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浙06民终399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宁波益鑫同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中兴路762号（11-5）。
法定代表人：葛巧萍，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伟，浙江亮明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燕华，浙江鉴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新昌县青禾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新昌县七星街道塔山村大道西路1029号。
法定代表人：王嘉春，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文英，浙江啸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宁波益鑫同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益鑫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新昌县青禾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新昌县人民法院（2017）浙0624民初11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1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于2017年11月27日进行法庭询问。上诉人益鑫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伟、韩燕华，被上诉人青禾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文英到庭参加询问。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益鑫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般的用于出口货物交易流程。1.外贸公司接受国外客户（外商）订单，以本案服装类而言，外贸公司接受外商关于服装的样式、规格、面料、价格、出货时间、接受样品等要求，交流方式为数字电文（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和接受样品寄交。2.外贸公司根据外商要求寻求生产厂家，外贸公司将外商关于服装的样式、规格、面料、价格、出货时间、接受样品等的要求告知各生产厂家，接受各生产厂家的报价，从中根据价格、信誉等决定生产厂家，并与之签订采购合同。3.生产厂家实际生产，以服装类而言，在这个生产过程中，必然会由生产厂家采购面料由外贸公司确认（确认面料样），生产厂家制作成衣样品（也称小样，是指单件或少量成衣样品）交由外贸公司确认以便确认后进行批量生产。在这个环节里，由于服装类商品的特性，双方会有多次的报样、反馈和修改的过程，必然会有多次数字电文传递和样品的多次寄交过程。4.生产厂家完成产品后，根据产品特点，一般会有第三方商品检验，由外贸公司委托或者由外商指定的第三方检验公司检验，确认产品质量合格后以便下一步出运。5.外贸公司寻找货代公司委托其进行定仓库、托运等货物运输手续，外贸公司自提或者指示生产厂家将货物运至货代公司所定仓库。6.外贸公司自行或者委托其他进出口公司代理出口：外贸公司自行办理出口手续的，办理报关手续、货物申报，与外商确定付款方式（一般为信用证或TT方式）；外贸公司委托第三方进出口公司办理出口的，签订委托出口协议，第三方进出口公司以自己为出口方办理报关手续，信用证也开具在自己名下，由于涉及退税事宜，生产厂家将货物增值税发票根据外贸公司指示开具在第三方进出口公司名下，第三方进出口公司收到外商货款后，扣除代理出口费用后根据外贸公司指示付款。7.货物出口后，如有质量、延期交付等其他问题，由外贸公司和外商协商处理。第三方进出口公司根据外贸公司指示修改信用证或其他。如上诉人自行采购出口，则包含上述全部过程，如嵊州市皓恩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皓恩公司）向本案被上诉人采购并委托上诉人代理进出口，则上诉人只负责第6-7环节工作。上述两者的共同点是：1.发票。因海关报关、出口退税需要，被上诉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都应开具给上诉人。2.货物承运的委托方。因为代理进出口提单和信用证记载要求，上诉人必然是货物运输名义上的委托方。3.付款。一般情况下，上诉人根据委托方的指示和相关工厂的发票进行付款。上述两者的不同点在于：如上诉人自行采购出口的，必然会涉及上述前五个环节；如皓恩公司向被上诉人采购并委托上诉人代理进出口则不可能有上述采购的具体环节和证据。买卖合同的法律要素为要约和承诺，因此审查本案是否涉及买卖合同应当注重审查本案双方关于买卖合同之间要约和承诺的依据。上诉人作为代理进出口方，从未参与该买卖合同的要约和承诺，被上诉人认为其是买卖合同的出卖方，则有证明该合同要约和承诺达成依据的义务。而一审中被上诉人对该证明的事实故意回避，甚至有自相矛盾的陈述，一审法院确避而不见、舍本逐末。
