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渝一中法民终字第0496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重庆首佳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南路1号8-5。组织机构代码57481102-1。
法定代表人苟业秀，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何惠民，北京市中银（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涛，北京市中银（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重庆锦贤家具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永川区胜利路办事处胜利村普渡桥村民小组。组织机构代码56162422-7。
法定代表人刘郁才，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谢远游，重庆新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重庆首佳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佳公司）与被上诉人重庆锦贤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贤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6日作出（2014）江法民初字第00368号民事判决，首佳公司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7月1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钟拯担任审判长并主审，与审判员章兴东、代理审判员黄清山组成合议庭，共同负责对本案的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本院于2014年8月28日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询问调查。上诉人首佳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何惠民、被上诉人锦贤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谢远游参加了询问调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锦贤公司在一审中诉称：2011年1月21日，该公司曾委托牟某代理注册家具类第20类“锦贤”商标注册。2012年1月28日，国家商标局正式批准该商标注册证。锦贤公司收到该证后，又找牟某代理注册家具类其他类别商标注册，要求将20类扩展到16、43、18、19、21、25、27、35、40、42类。锦贤公司联系牟某后于2012年2月28日与首佳公司签订了商标代理委托合同。锦贤公司这时才知道牟某已由广东邦信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以下简称邦信重庆分公司）转到首佳公司工作。牟某清楚锦贤公司的商标图案，且有商标图案的电子档案，锦贤公司也将商标图案复印了一份交给牟某。合同签订后，锦贤公司支付了20000元委托代理费给首佳公司，首佳公司也按照合同约定进行了商标代理注册。但是由于首佳公司的工作失误，实际申请注册的商标标示与锦贤公司要求注册的商标标示不一致，导致首佳公司代理申请商标注册不能全部被批准，更为关键的是，代理申请的商标不是锦贤公司所需要的商标，导致锦贤公司需要重新进行商标注册申请，且延误了申请时间，给锦贤公司造成了损失。故请求判令：1、解除双方于2012年2月28日签订的《商标代理委托合同》；2、首佳公司退还锦贤公司商标代理费20000元；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首佳公司承担。
首佳公司辩称：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锦贤公司没有相应的合同依据或相关合同约定证明首佳公司存在工作失误；商标能否被批准是国家相关部门决定的，锦贤公司所称的损失并不存在；首佳公司没有根本违约的情形，锦贤公司主张返还代理费无依据；本案的合同已经履行完毕，锦贤公司不能主张解除合同。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牟某于2009年9月17日至2012年2月6日期间在邦信重庆分公司工作。2010年12月21日，甲方锦贤公司（委托人）与乙方邦信重庆分公司（受托人）签署了一份《商标代理委托合同》，合同编号为BS00086300。该合同主要约定甲方委托乙方进行第20类商标注册，组合商标一栏载明“锦贤＋JINXIAN＋图形”，委托费用2000元；乙方联络人为赵稀玉，乙方“授权签署”一栏签署“赵稀玉、李璐”字样。同日，锦贤公司向邦信重庆分公司支付了2000元。因赵稀玉离职，锦贤公司在该合同履行过程中，主要与牟某进行联系。2011年1月21日，邦信重庆分公司代理锦贤公司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以下简称国家商标局）申请第20类商标注册。2012年1月28日，商标局批准了该商标的注册申请，发放了商标注册证，商标注册证上载明的商标图案为J的艺术体＋锦贤＋JINXIAN，外加一个椭圆形。
