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内07民终121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庆市分公司，住所地黑龙江省大庆市高新区科新街一号。
负责人：赵汉杰，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该公司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黑龙江百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某，女，1958年12月10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兰西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某1，女，1980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兰西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宋某2，女，1982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四平市。
三被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丛某1，内蒙古政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肖某，女，1981年11月7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丛某2，男，1961年6月21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
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庆市分公司（以下简称财险大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孙某、宋某1、宋某2、肖某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人民法院（2016）内0783民初字第159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财险大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李某，被上诉人孙某、宋某1、宋某2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丛某1，被上诉人肖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丛某2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财险大庆公司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上诉理由为：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关于涉案车辆的投保人问题，一审法院未能按照证据准确认定。对于投保人身份问题论述自相矛盾。因此，原审法院认定投保人为肖某存在明显错误。二、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并未向被保险人肖某尽到提示义务，其内容对被保险人肖某不发生法律效力。该项认定违反《保险法》相关规定，根据该法第十七条之规定，保险人提示义务的对象仅为投保人，而非被保险人。因此，上诉人在本案中针对免责条款的内容向作为投保人的大庆市庆友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进行提示，符合法律规定，且投保人已经盖章确认。同时，根据《保险法》第十条之规定”投保人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人”。保险人仅承担向投保人进行提示的义务，原审法院在投保人身份及免责条款的提示对象上均认定错误。
被上诉人孙某、宋某1、宋某2答辩称，根据最高人民法关于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解释规定，保险公司无证据证明其在肖某投保时履行明确提示义务，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保险法解释二第十二条和第十三条的规定，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履行赔偿义务。其次，庆友公司既不是肇事车辆的所有人也不是管理人，而是保险公司的保险代办机构。其对该车辆不享有法律上承认的利益。根据保险法规定，其不能构成该车辆的投保人。上诉人保险公司为了规避赔偿风险，将其代办机构列为投保人，违反公序良俗原则，应当认定实际投保人为肖某而不是庆友公司。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肖某答辩称，针对上诉人的上诉意见，本案第一应确定投保人。第二，保险公司是否履行了免责条款提示义务。首先，从保险单保险费数据来看，该保险的保险费缴纳人为肖某，根据保险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该保险合同的法定投保人就是肖某，而不是庆友公司。庆友公司属于保险公司代办机构，是专门为保险公司出具保险单的代办业务，属于保险公司一方的当事人，投保单中盖有庆友公司公章，不符合保险法第十条第二款和第十二条第六款规定，庆友公司不是保险费缴费人，也不是保险车辆所有人，其对保险车辆没有法律上承认的，不具有保险法规定的投保人的投保地位，只有保险费缴纳人才能构成投保人的保险地位。所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第二，保险公司没有证据证明已经向保险费缴纳人肖某履行了免责条款义务，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只有在投保人投保时，就免除其责任的条款，做出提示后才发生法律效力，而本案中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已经向肖某履行提示义务，所以原审法院判决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适用法律正确。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孙某、宋某1、宋某2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庆市分公司在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赔偿原告500000元；2、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6年6月13日22时许，王久悦酒后超速驾驶×××号本田牌小型普通客车沿黑龙江省××县由西向东行驶，经与西二道街交叉路口处时，与由北向南行驶的由宋学志骑行的两轮自行车相撞，造成宋学志当场死亡、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黑龙江省××县于2016年7月5日作出”兰公交认字（2016）第0613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王久悦酒后驾驶机动车观察瞭望不够，采取措施不当，未确保安全车速，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四十二条之规定，应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宋学志无事故责任。×××号本田牌小型普通客车登记车辆所有人为被告肖某。×××号本田牌小型普通客车由大庆市庆友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在被告保险公司投保第三者责任保险500000元、不计免赔率附加险。保险期间自2016年4月23日0时至2017年4月22日24时止，被保险人为被告肖某。上述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意见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庆市分公司是否应对三原告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内予以赔偿。被保险人对车辆除投保交强险之外投保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目的在于在使用被保险车辆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直接损毁，在交强险支付赔偿数额较少时发挥补充作用，故保险人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向交通事故中的受害者或其家属承担赔偿责任系其法定责任。同时，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作为商业性保险合同，双方均需接受保险合同条款的约束，但在就保险人免责条款的效力问题上，法律赋予保险人在提供格式条款时明确告知的义务。所谓”明确”包括对象明确、内容明确、方式明确等。