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汕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汕中法民二终字第68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广东联兴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曾金雄，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杜淦，广东和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汕头利莱（集团）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小泉，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郑文龙、陈松斐，广东海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汕头经济特区丝绸印染厂。
法定代表人王小泉，厂长。
委托代理人杨抗修，系该厂办公室副主任。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汕头棉纺厂。
法定代表人黄德裕，副厂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汕头华侨针织厂。
法定代表人王小泉，厂长。
委托代理人陈映玲，系该厂职员。
上诉人广东联兴投资有限公司（下称联兴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汕头利莱（集团）公司（下称利莱公司）、被上诉人汕头经济特区丝绸印染厂（下称印染厂）、被上诉人汕头棉纺厂（下称棉纺厂）、被上诉人汕头华侨针织厂（下称针织厂）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汕头市金平区人民法院（2012）汕金法民三初字第2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8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联兴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杜淦、被上诉人利莱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郑文龙和陈松斐、被上诉人印染厂的委托代理人杨抗修、被上诉人棉纺厂的法定代表人黄德裕、被上诉人针织厂的委托代理人陈映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1988年至1994年期间，棉纺厂先后向中国建设银行汕头市分行（下称建行汕头分行）及其下属机构共借款6笔，合计金额17390000元，至1997年尚欠建行汕头分行借款本金17390000元。1987年11月9日，针织厂向建行汕头分行借款1笔，金额200000元，之后付还40000元，至1997年尚欠建行汕头分行借款本金160000元。1997年7月，利莱公司因对棉纺厂、针织厂实施企业兼并，经“全国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工作领导小组”批复同意，列入《1997年全国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工作计划》。利莱公司按上级部门批准及相关文件的要求，向建行汕头分行提出承接棉纺厂、针织厂在该行的借款本金合计17550000元。1997年12月31日，利莱公司与建行汕头分行的下属机构中国建设银行汕头市分行营业部（下称建行营业部）签订《借款合同》三份，分别为：1、合同编号为（97）年技字第002号《借款合同》及附件，该《借款合同》约定：利莱公司向建行营业部借款16770000元；借款用途为利莱公司兼并棉纺厂而承担棉纺厂所欠建行汕头分行贷款；借款期限为1997年12月31日至2003年12月30日；贷款利率为月息8.775‰，按季结息；该借款利莱公司采用分期还款，即1999年12月付还1100000元、2000年12月付还1460000元、2001年12月付还2220000元、2002年12月付还3590000元、2003年12月付还8400000元；如利莱公司未按期还款，则建行营业部有权对逾期贷款按日利率万分之四计收利息，如不按期支付贷款利息，则对所欠利息计收复利。另建行营业部、棉纺厂、利莱公司于同日签订《债权、债务转移协议书》一份，作为该《借款合同》的附件。该《债权、债务转移协议书》约定利莱公司接收棉纺厂所欠建行营业部借款本金16770000元，并承诺分期付还等。2、合同编号为（97）年技字第003号《借款合同》及附件，该《借款合同》约定：利莱公司向建行营业部借款160000元；借款用途为利莱公司兼并针织厂而承担针织厂所欠建行汕头分行贷款；借款期限为1997年12月31日至2003年12月30日；贷款利率为月息8.775‰，按季结息；该借款利莱公司采用分期还款，即1999年12月付还20000元、2000年12月付还20000元、2001年12月付还20000元、2002年12月付还20000元、2003年12月付还80000元；如利莱公司未按期还款，则建行营业部有权对逾期贷款按日利率万分之四计收利息，如不按期支付贷款利息，则对所欠利息计收复利。另建行营业部、针织厂、利莱公司于同日签订《债权、债务转移协议书》一份，作为该《借款合同》的附件。该《债权、债务转移协议书》约定利莱公司接收针织厂所欠建行营业部借款本金160000元，并承诺分期付还等。