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鄂武昌民初字第02890号
原告：范建萍。
委托代理人：任晗、李伊苓，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湖北新城建设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武昌区紫阳街相国寺70号
法定代表人：周胜清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罗国民，湖北珞珈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第三人：范某和。
委托代理人：任晗、李伊苓，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
第三人：王群林。
原告范建萍诉被告湖北新城建设有限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5月29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张承霞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理，于2014年6月20日、2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2014年9月22日本案转入普通程序，后本院依法追加范某和、王群林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由审判员张承霞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张俊良、孙圌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范建萍及其委托代理人任晗、李伊苓，被告湖北新城建设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罗国民，第三人范某和、王群林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范建萍第一次庭审诉称：2004年10月，原告与被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以人民币277900元的价格购买了被告开发的位于武汉市武昌区相国寺路70号相国新城1栋1层××号的商铺（建筑面积85.25平方米）。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向被告支付了全部购房款。被告收到购房款后，于2004年10月20日向原告出具了购房发票。原告购买该商铺是因为原告父亲范某和当时是被告公司在“相国新城”项目中的一名投资人，能以相对优惠的价格购买该商铺，但因该商铺位置偏僻，原告未实际居住，准备待房价上涨时售房获利，故原告一直未急于办理该房屋权属证书。2013年底，原告听说该商铺可能要拆迁，准备办理该房屋相关权属证书时，在房管部门发现第三人王群林于2008年凭借其与被告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原署名为原告范建萍后经过篡改为王群林名字的购房发票复印件在房管部门办理了相国新城1栋1层××号房产登记手续。第三人王群林已于2014年初办理完商铺的拆迁补偿手续，并领取了该房屋的拆迁补偿款人民币1700000元。原告认为，在原、被告已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且原告已按合同履行付款义务的情况下，被告又将商铺卖与第三人王群林，导致原告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给原告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该行为属于严重违约行为。为此，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解除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2、被告向原告返还购房款人民币277900元及利息174541元（利息以人民币277900元为本金，自2004年10月2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平均值6.55%）计算至购房款还清之日，暂计至2014年5月20日）；3、被告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170万元；4、由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第一次庭审中，原告范建萍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法院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信息；武汉市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证明被告湖北新城建设有限公司具备本案被告诉讼主体资格。
