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辽02民终16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林景玲，女。上诉人（原审原告）：董全超，男。委托代理人：邵永顺，辽宁金刚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曲志镇，男，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同霞，女。委托代理人：薛成东，辽宁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原告林景玲、董全超诉原审被告曲志镇、刘同霞共有纠纷一案，瓦房店市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28日作出（2015）瓦民初字第1994号民事裁定，林景玲、董全超不服该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林景玲、董全超及其委托代理人邵永顺、被上诉人刘同霞及其委托代理人薛成志到庭参加诉讼。原审原告林景玲、董全超一审诉称，两被告原系夫妻关系，2014年4月离婚。被告曲志镇在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情况下，私开诊所，非法行医，2012年2月12日致原告林景玲的丈夫、原告董全超的父亲董春良死亡。因其犯有非法行医罪，2012年11月1日被瓦房店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判令赔偿两原告各项经济损失315987.21元。因瓦房店市人民检察院抗诉和原告上诉，2013年1月30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改判，判处曲志镇有期徒刑十二年，并维持了赔偿两原告315987.21元的判决。被告曲志镇因非法行医致董春良死亡，是在与被告刘同霞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非法开办诊所行医所致，是夫妻双方出于共同生活的目的所从事的经营活动，期间，所引起的民事赔偿责任，即所负的债务系共同债务，亦应以夫妻共同财产来赔偿。2014年4月3日，两被告经瓦房店市人民法院调解离婚，但对夫妻二人的共同财产没有作出任何分割和处理。原审原告认为，已服刑罪犯曲志镇因非法行医致董春良死亡，依法应当赔偿两原告的经济损失，属于两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夫妻二人应当共同清偿责任，虽然二人已离婚，但是并不能改变和消灭夫妻对外共同承担清偿的责任，两被告仍应以个人的财产继续承担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对外所欠的共同债务。根据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故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两被告共同赔偿两原告各项经济损失315987.21元，并承担自2013年2月1日起至清偿完毕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双倍利息，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审被告曲志镇一审辩称，事情发生后，当时经村长出面协商答应给原告赔偿150000元，并同意第二天给付，还没送钱时公安局就把我拘留了，现在我也没钱给付原告，只能待服刑完后才能想办法给付原告赔偿款。原审被告刘同霞一审辩称，本案中，刘同霞既不是侵权致害人，也不是共同债务人，所以，刘同霞不承担任何责任，原告的请求应被驳回。具体理由为：一、本案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已经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大刑二终字第586号刑事附带民事终审判决并生效，一事不应再理。原告林景玲、董全超诉人身损害赔偿一案，已经瓦房店市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1日作出了（2012）瓦刑初字第33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该案原、被告不服上诉，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月30日，作出了（2012）大刑二终字第586号刑事附带民事终审判决，维持了原审瓦房店市人民法院的民事赔偿判决项。上述生效判决中，刘同霞既不是刑事被告人更不是民事连带赔偿被告人，该生效判决民事判决项依本案原告的申请行为已经进入了实质性的执行程序。刘同霞认为，依照法律规定，已经法院判决生效的民事赔偿争议原告无权再次提起诉请。退一步讲，即使本案原告认为上述生效的两级法院判决有错误，也应按民事再审程序予以解决。所以，原告的诉请应裁定驳回。二、侵权之债是法定之债，不应任意到夫妻连坐债务人。本案是非法行医刑事犯罪之附带民事赔偿债务，是侵权之法定债务。应严格适用《侵权责任法》中有关侵权赔偿义务人的相关规定，严禁类推扩大解释为夫妻共同债务。非法行医致人死亡在刑法上体现的是犯罪行为，在民法上体现是侵权行为，并且是犯罪引起的特殊侵权，非一般侵权，是两种法律责任的竞合。究其特殊侵权而言，其民事责任赔偿问题应首先适用侵权责任法和民法的规定。