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东中法民二终字第127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少才，男。
委托代理人：徐全基，京园（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郑其林，京园（深圳）律师事务所辅助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林星，男。
委托代理人：张爱玉，广东腾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庆林，广东腾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见成，男。
委托代理人：张爱玉，广东腾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黄庆林，广东腾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东莞市黄江公共的士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黄江镇江海城文康中路**号。
法定代表人：胡钰钦，该公司副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星，广东众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尹正仪，广东众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刘少才因与被上诉人袁林星、苏见成、原审第三人东莞市黄江公共的士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江公的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2014）东三法樟民二初字第2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刘少才一审诉称：2010年1月30日，刘少才与袁林星、苏见成共同签订涉案车辆的转租合同，约定将黄江公的公司车辆转租给刘少才经营。合同签订后，刘少才分别向袁林星支付了转让款95000元（含押金20000元），向苏见成支付了转让款100000元（含押金20000元）。转租经营权为5年，转租经营期间的每月租金4070元均由刘少才分别通过袁林星、苏见成转交给黄江公的公司。此外，刘少才还须按月向袁林星、苏见成分别缴纳每人每年1000元安全学习的人工费，5年合计10000元。综上所述，刘少才与袁林星、苏见成签订的涉案车辆转租《合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但由于事前未经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人即黄江公的公司的同意，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可以将租赁物转租给第三人。承租人转租的，承租人与出租人之间的租赁合同继续有效，第三人对租赁物造成损失的，承租人应当赔偿损失。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该转租合同一直处于效力待定的不稳定、不确定状态。但鉴于目前黄江公的公司已向刘少才明确表态：对该转租《合约》事后也不追认，故该转租《合约》为无效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刘少才起诉请求判令：1.确认刘少才与袁林星、苏见成签订的涉案车辆（粤SL＊＊**）转租《合约》无效；2.袁林星向刘少才返还涉案车辆的转让款95000元（含押金20000元）；3.苏见成向刘少才返还涉案车辆的转让款100000元（含押金20000元）；4.刘少才将涉案车辆返还给黄江公的公司；5.本案诉讼费由袁林星、苏见成共同连带承担。
刘少才对其上述诉称提供的证据材料有：转租《合约》、收条、收据、行驶证、东莞市出租汽车驾驶员袁林星的上岗证。
袁林星、苏见成一审共同辩称：1.案涉车辆的转租合同不是无效合同。案涉出租车的转租合同关系，不是房屋转租合同，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按照规定本案出租车的出租人黄江公的公司享有合同解除权，合同在解除前有效。袁林星、苏见成与黄江公的公司签订《租赁合同》，也是约定该种情况下黄江公的公司享有合同解除权，而直到现在黄江公的公司都没有行使合同解除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是总则中的规定，第二百二十四条是分则中的规定，案涉合同应适用后者确定为可撤销合同，刘少才是错误适用法律。签订案涉转租合同时，刘少才很清楚袁林星、苏见成与黄江公的公司的租赁合同内容，且也清楚黄江公的公司对于转租行为的处理态度，否则不会与袁林星、苏见成签订5年的转租合同。袁林星、苏见成通过正规合法途径获得出租车的经营使用权，后来刘少才主动找到袁林星、苏见成商谈增加租金进行转租。刘少才通过转租获得出租车使用经营产生的盈利，并且也正常经营获益直到合同期满。刘少才直到合同即将到期才提起诉讼，其目的十分明确，即通过合同存在瑕疵而要回所有转租租金。案涉合同依法成立，在黄江公的公司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情况下，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2.