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二中民终字第0111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红日伟业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东安门内大街55号第7层709房间-A。
法定代表人李海泉，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赵军委，河北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四中，男，1971年6月23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吴宏浩，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红日伟业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红日伟业公司）因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4）东民初字第0857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7月，张四中起诉至原审法院称：我于2005年11月15日入职红日伟业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北京红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红日会计公司），先后交替与我签订劳动合同，在职期间我先后担任项目经理、风险控制经理、分公司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等职务。我离职前月工资为20000元，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发放。2013年6月14日，因红日伟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海泉要求出具虚假工程结算定案表骗取国有资金的违法行为被我拒绝，而当场将我停职并辞退；此后，红日伟业公司未支付过任何工资性质款项。2013年6月17日，我前往红日伟业公司被要求立即办理离职手续并收回门禁卡。红日伟业公司单方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应向我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现起诉至人民法院，要求红日伟业公司支付我：1、2013年4月扣发的工资5000元；2、2013年5月1日至2013年6月18日拖欠的工资32000元；3、2005年至2013年6月18日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320000元。
红日伟业公司辩称：我公司在2013年4月1日与张四中签订了为期一年的劳动合同。2013年6月8日，张四中与我公司董事长在开业务会期间就工作发生分歧，其于2013年6月18日离职。张四中月工资为20000元，实际每月发放工资是15000元，约定工作满一年后，年底一次性再补发六万元；因张四中没有工作满一年，每月5000元暂留工资就不再发放，故我公司不应支付2013年4月的工资5000元。张四中工作至2013年6月8日，应按月工资15000元的标准计算其2013年5月至同年6月8日的工资。张四中仅是被我公司停职而非辞退，故我公司不应支付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综上，我公司同意本案仲裁裁决认定的事实和结果，不同意张四中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张四中主张被停职后红日伟业公司违法与其解除劳动合同；红日伟业公司则主张停职后其公司多次要求张四中来上班，张四中不再返回上班，鉴于双方均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各自的主张，同时考虑到张四中停职后回红日伟业公司办理了工作交接手续，故应视为双方在2013年6月18日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红日会计公司与红日伟业公司先后同张四中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日期接续，红日会计公司与红日伟业公司为同一法定代表人，且同属于红日集团，因此红日会计公司与红日伟业公司深圳分公司、河南分公司一样都与红日伟业公司属于关联企业，故张四中工作年限应连续计算。庭审中，张四中表示如不能支持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则要求红日伟业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据此，法院依法判令红日伟业公司支付张四中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120000元。双方合同中明确约定，张四中包干工资月20000元，但每月先发15000元，暂留5000元工资，干满一年后一并发放，如果没干满一年，每月5000元暂留工资就没有了。现张四中2013年未干满一年，故张四中要求红日伟业公司补发2013年4月工资5000元的诉请，法院不予支持。红日伟业公司未支付2013年5月1日至6月18日期间的工资，故红日伟业公司应支付张四中上述期间工资23275.86元。