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被上诉人从未提供上述交易环节中的前五个环节的书面证据，在被上诉人对这些环节的描述以及证人王某的陈述概括为来电、来人、快件达成的交易环节，有诸多疑点：被上诉人陈述为第一次合作，却没有书面合同，不符合交易习惯；服装的买卖合同依据来电、来人、快件是不可能达成关于服装的样式、规格、面料、价格、出货时间、接受样品等要求；上诉人询问来电的号码、次数以及如何描述服装的样式、规格、面料，被上诉人回答需要落实而一直未予答复；询问来人时，上诉人提供的证人周某否定了对方陈述；询问快件时，被上诉人却未能提供一份快件底单。证人王某陈述其之前从未与上诉人有过业务往来，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十五明确其是新昌县新金盛服饰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也就是说其明知上诉人系同类贸易代理出口代理人身份。2.关于本案实际采购方（也是委托上诉人出口的委托方）的身份以及其和被上诉人的关于证据认定。本案的实际购买方为沈宝华实际控制操作的皓恩公司和嵊州市锐轩贸易公司。皓恩公司为沈宝华实际控制公司，其法定代表人为沈宝华妹妹，也是此次讼争货物的采购单位。嵊州市锐轩贸易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沈宝华，之前其主要通过该公司进行贸易行为。以上两公司实际由沈宝华控制经营，该事实由嵊州市公安局调查确认，主要联系人为沈宝华和俞培佩（该公司职员）。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十九是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系有力书面证据，应当依法予以认定，该笔录和沈宝华的妹妹笔录、邱佩君的笔录互相印证。该证据可以和沈宝华涉嫌诈骗并与嵊州市亿能莱服装有限公司的报案材料和落实证据互相印证；该证据能和证据十五关于嵊州市锐轩贸易公司向新昌县新金盛服饰有限公司采购商品并委托上诉人出口的证据相印证；该证据能和证据十四关于嵊州市锐轩贸易公司出具委托书只是付款的证据相印证；该证据能和证据十一有关货物检验报告单的供应商身份确定相互印证；该证据能和证据十的电子邮件关于沈宝华和俞培佩的身份相印证；该证据能和证据十三的委托扣款书的证据相印证。该扣款书明确为2014年9月25日出货时间、出货外商，具有唯一性，并不像一审认定的指向扣款的货物没有明确，因为同一信用证、提单下的关于嵊州市亿能莱服装有限公司的货物还未出口。上述证据结合起来表明沈宝华通过其控制的嵊州市锐轩贸易公司、皓恩公司出面，并由其具体经办人俞培佩，通过邮件、委托书、协议等书面形式，参与本案涉讼货物以及其他相关的多次交易的采购、商检、委托出口、指示扣款、与外商联系、委托货代等诸多环节。正是基于以上可以相互印证的证据，新昌县人民法院（2015）绍新商初字第741号民事裁定书认定，沈宝华曾以皓恩公司、嵊州市锐轩贸易公司名义与本案上诉人签订挂靠出口协议。沈宝华联系外贸单并自行向其下属加工厂组织出口货源，通过上诉人代理出口。该裁定书因沈宝华涉嫌诈骗的罪名不成立导致本案所涉的货物买卖不认定为诈骗，但本案的交易行为与诈骗所涉的交易行为的一致性却没有改变。如果本案是买卖合同关系，那本案的交易就与嵊州市亿能莱服装有限公司所报案的交易行为不存在重合。一审法院割裂证据的相互印证关系，逐一就证据可信度进行认定。综上，被上诉人就本案交易的要约和承诺相关交易的具体关节在有条件举证情况下未举证，在上诉人未参加也不可能参加涉案交易情况下，且多项证据表明皓恩公司进行相关货物采购并委托上诉人出口等交易行为。
