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06民终45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贲义安，男，1968年7月5日生，住江苏省如皋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海兵，江苏高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南通中转站，住所地江苏省南通市。
负责人：陈德明，该站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中元，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原审第三人：上海昌彤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
法定代表人：陈德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加富，浙江合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言佩，浙江合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贲义安因与被上诉人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南通中转站（以下简称南通中转站）、原审第三人上海昌彤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彤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2017）苏0611民初27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贲义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其与南通中转站之间完全符合劳动关系法律特征。南通中转站2011年下半年成立，其在该站成立之初即至该站工作，且从未到昌彤公司住所地上海工作过。其接受南通中转站管理、适用南通中转站的各项规章制度、从事南通中转站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所提供的劳动是南通中转站业务的组成部分。昌彤公司虽与其签订劳动合同，但并非其进入公司第一时间签订，而是2013年才签订，显然系两家公司规避用工风险所致，该书面劳动合同缺乏法律规定的必备条款，为无效合同。即便该合同有效，也属于双方未实际履行的合同，不能据此确定昌彤公司与其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另外，我国司法实践并不否认双重劳动关系，即便其与昌彤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也不能否认其与南通中转站之间建立的劳动关系。一审认可南通中转站与昌彤公司属关联企业，强调南通中转站出具“证明”的目的，如“证明”虚假，则南通中转站加盖公章的行为应当承担相应法律后果，何况该“证明”在交通事故理赔中已被采用。因两公司系关联企业，故南通中转站用昌彤公司名义签订劳动合同亦属情理之中。一审法院认定财务结算不规范，客观上导致南通中转站无法提供证据，但法律规定，谁主张谁举证，一审既认为南通中转站或昌彤公司无证据证明昌彤公司与其存在劳动关系，却又作出偏向南通中转站的判决，明显不公。一审要求南通中转站、昌彤公司提交昌彤公司将其工资交由南通中转站发放的财务往来账册，南通中转站及昌彤公司至今未提供，显然南通中转站及昌彤公司均无证据证明昌彤公司发放了其工资。其先在南通中转站工作，后才在南通中转站和昌彤公司要求下签订与昌彤公司的合同，不存在派遣、分包、转包、外包形式的用工。一审中，昌彤公司陈述其经营范围是“把外地货运到南通，南通中转站负责南通地区的分发”，南通中转站陈述其经营范围是“昌彤公司负责卸货，我们然后进行分拣”，其从事的正是南通中转站的经营范围。
被上诉人南通中转站辩称，贲义安签订合同的对方是昌彤公司，且昌彤公司为其缴纳社保。至于证明上的公章，我们管理上确实存在问题，但当时本着人道主义协助贲义安理赔，情况紧急，需要提供一些证明材料，经办人员在请示的情况下盖了章。
原审第三人昌彤公司述称，一审已经就贲义安与南通中转站及昌彤公司之间的关系做了充分说明，我们认同一审法院的观点。双重劳动关系问题，贲义安实际从事的是一份工作，工作地点、工作内容都是在南通中转站，不存在两份劳动关系的情况。南通中转站成立后，其员工都是昌彤公司招聘的，所有员工也都是与昌彤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故到了2016年1月份昌彤公司退出的时候，才会有昌彤公司、南通中转站及劳动者的三方协议，用工单位均变成南通中转站、昌彤公司退出。
贲义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其与南通中转站自2012年1月起建立劳动关系；2、要求与南通中转站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3、要求南通中转站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55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贲义安于2011年下半年起在南通中转站从事分拣工作。2013年3月28日，贲义安与昌彤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一份，约定：“合同期自2013年3月28日至2018年3月27日，贲义安接受在昌彤公司的经营场所南通（工作地点）为其所安排的操作工岗位……”贲义安在昌彤公司提供的回执单上签字确认：“合同内容为双方经平等协商一致后自愿签订。”
2015年4月25日23时10分左右，贲义安驾驶二轮摩托车与苏Ｆ×××××中型普通货车发生交通事故并受伤，并在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发生诉讼〔案号为（2015）通潮民初字第01163号〕。在诉讼过程中，应贲义安的要求，2015年5月12日，南通中转站出具证明一份，主要内容为：“贲义安自2011年下半年起至今到我公司上班，从事分拣操作工工作，2015年4月25日晚上贲义安在我公司分拣中心（港闸区长和路98号）22时许下班，贲义安2015年4月25日发生交通事故后，从2015年4月26日起请假休息，贲义安在受伤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为3700元左右。”并附贲义安自入职以来至今的工资表。2015年7月2日，南通中转站再次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员工贲义安在申通快递南通中转站任职操作工期间一直兼职机修工，每月的机修工工资为1475元。”2016年2月2日，南通中转站又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兹证明我司员工贲义安自2014年1月至2015年4月，在我单位任操作工兼机修工，贲义安操作工工资由本人领取，机修工的工资由电工朱汉明工资中分一半给贲义安。”在该案中，贲义安将以上证据提供给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以证明其误工损失，该院采纳了以上证据，并根据以上证据核算了贲义安的误工费。
