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河中法民一终字第66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亚霞，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风兰，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凤琼，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风英，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凤梅，女。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凤桃，女。
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黄爱民，广东智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李流养，男。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碧康，男。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曾建梅，女。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云香，女。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阳彬，男。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刘阳君，男。
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黄志强，广东兴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刘志望，广东兴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亚霞、刘风兰、刘凤琼、刘风英、刘凤梅、刘凤桃因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不服河源市源城区人民法院（2014）河城法民一初字第1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刘衍林与李亚霞是夫妻关系，共生育有5个孩子，即刘风兰、刘凤琼、刘风英、刘凤梅、刘凤桃，其后又收养了刘碧康。刘碧康与曾建梅是夫妻关系，共生育有3个小孩，分别是刘云香（1983年5月26日出生）、刘阳彬（1986年8月26日出生）、刘阳君（1988年6月22日出生），即本案的第三人。刘云香于2011年出嫁。刘风兰、刘凤琼、刘风英、刘凤梅均于1990年之前出嫁，刘凤桃于1991年出嫁。刘衍林与李亚霞一直跟随刘碧ＸＸ活。刘衍林于1922年11月29日出生，于2006年10月去世。
1990年1月1日，刘碧康（乙方）作为户主与河源市源城区埔前镇大塘管理区大埔村民委员会（甲方）签订一份《责任田、地承包合同》，承包了水田5.84亩，旱地6.4亩，乙方参加分责任田地人口为8人。该合同由河源市源城区公证处进行了公证。之后，两被告在承包田地之外又开荒耕种了部分田地、果林及鱼塘。
1995年11月，刘碧康作为户主向有关部门申请农村居民建房用地，呈批表上载明的现有人口为7人，之后在埔前镇大塘管理区大埔村建造了一栋房屋。
从2006年起，河源市人民政府陆续征收了刘碧康一户承包的田地及开荒的田地、果林及鱼塘，共计征收补偿款为1607765.37元，均由两被告收取。
2006年5月5日，刘碧康作为户主与河源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有限公司签订一份《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河源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有限公司（甲方）需拆迁乙方（刘碧康一户）埔前镇大塘管理区大埔村房屋，甲方将座落在埔前镇大塘回迁安置区门店第114卡安置给刘阳彬，第115卡安置给刘阳君，住宅第33栋501房C户型安置给刘碧康，第27栋601房C户型安置给刘衍林，第10栋601房B户型安置给刘阳彬，第10栋602房B户型安置给刘阳君，另再由河源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有限公司支付补偿款67592元。补偿款67592元已由两被告领取。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一、征收土地补偿款1607765.37元的分配问题；二、拆迁房屋安置的房屋和补偿款的分配问题。
关于征收土地补偿款的分配问题。本案涉及的征收土地有二部分，一部分是1990年1月1日，刘碧康（乙方）作为户主与河源市源城区埔前镇大塘管理区大埔村民委员会（甲方）签订《责任田、地承包合同》的承包土地，另一部分是1990年承包土地之后开荒取得的开荒土地。
