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桂民终234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韦欢梅，女，1977年8月7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城中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君，广西万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艳文，广西万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韦金八，男，1966年11月12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城县。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周爱华，女，1969年11月30日出生，壮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城县。
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忠达，广西欣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韦欢梅因与被上诉人韦金八、周爱华船员劳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海海事法院（2015）海商初字第1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6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韦欢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君、唐艳文、被上诉人韦金八、周爱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忠达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本院审理过程中，依法延长审限两个月。
上诉人韦欢梅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以韦欢梅在使用“柳州捞沙183”船进行采砂作业，未向水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河道采砂许可证，也未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和领取营业执照为由，便认定韦欢梅系非法用工是错误的。韦欢梅严格按照采砂行业的相关要求，办理了采砂许可证，且采砂行业的惯例就是按广西交通厅及柳州市武宣海事处的要求，相关采砂从业者缴纳了海事部门要求认缴的港务费后，即获得在核准范围内的采砂许可权。韦欢梅自2011年起从事采砂作业至此次导致被害人死亡的水上交通事故发生时止，一直按上述两部门的要求，按时缴纳港务费，也按核准的通航水域水上水下施工作业范围内开展采砂作业。直到本案上诉时，也从未接到任何部门、机关的要求办理营业执照的通知或任何有关因未办理营业执照而被询问、处罚、调查等情况发生，这足以证明韦欢梅的采砂作业是合法的。同时，与韦欢梅同在案发水域上、下段不同采砂作业范围内进行采砂作业的船只尚有5、6条之多，各船也都没有办理有采砂许可证，并在相同的时间内缴纳了相应的港务费后，也都得到了主管部门的认可，采展采砂作业。可见，在采砂行业采取的是相关主管部门的许可制度，只要严格按照主管部门的要求船舶检验合格，船上配备专门人员，取得相应许可，按时缴纳相应费用，就应有了合法的采砂资格。韦欢梅的船舶证书齐全，按时交纳国家港务费，是依法登记备案的合法船舶。另外，韦欢梅经营的沙场也是经过许可的，不存在一审判决所认定的的非法捞沙作业行为和非法经营行为。2、一审判决对核心证据存在疏漏审查的错误。韦欢梅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柳州捞沙183”船工作人员周某等四人作出的《证明》，证明此次因第三人侵权导致被害人死亡的水上交通事实发生时，并非死者在工作时间内因工作原因所造成，该份证据直接证明了本案发生系非工作原因造成。同时，该份证据也与柳州市海事部门案发。时对在场的证人以及与本案有关的相关人员的询问笔录中的证词一致，与该份证据紧密相关的海事部门第一时间内给要求搜救船舶工作人员的询问笔录也有“柳州捞沙183”船上工作人员的询问笔录，一审法院对该份具有重要决定性质的证据却简单以无相关佐证为由对该份证据的证据效力不予确认，且在证人周某的询问笔录中以及证人证言中都没有确认其为“柳州捞沙183”船的管理人员，也没有接受到韦欢梅的管理委托，也没有确认被害人为他船搜寻附属艇是接受周某的指派，一审判决得出被害人是在执行工作任务的结论是无依据的。本案中，周某无权“安排韦凯迪”去帮助别人干活。首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老板委托周某去帮助其他船舶干活；其次，周某的行为没有老板追认，是无效的行为；第三，一审判决用“以前曾经安排去帮助别人过”而作出推论而认为现在就是“有权安排”是错误的。