2016年5月17日，贲义安向南通市港闸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确认与南通中转站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该仲裁委作出港劳人仲不字（2016）第19号不予受理通知书，贲义安不服该通知书，在规定期限内向诉讼至法院。
一审另查明，昌彤公司于2007年7月16日成立，股东为陈德军、陈小英、申通快递有限公司，2015年10月28日股东变更为申通快递有限公司，成为一人有限公司。南通中转站系申通快递有限公司于2011年8月17日设立的分支机构。2014年昌彤公司与南通中转站签订快件作业外包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一份，约定：“南通中转站委托昌彤公司完成装卸、分拣、扫描、打包等业务，南通中转站将自有业务中的部分货物取货、货物派送业务委托给昌彤公司，为完成上述事项所需人员由昌彤公司负责安排，由昌彤公司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与南通中转站无关；由昌彤公司为其员工缴纳相关保险，合同期限自2014年4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昌彤公司自2015年3月至2016年10月为贲义安缴纳了社会保险；与贲义安一起在南通中转站工作的人员均与昌彤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2016年1月1日，经三方协商同意，用工单位均由昌彤公司变更为南通中转站。南通中转站自2016年1月为贲义安缴纳了社会保险，但因贲义安不同意办理劳动关系变更手续，2016年9月南通中转站停止为贲义安交纳保险。
一审法院认为，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判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基本依据是书面劳动合同。如果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则可以根据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录、考勤记录等证据来确定是否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
本案中，贲义安主张与南通中转站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对此应当承担举证责任。贲义安提供的证据及理由为：1、南通中转站出具的“证明”，表明了其是南通中转站的员工。2、工资支付表，证明其是从南通中转站领取工资。3、其劳动的实际接收方为南通中转站。
一审经综合分析贲义安、南通中转站所提供的证据及查明的事实，认定贲义安的主张不成立，理由如下：
首先，南通中转站向贲义安出具“证明”只是对贲义安的工作场所及收入等事实的反映。南通中转站向贲义安出具“证明”的目的是为了证明贲义安的误工费损失，并不是为了证明劳动关系，因此南通中转站在出具证明时更多的是考虑贲义安收入的真实性，而对与何人形成了劳动关系并不一定会经过慎重考虑作出准确判断。贲义安实际上在南通中转站工作，南通中转站所作贲义安是其工作人员的陈述只是对事实的一种描述，并不必然得出其认可与贲义安之间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的结论，提供劳动只是确认事实劳动关系时考量的因素之一，不能仅凭南通中转站所出具的一份证明就认定贲义安、南通中转站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贲义安的工资是昌彤公司通过南通中转站的工作人员发放，南通中转站的工作人员对贲义安的收入情况也比较了解，对贲义安误工损失出具证明有其便利条件，即便对劳动关系的陈述不真实，只要其对贲义安的误工情况没有做虚假陈述，也不会影响法院对贲义安的误工费所作的认定。当然，南通中转站向法院作出不当陈述，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一审法院就此问题也已经向相关人员发出了司法建议，但不能因此在其他民事法律关系也作出对南通中转站不利的认定。
其次，工资支付表并不能证明支付主体为南通中转站。虽然工资表抬头注明为“南通转运中心”并加盖了南通中转站的公章，但“南通转运中心”从名称上看与南通中转站的名称并不完全一致，而南通中转站因业务所需在不同地区拥有不同的工作场所，工资表的抬头中注明的名称并不必然表明南通中转站为工资的支付主体，不排除是区分不同工作场所的人员工资。贲义安本人也陈述南通中转站没有钱，工资是由上海公司转账给南通中转站，再由南通中转站支付给员工，说明了南通中转站本身没有直接向贲义安支付工资。贲义安是以现金方式领取工资，结合证人宗某、窦某的证言，可以认定贲义安的工资是由昌彤公司的工作人员交付给窦某后，再由窦某代为发放，因此无法认定贲义安的工资是由南通中转站支付的。而且贲义安所提供的工资表并不是原件，虽然南通中转站在工资支付表上加盖了公章，但加盖公章的目的只是根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证明证据复印件的来源，并不以此证明该工资表属于南通中转站的工资支付凭证。根据昌彤公司所提供的工资表原件，该工资表上加盖的是昌彤公司的印章，因此，从证据形式上判断，该工资表应当属于昌彤公司的工资支付凭证。
再次，提供劳动者与接受劳动者之间并不必然存在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可以通过劳务、派遣、转包、外包、分包等形式进行用工，在这些用工形式中，用工单位接受了劳动者提供的劳动，但与劳动者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本案贲义安提供的合作框架协议，证明了南通中转站与昌彤公司之间存有业务上的往来及劳务外包关系，同时昌彤公司也与贲义安约定了贲义安的工作场所在南通，因此，贲义安在南通中转站提供劳动的行为是履行其与昌彤公司之间劳动合同所约定的义务。在一般情况下，劳务提供单位与劳务接受单位就劳务费用应当进行结算。虽然南通中转站未能提供其与第三人之间为履行合作协议所发生业务费的结算凭证，但合作框架协议的内容与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工作场所、工作内容相互印证，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不能轻易否认合作框架协议的真实性。更何况南通中转站与昌彤公司属于关联企业，其财务结算确实存在不规范之处，客观上导致南通中转站及昌彤公司无法提供相关证据，也导致贲义安对与何人存在劳动关系的认识模糊，但这些情况均不足以否认贲义安与昌彤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因为财务混同或者人员交叉可能会导致独立的民事主体对外承担连带民事责任，但是否承担连带民事责任不影响南通中转站与昌彤公司以各自的名义对外发生民事法律关系。
