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东中法民二终字第54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东莞市远健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道滘镇南丫村坑龙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刘强。
委托代理人：刘卫纲，广东大洲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蔡德勇，男，系东莞市厚街裕邦包装制品加工厂的经营者。
委托代理人：余韦，广东坤益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余红，广东坤益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
上诉人东莞市远健实业有限公司（简称东莞远健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蔡德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2014）东一法道民二初字第20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蔡德勇向原审法院诉称：蔡德勇与东莞远健公司一直有生意来往，蔡德勇供应鞋材贴合PE纸、包装材料等给东莞远健公司，双方约定月结60天，从2013年6月至2014年5月，蔡德勇共供应了价值108652元的货物给东莞远健公司，由东莞远健公司的工作人员签收送货单，此款东莞远健公司至今未付，蔡德勇多次催讨，但东莞远健公司一直未履行其义务。蔡德勇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请求判令：1.东莞远健公司支付蔡德勇拖欠货款108652元及利息（以银行逾期贷款利率计，从起诉之日计至付清之日止）；2.东莞远健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
东莞远健公司向原审法院辩称：蔡德勇与东莞远健公司之间曾存在业务往来的事实，双方合作关系良好。2014年5月，东莞远健公司发现财务人员王某发与蔡德勇串通，骗取东莞远健公司的货款后，东莞远健公司找王某发谈话，并要求王某发说明，但王某发即离职，蔡德勇也未向东莞远健公司作出解释，因此双方的交易于2014年5月终止；蔡德勇提供的对账单及送货单与实际交易不符；在交易过程中，东莞远健公司已经向蔡德勇案涉的大部分货款，应该予以扣除。东莞远健公司、吉安市远健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安远健公司）及井冈山市远健鞋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井冈山远健公司）是关联公司，法定代表人均是刘强，三个公司的资金会调剂使用，并出现一个公司代替另两个公司支付货款的情况。双方于2013年6月前交易的货款已经结清，且东莞远健公司、吉安远健公司及井冈山远健公司于2013年8月29日、2014年3月18日分别向蔡德勇支付了137410元及47895元。双方于2014年3月31日前交易的货款已经结清，东莞远健公司、吉安远健公司及井冈山远健公司仅尚欠蔡德勇2014年4月至2014年5月的货款47440元。
经原审法院审理查明，东莞市厚街裕邦包装制品加工厂（以下简称裕邦加工厂）是个体工商户，其经营者是蔡德勇。原审法院受理蔡德勇诉东莞远健公司、井冈山远健公司及蔡德勇诉东莞远健公司、吉安远健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两案，案号分别为（2014）东一法民二初字第210号、211号。蔡德勇与东莞远健公司双方确认，东莞远健公司、吉安远健公司及井冈山远健公司是关联企业，裕邦加工厂与三公司均发生业务往来，存在三公司按时间截点对裕邦加工厂付款，即由其中一公司支付三公司尚欠裕邦加工厂的货款，任一公司支付的货款，均是支付三公司共同尚欠裕邦加工厂的货款，现无法区分三公司各自向裕邦加工厂支付货款的具体情况；双方请求原审法院将本案与（2014）东一法道民二初字第210号、211号两案件合并审理，并同意将上述两案中双方提交的证据及庭审意见作为审理本案的依据。