退一步，采砂作业在本职工作就应当是“采砂”，只有与“采砂”有关的事宜或接受老板指派的工作才属于“公事”，其他工作都是“私事”。如果无限扩大“公事”的范围和权限，整个社会秩序就变得混乱不堪，“采砂作业”是一种法律行为，“帮助别人干活”又是另一种法律行为，不应混为一谈。本案中，是“柳城捞沙336”船船东请韦凯迪去寻找该船的附属艇，是雇佣法律关系，受益人是“柳城捞沙336”船，与“柳州捞沙183”船采砂作业没有任何关系。3、一审法院认定来宾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机构以“非法用工”不予受理是错误的，事实上是韦凯迪在下班时间，离开工作场所，去为“柳城捞沙336”船干与本职工作无关且“柳州捞沙183”船也没得到任何正当利益的行为，完全是其个人行为，其死亡是意外交通事故导致的，而不是工伤。4、一审判决否认覃照作为证人作出的“证明”的证据效力，却以推理的形式确认覃照不在船时由其妻子代为管理船上工作，仅仅因两人是夫妻关系就认定该委托管理是合法的，是对法律的不尊重。韦欢梅的代理人也在庭审时向证人进行了询问，证人在回答询问时陈述，其妻只是一般的工作人员，从未得到过韦欢梅的明确授权，更没有指派。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损害了韦欢梅的合法权益。一审判决在对韦欢梅系非法用工事实认定严重错误的情况下，又在确定各项赔偿项目的数额认定中，按照《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来计算赔偿项目，同时，又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赔偿项目要求韦欢梅承担赔偿责任，更是错误，双重标准为计算依据造成了双重赔偿，严重损害上韦欢梅的合法权益。故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被上诉人韦金八、周爱华辩称：一、一审判决对韦欢梅非法用工的认定是正确的。韦欢梅经营“柳州捞沙183”船采砂依法应当办理采砂许可证、营业执照，但韦欢梅却未办理，“柳州捞沙183”船以单位名义对外经营，内部具有现代企业的经济组织形式和经营模式，属于无营业执照的单位，对此，来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已经予以了认定。受害人韦凯迪与韦欢梅无证经营的“柳州捞沙183”存在劳动关系，韦欢梅应按《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的规定进行赔偿。二、受害人韦凯迪属于在工作时间因工作原因而产生的意外。“柳州捞沙183”船系24小时工作，受害人韦凯迪在船上休息待命时被船上管理人员周某派遣去驾驶附属艇执行任务，因该附属艇与其它船只碰撞而致韦凯迪落水溺亡，系履行职务过程中突遇到的事故，应属于工伤。三、“柳州捞沙183”船未办理营业执照，韦欢梅作为出资人、所有人和经营人，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一审判决关于各赔偿项目的计算正确，不存在重复赔偿的情况。《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系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授权制定，系《工伤保险条例》组成部分，同时适用并不存在双重赔偿的问题。非法用工一次性赔偿标准不得低于《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一审判决对低于工伤保险待遇且非法用工一次性赔偿未包含的部分，按《工伤保险条例》来计算是有明确法律依据的。但一审判决在赔偿款中扣除韦欢梅自愿代付的殡仪馆停放费是不妥的。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韦金八、周爱华一审诉请：一、韦欢梅向韦金八、周爱华支付一次性赔偿金539100元；二、韦欢梅向韦金八、周爱华两支付一次性丧葬补助金269550元；三、韦欢梅向周爱华支付供养亲属抚恤金288000元；四、韦欢梅向韦金八、周爱华支付搜救死者的合理支出82100元；五、韦欢梅向韦金八、周爱华支付交通费、住宿费、误工损失共计10700元；六、韦欢梅向韦金八、周爱华支付拖欠死者的工资18260元，并由韦欢梅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柳州捞沙183”船系钢质工程船，总长36.43米，型宽7.00米，型深1.80米，总吨135吨，净吨40吨。船舶登记所有权人为被告韦欢梅，取得所有权日期为2011年4月30日。“柳州捞沙183”船附属艇主要用于“柳州捞沙183”船的移泊、起锚、抛锚及运送工作人员和设备。该船雇员6人，分别为覃照、周某、死者韦凯迪、周新意、周凤武、赖发文，被告韦欢梅均未与雇员签订书面劳动合同。2011年起，被告韦欢梅一直使用“柳州捞沙183”船进行采砂作业，但未向水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河道采砂许可证，也未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和领取营业执照。
