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06民终134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建军，男，1964年8月7日生，汉族，住南通市崇川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马志平，女，1963年9月15日生，汉族，住南通市崇川区。
两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卫平、郭艳妮，北京市炜衡（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崇川支行，住所地南通市崇川区。
负责人：陈峰，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念，北京大成（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建军、马志平因与被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崇川支行（以下简称中行崇川支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2017）苏0602民初49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建军、马志平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艳妮，中行崇川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建军、马志平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解除我们与中行崇川支行之间订立的《个人商业用房贷款合同》；2.一、二审诉讼费用由中行崇川支行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将合同的性质和效力混为一谈，认定无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不是商品房买卖合同，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这是错误的。本案合同的内容和形式都符合该司法解释第一条规定，只是最终被生效判决认定无效；但即使无效，也依然是商品房买卖合同，应适用该司法解释的规定。二、案涉贷款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一审认定上诉人订立贷款合同的目的是向银行套取贷款供南通盛唐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唐公司）使用，且该目的也已实现。一审该认定混淆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目的和贷款合同目的，违背了生效判决，也违背法律规定。本案贷款合同目的应当按生效判决为准进行认定，即：如果盛唐公司能够回购房屋，贷款由盛唐公司归还；如果盛唐公司不能回购房屋，则上诉人获得房屋并负责归还贷款。而事实上，上诉人既未取得房屋又要偿还贷款，贷款合同的目的显然无法实现。上诉人仅仅是协助办理贷款手续，盛唐公司偿付南通光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华公司）工程款，不等于偿还张建军工程款。这是盛唐公司的自主经营行为，不能认定张建军等人受益，这与上诉人无关。三、本案应当适用《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判令解除贷款合同。其中规定，因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致使商品房贷款担保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当事人请求解除商品房贷款担保合同的，应予支持。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已经被生效判决认定无效，上诉人贷款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未取得房屋却需要归还贷款，明显不对等、不公平，故案涉贷款合同应当解除。四、案涉贷款合同即便不被解除，也是违法无效的合同。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依附于商品房买卖合同而存在，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和生效是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生效的前提条件。既然生效判决认定商品房买卖合同以购房的形式套取银行贷款，供盛唐公司使用，致使贷款的约定用途与实际用途不一致，违反了商业银行法中关于商业贷款的使用应当符合贷款约定用途的强制性规定。相应的贷款合同当然也违反了上述强制性规定，也应认定为无效。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这是贷款的约定用途与实际用途不一致这一法律强制性规定的两个必备条件。五、中行崇川支行与盛唐公司串通违规放贷，存在明显过错，印证了贷款合同应为违法无效，一审对此事实未予查明。其一，中行崇川支行的格式文件《贷款真实性承诺函》载明，本人提供给贵行的所有申请资料，包括但不限于购房合同等均为真实有效；《中国银行个人贷款申请表》第四页“客户经理意见”载明，客户交易真实。