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闵行初字第180号
原告李雅梅，女，1965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被告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法定代表人吴培根，分局局长。委托代理人何斌，男。委托代理人邓昱琨，男。第三人朱玮，男，1974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第三人赵平，女，1974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委托代理人朱玮。原告李雅梅诉被告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以下简称闵行公安分局)、第三人朱玮、赵平治安行政处罚及行政赔偿一案，本院于2015年10月21日立案受理后，于次日向被告闵行公安分局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1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雅梅，被告闵行公安分局的委托代理人何斌、邓昱琨，第三人朱玮，即第三人赵平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闵行公安分局于2015年9月16日作出沪公(闵)行罚决字[2015]XXXXXXXXXX号行政处罚决定，查明原告李雅梅于2015年7月8日18时30分许，在本市闵行区朱梅路266弄小区花园内犯有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行政拘留五日并处罚款人民币(币种下同)五百元。原告李雅梅诉称，2015年7月8日18时30分许，原告和女儿王钰璇在小区花园内散步，第三人赵平恶意向原告母女吐唾沫，随与其发生口角，继而赵平丈夫朱玮从背后踢原告大腿，并将原告打倒在地，朱玮还对原告女儿王钰璇扇耳光，将其打倒在绿化带灌木丛中，后朱玮转身继续殴打原告，拖拉原告受伤的左手，直到树枝挂落其眼镜才住手。出警民警到现场后，原告母女浑身上下都是泥，绿化带灌木丛中有明显两个坑。2015年9月8日，市八人民医院对原告于2015年5月27日左侧手腕桡骨远端骨折部位CT复查，结论为反复拉伤的软组织出现皮下异物，骨折部位迁延不能痊愈。后办案民警向原告表示第三人意见，希望互不追究责任，但遭原告拒绝。2015年9月7日上午9时，原告母女因上述纠纷被传唤至梅陇派出所接受调查。期间，被责令光脚关在铁笼内长达十二小时十六分钟，被反复询问，后又对原告母女进行搜身、验尿、拍照、采血、采指纹，将原告拉到闵行区人民医院进行体检，利用拘留相威胁，逼迫原告母女作出殴打他人的虚假供述。同年9月16日，被告作出沪公(闵)行罚决字[2015]XXXXXXXXXX号行政处罚决定，并于同年9月21日执行上述决定，原告被违法行政拘留五天。原告认为，纠纷因第三人赵平骚扰原告母女引起。被告所作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程序违法，滥用职权。2015年9月7日9时至21时，原告在梅陇派出所被违法实施行政强制措施，遭到刑讯逼供。此外在原告之前所涉的多个案件中被告对原告也存在歧视性的不公正处理，给原告的肉体和精神造成伤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被告应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据此，原告起诉至法院，要求撤销被告于2015年9月16日作出的沪公(闵)行罚字[2015]XXXXXXXXX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原告李雅梅向本院提交2015年5月27日验伤通知书一份，证明原告在同年5月27日因与他人发生纠纷导致手腕骨折，7月8日本案纠纷发生时，原告没有力量殴打第三人，并对第三人造成伤势。被告闵行公安分局辩称，2015年7月8日18时30分许，原告李雅梅及其女儿王钰璇与第三人朱玮、赵平在闵行区朱梅路266弄小区花园内因琐事发生口角。第三人朱玮指控原告对其实施了殴打行为，伤势构成轻微伤。经调查，被告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五日并处罚款的处罚决定。被告对原告的行政处罚决定，所依据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权限和程序，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并无不当。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闵行公安分局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一、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职权依据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二、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适用的法律依据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三、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方面的证据有：1、原告李雅梅询问笔录4份及辨认笔录1份，