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4民终58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金荣平，男，汉族，1962年3月20日生，常州市人，住常州市金坛区。
委托代理人蒋伟，丹阳市珥陵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国英，女，汉族，1969年6月6日生，常州市人，住常州市金坛区。
委托代理人张剑群，江苏剑群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金荣平与被上诉人袁国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9日作出（2015）坛民初字第1256号民事判决，上诉人金荣平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2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情况：
金荣平诉称，唐国俊原系金坛市城西弗里蒙特宾馆业主。2012年至2013年9月期间，唐国俊因投资与经营两次向其借款共计40万元。2013年9月12日，唐国俊与袁国英签订了一份转让协议，约定：唐国俊将弗里蒙特宾馆转让给袁国英经营，同时将投资宾馆期间所欠债务一并转让给袁国英，由袁国英负责偿还。该协议第二条明确其债权也由袁国英负责偿还。事后，袁国英一直未履行还款义务。现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袁国英立即给付借款40万元、利息37666元（从2013年9月13日计算至2015年4月8日）及自2015年4月9日起至给付之日止的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袁国英承担诉讼费用。
袁国英辩称，金荣平起诉没有事实根据。2013年9月12日，唐国俊与袁国英签署的转让协议中袁国英的签名系袁国英本人真实签名，这份协议也是真实存在的。表面上看，是袁国英与唐国俊之间的协议，但实质上是包括金荣平、周某在内的七个合伙人与唐国俊之间的协议，即袁国英仅是包括金荣平、周某在内的七个合伙人的代表。该协议的效力对外而言应当约束全体合伙人，对合伙人内部而言，七个合伙人的合伙转让经营宾馆的口头合伙协议依法成立，且已实际履行，应当按照内部的合伙约定来进行处理。因此，其与金荣平之间所涉的是内部合伙经营过程当中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当按照内部的合伙约定来处理，而不能按对外产生约束力的转让协议的相关条款来处理。双方之间的纠纷表面上看是债权债务的转让，实质是内部合伙经营所涉纠纷。金荣平依据转让协议的相关条款主张权利，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
金荣平为支持其诉讼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
1.借条及中国建设银行汇款单各2份，证明：唐国俊向金荣平借款40万元的事实。
2.2013年9月12日唐国俊与袁国英签订的转让协议复印件1份，证明：2013年9月12日，唐国俊将江南路25号的弗里蒙特宾馆转让给袁国英，同时将其在投资宾馆期间所欠的债务（包括向金荣平借款40万元）一并转让给袁国英，由袁国英负责偿还。
3.工商登记表2份，证明：金坛市城西弗里蒙特宾馆于2012年9月17日进行工商登记，唐国俊向金荣平借款40万元用于投资经营宾馆。金坛市城西弗里蒙特宾馆于2013年10月8日变更登记为金坛市城西弗里蒙特风情宾馆，经营者为袁国英。工商登记时间与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时间基本吻合，双方履行了该转让协议的约定。
上述证据经质证，袁国英认为：对证据1借条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转账凭证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2、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
袁国英为支持其抗辩主张，提供了如下证据：
