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茂中法民四终字第35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敏，女，汉族，1963年9月4日出生，住茂名市茂南区。
诉讼代理人柯长川，广东海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添，男，汉族，1964年2月20日出生，住茂名市茂南区。
诉讼代理人周文基，广东大贤东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邓郁武，男，汉族，1961年1月4日出生，住茂名市茂南区。
上诉人张敏与被上诉人邓添及原审被告邓郁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2015）茂南法民三初字第2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5年1月19日，张敏出具《借款协议》一份给邓添，并在《借款协议》借款人一栏签名并按指模，协议内容为：“本人张敏因资金周转困难，现向邓添借到人民币（大写）贰拾陆万伍仟元正（小写￥265000.00元），月利息按＿％计算，如果发生纠纷，由债权人选择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受理。此据！借款人签名：张敏，地址：×，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庭审中，邓添述称借款26.5万元系张敏多次向其借款后经结算确认的，并另提供四份《借款协议》复印件证明张敏在其起诉前多次向其借款，该四份借款协议分别载明：“2014年3月9日张敏向邓添借款6万元、2014年11月24日张敏向邓添借款6.5万元、2014年12月26日张敏向邓添借款0.65万元、2015年1月1日张敏向邓添借款7.3万元”。张敏承认有签订上述四份借款协议，但主张系被迫签订的。2014年8月28日，邓添通过银行转账2万元给张敏。
另查明，邓添、张敏提供的录音资料内容显示，邓添从未承认借款金额为2万元，双方之间的谈话内容涉及多笔借款，部分金额与前述四份《借款协议》复印件载明的金额一致。
邓添系茂名市惠通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2月16日，属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金为280万元。
再查明，被告张敏、邓郁武于1986年1月2日登记结婚，于2015年4月13日登记离婚。
原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通常情况下，借款协议等借款凭证既能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又能证明借贷关系实际发生。对于借款26.5万元是否真实发生的待证事实，邓添提供了2015年1月19日的《借款协议》予以证明，证据确实，依法应予认定。张敏抗辩称只是在2014年8月20日借到邓添2万元，并在2015年春节前全部还清2万元，《借款协议》系在受到邓添威逼的情况下签订的。当事人对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当事人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观本案现有证据，第一，2014年8月20日邓添转账给张敏的2万元仅能证明两人曾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发生资金往来，并不能证明双方之间的借款金额仅为2万元，更不足以推翻前述邓添提供的证据，双方的录音通话内容亦未显示邓添承认借款金额为2万元；第二，邓添提供四份时间分别为2014年3月9日借款6万元、2014年11月24日借款6.5万元、2014年12月26日借款0.65万元、2015年1月1日借款7.3万元的《借款协议》复印件证明其与张敏之间多次发生借贷事实，张敏在庭审中承认有签订上述四份《借款协议》，但主张系受到邓添威逼才签订的。关于张敏所主张的受威逼才签订上述四份《借款协议》的抗辩理由，仅有张敏单方陈述，未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其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其抗辩理由不成立；第三，张敏对于邓添威逼其写下26.5万元《借款协议》的事实主张，未能提供任何证据加以佐证。综上，张敏所提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上述事实主张，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其主张不予采纳。
本案借款没有约定利息，故邓添请求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息，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9条“公民之间的不定期无息借贷经催告不还，出借人要求偿付催告后利息的，可参照银行同类贷款的利率计息。”的规定，借款26.5万元的利息应从起诉之日即2015年4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还清款日止。
