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任民二重字第1号
原告郭兆香，农民。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王昆峰，山东济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浙江开倜服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学文，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张圣，山东民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郭兆香与被告浙江开倜服饰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13年5月29日本院作出（2012）任商初字第661号民事判决，被告浙江开倜服饰有限公司不服判决，提起上诉。2013年9月9日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济商终字第346号民事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发回本院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郭兆香的委托代理人王昆峰、被告浙江开倜服饰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郭兆香诉称，2011年6月25日，原告与被告签订“七匹狼”、“赛克赛斯”品牌针织品济宁地区的区域代理经销合同。合同签订后，原告分别于2011年6月30日、8月10日和8月23日通过银行从杨某账户或济宁银行商贸公司账户支付被告预付货款共计44万元。被告收款后，仅向原告发送价值14万元的货物。现代理经销合同已经到期，双方也未续签合同，被告应返还原告货款30万元并赔偿原告占有货款的利息损失4.5万元。
被告浙江开倜服饰有限公司辩称，一、原告从未向被告支付过货款，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要求退还货款于理无据。他人向被告支付货款系另一法律关系。二、被告不欠原告货款，也不欠他人货款，杨某支付的30万元是代销售商金美英向被告履行的合同义务。三、原告的主张不符合客观事实也不符合逻辑。原告陈述其2011年6月30日向被告支付货款30万元，2011年8月两次支付货款共14万元，被告只发了14万元的货物，而先前的30万元未发货。这不符合客观事实和基本逻辑，原告不可能在30万元货物没有发送的情况下，再继续向被告支付14万元货款。
本院经审理查明，双方当事人无争议事实：
一、案外人金美英系浙江义乌人，2007年与原告郭兆香之子杨某认识后，到济宁生活并与杨某一起在济宁市草桥口商业街从事针织品经销经营活动，2010年注册个体工商户，字号为济宁市市中区绿暖儿商行，登记业主为金美英。
二、自2008年起金美英与被告浙江开倜服饰有限公司建立部分品牌针织品经销业务关系，浙江开倜服饰有限公司授权金美英为其济宁城区经销商，销售“七匹狼”、“赛克赛斯”牌袜品、内衣等系列产品。经销合同半年一签，即每次经销合同约定经销期限为半年。2011年6月底双方终止代理经销业务关系，未再续签订2011年下半年的经销合同。双方发生业务期间，金美英除以自己的名义向被告支付货款外，还常常借用“济宁银海商贸有限公司”的名义支付货款。同时，被告浙江开倜服饰有限公司会给“济宁银海商贸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直至2011年10月，被告仍给“济宁银海商贸有限公司”出具部分增值税发票。
三、济宁银海商贸有限公司系2008年11月由自然人出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杨庆梅和郭兆香。法定代表人为杨庆梅。杨庆梅系杨某的姐姐，郭兆香系杨某的母亲。
双方当事人对下列事实存在争议：一、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真实有效的代理经销关系？二、2011年6月30号通过杨某账户向被告支付的30万元是何种款项？是原告郭兆香的货款还是杨某替案外人金美英代付的其他款项？
原告主张与被告存在合法有效的代理经销关系，通过杨某账户向被告支付的30万元是原告的预付货款，为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提供以下证据：
