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云34行初1号
原告余秀梅，女，1973年4月30日生，汉族，住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委托代理人周云兴，云南云勇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余春桥，县长。
住所地：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保和镇。
委托代理人汪世勇，云南汪世勇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李谱，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副局长。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第三人余国成，男，汉族，1958年9月20日生，住维西傈僳族自治县。
原告余秀梅不服被告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颁发给第三人余国成的维国用（2014）第25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使用证》，于2016年5月3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5月30日立案后，于2016年6月2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0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余秀梅及其代理人周云兴、被告委托代理人汪世勇及李谱、第三人余国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于2014年10月30日颁发给第三人余国成维国用（2014）第25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内载明土地使用权人余国成，座落维西县保和镇南路小区（新维大道旁），地号01021030，图号0102103001，地类（用途）住宅，使用权类型出让，使用权面积121.09平方米。
原告余秀梅诉称，被告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的职能部门维西县国土资源局在我已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情况下，又将我的部分土地出让给余国成，导致我与余国成之间发生土地使用权纠纷。维西县人民政府将有纠纷的土地使用权给余国成颁发维国用（2014）第25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使用证》，且对余国成的土地登记不仅没有地籍调查，也没有进行公告，违反了《土地登记办法》第十八条、《云南省土地登记条例》第十五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请求撤销维国用（2014）第25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使用证》，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余秀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第一组：1、承包地承包证，证明1991年11月1日政府确认余秀梅户在二道河处承包地面积为2.74亩，余秀梅4分宅基地来源于这部分承包地；2、维西县建设用地使用证；3、缴款证明；4、耕地占用税完税证；5、申报费、征地管理费、土地管理费收款收据，共同证明1994年余秀梅在缴纳相关费用后，取得了266.68平方米的宅基地，四至界限清楚，地形为方形；6、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7、云南省村镇房屋建设准建证，证明1995年余秀梅依法取得了以上两证；8、公路建设征用土地证明，证明因公路建设，余秀梅被征收的0.03亩土地属于承包地，不在承包地范围内；9、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10、土地出让金收款收据，共同证明上述土地被征为国用后，余秀梅依法办理的土地出让手续。
第二组：1、包交提留汇总表，证明余国成1998年时承包地为6.32亩；2、维政办发（2007）60号文件，证明政府对换发证提出的具体要求；3、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登记簿；4、维西县纳税人计税土地面积核实统计表；5、维通公路征用土地赔偿明细表，共同证明余国成在二道河处的承包地被征收0.02亩；6、产权审查复核记录表、国有土地使用权登记卡；7、房屋转让契约，共同证明李华购买了余国成的部分宅基地；8、证明；9、协议书，共同证明马玉川没有向余秀梅购买土地；10、土地租用协议书，证明第三人东面相邻户不是余某某，而是余秀梅；11、接处警登记表，证明余秀梅丈夫被殴打的事实；12、测绘图，证明余秀梅的土地与余国成有交叉的事实；13、照片，证明余国成侵占余秀梅土地的事实；14、情况报告；15、关于请求重新界定承包地权属的申请；16、禁止侵权的哀告书，共同证明余秀梅土地被侵占后，余秀梅多处反映，国土局是知情的；17、云南省维西县施工设计图，证明争议土地纳入了规划范围；18、证明，证明余秀梅的土地没有被村里收回过。
