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通中商终字第004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南通永诚房地产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安县城东镇海防大道288号。
法定代表人陈永康，该公司执行董事。
上诉人（原审被告）苏通轻纺城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安县城东镇海防大道288号。
法定代表人陈永康，该公司执行董事。
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高军，江苏久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马建华，江苏德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市隆安（南通）律师事务所，住所地江苏省南通市工农路***号华辰大厦*座**层。
法定代表人王迎军，该所主任。
委托代理人周东华，该所职员。
委托代理人程轲，该所职员。
上诉人南通永诚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诚公司）、上诉人苏通轻纺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通公司）因与北京市隆安（南通）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隆安律所）委托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海安县人民法院（2012）安商初字第020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4年1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永诚公司、苏通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高军、马建华，被上诉人隆安律所的委托代理人周东华、程轲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上诉人隆安律所一审诉称，沪通律所（隆安律所在沪通律所改制注销后负责收回原沪通律所债权）系永诚公司的法律顾问单位。自2009年以来沪通律所一直为永诚公司提供法律服务，先后办理34件诉讼案件及大量非诉案件。按照约定，永诚公司应当支付沪通律所顾问费及律师费共计4216992元，苏通公司对前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后永诚公司仅支付沪通律所部分费用，尚余4025992元未予支付。沪通律所多次催讨未果，请求法院判令永诚公司、苏通公司共同支付4025992元。
上诉人永诚公司、苏通公司一审辩称，沪通律所为永诚公司提供法律服务是事实，但其诉与客观事实不符，有部分案件沪通律所没能履行代理义务，包括（2009）安民一初字第1755号、（2009）通中民一终字第0919号、（2010）安民初字第0035号、（2010）安民一初字第0034号、（2010）安民一初字第0248号、（2010）安民一初字第0326号、（2010）安执字第0038号、（2010）安民初字第0622号、（2009）安民初字第0300号、（2010）通中民终字第0022号以及该案的执行。永诚公司前后共计给付沪通律所21万元，而非其主张的18万元。在中扶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扶公司）与永诚公司建设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中，沪通律所与永诚公司、苏通公司总经理马凤春恶意串通损害公司利益，相关委托合同应认定无效。请求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处理。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沪通律所自2009年以来一直为永诚公司提供法律服务。2010年1月20日，永诚公司与中国苏通轻纺城有限公司（实际应为苏通公司）作为甲方与沪通律所作为乙方签订常年法律顾问合同，该合同由沪通律所与永诚公司盖章确认。合同约定沪通律所接受甲方聘请，指派乙方律师周东华为常年法律顾问，因工作需要可安排其他律师代办部分法律事务；甲方支付法律顾问签约费为第一、二年度分别为2万元、3万元，第四年起每年度4万元；乙方律师接受甲方委托参与诉讼、非诉讼案件调解、仲裁、以及项目谈判，收费按乙方同期正常收费标准的80%优惠收取；合同有效期为5年；合同还对其它事项进行了约定。后沪通律所向永诚公司、苏通公司出具承办案件明细表，永诚公司、苏通公司盖章确认2009年、2010年案件律师费及年度顾问费分别为159548元、1023525元，合计1183073元，按照合同约定的计算方式优惠80%后合计954458.4元。
