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京01民再9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国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五街太安胡同五街居委会西院。
法定代表人：陈同石，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卫国，北京市瑞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国祥，男，1960年4月15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任敬辉，男，1965年8月16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金国，北京中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燕胜，男，1958年2月16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胡长胜，男，1951年10月8日出生。
上诉人北京国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伦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胡燕胜、胡长胜、任敬辉居间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4民再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7日立案后，因各方当事人二审阶�未提交新证据，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国伦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6）京0114民再15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2、由被上诉人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一、任敬辉没有参与国伦公司2006年11月转让的居间服务，再审判决书对事实的认定是在张冠李戴、篡改客观事实。二、再审判决书对法律规定的引用和认定同样在张冠李戴。1、本案所涉及的居间服务费源于股权转让而产生，股权转让行为不属于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行为，而是在转让或受让股东之间产生法律关系，责任也应当由股东之间承担。承诺书有股东胡燕胜的签字但不具有股东身份的国伦公司在此盖章的行为是没有法律效力的。2、国伦公司不是该股权转让合同中的任何一方当事人，而是股权转让合同标的物的承载者。不应由转让合同中的标的物来承担法律责任。3、原国伦公司股东胡燕胜等人之前使用国伦公司公章的行为对转让之后的国伦公司没有法律追溯力，更不属于转让之后的国伦公司的债务。综上，原判判定国伦公司支付任敬辉居间服务费120万元无事实及法律依据、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维护国伦公司的合法权益。
任敬辉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我确实费了很大功夫帮国伦公司找收购方，前期工作做完后我就不参与了，后来是太极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极公司)延续下去做的事情。我做完工作后，居间费用就该给我。受益人为股东和公司，股东和公司均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胡长胜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意见。胡燕胜并未在承诺书上签字，项目转让是公司的经营行为，并不是单纯的股权转让，如果是单纯的股权转让应该有其他的股东一同签字。我们将项目转给太极公司后，是太极公司找的北京陶然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陶然公司），太极公司与陶然公司成为受让人。我们和陶然公司没有联系。2004年与2006年签订的协议有关联，是由任敬辉开始介绍过渡到2006年的。因为转让了股权，钱在公司的账户，我们没有任何权力，所以应当由国伦公司向任敬辉支付居间费。
胡燕胜辩称：我的意见同胡长胜相同。我认为对方不申请重新鉴定是因为他们认可我们之前的鉴定结果。我签订协议书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应代表公司。
2012年,任敬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胡燕胜、胡长胜、林秀伦、陈文通、国伦公司立即支付原告居间报酬120万元，胡燕胜、胡长胜、林秀伦、陈文通、国伦公司之间对给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2、诉讼费由胡燕胜、胡长胜、林秀伦、陈文通�国伦公司承担。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31日作出（2012）昌民初字第3826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一、被告胡燕胜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任敬辉居间报酬一百二十万元。二、驳回原告任敬辉的其他诉讼请求。
