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浏民初字第04133号
原告王运生，男，1957年4月11日出生，汉族。
原告邓宗达，男，1963年1月6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张水生，湖南省浏阳市泰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陈建江，男，1965年5月16日出生，汉族。
被告陈建峰（系被告陈建江之兄），男，1947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
原告王运生、邓宗达与被告陈建江、陈建峰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8月12日立案受理，依法由审判员郭应湘适用简易程序于2015年10月23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运生、邓宗达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水生，被告陈建江、陈建峰均到庭参加诉讼。因案情复杂，本院依法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并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郭应湘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吴运年、董文优参加的合议庭，于2016年1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李婷婷担任法庭记录。原告王运生、邓宗达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水生、被告陈建江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陈建峰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运生、邓宗达诉称，两原告与两被告系亲戚关系。2002年10月，两人共同商量，合伙投资种植柚子，并签订了合伙协议，约定由四人合资承包位于浏阳市洞阳镇枫桨村陈市组的良田种柚子树。从2002年起至2022年止，不论投资大小均由四人平均分担，收入四人平均分享。王运生垫资5563元在三年内算清。如遇政策变动，征收费由四人分配。协议签订后，原告倾力亲为，花费了时间和精力，还垫付了大量的资金，柚子树也长得非常好。2014年11月，浏阳市修建金阳大道，路面正好经过柚子园，导致四人经营的柚子园被征收。两原告要求四人一起参与政府征收补偿洽谈工作，被告陈建江以其人脉好，完全有能力以最高补偿标准争取补偿款，且人多不好办事为由不准许原告参与。2015年2月，被告陈建江向原告反应，柚子园只补偿了164000元，支付两原告垫付资金和其他开支及补偿款共计66860元。同年2月，两原告发现柚子园的实际补偿款是424760元，另外围墙还补偿了8000元，但被告陈建江仅向原告支付了60000元。原告多次找两被告，要求平均分配征收款，但陈建江拒不认账。被告陈建峰与陈建江系亲兄弟，既不参与索要征收款，也不认可征收款的总额，导致至今没有依法分配征收款。综上，原告认为，被告陈建江占有大部分资金拒不分配，侵害了其他合伙人的权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一、被告陈建江向两原告支付柚子园征收补偿款149520元（432760÷2-66860）；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陈建江承担。
被告陈建江、陈建峰共同辩称：原、被告于2002年10月合伙投资租地栽种柚子树并签下合作协议的情况属实；柚子树栽种后，原告邓宗达负责培植技术指导的承诺根本没有兑现，柚子树属于自然长成，所以生长情况很差，尤其在遭遇2008年的冰灾后受损严重。原告见状产生放弃的念头，不闻不问，被告为挽救损失，在已毁坏的果树位置栽种其他花木，曾多次施肥除草，在忙不过来时还曾请人一起精心劳作培植；2014年，柚子园和花木地因金阳大道的修建而被征收，获得了征收款424760元，征收补偿协议明确含有设施补偿，但原告提及的围墙确系陈建峰家房屋的户外零星设施补偿，应归陈建峰个人所有；陈建江与征收方经过反复的协商，按本范围内同等标准补偿，折算下来为3588元/亩；栽种柚子树时，原告邓宗达要求按3米×3米的规格栽种，按该标准推算，每亩可种植74棵树苗，而征收时现存的柚子树为306棵，按以上标准，306棵柚子树的占地面积为4.13亩。按上述补偿标准计算，柚子树的补偿款为148196元。