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6）赣11刑终206号
原公诉机关江西省鄱阳县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锦龙，男，1962年9月2日出生，汉族，江西省鄱阳县人，大专文化，中共党员，鄱阳县第十五届人大代表，案发前原系鄱阳县滨田水库管理局党总支书记，住江西省鄱阳县。因涉嫌受贿罪，于2015年6月15日被鄱阳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5年6月26日，经上饶市人民检察院决定逮捕，2015年6月29日由鄱阳县公安局执行逮捕。2016年1月26日经鄱阳县人民法院决定取保候审，现取保候审在家。
江西省鄱阳县人民法院审理江西省鄱阳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刘锦龙犯受贿罪一案，于2016年6月15日作出（2015）鄱刑初字第228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刘锦龙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了原审被告人刘锦龙，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决认定：自2007年1月以来，被告人刘锦龙在鄱阳县滨田水库管理局担任党总支书记，主持全面工作。2007年12月19日，滨田水库管理局和江西省鄱阳湖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租赁协议，将滨田水库养殖经营权租赁给该公司，期限为八年。2008年年初，该公司委托陈某1在滨田水库进行养殖经营，由陈某1自负盈亏。因工作关系，陈某1认识了刘锦龙。自2008年以来，被告人刘锦龙利用职务之便，先后收受了陈某116万元钱款，具体事实如下：
（一）2008年上半年的一天，刘锦龙向陈某1提出，让其妻子方某到陈某1的养鱼场做会计，领点工资。陈某1考虑到其养殖经营活动需要滨田水库管理局的支持，就答应了刘锦龙的要求。2008年农历腊月底的一天，陈某1到刘锦龙家送给其12000元现金，说是发其妻子的工资，刘锦龙收下后交给妻子作为家用。此后的2009年至2012年连续四年，陈某1均在每年年底以发刘锦龙妻子工资的名义送了12000元现金给刘锦龙，刘锦龙均收下交给妻子作为家用。在2008年至2012年的五年期间，刘锦龙收受陈某1所谓的“工资”共计人民币60000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法庭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陈某1的证言，证明“2008年上半年的一天，刘锦龙在水库大坝上和我说，他老婆退休在家没事干，问我需不需要会计，可以让他老婆来帮忙记账，一年给12000元工资即可，我根本不需要人帮忙记账，但我考虑到刘锦龙是滨田水库管理局的书记，以后经营过程中很多方面需要他的关照，我就答应了他，但我根本就没有让他老婆来上班的想法，后来也没有叫他老婆来上过班。因为之前答应了要给刘锦龙老婆一年12000元的工资，所以2008年腊月底的一天，我到刘锦龙家，在他家客厅里面，拿了12000元现金给刘锦龙说是他夫人的工资，刘锦龙收下后，说了声谢谢，然后我就走了。后来2009年至2012年，我都是延续2008年的做法，送了12000元现金给刘锦龙，都是在他家里给的，他全部都收下了，2012年那次，他老婆也在现场。刘锦龙的老婆没有到我养鱼的地方上过班”。
2、证人方某（刘锦龙妻子）的证言，证明（1）2008年至2012年期间，陈某1每年拿了12000元给其老公，说是其在陈某1养鱼场的工资，但其没有与陈某1签订过劳务合同，只是偶尔到陈某1的养殖场玩过几次。（2）其在刘锦龙接受调查后（2015年6月14日）曾找到陈某1的哥哥和弟弟，对他们说过如果有人来调查其领工资的事情，希望他们说其在陈某1的养鱼场上过班。
3、证人陈某2的证言，证明2015年6月14日，刘锦龙的老婆方某找到其，要其帮忙作证她曾经在养鱼场上过班，实际上方某从没有到陈某1的养鱼场上过班，只是来养鱼场玩过。
4、被告人刘锦龙的供述和辩解，证明“我因为工作关系认识的陈某1，因为陈某1具体负责滨田水库水产养殖经营没有经过我们同意，并且根据协议需要我们管理局对该水面养殖环境进行维护，所以我当时就想把我妻子放在陈某1那里做事领点工资。2008年上半年的一天，在滨田水库大坝上，我对陈某1讲，我老婆在家没事，可不可以在他那里上班领点工资，陈某1当时就一口答应了，当年的腊月底，陈某1到我家里送了一个红包（12000元现金）给我，说是我老婆的工资，我客套了一下就收下了。以后连续四年（2009年至2012年），陈某1都在年底，陈某1都送了一个12000元红包到我家里，我都如数收下了。2013年以后，陈某1就没再送了。我收受这6万元是因为我是滨田水库管理局的书记，考虑到陈某1在我们滨田水库搞水产养殖，需要管理局各方面的支持，所以陈某1以发我老婆工资的名义送的6万元，我都收下了，我想陈某1的目的无非是想给我一些好处，希望以后我在工作中关照他，实际上，我收了他的红包后，在他经营养殖过程中，我对他的养殖经营还是比较支持的，从来没有为难过他”。