胡燕胜、胡长胜不服原审判决，向一审法院申请再审，一审法院于2015年8月18日作出（2013）昌民监字第9528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
胡燕胜、胡长胜向一审法院申请再审称：1、原审中，被申请人提交法庭的证据《承诺书》上“胡燕胜”的签名为假冒；2、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协议书》上签名作假，与申请人手中持有的协议书签名不同。被申请人提交法庭的协议书上，案外人曲新萍作为股权受让方在受让方处签名，而申请人手中持有的协议书根本没有曲新萍的签字。实际上，曲新萍2004年从海军退役，自愿到原国伦公司临时帮忙�曲新萍到庭作了伪证，其根本就不是太极公司的人；3、任敬辉主张提供居间服务的2004年3月24日《协议书》未成立，居间的对象是胡祥福，他是太极公司的董事长，故任敬辉不得请求报酬；4、申请人从未接到法院的传票和开庭通知电话，原审法院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庭审质证，所做判决没有法律及事实依据，要求撤销原判决，驳回任敬辉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一、2002年2月，胡燕胜、林秀伦、胡长胜、陈文通四股东出资成立国伦公司（分别占公司注册资本35%、55%、5%、5%，后股东出资额发生变化），胡燕胜担任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2003年，国伦公司完成了昌平政府街商住楼项目的立项、规划、建设用地等手续，但因国伦公司缺乏资金无力开发，故国伦公司拟转让该项目及公司100%股权。国伦公司经案外人曲新萍等人介绍认识任敬辉，任敬辉向国伦公司推荐案外人太极公司，国伦公司表示同意。国伦公司决定将公司100%股权及项目转让给太极公司，太极公司同意收购。因任敬辉促成了国伦公司股权、项目的转让及合同的签订。2004年3月16日，国伦公司为任敬辉出具《承诺书》，主要内容为：“关于国伦公司股权转让及北京市昌平区政府街商住楼项目合作事宜是由任敬辉为国伦公司联络介绍的（合作方北京太极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胡祥福），并为该项目谈判前的准备、双方沟通联络及合同洽谈，直至双方签订合同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双方签订合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双方所签订合同总标的额为2506万元。合同签订，资金到国伦公司账号并能使用后，国伦公司支付任敬辉信息劳务费120万元。付款方式：第一笔1350万元到国伦公司账号后并能使用3日内，国伦公司付于任敬辉先生90万元；第二笔1106万元到国伦公司账号后并能使用3日内，国伦公司付于任敬辉先生30万元。”该《承诺书》由胡燕胜认可后加盖了国伦公司公章。2004年3月24日，胡燕胜（出让方）与胡威、太极公司（担保方）就国伦公司100%股权及国伦公司所属昌平政府街开发项目的出让签订了《协议书》，约定转让总额为2506万元。该《协议书》签订后太极公司未实际履行。国伦公司亦未支付居间报酬120万元。
对于上述事实，胡燕胜、胡长胜提供了《协议书》，证明其提交的协议与任敬辉提交的协议没有曲新萍签字，也没有其他股东签字，是虚假的，原审判决错误，应撤销；任敬辉认可该协议，承认曲新萍名字系补签，是国伦公司与太极公司签订了协议；国伦公司表示这是2004年发生的事情，与现在的公司无关。经查，该协议出让方有胡燕胜的签字，国伦�司加盖了公章，其他股东未签字，曲新萍未在该《协议书》签字，而在任敬辉持有《协议书》补签。受让方是案外人胡威、担保方加盖了太极公司公章并有胡威签字。
胡燕胜、胡长胜提交了《鉴定意见书》，证明，经鉴定《承诺书》胡燕胜签字非本人；任敬辉认为是胡燕胜单方委托，程序违法，不予认可；国伦公司认为与公司无关。
任敬辉提供了《承诺书》，认为其提供了居间服务。《承诺书》的签字是胡燕胜本人，国伦公司的公章也是胡燕胜同意加盖的，胡燕胜、国伦公司应支付居间报酬；胡燕胜承认《承诺书》的内容，但否认其签字，认为该《承诺书》系任敬辉事先打印好，胡燕胜看后加盖了国伦公司公章；国伦公司认为是原国伦公司的行为，国伦公司不是该股权转让合同中的任何方当事人，是股权转让合同标的物的承载者，加盖公章没�法律依据和效力。
任敬辉提供的《协议书》，证明2004年3月24日，国伦公司与太极公司签订了公司股权转让和昌平政府街项目转让协议，胡燕胜、胡长胜、国伦公司应支付居间报酬；胡燕胜、胡长胜对两份证据真实性不认可，认为该《协议书》没有案外人曲新萍签字。国伦公司不清楚《承诺书》，认为公司是在起诉我公司才知道。2006年国伦公司的股东已经全部退出，由陶然公司收购，收购后的股东是太极公司和陶然公司，收购前的债务由胡燕胜承担，国伦公司是出让方，是出让的标的物，国伦公司不是当事人，盖章无效。经查。任敬辉提供的《协议书》上案外人曲新萍的签名是补签的。
二、2006年11月2日，案外人太极公司与陶然公司签订合作收购国伦公司全部股权及开发昌平区政府街商住楼项目补充协议书，就双方合作收购国伦公司全部股权进行了相关约定。2006年11月7日，胡燕胜、胡长胜、林秀伦、陈文通四人作为出让方，太极公司与陶然公司作为受让方，双方就国伦公司100%的股权及国伦公司所属昌平区政府街开发项目的全部权益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由胡燕胜、胡长胜、林秀伦、陈文通将其四人持有的国伦公司100%股权出让给太极公司与陶然公司，出让价格为1600万元，其中陶然公司支付出让金总额为1200万元，太极公司支付出让金总额为400万元。后陶然公司支付并代太极公司支付了全部出让金，并在工商管理部门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
