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鄂05民终1381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道成，男，1956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住宜昌市夷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敏瑞、张兴明，湖北七君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胡达松，男，1964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宜昌市夷陵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贺ＸＸ，湖北百思特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夷陵区小溪塔宏达码头装卸队，组织机构代码：L1784583-8。住所地：宜昌市夷陵区小溪塔街办丁家坝村*组。经营者：胡达松，该装卸队负责人。上诉人李道成因与上诉人胡达松、被上诉人夷陵区小溪塔宏达码头装卸队（以下简称宏达码头装卸队）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不服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2017）鄂0506民初171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3月3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李道成上诉请求：1、将（2017）鄂0506民初171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为：由宏达码头装卸队、胡达松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李道成拆迁补偿款332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宏达码头装卸队、胡达松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奖励资金52.84万元不属于征收总费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资金248.84万元不属2008年征用范围，应由胡达松分得”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根据李道成与胡松达签订的《协议书》第四条的约定，双方未对征收码头的奖励资金及解决遗留问题的补偿款分配问题进行特别约定，而是明确约定了以“码头征收总费用”为基数，按比例分配，即李道成应获得的补偿款数额为332万元（830.1万元×40%）。征收奖励资金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资金均是基于本案争议的码头被征收而产生，系对码头被征收而做出的补偿，应计入征收总费用中。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资金248.84万元虽是对2007年因建设长江电缆厂宿舍进行征收的补偿，但具体补偿行为发生在2017年，且补偿费用248.84万元是以2017年的标准计算的，对该笔费用应视为2008年后的征收补偿款，应按40%的比例支付给李道成。胡达松、宏达码头装卸队辩称，李道成没有投资，新建码头的20多万都是胡达松找人借钱投资，李道成当时是丁家坝村的治保主任，为了跟他打点关系，胡达松总共支付了李道成十几万元，还为李道成支付了一些在外面的消费。由于李道成阻止胡达松的码头装卸队装卸，胡达松为了息事宁人才与李道成签的协议，协议也是李道成事先打印好了拿来签的，胡达松与李道成不存在合伙关系，李道成没有出资，亦没有为码头分担任何经营风险，没有参与收入分配，李道成不应该分配拆迁补偿款。胡达松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7）鄂0506民初1711号民事判决，改判驳回李道成全部诉讼请求。2、李道成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支撑的前提下错误认定事实，导致错误判决。案涉《协议书》没有任何地方记载该协议是合伙协议，双方诉争的码头装卸队为个体工商户，由胡达松一个人经营，李道成提出码头为胡达松与李道成合伙经营，应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二人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合伙关系。一审法院为了得出李道成有投资这一结论，“创造”出“2000年丁家坝居委会在招商引资时，在李道成的促成下，丁家坝居委会与胡达松于2000年11月8日签订《合同书》……”等十一处事实。二、一审法院认定胡达松与李道成之间存在合伙关系，进而适用《民法通则》及《合同法》相关规定作出判决，属于法律适用错误。李道成对宏达码头没有投资，没有参与经营，没有承担任何风险，也没有参与收益分配。即使有《协议书》，也不应认定合伙关系成立。三、一审法院认定《协议书》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与事实和法律不符。