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象州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象民初字第62号
原告（反诉被告）象州县罗秀河水利工程灌溉管理处，住所地：象州县寺村镇。
法定代表人韦安留，男，该管理处主任。
委托代理人韦鸿杰，男，广西象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何景安，男，1963年4月3日出生，壮族，农民，住广西象州县。
委托代理人覃旭高，男，广西衡生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黄昌雄，男，1985年10月17日出生，壮族，农民，住广西象州县。
委托代理人欧解静，男，广西超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炳新，男，广西超仁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象州县罗秀河水利工程灌溉管理处（以下简称“罗秀河水管处”）、被告（反诉原告）何景安、第三人黄昌雄渔业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2月30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梁俊玲、代理审判员覃语春、人民陪审员曾志龙组成合议庭，由审判员梁俊玲担任审判长，书记员高本院担任庭审记录，于2015年3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各方当事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反诉被告）罗秀河水管处诉称：原告（反诉被告）与被告（反诉原告）于2014年7月份签订，合同落款日期为2014年12月30日的一份关于象州县“百万水库”的附期限承包合同书，由原告（反诉被告）将其管理使用，位于象州县运江镇芽村的“百万水库”水面发包给被告（反诉原告）承包经营。由于双方在签订上述水库承包合同的过程中，仅是双方之间私下协商签订，没有经过任何的公开招标投标方式，违背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同时也违背了象州县财政局象财字（2008）31号文关于“我县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对其管理的房屋、建筑物、土地、山林、水库等国有资产进行招租或发包时，必须提出书面申请并报送资产的相关材料，经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县财政部门，由县财政、纪委、监察、审计等部门指导并监督进行公开招标。”的规定。并且，在原、被告双方签订上述合同后不久，原告（反诉被告）才发觉发包给被告（反诉原告）承包经营的象州县“百万水库”，在此前已经发包给了象州县寺村镇古兰村民小组的黄昌雄。因此，对于原、被告签订的上述合同，原告（反诉被告）在客观上已无法履行。综上，原、被告所签订的关于象州县“百万水库”的承包经营合同，不但在程序上明确违反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及象州县财政局文件的规定。同时，由于合同标的物在双方签订合同前，已发包给了第三人，因此，客观上已无法履行。因此，特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原告（反诉被告）与被告（反诉原告）所签订的关于象州县“百万水库”的承包合同书。
原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
证据1、组织机构代码证、法人证书、法人身份证明书及法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及法人身份情况。
证据2、2011年5月16日象州县水利局关于撤销《关于运江百万水库权属问题的答复》的函及撤销依据即象革字（80）第23号文、象政发（82）第157号文，证明运江镇百万水库的权属是原告的事实。
证据3、2014年12月3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的百万水库承包合同书，证明原告将百万水库发包给被告是不合法的。
证据4、2011年9月28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百万水库养鱼承包协议书，证明原告在将百万水库发包给被告前，已将该水库发包给了第三人，至此客观上不能再履行与被告之间的合同。
证据5、象州县财政局关于国有资产出租管理的通知象财字（2008）31号，证明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合同违反财政局文件的规定，合同无效。
