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丹民二终字第0022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于迎春，女，1954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农民。
委托代理人：张壮飞，辽宁鑫磊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宏伟，辽宁鑫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伟，男，1976年5月25日出生，汉族，农民。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常显胜，男，1966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东港市金港养殖农场饲养员。
委托代理人：杨元海，辽宁方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广慧，辽宁方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鞠长忠，男，1968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东港市金港养殖农场技术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东港市金港养殖农场。住所地：东港市北井子镇徐家坨子村。
法定代表人：孙淑玲，该农场经理。
原审原告：汤晓丹，男，1977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农民。
原审原告：汤晓颖，女，1981年2月16日出生，汉族，农民。
二原审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张壮飞，辽宁鑫磊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原审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刘宏伟，辽宁鑫磊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于迎春与被上诉人宋伟、常显胜、鞠长忠、东港市金港养殖农场（以下简称金港农场），原审原告汤晓丹、汤晓颖生命权纠纷一案，东港市人民法院于2014年1月28日作出（2013）东民初字第4038号民事判决。上诉人于迎春对该判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5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于迎春、原审原告汤晓丹、汤晓颖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壮飞，被上诉人宋伟、鞠长忠，被上诉人常显圣及其委托代理人杨广慧、杨元海，原审原告汤晓丹到庭参加了诉讼。被上诉人金港农场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原审原告）于迎春与原审原告汤晓丹、汤晓颖在一审共同诉称，三原告分别系汤斌玉（已故）的妻子和子女。汤斌玉生前系被告金港农场的门卫，从事打更及其它灵活性工作。2011年1月17日7时许，被告宋伟将出售给被告金港农场的玉米派人运至金港农场内，并雇佣该农场的技术员被告鞠长忠、饲养员被告常显胜卸玉米。后汤斌玉也参加了卸玉米工作，并在此过程中摔倒受伤，经抢救无效后当场死亡。死亡原因被认定为“意外伤害造成脑出血”。事发后，被告金港农场给付了三原告丧葬费10000元。三原告认为，汤斌玉是在为四被告实施帮工活动中死亡的，四被告均负有赔偿责任。请求判令四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如下损失：1、死亡赔偿金187680元（9384元×20年）；2、丧葬费20000元；3、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合计237680元，并共同承担诉讼费。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宋伟在一审辩称，不同意三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宋伟作为出卖人，与被告金港农场间形成的是玉米买卖合同关系。在约定卸玉米一节时，宋伟与被告常显胜又形成承揽合同关系，至于被告常显胜找谁卸玉米，与宋伟无关。2、宋伟不是三原告所称的“受益人”，因汤斌玉并不是在帮宋伟卸玉米，且宋伟亦不可能因汤斌玉的帮忙而少支付被告常显胜承揽报酬。3、汤斌玉的死亡与卸玉米工作是否有关待证。4、三原告请求精神损害抚慰金无法律依据。综上，三原告请求宋伟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常显胜在一审辩称，不同意三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三原告提起本案已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2、汤斌玉卸玉米是为了挣钱，非无偿的义务帮工。3、常显胜并非被告宋伟所称的“承揽人”，因常显胜与被告宋伟、鞠长忠未对如何分配卸玉米所得报酬作出具体约定，惯例亦是在参加卸玉米诸人间进行平均分配。4、汤斌玉并非因负重受伤，而是在自己行走的过程中倒地，死亡原因是否与卸玉米工作有关应由三原告提交证据证明。5、三原告请求精神损害抚慰金无法律依据。综上，三原告请求常显胜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鞠长忠在一审辩称，对三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认可，理由如下：1、三原告提起本案已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2、事发当日，汤斌玉是未经他人指派而自行参加卸玉米工作，且是在将玉米扛到库中空手返回时倒地死亡，而其生前即患有脑血栓，故不能认定其是因卸玉米而亡。3、被告宋伟称其与被告常显胜间形成承揽合同关系、被告常显胜于汤斌玉死亡当日下午给付鞠长忠相应的劳务报酬均属实。