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凯里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黔2601行初19号
原告天柱县建筑工程公司，住所地天柱县凤城镇便桥头。
法定代表人吴万源，经理。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吴世宇，贵州玉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一般代理）董维宏，贵州玉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黔东南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凯里市北京东路**号。
主要负责人涂刚，该局党组书记。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吴才科，黔东南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办公室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龙跃洪，黔东南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办公室工作人员。
第三人吴群娣，女，1970年9月15日出生，苗族，贵州省天柱县人，农民，住天柱县，系死者陈某的妻子。（未到庭）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吴经森，男，1968年7月6日出生，苗族，贵州省天柱县人，农民，住天柱县，现住凯里市，系第三人哥哥。
原告天柱县建筑工程公司不服被告黔东南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15年9月25日作出的州工伤认字[2015]10-32号《关于认定陈某视同工亡的决定书》，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3月22日立案后，向被告黔东南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及第三人吴群娣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及相关的诉讼材料，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4月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吴世宇、董维宏、被告委托代理人吴才科、龙跃洪、第三人吴群娣的委托代理人吴经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黔东南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5年9月25日作出的州工伤认字[2015]10-32号《关于认定陈某视同工亡的决定书》认定：陈某从2014年9月到天柱县高××镇××村村委操场坪工地，主要从事是泥水工作，该工程是由舒易富、陈守桃、孙世平等3人挂靠天柱县建筑工程公司承包经营。2014年10月22日上午8点至8点30分时，陈某在工地上发病晕倒，之后一直在工地边上休息。中午吃完午饭过后就回凸洞的宿舍休息，下午15点20分左右吐血身亡。基于以上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于本法”、《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4]9号）第三条第五款“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的，被挂靠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前款第（四）、（五）项明确的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承担赔偿责任或者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后，有权向相关组织、单位和个人追偿”及人社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二条第五款“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之规定，决定认定陈某在2014年10月22日死亡视同为工亡。
原告诉称，一、认定陈某在2014年10月22日的死亡视同为工亡，必须同时满足二个条件，即：一是陈某与原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或事实劳动关系；二是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情形。陈某只有与原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其死亡才能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反之则不适用《工伤保险条例》，也就不能认定为视同工亡，应根据人身损害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本案中，被告的认定完全忽略了陈某与原告之间不是劳动关系(是雇佣关系）的事实，只根据其简单调查就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视同工亡，是错误的。理由如下：一、根据《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一、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况的，劳动关系成立”的规定，陈某与原告之间没有劳动关系。理由如下：1、该工程是陈守桃等人挂靠原告承包的，该工程由陈守桃等人实际施工、由陈守桃等人自负盈亏，独立核算。2、陈守桃等人不是原告公司员工，死者陈某也不是原告公司员工。3、死者陈某不受原告管理，不受原告的安排及规章制度的约束；死者陈某由陈守桃等人临时雇用，由陈守桃等人管理，其工资按天计算，来一天就有一天的工资，不来就没有，不存在不来也支付其工资的义务，工资也由陈守桃等人发放。