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苏06民终111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钱志刚，男，1977年5月20日生，汉族，住南通市通州区
上诉人（原审被告）：夏美平，女，1978年5月21日生，汉族，住南通市通州区。
两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东强，江苏崇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雨，江苏崇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崇川支行，住所地南通市崇川区。
法定代表人：陈峰，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念，北京大成（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南通盛唐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通市。
法定代表人:朱建国，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斌，男，职员。
上诉人钱志刚、夏美平因与被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崇川支行（以下简称中行崇川支行）、南通盛唐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2017)苏0611民初62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钱志刚、夏美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2、一、二审诉讼费由中行崇川支行、盛唐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有误。本案中，中行崇川支行在贷前检查、贷款审查以及检查过程中都存在明显的程序不合规。首先，中行崇川支行没有尽职贷前调查和贷款审查。《中国银行关于印发〈中国银行个人商业用房贷款操作办法〉的通知》第十二条及第十三条规定了银行在贷前检查和贷款审查时都要对借款人与借款相关的综合情况和借款人提供的材料进行实质性审查。申请贷款人钱志刚的材料多数存在经指导后修改，不符合实际情况，如工资就远高于钱志刚的实际收入，但中行崇川支行并未作相应调查、核实。其次，上述操作办法第十九条、第四十条规定，抵押贷款的借款人必须办理抵押登记，银行在贷款后要检查抵押物的情况。可见，在抵押贷款中，无论抵押登记的阶段、效力如何，对银行来讲，办理抵押登记是必须进行的流程。但中行崇川支行在贷款合同约定的期限内，甚至合同签订发放贷款后至抵押物所有公司破产时一直未办理预告登记。再者，案涉贷款合同签订的背景是盛唐公司破产前，资金链出现缺口，需要大量融资之时，在短时间内中行崇川支行办理一大批与案涉贷款合同相同的贷款合同，总贷款金额高达千万。面对如此密集又大额的用于购买同一开发商楼盘房屋的贷款申请，中行崇川支行不但没有更加严格审查，反而对申请材料直接放行，也不按照合同约定采取保障登记措施。这显然不符合一个理性谨慎的金融机构应当达到的行为标准。唯一可能的解释是中行崇川支行明知甚至是主动帮助盛唐公司以个人贷款合同形式行融资之实。因此，本案证据不但已证明中行崇川支行在案涉贷款合同审批过程中存在严重程序错误，更足以反映在案涉背景下的程序错误实质是因为中行崇川支行明知甚至是主动帮助盛唐公司贷款融资。二、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一条的定义是指形式上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与本案相关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已被生效判决确认无效，合同无效的后果即相互返还，并依据过错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则盛唐公司需返还因商品房买卖合同取得的购房款和利息。本案中，首付款由盛唐公司支付，剩余房款由中行崇川支行发放贷款。盛唐公司将收到的贷款返还给钱志刚后，钱志刚才能以返还的贷款偿还给中行崇川支行，实现还款之目的。如果钱志刚没有上述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之解除权，就不能以此实现该司法解释第二十五条之开发商返还购房款，该结果与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矛盾。况且，钱志刚签订案涉贷款合同的目的亦包含由盛唐公司偿还贷款，而由于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导致该目的无法实现，钱志刚即应当享有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时贷款合同的解除权。三、一审判决有违公平原则。一审判决已查明案涉贷款的实际使用人系盛唐公司，上诉人既没有占有贷款所购的房屋，也没有使用贷款，上诉人个人更没有因此获利。一审判决要求上诉人承担未还贷款及律师费等还款责任与上诉人签字行为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并不对等，亦不符合民法之公平原则。
