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0115民初55238号
原告：法纳提(上海)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
法定代表人：李松钦，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婷，上海路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小路，上海路森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深圳民航机场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
法定代表人：武湘红，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广辉，男。
被告：深圳市中宇智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
法定代表人：刘建克。
原告法纳提(上海)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深圳民航机场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民航集团)、深圳市中宇智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中宇智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8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因被告深圳中宇智业公司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应诉文书，本院遂采用公告送达，并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于2016年12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婷、被告深圳民航集团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广辉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深圳中宇智业公司经本院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法纳提(上海)贸易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深圳民航集团向原告支付货款人民币(以下币种同)2,551,470元；2、被告深圳民航集团向原告支付滞纳金127,573.50元(自2016年5月1日起，每日按所欠货款的1‰标准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暂计至2016年6月20日)；3、被告深圳民航集团承担本案诉讼费用；4、被告深圳中宇智业公司对被告深圳民航集团的上述支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与理由：2015年5月29日，原告与被告深圳民航集团签订《酒水供应合作协议书》一份，约定原告向被告深圳民航集团供应货物。被告深圳民航集团的副总裁黄思河签署协议书并签字收货。原告按约陆续送货，货物均送至深圳市罗湖区金稻田路XXX号(以下简称金稻田路XXX号)。但被告深圳民航集团一直未支付货款。2016年1月19日，原告委托律师向被告深圳民航集团发函，要求立即支付货款。被告深圳民航集团于3月25日出具《承诺函》，认可拖欠货款金额为2,551,470元，并承诺在2016年4月30日前付清。被告深圳中宇智业公司出具《担保函》，自愿为被告深圳民航集团上述欠款及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但两被告之后均未付款。
被告深圳民航集团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请。一、被告深圳民航集团和原告没有买卖合同关系。《酒水供应合作协议书》上的购方的合同专用章不是被告深圳民航集团的。2015年4月被告深圳民航集团申请将企业名称由“深圳民航机场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变更为“深圳民航机场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15年5月28日完成工商变更。被告深圳民航集团一直以来只有公章，没有合同专用章，对外签约都是盖公章，直至2016年6月才刻了合同专用章。被告深圳民航集团没有叫黄思河的员工，也未设主席、副总裁的职位，被告深圳民航集团不认识黄思河，也未授权过该人对外签约。二、被告深圳民航集团的实际经营地址就是注册地址，金稻田路XXX号不是被告深圳民航集团的任何经营地址，被告深圳民航集团也没有收到原告诉称的货物。三、被告深圳民航集团不认识被告深圳中宇智业公司，也没有出具过《承诺函》或《担保函》，《承诺函》上落款方的企业名称和印章名称也与被告深圳民航集团不同。四、原告对交易审核有误，导致货款被骗，此事与被告深圳民航集团无关，被告深圳民航集团已于2016年9月27日向深圳市公安局福保派出所报案。
