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01民终274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某，男，2001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法定代理人：崔某（系李某某母亲），女，1970年9月8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晓波，山东国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晓琴，山东国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市章丘区人民医院（原章丘市人民医院），住所地济南市。
法定代表人：李某，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宏，山东鲁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尤某某，女，济南市章丘区人民医院工作人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1（系李某某父亲），男，1970年3月1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上诉人李某某因与被上诉人济南市章丘区人民医院、李某1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法院（2016）鲁0181民初78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4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
李某某上诉请求：1.撤销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法院（2016）鲁0181民初7867号民事判决；2.依法改判确认李某1与济南市章丘区人民医院签订的协议书无效；3.一、二审诉讼费由二被上诉人共同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定李某1签订协议书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因上诉人目前处于植物人状态，享有的民事权利由法定监护人母亲崔某、父亲李某1代为行使。李某1作为上诉人李某某的法定监护人，只能维护被监护人的利益，不能放弃被监护人应当获得赔偿的利益。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协议书约定的内容属于章丘区人民医院对患者李某某造成的医疗损害结果不再承担任何责任的免责条款，违反法律规定，属于无效条款。三、协议书存在明显的“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属于无效合同。甘肃仁龙司法物证鉴定所具备司法部认可的法医临床鉴定学的资质，有能力对医疗纠纷进行过错鉴定。二被上诉人均未提出任何足以推翻其所作的鉴定书法律效力的证据。鉴定书作出的章丘区人民医院“应承担30%责任”的鉴定结论是合法有效的，其赔偿责任为不低于405270元的一次性赔偿外加后续治疗费用等。两被上诉人签订的协议中，被上诉人章丘区人民医院一次性了结了全部赔偿，从此不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存在明显的“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属于无效合同。
济南市章丘区人民医院辩称，一、上诉人分别于2012年5月15日、2014年2月13日两次向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诉讼期间就我院对与李某某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及与李某某的损害后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参与度等，在历下法院的主持下双方选择并由历下法院委托“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鉴定，该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章丘医院对被鉴定人李某某实施的诊疗过程中存在一定不足，与李某某癫痫持续状态等损害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系轻微因素，参与度拟为5%-10%）。上诉人于2014年6月26日单方委托甘肃仁龙司法物证鉴定所进行了鉴定，但我方认为该鉴定意见书因鉴定程序违法而不具备证据效力。上诉人的法定代理人在两次撤诉后，于2015年2月与我院就赔偿问题进行协商并签订协议书。正是基于之前的两次诉讼以及在诉讼中双方选择并由法院委托的司法鉴定机构所作的司法鉴定结论才达成一致意见，因而所达成的协议不存在显失公平、恶意串通等损害上诉人利益的情形。上诉人的法定代理人正是为了维护上诉人的利益，才与我院进行协商达成赔偿协议。二、李某1与我院所签订的协议书足以代表崔某的真实意思，理由如下：1.上诉人在维护自身权益的过程中，曾多次向法院主张权利，在两次向历下法院的诉讼中都是李某1作为上诉人的法定代理人参加诉讼。2.李某1与我院签订协议书时，上诉人与其母亲崔某也在我院，只是因为崔某需要照顾上诉人而没有在签订现场，况且崔某与李某1系夫妻关系，所以我院有理由相信李某1能够代表崔某的意思表示。3.2015年3月26日李某1与崔某共同作为原告向章丘市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与我院达成的协议书，理由是我院系趁人之危与其签订的赔偿协议，在起诉状中从未提到过两法定代理人没有进行沟通。从以上几点来看，李某1与我院签订的协议书是其夫妻二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三、上诉人的法定代理人李某1与我院签订的协议书已经履行完毕，赔偿款125000元已经支付给了李某1。
李某1未作答辩。
李某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依法确认两被告签订的协议书无效。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8月16日原告李某某因发烧高热入住被告济南市章丘区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后病情持续加重。2011年8月26日原告转院至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住院治疗，最后诊断为重症脑炎等多种疾病。2012年原告李某某以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和章丘医院作为被告向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提起医疗损害责任纠纷诉讼，在该诉讼中章丘医院申请对自己在对李某某的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医疗过错，如有过错，其与李某某的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参与度进行法医学鉴定。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接受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委托，于2013年4月27日做出司鉴中心[2013]临鉴字第365号鉴定意见书，结论为：章丘市人民医院在对被鉴定人李某某实施的诊疗过程中存在一定的不足，与李某某癫痫持续状态等损害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系轻微因素，参与程度拟为5%-10%）。同时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还委托山东大舜司法鉴定所对原告李某某的伤残等级、护理人数及期限、后续治理（疗）费、残疾器具费一并进行了鉴定。2014年1月16日，原告以因鉴定程序结束，但有新的证据影响鉴定结果，因无法在本案中申请重新鉴定，故撤回目前诉讼，再重新起诉为由申请撤诉，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做出（2014）历民初字第292号民事裁定书。随即原告再次向历下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2014年6月23日原告又再次撤回对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及章丘医院的起诉。