据此，原审法院于2014年10月作出判决：一、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北京红日伟业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张四中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十二万元；二、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北京红日伟业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张四中二○一三年五月一日至六月十八日期间工资二万三千二百七十五元八角六分；三、驳回张四中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判决后，红日伟业公司不服原审判决第一项，上诉至本院称其公司不同意支付张四中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上诉理由为：1、红日伟业公司与红日会计公司均为独立核算的法人单位；2、2011年3月至2013年3月31日期间，张四中系我公司加盟商，双方之间为挂靠性质的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3、我公司在2013年4月1日与张四中签订劳动合同书，张四中在我公司工作不足三个月；4、张四中主动提出辞职，只有提出辞职后才能找新的工作。张四中同意原审判决。
经审理查明：2005年11月15日，张四中（乙方）与红日会计公司（甲方）签订期限至2006年6月30日的《劳动合同书》（甲方落款处有“李婧”字样的签名，红日伟业公司认可李婧系其公司员工），约定张四中在审计部担任项目经理等；劳动合同期满后，双方在2006年6月30日续签了期限为2006年7月1日至2007年6月30日的《劳动合同书》（该合同共四页，骑缝加盖红日会计公司公章），约定张四中担任经理等。2007年7月1日，张四中（乙方）与红日伟业公司（甲方）签订了期限至2012年6月30日《劳动合同续订书》；同日，张四中与红日伟业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变更书》（该变更书和以上续订书的甲方落款处也均有“李婧”字样的签名），约定张四中工资自2010年10月1日起，月工资调整为10000元（含注册会计师、注册评估师和注册造价师支付的费用）等。《劳动合同续订书》、《劳动合同变更书》与以上期限为2006年7月1日至2007年6月30日的《劳动合同书》一并骑缝加盖红日伟业公司公章。
2012年4月1日，张四中与红日伟业公司河南分公司签订期限为2012年4月1日至2013年3月30日的《劳动合同书》，载明红日伟业公司聘用张四中担任分公司总经理职务，从事分公司管理，月基本工资15000元，绩效工资为业务收入的15%且每月保底不低于5000元，即每月保底工资不低于20000元；本合同期满后双方未在一个月内提出不续订或离职的，合同期限续延一年等。但该《劳动合同书》首页和末页均载明甲方系红日伟业公司河南分公司，存在与劳动合同正文中的甲方名称（红日伟业公司）不一致的现象。
2013年4月1日，张四中与红日伟业公司签订期限至2014年3月31日的《劳动合同书》，约定张四中在公司管理岗位担任副总经理兼工程部部长职务，张四中包干工资每月为20000元，但每月先发15000元、暂留5000元，工作满一年后一并发放，如果张四中未工作满一年，每月暂留的5000元工资就没有了。诉讼中，红日伟业公司认可其公司法定代表人与红日会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李海泉，亦称其公司与红日会计公司同属于红日集团。
2007年1月至同年3月，红日伟业公司为张四中缴纳了社会保险。2008年6月至2010年6月，红日会计公司为张四中缴纳了社会保险。2010年7月至2011年5月，红日伟业公司为张四中缴纳了社会保险。2013年4月，红日伟业公司向张四中发放工资15000元；此后，未发放2013年5月1日至同年6月18日期间的工资。张四中主张应按月工资20000元为标准补发2013年5月1日至同年6月18日期间的工资，红日伟业公司则称应按月工资15000元为标准向张四中发放该期间的工资。
张四中除提交以上《劳动合同书》、《劳动合同续订书》和《劳动合同续订书》之外，还提交重庆市渝中公证处作出的（2013）渝中证字第2965号《公证书》，证明红日伟业公司及关联公司红日会计公司为规避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法律规定而轮流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公证书》中载明我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网站上造价工程师注册管理系统中显示张四中在2006年7月1日至2010年12月1日的工作单位系红日伟业公司。
