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昔阳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昔民初字第240号
原告李兰德，男，1965年3月5日生，汉族，昔阳县人。
委托代理人郭宏剑，男，山西谦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文娟，女，山西谦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山西省昔阳制药厂,住所地山西省昔阳县下城街北路**号。
诉讼代表人山西省昔阳制药厂破产管理人。
负责人秦英杰，男，山西省昔阳制药厂破产清算组组长。
委托代理人赵路明，男，山西省昔阳制药厂破产清算组副组长。
委托代理人肖润生,男，山西省昔阳制药厂破产清算组成员。
原告李兰德诉被告山西省昔阳制药厂确认劳动关系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兰德及其委托代理人郭宏剑、刘文娟，被告山西省昔阳制药厂负责人的委托代理人赵路明、肖润生到庭参加了诉讼。昔阳制药厂破产管理人的负责人秦英杰因事未到庭。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兰德诉称：1985年，我被被告山西省昔阳制药厂招收为临时工，1988年12月经山西省医药总公司同意，昔阳县劳动局审核批准，我被改招为被告单位的农民合同制工人，并于1989年1月签订了为期一年的劳动合同书。合同到期后，被告再未与我续签劳动合同，而事实上我仍在该单位继续从事同样的工作一直至被告在1995年停产。2009年10月，昔阳县人民法院受理被告破产申请，并裁定进入破产程序，2010年11月30日，昔阳县法院作出裁定，宣告山西省昔阳制药厂破产。在被告申请破产期间，被告曾就农民合同制工人安置等遗留问题形成了《补充方案》，并于2010年3月13日上报于山西省医药集团公司。直至2014年1月份，被告破产管理人发出公告后，我才知道自己不属于破产安置人员，便于2014年5月8日申请昔阳县劳动仲裁委员会要求确认我与被告间的劳动关系，2014年5月9日，昔阳县劳动仲裁委员会以我的申请事项超过仲裁时效为由不予受理。为此，我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我与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并享受破产企业职工的待遇。
原告就其主张举证、被告质证及本院认证意见如下：
1、原告李兰德1991年至1994年部分工资单（复印件），证明原告是制药厂的职工，原告履行了劳动义务，制药厂为其发放了工资。
2、昔阳县人民政府《关于转发省计委、劳动局“关于对昔阳县清理和解决计划外用工实施方案的批复”的通知》，证实清理和解决计划外用工是有政策依据的。
3、1988年9月14日山西省医药总公司《关于对昔阳制药厂等单位清理和解决计划外用工问题的批复》，证明内容同2号证据。
4、1988年12月25日昔阳县计划委员会与昔阳县劳动局联合发布的《关于同意将制药厂等六单位202名计划外用工改招为合同制工人的通知》，证实原告按政策规定被改招为合同制工人。
5、昔阳县劳动局关于全民所有制单位计划外临时工改为合同制工人审批表案卷花名目录，证明原告已由计划外临时工正式改招为制药厂合同制工人。
6、全民所有制单位计划外临时工改为合同制工人审批表，证明内容同5号证据。
7、原、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书》一份，证明原告与制药厂签订了为期一年的劳动合同。
8、昔阳县人民法院（2009）昔民破字第1-11号民事裁定书，证明制药厂于2010年11月30日被宣告破产。
9、2010年1月13日山西省昔阳制药厂上报山西省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山西省昔阳制药厂职工安置方案遗留问题的申请报告》，证明制药厂经咨询昔阳县劳动局，认为原告等合同制工人应列入企业破产职工安置范围，并申请省医药集团公司，要求补充此类人员的安置方案。
10、2010年3月13日山西省昔阳制药厂上报省医药集团公司关于《企业破产职工安置（补充）的方案》的报告，证明上报的方案中包括原告等59名农民合同制工人。
11、2010年3月22日山西省医药集团公司上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昔阳制药厂破产职工安置补充方案》的报告及附件，证明该补充方案已将包括原告在内的农民合同制工人补充上报为破产安置范围。
12、2010年8月17日山西省医药集团公司就《关于山西省昔阳制药厂农民遗留问题的申请报告》，向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做请示，用以证明原、被告未解除劳动关系。
13、2010年10月15日制药厂就农民合同制遗留问题向山西省医药集团公司作的请示，证明内容同第12号证据。
14、2014年3月5日山西省昔阳制药厂就部分合同工用工情况向山西省医药集团公司作的情况说明，证明该厂大部分合同制工人在未续签劳动合同的情况下继续上班至企业全面停产。
15、2014年3月17日山西省医药集团公司就被告企业农民合同制工人遗留问题向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请示，即《关于山西省昔阳制药厂原农民合同制工人遗留问题的请示》，证明原告上访情况及被告申请上级裁定原告与企业的劳动关系。