3、合同编号为（97）年工字第00794号《借款合同》及附件，该《借款合同》约定：利莱公司向建行营业部借款620000元；借款用途为利莱公司兼并棉纺厂而承担棉纺厂所欠建行汕头分行贷款；借款期限为1997年12月31日至2003年12月30日；贷款利率为月息8.775‰，按季结息；该借款利莱公司采用分期还款，即1999年12月付还50000元、2000年12月付还60000元、2001年12月付还80000元、2002年12月付还130000元、2003年12月付还300000元；如利莱公司未按期还款，则建行营业部有权对逾期贷款按日利率万分之四计收利息，如不按期支付贷款利息，则对所欠利息计收复利。另建行营业部、棉纺厂、利莱公司于同日签订《债权、债务转移协议书》一份，作为该《借款合同》的附件。该《债权、债务转移协议书》约定利莱公司接收棉纺厂所欠建行营业部借款本金620000元，并承诺分期付还等。同日，印染厂与建行营业部签订《保证合同》三份，约定印染厂对利莱公司的上述三笔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保证期间为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借款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上述合同签订后，因利莱公司和印染厂没有按还款计划付还借款本息，建行营业部于2000年2月22日、2001年2月22日、2002年1月23日向利莱公司和印染厂就到期借款本息发出《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利莱公司和印染厂均在《逾期贷款催收通知书》的《回执》上盖章确认债务并保证履行还款义务。上述借款期届，利莱公司除付还部分利息外（2003年12月31日付还300000元、2004年2月23日在三笔贷款账户中扣除贷款利息各50元），其余借款本息均未付还。截止至2003年12月31日，利莱公司共拖欠借款本金17550000元、利息6861655.86元。2004年6月28日，建行营业部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下称信达广州办）签订“第117号”《债权转让协议》，将建行营业部对利莱公司和印染厂的上述债权转让给信达广州办，并于2004年9月24日在《南方日报》刊登《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2004年11月29日，信达广州办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下称东方广州办）签订“汕头第117号”《债权转让协议》，将对利莱公司和印染厂的上述债权转让给东方广州办，并于2005年2月26日在《南方日报》刊登《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2007年1月28日，东方广州办与顺威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顺威公司）共同出具“中东粤汕顺威转让第582号”《债权转让证明书》，将对利莱公司和印染厂的上述债权转让给顺威公司，并于2007年1月27日在《南方日报》刊登《债务催收暨债权转让及委托处置公告》。2008年7月9日，顺威公司与联兴公司签订编号为“（2008）顺威（汕）邀债转字第020号”《债权包转让合同》，将对利莱公司和印染厂的上述债权转让给联兴公司，并于2008年7月23日在《南方日报》刊登《债权转让暨债权催收公告》。联兴公司依法受让上述债权后，于2009年1月24日通过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向利莱公司和印染厂邮寄《债权转让暨债权催收通知书》，但邮件均被邮政局退回，未送达利莱公司和印染厂。联兴公司又于2010年7月20日在《南方日报》刊登《债权催收公告》向利莱公司和印染厂主张权利。因利莱公司和印染厂未履行还款义务，联兴公司遂于2012年7月18日向法院起诉。另查明棉纺厂和针织厂至今仍然是登记成立的全民所有制内资企业法人。顺威公司系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与外资企业参股成立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系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相关规定，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时在省级有影响的报纸发布债权转让及催收公告可以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法人、自然人作为不良资产受让人则不适用上述规定。本案债权自建行营业部转让给信达广州办，信达广州办再转让给东方广州办，东方广州办再转让给顺威公司，顺威公司最终转让给了联兴公司的各次债权转让合同均合法有效，上述债权的各次转让均在《南方日报》上发布债权转让及催收的公告，履行了债权转让告知义务并产生上述债权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但联兴公司受让债权后，在未有足够证据证明利莱公司和印染厂下落不明的情形下，自行于2010年7月20日在《南方日报》刊登催收上述债权的公告，则不能作为向债务人主张债权的证据，不产生上述债权的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因此，联兴公司于2012年7月18日向法院起诉时，上述债权已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利莱公司、印染厂、棉纺厂、针织厂关于联兴公司的上述债权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理由成立，原审予以采纳。联兴公司的诉讼请求原审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联兴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8355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88550元，由联兴公司负担。
