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西中民一终字第0085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滑跃山，西安睿科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建武，陕西金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黄伟民。
委托代理人吴济翔，陕西克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胡尚宇，陕西克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滑跃山因与被上诉人黄伟民股份返还协议纠纷一案，不服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4）长安民初字第028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滑跃山的委托代理人王建武，被上诉人黄伟民的委托代理人吴济翔、胡尚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4年5月5日黄伟民诉至原审法院称，2011年9月29日，其与滑跃山签订《委托持股协议》，委托滑跃山代持西安睿科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睿科公司）2.2275%股权，后该股份经过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于2012年9月达到350.83万股。2013年1月21日，双方协商后一致同意解除委托代持股权关系，为此双方又签订了《股份返还协议》。但滑跃山在协议签订后并未依约履行返还义务，严重侵害了其合法的权益，故诉请滑跃山立即给其返还代持的睿科公司股份350.83万股，并承担案件诉讼费用。
被告滑跃山辩称，双方签订《委托持股协议》属实，但协议签订后双方并未实际履行，在客观事实上并不存在代持一事。后来签订的《股权返还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均系其在黄伟民等人的胁迫下所为，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本案黄伟民诉请的实为确认其在睿科公司的股东身份，黄伟民应以睿科公司为被告，故不同意黄伟民的诉请，请求驳回黄伟民的起诉。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9月29日黄伟民（协议中的委托方、甲方）与滑跃山（协议中的受托方、乙方）签订《股份代持协议》一份，协议载明鉴于：1、睿科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于2011年9月28日合法设立并存续，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万元，现甲方实际出资人民币1773.80l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59.1267%。2、此协议项下的标的股份系甲方持有目标公司的原始股份，双方本着自愿原则，经友好协商，甲方委托乙方代为持有上述目标公司2.2275%的股份（以下简称代持股份）的事宜达成如下协议：第一条委托内容为“甲方自愿委托乙方代持目标公司2.2275%的股份，作为该股份的名义持有人，并代为行使相关股东权利；乙方自愿接受甲方的委托并代为行使该相关股东权利。”协议第二、三、四条就委托权限、甲、乙双方的陈述及保证做了明确详细的约定。另外就保密条款、违约责任等相关事项双方亦做了约定。2013年1月21日，黄伟民（协议中的接受方、乙方）与滑跃山（协议中的返还方、甲方）又签订《股份返还协议》一份，在协议中双方就股权的返还数额、返还方式等相关事项又进行了详细的约定。当天，黄伟民（受让方、乙方）与滑跃山（转让方、甲方）还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一份，该转让协议中就双方的权利、义务又作了进一步约定。嗣后，因滑跃山未按协议履行义务，黄伟民遂诉至法院。庭审中，黄伟民提供的证据1、《股份代持协议》，证明黄伟民、滑跃山在客观事实上存在股权代持关系。2、《股权返还协议》、《股权转让协议》，证明滑跃山同意将为黄伟民代持的睿科公司350.831万股份无偿返还给黄伟民并协助办理股权变更登记。3、履行义务通知、邮政特快专递回执、2014年4月24日滑跃山给黄伟民的通知回复函，证明黄伟民要求滑跃山按协议约定内容履行义务，滑跃山拒绝返还的事实。4、睿科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及滑跃山的股权变更情况信息表，证明滑跃山现在睿科公司的股权有1067.45625万股，应向黄伟民返还350.831万股。5、股东出资证明书，证明黄伟民系实际出资人。滑跃山提供的证据有北京尚孚吴盈投资管理中心、重庆宝善股权投资中心与黄伟民、杨军志、黄伟新签订的关于睿科公司的股东协议各一份，证明黄伟民行为侵犯了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故应认定黄伟民、滑跃山之间的协议无效。经当庭质证后，滑跃山对黄伟民提供的证据形式要件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提出《股份代持协议》签订后双方并未实际履行，之后的《股权返还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均系黄伟民胁迫下违背其意志所为，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故应不予认定；黄伟民提供的证据3不能证明其与黄伟民双方之间存在代持关系，不认可黄伟民的证明目的；对黄伟民提供的证据4，认为该证据仅能证明其在睿科公司持有股份的事实，不能证明该股份中的350.831万股系黄伟民所有；对黄伟民提供的证据5，认为黄伟民曾系睿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出资证明书由黄伟民保管并持有，并不能代表黄伟民为实际出资人，且该证据黄伟民在提供的时间上已过举证期限，应不予认定。