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皖16民终161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兴林，男，1962年05月27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素华，北京京师（亳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峥嵘，北京京师（亳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亳州药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魏武大道199号。
法定代表人：许绍普，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林，安徽公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星辰，安徽公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刘兴林因与被上诉人亳州药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药都银行）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法院（2017）皖1602民初14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兴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素华、被上诉人药都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林、杨星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兴林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错误，且援引的银行内部规范性法律文件因效力层级问题，不能作为认定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依据。1.中国人民银行（1999）335号文件《关于加强和规范农村信用社代办业务管理的意见》的通知不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对信贷员不适用的理由。从法律的效力等级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属于法律，而中国人民银行的通知属于部门规章，前者的法律效力当然高于后者的法律效力。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关系应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调整，而不应该依据中国人民银行的通知调整。2.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的文件为依据。对于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应当审查：“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用人单位依法制定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的组成部分”。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主体合法，上诉人也一直遵循被上诉人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受其管理和安排，并且上诉人以及其他信贷员的工作，是被上诉人极其重要的业务组成部分。一审法院未依据上述认定事实劳动关系的三个关键事实进行审查，而直接依据银行的内部规范认定劳动关系，导致认定事实和判决错误。3.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法院（2006）谯民初字第09号生效民事判决认定张传志（与上诉人同样身份）与药都银行（原亳州市谯城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该判决系同地区、同时期、同类型的职工的生效判决，可以作为本案的参考依据，应同案同判。二、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仲裁时效，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法院依据2013年5月22日签订承诺书、领取补偿金时间点判定仲裁时效，该判定依据的事实错误、计算错误，因此认定上诉人未在仲裁时效内提出仲裁错误。本案是一起群体性事件，当时被药都银行违法解聘的人数众多，包括上诉人在内的众多职工一直在通过信访或协商等方式向有关部门主张权利，且该群体性事件是由亳州市人民政府引导解决，并要求劳动部门及时解决，形成解决方案。上诉人等人向人民政府和劳动部门主张权利的方式完全符合仲裁时效中断的条件，故上诉人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2.2016年12月7日上诉人等人向亳州市谯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仲裁委员会于2016年12月12日作出亳谯劳人仲不字[2016]第5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该不予受理通知书于2016年12月26日送达上诉人，上诉人于2017年1月6日法律规定的时间内将不服劳动仲裁的民事起诉状递交到谯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大厅，依法提起诉讼，立案庭的工作人员收到并表示向领导汇报此事，当时并未出具受案通知书。因为正逢春节前后，上诉人等涉诉代办员均是在春节后陆续接到的法院立案通知，上诉人等人当时认为这是法院正常立案程序，并没有对该程序的不合法提出异议，是法院自身程序问题，不是上诉人未及时主张权利的原因。故原审法院在此期间判定上并未查清事实，判定上诉人超过十五日的法定期限错误。
药都银行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原告和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在上诉状中以“中国人民银行银发（1999）335号文件即《关于加强和规范农村信用社代办业务管理的意见》的效力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效力”为理由，主张存在劳动关系，该主张不能成立。尽管从法律的效力等级看，中国人民银行银发（1999）335号文件的效力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效力，但中国人民银行银发（1999）335号文件虽属于部门规章，却是针对具体问题做出的部门规章，目前为止仍是有效的部门规章。该部门规章针对“农村信用社业务代办员”作了具体的规定，即《关于加强和规范农村信用社代办业务管理的意见》第二条规定：代办员的名称统一规范为“农村信用社业务代办员”。农村信用社和代办员之间是委托和被委托代办有关业务的关系，代办员不是农村信用社的职工，其办理业务的场所不是农村信用社的营业机构。该部门性的规章明确了农村信用社代办员和农村信用社之间不是劳动合同关系，进一步证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没有劳动关系。另外，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皖民申字第0196号民事裁定书和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亳民一终字第502号民事判决均认定了农村信用社代办员和信用社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本案与上述案件情况十分类似，上诉人也是农村信用社的代办员，与信用社不存在劳动关系。二、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超过诉讼时效，该认定正确。被上诉人在一审向法庭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超过了诉讼时效。另外，亳州市谯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通知书和送达回证证明了原告的起诉超过了诉讼时效。上诉人向法庭提供的光盘和安徽省人民政府信访局告知书不能证明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安徽省人民政府信访局告知书上的日期是2014年4月24日，录音光盘的录音时间是2017年4月10日，进一步证明已超过诉讼时效。三、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问题经谯城区人民政府介入且已经处理结束。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政府谯政（2012）23号文件即《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政府关于解决药都银行代办员烟叶辅导员养老保险等有关情况的请示》证明：关于药都银行代办员和烟叶辅导员的养老保险等问题，是谯城区人民政府请示到亳州市人民政府，经亳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形成的解决方案。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是按照谯城区政府文件达成了协议，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具承诺书，进一步证明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达成了一致意见，今后永无纠缠。尽管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被上诉人仍按照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政府谯政（2012）23号文件及政府工作组的意见，给上诉人进行了补偿，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上诉人出具了承诺书。