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6）浙01行终73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郑玉辉，男，1988年9月30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寿光市。委托代理人胡育宏、谢菲菲，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富春路188号市民中心A楼。法定代表人钮俊，该局局长。负责人张朋，该局副局长。委托代理人金忠鑫，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郑舒木，浙江浙杭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解放东路18号市民中心A座。法定代表人张鸿铭，该市市长。委托代理人童跃军、符晓雯，该府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上诉人郑玉辉因与杭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以下简称市文广新局）、杭州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文化行政确认及行政复议一案，不服杭州铁路运输法院（2016）浙8601行初6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市文广新局在2015年11月30日作出杭文广新发[2015]32号《关于公布第五批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通知》（以下简称[2015]32号《通知》），公布六十五名第五批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以下简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名单，郑玉辉未被认定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郑玉辉不服，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市政府在2016年3月9日作出杭政复[2016]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维持市文广新局不予认定郑玉辉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行政行为。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3月30日，市文广新局发布[2015]10号《通知》，开展第五批杭州市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申报、评审工作。[2015]10号《通知》第一条第（二）款第4项规定的申报条件为“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能够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取得较大成果”；第四条第（二）款规定“重点推荐那些技艺突出、公认程度高、有较大影响力、传承工作突出的代表性传承人，每个项目推荐不超过2名”。同年5月18日，郑玉辉等五人申报“古画（籍）修缮及墨拓技艺（全形拓）”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得到责任保护单位浙江浣花斋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浣花斋公司）的支持。同年5月20日，上城区文广局作出《审核意见》，同意郑玉辉等五人申报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市文广新局根据申报情况确定了共计九十八人的《申报者名单》。同年9月29日，市文广新局组织召开专家评审会议，参加评审的专家系市文广新局从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库中产生。在分组审议过程中，传统手工艺组由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郭艺、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研究员许林田、浙江财经大学教授姚红、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王其全和沈国强、浙江省文化馆原馆长余东六名专家组成。专家对郑玉辉等五人出具暂不推荐的《评审意见》，具体意见如下：①郑玉辉“该项目申报人的年龄不符合评审条件（1988年出生），暂不推荐。”②赵某“自2000年后担任公司的管理人员，资料没有体现该申报人的传承技艺，暂不推荐。”③王某1“96年以前为美术老师，之后一直从事文化企业管理，申报材料中没有体现申报人的传承技艺，暂不推荐。”④沈某“传承技艺不具有代表性及典型性，暂不推荐。”⑤王某2“年龄不符合评审条件（1982年出生），暂不推荐。”根据专家的评审意见，评审委员会形成六十五人的推荐名单。同年11月2日，市文广新局局长办公会议确认推荐名单，名单中没有郑玉辉等五人的名字。同年11月6日，市文广新局将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推荐名单在其门户网站上公告。同年11月30日，市文广新局作出[2015]32号《通知》，正式审定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并向社会公布。郑玉辉不服，在2016年1月6日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市政府在同月7日受理，并通知市文广新局在收到申请书副本之日起10日内提交书面答复和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市文广新局在同月18日收到书面答复通知，在同月22日提交书面答复及相关证据材料。市政府在2016年3月3日决定延长复议期限一个月。2016年3月9日，市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后送达各方当事人。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首要问题是认定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法定职权问题，虽各方当事人对此无争议，但仍应依法予以审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第三条规定“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认定、记录、建档等措施予以保存，对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传承、传播等措施予以保护”。《非遗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负责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工作”。据此，市文广新局负责杭州市非遗保护工作，有权采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措施。