可见，死者陈某与原告之间并没有同时具备劳动关系成立的三种情形。死者陈某与原告之间不存在具有人身依附关系，行政隶属为特征的劳动关系。二、死者陈某不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然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2014年10月22日早上大约8点半左右陈某刚到工地（戏台前的地坪），靠着戏台与工友聊天，几分后突然就顺着戏台下滑，两个工友就将他扶起来，他说没事可能吃药多了有点过敏，就自己用手撑住戏台跳到戏台上坐起休息。这之后他有时躺，有时坐，有时走，完全与正常人一样，但没有参加劳动。到了中午，陈某与工友吃完饭后，工友问他下午干活不？陈某说，上午我都没干活，下午我也不干了，不想加夜班。后来陈某大约在当天下午3点半左右突然疾病吐血身亡。可见，陈某不是再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死亡（是在非工作时间在宿舍突发疾病死亡）；陈某的死亡也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一）的第二种情形即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规定，故认定陈某视同工亡是适用法律的错误，因为陈某并没有“经抢救无效”死亡。三、被告黔东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只根据简单的“调查核实”，便认定“视同工亡”违背了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工伤认定办法》第五条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填写《工伤认定申请表》并提交下列材料：（一）劳动合同文本复印件或其他建立劳动关系的有效证明；（二）医疗机构出具的受伤诊断证明书或职业病证明书。第七条工伤认定申请人提供的申请材料完整，属于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管辖范围且在受理时效内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受理。第十六条规定工伤认定决定应当载明下列事项：（四）认定为工伤、视同工伤或认定为不属于工伤、不视同工伤的依据。结合本案，工伤认定申请人未提交任何劳动合同文本复印件或其他建立劳动关系的有效证明；被告作出的决定书也未载明陈某之死“视同工亡”的事实依据。被告的认定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有误。综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相关规定，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决撤销黔东南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州工伤认字[2014]（10）--32号《关于认定陈某视同工亡的决定书》。
为证明上述事实和理由，原告向法庭出示如下证据：1、组织机构代码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身份证等复印件，拟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及基本信息。2、州工伤认字[2015]（10）-32号《工伤认定决定书》复印件，拟证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3、天柱县建筑工程公司职工名册及说明复印件，拟证明陈某及临时聘请陈某的陈守桃等三个挂靠人均不是原告的职工，原告公司没有三人领取工资及工资状况，没有考勤表。4、2015年3月31日原庭审证人出庭证言笔录（龙宜辉等人）复印件，拟证明陈某来上班到工地后身体不适，在工地边休息，身体好后在工地吃完午饭后独自骑车回到数里外的宿舍；陈某是在宿舍突发疾病吐血身亡，不是在工地上；陈某是陈守桃等人叫来做临时工负责打地坪的，来一天结算一天的工钱，不来就没有，工钱由陈某等三人发放。陈某不是原告职工，与原告没有劳动关系。5、州工伤认撤字（2015）10-1号关于撤销认定陈某视同工亡决定的通知、（2015）凯行初字第33号行政裁定书复印件，拟证明被告曾前后三次作出了同样的决定书，被告没有提供新证据能够改变案件实质的证据材料。
被告辩称：一、陈某与原告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主要事实依据是：第三人为陈某申请工伤认定时，向我局提供了胥凌军、龙宜辉等二人的证言，证实第三人系高××镇××村文化活动场工地上的工人。后经我局调查取证得知，陈某是由陈守桃聘请到高××镇××村文化活动场工地上做泥水工，且该工程是由舒易成、陈守桃等人挂靠天柱县建筑工程公司承包建设的，有高酿镇政府提供的《高××镇××村烤烟扶贫新村建设四标段承包合同》为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5）项之规定“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的，被挂靠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及《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二条第（5）项“其他劳动者的证言”之规定，结合综上所述的事实，应认定陈某与原告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二、陈某在高××镇××村文化活动场工地上工作时突发疾病及死亡的事实清楚。经调查核实：2014年10月22日8时许，陈某到达原告的工地，并投入到工地的正常施工作业中，在开始工作约5-10分钟时，陈某突发疾病（具体病因不详），并晕倒在地，经休息调整，有所好转，但当天下午病情加重，于下午15时30分左右死亡。以上事实情况，均有在原告承包的同一工程工地上工作的证人证言为证。三、我局所作出的行政行为程序合法。我局收到第三人工伤认定申请后，经审核材料，符合受理的范围，并依法下达了受理通知书，同时向原告送达了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四、我局作出的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正确。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应当认定为视同工亡。综上所述，我局作出的州工伤认字[2015]（10）-32《关于认定陈某视同工亡的决定书》认定陈某所受伤害为视同工亡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为此，恳请人民法院查明事实，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维持我局依法作出的认定陈某之死为视同工亡的工伤认定结果。
