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6）粤04行终9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珠海市人才资源与就业服务中心。
法定代表人：陈萍，主任。
委托代理人：储无愧，该中心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金长青，广东非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珠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法定代表人：羽海生，主任。
委托代理人：肖寒，该中心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王剑，该中心工作人员。
原审第三人：珠海对外经济劳务合作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小宁，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廖卫东，该公司职员。
原审第三人：珠海市美球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玉潮，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力华，北京德恒（珠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解迎祥，北京德恒（珠海）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珠海市人才资源与就业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人才服务中心）因与被上诉人珠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以下简称登记中心）不动产行政登记一案，不服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5)香法行初字第82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认定事实
一、关于案涉房屋原权属及人才服务中心名称变迁。粤房字第16275**号（登记字号：珠房字029853）房屋所有权证于1992年4月4日核发。该所有权证载明的所有权人为珠海市对外劳动服务公司（以下简称对外服务公司），所有权性质为“全民”，地址为珠海市拱北迎宾大道特区劳动服务公司大楼附楼。对外服务公司成立于1980年，2000年9月更名为“珠海市对外劳动服务中心”，2002年2月珠海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决定撤销原珠海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珠海市对外劳动服务中心，组建珠海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为隶属珠海市劳动和社保保障局管理的事业单位。2012年12月，珠海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将珠海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名称调整为珠海市就业服务管理中心；2013年6月，将珠海市人力资源开发管理服务中心与珠海市就业服务管理中心整合，名称调整为“珠海市人才资源与就业服务中心”（即本案上诉人）。
二、关于企业改制与案涉房屋（海联大厦附楼）更名。珠海对外经济劳务合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对外劳务公司）成立于1996年5月22日，2001年10月19日经工商部门核准变更登记，由“珠海对外劳务合作有限公司”更名为现名称。2001年12月6日，对外劳务公司填写《房地产权登记申请审批表》，称其于2001年经珠海市国经局等上级部门批准完成了股份合作制改制，对外服务公司名下的特区劳动服务公司大楼附楼随改制更名至对外劳务公司，向珠海市房地产登记交易中心（已更名，即本案被上诉人）申请办理房地产登记手续。2002年2月10日，珠海市房地产登记交易中心核准申请并作出登记。2002年3月18日，对外劳务公司领取了粤房地证字第C0756381号（登记字�：珠房地字第029853A）房地产权证。该房地产权证载明，权属人为对外劳务公司，房屋所有权来源为“2001年随企业改制更名”，房屋坐落于珠海市迎宾南路2037号（旧址：迎宾大道特区劳动服务公司大楼附楼）。2013年9月12日，案涉房屋（海联大厦附楼）由对外劳务公司以“作价入股”方式，变更登记至珠海市美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球公司）名下。
三、人才服务中心诉讼请求。人才服务中心不服位于珠海市迎宾南路2037号房产（海联大厦附楼）变更产权至对外劳务公司名下的登记行为，于2015年8月7日提起行政诉讼，提出如下请求：1.依法撤销登记中心作出关于拱北迎宾南路2037号粤房地证字第C07563**号房屋产权变更登记（以下简称被诉登记行为）；2.责令登记中心将拱北迎宾南路2037号房屋产权恢复登记到人才服务中心名下。