《非遗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建立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本法有关规定制定。”《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以下简称《省非遗条例》)（2007年施行）第十五条规定“建立省、市、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省级、市级和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分别由同级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组织专家评审、向社会公示，由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和评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据此，市文广新局具有评定非遗名录项目的法定职权，而评定非遗名录项目和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是有关联的，均属于非遗保护工作范围。《省非遗条例》第十七条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和代表性传承单位，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确认和命名。确认和命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和代表性传承单位，应当组织有关专家评审，并向社会公示。公示期满，对公示对象没有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予以确认、公布，并报上一级文化行政部门备案。”综上，市文广新局具有认定杭州市非遗名录项目和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法定职权。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是评审结果和程序的合法性问题。案涉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评审结果的合法性与评审程序的合法性相互关联。原审法院认为，从法律属性来分析，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确认系稀有资源分配的行政管理行为，体现市文广新局以专业判断为依据作出行政裁量的过程。由于专家个人主观认识的差异，评审过程是一个具有高度属人性的专业认知过程，评审专家在专业评审过程中具有相当程度的自由判断权。经审查，参加评审的专家系市文广新局从浙江省非遗专家库中产生，具有专业评审的资格。专家对申报者的从艺资历、传承谱系、技艺特征进行综合考量，作出真实的意思表示，形成一致的评审意见，未推荐郑玉辉等五人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并未违反《非遗法》、《省非遗条例》的强行性规定，亦无明显不合理之处，郑玉辉等五人也无证据证明专家评审和行政裁量的过程中存在任何徇私行为。在以专业判断为依据的行政裁量过程中，行政程序的合法性是直接影响裁量结果公正性的重要因素。《省非遗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确认和命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和代表性传承单位，应当组织有关专家评审，并向社会公示。公示期满，对公示对象没有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予以确认、公布，并报上一级文化行政部门备案。”市文广新局制定的《市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办法》对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申报、审核、评审、公示、评定程序进行规范，并未与《省非遗条例》的规定相抵触，可以作为本案参照适用的规范性文件。区文广局收到项目保护责任单位浣花斋公司申报郑玉辉等五人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材料，经审核后上报至市文广新局。市文广新局组织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在专家出具一致的评审意见后，对评定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推荐名单进行公示，并根据公示结果审定名单，最后将评定结果向社会公布，完全符合《省非遗条例》《市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办法》的规定，评审程序合法、正当。故原审法院对郑玉辉提出的评审结果和程序违法的诉讼主张及相应理由均不予支持。鉴于评审专家在书面《评审意见》中出具的评审理由过于笼统，内容不够全面，文字不够严谨，易产生歧义，原审法院对此予以指正，以期引导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秩序进一步趋于合理化。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二是一并审查规范性文件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务院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合法，在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可以一并请求对该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前款规定的规范性文件不含规章。”[2015]10号《通知》系市文广新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郑玉辉在诉讼中有权提出对其中条款一并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请求人民法院一并审查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的规范性文件，应当在第一审开庭审理前提出；有正当理由的，可以在法庭调查中提出。”郑玉辉在起诉时提出对[2015]10号《通知》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认为其中第四条第（二）款“重点推荐那些技艺突出、公认程度高、有较大影响力、传承工作突出的代表性传承人，每个项目推荐不超过2名”的“工作要求”规定是违法的。鉴于市文广新局在实际评审活动中未限定推荐名额，郑玉辉等五人都得到申报推荐，且出庭作证的三名专家均证实申报名额对评审没有影响，故第四条第（二）款并非市文广新局未予认定郑玉辉等五人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适用依据，故原审法院对此不予审查。在庭审中，郑玉辉在查证辩论阶段另提出其中第一条第（二）款第4项“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能够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取得较大成果”的“申报条件”规定是违法的。经审查，该规定与《省非遗条例》第十八条相一致，而《省非遗条例》第十八条并未与《非遗法》第二十九条相抵触。