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吉安县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书
（2016）赣0821行初2号
原告周全圣。
委托代理人郭招英，一般代理。
被告吉安县万福镇人民政府，住所地吉安县万福镇。
法定代表人刘辉茂，吉安县万福镇人民政府镇长。
负责人王吉林，吉安县万福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委托代理人朱和平，吉安县法律援助中心律师，一般代理。
第三人周海平。
委托代理人罗足英，特别授权。
原告周全圣诉被告吉安县万福镇人民政府、第三人周海平土地承包经营权行政侵权一案，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16年1月12日受理后，于2016年1月14日向被告吉安县万福镇人民政府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3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全圣及委托代理人郭招英，被告吉安县万福镇人民政府负责人王吉林及委托代理人朱和平，第三人周海平及委托代理人罗足英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1981年分田到户时，原告分得了一块位于余家村北面桐江河畔0.585亩的低产沙子田。在1992年村里实施的一次土地调整中，原告将上述0.585亩水田归还村小组，并由村小组分配给本村村民罗足英耕种。1999年村里再一次实施土地调整，罗足英因耕种了本村村民朱三英几亩好田，不愿交给村小组统一分配，便以水田面积不足为由，找到被告原副书记李绍勇。在没有实地勘察和查看证据的情况下，被告李邵勇一伙强行将原告“陂仔边”的责任田1.83亩中割掉0.385亩给罗足英耕种长达17年之久。被告强制侵害原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已超越了法定职权，属行政侵权行为。被告的侵权行为发生至今有17年之久，由于村委会长期扣压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原告恐惧起诉无法律依据，寻求其他救济途径却仍未果。原告得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后即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归还位于余家村“陂仔边”农田0.385亩于原告；2、被告赔偿原告一切损失人民币80000万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吉县府发农地承包权（2006）第0418041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一份，证明“陂仔边”责任田1.839亩归原告承包经营的事实；2、周全圣手写的报告一份及《关于周全圣要求解决其家土地承包问题的情况汇报》一份，证明原告在2005年时就要求有关部门对1999年被告侵害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事件进行处理的事实；3、江西省行政事业性收费（通用）票据三份、江西省财政厅耕地占用税完税证一份、余家村收款收据一份，证明被告存在乱作为、乱罚款的事实；4、车头村村民发桂手写的证明一份，证明1992年土地调整时，原告上交了0.585亩水田的事实。
被告辩称，1992年土地调整时，原告是自愿拿出0.585亩水田，原告和本案第三人周海平因水田面积发生纠纷，被告经村里请求，派人对原告和第三人周海平的承包地之争进行了调处，这种行为性质上不属于行政行为，系行政调解行为。被告并没有将原告的责任田割让给第三人周海平，是原告以面积小的水田充当面积大的水田上交给村里，村里再将原告上交的水田交给第三人周海平，原告所主张的0.585亩水田实际只上交了0.2亩，少交了0.385亩。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发证机关是吉安县人民政府，具体经办部门是农业主管部门，原告没有证据证实被告实施了行政侵权行为，也没有证据证实其损失有80000元。原告在土地割让后并没有采取合法的途径维权，纠纷发生至今已超过15年之久，原告的诉请超出了法定的起诉期限。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由被告申请经本院准许，证人周某出庭作证，证明1992年土地调整时，原告需要向村里上交0.585亩水田，而原告以小充大，少上交了0.385亩水田，1999年土地调整时，被告万福镇政府割了原告0.385亩水田给第三人周海平。
第三人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的陈述意见，其庭审中的陈述意见与被告答辩意见一致。
第三人向本院提交了照片四份，证明原告在1992年土地调整时向村里实际只上交了0.2亩水田，并非0.585亩。
经庭审质证，原告认为证人周某虽然和自己系亲兄弟关系，但是从来不往来，其证言不可信。
第三人未对证人周某的证言发表意见。
被告对原告的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土地承包经营证上登记的陂仔边水田面积并没有减少；对原告的证据2的关联系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对原告的证据3的关联系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对原告的证据4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第三人提供的书证相冲突，真实性无法确认，从证明力角度讲，该证据没有证人证言的证明力大。
第三人对原告证据的质证意见与被告一致。
原告对第三人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第三人提交的证据都是假的，并不真实。
被告对第三人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
关于证人周某的证言，被告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证人证言系孤证，本院不予采信。