四、第三人对外劳�公司关于起诉期限的陈述。在庭审中，对外劳务公司陈述，其代理人廖卫东从1993年8月起任对外服务公司副经理，对外劳务公司成立时任副总经理。2001年改制时廖卫东身兼两职，在珠海市对外劳动服务中心任副主任和在对外劳务公司任副总经理。企业改制是劳动局决定的，人才服务中心称不知道海联大厦附楼被卖，不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
五、关于案涉生效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和认定。美球公司诉人才服务中心借用合同纠纷一案，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珠中法民三终字第533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533号民事判决）查明以下事实：2001年7月6日，珠海市劳动局以珠劳〔2001〕68号文批复，同意将对外劳务公司改制为职工内部持股的股份制合作企业，并要求进行清产核资和评估。随后，对外劳务公司委托利安达信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全部资产和�债进行评估。评估报告显示，海联大厦附楼评估净值为1058672.55元。2001年8月13日，珠海市劳动局以珠劳〔2001〕79号文批复同意对外劳务公司按全体员工大会通过的股份合作制方案进行股份合作制改制。2002年7月5日，珠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与对外劳务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对外劳务公司改制后，将海联大厦四层附楼的一层（拱北办事处使用部分），二、三层留给市对外劳动服务中心（即人才服务中心前身）无偿使用。该判决认定：珠海市劳动局以及珠海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局等均明知并且认可海联大厦附楼纳入对外劳务公司改制的资产范畴，人才服务中心主张海联大厦附楼没有纳入改制范围，没有事实依据；对外劳务公司通过企业改制取得海联大厦附楼的产权合法。
一审裁定理由及结果
作为原产权人，人才服务中心正是因为2002年的变更登�行为才丧失了对案涉房产的所有权，其与该变更登记行为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可以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从2001年2月起，对外劳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黄小宁同时兼任珠海市对外劳动服务中心的法定代表人。2001年改制时，珠海市劳动局和珠海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局同意将海联大厦附楼纳入对外劳务公司的改制范围。改制后的2002年7月5日，珠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又与对外劳务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将海联大厦附楼部分楼层留给珠海市对外劳动服务中心无偿使用。这些事实足以说明，涉案房产当时的产权人珠海市对外劳动服务中心在2002年即应当知道被告登记中心作出的变更产权登记行为和其从2002年起不享有对海联大厦附楼的所有权。人才服务中心主张其在2015年3月25日才知道这一登记行为，与事实不符。珠海市对外劳动服务中心在2002年即应当知道被诉登记行为，人�服务中心作为权利义务承受人，对此登记行为不服提起诉讼，其起诉期限应从2002年起算。鉴于登记中心当时没有告知诉权和起诉期限，起诉期限应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人才服务中心直至2015年8月7日才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法定2年的诉权保护期限。人才服务中心亦无证据证明，起诉期限被耽误是不可抗力等不属于其自身原因所导致。人才服务中心本次起诉已超过法定诉权保护期限，不符合行政诉讼的受理条件，依法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原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六十三条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人才服务中心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退回人才服务中心。
人才服务中心上诉理由
一、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审裁定关于改制时“廖卫东身兼两职”的认定，没有证据予以证明；本案的诉讼结果可以作为（2015）珠香法民三初字第522号案裁判的理由和依据，故一审将522号案的判决结果作为本案认定的事实属于认定事实错误。
二、一审关于本案的起诉期限认定错误。即一审法院推论出人才服务中心在2002年即应当知道房屋登记行为是错误的。证据显示，海联大厦附楼产权变更登记过程中，《珠海市房地产转让申请审批表》上的转让方没有人才服务中心代表签字或盖章，其他任何变更登记资料也没有人才服务中心代表签字或盖章。人才服务中心是在2015年3月25日收到一审法院送达的“珠海市美球投资有限公司诉人才服务中心”起诉状后，根据美球公司提供的房产证�印件，才知道海联大厦附楼产权已变更的事实。一审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黄小宁在改制时及改制后仍担任珠海市对外劳动服务中心法定代表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2001年改制时，珠海市劳动局和珠海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局同意将海联大厦附楼纳入对外劳务公司的改制范围”，一审法院错误地认定海联大厦已纳入改制范围，从而推断出人才服务中心已经知道产权变更，并进而推断出超过起诉期限。
