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襄阳中民三终字第0001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平安寿险襄阳中支公司）。
负责人杨元祖，平安寿险襄阳中支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善飞，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职员。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刘明然，湖北真武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文军。
委托代理人范建召，湖北隆中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即代为承认、变更放弃诉讼请求，提起反诉和上诉，进行和解，代领执行款。
上诉人平安寿险襄阳中支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文军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13日作出的（2014）鄂襄城民二初字第005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2月22日受理本案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魏俊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杨斌福、任侨参加评议的合议庭，于2015年2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平安寿险襄阳中支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善飞、刘明然，被上诉人张文军及其委托代理人范建召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张文军一审诉称：2011年7月4日，原告以何有珍为被保险人在被告处投保智胜人生、附加智胜重疾，基本保险金额150000元，重疾100000元；保险合同成立及生效日是2011年7月14日00：00，此后原告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每年按时交纳保费，已交纳保费3年，金额为18000元。2012年10月28日何有珍突发脑出血先后在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和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何有珍因治疗该病花去医疗费20多万元。2013年7月2日被告委托襄阳中立司法鉴定所对何有珍进行保险重疾鉴定，经鉴定何有珍符合《平安附加智胜人生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条款》“脑中风后遗症”之规定。之后向被告申请重疾理赔，被告拒绝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并单方解除了保险合同。2013年11月25日，原告作为何有珍的法定代理人向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支付重疾保险金，后因程序原因撤诉，撤诉后原告在枣阳市人民法院进行特别程序认定，在特别程序认定中2014年6月28日被保险人何有珍死亡，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保险金15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审被告平安寿险襄阳中支公司一审辩称：原告投保时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已与原告解除保险合同，被告无义务给付保险金，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审判决认定，2011年7月4日，原告与被告订立智胜人生人身保险合同，被保险人为何有珍，系原告之妻。合同约定保险费每年6000元，基本保险金额为150000元，以被保险人身故为保险金给付条件，保险合同成立及生效日为2011年7月14日，生存保险金受益人为何有珍，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为张文军，保险期间为终身。合同签订后，原告张文军交纳2011年7月14日至2014年9月14日三年的保险费18000元。原、被告双方在签订上述智胜人生人身保险合同的同时，附加签订了智胜重疾保险合同，保险期间为终身，基本保险金额为100000元。2012年10月，何有珍患病住院治疗，后张文军向被告申请理赔，要求按智胜重疾险的约定，给付保险金100000元。2013年8月23日被告作出理赔决定：1、歉难给付保险金；2、解除保险合同，退还保险费11950.90元；3、理由是：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的规定。理赔决定作出后被告退还原告保费11950.90元。
原告主张何有珍于2014年6月28日死亡，同时举出火化证予以证明。被告认为火化证与死亡证明不能等同。原审法院认定，何有珍已火化，火化证可以证明何有珍已死亡。
