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20民终512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
法定代表人：何永安，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滕锋，贵州博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月进，贵州贵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山市坦洲镇粤富建材经营部，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
主要负责人：张两友，该经营部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汝忠，泰和泰（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苏，泰和泰（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钟剑锋，男，1975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化州市。
上诉人贵州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贵州建工四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山市坦洲镇粤富建材经营部（以下简称粤富建材经营部）、钟剑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6）粤2071民初447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1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贵州建工四建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6）粤2071民初4476号民事判决；2.改判驳回粤富建材经营部对贵州建工四建公司的所有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认定2014年3月20日签署的《钢材供货合同》合法有效，并判决贵州建工四建公司承担钢材货款的支付责任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该《钢材供货合同》对贵州建工四建公司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贵州建工四建公司不应承担该合同约定的合同义务，即不应承担本案货款的支付责任。1.《钢材供货合同》上加盖的“贵州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聚豪园西苑项目部”印章（以下简称“项目部印章”）不是贵州建工四建公司刻制，贵州建工四建公司承担“聚豪园”项目时也从未使用过该枚印章，一审庭审中粤富建材经营部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佐证贵州建工四建公司曾使用和刻制该枚项目印章。一审主观推定以该枚印章签署的《钢材供货合同》合法有效，并判决贵州建工四建公司承担合同责任，显然是错误的。2.一审庭审中，贵州建工四建公司向法院提交的钟剑锋涉嫌刑事犯罪的“公安调查函”以及粤富建材经营部庭审中的陈述可充分证明该枚“项目部印章”可能是钟剑锋为了实施刑事犯罪而伪造、私刻。粤富建材经营部未尽到严格审查义务即与钟剑锋签署《钢材供货合同》，由此造成的法律后果，应由钟剑锋、粤富建材经营部自行承担。一审判决置该“项目部印章”是伪造、私刻的客观事实于不顾，且在粤富建材经营部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该合同的真实性情况下，武断作出贵州建工四建公司承担合同责任的判决，违背了法律的相关规定。（二）钟剑锋签署《钢材供货合同》的行为，不能构成贵州建工四建公司的表见代理。1.《钢材供货合同》使用的印章是钟剑锋伪造、私刻的虚假印章。2.《钢材供货合同》上签名的黄信浩不是贵州建工四建公司的员工。3.贵州建工四建公司也没有授权钟剑锋或黄信浩对外签订任何买卖合同。4.钟剑锋向粤富建材经营部出示的签订供货合同的相关协议是钟剑锋伪造的。5.