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苏01民终400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南京中电熊猫家电有限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恒通大道1号。
法定代表人：邓伟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论，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住义，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建湖县经济开发区其风家电经营部，住所地在江苏省建湖县经济开发区冠华东路866号。
经营者：刘其风，女，1974年3月1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建湖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立胜（刘其风之夫），住江苏省建湖县。
上诉人南京中电熊猫家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熊猫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建湖县经济开发区其风家电经营部（以下简称其风经营部）合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2016)苏0113民初538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6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熊猫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论、王住义，被上诉人其风经营部经营者刘其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立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熊猫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其风经营部一审诉讼请求并由其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其风经营部不享有案涉承兑汇票的票据权利，并非案涉票据的合法权利人，无法以相关承兑汇票向熊猫公司支付货款。根据其风经营部在一审诉讼中的自认，其擅自从事票据贴现的活动，这属于非法的金融业务。其风经营部取得案涉承兑汇票并无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非经背书转让所取得的票据，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汇票权利，且熊猫公司亦未在相关票据上签章，应当由其风经营部自行承担相应的损失，一审判决支持其风经营部基于相关票据提出的诉讼请求，违反关于票据的相关法律法规。2.其风经营部并非熊猫公司的经销商，双方从未发生过实际交易。其风经营部提交的出货单均为熊猫公司向经销商盐城市盐城万方达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方达公司）、阜宁县阜城镇汇金家电门市（以下简称汇金门市）发货的出库单，相关出库单上记载的要货单位均非其风经营部，其风经营部的负责人仅是其中部分交易的收货人，并非交易一方。前述交易的货款皆由万方达公司、汇金门市支付给熊猫公司，其中，汇金门市通过背书转让给熊猫公司的2张承兑汇票，熊猫公司已向汇金门市发货。其风经营部并非票据权利人，熊猫公司也未通过背书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收到其风经营部支付的相应货款。依据熊猫公司与经销商签订的经销协议，经销商提供的票据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以下简称票据法）的规定，包括依据合法的方式转让票据，因票据问题导致货款未达熊猫公司，熊猫公司不承担责任。且其风经营部亦未根据经销协议的约定向熊猫公司支付贴息。