在汤斌玉参与前，鞠长忠与被告常显胜约定所得报酬每人一半，至于被告常显胜与汤斌玉间是否有特别约定，鞠长忠不清楚，即鞠长忠与汤斌玉无任何法律关系。综上，汤斌玉的死亡与鞠长忠无事实及法律关联，不同意对三原告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金港农场在一审未到庭，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1年1月17日7时许，被告宋伟将出售给被告金港农场的玉米派人运至金港农场内，并与农场技术员被告鞠长忠、饲养员常显胜约定每卸一吨由被告宋伟支付报酬5元。后被告宋伟将报酬交付给了被告常显胜。此后，被告鞠长忠、常显胜开始卸玉米，并约定所得报酬由二人平均分配。当日8时许，汤斌玉也参加了卸玉米工作并在将玉米放入库中返回的途中摔倒，后经抢救无效当场死亡。死亡医学证明书载明死亡原因为“意外伤害造成的脑出血”。三原告分别系汤斌玉的妻子和子女。汤斌玉的父母均已去世。汤斌玉生前系被告金港农场的门卫，从事打更及其它灵活性工作。事发后，被告金港农场给付了三原告丧葬费10000元。
汤斌玉去世后，对于汤斌玉是否系“因工死亡”，原告于迎春与被告金港农场之间发生争议。2012年2月3日，东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东人社工伤认字（2012）第1号《关于汤斌玉按非因工死亡处理的决定》。该决定作出后，原告于迎春以东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为被告、以金港农场为第三人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依法撤销该决定。本院（2012）东行初字第48号行政判决维持了该决定。后原告于迎春上诉至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2年11月29日作出（2012）丹行终字第00080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汤斌玉的亲属在东港市中心医院于事发当日制作的抢救门诊病历中述称：汤斌玉的既往史为高血压20年，冠心病15年。
被告鞠长忠在2011年6月30日被告常显胜的委托代理人对其所作的《律师调查笔录》中陈述“这天卖苞米的人雇我和常显胜卸玉米，卸车搬运费为每吨5块钱，由卖苞米的老板支付给我们”、“在我们卸苞米的过程中，汤斌玉也去卸苞米，他扛了几袋以后，又扛了一袋放到垛上后，自己站在那摔倒在地”、“这天他过来，谁也没好意思拒绝他”。被告常显胜在同日其委托代理人对其所作的《律师调查笔录》中陈述“在我们卸苞米的过程中，汤斌玉也去卸苞米，他扛了几袋以后，又扛了一袋放到垛上后，自己站在那摔倒在地”、“谁也没找他，他是自己去的，因为都是一个场子的职工，谁也没拒绝他卸苞米”。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三原告提起本案是否超过了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汤斌玉的死亡是否是帮工活动所致、汤斌玉与四被告间的法律关系及四被告应否承担民事赔偿责任。（2012）丹行终字第00080号行政判决于2012年11月29日作出，三原告于2013年9月9日提起本案诉讼未超过法定的“一年”的诉讼时效期间，故对被告常显胜、鞠长忠的该节抗辩意见不予支持。关于汤斌玉的死亡是否是帮工活动所致一节。《死亡医学证明书》载明汤斌玉的死亡原因为“意外伤害造成的脑出血”，三原告未能于本案中证明该“意外伤害”即“摔倒”非汤斌玉自身原因而是卸玉米这一帮工活动所致，且经本院释明后表明不进行相关因果关系鉴定，被告鞠长忠、常显胜对此亦不予认可，认为汤斌玉系空手返还途中摔倒致病发，故依法认定汤斌玉的死亡是其自身原因所致，与涉案卸玉米工作无关联。
关于汤斌玉与四被告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问题及四被告的法律责任问题。首先，汤斌玉与被告金港农场之间形成事实劳动关系，该事实业经东港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生效仲裁裁决确认。汤斌玉的死亡已被生效行政判决认定为“非因工死亡”，三原告请求被告金港农场承担赔偿责任依法应先经劳动仲裁前置程序，故对其在本案中请求该农场承担赔偿责任不予支持。其次，因被告鞠长忠已自认被告宋伟“雇佣”其与被告常显胜共同卸玉米，且被告常显胜亦认为是二人共同参与了与被告宋伟商谈卸载一事，故依法认定被告宋伟所称“与被告常显胜形成承揽合同关系”系指将相应报酬交付于被告常显胜。综上，被告常显胜、鞠长忠以个人劳力完成卸玉米工作，被告宋伟给付二人相应报酬，三人间形成的是承揽合同关系，被告常显胜、鞠长忠系共同承揽人。因被告宋伟对汤斌玉参加卸玉米的行为并不知情，且被告宋伟并未因其参与行为而减少给付被告常显胜、鞠长忠承揽报酬，故被告宋伟非卸载工作的受益人，其与汤斌玉间无任何法律关系，并因此对三原告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最后，因被告鞠长忠、常显胜并未拒绝汤斌玉的卸载行为，且该行为客观上缩短了二人取得承揽报酬的时间，故该二被告实为汤斌玉帮工行为的共同受益人，故对三原告主张汤斌玉与该二被告形成帮工关系予以认定。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可以在受益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当事人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但一方是在为对方利益或共同利益进行活动的过程中受到损害的，可以责令对方或受益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57条）。如前述，因汤斌玉的死亡非卸玉米这一帮工活动所致，故虽被告常显胜、鞠长忠未明确拒绝汤斌玉卸玉米的帮工行为，但二人作为被帮工人依法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同时，二人作为共同受益人，虽主观上对于汤斌玉的去世无过错，但应给予三原告一定的经济补偿。结合汤斌玉的家属在事发当日东港市中心医院进行抢救时已自称“汤斌玉的既往史为高血压20年、冠心病15年”这一事实，该二被告共同按10%的比例给予三原告经济补偿较为公平合理。