一审法院在李道成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对宏达码头有投资的情况下，仅凭《协议书》认定双方存在合伙关系错误。李道成利用自己的村干部身份逼迫胡达松签订《协议书》，实际上是以合同的形式掩盖其索贿这一非法目的，应当属于《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无效合同，自始无效。四、一审认定了宏达码头两次拆迁的事实存在，却在判决中按照2008年以后的征收分配征收款，逻辑错误。李道成辩称，1、李道成与胡达松形成了合伙关系，双方对2007年1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的真实性都不持异议，《协议书》是解决本案纠纷的主要直接证据，该协议书对2001年起双方共同开发建设码头的事实进行了确认，并就实际经营和分红以及征收补偿进行了明确具体的约定，基于双方在发生纠纷前良好的合伙关系，李道成在支付20万元的投入及后续胡达松在支付6万元及3万元的利润分成时，双方均未给对方打收条，充分说明李道成有投资行为，而胡达松作为具体的经营者也有向李道成分红的行为。本协议并未发生可撤销或者无效之事由，应认定为有效。至于胡达松所说的借合同之名行索贿之实，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所以合同是有效的。这份协议是真实有效的，也得到双方的履行，所以在发生码头被征收时的合同约定事由时，应该依据该协议的第四条来处理胡达松与李道成的权利义务关系。2、依据小溪塔街道办事处与宏达码头装卸队于2017年4月26日签订的《夷陵区黄柏河码头收购补偿合同》，该码头征收总费用为830.1万元，对照案涉《协议书》第四条的约定，李道成应分得332万元（830万元×40%）。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但是适用法律不当，将奖励资金52.84万元和解决历史遗留资金248.84万元排除在外错误。宏达码头装卸队同意胡达松的上诉意见。李道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宏达码头装卸队、胡达松立即将位于夷陵区小溪塔丁家坝社区3组(松湖路三峡高中转弯处)码头拆迁款332万元支付给李道成；2、宏达码头装卸队、胡达松支付2008年至2016年的分红款18万元；3、宏达码头装卸队、胡达松以上述合计350万元为基数从2017年6月22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利息；4、宏达码头装卸队、胡达松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道成系小溪塔街办丁家坝居委会2组人，自1999年11月起至2005年11月任居委会委员(治保主任)。胡达松系原小溪塔街办红卫村8组人。李道成、胡达松早年同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关系要好。2000年丁家坝居委会在招商引资时，在李道成的促成下，丁家坝居委会与胡达松于2000年11月8日签订《合同书》。合同约定：胡达松自筹资金、设备、自办个体营业执照兴建磷矿石码头，合同有效期为两年；由居委会为胡达松提供经营场地6.6亩，青苗费92428元由胡达松支付；胡达松两年上交居委会合同款39600元(分四次支付)。为此，胡达松于2002年2月12日向原小溪塔信用社贷款10万元，2003年10月2日再次贷款2万元，并向好友吴学平、刘传华、刘兵借款20.6万元，同时，李道成也为胡达松注入了部分资金，并负责码头用电申报、安装，共同与胡达松进行码头河边航道的清淤等工作。码头筹建过程中，生活接待等都在李道成家进行，加工、安装皮带机由李道成联系施工人员。双方口头约定了由胡达松负责经营，从2005年起支付给李道成利润。由于李道成垫付资金的不足部分系向他人借支，故由李道成于2002年5月28日向原小溪塔信用社申请贷款2万元(胡达松担保)用于偿还他人债务。自2001年起，由胡达松负责、李道成协助在夷陵区小溪塔街办丁家坝社区3组(松湖路三峡高中转弯处）修建了一处磷矿石堆货场用于生产经营。胡达松自认该货场共投资接近40万元，2003年正式投入经营。2004年4月13日，胡达松以货场为基础在夷陵区工商局注册“宏达码头装卸队”，类型为工商个体户，经营场所位于丁家坝村××组，经营者为胡达松，经营范围为货运码头装卸服务。随后，胡达松在李道成的协助下将其户籍迁入丁家坝居委会。在宏达码头装卸队正式营运产生收益后，胡达松分批支付给李道成投资本金6万元。胡达松在经营宏达码头装卸队过程中，李道成以胡达松没有按口头约定足额支付合伙利润为由，提出由李道成本人经营宏达码头装卸队，经协商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而酿成纠纷。2007年1月1日，经时任丁家坝居委会主管企业的主任谭德忠参与调解，胡达松(甲方)与李道成(乙方)在谭德忠起草协议后打印的《协议书》上签字确认。《协议书》约定：“一、码头开发投产于2001年底，当初双方口头约定，头三年(2001年底至2004年底)为收回投资成本期限，由甲方负责经营管理承担一切经济费用；二、2005年至2006年由甲方支付乙方现金3万元；三、从2007年1月1日起至码头被征收之前每年由甲方支付乙方2万元，每年在12月底以前甲方一次性支付给乙方；四、如因国家建设码头被征收时，2007年征用由甲方按码头征收总费用的30%比率计算金额支付给乙方，2008年以后码头被征用时甲方按40%比率计算金额支付给乙方；5、甲方在经营期间，在特殊环境下，如因政府行为，导致码头不能正常经营，或者没有经营收入的前提下，根据当时的情况，乙方可以减收或免收当年的红利费用……”。