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发生纠纷，原告否认对第三人实施殴打的情况；2、第三人赵平询问笔录1份，证明双方发生纠纷的经过，赵平称遭王钰璇殴打的情况；3、第三人朱玮询问笔录1份，证明双方发生纠纷的经过，朱玮指控遭原告殴打的情况；4、原告女儿王钰璇询问笔录3份及辨认笔录1份，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发生纠纷的经过，并指控第三人殴打原告的情况；5、证人樊某询问笔录2份及辨认笔录1份，证明其看到原告与第三人发生纠纷的经过，原告对第三人实施殴打，但第三人未对原告进行殴打的情况；6、民警刘金地询问笔录1份，证明2015年7月8日现场接处警及取证情况；7、辅警周敏询问笔录1份，证明2015年7月8日现场接处警及取证情况；8、验伤通知书4份，原告及王钰璇、第三人朱玮、赵平的验伤单，证明纠纷双方验伤的情况；9、第三人朱玮的司法鉴定意见书1份，证明朱玮伤势构成轻微伤；10、110接处警登记表，证明接警登记情况；11、梅陇派出所出具的工作情况4份，证明民警办案过程中涉及调解、鉴定、公告告知、取证的情况。四、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在执法程序方面的依据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七条、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八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九条第一款，《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五十三条；执法程序方面的证据有上海市公安局受案登记表及受案回执、延长办案期限报告、呈请传唤、延长传唤报告及传唤证、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凭证，以上证据证明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第三人朱玮、赵平共同述称，被告闵行公安分局对原告李雅梅作出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朱玮、赵平未提供证据。经庭审质证，原告李雅梅对被告闵行公安分局提供的职权依据没有异议，对法律适用不予认可。对于认定事实方面的证据1原告的询问笔录及辨认笔录没有异议；对证据2赵平的询问笔录有异议，认为赵平没有如实陈述事发过程，因吐唾沫引起口角后，是朱玮先动手打人；对证据3朱玮的询问笔录有异议，认为赵平和朱玮是夫妻关系，两人的陈述内容肯定是一致的，应当注意的是朱玮指认原告殴打其，没有指认王钰璇有殴打行为，故2015年9月7日被告对王钰璇的传唤是非法传唤；证据4王钰璇的询问笔录和辨认笔录没有异议；对证据5樊某的询问笔录有异议，认为证人樊某是华东理工大学组织部的员工，与第三人是同事关系，事发当时樊某一直与朱玮走在一起并进行交谈，故其陈述内容有倾向性，且其陈述赵平没有动过手，与赵平自己在笔录中承认推倒了王钰璇就存在矛盾，因此其证言不可信；证据6、7处警记录的内容没有异议，但民警没有对看到的现场情况作出记录，当时原告和女儿王钰璇身上都有泥土和树叶汁水，现场的绿化灌木丛中也有原告和王钰璇摔倒留下的坑，这可以证明第三人将原告及王钰璇打倒在地后继续殴打；证据8中赵平的验伤单与本案无关，对原告及王钰璇的验伤单没有异议，对朱玮的验伤单有异议，医院检验记录栏中是空白的，而验伤单是公安机关格式化的证据形式，反面记录的内容不具有法律效力，且没有医生的手写签名，因此验伤单形式不合法，无法证明朱玮当时有伤情；证据9有异议，司法鉴定结论是根据验伤单作出的，然而在开具验伤单的24小时内朱玮并没有伤情，此外，司法鉴定的期间不能计入被告处理本案的时限中；证据10接处警记录没有异议；对证据11工作情况中涉及调解和没有监控的说明，以及张贴公告等内容没有异议，但对7月14日的工作情况有异议，根据相关规定，计入期间不包括送达的在途时间，对9月16日的工作情况也有异议，2015年9月7日已经是办案的最后期限了。原告对被告提供的执法程序方面的证据均无异议，但认为2015年9月7日被告对王钰璇的传唤是非法的，行政处罚告知笔录确已张贴送达，但给予原告陈述申辩的时间应包括在60日办案期内，故被告的办案期限已远远超出，执法程序违法。第三人朱玮、赵平对被告提供的证据、依据均没有异议。被告和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验伤通知书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证明原告当时无法实施殴打行为的举证目的。本院认为，对当事人不持异议的所举上述证据，经质证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可予确认。对被告闵行公安分局提供的事实认定证据2、3，即第三人朱玮、赵平询问笔录，系被告在接到报案后，依法对纠纷当事人制作的调查询问笔录，并有被询问人的签名，应当确认其真实合法，并与本案相关联；对于证据5证人樊某的询问笔录，原告虽认为其与第三人存在同事关系，且在第三人赵平是否动手的事实上与赵平的陈述不一致，故其证言内容不真实，存在倾向性，但经查，原告丈夫亦与樊某是同事关系，对于樊某证言内容中与第三人陈述的不一致问题，鉴于其询问笔录制作时距离事发已有一定时间，且对原告和第三人在肢体冲突中具体动手情况的细节描述，旁观人员的陈述与当事人存在差异亦属合理，因此，对于证人樊某的证言笔录应认定其真实合法，可以作为证明事发经过的证据，原告对其所持异议不能成立；对于证据8中朱玮的验伤单，原告质疑其形式不符合规定要求，本院认为，虽然该验伤单中的检验情况、诊断结果及处理意见打印在验伤单的背面，但记载内容有医院印章，可以确认其真实性；证据9鉴定意见书系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鉴定人员依据事发后的验伤单，根据法定标准作出的鉴定意见，具有真实合法性，应当作为认定事发后第三人朱玮伤势情况的依据。