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杭拱民初字第230号
原告：祝永春。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祝强。
委托代理人（一般授权代理）：易德铭。
被告：于政君。
被告：于巧平。
二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朱黎明、闵慧文。
原告祝永春与被告于政君、于巧平借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月2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梁琨独任审判，于2015年3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祝永春委托代理人祝强、易德铭，被告于政君、于巧平及其委托代理人朱黎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儿子祝强与于政君认识、借钱、借用房屋事情的来龙去脉。祝强与于政君在2012年年初认识，后成为要好的朋友。2012年5月，于政君向祝强诉苦，表示经济紧张，希望祝强借她2万元，祝强考虑几天后答应了，交付现金20600元，于政君事后出了一张借据，约定2012年7月3日还，不计息。借款到期后，于政君还不出，再借一年。到2013年7月2日，祝强担心于政君久拖不还，加之于政君又开口向祝强借房住，祝强要求于政君将2012年5月写的一张无违约责任的借据更改为双方签字的凭证，内容中强调了逾期还款违约责任，被告于政君于是将该欠款款项在2013年7月3日及7月4日通过转账方式将20600元还到了祝强的银行卡上。2013年7月2日，祝强把原告的房子借给于政君并签订了《房屋借用合同》，但于政君以好朋友身份说情，房屋借用押金4000元并未支付给祝强，合同中押金仅是双方意向约定，最后并未实施。2014年2月，于政君又以经济紧张为由向祝强借款2万元并写了借条，当时约定在2014年6月15日前还，在祝强的催告下被告于政君2014年7月7日通过网上转账归还了祝强2万元，该借条已经交还于政君。房屋借用合同2014年7月3日到期后，借用人于政君、于巧平违反合同约定拒不归还房屋，祝强多次现场催促，至今仍拒不归还。2014年8月8日下午，2014年12月31日中午，祝强在涉案房屋内与被告于政君、于巧平发生争执。被告于政君向110指挥中心报警，拱宸桥派出所警察到现场处置。请求判令：1、于政君、于巧平限期办理侵占的位于拱墅区胜月院4幢2单元301室房屋，视房屋及物件装修损坏情况，原被告签订房屋交付书面协议后，被告将本案房屋交付给原告或诉讼代理人；2、于政君、于巧平赔偿本案房屋自2014年7月4日至交付完成日每日200元累计计算赔偿总额给原告被侵占经济损失；3、于政君、于巧平赔偿本案房屋自2014年7月4日至交付完成日每日房屋折旧费61.89元累计计算赔偿总额赔偿给原告；4、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及所有诉讼费用。（第2、3项诉讼请求暂算至2015年1月4日，已逾期185天，涉案金额暂估48449.65元）
二被告辩称：1、双方是租赁关系不是借用关系。2、被告已经按照约定支付了租金，原告已经接受，双方已就租赁关系延续达成一致，租赁合同继续合法有效。3、被告是在租赁案涉房屋后通过中介才认识的原告，不存在2012年初认识的事实，更不存在所谓的多次向原告借款的事实，双方的款项往来都是因房屋租赁支付的租金和押金。4、因为原告无故不承认与被告的房屋租赁关系，拒不承认和退还被告交付的租金和押金，而且拒不履行出租人的法定义务，在此基础上无故提出解除合同，被告依法依理可以拒绝原告的无理要求。5、被告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仅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被告坚持如果原告要求收回房屋，被告表示同意，前提是必须将收取的多余的租金和押金和被告代为支付的热水器费用退还被告。该房屋目前因为原告将水表拆除甚至对其他设施人为破坏，导致被告无法正常使用租赁房屋。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
1、房屋借用合同，证明房屋借用合同已经在2014年7月3日履行完毕。
2、借款凭证，证明祝强与于政君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祝强与于政君在2012年7月3日已认识并是好友。
3、拱宸桥派出所出具2次出警记录，证明祝强不同意继续借用涉案房屋给被告使用，要求办理。
4、房屋使用权证，证明房屋产权人祝永春，涉案房产的出租价市场均价在3000元每月以上，被告主张的2万元租赁一年不成立。
5、祝强和于政君2014年12月30日12：25手机通话录音件（光盘和书面稿），证明祝强在房屋借用合同已经在2014年7月3日履行完毕后让于政君尽快办理事实情况。于政君还威胁要对本案的借用房屋进行人为破坏，未来有可能存在房屋移交纠纷或无法顺利交接房。
6、由电话运营商中国联通公司杭州体育场路营业厅开具祝强用130××××8938中国联通手机在2014年12月30日主、被叫与于政君手机139××××4857通话详单（原件），证明借用期满后，祝强利用电话交流方式催促被告于政君尽快办理。
7、国家建设部、财政部指定的（建综（1992）349号文件）有关折旧内容节选截图，证明于政君超期不搬致使本案房屋可使用寿命缩短造成折旧损失的事实。
8、2015年2月8日网上类似本案房屋询价截图，证明网上主要房产中介网站公布的挂牌市场买卖、出租交易价格及走势图。
二被告为证明其抗辩的事实，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
1、中国工商银行交易凭证、支付宝电子客户回单（2013年7月4日），证明（1）被告于2013年7月3日向原告支付房租10000元；（2）被告于2013年7月4日向原告支付房租10600元。与原告提供的证据2可以相互印证；（3）双方是因房屋租赁产生欠款，因此在合同签订当日被告支付原告押金及其他费用后写了欠条，之后通过银行和淘宝支付给原告20600元。
