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鲁01民终234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垒，男，1970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瑞英，女，1977年8月9日出生，汉族，现住济南市历城区七里河小区*号楼*单元***室。
以上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卫东，上海锦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两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琪，上海锦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高宏飞，男，1943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济南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文国，山东齐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垒、刘瑞英因与被上诉人高宏飞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7）鲁0102民初60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垒、刘瑞英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黄垒、刘瑞英的一审诉讼请求。二、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高宏飞承担。事实与理由：一、黄垒、刘瑞英对山东恒宇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宇公司）的出资，已得到管理机关行政许可认定，其不存在虚假出资。根据行为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和《企业年度检验办法》规定，企业登记和企业年度检验是登记机关对与企业登记事项有关的情况进行监督管理制度，是就相关企业登记事项进行实质性审查的行政许可行为。以及《企业年度检验办法》第十三条规定“企业登记机关对公司的年检材料主要审查下列内容：（四）公司有无虚报注册资本行为；股东、发起人是否按照规定缴纳出资，以及有无抽逃出资的行为”。也就是说，如果恒宇公司存在出资虚假行为，按照行为时的管理规定，恒宇公司是无法通过企业登记机关第二期出资和年度检验的，恒宇公司正常第二期出资和通过企业登记机关年检的事实，足以说明，恒宇公司第二期出资已经完全到位。另外，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的规定。仅根据黄垒、刘瑞英出资方式来判定对恒宇公司的出资不实，不足以推翻登记管理机关行政许可的认定。二、一审法院将恒宇公司第二期出资的验资程序存在瑕疵，作为黄垒、刘瑞英虚假出资的事由，与事实不符。黄垒、刘瑞英在执行异议程序和一审中均已阐明，恒宇公司第二期出资是因《股权出资登记管理办法》公布后，行政管理机关具体操作的客观事实造成登记的滞后，并不是黄垒、刘瑞英的原因造成的。黄垒、刘瑞英在一审中向法庭提供的山东华洋公司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洋公司）股东变更登记信息，足以说明黄垒、刘瑞英已将对恒宇公司的第二期出资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假设验资程序存在瑕疵，但并不影响黄垒、刘瑞英已出资到位客观事实。三、一审法院认为“净资产出资”需要履行动产交付、不动产所有权转移登记、债权转让、债务转移等手续，并不是股权转让的方式履行净资产出资手续是错误的。首先，“净资产出资”属于长期股权投资出资，是无形化资产出资。并不是一审法院认为的将“动产交付、不动产所有权转移登记、债权转让、债务转移等手续”且演变成实物出资、债权出资，与黄垒、刘瑞英出资目的和表现在恒宇公司的出资者（即恒宇公司的股东是华洋公司）也不同。所以，一审法院认为“净资产出资”需要履行上述资产转移手续，显然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其次，假设按照一审法院所认为“净资产出资”与“股权出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出资方式。根据《公司法》第二十七条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法律、行政法规对评估作价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本案中，黄垒、刘瑞英用持有华洋公司股权对应的“净资产出资”并不法律所禁止。再次，根据2009年2月16日山东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出《验资报告》（鲁大华会验字【2009】第4122号）记载：验资事项说明：三、审验结果…由华洋公司股东按原出资比例对净资产10620238.88元进行分配；其中股东刘瑞英所持华洋公司净资产的51%作为对恒宇公司出资；股东黄垒将所持华洋公司净资产44%作为对恒宇公司出资。事实上，“净资产出资”实质是股权折价出资，黄垒、刘瑞英在华洋公司享有的长期投资股权，所以涉案无形化资产出资转移，就是将黄垒、刘瑞英所持有的华洋公司的股权变更至恒宇公司名下。所以，一审法院所认为的出资手续移交方式，显然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四、一审法院认为黄垒、刘瑞英应当举证证明在其出资时华洋公司的净资产状况，以及涉案“净资产出资”应当登记在华洋公司名下是错误的。一审庭审中，黄垒、刘瑞英提供的2008年12月31日，山东中立达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恒宇公司的委托，对华洋公司进行了评估，出具了鲁中立达【2008】第0347号评估报告书，该报告有效期为一年。