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商提字第16号
申请再审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代表人：林曾荣。
委托代理人�周正付。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周敏培。
申请再审人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以下简称安诚公司）因与被申请人周敏培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浙甬商终字第6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3年11月18日作出（2013）浙民申字第964号民事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2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申请再审人安诚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周正付到庭参加诉讼。周敏培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不影响本案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0年12月24日，一审原告周敏培向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起诉称，其系宁波市鄞州邱隘通达针织厂（以下简称通达厂）业主，2009年8月31日就通达厂的生产厂房、机器设备、原材料等向安诚公司投保财产保险综合险，保险期限自2009年8月31日至2010年8月30日。2010年7月24日，通达厂二楼车间发生火灾，造成厂房、机器设备、原材料等严重毁坏。事故发生后，周敏培及时向安诚公司报案并索赔，其中厂房损失8万元，原材料存货损失65814元，过火设备五台，每台15万元，损失为75万元，烟熏设备四台，修理费共计206738.07元，合计总损失为1102552.07元。安诚公司提出对于厂房、原材料的损失免赔率为20%，仅赔付109882.37元。对机器设备的损坏不予理赔。导致周敏培与客户签订的委托加工合同无法履行，其中与宁波瀚坤针纺织品有限公司签订委托加工合同，每月加工费41500元，从火灾发生到起诉时近5个月，以四个半月计算，共计加工费损失186750元，另与宁波市鄞州王涛服饰有限公司签订委托加工合同，每月加工费30000元，以四个半月计算，共计加工费损失135000元，两项合计321750元，请求：1.安诚公司支付保险赔偿款1145629.07元，2.赔偿因无法履行加工承揽合同导致的加工费损失321750元。后周敏培在庭审中变更第一项诉讼请求为安诚公司支付保险赔偿款993263.7元，其余诉讼请求不变。
安诚公司一审答辩称，1.周敏培诉称的1145629.07元赔款缺乏依据。2010年7月24日，通达厂发生火灾，事故造成两女工一死一伤，部分厂房、原材料和设备受损，安诚公司在查勘中发现该厂人员和许多财产并未在安诚公司处投保，先期只在安诚公司处投保了1000m2的厂房，30吨棉纱，5吨胚布和九台大圆机，但出险当时有十五台大圆机。2010年8月10日安诚公司将火灾损失的核定数额告知周敏培。8月16日，双方就火灾造成的厂房和原材料的损失达成一致意见，但双方对大圆机损失的意见不一。根据投保清单，火灾受损的设备中，五台过火圆机中的三台和四台被烟熏圆机中的一台未在投保清单之列。型号与投保清单匹配的过火圆机有二台，但投保清单中是四台，而实际却有六台；型号与投保清单吻合的烟熏圆机有三台，但投保清单中是四台，而实际上有五台，均属于不足额投保。根据财产保险综合险条款第十三条第（二）款和保单特别约定第3条的规定，属于保险财产范围的过火的二台和被烟熏的三台圆机都应在折旧后按其不足额比例计算赔偿，却遭周敏培无理拒绝。此后安诚公司曾多次主动约周敏培协商解决有关大圆机损失问题，但双方在受损大圆机修复金额上分歧较大，协商未果。后安诚公司在征得周敏培同意的情况下，于2010年8月25日聘请泛华保险公估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以下简称泛华公司）对大圆机损失进行公估，周敏培及受损大圆机生产厂商的售后服务人员等参与了整个公估过程，共同商定的大圆机损失程度和修理方案等，均经周敏培签字确认。最终泛华公司的结论为�属于保险财产的圆机损失金额为259362.90元，考虑不足额因素并扣除保单约定的免赔率后，圆机的赔偿金额为140193.31元。但周敏培对此不予认可。安诚公司于2010年9月7日对先期双方已确定的原材料和厂房损失赔款，共计109288.37元给付周敏培。对于经泛华公司评估后应予赔偿的圆机损失259362.90元安诚公司一直同意赔付，但周敏培拒收。对于周敏培所诉称的其余圆机损失不属保险范围，不予赔偿。2.