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鄂民申2762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郑耀东之子）：郑柏能，男，1969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武汉市新洲区仓埠街道办事处上店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仓埠街上店村。
法定代表人：郑国汝，该村委会主任。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郑先和，男，1955年12月1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
再审申请人郑柏能因其父郑耀东与被申请人武汉市新洲区仓埠街道办事处上店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上店村委会）、郑先和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01民终1019号民事判决，在郑耀东死亡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郑柏能申请再审称，（一）原审没有调查收集当事人书面申请审理本案的主要证据。（二）原审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原审认定郑先和属于“退耕还林户主”不符合事实。郑先和不是退耕还林户主，因此其签订的合同只能是无效合同，不可能是效力待定合同。（三）原审认为“郑耀东已经通过2009年1月4日《协议》追认上店村委会与郑先和签订的2003年退耕还林承包合同”是违背客观事实的，是错误的。（四）原审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没有依据国家法律办案，而将国务院通知作为办案依据，明显属于降低办案依据，违反法律适用原则。综上，请求依法再审。
本院审查查明，郑耀东又名郑受楷、郑受凯。2002年，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开展退耕还林工程，上店村委会作为退耕还林示范工程试点拟对该村的退耕地和荒山荒地造林对外发包，2003年1月1日，上店村委会与郑先和签订了一份《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退耕还林承包合同》（以下简称2003年退耕还林承包合同），主要约定，退耕还林户主郑先和应在2003年3月10日前完成退耕还林15亩，应按区退耕还林实施方案中的规划设计进行退耕还林和荒山荒地造林，退耕地和荒山荒地造林后，逐级呈报区人民政府给退耕还林户主核发林权属证明，并将管护任务和经营权承包给退耕还林户主，承包期限为50年等等。2015年3月郑耀东起诉称，1994年8月1日我与上店村委会签订的承包期15年的承包经营合同还没有到期，请求确认2003年退耕还林承包合同是无效合同。
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人民法院2015年10月22日作出（2015）鄂新洲民初字第00124号民事判决：驳回郑耀东的诉讼请求。郑耀东不服，提起上诉。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5月12日作出（2016）鄂01民终101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归纳本案焦点：郑先河与上店村委会2003年1月1日签订的退耕还林承包合同的效力。具体包括：原审没有依申请调查收集证据是否错误；原审认定事实是否错误；国务院通知能否作为本案审理依据。现评析如下：
一、关于原审没有依申请调查收集证据是否错误。关于人民法院依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证据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四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包括：（一）证据由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无权查阅调取的；（二）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三）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该解释第九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据此，当事人申请法院调取证据，必须在举证期限内提出，并经人民法院就拟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有无关联、有无意义、有无必要，审核是否同意。当事人申请调取证据的唯一理由就是因客观原因无法调取，包括证据存放单位当事人无权调取，证据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等等。因此，在经过审核之后，原审没有依郑耀东申请调取相关证据，于法有据，郑柏能关于原审没有依申请调查收集证据错误的再审申请事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二、关于原审认定事实是否错误。其一，郑耀东对原审赴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的调查笔录并无异议。根据该调查笔录，由退耕地承包经营权人以外的主体承包退耕还林是湖北省武汉市退耕还林工程实施中客观存在的情况。因此，郑先和是否退耕还林户主并不是本案的关键。其二，由于郑先和并未在上店村承包耕地，按照当时政策，由退耕地承包经营权人以外的主体承包退耕还林时不能单独与村委会签订协议，还要与退耕地原承包农户协商，以保证退耕地原承包农户的权益。因此郑先和与上店村委会签订2003年退耕还林承包合同时，还应征得所退耕地的承包经营权人同意。其三，上店村委会与郑先和在原审均未提供双方在签订2003年退耕还林承包合同时，征得所退耕地承包经营权人同意的相关证据，故原审认定2003年退耕还林承包合同在签订时属于效力待定的合同，于法有据。其四，郑耀东在本案一审提交的2009年1月4日《协议》载明：现郑家大湾十组退耕还林面积承包人郑先和、郑国汝、郑俊、郑先文，经村委会共同协商，此退耕还林面积以后如有开发项目，有政策性面积优惠补助，其中郑受楷（即郑耀东）应得一份，特此协商决议。郑耀东在本案二审对此表示认可。该协议表明，即便郑耀东在本案一审提交1994年8月1日承包协议书（草案）属实（上店村委会、郑先和在本案原审均对该协议真实性提出异议），即在2003年退耕还林承包合同签订时诉争退耕地承包经营权由郑耀东享有，郑耀东也已就郑先和等人承包退耕还林的利益分配与上店村委会、郑先和等人进行了协商，达成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之规定，郑耀东已经通过2009年1月4日《协议》，对2003年退耕还林承包合同进行了追认。因此，2003年退耕还林承包合同应为有效合同，郑柏能关于原审认定郑先和是“退耕还林户主”不符合事实，原审认定“郑耀东已经通过2009年1月4日《协议》追认上店村委会与郑先和签订的2003年退耕还林承包合同”错误等再审申请事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三、关于原审适用法律是否错误。本院认为，原审认定2003年退耕还林承包合同合法有效并无不当。其一，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事法律关系的意思自治原则应受到充分尊重，不能动辄以国家公权力认定民事合同无效。基于该理念，我国相关法律对合同无效的范围进行了严格限定。其二，郑先和与上店村委会订立的2003年退耕还林承包合同，尽管没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五条第二款“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的，必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之规定，经过上述法定的民主议定程序。但该民主议定程序系上店村委会、而非郑先和，应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履行的缔约义务，将上店村委会因没有尽缔约义务而可能造成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让郑先和承担，有违公平正义原则。其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尽管2008年12月24日已经废止，但2003年退耕还林承包合同签订时仍然有效。该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发包方所属的半数以上村民，以签订承包合同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原则，或者其所签合同内容违背多数村民意志，损害集体和村民利益为由，以发包方为被告，要求确认承包合同的效力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并可通知承包方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该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依本规定第二条所起诉的案件中，对发包方违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大会决议，越权发包的，应当认定该承包合同为无效合同，并根据当事人的过错，确定其应承担的相应责任。属本条前款规定的情形，自承包合同签订之日起超过一年，或者虽未超过一年，但承包人已实际做了大量的投入的，对原告方要求确认该承包合同无效或者要求终止该承包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可根据实际情况，依照公平原则，对该承包合同的有关内容进行适当调整。”据此，在2003年退耕还林承包合同多年履行期间，郑耀东都没有对该合同效力提出异议，且郑先和对诉争土地进行了投入。参照上述规定，对2003年退耕还林承包合同不宜认定为无效。其四，由于合同签订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退耕还林条例》尚未施行，由退耕地承包经营权人以外的主体承包退耕还林是退耕还林工程实施中客观存在的情况，将这种情形一概归于无效不符合法的正义和秩序价值取向。其五，基于前述认识，原审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退耕还林政策措施的若干意见》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处理本案并无不当，郑柏能关于原审适用法律错误的再审申请事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郑柏能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邢 勇
审判员 龚 璟
审判员 邬文俊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吴雨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