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杭商终字第157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高仁富。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金涛军。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马康华。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杨林富。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黄林。
上诉人高仁富为与被上诉人杨林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富阳市人民法院（2014）杭富商初字第22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7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一、2012年11月17日，高仁富以“欠款人”身份向杨林富出具债务清单一份，确认其尚欠杨林富茶苗款962400元整。二、2011年9月2日，案外人新昌县新营农产品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新营农产品合作社）与案外人金沙县富春龙井茶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春龙井公司）签订《农产品购销合同》一份，约定由富春龙井公司向新营农产品合作社购买金额为5675000元的茶苗。杨林富作为新营农产品合作社的委托代理人在该购销合同中签名。三、案外人富春龙井公司系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其企业营业执照显示其成立日期为2011年12月1日，法定代表人为胡健儿。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杨林富与高仁富争议的焦点为：双方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关系。对此，杨林富提供高仁富出具的债务清单一份作为双方存在买卖关系的证据，该债务清单载明“欠新昌杨林富茶苗款962400元整”，落款为“欠款人：高仁富”。该债务清单明确记载债权人、债务人和欠款金额，具备债权确认书的所有特性，具有较强的证明力。高仁富辩称其系代表案外人富春龙井公司出具债务清单，并辩称其系富春龙井公司的股东，但根据富春龙井公司的工商营业执照显示，该公司为一人独资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胡健儿。高仁富虽辩称案涉962400元茶苗款系富春龙井公司与新营农产品合作社基于双方签订《农产品购销合同》产生，但其提供的由富春龙井公司出具的委托书显示，系委托高仁富对杨林富供给该公司的茶苗款进行确认，两者相互矛盾。更不合常理的是，高仁富在庭审陈述，富春龙井公司的公章由其管理，在出具本案债务清单时其还随身携带公章，在此情形下却以个人名义向杨林富出具债务清单。鉴于高仁富以上辩解存在诸多矛盾和不合理之处，有理由认为其陈述不实。再则，即便高仁富系受富春龙井公司委托与杨林富发生买卖关系，但根据现有证据，其并未向杨林富披露委托人。故杨林富作为委托关系的第三人有权选择受托人（高仁富）或者委托人（富春龙井公司）作为相对人主张权利。至于高仁富与富春龙井公司之间如何结算，属于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内部关系，可另行解决。综上所述，杨林富要求高仁富支付茶苗款962400元的诉讼请求，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予以支持。高仁富的辩解意见缺乏有效证据，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高仁富支付杨林富茶苗款9624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424元，减半收取6712元，由高仁富负担。
高仁富不服原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2011年9月2日，杨林富以委托代理人的身份，代表新营农产品合作社，和富春龙井公司签订《农产品购销合同》，约定在2011年12月1日到2012年3月30日之间，向富春龙井公司提供567.5万元的茶苗。在该合同框架下，杨林富实际供货茶苗款96万余元。富春龙井公司一方由法定代表人胡健儿负责具体经办该合同。2012年，胡健儿因诈骗茶苗款，被贵州织金县公安局立案调查。杨林富为挽回损失，通过第三人以威胁、欺诈的手段，引诱富春龙井公司股东高仁富出具《债务清单》一份，于2013年4月份对高仁富提起诉讼。后得知胡健儿的下落时，立即撤诉，去向胡健儿催讨。在催讨无果后又在2014年1月份对杨林富提起诉讼。二、本案买卖关系的实际履行主体不清。杨林富作为委托代理人与富春龙井公司签订《农产品购销合同》，又以自己的名义向富春龙井公司收取过茶苗款（详见高仁富证据6-收款收条），那么杨林富提供的茶苗究竟是代表《农产品购销合同》新营农产品合作社还是代表其自己个人所提供，其身份究竟是委托代理人身份还是实际供货人身份。三、本案买卖关系的实际履行过程不清。债务的前提是买卖关系的确立。杨林富一再强调本案是个人买卖关系，和富春龙井公司签订《农产品购销合同》无关，但杨林富无法提供实际履行过程。包括个人合同关系、茶苗的运送地点，涉及96万余元的茶苗签收凭证及实际收货人等。这么大笔的茶苗款，多次的交易，跨度一年多时间，竟然没有任何合同，任何交易凭证、任何收货信息，明显不符合常理。反观和富春龙井公司，不论杨林富是代理人还是实际供货人，都存在着履行过程，包括供货、收取货款等合同履行行为。一审法院仅以具有多人名字的《债务清单》，逆推个人之间存在合同买卖关系，显属认定事实不清。四、一审在未查明《农产品购销合同》供货者新营农产品合作社有无实际履行合同的情况下，认定高仁富提供的证据6收款收条系杨林富代案外人新营农产品合作社收取，既然高仁富签署名字的《债务确认》清单可以逆推个人买卖关系成立，同样道理，也可以逆推杨林富出具的《收款收据》意味着杨林富和富春龙井公司之间买卖关系的成立。