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乌中民一终字第70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吕锡雨，男，1926年9月11日出生，汉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110团退休干部。
委托代理人：吕明，男，1947年8月14日出生，汉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纪律检查委员会退休干部。
上诉人（原审原告）：吕明，男，1947年8月14日出生，汉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纪律检查委员会退休干部。
上诉人（原审被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
法定代表人：史晨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院长。
委托代理人：肖建新，新疆四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周志云，女，汉族，1973年10月7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瑛，女，1953年1月6日出生，汉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退休干部。
委托代理人：肖建新，新疆四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吕锡雨、吕明与上诉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被上诉人张瑛因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不服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2013）天民一初字第13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7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并作为上诉人吕锡雨的委托代理人吕明，上诉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以下简称兵团医院）的委托代理人肖建新、周志云，被上诉人张瑛的委托代理人肖建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判决认定，患者张淑静生于1930年12月14日，生前系兵团医院退休职工。2003年7月14日，张淑静因左眼红痛伴同侧头痛三天入兵团医院治疗。入院时张淑静右眼视力1．0，左眼视力0．01。入院诊断为：1、左眼闭角型青光眼（慢性）；2、左眼老年性白内障（成熟期）；3、右眼人工晶体眼术后；4、丙肝。兵团医院欲为张淑静实施“左眼白内障超乳吸除人工晶体植入术联合小梁切除术”。住院病历载明：“……目前左眼瞳孔小固定且伴晶体白色混浊，左眼底窥不入，故视神经视网膜详况不清，已向患者及家人交待清病情，术后视力恢复情况取决于该眼底网膜及视神经功能状况而定”。7月17日，张淑静配偶吕锡雨在手术同意书中签字，主要内容有：“……手术危险性及并发症后遗症：1、术中各种并发症（后囊破裂、玻璃体溢入前房等）；2、术后各种并发症及术后感染。术后视力决定于网膜功能”。兵团医院于当日为张淑静实施了手术。住院病历载明：“术后，因张淑静左眼底视神经萎缩，视力无明显提高”。2003年8月2日张淑静出院。出院诊断为：1、左眼闭角型青光眼（慢性）；2、左眼老年性白内障（成熟期）；3、左眼底视神经萎缩；4、左眼黄斑变性；5、右眼人工晶体眼术后；……。2003年9月22日至12月26日，张淑静因左眼白内障术后高眼压、右眼人工晶体眼术后再次入兵团医院进行治疗。出院诊断为左眼睫状环阻塞性青光眼。关于两次住院费用，吕锡雨、吕明共提供3张住院费用结算票据复印件。其中第一次住院兵团医院出具两张票据，分别为3108.37元、2058.05元。第二次住院期间医疗费为1551元。兵团医院对票据真实性予以认可，但称第一次住院的3108.37元费用在结算票据上注明为欠费。吕锡雨、吕明对此不予认可。经核实“欠费”二字系手工添加，不予认可。
2003年11月12日，张淑静在兵团医院住院期间，兵团医院出具诊断证明书一份，载明：术后二个月眼压升高，虹膜周边粘连，用药物降压不甚理想，故同意本人要求去空军医院眼科行手术治疗。2003年11月11日至12月5日张淑静入住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乌鲁木齐医院。入院时该医院对张淑静病情诊断为左眼无光感，左眼继发性青光眼，并于2003年11月27日行左眼阀门植入＋房角成形术。住院医嘱记录单载明，自2003年11月21日至12月5日需留陪员。张淑静在空军医院住院共花费5100.47元。
另，吕锡雨、吕明提供张淑静于2003年9月至2004年4月间在兵团医院、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门诊统一票据及药店发票计1188.58元。兵团医院在（2004）天民一初字第3308号案件一审庭审中提供张淑静住院病例打印件，该打印件病例上没有医生签名。张淑静对此无异议。