因原、被告系亲戚关系，被告当时多让出部分利益，拿出166400元来共同分配；2003年，原、被告为了充分利用土地，在刚栽下的柚子树之间栽种冬瓜，当年收获的2000多斤冬瓜由原告王运生运往浏阳市销售，但所得货款并未作为合伙收益进行分配。2007年采摘的约3500斤柚子，王运生运至浏阳市销售，仅上交了300元。柚子园在2014年被征收后，原告将园内的150棵大树挖走并出售，所得款项并未与原告进行分配。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原告王运生、邓宗达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1、原、被告于2002年10月共同签订的协议一份，拟证明原、被告四人合伙投资果园，约定均等投入、均额收益、征收后均等分配；
证据2、湖南浏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存折流水，拟证明被告陈建江仅向原告支付了66860元，该款项中还包含了两原告垫付的有关费用；
证据3、浏阳市征地拆迁管理所与陈建江于2014年11月13日签订的《室外设施补偿协议》1份，拟证明原、被告共同合伙经营的柚子园室获得了补偿款424760元，被告陈建江领取了该笔款项；
证据4、浏阳市征地拆迁管理所与陈建江于2014年11月12日签订的《室外设施补偿协议》1份，拟证明被告陈建江经手确认并领取了柚子园的围墙补偿款8000元；
证据5、陈建江的身份证和银行卡，拟证明柚子园的432760元的补偿款已由陈建江领取。
被告陈建江、陈建峰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共同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66860元款项中包括支付给邓宗达的树苗款2600以及王运生的启动资金5563元；对证据3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协议上未注明征收的树苗的种类、数量、面积及补偿标准，该费用是打包的费用，该征收款已全部由陈建峰领取了；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协议中的围墙不是柚子园的围墙，是陈建峰家的户外设施及围墙补偿款。因为陈建峰当时未住在家中，而其房子是在围墙拆除之前，所以以陈建江的名义签订了补偿协议，该8000元征收款已由陈建峰领取；对证据5无异议。
被告陈建江、陈建峰为支持其抗辩理由，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证据1、被告当地居民陈希阳与浏阳市征地拆迁管理所签订的《户外设施补偿协议》，拟证明当地户外设施的拆迁补偿标准，因为柚子园的征收协议中未体现补偿标准；
证据2、挖树人刘良光出具的证明1份，拟证明柚子园在被征收之后，园内共计有306棵柚子树，两原告挖走了其中的150棵大柚子树，156棵小柚子树被两被告挖走了；
证据3、浏阳市征地拆迁管理所与陈建峰于2014年7月13日签订的《农村房屋拆迁补偿货币安置协议》1份，拟证明陈建峰家的围墙拆迁补偿是由陈建江代签的协议，8000元的补偿款系针对陈建峰家中的围墙拆迁补偿款。
原告王运生、邓宗达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不能够达到其证明目的，因为金阳大道拆迁补偿标准是协议价，不是统一法定价，根本没有可比性，青苗补偿费是根据树苗大小以及生长情况来确定价格，且协议第二页第四行已写清楚是包干补偿，因此不具有价格对比性；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证人刘良光没有出庭作证，无法核实该份证据的真实性。柚子树在征收后移走所获得的款项，不在征收补偿费用范围内。且被告移走的树苗还可以出售。协议中并没有约定被拆迁方一定要自行移走树苗，没有移走的要扣除补偿费用，因此即使移走树苗的情况属实，也与补偿费用分配无关；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与本案无关。
诉讼过程中，本院依职权对参与本案柚子园征收的浏阳市洞阳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谭景祥、李昶、周史圣进行了调查，并调取了由周史圣拍摄的柚子园被征收前的照片，同时还对浏阳市洞阳镇南园社区枫桨片陈市组的陈希阳进行了调查。
原告王运生、邓宗达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对栽树时间有异议，陈建峰在2014年正月初六日讲要在柚子园内栽树，此后原告没有参与栽树，但是陈建江在算账时扣除了6800元的苗木钱。从周史圣提供的照片可以看出，柚子园被征收时园内栽种的苗木非常小。
