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济民再终字第97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孙某甲，农民。
上诉人（一审被告）：邹城市香城镇某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齐某某，村主任。
委托代理人：李某，邹城圣地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孙某甲与被上诉人邹城市香城镇某村民委员会农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邹城市人民法院于2009年12月7日作出（2009）邹民初字第124号民事判决，孙某甲不服，提起上诉。本院于2010年6月9日作出（2010）济民一终字第91号民事判决，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孙某甲仍不服，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4月27日作出（2012）鲁民申字第1663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再审，本院于2013年10月8日作出（2013）济民再终字第1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本院（2010）终民一终字第91号民事判决及邹城市人民法院（2009）邹民初字第124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邹城市人民法院重审。邹城市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9日作出（2013）邹民重初字第42号民事判决，孙某甲、邹城市香城镇某村民委员会均不服，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孙某甲，被上诉人邹城市香城镇某村民委员会的委托代理人李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某甲诉称，原、被告于1998年2月10日签订了“山林承包合同”，1998年6月3日邹城市公证处对该合同给予公证。合同签订后，原告如约履行义务。被告将山林清点作价交付给原告，承包期限30年。合同期间，准许原告以收益为目的进行采伐。合同履行至2002年，原告承包的山林被规划为国家生态公益林，致使原、被告原来签订的山林承包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原告多次找被告协商并提出解决办法，被告并未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就这样一直拖到2005年。无奈之下，只好提起起诉。经邹城市人民法院（2005）邹经初字第209号民事判决，解除了双方签订的“山林承包及看护合同”。判决生效后，被告迟迟不给办理交接手续。原告担心山林被人破坏，仍坚持看护。生怕山林被毁，被告诉我违约。在与被告协商无果情况下，原告又逐级向各级领导反映直至北京。后来引起镇政府的重视，将原告从北京、山东省政府接回，与村委会协商。我又向香城镇政府写了书面申请，要求政府主持与村委会协商解决。香城镇政府接到申请后，与被告多次协商，2008年7月30日被告对我承包的山林进行了清点，于2008年8月13日给原告出具书面证明，并约定由我申请评估。参照《关于济南等三市调整征地面积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批复》（鲁价费发（2008）178号），采用折中法初步计算价款为473095元，扣减合同承包低价5186.5元后，增值价款为467908.5元。清点完毕至今，我多次找被告给予清算，镇政府也给予多次协调无果，由此给我造成了精神上的伤害和经济上的损失。原告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给付原告承包山林期间增值补偿款523561元；被告给付原告自2008年7月30日清点交接完毕起至付清树木增值补偿款之日止的利息（按同类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被告承担评估费4910元，（2010）济民一终字第91号诉讼费8319元，交通费4300元；诉讼费某被告承担。
邹城市香城镇某村民委员会辩称，一、答辩人与原告之间确实签订过山林承包合同，但是该合同已经依法解除，解除合同后，答辩人并不应当再向原告承担树木补偿的责任，原告要求的树木增值补偿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原告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三、本案山林承包合同解除后，原告又在2009年向法院起诉要求补偿，也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请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邹城市人民法院（2013）邹民重初字第42号民事判决认定，原、被告经协商一致，于1998年2月1日签订《山林承包合同》，被告邹城市香城镇某民委员会为甲方，原告孙某甲为乙方。该合同约定：“一、甲方将位于村南的山林50亩、村西南的山林100亩，发包给乙方经营管理，四界为……。由乙方按本合同中的规定向甲方交纳承包金。二、承包期限为三十年，即从1998年2月1日起至2028年1月31日止。三、承包费分四次交纳，总承包费为39000元。乙方于1998年5月5日一次向甲方交清6500元。