周敏培诉请的321750元加工费损失，无任何依据，要求予以驳回。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2006年3月12日，周敏培与石狮国鼎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鼎公司）签订购销合同一份，约定由周敏培向国鼎公司购买卫衣机34″20G108F二台，单价14.5万元，小计29万元；30″20G96F一台，单价14万元。合同签订后，国鼎公司向周敏培交付GD－F309630″20G96F一台，GD－F34110H34″18G108F二台。国鼎公司分别于2007年5月26日、2008年1月15日、2009年2月23日、2009年4月27日开具金额为59050元、56100元、123931.62元、135000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号码分别为00205770、00226397、00187185、00195040）共四份，国鼎公司还在发票复印件上注明该四份发票对应的合同时间为2006年3月，其中号码为00195040发票中原型号30″18G96F开错，实际型号为34″18G108F。
2006年3月13日，周敏培与上海新莘纺织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莘公司）签订购销合同一份（合同编号为SHTD－060313），周敏培向新莘公司购买UBX－3SK30″28G90F一台，单价17.6万元；UBX－3SK34″28G102F一台，单价17.6万元。新莘公司按约交付相同型号、规格的机器。新莘公司于2007年4月28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四份，金额均为76750元（号码为17589505、17589506、17589507、17589508）。新莘公司在上述发票的复印件上注明合同签于2006年4月，于2006年7月发货�
2007年4月，周敏培向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万安汇龙荣针织机械厂购买了回龙牌34″28G大圆机一台，单价16万元。
2007年5月，周敏培与国鼎公司签订购销合同一份，约定由周敏培向国鼎公司购买卫衣机30″18G96F一台，单价14万元；34″20G108F一台，单价14.5万元。合同签订后，国鼎公司向周敏培交付GD－HW309630″18G96F一台，GD－HW3410834″20G108F一台。国鼎公司分别于2009年7月22日、同年8月20日开具给周敏培增值税专用发票二份，金额分别为12万元（号码为00085333）、12.5万元（号码为00086544）；国鼎公司在上述发票的复印件上注明合同时间是2007年6月，发货时间为2007年7月。
2007年7月10日，周敏培与新莘公司签订购销合同一份（合同编号为SHTD－070710），约定周敏培向新莘公司购买UBX－3SK30″28G90F一台，单价17.1万元。合同签订后，新莘公司按约交付相同型号、规格的机器。新莘公司于2009年5月20日分别开具二份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均为85500元，号码分别为19910046、19910047。新莘公司在上述发票的复印件上注明合同签于2007年7月，于2007年8月发货。
2009年8月28日，周敏培与国鼎公司签订购销合同一份，约定由周敏培向国鼎公司购买卫衣机34″18G108F二台，单价14.5万元；30″18G96F一台，单价14万元。2009年9月16日，国鼎公司向周敏培发货，分别为GD－H3411034″18G108F一台，产品编号为Y－20080116B，GD－H3411034″18G108F一台，产品编号为Y－20080116C，GD－H309830″18G96F一台，产品编号为Y－20080116A。国鼎公司分别于2009年9月23日、2009年10月20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二份，金额分别为12万元（号码为00317331）、97018.38元（号码为00317335）。国鼎公司在上述发票的复印件上注明合同时间是2009年9月，发货时间2009年9月。同时，国鼎公司还出具证明，说明与周敏培于2009年9月所签�的三台卫衣机购销合同，因货款尚未完全付清，所以只开二台设备发票，并注明三台设备的发货时间为2009年9月16日。
2009年10月22日，周敏培与新莘公司签订购销合同一份，约定由周敏培向新莘公司购买UBX－3SK34″28G102F二台，单价168000元；UBX－3SK30″G90F一台，单价159500元。新莘公司分别于2010年5月28日、同年6月25日、6月28日、7月27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六份，其中四份发票金额均为84000元（号码为16653933、16653934、12106558、12106559），二份发票金额均为79750元（号码为12106597、12106723）。新莘公司在上述发票的复印件上注明合同签于2009年10月，于2009年11月发货。
