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 事 裁 定 书（2016）闽04刑终211号原公诉机关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朱晓军，男，1962年10月27日出生于福建省三明市，汉族，大学文化，三明市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工伤生育科原科长，户籍所在地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现住地址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因涉嫌犯滥用职权罪于2015年4月11日被刑事拘留，2015年4月24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三明市看守所。辩护人张健超、杨生锦，福建枫桦律师事务所律师。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人民法院审理福建省三明市梅列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朱晓军犯滥用职权、受贿、贪污、诈骗一案，于2016年7月18日作出(2016)闽0402刑初5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朱晓军不服，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三明市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廖华山、龚婧出庭履行职务，原审被告人朱晓军及其辩护人张健超、杨生锦到庭参加诉讼。期间，延期审理一次，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一、主体事实三明市职工医疗保险中心(以下简称三明医保中心)于2000年3月28日成立，是三明市劳动局下属事业单位，医疗管理科负责医保报销的初审。2008年11月，三明医保中心更名为三明市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系三明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下属事业参公单位，该中心于2009年3月将医疗管理科调整为待遇审核科和医疗稽核科。2013年6月，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新农合医疗保险三保合一，组建三明市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为三明市政府的直属事业单位，由三明市财政局代管。被告人朱晓军于1995年取得主治医师资格，2001年1月调入三明医保中心工作。2001年1月至2007年9月任医疗管理科科员，负责职工医保待遇审核工作，工作权限有负责办理本级职工医疗保险和三元区职工医疗保险异地住院费用报销、特殊病种确认登记、异地安置人员登记、转外就医办理及相关待遇核定等业务，其中2008年7月至2013年12月负责办理市本级及三元区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医疗待遇核定报销。2007年9月4日至2009年7月任医疗管理科副科长，协助科长统筹科室工作；2009年7月至2013年12月任医疗稽核科副科长(负责人)，工作权限有负责市本级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服务质量的监督、考核、管理及费用的审核、结算，参保人员医疗费用相关待遇核定报销。2013年12月12日至2014年6月任某医保中心政策法规科负责人。2014年6月16日至2015年4月24日，任某医保中心工伤生育科科长。原判据以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组织机构代码证、三明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明编[2000]5号文件、福建省三明市职工医疗保险中心明某1社医保[2001]10号文件、福建省三明市职工医疗保险中心明某1社医保[2009]5号文件、中共三明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明委编[2008]82号文件、三明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明某1社[2009]24号文件、三明市人事局明人[2008]47号文件、三明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明某1社[2009]4号文件、三明市医疗保险中心内部控制实施细则、中共三明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明委编[2013]2号文件、三明市财政局明某2人[2014]2号文件；2、朱晓军学历证明材料、工作简历、任职文件、中共三明市财政局党组明某2党组[2015]10号文件、工作权限材料。