1999年12月30日一次向甲方交清6500元。2008年12月30日一次向甲方交清13000元。2018年12月30日一次向甲方交清13000元。四、现有树木：有椿树37棵、榆树9棵、橡子树240棵、刺槐树783棵、大叶柳树25棵、毛白杨树8棵，总计作价5186.5元，仍归甲方所有，在乙方采伐出售时，首先交归甲方，现有树木的密度为每亩100棵，总计有树10000棵，包括成材树、半成材树、小树。五、禁止乙方盗伐、滥伐树木。发现乙方有盗伐、滥伐树木行为时，应根据森林法的规定，除责令盗伐、滥伐树木的五倍外，还应报请林业主管部门，对乙方处以违法所得二至四倍的罚款。自然灾害造成的树木损毁除外，但应经甲方验看。六、乙方在承包期间，如果采伐，更新树种，应事前向甲方提出申请，甲方在报请林业主管部门批准后，乙方方可实施采伐和更新树种。采伐所得的收入归乙方，采伐和更新树种所需支付的一切税费均由乙方承担，甲方不再承担任何税费的开支。十、合同期内，如遇国家法律、政策变动或国家需要，则服从国家，甲、乙双方均不算违约。十二、合同期满后，乙方应保持每亩100棵的小树存活，并经林业部门验收达到绿化标准，方可无偿交归甲方，否则乙方则按每少一颗交给甲方50元的标准，作为甲方重新植树时所需的费用，小树存活每亩超过100棵的，甲方不再奖励乙方。十三、……在合同期内，允许乙方养牧。十四、本合同一式叁份，甲、乙、市公证处各执一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在该合同中，双方还约定了其他内容。甲方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刘某甲在合同书上进行了签名，并加盖了村委会印章，乙方在合同书上进行了签名。合同签订后，于1998年6月3日，邹城市公证处对该合同进行了公证。原告于1998年4月19日、2000年1月4日分别向被告交纳了承包金6500元，合计款13000元。2002年2月，原告承包的山林被规划为生态公益林，禁止商业性采伐、放牧。因双方所约定的《山林承包合同》目的无法实现，2004年11月20日，原、被告又签订了《国家生态公益林护林人员管护合同》，被告为甲方，原告为乙方。该合同约定：“一、乙方对香城镇北小刘某乙13、14小班进行管护，面积712亩，树种刺槐，每亩株数150，四至界限：东起山沟，西至山沟，南起山顶，北至地堰（后附管护范围位置图）。二、合同期限为一年，即从二00四年十二月一日起，至二00五年十一月三十日。三、合同期间，甲方负责对管护人员进行管理培训，根据上级要求，按标准及时发放森林管理费用，并不定期进行巡逻检查。”该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甲方的法定代表人齐某甲在合同书上进行了签名，并加盖了村委会印章，乙方在合同书上进行了签名。原告原承包的山林150亩包含在管护合同约定的管护范围内。2005年4月8日，原告以所承包的山林划归为生态林、导致承包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香城镇某村委会退还承包费13000元，返还护林补偿款1125元、罚金500元，共计14625元。在该案诉讼过程中，被告对原告提起反诉，反诉请求为：解除与原告签订的《山林承包合同》及《国家生态公益林护林人员管护合同》，并赔偿重新植树及树木损毁、盗伐损失费12400元。2005年7月15日，本院作出（2005）邹某乙字第20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解除原、被告间签订的山林承包及看护合同；二、被告邹城市香城镇某民委员会退还原告孙某甲承包费3900元；三、被告邹城市香城镇某民委员会给付原告孙某甲山林补偿费1625元；四、驳回被告对原告的其他反诉请求。该判决第三项中的1625元是林业局按照国家政策发放、由村委会转发给原告的山林管护补偿费。该判决已于2005年8月13日发生法律效力，该判决义务已履行完毕。后原告要求被告对原承包山林树木进行交接、对树木增值部分进行补偿，并向上级有关政府部门反映有关事宜。2008年7月30日，原告与该村会计齐某乙、两委会成员孙某乙一起对原告所承包山林树木进行了清点。同年8月13日，该村会计齐某乙向原告书写了证明一份，该证明并加盖了村委会印章，该证明载明：“香城镇北小刘某乙，孙某甲原承包荒山150亩（98年-2005年期间法院判决已终止合同），鉴孙某甲提出七年树木增值部分补偿，现双方找代表对树木清点，2008年7月30日清理完毕。刺槐大树2153棵，20公分以上；刺槐中树558棵，10－19公分；刺槐小树9029棵，5－9公分。孙某甲要求评估中心评估，评估费用有孙某甲自付。”因被告拒绝补偿，酿成纠纷。2009年1月8日，原告再次提起诉讼，请求被告给付其山林承包期间的树木增值补偿款467908.5元。原一审时，原告要求以2008年8月13日被告某村委会出具的山林树木清点证明为依据进行树木价值评估，一审法院委托济宁金中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证明”中的现有树木价值进行了评估。2009年7月10日，该评估公司出具了济金中（评）字（2009）第123号《关于邹城市香城镇某南山林树木核实资产价值评估报告书》。该报告评估结果为：截止2009年3月30日，在拟进行核实资产价值前提下，邹城市香城镇某南山刺槐树的评估价值为562115.70元。原告支付评估费4910元。另查明：原告承包山林期间，在承包林地内对于小树苗进行了移栽。重审时，原、被告对小树苗的移栽费用均认可每棵为3.5元。
