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渝0103民初6596号原告：韩丽，女，1965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长寿区八颗镇干滩村*组**号，身份证号码5102211965********。委托诉讼代理人：程雪梅，重庆正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徐传发，男，1971年10月11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开州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联，重庆弘全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韩丽与被告徐传发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4月2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韩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程雪梅，被告徐传发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联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韩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徐传发支付韩丽货款316855元。事实和理由：韩丽系在重庆市渝中区朝天门市场经营金豪雀品牌服装批发的个体工商户，徐传发从2004年开始在韩丽处批发购买各式服装，由于徐传发在韩丽处购货多年，常有先货后款的情况，直到2015年4月30日，根据双方已签字确认的对账分析单显示徐传发尚欠韩丽货款316855元。此后，韩丽多次催促徐传发付款未果，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徐传发辩称，2012年4月9日，徐传发与晋江金豪雀服装织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江金豪雀公司）签订《特许加盟经销协议》，约定徐传发加盟经销晋江金豪雀公司所经营的“G-FINCH金豪雀”品牌服饰，陶平系晋江金豪雀公司签字代表，韩丽系晋江金豪雀公司销售代表，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晋江金豪雀公司才是本案适格主体。即便韩丽是合同相对方，韩丽主张货款所依据的对账分析单也仅是双方针对某一阶段所发生款项进行的对账，韩丽于2016年5月23日通过微信方式向徐传发发送的另一份对账单中载明的欠款金额只有269980元，故韩丽举示的对账分析单并非双方最终结算的凭据。审理中，韩丽围绕其诉讼请求向本院举示如下证据：1、徐传发签名的重庆金豪雀客户对账分析单，该分析单查询日期为2014年9月1日至2015年4月30日，载明了2014年9月1日至2015年4月30日期间的货物销货金额、退货金额、销售费用、收款金额等内容，期末欠款显示为316855元，拟证明徐传发确认欠款的事实；2、产品发货单及货运单复印件，拟证明韩丽向徐传发供货的事实；3、落款时间为2015年5月1日的欠条一张，载明：“今欠韩丽货款约25万元，贰拾伍万元（以对账单为准），计划2016年4月之前付清”，拟证明徐传发确认欠款的事实。徐传发经质证后，对证据1中徐传发签名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对于欠款金额不予认可，认为该金额仅为双方针对某一阶段所发生款项进行对账的结果，并未进行过最终结算；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欠条晚于证据1形成，而2015年5月1日之后双方未再进行过对账，故最终欠款金额不能确认。徐传发为反驳韩丽的诉讼请求，向本院的举示如下证据：1、徐传发与陶平于2012年4月9日签订的《特许加盟经销协议》，该协议结尾部分甲方处加盖有“金豪雀服装织造有限公司重庆营销中心”印章，签字代表为陶平，乙方签字人为徐传发。徐传发拟证明陶平作为晋江金豪雀公司的签字代表与其订立合同，陶平系金豪雀重庆营销中心负责人，韩丽系金豪雀重庆营销中心工作人员，负责收发货和收款，故本案所涉合同关系的相对方为晋江金豪雀公司；2、徐传发与韩丽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其中显示韩丽于2016年5月23日向徐传发发送电脑查询记录截屏一张，显示查询日期为2014年11月1日至2015年5月31日，期末欠款显示为269980元；另外，徐传发还于2015年1月9日向韩丽付款4万元，该笔款项在查询记录截屏中亦有体现；故韩丽所举示的重庆金豪雀客户对账分析单并非最终结算的凭证。3、银行汇款凭证及证明，拟证明徐传发于2015年5月24日委托案外人孙润华向韩丽支付货款2万元；韩丽经质证后，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韩丽系晋江金豪雀公司在重庆地区的经销商，为方便签订合同而自行设立了金豪雀服装织造有限公司重庆营销中心（以下简称金豪雀重庆营销中心），该中心未经注册登记；陶平与韩丽系夫妻关系，陶平作为韩丽的代理人与徐传发签订《特许加盟经销协议》，但该合同的实际履行人是韩丽，所有货物均是由韩丽供应，徐传发在交易期间也是向韩丽和陶平支付货款。对证据2、3的真实性无异议，韩丽确认收到徐传发向其支付的两笔货款共计6万元，双方在2016年3、4月份对过账，徐传发最终欠韩丽货款269980元。对韩丽和徐传发举示的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因双方均无异议院本院经审理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审理中，陶平向本院陈述，韩丽与陶平系夫妻关系，韩丽系晋江金豪雀公司在重庆地区的经销商，金豪雀重庆营销中心系韩丽自行设立，陶平系作为韩丽的代理人与徐传发签订《特许加盟经销协议》，该合同的实际履行人是韩丽。