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三中民终字第1374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绍金，女，1942年11月1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黄宗平，北京市乾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沈绍英（沈绍金之妹），女，1946年10月24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金通资产经营管理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车站路1号。
法定代表人陈满全，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岩，男，1972年6月11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任福祥，男，1961年2月14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米玉英，女，1963年11月2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任福祥（米玉英之夫），男，1961年2月14日出生。
上诉人沈绍金因与被上诉人北京金通资产经营管理公司（以下简称金通公司）、米玉英、任福祥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5）通民初字第11883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0月2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陈静担任审判长，法官刘栋、法官王锦强参加的合议庭，并于2015年10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沈绍金及其委托代理人黄宗平、沈绍英，被上诉人金通公司委托代理人李岩，被上诉人米玉英委托代理人及被上诉人任福祥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沈绍金一审起诉称：沈绍金系原北京市三环毛纺针织集团公司第二毛线厂（以下简称第二毛线厂）职工。早在1980年，第二毛线厂就将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后南仓小区×号楼×单元×-××号房屋（以下简称涉案房屋）分配给沈绍金承租使用。1999年8月20日，沈绍金与第二毛线厂正式签订编号为第15194号的《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以下简称15194号《租赁合同》），合同约定涉案房屋面积共计58.1平方米全部由沈绍金承租使用。合同签订后，沈绍金依约履行合同义务。2000年，米玉英通过第二毛线厂借住到涉案房屋内，因为只是借住，沈绍金并未在意并阻拦。后第二毛线厂破产，其相关权利义务由金通公司承继。沈绍金与米玉英在涉案房屋居住期间双方多次发生纠纷，沈绍金为维护合法权益，曾起诉任福祥、米玉英腾房。在诉讼过程中，沈绍金才得知2002年9月5日，金通公司与米玉英、任福祥签订了第15193号《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以下简称15193号《租赁合同》）。沈绍金认为金通公司与米玉英、任福祥明知涉案房屋由沈绍金承租，恶意串通就同一房屋另行签订租赁合同损害沈绍金的合法权益，故金通公司与米玉英、任福祥所签合同应属无效。现诉至法院，请求：1、确认米玉英、任福祥与金通公司于2002年9月5日签订的15193号《租赁合同》无效；2、本案诉讼费用由金通公司与米玉英、任福祥承担。
金通公司一审答辩称：金通公司不同意沈绍金的诉讼请求。金通公司认为合同有效。
米玉英、任福祥一审答辩称：米玉英与任福祥不同意沈绍金的诉讼请求，金通公司与米玉英、任福祥的合同合法有效。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沈绍金、米玉英均原系第二毛线厂的员工。1999年8月20日，沈绍金与第二毛线厂签订15194号《租赁合同》，厂编：044。合同载明：住宅座落为北京市通州区后南仓小区×号楼×单元×-××号房屋；房屋管理类别为自管楼；附记：“此房与米玉英二户合租”。该合同还载明其他内容。2002年9月5日，米玉英与北京通盛达投资管理公司（以下简称通盛达公司）签订《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通运达物业编号：043。
另查，2002年5月27日，北京市三环毛纺针织集团公司破产清算组作出《非经营性资产移交处置方案》将北京市三环毛纺针织集团公司的非经营性资产（包括通州区后南仓小区2号楼）移交给通州区人民政府指定机构。2002年6月，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市属破产企业非经营性资产划转北京通盛达投资管理公司所有的决定》，该决定载明：将市属破产企业的非经营性资产划归通州区政府所属的北京通盛达投资管理公司。2002年6月12日，北京市三环毛纺针织集团公司破产清算组（甲方）与通盛达公司（乙方）签订《北京市三环毛纺针织集团公司非经营性资产移交接管协议》，该协议约定：为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双方就原北京市三环毛纺针织集团公司非经营性资产的移交接管工作，制定本协议；自本协议签定之日起，乙方全面接管破产企业自管的公有住房享有的权利和义务，该协议同时约定了其他内容。2004年11月8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通国资文（2004）43号批复：原通盛达公司的债权、债务、资产及财务等相关资料一并移交给金通公司。
