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港行初字第00476号
原告南通鑫昌数控机床制造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通开发区兴富路西、开发区民营经济园区A区内。
法定代表人陈建华，职务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超，江苏山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南通市工农南路150号。
法定代表人江航，职务局长。
委托代理人刘晓梅，南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王亚明，南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沙建军。
原告南通鑫昌数控机床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昌公司）不服被告南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南通人社局）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确认，于2015年12月1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后，于2015年12月21日向被告南通人社局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向第三人沙建军邮寄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参加诉讼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3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鑫昌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超，被告南通人社局的副局长杭晓民及委托代理人刘晓梅、王亚明，第三人沙建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6月20日，被告南通人社局作出编号2014B第23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确认第三人沙建军系原告鑫昌公司装配钳工。2013年12月3日，原告鑫昌公司安排第三人沙建军与同事到上海出差。2013年12月4日，第三人沙建军在上海灵川机电有限公司维修机器过程中不慎摔下受伤，经南通大学附属医院救治诊断为尾椎骨折。第三人沙建军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之规定，认定为工伤。
原告鑫昌公司诉称，原告鑫昌公司与上海灵川机电有限公司之间没有业务往来，也从未安排第三人沙建军至上海出差。第三人沙建军私自去上海的行为不属于因工外出，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的规定，不应认定为工伤。请求撤销被告南通人社局作出的编号2014B第23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
原告鑫昌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
1.编号2014B第23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证明存在被诉行政行为。
2.工业品买卖合同，证明原告鑫昌公司与上海灵川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鑫昌公司只是生产厂家，不可能指派人员去维修。
被告南通人社局辩称，生效的民事判决书查明第三人沙建军于2013年11月下旬经人才市场应聘至原告鑫昌公司处工作，在随原告鑫昌公司工作人员单师傅去上海维修机器过程中不慎摔下受伤，足以认定第三人沙建军与原告鑫昌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以及在外出工作期间受伤的事实，应当认定为工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而原告鑫昌公司并未能举证证明第三人沙建军所受伤害不是工伤。请求依法驳回原告鑫昌公司的诉讼请求。
2015年12月30日，被告南通人社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依据：
一、证明事实方面的证据
1.工伤认定申请材料清单，证明第三人沙建军在行政程序中提供证据材料的情况。
2.身份证复印件，证明第三人沙建军的身份情况。
3.工商注册信息表，证明原告鑫昌公司的用工主体资格。
4.南通大学附属医院门诊病历、影像学检查报告单，证明第三人沙建军受伤救治诊断情况。
5.通开劳人仲案字[2014]第123号《仲裁裁决书》、（2014）开民初字第00497号《民事判决书》、（2015）通中民终字第00040号《民事判决书》，证明原告鑫昌公司与第三人沙建军存在劳动关系及第三人沙建军因工外出期间受伤的事实。
6.原告鑫昌公司在工伤认定程序中提交的答辩意见、民事上诉状，证明原告鑫昌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第三人沙建军受伤不是工伤，同时证明原告鑫昌公司与第三人沙建军的劳动关系确认尚在诉讼期间，被告南通人社局中止工伤认定具有法定理由。
7.通话查询单、录音整理资料，证明第三人沙建军与原告鑫昌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二、证明程序合法的证据
1.工伤认定申请表；2.工伤认定限期举证告知书及送达回证；3.中止工伤认定通知书及送达回证；4.恢复工伤认定申请；5.认定工伤决定书及送达回证。以上证据证明行政确认程序合法。
法律法规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
第三人沙建军述称，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裁判。
第三人沙建军未向本院提供证据。
经庭审质证，原告鑫昌公司对被告南通人社局提供的证明事实方面的证据1-4无异议；对证据5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被告南通人社局引用二审判决书的部分内容系在本院认为部分，不属于对事实的认定；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鑫昌公司在提交的答辩意见中说明保留进一步陈述和举证的权利；对证据7认为系第三人沙建军私自作出的，不予认可。对证明行政程序合法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被告南通人社局恢复工伤认定程序未告知原告鑫昌公司，剥夺了原告鑫昌公司的举证权利，程序不合法。第三人沙建军对被告南通人社局提供的证据无异议。
被告南通人社局和第三人沙建军对原告鑫昌公司提供的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系复印件，且未在行政程序中提供。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对当事人均不持异议的证据依法确认其效力。被告南通人社局提供的证明事实方面的证据5属于已经生效的裁判文书，予以认定；对证据6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对证据7虽系第三人沙建军单方制作，但在民事诉讼阶段已经提供，且为生效判决所认定，亦予以认定。对于被告南通人社局提供的证明程序合法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至于程序是否合法将在本院认为部分阐述。原告鑫昌公司提供的证据2工业品买卖合同中产品简易数控龙门铣床即为本案原告鑫昌公司生产，不能排除生产厂家安排人员维修的可能，况且该买卖合同为复印件，被告南通人社局和第三人沙建军又不予认可，不予认定。