故原审法院对郑玉辉提出[2015]10号《通知》部分条款违法的诉讼主张不予支持。关于行政复议行为的程序合法性问题。市政府在收到《行政复议申请书》后依法审查受理，依法将《行政复议申请书》、《行政复议受理通知书》、《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送达市文广新局，依法延长审查期限，最后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并将《行政复议决定书》向当事人送达，符合《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十一条之规定，行政复议程序合法。综上所述，市文广新局作出的原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行为程序合法。郑玉辉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郑玉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郑玉辉负担。宣判后，郑玉辉不服，上诉称，一、一审法院通过由所谓参与评审的专家出庭作证以证明变造的证据《评审意见》的真实性以此认定市文广新局组织了评审活动，属于基本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首先，《评审意见》中的“市级专家委员会评议意见”一栏中的评议意见以及所有专家的签字均是复印的，但“市级文化行政部门意见”一栏中的“同意专家意见”以及该局公章却为原件形式。即：在同一张表格上，评议意见和专家签名均是复印形式，而市文广新局的意见却为原件形式。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市文广新局是将专家签名套印到一张独立的评审意见表中，再粘贴到原告的申报表册中，以冒充证据原件。该证据作为变造的证据，不应作为有效证据采纳，市文广新局不能以此作为证明其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其次，所谓参与评审的专家均系浙江省非遗专家库中的专家，其无论是否参与此次评审，均与市文广新局、市政府以及评审活动存在利害关系，上诉人对其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其次，评审活动作为动态过程在当时已经结束，所谓参与评审的专家在事后出庭作证显然属于事后证据，对于变造的《评审意见》不应当由所谓参与评审的专家来出庭证明其真实性。因此，一审法院对于市文广新局提交的《评审意见》和证人证言不应采纳，其采信该证人证言继而认定《评审意见》的真实性属于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二、一审法院认定杭州市文广新局的评定程序没有违反法定程序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认定《评审意见》中记载的评审理由仅是笼统不全面等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法规错误。首先，根据《非遗法》、《市非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申报与认定办法》等相关规定，评审工作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评审工作的标准、条件、程序应当依法公布，但事实上市文广新局并未公开评审标准、条件、程序等，严重违反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市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申报与认定办法》对相关认定条件和认定程序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并且不与《非遗法》相冲突，应当适用于本次认定活动。市文广新局的证据5“评审会议程”记载，议程分两个主要环节：一是分组评审，形成小组初步意见；二是各组组长向评审委员会报告各小组评审意见，评审委员会专家集体表决。假使上述议程是真实进行的，与《市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申报与认定办法》规定的程序是不相符的：如未建立市专家库，借用省专家库；未进行由专家对申报资格进行复审的环节；未进行由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公室审核申报材料，遴选出名单提交评审委员会评审的程序等。再次，《评审意见》中的评审理由违反法律规定。市文广新局提供的评审意见表记载，郑玉辉的年龄不符合评审条件（1988年出生），暂不推荐。即市文广新局就是以郑玉辉的年龄为由不予认定郑玉辉为代表性传承人的，而其以此为由作出不予认定的行政行为实际是违反法律规定的，一审法院认定《评审意见》仅是过于笼统等为由不予支持郑玉辉的诉讼请求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市文广新局组织的评审程序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属于认定事实错误，认定《评审意见》中记载的评审理由仅是过于笼统等属于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三、一审法院法院不予审查杭文广新发[2015]10号《通知》规范性文件的行为违法。杭文广新发[2015]10号《通知》自生效之日起，即对不特定的行政相对人产生效力。市文广新发[2015]10号既然未被撤销，依然对郑玉辉等申报人生效，其关于申报人数限制两人，申报条件“培养后继人才”的规定依然对当时的评审产生影响，亦是市文广新局作出行政行为的依据。一审法院认定“鉴于市文广新局在实际评审活动中未限定推荐名额，郑玉辉等五人都得到申报推荐，且出庭作证的三名专家均证实申报名额对评审没有影响，故第四条第（二）款并非市文广新局未予认定郑玉辉等五人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适用依据，故本院对此不予审查”损害了上诉人要求附带审查的诉权，违反法律规定。四、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市政府行政复议程序合法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市文广新局出具的《评审意见》系变造的证据，市政府在市文广新局没有依法组织评审的证据的前提下作出了维持原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显然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违反法律规定，一审法院认定市政府行政复议行为合法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法律适用错误，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予以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请求。上诉请求：1、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杭州铁路运输法院作出的（2016）浙8601行初63号判决；2、依法撤销杭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杭政复[2016]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依法撤销市文广新局作出的《关于公布第五批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通知》（杭文广新发[2015]32号），判令其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依法附带审查地方规范性文件《关于申报第五批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通知》（杭文广新发[2015]10号）的合法性；3.