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崇民初字第0665号
原告姚某甲。
委托代理人孙建兵。
被告陈某。
被告姚某乙。
委托代理人唐臻华。
原告姚某甲与被告陈某、姚某乙析产继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于劲松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姚某甲及其委托代理人孙建兵、被告陈某、被告姚某乙及其委托代理人唐臻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姚某甲诉称，原告父母姚汉庭、姚黄氏（又名姚乔英、姚桥姑娘）育有姚某乙、姚某甲、姚某丁、姚芳四某。姚汉庭、姚某丁、姚芳、姚黄氏先后去世。姚芳有一女即被告陈某，姚某丁有一女姚燕。姚乔英生前遗有位于南通市崇川区文峰街道明星村十二组27.77平方米的房屋，且其生前在丧失劳动能力后，一直由姚某甲、姚芳两家人共同照顾赡养，姚某乙未尽任何赡养义务。2012年5月姚乔英所遗房屋搬迁，姚某乙以所谓的姚乔英的遗嘱私自签订相关搬迁补偿安置协议，欲侵吞搬迁所致相关利益。后原告提起确认遗嘱无效之诉并获法院支持。姚某丁的代位继承人姚燕放弃对姚乔英遗产的继承权，姚某乙未尽赡养姚乔英义务，姚乔英的遗产及所致相关权益应由原告和被告陈某继承。现诉至法院，要求判决编号为0005155号的南通市崇川区住房和建设环境保护局《崇川区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所涉补偿款82768.3元由原告与被告陈某各享有41384.15元，安置房权益待实际安置后另行主张。
被告陈某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姚某乙辩称，案涉27.77平方米的房屋不是母亲姚乔英的遗产，属于姚某乙所有。1982年姚某乙和姚某丁在母亲姚乔英的参与同意下，由大叔叔姚汉如见证主持，二十三中校长祁勇旁证代书，按照农村习俗进行分家，并立下分家协议书。1984年左右，经母亲同意，三方约定，姚某丁拆除其所住朝南一间房屋，另建房屋三间，剩下朝西一间归姚某乙所有，由母亲居住。该房母亲于2003年让姚某乙代书遗嘱，并且把集体土地用地使用权证交给了姚某乙。该房因搬迁产生的相关权益应归姚某乙所有。姚某乙对母亲尽了赡养义务，从开始工作到1982年个人工资全部交给母亲，1982年至1992年母亲的生活费托姚汉如转交，1993年至2006年托沈某乙转交。除了正常的生活费外，逢年过节还要增加200块。平时根据需要，给母亲买衣服鞋子、被单等生活用品及营养品。母亲2005年有一次摔跤，陈某的父亲陈小明还到沈某乙处拿了1000元用于支付医疗费。母亲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姚某乙支付的生活费和其他费用。姚某甲和姚芳对母亲履行了照料义务，姚某乙也履行了应尽的赡养义务。原告主张案涉房屋的权属，已经超过最长诉讼时效。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原告姚某甲与被告姚某乙系兄妹，其父母姚汉庭、姚黄氏（又名姚乔英、姚桥姑娘）共生有两子两女，分别为长子姚某乙、次子姚某丁、长女姚某甲和次女姚芳。姚汉庭于1961年、姚某丁于1986年、姚芳于2001年、姚乔英于2006年先后去世。姚某丁有一女姚燕，姚芳有一女陈某。1988年3月，姚乔英申请办理位于南通市郊区八厂乡（现南通市崇川区文峰街道）明星村十二组43.49平方米宅基地的使用权登记，在申请登记人处盖有姚乔英的私章。八厂乡政府于同年10月审核确认姚乔英户农业人口1人，实有宅基地面积43.49平方米，实有建筑占地面积27.77平方米。2002年4月，姚乔英领取了该地块的集体土地使用权证，登记用地面积为43.49平方米，东面为孙美英户。孙美英即为姚某丁之妻。庭审中，原、被告均认可姚乔英系文盲，不会写自己的名字。
