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一中民初字第13430号
原告杨培根，男，1955年2月20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陶征，安徽真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奚玮，安徽国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长城华人怀思堂，住所地北京市延庆县八达岭镇三堡村。
法定代表人徐海生，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慧芳，北京市华文通用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杨培根与被告北京长城华人怀思堂（以下简称长城华人怀思堂）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10月2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由法官甄洁莹担任审判长，法官徐硕和人民陪审员夏栋杰参加的合议庭。根据原告杨培根的财产保全申请，本院于2013年12月9日裁定查封、扣押或冻结被告长城华人怀思堂相应价值的财产（限额人民币30021300元）并采取了相应的财产保全措施。本院分别于2014年2月13日和2014年5月9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原告杨培根的委托代理人陶征、被告长城华人怀思堂的委托代理人王慧芳均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告杨培根的委托代理人莫春生到庭参加了第一次庭审，后原告杨培根的委托代理人莫春生变更为奚玮，原告杨培根到庭参加了第二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完毕。
原告杨培根起诉称：2012年3月，杨培根与长城华人怀思堂签订《股权内部转让协议》和《以企业产品抵偿债务方式内部承包经营协议》，分别约定杨培根将所持有的长城华人怀思堂5％的股权，按确认的市值人民币6000万元全部转让给长城华人怀思堂享有，作为支付股权受让对价，长城华人怀思堂承诺以其企业福位产品6000个作价人民币合计6000万元充抵股权受让对价。长城华人怀思堂承诺将其拥有的福位产品6000个以内部承包经营方式一次性划拨给杨培根承包经营，由杨培根对外销售，以销售所得充抵长城华人怀思堂应支付的股权受让价款。
《股权内部转让协议》第二条第2款约定：”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乙方（长城华人怀思堂）将本企业库存福位产品（室内骨灰存放龛位）如意型陆仟个（其中一厅一层1000个，二厅二层5000个，每个单价均为人民币壹万元整），合计人民币陆仟万元整（￥6000万元整），一次性抵偿甲方（杨培根）债务划拨给甲方（详见划拨福位产品分布图册），由甲方以内部承包经营方式直接对外销售，所得价款均由甲方独立享有。”其次，《以企业产品抵偿债务方式内部承包经营协议》第一条、第二条也对上述内容作了相同约定，并明确于2012年2月10日起向杨培根划拨6000个福位产品。该协议第五条明确约定了违约责任条款，约定：”甲乙双方应全面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义务，任何一方不全面不正确履行本协议义务的，均属违约行为，违约方应按本协议总金额人民币陆仟万元整（￥6000万元整）的百分之贰拾计算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以上协议生效后，杨培根和长城华人怀思堂通过书面《确认表》的方式，确认了长城华人怀思堂应向杨培根划拨的6000个福位产品（如意型）的区位及各区位的福位产品数量。
上述协议生效后，杨培根遂着手与长城华人怀思堂协商办理相关划拨福位产品的交接及承包经营手续。但长城华人怀思堂以种种理由推诿拖延，始终不与杨培根履行已划拨福位产品交接手续，致使杨培根无法依约进行承包经营活动。期间，长城华人怀思堂违反双方协议约定，私自单方对外直接销售了若干已被双方确定划拨的福位产品，导致双方协议无法履行。杨培根认为，长城华人怀思堂的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长城华人怀思堂不仅应承担违约责任，还应立即向杨培根支付股权受让价款6000万元。故杨培根请求本院判令：1、解除杨培根与长城华人怀思堂签订的《以企业产品抵偿债务方式内部承包经营协议》；2、长城华人怀思堂向杨培根支付股权转让受让价款人民币6000万元；3、长城华人怀思堂向杨培根偿付违约金人民币1200万元；4、长城华人怀思堂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原告杨培根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
