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5）阳中法行终字第4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阳春市河口镇河口村委会河三村民小组。地址：广东省阳春市河口镇。
负责人：韦杏高，该村村长。
委托代理人：陈力辉，男，1962年4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阳春市圭岗镇。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阳春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广东省阳春市府前路。
法定代表人：罗汉杰，该市市长。
委托代理人：陈祖军，阳春市国土资源局法制科科长。
委托代理人：洪成参，广东春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广东电�阳江阳春供电局。住所地：广东省阳春市春城街道南新大道**号。
法定代表人：刘成锋，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权，广东春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谭光锐，广东春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阳春市河口镇河口村委会河三村民小组（以下简称河三村民小组）与被上诉人阳春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阳春市政府）、原审第三人广东电网阳江阳春供电局（以下简称阳春供电局）土地行政登记纠纷—案，不服阳春市人民法院（2015）阳春法行初字第14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争议地位于阳春市河口镇立新街东南面，该地占地面积共2756.90平方米，该地四周界至为：东至巷道，自墙为界；南至街道，自墙为界；西至巷道，自墙为界；北至岭头�自墙为界。该地在1975年筹建河口变电站时，由当时河口公社（现称河口镇政府）提供土地，阳春县供电公司提供供电设备而筹建，该变电站归属河口供电所。广东电网接收阳春供电局及辖下的各乡镇供电所的财产后，为明晰财产关系，原阳春市供电公司在2006年8月18日向阳春市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对上述土地进行土地确权登记。阳春市政府收到该公司的申请后，按照土地登记规则的规定，依法受理，对该用地进行调查，在指认界至时，指界人（即原告所属的阳春市河口镇河口村委会）加具印章确认，因权属无争议，才制作审批表经各部门审批。2007年3月22日将该土地使用人登记为阳春市供电公司，并向该公司核发（2007）字第17221700454号国有土地使用证。2007年6月，广东电网公司因要求统一下属各市县供电局的名称，阳春供电局向阳春市政府申请将争议地使用人变更�记为阳春供电局。阳春市政府于2008年10月23日作出春府办复（2008）355号《关于完善阳春供电局土地使用权登记发证的批复》，同意将争议地以划拨的方式划拨给阳春供电局，注销了春府国用（2007）字第17221700454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并核发春府国用（2010）字第17221700454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给阳春供电局。
2013年10月25日，河三村民小组持1984年5月的春林自字第0056785号自留山证等证据向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2010）字第17221700454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该自留山证的领证户主为韦亚通，公社为河口，大队为河朗，生产队为庙湾。其中山名为石岗岭的，面积五分，四至为：东至亚养岭；南至公路；西至屋地；北至亚环。2013年12月27日，河口村委会出具书面证明，内容为：“河口村委会河三村自然村即系庙湾自然村”。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河三村民小组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春林自字第0056785号自留山证的土地所有权人“河朗大队庙湾生产队”就是河三村民小组集体，也未能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该自留证的土地包括被诉国有土地使用证所登记的土地。即河三村民小组不能举证证明其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起诉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014年2月11日，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作出（2013）阳中法行初字第22号行政裁定，驳回河三村民小组的起诉。河三村民小组不服，上诉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定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律正确，裁定结果无误。2014年6月13日，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的裁定。