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兵08民终1000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侯新亮，男，1966年11月18日出生，住石河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丛惠文，石河子市司法局红山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春梅，女，1970年3月28日出生，住石河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洪仕（被上诉人刘春梅之夫），住石河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窦福海，石河子市西环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上诉人侯新亮因与被上诉人刘春梅保证合同纠纷（一审案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石河子市人民法院（2017）兵9001民初67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侯新亮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丛惠文、被上诉人刘春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洪仕、窦福海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侯新亮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上诉人在涉案债务中承担的是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应为主债务届满之日起六个月；被上诉人曾于2015年11月20日起诉过上诉人，因被上诉人主动追加为被告的主债务人和另一担保人涉嫌犯罪，法院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本案原判决据此认定该案的诉讼时效中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主债务人是否涉嫌犯罪或已被认定有罪，并不排斥债权人对保证人主张权利，本案原判决认定的诉讼时效中断应是被上诉人与债务人之间借款合同的诉讼时效中断，不应将本案从合同保证合同与主合同借款合同诉讼时效一概而论；相关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后，被上诉人仍然有权向上诉人主张权利，相应保证期间应从此时继续计算。因此，上诉人的保证期间已届满，不应再承担保证责任。被上诉人刘春梅辩称，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被上诉人在保证期间内主张了权利，保证期间功能已经实现，保证合同诉讼时效开始发挥作用，即保证期间已转换成了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该时效应当适用三年普通时效（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可以中断、中止或延长；2.孙某于2015年1月20日向上诉人借款120000元，由被上诉人之夫郭洪仕提供担保；2016年5月13日，经上诉人同意，孙某的借款由郭洪仕和被上诉人偿还（见借条），同日郭洪仕和被上诉人从孙某处收回了其借款120000元。上诉人曾是银丰公司“理财业务员工”，其行为是银丰公司的行为，上诉人为被上诉人的债权进行担保，即使前述120000元是上诉人个人的，用于折抵其个人的担保款项也无不当，由被上诉人借上诉人的款项120000元折抵上诉人担保的债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关于债务抵销的法律规定。原告刘春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给付原告借款362400元；2.判令被告给付原告银行同期贷款利息44212元（362400×6.1%×2年）；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邮寄送达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6月17日，石河子市亿都银丰社会经济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丰公司）向原告提出借款请求，并给原告出具借据一份，约定：借款金额310000元，借款期限三个月，逾期还款则从借款之日起按银行贷款利率的三倍支付利息；银丰公司在借据上以借款单位的名义加盖了公章，石河子开发区亿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都汽车公司）在担保单位一栏处加盖了公章，被告侯新亮在借据的担保单位一栏下方签名捺手印并注明担保人字样；该笔借款原告实际交付给银丰公司292000元。同年6月19日，银丰公司再次向原告提出借款请求，并给原告出具借据一份，约定：借款金额200000元，借款期限三个月，逾期还款则从借款之日起按银行贷款利率的三倍支付利息；银丰公司、亿都汽车公司、被告侯新亮以与上笔借款相同的方式在该借据上签名盖章；该笔借款原告实际交付给银丰公司190400元。之后，因银丰公司未按期归还借款，原告遂于2015年11月20日将担保人侯新亮作为被告诉至法院，12月21日第一次开庭中，原告申请将银丰公司、亿都汽车公司追加为共同被告。12月25日，该案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移交给公安部门处理。2016年12月30日，该案经石河子市人民法院审理作出（2016）兵9001刑初369号刑事判决书，2017年3月11日，第八师中级法院作出（2017）兵08刑终16号刑事裁定书，维持一审判决。在刑事判决书中认定：责令张某（银丰公司法定代表人）、姬某（银丰公司会计）共同退赔刘春梅482400元。庭审中，原告承认，2016年5月13日，原告将他人预偿还银丰公司的120000元借款予以扣留，用于折抵本案借款。且明确表示不要求亿都汽车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另查，被告于2015年3月17日给原告出具担保书一份：“今有客户刘春梅在石河子亿都银丰投资理财公司理现金叁拾万元正（300000元），如有任何闪失都由担保人侯新亮负责。”