另在其风经营部提交的出库单上，送货单位为南京熊猫电子运输公司物流分公司，作为第三方物流公司，任何一方均可与其签署运输合同，委托其送货。一审判决认定熊猫公司存在收取未背书票据的交易习惯，并以此认定熊猫公司与其风经营部存在交易与事实相悖。3.其风经营部与陈兆云之间的往来实质为其风经营部通过陈兆云的介绍向刘建东购买低价电视机，这与熊猫公司无关。根据陈兆云出具给其风经营部的4张合计金额为50万元的收条计算电视机的单价为900元左右，熊猫公司同期没有类似低价出售行为。陈兆云20**年12月5日情况说明显示刘其风曾通过陈兆云向刘建东购买低价电视机金额约31万元，刘其风又给陈兆云金额为25万元的承兑汇票，要求向刘建东购买低价电视机。结合陈兆云在一审中的陈述，其系仅系中间人，并未参与刘建东与其风经营部双方之间的实际交易，也并非代理熊猫公司与其风经营部进行交易。结合刘其风于2015年向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检察院向刘建东涉嫌案件的报案记录，其风经营部已就相关私下交易造成损失作了陈述。故陈兆云的行为仅是其个人行为，并非职务行为，其风经营部对此亦属明知，一审判决忽视陈兆自认的事实，在事实尚未查清的情况下作出的判决有违公允。
其风经营部辩称，熊猫公司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事实和理由：陈兆云作为熊猫公司的业务经理，在盐城地区代表熊猫公司。根据经销协议的约定，其风经营部购买的是熊猫电视，支付的是承兑汇票，熊猫公司一直是以打收条的方式收取承兑汇票，其风经营部亦与刘亚洲之间根据票面金额的1%结算过贴息。陈兆云从未作为买方向其风经营部购买过电视，而是代表熊猫公司向其风经营部销售电视。
其风经营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熊猫公司返还其风经营部购货款20万元及利息、误工费、交通费等2万元，合计22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4月4日，其风经营部与熊猫公司签订《2014熊猫电视代理商经销合同》（以下简称经销合同），约定熊猫公司授权其风经营部为江苏省建湖县区域熊猫电视代理商，授权期限自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熊猫公司、其风经营部双方为商业合作关系，双方各自独立核算，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同时其风经营部不得以熊猫公司授权范围以外的名义，从事熊猫公司授权产品的经营和宣传活动；双方确认在授权期内其风经营部从熊猫公司购进签约产品的金额不低于100万元；其风经营部在签订本协议一周内，代理商首批投款10万元，以取得有效代理权；付款方式为个人汇兑、电子划汇、银行汇票、银行承兑（其风经营部不得将现金交付熊猫公司任何人员，否则后果自负），其风经营部以银行承兑方式付款时，由其风经营部按1%向熊猫公司贴息；其风经营部签字后的提货单熊猫公司视同其风经营部无异议，其风经营部若对熊猫公司物流配送工作有异议，需与熊猫公司当场协商解决；本协议一式4份，熊猫公司3份，其风经营部1份，由熊猫公司、其风经营部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双方均应严格执行。合同落款处加盖其风经营部公章，由经营者刘其风签名；加盖熊猫公司业务专用章，由业务员刘亚洲签名。
2014年5月7日、7月12日、9月4日，熊猫公司业务员刘亚洲共从其风经营部处拿走银行承兑汇票3张，票面金额均为5万元，共计15万元。刘亚洲均在汇票复印件下方签署“收到汇票壹张五万元整，刘亚洲，南京中电熊猫家电有限公司盐城办”。2014年5月9日、6月27日，熊猫公司向其风经营部送货并形成出库单5张，均加盖“南京熊猫电子运输公司业务专用章”，出库单上载明的要货单位均为万方达公司，收货人均为刘其风，联系电话均为其风经营部电话，收货地址均为其风经营部注册地住所地。2014年7月14日、8月11日、9月5日、9月9日、9月11日，熊猫公司向其风经营部送货并形成出库单5张，均加盖“南京熊猫电子运输公司业务专用章”，出库单上载明的要货单位均为汇金家电，收货人均为刘其风，联系电话均为其风经营部电话，收货地址均为其风经营部住所地，其中2014年7月14日出库单上载明“有退机单”。