双方确认，东莞远健公司、井冈山远健公司及吉安远健公司向裕邦加工厂订购耐高温PE级等材料，双方协商一致后，裕邦加工厂按三公司的要求将货物送至东莞远健公司。蔡德勇主张，双方自2010年下半年开始发生交易往来，三公司均通过电话或传真的方式货；每月结算，由裕邦加工厂制作对账单给三公司核对，三公司核对无误后派人签收对账单，只需三公司员工在客户回签处签名确认，无需加盖公章。东莞远健公司、井冈山远健公司及吉安远健公司主张，双方自2011年年中左右发生交易往来，无需每月对账，但裕邦加工厂均是将对账单给三公司的业务员或仓管人员签收并转交三公司财务，对账单显示的数额是大致数额，并非是精确数额；裕邦加工厂向三公司请款，三公司安排财务支付货款，支付的货款可能与对账单数额不一致，虽然双方开始交易时口头约定付款方式为月结60天，但是月结60天与货到付款的单价不同，因此，双方交易也存在货到付款、预付货款的情况。
蔡德勇主张，2013年8月至2014年5月，裕邦加工厂与东莞远健公司交易货款总额为108652元，并向原审法院提交对账单、送货单拟证明。其中，对账单显示：TO：东莞远健，FROM：裕邦，2013年8月至2014年5月，金额分别为3638元、14094元、9162元、14871元、21121元、8332元、8885.2元、20997元、7153元，客户回签处签有“王某发”、“蒲元仪”、“张玲玲”、“李玉菁”。送货单显示：客户均为东莞远健，送货时间、品名及规格、数量分别为2013年8月29日（原为2013年9月2日）、PE级耐高温60〞、220.5千克，2013年9月2日（原为2013年8月29日）、耐高温PE级56〞、220千克，2013年9月10日、耐高温56〞PE级、270.8千克，2013年9月20日、耐高温PE级56〞及再生PE纸、152.3千克及140千克，2013年9月27日、耐高温PE级56〞、130千克，2013年10月4日、56〞耐高温PE级、140.9千克，2013年10月14日、56〞耐高温PE级、205.7千克，2013年10月29日、耐高温PE级56〞、208.7千克，2013年11月1日、46〞耐高温PE级及60〞耐高温PE级、50千克（原为48.8千克）及100千克，2013年11月11日、耐高温PE级56〞、216.1千克，2013年11月18日、耐高温PE级56〞、535.3千克（原为529.6千克），2013年12月5日、耐高温PE级56〞、332.6千克，2013年12月16日、耐高温PE级56〞、312千克，2013年12月30日、耐高温PE级56〞及耐高温PE级60〞、487.9千克及147.6千克，2014年1月7日、耐高温PE级56〞、5千克，2014年1月19日、56〞耐高温PE级、500千克，2014年3月11日、56〞耐高温PE级、538.5千克，2014年4月13日、耐高温PE级56〞及耐高温PE级60〞、350千克及149.3千克，2014年4月21日、耐高温PE级56〞、300千克，2014年4月24日、珍珠棉白色、164Y，2014年4月30日（原为2014年4月29日）、56〞耐高温PE级、466.9千克，2014年5月15日、耐高温PE级56〞及耐高温PE级60〞、400千克及100千克。上述送货单上客户签收处签有“蒲元仪”、“ＸＸ兴”、“罗启维”或“姜某清”。东莞远健公司对对账单、有修改（2013年11月1日、2013年11月18日）的送货单及客户签收处签有“姜某清”的送货单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其他送货单真实性予以确认及客户回签处签名“王某发”、“蒲元仪”、“张玲玲”、“李玉菁”的对账单真实性予以确认，主张王某发、蒲元仪、张玲玲、李玉菁、ＸＸ兴、罗启维是东莞远健公司的员工，姜某清并不是其员工；送货单只能说明东莞远健公司收到裕邦加工厂供应的货物数量，并不能证明货物的单价及价值，蔡德勇也未能提供报价单予以证明货物的单价及价值；王某发是东莞远健公司的采购人员，由于王某发串通裕邦加工厂损害东莞远健公司、井冈山远健公司及吉安远健公司的利益，即使对账单上有王某发的签名，亦不确认对账单所对账的内容，且在客户回签处签名仅代表收到裕邦加工厂的对账单，需以东莞远健公司财务与裕邦加工厂对账数额为准。
蔡德勇主张，2013年8月至2014年5月，裕邦加工厂与东莞远健公司、井冈山远健公司交易货款总额为24155元，并向原审法院提交对账单、送货单拟证明。其中，对账单显示：TO：井冈山远健，FROM：裕邦，时间及金额分别为2013年8月、18586元，2013年11月、105元，2013年12月、3040元，2014年1月、314元，2014年3月、195.2元，2014年5月、1915元，客户回签处签有“王某发”、“蒲元仪”、“张玲玲”、“李玉菁”。