2、支付宝电子客户回单（2014年7月7日），证明被告于2014年7月7日向原告支付房租20000元。
3、收据，证明2013年7月2日，原被告通过中介签订合同，被告为租赁房屋向中介支付服务费900元，中介工作人员即证人。
4、发票，证明2014年7月30日被告在租赁期间内为更换热水器支付680元。
5、房屋钥匙识别牌，证明房屋是通过中介公司出租给被告的事实。
6、凭证，证明祝强在2013年7月2日出具的凭证，证明双方签订借用合同时祝强收取的现金17000元，并出具20600元欠条。
7、证人证言，证明（1）原被告不是借用关系，而是房屋租赁关系；（2）原被告通过中介人员的介绍才认识，之前不认识；（3）关于房屋租赁，当时为什么签订借用合同而不签订租赁合同以及当时的租金为什么写成欠条的事实；（4）押金4000元已经交付给原告。
上述证据，经当庭质证，本院认证如下：
关于原告的证据材料。证据1，二被告对形式真实性无异议，认可签过合同，但对借用合同的内容以及双方之间就该涉案房屋是租赁还是借用有异议，当时中介要求用中介的合同，但原告要求签订借用合同，被告急于找房子所以签订，实际上是租赁合同，关于履行，除了租赁和租赁费没有体现，都是参照借用合同。本院对该证据的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确认双方签订了《房屋借用合同》出借人为原告儿子祝强，借用人为二被告，至于双方是否系借用关系，应当结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认证。证据2，二被告没有异议，但表示恰恰证明凭证出具时间和借用合同是同一天，2013年7月2日，欠钱是因为出了4千元的押金，其他费用尚有20600元，租金要转账给原告。所以当着中介的面写了，4千元是押金不是民间借贷，2012年是笔误，字不是被告于政君写的，只有签名和时间是被告于政君写的，都是原告写的，体现双方关于房屋是租金的约定。本院认为该凭证系原件，为欠款凭证，但无法证明祝强与于政君于2012年7月3日已经认识并是好友，双方是否具有民间借贷关系应结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认证。证据3，二被告无异议，进一步印证双方是租赁合同关系，出警记录写着是因租赁关系的纠纷，证明了被告使用房屋期间，原告不停的对被告居住的房屋进行破坏，导致被告无法正常使用和居住，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能选择报警的方式来处理，另外，出警记录可以看出原告一直拒不承认已经收取了被告支付的租金和押金的事实，也是被告拒绝将房屋退还原告的理由。本院认为出警记录系原告申请本院向拱宸桥派出所调取，真实、合法，系有效证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4，二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表示任何房屋的价值虽然有市场价，市场价与实际价值有波动，在合理范围，租金2万元合理。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系有效证据，但不能证明二被告主张的2万元的年租金不合理，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定。证据5、6，二被告表示通话是有的，录音是真实的，是被告于政君和祝强的通话，但是被告于政君当时打电话给祝强，不是祝强打给被告于政君催告，电话里确实说了到时候房东要拆墙拆砖，是祝强屡次破坏，所以被告有告知义务，防止以为系被告对房屋进行了破坏，不存在威胁祝强，如果拿到法院文书可以拆水表，被告于政君没有意见，可能是表述不当，房屋没有到期，祝强没有权利拆除水表，租赁期间屡次破坏影响被告的使用，严重影响了被告的权利。通话前面几句中，被告于政君表示“你不要叫人来拆水表，到时间我就搬走”，因为被告已经交租金给祝强，但是祝强不承认，通过派出所调解无法达成一致，祝强让人拆水表，所以造成了电话中吵架的现象。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至于证明对象则应结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认证。证据7，二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表示是网络打印的复印件，无法核实，网络搜集的信息来源是否真实，无法确定真实性，网络公布的内容合法性无法确定。本院对该证据本身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定。证据8，二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表示是打印件，无法确认是否与原件一致，网上公布的内容有真有假，不能确定信息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打印件能不能证明待证事实有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对该证据不予认定。
关于二被告的证据材料。证据1、2，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交易凭证是基于民间借贷关系的还款，与本案无关；钱都收到了，但是转账证据只有资金流向，没有用途指向，与房屋借用合同无关联性，20600元与民间借贷的凭证对应，与民间借贷有关联性。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是否系基于民间借贷关系还是基于租赁关系或借用关系应当结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认证。证据3，原告代理人祝强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原被告在2012年就认识了，熟人不会通过中介公司租赁房屋，祝强没有交过900元中介费。