2014年7月9日，河三村民小组持1984年5月的春林自字第0056785号自留山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定书，河口村委会2013年2月3日出具的证明等证据向原审法院起诉，要求确认阳春市政府为阳春供电局颁发春府国用（2007）字第17221700454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行为违法。因起诉状的内容欠缺，原审法院责令河三村民小组补正起诉状，2015年2月3日，河三村民小组将补正的起诉状交至原审法院。2015年4月28日，河三村民小组将全文为“证明。河三村民小组，在一九八四年之前全称为阳春市河口公社河朗大队庙湾生产队。即河口大队为现时的河口村委会，庙湾生产队为现时的河三村民小组。特此证明。阳春市河口镇河口村委会，2014年4月24日（加盖河三村委会公章）。情况属实。2014年4月28日（加盖阳春市河口镇人民政府公章）”的证明交至原审法院，证明河三村民小组，在一九八四年之前全称为阳春市河口公社河朗大队庙湾生产队。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土地行政登记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阳春市政府审核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给阳春市供电局具有法定职权。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河三村民小组作为本案原告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河三村民小组认为本案争议地权属归其所有，有1984年5月的春林自字第0056785号自留山证予以证实，而该自留山证的领证户主为韦亚通，公社为河口，大队为河朗，生产队为庙湾。河三村民小组同时认为，河三村民小组是阳春市河口镇河口村委会辖下的一条自然村，而河三村在1984年5月之前的全称为阳春县河口公社河朗大队庙湾生产队，河口村委会就是原来的河朗大�、河三村就是原来的庙湾生产队。河三村民小组仅提供阳春市河口镇河口村委会出具的、于2015年4月由阳春市河口镇人民政府加有“情况属实”并加盖河口镇人民政府公章的书面证明，河口镇人民政府于2013年5月14日作出的《关于对河口镇河口村委会庙湾村罗秀信访事项的答复》证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的规定，村民委员会的设立、撤销、范围调整，应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河三村民小组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的河三村民小组是阳春市河口镇河口村委会辖下的一条自然村，而河三村在1984年5月之前的全称为阳春县河口公社河朗大队庙湾生产队，河口村委会就是原来的河朗大队及河三村就是原来的庙湾生产队。同时，也未能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春林自字第0056785号自留山证的土地包括被诉国有土地使用证所登记的土地。综上，河三�民小组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河三村民小组的起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行政诉讼”规定，依法应予驳回其起诉。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河三村民小组的起诉。
上诉人河三村民小组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裁定认定主要事实不清，依法应被撤销。事实上，争议地在被上诉人于1984年5月为颁发给上诉人的村民韦亚通（即韦业通）的春林自字第0056785号自留山证的范围且属于其中一部分；当时填证注明为河口公社河郎大队庙湾生产队；四至是：�至亚养岭（即王杏养）；南至公路（即争议地的南面公路，也即是讲属现河口供电所门前的公路）；西至屋地（即与河口供电所平排的那些屋地）；北至亚环（即韦环）。关于原河口公社河郎大队庙湾生产队是现河口镇河口村委会河三村民小组在1984年5月之前的全称的事实，上诉人在原审庭审时已提供了由河口镇河口村委会于2014年3月24日出具的、2015年4月28日由河口镇人民政府加有“情况属实”并加盖河口镇人民政府公章的书面证明及河口镇人民政府于2013年5月14日作出的《关于河口镇河口村委会庙湾村罗秀信访事项的答复》等证据证实。因此，原审裁定认定上诉人提供的上述证据不能证明上述主张，明显属于认定主要事实不清。原审裁定前，原审法院组织各方当事人到争议地到现场绘制现场图时，只是对争议地按被上诉人颁证给第三人的《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四至去填写，而没有就事实去绘制现场图。因此，原审法院明显偏护第三人，属于办案不公。事实上，争议地就是在被上诉人核发的春林自字第0056785号自留山证给上诉人的村民韦亚通（即韦业通）的林地范围，准确地讲属于将岭脚的林地改变而成的。况且被上诉人核发的《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四至填写本身就是错误。因为争议地的东至原是与现时的河口供电所平排的房屋为界，却填写为东至巷道，自墙为界；南至原是公路为界，却填写南至街道，自墙为界；西至是现时与河口供电所平排的房屋为界，却填写为西至巷道，自墙为界；北至原是被上诉人和发给上诉人村民韦亚通的林地为界，却填写为北至岭头，自墙为界。另外原审法院主办法官当日绘制争议地的地形图时，没有组织各方当事人对被上诉人为上诉人的村民韦亚通核发的自留山证的四至进行确认，明显显失公平，有失公正。