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崇商初字第00792号
原告南通嘉楠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通市崇川区观音山镇山港桥村。
法定代表人阚建云，经理。
委托代理人沈剑波，上海叶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赵俊，上海叶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通沁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通市学田苑148幢404室。
法定代表人朱爱华，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冒国才，江苏洲际英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南通嘉楠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楠公司）与被告南通沁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沁怡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6月25日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张美龙适用简易程序，于2015年8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15年9月23日、2015年10月3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嘉楠公司的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赵俊、被告沁怡公司的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冒国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嘉楠公司诉称，原、被告自2014年以来发生了一系列布料买卖合同关系，由原告向被告提供布料，被告支付货款，按照双方的约定，由原告向被告交付货物，原告将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给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并由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代为支付货款，现原告于2014年12月起陆续向被告交付色织布共计6593.5米，价值90263.39元，并且原告按照约定于2015年2月6日将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给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合同约定开票后的30日被告付清全额货款，但被告却拒不支付货款。现请求判令：1、被告支付原告货款90263.39元及逾期支付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5年3月9日起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诉讼过程中，原告撤回部分诉讼请求，即逾期支付利息从起诉之日2015年6月25日起算，其第一项诉请为：被告支付原告货款90263.39元及逾期支付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起诉之日2015年6月25日起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被告沁怡公司辩称：1、原告陈述的事实不存在，原告陈述的2014年以来双方发生的布料买卖交易不存在，被告没有向原告购买布料。2、原告陈述由南通三铭公司代为支付货款，被告没有委托三铭公司代为支付货款。3、被告没有收到过原告陈述的货物。综上，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被告不应当支付原告货款，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嘉楠公司为证明其主张，于2015年8月27日庭审中，出示以下证据：
1、2014年12月10日签订的合同、被告公司的3张订货卡，证明被告向原告提供订货卡，原告按被告要求向其提供布料，根据订货卡草拟合同，按照之前的交易习惯，约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但是本案被告并没有在合同上加盖印章，双方之间除了第一次交易时的合同加盖了被告公司的印章，其余合同被告均没有盖章；订货卡是被告公司的，第3页有仇某的签名，时间为2014年12月10日，并且标明了布料的型号及数量单价。
2、仇某说明、身份证、社保交纳记录，证明仇某是被告单位的员工，仇某在此期间代表被告公司与原告的业务往来，相当于业务员，并且对双方交易习惯作了说明。
3、2015年2月6日增值税发票1张、收货单7张，证明原告按约定向被告或者被告指定的单位交付了之前约定的货物，实际交付了6593.5米，价值90263.39元，并且被告或被告指定单位也签收；原告按照被告要求将货款的增值税发票开具给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且其进行了抵扣，原被告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买卖关系，被告应当支付货款。
4、2013年7月1日签订的编号为JX-052，JX-053合同两份、2013年8月20日和2013年8月22日签订的合同及对应的订货卡、银行汇款记录4张、2014年6月17日增值税发票1张，其中银行汇款记录分为2013年12月31日付款8万元，2014年1月29日付款4万元，2014年4月30日付款42566.74元，2014年12月28日付款48171.04元，该笔付款对应的就是2014年6月17日增值税发票，证明原被告于2013年7月份开始达成第一单交易，由被告提供订货卡，然后签订合同，原告按照被告要求交货并开具了增值税发票，被告委托三铭公司支付货款。其后，双方就一直按此交易习惯进行，除了2013年7月1日的两份合同外，其余双方并未再签订合同。
经质证，被告沁怡公司发表以下质证意见：
1、对2014年12月10日合同、3张订货卡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被告并没有向原告提供订货卡，被告也没有在合同中盖章、签字。