对于承包合同的田地，根据被告提供的《责任田、地承包合同》，可以确认签订承包合同的土地为水田5.84亩，旱地6.4亩。对当时参与分配田地的具体人员，原、被告陈述不一，原告主张参与分配田地的人数为6人，被告主张参与分配田地的人数为7人。根据被告提供的《责任田、地承包合同》可以确认，参与分配田地的人数为8人，因此，原、被告主张参与分配田地的人数，均与《责任田、地承包合同》表明的事实不符，法院均不予采信。对于具体的参与分配田地人员，根据原、被告家庭的实际情况，以及法院开庭查明的事实，应该可以确认是：刘衍林、李亚霞、刘凤桃、刘碧康、曾建梅、刘云香、刘阳彬、刘阳君共8人。根据原告提供的市高新区征用土地及补偿情况公告可以证实，2006年水田征收价格约为19611元／亩，旱地征收价格约为12476元／亩；2009年水田征收价格约为37118元／亩，旱地征收价格约为29895元／亩。因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无法确认承包合同的水田和旱地是在2006年被征收的还是在2009年被征收，对此，根据公平的原则，法院确认按平均价格进行计算，即水田征收价格为（19611元／亩＋37118元／亩）÷2=28365元，旱地征收价格为（12476元／亩＋29895元／亩）÷2=21186元。据此，承包合同的水田5.84亩的补偿款为28365元／亩×5.84亩=165651.6元，旱地6.4亩的补偿款为21186元／亩×6.4亩=135590.4元，合计301242元，据此，每人可分得承包合同田地的征收补偿款为301242元÷8人=37655.25元。
对于1990年承包土地之后开荒取得的开荒土地，根据实际情况，原告刘凤桃于1991年出嫁，因此，可以确认原告刘凤桃对开荒的土地没有参与开荒，原告刘凤桃应不享有开荒土地的权利。根据开庭查明的事实，刘衍林和原告李亚霞一直以来都是与被告、第三人共同生活，是家庭成员之一，虽然刘衍林和原告李亚霞在开荒土地时年龄较大，但他们在家庭中也参加了必要的劳动，根据农村承包土地的原则，应当确认刘衍林和李亚霞对家庭开荒的田地享有权利，被告认为刘衍林和原告李亚霞年老丧失劳动能力，没有参与开荒，对开荒的田地不享有份额，理由不充分，法院不支持。根据当时的家庭人员，具体确认是：刘衍林、李亚霞、刘碧康、曾建梅、刘云香、刘阳彬、刘阳君共7人。根据以上确认的事实，开荒的田地征收补偿款为1607765.37元-301242元=1306523.37元，据此，每人可分得开荒田地的征收补偿款为1306523.37元÷7=186646.20元。
关于拆迁房屋安置的房屋和补偿款分配问题。根据被告提供的农村居民建房用地呈批表证实，被拆迁的房屋是被告刘碧康申报审批的，结合刘衍林和原告李亚霞当时建房的年龄，应当可以确认，被拆迁的房屋是被告刘碧康夫妻建造的，应属于其夫妻财产，至于2006年5月5日被告刘碧康与河源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有限公司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共取得拆迁补偿门店二卡，商品房四套，补偿款67592元，被告刘碧康将其中的埔前镇大塘回迁安置区第27栋601房C户型安置给刘衍林，应该是被告考虑到在家庭中作出相应的劳动等其他因素，以及家庭内部协商一致的结果，故法院对被告刘碧康与河源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有限公司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和河源市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文件（河拆（2009）403号）确定的拆迁补偿方案予以确认，原告请求对拆迁补偿的门店和商品房重新进行分配，理由不充分，不予支持。对于房屋拆迁征收补偿款67592元，实际上是对拆迁房屋装修及附属设施的经济补偿，根据房屋建造的事实，该补偿款应属于被告所有，原告请求分配，理由不充分。
根据法院以上确认的事实，双方争议的征收补偿款及拆迁补偿的房屋，原告李亚霞应当取得征收补偿款为37655.25元（承包土地补偿款）＋186646.20元（开荒土地补偿款）=224301.45元。刘衍林应当取得征收补偿款为37655.25元（承包土地补偿款）＋186646.20元（开荒土地补偿款）=224301.45元。原告刘凤桃应当取得征收补偿款为37655.25元。拆迁补偿的房屋：位于埔前镇大塘回迁安置区门店第114卡归第三人刘阳彬所有，第115卡归第三人刘阳君所有，住宅第33栋501房C户型归被告刘碧康所有，第27栋601房C户型归刘衍林所有，第10栋601房B户型第三人刘阳彬所有，第10栋602房B户型第三人刘阳君所有，房屋拆迁补偿款67592元归被告所有。
根据原告起诉请求的事实，本案涉及到二个法律关系，即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和刘衍林遗产的继承，这二个法律关系是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因此，为便于案件的处理，根据原告起诉的主要事实，法院确定本案的案由为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法院对双方争议的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作出处理，对涉及到刘衍林遗产的继承，在本案中，法院暂不作理处，当事人可以另行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刘碧康、曾建梅应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李亚霞土地征收补偿款224301.45元。
二、被告刘碧康、曾建梅应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李凤桃土地征收补偿款37655.25元；
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19878元，由六原告共同负担14878元，两被告共同负担5000元。
上诉人不服原审判决共同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程序严重违法，适用法律不当，是完全错误的判决，严重损害了各原告的合法利益。请二审法院依法纠正。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原告一审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有：
