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6民终315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士海，男，满族，1960年4月5日出生，住黑龙江省绥滨县。
上诉人（原审原告）任兆英，女，满族，1962年11月1日出生，住黑龙江省绥滨县。
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袁耀鸿，广东佳思特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程路，广东佳思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汾江中路6号，营业执照注册号440600000000222。
法定代表人陈汉忠，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苏广毅，广东豪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建威，男，汉族，1978年6月21日出生，住广东省广宁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佛山中心支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季华一路28号一座二幢1901室、1902室、1906室、1908室,营业执照注册号440600000013486。
负责人梁钢青。
委托代理人罗志修，该公司员工。
上诉人刘士海、任兆英因与被上诉人佛山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汽运公司）、梁建威、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佛山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太平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15）佛城法庙民初字第52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案经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9月9日3时15分许，梁建威驾驶粤Ｅ×××××号小轿车，沿佛山市禅城区季华五路由西往东方向从最左侧机动车道往季华六路方向行驶，至季华五路与华远东路交叉路口西侧路段时，车辆左前轮碾压醉酒后（血液中检出乙醇成分含量为233.3mg／100ml）躺卧在该机动车道上的刘某头部，造成刘某当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佛山市公安局禅城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于2015年10月8日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刘某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梁建威承担本次事故的次要责任。
另查明，刘某为非农业家庭户口，出生于1982年7月11日，刘士海（1960年4月5日出生）、任兆英（1962年11月1日出生）是刘某的父母。
粤Ｅ×××××号小轿车的所有人为佛山汽运公司，该车在太平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下称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以下简称商业险）100万元（附加不计免赔条款），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该车辆使用性质为出租客运，梁建威系汽运公司的员工。佛山汽运公司垫付丧葬费30000元。
在原审诉讼中，刘士海、任兆英请求：1.判令佛山汽运公司、梁建威、太平保险公司连带赔偿其因交通事故产生的损失4622751.59元〔丧葬费36154.50元、死亡赔偿金603858元、被扶养人生活费886876元、陪护人员误工费27691.07元、公证费9611.50元、交通费36394元、食宿费2166.52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00元、律师费20000元〕；2.判令佛山汽运公司、梁建威、太平保险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
