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5）丰民初字第14764号
原告袁1，男，1961年2月1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杨富刚，北京盈科（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袁2，男，1958年6月2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刘祎楠，男，1980年6月12日出生。
被告袁3，男，1951年5月4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袁伟强，男，1979年3月8日出生。
被告袁4，女，1955年8月26日出生。
被告袁5，女，1964年7月7日出生。
原告袁1与被告袁2、袁3、袁4、袁5法定继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袁1及委托代理人杨富刚，被告袁2及委托代理人刘祎楠，被告袁3及委托代理人袁伟强，被告袁5，被告袁4，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袁1诉称：袁6与李系夫妻关系，育有袁3、袁4、袁2、袁1、袁5五个子女。1990年3月8日，袁6去世。1997年2月16日，李去世。二人生前留有17号房屋一套。2014年，我突然知道袁2等被告在未告知原告的情况下将17号房屋作为父母遗产进行了分割。综上，我要求依法继承17号房屋，诉讼费用由袁2等四被告负担。
被告袁2辩称，不同意袁1诉讼请求，袁1已被他人收养。
被告袁3、袁5、袁4辩称，同意袁1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袁6与李系夫妻关系，育有袁3、袁4、袁2、袁1、袁5五个子女。1964年，袁1被袁7、潘收养。1983年，袁7去世。1986年，经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判决【（86）津南法民判字第196号】，确认解除潘、袁1的养母子关系。1990年3月8日，袁6去世。1997年2月16日，李去世。
2006年9月8日，北京市丰台区公证处出具公证书，“继承人：袁3、袁4、袁2、袁5，被继承人李。查被继承人李于1997年2月16日死亡。死亡后在17号遗留房产一套。系其个人财产。死者生前无遗嘱。根据我国继承法的有关规定，死者的遗产应由其配偶、子女、父母共同继承。其父母均先于其死亡，其夫袁6于1990年3月8日在北京市死亡，其子袁3、女袁4、袁5均表示自愿放弃继承权，故被继承人李遗留的上述房产由其子袁2继承”。现17号房屋已转移登记至袁2名下。
袁1主张其作为袁6、李的生子女，在与养父母解除收养关系后，已经与袁6、李自动恢复了父母子女关系。17号房屋作为二人遗产，袁1有权继承。袁3、袁4、袁5对上述主张不持异议。袁2主张依照收养法，成年子女在与养父母解除收养关系后，是否与生父母恢复关系应当协商确定。现袁1与袁6、李既无书面的恢复关系证明，又未形成事实上的恢复。因此，袁1无权继承袁6、李的遗产。袁2对上述主张提交李1、屈的证言予以佐证。证言大意为袁1被袁7收养后，对袁6、李未再尽赡养义务。袁1称屈的证言实际为本案袁2的代理人书写并提交录音证据予以佐证。袁2对袁1的主张不持异议，但袁2主张屈不会写字才由案外人代笔，但上述证言系证人真。袁2对上述主张提交录像证据予以佐证。袁1认可录像中的人确系屈。袁1主张即使收养关系解除后不能自行恢复与生父母的关系，但以下情形均可以说明袁6、李、袁1已经以实际行动表示恢复父母子女关系。1、与潘解除收养关系后，曾与李共同居住近两年；2、李曾经要求袁1将户口迁回；3、1986年2月，袁6曾经写信给袁1，建议将天津房屋交还潘回北京生活；4、1995年，李前往天津与袁1共同生活一个月；5、李提出要求袁1妻子来京工作；6、袁2曾与袁1就17号房屋继承问题进行协商，并给付了30000元折价款，表明袁2认可袁1是合法继承人。袁1对上述主张提交书信及郭的证言、与袁2的录音，袁1邮寄给其子的明信片予以佐证。经核对，书信写于1986年2月。袁2对上述证据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袁2指出书信落款处袁6自称伯父，可见并没有恢复收养关系的意思表示；袁1确在解除收养关系后与李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但原因是由于夫妻感情原因而非与袁6、李恢复父母子女关系。袁5、袁4认可袁1在解除收养关系后与李共同生活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夫妻感情问题。
