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佛中法民二终字第51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虞云波，男，汉族，1965年3月8日出生，住浙江省浦江县。
委托代理人李华庭，广东广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叶兴，广东广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唐忠仁，男，汉族，1976年8月29日出生，住湖南省道县。
委托代理人万信成，广东仲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何元琴，女，汉族，1967年12月25日出生，住浙江省浦江县。
委托代理人李华庭，广东广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陈叶兴，广东广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虞云波因与被上诉人唐忠仁、原审被告何元琴定作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3）佛顺法杏民初字第7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虞云波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唐忠仁支付货款432909元及利息（其中412909元按年利率6.15%从2011年12月1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其中20000元按年利率6.15%从2012年10月29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何元琴对虞云波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唐忠仁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262.89元，由虞云波、何元琴共同负担。
上诉人虞云波上诉提出：
一、原审对唐忠仁提交的《设备采购合同书》及《报价单》传真件的认定错误。虞云波在一审期间也向法院提交了《报价合同书》一份，其中，第13页在合同总价款（2823020.00元）下方由唐忠仁亲笔书写：“实付2800000元。”依据特别约定优于一般约定的原则，应认定以虞云波提供的《报价合同书》为据，认定双方合同总价款为280万元，而不是2823020元。另外，唐忠仁不能提供《报价单》传真件原件，虞云波对该《报价单》传真件复印件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而且，唐忠仁未能举证证明《报价单》所涉材料、设备已提供给虞云波。原审就此认定错误，虞云波不应支付该部分定作款。
二、原审对虞云波提交的证据4中《证明》的认定错误。该《证明》虽名为证明，但就载明的内容看，其实是一份收款收据，且唐忠仁始终未否认已收取该《证明》项下60万元的事实。而且，唐忠仁不能举证证明该《证明》与其提供的3份编号分别为0503941、0503942、0503943《收据》的关联性。另外，对编号为0503941的《收据》，唐忠仁未能举证证明已交付给虞云波，虞云波实际未收到该《收据》。因此，该《证明》与上述3份《收据》不相关联，分别属于不同款项的收据。
三、原审对虞云波提交的由柏和平书写的《道歉书》认定错误。柏和平是唐忠仁的工程师，否认柏和平与唐忠仁工作的关联性实质就是否认了涉案设备由唐忠仁提供并安装的事实。该《道歉书》由柏和平亲笔书写，而且，虞云波提供了柏和平的身份证号码以供查实，对该《道歉书》的真实性应予以认定。
综上，虞云波不仅不欠唐忠仁任何款项，反而多支付了设备款104837元，就该多支付的款项，唐忠仁依法应予返还。虞云波请求：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唐忠仁的原审全部诉讼请求。
上诉人虞云波在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被上诉人唐忠仁答辩称：
一、何元琴追加7万元设备有系列证据证实，并形成完整证据链。首先，《报价单》为传真件，传真件系合同法定形式，依法应予确认。其次，虞云波提供的编号为0504070《收据》项下款项系支付《报价单》中的设备款项。该《收据》注明：“今收到澳的利灯饰厂何老板娘做喷淋设备和带电输入设备款叁万元”。上述设备名称与《报价单》中载明的“喷淋系统”及“手臂增加带电输入”完合吻合，而《设备采购合同书》所附清单中并没有上述设备。因此，上述《报价单》真实且双方已实际履行。再次，涉案录音资料可证实何元琴追加设备而且该设备已安装的事实，丁耀中系虞云波、何元琴所聘厂长，即虞云波、何元琴提供的证据中多次出现的“丁总”。丁耀中当时负责设备安装现场管理及联系，若虞云波否认“丁总”为丁耀中，应举证证明，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而且，在双方质量纠纷诉讼中，虞云波提交的证据显示其员工中有丁耀中。另外，唐忠仁提供的现场照片亦可证实何元琴追加的7万元设备已安装并投入使用。