原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双方所签订的智胜人生保险合同为有效合同，受法律保护；在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况下，一方面应赋予保险人合同解除权，同时对解除权也要予以必要的限制，在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寻求利益平衡。对于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可以解除合同，但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两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本案中原告张文军与被告平安寿险襄阳中支公司的智胜人生保险合同成立于2011年7月14日，被告作出解除保险合同的意思表示发生于2013年8月23日，显然已超过两年，故被告平安寿险襄阳中支公司不得解除合同，2013年8月23日的解除合同的通知不能产生合同解除的效力。故当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人应当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现被保险人何有珍已死亡，被告应当依约给付保险金150000元，张文军将退还保险费11950.90元交还给被告。相互冲抵后应赔付金额138049.1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张文军保险金138049.1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300元，减半收取1650元，由被告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负担。
上诉人平安寿险襄阳中支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程序违法，未将上诉人在庭审中的答辩意见如实记录、阐明。一审庭审中，上诉人的答辩书和辩论意见均明确陈述，上诉人拒绝理赔理由有二：“一、平安人寿保险公司已经依法解除了与张文军、何有珍之间的人寿保险合同关系。二、原告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恶意的违约行为”、“原告方串通医疗机构篡改病历。原告方向平安人寿保险公司理赔时提交的病历明确记录了其有四年的高血压病史，但庭前其却提交一份该医疗机构篡改后的同页病历”。原、被告双方在一审庭审中亦就原告方是否存在恶意违约进行了举证、质证和辩论，但是原审判决无视上诉人的第二项抗辩理由，既无记录，亦未阐明解释，严重违反民事诉讼法的程序规定。（二）被上诉人明示放弃对保险合同解除提出抗辩，原审法院不能据此判决解除行为无效。1.本案诉讼过程中，被上诉人及其代理人从未提出过对上诉人所作出的解除保险合同行为无效的诉讼请求。2.一审庭审中审判员明示被上诉人是否就上诉人所作解除保险合同行为超过两年提出抗辩，被上诉人及其代理人明确放弃，并由法庭记录在案。民事法律纠纷本着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被上诉人已经明示放弃的民事权利，人民法院无权代位行使。（三）原审认定事实证据不足，不能仅凭火化证证明被保险人死亡及死亡原因。被上诉人提出要求理赔的事由是被保险人何有珍病故，但是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仅提交了一张火化证证明被保险人何有珍死亡。1.火化证应当结合死亡证明书、医院证明等证据方能证明被保险人死亡。2.本案系保险合同纠纷，如无证据证明被保险人因何种原因死亡，则无法审查被保险人何有珍的死亡是否符合理赔条件。（四）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1.原审判决所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的两年解除权，是保险公司在保险合同签订时的单方解除权，即无需投保人、被保险人认可的单方权利。本案中，上诉人的解除合同通知送达后，投保人、被保险人均未提出异议，其已经默认同意上诉人的解除合同的新邀约，形成了新的承诺，双方达成新的合议，即本案所审理的保险合同的解除系双方协商解除。故本案不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三款的保险人单方解除合同的规定。2.本案中被上诉人不仅仅是在保险合同签订时不如实陈述，而且其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提供伪造、虚假的证明材料申请理赔，其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的行为亦违反了双方的合同约定，违背了合同法、保险法的相关规定。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张文军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经二审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除“原告张文军交纳2011年7月14日至2014年9月14日三年的保险费18000元”应为“原告张文军交纳2011年7月14日至2014年7月14日三年的保险费18000元”，以及“2、解除保险合同，退还保险费11950.90元”与相关证据材料反映的情况存在出入外，其他事实与原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一致。
二审另查明，上诉人、被上诉人于不同日期在延安大学附属医院提取的何有珍于2012年10月28日至同年11月16日住院治疗期间的出院记录、住院病历等诊疗资料上，均记载何有珍于2012年10月28日“以‘突发意识不清3小时’之主诉入院”，入院诊断为“1、高血压性脑出血（基底节区；右）2、高血压病（3级，高危组）”，出院诊断为“1、高血压性脑出血（基底节区；右）2、高血压病（3级，高危组）”，“于2012.10.29在全麻下行右额颞脑内血肿清除术”、“家属要求出院，回当地医院就诊”；但关于何有珍高血压病史的时间长短的记载（一为发现高血压病史2余年，一为发现高血压病史3月余）、是否曾经因高血压住院治疗的记载（一为2年前曾住院治疗，一为未记载曾经住院）不一致。双方当事人提供的何有珍于2012年11月17日至同年12月28日在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期间的入院记录、出院记录等诊疗资料上，均记载入院诊断为“脑出血术后高血压Ⅲ级”，出院诊断为“脑出血术后高血压Ⅲ级双肺感染”，“因脑出血术后21天入院”，“病情好转出院”；关于何有珍高血压病史的时间长短记载一致，均为4年。被上诉人提供的枣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医务科盖章的由神经内科何有珍的主治医师出具的情况说明记载，何有珍送院时无直系亲属在场，神志恍惚，护送人员诉说既往有高血压病史4年，病历记载即以此为据，次日患者丈夫返回，未再详细询问病史，据患者丈夫所诉，实际高血压病史3月余。