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闽民终字第148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青松，男，汉族，1981年5月20日出生，住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委托代理人：陈宝玺，福建大道之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方湘臻，福建大道之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清汉（UYTAPNIOLUIS），男，1947年2月10日出生，菲律宾共和国国籍，护照号码：XX4321736。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住福建省晋江市安海镇灵山工业区。
第三人：厦门金利特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840号金榜大厦十楼1002-1003室C区。
法定代表人：苏志彬，总经理。
第三人：北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号主语国际*楼*层。
法定代表人：宋志平，董事长。
第三人：苏志彬，男，汉族，1978年12月13日出生，住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号****室，公民身份号码：3505241978********。
第三人：晋江三益钢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建省晋江市安海镇灵山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黄清汉，董事长。
上诉人孙青松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厦民初字第11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孙青松的委托代理人陈宝玺，被上诉人黄清汉（系晋江三益钢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第三人苏志彬（系厦门金利特实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北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北新集团）经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孙青松一审诉称，厦门金利特实业有限公司（下称金利特公司）委托北新集团向晋江三益钢铁有限公司（下称三益公司）采购螺纹钢，因三益公司不能供货，金利特公司替三益公司向北新集团偿还人民币（币种下同）2100多万元的债务，后经三方协商，黄清汉向孙青松借款1600万元，加上金利特公司自有的500多万元，由金利特公司替三益公司还给北新集团。黄清汉系三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孙青松经苏志彬介绍认识了黄清汉，并向黄清汉出借1600万元，该借款由孙青松转入黄清汉指定的苏志彬的账户，再由苏志彬支付给北新集团。借款发生后，黄清汉至今未还，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被告黄清汉向孙青松偿还借款1600万元及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审查明：苏志彬系金利特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清汉系三益公司法定代表人。2013年5月21日、5月23日、6月13日、6月17日，孙青松通过自己名下的账户向苏志彬名下的账户共转账830万元，2013年6月6日、13日、14日，孙青松委托李燕青通过李燕青名下的账户向苏志彬转账950万元。苏志彬与孙青松系朋友关系，二人之间曾有孙青松出借款项给苏志彬的经济往来。2013年6月13日，苏志彬介绍黄清汉认识孙青松，此前黄清汉与孙青松互不相识。当日，由黄清汉在苏志彬代为书写、载明内容为“兹有黄清汉于2013年6月13日向孙青松借现金人民币壹仟陆佰万元整（￥16000000）。此据”的《借条》上“借款人”处签名并落款。