二、滥用职权2002年至2009年，被告人朱晓军在先后担任三明医保中心医疗管理科科员、副科长及医疗稽核科副科长期间，利用审核医保报销材料的职务便利，徇私舞弊，在审核林某1(另案处理)提交的林某4、雷某、林某1、林某2、陈某5、宁某的虚假医保报销材料时，明知报销材料可能是虚假的，既未向医院方核实也未向单位领导汇报，违规审核通过上述材料，致使国家医疗保险基金被骗685768.45元，其中林某4名下161057元、雷某名下85618.61元、林某1名下86630.77元、林某2名下175809.53元、陈某5名下87310.08元、宁某名下89342.49元。三、贪污2010年至2013年期间，被告人朱晓军和林某1为骗取国家医疗保险基金，经预谋，由林某1找人制作虚假的医疗保险报销材料，再由朱晓军利用其审核医保报销材料的职务便利，违规审核通过林某1提交的林某4、林某2、陈某5、宁某、陈某1的虚假医保报销材料，共同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562326.17元，其中林某4名下144706.12元、林某2名下169014.93元、陈某5名下74738.58元、宁某名下127161.76元、陈某146704.78元。原判据以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三明市人民政府明某3[2000]文247号文件，福建省三明市职工医疗保险中心明某1社医保[2001]11号文件，福建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闽劳社文[2003]355号文件，福建省三明市职工医疗保险中心明某1社医保[2003]30号文件，三明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明某1社[2007]156号文件，福建省三明市职工医疗保险中心明某1社医保[2010]56号文件，三明市人民政府明某3[2010]84号文件，三明市人民政府[2013]42号专题会议纪要，三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局、三明市财政局、三明市卫生局明人社[2013]30号文件，三明市人民政府明某3办[2011]91号文件，福建省城镇基本医疗保险业务经办标准化手册(试行)，三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局、三明市卫生局明人社[2013]83号文件，三明市人民政府明某3文[2013]82号文件，开通省异地联网结算业务的说明，福建省医疗保险管理中心闽劳社医保文[2006]4号文件、林某4、雷某、林某1、林某2、陈某5、宁某、陈某1的医保报销材料，医保报销情况一览表，工商银行交易明细单、福能集团总医院的情况说明、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证明、福建医科大学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证明；2、证人宁某、雷某、林某2、陈某1、郑某、封某、李某、陶某、黄某1、陈某2、陈某3、翁某、林某3、吴某、徐某1、陈某4、曾某、林某1的证言；3、公章鉴定书；4、朱晓军的供述和辩解等。四、受贿2003年至2009年，被告人朱晓军在先后担任三明市职工医疗保险中心医疗稽核科科员、副科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先后收受林某1现金合计人民币285000元，并将该款用于其个人日常生活开支、玩网络游戏。其在审核林某1提交的宁某、林某2等九人的虚假医保报销材料过程中，发现不符合报销的规定仍予以通过。具体如下：1.2003年3月春节前，被告人朱晓军在三明市三元区工业中路196号1幢606室家中收受林某1现金人民币10000元。2.2004年度，被告人朱晓军在三明市三元区工业中路196号1幢606室家中收受林某1现金人民币30000元。3.2005年度，被告人朱晓军在三明市三元区工业中路196号1幢606室家中收受林某1现金人民币40000元。4.2006年度，被告人朱晓军在三明市三元区工业中路196号1幢606室家中收受林某1现金人民币80000元。5.2007年度，被告人朱晓军在三明市三元区工业中路196号1幢606室家中收受林某1现金人民币45000元。6.2008年度，被告人朱晓军在三明市三元区工业中路196号1幢606室家中收受林某1现金人民币50000元。7.2009年度，被告人朱晓军在三明市三元区工业中路196号1幢606室家中收受林某1现金人民币30000元。原判据以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证人林某1的证言；2、被告人朱晓军的供述。五、诈骗2013年12月，时任三明医保中心政策法规科负责人的被告人朱晓军和林某1为了骗取国家医疗保险金，以黄某2、卢某1的名义虚假办理医保转外就医手续，并伪造住院发票、住院小结、住院清单等材料后向三明市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报销，共同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54568.27元，其中黄某2名下24807.81元、林某2名下29760.46元。