1.关于丁某、吴某、黎某、谢某的调查笔录四份，证明：第一，2013年9月12日袁国英与唐国俊签订转让协议是由唐国俊的债权人吴某、李泽明、谢某、周某、金荣平、黎某、方某共同委托袁国英并以其名义签订的事实；第二，弗里蒙特风情宾馆转让后是由上列唐国俊的债权人合伙经营，并通过经营获利来逐步实现原债权，而非由袁国英个人负责向上列唐国俊的债权人偿还债务的事实；第三，转让后的宾馆实际属合伙人经营的事实。
2.袁国英建行的个人活期明细一份，2013年9月14日金荣平以其儿子金银城的银行卡向袁国英划款200000元，证明：金荣平按合伙口头协议约定履行了新增合伙份额200000元的事实。
3.金坛市公证处的公证文书一份，证明：周某、谢某、金荣平、吴某加入关于弗里蒙特风情宾馆经营事务讨论的微信群的行为及其内容，以及金荣平、谢某对弗里蒙特风情宾馆经营事务通过微信聊天的内容，证明：金荣平与周某参与弗里蒙特风情宾馆合伙经营的事实。
4.视听资料一份，谢某手机号码138××××6406的操作过程，证明：微信号×××与手机号码138××××7266是绑定的。
上述证据经质证，金荣平认为：对证据1的证明力有异议，被调查人均与袁国英存在利害关系，所作出的证言无证明力，属于无效证据；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此款属袁国英经营宾馆向其儿子的借款；对证据3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袁国英应举证证明微信号×××的使用人为金荣平，微信昵称“失落”的使用人为周某。即使微信聊天记录真实存在，聊天内容也不能证明双方是合伙经营关系；对证据4不予认可，该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微信号×××与手机号码138××××7266是绑定的，即使该视听资料真实，袁国英也无证据证明该手机号码是金荣平所登记并使用。
原审审理过程中，袁国英提交调查取证申请，申请法院调取：1.（2013）坛复执字第133号案卷中被执行人金荣平的联系方式为138××××7266；2.微信号×××所绑定的手机号码；3.周某使用的手机号码153××××1793所绑定的微信账户信息。原审法院根据袁国英的书面申请依法调取了相关材料，并由双方对此质证。金荣平认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关联性有异议，其证明力不强；对证据2、3的关联性与真实性均有异议，手机号码138××××7266登记的用户名并不是金荣平，153××××1793号码是周某的，所绑定的微信现在的昵称为“阳光”，周某没有使用过昵称“失落”。袁国英认为：对证据1、2、3的关联性与真实性均无异议，被执行谈话人是金荣平，谈话笔录的签名处载明有金荣平本人的签名及其本人书写留下的手机号码138××××7266，能够证明此号码由金荣平本人实际使用。
袁国英为证明周某使用的微信昵称之前为“失落”现为“阳光”，申请巫锁俊作证。巫锁俊陈述：“我与周某小学时就是同学，成为微信好友三四年了，现在仍然是微信好友，昵称现在是“阳光”以前是“失落”，微信头像就是她本人，个人相册里也有她在外地拍的生活照片。”另案庭审中，周某承认与巫锁俊是同学关系。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唐国俊于2012年3月21日、同年11月6日分两次向金荣平借款合计40万元，并有同日借条及转账凭条为证。金坛市城西弗里蒙特宾馆于2012年9月17日进行个体工商户开业核准登记，经营者为唐国俊，并于2013年9月9日登记注销。2013年9月12日，唐国俊（作为甲方）与袁国英（作为乙方）签订了转让协议，主要约定：一、甲方将“弗里蒙特宾馆”转让给乙方，更名为“弗里蒙特风情宾馆”；二、甲方在投资“弗里蒙特宾馆”期间所欠下的下列债务合计贰百柒拾捌万元整（吴某：柒拾万元，李泽明：陆拾万元，谢某：陆拾万元，周某：叁拾万元，金荣平：肆拾万元，黎某：壹拾万元，方某：捌万元）一并转让给乙方，由乙方负责偿还；三、乙方除接受承担甲方投资时所欠的贰百柒拾捌万元债务外，还应支付甲方转让款贰百万元整；四、转让时间：（此处空白）；五、转让后的一切债权债务由乙方承担，与甲方无关；六、乙方收回投资成本后（含中期改造费用），剩余年限甲方占有50%股份，并按此参与分红；七、乙方付给甲方的转让款按下列顺序支付：1、2013年9月6日先付伍拾万元给甲方，以解甲方燃眉之急。2、乙方负责结清与房东（见证方）的债务。八、本协议签订为甲乙双方的共同意愿，共五份，甲乙双方各执两份，见证方一份。唐国俊（甲方）、袁国英（乙方）与丁某（见证方）均在协议上签名。该协议对债务偿还的期限及利息等均未约定，对转让余款如何支付也未加以约定。2013年9月14日，金荣平的儿子金银城向袁国英汇20万元。2013年10月8日，原金坛市城西弗里蒙特宾馆变更登记为金坛市城西弗里蒙特风情宾馆，经营者为袁国英。
