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再终字第0491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兼上诉人赵淑萍之委托代理人）文燕财，男，1960年8月13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国娥，女，1968年10月10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淑萍，女，1932年8月6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文侃，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希模，董事长。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汪春旭，北京市衡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文燕财、郑国娥、赵淑萍与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城开集团）、北京首都�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开集团）排除妨碍、拆迁合同纠纷一案，原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于2001年8月28日作出（2001）西民初字第5609号民事判决。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文燕财、郑国娥向原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08年8月作出（2008）西民监字第45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并于2009年12月20日作出（2008）西民再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文燕财、郑国娥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2月20日作出（2010）一中民再终字第7240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08）西民再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及（2001）西民初字第5609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新成立的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重审。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14年1月20日作出（2011）西民再初字第00004号民事判决。文燕财、郑国娥、赵淑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兼赵淑萍之委托代理人文燕财、上诉人郑国娥及被上诉人城开集团、首开集团共同委托代理人汪春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并作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城开集团原审及再审重审中诉称，依据京西拆字（2000）年第049号拆迁许可证及相关文件，城开集团进行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湖小学二期扩建拆迁工程，文燕财、郑国娥、赵淑萍居住的房屋在此次拆迁范围内。原北京市西城区葵花胡同3号楼14、15号房屋由赵淑萍承租，建筑面积44.52平方米，正式户口1户2人，户主赵淑萍及四子文燕财。城开集团依据《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和有关文件规定，经双方充分协商，与赵淑萍达成补偿协议，约定城开集团支付文燕财、郑国娥、赵淑萍拆迁补偿款453320.80元，文燕财、郑国娥、赵淑萍于2001年7月8日前完成搬迁并将原住房交城开集团。协议订立后，城开集团依约履行协议，全额支付了补偿款，但文燕财、郑国娥、赵淑萍在领取补偿款搬出正式房和自建房后，又强行住进自建房，使拆迁工作被迫停止。
按照拆迁时的法律规定，被拆迁户划分以租赁合同标明的租赁户为准，而实际居住在承租房屋里的人，不是被拆迁和补偿对象。本案公房租赁合同的承租人是赵淑萍，而文燕财与赵淑萍在同一户口之内，因此该租赁户包括户主赵淑萍及同一户口内的文燕财。赵淑萍与文燕财应按同一被拆迁户对待，赵淑萍作为户主，其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对文燕财有效，拆迁补偿款包含了对文燕财的补偿款。