另查：本案第一次开庭时，袁3、袁5、袁4均表示答辩意见与袁2意见一致，但第二次开庭时变更了答辩意见。经询问，袁3、袁5、袁4均认为收养关系解除后，袁1与袁6、李的关系应当自行恢复。袁3、袁4称袁1逢年过节均看望袁6、李，李生病时袁1给予照顾，袁6、李去世时袁1亦尽孝。
再查：本院审理过程中前往袁6、李生前居住的社区进行调查。邻居杨称：我与李总在一起玩牌，袁1来过一回，袁6已经去世了，住的时间并不长。之后袁1并没有来过，一直都是袁2的夫妻照顾袁6、李。李说袁1已经过继走了。邻居张称：我与李是邻居也是同事，所以她家的事情我也比较清楚。袁1来住过一个多月，不到两个月，是因为袁1和配偶闹离婚，李说袁1过继走了，但没说过要回来的事情。袁1没有照顾过袁6、李。袁6、李主要是由袁2夫妇照顾。袁1、袁3、袁4、袁5对上述陈述不予认可。袁2对上述陈述不持异议。
庭审中，袁1、袁3、袁4、袁5均称收养关系解除前袁6、李与袁1也有往来。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当庭陈述及相应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袁1是否享有对李、袁6遗产的继承权。依据南开区法院判决书可以认定，袁1自幼被袁7、潘收养。依照收养法的规定，养子女与生父母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但在袁7去世后，潘又与袁1解除了收养关系。因此，本案难点在于袁1依照收养关系解除后，养子女与生父母权利义务关系如何认定。虽然本案中解除收养的行为发生在1986年，但本院在处理本案过程中，应当适用现行法律。依照收养法的规定，收养关系解除后，养子女与生父母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自行恢复，但成年养子女与生父母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否恢复，可以协商确定。该条应当理解为，被收养人已经成年与生父母之间的关系不能自然恢复，双方须协商一致才可恢复，协商一致可以包括书面形式或者其他行为的方式。现双方当事人均认可袁6、李在袁1与潘解除收养关系后未能就恢复关系达成书面协议，本院予以认定。因此，本院重点认定袁1与袁6、李是否以行为的方式就恢复关系达成一致。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现袁1应当对恢复关系一事负有举证责任。虽然袁1当庭提出六点理由，但仅提交袁6书信、郭证言、袁1邮寄的明信片三项证据予以佐证。本院结合现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后，对袁1的主张不予采信，理由如下：首先，袁6的书信书写于收养关系解除前，谈不上恢复收养关系，且该信落款处袁6自称伯父而非父亲；其次，郭作为证人并到庭，证言无法核实，证明力明显不足；第三，袁1邮寄的明信片仅能够作为证据链中的一环，如果仅有该证据并不能达到袁1的证明目的；第四，虽然第二次庭审中，袁3、袁5、袁4均认可袁6、李已与袁1恢复关系，但三人均系本案当事人，其陈述的内容证明力较低；第五，本院在审理过程中前往袁6、李生前居住小区调查，张、杨作为老邻居所述内容，相比袁1提交的证据证明力较高；第六，本院注意到，参考袁1、袁3、袁5、袁4的陈述，袁1在与潘解除收养关系前，袁6、李即与袁1保持来往，因此解除收养关系后，不能仅因为有一定的往来即认定系恢复关系的举动。第七，本案受理前，袁2与袁1基于亲情就17号房屋进行协商，并不影响本案中法院依据法律认定袁1是否与袁6、李恢复关系。综上，本院依据民事诉讼证据优势原则，认定袁1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袁6、李与袁1以行为方式恢复了关系，袁1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一方面，袁6、李与袁1未就恢复关系达成书面一致意见；另一方面，本院依据现有证据亦难以认定袁6、李与袁1以行为方式就恢复关系达成一致。因此，本院认定袁1对袁6、李的遗产不享有继承权。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袁1的起诉。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高 原
人民陪审员 张东宇
人民陪审员 孙顺玲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书 记 员 辛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