南通中转站为证明贲义安与昌彤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提供了书面劳动合同、回执单以及昌彤公司为贲义安交纳社会保险费的凭证。书面劳动合同与交纳社会保险的凭证相结合一般能够证明劳动关系的成立，除非有证据能够证明该劳动合同不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或没有实际履行。贲义安不仅在劳动合同上签字，还在“回执单”上签字确认收到了劳动合同，说明贲义安也明知与昌彤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贲义安陈述其只是在空白合同上签字且未收到合同，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法院不予采纳，因此可以认定该劳动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因贲义安提供劳动的工作场所不在昌彤公司而是在南通中转站，南通中转站、昌彤公司对贲义安所签的书面劳动合同是否实际履行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为此，南通中转站、昌彤公司提供了双方的合作协议，该合作协议能够证明贲义安在南通中转站工作是受昌彤公司的指派，实际上履行的是书面劳动合同约定的义务。同时，昌彤公司为进一步佐证贲义安是与昌彤公司之间形成了劳动关系，还提供了昌彤公司与其他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该证据证明了与贲义安一起工作的劳动者是与昌彤公司之间形成了劳动关系，因此，贲义安与第三人建立劳动关系符合情理。
综上，贲义安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小于南通中转站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无法认定贲义安与南通中转站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贲义安要求南通中转站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并给付双倍工资的请求亦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驳回贲义安的诉讼请求。
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
经本院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基本事实属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贲义安主张与南通中转站存在劳动关系，南通中转站应当与其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否依据充分？其主张南通中转站支付其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应否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十六条规定，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的协议。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条规定，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具有约束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履行劳动合同约定的义务。故判定劳动者与某用人单位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如双方已经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首先依据书面劳动合同予以确定，当事人提供证据能够排除该劳动合同的合法性，或者提供证据能够证明该劳动合同并未实际履行的情况除外。本案中，贲义安与昌彤公司于2013年3月28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自2013年3月28日至2018年3月27日、贲义安接受在昌彤公司的经营场所南通（工作地点）为其所安排的操作工岗位。合同期间内，昌彤公司自2015年3月起为贲义安缴纳社会保险。贲义安与昌彤公司签订的上述劳动合同系双方平等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的结果，贲义安及昌彤公司对签订该合同的法律后果均应当明知，且合同内容不存在违法情形，故应当认定该劳动合同合法有效。贲义安实际从事“在昌彤公司的经营场所南通（工作地点）为其所安排的操作工岗位”工作，该工作岗位与上述劳动合同约定一致，故贲义安与昌彤公司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亦已实际履行。综上，一审认定贲义安与昌彤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不当。关于贲义安与南通中转站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本院认为，虽然南通中转站在贲义安发生交通事故时向贲义安出具了相关“证明”，南通中转站对此解释，出具证明是为了帮助贲义安顺利获得民事赔偿，因贲义安实际在南通中转站工作，故对其工作场所、收入等事实进行证明有其便利条件，目的并非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该解释具有合理性。贲义安的工资是以现金方式领取，证人宗某、窦某的证人证言反映，贲义安的工资是由昌彤公司的工作人员交付给窦某、再由窦某代为发放；贲义安本人亦陈述南通中转站没有钱，工资是由上海公司转账给南通中转站，再由南通中转站支付给员工，贲义安的该陈述与证人证言相互印证，可以证明贲义安的工资由昌彤公司发放。至于贲义安主张其与昌彤公司签订合同前即在南通中转站工作，且法律不排除双重劳动关系，但其并未举证证明其在签订劳动合同前后的劳动关系及所从事的工作发生过变化，其因提供同一份劳动而主张与两个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亦与法不符。综上，就双方目前所举证据分析，贲义安主张与南通中转站存在劳动关系，依据不足，本院难以支持。其主张与南通中转站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向其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贲义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贲义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徐 烨
审判员 钱泊霖
审判员 王吉美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陆媛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