被告向本院提交了证明其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以下证据、依据：1、工伤认定申请书、申请人结婚证、申请人身份证及户口簿、陈某身份证、龙宜辉及胥凌军的书面证明材料、天柱县高浪镇卫生院的接诊记录、天柱县公安局高酿派出所死亡证明、杨宗权的证明书复印件，旨证第三人吴群娣对陈某的死亡依法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材料，系被告作出受理决定的依据。2、工伤认定受理通知书、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复印件，旨证被告依法受理，并要求用人单位举证，程序合法。3、胥凌军、李复成等人的证明、杨宗权的证明（两份）、吴展米的证明、龙宜辉的证明复印件，旨证用人单位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了举证材料，因该举证材料上的病发事实及时间与第三人的申请材料及被告调查的材料有出入，不予采纳为行政处理时的定案证据。4、对龙宜辉、胥凌军的调查笔录复印件，旨证对该两人的调查笔录能证实陈某发病时间及救治死亡的过程，陈某是工地上的工人，在工地上做泥水工，在发病前也就是当天早上已经开始做工了几分钟才发病的，有突发疾病的迹象，后来回到工棚住地才发病死亡的事实，符合在48小时内抢救无效死亡的条件。5、对陈守桃等三人的调查笔录复印件，旨证陈守桃等挂靠原告公司承包该项目的事实。6、高××镇××村烤烟扶贫新村建设四标段承包合同复印件，旨证甘洞村村委会打地坪工程是由天柱县建筑工程公司承包的项目，原告是实际承包人，陈守桃等三人挂靠的事实。7、州工伤认字[2015]（10）-32号关于认定陈某视同工亡的决定书、送达回执复印件，证明被告依法作出了认定并将决定书送达给双方。
第三人述称：认同被告做出的工伤认定决定，是正确的。
为证明为证明上述事实和理由，原告向法庭出示如下证据：光碟（录音）一张，拟证明龙宜辉、杨宗权、胥凌军于陈某死亡第二天陈述了陈某的死亡过程。
经庭审举证，被告对原告所举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对1、2号证据无异议，对3号证据有异议，认为原告作为被挂靠单位，被告认定事实劳动关系与与陈守桃是否是原告的职工没有关系。对4号证据笔录中证人陈述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笔录与事实不符，与被告在现场调查的事实有出入。对5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其在重新处理阶段调取了新的证据，不属于同一事实和理由。
第三人对原告所举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对1、2号证据无异议。对3、5号的质证意见同被告。对4号证据笔录中证人陈述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在陈某死亡第二天，其得到龙宜辉等三人的原始录音，与笔录内容出入很大，这份笔录证人陈述的内容缺乏真实性。
原告对被告所出示的证据的质证意见是：对2、6、7号证据无异议。对1号证据中的工伤认定申请书有异议，认为该申请的事实与客观真相不符；对该组证据中的身份证和户口簿无异议；对该组证据中的结婚证有异议，认为名字写错，出生年月也写错，所以无法看出其第三人与陈某是夫妻关系。对该组证据中龙宜辉、胥凌军的书面证明有异议，认为两份证明是格式化的证据，字数都差不多，是打印出来的，且证明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且该两份证明与之后对二人的调查笔录相矛盾，故不能采信；对该组证据中的对接诊记录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陈某是未经抢救身亡，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且不能证明陈某上午所发的病与下午吐血身亡是同种病，下午的病是非工作地点工作原因工作时间发生的；对该组证据中派出所证明有异议，认为派出所只能证明陈某因病死亡在住处，不能证明陈某死亡在工作期间；对该组证据中杨宗权的书面证明有异议，认为其证明与事实不符，陈某不是躺到当天下午15点左右，而是吃完中午饭后大约一点过自行骑摩托车回到宿舍后发病的。对3号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证据的细节没有真实体现出来，对4号证据中的龙宜辉笔录有异议，认为该笔录存在篡改现象，在笔录第一页把龙宜辉几个字划掉了，与上次开庭时该份证据比对有出入；该笔录与事实不符，在时间与真实情况有出入，龙宜辉说与陈某长期住在一起也与事实不符，陈某是临时工，不是长期工。不能证明被告想要证明的目的。对该组证据中胥凌军的笔录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目的。对5号证据予以认可，但认为该证据有瑕疵，这证据是与被告之前自行撤销其作出工伤认定后提交的唯一新证据，但是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与死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也不能证明死者属于工伤等事实。
第三人对被告提交的证据的均无异议。
原告对第三人提交的录音资料的意见为：证人证言需要出庭经过法庭发问和质证，而证人并未出庭，所以对真实性持疑义。且该三位证人曾在法庭上接受过法庭的质证。