2007年8月29日，周敏培向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就其开办的通达厂房屋、存货及机器设备（其中机器设备保险金额为1370000元）进行投保，保险期限自2007年9月1日至2008年8月31日。2008年8月26日，周敏培就通达厂的财产�太平洋保险有限公司进行投保，其中机器设备的保险金额为137万元，所附的财产保险标的估价清单中列明：利达牌UBX-3SK三台，单价17万元，计金额51万元；国鼎牌GD-
HW34108一台，单价14万元；国鼎牌GD-
HW3096一台，单价14万元；国鼎牌GD-F3096H一台，单价14万元；国鼎牌GD-F34110H二台，单价14万元，计金额28万元；回龙牌一台，单价16万元，合计137万元。2009年8月26日，周敏培就通达厂的财产向安诚公司投保，投保单中的投保标的项目为：房屋建筑一栋1000m2，保险金额50万元；原材料、产品及半成品保险金额71万元；机器设备保险金额135万元，具体清单为九台大圆机：回龙牌34″28G一台，单价15万元；利达牌UBX-3SK34″28G102F二台，单价15万元；利达牌UBX-3SK30″28G90F二台，单价15万元；国鼎牌GD-H3411034″18G108F一台，单价15万元；国鼎牌GD-H309830″18G96F一台，单价15万元；国鼎牌GD-
HW3410834″20G108F一台，单价15万元；国鼎牌GD-F34110H30″20G96F一台，单价15万元；合计135万元。安诚公司签发的保险单载明：房屋建筑一栋1000m2，保险金额为50万元，机器设备保险金额为135万元，原材料、产品及半成品保险金额为71万元，总保险金额为256万元，保险费为5555.20元，保险期限自2009年8月31日至2010年8月30日止；另外还特别约定：1.附宁波市企业财产保险特约条款B为本保单的有效组成部分；2.附财产估价清单一份；3.若保险金额低于出险时被保险财产的实际价值，保险人按保险金额与出险时被保险财产实际价值的比例计算赔偿；4.本保单项下每次事故绝对免赔额为人民币2000元或损失金额的10%，两者以高者为准；5.本保单水灾免赔线20公分，20公分以下财产遭受水灾损失，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上述代表保险公司与周敏培签订保险合同的业务员均为周某。
2010年7月24日，通达厂�楼车间发生火灾，造成周敏培厂房、机器设备、原材料等不同程度毁损。事故发生后，经双方确认，房屋受损金额为8万元，存货受损金额为65814元。安诚公司以存在不足额保险为由按比例及扣除免赔率20%后于2010年9月7日向周敏培赔偿了房屋及存货损失109288.37元。十五台机器中，九台机器受损，其中五台过火（GD－F309630″20G96F一台，GD－F34110H34″18G108F二台，UBX－3SK34″28G102F一台，UBX－3SK30″28G90F一台，其中国鼎牌大圆机的出厂日期为2006年3月，利达牌大圆机的出厂日期为2006年4月），四台烟熏（GD－HW309630″18G96F一台，GD－HW3410834″20G108F一台，回龙牌34″28G大圆机一台，UBX－3SK30″28G90F一台，其中国鼎牌大圆机的出厂日期为2007年6月，回龙牌大圆机的出厂日期为2007年4月，利达牌大圆机的出厂日期为2007年7月），六台完好（UBX－3SK34″28G102F二台，UBX－3SK30″28G90F一台，GD－H3411034″18G108F二台，GD－H309830″18G96F一台，其中利达牌大圆机的出厂日期为2007年12月，国鼎牌大圆机的出厂日期为2008年1月）。因双方对于机器设备是否属于保险范围及损失问题存在争议，安诚公司委托泛华公司对机器设备进行现场查勘、损失鉴定、估损及理算理赔，泛华公司出具的公估报告书确定：过火的五台大圆机中二台应列入理赔范围，扣除成新率、残值、不足额投保比例及免赔率20%后理赔金额为92058.74元；其余三台不应列入理赔范围；四台烟熏大圆机的后续修复情况比较复杂，泛华公司专家经与大圆机售后服务单位的工作人员商讨了修复方案，确定了修复时需要更换的大圆机配件清单（其中针筒注明“人工修复”、输纱器注明“精度略下降”），售后服务单位提供了大圆机受损配件报价单计修复费用为198863.05元（含管理费）、人工费7500元、差旅费2000元／人，合计总的费用为208363.05元。但泛华公司认为其中一台烟熏大圆机不属于理赔范围，另外三台烟熏大圆机中有部分配件无需更换，确定所需修复费用为48134.57元，合计理算金额为140193.31元。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周敏培与安诚公司的保险合同关系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范，故合法有效。