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3）石行再终字第00001号
原审上诉人（一审原告）：河北大唐魏征酒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晋州市307国道魏征路道口5公里处。
法定代表人：陈丽君，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苏文娟，河北九州之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晋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住所地：河北省晋州市中兴路531号。
法定代表人：崔贞波，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阅春，河北侯凤梅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赵颖锋，河北侯凤梅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上诉人河北大唐魏征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唐公司）与晋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以下简称质监局）行政处罚决定纠纷一案，河北省晋州市人民法院于2012年7月25日作出（2012）晋行初字第1号行政判决。大唐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2年10月16日作出（2012）石行终字第00167号行政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本院于2013年1月4日作出（2013）石行申二字第00005号行政裁定，裁定本案由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审上诉人大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苏文娟、原审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赵颖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原告大唐公司诉称，被告于2011年11月15日作出（冀晋）质技监罚字（2011）第402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吊销原告食品生产许可证，并没收违法生产的白酒69箱。该行政行为不合法。理由如下：一、被告执法程序不合法，严重影响公正执法。二、事实认定不清，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1.委托加工关系存在与否认定错误。被告执法人员于2011年9月15日对原告方进行现场检查，检查时该厂未生产，在该厂厂区的货车上存放有“御品山庄”白酒44箱，在该厂包装车间放有“泸州喜”白酒25箱。该批白酒分别是2009年8月10日和2009年8月15日生产的，对此原告方提供了相应的委托加工协议，对上述事实被告单方向委托方致函询问，并以委托方回函为证，认定原告向质监部门提供虚假材料，构成生产的白酒冒用他人厂名厂址，属于基本事实认定不清。原告提供了委托方的加工合同证明双方存在加工关系。在一对一的证据情况下，该合同的法律效力明显高于委托方的回函，应认定委托关系存在。合同的效力应由法院来认定，被告认定委托加工合同无效超越法定职权。被告查处白酒是存放的退货，并非在委托终止后生产，据此认定原告冒用他人厂名厂址证据不足；2.被告查处的白酒的生产日期分别是2009年8月10日、2009年8月15日，而被告查处时间为2011年9月15日，相距两年以上。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违法行为在两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可见即使原告行为是违法行为，也因超过两年，被告不应再给予行政处罚。三、适用法律不当。1.被告依据《食品生产加工企业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实施细则》第九十三条规定，按原告生产销售冒用厂名厂址白酒处罚，因与基本事实不符适用不当；2.处罚过重。《食品生产加工企业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实施细则》第九十三条规定中对情节严重的，才处以吊销食品生产许可证。本案中原告确有管理不够规范的行为，但原告正按照被告要求治理整顿，不断完善中，被告吊销食品生产许可证明显处罚过重。