对于原、被告双方的举证目的，本院将结合法律规定和案件事实进行综合认定。经审理查明，2015年7月8日18时30分许，原告李雅梅及其女儿王钰璇与第三人赵平、朱玮在本市闵行区朱梅路266弄小区花园内因口角争执发生肢体冲突，原告李雅梅对第三人朱玮实施了殴打。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梅陇派出所民警接第三人赵平110报警后随即赶到现场，进行了处理，向当事双方开具了验伤通知书。被告闵行公安分局于当日受理此案后，依法传唤了原告、王钰璇及第三人朱玮、赵平等，进行了走访调查，于同年7月13日、8月8日、9月1日多次组织调解工作。2015年7月10日，被告委托上海市闵行区中心医院司法鉴定所对第三人朱玮的损伤程度进行鉴定，经鉴定，朱玮左眼部挫伤，构成轻微伤。调查期间，被告于2015年8月7日办理了延长办案期限30日的批准手续。同年9月7日，被告传唤原告李雅梅到梅陇派出所接受调查，并办理了对原告询问查证时间延长至二十四小时的批准手续。2015年9月8日，被告闵行公安分局向原告李雅梅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告知原告，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拟对其作出行政拘留五日并处罚款五百元的处罚，原告未提出陈述、申辩。同年9月16日，被告闵行公安分局作出编号为沪公(闵)行罚决字[2015]XXXXXXXXXX号行政处罚决定，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对原告李雅梅处行政拘留五日，并处罚款五百元。本院认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被告闵行公安分局依法具有作出本案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法定职权。本案中，原告李雅梅、其女儿王钰璇、第三人赵平、朱玮及证人樊某的询问笔录均反映事发当日双方因琐事发生口角争执，继而发生肢体冲突。虽然原告坚持称没有对朱玮动手，反而遭到第三人的殴打，但根据其与王钰璇的询问笔录可以看出，首先，两人对于是谁先对谁动手殴打的陈述不一致，李雅梅2015年7月9日的笔录中称“这时，这个女人的老公站在我身后，一句话没有说就朝我的大腿踹了一脚。……接着，他又去打我女儿王钰璇，先是用手掌打了我女儿一耳光，又把我女儿打倒树丛中……”，王钰璇2015年8月8日的笔录中则称“我和我母亲就过去质问她谁是神经病，后该女子就动手打我母亲，该女子的丈夫也过来打我母亲……”。其次，对于第三人赵平殴打了谁的陈述相矛盾，李雅梅笔录中称“对方的妻子用手打我女儿耳光，有拳头打我女儿的身体。”王钰璇在笔录中却称“后该女子就动手打我母亲，该女子的丈夫也过来打我母亲……后该男子又叫该女子去打我母亲，自己转身开始打我，将我打倒在绿化带内，我爬起来后，该男子用手扇了我一耳光，又用脚踹了一脚，将我踹倒在绿化带内，后该男子又返回去打我母亲，我爬起来后就站到了绿化带的另一侧”。本院认为，李雅梅母女作为纠纷的当事人，事发后对冲突过程的描述在细节上存在较大的不一致；然而，第三人赵平、朱玮询问笔录中就事发经过和肢体冲突的陈述相符，且与证人樊某的证言内容基本相印证。因此，综合分析当事人和证人的笔录内容，本院认为，应当采信第三人赵平、朱玮就事发经过的陈述，被告闵行公安分局在接报案后，经过调查取证，认定原告存在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并无不当。被告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本案被诉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裁量适当。关于原告认为被告超过办案期限的问题，经查，被告在受案后，组织双方多次调解，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相关规定，调解案件的办案期限从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达成协议不履行之日起开始计算，因此，被告就该案件的办理期限可以从第二次调解未成之日，即2015年8月8日起计算，期间被告又依法办理了延长办案期限的报批手续，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送达原告和第三人，执法程序并无不当。原告李雅梅要求撤销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李雅梅提出的行政赔偿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行政赔偿应以行政行为的违法性为归责标准，基于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未被确认违法，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雅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李雅梅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原告李雅梅，女，1965年11月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被告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法定代表人吴培根，分局局长。