关于三原告请求的项目及数额问题。经审查，三原告请求的死亡赔偿金数额合理，予以认定，但依当年标准将丧葬费调整为17528.50元。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一项，因该案非侵权法律关系，故三原告主张该项请求于法无据，依法不予支持。综上，三原告的合理损失合计205208.50元［死亡赔偿金187680元（9384元×20年）＋丧葬费17528.50元］。被告鞠长忠、常显胜应共同赔偿三原告20520.85元（205208.50元×10%）。据此判决：一、被告常显胜、鞠长忠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共同给付原告于迎春、汤晓丹、汤晓颖死亡赔偿金及丧葬费合计20520.85元；二、驳回原告于迎春、汤晓丹、汤晓颖的其它诉讼请求。如二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30元（三原告已预交），由被告鞠长忠、常显胜共同承担210元，三原告自行承担2220元。二被告待执行时将其承担的部分一并给付三原告。
上诉人于迎春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四名被上诉人共同赔偿上诉人损失237680元。其上诉理由是：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第一，原审判决仅认定被上诉人常显胜、鞠长忠为死者汤斌玉的被帮工人，认定不清。卸玉米在农场已形成一种惯例，不需要另行约定。只要货主没有带装卸工，农场的人员就可以卸货分钱。因此，被上诉人宋伟在未带装卸工的情况下，雇佣金港农场的工人卸货，宋伟与不特定的农场工人之间存在雇佣关系。宋伟当天派出押车的人员没有拒绝汤斌玉卸玉米，鞠长忠和常显胜对汤斌玉卸玉米的行为及分配利益均没有拒绝。第二，原审判决认定汤斌玉的死亡是其自身原因所致，与装卸玉米的工作无关联是错误的。上诉人及原审原告已提供多份书证证明汤斌玉是在参加卸玉米的工作过程中摔倒，因头部意外伤害导致脑出血抢救无效死亡。被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汤斌玉的死亡与卸玉米的工作无关。一审法院将该项举证责任推到上诉人及原审原告一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死亡证明载明汤斌玉因意外伤害导致死亡，一审判决依据汤斌玉所谓病史认定其因自身原因死亡，没有依据。第三，原审判决认定汤斌玉家属陈述了汤斌玉的既往病史，没有事实依据。事发时，汤斌玉家属不在现场，病历如何形成的，家属不清楚。二、原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失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的规定，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可以在受益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因此，应当判令被帮工人承担赔偿责任，而非原审判决认定的补偿责任。三、一审判决程序违法。第一，本案当事人多，争议大，涉及多个法律关系，一审法院不应适用简易程序处理本案。第二，本案被上诉人常显胜的委托代理人在上诉人诉东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裁决一案中，担任该案第三人暨本案被上诉人金港农场的委托代理人。被上诉人金港农场与常显胜、鞠长忠之间具有利害关系，其委托代理人应当自行回避，一审法院未予制止，故一审判决程序错误。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案件事实，公正判决。
被上诉人宋伟辩称，押车的人负责领路，司机则是配货站的，均不负责卸货。宋伟和常显胜之间是承揽关系，之前多次合作，都是事后结算。一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常显胜辩称，汤斌玉病历记载其既往史为高血压20年，冠心病15年，故其死亡是自身疾病造成的。一审判决程序并无不当。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予以驳回。
被上诉人鞠长忠辩称，同意常显胜的答辩意见。同意一审判决。
被上诉人金港农场未发表答辩意见。
原审原告汤晓丹、汤晓颖的陈述意见与上诉人于迎春的上诉意见一致。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对各方当事人在一审提供的证据的认证意见与一审法院相同。
本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相同。
本院认为，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审理期间各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问题是：一、汤斌玉与被上诉人宋伟之间成立承揽关系还是雇佣关系，被上诉人宋伟应否对汤斌玉的死亡后果承担赔偿责任。二、被上诉人常显胜、鞠长忠对汤斌玉的死亡后果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还是补偿责任。三、原审判决程序是否违法。
关于汤斌玉与被上诉人宋伟之间成立承揽关系还是雇佣关系，被上诉人宋伟应否对汤斌玉的死亡后果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承揽关系和雇佣关系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承揽人向定作人提供的是工作成果，雇员向雇主提供的是劳动本身；第二，承揽人独立安排自己的工作，雇员的工作受雇主支配；第三，承揽人获取报酬以提供符合约定的工作成果为条件，雇员获取报酬以提供劳动为条件。本案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宋伟、常显胜、鞠长忠均认可宋伟作为玉米的出卖方负责卸货，其与常显胜等金港农场的职工形成了如下交易习惯：在宋伟未自带装卸工人到金港农场的情况下，由金港农场不特定的职工自行组织完成卸玉米的工作。宋伟按照每吨玉米5元的价格支付报酬，由参与卸玉米的金港农场职工自行平均分配。在事发当日，汤斌玉自发加入了卸玉米的劳动中，按照惯例其亦可在卸完玉米后获得相应的报酬。