2、对仇某身份证复印件和养老保险缴费明细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仇某的说明的真实性不清楚，对内容有异议，仇某确实是被告员工，经与被告法定代表人核实，其具体工作是翻译，没有对外签合同的权限，也不是被告的业务员，其在公司时与另外一个女员工办公桌靠一起，该女员工是原告公司主要负责人的亲戚，她们在2015年2月同时被被告公司解除了劳动合同，该女员工与被告公司的人打了一架，当时还报警了，故仇某的情况说明内容不真实。
3、对2015年2月6日的增值税发票的真实性无法确认，这是原告公司开具给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的，与被告无关，也不是被告要求原告开具给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的，对7张收货单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其中有杨某签字的两张收货单（453.6米和264.5米）需回去核实，杨某当时是被告的员工，2015年3月离职不再是我公司职员，其余5张收货单签收人不是被告的员工，与被告无关。
4、对2013年7月1日签订的编号为JX-052，JX-053合同两份、2013年8月20日和2013年8月22日签订的合同的真实性有异议，被告并没有与原告公司签订过合同，2013年7月1日的两份合同虽然有名为被告公司的印章，但均是复印件，2013年8月20日和2013年8月22日签订的合同没有被告的盖章，故对4份合同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订货卡不是被告提供的，银行汇款记录及增值税发票均是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与原告之间的，与被告无关。原告提供的这组证据是想说明存在一个交易习惯，被告认为如果存在交易习惯并且货款未结清，原告应当继续向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开具发票，并向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要求付款，而不是向被告主张，何况原告并未向被告开具发票。
原告嘉楠公司于2015年9月23日庭审中提供证人仇某出庭作证，证人仇某陈述的主要内容为：仇某于2011年12月至2015年2月在沁怡公司工作，负责接单理单；原告嘉楠公司与被告沁怡公司之间有交易往来，曾代表沁怡公司下单子给嘉楠公司做的，嘉楠公司与沁怡公司有交易往来也不全部通过仇某，2014年嘉楠公司与沁怡公司之间有五单往来是仇某与杨某负责的，二人是一组的，共同负责，仇某负责下单，杨某负责做合同，合同履行是谁有空谁敦促；2015年8月1日的情况说明是仇某本人出具签字的，上面写的内容是事实；2014年12月10日的三张订货卡是被告法定代表人朱爱华要求仇某向原告采购的，根据被告客户的指定制作了样本订货卡，三张订货卡上“仇某”签字是仇某本人签的，订货卡送给原告后，原告打一个大货样，给被告的客户确认；被告根据订货卡上的数量、规格型号形成合同，形成合同后给原告，2014年12月10日的面料加工承揽合同是杨某制作的，至于上面为什么没有被告盖章不清楚，合同的履行是杨某负责的，当时有一部分货是送到被告公司的，还有的货是直接送到被告法定代表人朱爱华指定的加工厂，具体送多少货到加工厂不清楚，送多少货到被告公司当时是有记录的，但是现在记不起来了；被告法定代表人朱爱华要求仇某通知原告将增值税发票开给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为什么开给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不清楚，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与被告是相关联的。
原告嘉楠公司于2015年9月23日庭审中提供证人杨某出庭作证，证人杨某陈述的主要内容为：杨某于2010年4月至2015年4月在沁怡公司工作，负责生产、理单，理单的意思是一些资料的整理，包括订合同、合同的履行签收；原告嘉楠公司与被告沁怡公司之间有交易往来，合作了有两年了，杨某和仇某是一组的，合同是杨某做的，被告公司一共两个组，嘉楠公司与沁怡公司之间的合同主要是杨某、仇某这个组做的，都要经过被告法定代表人朱爱华审核的；2013年原、被告之间的四份合同中合同编号为JX的是朱爱华自己做的，合同编号为QY的是杨某做的，杨某制作的合同已经履行完毕，朱爱华制作的合同拟定好之后也是交给杨某具体做的，也履行完毕；2014年12月10日的合同是杨某制作的，上面的内容与仇某制作的三张订货卡是一致的，该份合同上之所以没有加盖沁怡公司印章，是因为嘉楠公司与沁怡公司合作有一段时间了，有时候只要打个电话给原告嘉楠公司就行了，双方已经达成默契了；案涉货物有的送到被告公司，有的送到外发厂的，因为沁怡公司是贸易公司，有的成衣是需要外发厂做的，七张收货单中，有两张是因为当时外发厂没有确定就送到被告公司由杨某签收的，其他五张收货单上的货物也都收到了，有些是跟外发厂电话确认，有的是被告的跟单员直接在现场确认的；被告沁怡公司需要的是成衣票，一般情况下是由原告开票给成衣厂，再由成衣厂开票给被告，开给哪个成衣厂是由被告老板朱爱华决定的，一般是开给亿鼎或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被告法定代表人朱爱华的父亲。
经质证，原告嘉楠公司认为两位证人陈述的都是事实，两位证人作为被告公司的员工，其对外履行业务应当视为代表被告公司的职务行为，除非被告有相反证据证明其是个人业务否则应当认定为两人履行的是职务行为，被告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被告沁怡公司认为两证人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尽管本案中证人被告的员工，两证人声称代表了被告，但由于有原告提供的合同证明他们不能代表被告，原告知道证人不是代表被告，两证人系受他人指使作证且证词与当时形成的书面证据矛盾，其证言不能采信，两证人虽然曾经是被告单位的员工，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被告将包括两位证人在内的公司所有员工都解除了合同，当时是为了怕仅仅解除与两证人、刘晓玉的合同的话太有针对性，因为刘晓玉和原告单位的员工是夫妻关系，并且与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是亲戚关系，两位证人显然是为了人情案做了假证，证人陈述的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朱爱华的父亲不是事实，其证言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