一、一审判决将本案由定为“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严重遗漏案件涉及的法律关系，判决结果必然错误。
根据一审原告的诉讼请求，按照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2月18日修正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第24条、第25条、第55条第（2）项，分别涉及了分家析产纠纷、继承纠纷、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受诉法院对几个合并的案由均具有管辖权，几个诉讼标的由同一原告同一诉讼程序中提出，特别是其中提出了“分家析产纠纷”的请求，一审法院并未对“分家析产纠纷”作出处理。另外，关于继承的诉讼请求符合合并审理的法律规定，一审法院漏判给本案留下后患。
一审判决不能将承包合同田地的补偿款与开荒地的补偿款分开计算，而是应将1607765.37元总补偿款在6个原告及已故的刘衍林，加上2个被告之间进行分配；一审法院将该总补偿款分配给刘云香、刘阳彬、刘阳君是错误的。
《物权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物权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用于农业的土地，依法实行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第一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法对其承包经营的耕地、林地、草地等享有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物权法》上述这些规定明确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
2、《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规定“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第二章的名称就是“家庭承包”。因此，本案所涉的承包土地属家庭共有物权。
3、1980年开始，我国实行第一轮农村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首先，国家政策明文规定第二轮承包属于新一轮承包。中共中央1982、1983、1984年三年的1号文件都是对农村工作作出的政策性规定，均涉及农村土地承包（最初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政策问题。其中《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中发（1984）1号文件】指出：“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15年以上，生产周期长的和开发性项目，如果树、林木、荒山、荒地等，承包期应当更长一些。”这就为第一轮土地承包的期限作出了规定。到第一轮土地承包即将到期之际，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1997年8月27日发出了《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要求“认真做好延长土地承包期的工作”，规定家庭土地承包经营的期限“在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土地承包期再延长30年”。上述规定充分肯定，本案承包土地是1980年开始承包的，1990年在第二轮承包时重新签订了《延长土地承包期合同书》（见证据6）该《延长土地承包合同书》上也注写明”在原土地承包关系的基础上再延长三十年不变……订立本合同。”“延长土地承包期从1999年1月1日起至2028年12月31日止。”
以上说明这些土地是从1980年第一轮开始承包的。除刘风兰、刘凤琼此时已出嫁（在出嫁的男方处分有田地）外，刘风英、刘凤梅、刘凤桃在1980年时均没出嫁，1980年承包土地家庭人口有：已故的刘衍林、李亚霞、刘风英、刘风梅、刘凤桃、刘碧康、曾建梅。
1990年时，重新签订《责任田、地承包合同》时，参与分配的有刘衍林、李亚霞、刘风梅、刘凤桃、刘碧康、曾建梅、刘云香、刘阳彬共8人。因刘风英此时已出嫁、刘阳君属超生，没参与1990年的田地分配。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刘风梅、刘凤桃虽出嫁，但都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因此，她们仍然是这些承包地的合法共有物权人。
但一审法院无视上述法律规定和事实，违法判决剥夺刘风梅、刘凤桃的农村承包地的物权，她们完全有权要求分配和依法继承这些土地补偿款。
三、关于开荒地的补偿问题。
一审判决认定开荒土地是在1990年以后，这是毫无事实根据的。原告李亚霞和刘衍林夫妇从1957年从东源县新丰江水库移民到当地后，因缺少菜地及种些其他农副产品作物，就陆续开垦荒地，帮补家庭生活，1957年后陆续生育5个女儿及收养8虚岁的被告刘碧康后，生活更加困难，全家人继续陆续开垦荒地，形成了现在被征收补偿的土地面积。在农村，仅靠生产队分配的承包地，不够种植稻米解决温饱，家家都有开荒地用来种植收菜及其他农副产品。这些情况是农村非常正常普遍的情况。但一审判决却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无视农村存在于非常普遍非常正常的事实。错误认定这些荒地是1990年以后开垦的，请问一审判决是根据哪份证据证实这些荒地是1990年以后才开垦的？