2011年沪通律所共为永诚公司办理3件诉讼案件。其中，2011年3月10日，沪通律所接受永诚公司委托，指派周东华、叶金华律师代理永诚公司办理其与中扶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委托律师合同中约定，律师费收取办法经双方协商为（对方诉请金额-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我方尚应支付金额）×12%，在法律文书生效后3个月内支付。律师收案谈话笔录载明，作为永诚公司的顾问单位，沪通律所在前述委托合同签订之前，就已经介入永诚公司与中扶公司的案件处理中（该案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2月22日立案受理），由于永诚公司一直拖欠沪通律所律师费，沪通律所经与永诚公司、苏通公司总经理马凤春、办公室主任陆玉玲协商，变更律师收费方式为协商收费。永诚公司、苏通公司在委托律师合同及律师收案谈话笔录上均盖章确认。2011年5月20日，沪通律所承办永诚公司与刘建荣的两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双方协商分别收费1624元、6100元，按80%优惠后，合计6179.2元。
另查明，2009年1月20日永诚公司、苏通公司共同聘请马凤春为公司总经理，全面主持两公司工作。陆玉玲为苏通公司办公室主任，负责公司公文、印章、人事等工作。
再查明，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年2月22日立案受理中扶公司与永诚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后，分别于2010年4月23日、2010年7月27日、2011年5月17日、2011年6月21日进行了四次开庭审理，沪通律所均指派叶金华律师到庭参加诉讼。中扶公司起诉要求法院判令永诚公司支付其工程款28564104.66元；退还质量保证金2833350元；赔偿经济损失3200000元，合计34597454.66元。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最终判决永诚公司退还中扶公司房屋质量保证金885428.87元。按照委托律师合同约定的计算方式，本案的律师费为4045443元，按80%优惠后为3236354.4元。
原审法院认为，沪通律所接受永诚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提供法律服务，参与诉讼活动，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沪通律所在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后，有权向永诚公司、苏通公司请求给付合同约定代理费、顾问费。永诚公司盖章确认2009年、2010年度顾问费及律师费的行为，表明其接受并认可沪通律所提供的服务，应当按约支付律师费及顾问费。故对于永诚公司所主张的沪通律所在部分案件中未能履行代理义务给公司带来损失的抗辩，法院难以支持。苏通公司盖章确认2009年顾问费及律师费的行为，当视为债务加入，应当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作为2010年1月20日常年法律顾问合同中的甲方，虽然苏通公司没有在合同上盖章，但其盖章确认2010年顾问费及律师费的行为应当认定系对常年法律顾问合同的追认，应当承担由此合同产生的法律责任。
2011年，沪通律所接受永诚公司委托，为其处理与中扶公司的建设施工合同纠纷、与刘建荣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沪通律所均按约履行了代理义务，有权按照双方协商确定的收费办法收取律师费。永诚公司认为其与中扶公司一案的委托律师合同系由公司总经理马凤春与沪通律所恶意串通而为，损害了其利益，但未能举证证明，法院难以采信。苏通公司在此份委托律师合同中委托人（甲方）处及律师收案谈话笔录上盖章，可认定该合同的签订方为永诚公司、苏通公司和沪通律所，沪通律所要求永诚公司、苏通公司连带给付该笔律师费的请求，应予支持。
对于永诚公司共计给付沪通律所21万元律师费及顾问费的主张，其并未向法院提供相应的证据，但沪通律所认可其中的18万元已给付，法院对该18万元律师费及顾问费予以确认。本案中，2009、2010年双方确认的律师费优惠80%为914458.4元，两年顾问费为40000元，合计954458.4元。2011年的律师费优惠80%为3242533.6元，顾问费20000元（按合同约定为30000元，沪通律所明确仅主张20000元），合计3262533.6元。三年的律师费及顾问费共计应为4216992元，扣减永诚公司已经给付的18万元，尚欠4036992元。沪通律所仅主张4025992元，法院照准。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六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永诚公司、苏通公司给付沪通律所律师费及顾问费4025992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9008元，鉴定费10600元，合计49608元，由永诚公司与苏通公司负担。
