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内民提一字第00045号申请再审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李进喜，男，1956年11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山东省嘉祥县。委托代理人乌日更，内蒙古河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曹儒权，男，1972年7月8日出生，汉族，个体，住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浩特市兴安街。委托代理人尉迟加信，内蒙古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第三人李和平，男，1960年6月28日出生，汉族，农民，现住山东省嘉祥县。申请再审人李进喜因与被申请人曹儒权、一审第三人李和平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2010）兴民终字第17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1年6月13日作出（2010）内民申字第1485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2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李进喜的委托代理人乌日更，曹儒权的委托代理人尉迟加信到庭参加诉讼。经本院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李和平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2009年5月5日，一审原告曹儒权起诉至乌兰浩特市人民法院称，我在山东省嘉祥县红运乡拥有完整的一套面粉生产设备成套机组及为生产面粉配套使用的其他设备、生产车间等资产。2003年8月18日，经协商，我作为甲方，李进喜作为乙方签订了租赁协议书，约定：“甲方将以上设备等租给乙方，租期4年，2003年8月18日至2007年8月18日。租赁期间必须保证原机械设备及院内厂房完好率达到90%以上，如不符合约定，按原价双倍赔偿。如乙方出卖设备等，必须经甲方同意，如不经过甲方书面同意，甲方将追究乙方责任，并按原价格的5倍赔偿给甲方”。签合同后，曹儒权将所有资产交付乙方。合同现已到期，但上述资产不知去向。为此，要求李进喜赔偿546400元。一审被告李进喜辩称，2003年8月18日的租赁协议双方已于2005年8月21日解除，李进喜已将全部设备交付于曹儒权。嘉禾面粉厂是曹儒权和李和平合伙经营的企业，曹儒权只是登记负责人，从嘉禾面粉厂的投资、组建、经营管理以及资产处置均可以看出李和平是合伙人。因此，2005年8月21日李进喜将全部资产交给李和平完全符合常理。从协议的落款签字看，李和平也是以甲方的名义出现，李和平有权解除合同和接收财产，李进喜在合同履行上不存在违约或侵权情形。假设曹儒权和李和平不是合伙关系，二人也是明显的委托代理关系，李和平接收资产的行为后果也应由曹儒权承担，应驳回其诉讼请求。一审第三人李和平未答辩。李进喜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乌兰浩特市人民法院和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李进喜的管辖异议。乌兰浩特市人民法院一审查明，2003年8月18日，曹儒权为甲方（原山东省嘉祥县嘉禾面粉厂)，李进喜为乙方（现承包人），双方签订一份租赁协议书。经双方协商，甲方同意将坐落在山东省嘉祥县大张楼镇（原红运乡政府驻地）的现有全院、厂房及磨粉机组一套、车间、器材、变压器（125KW)1台，办公用具、计量用具等厂家所配备的磨辊租赁给乙方。合同约定：“租赁期为4年，2003年8月18日至2007年8月18日。租赁期间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转租、转让及转产，经营其他事项，如出现以上任何现象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不退还租金，在此基础上并追究乙方相关经济责任。付款方式，一次性结算11万元（4年租金）。原红运乡政府的租金由甲方承担。其他一切费用均由乙方承担，如工商、税务及厂房维修、设备维修等一切相关费用，全部由乙方承担。租赁期间必须保证原机械设备及院内厂房完好率达到90%以上。