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7）黔0321行初214号
原告程昭琴，女，1976年1月17日出生，汉族，贵州省习水县人，住习水县，
委托代理人雷光辉，男，1982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遵义市汇川区，系程昭琴之堂弟，特别授权。
被告习水县公安局，住所地：习水县东皇镇西城区，组织机构代码：00953614-3。
法定代表人吴弟松，系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杨存森，系该局法制大队民警。
委托代理人袁远兵，系该局城东派出所民警。
原告程昭琴因要求确认被告习水县公安局于2017年7月24日作出的习公城东行罚决字[2017]1120号行政处罚决定违法，于2017年8月8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7年8月8日立案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9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程昭琴及其委托代理人雷光辉、被告习水县公安局之出庭负责人余邦福及委托代理人杨存森、袁远兵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习水县公安局于2017年7月24日作出习公城东行罚决字[2017]1120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2017年7月5日，程昭琴未经许可将办酒用剩的烟花爆竹摆在习水县东皇街道办事处矿中路自己经营的丧葬用品店里的货架上准备销售，2017年7月20日11时许，被公安机关查获，当场扣押富贵（888）大地红火炮六盘、发财炮火炮一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十条之规定，决定对程昭琴作出行政拘留五日。
原告程昭琴诉称，2017年7月26日，城东派出所在例行检查时，发现原告租用的门市内的货架上的爆竹，对其收缴。并于同日上午10时，将原告带到城东派出所以坐“老虎凳”方式进行诱导式询问。当日被告作出习公城东行罚[2017]112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由于原告2017年3月因腰椎间盘突出在重庆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作手术，尚未恢复。原告提出身体不适，城东派出所还派员将原告带到医院检查，医院也出具了确系术后恢复期的证明。原告在收到决定书后当即表示要提起诉讼，并提供了担保和暂缓执行申请，被告不同意，并拒绝说明理由。原告认为，将办酒剩余的7盘爆竹放在是居所的门市上，并非经营行为，被告以此为由拘留原告，明显不合理，出于风俗习惯，应当允许老百姓储存一定数量的鞭炮，故不应当仅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十条规定机械执法，且《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第十六条规定个人储存一箱以下或者重量不超过30公斤，不属于违法，其他省份也有类似规定，故被告对原告的处罚决定丧失合理性。同时，《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四条明确规定了烟花爆竹的生产经营管理应当属于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管辖，公安部门只能管辖危及公共安全的烟花爆竹。原告在没有危及公共安全的前提下，被告无权对此作出处罚；且被告仅凭诱导式询问的原告陈述和现场搜查笔录，不能证明原告为卖而储存的主观动机。被告在将原告带至派出所后，未及时通知家属，传唤程序违法；原告接受调查期间，被告采用诱导式询问、蹲老虎凳等手段所获得的陈述笔录不应当作为治安处罚的证据使用。综上所述，被告所作出的行政处罚行为，无论从实体上、程序上，还是执法合法性和合理性上，都违背了立法意旨，故请求判令判决确认被告作出的习公城东行罚决字[2017]112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
被告习水县公安局辩称，我局在案件调查时原告已如实陈述了该火炮的来源及用于销售的目的，原告诉称并非经营烟花爆竹的理由与事实不符；原告列举了《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对储存量的规定，但本案处理的是违法销售问题，且该规定也不适用于贵州省。原告认为出于风俗习惯，应当允许老百姓储存适量数量的鞭炮。但根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烟花爆竹的经营、零售必须经过许可才可以销售；非法生产、经营、运输烟花爆竹，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烟花爆竹的经营许可至今未取消原因也在于其属于易燃易爆炸的危险物品，将影响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如果不严惩，势必带来效仿效应，则安全隐患得不到有效遏制；故我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十条之规定，对原告未经许可非法经营烟花爆竹的行为作出5日拘留的处罚，既合法又合理。虽然原告未将火炮销售出去，但是我国法律对枪支、弹药当面的管理历来是从严从重处罚，且为了十九大的顺利召开，提前对各种不安全隐患进行整治，对原告作出的拘留处罚，符合当前的安全局势。另外，我局民警在现场口头传唤原告到城东派出所接受询问时，由于只有原告的两个未成人的孩子在场，故当场让原告打电话告知其丈夫雷玉权传唤原因，且在询问笔录也有注明。我局在传唤过程中并未对原告使用任何械具。原告申请暂缓执行，经请示相关局领导，不同意暂缓执行并当场告知了原告。综上所述，原告非法买卖危险物品一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量罚适当，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主张提供了以下证据：