上诉人永诚公司与苏通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沪通律所代理永诚公司与中扶公司的案件中沪通律所提供的“委托律师合同”和“律师收案谈话笔录”涉嫌伪造，不是永诚公司的真实意思，原审法院以此为依据确定永诚公司等支付该案律师代理费323万余元错误。该两份证据存在多处疑点：1、委托律师合同编号系2010年，合同载明的签署时间是2011年3月10日，时间上存在矛盾；2、委托律师合同和律师收案谈话笔录涉及的案件是中扶公司与永诚公司，律师委托合同载明的委托人也是永诚公司，但合同及谈话笔录中均有苏通公司印章，存在矛盾；3、律师收案谈话笔录中没有谈话律师的签字，仅有永诚公司和苏通公司两公司的印章，表明沪通律所可能利用律师担任两家公司法律顾问的便利条件自行或与马凤春合谋用盖了两公司印章的空白纸张伪造律师谈话笔录和律师委托合同；4、委托律师合同约定收费方式为协商收费，即根据生效法律文书的结果收费。一般根据生效法律文书结果收费的案件律师应当代理至案件终审为止，而该委托律师合同载明代理阶段仅为一审。由此推定该委托律师合同系中扶公司与永诚公司案件一审判决后形成，沪通律所没有参与该案二审，二审结果与其无关，其无理由以终审结果为依据收取律师代理费；5、中扶公司诉永诚公司第一次在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后撤诉，第二次起诉是2010年2月22日立案，2010年4月、7月沪通律所律师和另一名代理人到庭应诉，为何会在两次开庭后的2011年3月10日再签订该委托律师合同呢？该合同的真伪值得怀疑；6、中扶公司和永诚公司案件诉争工程款金额仅为80万元，永诚公司不可能采用可能会产生400万元律师费的代理模式；7、中扶公司和永诚公司工程款纠纷案件中永诚公司还聘请了另一法律工作者参加了全部诉讼过程，同一案件两个代理律师的代理费用相差巨大，也不符合常理；8、该委托律师合同没有永诚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字或盖章，永诚公司法定代表人对此不知情，且律师收案谈话笔录中也只有马凤春参加，马凤春并没有永诚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授权；9、永诚公司凡涉及百万以上经济合同都必须由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才能生效，或者有法定代表人的专项委托，案涉合同签订没有法定代表人的授权。综上，沪通律所提供的有关中扶公司与永诚公司案件的委托律师合同和律师收案谈话笔录真实性值得怀疑、系伪造。此外，沪通律所也认可该委托律师合同和律师收案谈话笔录是后补的，其中永诚公司的经办人马凤春2012年3月1日被永诚公司开除，不排除其为报复与沪通律所合谋伪造该委托律师合同及律师收案谈话笔录。本案中沪通律所通过伪造的合同、捏造相关律师代理服务、进行虚假诉讼，索要巨额律师服务费，本质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虚假诉讼骗取公私财物。永诚公司请求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原审法院根据委托律师合同和律师收案谈话笔录上的印章为真实即认定该两份证据真实，不查明永诚公司指出的疑点，导致案件事实未查明、判决错误。真实情况是中扶公司与永诚公司工程款诉讼案中永诚公司法定代表人2010年3月与沪通律所签订了委托律师合同，约定律师代理费为15万元，该15万元已支付大部分，为余款沪通律所还派员到苏州索要并与永诚公司产生矛盾；这份2010年3月15万元的委托律师合同在马凤春处。
同时，2009年和2010年沪通律所承办永诚公司案件明细表均是沪通律所伪造，原审法院据此认定永诚公司应当支付的2009和2010年度律师代理费95万余元也是错误的。永诚公司收到的证据副本中2009和2010年度沪通律所承办永诚公司案件明细表上并无永诚公司和苏通公司印章，但庭审中沪通律所出示的明细表中有永诚公司和苏通公司的印章。印证了沪通律所利用担任两公司法律顾问的便利自行或与马凤春合谋留存了加盖两公司印章的空白纸张，为诉讼而伪造了这两份明细表。马凤春与沪通律所关系密切，在马凤春与永诚公司发生矛盾后，马凤春利用职务便利和沪通律所合谋伪造了案涉委托律师合同、律师收案谈话笔录、2009年、2010年沪通律所为永诚公司承办案件明细表作为证据。即使2009年、2010年沪通律所办案明细表真实，其中有部分案件沪通律所未履行代理义务、未提供法律文书或者在案件诉讼和执行阶段重复收费，原审法院没有查明。
此外，有关与中扶公司的案件，即使沪通律所提供的委托律师合同和律师收案谈话记录真实，其中约定的收费标准也是不合法的，不符合江苏省司法厅、物价局等关于律师收费办法的规定。民事案件应当按政府指导价收费，或者明确告知律师收费办法后双方再以合同约定收费标准，但沪通律所没有明确告知有关律师收费的办法。