（2013）坛复执字第133号一案被执行人“金荣平”与本次诉讼当事人“金荣平”系同一人。金荣平于2013年7月4日在执行笔录中书写留下的移动号码138××××7266绑定的微信号即为×××，周某手机号码153××××1793绑定的微信昵称现为“阳光”，之前的昵称为“失落”。转让协议形成后，金荣平通过微信与谢某聊天，金荣平表达的主要内容为（按发生时间的先后顺序）：“一年的营业额到哪里去了…这样下去我们还要拿出钱来给肖国英（注：应为袁国英）…还不如给老唐…干了两年了一分钱也没看到…过年回家查账…每次营业额高一点，就是有什么开支出现了，有鬼的…明年再这样下去，十年也是亏损…我们管理太混乱了，一群猪头……今年挣了多少，我交了多少…过年回家对账就知道了（谢某：你看看账目大概可以知道交多少自己有多少利润）…一个饭店白给人做，还贴钱，有这样的事吗…什么时候把宾馆的事碰一下…不把宾馆的制度理好，做了一切都是劳而无功…。2015年3月15日19时44分，袁芸（宾馆会计）将收支表发在微信群里，其中支出：100元（员工餐）+1200元（牙刷）+30000元（谢某贷款利息），周某随后对一次性支付5个月利息提出异议，金荣平要求对利息进行解释，并要求宾馆财务把账整理一下，清明回来找人审计。
原审另查明，证人丁某作为涉案转让协议的见证方系金坛市城西弗里蒙特(风情)宾馆经营场所的房东。另案庭审中周某认可与证人黎某是同学关系。袁国英表示黎某的女儿对金荣平以“干爹”相称，金荣平认为就是随便叫叫的。
原审庭审中，就袁国英为什么与唐国俊签订转让协议的问题，吴某称：当时他们几个人都在北京，我也不方便出面，所以委托李泽明老婆出面。黎某、谢某称：我们都在北京，没有时间来弄，为了方便处理事情，所以委托她。
原审庭审中，金荣平还提交的转让协议系复印件，并表示：当时唐国俊和袁国英进行宾馆转让，大家都知道的。签订协议过后袁国英就将该协议给了其，现暂时找不到了。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主张，双方争议焦点为涉案“债务转移”是否成立。围绕此争议焦点，双方对各自的事实主张举证证明，综合双方所举证据，金荣平基于“债务转移”主张债权的理由不能成立，理由如下：第一，关于证人证言的证明力问题。证人吴某、黎某、谢某与金荣平、周某、方某以及袁国英的丈夫李泽明同为唐国俊的债权人，在“转让协议”中双方法律地位相同，各自的权利义务性质也相同，三位证人对债权如何实现以及宾馆转让经营等事宜具体参与，证言来源于直接感知，由此更能体现证人对涉案相关事实作证的客观性，且证人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能充分认识到其对涉案事实的陈述关乎切身利益，与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但基于审理查明的事实，这种所谓的利害关系对双方而言是均等的，并不影响证人作证的客观公正性。证人丁某基于他作为涉案宾馆房东以及“转让协议”见证人身份而知悉了当事人之间的相关事宜，这本身就是丁某到庭作证的客观基础，作为房东其见证了签署协议过程中双方合伙经营的事实。吴某、黎某、谢某均称2013年9月12日的转让协议实质是包括金荣平与周某在内的七人合伙经营所签署的转让协议，袁国英仅仅是七个合伙人的代表，七个合伙人在签署转让协议之前已经就宾馆转让合伙经营的相关事宜进行了充分协商并形成了一致意见，共同推选了袁国英作为七个合伙人的代表签署转让协议并进行经营管理，七合伙人以其对原债务人唐国俊享有的债权和协议转让后的新出资部分构成共同的合伙份额，并按照该份额享有权利履行义务，对于合伙经营所产生的盈利分配也做了明确的约定，即经营盈利部分先按比例偿还转让协议签署后出资的部分，再按原债权的比例进行合伙盈利的分配，对于合伙经营事务的管理也做了相应的规范管理。上述四位证人除了在调查笔录中陈述外也均出庭作证陈述了其亲历的事实，并接受了当事人及法庭的诘问，各自的陈述前后一致，并且各位证人之间对基本事实的陈述并无相互矛盾之处，也与微信聊天内容等证据相印证，应确认证人证言具有证明力，应予采信，结合其他证据能够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第二、关于涉案微信的使用人问题。金荣平在法院执行笔录中签名并亲自留下的联系方式为138××××7266，该号码绑定的微信号为×××，并有金荣平本人的人像图片为证，且当庭通过手机对微信号×××进行操作演示，显示绑定的手机号码即是138××××7266。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并结合证人的陈述，能够证明微信号×××的使用人即是金荣平。