本案庭审中，孙青松主张，本案讼争借款系金利特公司委托北新集团向三益公司采购螺纹钢，因三益公司未能供货，经三方协商，由黄清汉向孙青松借款用于返还给北新集团。经查：2013年3月7日，以北新集团为需方（甲方），三益公司为供方（乙方），双方签订合同编号为JS××××303的采购合同，约定：北新集团向三益公司采购3级螺纹钢（型号12-25）5500吨，总金额21505000元；在货物到达甲方指定晋江地区仓库交付甲方前发生的一切费用和风险由乙方承担；甲方在本合同签订生效后10天内付给乙方面额与合同金额相同的三个月银行承兑汇票。合同并就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作了约定。2013年3月15日，北新集团开具了四份金额共计21505000元，收款人为三益公司的三个月期银行承兑汇票，三益公司已收到汇票项下款项。
2013年3月7日，以北新集团为供方（甲方），金利特公司为需方（乙方），双方签订合同编号为JS××××3-S的销售合同，约定：北新集团向金利特公司供应晋江三益（即本案第三人三益公司）生产的螺纹钢5500吨，总金额21844680元，交货地点在甲方指定仓库；晋江三益系由乙方即金利特公司指定，甲方根据乙方要求与供应商签订了编号为JS××××303的采购合同，在供应商根据采购合同约定将货物送达至甲方指定仓库后，甲方将通知乙方，乙方于甲方支付给供应商的承兑汇票到期日前分批提货完毕，每批提货前必须付清该批所提货物款项；乙方付款后甲方出具出库单，乙方必须持甲方出具的出库单才能提货；乙方在合同签订后3日内付给甲方合同总价的15%，即3230000元作为定金，甲方根据《采购合同》向供应商开具承兑汇票的同时将汇票出票日及有效期告知乙方，乙方于上述汇票到期前五个工作日付清合同货款。合同并就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作了约定。2013年3月14日，金利特公司向北新集团支付323万元，2013年6月13日，金利特公司向北新集团支付两笔款项，金额分别为600万元、3614680元，2013年6月14日，金利特公司向北新集团支付500万元，2013年6月17日，金利特公司向北新集团支付400万元，以上五笔款项共计21844680元。
2013年4月24日，福建汇益仓储有限公司出具一份货主为北新集团的《入库通知单》，载明入库货物为规格12-25螺纹钢5500.211吨，合同号为JL××××303。2013年6月13、14日，北新集团向金利特公司出具三份加盖北新集团收发货专用章的《出库通知单》，载明货主北新集团，收货人金利特公司，提货方式自提，联系人苏志彬，合同总吨数5500.211，单据号JS××××303-4，合同号JS××××303，三份《出库通知单》载明的总出库数量合计为4250.211吨。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涉外民间借贷纠纷，孙青松以其与黄清汉之间存在借款关系为由提起本案诉讼，并举证相关的转账凭证拟证明自己已支付《借条》项下的借款，因孙青松据以主张借款事实发生的付款行为地在福建省厦门市，故本案讼争合同履行地应认定为福建省厦门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三）项、第三条规定，原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均同意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故本案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为准据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因此，在被告否认收到《借条》项下款项的情况下，原告对其已履行提供借款义务的主张负有举证责任。本案的争议焦点即在于孙青松是否已履行讼争《借条》项下提供借款的义务。
根据原告孙青松及第三人金利特公司、苏志彬的主张及陈述，该三方均认为：孙青松不是以提供现金或直接向黄清汉的账户转账的方式履行提供借款的义务，而是通过孙青松及李燕青向苏志彬的账户转账的方式履行提供借款的义务，即原告举证的9笔共计1780万元的转账款中的1600万元是讼争《借条》项下的借款，至于为什么向苏志彬的账户汇款，则源于三益公司、北新集团和金利特公司之间的螺纹钢买卖合同关系，因三益公司未履行最终的交货义务，需将货款返还给北新集团。被告黄清汉及第三人三益公司否认上述事实，认为：黄清汉签署《借条》属实，但当时仅有借款的意向，孙青松并未履行提供借款的义务，黄清汉没有收到《借条》项下的款项，即便三益公司未履行交货义务，也仅是三益公司与北新集团之间的关系，与本案不具关联性。