上诉人联兴公司不服原审判决，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改判为：1、利莱公司立即付还联兴公司三笔借款本金共计17550000元及利息6861655.86元（计算至2003年12月31日，2004年1月1日起至2008年7月9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逾期贷款利率计算）；2、印染厂、棉纺厂、针织厂对利莱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所有诉讼费用由利莱公司、印染厂、棉纺厂、针织厂承担。事实和理由如下：原审判决认定联兴公司起诉利莱公司、印染厂、棉纺厂、针织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的依据是认为利莱公司于2010年7月20日在《南方日报》刊登的《债权催收公告》没有中断诉讼时效的效力，这显然是错误的。联兴公司在受让本案债权后，不存在怠于主张权利的情形，法院认定本案债权超过诉讼时效实在是有违社会公义和法律规定。首先，2008年7月9日联兴公司从顺威公司受让本案债权后，于2008年7月23日联合顺威公司在《南方日报》刊登了《债权催收公告》，2009年1月24日按照利莱公司、印染厂登记的住所地通过中国邮政特快专递向利莱公司、印染厂邮寄了《债权催收通知书》，向其主张权利，邮局在利莱公司、印染厂登记的住所地无法找到利莱公司、印染厂，将邮件退回给联兴公司，批注了无法送达的原因。联兴公司无奈又于2010年7月20日重新在《南方日报》刊登《债权催收公告》，向利莱公司、印染厂主张权利，于2012年7月18日向原审法院起诉利莱公司、印染厂，在这个过程中联兴公司不存在怠于主张权利的情况。其次，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第四款的规定，认定联兴公司于2010年7月20日在《南方日报》刊登《债权催收公告》的行为为《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的“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联兴公司于2009年1月24日按照利莱公司、印染厂登记的住所地通过中国邮政特快专递向其邮寄了《债权催收通知书》，向其主张权利，邮局在其登记的住所地无法找到利莱公司、印染厂，将邮件退回给联兴公司，无法送达的原因是原地址找不到该公司，实际上联兴公司也多次到该地址找过但均没找到，那么对于联兴公司来说，利莱公司、印染厂就是“下落不明”，“下落不明”只是一个相对状态，并不是一个法律事实，故此，原审判决认定联兴公司于2010年7月20日在《南方日报》刊登的《债权催收公告》没有中断诉讼时效的效力是错误的。
被上诉人利莱公司、印染厂、棉纺厂、针织厂答辩称，一、原审法院判决利莱公司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利莱公司作为国有企业，一直在汕头市东厦路88号办公，地址、电话也从未变更。不管是各政府部门、法院，或是业务往来单位，还是上百员工，都清楚利莱公司一直在东厦路88号办公。不存在利莱公司“下落不明”，联兴公司声称利莱公司下落不明的说法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其所谓邮寄资料无法送达利莱公司的责任完全不在利莱公司，根本不能证明利莱公司下落不明。因此作为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其在报纸刊登催收公告不能作为主张债权的依据，当然不能产生中断诉讼时效的后果。原审法院认定联兴公司起诉时已超过诉讼时效是正确的，应予以支持。二、利莱公司与联兴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且没有证据证明本案借款合同生效且项下贷款已经发放。利莱公司从未向联兴公司借款，也未与联兴公司发生任何债权债务关系。根据法律规定，联兴公司应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责任，但至今联兴公司未能提供合法证据证明与利莱公司存在借款关系。不管是联兴公司提供的还是法院调取的建设银行的借款资料，均欠缺银行发放贷款的凭证（与借款合同对应的借款借据）予以证明，无法证明建行营业部已就相关借款合同发放对应的贷款。利莱公司自身账务并无记载上述借款，而联兴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建行营业部已就上述借款合同实际发放贷款。三、联兴公司未能证明其所谓取得的债权合法，相关债权转让无效。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相关所谓的不良资产系通过合法评估、招标、拍卖等程序转让，联兴公司取得所谓的债权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的规定，其受让行为是无效行为；原审中利莱公司一再要求联兴公司提供有关证据，联兴公司至今未能提供。