文燕财拆迁时虽居住在自建房内，但没有单独立户，不符合北京市规定的”单独立户”的自建房按建筑面积三十平方米予以补偿�条件，不应单独安置。文燕财居住的自建房，按照当时的规定应当拆除并不予补偿。
鉴于赵淑萍承租葵花胡同14、15号房屋，赵淑萍、文燕财及赵淑萍另三个单独立户的儿子共四户九口人，城开集团分别与之签订了拆迁补偿合同，并按规定进行了补偿。赵淑萍及另三个单独立户的儿子在《拆房通知单》上签名，同意将公房、自建房、小卖部交给城开集团拆除。文燕财实际居住的自建房附属于赵淑萍承租的公房，是否同意拆除应由赵淑萍决定，不需取得文燕财的同意。
关于腾房问题，原审时已查明赵淑萍、文燕财、郑国娥于2001年7月10日下午搬空承租房、自建房，领取全部拆迁款后，文燕财、郑国娥又将物品搬回自建房内，阻止城开集团拆除4间自建房，妨碍了城开集团的拆迁工作。城开集团的拆迁许可证过期，是由于拆迁工作遇到阻碍，实际拆迁�作仍在进行，不影响城开集团在该项目中作为拆迁人的法律地位，不影响城开集团与赵淑萍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的效力，双方均应予以遵守。
另需强调的是，原审时城开集团因先予执行而给文燕财提供的地下室及再审时因客观情况发生变化应法院要求给文燕财提供的一居室，均仅为法院先予执行而提供的临时周转房，而非安置用房。城开集团向赵淑萍支付的全额拆迁补偿款包含了文燕财应得的补偿款，城开集团没有义务和责任对文燕财进行安置。
综上，文燕财没有单独立户，不具备自建房的补偿条件，城开集团不对文燕财单独补偿。文燕财虽未与赵淑萍居住在同一房屋内，但与赵淑萍在同一户口内，赵淑萍作为户主，文燕财与赵淑萍属于同一被拆迁户，故承租人赵淑萍与城开集团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对文燕财具有法律效力。在该处的四户户主�意将公房、自建房、小卖部等房屋交由城开集团拆除，文燕财、郑国娥使用的自建房也应包含在内一并拆除。文燕财、郑国娥以没有得到安置补偿为由拒不腾退自建房，对城开集团的拆迁工作造成妨碍，故要求文燕财、郑国娥、赵淑萍立即腾空北京市西城区葵花胡同3号楼北侧自建房4间，交城开集团拆除，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不同意对文燕财、郑国娥再行补偿或安置。
首开集团重审称，首开集团不是原审原告，对文燕财、郑国娥、赵淑萍亦无主张。城开集团作为独立法人，可以独立承担责任，本案与首开集团无关。
文燕财原审辩称，北京市西城区葵花胡同3号楼北侧自建房文燕财夫妇居住多年，未与城开集团签订拆迁协议，城开集团亦未对自建房进行补偿。如城开集团提供住房或给付补偿款，文燕财同意腾房。
文燕财再审辩称，拆迁�置协议把文燕财列为赵淑萍的共居人不符合事实。文燕财与赵淑萍分别居住在不同的自建房内。拆迁补偿是针对使用人和共居人的，文燕财既非使用人也非共居人。拆迁补偿协议是对北京市葵花胡同3号楼14、15号的约定，文燕财居住的3号楼下的自建房并不包括在内，该协议对文燕财没有约束力。即使文燕财的房屋妨碍了城开集团拆迁，也应由行政部门审核裁决，不应由法院直接审理，文燕财不应成为被告。
文燕财再审重审辩称，1、赵淑萍承租北京市西城区葵花胡同3号楼14、15号公房两间，文燕财长期居住在西城区葵花胡同3号楼北侧四间自建房内。文燕财与母亲赵淑萍在同一户口内，是因为拆迁冻结户口无法分户，并不在一起居住。
2000年5月城开集团进行拆迁，文燕财的四间自建房屋没有和城开集团达成协议。城开集团曾以违章建筑为由告到行政主管部门，建委城管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告知文燕财房屋属于自建房，和开发商协商解决。依据《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二款、第五条的规定，城开集团应当给予文燕财房屋补偿，可城开集团置之不理。
2、2001年7月1日，城开集团与赵淑萍签订补偿协议时，因与文燕财有分歧，拆迁工作人员称与文燕财无关，不让文燕财在现场。之后，城开集团分别与赵淑萍、文燕龙、文燕喜、文燕生签订补偿协议，文燕财没有签字。城开集团与赵淑萍签订补偿协议的补偿范围只是补偿赵淑萍承租的14、15号公房，文燕财没有居住在公房内，文燕财居住的自建房屋并不在拆迁协议效力范围内，协议没有对文燕财进行安置。该协议的补偿不包括文燕财，文燕财与城开集团没有合同关系。拆房条文燕财没有签字，也没有将使用的自建房腾空交给城开集团。城开集团无权让文燕财将自建房交予城开集团拆除，文燕财无义务腾房。