第一组、《经销合同》（2011秋冬）及补充协议各一份，证明原、被告于2011年6月25日签订了经销合同，对权利义务作出约定，双方存在真实有效的委托代理销售关系；
第二组、汇款凭证三张，一份是2011年6月30日山东圣泰农村合作银行电汇凭证，付款人杨某，收款人是周水红（被告方指定收款人），金额30万元，证明原告通过杨某账户向被告汇款30万元货款的事实；另外两份是2011年8月的中国工商银行业务委托书回执，付款人是济宁银海商贸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浙江开倜服饰有限公司。证明原告通过济宁银海商贸有限公司向被告先后汇款10万元和4万元；
第三组、原告的户口本／户籍信息，证明原告郭兆香与杨某是母子关系，杨某30万元汇款给是被告为原告支付的货款；
第四组、浙江开倜服饰有限公司汇款明细一份，证明被告指定的收款账户和账号；
第五组、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对被告公司的销售部工作人员徐浙全、许松所作的调查笔录，复印于杨某与金美英合伙纠纷一案卷宗材料，证明被告公司财务只认经销商，而不管货款是从哪来；
第六组、被告发给原告的对账单传真件和被告发货单10张，证明原、被告存在经销业务关系；
第七组、报案材料和公安机关不予立案通知书，证实2011年7月19日金美英趁杨某出差之际，将所有货物及相关业务单据全部拉走，金美英持有杨某30万元汇款回执联，是属于非法持有；
第八组、金美英书写的证明一份，金美英自己承认济宁草桥口商业街上的“绿儿暖商行”营业执照借用她的名字，实际经营者是杨某，该证明出具时间为2011年5月22日，即日杨某与金美英正式分手，杨某不可能在分手之后的6月30日向再替金美英支付货款。
第九组、证人杨某出庭陈述称，我于2007年5月与金美英认识，后二人在济宁市草桥口商业街以金美英的名义注册了个体工商户，字号绿儿暖商行。2011年5月二人分手，经算账，金美英投资45万元，我给她出具一份50万元的欠条，金美英给我出具证明，证明绿儿暖商行由我经营。后来被告与我母亲郭兆香签了代理合同，双方开展业务，打款发货。2011年7月18日，金美英利用我出差之间把仓库和店里的货物、帐单、增值税发票、文件和客户名册都拉走了。7月19号我以银海商贸公司名义报警，后公安机关未予立案，货物和单据都没有追回。
第十组、2011年8月2日济宁市任城区公安局刑侦大队对金美英所作的询问笔录，证明金美英于2011年5月22日出具证明的真实性。
被告浙江开倜服饰有限公司对原告证据的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第一组经销合同不真实。因为被告与金美英多年合作关系，所以我们的业务员留给金美英2011年下半年空白合同。我们没有与郭兆香协商一致签订合同，该合同上郭兆香的名字是自己添写的，而且容有明显涂改，第6页“如双方出现争议，应当是在甲方所在地管辖”，改为“乙方”所在地，按了手印，如果是经我们同意的涂改，应该加盖被告公章。另外，该合同实际从未履行，郭兆香从未向我们支付过货款，所有的货款是都是济宁银海商贸公司和其他公司支付的。
第二组证据中2011年6月30日的30万元汇款凭证是原告于2012年8月30日从银行传票中复印的，我方收款是事实，但该汇款凭证原件在金美英手中，说明该款不是杨某代郭兆香付的，而是代金美英付的。
对第三组证据没有异议，但不能因为郭兆香和杨某是母子关系，就推定杨某付款就是郭兆香付款；
第四组证据没有异议，周水红是被告指定的收款人，我们认可他收款就是被告收款；
对第五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
对第六组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发货单没有被告单位公章，不是被告提供的，对帐单传真件无法证实是被告发出的；
第七组报案材料只能说明杨某与金美英两个人于2011年7月19日在经济问题上发生争执并决裂，与本案无关；
证据八的真实性无法核实，再者，所涉的店铺所有权问题与本案没有关系，不能支持原告主张；
证据九有异议，证人陈述与金美英在公安机关的陈述相矛盾；
证据十真实性无异议，公安机关的问话笔录内容反映2011年5月22日金美英出具有关“绿儿暖商行”经营证明的因果关系，经营证明即便是金美英所写，也与本案无关。
被告浙江开倜服饰有限公司为反驳原告并支持自己的抗辩主张，提供证据如下：
1、被告与金美英签订的经销合同书（2011春夏），证实2011年1月1日至6月30日被告在济宁的经销商是金美英；
2、杨某诉金美英合伙纠纷起诉书（（2011）任民初字第1636号），证明杨某承认与金美英系共同从事针织品销售经营活动；
3、山东圣泰农村合作银行金城支行2011年6月30日30万元电汇凭证回单原件，该凭证是金美英提供给我们的，该原始回单一直在金美英手里。证明2011年6月30日杨某向被告汇款30万元是代金美英付款。
