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6）浙06行赔终0000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杨亻致英（曾用名杨夏罗、杨夏英），女，1926年8月1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卢湾区。
委托代理人沈福庭，男，1938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诸暨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诸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所地浙江省诸暨市东一路**号。
法定代表人孟桂明，局长。
委托代理人魏椿锋，男，诸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骆旦，男，诸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
上诉人杨亻致英因城建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嵊州市人民法院（2016）浙0683行赔初1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上诉人杨亻致英于一审时诉称，原告的前夫章育系布店职工，于1946年病故，留下祖传遗产坐落于原诸暨县城关镇万寿街易俗弄1-2号二层楼房九间一平，计建筑面积319.91平方米的房屋。1948年，原告招携子入赘的赵钜锵为夫。1951年1月，家出事故，原告携子赵宗利去上海谋生。同年3月，诸暨开展“土改运动”，原告无法回家，只能在上海请人代写书信给城西村农会，告诉村农会干部原告家解放前的地契和房屋情况，委托村农会在土改后代为土地、房屋的产权登记。后来，诸暨县房管会在工作中失误，将原告在城关镇万寿街易俗弄1-2号属私有财产的六间楼房错误接管归“公有”，出租给5个案外人居住。1983年，被告重新普查公有财产，把接管的房屋只确定为三间半。1987年民法通则施行后，原告从1988年5月开始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多次向有关部门主张权利。原告在1993年得知诸暨县饮服公司要商业开发征用拆迁该幢房屋时，致信被告下属的市拆迁办主张权利。1993年5月29日，市拆迁办致信回复：你户所反映的有关房屋产权等政策问题，希你户按有关程序，向有关部门予以申请解决。市拆迁办对原告所有的五间半房屋作为他人的私房进行拆迁补偿。为此，原告多年来不断向诸暨市委、市政府、人大及法院主张权益但无果。2005年开始，原告委托表弟代为维权，被告于2007年5月承认有一间保留房，计建筑面积34.6平方米，一次性折价赔偿118183元，对其他房屋被告一直推诿不予退还。原告多次主张权益后，被告于2015年5月5日作出一份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明确告知原告对章家台门房屋的产权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诉讼程序解决。为此，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依法折价赔偿侵占原告坐落于原诸暨县城关镇万寿街易俗弄八间一平计建筑面积285.31平方米的房屋按市政府现对三类地段商业开发征收房屋的补偿标准折价计值2653383元的损失赔偿；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被上诉人诸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一审时答辩称：1.原告对诸暨市原城关镇万寿街易俗弄八间一平房屋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无权主张行政赔偿权利，应驳回原告之起诉。原告提起行政赔偿所涉之房屋依据史料记载，因原告当时被划定为不法小地主，所以除为原告儿子保留一间居住外，其余属被告下属房管处登记的公房，部分由案外人占有使用。原告在无其他民事确权且政府有关部门也明确再不存在落实政策问题之前提下，现原告以产权人名义直接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不属于国家赔偿法中的受害人，也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的利害关系人。2.行政赔偿以行政行为被确认违法为前提，本案被告就原告涉诉事项不存在违法行为。原告土改时被划定为不法小地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城市郊区土地改革条例》第三条之规定，多余的房屋应当被没收，这与原告再婚丈夫的事情没有关联性。根据相关文件规定，涉及地主财产问题不再清理。1993年，被告下属的拆迁办征用万寿街部分房屋，在拆迁时没有改变公房之属性，拆迁公房及补偿公房承租人符合拆迁条例的规定，并不属于国家赔偿法的违法征收、征用财产。2007年8月23日，被告基于原告当时的投诉，认为确有原告的保留房被拆迁而未予补偿，遂作出了诸建设（2007）31号诸暨市建设局关于落实杨亻致英保留房政策的决定，原告于2007年8月24日按决定签收补偿款，并无提出任何其他异议。3.原告之行政赔偿诉讼超过请求行政赔偿的两年诉讼期限。原告在2007年8月24日向被告领取了其保留房的安置补偿款时，已经知道其他房屋没有获得补偿，如认为被告侵犯其财产权，那么应在此后的两年内提出。而原告直到2015年9月13日提出行政赔偿之诉，显然超过法定诉讼期限。综上所述，请求法院依法裁判。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因案涉房屋的处置涉及土改时房屋政策的落实，故原告的起诉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应予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杨亻致英的起诉。
上诉人杨亻致英上诉称：1.一审只传上诉人进行询问，未经公开审理而迳行作出载定不当。2.一审以“案涉房屋的处置涉及土改时房屋政策的落实”而认为不属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于法无据。3.上诉人提请赔偿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六）项、第（十二）项，第四十九条。同时符合1992年1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第二条和2014年3月9日中办、国办发《关于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意见》之规定。综上，请求撤销一审裁定并依法改判，本案上诉费由被上诉人负担。
上诉人杨亻致英于上诉时向本院提供了（1989）刑监字第14号刑事判决书、诸暨市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等材料，因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二款之规定，本院不予接纳。
被上诉人诸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答辩称：1.本案上诉人起诉行政赔偿所涉房屋在解放后已没收并登记为公房，至于没收登记公房的行为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等当时的政策、法律的规定，属于落实政策问题，不是上诉人上诉认为的行政处理行为。2.上诉人之前多次信访、投诉要求落实私房政策，诸暨市信访局、建设局、房管处、法制办等多个部门均进行过仔细审查核实，结论：上诉人信访所涉房屋已登记为公有，保留楼房一间已按政策向上诉人一次性补偿，房产政策已落实并结束。3.就行政赔偿主体而言，上诉人也无权就已登记为公房的房屋主张赔偿权利。诸暨市人民法院（1991）诸法民字第72号《民事裁定书》明确：“原告诉争之屋解放后已被没收，属公房”。因此，上诉人对诉称被拆迁的房屋早已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4.上诉人之行政赔偿诉请超过行政赔偿的两年时效。上诉人在2007年8月24日向被上诉人领取其保留房一间之安置补偿款时，已经知道其他房屋没有获得安置补偿，如认为被上诉人侵犯了其财产权或行政违法，那么应当在此后的两年内提出。而上诉人直至2015年9月13日以行政赔偿诉讼之形式向被上诉人主张，显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为超过了法定时效。综上，请求驳回上诉。
本院认为：根据上诉人诉请的行政赔偿及双方当事人一审时提交的证据看，因该赔偿基于的是上诉人原所有房屋在土改时已划归为公有，而该房屋涉及落实私房政策等请求处理历史遗留政策问题，故其起诉行政赔偿所依据的涉案房屋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主管范围。为此，上诉人的赔偿之诉请，一审予以裁定驳回，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之规定，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本案一审法院经阅卷、调查和询问上诉人后，未经开庭审理迳行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于法有据。上诉人诉称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的上诉理由，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王 建
代理审判员 傅芝兰
代理审判员 范卓娅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陈梦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