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通民终字第10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景民，男，汉族，68岁，通辽市某厂退休工人。
委托代理人李爱国，通辽市148指挥中心第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亚文，女，汉族，农民，72岁。
委托代理人暴宝力，通辽市148协调指挥中心第四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委托代理人韩向财，通辽市148协调指挥中心第四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王景民与被上诉人张亚文确认解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前由科尔沁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科民初字第2381号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原告王景民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2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王景民的委托代理人李爱国、被上诉人张亚文的委托代理人暴宝力、韩向财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经审理查明，1995年8月2日，原告王景民与被告张亚文的儿子李某甲签订了《租包合同》一份，署名为被告张亚文的丈夫李某乙的名字，捺手印为李某甲。约定将被告家庭承包的土地4亩转包给原告经营，转包费为1320.00元，转包年限为六年，交费时间为每年1月1日，过期不付，被告有权收回土地。之后，双方又将承包期限变更为占地时止，交费时间为每年1月1日起交付。该变更只在原告持有的租包合同中修改，被告持有的租包合同未修改。后来因占地征用了0.2亩，变成了现在家庭承包合同中的3.8亩，家庭承包经营权登记在张亚文名下。原告承包后，经被告同意，在承包地中临时建筑了看护房30平方米及蔬菜大棚。承包费变更为每亩700.00元。原告经营该土地至今。2014年3月12日及2014年4月21日，本案被告以原告未交承包费为由两次向本院起诉要求收回承包地，后撤回起诉。2014年6月5日，本案被告以原告未交承包费为由向原告发出了解除合同通知书，原告已收到了该解除合同通知书。
原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争议的是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问题。本案中，被告以原告未缴纳2014年承包费为由通知原告解除双方签订的租包合同，原告认可已收到了被告发送的解除合同通知书。根据法律规定，解除合同须符合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和第九十四条的规定。本案原、被告双方在租包合同中约定，原告不按期缴纳承包费，被告有权收回承包土地。现原告未给付被告2014年承包费。原告也未通过提存等方式进行缴纳。因此，被告通知原告解除合同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具有法律效力。被告的辩解主张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的被告拒收承包费的意见，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在承包期间对承包土地的投入及损失可依法另行主张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张亚文向原告王景民发送的《解除合同通知书》有效。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原告王景民负担。
宣判后，原审原告王景民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上诉，请求一、撤销通辽市科尔沁区人民法院（2014）科民初字第2381号民事判决书的判决，确认被上诉人解除转包合同无效。二、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其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错误。1、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不按期缴纳承包费，被上诉人有权收回转包土地。该认定错误在于对本土地转包合同的条款理解错误。本土地转包合同第四条明确：地租钱合人民币1200.00元（以后变更为每年700.00元）中每年1月1日起交给甲方，如按期不交，甲方有权收回土地。这种按期付款的期限，双方共同约定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一个年度以乙方向甲方交付土地转包费而不是判决所认定的限定在每年年的1月1日之内。而且从上诉人历年向被上诉人缴纳的所有缴费凭据可以看出，双方认可是以年度为周期，作为缴费的约定时间，而不是仅限定在每年年初的1月1日。该条款中的（每年1月1日起交给甲方），即是双方对该条款的明确约定一年周期的起始时间。2、被上诉人在一审前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并不是其本人做出的，通知中，转包人张亚文的签字是伪造的。上诉人请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鉴定机构予以鉴定确认。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错误的适用合同法第93条第2款，该条款是针对双方以明确约定履行合同期限的起止时间，而本案起止时间双方约定的是宽泛时间概念。而且双方实际也是按该时间实际履行。双方在履行合同中也完全认可。本案合同的解除，既不属于约定解除，也不属于法定解除，而是属于被上诉人单方解除，根据《合同法》第107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三、原审关于举证责任分配有误。根据《民事证据规定》第5条“……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责任”，据此，举证责任应当分配被告，只有这样才能体现法律的公正。基于上述事实和理由，上诉人请求依法确认被上诉人解除转包合同的行为无效。