经质证，原告对被告证据1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合同能够反映金美英的经销代理权截至2011年6月30日，金美英不可能在代理权限的最后一日向被告支付货款，同时印证郭兆香提供的经销合同真实。证据2起诉书没异议，证明杨某和金美英产生争执事实，故杨某不可能在6月30日再替金美英支付任何款项。证据3被告方不能证明该证据来源合法，凭证是杨某的汇款证明。
根据原、被告的举证、质证，本院对双方无异议证据所能证明的有关事实和争议证据作以下予以确认和分析：
2010年12月25日，被告浙江开倜服饰有限公司（甲方）与金美英（乙方）签订《合同书》（2011春夏）（包括：经销合同、附件一补充协议、附件二合同补充条款、附件三月任务量分解），经销合同约定浙江开倜服饰有限公司授权金美英在山东省济宁市区代理销售“七匹狼”、“赛克赛斯”系列产品，授权期限2011年1月1日至2011年6月30日止，合同第三款“结算方式”约定：款到发货，支付方式：电汇、汇票……第四款订货与运输约定：乙方订货时应向甲方传真书面《订货单》或相应可查凭证并加盖乙方公章或签名，甲方收到乙方订单后根据货物生产和库存情况向乙方传真实际可以订货的清单，乙方收到甲方确认后的订货清单后将全部货款汇入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甲方收到乙方货物全款后十个工作日内未能发出货物视为甲方违约，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支付档次所订货物全款3‰的违约赔偿；乙方指定运输方式及甲方所在地托运部，甲方将货物送达指定托运部，视为货物交付；第十款“合同纠纷解决”约定：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乙双方因本协议引起任何纠纷，可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提交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裁决。《补充协议》约定，乙方承诺自2011年1月1日至2011年6月30日期间，“七匹狼”袜子、内裤和背心的提货额分别为28万元、25万元和15万元，“赛克赛斯”袜品提货额为7万元，首批订货单所有货品必须在2011年1月25日前提走。
2011年6月30日，以杨某个人银行账户（山东圣泰农村合作银行）向被告浙江开倜服饰有限公司汇款30万元；同年8月10日“济宁银海商贸有限公司”通过银行向被告汇款10万元，同年8月23日向被告汇款4万元。
2011年年中金美英与杨某二人因感情问题产生分歧，2011年7月19日，金美英雇佣货车将济宁市草桥口商业街济宁市市中区绿暖儿商行里的货物拉走，本人并离开济宁。金美英与被告的经销合同到期后，双方未再续签经销合同，业务关系终止。金美英拉货后杨某向济宁市公安局任城区分局报案，控告金美英职务侵占“济宁银海商贸有限公司”的资产。2011年8月5日，济宁市公安局任城区分局以杨某的控告没有犯罪事实为由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
2011年8月16日，杨某以金美英为被告起诉至本院（（2011）任民初字第1636号），要求金美英返还垫付货款30万元。2013年5月，杨某撤回起诉。2014年3月24日又再次起诉至本院（2014任民初字第1441号），经核实确认，该纠纷所涉垫付款30万元与本案没有关联，双方当事人对此无异议。
原告提供的第六组证据即发货日期为2011年8月14日、9月20日和9月21日的“浙江开倜服饰有限公司发货单”中记载有“分销点：沪北区，发货仓库：七匹狼内裤成品库，客户：郭兆香，同时附有货品名称、尺码、颜色、数量明细表，2011年10月6日传真件内容为“沪北区客户月度对账单-2011年9月往来账”，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但本案在原一审审理过程中，被告提供了2011年2月、7月和10月由被告开具给“济宁银海商贸有限公司”增值税发票13份，其中日期为2011年10月14日的两份发票所记载的金额分别为10万元和4万元。依被告申请，本院调查确认所涉增值税发票济宁银海商贸有限公司全部抵扣完毕。