被告（反诉原告）何景安辩称及反诉称，2002年起，被告（反诉原告）何景安就与原告（反诉被告）签订了《百万水库承包合同》，利用该水库养殖鱼类，至2014年12月31日止已由被告（反诉原告）承包经营了13年之久，期间被告（反诉原告）均按合同的约定如期缴纳承包金及履行合同的其他义务，没有存在任何违约情形，期间也没有任何政府部门或第三人干涉或主张其他权利。2014年7月10日原、被告签订《百万水库承包合同》后，被告（反诉原告）也按合同的约定，将首期承包金依约交给了原告（反诉被告），同时为2015年的鱼类养殖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原告（反诉被告）要求解除与被告（反诉原告）之间的承包合同，在事实和理由上均不能成立。1、罗秀河水管处以双方所签订的合同程序上违反法律和县财政局文件的规定，理由不当，首先，2014年7月10日原、被告签订的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2015年1月1日起已属生效的合同，依法不存在任何可撤销的情形；其次，象州县财政局的文件是地方政策指导性通知类文件，不是法律法规，在法律上不具备强制约束力，本案不能依该文件来认定原、被告间的承包合同系可撤销合同；再则，从招标投标法规定看，水库养殖经营权的对外发包亦不属于招标投标法调整范畴，也就是说百万水库的养殖经营权已明确归属于原告，那么原告就有对外发包权，是否违反县财政局的通知，属于行政方面的问题，与本案无关。2、原告以因与第三人签订合同在前，致使与被告签订的合同无法履行为由，请求解除合同不能成立。被告在收到本案的起诉状及相关材料时，才知道原告与第三人签订有另外一份合同，被告从不知道第三人是谁，因此，被告不存在任何过错，被告不应承担原告解除合同的法定理由。另外，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在承包金及合同条款上存在瑕疵，有损害原告单位集体利益之嫌，该份合同是无效合同。综上所述，请求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反诉要求原告继续履行与被告之间签订的合同。
被告（反诉原告）何景安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
证据1、2014年7月4日被告（反诉原告）向原告（反诉被告）提出要求延长水库承包期的申请、2014年7月10日原、被告之间签订的百万水库承包合同书及2014年7月17日现金缴款单，证明经被告申请，原、被告自愿续签了百万水库承包合同，且被告已按合同约定履行了交纳首期承包金的义务，该合同现已生效的事实。
证据2、2008年12月31日运江水保林业站与被告何景安签订的水库承包养殖合同书及现金缴款单据6张，证明原、被告自愿签订第二期承包合同，每年承包金为30000元，被告按合同约定如期履行了缴款义务，依据合同约定，被告享有优先承包权的事实。
证据3、2005年12月14日收款收据，证明原、被告存在第一期为期6年的承包合同及当时的承包费已到9000元每年的事实。
证据4、肥料调拨单、出售鱼苗收款说明，证明被告因本案承包合同已投入了大量资金的事实。
第三人黄昌雄述称：运江百万水库权属在2011年3月以前长期处于不明的状态，当时由运江芽村村委、运江镇水保站、何景安等单位及个人非法占有。2011年4月2日，原告委托第三人参加对百万水库纠纷的调处，期间因第三人提供了一些关键性定案材料，致使百万水库权属明确为原告所有。第三人在受托参加纠纷调处期间，原告曾召开过班子及职工代表会议形成决议。2011年5月16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有《委托合同》、《协议书》、《补充协议》，约定在第三人帮助原告取得百万水库权属后，由第三人以无偿、有偿的形式承包经营百万水库若干年。因在确权当时，百万水库由被告何景安非法占有经营，致使原告与第三人在2011年9月再次签订《百万水库养殖承包协议书》，约定从2015年1月1日开始由第三人经营管理。2014年6月至12月间，第三人多次委托他人找到被告，要求被告清塘退塘，但被告何景安拿出一份2014年7月10日与原告签订的承包合同。原告明知水库已承包给了第三人，又与被告签订另一份承包合同，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合意的侵权行为，由法院调查认定。按照《合同法》规定，第三人与原告签订的合同是附条件的合同，成就的条件是第三人帮助追回水库的权属，现第三人已帮助原告追回了水库权属，所附条件已经成就，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已生效，原告应履行该份承包合同。2014年7月1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承包合同，是被告何景安在非法占有水库期间签订的合同，属于违法合同，违法合同应当自始无效。
第三人黄昌雄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
证据1、象州县水利局公文处理笺、百万水库权属调处经过的说明、关于撤销权属问题的答复的函，证明在2011年前百万水库权属不明。
证据2、2011年5月16日原告单位会议纪要、2011年5月16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委托合同、2011年5月16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证明第三人取得百万水库承包权的依据。
证据3、2011年7月29日原告起诉状及法院受理后的相关材料，证明原告曾起诉水保站和被告何景安要求其退还水库的事实，水保站及何景安明知非法占有仍拒不交还，及原告与第三人之间无法履约的原因。
证据4、2011年9月28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百万水库养鱼承包协议书，证明原告与第三人所签订的合同是合法有效的。
证据5、象州县水利局向运江镇水保站发出的关于撤销《关于运江百万水库权属问题的答复》的函，证明运江水保站及被告何景安知晓水库权属问题，县水利局曾经责令运江水保站移交水库。
