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闽0304行初40号
原告翁国文，男，1974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
原告翁文国，男，1961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
原告翁万荣，男，1976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
三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许如金，福建众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莆田市秀屿区烟草专卖局，所在地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笏石镇四新村。
法定代表人黄培强，局长。
委托代理人陈惠高，莆田市秀屿区烟草专卖局职工。
委托代理人戴光兴，福建莆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翁国文、翁文国、翁万荣不服被告莆田市秀屿区烟草专卖局于2016年2月26日作出的秀烟处（2016）第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16年3月3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3月7日立案受理后，于同月11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4月1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翁国文、翁文国、翁万荣的委托代理人许如金，被告莆田市秀屿区烟草专卖局的委托代理人陈惠高、戴光兴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莆田市秀屿区烟草专卖局于2016年2月26日作出的秀烟处（2016）第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内容为：2016年1月初，当事人（收件人）翁国文的亲戚翁文国、翁万荣共同从上海购买中华（软）55条、中华（硬）35条卷烟，准备运回莆田家里办宴席，以翁建伟的名义，通过天天快递寄往翁国文所经营的茶叶店。2016年1月9日该批卷烟尚未送达当事人即被例行检查时被查获并予先行登记保存。经福建省烟草质量监督检测站鉴别检验为真品卷烟，根据福建省烟草专卖局公布的价格信息，案值人民币54250元。因当事人翁国文不清楚该卷烟的进货价格，且提供的购货发票为案发之后的2016年1月10日、11日，故翁国文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三）项、《烟草专卖品准运证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构成了无证运输烟草专卖品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一）项、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决定处罚如下：对先行登记保存的无证运输卷烟计90条依法没收。
原告翁文国、翁国文、翁万荣诉称，2016年1月初，原告翁文国、翁万荣因家中喜事需要，分别从上海家得利超市有限公司、上海海星鲁汇商业有限公司购得软中华香烟55条、硬中华35条，共计90条中华香烟，其中翁文国软中华40条、硬中华香烟19，计59条；翁万荣软中华15条、硬中华16条，计31条。2016年1月7日通过天天物流邮递回莆田，因原告翁文国、翁万荣住址较为偏僻，邮递无法直接送达，委托原告翁国文代收。2016年1月9日，莆田市秀屿区烟草专卖局在天天物流处查获该批香烟，以涉嫌无证运输烟草专卖品为由，作出秀烟存通（2016）第0000595号《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在保存时限7日内，原告曾多次向被告澄清事实，请求撤销该通知书，退还原告香烟，但被告以种种理由予以拖延，直至2016年2月1日再次作出秀烟处告（2016）第5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拟处以没收该批香烟的行政处罚告知决定。在告知书送达的申辩期间内，三原告立即向被告就事实作出书面陈述申辩，但被告却不顾事实真相，依然作出秀烟处（2016）第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综上所述，被告作出的该行政行为依据的事实与实际不符，主要证据不足，并违反法定程序，适用法律错误，属于违法行政，现要求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秀烟处（2016）第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提供的证据：1、翁国文、翁文国、翁万荣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三原告诉讼主体适格；2、上海家得利超市有限公司、上海海星鲁汇商业有限公司正式发票复印件七份，证明该批香烟系原告翁文国、翁万荣合法购买；3、村民委员会证明复印件一份，证明该香烟系原告翁文国、翁万荣购买用于家中喜事的事实；4、三原告的申辩书一份，证明在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告知书法定期间，三原告依法作出陈述申辩事实；5、《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