后因长江电缆厂宿舍建设的需要，宜昌市夷陵区土地储备中心(甲方)与胡达松(乙方)、丁家坝社区居委会(丙方)于2007年12月17日签订《临时房屋拆迁补偿协议书》。约定：甲方乙方的临时房屋及附属设施等予以拆迁，签字临时房屋及附属设施的拆迁补偿费总额为39786.20元，乙方所有的50吨地磅秤的补偿费由双方另行协商；胡达松在本次征地范围外自行选址重建。协议签订后，胡达松认为补偿费过低带领员工陈信孝等人到武汉上访，未领取补偿款。2008年2月20日，胡达松分别与丁家坝社区居民黄廷均、周后刚签订《租赁土地协议书》。约定：租用在原码头尚未征用传送带场地旁河边的黄廷均土地0.961亩、周后刚土地0.285亩扩建码头；每年支付黄廷均租金5000元、周后刚租金1500元。胡达松与李道成于2007年1月1日签订《协议书》后，胡达松给付李道成3万元。2016年李道成投资为宏达码头装卸队购买电缆线、移走电线杆。此后，夷陵区政府在集中治理长江干线黄柏河非码头的过程中，小溪塔街道办事处(甲方)与宏达码头装卸队(乙方)于2017年4月26日签订《夷陵区黄柏河码头收购补偿合同》。合同约定：由甲方对乙方的资产进行回购，因2007年尚有征地补偿款等遗留问题资金未补偿到位，在本次收购中一并解决，甲方向乙方支付收购补偿资金、奖励资金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资金总额共计830.1万元；其中，收购补偿资金528.42万元、奖励资金52.84万元、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资金248.84万元。李道成得知后，多次与胡达松电话联系宏达码头装卸队征地补偿费的分配事宜，并于2017年6月17日晚电话提出“就是180万你搞不搞？”胡达松回复“你要这么搞，一分钱都没得你的”。为此，李道成于2017年6月22日向一审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一审法院于6月23日作出(2017)鄂0506财保1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胡达松经营的宏达码头装卸队在夷陵区小溪塔街道办事处辖区的拆迁补偿款200万元予以停止支付或查封、扣押胡达松同等价值的其他财产。当日，一审法院向宜昌夷陵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小溪塔街道办事处送达了《协助执行通知书》。2017年7月20日李道成诉至一审法院。一审法院同时认定，1、胡达松自2007年1月1日与李道成签订《协议书》后至2017年4月26日与小溪塔街道办事处签订《夷陵区黄柏河码头收购补偿合同》之日止，未就《协议书》的效力向有关部门申请确认；2、胡达松在经营宏达码头装卸队期间，除与李道成存在经济往来外，与丁家坝居委会其他干部没有经济往来。一审法院认为，李道成以与胡达松存在合伙关系为由诉至法院，要求按照双方签订的《协议书》分配宏达码头装卸队拆迁补偿款并给付分红款，胡达松以李道成未共同投资，亦未参与经营，双方不存在合伙关系为由，拒绝向其支付上述款项。即本案争议的焦点为：李道成与胡达松之间是否存在合伙关系，李道成依据《协议书》要求宏达码头装卸队与胡达松支付拆迁补偿款及分红款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第三十一条规定“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0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根据上述规定，个人合伙的成立有两个要件：一是形式上合伙人之间有书面合伙协议，二是实质上各合伙人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共享收益。即在没有明确的书面合伙协议的情况下，对合伙关系的认定可以从相关事实中加以分析，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是合伙的本质特征。本案中，虽然胡达松于2000年11月8日以个人名义与丁家坝居委会签订码头场地租用《合同书》，并于2004年4月13日以个人名义注册了“宏达码头装卸队”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名为胡达松一人经营，但实为与李道成合伙经营。其一，在此之前，胡达松与李道成关系要好，存在合作的基础；其二，胡达松在经营宏达码头装卸队期间李道成为其出资，协助筹建，双方在筹建、经营宏达码头装卸队期间存在经济往来；其三，有2007年1月1日《协议书》中“码头开发投产于2001年底，当初双方口头约定，头三年(2001年底至2004年底)为收回投资成本期限，由甲方负责经营管理承担一切经济费用，2005年至2006年支付现金2万元”的约定，且胡达松已2007年之前支付李道成投资款6万元，在2007年之后支付李道成现金3万元；其四，《协议书》签订时，李道成并非丁家坝居委会干部。综上，双方在2007年1月1日之前虽无书面合伙协议，但存在口头合伙约定，只是缺乏对投资比例、盈余分配、债务承担等具体约定，不能据此否认李道成与胡达松存在的事实合伙关系。2007年1月1日双方在时任村干部谭德忠的参与调解下签订的《协议书》，对之前的口头合伙约定予以明确，对以后的经营管理人、利润分配金额、若遇码头被征用的补偿费分配比例进行了约定。此后，胡达松对该《协议书》并未提出异议，并支付给李道成3万元。故该《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协议有效。