可见中行崇川支行也明知并同意交易真实是贷款合同生效和履行的前提条件。购房合同已被生效判决认定无效，贷款合同生效的前提条件就不存在了，当然也是无效。其二，盛唐公司和中行崇川支行相互串通，为了套取银行贷款，帮助盛唐公司偿还欠款，帮助中行崇川支行创造业绩，骗取上诉人同意以其名义配合办理取得按揭贷款的全部手续，贷款合同依法无效。具体依据如下：该行未按照合同约定办理抵押登记手续,预抵押登记期限未满即发放贷款，并放弃了未办理预抵押登记就可以拒绝发放贷款的权利。贷款合同号多处不一致，且均是中行崇川支行自行填写，审查环节根本未作审查，贷款的随意性昭示了该行与盛唐公司存在串通行为。中行崇川支行未审查个人贷款申请资料中的抵押物情况，申请表中根本没有填写抵押物名称，而“客户经理意见”中却写着“抵押足值”。中行崇川支行未审查个人贷款申请资料中的担保情况，零售贷款面谈确认表中的担保方式、房产抵押、第三方担保栏空白，担保人声明栏也是空白。中行崇川支行也未审查借款人工作能力和还款能力，以及贷款申请资料的真实性，未依照规定严格调查。中行崇川支行无视上诉人的其他债务明明影响还款能力而发放了贷款。中行崇川支行未尽职调查，未调查工资单、纳税证明，未进行电话访问，实地暗访，未核实借款人首付款的真实情况。该行还多人多次填写和篡改贷款申请资料，未审查担保人的担保能力，在明知商品房买卖价格畸高的情况下，故意忽视贷款金额的合理性。中行崇川支行严重违反房产信贷管理规定放贷，案涉贷款购买的房屋是商业用房，且未竣工验收，而该行却违反相关规定，发放了贷款。六、本案案号是（2016）苏0602民初2316号，一审裁定移送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港闸法院）管辖。上诉人提起上诉后，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通中院）裁定书撤销一审裁定，由崇川法院管辖。一审法院却就此长期不予审理，后听说该院将该案作结案处理。在上诉人多次催促后，一审法院又自行重新立案，从而形成（2017）苏0602民初4985号案件并作出该案判决书。一个案件被违法搁置，甚至虚假结案，又被做成两个案件，程序上严重违法。
中行崇川支行辩称：一审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1.案涉贷款合同合法有效，不应被解除。首先，案涉房屋买卖合同与贷款合同虽然关系密切，但是两者并非主从合同关系，而是两个相对独立的合同，故案涉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并不必然导致贷款合同无效。其次，根据南通中院（2015）通中民终字第01359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1359号判决），法院认定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原因是本案上诉人与盛唐公司恶意串通、骗取银行贷款，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并认定上诉人与盛唐公司无真实的房屋买卖意思表示，只是以购买房屋的形式掩盖套取银行贷款供盛唐公司适用，这是其非法目的。一审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一条及第二十四条规定，认定本案不应适用该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以解除案涉贷款合同，该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是正确的。再次，上诉人作为案涉贷款合同的恶意违约方，无权行使合同解除权，如赋予贷款合同的恶意违约方合同解除权，必将导致被上诉人的权利再次遭受侵害。另外，不管是1359号判决，还是（2015）港商初字第00261号判决书及本案一审判决，均已审查过贷款合同是否无效及被上诉人与盛唐公司是否存在串通，是否存在过错，均查明上诉人所称的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况不存在，所谓违规放贷存在过错情况不存在。我行对上诉人与盛唐公司之间虚构房屋买卖合同套取银行贷款的事实并不知情，亦未参与，相关放款的过程符合法律以及行业惯例。2.上诉人所称的其未取得商品房，又未取得贷款，却还需归还贷款不对等、不公平，缺乏依据。首先，在1359号判决中，多处确认张建军为盛唐项目负责人或施工负责人，其贷款目的是通过虚假按揭来支付光华公司的工程款。在2014年1月21日港闸法院组织的听证中，上诉人也确认是因盛唐公司欠光华公司建筑款才发生了虚假按揭购房的事实，并且上诉人在申报盛唐公司债权时也明确表示不要房。上诉人在与盛唐公司恶意串通骗取银行贷款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就应当考虑到相应的风险以及后果。其次，上诉人在未能取得商品房时，并未在盛唐公司破产案件中按照法律规定通过起诉管理人来主张自己的权利，而是自行放弃了相应的诉讼权利。再次，上诉人作为项目负责人的利益，也已经通过光华公司在盛唐公司破产中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得到弥补，故也不存在上诉人所称的不公平。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法律依据，请求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张建军、马志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决解除其与中行崇川支行于2013年1月29日签订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人商业用房贷款合同》；2.诉讼费由中行崇川支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9月13日，张建军作为买受人与案外人盛唐公司作为出卖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二份，合同编号为ST0011f121、ST0011f122号。合同约定，张建军购买盛唐公司开发建设的南通市港闸区“通宁天地”11幢1单元121、122室房屋，房屋价款分别为174.2万元和174万元，交房日期为2013年8月31日前。