中行崇川支行辩称：一、我行发放案涉贷款合法合规。从一审中提供的贷款发放文件看，案涉贷款是按照银行放贷流程审查后发放的，不存在违规放贷情况。我行对钱志刚与盛唐公司之间虚构房屋买卖合同、套取银行贷款的事实并不明知，亦未参与。相关放款过程符合法律及行业惯例。钱志刚、夏美平对提交的贷款申请文件应当保证真实性。我行对于借款人是否符合条件的审查不仅仅依据其收入证明，还需要查看其银行流水是否符合银行的管理要求，以及其个人征信报告等材料，事实上一审法院业已查明钱志刚是盛唐项目桩基工程工地负责人，其并非没有偿还贷款的能力，而是故意违约不愿偿还贷款，由此可见银行贷款并没有放款给没有偿还能力的人。而预抵押登记，系因南通相关部门至今没有开始办理相关业务而未能办理，且预抵押登记并不等同于抵押权设立。另外，同时期中国银行等四家银行在盛唐项目的所有贷款中只有一小部分贷款被法院及管理人认定为借款人与盛唐公司勾结骗取银行贷款，并非钱志刚、夏美平所称的一大批。二、案涉贷款合同合法有效，不应被解除。钱志刚与盛唐公司间无真实的房屋买卖意思表示，而是恶意串通骗取银行贷款，以购房的形式掩盖套取银行贷款用于盛唐公司向钱志刚负责的江苏通用基础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用公司）支付欠付工程款的非法目的，钱志刚作为案涉贷款合同的恶意违约方，理应无权行使合同解除权。三、钱志刚称其既未取得商品房，又未取得贷款，却要归还贷款不公平，没有依据。首先，钱志刚与盛唐公司恶意串通，骗取银行贷款时，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考虑到相应的风险及后果；其次，钱志刚在未能取得商品房时，并未在盛唐公司破产案件中按照法律规定通过起诉管理人来主张权利，而是放弃了相应诉讼权利；再次，钱志刚作为盛唐桩基工程项目负责人的利益也已通过通用公司在盛唐公司破产中得到弥补。
盛唐公司辩称：一、本案属虚假按揭，钱志刚与盛唐公司的行为侵犯了国家的金融管理制度和信贷秩序，损害了国家利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与贷款合同均无效。首先，钱志刚身份特殊，盛唐公司的桩基工程是由通用公司施工，钱志刚是该桩基工程的项目负责人。因盛唐公司欠通用公司工程款未能支付，钱志刚与盛唐公司以签订购房合同、贷款合同的形式掩盖骗取银行贷款的非法目的，并将骗取的贷款支付给盛唐公司用以支付盛唐公司所欠通用公司的工程款，且双方还通过抬高购房价格以便从银行获得更多的贷款。其次，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贷款申请资料均是钱志刚夫妇提供，两人根据中行崇川支行的要求提供相关资料并与银行签订贷款合同，只有钱志刚夫妇与中行崇川支行相互配合才能完成上述行为。钱志刚、夏美平向中行崇川支行提供的贷款申请资料不齐全，中行崇川支行对该两人的贷款申请没有尽到谨慎审查义务及职责，钱志刚、夏美平在贷款发放以及提交贷款申请资料等方面与中行崇川支行有串通行为，属于虚假按揭。贷款不真实系由钱志刚、夏美平与中行崇川支行双方原因造成，如贷款合同认定无效，后果应由钱志刚、夏美平与中行崇川支行共同承担责任。盛唐公司为案涉贷款合同提供的阶段性连带担保责任，如贷款合同无效，则保证合同亦属无效，盛唐公司也不应承担保证责任。二、钱志刚、夏美平无权以《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为由，解除贷款合同并主张盛唐公司返还购房款。首先，该司法解释适用的前提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将尚未建成或者已竣工的房屋向社会销售并转移房屋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而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被法院确认双方无真实的房屋买卖意思表示，只是以购房形式掩盖套取银行贷款用以还债非法目的，且购房首付款及部分按揭贷款都由盛唐公司实际支付，即钱志刚、夏美平明知案涉贷款合同自始不存在支付购房款这一合同目的，故不适用司该法解释第二十四条这一情形，钱志刚、夏美平无权解除案涉贷款合同。其次，该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使用了“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的概念、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也被解除的”，说明适用这两个法条的前提为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后，致使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即作为按揭法律关系的基础关系商品房买卖合同被解除，当事人请求解除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应予支持。而本案仅涉及贷款合同效力问题，并不涉及贷款合同解除问题，故不适用《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规定。因此，上诉人无权解除案涉贷款合同并主张盛唐公司返还购房款。三、中行崇川支行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已与盛唐公司重整管理人确认案涉贷款合同的债权金额，债权性质为普通债权，故中行崇川支行对盛唐公司享有的债权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及法院批准的破产重整计划来实现，盛唐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担任何民事责任。
