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4）崇民终字第333号上诉人（一审被告）梁瑜。委托代理人梁毅，工人。委托代理人黄欣照，广西帮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刘品杰。一审第三人梁玲生。一审第三人广西扶绥县东门镇东门社区东门街村民小组。法定代表人梁云先，该村民小组组长。上诉人梁瑜因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扶绥县人民法院（2012）扶民初字第7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10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林文标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梁飞和代理审判员郑贤文参加的合议庭，于2014年11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书记员苏梦晓担任记录。上诉人梁瑜的委托代理人梁毅、黄欣照、被上诉人刘品杰、一审第三人广西扶绥县东门镇东门社区东门街村民小组（下简称东门街村民小组）的法定代表人梁云先到庭参加诉讼。上诉人梁瑜、一审第三人梁玲生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梁瑜与梁玲生为父子关系。2011年底，刘品杰与梁玲生交涉后，刘品杰通知梁玲生要收回“渠荣路口”的1.2亩开荒地。梁玲生砍完甘蔗后，刘品杰机耕整地，并于2012年2月在该地块上种植了花生。2012年3月，梁瑜以其父亲对该地有合法的土地经营权为由，将刘品杰已经种植的花生翻犁，并种植上甘蔗。刘品杰发现花生地被翻犁后，报告村委和村民小组，村民小组通知梁玲生及刘品杰到办公室处理，但没有通知梁瑜去参加调处。村民小组处理无结果后刘品杰便以侵权为由，以梁毅为被告（梁玲生的另一个儿子）、梁玲生为第三人提起诉讼。经法院送达相关诉讼文书后，刘品杰发现有误，遂书面申请撤回对梁毅的起诉和申请追加梁瑜为被告。一审庭审中，刘品杰、梁瑜、梁玲生、村民小组均对刘品杰提交的涉及本案争议土地的照片没有异议，但梁瑜提出该照片的拍摄时间不明。刘品杰提交的《家庭承包合同书》是复印件，其称原件已遗失、但村民小组应有登记或者存档。经一审法院向村民小组调取，刘品杰、梁玲生户的家庭承包合同书均没有存档。梁瑜承认是其在诉争地块上种植甘蔗，是代其父亲梁玲生耕种。梁瑜在一审庭审时提交四份《家庭承包合同书》，其中两份为梁玲生户名，一份为1994年12月版本，一份为2001年12月版本，该两份合同书中，均有发包方东门村经联社（即东门街村民小组）及法定代表人李永杰的签字及盖章。第三份是梁明山户的1994年12月版本的《家庭承包合同书》，上也有李永杰的签字和印鉴。刘品杰对梁瑜的证据提出异议，认为第二轮家庭承包是在1994年底进行，村里没有在2001年12月进行家庭承包，梁瑜明显是作假。东门街村民小组认为，所有村民包括刘品杰均有合同备份，有的已经找不见是事实，所有的承包水田、熟地在1994年12月第二轮承包合同中允许填入新增承包土地的面积，村民小组均有详细造册登记备查，所有承包面积以明细登记数额为准。梁瑜所提交的两份合同书上发包方的法定代表人是李永杰，但李永杰于1999年至2005年期间才担任经联社社长，1994年12月时任经联社社长是李汉武，所有第二轮承包合同均是用李汉武的印鉴盖章。梁瑜提供的1994年版的合同书是否有效，由法庭认定。梁瑜提供的2001年12月的合同书，也是李永杰所签，当时是李永杰任社长，但经联社保存的造册登记明细表中，没有梁玲生的荒地承包记录。梁瑜提供的第四份合同为马提升的1994年12月版本的承包合同书，与法庭到村民小组随机抽取的雷丽新、廖锦义、农略臣等三户现备份存档于村民小组的1994年家庭承包合同书相同，均是李汉武的印鉴，各方质证没有异议。梁瑜提交的梁明山、梁玲生1994年版本的合同书纸张陈旧程度与雷丽新、廖锦义、农略臣存档合同书（1994年版本）差别明显，梁瑜承认是于2001年找当时任社长的李永杰补签的。梁瑜认为村民小组于2000年造册登记明细册，梁瑜于2001年才补订的合同，所以明细表肯定没有记录。村民小组提交了其法定代表人的任职时间证明：1993年—1998年是李汉武任东门街经联社社长；1999年—2005年是李永杰任东门街经联社社长；2006年—2012年，是麻从明任经联社社长（2011年改称为村民小组长），各方对东门街村民小组的负责人任职证明，没有异议。刘品杰提出几份证词拟证明涉案地块为刘品杰开垦并曾耕种多年，但证人李某、黄某未出庭作证。刘品杰提出因自己赌钱欠了别人的钱，梁玲生予以借钱解困，出于感激让梁玲生耕种，口头约定让其耕种10年，到期后收回。梁瑜、梁玲生主张证人不出庭接受质证，其证词不应予采信。村民小组承认证人确实在涉案地块周围有开荒地，但证词是否采信，由法庭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我国农村自上世纪80年代初实行家庭承包经营，1993年起第一轮承包合同陆续到期。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中提出，在原定的耕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不变。农村承包经营户的长期承包经营权益，受法律保护。本案中，村民小组于1994年进行第二轮家庭承包。当时，经联社社长是李汉武，各方当事人没有异议。由于当事人的原因，刘品杰未能提供原订立合同的原件，但是，由于第二轮家庭承包经营合同是特殊性、政策性的承包合同，原则上承包经营户、村民委员会及镇级经管站均有存档备查。据村民小组现造册登记存档的记录中，刘品杰有20亩新增的开荒地记录，而且有按当时的经联社收取标准缴纳1998年—2001年度承包费的记录，记录中明确记载有“渠荣”地点。梁玲生户在经联社的承包登记表中，没有任何新增开荒地承包的记录，据此，足以证实刘品杰有新增开荒承包地20亩及在渠荣路口有开荒承包地的事实。依法设定的第二轮家庭承包责任制，发包方有义务维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非法变更、解除承包合同。梁瑜提供的其父亲梁玲生的两份家庭承包合同书，其中1994年版本的合同书，发包方的法定代表人与时任经联社社长为李汉武的事实不符，该份合同明显是有瑕疵的合同，是梁玲生在李永杰任经联社社长期间倒签日期所成。梁瑜、梁玲生提交的2001年版本的家庭承包合同书与第二轮家庭承包于1994年进行的事实不符，经联社未有任何承包合同书存档或登记，村民小组对此份家庭承包合同也不予承认，且该承包合同书经营期限未有记载；同时，一个家庭存在两份家庭承包合同书，也不符合常理。故应认定梁玲生及梁瑜提交的2001年版本的家庭承包合同是虚假合同，不予采信。刘品杰承包的开荒地，在经联社登记造册中有刘品杰缴纳“渠荣”承包1998年—2001年度承包费的记录，故其主张“渠荣路口”有开荒地，因与梁玲生关系较好，向梁玲生借款解困，出于感激，让与其耕种10年，现主张收回承包地，事实依据充分，予以支持。