一审被告质监局辩称，一、大唐公司实施假冒他人厂名等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足以认定，应予处罚。原告在没有合法有效委托的情况下，假冒他人厂名生产白酒，严重扰乱了国家的食品和酒类管理秩序，上述事实不容否认；二、答辩人的各种执法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答辩人在对原告进行处罚前依法进行了调查取证，经原告申请依法组织了听证，在上级部门批准后答辩人对其作出行政处罚，上述执法完全符合法律规定；三、食品安全事关社会稳定，答辩人的相关行政执法系贯彻落实国务院和国家质检总局关于加强食品和酒类监管的指示精神，法律和事实依据充分，应予维持。食品安全重于泰山，维护食品安全是各国家机关的共同责任。2011年，国务院、国家质检总局先后下发文件规定：“各级监管部门对制售假冒伪劣酒类产品的生产经营者要按照法定制度的上限实施处罚”。大唐公司假冒厂名案系2011年我省打假执法的典型案例。答辩人请求人民法院依据法律和国务院的相关文件精神，依法公正审理本案，维持答辩人的行政处罚。
河北省晋州市人民法院一审查明，2011年9月15日，被告执法人员对大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时，该厂未生产，在该厂厂区的货车上存放有“御品山庄”白酒44箱，该产品标注厂名为大洋公司。在该公司包装车间内存放“泸州喜”白酒25箱，标注的厂名为金星公司。该两批白酒生产日期分别为2009年8月10日和2009年8月15日，销售时间为2009年10月5日。原告向被告提供了以上两公司的委托加工协议，经被告向这两个公司发函调查，大洋公司于2011年9月21日用传真方式给被告回函声明：“2009年7月以后至今该公司在石家庄及周边县、市没有委托过任何一家厂商生产过白酒，2009年7月以后生产在石家庄地区市场销售的我公司产品均为假冒产品。”金星公司于2011年9月21日同样以传真方式给被告回函：“委托加工协议于2009年3月23日结束。”据此，被告认定原告提供的委托加工协议为无效协议。检查时，该企业不能提供并承认无检验报告和原始数据，不能提供原材料查验、投料、进货、关键过程控制、成品出入库、销售等记录，证明该公司产品未实施批批出厂检验，无与食品质量安全有关的任何资料及记录。
2012年1月31日，大洋公司为原告出具证明：“大洋公司与大唐公司于2009年6月30日至2010年8月30日期间一直存在委托加工业务，此协议期间没有及时补充合同但此期间所生产我厂白酒视为有效。”
2012年3月21日，金星公司为原告出具证明：“我公司与大唐公司间的合同期终止日是2012年3月20日，以前生产的产品应该合法，但该库存销售完以后不得继续生产。”
2011年10月13日，被告向石家庄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报送了吊销大唐公司食品生产许可证的请示，2011年11月7日河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同意吊销其食品生产许可证。
被告没收原告违法产品未适用法律条款。
另查明，石家庄市古窖酒业有限公司于2005年7月18日变更登记为大唐公司。
河北省晋州市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对原告公司进行执法检查属于法定职责范围。国家质检总局公布的《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注销程序管理规定》第四条、第十一条和《食品生产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二款、第三十八条均规定了吊销生产许可证，由县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实施，并应按规定逐级上报许可机关核准。被告虽未在对原告的处罚决定书中援引以上规定，但确按程序实际上报了请示，并得到了省质监局的肯定批复，因而被告的行为并未超越职权，原告认为被告超越职权的理由不能成立。被告的执法程序并无不当，原告认为被告的执法程序不合法的主张不予支持。因原告在2009年10月5日还在销售查处的白酒，不应视为超过两年的处罚期限，被告依据大洋公司和金星公司的两份传真回函认定原告冒用他人厂名厂址，认定事实基本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综上所述，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没有超越法定职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判决为：维持晋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作出的（冀晋）质技监罚字（2011）第4028号质量技术监督行政处罚决定书。
上诉人大唐公司上诉称，第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一审法院仅仅依据2011年9月21日金星公司的回函和2011年9月21日大洋公司的声明，认定上诉人假冒他人厂名厂址明显证据不足。一是上诉人与金星公司、大洋公司有委托加工协议。二是2009年3月21日金星公司收到上诉人一年委托加工使用费的收条和2009年9月21日大洋公司供货收据，该收据中石家庄市古窖酒厂即为上诉人前身。三是2012年3月21日金星公司出具的证明和2012年1月31日大洋公司证明，均证明与上诉人一直存在委托加工业务。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均有原始件，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其证明力远高于被上诉人的一个回函。