证据6、2011年8月1日百万水库养鱼承包协议书，证明原告委托黄旭斌向被告主张水库权利，何景安明知侵权仍然拒绝交还水库，拒绝谈判和签字。
原告（反诉被告）辩称：由于原告与被告在2014年7月签订的合同书没有公开进行招投标，违反了县财政局的相关文件规定，再则原告在和被告签订合同书之前已经和第三人签订了百万水库的承包合同书，导致了合同无法履行。另外，本案被告取得水库承包权的方式是因为运江水保站侵权行为得来，因此，原告（反诉被告）不同意继续履行合同。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认为，申请书无法证明真实性，不予认可，续签与事实不符合，合同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合同效力有异议，对缴款单无异议；对证据2认为，合同的发包方为运江水保站，说明被告取得承包权的行为是不合法的，对于现金缴款单认为不能证明原告接受了被告的缴款义务，被告主张的优先承包权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对证据3认为与原告无关，不能证明原告与被告存在合同关系；对证据4真实性不予认可，无法证明投入是使用在水库中，不能证明被告已投入了资金，证人未到庭，不认可证明事实。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1认为，原告对百万水库的权属从来没有存在过权属不明的问题，早在82年已明确了权属；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只能证明原告与第三人之间有过约定，但确权行为不存在，委托事项不存在，原告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无效；对证据3无异议；对证据4由法院确定合同效力；对证据5无异议；对证据6无异议。
被告对原告的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百万水库权属一直是原告的；对证据3来源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同意证明目的；对证据4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合同签订时间不清，2011年原告的法定代表人是陈某甲，但代表人未签名，在2014年7月份原告与被告签订了合同，并且接受了被告缴纳的承包金，且在当时被告仍在承包经营水库，说明在2014年7月之前，原告与第三人的合同应该是不存在的，对这份证据的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5因原告无法提供原件，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不同意原告的证明目的。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对权属的处理是行政机关的问题，与合同效力无关；对证据2的质证意见与原告的一致，另外认为协议虽形式上存在，但内容不符，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不能影响到原、被告之间合同的效力，被告无过错；对证据3认为该份证据不能证明被告知晓此事，也不能反映与第三人有什么关系，只能证明原告起诉过，不能证明被告非法占有水库，对委托事实和事项不能确定，因为该协议是原告单位内部事项，与被告无关；对证据4认为形式真实，内容不一定真实，合同内容存在恶意串通，损害集体利益，不予认可；对证据5认为权属是原告与水保站之间的问题，与被告的关系只是承包金交给谁的问题，不同意第三人的证明目的；对证据6认为真实性无法证明，被告从不知道此事。
第三人对原告的证据1无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据3认为原、被告之间合同存在瑕疵，意思表示不真实，合同不成立；对证据4无异议；对证据5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在原告与第三人签订合同时该文件还没有下发。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认为，对申请书真实性不予认可，交款收据只写承包金，不写年代，不能证明双方已履行了合同义务；对证据2认为该份合同是不合法的，因为水保站不是法人单位，不能对外签订承包合同；对证据3认为与第三人无关，不能证明原告与被告存在合同关系，收款收据是白条，不予认可；对证据4真实性不予认可，无法证明投入是使用在水库中，不能证明被告已投入了资金，证人未到庭，不认可证明事实，票据本身存在瑕疵，不予认可。
结合当事人的质证意见及遵循合法有效证据应同时具备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的证据特性要求，本院对原告的证据1、2，被告的证据1中除要求延长水库承包期的申请以外的证据、证据2，第三人的证据1中的向原告所发的答复函、证据5予以认定；对原告的证据4、5，第三人的证据2、3、4作为本案定案的参考资料。对原告提供的证据3，本院认为该份证据合同的签订时间为2014年12月30日，而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起诉状的注明时间为2014年12月29日，在诉状中也明确表示双方签订的时间为2014年7月，故，对原告的证据3，本院不予认可。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中的申请及证据3、4因无法确定真实性，均不予认可；对第三人提供的证据1中的公文处理笺、调处经过说明因无法核实真实性，证据6因无法核实真实性，故均不予认可。