邓添提交证据证明借款26.5万元发生于邓郁武与张敏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据此主张属夫妻共同债务。邓郁武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视为其对邓添的主张放弃抗辩的权利。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的规定，张敏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本案借款属其与邓添约定的个人债务，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符合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规定之情形。因此，本案借款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邓添关于张敏在其与邓郁武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所欠的上述债务，应由张敏、邓郁武共同偿还的主张于法有据，予以支持。
邓郁武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依法缺席判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9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限被告张敏、邓郁武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借款本金26.5万元及支付利息（利息从2015年4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还清款日止）给原告邓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275元、保全费1845元，合计7120元（邓添已预交），由张敏、邓郁武共同负担。
上诉人张敏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上诉人从来没有向被上诉人借款26.5万元，只是借款2万元，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错误，应予纠正。上诉人提供了足够证据证明上诉人只是借款2万元，而非26.5万元。根据上诉人提供的银行卡客户交易查询明细，明显可以看出上诉人于2014年8月28日向被上诉人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借款2万元。被上诉人主张的借款26.5万元，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是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还是通过现金给付的方式。但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被上诉人已经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借款2万元给上诉人，被上诉人已经知道上诉人的账号。因此，完全有理由推断双方的借款应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毕竟直接交付现金26.5万元实在有违常理。在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的通话录音中，只能听到上诉人声声哀求被上诉人借款，但从中根本没有听到被上诉人答应借款给上诉人。所以，根据双方通话录音，就明显证实了被上诉人从来没有借过26.5万元给上诉人。最重要的是，被上诉人在一审过程中对26.5万元的交付的陈述前后矛盾，闪烁其词。第一次庭审中被上诉人经审判人员再三强调发问，已明确表明26.5万元是一次性交付给上诉人的，但当被追问26.5万元是在何处取得、如何交付上诉人的时候，被上诉人无法回答，更无法举证（当时被上诉人称刚好收到一笔30万元货款，当对收款情形、货物名称、交款姓名、交款人情况均无法说明）。在此情况下，被上诉人又反悔，声称26.5万元是多笔借款的总额。从被上诉人的陈述，明显可知，不存在出借26.5万能元的事实，否则被上诉人不会对出借的事实不清楚。随后被上诉人又提供多份《借款协议》以证明其多次出借款项给上诉人，但是这些所谓的证据是被上诉人通过胁迫、威迫上诉人的手段获得的，上诉人根本无法认同。然而，原审法院对被上诉人陈述的前后矛盾、闪烁其词视而不见，依然在没有其它事实佐证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采信被上诉人所言，支持被上诉人的主张，明显是袒护被上诉人，置法律的公平、公正于不顾。此外，被上诉人在第二次庭审中明确回答多笔借款的时间即是《借款协议》的签订时间，而被上诉人提供的四份《借款协议》所载的金额相加为20.45万元，远没有达到被上诉人主张的26.5万元。被上诉人又称是在2015年1月19日又借现金6.05万元给上诉人，所以有26.5万元的借款，但如此一来，加上2014年8月20日被上诉人借给上诉人的2万元，这又超过了26.5万元，显而易见，明显是被上诉人的自相矛盾。原审法院面对被上诉人如此明显的自相矛盾，不可自圆其说的陈述，居然采信，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其袒护被上诉人的事实昭然若揭。被上诉人称向上诉人多次追讨而上诉人不肯偿还，但其提供的四份《借款协议》的时间分别为2014年3月9日、2014年11月24日、2014年12月26日、2015年1月1日，明显相隔不久，则如果按照被上诉人所述，上诉人多次向其借款，那么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关系不密切，且被上诉人多次追讨未果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仍然继续借款给上诉人的事实则明显有违常理，由此可知被上诉人诉称的上诉人多次向其借款达26.5万元的事实不存在，上诉人从来没有向被上诉人借款26.5万元。