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铁路运输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冀8601民初78号
原告：张菊生，女，汉族，1948年10月4日生，住所地哈尔滨市香坊区。
委托代理人：武涛，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西路18号。
负责人：刘起彦，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超，河北张克锋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向军，河北若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张菊生与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人寿河北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张璐璐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菊生的委托代理人武涛，被告人寿河北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超、向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菊生诉称，2013年6月14日，原告在被告的保险销售人员刘春英的诱导下，以原告之女姜辉为被保险人投保了国寿福满一生两全保险（分红型），并签订了保险合同（组）号为：2014-131000-454-01518316-2的保险合同，该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一栏为原告代签。原告于2014年6月14日向被告支付了保险费人民币74000元。该合同中“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国寿福满一生两全保险（分红型）利益条款”第五条第五项“身故保险金”约定：“被保险人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年满十八周岁的年生效对应日前身故，本公司按本合同所交保险费（不计利息）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被保险人于年满十八周岁的年生效对应日起至本合同约定的福寿金开始领取日前身故，本公司按下列约定给付身故保险金：被保险人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一年内因疾病身故，本公司按本合同所交保费（不计利息）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被保险人因前述以外情形身故，本公司按基本保险金额的200%与本合同所交保险费（不计利息）之和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被保险人于本合同约定的福寿金开始领取日起身故，本公司按被保险人身故后尚未领取的各期福寿金（不包括被保险人身故前已产生但尚未领取的各项福寿金）与满期保险金之和一次性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是以死亡为支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被保险人姜辉对张菊生以其为被保险人投保包含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条款的保险不知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以死亡为保险金给付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该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签字一栏为原告代签，被保险人姜辉不知情。被告作为从事保险行业的专门公司，熟知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在明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仍诱导原告签署上述保险合同并支付高达74000元的保险费用，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1、确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以原告为投保人，姜辉为被保险人，保险合同（组）号为：2014-131000-454-01518316-2的保险合同无效；2、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保险费用共计人民币：74000元，并向原告支付保险费用利息共计人民币：6615.9元（自原告付款之日起暂计至起诉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原告张菊生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
保险合同一份共20页，保险合同（组）号：2014-131000-454-01518316-2，证明①原告以姜辉为被保险人向被告投保了国寿福满一生两全保险（分红型），支付保险费74000元；②该保险合同中包含了以死亡为保险金给付条件的条款；③该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签字一栏非被保险人签署。
被告人寿河北公司辩称：张菊生起诉的请求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该保险是一种储蓄型保险，其储蓄的功能尤为突出，因此张菊生仅仅以被保险人没有签字为由而确认其整个保险合同无效，我方认为其诉求没有法律依据。
被告人寿河北公司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予以证明：
被告与投保人即原告的电话回访录音，证明回访录音中投保人明确提到被保险人处的签字确实是由被保险人本人签署，被告已经尽到审查义务；
姜辉本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姜辉本人也已经向被告提供了其身份证复印件以便进行保单录入所需必备个人身份信息材料，该身份证复印件是被告从姜辉所经营的公司取得的。
保单生存金2014年和2015年付费流水截图。证明被告已向原告支付生存保险金30625.34元。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经原告申请，本院依法委托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对本案保险合同《电子投保确认单》被保险人签名处“姜辉”笔迹进行鉴定。该机构出具了《司法鉴定意见书》。
经本院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保险合同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该份证据不能证明本案原告张菊生具备本案原告的主体资格，因为原告在起诉时称被保险人姜辉的利益受到损害，而非是张菊生的利益，因此本案应当由利益受损方即姜辉提出。根据合同第7页第五条第五款所载明的内容可以看出，本款产品不仅包含原告所称：单纯以支付身故保险金为保险金给付的全部内容，合同第4条第二款更明确载明，事故保险金等于被保险人身故时所交的保费，这更加明显看出本款产品并不是保险法第三十四条所载明的单纯以人身保险为保险标的物的合同，其性质属于储蓄型保险产品。本院认为，该保险合同为原、被告双方共同签署的合同文件，亦系本案诉讼标的，且被告对该证据的“三性”并无异议，其对该证据证明内容发表的意见属抗辩意见，不影响对该证据性质的认定，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电话回访录音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回访员仅通过简单提问的方式来确认投保人及被保险人是否在投保文件上亲笔签名，实际上根本无法确认投保人及被保险人是否在投保文件上亲笔签名。要确认投保人及被保险人是否在投保文件上亲笔签名，被告不能简单的通过电话回访的方式确认，而应该通过整个签订保险合同的各个环节来确认；就被告提供的录音证据看，被告仅对本案涉案保险合同的投保人进行了电话回访，未对本案涉案的保险合同中的被保险人进行回访，无法确认被保险人是否在投保单上亲笔签名，亦不能确认被保险人知晓并同意本案涉案的保险合同。本院认为该证据系被告保险公司对投保人张菊生进行电话回访的内容，其内容真实、形式合法，且与本案有关联，原告的意见系其对证据内容的辩解意见，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对被告提交的证据2姜辉身份证复印件，认为被告仅仅向法庭提交了此文件，但这份文件不能够视为被保险人对该份合同的认可，而且被告并不能够举证证明此身份证复印件是由姜辉本人交付，也不能够证明是由姜辉授意被告工作人员去公司拿取，故此复印件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本院认为，被告提交的证据2姜辉身份证复印件不能说明该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可。