中行崇川支行向一审法院请求：要求钱志刚、夏美平偿还借款本金1284197.90元、利息和罚息(以借款本金为基数自2014年6月2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同期同档银行贷款利率的110%×140%计算)，以及律师代理费75847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
钱志刚系通用公司“盛唐君庭”项目负责人｡盛唐公司因欠付通用公司工程款，与钱志刚商定通过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向银行按揭贷款，偿付工程欠款｡为此，钱志刚和盛唐公司于2012年9月20日签订了合同编号分别为st011f116、st011f117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两份｡其中后一合同记载，由盛唐公司向钱志刚出售由其开发的位于港闸区通宁大道西侧的原通宁天地(盛唐君庭)楼盘中第11幢1单元117室及附房，建筑面积为186.39平方米，附房建筑面积为107.01平方米，单价分别为16000元/平方米和1500元/平方米，房屋总价款为2851767元，首付款为1431767元，按揭贷款1420000元，于2013年6月30日前交房｡2012年11月2日，与盛唐公司签约的南通百马房地产营销有限公司，向盛唐公司开具金额为1431767元的转账支票，盛唐公司将上述支票背书给潘瑞标，由潘瑞标将上述款项支付给钱志刚｡同日，钱志刚将上述款项作为首付款转付盛唐公司，盛唐公司向钱志刚开具了金额为1431767元的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钱志刚确认该首付款实际系盛唐公司支付｡
2013年1月24日，中行崇川支行、钱志刚和夏美平、盛唐公司签订《个人商业用房贷款合同》，约定钱志刚和夏美平向中行崇川支行借款142万元，借款期限120个月，此款用于支付合同编号为st0011f117号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项下购房款并全部划入盛唐公司账户｡贷款利率为浮动利率，浮动周期为12个月，即从贷款人实际放款日起每12个月重新定价一次，重新定价日为实际放款日在重新定价当月对应日，当月没有对应日的，则当月最后一日为重新定价日；第一个浮动周期内，按实际放款日适用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施行的相应档次的法定贷款利率上浮10%计息；每满一个浮动周期后，以重新定价日适用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施行的相应档次的法定贷款利率上浮10%作为下一个浮动周期的适用利率；按月结息和付息，每月的1日为结息日和付息日｡关于罚息，若借款人未按约定期限还款，就逾期部分，从逾期之日起按照逾期贷款罚息利率按日计收利息，直至清偿本息为止；逾期贷款罚息利率为本合同约定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40%；按罚息利率计收利息，计息公式为：利息=(本金+应付未付利息)×实际天数×年罚息利率/360｡贷款偿还方式为按月等额本息还款。为偿还贷款本息，开立账户，户名钱志刚，账号48×××98，作为本合同项下贷款的指定扣款账户｡关于担保方式，借款人以本合同项下贷款所购房屋向贷款人提供抵押担保；保证人盛唐公司提供阶段性连带责任保证｡贷款合同所附《个人商业用房贷款合同通用条款》就相关事项作了如下规定：借款人未按期归还贷款本息的构成违约，贷款人有权宣布本合同项下贷款本息全部或部分提前到期；有权要求借款人赔偿因其违约而给贷款人造成的损失，包括因实现债权而导致的律师费等相关费用损失｡保证人应按合同约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若保证人提供阶段性连带责任保证的，则自借款人办妥本合同项下贷款所购房屋抵押登记手续并且贷款人收到他项权证之日起，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不再发生新的保证义务和责任，但对于在该日之前已到期的本合同项下债务，以及该日之前发生保证人或/借款人违约而引起的本合同项下的债务，保证人仍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或/及保证责任；如果借款人在任何正常还款日或提前还款日未按约定向贷款人进行清偿，贷款人有权要求保证人履行保证责任；提前还款日为借款人提出的经贷款人同意的提前还款日或贷款人依据合同等规定向借款人要求提前收回债权本息及/或其他任何款项的日期；主合同双方解除主合同或者使主合同提前到期的，保证人对于主合同项下已发生的债务承担保证担保责任｡中行崇川支行和盛唐公司均在贷款合同上加盖了公章；钱志刚和夏美平在贷款合同和抵押物清单上签名｡