黄江公的公司对于袁林星、苏见成与刘少才的转租合同行为是明知的，且一直也对刘少才进行日常管理。首先，黄江公的公司经常组织刘少才进行法律、交通安全、服务培训学习教育；并且日常也对刘少才的营运活动进行监督、检查、调度指挥和处罚。对此黄江公的公司都会有登记记录可查。其次，刘少才不管是交纳租金，还是车辆年检、购买保险、车辆GPS维护、学习培训等与承租人有关的事项都会直接与黄江公的公司交涉办理，有关记录同样保存在黄江公的公司和刘少才处。最后，作为实际出租车经营者的刘少才，黄江公的公司从政府财政拿到的燃油补助都会直接通过银行转账给刘少才。总之，有关黄江公的公司与承租人的一切管理活动都由刘少才办理，每个管理环节黄江公的公司都应有记录保存，黄江公的公司不可能不知道转租合同存在。3.袁林星、苏见成获得涉案出租车的承租经营使用资格是基于东莞市政府政策扶持，照顾东莞户籍原来经营“摩的”的从业者转业谋生。袁林星、苏见成一起把出租车经营使用权转租给刘少才经营收益，就靠这5年的转租资金作为生活来源，也是财产权利行使的充分体现。袁林星、苏见成按照转租合同实际上收取刘少才5年的转租租金只有14万元（袁林星、苏见成各7万元），刘少才实际上也经营使用出租车5年时间。从合同法的诚实信用、公平原则角度来认识，不管转租合同最后是否无效，刘少才已预见到经营收益和风险，也通过出租车经营收益5年时间，不存在任何财产损失，所以转租的租金不存在返还的理由。同样，其他10000元的学习人工费和5000元的保险费，因具有劳务、时效性质，刘少才是受益人，也不应返还。4.出租车作为经营使用财产，通常日夜两班24小时上路使用，出租车转租合同行为比较普遍，很多承租人一般都会把日班或晚班转租出去来增加收入。如果本案最终认定涉案转租合同无效将会激发大量的次承租人通过恶意诉讼来要回租金，特别是合同快要履行完毕的情况下。社会的经济秩序将会受到破坏，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希望法院充分考虑本案的社会效果。综上所述，袁林星、苏见成认为本案不管是从法与理方面，还是从社会效果来看，都不应认定合同无效，希望法院判决合同有效，双方继续履行完余下的合同期限。
袁林星、苏见成为其辩称提交的证据材料有：公共的士租赁合同、司机名单表、黄江公共的士有限公司短信通知、与刘少才对话录音及光盘。
黄江公的公司一审辩称：1.黄江公的公司并非刘少才与袁林星、苏见成签订的转租《合约》的主体，与黄江公的公司无关。黄江公的公司与刘少才不存在合同关系，依据合同相对性，刘少才无权要求将案涉车辆返还给黄江公的公司。黄江公的公司是否需要收回车辆是黄江公的公司的权利，该权利是否行使由黄江公的公司决定，与刘少才无关。2.黄江公的公司对刘少才与袁林星、苏见成签订的转租《合约》毫不知情，该合同是否有效也与黄江公的公司无关。黄江公的公司并不清楚刘少才与袁林星、苏见成签订的转租《合约》的情况，对该合同的内容也不清楚，因黄江公的公司非该合同的主体，该合同的权利义务也与黄江公的公司无关。以上事实和答辩望法院核查认定，并依法进行判决。
黄江公的公司提交证据材料有：公共的士租赁合同。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10年1月30日，刘少才与袁林星、苏见成签订合约一份，约定袁林星、苏见成将其拥有的粤SL＊＊**号出租车的5年经营权转让给刘少才，总价款190000元（含经营权140000元、押金40000元、安全学习费10000元）。合约第5条约定在五年内刘少才放弃经营权，如果出租车不给外地人经营被公司强行收回，车主退回剩余日期相应的款项，其押金也由公司自行处理；第7条约定5年期间公司对出租车补偿一切福利与刘少才无关。同日，袁林星向刘少才出具收条，确认收到刘少才的士款95000元；苏见成向刘少才出具收条，确认收到刘少才现金10万元。袁林星、苏见成收款后将公司押金条两份交刘少才收执。
涉案粤SL＊＊**号出租车的5年经营权，系由袁林星、苏见成于2010年1月8日通过与黄江公的公司签订《公共的士租赁合同》而取得。该合同约定租赁押金40000元、租金4070元／月。第6.4.5条载明未经甲方（黄江公的公司）书面同意，不得将租赁车辆或其营运牌证再行转包、转借、转让给他人经营、使用，或者将车辆抵（质）押给他人；如有违反，甲方有权解除合同，没收全部合同保证金；第8.3条约定乙方（袁林星、苏见成）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有权宣布提前解除合同，没收全部合同保证金……（3）乙方未经甲方同意擅自将租赁车辆或其营运牌证转包、转租、转借、转让给他人经营、使用的。
一审庭审中，刘少才明确其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1条、第224条诉请确认合同无效，涉案车辆当前由刘少才管理使用；黄江公的公司表示，不认可刘少才与袁林星、苏见成间的转租行为，也不行使合同解除权。
以上事实，有转租《合约》、收条、收据、公共的士租赁合同以及原审法院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