2014年10月25日，熊猫公司业务员陈兆云从其风经营部拿走银行承兑汇票10万元，并在汇票复印件下方签署“此票承兑原件十万元已拿走，陈兆云”；同时还向其风经营部出具收条1张，载明“今收到刘其风承兑拾万元整，欠刘其风112台机器，预计11月2日到货32051A，今日提走LE32D50H壹台坏机换好的，陈兆云”。2014年11月8日，熊猫公司业务员陈兆云从其风经营部拿走银行承兑汇票20万元，并在汇票复印件下方签署“此票承兑其风经营部由陈兆云拿走”，同时还向其风经营部出具收条1张，载明“今收到承兑汇票20万元整，11月15日发32寸电视机51A223台”。2014年11月25日，熊猫公司业务员陈兆云从其风经营部处拿走银行承兑汇票10万元，并在汇票复印件下方签署“此票承兑原件由陈兆云拿走”，同时还向其风经营部出具收条1张，载明“今日收到承兑汇票拾万元整一定到货时间12月15号之前到，不到再给拾万现金112台电视”。2014年11月26日，熊猫公司业务员陈兆云从其风经营部处拿走银行承兑汇票10万元，并在汇票复印件下方签署“此票承兑原件由陈兆云拿走”，同时还向其风经营部出具收条1张，载明“今日收到承兑汇票拾万元整到货时间12月15号之前，共计112台电视，加25日票一共欠219台32寸电视”。上述银行承兑汇票的金额共计50万元。
2014年11月20日，熊猫公司向其风经营部送货并形成送货单1份，该送货单上加盖“南京中电熊猫家电有限公司苏州办业务专用章，载明“客户盐城建湖，LE32D51A共60台”。2014年11月26日，熊猫公司向其风经营部送货并形成出库单1张，载明“要货单位杨昌玉，收货人万红、联系电话138××××9009,收货地址中山东路301号54号楼西7楼706，170台32寸高清电视，备注：实送地址建湖南路369号好声音KTV，严宏亮，159××××9642，负责人贤永超”，客户签收处由其风经营部委托诉讼代理人签字。2014年12月22日，熊猫公司向其风经营部送货并形成出库单1份，该出库单加盖“南京熊猫电子运输公司业务专用章”，载明“要货单位汇金家电，收货人刘亚军，收货地址阜宁县阜城镇上海路8号，送货人焦兆俊。”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以上事实认定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一审中，其风经营部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以下证据：1.经销合同。2.刘亚洲拿走的银行承兑汇票3张及对应的出库单11张，并陈述所有的银行承兑汇票均系（熊猫公司）业务员带领去购买的，购买时扣除1%－1.5%的税，出库单上的要货单位由业务员随便写，实际均是其风经营部要货，最后对账后，熊猫公司于2014年12月22日向其风经营部补充发货，刘亚洲所拿汇票已完全发货。3.陈兆云拿走的银行承兑汇票4张及对应的出库单2张，并陈述陈兆云收条上载明的所欠电视机数量与实际送货数量不一致，是因为拿票时候约定的便宜机器没货，所以向其风经营部发的普通机器，出库单上的要货单位由业务员随便写，其中1张出库单上的要货人是杨昌玉，备注栏里的贤永超均系熊猫公司员工。但2014年11月25日、11月26日陈兆云收取的20万元承兑汇票后至今未发货。4.2014年9月熊猫公司颁发的经销商挂牌原件多份，会议政策、会议手册、会议须知、参会证及宣传画册原件多份，定金收据、公函各1份，陈兆云工作证，宣传漆膜、名片若干张。证明2014年9月应熊猫公司邀请，其风经营部作为经销商参加熊猫公司组织的会议，在会议现场缴纳订货金定金2000元，熊猫公司出具收条1张，收条上加盖熊猫公司印章，载明“交款单位建湖熊猫专卖店，收款方式现金”；同时还陈述，在该会议上熊猫公司领导认可其风经营部系代理商，可以缴纳定金，会后刘亚洲告诉其风经营部熊猫公司的业务员更换为陈兆云，陈兆云向其风经营部出具公函1份，载明从2013年12月12日起，熊猫公司委派陈兆云全权负责盐城南区域业务工作。5.维机申请表、银行交易凭证，证明其风经营部于2016年7月20日向熊猫公司支付购货款12320元，2016年10月份分别收到熊猫公司支付的售后款项480元、264元，2016年间多次向熊猫公司售后负责人郝建平支付旧机换新机货款，双方之间仍然存在交易，而且（其风经营部）一直是熊猫公司认可的熊猫家电的售后服务，代为办理相关售后事宜。
熊猫公司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是：1.双方签订经销合同后，因其风经营部未缴纳合同约定的代理商首批投款10万元，该合同并未实际履行。2.刘亚洲、陈兆云系熊猫公司的员工，业务员个人收取汇票的行为不能代表熊猫公司，出库单均系熊猫公司与代理商汇金门市、万方达公司、建湖南路369号好声音KTV等人之间的交易，其风经营部并非熊猫公司代理商，不能直接从熊猫公司拿货，熊猫公司是受要货单位的指示，向其风经营部发货，其风经营部有可能是分销商。其风经营部购买银行汇票，取得票据无真实的交易背景，不享有票据权利，不能证明向熊猫公司付款。3.只要可以销售熊猫家电的人都可以参加会议并缴纳定金，经销商牌子系促销摆牌，分销商亦可摆牌，并不能证明其风经营部系熊猫公司的代理商，其风经营部也不能直接从熊猫公司拿货。4.其风经营部确系熊猫公司指定的售后定点，可以与熊猫公司售后部门联系，处理相关售后事宜。