被告陈建江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无异议，几位被调查人中对柚子园的情况最了解的是周史圣。
被告陈建峰未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
经过庭审举证、质证和审查，本院对本案原、被告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
loz1loz对原告王运生、邓宗达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证据1、2、3均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要求，且被告对此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采信；证据4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要求，但该协议中的围墙是柚子园的围墙还是陈建峰家的围墙，本院需结合全案事实及有效证据一并予以分析、认定；证据5与证据3相互印证，且被告陈建江对领款的事实予以认可，故本院依法予以采信。
loz2loz对被告陈建江、陈建峰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证据1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要求，陈希阳的农田原属于柚子园的一部分，且在征收时其农田内栽种了柚子树和其他花木，由于柚子园系整体征收，故可参照其征收价格来推算柚子园的征收价格；证据2系证人证言，证人虽未出庭作证，但原、被告在庭审中对其证明内容予以认可，故本院依法予以采信；证据3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要求，本院依法予以采信。虽然该协议中已列明了户外设施补偿费，但征收单位是否与陈建峰另行签订关于其围墙的补偿协议，本院需结合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及案件事实一并予以分析、认定。
loz3loz对本院依职权调取的证据认证如下：本院依职权调
取的证据内容较为客观、真实，被调查人所陈述的内容能相互印证，且被调查人与原、被告之间均无利害关系，原、被告亦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采信。
根据上述已采信的证据，结合当事人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原告王运生、邓宗达与被告陈建峰之间系姨夫关系，被告陈建峰与陈建江系同胞兄弟。2002年10月，原、被告四人签订合伙协议，约定：“一、原、被告四人以合资方式承包位于浏阳市洞阳镇枫桨村陈市组总面积为13.7亩农田（其中陈建峰家的农田3.66亩，陈建江家的农田4.1亩左右，其余系向当地农户租赁的农田）种植柚子树，由陈建江出面承包，合伙期限为20年（从2002年10月至2022年止），在上述培植期间内不论投资大小须由四人平均分担，任何人不得拖欠投资金额；二、柚子树成林投产后所得收入由四人平分；三、王运生所付出的启动资金5563元在三年内付清；四、如遇政策变动，任何征收费不论赔偿青苗与果树费由四人分得”。协议签订后，原、被告在农田内按照3米×3米的间距种植了920棵柚子树苗。此后不久，因其中的一亩面积为2亩的农田内有积水，导致田内栽种的绝大部分柚子树苗没有成活。2003年，原、被告在柚子园内共同种植了冬瓜，王运生将收获的冬瓜进行出售，获得的300余元货款，但至今由其个人持有，未作为合伙收益进行分配。2005年至2006年期间，原、被告共同出资在柚子园周围修建了长度约320米的围墙，由于柚子园位于陈建峰家房屋的侧后方，而陈建峰家当时已修建好长约50米左右的围墙，故原、被告加以利用，延着陈建峰家围墙的两端加建围墙，从而将整个柚子园围了起来。2007年，王运生将柚子园内采摘3500斤柚子运至浏阳城内进行销售，因此获得了1200余元货款，但仅上交了300元，其余的900元至今未作为合伙收益进行分配。2008年1月，柚子园内的大部分柚子树因冰雪灾害被冻死。陈建江随后在冻死的柚子树位置栽种了樟树，之后存活下来的约三十几棵。此后几年，由于陈建江协助浏阳经开区管委会进行征收，其陆续将拆迁户家中废弃的为数不多的各种树木移栽至柚子园内。2011年-2012年期间，由于柚子树长得过密，原、被告四人经商议后卖掉了园内过密部分的20棵柚子树，所得的款项四人进行了平分。2013年农历年底，两被告自行支出15000余元购买了1200余棵紫薇树苗和300余棵桂花树苗在柚子园内进行了栽种，位于陈建峰家房屋一侧的面积为1亩的农田内全部栽种了小苗，大部分柚子树都已死亡的面积为2亩的农田内亦种满了小苗，其余小苗则穿插栽种在柚子树之间的空地上，但柚子园内柚子树的占地面积仍大于其他花木的占地面积。诉讼过程中，陈建江主张所有苗木款、人工工资及其他支出共计30000元。