3、文燕财没有搬出过自建房，没有强占他人房屋。文燕财自1979年就搬出了14、15号公房，住进自建房，1991年以后停薪留职，在自建房以赵淑萍的名义办理执照经营食品店，1995年结婚并继续在自建房居住。1997年建了鸽子房，以后一直居住到拆迁。拆迁时城开集团根据拆迁规定，认为文燕龙、文燕生、文燕喜及文燕财的自建房均不符合独立自建房补偿的规定，经协商后，文燕龙、文燕生、文燕喜、赵淑萍与城开集团达成了协议，文燕财的自建房没有与城开集团达成协议。2001年7月1日协议当日，赵淑萍与城开集团签订协议时，城开集团以文燕财不是14、15号房屋承租人、也不是共居人为由，将文燕财轰出拆迁办。文燕龙、文燕生、文燕喜、赵淑萍与城开集团签订的拆迁协议，不包括文燕财居�的自建房，文燕财居住的自建房不在拆迁补偿协议范围内。上述协议签订后，城开集团没有将协议交予他们。2001年7月10日，文燕龙、文燕生、文燕喜、赵淑萍将各自房屋腾空交予城开集团拆除，之后领到了拆迁款。城开集团在拆除文燕龙的自建房时导致文燕财的厨房无法正常使用，城开集团让文燕财将厨房用具搬至文燕生自建房，文燕财并没有搬出自己自建房后又搬进自建房，没有强占任何别的房屋。
城开集团虚构事实诬告文燕财强占他们的房屋，造成文燕财财产直接损失，并被强制搬到城开集团提供的无法正常生活的地下室十余年，给文燕财一家的身体和精神造成了严重伤害。文燕财、郑国娥没有对城开集团构成妨碍。城开集团在房屋拆迁许可证过期、双方没有合同关系、对文燕财没有进行补偿的情况下，违法拆迁，侵犯了文燕财的合法权益，文燕�不服原审法院的先予执行裁定，强烈要求撤销原判，停止侵权，恢复原状或赔偿房屋。此外城开集团没有对小卖部停产停业损失进行补偿，领取的12204.8元是城开集团拆迁期间对赵淑萍侵权的医疗费、住宿费损失的补偿。
郑国娥原审及再审重审辩称，郑国娥婚后一直与文燕财一起居住在拆迁房屋北侧的自建房内，食品店是一家三口的生活来源，郑国娥、文燕财没有与城开集团签过任何协议，不存在合同关系，也没有妨碍城开集团拆迁，更没有强占城开集团房屋，城开集团的诬告行为，侵犯了郑国娥、文燕财的合法权益，同意文燕财的答辩意见，要求驳回城开集团的诉讼请求，恢复房屋原状或赔偿房屋，并赔偿精神损失。
赵淑萍原审及再审重审辩称，2001年与城开集团洽商拆迁补偿时，城开集团提出给赵淑萍长子、次子、三子一人18.9万元，给赵淑�40余万元，没有四子文燕财的份，因为四子跟赵淑萍一个户口，不给了，赵淑萍不同意。拆迁办威胁说如果不签，房没有钱也没有，只能住地下室。于是赵淑萍与儿子们商量，大家合计后就说先签了，先解决一部分，四子以后再解决。但是后来拆迁办说四子没有权利。7月1日签合同时，文燕财开始在拆迁办公室，后被轰出，说他没有居住权，也没有租赁权。拆迁方案把文燕财与赵淑萍一起安置，赵淑萍不同意，但拆迁办威胁说要强拆，赵淑萍害怕，就同意按那个方案了。签协议时，文燕财被轰出拆迁办，说他没有权利，但是后来在协议上加了文燕财在14、15号住，之前协议没有。文燕财没在14、15号房住过。赵淑萍与城开集团订立的拆迁补偿协议，是赵淑萍承租的14、15号房屋的补偿款以及医药费、住宿费、停业损失补助费，与文燕财无关。7月7日，赵淑萍已按合同约定将承租房屋腾空交予城开集团拆除，并于7月10日下午三点多领取了拆迁款，与城开集团已没有关系。文燕财一直没搬，赵淑萍不应成为被告，不同意城开集团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再审重审查明：
一、拆迁依据
1992年，经市规地字236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批准，北京市城建开发集团总公司在北京市西城区南闹市口进行南闹市口危改用地项目，用地面积17.6万平方米（含代征6.8万平方米）。
1994年8月，经京政房地字（1994）030号文批准，北京市城市建设开发集团总公司因进行危旧房改造，在北京市西城区南闹市口使用国有土地17.6万平方米。用地范围：东至闹市口中街、南街以西；西至笔管胡同、西嘉祥胡同以东；南至月台胡同以北；北至复兴门内大街以南。
同月，北京市城市建设开发集团总公司取得了京房地批字（1994）第28号《北京市城镇建设用地批准书》，进行北京市西城区南闹市口危旧房改造，批准用地面积17.6万平方米，批准期限至1998年8月。该批准书以后陆续展期。
北京市西城区葵花胡同包含在上述用地范围内。
2000年4月，城开集团依据京房西拆许字（2000）第049号《房屋拆迁许可证》和《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及有关文件规定，进行太平湖小学扩建项目建设，拆迁范围包括北京市西城区葵花胡同1-6号楼等房屋；拆迁期限自2000年4月28日至2001年4月28日。拆迁期限到期后许可证没有续延。
二、拆迁前赵淑萍及家人的居住情况
赵淑萍在北京市西城区葵花胡同3号楼14、15号承租公房两间，使用面积31.8平方米，建筑面积44.52平方米。
拆迁时在该址的户口上有4户9人，即：赵淑萍之子文燕生夫妻及子（时年16周岁）一户三�、文燕龙夫妻及子（时年21周岁）一户三人、文燕喜一户一人，赵淑萍与四子文燕财一户二人。文燕财之妻郑国娥、之女文静（时年4岁）拆迁时无本市常住户口。