熊猫公司围绕抗辩意见提交以下证据：1.承兑汇票及背书单2张，证明业务员从其风经营部拿走的2张银行承兑汇票经汇金门市向熊猫公司背书付款，并非其风经营部支付的货款，并述称其余票据熊猫公司未收到。2.经销合同2份，证明万方达公司、汇金门市均系熊猫公司的代理商，授权范围为阜宁县，授权期限自2014年1月1日至同年12月31日。3.熊猫公司与万方达公司、汇金门市2014年间的对账函、账务往来明细表，证明对账双方之间的交易，对账函所附明细表中载明的出库单号与其风经营部举证的出库单号相同，但相同单号下的发货明细除2张部分一致以外，其余不一致，且有些对账单未提供原件，证明向其风经营部送货系受第三方要货单位的指示所为。4.《南京中电熊猫电视机价格表》，证明熊猫家电2014年11月、12月的电视机价格，单价均在1150元以上，证明其风经营部无法以800余元的低价向熊猫公司购买电视机。5.杨昌玉账户往来明细，熊猫公司认可2014年11月26日出库单上载明的要货单位杨昌玉、收货人万红、备注栏里KTV负责人贤永超系其公司员工，该张出库单系杨昌玉与建湖好声音KTV间的交易，杨昌玉账户明细中有贤永超向杨昌玉的汇款记录，证明与发货单同一时间段内贤永超向杨昌玉购买了电视机。
一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认证如下：
熊猫公司举证的与万方达公司、汇金门市对账单下所附的发货明细中记载的出库单号，虽然与其风经营部举证的出库单号相同，但相同单号的出库单项下记录的发货数量和型号并不一致，仅有2张存在部分一致，不能证明其风经营部举证的出库单系熊猫公司与万方达公司、汇金门市的交易单证。同时根据熊猫公司举证的其与万方达公司、汇金门市之间签订的经销合同，可知该两单位系熊猫公司在阜宁区域的代理商，而其风经营部为建湖县区域，并非熊猫公司授权万方达公司、汇金家电的区域范围，故熊猫公司抗辩其风经营部举证的发货单系熊猫公司与该两单位之间交易的出库单，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熊猫公司举证的其员工贤永超向其员工杨昌玉的汇款明细，仅汇款时间与出库单上的日期相近，且该出库单上收货人万红也为熊猫公司员工，不能证明杨昌玉与建湖369好声音KTV之间有买卖关系，也不能证明该出库单系熊猫公司与建湖369好声音KTV之间的发货。
由其风经营部举证，陈兆云20**年10月25日收条上载明“欠刘其风112台机器，预计11月2日到货32051A”，2014年11月20日出库单上载明“收60台51A**寸”；陈兆云20**年11月8日收条上载明“11月15日发32寸电视51A223台”，2014年11月26日出库单上载明所送货物为170台32寸电视机。上述证据内容对照可见，虽然数量不一样，但是型号、日期相互对应，可以据此认定收条与出库单系一一对应关系。同时在2014年7月14日出库单上载明“有退机单”，反映其风经营部在（接到）送货的同时有向熊猫公司退机，可以印证双方之间有直接的交易往来。综上，一审法院认定其风经营部举证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熊猫公司举证证据的证明力。
一审法院认为，其风经营部与熊猫公司签订的经销合同经双方盖章签字，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依法成立并生效。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