证据1，长城华人怀思堂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证明长城华人怀思堂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其企业性质为集体所有制企业。
证据2，《股权内部转让协议》、出资证明，证明杨培根持有长城华人怀思堂5％的股权，杨培根已将上述股权全部转让给长城华人怀思堂持有，《股权内部转让协议》已经生效并履行。
证据3，《以企业产品抵偿债务方式内部承包经营协议》、划拨福位产品确认表，证明协议约定长城华人怀思堂以福位产品折价抵偿股权受让对价，并确定应向杨培根划拨福位产品的品名、数量及价款，长城华人怀思堂应自协议生效之日起无条件提供上述福位产品，由杨培根承包经营，长城华人怀思堂提供销售的便利，该协议对违约金承担进行了具体约定，长城华人怀思堂未履行合同义务。
证据4，关于股权内部转让的职工代表大会决议、职工代表名录、授权委托书、身份证，证据4针对证据2《股权内部转让协议》和证据3《以企业产品抵偿债务方式内部承包经营协议》作出，证明股权转让已经生效履行。
证据5、广告页、骨灰福位使用协议、交费收据、长城华人怀思堂福位所有权证书，证明长城华人怀思堂擅自将已经划拨给杨培根经营销售的福位产品直接对外销售并获利，其行为构成根本违约。
证据6，催告函、快递回单、发票、速递查询邮件状态结果，证明杨培根因长城华人怀思堂发生违约行为决定解除合同并已向长城华人怀思堂发出书面解除合同通知，长城华人怀思堂于2013年10月26日收到，解除合同通知已经生效。
证据7，长城华人怀思堂与香港汇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进公司）签订的《关于变更股权转让份额及价款的补充协议》、职工代表大会决议。
证据8，汇进公司股东会决议、股东同意书、公司代表、执行董事证明书。
证据7和证据8均证明，长城华人怀思堂于2006年3月21日向汇进公司转让51％的股权，后经长城华人怀思堂与汇进公司协商，汇进公司最终持有长城华人怀思堂5％的股权，杨培根持有的长城华人怀思堂5％股权的来源合法。
证据9，汇进公司、杨培根与北京同力制冷设备公司（以下简称同力公司）于2012年3月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
证据10，2012年3月2日长城华人怀思堂股东会决议。
证据11，2012年3月2日长城华人怀思堂放弃股东优先购买权声明。
证据9、证据10、证据11均证明杨培根受让汇进公司所持长城华人怀思堂5％股权，杨培根受让并持有长城华人怀思堂的股权合法有效。
证据12，汇进公司出具的收条，证明杨培根向汇进公司支付6000万元股权转让款，汇进公司已经收到上述款项，杨培根合法持有长城华人怀思堂5％的股权。
证据13，同力公司工商登记材料，证明同力公司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张铁军是同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长城华人怀思堂与同力公司不具有关联关系，同力公司不是长城华人怀思堂的股东。
证据14，潘×的证人证言。
证据15，陆×的证人证言。
证据14和证据15均证明长城华人怀思堂擅自将已经划拨给杨培根经营销售的福位产品直接对外销售并获利，其行为构成根本违约。
被告长城华人怀思堂答辩称：不同意杨培根的诉讼请求，长城华人怀思堂愿意与杨培根继续履行2012年3月6日签订的《以企业产品抵偿债务方式内部承包经营协议》，并按照协议的约定以6000个福位产品抵偿股权转让价款。针对杨培根要求长城华人怀思堂承担违约责任，长城华人怀思堂认为，杨培根与长城华人怀思堂签订协议后没有进行实际交接，所以长城华人怀思堂的工作人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确实对外销售了两个福位产品，长城华人怀思堂并未故意推销已经划拨给杨培根的福位产品，不存在故意违约的行为。
被告长城华人怀思堂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汇进公司于2012年3月4日出具的证明，证明汇进公司向长城华人怀思堂实际出资3000万元，而非杨培根所称的6000万元。