送货单显示：客户均为井冈山远健，送货时间、品名及规格、数量分别为2013年8月1日、5MM珍珠棉及耐高温PE级56〞、499Y（291Y＋208Y）及916千克（102千克＋169.5千克＋233.5千克＋37千克＋109千克＋265千克），2013年8月21日、再生PE纸56〞、250千克，2013年11月4日、2mm×1m×150米珍珠棉、95Y（31Y＋16Y＋6Y＋6Y＋23Y＋13Y）（空白处备注“实收一卷50m”），2013年12月5日、2mm白色珍珠棉及2mm×150米珍珠棉、142Y（31Y＋38Y＋46Y＋4Y＋10Y＋13Y）（空白处备注“实送164Y”）及107Y（46Y＋22Y＋39Y）（空白处备注“实送164Y／1卷”），2013年12月30日、PE级耐高温56〞、298千克，2014年1月2日（原为2013年12月20日）、2T×150米、2卷，2014年1月8日、珍珠棉2T×150米、1卷，2014年3月11日、2mm米珍珠棉、305Y（125Y＋76Y＋28Y＋76Y），2014年5月15日、再生PE纸、201.6千克。上述送货单上客户签收处签有“蒲元仪”、“ＸＸ兴”、“姜某清”。东莞远健公司、井冈山远健公司对对账单、有修改（2014年1月2日）的送货单及客户签收处签有“姜某清”的送货单真实性不予确认，对其他送货单真实性予以确认及对账单客户回签处签名“王某发”、“蒲元仪”、“张玲玲”、“李玉菁”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主张王某发、蒲元仪、张玲玲、李玉菁、ＸＸ兴是东莞远健公司、井冈山远健公司的员工，姜某清并不是其的员工；送货单只能说明东莞远健公司、井冈山远健公司收到裕邦加工厂供应的货物数量，并不能证明货物的单价及价值，蔡德勇也未能提供报价单予以证明货物的单价及价值；王某发是东莞远健公司、井冈山远健公司的采购人员，由于王某发串通裕邦加工厂损害东莞远健公司、井冈山远健公司及吉安远健公司的利益，即使对账单上有王某发的签名，亦不确认对账单所对账的内容，且在客户回签处签名仅代表收到裕邦加工厂的对账单，需以东莞远健公司、井冈山远健公司财务与裕邦加工厂对账数额为准；另外，2013年11月至2014年1月的送货单与对账单显示的货物数量不一致。
蔡德勇主张，2013年6月至2014年5月，裕邦加工厂与东莞远健公司、吉安远健公司交易货款总额为61840元，但已支付2013年6月部分货款8713元，尚欠货款53127元，并向原审法院对账单、送货单拟证明。其中，对账单显示：TO：吉安远健，FROM：裕邦，时间及金额分别为2013年6月、21505元，2013年10月、13746元，2013年12月、6053元，2014年3月、2495元，2014年4月、12453元，2014年5月、5588元，客户回签处签有“王某发”、“张玲玲”、“李玉菁”。送货单显示：客户均为吉安远健，送货时间、品名及规格、数量分别为2013年6月10日、耐高温PE级56〞及耐高温PE级60〞、321.1千克、106.4千克，2013年6月24日、20mm珍珠棉及、56〞耐高温PE级及60〞耐高温PE级、35码（28码＋7码）及536.8千克（82.4千克＋49.4千克＋107千克＋298千克）及448.4千克（228千克＋143.9千克＋76.5千克），2013年10月4日、PE袋印字23×40cm、12222个（9702个＋2520个），2013年10月7日、56〞再生PE级、325千克，2013年10月24日、PE袋印字16×38cm、20000个，2013年10月26日、PE袋印字16×38cm及PE袋印字25×50cm、9570个（6384个＋3186个）及4868个（2434个＋2434个），2013年10月28日、PE袋印字23×40cm、26572个（4776个＋5598个＋1916个＋5338个＋6430个＋2514个），2013年11月28日、PE袋印字23×40cm、2700个，2013年12月5日、56〞再生PE级、310.2千克，2013年12月20日、再生PE级56〞、293千克，2014年3月11日、2mm珍珠棉白色及PE袋印字16×38cm、884Y（361Y＋17Y＋360Y＋120Y＋21Y＋5Y）及10718个（2504个＋2508个＋624个＋602个＋2582个＋432个＋1466个），2014年4月3日、PE袋印字16×38cm及白色珍珠棉2mm、63420个（24244个＋16186个＋16182个＋4860个＋1948个）及934Y（13Y＋317Y＋361Y＋7Y＋6Y＋129Y＋32Y＋65Y＋4Y），2014年4月26日、珍珠棉2T、687Y（229Y＋89Y＋181Y＋181Y＋4Y＋3Y），2014年5月1日、PE袋印字16×38cm、2718个（860个＋664个＋524个＋670个），2014年5月2日、PE袋印字16×38cm、12778个（1462个＋1222个＋878个＋28个＋52个＋760个＋2508个＋2524个＋2904个＋148个＋292个），2014年5月9日、PE袋印字16×38cm、15552个（1174个＋3052个＋4458个＋732个＋1324个＋2052个＋492个＋1196个＋1072个）。上述送货单上客户签收处签有“王某发”、“李开志”、“罗启维”、“ＸＸ兴”、“姜某清”、“蒲元仪”、“黄金结”、“张玲玲”、“王少兵”。