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浙07民终306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傅恭惠。
委托代理人：王红仙。
委托代理人：汪宝琳，浙江大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程晓阳。
上诉人傅恭惠因与被上诉人程晓阳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2015〕金婺商初字第341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傅恭惠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撤销双方于2013年4月1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在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时，王红仙已经知道程晓阳对浙江省义乌市恒大百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大公司）的出资情况错误。虽程晓阳隐瞒了恒大公司的负债，但在本案中，双方确定股权转让款价格为300万元的依据是程晓阳完成595万余元的出资。一审判决混淆了程晓阳隐瞒公司债务与虚构出资到位的概念，这是两个不同的案件事实。二、至本案一审庭审时，程晓阳仍向法庭陈述已出资到位，并主张恒大公司尚欠其566余万元，这也充分说明了其一直在虚构已向恒大公司出资595万余元的事实。其移交的财务凭证中，绝大部分的款项为其以恒大公司之名对外设立债务，但债权人交付的款项并非存入恒大公司的账户，而是由其收取，此时财务账册中就记录了一笔恒大公司的负债；程晓阳再用此款向其他债权人清偿债务，此时恒大公司的财务账册就有了其将款项出借给恒大公司的记录；如此操作恒大公司不仅对同笔款项背负了两笔债务，程晓阳也可以不出分毫地完成了出资。对这一事实，王红仙及傅恭惠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时均不知情，且财务账册中也有白条（即无款项支付依据的账目），否则王红仙、傅恭惠夫妇不可能会出300万元购买一文不值而又负债累累的恒大公司，这是两人的“趋利性”使然，也是一个常人该有的选择。三、在一审庭审中，程晓阳曾向法庭陈述300万元股权转让款的定价依据，其主张的价格构成是其名气等，这样的解释非常不符合常理。既然其已完成595万元的出资，仅此一项就已远超300万元的转让价值，何须名气冲抵股权价值。
程晓阳辩称：傅恭惠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一审判决已经很清楚。本人在恒大公司出资的状况，对方单方委托第三人审计的审计报告已经非常明确，这份审计报告除了其自己没有看懂以外，其他人都已经明确了本人出资的情况。本案《股权转让协议》经义乌法院审理判决生效已经两年半了，义乌法院执行局受理强制执行也两年多了，如果义乌法院的执行法官能够秉公执法，本案早已经执行终结了。其所谓的欺诈没有任何证据，也没有任何客观事实。请求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傅恭惠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撤销其与程晓阳于2013年4月1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10月10日，程晓阳与李琴、郑兆群、周迎春共同出资成立恒大公司，其中程晓阳占40%、周迎春占30%、郑兆群占20%、李琴占10%的股权。2012年6月6日，恒大公司的股权变更为程晓阳占40%、周迎春占20%、郑兆群占20%、李琴占10%、龚小英占10%。2012年8月8日，傅恭惠的妻子王红仙成为恒大公司的股东，该公司的股权变更为程晓阳占40%、王红仙占30%、郑兆群占20%、李琴占10%。2012年8月16日，恒大公司的股权变更为程晓阳占40%、王红仙占60%。2012年11月19日，恒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红仙，股权变更为程晓阳占23%、王红仙占77%。2013年4月19日，傅恭惠委托王红仙办理恒大公司股权受让事宜，同日，王红仙代表傅恭惠与程晓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一份，约定：程晓阳将其所有的恒大公司的23%的股权以人民币300万元转让给傅恭惠，傅恭惠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30日内将股权转让款一次性支付程晓阳指定的账户；程晓阳保证对其拟转让的股权拥有完全处分权，保证该股权没有设定质押，保证股权未被查封，并免遭第三人追索，否则程晓阳应当承担由此引起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如因程晓阳在签订本协议书时，未如实告知傅恭惠有关公司在股权转让前所负债务，致使傅恭惠在成为公司的股东后遭受损失的，傅恭惠有权向程晓阳追偿等。2013年4月22日，程晓阳所有的23%股权变更为傅恭惠所有。股权转让后，傅恭惠支付程晓阳转让款80万元，为此，程晓阳于2014年1月23日向义乌市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傅恭惠及王红仙支付尚欠的股权转让款220万元。义乌市人民法院于2014年3月26日作出（2014）金义商初字第475号民事判决，认定双方2013年4月19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合法有效，并判令傅恭惠、王红仙支付程晓阳股权转让款220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该民事判决书生效后，程晓阳向义乌市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至今未果。