根据上诉人、被上诉人双方的通话记录，上诉人承认借款2万元，并已归还，被上诉人也承认已还款2万元，但狡辩该款项为利息，26.5万元为本金。被上诉人主张借款26.5万元，也承认上诉人已还2万元利息，但在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中并无主张利息的具体计算方式，那么这所谓的利息又是如何计算得出，即使事情如被上诉人所述，那么在上诉人已还2万元的情况下，一审判决应当进行相应的扣减，但事实上一审判决并无进行任何的扣减，也没有任何的体现，对上诉人偿还2万元的事实视而不见。由此可见，一审判决没有对事实进行认真审查，一审判决明显认定事实不清。在案件第一次庭审中，审判员及上诉人质问被上诉人是什么时候借款26.5万元时，被上诉人表示一次性借款，后来出示相关通话记录证据证实被上诉人所言不符合事实时，在第二次庭审中被上诉人又反口称为多次借款，被上诉人明显在说谎，违反了诚实原则。通话记录也证明了被上诉人所言前后矛盾，足以证明根本没有借款26.5万元的事实存在。双方提供的录音均证实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不追讨高利贷或借款偿还其它债务时，被上诉人明确表示不会借款给上诉人，明显不存在被上诉人多次借款给上诉人的事实，否则录音中必然存在相关内容。由此可以印证被上诉人所提供的借款协议均为被上诉人追讨高利贷，威逼上诉人写下的。由以上事实可见，上诉人从来没有向被上诉人借款26.5万元，只是借款2万元，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错误，应予纠正。二、原审法院的认定违反法律规定及法律原则，存在严重的法律适用错误，导致判决错误，应予纠正。根据已经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本规定公布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8月13日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同时废止”。然而原审判决仍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9条作出判决，明显是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错误，应予纠正。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而被上诉人提供的借款协议约定不明，尤其是最后一张所谓的金额汇总而出具的26.5万元的《借款协议》更是没有约定利息，被上诉人也没有提供其它的证据证明双方约定的利息。因此，被上诉人主张支付利息，原审法院应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以及第十九条的规定，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决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上诉人一直坚称只是借款2万元，根本不存在借款26.5万元的事实，被上诉人亦对所谓多次借贷的发生地点、交付方式言语闪烁其词、前后矛盾。因此，原审法院应对被上诉人的经济能力严格审查。本案无证据证明，也无法证明款项的来源，被上诉人以自己身为公司法定代表人证明自己的经济能力，完全是没有依据的，被上诉人即使身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不能证明其公司的经营情况及其收入，更完全无法证明其具有经济能力借款26.5万元给上诉人。因此，被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原审法院仍因此认定被上诉人具有经济能力，足以借款26.5万元给上诉人，及故意袒护被上诉人。综上，请求：1、撤销（2015）茂南法民三初字第220号民事判决；2、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
被上诉人邓添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应予维持。一、借款事实方面，答辩人确实通过现金形式分五次交付借款本金26.5万元给被答辩人，符合民间借贷的法律要件，而并非被答辩人所说只是借款2万元并已偿还。首先，被答辩人认为通过转账2万元的资金往来，就推断出双方借款交付的方式是通过转账形式来完成的，答辩人认为这种推理欠妥，不符合正常的逻辑论证。因为一笔借款的完成不仅仅是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完成，还通过现金交付、第三方指示交付等方式。因此，在本案中答辩人每次交付的金额是几万元，而不是几十万元甚至几百万元或更多，所以答辩人以现金方式交付给被答辩人符合情理的。其次，一审的第二次开庭中，被答辩人承认向答辩人借款并签订借款协议，并且能够很清楚地讲述每一笔借款的地点，第一次借款2014年3月9日借款6万元是在晚上傍晚时分在南国酒店附近，第二次借款2014年11月24日借款6.5万元在南国酒店附近，第三次借款2014年12月26日借款0.65万元在迎宾三路新时代花园（张敏家楼下），第四次借款2015年1月1日借款7.3万元在人民广场门口，第五次借款2015年1月19日在茂南区人民法院斜对面的农信社上一点的路口，借款6.05万元，此借据上的借款金额26.5万元是因为前四笔借款的总金额是20.45万元，经双方同意就以一份借款总金额协议来替代了之前的所有借款，并且答辩人把前四份借款协议原件归还给了被上诉人张敏。