钟剑锋并未在贵州建工四建公司项目部负责具体施工工作等让粤富建材经营部在客观上有理由相信钟剑锋有代理权的行为。故钟剑锋的行为不能构成民法意义上的表见代理，一审认定明显错误，应依法予以撤销。（三）一审判决认为粤富建材经营部提供的送货单中客户一栏为贵州建工四建公司，收货地址为聚豪园，收货人为黄信浩，再结合中途结算报告中载明的钢材用量及剩余钢材与粤富建材经营部主的钢材基本吻合，以及贵州建工四建公司无法举证证明2014年1月至7月曾使用其他钢材，从而认定贵州建工四建公司与粤富建材经营部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该认定完全是主观臆断，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根据，如此判决完全错误，依法应当予以撤销。1.贵州建工四建公司与粤富建材经营部之间没有产生任何业务关系和经济关系，一审中应当由粤富建材经营部举证证明其与贵州建工四建公司发生了真实的业务关系，但粤富建材经营部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该事实，根据法律规定，粤富建材经营部应当是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一审判决根据主观推理作出判决，有悖法律的规定。2.贵州建工四建公司施工中所需钢材的来源不是本案争议的焦点，与本案纠纷审理无直接利害关系。本案争议焦点是贵州建工四建公司是否与粤富建材经营部之间存在钢材买卖合同关系，一审在粤富建材经营部没有提交任何直接证据证明贵州建工四建公司与粤富建材经营部之间存在钢材买卖合同关系，即判决贵州建工四建公司承担责任，违反了法律基本的公平、公正原则。（四）一审判决贵州建工四建公司承担本案违约金，完全错误。贵州建工四建公司与粤富建材经营部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该案认定的合同为钟剑锋伪造、私刻项目印章与粤富建材经营部签署的合同，该合同完全是虚假合同，对贵州建工四建公司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一审根据该虚假合同来判决贵州建工四建公司承担违约责任，违反了法律的规定。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驳回粤富建材经营部对贵州建工四建公司的所有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粤富建材经营部辩称，（一）贵州建工四建公司与粤富建材经营部签订的《钢材供货合同》为合法有效合同，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一审判决认定并无错误。1.贵州建工四建公司称“项目部印章”是由钟剑锋伪造的，没有事实根据。钟剑锋在其他事件中是否曾涉嫌刑事犯罪，与本案没有关系，并不能以此认定钟剑锋伪造了印章，而且，从一审第一次开庭，粤富建材经营部就建议贵州建工四建公司去举报钟剑锋所谓“伪造印章的犯罪行为”，贵州建工四建公司无动于衷，至今没有任何机关证实该项目部印章是伪造的。同时，该印章是否在其他地方使用过，粤富建材经营部不得而知，且是否在其他地方使用过并不影响印章的真实性。2.钟剑锋作为贵州建工四建公司的承包人代表，对于采购工程所用钢材，应当具有完全的代理权。涉案的《工程协议书》中，钟剑锋在法人（授权）代表一栏中签名，并由贵州建工四建公司加盖公章；涉案的《广东省建设工程标准施工合同》中，约定各方通讯地址一栏贵州建工四建公司的联系收件人为钟剑锋，并约定贵州建工四建公司的承包人代表为钟剑锋。上述事实足以证明钟剑锋作为承包人授权代表，聘请员工且委托员工黄信浩代其在《钢材供货合同》中签字，该合同应当对其所代表的贵州建工四建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二）贵州建工四建公司一审中未提供任何证据否定《钢材供货合同》、《工程协议书》的真实性。贵州建工四建公司一直声称粤富建材经营部提供的《钢材供货合同》及《工程协议书》是虚假合同，但未提供任何证据。恰恰是贵州建工四建公司提供的证据《广东省建设工程标准施工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工程竣工结算与结算条款按贵州建工四建公司与永怡公司签订的《工程协议书》约定执行，恰巧印证了《工程协议书》的真实性，而贵州建工四建公司也无法提供更有力充分的相反证据予以否定。（三）即便假设贵州建工四建公司与钟剑锋约定钟剑锋“无权代表贵州建工四建公司对外签订合同”，钟剑锋的行为仍然构成表见代理。钟剑锋与粤富建材经营部洽谈钢材购销事宜时，曾出示了其作为贵州建工四建公司法人（授权）代表签字的《工程协议书》，以及相关建设工程许可证等，且在《钢材供货合同》中显示了甲方为贵州建工四建公司，钢材也用于贵州建工四建公司承包的聚豪完西苑5-10栋工程项目，上述事实足以证明钟剑锋的行为代表了贵州建工四建公司，足以构成表见代理。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钟剑锋未向本院提交答辩意见。
