，本人与陈广源的民间借贷关系明确，证据确实充分，本人在一审庭审时提交的借款合同、银行转账明细已完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证据间均能相互印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以维持。林景贤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陈广源向林景贤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400000元及利息32000元，合计43.2万元（暂计至2016年8月12日止），梁卫芬对该笔借款本息负连带清偿责任，直到清偿完毕止；二、陈广源、梁卫芬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7月21日，林景贤与陈广源签订一份《借款合同》（“以下简称30万元《借款合同》”），约定陈广源因经营需要向林景贤借款人民币3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5年7月21日至2015年12月21日，借款利率为每月2.5%，每月30日前支付当月利息，本金到期一次归还。合同签订当日，林景贤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陈广源的银行账户汇款30万元。2016年，林景贤与陈广源又签订一份《借款合同》（“以下简称40万元《借款合同》”），约定陈广源因经营需要向林景贤借款人民币4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6年4月29日至2016年5月29日，借款利率为每月2%，每月2日前支付当月利息，本金到期一次归还；另外，该合同上还注明“分二次付款给陈永良卡号：农业银行62×××78第一次2016年4月29号20万，第二次2016年5月5日20万”。2016年4月29日和2016年5月5日，林景贤分两次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陈永良的银行账户62×××78汇款，每次均为20万元，合计40万元，相关银行转账单显示上述汇款转账交易成功。第一次庭审结束后，陈广源、梁卫芬提供《调解协议》一份，内容为：陈广源与林景贤双方核对商定，陈广源偿还林景贤的借款金额为45万元，该借款金额是林景贤一直以来借款给陈广源的本息往来商定结余款项（包含林景贤起诉陈广源的2件借款纠纷案的借款及澳门胜叔的所有借款）；陈广源应在2016年10月17日归还林景贤15万元，余下30万元必须在2017年5月1日前还清。该协议落款“甲方（签名）”栏有“林景贤”字样，“乙方（签名）”栏有“林翠妹代陈广源”字样。诉讼中，林景贤认为该《调解协议》落款“甲方（签名）”栏上的“林景贤”并非其亲笔签名，并表示没有见过该协议，同时申请一审法院对该处落款的“林景贤”进行笔迹鉴定。为此，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2017年3月28日，该中心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涉案《调解协议》上“林景贤”签名与林景贤自然样本（《中国电信新会分公司业务登记单》、《中国电信我的e家全业务套餐登记表》、《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公司业务登记单》、《中国电信全家e套餐登记表》、《客户告知函》、《购车分期客户续买保险扣账授权书》、《中银信用卡购车分期付款抵押合同》、《抵押财产清单》）笔迹不是同一人所写。陈广源、梁卫芬收到该意见书后，表示不同意该鉴定意见，认为该意见书没有采用实验样本进行对比。为此，一审法院去函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了解有关鉴定问题，该中心在粤华生司鉴中心【2017】0976号《工作联系函》中表示：“林景贤”笔迹实验样本与“林景贤”笔迹自然样本为同一人所写。另查明，陈广源于2015年8月25日、2015年11月7日、2015年11月30日、2016年1月16日、2016年2月24日、2016年3月4日、2016年3月10日、2016年3月21日、2016年3月31日、2016年4月2日、2016年4月8日、2016年5月2日，向林景贤名下的账户分别汇入12000元、12000元、12000元、12000元、12000元、30000元、12000元、12000元、150000元、50000元、17000元、22000元；梁卫芬于2015年8月7日向林景贤名下的账户汇入200000元。上述两人向林景贤名下的账户汇入的款项合计为553000元。诉讼中，陈广源、梁卫芬主张上述其二人已付款项531000元，在扣除“30万元《借款合同》”的本金30万元和利息18823.51元后，余款212176.49元属林景贤欠陈广源的款项，该欠款的形成是因林景贤与陈广源之前存在资金往来关系，为此陈广源一直付款而没有与林景贤结算，且梁卫芬在陈广源不知情的情况下，支付了其中20万元，故应在“40万元《借款合同》”本金中扣除。另外，陈广源、梁卫芬提供一份交易时间为2016年10月17日（第一次庭审结束后）的银行转账汇款打印单，显示林翠妹向黄友根名下账户汇入15万元，该单空白处还有手写“胜叔”“文哥”字样，同时该两份字样上还分别印有红色指模。诉讼中，陈广源、梁卫芬表示该15万元款项是其母亲林翠妹在签订上述《调解协议》后，根据林景贤的指示汇入黄友根名下账户的，并表示林景贤实际上是黄友根的业务代理人，替黄友根办事的。对此，林景贤则否认该意见。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德兴支行向一审法院出具的《关于2016年10月17日林翠妹在智能自助终端汇款的说明》中，反映林翠妹在该日通过该行智能自助终端向黄友根汇款，过程中该行工作人员只是引导客户在智能自助终端办理汇款业务，林翠妹进入该行汇款时有一身穿黑衣服的男子陪同，客户操作时密码是林翠妹输入的，收款人黄友根的账户也是林翠妹提供的，林翠妹清楚向该行工作人员表示将款项转入黄友根账户的要求，并对汇款内容签名确认，汇款过程中身穿黑衣服的男子陪同操作，该行只知道林翠妹将款项汇入黄友根账号的汇款，除此之外，其他情况银行不知情。另查明，陈广源、梁卫芬属夫妻关系，两笔借款均发生于陈广源、梁卫芬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林景贤在（2016）粤0705民初3172号案诉称：林景贤与陈广源于2015年7月21日签订一份《借款合同》，约定陈广源因经营需要向林景贤借款人民币30万元，并约定还款期限及利息计付方式。