所以黄垒、刘瑞英提供的该报告足以反映华洋公司的“净资产”状况。前述中也已阐明，“净资产出资”属于所有者权益或者权益资本，也就是说黄垒、刘瑞英在华洋公司所享有的权益，将对应的价值投入到恒宇公司，如果按一审法院所认为的将华洋公司资产登记到恒宇公司名下，再将恒宇公司股东登记到华洋公司名下，那么两公司如何独立存在，这显然违背《公司法》的立法本意。另外，如果本案认定黄垒、刘瑞英对恒宇公司的出资存在虚假出资，追加黄垒、刘瑞英为被执行人，并在虚假范围内承担责任。既否定恒宇公司出资行为时的行政管理规定公信力，也将造成恒宇公司重复出资的事实。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请求二审法院在充分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纠正一审法院的错误判决，撤销原判并支持黄垒、刘瑞英的一审诉讼请求，以维护黄垒、刘瑞英的合法权益。补充：通过恒宇公司第二期出资的工商登记信息，足以反映恒宇公司的二期出资是黄垒、刘瑞英使用华洋公司的股权出资到恒宇公司，该出资是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办理的，所以一审法院认定本案存在虚假出资与事实不符。
高宏飞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黄垒、刘瑞英对恒宇公司的二期出资存在虚假情况，依法应追加为被执行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黄垒、刘瑞英的上诉，维持原判。
黄垒、刘瑞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撤销（2016）鲁0102执419号执行裁定书；2、驳回追加黄垒、刘瑞英为被执行人的申请；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高宏飞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高宏飞因与山东正昌源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昌源公司）、恒宇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纠纷，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经审理，作出（2015）历商初字第1248号民事判决书，判令正昌源公司偿还高宏飞借款本金22万元及利息、违约金、律师费等，并判令恒宇公司对正昌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判决书生效后，正昌源公司、恒宇公司均未履行还款义务，高宏飞遂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因正昌源公司、恒宇公司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一审法院作出（2016）鲁0102执419号执行裁定书，认为刘瑞英、黄垒作为恒宇公司的开办人，两人承诺以625.45万元的建设工程作为出资，但未将该建设工程过户到恒宇公司名下，构成虚假出资，遂裁定追加刘瑞英、黄垒为被执行人，并裁定其在虚假出资625.45万元的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高宏飞承担责任。刘瑞英、黄垒对（2016）鲁0102执419号执行裁定书不服，遂提起本案诉讼。刘瑞英、黄垒系恒宇公司的股东，根据恒宇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注册资本金为3000万元，刘瑞英的出资额为2100万元，黄垒的出资额为900万元，注册资本于2013年7月16日前分期缴足。2008年4月，刘瑞英出资人民币420万元，黄垒出资人民币180万元，该出资额为第一期出资，已经山东新求是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审验。2008年12月31日，山东中立达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鲁中立达评报字【2008】第0347号《山东华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记载：截止2008年3月31日，华洋公司的资产总计3131.26万元，其中含价值625.45万元的在建工程，负债总额为2069.24万元，净资产为1062.02万元。该评估报告所确定的评估基准日为2008年3月31日，并注明“本报告有效期自评估基准日2008年3月31日起计算，一年内有效”。2009年2月，刘瑞英、黄垒分别以其所持华洋公司净资产的51%、44%作为对恒宇公司的出资。2009年2月16日，山东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鲁大华会验字【2009】第4122号验资报告一份，记载：“山东恒宇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经我们审验，截至2009年2月16日止，贵公司已收其股东刘瑞英、黄垒第2期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10089226.94元，出资方式为山东华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评估后的净资产，股东刘瑞英、黄垒分别将所持山东华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净资产10620238.88元的51%、44%作为对山东恒宇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出资。……截至2009年2月16日止，连同到位的第1期出资，贵公司共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人民币）16089226.94元。”
