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鲁06民终204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邵某甲，城镇居民。
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城镇居民。系邵某甲母亲。
二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孙美琴，山东信力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姜某，城镇居民。
委托代理人：宋振明，山东同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邵某甲、刘某因与被上诉人姜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蓬莱市人民法院（2015）蓬登民初字第9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邵某甲、刘某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孙美琴，被上诉人姜某及其委托代理人宋振明到庭参加诉。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姜某原审诉称，原告与被告邵某甲系经媒人介绍认识并确立恋爱关系。2015年5月7日，原告与被告邵某甲的双方家庭在媒人的见证下，原告向二被告给付订婚彩礼款计33800元，并给付订婚金饰共28克（约人民币8000元）。××××年××月，被告邵某甲提出原告出具30万元欠条双方登记结婚，原告多次与被告进行协商，并请媒人参与调和，均未果，双方取消了原定的婚期。后原告多次向被告要求返还之前给付的订婚彩礼，均遭到被告的拒绝。请求依法判令二被告：1、返还原告给付的订婚彩礼33800元；2、返还原告给付的订婚金饰约8000元；3、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原审被告邵某甲、刘某均辩称，被告邵某甲已将订婚彩礼33800元及金首饰全部返还原告。因订婚彩礼系被告邵某甲收取，与被告刘某无关，故请求驳回对被告刘某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原告姜某与被告邵某甲原系恋人关系。2015年5月7日，原告与被告邵某甲办理了订婚仪式。原告、原告父母、原告家人、媒人孙某、被告邵某甲及刘某均在场。原告给付被告邵某甲彩礼包括现金33800元及价值7004元的黄金首饰一套(包括金耳环、金戒指、金项链)。后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解除婚约。现原告请求二被告返还给付的上述彩礼。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原告提交了收款单据、招金金店的保证单、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各一份。1、收款收据注明：时间2015年4月12日，千足金耳环，4.58克，单价260元，价格1190元。保证单注明：日期2015年4月6日，地址山东蓬莱新一百招金金店，千足金项链1只，重量18.35克，255元／克，价格4679元；千足金戒指1只，重量4.45克，255元／克，价格1135元；合计5814元。三件首饰合计价格7004元。2、××××年××月21日的视听资料，系原告姜某与被告邵某甲的手机通话录音。录音中出现过“就是不同意呗，就是拉倒呗，让我们算账”“你别说什么不同意，叫你们算账，这话说的”“这都是媒人说的，跟我妈说的……说不行，让我们退钱。我妈说，退钱行，包括押亲吃饭钱，但是你们得把我们买的东西给我们包了”“你们不就是给了三万两千八百块押亲钱、28克金吗？”“我给三万五，我再给你28克金，对吧？对”等内容。3、证人孙某系原告姜某与被告邵某甲的媒人，出具了证人证言，并到庭进行了质证。证人陈述：其见证了2015年5月7日原告将彩礼款33800元及约28克金首饰当场交给二被告的过程；订婚后原、被告发生争执并取消婚约，原告委托其向二被告协商返还彩礼及金首饰，其多次找二被告协商，但二被告均不同意返还。
二被告均辩称已将彩礼款33800元及黄金首饰全部退还原告。二被告提供了视听资料一份，并申请证人王某、葛某、邵某乙到庭进行了质证。
1、视听资料系2015年10月22日原告姜某与被告邵某甲的手机通话录音。二被告主张，视听资料可以证实被告邵某甲已将彩礼返还原告。该录音中出现过“你都录音了，你还跟我算账，叫我给你钱，你还接这个钱，你什么意思，早知道你这样的话，我都不能给你结这个账呀”、“早知道那样……我、我一开始，我也没想，但是一点点的走到这步”、“一方面把账结了，一方面再录音再告我，你怎么想的，谁教给你的办法，怎么这么坏”“你想怎么想就怎么想吧，你要是说给钱，我也决不能走这步”“那你就是承认了呗”“我承认什么”“你提前打电话录音，叫我给你结账，昂，我给你结账了，你转身把我告了”“你给我结的什么账，你告诉我”等内容。原告对二被告提交的录音材料的真实性有异议，主张：1、该录音系不完整录音，二被告应当提交原始载体；2、原告在视听资料中自始至终没有承认结账，被告邵某甲亦未说清结过什么账；3、该视听资料的形成时间为10月22日，当时二被告已经接到传票，故证据无证明效力；4、二被告未提交其他证据，不能证明已经返还原告彩礼款及金首饰。