被告莆田市秀屿区烟草专卖局辩称，一、被告具备处罚主体资格，原告翁文国、翁万荣不是适格的原告。被告作为依法设立的具有行政处罚权的烟草专卖行政执法机关，符合处罚主体资格条件，是合法的处罚主体。被处罚主体翁国文，为具有民事权利和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案卷附有本案原告翁国文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被告在处罚决定书中仅仅对无证运输烟草专卖品的行为人翁国文进行处罚，原告翁文国、翁万荣没有实施无证运输烟草专卖品的违法行为，不是违法行为人，因此，不是处罚对象和行政行为相对人，无权提起本案的行政诉讼。二、被告作出的秀烟处（2016）第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定性准确，处罚适当。2016年1月9日上午，被告执法人员与莆田市公安局秀屿分局民警前往莆田市秀屿区天天快递进行检查，在向该店工作人员出示证件、表明身份、说明来意后，依法对该店内的快递包裹进行检查。检查过程中发现一个嫌疑包装袋内装有一批没有当地烟草批发企业打码标识的卷烟，“中华（软）”55条，“中华（硬）”35条，总计90条，因天天快递单号显示的收件人翁国文不在现场，且现场工作人员无法提供运输该批卷烟的合法有效证明，收件人翁国文涉嫌无证运输烟草专卖品。之后随机各抽取2条经福建省烟草质量监督检测站鉴别检验为真品卷烟。根据福建省烟草专卖局公布的价格信息［闽烟计（2015）9号］，核实该批卷烟的总价值计人民币54250元。2016年1月19日，被告在对翁国文进行询问时，承认上述卷烟的收件人是自己，但没有合法运输证明。其虽提供了开票日期为2016年1月10日、11日购烟发票，但是在案发之后开具的，无法证实与涉案烟草是同一批产品，且与公布的价格信息所核定的价格明显不符，因此，对其申辩无法采信，故请求依法维持行政处罚决定。
被告莆田市秀屿区烟草专卖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1、组织机构代码证代码、法人代表身份证明书，证明被告诉讼主体适格、具有处罚主体资格；2、立案报告表，证明被告发现原告翁国文违法事实，依法进行立案调查；3、先行登记保存批准书，证明被告依法批准对涉案烟草进行保存登记；4、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证明被告对涉案烟草进行保存登记后，通知原告翁国文；5、检查（勘验）笔录，证明被告执法人员对查获烟草的现场情况进行勘验及勘验的结果；6、抽样取证物品清单，证明被告对涉案烟草制品抽样的结果；7、涉案物品核价表，证明涉案烟草核定的价格为人民币五万四千二百五十元；8、福建省烟草专卖局关于印发福建省在销卷烟零售价格目录的通知，证明涉案烟草的单价；9、福建省烟草质量监督检测站卷烟产品鉴别检验委托协议书，证明被告就涉案烟草产品的真伪委托福建烟草质量监督检测站进行鉴定；10、福建省烟草质量监督检测站卷烟鉴别检验报告，证明涉案烟草产品为真品；11、案件移送函、案件移送回执、涉嫌犯罪案件情况的调查报告、移送财物清单、物品委托保管单、莆田市公安局秀屿分局治安大队关于本案的告知书，证明被告认为原告翁国文的行为涉嫌犯罪，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随案移送调查报告、物品、物品保管单，莆田市公安局秀屿分局经审查认为构成犯罪的证据不足；12、莆田市烟草专卖局关于翁国文办证信息协查结果的复函，证明原告翁国文没有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13、原告翁国文身份证复印件、询问（调查）笔录、购烟发票，证明原告翁国文承认无证运输涉案烟草的事实以及该购烟发票与涉案烟草缺乏关联；14、天天快递详情单，证明原告翁国文是涉案烟草的收件人，相关证据快递单单号；15、证据复制（提取）单，证明被告依法对涉案烟草产品实物进行复制、提取；16、案件调查终结报告，证明被告依法出具对案件终结报告；17、案件集体讨论记录，证明本案因案情重大经被告集体讨论；18、案件处理审批表，证明被告按照程序对案件处理结果层层审批；19、行政处罚预先告知书，证明被告在处罚之前依法告知原告享有的法定权利；20、延长处理期限审批表，证明因案件重大复杂，于2016年2月2日延长本案的处理期限；21、送达回证，证明原告翁国文收到被告送达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22、三原告的陈述申辩材料、顺丰速递的邮寄单，证明三原告邮寄给被告就被告拟认定的事实和处罚结果进行申辩、陈述材料；23、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对原告翁国文作出没收涉案全部烟草产品的处罚决定；24、延长处理期限审批表，证明因案件重大复杂及春节、原告不配合等原因，被告的上级机关于2016年2月15日同意延长本案的处理期限；25、送达回证，证明原告收到该处罚决定书；26、执法证，证明被告执法人员具有执法资格。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三项、第五十四条第一、二项以及《烟草专卖品准运证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
经庭审质证。双方质证意见如下：
（一）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依据质证意见：证据1-6、8-10、12-16、18-19、21-23、25-26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无异议。证据7有异议，原告购买的单价是按照上海的单价，被告却以福建省的单价认定。证据11真实性有异议。证据17有异议，是内部讨论，原告无法确定。证据20、24对延长审批理由有异议，被告第一次通知原告的时候，原告到被告处申辩，但是被告以春节将近拒收，现却以原告不配合为由延长审批期限。对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书所适用的法律依据有异议，被告适用法律不正确。本案是两位原告共同购买，原告翁文国购买59条、翁万荣购买31条，两原告应当分开计算，分别处罚，但被告将两原告捆绑在一起处罚，这是不正确的，被告没有合理行政，该处罚决定应当予以撤销，其他法律依据无异议。