证据二、被告公司出具的证明；武汉市房地产交易统一发票（NO：0094045）（第三联）的复印件（发票上的购买方名称“范建萍”被划掉改为“王群林”，来源是被告公司账簿）。证明被告新城公司已于2004年10月20日之前与原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将诉争房屋卖与原告，原告已向被告新城公司支付277900元购房款，被告新城公司向原告出具了购房发票。
证据三、《商品房买卖合同》；武汉市房地产交易统一发票（NO：0094045）（第二联）；武汉市房产交易权属登记申请表；授权委托书；相国新城交房凭证；武汉市房屋产权登记信息查询单。证明被告违约与第三人王群林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三人王群林使用经过篡改的原署名为原告的购房发票办理了诉争房屋的房屋登记手续并获得相关房屋权属证书。
被告第一次庭审辩称：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原告没有证据证明双方签订了购房合同，反证被告与第三人王群林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被告没有向原告出具发票。原告陈述的事实不属实。原告诉请逻辑混乱，既要求返还本金和利息，又要求赔偿损失，如果未支付购房款不可能得到170万元拆迁补偿款。即使原告主张事实成立，亦超过法定诉讼时效。请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请。
被告为支持其抗辩，向法院提交证据发票记账联（第三联）。证明被告与王群林双方系商品房合同买卖关系，原告没有交付任何房款，交付购房款的是王群林。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证据三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二中的“证明”真实性有异议，公章真实性有异议，证明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符，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如果真实存在是不需要另外出具证明的。发票上面的范建萍是被划掉的，只有王群林一个人名字，而且不能证明原告已支付277900元购房款的事实。
第二次开庭审理，本庭通知了原告父亲范某和及被告公司员工周胜和出庭。范某和讲述原告证据二“证明”的出具经过，称：2013年12月2日，在得知商铺要拆迁后找到周胜和，要求他为我开具材料，证明商铺是卖给范建萍的，“证明”是用于女儿范建萍去房地局查档案，如无证明无法查询。查询档案后才知道商铺已经卖给王群林。范某和还称，买卖合同是他代替女儿与被告签订的，房款于04年9、10月份现金一次性支付，故没有银行凭证和收据。基于对彼此的信任，他未保留合同，被告也未开具发票。
周胜和称出具“证明”是因原告需要到房地部门查询资料，证明内容也仅是公司用商铺抵范某和的股本，并无其他证明目的。周胜和还称，范某和所称的一次性付清房款不是事实。2004年范某和股本金不足，需补充现金，但由于其未补充，所以没有将发票交给他。直到2007年5月，范某和把商铺转让要补手续，才与出纳员黄某一起到公司办理手续，补齐了钱，还拿了王群林的收条、权属证明书、土地分割证明等一系列材料。被告公司没有见过王群林，也没有收到王群林的购房款。是范某和指定我们开收条给王群林。
第二次庭审，被告向法院提交新的证据：
证据一、被告相国寺项目出纳黄某2014年6月22日出具证明一份。内容为载明“2004年4月份，相国新城项目退股，范某和选择以分房的形式抵充股本金。当时××号商铺没有出售，范某和以范建萍的名义办理了开票手续，由于股本金不足以商铺全部房款，所以发票当时没有交给范某和，只把××号商铺的钥匙交给了他”。证明范某和准备以范建萍的名义购买房屋经过。
证据二、被告相国寺项目出纳黄某2014年6月22日出具第二份证明一份。载明“2007年5月，范某和打电话给我，说××号商铺转让给别人，要办理相关手续。我说我在宝丰路上班，他说他来接我，就这样范将我从宝丰路接到秦园居。他说将××号商铺转让给王群林，并带来了一张王群林写的收条。我给王群林填写了购房合同，范某和补齐了房款，将购房发票改为了王群林，并将合同发票、产权证明、土地分割证一起交给了范某和。办完后范某和将我送回宝丰路”。证明范某和要求把房子转给王群林的事实。
证据三、其他投资人周胜和、黄功发、洪武台20**年6月24日出具的证明。载明“2004年，湖北新城建设有限公司“相国新城”项目开发基本完成并清算退股，当时范某和选择实物退股方式，用××号商铺冲抵了他本人投入项目的股本金。2004年4月，范某和要求以范建萍的名义办理房屋权属的相关事宜。就在相关手续办理过程中，范某和又要求将商铺权属证书办理到王群林名下，同时要求以王群林的名义签订购房合同和开具发票。鉴于范某和是项目的实际投资人之一，并是项目主要负责人之一，加之范某和退股取得商铺后，有权对商铺作出处置并决定其权利归属，故项目部同意了范某和的要求”。证明范某和购房经过。
