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0114民初1630号
原告一：张某1，男，1960年5月1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部县。
原告二：任某，女，1963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部县。
被告一：黄某，男，1982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新都区新都镇。
被告二：张某2，女，1984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部县。
原告张某1、任某诉被告黄某、张某2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3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4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某1、任某与被告张某2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黄某经本院传票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某1、任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黄某、张某2归还借款224300元并按照6%的年利率计付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黄某、张某2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张某1、任某与被告张某2系父母子女关系，黄某与张某2为夫妻关系。在黄某与张某2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为支付购买房屋的定金及首付款、偿还贷款、承包工程、支付孩子医疗费等，在2010年2月16日至2016年2月7日期间先后向张某1、任某借款共8笔，总计224300元。经张某1、任某多次催还借款，黄某、张某2均一直未履行任何还款义务，故诉至法院提出前述诉请。庭审中，张某1、任某明确表示放弃关于支付利息的诉请，变更诉讼请求为：1.请求判令黄某、张某2归还借款本金2243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黄某、张某2承担。
张某1、任某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落款人为黄某、张某2，落款日期为2010年2月16日的“借条”一份，用以证明黄某、张某2向被告张某1、任某借款23000元的事实，系现金借款，借款用途为支付黄某、张某2所购买房屋的定金。
2.落款人为黄某，落款日期为2010年12月5日的“借条”一份，用以证明黄某向被告张某1、任某借款20000元的事实，系现金借款，借款用途为支付黄某、张某2所购买房屋的首付款。
3.落款人为张某2，落款日期为2013年5月15日的“借条”、张某2名下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各一份，用以证明张某2向被告张某1、任某借款60000元的事实，提供借款方式为银行转账，借款用途为黄某承包工程需要。
4.落款人为黄某、张某2，落款日期为2014年1月26日的“欠条”一份，用以证明黄某、张某2向张某1、任某借款23000元的事实，系现金借款，借款用途为支付张某2、黄某儿子的医疗费。
5.落款人为张某2，落款日期为2014年2月15日的“借据”一份、支付宝交易电子回单两份、中国农业银行还款业务凭证，用以证明张某2向张某1、任某借款40000元的事实，提供借款方式为张某1委托案外他人边某向张某2名下支付宝账户转款，借款用途为用于归还张某2在中国农业银行的贷款。
6.买受人为张某1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摘要一份，租房合同两份，转出人分别为谢某1、谢某2的微信收款界面截图两份，落款人为张某2、落款日期为2015年2月18日的借条一份，落款人为张某2，落款日期为2016年2月7日的借条一份，用以证明张某2向被告张某1、任某借款共计52800元的事实，借款方式为张某2代张某1直接向承租人收取张某1名下房屋租金。
7.中国农业银行的存款回单一份，用以证明2016年4月18日张某1向张某2提供借款5500元，借款方式为张某1直接向张某2银行卡中存入相应款项。
被告黄某未到庭作答辩，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被告张某2对原告张某1、任某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对张某1、任某所陈述的提供借款的方式及借款用途均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张某1、任某所提交的证据1至证据5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证据6中的两份租房合同缺少承租人签章或确认，两份微信收款界面截图缺少印证，本院对改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证据7与本案缺少关联性，本院依法不予采信。