因为该自留山证的四至当中的南面是填写为南至公路，而公路就是争议地南面的公路（即河口供电所正门的公路），所以原审裁定明显遗漏这一事实没有审查。因此，原审裁定应被撤销。（二）原审裁定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依法应被撤销。事实上，河口镇及河口村委会及河口镇人民政府均出具证明，证明上诉人就是原来的河口公社河郎大队庙湾生产队，故原审法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规定去否定河口镇河口村委会及河口镇人民政府的证明不能证明上述主张，明显是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因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规定是说明村民村委会的设立、撤销、范围调整，应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而没有说明村民小组（即生产队）更名也是该批准范畴；所以原审裁定以该法律条文去认定本案的事实，明显依法无据。另外，原审法院以上�人的原审起诉，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更是令上诉人不服。原审裁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规定认为应由被上诉人去证明这一事实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原审裁定适用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认为上诉人不具备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是错误的。综述，请二审法院撤销阳春市人民法院（2015）阳春法行初字第14号行政裁定，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原审诉求；本案的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阳春市政府答辩称：（一）上诉人认为春府国用（2010）字第17221700454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确权的土地是上诉人持有《阳春县自有山权证》林地的一部分的主张不成立。1、从两证四周界至来看。上诉人持有的1984年5月颁发的《阳春县自有山权证》第三栏登记为：石岗岭，面积五分，东至亚养岭；南至公路；西至屋地；北至亚环岭。而春府国用（2010）字第17221700454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登记四周界至为：东至巷道，自墙为界；南至街道，自墙为界；西至巷道，自墙为界；北至岭头，自墙为界。两证登记四周界至明显不一致。2、从土地来源和管理使用事实来看。1975年由当时河口公社提供土地、阳春县供电公司提供供电设备筹建河口变电站，电站建成后归属河口供电所管理，直至2002年被上诉人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行政命令将本案原审第三人及所属各乡镇供电所人财物全部无偿移交给广东电网公司统一接管至今，河口变电站所属范围内土地一直由该电站或河口供电所或本案原审第三人占有、管理和使用。河口供电所在1984年前已建有围墙和建筑，不会也不可能将供电所土地都填入其山权证界至范围，若上诉人持有的山权证登记的岭地就是涉案的土地，土地四周界址应当一致；同时经勘查现场，上述《国有土地使用证》确权的土地不在上诉人持有山权证岭地范围内。（二）上诉人不能证明其与河朗大队庙湾生产队为同一集体组织。上诉人持有《阳春县自留山证》“领证户主”一栏载明的是“河朗大队庙湾生产队”，河朗大队是否为河口村委会，庙湾生产队是否为上诉人，目前无任何有效证据加以证明。至于上诉人提供河口村委会、河口镇人民政府的《证明》，该证明也仅载明“河口大队为现时的河口村委会”，而不是证明河朗大队为河口村委会，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村民委员会的设立、撤销、范围调整，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提出，经村民会议讨论同意，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的规定，上诉人不能证明其与河口大队庙湾生产队为同一集体组织，也即不能提供证据证明与本案争议土地存在直接利害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二〉起诉人无诉讼主体资格的”的规定，应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起诉。（三）上诉人持有1984年5月《阳春县自有山权证》不能作为认定其对涉案土地拥有所有权的依据。理由如下：1、该证的日期为1984年5月，县长为郑秉业，而郑秉业就任阳春县县长时间为1980年12月至1982年12月，1983年1月起郑秉业就任当时阳江县县长，经被上诉人核发且注明县长为郑秉业的《阳春县自留山权证》的时间均为1983年1月之前，在此日期以后持有《阳春县自留山权证》的，被上诉人认为是当时的权证人或校对人利用其掌握空白的上述权证的条件而在事后填写的，因上诉人持有上述山权证在此日期后填写，被上诉人对其效力不确认。2、上诉人持有�山权证有瑕疵。该证填证人、校对人均为韦亚通，韦业通自认为韦亚通就是其本人，韦亚通利用了其掌管空白山权证的条件而在事后为自己填写该证，且该证有明显涂改痕迹。3、该证填写错误。《自留山权证》的正确填写顺序为：某某公社到某某大队再到某某生产队，最后到业主的具体姓名。