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2071民初5238号
原告：陈英，女，1951年3月24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住香港元朗。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尚英，广东南方福瑞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山恒海工艺厂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白石管理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618123125E。
法定代表人：陈玉梅，该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耀民，广东永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陈英诉被告中山恒海工艺厂有限公司（下称恒海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3月1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陈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尚英，被告恒海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卢耀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英诉称,原告与被告恒海公司的总经理孔庆华系亲戚关系，被告因处理其厂房拆迁事务及生产经营亟需资金，原告念及亲情，分多次出借款项给被告。2013年3月8日，原被告双方确认原告出借给被告和代被告支付款项共计4003596元。另外，原告还应被告总经理孔庆华的请求，于2011年11月6日代被告向北京仲量行支付18万元的厂房评估费及2014年3月15日代被告向案外人赖泽森支付50万元的厂房拆迁补偿前期运作费用。综上，原告共�借给被告4683596元，被告共还款3488854元，仍欠原告1194742元拒绝支付。为此原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1194742元。
对其主张的事实，原告提供的主要证据有：1.陈英与华哥往来款明细一份；2.陈英银行账户的取款凭证及恒海公司银行账户的入账凭证若干；3.会议纪要复印件一份；4.陈英汇款给赖泽森的汇款凭证二份;5.陈英银行账户的明细记录一份；6.恒海公司员工名册；7.案外人刘海波出具的受委托付款证明；8.案外人孔茜岚手写的字据；9.孔茜岚的还款计划表；10.陈英的香港汇丰银行的明细记录。
被告恒海公司辩称,一、原告的主体不适格。㈠被告从未向原告借款。原告未能提供借条，因此即使有款项往来也只是不当得利关系。㈡被告的财务人员无权在没有任何转账单据的情况下与原告对账，对账单上未加盖被告的财务章或公章，�对账单的名称为陈英与华哥往来明细而非陈英与恒海公司往来明细，而被告的财务人员是无权代表华哥个人与陈英对账的，因此该对账无效。被告怀疑该对账行为系原告串通被告财务人员夏某所为。二、本案已过诉讼时效。因原告未提供借条，故原告仅能依不当得利主张权利，不当得利之诉的诉讼时效仅为两年，而原告于2016年3月17日起诉，其只能就2014年3月17日之后的交易主张权利。三、原告与孔庆华之间实为换钱关系，即人民币兑换美金或港币，而非借贷关系。四、关于原告向赖泽森支付的50万元。首先，被告并未参与会议，孔庆华系以其个人名义参加。其次，原告于2012年10月至2013年2月共欠孔庆华48万元港币，所以其愿意代为支付50万元给赖泽森，并约定如成功则由孔庆华奖励原告30万元，后双方产生矛盾，孔庆华仅给原告10万元并收回了会议记录原件，因此现该50万元已结清。五、关于原告起诉的真相。原告于2012年邀孔庆华、陈玉梅之子到挪威投资，原告投资约400万元，孔庆华之子投资约600万元，后公司倒闭，原告认为公司亏损与孔庆华之子经营不善有关，故想尽办法找孔庆华一家人要钱而导致本案诉讼。
就其辩解，被告提供的主要证据有：1.梁建体诉夏某侵占罪的刑事自诉状，梁建体和夏某签订的和解协议，本院（2015）中一法刑二初字第957号刑事裁定书；2.恒海公司自制的进账情况表；3.大丰银行汇款单四份；4.大丰银行转账单三份。
