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威铁路运输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甘7102民初186号
原告：张爱民，男，1960年10月23日出生，汉族，住甘肃省兰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霞，甘肃姜学濂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骆文静，甘肃姜学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威分公司，住所地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南大街49号。
负责人：李金贵，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欣睿，该公司工作人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寇锡徳，甘肃森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爱民诉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威分公司人寿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爱民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海霞、骆文静，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威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欣睿、寇锡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爱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判决被告履行义务，为原告办理保险复效。事实和理由:2002年3月8日，原、被告双方保险合同成立并生效。双方约定原告在被告保险公司为妻子姜玉珍投保国寿鸿寿年金保险(分红型)，缴费方式为年缴，时间为每年3月8日。后原告因客观原因未能及时缴纳保险费用，被告遂向原告发出通知，通知原告保险将于2018年5月8日永久失效，原告收到通知后，于2018年4月28日向被告提出复效申请，申请缴纳5460元保费以及复效利息334.98元，共计5794.98元。提交申请后，一直无法将该款项转入被告账户中，被告也一直拒绝为原告办理复效业务，原告多次询问未果。
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威分公司辩称，复效是针对健康体。原告妻子姜玉珍在效力中止期间曾于2017年9月因咳嗽病在甘肃省中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肺部感染、支气管扩张、乙型病毒性肝炎，现不属于健康体且危险程度在中止期间显著增加，故未能答复原告的复效申请。
在庭审中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举证、质证，对原告张爱民提交的保险合同(包括保险单、投保单、保险条款等)、保全业务受理单(复效申请书)，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威分公司提交的国寿鸿寿年金保险(分红型)条款、保全业务受理单(复效申请书)、被保险人姜玉珍在2017年9月在甘肃省中医院住院治疗的病历、补充告知问卷，双方对以上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2年2月25日原告填写了投保单，投保人为张爱民，被保险人为姜玉珍(系投保人妻子)，经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威分公司(以下简称人寿保险公司)审核同意投保，保险单载明:保险合同（保险合同号：XXXXXX），合同于2002年3月8日生效，所投保险种为国寿鸿寿年金保险（分红型），保险费为1820元，交费方式为年交，时间为每年3月8日，交费期满日为2022年3月7日，保险期满日为2042年3月7日。原告每年所交纳的1820元保险费由银行从原告的工资中代扣至2016年3月7日，之后因原告工作调动到兰州更换了工资卡，未将此事通知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后续保险费也因此未能代扣。2018年4月28日，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向原告发出通知:如在复效期间内未能补交保险费，保险将于10天后永久失效。原告收到通知后，于2018年4月28日在兰州向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提出复效申请，保险人受理后出具了保全业务受理单，核定应补交保险费5460元以及复效利息334.98元，合计5794.98元，并填写了”补充告知问卷”，但原告一直无法将核定款项转入被告人寿保险公司账户中，被告人寿保险公司也一直拒绝为原告办理复效业务，原告多次询问未果。
另查明，被保险人姜玉珍在效力中止期间曾于2017年9月因咳嗽病在甘肃省中医院住院治疗，出院诊断为肺部感染、支气管扩张、乙型病毒性肝炎。
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自愿签订的国寿鸿寿年金保险（分红型）合同，对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原告自2002年3月8日至2016年3月7日，保险费交纳已有十四年，后原告未能交纳保费，一方面因原告工作调动更换了工资卡，未及时通知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另一方面被告人寿保险公司也未向原告发出明确的缴费提示，造成后期保险费未能按时交纳，致保险合同效力处于中止状态。《人身保险业务基本服务规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10年第4号)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对于约定分期支付保险费的保险合同，保险公司应当向投保人确认是否需要缴费提示。投保人需要缴费提示的，保险公司应当在当期保费缴费日前向投保人发出缴费提示；第二款规定：保险合同效力中止的，保险公司应当自中止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投保人发出效力中止通知。本案中，原告虽因工作调动更换了工资卡，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但之前十四年的保险费交纳为银行代缴已形成惯例，保险人应受该缴费习惯的约束，应当向投保人尽到缴费提示或催交义务，且也未能在效力中止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投保人发出效力中止通知，应承担主要责任。从保险条款来看，保险合同约定每年的3月8日为交费日期，双方签订的保险条款第十条约定:投保人未按上述规定日期交付保险费的，自次日起六十日为宽限期间；超过宽限期间仍未交付保险费的，本合同效力自宽限期间届满的次日起中止。第十一条约定:自本合同效力中止之日起二年内，投保人可填写复效申请书，并提供被保险人的健康声明书或本公司指定或认可的医疗机构出具的体检报告书，申请恢复合同效力，经本公司审核同意，自投保人补交所欠的保险费及利息、借款及利息的次日起，本合同效力恢复。鉴于此保险条款，宽限期间为2016年3月9日至5月8日，中止期间为2016年5月9日至2018年5月8日，而原告提出复效申请为2018年4月28日，应为中止期间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八条规定:保险合同效力依照保险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中止，投保人提出恢复效力申请并同意补交保险费用的，除被保险人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外，保险人拒绝恢复效力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保险人在收到恢复效力申请后，三十日内未明确拒绝的，应认定为同意恢复效力；保险合同自投保人补交保险费之日恢复效力。保险人要求投保人补交相应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被保险人姜玉珍于2017年9月(效力中止期间)因咳嗽病在甘肃省中医院住院治疗，出院诊断为肺部感染、支气管扩张、乙型病毒性肝炎，通过本院对医疗机构专业人员的询问，意见为肺部感染、支气管扩张为普通疾病，对于乙型病毒性肝炎的诊断结论，结合被保险人姜玉珍的”生化检验”和”三系统检验”报告分析，意见为属于乙型病毒性肝炎携带者，且属慢性病范畴、在较长时间内所患。本院依据该司法解释和对医疗机构专业人员的询问意见认为，判断被保险人的危险程度是否显著增加，是将”申请复效时”与”保险合同订立时”这两个时点进行比较，如果被保险人的危险程度在合同效力中止之前即已显著增加，则其申请复效不会增加逆选择的风险，本案的被保险人应不属于在中止期间患有重大疾病等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其他情形。而保险人于2018年4月28日收到投保人提出复效申请后，并未提出明确拒绝的通知，应认定为同意恢复效力；对于”补充告知问卷”，我国保险复效制度规定”危险程度并未显著增加”之可保证明的提出程序采取询问告知主义模式，即可保证明的内容由保险人询问，投保人回答，与保险合同订立时投保人履行告知义务的程度基本一致。在本案中，保险人让投保人在申请复效时填写了补充告知问卷，其中第7条之项所填写均为”否”，确与事实不符，但从所投保险种为国寿鸿寿年金保险（分红型）的性质来看，是一种具有投资分红与储蓄功能的保险，与所患普通疾病、慢性疾病没有太大的关联性，若因投保人的疏忽或经济困难延迟交付到期的保险费即令其丧失最后的保险金请求权，对于投保人来说太过苛刻，有失公平；对于保险人而言，也意味着丧失了一笔交易，从巩固已有的业务出发，合同效力的恢复也符合保险人的意愿，对合同双方都是有益的。
综上所述，原告恢复合同效力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恢复原告张爱民与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威分公司于2002年3月7日签订的《国寿鸿寿年金保险(分红型)》XXXXXX保险合同效力；
二、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威分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按合同约定向原告张爱民收取保险费及利息。
案件受理费50元，减半收取计25元，由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威分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甘肃省武威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树开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九日
书记员 李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