原告韦金八系韦凯迪之父，原告周爱华系韦凯迪之母，原告韦金八、周爱华还育有一子韦凯旋，事发时其就读于中山大学。韦凯迪于2013年至事故发生时在“柳州捞沙183”船上担任水手工作，2013年月工资为3500元，2014年月工资为4000元。2014年11月17日约2200时，锚泊在来宾市兴宾区高安乡翁尧渡口下游约800米处的“柳城捞沙336”船操作工人蔡永志发现本船的附属艇流失，便向船上管理人员唐明俊报告，约2255时，唐明俊打电话给该船上游的“柳州捞沙183”船的周某请求该船派其附属艇帮忙寻找，周某遂叫醒韦凯迪，让其驾驶“柳州捞沙183”船附属艇帮忙寻找。约2305时，韦凯迪操作“柳州捞沙183”船附属艇来到“柳城捞沙336”船处，唐明俊指派蔡永志随艇去下游寻找流失的附属艇。由韦凯迪操作附属艇，蔡永志携带手电在船头瞭望，沿着航道右岸一侧向下游寻找。约2315时，当附属艇下航驶过镰刀沙滩段006号标水域后，蔡永志发现有“柳州恒运669”船上航，并看见来船显示红、绿舷灯，便提醒韦凯迪有大船上航，而后用手电照了照附属艇艇首，又朝附属艇的前方晃了晃，继续往下游寻找。约2318时，附属艇驶至镰刀沙水域，朝004号标方向下航。约2319时，附属艇驶至004号标水域时，右舷距004号标横向距离约7米，被上航的“柳州恒运669”船用探照灯照射。此时，蔡永志仍能看见右前方来船显示的红、绿舷灯，继续下航寻找，航行向东。约2320时，当两船驶近时，“柳州捞沙183”船附属艇向右转向，在艇首瞭望的蔡永志感觉艇首前方一片漆黑，用手电一照，看见来船船头就在眼前，立刻向艇尾跑去，并叫韦凯迪马上倒车，同时一边向后摆手示意倒车。在003号标上游约50米，距左岸约93米水域处（位置：23°44′.374″N，109°34′.165″E），附属艇左舷首部与“柳州恒运669”船船首右舷舭部发生碰撞，附属艇迅速向左舷倾斜，导致船上两人落水。2014年11月25日，武宣县公安局做出了（武）公（刑）鉴（户）字（2014）11号《法医学尸体检验意见书》，该意见书载明鉴定结论是韦凯迪系溺水死亡。2014年12月10日武宣县公安局黄茆派出所出具《证明》证实韦凯迪于2014年11月17日因溺水死亡。2015年1月22日，柳州海事局对事故做出责任认定，“柳州捞沙183”船附属艇负主要责任，“柳州恒运669”船负次要责任。事故发生后，原告韦金八于2015年4月2日至来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申请认定工伤，因“柳州捞沙183”船未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属无证经营非法用工，来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不予受理。原告韦金八申诉至武宣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要求“柳州捞沙183”船支付一次性赔偿金539100元、丧葬补助269550元，交通费、误工费等65100元，共计873750元。2015年6月8日，该委做出武劳仲不受字（2015）12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认为“柳州捞沙183”船未办理营业执照，属于被申请人主体不适格，决定不予受理。2015年6月23日，原告韦金八、周爱华向武宣县人民法院起诉，该院以被告韦欢梅住所地不在武宣，不属于该院民事案件管辖的范围为由，裁定不予受理。原告韦金八、周爱华遂向一审法院起诉。
2015年2月12日，柳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出具柳劳鉴字（2015）027号《劳动能力鉴定结论通知书》，认定原告周爱华的致残程度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条件。根据柳城县社冲乡洛文村民委员会出具的相关证明，原告韦金八需在家照顾妻子及母亲，不能长期外出务工，无经济收入，其子韦凯旋在校读书，无经济收入，韦凯迪为家庭主要经济来源。2013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955元。
另查明：庭审中，原告韦金八、周爱华认可在事故发生后被告韦欢梅垫付了殡仪馆停尸费36000元，尸检费1000元，另支付给原告韦金八、周爱华现金15000元，共计52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船员劳务合同纠纷。根据事实和法律就本案法律责任及争议焦点问题分析如下：
