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常民终字第33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惠娟。
上诉人（原审被告）孔富良。
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朱小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益伟。
委托代理人周泽伟，常州市武进区前黄阳光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朱惠娟、孔富良与被上诉人陈益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5日作出了（2014）武前民初字第860号民事判决。上诉人朱惠娟、孔富良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2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情况：
陈益伟诉称，2012年4月至2013年4月间，朱惠娟、孔富良在家庭承包养鱼中先后20次购买陈益伟�鱼饲料，计饲料款433961元，并于2012年购买鱼药计11406元，共计货款445367元。朱惠娟、孔富良先后已给付陈益伟货款25万元，尚欠195367元未能给付。陈益伟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现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朱惠娟、孔富良立即给付货款195367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庭审中，陈益伟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朱惠娟、孔富良给付货款189131元。
朱惠娟、孔富良辩称，所有货款已全部付清，请求驳回陈益伟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朱惠娟与孔富良系夫妻，系渔业养殖户，陈益伟则从事鱼饲料及鱼药的销售。2010年4月28日起，双方发生鱼饲料及鱼药的买卖往来，由陈益伟向朱惠娟、孔富良供应鱼饲料及鱼药，直至2013年4月9日止。其中，2010年，陈益伟共供给朱惠娟、孔富良鱼饲料计货款310166元，2011年，陈益伟共供给朱惠娟、孔富良鱼饲料计货款295600元，2012�，陈益伟共供给朱惠娟、孔富良鱼饲料计货款396240元，2013年，陈益伟供给朱惠娟、孔富良鱼饲料计货款31325元。2012年，陈益伟还供给朱惠娟、孔富良鱼药计货款8707元，以上共计1042038元。陈益伟自认朱惠娟、孔富良已支付了货款850000元，扣除承诺给朱惠娟、孔富良的部分优惠，朱惠娟、孔富良还应支付货款195367元（后变更请求为189131元）。为此，陈益伟起诉来院，要求处理。
原审法院认为，陈益伟与朱惠娟、孔富良间系买卖合同关系。按照法律规定，有关陈益伟向朱惠娟、孔富良供货的货款总金额，陈益伟负有举证的义务，陈益伟诉称的供货总金额为1056377元，但根据陈益伟的举证，法院认定陈益伟供货的总金额为1042038元，其中陈益伟提供的2010年4月28日及5月14日的送货单（总金额为11480元），因无朱惠娟、孔富良签字，朱惠娟、孔富良不予认可，故不予认�。2012年所供的鱼药中，其中5月17日、6月6日、6月10日、6月18日、9月1日的送货单（总金额为2859元）因无朱惠娟、孔富良签字，朱惠娟、孔富良不予认可，也不予认定；而有关付款，朱惠娟、孔富良负有举证的义务，朱惠娟、孔富良辩称已支付了全部货款，但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故其辩称意见法院不予采纳。陈益伟诉称的供货总金额为1056377元，陈益伟自认收到的货款金额为850000元，扣除承诺给朱惠娟、孔富良的部分优惠，主张189131元，因法院认定的陈益伟供货的总金额为1042038元，故其间的差额部分14339元应从陈益伟主张的货款金额189131元中再相应扣除，故法院认定朱惠娟、孔富良应付的货款金额为174792元。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朱惠�、孔富良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陈益伟货款174792元；二、驳回陈益伟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104元，由陈益伟负担222元，朱惠娟、孔富良负担1882元。
上诉人朱惠娟、孔富良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审判决忽视了行业交易习惯，仅凭送货单就认定上诉人结欠陈益伟饲料款及鱼药款是不当的。按照往年惯例，每一年度的鱼饲料和鱼药款均在当年成鱼销售后即已结清，这也是该行业的普遍交易习惯。上诉人在2013年5月已将全部饲料款及鱼药款与陈益伟结清，证人唐四竹亲眼看见陈益伟在往年结账期间来过上诉人渔场，虽然其未见到付款，但按往年惯例，上诉人也应该支付了全部饲料款及鱼药款。关于上诉人付款举证的情况，首先，因为上诉人系老实巴交的渔民，法律意识淡薄，仍保留着老渔民的朴实，认为只要把钱付清就好，�会有任何后遗症，从而未要求陈益伟出具收款收据等，这点从陈益伟自认的付款为85万元而上诉人亦拿不出任何证据即可以说明，这种情形在上诉人周围是普遍存在的。其次，陈益伟的要款行为亦与常理相违背。按常理，陈益伟知道上诉人渔场已将成鱼销售完毕而不支付饲料款及鱼药款，陈益伟应当多次上门催要或立即采取相应的救济行为。但根据证人证言，证人作为上诉人的邻居，其仅见到陈益伟来过一次后再未见其上门，且在陈益伟起诉前从未听说上诉人欠陈益伟钱款，而陈益伟直到2014年8月，时隔一年多之久才向法院起诉。因此，仅凭送货单不能证明上诉人结欠陈益伟饲料款及鱼药款。按交易习惯完全可以认定该款在陈益伟前往上诉人鱼塘结账时就已全部付清。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驳回陈益伟的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