证据四、王群林收条。载明“今收到相国新城壹号楼一层九号房商品权属证、土地分割证各壹份。经收人：1-1-9业主王群林07.5.15号”。证明该收条系范某和拿来的。
证据五、被告公司会计ＸＸ武出庭作证称“07年5月17日王群林的收条是范某和给我们公司出纳黄某的。当时记账联加上王群林名字的时候是黄某改的，我和范某和都在场”。
原告范建萍对被告第二次庭审中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一证明范某和支付房款、交付商铺我没有异议；对证据二有异议，他不符合证人证言的要求，不能作为证言采信，时隔十年，黄某与今天被调查人证言一致，说明其有不适当沟通；对证据三有异议，现在14年6月证明本身不能作为书证，也没有相关的事实和经过叙述，加之其本身的特殊立场，也只能作为一般的陈述，被告几份证明在时间上的描述也是不一致的；对证据四不能证明是范某和带王群林到公司的，也不能证明是范某和出售给王群林；对证据五真实性有异议。
2014年11月12日，本院依法追加范某和、王群林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于2015年1月19日进行第三次开庭审理。
原告范建萍申请变更诉讼请求，将原诉讼请求的第三项“被告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1700000元”变更为“被告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2291309元”。
原告没有提交新的证据。
被告补充答辩：被告与第三人范某和签订过购房合同，被告将商铺钥匙给了第三人范某和，但第三人范某和一直没有支付购房款，用了几年就改变主意不要这个房子了，他通过陈柏喜和公司黄某办理了过户手续，第三人范某和将房产转让给了第三人王群林，原告主张诉讼依据的事实是没有充分证据证实。
被告向法院提交新的证据：
证据一、2006年黄某记录的新城公司06年盘账数的流水账。证明公司06年盘账时，记录范某和和其他刘某某、喻某某两人欠公司购房款。是出纳员黄某自己做的记载。
证据二、2010年9月12日，有包括范某和、周胜和、程柏喜、洪武台四人以项目董事的名义签字的“相国新城现金余额去向及负责收款人”及“相国新城余款分配方案”两份书证。证明第三人范某和是参与项目经营管理，清算完毕后范某和清算资金去向，项目全部结清，分配完毕。
证据三、收款票据。证明范某和投资本金60万元已经退走，分红15万元。
证据四、被告申请的证人黄某陈述关于相国新城项目与范某和签合同及与王群林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经过证言。黄某称，我是相国新城项目的出纳，不是被告公司的职工。2014年6月22日为公司出具两份证明。因年纪大，记忆混淆，证明称范某和付清了房款不是事实。客观事实是范某和是相国新城房地产开发项目的投资人。当时范某和说有建筑材料和设备需要找地方放，因相国新城还有商铺空着，这样我代表被告与范某和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范某和以原告范建萍的名义购买相国新城1栋1层××号商铺合同，总价款277900元，范某和称房款以他自己的股本金抵。2004年10月20日，我填好277900元的发票，发票上购房人的填写名字“范建萍”。因范某和未付款，所以发票没有交给范某和，只给了××号商铺的钥匙。但范某和在相国新城房地产开发项目退股结算时，并没有用投资股本金冲抵房款，而是分四次将股本取走。2007年范某和表示不要商铺，并将先前两份《商品房买卖合同》退还给我。是在范某和的妹夫程北喜家给王群林办的购房手续，在场人有程北喜、王群林的舅舅。并且程北喜还给范某和打了电话，范某和表示商铺不要了。程北喜还说，还是按老范的价格给王群林。同年5月，我经手与王群林签订商铺买卖合同，并收到王群林277900元房款。给王群林的购房发票是2004年10月20日填好的“范建萍”名字的那张，只是将“范建萍”划掉改成“王群林”。
证据五、被告申请的证人刘某（王群林舅舅）陈述王群林购房的经过。刘某陈述：我住在相国新城。当时我听小区的人说小区里有个商铺要卖，但不知道哪一户要卖。我就和我外甥王群林一起去找老陈核实。我不知道老陈的名字，只知道他住在我们小区2栋4单元1楼2号，是开发商的股东。老陈说要问下他的老舅，电话里他老舅同意卖商铺但是要一次性付清房款。我外甥王群林第一次去老陈家时，钱没带够就没有搞成。过了五一，我们又去了老陈家里，交了钱、和黄会计（黄某）签了合同，要不是黄会计来我外甥王群林也不会签这个合同，因为我自己买房子都是找的黄会计签的。我认为我外甥王群林是从开发商手上买的，其他的内幕我也不清楚。我们问钥匙找谁拿，老陈说要腾退商铺，保证三天内给我商铺钥匙。
刘某当庭指认范某和：2007年5月的一天，范某和将商铺内的材料搬走后，把商铺钥匙交给我。