原告对于被告提交的证据3予以认可，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对于《司法鉴定意见书》，原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该鉴定结论不具备合法性，依据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经人民法院同意后，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有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鉴定人员，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依据上述规定，鉴定机构、鉴定人员的选择应当先由双方当事人协商选定，而本案中鉴定机构、鉴定人员是由人民法院直接确定，未经过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的过程，因此选择该鉴定机构、鉴定人员的程序违反法律规定，其鉴定结论不能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对该证据关联性不予认可，该鉴定结论的鉴定过程不具备客观性，本案所争议的保险合同是在2014年形成，合同中有关人员的签字也是在签订合同时书写，原告以保险合同中的签字作为检材申请鉴定，而我方认为为了保证鉴定的客观性，应当以同时期形成的笔迹作为样本进行比对，但该鉴定结论中描述，样本的选择是在2016年3月10日以及2016年3月28日由姜辉和张菊生当场书写，且鉴定日期为当日，因此我方认可该样本形成不具备客观性。我方认为原告作为鉴定申请人而不能提供同时期的样本，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本院认为，依据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六条：“当事人申请鉴定经人民法院同意后，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有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鉴定人员，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本案《司法鉴定意见书》系本院依法委托具有鉴定资质的专业鉴定机构所作，程序合法，被告以原告未能提供2014年形成合同时的笔迹样本，故鉴定过程不具有客观性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且鉴定机构并未要求原告提供2014年形成合同时的笔迹样本，故本院对被告的上述质证意见不予采信，鉴于该《司法鉴定意见书》程序合法、内容真实并与本案直接相关，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14年6月14日，张菊生在人寿河北公司购买了以姜辉为被保险人的保险金额为145726.66元的国寿福满一生两全保险（分红型），保险合同（组）号为：2014-131000-454-01518316-2。张菊生于2014年6月14日向被告支付了保险费人民币74000元。该合同包含特别生存金、关爱金、满期保险金、身故保险金、意外伤害身故保险金等保险金给付条款，其中第五条第五项“身故保险金”约定：“被保险人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年满十八周岁的年生效对应日前身故，本公司按本合同所交保险费（不计利息）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被保险人于年满十八周岁的年生效对应日起至本合同约定的福寿金开始领取日前身故，本公司按下列约定给付身故保险金：被保险人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一年内因疾病身故，本公司按本合同所交保费（不计利息）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被保险人因前述以外情形身故，本公司按基本保险金额的200%与本合同所交保险费（不计利息）之和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被保险人于本合同约定的福寿金开始领取日起身故，本公司按被保险人身故后尚未领取的各期福寿金（不包括被保险人身故前已产生但尚未领取的各项福寿金）与满期保险金之和一次性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终止。”是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条款。张菊生已领取人寿河北公司支付的生存保险金30625.34元。人寿河北公司客服中心回访员在对投保人张菊生的电话回访中问到：“请问投保单等资料上都是您和姜辉女士在合同上分别亲笔签名的吗？”张菊生回答：“对，对。”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经张菊生申请，本院依法委托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对本案保险合同《电子投保确认单》被保险人签名处“姜辉”笔迹进行了鉴定。该机构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2014年6月14日《电子投保确认单》中被保险人签名处“姜辉”签名笔迹与张菊生样本材料是同一人所写。鉴定费1200元由张菊生支付。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及当庭陈述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原告张菊生与被告中国人寿河北公司对保险金额为145726.66元的国寿福满一生两全保险（分红型）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被告所提投保人作为本案原告不适格的抗辩意见，本院认为，本案为保险合同纠纷，本案原告系保险合同的投保人，是保险合同的一方主体，依据合同的相对性，投保人张菊生具有合法的起诉资格，是本案适格的原告，故对被告所提本案原告不适格的抗辩意见不予采信。
本案所涉保险合同系人身保险合同，同时该保险条款中约定了以被保险人身故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条款，性质上属于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本案原告张菊生以姜辉为被保险人投保了含身故为给付保险金内容的保险，而司法鉴定意见书证实投保单的被保险人“姜辉”的签字非其本人所签，本院对于该份保险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姜辉签字确认和同意予以认定，同时被告也没有证据证明姜辉事后对此进行了追认，故该保险合同应认定无效。
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合同无效或被撤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因本案所涉保险合同为无效合同，故中国人寿河北公司应将张菊生支付的保费予以返还，张菊生应将中国人寿河北公司支付的生存保险金予以返还。关于利息，投保人张菊生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对代签名的法律后果应有一定的认知，且在被告对其的电话回访中对投保单资料上的签字是否为其本人和姜辉本人所签，张菊生给予了肯定的回答。本院认为，张菊生投保时明知被保险人签名系其代姜辉所签，仍然在被告的电话回访中明确表示被保险人姜辉已亲笔签名，张菊生的上述行为主观上具有故意，对导致本案保险合同无效具有明显过错，故对原告张菊生要求赔偿其保险费利息损失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主张保险合同无效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原告张菊生与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签订的国寿福满一生两全保险（分红型）（保险合同组号为：2014-131000-454-01518316-2）合同无效；
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张菊生保险费七万四千元；
原告张菊生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保险金三万零六百二十五元三角四分。
驳回原告张菊生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九百零七元，由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司负担四百五十四元，原告张菊生负担四百五十三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鉴定费一千二百元由原告张菊生负担（已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璐璐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四日
书记员 毛振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