现傅恭惠以程晓阳未向恒大公司支付投资款5951734.88元、在股权转让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为由，要求撤销2013年4月19日王红仙代表傅恭惠与程晓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但程晓阳认为投资款已实际履行，不存在欺诈，双方产生争议。另查明，2012年9月13日，程晓阳与王红仙出具《声明》一份，该声明记载：截止2012年9月13日止，恒大公司其他应付款共计14879337.20元，由王红仙和程晓阳按6:4进行分摊，其中王红仙分摊额8927602.32元，减去已支付5295950.00元，尚欠3631652.32元，程晓阳分摊额5951734.88元，减去已支付5951734.88元，尚欠0元。截止2012年9月13日止，恒大公司以前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与王红仙没有任何关系。如果有任何以前发生的债权债务由程晓阳全权承担。2014年8月26日，一审法院受理了王红仙诉程晓阳损害股东利益一案（〔2014〕金婺商初字第1823号案件），王红仙提出：根据与程晓阳的协议，王红仙应支付的恒大公司2012年9月13日前的债务金额为8927602.32元，但至起诉之日王红仙已向恒大公司的债权人清偿截止2012年9月13日前的债务16856260元，多支付了6868347.68元，认为程晓阳故意隐瞒公司债务，致使王红仙利益受损，要求法院判令程晓阳赔偿王红仙6868347.68元等。该院审理后，认为程晓阳涉嫌经济犯罪，于2014年11月19日裁定驳回王红仙的起诉。后经二审审理，维持该裁定。2015年4月8日，金华市盛业会计师事务所对恒大公司2011年9月至2012年11月的股东投资情况和程晓阳与公司资金往来情况进行审计后出具审记报告一份。根据恒大公司提供的账册、记账凭证、会计报表等资料，截止2012年11月止，公司账面总资产记录16787111.88元（货币资金519.09元，预付账款9583475.00元，其他应收款1041318.80元，待摊费用6161798.99元）；负债合计记录15787111.88元，系其他应付款；所有者权益合计记录1000000.00元，系实收资本。2015年4月15日，王红仙对程晓阳等人职务侵占向义乌市公安局报案，该局于当日受理后，于2015年6月12日作出立案告知书，告知王红仙被职务侵占案已立案。庭审中，王红仙称在2012年9月3日到2013月3月期间，其已清偿恒大公司2012年9月13日前的债务共计1600余万元，远超2012年9月13日声明中王红仙分摊的应付款8927602.32元。傅恭惠受让程晓阳股份后，其未再支付2012年9月13日前的债务。一审法院认为：傅恭惠委托其妻子王红仙办理恒大公司股权受让事宜，王红仙代表傅恭惠与程晓阳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其法律后果应由傅恭惠承担。傅恭惠认为，其愿意受让程晓阳23%的股份是因程晓阳对恒大公司有5951734.88元的投资款，但傅恭惠认为程晓阳实际上并未支付该投资款，故在股权转让过程中存在欺诈。该院认为，傅恭惠妻子王红仙在2012年11月19日受让程晓阳17%的股份后成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在2013年4月19日傅恭惠受让程晓阳股份时，恒大公司已由王红仙经营管理一段时间，王红仙对公司账目及所负债务应有清楚的了解。根据王红仙庭审中的陈述，在2013年3月底前王红仙已代恒大公司支付2012年9月13日前的应付款1600余万元，已远超2012年9月13日王红仙与程晓阳签订的声明中王红仙分摊的应付款金额；傅恭惠受让股份后未再支付2012年9月13日前的应付款。若王红仙该陈述属实，在王红仙代理傅恭惠受让程晓阳股份时，王红仙应当已经明确程晓阳对公司的出资情况，因此，不管程晓阳是否实际向恒大公司出资5951734.88元，均不认定其在傅恭惠受让股份时存在欺诈。傅恭惠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傅恭惠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80元，由傅恭惠负担。
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在义乌市人民法院（2014）金义商初字第475号案中，傅恭惠答辩时陈述：程晓阳实际上没有在恒大公司进行投入，因为其投入的资金均是向案外人借款，这些借款均已由恒大公司归还。
本院认为:傅恭惠与程晓阳之间的股权转让纠纷已由义乌市人民法院（2014）金义商初字第475号民事判决处理，该判决现已生效。本案傅恭惠起诉要求撤销《股权转让协议》的理由在该案中抗辩时也已涉及。故傅恭惠应申请再审，本案中对其起诉应予以驳回。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条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2015〕金婺商初字第3414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傅恭惠的起诉。
傅恭惠预交的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80元，均予以退还。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李建旭
代理审判员 李 茜
代理审判员 虞 行
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代书 记员 范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