陈益伟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二审中，朱惠娟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2011年7月6日的收款收据1张，以证明朱惠娟于2011年7月6日向陈益伟支付了2011年的饲料款25万元。
2、2012年12月份的结账单1份，以证明朱惠娟于2012年支付陈益伟25万元。
3、申请证人潘某出庭作证，以证明朱惠娟于2013年4月底向潘某出售成鱼，潘某于同年4月30日向其支付30多万元，是以户名为潘某的存单交付的。
4、申请本院调取陈益伟提取潘某名下活期存单的银行记录，在已调取到的存单号为10137074479-10137074483的5张存单上有陈益伟的签名，以证明该存单系朱惠娟交付陈益伟。
陈益伟对上述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已计算在朱惠娟的已付款项中；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该�账单没有其签字确认；对证据3证人证言不予认可，认为没有证据证明潘某向朱惠娟付款。对证据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存单不是朱惠娟向其交付的，而是其他养鱼户向其交付的。
二审查明事实与原审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二审中，上诉人朱惠娟陈述：2013年4月底，我向潘某出售成鱼。4月30日，潘某向我支付了30多万元鱼款，都是用户名为潘某的活期存单支付的，金额为4万元和1万元两种，存单均为连号。后我将其中几张存单交给陈益伟用于支付饲料款20万元，另外还支付了5万元现金。当天，我还向另外一个卖饲料的史秋直交付了几张存单。为此，朱惠娟申请证人潘某到庭作证，并申请本院调取陈益伟及史秋直提取户名为潘某存单的记录。潘某到庭陈述：2013年4月27日至4月30日，我连续4天向朱惠娟收鱼，5月9日是最后扫尾。一般我当天收的鱼当天就会卖掉，在卖完鱼后一般是1-3天就会付款。付给朱惠娟的30多万元鱼款是我到银行开的存单，都是连号的，但具体何时到银行开的，何时交给朱惠娟，以及交给朱惠娟的存单号码我都不记得了，对法院调取的有陈益伟签字的5张存单，不能确定是否是我交给朱惠娟的那几张。
本院调取了潘某名下存单号为10137074479-10137074483的5张活期存单的提取情况，上述5份存单均于2013年4月27日开户，金额均为4万元，背面均有陈益伟及叶时峰的签名，且均在2013年5月2日由叶时峰提取并销户。陈益伟对此陈述：该5张存单并不是朱惠娟交给我的，而是我从其他养鱼户处收取的，但具体是谁记不得了，因为我每年出售饲料的交易额有上千万，向我购买鱼饲料的养鱼户也很多，再加上时间也长了，实在记不起来了。我收取这5张存单后就到银行准备提取，因为人太多就没有提取，正好�时峰要向我催款，我就将这5张存单交给叶时峰，最后由叶时峰到银行取款并销户。在寨桥，鱼贩的存单就像现金一样，其他养鱼户也可能把潘某的存单付给我，也有可能是其他鱼贩临时从潘某那里借存单。潘某到庭作证也记不清他交给朱惠娟的存单号及开户时间、交付时间，所以不能证明我签字的这5张存单就是朱惠娟交给我的。
对于朱惠娟为何确定上述5张存单是其交付给陈益伟的，朱惠娟陈述：2013年4月30日潘某交给我的存单都是连号的，其中4张是付给卖饲料的史秋直，5张是付给陈益伟的，我就是通过史秋直提取的存单号，才查到陈益伟签字的这5张存单。如果不是我付给陈益伟的，我不可能知道陈益伟签字的这5张存单号与史秋直提取的4张存单号是连号的。
本院认为，关于交易金额，双方均确认自2010年4月28日起至2013年4月9日，朱惠娟、孔富良向�益伟购买鱼饲料及鱼药共计1042038元，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付款金额，陈益伟陈述2010年至2012年底，朱惠娟、孔富良已支付85万元，而朱惠娟、孔富良认为其另外还于2013年4月30日在卖鱼后支付陈益伟25万元，其中5万元系现金支付，20万元系以户名为潘某的存单交付，陈益伟对此予以否认。因朱惠娟、孔富良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其现金支付5万元的主张不予采信。朱惠娟、孔富良主张以户名为潘某的20万元存单交付陈益伟，并申请证人潘某到庭作证及法院调查。但根据潘某的陈述，其对交付给朱惠娟存单的开户时间、交付时间及存单号均无法明确，也无法确定陈益伟签字的5张存单就是其交付给朱惠娟的，因此无法证明这5张存单系潘某交付给朱惠娟。况且，朱惠娟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将该5张存单交付给陈益伟。朱惠娟陈述如果陈益伟的存单不是其交付的，其不�能知道陈益伟签字的5张存单与史秋直的存单是连号的，这也只是朱惠娟的猜测和推理，并不能证明其主张。另外，朱惠娟在收取陈益伟的鱼饲料及鱼药时，都会在陈益伟提供的送货单上签字确认，对没有其签字的送货单均不予认可，那么，有理由相信其向陈益伟交付大额款项时会要求陈益伟签字确认，且朱惠娟在二审中也提供了1张由陈益伟出具的收据。因此，朱惠娟认为其于2013年卖鱼后向陈益伟付款25万元，却未要求陈益伟出具收条有违常理。综上，上诉人朱惠娟、孔富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5889元，由上诉人朱惠娟、孔富良负担。
本判决为终�判决。
审 判 长 卢文忠
代理审判员 是飞烨
代理审判员 黄冬梅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日
书 记 员 房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