如不符合本合同第六条规定，按原价双倍赔偿，设备清单计45项。如乙方出卖设备，必须经甲方同意，如不经过甲方书面同意，甲方将追究乙方责任，并按原价格的5倍赔偿给甲方。签订合同后，曹儒权将出租的设备交付李进喜。履行合同期间，李进喜未经曹儒权同意将全部设备进行处理，导致合同到期后不能将租赁物返还给曹儒权，为此，曹儒权提起诉讼。乌兰浩特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曹儒权与李进喜签订了租赁协议书，双方对租赁合同内容均不持异议，所以双方之间形成了租赁关系，该租赁合同有效并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关于曹儒权出示的租赁合同与李进喜出示的租赁合同内容一致，合同主体不一致。经过对两份合同进行质证和审查，曹儒权出示的合同名头甲方为曹儒权，乙方为李进喜，落款签字为甲方曹儒权和乙方李进喜，合同前后主体一致，并与合同第十二条约定的“本合同一式三份，双方各一份，公证处一份”内容一致，并附有嘉禾面粉厂租赁设备清单原件。李进喜出示的租赁合同名头甲方为曹儒权，乙方为李进喜，落款签字为甲方曹儒权、李和平，乙方李进喜，合同前后主体不一致，与合同第十二条约定的合同内容相互矛盾，并且没有出示嘉禾面粉厂租赁设备清单原件。据此认为，李进喜为达到举证目的对租赁的主体部分进行篡改，将合同中的双方主体改为三方主体，故对曹儒权出示的租赁合同及租赁设备清单依法予以确认。对李进喜出示的租赁合同内容予以确认，租赁合同主体不予确认。该租赁合同的主体为曹儒权和李进喜，第三人李和平不是该合同的主体。关于曹儒权出示的嘉禾面粉厂的营业执照、嘉禾面粉厂吊销执照情况表、嘉禾面粉厂年检报告证据上注明：嘉禾面粉厂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为曹儒权，经济性质及设立方式为私人所有（独资企业），投资者人数为一人，企业联系人为李和平。李进喜也出示嘉禾面粉厂年检报告用以证明李和平是企业合伙人。经审查，以上证据明确证明嘉禾面粉厂是私营企业，为曹儒权一人所有，李和平仅仅是嘉禾面粉厂与工商部门之间的联系人，不能证明嘉禾面粉厂是合伙企业，同时也不能证明李和平是嘉禾面粉厂的合伙人。故对曹儒权以上证据予以确认，对李进喜证明的问题不予确认。关于曹儒权出示的购买淄博桓台振兴实业有限公司日处理小麦60吨成套机组价格表（16项机械），经该公司原生产工艺负责人贺振华指认，该价格表确属李和平为嘉禾面粉厂购面粉机时附带的价格表，由于尾欠3万元货款而未给其开发票。该证据证明，仅成套机组的原价格为273200元，机组的型号为日处理小麦60吨成套机组，李进喜虽对以上证据和证言有异议，但未能出示相关的反驳证据予以证明，故对曹儒权以上证据以及贺振华的证言予以确认。关于曹儒权出示李进喜与第三人李和平签订终止合同协议书以及设备已经不存在的影音资料用以证明李进喜违约的事实。李进喜也出示其与李和平签订的终止合同协议书用以证明与李和平签终止合同是曹儒权授权的。经审查，该终止协议书名头甲方为曹儒权、李和平，乙方为李进喜，而协议书落款的签字为李和平、李进喜。曹儒权未在终止协议书上签字，李进喜亦未能出示曹儒权委托李和平与李进喜签订终止协议书的委托书。结合已确认的租赁协议书主体，确认曹儒权并未委托李和平与李进喜签订终止合同协议，也未与李进喜解除租赁合同，李进喜与第三人签订的终止合同协议书不具有法律效力。故对曹儒权出示的设备己经不存在的影音资料证据以及证明的问题予以确认，李进喜和第三人签订的终止合同协议书对曹儒权不具有约束力。关于李进喜出示合同传真复印件、李和平代曹儒权与红运乡经委签订的租赁合同复印件以及王学臣、王月玉、孙留全、解恒金证言复印件，经法庭质证以及对该证据的审查，合同传真复印件证据没有曹儒权、李进喜的签字，该证据不具有证明效力。李和平代曹儒权与红运乡经委签订的租赁合同证据，只能证明签订该合同时李和平具有代理权。证人王学臣、王月玉、孙留全、解恒金的证言，因证人未能出庭质证，曹儒权对证人证言提出不予质证，其意见符合法律规定。李进喜的以上证据不能证明李和平与李进喜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书是经过曹儒权授权的，对李进喜以上的证据以及所证明的问题不予确认。关于李进喜出示济宁中院庭审笔录以及济宁中院卷宗中的（2003）嘉民初字第780号民事调解书及庭审笔录、嘉禾面粉厂记账凭证封面和工资表、任淑霞的证明、张巧妹的证言、李占臣证言、李和平庭审陈述、嘉祥县法院的庭审笔录，还出示嘉祥县法院和济宁市中院撤诉裁定书用以证明李和平与曹儒权之间是合伙关系。质证中，曹儒权仅对两份撤诉裁定书无异议，对其他证据的形式提出质疑。经审查，嘉祥县法院和济宁市中院的庭审笔录及卷中证据复印件加盖的是骑缝章，不是法院公章，证据的形式不合法。