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2款规定：“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此类开荒地就是属于公开协商等方式的家庭承包。根据上述的物权法规定，开荒地仍然是家庭共有的物权和家庭财产，开荒地补偿款应在参与分配承包地的人员即刘衍林、李亚霞、刘风梅、刘凤桃、刘碧康、曾建梅中依法进行分配。
1990年时，刘碧康最大的小孩刘云香才7岁、刘阳彬才4岁、刘阳君才2岁，开荒都是成年家庭成员共同劳动形成的。一审判决也将一审刘云香、刘阳彬、刘阳君参与分配开荒地的补偿是错误的。
四、关于房屋补偿款问题。一审认定房屋是被上诉人刘碧康夫妻建造的，应属夫妻财产是错误的。
拆迁批复及补偿合同上有刘衍林的名字，拆迁房屋原始记录登记表上有刘衍林的户主签名。这证明被拆迁的房屋属于家庭共有财产。
房屋实际动工建筑时间是在1990年建好第1层，并不是1995年才开始开工建设，只不过是在1995年才去填写了建房用地呈批表。
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意见》第二第第（五）项规定：“严格宅基地申请条件。坚决贯彻‘一户一宅’的法律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可见，宅基地是以家庭户为单位的，而当时刘衍林、李亚霞没有与刘碧康分家，仍然为一户家庭，所形成的财产当然是家庭共有财产。
建房用地呈批表上写明人口是7人，当然包括了刘衍林、李亚霞。
原告李亚霞被被告夫妇赶出家门前，家庭并没有分家析产，包括房屋在内的家庭所有财产都是家庭共有财产。现在李亚霞被被告夫妇赶出家门不能一起生活，原告依法有权要求分家析产。
1990年建房时，刘碧康最大的小孩刘云香才7岁，1995年也才12岁，刘阳彬、刘阳君的年龄就更小了。因此房屋并不是未成年人的财产。因此，刘云香、刘阳彬、刘阳君对房屋是没有财产权利的。房屋拆迁批复虽然挂有刘阳彬、刘阳君的名字，但这并没经刘衍林、李亚霞签字同意的。在家庭分家析产时，不能损害刘衍林、李亚霞的合法财产利益，对房屋的分家析产应在成年人家庭成员中进行分配。
被上诉人答辩称：原审判决查明案件事实的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依法驳回上诉人的无理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原审原告起诉时是将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和继承纠纷一起主张权利，因上述二个法律关系即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和刘衍林遗产的继承是二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原审判决为便于案件的处理，确定本案的案由为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只对双方争议的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作出处理，对涉及到刘衍林遗产的继承在本案中不作理处，并告知当事人可以另行主张权利，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即本院确定本案案由为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对涉及到刘衍林遗产的继承在本案中不作理处，当事人可以另行主张权利，上诉人上诉请求一并审理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本案是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该纠纷中包含征收土地补偿款、拆迁房屋安置房屋及拆迁房屋补偿款的纠纷。双方当事人对征收土地补偿款人民币1607765.37元和拆迁房屋补偿款人民币67592元均无争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责任田地的补偿分配问题；2、开荒地的补偿分配问题；3、房屋安置以及补偿款的分配问题。本院根据本案事实和当事人的诉辩意见，依照相关法律作如下评判：
关于责任田地的补偿分配问题。因双方主张参与分配责任田地的人员人数不一致，原审根据被告提供的《责任田、地承包合同》确认参与分配田地的人数为8人，并根据双方家庭的实际情况，以及法院开庭查明的事实，确认参与分配田地的人员人数是：刘衍林、李亚霞、刘凤桃、刘碧康、曾建梅、刘云香、刘阳彬、刘阳君共8人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主张刘凤梅应参与分配并提供刘凤梅所在的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证明刘凤梅出嫁夫家后没有分得田地，由于刘凤梅是否在原地分得田地难以查清楚，即使没有分配也是符合1995年5月6日国务院批转农业部《关于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的意见》第三条提倡在承包期限内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规定，因此刘凤梅出嫁夫家有没有分得田地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同理，上诉人主张刘阳君属超生不应参与分配，由于对刘阳君是否属超生没有分配田地，上诉人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且根据上述政策刘阳君是属于双方家庭的增加人口，刘阳君有没有分配田地并不影响其参与责任田地的补偿分配。因此，原审对参与田地补偿款分配的人员人数认定并根据公平的原则，确认按平均价格进行计算，即水田征收价格为（19611元／亩＋37118元／亩）÷2=28365元，旱地征收价格为（12476元／亩＋29895元／亩）÷2=21186元。据此，承包合同的水田5.84亩的补偿款为28365元／亩×5.84亩=165651.6元，旱地6.4亩的补偿款为21186元／亩×6.4亩=135590.4元，合计301242元，每人可分得承包合同田地的征收补偿款为301242元÷8人=37655.25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对此提出的上诉理由不充分，本院予以驳回。