上述材料中，双方当事人对对方当事人提供的内容与其提供的材料所反映情况不一致的材料均不认可。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供的编号记载为“枣殡（2014）0138”的火化证记载何有珍于2014年6月28日火化，上诉人表示真实性有异议，应提供相应法律手续，仅凭火化证无法证明被保险人已死亡。原审卷宗中盖有“枣阳市公安局南城派出所户口专用”章的《死亡证明》记载“死亡时间：2014年6月1日”，未记载死亡原因，在一审中庭审中未提供，亦未于一审中质证。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陈述，死亡证明因程序问题未办理下来，所以先拿的火化证。二审中，被上诉人表示，其系一审庭后提交的上述《死亡证明》；上诉人表示，对《死亡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一审时未提供，不能作合法证据使用，公安机关不是合法的死亡证明出具单位，死亡证明出具单位应该由卫生行政机关出具，《死亡证明》的死亡原因不明，其不知道何有珍是怎么死亡的。本案诉讼中，上诉人没有提供何有珍没有死亡，或关于何有珍死亡原因的证据。
二审同时查明，在保险单上，记载“投保人”为“张文军”；“投保主险”为“智胜人生”，“附加长险”为“智胜重疾”，两险保险期间均为“终身”；另有关于“无忧意外”、“无忧医疗A”两个“附加一年期短险”的保险信息记载；记载主险的“保险费”为6000.00元，“交费年限”记载为“不限”，附加长险和附加一年期短险的“保险费”栏、附加长险的“交费年限”栏中均打印为横线；记载“业务员姓名及代码：姜红1090282407”。在投保书上，对于被保险人是否目前患有或过去曾经患过高血压，在过去五年内是否曾住院检查或治疗等询问，投保人、被保险人均勾选否。被上诉人提供的《人身险保费交纳对账单（补印对账单）》记载有“交次／交别3／年”、“应交日期2013-07-14”、“交至日期2013-07-14”、“主险保费6000”、“附险保费0”、“实际交费金额6000”、“交费日期2013-08-06”、“您的服务人员：姜红”等内容；上诉人表示真实性无异议，是系统自动划款，后来发现多收了这笔保费后又退还给张文军了。根据理赔决定通知书之记载，解除保险合同的范围是保险单下所有保险合同，退还的11950.90元包括主险5950.90元（未注明性质，未注明是否现金价值）、各附加险种的保障成本若干元、保单下的保费余额6000元。理赔决定通知书上未署日期，上诉人提供的挂号信函收据显示张文军于2013年8月23日收件，被上诉人表示无异议。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保险条款。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明确其本案诉求的是智胜人生险的150000元保险金。
二审还查明，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供了襄阳中立法医司法鉴定所《法医学鉴定意见书》一份（襄阳中立法医司法鉴定所（2013）法医临鉴字第0652号）。该鉴定意见书记载有：“委托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理赔室”，“委托鉴定事项：要求对何有珍的目前机体现状，按照平安人寿《平安附加智胜人生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条款》之规定，进行法医学临床类鉴定”，“委托日期：2013年7月2日”，“鉴定日期：2013年7月2日”，“在场人员：何有珍、其女张雪竹、保险业务员姜红、鉴定人”，“五、鉴定意见被鉴定人何有珍目前机体现状，符合《平安附加智盈人生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条款》‘脑中风后遗症’之规定”等内容。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是被保险人出险后理赔时上诉人委托对其进行重疾鉴定的事实，以及被保险人所患疾病符合保险条款重疾规定；上诉人认为，鉴定意见书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二审庭审中，上诉人陈述，鉴定意见书不知道怎么来的，上诉人单位并无在鉴定意见书中记载的委托单位理赔室这样一个机构。二审庭审中，上诉人认可被上诉人是在2012年10月30日向其通知的何有珍住院一事；上诉人陈述，被上诉人递交理赔申请是在2013年7月23日；被上诉人陈述，其先向上诉人请求理赔，上诉人要求其先做鉴定，属于理赔范围的才理赔。一审庭审中，针对审判人员询问“为什么没提保险法第十六条规定”，被上诉人陈述“我们认为合同没有超过两年，所以没提”。关于被上诉人本案起诉所称因程序原因撤回请求给付重疾险保险金的一案起诉，一审庭审中，被上诉人陈述，是指要认定何有珍无行为能力；二审庭审中，被上诉人陈述，是其就确认何有珍无行为能力提起的特别程序，在此过程中何有珍去世。
本院认为，本案中，被上诉人起先因何有珍因病住院治疗，后经上诉人委托鉴定构成涉案智胜重疾险保障之疾病，向上诉人提出重疾险保险金给付请求，上诉人以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为由解除保险单下主险及各项附加险合同；上诉人发出解除合同通知后，被上诉人未放弃重疾险保险金权利，后何有珍死亡，被上诉人以要求上诉人给付涉案智胜人生险保险金为诉请提起本案诉讼，上诉人以保险合同已因其行使保险人基于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而享有的法定解除权而解除为由作出其无保险金给付义务之抗辩。
关于涉案智胜人生险的性质及该险保险金给付条件是否具备。涉案保险单涉及人寿险（主险智胜人生）、健康险（附加险智胜重疾、附加险无忧医疗A）、意外伤害险（附加险无忧意外）等人身保险险种。智胜人生险属于终身人寿险，被保险人死亡即满足保险金给付条件，并不限定被保险人的死亡性质、原因。被上诉人提供的火化证、死亡证明，可以证明何有珍已死亡。被保险人何有珍已死亡，且上诉人未证明存在免责事由之情形，保险金给付条件已经具备。
