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川0107民初3991号
原告刘彦，男，汉族，1963年5月12日出生，住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四段**号*栋*单元*号。
委托代理人雷建华，成都市金牛区商正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被告四川省同盛创业置业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武侯区航空路*号*栋**层。
法定代表人王大钢，系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立，中豪律师集团（四川）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李建川，男，汉族，1965年10月2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富荔花园4-302。
委托代理人周奥岚，中豪律师集团（四川）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余跃南，男，汉族，1964年4月16日出生，住成都市金牛区一环路北二段**栋*单元*号。
原告刘彦与被告四川省同盛创业置业开发有限公司（下称“同盛创业公司”）及第三人李建川、余跃南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4月12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田甜于2016年7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庭审结束后，原告同盛创业公司、第三人李建川书面申请给予三个月庭外和解期限，原告刘彦亦表示希望调解。后调解不成，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0月26日再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彦，被告同盛创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立，第三人李建川的委托代理人周奥岚以及第三人余跃南到庭参加了诉讼，本院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彦诉称，原、被告于2007年5月11日签订的《咨询服务协议》约定，原告以中介人名义向被告提供属于中国成达工厂公司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鼓楼南街99号的土地，介绍给被告作房屋开发使用，并向其提供有关咨询服务。原告按照协议约定完成了“中介”及“咨询”事项后，被告按照约定应向原告支付中介及咨询服务费500万元，协议约定一方违约即向对方支付5%的违约金。原告按照约定圆满完成了中介和咨询服务事项，被告获得了该土地的使用权，并在其上开建了房屋，却拒不按照协议约定的方式向原告支付中介及咨询服务费500万元及5%的违约金25万元。原告多次找到被告当时的法定代表人李建川，要求其按协议支付525万元，李建川认可应当按约定支付，但一直拖延。在原告再三索要下，李建川称其已经将35万元款项交给了原告的同学余跃南，叫原告找余跃南收取。但余跃南称李建川并未给过他35万元。原告认为，被告拒不履行向原告支付中介及咨询服务费用的义务，违反了合同约定，故诉至人民法院，请求判决：1.被告向原告支付咨询服务费及中介费500万元及违约金25万元，合计525万元；2.请求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诉法的解释第222条规定，通知李建川、余跃南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确认李建川所称交给余跃南35万元转交给原告收到的事实不存在。诉讼中，原告增加了两项诉讼请求：1.被告补偿原告延迟得到履行所致损失900万元；2.第三人李建川、余跃南立即向原告支付35万元。
被告同盛创业公司辩称，1.本案已经过（2015）武侯民初字第11806号案审理，原告起诉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2.原告诉讼请求不明确，原告诉讼请求第2项不符合诉的条件；3.原告和被告公司已经解除了《咨询服务协议》，不应再付款项；4.原告起诉已过诉讼时效。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第三人李建川述称，同意被告同盛创业公司的答辩意见，李建川已向余跃南支付了35万，余跃南是否向原告转交与李建川无关。
第三人余跃南述称，李建川实际只向自己支付了10万，收取的10万是为了抵扣刘彦对自己的11.8万元欠款中的一部分，而非刘彦所述要转交给刘彦。
