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01民终430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浙江西卡姆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乐清市。
法定代表人：余旭明，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凤福，男，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鲁电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济南高新区出口加工区港兴一路116号。
法定代表人：杨东廷，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琰，山东众成清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冷梅傲雪，山东众成清泰（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浙江西卡姆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电力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鲁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电集团）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鲁0191民初19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6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浙江电力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济南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鲁0191民初1923号民事判决，并改判支持浙江电力公司的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及其他费用由鲁电集团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浙江电力公司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2张，其原件已于一审开庭后提交，增值税专用发票是一种特别的证据，鲁电集团要用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税款的抵扣，所以该证据不存在真实性或给付的异议，浙江电力公司申请二审法院对该证据的发票抵扣情况进行查询。2.浙江电力公司提供的《托运单》与物流交易惯例非常相符。首先，鲁电集团收货时会在托运单签字确认回执单，但是有鲁电集团签字确认的回执单只保留2个月，就进行销毁；其次，浙江电力公司与鲁电集团的长久交易过程中，鲁电集团从来没有要求浙江电力公司要提供托运单签字确认的回执单进行结算，并且双方也未用托运单签字确认的回执单进行结算过；再次，浙江电力公司在起诉时，托运单签字确认的回执单已经被托运公司销毁，无法再取得此证据。3.2012年已经结算的《出库单》《托运单》共计4份的证据是真实情况。首先，《出库单》上“鲁电”不是额外写上去的，而是与产品名称、数量、单价等一起书写的；其次，收货单位是商河县，是鲁电集团在商河县有工程，由浙江电力公司直接送到商河县。4.乐清市快运货运有限公司、乐清市兴达托运站、乐清市忠驰托运部三家托运公司出具的《证明》的认定是错误的。首先，《证明》上盖有托运公司的公章，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不应以没有负责人的签章而不予采纳；其次，《证明》与本案有很大关联性，在《证明》中的托运单号与浙江电力公司提供17张托运单是一一对应的，在此证据中记载的指定的目的地、指定的人员的具体信息已经在与《证明》中托运单号相应托运单上记明，无需提交其他佐证证明。二、浙江电力公司提供的产品采购合同及关于LD0463/X20121222号合同的补充说明、《出库单》《托运单》、传真要货通知单、发票（不包括补充合同）、托运公司出具的证明、应收对账单相互印证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货物买卖的事实情况。1.发票是在产品采购合同后应鲁电集团的要求在交易完成前开具的，其在开具的时间是在合同签订的三天后开出，其发票的金额与产品采购合同金额是完全一致的。2.产品采购合同及关于LD0463/X20121222号合同的补充说明中规定不同产品收货地址和收货人与《托运单》是相对应的。3.应收对账单中的产品数量、价格、退货等与产品采购合同及关于LD0463/X20121222号合同的补充说明的规定也是一致的。4.《出库单》《托运单》、传真要货通知单三者也是相互对应的。5.产品采购合同及关于LD0463/X20121222号合同的补充说明、《出库单》《托运单》、传真要货通知单、发票、托运公司出具的证明、应收对账单全部证据在产品名称、数量、价格上是相互对应的。三、由于鲁电集团在这次的交易过程中改变了交易习惯，使浙江电力公司丧失了收集重要证据的时机，浙江电力公司已经穷尽了举证义务，故举证责任转移到鲁电集团一方。综上，请求法院依法查清事实，维护浙江电力公司的合法权益。
鲁电集团辩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向被上诉人履行了供货义务，根据民诉法及证据规则，应该驳回其上诉请求。
浙江电力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鲁电集团向浙江电力公司偿还货款186227.2元及逾期还款利息；2.判令由鲁电集团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审理中，浙江电力公司撤回了第一项诉讼请求中要求鲁电集团偿还逾期还款利息的诉求。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浙江电力公司提交1.《产品采购合同》及《关于LD0463/X20121222号合同的补充说明》传真件，用以证明双方之间有业务往来，且达成买卖事实。鲁电集团称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该合同未成立。因上述合同未加盖鲁电集团公章，且浙江电力公司亦未提供证据证明该合同得到鲁电集团的确认，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鲁电集团通过传真方式签订的该合同，故，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定。2.增值税专用发票复印件2张，用以证明双方之间业务真实性。鲁电集团称该证据系复印件，对真实性有异议。因该证据系复印件，浙江电力公司亦未提供证据佐证该证据的真实性，故，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3.《对账单》复印件，用以证明鲁电集团欠浙江电力公司货款的明细。鲁电集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称该证据没有加盖其公司或公司财务人员的印签，且系浙江电力公司单方制作。经审查，该《对账单》系浙江电力公司单方制作，并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该《对账单》已得到鲁电集团的确认，故，无法证明该证据的真实性，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4.《出库单》、《托运单》共计17张，用以证明浙江电力公司已将货物发给鲁电集团。鲁电集团称《出库单》系浙江电力公司单方制作，没有浙江电力公司盖章或库管人员签字，且上面记载单价和金额的笔迹不一致。而《托运单》也与物流交易惯例不相符，没有鲁电集团作为收货人签字确认的回执联。因浙江电力公司未提交鲁电集团签章确认的提货单，亦未提供鲁电集团签章的《要货通知单》的原件。故对上述证据的待证事实，一审法院不予采信。5.2012年已经结算的《出库单》及《托运单》共计4份，证明双方业务就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结算的。