被上诉人粤富建材经营部向一审起诉请求：判令贵州建工四建公司向粤富建材经营部支付钢材款9377284元及超期支付利息（截止至2016年3月8日为500万元，并自拖欠之日起，按合同约定每日每吨6元，计算至贵州建工四建公司实际付清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粤富建材部是张两友开办的个体工商户，主要经营建筑材料。2013年9月20日，广东永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怡公司）与贵州建工四建公司签订一份广东省建设工程标准施工合同。合同约定，由永怡公司向贵州建工四建公司发包工程，工程的项目名称为“中山聚豪园西苑5-7幢”，工程地点为中山市博爱七路88号；工程内容为给排水工程；工程施日期为2013年10月1日至2015年5月20日；合同总价为1亿元；在各方通讯地址中约定承包人贵州建工四建公司的联系收件人为钟剑锋，并约定承包人贵州建工四建公司的承包人代表为钟剑锋；工程竣工结算与结算条款按双方2013年3月5日签订的工程协议书约定执行；合同还约定了双方的其他权利和义务。合同签订后，涉案工程于2014年1月开始施工。2014年3月20日，钟剑锋聘请的员工黄信浩与粤富建材部签订一份钢材供货合同。该合同抬头显示甲方为贵州建工四建公司，乙方为粤富建材部，并作如下约定：……现就甲方承建的中山市聚豪园西苑5-10栋项目所需建筑用钢材9000吨，由乙方统一供货；供货方式为甲方按上述工程进度，将所需钢材规格、数量计划提前三至五天通知乙方，乙方则应按时、保质、保量运送至甲方的上述工地……；付款方式为乙方向甲方垫资钢材2800吨左右5个月，每月按所欠金额3%计算利息，5个月内付清总货款的70%，剩余30%在之后的3个月内付清；若超期支付，按每吨每天6元计算，直到付清之日止；甲方必须按合同及时付款（除特殊情况可延迟十天并不计算利息），否则乙方有权按甲方所欠的货款总金额千分之一每日累计计收甲方的违约金，违约金应于每月5号前支付给乙方，乙方有权停止供货，直到甲方付清货款及违约金为止；本合同签订后，甲方上述工程不得与第三人发生钢材购销关系，否则乙方有权追究甲方违约责任，并有权要求甲方给予上述工程钢材用量所值货款的10%违约赔偿，并当天将甲方所欠乙方的全部钢材款结清；合同最后显示甲方为：贵州建工四建公司，乙方为粤富建材部，并加盖了“贵州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聚豪园西苑项目部”及粤富建材部的公章。杜中全于2015年10月20日在合同中注明“以上合同条款由钟老板委托黄信浩谈判签订，委托我作为见证人”等字样。合同签订后，粤富建材部依约于2014年3月22日至7月14日分23次向“中山聚豪园西苑”工地供应钢材合共2600.511吨，并由钟剑锋聘请的员工在送货单上签名确认，按送货单上的金额显示上述23批次的总货款为9377284元。因贵州建工四建公司未按时支付上述货款，经粤富建材部催收未果，遂诉至一审法院，并提出前述实体请求。另查：2013年3月5日，永怡公司与贵州建工四建公司签订一份工程协议书，其中就有关聚豪园商住小区的（发）承包事宜：工程概况、工程承包方式和范围、工程期限、工程造价和总造价结算、工程竣工验收和价款支付等进行了约定。合同由永怡公司、贵州建工四建公司加盖公章，并由钟剑锋在法人（授权）代表一栏中签名确认。又查：涉案工程于2014年7月20日左右至2015年11月份停工，并委托中山市捷高建设工程事务所有限公司对中山市聚豪园西苑小区5、6、7栋基地下室进行了中途结算，该司于2016年1月11日作出了中途结算报告书，载明已用钢材为2664.416吨，未用钢材为132.997吨，合共为2797.413吨。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永怡公司将中山聚豪园西苑5-7栋住宅小区发包给贵州建工四建公司承建，并签订了广东省建设工程标准施工合同，该合同明确约定钟剑锋为承包人贵州建工四建公司的代表人，一审庭审中贵州建工四建公司也确认曾委托钟剑锋与永怡公司洽谈涉案工程并在工地上负责一些事务性的联系工作，其虽主张钟剑锋在工程开工后即2014年1月离开了公司，但未提供证据证明，一审不予采信。