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3民终1029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赵启云，男，1954年4月21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明臣，北京嘉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朝伟，北京嘉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文杰，男，1954年1月25日出生，住内蒙古鄂尔多斯市。
上诉人赵启云因与被上诉人刘文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5民初40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8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赵启云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赵启云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赵启云是与刘文杰之间发生的借款法律关系，赵启云与乌拉特前旗联泰小额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泰公司）从未有过任何经济往来，亦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一、从款项往来上看，赵启云直接将款项转账给刘文杰个人，银行汇款时间分别是2008年11月17日和2010年12月22日，可以说明是赵启云与刘文杰直接发生法律关系，与联泰关系不存在款项往来。二、从联泰公司成立过程来看，联泰公司成立于2011年2月18日，一审判决认为赵启云与联泰公司之间存在投资关系，存在以下不符合常理之处：1.赵启云第一次汇款距联泰公司成立达两年半，第二次汇款距其成立达三个月，故从时间间隔上看该两笔款项不可能是投资关系；2.联泰公司成立时的股东名册（工商档案查询）并没有赵启云；3.在联泰公司成立之前，就涉案款项是否投入公司以及赵启云的持股比例等关键问题，没有任何签商记录，也没有任何的书面文件予以确认。三、从刘文杰与联泰公司之间的关系来看，刘文杰是联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联泰公司与刘文杰具有利害关系，联泰公司出具的证明不应当予以采信；除了联泰公司出具的虚假材料以外，刘文杰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赵启云在公司成立前或成立后决定投资联泰公司。四、从赵启云与刘文杰之间的关系来看，刘文杰认可双方之间是借贷关系并应当支付利息，随后又主张涉案款项的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变更为赵启云委托刘文杰投资联泰公司，一方面赵启云并未向刘文杰出具任何委托投资的证明文件，另一方面刘文杰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赵启云同意变更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刘文杰应当对此充分举证。五、从联泰公司的实际经营来看，公司股东会议、公司决策、分红等事宜，均无赵启云的任何签字；联泰公司也没有通知过赵启云作为股东参加公司的经营管理；根据联泰公司章程，股东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不得转让股权，公司股东、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股份在其任职期间内不得转让，但联泰公司在一审中出具的证明文件、刘文杰在一审中的答辩与章程的上述规定相矛盾。六、从刘文杰向赵启云支付的10万元款项来看，刘文杰主张该款项属于公司的分红，但该笔款项并非由联泰公司支付，而是刘文杰个人分两次直接向赵启云支付；如果该款项属于分红，那么分红款计算的依据是如何计算的？因此，该笔10万元不是分红，而是刘文杰支付的借款利息。七、从一审法院对举证责任的分配上看，赵启云已经举证证明涉案款项直接汇款给刘文杰以及刘文杰向赵启云支付利息的基本事实，但刘文杰并未举证证明其关于赵启云是联泰公司股东的主张，其证据均是联泰公司单方面制作的虚假文件，此种情形下，一审法院要求赵启云反驳刘文杰的主张并举证，属于举证责任分配不当。
刘文杰辩称，不同意赵启云的上诉请求及理由，认可一审判决结果。一、本案所涉款项并非借贷，赵启云既无借据等凭证，又在之间借款未收回时继续出借，这不符合常理。汇款只能说明双方有经济往来，并不能证明是民间借贷关系。二、按照公司成立要求，股东必须将股本金提前三个月打入指定银行账户以备验资。赵启云参加了公司成立庆典，也领取的财务部发放的股权证和收款收据，股权证编号为3号，并领取了纪念章。公司成立时，大部分股东都不能备齐资信证明，故属于隐名股东，这是征求大部分股东同意后办理的，其他小额贷款企业也是这样做的，属于行业的默认做法。三、2010年初，赵启云多次了解过联泰公司的筹办，同时也表态要投资联泰公司，最后确认（2010年10月份）入股300万元。公司成立后，赵启云多次参加联泰公司的活动及会议并在会议上发言。四、关于汇给赵启云的10万元，是应赵启云要求汇出，但已经入了联泰公司的往来账目，待分红时予以扣除。民间借贷最重要的手续是借据，仅凭汇款存根，不能认定为是借款。
赵启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刘文杰偿还借款2000000元，并支付自2008年11月17日至实际偿还之日的利息，按照月利率2.5%计付。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8年11月17日，赵启云向刘文杰存折存入1000000元，未注明用途。2010年12月22日，赵启云委托案外人赵贤，向刘文杰账户汇款1000000元，未注明用途。一审庭审中，赵启云主张上述款项系刘文杰对其的借款。刘文杰不认可，称该款项系赵启云用于投资其设立的联泰公司的投资款。针对该争议，赵启云称双方之间比较熟悉，因此没有打借条，但借款关系属实，刘文杰还向其支付了借款利息100000元。刘文杰认可其曾向赵启云支付了100000元，但称相应款项系其向赵启云支付的联泰公司分红款，并就其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联泰公司出具的股东分红发放汇总表，显示赵启云持股金额为3000000元，持股份额为5%。该汇总表上的股东还有刘文杰、马忠全、项奋光、王占功等。为证明赵启云的股东身份，刘文杰还申请马忠全、项奋光、王占功作为证人出庭佐证。三人到庭均称赵启云与其身份一样，是联泰公司的股东，入股3000000元。现赵启云起诉要求刘文杰偿还借款2000000元，并支付利息。刘文杰对此均不予认可，并以上述理由抗辩。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赵启云主张与刘文杰成立借款合同关系，负有举证证明此合同关系真实存在的义务。从本案现有证据来看，虽可以证明赵启云曾经向刘文杰汇款2000000元，但无法证明该款项的性质。刘文杰提交了相应证据，佐证了其主张的收取赵启云相应款项的性质为赵启云的投资款。赵启云对此予以否认，但未能就其主张的借款关系充分举证，对此应当负有举证责任，故对赵启云相应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其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赵启云的诉讼请求。
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赵启云向刘文杰转款200万元的性质是否为借款。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赵启云持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了民间借贷之诉，刘文杰的抗辩理由为该200万元并非借款，系赵启云用于投资其设立的联泰公司的投资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刘文杰就其上述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联泰公司出具的股东分红发放汇总表，显示赵启云持股金额为3000000元，持股份额为5%；该汇总表上的股东还有刘文杰、马忠全、项奋光、王占功等。为证明赵启云的股东身份，刘文杰在一审中亦申请马忠全、项奋光、王占功作为证人出庭佐证，三人到庭均称赵启云与其身份一样，是联泰公司的股东，入股3000000元。赵启云对此虽予以否认，但未能就其主张的借款关系充分举证，故赵启云关于其向刘文杰转款200万元为借款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赵启云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2800元，由赵启云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解学锋
代理审判员 霍思宇
代理审判员 李 冉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五日
法官 助理 刘 衍
书 记 员 刘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