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7民终402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吕玲萍，女，1968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东阳市。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慧丽，女，1979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东阳市，现住浙江省东阳市。
委托代理人：徐旻，浙江振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吕玲萍为与被上诉人周慧丽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2016）浙0783民初159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吕玲萍、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徐旻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吕玲萍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二、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周慧丽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审认定吕玲萍与周慧丽等七人共同投资卓远公司，并委托周慧丽办理相关事宜，周慧丽实缴卓远公司的金额为140万元的事实是正确的，但对吕玲萍的出资金额的认定证据不足，是错误的。一、双方共同签字的备忘录是最原始的最直接的证据，并且此份备忘录是在周慧丽办完所有投资相关事宜后再补写的，载明了吕玲萍的出资金额是26万元，出资人在本备忘录中签名视为对此备忘录内容的完全理解，并认可备忘录的内容为客观事实。吕玲萍的付款方式是2011年10月4日，通过建行转账到周慧丽建行账号15.22万元，余额仅剩几十元。同日，在农商银行取现金10万元加上家中存的现金0.78万元交给周慧丽，因为周慧丽没有农商银行卡，为了节省跨行费，故取现金交付。吕玲萍实际出资额为26万元，原审法院对吕玲萍现金交付部分不予认定是错误的。二、吕玲萍向东阳市公安局提交过两份有关卓远投资的报案材料。第一份报案材料也是真实的报案材料，其内容包含有卓远公司、日盛昌公司、韩驰公司、聚方圆四个公司的情况。在于周慧丽的韩驰投资纠纷（2014）东横商初字第1006号案件中，东阳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2013年10月12日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塘沽分局经侦支队对东阳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复函都可以证明。吕玲萍的真实报案材料是包含四个公司的，如果没有报案材料，公安不可能向天津发函调查周慧丽的韩驰投资情况。原审法院认为情况说明是复印件，只能证明向公安机关反映过情况，不能达到吕玲萍的待证目的，且与本案无关，这是错误的。第二份报案材料是在第一份报案材料提交一段时间后没能立案，又听说现金交付公安是没法立案侦查的，为了让公安只要能立案的情形下，有现金交给周慧丽的日盛昌和两笔卓远的投资去掉现金后又写了一份报案材料，按了手印，也提交了电子版。后来在日盛昌案吕玲萍准备走民事途径时已取回了按了手印的第二份报案材料。吕玲萍与周慧丽之间的投资纠纷有涉及四个公司，吕玲萍要报案不可能只报两个公司，原审掩盖了原始的直接的备忘录和付款依据的证明力，仅以这份没有按手印的周慧丽断章取义提供的报案材料作为主要的定案依据，显然是错误的。三、（2014）浙金商终字第768号案件的庭审只针对日盛昌案件的审理，没有涉及卓远投资情况，日盛昌案中中院认定的主要依据是一份附有打款单的备忘录，卓远案与日盛昌案没有丝毫关联，原审法院抛开证明力最强的双方都签字的备忘录，把日盛昌案的审理结果移植套用到卓远是不正确的。综上，吕玲萍把26万元交给周慧丽是有凭据的。
周慧丽辩称：吕玲萍向周慧丽实际交付了多少款项的问题，根据现有证据可以看出能够印证上述内容的证据包括了吕玲萍的报案材料，天津市卓远天泽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出具的《债权及衍生品投资基金协议》及各方的银行汇款凭证。我们认为上述证据中的前两份证据属于言词证据，或者是未证实的书证。而银行的汇款凭证则属于具有物证效力的书证。鉴于前两份证据存在一定的矛盾性，我方认为本案中对于款项往来的证明应当以银行汇款凭证作为唯一证据。因此，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提出的其以现金形式向被上诉人交付了款项，并无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被上诉人认为合议庭应当维持原审法院对于以汇款形式交付款项的认定并在此基础上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吕玲萍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周慧丽返还侵占的投资款7.8万元及利息（自2011年10月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法院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此后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加倍计算至债务还清之日止）。二、由周慧丽承担诉讼费。
