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贺民一终字第417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反诉原告）：谢求春。
委托代理人：黄秋帆，广西裕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反诉被告）：钟华升。
一审被告：苏经文。
一审被告：谢远进。
上诉人谢求春因与被上诉人钟华升、一审被告苏经文、谢远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钟山县人民法院（2015）钟民初字第3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5年11月25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2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谢求春及其委托代理人黄秋帆，被上诉人钟华升，一审被告苏经文到庭参加诉讼。一审被告谢远进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谢远进系原告钟华升妹夫。2013年期间，谢求春、谢远进在与钟华升从事经营高岭土矿销售过程中共同向钟华升借支款项共计585063元，之后谢求春、谢远进将前述借款作为合伙出资，投入到与苏经文合伙经营的高岭土矿生意活动中。因得知苏经文在合伙经营中负责管理合伙资金。钟华升遂于2013年5月17日，召集了谢求春、谢远进、苏经文三人就如何归还585063元借款进行协商，并达成了书面协议，协议约定：谢求春、谢远进向钟华升所借的585063元款项，通过苏经文将属于谢求春、谢远进个人在合伙中的收入直接转给钟华升，并保证将取得第一批高岭土矿销售款中的300000元优先用于偿还钟华升的借款。四人均在协议书上签字确认。但协议签订后，因谢求春、谢远进一直未能履行还款义务，钟华升遂又于2014年3月11日召集谢求春、谢远进、苏经文再次协商还款事宜，经重新结算，最终口头达成了如下协议：谢求春、谢远进同意由苏经文负责将合伙资金中属于其二人的100000元款项，直接以转账形式向钟华升进行归还；另外，谢求春、谢远进分别向钟华升出具借条，借条确认谢远进个人负责向钟华升归还339048元，谢求春个人负责向钟华升归还176452元，上述债务如不能在2014年6月前还清，则从2014年1月份起按月利率3%计算利息。谢求春、谢远进分别立写借条后交钟华升收执。2014年8月4日，苏经文按照上述约定，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向钟华升转款100000元。对该还款事实，钟华升、谢求春、谢远进均予以认可。2014年年初，因钟华升在从事房地产建设中拖欠了案外人钟某150000元钢材货款，故在经过钟某、谢求春同意后，约定由谢求春直接向钟某支付150000元钢材货款以抵销谢求春对钟华升所负的相应债务。谢求春遂分别于2014年12月份分别向钟某支付了50000元、40000元、60000元。2014年期间，谢求春还直接向钟华升归还20000元。钟某在每次收到款项后，都按实际收到的数额向谢求春出具收条予以确认。2015年5月11日，谢求春持钟某出具的收条请求原告为其还款情况出具一张总收据，原告遂将被告谢求春、谢远进于2014年3月11日写的借条复印后，就在该借条复印件背面书写收据内容。该收据写好后，再复印一份，双方均在收据原件及复印件上按手印后，后由原告及被告谢求春各执一份，原告持收据复印件，谢求春持收据原件。收据内容为“至2014年12月30日止，谢求春欠款已还壹拾柒万元（170000元），在2014年12月30日前钟华升给谢求春所有还款收据作废，以此收据为准。”收款人、还款人均在收据上签名并将时间落款为2014年12月30日。2015年5月13日，谢求春执钟某之前向其立写的收条，请求钟某立写一张150000元的总收条，并落款为“2015年1月13日”。钟某遂按照谢求春的请求立写收条一张，交谢求春收执。
2015年4月17日，钟华升以585063元借款中，谢求春、谢远进、苏经文只归还了172563元，尚有412500元借款本金尚未归还为由，要求谢求春、谢远进、苏经文共同偿还，并从2013年5月17日起按月利率3%支付利息。同年5月20日，谢求春以其已经向钟华升归还了借款共计320000元，超过其个人应承担176452元债务为由，向该院提起反诉，要求钟华升返还超出部分143548元并赔偿其名誉损失10000元。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要确认被告谢求春、谢远进尚欠原告多少借款，首先，要确认被告谢求春与谢远进于2014年3月11日分别写给原告的借条共计515500元与2013年5月17日协议书中的585063元是否为同一笔借款。原告提出两被告于2014年3月11日写的借条属于该两人另外向原告的借款，属其他债务，与该585063元无关的主张，但其既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3月11日当天支付了515500元给两被告，又无证据证实双方之间存在其他债务，亦未提供协议书原件。结合原告提供的协议书系复印件及原告陈述因被告同意还款已将协议书原件交由被告销毁的情况，再加上2014年8月4日苏经文转账100000元的事实，说明两被告分别书写的借条系对协议书中的债务再分配，原告接收了两张借条，视为对债务再分配的认可。同时，原告给被告谢求春170000元的收据系在两张借条复印件背面所写，表示借款、还款数额是相对应的。