而且，联兴公司所述其与其他资产公司在取得债权后系通过报纸公告刊登债权转让，该登报公告的通知方式不符合《合同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关于通知债务人的规定，其登报行为对债务人不发生任何法律效力。利莱公司从未收到相关的债权转让通知书，即使存在所谓的转让，该转让对利莱公司不发生效力。四、利莱公司与针织厂、棉纺厂均为全民所有制的独立法人，财产独立，民事责任各自承担，联兴公司追加针织厂、棉纺厂承担连带责任依法无据。利莱公司至今并未兼并针织厂、棉纺厂，针织厂、棉纺厂为法定的全民所有制内资企业法人，依法该两个单位财产独立，各自以其财产承担其民事责任。联兴公司先是起诉利莱公司而申请查封该两个单位的财产，后追加该两个单位为被告要其承担连带责任，依法无据，目标更是针对国有资产，其行为应受到制止。棉纺厂和针织厂与本案上述借款合同纠纷没有任何法律关系，既不是借款人也不是担保人；联兴公司要求该两个单位承担责任所主张的法律关系与本案的借款合同法律关系完全不同。原审法院关于联兴公司起诉超过诉讼时效的认定依据充分，应予以支持。
二审庭审过程中，被上诉人利莱公司提供本院（2008）汕中法民一终字第85号民事判决书、利莱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利莱公司税务登记证、利莱公司88821838的电话号码在2008－2009年的缴费单据、汕头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4年7月30日证实的一份证明材料共五份证据，证明利莱公司的住所地为汕头市东厦路88号以及利莱公司一直在该址办公营业的情况。上诉人联兴公司认为利莱公司上述证据均非新证据，应不予认定；且上述证据至多只能证明利莱公司在工商和税务机关登记的地址是汕头市东厦路88号，而不能证明联兴公司主张权利时利莱公司有在该址办公；联兴公司向债务人邮寄催收函件被退回恰恰说明联兴公司向利莱公司主张权利时其不在该地址办公。
利莱公司提供的上述证据均系原件，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
二审审理期间，本院就联兴公司向利莱公司寄送《债权转让暨债权催收通知书》邮件的投递经过以及最后退回邮件的具体原因向汕头市邮政速递信息查档班发函调查，汕头市邮政速递公司查询档案室于2014年9月24日予以函复。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与本案的证据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本案二审受理后，利莱公司于2014年7月22日向汕头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提交了《关于请求证实汕头利莱（集团）公司办公地点的紧急请示》，请求对该司于2005年4月至2013年4月期间一直持续在东厦路88号这一固定地点办公给予证实，汕头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4年7月30日在该请示材料上出具了“该司反映情况属实”证明字样并加盖印章。
又查，关于去函调查联兴公司向利莱公司寄送《债权转让暨债权催收通知书》投递情况，汕头市邮政速递公司查询档案室函复如下：该件为我司于2009年1月24日收寄，但因邮件已超过为期一年的查询期限且邮件档案资料已超过为期二年的保存期限，已按相关规定予以销毁，已无法查证，故无法提供邮件的相关情况。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各方的诉辩主张，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涉讼债权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本案系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涉讼金融不良债权自建行营业部转让给信达广州办始经数次转让，最后由顺威公司转让给联兴公司。因各次债权转让的转让主体均系国有银行或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或其合作公司，其债权转让的通知及诉讼时效中断均可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十二条”司法解释有关问题的函的答复》的相关规定，对上述债权各次转让在《南方日报》上发布债权转让及催收的公告，均可视为已履行了债权转让告知义务并产生债权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但联兴公司从顺威公司受让上述债权后，其作为受让人则不再适用上述规定。故本案中联兴公司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利莱公司和印染厂确属下落不明特别是反驳利莱公司关于其2009年期间一直在其住所地汕头市东厦路88号办公的抗辩主张的情况下，其于2010年7月20日在《南方日报》刊登债权催收公告的行为不能视为向债务人主张债权的证据，也无法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联兴公司的上诉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83550元，由上诉人广东联兴投资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晓珣
审判员 庄晓燕
审判员 郑健杨
二〇一四年九月三十日
书记员 林 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