如果张敏每次签订借款协议都没拿到借款的话，为何还要多次签订借款呢，这符合社会一般民间借贷的特性，借款要签名，不借不签名，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再次，被答辩人认为上述的所有借款都是答辩人通过胁迫、威逼的手段要求其在借款协议上签订的，这完全是张敏为了逃避债务，恶意欠债的表现，极之可恨。既然被答辩人认为是胁迫签订的借款协议，为何当时不立即报警，为何还要多次向答辩人借款，同时还有在录音中向答辩人借款求助，并且从第一笔借款到最后一笔借款的期间将近1年之久。被答辩人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同时还在中国人民银行系统工作多年，不至于受到威胁时连报警的常识都没有，并且在一审的第二次开庭中陈述的五笔借款的大约定情况都很清楚，试问在第一笔借款的签订地点中是否发生在比较隐蔽或者不为大众所知悉的地点，张敏称如果不签订借款协议就去其单位闹事等不是事实。据了解，起诉张敏不仅是答辩人一人，还有黄德勇、欧文斌、茂名市茂南区德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等，同时还有向社会其他借款机构和个人借款总金额超过130万元，到期后没能力偿还，债权人就上门追讨，不排除有个别的债权人激动而到张敏家写“大字”，被答辩人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可以向这么多人借款是因为张敏每次借款时以各种理由如经营家电、购买小车给佛山的儿子、经营家庭生意、将其征信给别人去掉黑名单等，债权人就是因为相信其有单位并且工作年限不短，同时其老公邓郁武在茂名金融界有一定的地位和经济能力，再加上向他人借款时会把邓郁武名下的房产证原件、工作证件、结婚证原件拿出来给债权人看，以获取他人的信任。至于张敏的借款实际用途只有其本人清楚。最后，关于双方提供的录音的借款、催收等内容，其录音时长近2小时，暂且不去论述内容的证明性，只从一般常理出发，如果被答辩人认为没有向答辩人借到款，或认为是胁迫签订的借款的，为何还要与答辩人通电话，并且是长时间，为何不拉黑或不接电话，被答辩人认为26.5万元借款总额是通过2万元借款本金利滚利得出来，在此答辩人很想被答辩人计算下2万元本金是如何利滚利计算的。在录音中曾出现过16日6万元到期，17日7.3万元到期，19日张老板的借款到期，31日前还7.5万元，被答辩人在通话中均没有否认，在庭审中承认出现过此内容，但张敏狡辩是利滚利和到其单位闹事为由，胁迫所写。综上，被答辩人向答辩人借到26.5万元的款项，而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真实存在的，并且是完成交付的。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不存在判决错误的问题。根据2015年8月25日《关于认真实习贯彻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通知》第三条第三款的规定，本《规定》施行后，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再审案件，适用《规定》施行前的司法解释进行审理，不适用本《规定》。因此，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是正确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原审被告邓郁武不作陈述。
本院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本案《借款协议》的真实性问题；本案借款本金的问题；利息的计算问题。
一、关于本案《借款协议》的真实性问题。上诉人张敏上诉主张其被逼在借据上签名和盖指模。经查，上诉人张敏于2015年1月19日出具《借款协议》给被上诉人邓添持有，从《借款协议》载明的内容来看，该《借款协议》实际属于借据。被上诉人邓添向原审法院提供了借据，上诉人张敏对其在借据上签名并盖指模没有异议，依法应予认定。上诉人张敏对其主张，没有提供证据加予证明，也没有向公安机关报警，故本院不予采信。
二、关于本案借款本金的问题。上诉人张敏上诉主张本案借款本金实际是2万元，利息为24.5万元，已偿还借款本金2万元给被上诉人邓添。经查，上诉人张敏向被上诉人邓添借款265000元，并出具《借款协议》给被上诉人邓添持有，双方当事人的债权、债务明确。被上诉人邓添对上诉人张敏关于本案借款本金为2万元的主张予以否认，上诉人张敏无法提供利息24.5万元的具体计算方法，且本金2万元从2014年8月28日起至2015年1月19日的利息为24.5万元也不符合常理，上诉人张敏向原审法院提供的录音资料的内容也没有反映本案借款本金是2万元。因此，上诉人张敏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本案借款本金是2万元，本院不予采信。
三、关于利息的计算问题。上诉人张敏上诉主张本案《借款协议》没有利息，原审判决支持利息不当。经查，本案借款没有约定利息，原审判决没有支持借期内的利息，原审判决支持从起诉之日起的利息并无不妥，故上诉人张敏该上诉主张，理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张敏的上诉请求，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275元，由上诉人张敏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朝 通
审 判 员 江 剑 兵
代理审判员 陈 春 何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赖慧嫦（代）
