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黔03民终4241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张绍梅，女，汉族，1983年9月5日生，贵州省桐梓县人，住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夜郎镇方岩村清坪组**号。
委托代理人赵久理，贵州大娄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至刚，贵州大娄山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王启先，女，汉族，1950年9月17日生，贵州省桐梓县人，住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夜郎镇夜郎村和平组**号。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赵久芬，女，汉族，1977年8月5日出生，贵州省桐梓县人，住桐梓县夜郎镇夜郎村和平组**号。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赵久刚，男，汉族，1973年10月23日出生，贵州省桐梓县人，住桐梓县夜郎镇夜郎村和平组**号。
三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田景波，贵州祥景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绍梅与被上诉人王启先、赵久芬、赵久刚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桐梓县人民法院（2016）黔0322民初14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9月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绍梅及其委托代理人杨至刚、被上诉人王启先、赵久芬、赵久刚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田景波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张绍梅上诉请求：一、撤销贵州省桐梓县人民法院（2016）黔0322民初1462号民事判决；二、确认张绍梅与王启先、赵久芬、赵久刚于2015年10月23日达成的口头协议有效；三、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王启先、赵久芬、赵久刚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2015年10月18日，张绍梅父亲张宗明在江西省某建材公司打工时死亡。2015年10月21日，厂方与张绍梅等一次性支付了死亡补偿金等费用人民币49万元。张绍梅与王启先、赵久芬、赵久刚就上述款项的分配达成《协议书》，约定“一、同意从49万元补偿款中提取9万元用于支付丧葬费、差旅费、律师费等一切费用；二、剩余40万元由王启先暂管20万元，张绍梅暂管20万元，待各方回到贵州省桐梓县后由各方协商最终分配方案，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向贵州省桐梓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5年10月23日，张绍梅等人回到桐梓县，为补偿款的分配及死者张宗明的丧葬事宜，邀请了众多亲朋好友到嘉华酒店商议。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张宗明由张绍梅按照农村风俗进行安葬，上表5个，坟墓按照当地标准包坟；二、死亡赔偿金40万元，王启先享有17.5万元、张绍梅享有17.5万元，由王启先、张绍梅从暂管款中各支出2.5万元共计5万元用于对赵久芬及其丈夫徐小强对处理张宗明后事的补偿；三、补偿款中用于丧葬费、差旅费、律师费的9万元，其中丧葬费4万元由安葬张宗明的一方支配，另5万元的开支回到桐梓县时还剩余1.26万元，在场人员均同意分给赵久刚。”协议达成后，张绍梅按照以上分配方案，分别将款项转入王启先、赵久芬（徐小强）账户，分给赵久刚的1.26万元是张绍梅在银行取现后在银行直接付给了赵久刚，在张绍梅家操办了张宗明的丧事，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了应尽的义务。上述事实有证人母益飞的证词佐证，母益飞与本案双方当事人均无利害关系，自张宗明死亡后，就作为家属的驾驶员开车到事发地参与处理死者后事，全程参与整个事件的处理，对于事实真相十分清楚，且在达成协议后陪同双方到银行分配转账。证人张绍其证言证明了其本人受到本案中另外几位证人的邀请到场参加处理协调，到场后均劝解各方当事人，后几方达成协议，张绍梅依照履行。而被上诉人赵久刚申请的三名证人中，王启金及王少友系父子关系，具有典型的重男轻女思想，且在作证过程中所作的证明违背事实真相，作出了伪证。一审法院认定张绍梅申请的证人母益飞、张绍启所做的证言与证人王启金、王少友、王启权所做的证言相互矛盾，就认定了王启金等三人的证言，显然与事实相违背。本案中张绍梅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了义务，且有相关书面证据予以佐证，能够形成证据链，佐证张绍梅的请求。二、本案中，张绍梅主张的是确认合同之诉，即确认张绍梅与王启先、赵久芬、赵久刚于2015年10月23日达成的口头协议有效，并非主张继承纠纷。我国法律对死亡赔偿金的具体处理没有相应的法律条文和具体的司法解释，死亡赔偿金的分配实际是财产处分与支配，是财产所有权法律关系的调整范围。三、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各方均有约束力，且已实际履行并生效，被上诉人王启先、赵久刚提起的诉讼，显然是缺乏诚信的表现。死者张宗明的死亡补偿款确实是共有款项，根据与厂方达成的《调解协议书》、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付款凭证等证据，能够证明各方已经就死亡补偿款分配达成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只是基于亲戚间的信任而未签订书面协议。一审判决却认为合同的成立应当具备要约、承诺等要素而认定张绍梅主张的口头协议未成立生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综上，特提起上诉。