保险合同有效成立后，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其义务。现发生的火灾属于保险事故范围，且发生于保险期间，因此，对周敏培的投保财产因保险事故所造成的损失，安诚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本案的主要争议包括以下方面：一是本案的投保财产清单是否作为确定机器设备投保范围的依据，如何确定机器设备的投保财产范围；二是本案是否存在不足额保险，是否应按不足额保险比例赔偿；三是本案是否存在免赔率20%的约定，是否应予扣除；四是财产损失数额如何确定；五是房屋及原材料存货的赔付责任是否已终结；六是周敏培的可得利益损失是否应予赔付。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的投保财产清单是否作为确定机器设备投保范围的依据，如何确定机器设备的投保财产范围，是本案最大的焦点问题。安诚公司认为，2008年的投保清单机器数量其中回龙牌一台、利达牌仅三台、国鼎牌五台，而2009年的投保清单机器中回龙牌一台、利达牌变成四台、国鼎牌四台。即使是2009年打印错误，也不可能把机器名称、型号、规格全部打印错误，而且其中三台恰好与那六台完好的机器中三台机器的型号、规格完全吻合。虽然周敏培提供了购销合同，但购销合同的型号、规格也与六台完好的机器并不完全吻合，增值税发票中虽然厂家后来出具说明，但利达牌机器发票中注明的“SHTD-071205”分明与以前所购买机器发票中注明的合同号“SHTD-060313、SHTD-070710”等于机器出厂日期相符，说明完好的三台利达牌大圆机的合同号及机器出厂日期应是2007年12月5日；而且从公估报告中双方所确认的机器名称、型号、规格及出厂日期等也可反映出完好的三台利达牌机器的出厂日期是2007年12月，能够相互印证；再者，以前的合同均是签订时间与出厂日期几乎是同时的，而后面六台机器的购销合同的时间是2009年9、10月份，但出厂日期是2007年12月、2008年1月，即出厂后近二年时间交货，也与常理不符。而安诚公司提交的一组照片能够确定编号为“14”的国鼎牌大圆机（楼下左侧第二台，火灾中未受损）在2009年8月25日投保前查勘机器时所拍摄的照片中就已存在，说明该机器在投保前就已经购入。虽然周敏培否认该照片，但用同一相机同一时间所拍摄的周敏培厂房的照片周敏培已予以认可，能够说明该照片应�安诚公司业务员在投保前查勘核实时所拍摄的照片，该照片经与光盘当庭比对，与火灾后所拍摄的完好的机器中编号“14”的大圆机完全吻合。因此，安诚公司坚持认为完好无损的六台机器在投保前就已存在，应严格按照投保清单确定投保财产范围，并存在不足额保险。该院认为，因该投保财产清单中所列明的财产，部分与周敏培称投保以后购入的机器吻合，其中有一台与所有的十五台机器均不符合。根据周敏培提交的机器购销合同及证人周某关于投保财产清单打印错误的证言，说明当时周敏培投保时仅九台机器，另外六台是投保以后才购入；且购销合同中所反映机器的名称、型号及数量等均与公估报告中双方确认的基本相符，也同时说明机器的生产厂家确实是国鼎公司和新莘公司；从机器出厂日期可以判断，九台受损机器出厂日期早于完好无损的六台机器。虽然�保清单中所列明的机器型号、规格与火灾中实际受损的部分机器不符，其中部分机器的型号、规格与完好无损的机器吻合，但也有完全不吻合的，结合安诚公司业务员周某的证言，说明投保清单确实存在打印错误的事实，虽然安诚公司辩称有一台机器完全不吻合，可能是周敏培投保时有该机器，火灾前已经处理。但该辩称意见显然无相关依据佐证，也与已经查明的事实不符。基于该投保清单存在打印错误的事实，且根据周敏培所提交的购销合同及厂家在增值税发票中的证明，说明火灾中未受损的六台机器购于投保之后；虽然周敏培在打印错误的投保清单中盖章确认，但安诚公司作为保险人理应在投保前查勘核实，因此，该主要过错在于安诚公司。虽然安诚公司提出的理由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不足以推翻周敏培所提供的购销合同、发票及厂家出具的证明和安诚公�业务员的当庭证言，因此，可以确认周敏培所有的十五台大圆机中，有六台购于2009年8月投保后，未予投保，在火灾中完好无损；九台机器进行投保，在火灾中受损，其中五台过火，四台烟熏。
关于争议焦点二，本案是否存在不足额保险，是否应按不足额保险比例赔偿。安诚公司抗辩认为本案的财产保险中，厂房及设备均存在不足额保险。其中厂房投保是1000m2，后来测量是1130m2；机器设备有十五台大圆机，而周敏培仅投保九台，且相同型号、规格的机器没有全部投保，因此属于不足额保险，应按比例进行赔偿。该院认为，根据我国《保险法》第五十五条第四款“保险金额低于保险价值的，除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人按照保险金额与保险价值的比例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的规定，应指保险合同中保险标的约定的保险金额低于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本案中，双方主�对于房屋及机器设备是否存在不足额保险问题有争议。