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如下：对于双方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张某1与张某2为父女关系，任某与张某2为母女关系。2007年3月14日，张某2与黄某办理结婚登记。2010年2月16日，黄某与张某2向张某1、任某出具借款人为黄某、张某2的“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张某1、任某人民币23000元整，大写：贰万叁仟元整”，借款方式为现金交付，借款用途为支付黄某、张某2所购买房屋的定金；2010年12月5日，黄某向任某出具借款人为黄某的“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任某人民币20000元整，大写：贰万元整”，借款方式为现金交付，借款用途为支付黄某、张某2所购买房屋的首付款；2013年5月15日，张某2向张某1出具借款人为张某2的“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张某1人民币60000元整，大写：陆万圆整，用于我老公黄某承包工程，待赚钱后即刻归还”，借款方式为张某1委托案外他人于2013年5月15日向张某2名下账户分两笔转入款项共计60000元，张某2对收到转入款项及该两笔款项系张某1出借的事实予以确认；2014年1月26日，黄某、张某2向张某1出具欠款人为黄某、张某2的“欠条”一份，载明：“今欠张某1人民币23000元整，大写：贰万叁仟元整”，借款方式为现金支付，借款用途为支付黄某、张某2之子住院治疗费用；2014年2月15日，张某2向张某1出具借款人为张某2的“借条”一份，载明：“因我老公黄某向中国农业银行贷款伍万圆用于包工，后血本无归致贷款无力偿还，被农行起诉。故向张某1借款4万元，大写：肆万圆，用于付清贷款及违约金、律师诉讼费等。并于2016年12月31日之前全部结清”，借款方式为张某1委托案外他人边某使用边某名下的支付宝账户向张某2的支付宝账户代为转账，其中2014年2月6日转款30000元，2月15日转款10000元，张某2确认其支付宝账户收到边某转入的共计40000元款项，确认该款项为张某1、任某向其出借，同年2月18日，张某2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金牛支行还款共计30255.74元；2015年2月18日，张某2向张某1、任某出具借款人为张某2的“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张某1、任某位于新都区芙蓉名城三期的房子房租款两年（2013.2-2015.2），每月租金1100元，合计26400元，大写：贰万陆仟肆佰圆，用于还房贷及孩子学费等”，借款方式为张某2代张某1、任某直接向张某1名下位于新都区新都镇房屋的承租人收取2013年2月至2015年2月的房屋租金；2016年2月7日，张某2向张某1、任某出具借款人为张某2的“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张某1、任某房屋租金两年（2015年2月-2017年2月），每月租金1100元，合计26400元，大写：贰万陆仟肆佰圆，用于还房贷及家庭开支”，借款方式为张某2代张某1、任某直接向张某1名下前述房屋的承租人收取2015年2月至2017年2月的房屋租金。张某1、任某自述，张某1在四川xx建设有限公司担任工程预算职务，任某在同一公司就职，向黄某、张某2所出借款项来源为二人工资收入。
另查明，张某1在落款时间为2010年2月16日的“借条”底部备注：“2015年以前及以后的所有欠帐从2016年1月1日起按年利息百分之十收取利息”，备注时间为2015年12月30日，张某2在备注下方签字，落款时间为2016年2月8日。
以上事实有原告所举证据及当事人庭审陈述在卷为证。
本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到法律的保护。首先，关于本案诉争的8笔借款事实是否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之规定，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产生应以贷款人履行提供借款义务、给付借款为前提。本案中，张某1、任某与张某2系父母子女关系，因女婿黄某、女儿张某2面临支付购房定金、归还房贷、抚养子女等各项家庭生活支出但以其自身经济能力无法承担，而在2010年2月至2016年2月期间，向二人提供多笔借款。针对借款方式与举证情况，分述如下：1.关于落款时间为2010年2月16日、2010年12月5日、2014年1月26日的“借条”两份、“欠条”一份所载三笔共计66000元现金借款，张某1、任某能够就借款发生经过、自身具备相应数额的现金出借能力及相应资金来源作出合理说明，且出借人与借款人双方本为父母子女（女婿）关系，具备信任基础，张某2对收到该三笔共计66000元现金借款的事实也予以确认，黄某在该三份借条、欠条上借款人、欠款人处签字确认，符合民间借贷交易习惯，故本院认定张某1、任某向黄某、张某2出借66000元款项的事实成立；2.关于落款时间为2013年5月15日的“借条”所载60000元借款，张某1、任某提供张某2名下银行卡账户明细清单予以佐证，该清单载明张某2当日收到两笔共计60000元款项转入，张某1、任某对出借原因及借款提供方式均作出合理说明，张某2对“借条”所载借款用途、收到转入款项情况及出借人为张某1、任某的事实均予以确认，故本院认定张某1、任某向张某2出借60000元款项的事实成立；3.