经本院庭审质证，长城华人怀思堂对杨培根提交的证据8和证据12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上述两份证据是汇进公司向杨培根出具的，长城华人怀思堂没有参与。长城华人怀思堂对杨培根提交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无异议，但认为证据2中出资证明所记载的杨培根所持有5％股权对应的出资额应为3000万元，不是6000万元。杨培根对长城华人怀思堂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该证据上汇进公司公章及林建邦签字的真实性无法确认，且汇进公司是香港公司，应推定该证据系在香港形成，该证据未经公证认证。根据上述庭审质证情况，本院对杨培根提交的证据1、2、3、5、6的真实性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应予确认。
针对杨培根提供的证据4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于该证据的关联性，本院认为，鉴于该证据系长城华人怀思堂就其与杨培根之间针对杨培根向长城华人怀思堂转让相关权益以及对价支付等事项形成的内部决议及相关文件，与本案杨培根要求解除《以企业产品抵偿债务方式内部承包经营协议》的诉讼请求无关，故对于该证据的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
针对杨培根提交的证据8和证据12，以及长城华人怀思堂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均由汇进公司出具，鉴于杨培根和长城华人怀思堂均认可汇进公司系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其他地区登记注册的公司，上述证据均未履行公证认证手续，且杨培根和长城华人怀思堂均不认可上述证据中对方提交证据的真实性，故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
针对杨培根提供证据15证人陆×的证人证言，本院认为，陆×虽提交了书面证言，但其本人未到庭作证，故该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不予确认。
针对杨培根提供的证据13的真实性与关联性，长城华人怀思堂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鉴于杨培根在诉讼中表示该证据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且该证据所涉同力公司的相关内容与本案杨培根与长城华人怀思堂的争议无关，故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确认。
针对杨培根提供的证据7中《关于变更股权转让份额及价款的补充协议》、证据9和证据11的真实性，本院认为，证据7中《关于变更股权转让份额及价款的补充协议》和证据9均涉及案外人汇进公司，且上述两份证据未经公证认证，证据11涉及案外人同力公司，在汇进公司和同力公司并非本案当事人，且均未出庭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的情况下，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针对杨培根提交的证据7中长城华人怀思堂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和证据10、证据11的真实性，鉴于长城华人怀思堂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针对原告杨培根提供的证据7、证据9、证据10和证据11的关联性，本院认为，证据7系被告长城华人怀思堂与案外人汇进公司就双方之间相关权益如何处理形成的相关材料，证据9、证据10和证据11系案外人汇进公司与杨培根、案外人同力公司就各方之间相关权益如何处理达成的协议以及相关各方据此出具的相应文件，上述证据均与本案杨培根就长城华人怀思堂向其支付款项的方式所产生的争议并无关联，故对于上述证据的关联性本院均不予确认。
本院根据上述认证并结合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查明：
2012年3月4日，杨培根（甲方）与长城华人怀思堂（乙方）签订《股权内部转让协议》，约定：杨培根将其所持有的长城华人怀思堂5％的股权及股权项下所有资产权益共同作价人民币6000万元全部有偿转让给长城华人怀思堂，长城华人怀思堂同意受让；转让价款分期支付，长城华人怀思堂以抵债方式划拨给杨培根承包对外销售福位产品，实现销售净利润金额后的时间为支付时间，依次类推，直至长城华人怀思堂以产品抵债方式清偿股权受让价款之日止；自协议生效之日起七日内，长城华人怀思堂将企业库存福位产品（室内骨灰存放龛位）如意型6000个（其中一厅一层1000个，二厅二层5000个，每个单价均为人民币1万元整），合计人民币6000万元一次性抵偿杨培根债务划拨给杨培根（详见划拨福位产品分布图册），由杨培根以内部承包经营方式直接对外销售，所得价款均由杨培根独立享有；长城华人怀思堂以库存福位产品共计6000个，并在价值人民币6000万元之内抵偿给杨培根，由杨培根独立承包对外销售，销售费用由杨培根自行承担，发生的所有税费、规费及售后服务费等费用均由长城华人怀思堂自行承担；杨培根与长城华人怀思堂每季度末核对一次福位产品销售情况，计算杨培根销售产品的纯利润收入，以杨培根该季度销售产品的利润收入计算作为长城华人怀思堂向杨培根支付股权受让价款，由杨培根向长城华人怀思堂按实出具收款条。