登记中心及两原审第三人答辩理由
人才服务中心的起诉确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期限，依法应当予以驳回。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黄小宁身兼二职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合理的。基于黄小宁的双重身份，人才服务中心对被诉登记行为早已知悉。改制完成后，劳动局又与改制后的对外劳务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涉案房产归人才服务中心无偿使用。故人才服务�心以涉案房产未纳入改制范围为由，主张未超过起诉期限明显与事实不符。登记中心办理的是改制引起的房地产变更登记，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无需人才服务中心在登记材料中签名。而无论是否存在签名都不影响一审法院依据其他证明材料证实人才服务中心起诉已过法定诉讼期限。
对外劳务公司和美球公司未就人才服务中心的上诉提交书面答辩状，但其答辩意见与登记中心答辩意见基本相同。
二审查明事实
一、经二审法庭调查认定的事实
二审法庭调查中，人才服务中心提交了两份证据。证据1：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再审案件受理通知书和传票，证明广东省高院正在审查533号民事判决，一审引用的事实是不确定的。证据2：关于黄小宁免职的公文，证明一审法院推定人才服务中心知道或应当知道的理由不成立。公文显示，�诉登记行为行为实施前即2001年9月23日，珠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免去黄小宁市对外劳动服务中心主任职务。
登记中心质证认为，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不能否定533号民事判决的效力，生效判决书所认定的事实不能改变。证据2不属于新证据，人才服务中心超过法定期间提交证据，登记中心不予质证。
本院认为，人才服务中心提交两份证据是在上诉期间针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之举证，符合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二条第（三）项关于“新的证据”之规定，且符合证据关联性、合法性和真实性。但是，证据1只能证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人才服务中心的再审申请已立案审查，不能证明533号民事判决失效；证据2之证明力应当结合本案核心问题即本次起诉是否有“诉的利益”来判断，详见下文的裁判理由。
二、经二审复核认定的事实
登记中心在一审庭审中提交了两份红头文件证明被诉登记行为的程序合法性。其一、珠海市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局发给市房地产登记交易管理中心的《关于办理房地产业务的函》。该函显示：请予办理珠海市对外劳动服务公司名下的特区劳动服务公司大楼附楼（即案涉房屋）更名至珠海市对外经济劳务合作有限公司的有关手续。落款时间为2001年12月6日。其二、珠海市国土资源局发给市房地产登记中心（现更名为珠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关于市前山百货广场有限公司等单位因企业改制办理房地产更变登记手续的通知》。该通知显示：特区服务公司大楼附楼（珠房字0298**号）因企业改制由划拨性质转为出让性质，同意更名。落款时间为2002年1月23日。人才服务中心认为前述二份文件无法律依据，但对其真实性和关联性未提出异议。
合议庭法官经阅卷后认为，前述两份红头文件，系行政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文文书，且符合“证据三性”，具有证明效力。
经审理，一审法院认定的其他事实属实，本院予以认定。
二审裁判理由及结果
本案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审查人才服务中心诉的利益及其原告资格。本院认为，人才服务中心就本案被诉登记行为而言，无诉的利益，其起诉依法应予驳回。
无救济则无权利，然而无诉的利益即无诉权。换言之，行政行为对当事人权益产生实际影响，是判断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或原告资格的核心标准；对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政行为，不仅不可诉，还可能因缺乏利害关系而无原告资格。诉的利益无非是实体权益与程序权利，于是考量人才服务中心是否具有前述两类诉的利益，是本案问题之首要与关键。
一、人才服务中心无行政法上实体权益