原审法院认为，涉案转租《合约》，系刘少才与袁林星、苏见成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本案涉及出租车经营权的转租问题，导致双方在该合同实际履行四年多接近合同期满时，对合同的效力理解产生分歧。刘少才诉至原审法院请求确认合同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经审查，刘少才主张合同无效的事实理由，并无符合该条关于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另，《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可以将租赁物转租给第三人。承租人转租的，承租人与出租人之间的租赁合同继续有效，第三人对租赁物造成损失的，承租人应当赔偿损失。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本案黄江公的公司即出租人当庭明确表示不认可刘少才与袁林星、苏见成间的转租行为，但也不主张行使合同解除权。综上，刘少才诉请确认合同无效，并要求袁林星、苏见成返还转让款（含押金）、返还车辆给黄江公的公司的请求，于法无据，原审法院不予确认。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判决如下：驳回刘少才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一审受理费2100元，由刘少才负担。
上诉人刘少才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刘少才与袁林星、苏见成之间签订的涉案车辆（粤SL＊＊**）《东莞市公共的士租赁合同》应当依法确认为无效合同。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12条规定，黄江公的公司与袁林星、苏见成之间签订的《东莞市公共的士租赁合同》是所有权人（即黄江公的公司）将一定期限内（即2010年1月8日至2015年1月7日）涉案车辆（粤SL＊＊**）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转让给承租人（即袁林星、苏见成），并由承租人（即袁林星、苏见成）以支付租金为代价，取得涉案车辆（粤SL＊＊**）用益物权的合同。2.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39条规定转让用益物权很明显是所有权人（黄江公的公司）对涉案车辆（粤SL＊＊**）这一特殊动产物权的一种处分，是所有权人（黄江公的公司）处分权的一种体现。3.在涉案车辆（粤SL＊＊**）这一特殊动产的用益物权被转让之后，该特殊动产物权的受让人（即袁林星、苏见成）仅取得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17条的规定，袁林星、苏见成并没有取得物的处分权，如果受让人（即袁林星、苏见成）再行转让该用益物权，必然会受到限制，私自转让的行为，一般情况下，属于无权处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1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权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的规定，袁林星、苏见成依法构成无权处分，其与刘少才的租赁虽然已经成立，但并不生效。二、如果上述合同被依法确认为无效，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确定责任。袁林星、苏见成明知未经黄江公的公司同意的情况下不得转让案涉车辆却仍擅自转租。刘少才事先没有向黄江公的公司核实，就支付了涉案车辆的转让款，也有一定的过错。但刘少才毕竟也实际使用了一段长时间，并已接近合同期限。综上所述，在双方均具有过错的情况下，应当依法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即刘少才自愿承担50%的责任。袁林星、苏见成也应当依法承担50%的相应责任。故袁林星应向刘少才返还押金20000元，并返还转让款37500元（计算方法：95000元－押金20000元=75000元×50%=37500元，即总计应当向刘少才返还含押金20000元在内总计57500元；苏见成应向刘少才返还押金20000元，并返还转让款40000元（计算方法：100000元－押金20000元=80000元×50%=40000元，即总计应当向刘少才返还含押金20000元在内总计60000元。三、在一审起诉时，刘少才主张向涉案车辆的所有权人黄江公的公司返还车辆。但后者以“合同具有相对性”为由坚决拒绝，故刘少才上诉时将该项请求依法改为将涉案车辆返还给袁林星、苏见成。当然，具体认定由法院依法判决，刘少才对此并无异议。四、其他事项。1.关于本案应当依法适用的法律依据问题。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认为本案并不符合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之一。该认定属适用和理解法律上的错误。该条规定是从狭义的合同无效的角度而言，而广义上的无效合同还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的无权处分未经追认或未取得处分权而归于无效等情形。2.黄江公的公司不主张解除其与袁林星、苏见成之间的合同，与刘少才、袁林星、苏见成之间的转租《合约》没有关联性。黄江公的公司是否行使解除权，与刘少才诉请确认与袁林星、苏见成间签订的转租合同为无效合同的问题无关；不行使解除权，并不意味着认可刘少才与袁林星、苏见成签订的《东莞市公共的士租赁合同》的行为。基于上述理由，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确认刘少才与袁林星、苏见成之间签订的涉案车辆（粤SL＊＊**）《东莞市公共的士租赁合同》为无效合同；改判袁林星向刘少才返还（退还）涉案车辆（粤SL＊＊**）的转让款37500元以及押金20000元；改判苏见成向刘少才返还（退还）涉案车辆（粤SL＊＊**）的转让款40000元以及押金20000元；改判刘少才将涉案车辆（粤SL＊＊**）返还（退还）给袁林星、苏见成；本案一审诉讼费、二审上诉费均由袁林星、苏见成全部承担。