2009年5月，姚某乙曾诉至本院，要求确认案涉27.77平方米的房屋由其继承。诉讼中，姚某乙提供了一份1982年的分家协议书和一份2003年的遗嘱。分家协议书载明立协议人为姚某乙和姚某丁，公证人为姚汉如，旁证代笔人为祁勇，落款日期为1982年11月11日。协议就母亲的赡养和家产的分配方式约定为，姚某乙和姚某丁分别分得堂屋、朝西房间、朝南房间建筑材料以及部分家具和生活日用品若干，所有砖瓦及椽子二人各得一半。凡母亲所住房屋及用具，须在母亲去世后方可提取。房屋维修费双方各负担一半。遗嘱内容为“一九七九年姚某乙和姚某丁在族长大叔叔姚汉如的主持下分家。之后，姚某丁把他的房子拆了到东头砌了三间瓦房，留下姚某乙的房子由我住，领产权证时就写了我的名字。毫无疑问，其房产权是姚某乙的。因姚某丁已经去世，特留下遗嘱，以防日后为产权争执。”立遗嘱人落款为姚乔英并加盖私章，私章样式与前述宅基地申请登记表上姚乔英私章样式一致。遗嘱落款日期为2003年11月8日，见证人落款为沈某乙、沈某甲并分别盖有私章。该案中，姚某甲的委托代理人为江苏君哲律师事务所律师朱一葵。姚燕经本院征求意见，其自愿放弃对姚乔英遗产的代位继承权。2009年11月30日，姚某乙撤回起诉。本次庭审中，对于遗嘱上所载分家年份与分家协议书上不一致，姚某乙解释为当时写遗嘱的时候记不清楚分家协议什么时候写的。姚某甲主张在1982年之前家里已经分过家，后姚某丁到别处建房，姚某乙将分得房屋拆掉到海安另建房屋。案涉房屋系母亲的养老房，属于母亲所有。此外，在该案及本次诉讼中，姚某乙还提供了一份姚芳于1982年12月22日给其的书信，以证明案涉房屋由其和姚某丁承担维修费用。姚芳在信中告知姚某乙母亲房屋的维修费用情况，要求姚某乙承担一半的费用。姚某甲认为姚芳的信是写给姚某乙要求支出修房费用，但姚某乙有无支出并不知晓，且该信件与案涉房屋的权属无关。
2013年1月，姚某甲诉至本院，要求确认上述案涉遗嘱无效。经查，遗嘱系由姚某乙书写，两名见证人沈某乙、沈某甲的名字均由沈某乙所签。诉讼中，沈某乙、沈某甲到庭作证，证明遗嘱的形成经过为：2003年11月8日，姚某乙在沈家写完遗嘱后读给姚乔英和沈某乙、沈某甲夫妻二人听，在三人确认无误后，姚乔英自己在遗嘱上加盖私章，并将案涉土地使用权证交给姚某乙。沈某乙、沈某甲也在遗嘱上签字、盖章，沈某甲的名字系沈某乙代签。本院经审理认为，案涉遗嘱属于代书遗嘱，姚某乙作为母亲姚乔英的法定继承人，依法不能作为代书人。同年7月，本院作出一审判决，确认案涉遗嘱无效。姚某乙不服判决，向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南通中院认为，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是要式法律行为，为保障遗嘱系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遗嘱人所立遗嘱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案涉遗嘱不仅主文部分由姚某乙代写，遗嘱人姚黄氏签名也由姚某乙代签，仅盖有姚黄氏的印章，两名见证人沈某乙、沈某甲的名字均由沈某乙所签。姚某乙作为姚黄氏的法定继承人，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代书人，故案涉遗嘱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应为无效。至于姚黄氏将案涉遗嘱所涉房屋的土地使用权证交给姚某乙，并不能得出该遗嘱真实有效的结论。该院于同年9月作出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2012年5月，甲方南通市崇川区住房和建设环境保护局与乙方姚某乙、姚桥姑娘（后括注‘已故’）签订崇川区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约定乙方自愿搬迁并交出案涉43.49平方米宅基地上的27.77平方米的房屋，甲方给予乙方下列补偿：搬迁合法房屋补偿51374.5元、装饰装潢及附属设施、设备补偿4998.6元、搬迁补助费300元、过渡费1200元、奖励费6000元、种田补贴2500元、宅基地7231.2元，合计补偿总额73604.3元。协议另对安置商品房的地点和价格等进行了约定。姚某乙代表乙方签字。在此之后，姚某乙还领取了文峰街道房屋征收奖励费9164元，计算依据备注为250×27.77＝6942.5元、80×27.77＝2221.6元。庭审中，姚某乙确认其共领取了上述补偿款和奖励费合计82768.3元。
上述事实，有姚乔英户宅基地申请登记表、宅基地登记通知单、集体土地使用权证、分家协议书、遗嘱、信件、文峰街道明星社区居委会出具的姚乔英户家庭关系证明、崇川区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文峰街道房屋征收奖励费凭据、本院与姚燕所作的谈话笔录、本院（2009）崇民一初字第0865号民事裁定书、本院（2013）崇民初字第0100号民事判决书、南通中院（2013）通中民终字第1301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证实，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亦记录在卷予以佐证，本院予以确认。