红日伟业公司主张张四中在2011年3月至2013年3月31日期间系其公司加盟商，双方并非劳动关系；就此，红日伟业公司提交以下证据为证：1、签订日期为2011年3月24日、有效期限至2012年3月24日的《合作协议》，约定红日伟业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红日伟业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在深圳发起设立的从事经营活动的非独立法人业务机构；张四中担任红日伟业公司深圳分公司负责人，负责该分公司的前期筹备、日常经营和管理；为保证红日伟业公司深圳分公司执业质量，由张四中作为红日伟业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授权人负责该分公司所有业务报告的审核、签发，并在所有业务报告上签字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红日伟业公司深圳分公司可相对独立经营管理、自主招聘人员，决定所招聘人员的报酬等事项，自负盈亏；经红日伟业公司同意，红日伟业公司深圳分公司可以以红日伟业公司名义承揽业务，并可以请求红日伟业公司给予技术支持；红日伟业公司深圳分公司向红日伟业公司缴纳的管理费分为品牌管理费（张四中在该协议签订起五个工作日内将此费用汇入红日伟业公司账户）、固定管理费和比例管理费；张四中的造价师资格须留在红日伟业公司；红日伟业公司深圳分公司使用红日伟业公司的印章执业等。张四中表示记不清楚是否与红日伟业公司签订关于深圳分公司的《合作协议》，但就上述《合作协议》中签名的真实性未申请司法鉴定。2、签订日期为2012年3月28日、有效期限至2013年3月27日的《补充协议》，约定将上述《合作协议》有效期延续一年，将红日伟业公司深圳分公司迁址到河南（红日河南），迁址河南后，张四中将红日伟业公司深圳分公司所注册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银行账号、税务登记等提供给红日伟业公司，所有权归红日伟业公司所有等。张四中表示其未曾签订与河南分公司有关的《合作协议》。3、财务记账明细，载明款项金额为50000元，交款人处有“张四中”字样的签名，张四中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称记不清是否交过该钱款，表示对上述签名的真实性不申请司法鉴定。4、红日伟业公司贵州分公司、红日会计公司贵州分所《合作协议》，红日伟业公司广元分公司《合作协议》，红日伟业公司与王丙岩签订的《合作协议》，《红日集团扩大规模管理办法（修订）》，证明以上合作协议（包括与张四中签订的《合作协议》）系依据《红日集团扩大规模管理办法（修订）》进行指定。《红日集团扩大规模管理办法（修订）》载明红日集团扩大规模的方式包括分公司、加盟所、成员所等形式，分公司的法定名称为“红日会计公司＋地名＋分公司”等。张四中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5、红日伟业公司河南分公司企业信息查询记录，载明张四中系该分公司负责人。张四中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称该证据反而证明其担任红日伟业公司副总和分公司总经理的事实。
关于离职问题，双方均认可张四中与红日伟业公司董事长就有关大连项目发生分歧，故红日伟业公司决定让张四中停职；2013年6月18日，张四中办理了交接手续。就此，张四中提交以下证据：1、落款日期为2013年6月17日的《红日集团员工离职审批表》，载明张四中的入职期间为2005年11月、离职时间为2013年6月18日，所在部门“工程公司、会计公司”，离职原因为“大连电厂三标段出具审核报告存在不同意见，张四中不同意以其名义出具报告，董事长当场确定停职”（该内容为张四中填写），该审批表经财务中心、人力资源中心、董事长或授权人签名确认。2、《员工离职工作交接会签表》，载明张四中入职时间为2005年11月、离职时间为2013年6月18日、所在部门“工程公司、会计公司”及手机、门卡、钥匙等物品交接情况。红日伟业公司称其公司董事长在2013年6月开会时安排张四中前往大连推进有关项目，但张四中表示不去并发生口角，其公司让张四中停职；会后，其公司通过打电话、发信息的方式要求张四中回其公司上班，但张四中未再到其公司上班；同年6月18日，张四中到其公司办理工作交接。张四中主张其在2013年6月14日晚（周五）与红日伟业公司领导产生不同意见，公司领导让其停职；同年6月17日，其到红日伟业公司上班，但未让进办公室，让其交出门禁卡，且扣押其建造师证书，红日伟业公司称如果其将证件拿走则需办理工作交接，故其在办理工作交接时在离职审批表上写明离职原因。
张四中曾向北京市东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东城区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红日伟业公司支付其：1、2013年4月工资差额5000元及25%经济补偿金1250元；2、2013年5月1日至2013年6月18日工资32000元；3、2005年11月15日至2013年6月18日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32000元。2014年6月16日，东城区仲裁委经审理作出京东劳仲字（2013）第2606号裁决书，裁决：1、红日伟业公司于裁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支付张四中2013年5月1日至2013年5月31日税前工资15000元及同年6月1日至6月18日税前工资8275.86元，共计23275.86元；2、驳回张四中其他申请请求。张四中不服该仲裁裁决结果，起诉至原审法院。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劳动合同书》、《劳动合同续订书》、《劳动合同变更书》、《合作协议》、《补充协议》、《红日集团离职审批表》、《员工离职工作交接会签表》、社会保险参保人员缴费信息查询记录、京东劳仲字（2013）第2606号裁决书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关于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问题，涉及到劳动关系解除的原因。《红日集团员工离职审批表》中的离职原因系由张四中本人填写，但经红日伟业公司审核批准，视为双方就离职原因并无异议。红日伟业公司董事长让张四中停职系双方最终解除劳动关系的直接因素，其公司虽上诉称张四中主动辞职，但此主张与上述审批表载明的离职原因并不相符，本院不予采信。原审法院结合张四中填写离职审批表并与红日伟业公司办理工作交接手续，视为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关系，且据此判令红日伟业公司支付张四中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张四中对此并未提起上诉，本院亦不持异议。