2013年2月1日，中行崇川支行将按揭贷款142万元汇付给盛唐公司｡当日，盛唐公司偿还通用公司工程款76万元。盛唐公司通过钱志刚扣款账户向中行崇川支行偿还了自2013年3月至同年8月期间的按揭贷款本息，每期16637.82元，合计99826.92元，其中借款本金为49407.88元｡钱志刚向中行崇川支行支付了自2013年9月至2014年6月期间的按揭贷款本息，合计166378.20元，其中借款本金为86394.22元｡至2014年7月1日，案涉贷款未能偿还的借款本金为1284197.90元｡自2014年7月始，钱志刚和夏美平未再按期偿还按揭贷款本息｡2014年7月2日，中行崇川支行向钱志刚和夏美平发出贷款提前到期通知函，告知因钱志刚和夏美平明确表示不再归还贷款，根据合同附件一的约定，宣布合同项下贷款本息全部提前到期。要求收函后，立即归还全部贷款本息｡2014年9月21日，中行崇川支行从钱志刚账户扣划516.58元作为利息。
2013年9月6日，一审法院裁定盛唐公司破产重整。2013年9月26日，中行崇川支行向盛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其中包含了案涉贷款合同项下的债权。2014年8月19日，一审法院裁定批准盛唐公司破产重整计划。根据盛唐公司破产重整计划，普通债权(第三顺序)受偿比例为23.06%。2014年12月3日，一审法院裁定撤销倪建华等人名下的457套房屋(含案涉商品房)的网签备案登记。在本案审理过程中，盛唐公司管理人确认截至2013年9月6日，中行崇川支行在案涉借款合同项下享有的担保债权为1363546.69元，其中借款本金为1362183.56元，2013年9月1日至9月6日的利息为1363.13元，债权性质为普通债权｡
中行崇川支行与北京大成(南通)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律师代理合同，约定由北京大成(南通)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担任本案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并于2017年6月16日支付代理费75847元｡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贷款合同的效力；二、案涉贷款合同的责任承担｡
就第一个争议焦点，即案涉贷款合同的效力问题｡
中行崇川支行认为，贷款合同是通过银行放贷流程、在自愿的情况下签订的，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钱志刚和夏美平认为，贷款的合意实质上是盛唐公司与中行崇川支行达成的，贷款合意真实存在，当时是有效的，因盛唐公司无力偿还贷款，此时中行崇川支行收回贷款的目的不能实现，享有提前要求盛唐公司偿还本息或解除贷款合同的权利，故而贷款合同处于可撤销状态；盛唐公司认为，贷款合同与商品房买卖合同是紧密联系的，因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故贷款合同亦无效｡因贷款合同无效，故而担保合同也无效｡
一审法院认为，因盛唐公司欠付通用公司工程款，盛唐公司提出以钱志刚夫妻的名义向银行按揭贷款，以偿还欠付工程款｡为此，钱志刚夫妻配合与盛唐公司签订了案涉两份房屋买卖合同，并与银行签订了按揭贷款合同｡按揭贷款的首付款和贷款后的还款实质上都是由盛唐公司安排和支付，而非钱志刚支付，只是在盛唐公司面临破产的情况下，钱志刚才向银行偿还贷款｡盛唐公司实际上也是用按揭贷款偿还了通用公司的工程欠款｡钱志刚与盛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不是基于真实的购房目的，而是与盛唐公司恶意串通，为骗取银行按揭贷款而签订，意图规避国家对房地产开发企业信贷资金的调控管理，破坏了房地产交易市场的稳定和社会金融秩序的安全，具有违法性，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依法应当认定钱志刚与盛唐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一审法院已在钱志刚诉盛唐公司确认合同有效纠纷一案中，确认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并判决驳回了钱志刚要求确认商品房买卖合同为有效合同的诉讼请求｡尽管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但不能由此当然地认定贷款合同亦无效｡因为两者之间虽具有关联性，但并不具有从属性，而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合同｡对于贷款合同的效力应当以我国法律法规的规定为依据进行审查和认定：