原告为证明被告姚某乙对母亲未尽赡养义务，提供了以下证据：
1、协议书，以证明因姚乔英病危而姚某乙多次联系不上，姚家长辈亲戚于2006年9月28日共同商议姚乔英后事处理及房屋修理费用结算。该协议书上协议人为姚汉如、沈某甲、姚秀兰、顾年修、陈小明五人，除顾年修有签名外，其余人均以画“十”字代替签名。
2、崇川区文峰街道明星村村委会于2009年6月2日出具的情况说明，以证明姚某乙几十年对母亲不闻不问，未尽赡养义务。庭审中，原告主张该情况说明是由村委会卞姓书记口述、原告原代理律师朱一葵律师所写，卞书记对姚家情况非常了解。
3、姚乔英生前周围邻居证明，以证明姚乔英从1980年其60岁之后直至去世都住在次女姚芳家中，生活起居由两个女儿照料。
被告陈某对以上证据不持异议。被告姚某乙认为协议书和村委会情况说明的内容不真实，协议人的签字基本都是同一笔迹。母亲去世时，其本人因病住院，联系沈某乙委托转交10000元丧葬费用遭拒。情况说明是原告代理律师代书，措辞充满偏向性。原告所述卞姓书记对姚家情况非常熟悉不是事实。对于邻居证明，姚某乙认为只能说明两个女儿对母亲尽了一定的照料义务，但不能否定其本人也对母亲履行了赡养义务的事实。
被告姚某乙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还提供了以下证据：
1、沈某乙记录在南通医学院附属医院门诊病历上的姚乔英生活费明细，其上列明从1993年到2001年期间“姚某乙给大嫂嫂生活费”每季度150元到180元不等，逢中秋和春节另付200元。另记载有2005年“大嫂嫂在床上跌了，陈小明来拿1千元去看病”。
2、本院（2013）崇民初字第0100号案件庭审记录中出庭证人沈某乙、沈某甲、姚燕和姚某丙的证词。
3、证人沈某乙到庭作证。沈某乙的妻子沈某甲与姚某甲、姚某乙的父亲姚汉庭是兄妹关系。沈某乙称呼姚乔英“大嫂嫂”。该证人证明：姚某乙在母亲生前一直委托证人向母亲转交生活费。90年代姚某乙回南通工作后曾经要求其母和其共同生活，因其母仍然愿意住在小女儿家中而作罢。姚乔英去世后，姚某乙打电话委托证人转交10000元给姚某甲作为处理母亲后事的费用，但姚某甲拒绝接受。姚某乙此前在证人处即存有31000余元预备用于母亲的丧葬费用。另外，证人表示其在姚某丁新建房屋后知道了两兄弟在姚汉如主持下分家之事，也在姚某乙处看到过分书纸，但不清楚姚乔英和另外两个女儿是否知晓此事。
4、证人姚某丙到庭作证。姚某丙与姚汉庭是兄弟关系。该证人证明：姚乔英去世当天，姚某乙打电话告诉证人其正在住院，让女儿回来参与处理丧事。并且告知证人其已委托沈某乙转交10000元丧葬费用。姚某乙从外地回南通工作后曾经提议母亲和其共同生活，姚乔英没有同意。证人曾经听姚汉如讲过姚某丁和姚某乙在1982年分家之事，但具体情况不了解。
原告及被告陈某对沈某乙记载的费用记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是同时形成而不是按时间顺序形成。对证人证词，认为证人与被告姚某乙平时接触较多，与姚某甲并不来往，因此证人与姚某乙有利害关系，其证言缺乏证明力。
本院认为，本案主要存在以下争议焦点：一、案涉27.77平方米房屋在搬迁前的权利人。二、姚某乙对母亲有无尽赡养义务。
对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案涉遗嘱的内容并未涉及姚乔英对其死后个人财产的处分，不具备遗嘱的实质性内容，只是姚乔英对案涉房屋已归姚某乙所有这一事实的确认。该遗嘱虽然因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被判决确认无效，但只要其符合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要求，不影响在本案中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首先，遗嘱上姚乔英的名字虽系姚某乙代签，但诉讼中双方均认可姚乔英系文盲，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在民间，不会写字的老人用盖章代替签字的做法经常可见，只要能够证明是老人亲自加盖则其效力应视同签字。在确认遗嘱效力案件的诉讼过程中，两名见证人沈某乙、沈某甲均到庭作证，证明遗嘱的形成过程得到了姚乔英的认可并由其自己加盖私章。遗嘱上私章的样式亦与宅基地申请登记表上姚乔英的私章一致，说明姚乔英以盖私章代替签名是其习惯做法。其次，该案生效判决确认姚乔英将案涉房屋的土地使用权证交给了姚某乙。