其中房屋面积，周敏培投保时只写明面积是1000m2，虽然安诚公司辩称后来实际测量房屋面积是1130m2，但安诚公司实际测量的结果是否正确，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即使房屋面积确实有1100余m2，但该房屋系周敏培租赁使用；且投保时不可能要求投保人把房屋面积填写得非常精确，且投保时明确约定房屋的保险金额是50万元，再者，安诚公司赔偿时是按实际损失确定损失金额，而并非按房屋面积确定，因此，对于房屋的投保，不应认定周敏培存在为节约保险费用而进行不足额投保的故意。对于机器设备是否存在不足额保险，因机器设备数量较多，如果对于机器设备没有明确列明清单，也无法区分具体的机器设备，则应以机器设备的总价值与保险金额进行核算，如果能够明确区分每台机器设备的，则应以每台机器的实�价值与保险金额进行比对确定是否存在不足额保险。如果相同名称、型号及规格的设备未全部投保的，则应认定存在不足额保险；如果明确列明了投保财产清单，同时有具体的机器名称、型号及规格等，能够区别每一台机器设备的，则不应认定不足额保险。本案中，由于周敏培所提供的证据较充分地证明火灾中完好无损的六台机器购买的时间于投保后，且投保清单存在打印错误等事实，可确认周敏培向安诚公司投保时仅有九台机器，且在火灾中五台过火，四台烟熏；而受损的九台机器购买时间明显早于完好无损的六台机器，周敏培在投保时已将当时所有的九台机器全部投保，不存在不足额保险。
关于争议焦点三，本案是否存在免赔率20%的约定，是否应予扣除。根据投保单、保险单等约定的内容，能够说明免赔率约定是10%；且根据证人周某陈述只告知每次事故绝对免赔率为2000元或损失金额的10%即免赔率10%，周敏培也认可安诚公司仅告知10％的免赔率，故确认本案的免赔率为10％。即使有免赔率20%的约定，安诚公司显然也没有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对安诚公司要求扣除20％的免赔率的辩称意见，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四，财产损失数额如何确定。该争议焦点主要包含保险价值如何确定，是否应计算成新率，是否应扣除税金，是否应扣除残值，配件是否需要更换或仅需修复等。关于保险价值，根据《保险法》的相关规定，保险金额是指保险人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最高限额。保险金额不得超过保险价值。超过保险价值的，超过部分无效，保险人应当退还相应的保险费。本案中，投保单上明确约定了保险金额，其中房屋的保险金额是50万元，机器设备的保险金额是135万元，共九台机器，每台价格15万元。说明本案的保险金额是确定的，而且根据安诚公司所提交的泛华公司的报告可知，所投保的机器定损单价即机器的实际价值超出投保时确定的保险金额，不存在保险金额超过保险价值的问题。因此，对于过火的机器属于全损，应按投保时确定的保险金额全额赔偿。对于部分受损的机器，则按实际所需修复的费用确定赔偿金额。关于成新率，因双方之间的财产保险关系明确约定了保险金额，并没有关于要扣除成新率的约定，即使其他保险条款或凭证中有写明，但未作出特别约定也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因此，对于安诚公司提出的应进行成新率折算的辩称意见，不予采信。关于扣除税金，因保险标的价值当然包含税金在内的价值，至于机器全损后是否可享税金利益，则应由税务部门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处理，且双方对此也未作出特别约定，因此，对安诚公司要扣除税金的辩称意见，不予支持。关于扣除残值，因部分损失的机器，其赔偿修复的费用，不存在残值问题；对于全损的机器，虽存在一定的残值，安诚公司赔偿后，该保险标的全部权利归于安诚公司所有，不存在扣除残值问题，故对安诚公司的辩称意见，不予支持。关于烟熏设备的修复，因涉及部分配件是修复或更换的争议，但根据泛华公司的公估报告称，对于烟熏设备的后续修复情况，大圆机售后服务单位的工作人员与泛华公司的专家商讨了修复方案，确定了修复时需要更换的大圆机配件清单，并经周敏培确认；同时附了受损配件报价单，周敏培对此也无异议，故对该修复配件清单及报价单予以确认，安诚公司在此基础上提出部分配件无须更换，而是按重置价格进行折价计算修复费用无相关依据佐证，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五，房屋及原材料存货的赔付责任是否已终结。对于安诚公司�出的房屋存在不足额保险及扣除免赔率20%，显然不能成立；且在安诚公司赔付的依据上周敏培也明确写明只是暂收，表明周敏培并没有同意房屋及原材料存货的赔付责任已经终结，因此，对于安诚公司所提出的房屋及原材料存货损失已经赔付终结意见，不予支持，但应按保险单约定扣除10%的免赔率。
