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3民终685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安某，女，1935年1月15日出生，汉族，村民，住北京市平谷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陶某1，男，1974年9月6日出生，汉族，村民，住北京市平谷区。
二上诉人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贾保荣（陶某1之妻），1975年9月29日出生，无业，住北京市平谷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陶某2，男，1964年6月26日出生，汉族，村民，住北京市平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长玲（陶某2之妻），1963年6月1日出生，汉族，村民，住北京市平谷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长英（陶某2之妻姐），1956年4月10日出生，汉族，村民，住北京市平谷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陶某3，女，1957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村民，住北京市平谷区。
上诉人安某、上诉人陶某1因与被上诉人陶某2、被上诉人陶某3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7民初217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2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安某及安某、陶某1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贾保荣，陶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长玲、王长英，陶某3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安某、陶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平谷区王辛庄镇北辛庄村北三街×号宅院归陶某1所有。事实与理由：位于平谷区王辛庄镇北辛庄村北三街×号房屋（以下简称×号房屋）属于陶乐琴、安某共同房产。安某在法庭上明确表态将自己的房产给予陶某1，陶乐琴生前于2004年5月留有遗嘱，将北三街×号房屋给予陶某1。一审法院认定该遗嘱不具备自书遗嘱的生效要件是错误的。陶乐琴在生活中使用签名均为陶乐芹，向二审法院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一审法院认定该遗嘱只写了年月，没有具体日期不符合遗嘱生效要件，无法认定形成的时间，是错误的。
陶某3，陶某2二审答辩称:对于一审判决的份额存在异议，但没有提起上诉，其他内容同意一审判决。
陶某2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要求确认位于北京市平谷区王辛庄镇北辛庄北三街×号的房屋归陶某2和陶某3、安某、陶某1共有，确认陶某2所占的份额。
陶某3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要求确认位于北京市平谷区王辛庄镇北辛庄北三街×号的房屋归陶某3和陶某2、安某、陶某1共有，确认陶某3所占的份额。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陶乐琴、安某共生育一女二子，即女儿陶某3、长子陶某2、次子陶某1。1997年，陶乐琴、安某为二子分家，陶某2和陶某1各分得一处宅院，陶某2分得的宅院较陶某1分得的宅院大。1998年陶乐琴、安某购买了×号房屋（有北正房、南平房）居住。2008年陶乐琴因病死亡，此后安某在此居住。陶乐琴死亡后，安某将×号房屋的屋顶重新铺瓦，更换门窗、做保温。2017年，陶某1欲翻建×号房屋，陶某2认为其应继承陶乐琴在该房屋的份额，陶某1出示署名为“陶乐芹”的字条，主张陶乐琴已经书写遗嘱将其份额给付陶某1，陶某2对此不认可，双方产生争议。2017年9月4日上午，陶某1欲拆除×号房屋翻建，陶某2阻拦施工，双方产生争执，陶某2受伤并到医院住院治疗。此后陶某1继续施工，将×号房屋翻建至主体完工，新建房屋使用了旧房的砖。
双方均不申请对陶某1提交的署名为“陶乐芹”的字条上“陶乐芹”的字迹进行鉴定，均表示无法确定×号房屋翻建前和翻建后的价值。
一审法院认为：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办理。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陶某1提交的署名为“陶乐芹”的字条能否认定为陶乐琴的自书遗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相关规定，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而署名为“陶乐芹”的字条的签名是“陶乐芹”，与陶乐琴户口本上的名字不符，陶某1未能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陶乐琴平时有将自己的名字书写为“陶乐芹”的情况存在，故无法认定“陶乐芹”的字迹是陶乐琴书写；且该字条上只注明了年、月，没有具体的日期，不符合自书遗嘱的生效要件，故对于该字条，不能认定是陶乐琴的遗嘱。陶乐琴的遗产即其在×号房屋中的份额，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办理。