邹城市人民法院（2013）邹民重初字第42号民事判决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有两个：一是双方的山林承包合同依法解除后，原告是否有权请求赔偿损失、其损失如何确定；二是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双方的山林承包合同依法解除后，原告是否有权请求赔偿损失、其损失如何确定的问题。原、被告经协商一致，自愿签订的《山林承包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且不违背有关法律规定，系有效合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因原告所承包的山林被有关部门规划为生态公益林，禁止商业性采伐，导致双方所签订的《山林承包合同》目的不能实现，2005年4月，孙某甲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05年7月15日作出（2005）邹某乙字第209号民事判决，判决解除了原、被告所签订的《山林承包合同》。原告履行合同付出了劳动，且原告向被告交纳了十年的承包金13000元而未获得合同约定的收益，因原、被告约定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给原告造成了经济损失。根据双方所签订合同的性质，合同解除的效力应及于合同成立之时，被告应退还原告交纳的承包金13000元，鉴于某院（2005）邹某乙字第209号民事判决已判决被告退还原告承包金3900元，被告实际还应退还原告承包金9100元；原告应将所承包的山林交换被告。因原告为被告管护树木付出了劳动，被告应按原告实际管护山林的时间向原告支付补偿费，补偿费的标准按照2013年山东省农民纯收入标准进行计算。双方所签订的《山林承包合同》及《国家生态公益林护林人员管护合同》于2005年7月15日被判决解除，该判决已于2005年8月13日发生法律效力。因此，原告实际管护山林的期间应从1998年2月1日计算至2005年8月13日。2004年11月20日，原、被告签订《国家生态公益林护林人员管护合同》时，原告就知道双方签订的《山林承包合同》已实际终止履行，视为双方对于原告所承包的山林实际交付给了被告。原告主张，为防止山林被盗伐、毁坏，原告一直看护山林至双方清点之日即2008年7月30日，但被告不予承认，因原告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故对于原告的该项诉讼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原告主张，双方对于山林树木的清点即2008年7月30日应视为原、被告对合同标的物进行交接之日，因原告的该项诉讼主张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因原告所承包的山林已被划归为生态公益林，禁止商业性采伐，虽然被告对涉案山林及树木享有所有权，虽树木在原告管护期间存在自然增值，但被告不能实际获得林木的财产性收益，因此，原告请求被告给付其树木增值款的诉讼请求客观上不能实现，故对于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请求被告支付原告自交接之日至付款之日的同期贷款利息、因上访及诉讼产生的交通费，因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无法律规定，故对于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原告承包时，被告所有的山林树木为10000棵；2008年7月30日，原、被告清点时，山林树木为11740棵，多出的1740棵，应视为原告移栽的棵数，移栽费为6090元（1740棵×3.5元）。对于原告移栽树木的移栽费，被告应给予原告相应的补偿。多出的1740棵树木应归被告村委会所有。关于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原、被告签订的《山林承包合同》及《国家生态公益林护林人员管护合同》判决解除后，因涉及合同内容的标的物即树木的补偿问题，双方产生纠纷，原告一直找被告要求解决，根据原告的补偿要求，2008年7月30日，原、被告共同对所涉及的山林树木数量实地进行了清点，并向原告出具了证明材料，双方的清点行为应视为被告对原告要求的同意履行行为，因此，原告请求被告给付山林树木补偿款的诉讼时效中断，故原告于2009年1月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并未超出诉讼时效。被告主张原告的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本院不予采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修改稿）》第17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判决：一、被告邹城市香城镇某村民委员会返还给原告孙某甲山林承包金9100元。二、被告邹城市香城镇某村民委员会补偿给原告孙某甲山林管护费69384元。三、被告邹城市香城镇某村民委员会补偿给原告孙某甲小树苗移栽费6090元。四、驳回原告孙某甲其他的诉讼请求。上列第一、二、三项合计款84574元，限被告于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319元、评估费4910元，由被告邹城市香城镇某村民委员会负担（原告已垫付，被告付给原告）。