第三人范某和述称：我是相国新城项目的董事长，由我牵头引资，投资人有妹夫洪某某、妹夫弟弟洪某某、彭某某、周胜和、程北喜等七人，我作为投资人投资了20多万元。我在办公室一次性付款10万元给黄某作为购买商铺房款首付款，并与被告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但是黄某并没有开具发票，也没有将合同给我。在新城项目清算中，我用所得剩余股本冲抵17万商铺余款，但不知何时抵消。2005年秋天，因将材料拖运至商铺被拦，才找周胜和要钥匙，是门卫给的商铺钥匙。
第三人王群林述称：我买商铺是我舅舅刘某介绍我去买的。我还到二楼姓程的家里去过，我不认识姓程的。2007年，我是和黄某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黄某是代表湖北新城建设有限公司，房款交给了黄某。钥匙是舅舅刘某给的。相国新城1栋1层××号商铺从2007年5月开始由我实际使用并出租。
原告范建萍、第三人范某和对被告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有异议，这是个人草稿，这个数字来源也没有提供刘某某购房合同，记账到10年还保存，是不合理的。对证据二真实性有异议，不是范某和自己签的；关联性有异议，第一个是资金去向，和本案无关，连流水都算不上，第二个余额分配方案，即便是真实的，也是最后一笔对项目分配的资金安排，不能证明范某和参与项目管理，参与投资不代表参与管理。这个是第三笔清算款项，范某和对最终清算的数额，对项目退出不是本案争议焦点，焦点是主张购买商铺的权利，所以不具备关联性。对证据三真实性没有异议，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前面9万元、2万元、17万元……退还股本金60万元，全部都是支票转账。范某和领取股息15万元，公司没有将余额列为应收款，范某和没有欠公司购房尾款，所以也没有列入应收款，与黄某证言收到全部购房款是吻合的。范某和的总共收益证明了没有现金发钱，15万元是个收条，范某和记得是支付了购房款，不能证明冲抵购房款或者其他用途，范某和全额支付了购房款，不欠公司购房款。
经庭审质证、论证，确认以下事实：原告范建萍与第三人范某和系父女关系。第三人王群林与证人刘某系舅侄关系。武汉市武昌区相国寺路70号相国新城房地产开发项目是由被告投资开发新建的住宅项目，并由第三人范某和牵头引资，投资人有周胜和、范某和的妹夫程北喜和洪某某、妹夫弟弟洪某某、彭某某等七人。2002年5月25日，投资人签订出资协议，每人出资50万元，后因项目建设期间需要，每人追加10万元，合计每人出资60万元。范某和实际出资60万元。黄某是该项目的出纳。
2004年初项目按投资额的25%派息，范某和于2004年2月10日领走现金15万元，并出具收条。2004年6月9日、7月3日，范某和以转账方式二次领走股本合计375233元。
2004年10月，第三人范某和以原告范建萍的名义与被告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以277900元的价格购买相国新城1栋1层××号商铺。范某和称房款以他自己的股本金抵偿。2004年10月20日，项目出纳黄某填好277900元的发票，发票上购房人的填写名字“范建萍”。开好的发票没有交给范某和，范某和称其向出纳黄某以现金方式支付购房款10万元。后被告将××号商铺的钥匙交给第三人范某和。
2005年1月6日、2006年6月14日，范某和二次以转账方式领走股本合计224767元。至此，范某和已收回全部60万元股本。
第三人王群林的舅舅刘某家住相国新城。2007年刘某告诉王群林相国新城有个商铺要卖。第三人王群林和刘某到相国新城小区2栋4单元1楼2号程北喜家咨询，程说要一次性付款。
2007年5月15日，第三人王群林及其舅舅刘某第二次约黄某到程北喜家，王群林与被告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同日，王群林通过转账方式支付了全额房款。被告向王群林出具的发票是日期为2004年10月20日购买方为“范建萍”被划掉改为“王群林”的第二联发票。同时，王群林向被告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相国新城壹号楼一层九号房商品权属证、土地分割证各壹份。”
2007年5月的一天，范某和将商铺内的材料搬走后，把商铺钥匙交给刘某。
2008年6月11日，王群林办理了相国新城1栋1层××号商铺产权登记手续。该商铺自此一直由王群林使用并出租收益。
2010年9月12日，相国新城项目余款分配方案由范某和、周胜和、程北喜、洪武台四人签字确认。该方案载明：余款748727元，七位股东每人最终分配利润10.696万元。洪武台收款45.1328万元，负责分配给范某和、洪保台等四人。至此，相国新城项目全部结清，分配完毕。