经审理查明，2007年5月11日，原告刘彦与被告同盛创业公司签订《咨询服务协议》，约定原告将位于成都市鼓楼南街99号土地开发项目介绍给同盛创业公司用作房屋开发，项目咨询服务费、中介费总额为500万元。2010年1月8日，原告刘彦、被告同盛创业公司及第三人李建川签订《借款协议》，约定本协议签订当日李建川向刘彦出借10万元；刘彦、同盛创业公司将双方于2007年5月11日签订的《咨询服务协议》中约定的咨询服务费及中介费总额变更为70万元；李建川的借款不是代同盛创业公司履行《咨询服务协议书》项下义务，但刘彦履行完毕《咨询服务协议》的义务后，同盛创业公司有权在应付服务费及中介费扣减借款10万元。
2010年12月30日，原告为甲方，第三人李建川为乙方签订《协议书》，内容为：一、《咨询服务协议》自本协议签订之日即行解除，甲方放弃基于《合同法》所享有的就《咨询服务协议》进行结算和清算的权利。二、乙方放弃依据《借款协议书》所享有的请求甲方清偿借款10万元的权利，甲方放弃依据《借款协议书》所享有的请求同盛创业公司支付咨询服务费及中介费70万元的权利。三、鉴于甲方为项目提供了居间服务，乙方累计向甲方支付了25万元居间报酬，本协议签订后，乙方应再向甲方支付居间报酬55万元，支付方式为：本协议签订后3日内支付30万元，项目主体完工后，达到封顶断水后3日内支付25万元。四、本协议签订后，甲方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本协议之任何条款和条件，亦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文件（含《咨询服务协议》、《借款协议书》）之内容，若乙方、同盛创业公司再次在社会上发现相关文件复印件，乙方、同盛创业公司有权追究被告违约责任并终止本协议，同时，甲方不能到成达、中达、同盛等公司和相关所有单位进行骚扰滋事、不能对丙方（原文如此）家庭和相关人员单位家庭进行骚扰滋事，否则本协议也即行终止，已经收取的居间报酬（含《借款协议书》项下10万元借款）应即退还乙方，甲方无权请求乙方支付剩余部分的居间报酬，并且乙方、同盛创业公司有权追究甲方的法律责任。五、如果甲方严格履行了本协议约定，乙方在项目竣工并通过验收后3日内另行向甲方支付奖励金10万元。六、如乙方未按约定支付居间报酬，当按日向甲方支付欠付居间报酬1‰的违约金，并追究法律责任。并约定，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经签署后生效。刘彦和李建川分别在《协议书》上签名。
2010年12月31日，原告刘彦出具《承诺书》，承诺退出项目一切事宜，《咨询服务协议》、《借款协议书》已经解除，并退还原告（含复印件），保证不在社会上散布。同日，原告出具《情况说明》，确认在签订《协议书》之前已经收到被告支付的居间费25万元。同日，原告向被告再次支付居间费30万元，被告出具《收条》。
另查明，1.2009年12月31日，刘彦书写《委托书》，内容为：“各位债主，如果我刘彦不在人世了，请您们各位债权人联合一道，持我生前给您们的借据及本委托书向李建川追讨欠我刘彦的欠款。委托书复印件有效”；
2.2014年2月25日，余跃南向李建川出具《收款确认书》，载明因刘彦欠余跃南借款及利息，刘彦委托余跃南全权处理《协议书》的结算事宜，李建川已经提前支付了应付刘彦《协议书》的居间报酬25万元，及奖励金10万元，共计35万元；
3.2014年2月25日，余跃南向李建川出具《承诺书》，载明：刘彦欠余跃南借款及利息，已委托本人收取了，今后刘彦与李建川无债务关系。
再查明，1.原告刘彦于2011年7月29日因信用卡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于2015年8月15日刑满释放；
2.2015年12月前后，刘彦多次到中达公司、同盛创业公司吵闹，要求付款，影响公司的办公秩序。2015年12月24日，第三人李建川以刘彦违反《协议书》的约定为由诉至本院，该案经本院一审及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后，生效判决确认李建川与刘彦于2010年12月30日签订的《协议书》有效，并判决刘彦支付原告李建川违约赔偿费2万元。
还查明，案涉项目主体工程目前尚未封顶。
以上事实，有《咨询服务协议》、《协议书》、《委托书》《承诺书》《收款确认函》、余跃南的《承诺书》、（2015）武侯民初字第11806号《民事判决书》、（2016）川01民终5510号《民事判决书》、释放证明书（副本）及当事人陈述笔录在案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原告起诉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二、原告起诉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三、被告是否应当向原告支付居间服务费和违约金？四、第三人李建川、余跃南应否向原告支付费用、赔偿损失？
关于原告起诉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问题。本院认为，一事不再理原则，是指法院的判决书生效后，当事人不得就同一事实、同一诉讼标的再行起诉。本案刘彦起诉同盛创业公司和第三人李建川、余跃南，要求支付居间费用和赔偿损失，与李建川起诉刘彦要求其违约赔偿，虽系基于同一合同关系，但诉讼主体与诉讼标的均不相同，故本案并非重复起诉。