五、本案的基本法律关系不清。债务承担的前提是真实存在的买卖关系。本案中，究竟是基于《农产品购销合同》而产生的债务，还是个人之间口头合同而产生的债务，关系到不同的债务承担主体。杨林富向富春龙井公司收取过茶苗款，不管是代理人身份还是实际供货人身份，说明《农产品购销合同》是在实际履行的。杨林富的实际身份，《农产品购销合同》的实际履行过程，权利义务归属，应当向新营农产品合作社进行核实。六、一审判决归纳双方争议焦点为是否存在买卖关系，不准确，本案的争议焦点应当是双方是否个人存在买卖关系。从双方的身份来看，杨林富属于《农产品购销合同》一方代理人，而现在主张和合同一方主体的股东存在个人买卖关系。杨林富必需提供证据证明与高仁富有真实的交易行为发生，包括每次交易时间、送货地点、货物签收凭证，且该交易行为并非基于《农产品购销合同》，其个人供货行为和作为委托代理人的合同供货行为属于不同的供货关系，其个人的收款和作为委托代理人的收款系不同权利主体。在本案中直接对立的证据有两份。杨林富提供的《债务清单》，以证明双方个人之间存在合同债务关系；高仁富提供的《收款收条》，以证明杨林富和《农产品购销合同》一方主体即富春龙井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并实际履行。这两份证据都没有加盖公章，在新营农产品合作社有无实际履行合同，履行了多少，结算了多少都未调查核实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高仁富提供的《收款收条》系杨林富代案外人新营农产品合作社收取，依据不足，而同样没加盖公章的《债务清单》在有证据证明高仁富有权代替公司确认债务，并且无任何证据表明个人之间存在真实交易行为的情况下，还是认定个人债务，有失公正。七、结合本案证据，杨林富仅提供了一份孤证《债务清单》，并且存在诸多疑点，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双方个人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高仁富提供了《收款收条》，可以证明杨林富和富春龙井公司存在买卖关系并实际履行，《委托书》、《证明》、《富春龙井公司内部制度》等证据表明高仁富作为富春龙井公司的主要投资者，对外有权出具债务确认，事后富春龙井公司法定代表人胡健儿也出具证明，追认其债务确认行为效力归属于公司债务。综上诉述，承担买卖合同债务的前提是必须具有真实的买卖合同关系，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请求二法院依法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杨林富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用由高仁富负担。
被上诉人杨林富答辩称：一、高仁富与杨林富之间的业务往来，与新营农产品合作社和富春龙井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是两个独立的合同关系，杨林富在一审中已阐述其在新营农产品合作社和富春龙井公司业务往来中仅起到业务中介的作用，其收益是收取了新营农产品合作社介绍费5万元，与本案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无关。同时高仁富向杨林富出具债务清单详细阐述了合同的内容以及债务人、债权人及欠款金额。因此本案的实际履行主体及基本法律关系清楚。二、一审中杨林富详细阐述了本案苗木的来源，交货时间及交货方式，因杨林富系农民，文化水准较低，没有以书面的证据予以固定，仅有自己制作的收购来源、数量、时间的记录，高仁富虽予以否认，但杨林富的描述与相关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而高仁富的陈述存在多处矛盾不符情理。三、高仁富在一审中对债务清单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申请笔迹鉴定，后又撤回笔迹鉴定。高仁富主张杨林富为挽回损失，通过第三人以威胁欺诈的手段，引诱高仁富出具债务清单，与事实不符。四、杨林富在第一次起诉高仁富后撤诉，之后再次起诉，系杨林富的诉讼权利，高仁富称杨林富向胡健儿催讨不属实。五、农产品购销合同是否实际履行与本案没有关联性，高仁富企图混淆两个买卖合同的关系，以达到逃避债务的目的。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高仁富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2011年12月23日、2012年1月14日茶苗检疫单各1份，欲证明杨林富所供茶苗系由富春龙井公司向其收购，收购地点是贵州金沙县。收货单位联系人为胡健儿，发货单位联系人为杨林富，与新营农产品合作社与富春龙井公司所签农产品购销合同中的联系人一致。证据二，2012年4月25日《金沙县政务服务中心关于2011年中央财政资金支持茶叶产业发展项目所需茶苗项目的单一来源采购文件》复印件1份、金沙县政务服务中心2012年5月2日《成交通知书》复印件1份、金沙县扶贫开发办公室与富春龙井公司于2012年5月5日签订的《金沙县扶贫办茶苗购销合同》复印件1份，欲证明富春龙井公司为履行《金沙县扶贫办茶苗购销合同》，而与新营农产品合作社于2011年9月2日签订《农产品购销合同》的事实。证据三，毕节和禧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报告书复印件1份、信用社（银行）进账单复印件1份，欲证明高仁富系富春龙井公司的股东的事实。证据四，高仁富申请证人华某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欲证明富春龙井公司股东内部的具体分工情况，送到贵州的茶苗即富春龙井公司与新营农产品合作社之间的买卖货物以及本案债务清单形成的过程，杨林富通过小贝找到高仁富、华某，虚构有人要买茶苗厂的事实，骗取高仁富在债务清单上签字。当时高仁富、华某出发点就是证明胡健儿公司对外有多少债务，因此是债务清单的抬头，且债务清单上也不仅仅是杨林富的名字，还有其他人的名字，债务清单并不是个人承担债务的承诺，而是公司债务的证明形式，这是当时证明的最初目的。