在陶乐琴死亡前，×号旧房系陶乐琴、安某的夫妻共同财产，陶乐琴死亡后，×号旧房的一半属于陶乐琴的遗产。陶乐琴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为安某、陶某3、陶某2、陶某1，×号旧房在遗产尚未分割前属于安某、陶某3、陶某2、陶某1共有。安某在陶乐琴生前与其共同生活，对其照顾较多，在分割遗产时可以多分，且其年龄较大缺乏劳动能力，在分割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另安某在陶乐琴死亡后对房屋进行揭瓦、更换门窗、做保温，进行了较大的修缮，故法院酌情确定×号旧房中安某的份额为70%，陶某2、陶某3、陶某1的份额均为10%。安某表示其在×号旧房中的份额给陶某1，法院不持异议。陶某3、陶某2并未明确表示放弃继承，陶某1将×号旧房拆除建设为新房，建设成的新房应有陶某3、陶某2的份额。关于三人在新房中的份额，法院以三人在×号旧房中的份额为基础，综合考虑陶某1在房屋权属存在争议的情况下翻建、翻建时使用了旧房的材料、旧房和新房的情况对比等因素，酌情确定陶某3、陶某2在×号新房中各占8%的份额，陶某1占84%的份额。陶某1主张陶乐琴生前口头表示、且留有自书遗嘱将×号房屋给付陶某1，其在陶乐琴死亡后出资更换门窗、做保温，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一、位于北京市平谷区王辛庄镇北辛庄北三街×号的房屋归陶某3、陶某2、陶某1共有，其中陶某3、陶某2各占8%的份额，陶某1占84%的份额；二、驳回陶某3、陶某2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中，陶某1、安某提交以下证据：证据一：工作证，证据二：就业审定表。证据三：移机协议。证据四：移机业主出具的证明。证据五：录音光盘。证据六：北京市公安局王辛庄派出所证明信。证据七：王辛庄镇北辛庄村委会证明。以上证据证明陶乐琴曾用名为陶乐芹。对上述证据，陶某2表示对证据一不认可，工作证都是有关部门颁发的，不能自己写。对证据二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据三、证据四协议不认可，陶某1与康士来两家关系好，陶某2认为这个是假的。对证据五不认可，都是造假。对证据六不认可，派出所证明和陶某2开出的证明不一样。对证据七不认可，陶某1与大队主任是朋友关系，村委会证明想开就开，不具有真实性。陶某3表示对证据一工作证、证据二就业审定表以前没见过，不清楚情况，对证据三移机协议、证据四证明、证据五录音不发表意见，服从法院判决，对证据六、证据七不发表意见。
陶某2向本院提交了派出所证明信，证明陶乐琴与工作证上陶乐芹的姓名、年龄均不符，学历也不符。对上述证据，陶某1、安某表示不认可该证据的证明目的，工作证年龄不符是为了办理提前退休，学历等是陶乐琴自己填的，不清楚为什么和实际情况不符。陶某3表示对证据的真实性认可。
本院认为：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办理。
本案中，陶某1在一审过程中提交署名为“陶乐芹”的字条，认为系陶乐琴的自书遗嘱，涉案房屋应按照遗嘱继承归陶某1所有。虽然该字条中签名是“陶乐芹”，与陶乐琴户口本上的名字不符，但陶某1在二审中提交新证据，证明字条中的“陶乐芹”即为陶乐琴。首先，根据陶某1提交的北京市公安局王辛庄派出所证明与王辛庄镇北辛庄村委会证明，均证明陶乐琴曾用名为陶乐芹。其次，陶某1提交1985年的陶乐芹工作证和1990年的陶乐芹的就业审定表，均显示姓名为陶乐芹。再次，陶某1提交了陶乐芹与康士来签字的移机协议及康士来的证明与录音光盘。陶某2虽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但未能提出相反证据对其主张予以证明。综上，陶某1提交的证据能够证明陶乐琴平时有将自己的名字书写为“陶乐芹”的情况存在，且经过本院释明，各方当事人均未对遗嘱和陶某1在二审中提交的“陶乐芹”签字材料申请司法鉴定。综上，一审法院认为署名为“陶乐芹”的字条不能作为陶乐琴的遗嘱错误，本院予以纠正。同时，安某在庭审过程中表示，同意将涉案房屋中其所占有的份额给予陶某1，故安某、陶某1上诉要求改判涉案房屋归陶某1所有的主张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本院依法予以纠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五条、第十七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2018）京0117民初2171号民事判决；
二、位于北京市平谷区王辛庄镇北辛庄北三街×号的房屋归陶某1所有；
三、驳回陶某3、陶某2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25元，由陶某2负担262.5元（已交纳），由陶某3负担262.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1050元，由陶某2负担52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由陶某3负担52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黎
审 判 员 玄明虎
审 判 员 江 惠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一日
法官助理 申峻屹
法官助理 林家诚
书 记 员 刘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