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再终字第421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阳永大制药有限公司，住所地辽宁省沈阳市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沧海路20号。
法定代表人彭宣玮，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徐志国，北京盈科（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清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门头沟区门头沟路21号。
法定代表人曾庆新，董事长。
沈阳永大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大公司）与北京清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于2006年11月20日作出的（2006）西民初字第06122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2009年9月3日，经原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再审本案。2011年7月29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2009）西民再初字第4号民事判决。永大公司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于2011年11月11日作出（2011）一中民再终字第14687号民事裁定，撤销（2009）西民再初字第4号民事判决，将本案发回重审。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13年12月18日作出（2012）西民再初字第0026号民事判决。永大公司、清源公司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重审中，永大公司诉称，我公司和清源公司于1998年10月18日签订购销《协议书》，我公司按清源公司订货单，向清源公司供应永大公司生产的益母草胶囊。经双方于2001年2月7日核对账目，确认截至2000年12月31日清源公司尚有35285盒，价值317565元的货款未付。对账后清源公司支付货款83598.18元，又退回价值59580元的货物，尚欠货款174386.82元未付。因原审诉讼请求货款金额为172658.81元，我公司自愿放弃要求清源公司支付货款的差额部分1728.01元，重审中不增加诉讼请求。此外，在履行《协议书》过程中，我公司曾应一些用药单位的要求为其开具了增值税发票，但后来这部分货款没有收回，我公司因此垫付了部分税金。按双方《协议书》约定，垫付的税金清源公司应承担18125.28元。故要求清源公司同时给付我公司18125.28元税金。
清源公司辩称：（1）我公司是永大公司驻北京办事处，负责在北京开发市场，联系医院和医药公司。我公司与永大公司是代理关系，不应由我公司承担付款责任。（2）在之前的庭审中永大公司出示了27份银行票据，显示对账之后，真正的买受方曾给付回款83598.28元，比欠款数额还多，证明诉讼事实不存在，永大公司是诉讼欺诈。（3）双方于2001年2月7日签署的对账单，而永大公司于2006年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不受法律保护。（4）关于税金，在履行过程中，永大公司都是给真正的买受方开具增值税发票，没有给清源公司开过发票，其要求我公司承担税款没有依据。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重审查明：
一、1998年10月18日，永大公司与清源公司签订《协议书》，约定：1、永大公司授权清源公司为益母草胶囊北京总代理，清源公司为永大公司驻北京办事处。2、永大公司按清源公司的订货单供应益母草胶囊。按批发价18.08元的5.0折扣让利给清源公司（9元／盒），9元以下的税金由永大公司缴纳。3、按清源公司报开户名单，医院资料，订货数量，每户首批不低于5件。4、每户首批为代销，发第二批货时，清源公司向永大公司结清该户第一批货款，以此类推，发货结款。清源公司支付现金订货时，永大公司优惠清源公司底价3%。5、清源公司按时结账，及时支付永大公司货款。6、本协议自签字之日起，有效期五年。
二、合同签订后，永大公司未设立北京办事处，且合同双方在履行过程中对履约方式作了部分变更。具体表现在：1、在发货环节上，清源公司通过电话、传真、书信等方式向永大公司通知发货数量、价格及收货单位。其中部分批次货物发给清源公司法定代表人曾庆新，部分批次货物直接按曾庆新指令发给医院、医药公司等实际使用药品方（以下简称使用方）。2、在货款支付方式上，部分货款由使用方按照与清源公司议定的价格（以下简称议定价）支付给清源公司，再由清源公司汇给永大公司；部分货款是由使用方直接按议定价将款项汇给永大公司。3、在返利环节上，永大公司在收到使用方支付的货款后，通过汇款的方式，将协议约定的9元／盒以上的利润部分扣除相应税金后返还给清源公司。4、在开具发票环节中，由永大公司按议定价向使用方直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双方合作期间为1998年10月至2003年底。