一、关于被告韦欢梅是否属于非法用工的问题。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河道采砂管理办法》第三条“县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河道采砂的统一规划、行政许可及其监督管理工作；国土资源、交通运输、海事、财政、工商、公安等有关部门按各自职责协助做好河道采砂管理工作”、第六条第一款“从事河道采砂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办理河道采砂许可证。在河道以采挖矿产为目的的采砂活动，还应当办理采矿许可证”、第九条“申请河道采砂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市、县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并提交下列材料：（二）营业执照复印件”。《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六条第一款“无营业执照或者未经依法登记、备案的单位以及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或者撤销登记、备案的单位的职工受××的，由该单位向伤残职工或者死亡职工的近亲属给予一次性赔偿，赔偿标准不得低于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的规定，本案中，被告韦欢梅利用“柳州捞沙183”船长期从事河道采砂作业，不仅应当取得水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河道采砂许可证，而且还应当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有关登记手续，在获取营业执照后，方可从事河道采砂作业。其在未取得河道采砂许可证并未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和领取营业执照的情况下，即聘用韦凯迪作为“柳州捞沙183”船的水手，从事河道采砂作业，其用工性质应当认定为非法用工。被告韦欢梅辩称双方之间不是非法用工关系，其提供了自治区交通厅颁发的通航水域施工作业许可证及海事部门出具的海事行政事业性收费专用收据复印件。该院认为，即使被告提供的上述材料系真实的，但该通航水域施工作业许可证载明的许可期限为2015年3月30日至2015年6月30日，亦不能证明事故发生时被告取得了合法采砂的资质并办理了营业执照的事实，且海事部门也并非河道采砂的主管部门，并无采砂作业的许可权，其只对航道内的船舶进行管理并收取港务费。因此，被告韦欢梅的辩解理由不成立，该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韦凯迪是否在工作时间因工作原因死亡的问题。
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根据覃照庭审的陈述，其系“柳州捞沙183”船的管理人员，被告韦欢梅对此也予以认可，该船共有雇员6人，分别为覃照、周某、韦凯迪、周新意、周凤武、赖发文，雇员的主要任务是四个人四班倒全天24小时进行采砂作业，但雇员在休息时间受管理人员指派也要完成其他临时工作，并且曾有过管理人员指派雇员帮助其他船舶寻找丢失的附属艇的先例，据此，韦凯迪“帮助寻找他船丢失的附属艇”仍属于其工作的一部分。其次，覃照与周某系夫妻关系，覃照陈述其不在船时委托其妻子负责管理也符合常理，根据唐明俊的询问笔录，其在蔡永志告诉其船上的附属艇不见后“我就打电话给在我船上游的‘柳州捞沙183’船上的周某，请她派‘柳州捞沙183’船的机艇来帮我们至下游找机艇”，该陈述与周某于2015年7月10日出具的证明中的陈述“2014年11月17日晚上11时左右，我接到‘柳城捞沙336’船管理人员唐明俊的电话，他讲他们的捞沙船的附属工作艇被水冲走了，让我派我们”柳州捞沙183”船上的工作艇去帮他们找回来，我就叫醒了韦凯迪，让他开我们船上的工作艇去”柳城捞沙336”船帮忙”相吻合，因此，死者韦凯迪是受船上管理人员的指派帮助“柳州捞沙336”船寻找丢失的附属艇。综上，韦凯迪属于“在工作时间因工作原因”死亡的范畴，符合工伤的实质性要件。被告韦欢梅辩称韦凯迪系在下班休息时间自己答应第三方船的要求并私自动用“柳州捞沙183”船附属艇帮忙搜寻他船的辩解理由，与查明的事实不符，该院不予采信。
三、关于原告主张的各项赔偿项目如何确定的问题。
一审法院认为：如前所述，被告韦欢梅在未取得河道采砂许可证并未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和领取营业执照的情况下，即聘用韦凯迪作为“柳州捞沙183”船的水手，从事河道采砂作业，其用工性质应当认定为非法用工，应按《工伤保险条例》及《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等相关规定确定被告韦欢梅应赔偿原告的各项损失数额，具体认定如下：
1、根据《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第六条的规定，受××造成死亡的，按照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支付一次性赔偿金，并按照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0倍一次性支付丧葬补助等其他赔偿金。故韦凯迪死亡的一次性赔偿金为539100元（2013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955元／年×20倍）。韦凯迪死亡的一次性丧葬补助金为269550元（2013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955元／年×10倍）。