赵淑萍承租的14、15号公房2间分别由文燕生（赵淑萍之三子）一家、文燕龙（赵淑萍之长子）夫妇居住；文燕龙同时在3号楼北侧有自建房一间，由其子居住；文燕喜、赵淑萍、文燕财及妻女分别居住在3号楼北侧的自建房内，其中文燕喜使用1间、赵淑萍使用1间、文燕财使用1间；另还有一间用作小卖部经营，个体照主为赵淑萍；一间文燕财用于养鸽。
城开集团提供的城市房屋拆迁分户登记表记载：房主赵淑萍；家庭成员赵淑萍、文燕财；被拆除房屋使用人赵淑萍。
三、拆迁安置及履行情况
2001年7月1日，城开集团（协议甲方）分别与赵淑萍、文燕龙、文燕生、文燕喜（四人分别为各自协议乙方）签订《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以下简称拆迁协议），约定：甲方因太平湖小学二期扩建项目建设，需要拆迁乙方在拆迁范围内北京市西城区葵花胡同3号楼14、15号居住的房屋；赵淑萍、文燕生、文燕龙、文燕喜等应于2001年7月8日前完成搬迁，并将原住房交甲方拆除。上述协议签订时，已过拆迁许可证规定期限。
城开集团（甲方）与赵淑萍（乙方）的拆迁协议还约定：乙方在拆迁范围内居住正式住宅2间，建筑面积44.52平方米；非正式房屋／间，建筑面积／平方米；乙方现有在册人口2人，实际居住人口2人，分别是本人及之四子。使用权补偿，被拆除房屋所在地拆迁补偿价格为6300平方米，应补偿建筑面积44.52＋25平方米，城开集团应支付赵淑萍房屋拆迁补偿款437976元。补助费包括补助赵淑萍搬家费、有线电视补偿费�个体及公用电话补助费等合计453320.8元。此协议对自建房的状况及处理无文字记载。
同日，城开集团分别与文燕龙、文燕生、文燕喜（分别为协议乙方）签订的拆迁协议还记载：被拆除房屋”住独立自建房一处”，以手写体书写。在册及实际居住人员分别为文燕龙、之妻、之子；文燕生、之妻、之子；文燕喜。按照上述拆迁补偿价格每份协议补偿30平方米，拆迁补偿价格为6300平方米，支付补偿款18.9万元。
同日，城开集团工作人员与文燕财、赵淑萍另签写证明一份，内容为：赵淑萍本人住宿费及医疗费人民币12204.8元整，已在各项补偿补助费领取凭证中停产停业补助费一栏中，医疗费（11月-6月）住宿费（11月-7月）中一次性结清。
同日，赵淑萍签字领取的《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各项补偿补助费领款凭证》记载的费用项目包括：房屋补偿费437976元、搬家补助费600元、停产停业补助费12204.8元、个体及公用电话补助费2440元、有线电视费100元，合计453320.80元。
重审中，文燕财补充提交的2001年4月赵淑萍个体缴税完税证记载，该月缴税120元。城开集团在原审庭审时陈述，在给予赵淑萍的补偿费中包括个体执照补偿费1440元，根据赵淑萍名下小卖部每年税票数额，每月交税120元，一年合计1440元。
另，城开集团于重审中提交的2001年7月1日制作的拆房通知单记载：葵花胡同14、15号赵淑萍、文燕龙、文燕喜、文燕生、文燕财，北房2间。备注部分注有”自建房及小卖部”、”同意”字样，同时有”文燕生”、”赵淑萍”、”文燕龙”、”文燕喜”的签字。”自建�及小卖部”为”同意”及签名之前添加的文字，由何人书写双方陈述不一。
城开集团以此证明在签拆迁协议的同时签署了拆房通知单，四名户主都同意将所有房屋交予城开集团拆除，公房和自建房都可以全部拆除。拆房通知单统一由户主签字。
文燕财对此证据持有异议，认为赵淑萍及其兄长无权代表文燕财处理文燕财的自建房。”自建房及小卖部”不是其家人所写。文燕财未与城开集团达成拆迁协议，未同意城开集团拆除其自建房。
赵淑萍认可签字为其本人所签，但表示其已将14、15号房屋交给城开集团，其签字不代表文燕财。
2001年7月10日，文燕生、文燕龙将居住的葵花胡同14、15号房屋，赵淑萍、文燕喜、文燕龙之子将居住的自建房腾空交予城开集团，领取了拆迁补偿款。
文燕财、郑国娥未将原自住的自建房腾空，并实际使用原用于小卖部经营、养鸽的自建房2间，占住赵淑萍原住自建房1间，未配合城开集团拆除自建房。
关于涉案房屋先予执行前的状况，文燕财、郑国娥、赵淑萍在2001年原审时分别作过如下陈述：2001年8月10日文燕财、郑国娥谈话陈述，二人带女儿居住在自建房内，小卖部由赵淑萍卖货其没用，其自住1间，东侧两间自建房北边1间养鸽子、南边1间作为厨房。8月14日文燕财庭审陈述，小卖部由其经营。8月18日赵淑萍庭审陈述，小卖部实际交文燕财经营，有时帮忙照看；赵淑萍于7月7日搬家，10日下午领取拆迁款。
四、先予执行情况及原审判决之后文燕财、赵淑萍的居住情况