综上，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第六组证据与第三组中的“济宁银海商贸有限公司”汇款凭证、被告提供的2011年10月14日出具的增值税发票能够相互印证，符合市场交易习惯，本院对原告第六组证据的证明效力予以采信，对2011年8月至10月，原告郭兆香通过“济宁银海商贸有限公司”向被告汇款14万元，被告向原告提供“七匹狼”针织品，双方存在针织品经销关系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当事人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被告对原告提供的书面经销合同，以没有订立合同的真实意思、双方没有协商一致为由否认其效力，但原告通过“济宁银海商贸有限公司”向被告支付货款14万元，被告没有提出异议，被告也履行了发货和开具发票的义务，应认定双方经销合同关系成立、有效。双方当事人应当依照约定和交易习惯履行自己的义务。被告与郭兆香的针织品经销业务是发生与金美英业务终结之后，2011年6月30日通过杨某账户向被告汇款30万元恰恰发生在二者交替之时，该款项是支付的金美英的欠款还是郭兆香的预付货款，双方当事人存有争议。本院认为，当事人有责任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该30万元系杨某名下银行账户中的存款，根据一般市场交易习惯和我国关于存款实名制的规定，该款项应推定为杨某个人所有，作为30万元款项的所有权人杨某有权处分和支配。杨某承认该款项为郭兆香支付的货款，该事实能够印证原告主张。纵观金美英在与被告发生业务的整个过程，金美英向被告支付货款的方式大都是以“济宁银海商贸有限公司”名义付款，被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以往的交易方式当中存在有杨某付款事实，即杨某付款不是双方认定的一般交易习惯。另外，被告与金美英签订的经销合同中约定“结算方式”为“款到发货”，由此也可以看出双方不应存在拖欠货款的事实，尤其是拖欠金额较大的30万元货款，与双方的交易习惯明显不符。原告提供的经销合同、补充协议和被告提供的与金美英签订的经销合同、补偿协议均为被告方提供的格式合同，约定内容基本一致，虽然合同中均未约定预付货款额，但均有“首批订单所有货品必须在日前提走”内容，该约定与经销合同中“款到发货”印证。故原告主张30万元预付货款与合同约定的结算方式较为符合。被告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截止2011年6月30日金美英尚欠其30万元货款的事实。被告虽提供有2011年6月30日和7月2日通过“方青货运”向金美英发货12件和1件的清单，但没有收货人签名，真实性不能确定，同时，该清单所记载的货款数额与被告收款金额不能印证，即被告对自己已经足额供货没有提供充分证据，本院不予采信。杨某作为30万元汇款人应当持有汇款凭证原件，金美英将绿暖儿商行里货物全部拉走的事实不能排除金美英将凭证一并拿走的合理性怀疑，被告提交的汇款凭证原件称是来源于金美英，由此主张30万元系金美英的付款，理由不当，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原告提供“济宁银海商贸有限公司”汇款凭证、浙江开倜服饰有限公司发货单、对账单等证据，能够证实原、被告之间事实上存在经销合同关系，2011年10月14日后双方未再发生经销业务，双方合同关系终止。2011年6月30日杨某作为款项所有权人证实向被告付款30万元系替原告预付货款，印证原告主张，且和被告“款到发货”的一贯的商业经营模式和交易习惯相符，原告主张本院予以采信。被告主张该30万元系杨某替金美英偿还的欠款，没有提供欠款和足额发货的凭证，其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收取原告30万元没有足额发货或支付合理对价，应予返还。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双方对违约责任没有明确约定，且原告的经营行为与金美英的经营行为前后关联，致使被告收款不能及时确定付款对象，不具有主观过错，原告要求的利息损失，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浙江开倜服饰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返还原告郭兆香货款30万元；
二、驳回原告郭兆香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被告浙江开倜服饰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郝 芳
审判员 刘 宁
审判员 刁允利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六日
书记员 顾 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