（2003）嘉民初字第780号民事调解书的原告是殷庆玉，被告是李和平，该调解书与嘉禾面粉厂以及曹儒权不存在权利义务关系。其他证据也不能证明李和平与曹儒权是合伙关系，同时不能对抗曹儒权的嘉禾面粉厂营业执照、嘉禾面粉厂吊销执照情况表、嘉禾面粉厂年检报告证据证明的嘉禾面粉厂是私营企业，为曹儒权一人所有的事实。故对以上除撤诉裁定书、调解书外，其他证据因形式不合法而不予确认，对其所证明的问题不予确认。该院认为，曹儒权、李进喜在签订租赁合同后，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而李进喜在实际履行中未经曹儒权同意私自解除合同并对承租物品进行处理，导致合同到期后不能给曹儒权返还租赁物，其行为构成违约，依照合同约定应承担违约责任。关于违约赔偿金的标准以及金额，由于李进喜私自将租赁物进行处理，租赁物现已经不存在，不能对租赁物进行评估作价，其不能对租赁物进行评估作价的责任在李进喜。曹儒权交付李进喜的设备清单为45项，要求李进喜赔偿违约损失所依据的仅是向淄博桓台振兴实业有限公司购买日处理小麦60吨成套机组（16项）的价格表，曹儒权对出租设备中的125KW变压器、8吨水罐、电焊机、水井潜水泵等设备因租赁物已不存在而没有价格依据。根据租赁合同中的违约条款，曹儒权的诉讼请求符合合同约定。综合本案案情，李进喜给曹儒权造成损失的设备有一部分没有价格依据，设备本身具有折旧的客观因素以及李进喜故意违约和租赁物不能返还的事实，本院认为李进喜按租赁合同第十条赔偿其标准过高，应按损失设备有价格依据的90%双倍赔偿，故对曹儒权的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关于李进喜主张的“曹儒权与李和平是合伙关系，李和平与李进喜签订的解除租赁合同是曹儒权授权的以及面粉机是50吨的”，因其不能向法庭出示李和平是合伙人的资信证明、曹儒权的委托书、面粉机是50吨的相关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其反驳理由不予采信。第三人李和平与本案纠纷无权利义务关系，故不承担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第二百二十二条：承租人应当妥善保管租赁物，因保管不善造成租赁物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该院于2009年10月27日作出（2009）乌民初字第1387号民事判决：一、李进喜赔偿曹儒权设备款491760元；二、第三人李和平不承担赔偿责任。三、驳回曹儒权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000元，曹儒权承担900元，李进喜承担8100元。李进喜不服，提出上诉称，本案租赁标的物即嘉禾面粉厂在租赁前后一直由第三人李和平经营管理，李进喜有明确理由相信出租人为曹儒权和李和平，李进喜与李和平签订的合同是合法有效的。根据《合同法》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李和平和曹儒权之间的关系已构成表现代理，故李进喜将资产交给李和平应视为交给曹儒权，李进喜已完成了财产交付义务。李进喜租赁的机械设备是50吨机组，而一审法院却认定是60吨机组，其认定明显错误。一审法院调取的贺振华的证明，既没有振兴实业公司对贺振华身份的证明，又无贺振华身份证号码和购货发票，可一审法院却要求李进喜承担举证责任，明显不符合举证规定。李进喜已提供嘉禾县法院和济宁市中院的庭审笔录，足以证实李进喜主张成立，但一审法院却以李进喜提供的证据加盖的是骑缝印章不是法院公章为由认定证据形式不合法，明显是偏袒一方。另外，诉争的机械设备本身就是旧设备，且设备落后，一审法院判决按90%进行赔偿依据何在，如此下去法院岂不又承担了物价鉴定的职能。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维护李进喜的合法权益。曹儒权答辩称，李进喜持有的合同是私自改动的，与曹儒权持有的合同主体不一致，第三人李和平与曹儒权之间是雇佣关系不是合伙关系，也不存在任何授权，李进喜既主张李和平是委托代理人，又主张是表见代理，根据法律规定两种身份是不能同时并存的。李进喜将租赁物交付给李和平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对于赔偿标准合同有约定，事实上合同中约定的资产共有45项，曹儒权起诉仅主张了其中的15项，其实际损失远远超过一审判决数额。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一审第三人李和平未提供书面答辩，亦未到庭参加诉讼。