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7）皖11刑终271号
抗诉机关安徽省全椒县人民检察院。
原审被告人阚乃军，男，1977年2月22日出生于安徽省明光市，汉族，大专文化，原任安徽省明光市司法局管店司法所副所长，住安徽省明光市。因涉嫌犯玩忽职守罪于2016年9月18日被全椒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2017年1月16日经全椒县人民法院决定由明光市公安局对其执行取保候审。
辩护人马玉真，安徽马玉真律师事务所律师。
安徽省全椒县人民法院审理全椒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阚乃军犯玩忽职守罪一案，于2017年9月21日作出（2017）皖1124刑初12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全椒县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2018年4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滁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徐玉江、孔婧出庭支持抗诉。原审被告人阚乃军及其辩护人马玉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依法延期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安徽省全椒县人民法院判决认定：
2014年4月，阚乃军被明光市司法局任命为管店司法所副所长。
2015年10月9日，江苏省苏州监狱给明光市司法局出具《评估假释罪犯矫正环境委托书》，委托明光市司法局对在押罪犯相某1的社区矫正环境进行评估。接受委托后,管店司法所于2015年10月20日在该所与内相某1之兄相某2、以及相某2联系的付某、王某1进行了谈话，并制作了调查笔录，相某2还签了一份承诺书。2015年10月21日，相某2之妻易某至居委会，由该居委会在一份“相某1可以在我街道实施社区矫正，不会对我街道居民产生不良影响”的证明上盖了章。管店司法所据此认为相某1符合在管店镇进行社区矫正的条件，明光市司法局同意管店司法所意见。2015年11月20日，苏州监狱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假释建议书，该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执行机关提出的罪犯相某1在服刑期间的悔改表现，有罪犯奖惩审批表、相关年度罪犯评审表及罪犯改造的日常考核资料、罪犯重新犯罪评估预测报告、社区矫正机构调查评估报告、财产义务履行凭证、庭审笔录等证据证实，于同年12月31日裁定：对罪犯相某1予以假释（假释考验期限：从假释之日起至2017年10月5日止）。苏州监狱于同年12月31日释放相某1，并开具假释证明书，相某1在接受社区矫正责令书、告知书、保证书上签字。相某1于2016年1月19日至明光市司法局签收报到通知书，同年1月20日在接受社区矫正保证书上签字，管店司法所进行了登记，并予以宣告，相某1进入社区矫正，管店司法所为此成立了社区矫正小组，由林某、赵某、相某2组成，三人在社区矫正责任书上签名，该所还对相某1制定了矫正方案，相某1进入社区矫正后按规定日常报告、参加集中学习和社区服务，二次外出也履行了请销假手续，管店司法所也逐月对相某1进行了考察，并填写了社区矫正对象月度考核表，相某1每月出具一份社区矫正对象个人总结。
相某1于2016年3月下旬，到明光市工业园区奔腾服饰有限公司打工，6月4日后离开该公司。因没有其他经济收入，相某1联系陈某某一起做生意。因筹钱未果后，二人密谋抢劫程某1。后相某1经多次踩点，于2016年7月1日，入室持刀抢劫，并杀害程某1妻唐某玲、女程某2沐歌。随后，又程某1母亲家，用刀划程某1，抢走财物。
原审人民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归案经过，证实阚乃军系全椒县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9月18日传唤到案。
2、户籍底册，证实阚乃军已达完全刑事责任年龄。
3、明光市司法局文件，证实阚乃军主体身份情况。
4、江苏省苏州监狱假释罪犯（相某1）矫正环境委托书，证实2015年10月，苏州监狱委托明光市司法局对相某1假释进行矫正环境评估。
5、社区矫正调查笔录、承诺书，证实由管店司法所工作人员阚乃军、赵某对相某1哥哥相某2，邻居付某、王某2进行询问，三人称相某1以前在家里老实，假释对社区没有影响，其中相某1哥哥相某2还表示以后对相某1生活提供保障，且他母亲一间平房可以给相某1居住。
6、社区居委会出具的证明，证实该居委会经研究，相某1可以在社区矫正。