原判据以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黄某2、卢某1的医保报销材料、福能集团总医院的情况说明；2、证人陶某、方某、黄某2、罗某、林某1的证言；3、三明市人民检察院明某4技鉴[2015]12号文件检验鉴定书；4、被告人朱晓军的供述等。另查明，2014年12月2日，三明市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在日常稽核中，发现林某1、宁某、雷某、陈某5等人涉嫌骗取医保基金，遂向三明市公安局报案。三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在办理林某1涉嫌诈骗医疗保险基金一案中发现被告人朱晓军涉嫌职务犯罪问题的线索，后移送三明市人民检察院举报中心。三明市人民检察院举报中心于2015年1月5日将被告人朱晓军涉嫌职务犯罪问题的线索转给三明市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三明市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于2015年1月13日交由三明市梅列区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查处。三明市梅列区人民检察院于2015年1月15日决定初查。2015年4月10日，在接受三明市梅列区人民检察院调查时，被告人朱晓军承认其滥用职权和收受林某160万元现金的事实。2015年4月11日，三明市梅列区人民检察院干警到被告人朱晓军的工作单位，将其传唤到案，并决定对本案立案侦查。被告人朱晓军到案后供述其滥用职权，违规审批林某1提供的医疗保险报销票据，并收受林某160万元现金的事实。被告人朱晓军在审查批捕阶段，否认收受林某1现金60万元，只承认其渎职和收受林某11万元现金的事实；在起诉阶段只承认收受林某11万元现金的事实；在一审庭审时否认其构成犯罪。原判据以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户籍证明、到案经过、报案材料、到案情况说明、函、举报线索首办移送函、交办函、询问通知书、传唤证、立案决定书、到案情况说明；2、三明市梅列区人民检察院对被告人朱晓军的询问笔录。原判认为，被告人朱晓军身为国家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在从事公务过程中，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被告人朱晓军利用审核医保报销材料的职务便利，伙同他人共同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56.232617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被告人朱晓军利用审核医保报销材料的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合计人民币28.5万元，并在医疗保障基金报销过程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被告人朱晓军在从事审核医保报销材料工作中，徇私舞弊，违反规定处理公务，导致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国家医疗保险基金被骗人民币68.576845万元，其行为已构成滥用职权罪；被告人朱晓军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采用虚构事实的方法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5.456827万元，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被告人朱晓军在贪污、诈骗犯罪过程中，与他人在主观上具有共同犯罪的故意,客观上互相配合具有共同的犯罪行为,是共同犯罪，应对共同参与犯罪的结果负责。被告人朱晓军与他人在本案均积极参与犯罪，作用、地位相当，故不划分主从犯。被告人朱晓军接受办案机关的调查时，如实供述自己全部的犯罪事实，但因滥用职权部分的犯罪是办案机关已经掌握，其如实交代办案机关掌握的线索所针对的滥用职权部分的犯罪事实，不能认定为自首；其对所犯数罪中除滥用职权以外的他罪后又翻供，不能认定为自首。被告人朱晓军多次受贿，酌情从重处罚。被告人朱晓军在判决宣告前一人犯数罪，应当数罪并罚。据此，原判依法判决：一、被告人朱晓军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万元；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二万元；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一十五万元。二、追缴被告人朱晓军的违法所得人民币90.189444万元，上缴国库。上诉人朱晓军及其辩护人提出：一、一审法院没有对非法证据排除，仍然作为定案根据，违反了刑诉法的规定，影响一审判决的公正性。