速 录 员 陈 颖
广东省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5）茂中法民四终字第35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敏，女，汉族，1963年9月4日出生，住茂名市茂南区。
诉讼代理人：柯长川，广东海法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添，男，汉族，1964年2月20日出生，住茂名市茂南区。
诉讼代理人周文基，广东大贤东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邓郁武，男，汉族，1961年1月4日出生，住茂名市茂南区。
上诉人张敏与被上诉人邓添及原审被告邓郁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2015）茂南法民三初字第22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5年1月19日，张敏出具《借款协议》一份给邓添，并在《借款协议》借款人一栏签名并按指模，协议内容为：“本人张敏因资金周转困难，现向邓添借到人民币（大写）贰拾陆万伍仟元正（小写￥265000.00元），月利息按＿％计算，如果发生纠纷，由债权人选择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受理。此据！借款人签名：张敏，地址：迎宾三路新时代花园A座1303，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136××××4911”。庭审中，邓添述称借款26.5万元系张敏多次向其借款后经结算确认的，并另提供四份《借款协议》复印件证明张敏在其起诉前多次向其借款，该四份借款协议分别载明：“2014年3月9日张敏向邓添借款6万元、2014年11月24日张敏向邓添借款6.5万元、2014年12月26日张敏向邓添借款0.65万元、2015年1月1日张敏向邓添借款7.3万元”。张敏承认有签订上述四份借款协议，但主张系被迫签订的。2014年8月28日，邓添通过银行转账2万元给张敏。
另查明，邓添、张敏提供的录音资料内容显示，邓添从未承认借款金额为2万元，双方之间的谈话内容涉及多笔借款，部分金额与前述四份《借款协议》复印件载明的金额一致。
邓添系茂名市惠通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东，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12月16日，属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金为280万元。
再查明，被告张敏、邓郁武于1986年1月2日登记结婚，于2015年4月13日登记离婚。
原审法院认为：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通常情况下，借款协议等借款凭证既能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又能证明借贷关系实际发生。对于借款26.5万元是否真实发生的待证事实，邓添提供了2015年1月19日的《借款协议》予以证明，证据确实，依法应予认定。张敏抗辩称只是在2014年8月20日借到邓添2万元，并在2015年春节前全部还清2万元，《借款协议》系在受到邓添威逼的情况下签订的。当事人对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当事人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观本案现有证据，第一，2014年8月20日邓添转账给张敏的2万元仅能证明两人曾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发生资金往来，并不能证明双方之间的借款金额仅为2万元，更不足以推翻前述邓添提供的证据，双方的录音通话内容亦未显示邓添承认借款金额为2万元；第二，邓添提供四份时间分别为2014年3月9日借款6万元、2014年11月24日借款6.5万元、2014年12月26日借款0.65万元、2015年1月1日借款7.3万元的《借款协议》复印件证明其与张敏之间多次发生借贷事实，张敏在庭审中承认有签订上述四份《借款协议》，但主张系受到邓添威逼才签订的。关于张敏所主张的受威逼才签订上述四份《借款协议》的抗辩理由，仅有张敏单方陈述，未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其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其抗辩理由不成立；第三，张敏对于邓添威逼其写下26.5万元《借款协议》的事实主张，未能提供任何证据加以佐证。综上，张敏所提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上述事实主张，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对其主张不予采纳。
本案借款没有约定利息，故邓添请求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息，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9条“公民之间的不定期无息借贷经催告不还，出借人要求偿付催告后利息的，可参照银行同类贷款的利率计息。”的规定，借款26.5万元的利息应从起诉之日即2015年4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还清款日止。