合同签订后林景贤于2015年7月21日将一笔30万元的款项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交付给陈广源。后经林景贤多次催告，陈广源仍拒不履行合同义务按月付息并偿还本金。在陈广源、梁卫芬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陈广源因经营需要向林景贤借款应属夫妻共同债务，故梁卫芬对该笔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诉讼请求：1、陈广源向林景贤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300000元及利息97500元，合计39.75万元（暂计至2016年8月12日止），梁卫芬对该笔借款本息负连带清偿责任，直到清偿完毕止；2、陈广源、梁卫芬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2016年12月23日，一审法院作出（2016）粤0705民初3172号裁定，准许林景贤撤回该案的起诉。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本案的主要问题是：一、涉案借款法律关系的生效时间；二、陈广源的欠款数额；三、陈广源是否应承担违约责任？四、梁卫芬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一、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案中，虽然林景贤与陈广源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40万元《借款合同》，但该合同是两个自然人之间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属实践性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二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的规定，该借款合同关系应于借款人收到借款后生效。而签订合同后，陈广源所指定的收款账户是分两笔（2016年4月29日和2016年5月5日，每笔20万元）收到林景贤出借的款项的，则各笔款项所对应的借贷合同关系生效时间不同，即第一笔借款20万元所对应的借贷合同于2016年4月29日生效，第二笔借款20万元所对应的借贷合同于2016年5月5日。二、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按照上述第一个焦点问题所述，在借款总数额40万元明确的情况下，要确定欠款数额，关键是审查陈广源、梁卫芬已偿还的款项，而根据陈广源、梁卫芬的主张，其还款的数额主要涉及以下三部分：（一）陈广源、梁卫芬主张40万元《借款合同》订立前，因双方没有结算的情况下，陈广源、梁卫芬多支付款项212176.49元诉讼中，陈广源、梁卫芬主张上述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中有关陈广源、梁卫芬已付款项531000元，在扣除“30万元《借款合同》”的本金30万元和利息18823.51元后，余款212176.49元属林景贤欠被告陈广源的款项，应在“40万元《借款合同》”本金中扣除。鉴于陈广源、梁卫芬对于其主张扣除的212176.49元款项，是否属于欠款以及该款项所涉及的法律关系，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予以证明。虽然陈广源、梁卫芬抗辩该欠款的形成是因林景贤与陈广源之前存在资金往来关系，为此陈广源一直付款而没有与林景贤结算，且梁卫芬在陈广源不知情的情况下，支付了其中20万元；但由于该212176.49元款项，所涉数额较大，因没有结算而无故多付如此大额的款项，与常理不合；而梁卫芬所付的20万元，同样属较大数额，夫妻之间互相不沟通该付款行为也难以令人信服。那么，在缺乏足够证据证明存在相关基础法律关系及林景贤为何需要承担支付该款义务的情况下，陈广源、梁卫芬将该212176.49元款项作为债权来主张抵销，证据不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的规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其主张。（二）陈广源于2016年5月2日还款22000元诉讼中，由于双方对该笔款项没有异议，故一审法院予以确认。（三）陈广源主张在本案第二次开庭后，陈广源的母亲代其支付的款项15万元诉讼中，陈广源认为该款15万元是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后，其母亲根据林景贤的指示汇入黄友根的账户，属于偿还本案的借款；而林景贤对此予以否认，并表示其要求林翠妹汇入的账户是林景贤的账户。鉴于一方面，陈广源所述的《调解协议》落款处“林景贤”的名字，经鉴定并非林景贤的亲笔签名，因而不能确认该协议属林景贤的真实意思表示，即不能确认双方达成该协议。另一方面，虽然林景贤曾于汇款当日陪同林翠妹到涉案银行操作，但根据林景贤的陈述和涉案银行的说明，黄友根的账户是林翠妹提供的；且基于常理分析，汇款人除非与陪同人员有特殊的信任关系，否则，一般会出于资金账户的安全考虑，对汇款操作过程进行隐秘处理，那么此情形下，林景贤对林翠妹将款项汇入何人账户一般不清楚和不能干预的，由此反观汇款操作是基于林翠妹的意思表示，故一审法院认为陈广源在证明林翠妹向黄友根汇入该款系受林景贤指示的事实方面，证据不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陈广源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一审法院不采纳其主张。因此，一审法院认定陈广源、梁卫芬就涉案债务还款的数额为22000元。至于该款属于偿还本金还是利息的问题。第二次庭审中，林景贤主张该款应扣减2016年4月29日至5月1日的利息后，余下款项用作偿还本金。