1、2015年4月10日在检察机关做的两份调查笔录、2015年4月11日在检察机关做的第1次讯问笔录，应当依法予以排除。朱晓军于2015年4月8日11时被检察机关带入办案工作区，梅列区人民检察院4月10日19时才向上诉人作出询问的手续，此时朱晓军已经被羁押在梅列区人民检察院工作区50多小时，从未离开，此后至2015年4月11日18时，不到一天的时间内连读做了一份思想认识、两份自我交代、两份调查笔录、一份讯问笔录共五份材料，且两份调查笔录均没有载明讯问的起至时间，以此掩盖上诉人被持续讯问的事实，且在羁押期间侦查机关不让上诉人喝水、睡觉，使上诉人在精神上遭受了剧烈的痛苦。2、2015年4月12日、14日检察机关所做的第2次和第3次讯问笔录，应当依法排除。公诉机关提交的《犯罪嫌疑人入所身体状况（体表）检查表》、《谈话教育记录》、《新入监人员跟踪观察记录》等证据只能表明上诉人身体没有受到损伤，而均不能体现上诉人的精神状态。上诉人因持续长达3天的不眠不休，精神极度痛苦，一时半会难以缓解，然而侦查机关又于4月12日和14日在相隔很短的时间内，在上诉人精神极度痛苦状态未得到缓解的情况下，连续对上诉人进行两次讯问，并且根据上诉人的供述，侦查人员在讯问时，有诱供、威胁上诉人的情形，致使上诉人继续做出了违背意愿的供述。故上诉人在侦查机关所做的第2次和第3次讯问笔录应当依法认定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3、证人林某12015年3月5日、2015年3月10日在检察机关所做的第1次、第2次调查笔录和2015年4月15日、4月20日、4月21日、5月15日、8月27日在检察机关所做的第1次、第2次、第3次、第4次、第5次询问笔录均没有注明制作笔录的起止时间，公诉机关也未对其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然而在2014年12月31日林某1同样在检察机关所做的询问笔录却没有供述上诉人与其预谋骗取医保金及收受其钱款，因此，不能排除侦查机关采用了非法方法收集证人证言，故以上证人林某1的调查笔录、询问笔录应当依法排除，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根据。二、在本案中上诉人是否收受了林某160万元钱款的问题，没有充分的证据能够予以证实。1、林某1供述其送钱给上诉人64.4万元，不符合常理。2、林某1供述与上诉人供述，在时间、次数、金额上不一致，不能证明上诉人收受林某160万元的事实。3、公诉机关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上诉人实际占有或者使用了收受林某160万元的事实。三、林某1在公安机关的笔录在其供述的内容上更符合常理，在制作的形式符合法律的规定，辩护人认为，法庭在认定本案事实时，应当采纳林某1在公安机关所做的笔录，而不应当采纳在内容上不符合常理，在形式上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林某1在检察机关做的笔录。四、一审法院认定朱晓军构成滥用职权、受贿、贪污、诈骗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五、如果上诉人的行为构成犯罪，辩护人认为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对上诉人量刑倚重。1、如果上诉人构成受贿罪，一审法院也不应当对上诉人实行滥用职权罪与受贿罪数罪并罚，而只应以受贿罪进行定罪量刑；2、一审法院对上诉人整体量刑倚重；3、上诉人除了本案实施的违法行为外，没有其他任何违法犯罪记录，在量刑时应当予以酌情从轻处罚。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撤销原判并依法改判。三明市人民检察院的出庭意见：一、朱晓军在侦查阶段的有罪供述具有合法性。首先，上诉人提出非法取证的时间和方式一直存在变化。在侦查后期并没有提出被非法取证而只是翻供称没有收受贿赂，仍供认滥用职权的事实；在一审期间其辩解2015年4月8日被带入检察院办案区至正式拘留的七十多小时里思想紧张，办案人员没有给其水喝、威逼利诱，大声训斥和辱骂；在二审检察人员讯问时，其辩解侦查人员没有打他，但是不给他睡觉和喝水，并威胁如果不供述就牵连其老婆和女儿，入看守所威胁不配合就叫同监区的人折磨他。上诉人朱晓军虽然在二审辩解不允许睡觉的非法方式，但其辩解不稳定，且入所体检表未体现其有伤情，在看守所的谈话记录也未反映其被非法取证的情况，其辩解可信度低。其次，侦查人员于制作的讯问笔录，在时间、地点等形式上符合法律规定，且制作了同步录音录像，程序合法。最后，从其供述的内容看不存在被诱供、欺骗的情形，其在供述为何知道林某1提供的报销材料可能是伪造时，对材料进行了专业的辨认和解释，该内容并非侦查人员所知晓的医学知识，可以反映其是主动供述。二、本案的法律适用和量刑。1、关于受贿，林某1的证言从不供到供，且后期供述稳定，朱晓军的供述反复，二人原有笔录在长期的行受贿事实上能够相互印证，故朱晓军后期辩解只收到1万元的事实得不到林某1供述的印证，其后期辩解不成立。2、关于滥用职权部分，朱晓军未按照规定实质审核林某1提交的医保报销材料，未审核出林某1提交的材料存在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朱晓军在侦查阶段供述过明知林某1提交的材料可能是虚假的，因收受了好处并予以审核，可见其是故意不审核出问题，能得到林某1的印证。