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6民终785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高聚激光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法定代表人QINGCHUNZHAO。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振国，北京炜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健豪，男，汉族，1988年3月14日出生，住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JIANGFANXIA（夏江帆），男，1971年7月8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雄飞，广东熊何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志灿，广东熊何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东高聚激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聚公司）因与被上诉人JIANGFANXIA（夏江帆）(以下简称夏江帆)劳务合同纠纷一案，高聚公司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5）佛南法民一初字第25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一、高聚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2015年1月至8月的劳务报酬差额203055.8元予夏江帆。二、驳回高聚公司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适用普通程序结案，受理费收取10元（高聚公司已预交），由高聚公司负担；财产保全费1535.27元（夏江帆）已预交]，由高聚公司负担，并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迳付夏江帆，原审法院�予收退。
上诉人高聚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高聚公司与夏江帆的关系从2015年1月开始由原来的劳动关系，转变为劳务关系，其劳务报酬和工作职责都发生相应变化。夏江帆于2014年11月28日获得美国国籍，并未及时告知高聚公司，高聚公司于2014年12月发现这一情况后，于2015年1月5日安排人员协助夏江帆申请办理外国人就业证，期间高聚公司与夏江帆于2015年1月28日共同签署了意向性合同。根据意向性合同第一条第一项约定，夏江帆加盟高聚公司团队，从2015年1月5日起到2020年1月5日止覆盖团队项目5年的实施期限，夏江帆确保正式加盟团队即日起，不存在已签订有效的竞业禁止协议，高聚公司提供夏江帆优厚的待遇和项目实施环境，包括股权拥有和股权激励。第二项约定，夏江帆属于国外引进人员，在正式加盟高聚公司团队后，需�职在粤工作。第三项约定，夏江帆正式加盟高聚公司团队后，根据团队项目分工及职责实际要求，拟任高聚公司脉冲激光部门副总经理一职，年薪人民币3万元。意向性合同达成后，夏江帆及高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于2015年1月28日分别采用中英文签名确认，高聚公司并加盖了公章。这一证据充分证明了夏江帆在取得美国国籍后，于2015年开始与高聚公司关系发生变化，由取得国籍前的劳动关系变成劳务合作关系。而且由于高聚公司正处于筹划新三板上市股改前，所以无论是薪酬、激励机制还是业务范围都发生相应调整，但由于高聚公司资金到位情况影响到业务的开展，以及夏江帆刚取得美国国籍尚有些手续需办理，故到2015年7月止，夏江帆并未完全按意向性合同约定履行全职在粤上班的要求，高聚公司也是根据夏江帆与高聚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某沟通的结果发放劳务报酬。高聚公司于2014年底开始筹划上市，经多方考察，高聚公司于2015年5月25日与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签订专项法律服务协议，并在同期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签订了《审计业务约定书》，而且高聚公司与会计事务事务所及律师事务所专项服务团队设计股改方案时，将与夏江帆在意向性合同中约定的股权拥有及股权激励方案己经提交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专项法律服务团队，并在按意向性合同约定履行。二、原审判决认定夏江帆2015年的薪酬为50万元，与事实不符。首先，高聚公司在2015年1月28日与夏江帆在意向性合同约定，年薪为人民币3万元。第二，夏江帆在2015年1至7月未全职在高聚公司工作。第三，高聚公司在股改计划中已经将夏江帆列为股权激励对象并占有股份。第四，夏江帆在一审期间提交的《高管2015年3、4、5、6月份工资明细》并非高聚公司制作，而且其所反映�情况也非真实情况，故原审判决推定夏江帆2015年年薪为50万元与事实不符。根据高聚公司在一审期间确认，高聚公司在2015年支付给夏江帆1月2月薪酬分别为5433元、6769元，在2015年3月6月期间停止发放薪酬后，夏江帆多次与高聚公司法定代表人沟通，高聚公司法定代表人才安排财务于2015年7月10日向夏江帆支付了10000元。上述事实与夏江帆主张年薪50万元相差甚远，但与意向性合同约定更相符。综上，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高聚公司无需向夏江帆支付2015年1月至8月劳务报酬差额203055.8元；2.判令夏江帆承担一、二审诉讼费。