5、鄱阳县纪委、监察局移送鄱阳县人民检察院的谈话笔录，（1）刘锦龙2015年6月13日2次、14日2次：交代收受陈某1以其老婆工资的名义送给其的6万元。（2）陈某12015年6月11日、6月14日：交代以发刘锦龙老婆工资名义送给刘6万元。
（二）2012年9月10日，经鄱阳县滨田水库管理局同意，江西省鄱阳湖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将滨田水库养殖经营权转让给陈某1，滨田水库管理局和陈某1签订了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明确规定，不允许陈某1擅自转让经营权,否则押金15万元不予退还。2014年上半年，陈某1因个人原因无心继续经营，未经滨田水库管理局同意，擅自决定将其在滨田水库养殖经营权转让出去，陈某1请刘锦龙帮忙找人承接，刘锦龙本应立即制止，并及时向滨田水库管理局报告，然而其非但没有，反而与陈某1商议将超出转让底价（120万元）部分予以平分。之后，在刘锦龙的帮助下，陈某1将滨田水库养殖经营权以14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鄱阳商人余某和朱某。2015年1月，在刘锦龙明知陈某1违反了承包协议，擅自转让水面经营权，协调滨田水库管理局，退回15万元押金给陈某1。为了表示对刘锦龙的感谢及兑现承诺，2015年2月14日，陈某1在鄱阳县天鹅大道将10万元现金送给刘锦龙。此10万元，部分被刘锦龙用于个人开支或借给他人使用，部分被存入其个人银行账户。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法庭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陈某1的证言、自书材料一份，证明“（1）2012年9月，远洋公司（江西省鄱阳湖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经营不善，要将滨田水库水面水产养殖经营权转让给我，取得滨田水库管理局同意后，我与远洋公司签订了转让协议，后我再与管理局签订补充协议，我就取得滨田水库水面养殖经营权。2014年上半年，我在2013年因骗取燃油补贴被判刑后，无心在经营滨田水库水面，就想转让经营权。（2）有一天，刘锦龙问我是否真的愿意转让，我说是，并让他帮忙找人接手，刘锦龙就问我最低转让价格，我说最少120万元，刘锦龙就说转让时让我把价格说高一点，超过120万元的部分，他分一半，我同意了。过了几天，刘锦龙就将我介绍给鄱阳人余某，我和余某就转让滨田水库水面经营权最后以140万的价格达成转让协议，余某和他的合伙人朱某先后付给了我140万元。大概是2015年2月一天，刘锦龙打电话给我，问我水库转让款拿到没有，我说拿到了，问他什么拿钱给他，他说先不急。到了年底，有一笔15万元的押金退回到我的账上，我打电话给刘锦龙，说要给钱给他，刘锦龙让我第二天拿现金给他，我当时还对这段通话录音，之后我到大芝路农业银行取了10万元现金，第二天在天鹅大道，我们相互看见对方的车子就停了下来，我下了车，从车上拿了10万元现金给了刘锦龙，之后就离开了。（3）我送这10万元给刘锦龙，是因为我在2014年转让滨田水库水面养殖经营权时，是刘锦龙帮忙联系介绍的，根据我与滨田水库管理局的补充协议，转让滨田水库水面养殖经营权时需要征得管理局同意的，如果违反协议，滨田水库承包押金是无法退回的，实际上，我转让滨田水库水面承包经营权给余某没有经过管理局同意，是刘锦龙帮忙促成的，否则我根本不敢将承包权私自转让给余某。而且刘锦龙事先要求超过120万元的部分分他一般，我送他10万元现金，是为了表示对他的感谢。”
2、证人余某、朱某的证言。证明（1）2014年6、7月份的一天，经滨田水库管理局书记刘锦龙介绍，余某、朱某从陈某1手中以140万元的价格承接下滨田水库水面养殖经营权。（2）陈某1将滨田水库水面养殖经营权转让给余某、朱某，没有经过滨田水库管理局，但管理局书记刘锦龙知道并同意了。（3）2014年10月份左右，我们将2015年元月至2016年2月间的滨田水库水面养殖经营权又转让给了江苏澳洋集团江西分公司，转让价格为350万元。
3、证人韩某（2014年6月后任滨田水库管理局局长）的证言，证明（1）滨田水库管理局水面养殖经营权先是发包给江西省鄱阳湖综合开发有限公司，是由浙江人陈某1具体负责养殖经营。2014年10月份，水面承包经营权由江西澳洋生态农林发展有限公司通过招标获得。2015年1月至2016年2月的养殖经营权，由陈某1委托朱某协商以350元的价格转让。（2）2015年2月，陈某1要求退回15万元履约保证金，经刘锦龙书记同意，滨田水库管理局于2015年2月12日将15万元保证金退还给陈某1。