鲁电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称《出库单》上“鲁电”字样系额外加上的，且上面明确记载收货单位是商河县，该《出库单》看不出与鲁电集团之间的业务往来。且《托运单》也未体现任何鲁电集团的信息，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因浙江电力公司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上述证据确为其与鲁电集团之间已形成并履行产品购销的结算，故，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亦不予认定。6.乐清市快达货运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企业信息公开、公示报告复印件、乐清市兴达托运站出具的《证明》、乐清市忠驰托运部出具的《证明》，用以证明浙江电力公司提供的货运单是真实的，且将货物交给了鲁电集团。鲁电集团称该证据没有体现任何与鲁电集团有关的信息，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因上述证据均没有出具《证明》的单位的负责人的签章，且浙江电力公司亦未提交证据佐证上述证据中记载的指定的目的地、指定的人员的具体信息，亦没有相应的证人出庭作证。故，上述证据无法证明与本案的关联性，一审法院不予采纳。
2013年4月19日，鲁电集团由“山东鲁电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更名为“鲁电集团有限公司”。一审庭审中，鲁电集团认可其与浙江电力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合作关系，对鲁电集团自认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认定。
2014年12月23日，浙江电力公司将鲁电集团起诉至一审法院，该院于2016年4月15日作出（2015）高商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鲁电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浙江电力公司设备有限公司货款186227.2元。因鲁电集团不服该民事判决，故向本院提起上诉。2016年7月19日，本院作出（2016）鲁01民终3386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5）高商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书；发回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重审。
一审法院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双方存有产品购销的合意并已实际履行，是浙江电力公司起诉的事实依据。结合本案，尽管鲁电集团认可其与浙江电力公司之间存有业务合作关系，但否认收到浙江电力公司的货物，也否认欠货款。因此，浙江电力公司对其依约向鲁电集团发货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但本案中，浙江电力公司提交的各证据，均不足以支持上述事实。故，浙江电力公司要求鲁电集团偿还货款186227.2元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浙江电力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25元，由浙江电力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浙江电力公司主张，鲁电集团之前都是以传真件形式确认要货，浙江电力公司再通过物流发货给鲁电集团，之后浙江电力公司拿着出库单和发货单与鲁电集团的仓库和采购部对账来确认货及数额，把双方确认好的单子拿到会计部（单子上没有鲁电集团的签字和盖章），鲁电集团就会付款。双方通过QQ对账后浙江电力公司打印出来，但由于公司搬家，电脑记录已清除。涉案货物已经供货并开具相应发票，请求法院依职权向济南市高新区国税局调取开票日期2012年12月25日、票号为07734940和07734939号、总金额134749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税信息。
对此，鲁电集团主张，浙江电力公司供货后，鲁电集团会出具《委托加工材料入库单》，该单据上载明货物规格、数量、单价、金额等，并由鲁电集团采购员、质检员、报关员签字并加盖仓库入库章后入账，并非浙江电力公司所谓的“由其持出库单、发货单跟仓库及采购人员口头确认金额，而后向财务请款”；票号为07734940号、07734939号增值税专用发票确已收到并入账，但是根据保存于2013年3月原始记账凭证中的第0044号-0001/0001号记账凭证可以看出，上述两张发票所涉货物显示的“会计科目”为“在途物资”(根据会计准则要求，发票己提供但未到货的，挂账科目为“在途物资”)，假设上述货物确认到货，必然财务凭证中会附有《委托加工材料入库单》，且会计科目应当作为“原材料”处理，而非“在途物资”。虽然考虑到增值税专用发票如没有及时抵扣会形成滞留票进而被税务局追责的风险，鲁电集团收到发票后作出抵扣，但是上述两份发票对应的货物，客观上鲁电集团一直未收到。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浙江电力公司主张鲁电集团尚欠其货款186227.2元，为此其提交了相关买卖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对账单》、《出库单》、《托运单》、货运公司出具的《证明》等证据，虽然买卖合同、《对账单》、《出库单》、《托运单》等均系浙江电力公司单方出具的证据，均无鲁电集团签章确认，但是《出库单》、《托运单》中载明的收货人经本院电话核实确有其人，均与鲁电集团有一定关联性，相关货运公司也均出具了“已将货物运到托运单指定目的地，将货物交付给托运单指定人”的证明，并且对于浙江电力公司原审中提供的相关发票证据，鲁电集团并未如实陈述，而是在二审中经本院释明后才如实陈述认可收到了浙江电力公司开具的发票并已经抵扣。买方在接受卖方的增值税发票后，如果发现卖方开具的发票与所供货物不一致或根本没有供货，则在申报抵扣税款的期限内，买方完全可以退回发票或要求卖方重新开具与所供货物相符的发票，并可以依法追究卖方的违约责任，超过申报抵扣税款的期限的，应向税务机关说明情况，依法办理相应善后措施。但是鲁电集团收到浙江电力公司的增值税发票后长达五年的时间内，既没有以浙江电力公司未交货为由，追究浙江电力公司的违约责任，也没有退回浙江电力公司开具给其的增值税发票，而是按规定至国税部门办理了认证抵扣税款的相关手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中，浙江电力公司提交了出库单、托运单、货运公司出具的证明、相应增值税发票等证据，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证据链，结合鲁电集团已经将增值税发票抵扣的事实，本院综合认定鲁电集团已经收到增值税发票项下的相应货物，相应货款134749元鲁电集团应予支付。对于浙江电力公司超过该数额主张的货款，因其未能提供充分证据加以证实，对该部分诉讼请求依法不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2016）鲁0191民初1923号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鲁电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上诉人浙江西卡姆电力设备有限公司货款134749元；
三、驳回上诉人浙江西卡姆电力设备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4025元，均分别由浙江西卡姆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各负担1113元，鲁电集团有限公司各负担291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耀勇
审判员 李 萍
审判员 韩 梅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二日
书记员 孙培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