关于当事人在本次交通事故中的责任划分。刘士海、任兆英认为，刘某在本起事故中不承担任何责任，而梁建威应承担全部责任。对此，原审法院认为，刘某应承担主要责任，梁建威应承担次要责任。具体理由为：第一、肇事司机肇事后离开事故现场的行为并非是引发事故的原因，不能仅以存在该行为就认定离开事故现场的一方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而只有在无法查明事故原因，不能分清事故责任时才推定离开事故现场一方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所谓交通肇事逃逸是指机动车驾驶员明知发生交通事故，而擅自逃离事故现场，使交通事故所引起的民事、刑事、行政责任无法确定，其行为在于推卸、逃避责任的行为。本案中，梁建威在离开现场后（行至环湖花园）当听闻所经路段刚发生过交通事故时，驾车返回现场配合交警部门进行调查、勘验，故梁建威在主观上并没有逃避法律责任的故意；综合本次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路段、碰撞的部位、现场勘验结论、证人证言、梁建威本人的陈述等证据，以及交警部门对事故原因的认定等情况分析，驾驶员梁建威在发生交通事故后驾车离开现场的行为并未导致本次交通事故的责任无法确认，故本案的事故责任应当依据事故发生时的情形认定。第二、本起事故的路段划分有机动车道与人行道，刘某并非在人行道上行走，而是醉酒躺卧在机动车道上导致发生本次交通事故，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六十一条“行人应当在人行道内行走”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四条第（二）项“行人不得在车行道内坐卧”的规定，是导致本次交通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第三、梁建威驾驶的机动车虽行驶在机动车道上，但由于没有认真观察路面情况、操作不当，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是导致此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综上，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本次交通事故的事实及责任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原审法院予以确认。
原审法院经核算，刘士海、任兆英的总损失为646578元，各项损失的明细见附表。
关于赔偿责任问题，原审法院认为本案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过错方应根据事故责任大小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本案事故责任的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原审法院予以确定，即梁建威承担交通事故的次要责任，刘某承担事故主要责任。本案为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梁建威既负事故的次要责任，则应对刘某在事故中所造成的损失承担40%的赔偿责任。又因梁建威是佛山汽运公司的员工，事故发生时梁建威正在为佛山汽运公司执行工作任务，故梁建威对刘士海、任兆英的赔偿义务应由佛山汽运公司承担。
粤Ｅ×××××号小轿车在太平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因梁建威在事故中承担次要责任，故对刘士海、任兆英的损失应先由太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直接赔偿责任，不足部分由佛山汽运公司根据事故责任承担40%的赔偿责任。交强险中，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0000元，其项下负责赔偿医药费、诊疗费、住院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合理的后续治疗费、整容费、营养费。在本案中，该项下未产生费用，故太平保险公司在该项下无需赔偿。交强险中，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10000元，其项下负责赔偿丧葬费、死亡补偿费、残疾赔偿金、护理费、交通费、误工费、精神损害赔偿金等，在本案中，该项下费用合计646578元，超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故太平保险公司应在该项下赔偿110000元。综上，太平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刘士海、任兆英交通事故损失110000元。超出交强险部分536578元（646578元－110000元）由佛山汽运公司按照梁建威在事故中的责任承担赔偿责任，即佛山汽运公司应赔偿214631.20元（536578元×40%）。由于佛山汽运公司已垫付30000元，故佛山汽运公司仍应向刘士海、任兆英赔偿184631.20元（214631.20元－30000元）。由于本案肇事车辆投保的商业险的保险限额为100万元，则太平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应赔偿刘士海、任兆英184631.20元。佛山汽运公司垫付的费用可自行向太平保险保险公司理赔。