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一、二审法院庭审中，李进喜和曹儒权各提供一份租赁合同，合同内容一致，但合同主体不一致。李进喜提供的合同落款有李和平的签字和捺印，但与合同前款设定的甲乙双方主体不一致，且未能提供资产清单。曹儒权提供的合同没有李和平的签名，但合同中的落款签名与合同前款设定的甲乙双方主体一致，且附有李进喜和曹儒权签名和捺印的一份资产清单。质证中，李进喜的代理人主张，在李进喜与曹儒权签订合同时李和平的身份是合同主体，是合同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即解除合同时又转换为代理人身份，同时还是一种表见代理行为。曹儒权的代理人主张，李和平与曹儒权之间就是雇佣关系。同时查明，李进喜提供的2005年8月21日与李和平签订的《解除合同协议书》前款书写为甲方曹儒权和李和平，但落款没有曹儒权的签名，只有李和平一人签名和捺印。经核对，合同中李进喜的签名也不是本人所签，而是其子李西科所签。无资产交接清单。对李进喜一次性交付的11万元租金未进行结算。该《解除合同协议书》的全部内容为“甲方曹儒权、李和平，乙方李进喜，乙方经与甲方曹儒权2005年7月通电话决定双方解除承包合同，甲方委托李和平全权处理。经乙方与李和平双方协商达成以下协议：1、自今日起甲乙双方解除承包合同，将面粉厂交于李和平。2、解除合同后，乙方对面粉厂事宜概不负责，全由李和平负责。另查明，李进喜在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庭审时申请证人李和平出庭作证。李和平对本人签订合同时的身份、签订合同的过程及顺序以及购买机械设备的价格均作了说明。李和平证实，1、与曹儒权是合伙关系，但无书面协议，不是委托关系。2、嘉禾面粉厂日处理小麦50吨，机械设备是本人去淄博桓台振兴实业有限公司购买的，包括安装费共计应支出费用27万元，但现仍欠部分货款未付。该机组运转起来需要37万元至38万元。3、合同草稿是曹儒权以传真方式传过来的，后曹儒权将签完字的合同以邮寄方式寄过来，随即我又签的名，我签完李进喜签的，李进喜签完后又以邮寄方式又邮给曹儒权了，后来发现合同只有曹儒权的签名没有我的签名，我又补签的，当时李进喜签完合同我和李进喜一块到银行把11万元租金汇给了曹儒权。4、现我已将设备以76000元（包括变压器）价格卖给聊城（未说明具体购买人），卖设备时没给曹儒权打电话，解除合同时也没有曹儒权的书面授权书。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根据工商部门登记，李进喜承租的面粉厂属私营企业，其资产系曹儒权个人所有。在承租时，曹儒权虽与李进喜身居异地，但仍然是经过充分协商后签订的租赁合同。该合同经当庭质证，李进喜的代理人对合同内容以及合同中李进喜签名、捺印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只是对曹儒权提供的合同主体不认可，并主张应以李进喜持有的合同主体为准。李进喜上诉，主张李和平也是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同时提供本人持有的有李和平签名、捺印的合同以及签订租赁合同前李和平与曹儒权合伙的相关证据以及证人证言予以佐证。经本院审查，李进喜提供的合同主体与客观事实不符，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因为，1、李进喜提供的合同主体前后不一致；2、李进喜提供的合同除有李和平签名、捺印外，未能提供资产清单；3、根据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庭审笔录，即李和平的出庭证词证实，曹儒权草拟的租赁合同是以传真方式传给李和平，在征得李进喜同意、认可后才以邮寄方式互签的。互签顺序是曹儒权先将签好字的合同以邮寄方式邮寄给李和平后才发生李进喜签名和捺印的事实。根据双方在合同中签名的顺序和曹儒权持有的合同足以证明在李进喜签名时该合同中并没有李和平的签名，对此，李进喜是清楚的。由此证明，李和平在李进喜持有的合同中的签名是嗣后擅自填写的。至于李和平在李进喜与曹儒权签订合同前是否存在合伙关系与本案是两个法律关系，不属本案审查范围，其提供的有关李和平与曹儒权合伙的相关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李进喜上诉还主张，在与李和平签订《解除合同书》时李和平是以代理人身份签订的，同时签订合同时李和平的行为已构成表见代理。对于李和平在签订合同时的身份问题，李和平在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庭审中已明确表示，与曹儒权是合伙关系,不是代理关系，与李进喜签订解除协议时也没有通知曹儒权。