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鄂0105民初2247号原告：彭倩，女，1988年9月1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洪湖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饶伟斌、陈贵珍，江西衡业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武汉恒信汉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汉阳区龙阳大道**号。法定代表人：尚晋霞，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盼、杨柳，公司员工。特别授权代理。原告彭倩诉被告武汉恒信汉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信汉迪公司）修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5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黄玮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7月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彭倩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饶伟斌，被告恒信汉迪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盼、杨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彭倩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对赣Ｆ×××××号车辆采用一汽奥迪原厂配件重新维修；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三倍于维修费的赔偿款450,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系赣Ｆ×××××号奥迪车所有人，该车辆用于日常生活所需。2017年7月18日，该车发生交通事故。原告将车辆送至一汽奥迪官方指定售后网点即被告处维修，被告出具了《武汉恒信汉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服务委托书》，约定由被告对涉案车辆进行维修服务。其中，所涉工时费预估金额为12,516元，维修材料费预估价格为179,880.25元，以上合计192,396.25元，该服务委托书中，所需材料均以一汽奥迪官方标识的备件编码予以注明。嗣后，原被告双方签字确认以上内容，委托书原件由被告留存。后经预估投保的保险公司定损，确认维修费为150,000元。2017年9月27日，原告向被告付款150,000元（含被告工作人员欠原告300元）。此后不久，原告在驾驶经被告维修的车辆中，发现车辆存在多个故障，经向其他奥迪指定维修点咨询得知，被告对原告车辆维修所更换的材料均不是一汽奥迪官方指定的原厂零配件，在奥迪的官方客户信息售后台账中，也无法查到原告对于本次维修有任何记录。原告向被告提出异议，但被告以双方未约定原厂配件为由，拒绝进行重做、更换。原告认为，依据《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第十五条之规定，被告作为一汽奥迪官方指定售后经营者，将非官方指定配件用于原告车辆维修，并按照原厂配件收取原告维修费用，且未进行任何明示，明显存在恶意欺诈，严重影响原告使用车辆的行驶安全。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之规定，特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恒信汉迪公司辩称：原告名下的车辆赣Ｆ×××××号机动车，因事故于2017年7月18日送至被告处维修，双方未签订书面的服务委托书，车辆承保机构对车辆进行定损并出具定损报告，定损金额为150,000元（其中含外修费用2,000元、拖车费用300元）均由被告代为收取后另行结算。被告在收到车辆后对车辆的受损情况进行初步查勘，预估全部项目的维修总费用为192,396.25元。在业内，保险公司的定损金额低于维修方，按照全部原厂件进行维修的价格是业内的惯例，故被告随即告知了原告，在维修过程中可能采用部分非原厂件，但被告保证所使用的全部配件均为合格件，原告对此也予以认可，双方于2017年9月27日对维修进行了结算，原告同日向被告支付维修价款149,700元，该费用产生由被告实际收取维修费用148,000元以及外修费用1,700元。原告从车辆维修到结算完毕，均未就车辆维修事宜提出异议，且该车辆已交付使用近一年，车主也未反映过车辆维修存在问题。被告在承揽维修业务中，已尽到了维修方应尽的义务，车辆也完整交付，保险承保机构也进行了复勘，审查合格。没有任何法律规定维修者必须使用原厂件维修，被告也未承诺过全部配件均为原厂件。车辆交付近一年，车辆现状是否发生改变无法确认，原告也未提交相应证据或鉴定结论证明被告使用的配件不合格。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维修费计算的基数也不准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7年7月14日，原告所有的赣Ｆ×××××号奥迪牌机动车因发生交通事故，由原告送至被告处拟进行维修。2017年7月18日，被告向原告出具服务委托书一份，该委托书对事故车辆的维修费用进行了预估，预估工时费27项价格为12,516元、材料费150项价格为179,880.25元，合计预估维修费用为192,396.25元。