原瓦房店市人民法院、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两审判决，在适用刑事附带民事程序审理本案时，已经按照民事法律对民事赔偿问题作出了判定，所以于法有据，并无不当，所以，夫妻一方没有义务替另一方因犯罪所引起的一切受罚后果负责。从已决的法院生效判决认定的犯罪事实可知：本案的犯罪侵权仅是曲志镇的一人行为，侵权责任在我国是一种严格责任且具有极强的人身属性。案发时，刘同霞虽然同曲志镇是夫妻关系，但事实是刘同霞既没有参与犯罪又未帮助犯罪，同时刘同霞又不是曲志镇的监护人，按照我国的《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没有共同侵权事实，就不能认定为共同侵权债务，何来夫妻共同债务一说？单凭犯罪时是夫妻关系，就要相互株连、夫妻连坐，未免有乱法之嫌。本案侵害死者生命权的民事责任，适用《侵权责任法》一般过错责任原则处理，按照侵害生命权的一般性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应包括如下四方面内容：（一）违法行为；（二）损害事实；（三）因果关系；（四）主观过错。违法行为发生时，刘同霞虽为曲志镇之妻，但刘同霞既未参与，也不知晓。在被害人董春良的死亡结果中，行为上刘同霞没有侵权事实，主观上亦无过错，因果关系上没有任何关联，按照过错责任原则，刘同霞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也就不应当承担共同连带责任。从曲志镇非法行医致人死亡这起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上原告一方纠缠到现在，应该懂得刑罚追究离不开刑法规定，那么民事赔偿责任连带追究同样有离不开民事法律明文规定。求证《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这两部法律，我们没有看到侵权这一特殊赔偿责任应在配偶之间为夫或妻一方连带承担的规定。虽然《侵权责任法》第五条规定“其他法律对侵权责任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这里的“法律”是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最高人民法院编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理解与适用一书中第39页），而绝对不包含行政法规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值得一提的是《婚姻法》的确是一部法律，该法律第41条虽然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但该条是规范夫妻共同债务在夫妻财产中如何进行清偿。该条文“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的文字表述中，没有对“为夫妻共同生活”目的的收入来源是否包含了非法行为作出界定，所以该条对夫妻共同债务没有做出实质性规定。所以，依该条文指引结合本案，判定曲志镇的侵权之债务是不是夫妻共同债务，最终还是要到《侵权责任法》中寻找答案，答案非常肯定，侵权之债不是夫妻共同债务。如果依《婚姻法》第41条的指引到最高人民法院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暂且不论第二十四条解释规定是否明确，就因为它是司法解释而不是法律，也被《侵权责任法》所否定，不能在此案中适用。三、夫妻一方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个人债务，因为其行为与家庭共同生活或夫妻共同利益无关。从婚姻法关于个人财产的界定可以推断出夫妻一方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形成的债务属于个人债务。我国《婚姻法》第十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二)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可见，夫妻一方因身体受侵权而所获得的赔偿也不是夫妻共有财产，而是一方的个人财产。相对地说，夫妻一方对他人的侵权之债，也不是夫妻共同债务，而是侵权一方的个人债务，应当由其个人承担，其配偶对外没有义务赔偿。从我国法律设定的权利义务对等原则考虑，因夫妻一方的人身被侵害得到的赔偿不能做为夫妻共同财产，而夫妻一方侵害了他人人身而产生的侵权之债可做夫妻共同债务的话，对于夫妻另一方将产生严重的不公平。夫妻共同债务应是为共同生活所负债务。《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因此，判断所负债务是否是夫妻共同债务的标准是看该债务是否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这种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是指夫妻一方或双方为维持共同的生产和家庭生活而进行必要的支出和投入，由此而设定的债务以及夫妻双方从所负债务中获取利益的债务，才是夫妻共同债务。如夫妻一方从事生产、经营等活动或夫妻一方因行使了家事代理所负的债务，都是夫妻共同债务。而夫妻一方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而形成债务，是因个人的侵权行为及主观过错形成的侵权行为之债。该债务并不是为维持夫妻共同生产和生活而形成的必要的支出和投入，因而不符合夫妻共同债务的特征。法律既然设定了对等的两面——权利和义务，这一权利和义务本身就必须是合法的。对应到本案中就是受益和债务。