2、证人王某、葛某系男女朋友关系。证人王某系蓬莱画河大世界彩妆阁的经营者。王某陈述，9月22日晚上六点半左右，其与男朋友葛某准备收摊时，被告邵某甲在事先未通知的情况下进门，并告知准备将钱及首饰给原告姜某，后原告进门，原、被告争执了约10分钟，证人看到被告将钱和金首饰给了原告，钱系捆绑好的三捆及一些零钱，用红布包裹，金首饰装在红颜色的兜内，具体数量不清楚。证人葛某陈述，与被告邵某甲系朋友关系，10月22日晚上六点半左右在彩妆阁店内，被告邵某甲先进门，后原告进门，双方谈了钱的事情，看到被告邵某甲将现金30000余元（三捆100元、散装的）用一个红色的包袱包着、首饰（用红色袋子包着）给了原告，此前其不知道原告给过被告彩礼。
3、证人邵某乙系被告刘某的朋友。邵某乙陈述，订婚当日见证了订婚过程，男方在场人有原告的父母、奶奶，原告本人不在现场，女方在场人有被告邵某甲、刘某、被告邵某甲的姥姥及证人；订婚之日原告母亲将压亲钱给了被告邵某甲。
被告邵某甲与被告刘某居住在一起，父亲已去世。被告邵某甲陈述，其自2015年5月份即不从事任何工作；收取彩礼后将彩礼款存放在银行，几天后从银行取出，存放在家中；被告刘某在蓬莱画河大世界经营小吃摊位，收入存放在家中；其给付原告的钱，系自己捆扎并从家中领取的，用大红包袱包裹。法院调取的被告刘某在山东蓬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画河分理处的银行交易明细，证实原、被告订婚后，被告刘某的银行账户发生多笔小额现金交易。
原审法院依据庭审笔录、证人证言、视听资料、收据等证据认定上述事实。
原审法院认为，原告姜某与被告邵某甲订婚时，在双方家人在场及媒人的见证下，原告给付被告邵某甲、刘某现金33800元及金首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予以确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1、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本案原告姜某与被告邵某甲订婚给付彩礼后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故原告请求返还彩礼及金首饰，于法有据，予以支持。因金首饰属于特定物，原告提交的收据能够证实其价格，故原告请求被告返还对应的金钱，予以支持。
本案的焦点问题在于：1、二被告是否将彩礼返还给原告？通过被告提供的证据看，被告邵某甲、刘某提交的录音材料不完整，未提交原始载体，录音内容亦无法证实被告邵某甲已将彩礼返还原告。因原告姜某与被告邵某甲一直为返还彩礼的事情在协商，双方有共同的媒人，且法院已于××××年××月23日受理本案，二被告于2015年10月11日收到诉状及开庭传票后，在未事先通知证人的情况下，被告邵某甲在证人店内将彩礼全部返还原告，而不是将彩礼交付法院或媒人，亦未让原告出具收款收据，有悖于常理，结合二被告的经营收入情况及银行交易明细，二被告主张已将33800元彩礼款及金首饰返还原告，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2、返还彩礼的主体？彩礼，是以结婚为目的男方及其家庭按照当地风俗习惯向女方支付的一定数额的金钱或者实物。缔结婚姻关系的男女双方一般在经济上不独立，其经济基础较差。男方所给付的财产主要来自家庭共有财产，而收受财物也并非完全由缔结婚姻的女方个人支配。因婚约引起的财物纠纷不仅涉及到婚约双方的个人利益，同时涉及到两个家庭的合法权益。本案原告姜某给付被告邵某甲彩礼，系在双方家庭及媒人的见证下，以双方家庭的方式出现，二被告辩称不是家庭收受未提交证据，且该款已无法从二被告家庭共同财产中分离出来，故原告请求二被告返还，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6年2月18日判决：被告邵某甲、刘某返还原告姜某给付的彩礼33800元及金首饰折款7004元，合计40804元，限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付清。如果二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45元、保全费470元，合计1315元，由原告承担24元、二被告负担1291元。