关于原告起诉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2010年12月30日刘彦与李建川签订《协议书》，约定李建川应于协议签订后向刘彦支付居间报酬55万元，次日，李建川向刘彦支付了其中的30万元，故诉讼时效应自2011年1月1日起算两年。又因刘彦于2011年7月29日至2015年8月15日期间在监狱服刑，存在客观上无法主张权利之障碍，构成诉讼时效中止，故从刘彦2015年8月15日刑满释放之日，诉讼时效应当继续计算。2015年12月前后，刘彦多次到中达公司、同盛创业公司以吵闹方式要求付款，其诉讼时效中断。故原告刘彦于2016年4月12日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关于同盛创业公司是否应当向刘彦支付居间服务费和违约金的问题。刘彦基于其与同盛创业公司签订的《咨询服务协议》的约定，要求同盛创业公司支付咨询服务及中介费500万元及违约金25万元，对此本院认为，因2010年12月30日刘彦与时任同盛创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李建川签订《协议书》，约定解除《咨询服务协议》，并对《咨询服务协议》约定的项目咨询费、中介费总额以及付款主体作出了变更，即咨询费、中介费总额从500万元变更为80万元，付款主体从同盛创业公司变更为李建川，同盛创业公司对此并无异议，应视为对李建川行为的默认，该《协议书》的效力及于同盛创业公司。鉴于刘彦与同盛创业公司签订的《咨询服务协议》所约定的付款金额和付款主体已作变更，双方应按照变更后的协议，即《协议书》的约定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根据该《协议书》的约定，由李建川向刘彦支付居间报酬，同盛创业公司对刘彦不再具有付款义务，故刘彦要求同盛创业公司按照《咨询服务协议》的约定支付中介费500万元及违约金25万元，并要求同盛创业公司赔偿延迟履行所致原告的损失900万元，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三人李建川应否向原告支付费用、赔偿损失的问题。因2010年12月30日刘彦与李建川签订《协议书》约定，李建川应在协议签订后再向刘彦支付居间报酬55万元，付款方式为：协议签订后3日内支付30万元；顺城项目主体完工后，达到封顶断水后3日内支付25万元。李建川已向刘彦支付了上述55万元居间报酬中的30万元，剩余25万元至今未向刘彦支付。李建川称其向余跃南支付了35万元，应认定为向刘彦履行了上述支付义务，对此本院认为，刘彦曾于2009年12月31日书写《委托书》，表示如其不在人世了，债权人可以持其生前出具的借据及本委托书向李建川追讨其欠刘彦的欠款。委托书复印件有效。明显该委托书是刘彦不在人世的情况下，将对李建川的债权转让给其债权人，由其债权人向李建川主张相应债权。现刘彦仍健在，未丧失民事权利能力，其债权没有转移给他人，在此情况下，即使李建川向余跃南支付了款项，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李建川向余跃南付款的行为也不能产生消灭其与刘彦之间债务的后果，故李建川与刘彦之间在《协议书》中约定的债务没有履行完毕，李建川尚欠刘彦25万元居间报酬未支付。根据双方在《协议书》中的约定，剩余居间报酬25万元的支付条件为顺城项目主体完工、封顶断水后3日内支付，因顺城项目主体工程至今尚未封顶，故该25万元尚未达到支付条件，因此，刘彦在本案中主张李建川支付上述款项，本院不予支持；待上述款项达到支付条件后，刘彦可另案主张给付。
关于第三人余跃南是否应当向刘彦支付35万元的问题。因本案为合同纠纷，刘彦与余跃南之间基于本案合同纠纷并未签订任何协议，余跃南对刘彦并不负有合同之债，故原告诉请余跃南向其支付35万元，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原告诉请确认李建川所称交给余跃南35万元，该款转交给了原告的事实不存在，本院认为，本案中，原告请求确认的事项属事实认定问题，而非法律关系确认问题，故并不构成一项诉讼请求。因本院已经认定，无论李建川是否向余跃南进行了支付，均不能产生消灭李建川与刘彦之间债务的后果，故对于李建川是否向余跃南交付35万元，与本案结果处理无关，本案中不作处理。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彦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9400元，由被告刘彦负担，经本院审批同意予以免交。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田 甜
人民陪审员 蒋海宜
人民陪审员 陈麒麟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日
书 记 员 马铭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