原告嘉楠公司为证明其主张，于2015年10月30日的庭审中，出示被告沁怡公司与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证明被告公司与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有关联关系，被告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朱爱华与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朱明高是父子关系，并且朱爱华是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的监事。经质证，被告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工商资料证明了被告与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是两个法人。
被告沁怡公司为证明其主张，于2015年10月30日的庭审中出示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出具的一份证明及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增值税发票一份（抵扣联），证明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与原告之间具有买卖关系，收到了原告的发票并且给付过原告货款，双方之间因为面料质量以及数量有争议所以还未结算，所以原告陈述的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代收发票与代付货的事实是不成立的，原告所起诉的货款90263.39元的交易也是原告与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之间的。
经质证，原告嘉楠公司对于发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原告与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有交易往来，因为发票是被告要求原告开给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的，双方只是进行税务抵扣，实际的交易是在原被告之间发生的，原被告之间是买卖关系，被告说这种色织布的增值税发票只能开给外发厂，原告是贸易公司，是做服装贸易的，不能直接拿这种色织布的票进行抵扣，必须把票开给外发厂，然后外发厂开服装的增值税发票给原告。对于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的证明中的描述的事实以及法律关系均不予认可。因为首先原告与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交易关系，双方之间并没有往来的订货、送货。原告虽然曾经开过票给南通亿鼎服饰有限公司，但是原告是根据被告的指示开具的，并不是根据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的指示开的，原告从来没有与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发生任何业务关系，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虽然向原告付过款，但是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是受被告的委托支付的，是为被告支付的。被告与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原告提供的工商登记表明朱爱华是被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是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的监事，并且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朱明高也是朱爱华的父亲，所以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开具的证明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同时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与被告之间存在混同。
被告沁怡公司于2015年10月30日庭审中提供证人朱爱华出庭作证，证人朱爱华陈述的主要内容为：朱爱华系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监事，同时也是被告沁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股东，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朱明高是其父亲，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的生产、采购是朱爱华负责的，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除了朱爱华之外没有具体的业务采购人员；杨某是被告的前员工，负责技术的，不负责采购，仇某是翻译，也不负责采购，二人均没有为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经办过业务；原告开具给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的金额为90263.39元的增值税发票不知道是谁放在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的会计桌上的，会计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这张票认证了，这其中有一部分是原告与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之间发生的，但是没有这么多数量，双方没有对账；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为被告沁怡公司加工成衣，加工的面料由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自行采购，成品出售给被告沁怡公司；案涉面料制作成成衣，但不是卖给被告沁怡公司的，是卖给杭州的一家公司，公司名称不懂，只是知道叫水之恋、爱丝帛雅等品牌，因为这款的服装原来是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带到杭州展示会上展示的，然后这些厂商来订货的，是同一款，只是商标不同，这些厂商来订货没有书面