被告对原告证据1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从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可以看出原告承包的名为“陂仔边”的水田面积为1.839亩。原告证据2中的报告系原告手写的一份申请，请求万福镇政府纠正1999年土地调整时多割原告0.385亩责任田于第三人的错误行为，情况汇报系万福镇人民政府就原告土地承包问题调查情况做的一份说明。该两份证据能证明原告于2005年向被告申请予以纠正侵害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被告万福镇政府于2014年就原告与第三人周海平承包地之争调查核实的情况做出了说明。该两份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原告证据3中三份江西省行政事业性收费（通用）票据分别系吉安县土地管理局、吉安县土地利用管理局开具的，关于收取周金树土地使用费、土地管理费等行政事业性费用；江西省财政厅耕地占用税完税证系江西省财政厅开具的周金树缴纳耕地占用税的完税证明；余家村收款收据系吉安县万福镇余家村村委委员会开具的，关于收取周金树的村水泥路资助费。原告证据3均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予采信。原告证据4系村民发桂书写的一份证明，证明1992年土地调整时原告上交了0.585亩水田。由于证明人发桂并未出庭接受询问，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不予确认。
第三人提交的证据系手机拍摄的四张照片，内容是有关学智、海平、喜道、文圣四家人分田亩数情况，该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但在这四张照片中并未有1992年土地调整时原告上交的是0.2亩而非0.585亩水田的相关内容，不能达到第三人的证明目的。
经审理查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初期，吉安县万福镇余家村经村民商定约定每五年按照人口增减对土地进行调整，1992年余家村进行了一次土地调整，原告周全圣自愿拿出0.585亩水田归还村小组，村小组将这0.585亩水田交给了第三人周海平。第三人周海平在1992年土地调整时认为原告周全圣上交的水田只有0.2亩，并非0.585亩，自己少分了0.385亩的水田。原告周全圣和第三人周海平因此发生了纠纷。经余家村请求，被告万福镇人民政府派人到村上对原告周全圣和第三人周海平的纠纷进行了调处，对原告周全圣是否上交了0.585亩水田，以及第三人周海平是否应获得0.585亩水田的情况进行了核实，查明后发现原告周全圣在1992年土地调整时存在以少报多的事实。于是，在1999年的土地调整中，经被告万福镇人民政府协同余家村委会干部调处后，村小组割了原告周全圣“陂仔边”责任田1.839亩中的0.385亩给第三人周海平。
另查明，吉安县人民政府于2006年12月1日向原告周全圣核发了吉县府发农地承包权（2006）第041804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原告周全圣承包的“陂仔边”责任田面积为1.839亩，承包期限从1998年12月31日至2028年12月31日止。
本院认为，原告周全圣与第三人周海平因承包地之争发生纠纷，被告万福镇人民政府经余家村请求，派人到村上对原告周全圣与第三人周海平的纠纷进行调解，查明情况后将原告周全圣1.839亩“陂仔边”责任田中的0.385亩割让给第三人周海平。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因土地承包经营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解决，也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等调解解决”，被告万福镇人民政府对原告周全圣与第三人周海平的承包地之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时，原告周全圣和第三人周海平可以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被告万福镇人民政府无权对原告周全圣的承包地进行调整。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被告万福镇人民政府在余家村1999年土地调整时将原告周全圣1.839亩“陂仔边”责任田中的0.385亩割让给第三人周海平，原告周全圣在1999年就应当知道该行政行为，即便原告周全圣在1999年时未知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其应自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2年内提起诉讼。原告周全圣在1999年就知道该行政行为的内容，其最迟应于2001年就被告万福镇人民政府的行政侵权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原告周全圣现于2016年1月12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已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依法应当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周全圣起诉。
诉讼费50元，不予收取。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肖 伟
审 判 员 黄福军
人民陪审员 赖高峰
二0一六年六月十二日书记员李翔兰
附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一条
因土地承包经营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解决，也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等调解解决。当事人不愿协商、调解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
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
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二）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