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甬民一终字第12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鲍为萍，公司职员。
上诉人（原审被告）：罗燕舞，无固定职业。
委托代理人：毛煜，公司职员。
上诉人鲍为萍、上诉人罗燕舞因健康权纠纷一案，均不服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6日作出的（2014）甬海民初字第671号民事判决，分别于2015年1月6日、2015年1月4日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月28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经阅卷和询问当事人，事实已核对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2013年6月21日，鲍为萍与案外人余慧至罗燕舞经营的位于宁波市海曙区莱迪时尚广场的商铺购物时，余慧与罗燕舞因故发生口角，进而扭打在一起。期间鲍为萍及罗燕舞的朋友上前劝架。后经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分局江厦派出所出警，鲍为萍、余慧及罗燕舞至该所接受询问。因在派出所主持调解期间双方未达成协议，鲍为萍、余慧及罗燕舞分别至医院进行就医治疗。后罗燕舞于2013年6月21日21时31分至该所接受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一份，余慧于2013年6月24日至该所接受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一份。鲍为萍于2013年6月21日晚至2014年7月期间，多次至宁波市第一医院复诊。鲍为萍为此花费医疗费970.20元、交通费180元、误工损失3609元。因鲍为萍、罗燕舞无法就赔偿事宜达成一致，鲍为萍诉至法院，请求依法解决。原审审理中，鲍为萍就其因纠纷产生的误工期、护理期、营养期提出司法鉴定申请。经宁波市天童司法鉴定所鉴定，鲍为萍的误工期为30天，护理期、营养期不予评定，鲍为萍为此花费鉴定费840元。
鲍为萍于2014年6月11日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称：余慧与罗燕舞因琐事发生口角，而后余慧遭罗燕舞殴打，鲍为萍因劝架亦遭到罗燕舞使用的衣撑击中后脑勺、右肩、后背、右肘等处，后鲍为萍前往宁波市第一医院治疗，因头晕、呕吐、恶心而多次复诊。鲍为萍及余慧受伤之后多次与罗燕舞协商赔偿事宜，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分局江厦派出所曾组织调解，但至今未果。鲍为萍因本次事故已产生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护理费、交通费、财物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等，故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罗燕舞向鲍为萍赔偿损失合计10882.20元，具体为医疗费1038.20元、误工费5221元（44天×43309元÷365天）、营养费1320元（44天×30元／天）、护理费1760元（44天×40元／天）、交通费243元、财物损失300元、精神损失费1000元。原审庭审中，鲍为萍放弃护理费、营养费的诉讼请求，并增加要求罗燕舞赔偿鉴定费840元的诉讼请求。
罗燕舞在原审中辩称：首先，鲍为萍与案外人余慧于2013年6月21日至罗燕舞经营的店铺购买服装，期间因为罗燕舞进入换衣间帮余慧解衣扣引发纠纷，继而和余慧殴打，余慧与罗燕舞均有不同程度的受伤。在整个过程中，鲍为萍没有参与打架，罗燕舞也没有碰到过鲍为萍，且在之后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分局江厦派出所制作询问笔录、调解过程中，鲍为萍均未参与，也未向罗燕舞主张权利要求赔偿。故罗燕舞认为鲍为萍的伤情并非罗燕舞造成，与罗燕舞无关；其次，鲍为萍提供的现场照片并没有受伤的痕迹，鲍为萍提供的受伤照片并非事发现场拍摄，鲍为萍提供的门诊病历、挂号记录、医疗费票据不能相互对应，就医时间远远晚于纠纷发生时间，且病历中记载的伤情与余慧在笔录中谈及的伤情差异较大；鲍为萍提供的工资证明与其庭审中陈述没有固定工作相互矛盾，且没有劳动合同、纳税证明、社保证明；鲍为萍提供的交通费发票时间、金额、里程数差距较大，与事实不符。综上，请求原审法院驳回鲍为萍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二人以上实施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的行为，其中一人或数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不能确定具体侵权人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根据鲍为萍、罗燕舞的陈述及余慧、罗燕舞在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分局江厦派出所所作的询问笔录，可以相互印证证明事发当日余慧与罗燕舞发生争执进而扭打，而鲍为萍确有上前劝架的行为，对此罗燕舞在询问笔录中亦有陈述，同时根据鲍为萍提供的录音情况，鲍为萍多次谈及其也有受伤情况，并对伤情进行拍摄，且派出所的案卷材料中亦有鲍为萍的身份证明材料，故鲍为萍在当时较为混乱的场面下被伤及受伤的可能性十分高，结合鲍为萍在录音中多次谈及受伤、在事发当日至医院就诊的门诊首问病历记录，能证明鲍为萍在余慧及罗燕舞的纠纷中受伤的事实；虽鲍为萍认为其被罗燕舞打伤，但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佐证，原审法院结合鲍为萍、罗燕舞陈述及余慧、罗燕舞的询问笔录，认定鲍为萍在余慧与罗燕舞扭打时上前劝架时受伤，但无法查明直接实施侵害行为人，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的规定，余慧及罗燕舞应对鲍为萍的损害后果承担连带责任。