被告对第三人提交的录音资料无异议，但表示该证据在行政处理阶段第三人未提交。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下证据作如下确认：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能证明原告公司的基本情况，采纳为本案的证据。证据2，系被诉行政行为本身，不作为本案的定案证据。证据3，该证据系原告公司自行制作，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证据4，该证据系该纠纷原审理时原告申请证人出庭时的证人证言笔录，具有真实性、合法性，但不能完全证明原告的拟证明内容，采纳为本案确认部分案件事实的证据。证据5，该证据只能证明原告曾经对被告作出工伤认定起诉后，被告自行撤销其作出的工伤认定，后原告撤诉，本院裁定准许的事实，不能证明原告的拟证明内容，
采纳为本案确定部分案件事实的证据。
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该组证据中对于龙宜辉、胥凌军和杨宗权的书面证明材料因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不采纳为本案的定案证据，其他证据能证明陈某的身份情况及与申请人的关系、陈某的死亡情况，采纳为本案的证据。证据2，能证明被告行政处理阶段的相关程序，采纳为本案的证据。证据3，该组证据系原告在行政处理阶段向被告提交的证据，被告未采纳为定案证据，因该证据不符合书面证据的形式要件，被告不采纳的理由成立，故不采纳为本案诉讼中的证据。证据4，能证明被告对相关在场人的调查情况，该龙宜辉、胥凌军的调查笔录能相互印证，采纳为本案确定案件部分事实的证据。证据5，该证据原告予以认可，能证明陈守桃等三人借用原告公司资质承包该项目的事实。证据6，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能证明甘洞村村委会打地坪工程是由原告承包的事实，采纳为本案的证据。证据7，该决定书系被诉行政行为本身，不能作为行政行为合法的证据；送达回证能证明被告作出决定书后向各方送达的事实，采纳为本案的证据。
对第三人提交的录音资料，因第三人在行政处理阶段未提交，不作为本案诉讼的证据。
经审理查明：死者陈某系第三人吴群娣之夫。2014年9月5日，作为乙方的原告天柱县建筑工程公司与甲方天柱县高酿镇人民政府签订《高××镇××村烤烟扶贫新村建设四标段承包合同》，合同中的工程名称为：高××镇××村烤烟扶贫新村项目，合同尾部乙方栏盖的是天柱县建筑工程公司的印章，法定代表（或授权人）签字栏由舒易成签名。该工程项目实际上由舒易富、陈守桃、孙世平等3人挂靠天柱县建筑工程公司承建，陈某生前在该项目工地上务工。2014年10月22日上午8时30分左右，陈某在做工时昏倒，苏醒后在工地上休息，至吃完中午饭后约下午2时左右自行驾驶摩托车回到凸洞旅游接待站的宿舍，后在宿舍内吐血身亡。下午4时左右，天柱县高酿镇卫生院的医生经出诊检查，确认陈某已死亡。后第三人向被告黔东南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申请工伤认定，该局于2014年11月5日受理后，于2014年11月26日向原告送达了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要求原告在接到举证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向被告提交不认为是工伤的证据，被告经调查后，于2014年12月31日作出州工伤认字[2014]（10）-25号《关于认定陈某视同工亡决定书》，认定陈某在2014年10月22日死亡视同为工亡。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被告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在该案审理过程中，被告自行撤销了其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原告遂申请撤回起诉，本院于2015年7月13日作出（2015）凯行初字第33号《行政裁定书》，裁定准许原告撤回起诉。被告重新对相关人员进行调查，对证据作了补充后，于2015年9月25日作出的州工伤认字[2015]10-32号《关于认定陈某视同工亡的决定书》，认定陈某视同工伤。原告不服，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
本院认为，被告黔东南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具有作出被诉工伤认定的职权。关于原告工伤认定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本案中，被告对第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予以受理后，经向用人单位即本案的原告送达举证通知书，经调查核实，于法定期限内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其工伤认定程序符合规定。关于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否充分问题。本案中，被告认定该高××镇××村烤烟扶贫新村项目由舒易富、陈守桃、孙世平等3人挂靠天柱县建筑工程公司承建的事实，有高××镇××村烤烟扶贫新村建设四标段承包合同、被告工作人员对陈守桃等三人的调查笔录等证据证明，且原告也认可该事实，被告认定该事实的主要证据充分；被告认定陈某在做工过程中突发疾病昏倒，苏醒后在工地上休息，吃中午饭后自行回到宿舍死亡的事实，有被告工作人员对工友龙宜辉、胥凌军的调查笔录、天柱县高浪镇卫生院的接诊记录等证据能证明上述事实，被告认定该事实的主要证据充分。关于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涉及工伤认定方面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的问题。《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本案中，陈某是在做工过程中突发疾病昏倒，且不能坚持工作，符合该项规定中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和突发疾病的要件，虽然陈某系其自行回到宿舍后死亡，没有抢救的过程，但从其突发疾病时间到死亡时间的节点较短，就7个小时左右，且已经过医疗机构诊断为死亡。