从上述案件事实来看，宋伟要求装卸人员提供的是将其出售的玉米卸车至指定位置的工作成果，其根据工作成果即玉米的实际吨数支付报酬，不限定装卸人员的人数，不支配、管理装卸人员的工作。因此，宋伟与卸玉米的金港农场职工之间形成的是承揽关系，而非雇佣关系。所有参与卸玉米的人员共同劳动，平均分配宋伟支付的报酬，由此可以认定卸玉米人员之间形成的是一种松散的合伙关系，共同承揽了卸玉米的劳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宋伟作为承揽关系中的定作人，在上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宋伟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具有过失的情况下，对于汤斌玉的死亡后果宋伟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关于宋伟与汤斌玉、常显胜、鞠长忠等人成立雇佣关系并应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被上诉人常显胜、鞠长忠对汤斌玉的死亡后果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还是补偿责任的问题。如前所述，被上诉人常显胜、鞠长忠与汤斌玉是合伙关系，共同承揽了卸玉米的劳务。原审判决认定事发当日三人之间是帮工关系，并据此确定本案案由为义务帮工人受害责任纠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纠正。本院依法将本案案由确定为生命权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7条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均无过错，但一方是在为对方利益或者共同的利益进行活动的过程中受到损害的，可以责令对方或者受益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本案中，汤斌玉在卸玉米的过程中因“意外伤害造成的脑出血”而死亡。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常显胜、鞠长忠对于汤斌玉的死亡具有过错，也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汤斌玉自身疾病对于其死亡后果具有原因力。考虑到汤斌玉为合伙承揽人的共同利益，在与常显胜、鞠长忠共同卸玉米的过程中遭受损害，其他合伙人作为受益人应当承担一定的补偿责任。根据（1987）民他字第5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个人合伙成员在从事经营活动中不慎死亡其他成员应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关于“合伙成员为合伙人的共同利益，在经营活动中受伤，作为合伙经营的受益人之一，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既合情理，也符合有关法律规定的精神。至于具体补偿多少，根据实际情况酌定”的意见，考虑到被上诉人常显胜、鞠长忠事发当日卸玉米获利数十元的实际情况，原审判决酌定被上诉人常显胜、鞠长忠承担的经济补偿数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对于上诉人主张由被上诉人常显胜、鞠长忠对汤斌玉的死亡后果承担赔偿责任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原审判决程序是否违法的问题。上诉人主张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处理本案，违反法定程序。因上诉人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并未就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向一审法院提出异议，且本案亦不存在不能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法定情形，故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处理本案并无不当。上诉人在二审期间以本案当事人较多，案情复杂为由主张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违法，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其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提出的本案被上诉人常显胜的委托代理人在上诉人诉东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裁决一案中，担任该案第三人暨本案被上诉人金港农场委托代理人违反程序的问题。本院经审查认为，上诉人诉东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裁决一案中，上诉人不服东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关于汤斌玉按非因工死亡处理的决定”，主张汤斌玉与金港农场存在劳动关系，汤斌玉系因工死亡。而在本案中，上诉人主张汤斌玉与被上诉人宋伟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与被上诉人常显胜、鞠长忠之间存在帮工关系。两案之间不具有关联性。被上诉人常显胜的委托代理人参加本案诉讼活动，与本案其他当事人不具有利益冲突，且上诉人在一审期间并未对此提出异议，故本院对其以此为由主张一审判决程序违法的上诉意见不予采纳。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870元，由上诉人于迎春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曹立新
代理审判员 康 璐
代理审判员 姜艳艳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王莉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