综上，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太平保险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刘士海、任兆英110000元；二、太平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在商业险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刘士海、任兆英交通事故损失184631.20元；三、驳回刘士海、任兆英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21891元，由太平保险公司负担2200元，刘士海、任兆英负担19691元（原审法院已准许刘士海、任兆英缓交），各方负担的受理费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审法院缴纳。
上诉人刘士海、任兆英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原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罔顾事实及证据，滥用自由心证及错用自由裁量权，分配举证责任不当，选择性地采信证据。1.原审法院没有将刘士海、任兆英的陈述、质证及辩论意见准确、真实、全面地表述在原审判决中，严重地损害其诉讼权利及辩论效果，也将误导二审法院及其他没有全面知悉本案事实及证据的部门或个人。2.2015年10月8日，佛山市公安局禅城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作出案涉《事故认定书》。2015年10月13日，刘士海、任兆英向佛山市公安局提起对案涉《事故认定书》的复核申请。2015年10月22日，佛山汽运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另案的一审诉讼。之后，佛山公安局以“复核审查期间，任何一方当事人就该事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经法院受理的”为由，终止复核。3.梁建威是案涉事故的肇事人，依法必须到庭。但是，原审法院没有依法拘传梁建威到庭，导致了本案的关键事实至今仍然没有查清。4.在原审诉讼中，刘士海、任兆英向原审法院提交了《调查取证申请书》、《证据保全申请书》及《证人出庭作证申请书》(详见本案一审卷宗)，但原审法院却无理拒绝了申请。之后，刘士海、任兆英向原审法院提交了《调查取证的复议申请书》及《有关情况的反映及我们的强烈请求》(详见本案一审卷宗)，同样地，原审法院也无理拒绝了刘士海、任兆英的申请及请求。凡此种种，原审法院均违反了法定程序，导致原审判决没有审理查明并认定本案的两个关键事实：A.梁建威的所作所为是否构成了“交通肇事后逃逸”?B.即使，梁建威的所作所为不构成“交通肇事后逃逸”，但梁建威的所作所为是否仅仅构成了“没有认真观察路面情况、操作不当”?而肇事车辆在肇事时的“转向系”是否合格，肇事车辆在肇事时是否严重超速的事实也未查清。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且违反常情、常理、常法及判例。1.刘伟刘某涉事故中没有任何过错，依法不应当承担案涉事故的任何责任。2.案涉《交警卷宗》没有肇事现场的照片(包括但不限于：肇事车辆的刹车痕迹的照片、肇事车辆躲避刘伟刘某向痕迹的照片、肇事车辆与刘伟刘某位置的照片，等等)。因此，案涉《事故认定书》认定“梁建威没有认真观察路面情况、操作不当”没有任何事实根据。3.其实，根据案涉事故监控视频，就可以很简单、很快捷地计算并判定肇事车辆在肇事时的行驶速度。4.根据梁建威“不知道碾压了刘伟刘某供述，可以证明梁建威在肇事时绝对没有采取减速、刹车、转向、躲避刘伟刘某理操作措施，故根本就不是什么“梁建威没有认真观察路面情况、操作不当”。5.原审法院违法驳回了刘士海、任兆英的4份申请，也未回应刘士海、任兆英在本案一审诉讼中对案涉《事故认定书》的种种疑问，就是为了刻意回避“梁建威的所作所为构成了交通肇事后逃逸”的核心事实。6.交警部门涉嫌“不作为”，甚至是渎职，包庇梁建威“交通事故后逃逸犯罪”。交警出示给刘士海、任兆英查看的案涉事故监控视频是高清的，而案涉《交警卷宗》所附的视频却是模糊的；高清视频的拍摄角度较低，而模糊视频的拍摄角度较高；在高清视频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肇事车辆碾压过刘伟刘某整辆肇事车辆明显地、连续地颠簸了2次。因此，肇事车辆上的3名成年男性(梁建威及两名乘客)其时肯定能够感受到“肇事车辆碾压了不明物”。而模糊视频因像素分辨率过低、拍摄角度过高，故不能清晰地看到肇事车辆的2次颠簸。另外，不论是高清视频还是模糊视频都没有拍摄到梁建威在其于案涉《交警卷宗》供述的“令其分神的一部逆行警车”。更为关键的是，高清视频没有拍摄到梁建威返回现场的图像。因此，梁建威有否返回现场、经过多长时间才返回现场并到案存疑。即使，梁建威最终返回了现场。但是，肇事车辆离开了现场非常长的一段时间(超过了30分钟)，早已时过境迁，且案涉《交警卷宗》也没有现场照片，故原审判决所谓的“梁建威在发生交通事故后驾车离开现场的行为并未导致本次交通事故的责任无法确认”纯属无中生有，弄虚作假，未审先判。凡此种种，均佐证了梁建威在主观上及客观上都构成了“交通肇事后逃逸”。而且，梁建威在案发后一直没有积极配合交警进行调查、勘验、取证。刘士海、任兆英强烈质疑，交警为什么没有在案发当天即2015年9月9日，就直接在现场提取肇事车辆的“行车记录仪”?为什么交警早在2015年9月10日，就已经与佛山汽运公司的职员共同前往广东佛山华保停车场提取肇事车辆的“行车记录仪”，却迟至2015年12月8日才补做了《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工作记录》，且竟然没有归档到案涉《交警卷宗》。