经审理查明,2014年3月8日，陈英与恒海公司的财务经理夏某对账并最终形成名为“陈英与华哥往来款明细”的表格（下称对账表），华哥即为恒海公司总经理孔庆华。对账表记载的主要内容如下：一、2011年8月13日、8月15日至20日、8月22日至23日，每日各收取陈英现金49900元�并注明分别于当日存入恒海公司的工商银行尾号为4404的账户。二、2011年11月8日收到陈英现金100万元，2011年11月11日汇款给陈英335385元（备注：HKD410408*0.8172），2011年11月21日汇款给陈英二笔款项，分别为73548元（备注：HKD90000*0.8172）、572697元（备注：USD90000*6.3633）。三、2011年12月10日收到陈英款（刘波）40万元，2011年12月11日收到陈英款（刘海）424496元。四、2012年12月11日陈英拿现金2000元（麻斗），2011年12月28日汇款给陈英343224元（备注：HKD420000*0.8172）。五、2014年4月5日、2014年4月6日，分别收到陈英款50万元、40万元;2012年4月11日，汇款给陈英90万元（备注：USD6.3207、6.315）。六、2012年4月17日收到陈英款48万元，同日汇款给陈英48万元（备注：华哥代转出）。七、2012年8月1日代陈英付312000元（备注：HK390000*0.8）,2012年代陈英付12万元（备注：HK150000*0.8）。八、2013年7月1日收�陈英款35万元，同日汇款给陈英35万元（备注：华哥代转出）。九、2011年6月11日，陈英付北京仲量行款18万元（备注：陈英代恒海付）。该对账表还载有如下信息：华哥欠陈英4003596-3488854=514742元(未包括陈英付北京仲量行款18万元)，加上陈英代付北京仲量行款18万元共欠4003596-348854+180000=694742元。该表格空白处夏某手写如下内容：“经核对，恒海公司欠陈英款694742元，已于2014年3月8日将表格内容发邮件至孔老板邮箱。”对账表下方有夏某的签名，但无孔庆华的签名确认，也无加盖恒海公司的公章。除上述对账表所涉及的694742元欠款外，陈英主张在双方对账后，其还代恒海公司向案外人赖泽森支付了50万元，并提供了两份转账凭证（分别为2014年3月15日转账港币50万元，2014年3月17日转账人民币102250元）为证。据此，陈英认为恒海公司拖欠其共计1194742元款项未还，遂于2016年3月17日提起本案诉讼，以其和恒海公司存在借款关系为由，主张前述实体权利。恒海公司则持前述意见抗辩。
关于对账表所涉及的往来款项。一、第一部分往来款项。陈英称恒海公司当时因处理厂房拆迁事宜及经营亟需资金，于是其将其银行卡借给姐姐陈玉梅使用以备不时之需，后其姐夫孔庆华持该银行卡共取现9笔，每笔49900元，该9笔款项取款后均由恒海公司的财夏某玲存入恒海公司的账户。陈英为此提交了其名下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卡62×××699）的取款凭证及恒海公司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账20×××044）的存款凭证予以佐证。取款凭证显示，2011年8月13日、8月15日至20日、8月22日至23日，陈英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卡62×××699）每日分别取现49900元,九笔合计449100元。存款凭证显示，在上述相同的时间，恒海公司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账20×××044）每日均有数额不等的入账，其中8月13日、8月15日、8月16日、8月18日、8月22日、8月23日每日存款49900元，8月17日存款9900元，8月19日存款19900元，8月20日存款29900元，存款凭证的“交款人”一栏或为空白或记载为“中山恒海”，款项来源均记载为“往来款”。恒海公司辩称，虽然恒海公司的银行账户在陈英取款当日有相应金额的款项入账，但恒海公司的入账款来自孔庆华，并非直接来自陈英，上述证据并不能证明恒海公司的入账款与陈英银行账户取出的款项为同笔款项，更不能因恒海公司有相应的入账就认为陈英将上述449100元借给了恒海公司。二、第二部分往来款项。陈英确认该往来款项系货币兑换关系，陈英称其于2011年11月11日将出售鹿角所得的货款100万元支付给孔庆华，约定由孔庆华将款项兑换成港币或美金返还给其，后孔庆华于2011年11月11日向其汇款港币410408元（相当�人民币335385元），于2011年11月21日分别向其汇款港币9万元（相当于人民币73548元）、9万美元（相当于人民币572697元），以上款项合计人民币981630元，故孔庆华仍有人民币18370元尚未支付。恒海公司则称另外的18370元系货币兑换手续费，该往来款项已结清。三、关于对账表中的第三部分款项。