对于上述事实，胡燕胜、胡长胜提供了《收条》、《收据》各一份，《收条》内容为太极公司收到出让方150万元。关于《收据》，时间为2016年11月17日，内容为太极公司作为受让方收到胡燕胜、胡长胜移交的票据522万元，这些票据为股权转让前，出让方经营者胡燕胜、胡长胜二人投入昌平政府街项目和用于公司经营管理费用的财务凭证。胡燕胜、胡长胜认为该证据证实居间合同没有成立，转让没有完成；任敬辉认为，该证据恰好证明太极公司引入合作方收购了胡燕胜、胡长胜等人股权。国伦公司表示不清楚该证据，与案件无关。
胡燕胜、胡长胜提供了股权转让交接清单，证明2006年11月10日，国伦公司将企业有关资质证书、企业法人组织代码证，公章等交付给陶然公司，2006年之前国伦公司在经营以后转给陶然公司；任敬辉对证据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该证据不能证明签订的《协议书》解除，也证明太极公司一直参与收购国伦公司；国伦公司认可该证据，但认为居间合同与国伦公司无关。
胡燕胜、胡长胜提供了太极公司股东登记及企业信息情况，以证明胡祥福与太极公司无关；任敬辉承认胡祥福不是太极公司实际股东，但认为其是太极公司实际控制人，身份是军人，签字不方便。太极公司法定代表人胡威是其子，签字时均为胡威，国伦公司认可该证据。
任敬辉提供了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判决书，证明胡燕胜、胡长胜等四名股东已经收到转让费1600万元；胡燕胜、胡长胜不清楚判决，认为与太极公司没有关系；国伦公司认可该判决。
任敬辉提供了《股权转让协议》，证明2006年11月7日，太极公司、陶然公司与国伦公司签订协议，以1600万元收购国伦公司股东100%股权(含国伦公司所属昌平政府街开发项目的全部权益及管理的资金)。其中，林秀伦、陈文通二人持有的国伦公司全部股权（林秀伦20%、陈文通5%）转让费600万元；胡燕胜、胡长胜持有国伦公司股权（胡燕胜70%，胡长胜5%）转让费1000万元。太极公司受让45%（胡燕胜40%、胡长胜5%）；陶然公司受让持有55%（林秀伦20%、陈文通5%、胡燕胜30%），各方对《股权转让协议》无异议。
三、再审一审期间，任敬辉申请对《承诺书》上胡燕胜签字重新鉴定。法院委托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并多次组织当事人对检材进行质证。因部分样本双方争议较大，质证不能达成一致意见，通过质证的样本可比性差，无法出具鉴定结论，故鉴定机构于2017年3月13日终止司法鉴定，并于5月8日将检材退回法院。庭审中各方对终止鉴定无异议，均不再申请重审鉴定。
四、2016年10月，任敬辉撤回了对林秀伦、陈文通的起诉。现太极公司、陶然公司及胡燕胜、胡长胜等均已不是国伦公司的股东，但国伦公司的注册资本及住所均无变化。
五、原审对申请人胡燕胜、胡长胜等�适用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等送达方式不能送达的情况下，适用了公告送达。
一审法院认为：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六条规定，居间人促成合同成立的，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报酬。本案中，《承诺书》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国伦公司与任敬辉之间形成居间法律关系。支付居间费是国伦公司为转让公司股权及昌平政府街项目自愿支付的成本，其目的在于通过任敬辉的居间行为使国伦公司实现股权及昌平政府街项目转让并获得满意的对价。《承诺书》承认任敬辉为股权转让和昌平政府街项目合作事宜联络介绍，并为该项目谈判进行了相关的前期准备，直至双方签订合同起了重要作用。《承诺书》约定的是国伦公司支付任敬辉居间费120万元，并加盖了国伦公司的公章。胡燕胜是当时国伦公司的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虽否认签字，但其认可《承诺书》的内容，胡燕胜的行为是职务行为，非个人行为，《承诺书》的责任应由国伦公司承担。根据法律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国伦公司作为独立法人，应当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公司发生债务责任时，股东并不直接对债权人负责，而是由公司以自己的全部资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胡燕胜代表其公司与任敬辉签订《承诺书》，由此产生的债务应由国伦公司承担。原审判决由胡燕胜个人支付居间报酬有误，法院再审一审予以纠正。国伦公司认为任敬辉是为原国伦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进行居间服务，公司股权转让的权利由股东依法行使而不是由承载的公司行使�国伦公司不应承担责任的辩解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信。
关于胡燕胜、胡长胜否认《承诺书》签名不是胡燕胜本人所签问题。法院审查期间、胡燕胜虽单方委托有关机构对《承诺书》是否为胡燕胜本人所签进行鉴定，经鉴定意见为非胡燕胜本人所签，并引起再审。在再审期间，任敬辉不予认可。同时，再审期间法院委托鉴定机构重新进行笔迹鉴定未果，胡燕胜、胡长胜、任敬辉均不主张重新鉴定，故法院无法确认《承诺书》上签名是否为胡燕胜本人。但由于胡燕胜时任国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股东，认可该承诺，并加盖了国伦公司的公章，故对《承诺书》的签名的再次鉴定已无必要，国伦公司应承担民事责任。