邓添提交证据证明借款26.5万元发生于邓郁武与张敏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据此主张属夫妻共同债务。邓郁武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视为其对邓添的主张放弃抗辩的权利。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的规定，张敏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本案借款属其与邓添约定的个人债务，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符合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规定之情形。因此，本案借款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邓添关于张敏在其与邓郁武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所欠的上述债务，应由张敏、邓郁武共同偿还的主张于法有据，予以支持。
邓郁武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判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9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限被告张敏、邓郁武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借款本金26.5万元及支付利息（利息从2015年4月1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还清款日止）给原告邓添。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275元、保全费1845元，合计7120元（邓添已预交），由张敏、邓郁武共同负担。
上诉人张敏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上诉人从来没有向被上诉人借款26.5万元，只是借款2万元，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错误，应予纠正。上诉人提供了足够证据证明上诉人只是借款2万元，而非26.5万元。根据上诉人提供的银行卡客户交易查询明细，明显可以看出上诉人于2014年8月28日向被上诉人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借款2万元。被上诉人主张的借款26.5万元，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是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还是通过现金给付的方式。但根据双方的交易习惯，被上诉人已经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借款2万元给上诉人，被上诉人已经知道上诉人的账号。因此，完全有理由推断双方的借款应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毕竟直接交付现金26.5万元实在有违常理。在上诉人和被上诉人的通话录音中，只能听到上诉人声声哀求被上诉人借款，但从中根本没有听到被上诉人答应借款给上诉人。所以，根据双方通话录音，就明显证实了被上诉人从来没有借过26.5万元给上诉人。最重要的是，被上诉人在一审过程中对26.5万元的交付的陈述前后矛盾，闪烁其词。第一次庭审中被上诉人经审判人员再三强调发问，已明确表明26.5万元是一次性交付给上诉人的，但当被追问26.5万元是在何处取得、如何交付上诉人的时候，被上诉人无法回答，更无法举证（当时被上诉人称刚好收到一笔30万元货款，当对收款情形、货物名称、交款姓名、交款人情况均无法说明）。在此情况下，被上诉人又反悔，声称26.5万元是多笔借款的总额。从被上诉人的陈述，明显可知，不存在出借26.5万能元的事实，否则被上诉人不会对出借的事实不清楚。随后被上诉人又提供多份《借款协议》以证明其多次出借款项给上诉人，但是这些所谓的证据是被上诉人通过胁迫、威迫上诉人的手段获得的，上诉人根本无法认同。然而，原审法院对被上诉人陈述的前后矛盾、闪烁其词视而不见，依然在没有其它事实佐证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采信被上诉人所言，支持被上诉人的主张，明显是袒护被上诉人，置法律的公平、公正于不顾。此外，被上诉人在第二次庭审中明确回答多笔借款的时间即是《借款协议》的签订时间，而被上诉人提供的四份《借款协议》所载的金额相加为20.45万元，远没有达到被上诉人主张的26.5万元。被上诉人又称是在2015年1月19日又借现金6.05万元上诉人，所以有26.5万元的借款，但如此一来，加上2014年8月20日被上诉人借给上诉人的2万元，这又超过了26.5万元，显而易见，明显是被上诉人的自相矛盾。原审法院面对被上诉人如此明显的自相矛盾，不可自圆其说的陈述，居然采信，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其袒护被上诉人的事实昭然若揭。被上诉人称向上诉人多次追讨而上诉人不肯偿还，但其提供的四份《借款协议》的时间分别为2014年3月9日、2014年11月24日、2014年12月26日、2015年1月1晶，明显相隔不久，则如果按照被上诉人所述，上诉人多次向其借款，那么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关系不密切，且被上诉人多次追讨未果的情况下，被上诉人仍然继续借款给上诉人的事实则明显有违常理，由此可知被上诉人诉称的上诉人多次向其借款达26.5万元的事实不存在，上诉人从来没有向被上诉人借款26.5万元。