刘士海、任兆英更强烈质疑，交警为什么没有通知刘士海、任兆英一起去提取肇事车辆的“行车记录仪”?交警为什么没有封存“行车记录仪”?交警为什么没有对这一次最为关键的、最能够客观反映肇事经过的调查取证过程制作《调查取证笔录》?交警为什么没有拍摄取证肇事车辆的“行车记录仪”及“已损坏的记录卡”?交警为什么没有对肇事车辆的“行车记录仪”及“已损坏的记录卡”进行司法鉴定?交警为什么没有技术恢复还原肇事车辆的“行车记录仪”及“已损坏的记录卡”?交警为什么没有将前述工作记录归档到案涉《交警卷宗》?肇事车辆的“行车记录仪”及“已损坏的记录卡”现在何处、由何人持有及保管?肇事车辆的“行车记录仪”及“已损坏的记录卡”现在能否技术恢复还原?7.刘士海、任兆英在不知道佛山汽运公司已经提起另案的一审诉讼的情形下，就已经不服案涉《事故认定书》，并依法提起了前述的复核申请。原审法院为什么还采信错漏百出的案涉《事故认定书》？8.原审判决对“被扶养人生活费”、“误工费”、“住宿费”及“交通费”等的判决罔顾事实及证据，滥用自由心证及错用自由裁量权，违反常情、常理、常法及判例。对此，刘士海、任兆英在本案一审诉讼期间，已经完成了充分及必要的举证责任(详见一审证据)。刘士海、任兆英骤然惊悉独生子横死街头、年事已高、奔走ＸＸ、语言不通、半文盲全法盲、举目无亲、人地生疏……此情此景，刘士海、任兆英一男一女，各需要2名同性亲属在旁轮流陪同照顾，并协助其与有关部门交涉，实乃人之常情、事之常理。原审判决竟酌定误工费按15天计算，住宿费按3天计算，而那没有住宿费的12个夜晚，刘士海、任兆英岂不是只能露宿街头？9.佛山汽运公司、梁建威、太平保险公司对刘士海、任兆英的举证均不能提交任何的书面证据予以否定或反驳。lO.根据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官方微信公众号于2016年1月3日发布的“请律师不用愁，这些案件律师费可以由对方来承担!(值得收藏)”的司法实践及《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几类民事案件的处理意见)的通知》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下发<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的通知》的相关规定，佛山汽运公司、梁建威、太平保险公司应当承担刘士海、任兆英的“律师费”。三、根据本案事实及证据，原审判决适用的法律是错误的。综上，特上诉请求：1.维持原审判决第一项及第二项；2.撤销原审判决第三项，改判支持刘士海、任兆英的全部诉讼请求；3.判令梁建威、佛山汽运公司、太平保险公司承担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
被上诉人佛山汽运公司答辩称，交警部门的事故认定书认定的事实清楚，划分责任正确。原审法院所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原审判决依法应予以维持，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
被上诉人太平保险公司称，其答辩意见同佛山汽运公司的一致。
被上诉人梁建威答辩认为原审判决正确。
上诉人刘士海、任兆英在二审诉讼中提交三张地图打印件，系在百度地图自行下载的截屏，拟证明从两个乘客上车到目的地距离很短，仅3、4公里，从目的地回到事故现场也只需要几分钟时间。梁建威知道发生事故，接着离开现场找同乡商量后在事故后半小时才回到现场，梁建威存在肇事逃逸的行为。
被上诉人佛山汽运公司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没有办法确认其真实性及真实的距离，因出租车搭载乘客的时间如白天或晚上，等待红绿灯的时间，乘客下车前支付车费找零所需要的时间存在差异，所以距离并不能决定路程所需要的时间。被上诉人梁建威质证认为，去程与回程的路不一样，从目的地返回事故现场要绕一个大圈。被上诉人太平保险公司质往下称，同意佛山汽运公司的质证意见。
被上诉人佛山汽运公司、太平保险公司、梁建威在二审诉讼中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审查认为，刘士海、任兆英提交的证据虽可证明梁建威陈述的乘客上车地点及目的地、事故发生地等客观情况，但不足以证明梁建威存在肇事逃逸的行为，故本院对其证明内容不予采纳。
在二审诉讼中，刘士海、任兆英申请梁国净、粤E0L6**车上的两名乘客、佛山市公安局禅城区交通警察大队的黄伟强警官、冯胜枚警官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因综合本案现有证据，本案基本事实已查清，没有必要向相关人员调查核实，故本院对刘士海、任兆英该申请不予准许。
在二审诉讼中，刘士海、任兆英申请本院调取粤E0L6**车辆及梁国净驾驶车辆上的行车记录仪和梁国净与梁建威之间通话记录以及应当进行模拟实验（以测试肇事车辆搭载3名成年男子碾压假人头颅的真实状态及驾乘人员的切身感受），并申请对粤E0L6**车辆、梁国净驾驶车辆的行车记录仪在案发时点前后72小时的全部记录储存信息、梁建威与梁国净手机在案发时点前后72个小时的通话记录进行证据保全。因综合本案现有证据，本案基本事实已查清，没有必要调取梁建威、梁国净车辆上的行车记录仪、梁国净与梁建威之间的通话记录，也没有必要进行模拟实验，故本院对刘士海、任兆英的相关申请亦不予准许。同理，本院对刘士海、任兆英相关证据保全的申请也不予准许。