关于涉案保险合同是否已经解除。上诉人主张，其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之相关规定，行使保险人基于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而享有的保险合同法定解除权，解除包括主险及各附加险在内的涉案保险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前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之规定，结合本案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保险人基于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而享有的法定解除权之行使，与保险事故是否发生、投保人或保险金权利人是否向保险人通知保险事故、保险金权利人是否提出保险金给付请求之间并无必然关联，与主险附加险一并销售的人身保险合同关系中保险金权利人针对何险种提出保险金请求并无必然关联，保险人只要发现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且符合相关法定解除条件即可就符合解除条件的相应险种解除保险合同。上诉人于2012年10月30日接到何有珍病发之通知，按照生活经验，被保险人、受益人等保险金权利人将保险事故告知保险人，即表达了保险金请求意愿；何有珍于2012年10月29日行右额颞脑内血肿清除术，迄2012年12月28日何有珍因同一疾病先后在两家医院住院治疗且医院有明确的高血压、高血压性脑出血、脑出血术后等诊断意见；而投保书上投保人、被保险人对被保险人于投保当时或之前是否患有高血压等询问均作出否定回答。以上种种情况应当可以引起保险人对保险合同订立时投保人是否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与保险事故的发生之间、与保险标的在保险合同订立当时是否具备可保条件之间有无联系这一问题的足够重视，保险人在此情况下可以启动必要的调查措施，在经调查确认存在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况下于法定期限内行使解除权解除符合解除条件的相应险种保险合同关系。然而，上诉人以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为由解除包括主险和各附加险的涉案保险合同之时（2013年8月23日），距合同成立之日（2011年7月14日），已超过二年。综合以上情况，本案认定上诉人即使曾经享有基于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合同法定解除权，该权利亦因未于保险合同成立之日起二年内行使而丧失，符合保险法之相关规定，事实依据充分，并无不当；涉案保险合同并未因上诉人发出解除合同通知而解除，上诉人应当履行有效的保险合同，加之涉案智胜人生险的保险金给付条件已经具备，故上诉人应当承担相应的保险金给付责任。本案中，上诉人于2013年7月委托法医鉴定机构就何有珍患病情形是否属于涉案重疾险承保疾病进行鉴定，于鉴定意见评定何有珍患病情形属于涉案重疾险承保疾病后的2013年8月23日解除保险合同。对此本院认为，对被保险人所患疾病是否属于承保疾病范围的调查，与对投保人是否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调查，在保险事故发生的情况下虽有一定联系，但在概念和外延上是明显不同的；上诉人于2012年10月30日接到何有珍病发之通知后，应当可以及时了解到何有珍系高血压性脑出血术后，亦应当可以及时了解到按照其所主张的当时住院诊疗资料记载的何有珍高血压病史与投保人、被保险人于投保书上对何有珍高血压病史情况的询问作出的答复存在矛盾，迄保险合同成立之日起二年时（2013年7月14日）其有足够的时间就投保人是否违反如实告知义务进行调查，作出是否解除合同的决定，及发出解除合同通知并使其到达合同相对人。鉴于上述，2013年7月进行法医鉴定及得出的鉴定意见这节情况，并不影响前述对于本案保险合同是否已经解除的认定。
关于上诉人提出的原审无视其围绕被上诉人存在恶意违约暨篡改何有珍高血压病史相关诊疗资料提出的相关抗辩，未将相关意见如实记录、阐明，存在程序违法问题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民事诉讼程序中未认定相关事实与未就相关事实进行举证、质证，判决说理环节未就当事人的主张及理由作出回应与未就当事人的主张及理由予以记录，不是同一概念范畴；根据上诉人签署的庭审笔录等原审卷宗中的材料，原审程序并不存在妨害上诉人围绕被上诉人恶意违约暨篡改何有珍高血压病史相关诊疗资料进行举证、质证、答辩、辩论等程序权利之情形。故上诉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在一审庭审中已经明确表示放弃了对保险合同解除提出抗辩，由于被上诉人的相关陈述是建立在对上诉人行使解除权时是否超过保险合同成立之日起二年这一事实判断的基础上，从本案查明的这节事实的实际情况，结合本案所涉纠纷形成过程、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基于的事实和理由、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内容等情况，以及结合一审庭审之情景，不宜认为被上诉人的相关表述产生了其已放弃从解除权行使超过法定期限角度对上诉人解除保险合同的行为提出异议的权利之效果。上诉人认为保险人行使基于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而享有的保险合同法定解除权的行为，是保险人向投保人发出的有关协议解除合同的邀约，投保人若无异议即为承诺，则双方形成协议解除保险合同之关系，该项认识于法无据，于理难通，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提供伪造、虚假的证明材料申请理赔，因该项上诉理由涉及的双方争议的何有珍的高血压病史究竟怎样这节事实并不影响本案处理，以及该项上诉理由涉及的何有珍是否死亡这节事实在本案中已经查明，故该项上诉理由不影响本案处理。
综上，上诉人平安寿险襄阳中支公司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适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61元，由上诉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魏 俊
审判员 杨斌福
审判员 任 侨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日
书记员 张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