2、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六条第一款、第三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供养亲属抚恤金按照职工本人工资的一定比例发给由因工死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亲属，标准为配偶每月40%，其他亲属每人每月30%，孤寡老人或者孤儿每人每月在上述标准的基础上增加10%，但核定的各供养亲属的抚恤金之和不应高于因工死亡职工生前的工资。供养亲属的具体范围由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规定。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规定》第三条的规定，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依靠因工死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并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或因工死亡职工配偶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或工亡职工父母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或工亡职工子女未满18周岁等情形之一的，可按规定申请供养亲属抚恤金。根据上述规定，原告周爱华作为韦凯迪的母亲，其提供了柳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出具的劳动能力鉴定书，证明其已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故原告周爱华符合《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规定》第三条第（一）项的规定，故能请求供养亲属抚恤金。《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规定》第四条规定，领取抚恤金的人员具有年满18周岁且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就业或者参军、工亡职工配偶再婚、被他人或组织收养、死亡等情形之一的，停止享受抚恤金待遇。因此，原告周爱华请求的供养亲属抚恤金应计算至其出现上述规定情形时止。但为了维护原被告双方的合法权益，合理并彻底解决本案争议，方便本案判决的执行，被告韦欢梅对原告周爱华的供养亲属抚恤金应以一次性支付为宜。原告周爱华的供养亲属抚恤金可自韦凯迪死亡的次日起酌情计算10年，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本条例所称本人工资，是指工伤职工因工作遭受××前12个月平均缴费工资。本人工资高于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300%的，按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300%计算；本人工资低于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60%的，按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60%计算。韦凯迪因工作遭受事故死亡前平均月缴费工资数额为4000元／月，故原告周爱华的供养亲属抚恤金为144000元（4000元／月×30%×12个月×10年）。原告请求过高部分，该院不予支持。
3、关于原告主张的搜救韦凯迪的合理费用82100元，其提供了参与搜救人员出具的相关《证明》，该费用构成主要为租车费及人工费，而参与搜救的人员主要为原告的亲戚，且部分人员出庭陈述并未收到原告支付的人工费，故对其主张的人工费，该院不予支持。但考虑到搜救过程参与人员众多，确实需要租车，该院酌情认定租车费为7700元。原告主张的过高部分，该院不予支持。
4、关于原告主张的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10700元，原告未提交住宿费发票及误工损失的依据，故对该两项损失，本院不予支持。但原告处理丧葬事宜确实需要支出一定的交通费，原告也提供了支出交通费的发票，故该院酌情认定交通费为2000元。
5、关于原告主张的支付拖欠韦凯迪工资18260元，根据覃照的证言，船上雇员的工资均按月结算，并未拖欠韦凯迪的工资，而根据柳城县社冲乡洛文村民委员会出具的相关说明，韦凯迪系家庭主要经济来源，原告韦金八无经济来源，其子韦凯旋为在校学生，结合庭上周爱华陈述其看病的钱均由韦凯迪支付等事实，原告主张被告尚拖欠其工资有悖常理，故对原告该项主张，该院不予支持。