关于落款时间为2014年2月15日的“借条”所载40000元借款，张某1、任某提供支付宝交易回单、银行还贷业务凭证予以佐证，对出借原因和委托转款经过作出合理说明且与其所举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张某2对“借条”所载借款用途、收到边某转入款项的事实和该笔40000元借款提供方为张某1、任某的事实均予以确认，故本院认定张某1、任某向张某2出借40000元的事实成立；4.关于落款时间分别为2015年2月18日、2016年2月7日的“借条”所载两笔共计52800元款项，张某1、任某与张某2共同确认该两笔款系由张某2代为向承租人收取张某1名下房屋2013年2月至2017年2月期间的租金而产生，但所提交两份租房合同缺少承租人签名或到庭确认，所提交微信收款界面截图无法直接证明所载款项系用于支付租金，不能证明两笔借款产生的基础事实，且本案被告黄某未就该两份“借条”及相关事实到庭答辩，故本院认定张某1、任某所提交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向张某2、黄某履行该两笔共计52800元款项的出借义务，双方关于该两笔款项的借贷事实不能成立；5.关于张某1、任某所提出于2016年4月18日向张某2提供借款5500元的事实，因未举出相应债权凭证，且所举银行卡现金存款回单无法直接证明当日张某2银行卡所发生5500元现金存款系由张某1、任某提供，故本院认定张某1、任某所提交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经向张某2履行该笔5500元款项的出借义务，双方关于该笔款项的借贷事实不能成立。综上所述，本院对黄某、张某2出具的落款时间为2010年2月16日、2014年1月26日“借条”、“欠条”所载两笔共计46000元借款，黄某出具的落款时间为2010年12月5日的借条所载20000元借款，以及张某2出具的落款时间为2013年5月15日、2014年2月15日的两份“借条”所载两笔共计100000元借款事实予以确认，并认定张某1、任某主张的发生于2015年2月18日、2016年2月7日、2016年4月18日的三笔共计58300元借款事实不能成立。
其次，关于本院认定成立的五笔共计166000元借款是否为黄某、张某2夫妻共同债务问题。张某2与张某1、任某均认可，诉争款项均为黄某与张某2所负夫妻共同债务。关于落款时间为2010年2月16日及2014年1月26日的“借条”及“欠条”，黄某与张某2均在借款人处签字，应认定为二人共同借到相应款项的意思表示，故黄某、张某2就该“借条”及“欠条”所载共计46000元应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关于黄某于2010年12月5日出具的借条及张某2于2013年5月15日、2014年2月15分别出具的两份借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之规定，前述三份借条虽分别以黄某或张某2个人名义出具，但发生时间均在二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借款用途均为用于黄某、张某2家庭生产经营及生活支出，且本案中无证据证明黄某或张某2分别以个人名义出具的借条为其个人债务，故对三份“借条”所载共计120000元款项依法应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综上，本院认定前述五笔共计166000元借款为黄某、张某2夫妻对张某1、任某所负夫妻共同债务。
第三，关于本案借款利息问题。庭审过程中，张某1、任某明确表示放弃对诉争款项利息的诉请，系在自主意志范围内对自身权利作出处分，本院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对张某1、任某要求黄某、张某2归还落款时间为2010年2月16日、2010年12月5日、2013年5月15日、2014年1月26日、2014年2月15日的五份“借条”、“欠条”所载借款本金共计166000元的请求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对张某1、任某要求黄某、张某2归还落款时间为2015年2月18日、2016年2月7日的两份“借条”所载款项及2016年4月18日银行卡存款回单所对应款项共计58300元的请求缺少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二百一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缺席判决如下：
一、被告黄某、张某2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张某1、任某偿还借款166000元；
二、驳回张某1、任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被告黄某、张某2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332元（已减半收取），原告张某1、任某负担606元，被告黄某、张某2负担1726元（此款项张某1、任某在起诉时已支付，黄某、张某2在履行给付义务时一并向张某1、任某支付）。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余晨
二〇一七年五月八日
书记员 曾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