针对上诉人高聚公司的上诉，被上诉人夏江帆答辩称：一、高聚公司所称双方签订意向性合同，将夏江帆的年薪从50万元降至3万元的主张与事实不符。（一）《2015年（截至4月份）工资结构表》、《高管2015年3、4、5、6月份工资明细》足�证明该主张。《2015年（截至4月份）工资结构表》载明，高聚公司每月应向夏江帆支付的工资为12500元；《高管2015年3、4、5、6月份工资明细》载明夏江帆的基本工资为11825元（佛山）+12000（南京）+17000（苏州），即每月40825元，从该数额可以倒推出夏江帆的年薪在50万左右。这两份表格足以证明高聚公司主张的双方通过签订意向性合同，将夏江帆的年薪从50万元变更为3万元与事实不符。（二）夏江帆的工资银行流水足以证明该主张。夏江帆提交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狮山支行银行卡客户交易查询打印显示，南京华尔达激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华尔达公司）（高聚公司法人股东）在2015年2月13日向夏江帆转账支付9716.60元，款项摘要为1月工资；南京华尔达公司在2015年3月27日向夏江帆转账支付9716.60元，款项摘要为2月工资；南京华尔达公司在2015年5�11日向夏江帆转账支付3000元，款项摘要为4月工资。夏江帆提交的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狮山支行账户历史交易明细表显示，2015年2月9日到2015年8月8日期间，夏江帆共收到四笔工资，金额合计为25202.00元。上述银行的工资流水可以说明，夏江帆实收的2015年1月4月、6月工资总额已达47635.20元（该数额不包括高聚公司拖延发放、及暂扣20%至年底发放的部分），已超过高聚公司所称的3万元年薪。可见高聚公司主张双方签订通过意向性合同，将夏江帆的年薪从50万元降为3万元是虚假的。（三）高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赵某签字确认的多份费用表足以证明该主张。赵某2015年2月6日签字确认的《外籍员工每月薪酬发放表》（20%延后至年底发放）显示，夏、赵工资（南京）为33600元/月；赵某2015年3月11日签字确认的苏州南京每月固定费用显示，夏、赵工资（南京）为33600元/月；赵某2015年5月11日签字确认的广东苏州南京4月其他费用显示，夏、赵工资（南京）为33600元/月，备注为每月支付夏江帆2600美元，折合成人民币，以当月1日的汇率计算，共计170000元人民币，其他剩余1091.10元作为缓发部分计算。以上费用表足以证明高聚公司主张的双方同意将夏江帆的年薪降为3万元是虚假的。（四）高聚公司称双方签订意向性合同，将夏江帆的年薪从50万元降至3万元的主张不符合常理。夏江帆与高聚公司签订的聘用协议约定，夏江帆的劳动报酬构成为年薪为税前人民币50万元（不包括奖金），同时包括股权激励赠予（另附文件《股权赠予协议》），可见夏江帆已能够通过接受赠予取得高聚公司的股权。夏江帆是科研技术人才，其主要收入来源为劳动报酬，其同意将年薪大幅降至3万元的主张不符合常理。二、夏江帆已按约定向高聚公司提供劳务，高聚公司应当向夏江帆支付劳务报酬。（一）《高管2015年3，4，5，6月份工资明细》及夏江帆提交的银行流水所反映的高聚公司及其法人股东持续向夏江帆支付工资、报销款的情况，可以证明夏江帆已经按照约定，持续向高聚公司提供劳务。高聚公司在一审期间提交的《夏江帆2014年3月2015年8月工资发放情况列表》，显示高聚公司自认了在2014年2月20日双方签订的广东省劳动合同、聘用协议后，至2015年8月20日期间，夏江帆持续向高聚公司提供劳务的事实。（二）夏江帆提交的广东省劳动合同、聘用协议、《高管2015年3、4、5、6月份工资明细》，可以证明双方约定并实际履行的夏江帆劳务报酬标准为年薪50万元。综上，高聚公司无正当理由拒不支付夏江帆劳务报酬，请求二审法院驳回高聚公司的上诉。
上诉人高聚公司在二审诉讼期间向本院提交了以下新证据材料�
证据一，高聚公司章程，拟证明高聚公司为了落实2015年的股改计划，将员工持股平台以股东方式加入高聚公司，与证明内容相关的章程修正案是于2016年7月1日形成。
证据二，2015年1月28日签订的意向性合同一份，拟证明在夏江帆移民美国后，高聚公司与夏江帆重新达成新的劳务关系，并就提供劳务期间的工资等重新约定。
针对上诉人高聚公司提交的证据，被上诉人夏江帆质证认为：对于证据一章程，对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内容有异议，不能证明高聚公司拟证明的内容，且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对于证据二意向性合同，对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合法性、关联性不予确认，对证明内容有异议，且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根据夏江帆在仲裁、一审期间提交的证据及2015年发放工资的事实可以推翻该证据的证明内容。