经审查，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本院二审予以确认。
另查明，2015年9月9日，梁建威接受交警部门询问时陈述称，事发当天，其驾驶粤E0L6**号出租车从季华四路搭载两名乘客沿季华四路往东行驶，行经季华五路与华远东路交叉路口，准备到环湖花园附近。事发前，一辆警车（闪着警灯）从金澜北路驶入季华五路逆行由东往西向靠南侧最边车道上来，发生事故当时其注意力正好放在逆行的警车上，没有留意路面情况，加上出事路面有些黑暗，通过路面时突然感觉车震动了两下（左前轮和左后轮），于是减车速继续前行，车上乘客也问其发生了什么事，其说应该是碰撞到砖头。其和乘客也没有说什么，之后就将乘客搭载到环湖花园附近。其不认识两名乘客，下车也没有留两名乘客电话。后同事梁国净打电话告诉梁建威，称其经过季华五路时见到有一宗交通事故有人被撞了，梁建威问在季华路什么位置，梁国净称在东建广场天桥附近位置；梁建威想到其先前经过事发地点时车辆发出了声响，会不会是其发生了事故，于是将车开到事故现场将相关情况告诉在现场处理的交警，并协助调查。
在本案二审诉讼中，梁建威到庭参加二审法庭调查时陈述称，事发前，其没有见到路上有人躺着，没有采取刹车、避让、转向的措施，碰上的时候感觉车往上弹了两下，从右侧后视镜看了一下没有看到东西，事发地点刚好在树下，光线不好。乘客问是不是碰到什么东西了，其回答说可能碰到石头了。送完乘客到环湖花园后，梁国净打电话告诉梁建威说季华路发生了交通事故。
在二审诉讼中，刘士海、任兆英陈述称，事发后，第一次到佛山处理事故有8人（刘士海、任兆英、刘士海弟弟及弟媳、侄女、任兆英妹妹及外甥女、刘士海四姐的儿媳），每人误工14天；因为朋友家里没有人住，所以住在朋友家里，因此也没有住宿费，但电费由其交纳。第二次到佛山，是因为佛山汽运公司起诉刘士海、任兆英，一共来了5个人，往返来了两次。
刘士海、任兆英在原审诉讼中提供深圳航空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增值税普通发票（开票日期为2015年11月27日）八张（金额均为1360元），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八张（旅客姓名分别为刘士海、任兆英、刘卫庆、李玉芳、任兆芝、孙凤、栗田云、刘士元，日期2015年9月21日，广州至哈尔滨，金额均为900元），上海市服务业、娱乐业、文化体育业统一发票五张（开票日期为2015年11月9日，携程机票，哈尔滨至广州，日期2015年11月8日，金额均为1068元，付款人分别为刘士海、任兆英、刘士元、刘卫庆、任兆芝），上海市服务业、娱乐业、文化体育业统一发票两张（开票日期为2015年11月29日，携程机票，广州至哈尔滨，日期2015年11月28日，付款人均为刘士海，金额分别为2240元和3051元）以及定额发票、火车票、汽车票等证明其支出的交通费用情况。
另查明，佛山汽运公司于2015年10月22日向原审法院起诉刘士海、任兆英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一审案号（2015）佛城法庙民初字第457号、二审案号（2016）粤06民终2301号〕，该案一审于2015年11月25开庭审理，并于2016年1月15日作出判决。
本院认为，本案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本院对刘士海、吴兆英的上诉作如下审查：
关于梁建威是否构成交通肇事逃逸的问题。所谓交通肇事逃逸是指机动车驾驶员明知发生交通事故而逃离事故现场，以逃避法律责任的行为。由此可见，交通肇事逃逸以机动车驾驶员明知发生事故为前提，其目的在于逃避法律责任。因此，肇事司机肇事后离开事故现场的行为并非一定构成交通肇事逃逸。本案事发地点在梁建威行车方向的左侧第一车道上，事发时间是零晨三点左右，虽有路灯照明，但视线较暗，且事发地点恰好在绿化树遮挡路灯光的树荫下。虽梁建威在接受交警部门的询问以及在本案诉讼中接受询问时均陈述，其经过事发地点时感觉车辆有震动两下，但并不能据此认定其明知车辆与人发生了碰撞，而其以为是与砖头或石头发生了碰撞而导致震动。此后，梁建威得知其经过的事发路段发生撞人的交通事故后，其结合先前经过事故地点车辆震动、响声的经历，认为其可能发生了撞人事故而又回到了事故现场，协助交警处理事故。综合本案证据，结合梁建威的陈述可知，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梁建威在事发当时明知与刘伟刚发生了碰撞然后离开刘某场，也不能证明其离开事故现场主观上即是为逃避法律责任。因此，原审法院认为梁建威的行为不构成交通肇事逃逸，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刘士海、任兆英认为梁建威构成交通肇事逃逸的主张，缺乏充分的理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事故责任认定的问题。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综合本案证据看，本案事故发生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梁建威驾驶车辆经过事发路段时，未能合理注意到其行车前方路面情况，未能观察到醉酒后躺卧在道路上的刘伟刚，进而导致其驾驶的刘某刘伟刚发生事故；二是刘伟刘某《中华人民共和刘某交通安全法》第六十一条“行人应当在人行道内行走”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四条第（二）项“行人不得在车行道内坐卧”的规定，在醉酒后躺卧在机动车道上。