委托代理人何斌，男。委托代理人邓昱琨，男。第三人朱玮，男，1974年6月1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第三人赵平，女，1974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委托代理人朱玮。原告李雅梅诉被告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以下简称闵行公安分局)、第三人朱玮、赵平治安行政处罚及行政赔偿一案，本院于2015年10月21日立案受理后，于次日向被告闵行公安分局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1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雅梅，被告闵行公安分局的委托代理人何斌、邓昱琨，第三人朱玮，即第三人赵平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被告闵行公安分局于2015年9月16日作出沪公(闵)行罚决字[2015]XXXXXXXXXX号行政处罚决定，查明原告李雅梅于2015年7月8日18时30分许，在本市闵行区朱梅路266弄小区花园内犯有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行政拘留五日并处罚款人民币(币种下同)五百元。原告李雅梅诉称，2015年7月8日18时30分许，原告和女儿王钰璇在小区花园内散步，第三人赵平恶意向原告母女吐唾沫，随与其发生口角，继而赵平丈夫朱玮从背后踢原告大腿，并将原告打倒在地，朱玮还对原告女儿王钰璇扇耳光，将其打倒在绿化带灌木丛中，后朱玮转身继续殴打原告，拖拉原告受伤的左手，直到树枝挂落其眼镜才住手。出警民警到现场后，原告母女浑身上下都是泥，绿化带灌木丛中有明显两个坑。2015年9月8日，市八人民医院对原告于2015年5月27日左侧手腕桡骨远端骨折部位CT复查，结论为反复拉伤的软组织出现皮下异物，骨折部位迁延不能痊愈。后办案民警向原告表示第三人意见，希望互不追究责任，但遭原告拒绝。2015年9月7日上午9时，原告母女因上述纠纷被传唤至梅陇派出所接受调查。期间，被责令光脚关在铁笼内长达十二小时十六分钟，被反复询问，后又对原告母女进行搜身、验尿、拍照、采血、采指纹，将原告拉到闵行区人民医院进行体检，利用拘留相威胁，逼迫原告母女作出殴打他人的虚假供述。同年9月16日，被告作出沪公(闵)行罚决字[2015]XXXXXXXXXX号行政处罚决定，并于同年9月21日执行上述决定，原告被违法行政拘留五天。原告认为，纠纷因第三人赵平骚扰原告母女引起。被告所作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程序违法，滥用职权。2015年9月7日9时至21时，原告在梅陇派出所被违法实施行政强制措施，遭到刑讯逼供。此外在原告之前所涉的多个案件中被告对原告也存在歧视性的不公正处理，给原告的肉体和精神造成伤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被告应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据此，原告起诉至法院，要求撤销被告于2015年9月16日作出的沪公(闵)行罚字[2015]XXXXXXXXX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原告李雅梅向本院提交2015年5月27日验伤通知书一份，证明原告在同年5月27日因与他人发生纠纷导致手腕骨折，7月8日本案纠纷发生时，原告没有力量殴打第三人，并对第三人造成伤势。被告闵行公安分局辩称，2015年7月8日18时30分许，原告李雅梅及其女儿王钰璇与第三人朱玮、赵平在闵行区朱梅路266弄小区花园内因琐事发生口角。第三人朱玮指控原告对其实施了殴打行为，伤势构成轻微伤。经调查，被告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对原告作出行政拘留五日并处罚款的处罚决定。被告对原告的行政处罚决定，所依据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权限和程序，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并无不当。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闵行公安分局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一、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职权依据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二、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适用的法律依据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三、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方面的证据有：1、原告李雅梅询问笔录4份及辨认笔录1份，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发生纠纷，原告否认对第三人实施殴打的情况；2、第三人赵平询问笔录1份，证明双方发生纠纷的经过，