（二）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质证意见：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只能证明翁国文是本案适格原告，不能证明翁文国、翁万荣是本案的原告。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该发票开具时间2016年1月10、11日，是被查获的第二、三天，不是原始出具的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且从发票显示的金额看，本批烟草制品的购买价格是人民币52160元，超过五万元。证据3形式上不具有合法性，内容上不具有客观性，村委会的证明缺乏相关依据，且在行政处罚程序中，原告也没有提供该证明给被告。证据4、5无异议，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已经充分考虑到三原告的申辩及陈述内容。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无异议的部分，本院予以确认。对其异议的证据7的烟草价格，因行为地在福建省内，可以福建省在销卷烟价格进行核定；证据11是被告以原告涉嫌犯罪而依法移交公安机关处理情况，是合法有效的，本院予以采信；证据17、20、24是被告对原告违法行为的集体讨论以及延长处理期限审批，是履行法定程序，其合法性予以采信。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因与本案被告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予以确认；证据2、3因是被查获后所出具的发票及处罚后的证明材料，不具有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证据4、5体现原告的陈述申辩及本案的行政行为，本院予以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翁文国、翁万荣因家中子女结婚办宴席之需，在上海购买中华香烟共计90条后，以翁建伟的名义，通过天天快递寄往经营茶叶店的原告翁国文收。2016年1月9日，被告莆田市秀屿区烟草专卖局联合莆田市公安局秀屿分局在秀屿区天天快递进行例行检查时，发现收件人为翁国文的一包装袋内装有没有烟草批发企业打码标识的“中华（软）55条、中华（硬）35条”共计90条卷烟。因收件人翁国文不在现场，没有该批卷烟的准运证及在当地烟草批发企业购买该批卷烟的合法证明。被告现场执法人员为保存证据，报领导批准后，对该批卷烟以涉嫌无证运输的卷烟进行先行登记保存，当场在涉案场所进行取证，制作检查（勘验）笔录，并于同日立案调查，并从该批软、硬中华香烟90条中各随机抽取2条，经福建省烟草质量监督检测站鉴别检验为真品卷烟，并依据福建省烟草专卖局公布的价格信息［闽烟计（2015）9号］，90条卷烟核定价格为人民币54250元。2016年1月13日，被告以翁国文可能涉嫌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犯罪移送莆田市公安局秀屿分局调查处理。2016年1月15日，莆田市公安局秀屿分局以被告移送的证据材料无法证实收货人翁国文构成犯罪而退回被告补充证据材料。之后被告对翁国文的身份信息、询问调查后，经集体讨论，于2016年2月22日向翁国文送达秀烟处告（2016）第5号《行政处罚事先知书》，告知：拟以“无证运输烟草专卖品的违法行为、情节严重”处以没收违法运输的烟草专卖品；享有陈述权和申辩权；可当场或者三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陈述、申辩意见，逾期视为放弃。案经处理期限延长审批后，被告于2016年2月26日对翁国文作出秀烟处（2016）第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先行登记保存的无证运输卷烟计90条予以没收。为此，原告翁国文、翁文国、翁万荣不服诉至本院，以被告作出的行政行为依据的事实与实际不符、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适用法律错误为由，要求撤销该处罚决定。
本院认为，原告翁国文、翁文国、翁万荣作为被告莆田市秀屿区烟草专卖局秀烟处（2016）第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行政处罚的相对人和在该行政处罚中卷烟的购买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的规定，三原告与该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是本案的合格主体。被告莆田市秀屿区烟草专卖局在作出秀烟处（2016）第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前，虽有告知原告翁国文的陈述申辩权利，但未能按照《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和《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告知原告翁国文享有听证权利，属违反法定程序。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莆田市秀屿区烟草专卖局作出的秀烟处（2016）第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二、责令被告莆田市秀屿区烟草专卖局在60日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被告莆田市秀屿区烟草专卖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周铭煌
人民陪审员 黄晓雯
人民陪审员 刘金水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蔡晶晶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