杨培根自协议生效之日起以承包经营方式直接对外销售长城华人怀思堂以抵债方式划拨的福位产品，并自行承担销售费用。长城华人怀思堂自协议生效之日起向杨培根以抵债方式一次性划拨6000个如意型福位产品，由杨培根独立对外销售，长城华人怀思堂不得干预杨培根销售区域和时间，对已经抵债划拨给杨培根销售的福位产品，长城华人怀思堂不得以任何理由提价等；杨培根和长城华人怀思堂均应全面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任何一方不全面、不正确履行本协议的义务均属违约行为，违约方应按本协议总金额人民币6000万元的20％计算，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协议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2012年3月4日，长城华人怀思堂出具出资证明，记载：”本企业新股东安徽省芜湖市自然人杨培根于2012年3月4日受让原股东香港汇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所持的5％股权并已履行完毕。自2012年3月4日起，新股东杨培根向本企业实际出资人民币陆仟万元整（￥6000万元），持有本企业5％股权。”
2012年3月6日，杨培根（甲方）与长城华人怀思堂（乙方）签订《以企业产品抵偿债务方式内部承包经营协议》，约定：长城华人怀思堂自2012年2月10日起将企业库存如意型福位产品坐落于怀思堂一厅第一层如意型福位数量合计1000个、怀思堂二厅第一层如意型福位数量合计5000个共同一次性抵偿债务划拨给杨培根，由杨培根自行组织人员、策划营销、对外直接销售经营，长城华人怀思堂抵债划拨的如意型福位产品价款单价均按每个福位人民币1万元计价，共计6000万元；杨培根作为长城华人怀思堂股东，持有长城华人怀思堂5％股权，杨培根和长城华人怀思堂确认杨培根所持5％的股权当前市值人民币6000万元；杨培根自愿将所持长城华人怀思堂5％的股权作价人民币6000万元全部转让给长城华人怀思堂，长城华人怀思堂自愿受让，并以库存的如意型福位产品共计6000个，合计价款人民币6000万元充抵杨培根股权转让价款；杨培根股权转让给长城华人怀思堂后，对长城华人怀思堂享有的债权6000万元，长城华人怀思堂以库存产品抵债一次性划拨福位产品价款合计6000万元全部充抵杨培根股权出让价款，双方之间互负债务抵销后均不负债；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杨培根以长城华人怀思堂名义对外销售产品，并与长城华人怀思堂每季度核对一次销售情况；长城华人怀思堂对已抵债划拨给杨培根的产品无论杨培根何时销售完毕、无论市场价格发生多少涨价均不得提价；长城华人怀思堂不得以法律法规修正或政策变化为由，无偿收回已经抵偿给杨培根销售的全部福位产品，如须收回，应按照本协议约定的福位共计6000个产品数量计算，遇市场价格上涨后高于本协议抵债承包销售价格的，一律按市场涨价后的价格回购，若遇市场价格下跌的，且价格低于本协议抵债承包销售价格的，一律按本协议抵债承包销售价格每个福位1万元予以回购，且长城华人怀思堂须向杨培根一次性支付全部回购款等；杨培根和长城华人怀思堂均应全面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任何一方不全面、不正确履行本协议的义务均属违约行为，违约方应按本协议总金额人民币6000万元的20％计算，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本协议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同日，长城华人怀思堂向杨培根出具”北京怀思堂以抵偿债务方式划拨给杨培根先生经营福位（如意型）数确认表”，载明位置一厅地下辰区（E区），数量825个；位置一厅二楼午区（G区），数量339个；位置二厅地下所有，数量4836个；合计6000个。
2013年10月9日，长城华人怀思堂（甲方）与案外人陆×（乙方）签订《骨灰福位使用协议》，双方就陆×使用长城华人怀思堂骨灰安放福位达成协议，主要约定陆×选定的骨灰安放福位编号为一厅七室二层066，陆×办理骨灰安放手续后向长城华人怀思堂交纳福位管理费20年合计免费元等。2013年10月9日，长城华人怀思堂出具编号为0014148号的收据一张，内容为”今收到陆×交来一厅七室二层066人民币叁万元整”，收款人为孟庆才，长城华人怀思堂在该收据上加盖发票专用章。后长城华人怀思堂向陆×出具编号为（京怀）所有权状字第000703号的长城华人怀思堂福位所有权证书。