被上诉人王启先、赵久芬、赵久刚共同辩称：一、张绍梅所称的死亡赔偿金分配方案并不存在，当天张绍梅与亲朋好友在嘉华酒店商量死者安葬事宜，不涉及死亡补偿金分配，对其中一部分款项的处理是对死者的后事补偿，并未对整体补偿款形成分配方案；二、张绍梅在一审中申请出庭作证的证人与其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采信。至于5万元是张绍梅丈夫王元贵提出补偿赵久芬丈夫徐小强的，至于张绍梅所称分配给赵久刚的12600元并不存在。
上诉人张绍梅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依法确认张绍梅与王启先、赵久芬、赵久刚在2015年10月23日达成的“一、张宗明由张绍梅按照农村风俗进行安葬，上表5个，坟墓按照当地标准包坟；二、死亡赔偿金40万元，王启先享有17.5万元、张绍梅享有17.5万元，由王启先、张绍梅从暂管款中各支出2.5万元共计5万元用于对赵久芬及其丈夫徐小强对处理张宗明后事的补偿；三、补偿款中用于丧葬费、差旅费、律师费的9万元，其中丧葬费4万元由安葬张宗明的一方支配，另5万元的开支回到桐梓县时还剩余1.26万元，在场人员均同意分给赵久刚”的口头协议有效。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10月18日，张宗明（张绍梅、赵久刚、赵久芬之父，王启先之夫）在江西省赣县东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打工时死亡。2015年10月21日，江西省赣县东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与张绍梅、王启先、赵久芬、赵久刚达成《调解协议书》，向张绍梅一次性支付了死亡补偿金等共计49万元。同日，张绍梅与王启先、赵久芬、赵久刚就上述款项的分配达成《协议书》，约定“一、双方同意从49万元补偿款中提取9万元用于支付丧葬费、差旅费、律师费等一切费用；二、剩余40万元由王启先暂管20万元，张绍梅暂管20万元，待各方回到贵州省桐梓县后由各方协商最终分配方案，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向贵州省桐梓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5年10月23日，双方回到桐梓县后，为补偿款的分配及死者张宗明的丧葬事宜，邀请了众多亲朋好友到嘉华酒店商议。经协商，双方达成如下口头协议，死者张宗明由张绍梅按照农村风俗进行安葬，上表五个，坟墓按照当地标准包坟；王启先、张绍梅从暂管款中各拿2.5万元（合计5万元）给赵久芬，作为赵久芬与其丈夫徐小强对处理张宗明一事的补偿。2015年11月9日，赵久刚向桐梓县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决张绍梅、王启先共同支付赵久刚10万元。2016年1月5日王启先也向桐梓县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将400000元判归其所有。现两案均中止审理，待本案判决结果后再行裁判。张绍梅认为，双方达成了口头协议，张绍梅已经按协议履行，双方达成的口头协议应认定合法有效。为此，张绍梅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决确认张绍梅与王启先、赵久芬、赵久刚于2015年10月23日达成的口头协议有效。
一审法院认为：死者张宗明死后未留有遗嘱，也未与人达成遗赠扶养协议，其遗产及死亡赔偿金应适用法定继承规则，由其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共同继承，然后进行分配。死者张宗明的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有配偶王启先，子女赵久刚、赵久芬、张绍梅。同一顺位的继承人享有平等的继承权，对于共同继承的遗产，继承人可协商进行分割。本案中，张绍梅认为其与王启先、赵久芬、赵久刚之间已就死者张宗明的遗产、死亡补偿金等进行了协商并达成了口头协议，协议内容为：1.死者张宗明由张绍梅按照农村风俗进行安葬，上表五个，坟墓按照当地标准包坟；2.死亡补偿金40万元，王启先、张绍梅从暂管款中各拿2.5万元，合计5万元，给赵久芬，作为对赵久芬与其丈夫徐小强处理张宗明后事的补偿，王启先和张绍梅各分得17.5万元；3.补偿款中用于支付丧葬费、差旅费、律师费的9万元，丧葬费4万元由安葬张宗明的一方支配，用于开支处理死者张宗明一事的律师费、车船费等费用的5万元，还剩余1.26万元，在场人员均同意分给赵久刚。但张绍梅并未提供证据充分证明上述口头协议的存在，而且从上述张绍梅所主张的口头协议内容来看，该协议明显遗漏了同样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的赵久刚、赵久芬，虽然协议中明确有5万元给了赵久芬，但该款不是作为遗产分割给的赵久芬，而是作为对赵久芬与其丈夫徐小强处理死者张宗明后事的辛苦费，该协议中也明确将1.26万元分给赵久刚，但并未明确该款的性质，且本案赵久刚未取得该款。同时，张绍梅也未举证证明本案赵久刚、赵久芬放弃了继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第十四条“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一）内容具体确定；（二）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和第二十一条“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的规定，张绍梅与王启先、赵久芬、赵久刚之间没有明确的要约和承诺，张绍梅认为的协议对王启先、赵久芬、赵久刚没有约束力。故对张绍梅要求确认其与王启先、赵久芬、赵久刚于2015年10月23日达成的口头协议有效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张绍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元，由张绍梅负担。