经质证，杨林富对上述证据提出如下质证意见：一、对证据一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该两份检疫单是杨林富根据高仁富的要求所出具，具体用途并不清楚。在茶苗交易过程中，仅有最后购买人才实际需要种植茶苗，中间商均是赚取差价，并不实际种植茶苗，高仁富从杨林富处收购茶苗再转手卖给胡健儿的行为，在茶苗交易中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该两份检疫证明证实经检疫的茶苗为200万株，仅占到杨林富与高仁富总交易量的很少一部分，该证据仅能证明高仁富将其中的200万株转卖给胡健儿，而不是卖给富春龙井公司，不能达到高仁富的证明目的；二、对证据二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对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该组证据证明金沙县扶贫办向富春龙井公司采购龙井43号茶苗1111.2万株，单价为0.083元每株，合计货款922296元，该货款包含了公司利润及成本，公司是以盈利为目的，富春龙井公司的收购成本肯定低于该货款，而《农产品购销合同》约定的单价为0.13元每株，如果认定本案的实际交易单位为杨林富与富春龙井公司，则杨林富的货款总额为1012400元（包含杨林富已领取的5万元），按高仁富的逻辑，富春龙井公司在此笔交易中光茶苗一项就亏损了8万元左右，还不包括运输费用，结合杨林富提供的债务清单及该证据，可以认定高仁富从杨林富处收购了茶苗，并将其中的部分茶苗（200万株）卖给了胡健儿，这也解释了为何只有200万株的检疫材料，而不是杨林富所有交易茶苗的检疫材料。三、对证据三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且杨林富与高仁富发生买卖关系时并不清楚高仁富系富春龙井公司股东。四、杨林富对证人华某的证言提出如下质证意见：根据公司管理的相关规定，公司员工必须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而证人并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及缴纳社会保险，且其表述其在公司起到监督作用，但其讲述杨林富与公司发生的业务具体数量不清楚，这与其监督职能相违背。证人陈述富春龙井公司仅有金沙县扶贫办签订采购合同，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业务，但根据高仁富提供扶贫办合同副本复印件证明其采购的金额是92万元，而杨林富与公司之间的业务是96万元，证人还陈述公司还从新昌其余村民处采购了茶苗。证人陈述杨林富卖给公司的茶叶品种很多，根据金沙县扶贫办的采购合同却只有一种，说明公司其余的产品没有从杨林富这里采购。证人陈述杨元波与公司没有业务往来，而债务清单中显示是有业务往来的，这也证明杨元波、杨林富与高仁富之间有业务往来，而不是与公司之间有业务往来。证人陈述不客观，其与高仁富存在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达到高仁富的证明目的。本院认证如下：一、高仁富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农产品购销合同》证明供方新营农产品合作社与需方富春龙井公司约定交货时间为2011年12月1日至2012年3月30日，新营农产品合作社的委托代理人杨林富与富春龙井公司法定代表人胡健儿签订该合同，高仁富提供的证据一植物检疫证书记载的联系人为胡健儿、杨林富，日期分别为2011年12月23日、2012年1月14日，与《农产口购销合同》相关联，故杨林富提出的质证意见成立，该证据对高仁富主张的证明对象不具有证明效力，本院不予确认。二、证据二证明富春龙井公司与金沙县扶贫开发办公室签订茶苗购销合同的事实，但无其他证据印证该合同与《农产口购销合同》的关联性，故该组证据的证明效力，本院不予确认。三、证据三证明富春龙井公司注册资本为30万元，高仁富于2011年11月28日缴纳注册资本30万元的事实，该证据能够证明高仁富为富春龙井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对高仁富主张的证明对象具有证明效力，本院予以确认。四、证人华某的证言证明杨林富要求证明欠货款的事实，但不能证明高仁富向杨林富出具债务清单的过程，该证据不能证明债务清单载明的债务系富春龙井公司债务，对高仁富主张的证明对象不具有证明效力，本院不予确认。
高仁富在二审期间向本院申请调取贵州织金县人民法院关于胡健儿的相关笔录，欲证明高仁富和杨林富个人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本院经审查认为，高仁富要求调取证据申请的内容及关联性并不明确，对高仁富提出的该项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杨林富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高仁富向杨林富出具的债务清单内容明确，意思表示真实，高仁富在债务清单欠款人栏中签名，能够证明高仁富确认尚欠杨林富茶苗款的事实。高仁富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该债务清单载明的尚欠茶苗款系富春龙井公司所欠，且高仁富确认富春公司公章由其保管，其主张系公司欠款却未在债务清单中注明公司欠款的内容也未加盖公司印章，不符常理，故高仁富提出该债务系富春龙井公司所欠债务的抗辩意见，不能成立。杨林富依据债务清单要求高仁富支付茶苗款的诉讼请求，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综上，高仁富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实体处理恰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3424元，由高仁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徐鸣卉
代理审判员 赵 魁
代理审判员 舒人俊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日
书 记 员 骆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