2014年，被告当地政府为修建金阳大道而决定征收柚子园。2014年9月，当地政府开始与被告陈建江进行谈判。由于柚子园中的3亩农田系向当地村民陈希阳家承包的农田，而原、被告一直未向其支付租金，故陈希阳于2013年将该农田收回，自行栽种了花木，但未要求原、被告将其农田内的柚子树挖走。2014年11月3日，浏阳市征地拆迁管理所与陈希阳签订《室外设施补偿协议》，陈希阳依法获得补偿费111240元（折合约37080元/亩）。2014年11月13日，被告陈建江代表其余三位合伙人与浏阳市征地拆迁管理所签订《室外设施补偿协议》，约定柚子园的整体征收补偿款为424760元（合法补偿面积为10.7亩）。由于园内的柚子树在征收前几年就已开始挂果，上述补偿款中除树木移栽费之外还包含柚子园的挂果损失。《室外设施补偿协议》签订后，两原告将园内的150棵大柚子树挖走并出售给他人，所得的30000元卖树款目前由原告王运生持有。剩余的156棵小柚子树则由两被告进行了移栽，两被告认为156棵小柚子树的价值不大，两原告对此予以认可并自愿放弃要求分割的权利。被告陈建江在领取了全部征收款后，与被告陈建峰制定了分配方案，两被告认为柚子园被征收时，园内仅存306棵柚子树，按照3米×3米的间距计算，306棵柚子树的占地面积为4.1亩，而4.1亩的征收款为166000元，其余款项系针对园内栽种的其他花木的补偿款，遂将166000元拿出来进行分配，在先行扣除原、被告均认可各自垫付的48606元共同开支（其中王运生经手的柚子树苗款支5563元、邓宗达经手的开支2600元、其余开支由陈建江、陈建峰支出，其中13.7亩农田的租田费为20000元、农业税、肥料钱、农药钱、工人工资等18300元，剩余开支明细不详）后，四人的人均获利为29348.5元［（66860-5563-2600）÷2］。2014年12月5日，陈建江向两原告支付了66860元（其中利润58697元、两原告垫付的开支8163元）。剩余的357900元（424760-66860）征收款，两被告在扣除各自应得的开支后进行了均额分割，其中陈建江分得了175000元，陈建峰分得了182900元（据此推算陈建峰的开支比陈建江的开支多7900元）。
另查明，2014年11月12日，被告陈建江与浏阳市征地拆迁管理所签订一份关于围墙补偿的《室外设施补偿协议》，约定围墙的征收补偿款为8000元（围墙的征收补偿标准为100余元/米）。两被告主张协议中所指的围墙系陈建峰家的围墙，原告则主张系柚子园的围墙；被告陈建峰家的房屋于2014年7月13日被依法征收，其已依法获取室外设施补偿费。
本院认为，原、被告四人共同出资经营柚子园，双方形成了合法、有效的合伙关系。当柚子园被征收后，原、被告之间的合伙关系即依法终止，但合伙期间所产生的收益应依法分割。原、被告在合伙期间所获得的征收款及卖树款系四人共同的合伙收益，应当在扣除合伙共同开支后予以分配。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合伙收益如何确定？二、合伙开支如何确定？三、合伙收益应当如何进行分配？
一、合伙收益如何确定？原、被告对卖树款及冬瓜、柚子的货款数额均不持异议，对柚子园征收款的数额持有异议。被告主张柚子园的征收款共计424760元，原告则主张除此之外另有8000元的围墙补偿款。对此，本院认为，浏阳市征地拆迁管理所对柚子园采取的系整体打包征收方式，424760元补偿款的补偿对象应系整个柚子园，围墙作为柚子园的组成部分属于必然的补偿对象；整个柚子园的围墙中有50米左右系陈建峰家建造的围墙，故陈建江在柚子园被征收的同一时间段内代表陈建峰单独签订针对围墙的补偿协议亦符合情理；围墙的征收补偿标准为100余元/米，而柚子园的围墙长度为320米，陈建峰家的围墙长度为50米，从补偿价格来推算，该补偿款系针对陈建峰家的围墙补偿款的可能性更大。综上，本院依法确定原、被告的合伙收益为455960元（424760元+30000元+300+900）。
二、合伙开支如何确定？原、被告经共同核算确认四人垫付的合伙开支共计48606元，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但两被告在柚子园内栽种各种树苗，客观上需支出一定的费用。由于两被告认为原告无权分割苗木部分的征收款，故该部分费用没有作为共同开支予以扣除。被告主张苗木款、人工工资及其他支出共计30000元，该数额较为客观、合理，且原告并未提供证据予以反驳，故本院依法予以确认。综上，本院依法确定原、被告的合伙开支共计78606元（48606元+30000元），其中两原告经手的开支为8163元，两被告经手的开支为70443元。本院从两被告最终获得的征收款数额来推算，确定陈建峰的开支比陈建江的开支多7900元，故上述70443元开支中算在陈建江名下的开支为31271.5元，算在陈建峰名下的开支为39171.5元。