宣判后，上诉人邵某甲、刘某均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邵某甲上诉称，原审判决审查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1、上诉人提出已返还财产，并提供证人王某、葛某证人证言。证人证言中提到的返还彩礼时间是××××年××月22日，是被上诉人起诉的前一天，不是上诉人接到传票的第二天。上诉人邵某甲的银行交易记录在9月16日提取1万元，就是准备归还被上诉人彩礼筹钱做准备，并从朋友处借款2万元。2、彩礼的赠送和接受是以结婚为目的发生的行为，对象都是特定的，只有订婚人才能以彩礼相赠送和收受。即使是订婚的男女未直接实施赠送和接受彩礼的行为，而是由其父母或其他人实施，所赠送和接受的仍应是以订婚为目的的婚约财产，而不是其他的财产，其父母或其他人的行为，只能视为代办行为。订婚当天上诉人邵某甲的母亲已明确表示彩礼只用于女儿购买结婚用品，并且被上诉人的母亲直接将彩礼交给上诉人邵某甲，上诉人邵某甲也在订婚的第二天存入其个人账户，之后的使用上诉人邵某甲的父母并未参与。上诉人自己在蓬莱市画河大世界内租赁门面房经营美甲生意，虽与父母共同居住，但都有各自的银行账户，经济独立，互不干涉。3、上诉人邵某甲与被上诉人订婚后，开始给婚房置办东西、拍婚纱照、订婚纱等，全身心投入婚前准备中。但是，因被上诉人提出陪嫁30万嫁妆的要求，双方没有谈妥，随后被上诉人提出分手并索要彩礼。被上诉人完全不顾及之前交往的感情，不但自己同上诉人索要彩礼，也让与其有亲戚关系的媒人找上诉人邵某甲的父母索要。上诉人为了早日了结此事，从退婚的创伤中恢复，没有多想就在被上诉人再次索要彩礼时约定了在上班的画河大世界内将彩礼返还给被上诉人，但是，被上诉人却在收到彩礼后的第二天提起诉讼。综上，请求查明事实，依法改判。
上诉人刘某上诉称，一、原审判决审查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被上诉人所主张的诉讼标的与上诉人刘某没有任何法律关系，上诉人作为原审被告的诉讼主体不适格。1、彩礼的赠送和接受是以结婚为目的发生的行为，对象都是特定的，只有订婚人才能以彩礼相赠送和收受。即使是订婚的男女未直接实施赠送和接受彩礼的行为，而是由其父母或其他人实施，所赠送和接受的仍应是以订婚为目的的婚约财产，而不是其他的财产，其父母或其他人的行为，只能视为代办行为。2、订婚当天上诉人已明确表示彩礼只用于女儿购买结婚用品，并且被上诉人的母亲直接将彩礼交给上诉人的女儿，她也在订婚的第二天将钱存入其个人账户，之后的使用上诉人并未参与。3、上诉人与其女儿经济独立，各自支配。女儿的父亲虽然已去世，但是上诉人已再婚多年，并与现任丈夫在蓬莱画河大世界共同经营小吃摊生意。其女儿自己在画河大世界内租赁门面房经营美甲生意。上诉人夫妻虽与儿女共同居住，但都有各自的银行账户，经济独立，互不干涉。二、原审法院分别于××××年××月29日和10月13日作出了两次财产查封裁定书，先后查封、冻结了上诉人的鲁Y×××××号轿车和银行卡。但是原审法院并未依法立即通知上诉人，而是在10月29日开庭当日告知的。第一次查封的鲁Y×××××号轿车是2015年6月购买的，价值约12万元，已经超出了被上诉人提出的45000元的财产保全范围。原审法院又在半个月后再次冻结了上诉人的银行账户。此做法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三条的规定。综上，请求查明事实，依法改判。
针对上诉人刘某的上诉，被上诉人姜某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首先，原审中双方媒人已经证实了婚约彩礼交付给了上诉人刘某及邵某甲，系在其二人均在场的情况下交付的。该婚约彩礼系以家庭为主体的给付，并非仅针对刘某个人。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吴晓芳法官《婚姻家庭纠纷审理热点、难点问题》四、处理有关彩礼纠纷应注意什么问题？答：《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二）若干问题的解答（一）》对彩礼问题概括得很到位，即：彩礼具有严格的针对性，必须是基于当地的风俗习惯，为了最终缔结婚姻关系，不得已而为给付的，其具有明显的习俗性。在处理有关彩礼纠纷时应注意以下问题：1、在实际生活中，彩礼的给付人和接受人并非仅限于男女双方，还可能包括男女双方的父母和亲属，这些人均可成为返还彩礼诉讼的当事人。在中国的传统习俗中，儿女的婚姻被认为是终身大事，一般由父母一手操办，送彩礼也大都由父母代送，且多为家庭共有财产。而在诉讼中大多数也是由当事人本人或父母起诉，因此应诉方以起诉人不适格作为抗辩时，法院不应予以采信，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对于被告的确定问题也是如此，诉讼方通常把对方当事人的父母列为共同被告，要求他们承担连带责任，一般习俗是父母送彩礼，也是父母代收彩礼，故将当事人父母列为共同被告并无不妥。综合本案，邵某甲与刘某共同居住，纵使其双方各自均有工作，但无证据证明双方经济完全独立，且被上诉人在给付婚约彩礼时，也未明确指向是给付邵某甲，而是给付刘某整个家庭。故被上诉人要求刘某与邵某甲共同返还彩礼，合理合法。二、原审法院查封并无不当。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三条关于查封后应立即通知上诉人刘某，并未明确规定告知的具体“期限”，故原审法院在庭审前告知上诉人刘某，并无不当。其次，上诉人刘某以其车辆价值12万元主张原审法院超出保全范围，而被上诉人请求原审法院保全金额为45000元，而非整车价值，故不存在违法事实。