原审法院认为，对本案的焦点问题，应综合以下几个方面作出认定：
（一）原告举证的9笔共计1780万元转账款中的1600万元系讼争《借条》项下的借款在客观上是否存在可能性
原告主张讼争《借条》项下的款项系由被告指定其支付给苏志彬，该指示是由各方口头约定的，原告同时举证其自行转账给苏志彬及其委托李燕青转账给苏志彬共9笔款项1780万元。
原审法院认为，依各方均无异议的事实，原告与被告是在2013年6月13日当天才认识，《借条》也是当天签署，但上述9笔转账发生在2013年6月13日当天及之后的仅4笔，金额1290.5万元，少于《借条》载明的金额，在此情形下，除非被告对原告于2013年6月13日之前的转账行为予以追认，否则，客观上不可能出现在被告不认识原告的情况下即指示原告支付借款给苏志彬的事实，况且，依原告自认，其与苏志彬之间在2012年起曾有其向苏志彬出借款项的行为，苏志彬在庭审中也明确陈述在2013年孙青松先出借了一部分钱给自己（即苏志彬），用于金利特公司支付货款给北新集团，因此，上述发生于2013年5月份期间的部分转账应当认定为苏志彬本人向孙青松所借的款项，这一事实进一步说明原告举证的2013年6月13日当天及之后的4笔转账不能排除是苏志彬自己与孙青松之间的借款或其他经济往来。
（二）讼争《借条》与三益公司、北新集团及金利特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性
原告孙青松、第三人金利特公司及苏志彬主张因三益公司未履行最终的交货义务，导致三益公司对外负债2100多万元，因此黄清汉向孙青松借款1600万元用于偿还债务，即讼争《借条》与三家公司之间的螺纹钢买卖关系存在关联性。
原审法院认为，在三益公司、北新集团及金利特公司之间的螺纹钢买卖关系中，确实存在三益公司未履行交货义务的可能性，但即便其未履行交货义务，也仅是在北新集团、金利特公司与三益公司之间产生相应的合同纠纷，黄清汉作为三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三益公司是相互独立的法律主体，三益公司对外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仅在法律有明确规定或经黄清汉同意的情形下，得以由黄清汉承担，而在本案中，原告既未举证证明黄清汉同意承担三益公司的法律责任，亦没有相关法律规定三益公司的责任应由黄清汉承担。原告对讼争《借条》与三家公司之间的螺纹钢买卖合同存在关联性负有举证责任，但原告孙青松、第三人金利特公司及苏志彬均未能举证证明黄清汉对三益公司的违约责任应承担责任，故应当认定，原告对自己主张的因三益公司未履行交货义务与讼争《借条》之间的关联性举证不能。综上，应当认定，讼争《借条》与三益公司、北新集团及金利特公司之间的螺纹钢买卖关系之间并不存在关联性。
另，本案中原、被告及第三人对北新集团与三益公司之间的采购合同及北新集团与金利特公司之间的销售合同是否实际履行存在争议。原告及第三人苏志彬、金利特公司主张：三益公司未能履行采购合同项下的交货义务，并因此产生债务，苏志彬及金利特公司明确所谓债务是指在北新集团向金利特公司提供据以向三益公司主张提货的出库通知单后，因三益公司不能供货，三益公司向金利特公司提出赎回要求，金利特公司同意其赎回，因此三益公司应把款项支付给金利特公司，金利特公司再付款给北新集团，金利特公司是基于这一赎回事实在外面融资；讼争借款是由孙青松转账给苏志彬，苏志彬存入金利特公司，再由金利特公司转账给北新集团。被告黄清汉、第三人三益公司、北新集团则主张采购合同、销售合同均已履行完毕，金利特公司已履行对北新集团的付款义务，北新集团亦已履行对金利特公司的交货义务。
关于上述采购合同及销售合同是否履行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依原审法院对真实性予以采信的原告举证的证据2、证据4，汇票金额与采购合同约定的货款总金额一致，转账凭证金额与销售合同约定的货款总金额一致，尤其是证据4转账凭证中的一笔款项323万元与销售合同约定的定金金额一致，应当认定，北新集团已依采购合同约定向三益公司履行全额付款义务，金利特公司亦已依销售合同约定向北新集团履行全额付款义务，证据4的款项系用于履行销售合同项下支付货款的义务，原告主张该款项系用于金利特公司向北新集团还清资金的主张与原审法院认定的该事实不符，对原告的该项主张原审法院不予采信。