2014年6月26日，原告以山东齐州律师事务所作为委托单位，自行委托甘肃仁龙司法物证鉴定所对（1）章丘市人民医院在对李某某的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医疗过错书证审查司法鉴定；（2）如有过错，请求鉴定李某某的损害后果与章丘市人民医院的治疗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参与程度书证审查司法鉴定。2014年11月14日，该所做出甘仁法物（2014）临书鉴字第02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结论为1.章丘市人民医院在对被鉴定人李某某实施的诊疗过程中存在一定的不足。2.被鉴定人李某某目前的癫痫持续状态等损害后果与医方的治疗行为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3.被鉴定人李某某自身疾病严重，医方用药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二者之间存在多因一果的关系，其责任比例划分医方占30%，患方占70%。2015年2月6日，被告李某1与被告章丘市人民医院签订协议书一份，协议条款为（1）乙方（即李某1）明确表示：李某某系未成年人，李某1、崔某系李某某的父母，系李某某的法定监护人。（2）乙方明确表示：李某1系李某某的父亲，全权代表崔某，崔某知道并理解协议书的内容，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李某1愿意代表崔某在协议书上签字并愿意为此承担一切法律责任。鉴于乙方与崔某的夫妻关系，甲方（即章丘医院）对乙方的上述表示予以认可。（3）乙方明确表示：乙方因该医患纠纷诉至法院但又撤诉，乙方不再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该医患纠纷。（4）在乙方明确表示愿意一次性解决的情况下，甲方同意一次性给予乙方壹拾贰万伍仟元人民币。（5）甲方履约一次性支付给乙方壹拾贰万伍仟元人民币后，乙方承诺不再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追究甲方的责任，双方不再有任何牵涉。（6）乙方明确表示：已详细阅读、理解并认可上述条款，并申明使其真实的意思表示，不存在任何重大误解、显失公正、乘人之危、胁迫等情况。协议签订同日章丘医院依约给付李某1125000元，李某1书具收条。2015年3月26日，李某某法定代理人崔某与被告李某1共同作为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2015年2月6日与章丘医院签订的医患赔偿协议，后又于2016年10月19日申请撤诉。2016年12月26日，原告再次起诉，致有本案。一审法院认为，通过原被告的诉辩请求，本案需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作为原告法定代理人之一的被告李某1与被告章丘医院签订的协议书是否足以代表原告另一法定代理人崔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首先原告在维护自身权益的过程中多次向人民法院主张权利，在两次向历下区人民法院的诉讼中均是协议签订人李某1作为原告的法定代理人参加诉讼，因而被告章丘医院足可相信李某1的任何处理医患纠纷的行为能够代表原告及另一法定代理人崔某；其次，李某1与章丘医院协商签订协议时，崔某与原告也在被告章丘医院，仅是因崔某需照顾原告而没有在签字现场，鉴于崔某与李某1的夫妻关系、李某1两次诉讼的代理地位以及协议书第二条关于李某1与崔某的关系表述也足以使被告章丘医院有理由相信李某1的行为能够代表崔某；最后，2015年3月26日李某1、崔某共同作为原告起诉被告章丘医院撤销协议书，理由即为章丘医院乘人之危，并无两法定代理人没有进行沟通之说。综上，李某1与被告签订协议书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该协议书应是被告章丘医院与李某1、崔某的合意。（二）该协议书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结合本案看，考虑到医患双方在病情认知能力等方面的不平等性，双方签订的协议书是否显失公平、是否存在重大误解、一方是否采取了欺诈、胁迫的手段或乘人之危、违背对方的真实意愿，是判断该协议书是否合法有效的重要依据。原告法定代理人李某1在与被告章丘医院订立协议书时间为2015年2月6日，在此之前，李某1代理原告李某某两次向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起诉，第二次起诉原告方还委托专业律师作为诉讼代理人，诉讼过程中受理法院还委托相关机构对李某某的伤残程度等以及与被告章丘医院的治疗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参与程度进行了鉴定，尤其原告还曾于2014年6月26日自行委托对章丘医院的诊疗过错与其损害后果的参与度进行了重新鉴定，不管人民法院对该鉴定书采取何种认定方式，但应当说在签订协议书时，李某1对原告李某某病情的认知能力以及责任承担比例已经有了充分的了解，双方在此基础上签订的协议书不会存在显失公平、重大误解以及欺诈行为，应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综上分析，原告李某某系未成年人，按照法律规定其父母为其监护人，而监护人的职责就是代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李某1作为原告李某某的法定代理人，其行为足以代表另一法定代理人崔某，也足以代表原告李某某。本案李某1与章丘医院签订的协议书是当事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被告章丘医院已经履行完毕。原告再行起诉，显系违反协议约定，其主张没有证据予以证实，对此不予支持。被告李某1经传票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相应法律后果应自负。判决：驳回李某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0元，由李某某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的证据。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李某某上诉提出被上诉人李某1和被上诉人章丘区人民医院签订的协议应确认无效的理由有三点，一是李某1和章丘区人民医院签订协议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二是协议书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免责条款；三是协议书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形。根据上诉人上诉的事实、理由及章丘区人民医院的答辩意见，结合本院庭审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就李某1和章丘区人民医院签订协议的行为是否存在表见代理，协议书中是否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免责条款等问题，一审判决已作了详尽的分析认定，本院认为，一审判决对该两问题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不再赘述。
关于上诉人提出李某1和章丘区人民医院签订的协议存在“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主张。本院认为，上诉人李某某为未成年人，李某1作为李某某的父亲，上诉人称亲生父亲与他人恶意串通，损害亲生子利益的主张不仅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也有悖常理。从本案事实可以看出，李某1为维护上诉人利益，多次提起诉讼，积极作为。尽管李某1对上诉人病情认知能力存在局限性，但在多次诉讼中，不仅委托了专业律师，同时还申请法院对上诉人的伤残程度与章丘区人民医院的治疗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参与程度进行鉴定，也自行委托了鉴定，应该说，在后来和章丘区人民医院签订协议书时，是在李某1对上诉人的病情认知以及责任承担比例有了充分了解基础上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的行为。
综上所述，李某某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李某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胡友明
审判员 韩 松
审判员 付雪玉
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日
书记员 朱娜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