本案经过开庭审理以及对当事人举证材料的分析，本院认定以下法律事实：本案争议的运江百万水库位于运江镇芽村地界内，该水库始建于1957年12月，水库建成后，至1980年前，一直由原告（反诉被告）罗秀河水管处管理使用收益。1980年3月11日象州县革命委员会以象革字（80）第23号文将该水库的水面养殖权下放给象州县运江镇芽村村民小组，到1982年9月15日时，象州县人民政府以象政发（82）第157号文将该水库的使用权收回，重新确认由原告（反诉被告））罗秀河水管处管理收益，但在政府下文后，该水库尚未能收归原告（反诉被告）管理使用，一直由运江镇水保林业站（以下简称“运江水保站”）管理收益。至2011年3月，运江镇芽村村民主张对该水库的权属产生纠纷，诉至象州县群众工作部，转象州县水利局处理。2011年5月16日象州县水利局作出关于运江百万水库权属问题的答复，认定运江百万水库的权属为原告（反诉被告）罗秀河水管处所有。
2008年12月31日被告（反诉原告）何景安与运江水保站签订了百万水库水面养殖合同，约定由何景安承包该水库，期限从2009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止，每年承包金为30000元，在合同期满后，何景安享有优先承包权。合同签订后，2009年、2010年、2011年的1月份，被告何景安均按合同约定将承包金每年30000元存入运江水保站在运江财政所的帐户中。因在2011年发生权属确认问题，被告（反诉原告）何景安按原合同的承包金额将2012年、2013年、2014年的承包金交到原告（反诉被告）罗秀河水管处，原告（反诉被告）全部予以接收，百万水库也继续由被告（反诉原告）管理经营。2014年7月10日，原告（反诉被告）与被告（反诉原告）重新签订百万水库承包合同，原告（反诉被告）将百万水库水面承包给被告（反诉原告）继续承包经营，承包期为十年，从2015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止，承包金：因水库除险加固对水产养殖效益造成影响，前叁年即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的承包金为每年20000元，后柒年即2018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的承包金为每年30000元，合同签订之日起，乙方须支付当年的承包金，以后每年的承包金在当年1月1日前交清。合同签订后，被告（反诉原告）何景安于2014年7月17日将20000元承包金存入原告（反诉被告）罗秀河水管处的帐户，原告（反诉被告）罗秀河水管处予以收缴。2014年12月30日，原告（反诉被告）罗秀河水管处以与被告（反诉原告）何景安所签订的合同违反象州县财政局文件要求及因原告（反诉被告）与第三人对相同标的物已签订有合同，致使与被告（反诉原告）之间的合同无法履行为由，向本院起诉，提出上述诉请。2015年1月12日，被告（反诉原告）何景安以与原告（反诉被告）罗秀河水管处之间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反诉要求继续履行该合同，本院予以合并审理。因本案的处理结果与黄昌雄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同时也为便于查明本案案件事实，2015年1月15日本院依法追加第三人黄昌雄参加到本案诉讼中。
另查明，2011年9月28日，原告（反诉被告）罗秀河水管处与第三人黄昌雄签订百万水库养鱼承包协议书，约定原告将百万水库养殖权承包给第三人，承包期限十三年（从2015年1月1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止），十三年承包金为105000元。
另经查明，2008年6月19日象州县财政局下发象财字（2008）31号文关于国有资产出租管理的通知，通知要求我县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对其管理的房屋、建筑物、土地、山林、水库等国有资产进行招租或发包时，必须提出书面申请并报送资产的相关材料，经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县财政部门，由县财政、纪委、监察、审计等部门指导并监督进行公开招标。本案所涉的两个合同即原告与被告签订的百万水库承包合同、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百万水库养鱼承包协议均未按此通知精神报批。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本案争议的焦点为：1、原告（反诉被告）与被告（反诉原告）在2014年7月10日签订的百万水库承包合同是否有效？本院认为：2008年12月31日被告何景安与运江水保站签订百万水库承包合同时，虽然讲当时运江水保站对百万水库未享有所有权，属于无处分权的处分行为，但被告何景安并不知晓运江水保站无处分权，仍依照与运江水保站的合同约定按期支付了承包金。