本案实质争议是房屋权属之争。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二）项规定行政诉权指向的“合法权益”不局限于“人身权、财产权”，但是，本案人才服务中心因企业改制房屋易主而起诉，其所指是行政登记的房屋权属问题，其诉请是保护行政法上的实体权益。诚如人才服务中心提起撤销之诉时在一审诉状所称，将原产权人房屋（海联大厦附楼）变更登记到对外劳务公司名下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就此而言，本案实质争议是房屋权属之争，是关于“张冠李戴”之诉；而本案房屋权属之纷争，是民事法律关系属性，毕竟已有密切关联的533号民事判决。依据本案企业改制实情和533号民事判决认定，人才服务中心在被诉登记行为实施前即丧失涉海联大厦附楼所有权，故一审认定关于“人才服务中心正是因为2002年的变更登记行为才丧失了对案涉房产的所有权”之认定，明显有误。
人才服务中心本案撤销之诉明显无法律基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当事人以作为房屋登记行为基础的买卖、共有、赠与、抵押、婚姻、继承等民事法律关系无效或者应当撤销为由，对房屋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先行解决民事争议，民事争议处理期间不计算在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内；已经受理的，裁定中止诉讼。”由此可见，基础关系的定性决定着房屋登记行为的存废；进而言之，房屋行政登记类的“民告官”，是比较特殊的行政诉讼案件，行使诉权有明确的门槛。533号民事判决昭示，案涉房产（海联大厦附楼）纳入企业改制的资产范畴，对外劳务公司通过企业改制取得案涉房产（海联大厦附楼）的产权合法。人才服务中心“先民后行”固然无可厚非，但是，在533号民事判决尚未失去法律效力的情况下即提起撤销之诉，显然缺乏行使诉权的法律基础。易言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对案涉房屋无产权的情况下，人才服务中心提起本案撤销之诉，不仅无“民告官”的必要，更无撤销之诉的胜算。
二、人才服务中心无行政程序权利
人才服务中心无法定程序权利。通常，程序权利源于法定程序义务。经检索，《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建设部发布的《城市房地产转让管理规定》(2001年8月修正)?均未就企业改制房屋登记规定具体行政程序；《珠海市房地产登记条例》在本案被诉房屋登记之后即2006年11月1日起施行，对本案被诉登记行为无溯及力。此外，人才服务中心也未言及规范性文件赋予的程序权利。所以，人才服务中心作为原产权人在被诉登记行为中并无明确的程序权利。
人才服务中心关于程序的主张事关正当程序原则的理解与适用。人才服务中心在起诉状所称：“在办理变更登记后也未将变更的事实通知原告”；变更登记“程序上也不合法”。其实，该观点涉及已有立法与司法实践的正当程序原则。《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在总则部分的第三条有“程序正当”的表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将“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或者正当程序”作为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准予执行的法定情形之一。不仅如此，在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把正当程序原则作为判断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依据。这不仅仅是权威司法观点，也是对各地法院关于正当程�原则运用的描述。因此，无法定程序权利，并非必然无正当程序权利。如果说法治中有一个原则确定又不确定，而且学说歧见多多，那么，正当程序原则及其内涵当列其中。最高人民法院为了让抽象的正当程序原则获得适用的统一性和确定性，自1999年以来作了诸多努力并取得相应成效，如发布权威案例、司法解释和《行政审判办案指南（一）》[法办(2014)17号]，尤其是发布全国法院“应当参照”的指导案例38号，即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案。指导案例的“关键词”首次出现“正当程序”字眼；该案例“裁判要点”指出，在大学作出影响基本权利的决定时，应当保障相对人的参与权，否则视为违反法定程序。从司法适用看，正当程序原则经历了从一般案例到指导性案例、从指导案例到《行政审判办案指南（一）》、案例指导实践到司法解释的提�或质变。显然，与正当程序原则密切关联的程序权利，已经进入行政诉讼应当保护的权益。正当程序原则运用于行政诉讼，本质上是关于行政程序合理性的审查。尽管程序合理性的边界模糊，但是，正当程序原则之核心内涵或“最大公约数”是明晰的，这就是“中立标准”和“参与标准”。“中立标准”，即“公正作为义务”，更直白说法是避嫌或“自己不做自己的法官”。“参与标准”，其基本要求是赋予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程序参与权；保障参与权的最低要求是履行告知义务，最高标准是告知听证权并组织听证。