鉴于被告深圳民航集团全面否认原告诉称事实，本院要求原告补充详述缔约及履行过程，原告庭后书面回复，补充事实如下：当时原告经人介绍认识被告深圳民航集团副总裁黄思河，原告经办人王超与黄思河洽谈了酒水供应事宜并达成了协议。原告在《酒水供应合作协议书》上盖章后，其法定代表人李松钦及王超携该合同至金稻田路XXX号，该地址门口有被告深圳民航集团的牌匾，内有四层办公楼和大量办公人员。对此原告附照片一张，该照片所摄画面为一间白墙门面，左一牌匾为“深圳民航机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右三牌匾分别为“深圳市中宇智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深圳民航机场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世银联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原告被引荐给了包括潘军玎在内的各部门负责人，黄思河当面在《酒水供应合作协议书》上盖章，又提供了被告深圳民航集团的三证给原告查看并交付了三证复印件。协议签订后，原告按约向金稻田路XXX号送货，黄思河称该地址是民航收发仓库，所有货物均是联系黄思河本人接收，原告就该笔业务也只和黄思河联系。后因未获货款，原告向金稻田路XXX号寄送律师函，黄思河遂向原告邮寄了前述《承诺函》、《担保函》。出于对黄思河的信任，原告未及时发现《承诺函》上加盖的不是被告深圳民航集团而是被告深圳中宇智业公司的章。黄思河称两被告的实际控制人是同一个。原告据此补充理由如下：黄思河提供了名片和印章，足以使原告相信其具有代理权，原告已尽合理注意义务，黄思河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法律后果应由被告深圳民航集团承担。
被告深圳中宇智业公司未应诉答辩。
为证明其诉请，原告提交以下证据：
证据1、《酒水供应合作协议书》及附件，证明原告与被告深圳民航集团于2015年5月29日签订供应合同及合同具体内容；
证据2、送货签收单3张、贵州翔云四通物流有限公司承运单复印件2张、国酒茅台(贵州仁怀)营销有限公司销售调拨单复印件1张，证明原告已经按照合同约定提供货物，签收单上的联系人“黄思沙”是笔误，应为黄思河；
证据3、《律师函》及EMS面单，证明原告于2016年1月19日向被告深圳民航集团发出律师函催讨货款；
证据4、《承诺函》、《担保函》，证明被告深圳民航集团的负责人黄思河于2016年3月25日收到原告律师函后承诺限期清偿货款，并由被告深圳中宇智业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证据5、黄思河、潘军玎的名片(照片打印件)，证明本案合同签订时黄思河及被告深圳民航集团实际控制人潘军玎向原告提供了名片；
证据6、2015年1月19日的“深圳民航机场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开户许可证、税务登记证复印件，证明本案合同签订时黄思河提供了三证。
经质证，被告深圳民航集团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真实性不认可，签收单上的收货地不是被告深圳民航集团的，签字人都不是被告深圳民航集团的员工，被告深圳民航集团也未收到所载货物；证据3没有收到过；证据4上面的盖章均非被告深圳民航集团，黄思河也不是被告深圳民航集团的员工，该证据与被告深圳民航集团无关；证据5的名片制式不是被告深圳民航集团的，名片所印企业名称与《酒水供应合作协议书》上的名称不符，被告深圳民航集团也无主席、副总裁职位；对于证据6，被告深圳民航集团变更企业名称前的三证是这样，但该证据上均无被告深圳民航集团的盖章及授权使用说明。
被告深圳民航集团、深圳中宇智业公司均未提供证据。
经审查原告提供的证据，并结合双方的质证意见，本院对双方无异议的证据予以确认，对于双方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一、被告深圳民航集团对原告证据1、5有异议。本院认为，鉴于：(一)根据工商公示信息，《酒水供应合作协议书》缔结之日，乙方落款处盖章的“深圳民航机场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的企业名称已变更为“深圳民航机场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二)和公章、发票专用章等不同，合同专用章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或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企业登记经营必需的印章，原告未举证证明该证据形成时被告深圳民航集团持有并实际使用合同专用章。(三)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在《酒水供应合作协议书》的乙方落款处签字的黄思河系被告深圳民航集团的员工或授权代理人。对于证据5，由于名片可自由定制、印刷，故不能单独作为证明劳动关系、雇佣关系存在的证据，且名片印刷的企业名称为“深圳民航机场金融控股集团”，与《酒水供应合作协议书》上盖章的企业名称或本案被告深圳民航集团的名称均不相符，所印电子邮箱亦为个人QQ邮箱而非企业注册邮箱，故该证据缺乏与本案的关联性。综合上述三点，本院认为原告证据1《酒水供应合作协议书》不能证明与被告深圳民航集团的关联性。二、被告深圳民航集团对原告证据2有异议。本院认为，送货签收单无企业盖章，仅有个人签名，且签名潦草难辨，原告也未能举证证明所列送货地址即金稻田路XXX号是被告深圳民航集团所在地或其指定收货地，该证据缺乏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承运单、调拨单均为复印件，且仅能反映原告和案外人的运输关系、买卖关系，亦缺乏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纳。三、证据3的EMS面单显示收件人为黄思河、地址亦非被告深圳民航集团所在地，被告深圳民航集团否认收到，故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深圳民航集团已收讫律师函并确认其内容，律师函所载内容可视为原告陈述。四、被告深圳民航集团对原告证据4有异议。本院认为，《承诺函》的承诺人处加盖公章的为被告深圳中宇智业公司，签字人为黄思河，如前第一条所述，不能证明系由被告深圳民航集团出具。五、证据6上无授权目的和范围的说明，不符商业使用惯例，且原告未举证证明该证据是黄思河签约时提供给原告的并验看过原件，该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的证明内容。