东莞远健公司、井冈山远健公司对对账单及客户签收处签有“姜某清”、“李开志”、“黄金结”、“王少兵”的送货单真实性不予确认，对其他送货单真实性予以确认及对账单客户回签处签名“王某发”、“张玲玲”、“李玉菁”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主张王某发、蒲元仪、张玲玲、李玉菁、罗启维、ＸＸ兴是东莞远健公司、吉安远健公司的员工，姜某清、李开志、黄金借、王少兵并不是其员工；送货单只能说明东莞远健公司、吉安远健公司收到裕邦加工厂供应的货物数量，并不能证明货物的单价及价值，蔡德勇也未能提供报价单予以证明货物的单价及价值；王某发是东莞远健公司、吉安远健公司的采购人员，由于王某发串通裕邦加工厂损害东莞远健公司、井冈山远健公司及吉安远健公司的利益，即使对账单上有王某发的签名，亦不确认对账单所对账的内容，且在客户回签处签名仅代表收到裕邦加工厂的对账单，需以东莞远健公司、吉安远健公司财务与裕邦加工厂对账数额为准。
东莞远健公司、井冈山远健公司及吉安远健公司主张，其于2013年8月29日，2014年3月18日向裕邦加工厂分别支付137410元、47895元，双方于2014年3月31日前的货款已经结清，三公司仅欠裕邦加工厂2014年4月至2014年5月货款47440元，并向原审法院提交电子转账凭证、客户专用回单、付款委托书拟证明。其中电子转账凭证（2013年8月29日）显示，汇款人为吉安远健公司，收款人为裕邦加工厂，附加信息及用途为货款，金额为137410元。客户专用回单（2014年3月18日）显示，付款人为吉安远健公司，收款人为东莞市常平三安包装材料厂（以下简称三安材料厂），帐号为20xxxxxxxxxxxxxxx86，用途为货款，金额为47895元。付款委托书显示：兹委托吉安远健公司将裕邦加工厂的货款140000元打入三安材料厂如下账户（开户名为三安材料厂，开户行为中国工商银行常平支行，帐号为20xxxxxxxxxxxxxxx86），由此引发的责任由裕邦加工厂负责，与吉安远健公司无关，业主处签有“蔡德胜8.28”。蔡德勇对电子转账凭证、客户专用回单、付款委托书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但主张吉安远健公司于2013年8月29日支付的137410元是三公司于2013年6月前尚欠蔡德勇的货款；付款委托书业主处签名的是蔡德胜，是裕邦加工厂的经理，即使裕邦加工厂曾出具付款委托书给吉安远健公司委托付款，但无法证明该款项是支付其委托吉安远健公司指定支付的款项，付款委托书上的时间与客户专用回单上的时间也不一致的，吉安远健公司于2014年3月18日向三安材料厂支付47895元与本案无关。蔡德勇于2012年8月28日要求东莞远健公司、井冈山远健公司及吉安远健公司将欠裕邦加工厂的部分货款140000元汇入三安材料厂，委托三安材料厂收款。三公司一直未付款，裕邦加工厂要求退回付款委托书，但三公司称未将款项向三安材料厂支付，付款委托书并未生效，且已撕毁，裕邦加工厂就没再追究了，裕邦加工厂之后没有委托三公司付款。蔡德勇并向原审法院提交对帐明细，显示东莞远健、吉安远健、井冈山远健，月份分别为2011年10月至2013年6月、2011年11月至2013年6月、2011年11月至2013年6月，合计分别为172323元、84541元、21213元，总计为278077元，下欠为169607元，对帐明细每栏下部分空白处手写有“171924”、“62857”、“16836”，“下欠”栏下部分空白处手写有“137410”。该对帐明细空白处签有“蔡德胜8.28”、“137410元，除12、5月东莞、吉安尚有差异，13.4（含4月）付款金额以远健金额为准。彭景艺8／28”。东莞远健公司、井冈山远健公司、吉安远健公司对对帐明细真实性不予确认，主张上面书写比较潦草且无条理，无法证明三公司于2013年6月前尚欠裕邦加工厂137410元的事实；2013年8月，双方存在稳定的交易往来，裕邦加工厂向三公司催收货款大概数额为100000余元，加上2013年9月向裕邦加工厂的预付货款共140000元，三公司要求裕邦加工厂开具增值税发票，裕邦加工厂称无法开具增值税发票，提出委托三公司向三安材料厂支付140000元货款。后裕邦加工厂向三公司出具付款委托书，但由于三公司内部沟通的问题，于2013年8月29日向裕邦加工厂付款137410元，因此没有立即向三安材料厂付款，由于双方继续发生交易往来，后续产生付款的问题，三公司于2014年3月18日尚欠裕邦加工厂货款47895元，并接到裕邦加工厂要求三公司将尚欠货款支付到三安材料厂的通知，因此三公司与裕邦加工厂之间于2014年3月31日前的货款已经结清。