4、证人周某（2011年6月至2014年5月担任滨田书库管理局局长）的证言，证明2012年9月，经滨田水库管理局同意，江西省鄱阳湖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将水面养殖经营权转让给陈某1。
5、证人徐某（滨田水库管理局纪检组长）、曹某（滨田书库管理局副局长）的证言相互印证，证明2008年，远洋公司取得滨田水库养殖经营权，委托陈某1具体经营。2012年9月，经管理局同意，远洋公司将经营权转包给陈某1。2014年10月，陈某1提出解除经营权并提前启动新一轮承包权，经招标拍卖，澳洋公司取得滨田水库养殖经营权，陈某1将2015年元月至2016年2月的经营权转给澳洋公司。2015年2月，滨田水库管理局将15万元履约保证金退还给了陈某1。
6、认定2007年至2015年之间滨田水库水面养殖经营权流转的协议有关材料及证明内容。
（1）滨田水库养殖经营权租赁协议，主要证实2007年12月19日滨田水库管理局（刘锦龙）与江西省鄱阳湖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养殖经营权租赁协议（未经出租人同意，擅自转租，有权解除协议，不退还租金及保证金）
（2）关于要求转让滨田水库养殖经营权的申请报告、承诺函、补充协议，主要证实2012年9月1日，江西省鄱阳湖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申请将滨田水库养殖经营权转让给陈某1，2012年9月10日滨田水库管理局同意并与陈某1签订了补充协议（不允许擅自转让经营权）
（3）关于要求解除滨田水库水面渔业养殖承包经营权并提前启动新一轮承包权的报告。
（4）鄱阳县滨田水库养殖经营权租赁协议，主要证实2014年12月28日滨田水库管理局（韩某）与江西澳洋生态农林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养殖经营权租赁协议。
（5）委托书，主要证实2014年12月25日陈某1将2015年水库养殖经营权及设备、水产品，全权委托朱某处理。
（6）滨田水库水面养殖经营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主要证实2015年1月10日，经滨田水库管理局同意，陈某1将2015年度的养殖经营权转给澳洋公司。
7、认定滨田水库管理局就滨田水库水面承包事宜的相关会议记录主要内容。
（1）2012年8月16日，滨田水库管理局同意浙江远洋公司将水面承包权转给陈某1。
（2）2014年10月29日，滨田水库管理局同意陈某1提前终止养殖经营权，决定委托上饶拍卖公司全权代理拍卖经营权。
（3）2014年11月17日，滨田水库管理局要求拍卖公司在公告中注明要求新买受人与陈某1协商2015年度的经营权及固定资产和水产品的转让接收问题，不成，则陈某1继续履行合同。
（4）2014年11月26日，滨田水库管理局确定水面养殖一年经营权评估价为79万元，2014年12月1日挂牌公告。
（5）2014年12月24日，滨田水库管理局确定水面养殖经营权的保底价为142万元。
（6）2015年1月11日，滨田水库管理局同意陈某1将经营权转给澳洋公司，签订补充协议。
8、鄱阳县纪委、监察局移送鄱阳县人民检察院的谈话笔录，（1）刘锦龙2015年6月13日2次、14日2次：帮助和促成陈某1转让水库养殖经营权后收受陈某1给其的10万元的违法经过。（2）陈某12015年6月11日、6月14日：感谢为刘锦龙在转让经营权和退回押金15万元时的帮助，送给刘10万元的事实。
9、陈某1农行银行卡明细清单、取款凭条，证明2015年2月13日，陈某1从银行支取10万元。
10、刘锦龙工行银行卡明细，证明2015年2月14日，刘锦龙向其工商银行账户分别存款10000元、9900元、9100元、8800元、10000元、2000元，共计49800元。
11、证人刘某（刘锦龙的弟弟）的证言，证明其在2015年2月底向哥哥刘锦龙借了2万元给女儿治病。
12、被告人刘锦龙的供述和辩解、自书材料一份，证明：（1）2014年上半年，陈某1说无心继续经营滨田水库水面水产养殖，问我找人来承接滨田水库水面养殖经营权，我询问转让价格，他称至少要转120万元。我们最后商议如最后转让价格能高出120万元，高出的部分我们二人平分。之后我介绍陈某1认识余某，后来朱某以余某合伙人的身份也参与进来了。陈某1与他们谈好签订合同相关事宜，我都没有参与，陈某1的转让价格是140万元。（2）2014年腊月底的一天，陈某1打电话给我，要把上次转让水库承包时谈好的超过部分的钱（10万元）拿给我，我要求他拿现金给我。次日上午，我俩各自开车到天鹅大道碰面，我们看到对方的车后各自停车，我没有下车，陈某1从车内拿出一扎现金，走到我的车边，我摇下车窗玻璃，接过现金放在我车里，之后我们分开了。（3）我收下这10万元以后，当时我到鄱阳城北工商银行存了5、6万元到我个人银行卡上，借给我弟弟刘某2万元，余款2、3万元被我陆续用于个人开支了，现在我那个工商银行卡上应该还有5万元左右余额。（4）陈某1要送给我上述10万元现金的原因，一是我帮他介绍了朱某和余某来接手滨田水库水面养殖经营，陈某1得到了140万元转让款，按照我们之前约定，超过其转让底价的部分，他要分一半给我；二是陈某1私自转让滨田水库水面养殖经营权没有征得滨田水库管理局的同意，以及办理正规转让手续，我作为滨田水库管理局的党总支书记，没有对他私自转让行为予以制止，而是积极促成。所以我认为陈某1这次送10万元现金给我，是他对我的感谢，兑现其之前的承诺。