(一)基于恶意欺诈的合同效力分析｡根据钱志刚和盛唐公司的陈述，双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目的是为骗取银行按揭贷款，现没有证据证明中行崇川支行的工作人员参与了虚假按揭贷款行为，或明知是骗取按揭贷款的行为而仍然向钱志刚提供贷款。即便钱志刚和盛唐公司主张中行崇川支行在放贷审批程序上存在瑕疵，也不足以证明银行工作人员恶意参与，或明知而放贷。从民事法律行为的角度分析，钱志刚和盛唐公司与中行崇川支行签订贷款合同和担保合同的行为，系恶意欺诈中行崇川支行的行为，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和第五十五之规定，中行崇川支行可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在中行崇川支行未依法行使撤销权的情况下，视为其放弃权利，但不能因中行崇川支行未行使撤销权而认定贷款合同和担保合同为无效合同。
(二)基于改变贷款用途的合同效力分析｡盛唐公司主张钱志刚和盛唐公司骗取按揭贷款的行为，违反了我国商业银行法关于商业贷款的使用应当符合贷款约定用途的强制性规定，故而贷款合同为无效合同｡一审法院认为，钱志刚和盛唐公司骗取中行崇川支行按揭贷款后，用于盛唐公司向通用公司支付欠付工程款和资金周转，实际改变了贷款用途，该行为属于违约行为，但该违约行为不会影响到对贷款合同效力的认定｡另外，我国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七条(商业银行贷款，应当与借款人订立书面合同｡合同应当约定贷款种类、借款用途、金额、利率、还款期限、还款方式、违约责任和双方认为需要约定的其他事项)之规定，属于管理性规范，而非效力性规范，不能据此认定贷款合同为无效合同｡
(三)基于借款人是否享有贷款合同撤销权的分析｡因钱志刚与盛唐公司缺乏房屋买卖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在此情况下，钱志刚作为贷款合同的借款人，是否有权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因商品房买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致使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当事人请求解除商品房担保贷款合同的，应予支持)的规定，享有请求解除贷款合同的权利。一审法院认为钱志刚不享有贷款合同解除权。钱志刚贷款的目的不在于向盛唐公司购买商品房，而是与盛唐公司串通骗取按揭贷款｡该司法解释第一条规定：“本解释所称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以下统称为出卖人)将尚未建成或者已竣工的房屋向社会销售并转移房屋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根据该条规定可见，只有在真实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情况下，才可以适用该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才会因商品房买卖合同确认无效或被撤销、解除，导致不能继续履行商品房买卖合同、购房人向银行按揭贷款购买商品房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购房人或借款人才有权请求解除贷款合同。本案中，钱志刚根本不具有向银行按揭贷款用于购买商品房的合同目的，也就不存在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情形，故在确认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时不享有贷款合同的解除权｡
(四)基于宣布贷款提前到期的合同效力分析｡中行崇川支行与钱志刚在贷款合同中约定：“借款人未按期归还贷款本息的构成违约，贷款人有权宣布本合同项下贷款本息全部或部分提前到期”｡中行崇川支行基于钱志刚未能按贷款合同的约定按期偿还贷款本息，于2014年7月2日向钱志刚和夏美平发出贷款提前到期通知函，宣布合同项下贷款本息全部提前到期，要求立即归还全部贷款本息｡中行崇川支行宣布贷款本息全部提前到期的行为不能理解为贷款合同解除｡《合同法》第二百零三条规定：“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借款用途使用借款的，贷款人可以停止发放借款、提前收回借款或者解除合同｡”根据上述规定，提前收回借款和解除合同是借款人违约后所承担的不同责任形式，是贷款人享有的并行权利｡贷款人宣布贷款提前到期，实际上是贷款合同约定了债务人(借款人)的加速到期责任，是继续维持贷款合同的效力，而不是终止贷款合同的效力｡在借款人根本性违约的情况下，贷款人既可以宣布贷款提前到期，要求借款人全部或部分偿还借款本息，也可以主张解除贷款合同，以恢复原状的方式要求借款人偿还借款本息，对此贷款人享有选择权利｡
综上，一审法院认为，中行崇川支行基于真实的意思表示与钱志刚、夏美平签订的贷款合同，在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无效情形，以及中行崇川支行选择宣布全部贷款本息提前到期的情况下，为有效合同｡盛唐公司为贷款合同提供了阶段性连带责任保证，贷款合同与保证合同系主、从合同关系，保证合同亦不存在无效情形，故保证合同亦为有效合同｡