二、原审对虞云波提供的《报价合同书》中的手注内容不予认定正确。唐忠仁所持对应合同中无此手注内容，如果是意思表示一致，应在双方合同中同时修改。而且，手注内容没有签名确认。
三、涉案《证明》并非收据，系对收款情况及相关事实的进一步补充说明，其所载明的收款数额，系当日累计收款数额。就《证明》中的载明的支票及现金转账，唐忠旺另外出具了相应收据。原审就此认定正确。首先，虞云波、何元琴不能举证证明《证明》中所载支票系另有所指。根据证据规则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唐忠仁主张《证明》中的支票即同日出具的两份《收据》中所载支票，虞云波、何元琴主张另有所指，因其系合同付款义务人，应就此承担举证责任。由于支票必须通过银行结算，即无论持票人是谁，支票款要从出票人账户支出，必须有对应的银行流水予以佐证。出票人如为虞云波或何元琴，其理应保存有支票存根且能提供银行流水证实；如出票人是第三方，虞云波应明确说明该第三方身份并提供相应证据证实。其次，虞云波、何元琴对《证明》的解释与主张，没有达到足够的证明标准。《证明》中的支票系金额为40万元的现金支票，而且是通过银行结算，现双方对此存在争议，虞云波不能提供银行相关结算证明，其主张不能采信。再次，虞云波、何元琴的主张前后矛盾。其二人在一审答辩时称，只欠唐忠仁28万多元，然而，在一审第二次庭审期间，其二人主张多付货款l0多万元，前后明显矛盾。另外，唐忠仁对《证明》载明的内容及出具背景已作出合理解释，而且，该解释有充分证据支撑。
四、原审认定唐忠仁委托虞云波向江门市天淼水处理设备厂（以下简称天淼设备厂）付款没有事实依据，认定错误。唐忠仁没有委托虞云波向天淼设备厂付款5万元，虞云波与天淼设备厂的行为对唐忠仁无约束力，且数据也不符。天淼设备厂与唐忠仁之间的合同约定的设备价款为5万元，首付40％。任何设备定作合同都必须有预付款，这是行规。如果虞云波代付5万元，则明显超出预付款金额。原审不能仅凭天淼设备厂出具的说明即认定相关债务已履行。
五、涉案由柏和平出具的《道歉书》与本案争议焦点无关，反而证明虞云波因赖债被人关电闸，系咎由自取。
综上，请求二审法院驳回虞云波的上诉。
被上诉人唐忠仁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收款收据（复印件）一份，拟证明该收据系虞云波在另案中作为证据提交，该收据中载明的丁耀中系原审证据4通话录音中的录音对象，同时是虞云波的员工。
上诉人虞云波质证认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联，而且，涉案通话录音无法反映录音对象即是丁耀中。
原审被告何元琴质证认为，与虞云波的质证意见一致。
经审查，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认证：上诉人虞云波及原审被告何元琴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原审被告何元琴述称，与虞云波的上诉意见一致。
原审被告何元琴在二审期间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
经审查，本院除对原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虞云波在原审第一次庭审期间辩称，其实际欠唐忠仁的设备款只有28万多元。
唐忠仁在一审期间提交《报价单》传真件一份，载明：“……二喷淋系统金额16000元……手臂增加带电输入金额36800元……甲方代表人签署：何元琴……”
涉案《设备采购合同书》及《报价合同书》载明的产品名称中并无“喷淋系统”及“手臂增加带电输入”的相关产品细目。
2010年8月6日，佛山市顺德区杏坛中仁环保电镀厂（以下简称中仁电镀厂）与天淼设备厂签订《订购合同书》一份，约定由天淼设备厂向中仁电镀厂提供纯水设备一套，价款5万元。
天淼设备厂于2013年12月13日出具《情况说明》一份，载明：“以上设备是我公司应佛山市顺德区杏坛中仁环保电镀厂要求，送货并安装在中山市小榄镇宝丰工业区中山市小榄镇金朗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第八车间内，设备供货价格为人民币5万元整，该款经中仁环保电镀设备厂同意，已由金朗八车间何元琴代中仁环保电镀设备厂直接支付给我公司，情况属实！”该《情况说明》同时加载纯水设备照片4张。
涉案《证明》载明：“今中仁环保电镀设备厂唐中仁弟弟（唐忠旺）收到澳的利灯饰厂设备款转账现金￥200000.00贰拾万元正.和收到现金支票￥400000.00肆拾万元整.共计600000.00陆拾万元正。以此证明现中仁环保电镀设备厂收到澳的利第二批澳的利设备款……证明人：唐忠旺2010.10.09”。