1.熊猫公司业务员从其风经营部拿票的行为是职务行为，还是个人行为。综合其风经营部举证的经销合同、经熊猫公司业务员签收的银行承兑汇票、出库单、多份熊猫公司授权的经销商挂牌原件、参加熊猫公司组织会议的相关材料及熊猫公司出具的货物定金收据、宣传漆膜等，以及熊猫公司业务员的工作证及其授权委托公函，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证明熊猫公司业务员刘亚洲、陈兆云以熊猫公司的名义与其风经营部进行业务往来，包括从交付承兑汇票到发货的整个过程，且出库单上加盖第三方物流机构南京熊猫电子运输有限公司的印章，熊猫公司认可该第三方专门为其提供服务，不能为业务员个人所用，证明业务员的职务行为系经熊猫公司认可并发货的。熊猫公司抗辩其风经营部举证的汇票及出库单并非对应关系，出库单系熊猫公司与他人之间交易所形成的，但其举证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抗辩理由，熊猫公司认可其风经营部可以参加其组织的会议、缴纳定金、作为熊猫公司的售后服务点、可以悬挂代理经销商牌做广告，但并不认可其风经营部可以从熊猫公司直接拿货，不认可其风经营部系熊猫公司代理经销，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熊猫公司举证的承兑汇票背书情况，证明其风经营部举证的汇票中有2张系熊猫公司与案外人之间交易往来所用的汇票，但综合上述证据可知，业务员拿取其风经营部汇票系职务行为，业务员收取汇票后的处理系熊猫公司与其员工之间的内部关系，与其风经营部无关。故一审法院认定其风经营部系熊猫公司的代理经销商，业务员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后果应当由熊猫公司承担,也即经销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其风经营部向熊猫公司支付货款，熊猫公司应当按照约定向其风经营部发货。经一审法院向熊猫公司释明，熊猫公司明确表示不同意向其风经营部继续发货，现经销合同约定的合同合作期限已到期，故其风经营部主张熊猫公司返还货款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2.就交付熊猫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是其风经营部从他处购得，其风经营部对此是否享有票据权利。熊猫公司抗辩其风经营部取得和交付汇票不符合票据法的相关规定，无真实的交易背景，未经背书转让，不享有票据权利。一审审理中可知，其风经营部自认按照票面金额扣除1.5%税款后购买汇票，故其风经营部业已支付上述票据的对价，应当享有票据权利，从双方举证的票据可知，熊猫公司在收取汇票时，其前手并未在票据上记载被背书人名称，而是由熊猫公司取得票据后自行在被背书人处签章，故熊猫公司的交易习惯即为收取未载明被背书人名称的票据，故熊猫公司抗辩其风经营部交付的票据未经背书转让故不予认可，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其风经营部、熊猫公司签订的经销合同约定，其风经营部以银行承兑方式付款时，由其风经营部按1%向熊猫公司贴息，因其风经营部购买票据时已扣除1.5%税费，故一审法院以扣费后金额认定为其风经营部向熊猫公司的付款。
3.关于熊猫公司应返还其风经营部货款的数额。其风经营部主张其于2014年11月25日、11月26日向熊猫公司交付汇票的票面金额共计为20万元，熊猫公司尚未发货，要求熊猫公司返还已付货款，而其风经营部举证了熊猫公司于2014年12月22日向其发货型号为LE39D52号39寸高清电视机5台，称系刘亚洲之前从其风经营部拿走汇票未发货完毕，经协调后熊猫公司向其补发，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因该出库单形成时间在熊猫公司取走前述2张汇票之后，一审法院认定熊猫公司在取得2张汇票后已向其风经营部发送前述货物，相应货款应从汇票金额中扣除，熊猫公司举证的价格表清单证明LE39D52号39寸高清电视机单价为1520元，其风经营部自认单价为1450元，但并未举证证明，故一审法院认定该电视机单价为1520元，5台共计7600元。故熊猫公司应当返还其风经营部的货款金额为18.94万元（20万元－20万×1.5%－7600元）。
其风经营部还主张熊猫公司支付利息，以上述货款为基数，自2014年11月27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因熊猫公司未按合同约定发货，已构成违约，其风经营部主张熊猫公司支付的利息损失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但熊猫公司从其风经营部拿走承兑汇票时在欠条中约定于2014年12月15日之前发货，而熊猫公司尚未发货，其风经营部于2016年9月29日才主张熊猫公司返还该货款，但所主张利息起算点为2014年11月27日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将此调整为起诉之日，即2016年9月29日。