2012年11月23日，张建军(甲方)与盛唐公司(乙方)签订回购协议，约定：甲方以自有资金购买乙方开发的“通宁天地”11幢121室、122室房屋，甲方按揭贷款部分由乙方代理，乙方有权在2013年9月30日前对前述房屋进行一次性回购。
2013年1月29日，张建军、马志平与中行崇川支行签订《个人商业用房贷款合同》，约定张建军、马志平(借款人)向中行崇川支行(贷款人)借款174万元，借款期限60个月，借款用于支付合同编号为ST0011f121、ST0011f122号《商品房买卖合同》项下的购房款，购房款全部划入盛唐公司账户。借款人以“通宁天地”11幢1单元121、122室房屋向贷款人提供抵押担保，同时盛唐公司为借款人提供阶段性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13年2月4日，中行崇川支行将贷款174万元汇付盛唐公司。
2014年8月21日，张建军向港闸法院提起诉讼，以盛唐公司未按约向其交付房屋，且被法院裁定重整，相关管理人将其所购房屋全部接管并另作他用等为由，要求解除与盛唐公司之间签订的上述两份《商品房买卖合同》。港闸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张建军与盛唐公司并无真实的房屋买卖意思表示，而是以签订购房合同的形式掩盖了套取银行贷款的非法目的，并于2015年2月13日作出(2014)港唐民初字第00792号民事判决，判决张建军与盛唐公司签订的该两份《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张建军不服，提出上诉。南通中院经审理后认为，张建军与盛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以商业贷款支付购房款，形式上符合法律规定的贷款条件，但实质上其并无购房的真实意思表示，致使贷款约定的用途与实际用途不一致，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并于同年8月18日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诉讼中，张建军、马志平主张，张建军与盛唐公司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的房屋价格明显高于市场价，中行崇川支行在未办理预抵押登记的情况下即放贷，且中行崇川支行贷款发放过程中存在诸多违规行为，由此表明中行崇川支行和盛唐公司串通，利用其名义办理按揭贷款。中行崇川支行则称，银行业没有规定银行在放款前应当对房屋交易价格的合理性进行审查，目前为止登记部门也没有预抵押登记业务，商品房办证前的风险是由借款人和开发商的阶段性担保保证的，张建军、马志平上述主张均不能表明中行崇川支行参与了其与盛唐公司之间的虚假按揭行为。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涉及以下几个焦点问题：一是《个人商业用房贷款合同》的效力？二是中行崇川支行是否明知或参与张建军、马志平与盛唐公司套取贷款的行为？三是张建军、马志平对《个人商业用房贷款合同》是否享有解除权？分述如下：
有关焦点一，《个人商业用房贷款合同》的效力。张建军、马志平是基于合同有效的基础上要求解除合同，而结合中行崇川支行有关合同不应解除的抗辩，说明本案当事人对该合同的有效性都不持异议。另经法院审查，张建军与盛唐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张建军、马志平与中行崇川支行签订的《个人商业用房贷款合同》虽紧密相连，但两者并非主、从合同，而是相对独立的两份合同。商品房买卖合同虽被认定无效，但《个人商业用房贷款合同》在形式和内容上均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所以对该合同的效力，予以确认。
有关焦点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已认定，张建军与盛唐公司无真实的房屋买卖意思表示，而是以签订购房合同的形式掩盖了套取银行贷款的非法目的。从生效判决认定的该事实可推定，张建军与盛唐公司有非法套取银行贷款的主观故意，而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中行崇川支行在案涉《个人商业用房贷款合同》签订时，已直接参与或明知张建军与盛唐公司存在虚假按揭的事实。张建军、马志平称中行崇川支行违规放贷，主观存在过错。一审认为，各商业银行对金融风险的管控，会有不同尺度，不可能整齐划一。我国《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应当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偿还能力、还款方式等进行严格审查，但该规定属于国家对银行业金融风险的管理性规范，不必然影响借款合同的效力或构成借款人解除借款合同的合法理由。反言之，借款合同签订后，只要存在借款人虚构借款事实、挪用借款，或出现无偿还能力等情形，从而可反推贷款银行存在主观过错，给借款人解除借款合同的权利，将会把金融交易风险不合理地转嫁给贷款银行，最终影响金融交易安全。