李和平是李进喜提供的证人，其所证明的事实应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通过审理，李进喜对李和平的代理行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故李进喜主张的代理行为没有事实依据，其主张不能成立。关于表见代理，《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以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的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而本案中李和平并没有以代理人身份与李进喜签订解除合同协议，而是以合同相对人身份签订的，且李和平本人也否认代理事实，故李和平的行为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由于李进喜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导致合同期满后租赁物无法返还，对因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一审法院调查核实购买机械设备的价格与李和平出庭陈述的购买价格基本一致，对于双倍赔偿双方有约定，故一审法院判决赔偿数额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对此李进喜虽不认可，但未能提供有效反驳证据。就同一事实曹儒权在嘉禾县法院和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的问题，两级法院虽已开庭审理，但并未作出实体判决，故只能作为证据使用。本案不涉及重复诉讼问题，故对本案的审理并无不当。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3月23日作出（2010）兴民终字第17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9000元，由李进喜负担。李进喜申请再审称，一、本案依法应由山东省嘉祥县人民法院管辖,原审两级法院对本案均无管辖权，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程序违法。原两级法院认定其管辖权的依据是《租赁协议书》第十二条，该条约定：“如有违约，可向签署地法院仲裁”。如果法院认定该条款表述有问题、存在两种不同的解释，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4条确认该条款属无效之约，并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确定管辖法院。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认定李进喜私自解除合同并对承租物进行处理构成违约是极其错误的。首先，第三人李和平具备协议主体资格。李进喜与曹儒权从不相识，且从未见过面，本案的租赁标的物嘉禾面粉厂在租赁前后一直由第三人李和平经营管理，而曹儒权并未在该厂亲自经营管理。从最初的租赁商谈、租金给付、经营管理等大小事项也均是由李和平一手办理。正是由于李和平的实际经营管理行为，使李进喜从始至终认为李和平就是嘉禾面粉厂负责人。同时李和平称自己与曹儒权是合伙关系，曹儒权是面粉厂负责人，所以在协商租赁过程中始终是李进喜与李和平商谈，李和平再与曹儒权协商。在签订协议时，李和平把签有曹儒权、李和平签名的协议交给了李进喜，然后李和平又将协议资产交付李进喜，李进喜按协议将租金一次性交付给李和平，以上事实证明，李和平是协议主体，更是负责处置本案资产的主体。两审法院仅依据嘉禾面粉厂的工商登记资料，确认该企业属于曹儒权所有，在对李和平所主张其为该企业合伙人的抗辩未予核实的情况下所做出的认定是错误的。据此，李进喜与李和平签订的解除协议是合法有效的，李进喜不存在违约行为。其次，即使李和平作为曹儒权的代理人，李进喜依照解除协议将资产交付李和平也不构成违约。本案租赁协议签订的过程足以证明李和平是具有主体资格的，租赁协议对终止和解除协议并没有做更明确的约定，从协议签订、履行、及终止协议的整个过程都是李和平代表曹儒权进行，在山东几次审理过程中，李进喜所提供的证人证言均可证明，在双方解除协议时是李和平与曹儒权通电话协商后，由李和平代理曹儒权签订解除协议并接收财产。几次审理中曹儒权都陈述嘉禾面粉厂是委托李和平经营管理，曹儒权将嘉禾面粉厂的租赁、财产交接也委托给李和平处理，李和平对嘉禾面粉厂的这种代理权不仅贯穿于生产经营的全过程，且该代理权从未间断终止，事实上李和平是按照曹儒权的授权行使职权的。