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民终325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项静，女，1978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委托代理人：赵崇樨，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施百通，男，1986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永康市。
上诉人项静因与被上诉人施百通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6民初141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3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项静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解除项静与施百通之间于2014年2月28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3．施百通腾退杭州市西湖区××路×号××大厦A座8楼C、D、E房屋；4．施百通向项静支付至实际腾退前拖欠的租金及款项付清前的经济损失(暂计至2015年12月31日拖欠的租金金额为160万元，经济损失为32969元，此后同标准计算)；5.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施百通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本案房屋租赁协议的签订系真实的租赁关系意思表示，并非因借款未还而提供的担保或是抵债。首先，本案能确定的双方均无异议的事实是项静与施百通双方之间并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这一点施百通也认可，因此《房屋租赁协议》最后注部分约定的租金以甲方所欠乙方款项费用中扣除，直至甲方还清乙方欠款以及所有费用，该协议自动失效这一条款无法适用本案。而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被项静承认《房屋租赁协议》系其提供，故这个条款应是施百通复制了其他版本的协议，而部分内容并未删除所导致的，而在此情况下所引发应当作出不利于施百通的理解。其次，项静与施百通之间系真实的房屋租赁关系意思表示，并据此签订了租赁协议，双方从未有任何关于将案涉房屋用于给项逢保提供担保或冲抵利息的约定。尽管施百通答辩称是用于抵扣项逢保的债务，但是所有的抗辩均是其口头陈述，并无任何书面材料，因此，其抗辩主张不应当被支持。再次，与施百通及项逢保相关的另案执行信息也能够证明不存在施百通的抗辩主张不成立，双方没有抵债约定。2015年6月10日，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杭江商初字第46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顾国庆、余桂英归还施百通借款本金及利息5360755.56(其中本金5000000元，至2014年3月5日止的利息360755.56元)以及500万为基准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自2014年3月6日起的利息，项逢保、江苏亿泰、浙江亿泰承担连带责任。按照判决内容计算，则从2013年3月6日计算至2014年9月15日的利息为600444.44元。后该案由施百通于2014年9月15日申请强制执行，执行标的为6027367元，案号为（2014)杭江执民字第2880号，该金额恰为判决内容(本金、利息、律师费)和诉讼费用之和，说明施百通在申请强制执行时并没有扣减任何被执行人已经支付的款项，而在申请时本案的《房屋租赁协议》业己签订，且施百通在庭上回答称已经向施某支付了费用，若按照施百通的抵债说法，则至少可以减去80万元。但施百通并未扣减任何金额，只可能是两种情况:1、施百通并不认可租金抵扣;或者2、施百通并未支付租金。‘因此，本案无论从合同角度、事实角度，还是从施百通另案的执行信息角度，均能够证明不存在所谓的担保或者抵债的法律关系，一审法院事实认定错误，本案项静与施百通之间存在真实、合法、有效的房屋租赁法律关系，项静作为出租人的合法权益应得到保护。
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租金有无支付的举证责任应当由施百通承担。一审法院认为如本案为房屋租赁关系，应当由项静举证证明施百通并没有完成租金支付的义务。项静认为该举证责任分配存在明显的问题，实际上是苛以了项静无法完成的举证义务。首先，在房屋租赁合同法律关系中，施百通主张的支付租金属于积极事实，而项静主张的对方未付租金属于消极事实，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当由施百通对究竟有无支付租金这一积极事实来承担举证责任。对项静而言，对方有无支付租金存在的只有消极的否认或者积极的自认，不需要举证对方未付款项。其次，在审理过程中，施百通承认第三条中的施某银行账户的内容是施百通自行填入的。在一审过程中，项静多次提及的一个事实被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所忽视：项静提交的该份合同仅有复印件，是从施百通的另案代理人处取得的，项静自己一直是没有这份合同的原件的。鉴于材料由施百通控制，且其自认自行填入了对项静显然不利的条款，该支付条款不应该对项静具有约束力。退一步而言，即便能够成为合同条款，该条款有无被履行也应由施百通来承担责任。再次，根据施百通自认的内容，施某与其系叔侄关系，按照由最接近于证据一方举证的原则，施百通更有可能取得证据材料，应承担举证责任，项静不可能取得施某的银行流水等凭证材料。最后，在审理过程中，施百通在回答提问时言辞含糊不清。其在回答有无支付租金及能否提供凭证时，其回答内容为有支付，但具体支付金额、支付时间均不记得了，相应的凭证在老家无法提供。项静认为，这些材料与本案事实密切相关，且施百通已经明确有相关材料，一审法院应当要求其提供以便法院更好的查明事实。但一审法院却视若无物，没有应项静申请要求施百通提供相应材料，导致本案的相关事实无法查清。在施百通举证不利的情况节，显然应当视为施百通没有支付租金，应承担所有不利后果。