其风经营部主张熊猫公司支付误工费、交通费等2万元，因双方未在合同中约定，其风经营部亦未举证费用产生的依据，一审法院对该部分诉请未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一、熊猫公司于判决发生之日起十日内向其风经营部返还货款18.94万元及利息（以18.94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9月29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二、驳回其风经营部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4600元，减半收取2300元，由其风经营部负担130元、熊猫公司负担2170元。
本院二审期间，熊猫公司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熊猫公司提交的陈兆云于2014年12月5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及情况经过，其风经营部认为证据内容相互矛盾，其不明所以，且证据内容并不能证实刘建东与其风经营部之间存在交易的事实，另陈兆云认可拿了其风经营部的承兑汇票，而其向刘建东付的是钱，这与承兑汇票无关。本院认定：陈兆云出具两份书面说明的时间早于一审诉讼之前，熊猫公司持有该证据却未在一审诉讼过程中当庭举证、质证，该证据不属于二审中的新证据，证据内容本身并不能证明陈兆云与其风经营部之间存在私下交易的事实，且陈兆云在情况经过中称其风经营部给其25万元的承兑汇票与在案事实亦不相符，本院对熊猫公司该组证据不予确认。
另因熊猫公司的申请，本院调查核实以下4张承兑汇票真实，熊猫公司并未在汇票中背书签章。这4张承兑汇票分别是2014年5月7日刘亚洲领取的1张，以及2014年11月8日、11月25日、11月26日陈兆云领取的3张。双方当事人对以上调查情况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其风经营部提起本案诉讼之时，为查明案件事实，将陈兆云作为共同被告，陈兆云述称其签收案涉承兑汇票系代案外人刘建东签收，亦向刘建东支付了相应款项，并非职务行为，其风经营部系向刘建东购货，应向刘建东主张案涉货款。在一审法院第二次开庭法庭调查结束之际，其风经营部申请撤回对陈兆云的起诉，一审法院口头裁定准许撤诉。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1.其风经营部与熊猫公司之间的经销合同有无实际履行；2.陈兆云收取案涉50万元承兑汇票是否为职务行为，如果是职务行为，熊猫公司是否应当返还一审判决的款项。
就上述第1项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案涉经销合同业已实际履行。熊猫公司、其风经营部于2014年4月4日签订的经销合同约定“该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现该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已经依法发生法律效力，双方均应严格履行。虽然其风经营部未在合同签订一周内，即2014年4月11日之前，支付首批投款10万元，但该合同并未将此作为合同解除的条件，故其风经营部未按约支付该首批投款并不影响案涉经销合同的效力。嗣后，其风经营部分别于2014年5月7日、7月12日、9月4日交付熊猫公司签约人刘亚洲承兑汇票各5万元，并在同年5月9日至9月11日期间收到加盖有“南京熊猫电子运输公司业务专用章”的出库单中载明的货物。对该部分实际履行行为，其风经营部与熊猫公司各执一词，其风经营部认为是其与熊猫公司之间实际履行案涉经销合同的行为，熊猫公司认为是其受案外人万方达公司、汇金门市的指示向第三人其风经营部履行交货义务的行为。因其风经营部提供的证据能够证实其交付款项以及收到供货的事实，故排除上述单证系双方之间合同实际履行行为的举证证明责任，也即证明上述出货单系受合同相对人指示的向第三人交付的举证证明责任，应由熊猫公司承担。现熊猫公司除能证明其与万方达公司、汇金门市之间同样存在经销协议关系以外，并未完成该举证证明责任。主要理由有：1.熊猫公司依据出库单上关于要货单位的记载，主张要货单位才是其合同相对人，但是在2014年11月26日出库单上记载的要货单位为“杨昌玉”，而杨昌玉系熊猫公司工作人员，并非其合同相对人。