原审法院还存在严重程序错误，原审法院通知2013年12月6日宣判，但沪通律所12月4日即从一审法院领走了判决书，明显违反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存在严重程序错误。在原审主体上，隆安律所称系原沪通律所更名，但隆安律所与沪通律所的关系没有查明，且该变化发生在一审期间，在一审中即应明确被上诉人的主体问题。原审中列苏通公司为被告也是错误的，苏通公司从未委托沪通律所办理诉讼代理事务，不应承担责任。综上，永诚公司、苏通公司请求二审法院改判驳回沪通律所的诉讼请求并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上诉人永诚公司、苏通公司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1、沪通律所与永诚公司发生法律顾问关系、签订有争议的委托律师合同、马凤春、陆玉玲离职等事件时间表，证明各事件发生的前后关系；2、与永诚公司、苏通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永康的谈话笔录，证明为与中扶公司有关案件双方真实约定的委托律师费用为15万元；3、工资单，证明在有争议的委托合同上盖章的陆玉玲的离职时间；4、网站资料，证明沪通律所在一审中即发生了主体变更。
被上诉人隆安律所答辩称，原审起诉时沪通律所是存在的，关于隆安律所和沪通律所的关系，系沪通律所全员转入隆安律所，但省司法厅最终下发的沪通律所注销手续有迟延，隆安律所在一审最后一次庭审结束后才拿到有关手续，故未能及时告知原审法院变更主体名称。关于苏通公司的主体问题，苏通公司在2009、2010年度、有关与中扶公司委托合同上均盖章确认，因永诚公司和苏通公司是同一法定代表人的关联公司，永诚公司名下资产被法院查封、清偿能力差，故沪通律所要求苏通公司盖章确认承担共同付款责任，原审认定其系债务加入是正确的。关于与中扶公司案件有关的委托律师合同收费标准，符合省物价局等有关律师收费办法的规定。对普通商事案件可以按协商价收费，且该案数次起诉、撤诉，历时长、案件疑难复杂，对此沪通律所也向苏通公司、永诚公司进行了说明，协议收费是双方合同约定，符合律师收费办法。对于2009年、2010年度沪通律所办案明细表中所列案件，沪通律所都提供了相关法律文书和委托代理手续，证明沪通律所都进行了相关工作，永诚公司、苏通公司也盖章确认了相关律师费用，是真实合法有效的。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处理正确，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为证明自己的答辩主张，隆安律所提供了以下证据：1、执行异议书，证明中扶公司与永诚公司建设工程纠纷标的为3400余万元，自2008年7月沪通律所律师周东华即参与了该纠纷的诉讼；2、工程造价鉴定书，证明2008年中扶公司起诉后法院进行了工程造价鉴定，证明案件历时长、案情复杂；3、中扶公司民事起诉状，证明2009年3月中扶公司第二次起诉，标的为3300余万元，但该案第三次开庭中扶公司未到庭，被按自动撤诉处理，2010年2月中扶公司再次起诉，证明与中扶公司的案件历时长，是双方约定协商收费的原因。
对上诉人永诚公司、苏通公司提供的证据，被上诉人隆安律所质证意见为，时间表是永诚公司、苏通公司自行制作，对其中马凤春等与永诚公司有矛盾、离职等情况，隆安律所不清楚；对陈永康的谈话笔录不予认可，认为陈永康是永诚公司、苏通公司法定代表人，其陈述为当事人陈述，不是证人证言；对工资单认为恰可证明陆玉玲曾是永诚公司、苏通公司的公章保管人员；对沪通律所与隆安律所关系问题自行说明。
对被上诉人隆安律所提供的证据，上诉人永诚公司、苏通公司质证意见为，执行异议书不能看出是沪通律所为永诚公司起草；工程造价鉴定只能证明沪通律所周东华对中扶公司案件情况很清楚，说明其为之后实现协商收费代理有心理准备；中扶公司的民事起诉状不能说明该案的复杂程度，沪通律所是在开过几次庭之后才与永诚公司签订委托律师合同，即使该合同真实，沪通律所也没有明确说明收费办法，这份风险收费代理合同也是无效的。
对于双方在本院审理中提供的证据，本院认证意见为，永诚公司、苏通公司提供的时间列表是其单方制作，其中列明的时间和事件应以与该事件直接相关的证据证明，该时间列表不能证明其中所列事实的真实性；陈永康是永诚公司和苏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陈述为当事人陈述，不是证人证言；对陆玉玲曾在永诚公司、苏通公司工作并保管印章等事实隆安律所无异议。对隆安律所提供的有关中扶公司诉讼案件中的材料真实性应予确认，但这些证据不能直接证明本案永诚公司、苏通公司与沪通律所有关委托代理合同的争议事实。
为说明隆安律所与沪通律所的关系，隆安律所提供了隆安律所执业许可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江苏省司法厅准予注销沪通律所的决定和南通市崇川区司法局盖章证明的沪通律所注销后债权债务处理协议，本院均审查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一审审理过程中2012年12月18日隆安律所获准执业、2013年9月6日沪通律所注销，沪通律所注销后其债权由隆安律所负责收回。
经双方当事人确认，二审归纳争议焦点为2011年3月10日律师收案谈话记录和委托律师合同是否真实合法、2009年度、2010年度沪通律所承办永诚公司案件明细表是否真实合法，原审法院据此认定的律师代理费数额是否正确。