至于两份合同项下的货物是否已交付，依金利特公司及苏志彬主张，金利特公司已收到北新集团交付的据以向金利特公司主张提货的《出库通知单》，但其未到仓储公司查看货物是否存在，在其实际提货前三益公司已向其提出赎回请求，故金利特公司没有实际提货。被告黄清汉、第三人三益公司否认其曾向金利特公司提出赎回请求，并主张其与北新集团均已履行交货义务。对于货物是否交付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因同时作为采购合同、销售合同一方当事人的北新集团未到庭参加诉讼，相关事实无法查明，且两份合同的交货情况不属本案审理范围，故对于合同项下的交货义务的履行情况不宜在本案中作出认定。
综上，原审法院认为，原告孙青松及第三人苏志彬、金利特公司所举证据，既不能证明被告黄清汉指示原告将讼争《借条》项下借款支付给苏志彬，亦不能证明黄清汉基于三益公司未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自愿通过签署《借条》的形式承担债务。因此，应当认定，原告未实际向被告黄清汉履行讼争《借条》项下提供借款的义务，本案原、被告之间的借款合同因原告未提供借款而未生效，原告主张被告偿还借款及相应利息，缺乏事实依据，应予驳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孙青松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7800元，由原告孙青松负担。
一审宣判后，孙青松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北新集团、三益公司与金利特公司的买卖关系属于本案借款发生的根本原因与款项用途，原审法院认为二者没有关联性是错误的。（一）原审法院以黄清汉对三益公司违约责任没有义务连带承担，进而认为借款与交易没有关联性，该法律认定流于交易表象而忽视了当事人的意思表示。1.被上诉人自认关联性。一审第一次开庭时，被上诉人黄清汉便已明确讼争《借条》的目的是用于还北新集团的款项，说明了借款与三方交易的关联。2.被上诉人的儿子黄正全短信内容自认关联性。黄正全的短信称“王总汇800给你加上l600万应该是超够还北新了”，从其语境分析可知，黄正全作为三益公司的执行董事（庭审已确认）自认借款是用于“偿还”北新。3.第三人金利特公司、苏志彬的庭审陈述与黄清汉、黄正全的自认相互印证。根据第三人金利特公司、苏志彬陈述，基于北新的央企性质，为了防止业务风险发生，三方必须把三方交易做完，也因此才由苏志彬与黄正全、黄清汉约定苏志彬代为融资由黄清汉负债，所融款项用于向金利特公司赎回货款，金利特公司再支付货款给北新集团（此处的支付货款行为，在三方交易过程中因当事人并非法律人士，故按交易通俗说法以“向北新还款”代称），该陈述与黄清汉及黄正全的自认表述可以相互印证，应当承认其真实性与关联性。（二）三益公司未能向金利特公司供货，原审法院遗漏认定此基本事实。根据各方庭审陈述并一致确认，本案的三方交易最终北新集团并不亲自提货，而是由金利特公司直接到三益公司提货。原审对三益公司是否供货不作审查，导致适用法律错误。根据钢材贸易行业的交易惯例，三益公司主张供货除了要提供出库单外，还要提供收货人的签字交接手续（包括出库通知单上所载明的联系人苏志彬的签字记录）、车队情况，用于证明其确实供货了。然而事实上三益公司已然无法供货，三益公司才提出了希望回赎此次货物，并采取由苏志彬协助融资黄清汉背书还款的交易方式。否则，按生活经验判断可知，在三益公司有货的情况下金利特公司怎么可能不去提货而迂回地帮助黄清汉融资付款给北新集团。二、本案借款款项的交易路径分析。苏志彬代为向孙青松融资，所借款项由黄清汉背书还款并签署《借条》，并最终通过孙青松－苏志彬－金利特公司－北新集团的形式流转向黄清汉所称的“还北新款项”。因黄清汉无力赎回货物又无力对外融资，才由苏志彬帮助其向孙青松融资1600万，加上金利特公司自有渠道的资金用于向北新集团支付货款完成三方交易。（一）黄清汉的庭审陈述及黄正全均已自认，所借款项要用于“偿还”北新集团货款。黄正全的短信内容明确表明，1600万无需通过黄清汉或三益公司账号而由苏志彬直接安排付给北新集团，否则黄正全无需多此一举再详问1600万是否到账。这也合理解释了为什么所借款项未经过黄清汉或三益公司的疑问，也足以证明各方约定款项由孙青松间接给到北新集团的合理性与客观性。（二）法律本质难以查清的情况下可以从生活经验得以推断。黄清汉作为一个正常行为能力人，能做到三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不可否认其商业才干，且在本案中黄清汉本人亲自出庭，未委托任何律师庭审陈述不卑不亢，也足以说明其是一个头脑清明干练的人。如果没有借款事实的真实发生，他怎么可能无缘无故签署《借条》，且载明借“现金”在《借条》中载明款项到账，事后也未向孙青松索回《借条》，可见其对《借条》所载明事实及背后的法律原因是充分知悉并认可的。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