青禾公司辩称，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认定事实清楚、采信证据准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一、上诉人的上诉理由第一点是列举了一般的交易流程，但是该流程仅仅适用于其他类的货物交易，不适用于本案买卖关系。二、根据被上诉人在一审提供的证据，主要有以下几个事实：第一，2014年9月份作为上诉人是向被上诉人购买女式裤子和套头衫，之后根据上诉人的指示送至码头，之后上诉人通过银行转帐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30万元。2014年12月25日被上诉人收到上诉人公司发送的电子邮件，被上诉人根据其要求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779522.4元，根据宁波市国税局的证明，该些发票均予以了认证。2014年8月27日货运单位收到托运单，证实了发货人就是上诉人，可以反映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买卖合同关系成立。第二，已支付30万元的单据上注明了是货款，从上诉人的注明可以看出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关系，上诉人是认可与被上诉人之间的买卖关系，否则也不会以货款的方式转帐给被上诉人。第三，2015年9月份，泛亚班拿国际运输代理（中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了上诉人向被上诉人购买的货物已经由其公司代为收货，作为卖方被上诉人已经履行了交付义务。第四，一审提供的国税局证明证实了上诉人将被上诉人开具的发票进行了认证抵扣，故被上诉人的开票行为以及上诉人的认证行为可以推定出双方之间具有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第五，上诉人认为（2015）绍新商初字第741号的民事裁定书中可以看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但这份裁定书只是程序上予以了驳回，而且该份裁定书在作出前没有进行开庭审理，沈宝华的两公司均没有与被上诉人签订过协议，被上诉人认为这些事实均应该开庭审理查明，双方对证据进行质证之后才能认定，这份裁定仅仅是可能性的判断，至于该货物是否与沈宝华有关或者沈宝华是否构成刑事犯罪应以其他的有效判决书确认。
青禾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益鑫公司立即支付青禾公司货款479522.4元；2.诉讼费由益鑫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9月17日，青禾公司将一批女士裤子、女士套头衫运送至宁波龙星物流有限公司所有的仓库。该物流公司向青禾公司出具编号分别为PAFEUD641695、PAFEUD641569的货物入库凭证二份，入库凭证上明确记载：货代单位为明州货运（泛亚班拿），送货单位为新昌县青禾服饰有限公司，实收货物件数分别为706件、783件。2014年12月5日，益鑫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向青禾公司支付货款300000元。2014年12月25日，青禾公司收到益鑫公司职员发送的电子邮件一份，邮件内容系益鑫公司指示青禾公司按照女士裤子20594条、金额308910元，女士套头衫7309件、金额102326元，女士套头衫17117件、金额239638元，女士裤子9124条、金额128648.4元的要求开具发票，合计开票金额为779522.4元。同日，青禾公司即向益鑫公司开具了相应数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且该发票益鑫公司已经宁波江东区国家税务局认证。2014年8月27日，泛亚班拿国际运输代理（中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收到货物托运单一份，该托运单证上记载的发货人为本案益鑫公司，联系人为俞培佩、发货人签章处盖有益鑫公司的公司印章。益鑫公司向泛亚班拿国际运输代理（中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支付了有关运输费用，泛亚班拿国际运输代理（中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亦向益鑫公司开具了相应发票。另查明，讼争货物已经通过报关出口至国外，益鑫公司就出口的货物向俄罗斯外商客户开具了相应商业发票。益鑫公司提交的提单项下载明的货物运输代理公司名称为“泛亚班拿国际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且该提单项下货物包含了讼争货物。益鑫公司提交的信用证所载明的开证申请人为俄罗斯外商客户，信用证受益人为益鑫公司，信用证结算货币及金额为346400美元，益鑫公司明确该信用证项下既包含了讼争货物所对应的货款，也包含了皓恩公司委托益鑫公司代理进出口货物所对应的其他货款。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青禾公司、益鑫公司双方是否就讼争货物形成了买卖合同关系。