综上，被告韦欢梅应赔偿原告各项损失962350元（539100元＋269550元＋144000元＋7700元＋2000元=962350元），扣除被告已支付的52000元，尚应支付910350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三条，《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第六十六条，《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三款“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调整的劳动关系和工伤保险范围的，不适用本条规定”的规定，判决：一、被告韦欢梅向原告韦金八、周爱华支付一次性赔偿金539100元；二、被告韦欢梅向原告韦金八、周爱华支付丧葬补助赔偿金269550元；三、被告韦欢梅向原告周爱华支付供养亲属抚恤金144000元；四、被告韦欢梅向原告韦金八、周爱华支付搜救交通费、办理丧葬事宜交通费共计9700元；五、上述一至四项共计962350元，扣除被告韦欢梅已支付的52000元，被告韦欢梅尚需支付910350元给原告韦金八、周爱华；六、驳回原告韦金八、周爱华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660元，由原告韦金八、周爱华负担3856元（免交），由被告韦欢梅负担11804元。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韦欢梅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且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各方当事人及本院对证人进行了询问。被上诉人韦金八、周爱华在二审中没有提交新的证据。为了了解采砂许可证的相关问题，本院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厅、广西武宣县水利局、柳州航道管理局武宣分局、柳州海事局武宣海事处进行了询问，形成四份询问笔录，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对四份询问笔录进行了质证。
关于双方当事人有争议事实的认定：1、关于案涉事故发生之前，死者韦凯迪是否受周某的指派去帮助“柳城捞沙336”船的问题及唐明俊是否先打电话给韦凯迪的问题。本院查明：在一审审理中，被上诉人韦金八、周爱华提交了覃照、周某、周凤武出具的证明，其中均有周某为“柳州捞沙183”船管理人员的内容。在二审审中，上诉人韦欢梅申请周某、周凤武、覃照出庭作证拟证明一审中三人出具的证明均是根据被上诉人韦金八的要求所出具。在二审的庭审作证中，周某否认其为船上的管理人员，但周某、覃照、周凤武均认可在覃照不在船上时，周某会代发工资，而有突发事件，由周某打电话给覃照，周某再根据覃照的指示向工人指派工作。周凤武亦陈述周某会向其派工，且作为船上工人其认为周某是管理人员。在事故发生次日即2014年11月18日柳州海事局对唐明俊的询问笔录中，唐明俊陈述称：其打电话给周某，请她派”柳州捞沙183”船的机艇来帮其到下游找机艇，“柳州捞沙183”船派一个叫“阿凯”的小伙子，独自开机艇过来。而周某在2014年12月4日接受柳州海事局询问时陈述称：唐明俊是先打电话给韦凯迪，因韦凯迪没接电话，其拿电话给韦凯迪，韦凯迪听电话后开工作艇出去。据上，唐明俊及周某对事故发生前的过程有不同的陈述，该不同陈述是否影响本案的处理，本院结合全案案情分析认定。2、关于韦欢梅是否是属于非法采砂及非法经营的问题。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河道采砂管理办法》的规定并结合本院对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厅、武宣县水利局、柳州海事局武宣海事处、柳州航道局武宣分局相关人员的询问笔录之内容，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河道进行采砂作业必须通过招标拍卖等方式申办采砂许可证，且自然人可以通过设立个人企业或者申办个体工商户取得营业执照后申请办理采砂许可证，航道管理部门颁发和通航水域施工作业许可证仅是对在通航水域进行施工作业的许可，而并非对采砂作业的许可。武宣县因未对航道的河砂进行总体规划等原因已经停止了采砂许可证的颁发工作，在武宣河道及水域进行的采砂作业均属非法采砂作业。
本院查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亦予以确认。
综合当事人各方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上诉人韦欢梅是否属于非法用工？2、死者韦凯迪是否属在工作时间因工作原因死亡？3、上诉人韦欢梅是否应向被上诉人韦金八、周爱华承担赔偿责任，如应赔偿，应当赔偿的数额是多少？
一、关于上诉人韦欢梅是否属于非法用工的问题。