根据上诉人、被上诉人双方的通话记录，上诉人承认借款2万元，并已归还，被上诉人也承认已还款2万元，但狡辩该款项为利息，26.5万元为本金。被上诉人主张借款26.5万元，也承认上诉人已还2万元利息，但在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中并无主张利息的具体计算方式，那么这所谓的利息又是如何计算得出，即使事情如被上诉人所述，那么在上诉人已还2万元的情况下，一审判决应当进行相应的扣减，但事实上一审判决并无进行任何的扣减，也没有任何的体现，对上诉人偿还2万元的事实视而不见。由此可见，一审判决没有对事实进行认真审查，一审判决明显认定事实不清。在案件第一次庭审中，审判员及上诉人质问被上诉人是什么时候借款26.5万元时，被上诉人表示一次性借款，后来出示相关通话记录证据证实被上诉人所言不符合事实时，在第二次庭审中被上诉人又反口称为多次借款，被上诉人明显在说谎，违反了诚实原则。通话记录也证明了被上诉人所言前后矛盾，足以证明根本没有借款26.5万元的事实存在。双方提供的录音均证实上诉人请求被上诉人不追讨高得贷或借款偿还其它债务时，被上诉人明确表示不会借款给上诉人，明显不存在被上诉人多次借款给上诉人的事实，否则录音中必然存在相关内容。由此可以印证被上诉人所提供的借款协议均为被上诉人追讨高利贷，威逼上诉人写下的。由以上事实可见，上诉人从来没有向被上诉人借款26.5万元，只是借款2万元，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导致判决错误，应予纠正。二、原审法院的认定违反法律规定及法律原则，存在严重的法律适用错误，导致判决错误，应予纠正。根据已经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第的规定：“本规定公布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8月13日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同时废止”。然而原审判决仍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9条作出判决，明显是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错误，应予纠正。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而被上诉人提供的借款协议约定不明，尤其是最后一张所谓的金额汇总而出具的26.5万元的《借款协议》更是没有约定利息，被上诉人也没有提供其它的证据证明双方约定的利息。因此，被上诉人主张支付利息，原审法院应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以及第十九条的规定，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决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上诉人一直坚称只是借款2万元，根本不存在借款26.5万元的事实，被上诉人亦对所谓多次借贷的发生地点、交付方式言语闪烁其词、前后矛盾。因此，原审法院应对被上诉人的经济能力严格审查。本案无证据证明，也无法证明款项的来源，被上诉人以自己身为公民法宝代表人证明自己的经济能力，完全是没有依据的，被上诉人即使身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不能证明其公司的经营情况及其收入，更完全无法证明其具有经济能力借款26.5万元给上诉人。因此，被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原审法院仍因此认定被上诉人具有经济能力，足以借款26.5万元给上诉人，及故意袒护被上诉人。综上，请求：1、撤销（2015）茂南法民三初字第220号民事判决；2、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
被上诉人邓添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应予维持。一、借款事实方面，答辩人确实通过现金形式分五次交付借款本金26.5万元给被答辩人，符合民间借贷的法律要件，而并非被答辩人所说只是借款2万元并已偿还。首先，被答辩人认为通过转账2万元的资金往来，就推断出双方借款交付的方式是通过转账形式来完成的，答辩人认为这种推理欠妥，不符合正常的逻辑论证。因为一笔借款的完成不仅仅是通过错告转账的方式完成，还通过现金交付、第三方指示交付等方式。因此，在本案中答辩人每次交付的金额是几万元，而不是几十万元甚至几百万元或更多，所以答辩人以现金方式交付给被答辩人符合情理的。其次，一审的第二次开庭中，被答辩人承认向答辩人借款并签订借款协议，并且能够很清楚地讲述每一笔借款的地点，第一次借款2014年3月9日借款6万元是在晚上傍晚时分在南国酒店附近，第二次借款2014年11月24日借款6.5万元在南国酒店附近，第三次借款2014年12月26日借款0.65万元在迎宾三路新时代花园（张敏家楼下），第四次借款2015年1月1日借款7.3万元在人民广场门口，第五次借款2015年1月19日在茂南区人民法院斜对面的家信社上一点的路口，借款6.05万元，此借据上的借款金额26.5万元是因为前四笔借款的总金额是20.45万元，经双方同意就以一份借款总金额协议来替代了之前的所有借款，并且答辩人把前四份借款协议原件归还给了被上诉人张敏。