三、2000年12月31日，永大公司制作《2000年益母草胶囊对账表》两张，分别为0.35g＊36＊300盒／件一张和0.35g＊36＊200盒／件一张。2001年2月7日，曾庆新在两张表上签名并注明”已核对”。该对账单显示了北京朝阳康乐药品经营部等26家使用方在”上年库存”、”上年应收”、”发货数量”、”销售”、”回款”、”退货”、”应收”、”库存”等项目中的具体情况。据永大公司解释，”上年库存”和”上年应收”是指2000年之前积累的数据。”库存”是指永大公司已发货物中尚未开具发票且清源公司尚未销售、尚未付款的数据；”应收”是指永大公司已发货物中已经开具发票清源公司已销售但尚未支付货款的数据；”发货数量”是指2000年当年永大公司实际发货数据；”销售盒数”是指清源公司在2000年当年实际销售且已开发票的数据；”回款”是指2000年当年清源公司和各使用方实际支付的货款。庭审中，清源公司否认”库存”部分是未结算货款，认为不属于再审范围。
根据上述对账单显示，截至2000年12月31日止，永大公司未回款盒数为35285盒，其中”应收”为15813盒，”库存”19472盒。另有”退货”6620盒。双方对退货盒数意见一致。
四、对账后，永大公司与清源公司自2001年1月至2003年9月仍存在交易往来。其间，永大公司曾向曾庆新、北京永安医药总公司发货14400盒，北京市燕京医药公司第一批发部等使用方自2001年至2003年回款22999盒，共计337879.14元。其中2001年1月11日、2月26日、4月26日、5月10日、6月12日、8月16日、12月25日等7笔回款共计83598.18元，永大公司认为是对2000年对账单中相应货物的回款，其余款项均为对2001年以后所发货物的回款，并称向清源公司支付的利润，也是在对账后所发货物的货款产生的利润，与对账单上记载的欠款无关。清源公司不认可此说法。此外，对账后，永大公司还以电汇的形式向清源公司返利14次共计90755.51元。
五、2012年6月8日，一审法院根据永大公司的申请，依法委托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永拓公司）对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交易往来进行财务审计。2013年2月4日，永拓公司对一审法院出具京永函字（2013）第72004号退案函，以缺乏曾庆新签字提货单及清源公司账簿记录等必要证据，无法审计为由，予以退案。永大公司对审计意见为：第一、该答复违背了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原则，未尽审计职责；第二、我公司已提交所有证据，对账单也已明确发货数量且经过曾庆新签字确认，永拓公司回避责任；第三，永拓公司曾表明曾庆新多次威胁恐吓工作人员，永拓公司受到干扰作出此结论，我方不认可。清源公司同意该审计意见。
重审后，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的审理焦点主要有两个：一、双方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界定；二、清源公司还款数额的认定。
关于第一点，一审法院认为应当结合合同约定及实际履行情况进行判断。首先，双方协议书中明确永大公司授权清源公司为北京总代理，但协议中约定的其他内容如销售的产品价格、报酬、售卖方式等以及双方在实际履行合同过程中采用的操作方式来看，双方当事人之间属于经销买卖的法律关系而非委托代理关系。特别是在返利环节中可以看出，清源公司的收入并非永大公司给付固定数额的代理佣金，而是清源公司销售给产品使用方的议定价减去清源公司购入价的差额所形成的利润，符合买卖关系的典型特征。其次，双方协议中还明确约定有清源公司结清货款、发货结账等买卖合同的义务。因此双方当事人之间为连续交易的买卖法律关系而非清源公司主张的委托代理法律关系。
关于清源公司付款数额的认定，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长期持续的买卖关系，双方合作期间自1998年持续到2003年。在此期间内，双方在一个协议之下存在多次履约行为。现永大公司只主张部分履约款。而清源公司对此持有异议，认为所有货款已经结清，在此情况下，法院应当对双方长期持续的买卖关系的履行情况进行全面审理。对此法院委托永拓公司对双方所有业务往来进行审计。但因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账目均存有瑕疵而无法得出审计结论。因此法院只能根据双方提交的现有证据对事实进行认定。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可以确定，截至2000年12月31日双方对账时，清源公司尚欠永大公司货物总数为35285盒，减去清源公司此后退货6620盒，所欠货款为257985元。加上相应税金18125.28元，共计欠款276110.28元。在诉讼中，永大公司自认放弃其中的1728.01元，法院对此不持异议。故确认永大公司认可的2000年12月31日对账单记载的欠款总额为274382.27元。此后，双方之间又发生多笔交易往来。2000年12月31日后，永大公司向清源公司发货14400盒，清源公司以使用方代付的方式向永大公司支付337879.14元。庭审中，永大公司提出该回款中只有83598.18元系针对双方2000年对账单的欠款，其余款项均为对账后发货的回款，对此永大公司未提供相关证据加以支持。双方之间的此种交易方式除非有证据证明价款的支付有明确指向，否则清源公司支付的价款应按照履行期限的先后顺序冲抵欠款，即清源公司在2000年12月31日以后的回款应当先行冲抵双方对账单中的欠款及税金。