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新民申2238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郑怀英，男，汉族，1930年6月15日出生，住乌鲁木齐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立新，系郑怀英之子。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新疆安之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乌鲁木齐市天山区。
法定代表人：周志，该公司董事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新疆兆日实业（集团）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
法定代表人：陈捷，该公司董事长。
以上二被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付霆，北京德恒（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二被申请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马媛，北京德恒（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新疆再生资源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中山路2号。
法定代表人：张述新，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文生，男，该公司职员。
再审申请人郑怀英因与被申请人新疆安之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之居公司）、新疆兆日实业（集团）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日公司）、原审第三人新疆再生资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再生资源公司）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新01民终30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郑怀英申请再审称，1.法院故意回避我与安之居公司2010年11月25日签订的第二份《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中第九条补充条款约定（即有安置户提出按14000元/㎡予以收购时，我也享有同等的权利），以条件未成就驳回我的诉讼请求不当。该条款约定的条件中并未附加其他拆迁户的性质以及其他拆迁户获得补偿的时间等其他条件。大西门拆迁户中已经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中的安置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选择货币补偿，如我、王全、许金毅、张秀琳、秦生民；另一种是选择房屋安置，后由于无法在过渡期获得房屋而再选择被收购，也就是货币补偿，如黄根堂、马孝立为代表的80余户拆迁户均是按照14000元/㎡予以补偿的。即使这样，同样采用货币补偿的王全（2011年3月1日）以及秦生民（2014年9月30日）分别是按照17000元/㎡、14000元/㎡。补充条款约定的条件已成就，理应按照14000元/㎡价格补齐拆迁款。2.原判中未对其在一审中提交的关键证据（即录音证据）未提及不当。一审庭审中，当庭播放了我给本案中的安之居公司的一、二审委托代理人高伟江分别于2014年6月9日、2015年8月10日、2015年3月10日通电话的三段录音。录音中，高伟江明确同意按照14000元/平方米给我补齐拆迁款。一审庭审中，其也确认录音的真实性，二审不予采信不当。综上，我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原判驳回不当，特申请再审。
安之居公司提交书面意见称，1.王权、许金毅、张秀琳三人被拆迁房屋虽然产权登记的是住宅，但因是临街一楼房屋，早在拆迁之前就已改造成了商铺出租使用，拆迁时实际性质已不是普通住宅而是商业用房。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办法》第十一条第四项规定，此类房屋应按商铺的标准进行补偿。故，上述拆迁户在2011年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时，按照商铺的标准确定补偿，高于郑怀英的补偿标准是符合国家政策的，不具有可比性。2.黄根堂、马孝立、秦生民等属于2010年第一批签订回迁置换补偿协议的众多被拆迁户中的三户，后因客观原因项目没有按照计划建设完成，在政府的协调下，制定了对上述置换拆迁户的置换房屋按照当时以货币补偿标准（7000元/㎡）基础上，另外增加7000元/㎡作为不能及时回迁入住的违约损失的补偿，与郑怀英当初就选择的一次性现金补偿并已全额领取了补偿款不同，其亦不再享有分配回迁房的准物权。故，郑怀英的再审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兆日公司提交书面意见称，1.同意安之居公司的上述书面意见。2.郑怀英与安之居公司诉争的事实均发生在2014年，而郑怀英起诉要求兆日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时间是2016年4月，其请求已经超过法定的连带责任保证期间（6个月）。
再生资源公司述称，郑怀英再审请求的事实及理由都属实，请求依法公正处理。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审查的焦点是郑怀英基于2010年11月25日《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第九条约定[即”甲方（指安之居公司）承诺参照《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补充协议书第三款第三条，有安置户提出按每平方米14000元予以回购时，乙方（指郑怀英）也享有同等权利，否则视为甲方违约行为，并承担本条第七条所列违约责任（指按补偿款总额30%支付违约金）]，认为安之居公司在拆迁涉案楼房的其他住户房屋时，补偿款高出对其补偿的款项而要求安之居公司承担先签订合同而少拿的补偿款（即应当按照差额7000元/平方米予以补齐）是否成立的问题。
案涉2010年11月25日《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第九条约定的”甲方承诺参照《<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补充协议书》”是指安之居公司与原审第三人再生资源公司及拆迁户就拆迁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达成的一个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第三.3条，即：过渡期相关事宜的约定为”若甲方（指安之居公司）因工程竣工验收等原因过渡期超过48个月的，则乙方（指房屋安置的拆迁户）可以选择按照《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的房屋安置，也可以选择以乙方的房屋产权为依据，按照14000元/㎡要求甲方赔偿”。从案涉2010年11月25日《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第九条及《<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补充协议书》第三.3条约定内容来看，仍需满足案涉2010年11月25日《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第七条约定[即乙方（指郑怀英）同意甲方（安之居）按每平方米7000元进行房屋拆迁安置补偿，若甲方在拆迁新华北路1号家属院内其它住户房屋当中，拆迁补偿金高出每平方米7000元时，甲方本着”就高不就低”原则补足高出部分的拆迁补偿金给乙方，否则视为甲方违约行为，将按补偿总额30%支付给乙方违约金。）]。双方当事人作出此特别约定的目的即为在同期拆迁范围内，基于同一性质的拆迁对象，防止郑怀英因先签订拆迁合同而无法获得与后拆迁的其他业主相同的补偿比例而显示公平。
本案中，涉案本市新华北路1号家属院的同期拆迁的住户与安之居公司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仅有郑怀英、郑立新及王权等4人在与安之居公司在协商安置补偿方式时选择了以货币方式进行补偿，其他拆迁住户如案外人王险峰、马孝立、黄根堂、秦生民等均是与安之居公司协商选择以房屋安置方式进行安置的。后因安之居公司长达几年不能按期交房的严重违约行为，导致回迁户无法按期回迁，安之居公司采取高于原货币补偿一倍的方式予以回购回迁安置房，与基于同期拆迁以货币补偿方式一次性安置方式的性质有着明显不同，不具有可比性，不能作为类比对象。
虽然案涉《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第七条约定中，没有明确约定其他拆迁户的性质，但是拆迁房屋实际用途（商铺还是居住）不同，若不区分实际用途而按照同一标准予以货币补偿，必然造成该拆迁业主实际损失无法弥补，属于事实上的不公。且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办法》第十一条第四项规定，此类房屋应按商铺的标准进行补偿。故，郑怀英在再审申请中提到的王会等实际用途已改变为商业用房的拆迁户在2011年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时，按照商铺的标准确定的补偿标准，高于郑怀英的补偿标准是符合国家政策的。据此，郑怀英基于案涉协议第七条及第九条约定，主张因早签订合同而少拿补偿款依据不足，原判不予支持并无不当。至于录音证据问题。虽然作为安之居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庭后的录音中同意按照14000元/平方米予以补齐拆迁款，但是双方在事后并未以书面形式确认，且在庭审中已明确表示不同意，故不能成为其主张诉讼请求成立的依据。
综上，郑怀英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郑怀英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彭英琪
审判员 艾尔肯
审判员 张 斌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书记员 郑斯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