3、关于贪污、受贿部分。自2010年初起，朱晓军、林某1有共谋共同骗取国家医保基金的行为和意思联络，可定性为贪污；朱晓军、林某1利用黄某2、卢某2的虚假医保材料骗取医保报销款时，朱晓军已调离审核岗位，没有直接审核的职权，可定性为诈骗。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朱晓军构成滥用职权、受贿、贪污、诈骗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审判程序合法，建议二审法院维持原判。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与一审相同。原判认定原审被告人朱晓军犯滥用职权、受贿、贪污、诈骗罪的证据均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能相互印证，本院二审予以确认。经二审查明，三明市纪委驻市财政局纪检组于2015年4月8日上午约谈朱晓军，后驻市财政局纪检组邀请梅列区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提前介入，于2015年4月8日将朱晓军带入梅列区人民检察院办公工作区继续约谈，约谈时间持续到2015年4月10日。以上事实有三明市纪委驻市财政局纪检组出具的情况说明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此外，林某1于2015年4月11日被送往三明市看守所时入监身体检查均正常，2015年4月12日、4月14日，三明市看守所管教干部对朱晓军的谈话教育，朱晓军未反映在所内受到刑讯、虐待或人格受到侮辱情况，以上事实，有三明市看守所出具的犯罪嫌疑人入所身体状况（体表）检查表、新入监人员跟踪观察记录、谈话教育记录二份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上诉人朱晓军及辩护人提出其在侦查阶段的有罪供述属非法证据，应予以排除的意见。经查，一、对侦查机关在初查阶段合法收集的言词材料的评价。1、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本条中关于“审查”的规定，即是检察机关初查的法律依据之一。本案中，朱晓军在初查阶段有一份思想认识、两份自我交代、两份调查笔录。据朱晓军称：其于2015年4月8日11时进入侦查机关指定的办案地点接受调查，至4月10日19日侦查机关才向上诉人作出询问手续，历时50多小时，没有离开过办案地点，并一直接受办案人员“车轮战”式的调查，不让睡觉。另外，4月8日至9日，侦查机关没有制作一份调查笔录，也未移送4月8日至10日的同步录音、录像资料。基于对上述情况的判断，不能排除在该期间侦查机关采用了“疲劳战术”对朱晓军进行取证。2、侦查机关在初查过程中还存在其他不规范情形。对此侦查机关未作出合理解释或进行补正，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传唤及讯问过程违反法定程序。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案情特别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24小时；不得以连续传唤、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并保证其必要的饮食和休息时间。”本案中，朱晓军从4月8日至10日一直在检察机关办案地点接受调查，且侦查机关仅出具了4月10日的询问手续，未体现侦查人员是否安排朱晓军饮食、休息的记录。二审期间检察机关提供了三明市纪委驻市财政局纪检组的证明一份，即邀请梅列区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提前介入，于2015年4月8日将朱晓军带入梅列区人民检察院办公工作区继续约谈，时间持续到2015年4月10日。由于办案人员及办案地点均属检察机关，没有纪委对朱晓军的“双规”材料，其实质上属于检察机关的初查。可见办案机关明显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的规定。其次，调查笔录制作不完整，两份调查笔录没有记录询问的起止时间。因此，结合上述情况，无法确认侦查机关在初查阶段的取证行为具有合法性，故将此阶段取得的朱晓军的言词材料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二、侦查机关对朱晓军立案后制作的8份讯问笔录，取证程序合法：1、立案后同步录音、录像资料完备，能完整反映讯问过程。朱晓军于2015年4月11日被立案后在办案工作区做了第一份讯问笔录，当晚送往市看守所羁押，在看守所中共接受7次讯问，均有完整的同步录音、录像资料，反映其精神状态以及表情均比较自然，思维清晰，语言表达流畅。办案人员在讯问过程中举止文明，没有诱供、逼供等行为。笔录制作上也遵循实录原则，对其供述进行同步电脑录入，少有点击鼠标的情况出现；在每次讯问结束后，均由朱晓军先核对笔录，亲自修改并签字捺印。2、权利告知前置，朱晓军处于意志相对自由空间。