黄伟民对滑跃山提供的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并提出本案其是基于股权的返还提出诉讼请求的，属于财产返还之诉，并非股权转让关系，故不存在侵犯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事实。审理中，黄伟民、滑跃山各自坚持其诉辩意见，调解不立。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公民、法人可以委托他人办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接受他人委托的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本案中，黄伟民、滑跃山签订的《股份代持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应依法认定为合法有效，黄伟民、滑跃山均应按照协议约定的内容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滑跃山辩称《股份代持协议》签订后，双方并未实际履行，但该辩称理由双方后来签订的《股份返还协议》、《股权转让协议》在客观事实上相互矛盾。滑跃山在庭审中虽提出《股份返还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系黄伟民胁迫所签署，但未提供相关证据加以证明，且亦未曾提出过变更或撤销，滑跃山更未能就其签署行为作出合理的解释，故对其辩称理由，依法不予采信。另外，本案中，黄伟民是基于《股份代持协议》、《股份返还协议》、《股权转让协议》而提起的返还请求之诉，并非股东资格的确认或股权的转让之诉，故滑跃山关于本案主体及法律适用问题的辩称理由，与事实及法律相悖，依法不予支持。黄伟民诉请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故对其诉请依法予以支持。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24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三百九十六条及相关的法律、法规之规定，判决：被告滑跃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黄伟民返还代持的西安睿科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份350.83万股；并按《股份返还协议》约定的内容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案件受理费34866元，黄伟民已预交，减半收取，由滑跃山承担17433元，法院退回黄伟民17433元。
上诉人滑跃山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黄伟民诉请的是要求其履行《股份返还协议》，向黄伟民返还代持的股份350.83万股，但实际上黄伟民请求的是，依据《股份代持协议》在睿科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并办理股东变更手续，确认其在睿科公司的股东身份。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22条的规定，黄伟民应该以睿科公司为被告，而不应将其列为本案被告。原审法院认为，黄伟民的诉请是基于《股份代持协议》、《股份返还协议》、《股份转让协议》而提起的返还请求之诉的认定错误。黄伟民请求返还股份，从现实操作上讲，其无法返还。其是《股份代持协议》的“隐名股东”，只有黄伟民的股东身份被睿科公司确认之后，才能去工商机关办理相应的变更登记。黄伟民并未将股权交由其代持，因此，也不存在其向黄伟民返还的问题。原审法院仅以其与黄伟民之间签订的《股份返还协议》和《股份转让协议》，就认定代持行为成立，是错误的。虽然其与黄伟民签订了《股份代持协议》，但此协议实际并未履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23条的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因此，黄伟民如果要确认其在睿科公司实际享有股权，应当举证证明自己有实际的出资证据。原审法院以黄伟民胁迫其签订的《股权返还协议》和《股权转让协议》而认为没有代持就没有所谓的返还，来认定代持行为显然错误。2013年1月21日，其与黄伟民签订的《股权返还协议》和《股权转让协议》，因侵害了重庆宝善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优先购买权，因此，上述协议应是无效协议。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黄伟民的诉讼请求，判令黄伟民承担本案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黄伟民针对滑跃山的上诉答辩称，本案属于股权返还纠纷，并非股东资格确认案件。其所依据《股权返还协议》要求滑跃山履行返还义务，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早已转化为股权返还关系，已非滑跃山所称的股权代持关系，故本案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利害关系，并不涉及股东资格的确认问题。股份有限公司属于资合性质，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进行股份转让，仅涉及转让双方的权益，并不涉及公司及其他股东的权益，无需经过其他股东的同意，故不受公司及其他股东的约束和限制，滑跃山认为应以公司为被告，毫无依据。公司法解释（三）第22条，也是在考虑到有限公司股权转让需经其他股东同意，转让行为可能对公司的人合性质产生影响的前提下，才作如此规定，并不适用于本案。本案所涉及的股份明确登记在滑跃山名下，股份的返还义务也自然应由其履行。滑跃山作为返还协议的相对方，才是履行义务的主体。滑跃山辩称股份不在其名下，应由公司返还不成立的。其提供了充分证据，证明滑跃山持有其在睿科公司的350.83万股的股份，庭审中，滑跃山对《股权返还协议》等文件的真实性已予以认可，而又否认股权交由其代持自相矛盾。