陈英称“刘波”及“刘海”皆为案外人刘海波，2011年12月10日、12月11日孔庆华分别收到的40万元及424496元皆为其出售鹿角给刘海波的货款，其要求刘海波直接将上述两笔货款打入孔庆华的账户，再由孔庆华将货款兑换为港币或美金返还给其，因孔庆华未支付其该40万元及424496元的等额外币，后该两笔货款在双方对账后达成借款合意并转化为恒海公司的借款。为此陈英提交了案外人刘海波出具的受委托付款证明，刘海波声称其于2011年12月10日及2011年12月11日受陈英委托，向孔庆华的账户汇款40万元及424496元。恒海公司辩称孔庆华确有收到刘海波支付的该二笔款项，但认为该款项是孔庆华本人向刘海波出售鹿角所收取的货款，原因是当时陈英人在国外不方便，故由孔庆华在国内卖给刘海波，鹿角是孔庆华向陈英购买的，相关的款项孔庆华已支付给陈英。四、关于对账表中的第四部分款项。陈英称其于2012年12月11日收到孔庆华的2000元现金，于2011年12月28日收到孔庆华港币42万元（折合人民币343224元），恒海公司对此不持异议。五、关于对账表中的第五、六、八部分款项。陈英称该三部分款项往来均为货币兑换关系，也即其将收取的卖鹿角的货款支付至孔庆华账户，再由孔庆华兑换成相应的港币或美金返还给其。其中，对账表中的第五部分款项往来为：2012年4月5日、6日，其分别向孔庆华汇款50万元、40万元，2012年4月11日，其收到孔庆华支付的等值的美金�对账表中的第六部分款项往来为：2012年4月17日，其向孔庆华汇款48万元，同日，孔庆华向其支付等值的外币；对账表中的第八部分款项往来为：2013年7月1日，其向孔庆华汇款35万元，同日孔庆华向其支付等值的外币。恒海公司对陈英的上述陈述不持异议，确认陈英于2012年4月5日、4月6日支付的90万元已于2012年4月11日兑换成142600美元，陈英于2012年4月17日支付的48万元已于同日兑换成76000美元，陈英于2013年7月1日支付的35万元已于同日兑换成56981美元，但认为上述货币兑换关系是发生于陈英与孔庆华个人之间，与恒海公司无关。为此，恒海公司提交了大丰银行汇款单为证，相关汇款单的付款申请人签署一栏签名均为孔庆华。六、关于对账表中的第七部分款项。陈英称孔庆华于2012年8月1日代其支付折合312000元人民币的港币,同年，孔庆华还代陈英支付折合12万元人民币的港币�恒海公司对此不持异议。七、关于对账表中的第九部分款项。陈英称其于2011年6月11日代恒海公司支付给北京仲量行18万元评估费，该笔款项的支出当时得到恒海公司财务经理的确认。恒海公司则称陈英并未经孔庆华的授意，且北京仲量行因没有评估资质故没有起到作用，尽管如此，孔庆华已将该笔款项以美元形式现金支付给陈英。根据上述对账表，陈英主张，夏某作为恒海公司的财务经理，上述对账系履行职务行为，也即代恒海公司进行对账，也即恒海公司已经确认尚欠其694742元款项。恒海公司则不认可上述对账表的真实性，认为恒海公司并未在该对账表上盖章确认，虽然夏某时任恒海公司的财务经理，但从对账表的内容来看，夏某只是代孔庆华个人对账。
关于陈英代恒海公司向案外人赖泽森支付的50万元。陈英称，其是根据2014年3月14日的会议记录代恒海公司支付给赖泽森，以用于恒海公司厂房拆迁补偿事宜。为此其提交了会议记录复印件一份及转账凭证两份。会议纪录主要内容为，拆迁补偿金为收款基数2180万元，超出数目按前之合约办；员工遣散费不纳入赖生之收款范围，收款完成后即快分配；会议参与人员孔庆华；陈英先付50万元，孔庆华100万元；赖生付陈萍30万元，孔生付陈英30万元；会议记录的会议参与人员处有孔庆华的签名，见证人处有黄志勇、刘某的签名。转账凭证则显示，2014年3月15日，陈英向案外人赖泽森的账户转入港币50万元，2014年3月17日，陈英向案外人赖泽森的账户转入人民币102250元。恒海公司表示，会议记录中所涉及的50万元与恒海公司无关，恒海公司并无参与会议。恒海公司并主张，陈英之所以代为支付该50万元系因孔庆华于2012年10月至2013年2月期间通过新恒美木器工艺有限公司向陈英共�借港币48万元，为此恒海公司提交了四张大丰银行的汇款单，该汇款单载明新恒美木器工艺有限公司于2012年10月29日、2012年12月14日、2013年1月9日、2013年2月7日各向陈英汇款港币12万元，四笔合计港币48万元。陈英确认其有收到新恒美木器工艺有限公司的港币48万元，但认为该48万元港币与本案无关，其称上述资金往来的原因是因当时其欲在香港购房，需向银行贷款，但其在香港的银行流水记录不足，而截止2012年8月29日，孔茜岚（孔庆华之女）欠其703880元，故其与孔茜岚约定由孔茜岚通过新恒美木器工艺有限公司向其分批支付款项，其在孔茜岚欠其的款项中将相应款项予以扣除。为证明孔茜岚向其借款及还款，陈英提交了字据、还款计划表及银行流水纪录，字据载明“收港币66万7千元正，8月29日港币28万元正，2012年8月30日”，但签名信息无法辨认；还款计划表未有出具人的签名信息；银行流水纪录亦无法确认相对方的信息。