现有的证据结合周某本人的陈述及其同学巫锁俊的证言足以证明周某移动号码153××××1793绑定的微信昵称现为“阳光”，之前的昵称为“失落”。第三，关于微信聊天内容问题。双方交流的内容并未涉及返还借款的事宜，只是对宾馆账目及经营等问题进行质疑。金荣平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可能是向袁国英索要借款，而袁国英告多次都说没有钱且宾馆的经营情况并不好，所以提出由袁国英将经营情况进行告知。金荣平到宾馆去要钱讲到宾馆的事也是情理之中。对金荣平的解释，当事人在聊天模式下的陈述应属真实自由的意思表示，该段聊天的内容意思表达明确具体，倘若如金荣平所述微信沟通的前提是袁国英未能返还借款，那么沟通的目的也是为了索要借款实现债权。在此情形下，金荣平应对返还借款事宜积极主张，但双方仅就宾馆经营管理及账目等问题进行交流，聊天内容并不能反映出金荣平有这方面的意思表示，反而能与几位证人的陈述相互印证，显然金荣平的解释有悖常理，不予采信。最后，在涉案“转让协议”形成后的第二日，金荣平的儿子即向袁国英汇款20万元。袁国英与几位证人表示此款系金荣平履行的新增出资款，金荣平则表示此款系袁国英经营宾馆的借款，但未能举证证明双方存在借款合意，也未提供向袁国英索要该款的证据。综上所述，证人证言与微信的聊天内容能相互印证，能够证实事实上形成的并非是债务转移的权利义务关系，金荣平基于“债务转移”法律关系主张返还借款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不予支持。
据此，原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驳回金荣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865元，由金荣平负担。
上诉人金荣平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其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唐国俊与袁国英间的转让协议纯属袁国英个人行为，且袁国英是以个人名义进行工商登记、经营的。原审法院仅依据存在诸多疑点的证人证言和电子证据，无任何书面手续，就认定袁国英是与其等人合伙经营，是错误的。要求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袁国英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予维持。
二审中，针对原审判决确认事实部分，金荣平认为：其提供的转让协议是原件；对证人吴某、黎某、谢某的陈述不认可；对与谢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也不认可。各方当事人对原审其余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依法对原审判决确认事实部分中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部分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讼争转让协议明确唐国俊欠金荣平的40万元由袁国英负责偿还，但同时还明确唐国俊欠袁国英丈夫李泽明的60万元也由袁国英负责偿还，不合情理。再结合证人证言和袁国英提供的电子证据，足以使人对究竟是“债务转让”还是“合伙”产生合理怀疑。金荣平未能就此进一步举证，即未能取得证据优势，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法律后果。需要说明的是，电子证据也是法定的证据类型之一。金荣平对袁国英提供的电子证据持有异议，但未能提供任何证据加以反驳，故以上电子证据可以作为有效证据加以采纳。综上，上诉人金荣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上诉人金荣平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865元，由上诉人金荣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丁 飞
代理审判员 刘岳庆
代理审判员 张 玺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马筱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