关于开荒地的补偿分配问题。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开荒土地是在1990年以后是无事实根据的。且1990年时，被上诉人刘碧康最大的小孩刘云香才7岁、刘阳彬才4岁、刘阳君才2岁，开荒都是成年家庭成员共同劳动形成的。原审判决也将刘云香、刘阳彬、刘阳君参与分配开荒地的补偿是错误的。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农村土地承包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因此属于家庭承包的土地，只要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的家庭成员且属于发包方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均属于承包人之一。对于现争议开荒取得的开荒土地是采取什么方式承包，双方当事人未提供相关证据，本院确定为也是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因此，开荒土地是否在1990年承包土地之后开荒取得并不影响本案家庭成员参与开荒土地的补偿分配，刘凤桃于1991年出嫁后并不是本案家庭承包方的家庭成员，原审根据实际情况和根据农村承包土地的原则，按现有的家庭人员，具体确认是刘衍林、李亚霞、刘碧康、曾建梅、刘云香、刘阳彬、刘阳君共7人，参与开荒土地的补偿分配，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上诉人对此提出的上诉理由不充分，本院予以驳回。
关于房屋安置以及被拆迁的房屋的补偿款的分配问题。关于房屋、门店安置的问题，当时被上诉人刘碧康作为户主与河源市高新技术开发公司签订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已将安置房以及门店在协议书里面体现，可以认定该协议书内容是经过家庭会议商量而确定的，当时刘衍林也没提出异议，同时，该协议也经过河源市拆迁办以文件的形式同意分配，现在上诉人也没有提供证据没有经过家庭会议商量。原审法院对被告刘碧康与河源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有限公司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和河源市房屋拆迁管理办公室文件（河拆（2009）403号）确定的拆迁补偿方案予以确认并按协议书分配安置房屋、门店正确，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被拆迁的房屋的补偿款的分配问题。上诉人认为原审认定房屋是被上诉人刘碧康夫妻建造的，应属夫妻财产是错误的。经查明，拆迁批复及补偿合同上有刘衍林的名字，拆迁房屋原始记录登记表上有刘衍林的户主签名，而当时刘衍林、李亚霞没有与刘碧康分家，家庭也没有分家析产，仍然为一家庭户，因此，本院认定被拆迁的房屋属于家庭共有财产。因上述建房用地呈批表上写明人口是7人，当然包括了刘衍林、李亚霞。原审认定被拆迁的房屋属于被上诉人刘碧康夫妻财产是错误，本院予以纠正，故对该被拆迁的房屋的补偿款刘衍林、李亚霞应参与分配，对被拆迁的房屋的补偿款67592元，应平均分配给刘衍林、李亚霞、刘碧康、曾建梅（67592元除以4等于16898元）。因此，被上诉人刘碧康、曾建梅应支付给李亚霞被拆迁的房屋的补偿款16898元。应分配给刘衍林的补偿款16898元，在本案不作处理，由本案的当事人另行主张权利。
综上，原审法院对安置房屋、门店和征收土地补偿款作出的分配及刘衍林遗产作了确认，事实清楚，理由充分，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但对于被拆迁的房屋的补偿款人民币67592元判决归刘碧康、曾建梅所有欠妥，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河源市源城区人民法院（2014）河城法民一初字第111号民事判决的第二项和第三项以及诉讼费负担部分。
二、变更河源市源城区人民法院（2014）河城法民一初字第11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刘碧康、曾建梅应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给李亚霞224301.45元加上被拆迁的房屋的补偿款项该得的部分16898元，共241199.45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9878元，由上诉人共同负担19000元。由被上诉人刘碧康、曾建梅负担878元。上诉人多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878元本院不予退回，由被上诉人刘碧康、曾建梅直接支付给上诉人。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潘建民
审 判 员 张东明
代理审判员 陈剑锋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高小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