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海南二中民一终字第56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符宝妹，女，黎族。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某煦，男，黎族。
上诉人（原审原告）何某璐，女，黎族。
上诉人何某煦、何某璐的法定代理人符宝妹，基本情况同上，系何某煦、何某璐母亲。
上诉人（原审原告）符景存，男，黎族。
上诉人（原审原告）符金英，女，黎族。
上述五上诉人委托代理人蒲才海，儋州市雅星法律事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山东黄河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学鑫，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李峰，海南林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南省公路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黄兴海，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晨希，海南昌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南省公路管理局儋州公路分局。
法定代表人潘德超，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谢才军，该局干部。
上诉人符宝妹、何某煦、何某璐、符景存、符金英（以下简称五上诉人）因与被上诉人山东黄河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河工程公司）、海南省公路管理局（以下简称海南公路局）、海南省公路管理局儋州公路分局（以下简称儋州公路分局）生命权纠纷一案，不服海南省儋州市人民法院（2013）儋民初字第100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海南省县际及农村公路改造工程指挥部为实施海南省海榆西线海口至三亚段公路改建工程，于2010年2月5日与黄河工程公司签订《合同协议书》，该指挥部将该项目路基六标段K149＋780至K180＋565，长约30.785km由黄河工程公司承包施工。2010年2月3日，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海南公路局发出《关于国道海榆西线澄迈县老城至白沙黎族自治县芙蓉田段公路申请交通管制的通告》，载明：“海榆西线公路改建工程澄迈县老城至白沙黎族自治县芙蓉田段（K31＋000～K180＋565）即将全线开工建设，为确保施工期间行车安全和工程施工的顺利进行，从2010年3月1日至2011年8月31日对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请过往车辆在交通管制期间按现场交通指示行驶，服从现场交警及施工安全人员指挥，确保行车安全”。
2011年8月15日凌晨1时46分，儋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接到八一分局的报案称，在225线166公里加800米（八一彩门）处有一辆二轮摩托车自摔，有人受伤。该支队出警后作了现场勘查，并作了现场勘查笔录。查明，出事地点距离沙堆约9.10米，处警结果为“单方事故，当事人自行处理”。2011年8月16日，该支队作出“经初查，此案件属于交通事故，建议受理”的处理意见。2013年5月9日，儋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分别出具两份《证明》，一份内容为：“符某臣，男，于2011年8月15日凌晨一点左右，驾驶一辆两轮摩托车途经国道225线166公里700米处（八一总场大门旁左150米处），由于自行摔倒，造成其本人死亡”，该份证明落款名称为“儋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事故处理大队”；另一份内容为：“符某臣，男，于2011年8月15日凌晨一点左右，驾驶一辆两轮摩托车途经国道225线166公里700米处（八一总场大门旁左150米处）由于此路段正在施工，而施工路面当时没有任何警示牌（路标）因避让路旁施工土堆不及而摔倒，造成其本人脑颅损伤死亡”，该份证明落款名称为“儋州市公安局交通支队事故处理大队”。两份证明均加盖“儋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交通事故处理专用章”。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儋州公路分局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海南省儋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于2013年5月9日作出的上述第二份《证明》。一审法院于2013年7月26日中止本案审理。在行政诉讼中，一审法院通过本院委托海南公平司法鉴定中心对2013年5月9日所做的第二份《证明》右下方盖印的“海南省儋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交通事故处理专用章”公章印文的真伪进行司法鉴定。鉴定结论为2013年5月9日《证明》右下方盖印的“海南省儋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交通事故处理专用章”公章印文与公章印文样本是同一枚公章所盖。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证明》是针对符某臣在改建路段发生交通事故的成因进行分析，并未涉及儋州公路分局。本案交通事故路段负责改建施工的承包方是黄河工程公司，发包方是海南省县际及农村公路改造工程指挥部，儋州公路分局并非合同当事方，故驳回儋州公路分局的起诉。