城开集团起诉后向原审法院申请先予执行，要求文燕财、郑国娥搬离北京市西城区葵花胡同3号楼北侧自建房。原�法院审查后认为城开集团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在文燕财、郑国娥未能在规定的日期自行拆除自建房后，于2001年8月23日依法强制执行，将文燕财、郑国娥使用的自建房拆除，并将其搬至城开集团提供的北京市丰台区翠林二里6号楼地下室117号内暂住。8月21日原审对文燕财、郑国娥提出的要求在二环内安置一居室或补偿189000元的请求，要求文燕财、郑国娥交纳反诉费50元，文燕财、郑国娥表示交不起反诉费，也不反诉。8月28日，原审法院作出（2001）西民初字第5609号民事判决：一、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赵淑萍签订的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合法有效。二、文燕财、郑国娥将西城区葵花胡同三号楼北侧自建房四间腾空，交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拆除，搬至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丰台区翠林二里六号楼地下室一一七号内暂住（已执行）。
2002年1月，北京市丰台区房屋土地管理局翠林管理所出具证明，证明翠林二里6号楼地下室住户不能使用煤气罐，不能使用电褥子、电暖气等电器设备。2003年12月，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派出所暂扣了文燕财使用的煤气罐。
北京市丰台区翠林二里6号楼地下室117号所有权人是北京市丰台区房屋经营管理服务中心翠林分中心（以下简称翠林分中心）。翠林分中心将该房提供给城开集团作为拆迁户周转用房，由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土地经营分公司（以下简称土地经营分公司）负责交纳租金。后因租期届满，翠林分中心诉至法院，要求土地经营分公司、文燕财、郑国娥、文静腾房。2004年6月，本院作出（2004）二中民终字第03958号民事判决，判决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土地经营分公司、文燕财、郑国娥、文静将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翠林二里六号楼地下室一一七号房屋腾空交给北京市丰台区房屋经营管理服务中心翠林分中心；文燕财、郑国娥、文静同时搬至由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土地经营分公司提供的北京市丰台区前泥洼一区一号楼三零三号房屋内暂住。但后来此判决因故未能执行，文燕财一家至今仍居住在北京市丰台区翠林二里6号楼地下室117号内。北京市丰台区前泥洼一区1号楼303号房屋现已被城开集团用作其他用途。
文燕财、郑国娥现在使用的北京市丰台区翠林二里6号楼地下室117号内没有供水、供暖、燃气设施，亦不能使用液化石油气，不具备正常的居住条件。
自2011年起，文燕财领取北京市最低生活保障金。
拆迁后，赵淑萍居住在文燕生承租的北京市丰台区翠林二里17号楼1门104号内。
葵花胡同3号楼原址拆迁后由太平湖小学使用，后该校与其他学校合并，更名为奋斗小学。
五、城开集团、首开集团相关状况及城开集团的意见
2005年11月17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国资委）致函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工商局），称”经报请市政府同意，我委决定对城开集团和天鸿集团进行重组。......重组后的新公司名称为首开集团，以城开集团和天鸿集团截止至2004年12月31日所占的国有资产总量中的10亿元作为新公司的注册资本。”2005年11月22日，市国资委再次致函市工商局，称”为保障重组工作的顺利进行，暂保留城开集团和天鸿集团的法人地位，待处理完改制重组中的遗留问题后，将城开集团和天鸿集团予以撤销”。但后来城开集团一直没有被注销，现城开集团的法人资格仍然存在，其名下仍有房产，截止至2009年3月其账户内存款数额为13813469.17元。
本案再审过程中，城开集团表示愿意提供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大街1号楼北段3015号一居室房屋（使用面积25.5平方米）由文燕财、郑国娥使用。
本案被发回重审后，城开集团表示该公司在拆迁过程中并不存在过错，但考虑文燕财一家的实际困难和城开集团作为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为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同意为文燕财提供北京市大兴区新安里小区19号楼4单元601号二居室房屋（使用权房屋）使用。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城开集团在取得拆迁许可证后对涉诉房屋进行拆迁，与赵淑萍签订协议时，许可证虽然超过了许可期限，但并不由此导致双方签订的协议无效。城开集团与赵淑萍签订的拆迁货币补偿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协议的约定履行。