被告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辩称，1、县人民政府1993年1月14日批准给余秀梅的宅基地为南北长18.4米，东西宽14.3米，面积为266.68平方米的宅基地地形为全封闭的宗地位置图。2009年9月16日，余秀梅将其中的81.14平方米宅基地转让给秦仪尧户（南北长8.37米），余秀梅户南北长剩余9.67米，并与余某某户相邻（余秀梅户与余某某户纠纷已经调解并生效）。从余秀梅户转让给秦仪尧户宅基地的位置起算，到余秀梅户与余国成户争议地段有27.5米之遥，且余秀梅户宅基地与余国成户宅基地中间被余某某户宅基地分开，余秀梅诉县人民政府将其宅基地非法出让给余国成户无法理支撑。2、争议部分以及余秀梅户土木结构的房屋占地，即便属于余秀梅户的承包地，也属未经批准非法占用土地进行非农业建设，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依据该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应作非法占用土地论处。按照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违法用地没有权利保障。3、余秀梅户与余国成户的宅基地界限均发生过出让和征收事实，且因从前手工制图和没有GPS坐标等手段进行定界，故如今两户宅基地的部分位置或有微变，但已无法还原。为定纷止争，应充分尊重历史原因综合认定。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1、组织机构代码证；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证明被告的诉讼主体资格。
第二组：1、常住人口登记卡，证明第三人的身份情况，；2、关于要求解决建房宅基地的申请书，证明权属来源，是办理土地证的必要程序；3、维西县农村宅基地审批表，证明办理土地证的流程事实；4、维西县国土局宅基地审批事项提交资料清单、维西县国土资源局受理通知书（存根），证明国土局收到第三人相关材料，受理了其申请的事实；5、维西县国土资源局宅基地审批事项提交资料清单，证明收到第三人相关材料国土局的办理意见；6、土地登记卡续表，证明2014年为了补四邻签字，国土局重新向第三人发放土地证的事实；7、土地登记卡，证明向第三人颁发土地证依法留存的事实；8、维西县建设用地使用证，证明2014年4月11日向第三人颁发使用证的事实；9、建设工程选址意见书，证明办理土地证的必经程序；10、余国成私宅建设项目选址定位平面图；11、地籍调查表，证明四邻无争议；12、土地登记审批表，证明办证的内部程序记录；13、国有土地使用证，证明依法向第三人颁发土地证。
第三人余国成述称，自己承认余秀梅266.68平方米的宅基地为余秀梅所有，但余秀梅于2008年2月6日将其中的81.14平方米出让给秦仪尧，所以余秀梅现实有宅基地面积应减去出让的部分，再减去2015年5月新维大道绿化带征收的面积（具体数据不详），余秀梅现有宅基地面积应小于185.54平方米。1997年出让给李华76.32平方米的土地是经全家人协商同意的，其目的是以换取全家人出入整块地的通道。所以出让给李华的面积应从整块承包地中减去，而不应仅从自己一户的0.4亩承包地中减去。自己家现有的实际面积应为0.4亩加上2007年7月13日向丰秀英户购买的24.65平方米，减去2015年新维大道征用的0.23亩后剩余的0.205亩。而维国用（2014）第25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使用证》记载的实际面积是0.18亩（121.09平方米）。我们兄妹四家（余国成、余秀梅、余健康、余某某）修建房屋是根据母亲吴桂英指定的界限修建的，余秀梅说我余国成强行霸占她的西南角“三角形”地块纯属一面之词。维西县人民政府颁发给我的维国用（2014）第25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使用证》是合法有效的，请求驳回余秀梅的诉讼请求。余秀梅因本案对自己造成的损失，自己将另案对其提起诉讼。
第三人余国成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宅基地转让协议书；2、出让收据；3、土地转让协议书；4、维国用（2014）第251号《土地使用证》；5、分地面积情况说明；6、分地界限情况说明；7、《云南省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8、身份证复印件。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第二组证据1、证据4无异议，对第二组有异议的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证据2余国成需要进行具体说明；对证据3余国成申请的面积有异议；证据5只能证明余国成申请办理土地证提交资料的过程，不能证明提交资料的合法性；证据6证明国土局在没有四邻签章的情况下办理了相应的土地登记，其后收回原证重新发证，不是被告所称的变更登记；证据7中载明的土地权属性质与余国成申请的农村宅基地内容不一致；证据8载明土地性质为集体，与土地登记卡不一致；对证据9、证据10中载明的土地面积和内容的合法性有异议；证据11在没有标注清楚，过于笼统的情况下进行了四邻签字，审核意见栏处没有任何审核意见和签字；证据12中载明土地权属性质为国有，但余国成申请的是农村宅基地，审批栏中没有政府的任何批示和签字。
第三人余国成对被告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17、9、10无异议，对证据8公路建设征用的土地面积有异议。对第二组证据15、9、15、17、18无异议。对有异议的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证据6、7证明李华向吴桂英购买土地，而不是余国成；证据8证明马玉川没有向吴桂英购买过土地；证据11没有法律依据，效力存疑；对证据12的证明内容有异议，无法证明余秀梅西南角的土地被余国成非法占有的事实；证据10、13、14、16与本案没有关联。
第三人余国成对原告提交证据的意见与被告一致。
原告余秀梅对第三人余国成提交的证据2、3、8无异议；对证据1认为转让的面积不符；对证据4的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5的真实性有异议，里面提及余国成的宅基地面积，与客观事实不符，该证据证明1997年8月李华向余国成购买了部分土地，不能证明应当从其承包地中扣除这部分出让土地；证据6不应作为证据使用，这是亲属有利于余国成作的证；证据7的承包地户主签字有问题。
被告对第三人余国成提交的证据无异议。