因余慧与罗燕舞的纠纷中均有打架行为，且造成对方不同程度的受伤，双方对此均存在过错，而鲍为萍在余慧与罗燕舞发生纠纷时上前劝架，未实施侵害行为，且其行为目的系化解矛盾，避免冲突扩大及加重损害后果，符合社会公序良俗，故根据公平原则，余慧及罗燕舞应对鲍为萍的损害后果各承担50%的责任。鉴于案件审理中，鲍为萍明确放弃追加余慧为被告，并放弃向余慧主张赔偿权利，故罗燕舞对余慧应当承担的赔偿份额不承担连带责任，罗燕舞应对鲍为萍的损害后果承担50%的赔偿责任。本案中，鲍为萍损失为医疗费970.20元、交通费180元、误工费3609元、鉴定费840元，合计5599.20元，其中罗燕舞承担50%的赔偿责任，即罗燕舞应赔偿鲍为萍2799.60元。鲍为萍的其余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五条、第十七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罗燕舞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赔偿鲍为萍2799.60元；二、驳回鲍为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罗燕舞负担。
宣判后，鲍为萍、罗燕舞均不服，均向本院提起上诉。
鲍为萍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罗燕舞支付鲍为萍医疗费970.20元、交通费180元、误工费3609元、鉴定费84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元、财物损失300元，合计6899.20元。事实和理由如下：一、本案的直接侵害人可明确为罗燕舞。当时，鲍为萍看见余慧被罗燕舞打倒在地而前去劝阻，鲍为萍背对着罗燕舞，用右臂之力将余慧从地上拉起来，而罗燕舞未曾停手，仍继续使用撑衣架击打余慧，在此过程中将鲍为萍打伤。鲍为萍的就医记录中关于受伤部位的描述能够印证前述事实。余慧不应作为本案的直接侵权人承担责任，而应作为见证事情发生经过的知情人。余慧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称“我朋友在劝架的时候也被对方打了”，亦可以认定罗燕舞系本案的直接侵权人。二、本案应结合罗燕舞的主观态度、纠纷发生场合，判决罗燕舞赔偿鲍为萍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弥补鲍为萍的精神创伤。
针对鲍为萍的上诉，罗燕舞辩称：鲍为萍陈述的劝架情节是虚构的，因为所有在场的录音以及余慧的笔录都没有提到余慧被打倒在地的情节。
罗燕舞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如下：首先，鲍为萍提供的伤情照片难以认定受伤者是其本人；其次，纠纷发生后，鲍为萍认为这件事与其无关，拒绝在公安机关制作笔录，也可以证明鲍为萍当时并没有头部外伤和软组织挫伤等伤情；再次，余慧在询问笔录中提到其一个朋友身上有淤青，这与鲍为萍主张的伤情不相符，且余慧向公安机关隐瞒了鲍为萍当晚也在宁波市第一医院就诊的情节。鲍为萍提供的录音都是其个人的陈述，不能作为证据采信。
针对罗燕舞的上诉，鲍为萍辩称：罗燕舞提供的录音证据均是在纠纷发生过程中所录，能够清晰还原纠纷发生当时的情形。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纠纷发生后，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分局江厦派出所对此次纠纷介入调查，余慧在笔录中称鲍为萍在劝架时被打伤，身上有很多淤青，头有点痛；罗燕舞在笔录中也称余慧的朋友在劝架过程中可能被抓伤。结合鲍为萍的就医记录、录音资料，基本能够认定鲍为萍在劝架过程中受伤的事实。因现场状况较为混乱，从现有证据无法认定罗燕舞系本案的直接侵权人，原审法院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判决罗燕舞对鲍为萍的损害后果承担50%的赔偿责任，基本合理，本院予以维持。鲍为萍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财物损失等，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鲍为萍、上诉人罗燕舞各负担2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倪春艳
审 判 员 陈 艳
审 判 员 刘振宇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四日
代书记员 贺佳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