长城华人怀思堂（甲方）与案外人潘×（乙方）签订《骨灰福位使用协议》，双方就潘×使用长城华人怀思堂骨灰安放福位达成协议，主要约定潘×选定的骨灰安放福位编号为一厅七室二层068，潘×办理骨灰安放手续后向长城华人怀思堂交纳福位管理费20年合计3000元等。2013年10月21日，长城华人怀思堂出具编号为0014149号的收据一张，内容为”今收到潘×交来一厅七室二层068人民币叁万元整”，收款人为孟庆才，长城华人怀思堂在该收据上加盖发票专用章。后长城华人怀思堂向潘×出具编号为（京怀）所有权状字第000704号的长城华人怀思堂福位所有权证书。
2013年10月24日，杨培根向长城华人怀思堂寄送邮件，收件人为长城华人怀思堂，收件地址为北京市延庆县八达岭镇三堡村。该邮件详情单上”内件品名”一栏记载为《2013年10月24日催告函》，该邮件于2013年10月26日投递并签收，投递结果为孟庆才代收。在《催告函》中，杨培根主张，因长城华人怀思堂构成根本违约，导致其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故其决定解除《以企业产品抵偿债务方式内部承包经营协议》，并要求长城长华人怀思堂支付6000万元转让价款及承担相应违约责任，该《催告函》中并未约定异议期间。
另查，长城华人怀思堂成立于1993年6月7日，经济性质为集体所有制，经营范围为：骨灰存放、殡葬服务；旅游项目开发、建设；科技开发；咨询服务。
杨培根起诉时诉称的案由为股权转让纠纷，在本案诉讼过程中，杨培根认为本案的纠纷性质为合同纠纷，故案由应为合同纠纷，并表示具体案由由法院确定，长城华人怀思堂对此予以认可。
诉讼中，证人潘×到庭作证称，其从网上获知长城华人怀思堂正在出售福位后，于2013年10月21日在长城华人怀思堂处买了一块墓地，是在长城华人怀思堂办公地点购买的，所选定的福位的规格和编号是其自行选定的，长城华人怀思堂向其出具了土地使用证书、民政部门的批准证书等材料。
诉讼中，杨培根和长城华人怀思堂均认可，长城华人怀思堂划拨给杨培根的福位产品为室内骨灰存放格位；长城华人怀思堂出售给陆×和潘×的福位产品，均系杨培根和长城华人怀思堂所约定的划拨给杨培根的福位产品，上述两个福位产品销售所得款项由长城华人怀思堂收取，且至今未向杨培根交付，杨培根未对外销售过福位产品。杨培根并非长城华人怀思堂的职工。
诉讼中，杨培根称，双方签订的《股权内部转让协议》和《以企业产品抵偿债务方式内部承包经营协议》中所涉及的长城华人怀思堂的股权，为杨培根向长城华人怀思堂投资所享有的投资人权益，双方之间的纠纷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内容。长城华人怀思堂亦认可双方签订的上述协议中所涉”股权”是指杨培根对其享有的投资人权益。杨培根和长城华人怀思堂均认可《以企业产品抵偿债务方式内部承包经营协议》系对《股权内部转让协议》具体履行方式作出约定。杨培根称，长城华人怀思堂将福位产品划拨给杨培根，由杨培根销售，其主要获得销售款，所售价款多少与长城华人怀思堂无关，长城华人怀思堂对此予以认可。
诉讼中，杨培根主张长城华人怀思堂存在如下违约行为：长城华人怀思堂未依据协议将划拨给杨培根的福位办理交接手续，且拒绝杨培根办理交接手续的要求；擅自出售划拨给杨培根的福位；经营状态持续恶化，无法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故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规定，请求解除《以企业产品抵偿债务方式内部承包经营协议》。杨培根认可上诉协议中，除交接时间外，双方未就福位交接的其他事项进行约定，但认为长城华人怀思堂应向其移交公章、发票及相关部门的许可手续等物品，只有移交上述物品后杨培根才能对外销售福位。长城华人怀思堂对此称，双方之间并未约定福位交接的具体方式，且双方进行交接并非指将长城华人怀思堂所持有所有相关手续的原件移交给杨培根，杨培根只能以长城华人怀思堂的名义对外销售福位产品，所销售产品的具体手续由长城华人怀思堂出具，只是销售收入由杨培根收取。
诉讼中，长城华人怀思堂认可汇进公司曾向其进行投资，杨培根所持有的长城华人怀思堂的投资者权益系从汇进公司处取得。长城华人怀思堂称汇进公司实际出资3000万元，杨培根对此不予认可。
诉讼中，长城华人怀思堂认为杨培根主张的违约金过高，要求本院予以调整。