胡达松提出的李道成不是合伙人、《协议书》系受胁迫签订、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属无效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2007年12月17日长江电缆厂宿舍建设征用宏达码头装卸队临时房屋及附属设施，双方面对拆迁补偿费仅有39786.20元时能够泰然处之(未领取)；而面对2017年4月26日黄柏河治理征用宏达码头装卸队全部资产的补偿费高达830.1万元时(含收购补偿资金528.42万元、奖励资金52.84万元、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资金248.84万元)，导致双方对补偿费的分配产生争议。根据2007年1月1日《协议书》中“2008年以后码头被征用时甲方按征收总费用40%比率计算金额支付给乙方”的约定，对收购补偿资金528.42万元应按《协议书》约定进行分配，即李道成应分得(528.42万元×40%)211.368万元；其余收购补偿资金317.052万元依据协议约定、奖励资金52.84万元不属征收总费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资金248.84万元不属2008年征用范围，同时考虑宏达码头装卸队主要由胡达松负责经营的实际情况，应由胡达松分得。李道成主张的“2008年至2016年的分红款18万元”，根据查明的事实，胡达松在2007年之后已支付李道成3万元，扣除应履行《协议书》支付“2005年至2006年支付现金2万元”的约定后，尚余1万元视为已支付的2008年以后的分红款，即胡达松还应支付李道成分红款17万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0条的规定，判决：一、由宏达码头装卸队、胡达松在本判决生效后10内支付李道成拆迁补偿款2113680元。二、由宏达码头装卸队、胡达松在本判决生效后10内支付李道成2008年至2016年分红款170000元。三、驳回李道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5400元，由李道成负担5352元，宏达码头装卸队、胡达松负担10048元(因李道成已预交，应由宏达码头装卸队、胡达松在履行本判决确定义务时一并支付给李道成)；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李道成负担。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李道成、胡达松与被上诉人宏达码头装卸队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李道成与胡达松的争议在于双方2007年1月1日达成的《协议书》是否有效，以及如何按协议分配的问题。1、关于协议效力问题。该《协议书》系基于二人的合伙关系对拆迁补偿款分配的约定。胡达松以双方不存在合伙关系为由对协议的效力进行抗辩。对此，本院认为，其一，虽然，李道成与胡达松之间未签订书面合伙协议，但合伙关系是否成立不单纯以有无书面协议来认定，合伙出资也不局限于资金方式，还包含技术、劳务等在内的无形财产出资，同样可构成合伙财产。李道成在码头筹建及运营期间，利用了自身社会资源，并投入了人力物力，是双方认可的事实。李道成主张双方之间具备口头合伙协议，建立了合伙关系，具有事实依据。其二，双方在2007年1月1日以《协议书》的形式对双方之前的口头约定予以确认，对以后的经营管理人、利润分配金额、将来码头被征用的补偿费分配比例进行了约定。该协议约定事项较为详尽具体，胡达松在该协议书上签字和捺印。现胡达松主张因受胁迫签订该协议，但没有提交任何有效证据证明该主张，更没有在法定期限内行使撤销权，并且，协议签订后，胡达松还支付李道成3万元，应视为对该协议部分义务实际履行。综合上述两个方面，胡达松称不存在合伙关系，《协议书》无效的上诉理由，均与事实不符，也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胡达松与李道成于2007年1月1日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同时，该协议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有效合同，双方依法应当遵照履行。2、关于分配问题。李道成依据案涉《协议书》要求获得拆迁补偿款，对于计算标准问题，宏大码头历经两次拆迁，因奖励资金52.84万元是对宏达码头装卸队在规定时间内自行拆除且验收达标的奖励，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资金248.84万元不属于2008年征用范围，结合宏达码头装卸队主要由胡达松负责经营的实际情况，一审法院认定李道成应在扣除该两项费用之后，以收购补偿资金528.42万元为基数并依据案涉《协议书》约定的比例分得拆迁补偿款符合客观实际情况，较为合理，本院予以维持。李道成、胡达松关于一审认定李道成补偿款有误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李道成、胡达松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46456元（李道成已预交15656元，胡达松已预交30800元），由上诉人李道成、胡达松各自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鄢 睿审 判 员  袁红文代理审判员  张 端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一日法官 助理  蒋红莉书 记 员  王 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