原告一方诉称，被告在同原丈夫曲志镇共同生活中从其非法行医中受益了，并且这个受益是来源于曲志镇的非法行医经营行为中（暂且不论被告是否从中受益，以及曲志镇是否有非法行为收入），从合法的权利义务对等规定来论，所对应的经营行为本身必须是合法的，即在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正当合法的活动。而曲志镇的行医经营行为不仅仅是因为造成他人死亡是违法的，就其本身的行医行为就是非法行为，在现实生活中，合法行为和非法行为均可导致债务的产生。例如，赌博这一非法行为，在现实生活中，不排除有的赌徒因赌博赢得的收入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支出现象，但因此如果导致赌债的产生，该债务就因不合理的开支缺乏合法性而不受法律保护，即不能成为夫妻共同债务。同样本案中的曲志镇行医行为本身就已经违反了国务院《医疗机构登记管理条例》的行政法规行为，有无患者死亡事实均不影响其非法行为。既是非法经营行为，其所对应的负债就不能成为夫妻内部之间合法连带债务。是因非法的侵权行为而形成的消极债务，不具备合法性和正当性，因而不是夫妻共同债务。虽然，《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所负担的债务以夫妻共同债务论，也不应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所有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是对婚姻法的解释而不应超越于婚姻法的立法本义，另外通过《婚姻法》及其解释有关夫妻共同债务的相关条款可知，《婚姻法》解释二所规定以个人名义所负担的债务的性质应是意定之债（合同之债），而不包括法定之债（侵权之债）。（2014）民一他字第10号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性质如何认定的答复》中“在债权人以夫妻一方为被告起诉的债务纠纷中，对于案涉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认定。如果举债人的配偶举证证明所借债务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则其不承担偿还责任。”对于适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进行认定夫妻共同债务中的债务就是指“所借债务”即意定之债，而不是侵权之债，即指法定债务。本案中犯罪人的伤害行为所产生的赔偿被害人的债务属于法定之债的范畴，有严格的人身属性，且超出了婚姻法及最高院的相关解释有关夫妻共同债务的界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的《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理解与适用》一书中有明确说明：“夫妻共同债务是指夫妻双方因婚姻共同生活及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履行法定扶养义务所负的债务”（该书217页上数第9行）。同时对于何为个人债务也列举了7项，其中第7项：“其他依法应由个人承担的债务。包括夫妻一方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侵权行为所负的债务”（该书221页下数第5行）。虽然，该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编著的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理解与适用一书不是法律，但是该理解与适用代表着出台该司法解释的最高人民法院现实指导精神。所以将被执行人曲志镇的犯罪债务推定属于被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债务是错误的。综上所述，本案所涉曲志镇的315987.21元债务是指依据瓦房店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12）瓦刑初字第339刑事附带民事实体判决中，因曲志镇故意非法行医犯罪导致的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林景玲、董全超各项经济损失合计人民币315987.21元的债务，该债务依据侵权责任法之规定是被执行人曲志镇因非法行医犯罪牵连对外所产生的个人债务。该债务在产生过程中，刘同霞既不知情也未参与，刘同霞既不是曲志镇的监护人，也未在判决书中有刘同霞连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判决项，该债务是民法学中的消极性债务，更不是为了家庭生活或法定扶养产生的约定举借之债。其非法行医行为更不存在家事代理。本案是曲志镇非法打针输液行为而引起，应当由侵权行为人对外承担责任。其行为与夫妻家庭生活无关，其家庭也不因其行为直接获得利益，因此，曲志镇因其侵权行为所产生的债务属于个人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被告曲志镇现在服刑，刘同霞在离婚后将要全部承担这笔债务的偿付责任，对刘同霞而言显失公平。原告要求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依法驳回。一审法院审理查明，被告曲志镇与刘同霞原系夫妻关系，2014年4月经法院调解离婚。被告曲志镇在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情况下，私开诊所，非法行医，2012年2月12日致原告林景玲的丈夫、原告董全超的父亲董春良死亡。