针对上诉人邵某甲的上诉，被上诉人姜某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与理由：首先，邵某甲认可被上诉人给付其涉案婚约彩礼，但邵某甲无证据证明其已将彩礼返还给被上诉人。邵某甲主张其于××××年××月22日将彩礼返还给被上诉人，而其提供的视听资料系××××年××月21日录制，二者仅相差一天。在××××年××月21日被上诉人与邵某甲的通话中，邵某甲不同意返还彩礼，且态度强硬，根本不可能在××××年××月22日将彩礼返还。其次，邵某甲提交的视听资料及证人证言没有证明效力。其提供的视听资料并非完整的原始证据，不能作为证据采纳。同时，证人王某、葛某对于返还彩礼的日期截然相反，二者相互冲突，不能作为证据采纳。最后，邵某甲声称其××××年××月16日从银行提取1万元，用于归还彩礼，与事实不符。原审中，邵某甲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在二审中，该证据不应当认定为新证据，不具有证明效力。邵某甲与被上诉人在9月21日的通话过程中，态度强硬，不可能在一周前即将返还彩礼的钱准备好，不符合常理。二、邵某甲与刘某应当共同返还婚约彩礼。首先，原审中双方媒人已经证实了婚约彩礼交付给了邵某甲及刘某，系在其二者均在场的情况下交付的。故该婚约彩礼系以家庭为主体的给付，并非仅针对邵某甲个人。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吴晓芳法官《婚姻家庭纠纷审理热点、难点问题》四、处理有关彩礼纠纷应注意什么问题？答：《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二）若干问题的解答（一）》对彩礼问题概括得很到位，即：彩礼具有严格的针对性，必须是基于当地的风俗习惯，为了最终缔结婚姻关系，不得已而为给付的，其具有明显的习俗性。在处理有关彩礼纠纷时应注意以下问题：1、在实际生活中，彩礼的给付人和接受人并非仅限于男女双方，还可能包括男女双方的父母和亲属，这些人均可成为返还彩礼诉讼的当事人。在中国的传统习俗中，儿女的婚姻被认为是终身大事，一般由父母一手操办，送彩礼也大都由父母代送，且多为家庭共有财产。而在诉讼中大多数也是由当事人本人或父母起诉，因此应诉方以起诉人不适格作为抗辩时，法院不应予以采信，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对于被告的确定问题也是如此，诉讼方通常把对方当事人的父母列为共同被告，要求他们承担连带责任，一般习俗是父母送彩礼，也是父母代收彩礼，故将当事人父母列为共同被告并无不妥。综合本案，邵某甲与刘某共同居住，纵使其双方各自均有工作，但无证据证明双方经济完全独立，且被上诉人在给付婚约彩礼时，也未明确指向是给付邵某甲，而是给付刘某整个家庭。故被上诉人要求刘某与邵某甲共同返还彩礼，合理合法。
本院审理中，上诉人邵某甲称其将婚约彩礼中的16798元用于购买结婚用品，并提交物品清单一份。被上诉人只认可被子、褥子系上诉人邵某甲购买，存放在新房里，且同意返还。
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1、上诉人刘某应否承担返还彩礼的义务；2、涉案33800元彩礼是否已经由上诉人邵某甲返还给被上诉人。
综合分析本案的证据情况，2015年5月7日被上诉人姜某在其与上诉人邵某甲的订婚仪式上通过媒人给付彩礼33800元及价值7004元的金首饰的事实可以认定。上诉人邵某甲与上诉人刘某认可给付彩礼时在现场，且主张彩礼由上诉人邵某甲接收、保管，上诉人刘某不应承担返还彩礼的义务。退一步讲，无论由谁承担返还义务，只需返还一份彩礼，不需要返还两份。原审法院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判令上诉人邵某甲与上诉人刘某共同承担返还义务，既可以避免出现上诉人邵某甲与上诉人刘某互相推脱责任的情形，也可以减少双方当事人的诉累。
上诉人邵某甲提供证人王某、葛某出庭作证，证实其已于××××年××月22日晚上将彩礼及金首饰返还给被上诉人。但葛某作证时三次确认时间是2015年10月22日，后来又确认时间是9月22日。王某与葛某两位证人作证时对关键问题即返还彩礼的时间都不一致，且上诉人邵某甲在返还彩礼的同时未让被上诉人出具收条，也与常理不符。原审法院以上诉人邵某甲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已于××××年××月22日将彩礼返还给被上诉人，也无不当。被上诉人认可并同意将上诉人邵某甲用彩礼购买的存放在新房里的被子、褥子予以返还，本院予以准许。
综上，上诉人邵某甲、上诉人刘某之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判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291元，由上诉人邵某甲、上诉人刘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天松
审判员 刘海波
审判员 张莉莉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六日
书记员 姜永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