所以一审法院仅仅依据被上诉人提供的回函认定上诉人存在假冒厂名厂址明显证据不足。2.被上诉人查处上诉人的白酒生产日期分别为2009年8月10日和2009年8月15日，而被上诉人查处时间为2011年9月15日，相距两年以上。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违法行为在两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被上诉人吊销食品生产许可证，仅限于生产过程，可见，即使上诉人存在违法行为，也因超过两年，被上诉人无权再给予行政处罚。3.认定上诉人违法行为情节严重无任何依据。二、适用法律不当，由于一审法院主要事实认定不清，所以其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综上，请求发回重审或查清事实后改判。
被上诉人质监局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维持原判。首先，受托人生产加工标注他人厂名的产品，必须提供证据证明其具有确凿、真实、合法有效的委托加工合同，以证明其受托加工行为的合法性。但在答辩人对大唐公司作出行政处罚时，该公司并未提供合法有效的委托加工合同，在这种情况下，答辩人认定其存在生产假冒他人厂名产品等违法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一审判决完全正确。其次，在答辩人作出行政处罚后，虽然大唐公司突然提供了所谓的金星公司和大洋公司的证明，意图证明其生产行为的合法性，但上述两份在2012年初才补充出具的证明，仍不足以证明其在2009年具备合法有效的“受托加工”权利，更不能推翻答辩人此前行政处罚的正确性。最后，上诉人违法生产和销售假冒他人厂名产品的行为，是一个持续性的行为，答辩人对其处罚未超过法定时限，故其称答辩人超过两年追责时限不能成立。食品安全事关社会稳定，答辩人的相关行政执法，系贯彻落实国务院和国家质检总局关于加强食品和酒类监管的指示精神，法律和事实依据充分，应予维持。
本院二审查明，2011年9月15日被上诉人对大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时，该厂未生产，在该厂厂区的货车上存放有“御品山庄”白酒44箱，该产品标注厂名为大洋公司；在该公司包装车间内存放“泸州喜”白酒25箱，标注的厂名为金星公司。该两批白酒生产日期分别为2009年8月10日和2009年8月15日。被上诉人于2011年9月15日12：10-13：45制作了现场检查笔录，17：50-18：50制作了调查笔录，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供了以上两公司的委托加工协议。同日，被上诉人制作了案件办理报批书，称经调查核实该公司提供的委托加工协议已过期，对生产的白酒及原料、瓶盖等予以封存。被上诉人9月22日立案，9月23日作出行政处罚告知书，告知上诉人将给予其吊销食品生产许可证的行政处罚，9月28日被上诉人又制作了一份对该公司经理秘宝强的询问笔录。10月8日被上诉人组织了听证，后经报河北省质监局同意，被上诉人于11月15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对上诉人给予没收违法生产的69箱白酒、吊销食品生产许可证的处罚。另查，被上诉人于9月20日向委托加工合同涉及的两个公司发函调查，大洋公司于2011年9月21日用传真方式给被上诉人回函声明：“2009年7月以后至今该公司在石家庄及周边县、市没有委托过任何一家厂商生产过白酒，2009年7月以后生产在石家庄地区市场销售的我公司产品均为假冒产品”。金星公司于2011年9月21日同样以传真方式给被上诉人回函：“委托加工协议于2009年3月23日结束。”据此，被上诉人认定上诉人提供的委托加工协议为无效协议。
本院二审认为，被上诉人2011年9月15日对大唐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当天，即制作了案件办理报批书，称经调查核实该公司提供的委托加工协议已过期，对生产的白酒及原料、瓶盖等予以封存，当时上诉人提供的金星公司委托加工合同的委托期限是：2008年3月18日至2010年3月18日并未过期，且被上诉人是在2011年9月20日才向委托加工合同涉及的两个公司发函调查的，说明当时被上诉人并未调查核实。被上诉人在作出行政处罚告知书后，送达听证通知书当天，又对上诉人进行调查询问、调取证据，说明作出行政处罚告知书时，对处罚依据的事实并未查清，有悖于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以有形载体固定或者显示的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以及其他数据资料，其制作情况和真实性经对方当事人确认，或者以公证等其他有效方式予以证明的，与原件具有同等的证明效力。”根据该条规定，行政诉讼电子证据被划入复制件范畴，而传真应当属于电子通讯中的电子证据，因此，其证据效力自然也具有复制件属性，其制作情况和真实性经对方当事人确认，才能与原件具有同等的证明效力。本案中，上诉人对此证据表示不认可，且提供了委托加工合同，故被上诉人提交的传真回函真实性法庭不能确认，该证据为被上诉人认定上诉人委托加工协议无效的主要证据，据此作出行政处罚属主要证据不足。