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六条规定“无营业执照或者未经依法登记、备案的单位以及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或者撤销登记、备案的单位的职工受××的，由该单位向伤残职工或者死亡职工的近亲属给予一次性赔偿”、《非法用工一次性赔偿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是指无营业执照或者未经依法登记、备案的单位以及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片或者撤销登记、备案的单位受××的职工，或者用人单位使用童工造成的伤残、死亡的童工”，据上规定，“非法用工”系用工单位或被用工者主体不适格的用工行为，其实质是指虽然劳动者和劳动力使用者之间形成权利义务关系符合劳动关系的实质内容，但因主体不符合劳动法规定，从劳动法调整的角度出发，所给予的否定性评价的一种事实状态。本案中，韦欢梅雇请韦凯迪到其所属船舶进行捞砂活动，且工作具有长期、持续性的特点，韦凯迪须服从船方的管理且遵守船上制订的各项规章制度，双方之间的关系具有人身从属性及经济依附性，且其从事的活动的范围属于生产性活动，双方之间的关系符合劳动关系的实质内容。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河道采砂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从事河道采砂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办理河道采砂许可证”、第七条“河道采砂许可应当通过招标、拍卖或者挂牌等公开竞争方式实施。涉及航道的，审批前应当征求航道主管部门的海事机构的意见”、第九条“申请河道采砂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市、县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并提交下列材料：（一）申请书（表）；（二）营业执照复印件；”的规定，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河道进行采砂作业应当通过招标、拍卖等方式取得采砂许可证，且在申办采砂许可证时，应当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由此规定且结合本院对广西壮族水利厅相关人员的询问可知，自然人只有在办理个体工商户、个人企业登记并取得营业执照后才具有向水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采砂许可证的资格。本案中，韦欢梅在没有办理营业执照且未取得采砂许可证即不具备采砂作业资质的情况下，雇请韦凯迪从事河道采砂作业，且双方之间的关系符合劳动关系的实质内容，其用工性质应当认定为非法用工。通航水域施工作业许可证，仅为航运管理部门对在航道上作业的施工许可，港口经营许可证仅为行政部门对码头经营的许可，两者均非水行政部门对采砂作业的许可。韦欢梅向海事部门交纳的相关费用为其所属船舶应当交纳的船舶规费，与采砂许可无关，故韦欢梅认为其取得了通航水域施工作业许可证、港口经营许可证及向海事部门交纳了相关费用为由认为其具有合法的采砂资格，属于合法用工的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韦凯迪是否属于工作时间因指派工作原因而死亡的问题。
本院认为，死者韦凯迪为“柳州捞沙183”船船员，在船上与其他船员以轮班倒全天24小时的方式进行采砂作业。在案发时，韦凯迪处于休息状态，周某应“柳城捞沙336”船管理人员唐明俊的要求通知韦凯迪帮助寻找附属机艇。虽然根据唐明俊的陈述，其直接致电周某要求其派人帮助，而根据周某的陈述唐明俊先致电韦凯迪未接之后然后致电周某，虽然两人对致电过程陈述有异，但各方对由周某通知到韦凯迪去帮助“柳城捞沙336”船这一事实均予以认可。周某虽并非船方任命的管理人员，但在船方管理人员即其丈夫覃照不在时，其以代发工资及经请示覃照后派工等行为表明其事实上已经履行了管理人员的部分职责，而周凤武等船上员工均视其为船上管理人员。案发之时，覃照不在船上，周某根据唐明俊的要求，基于各船舶之间之前亦存在相互帮助的行为，通知韦凯迪去帮助“柳城捞沙336”船寻找机艇，应当视为其代表船方履行管理职责并指派工作的行为。虽然韦凯迪正在休息，但船上工作具有特殊性，船员均24小时在船上处于随时待命的状态，并没有离开工作场所，即韦凯迪应当属于在工作时间从事用工方指派的工作原因死亡。上诉人韦欢梅认为周某并非管理人员及韦凯迪非工作时间因工作原因死亡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上诉人韦欢梅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数额问题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四条“劳动者与未办理营业执照、营业执照被吊销或者营业期限届满仍继续经营的用人单位发生争议的，应将用人单位或者其出资人列为当事人”、《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第二条“本办法所称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是指无营业执照或者未经依法登记、备案的单位以及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或者撤销登记、备案的单位受××的职工，或者用人单位使用童工造成的伤残、死亡单亡。