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8）京03行终554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北京启辉时代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内大街6号院13号楼303。
法定代表人张华，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玉阁，北京市仁人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裴淋淋，北京市仁人德赛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察局，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玉桥中路59号。
法定代表人赵瑞恒，局长。
委托代理人白大超，男，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察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左增信，北京市致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北方智能微机电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通州区佟麟阁街9号。
法定代表人邱延民，董事长。
上诉人北京启辉时代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辉公司）因诉行政强制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2行初185号行政裁定（以下简称一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8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启辉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刘玉阁，被上诉人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察局（以下简称通州城管执法局）的委托代理人左增信、白大超到庭参加诉讼，一审第三人北方智能微机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能公司）经合法传唤未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启辉公司诉至一审法院，请求：撤销通州城管执法局于2016年12月6日作出的京通城管强执字[2016]第030007号《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强制执行决定书》），本案的诉讼费由通州城管执法局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通州城管执法局于2016年12月6日作出被诉《强制执行决定书》，并同日将该被诉《强制执行决定书》送达给启辉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吴某。启辉公司称其并未委托曹某、吴某、聂某处理涉案违法建筑查处事宜，未收到被诉《强制执行决定书》，并为此申请对通州城管执法局证据中吴某提交的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张华身份证复印件中“北京启辉时代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公章真伪及授权委托书中“张华”人名章的真伪进行鉴定。经一审法院予以准许，依法委托北京盛唐司法鉴定所（以下简称盛唐鉴定所）进行司法鉴定。2018年1月23日，盛唐鉴定所出具京盛唐司鉴所[2018]文鉴字第84号《终止鉴定告知书》（以下简称《终止鉴定告知书》），载明张华的人名章无比对样本，致使此部分鉴定工作无法继续进行，鉴定所决定终止此部分鉴定工作。2018年5月16日，盛唐鉴定所出具京盛唐司鉴所[2018]文鉴字第84号《司法鉴定意见书》（以下简称《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检材1、2、3、4“北京启辉时代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1101010093897”印章印文与样本中的“北京启辉时代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1101010093897”印章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各方对上述《终止鉴定告知书》、《司法鉴定意见书》均认可。
一审裁定认为：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定起诉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本案中，通州城管执法局于2016年12月6日将被诉《强制执行决定书》送达给启辉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吴某，故启辉公司应在上述行政行为作出后六个月内行使诉权。现启辉公司主张其并未委托曹某、吴某、聂某处理涉案违法建筑查处事宜，亦未收到被诉《强制执行决定书》，通州城管执法局应向法定代表人核实涉案建筑情况，吴某提交的不是法定代表人换发后的身份证、授权并非法定代表人真实意思表示等意见。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对于启辉公司委托代理人提交的授权委托材料，通州城管执法局仅具有形式审查的义务，即审查其提交的授权委托材料形式和内容是否完备。从形式上看，上述授权委托手续齐全，形式和内容完备，不具有合理怀疑内容，不应过多苛责通州城管执法局对相对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实质审查，且一审法院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依照启辉公司的申请对吴某提交给通州城管执法局的授权委托材料上加盖的启辉公司公章的真伪进行了司法鉴定，结论为上述材料上加盖的公章均是真实的，故启辉公司的上述主张均无相应事实和法律依据，启辉公司应于2016年12月6日即知道或应当知道被诉行政行为，而启辉公司于2017年9月12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显然已经超过法定期限。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启辉公司的起诉。
启辉公司不服一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事实与理由为：1.上诉人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认定起诉超过法定期限属认定错误。被上诉人送达被诉《限期拆除决定书》，使用的是2015年4月9日的盖章授权，此时涉案行政行为尚未立案，被上诉人认定聂某的授权属于明显的知法而违法，送达程序错误。此外，被上诉人称2016年6月2日将限期拆除决定送达给了曹某，而曹某已经将项目相关权益转移给红旗众拓公司。上诉人早在2016年1月26日就变更了法定代表人，原法定代表人对曹某的授权已经失效。吴某提交的授权书中法定代表人的人名章根本不是其本人使用的，且该身份证复印件也因被新身份证替换而作废，吴某于2016年12月6日签署的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上也没有上诉人授权。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行政调查、行政处罚等行政行为的对象并非上诉人或上诉人委托的代理人，属行政行为对象错误，而被上诉人制作的行政强制拆除决定根本没有送达给上诉人，未发生法律效力，属于严重的程序违法。上诉人根本不知道该行政处罚或强制决定的存在，因此上诉人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2.上诉人对京通城管强执字[2016]第030006号《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提起行政诉讼时已经一并提出了对本案行政行为不服的诉讼主张。即便将被上诉人于2016年12月6日的送达签收视同被上诉人送达，并推定上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但是2017年5月4日，在上诉人得知被上诉人张贴的公告，该公告中不仅阐释了京通城管强执字[2016]第030006号《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也阐释了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强拆决定的两栋七层楼房被认定为违章建筑、拟强制拆除的内容。基于此，上诉人对京通城管强执字[2016]第030006号《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提起的诉讼中不仅诉请撤销该决定，也申请撤销5月4日公告。而该公告中关于两栋七层楼房恰恰是被诉《强制执行决定书》的涉及的拆除楼房。只是当时上诉人不知道存在被诉《强制执行决定书》，无法明确诉讼请求为被诉《强制执行决定书》。但上诉人在诉状中已作出明确的意思表示，上诉人要求撤销京通城管强执字[2016]第030006号《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不超过诉讼时效，同样本案也不应超过诉讼时效。综上，请求撤销一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继续审理。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启辉公司称其并未委托曹某、吴某、聂某处理涉案违法建筑查处事宜，亦未收到被诉《强制执行决定书》的观点是否应当予以支持。根据双方提交的行政程序过程中的材料及司法鉴定意见，可以认定相关人员提交的授权委托材料中加盖的公章均是真实的，通州城管执法局根据上述材料认定相关人员具有授权，从而进行调查询问、听取意见、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等并无不当。通州城管执法局于2016年12月6日向吴某送达了被诉《强制执行决定书》，而启辉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在此前的行政程序过程中已经撤回上述授权。因此，启辉公司于2016年12月6日即应当知道被诉《强制执行决定书》，而其于2017年9月12日才向一审法院提起针对被诉《强制执行决定书》的诉讼，该诉讼确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因此，启辉公司提起本案之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一审法院裁定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王文涛
审 判 员 韩 勇
审 判 员 王 伟
二〇一八年八月九日
法官助理 宋 凯
书 记 员 刘琪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