根据蔡德勇的申请，原审法院到东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调查，该中心向原审法院出具参保人险种缴费明细表及查询结果。其中，参保人险种缴费明细表显示，东莞远健公司于2013年4月至2014年6月为彭景艺参加社会保险。查询结果显示：姜某清、李开志、黄金结、王少兵暂没有在东莞远健公司参保记录。双方对参保人险种缴费明细表及查询结果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蔡德勇主张，但不能证明李开志、姜某清、黄金结、王少兵不是东莞远健公司的员工，也不能证明三公司不欠裕邦加工厂货款，双方每月均有对账，由王某发在对账单上进行签名确认，三公司主张李开志、姜某清、黄金结、王少兵并非是三公司的员工，应当提供相反的证据予以证明。东莞远健公司、井冈山远健公司及吉安远健公司主张，彭景艺是三公司的员工，李开志、姜某清、黄金结、王少兵不是三公司的员工，蔡德勇应举证证明上述人员属于三公司的员工。
蔡德勇向原审法院提交证明3份，并申请证人王某发、姜某清、卿某友出庭作证，庭审中，蔡德勇主张三证人因上班，请不到假出庭，故未到庭。其中，证明（王某发、姜某清）显示，王某发、姜某清、卿某友分别是东莞远健公司的采购、仓管。东莞远健公司、井冈山远健公司及吉安远健公司对姜某清出具的证明形式真实性不予确认，姜某清并非是东莞远健公司员工，对另两份证明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原审庭审中，东莞远健公司、井冈山远健公司及吉安远健公司主张其员工王某发与蔡德勇串通，损害三公司的利益，但明确未向公安机关报警。
原审庭审中，蔡德勇主张，双方口头约定月结60天，逾期付款应支付按中国人民银行逾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明确要求：东莞远健公司支付以108652元为本金，从起诉之日即2014年8月2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率计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东莞远健公司、井冈山远健公司支付以24155元为本金，从起诉之日即2014年8月2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率计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东莞远健公司、吉安远健公司支付以53127元为本金，从起诉之日即2014年8月2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率计至清偿之日止的利息。东莞远健公司、井冈山远健公司及吉安远健公司主张，双方曾约定付款期限为月结60天，但实际交易中的付款期限是灵活的，并未约定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
以上事实，有对账单、送货单、订购单、证明、对帐明细、电子转账凭证、客户专用回单、付款委托书、参保人险种缴费明细表、查询结果、（2014）东一法道民二初字第210、211庭审笔录以及原审法院的庭审笔录等附卷为证。
原审法院认为，裕邦加工厂是个体工商户，其对外的债权债务由其经营者即蔡德勇享有承担，因此，蔡德勇与东莞远健公司、井冈山远健公司及吉安远健公司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双方确认，东莞远健公司、井冈山远健公司及吉安远健公司是关联企业，并确认蔡德勇与三公司的交易货物均送至东莞远健公司；蔡德勇与东莞远健公司、井冈山远健公司及吉安远健公司均存在交易往来，任一公司支付的货款，均是支付三公司共同尚欠裕邦加工厂的货款，现无法区分三公司各自向裕邦加工厂支付货款的具体情况，且双方均请求原审法院将本案与（2014）东一法道民二初字第210号、211号两案件合并审理。综合双方庭审中的陈述及举证情况，原审法院予以准许本案与（2014）东一法道民二初字第210号、211号两案件合并审理，并认定东莞远健公司、井冈山远健公司及吉安远健公司存在混同经营的情况，故东莞远健公司应与井冈山远健公司、吉安远健公司分别对案涉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东莞远健公司、吉安远健公司及井冈山远健公司是否尚欠蔡德勇货款及数额是多少。关于蔡德勇提交的对账单及送货单。