贵州省习水县公安局习公城东行罚决字[2017]112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2、中国人民解放军医疗住院收费票据、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病历、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临床检验报告单、重庆市西南医院心电图报告单、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超声科超声报告单、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检查报告单、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肺功能全项图文报告、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长期医嘱单、临时医嘱单；
被告习水县公安局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在举证期限内提供了以下证据：
证明程序合法的证据有：
1、2017年7月20日受案登记表；
习公(城东)审字[2017]65号公安行政处罚审批表；
2017年7月20日习水县公安局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
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
2017年7月20日习水县公安局延长询问查证时间审批；
6、2017年7月24日习水县公安局习公城东行罚决字[2017]112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7、2017年7月24日习水县公安局被行政拘留人家属通知书；
8、2017年7月26日习水县公安局公安行政处罚执行回执；
（二）证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证据有：
1、2017年7月20日程昭琴询问笔录；
2、2017年7月20日习水县公安局习公城东检字〔2017〕1号检查证、习公审[2017]第1号检查审批表、习水县公安局检查笔录、现场检查照片、安全检查记录；
3、2017年7月20日习水县公安局习公城东证保字[2017]418号证据保全决定书、证据保全清单、习公审字[2017]第1号证据保全审批表；
4、2017年7月20日习水县公安局习公城东调证字[2017]190号调取证据通知书、习水县公安局调取证据清单、营业执照复印件；
5、2017年7月21日习水县公安局习公城东调证字[2017]191号调取证据通知书、习水县公安局调取证据清单、2017年7月21日习水县东皇街道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站证明；
6、2017年7月21日习水县公安局城东派出所视听资料制作说明及光盘照片；
7、2017年7月20日习水县公安局城东派出所关于对程昭琴口头传唤通知家属的情况说明；
8、程昭琴、张杰雄常住人口基本信息
9、2017年7月21日贵州省习水县公安局行政处罚告知笔录；
10、2017年全国缉枪治爆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原、被告提供的证据，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无异议。原告对被告提供的程序方面的证据，除证据3有异议外，其余均无异议；对事实方面的证据，对证据1有异议，对证据2、3、4、5、6、7、8、9无异议，认为证据10来源不表，对合法性有异议。
本院经审查认为，对双方提供的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原告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为，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主要起到告知被传唤人家属被传唤人的去处，本案中，通知书虽然是原告的堂弟签收，但其堂弟也是在原告的家人知道其下落后，让其到派出所了解情况后签收，说明原告的家人也通过原告电话告知其下落，故对原告认为被告程序不合法的主张，不予支持。原告认为对其询问使用诱导式，故对合法性有异议，本院认为，被告在例行检查时，口头上虽然采用了诱导式，但并未制作成书面的笔录，对原告的询问笔录，形成于原告在派出所接受被告的正式询问时，且均是由原告自己陈述，鞭炮来源及用途，且与现场检查笔录相印证，故对其合法性予以确认。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0，证据来源不清，本院对其合法性不予确认。
根据上述合法有效的证据和当事人当庭无争议陈述，本院确认事实如下：2017年7月20日11时许，习水县公安局城东派出所民警例行安全检查时，发现原告在经营的丧葬用品店的货架上摆放了爆竹，其中名为富贵（888）大地红爆竹六盘，名为发财炮的爆竹一盘。随即被告作出习公城东证保字[2017]418号证据保全决定，对原告货架上的爆竹进行了扣押，并从原告处调取了原告之夫雷玉权的个体户营业执照复印件。于当日口头传唤原告到城东派出所接受询问，并对询问过程进行了全程录音录像。该次音像视频显示，原告系坐在限制活动范围的座椅上，而非原告所说的“老虎凳”。
2017年7月21日，被告以原告未经许可将办酒席用剩的烟花爆竹放在其经营的丧葬用品店的货架上准备销售，其行为构成非法买卖危险物质行为，拟将进行处罚进行告知。2017年7月24日，被告作出了习公城东行罚决字[2017]1120号行政处罚决定，认定原告未经许可将办酒席用剩的烟花爆竹放在其经营的丧葬用品店的货架上准备销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十条之规定，决定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五日，并收缴非法买卖的富贵（888）大地红火炮六盘、发财炮火炮一盘。2017年7月26日原告收到习公城东处罚决定，决定对其行政拘留五日。2017年7月31日，对原告的拘留决定已执行完毕。