就第二个争议焦点，即案涉贷款合同的责任承担问题｡
一审法院认为，因贷款合同中约定了中行崇川支行享有宣布贷款提前到期的权利，中行崇川支行在钱志刚明确表示不偿还贷款本息的情况下，已向钱志刚和夏美平发出宣布贷款提前到期的通知，故中行崇川支行宣布贷款全部提前到期的行为，在通知送达至钱志刚和夏美平时发生法律效力，钱志刚和夏美平应当及时偿还全部未能偿还的贷款本金和相应的利息｡尽管贷款合同是钱志刚与盛唐公司为套取银行资金所签，实际借款人为盛唐公司，但没有证据证明钱志刚和盛唐公司在与中行崇川支行签订贷款合同时，已向中行崇川支行披露过该事实，或者当时中行崇川支行知道该事实，故中行崇川支行可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以及对贷款合同享有的信赖利益，可以向名义借款人钱志刚和夏美平作为主债务人主张权利，也可以选择实际借款人盛唐公司作为主债务人偿还贷款本息｡在中行崇川支行选择由钱志刚和夏美平作为主债务人偿还贷款本息的情况下，钱志刚和夏美平应当按约承担责任｡即便中行崇川支行选择由盛唐公司作为主债务人承担偿还贷款本息的责任，因钱志刚、夏美平与盛唐公司恶意串通，骗取银行贷款，对贷款本息不能偿还所造成的损失后果也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此，钱志刚和夏美平以其是名义借款人不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因在贷款合同中约定借款人违约，应当赔偿贷款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包括律师费在内的损失｡中行崇川支行委托北京大成(南通)律师事务所代理诉讼，已支付律师代理费75847元，且该金额不超过江苏省律师收费标准，故予以确认｡
因盛唐公司提供的阶段性连带责任担保为有效担保，且中行崇川支行已向盛唐公司管理人申报了担保债权，故盛唐公司应当对案涉贷款合同项下的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根据我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中行崇川支行对盛唐公司享有的担保债权应当按照一审法院裁定批准的破产重整计划进行受偿｡关于中行崇川支行对盛唐公司享有的担保债权金额，盛唐公司管理人以盛唐公司重整之日即2013年9月6日的债务金额进行确认，中行崇川支行主张以2017年11月20日的债务金额进行确定｡一审法院认为，两个时间点的债务金额因钱志刚在一审法院裁定盛唐公司破产重整后偿还了部分借款本息，且又发生了利息，故而有差异｡根据我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在一审法院裁定盛唐公司破产重整之日起，盛唐公司对外所负债务停止计息｡因案涉债务在盛唐公司重整之日后又发生利息，故对之后的利息债务不应由盛唐公司承担担保责任｡以盛唐公司破产重整之日的债务金额由盛唐公司按重整计划确定的清偿比例清偿债务，亦可减轻钱志刚和夏美平的债务负担，避免诉累｡因此，一审法院确认盛唐公司管理人的债权确认结论，即以盛唐公司破产重整之日的债务金额1363546.69元按重整计划确定的清偿比例23.06%向中行崇川支行承担担保责任，即盛唐公司向中行崇川支行清偿314433.87元，按本金和利息比例分别冲减案涉债务中的借款本金314119.53元，利息314.34元，故钱志刚和夏美平应当清偿的借款本金为970078.37元（1284197.90元-314119.53元）。判决：一、钱志刚、夏美平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付中行崇川支行借款本金970078.37元，逾期还款利息和罚息(自2014年6月2日至2014年7月1日止的利息以借款本金1284197.9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的110%计算；自2014年7月2日起至2017年12月29日的罚息，以借款本金1284197.9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的110%×140%计算；自2017年12月30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罚息，以借款本金970078.37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的110%×140%计算。上述三段期限的利息和罚息总额扣减516.58元和314.34元)，以及律师代理费75847元；二、盛唐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担民事责任。盛唐公司应当承担的连带担保责任，由中行崇川支行按一审法院批准的重整计划进行受偿；三、驳回中行崇川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8544元，由钱志刚、夏美平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一审查明的事实属实，应予确认。