首先，东莞远健公司、井冈山远健公司及吉安远健公司对对账单中客户回签处签名人员王某发、张玲玲、李玉菁是由其员工，虽然主张员工签收对账单并非是确认对账单数额，需将对账单交给三公司财务进行对账，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且不符合一般常理；其次，三公司确认在送货单客户签收处签名的王某发、蒲元仪、张玲玲、罗启维、ＸＸ兴是其员工，虽然主张李开志、姜某清、黄金结、王少兵不是三公司的员工，但目前确实可能存在企业没有为员工购买社保的情况，且三公司有存在员工签收货物的情形，送货单与对账单的交易时间、交易货物、数量等信息亦相吻合；再次，虽然三公司主张王某发与蔡德勇串通损害三公司的利益，但明确并未向公安机关报警，也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应由三公司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对于对账单及送货单，原审法院依法予以确认，并确认蔡德勇于2013年8月至2014年5月向东莞远健公司供应价值为3638元＋14094元＋9162元＋14871元＋21121元＋8332元＋8885.2元＋20997元＋7153元=108253.2元，于2013年8月至2014年5月向井冈山远健公司供应价值为18586元＋105元＋3040元＋314元＋195.2元＋1915元=24155.2元，于2013年6月至2014年5月向吉安远健公司供应价值为21505元＋13746元＋6053元＋2495元＋12453元＋5588元=61840元。
关于吉安远健公司于2013年8月29日向蔡德勇支付的137410元的性质。虽然东莞远健公司、吉安远健公司及井冈山远健公司主张是支付2013年8月前的货款及2013年9月的预付款，但并未明确货款及预付款的具体数额，且确认曾与蔡德勇约定月结60天，支付预付款的现象在交易过程中亦比较少见。蔡德勇主张该款项是支付东莞远健公司、井冈山远健公司、吉安远健公司2013年6月前尚欠货款，并提供对账明细予以证明，彭景艺是东莞远健公司的员工，根据以上论述，三公司确实存在员工与蔡德勇对账的情况，并非一定要加盖三公司的公章，对账明细显示三公司截止2013年6月尚欠蔡德勇137410元，彭景艺在对账明细上签字，且对账时间为“8／28”，付款时间为2013年8月29日，对帐时间与付款时间相吻合，因此，原审法院对蔡德勇的该主张予以采纳，并确认吉安远健公司于2013年8月29日支付的137410元是截止2013年6月三公司尚欠蔡德勇的货款。关于吉安远健公司于2014年3月18日向三安材料厂支付的47895元的性质。东莞远健公司、井冈山远健公司吉安远健公司主张该款项实际是支付蔡德勇的案涉货款（2014年3月31日前），虽然蔡德勇主张吉安公司支付该款项与本案无关，但确认付款委托书为蔡德勇经营的裕邦加工厂经理蔡德胜出具的，且付款委托书的时间为“8／28”，并未显示年份，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对该付款委托书予以撤销，应由蔡德勇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原审法院认定该款项的性质为三公司向蔡德勇支付的货款，并酌定该款项先行支付吉安远健公司尚欠蔡德勇货款，剩余部分支付井冈山远健公司尚欠蔡德勇货款。由于东莞远健公司、井冈山远健公司及吉安远健公司未能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向蔡德勇诉请的案涉货款的其他情况，应由三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东莞远健公司、井冈山远健公司及吉安远健公司尚欠蔡德勇2013年8月至2014年5月的货款为（108253.2元＋24155.2元＋61840元）-21505元（2013年6月）-47895元=124848.4元。其中，东莞远健公司应向蔡德勇支付货款108652元，因此，对于蔡德勇要求东莞远健公司支付货款108652元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东莞远健公司、井冈山远健公司应向蔡德勇支付16196.4元，对于蔡德勇要求东莞远健公司、井冈山远健公司支付货款24155元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部分支持；对于蔡德勇超出部分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驳回。吉安远健公司无需向蔡德勇支付货款，对于蔡德勇要求东莞远健公司、吉安远健公司支付货款53127元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驳回。