李进喜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李和平有代理权的存在，李和平的行为对曹儒权而言有效。三、山东省嘉祥县人民法院和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卷宗材料真实、可信、合法，应予以采信。本案纠纷在山东省两级法院审理中，李进喜举出大量证据，并有多位证人出庭作证，证明了真实案情。在一、二审过程中，李进喜从山东法院取证证明自己的观点，两审法院却以骑缝章、未判决等理由予否认，令人不解。四、2003年8月18日双方签订的租赁协议已于2005年8月21日解除，协议财产已如数退回，李进喜不应承担任何过错责任。李进喜已提交了王月玉，王雪飞，孙留全等证人证言，证实终止协议时李进喜已通知曹儒权，是曹儒权安排李和平与李进喜签订终止协议，李和平也认可财产接收情况，如曹儒权认为有损失，应直接向李和平主张权益。五、一、二审法院按设备价格的90%双倍赔偿无事实依据。首先，山东法院的庭审笔录内容说明，其设备当初购买时就不是新设备，且李进喜的租赁协议到期，设备更是出现不同程度的正常磨损。原审法院对其损失的认定缺乏事实依据。其次，本案租赁合同中的租赁物，按照协议清单为50吨机组，而不是60吨机组，但原审法院对此事实视而不见，认定为60吨机组错误。请查清事实，依法公证判决。曹儒权答辩称，本案租赁合同确定的合同签署地是乌兰浩特市，在协议第11条明确约定由签署地法院解决纠纷，乌兰浩特市没有仲裁机构，本案确定的管辖正确。2、李进喜所称李和平有合伙人身份及有权代理接受本案争议租赁设备，与客观事实不符，没有证据证明。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李进喜应当向曹儒权返还租赁物，我方至今也没有接收到本案租赁物。根据法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出售本案机械单位人员的证言能够证明60吨机组的事实。原审判决正确。本院再审查明，本案租赁面粉厂一事是通过李和平中间联系，由曹儒权与李进喜电话协商确定。书面租赁合同的签订过程是：曹儒权将合同草稿传真到山东，由孙守堂和李和平交给李进喜查看确认，合同内容确定后，由李进喜在正式合同上签字，后由李和平将该合同寄给曹儒权签字，曹儒权又将其签好字的合同寄给李进喜一份，自此双方各持一份合同。此事实有曹儒权、李进喜、李和平三人在山东省嘉祥县人民法院2007年8月22日庭审过程中的陈述证实。前述合同草稿传真件由李进喜向嘉祥县人民法院出示，落款日期为2003年8月12日，对该证据双方均无异议，在该合同草稿上，合同甲方为曹儒权嘉祥县嘉禾面粉厂，乙方为李进喜现承包人，无李和平。双方签订租赁合同后，李进喜与李和平一起将合同约定的4年租赁费11万元一次性通过银行汇给了曹儒权；李和平将面粉厂及设备交给李进喜接收后，租赁设备交接清单由李进喜和曹儒权二人签字确认。双方签字确认的设备清单中共有45项机械设备，第27项增白喂料机2台以括号注明“河南”，第37项设备注明“50吨机组风网管道各一套”，其他43项均未作特殊标注；交接清单底部备注：面粉机械设备均由淄博振兴粮机厂生产。1999年11月山东淄博桓台振兴实业有限公司日处理小麦60吨成套机组设备包括清理工艺和制粉工艺两部分，设备共16项机械，价格为273200元。山东省嘉祥县人民法院马村法庭2007年8月22日庭审笔录中记载，李和平作为证人提交给法庭的嘉禾面粉厂的账本中，记录付给振兴粮机厂机械款26万元，李和平称，为嘉禾面粉厂购买设备加安装费共计27万元。李进喜质证对该账本的真实性认可，认为设备价值27万元为原始购买价不等于现在价值，设备从1999年使用至2005年存在折旧和自然损耗。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年4月30日庭审中，曹儒权主张李进喜持有嘉禾面粉厂的账本，李进喜主张账本已被李和平拿走，因李和平本人未到庭，其代理人表示需要向李和平核实该事实。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李和平代理人称，李和平与曹儒权是合伙关系，二人各投资30万元建立嘉禾面粉厂。嘉禾面粉厂设备由李和平向山东淄博桓台振兴粮机厂购买，是日处理小麦50吨机组，包括安装费共27万元。与李进喜解除本案租赁合同后，李和平接收了嘉禾面粉厂设备并将设备卖到了聊城，包括电压器共卖了7.6万元。本院再审查明其他事实与乌兰浩特市人民法院一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再审认为，一、关于本案的管辖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八十一条规定，当事人认为发生法律效力的不予受理、驳回起诉裁定错误的，可以申请再审。