被上诉人张亚文答辩称：一、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地租钱合人民币1200.00元（以后变更为每年700.00元）中每年1月1日起交给甲方，如按期不交，甲方有权收回土地。”这与客观事实不符，因为合同第四条“地租钱合人民币1200.00元（以后变更为每年700.00元）中每年1月1日交给甲方，如按期不交，甲方有权收回土地。”这一约定明确表示了交付租金的时间仅限定在每年的一月一日这一天，一审法院认定“原告不按期缴纳承包费，被告有权收回承包土地”是正确的。二、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称“被上诉人在一审前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并不是其本人做出的，通知中，转包人张亚文的签字是伪造的”这也与事实不符，《解除合同通知书》是被上诉人真实意思表示，虽然张亚文名字是李某丙代签（张亚文本人不会写字），但是，签名处的手印确是被上诉人自己按的。所以《解除合同通知书》合法有效。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上诉人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是否有效，是否具有法定或约定的解除理由。双方当事人均复举了一审出示的证据。
经本院二审审理查明，1995年8月2日，上诉人王景民与被上诉人张亚文的儿子李某甲签订了《租包合同》，署名为被上诉人张亚文的丈夫李某乙的名字，捺手印为李某甲，约定将被告家庭承包的土地4亩转包给原告经营，转包费为1320.00元，转包年限为六年。该合同一式两份，上诉人王景民与被上诉人张亚文各持一份，但两份合同关于承包费的缴纳约定不同，上诉人王景民所持的《租包合同》第四条约定“地租钱合人民币1200.00元（以后变更为每年700.00元）中每年1月1日起交给甲方，如按期不交，甲方有权收回土地”，而被上诉人张亚文所持的《租包合同》第四条约定“地租钱合人民币1200.00元（以后变更为每年700.00元）中每年1月1日交给甲方，如按期不交，甲方有权收回土地”，经过法庭询问，被上诉人张亚文的儿子李某甲承认两份合同均由其起草书写。之后，双方又将承包期限变更为占地时止并已经实际履行，该变更只在上诉人持有的租包合同中修改，被上诉人持有的租包合同未修改。后来因占地征用了0.2亩，变成了现在家庭承包合同中的3.8亩，家庭承包经营权登记在张亚文名下。上诉人承包后，经被上诉人同意，在承包地中临时建筑了看护房30平方米及蔬菜大棚。承包费变更为每亩700.00元。原告经营该土地至今。2014年3月12日及2014年4月21日，本案被上诉人以上诉人未交承包费为由两次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收回承包地，在该案件庭审中上诉人表示愿意继续缴纳承包费或者根据情况调整承包费价格，被上诉人均明确表示不同意，后被上诉人撤回起诉。2014年6月5日，本案被上诉人以上诉人未交承包费为由向上诉人发出了解除合同通知书，上诉人已收到了该解除合同通知书。1995年至2013年之间上诉人曾经在1995年8月2日、1997年1月13日、1997年6月24日、2009年1月4日、2012年12月13日。2014年11月，上诉人通过邮局汇款的方式向张亚文缴纳了承包费。上述事实有上诉人王景民二审提交的《租包合同》和交费收据等证据予以证明。
本院认为，本案中，双方当事人所依据的合同关于第四条有两个不同的版本，且被上诉人张亚文的儿子李某甲承认均为其书写，而被上诉人张亚文为合同提供的一方，上诉人王景民为合同履行的一方，上诉人王景民所持的《租包合同》第四条约定“地租钱合人民币1200.00元（以后变更为每年700.00元）中每年1月1日起交给甲方，如按期不交，甲方有权收回土地”，由此可见，上诉人王景民所持的《租包合同》并未约定为限于每年1月1日当天，而是每年1月1日起，上诉人王景民按照自己所持有的合同履行承包费的缴纳并无不当，且上诉人王景民多次提出要缴纳承包费（被上诉人张亚文诉上诉人王景民收回承包地案件中），被上诉人张亚文均明确拒绝。因此，被上诉人张亚文以上诉人王景民未缴纳2014年承包费的理由发出的“解除合同通知书”无效，其不符合法定或约定的解除理由。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科尔沁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科民初字第2381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张亚文向上诉人王景民下达的“解除合同通知书”无效。
一审案件受理费10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0.00元，合计200.00元由被上诉人张亚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白云飞
审判员 李雅丽
审判员 陈婷婷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日
书记员 金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