另查明，雷玉权取得的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范围为丧葬用品、杂货零售。原告与雷玉权均未取得烟花爆竹经营许可的资格。原告经营丧葬用品的商业用房位于习水县城人口密集区。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一是被告对于原告的行为是否具有作出治安管理处罚的职权；二是原告将爆竹放置于货架上的行为是销售行为还是储存行为；三是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是否合理；四是被告是否违反法定程序。
关于焦点一，原告认为，《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四条明确规定了烟花爆竹的生产经营管理应当属于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管辖，公安部门只能管辖危及公共安全的烟花爆竹。原告在没有危及公共安全的前提下，被告无权对此作出处罚。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章第一节系对妨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和处罚进行的规定，第三十条包括在此节中，根据第三十条“违反国家规定，制造、买卖、储存、运输、邮寄、携带、使用、提供、处置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腐蚀性物质或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之规定，被告具有对可能危及公共安全行为的非法买卖或非法储存危险物质的行为进行处罚的行政职权。对于本案，烟花爆竹属于危险物质，原告在不具备经营烟花爆竹的条件下，将烟花爆竹与其他易燃物品存放在一起进行销售，原告之行为足以对公共安全构成较大的安全隐患，故被告具有对本案进行处罚的行政职权。
关于焦点二，本院认为，原告在派出所接受被告书面询问时，两次陈述例行检查民警口头询问其烟花爆竹是否是卖的，其回答时是卖的，原告未提及存放一事。在陈述为什么销售烟花爆竹时，也只是陈述因为未用完，故放在店里销售，也没有提及存放一事。所以原告如果没有销售的故意，原告完全可以在派出所接受被告的调查时，否认其销售的事实而提出是存放。故根据原告在被告处的陈述以及其将七盘爆竹摆在自家经营的丧葬用品商业用房的货架上的客观事实，可以证明原告具有准备销售七盘爆竹的主观意图与客观事实。
关于焦点三，原告认为出于风俗习惯，应当允许老百姓储存一定数量的鞭炮，而且相应的省市也有规定允许储存一定数量烟花爆竹。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七十二条和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其他省市的地方性法规或地方政府规章，是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所以只能适用于本行政区域。对于本案而言，无论原告是将烟花爆竹存放还是销售，但原告将七盘烟花爆竹与其他易燃物质混放在其经营丧葬用品的商业用房内的事实存在，原告之行为足以对公共安全造成极大的隐患，如公安机关不及时排除，一旦危险发生，后果将不堪设想。事实上，被告也是考虑到原告销售的烟花爆竹系自用后剩余，而以情节较轻对其作出处罚。故对原告认为处罚决定不合理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焦点四，原告认为在接受被告询问时，被告采取了坐“老虎凳”和诱导式询问的非法手段收集证据，不应作为处罚的证据使用。本院认为，从被告提供视频资料显示，原告所坐座椅并非是其所称的“老虎凳”，而是限制其活动范围的座椅。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二条第（二）项规定，公安机关在办理行政案件时，可以依法采取对违法嫌疑人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继续盘问、强制传唤、强制检测、拘留审查、限制活动范围等强制措施，故对原告认为被告使用坐“老虎凳”收集证据的主张，不予采纳。原告认为，被告对原告采用了诱导式的询问，本院认为，在被告询问其店主要经营花圈钱纸，为什么要经营烟花爆竹销售时，原告称是其在老家给老人办酒，别人送了爆竹没有用完，想到自己在经营丧葬用品，便拿到店里卖。从上述问答看，被告只是让原告讲述原因，而原告将物品的来源进行叙述。故对原告认为被告采用诱导式询问方式收集的证据不应作处罚的证据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告认为被告对其传唤未及时通知家属违法。本院认为，原告在2017年7月20日11时40分经被告传唤到派出所后，声称已通知其丈夫，不用公安机关另行通知。在当日的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上，被传唤人家属签名栏其家属也签字认可。故对原告认为被告未及时通知家属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认为在签收处罚决定时，因身体处于手术恢复期，当即提出暂缓执行行政拘留的申请，被告未予同意的主张。本院认为，本案的诉讼对象为被告作出的拘留决定，而不是拘留决定的执行。是否准许暂缓执行，属于公安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范围，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拘留决定执行与否，并不影响拘留决定的作出。故对原告认为被告没有暂缓执行行政拘留决定，导致行政拘留决定程序违法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被告习水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程昭琴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程昭琴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马 琳
人民陪审员 徐应江
人民陪审员 张家学
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四日
法官 助理 雷琴琴
书 记 员 何 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