因被告曲志镇犯有非法行医罪，2012年11月1日被瓦房店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判令赔偿两原告各项经济损失315987.21元。因瓦房店市人民检察院抗诉和原告上诉，2013年1月30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改判，判处曲志镇有期徒刑十二年，并维持了赔偿两原告315987.21元的判决。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关于侵害生命权、健康权的民事责任问题。侵害生命权、健康权的构成要件均包括四方面内容：（一）违法行为；（二）损害事实；（三）因果关系；（四）主观过错。侵害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都属一般性侵权行为，应当按照侵权责任的过错责任原则处理，有过错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没有过错则不承担。本案中，林景玲的丈夫、原告董全超的父亲董春良死亡损害事实的产生，是被告曲志镇的违法犯罪行为所致，两者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被告曲志镇犯有非法行医罪，对受害人林景玲、董全超负有赔偿责任；刘同霞虽为曲志镇之妻，在家庭内部具有共同利益关系，但毕竟其对董春良的死亡损害结果的发生，在行为上不构成侵权，在主观上亦无过错，按照过错责任原则，刘同霞不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曲志镇因违法犯罪所产生的债务不属夫妻共同债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判断是否夫妻共同债务的标准应该是夫妻举债是否有共同的意思表示，举债的收益是否为夫妻双方共同享有。在本案中，被告刘同霞没有参与犯罪，与其丈夫被告曲志镇无共同举债合意，因此该侵权之债属被告曲志镇的个人债务。而原告林景玲、董全超对被告曲志镇主张赔偿责任问题已在（2012）瓦刑初字第33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大刑二终字第58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案件中已经做出相应判决。原告林景玲、董全超再次起诉请求其承担赔偿责任，属于重复起诉。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四条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原告林景玲、董全超对被告曲志镇、刘同霞的起诉。案件受理费6040元，本院不予收取（因原告林景玲、曲志镇缓交诉讼费）。上诉人林景玲、董全超上诉理由及请求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1、其一，从被上诉人丈夫曲志镇开设的非法“卫生所”的时间上来看，足以证明该“卫生所”系夫妻双方共同合意而开设。被上诉人与其丈夫曲志镇在瓦房店市赵屯乡非法开设“曲屯卫生所”，对外公开非法行医已有十年之久，方圆几十公里的村民人人皆知。在曲志镇刑事案件中，其辩护人也向一审法院提供了曲志镇经过瓦市卫生局、防保站等部门培训的相关证据和任命书，以及过期失效的《医疗机构许可证》、卫生所牌匾等五份证据，以此证明其行医合法性。由此可见，被上诉人的丈夫开办卫生所非法行医十几年，不但是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开办的，而且是夫妻双方为了满足家庭生活的需要，而共同合意开设的。其二，从夫妻双方开设“卫生所”的目的和利益指向来看，足以证明该“卫生所”是为夫妻共同生活谋取利益，其非法行医所获得的收入与家庭共同生活或夫妻共同利益有必然联系。被上诉人的丈夫因非法行医致人死亡，除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外，被上诉人与其丈夫还应承担共同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的民事赔偿责任。因为，从该笔债务发生的意愿来看，是与家庭生活或夫妻共同利益相关的；从该笔债务的指向来看，其利益的指向为夫妻共同双方，夫妻实际共同分享了该债务所带来的利益，实际用于共同生活，依法应当属于夫妻共同生活期间的共同债务。因此，从债务产生的基础、本源行为、目的着手，都不能否认被上诉人违法行医行为的实施是本案债务产生的必然条件，且最终目的是为了被上诉人与其丈夫共同生活谋取利益。即使该笔债务所带来的是一种不利利益、即使被上诉人没有直接实施侵权行为，但它仍含于被上诉人丈夫本源行为所产生的利益之中，夫妻双方仍应共同对此行为负责，承担共同责任。我国《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二款规定“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而一审裁定中，在被上诉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自己丈夫的侵权行为所获取的利益与自己或家庭共同生活无关的情况下，认定案涉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没有事实根据。其三，从法律的相关规定来看，虽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已离婚，但是，对案涉债务仍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上诉人与其丈夫为了规避法律，逃避偿还上诉人的债务，在上诉人申请执行期间，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起诉，与其丈夫调解离婚。