根据拆迁当时施�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1991）》及《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的规定，”拆迁人应当对被拆除房屋的所有人和使用人给予补偿”。其中被拆除住宅房屋使用人是指”具有本市常住户口，在拆迁范围内按照国家规定租金标准承租正式住房，并且长期居住”。”拆除违章建筑不予补偿”。《关于实施﹤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对被拆迁户划分标准为”承租房屋以租赁合同标明的租赁户为准”。该通知同时规定：”被拆迁居民在拆迁范围内有本市常住户口，无正式住房，长期居住自建房，并且单独立户，在拆迁范围内别无正式住房的，可以按照每户建筑面积三十平方米予以补偿”。
文燕财虽然长期居住在自建房内，但与户主赵淑萍在同一户籍内，与赵淑萍属于同一拆迁户，不符合单独给予自建房补偿的条件。承租人赵淑萍与城开集团签订的拆迁协议，安置了文燕财，对文燕财具有约束力。郑国娥及其女儿文静签协议时无本市常住户口，不在拆迁补偿安置人员范围之内。文燕财、郑国娥提出另行安置住房或给付补偿款没有依据。
在承租人赵淑萍与城开集团达成拆迁安置协议，领取补偿款，同意将葵花胡同3号楼14、15号房屋交由城开集团拆除后，文燕财、郑国娥使用的自建房应一并拆除。文燕财、郑国娥以没有得到安置补偿为由拒不腾退自建房，理由不能成立。
按照原审时的《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的规定，当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对拆迁补偿达不成协议时，首先由行政机关裁决。但在城开集团与赵淑萍已经达成协议后，文燕财作为被拆迁户的一员，拒不履行协议，本案�属于先由行政机关裁决的情形；本案由法院直接受理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城开集团与赵淑萍签订的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有效，文燕财、郑国娥应将自建房腾空，交城开集团拆除。
考虑到市国资委将城开集团和天鸿集团的资产重组为首开集团，并表示待首开集团重组完成后即撤销城开集团，为确保本案能够顺利执行，法院再审时决定追加首开集团为再审当事人。
根据首开集团提供的材料及法院调取的证据可以确认，城开集团仍为独立法人，且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自有财产，现城开集团愿意提供北京市大兴区新安里小区19楼4单元601号房屋由文燕财、郑国娥使用，予以认可。文燕财、郑国娥应将北京市丰台区翠林二里6号楼地下室117号的用房腾空。据此，原审法院于2014年1月20日作出（2011）西民再初字第00004号民事判决：文燕财、郑国娥将北京市西城区葵花胡同三号楼北侧自建房四间腾空，交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拆除（已执行）；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将北京市丰台区翠林二里六号楼地下室一一七号腾空，搬入北京城市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位于北京市大兴区新安里小区十九楼四单元六零一号房屋。文燕财、郑国娥搬入该房屋后发生的房租、物业、水、电、燃气、供暖、卫生等相关费用由文燕财、郑国娥自行负担。
判决后，文燕财、郑国娥、赵淑萍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本院。文燕财、郑国娥上诉称：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未查清城开集团的拆迁项目实属违法项目、拆迁许可证已过期的事实。原审法院未认定城开集团从未支付停产停业损失补偿的事实。城开集团向原审法院申请先予执行，强拆我们房屋的行为违法，但原审法院对�违法事实并未纠正。城开集团认为我们妨碍拆迁工作，此与事实不符，我们从未搬出过自建房，使用文燕生的自建房系经城开集团协商同意。城开集团仅与赵淑萍签订拆迁协议，无权拆除我们居住的自建房。原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导致实体判决不公正。城开集团与我们无法达成拆迁协议，应先申请行政裁决，而不是由法院直接审理。一审中我们向原审法院提交证据用以证明城开集团声称的进行太平湖小学扩建项目实际并不存在，原审法院对该部分证据未组织质证。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以户籍的”户”代替承租户的”户”是错误的。原审法院超出城开集团一审诉讼请求作出判决，严重违法。故请求二审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另要求将我们的房屋恢复原状、赔偿损失。