本案之中，由被告保险公司向被告肖某出具的《机动车商业保险保险单》显示保险车辆×××号小型客车所有人肖某为被保险人，但在其提供的投保单中”投保人声明”处的投保人盖章却为大庆市庆友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通过庭审调查可知，被保险人与投保人均为肖某。因而此处涉及保险公司免责的提示，保险公司并未向被保险人肖某作出，属于提示对象不明确，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理，其内容自然对被保险人肖某不发生法律效力。因此，被告保险公司主张王久悦酒后驾驶机动车不承担保险责任的抗辩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其应履行向本案三原告给付赔偿的义务。宋学志因交通事故死亡，其合理损失为死亡赔偿金581286元（30594元×19年）、丧葬费28938元（即4823元×6个月），以上合计610224元，扣除太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庆中心支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赔偿死亡费用110000元，剩余部分500224元应当由被告保险公司在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限额内赔偿500000元。原告放弃超过保险限额部分损失224元，不违反自愿处分原则，符合法律规定，应予尊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二款、第六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一款（二）项、（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判决：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庆市分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赔偿原告孙某、宋某1、宋某250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庆市分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交纳。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上诉人肖某向法庭提交以下两份新的证据：
第一份证据，机动车商业保险费发票一份，该发票明确载明保险费付款方为肖某而不是庆友公司，证明该车辆保险费由肖某支付。
第二份证据，大庆庆友公司出具的一份证明，内容为”肖某×××号奥德赛小型普通客车于2016年4月22日在我单位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该车辆保险费5364.30元由被保险人肖某支付”。证明付款人是肖某而不是庆友公司。
上诉人财险大庆公司经质证后认为，对证据一收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上诉人只承认在投保单上签字或盖章的为投保人。对证据二证明的真实性也没有异议，但不能证明肖某为投保人身份，上诉人只认可庆友公司为该涉案车辆的投保人。
被上诉人孙某、宋某1、宋某2经质证后认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证实系肖某在庆友公司投保保险。庆友公司属于保险公司业务代办机构，因此上诉人保险公司对自己履行提示义务，不符合法律规定。
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被上诉人肖某向法庭提交两份新的证据机动车商业保险费发票、大庆庆友公司出具的证明，各方当事人对于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其他本案二审经审理查明的基本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相互一致，证据如一审判决所述。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是：一、如何确定本案中保险合同的主体。二、上诉人财险大庆公司是否尽到了告知义务。
一、关于如何确定本案中保险合同的主体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条规定”投保人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人”。保险既然是一种法律关系，法律关系则以权利义务的关系为内容，所以必有主体享受权利履行义务，保险关系的主体一方为保险人，另一方则为投保人。投保人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保险合同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人。保险人是指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保险公司。其中，投保人应当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第一，投保人必须具有相应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否则所订立的保险合同不产生法律效力；第二，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必须具有保险利益，即对保险标的具有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否则投保人不能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第三，投保人应承担支付保险费的义务，不论投保人是为自己利益还是为他人利益订立保险合同，均应承担支付保险费的义务。本案中，被上诉人肖某提交的机动车商业保险费发票，该发票明确载明保险费付款方为肖某而不是庆友公司，大庆庆友公司出具的证明，内容明确为”肖某×××号奥德赛小型普通客车于2016年4月22日在我单位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该车辆保险费5364.30元由被保险人肖某支付”，充分证明了被上诉人肖某系投保人的事实。
二、关于上诉人财险大庆公司是否尽到了提示告知义务的问题。
提示义务亦为醒示义务，或称特别提请注意义务，即保险格式合同提供人所负采取合同方式提请相对人注意免责条款之存在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提示与明确说明义务相互独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保险法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在保险人将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性规定的情形纳入免责条款下，免除了保险公司的明确说明义务，其只要作出提示，投保人不能以保险人未对其作出明确说明为由主张免责条款无效。保险人不仅要通过字体、符号等特别标识对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作出标识，还应主动向投保人出示该条款，并提醒投保人注意到，保险条款中存在着行为人违反禁止性规定将导致保险人责任免除的条款，即提示投保人”违反禁止性规定”与”保险人免责”之间存在关联性。如违反禁止性规定，应按规定受到行政或者刑事处罚，但并不当然对双方之间的保险合同产生影响，也不会直接导致免除保险公司保险责任的法律效果，保险公司没有向投保人出示过该免责条款，无法推定投保人知悉违反禁止性规定与保险人免责之间存在关联性，该条款对投保人不发生效力。提示义务要在保险合同生效前履行，由保险人主动向投保人履行，保险人对提示义务负举证责任。根据以上法律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上诉人未提交相应证据能够证明其对投保人就免责条款已履行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的证据，根据举证分配规则，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不能举证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综上所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关于”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庆市分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有效的证据加以证明，故此，其上诉请求依法不能成立。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庆市分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彭 程
代理审判员 项思丽
代理审判员 高 菲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赵 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