因此，该行政处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审判决维持该处罚决定错误，应予撤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三）项之规定，二审判决为：一、撤销河北省晋州市人民法院（2012）晋行初字第1号行政判决；二、撤销晋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作出的（冀晋）质技监罚字（2011）第4028号质量技术监督行政处罚决定书。一、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上诉人晋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负担。
本院再审中，原审上诉人大唐公司诉称的主要意见同原审上诉意见，并补充称，1.质监局不具有吊销大唐公司的资格；2.质监局办案程序违法；3.质监局处罚认定的事实错误，证据不足；4.质监局的处罚决定书缺少依据；5.质监局超越职权办案、违法办案；6.对大唐公司的处罚超过了法定期限。综上，质监局对大唐公司的处罚不清、证据不足、超越法定职权，申请撤销质监局对大唐公司吊销营业执照的决定书。另外，中院裁定书不是中院直接提起的，是质监局提起的，应当给大唐公司一份申诉书。裁定书的时间是2013年，按照程序审理应当在收到裁定书两个月之内提起，现在超过时效，程序违法。
原审被上诉人质监局辩称的主要意见同原审答辩意见，并补充称，大唐公司制假售假，事实清楚，而且是发生在食品领域，属于国家严厉打击的范围，吊销其生产许可证，不仅符合法律规定，也符合全社会要求加强食品管理的呼声。质监局的打假行为应依法受到支持。请求依法支持质监局的行为。
再审中，质监局提交了十四份事实方面的证据、四份补充调查证据。事实方面的证据一现场检查笔录，证明在大唐公司生产企业内发现标有其他生产企业厂名的瓶装白酒；证据二涉案物品清单，证明此为涉嫌假冒厂名的“物证”；证据三假冒厂名的酒瓶及包装的照片，证明生产的白酒上有假冒的厂名；证据四出库单，证明大唐公司将生产的假冒厂名产品出库；证据五调查笔录，证明涉案假冒厂名的白酒是大唐公司生产；证据六大唐公司提交给质监局的2007年6月与大洋公司的委托加工协议，证明2009年8月10日大唐公司已无受委托生产的权利，无权再标注大洋公司的企业名称；证据七质监局对大洋酒业的调查函、证据八大洋公司给质监局发回的声明，证明大洋公司确认涉案白酒系假冒产品；证据九大唐公司提交给质监局的2008年3月18日与宜宾金星公司的委托加工合同，证明大唐公司无权在2009年8月15日生产的白酒上标注四川金星公司的企业名称；证据十质监局向金星酒业的调查函、证据十一宜宾金星酒业公司的回函，证明大唐公司无权在2009年8月15日生产该厂的白酒；证据十二《商标申请受理通知书》，证明宜宾金星酒业公司就不是玉粮的商标权人，因此更不可能许可大唐公司生产；证据十三宜宾金星酒业公司生产许可证，证明委托加工合同的有效期不可能到2010年才终止；证据十四对秘保强的调查笔录，证明大唐公司的违法生产存在持续状态，并未超出处罚期限。
补充调查证据一2012年11月1日关于大洋公司证明函的说明，证明大唐公司提交的所谓“证明函”内容不实，证明无效；证据二宜宾市宜宾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四川省宜宾金星酒业有限公司的情况说明，证明宜宾市质监局在2006年已经暂扣了金星公司的生产许可证，并报请吊销，市局已于2007年9月向省局申请注销。说明金星公司不可能再与大唐公司签订委托合同；证据三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局食品处证明，证明金星公司并未将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更换为《食品生产许可证》，从未申请办理食品生产许可。说明金星公司已经失去了食品生产资格；证据四关于报请吊销四川省宜宾金星酒业有限公司生产许可证的请示，证明金星公司在2006年被报请吊销生产许可证，这说明金星公司的生产许可证早被暂扣，不可能再签订合法的委托加工合同。
大唐公司对事实方面的十四份证据质证认为，证据一、证据二只能证明当时大唐公司存有69箱酒，不能证明是合法还是非法；证据三只能证明大唐公司存放酒瓶及包装地址标有这两个厂名，证明不了酒是否合法；证据四出库单是在2011年9月28日在监督局工作人员吕某以及翁建强让冯某填写的，当时监督局的两名工作人员称，没事签吧，对你们有好处，所以这份质检单是伪证、假证，无效的证据；证据五只是证明御品山庄和泸州酒只是两个工厂的地址，是由大唐公司生产的，不能证明违法的事宜；证据六只把大唐公司协议中的一份拿出来，证明这期间大唐公司生产上述白酒是不合法的，具有片面性。当时大唐公司还提供了相关证据证明，大唐公司与大洋公司和金星公司有委托加工协议；证据七调查函是否存在，大唐公司不知情；证据八这个《声明》不存在；证据九证明大唐公司有合法的生产泸州喜，以及其他酒的权利；证据十、十一不存在；证据十二、十三从来没有见过；证据十四程序不合法，在2011年9月28日之前，监督局就对大唐公司作出处罚决定告知书。但是在给大唐公司下达处罚决定告知书之后，又对秘保强做了调查笔录，程序及内容违法，这是一份无效证据。