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吕玲萍与周慧丽、案外人包娥丽、杜映红等七人共同投资天津市卓远天泽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经营的项目，并以周慧丽的名义办理相关事宜。2011年10月18日，吕玲萍向周慧丽转账支付15.22万元，现金支付6.36万元，共实际出资21.58万元。同日，周慧丽向卓远公司相关人员转账140万元，卓远公司出具了以周慧丽作为投资人的《债权及衍生品投资基金协议》，载明合同金额为200万元。后吕玲萍与周慧丽、包娥丽等七人补签备忘录一份，确认总投资金额为200万元，其中吕玲萍为26万元，约定合同由周慧丽签订并代为保管，投资项目的风险由各自承担。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周慧丽主张其除了转账的140万元外，仍有26万元为现金交付给卓远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不予采信。吕玲萍主张备忘录上的金额为实投金额，与报案材料上的内容不符，也未得到周慧丽的认可，故不予采信。对于周慧丽投资到卓远公司140万元中各投资人所占的出资数额，根据公平原则，应按照备忘录中各投资人的出资比例予以确认，经计算，吕玲萍交付给周慧丽的21.58万元中有18.2万元（26/200×140万=18.2万）已用于投资，余款3.38万元未用于投资。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情形。该案中，周慧丽并未将款项足额用于投资，对于未用于投资的3.38万元，周慧丽取得无合法根据，造成了吕玲萍的损失，已构成不当得利，周慧丽应予返还，并赔偿利息损失。综上，吕玲萍合理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一、周慧丽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返还吕玲萍3.38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11年10月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驳回吕玲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50元，财产保全费800元，合计3050元，由吕玲萍负担1354元，由周慧丽负担1696元。
二审期间，吕玲萍向本院提供证据如下：
1.情况说明一份，证明一审中周慧丽提供的吕玲萍的报案材料不是真实情况的报案材料，该情况说明证明吕玲萍的报案材料是涉及四个公司的。同时，还证明如果没有四个公司的报案材料，东阳公安局也不可能向天津公安局发函调查周慧丽关于韩驰公司的投资情况。
2.报案材料一份，在（2014）浙金商终字第768号一案中院也调取过，本次吕玲萍也申请贵院向东阳公安局调取，证明这份报案材料的真实性。
周慧丽对吕玲萍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情况说明并没有载明相关案件及吕玲萍所投资的款项该情况说明与周慧丽在一审中提交的报案材料并不矛盾。同时，周慧丽提交的报案材料中所载明的金额与吕玲萍起诉状中所提及的金额汇款部分金额相同，因此，该证据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法核实，至于关联性方面，这两份报案材料对于天津市卓远天泽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两笔款项转账部分陈述都是一致的，不同的是，一审报案材料中吕玲萍自认的现金交付额是6.36万，在该证据中出现了两笔现金交付。对于现金交付的部分应当以银行的汇款凭证作为基础依据，同时结合其他的证据予以认定。
本院经审查后认为，对吕玲萍提供的证据1，经与（2014）浙金商终字第768号案件的相关情况进行核查，周慧丽在原审中提供的报案材料系吕玲萍本人向东阳公安局提供的报案材料，且该证据中陈述的是吕玲萍向公安机关反映的相关情况，并未明确系第一份报案材料中载明了四个公司的投资，故本院对该证据的部分证明目的不予确认。对证据2，经与（2014）浙金商终字第768号案件的相关情况进行核查，吕玲萍确系向东阳市公安局提供了该份报案材料，但该份报案材料系第二份报案材料，与吕玲萍提供的第一份报案材料存在部分矛盾之处，且报案材料的实质系当事人陈述，故本院对该证据内容的真实性不予确认。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吕玲萍上诉主张，涉案备忘录上记载的金额26万元为其向周慧丽交付的实际投资金额，但该备忘录中记载的内容与吕玲萍在向东阳市公安局报案的材料中的内容不符，且周慧丽亦对其予以否认，而吕玲萍也未提供其他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原审未认定吕玲萍的涉案实际投资金额为26万元并无不当。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05元，由上诉人吕玲萍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玉强
代理审判员 谭雪梅
代理审判员 郑望鑫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代书 记员 金巧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