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京0105行初53号
原告夏培军，男，1965年9月27日出生。
被告北京市朝阳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察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36号。
法定代表人邢平芳，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培，女，北京市朝阳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察局干部。
委托代理人王增焕，男，北京市朝阳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察局干部。
原告夏培军（以下简称原告）因要求确认被告北京市朝阳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察局（以下简称被告）于2015年7月16日作出的没收处罚违法，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3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被告的委托代理人王培、王增焕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7月16日，被告对原告作出京朝城管罚字〔2015〕32012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2015年7月9日21时30分，原告无本市此地营业执照，在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外环长城过街桥上经营书包，现场有未出售的无品牌书包壹佰贰拾壹个；原告的行为违反了《北京市生活消费品、生产资料市场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属擅自摆摊设点的行为，影响了市场经营管理秩序，依据《北京市生活消费品、生产资料市场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并根据本案违法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被告作出对原告的经营商品无品牌书包壹佰贰拾壹个予以没收的处罚决定。
原告诉称，原告于2015年7月9日晚八点多在亮马桥天桥上摆摊，被麦子店城管队抄摊，麦子店城管队于7月16日电话告知对原告被抄物品作出没收处罚。原告认为，行政处罚种类中根本没有没收公民合法财产这一种类，被告私设行政处罚新种类。原告不是进入市场从事商品经营和服务的，不应当遵守《北京市生活消费品、生产资料市场管理条例》。行政处罚前被告是以无照经营抄摊的，但被告无权查处无照经营。市政府令2007年第197号第五条的规定违反了国务院2008年88号文件，应属无效。没收前抄摊这种所谓登记保存的取证手段，违反登记保存要遵守的两个前提条件，处罚前的登记保存这一取证手段违法，即行政处罚前程序违法，行政处罚也不成立。原告看到《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在2015年10月28日庭审交换证据时，被告没有在法律规定的时限内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在打电话时没有告知原告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享有的权利，被告应主动到原告的住处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卖的不是书包而是皮包，被告在物品上造假。原告摆摊并不是非法经营，摆摊是合法经营。综上，原告诉请法院判决确认被告2015年7月16日作出的没收处罚违法。
原告在指定期限内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
被告辩称，第一，被告具有查处未取得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本市营业执照的违法行为的法定职责。第二，被告作出的没收处罚适用法规正确。第三，被告作出的处罚决定符合法定程序。因原告未在规定时限内到被告处接受调查处理，2015年7月16日，执法队员通过电话与其联系，原告表示“因自己很忙没有时间，也没有法律义务要求必须去”，执法队员告知原告享有的权利及对其经营商品作出的处理决定，但原告表示放弃所有权利，任由被告随意处理。2015年7月16日16时，执法队员再次与原告联系，要求其在当天17时30分前到执法队领取《行政处罚决定书》和《物品处理通知书》，并告知了行政处罚决定，原告表示放弃领取文书。另，被告于2015年12月18日将《行政处罚决定书》和《物品处理通知书》邮寄送达至原告身份证中的住址，履行了送达程序。综上，被告对原告的经营商品作出的处理决定符合法律规定，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及相关文书，包括：送达回证、立案审批表、现场检查笔录、证物先行登记保存审批表、提取证据物品书（存根）、现场拍摄的照片、原告的身份证复印件、工作记录两份、证物处理审批表、案件呈批表、物品处理通知书（存根）、谈话通知书（存根）、送达回证、结案报告等，证明被告实施没收的处罚决定适用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2、与原告的电话录音光盘一张，证明被告依法告知了原告陈述申辩权利以及处理决定，原告表示任由被告处理并拒绝领取处罚文书；3、邮件查询系统截屏，证明处罚文书已被当事人签收。
被告以《北京市生活消费品、生产资料市场管理条例》、《北京市实施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办法》等作为其行政行为的依据，以说明被告具有作出相应行政处罚的行政职权，作出的行政处罚程序和实体处理符合相关规定。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被告提交的证据1、2是其在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过程中依法定程序收集，被告提交的证据3是其向原告送达行政处罚文书的证明材料，上述证据与案件事实具有关联性，取得方式和程序合法，符合法定形式要求，本院予以采纳，但不具有证明被诉行政处罚行为履行了合法程序的证明效力。