而该证填写业主韦亚通在前，填写的顺序明显错误。若韦亚通作为当时的校正人，该证又在郑秉业就任县长的时段填写，绝对不可能出现如此严重的常识错误。四、被上诉人核发春府国用（2010）字第17221700454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给原审第三人，与上诉人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发生法律效力的（2014）粤高法行终字第175号《行政裁定书》认定被上诉人核发春府国用（2010）字第17221700454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是将原已确权给阳春市供电公司的国有土地使用证登记发证到阳春供电局名下，该行为与上诉人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请求法院确认被上诉人颁发上述《国有土地使用证》行为违法，既然生效判决已认定被上诉人核发上述《国有土地使用证》与上诉人无法律上利害关系，那么应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起诉。（五）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超过法定起诉时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13日作出（2014）粤高法行终字第175号《行政裁定书》，上诉人于2014年7月4日收到该《行政裁定书》，上诉人在收到上述裁定书后应当于2014年10月4日前提起诉讼，而上诉人却于2015年2月3日才提起本案诉讼，且未能提供任何在此之前向法院递交起诉状的证据，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的规定，上诉人提起本案已超起诉时效，上诉�的起诉同样应当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被上诉人将本案涉案土地确权给原审第三人具有实体依据和职权依据，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并维持原审裁定。
原审第三人阳春供电局述称：（一）春府国用（2010）字第17221700454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确权土地不在春林自字第056785号《阳春县自留山证》范围内及不属于其中一部分。理由为：1、原审第三人持有上述《国有土地使用证》确权占地面积为2756.90平方米，登记四周界止为：东至巷道，自墙为界；南至街道，自墙为界；西至巷道，自墙为界；北至岭头，自墙为界。而春林自字第056785号《阳春县自留山证》登记的石岗岭的面积五分，四周界至分别为：东至亚养岭；南至公路；西至屋地；北至亚环岭。从占地面积以及四周界至来看，两证的四周界至明显不一致。2、阳春供电局下属河口供电所�1984年前已占有、管理和使用上述《国有土地使用证》确权土地。1975年原河口公社（现称河口镇政府）对该社管辖生产队集体土地进行调配后，由当时河口公社提供土地，阳春县供电公司提供供电设备筹建河口变电站，并在该变电站范围内建成围墙和建筑物，该变电站建成后归属河口供电所管理。1977年、1982年河口供电所在变电站范围内建起砖木平房或混合一、二层楼房（1989年11月14日当时阳春县人民政府对该砖木平房或混合一、二层楼房核发粤房字第1780880、81、82、83号共四个《房屋所有权证》给阳春供电局属下河口供电所）。既然河口供电所在1984年前已建有围墙和建筑，上述山权证不可能将供电所土地填入其界至范围。（二）上诉人不能证明其与河?大队庙湾生产队为同一集体组织。春林自字第056785号《阳春县自留山证》记载领证户主为河口公社河?大队庙湾生产�，河?大队是否为河口村委会，庙湾生产队是否为上诉人，上诉人无充分证据加以证实。至于上诉人提供河口村委会、河口镇人民政府《证明》，该证明也仅载明“河口大队为现时的河口村委会”，而不是证明“河?大队为现时的河口村委会”。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村民委员会的设立、撤销、范围调整，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提出，经村民会议讨论同意，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的规定，证明村民委员会名称变更的机构为县级人民政府，村委会和县镇人民政府无权对村委会设立、调整进行证明，即使出具证明也不具有证明力。既然上诉人不能证明其与河?大队的庙湾生产队为同一集体组织，也即不能提供证据证明与本案争议土地存在直接利害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有�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二〉起诉人无诉讼主体资格的”的规定，应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起诉。（三）春林自字第056785号《阳春县自留山证》不能作为认定河三村民小组对涉案土地拥有所有权的依据。理由如下：1、该证的日期为1984年5月，县长为郑秉业，而郑秉业就任阳春县县长时间为1980年12月至1982年12月，1983年1月起郑秉业就任当时阳江县县长，经被上诉人核发且注明县长为郑秉业的《阳春县自有山权证》的时间均为1983年1月之前，在此日期以后持有全部《阳春县自有山权证》应是当时的权证人或校对人利用其掌握空白的上述权证的条件而在事后填写的，因河三村民小组持有上述山权证在此日期后填写，阳春供电局对其效力不确认。2、该证填写已错误。