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鄂荆门中民二终字第0026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建林。
委托代理人周俊奇，浙江鑫目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德祥，系荆门市掇刀区掇刀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熊传鹏。
委托代理人肖兵，系沙洋县拾回桥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吴建林与被上诉人熊传鹏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沙洋县人民法院（2015）鄂沙洋县拾民初字第0005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2月2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吴建林及其委托代理人周俊奇、王德祥，被上诉人熊传鹏的委托代理人肖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熊传鹏一审请求吴建林偿还所欠款项本金及利息共计251000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延迟支付上述款项的利息，同时承担本案诉讼费。
吴建林在原审中辩称，双方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其从未购买过熊传鹏的饲料，熊传鹏也从未向其提供饲料，其仅仅向熊传鹏介绍客源，通过介绍的客源购买饲料，从中抽取一定比例的佣金，其所立给熊传鹏的欠条系因其介绍的客源下欠熊传鹏饲料款，熊传鹏与客源不熟，要求其陪同收款，起保证作用而立下的欠条，2006年3月，经其与熊传鹏及第三人协商，其不必陪同和协助收款，欠条效力终止，且熊传鹏诉请已过诉讼时效。
原判认定，熊传鹏于2000年起，按照吴建林的指示，将饲料和菜粕拖运至指定商户或指定地点，货款由吴建林直接支付给熊传鹏或者由熊传鹏、吴建林及吴建林指定的商户共同协商货款的给付方式。2004年4月25日，熊传鹏、吴建林结算后，吴建林下欠熊传鹏货款167010元，吴建林于当日出具“欠到熊传鹏2001年饲料款167010元”欠条，2005年，熊传鹏、吴建林再次结算后，吴建林下欠熊传鹏货款113770元。2005年，熊传鹏、吴建林与屈某某达成协议，屈某某下欠吴建林的饲料款，直接由屈某某支付给熊传鹏，用以抵扣吴建林尚欠熊传鹏的货款，屈某某遂于2006、2008年、2010年、2012年，分别支付熊传鹏饲料款共计6000元。2006年3月4日，吴建林支付熊传鹏货款19500元。此后，熊传鹏多次找吴建林催讨剩余货款，但吴建林至今未支付完毕。
原判认为，熊传鹏按约定将饲料出售给吴建林或其指定的商户，货款由吴建林予以支付，双方构成买卖合同关系，熊传鹏按约定履行了交付标的物的义务，吴建林应依约定支付价款，熊传鹏主张要求吴建林支付货款的诉请，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熊传鹏主张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延迟利息的诉请，因无法律规定，不予支持。熊传鹏、吴建林于2005年最后一次结算后，吴建林应支付熊传鹏货款113770元，扣减屈某某支付的6000元和吴建林支付的19500元后，吴建林下欠熊传鹏货款88270元，熊传鹏主张要求吴建林支付251000元的诉请，予以部分支持。本案中，吴建林用以证明其与熊传鹏不存在买卖关系，所欠饲料款与己无关的证人证言，因部分证人证言不能证明拟证明目的，且与其证明目的相矛盾，故吴建林辩称其与熊传鹏之间不构成买卖合同关系，出具的欠条效力早已终止的辩解意见，因无充足证据予以支持，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吴建林支付熊传鹏货款88270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如果未按判决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00元，减半收取2500元，由熊传鹏负担1700元，吴建林负担800元。
吴建林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判认定事实错误，双方之间不构成买卖合同关系，其向熊传鹏出具欠条是因为熊传鹏与渔民不熟悉，且熊传鹏许诺的佣金未付，在此背景下出具的欠条；二、适用法律错误，熊传鹏在起诉状中写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原审法院自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在适用合同法时，未审理查明构成买卖合同关系的基础事实，而是在假定双方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基础上作出判决；三、本案诉讼时效已过，欠条中未写明履行期限，不代表没有履行期限，根据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未载明履行期的债权债务关系，应当以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开始起算诉讼时效，熊传鹏向其催告过还款，则从熊传鹏提出要求开始，早已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四、一审审理程序违法，一审庭审过程中秩序混乱，审判员随意拨打接听电话、随意进出、随意和案外无关人员谈话、暗示恐吓证人、打断代理人发表意见，变相剥夺了其在一审中的举证权和辩论权，请二审法院调取一审庭审录像，若无法调取，其有全程录音可提供。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驳回熊传鹏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