该院认为青禾公司、益鑫公司之间虽未就讼争货物订立书面买卖合同，但综合分析当事人当庭所作陈述及提供的证据材料，可以认定青禾公司、益鑫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可能性相对较高。理由如下：一、从当事人是否存在形成买卖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方面分析。根据证据4有关发票开具的邮件页面截图及证据5增值税专用发票、国税部门出具的证明所反映的内容，可见本案讼争货物对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确系受益鑫公司指示所开具，且益鑫公司已就青禾公司开具的发票向有关国税部门申请认证。实践中，买受人必须把公司名称、纳税识别号、地址、电话、开户行、账号信息主动提供给出卖方，出卖人才能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故青禾公司、益鑫公司之间的开票行为从相当程度上可以推定双方之间具有成立买卖合同关系的意思表示。二、从讼争货物的交付状态方面分析。由于讼争货物并非直接由买受人确认签收，故货物接收人系代替谁接收货物是确定讼争货物买受人的关键。益鑫公司主张货物入库凭证上与海关出口货物报关单上载明的货物运输代理公司为浙江中外运有限公司宁波明州分公司，具体接收讼争货物的公司并非泛亚班拿国际运输代理（中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但在证据21谈话笔录中，泛亚班拿国际运输代理（中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明确承认其为讼争货物的承运人，并对货物入库凭证载明的货代单位为何为明州货运（泛亚班拿），亦作出了相应解释：货物入库凭证项下的货物确系委托其承运，收货仓库系其指定，故入库凭证上注明了“（泛亚班拿）”字样，用于区分货物的来源及归属；益鑫公司向其支付了货物运输代理费，其亦向益鑫公司开具了相应运输费发票。而益鑫公司对证据21谈话笔录中所作记载亦明确予以认可。故该院依法认定泛亚班拿国际运输代理（中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为讼争货物承运人的事实。结合证据3泛亚班拿国际运输代理（中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讼争货物益鑫公司已经报关出口的事实，可以确认泛亚班拿国际运输代理（中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系代替益鑫公司接收青禾公司交付的货物，讼争货物青禾公司已依约向益鑫公司完成交付的事实。益鑫公司抗辩泛亚班拿国际运输代理（中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系代替皓恩公司接收讼争货物，因为货物运输代理公司泛亚班拿国际运输代理（中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是由皓恩公司职员俞培佩联系指定的，其对此并不知情。该院经审查认为，该证据21托运单证右下方确系加盖了益鑫公司的印章，且根据泛亚班拿国际运输代理（中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陈述，益鑫公司确系向泛亚班拿国际运输代理（中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支付了相应运输费用，泛亚班拿国际运输代理（中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亦向益鑫公司开具了相应运输费发票，可见，益鑫公司主张其不知晓且未参与货物托运手续的办理可信度相对较低。该院认为，益鑫公司的印章及开票所需的企业信息均由公司职员以外的他人掌握并向泛亚班拿国际运输代理（中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提供明显不符合常理，故益鑫公司仅凭托运单证上注明的联系人俞培佩为皓恩公司员工，主张讼争货物系泛亚班拿国际运输代理（中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代替皓恩公司接收，依法不能成立。况且，货物托运单证上注明联系人为俞培佩亦不可当然推定托运单证的下单人为俞培佩本人，而非与本案益鑫公司相关的人员。综合考虑托运单证上显示的发货人信息以及益鑫公司支付运输费、持有有关讼争货物的提单以及讼争货物确已报关出口等多方面因素，该院认为益鑫公司系讼争货物的托运人，泛亚班拿国际运输代理（中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系代替益鑫公司接收讼争货物的可能性相对较高，可以认定青禾公司系向益鑫公司交付的讼争货物。三、从讼争货物的已付货款情况及付款主体分析。青禾公司提供的国内支付业务收款回单显示益鑫公司于2014年12月5日向青禾公司转账300000元，益鑫公司对于该款项系支付讼争货物的部分货款无异议。