对此，被告称该担保书所担保的300000元与本案无关，系被告为双方之前发生的借贷关系所出具的担保，原告称与被告只发生过本案的两笔借款关系，该担保书被告承诺的担保即为本案2015年6月17日借款金额310000元所提供的担保，因原告在3月份即将借款支付给被告，故被告于3月17日出具了担保书。一审法院认为，银丰公司向原告提出借款请求，原告按约支付了借款，银丰公司收到借款并给原告出具了借据，双方之间的借款关系成立，借款合同真实有效。虽银丰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追究刑事责任，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并不因此而属于无效合同，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因主借款合同有效，故担保合同亦有效。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被告的担保是否已过保证期间。借款人给原告出具借据后，被告自愿为原告的债权提供担保并在两张借据上签名，故原、被告之间形成保证合同关系。借据上明确约定被告为本案的两笔借款提供连带清偿担保责任。至于被告2015年3月17日出具的担保书，实与本案认定责任无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本案中，因原、被告双方对保证期间有明确约定，分别为2015年9月17日起至2016年3月17日止和2015年9月19日起至2016年3月19日止。2015年11月20日，原告将借款人银丰公司及担保人侯新亮、亿都汽车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其共同偿还借款510000元，应认定原告在保证期间向主债务人及保证人主张了权利。因此，本案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开始计算。后因该案涉嫌犯罪移交公安部门处理，致使该案的诉讼时效中断，但不能由此而免除被告承担保证责任。在借款人银丰公司未能退赔的情况下，原告有权要求保证人承担还款责任。被告辩解本案已过保证期间，故不承担担保责任的理由没有依据，该院不予采纳。原告与银丰公司之间的借款事实，生效的刑事判决中予以确认的借款金额为482400元，现原告认可已从借款人处拿回借款120000元，只要求被告承担剩余借款362400元的还款责任，该院予以支持。虽刑事退赔款中未含有利息，但因担保合同依法有效，不能因此而免除担保人应承担的责任，担保人理应支付原告相应的利息损失，原、被告在借据中对利息有明确约定即按银行贷款利息的三倍计息，故现原告自愿要求被告按年息6.1%支付两年利息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原告要求被告归还借款及利息的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四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判决：一、被告侯新亮对借款人石河子市亿都银丰咨询有限公司未退赔给原告刘春梅的借款362400元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给付原告刘春梅；二、被告侯新亮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刘春梅利息44212元（362400元×6.1%×2年）。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700元（减半收取），送达费90元，合计3790元（原告刘春梅已预付），由被告侯新亮负担，与前款同期给付原告刘春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和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均对原判决认定“庭审中，原告承认，2016年5月13日，原告将他人预偿还银丰公司的120000元借款予以扣留，用于折抵本案借款。且明确表示不要求亿都汽车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事实提出异议。被上诉人陈述应当是“……，原告将孙某预偿还侯新亮的120000元借款予以扣留，……”，上诉人不认可被上诉人的该陈述。双方当事人对原判决认定的其余事实未提出异议，本院对各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一审查明事实予以确认。2.被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借条复印件两份，主要内容分别为“2015年1月20日孙某借侯新亮120000元，郭洪仕提供担保的借条”和“2016年5月13日，就孙某的前述120000元借款，刘春梅和郭洪仕向侯新亮出具的借条，孙某将120000元给了刘春梅和郭洪仕”，用以证明债权转让等情况。经质证，上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上诉人认为其在本案中为保证人，在被上诉人提交的前述证据中为债权人，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因借款合同的从合同，即保证合同的履行发生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及被上诉人一审的诉讼请求，本案案由应为保证合同纠纷。原判决认定案由为民间借贷纠纷不准确，本院予以纠正。根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和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上诉人侯新亮对涉案借款应否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双方当事人对涉案借款债务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被上诉人曾于2015年11月20日对作为保证人的上诉人提起民事诉讼的事实均无异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一条规定：“保证期间不因任何事由发生中断、中止、延长的法律后果”；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上诉人在涉案两份借据上作为担保人签名捺印，该两份借据上明确载明的还款届满之日分别为2015年9月17日和2015年9月19日，故两份借据借款保证期间应分别为2015年9月17日起至2016年3月17日止和2015年9月19日起至2016年3月19日止，该两个保证期间不因任何事由发生中断、中止、延长的法律后果。