至于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具体数额，涉及到计算该补偿金应依据的工作年限。我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条规定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的，劳动者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原用人单位已经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新用人单位在依法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计算支付经济补偿的工作年限时，不再计算劳动者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五条规定用人单位及其关联企业与劳动者轮流订立劳动合同等其他合理情形下，应当认定属于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本案中，在计算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时，应将张四中在红日会计公司、红日伟业公司深圳分公司、红日伟业公司河南分公司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红日伟业公司工作年限。首先，红日会计公司与红日伟业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此种关联关系与张四中的劳动签订情况直接相关：其一、两家公司法定代表人均为李海泉，且红日伟业公司认可其公司同属于红日集团；其二、李婧不仅作红日会计公司代表人，也作为与红日伟业公司代表人与张四中签订劳动合同及续订书、变更书，且红日伟业公司认可李婧系其公司员工；其三、红日伟业公司在2007年7月1日与张四中签订的《劳动合同续订书》、《劳动合同变更书》系以张四中与红日会计公司在2006年6月30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为前提基础，此三份文件共同组成完整的合同文本；其四、张四中离职时办理的《红日集团员工离职审批表》和《员工离职工作交接会签表》均载明张四中入职时间为2005年11月，所在部门为“工程公司、会计公司”；其五、红日伟业公司与红日会计公司存在轮流与张四中缴纳社会保险，且存在缴纳社会保险的期间与劳动合同期限不吻合以及相互交叉现象；其六、《公证书》载明张四中自2006年7月1日的工作单位即为红日伟业公司。其次，红日伟业深圳分公司、河南分公司与红日伟业公司也存在明显的关联关系，此种关联关系与张四中所提供的劳动紧密相关。《合作协议》及《补充协议》表明红日伟业公司深圳分公司、河南分公司系红日伟业公司为业务发展需要而设立的非独立法人机构，分公司的设立、运营、管理等方面均与红日伟业公司存在密切关系；且张四中与红日伟业公司河南分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书》正文中载明用人单位（甲方）为红日伟业公司，表明红日伟业公司与其分公司在用工方面存在混合现象。因而，原审法院认为应将张四中在红日会计公司、红日伟业公司深圳分公司、红日伟业公司河南分公司的工作时间连续计算，并无不当。
判断劳动关系是否存在应以劳动合同为主要依据。红日伟业公司还上诉称张四中在2011年3月至2013年3月31日期间与其公司之间系挂靠性质的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此项主张并不成立。其一、2011年3月至2012年6月30日在红日伟业公司与张四中签订劳动合同期限之内，红日伟业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公司在2011年3月之前已作出与张四中解除劳动合同或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相关证据；其二、红日伟业公司在2011年3月至同年5月期间仍作为用人单位为张四中缴纳社会保险；其三、2012年4月1日至2013年3月30日期间，张四中与红日伟业公司河南分公司签订有《劳动合同书》，且该劳动合同正文中的甲方为红日伟业公司。
综上，原审法院结合张四中的工资收入水平及相关工作年限判令红日伟业公司支付其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共计十二万元，并无不当。双方对原审法院判决的其他内容均未提起上诉，本院亦不持异议。原判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5元，由张四中负担（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北京红日伟业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宋 猛
代理审判员 朱 涛
代理审判员 张玉贤
二〇一五年三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杜文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