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市文广新局答辩称，一、上诉人称专家《评审意见》为变造证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015年3月30日，市文广新局下发了杭文广新发〔2015〕10号《通知》；6—7月，对全市申报推荐的文本材料进行审核，符合申报要求的共98人（包括上诉人在内）；8月，将全市各地推荐的符合要求的98人申报材料录入非遗数据库；9月29日，从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库中抽取37名非遗专家，传统医药类省专家库中无法抽取，由杭州市卫计委推荐2名，组成评审委员会（见抽取的评审委员会专家名单），实际参加评审的30位专家（见实际参加评审的专家名单），对符合条件的98名非遗传承人按申报门类分成9个组，经分组讨论，集中评审，严格把关，本着公平、公正、宁缺毋滥的原则进行评审，所有非遗专家都在评定意见上签名，最终推荐出第五批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65名。市级专家委员会出具评议意见和市级文化行政部门出具意见虽然是在同一表格上，但却是不同步骤，2015年9月29日先由市级专家委员会出具评议意见，然后将表格统一交由市级文化行政部门，经过局长办公会议集体讨论、向社会公示等环节，市文广新局于2015年11月30日发布文件确认并公布（杭文广新发〔2015〕10号），同时在申请人的申报表上签署意见并盖章。因为时隔2个月，再加上书写的人不同，所用的笔也不同等因素，上诉人误以为市级专家委员会评议意见及所有专家签字为复印件。一审法院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为查明专家评审的真实情况，通知参加评审的沈国强、王其全、余东三名专家出庭作证。三名专家在庭审过程中均确认自己参加了评审会议和评审表决，评审结果由评审专家集体讨论决定，《评审意见》如实反映了评审结果，且确认评审没有考虑推荐人数的因素，在评审过程中没有徇私行为。一审法院也对该证人证言予以采信。由此可见，专家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和申报表中评论意见的内容可以相互印证，这充分证明评审的内容都是评审专家的真实意思表示。二、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答辩人的评定程序合法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答辩人认为，上诉人这一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理由如下：1、确认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是答辩人的职责所在。《非遗法》第七条、《省非遗条例》第十五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一款和《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杭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杭州市版权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杭政办函〔2012〕38号）均作出明确规定。2、上诉人对申报名额限定的主张与事实相悖。本次评审，上诉人所在的辖区（上城区文广新局）同一项目（《古画（籍）修缮及墨拓技艺》）上报5人都列入了第五批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申报者名单，提交第五批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评审委员会评审。上诉人所说的“申报人数超过规定申请数量”导致上诉人落选的说法与事实不符。3、上诉人对评审程序的质疑亦无根据。2006年至今，市文广新局一直按照《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第十七条的规定和杭州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见》（杭政办函[2006]217号）有关规定，坚持科学、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开展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申报、评审工作；从推荐申报、材料审核、组织评审、公示结果、公布名单，严格按照程序开展工作。2015年3月30日，市文广新局下发了杭文广新发〔2015〕10号《通知》；6—7月，对全市申报推荐的文本材料进行审核，符合申报要求的共98人（包括上诉人在内）；8月，将全市各地推荐的符合要求的98人申报材料录入非遗数据库；9月29日，从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库中抽取37名非遗专家，传统医药类省专家库中无法抽取，由杭州市卫计委推荐2名，组成评审委员会（见抽取的评审委员会专家名单），实际参加评审的30位专家（见实际参加评审的专家名单），对符合条件的98名非遗传承人按申报门类分成9个组，经分组讨论，集中评审，严格把关，本着公平、公正、宁缺毋滥的原则进行评审，所有非遗专家都在评定意见上签名，最终推荐出第五批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65名；上诉人没有入选《古画（籍）修缮及墨拓技艺》项目（传统手工技艺类）代表性传承人推荐名单（详见专家评审意见书）；11月2日提交局长办公会决定，从11月6日开始通过市文广新局门户网站等途径向社会公示（杭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关于公示第五批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推荐名单的公告），公示期15天，2015年11月30日以《杭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关于公布第五批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通知》（杭文广新发〔2015〕32号）文件确认公布。评审程序合法、专家资质合格。综上所述，市文广新局认为，市文广新局作出的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公开合法、评审专家具备相应资质、评审结果公正，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三、上诉人认为《评审意见》中的评审理由违反法律规定，与事实和法律不符。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是评审结果和评审程序的合法性问题，如前所述，市文广新局程序公开合法，评审专家具备相应资质，评审结果公正合法。《评审意见》只是一个结论性意见，内容不足以全面反映专家评审的整个过程。