本院对上诉人高聚公司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对于证据一，因章程并未涉及高聚公司拟证明的内容，与高聚公司拟证明的股改计划等内容相关的章程修正案是于2016年7月1日形成，而夏江帆已于2015年8月离开高聚公司，故在高聚公司没有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本院对章程的证明内容不予采信。对于证据二，由于该证据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第（二）项规定的二审程序中的新证据的情形，且夏江帆也就此提出了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
被上诉人夏江帆在二审诉讼期间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经审查，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劳务合同纠纷。夏江帆是美国公民，本案具有涉外因素，属涉外民事纠纷，应适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进行审理。双方当事人对原审法院有关管辖权和准据法的确定均无异议，本院均予以确认。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举证及本案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高聚公司是否应向夏江帆支付2015年1月至8月的劳务报酬差额。
本案中，高聚公司主张根据双方签订的意向性合同书及高聚公司在2015年每月向夏江帆发放的薪酬数额，可以认定夏江帆在2015年的年薪为3万元，包括股权拥有和股权激励，故高聚公司无需向夏江帆支付劳务报酬差额；而夏江帆则主张根据2015年（截至4月份）工资结构表、高管2015年3、4、5、6月份的工资明细、银行流水、外籍员工每月薪酬发放表等证据，可以认定夏江帆在2015年的年薪为50万元，故高聚公司应向其支付相应的劳务报酬差额。对此，第一，高聚公司确认夏江帆提交的《2015年（截止4月份）工资结构表》、《高管2015年3、4、5、6月份工资明细》所盖公章为其公司的印章；对于《外籍员工每月薪酬发放表》中法定代表人赵某的签名，虽然高聚公司主张不清楚是否属于其法定代表人的签名，但明确表示对该签名不申请笔迹鉴定，又没有提交其他证据予以反驳，高聚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夏江帆提交的上述证据予以采信。根据夏江帆提交的《2015年（截止4月份）工资结构表》、《高管2015年3、4、5、6月份工资明细》、《外籍员工每月薪酬发放表》显示，夏江帆所收取的报酬金额经折算与其主张的年薪50万元大致吻合，而与高聚公司主张的夏江帆2015年年薪为3万元相距甚远。第二，高聚公司在二审诉讼期间陈述，其曾答应向夏江帆支付年薪50万元，是通过三个公司向夏江帆支付报酬，分别是南京华尔达公司、苏州华必大激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华必大公司)及高聚公司，目的是为了节�高聚公司的税务问题。高聚公司的上述陈述，与夏江帆提交的有高聚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某签名的《外籍员工每月薪酬发放表》中显示夏江帆的薪酬分别由广东发放、南京发放、苏州发放组成相互对应。结合夏江帆提交的银行卡客户交易查询明细显示，即使在高聚公司主张双方签订了意向性合同之后，南京华尔达公司仍向夏江帆支付报酬，且至2015年5月，夏江帆的薪酬一直由三个公司分别发放组成。故本院对高聚公司关于2015年1月28日双方签署意向性合同之后，夏江帆的年薪已变更为3万元的主张，依法不予采信。综上，原审法院认定夏江帆的年薪为50万元的处理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高聚公司本案存在未足额支付夏江帆劳务报酬的情形，故高聚公司应向夏江帆支付2015年1月至8月期间的劳务报酬差额。原审法院在扣除夏江帆在2015年7月8日至2015年7月23日请假没有上班�天数后，核算出高聚公司应向夏江帆支付2015年1月至8月劳务报酬差额为224123.98元的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又因夏江帆对仲裁裁决高聚公司向其支付2015年1月至8月的劳务报酬差额203055.80元没有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起诉，视为服裁，故高聚公司应向夏江帆支付2015年1月至8月劳务报酬差额203055.80元，原审法院对此处理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
综上，上诉人高聚公司的上诉请求理据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处理结果可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广东高聚激光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吴行政
审判员 黄雪鹄
审判员 黄健晖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杜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