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1民终488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柳正赋，住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建荣，系上诉人的妻子。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之初杂志社，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水荫路*号恒鑫大厦*座*****楼。
法定代表人：郑子谦。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帝森，人之初杂志社行政中心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会华，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柳正赋因与被上诉人人之初杂志社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4民初234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经双方当事人同意不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柳正赋及其诉讼代理人李建荣，被上诉人人之初杂志社的诉讼代理人吴帝森、李会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柳正赋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决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3.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二审期间增加诉讼请求：被上诉人称调岗有效，但没有对调岗后的劳动报酬作出明确约定，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按照3万元/月的标准，支付从2013年7月起至2016年8月的工资。
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的调岗行为没有法律效力。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调岗需要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被上诉人单方调岗违反这一基本原则，程序违法。被上诉人一直没有履行口头变更或者书面变更劳动合同的义务，更没有将调岗后的劳动合同内容告知上诉人，导致上诉人对调岗和调岗后的内容不知情。所谓的调岗通知书是被上诉人发给财务部的，并未发给其本人，其此前只是听说，并没有见到。因此，上诉人一直在原单位原部门原办公室原岗位拿着原合同上班，劳动合同并没有有效变更。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不当。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一条的前提是用人单位已经实际履行了口头变更的劳动合同超过一个月且变更后的劳动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国家政策以及公序良俗，但被上诉人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经履行口头变更劳动合同的义务。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的前提是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但被上诉人违反了《劳动合同法》第八条、第十条、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以及《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且根据双方签订《劳动合同》第7条的约定，变更劳动合同一定要签订书面协议，但被上诉人一直没有签订。如果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合法有效的话，效力比司法解释高，所以本案不应适用该司法解释。三、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是岗位为总编办副主任的劳动合同，而被上诉人与上诉人解除的是岗位为一级校对的劳动合同，上诉人在一、二审阶段都是主张副主任岗位的权利，不是一级校对岗位的权利。综上，被上诉人调岗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程序缺失，上诉人一直在原岗位原工作地点上班，现请求享受副主任岗位的权利，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改判。
被上诉人人之初杂志社答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1.双方于2016年8月20日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上诉人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无事实和法律依据。2.关于上诉人要求每月工资按2万元标准支付的请求，是在劳动仲裁时并未提出，且未经过仲裁前置程序。3.双方于2016年8月20日解除劳动合同后，上诉人再没有回被上诉人处工作，未向被上诉人提供任何劳动，故被上诉人无需向上诉人支付所谓工资。4.关于上诉人一直主张的同工同酬，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工作期间不存在与其他同事同工的事实，故被上诉人无需支付同级别或者同岗位的工资差额。