案件于4月11日立案后，朱晓军签收了《梅列区人民检察院犯罪嫌疑人权利义务告知书》、《侦查阶段委托辩护人告知书》、《梅列区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监督员监督告知书》，当日即告知了有核对笔录、委托辩护人、对检察人员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提出控告，可以要求人民监督员进行监督等诉讼权利。在制作讯问笔录前办案人员有向某晓军了解身体健康情况，头脑是否清醒，能否听明白检察人员的提问，能否接受检察机关的讯问等，对此朱晓军回答可以，头脑清醒。3、本案不存在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情形。犯罪嫌疑人入所身体状况（体表）检查表，证实朱晓军入所身体检查正常，此前未受刑讯逼供；引诱即许诺给予被追诉人利益，诱使被追诉人招供的意思，本案办案人员以“坦白从宽”为理由使被讯问人作出口供，不能否定该口供的任意性，除此之外，办案人员并未对追诉人予以利益许诺；威胁指司法人员对被追诉人的威逼、恐吓，由于三明市医保基金被骗事件并未涉及朱晓军的妻子，庭审中朱晓军供述办案人员在讯问其时，威胁其如果不讲出实情，就将其妻子抓进来的辩解不能成立。4、相比侦查机关的办案地点而言，看守所是由不同国家机关或者部门管理的监管场所，行为人在看守所羁押期间，受到侦查机关的影响减弱，能接触到委托律师、同样被羁押的人以及其他人员，并与上述人员有思想、信息交流，对自身涉案情况有充分思考的时间，其意志相对更加自由。三明市看守所出具的新入监人员跟踪观察记录、谈话教育记录证实，2015年4月12日、4月14日，市看守所管教干部对朱晓军的谈话教育及一周情况跟踪，朱晓军未反映在所内受到刑讯、虐待或人格受到侮辱情况，入监后跟踪情况正常，没有被同号人员欺压。故朱晓军在检察机关初查阶段的有罪供述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而对于其在立案后在办案点及在看守所制作讯问笔录，取证程序合法，朱晓军及辩护人合理的诉辨意见予以采纳，不合理部分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及辩护人提出朱晓军不构成滥用职权、受贿、贪污、诈骗罪的意见，经查，第一，朱晓军对犯罪细节供述详细，具有明显的个性特征。朱晓军对2002年至2009年林某1提交的宁某等7人虚假医保材料时，利用专业知识是可以判断材料的真伪，并详细供述了这7人的报销材料分别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药不对症，医疗费用清单和出院小结也是同一个模块套打着使用，只是换了1个名字，减少或增加几个药品或检查项目，大部分内容雷同，出院小结记录的治疗项目在费用清单没体现，药品清单中药品费用占总医疗费的比例大，辅助性药品、中成药使用较多，药品用量与住院天数不匹配，三甲医院的出院小结、药品清单是机打的，而林某1提供的是手写，而且纸面粗糙、字迹模糊等问题，朱晓军明知报销材料可能是虚假的，既未向医院方核实也未向单位领导汇报，违规审核通过上述材料；并对收受林某1贿赂款的时间、地点、数额、包装等细节均有自然的回忆过程和清晰的供述。2010年至2013年，朱晓军供述与林某1达成犯意联络，由林某1负责造假材料，其负责审核通过的分工方法，最终以宁某等七人名义共同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562326.17元。针对2013年林某1以黄某2、卢某2的名义提供给朱晓军医保报销材料时，其可以看出报销材料中二人的出院小结是手写、且出院小结、出院清单雷同，辅助性用药偏大，黄某2出院小结显示有B超，但汇总清单没有B超相关费用，二人显示患有甘油三酯，但汇总清单没有做血液生化检查的相关费用，结合2010年以来林某1与朱晓军达成的犯意及其分工，其应当知道林某1提供的材料是虚假的，仍在《自行转外就医住院核对申报表》上本次异地住院的原因及理由一栏帮忙填写“自己到省煤矿中心医院住院治疗”并代为签字，考虑其已离开医保审核岗位，利用同事关系，要求同事予以审批，伙同林某1骗取医保金54562.27元，其行为构成诈骗罪。第二，林某1在侦查前后有不同的供述，其在公安机关的六份讯问笔录（2014年12月4日-2015年1月30日）中未交代有伙同朱晓军骗取医保基金，而后在检察机关的调查笔录及询问笔录（2015年3月5日-2015年5月15日）中承认伙同朱晓军、郭某骗取医保基金，并对之前在公安机关未如实交代给出理由：因其在被抓之前朱晓军有给其通风报信，反映骗保的事情案发了，二人对此在朱晓军徐某2的大道新家或地下车库见面三次，商讨用钱疏通医保中心和财政局领导，尽量把责任推给去世的郭某，并且朱晓军对其说医保中心徐主任找他谈话，朱晓军只说有收到其礼品，没有说收现金和分钱的事情。其认为朱晓军会帮忙解决，因为这件事情他也有份，加之其被公安抓的比较突然，人关在看守所内不知外面情况，所以其有所顾虑没有说出朱晓军有参与。关于朱晓军与林某1的通风报信及应对措施情况，朱晓军在讯问笔录中有详细的供述，与林某1的供述能够相互印证，故林某1在检察机关的调查及询问笔录内容可信，且从林某1供述内容的细节分析，其对2003年-2009年向某晓军行贿的时间、地点、金额、请托事项等细节以及2010年-2013年与朱晓军合谋骗取医保金的过程有自然、详细的描述，与朱晓军的供述能够相互印证。