鉴于双方均没有证据证明该款对涉案债务的清偿抵充顺序，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的规定，一审法院认为林景贤的主张有理，被告陈广源于2016年5月2日所还款项22000元，应先抵充2016年4月29日至5月1日的利息400元（200000*2%÷30*3=400），余款抵充本金，则至2016年5月2日时被告陈广源欠林景贤本金为178400元【200000-（22000-400）=178400】，至2016年5月5日时被告陈广源欠林景贤本金为378400元【200000+178400=378400】。三、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陈广源在涉案借款债务到期后，没有依约还清本金和利息，构成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和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陈广源应偿还所欠本金378400元、支付借期内的利息和逾期利息，理由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利息的数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而按照双方的约定，借款期内的利率为月利率2%，没有超过上述法定的标准，故林景贤主张按月利率2%计算借款期内的利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则借期内（2016年4月29日至2016年5月29日）的利息，在扣除上述陈广源已支付的利息（2016年4月29日至2016年5月1日）后，陈广源尚欠林景贤借期内的利息6706.67元【200000*2%÷30*3+378400*2%÷30*25≈6706.67】。而对于逾期利息，因双方没有约定逾期利率，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林景贤主张按月利率2%计算逾期利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则逾期利息为以实欠的本金为基数，按每月2%，从2016年5月30日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止。三、关于第三个焦点问题由于陈广源向林景贤的借款，发生于其与梁卫芬的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而梁卫芬没有证据证明涉案借款只是陈广源的个人债务；且从梁卫芬对之前的“30万元《借款合同》”知情并还款的事实来看，梁卫芬对包括涉案40万元借款在内的大额借款知情的可能性存在，那么在其无法提供反驳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不能完全排除梁卫芬无举债的意思表示，由此不能否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的规定，林景贤关于要求梁卫芬承担共同偿还责任的诉讼主张，理据充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陈广源、梁卫芬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林景贤偿还借款本金378400元，并支付借期内利息6706.67元和逾期利息（以实欠的本金为基数，按每月2%，从2016年5月30日计算款项清偿之日止）；二、驳回林景贤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780元、申请（保全）费2020元，合计9800元，由林景贤负担416.34元，陈广源、梁卫芬负担9383.66元。本案二审期间，陈广源、梁卫芬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陈广源与林景贤的微信记录一份，该证据主要证明林景贤认识黄友根，并且已经向陈广源提交了黄友根的账号。林景贤针对陈广源、梁卫芬二审提供的证据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第43条，陈广源、梁卫芬提交的证据不符合新证据的属性，我方不予质证。经审查，陈广源、梁卫芬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民事诉讼二审“新的证据范畴”，本院二审不予采纳。经二审审理，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案二审仅围绕陈广源、梁卫芬上诉有关的问题进行审理。一、陈广源、梁卫芬关于债务抵销的上诉主张能否成立的问题。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的规定可知，法定抵销应具备的条件之一为双方债务均已到期。陈广源、梁卫芬虽主张其二人于2015年8月25日至2016年4月8日期间向林景贤账户汇入共计款项531000元，在抵销了30万元本金《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本息债务后，剩余的212176.49元应当抵销本案《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但其二人未能对陈广源向林景贤汇款531000元的原因及基础法律关系进一步举证证明，加之，陈广源亦陈述其与林景贤存在资金往来事实，但双方并未结算，故在此情况下，本案无从判断陈广源、梁卫芬主张的剩余的212176.49元是否属于林景贤对陈广源所负的明确的、到期的债务，不能满足相互抵销的法定条件。因此，对于陈广源、梁卫芬要求在本案中以212176.49元抵销本案《借款合同》项下的债务，依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其该项主张并无不当。对于双方因该212176.49元形成何种权利义务关系，双方可另循合法途径解决，本院在此不予调整。二、林翠妹向黄友根账户汇入的15万元能否认定为陈广源向林景贤的还款问题。本案中，林翠妹向黄友根名下账户汇款15万元的事实可以确认。陈广源、梁卫芬虽上诉主张该笔款项系其与林景贤达成《调解协议》后由陈广源的母亲林翠妹根据林景贤的指示所汇，但本案中陈广源并无直接的证据证实林翠妹向黄友根账户汇款的行为系依林景贤的指示而为之的行为。同时审查本案的其他证据：1、根据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出具的鉴定意见，从盖然性的角度出发，涉案《调解协议》中“林景贤”字样的签名无法认定为系林景贤本人所签。