由于权属登记制度的不完善，相当一部分农村房屋没有领取产权证，按照一般民间的观念，土地使用权证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房屋权属证明，交付土地使用权证即相当于交付产权证。从姚乔英的该行为也可推断遗嘱内容反映了其本意。其三，案涉土地使用权证上“四至”登记东面为孙美英户，孙美英与姚某丁系夫妻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遗嘱中记载的姚某丁将其分得房屋拆除后到“东头”新建房屋的事实。该事实在证人沈某乙的证言中也有反映。其四，遗嘱中记载的在姚汉如主持下分家的事实与分家协议书上所载一致，虽然年份有出入，但姚某乙对此作出了合理的解释，本院予以采信。分家协议书中约定房屋维修费由姚某乙、姚某丁二人各半负担，姚芳书信的落款日期在此之后，信中姚芳向姚某乙要求其负担一半的房屋维修费，说明两兄弟已经开始履行分家协议书的约定。以上事实说明姚乔英知道并认可分家协议的内容，并以遗嘱的形式进行确认。本院对遗嘱的证明力予以确认。
案涉房屋原为姚乔英所有，姚某乙与姚某丁作为姚乔英所生两子在公亲主持下、由旁证人执笔达成分家协议的做法符合民间风俗习惯，本院对分家协议上涉及家产分割内容的效力予以认定。分家协议书虽然仅对分割房屋建筑材料进行了约定，而未约定具体房屋的分割。但从其内容表述来看，所涉房产包括堂屋、朝南房间和朝西房间，其建筑材料由姚某乙、姚某丁两兄弟各得一半，说明两兄弟实际是按各半所有的方式对房产进行了分割。姚某丁拆除部分房屋后，两兄弟之间实际对剩余房屋的产权归属于姚某乙不存在争议。案涉房屋在拆迁时已不属于姚乔英所有，姚某甲认为其和陈某对该房享有继承权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争议焦点二，原告提供的协议书上多数协议人并未签名，其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便协议书属实，其内容也仅能反映姚乔英病危后与姚某乙联系不上，不足以证明姚某乙对母亲未尽赡养义务。明星村委会的情况说明系由原告原来的代理律师代笔形成。原告陈述代理律师系根据村委会卞姓书记的口述所写，卞书记对姚家情况非常了解，但就该事实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鉴于原告代理律师与原告之间的利害关系，本院对情况说明中涉及姚某乙对母亲未尽赡养义务内容的真实性不予确认。邻居的证明可以证明原告和姚芳对母亲尽了赡养义务，但不能证明姚某乙对母亲未尽赡养义务。被告姚某乙提供的证人系原、被告的长辈，与双方均为亲戚关系，对原、被告赡养姚乔英的情况应当有所了解。证人沈某乙陈述的姚某乙通过证人定期给付母亲生活费的情况有其书面记录以佐证，证人沈某乙和姚某丙均提到姚某乙曾经有过接母亲与其共同生活的表示，只是因为姚乔英愿意继续住在姚芳家而作罢。两证人具备作证能力，证言之间相互吻合，可以证明姚某乙在经济上对母亲供养的事实。综上，原告主张姚某乙对母亲未尽赡养义务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案涉宅基地使用权原归属姚乔英一人，在姚乔英去世后，姚某乙基于对宅基地上房屋的所有权相应的享有案涉宅基地的使用权。案涉房屋被征收，姚某乙应作为被征收人。姚某乙与房屋征收部门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的行为属于有权处分，案涉房屋的拆迁补偿权益应归姚某乙所有，姚某甲主张该权益归其和陈某享有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对于文峰街道房屋征收奖励费，从其计算依据的备注来看，明显是根据被征收房屋的面积计算得来，具有奖励给房屋权利人的性质，也应属于姚某乙所有。补偿安置协议项下的安置利益尚未实现，本院在本案中不予理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姚某甲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935元（减半收取），由原告姚某甲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869元（户名：南通市财政局，开户行：中国银行南通市西被闸支行，账号：47×××82）。
审判员 于劲松
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蔡 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