未经医院抢救亦有合理的理由，因为职工由于缺乏医学知识对病情的严重性未能做出正确判断，未选择及时治疗而选择请假休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要求一律直接送医院救治也不符合实际情况，故被告认定陈某的死亡视为工伤符合上述规定。关于本案承担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的确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单位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四）用工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用工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五）个人挂靠其他单位对外经营，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的，被挂靠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的规定可以看出，在转包关系和挂靠关系中，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主体为用工单位和被挂靠单位。本案中，陈守桃等三人挂靠（借用资质）原告公司承包工程，陈守桃等三人作为实际施工人，其聘用的职工发生工伤的，原告作为被挂靠单位，被告将原告列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用人单位符合上述规定。
被告黔东南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具有确认劳动关系的职权。对于原告提出劳动关系或事实劳动关系的确定是工伤认定的前提条件的问题，在一般的工伤认定案件中，这是决定性条件。但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四）、（五）项的规定来看，在存在转包关系和挂靠关系中，实际施工人和挂靠人聘用的人员发生工伤的，只要存在符合该两项规定的情形，不再以劳动关系或事实劳动关系的确定作为工伤认定的条件，工伤认定部门可直接对工伤认定申请进行受理并作出认定，这是一种例外情形。故原告的该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于原告提出其与死者陈某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意见，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2005年5月25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的规定可以看出，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具有隶属性，即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应当根据劳动者是否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指挥或者监督，以及是否由该单位向劳动者支付报酬等因素综合认定。本案中，首先，死者陈某未与原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次者，陈某是由实际施工人陈守桃等人招入其所借用原告公司资质承包的工地务工的劳动者，其服从于实际施工人的管理，为实际施工人劳动，向实际施工人领取报酬。陈某与与原告的关系并不具备《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第（二）项规定的要求，被告认定陈某与实际施工人陈守桃等人的前一手即本案的原告成立事实劳动关系并不符合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和成立条件，故原告的该意见本院予以采纳。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在认定死者陈某与原告成立事实劳动关系属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另外，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适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这是以挂靠关系中职工与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用人单位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劳动关系所适用的条款，但被告又认定陈某与原告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存在认定事实劳动关系与所适用法律法规上有矛盾。且在认定劳动关系上所适用法律法规未引用具体处理条文。
综上所述，因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在认定劳动关系方面存在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黔东南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15年9月25日作出的州工伤认字[2015]10-32号《关于认定陈守环视同工亡的决定书》。
二、责令被告黔东南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黔东南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当事人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上诉状副本，还应在上诉期限届限内直接向上诉法院预交上诉费，上诉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刘 江
审 判 员 赵婧霖
人民陪审员 杨光林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石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