被上诉人黄清汉答辩称：一、孙青松称三益公司、北新集团与金利特公司的买卖关系与本案借款发生的原因和款项用途有关联，是孙青松为了达到恶意诉讼目的单方编造事实。（一）三益公司、北新集团一审时都出具了《情况说明》，证明三方合同已经履行完毕，不存在三益公司供货不能的问题。（二）北新集团的货物出入库是委托福建汇益仓储有限公司负责，金利特公司应持北新集团开具的出库通知单向福建省汇益仓储有限公司提货，而不是直接向三益公司提货。（三）根据《销售合同》第七条：“乙方（金利特公司）支付全部货款后甲方（北新集团）无货，给乙方造成损失的，应偿付乙方合同总价5％的赔偿金”。“甲方未按本合同规定的产品数量交货时，少交的部分，乙方如需要，应照数补交。乙方如果不需要，可以退货，由于退货所造成的损失，由甲方承担。”如果三益公司没有货可供，那么也应是北新集团向三益公司主张权利，金利特公司向北新集团追偿，而不应该由金利特公司直接向三益公司要货，并且在三益公司没货的情况下，还有意为三益公司向北新集团掩饰，其真实性和合理性让人生疑。二、孙青松自称《借条》项下的1600万已经支付并且超额支付，但其提供的证据疑点重重，无法自圆其说。（一）一审起诉状称：“原、被告双方因多次借款关系，由原告从厦门农行、建行等银行将款项打入被告指定的第三人苏志彬账户。一审时，孙青松和苏志彬均当庭承认，孙青松与黄清汉是2013年6月13日当天经由苏志彬介绍认识，此前没有任何业务往来。所以何来“多次借款关系”孙青松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黄清汉指定苏志彬作为收款人。（二）孙青松提供苏志彬个人账户的汇款记录中有3笔汇款时间在2013年6月13日《借条》签署前，此前二人互不认识，也没有业务往来，所以不存在黄清汉指示孙青松支付借款给苏志彬的事实。而且一审时孙青松自认与苏志彬是朋友关系，二人之间在2012年起就曾有孙青松向苏志彬出借款项的行为，苏志彬在庭审中也明确陈述在2013年孙青松曾有出借款项给他的经济往来。因此上述发生于2013年6月13日以前的转账，应当认定为苏志彬本人向孙青松所借的款项，这一事实进一步说明孙青松举证的2013年6月13日当日及之后的4笔转账不能排除是苏志彬自己与孙青松之间的借款或其他经济往来。（三）孙青松主张其汇给苏志彬个人账户的款项是作为金利特公司替三益公司返还给北新集团的货款，根据孙青松提供的苏志彬农行账户往来款记录分析，苏志彬在6月13日－l7日期间转给金利特公司的款项为l895万元，与金利特公司在6月13日－l7日期间转给北新集团18614680元基本一致。但款项来源中孙青松只有200万，李燕青7**万，苏志彬建行账户350万，其余600万则是从郑夏彬、苏文金个人账户汇入。与孙青松主张的其和李燕青汇给苏志彬1780万用于金利特公司付款给北新集团相差巨大。黄清汉为菲藉华人，长期在国外生活，且年逾古稀，连基本的行文书写能力都没有，才会由苏志彬代笔写下《借条》，也因为对中国的法律意识不够，在签署《借条》后，孙青松的款项迟迟没有到位，黄清汉认为其无法出借款项，《借条》即无效作废，故没有索回《借条》。不曾料想这样的疏忽却被孙青松和苏志彬利用，无端招惹上官司。请求法院公正审理，依法驳回孙青松的诉讼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北新集团向本院寄交一份《情况说明》陈述其意见：我司与三益公司签订有《采购合同》，约定我司向三益公司采购螺纹钢，付款方式为银行承兑汇票；我司与金利特公司签订有《销售合同》，我司向金利特公司销售螺纹钢，付款方式为金利特公司现付15％定金，于我司付给三益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日前五日付清全部款项。各方均已履行完毕合同义务。金利特公司已履行对我司付款义务，我司亦向金利特交付所有货物。我公司未收到黄清汉本人支付的任何款项。孙青松与黄清汉之间的借贷关系与我司无关，我司对此毫不知情。