有关焦点三，《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因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致使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当事人请求解除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的，应予支持。但该司法解释第一条明确规定：本解释所称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将尚未建成或者已竣工的房屋向社会销售并转移房屋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而本案中，生效判决已认定张建军与盛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以商业贷款支付购房款，形式上符合法律规定的贷款条件，但实质上其并无购房的真实意思表示，而只是以购房的形式来套取银行贷款供盛唐公司使用。由此可认定，张建军、马志平自始就不存在贷款用于支付购房款这一合同目的，其真实目的是向银行套取贷款供盛唐公司使用，且该目的也已实现，所以就根本谈不上前述司法解释二十四条中“致使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这一情形。故本案所涉纠纷不应适用上述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
综上所述，张建军、马志平要求解除《个人商业用房贷款合同》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张建军、马志平要求解除2013年1月29日其与中行崇川支行签订的《个人商业用房贷款合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660元，由张建军、马志平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张建军、马志平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按揭贷款的全部手续，包括中国银行个人贷款申请表、中国银行零售贷款面谈确认表、零售贷款面签确认表、贷款真实性承诺函、收入证明、委托收款协议、证人证言，以证明中行崇川支行与盛唐公司串通，违规放贷，存在明显过错，且该行骗取上诉人同意以上诉人名义配合办理取得案涉贷款的全部手续，贷款合同依法无效。
2.贷款提前到期通知函，以证明中行崇川支行已经提出主张解除本案的贷款合同。
3.盛唐公司债权人名册，以证明本案不是个例，与本案相同情形的案件多达49人、241套房屋，类似案件的处理结果会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
中行崇川支行发表质证意见如下：
1.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其中中国银行个人贷款申请表中有上诉人本人的签名确认，应当认定为其本人对所填写表格的内容是确认的，上诉人所称的多次篡改不是事实。对贷款面谈确认表，鉴于案涉贷款中上诉人的信用各方面都可以，所以不需要提供其他征信，故第三方担保栏空白。面签确认表也是上诉人本人所签，不能证明其主张的多次填写篡改的情况。贷款真实性承诺函是上诉人向银行作出的一个承诺，事实上虽然上诉人提供了真实性承诺函，但仍与盛唐公司串通，合谋骗取贷款；同时承诺函也不代表中行崇川支行有如此重的义务去查询其无法核实的事实，或者要求其了解不可能知道的上诉人与盛唐公司恶意串通等情况。收入证明恰恰证明银行已经尽到了调查义务。对于委托收款协议，房产公司委托销售公司收取首付款，在房产买卖当中比较常见，从该协议上银行不可能判断盛唐公司系出于经济困难才设立了销售公司，也不可能据此判断盛唐公司在欺骗银行。证人证言与本案无关，而从证人证言本身的内容来看，也证明了银行在放款当中尽到了通常应尽的所有义务，履行了审查借款人所必须审查的所有事项。
2.对提前到期通知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中行崇川支行只是通知上诉人贷款提前到期，要求其提前偿还，并没有通知上诉人解除合同。
3.对债权人名册真实性无法核对，经了解，与本案相似的以零首付骗取银行贷款的情况，和真实的购房合同相比，是极少的一部分。
中行崇川支行向本院提交了2014年1月21日在港闸法院所做的听证笔录，以证明上诉人和光华公司以及盛唐公司的工程欠款和办理虚假按揭之间具有直接关联，且听证笔录中对零首付的情况也进行了确认。
张建军、马志平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该份笔录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同时，对于盛唐公司收到按揭贷款是不是用于支付张建军等人的工程款，不能由代理人按照其理解去认定，而应当根据生效判决认定。依照生效判决，光华公司和张建军等人是不同的法律主体，盛唐公司欠光华公司工程款，不等于欠张建军等人工程款；盛唐公司取得按揭房款用于支付拖欠光华公司的工程款，不等于张建军等人收到工程款，故与张建军等人无关。