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4月9日，徐传发与陶平签订《特许加盟经销协议》，该协议首部甲方载明为“金豪雀男装重庆营销中心”，乙方载明为“徐传发”，合同内容约定：经双方协商，授权乙方成为晋江金豪雀公司所经营的“G-FINCH金豪雀”系列休闲服饰特许加盟专卖经销商，其销售地区为重庆市开县二店龙锦名都A幢4，甲方承诺在该销售网点方圆两公里范围内，公司不同时授权两家或两家以上加盟商，货品由甲方提供；乙方所开设必须按晋江金豪雀公司的店面装修设计平面图与施工图等统一规定形象装修，乙方店铺装修完成后，经晋江金豪雀公司验收合格，由其签发特许经营授权书；本协议期限自2012年4月9日签订之日起执行至2015年4月9日止；本协议签订后，乙方必须一次性支付给甲方经销合同保证金壹万元（10000元），该保证金不得抵用货款，乙方须在2012年4月30日前将保证金汇入甲方指定账户，本合约方可生效，在协议期满后若乙方未出现违规或被罚现象，甲方给予无息退还保证金；乙方参加甲方订货会所订购的产品（期货），甲方按商品上标示的全国统一零售价的肆伍折向乙方供货，现货、补货按统一零售价的伍折向乙方供货；自2012年4月9日至2015年4月9日的合同期限内，乙方单店必须完成壹佰万元（按肆伍折计算）的“G-FINCH金豪雀”系列休闲服饰年度进货额；乙方须参加甲方配合晋江金豪雀公司组织的订货会，向甲方订购“G-FINCH金豪雀”系列休闲服饰，乙方订购的货品为买断产品，不得退还；乙方向甲方订购“G-FINCH金豪雀”系列休闲服饰，乙方订购的货品需在订购之日后30天内将30%定金汇入甲方指定的账号；甲方执行款到发货原则，乙方接到甲方的发货通知后，应及时将货款汇入甲方指定的账户，甲方在确认收到款后将货品发出等。补充协议部分约定：乙方分两次结清甲方所支持的货款百分之捌拾。（春夏9月份前，秋冬春节前）第一年百分之拾退货，第二年百分之五。该协议结尾部分甲方加盖有“金豪雀服装织造有限公司重庆营销中心”印章，签字代表为陶平，乙方签字为徐传发。上述协议签订后，韩丽向徐传发供应了“G-FINCH金豪雀”品牌服饰，徐传发亦陆续向韩丽和陶平支付过货款。2015年5月1日，徐传发向韩丽出具欠条一张，载明：“今欠韩丽货款约25万元，贰拾伍万元（以对账单为准），计划2016年4月之前付清”。2016年4月25日，韩丽以徐传发欠款为由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并向本院提交有徐传发签名的重庆金豪雀客户对账分析单作为证据，该对账单显示查询日期为2014年9月1日至2015年4月30日，期末欠款显示为316855元，徐传发在对账单中签字确认但未注明对账时间。2016年5月23日，韩丽通过微信向徐传发发送电脑查询记录截屏一张，显示查询日期为2014年11月1日至2015年5月31日，期末欠款显示为269980元。该查询记录截屏中还显示有韩丽于2015年1月9日、2015年5月24日收到徐传发货款6万元的记录，以及2015年6月21日的交易记录。另查明，“金豪雀服装织造有限公司金豪雀重庆营销中心”未经注册登记，“金豪雀服装织造有限公司”也未经注册登记，仅有晋江金豪雀服装织造有限公司经工商机关注册登记。本院认为，根据庭审及双方举示的证据，本案争议焦点有以下两点：一、韩丽是否系本案所涉买卖合同的相对人；二、韩丽主张货款是否属实。现阐明观点如下：关于韩丽是否系本案所涉买卖合同的相对人的问题。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本案所涉《特许加盟经销协议》结尾部分，甲方处加盖有“金豪雀服装织造有限公司重庆营销中心”印章，签字代表为陶平，乙方签字为徐传发。从形式上看，本应认定为系陶平代表金豪雀重庆营销中心与徐传发所签订；但金豪雀重庆营销中心未经注册登记，不具备相应的民事主体资格，该经销协议应视为在合同中签字的陶平与徐传发个人签订。虽然徐传发主张陶平系晋江金豪雀公司重庆营销中心负责人，代表晋江金豪雀公司签订协议，但从印章文字看，重庆营销中心的定语为“金豪雀服装织造有限公司”，并非“晋江金豪雀服装织造有限公司”；徐传发也并未举证证明晋江金豪雀公司设立有重庆营销中心的事实，故其主张与晋江金豪雀公司订立合同关系的事实不成立。从该协议的实际履行情况看，陶平在协议签订后并未实际履行该协议，徐传发所收到的货物均由韩丽供应，徐传发亦存在向韩丽、陶平支付货款的行为；该事实与韩丽、陶平所述陶平代韩丽签订《特许加盟经销协议》以及韩丽系协议实际履行人的事实一致；而徐传发在交易期间不仅多次与韩丽对账，还向韩丽个人出具了欠条，足以证明徐传发对于向韩丽购货的事实予以认可，故本院认定韩丽与徐传发之间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关于韩丽主张货款是否属实的问题。本院认为，从徐传发向韩丽出具的欠条可以看出，徐传发确认欠货款约25万元，并且承诺于2016年4月前还款；在韩丽出具的客户对账单中，明确载明了2014年9月1日至2015年4月30日期间所欠货款的金额为316855元，徐传发对该金额未提异议而签字确认。上述两份证据足以证明双方当事人对于欠款的金额已经进行对账，截止2015年4月30日徐传发尚欠货款金额为316855元。而根据韩丽本人陈述，韩丽与徐传发在2016年3、4月份的时候再次对过账，并且通过微信方式向徐传发发送了载明期末欠款为269980元的电脑查询记录截屏。该查询记录显示的查询时间为2014年11月1日至2015年5月31日，查询截止日期较客户对账单载明的日期延后了一个月，金额较客户对账单载明的货款金额减少为269980元，金额发生变化的原因在于韩丽将徐传发已支付的部分货款以及在2015年4月30日之后产生的欠款纳入计算。徐传发亦未在微信中提出异议，此之后双方未再进行过对账。虽然徐传发辩称客户对账单以及电脑查询记录截屏中载明的货款均系双方针对某一阶段交易进行的对账，但韩丽举示的证据可以证明截止2015年5月31日徐传发尚欠的货款金额，徐传发也未举证证明在此之后还有向韩丽支付过货款，基于优势证据原则，本院认定韩丽所主张的欠款269980元属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徐传发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韩丽货款269980元；二、驳回原告韩丽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减半收取受理费3024元，由被告徐传发负担2000元，原告韩丽负担102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代理审判员  冉光耀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书 记 员  周 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