合同，只是卖完之后给钱，商标是由厂商提供的，因为都是认识的，送货也没有收据，案涉增值税发票上的面料与被告沁怡公司没有任何关系；如果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需要面料的话，就把面料的纱支、密度、颜色等基本数据告诉原告，然后原告提供品质样，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确认后就告诉原告需要多少米，然后进行生产，最后货有的是交给南通亿鼎服饰有限公司的，因为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的人手少，所以有时候请南通亿鼎服饰有限公司帮忙加工；还有的原料是送到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朱爱华不在的话，就是其他人帮朱爱华代签，杨某有时候也帮代签的，案涉业务发生时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与被告沁怡公司的办公地当时是在一起的，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与被告沁怡公司的会计是一个人，代两边的帐，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与被告沁怡公司共用的就是朱爱华和会计，仇某、杨某不管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的事情，只是杨某偶尔帮朱爱华代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收一下货；原告提供的七张收货单中，杨某签收的二张、亿鼎签收的一张、博能签收的一张的货物都收到了，都是代表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收货的，其他收货单上的货物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没有收到，被告沁怡公司也没有收到，货物价格是朱爱华与原告业务员袁天林口头商定的，没有书面记录；杨某上次庭审中作证中说到编号为JX开头的合同是朱爱华做的，编号为QY开头的合同是杨某自己做的这话是对的，但是本案中原告提供的合同编号并不是南通沁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编号，被告南通沁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没有这种编号，合同就是为了对应发票做的假合同，因为原来合同文本并没有说交货时乙方向甲方指定单位开具增值税发票，这份合同完全是原告为了和增值税发票相对应而伪造的。
经质证，原告嘉楠公司对证人朱爱华的证言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没有任何的参考价值，证人朱爱华的身份是混同的，所做的证言从他自己的立场都无法分清，既说明了被告的情况，也说明了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的情况，既要为被告进行推脱，也要为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作证，所以不予认可。
被告沁怡公司认为证人朱爱华证言证明了原告开发票给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以及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曾经给原告货款，证明了本来的事实，也就是原告与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发生了业务，而且原告与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之间的业务有争议还没有结算。
结合原被告双方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事实在于：一、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即合同的交易主体；二、案涉合同履行情况。
一、关于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
原告认为根据前述证据和证人仇某、杨某的证言，被告沁怡公司已经向原告采购了相应的布料，并且有被告沁怡公司的订货卡和草拟的合同，原告也收到了相应的要约，并且原告按照被告的要求交付了相应的货物，证人仇某、杨某当时都是被告沁怡公司员工，作为原告有合理理由相信其是代表被告沁怡公司履行的行为，并且证人仇某、杨某也说明了其行为是代表被告沁怡公司，两证人从事的业务在被告无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应视为职务行为，被告公司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因此原、被告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是成立的，本案买卖合同的交易主体是原、被告双方。
被告认为现有明确的书面证据证明是原告与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之间发生了买卖关系，这些证据包括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的付款凭证、发票。原告否定这些事实，使用的证据包括了没有签字盖章的合同，这个合同的经办人是朱爱华，还有证人仇某、杨某的证言，仇某、杨某在涉及这个案件时，杨某只是收了一点点货，仇某只是在订货卡样品上签字，就这两证人的证言而言，他们只能对他们参与的事实作证，但是他们还陈述是被告沁怡公司向原告买货，由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代收发票，那么这些事实他们说是朱爱华办的，对于不是他们办的事情他们是没有权来进行陈述的。仇某的证言以及仇某在订货卡上的签字是否真实，如果是根据合同经办人是朱爱华，仇某是无权经办这个业务的，庭审中朱爱华明确仇某只是一名翻译，所以说从整个案件来说，原告没有靠得住的证据来证明是被告向原告购买了货物，也就是说没有书面证据，证人证言说的不是证人自己办的事情，说的是其他人办的事情，朱爱华本人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是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与原告之间的事情。