蔡德勇依约向东莞远健公司、井冈山远健公司送货，东莞远健公司、井冈山远健公司应按约向蔡德勇支付货款。债务应当清偿，东莞远健公司、井冈山远健公司无正当理由至今没有支付尚欠货款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依法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应向蔡德勇支付利息损失，具体为：东莞远健公司应向蔡德勇支付以108652元为本金，从起诉之日即2014年8月2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的利息，对于蔡德勇要求东莞远健公司支付利息的请求，原审法院予以部分支持，对于超出部分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驳回；东莞远健公司、井冈山远健公司应向蔡德勇支付以16196.4元为本金，从起诉之日即2014年8月2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的利息，对于蔡德勇要求东莞远健公司、井冈山远健公司支付利息的请求，原审法院予以部分支持，对于超出部分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予以驳回；对于蔡德勇要求东莞远健公司、吉安远健公司支付利息的请求，原审法院予以驳回。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限东莞远健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蔡德勇支付货款108652元；二、限东莞远健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向蔡德勇支付利息（以货款108652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率从2014年8月20日计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三、驳回蔡德勇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293元，由东莞远健公司负担。
上诉人东莞远健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原审法院部分证据采信错误，导致部分事实认定错误。1.关于对账单的认定：本案中虽然绝大部分对账单有东莞远健公司的员工签名，但没有任何一张单据中有明确的对对账结果的确认备注或意思表示，显然不是对其数据或内容的确认，只是对收到对方对账单的确认，最终对账仍然要双方财务会同对账，本案实际上双方的财会没有一个明确的对账结果，双方交易中只是大概地根据交易情况来支付或预付部分货款，不能当然地以对账单的数额来确认应付款数额，而且本案确实存在对账单与送货单数量数额并不相一致的情况，因此，查清本案事实最好的办法就是双方从头到尾对账，由蔡德勇提供所有交易单据和应付款项的依据，再由东莞远健公司提供已付款项的证据，差额部分就是仍应支付的款项。原审法院直接认定全部对账单数额，显然有失偏颇。2.关于部分送货单的认定：东莞远健公司对不是东莞远健公司员工签名的部分送货单予以了否认，事后法院依法查明的东莞远健公司员工的社保信息也印证了东莞远健公司的主张，但法院仍全部予以认定，明显不当；事实上，蔡德勇在本案中也确实存在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情况，其连东莞远健公司按其委托代向第三方支付的款项都不承认，显然是在以诉讼欺诈方式谋取非法的份外利益。3.关于对账明细表的认定：对于对账明细，因蔡德勇没有提供原件，所以无法确认真实性，同时整个页面涂涂改改非常之大，既有打印字迹也有手写字迹，且无法反映是谁具体地对账确认的行为，复印件中即使有彭景艺的签名，也无法拼凑出完整的意思表示，且也无法排除变造拼接的可能。4.关于对2013年8月29日支付137410元款项性质的认定：双方的交易方式是不定式的，即有的是按照月结60天来做，有的又是现结，还有预付部分货款的情况，因为没有明确地对总账，且主要差异体现在货物的单价上，现货现价的肯定价格要比月结60天的优惠，因此，不能当然地认定该款只是支付2013年6月份以前的货款。5.关于对王某发与蔡德勇串通弄虚作假损害东莞远健公司合法权益事实的认定：关于王某发与蔡德勇之间恶意串通损害东莞远健公司利益的事实，因为2014年5月份东莞远健公司发现后立即找了王某发，要其明确说明原由，王某发未交代就离职了，尽管东莞远健公司当时没有报警，但是仍然提供了相关他们之间重复报账计算货款的单据给法庭，这一事实是清楚的，请二审法院明查。二、原审法院处理失当。由于原审法院在诸多证据采信和事实认定上存在的错误导致处理明显失当。当然，东莞远健公司在原审中是陈述过，是尚欠蔡德勇一小部分货款，即使认同蔡德勇对账结果的情况下，也只欠其2014年4、5月份的，总额不超过50000元，而原审法院计算的数额为近125000元，大大超出实际欠款数额，因此请求法院依法改判，驳回蔡德勇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蔡德勇向本院答辩称：东莞远健公司的上诉理由不真实，蔡德勇在原审时已经提交可以证明东莞远健公司欠款的对账单和送货单，根据蔡德勇提交的对账单可以证明东莞远健公司所欠的货款数额，至于东莞远健公司说蔡德勇与王某发串通，东莞远健公司是没有证据的，请求驳回上诉。
