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212民初03516号
原告：宁波市鄞州前达车辆附件厂（个人独资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021276452105X2）。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云龙镇甲村村。
法定代表人：蒋财铭，该厂厂长。
委托代理人：何范丽，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常州扬风机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2041105518154XX）。住所地：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春江镇百丈徐墅街*号。
法定代表人：黄秀芳，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朱芬俊，江苏致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宁波市鄞州前达车辆附件厂为与被告常州扬风机械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于2016年4月26日向本院起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薛海蓉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理。因被告下落不明，于2016年7月6日转为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于2016年7月22日依法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何范丽、被告的委托代理人朱芬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宁波市鄞州前达车辆附件厂起诉称：被告自2014年开始陆续从原告处购买活塞杆产品，原告按照被告的要求履行供货义务，并开具增值税发票。至今，供货已完成，但被告尚欠货款80000元未付。为此，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货款8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自2016年2月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被告常州扬风机械有限公司答辩称：原告没有证据证明与被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被告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合同，原告仅以送货单、发票主张双方存在合同关系，但送货单系原告单方制作，无法证明交货的事实，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货款依据不足，应予驳回。
原告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增值税发票七份及应税劳务清单若干，拟证明原告自2014年12月15日至2015年3月13日期间向被告开具了金额共计532283.49元的增值税发票的事实。
2.订单合同传真件一组，拟证明原、被告以传真方式签订合同的事实。
3.送货单五十一份，拟证明原告按照合同约定交付货物的事实。
4.付款凭证一组，拟证明被告已向原告支付货款
452283.49元的事实。
5.对账单传真件一组，拟证明原、被告以传真方式对账确认原告向被告交付了价值532283.49元的货物的事实。
6.增值税发票抵扣证明一份，拟证明原告开具给被告的七份增值税发票均已抵扣的事实。
7.社保缴纳记录三份，拟证明送货单、对账单上签字的曹文俊、韩建芬、万华艳均为被告公司员工的事实。
被告未提交证据。
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均经庭审质证。被告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原告的证据1，被告对发票的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因此证明原、被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也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的交易金额。原告的证据2，被告要求庭后核实，但未在本院指定的期限内核实。原告的证据3，被告对真实性有异议，认为送货单不是原件，退一步讲，送货单上的送货单位不能证明就是被告，收货单位没有盖章，签收人也不是被告的工作人员。原告的证据4，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且认为被告已履行完毕付款义务。原告的证据5，被告对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并非原件证据，且不能证明与被告的关联性。原告的证据6，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原告的证据7，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原告单方制作的送货单的真实性，也不能证明传真件的真实性。
本院对于上述证据的综合认证意见如下：原告的证据1系原件，结合原告的证据4、6，被告已将原告开具并交付的增值税发票进行了抵扣，且向原告付款，能够证明双方存在真实的交易，如被告有异议应当有合理解释，但被告并未说明付款金额与开票金额不一致情形下被告仍然进行纳税抵扣的原因，故对证据1、4、6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定，并对证明目的予以采信。原告的证据2、3、5、7，综合分析，订单合同传真件虽不完整，有的没有被告公司印章，但载明的送货品名、规格等信息能与送货单部分印证，送货单上的签收人曹文俊、韩建芬均系被告公司员工，部分送货单上签收人“汪卫明”虽然无法证实身份，但该部分送货单载明的送货情况能与对账单印证一致，对账单上的签字人万华艳亦为被告公司员工，送货单系回单联并非不是原件，异地交易传真往来也符合交易惯例，被告仅从形式上否认传真件的真实性，但对于一系列下单、送货、付款、开票、纳税抵扣等行为均无合理解释，则对证据的质证意见不应被采信，综合上述事实，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定。
综上，本院确认本案如下事实：
原告自2014年10月起按照被告传真发送的《订单合同》向被告提供活塞杆，并送货给被告。原告完成送货后以传真方式与被告对账，根据对账结果确定开具发票的金额。2014年12月至2015年3月期间，原告向被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七份，金额分别为106669.26元、115717.35元、65599.37元、46282.32元、39752.39元、90615.86元、67646.94元，共计532283.49元，每份发票均附有附件“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清单”，载明了货物的型号、数量、单价等。被告分别于2015年2月17日、同年3月30日、同年5月29日、同年7月7日、同年8月10日、同年9月28日、2016年2月3日向原告付款70000元、134673.65元、
80000元、80000元、50000元、27609.84元、10000元，价款共计452283.49元。
本院认为：本案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是双方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以及被告是否已经付清价款的问题。关于原、被告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问题，结合传真的《订单合同》、送货单、对账单、增值税发票以及被告的付款行为和交易习惯综合分析，对于异地交易的当事人，采用传真方式下单、对账属于惯用的交易模式，虽然原告提交的传真订单并不完整且形式上存在瑕疵，但不能仅因此否定原、被告之间真实交易的存在；《订单合同》、送货单、对账单载明的送货品名、规格、数量等内容均能相互印证，且被告已向原告付款，没有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其他债权债务，足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关于被告是否已经付清价款的问题，被告在庭审后对其已付款行为确认系支付货款，且认为双方发生的交易金额就是被告已支付的货款金额即452283.49元；而原告已向被告开具了金额总计
532283.49元的增值税发票，交付给被告后由其完成了纳税抵扣，虽然仅凭发票不能证明原告已履行交付货物的义务，但综合送货单、对账单及被告的付款行为综合认定，送货单、对账单上的签字人曹文俊、韩建芬、万华艳均系被告公司员工，部分送货单上的签字人“汪卫明”虽然无法证实其身份，但该部分送货单载明的送货信息与对账单上万华艳确认的送货、开票信息一致，也与发票开具的金额以及附件“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清单”一致，原告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双方发生的真实交易金额；被告虽已付款452283.49元，但其每次付款金额与每次开票金额并非一一对应，被告亦没有合理理由解释其接受了原告开具的全部增值税发票并抵扣税款的行为，故本院对被告陈述其已付清价款的抗辩意见不予采纳。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剩余价款80000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自2016年2月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亦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常州扬风机械有限公司向原告宁波市鄞州前达车辆附件厂支付价款800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自2016年2月4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5倍计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履行完毕。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
本案受理费1876元，由被告常州扬风机械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人在收到本院送达的上诉案件受理费缴纳通知书七日内，凭判决书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大厅收费窗口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如银行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财政局非税资金专户，帐号：37×××92，开户银行：宁波市中国银行营业部。如邮政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室。汇款时一律注明原审案号。逾期不交，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薛海蓉
人民陪审员 闻文波
人民陪审员 徐丽君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罗玉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