本院认为，证人仇某、杨某在案涉交易发生时系被告员工，其以被告名义进行的活动，应由被告承担相应的责任。被告虽认为仇某是翻译、杨某是负责技术，二人均不负责采购，是为了人情做假证，但被告未能就此举证，原告作为外人也无从知晓被告内部对员工工作如何安排，被告不能以此来否认仇某、杨某行为对外的效力，且被告法定代表人朱爱华在庭审中亦承认编号为JX开头的合同是朱爱华做的，编号为QY开头的合同是杨某自己做的，曾安排杨某帮朱爱华代收货物，更是难以令人相信杨某仅在被告处负责技术。从证人证言效力来看，朱爱华既是被告法定代表人、股东，同时也是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监事，由于其身份的混合，其证言的效力要低于仇某、杨某证言的效力。被告认为根据以往由原告向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向原告付款的情况，案涉的增值税发票也是原告向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开具的，所以是原告与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但在日常交易中，卖方向买方指定单位开具增值税发票、买方指定他人向卖方付款的情况经常发生，因此要确定买卖合同真正的交易双方需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判定，本案案涉增值税发票虽系原告向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开具，但案涉订货卡系被告员工仇某向原告提供，被告员工杨某亦陈述案涉的2014年12月10日的合同系其制作，且表示其签收的二张收货单也是代表被告签收，而并非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反观被告提供的朱爱华的证言，朱爱华表示其负责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生产、采购，由其代表南通三铭服饰有限供公司向原告采购面料，但由于朱爱华同时还是被告沁怡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其单方陈述不足以认定案涉面料系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向原告采购。
二、关于案涉合同履行情况
原告认为其已经按照被告的要求将货物送给被告或者被告指定的单位并签收，从订货单以及证人仇某、杨某证言可以证明，本案涉案的货物都由被告沁怡公司或者其指定单位签收，被告应当对此交易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并且原告已经按照案涉合同的约定将增值税发票开给了被告指定的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原告已经履行了双方合同约定的义务。
被告认为因原告是与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发生的业务关系，对于合同履行情况其就不管了，被告既没有为案涉合同向原告付过款，也没有委托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向原告付款，其与案涉合同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对于合同履行情况也不关注。
本院认为合同履行情况主要包括卖方供货情况和买方付款情况。
首先，关于供货情况。原告提供了七张收货单，并由被告员工杨某对收货情况进行了确认，被告虽对此予以否认，但未能提供足以推翻原告所举证据的反驳证据，因此本院对原告提供的收货单的证明力予以确认，结合案涉订货卡、合同、增值税发票，本院认定原告向被告供应面料6593.5米，合计价值人民币90263.39元。
其次，关于付款情况。因被告表示其没有为案涉合同向原告付过款，也没有委托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向原告付款，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综上，本院确认如下事实：原告嘉楠公司与被告沁怡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案涉的2014年12月10日的面料加工承揽合同及三张订货卡系被告向原告提供，用于采购相关服装面料，并要求原告将案涉增值税发票开具给南通三铭服饰有限公司。原告为履行供货义务，向被告供应面料6593.5米，合计价值人民币90263.39元，被告未付款，尚欠原告货款人民币90263.39元。
综上，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原告已向被告履行了供货义务，被告尚欠原告货款人民币90263.5元，被告理应支付所欠货款，被告未及时支付欠款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所欠货款人民币90263.5元及自起诉之日起的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抗辩与原告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未有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本院对其抗辩主张难以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南通沁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南通嘉楠纺织品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90263.5元。
二、被告南通沁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南通嘉楠纺织品有限公司上述货款自起诉之日即2015年6月25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057元，由被告南通沁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此款原告已预交，被告在履行上述判决义务时与原告一并结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应向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057元（开户行：中国银行南通市西被闸支行，户名：南通市财政局，账号：47×××82）。
审 判 长 吴陈根
代理审判员 张美龙
人民陪审员 周 英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宋欣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