另查明，2009年2月时，华洋公司的股东为刘瑞英、黄垒及案外人刘东政。其中刘瑞英出资306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1%；黄垒出资264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4%。2009年3月11日，华洋公司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会决议一份，内容为：一、华洋公司全体股东同意刘瑞英将持有本公司的306万元股权作价5416321.83元以股权出资的方式全部转让给恒宇公司；二、华洋公司全体股东同意黄垒将持有本公司的264万元股权作价4672905.11元以股权出资的方式全部转让给恒宇公司；三、其他股东放弃对刘瑞英、黄垒股权的优先购买权。该股东会决议由刘瑞英、黄垒、刘东政签名，并加盖了华洋公司的公章。同日，华洋公司向工商局申请公司变更登记，将股东由刘瑞英、黄垒、刘东政变更为恒宇公司、刘东政，其中恒宇公司持股比例为95%，刘东政持股比例为5%。另，庭审中，刘瑞英、黄垒称华洋公司资产总额中的价值625.45万元的在建工程，系华洋公司经营使用的4S店展厅等建筑物，该建筑物未在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产权登记，因此无法办理产权过户登记。
一审法院认为，注册资本是公司最基本的资产，是公司正常经营及对外承担责任的基础，而股东出资是公司资本确定、维持的前提条件。根据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交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刘瑞英、黄垒据以主张其对恒宇公司的第二期出资已到位的证据为山东中立达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的《山东华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及山东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出的验资报告。对此，一审法院认为：首先，根据山东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出的验资报告的记载“经我们审验，截至2009年2月16日止，贵公司已收其股东刘瑞英、黄垒第2期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10089226.94元”，也就是说在2009年2月16日刘瑞英、黄垒的第二期出资已经到位，但根据刘瑞英、黄垒提交的2009年3月11日的股东会决议及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直至2009年3月11日才完成了刘瑞英、黄垒将股权转让给恒宇公司的变更登记。因此，山东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资报告时，刘瑞英、黄垒的出资并未实际到位，故山东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出的验资报告程序上存在瑕疵。其次，根据山东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鲁大华会验字【2009】第4122号验资报告的记载，刘瑞英、黄垒的第二期出资方式为其所持的华洋公司的净资产，但根据2009年3月11日的华洋公司的股东会决议及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的记载，刘瑞英、黄垒分别将其持有的华洋公司的306万元、264万元股权作价，以股权出资的方式全部转让给恒宇公司，该出资方式应为“股权出资”。“净资产出资”与“股权出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出资方式，该两种出资方式所应履行的财产权转移手续也是完全不同的。股权出资只需办理股权转让手续，但净资产不表现为某一单独的资产形式，而同时包含有货币、实物、工业产权、土地使用权、债权、债务等企业资产构成的多种形式，因此净资产出资需要履行动产交付、不动产所有权转移登记、债权转让、债务转移等手续。因此，刘瑞英、黄垒主张其以股权转让的方式履行净资产出资手续，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股权转让手续不能证实净资产出资已实际出资到位。再次，关于山东中立达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的《山东华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其评估基准日为2008年3月31日，至刘瑞英、黄垒第二期出资时，已过去了近一年的时间。因刘瑞英、黄垒认可在此期间华洋公司一直在持续经营，故其净资产一定会发生变化，虽然《山东华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中记载有效期为自2008年3月31日起一年，但这不能证明在刘瑞英、黄垒出资时，华洋公司仍存在价值1062.02万元的净资产。因此，刘瑞英、黄垒应当举证证明在其出资时华洋公司的净资产状况。但在一审法院限定的期限内，刘瑞英、黄垒未提交相关证据，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退一步讲，即使华洋公司存在价值1062.02万元的净资产，但一审法院认为，股东的出资一旦投入公司，该出资的所有权即与股东本人相分离，该出资的所有权人就变为公司，而非股东。因此，在刘瑞英、黄垒履行第二期出资义务时，即使华洋公司存在价值1062.02万元的净资产，该净资产的所有权人也应属于华洋公司，刘瑞英、黄垒作为股东，无权将华洋公司的净资产作为个人资产对外出资。即使存在以华洋公司的净资产对外出资的行为，该出资行为也应为华洋公司以其净资产对外投资，即华洋公司成为恒宇公司的股东，该出资行为不能视为股东刘瑞英、黄垒的个人出资行为。