另查，符某臣是符景存与符金英的儿子，符宝妹的丈夫，何某煦、何某璐的父亲。符景存与符金英共生育四个子女，除了符某臣去世外，其余三个女儿均健在。五上诉人均为农业户口。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到儋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对落款时间为“2013年5月9日”，且均加盖着“儋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事故处理专用章”印章的两份《证明》的真实性进行核实，该支队明确表示，五上诉人所持的《证明》虽加盖该支队公章，但电脑打印的名称与该支队实际名称不符，不是该支队依职权所作。
海南省县际及农村公路改造工程指挥部是海南省公路管理局成立的一个临时机构。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依法追加海南公路局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
五上诉人因本案纠纷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三被上诉人赔偿其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187649.56元的80%，即150119.65元。2.案件受理费由三被上诉人承担。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路边的沙堆是否为黄河工程公司施工时所遗留。二、符某臣的死亡是否因撞及路边的沙堆所致。三、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符某臣发生事故的路段系黄河工程公司施工路段。黄河工程公司施工时，海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海南公路局已发出公告，决定从2010年3月1日起至2011年8月31日对该改造路段实行交通管制，并明确要求过往车辆服从指挥，确保安全，已尽了告知义务。因符某臣发生事故时该路段已施工完毕，路边的沙堆是否为黄河工程公司所留，没有证据证明，无法确认。
关于符某臣骑车摔倒是否由于撞及沙堆所致的问题。根据儋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事发时填写的《接处警登记表》及所绘的《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记载的内容看，事发地点距离沙堆9.10米，并不是死者符某臣直接骑车撞上沙堆。交警支队所作的现场勘查图是事故发生当时所作，是最原始的凭证，具有即时性，符合客观情况。虽然五上诉人提供的落款时间为2013年5月9日名称为“儋州市公安局交通支队事故处理大队”出具的《证明》反映死者是“因避让路旁施工土堆不及而摔倒，造成其本人脑颅损伤死亡”，但其内容与交警支队所作的现场勘查图不吻合，与原始凭证相悖，并与儋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事故处理大队依职权作出的另一份《证明》反映符某臣是“由于自行摔倒，造成其本人死亡”的内容相矛盾。经到儋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核实，查明五上诉人所持的《证明》不是该事故大队依职权所作出的，因此，根据该大队就本次事故所调查、收集的材料，均无法证明符某臣的死亡是撞及沙堆所致。鉴于五上诉人主张符某臣骑车撞及沙堆没能提供充分的证据加以佐证，对其诉请三被上诉人赔偿其死亡赔偿金等损失的主张，不予支持。
关于诉讼时效问题。符某臣发生交通事故时间是2011年8月15日，符某臣当天死亡。根据法律规定，涉及人身损害赔偿的法定诉讼时效为一年。五上诉人的诉讼时效应至2012年8月15日。五上诉人以交警支队作出交通事故认定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的理由不成立。事故发生后，交警支队当天接到报案后进行现场勘察，作出“单方事故，当事人自行处理”的处警结果。时隔一年多后交警支队于2013年5月9日作出的《证明》，只是针对符某臣在改建路段发生交通事故的成因进行分析，是一种情况证明，并不是交通事故认定书。符某臣是当天死亡，交警支队也当天作出了处警结果，因此，五上诉人的诉讼时效应从2011年8月15日开始至2012年8月15日，期间并不存在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中止或中断的情形，因此，五上诉人的主张已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对于五上诉人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本案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驳回符宝妹、何某煦、何某璐、符景存、符金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3元，由符宝妹、何某煦、何某璐、符景存、符金英负担。