关于胡燕胜、胡长胜认为《协议书》未成立的申请理由，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故其申请理由没有法律依据。同样，国伦公司关于《协议书》未实际履行的辩解亦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采信。胡燕胜、胡长胜关于居间对象是案外人胡祥福，他是太极公司的董事长，故任敬辉不得请求报酬的再审申请理由与事实不符，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2006年11月7日原国伦公司四股东与太极公司、陶然公司正式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并最终以1600万元价款转让给案外人太极公司与陶然公司并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应理解为《承诺书》签订后，国伦公司作为委托人有效利用居间人任敬辉报告的机会与相对方订立合同，且股权转让协议的受让方仍为太极公司，《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书》具有关联性。胡燕胜、胡长胜、国伦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股权转让协议书》是通过其他居间人成立的。故国伦公司应支付居间费120万元。同时指出，《承诺书》虽约定了居间报酬的附条件及履行方式，但《股权转让协议书》对《协议书》进行了变更，但当事人均未对《承诺书》相关内容提出异议，委托人应按《承诺书》约定履行支付居间报酬。
原审未穷尽其他送达方式向申请人送达而直接采用公告送达方式有误，法院再审一审予以纠正。
一审法院判决：一、撤销法院（2012）昌民初字第3826号民事判决；二、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北京国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任敬辉居间报酬120万元;三、驳回任敬辉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居间人促成合同成立的，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报酬。本案中，加盖了国伦公司公章的《承诺书》系国伦公司真实的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国伦公司应依据《承诺书》的约定履行义务。依据《承诺书》的记载，国伦公司股权转让和北京市昌平区政府街商住楼项目合作事宜系任敬辉联络介绍，任敬辉为项目谈判直至双方签订合同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双方签订合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合同总标的为2506万元，合同签订，资金到国伦公司账号并能使用后，国伦公司付于任敬辉信息劳务费120万元。虽2004年3月24日签订的标的为2506万元的《协议书》未实际履行，但之后，太极公司介绍陶然公司加入项目合作成为共同受让方，并于2006年11月7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陶然公司支付并代太极公司支付了全部土地出让金，并在工商管理部门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至此，国伦公司股权转让及昌平政府街项目合作成功完成。任敬辉虽未直接促成2006年11月7日《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签订，但太极公司系经其介绍加入项目合作，后太极公司又引入陶然公司并最终完成了股权转让及项目合作，故任敬辉对2006年11月7日《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签订亦起了重要作用，国伦公司仍应依据《承诺书》的约定向任敬辉支付相应居间费用。一审判决国伦公司支付任敬辉居间报酬120万元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国伦公司关于任敬辉没有参与国伦公司2006年11月转让的居间服务的上诉理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国伦公司上诉所称的本案涉及居�费用源于股权转让应由股东承担责任，国伦公司作为股权转让合同标的物的承载者不应承担居间费用的问题，因任敬辉的居间事宜并非单纯的股权转让，亦包括昌平政府街项目合作，而昌平政府街项目合作系国伦公司的经营事务，且《承诺书》中表述的支付居间费用的主体为国伦公司，国伦公司亦在《承诺书》上落款并加盖公章，故国伦公司应承担向任敬辉支付居间费用的义务，国伦公司该项上诉理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国伦公司上诉所称的原国伦公司股东胡燕胜等人之前使用国伦公司公章的行为对转让之后的国伦公司没有法律追溯力，不属于转让之后的国伦公司的债务的问题，因股东的股权转让行为不影响国伦公司作为独立主体承担责任，国伦公司该项上诉理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国伦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案件受理费15600元，由北京国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再审一审案件受理费15600元由胡燕胜、胡长胜负担（已交纳）；公告费（按票据为准）由任敬辉负担（已交纳）。
二审案件受理费15600元，由北京国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纪艳琼
审 判 员 金 莙
审 判 员 王 京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六日
法官助理 杨 薇
书 记 员 王东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