第三，朱晓军在立案后的三次讯问笔录对滥用职权、受贿、贪污、诈骗的经过有详细供述，此后的五份讯问笔录除供述滥用职权行为，否认受贿、贪污、诈骗的行为，对此无法作出合理解释或根本不回答，无相应证据予以佐证。第四，林某4、雷某、林某1、林某2、陈某5、宁某、陈某1、黄某3、卢某2的医保报销材料，福能集团总医院的情况说明、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证明、福建医科大学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公章鉴定意见，证实以上医保材料是虚假的。故上诉人及辩护人提出朱晓军不构成滥用职权、受贿、贪污、诈骗罪的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关于上诉人及辩护人提出检察机关对林某1的调查笔录及询问笔录没有起止时间，笔录内容不应采信的意见。经查，三明市梅列区人民检察院于2015年3月5日至2015年5月15日对林某1做了多份调查笔录及讯问笔录，有具体的日期，但没有制作笔录的起止时间点，通过调查办案机关对林某1的《提讯证》，可以反映办案人员在看守所审讯室的调查开始时间，并且市看守所管教民警签字确认调查结束时间，故检察机关取证形式合法，上诉人及辩护人的诉辨意见不能成立。关于上诉人及辩护人提出侦查机关没有查扣到朱晓军收受的赃款，不能认定朱晓军收受了赃款以及追缴朱晓军违法所得90.189444万元的意见。经查，根据林某1的供述，其于2002年至2013年，通过朱晓军报销以宁某、林某5等7人名义的53笔虚假医保材料，从医保中心骗取124.809465万元，其从中分给朱晓军612000元。朱晓军供述从中分得60万元及茶叶、烟酒之类的礼品。显然二人对于朱晓军的获利情况基本一致，虽然办案机关未查实朱晓军赃款的去向，但不影响案件性质的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之规定，本案中，2003年至2009年，朱晓军收受林某1贿赂款280000元，并为他人谋取非法利益；2010年至2013年，朱晓军与林某1合谋分工，共同骗取医保金562326.17元；2013年12月，在离开医保审核岗位后，仍帮助林某1骗取以黄某3、卢某2为名义的医保金54568.27元，故应追缴朱晓军收受贿赂280000元及共同贪污、诈骗犯罪造成的损失616894.44元，合计901894.44元。故朱晓军及辩护人的诉辨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上诉人朱晓军身为国家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在从事公务过程中，以国家工作人员论。朱晓军利用审核医保报销材料的职务便利，伙同他人共同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56.232617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朱晓军利用审核医保报销材料的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合计人民币28.5万元，并在医疗保障基金报销过程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朱晓军在从事审核医保报销材料工作中，徇私舞弊，违反规定处理公务，导致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国家医疗保险基金被骗人民币68.576845万元，其行为已构成滥用职权罪；朱晓军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采用虚构事实的方法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5.456827万元，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朱晓军在贪污、诈骗犯罪过程中，与他人在主观上具有共同犯罪的故意,客观上互相配合具有共同的犯罪行为,是共同犯罪，应对共同参与犯罪的结果负责。朱晓军与他人在本案均积极参与犯罪，作用、地位相当，故不划分主从犯。朱晓军到案后做了如实供述，但在侦查后期至一审庭审及二审均翻供，酌情从重处罚。朱晓军在判决宣告前一人犯数罪，应当数罪并罚。辩护人提出朱晓军滥用职权收受贿赂的行为不适用数罪并罚，适用择一重罪从重处罚的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认定。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九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一款第二项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徐    浩审 判 员 郑  景  上代理审判员 廖  世  归二〇一七年二月四日书 记 员 蔡燕红（代）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原审人民法院对于依照前款第三项规定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