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三中民终字第0248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聂×1，男，1963年5月1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聂圣歌（聂×1之子），男，1990年12月26日出生，北京市密云县石城镇司法所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聂×2，男，1939年7月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苏尚武，北京市密云县穆家峪镇第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聂×3，男，1971年7月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苏尚武，北京市密云县穆家峪镇第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聂×1因与被上诉人聂×2、聂×3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密云县人民法院（2014）密民初字第47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1月，聂×1诉至原审法院称：1977年，聂×2与王×共同出资建造了密云县穆家峪镇新农村新顺路59号北正房3间，我为房屋的修建出工出力，现王×已去世，故要求继承密云县穆家峪镇新农村新顺路59号北正房3间及南倒座4间。
聂×2、聂×3在原审法院辩称：2010年1月12日，聂×2、王×以遗嘱的形式将房屋指定由聂×3继承，并有村委会干部在场见证，不同意聂×1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如下事实：王×与聂×2系夫妻，共育有二子二女，即聂×1、聂×3、聂×4、聂×5。1977年，经聂×2申请，王×、聂×1、聂×3、聂×4、聂×5为同住人，申请新建房屋3间，1995年，翻建为北正房4间、南倒座4间，该翻建房屋没有合法的审批手续。2014年2月17日，王×去世。现该房屋由聂×2、聂×3占有、使用。
审理中，聂×2、聂×3向法院提交赠与协议1份：我聂×2在1995年把1977年盖的3间老房翻扩（阔）建成4间正平房，4间倒座房，在翻建期间劳动力大部分都是聂×3找人并出资9000元和2方木料，我的大儿子聂×1没有为此房出过劳动力也没出过钱，此房在2009年花了6000元是由二儿子聂×3出的（此房在新农村西北占地面积东西长13.6米南北长18.5米东临大街西靠朱光付东房山60公分北临街道），我们夫妻二人根据家中实际情况决定将此房赠与二儿子聂×3，房屋产权归聂×3所有，其他子女无任何权利干涉，但有以下几点问题说明：一、住房问题，如果新农村出行国家拆迁必须有老两口长期居住的权利，二、生活费问题，按时向老人交纳生活费用，三、我们的医疗费用聂×3承担60%，四、如果我们生活不能自理，须住养老院费用由聂×3承担60%，父聂×2，母王×，儿子聂×3，见证人宋×，2010年1月12日。聂×1对赠与协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王×”三个字系伪造。证人宋×出庭向法院证实：我时任密云县穆家峪镇新农村民调主任，双方签订赠与协议时我在场见证了全过程，当事人书写协议后，王×当面在协议书上签字。聂×1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并向法院提出了鉴定申请，经法院向聂×1充分释明，其自愿承担“王×”三个字系其母书写，及不能确定“王×”三个字是否为其母书写的法律后果，法院依法委托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进行了鉴定。2014年10月15日，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向法院出具《终止司法鉴定通知书》：经与贵院送检的检材与样本进行比较检验，发现检材与样本上的“王×”签名写法不同，即有符合特征，又有差异特征，故不能得出明确的鉴定意见，根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二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决定终止此次鉴定，关于赠与协议书写时间的鉴定，暂不受理。
审理中，法院依法向聂×4、聂×5调查取证，其二人证实：王×与聂×2系其父母，自愿放弃对王×的财产继承权；赠与协议上的“王×”三个字系其母亲本人书写。聂×1对聂×4、聂×5的证言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系受聂×2、聂×3胁迫所做陈述。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继承自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按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办理。聂×1虽否认赠与协议的真实性，经法院向其充分释明后，鉴定机关不能确定赠与协议的真伪，故其应自行承担鉴定不能的法律后果；同时，经时任村民调主任宋×出庭证实，王×确系其在场情况下当面签字，聂×4、聂×5亦确认“王×”三个字系其母亲笔书写，赠与协议系其母真实意思表示，故聂×4、聂×5的证言补强了继承法要求遗赠至少有无利害关系人二人在场见证的形式上要求。综上，聂×1要求继承其母王×遗产的请求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法院不予支持，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四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聂×1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聂×1不服，上诉至本院称：1、证人宋×与聂×4和铁×，所以聂×3不具有证明资格。事实上，赠与协议本身就是假的。2、一审法院向聂×3珍和聂×5调查取证，但我方一直没有看到过这个笔录。3、一审法院对我方提出的“赠与协议”附有约定义务条款没有履行、严重侵害被继承人利益、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等的申辩视而不见。4、“赠与协议”没有依法登记，而一审判决没有考量。该协议未改变登记违反了强制性法律规定，从而不发生效力。5、“赠与协议中附加的约定义务条款聂×3没有履行，没有履行义务的约定就不是有效约定。6、我为这个家庭非常尽力并作出了一定贡献。本案争议房产有一半是王×所有，所谓赠与协议严重侵害了我的法定继承权利。综上，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我方的一审诉讼请求。聂×2、聂×3同意原判。
二审审理过程中，本院再次通知聂×4、聂×5于2015年2月9日到庭，该二人表示：1、放弃对王×遗产的继承；2、经当庭查看赠与协议，该二人认为赠与协议上的签字从笔体看就是王×的签字，手印不可能是别人的手印，对赠与协议的真实性表示认可。
本院所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所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谈话笔录、赠与协议、《申请盖房登记表》、《北京民生物证科学司法鉴定所鉴定意见书》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本案中，聂×3系王×的法定继承人，而不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故涉案的赠与协议并非遗赠协议。
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而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本案中，聂×2、王×和聂×3签订了《赠与协议》，聂×2和王×在协议中明确表示将诉争房屋“赠与二儿子聂×3、房屋产权归聂×3所有”，而并非表示上述财产由聂×3继承，故该协议应认定为赠与协议，而非遗嘱。
关于赠与协议的真实性。鉴定机构出具的《终止司法鉴定通知书》表明“检材与样本上的王×签名写法不同，既有符合特征，又有差异特征，故不能得出明确的鉴定意见”，故亦不能得出赠与协议上王×的签字为假的结论。因而，结合证人证言、聂×4和聂×5的陈述和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在聂×1不能提交反证的情况下，本院对赠与协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赠与合同系诺成合同，而非实践合同，故赠与人与受赠人达成赠与合意合同即成立。王×生前也未要求撤销或确认上述赠与协议无效。在赠与协议未被撤销或确认无效的情况下，聂×1要求以赠与协议中涉及的财产作为遗产分割，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无法支持。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赠与附义务的，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百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条、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聂×1负担（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70元，由聂×1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夏莉
审 判 员 王成
代理审判员 陈茜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李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