粤富建材部向一审法院提供了一份永怡公司与钟剑锋作为贵州建工四建公司代表签名并加盖公司公章的工程协议书，贵州建工四建公司认为是虚假的合同，并未实际履行。经查，贵州建工四建公司与永怡公司签订的广东省建设工程标准施工合同中明确约定工程竣工结算与结算条款按双方2013年3月5日签订的工程协议书约定执行，在贵州建工四建公司未提供相反证据抗辩的情况下，一审对工程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定。粤富建材部主张钟剑锋与其洽谈钢材购销事项时，钟剑锋向其出示了工程协议书及相关建设工程许可证、广东省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及暂时停止施工通知书，使粤富建材部有理由相信钟剑锋的行为代表了贵州建工四建公司。综合上述事实，足以证明钟剑锋的行为代表了贵州建工四建公司，构成表见代理。又，购销供货合同中显示甲方为贵州建工四建公司，也约定了钢材用于中山市聚豪园西苑5-10栋工程项目，合同中甲方的签名为钟剑锋聘请的员工黄信浩。且送货单中客户单位一栏中显示为贵州建工集团，收货地址为聚豪园，收货人也为钟剑锋聘请的员工黄信浩。再结合中途结算报告中载明的钢材用量及剩余钢材与粤富建材部主张的钢材基本吻合的事实，以及诉讼中贵州建工四建公司无法举证证明2014年1月至7月曾使用其他钢材，一审认为粤富建材部与贵州建工四建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钢材供货合同是粤富建材部与贵州建工四建公司之间平等、自愿、合法的基础上签订，并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一审予以认定。粤富建材部的主张事实清楚，证明充分，一审予以支持，贵州建工四建公司依法应承担偿还钢材款的义务。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在钢材供货合同中明确约定了“付款方式为乙方向甲方垫资钢材2800吨左右5个月，每月按所欠金额3%计算利息，5个月内付清总货款的70%，剩余30%在之后的3个月内付清；若超期支付，按每吨每天6元计算，直到付清之日止；甲方必须按合同及时付款（除特殊情况可延迟十天并不计算利息），否则乙方有权按甲方所欠的货款总金额千分之一每日累计计收甲方的违约金，违约金应于每月5号前支付给乙方，乙方有权停止供货，直到甲方付清货款及违约金为止……”但上述违约金明显高于法律规定，依法应予调整。鉴于粤富建材部在诉讼中已自愿调低违约金的计算，是其对权利的自由处分，一审予以准许，但粤富建材部调整后的违约金仍高于法律规定，故一审认为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的四倍计算，且从最后一次交付货物的时间即2014年7月14日开始计算为宜。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贵州建工四建公司于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向粤富建材经营部清偿货款9377284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从2014年7月14日起至付清之日止，以实欠金额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8064元，由贵州建工四建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未向本院提供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另查明：一审过程中，贵州建工四建公司答辩称钟剑锋已被广州市天河区公安分局以涉嫌诈骗为由立案侦查，并提供了一份公安局调查函，二审期间，贵州建工四建公司又称钟剑锋是被佛山市南海区桂城派出所平西警务区追查，涉及的具体犯罪事实因尚在侦查阶段，其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并明确贵州建工四建公司并不是该案的报警人。对于贵州建工四建公司提出的《钢材供货合同》上的“项目部印章”是钟剑锋伪造、私刻的主张，本院询问其是否有向公安机关报警处理，贵州建工四建公司称其有向公安机关报警，但公安机关没有受理。