上诉人柳正赋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双方2012年11月1日签订的《劳动合同》继续有效，被上诉人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给上诉人安排相应的工作，如无法履行，可变更为经济补偿，一次性支付工作到退休共10年的经济补偿金120万元；2.《劳动合同》第4条第1项第1款“计时工资每月2500元”的约定无效，应按照被上诉人单位相同或者相近岗位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执行，上诉人每月工资按2万元计算；3.补发上诉人2016年9月至法庭判决日（暂定2017年10月）14个月的工资，按中层管理类级别工资每月2万元计算，共计28万元；4.补发上诉人2009年7月至2016年8月共86个月中层管理类岗位工资，每个月1万元，共计86万元；5.如果被上诉人不认可2012年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认为合同无效，请求法院判决被上诉人支付2倍的工资，从2013年7月至2017年11月共53个月，每个月按1万元计算，共计53万元；6.如果被上诉人认可2012年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认为合同有效，请求法院判决被上诉人赔偿上诉人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共计30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被上诉人1993年7月28日成立，类型全民所有制。上诉人2001年3月入职被上诉人并工作至2016年8月20日，最后12个月上诉人月平均工资6616.54元。双方曾签订自2012年11月1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约定工作内容总编办副主任、计时工资2500元／月。2016年8月10日柳正赋提交《关于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经济补偿金的申请》，显示“请社领导综合考虑到本人实际困难，以人为本，在补偿上予以适当照顾”。2016年8月12日双方签订《关于协商解除劳动关系的协议书》，显示2001年3月31日入职、工作岗位校对、劳动关系2016年8月20日解除、补偿款145864.67元（支付补偿款后双方基于劳动关系而产生的所有债权债务全部结清、双方再无争议）。2016年8月24日上诉人收到被上诉人支付的上述补偿款145864.67元。2017年8月14日上诉人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诉；该委于2017年9月26日作出《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上诉人的请求。
上诉人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下列证据（证据2、3只有名称，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提供）：1.上诉人的工资明细和银行转账记录，证明上诉人少得或没有得到副主任职务津贴和待遇。2.魏主任、戚副主任的工资、公积金、社保明细表和银行转账记录，证明同级别工资待遇相差极大。3.2016年被上诉人改制前后中层干部开会、发言、竞聘记录，证明上诉人享受中层干部权利和待遇，改制是否公开、公正、民主。被上诉人的质证意见是：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确认，但无法证明上诉人少得或者没有得到相关待遇。证据2-3与本案无关，被上诉人不予提供。
被上诉人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下列证据：1.（调岗）通知（2013.6.27）、2013年1-12月上诉人工资发放明细表、被上诉人在中国银行水荫路支行2013年1-12月工资发放明细，证明上诉人的岗位在2013年6月就已作调整（调到一级校对），从2013年7月后薪酬一直按调整后的发放，上诉人就没有提出异议。2.工作移交通知书，证明自2016年8月20日起双方解除劳动关系，自此上诉人再未向被上诉人提供劳动，被上诉人无需向上诉人支付离职后的工资。3.事业单位法人证书，证明被上诉人曾经是事业单位。4.被上诉人2016年上半年全员花名册，证明被上诉人企业内没有与上诉人相同的岗位，不存在同工不同酬。5.仲裁庭审笔录，证明双方在仲裁庭陈述的相关事实。上诉人的质证意见是：证据1通知的真实性、合法性不确认，关联性确认，其既没有得到口头通知，也没有签订书面的变更合同，只是听到别的同事说起这件事，所以调岗是值得怀疑的，而且这份通知是发给财务部的，我在总编办，不可能看见这个通知；其余证据三性确认，可以证明少发了500元工资，与同级别的人比也少发了钱。证据2只是移交了校对工作，副主任工作没有移交，副主任的工作应该向上级移交。证据3只有一年的有效期，不能证明前后，经费来源是自筹经费，说明事业单位不是财政拨款的，是企业管理的，所以被上诉人应该是1993年就是全民所有制单位，适用劳动法。证据4三性不确认，没有公司盖章、签名及日期。证据5真实性、关联性确认，合法性不确认，因为裁决书引用的法律条文是错误的。
庭审中上诉人认为：其开始做校对工作，自2009年7月担任总编办副主任一直到现在并未解除，劳动关系也没有解除；校对工作是其担任总编办后同时有作的工作。2016年8月20日解除的也只是校对工作的劳动关系；被上诉人早就取消了事业编制，属于企业性质，被上诉人一直未支付其做为总编办副主任岗位的工资。
庭审中被上诉人认为：上诉人收入每月减少了500元，但上诉人4年后才提出异议，上诉人庭审中也陈述听同事说调岗通知这件事，所以上诉人是清楚知道岗位已调整为校对；给付上诉人的145864.67元构成是16年工龄补偿款105864.67元和给予上诉人40000元的困难补助；2010年至2016年我社处于改制期间，改制期间事业单位编制和劳动合同员工两者并存，上诉人提到的魏主任和戚主任是事业编制。