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一、东莞远健公司、井冈山远健公司、吉安远健公司于二审庭审时确认，双方当事人没有书面约定对账单需要双方财务会同对账，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存在此一交易惯例。二、东莞远健公司、井冈山远健公司、吉安远健公司没有向法院提交案涉期间的公司员工花名册及工资台账。三、东莞远健公司、井冈山远健公司、吉安远健公司确认不能明确区分137410元中的预付款数额。四、东莞远健公司、井冈山远健公司、吉安远健公司确认其向蔡德勇付款时没有区分注明货款或预付款，蔡德勇否认东莞远健公司、井冈山远健公司、吉安远健公司曾向其支付预付款。五、蔡德勇二审庭审时确认蔡德胜签名的付款委托书的真实性，确认没有向东莞远健公司、井冈山远健公司、吉安远健公司书面撤销该委托书。六、蔡德勇二审庭审时确认其提交的彭景艺签名的对账明细有涉及2013年6月份的货款。七、蔡德勇、东莞远健公司、井冈山远健公司、吉安远健公司于二审庭审时均同意本案与（2015）东中法民二终字第541号、542号两案合并处理。
以上另查事实，有本院二审庭审笔录附卷为证。
本院认为，本案是与买卖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依法对东莞远健公司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一、对账单、送货单是否全部能够作为认定案涉货款的依据；二、137410元的货款性质。
关于焦点一。首先，东莞远健公司、井冈山远健公司、吉安远健公司主张有其员工在客户回签处签名的对账单还需双方财务会同对账才是对对账结果的确认，但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前述约定，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原审法院对东莞远健公司、井冈山远健公司、吉安远健公司的该项主张不予采纳并无不当；其次，东莞远健公司、井冈山远健公司、吉安远健公司主张部分送货单签收人员不是其员工，对该部分送货单不予确认，虽然社保信息没有该些员工的参保记录，但东莞远健公司、井冈山远健公司、吉安远健公司未提交案涉交易期间的员工花名册及工资台账证明其已为全体员工购买社保，原审法院结合送货单与对账单信息能够相互吻合的情况，认定前述送货单的真实性亦无不当。
关于焦点二。首先，双方当事人均确认双方约定货款结算方式为月结60天，虽然东莞远健公司、井冈山远健公司、吉安远健公司主张在实际交易过程中双方的结算方式不止一种、还存在预付货款的情形，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次，案涉东莞远健公司员工彭景艺于2013年8月28日签名的对账明细虽然仅为传真件，但其内容与月结60天的结算方式不相矛盾。该对账明细显示东莞远健公司、井冈山远健公司、吉安远健公司截止2013年6月尚欠蔡德勇货款137410元，而吉安远健公司于次日即向蔡德勇支付了该款。原审法院结合双方当事人约定的结算方式、实际的对账、付款情况及双方当事人均确认的东莞远健公司、井冈山远健公司、吉安远健公司向蔡德勇的付款无法区分的实际情况，认定该137410元系东莞远健公司、井冈山远健公司、吉安远健公司向蔡德勇支付的截止至2013年6月的货款证据充分。东莞远健公司、井冈山远健公司、吉安远健公司主张该137410元付款中有部分是预付货款，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至于东莞远健公司、井冈山远健公司、吉安远健公司还主张王某发与蔡德勇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但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东莞远健公司、井冈山远健公司、吉安远健公司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2473元，由东莞市远健实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胡晓婷
代理审判员 邹凤丹
代理审判员 王 振
二〇一五年八月六日
书 记 员 陈梦诗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