赵平称遭王钰璇殴打的情况；3、第三人朱玮询问笔录1份，证明双方发生纠纷的经过，朱玮指控遭原告殴打的情况；4、原告女儿王钰璇询问笔录3份及辨认笔录1份，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发生纠纷的经过，并指控第三人殴打原告的情况；5、证人樊某询问笔录2份及辨认笔录1份，证明其看到原告与第三人发生纠纷的经过，原告对第三人实施殴打，但第三人未对原告进行殴打的情况；6、民警刘金地询问笔录1份，证明2015年7月8日现场接处警及取证情况；7、辅警周敏询问笔录1份，证明2015年7月8日现场接处警及取证情况；8、验伤通知书4份，原告及王钰璇、第三人朱玮、赵平的验伤单，证明纠纷双方验伤的情况；9、第三人朱玮的司法鉴定意见书1份，证明朱玮伤势构成轻微伤；10、110接处警登记表，证明接警登记情况；11、梅陇派出所出具的工作情况4份，证明民警办案过程中涉及调解、鉴定、公告告知、取证的情况。四、被告作出被诉行政行为在执法程序方面的依据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七条、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八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九条第一款，《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五十三条；执法程序方面的证据有上海市公安局受案登记表及受案回执、延长办案期限报告、呈请传唤、延长传唤报告及传唤证、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行政处罚决定书及送达凭证，以上证据证明被告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第三人朱玮、赵平共同述称，被告闵行公安分局对原告李雅梅作出的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朱玮、赵平未提供证据。经庭审质证，原告李雅梅对被告闵行公安分局提供的职权依据没有异议，对法律适用不予认可。对于认定事实方面的证据1原告的询问笔录及辨认笔录没有异议；对证据2赵平的询问笔录有异议，认为赵平没有如实陈述事发过程，因吐唾沫引起口角后，是朱玮先动手打人；对证据3朱玮的询问笔录有异议，认为赵平和朱玮是夫妻关系，两人的陈述内容肯定是一致的，应当注意的是朱玮指认原告殴打其，没有指认王钰璇有殴打行为，故2015年9月7日被告对王钰璇的传唤是非法传唤；证据4王钰璇的询问笔录和辨认笔录没有异议；对证据5樊某的询问笔录有异议，认为证人樊某是华东理工大学组织部的员工，与第三人是同事关系，事发当时樊某一直与朱玮走在一起并进行交谈，故其陈述内容有倾向性，且其陈述赵平没有动过手，与赵平自己在笔录中承认推倒了王钰璇就存在矛盾，因此其证言不可信；证据6、7处警记录的内容没有异议，但民警没有对看到的现场情况作出记录，当时原告和女儿王钰璇身上都有泥土和树叶汁水，现场的绿化灌木丛中也有原告和王钰璇摔倒留下的坑，这可以证明第三人将原告及王钰璇打倒在地后继续殴打；证据8中赵平的验伤单与本案无关，对原告及王钰璇的验伤单没有异议，对朱玮的验伤单有异议，医院检验记录栏中是空白的，而验伤单是公安机关格式化的证据形式，反面记录的内容不具有法律效力，且没有医生的手写签名，因此验伤单形式不合法，无法证明朱玮当时有伤情；证据9有异议，司法鉴定结论是根据验伤单作出的，然而在开具验伤单的24小时内朱玮并没有伤情，此外，司法鉴定的期间不能计入被告处理本案的时限中；证据10接处警记录没有异议；对证据11工作情况中涉及调解和没有监控的说明，以及张贴公告等内容没有异议，但对7月14日的工作情况有异议，根据相关规定，计入期间不包括送达的在途时间，对9月16日的工作情况也有异议，2015年9月7日已经是办案的最后期限了。原告对被告提供的执法程序方面的证据均无异议，但认为2015年9月7日被告对王钰璇的传唤是非法的，行政处罚告知笔录确已张贴送达，但给予原告陈述申辩的时间应包括在60日办案期内，故被告的办案期限已远远超出，执法程序违法。第三人朱玮、赵平对被告提供的证据、依据均没有异议。被告和第三人对原告提供的验伤通知书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不能达到证明原告当时无法实施殴打行为的举证目的。本院认为，对当事人不持异议的所举上述证据，经质证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可予确认。对被告闵行公安分局提供的事实认定证据2、3，即第三人朱玮、赵平询问笔录，系被告在接到报案后，依法对纠纷当事人制作的调查询问笔录，并有被询问人的签名，应当确认其真实合法，并与本案相关联；对于证据5证人樊某的询问笔录，原告虽认为其与第三人存在同事关系，且在第三人赵平是否动手的事实上与赵平的陈述不一致，故其证言内容不真实，存在倾向性，但经查，原告丈夫亦与樊某是同事关系，对于樊某证言内容中与第三人陈述的不一致问题，鉴于其询问笔录制作时距离事发已有一定时间，且对原告和第三人在肢体冲突中具体动手情况的细节描述，旁观人员的陈述与当事人存在差异亦属合理，因此，对于证人樊某的证言笔录应认定其真实合法，可以作为证明事发经过的证据，原告对其所持异议不能成立；对于证据8中朱玮的验伤单，原告质疑其形式不符合规定要求，本院认为，虽然该验伤单中的检验情况、诊断结果及处理意见打印在验伤单的背面，但记载内容有医院印章，可以确认其真实性；证据9鉴定意见书系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鉴定人员依据事发后的验伤单，根据法定标准作出的鉴定意见，具有真实合法性，应当作为认定事发后第三人朱玮伤势情况的依据。