二审期间，苏志彬向本院提交三益公司出具的2012年3笔钢材买卖的《提货单》（原件），拟证明：金利特公司没有提到货，否则三益公司就应将《提货单》原件收走了。黄清汉质证认为，对《提货单》真实性无异议，是三益公司开具给北新集团。货不由三益公司管，是北新集团委托第三方监管，有无提货是金利特公司跟仓库的事。本院认为，《提货单》与本案的《借条》无直接关联，各方当事人因钢材买卖合同关系而产生的纠纷应另行解决，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各方当事人对原审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亦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因被上诉人黄清汉系菲律宾共和国国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三）项、第三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选择，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为准据法。
根据查明的事实，黄清汉承认其有借款的意向并签署了案涉《借条》，故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孙青松是否实际履行了讼争《借条》项下支付款项的义务。
孙青松主张，其不是以直接向黄清汉的账户转账的方式履行提供借款的义务，而是通过孙青松及李燕青向苏志彬的账户转账的方式履行，即孙青松举证的9笔共计1780万元的转账款中的1600万元是讼争《借条》项下的借款，至于为什么向苏志彬的账户汇款，则源于三益公司、北新集团和金利特公司之间的钢材买卖合同关系，因三益公司未履行最终的交货义务，需将货款返还给北新集团。本院认为：一、孙青松提供的汇款记录中有3笔汇款时间发生在2013年6月13日《借条》签署之前，孙青松自认与苏志彬是朋友关系，苏志彬在一审庭审中已明确陈述在2013年初孙青松已出借了一部分钱给自己，用于金利特公司支付货款给北新集团。因案涉各方存在长期的钢材买卖业务关系，因此上述发生于2013年6月13日以前的转账款项，不能排除系苏志彬本人向孙青松所借的款项。此前孙青松与黄清汉互不认识，从常理判断黄清汉不可能追认该三笔款项作为其所借款项；（二）发生在2013年6月13日当日及之后的4笔转账，金额为1290.5万元，与《借条》载明的金额不符，并无证据证明该4笔汇款系经过黄清汉的授权指示而为，也不能证明黄清汉对此是知情的；黄正全在短信中询问1600万元是否到位，只是进一步佐证了黄清汉有借款的意向，但对此短信苏志彬并未回复，不能证明黄清汉、黄正全同意或应当知道该款可由苏志彬自行组织还给北新集团；（三）即使如苏志彬、金利特公司所述，其与三益公司存在长期合作关系，一直是以北新集团开具承兑汇票（向三益公司购买钢材后由三益公司向金利特公司回购）的方式为三益公司融资。则不论金利特公司、三益公司、北新集团三者之间是否真实存在钢材买卖关系（或是以买卖钢材的名义融资），均应依据各方之间签订的《采购合同》、《销售合同》来确定各自权利义务，如果系因为三益公司未能实际交货（或赎回货物）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更应由三方通过买卖合同关系进行解决。黄清汉仅是三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个人并无替三益公司承担债务的法律责任。讼争《借条》只能表明双方借款的合意，是否履行及如何履行应有进一步的行为或证据来证明，如补充约定、授权案外人代为履行等等，但如上所述，原告孙青松、第三人金利特公司及苏志彬均未能完成案涉《借条》已实际履行的举证责任。
综上所述，孙青松所举证的汇款事实与《借条》不具有关联性，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认定孙青松与黄清汉之间的《借条》并未实际履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无误，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7800元，由上诉人孙青松负担；一审案件受理费按原判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国雄
审 判 员 陈少苓
代理审判员 陈延忠
二〇一六年二月五日
书 记 员 刘定鹏
附：本案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