7、承诺书，证实相某1哥哥相某2、嫂子易某向管店司法所提供担保，承诺配合管店司法所对相某1的矫正工作。
8、调查评估意见书，证实明光市司法局对管店司法所的评估意见进行审查，同意该所“相某1符合在管店镇进行社区矫正的条件”的意见。
9、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释放证明书，证实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31日根据相某1在监狱表现及社区评估意见裁定，对相某1予以假释，假释考验期自当天释放至2017年10月5日；相某1于2015年12月31日被释放。
10、责令书、告知书、接受社区矫正保证书等，证实苏州监狱、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31日，责令相某1至户籍所在地司法所报到接受社区矫正，责令其遵守相关管理规定，相某1在保证书上签字。
11、责令到司法所报到通知书、接受社区矫正保证书、社区矫正人员报到情况通知单、社区矫正宣告书及记录等，证实明光市司法局管店司法所于2016年1月20日向相某1宣告其进入社区矫正，并宣告了依法实施社区矫正的有关事项。
12、社区矫正责任书、矫正方案、社区矫正人员申报居住地申报确认书、社区矫正人员应当遵守的规定及享有的权利、罪犯已报到证明书、法定不批准出境人员通报备案通知书、手机定位监控管理告知书等，证实管店司法所于2016年1月20日成立了矫正小组，人员为：林某、相某2、赵某,制定了矫正方案，并告知了相关事项。
13、日常报告记录表、教育学习记录表、社区服务记录表、社区矫正人员帮困扶助登记表。证实相某1在进入社区矫正后的日常报告、参加集中学习及社区服务等情况。
14、请假条、申请审批表及销假条，证实相某1在矫正期间二次外出履行请销假的情况。
15、矫正对象月考察表、矫正对象个人总结、罪犯社会风险测评表，证实管店司法所对相某1进入社区矫正后的考察、测评情况。
16、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制定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及安徽省的实施细则；《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安徽省公安厅安徽省司法厅关于适用社区矫正社区影响评估暂行办法》，证实规定了社区矫正社区影响评估、矫正实施办法。
17、相某1出具的收条及明光市奔腾服饰有限公司的说明，证实相某1于3月24日至6月4日在奔腾服饰有限公司上10天班，6月4日后未在该厂上班，工资按60元/天结算，相某1领取工资600元。
18、证人相某1证言，证实2009年犯强奸罪和抢劫罪，被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判10年徒刑。2009年他和妻子离婚，2015年底假释，在管店司法所接收社区矫正。
在社区矫正期间，他需要定期报告、参加集中学习和劳动。进入社区矫正的前三个月是每个星期报告一次，有电话报告，也有书面报告，后来每个月要到司法所当面报告一次，每次当面报告的时候都要刷身份证，电话报告是打电话给管店司法所所长或者赵某电话，当面报告是到司法所找到工作人员报告的，书面报告是自己写的，到司法所交给司法所工作人员。个人小结都是他自己写的，内容是在司法所工作人员指导下写的；矫正期间每个月一次集中学习因为他做手术，可能有一次没参加，记录表的签字都是他自己签的；公益劳动签到簿上的签名都是他签名的。矫正期间他请过两次假，但有一两次到滁州、合肥没有请假，定位手机也没有带。每次到司法所的时候，司法所的人都会跟他聊聊，刚去报到矫正的时候，司法所的人还给他介绍过工作，但他去了，人家没录用。他的生活来源刚开始的时候哥姐给钱，总共一两千，以后见面的机会少，给过一两百的样子。
2016年春节后，他到明光奔腾服装厂打工，当时住在明光市森林家园他姐姐相建云的房屋内，因为他在厂里干活比较毛糙，干了十二、三天就被辞退。没有生活来源，他主动联系上他外甥陈某某，想让陈某某给我他介绍一个工作干，因为没有本钱，之后就和陈某某讲“我们想办法弄点钱”，陈某某就讲程某1有钱。他跟踪程某1几天后，就一个人到程某1家逼程某1老婆交钱，事后杀了程某1老婆、孩子，又到程某1干妈家用刀划伤程某1，抢走财物。
19、证人张某（明光司法局矫正大队大队长）的证言，证实关于相某1拟假释社区矫正调查评估的操作是刘某通知相某1亲属来领取委托调查函的，调查评估材料形成卷宗后由司法所密封后盖章，然后送到司法局社区矫正大队。《安徽省社区矫正实施细则(试行)》规定：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接到《社区影响评估委托书》和相关材料后，应及时将社区影响评估任务指派给被告人或罪犯居住地司法所。社区矫正大队的刘某向其反映过矫正人员“手机定位权限未开放”的问题，刘某还把号码全部记录汇总后提供给电信、移动、联通三大运营商，但手机定位权限未开放问题有解决的，也有没有解决的。社区矫正小组协助司法所对社区矫正人员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成员主要由村或社区两委成员担任，但是社区矫正工作还是由司法所所长负责。