2012年2月，锦贤公司准备申请注册家具类其他类别的商标，于是与牟某联系。牟某此时已经离开邦信重庆分公司，在首佳公司工作。锦贤公司与牟某协商好合同内容后，由牟某在首佳公司空白的编号为CQSB1150291的《商标代理委托合同》上填写了主要内容，并加盖了首佳公司印章，扫描后通过QQ发给锦贤公司。该合同格式与锦贤公司和邦信重庆分公司签署的《商标代理委托合同》基本一致。主要内容为，锦贤公司委托首佳公司进行第16、43、18、19、21、25、27、35、40、42类商标注册，组合商标一栏均勾上“√”字样，委托项目费用合计20000元，乙方的联系人为牟某。锦贤公司收到合同扫描件并打印后，在甲方处盖具该司鲜章，并由其法定代表人刘郁才在备注一栏签署“未申请成功一类则退还该类别的相应费用”的内容。
2012年2月28日，锦贤公司向首佳公司支付了委托费用20000元。首佳公司代理锦贤公司向国家商标局申请第16、43、18、19、21、25、27、35、40、42类商标注册，国家商标局陆续批准了第19、18、16、40、21、27、42、43类的商标注册申请，发放了商标注册证。上述商标注册证上载明的商标图案与邦信重庆分公司代理注册的第20类商标图案相比，字体上有差别，且图案外未加椭圆形。国家商标局另驳回了第25、35类商标的注册申请。锦贤公司以首佳公司申请注册的商标图案不是该司委托注册的商标图案为由，要求首佳公司退还委托费用未果，遂于2013年12月25日诉至法院。
一审庭审中，首佳公司申请证人牟某出庭作证。证人牟某陈述，我大概2009年至2011年底在邦信重庆分公司任职，任职期间，锦贤公司委托邦信重庆分公司进行商标注册，合同是我的同事赵稀玉联系的，他签订合同后就离职了，交由我进行客户的维护，我没有具体办理商标注册，锦贤公司的商标图案是邦信重庆分公司设计的，我不清楚具体图案；2012年2、3月期间，我到锦贤公司工作，只工作了两周左右，在此期间，锦贤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总电话联系我代理商标注册，双方谈好之后，我通过QQ向对方发送的合同扫描件，合同除了备注内容和锦贤公司的签字盖章之外，上面部分的手写内容都是我书写的。锦贤公司盖章之后，通过QQ返还了一份扫描件给我，但是我现在无法找到，返还给我的那一份合同上没有备注后的“未申请成功一类，则退还该类别相应费用”这句话。双方均是扫描件，没有原件合同。合同签订之后，锦贤公司通过QQ传给我需要注册的商标图案，由于时间长了，找不到原来的收件记录。锦贤公司发给我的商标图案外并没有椭圆形的圆圈，我收到图案后交给首佳公司办理的注册。锦贤公司对上述证言质证认为，牟某的陈述大部分是事实，牟某在邦信重庆分公司工作期间，和赵稀玉、李璐是一个小组的，一直负责我司商标的注册，清楚我司商标图案；2012年2月26日，我司法定代表人刘郁才电话联系上牟某，在牟某办公室商谈了《商标代理委托合同》，此后牟某把合同扫描件和账号通过QQ发给刘郁才，我司才发现合同的相对方是首佳公司；经双方协商同意，刘郁才在备注一栏添加了“未申请成功一类，则退还该类别相应费用”内容，我司在两份合同上盖章后，刘郁才于2012年3月2日送了一份到首佳公司交给牟某，因刘郁才还有其他事情，没有让牟某立刻盖章，此后牟某没有返还合同给我司；2012年2月26日在牟某办公室商谈合同时，复印了一份商标图案给牟某，且牟某在邦信重庆分公司上班时有图案的电子档案。
一审另查明，2014年3月4日，邦信重庆分公司出具了一份《说明》，主要载明“兹有公司员工牟某先生，在职期间作为公司的商务代表洽谈并协助签署了有关锦贤公司与我公司就“锦贤”商标代理委托合同（合同编号：BS00086300）及相关事宜”等内容。
一审法院认为：首佳公司签订合同的经办人牟某填写《商标代理委托合同》上的主要内容后，将合同扫描件通过QQ发给锦贤公司，锦贤公司对合同主要内容无异议，但在备注一栏添加了“未申请成功一类，则退还该类别相应费用”的内容。锦贤公司增加部分的内容应属于新的要约，需要首佳公司作出同意该要约的意思表示即承诺，才能视为双方对该部分内容达成一致。锦贤公司未举证证明该部分增加的内容取得了首佳公司认可，其关于该部分内容系征得牟某同意后添加的陈述，亦未得到牟某和首佳公司的认可，因此该部分内容不属于双方合同约定条款。锦贤公司与首佳公司签订的《商标代理委托合同》排除备注中载明内容外的其余合同条款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合法有效。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首佳公司是否按照约定全面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锦贤公司在2010年12月21日与邦信重庆分公司签署《商标代理委托合同》，委托邦信重庆分公司进行第20类商标注册。在合同履行期间，锦贤公司主要与邦信重庆分公司的员工牟某联系该合同的相关事宜。邦信重庆分公司为锦贤公司成功申请了商标注册，取得了商标注册证。锦贤公司在第20类商标注册取得成功的情况下，继续与牟某联系其他类别商标的注册事宜。