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辽02民终591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大连权健中药饮片有限公司，住所地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双D港辽河东路20号。
法定代表人：束昱辉，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波，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闫燕妮，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为众药业有限公司，住所地瓦房店市复州城镇永丰路66-4#楼5-1-2。
法定代表人：马诚泳，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卢长卫，辽宁诚进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大连权健中药饮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权健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大连为众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众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18）辽0291民初22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7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权健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波、闫燕妮，被上诉人为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马诚永、委托诉讼代理人卢长卫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权健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货款139773元及利息（自2018年5月2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计息）。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没有支持于开顺签收的货物的货款错误。被上诉人自2013年12月23日至2016年6月22日给于开顺缴纳社会保险，说明此期间于开顺是被上诉人的职工，且被上诉人认可于开顺曾是被上诉人的车队队长。于开顺在2016年4月到2016年6月收取货物的时间是在被上诉人处工作的时间，此期间的收货行为是职务行为，于开顺收货的货款应由被上诉人支付。二、一审判决没有支持赵某签收的货物的货款错误。民法总则172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被上诉人在本案欠款发生之前，一直为赵某的收货行为结算，上诉人相信赵某有代理权。本案115份销货单中，被上诉人为赵某签收的货物支付了部分款项，上诉人有理由相信赵某有代理权。三、一审没有责令被上诉人提交工资表原件属于程序错误。上诉人在一审中提交了被上诉人2017年6月工资表（总表）复印件，由于原件在被上诉人处保管，应责令被上诉人提交原件，一审仅以上诉人提交的该证据为复印件为由直接否认了工资表的证据效力，事实没有查清。四、一审未准许追加赵某为第三人程序错误。
为众公司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于开顺、赵某均非我公司员工，亦未经我公司授权，其二人的收货行为与我公司无关。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权健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为众公司给付权健公司货款139773元及利息（自2018年5月2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息）。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权健公司主张双方存在中药材买卖合同关系的主要证据是其自行制作的《大连权健中药饮片有限公司销售清单》，该销售清单收货人处有案外人于开顺、赵某签名。双方无书面的买卖合同。权健公司自述称：双方业务自2015年开始，采取送货的方式，权健公司将药品送至为众公司的华北路仓库（于开顺收货）或者华南广场（赵某收货），由张春则（被告前法定代表人张春为的弟弟）安排于开顺、赵某在销售清单上签收，药品累计到一定量后，权健公司给张春则打电话，张春则（以被告的名义）付一定比例的货款。案涉销售清单发生在2016年4月22日至2017年4月1日之间。权健公司提交法庭的”2016年6月2日-2016年7月20日的40份销售清单”累计货款为40167.50元，权健公司以为众公司已经支付该部分销售清单的货款并向为众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为由，证明于开顺、赵某是代表为众公司收货；权健公司提交法庭的”2016年4月22日-2017年4月1日的115份销售清单”累计货款194899.50元，扣除退货34126.02元，为众公司付款21000元，尚欠139773元，权健公司以为众公司已经支付其中的21000元为由，同样欲证明于开顺、赵某收货行为是代表为众公司。权健公司因此认为于开顺、赵某的行为已经构成表见代理，权健公司有理由认为为众公司认可赵某的收货行为，因此，相应的货款应由为众公司偿还。
另查，根据工商管理登记信息显示为众公司法定代表人于2015年5月11日由张春为变更为马诚泳，经营场所于2015年9月2日从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华北路427-5号变更为辽宁省瓦房店市复州城镇永丰路66-4#楼5-1-2室；2013年3月29日至2014年11月7日，张春则系为众公司投资人之一。
再查，权健公司提交法庭的”法人委托授权书”记载：为众公司于2017年1月1日授权案外人张春则为其采购员，授权权限为签订药品采购合同、签订质量保证协议、处理往来账务，授权期限至2017年12月31日。
一审法院认为，权健公司主张案涉中药材买卖合同是由为众公司授权张春则进行采购，再由张春则指令于开顺、赵某收货的交易过程。通过权健公司提交的证据分析，这一交易过程存在诸多疑点：一、张春则的权限在于签订药品采购合同、签订质量保证协议和处理往来账务，而本案中既没有书面合同，也没有张春则确认的账务；二、收货人于开顺即使是为众公司的员工，也没有为众公司委托其收货的证据；收货人赵某身份不明，既没有证据显示其为为众公司的员工，也没有证据显示张春则指令他收货；三、权健公司送货的地点，在2015年9月2日之后已经不是为众公司的经营地址，为众公司经营地址的变更在工商登记材料及2016年8月30日权健公司向为众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当中均有明确，权健公司对此应当知晓；四、案涉的中药材是否由张春则指令采购无据认定。因此，权健公司提交法庭的证据，与权健公司主张的待证事实之间关联度较低，个各证据之间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不能证明案涉中药材的买卖系为众公司真实意思表示，权健公司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同理，权健公司关于收货人于开顺、赵某的行为是代表为众公司的职务行为及其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的主张无据认定，本院亦不予采信。为众公司虽已结算了部分货款，但不能因此认定是为众公司对案涉买卖欠款的追认。综上，权健公司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权健公司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58元，保全费1224元，合计2782元，由权健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证人赵某的证言，拟证明赵某曾系被上诉人聘用的司机，其在销货单上签字收货的行为系代表被上诉人。被上诉人认为证人证言不真实，且与本案有利害关系，证言不应采信。本院对证人证言分析认证如下：证人赵某主张其系被上诉人司机，代表被上诉人签收货物，但其当庭陈述被上诉人拖欠其部分工资至今未还，故其与被上诉人有利害关系，其证言无其他证据佐证，真实性无法确认，该证人证言依法不予采信。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43条规定：企业法人对他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综合双方的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为于开顺及赵某签收货物的行为是否属于职务行为或构成表见代理，即被上诉人应否对于开顺、赵某签字行为支付货款的问题。首先，根据一审中于开顺的社会保险缴费证明，可以看出于开顺自2013年8月至2016年5月，均由被上诉人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被上诉人亦对该社会保险缴费证明的真实性无异议，且被上诉人一审时已自认被上诉人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之前于开顺曾系被上诉人的车队队长，于开顺在案涉销货清单签字前多次经前任法定代表人的弟弟张春则的授权在销货单上签字，其签收货物的行为应当认定为职务行为。一审没有认定于开顺在案涉销货单上签字的行为系代表被上诉人公司与事实不符，本院予以纠正。第二，上诉人主张于开顺签收的销货单累计货款17722元，被上诉人通过电汇方式支付14500元、通过现金方式支付6500元，共计支付21000元，该21000元包含于开顺、赵某二人的签字的销货单，表明被上诉人认可二人签字的行为代表被上诉人。对此，被上诉人仅认可曾于2017年3月15日、2017年3月17日、2017年3月27日以电汇方式向上诉人付款14500元，否认曾以现金方式支付过货款，故被上诉人支付的货款金额14500元低于于开顺签收货物的总金额17722元，对上诉人主张的被上诉人付款21000元超过17722元的部分即表明认可赵某代表被上诉人收货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本院不予确认。上诉人无据证明赵某系被上诉人公司员工，亦无证据证明赵某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故赵某签收销货单的行为不能认定系代表被上诉人，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支付赵某签字部分的货款的请求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上诉人自认已收到货款21000元，因于开顺在销货单上签字的货款金额仅为17722元，故被上诉人无需再对于开顺的签字行为支付货款，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支付于开顺签字部分的货款的请求亦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权健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116元，由大连权健中药饮片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勇峰
审判员 李淑红
审判员 王家永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三日
书记员 姜 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