20、证人刘某的证言，证实其是2014年大学毕业后分到明光市司法局矫正股工作，2016年6月更名为矫正大队，他主要负责内勤工作。相某1到明光市司法局报到的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他们是在接到监狱的法律文书后通知相某1来报到，相某1就来报到了，没有违反相关的规定。按规定社区矫正人员变更居住地的，应当提前一个月提出申请。相某1的定位手机从开始一直都是定位不成功，原因是定位权限没有开放，这个故障他也向大队长张某汇报了，并且上报给运营商的，请求解决的，但是一直没有解决。全市十几个司法所都有这种情况，他们是汇总汇报，为这个事，他们每个月都会去找运营商。相某1的权限未开放问题没有解决，一直没有定位上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手机定位上没有明确规定每一个矫正对象都要定位。
21、证人赵某（管店司法所公益岗工作人员）证言，证实他原在管店镇司法所工作，阚乃军主持司法所工作后就他和阚乃军两人。他是基层公益岗位工作人员，不属于公务员。社区矫正工作是他和阚乃军共同做，他按照阚乃军安排做。
社区影响评估的程序是：由委托单位发函和材料给司法局，司法局转到罪犯所在的司法所，由司法所开展社区影响评估。相某1的哥哥相某2和嫂子把委托调查函交到司法所，说相某1要办假释，并且说相某1身体不好，在监狱表现不错。阚乃军问了出来之后生活、住宿、工作情况，相某2说可以提供住处，生活上也可以支持，没有工作，可以做一点小生意。阚乃军又问相某2愿不愿意担保，相某2同意担保。阚乃军对相某2说要有社区证明、住的近的邻居证明，于是，相某2和他家属就去到社区开了证明，相某2去找了两个邻居过来。阚乃军与这两个邻居单独进行谈话，他也在场。相某2被谈话的，并且签了承诺书。整理材料后，出具评估意见向司法局报审。他认为评估符合程序，因为从他到司法所工作以来，一直是这样做的。相某1进入社区矫正之后，他没有走访过相某1的亲属、单位、社区相关人员。
平时对矫正对象教育学习、公益劳动以及月度考察表情况，有时候教育学习、公益劳动没有那么长时间，但是在档案记录上填写假的信息补齐，还有月度考察表，相某1过来就签个字，全部内容都是司法所写的，2到4月是他写的，后面就不是他写的。
22、证人相某2（相某1之兄）的证言，证实相某1从监狱里写信给他，说只要交5000元到南京的那个法院，就能提前释放出来。他让他妹妹相某3到法院问过了，是真的，他就拿出3000元钱，他两个妹妹相某3、相某4每人拿出1000元钱，交到法院。到十月份左右，明光市司法局一个女的给他打的电话，通知他到司法局填写相关表格，同时也叫他到管店司法所。他到管店司法所后，司法所的两名男工作人员接待他，二人说相某1准备假释，需要有人担保，问他愿不愿给相某1担保，他当时同意给相某1担保，当时二人还问他和相某1关系怎么样，他说相某1是父母抱养的，平时和接触很少，但记录成他和相某1关系很好，他笔录的时候，也发现了，当时考虑是给相某1假释的，而且他和相某1一直没有吵过架，相某1对他也算尊重，所以就没有提出异议。当时司法所的工作人员还提出让他对相某1出狱之后提供保障，他提出只能给相某1饭吃，其他的保证不了；又问他相某1在管店有没有住的地方，他说他母亲去世留有一间房屋，大概十来个平方，可以给相某1居住。
当时司法所工作人员说需要三个人担保，让他找两个人来给相某1担保。到管店街上的时候，他看到付某和王某2，就说“五安”（相某1的小名）准备假释需要有人担保，请二人出面到司法所给相某1做一个担保。付某是敬老院的五保户，王某2是他母亲是邻居。因为平时二人和他关系也不错，就和他一起到司法所，当时司法所工作人员也给二人做了笔录。
然后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对他说还需要街道证明，他就让妻子易某到居委会开证明，当时是找居委会主任李某盖章的。
相某1回来之后，管店司法所找到他，对他说，根据规定相某1属于假释回来的，需要成立社区矫正小组，他是小组成员，平时需要监督相某1随传随到，不能离开明光市范围，要帮相某1找活干，保证生活。
23、证人易某（相某2之妻）证言，证实居委会关于相某1情况的证明，这份材料也是她写好后，社区主任李某盖的章。
24、证人林某（居委会书记）证言，证实居委会关于相某1情况的证明，字不是他写的，盖章是李某主任盖的。社区矫正小组成员有他，但他只是挂个名，如果有事也是他让李某去办，李某也没有和他讲过相某1的事。相某1进入社区矫正宣告时他没到场，签名是否是他后来补签的，他回忆不起来。