被上诉人袁林星、苏见成二审答辩称：一、案涉转租合同不是无效合同。案涉转租合同没有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是成立的。首先，黄江公的公司不管是在诉讼前后，都知道转租行为存在，但并没有明确行使撤销其与袁林星、苏见成签订的《公共的士租赁合同》。即案涉转租合同的效力并没有因为出租人行使对《公共的士租赁合同》的撤销而影响。其次，既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对于承责任的转租行为明确规定出租人享有对租赁合同的撤销权，即未经出租人同意承租人擅自转租依据法律规定是赋予出租人选择性的救济权利。出租人撤销与承租人的租赁合同，承租人与刘少才的转租合同就没有存在的法律基础而变成无效，本案出租人没有行使撤销权，案涉转租合同是有效合同。最后，黄江公的公司实际上知道转租行为存在，其一直对次承租人进行日常管理。二、作为财产租赁合同的法律关系，黄江公的公司以租金作为对价把出租车交付给袁林星、苏见成占有、使用、收益，黄江公的公司收取租金后把出租车的使用、收益权让渡给袁林星、苏见成行使。袁林星、苏见成向刘少才转租出租车，赚取租金的金额部分，其实是其使用、收益权利的变形方式，退一步说，案涉转租合同就算认定无效，结合刘少才使用经营出租车辆五年时间所获得的收益来看，返还的只是押金，不可能是租金部分。三、出租车作为营运财产比较普遍存在转租行为，在出租人对于转租行为没有提出异议及行使合同解除权的情况下，不应该认定转租合同无效。基于此，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黄江公的公司二审述称：一、涉案转租合约系刘少才与袁林星、苏见成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因此该合同是合法有效的。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黄江公的公司当庭明确表示不认可刘少才与袁林星、苏见成间的转租行为，但也不主张行使合同解除权。因此涉案转租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刘少才请求确认涉案转租合同无效，返还车辆给黄江公的公司的上诉请求，于法无据。三、刘少才上诉请求中并无要求黄江公的公司承担责任，依据不告不理的原则，黄江公的公司不需承担责任。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
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针对刘少才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结合双方的诉辩意见，归纳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在于：刘少才与袁林星、苏见成签订的《合约》是否有效。对此，本院分析如下：
刘少才以袁林星、苏见成在无权处分案涉出租车辆的情况下，将车辆转租给刘少才并与其签订《合约》，事后又未获得车辆所有权人黄江公的公司追认，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的规定为由，主张该转租合同无效。对此，上述规定所说的处分，是指财产的转让或赠与、在财产上设定抵押权等行为。本案诉争的合同标的为转租而非转让他人的车辆，不属于上述规定的调整范围。据此，即使袁林星、苏见成无权转租案涉车辆及经营权，但并不因此导致转租合同无效。原审法院认定转租合同有效，本院予以认可。
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然而，黄江公的公司参加本案诉讼后，明知上述车辆及经营权转租的事实，而未要求解除与袁林星、苏见成之间的《公共的士租赁合同》，使得刘少才与袁林星、苏见成之间的转租合同不存在履行障碍，也就没有造成刘少才的现实损失。刘少才请求返还转租合同约定的转让款项，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刘少才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2650元，由上诉人刘少才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覃婴桃
代理审判员 谢佳阳
代理审判员 万思露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六日
书 记 员 袁文芬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一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
第二百二十四条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可以将租赁物转租给第三人。承租人转租的，承租人与出租人之间的租赁合同继续有效，第三人对租赁物造成损失的，承租人应当赔偿损失。
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