上述事实，还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意见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针对本案的案由，首先，根据工商登记材料显示，长城华人怀思堂的经济性质为集体所有制企业，其资产不以股权形式体现，杨培根与长城华人怀思堂在诉讼中均表示该协议中所涉及的”股权”系杨培根对长城华人怀思堂投资而所享有的投资人权益，故本案并非股权转让纠纷；其次，本案系杨培根以长城华人怀思堂存在违约行为，致使《以企业产品抵偿债务方式内部承包经营协议》约定的以长城华人怀思堂福位产品抵偿转让价款的目的无法实现为由，起诉要求解除该合同，并要求长城华人怀思堂以现金方式支付相应价款而产生的争议，而长城华人怀思堂同意向杨培根支付相应对价，但抗辩称其并不存在违约行为，坚持以上述协议中约定的方式向杨培根支付相应价款，且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均认可本案系合同纠纷，故本案系双方之间针对《股权内部转让协议》及《以企业产品抵偿债务方式内部承包经营协议》中有关转让价款支付方式产生争议，不涉及杨培根是否享有长城华人怀思堂投资人权益，同时，根据上述协议的内容，亦无法将该协议归为具体的合同类别，故本院认定本案的案由为合同纠纷。
杨培根与长城华人怀思堂签订的《股权内部转让协议》和《以企业产品抵偿债务方式内部承包经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均未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履行。
根据杨培根的诉讼请求及事实和理由与长城华人怀思堂的抗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杨培根是否有权解除其与长城华人怀思堂于2012年3月6日签订的《以企业产品抵偿债务方式内部承包经营协议》，即长城华人怀思堂是否存在足以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违约行为。
针对杨培根诉称，长城华人怀思堂违反《股权内部转让协议》和《以企业产品抵偿债务方式内部承包经营协议》的约定，始终不履行向杨培根交接划拨福位产品的义务，并私自对外销售双方确定划拨的福位产品，致使杨培根无法通过销售福位产品获得受让价款，构成根本违约，因此请求解除《以企业产品抵偿债务方式内部承包经营协议》，并要求长城华人怀思堂支付受让价款6000万元的主张，本院认为，根据《股权内部转让协议》和《以企业产品抵偿债务方式内部承包经营协议》的约定，并结合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杨培根需以长城华人怀思堂的名义销售福位产品的情况，杨培根需以自行销售相应福位产品获得销售款的方式收取长城华人怀思堂支付的转让价款，故杨培根能否销售上述福位产品是其合同目的能否实现的重要条件，而根据上述协议的约定，长城华人怀思堂负有向杨培根交付相关福位产品的义务。同时，《以企业产品抵偿债务方式内部承包经营协议》约定，长城华人怀思堂自2012年2月10日起，将其出具的确认表中所载明的6000个福位一次性划拨给杨培根，《股权内部转让协议》约定，长城华人怀思堂应于该协议生效后的7日内将6000个福位产品一次性划拨给杨培根，根据上述约定，长城华人怀思堂至迟应在2012年3月4日后的7日内向杨培根划拨双方确认的福位产品，但在本案诉讼期间，长城华人怀思堂认可双方至今未进行交接，此时距双方之间约定的交接时间已2年有余；另外，本案诉讼过程中，长城华人怀思堂承认其存在自行销售应划拨给杨培根的福位产品的情况，且销售所得款项亦未向杨培根支付。长城华人怀思堂的上述行为已违反了双方的约定，且上述违约行为致使杨培根无法实现以销售相关福位产品收取相关价款的合同目的，杨培根有权解除《以企业产品抵偿债务方式内部承包经营协议》。长城华人怀思堂辩称，上述协议未约定划拨福位的具体方式、其并不需要将相关手续移交给杨培根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同时，针对长城华人怀思堂辩称，其销售划拨给杨培根的福位产品，系其工作人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所售，长城华人怀思堂并非故意违约，本院认为，双方已约定上述福位产品应由杨培根自行组织人员对外销售，且长城华人怀思堂员工知情与否，并不能否定长城华人怀思堂存在自行对外销售上述福位产品的违约事实，故长城华人怀思堂上述抗辩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信。针对杨培根请求本院判令解除《以企业产品抵偿债务方式内部承包经营协议》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销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杨培根系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之规定，行使法定解除权，要求解除《以企业产品抵偿债务方式内部承包经营协议》，并据此向长城华人怀思堂发出《催告函》作为解除合同的书面通知，长城华人怀思堂已于2013年10月26日收到上述通知，同时，鉴于双方当事人并未约定异议期间，故长城华人怀思堂应在收到《催告函》，即2013年10月26日起的3个月内提出异议，但其在上述期间内并未提出，故《以企业产品抵偿债务方式内部承包经营协议》已于2013年10月26日解除。在此情况下，杨培根再行请求本院判令解除上述协议在客观上已无必要，对于杨培根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长城华人怀思堂的抗辩均不能成立，因《以企业产品抵偿债务方式内部承包经营协议》已于2013年10月26日解除，杨培根要求长城华人怀思堂支付6000万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应予支持。