二审期间，本院调查贵州建工四建公司与钟剑锋之间的具体关系时，贵州建工四建公司称钟剑锋是一个中介人，但没有出资，只是为了协调本地关系，是一个介绍人；钟剑锋作为承包人代表只是在《广东省建设工程标准施工合同》中有出现，但钟剑锋并不是贵州建工四建公司的其他代表；贵州建工四建公司对此在一审答辩时称，钟剑锋确实在贵州建工四建公司与发包方洽谈工程项目时出现过，当时贵州建工四建公司确实有授权过钟剑锋与发包方洽谈工程，钟剑锋想自己垫资承包，但由于没有足够款项，才由贵州建工四建公司与发包方签订工程施工合同，在工程施工的时候，钟剑锋确实在工地上，但不是工地负责人，仅是贵州建工四建公司与发包方之间的联系人。对于钟剑锋在工地上工作时间问题，贵州建工四建公司称钟剑锋确实有在工地上工作过，但后来没有钱投入，于2014年1月后就离开了，但对于钟剑锋具体离开工地的时间，贵州建工四建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
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贵州建工四建公司是否应对粤富建材经营部主张的钢材款9377284元及违约金承担清偿责任？现分析如下：
第一，关于《钢材供货合同》上加盖的“项目部印章”是否真实问题。贵州建工四建公司主张该“项目部印章”是钟剑锋伪造、私刻的，应提供证据予以佐证，虽然贵州建工四建公司称其有向公安机关报警处理，但因公安机关没有受理而不能提供证据，该举证不能的责任应由贵州建工四建公司承担；另，贵州建工四建公司在二审期间主张钟剑锋被佛山市南海区桂城派出所平西警务区追查，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钟剑锋涉嫌刑事犯罪的具体事实，由于贵州建工四建公司确认其不是该刑事案件的报警人，故不能认定该刑事案件与本案存在关联性；而且，贵州建工四建公司在上诉意见中陈述也是认为该“项目部印章”可能是钟剑锋伪造、私刻的。综合上述事实，本院认为，贵州建工四建公司作涉案工程的承包人，对其主张“项目部印章”是钟剑锋伪造、私刻的事实未提供证据佐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对于贵州建工四建公司的该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因此，在贵州建工四建公司未能提供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情形下，本院对粤富建材经营部提供的《钢材供货合同》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第二，关于钟剑锋与贵州建工四建公司的实际法律关系问题。本案从一审到二审过程中，贵州建工四建公司有时陈述钟剑锋是其与发包方的洽谈代表，有时陈述钟剑锋在工地负责事务性的联系工作，有时陈述钟剑锋是涉案工程的是中间介绍人，并多次陈述钟剑锋想要承包涉案工程，但没有钱投入，均没有准确、完整的陈述其与钟剑锋之间的实际法律关系。而粤富建材部主张钟剑锋与其洽谈钢材购销事项时，钟剑锋向其出示了工程协议书及相关建设工程许可证、广东省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及暂时停止施工通知书，使粤富建材部有理由相信钟剑锋的行为代表了贵州建工四建公司，而贵州建工四建公司自行提供的《广东省建设工程标准施工合同》中关于钟剑锋代表身份及工程结算条款的约定，与粤富建材经营部的上述主张及证据能够相互印证。上述证据足以证明钟剑锋的行为代表了贵州建工四建公司，构成表见代理，一审法院对此认定理据充分，本院予以维持。另，贵州建工四建公司明确主张钟剑锋于2014年1月离开了工地，以此反驳涉案买卖合同与贵州建工四建公司之间的关联性，但未能提供证据佐证，本院对不予采信。
第三，粤富建材经营部主张贵州建工四建公司支付钢材款9377284元，提供了《钢材供货合同》及供货单，其主张的钢材量与涉案工程中途结算报告中载明的钢材用量及剩余用量基本吻合，且贵州建工四建公司直至本案二审也无法举证证明涉案工程2014年1月至7月曾使用其他钢材，粤富建材经营部提供的证据具有明显优势，故，一审法院认定贵州建工四建公司应向粤富建材经营部清偿货款9377284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贵州建工四建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8064元，由上诉人贵州建工集团第四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姜新林
审 判 员 胡怡静
代理审判员 钟国平
二〇一七年三月十日
书 记 员 梁金宇
何冠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