第三百三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案件，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受理案件违反专属管辖规定的，应当撤销原裁判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根据上述规定，本案管辖权异议的救济已通过一审、二审程序保障，不属于再审事项，且本案不属于专属管辖的情形，故对李进喜的该项请求不予支持。二、关于李和平在曹儒权与李进喜租赁关系中的身份及李进喜将租赁设备交付李和平的行为是否构成违约问题。李进喜主张，李和平是嘉禾面粉厂的合伙人。因曹儒权否认该事实，故李和平的合伙人身份应由李进喜举证证明。李进喜提交了租赁协议签订前李和平实际经营管理嘉禾面粉厂的证据，嘉禾面粉厂租赁红运乡经贸委土地房屋合同确由李和平签订，但李和平在签字时明确注明是代曹儒权签字；嘉禾面粉厂2002年年检报告中确定李和平为企业联系人，李和平在山东省法院审理中提交的记账凭证也不能证明其投资事实，且嘉禾面粉厂的企业登记中确定为曹儒权个人企业，故对李和平的合伙人身份不予确认。李进喜主张李和平是本案租赁合同的相对方，并以自己所持的有李和平签字的租赁合同予以证明。从签订合同的过程来看，李进喜是与曹儒权通过电话协商方式确定租赁事宜，合同的相对人是曹儒权；签订正式合同前李进喜审查了租赁合同草稿，该草稿中的合同相对人也是曹儒权，无李和平；双方签字的正式租赁合同文本中的甲方也无李和平。签订合同后，李进喜所付租金也全部寄给了曹儒权，移交机械设备清单也是由李进喜与曹儒权签字确认，合同义务是李进喜与曹儒权之间互相履行。曹儒权所持租赁合同与租赁合同草稿、正式合同文本的主体吻合，且无李和平签字，故不能仅以在李进喜所持合同上有李和平签字而确定其合同相对人身份。李进喜主张李和平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在签订本案租赁合同前，李和平是嘉禾面粉厂的管理人。但从协商租赁事宜到签订正式合同、签订接收设备清单、支付租金的一系列过程中，李进喜应当知道合同相对方为曹儒权，李和平仅是中间联系人而非曹儒权的代理人，李进喜请求解除合同、移交设备也应征得曹儒权的同意和确认。李进喜认为李和平有代理权且向其交付财产存在重大过失，李和平的该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李进喜将设备交付李和平的行为构成违约，应依据租赁合同约定承担返还财产的责任。三、关于租赁设备原价格的确认及违约责任的承担问题。本案中，租赁双方对所租赁面粉机械是60吨机组还是50吨机组存在争议，但对第三人李和平证明的建设面粉厂时付给振兴粮机厂设备款26万元、安装面粉机械设备需要27万元的事实并无异议。另外，双方签字的设备移交清单上，备注说明面粉机械设备均由淄博振兴粮机厂生产，故对设备清单中特别注明部分应作如下理解：第27项增白喂料机处注明的“河南”应理解为该项设备是由河南生产；第37项注明的“50吨机组风网管道各一套”也应理解为不同于其他机械设备的备注，故本案机械设备更有可能是60吨机组。淄博桓台振兴实业有限公司1999年60吨机组价格单确定，该机组包括16项机械设备，价格为273200元，本案中双方移交的机械设备包括45项，设备数量已超过60吨机组的设备数量。综上，结合嘉禾面粉厂将厂房机械设备整体出租、26万元为嘉禾面粉厂建厂时付给振兴粮机厂的机械设备款的事实，原审确定原机械设备价格26万元公平合理。双方在合同中已约定违约出卖机械设备按原价格的5倍赔偿损失，曹儒权要求承担双倍返还原价款的违约责任未超过合同约定。对于李进喜要求考虑折旧的诉求，原审判决90%折旧曹儒权无异议，本院再审不予调整。综上，再审申请人李进喜的申请再审理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对其再审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结果适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维持兴安盟中级人民法院（2010）兴民终字第170号民事判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王文君代理审判员  魏 英代理审判员  王建军二〇一六年一月十三日书 记 员  银佳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