该证领证户主登记的顺序为：某某公社到某某大队再到某某生产队，最后到业主的具体姓名，如该证填写业主韦亚通在前，填写的顺序错误。若韦亚通作为当时的校正人，该证又在郑秉业就任县长的时段填写，绝对不可能出现严重错误。3、上诉人无证据证明韦业通与韦亚通为同一人。（四）阳春市政府核发春府国用（2010）字第17221700454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给阳春供电局，与上诉人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已发生法律效力的（2014）粤高法行终字第175号《行政裁定书》认定：阳春市政府核发春府国用（2010）字第17221700454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是将原已确权给阳春市供电公司的国有土地使用证登记发证到阳春供电局名下，该行为与上诉人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是请求法院确认阳春市政府颁发上述《国有土地使用证》行为违法，既然生效判决已认定阳春市政府核发上述《国有土地使用证》与上诉人无法律上利害关系�那么应依法驳回上诉人的起诉。（五）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超过法定起诉时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13日作出（2014）粤高法行终字第175号《行政裁定书》，上诉人于2014年7月4日收到该《行政裁定书》，上诉人收到上述裁决书后应当在2014年10月4日前提起诉讼，而上诉人在2015年2月3日才提起本案诉讼且未能提供任何在此之前向法院递交起诉状的证据，根据当时《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的规定，上诉人提起本案已超起诉时效，上诉人的起诉同样应当予以驳回。
综述，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并维持原审裁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土地行政登记纠纷，河三村民小组认为阳春市政府向阳春供电局颁发春府国用（2007）字第17221700454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损害其权益而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请求确认阳春市政府该颁证行为违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的规定，河三村民小组作为原告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行政诉讼，应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从河三村民小组提供的春林自字第056785号《阳春县自留山证》注明，该证的领证户主为河口公社河?大队庙湾生产队的韦亚通，自留山的山权属集体所有，社员有使用权。河三村民小组主张其与河?大队庙湾生产队为同一集体组织，提供有河口村委会、河口镇人民政府出�的《证明》，但该证明仅载明“河口大队为现时的河口村委会”，而不是证明“河?大队为现时的河口村委会”。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第二款：“村民委员会的设立、撤销、范围调整，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提出，经村民会议讨论同意，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的规定，村民委员会设立、撤销、范围调整的批准机构为县级人民政府。因此，河口村委会和河口镇人民政府出具的涉及村委会设立、撤销、范围调整的证明，不具有证明效力。故本院对上诉人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另外，上诉人提供的春林自字第056785号《阳春县自留山证》登记的石岗岭的四周界至分别为：东至亚养岭，南至公路，西至屋地，北至亚环岭。而阳春市政府向阳春供电局颁发春府国用（2007）字第17221700454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登记的四周界止为：东至巷�，自墙为界；南至街道，自墙为界；西至巷道，自墙为界；北至岭头，自墙为界。从占地面积以及四周界至来看，两证的四周界至明显不一致，河三村民小组不能提供证据证明阳春市政府向阳春供电局颁发的春府国用（2007）字第17221700454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所涉土地在其提供的春林自字第056785号《阳春县自留山证》所涉土地范围内。综上所述，河三村民小组提起本案诉讼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没有作为原告诉讼主体资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依法应驳回河三村民小组的起诉。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河三村民小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陈德印
审判员 李 桥
审判员 黄光汉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何杰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