一审法院认为：对于岗位调整效力的问题。一方面，上诉人诉状显示的“被上诉人单方面以一纸调岗通知书，不通知上诉人参加单位有关改制的中层干部会议，也不让上诉人参与中层干部竞聘”、上诉人庭审所述的“只是听到别的同事说起这件事”、调岗后上诉人降薪500元的事实、上诉人签字确认的《关于协商解除劳动关系的协议书》，上列事实及证据足以证实彼时上诉人知晓调岗的情况，故对上诉人不知情的辩解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另一方面，无证据显示岗位变更后，上诉人有及时提出异议，双方也实际按新岗位履行权利、义务数年，劳动合同属实际有效变更，故对上诉人未采取书面形式变更合同的相关抗辩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的岗位早已自2013年7月起由总编办副主任变更为校对、劳动关系也于2016年8月20日解除。
对于上诉人的各项请求。其一，劳动合同属有效变更、劳动关系已解除、被上诉人也充分支付上诉人补偿款145864.67元（16年工龄款＋4万元困难补助），上诉人的第1项、第3项、第5项请求则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故一审法院均不予支持。其二，劳动合同约定的计时工资为2500元／月，而双方提交的工资发放情况可以证明上诉人的收入当时未低于2500元／月、解除前一年则平均达到了6616.54元，即被上诉人已足额发放了上诉人工资；而上诉人所述之工资差异并无充分之证据证实，且上诉人岗位早已调整为校对岗位并非中层干部，故对上诉人第2项、第4项、第6项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其三，双方已签订《关于协商解除劳动关系的协议书》，被上诉人已及时、足额、充分补偿了上诉人，上诉人也确认支付补偿款后双方基于劳动关系而产生的所有债权债务全部结清、双方再无争议，现上诉人再提出异议则有违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柳正赋的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柳正赋负担。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交新证据。被上诉人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无异议，上诉人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有异议，认为被上诉人口头通知调岗不属实，“调岗后降薪500元”也不是事实，调岗前上诉人的工资也降低了，故其争取调岗前的待遇。本院经审查后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被上诉人未与上诉人协商，未书面变更劳动合同而调整岗位的行为是否属于无效的问题，用人单位作为用工主体，依法享有用工自主权，在合理的范围内可以对劳动者的工作进行适当的调整。本案中，被上诉人基于企业转制、经营模式的需要调整上诉人的岗位，调整后上诉人的工资水平与原岗位基本相当，并不具有侮辱性和惩罚性，亦无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虽然被上诉人不能举证证明与上诉人口头协商的事实，但上诉人确认2013年听说过调岗且自实际调岗至2016年离职期间，上诉人亦未对调岗事宜提出异议。2016年8月12日，双方签订《关于协商解除劳动关系的协议书》载明的工作岗位也是校对而非总编办副主任，由此可以说明上诉人离职前三年多一直在新岗位履行权利、义务，双方以实际行为变更了劳动合同对岗位的约定，因此上诉人对调岗是知情并同意接受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十一条规定：“变更劳动合同未采用书面形式，但已经实际履行了口头变更的劳动合同超过一个月，且变更后的劳动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国家政策以及公序良俗，当事人以未采用书面形式为由主张劳动合同变更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据此，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给其调岗行为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提出与在被上诉人处工作的魏主任和戚主任同岗不同酬的问题，被上诉人称其社于2010年至2016年处于改制期间，此时的人员存在事业编制和劳动合同制两种并存，而上诉人是聘用的合同制人员，上诉人所指的两位主任均是事业编制，其与上诉人的工资标准原本就不相同。上诉人未提交证据证实其与所称的两位主任编制、岗位相同，故其要求同岗同酬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主张总编办副主任的劳动关系未解除的问题，前述已阐明上诉人对劳动合同约定的总编办副主任的岗位已实际变更为一级校对的事实是知情并已履行，这与上诉人提交的《关于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并支付经济补偿金的申请》及双方签订的《关于协商解除劳动关系的协议书》相互印证，同时上诉人已领取了全部经济补偿金并已离开工作岗位，证实双方至此已解除劳动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双方签订的《关于协商解除劳动关系的协议书》有效，并据此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上诉人主张双方解除的是校对岗位而非总编办副主任岗位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关于协商解除劳动关系的协议书》明确载明双方基于劳动关系而产生的所有债权债务全部结清，不存在上诉人所称解除部分岗位的问题。至于上诉人在二审期间增加的诉讼请求，经调解无效，本院不予审查。
综上所述，上诉人所持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柳正赋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冬梅
审判员 陈 丹
审判员 肖 凯
二〇一八年六月八日
书记员 张静霞
陈嘉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