被上诉人在前述保证期间时间段所处的2015年11月20日对作为保证人的上诉人提起民事诉讼，该诉讼行为明确表明被上诉人在保证期间内已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功能在2015年11月20日即告终结，终结之后剩余的保证期间不再计算，故不会存在保证期间重新或继续计算及届满的情况，后续相关程序与保证期间不再相关，随之而来的是保证合同诉讼时效的起算，被上诉人仍可在相应的保证合同诉讼时效内向上诉人主张权利。上诉人以被上诉人2015年11月20日提起的民事案件移交公安机关之后继续计算的保证期间已届满其不承担保证责任的上诉理由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被害人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犯罪嫌疑期间中断。如果公安机关决定撤销涉嫌经济犯罪案件或者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的，诉讼时效从撤销案件或决定不起诉之次日起重新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上述机关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之日起重新计算；刑事案件进入审理阶段，诉讼时效期间从刑事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被上诉人在2015年11月20日对保证人上诉人提起诉讼，后有追加主债务人的诉讼行为，该民事案件因涉及刑事案件于2015年12月25日全案移交公安机关处理，刑事案件的相关当事人已于被上诉人提起该民事诉讼之前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被上诉人的民事权益未在刑事案件中一并处理，前述民事案件实质上未再审理，相关生效刑事裁定书落款日期为2017年3月31日，本案一审立案时间为2017年9月26日。本院认为，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仍然从属于诉讼时效，权利人提起诉讼是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原因，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本案保证合同纠纷中的基本案件事实如债务数额亦应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被上诉人针对上诉人的保证债务诉讼时效因被上诉人于2015年11月20日对上诉人提起诉讼而中断，又因全案移交刑事处理而持续中断，相关刑事案件最终进入审理阶段，故本案保证合同诉讼时效期间一般应从刑事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而本案证据和查明的事实说明被上诉人再次向上诉人主张权利的日期仍处于诉讼时效中断之时或有关程序终结后重新计算的诉讼时效期间内，故上诉人应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上诉人关于其保证责任免除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六条规定：“一般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中断；连带责任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不中断。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止的，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同时中止。”本院认为，前述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在连带责任保证中，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与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中断并不必然相关联，两者一般分别计算和认定，主债务诉讼时效及保证债务诉讼时效均从属于诉讼时效，当然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规定，并无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例外规定，原判决关于本案保证合同诉讼时效中断的认定正确。连带责任保证期间与连带责任保证合同诉讼时效是前后相连彼此不同的两个区间，前者为不变期间，后者适用中断或中止，后者一般因前者功能终结而产生作用。上诉人将连带责任保证期间与连带责任保证合同诉讼时效功能混同，将两者在权利人主张权利过程中前后阶段的作用交叉，将在本案中已经终结的保证期间继续计算，并片面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六条规定，将连带责任保证中的主债务诉讼时效中断与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中断部分混同，并认为连带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不中断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侯新亮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保证合同纠纷的相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7399元（上诉人已预交），由上诉人侯新亮负担；保全费5000元（被上诉人已预交），由上诉人侯新亮负担，与其应付款项同期一并给付被上诉人刘春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李 莉审判员 刘巧贞审判员 商 栋二〇一八年一月九日书记员 张 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