到2011年5月份，原告（反诉被告）罗秀河水管处及运江水保站均知晓百万水库的权属时，两方对被告（反诉原告）何景安的承包行为也没有做出任何具体的法律行为，而原告（反诉被告）罗秀河水管处，在2012年至2014年间被告（反诉原告）何景安改向其交纳百万水库承包费时，原告（反诉被告）均予以全部接收，运江水保站也未提出任何异议，原告（反诉被告）的行为应视为原告（反诉被告）对运江水保站无权处分行为（即2008年12月31日其与被告何景安签订的百万水库养殖合同）的追认，那么，应认为被告（反诉原告）与运江水保站签订的合同效力及于原告（反诉被告）罗秀河水管处，已由原告（反诉被告）罗秀河水管处行使了合同的权利义务。在被告（反诉原告）与运江水保站所签订的合同期限届满前，即2014年7月10日，原告（反诉被告）与被告（反诉原告）重新签订承包合同，由被告（反诉原告）继续承包经营百万水库。合同签订后，被告（反诉原告）于2014年7月17日，向原告（反诉被告）交纳第一年的承包金20000元，原告（反诉被告）也予以接收，可见，原、被告间所签订的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2、原告提出要求解除合同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被告反诉要求继续履行合同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本院认为，原告（反诉被告）认为与被告（反诉原告）之间所签订的合同违反了象州县财政局文件要求，应予以解除的问题，象州县财政局作为地方财政的管理部门，其所做出的文件只属于行政行为的调控，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或地方性法规规定，那么，在我国的相关法律及行政法规中，针对本案这类合同也没有需要经过批准、登记等手续才生效的规定，故，原告（反诉被告）的这一理由不能成立。另外，原告（反诉被告）以原告已与第三人先签订了合同，致使与被告之间的合同无法履行的问题，本院认为，2011年9月28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协议书》是附条件的合同，即2011年5月16日原告与第三人签订有《协议书》、《补充协议》，约定在第三人帮助原告取得百万水库权属后，由第三人以无偿、有偿的形式承包经营百万水库若干年。但从1982年9月15日象州县人民政府象政发（82）第157号文及2011年5月16日象州县水利局的答复函等文件分析，百万水库的权属是明确的，是不存在争议的，因此不存在第三人黄昌雄帮助原告罗秀河水管处取得权属之说，既然追回权属这个条件客观不存在，原告与第三人于2011年9月28日所签订的关于运江百万水库承包的《协议书》的效力就不能确定。再则，从原告与被告于2014年7月10日签订《百万水库承包合同书》与原告与第三人于2011年9月28日签订的关于运江百万水库承包《协议书》相比较分析，两份合同的起始时间、面积、地点、经营方式一致，但原告与被告签订的《百万水库承包合同书》的承包金在头三年是每年20000元，后七年是每年30000元，而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协议书》的承包金为每年8077元，十三年共计105000元，两份合同的承包金数额相差巨大，如放弃高承包金选择低承包金合同的履行，势必会损害到国家财产及集体的利益。最后，水产养殖是一个必须长期连续经营才能产生经济效益的生产活动，而百万水库从2009年开始一直由被告（反诉原告）何景安管理，原告罗秀河水管处行使了被告与运江水保站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在合同期届满后，被告何景安依合同约定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承包的权利，基于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合同的承包金远远高于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协议的承包金数额，因此，被告何景安享有继续承包百万水库的权利。综上所述，原告（反诉被告）要求解除合同的诉请，理由不充分，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反诉原告）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反诉请求，理由充分，证据确凿，本院予以支持。为维护各方当事人的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原告（反诉被告）象州县罗秀河水利工程灌溉管理处的诉讼请求。
二、原告（反诉被告）象州县罗秀河水利工程灌溉管理处与被告（反诉原告）何景安于2014年7月10日签订的运江百万水库承包合同继续履行。
本案本诉受理费100元，反诉受理费50元，全部由原告象州县罗秀河水利工程灌溉管理处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在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100元。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则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梁俊玲
代理审判员 覃语春
人民陪审员 曾志龙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高本院
适用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