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8）浙0604行初49号
原告绍兴市上虞区农场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绍兴市上虞区百官街道市民大道987号。
法定代表人李冬，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魏泽峰，浙江舜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金利祥，浙江舜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绍兴市上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绍兴市上虞区曹娥街道嘉和路168号。
负责人陈荣荣，局长。
委托代理人ＸＸ梁，绍兴市上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王伟龙，浙江曹娥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龚张铨，男，1939年4月1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上虞区，系龚柏根之父。
第三人徐水英，女，1944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上虞区，龚柏根之母。
第三人李国英，女，1969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上虞区，系龚柏根之妻。
第三人龚剑波，男，1994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上虞区，系龚柏根之子。
上述四第三人委托代理人李德泉，男，1967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绍兴市上虞区，系第三人李国英之兄。
原告绍兴市上虞区农场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虞农场资产管理公司）诉被告绍兴市上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上虞人社局）劳动、社会保障行政确认一案，于2018年4月1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即日立案后，于2018年4月20日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龚张铨、徐水英、李国英、龚剑波同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5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上虞农场资产管理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魏泽峰、金利祥，被告上虞人社局副局长许建国及委托代理人ＸＸ梁、王伟龙，第三人龚张铨、徐水英、李国英、龚剑波及委托代理人李德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上虞人社局于2018年3月8日作出编号为2018-3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认为原告单位职工龚柏根疗养期间在酒店就寝休息期间非正常死亡（猝死），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决定不予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亡）。
原告上虞农场资产管理公司诉称，根据虞农（2016）107号文件，2016年5月龚柏根被调派到上虞区农林局下属单位原告处工作。根据上虞区总工会有关职工疗休养的总体安排，2018年1月9日龚柏根参加上虞区农林局组织安排的赴江山疗休养。2018年1月10日，龚柏根在疗养就寝休息期间猝死。之后，原告向被告申请工伤认定，被告于2018年3月8日作出不予工伤认定决定书。原告认为龚柏根系在参加工会组织的疗休养期间死亡，应视同职工工作的延续。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及《浙江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之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被告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显属错误。为此，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不予认定龚柏根为工伤决定书，责令被告重新作出认定龚柏根为工伤的认定决定。
原告上虞农场资产管理公司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虞农[2016]107号文件《关于要求解决龚柏根同志人事代理等事宜的请示》、社保查询系统（复印件），证明龚柏根系原告单位职工。2、虞农机工[2017]2号《关于确定2017年工会职工疗休养地点的通知》、绍兴市上虞区总工会二份函；3、居民死亡证明；4、绍兴市上虞区农林局《关于龚柏根意外死亡事故的调查报告》；2至4号证据证明原告单位职工龚柏根在工会组织的疗休养期间猝死的事实。5、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证明原告向被告申请工伤认定，被告不予认定工伤的事实。
被告上虞人社局辩称：一、龚柏根是在参加所在单位工会组织的2018年1月9日至12日赴衢州江山疗养活动中，于1月9日晚在入住的江山金陵大酒店8016房间就寝休息期间非正常死亡（猝死），其死亡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之情形，不能认定为视同工伤。二、龚柏根的死亡经过和原因是在参加疗休养过程中晚上就寝休息期间猝死，没有受到伤害，也不是因为受到伤害而死亡，不符合《浙江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第二款第（四）项规定的视为因工作原因所受的伤害之情形，也不能被认定为工伤。综上，被告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上虞人社局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依据：1、工伤认定申请表、龚柏根身份证复印件、聘用合同书、绍兴市上虞区农林局证明、虞农机工[2017]1号《关于开展2017年工会职工疗休养工作的通知》、虞农机工[2017]2号《关于确定2017年工会职工疗休养地点的通知》、2017年工会组织前往衢州江山疗休养名单、绍兴市上虞区农林局《关于龚柏根意外死亡事故的调查报告》、龚柏根的死亡（注销）证明、火化证明、户口注销证明，证明原告于2018年1月15日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材料。2、工伤认定申请受理通知书，证明被告于2018年1月15日依法受理原告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3、雷静宇、钟黎明调查笔录二份，证明被告工作人员对相关证人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调查笔录。4、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证明被告于2018年3月8日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对原告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不予认定视同工伤（亡）。5、原告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被告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已由原告法定代表人领取，并由农林局工作人员转交给龚柏根家属。6、《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浙江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八条，被告作出行政确认行为的法律依据。
第三人龚张铨、徐水英、李国英、龚剑波述称，单位组织疗养是工作时间，龚柏根之死应认定为工伤。
第三人未提交证据。
经庭审质证，被告提供的证据1、2、3、5、6，原告及第三人均无异议。被告提供的证据4，原告及第三人有异议，认为被告适用法律错误。
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及第三人均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提供的证据1、2、3、5，原告及第三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被告提供的证据6，系法律法规，毋需认证。被告提供的证据4，证明原告向被告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后被告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的事实，本院予以认定。
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及第三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经审理查明，龚柏根系绍兴市上虞区农林局下属单位原告上虞农场资产管理公司职工，借用在绍兴市上虞区农机监理站工作，加入绍兴市上虞区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中心工会。2018年1月9日龚柏根参加由绍兴市上虞区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中心工会组织的为期四天赴衢州江山疗休养活动，当晚入住江山金陵大酒店，23时30分左右龚柏根就寝，次日早上同房间职工叫龚柏根起床时，发现其无应答也无呼吸。酒店工作人员即刻拨打120、110，江山市120急救人员及派出所民警随后赶到现场。经120急救人员现场检查，确认龚柏根已无心跳、呼吸等生命体征。经江山市公安局法医鉴定，龚柏根为非正常死亡(猝死)。2018年1月12日江山市公安局城北派出所出具死亡证明，载明龚柏根死亡日期2018年1月10日，死亡原因非正常死亡(猝死)。2018年1月15日原告向被告上虞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并提交相关材料，被告于当日受理原告的申请，于2018年3月8日作出编号为2018-3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认为原告单位职工龚柏根疗养期间在酒店就寝休息期间非正常死亡（猝死），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决定不予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亡）。原告于2018年3月12日收到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本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被告上虞人社局在本行政区域内具有工伤认定的法定职责。《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二）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三）职工原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公负伤致残，已取得革命伤残军人证，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本案中，龚柏根系在参加单位组织的疗休养期间猝死，该疗休养活动是原告根据绍兴市上虞区总工会疗休养规定安排并承担费用的集体活动，其目的是增强职工的凝集力、调动职工工作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可视为职工工作的延续。原告及第三人认为龚柏根在疗休养期间属于工作时间的理由，本院予以采纳。被告并无证据证明龚柏根非因工作原因死亡，也无证据证明龚柏根存在《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的不应认定为工伤的情形，故原告认为龚柏根在单位安排的疗休养活动期间及疗休养规定的活动范围内猝死，应当视为在工作时间和与工作相关的理由成立。被告认为龚柏根系在休息时间猝死，不属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原因，不能认定为工伤的理由，本院不予采信。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龚柏根之死应当视同工伤。被告作出的编号为2018-3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对龚柏根死亡，不予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认定不当，应予撤销。对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被告绍兴市上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18年3月8日作出编号为2018-3不予认定工伤决定；
二、责令被告绍兴市上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重新对龚柏根作出工伤认定决定。
本案受理费50元，由被告绍兴市上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钱长龙
审 判 员 王志芬
人民陪审员 项新法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徐淑娜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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