原、被告双方都提供了该份委托书，但均系电脑打印件，未见原告印章或有工作人员签名，也未见有被告的签名。2017年8月25日，赣Ｆ×××××号车的保险承保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直属营业部出具《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一份，确认书主要载明：赣Ｆ×××××号车换件106项金额为139,550元，维修8项金额为10,450元，维修费总金额为150,000元。上述确认书出具后，被告按照保险公司的定损意见对赣Ｆ×××××号车进行了维修，其中有部分维修项目由被告委托给湖北加德仕汽车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维修。2017年9月27日，赣Ｆ×××××号车维修完毕，原告于当日向被告支付车辆维修费149,700元，被告向原告出具维修费发票两张，金额共计148,000元。2017年10月12日，被告将赣Ｆ×××××号车的外修费用1,700元支付给湖北加德仕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嗣后，原告对车辆维修所更换的材料不是奥迪原厂配件向被告提出异议，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原告遂向本院起诉。另查明：原、被告双方对车辆维修是否约定使用奥迪原厂配件有争议。原告认为被告出具的服务委托书系经双方签字认可的约定依据，确认书上注明了所需材料均以奥迪官方标识的备件编码为准；被告则认为双方没有任何书面约定，且被告是依据保险公司的定损意见进行维修，并向原告口头告知了可能有部分零部件更换材料并非原厂配件。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机动车登记证书、服务委托书，被告提供的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服务委托书、POS单交易存根、汉口银行电子回单、维修费发票等书证以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可予认定。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是事故车辆维修的约定依据应如何认定；二是被告对事故车辆的维修行为是否构成对原告的欺诈。关于事故车辆维修的约定依据如何认定的问题。现原告主张双方对事故车辆维修的约定依据为被告出具的服务委托书，但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该份服务委托书并未见有原告和被告的印章或签名，不能据此认定双方对事故车辆的维修以服务委托书的内容作为约定依据。而参照汽车维修行业的惯例，维修企业预估的车辆维修价格可作为保险公司定损的参考依据，被告在车辆进厂后预估的维修费用192,396.25元经保险公司参考后，保险公司最终作出的定损意见为150,000元，而被告按照保险公司定损意见对车辆进行维修并收取对应的维修费符合汽车维修行业惯例。综上，本院认定原告提出的按照服务委托书的内容作为约定依据的主张不能成立，应以保险公司的定损意见作为对事故车辆进行维修的依据。关于被告对事故车辆的维修行为是否构成对原告欺诈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的规定，欺诈行为的构成要件有两个，一个是主观上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另一个是客观上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前文已分析，本案事故车辆的维修应以保险公司的定损意见作为维修依据，保险公司出具的《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中所附的零配件项目更换清单，并未明确注明所需更换的材料必须使用奥迪原厂零配件，故被告作为修理者应按法律法规或部门规章的规定提供质量合格的零配件进行修理。本院分析原告主张适用的《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第十五条：“用于家用汽车产品修理的零部件应当是生产者提供或者认可的合格零部件，且其质量不低于家用汽车产品生产装配线上的产品。”的规定，该规定明确指明用于修理的零部件“应当是生产者提供或者认可的合格零部件，且其质量不低于家用汽车产品生产装配线上的产品”，由此可见，并非只有生产者提供的零部件（即原厂零部件）才能作为修理零部件使用，生产者认可的合格零部件且其质量不低于家用汽车产品生产装配线上的产品也可作为修理零部件使用。而原告未能举证证实被告对车辆维修所使用的零部件未经生产者认可且量不低于家用汽车产品生产装配线上的产品，不能认定被告的维修行为违反了上述部门规章的规定。综上，被告依据保险公司的定损意见对事故车辆进行维修主观上没有故意告知原告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而原告向被告支付对应维修费的行为也表明，被告在客观上也没有诱使原告作出错误意思表示，故本院认定被告对事故车辆的维修行为不构成对原告欺诈。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六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彭倩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025元（原告已缴纳），由原告彭倩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黄 玮二〇一八年八月一日书记员 刘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