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7）辽02民终525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付源，男，1969年3月28日生，汉族，住大连市甘井子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权，辽宁博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保利（大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火炬路3号纳米大厦16层1602室。
法定代表人：王健，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康何，该公司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文永，北京华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辽宁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沈阳市于洪区白山路101-2号。
法定代表人：陆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文永，北京华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花，广东南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保利南方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5号第36层01单元。
法定代表人：张万顺，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文永，北京华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小花，广东南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付源因与被上诉人保利（大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大连公司）、辽宁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保利公司）、保利南方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南方集团）居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5）甘民初字第07796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6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付源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支持付源一审诉请。事实和理由：一、一审裁定认定上诉人与三被上诉人不存在居间合同关系错误。第一，上诉人在一审提交的证据已经充分证明双方之间存在的居间关系，在此不再赘述。这里要重点强调的是被上诉人在一审中的答辩意见，三被上诉人虽均否认与上诉人存在居间合同关系，但对于与上诉人之间存在事实上的联系均不同程度的予以承认。尤其是被上诉人辽宁保利公司的答辩意见“我公司不否认与原告前前后后打过交道，但性质是原告争取与被告达成居间合同关系的过程。……事实上，大连大剧院建设项目本有机会由保利公司争取到，但由于原告争取达成居间合同关系过程中向我公司提供了很多错误信息，导致保利公司错失良机。”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与上诉人提供的诸多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而上诉人提交的这些证据所体现的内容绝不是如被上诉人所说是争取与被上诉人达成居间合同关系的过程，而恰恰是上诉人提供居间服务的具体体现，一审法院对上诉人这一系列居间行为未予认定是错误的。对于被上诉人答辩中所称上诉人提供的信息是错误的导致保利公司未取得大剧院建设项目，则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大剧院建设本身并不是居间服务的唯一和最终目标。被上诉人的经营模式是通过建设或经营大剧院从而取得相关配套土地的开发经营权。本案中，正是被上诉人通过下属公司运营和管理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及国际会议中心大剧院从而成为取得案涉土地使用权竞买资格的唯一竞买人，被上诉人下属的大连保利会展管理有限公司与大连市国土局签订的《国际会议中心委托管理合同》及《国际会议中心大剧院委托管理合同》属于上诉人的居间服务所促成的成果之一。上诉人的居间行为及其所促成的成果是不容否认的。第二，上诉人主张的居间关系的委托人主体是明确的，即三被上诉人。2004年，上诉人是受保利南方集团的委托而为其提供居间服务，2004年8月20日大连市文化局给保利南方集团的函中记载上诉人是作为大连市大剧院领导小组的特邀联络员。特邀联络员的身份恰恰证明了上诉人居间人的法律属性，特邀联络员实质上是居间人这一法律术语的通俗化称谓，在政府行文中是不会使用居间人这一生涩难懂的法律专业术语的。试想，上诉人既不是大连市文化局的职员，也不是保利南方集团的员工，上诉人何以会成为大连市文化局特邀联络员，答案只有一个，即上诉人是保利南方集团委托的居间人。正是由于作为居间人的上诉人的牵线搭桥才促成了大连市文化局与保利南方集团的接洽。从而开启了保利南方集团及其下属各级子公司与大连市有关部门的合作历程。由于保利南方集团本身不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因此当大连海港东区经过土地整理等阶段进入到可开发的阶段后，必然需要由保利南方集团下属的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的企业参与有关项目的洽谈，而在保利集团在大连还未设立公司的情况下，由辽宁保利公司具体落实项目接洽事宜并由辽宁保利公司与上诉人签订居间服务合同也是顺理成章的。在居间合同中，双方约定了由大连落地公司来履行居间报酬支付义务。