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6）鄂0102行初127号原告杨建。被告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胜利街305号。法定代表人张军，系该委主任。行政负责人郑利，系该委副主任。委托代理人张勘（一般授权代理），湖北英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武汉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188号。法定代表人万勇，系市长。委托代理人李明（一般授权代理），武汉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喻曦（一般授权代理），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健诉被告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城管委）政府信息公开及诉被告武汉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行政复议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8月11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市城管委及被告市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书，并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张薇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刘钢平、刘华女参加的合议庭，于2016年11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健，被告市城管委的行政负责人郑利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勘，被告市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李明、喻曦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杨建诉称，2016年5月19日被告市城管委根据市法制办的武政复决（2016）第144号行政复议决定，向原告杨健作出了《关于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的回复》，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中《车窗抛物举报影像资料评判要素和标准》为何落款为“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进行了说明。同年5月27日，因不服被告市城管委作出的回复，原告杨健向被告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请求被告市政府撤销被告市城管委作出的《关于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的回复》，确认被告市城管委在《关于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的回复》中编造事实，提供虚假信息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同年7月18日，被告市政府作出武政复决（2016）第2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市城管委作出的《关于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的回复》。原告杨健认为：1、被告市政府答非所问，原告杨健从未向被告市城管委提出过“《车窗抛物举报影像资料评判要素和标准》为何落款为‘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的信息公开申请；2、被告市城管委编造事实，该委在信息公开回复中称，2013年6月6日，原武汉市城市管理局（武汉市城市管理执法局）更名为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武汉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因此，该标准的落款单位也相应改为“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的说法纯属编造事实，提供虚假信息。《中共武汉市委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武汉市城市管理、文化、卫生计生、食品药品监管机构和职能的通知》（武文（2013）15号）全文未见“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系由“武汉市城市管理局”更名而来的任何描述，也未见“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与“武汉市城市管理局”继承关系的任何描述。3、根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第九条的规定，武汉市城市管理局作为武汉市人民政府的工作部门，若要变更规格或更名需由武汉市人民政府提出方案，经湖北省人民政府机构编制管理机关审核后，报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方可实施。被告市城管委作出的信息公开答复信口雌黄，其提供虚假政府信息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六条的规定。4、被告市政府在被告市城管委无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作出支持其信息公开回复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纯属滥用职权枉法裁判，依法应予撤销。综上，特诉至法院，请求人民法院判决：1、撤销被告市城管委作出的《关于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的回复》（2016年5月19日）；2、撤销被告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武政复决（2016）第201号）。被告市城管委辩称，我委于2016年1月28日收到了原告杨建关于申请公开《车窗抛物举报影像资料评判要素及标准》制定机关等的申请后，于同年2月23日对其作出答复并送达，其后，原告杨健对该答复不服于2016年3月14日向武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市政府于同年5月12日作出复议决定，要求我委对《车窗抛物举报影像资料评判要素及标准》为何落款为“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进行答复。同年5月19日，我委根据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内容对原告杨健进行了回复。因此，我委的答复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我委对原告杨健的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的答复符合法律的规定，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杨健的诉讼请求。被告市政府辩称，1、我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原告杨健于2016年5月30日向我府当面提交《行政复议申请书》，我府受理后于同年6月3日作出《答复通知书》（武政复答字（2016）第191号），并于同日将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答复通知书以邮寄的方式向被告市城管委进行送达。同年6月15日，被告市城管委向我府递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我府于同年7月18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武政复决（2016）第201号），并于次日向原告杨健邮寄送达。我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完全合法。2、我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内容适当。针对原告杨健的行政复议申请，我府经审理后认为案件的焦点问题在于被告市城管委的回复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根据武政复决（2016）第14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被告市城管委于2016年5月19日根据要求作出《关于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的回复》是针对该复议决定的要求进行回复，其回复并无不当。关于原告杨健对该回复中认定原武汉市城市管理局（武汉市城市管理执法局）更名为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武汉市城市管理执法局）与事实不符，且查询未发现市人民政府撤销“武汉市城市管理局”的信息的问题。该问题属于对武汉市城市管理局和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二者关系的咨询与质疑。《武汉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武汉市城市管理执法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武编（2013）35号）中明确描述“根据《中共武汉市委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武汉市城市管理、文化、卫生计生、食品药品监管机构和职能的通知》（武文（2013）15号），设立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挂武汉市城市管理执法局牌子，为武汉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其规定的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要职能与武汉市城市管理局的职能具有接续性与一致性。武编（2013）35号文附则规定，本规定由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按规定程序办理。原告杨健若对此有异议，可以向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提出咨询。综上，我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已依法履行了行政复议职责。