对补充调查的四份证据质证认为，第一、这四份证据与本案无关；第二、本案是行政案件，应当审理的是质监局作出处罚决定之前的证据，处罚决定之后的证据不是本案审理的范围；第三、证据的来源以及形式都不合法，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大唐公司提交了七份证据。证据一2009年3月21日大唐公司与金星公司签订的2009年3月21日至2012年3月20日委托加工合同；证据二2008年6月18日大唐公司与金星公司签订的2008年6月18日至2010年6月18日委托加工合同；证据三2009年3月21日金星公司出具的收条一张；证据四大唐公司与大洋公司于2009年9月21日签订的2009年9月1日至2011年8月30日委托加工合同；证据五大洋公司于2009年9月21日收到大唐公司原名石家庄古窖酒厂酒款8000元；证据六2012年1月31日大洋公司出具的一份证明，证明大洋公司与大唐公司于2009年6月30日至2010年8月30日期间，一直存在委托加工业务，此期间没有补充协议合同，但是此期间生产大洋公司白酒有效；证据七2012年3月21日金星公司出具的证明，证明2012年3月30日以前大唐公司生产的产品合法。
质监局质证认为，这七份证据在行政执法当中，大唐公司没有作为抗辩理由提交。证据一既然秘保强说只生产了50箱，那么再签这份合同更不可能了，前面的两份合同都还没有到期，没有必要签这份合同，这份合同也没有写明委托生产玉粮“泸州喜”酒。因此，大唐公司仍然无权生产，无权标注他人厂名。这份合同第二条增加了“本委托从第二年起必须持甲方的确认书有效”，说明金星公司为了避免大唐公司滥用这份后补的合同，才强调必须另行签发《确认书》才行；证据二从委托范围看，这份合同的委托范围也不包括玉粮“泸州喜”酒，因此，这份合同不能证明大唐公司有权生产该酒，从时间上看，这份合同的日期是2008年6月18日至2010年6月18日。但是，在此之前，大唐公司给质监局提交过一份内容一模一样的委托协议，时间是2008年3月18日至2010年3月18日（实为至2009年3月18日），这两份合同内容一样，编号一样都是007，都是委托生产9000箱，而时间上又有严重的重叠交叉，这种重复在商业经营中是没有意义，也不符合常理。而且，这份协议在执法程序中也没有出现过，秘保强在笔录中说只生产了50箱泸州酒，为什么签这么多合同；证据三存在以下疑问：第一、合同约定的是金星公司给大唐公司加工费，但这张收条却是金星公司收大唐公司使用费，这正好相反了。说明要么是伪造的，要么是金星公司收取大唐公司费用后才给其出假证明。第二、这份收条上说的是“使用费”，说明根本就不存在委托加工，如果真有关系，也仅仅可能是其他使用关系，但是，除了委托加工，都不得标注其他企业的厂名。第三、这份收条恰恰说明并不存在委托加工合同，委托加工合同是虚假的；证据四与2012年1月31日大洋公司证明矛盾，因为前面那份证明已经说在2009年6月30日至2010年8月30日期间没有及时补充合同，故这份协议必然是假的。这份协议也比在执法程序中提交的协议多了以下内容：1.第一条约定“品种以委托书图样备案为准”，第七条约定“受委托加工品种必须另行签发单品委托书”，这也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如果没有委托备案的图样以及单品委托书，仅有这份协议大唐公司仍然无权生产。因此，由于大唐公司没有提供单品委托书，还是无法证明其有权生产。二是之所以增加这种约定，很显然主要防止大唐公司用这份假合同去真的生产。2.这份协议增加注明，遇有执法部门检查时必须出具正本，而且如有纠纷要到承德法院，并且注明生产要严格遵守质检总局的法律法规。这些约定都说明在事后伪造这份协议时，大洋公司非常担心这份协议出现问题，因为这毕竟是一份后补的假协议；证据五大唐公司向大洋公司支付原浆酒款，这更说明两者仅仅是酒精买卖关系，根本不是委托加工。这更说明了大唐公司起诉后提交的委托合同是虚假的；证据六上写着“2009年6月30日至2010年8月30日期间没有及时补充合同”，但是，大唐公司在后面却又提交了一份注明“2009年9月1日至2011年8月30日”的委托加工协议。既然没有及时补充合同，那么后面的合同怎么又出现了？这是矛盾的，可见这份证明不可信，甚至连后边补充的2009年9月1日的协议都不可信；证据七仅写“合同终止日期为2012年3月20日”，但是并未写合同里委托生产的品种是什么酒，因此，还是不能证明大唐公司有权生产涉案“泸州喜”酒。“以前生产的产品应该合法”，这是一种分析和推测，已经超出了证人作证的范围。从时间上看，这份证明是2012年3月21日出具的，而这份证明写的委托合同终止日是2012年3月20日，恰恰就是出具合同的前一日，这种巧合不仅不能让人相信它的真实性，反而更容易让人们产生它是匆忙伪造的嫌疑。这份证据也与金星公司之前给质监局在2011年9月21日出具的“委托已结束”的证明冲突。如果两者皆不可信的话，应以正式书面委托合同为准，因为当时法律要求必须有合同。
大唐公司申请证人秘保强出庭证明2011年9月28日质监局工作人员吕某和翁建强让其写了一份2009年的出库单；证人冯某出庭证明2011年9月28日出具的2009年的出库单是假的；证人黄某出庭证明2011年9月份将2009年8月15日卖的大唐公司的酒退回大唐公司69箱。质监局质证认为，第一、按照《最高人民法院证据规则》第52条规定，二审应当提交新证据，三个证人都不属于新证据的条件；第二、冯某以前出过庭，今天属于重复出庭；第三、秘保强本身已经担任过代理人，今天以证人身份出庭，失去了证人的客观性；第四、证人证言与书证发生冲突时，效力应当采用书证。通过发问，可以看出证人证言的可信度；第五、黄某的证言证明了一个重要事实，在2009年这批酒生产出来之后，他的销售行为，以及基于销售产生的合同关系一直持续到2011年。2011年9月份大唐公司又实施了回收违法产品这样的持续性的行为，这一行为实际是违法行为的延续。无论有无出库单，2011年9月实施违法回收的行为仍然属于行政处罚的范围，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