本院对双方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至于其关联性将综合予以认定。
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采信的证据以及据此认定的案件基本事实予以确认。
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争议焦点如下：一、案涉贷款合同是否合法有效；二、如果有效，则本案是否可以适用《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解除案涉贷款合同；三、一审程序是否存在违法之处。
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系银行在发放贷款时对所涉贷款用途、借款人清偿能力等予以判断审核的参考依据，但与借款合同系不同主体之间相互独立的意思表示，二者之间并无主从依附关系，该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法律效力并不能直接影响案涉借款合同的效力。案涉贷款合同已经张建军、马志平与盛唐公司及中行崇川支行分别签字、盖章确认，各方对借款数额、款项支付、担保形式等事项均作出了明确约定，其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确认其法律效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关于争议焦点二，张建军、马志平认为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已被认定无效，案涉贷款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应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予以解除。对此本院认为，案涉贷款已经实际发放，中行崇川支行已经按约履行了合同主要义务，张建军、马志平与盛唐公司从银行获得贷款的目的已经实现，上诉人称其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并无依据。上诉人提交的相关按揭手续中的个人贷款申请表、面签确认表等均由其本人签字，并无证据证明中行崇川支行在案涉借贷关系发生之时，即知晓借款人的真实目的并主动参与虚假按揭手续的办理，故碍难认定中行崇川支行系与张建军、马志平及盛唐公司恶意串通后共同套取信贷资金。而张建军、马志平未按约还本付息，属于合同约定的重大违约情形，其作为违约方不享有法定的合同解除权。
纵观《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的出台背景以及通篇文义，该司法解释适用于一般意义上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将房屋向社会销售并转移房屋所有权于买受人，并由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本案已查明，张建军、马志平等人与盛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系为了以房屋按揭贷款的形式帮助盛唐公司从银行获取贷款资金，所订合同价格虚高，首付款实际来源于盛唐公司，且另行签订有回购协议，故该商品房买卖合同仅是上诉人与盛唐公司从银行获取贷款资金的形式。案涉房屋所有权并未转移至张建军、马志平名下，张建军、马志平从未实际占有使用该房屋，亦未向出售人实际支付购房款，可以认定双方并无买卖房屋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同于真正的购房人为购买商品房而向银行办理按揭贷款的情形，故《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不适用于本案，张建军、马志平不得据此主张解除借款合同。
上诉人还主张，中行崇川支行宣布贷款提前到期，即是解除合同的行为。对此本院认为，当事人约定贷款提前到期的实质是附条件的合同变更条款；当约定的条件成就时，借款期限即发生变化，由原定到期日变更为贷款人主张提前收回贷款之日。在借款人明确表示不再归还贷款的情况下，中行崇川支行有权依据贷款合同的约定宣布合同项下贷款本息全部提前到期，但不意味着其提出解除合同的主张。
此外，鉴于盛唐公司为案涉贷款提供阶段性担保，故中行崇川支行在盛唐公司重整一案中申报担保债权，合法有据，这并不意味着其认可贷款合同应予解除。
关于争议焦点三，一审法院因中行崇川支行提出管辖权异议而裁定将本案移送港闸法院审理后，张建军、马志平不服该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在本院对管辖权异议二审审理过程中、一审裁定尚未生效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即作结案处理，程序确属不当。一审法院其后另行立案审理，并未影响当事人的实体权益，也不构成发回重审的理由。
综上所述，张建军、马志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660元，由张建军、马志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琰
审判员 张 敏
审判员 刘丽云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六日
书记员 倪佩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