请求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杨健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原告杨健于2016年1月28日向被告市城管委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该局公开：1、《车窗抛物举报影像资料评判要素及标准》制定机关全称；2、《车窗抛物举报影像资料评判要素及标准》公布机关全称；3、《车窗抛物举报影像资料评判要素及标准》实施机关全称；4、《车窗抛物举报影像资料评判要素及标准》署名单位“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的成立时间；5、《车窗抛物举报影像资料评判要素及标准》署名单位“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全文及查询途径；6、《车窗抛物举报影像资料评判要素及标准》署名单位“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和“武汉市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的隶属关系。被告市城管委于同年2月23日向原告杨健作出信息公开的书面回复并于当日向其送达，被告市城管委在回复中向原告杨健告知，《车窗抛物举报影像资料评判要素及标准》的制定单位、公布单位和实施单位当时均为武汉市城市管理局（武汉市城市管理执法局）；2013年6月6日，原武汉市城市管理局（武汉市城市管理执法局）正式更名为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武汉市城市管理执法局）；“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是武汉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印发，请在武汉市机构编制网站http：／／www.whbb.gov.cn／查询，或向原发文单位申请；根据《中共武汉市委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提升城市综合管理水平的意见》（武发（2011）18号），武汉市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在市城管局（现为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因对被告市城管委作出的上述信息公开回复不服，原告杨健于2016年2月23日向被告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市政府经审查后认为原告杨健提出的第4、5、6条信息公开申请实际上是对《车窗抛物举报影像资料评判要素及标准》制发主体的合法性质疑，虽然被告市城管委在行政复议答复书中向复议机关进行了解释，但未在信息公开回复中向申请人进行答复，故于2016年5月12日作出武政复决（2016）第14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责令被告市城管委对《车窗抛物举报影像资料评判要素及标准》为何落款为“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进行答复。被告市城管委收到被告市政府作出的上述行政复议决定书后，于同年5月19日再次向原告杨健作出《关于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的回复》并于同年5月25日以邮政挂号信的方式向原告杨健邮寄送达。被告市城管委在答复书中向原告杨健告知，该标准制定于2012年10月18日，作为“有奖举报”车窗抛物活动的配套审核标准，作为内部审核参考，主要用于工作人员初步判断举报视频是否符合有奖举报的要求，并在回复时向举报人说明并告知。作为审核的依据，当时该标准制定和落款单位是武汉市城市管理局。根据《武汉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武汉市城市管理执法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武编（2013）35号），2013年6月6日，原武汉市城市管理局（武汉市城市管理执法局）更名为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武汉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因此，该标准的落款单位也相应改为“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原文内容和制定时间未改变也未修改，并一直沿用至今。因对被告市城管委作出的上述信息公开答复书不服，原告杨健于2016年5月30日向被告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被告市政府经审查后作出武政复决（2016）第2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市城管委于2016年5月19日作出的《关于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的回复》。因对被告市城管委作出的信息公开回复及对被告市政府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不服，原告杨健诉至本院，诉请如前。以上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申请表》（2016年1月28日）、《关于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的回复》（2016年2月23日）、武政复决（2016）14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关于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的回复》（2016年5月19日）及挂号信邮寄单据、《行政复议申请书》、《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武政复答字（2016）第191号）及送达回证、《答复书》、武政复决（2016）第2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及送达回证在案作证。本院认为，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四条的规定，被告市城管委具有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进行处理的行政职责。被告市城管委收到被告市政府作出的武政复决（2016）14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后，于2016年5月19日依据市政府的要求向原告杨健作出了《关于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的回复》，系依据法律规定及生效法律文书的内容履行信息公开的法定职责。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之规定，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故申请人向行政机关申请公开的信息，应当是行政机关现有的信息，行政机关也仅需对其现有信息是否存在、是否公开及不予公开的理由进行答复。被告市政府在武政复决（2016）14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中要求被告市城管委“对《车窗抛物举报影像资料评判要素及标准》为何落款为‘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进行答复”。被告市城管委根据《车窗抛物举报影像资料评判要素及标准》制定的情况以及被告市城管委机构名称变革的实际情况，就上述文件落款单位的变化情况如实向原告杨健进行了告知，其答复内容符合法律规定。原告杨健主张其从未向被告市城管委提出过“《车窗抛物举报影像资料评判要素及标准》为何落款为‘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的申请，但被告市城管委作出上述答复系依据被告市政府作出的武政复决（2016）14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的内容作出的，其依据生效法律文书作出上述信息公开的行政行为并无不当。原告杨健主张被告市城管委在《关于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的回复》中所称“2013年6月6日，原武汉市城市管理局（武汉市城市管理执法局）更名为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武汉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因此，该标准落款单位也相应改为‘武汉市城市管委员会’”的说法系编造事实提供虚假信息。本院认为，《中共武汉市委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武汉市城市管理、文化、卫生计生、食品药品监管机构和职能的通知》（武文（2013）15号）规定设立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挂武汉市城市管理执法局牌子，为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武汉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据此也印发了《武汉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发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武汉市城市管理执法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武编（2013）35号），就市城管委的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进行了规定。故被告市城管委在其作出的信息公开答复书中系据实作出的回答。原告杨健对“武汉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和“武汉市城市管理局”之间的关系有疑义，可向相关部门进行咨询和反映情况，不属于本案信息公开案件的审理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条及第十二条的规定，被告市政府具有对本案的行政复议申请进行处理的行政职责。被告市政府于2016年5月30日依法受理原告杨健的行政复议申请后，及时告知被告市城管委作出书面答复。经书面审查相关证据材料，认为被告市城管委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并于2016年7月18日作出武政复决（2016）第20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决定维持被告市城管委于2016年5月19日作出的《关于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的回复》，该复议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综上，原告杨健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健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杨健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 薇人民陪审员  刘钢平人民陪审员  刘华女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书 记 员  张东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