孙某甲上诉请求，一、撤销邹城市人民法院（2013）邹民重初字第42号民事判决，由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改判。二、判定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承包山林期间的树木增值补偿款523561元。三、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自2008年7月30日清点交接完毕起至付清树木增值补偿款之日止的利息，按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四、被上诉人承担评估费4910元，交通费4300元。（2010）济民终字第91号民事判决书上诉费8319元。五、本案诉讼费某被上诉人承担。其主要理由是：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1998年2月1日签订了“山林承包合同”，1998年6月3日邹城市公证处对本合同给予公证。合同签订后，上诉人如约履行了义务，被上诉人将山林清点：椿树37棵、榆树9课、橡子树240课、刺槐树783课、大叶柳树25课、毛白杨8课、共作价：5186.5元。交付给上诉人，上诉人于每年交1300元，交承包费给被上诉人，承包期限30年。合同里第六项规定准许上诉人以收入为目的可进行采伐，当合同进行到2002年上诉人承包的山林被邹城林业局划为公益林，禁止采伐，造成上诉人只有投资没有收入。被上诉人作为所有权人至今不给上诉人提供划为公益林的信息。被上诉人隐瞒事实真相负全责。上诉人多次找被告协商解决，都没给出解决方案，就这样一直拖到2005年，无奈之下向邹城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05）邹某乙字第209号判决，解除了双方签订的山林承包及看护合同。判决生效后被上诉人迟迟不给办理交接手续，上诉人担心山林被人破坏，仍坚持看护，因为没清点，少了算上诉人的树木，在与被上诉人协商无果的情况下，上诉人又一级一级的向各级领导反映直至北京。后引起镇政府的重视。将上诉人从北京接回。与被上诉人协商，2008年7月30被上诉人对诉争山林中的树木进行了清点，2008年8月13日被上诉人给上诉人出具了树木清点证明，大树2153课，20公分以上的。中树558课，10-19公分，小树9029课，5-9公分，上诉人以此证明将被上诉人诉至邹城法院，索要树木增值赔偿款及利息。济宁金中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09年3月30日受邹城市法院委托出具资产评估报告，“济金中（评）字（2009）第123号《关于邹城市香城镇某南山树木核实资产价值评估报告书》”该报告评估价值为562115.7元，上诉人支付了评估费4910元。可在一审、二审原告的诉讼请求均没得到支持，上诉人申请省高院再审。高院指令济宁市中级法院再审，济宁中级法院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邹城法院重审。二、邹城法院把上诉人的公证承包合同按劳动合同来判决，很不服合主题。根据承包合同第6条，上诉人是以采伐树木为收入的，不是按年要工资打工收入的，要是按年给工资，就不用评估了。上诉人刚承包时每天雇佣农用车和十几个农民上山栽树，一人一天只能上山担5趟左右的水，上诉人昼夜吃住在山上，受尽了各种苦，用一个普通农民的工资未完事，合理吗1、邹城法院2014年10月9日作出的（2013）邹民重初字第42号民事判决“被告邹城市香城镇某村民委员会返还给原告孙某甲山林承包金9100元”。完全与诉讼请求不符。上诉人在本案（2013）邹某甲重初字第42号诉讼请求中和邹城法院2009年12月7日作出的（2009）邹某甲初字第124号诉讼请求中，从来没有要承包费，要的是树木增值款523561元，交通费4300元，上诉费8319元，评估费4910元，利息。2、邹城法院2014年10月9日作出的（2013）邹民重初字第42号判决“被告邹城市香城镇某村民委员会补偿给原告孙某甲山林管护费69384元”。这从何某，上诉人要的是树木增值款523561元，按合同第6项上诉人以采伐树木为收入，给那点管护费还不够上诉人投资的多。3、邹城法院于2014年10月9日作出的（2013）邹某甲重初字第42号民事判决书第3条说原告只栽了1740棵树，是错误的，邹城法院主要是一心为上诉人所想，说上诉人承包前山中有10000棵，实际承包前有椿树37棵，榆树9棵，橡子树240棵、刺槐树793棵、大叶柳树25棵，毛白杨8棵，总共1102棵，总作价：5186.5元，邹城法院硬说承包前10000棵树，实际合同上说的10000棵是要求山林整体中不能低于10000棵。3.5元是在（2013）邹某甲重初字第42号开庭时说的大树不让采伐了吗，虽然山中有大树在，上诉人也要按合同十二条规定“合同期满后”乙方应保持每亩100棵小树存活。结合合同的第四条整份承包山林不能低于10000棵的标准，要从树木增值款556929.2元减去35000元，作为解除合同后的栽树的费用，剩的521929.2元是原告的纯树木增值款，这树木增值款从2008年8月13日起，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到付清树木增值款止，应该计息，被上诉人付给上诉人。4、邹城法院与2014年10月9日作出的（2013）邹某丙42号民事判决第4条“驳回上诉人孙某甲的其他诉讼请求”上诉人永远不会答应的，上诉人的每项要求都是根据事实真相来算定的。
邹城市香城镇某村民委员会上诉请求，l、撤销邹城市人民法院（2013）邹民重字第4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依法改判；2、改判评估费4910元由被上诉人承担；3、上诉费某被上诉人承担。其主要理由是：一、原审判决第二项判决上诉人按2013年山东省农民纯收入标准补偿给被上诉人1998年2月1日至2005年8月13日的山林管护费69384元，无事实依据，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1、被上诉人在承包山林期间在山上放羊，已经取得了相应的利益，不应再给被上诉人补偿山林管护费。2、如需给被上诉人补偿山林管护费，补偿标准也不应按2013年度农民纯收入标准计算，应按当时各年度农民纯收入标准计算。3、自2001年11月份起，被上诉人就已开始领取山林管护费，原审判决补偿给被上诉人1998年2月1日至2005年8月13日的山林管护费明显不当，计算的补偿年限错误，不应计算至2005年8月13日，应计算至2001年10月。