此外，公诉机关还向法庭宣读出示了下列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
1、法人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证明鄱阳县滨田水库管理局系国有事业单位。
2、中共鄱阳县委鄱干【2007】12号文件，证明被告人刘锦龙于2007年1月29日被任命滨田水库管理局党总支书记。
3、常住人口登记表，证明被告人刘锦龙1962年9月2日出生，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无违法犯罪行为。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刘锦龙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累计16万元，数额较大，其行为构成受贿罪。
关于被告人刘锦龙的辩护人所提被告人刘锦龙以妻子工资名义收受陈某16万元在谋利问题上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辩护意见。一般来讲，“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之一，所谋取的利益正当与否，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是否实际谋取了利益，也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本案中，陈某1在其证言中交代“刘锦龙让他老婆来帮我记账，一年给12000元工资即可。我当时根本不需要人帮忙记账，但我考虑刘锦龙是滨田管理局的书记，以后经营过程中很多地方需要他的关照，所以我就对他说好。”被告人刘锦龙在其供述中交代“我收受陈某1上述6万元，在陈某1承包经营滨田水库水面养殖过程中，我们管理局在各方面都为陈某1经营提供了帮助，特别是维护其养殖经营环境。”由此可见，被告人刘锦龙以妻子工资名义收受陈某1支付的6万元符合受贿罪的“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构成要件。故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刘锦龙及其辩护人所提指控被告人刘锦龙第二笔受贿10万元，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而是属于民事合同的居间行为的辩护意见。经查：（1）被告人刘锦龙是滨田水库管理局的党委书记，滨田水库管理局的第一负责人，陈某1是滨田水库水面承包人，与滨田水库管理局属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根据2016年4月18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关于受贿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一）实际或者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二）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的；（三）履职时未被请托，但事后基于该履职事由收受他人财物的。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或者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的财物价值三万元以上，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2）滨田水库管理局与陈某1之间的承包合同明确约定：“陈某1转让水面承包经营权必须经过滨田书库管理局同意。”而陈某1在其证言中交代“我转让经营权给余某是没有经过管理局同意的，是刘锦龙帮忙促成的，否则我根本不敢将承包权私自转让给余某。”