25、证人李某（居委会主任）证言，证实管店司法所没有找街道居委会调查了解相某1是否符合社区矫正的情况，居委会关于相某1情况的证明，是相某2还是相某2妻子拿来找他的，请他加盖我们居委会公章的，因为他和相某2比较熟悉，所以就没有仔细看证明的内容。管店司法所相关工作人员在2016年2月至今，没有到居委会调查了解相某1的思想、生活情况。管店司法所组织过相关矫正人员到街道开展公益劳动，但没有看到相某1。
26、证人韩某、陈某、花某（社区被矫正人员）证言，均证实从接受社区矫正开始，每个星期都要到司法所报道一次，都是当面报道的，一个月要交两份书面个人总结。他们文化不高，写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写，司法所工作人员说看人家怎么写的，照样子写就行了。所以每次都是一样的内容。
27、证人付某证言，证实他家和相某1家住的不远。一天他在街上遇到相某1哥哥相某2，说相某1要假释出来了，问他是否愿意担保，他和相某2关系不错，小时候带过相某1，所以就同意了，就和相某2到管店司法所做了笔录，司法所工作人员问他，相某1出来对村里有没有影响，他说没有，相某1小时候人老实，结婚后接触就少了，他只是想相某1早出来。
28、被告人阚乃军的供述，证实他在担任管店司法所副所长（主持工作）期间主要负责法律宣传、人民调解、社区矫正、安置帮教、法律援助及参与当地政府的中心工作中涉法事务，实际工作中有行政编制的就他一人，还有一名公益岗位工作人员叫赵某。
相某1的调查评估报告是找相某1的哥哥相某2调查了解的，并且也是相某2签订的承诺担保书，也找了两名邻居调查了解的，相某2把人带到司法所去的。居委会也出具了情况说明并且提出了意见。他们根据上面的调查出具了相某1符合在管店镇进行社区矫正的评估意见。这个调查评估中，他们只是调查了解该罪犯是否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罪犯具体所犯罪行他们不去评估。
根据《安徽省社区矫正实施细则（试行）》第二十九条规定，对矫正对象要成立矫正小组，定期情况通报，交流会商，做好沟通和记录。相某1每次总结是一样的他们发现了，第一次相某1写的时候他们提供模板的。之后每次写的时候相某1提出写不好，要求他们把以前拿给其看，他们也都提供给相某1的，虽然发现相某1每次写的内容是一样的，他们也没有制止。
相某1是集中公益劳动都参加的，个别的劳动时间不是太多，总体上没有达到规定的8个小时。
相某1教育时间没有达到规定的8个小时。每月大概在2个小时。还有个别教育时间不是太长。
对相某1的走访，他们是通知相某1限时到司法所里。通过走访他了解相某1在明光市个服装厂上班，生活能保证，思想状况他们认为是稳定的。具体工作情况怎么样，没有到工作单位了解，走访街道居民和相某1本人知道相某1在明光一个服装厂上班。具体月收入不清楚，走访本人和相某1日常汇报时相某1自己说够生活的。
相某1在矫正期间请过两次假，但请假事由第一次他核实了一下确实是相某1姐身体不好，第二次没有核实是否属实。对相某1的手机定位，他们定位不到，他向明光市汇报过。是口头向矫正大队的队长张某和工作人员刘某汇报的，汇报过几次。二人说，通信部门说的4G卡定位不上。除此之外，矫正大队没有其他指示。
相某1到奔腾服装厂上班期间，他没有去走访过，不知道相某1是何时离开的。相某1在矫正期间居住地从管店住到明光市他姐姐家的情况也没有核实过。
管店司法所按规定成立矫正小组，他不是矫正小组的成员。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手机定位没有条款规定是必需的，但具体操作过程中，一般来说有手机的，他们都上报给矫正大队实行定位，手机定位也只是粗略的。相某1的定位在机器上显示定位权限未完全开放，这个情况并非相某1一个人，他向司法局矫正中心反映过，因为这个问题也不是他们一个司法所有这样的问题。
根据上述事实及证据，安徽省全椒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阚乃军在任明光市管店司法所副所长期间，在对罪犯相某1的矫正环境评估中，管店司法所进行了实际调查、相关人员也签订了承诺书、有关单位出具了证明，并按规定上报审批；相某1在进入社区矫正后，管店司法所成立了矫正小组，并与矫正小组签订了社区矫正责任书，制定了矫正方案，建立了矫正档案，由矫正小组具体实施矫正工作，司法所已按照工作纪律和规章制度做了一系列的工作，虽然存在未实地走访、集中教育学习和义务劳动未达到规定的时间要求等情形，但司法所基本尽到了社区评估、矫正责任，被告人阚乃军作为司法所负责人，在履职中没有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职责或不正确履行职责的情形。此外，司法行政机关《调查评估意见书》是假释决定机关的“重要参考依据”，而罪犯是否“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则是是否适用假释的决定条件。