本案中没有依据正当程序原则应予救济的程序权利。本案房屋（海联大厦附楼）产权登记之更名，的确是在登记中心未通知人才服务中心的情况下而为。从现有证据和人才服务中心主张来看，本案程序问题显然不涉及“中立标准”，但与“参�标准”密切相关。本案企业改制必定会引起案涉房屋（海联大厦附楼）变更，人才服务中心对此知悉且不可逆转，在此情况下，登记中心通知人才服务中心参与并听取其申辩，从实际效果而言，不仅多此一举，而且会增添人才服务中心负担。从参与标准出发，通常在损益行政行为作出时，行政机关有保障最低参与权的要求，而在授益行政行为中则未必。被诉登记行为因并未对人才服务中心的权益产生实际影响，显然不属于损益行政行为。所以，本案登记中心未履行告知手续，并不当然背离参与标准的法理。即便从程序参与权内含的尊重相对人之价值而言，案涉房屋（海联大厦附楼）更名的登记时及登记后均未告知人才服务中心，登记行为程序确有疏漏。不过，依照改制背景下的行政程序，此疏漏应视为可以忽略不计的瑕疵。所以，登记中心依照政策性、指令性的�知，将权属并无争议的房屋更名登记，并不背离行政程序的合理性。尽管前述行政程序疏漏，与2015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规定的确认违法判决方式所指情形类似，即行政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是，该判决方式并非单纯的审判程序，实质是对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的实体判决，因而不具有当然的溯及力。所以，本案不应径行根据《行政诉讼法》八十七条规定的全面审查原则，直接对被诉登记行为作出确认违法判决。一、二审法官断案理由有所不同，但结论归一。说理至此，并非周全无漏。本裁定的说理伴随公开，必然面对受众依照常识与常理的评论。合议庭深知，充分说理，开示心证，兼听臧否，正是正当程序原则应有之义。
三、人才服务中心因无诉的利益而无原告�格
如前所述，人才服务中心无行政法上的实体权益和程序权利，亦即被诉登记行为对其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了原告资格的法定要件，即“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此“利害关系”仍然属于抽象的法律术语，不过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八）项中获得了具体化解释，即判断是否有利害关系，从判断行政行为对原告合法权益是否明显产生实际影响切入。通俗而言，利害关系指法律上的不利影响，是被诉行政行为减损原告的权利、增加原告的义务。现行法律就原告资格的规制，旨在将那些并无诉的利益或者可能滥用行政审判资源的起诉者拒之门外。本案房屋登记行为系依照企业改制政策而为，二审查明的《关于办理房地产业务的函》和《关于市前山百货广场有限公司等单位因企业改制办理房地产更变登记手续的通知》就是明证。鉴于当时法律法规与规章并无关于企业改制引起的房屋产权更名登记的具体规定，珠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在对外服务公司申请更名时，依照前述通知办理案涉房屋（海联大厦附楼）登记是必然，如果拖延或拒绝登记就是异常。证据显示，该登记既未错登人才服务中心房屋，也未增加登人才服务中心法律义务。但是，人才服务中心认为本案被诉登记行为不合法而提起撤销之诉。《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就“登记立案”规定，对当场不能判定是否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如前分析可见，本案起诉关涉疑难的诉权问题，一审法院根据“登记立案”规定先予立案，并无不当。前述司法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行政行为对原告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故此，二审应当以人才服务中心无原告资格为据驳回起诉，这是对原告起诉的二次过滤，也是对立案登记制度的深度践行。一审法院以超过起诉期限为由驳回起诉，尽管裁判结果与二审相同，但是“审原告”的思路不同。一审法院推定人才中心应当知道被诉登记行为，二审中人才服务中心针对一审的推定提交的关于黄小宁免职的公文，虽然可以补强其上诉理由，但不能证明其有诉的利益。判断人才服务中心是否具有原告资格，应先审查其是否有诉的利益；而一审法院未从作为诉权基础之诉的利益角度“审原告”，二审应予指出。
四、本案诉权问题引发了法官深度思考
人才服务中心预付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即启动了配置昂贵的行政诉讼，最终因裁定驳回起诉退回受理费而获得两次“免费诉讼”。从�审到二审，从“审原告”到“审被告”，从一审追加第三人到二审人才服务中心提交“新证据”，从工作人员出庭到聘请律师参诉，本案仅仅如是“审原告”，即导致各方不少耗费。如果让无诉的利益之案件径行“审被告”即实体审，无论于当事人还是于司法资源有限的法院，都将得不偿失。人才服务中心起诉虽然最终被驳回，但是，两次“免费”享受了国家为其提供诉讼这种公共资源，享受了由全体纳税人负担的“民告官”便利，因败诉而受益；登记中心和两个第三人虽然共赢，但为此付出时间、人力和财力，意外地承担了诉讼成本，因胜诉而失利。于是，在立案登记制实施后，法院如何将没有必要启动司法救济程序的“民告官”予以过滤，就成为法官不得不的多虑。
