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oNormal{margin-top:0cm;margin-bottom:0px}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p t ” >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2017）辽02行终38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修品清，女，1963年8月2日出生，汉族，三合堂珠宝有限公司董事，住址大连市中山区。委托代理人梁伟，辽宁丰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住所地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381号。负责人石情舟，局长。委托代理人刘洪海，该局公职律师。委托代理人苗晓飞，辽宁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修品清因行政赔偿一案，不服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2017）辽0203行初38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修品清及其委托代理人梁伟，被上诉人大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工商局”）的委托代理人刘洪海、苗晓飞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认定，大连北方博信印刷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博信公司”）成立于1999年11月18日，法定代表人为李波。据李波出具的《大连北方博信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办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的情况说明》所述，2012年9月14日北方博信公司向修品清借款1000万元，并协商以公司股权作为担保。之后，北方博信公司的股东李波将其51%的股权转让给修品清，并于2012年9月18日在市工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因此，至2013年2月15日，该公司股东登记情况记载：修品清出资2040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51%。2013年2月16日，市工商局受理北方博信公司的变更登记申请，该公司向市工商局提交了申请书等材料，其中，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书中载明，修品清将其所占公司51%的股权转让给李波，该两份材料上均有”修品清”签字。市工商局经审查，认为符合形式要件，当日核准登记。此后，北方博信公司两次向市工商局申请变更登记，该局分别于2013年8月19日、2013年10月11日核准该公司进行股东变更登记。2014年初，修品清获知上述股权变更登记情况。2014年1月27日，市工商局向北方博信公司调查案涉股权登记情况时，李波承认在变更登记时提交相关材料中”修品清”的签名系伪造。2014年，修品清以市工商局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该局于2013年2月16日作出的股权变更登记，恢复修品清持有的该公司51%股权及股东地位，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8月20日作出（2014）沙行初字第20号行政判决，该院认为因申请人提供虚假材料导致登记错误，登记机关可以依法予以更正，但本案已经两次股东变更登记，无可撤销内容，因此，判决确认市工商局于2013年2月16日作出的将修品清在北方博信公司51%股权变更至李波名下的核准登记行为违法，驳回修品清其他诉讼请求。修品清不服，上诉至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2014年11月17日作出（2014）大行终字第204号行政判决，驳回修品清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该判决于2014年11月18日送达给原告。2016年11月8日，原告通过圆通快递向被告寄送行政赔偿申请，之后，该快件被退回。2016年11月11日，原告就本案赔偿事宜通过圆通快递向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邮寄行政诉讼文件。2016年12月2日，原告通过顺丰快递向被告寄送行政赔偿申请，被告于2016年12月6日收到该快件，于2017年2月4日作出大工商行不赔字[2017]第1号不予行政赔偿决定书。2017年5月10日，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补正裁定，将原判决中”本院认为”部分内容，予以补正，并将案件诉讼费50元，由修品清负担改为由北方博信公司负担。原审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七条的规定，被告的行政行为被生效判决确认违法，因此，本案被告应作为赔偿义务机关。本案争议焦点有两个：1、原告作为赔偿请求人,是否在国家赔偿法规定的两年时效期内向被告请求赔偿。2、被告是否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经原、被告双方举证和质证，双方证据证明的内容互相矛盾，但原告的证据优势更强，综合全案情况，可以认定原告在法定期限内已向被告提出了赔偿请求，因此，被告在作出不予赔偿答复之后，原告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及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相关判决文书已就案件事实及理论阐述清楚，即被告变更登记行为被确认违法，主要基于两个原因：1、北方博信公司提交变更登记材料不真实，其中”修品清”签字系伪造，因此，行政行为依据的基础事实不存在。2、案涉变更登记之后，又发生新的变更登记，使得案涉行为已不具有可撤销的内容，因此，判决确认行政行为违法。但是，行政行为虽被确认违法，该行为的作出与原告合法权益是否受到侵害，以及损失大小之间均没有因果关系。在本案中，对是否存在以上”因果关系”的判断，应以市工商局是否尽到法定义务，以及股权变更登记申请人北方博信公司是否存在过错等方面综合考量。在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确认市工商局行政行为违法的判决中，没有作出”行政行为未尽审慎义务或其他法定义务”的相关认定；已经查明的事实证实，北方博信公司提交虚假材料，伪造”修品清”签字，显然存在过错，原告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或其他途径追索权利。综上，行政行为与原告权益受损之间不具备”因果关系”，原告主张被告承担赔偿责任，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修品清的诉讼请求。