再查，2010年7月，沈绍金因涉案房屋的居住使用及用电问题曾起诉米玉英、案外人米××用益物权纠纷一案。2010年10月25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作出（2010）通民初字第13722号民事判决予以处理。2014年9月，沈绍金因涉案房屋租赁问题曾起诉金通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要求将租赁面积恢复至58.1平方米。2015年3月17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通民初字第15950号民事裁定，以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为由裁定驳回沈绍金的起诉。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沈绍金称15193号《租赁合同》编号在15194号《租赁合同》之前，但签订时间在15194号《租赁合同》之后，系金通公司与米玉英、任福祥恶意串通，但未提交证据加以佐证；金通公司对此不予认可，并称其依照通州区国资委的批复2004年11月才接管涉案房屋，接管房屋时沈绍金就与米玉英合租涉案房屋，并提交其他合租租户的租赁合同证明其他房屋亦存在合租的情况。金通公司称租赁合同、房屋及承租人是相互对应的，并不按照签订时间再行编号，且任福祥、米玉英系与通盛达公司签订的合同，沈绍金持有的是与第二毛线厂签订的原始合同，并未与通盛达公司重新签订合同，所以才会出现合同编号及签订时间顺序倒置的问题。金通公司为证明涉案房屋系沈绍金与米玉英合租，提交《北京市三环毛纺针织集团公司非经营性资产移交接管协议》、《北京市三环毛纺针织集团公司破产清算组非经营性资产移交处置方案》、《职工住房情况调查表》加以佐证。沈绍金对于金通公司提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对于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并称《职工住房情况调查表》中载明的租金数额和租赁面积与事实不符。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沈绍金原系北京市三环毛纺针织集团公司第二毛线厂员工。北京市三环毛纺针织集团公司破产后，通盛达公司全面接管其自管的公有住房享有的权利和义务，此后通盛达公司债权债务、资产移交给金通公司。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沈绍金与金通公司、米玉英、任福祥之间的纠纷实为源自单位内部分房而引起的纠纷，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因单位内部建房、分房等引起的房地产纠纷，均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的范围，当事人为此而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应不予受理。”故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之规定，裁定：驳回沈绍金的起诉。
沈绍金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沈绍金上诉称：一、一审裁定认定的事实不全面。一审裁定“经审理查明”部分认定：“原告沈绍金原系第二毛线厂的员工。1999年8月20日，沈绍金与第二毛线厂签订《租赁合同》。”实际上，沈绍金原系第二毛线厂的员工。1980年起，第二毛线厂将涉案房屋分配给沈绍金承租使用。1999年8月1日，第二毛线厂发出通知，统一发放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1999年8月20日，沈绍金与第二毛线厂签订15194号《租赁合同》。沈绍金户籍落于涉案房屋内，且按时交纳水电费、租金费。二、一审裁定认定事实错误。一审裁定“经审理查明”部分认定：“原告沈绍金称15193号《租赁合同》编号在15194号《租赁合同》之前，但签订时间在15194号《租赁合同》之后，系三被告恶意串通，但未提交证据加以佐证。”实际上，1999年8月20日沈绍金与第二毛线厂签订15194号《租赁合同》。2002年9月5日米玉英与物业公司、通盛达公司签订15193号《租赁合同》。米玉英的合同比沈绍金的合同晚签三年，但编号早1号，不合常理。“金通公司称接管房屋时米玉英合租603号房”，实际上第二毛线厂与米玉英未签订过《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米玉英只是借住。物业公司和现产权单位未尽到审慎的审查义务，工作极不负责，管理极不规范，明显偏袒米玉英，有与米玉英恶意串通签订合同的可能。