经审理查明：2015年5月29日，黄思河以“深圳民航机场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的名义向原告购买酒水，并与原告签订《酒水供应合作协议书》一份。2016年1月19日，原告向黄思河寄送律师函一份，称被告深圳民航集团积欠2,551,470元货款未付。2016年3月25日，被告深圳中宇智业公司向原告出具《担保函》一份，称其愿意为“深圳民航机场控股有限公司”对原告的欠款提供全责担保。
另查明，被告深圳民航集团的工商公示信息显示，2015年5月28日，其企业名称由“深圳民航机场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变更为“深圳民航机场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审理中，原告表示未开具发票。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第二款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与被告深圳民航集团之间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也未能证明其向被告深圳民航集团实际交付了其所主张的货物，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原告应承担不利后果。虽然被告深圳中宇智业公司曾向原告出具《担保函》，但《担保函》载明的债务人不是被告深圳民航集团，且原告未举证证明被告深圳中宇智业公司担保的主债务成立，基于担保的从属性，被告深圳中宇智业公司出具的该担保亦不成立。
原告又主张本案构成表见代理，被告深圳民航集团应对黄思河的行为承担法律后果。对此，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规定，适用表见代理须同时符合权利外观要件和主观因素要件，即行为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以及合同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首先，从权利外观方面考察：(一)关于行为人身份，黄思河出具了名片，但如本院认证部分所阐述，名片记载的企业名称与被告深圳民航集团无论变更前后的企业均不相符，电子邮箱地址也非企业注册邮箱。(二)关于合同订立过程和交易环境，原告陈述系至金稻田路XXX号签约，但该地址并非被告深圳民航集团所在地，原告事后所补摄的照片无门牌号，也不能反映缔约当时的签约地情况，退一步说，即使合同是在照片地签订，其牌匾名称亦与合同上盖章的乙方名称不同。(三)关于标的和交付，酒水显然并非被告深圳民航集团直接从事的业务，原告主张的送货地址亦非被告深圳民航集团所在地，遑论原告主张的酒水货值达250多万元，标的类型、金额和交付情况均无法推导出其与被告深圳民航集团具有相关性。其次，从主观因素方面考察：(一)如本院之前所指出的，缔约过程中存在诸多名称不符之处，如合同乙方盖章、黄思河名片、门面牌匾、《承诺函》、《担保函》，不仅与被告深圳民航集团的名称不符，相互之间也不尽相同，使用可谓极其混乱随意，而原告对交易对手的该基本要素的多次错漏均未尽到合理注意。而原告主张的酒水数量大、货值高、交易时间长，故相较于小额、便捷的交易，其注意义务本应与其交易规模相称，原告称其善意且无过失，本院难以采信。(二)原告在签约、交付、催讨过程中，不乏通过电话、信函、赴注册地等方式与被告深圳民航集团核实黄思河的身份和权限的机会，且审核手段及成本是方便且廉价的，既不违背交易效率要求，反有利于显著降低商业风险。但原告始终未采取任何行为实际实施之。(三)原告与黄思河无以往交易，亦不熟识，原告自述交易过程中仅与黄思河一人联系，且对黄思河关于金稻田路XXX号为民航仓库、两被告归于同一实际控制人等说法不疑有他，其信赖缺乏商业理性基础，实为盲信、懈怠。综上，本院认为，黄思河无代理权与原告订立合同，原告未尽到合理注意，存在明显疏忽及懈怠，黄思河的行为后果不能归于被告深圳民航集团。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法纳提(上海)贸易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8,232元、公告费560元，合计28,792元，由原告法纳提(上海)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 炜
人民陪审员 周志勇
人民陪审员 赵传伟
二〇一七年二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梁 洁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第五条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
……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第九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