2010年10月9日，唐忠旺作为经手人共向虞云波出具《收据》3份，编号分别为：0503941、0503942、0503943，该3份《收据》分别载明：“今收到澳的利灯饰厂转账现金200000.00正.现金到唐忠旺帐户中国银行……”、“今收到澳的利灯饰厂支票DG／0222536042.DG／0222536040.DG／0222536039.DG／0222536041.每张伍万元正.共计贰拾万元正.现金支票……”、“今收到澳的利灯饰厂支票DG／0222536044.DG／0222536043.共计贰拾万元正.两张现金支票……”
2010年11月16日，唐忠仁出具《收据》一份予虞云波，载明：“今收到澳的利灯饰厂何老板娘做喷淋设备和带电输入设备款叁万元整……”
虞云波在本院二审法庭调查期间陈述，双方不存在追加设备款7万元，涉案设备总价款为280万元，总付款为2904837元。其不欠唐忠仁货款，实际超额支付货款104837元。《证明》中载明的60万元与同日的两份《收据》中载明的40万元不存在包含关系，属不同款项。上述60万元中的20万元系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其余40万元系通过支票方式支付，该支票系一张现金支票，未要求唐忠仁出具相应收据，不清楚该支票的票号和承兑行。
唐忠仁在本院二审法庭调查期间陈述，合同总价款为2823020元加上追加设备款7万元，共计2893020元，总付款为2460111元，欠款432909元。2010年10月9日，虞云波交付支票6张，总金额为40万元，唐忠旺为此出具两份《收据》，每份《收据》载明的款项为20万元，当天，虞云波另外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20万元到唐忠旺账户，唐忠旺为此出具第三份《收据》，金额为20万元。虞云波要求唐忠旺再次出具《证明》对收款事实予以确认，所以，唐忠旺出具涉案《证明》。该日，总收款为60万元，并非虞云波主张的100万元。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的诉辩理由，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虞云波是否尚欠唐忠仁加工款未付，若欠，欠款金额是多少。首先，关于本案讼争加工款的支付主体及涉案《设备采购合同书》、《报价合同书》约定的加工款总额问题，本院二审意见与一审认定意见一致，在此不再赘述。其次，关于何元琴是否追加设备款7万元的问题。就此，唐忠仁提供由何元琴签名的《报价单》传真件一份，该《报价单》载明的追加设备为喷淋系统及手臂增加带电输入等，金额为7万元。而且，上述《设备采购合同书》及《报价合同书》所列设备细目中并不包含上述追加设备。另外，虞云波提供的涉案2010年11月16日的《收据》明确记载该《收据》项下款项为“喷淋设备和带电输入设备款”。因此，唐忠仁提出的双方存在追加设备款7万元的主张应予采信。至此，虞云波应支付的加工款总额为2893020元，而非280万元。再次，关于虞云波于2010年10月9日付款60万元还是100万元的问题。经审查，涉案《证明》中载明的款项既有现金转账，又有现金支票，并详细记载了现金支票票号、金额及份数。虞云波主张上述《证明》中载明的支票款项40万元系通过现金支票方式支付，但不能提供相应的收款收据，亦不能说明该支票的票号和承兑行。而且，虞云波主张的上述款项40万元的付款时间与涉案《证明》的出具时间为同日，付款方式与该《证明》中载明的付款方式之一亦相同，然而，其对为何在同日以相同方式的付款不在涉案《证明》中一并记载不能作出合理解释。另外，虞云波就是否拖欠唐忠仁加工款未付的同一事实所作陈述，前后明显矛盾，根据“禁止反言”原则，应作出对其不利的事实认定。因此，应对唐忠仁就此所提主张予以采纳，认定虞云波于该日付款60万元，而非100万元。最后，关于何元琴向天淼处理厂的付款5万元是否应在本案讼争加工款中予以相应扣减的问题。天淼处理厂已就此出具《情况说明》，而且，唐忠仁未就此向本院提出上诉，视为其对原审判决该项认定的认可。因此，该款项应从本案讼争加工款中予以相应扣减。综上，原审认定设备总款项为2893020元，虞云波已付款2431837元，尚欠加工款461183元未付正确。虞云波的行为构成违约，应承担向唐忠仁支付上述欠款及相应利息的违约责任。唐忠仁诉请虞云波支付加工款432909元及利息，属对自身民事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照准。原审判令虞云波支付加工款432909元及相应利息予唐忠仁，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关于何元琴的责任承担问题，因其未就此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在此不作审查认定。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7793.63元，由上诉人虞云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张 文
代理审判员 李秀红
代理审判员 刘全志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王续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