毋庸置疑，行政诉讼当事人诉权如同人权领域中的生存权与发展权一样重要和基本。对其保护，关乎制度文明，关乎人民群众权益之救济，也关乎诉讼秩序的维护。然而，诉权问题是世界性的难题，好在最高人民法院对诉权的保护与审查已有基本的范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审查原告诉权应当考量受案范围、原告资格、起诉时机、起诉期限、被告适格和是否重复起诉等多项法定要件。毕竟，行政诉讼以合法性审查为己任，通常以“审被告”为显著特征。为预防滥用诉权、节约司法资源、防止行政机关陷入无端的诉讼，行政审判应当依法先“审原告”，在“审原告”时，如果原告起诉属于受案范围，就应先审“原告资格”。如果对无诉的利益或原告资格的案件进行实体审理，就会事倍功半，甚至白费工夫。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从行政诉讼之诉的利益出发判断原�资格，正是法官处理“民告官”诉权问题的重要工具，也是“审原告”的内在法理，应当成为行政审判法官的基本功。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条关于“原告认为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起诉”和第二十五条关于“利害关系”的表述，行政诉讼之诉的利益，应当是原告因其受法律保护或调整范围内的利益受到被诉行政行为的不利影响，与行政主体发生争端，而诉诸法院、寻求救济的必要性。此表述未必是精确的定义，但所提炼诉的利益之如下构成要件并无原则分歧：其一、诉的利益之基本内容是行政法上保护或调整范围内的权益；其二、诉的利益之生成条件是原告的权益受到了被诉行政行为的不利影响；其三、诉的利益之重要性是权益受到影响的程度达到司法救济的必要。对照构成要件看，人才服务中心的起诉缺乏前两个要件，显然不能认定其有行政诉讼之诉的利益。
从修改前《行政诉讼法》到现行《行政诉讼法》，从保护行政诉讼当事人诉权的司法政策到立案登记机制的践行，标志着“民告官”渠道更加畅通。不过，无诉的利益之“民告官”，必然背离行政诉讼目的。因此，依法保护诉权的原则一直未变。判断原告是否有诉的利益，必然涉及诉权的审查深度与广度，即如何理解“对合法权益的实际影响”在界定受案范围和原告资格时本质一致性，如何将行政诉讼之诉的利益类型化或具体化，如何把握程序审到实体审之度，等等。对本案诉权的保护与规制，在本市法院具有一定代表性。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就此已出司法解释与司法政策，然诉权疑案常见，作为二审法院不应懈怠统一辖区内行政诉权保护之尺度。有鉴于此，本案说理不惜纸张，甚至不畏“言多必失”。
综上所述，人才服务中心无本案原告资格，其上诉理据不足，应予驳回。一审法院因对本案作为“利害关系”基础之权益认定有误，且审理思路不同，但裁定结果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唐 文
审 判 员 陈 伟
代理审判员 黄莎莎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李 羚
附：本案审判依据及说理素材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二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二条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
……
（十二）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
第二十五条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
第七十四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
（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第八十七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应当对原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和被诉行政行为进行全面审查。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
（八）行政行为对其合法权益明显不产生实际影响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五十条和第五十一条中的“新的证据”是指以下证据：
……
（三）原告或者第三人提供的在举证期限届满后发现的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行政审判办案指南（一）〉的通知》
在“法律原则的运用”部分，根据《中国行政审判指导案例（第１卷》所载的第20号案例，就“正当程序原则的运用问题”指出：“行政机关作出对利害关系人产生不利影响的行政决定前，未给予该利害关系人申辩机会的，不符合正当程序原则；由此可能影响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被诉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
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案（指导案例38号）裁判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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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等学校对因违反校规、校纪的受教育者作出影响其基本权利的决定时，应当允许其申辩并在决定作出后及时送达，否则，视为违反法定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