综合本案证据，梁建威驾驶机动车经过事故路段，未能合理注意其行车前方道路路面情况，以致未能发现躺卧在其行驶的城市主干道上的刘伟刚导致事故发生，因此刘某过错。刘伟刚醉酒后横穿城市主干刘某动车道，后躺卧在梁建威行车方向左侧的第一条机动车道上，置自身生命危险于不顾，最终导致本案事故发生，因此而存在过错。结合本案事故发生的时间、道路情况（城市主干道、行车方向左数第一条机动车道）、光线情况（恰好在路灯光树荫下、视线较暗）以及事发原因，本院认为刘伟刚对于本案事故发生存刘某的过错，其行为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相较而言梁建威的过错较小，其行为是导致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认定刘伟刚负事故主要责任符合刘某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其次，刘士海、任兆英虽对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就案涉事故所作认定有异议，但其未能提供相反证据推翻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所作事故认定，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推翻的除外”的规定，本院确认案涉事故认定书有相应的证明力，对刘士海、任兆英的异议主张不予支持。综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案涉事故所作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可采纳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原审法院予以采纳并无不当。刘士海、任兆英称其在原审诉讼中观看的视频证据与其在公安交警部门所看视频证据不同，但其未能提供证据证实，而在二审诉讼中本院当庭播放了视频证据，且其亦确认其在二审所看视频证据与其在公安交警部门所看证据一致，故本院对其该主张不予支持。对于梁建威驾驶车辆是否存在超速的问题，刘士海、任兆英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梁建威存在超速，刘士海、任兆英称通过视频能简单、快捷地计算、判定出梁建威车速，但其未能计算、判定出事发时的具体车速，也未能提供计算的方法等，故其关于梁建威超速的主张，缺乏证据支持，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刘士海、任兆英因刘伟刚因案涉事故死亡而遭刘某失问题。1.死亡赔偿金。死者刘伟刚出生于1982年7月11日，因案涉事故于2015年9月9日死亡，生前系非农业家庭户口，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的规定，其死亡赔偿金(不含被抚养人生活费)应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20年即603858元(30192.9元/年×20年)。原审法院对此核算正确，本院予以确认。2.被扶养人生活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根据前述规定，主张被扶养人生活费者应是受害人依法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本案中，刘伟刚父亲刘士海出生于1960年4月5日，于本案事故发生时未满60周岁，刘伟刚母亲任兆英出生于1962年11月1日，于本案事故发生时未满55周岁，而其所在的普阳农场兴普区居民委员会本身并无资格对刘士海、任兆英是否丧失劳动能力进行认定与判断，即本案并无证据证明刘士海、任兆英已丧失劳动能力，故结合刘士海、任兆英的年龄情况，原审判决对刘士海、任兆英主张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3.丧葬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按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计算6个月，而佛山地区2014年度城镇职工年平均工资为64790元/年，故原审法院核算丧葬费为32395元（64790元/年÷12月/年×6月）正确，本院予以确认。刘士海、任兆英起诉主张按72309元/年标准计算6个月缺乏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其主张中超出法院核定部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4.处理交通事故人员的误工费。刘士海、任兆英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处理事故、丧葬事宜人员的工资收入及因此而收入实际减少的情况，原审法院参照佛山市一上年度最低工资1510元/月标准，按3人计算15天，酌情核算误工费为2265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5.