（2004）天民一初字第3308号案件在审理中，经张淑静申请，天山区人民法院委托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张淑静的伤情作法医学鉴定，结论为：张淑静左眼视力无光感属七级伤残，但与2003年7月17日手术的因果关系无法认定。在审理本案过程中，吕锡雨、吕明申请对病历真实性进行鉴定，后撤回申请。经兵团医院申请，天山区人民法院委托新疆金剑司法鉴定所对兵团医院的诊疗行为进行过错鉴定，鉴定结论为：“2003年7月17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对被鉴定人张淑静行左眼白内障超乳吸除人工晶体植入术联合小梁切除术，术前该院完全履行了告知义务，未构成司法过错”。兵团医院缴纳鉴定费5300元。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兵团医院、张瑛是否履行了术前告知义务以及是否应承担未尽告知义务的损害赔偿责任。根据医疗规范，医疗活动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将患者的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等如实告知患者，及时解答其咨询。同时，医疗机构应当尊重患者对自己的病情、诊断、治疗的知情权。在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时，应当向患者作必要的解释。基于此，在诊疗活动中，患者享有充分了解医疗活动所含风险及获得适当合理医疗的权利。医疗机构则负有两项基本义务：（一）详尽告知患者手术及特殊医疗的风险，并征得患者对该治疗手段的同意；（二）进行适当、合理的治疗。医疗机构违反该基本义务时，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关于手术前告知行为，由于医疗机构对患者施行手术前应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取得患者的同意。患者对手术的同意和对手术后果的接受应当建立在对手术风险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否则不能视为真正意义上的同意。本案中患者张淑静入院前患有左眼闭角型青光眼（慢性），左眼视力0.1，在兵团医院行“左眼白内障超乳吸除人工晶体植入术联合小梁切除术”后，张淑静左眼无光感并被诊断为左眼睫状环阻塞性青光眼。睫状环阻塞性青光眼被描述为：“是一种少见而严重的特殊类型闭角青光眼，它可造成一眼或双眼失明，直接继发于原发性闭角青光眼手术后的一种特殊并发症”。而兵团医院在手术同意书中并未对“恶性青光眼（睫状环阻塞性青光眼）、术后视力不提高、或下降或丧失”等严重的术后并发症及风险向患者明确告知，患者丧失了选择手术与否的机会，使得上述术后并发症及风险由理论上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因此，兵团医院侵犯了患者张淑静知情权，并且该侵权行为与患者张淑静所受的损害结果存在间接因果关系。故，兵团医院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新疆金剑司法鉴定所对兵团医院的诊疗行为进行过错鉴定，认为兵团医院手术前无法预测被鉴定人张淑静术后视力恢复情况，在手术同意书中记载的“术后视力决定于网膜功能”已完全履行了告知义务，未构成司法过错。该鉴定结论依据不足，不予采信。兵团医院在答辩中认为已将术后并发症及术后风险充分告知患者，其主张亦缺乏相应的依据作证，不予采信。由于患者张淑静受到的损害是自身疾病、手术并发症的或然性等多种因素造成的，综合考虑以上因素，由兵团医院承担40%的责任。张瑛为张淑静实施手术系履行职务行为，兵团医院亦认可，吕锡雨、吕明要求张瑛个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二、患者张淑静的损失范围。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结合吕锡雨、吕明诉讼请求从以下几方面认定：1、医疗费。以法院调取、核实的张淑静在兵团医院、空军医院三次住院共花费11817.89元为准。吕锡雨、吕明提供的医院门诊票据及药店发票不能证明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不予认可。2、护理费。吕锡雨、吕明依据空军医院医嘱记录单载明，自2003年11月21日至12月5日需留陪员，以每日40元计算护理费计600元，符合相关规定，予以确认。3、伙食补助费。张淑静共计住院96天，按每日15元计算，共计1740元，予以确认。4、残疾赔偿金。张淑静左眼视力无光感属七级伤残，按照2003年度自治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5年为14441.22元（7220.61元×5年×40%），予以确认。5、交通费。患者及其陪护人员因在空军医院住院治疗产生交通费420元，符合实际及法律规定，予以确认。以上各项损失应按照责任比例40%由兵团医院承担。关于法医鉴定费，吕锡雨、吕明未提供相关证据，不予支持。关于扣发两年度精神文明奖，张淑静生前系兵团医院退休职工，该项请求不属于平等主体间民事案件受理范围，本案不予处理。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患者张淑静受到的损害使其及家人受到精神损害，吕锡雨、吕明主张5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过高，调整为15000元。患者张淑静已死亡，兵团医院应向吕锡雨、吕明（张淑静的法定继承人）赔偿以上损失。
三、兵团医院是否编造、复印患者不实病例，侵犯了患者人格尊严权和个人隐私权。兵团医院在诉讼中向法庭提供病历打印件，属于职权行为，也是法定的诉讼义务，并未侵犯患者人格尊严权和个人隐私权，吕锡雨、吕明亦未提交证据证实病历系虚假病例，故，吕锡雨、吕明要求兵团医院赔偿20000元没有依据，不予支持。