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与原一、二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主要是对质监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时认定的事实、适用的法律及程序进行合法性审查。对质监局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后提交的证据不予认定。对大唐公司在处罚决定书作出后提交的证据亦不予认定。
关于质监局对大唐公司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否属于超越职权的行为。质监局在对大唐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之前，逐级上报，并得到了省质监局的批复。依照国家质检总局公布的《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注销程序管理规定》第四条、第十一条和《食品生产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二款、第三十八条的规定，质监局对大唐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行为并未超越职权。
关于质监局在作出行政处罚告知书后，送达听证通知书的当天，对大唐公司进行调查询问是否属于程序违法的行为。因质监局的调查询问行为是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即行政处罚决定书之前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二审判决认定质监局对处罚依据的事实并未查清，有悖于行政处罚法的规定，缺乏依据，应予纠正。
关于大唐公司生产“御品山庄”酒是否属于冒用他人厂名厂址的行为。质监局提供的证据一、证据二能够证明质监局在2011年9月15日对大唐公司检查时，大唐公司厂区一货车内存放有生产日期为2009年8月10日的“御品山庄”酒44箱；质监局提供的证据六、证据八能够证明2009年8月10日大唐公司生产“御品山庄”酒时，大唐公司与大洋公司的委托加工协议已经终止。因此，本院认为质监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大唐公司在2009年8月10日生产“御品山庄”酒的行为属于冒用他人厂名厂址的行为并无不当。
关于大唐公司生产“泸州喜”酒是否属于冒用他人厂名厂址的行为。质监局提供的证据一、证据二能够证明质监局在2011年9月15日对大唐公司检查时，大唐公司包装车间内存放有生产日期为2009年8月15日的“泸州喜”酒25箱；质监局提供的证据九从日期上看，大唐公司在2009年8月15日生产“泸州喜”酒时，还在大唐公司与金星酒业签订的委托加工合同期内，但是生产的“泸州喜”酒的品牌与委托加工协议中的品牌不符。因此，本院认为质监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大唐公司生产“泸州喜”酒的行为亦属于冒用厂名厂址的行为并无不妥。
关于质监局对大唐公司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是否处罚过重的问题。大唐公司不仅存在冒用他人厂名厂址的违法行为，还存在向质监部门提供虚假资料、产品未实施批批出厂检验、无与食品质量安全有关的任何资料及记录的行为。因此，本院认为质监局对大唐公司作出的行政处罚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质监局作出的（冀晋）质技监罚字（2011）第4028号质量技术监督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没有超越法定职权。本院二审判决撤销该决定书缺乏事实依据，应予撤销。一审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六条、第七十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2）石行终字第00167号行政判决；
二、维持河北省晋州市人民法院（2012）晋行初字第00001号行政判决。
本案原一、二审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审上诉人河北大唐魏征酒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赵宗辉
审 判 员 李晓东
代理审判员 梁惠娟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八日
书 记 员 赵亚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