经审理查明，2013年11月下旬，第三人沙建军经人才市场应聘至原告鑫昌公司工作，从事装配钳工工作。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原告鑫昌公司亦未为第三人沙建军缴纳工伤保险。
2013年12月3日，第三人沙建军受原告鑫昌公司安排与同事单师傅出差上海。12月4日，第三人沙建军在维修机器过程中不慎摔下受伤。12月6日，经南通大学附属医院救治诊断为尾椎骨折。
2014年4月14日，第三人沙建军向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与原告鑫昌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同年5月28日，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通开劳人仲案字[2014]第123号《仲裁裁决书》，对第三人沙建军的仲裁请求不予支持。第三人沙建军不服，于6月9日向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12月4日，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开民初字第00497号《民事判决书》，确认第三人沙建军自2013年12月2日起与原告鑫昌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原告鑫昌公司不服，于12月12日向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5年5月15日，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通中民终字第0004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判决在本院认为部分中载明“本案中，沙建军原审中提供的考勤卡、电话通话记录、录音资料等证据与其陈述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其系于2013年11月下旬经人才市场应聘至鑫昌公司工作，在随鑫昌公司工作人员单师傅去上海维修机器过程中不慎摔下受伤，且在工作中服从鑫昌公司的管理等事实”等内容。
2014年11月26日，第三人沙建军向被告南通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同日，被告南通人社局作出《中止工伤认定通知书》，以第三人沙建军与原告鑫昌公司之间劳动关系不明确为由，中止了工伤认定程序。12月19日，被告南通人社局向原告鑫昌公司作出通人社工告[2014]B第231号《工伤认定限期举证告知书》，告知原告鑫昌公司举证的权利义务及拒不举证的法律后果。12月22日，原告鑫昌公司向被告南通人社局提供了答辩意见和民事上诉状复印件。2015年6月1日，第三人沙建军申请恢复工伤认定程序。6月20日，被告南通人社局作出编号2014B第23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并于2015年6月23日邮寄送达原告鑫昌公司。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诉辩意见及当庭陈述，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第三人沙建军所受伤害是否属于因工外出期间因工作原因所致。2.被诉工伤认定决定程序是否合法。
关于第三人沙建军所受伤害是否属于因工外出期间因工作原因所致的问题。《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规定，职工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因工外出期间”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职工受用人单位指派或者因工作需要在工作场所以外从事与工作职责有关的活动期间；（二）职工受用人单位指派外出学习或者开会期间；（三）职工因工作需要的其他外出活动期间。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因工外出期间”是发生在工作场所和工作岗位之外，是用人单位为了工作需要指派职工或者职工因工作需要在工作场所以外从事与工作有关的活动期间。上述规定表明，只要是因工外出期间，因工作原因发生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就应当认定为工伤，并无工作地点和工作时间的条件限制。这样的规定符合因工外出期间，工作地点和工作时间通常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
“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是指由于工作原因直接或间接造成的包括事故伤害、暴力伤害和其他形式的伤害。既包括在工作场所形成的伤害，也包括外出工作过程中所发生的伤害。因工外出工作期间的工作具有其特殊性，考虑到因工外出期间的工作时间、工作场所以及工作状态的不确定性，对工作原因的审查应当相对宽泛一些。换句话说，与工作有间接联系的诸如前期准备性或后期收尾性工作、解决正常生活、生理需求、工作往返途中等也应当视为为完成工作职责而为的工作内容的合理延伸，应认定为因工作原因。《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在用人单位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职工因工外出期间所受伤害非因工作原因的情形下，判断因工外出期间是否因工作原因受到伤害，应遵循“工作原因”推定原则，即用人单位没有证据证明不是因工作原因的，就应当推定为因工作原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条规定，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者仲裁机构裁决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本案中，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5）通中民终字第00040号《民事判决书》已经确认第三人沙建军于2013年11月下旬经人才市场应聘至原告鑫昌公司工作，在随原告鑫昌公司工作人员单师傅去上海维修机器过程中不慎摔下受伤的事实，并由此确认原告鑫昌公司与第三人沙建军自2013年12月2日起存在劳动关系。因此，在原告鑫昌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第三人沙建军不是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情况下，被告南通人社局根据生效的民事判决确认的事实，结合调查的证据，认定第三人沙建军外出维修机器不慎摔伤系因工作原因所致，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规定的情形，并认定为工伤并无不当。