综上，一审法院认为，刘瑞英、黄垒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对恒宇公司的第二期出资已实际到位，一审法院以虚假出资为由将其追加为被执行人并无不当。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刘瑞英、黄垒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750元，由刘瑞英、黄垒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刘瑞英、黄垒提交如下证据：证据1、恒宇公司2009年度《公司年检报告书》及山东恒立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书》共19页。证据2、恒宇公司2010年度《公司年检报告书》及山东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书》共20页。证据1、2证明：1、恒宇公司正常通过年检，恒宇公司已出资到位，不存在虚假出资；2、黄垒、刘瑞英用在华洋公司享有的股权对恒宇公司第二期出资。证据3、恒宇公司章程修正案。证据4、华洋公司《企业变更情况》。证据5、刘瑞英、黄垒分别出具的《承诺书》。证据6、恒宇公司《股东会决议》。证据7、山东华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证据3-7证明：1、刘瑞英和黄垒在对恒宇公司第二期的出资方式，是用在华洋公司所享有的股权出资；2、刘瑞英和黄垒在对恒宇公司第二期出资时，已按照当时股权出资的相关规定办理，并不存在虚假出资。3、股权出资需向工商局提供的资料符合《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司股权登记管理暂行规定》第六条的规定，且已经工商局认可。高宏飞质证称，对证据1、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这两份年检报告书是恒宇公司自己制作，其内容的真伪无法保证。该两份报告书中年度审计报告所依据的是双方当事人均在一审中已经提交的鲁大华会验字[2009]第4122号验资报告，在此报告书中明确刘瑞英、黄垒是以净资产进行的投资，现在恒宇投资公司自制的报告书也只是明确了长期的投资，并没有明确二期注册资本的投资方式，与其所要证明的问题是不相符的。对证据3恒宇公司章程修正案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在此证据中明确刘瑞英、黄垒是以货币的方式进行了公司注册资本的投入，与其实际的净资产的投资和刘瑞英、黄垒所认为的股权投资不相符。证据4中华洋公司《企业变更情况》所体现的投资方式为货币，与刘瑞英、黄垒所要证明的内容是不符的。对证据5刘瑞英、黄垒分别出具的《承诺书》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刘瑞英、黄垒实际的行为没有信守其承诺。对证据6、7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其股东会的决议与刘瑞英、黄垒实际的出资方式是不符的，也就说刘瑞英、黄垒并未按照股东会决议来履行出资的义务。
经审理本院认定：原审认定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黄垒、刘瑞英是否已履行了出资义务。根据2009年3月11日的华洋公司的股东会决议，黄垒、刘瑞英分别将其持有的华洋公司的306万元、264万元股权作价，以股权出资的方式全部转让给恒宇公司，故黄垒、刘瑞英对恒宇公司的出资方式为股权出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出资人以其他公司股权出资，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出资人已履行出资义务：（一）出资的股权由出资人合法持有并依法可以转让；（二）出资的股权无权利瑕疵或者权利负担；（三）出资人已履行关于股权转让的法定手续；（四）出资的股权已依法进行了价值评估。根据上述规定，第一，黄垒、刘瑞英对华洋公司的股权为合法持有并依法可以转让；第二，黄垒、刘瑞英对华洋公司实际出资到位，该股权也不存在质押或者被冻结等权利行使受限的情形，故黄垒、刘瑞英对华洋公司的股权无权利瑕疵或者权利负担；第三，华洋公司已向工商局申请公司变更登记，将股东由黄垒、刘瑞英变更为恒宇公司，已经依法办理了股权权属转移手续，故可以认定刘瑞英、黄垒已经履行了股权转让的法定手续；第四，山东中立达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鲁中立达评报字【2008】第0347号《山东华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已对华洋公司的净资产进行了评估，该报告一年内有效。即2009年3月黄垒、刘瑞英以股权作价出资时，其股权作价与华洋公司评估的净资产相吻合，没有高估作价。综上，可以认定黄垒、刘瑞英已履行了对恒宇公司的出资义务，不得追加黄垒、刘瑞英为被执行人。黄垒、刘瑞英要求撤销执行裁定书的诉讼请求，不属于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范围，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2017）鲁0102民初6087号民事判决。
二、不得追加黄垒、刘瑞英为（2015）历商初字第1248号民事判决的被执行人。
三、驳回黄垒、刘瑞英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4750元，由高宏飞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4750元，由高宏飞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郭维敬
审判员 陈 勇
审判员 赵玉兰
二〇一八年六月十一日
书记员 吴颖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