原告代理人易德铭表示真实性无法判断，字是“徐”写的，该人与房地产公司有无劳动关系不清楚，字没有祝强签字也没有被告于政君签字，对中介费，房屋中介有很多服务内容，且与原告没有关系，没有原告签字也没有祝强签字，与借用合同没有关联性。本院认为该证据系原件，应结合证人证言综合认证。证据4，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原告没有让二被告代购过，没有授权二被告买过东西，二被告的东西二被告拿走，与本案无关。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证据5，原告表示真假无法判断，和本案无关，没有原告的签字。本院认为该证据是否真实无法确认，对该证据不予确认。证据6，原告代理人祝强表示字都是其写的，字真实性没有异议，收取的是欠款，和借用合同无关联性。本院认为该证据系原件，真实性予以确认，收取的款项性质如何应结合其他证据进行综合认证。证据7，原告表示证人主张的每月2800元月租金与原告主张的3000元非常接近，一年的租金应该是33600元，加上4000元押金，是37600元。可以证明被告主张的第一年租金20600元，第二年是20000元是错误的，被告的转账是其他的借款关系的款项，证人说的租赁合同，证人没有证据，不能证明借用合同是租赁合同，房东是为了逃税的说法不对，房东没有这个想法。原告代理人祝强表示（1）证人陈述的是捏造的，自相矛盾，包括租金和现金交付方式以及看到的被告已经出具房租和押金的说法；（2）证人证言是捏造的，证人没有劳动关系，原告也没有委托他，虽然都是都市房网的，但是一级的，钥匙是别的中介机构拿的；（3）一年租金，租金目前是3000元左右，二被告的2万一年的租金，即1716元一月，与市场差价巨大。对房屋借用合同，被告于政君说不是她签字，签的时候被告于巧平不在，被告于政君的字是被告于政君签的，被告于巧平的字是被告于政君代签的，有被告签字的借款凭证为准。2012年之前有民间借贷关系，被告于政君承认字是她签的，她签的字不光是名字和几月几日，凭证上“按200元／日累计付款付给祝强”是被告于政君写的。两次出警记录及电话录音表明被告在撒谎。本院认为应当结合其他证据对证人证言进行综合认证。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及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
坐落于杭州市拱墅区胜月院4幢2单元301室的房屋所有权人为祝永春，祝强系祝永春的儿子。2013年7月2日，出借人祝强代祝永春与借用人二被告签订《房屋借用合同》一份，约定将坐落于杭州市胜月院4幢2单元301室的住宅借给借用人。出借期限为1年，自2013年7月4日至2014年7月3日。出借人一次性收取肆千元押金。2013年7月2日，杭州居诚士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向于政君出具收据款项内容为胜月苑4-2-301于政君中介费900元整。2013年7月2日，祝强向于政君出具凭证一份“今收取于政君欠款壹万柒仟元整，余款贰万零陆佰元整在2012年7月3日前付给祝强，若逾期，按每日贰佰元计累计赔付给祝强<；身份证号：××>；，付款地点杭州拱墅区。卡号：工行62×××23”。同日，于政君向祝强出具凭证一份“欠祝强贰万零陆佰元整，在2012年7月3日前付给祝强（身份证号：××，付款地点杭州拱墅区，卡号工行62×××23。若逾期付款，按每日200元累计赔款付给祝强”。2013年7月3日于政君向祝强转账1万元，并于2013年7月4日通过支付宝向祝强转账10600元。2014年7月7日，于政君通过支付宝向祝强转账20000元。2014年8月8日、2014年12月31日双方当事人发生争执出警情况为“经了解，为报警人于政君与房东祝强的房租纠纷，经劝说双方通过法院诉讼”“了解为租户于政君与房东祝强因房租租赁合同是否存续委托发生纠纷。于政君称已经将房租通过银行打款给祝强，但祝强称并未收到房租，之前打款只是双方的普通资金来往。因双方没有书面租房合同，仅为口头约定。告知双方通过法院诉讼方式进行处置，不要有过激行为。后祝强自行离去”。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双方系借用合同关系还是租赁合同关系。借用合同是指出借人定期或不定期地将出借物无偿交给借用人使用，借用人在一定期限内或使用完毕后返还给出借人的合同。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本案中，原告认为系借用合同关系，并签订了《房屋借用合同》，借用合同具有无偿性，但根据中介公司经办人的证人证言、二被告支付的房屋租赁中介费、结合被告向原告付款的情况以及祝强出具的凭证和于政君出具的凭证，形成证据链，可以认定原告将涉案房屋交给二被告使用并非无偿，原告认为被告打款给其以及相关的凭证系双方存在其他的民间借贷关系与借用无关，但其提供的凭证并非借条或借款合同，仅系欠款的凭证以及收到款项的凭证。二份凭证及打款情况及证人证言及当事人的陈述、租金的金额等相吻合，可以认定双方虽然签订了《房屋借用合同》，实际为租赁合同关系。审理过程中，原告经本院释明，不要求变更案由及诉讼请求，应承担不利后果。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四条、二百一十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祝永春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506元，由原告祝永春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12×××68，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湖滨支行）。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代理审判员 梁琨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七日
代书 记员 田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