刘锦龙也在供述中交代了“陈某1没有取得我们滨田水库管理局的同意，滨田水库管理局也没有与朱某、余某签订承包协议，陈某1与朱某、余某私自转让滨田水库水面养殖经营权的行为，违反了他之前与我们滨田水库管理局签订的补充协议，我知道这些事情，但我没有将此事告知我们管理局的其他人，并且陈某1私自转让其经营权还是我积极促成的。”（3）陈某1与余某之间的关系应属于水面承包经营权转让关系而非合伙关系。余某、朱某支付给陈某1140万元，就是为了从陈某1手中取得滨田水库水面承包经营权，而非与陈某1合伙，陈某1、余某、朱某的证言均印证了这一事实，被告人刘锦龙的供述中也印证了这一事实。虽然余某、朱某从陈某1手中获得水面经营权后，与滨田水库管理局进行手续来往的依旧是陈某1的名义，但这种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做法不能否定陈某1与余某之间的转让，更不能以此论证刘锦龙从中促成双方交易系民事居间合同；（4）陈某1与滨田水库有约定，不得未经管理局同意私自转让水面承包权，否则押金不予退还。刘锦龙作为管理局负责人本应监督陈某1按合同规定履行，但却私下介绍陈某1转让给其他人，虽然这种转让对陈某1而言系正常的民事行为，对刘锦龙而言却存在职务上的不作为。（5）陈某1在2015年1月经刘锦龙的协调，顺利地从滨田水库管理局拿回来15万元的押金，2015年2月，送给刘锦龙10万元表示感谢。这10万元对刘锦龙而言，不能单纯地认定民事居间费用，应认定为受贿。综上，刘锦龙促成陈某1的转让行为利用了自己职务上的便利。故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被告人刘锦龙接到电话通知主动到纪检机关，主动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行为，虽然其在第一次庭审时对自己在侦查机关的供述中部分事实翻供，但在一审判决前又能如实供述的，应当认定为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刘锦龙在案发后能够及时退缴全部受贿所得，可酌情予以从轻处罚。考虑到被告人刘锦龙在提起公诉前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了损害结果的发生，决定对被告人刘锦龙从轻处罚，并宣告缓刑。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认定被告人刘锦龙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已缴纳）。
上诉人刘锦龙提出：
一、一审认定上诉人刘锦龙收受陈某110万元构成受贿罪错误。
（一）刘锦龙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缺乏受贿罪的客观要件。
1、刘锦龙未利用职务上的职权，一审认定缺乏事实依据。理由：（1）2014年上半年，陈某1因2013年非法领取燃油补贴费的问题被司法机关查处，当时陈某1无心继续经营，想找人合伙经营，陈某1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刘锦龙，且委托刘锦龙牵线搭桥，给予帮忙，刘锦龙表示同意。（2）陈某1与刘锦龙双方就介绍费的问题达成口头协议，陈某1主动提出:若介绍成功，超出底价120万元的溢价部分，按溢价部分50%支付给刘锦龙。（3）陈某1与朱某、余某双方进行了洽谈、磋商，最后达成140万元的成交价，溢价20万元。（4）刘锦龙介绍他们认识，帮他们牵线搭桥，为他们成功洽谈，提供了一定的帮助，起了一定的作用。假如没有刘锦龙及时提供中介服务，也许他们很难合作或者不能及时合作。（5）陈某1按照双方的协议将其中溢价20万元50%付给了刘锦龙。
2、上诉人刘锦龙在本案中的行为属于民事合同中的居间行为。（1）刘锦龙在本案中的行为属于民事合同中的居间行为，获得的10万元系个人报酬，刘锦龙在本案中的行为属于民事合同中的居间职务行为，与职务无关，刘锦龙的行为完全符合《合同法》规定的居间合同概念和法律特征。刘锦龙接受陈某1的委托，就合伙事宜找合伙人，提供了中介服务，作为陈某1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报酬给刘锦龙。至于报酬的高低，并不影响居间行为性质，也不影响居间合同的成立，这仍然属于民法调整的对象，不是刑法调整的对象，绝不存在居间费用低就是民事行为，居间费用高就是犯罪。（2）刘锦龙获得10万元居间费与职务没有关联性。刘锦龙付出的是劳务，应当获得报酬。
（二）上诉人刘锦龙在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
1、一审认定陈某1为了表示对上诉人的感谢和兑现承诺，支付了10万元给上诉人。上诉人认为这种指控显然不当。上诉人在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实际情况是:(1)客观情况是兑现承诺而不是为了表示感谢支付10万元；（2）按照一审的观点推理，那么感谢费用是多少？兑现承诺费用又是多少？如果这个问题都没有搞清楚，说明一审判决是建立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标准上，这种判决显然错误。