五上诉人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违反法定程序。审判委员会不是本案合议庭，审判委员会作出判决，超越职权范围，属于程序违法。二、一审判决认定五上诉人的主张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错误。2011年8月16日，儋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作出“经初查，此案件属于交通事故，建议受理”的处理意见；2012年8月五上诉人申请的法律援助律师到儋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处理赔偿事宜；2013年5月9日，儋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出具《证明》，分别发生三次诉讼时效的中断。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四）项的规定，沙堆是否为黄河工程公司所留和符某臣是否撞及沙堆应当由三被上诉人承担举证责任。三被上诉人没有证明自己尽到清理、防护、警示等义务及其没有过错，故对符某臣的死亡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五上诉人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由三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黄河工程公司答辩称，一、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法院的审判委员会有权对本院审理的案件作出决定，合议庭应当服从审判委员会的决定。二、五上诉人的起诉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交警队自2011年8月16日即作出了单方事故自行处理的认定，五上诉人申请法律援助及到交警队协商等，都不构成诉讼时效的中止或中断的理由。三、五上诉人依据的法律规定不正确，五上诉人有义务先证明侵权的主体及侵权事实，然后才由侵权主体对自己有无过错承担举证责任。五上诉人不能证明损害系由谁造成的，沙堆不是黄河工程公司遗留。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五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成立，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海南省公路局答辩称，一、原审审理程序无违法情形，审判委员会有权决定本院审理的一审、二审案件。二、五上诉人的请求已过诉讼时效，本案五上诉人是在2013年6月26日提起诉讼，已过诉讼时效，没有法定中止中断的事由，不存在不可抗力。三、符某臣的事故是否由于撞击沙堆致死，相关文件无法证明符某臣的死亡是由于撞击沙堆致死。四、本案受害者因其个人行为导致的事故，海南省公路局已尽到法定义务，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五、事发路段尚未交工验收，海南省公路管理局不是责任人。海南省公路局已协同相关部门共同发布了公路实行交通管制的公告，已尽到义务。综上，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儋州公路分局答辩称，出事公路是在建公路，不属于儋州公路分局养护管理范围。儋州公路分局既不是发包方，也不是承建方，一审法院已作出（2013）儋行初字第28号裁定书，裁定事故与儋州公路分局没有关系，请二审驳回五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五上诉人在二审中提交，2012年8月8日，儋州市法律援助中心开具的《介绍信》，拟证明2012年8月8日儋州市法律援助中心介绍王建波到儋州交警队了解情况，2012年8月8日诉讼时效已经中断。
经庭审质证，被上诉人黄河工程公司认为，该《介绍信》不属于新证据。《介绍信》没有证明力，法律援助中心提供的《介绍信》介绍王建波到八一分局去调查了解案情，不是主张权利，上诉人没有在法定的时效内主张权利，不构成时效中断。而且《介绍信》也不能证明是否实际前往交警队了解案情。
被上诉人海南省公路局、儋州公路分局认为，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且该情形并非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法定事由。
儋州市法律援助中心开具的《介绍信》，不能证明诉讼时效是否中止、中断，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下列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一）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二）出售质量不合格的商品未声明的；（三）延付或者拒付租金的；（四）寄存财物被丢失或者损毁的。”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符某臣发生交通事故的时间是2011年8月15日，符某臣当天死亡。根据法律规定，涉及人身损害赔偿的法定诉讼时效为一年。五上诉人至迟应于2012年8月15日向人民法院起诉，主张损害赔偿，本案中五上诉人直至2013年6月26日才诉至法院。在事故发生后的一年期间内，并不存在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五上诉人不能行使请求权的时效中止或中断的情形，五上诉人也未向被上诉人提出过权利主张。因此，五上诉人的起诉已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五上诉人丧失了胜诉权，其主张损害赔偿的权利不再受到法律保护。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适当，应予维持。上诉人符宝妹、何某煦、何某璐、符景存、符金英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43元，由上诉人符宝妹、何某煦、何某璐、符景存、符金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梁晶晶
审判员 苏堆玉
审判员 赖永驰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日
书记员 林艳嘉
附：本案适用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