熊传鹏答辩称，一、原判认定事实清楚，一审质证时，吴建林对熊传鹏提供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吴建林的证人也证实其是与吴建林明确货物数量、谈好价格，由吴建林与熊传鹏联系将货送到指定地点，收据也证实吴建林对债权的认可；二、吴建林出具的欠条未写明还款时间，本案未过诉讼时效；三、一审程序合法，一审开庭时向双方说明了法庭电源切断，征求同意后才安排在办公室开庭，审判员是在证人离开过程中对当事人做解释，另，未经法庭许可，任何人不得录音录像，吴建林的录音来源不合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吴建林在二审中申请证人吴某甲、宋某某、姜某某、屈某某、吴某乙、吴某丙出庭，因吴某甲、宋某某、姜某某、屈某某在一审中已经出庭作证，故本院仅通知吴某乙、吴某丙出庭。
证据一、吴某乙、吴某丙的证言，证明：1、熊传鹏与吴建林之间不构成买卖合同关系，熊传鹏是饲料老板，吴建林也是用户之一，用户有的是熊传鹏直接联系的，有的是吴建林介绍的，本案买卖关系是熊传鹏与农户之间的关系；2、欠条的内容不属实；
熊传鹏质证认为，该两名证人是吴建林本村本组的，其证言与事实不符，证人吴某丙的证言与吴建林的陈述明显不符，本案的欠条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并且在欠条出具之后吴建林有还款迹象，双方之间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吴建林应当偿还欠款。
本院认为，证人吴某乙、吴某丙及一审中的四位证人的证言陈述的情形并不一致，其中屈某某、姜某某陈述的是找吴建林拿货，向吴建林付款，而吴某乙、吴某丙、宋某某、吴某甲陈述货是向熊传鹏买的，欠款也是欠熊传鹏的，本院认为，证人陈述的是其与熊传鹏或与吴建林之间发生的事实，而对于吴建林与熊传鹏之间如何约定，证人并不能证明，吴建林与熊传鹏之间是何法律关系是本案争议焦点，在下文中分析；对于吴建林向熊传鹏出具欠条的情况，证人也未予以证明，故对于吴建林主张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证据二、熊传鹏货款欠款人名册（不完全统计）1份，款项总额96949元，其上记载含有六名证人的欠款，系2016年1月吴建林的代理人在当地调查所得，证明款项与吴建林无关，真实发生买卖关系的是熊传鹏与名册中的案外人，欠款也是名册中所载的案外人欠熊传鹏货款。
熊传鹏质证认为，名册中所列欠款额、欠款人其不知情，名册中的欠款人是与吴建林发生的买卖关系，若不是与吴建林发生的买卖关系，吴建林不可能清楚欠款人及欠款数额。
本院认为，该证据系吴建林单方制作所得，熊传鹏并不认可，也无名册中所载欠款人的签字确认，因此该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且该证据仅是一份欠款人名录，不是买卖双方签字确认的协议，不能证明买卖合同关系发生在何人之间，故不予采信。
另，一审判决书中将熊传鹏提交的四份收条作为了吴建林提交的证据，显属不当。熊传鹏提交的四份收条是与屈某某出具的书面说明作为一组证据，用于证明屈某某下欠的6000元饲料款已经三方协商，由屈某某直接付给了熊传鹏；而吴建林同样也提交了一份收条作为证据，用以证明双方之间案涉款项并非欠条中的16万多元，应予以扣减。原判中将熊传鹏提交的四份收条误作为了吴建林提交的证据，虽有错误，但结果均是要从双方结算的下欠款中将这五份收条中的款项予以扣除，对案件的结果并无实质影响，经二审查明后，在此予以说明更正。
二审查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属实。
本案争议焦点为，一、吴建林与熊传鹏之间是否构成买卖合同关系；二、本案诉讼时效是否已经超过；三、本案一审程序是否违法。
关于是否构成买卖合同关系，吴建林主张，欠条不能证明双方构成买卖合同关系，熊传鹏应对形成欠条的基础法律关系举证，本案中是熊传鹏与农户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吴建林只是介绍人，双方成立的是居间合同关系，而且熊传鹏还未支付居间费用，之所以出具欠条是为了能拿到好处费，欠条的内容不属实，收条中的19500元是吴建林自己购买熊传鹏饲料的货款。熊传鹏反驳称，吴建林系养鱼户，对养鱼方面有客户资源，熊传鹏从厂家拿货卖给吴建林，吴建林再卖给养鱼户，吴建林赚取的是中间的差价，如果双方不是买卖关系，吴建林不会出具欠条，并且后来还有还款行为，熊传鹏也没有必要将自己收回的货款再出具收条给吴建林。