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8）黔0321行初215号原告王胜发，男，汉族，1976年10月9日出生，贵州省遵义市人，住遵义市红花岗区。委托代理人李岳柱，贵州乾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遵义市红花岗区民政局。地址：遵义市红花岗区海尔大道区政府办公大楼*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020095051441。法定代表人冯超，局长。委托代理人李亚男，贵州与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陈喆，贵州与之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夏祖容，女，汉族，1982年2月6日出生，贵州省遵义市人，住遵义市红花岗区。原告王胜发诉被告遵义市红花岗区民政局及第三人夏祖容撤销婚姻行政登记一案，本院于2018年5月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本案现已审查终结。原告王胜发诉称，2001年7月6日，我与第三人在被告处申请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第三人提交了虚假身份证（编号522121800206542）和虚假常住人口登记表﹙编号522101800206542﹚，被告工作人员未经认真审核便办理了登记，并颁发了黔20**字第2061号结婚证。结婚后至2004年，我与第三人经常因家庭琐事发生争吵，事后第三人便离家出走，至今未回家。2017年7月11日，我到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起诉离婚，在诉讼过程中，才发现第三人登记结婚时提供的身份信息是虚假的，承办法官到第三人所在地找到第三人本人并对其进行询问，第三人回答未与我领取结婚证，承办法官告知我因结婚证上第三人的身份证号与公安机关出具的第三人户籍信息表上的身份证号不一致，无法达到诉讼离婚的结果，故申请撤诉。后我到第三人所在公安机关查询，公安机关出具证明，第三人第一代身份证编号为，第二代身份证编号为。从该证明内容看，第三人从未使用过结婚证上登记的身份证。现我无法与第三人离婚，是被告违法行政行为所致。根据《婚姻登记条例》第五条第一款“办理结婚登记的内地居民应当出具下列证件和证明材料：（一)本人的户口簿、身份证；（二)本人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签字声明”、第七条“婚姻登记机关应当对结婚登记当事人出具的证件、证明材料进行审查并询问相关情况。对当事人符合结婚条件的，应当当场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对当事人不符合结婚条件不予登记的，应当向当事人说明理由”的相关规定，要求结婚登记的内地居民，男女双方应该持本人的户口簿、身份证以及本人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签字声明共同到一方当事人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婚姻登记机关应当对结婚登记当事人出具的证件、证明材料进行审查并询问相关情况，对当事人符合结婚条件的，应当当场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被告在为我与第三人登记时，第三人提供的身份证与常住人口登记表上的身份证编号明显不一致，且均是虚假的，导致结婚登记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我与第三人的结婚登记无合法基础，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五条之规定，故请求：依法确认被告作出黔20**字第2061号婚姻登记行政行为无效。被告遵义市民政局辩称，一、原告提起行政诉讼已超过起诉期限，依法应裁定驳回起诉。原告办理婚姻登记的时间是2001年7月6日，迄今已17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我方为原告办理婚姻登记的时间已超过五年，原告就该婚姻登记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已超过诉讼时效，依法应裁定驳回其起诉。二、假如原告提起行政诉讼未超过诉讼时效，原告诉请你院确认我方作出的（黔20**字第2061号）婚姻登记行政行为无效，仍然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原告与第三人是2001年7月6日领取的结婚证，应当适用1994年国务院颁布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根据该条例第八条：”申请婚姻登记的当事人，应当如实向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提供本条例规定的有关证件和证明，不得隐瞒真实情况。”第九条：“当事人结婚的，必须双方亲自到一方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结婚登记；申请时，应当持下列证件和证明：（一）户口证明；（二）居民身份证；（三）所在单位、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出具的婚姻状况证明。”2001年7月6日原告与第三人是亲自向我方申请结婚登记，并且向我方出具了双方身份证、户口证明、村委会的婚姻状况证明。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我方认为：其一，原告与第三人办理婚姻登记时提交的材料符合当时婚姻登记的法定要件；其二，申请婚姻登记的当事人应如实提供申请材料，并对其真实性负责，对于相关证件和证明的真伪，应由原告和第三人承担如实提供的法定义务。我方对当事人提供的资料的真伪不负有实质审查的法定义务，我方对原告和第三人提交的证件和证明尽到了合理的形式审查义务，并依程序进行了办理。第三人夏祖容述称，1999年秋天，我当时只有17岁，便与王胜发按照农村风俗办理了结婚酒席，由于当时我没有达到法定结婚年龄，就没有办理结婚证。我没有向被告方提供过虚假身份证和虚假常住人口登记表办理，也不知道王胜发办理结婚证的真假。经本院审查查明：原告王胜发与第三人夏祖容于1999年未办理结婚登记即按照农村风俗举办婚礼后同居生活。2001年7月6日，因第三人夏祖容未达到法定婚龄，原告王胜发与第三人夏祖容向被告遵义市民政局提供虚假身份证和虚假常住人口登记表申请办理结婚登记，被告遵义市民政局于当日向王胜发与夏祖容颁发了黔20**字第2061号《结婚证》。后双方因感情不和，原告王胜发向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起诉离婚，在诉讼过程中，因结婚证上第三人的身份证号与公安机关出具的第三人户籍信息表上的身份证号不一致，故原告申请撤回起诉，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黔0302民初6068号民事裁定书，准予原告王胜发撤回起诉。现原告王胜发认为，原告与第三人夏祖容婚姻登记无合法基础，被告遵义市民政局在为其与第三人夏祖容颁发黔20**字第2061号《结婚证》时未认真审查当事人出具的证件和证明材料，导致其婚姻关系无效而诉来本院。本院认为，原告王胜发与第三人夏祖容于1999年未办理结婚登记即按照农村风俗举办婚礼后同居生活。2001年7月6日，因第三人夏祖容未达到法定婚龄，原告王胜发与第三人夏祖容向被告遵义市民政局提供虚假身份证和虚假常住人口登记表申请办理结婚登记，被告遵义市民政局于当日向王胜发与夏祖容颁发了黔20**字第2061号《结婚证》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对此原告王胜发已经知道被告遵义市民政局作出的婚姻关系登记内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四条关于“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的规定，本案原告王胜发于2001年7月已经明知被告遵义市民政局向其与第三人夏祖容颁发了黔20**字第2061号《结婚证》，现原告以被告在登记时未尽审慎审查义务导致登记错误，于2018年5月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已经远远超过起诉期限，且其耽误起诉期限无正当事由。综上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关于“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情形的”，和第三款关于“人民法院经过阅卷、调查或者询问当事人，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王胜发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00元，退还原告王胜发。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裁定则发生法律效力。审 判 长  钱朝友人民陪审员  邹景伦人民陪审员  杨先伦二〇一八年六月五日法官 助理  胡晓松书 记 员  李小东书 记 员  李小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