在矫正过程中，相某1按照司法所的要求按时报到、参加学习和劳动，没有出现应当给予警告的情形，更没有出现应予收监执行的情形，故指控相某1在社区矫正期间脱离监管，无事实、法律依据。被告人阚乃军对罪犯相某1在矫正期间抢劫杀人且致二死一伤的结果，既无故意，又无法预见，不存在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的过失，其在履行职责过程中确有不规范、不到位之处，但矫正措施未到位与矫正人员再次犯罪之间无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阚乃军构成玩忽职守罪，证据不足，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三）项条之规定，判决：被告人阚乃军无罪。
安徽省全椒县人民检察院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为由提出抗诉。认为：1、管店司法所出具《社区评估意见书》时，对相某1是否符合矫正条件等证明是其亲属写好后到社区盖章的，对其表现情况的调查是其兄找来的邻居到司法所出具的情况说明，没有按照规定核实走访其家庭情况、社会评价和矫正条件，导致评估意见不能反映客观情况，为其假释提供了便利条件，为其假释后再犯罪创造了条件。2、管店司法所对相某1的社区调查未实际走访，只是打电话，片面听取其本人陈述，对其从管店至明光市居住未核实，没有走访企业，2016年3月相某1到明光奔腾服装厂上班，半个月后被辞退，在2016年6月的走访核查记录中仍记录“走访街道居民，相某1在明光务工”。存在弄虚作假，工作严重不负责任行为。没有经济来源是相某1再犯罪的重要因素，阚乃军应承担没有正确履行，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两者之间存在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故原判认定阚乃军出具《社区评估意见书》时进行了实际调查核实；管店司法所对相某1的社区矫正中基本尽到了矫正责任与实际不符。
滁州市人民检察院支持抗诉意见为：除提出与全椒县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抗诉意见基本一致部分外，还提出：2016年6月份的走访核查记录表证实阚乃军没有尽到监管职责；阚乃军没有对相某1进行实际有效的监管，没有严格按照社区矫正法律规定履行监管职责，日常监管流于形式，其严重不负责任的社区矫正监管行为与相某1再次犯罪具有刑法上因果关系。建议二审法院依法纠正。
原审被告人阚乃军及其辩护人认为：阚乃军不构成玩忽职守罪，请求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证据与一审基本相同，本院经审核予以确认。
另外，依据一审判决所列的江苏省苏州监狱假释罪犯（相某1）矫正环境委托书、责令书、释放证明书，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告知书，接受社区矫正保证书，责令到司法所报到通知书，社区矫正责任书、矫正方案、日常报告记录表、教育学习记录表、社区服务记录表、社区矫正人员帮困扶助登记表、矫正对象月考察表，证人相某1、张某、刘某、赵某、相某2、易某、李某、付某证言，阚乃军供述等证据记载的内容，本院进一步确认如下事实：
相某1因犯抢劫罪、强奸罪于2009年11月30日被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并处有期徒刑十年。在管店司法所对相某1假释矫正环境评估期间，相某2明确表示愿意对相某1生活来源提供保障，并提供他去世母亲的一间平房给相某1住，愿意积极配合社区矫正部门对相某1监管；付某、王某2明确陈述，是相某1邻居，相某1为人老实，假释对村里没有影响；居委会主任李某在相某1有住房、表现好、可以在街道实施社区矫正的社区证明上加盖了公章；且相剑秋兄嫂相某2、易某向管店司法所出具了作相某1假释后接受社区矫正担保人的承诺书。2015年12月31日，相某1被假释，江苏省苏州监狱责令其七日内到司法所报到，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告知其十日内到司法所报到，且告知未在规定时间内报到，脱离监管，由社区矫正机构采取相应惩戒措施，脱管三个月以上，由公安机关提请撤销假释。相某1在责令书、告知书、保证书上签名。相某1于2016年1月18日到明光市报到，该大队告知相某1到司法所报到，未采取其他措施。相某12016年1月20日到管店司法所报到。
在2016年1月20日相某1的入矫宣告时，管店司法所告知相某1：未取得《准许外出通知书》禁止离开明光市，违反规定，给予警告处罚；每周星期五之前，电话或当面向司法所报告情况，每月必须按规定时间递交书面报告，违反规定，给予警告处罚；违反教育学习、社区服务，经批准教育不改正的，给予警告处理；市司法局对手机定位，人机分离、未经请假越界或无故关机超过24小时的给予警告处分；假释犯受到三次警告，又违反规定的，建议社区矫正机关撤销假释。