综上，就上述对账表所涉及的款项694742元及会议记录所涉及的陈英代为向赖泽森支付的50万元，陈英均坚持以民间借贷为由对恒海公司主张权利。对于借款合意的形成，陈英主张，其中对账表所涉及的款项中，尽管部分资金往来的原始性质并非借款，且涉案往来款项均系其与孔庆华个人之间发生，但孔庆华系恒海公司的控制人，而涉案款项用于恒海公司，后经孔庆华指定恒海公司财务经理与其对账而转化为其与恒海公司之间的借款，所以涉案借款均为其与恒海公司之间的债务。而根据会议记录的内容可知，恒海公司在会议中是受益主体，而会议记录中载明“陈英先付50万元”即视为其和恒海公司形成了借款合意。庭审过程中，经本院释明，陈英均坚持以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为由对上述款项主张权利。
为证明其所主张的借款关系属实，陈英申请了原恒海公司的财务经理夏某出庭作证。证人夏某到庭陈述，其曾在恒海公司任职财务经理，并于2014年11月15日离职；其在恒海公司任职期间，恒海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孔庆华于2014年3月8日交给其一些单据，并指示其与陈英对帐；虽然对账表中所涉及的资金往来并非均为公司账务，但孔庆华是其老板，孔庆华要求其将私账一并进行对账，其就按孔庆华的要求进行对账；其认为，对账表所涉及的资金往来中，只有九笔49900元款项是公司账目，这九笔账目是其亲自操作的，当时其与公司出纳从陈英的银行卡将九笔49900元款项转到孔庆华的账户，再由孔庆华的账户转到恒海公司的账户，之所以不能将上述九笔款项直接由陈英的账户转入恒海公司的账户是因为陈英与恒海公司无业务往来，如果直接转账不符合财务�则。另其听孔庆华说，支付给仲量行的评估费用18万元也是与公司相关的，除上述资金往来外，对账表中其他的资金往来均为孔庆华的个人账务；对账后，其将对账表交给孔庆华审核，孔庆华只承认对账表中所涉及的九笔49900元及支付给仲量行的评估费用18万元，认为其他的与之无关；对账后孔庆华没有签名，其将对账表以邮件形式发送给孔庆华，但孔庆华没有回复，因孔庆华一般不用邮件回复。恒海公司则以夏某曾侵占公司财产为由主张其证言不可信，为此恒海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刑事自诉状、和解协议、刑事裁定书为证。上述证据显示，梁建体（中山市三乡镇恒威工艺厂经营者）于2015年向本院提起刑事自诉【案号为（2015）中一法刑二初字第957号】，诉称中山市三乡镇恒威工艺厂（下称恒威工艺厂）于2012年4月25日成立，系个体工商户，因该厂规模小，故该厂财务全权交由恒海公司处理。夏某在恒海公司任财务经理期间，利用职务便利私自将该厂的22万元转入其个人私人账户，该厂要求其返还遭拒，故梁建体以夏某犯侵占罪为由诉至本院，本院以（2015）中一法刑二初字第957号案受理。在该案审理期间，梁建体与夏某达成和解协议，约定夏某归还恒威工艺厂22万元后，梁建体撤回对夏某的刑事自诉，后夏某依约归还该厂22万元，梁建体遂撤回对夏某的刑事自诉，本院于2015年11月3日作出刑事裁定准予梁建体撤回起诉。恒海公司以夏某曾私自侵占公司财产为由证明其证言不可信。而陈英则称因孔庆华未兑现其奖励夏某20万元的承诺才导致夏某做出上述不理智行为，夏某的证人身份及证言效力毋庸置疑，其证言应予采纳。
另查，恒海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成立于1992年9月30日，注册资本为港币19652119元，法�代表人为陈玉梅，经营范围是生产各款漆木家具，工艺彩瓷，塑料工艺品，五金家具，木制、五金工艺品。
另，庭审中，双方一致同意适用内地法律作为本案的准据法。
本院认为：本案为涉港民间借贷纠纷。因原被告一致同意本案纠纷适用内地法律进行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的规定，本案纠纷应适用我国内地法律作为准据法进行裁决。
本案中，根据原被告的诉辩意见及本院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陈英与恒海公司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双方是否达成了借贷关系的合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陈英主张其与恒海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关系、恒海公司向其借款1194742元（即2014年3月8日对账表中所涉及的694742元及2014年3月14日会议记录所涉及的向赖泽森支付的50万元），根据上述规定，陈英应当举证证明其主张的借贷法律关系成立并生效，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诉讼过程中，恒海公司不确认所涉款项是借款，更不确认其是欠款主体，而陈英仅提供了对账表及会议记录，未能提供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借款借据等债权凭证。