因牟某此时已经离开邦信重庆分公司到首佳公司工作，于是锦贤公司与首佳公司签署了《商标代理委托合同》。根据锦贤公司与邦信重庆分公司、首佳公司之间委托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过程，结合常理而言，锦贤公司与首佳公司签订合同的目的就是将已经注册成功的商标图案申请注册为其他类别的商标使用。牟某作为锦贤公司与邦信重庆分公司合同的主要联系人和邦信重庆分公司员工，应当清楚锦贤公司申请注册的商标图案。牟某代表首佳公司填写《商标代理委托合同》内容时，在组合商标一栏未填写具体的商标图案要求，仅勾上“√”字样，该行为也表明牟某清楚锦贤公司申请注册的商标图案。牟某关于锦贤公司通过QQ向其发送了未加椭圆形圆圈的商标图案的陈述亦未举示证据加以证实。综合上述事实，应当认定锦贤公司要求首佳公司申请注册的商标图案就是此前该司委托邦信重庆分公司申请注册的第20类商标图案。首佳公司未按照锦贤公司要求的图案申请商标注册，致使锦贤公司无法实现合同目的，首佳公司的行为构成根本违约，锦贤公司有权解除双方签订的《商标代理委托合同》。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因此，锦贤公司要求解除与首佳公司签订的《商标代理委托合同》、首佳公司返还委托费用20000元的诉讼请求证据充分，应予主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七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百零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一、解除锦贤公司与首佳公司签订的《商标代理委托合同》。二、首佳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返还锦贤公司20000元。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150元，由首佳公司负担。
一审判决宣判后，首佳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锦贤公司在一审中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其主要理由是认为一审中锦贤公司并未举示任何证据证明首佳公司未按其要求申请商标注册的事实，而一审法院确认了该事实，属举证责任分配不当，并导致事实认定错误。首佳公司已按约履行合同义务，本案合同不应当解除亦不应当由首佳公司承担返还款项责任。
被上诉人锦贤公司答辩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双方在二审中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锦贤公司所提交的证据能否证明其所主张的、首佳公司未按其要求申请商标注册的事实。上诉人首佳公司认为被上诉人锦贤公司就此未举示任何证据，但根据一审中锦贤公司的举证情况，其已提交了其与邦信重庆分公司签订的《商标代理委托合同》、以及与首佳公司签订的《商标代理合同》，并就该两份合同签订的前后衔接过程作出了详细的庭审陈述，双方当事人对于牟某是前后两份合同的经办人的相关事实亦无异议。据此本院分析认为，首先，根据该两份合同的内容分析，锦贤公司与邦信重庆分公司签订《商标代理委托合同》时，在“商标内容”一栏明确记载为“锦贤＋JINXIAN＋图形”，在该商标注册成功后，锦贤公司又找到该合同经办人牟某联系商标注册事宜，而在锦贤公司与首佳公司签订的《商标代理委托合同》中，“商标内容”一栏却没有任何具体记载，仅在组合商标项下勾上“√”字样。上述两份合同对于商标内容的记载差异清楚地表明锦贤公司的意图是将之前注册成功的商标在其他商标类别上申请注册，同时表明牟某在拟定合同时对此是清楚了解的。其次，就两份合同的签订过程分析，双方均认可商谈合同过程中曾经交付过商标图案。虽然牟某在一审中出庭作证陈述锦贤公司交给他的商标图案与之前申请成功的商标图案不一致，但鉴于牟某曾系首佳公司员工和争议合同的经办人，其证词的证明力相对较弱，须结合本案其他证据综合判断。就本案来看，如果牟某收到锦贤公司交来的商标图案与之前图案不一致，其对此应当有所反应，应当与锦贤公司进一步确认并在合同中特别注明商标图案。但在锦贤公司与首佳公司签订的《商标代理委托合同》恰恰对“商标内容”这一关键信息没有具体记载，亦表明当时交接的商标与之前商标应不存在差异。综上，本院认为，锦贤公司在一审中虽未提交直接证据证明双方交接的商标内容，但其提交了两份合同及其衔接过程的间接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锁链和证明力优势，一审法院据此对证据进行综合认定并确认案件相关事实，该认定并无不当，本院依据本案现有证据维持一审认定。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上诉人重庆首佳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钟 拯
审 判 员 章兴东
代理审判员 黄清山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金 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