本案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本院在二审中另查明：2015年10月23日上午，赵久刚为王启先在贵州省农村信用社开办了银行卡一张；2015年10月23日张绍梅与王启先、赵久刚、赵久芬在嘉华酒店商议张宗明安葬及死亡赔偿金分配事宜后，四人于当日下午共同到贵州省农村信用社，张绍梅先后向王启先账户内转账175000元，向赵久芬丈夫徐小强账户内转账50000元。
赵久刚、赵久芬系王启先亲生子女，系死者张宗明的继子女；张绍梅系王启先与张宗明的亲生子女；王启先跟随赵久刚共同生活。
本院认为，死亡赔偿金是特殊财产，用于填补死者近亲属因死者死亡导致的生活资源的减少丧失，是对受害人家庭损失的弥补和家庭利益的赔偿，死亡赔偿金是对死者近亲属的赔偿，获得死亡赔偿金的权利人是死者近亲属，故死亡赔偿金不属于张宗明的遗产；亦非张宗明与王启先的夫妻共同财产。本案中，张绍梅、王启先、赵久刚、赵久芬作为死者张宗明第一顺位近亲属，赣县东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赔偿给张绍梅、王启先、赵久刚、赵久芬的一次性死亡赔偿金490000元，在四人未对该死亡赔偿金进行分配前，属于四人共同共有的财产。
2015年10月23日，张绍梅与王启先、赵久刚、赵久芬邀约亲朋好友于当日中午到嘉华酒店商谈张宗明安葬及死亡赔偿金分配事宜，现双方均认可当日已就张宗明的安葬事宜达成口头协议。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2015年10月23日，双方是否对因张宗明死亡所获赔的死亡赔偿金490000元如何分配达成口头协议。
虽然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分配协议，但赵久刚在2015年10月23日上午专门为王启先办理了贵州省农村信用社的银行卡，张绍梅与王启先、赵久刚、赵久芬又于2015年10月23日下午共同到贵州省农村信用社办理银行转账，张绍梅向王启先转账175000元、向赵久芬的丈夫徐小强转账50000元，上述事实行为与张绍梅所主张双方达成的口头协议内容一致，结合一审庭审时张绍梅申请出庭作证的张绍启、母益飞的证人证言，张绍梅提供的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锁链并相互印证，能够认定双方已对490000元死亡赔偿金如何分配达成了协议；至于张启先、赵久刚、赵久芬所提出的双方并未达成分配协议，是张绍梅单方分配死亡赔偿金的抗辩理由，如果确系张绍梅单方提出的分配方案，张启先、赵久刚、赵久芬可以拒绝接受并向法院起诉或以其它方式要求另行分配，张启先、赵久刚、赵久芬三人不可能与张绍梅共同到贵州省农村信用社办理银行转账，故该抗辩理由明显违背常理，本院不予采信。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及第十三条“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之规定，本院认为张绍梅与王启先、赵久刚、赵久芬于2015年10月23日已达成“一、张宗明由张绍梅按照农村风俗进行安葬，上表5个，坟墓按照当地标准包坟；二、死亡赔偿金40万元，王启先享有17.5万元、张绍梅享有17.5万元，由王启先、张绍梅从暂管款中各支出2.5万元共计5万元用于对赵久芬及其丈夫徐小强对处理张宗明后事的补偿；三、补偿款中用于丧葬费、差旅费、律师费的9万元，其中丧葬费4万元由安葬张宗明的一方支配，另5万元的开支回到桐梓县时还剩余1.26万元，在场人员均同意分给赵久刚”的口头协议。因该口头协议并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之规定，该口头协议自成立时生效。
综上，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依法应予纠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贵州省桐梓县人民法院（2016）黔0322民初1462号民事判决；
二、确认张绍梅与王启先、赵久刚、赵久芬于2015年10月23日达成的“一、张宗明由张绍梅按照农村风俗进行安葬，上表5个，坟墓按照当地标准包坟；二、死亡赔偿金40万元，王启先享有17.5万元、张绍梅享有17.5万元，由王启先、张绍梅从暂管款中各支出2.5万元共计5万元用于对赵久芬及其丈夫徐小强对处理张宗明后事的补偿；三、补偿款中用于丧葬费、差旅费、律师费的9万元，其中丧葬费4万元由安葬张宗明的一方支配，另5万元的开支回到桐梓县时还剩余1.26万元，在场人员均同意分给赵久刚”口头协议有效。
一审案件受理费3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60元，由被上诉人王启先、赵久刚、赵久芬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康 龙
代理审判员 袁晶晶
代理审判员 张钉铭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杨 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