三、合伙收益应当如何进行分配？柚子园内的柚子树系原、被告共同出资购买树苗种植，树苗成活长大后通过出售所获得的30000元应由原、被告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均额分割；关于柚子园征收款，本院认为，柚子园征收款中不仅包含树木移栽费还包含柚子园的挂果损失。由于征收补偿协议内未明确树木移栽费和挂果损失的具体数额，本院比照陈希阳的农田征收价格(37080元/亩)来推算，确定树木移栽费的数额为396756元（10.7亩×37080元/亩），柚子园的挂果损失补偿款为28004元（424760元-396756元）。一)树木移栽费如何进行分配？柚子园被征收时，两被告在园内连片种植的苗木占地面积约3亩，其余7.7亩农田内亦穿插种植了苗木。被告主张其经手种植的苗木征收款应该归其所有，原告只能依法分割柚子树占地面积所对应的征收款，原告对此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10.7亩农田是以柚子园的名义被征收，园内仍以柚子树为主，柚子树的占地面积也超过了其他苗木的占地面积，且在连片栽种柚子树的农田内，柚子树之间是否栽种小苗木并不当然影响征收价格，且栽种小苗的农田系四人合伙承包的农田，被告在共同开支中扣除了10.7亩农田的田租，本院亦全额支持了两被告主张的栽种小苗的开支，故被告不能按照征收时成活的柚子树的数量来机械计算面积，从而据此推算原告应得的征收款数额。考虑到两被告为种植苗木付出了一定的劳力和精力，其种植行为使得柚子园内的荒废面积都依法获得了移栽费，对合伙事务的贡献要大于原告，本院酌情确定两原告与两被告按45%：55%的比例来分配扣除各项开支后的移栽费。本院经核算，确定两原告除其垫付的8163元开支外可获得的移栽补偿费为143167.5元［（396756-78606）×45%］，两被告除其垫付的70443元开支外可获得的移栽补偿费为174982.5元［（396756-78606）×55%］；二）柚子园的挂果损失如何进行分配？由于柚子园系原、被告四人共同经营，故该28004元补偿款应当由原、被告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均额分割。
综上，本院依法确定两原告可依法获得的合伙收益为172769.5元［（30000÷2）+143167.5元+（28004÷2）+（300÷2）+（900÷2）］，两被告可依法获得的合伙收益为204584.5元［（30000÷2）+174982.5+（28004÷2）+（300÷2）+（900÷2）］。加上两原告和两被告各自垫付的开支，两原告实际应分得的款项为180932.5元，两被告应分得的款项为275027.5元（其中陈建江133563.8元、陈建峰141463.7元）。由于两原告已分得的款项仅98060元（66860+30000+300+900），故两被告还应向两原告返还其超额占有的82872.5元（180932.5-98060），被告陈建江、陈建峰应向两原告返还的数额均为41436.3元。由于原告在本案中仅要求被告陈建江返还其超额占有的款项，故本院对陈建峰超额占有的合伙收益不予处理。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1、陈建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王运生、邓宗达支付柚子园的合伙收益41436.3元；
2、驳回王运生、邓宗达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3290元，由王运生、邓宗达负担2578元，由陈建江负担912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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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长 郭应湘
人民陪审员 吴运年
人民陪审员 董文优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日
书 记 员 李婷婷
附相关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5条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书面协议，又协商不成的，如果合伙人出资额相等，应当考虑多数人意见酌情处理；合伙人出资额不等的，可以按出资额占全部合伙额多的合伙人意见处理，但要保护其他合伙人的利益。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