因此，按照双方的约定，被告谢求春欠原告的借款为176452元，被告谢远进欠原告借款339648元，另100000元由苏经文转账支付。因此，该院认为，该两张借条的款项与协议书的款项系同一笔借款。对债务再约定后，苏经文已按约定支付100000元，谢远进未付款项，故尚欠339648元。谢求春欠款为176452元。其次，原告书写的收到谢求春170000元的收据是否包括谢求春代原告支付给钟某的150000元的问题。原告认可被告谢求春代其向钟某支付钢材款150000元的事实，同时还认可除此之外，收到20000元的事实，对此该院予以认定。原、被告均认可170000元的收据和150000元的收条都是在本案起诉后分别于2015年5月11日和5月13日补写的。而170000元的落款时间为2014年12月30日，150000元的收条落款时间为2015年1月13日。同时，双方均认可款项是分批支付而不是一次性支付。书写总收条已将原来写的还款收条作废销毁。因此，被告反诉状中提出的2014年12月30日归还170000元，2015年1月13日亲手交了150000元给钟某与事实不符。关于分批还款的问题，被告谢求春陈述为分三批付款给原告即2014年12月27日付50000元和20000元、12月30日付了100000元，而证人钟某证实支付给其钢材款依次为50000元、40000元、60000元。根据付款时间及金额，该院认为，支付50000元钢材款与12月27日的50000元应系同一笔款，而支付的40000元和60000元钢材款与12月30日的100000元亦为同一笔款，加上转账的20000元，因而，原告才出具170000元的总收据给谢求春收执，同时注明之前所写的收条作废，这样更符合常理及还款习惯。而被告谢求春在明知欠原告176452元借款的情况下，既还原告借款，又代原告支付钢材款不符合常理。因此，在无其他有效证据相佐证的情况下，该院采信原告的主张，即被告谢求春归还原告的170000元借款中，已包含了其代原告支付给钟某的150000元钢材款。对被告主张其既支付给原告170000元借款，又代原告支付给钟某150000元，实际已归还320000元，该院不予采信。故对谢求春要求钟华升返还多支付的款项及赔偿其名誉损失的反诉请求，该院不予支持。综上，被告谢求春欠原告借款本金176452元已归还170000元，尚应归还6452元。再次，关于利息的计算问题。对钟华升提出要求按月利率3%，支付从2013年5月17日起至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止的借款利息的主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的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最高不能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因此，对钟华升要求按月利率3%支付利息的请求，超出四倍部分的利息，该院不予支持。支付利息开始时间，按照借条约定应从2014年1月1日起计算。故对钟华升主张从2013年5月17日起计算，该院不予支持。对于借款本金，谢求春直至2014年12月份方向钟华升归还共计170000元，故按照借条约定谢求春尚应向钟华升支付逾期还款期间的利息。
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该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首先，从原告提供的2013年5月17日协议书复印件可以看出，苏经文不是585063元款项的借款人，再者谢求春、谢远进二人是以个人名义向钟华升借款，之后作为与苏经文合伙经营活动中的出资，该出资并非苏经文的债务。而2013年5月17日的协议书约定由苏经文直接转款给钟华升，亦不能证明此时已将585063元借款转化为谢求春、谢远进、苏经文合伙经营期间的债务，且协议书已于2014年3月11日进行了变更。钟华升也没有提供苏经文愿意对585063元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其他证据。因此，对钟华升提出苏经文应与谢求春、谢远进一起对本案的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的主张，理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
谢远进经该院合法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在经该院查明其与钟华升之间借贷关系明确的情况下，可以缺席判决。
综上所述，原告钟华升的诉讼请求部分有理，部分无理；被告（反诉原告）谢求春的反诉请求无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反诉原告）谢求春应归还原告钟华升的借款本金6452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计算：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0日的利息，以176452元为基数计息；2015年1月1日至本案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的利息，以6452元为基数计息。上述计息利率均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二、被告谢远进应归还原告钟华升的借款本金339048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计算：以339048元为基数，从2014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至本案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止）；三、驳回原告钟华升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反诉原告谢求春的全部反诉请求。一审本诉受理费3744元（原告钟华升已预交），由原告钟华升负担600元，被告谢求春负担74元，被告谢远进负担3070元；反诉受理费1586元（反诉原告谢求春已预交），由反诉原告谢求春负担。谢求春、谢远进应负担的本诉受理费连同本案债务一并迳付给原告钟华升。
