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辽02民终474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案外人)：邵合民，男，1972年9月11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案外人）：李树娴，女，1976年10月6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
二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书涛，辽宁宪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请执行人）：济南泉鑫暖通设备厂，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双泉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刘强，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敏，男，该公司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房坤，山东博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段好忠，男，1969年2月9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圣文，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戴娟娟，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被执行人）：邵荣英，女，1969年2月1日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明翔，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悦，辽宁社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邵合民、李树娴因与被上诉人济南泉鑫暖通设备厂（以下简称”济南设备厂”）、原审第三人段好忠、邵荣英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2017）辽0211民初103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5月2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邵合民、李树娴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未确认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红旗西路惠泽中园28号1单元8层1号房屋及位于大连市沙河口区彩霞园7号4-5-3号房屋归上诉人所有，系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之间存在借名房屋买卖合同，案涉房屋实际权利人是二上诉人，案涉房屋不应成为执行案件的执行标的。
济南设备厂辩称，同意维持一审判决。1.上诉人是在案涉房产被查封保全九年后、被申请执行四年后提出的执行异议，不符合常理。2.邵合民与邵荣英是亲姐弟关系，故对借名买房协议真实性有异议。3.即使借名买房协议存在，根据法律规定，借名买房也只在双方之间产生债权效力，不产生物权效力。依据借名买房协议不能确定案涉房产的物权归属。4.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的裁判意见，案外人与被执行人之间的借名登记约定不能对抗善意的申请执行人，其提出的停止执行的请求应不予支持。借名买房登记只在内部产生债权债务关系，不发生物权变动的结果，不能据此认定借名人是不动产的所有权人。借名人可以请求将房屋过户至自己名下，其享有的是债权请求权，而非物权，不能阻却执行。根据物权公示原则，设立或者转让物权必须采取法律规定的公示方式，才能取得对抗第三人的效果。因此在借名买房的情况下，借名约定不能对抗善意的申请执行人。另外，借名协议是其双方之间的合议，借名人对房屋登记在他人名下具有过错；并且，借名协议通常是为了规避国家法律和政策，由此产生的风险理应自行承担。
段好忠、邵荣英辩称，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案涉房屋的真正所有权人是二上诉人，人民法院对案涉两套房屋的查封系错误查封，且超标的查封，存在严重程序违法，应停止执行并解除查封。
邵合民、李树娴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红旗西路惠泽中园28号1单元8层1号房屋及位于大连市沙河口区彩霞园7号4-5-3号房屋归二原告所有。2.依法停止对上述两套房屋的执行并解除查封。3.本案诉讼费用均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1月1日,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作出（2012）甘民初字第3074号民事判决书，内容为”段好忠、邵荣英共同支付济南设备厂货款510175.9元及利息”。后段好忠、邵荣英不服该判决而提出上诉，2013年7月4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大民三终字第537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后该二人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2014年8月20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辽审四民申字第375号民事裁定书，驳回段好忠的再审申请。后济南设备厂作为申请执行人申请强制执行，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8月21日作出（2013）甘查初字第2314号执行裁定书，查封了案涉两套房屋及大连市甘井子区哲林园55号3-3-1号房屋（共三套房屋）。后邵合民、李树娴对该查封裁定提出执行异议，2017年10月9日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辽0211执异128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案外人邵合民、李树娴的执行异议请求。
庭审中，二原告提供一份落款为2007年11月13日的协议书，内容为”甲方邵荣英、段好忠，乙方李树娴、邵合民，乙方借用甲方邵荣英名义购买案涉惠泽中园房屋，此房首次交纳的首付款、契税、维修基金、售楼处交钥匙时所需的费用均由乙方承担，每月还款由乙方承担，此房屋的一切权利归乙方，若甲方带户口进大连市，双方需先做委托公证后由甲方过户给乙方，所需过户费用由甲方承担”。
2007年11月14日出卖人大连鹏德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与买受人邵荣英签订关于惠泽中园房地产买卖合同（面积约93.21平），单价9388元，其中首付款265055元，余款61万元以贷款方式支付，出卖人于2007年12月31日交付房屋。后邵荣英与中国银行沙河口支行签订了61万元的抵押借款合同，借期20年。
庭审中，二原告提供一份落款为2011年4月12日的房屋买卖合同，内容为”甲方（卖方）戚恩沐，乙方（买方）李树娴，甲乙双方自愿将彩霞园（面积44.81平方米）使用权房屋转让给乙方，价款为39万元。”同日甲方收到乙方购房定金1万元，2011年5月16日收到李树娴购房款38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关于二原告请求确认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红旗西路惠泽中园28号1单元8层1号房屋及位于大连市沙河口区彩霞园7号4-5-3号房屋归其所有一节。鉴于二原告对确认之诉系当庭增加的诉讼请求，而本案系因案外人（二原告）的执行异议被驳回而引发的执行异议之诉纠纷，案外人可基于其提出的就执行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的请求所作出的裁判再另行处理较为适宜，故案外人提出的确认之诉在本案中不再一并作出裁判。