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中行崇川支行是否违规发放案涉贷款。二、本案是否可以适用《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将案涉贷款合同予以解除。三、一审判决是否有违公平。
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钱志刚、夏美平认为中行崇川支行发放案涉贷款程序不合规，而一审判决对此认定有误。经查，中行崇川支行在一审中提交了案涉贷款办理过程中产生的系列文件，包括个人贷款申请表、零售贷款面谈确认表、贷款真实性承诺函、查询授权书、钱志刚和夏美平的个人信用报告等，钱志刚和夏美平对该系列文件的真实性不持异议。由此可见，一方面，中行崇川支行在发放贷款时已尽审查义务，另一方面，相关按揭手续均由钱志刚、夏美平本人签字，并无证据证明中行崇川支行系与钱志刚、夏美平及盛唐公司恶意串通后共同套取信贷资金。而案涉贷款系因中行崇川支行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办理预抵押登记。另外，同一楼盘按揭贷款集中办理，既非中行崇川支行所能控制，亦无证据证明该行未审查贷款申请材料即放款，故不能认定中行崇川支行明知或帮助盛唐公司以个人按揭贷款进行融资。综上，一审判决对此所作相关认定并无不当。
关于争议焦点二，案涉《个人商业用房贷款合同》已经钱志刚、夏美平与盛唐公司及中行崇川支行分别签字、盖章确认，各方对借款数额、款项支付、担保形式等事项均作出了明确约定，其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确认其法律效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能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钱志刚、夏美平认为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已被认定无效，案涉贷款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应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予以解除。对此本院认为，案涉贷款已经实际发放，中行崇川支行已经按约履行了合同主要义务，钱志刚、夏美平与盛唐公司从银行获得贷款的目的已经实现，钱志刚、夏美平称其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并无依据。
纵观《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的出台背景以及通篇文义，该司法解释适用于一般意义上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将房屋向社会销售并转移房屋所有权于买受人，并由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本案已查明，钱志刚、夏美平与盛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系为了以房屋按揭贷款的形式帮助盛唐公司从银行获取贷款资金，首付款实际来源于盛唐公司，贷款后的还款亦是盛唐公司支付，而非钱志刚、夏美平支付，只是在盛唐公司面临破产的情况下，钱志刚才向银行偿还贷款，故该商品房买卖合同仅是钱志刚、夏美平与盛唐公司从银行获取贷款资金的形式。案涉房屋所有权并未转移至钱志刚、夏美平名下，钱志刚、夏美平从未实际占有使用该房屋，亦未向出售人实际支付购房款，可以认定双方并无买卖房屋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同于真正的购房人为购买商品房而向银行办理按揭贷款的情形，故《商品房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不适用于本案，钱志刚、夏美平不得据此主张解除借款合同。
关于争议焦点三，本案已查明，钱志刚与盛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不是基于真实的购房目的，而是与盛唐公司恶意串通，为骗取银行按揭贷款而签订。办理案涉贷款时，钱志刚、夏美平提交的相关按揭手续中的个人贷款申请表、面签确认表等均由其本人签字，并无证据证明中行崇川支行在案涉借贷关系发生之时，即知晓借款人的真实目的并主动参与虚假按揭手续的办理，钱志刚、夏美平和盛唐公司与中行崇川支行签订贷款合同和担保合同的行为，系恶意欺诈中行崇川支行的行为，应由钱志刚、夏美平和盛唐公司承担相应后果。本案中，盛唐公司已在其破产案中对案涉贷款合同项下的债务承担了连带担保责任，一审在此基础上判决钱志刚、夏美平承担剩余还款责任公平公正。
综上，钱志刚、夏美平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4213元，由上诉人钱志刚、夏美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 琰
审判员 张 敏
审判员 刘丽云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六日
书记员 倪佩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