而事实上，保利大连公司也部分履行了该居间合同，支付了前期费用12万元。因此上诉人也将保利大连公司作为本案被告之一。上诉人与保利南方集团存在的是口头的居间合同关系，项目洽谈进行到一定阶段后，在保利南方集团的安排下，上诉人与辽宁保利公司之间就居间报酬等问题以电子邮件方式进行协商洽谈，尽管该合同没有签字盖章，但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七条规定“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故上诉人与辽宁保利公司之间的居间合同成立。总之，在三被上诉人中，保利南方集团及辽宁保利公司与上诉人存在居间合同关系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至于保利大连公司是作为事实上的合同当事人还是作为上诉人与辽宁保利公司居间合同中约定的由第三人履行的“第三人”，法院可以依法作出认定。一审法院认定三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均不存在居间关系是完全错误的。二、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提交的幕歌的证言及收条没有采信，是错误的。被上诉人让慕某出庭作证并提交书证收条作为证据，但是又不认可这两份证据的内容，试图通过司法鉴定来证明收条的形成时间与落款时间不同，从而推翻收条及慕某证言内容的真实性，被上诉人的诉讼行为自相矛盾。法院应直接采信慕某证言及收条。该两份证据与上诉人的陈述及提交的诸多证据均能相互印证。
保利大连公司、辽宁保利公司、保利南方集团辩称，服从一审裁定。
付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三被告连带支付原告居间报酬100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起诉应有明确的被告及具体的事实理由。原告以居间合同纠纷为案由提起本次诉讼，其应首先证明与其形成居间合同关系的明确主体即被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之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故本案的第一个争议焦点是如果原告作为居间人，与其形成居间合同的委托人如何确定。关于此节事实，原告则认为其与三被告都存在居间合同关系。原告诉称因为项目本身是漫长过程，自2003年开始仅有被告保利南方集团针对大连大剧院项目，最后取得土地开发也是与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相关的土地项目。故原告与所有的关联公司都是存在居间合同的。而原告亦提供三被告及关联下属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以证明三被告及其下属的各级子公司在取得土地项目开发权的过程中相互协作共同受益，故原告有权要求被告保利南方集团及其下属各级子公司共同对原告的居间报酬承担连带支付责任。但从原告所提供的证据来看，在其证据内容中不仅仅能体现出三被告，也包括有案外人大连保利东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大连盈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中国保利集团公司（第一次庭审证据6、23）、香港保利集团（第一次庭审证据18）、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庭审证据30）等。而且原告称其提供的居间服务中不仅包括有向三被告报告订立合同信息的居间行为，也有其为两方传递信息积极促进双方达成交易的媒介服务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六条之规定：因居间人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而促成合同成立的，由该合同的当事人平均负担居间人的报酬。而原告所诉称促成的合同既包括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与大连保利会展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国际会议中心委托管理合同》及《国际会议中心大剧院委托管理合同》（第一次庭审证据28），也包括有大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局与大连保利东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大连盈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签订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第一次证据29）。而且原告于第一次庭审提供的证据7（2004年8月20日大连市文化局给保利南方集团的函）中记载原告是作为“大连市大剧院领导小组的特邀联络员”。如上所述，原告未能给出具体的事实与理由来解释其将三被告作为案涉居间合同的委托人提起诉讼，特别是原告称案涉居间合同关系形成自2003年，而在此时除被告保利南方集团业经成立，其余二被告并未登记成立。原告亦不能予以明确被告保利大连公司、辽宁保利公司在其所称的“漫长过程”中是在何时加入其所称的其与被告保利南方集团的合同关系中成为委托人。而且居间合同是以促成委托人与相对人或委托人间的合同为目的，故应是委托人与居间人先行形成居间合同，而并非如原告以其于第一次庭审所提供的证据28、29中所载的合同来反向推论居间合同的存在与成立。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原告未能提供充分证据对其所诉称的居间合同关系的合同主体予以确定，故其以三被告为委托人提起诉讼并不具备程序上的明确被告，应在程序上予以驳回。