上诉人谢求春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证据违反证据规则。1、上诉人在一审中向人民法院提交了由案外人书写的上诉人替被上诉人还款15万元的收据原件。2、被上诉人钟华升承认其请求上诉人替其向钟某还款15万元的事实。3、案外人钟某承认收到上诉人替被上诉人钟华升交来的货款15万元。上述证据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证明上诉人为被上诉人钟华升向案外人钟某归还了15万元货款的事实。4、上诉人在一审中向人民法院提交了上诉人还款给被上诉人17万元的收据原件。该收据证实：①钟华升收到谢求春交来17万元；②谢求春分多次向钟华升付款，每次付款钟华升都写下收条交谢求春；③钟华升收到谢求春17万元后写下总的17万元收条交谢求春，并将此前钟华升写的收条作废；④钟华升收到谢求春17万元是谢求春直接交付给他的，否则他不会写收据给谢求春，且是依谢求春还款的次数而相应写下多张收据；⑤谢求春分别向钟华升付款17万元，向钟某付款15万元互不包函。上述二份证据（书证原件）是并行的两个付款事实，一审法院在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予以反驳的情况下，反凭被上诉人个人的陈述就否定上诉人书证原件的证明力，完全违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0条的规定。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在反诉中己提供书证原件，证实上诉人替被上诉人还钢材款15万元，钟某确认收到谢求春直接交给其15万元。其次，上诉人谢求春交给钟华升17万元，有钟华升亲自写的收据予以证实，钟华升直接收到谢求春交来17万元，否则不会写多次收条。有证据证明二次付款行为是并行的，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认定谢求春交付的15万元和17万元是相互容合的，15万元在17万元之内，一审法院的认定是错误的。三、一审判决以空洞的“交易习惯”作判决，是滥用裁决权。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适用“交易习惯”是有前提条件的。1、各方当事人均无证据的前提下，上诉人提供书证原件，且有钟某确认证实，就没有适用所谓“交易习惯”的条件。2、“交易习惯”的证言，需有一定条件才能成立：①各方当事人认可；②有充分证据证实该“交易习惯”确实存在；③该“交易习惯”是具体的而不是空洞的。3、“交易习惯”还具有长期遵循的特点，一审法院没有提供所谓长期遵循的“交易习惯”。一审法院在本案判决中，就是一句空洞的所谓交易习惯就否定上诉人的书证原件，显然是一种滥用裁决权的行为。四、本案中一审判决起算利息的时间错误。上诉人分多笔款还给被上诉人17万元，并不是于2014年12月30日才一次付17万元给钟华升，利息应按此事实分段计算，且应该从2014年6月起计算。而不是由2014年1月计至2014年12月31日。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在本诉中判令上诉人应从2014年1月开始至2014年12月31日计算利息是错误的，在反诉中驳回反诉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依据。请求二审法院改判本诉分段计算利息；支持一审反诉原告的诉讼请求，判令被上诉人归还上诉人人民币15万元；或将本案发回重审。
被上诉人钟华升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适当。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被告苏经文陈述称：苏经文对本案实际借款人所欠款项数额并不清楚，本案当事人的借款与苏经文没有关系。
一审被告谢远进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意见。
上诉人谢求春在二审期间向本院申请证人钟某出庭作证，以证明钟华升欠钟某货款15万元，谢求春代钟华升支付15万元货款给钟某的事实。
被上诉人钟华升对以上证人证言的质证意见：谢求春直接向钟某支付15万元钢材货款以抵销谢求春对钟华升所负的相应债务是事实。
本院对以上证人证言的分析认定：对于证人钟某证明谢求春代钟华升支付15万元货款给钟某的事实本身，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但是对于谢求春是否在代付15万元钢材款给钟某之外，还实际偿还17万元借款给钟华升，仅凭案外人钟某的证言内容尚不足以作出认定。