如果张敏每次签订借款协议都没拿到借款的话，为何还要多次签订借款呢，这符合社会一般民间借贷的特性，借款要签名，不借不签名，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再次，被答辩人认为上述的所有借款都是答辩人通过胁迫、威逼的手段要求其在借款协议上签订的，这完全是张敏为了逃避债务，恶意欠债的表现，极之可恨。既然被答辩人认为是胁迫签订的借款协议，为何当时不立即报警，为何还要多次向答辩人借款，同时还有录音在中向答辩人借款求助，并且从第一笔借款到最后一笔借款的期间将近1年之久。被答辩人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同时还在中国人民银行系统工作多年，不至于受到威胁时连报警的常识都没有，并且在一审的第二次开庭中陈述的五笔借款的大约定情况都很清楚，试问在第一笔借款的签订地点中是否发生在比较隐蔽或者不为大众所知悉的地点，张敏称如果不签订借款协议就去其单位闹事等不是事实。据了解，起诉张敏不仅是答辩人一人，还有黄德勇、欧文斌、茂名市茂南区德信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等，同时还有向社会其他借款机构和个人借款总金额超过130万元，到期后没能力偿还，债权人就上门追讨，不排除有个别的债权人激动而到张敏家写“大字”，被答辩人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可以向这么多人借款是因为张敏每次借款时以各种理由如经营家电、购买小车给佛山的儿子、经营家庭生意、将其征信给别人去掉黑名单等，债权人就是因为相信其有单位并且工作年限不短，同时其老公邓郁武在茂名金融界有一定的地位和经济能力，再加上向他人借款时会把邓郁武名下的房产证原件、工作证件、结婚证原件拿出来给债权人看，以获取他人的信任。至于张敏的借款实际用途只有其本人清楚。最后，关于双方提供的录间的借款、催收等内容，其录音时长达近2小时，暂且不去论述内容的证明性，只从一般常理出发，如果被答辩人认为没和向答辩人借到款，或认为是胁迫签订的借款的，为何还要与答辩人通电话，并且是长时间，为何不拉黑或不接电话，被答辩人认为26.5万元借款总额是通过2万元借款本金利滚利得出来，在此答辩人很想被答辩人计算下2万元本金是如何利滚利计算的。在录音中曾出现过16日6万元到其，17日7.3万元到期，19日张老板的借款到期，31日前还7.5万元，被答辩人在通话中均没有否认，在庭审中承认出现过此内容，但张敏狡辩是利滚利和到其单位闹事为由，胁迫所写。综上，被答辩人向答辩人借到26.5万元的款项，而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真实存在的，并且是完成交付的。二、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不存在判决错误的问题。根据2015年8月25日关于认真实习贯彻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通知，第三条第三款的规定，本《规定》施行后，尚未审结的一审、二审、再审案件，适用《规定》施行前的司法解释进行审理，不适用本《规定》。因此，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是正确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原审被告邓郁武不作陈述。
本院对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本案《借款协议》的真实性问题；本案借款本金的问题；利息的计算问题。
一、关于本案《借款协议》的真实性问题。上诉人张敏上诉主张其被逼在借据上签名和盖指模。经查，上诉人张敏于2015年1月19日出具《借款协议》给被上诉人邓添持有，从《借款协议》载明的内容来看，该《借款协议》实际属于借据。被上诉人邓添向原审法院提供了借据，上诉人张敏对其在借据上签名并盖指模没有异议，依法应予认定。上诉人张敏对其主张，没有提供证据加予证明，也没有向公安机关报警，故本院不予采信。
二、关于本案借款本金的问题。上诉人张敏上诉主张本案借款本金实际是2万元，利息为24.5万元，已偿还借款本金2万元给被上诉人邓添。经查，被上诉人邓添对上诉人张敏该主张予以否认，上诉人张敏无法提供利息24.5万元的具体计算方法，本金2万元从2014年8月28日起至2015年1月19日的利息为24.5万元也不符合常理，上诉人张敏向原审法院提供的录音资料的内容也没有反映本案借款本金是2万元，上诉人张敏未能证据充分的证据证明本案借款本金是2万元，本院不予采信。被上诉人邓添于2014年8月28日通行银行转账2万元给上诉人张敏，被上诉人邓添不认可该2万元包括在本案《借款协议》中，本案《借款协议》也没有载明包含该2万元借款，上诉人张敏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该借款2万元包含在本案《借款协议》中，应承担不能举证的不利后果，本院亦不予采信。
三、关于利息的计算问题。上诉人张敏上诉主张本案《借款协议》没有利息，原审判决支持利息不当。经查，本案借款没有约定利息，原审判决没有支持借期内的利息，原审判决支持从起诉之日起的利息并无不妥，故上诉人张敏该上诉主张，理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张敏的上诉请求，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2300元，由上诉人张敏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陈朝通
审判员江剑兵
代理审判员陈春何
二○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赖慧嫦（代）
速录员陈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