同时，因滑跃山已经承认《股权返还协议》的真实性，现其称股权未交由其代持，按照法律规定，也应由滑跃山承担举证责任，而本案中，滑跃山并未能够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所述事实。且即便签订该协议非其本意，其也可申请对该协议进行撤销。但滑跃山并未进行撤销，故滑跃山所称未将股权转至其名下，显然并不属实。《股权返还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并不存在无效的情形。依据公司法解释（三）第24条之规定，本案的《股份代持协议》合法有效。滑跃山对《股权返还协议》的真实性也予以认可，仅以为《股权返还协议》违反了其与宝善公司之间的股东协议第9条4.3、4.4.4的约定，应属无效。但该股东协议仅是其与宝善公司之间的约定，滑跃山并非本协议的当事人，该协议并不当然适用于其，故滑跃山的转让行为并不受该协议的限制。且该条款的约定明显限制了非合同当事人的权利，本身就不符合法律的规定，故不能以此确认其与滑跃山的《股权返还协议》无效。综上，其与滑跃山之间的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确，滑跃山理应按协议约定向其履行返还义务，滑跃山的上诉理由，无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滑跃山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另查明，2011年9月29日黄伟民与滑跃山签订《股份代持协议》时，滑跃山认缴203.325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元的6.7777%。2013年1月21日黄伟民与滑跃山签订的《股份返还协议》第一条3项约定：《股份转让协议》作为附件1。此次股份返还行为为代持股份返还，不支付任何费用。在原审中，黄伟民并未提出按《股权返还协议》的内容，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的诉讼请求。
本院认为，2011年9月29日黄伟民与滑跃山签订的《股份代持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内容不违反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协议，双方形成了委托关系，代持是委托内容的形式表现。据2013年1月21日黄伟民、滑跃山签订的《股份返还协议》显示：双方鉴于《股份代持协议》，黄伟民撤销由滑跃山代持睿科公司原始股份的委托，要求滑跃山返还相关代持股份。双方约定：滑跃山无条件同意将其代持的睿科公司350.831万股份返还给黄伟民，本协议签字盖章后，滑跃山无权代表黄伟民继续行使相应股份表决权，返还股份所对应的相关股东权利黄伟民全部收回，滑跃山一概不再享有。滑跃山在该协议甲方处签字并捺指印。该显示说明滑跃山对协议的内容知悉并同意。《股份代持协议》形成在先，《股份返还协议》约定于后，滑跃山对返还协议若有异议，可在一年内提起变更或撤销之诉。但经审查，滑跃山未曾就此提起过诉讼，在本案中亦未提供证据给予支撑。所以，滑跃山认为签订《股份代持协议》、《股份返还协议》属受胁迫而为，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的理由，依法不能成立。根据代持协议，证明此协议项下的标的股份系黄伟民持有；根据返还协议，证明双方委托代持关系解除，滑跃山应当履行返还义务，两份协议中并不存在股东资格不明的情形。转让协议作为《股份返还协议》附件1的事实，双方协商一致并予以确认，滑跃山为返还股份义务人的约定明确。本案系股份返还合同之诉而非股东身份的确认之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21条的规定，并不适用本案，滑跃山认为睿科公司应是适格被告的理由，依法不予支持。睿科公司系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东之间的股份转让，仅涉及转让双方的权益，并不涉及该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黄伟民、滑跃山的股份转让，无需经过其他股东的同意。黄伟民与重庆宝善股权投资中心之间的《股东协议》，系黄伟民与重庆宝善股权投资中心的约定，滑跃山并非《股东协议》的当事人，滑跃山的转让行为并不受该协议的限制，所以，滑跃山认为其与黄伟民签订的《股权返还协议》和《股权转让协议》，侵害了重庆宝善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优先购买权，上述协议应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据此，滑跃山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鉴于在本案中，黄伟民并未提出按《股权返还协议》的内容，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的请求，原审判决此项已超出了黄伟民的诉讼请求，违反了法律“不告不理”原则，故原审判决应予变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变更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2014）长安民初字第02813号民事判决为：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滑跃山向黄伟民返还代持的西安睿科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份350.83万股。
一审案件受理费34866元减半收取17433元，由滑跃山负担，法院退回黄伟民17433元。
二审案件受理费34866元，由滑跃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玲
审 判 员 李刚
代理审判员 刘旭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书 记 员 郭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