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当事人对一审查明事实的主要争议在于上诉人代被上诉人支付钟某15万元钢材款外，是否又另行偿还了17万元借款给被上诉人？上诉人认为，谢求春分别向钟华升还款17万元，并代钟华升向钟某支付钢材款15万元，两个付款行为互不包函，是并行的两个付款事实。被上诉人认为，2014年谢求春代被上诉人分三次向钟某共支付了15万元钢材款，期间谢求春又直接支付被上诉人2万元，因此，被上诉人出具给上诉人的收到17万元的收据里实际已经包含了15万元的钢材款在内。本院认为，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部分对上诉人代替被上诉人支付15万元钢材款给案外人钟某，钟某应上诉人的要求出具了总的收条，以及被上诉人根据上诉人的要求出具总的收据，确认上诉人已还欠款17万元，以上事实有相应的收条、收据和当事人双方的陈述、证人证言等证据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当事人双方对上诉人实际代付钢材款的具体日期、证人钟某出具收据的日期、钟华升出具收条的日期均存在争议，因原始收条均已销毁，只有确认总计数额的收条和收据存在，而证人钟某在一、二审中有关钢材款的具体支付日期和钟某出具收条的日期方面的证言内容出现多次反复和矛盾的情况，仅凭证人证言无法认定上诉人支付最后一笔钢材款的具体日期，也无法判断涉案17万元的收据中是否已经包含收条中的钢材款15万元，须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作出认定。
综上分析，一审判决查明的主要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当事人的主要争议焦点是：上诉人在代替被上诉人支付15万元钢材款给钟某之外，是否又实际归还15万元借款给被上诉人？
本院认为，上诉人谢求春原欠有被上诉人钟华升借款176452元，上诉人同意代被上诉人向案外人钟某支付被上诉人欠钟某的钢材款15万元，以上事实有相应的借条、收条予以证实，双方当事人没有争议。上诉人认为其在偿还被上诉人17万元借款后，又另代被上诉人支付15万元钢材款给案外人钟某，并向法院提交了钟华升出具的收据和案外人钟某出具的收条以证实其主张。经查，在一、二审诉讼中上诉人的陈述和证人证言均存在矛盾之处。上诉人在一审中主张其分两笔（第一笔7万元、第二笔10万元）共归还了被上诉人17万元，而二审中又主张其分三笔（第一笔2万元、第二笔5万元、第三笔10万元）共归还了被上诉人17万元，但是上诉人未能向法院提交被上诉人出具的相应的原始收款收据，因本案中被上诉人出具的收条是事后被上诉人应上诉人要求重新补写的总的收条，该收条的内容并未确认被上诉人实际收到上诉人分别归还的款项共计17万元，而是写明了“至2014年12月30日，谢求春的欠款已还17万元”。虽然证人钟某在一、二审诉讼中作出的关于收到上诉人分别支付三笔钢材款共计15万元的具体时间的证言内容存在矛盾和反复的情况，但钟某向法院表示其向法院提交的有关上诉人代付钢材款的书面说明确系其亲笔所写，并当庭予以确认。从证人钟某的证言内容可以确定两点事实：其一，钟某向上诉人出具的收到谢求春替钟华升交来的钢材欠款15万元的收条同样是钟某应上诉人的要求，于事后重新补写的总的收条，该收条上所署日期并不是实际支付15万元钢材款的日期，因原始收条已经销毁，故上诉人实际分三次向钟某支付钢材款的具体日期难以确定，但有一点可以明确，即上诉人向钟某支付钢材款的时间段与被上诉人认可“至2014年12月30日，谢求春的欠款已还17万元”的时间段是相对应的；其二，内容为收到上诉人15万元钢材款的收条，钟某前后共写过两次，除了已销毁的收条，第二张收到15万元钢材款的收条所署的日期也是应上诉人的要求重新补写落款日期为2015年1月13日。所以，综合全案证据分析，本案并不存在上诉人有归还借款的还款行为和代付钢材款的支付行为两个并行独立的民事行为。被上诉人主张其出具的上诉人17万元欠款已还的收据中包含了上诉人代替支付的钢材款15万元的主张，理由成立，一审判决采纳被上诉人的主张，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况且上诉人明知道钟某的钢材款15万元由其代被上诉人向钟某支付，因而其不可能代被上诉人支付了钟某的钢材款，又给付其欠被上诉人的借款15万元。故上诉人主张其在归还了17万元借款后，又代被上诉人支付钢材款15万元，缺乏理据，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利息计算问题，因上诉人自己的行为，导致原始收条销毁，仅仅从证人钟某事后重新补写的总的收条和证人证言难以确定三笔钢材款的具体还款日期，由此造成对上诉人不利的计息方式，理应由上诉人自己承担相关后果。另外，综合全案证据来看，上诉人支付三笔钢材款的日期集中于2014年年底这一时间段，故一审判决酌情以总的借款数额176452元为基数，从2014年1月1日计至2014年12月30日来计息，并无不妥。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主要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并无不当。上诉人谢求春的上诉主张，依据不足，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300元（上诉人已预交），由上诉人谢求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谭洪生
审 判 员 严永茂
代理审判员 黄义奎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陈先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