前款所列单位必须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向伤残职工或者死亡职工的近亲属、伤残童工或者死亡童工作近亲属给予一次性赔偿”的规定，韦欢梅在未办理营业执照，未取得采砂许可证的情况下，雇请死者韦凯迪为其工作，构成非法用工，而死者韦凯迪在从事船方的指派工作而死亡，作为非法用工者韦欢梅应当向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关于韦欢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数额问题。《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第三条规定“一次性赔偿包括受××的职工或单工在治疗期间的费用和一次性赔偿金”、第六条“受××造成死亡的，按照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支付一次性赔偿金，并按照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场可支配收入的10倍一次性支付丧葬补助等其他赔偿金”的规定，非法用工死亡应当支付的一次性赔偿金范围包括一次性赔偿金及丧葬费、治疗期间的费用。因本案并不存在治疗期间的费用问题，故应赔偿的项目应为一次性赔偿金及丧葬补助费，一审判决根据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计算一次性赔偿金及按10倍计算一次性丧葬补助金具有法律依据。《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系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制定的针对非法用工情形下赔偿责任及赔偿内容的特别规定，在构成非法用工情形时应当根据该赔偿规定确定赔偿项目及计算赔偿数额。该赔偿办法对非法用工死亡者的赔偿项目除了一次性赔偿及丧葬补助之外并未规定可以赔偿供养亲属抚恤金及其他费用，且该规定根据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0倍计付一次性丧葬补助等其他费用的赔偿标准，远高于《工伤保险条例》所规定的按6个月标准的计算丧葬费的赔偿标准。一审判决在判令韦欢梅按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10倍赔偿丧葬补助费的同时又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判令韦欢梅赔偿周爱华的抚恤金、搜救费、交通费等费用不当，本院予以纠正。据此，上诉人韦欢梅应当赔偿被上诉人韦金八、周爱华的费用为一次性赔偿金539100元及丧葬补助等赔偿金269550元，合计808650元，扣除韦欢梅已支付的52000元，实际应赔付的金额为756650元。
综上，韦欢梅与死者韦凯迪构成非法用工关系，而韦凯迪在从事船方指派活动中死亡，韦欢梅应当向其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超出《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的规定确定赔偿范围及赔偿数额有误，本院予以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项（二）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北海海事法院（2015）海商初字第180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
二、撤销北海海事法院（2015）海商初字第180号民事判决第三、四、五、六项；
三、上诉人韦欢梅应向被上诉人韦金八、周爱华支付上述第一项款项共808650元，扣除韦欢梅已经支付的52000元，尚需支付756650元。
四、驳回被上诉人韦金八、周爱华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15660元，由被上诉人韦金八、周爱华负担5175元，韦欢梅负担10485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5660元，由上诉人韦欢梅负担10485元，被上诉人韦金八、周爱华负担5175元。
本案债务，义务人应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逾期则依法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权利人可在本判决书规定的履行期限最后一日起两年内向一审法院或与一审法院同级的被执行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罗秀文
审 判 员 谭庆华
代理审判员 李萍萍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日
书 记 员 陈嫣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