1999年8月20日，沈绍金与第二毛线厂签订《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约定房屋面积58.10平方米由沈绍金承租。米玉英与第二毛线厂没有签订过租赁合同。显然2002年9月通运达物业公司和通盛达公司与米玉英签订15193号《租赁合同》时未尽到全面、审慎的审查义务。沈绍金认为米玉英长期借住，损害沈绍金合法权益，2014年曾起诉金通公司，要求将涉案房屋面积恢复至58.10平方米，庭审过程中，金通公司仍不愿意提供米玉英的租赁合同，沈绍金申请法庭调查取证，金通公司才第一次提供15193号《租赁合同》。在2015年7月7日，金通公司又提供一个新证据，即提供第二份编号15194号《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甲方是通运达物业公司和通盛达公司，乙方是沈绍金，承租涉案房屋，面积是58.10平方米，租金改为37.5元每月，附记没有“此房与米玉英二户合租”字样，甲方盖章时间2002年9月5日，没有乙方签字，合同附有一张小字条，金通公司说不清小字条的证明目的，经沈绍金辨认，应是物业人员所写，沈绍金不认可此合同的真实性。2002年9月物业公司和接管产权单位在没有租赁关系证据的情况下与米玉英签订15193号《租赁合同》；2002年9月单方制作给沈绍金的第二份15194号合同，直到2015年7月，过了12年才向沈绍金出示。以上情况说明物业公司和接管产权单位的工作极不负责，管理极不规范，沈绍金也有理由怀疑物业公司和产权单位与米玉英恶意串通签订15193号《租赁合同》。三、一审裁定适用法律不当，严重损害了沈绍金的合法权益。一审裁定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第三条的规定。该规定应当是指因单位分房，职工对单位的分房方案（包括职工对所分配房屋位置、面积、楼层等）不服而引起的占房、腾房纠纷等。本案中，沈绍金起诉是依据双方作为平等民事主体签订的《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诉讼请求是确认金通公司与米玉英、任福祥于2002年9月5日签订的15193号《租赁合同》无效。而并非一审法院认定的“单位内部建房、分房等而引起的房地产纠纷”。1999年8月20日沈绍金与第二毛线厂签订15194号《租赁合同》，2002年9月5日金通公司与米玉英、任福祥知道涉案房屋由沈绍金承租，米玉英不具备承租房屋或办理更名的条件及资格，恶意串通，就同一套房屋另行签订15193号《租赁合同》，明显属于对沈绍金合法权益的侵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民法通则》第58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民法通则》第5条之规定，应认定无效。综上所述，一审裁定认定事实不全面，认定事实有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本案是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不是单位内部的房地产纠纷。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裁定，指令通州区人民法院继续审理。
金通公司认可一审法院裁定，不同意沈绍金的上诉请求，针对沈绍金的上诉请求答辩称：2002年，金通公司自第二毛线厂接收非固定资产，房屋状况就是租赁关系。接收房屋状况就是米玉英和沈绍英合租，金通公司没有任何更改。关于法律适用问题，尊重一审裁定。
米玉英和任福祥认可一审法院裁定，不同意沈绍金的上诉请求，针对沈绍金的上诉请求答辩称：沈绍金提供的房本和合同是篡改的。沈绍金两次签错了自己的名字，这是不可能的。沈绍金1981年被开除后就没有交房费，后来第二毛线厂把沈绍金叫到单位才交的钱。米玉英和任福祥认为本案属于单位内部分房引发的纠纷。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上述事实，有15193号《租赁合同》、15194号《租赁合同》、《北京市三环毛纺针织集团公司非经营性资产移交接管协议》、《北京市三环毛纺针织集团公司破产清算组非经营性资产移交处置方案》、《职工住房情况调查表》、（2010）通民初字第13722号民事判决书、（2014）通民初字第15950号民事裁定书、其他租赁合同四份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金通公司之权利承继自北京市三环毛纺针织集团公司，沈绍金主张涉案房屋系其自第二毛线厂福利分房所得，米玉英系借住，米玉英亦主张涉案房屋系其自第二毛线厂分房所得，二人系共同租住，本院认为，对米玉英而言涉案房屋是否系分房所得双方存有争议，应属单位内部分房而引发的纠纷，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单位内部分房争议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在该争议解决之前，人民法院无法对涉案合同的效力进行评判，故一审法院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陈 静
代理审判员 刘 栋
代理审判员 王锦强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陈 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