施百通辩称，案涉租赁合同载明是抵债的，租金的费用也已经支付过了，依法应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项静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项静与施百通于2014年2月28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2.施百通腾退位于杭州市西湖区××路×号××大厦A座8楼C、D、E房屋；3.施百通支付拖欠的租金160万元（截止2015年12月31日），并支付此后至实际腾退之日的租金，赔偿经济损失32969元（按一年期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4.诉讼费用由施百通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项静于2008年4月7日与杭州现代物流运营信息有限公司签订《房屋转让协议》1份，协议约定：项静购买××大厦A座写字楼，实际楼层为第6层C套（电梯编号为第八层），建筑面积约289.13平方米。2014年2月28日，项静与施百通签订《房屋租赁协议》1份，其中约定：项静将位于杭州玉古路××大厦A座8楼C、E、D，面积600平方米的房屋（包含有前述房屋转让协议所涉房屋）的出租给施百通，租期为2014年2月28日至2024年2月27日止；第三条“租金”约定，“房屋租金为每年捌拾万元，合计万元，一次性付清，直接汇入甲方指定账号：施某工行6222081202001517539”；最后“注”约定，“租金以甲方所欠乙方款项费用中扣除，直至甲方还清乙方欠款以及所有费用，该协议自动失效。”
另查明：项静的父亲项逢保系江苏亿泰旅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亿泰）、浙江亿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亿泰）法定代表人，2014年7月30日，因突发意识不清住院治疗。2014年12月23日，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判决宣告项逢保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又查明：2015年6月10日，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杭江商初字第469号民事判决书，其中事实认定顾国庆因项逢保经营的企业需要，于2013年6月14日向施百通借款500万元，约定月息3%，借款直接汇入项逢保银行账户，由项逢保、江苏亿泰、浙江亿泰为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判决顾国庆、余桂英归还施百通借款本金500万元并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自2013年6月14日起的利息；项逢保、江苏亿泰、浙江亿泰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项静通过《房屋转让协议》取得了××大厦A座写字楼，实际楼层为第6层C套（电梯编号为第八层）房屋的财产权利，故其就该房屋进行出租的民事活动应受法律保护。但是项静无权就超出上述房屋建筑面积之外的其他房屋的相关财产权利进行对外出租，一审法院就超出部分不予保护。根据项静与施百通所签《房屋租赁协议》的约定，租金支付方式存在不同的两种约定，一种是直接支付给施某，另一种是租金在欠施百通的款项和费用中扣除；合同期限也存在不同的约定，一种是租期十年，另一种是合同于抵扣还清欠款和费用时终止。这些约定不仅相互冲突，而且有别于常态下的房屋租赁合同。如若案涉房屋租赁协议并非出于建立房屋租赁关系这一真实意思表示而签订，而是因为借款未还而提供的“担保”或是“抵债”，则当事人必须就其基础法律关系展开诉讼，否则其避开基础法律关系而提出的诉求，不符合客观事实，该请求不能被法院支持。如若案涉房屋租赁协议系建立真实房屋租赁关系，则租金或是支付给施某，或是冲抵欠款，项静并未举证证明施百通未按上述两项约定履行义务，故其请求解除双方之间的房屋租赁协议，缺乏相关证据，其请求不能支持。综上所述，项静未能举证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客观存在，故其请求不予支持。施百通经一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项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9748元，由项静负担。
上诉人项静在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被上诉人施百通在二审审理期间向本院提交了收条三份，欲证明2014、2015、2016年施百通向施某支付案涉房屋租金的事实。
对被上诉人施百通提交的证据，上诉人项静认为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施某和施百通是叔侄关系；施百通主张租赁合同是用来抵债的，但是在抵债的情况下又支付租金是不符合事实的；在一审时，在租赁合同上的指定账号是施百通指定的，项静是不知情的，不是项静的真实意思表示，如果施某收到该笔款项也应该支付给项静。本院认为，虽然施百通提交的施某出具的收条载明系收到房租款，但施百通二审期间陈述收条上的租金就是施百通给施某，然后施某又退回给施百通，施某与施百通是叔侄关系，签合同约定付款给施某就是为了不出问题，故该三份收条不能证明施百通支付案涉房屋租金的事实。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认定一致。
本院认为：项静与施百通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约定的租金支付方式为，房屋租金为每年捌拾万元，一次性付清，汇入项静指定的施某账号，案涉该《房屋租赁协议》最后又约定，租金以项静所欠施百通款项费用中扣除，直至项静还清施百通欠款以及所有费用，该协议自动失效。从案涉《房屋租赁协议》约定的租金收款人施某与施百通系叔侄关系，协议中又注明租金以所欠款项费用中扣除，以及二审期间施百通陈述其将款项支付给施某，施某又将款项返还给施百通的事实，可以认定项静与施百通之间并非系为建立房屋租赁关系而签订《房屋租赁协议》，现项静以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为由，主张解除案涉合同，施百通腾退案涉房屋以及支付租金的理由不能成立。综上，项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9496元，由项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余文玲
审判员 张一文
审判员 盛 峰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书记员 赖雪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