二、评估费4910元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不应有上诉人承担。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邹城市人民法院（2013）邹民重初字第42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基本相同。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于1998年2月1日签订的《山林承包合同》为有效合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因原告所承包的山林被有关部门规划为生态公益林，禁止商业性采伐，导致双方所签订的《山林承包合同》目的不能实现，2005年4月，孙某甲向邹城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邹城市人民法院于2005年7月15日作出（2005）邹经初字第209号民事判决，判决解除了该《山林承包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的情况和合同的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孙某甲的诉讼请求是：“1、判令被告给付原告承包山林期间增值补偿款523561元；2、被告给付原告自2008年7月30日清点交接完毕起至付清树木增值补偿款之日止的利息（按同类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3、被告承担评估费4910元、（2010）济民一终字第91号上诉费8319元、交通费4300元。”邹城市人民法院（2013）邹民重初字第42号民事判决判决“一、被告邹城市香城镇某村民委员会返还给原告孙某甲山林承包金9100元。二、被告邹城市香城镇某村民委员会补偿给原告孙某甲山林管护费69384元。三、被告邹城市香城镇某村民委员会补偿给原告孙某甲小树苗移栽费6090元”超出了孙某甲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纠正。本案承包合同签订时，山上有树总计1万棵，承包合同解除
时，1万棵树仍然属于某村民委员会所有。2008年7月30日双方当事人经过清点：刺槐大树2153棵20公分以上；中树558棵10－19公分；小树9029棵5－9公分。2008年7月30日清点的树总计11740棵，那么此时的11740棵树减去本案承包合同签订时某村民委员会所有的1万棵树多出1740棵，因2011年1月16日某村民委员会给林业局出具《证明》：山上林木（包括多出的这1740棵树）属村集体所有，因此，某村民委员会应当补偿孙某甲这多出的1740棵大树的价款。因孙某甲所承包的山林被有关部门规划为生态公益林，某村民委员会对孙某甲这多出的1740棵大树的价款补偿应参照鲁价费发（2008）178号山东省物价局、山东省财政厅、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济南等三市调整征地地面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批复》中《济宁市征地地面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其中胸径大于20cm的乔木每株补偿60元，某村民委员会对孙某甲这多出的1740棵大树应补偿104400元（1740棵×60元＝104400元）。某村民委员会并应补偿孙某甲这104400元的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计算期间自2008年7月30日（清点之日）至本判决生效之日）。因本案孙某甲申请评估，评估费4910元应由孙某甲、某村民委员会平均分担。某村民委员会应支付孙某甲评估费2455元（4910元÷2=2455元）。孙某甲要求某村民委员会承担孙某甲的交通费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对孙某甲的上诉请求数额过高部分，本院不予支持。某村民委员会的部分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邹城市人民法院（2013）邹民重初字第42号民事判决；
二、邹城市香城镇某村民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补偿给孙某甲树木款104400元及104400元的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计算期间自2008年7月30日（清点之日）至本判决生效之日）。
三、邹城市香城镇某村民委员会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给孙某甲评估费2455元；
四、驳回孙某甲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8319元，由邹城市香城镇某村民委员会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7949元由孙某甲负担3974.5元，由邹城市香城镇某村民委员会负担3974.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振庆
审 判 员 韩圣秋
代理审判员 尹冀鲁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日
书 记 员 焦 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