从对账表及会议记录的形式来看，二者均无恒海公司的盖章确认，相关文件内容亦无显示与恒海公司有关，陈英仅以上述两份文件为依据主张其和恒海公司存在借款关系没有事实依据。虽然陈英主张对账表中所涉及的欠款金额694742元经恒海公司财务经理夏某的对账确认，该对账系履行职务行为，也即代恒海公司进行对账。但对账表的名称显示为“陈英与华哥往来款明细”，而非与恒海公司对账，且经手人夏某亦证实指示其对账的是孔庆华个人，所对账的内容并非均为公司账务，孔庆华要求将其个人账务一并进行对账。而无论夏某是代表恒海公司抑或孔庆华个人对账，从夏某的证言可反映出孔庆华对对账表存有异议，该对账行为最终均无得到有效确认，因此陈英主张对账表中的欠款经孔庆华指定恒海公司财务经理与其对账而转化为其与恒海公司之间的借款本院不予采纳。而就对账表（包括陈英账户支取的九笔49900元，孔庆华未足额支付陈英兑换外币的款项65642元，以及陈英支付给北京仲量行的18万元评估费）及会议记录所涉及的具体款项的往来性质本院进一步分析如下：
第一，就陈�银行账户支取的九笔49900元合计449100元的款项。陈英主张该499100元款项存入了恒海公司的账户并用于恒海公司的拆迁补偿事宜，系恒海公司的借款，但其仅提交了其银行账户的取款凭证及恒海公司的存款凭证，而二者虽然在取、存日期上对应，但九笔款项的取、存金额并不完全对应，且恒海公司的存款凭证上并无记载款项系来源于陈英，由此无法认定恒海公司的存款与陈英的取款系同一笔款项，更无法认定陈英支取上述449100元现金后均交付给了恒海公司。虽然证人夏某在庭审中作证称其与恒海公司的出纳于上述期间将九笔49900元款项从陈英的账户转到孔庆华的账户，再由孔庆华的账户转入恒海公司的账户，依据该表述应系转账支付而非先取款再存款，与陈英提交的取款凭证和存款凭证相矛盾，因此对陈英主张其出借九笔49900元合计449100元的款项给恒海公司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第二，对于陈英主张的孔庆华未足额支付其兑换外币的款项65642元。因该款项系陈英与孔庆华基于货币兑换关系产生，从法律性质上来讲并不属于借款关系，且双方提交的证据显示货币兑换均是经孔庆华个人账户进行操作，与恒海公司无关，陈英却以此主张为恒海公司的欠款没有事实依据。另，证人夏某亦出庭证实该货币兑换关系并非公司账务，孔庆华对该部分个人账务并不确认。因此，对该部分款项本院不认定为恒海公司的借款。
第三，关于陈英支付给北京仲量行的18万元评估费。因恒海公司不确认陈英代其支付了18万元评估费给北京仲量行，陈英也未举证就该款项双方形成了借款合意，由此陈英就该18万元主张为恒海公司借款的主张本院亦不予采信。
第四，关于陈英主张其代恒海公司支付50万元给案外人赖泽森用于恒海公司拆迁补偿前期运作费用的主张。其仅提交了会议纪录及向赖泽森付款的凭证，而会议纪录只有“陈英先付50万元人民币”“孔生付陈英30万元人民币”的字样，并未载明该会议内容与恒海公司有关，更无载明是恒海公司委托陈英代支付50万元，因此对陈英主张该50万元为恒海公司借款的主张本院亦不予采信。
基于以上分析，本院认为陈英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双方对涉案的1194742元往来款项存在借款合意，陈英主张该款项系恒海公司的借款缺乏依据，对其诉讼请求本院均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讼法》第二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一款，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陈英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5552元（原告陈英已预交），由原告陈英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陈英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中山恒海工艺厂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朱慧珊
审 判 员 曹慧星
人民陪审员 陈明玉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冯瀚杰
刘家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