针对杨培根所称长城华人怀思堂经营状况持续恶化，无法履行《以企业产品抵偿债务方式内部承包经营协议》的主张，因杨培根对此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长城华人怀思堂是否存在经营状况持续恶化的情况，不属于杨培根所主张的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所规定的解除合同的法定情形，故杨培根该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针对长城华人怀思堂所称，其实际收到汇进公司的投资款为3000万元，杨培根所得权益系由汇进公司处受让取得，故杨培根实际向长城华人怀思堂投入资金的数额应为3000万元一节，本院认为，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长城华人怀思堂应就其该项主张提供证据，但其未能举证证明，且长城华人怀思堂曾向杨培根出具出资证明，认可收到杨培根实际向其支付6000万元款项，故长城华人怀思堂该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其次，本案系杨培根提起诉讼，以长城华人怀思堂存在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违约行为为由，主张解除《以企业产品抵偿债务方式内部承包经营协议》，并要求长城华人怀思堂向其支付相应款项的合同纠纷，故案外人汇进公司向长城华人怀思堂交付款项的数额与本案争议并无关联。综上，长城华人怀思堂该项主张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与本案的处理结果亦无关联，对其该项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针对杨培根要求长城华人怀思堂依据《股权内部转让协议》和《以企业产品抵偿债务方式内部承包经营协议》的约定，以6000万元转让价款为基数，按照20％的比例支付1200万元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据前述，长城华人怀思堂存在致使杨培根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违约行为，并由此导致《以企业产品抵偿债务方式内部承包经营协议》解除，故其应根据上述约定向杨培根支付违约金，杨培根该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长城华人怀思堂虽主张双方约定的违约金过高，并请求本院对违约金的数额进行调整，但《股权内部转让协议》和《以企业产品抵偿债务方式内部承包经营协议》中对于违约金的计算标准及方式作出了明确的约定，结合双方当事人履行合同情况等因素，上述约定并非过高，长城华人怀思堂该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杨培根的诉讼请求，除其要求本院判决解除双方之间《以企业产品抵偿债务方式内部承包经营协议》外，其他诉讼请求理由正当，证据充分，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北京长城华人怀思堂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杨培根支付转让款六千万元及违约金一千二百万元；
二、驳回原告杨培根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北京长城华人怀思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四十万一千八百元，财产保全费五千元，均由被告北京长城华人怀思堂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向本院领取交费通知书），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甄洁莹
代理审判员 徐 硕
人民陪审员 夏栋杰
二〇一四年五月九日
书 记 员 孔令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