综上，本案当事人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谯城区人民政府已经处理，本案超过诉讼时效，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刘兴林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药都银行补偿自1995年至2017年期间应依法由用人单位缴纳的社会养老保险金38256.72元，庭审中变更为56700元；2.依法判令被告药都银行因迟延缴纳社会养老保险金造成的滞纳金人民币18209.57元，庭审中变更为18209.57元；3.依法判令被告药都银行赔偿自参加工作至1995年的工龄工资计人民币168000元，庭审中变更为252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刘兴林于1993年到原亳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谯东信用社从事代办员工作。1999年10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印发了银发(1999)335号文件即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和规范农村信用社代办业务管理的意见》的通知。该文件第二条规定“代办员的名称统一规范为‘农村信用社业务代办员’。农村信用社和代办员之间是委托和被委托代办有关业务的关系，代办员不是农村信用社的职工，其办理业务的场所不是农村信用社的营业机构。”刘兴林于2006年被药都银行辞退。后刘兴林等人到相关部门信访。2010年7月谯城区政府成立工作组，进行调查摸底，以解决药都银行代办员养老保险问题。2011年12月21日，药都银行以“关于对亳州药都农村合作银行辞退代办员调查情况的汇报”形式向谯城区委、区政府汇报。2012年2月10日谯城区政府以谯政[2012]23号文件的形式“亳州市谯城区政府关于解决药都银行代办员烟叶辅导员养老保险等有关情况的请示”向亳州市人民政府请示。经多方协调，2013年5月22日刘兴林与药都银行达成协议，并给药都银行签署承诺书，内容为：本人自愿完全接受“关于解决被辞退药都银行代办员问题方案”，养老金补贴按每从事代办员一年每月补助10元，自2011年7月1日起且年满六十周岁开始领取至终身，按月领取，也可选择终身一次性领取十五年，本人自愿选择一次性领取，永无纠缠。药都银行于2013年8月2日将补偿金支付给刘兴林。2016年12月7日刘兴林等人向亳州市谯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亳州市谯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6年12月12日作出亳谯劳人仲不字[2016]第5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以申请人的仲裁请求超过仲裁申请时效为由不予受理。该不予受理通知书于2016年12月26日送达刘兴林，刘兴林于2017年2月2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后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原、被告之间是否形成劳动关系。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运用劳动能力实现劳动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具体讲劳动者除提供劳动之外，还要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服从其安排，遵守其规章制度等。但并非所有的劳动关系都表现为劳动法律关系，只有纳入劳动法调整范围，符合法定模式，才具有劳动法律关系。该案中，刘兴林提供的证据上显示其为代办员，且2013年5月22日药都银行与刘兴林达成协议，解除双方之间的业务代办关系，刘兴林在承诺书上签名时，刘兴林对双方之间存在的业务代办关系并未提出异议。药都银行辞退代办员审核、审批表及刘兴林出具的承诺书上也不涉及双方具有劳动关系的内容。1999年中国人民银行印发了《关于加强和规范农村信用社代办业务管理的意见》，该意见对代办员的性质作出了明确界定，即农村信用社与代办员之间是委托与被委托代办有关业务的关系，代办员不是农村信用社的职工。委托关系不等于劳动关系，刘兴林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担任代办员期间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不受劳动法律关系的调整。征缴社会保险费是社保管理部门的职责，社保管理部门与缴费义务主体之间是管理与被管理的行政法律关系。刘兴林起诉请求药都银行为其补缴社会保险费，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应向社保管理部门寻求解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第八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刘兴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由刘兴林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刘兴林二审新提供的证据认定如下：对张振祥、裴华、李井兰与药都银行签订的代办员劳动合同书、信用社主任与职工安全保卫岗位目标管理责任书、工作服、十河信用社集体照片、汤陵信用社全体职工合影二张、王从现奖状、冯民喜的就业失业登记证、刘纪忠信用社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业务考试证、2016年省联社信访转办单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定，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定。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查明事实同一审，另查明：亳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先后改名为亳州市谯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亳州药都农村合作银行、亳州药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刘兴林等人收到亳谯劳人仲不字[2016]第51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后，在起诉期内向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法院提交了诉讼材料，该院认为该纠纷适宜先进行诉前调解，故没有立即进行诉讼立案，后因未能以诉前调解方式化解以上纠纷，案件转入诉讼程序。
本院认为，综合本案双方当事人诉、辩意见及举证、质证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刘兴林的诉求是否超过仲裁时效；如未超过仲裁时效，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上诉人的一审诉求是否应得到支持。
刘兴林与药都银行之间的争议属于上世纪农村信用社聘用业务代办员的历史遗留问题，涉及人数较多。亳州市谯城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针对药都银行代办员要求解决养老保险等历史遗留问题成立了工作组。经协调，刘兴林与药都银行达成协议，刘兴林出具承诺书，自愿选择一次性领取养老金补贴，并承诺对此永无纠缠。药都银行与刘兴林达成解决纠纷的合意，协议内容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无损害他人利益情形，系合法有效的协议。该协议已经履行完毕，本案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已协商解决，双方基于农村信用社业务代办员聘用产生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已归于消灭，故对刘兴林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因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申请仲裁的，仲裁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仲裁时效期间继续计算。2013年8月2日药都银行支付协议款项，仲裁时效期间应自该时起算，刘兴林所举证的安徽省人民政府信访局皖访字[2014]BJ147号上的日期为2014年4月28日，该仲裁时效因刘兴林等人向安徽省人民政府信访局请求权利救济而中断；从2014年4月28日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刘兴林所举证的安徽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群众来信来访转办单的时间为2016年12月5日，录音光盘的时间为2017年4月11日，以上时间距离2014年4月28日已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故刘兴林提起仲裁已超出一年的仲裁时效，应予驳回。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存在瑕疵，但裁决结果正确，故对刘兴林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刘兴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贝贝
审判员 孙 震
审判员 彭 亮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吴 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