司法所负有指导矫正小组进行监管、帮教工作，听取矫正小组成员反映的情况并及时处理的责任；矫正小组负有督促社区矫正人员按要求向司法所报告有关情况、参加学习及社区服务，遵守监管规定，定期向司法所反映社区矫正人员遵纪守法、学习、日常生活和工作等情况，发现违法犯罪或违反监管规定的及时向司法所报告。依据相某1的矫正方案要求，相某1工作、生活必须在明光市辖区，每月参加教育学习、社区服务均不少于8小时；矫正工作人员每月走访，了解矫正人员情况等。
相某12016年4月12日请假，4月15日销假。相某1社区矫正档案材料中的摄影照片证实，相某12016年3月30日、4月12日、5月10日、6月10日参加社区服务；相某12016年2月19日、3月9日、4月12日、5月10日、6月7日参加集中教育学习。相某13月24日至6月4日在明光市奔腾服饰有限公司上10天班，6月4日之后未在该厂上班。但相某1的日常报告记录表记载，相某1于2016年6月7日（当面报告）、6月15日（当面报告）、6月20日（电话报告）、6月21日（当面报告）向管店司法所报告了工作情况，接待人均为阚乃军。教育学习记录表记载，相某12016年6月7日参加集中教育4小时，6月21日个别教育4小时，记录人为阚乃军。社区服务记录表记载，相某12016年4月13日参加街道整治公益活动，记录人为赵某。6月8日参加镇共建大道公益绿化4小时，6月21日参加街道活动室保洁4小时，记录人为阚乃军。社区矫正人员帮困扶助登记表记载，管店司法所于2016年4月15日、6月21日对相某1进行了帮教，2016年4月15日帮教内容为家庭方面，记录人为赵某。6月21日帮教内容为工作方面，记录人为阚乃军。2016年4月的社区矫正对象月度考察表记载，相某14月12日、4月25日参加集中学习；4月13日、4月26日参加公益劳动，考核人赵某。对相某1走访谈话记录表明，2016年2月16日、3月15日、4月14日、5月13日，司法所工作人员赵某与相某1谈话，相某1在4月14日、5月13日谈话中均表示其在明光厂里上班。
对相某1的手机定位不成功，原因是定位权限没有开放，该问题相关部门已向运营商反映，但一直未解决。明光市的司法所均存在这个情况。
在本案二审过程中，滁州市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原审被告人阚乃军及其辩护人对以上事实并无异议。综合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滁州市人民检察院的支持抗诉意见、原审被告人阚乃军及其辩护人辩驳意见，本院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厘清。
1、管店司法所在对相某1假释矫正环境评估时是否存在违反法律规定情形，经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安徽省公安厅、安徽省司法厅关于适用社区矫正社区影响评估暂行办法》第七条规定，社区影响评估的调查范围包括被告人或罪犯居住地村（居）民委员会、所在单位（学校）、家庭成员等相关单位和个人。第八条规定，社区影响评估内容包括被告人或罪犯的家庭情况、社会评价以及矫正条件等方面的情况。管店司法所接到社会评估委托材料后，向相某1家庭成员相某2、邻居付某和王某2、街道居委会了解相某1情况，符合规定的要求，无证据证明该所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进行调查评估。
2、管店司法所对相某1的社区矫正工作是否存在违反法律规定情形。经查：（1）《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矫正工作衔接配合管理的意见》第10条规定，社区服刑人员在社区矫正期间脱离居住地社区矫正机构的监督管理下落不明，或者虽能查找到其下落但拒绝接受监督管理的，属于脱管。相某1社区矫正卷内的摄影照片、集中教育签到本、劳动签到本内容证实，相某1未出现上述脱管情形。（2）根据《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规定，社区矫正工作职责是赋予司法所，而非司法所负责人，且具体负责矫正工作的是与司法所签订矫正责任书的矫正小组，直接参与矫正工作的是司法所工作人员、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管店司法所接收相某1后，当日起依据《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及安徽省相关实施细则规定，陆续开展矫正工作对相某1进行了社区矫正宣告、成立了矫正小组，与矫正小组签订了社区矫正责任书，告知了其应当遵守的规定及违反规定的法律后果，矫正小组成员在相关材料上签名；并制定了矫正方案，建立了社区矫正工作档案，进行手机固定，组织相某1参加学习、社区服务。