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浙0106民初7549号原告：郭海建，男，1980年5月1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西华县。被告：陈江，男，1973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原告郭海建为与被告陈江合同纠纷一案，于2016年8月17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6年10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郭海建，被告陈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4年4月4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出租汽车委托经营及管理协议》，约定被告将浙Ａ×××××号出租车交由原告承包经营，双方对相应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现因网约车抢占出租车市场导致情势变更，杭州出租汽车协会对汽车单车进行的补贴和杭州西子车船有限公司下调的费用，被告未按合同约定将以上费用给原告，现原告继续实际履行《出租汽车委托经营及管理协议》显示公平，因与被告多次协商未果，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解除原被告之间的《出租汽车委托经营及管理协议》；2、被告返还原告一次性交付的包车租金剩余款项60000元（剩余款项为承包金每月乘以合同剩余时间30个月，每个月减去费用2000,2000元x30=60000元）；3、被告退还有偿使用金7200元（政府从2015年1月起不再收取每月400元的有偿使用金，2015年1月-2016年6月共18个月，故18x400元=7200元）及杭州出租汽车协会要求出租车公司对出租车司机的补贴8400元（出租车协会2015年5月27日指定出租车公司对出租汽车单车承包合同约定承包费用的10%进行补贴，浙Ａ×××××合同约定承包费用为每月7000元，2015年6月-2016年6月共12个月，故12x700元=8400元）和出租车公司所降费用5400元（杭州西子车船有限公司自2016年1月对浙Ａ×××××的所交费用每月下调900元，2016年1月-2016年6月，故6个月，故6x900地=5400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在庭审中，原告明确不解除，而是变更双方合同，故撤回第1项诉请，同时将第2项诉请调整为被告返还原告承包金57600元（每月降低1200元，从2015年5月起算至承包结束，共48个月）。被告辩称：要求严格按照合同和口头承诺办事。双方合同未到期，原告不能以生意差了就要求退钱。被告这批是挂靠车，个人拥有经营权，2008年之后就没有收过经营权使用金，不存在政府从2015年1月起每月退400元的事情。从2016年3月开始，拥有独立经营权的就没有向出租车公司交纳费用过，故也不存在下调费用的情况。合同明确约定无论规费上涨和下跌，均由被告承担和承受。每个月政府发放的250元机补是发放到驾驶员头上的，被告愿意给原告，但不在本案处理范围。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出租汽车委托经营及管理协议》，证明原被告之间的关系及约定的具体事项；被告将西子公司个人所有的现代牌出租车ATC938委托给原告经营，2014年4月到2019年4月，共五年；委托签订后，原告向被告缴纳保证金2万元做担保。2、政府文件，证明网约车出来后，政府作出深化出租汽车行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但没有强制性。3、行业协会文件，证明杭州市出租汽车行业协会出台规定，2015年6月开始发放补贴。4、承租协议，证明有些司机与和私人老板承租出租车，与原告性质差不多，每月租金是5000元，而原告是700元，说明原告的费用不合理，要求降低。被告未向本院提供证据材料。被告对原告证据1-4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根据上述确认的证据及双方当事人庭审陈述，结合本院相关案件的审理情况，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3月，被告为委托方（甲方），原告为受托方（乙方），双方签订了《出租汽车委托经营及管理协议》。协议约定甲方将一辆西子公司个人所有现代牌浙Ａ×××××号出租车委托乙方经营；委托期限自2014年4月4日起至2019年4月3日；乙方在签订协议后2014年4月4日，向甲方补交保证金作为乙方全面履行本协议的担保，本协议终止时凭甲方的收款凭证返还保证金，不计息。（保证金为贰万元整）；委托期间关于车辆各项的费用包括各种规费、保险费均由甲方承担；车辆的维护、维修由乙方负责，费用由乙方承担，甲方有权进行监督；车辆的年检、季检、行检、计行器年检、营运证的年检，服务资格证由乙方办理。费用由乙方承担，甲方有配合协助义务，或须甲方办理的，甲方须予配合；乙方在委托期间（包括乙方聘用的副班驾驶员）交通违章、肇事、罚款由乙方自负，若发生车祸、经交通管理机关裁定，由他人（指双方保险公司）支付的费用外，其余部分费用由乙方承担并承担法律责任，甲方协助乙方办理事故处理和理赔工作；甲方应配合协助办理乙方和乙方聘用的副班驾驶员的有关手续，副班驾驶员由乙方招聘，乙方为副班驾驶员的保证人，为期承担保证责任；乙方在委托期内，未经甲方同意不得转与他人，否则视为违约；委托期间，如政府出租车的政策变动，双方另行协商，如遇国家价格的调整，上浮或下调由乙方享受，甲方如政府行为更新车辆不作违约，双方一般情况不得以此为由提出终止委托关系，不然作违约处理；甲乙双方如需提前解除本协议，除事先约定的条款以外，必须得到对方的同意，单方出现违反协议行为，承担违约金1万元整，如因违约造成其他的经济损失，还应赔偿对方的损失，如甲方因转让而收回车辆，属甲方违约，将合同未到期的期限按每月7000元计算退回乙方，并承担违约责任。之后，原告交纳了42万元承包金和押金2万元。原告一直驾驶涉案车辆。由于各种互联网专车的兴起使出租汽车司机的收入明显下降，2015年5月27日，杭州市出租汽车行业协会作出关于发放出租汽车司机临时经济补贴的通知，给缴纳承包金的出租汽车司机按约定的承包费用的10%比例发放经济补贴，发放时间暂定为2015年6、7、8月三个月。原告认为被告收取承包金过高，故于2016年8月提起诉讼。本院认为：关于原告主张的合同变更条件是否成立，本案是否构成情势变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合同成立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具体判断是否构成情势变更，应以是否导致合同基础丧失，是否导致合同目的落空，是否造成对价关系障碍，作为判断标准。1、有情势变更的事实，也就是合同赖以存在的客观情况发生变化；2、情势变更须发生在合同成立以后，履行终止之前；3、情势变更须是当事人所不能预见，且有不可预见之性质；4、因情势变更而使原合同的履行显失公平。不可否认互联网经济对传统商业模式所带来的影响是广泛和深远的，传统商业形态均面临机遇和挑战，并应积极进行变革以适应“互联网+”的新经济形态。体现在出租车行业随着各种互联网专车的兴起，对传统出租车市场产生了较大的冲击及影响，传统出租车司机收入短期内出现一定幅度的降低，也促使出租车行业加快利用信息化手段改造传统的运营管理与服务模式，从长期来看，行业的转型升级有利于增加出租车司机的收入。结合庭审查明的事实及本案实际，网络专车的兴起确实造成了原告经营收入的降低，但并未严重损害原告的经济利益，也没有妨碍合同的正常履行。综上，本院认为互联网专车的出现对原告收入的影响属于商业风险范畴。故原告以情势变更为由要求变更合同，返还承包金57600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被告签订的《出租汽车委托经营及管理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该协议明确约定，如遇国家价格的调整，上浮或下调由被告享受。涉案车辆系被告个人拥有经营权的出租车，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有偿使用金7200元、补贴8400元、出租车公司所降费用5400元均无事实和合同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郭海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913元，由郭海建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卜 亮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谭一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