故仅从《调解协议》该项证据本身，无法单独证实林翠妹或陈广源与林景贤之间就《调解协议》的内容达成了一致意见，也就无从推定林翠妹汇款15万元的行为系履行《调解协议》义务的行为；2、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德兴支行的回复意见也无法反映出林翠妹汇款时的完整过程，无从得知在林翠妹向黄友根名下账户汇款过程中是否存在受他人指示的情况；3、15万元汇款回单中仅有“胜叔”、“文哥”字样的签名及指模。如果林翠妹汇款时确实是根据林景贤的指示将款项汇入黄友根的账户，此时，林翠妹应当要求林景贤的签名确认更加合理，但汇款回单中又缺乏林景贤的签名确认，该情况难以支持陈广源的主张。综上分析，本案证据也没有形成完整证据链条，无法排除合理怀疑，故陈广源、梁卫芬的该项上诉认为林翠妹向黄友根账户汇款15万元应认定为陈广源向林景贤的还款，证据并不充分，一审法院不予以支持，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二审亦予认可。陈广源、梁卫芬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至于陈广源、梁卫芬上诉认为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粤华生司鉴中心[2017]文鉴字第08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及《工作联系函》不足采信，申请重新鉴定的问题。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申请重新鉴定须符合以下条件之一：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的；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经过质证认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本及次作出鉴定的鉴定人员具备鉴定资格，程序合法，陈广源、梁卫芬亦无充分理据证实广东华生司法鉴定中心采用自然样本进行文书鉴定，不符合鉴定技术要求且会导致鉴定意见明显依据不足，故一审法院对[2017]文鉴字第085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中的鉴定意见予以采信，并无不当。陈广源、梁卫芬上诉要求重新鉴定的申请，不符合法律的规定，本院不予准许。三、关于梁卫芬在本案中应否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法释〔2018〕2号）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根据上述规定，在没有夫妻双方共同签字的情况下，认定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的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必须符合两种情形，一种是债务人的配偶有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另一种是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如不属于该二种情形之一的，债权人主张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应对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林景贤与陈广源签订的《借款合同》中并没有梁卫芬的签名，也未有证据证实梁卫芬追认了陈广源与林景贤签订40万元借款合同的行为，不能反映梁卫芬存在共同举债的意思表示。而且从该份《借款合同》项下借款的去向来看，相关款项系进入了案外人陈永良的银行账户中，并非直接用于家庭日常生活，而且借款数额明显超出普通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范围。此外，《借款合同》中虽载明借款用途为“经营需要”，但对于陈广源借款系从事何种生产经营活动及陈广源与梁卫芬是否存在共同生产经营的事实，林景贤均不能确切说明及举证。对此，林景贤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本院认为，陈广源涉案所负的债务不属于陈广源与梁卫芬的夫妻共同债务。林景贤诉求要求梁卫芬在本案中承担民事责任，本院依法不予支持。综上，陈广源、梁卫芬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因在本案二审时，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新的司法解释，对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裁判规则有所改变，本院据此对一审判决中梁卫芬承担夫妻共同债务的部分予以调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2016）粤0705民初317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2016）粤0705民初317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陈广源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林景贤偿还借款本金378400元，并支付借期内利息6706.67元和逾期利息（以实欠的本金为基数，按每月2%，从2016年5月30日计算款项清偿之日止）；三、驳回林景贤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7780元、申请（保全）费2020元，合计9800元，由林景贤负担416.34元，陈广源负担9383.66元。二审案件受理费7780元，由陈广源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梁秉锋审 判 员 李 海审 判 员 张萍辉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六日法官助理 谢惠英书 记 员 张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