本院认为，沪通律所与永诚公司之间存在法律服务合同关系，双方对此均无异议。沪通律所主张永诚公司结欠律师服务费，为证明该项主张，其提供了2009年、2010年沪通律所承办永诚公司案件明细表，及与明细表基本一一对应的法律文书、委托律师合同。该两份明细表及裁判文书、委托律师合同能够证明沪通律所履行了为永诚公司提供法律服务的义务，明细表均列明了案件案号、标的和具体个案律师费数额及总额，永诚公司和苏通公司在该两份明细表上加盖印章，说明其确认明细表中列明的各项内容。原审法院以该两份明细表作为确定2009年、2010年沪通律所应得律师服务费的依据正确。苏通公司和永诚公司有关联，系同一法定代表人，且2010年常年法律顾问合同台头也有苏通公司的内容，故原审法院认定苏通公司在该两份明细表中盖章系债务加入及追认有关法律顾问合同的意思表示并无不当。永诚公司及苏通公司上诉称该两份明细表中所列案件有部分案件沪通律所没有履行代理服务行为、存在重复收费，但其仅是从有关法律文书中没有“永诚公司委托代理人某某到庭参加诉讼”的表述、明细表中的案号罗列来推定。隆安律所对此当庭进行了较为合理的解释，且相关案件永诚公司均出具了委托代理手续，其仅根据法律文书中有关表述及明细表中案号的罗列来推定沪通律所没有参与相关案件的诉讼代理服务，没有必然性，且与其在该两份明细表中盖章的行为相矛盾。
对于沪通律所为永诚公司与中扶公司的案件进行代理，应得代理服务费数额的问题，沪通律所提供了委托律师合同和律师收案谈话笔录。永诚公司与苏通公司在合同及谈话笔录上盖章、两公司经理马凤春在合同及谈话笔录上签名，该两份证据中永诚公司、苏通公司的盖章经鉴定真实。永诚公司和苏通公司认为该两份证据有诸多疑点，但这些疑点仅是其主观的推测。比如关于委托律师合同标号和落款时间的问题、合同编号和落款时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关于苏通公司盖章、沪通律所没有经办人签名的问题，苏通公司作为永诚公司的有管联公司、其盖章行为可以表示其同意共同作为合同的委托方，沪通律所在合同上加盖了印章，是否有经办人签名并非合同成立的必然要件；至于委托授权的期限和律师收取方法、书面委托律师合同的签订和法院案件审理的进度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给不同代理人服务费计算标准不一也完全是当事人自行决定；合同是否有永诚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名不是合同成立、生效的必然条件。永诚公司和苏通公司所提出的质疑不能从根本上动摇这两份书证的真实、合法性。且永诚公司和苏通公司仅是对沪通律所提供的合同及谈话笔录提出质疑，而未能提供任何反驳证据证明该委托合同及谈话笔录虚假或系马凤春与沪通律所串通、编造而成。故原审法院认定该两份证据真实合法，以此为证据确定沪通律所在为永诚公司代理与中扶公司案件中应得的代理费数额并无不当。永诚公司、苏通公司认为这两份证据是虚假、伪造的，永诚公司为与中扶公司案件与沪通律所签订的委托合同代理费仅为15万元，都没有证据证明，其以此主张本案中存在伪造证据等刑事犯罪嫌疑也不能成立。关于该合同中约定的律师收费标准，与省司法厅有关律师收费办法的规定并无冲突。永诚公司、苏通公司亦称收费标准约定本身并未违反收费办法，但约定该收费办法的前置告知等程序不符合收费办法的规定。永诚公司、苏通公司的该主张不符合其盖章确认的律师收案谈话记录内容，且即使沪通律所向委托人告知及说明不清，也不导致该委托律师合同无效。
至于原审判决书的送达问题，原审法院在宣判之前向沪通律所送达判决书确有不妥，但并未影响上诉人永诚公司、苏通公司提起上诉或其他诉讼权利，不属于严重程序违法。关于一审中沪通律所的诉讼主体问题，其起诉时诉讼主体资格适格，2013年9月6日被注销，注销后债权由隆安律所负责收回，隆安律所应及时告知原审法院变更相关诉讼主体。隆安律所在本院审理中解释了未能及时告知的原因，没有证据证明其故意隐瞒诉讼主体变更的事实。且根据南通市崇川区司法局盖章认可的沪通律所注销后债权债务处理协议（代承诺书），隆安律所有权作为原告向永诚公司、苏通公司主张债权。为节约司法资源、减少当事人讼累、体现司法为民、便民原则，本院在本案中直接变更被上诉人沪通律所为隆安律所。
在二审法庭辩论阶段，上诉人永诚公司、苏通公司提出对2009年度、2010年度沪通律所办案明细表、2011年3月10日委托律师合同、律师收案谈话记录中苏通公司、永诚公司印章加盖时间进行司法鉴定、申请法院调查陆玉玲目前工作单位、入职时间、申请陆玉玲、马凤春到庭作证。本院认为其申请均超过了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期限及法院调查事实的范围。且其一审中已经申请印章司法鉴定并获一审法院许可，二审法庭辩论中再行要求印章鉴定本院不予同意。综上，原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实体处理并无不当，永诚公司与苏通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39008元，由上诉人南通永诚房地产有限公司、上诉人苏通轻纺城有限公司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金 玮
代理审判员 蔡荣花
代理审判员 吴晓玲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薛升鸿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