原审法院遂判决：一、兵团医院赔偿吕锡雨、吕明医疗费4727.20元（11817.89元×40%）；二、兵团医院赔偿吕锡雨、吕明护理费240元（600×40%）；三、兵团医院赔偿吕锡雨、吕明伙食补助费696元（1740×40%）；四、兵团医院赔偿吕锡雨、吕明残疾赔偿金5776.50元（14441.22×40%）；五、兵团医院赔偿吕锡雨、吕明交通费168元（420×40%）；六、兵团医院赔偿吕锡雨、吕明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七、驳回吕锡雨、吕明对张瑛的诉讼请求；八、驳回吕锡雨、吕明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诉人吕锡雨、吕明共同上诉称，2003年7月14日患者张淑静入住兵团医院，在手术前，张淑静和家属明确要求医院外请专家，且只进行白内障手术。但兵团医院无视我方要求，非但没有请专家进行手术，还在没有明确告知我方手术风险的情况下对张淑静进行了青光眼手术。手术后，患者张淑静出现严重术后并发症，造成了严重的人身损害。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但对一审法院认定的本案赔偿数额和责任分配存有异议。上诉人认为依照《侵权责任法》，本案中患方不存在过错，应由造成损害的医方兵团医院承担本案全部赔偿责任。综上，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在原审诉讼的全部诉讼请求。
上诉人兵团医院上诉并答辩称，我院在手术前已经履行了手术风险告知义务，病历中有明确记载。故医方在诊疗过程中不存在过错，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一审法院判令兵团医院承担40%责任是不正确的。我方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并驳回上诉人吕锡雨、吕明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吕锡雨、吕明对上诉人兵团医院的上诉答辩称，兵团医院的上诉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人兵团医院的上诉，支持我方的上诉意见。
被上诉人张瑛对上诉人吕锡雨、吕明及上诉人兵团医院的上诉一并答辩称，我作为兵团医院的医生，为患者张淑静实施手术属于履行职务行为，我个人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经本院审理查明，原审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
以上事实有兵团医院、空军医院住院病例及手术同意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院病人住院费用结算统一票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医疗单位专用收费票据、法医学活体损伤检验鉴定书、司法鉴定意见书、（2009）新审一民提字第64号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陈述以及一、二审庭审笔录等证据为证。
本院认为，医疗活动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对书面中涉及的医学专业问题医方应充分予以解答并履行告知。同时，医疗机构还应尊重患者对自己的病情、诊疗的知情权。本案涉及手术治疗，因此在诊疗活动中，患者享有充分了解医疗活动所含风险及获得适当合理医疗的权利。由于医方在实施手术前，对患者的病情已充分了解，但对患者存在左眼闭角型青光眼（慢性），拟实施左眼白内障超乳吸除人工晶体植入术联合小梁切除术”前，只是向患方书面告知“术后视力决定于网膜功能”，导致患方产生相应误认，医方实施手术后可能会改善视力并减轻相应疾患，而不会产生术后相应病发症。而本案的事实是在患者张淑静左眼实施手术后，并发无光感并被诊断为左眼睫状环阻塞性青光眼。睫状环阻塞性青光眼被描述为：“是一种少见而严重的特殊类型闭角青光眼，它可造成一眼或双眼失明，直接继发于原发性闭角青光眼手术后的一种特殊并发症”。本案中，兵团医院在手术同意书中并未对“恶性青光眼（睫状环阻塞性青光眼）、术后视力不提高、或下降或丧失”等严重的术后并发症及风险向患者明确告知，导致患者丧失了是否选择手术及相关替代疗法的可能性，使得上述术后并发症存在的风险在临床医学上存在可能性，在本案中最终出现了相应后果。因此，兵团医院理应在本案中存在侵害患者张淑静知情权情形，同时，由于患者自身疾病客观上亦存在相应的特殊情形，在相应的客观医疗条件限制下，术后治疗产生相应的并发症状，无论术前及术后并不能积极采取措施预防或者存在积极的医疗措施阻止。正是基于上述事实并综合本案的相关证据，原审法院认为由于患者本人存在疾患有一定特殊性，医方对患者术后病发症状的发生客观存在的医疗条件限制，未能采取医疗措施对患者病情予以改善，同时，医方所实施手术治疗行为对患者可能会出现相关病发症状，未充分完全履行告知义务，医方的医疗诊疗行为与患者张淑静所受的损害结果存在间接因果关系，并最终认定由医方对患者的损害后果按40%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本院认为并无不当。故对上诉人吕明、吕锡雨认为兵团医院应对患方的损害后果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及上诉人兵团医院认为其在本案中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理由，本院均不予采纳，对上诉请求亦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890.19元，由上诉人吕锡雨、吕明承担1425元（吕锡雨、吕明已交），由上诉人兵团医院承担465.19元（兵团医院已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蔡联
代理审判员 项颖
代理审判员 王利
二〇一四年九月九日
书 记 员 牛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