在整个评审过程中，全体专家经分组讨论，集中评审，严格把关，本着公平、公正、宁缺毋滥的原则进行评审，期间是做了大量的工作，而非只是简单的写几个字，上诉人对《评审意见》的理解过于片面、极端，且忽略了该意见形成的整个过程。此外，《评审意见》中之所以提“申报人从事文化企业管理，申报材料中没有体现申报人的传承技艺”，是因为本次申报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的公民，可以申请或者被推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一）掌握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演艺术、传统工艺、制作技艺等表现形态；（二）在一定区域内被公认具有代表性或者较大影响；（三）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该法条已经很好的解释了代表性传承人的定义。从“传承”两个字的字面意思也可看出，传承人起的是承前启后的连接作用，所谓承前是指继承和掌握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演艺术、传统工艺、制作技艺等表现形态；启后是指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而代表性是指在一定区域内被公认具有代表性或者较大影响。常理即可判断，以上三点足以说明要成为某一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必须经过一定时间的实践磨练，专家评审意见认为上诉人的申报材料没有很好的体现出符合这三项条件的证据，理应承担申报材料不全或不能体现代表性传承人条件等因素而产生的不利后果。一审时相关专家出庭对评议意见进行了陈述，法院也给予确认并指正。所以上诉人认为《评审意见》中的评审理由违反法律规定，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的，请求法院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四、上诉人要求附带审查地方规范性文件“杭文广新发〔2015〕10号”文件也应当予以驳回。首先，市文广新局在行政复议以及行政诉讼中已经明确，市文广新局的行政确认行为是严格按照《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执行，上诉人所在单位共计5位申报人均进入评审程序。其次，杭文广新发〔2015〕10号文第（二）条申报条件中的第4款“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能够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取得较大成果”，该条款也系依据《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的第十八条所作出的规定，也应当合法有效。第三，杭文广新发〔2015〕10号文系为了申报第五批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而所作的通知，在评审结束后即失去适用的效力，故审查该文并无实质性意义。综上，市文广新局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法院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上诉人市政府答辩称，市政府作出的复议决定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于法有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审查，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非遗法》第三条规定，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认定、记录、建档等措施予以保存，对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传承、传播等措施予以保护。《省非遗条例》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第十七条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和代表性传承单位，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确认和命名。确认和命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和代表性传承单位，应当组织有关专家评审，并向社会公示。公示期满，对公示对象没有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予以确认、公布，并报上一级文化行政部门备案。据此，市文广新局具有确认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法定职权。《非遗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省非遗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确定标准多涉及经验性概念，更是涉及一般人并不熟悉的专业判断。为此，相关法律确立了专家评审制度。本案中，参加评审的专家系从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库中抽取，专家作出评定意见并签名，形成一致评审意见，上诉人未在六十五人的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推荐名单中。该六十五人的推荐名单经公示，上诉人所在单位提出异议，市文广新局予以了反馈。公示期满后，市文广新局对专家意见复核后均同意专家意见，并作出[2015]32号《通知》，正式审定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并向社会公布。从上述程序可知，案涉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确定以专家意见为基础，并经社会公众监督、内部审核等程序予以规制，在上诉人并无证据证明评审中存在徇私舞弊等违法行为，本院对案涉行政确认予以尊重。上诉人提出案涉专家评审意见和专家签字为复印形式，而“市级文化行政部门意见”一栏中的“同意专家意见”以及该局公章为原件形式，进而怀疑市文广新局是将专家签名套印至评审意见中，以冒充证据原件，案涉专家评审意见为变造证据。对此，市文广新局解释称系由于书写的人不同、所用的笔不同等因素造成。本院认为，市文广新局的意见签署及盖章时间为2015年11月30日，而专家意见签字时间为2015年9月29日，两者形成的时空条件均有所不同，市文广新局的解释应属合理。况且，原审法院已通知相关专家出庭作证，已证实《评审意见》的真实性，因此上诉人该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规范性文件审查问题，原审法院的处理正确，并无不当。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郑玉辉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吴宇龙代理审判员  廖珍珠代理审判员  蔡维专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书 记 员  朱俊杰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