2、一审认定陈某1和余某、朱某之间签订了经营权转让合同错误。具体表现如下：（1）上诉人曾经看过双方签订的合伙合同，在法庭上，上诉人否定了陈某1与余某、朱某之间签订经营权转让合同。（2）一审法院认定陈某1与余某、朱某之间签订了经营权转让合同没有书面证据，仅仅是一种推测，而推测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一审法院在没有证据的基础上，罔顾本案的事实，错误认定陈某1与余某、朱某之间签订了经营权转让合同。
3、尽管在余某、朱某询问笔录中，他们提到经营权转让，但不能证明双方之间权利和义务的具体内容。相反陈某1余某、朱某合作之后，向滨田水库管理局交纳租金的是陈某1不是余某、朱某；提出转让剩余租期(2015年1月10日-2016年2月8日)是陈某1不是余某、朱某；作为合同的一方将剩余租期(2015年1月10日-2016年2月8日)转让给江西澳洋生态农林发展有限公司是陈某1不是余某、朱某。向滨田水库管理局领取履约保证金的是陈某1不是余某、朱某等等。这只能证明他们之间是合伙法律关系而非转让法律关系。
4、至于一审判决提到刘锦龙在第一次庭审之后向法庭提交了一份书面认罪书，在第二次庭审时承认在介绍陈某1和余某接触时知晓陈某1系转让行为，认罪、悔罪，已经意识到自己收取陈某1给的10万元系受贿行为。刘锦龙提交了一份书面材料是事实，但当时提供这份材料背景是：刘锦龙从被双规到司法立案，从侦察到移送起诉，再到法院的庭审一直被羁押，失去人身自由，身心疲惫，情绪极度低落，再加上亲朋好友等人相劝，刘锦龙本着尽早获得自由目的和想法，提交了该份材料。但是否构成犯罪，这必须建立在事实和法律的基础上，必须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上。没有刘锦龙的供述，有其他证据的，同样可以定罪量刑。相反，仅有上诉人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系孤证，不能定罪量刑。
5、至于一审判决提到2015年1月，在刘锦龙明知陈某1违反承包协议，擅自转让水面经营权，协调滨田水库管理局，退回15万元押金给陈某1。为了表示感谢及兑现承诺，送10万元给刘锦龙。这种认定系张冠李戴、混淆视听。上诉人为陈某1提供了中介服务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这10万元是陈某1兑现自己的承诺，与退回15万元押金给陈某1没有任何关联性。
二、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刘锦龙收受陈某16万元构成受贿罪错误。
（一）双方达成了口头的劳动合同。口头劳动合同也是合同的一种，且双方履行了合同，这6万元应当受法律保护，不能作为受贿的赃款。
（二）上诉人妻子即便领取了6万元，与犯罪无关，更不构成受贿罪。1、上诉人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一审认定上诉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缺乏事实依据。上诉人在哪些方面为陈某1提供了帮助，是如何帮助的？采取什么方式帮助的？有哪些证据能够证明？一审法院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上诉人是怎样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陈某1谋利，客观上上诉人也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2、当时陈某1不仅没有向上诉人提出任何具体的请托事实，就连提出请托的意向都没有，怎么为陈某1谋利？这种所谓的谋利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3、至于一审法院提到：陈某1“考虑到其养殖经营活动需要滨田水库管理局的支持”。上诉人认为这属于主观的内容，无法用证据表明。站在陈某1看，可能是感情投资，但没有具体请托内容所谓的感情投资，也就意味着上诉人无法、无权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感情投资并不是受贿。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判决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鄱阳县人民法院（2015）鄱刑初字第228号刑事判决，宣告上诉人无罪。