16、制药厂向山西省信访局作出的《关于山西省昔阳制药厂原农民合同制工人有关问题的答复》，证明原告被改招为农民合同制工人未经主管部门和省劳动厅审核批准，属企业自主招收，不属于破产安置范围。
17、2014年5月公示的山西省昔阳制药厂破产职工清算费用公布表，证明第122号赵翠喜在1988年底由计划外临时工改招为合同制工人后与原告的职工身份一致，但在此次破产安置中却得到了安置。
18、全民单位计划外临时工、亦工亦农人数及人员花名表（上有赵翠喜、王计棠名字），证明内容同第17号证据。
19、赵翠喜、王计棠改为合同制工人审批表，证明内容同第17号证据。
20、1996年3月20日山西省国营企业劳动合同制工人录用通知书（李建梅档案），证明1996年制药厂还在招人，而且证明2014年1月5日，制药厂才与已被列入补偿安置范围的企业职工解除劳动关系。
21、2014年1月5日，山西省昔阳制药厂破产管理人发布第一期发放清算资金的公告，证明公告后才会办理解除劳动关系的手续。另外，制药厂破产管理人在2013年12月18日作出的《关于山西省昔阳制药厂下岗职工出中心有关事宜的说明》，证实制药厂2000年才全面停产。
22、2014年5月9日昔阳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不予受理通知书，证明原告经过仲裁程序。
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被告对证据本身真实性无异议，且对1991年合同期满前的事实无异议，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但被告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①、应按主管部门劳动在册人员安置，其外，不予安置。破产上报的花名并没有原告。尽管我们出了补充方案向劳动厅报上去，但劳动厅不予批复。我们也没有接到同意招收原告为合同制工人的通知；②、赵翠喜是亦工亦农（76年文件、按正式工对待），是计划内招工，与后来招的临时工有本质区别；③、上报补充方案也不能说明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④、根据当时的政策规定，劳动合同期满后，原、被告双方没有续签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即告终止，况且在1995年企业停产后，原告便放假回家，企业并未对其发放生活费，也未给其交纳养老保险。原告在当时就应当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其时至今日才主张权利，已经超过仲裁时效，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综上，原告所举的证据，能不能足以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本院在评判中予以综合分析。
被告山西省昔阳制药厂辩称：山西省昔阳制药厂在录用农民合同制工人时，未经主管部门山西省医药总公司批准，而且双方在所签劳动合同期满后，没有续签劳动合同，劳动关系自行中止。在企业破产过程中，原告也未被纳入破产安置职工范围，我单位与原告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况且，原告的请求超过仲裁时效，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就其辩称向本院举证、原告质证及本院认证意见如下：
1、2010年9月27日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对<关于山西省昔阳制药厂农民工遗留问题的请示>的复函》,证明：人社厅答复是原告与企业不存在劳动关系。
2、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出中心协议书，证实2005年原告就知道自己未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在当时原告就应主张权利。
对于被告提交的以上证据，原告均提出异议。认为：企业并未向原告等合同制工人提供过劳动在册名单，即便原告不在劳动花名册，被告也没有告知原告，剥夺了原告的知情权。虽然企业没给原告交纳养老保险和发放生活补助费是事实，但企业上报的《安置补充方案》，说明被告是认可与原告间存在劳动关系的。关于被告提供的复函，其引用条文片面，不予承认。本院采信原告的质证意见，对被告提供的上述两个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可。
关于被告的辩称意见，能否足以支撑自己的辩解理由，本院在评判中予以综合分析。