原告鑫昌公司提出生效的二审判决书在本院认为部分作出的分析并非是确认审理查明的事实。从（2015）通中民终字第0004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载明的“本案中，沙建军原审中提供的考勤卡、电话通话记录、录音资料等证据与其陈述相互印证，能够证明其系于2013年11月下旬经人才市场应聘至鑫昌公司工作，在随鑫昌公司工作人员单师傅去上海维修机器过程中不慎摔下受伤，且在工作中服从鑫昌公司的管理等事实”的内容来看，该表述显然是结合证据分析确认的事实，并非单纯对法律适用问题所作的分析论证。原告鑫昌公司的该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被诉工伤认定决定程序是否合法的问题。《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根据审核需要可以对事故伤害进行调查核实，用人单位、职工、工会组织、医疗机构以及有关部门应当予以协助。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作出工伤认定决定需要以司法机关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结论为依据的，在司法机关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尚未作出结论期间，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时限中止。《工伤认定办法》第八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收到工伤认定申请后，应当在15日内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材料完整的，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材料不完整的，应当以书面形式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收到申请人提交的全部补正材料后，应当在15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决定受理的，应当出具《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决定不予受理的，应当出具《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第九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可以根据需要对申请人提供的证据进行调查核实。第十七条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用人单位拒不举证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可以根据受伤害职工提供的证据或者调查取得的证据，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工伤认定是依申请而为的行政确认行为，申请、受理、调查核实、作出决定是工伤认定的基本程序。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工伤认定申请进行审查后，对符合受理条件的予以受理，受理后再根据需要进行调查、核实，进而根据调查核实的情况作出是否认定工伤的行政行为。
行政法上程序正当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步骤、时限、顺序作出行政行为，不得随意更改方式、步骤、时限、顺序等，因为不同的执法阶段往往具有不同的执法内容和执法要求，对行政相对人及利害关系人产生的权利义务影响和法律后果也不尽相同。因此行政程序违法的表现主要为方式违法、步骤违法、顺序违法和时限违法等，其中步骤违法又包括随意增加步骤和减少或遗漏法定步骤等表现形式。在工伤认定程序中，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受理阶段承担的是对申请是否符合受理条件的审核职责，在受理后才负有对证据的调查核实和对职工所受伤害是否构成工伤的判断职责。本案中，被告南通人社局于2014年11月26日收到第三人沙建军的工伤认定申请后，同日作出《中止工伤认定通知书》，以劳动关系不明确为由中止了工伤认定程序，显然遗漏了受理程序。被告南通人社局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履行了受理程序。12月19日，被告南通人社局又向原告鑫昌公司作出《工伤认定限期举证告知书》，而此时一审民事判决尚未生效，因此，被告南通人社局在工伤认定过程中遗漏了法定受理程序，顺序混乱，当属程序违法，但遗漏程序和顺序混乱并未实际上影响和剥夺原告鑫昌公司以及第三人沙建军的实体权利，属于未对当事人实体权利产生实际影响的轻微违法行为。
至于原告鑫昌公司提出被告南通人社局恢复工伤认定程序未履行告知义务，剥夺举证权利的问题。现行《工伤保险条例》和《工伤认定办法》虽然明确了中止的情形，但对于恢复工伤认定程序后是否需要通知当事人并重新给予举证期限未作出明确的规定，考虑到被告南通人社局在作出《工伤认定中止通知书》时系以劳动关系不明确为由，而原告鑫昌公司又是确认劳动关系诉讼的其中一方当事人，对于劳动关系明确的时间节点能够及时掌握，有能力和时间在劳动关系明确后的第一时间举证。况且，被告南通人社局又于2014年12月19日曾向原告鑫昌公司作出过《工伤认定期限举证告知书》，履行了告知义务，因此，原告鑫昌公司主张剥夺其举证权利的理由不能成立。诚然，在恢复工伤认定程序时通知当事人并再次给予举证的机会，可以更加充分的保障当事人的权利行使，希望被告南通人社局在今后的执法过程中更加注重细节，减少不必要的诉讼诱因。
综上，被诉工伤认定决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违反了法定程序。鉴于被告南通人社局认定第三人沙建军所受伤害为工伤的结论正确，而程序违法情形并未对原告鑫昌公司的权利产生实际影响，故应认定为轻微违法行为。考虑到行政经济与效率原则，避免实体法律关系久拖不决并增加当事人讼累，本案确认被诉工伤认定决定违法更为适宜。原告鑫昌公司要求撤销被诉工伤认定决定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被告南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编号2014B第23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违法。
二、驳回原告南通鑫昌数控机床制造有限公司要求撤销被告南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编号2014B第23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被告南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该院户名：南通市财政局，开户行：中国银行南通市西被闸支行，帐号：47×××82）。
审 判 长 齐海生
代理审判员 巴静涛
人民陪审员 杨 静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倪保晖
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四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
（一）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