经审理查明，2015年7月9日21时30分，被告麦子店执法队在检查中发现，原告在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外环长城过街桥上经营书包，现场有未出售的无品牌书包壹佰贰拾壹个，原告未能出示工商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本市此地营业执照。被告进行了立案调查，制作了《现场检查笔录》和拍摄现场照片，并作出《提取证据物品书》，将书包壹佰贰拾壹个进行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原告在《提取证据物品书（存根）》及送达回证中签名。同时，被告向原告作出《谈话通知书》，通知原告于2015年7月13日10时到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西里南区6号楼麦子店执法队就无照经营一事进行谈话，原告在送达回证中签名。原告未按被告通知时间接受谈话。2015年7月16日，被告对原告作出《物品处理通知书》，对被告先行登记保存的书包壹佰贰拾壹个依法作出没收处理。同日，被告作出京朝城管罚字〔2015〕32012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原告的经营商品无品牌书包壹佰贰拾壹个予以没收。当日，被告电话联系原告到被告麦子店执法队领取《行政处罚决定书》和《物品处理通知书》，但原告未予以领取。2015年12月18日，被告通过邮寄方式向原告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和《物品处理通知书》，原告认可收到被告邮寄送达的上述文书，但认为被告未在法定期限内送达属违法。
另查，原告不服被告的先行登记保存行为诉至本院，要求确认被告于2015年7月9日作出的先行登记保存行为违法，本院经审理于2015年12月16日作出（2015）朝行初字第691号行政判决：“一、确认被告北京市朝阳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察局先行登记保存证据但未及时处理的行为违法；二、驳回原告夏培军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原告、被告在法定期限内均未提起上诉。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规定，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国发［2002］17号）中明确国务院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在城市管理领域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范围包括工商行政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无照商贩的行政处罚权。北京市人民政府制定的《北京市实施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办法》第五条第（十一）项规定，城管执法机关根据国务院和市人民政府关于相对集中处罚权的决定，行使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工商行政管理方面对流动无照经营行为的处罚权。本案中，被告作为城市综合执法部门，对本辖区内的市场外随意摆摊设点的行为具有查处的行政职权。
《北京市生活消费品、生产资料市场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进入市场的经营者应当按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经营范围、经营方式，在划定的地点亮照（证）经营。任何经营者不得在市场外随意摆摊设点。”，第四十六条规定：“经营者在市场外随意摆摊设点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营业，没收违法所得，并可没收其非法经营的商品、工具，对违法个人处以500元以下的罚款，对违法单位处以1000元以上１万元以下的罚款。”本案中，被告提交的证据能够形成证据链，可以证明原告在无本市营业执照的情况下，于2015年7月9日21时30分在本辖区内的市场外随意摆摊设点，本院对此予以确认。被告结合原告的行为性质、情节等，对原告作出没收经营商品的行政处罚属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罚幅度并无不当。
《行政处罚法》第四十条规定：“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本案中，虽被告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前履行了立案、传唤、先行登记保存等程序，但其作出被诉《行政处罚决定书》后未在法定期限内按照法律规定履行向原告的送达程序，故被告的行政处罚行为程序存在违法之处。基于被告曾电话告知原告相应权利义务及行政处罚内容，被告之后亦通过邮寄方式向原告送达了相应文书，故被告的程序违法之处并未对原告提起行政诉讼等权利产生实际影响，故本院对被告的行政处罚行为予以确认违法，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另需指出的是，原告作为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机关的正当行政执法行为亦应给予必要的配合，原告在本案中未按照被告的书面通知接受谈话和调查，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对其相应权利的行使采取消极方式，其行为亦非法治社会下法治公民所提倡之行为。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被告北京市朝阳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察局于二〇一五年七月十六日对原告夏培军作出的行政处罚行为违法。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北京市朝阳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察局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同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郑瑞涛
人民陪审员 黄士华
人民陪审员 孙冀鹏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骆芳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