亲属处理丧葬事宜住宿费。刘士海、任兆英起诉主张食宿费为2166.52元，原审法院酌定亲属处理丧葬事宜的住宿费3060元已超出刘士海、任兆英起诉主张，但佛山汽运公司、梁建威、太平保险公司均未上诉对此提出异议，故本院对原审判决酌定的3060元费用予以确认。6.处理交通事故人员的交通费。综合本案事故发生在佛山，刘伟刚家属从黑龙江等外地刘某处理交通事故及丧葬事宜，考虑家属处理交通事故及丧葬事宜的合理人数、次数及费用的合理性，结合刘士海、任兆英二审诉讼中有关交通费产生原因的说明，原审法院酌情确定交通费5000元合理，本院二审予以确认。7.公证费、律师费。《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从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看，并未将当事人为证明其与死者、伤者之间的亲属关系而支出的公证费以及委托代理律师参与诉讼而支出的律师费纳入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可主张的赔偿项目范围，刘士海、任兆英也未能明确其主张公证费、律师费的法律依据，故原审法院对刘士海、任兆英有关公证费、律师费的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7.精神损害抚慰金。如前所述，刘伟刚醉酒后横穿城市主干刘某躺卧在梁建威行驶方向左侧第一条车道上，置自身生命安全于不顾，对事故发生负有较大的过错，负事故主要责任，故原审法院结合刘伟刚的过错程度，对刘士刘某兆英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不予支持，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原审法院认定的刘士海、任兆英的各项损失并无不当，损失总额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民事赔偿责任认定问题。本案事故发生在机动车与醉酒后躺卧在机动车道上的刘伟刚之间，参照《中华人刘某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刘士海、任兆英因刘伟刚死亡而遭受的损失，刘某承保肇事车辆交强险的太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范围内承担，对于超出交强险赔偿责任限额之外的损失承担，应结合事故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确定，原审法院结合事故责任认定及过错情况认定梁建威对交强险赔偿限额之外的损失承担40%的赔偿责任，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因梁建威是佛山汽运公司员工，事发时在执行工作任务，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梁建威承担的赔偿责任依法应由佛山汽运公司承担。因太平保险公司承保了肇事车辆的商业险，且案涉事故属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且发生在保险期间内，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的规定，太平保险公司应在其承保的100万元商业险责任限额内对佛山汽运公司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承担保险责任，并直接向刘士海、任兆英支付保险赔偿款。原审判决对此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刘士海、任兆英主张刘伟刚不存在过错，不应承刘某责任，与本案事实不符，缺乏理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案件处理结果恰当，本院予以维持。刘士海、任兆英的上诉主张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03.96元（本院已准许刘士海、任兆英缓交），由上诉人刘士海、任兆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翟 林 彬
审 判 员 何 美 健
代理审判员 莫 志 恒
二○二○一六年七月八日
书 记 员 汤晓霖附表：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备注
1
丧葬费
32395
核算为32395元（64790元/年÷12月/年×6个月）
2
死亡赔偿金（含被扶养人生活费）
603858
30192.9元/年×20年＝603858元。被扶养人生活费：其父母未达法定年龄，故对该费用不予支持。
3
处理交通事故人员的误工费
2265
酌定按3人计算15天，每人参照佛山市上一年度最低工资标准1510元/月，核算为2265元
4
亲属处理丧葬事宜住宿费
3060
酌定：3060元（340元/天×3天×3人）
5
处理交通事故人员的交通费
5000
酌定
6
公证费、律师费
0
无依据
7
精神损害抚慰金
0
根据刘伟刚负主要责任等酌定
合计
6465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