上诉人修品清上诉称，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主要理由是：一、行政行为违法意味着行政机关或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存在过错，必须承担行政责任。因本案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五条规定的除外情形，故被上诉人应当为其违法行为承担行政赔偿责任。二、上诉人支付的1000万元是基于股权转让的对价，而非借款。案外人李波的自述以及《大连北方博信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办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的情况说明》均是李波的单方陈述，与事实不符。即便上诉人和李波曾商议以股权质押担保借款，但后来的股权转让行为实际上变更了之前的约定。对该事实性质的确定应以行政机关的登记行为为准。三、北方博信公司在案涉股权变更登记行为作出后，又进行了两次股权变更登记，上诉人无法重新取得案涉股权，无法实现股东权益，所支付的1000万元对价全部丧失，这是由被上诉人未尽到审慎审查职责的违法行为所致，两者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四、上诉人的损失虽与北方博信公司提供虚假的登记材料有关，但两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上诉人支付的1000万元对价是基于股权转让协议，与北方博信公司没有借贷关系，故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追索权利。被上诉人市工商局辩称，一、原审判决认定的主要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二、被上诉人对工商登记材料进行形式审查，申请材料的真实性由申请人负责。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处存档的签名字体始终为案外人李波一人所签，案涉股权变更登记被确认为违法归因于案外人李波的冒名签字行为，被上诉人已经尽到法定的合理、审慎的审查义务，主观无过错，依法不承担赔偿责任。三、上诉人所称的股权转让实际上是股权质押担保借款，1000万元并非上诉人所称的股权转让对价。且根据案外人李波称，其已经偿还了部分借款和利息，故上诉人的损失远远低于1000万元。上诉人的损失应按照其与李波的真实借款关系来确定，对此上诉人应向案外人李波而非被上诉人主张。四、上诉人主张其于2016年11月8日向被上诉人邮寄了赔偿申请书，但其除了快递邮寄单外，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而被上诉人提供的快递公司官方网站的查询结果可以证明上诉人并未邮寄该邮件。上诉人在至2016年11月19日止的法定的二年请求时效内没有向被上诉人提出赔偿请求，其于2016年12月2日通过邮件形式向被上诉人提起赔偿请求已超过法定期限。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判决。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根据案外人李波于2015年1月14日在公安机关处所做询问笔录第4、5页记载，案外人李波称，”在2012年9月把北方博信公司51%股权变更到修品清名下时，修品清本人签字准备了一些材料，但是实际在园区工商局办理变更手续时，工商局认为手续不规范，让重新准备材料，这时候我就代替修品清签字了，所以工商局留存的北方博信公司2012年9月变更登记中修品清的签名是我代（签的）。”对于公安机关针对李波所称”（北方）博信公司在没有告知修品清的情况下，将其股权进行了变更登记，工商变更登记相关修品清签字非本人签字”而提出的”是谁替修品清签字的”这一问题，案外人李波自认是其签的。本案二审庭审中，针对2012年9月工商变更登记材料中”修品清”的签名，上诉人表示其之前曾在相关申请材料中签名，对被上诉人留存的其本人签名并不清楚，对该登记结果没有异议。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经原审法院庭审质证和认证的上诉人修品清申请调取的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以及本院二审庭审笔录，在卷为凭，足资认定。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之日起计算，但被羁押等限制人身自由期间不计算在内。...”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上诉人是否于2016年11月8日向被上诉人寄送了行政赔偿申请存在争议。从现有证据看，正如原审法院所述，上诉人提交的带有圆通速递公司印章的书面邮寄单据具有优势证据效力，在无其他证据证明其系伪造的情况下，该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通过圆通速递邮寄的事实，原审法院据此认定上诉人在法定的二年申请赔偿时效内，向被上诉人提出了赔偿请求，并无不妥。故对于被上诉人提出的上诉人申请赔偿已超过法定期限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据此，确认行政赔偿的前提条件是行政行为与受害人的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案中，根据业已生效的本院（2014）大行终字第204号行政判决可知，案涉工商变更登记被确认违法是因为北方博信公司伪造上诉人的签名，提交了虚假材料，导致案涉工商变更登记所依据的事实基础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申请办理公司登记，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文件、材料的真实性负责。”据此，本案中，相关申请材料是否真实，应由申请人北方博信公司负责，不属于被上诉人应予审查的对象。此外，从现有证据看，北方博信公司提交的申请文件、材料齐全，形式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而被上诉人在办理案涉工商变更登记时对前述伪造申请材料的事实并不知情，也没有证据证明被上诉人能够通过字迹核对发现相关申请材料存在虚假。而相关法律、法规或者规章也未强制规定被上诉人在作出工商变更登记时，须对登记的原权利人进行调查核实。故从现已查明的案件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看，被上诉人在其专业能力范围内已尽到合理审慎的审查职责，上诉人所主张的权益损失并非被上诉人的案涉违法行为造成，两者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综上，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上诉人修品清已预交的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各50元，合计100元，予以退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隋广洲审判员李健审判员胡俊杰二○一七年十一月十四日书记员刘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