另，即使不考虑原告对于居间合同关系的委托人无法明确的程序性问题，原告亦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与任一被告单独形成了居间合同关系。首先，三被告与大连保利东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大连盈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均是独立的法人主体，原告以关联关系为由将三被告及案外公司进行法人人格的混同，不予采纳。其次，关于被告保利南方集团，在原告所提供的证据中，仅有第一次庭审中的证据2、3、4、5、6、7、8、9能体现出被告保利南方集团，即原告所陈述的大连市文化局在2004年8月期间邀请包括保利南方集团相关人员在内的考察团来连考察、洽谈兴建大连大剧院事宜，但原告所提供的证据均系间接证据，无法证明其作为被告保利南方集团委托的居间人，且如上所述，上述证据上显示原告此时应是“大连市大剧院领导小组的特邀联络员”。第三，原告用以证明其与被告辽宁保利公司间形成居间合同的主要证据为其与证人王某、慕某间就《合作协议》所产生的电子邮件。原告虽以要约、承诺的形式主张该《合作协议》已成立并生效，但因该电子邮件中所附《合作协议》中已明确记载有“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故对该主张不予采纳。证人慕某、王某已对其为何接受、发送上述邮件作出说明，且原告并未提供直接证据证明证人慕某、王某在接受、发送邮件时享有对标的额如此巨大的合作协议有代理被告辽宁保利公司的授权，故原告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与被告辽宁保利公司单独形成了居间合同关系。第四，关于被告保利大连公司，原告亦以上述《合作协议》且其自称收到被告保利大连公司支付的前期费用12万元故可进一步证明《合作协议》已经成立并实际履行。但无论是证人慕某所保留的《收条》还是原告提供的相关证据如律师函、检举邮件等均应属于原告的自述及证人证言，上述间接证据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对原告拟证事实予以证明。第五，关于原告所提供的证据中所体现的其确为被告保利南方集团及其他案外公司传递过资料等事宜，三被告辩称系原告为争取达成居间合同关系的缔约过程所做的准备工作，对该答辩意见予以采纳。
综上两点，原告未能对诉称的居间合同关系中的委托人即被告予以明确，亦未能证明其与任一被告形成居间合同关系，故其起诉不符合法律规定。
一审裁定：驳回原告付源对被告保利（大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辽宁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保利南方集团有限公司的起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800元，均不予收取，于裁定书生效后退回原告，其他诉讼费50元，由原告负担。鉴定费用，由三被告自行承担。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上诉人起诉三被上诉人连带支付居间报酬的依据为三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居间合同关系。而上诉人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上诉人与三被上诉人之间就大连保利会展有限公司取得国际会议中心、国际会议中心大剧院的经营管理权及大连保利东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大连盈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取得中山区东港区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形成了居间合同关系。理由如下：第一，上诉人与三被上诉人之间未就三被上诉人取得国际会议中心、国际会议中心大剧院的经营管理权及东港区地块土地使用权签订书面居间合同或达成口头居间合同。第二，上诉人提交的其于2009年末欲与辽宁保利公司订立的合作协议来看，合作条件为在辽宁保利公司通过招拍挂形式合法取得大连大剧院项目及剧院配套的房地产项目后，辽宁保利公司支付前期费用12万元及其他费用。但该合作协议约定“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上诉人与三被上诉人未在该协议中签字盖章。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七条规定，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因该协议约定“在辽宁保利公司通过招拍挂形式合法取得大连大剧院项目及剧院配套的房地产项目后，辽宁保利公司支付前期费用12万元及其他费用”，而三被上诉人均未如合作协议中的约定取得大连大剧院项目的开发权。故不能仅凭上诉人收到保利大连公司支付的运作大连大剧院项目的全部前期费用12万元，在上诉人未促成三被上诉人取得大连大剧院项目开发权的情况下，即认定上诉人已经履行主要义务，进而推定该合作协议成立。第三，退一步讲，若上诉人提交的证据均为真实的，从上诉人自述及提交的证据材料来看，上诉人主要自2004年至2010年期间参与相关政府部门与中国保利集团等公司之间就大连大剧院项目的沟通联系工作。而大连保利会展有限公司于2012年取得国际会议中心、国际会议中心大剧院的经营管理权，大连保利东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大连盈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3年取得中山区东港区地块的土地使用权。故从上述时间节点来看，上诉人提交的现有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其在2011年后仍继续为三被上诉人提供居间服务，促成了大连保利会展有限公司取得国际会议中心、国际会议中心大剧院的经营管理权，大连保利东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大连盈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取得中山区东港区地块的土地使用权。故三被上诉人并非案涉争议法律关系主体，上诉人（原审原告）起诉的三被上诉人（三被告）诉讼主体错误，一审驳回上诉人一审起诉，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张萍萍
审判员 赵 虹
审判员 陈 伟
二〇一七年七月五日
书记员 杜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