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本案中，并无书面的买卖合同，双方系口头协议，从双方合作往来的实际情况及审理过程中的情形分析，首先，熊传鹏在一审庭审时称双方是代销合同关系，货物直接给吴建林，由吴建林代销某个区域，款项收取后交给熊传鹏，熊传鹏再发给吴建林提成，这与吴建林所称的其从中收取好处费情形一致；熊传鹏在二审中称吴建林是赚取中间差价，不存在好处费，与其此前陈述不一致，对其改变原有与对方陈述相符的陈述，不予认定。其次，吴建林的六名证人中，宋某某、吴某甲、吴某乙陈述是通过吴建林获取熊传鹏的饲料，屈某某、姜某某陈述是直接向吴建林购买饲料，吴某丙陈述直接向熊传鹏购买饲料，可以看出大部分证人是通过吴建林获得熊传鹏的饲料，并且有证人是直接向吴建林购买饲料，这与熊传鹏陈述的由吴建林代销一定区域的情形相符合。综合以上两点判断，吴建林应是熊传鹏在当地的代销商，其获取的不是货物的所有权，而是销售货物的提成，因此，双方之间对此不构成买卖合同关系，而构成代销合同关系。吴建林向熊传鹏出具了欠条，载明是其欠熊传鹏的饲料款，表明其认可代销饲料形成的货款债务由其承担。吴建林称自己仅为介绍人，为能收取佣金才出具欠条，并无证据证实，且作为一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其也应明了出具欠条的后果。另据其所述，在2005年底到2006年初，其与熊传鹏及实际买受人三方进行对账后，熊传鹏承诺此后实际买受人所欠款项不需其陪同收取，欠款与其无关，但其并未将欠条收回，仍由熊传鹏持有，现熊传鹏据此起诉，其在不能证明熊传鹏已承诺欠款与其无关的情况下，仍应对此承担还款责任。
关于诉讼时效，吴建林主张，熊传鹏在一审中自认双方在2004年出具欠条之后，于2005年要求吴建林陪同其向农户收款，相当于要求吴建林履行欠条，从当时起算，诉讼时效已经超过；熊传鹏辩称，欠条没有约定还款时间，其可以随时主张权利，并称其多次催讨过，最后一次是2012年屈某某的欠款收回之后。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本案中，熊传鹏在一审中陈述双方在年底打欠条结算或者由吴建林指定去拖哪家鱼抵账，与吴建林的证人陈述的饲料系赊购，年底拖鱼抵账的情形一致，因此可以认定熊传鹏与吴建林之间的代销合同的付款期限是当年年底。双方均陈述合作至2003年，故2003年底应是合同最后的付款履行期限。依前述法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应从2004年1月1日起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本案中，经熊传鹏催要，吴建林于2004年4月25日向熊传鹏出具了欠条，诉讼时效期间因债权人提出要求而从此时中断，因该欠条未确定履行期限，故诉讼时效期间从出具欠条次日起重新计算。此后双方对2005年收款明细进行了结算，确认下欠款项，2006年3月4日熊传鹏针对吴建林的还款向吴建林出具了收条，此时诉讼时效期间亦发生中断，但收条中仍未确定其余款项履行期限，故诉讼时效期间从出具收条次日起算。此后双方未有结算的书面凭据，据屈某某于2012年11月20日出具的说明陈述，熊传鹏每年均到当地清收账款多次，也到其家中催收多次，其已在2012年11月还清欠款；熊传鹏在一审中陈述，每年春节均去找吴建林催款，最后一次是2014年3月，其在二审中陈述，最后一次清收账款是在2012年收回屈某某的欠款之后。结合屈某某的证言与熊传鹏的陈述，可以看出熊传鹏对其债权持续积极主张，每年均会提出要求，故诉讼时效期间不断发生中断。在屈某某还清欠款的时间之后，虽仅有熊传鹏本人的陈述，但从其与吴建林之间年底结账的习惯及其一贯以来积极主张债权的情形分析，本院对其陈述予以采信。本案卷宗载明一审收到诉状时间是2015年4月14日，此前熊传鹏主张债权的相隔时间均未超过两年，因此诉讼时效期间并未超过。
关于一审程序，吴建林认为审判员随意拨打接听电话、随意进出、随意和案外无关人员谈话、暗示恐吓证人、打断代理人发表意见，属于程序违法；熊传鹏解释称是因法庭电源切断，一审法官在征得双方同意后改在办公室开庭，亦是在证人离开中途期间对其他当事人作解释。本院认为，一审中系因客观原因改在办公室开庭，亦征求了双方同意，此点不可归责于审判员；在办公室的环境下易受到其他外来因素的影响，此系客观条件所限，审判员对他人作出解释和事务处理，亦情有可原；对于暗示恐吓证人、打断代理人发表意见等，吴建林并未提交证据，其所称持有庭审录音，而该行为未经法庭允许本身即为不妥，经查阅庭审笔录亦记载完整，吴建林举证及辩论意见均完成，并未对案件审理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对吴建林主张本案一审程序违法的意见不予支持。
综上，吴建林代销熊传鹏的饲料，就代销饲料的货款向熊传鹏出具了欠条，其应对此承担还款责任，双方经过后续结算及清收农户欠款，已收回款项应从结算的下欠款中扣除，双方对于原审判决的金额未提出异议，故原判虽有瑕疵，但判处适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经合议庭评议，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500元，由吴建林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宽军
代理审判员 熊 蓓
代理审判员 王晓明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日
书 记 员 陈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