对于二原告请求停止执行案涉惠泽中园房屋并请求解除查封一节，鉴于该案涉惠泽中园房屋的交易过程系第三人邵荣英与大连鹏德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在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前提下进行的，该节事实清楚，鉴于该案涉房屋的最初房款支付系通过第三人邵荣英与中国银行沙河口支行签订了61万元的抵押借款方式支付的后续款项；鉴于物权的取得，实际上包含着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两个过程，债权行为是物权行为的原因行为，而物权的取得须有合法的债权行为为基础，否则买受人就无法获得物权的保护。本案中，第三人邵荣英与开发商及贷款银行均存在合同关系，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第三人邵荣英系与开发商及贷款银行存在相应合同关系的当事人，不论2007年11月13日的所谓”借名”买房协议书是否真实存在，不论是否存在事后补签，由于第三人邵荣英与原告邵合民存在亲属关系，二者在案涉房屋上的款项支付仅涉及二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或其他关系（如赠与关系、借贷关系、委托关系、资助关系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7条的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依据上述规定，不动产物权实行物权法定原则。本案中，房屋出卖人（开发商）与第三人邵荣英已达成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合意，在该合同有效的情况下，登记权利人据此完成了物权登记，其当然就合法取得了房屋所有权,即使二原告主张其对该房屋系实际出资人及借名买房的事实成立，但二原告只享有对登记权利人邵荣英的债权即出资人只享有对名义购房人请求办理房屋过户的债权、但其不直接对借名购房的房屋享有相应的物权，借名人与登记权利人之间关于房屋权属的约定，只能约束该借名合同的双方当事人，该约定仅具有债权效力，即二者之间产生了特定的债权债务关系，其没有直接设立房屋所有权的法律效力。另外，退一步讲，如二原告也同样系履行义务的人，如其主张成立则其对应的权利人则无法执行登记在本案第三人名下的案涉房屋，该房屋将形成权利真空，这样的结果显然影响了正常的交易秩序。综上理由，故二原告的该节主张，一审法院依法不予采信。
对于二原告请求停止执行案涉彩霞园房屋并请求解除查封一节，如前述理由，对于借名购房的权属认定，涉及到物权关系与债权关系之区分，对于借名人与被借名人之间关于房屋权属的约定显然与物权法规定的不动产物权生效要件不符，该约定不具有物权法上的效力。如支持借名人的主张，则违背了物权变动的法定原则，混淆了物权与债权关系。借名人在此情形下的”法律”身份是真实债权人，而非真实的物权人。故二原告的该节主张，一审法院依法也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条、第九条、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二原告邵合民、李树娴提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130元，由二原告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二上诉人提交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大民二终字第01181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与本案同类案件已有生效文书支持了案外人的执行异议。原审第三人邵荣英提交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大民二终字第01110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房屋产权证书不是确定不动产归属的最终证据和唯一证据，仅凭权属证书不能证明案涉房屋的权属，需进一步证明房屋对价的支付。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上诉人表示对（2015）大民二终字第01181号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该文书不能作为本案裁判的依据；二原审第三人对该判决书没有异议。二上诉人及原审第三人段好忠对（2014）大民二终字第01110号民事判决书没有异议，被上诉人对该判决的真实性不清楚，认为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2015）大民二终字第01181号民事判决书和（2014）大民二终字第01110号民事判决书均与本案纠纷缺乏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一条规定：”案外人或者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对案外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经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不得执行该执行标的；（二）案外人就执行标的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的，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案外人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一并作出裁判。”根据上述规定，上诉人在本案诉讼中，有权同时提出确认其权利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要求上诉人对其提出的确权诉请另案处理，与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予以纠正。本案中，二上诉人要求停止对案涉惠泽中园28号1单元8层1号房屋和彩霞园7号4-5-3号房屋执行，是认为该两套房屋系其借用邵荣英名义购买，其为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四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案涉两套房屋登记于邵荣英名下，邵荣英依法应认定为房屋的所有权人。至于邵荣英与上诉人之间就案涉房屋是否存在借名买房或借名登记的法律关系，应系二者之间有关房屋权属的约定，只在其内部产生债权债务关系，上诉人享有的应是要求原审第三人协助将房屋变更登记至其名下的债权请求权，而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况且，二上诉人在其一审提交的核实材料中称，惠泽中园房屋是其为邵荣英的孩子读书而将房屋借给邵荣英落户，彩霞园房屋则是因上诉人按照当时国家及大连房改房购买政策不能再购买房改房故而以邵荣英名义购买该房屋并将房屋登记于邵荣英名下。即案涉两套房屋登记至邵荣英名下，并不违背上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还存在规避国家法律与房产政策的情形，而房屋未及时变更至二上诉人名下，二上诉人自身亦存在过错，由此产生的风险理应自行承担。综上分析，二上诉人以其与原审第三人之间存在借名买房事实为由直接要求确认案涉两套房屋的所有权归其所有，并以此主张停止对该两套房屋的执行并解除查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邵合民、李树娴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130元，由邵合民、李树娴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侯学枝
审判员 刘冬艳
审判员 刘丽媛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董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