经审理查明，1993年1月14日，经原告余秀梅申请，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土地管理局向余秀梅核发了座落于原保和镇三家村，现保和镇南路小区新维大道5号宅基地的维土建字第贰号《维西县建设用地使用证》，批准面积266.68平方米，四至经界东至从北面14.7米线起向南直伸18.4米处止，南至从东面18.4米线起向西直伸14.3米处止，西至从南面14.3米线起向北直伸18.4米处止，北至从西面18.4米线起向东直伸14.7米处止。于1993年1月16日缴纳了耕地占用税400.02元，申报费、征地管理费、土地管理费共计76.67元。1995年4月26日，原告余秀梅办理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云南省村镇房屋建设准建证》。2009年8月31日，原告余秀梅与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缴纳了土地出让金3200.00元，取得了该宅基地266.68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2008年，原告余秀梅与其姐姐余某某因宅基地权属纠纷要求有关部门解决，有关部门调处后，余秀梅与余某某于2008年12月12日签订了调处协议。之后，余秀梅以大哥余国成、二哥余建康、姐姐余某某强占其宅基地为由，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请求解决。2011年5月10日，第三人余国成向维西傈僳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提出在与余秀梅宅基地相邻的承包地解决宅基地申请。2014年4月29日，在国土资源局办理了相关手续后，被告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向余国成颁发了使用权面积为121.09平方米的维国用（2014）第11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后因补签四邻签章，被告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将该证收回，于2014年10月30日重新更换为维国用（2014）第25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原告余秀梅知悉后，以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为由，请求本院依法撤销维国用（2014）第25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本院认为，原告余秀梅自1993年在原保和镇三家村，现保和镇南路小区新维大道5号依法向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宅基地，办理了相关手续，取得了该宅基地266.68平方米的使用权。2009年8月，余秀梅与土地管理部门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缴纳了土地出让金，进一步明确了余秀梅对该宅基地的使用权。随着时间的推移，因出让、征收等原因，土地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余秀梅兄弟姐妹间为宅基地权属不断发生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的规定，余秀梅兄弟姐妹间因宅基地使用权发生的纠纷，应由相应的人民政府处理。2008年12月，余秀梅与余某某的争议虽经有关部门调处，但余秀梅与余国成的争议并未得到处理。被告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将权属有争议的土地予以登记并向第三人余国成颁发《国有土地使用证》，违反了《土地登记办法》第十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登记：（一）土地权属有争议的；”和《云南省土地登记条例》第十五条“受理土地登记申请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中止登记：（一）土地权属争议尚未处理的；”的规定，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第三人余国成的《地籍调查表》虽有相邻户余某某、马玉川、蜂秀英的签字，但余国成《宅基地定位图》表明其宅基地还与余秀梅宅基地相邻，维西县国土资源局在无余秀梅签字的情况下，认定第三人余国成的宅基地四邻无争议并予以登记，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综上，被告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颁发给第三人余国成维国用（2014）第251号《国有土地使用证》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程序违法，应予撤销，被告应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原告及其代理人提出的被告行政行为认定事实错误，程序违法，适用法律错误的诉辩意见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代理人及其第三人提出的请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作出的维国用（2014）第25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使用证》。
由被告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对第三人余国成的宅基地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维西傈僳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高荣贵
审判员 杨德康
审判员 此 里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书记员 赵国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