经计算，对账后清源公司给付的回款总计337879.14元，减去永大公司已经给付返利款90755.51元，确认清源公司实际支付金额为247123.63元。与法院认定2000年对账单欠款额尚有27258.64元差额，对此未付部分的欠款，清源公司应当给付永大公司。永大公司的其他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清源公司关于本案诉讼时效的抗辩，因有证据证明永大公司曾在起诉之前就欠款问题向清源公司多次主张债权，故清源公司的此项抗辩法院不予采纳。对于双方在2000年对账后所发生的其他货款欠付问题，双方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另行解决。据此，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18日作出（2012）西民再初字第0026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原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2006）西民初字第6122号民事判决；二、北京清源科技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付沈阳永大制药有限公司货款二万七千二百五十八元六角四分；三、驳回沈阳永大制药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判决后，永大公司、清源公司均向本院提出上诉。永大公司上诉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但是对于已付货款按照履行期限先后顺序冲抵欠款的认定是错误的，应予纠正，故请求二审改判支持我公司全部诉讼请求。清源公司上诉称，一审判决对于欠款数额的认定错误：根据永大公司在诉讼中的陈述，2001年2月7日所签署的对账单显示所欠货款数量应为”上年库存”与”发货数量”之和，减去”退货”，并扣减”回款”，即200盒／件规格，所欠货物总数为16650＋18400-130-16520=18400盒，300盒／件规格，所欠货物总数为6000-6490-3975=-4465盒，两张对账单显示的所欠货物总数共计18400-4465=13935盒，并非一审判决认定的35285盒。我公司认可一审判决按照履行期限先后顺序冲抵欠款的计算方式，请求二审改判驳回永大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本院二审查明，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二审予以确认。
另，本案二审过程中，清源公司认可双方之间为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并表示不再以诉讼时效进行抗辩。
上述事实，有协议书、对账单、汇款凭证、发货单、电汇凭证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有二：一是根据对账单如何计算所欠货物数量；二是按履行期限先后顺序冲抵欠款是否妥当。
关于对账单所显示的所欠货物数量，两张对账单均具有横、纵的逻辑关系，故其所记载的各行及各列的数量均应能够符合横纵向的逻辑关系。清源公司上诉主张对账单所显示的所欠货物数量计算方式，与对账单本身记载的各行各列的数量逻辑关系无法对应。一审法院认定对账单所显示的所欠货物数量为”应收”与”库存”之和共计35285盒的计算方式，符合对账单本身具有的纵向及横向逻辑关系，并无不当，故对于清源公司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能否按履行期限先后顺序冲抵欠款，永大公司上诉主张在2000年12月31日后的回款金额中只有83598.18元可以与两张对账单中的特定单笔交易，精确对应，其余款项均为对账后发货的回款。因永大公司未就对账之后除83598.18元回款外的其他回款与其后发货可精确对应进行举证，故一审判决确认以履行期限的先后顺序冲抵货款，并无不当，本院对永大公司的上诉主张亦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判决根据对账单计算的所欠货物数量及按履行期限先后冲抵的结算方式，并无不当，本院二审予以维持。永大公司、清源公司上诉请求均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均予以驳回。对于在2000年底对账后所发生的其他货款欠付问题，双方可通过其他途径另行解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五千三百二十六元，由沈阳永大制药有限公司负担四千五百七十二元（已交纳），由北京清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七百五十四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四千五百七十二元，由沈阳永大制药有限公司负担二千二百八十六元（已交纳），由北京清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二千二百八十六元（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 盈
代理审判员 吕 超
代理审判员 陈捷鹰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韩 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