2013年12月2日，原告范建萍与第三人范某和到被告处以需到房管局查商铺房产资料为名，要求被告出具商铺是卖给范建萍的证明。当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了“证明”，载明“我公司在2003年开发项目（武昌区紫阳街相国寺路70号）相国新城1栋1层××号商铺，面积85.25平方米，于2004年10月20日出售给范建萍，总房款为人民币贰拾柒万柒仟玖百元整（￥27.79万元），公司并未将此房屋售予范建萍以外其他人，但售予范建萍之后产权是否发生转移，公司概不知情。”
2013年12月，该商铺因鹦鹉洲大桥武昌岸接线工程被政府拆迁，第三人王群林领取了拆迁补偿款。
现原告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因原告、被告及其证人黄某及第三人范某和对原告范建萍是否已支付购房款及范某和是否以股本金抵偿购房款的多次陈述前后矛盾。故本院向原告释明，原告需在七个工作日内向本院提交其支付购房款的证据，逾期将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但原告至今未提交相关证据。
本院认为：被告与第三人王群林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第三人王群林以277900元的价格购买被告相国新城1栋1层××号商铺并办理了产权登记手续。至此，王群林依法取得上述房屋的物权。
原、被告双方均认可范某和以原告范建萍的名义与被告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范某和与原告范建萍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代理行为有效。
原告范建萍的父亲范某和作为相国新城项目的投资人，自称董事长。
范某和的妹夫程北喜也是相国新城项目的投资人，程北喜及其妻子范某和的妹妹就居住在相国新城小区里。且王群林与被告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在程北喜家签订的，程北喜及其妻子范某和的妹妹对商铺已出售给王群林及王群林实际控制使用及出租收益系知情人。原告范建萍的父亲范某和作为相国新城项目的投资人对诉争商铺出售给王群林的事实自称不知晓，不符合常理。再者，庭审中范某和被指证将诉争商铺钥匙交予王群林舅舅刘某。故本院认定原告范建萍的父亲范某和对诉争商铺已出售给王群林的事实应当知情并同意。
关于诉争商铺购房款的支付事实，原告第一次庭审时称是用现金一次性支付，第二次庭审原告的父亲范某和称是2004年9、10月份一次性现金支付的，第三次庭审范某和称是先支付10万元现金，余款17万余元是用股本金冲抵的。
现原告仅凭被告出具的“证明”，未能提交证明其已交付房款或其父用股本抵扣房款的证据。被告证据显示原告之父范某和分四次将项目退股金60万元全部领取。
综上，原告已支付诉争商铺购房款事实本院不予认定。原告自2008年6月王群林办理商铺产权登记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商铺已实际出售即权利受到侵害，距离原告起诉时间已大大超过两年诉讼时效期间，原告已丧失胜诉权。
原告诉请解除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要求被告返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经济损失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时已超过两年诉讼时效期间，故本院不予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范建萍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28720元，由原告范建萍自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提交上诉状时按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国务院令第481号）的规定预交案件受理费，款汇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武汉市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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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院诉讼费分户；账户：07×××93；开户行：农行武汉市民航东路分理处，行号：832886。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预交诉讼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张承霞
人民陪审员 孙 圌
人民陪审员 张俊良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肖 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