刘品杰于2011年底向梁玲生主张收回承包地后种植花生，梁瑜以其代父耕种为由，翻犁刘品杰的花生地种植甘蔗，其为直接侵权人，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刘品杰承包“渠荣路口”的荒地按双方无异议的1.2亩计算损失，酌情按每亩收益1000元计算，其主张的一年损失1200元，合情合理，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条、第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梁瑜停止侵权，清理“渠荣”路口的1.2亩开荒地的地上附着物，将土地退还给刘品杰；二、梁瑜赔偿刘品杰损失1200元。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25元，由梁瑜负担。上诉人梁瑜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一、一审在上诉人不予认可的情况下以家庭承包合同是特殊性、政策性为由，间接认定被上诉人提供的只有复印件的合同书具有法律效力于法无据；二、一审以被上诉人在经联社1998年—2001年度承包费记录中明确记载有“渠荣”地点，从而推定诉争承包地归被上诉人享有错误；三、上诉人在自己合法承包经营的土地上耕种，无任何侵权行为。上诉人提供的2001版的家庭承包合同并没有违反国家强制力规定的内容，是合法有效的合同，且至今未撤销，该合同对上诉人与村民小组均有约束力，一审法院以一个家庭存在两份家庭承包合同不符合常理为由否认该合同是错误的。故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刘品杰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综合诉辩双方的意见，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有如下争议：在梁玲生耕种争议地前刘品杰是否已耕种多年。上诉人梁瑜对一审查明事实的意见为：该争议地一直由梁玲生耕种。被上诉人刘品杰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意见为：在梁玲生耕种争议地前刘品杰已耕种多年。一审第三人东门街村民小组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无异议。一审第三人梁玲生未做陈述。二审中东门街村民小组提供一份扶绥县东门镇东门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证明》，以证实李汉武于1992年8月至1999年8月任东门经联社（村民小组）主任；李永杰于1999年9月至2005年9月任东门经联社（村民小组）主任。经过开庭质证，梁瑜、刘品杰对该《证明》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综合各方当事人在一、二审中的陈述和提供的证据，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综合各方当事人的意见，本院确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涉案土地经营权归谁享有；二、梁瑜应否承担本案的侵权责任。本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一、关于涉案土地经营权归谁所有的问题。1994年，东门街村民小组根据当时的政策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村集体的土地发包给本集体成员承包。同年12月东门街村民小组与刘品杰签订了《耕地、开荒地承包合同书》，双方约定：东门街村民小组将其所有的“路渠荣”1.2亩的开荒地发包给刘品杰经营，期限为30年，从1995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止。双方还对相关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据此，刘品杰对诉争地块有合法的经营权。虽然梁瑜主张刘品杰仅提供《耕地、开荒地承包合同书》的复印件、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等意见，但由于该合同的相对方即东门街村民小组没有异议，而且，刘品杰主张合同原件已被弄丢、东门街村民小组保存的合同备份亦无法查找这一现象比较普遍存在，因此，本院确认该份《耕地、开荒地承包合同书》复印件具有证据效力。对于梁瑜主张其父梁玲生于2001年12月30日与东门街村民小组签订的《耕地、开荒地承包合同书》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对梁玲生与经联社均有约束力、涉案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归梁玲生享有等意见，本院认为，由于梁玲生与东门街村民小组于2001年12月30日签订的《耕地、开荒地承包合同书》指向的土地与1994年12月东门街村民小组与刘品杰签订的《耕地、开荒地承包合同书》指向的土地为同一地块即同为本案诉争的土地，而根据合同约定，刘品杰对本案讼争的土地在1995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这一期间享有合法的承包经营权，该承包经营权受到法律保护，梁玲生与东门街村民小组于2001年12月30日签订《耕地、开荒地承包合同书》这一后行为不能否定刘品杰在先的权利，也即，梁瑜主张其父亲享有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而对涉案土地进行耕种没有合法依据。二、关于梁瑜应否承担本案的侵权责任的问题。如前所述，涉案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归刘品杰享有，因此，梁瑜在其或其父亲对涉案土地没有合法经营权的情况下对刘品杰在涉案土地上种植的花生进行翻犁构成侵权，应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因此，一审法院判决梁瑜停止侵权，退还土地，并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确定梁瑜赔偿刘品杰的损失1200元并无不妥，应予维持。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实体处理恰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梁瑜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林文标审判员梁飞代理审判员郑贤文二〇一五年一月七日书记员苏梦晓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