该院认为，该付款事实从相当程度上可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虽然，益鑫公司抗辩其支付该笔款项系受皓恩公司指示，但其未对此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根据益鑫公司提供的证据13、14、15、16所反映的书面内容，可见，委托其出口货物的外贸公司与其之间就货款的扣款及支付事宜一般均通过函件、授权书、协议书等书面形式进行沟通、协商、确认。益鑫公司主张前述300000元款项系皓恩公司口头指示其向青禾公司支付，显然有悖于一般操作习惯。另外，益鑫公司在庭审中陈述到，其作为货物进出口代理一方收到外商客户支付的货款时所遵循的款项处理顺序：首先，根据进出口代理的委托人指示向工厂支付货款；其次，支付货物运输代理费用；再次，支付货物进出口代理费用；最后向进出口代理的委托人支付剩余款项（即所得利润）。本案益鑫公司对其已经收到俄罗斯外商客户支付的部分货款无异议，但其主张所收到部分货款实际已向皓恩公司交付，而另外一部分货款已由皓恩公司与俄罗斯外商客户协商更改了付款路径。该院认为，若本案益鑫公司确如其所言乃讼争货物的进出口代理方，那么其主张的讼争货款现实去向则与其陈述的所得款项处理顺序相悖。且对于该项抗辩主张其既未提供其向皓恩公司交付讼争货款的证据，也未提供皓恩公司与俄罗斯外商客户协议就讼争货款更改付款路径的证据，以证明皓恩公司为讼争货款的实际受益主体，从而印证皓恩公司为讼争货物的实际购买人及其主张的进出口代理角色身份。因此，益鑫公司主张前述300000元系皓恩公司指示其支付以及其已向皓恩公司支付讼争货款均不能成立。该院依法不予采信。
益鑫公司抗辩讼争货物与嵊州市亿能莱服装有限公司制造的货物同属一份提单，一份信用证项下，且外商客户同一，出货时间同一，可以证明讼争货物的购买方为沈宝华实际控制的皓恩公司。该院认为，提单系用于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货物已经由承运人接收或者装船，以及承运人保证据以交付货物的单证。信用证系国际贸易中，开证银行应申请人（买方）的要求按其指示向受益人开立的载有一定金额的，在一定期限内凭符合规定的单据付款的书面保证文件。两份单证可以证明所涉货物的提货主体及对应货款的支付主体同一，也可以证明所涉货物的发货主体及信用证的受益主体同一，但并不能反映提单项下货物的具体形成路径和来源。即便结合证据19公安询问笔录所记载的内容，确认提单项下货物部分来源于嵊州市亿能莱服装有限公司，且该部分货物系皓恩公司所购买并出售给俄罗斯外商客户，但其与提单项下其余货物系谁购买并出售给俄罗斯外商客户并不存在必然关联。况且，据提单和信用证、商业发票显示，托运方、受益方、出口商均为本案益鑫公司，至于提单和信用证、发票项下货款对应货物的具体来源组成，益鑫公司存在直接向青禾公司购买、通过第三方提供等多种可能。单凭提单、信用证、商业发票并不足以排除益鑫公司受皓恩公司委托就提单项下部分货物提供代理出口服务，同时其公司又向俄罗斯外商客户出售讼争货物的可能。至于益鑫公司提出的其他抗辩主张，该院在证据分析、认证部分已经作出具体认定。综上所述，益鑫公司的抗辩主张缺乏相应依据，该院依法不予采信。该院认为，青禾公司、益鑫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可受法律保护。双方当事人对青禾公司交付货物的货款总金额779522.4元及已付货款金额300000元均无异议，现青禾公司诉请益鑫公司支付尚欠货款479522.4元符合法律规定，该院依法予以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二条第（四）项、第一百五十九条之规定，判决：益鑫公司支付青禾公司货款479522.4元。限于该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如果益鑫公司未按该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493元，由益鑫公司负担。限于该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缴纳。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益鑫公司围绕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材料：1.从宁波海关调取的报关记录复印件一组，以补充证明一审证据13委托扣款书唯一指向于案涉货物，金额和出货日期均一致，另外一部分货物是在2014年11月-12月，还未出货不可能有委托扣款书。2.来源于浙江宁泰商业银行的检验报告复印件，以证明讼争货物是沈宝华实际控制的公司作为货物供应商。