对于原、被告双方的举证目的，本院将结合法律规定和案件事实进行综合认定。经审理查明，2015年7月8日18时30分许，原告李雅梅及其女儿王钰璇与第三人赵平、朱玮在本市闵行区朱梅路266弄小区花园内因口角争执发生肢体冲突，原告李雅梅对第三人朱玮实施了殴打。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梅陇派出所民警接第三人赵平110报警后随即赶到现场，进行了处理，向当事双方开具了验伤通知书。被告闵行公安分局于当日受理此案后，依法传唤了原告、王钰璇及第三人朱玮、赵平等，进行了走访调查，于同年7月13日、8月8日、9月1日多次组织调解工作。2015年7月10日，被告委托上海市闵行区中心医院司法鉴定所对第三人朱玮的损伤程度进行鉴定，经鉴定，朱玮左眼部挫伤，构成轻微伤。调查期间，被告于2015年8月7日办理了延长办案期限30日的批准手续。同年9月7日，被告传唤原告李雅梅到梅陇派出所接受调查，并办理了对原告询问查证时间延长至二十四小时的批准手续。2015年9月8日，被告闵行公安分局向原告李雅梅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告知原告，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拟对其作出行政拘留五日并处罚款五百元的处罚，原告未提出陈述、申辩。同年9月16日，被告闵行公安分局作出编号为沪公(闵)行罚决字[2015]XXXXXXXXXX号行政处罚决定，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对原告李雅梅处行政拘留五日，并处罚款五百元。本院认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被告闵行公安分局依法具有作出本案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法定职权。本案中，原告李雅梅、其女儿王钰璇、第三人赵平、朱玮及证人樊某的询问笔录均反映事发当日双方因琐事发生口角争执，继而发生肢体冲突。虽然原告坚持称没有对朱玮动手，反而遭到第三人的殴打，但根据其与王钰璇的询问笔录可以看出，首先，两人对于是谁先对谁动手殴打的陈述不一致，李雅梅2015年7月9日的笔录中称“这时，这个女人的老公站在我身后，一句话没有说就朝我的大腿踹了一脚。……接着，他又去打我女儿王钰璇，先是用手掌打了我女儿一耳光，又把我女儿打倒树丛中……”，王钰璇2015年8月8日的笔录中则称“我和我母亲就过去质问她谁是神经病，后该女子就动手打我母亲，该女子的丈夫也过来打我母亲……”。其次，对于第三人赵平殴打了谁的陈述相矛盾，李雅梅笔录中称“对方的妻子用手打我女儿耳光，有拳头打我女儿的身体。”王钰璇在笔录中却称“后该女子就动手打我母亲，该女子的丈夫也过来打我母亲……后该男子又叫该女子去打我母亲，自己转身开始打我，将我打倒在绿化带内，我爬起来后，该男子用手扇了我一耳光，又用脚踹了一脚，将我踹倒在绿化带内，后该男子又返回去打我母亲，我爬起来后就站到了绿化带的另一侧”。本院认为，李雅梅母女作为纠纷的当事人，事发后对冲突过程的描述在细节上存在较大的不一致；然而，第三人赵平、朱玮询问笔录中就事发经过和肢体冲突的陈述相符，且与证人樊某的证言内容基本相印证。因此，综合分析当事人和证人的笔录内容，本院认为，应当采信第三人赵平、朱玮就事发经过的陈述，被告闵行公安分局在接报案后，经过调查取证，认定原告存在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并无不当。被告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本案被诉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裁量适当。关于原告认为被告超过办案期限的问题，经查，被告在受案后，组织双方多次调解，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相关规定，调解案件的办案期限从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达成协议不履行之日起开始计算，因此，被告就该案件的办理期限可以从第二次调解未成之日，即2015年8月8日起计算，期间被告又依法办理了延长办案期限的报批手续，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送达原告和第三人，执法程序并无不当。原告李雅梅要求撤销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至于原告李雅梅提出的行政赔偿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行政赔偿应以行政行为的违法性为归责标准，基于被诉行政处罚决定未被确认违法，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李雅梅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李雅梅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立案庭)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秋萍
审 判 员 徐寨华
人民陪审员 曹文进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岳 峰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第二条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