基于上述质证、认证，结合原、被告的陈述，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原告李兰德于1985年进入山西省昔阳制药厂当工人，后经昔阳县劳动局批准，原告被改招为合同制工人，并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为1989年1月1日至1990年1月1日。合同期满后，双方未再续签劳动合同，但在1990年至1995年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期间，原告仍在被告企业工作，且被告为其支付了劳动报酬。1995年制药厂全面停产，企业员工（包括原告等合同制工人）全部放假，但企业并未与原告办理解除劳动关系的任何手续，也没有发放放假期间的生活费，更没有为其缴纳养老保险金。2010年1月原告开始上访，要求给予破产安置。同年3月13日，山西省昔阳制药厂出台《企业破产职工安置（补充）方案》，将原告等合同制工人列入破产安置范围，并上报山西省医药集团公司。山西省医药集团于3月22日又将该方案上报于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同年8月17日，省医药集团公司又向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递交农民工遗留问题的报告。该报告内容中明确承认企业未与原告办理解除劳动关系的任何手续。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于2010年9月27日复函称：按照《全民所有制企业临时工管理暂行规定》和《全民所有制企业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人的规定》，劳动合同期满后，劳动合同即终止。2010年11月30日，根据山西省昔阳制药厂的申请（2009年10月申请），昔阳县法院作出（2009）昔民破字第1-11号民事裁定书，宣告山西省昔阳制药厂破产。2014年1月5日，山西省昔阳制药厂破产管理人对破产清算资金发放情况予以公告，原告知情后向山西省信访局上访。2014年3月5日，被告将包括原告在内的农民合同制工人遗留问题再次向山西省医药集团进行说明；山西省医药集团也于2014年3月17日申请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书面裁定包括原告在内的农民合同制工人与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2014年4月24日，山西省昔阳制药厂破产管理人就原告等农民合同制工人不能参与企业破产清算的情况向山西省信访局作了答复。2014年5月8日，原告向昔阳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确认与被告的劳动关系。2014年5月9日，昔阳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该申请超过仲裁时效为由，下达不予受理通知书。原告为此诉至本院，要求确认与被告的劳动关系，同时要求享受破产企业职工同等待遇。
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原、被告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原告的请求是否超过仲裁时效。
本院认为：原告李兰德于1985年进入山西省昔阳制药厂工作，后经昔阳县劳动局批准，改招为合同制工人的事实清楚，应予确认。原告在被招为合同制工人后，与被告山西省昔阳制药厂签订了劳动合同。合同到期后，双方虽未续签合同，但原告在制药厂处于半停产状态期间仍在单位上班，且制药厂也给原告发放了工资。按照最高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6条（2001年4月30日试行）规定，应视为双方同意以原条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原、被告之间形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被告抗辩称双方未续签劳动合同即劳动关系自行终止之意见所引用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临时工管理暂行规定》（1989年10月5日国务院令）和《全民所有制企业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人的规定》（1991年7月国务院令），其颁发时间均在最高院司法解释出台之前，故对被告的上述抗辩理由，不予采信。此外，1995年被告企业停产后，原告被放假，尽管被告未向原告发放生活费，也未缴纳养老保险金，但被告并未书面通知原告终止劳动关系，双方的劳动合同在企业被宣告破产时才予终止。在被告企业被宣告破产后，原告就破产安置一事采取上访等方式主张自己的权利。其主张权利的行为符合最高院司法解释（二）规定的情形，应视为申请仲裁期间中断。故原告提出的申请仲裁事项并未超过时效。综上，应当确认原、被告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关于原告在庭审中增加的“享受破产企业职工同等待遇”的诉讼请求，因该诉求未经劳动仲裁部门处理，故本院不予审查。经调解无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李兰德自1985年起至2010年11月30日止与被告山西省昔阳制药厂存在劳动关系；
二、驳回原告的其它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山西省昔阳制药厂破产管理人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付本，上诉于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王宇平
审判员 王新华
审判员 李志宏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三日
书记员 王晓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