但是，在瓦房店市人民法院（2014）瓦民初字第1280号《民事调解书》中，双方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没有作出任何分割和处理，更重要的是故意隐瞒了对原告所负的共同债务。至此，上诉人的债权因被上诉人婚姻关系变化而落空，无法实现。但是，一审法院无视这一事实和上诉人故意逃避共同债务的行为，没有正确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5条“当事人的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已经对夫妻财产分割作出处理的，债权人仍有权就夫妻共同债务向男女双方主张权利”的规定。因此，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将被上诉人与其丈夫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依据学术界个别人的观点，认定“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2、一审裁定认定上诉人属于“重复起诉”与法律规定相悖。根据本案的事实实，虽然被上诉人与其丈夫为逃避债务，自愿离婚，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5条的规定，上诉人有权向被上诉人提起诉讼，主张权利。更重要的是，被上诉人的丈夫曲志镇非法行医致人死亡系刑事案件，上诉人属附带民事诉讼，而本案系单纯的民事诉讼，两个案件法律关系不同、被告主体不同，如何能认定为重复起诉？因此，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属于重复起诉”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裁定，依法改判，判令被上诉人与其丈夫曲志镇承担连带赔偿上诉人经济损失315987.21元；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刘同霞二审答辩认为：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上诉人林景玲、董全超的请求应当被驳回。理由如下：生效的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已经确定了本案的债务属性为法定之债、侵权之债、消极之债务，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由此排除了曲志镇与死者之间存在意定之债、违约之债或积极性债务。被上诉人刘同霞并未参与经营，不是犯罪共犯即没有共同侵权。刘同霞没有承担侵权责任和连带共同责任的事实和法律依据。2014年6月18日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大执复审字第21号裁定书是对原瓦房店人民法院就本案被上诉人刘同霞的工资账户查封，并未对被上诉人刘同霞与曲志镇就本案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进行事实认定等。曲志镇提交书面答辩意见认为：本案赔偿已经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大刑二终字第586号刑事附带民事终审判决确定赔偿并生效，上诉人又提起诉讼，属于一事不再理。刘同霞即不是侵权致害人，也不是共同债务人，刘同霞不承担任何责任，原告的请求应被驳回。侵权之债是法定之债，不应任意到夫妻连坐债务人，本案是非法行医刑事犯罪之附带民事赔偿债务，是侵权之法定债务，应严格适用《侵权责任法》中有关侵权赔偿义务人的相关规定，严禁类推扩大解释为夫妻共同债务。本院认为：本案因被上诉人曲志镇非法行医致人死亡被判处刑罚及附带民事赔偿后而派生出来的民事诉讼。二上诉人向二被上诉人主张共同赔偿其经济损失，理由为其债务构成夫妻共同债务，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审诉讼争议焦点是二被上诉人主体是否适格。被上诉人曲志镇在刑事诉讼中已被附带提起民事赔偿，且经生效判决所确认，现二上诉人再次向其主张权利，构成一事不再理，应当驳回对曲志镇的起诉。而二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刘同霞主张赔偿主体适格。理由如下：被上诉人刘同霞与曲志镇在曲志镇非法行医致人死亡时为夫妻关系，二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刘同霞主张权利，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且不存在重复起诉的情形，原审法院驳回对刘同霞的起诉，适用法律错误，应当对本案实体进行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二条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瓦房店市人民法院（2015）瓦民初字第1994号民事裁定；二、指令瓦房店市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审 判 长  王 彬审 判 员  刘 杰代理审判员  王鹏程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九日书 记 员  陈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