可见，熊猫公司自行制作出库单时并非严格地仅以合同相对人作为要货单位，故其风经营部持有出库单上记载的要货单位为万方达公司或汇金门市等案外人，并不足以排除其风经营部的合同相对人身份。2.熊猫公司主张刘亚洲于2014年7月12日、9月4日收到的2张承兑汇票系汇金门市向其支付的货款，但其提供的2张汇票的背书情况并未反映汇金门市是其直接前手。退一步讲，即使汇金门市与熊猫公司在票据法律关系上属于直接前手与后手的关系，由于我国票据法认可授权补记的法律效力，也即允许空白背书，熊猫公司依据连续背书的事实并不足以证实是汇金门市在基础法律关系中以相关票据向其支付的货款。也即，在其风经营部已经证实系其向熊猫公司签约人刘亚洲交付相关票据的情况下，连续背书的事实达不到足以对抗、以致需要转移举证证明责任的程度。3.熊猫公司提供的其分别与万方达公司、汇金门市之间的对账函，虽然出库单号与其风经营部提供的相关出库单号一致，但所供货物并不完全相同，该事实表明在相同出库单号下存在着不同的供货行为，故其风经营部提供的出库单所涉供货行为，在熊猫公司并未给予充分合理解释的情况下，并不能纳入熊猫公司分别与万方达公司、汇金门市之间经销协议的实际履行范围。再结合其风经营部能够提供熊猫公司颁发的代理经销商牌之事实，本院对熊猫公司就该项争议焦点所持抗辩主张不予采纳。因其风经营部陈述其系以支付对价的方式购得相关票据，故其风经营部系合法持有相关票据，其风经营部向熊猫公司签约人交付相关票据即已实现票据的支付结算功能。虽然其风经营部未在相关票据上背书签章，这仅导致其风经营部不能依据票据法律关系行使票据权利、承担票据责任，并不影响其依据基础法律关系向熊猫公司主张权利。就熊猫公司抗辩的票据贴息问题，其风经营部主张已就所涉供货与刘亚洲结算了贴息，因熊猫公司否认相关供货与其风经营部的关联性，导致双方就是否结算贴息一节不能形成实质性的对抗，案涉诉讼请求亦与该部分实际履行行为无关，本院对此不予理涉。
就上述第2项争议焦点，本院认为陈兆云收取案涉50万元承兑汇票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陈兆云系熊猫公司的工作人员，自2013年12月12日起全权负责盐城南区域业务工作。案涉经销合同授权其风经营部在2014年全年为江苏省建湖县区域熊猫电视代理商，明示代理商不得向熊猫公司任何人员交付现金。现其风经营部于2014年10月25日至同年11月26日期间，因购买熊猫电视机向陈兆云交付案涉50万元承兑汇票，并不违反双方经销合同约定的禁止性条款，并未超出熊猫公司对陈兆云的授权范围。此前，其风经营部也是向熊猫公司签约人刘亚洲直接交付的承兑汇票，故其向陈兆云交票的行为符合其交易习惯。现其风经营部认可已于2014年11月20日、11月26日收到熊猫公司的供货，就其中30万元金额的部分不存在履行异议，对此，熊猫公司并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该部分并非双方之间的实际履行行为（主要理由同上），或者该部分供货对应其他已付货款。虽然陈兆云在一审中参加本案诉讼，抗辩称其接受案涉票据并非职务行为，但是在与其风经营部的起诉主张并不一致的情况下，双方就该节争议事实并未形成诉讼中的自认，且陈兆云与案涉诉讼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排除其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作出不实陈述的可能，故仅有陈兆云的陈述并不能免除熊猫公司就其反驳主张事实承担的举证证明责任，现熊猫公司在一、二审诉讼中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风经营部与陈兆云之间存在私下的买卖交易，或者陈兆云系受案外人委托向其风经营部收取讼争票据等，应由熊猫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就一审判决认定返还货款的金额，远远低于未履行部分的票面金额，其风经营部并未就此提出上诉，应视其服判；而熊猫公司未就判决金额提出其他上诉意见，本院对一审判决金额依法予以确认。
综合以上，熊猫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600元，由上诉人熊猫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陆正勤
审判员 董岩松
审判员 曹廷生
二〇一七年七月六日
书记员 石晓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