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与证据均经过一审庭审举证、质证，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相互印证，能够证明本案的事实，本院审核后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锦龙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人民币十六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刘锦龙接到电话通知主动到纪检机关，主动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行为，虽然其在第一次庭审时对自己在侦查机关的供述中部分事实翻供，但在一审判决前又能如实供述的，应当认定为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刘锦龙在案发后能够及时退缴全部受贿所得，可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关于上诉人刘锦龙提出其介绍陈某1与余某、朱某合作，属于民事合同中的居间行为，获得10万元是刘锦龙的个人报酬，与刘锦龙的职务行为无关，刘锦龙收受陈某110万元的行为不构成受贿罪的意见。经查，鄱阳县滨田水库管理局作为滨田水库的管理机关，负责滨田水库水面养殖环境的治安和维护，水面养殖的政策法规的遵守和执行的监督，以及对水面养殖承包人履行养殖权合同情况的监督。刘锦龙作为滨田水库管理局的党总支书记，对管理局的职能负有领导责任，刘锦龙明知陈某1在租赁期限内未经滨田水库管理局同意，擅自转让水库养殖经营权违反了租赁协议，其不但未将此事告知管理局其他人员并制止，而且还积极促成陈某1的转让行为。本院认为，刘锦龙对陈某1的养殖经营负有监督管理责任，其却利用本人职务上管理滨田水库的职权，帮助陈某1违反协议转让水面养殖经营权，正是由于刘锦龙的积极促成和默认，才使得陈某1违反协议转让养殖经营权，故应认定刘锦龙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为陈某1谋取利益，刘锦龙的该项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刘锦龙提出的一审判决认定陈某1与余某、朱某之间签订了经营权转让合同没有证据证明的意见。经查，2014年上半年，陈某1在刘锦龙的帮助下，以140万元的价格将滨田水库的养殖经营权转让给余某和朱某，为了掩盖陈某1违反租赁协议转让养殖经营权的事实，余某和朱某仍然还是以陈某1的名义来经营。该事实不仅有证人陈某1、余某、朱某的证言予以证明，且上诉人刘锦龙在本案的侦查阶段、一审审理期间对该事实均供认不讳。至于刘锦龙提出的其在侦查阶段、一审审理期间的供述不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的意见，本院认为，刘锦龙在侦查阶段、一审审理期间关于其帮陈某1违反协议转让养殖权这一事实的供述，与证人陈某1、余某、朱某的证言能够相互印证，侦查机关提供的对刘锦龙讯问的同步录音录像与讯问笔录记载的内容也一致，且滨田水库的养殖经营权由江苏澳洋生态农林发展有限公司中标后，该公司支付了350万元给余某和朱某，也进一步证明刘天洪与余某、朱某实际上签订的是经营权转让协议。故刘锦龙的该项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刘锦龙提出的其收受陈某1的6万元，没有具体的请托事项，不构成受贿罪的意见。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或者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的财物价值三万元以上，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本案中，上诉人刘锦龙作为滨田水库的管理者，陈某1作为滨田水库水面养殖承包人，刘锦龙对陈某1在滨田水库的养殖经营负有监督管理职责，刘锦龙的妻子从未在陈某1养殖的地方上过班，刘锦龙收受陈某1的6万元，应视为刘锦龙承诺为陈某1谋取利益，故不能认为是纯粹的“感情投资”，而应当以受贿罪定罪处罚。故刘锦龙的该项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综上，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周富华
审 判 员 陈 荣
代理审判员 赵凌云
二〇一六年八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林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