被上诉人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意见：证据1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如果可以从海关复印应当在一审中予以提交，且均是复印件，真实性无法核对，上诉人未提供中文件予以核对。证据2来源说明无法确认，对于检验报告所涉的货物的确是案涉货物，系被上诉人出卖给上诉人的，但对于检验报告中载明的制造商、供应商、委托检验方等被上诉人不知情，被上诉人仅提供产品供第三方检验，没有参与其他事项处理，无法证明案涉货物购买方为皓恩公司或其他公司。被上诉人青禾公司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经审查，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供的证据1、2与其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据10、11基本一致，且系复印件，被上诉人对真实性提出异议，即使上述证据内容真实，也无法据此认定案涉货物系皓恩公司委托上诉人代为报关以及皓恩公司为案涉货物的实际买受人。
经审理，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为与被上诉人发生买卖关系的相对方是谁。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供了邮件、增值税专用发票、税务部门出具的已经认证抵扣的证明及国内支付业务收款回单等，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证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案涉货物买卖关系。上诉人抗辩认为与被上诉人发生交易的是案外人皓恩公司，其仅代为办理进出口事宜，应提供相应的反驳证据证明，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上诉人认为沈宝华涉嫌诈骗一案中的相关笔录和书证能够证明与被上诉人发生交易的实际系沈宝华控制的皓恩公司，但该案现已被公安机关撤销，并无相应生效的法律文书对此作出事实认定。（2015）绍新商初字第741号民事裁定书以案件可能涉嫌犯罪为由驳回被上诉人起诉的基础事实已经不存在。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向泛亚班拿国际运输代理（中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制作的谈话笔录，对于入库凭证上载明的内容进行了相应解释，且上诉人实际支付了货物运输代理费，该公司也向上诉人开具了运输费发票，能够确定该公司为讼争货物的承运人，案涉货物系被上诉人依照上诉人指示交付至指定地点。另托运单证下右下方加盖上诉人公司印章，上诉人称案涉货物系皓恩公司职员俞培佩进行联系并指定托运人，不符常理，亦与查明事实不符。再者，上诉人曾于2014年12月5日向被上诉人转账支付300000元案涉货物货款。上诉人虽称其系受皓恩公司口头指示支付货款，但未举证证明被上诉人对此亦予以明知。同时对于剩余货物款项有无实际支付，上诉人一、二审阶段表述明显矛盾，也未举证证明皓恩公司与外商协议就另一部分货款更改付款路径以及皓恩公司为实际讼争货款受益主体。退一步讲，即使上诉人确仅为出口代理商，那么其仍应向被上诉人披露实际买受人系皓恩公司，且被上诉人享有选择相对人的权利。
上诉人称案涉货物与嵊州市亿能莱服装有限公司制造的货物同属一份提单、一份信用证项下，且外商客户相同，出货时间同一，可以证明讼争货物购买方为沈宝华实际控制的皓恩公司。本院认为，同一份提单和信用证、商业发票显示，托运方、受益方、出口商均为上诉人，上述单证项下的货物来源并无法显示，即不能排除两种来源的货物并存于同一单证项下，存在上诉人直接向被上诉人购买案涉货物，也存在上诉人受皓恩公司向第三方购买另一部分货物的可能。上诉人所称的检验报告即使客观存在，其中载明的供货商信息也不能直接认定案涉货物的购买人为皓恩公司。作为从事进出口贸易主体或代理商的上诉人，在商事活动中均应有义务向货物的供应商披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从而稳定商事交易秩序。基于商事活动的频繁和快捷，上诉人所称的进出口服装类的一般交易顺序，在遵循当事人意思自治和保障商事交易正常有序推进前提下进行遵守与参照，并无不可。
综上所述，上诉人益鑫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493元，由上诉人宁波益鑫同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靓
审判员 柳雪松
审判员 陆卫东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曹颖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