也无证据证实该所存在接到矫正小组反映情况不处理情形。（3）明光市最先收到相某1的假释材料，尽管相某1到该大队报到时间超过法律规定的十日（法院告知十日、监狱责令七日）时间，但未超过一个月，未达到撤销假释的相关规定要求，而且其到管店司法所报到是在到司法局报到后的三日内，符合法律规定。相某1在社区矫正期间也根据管理等级及司法所要求进行了电话或当面报告，其从管店到明光市内居住未超出明光市辖区，不属于《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及安徽省相关实施细则规定的变更居住情形；相某1手机定位不成功原因不在相某1或司法所，其2016年2月、4月均有外出请假的情形，无证据证实司法所或矫正小组发现其还有外出没有履行请假手续行为，而未予处理情形。司法所电话向其兄相某2了解情况，街道居委会书记林某又是矫正小组成员，故司法所的定期走访没有与法律规定相违背。无证据证实相某1在到司法所报到后的社区矫正期间出现《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及安徽省相关实施细则规定的，应受警告或收监处理的情形。但相关证据亦证实，管店司法所对相某1的社区矫正存在每月集中教育和义务劳动时间少于8小时，相关人员对此进行了伪造4月13日参加劳动、4月14日谈话材料的情形。
3、管店司法所上述对相某1集中教育和义务劳动时间不足，并伪造档案材料行为能否认定为玩忽职守罪的客观要件。经查：伪造社区服务记录相关内容的是管店司法所公益岗工作人员。我国刑法实行对犯罪“定性又定量”的立法模式，情节犯达不到法定情节，并不意味着行为不具有违法性，只是该行为还未达到违法的量级，因而不构成犯罪。玩忽职守罪应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不正确地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而且，在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开展时间不长。依据《安徽省社区矫正实施细则（试行）》第二条规定，罪犯的社区矫正工作是将符合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社区矫正机构在相关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和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对罪犯进行教育矫正、监督管理、帮困扶助。简单地将司法所和矫正小组责任转移到司法所所长一人身上，没有法律依据。且阚乃军供述等证据证实，本地基层司法所人少事多，将多个社区矫正人员交由司法所长一人承担矫正任务不切实际。故不能依据管店司法所的上述错误行为，认定作为管店司法所负责人阚乃军存在玩忽职守罪构成要件要求的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不正确地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情形。
4、管店司法所的上述错误行为与相某1再次犯罪是否有刑法上因果关系。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的要求，玩忽职守行为与造成的严重危害结果之间应具有必然因果联系，才构成玩忽职守罪，否则，属于工作错误。通过前面的分析认定，相某1在社区矫正期间未出现需要撤销假释，收监执行的情形。阚乃军所在的司法所对相某1的社区评估、矫正措施已基本到位，阚乃军对相某1再次犯罪不能预见，不存在过失。故管店司法所的错误行为与相某1再次犯罪不能形成必然因果关系。
本院认为：阚乃军所在的司法所对相某1假释矫正环境评估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对相某1矫正措施已基本到位。阚乃军对相某1再次犯罪不能预见，不存在故意或过失，管店司法所的上述错误行为与相某1再次犯罪没有刑法上因果关系。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性准确，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以维持。据此，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万 杰
审判员 宋珺梅
审判员 许 汪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宋秋月
附：本案适用的法条
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
（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