赵淑萍上诉称：城开集团未取�太平湖小学扩建项目的合法建设手续，且城开集团的拆迁许可证已经过期，其拆迁行为违法，故请求二审撤销原判，确认我与城开集团签订的拆迁协议无效；另要求城开集团对文燕财、郑国娥返还房屋、赔偿损失。
城开集团、首开集团均同意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再审重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二审予以确认。
上述事实，有城开集团提交的1992市规地字236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京政房地字（1994）030号批复、京房地批字（1994）第28号《北京市城镇建设用地批准书》、京房西拆许字（2000）第049号《房屋拆迁许可证》、《北京市住宅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分户登记表》、拆房通知单、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各项补偿补助费领取凭证、证明，文燕财、郑国娥、赵淑萍提交的2001年4月赵淑萍个体纳税税收通用完税证、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扣押物品清单、北京市丰台区房屋土地管理局翠林管理所证明、北京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北京市公有住宅租赁合同》，原审法院调取的（2004）二中民终字第03958号民事判决书、市国资委文件、工商档案、房屋拆迁档案、存款查询函（回执）及各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城开集团与赵淑萍签订的拆迁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虽然签订协议时城开集团取得的拆迁许可证超过了许可期限，但并不影响双方之间民事合同的法律效力。文燕财、郑国娥、赵淑萍关于拆迁协议无效的上诉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根据查明的事实，签订拆迁协议时，文燕财与户主赵淑萍在同一户籍内，郑国娥及其女文静无本市常住户口，不在拆迁安置人员范围之内。赵淑萍与城开集团签订的拆迁协议亦明确约定安置人员为赵淑萍及四子文燕财，文燕财与赵淑萍属于同一拆迁户，已在赵淑萍作为户主签订的拆迁协议中得到安置。赵淑萍与城开集团所签之拆迁协议对文燕财具有约束力。关于文燕财、郑国娥提出的应对其使用的自建房单独安置并另行签订拆迁协议一节，根据拆迁当时的相关规定，被拆迁居民在拆迁范围内有本市常住户口，无正式住房，长期居住自建房，并且单独立户，在拆迁范围内别无正式住房的，可以按照每户建筑面积三十平方米予以补偿。文燕财虽长期居住在自建房内，但并未单独立户，不符合单独给予自建房补偿的条件，故赵淑萍与城开集团签订的拆迁协议对文燕财一并安置，并未违反当时的拆迁政策，文燕财、郑国娥的该项主张，本院亦不予支持。因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已达成拆迁补偿协议，本案不属于先由行政机关裁决的�形，文燕财、郑国娥关于原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的上诉主张，不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城开集团依据其与赵淑萍签订的拆迁协议要求文燕财、郑国娥、赵淑萍腾空北京市西城区葵花胡同3号楼北侧自建房4间，交城开集团拆除，依据充分，本院予以支持。鉴于重审时，城开集团自愿提供北京市大兴区新安里小区19楼4单元601号房屋由文燕财、郑国娥使用，本院不持异议。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应予维持。文燕财、郑国娥、赵淑萍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均予以驳回。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文燕财、郑国娥、赵淑萍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燕财、郑国娥、赵淑萍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 盈
代理审判员 吕 超
代理审判员 陈捷鹰
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陶枳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