关于争议焦点六，周敏培所主张的可得利益损失是否应予赔付。本案双方对保险标的的保险金额有明确约定；即使没有约定保险价值，保险标的发生损失时，以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为赔偿计算标准。因此，一般而言，除非双方有明确约定，否则可得利益损失不予列入赔偿范围。本案中双方并没有将可得利益损失列入约定赔偿范围，因此，周敏培主张与第三方所签订承揽合同可得加工费损失缺失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对于房屋及原材料存货，安诚�司按不足额保险比例计算及扣除免赔率20%显属无理，不予支持，对尚未支付的部分费用，在扣除10％的免赔率后，安诚公司仍应向周敏培履行赔付责任；对于机器设备，其中五台过火，属于全损，应按确定的保险金额赔偿，则损失费用为75万元；四台烟熏机器的损失应为208363.05元，现周敏培仅主张206738.07元，属周敏培放弃部分权利。上述机器损失合计956738.07元，扣除10％的免赔率后，应由安诚公司赔偿861024.26元。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四条、第十八条第四款、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四款之规定，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于2011年5月30日作出（2011）甬鄞商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一、安诚公司赔偿周敏培机器设备的保险金861064.26元、房屋及原材料存货损失余额21944.23元，合计883008.49元，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周敏培的其他诉讼请�。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200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635元，由周敏培负担5465元，安诚公司负担11170元。
安诚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1.周敏培称安诚公司提供的财产估价清单与其签订保险合同时手写的清单不一致，估价清单多处写错，但是对比两份清单，根据概率计算方式，安诚公司写错的可能性为百万分之一；2.周敏培应对自己所有的机器非常熟悉，由于估价清单由通达厂盖章确认，即使存在周敏培当时未看出型号写错的问题，但是两份清单的机器品牌亦不同，周敏培至少应发现机器品牌错误的问题，现其称当时未仔细看估价清单而未看出相关错误并不符合常理；3.周敏培称估价清单错误的理由是该清单中的部分机器（未受损）系保险合同签订以后才购买，证据是：第一，通达厂与销售企业的购货合同、增值税发票复印件注明的合同时间和发货时间、销售企业的发货清单以及证明，但该些证据均非客观证据，上述证据的形成无需第三方的参与，而销售企业跟通达厂之间又存在利害关系，证明力较弱；第二，周某的证人证言，但是分析该证言，不难发现其陈述多数采用不能肯定的语气，且存在自相矛盾之处，故亦不能采信；第三，通达厂与销售方新莘公司于2009年10月22日签订的合同相对应的增值税发票的备注中有一个编号是20071205，周敏培称该编号是机器的生产日期，但是根据通达厂与新莘公司之前的交易惯例来看，该编号为合同签订日期，增值税发票的证明力明显高于销售公司提供的证明和证人证言等证据。故周敏培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估价清单写错的事实；4.业务�周某在经手本案所涉的保险业务时，进行了现场勘查并拍照，从其所拍摄的照片中看出，当时的机器设备编号已经到了14号，而编号为“14”的设备与火灾后现场中一台完好无损的设备相一致，从中可以分析得出周敏培所称的被保险财产全部受损系虚假；5.一审法院未允许对受损大圆机针筒和输纱器的损失程度进行司法鉴定程序错误，大圆机受损配件报价单，只是价格单，而非受损程度的确认单，安诚公司亦从未认可针筒和输纱器需要更换。针筒和输纱器是否能修复、如何进行修复，需要第三方鉴定才能得出结论。请求：依法改判。
周敏培二审答辩称，1.安诚公司提出的出错概率计算方式有问题，未考虑当时拥有相同设备的其他厂家向安诚公司投保的情形，且根据安诚公司业务员的陈述，当天确实有拥有相同设备的其他厂家向安诚公司投保，故安诚公司将两家厂家�备型号混淆的可能性很大；2.安诚公司称周敏培投保时已有十五台机器，则正常情况下，要么保新设备，要么保同一楼层的设备，不可能在新老设备中挑九台设备投保，另一方面，案外人宁波市鄞州邱隘天翔针织厂（以下简称天翔厂）当天投保了十五台机器，但是其投保的棉纱和坯布数量明显高于周敏培，故周敏培当时不可能有十五台机器；3.证人周某陈述称投保的是二楼的九台设备，应该就是指火灾发生后在二楼的九台设备，而周敏培亦陈述老设备投保后以及保险合同签订后新买来的设备都搬到二楼去了，两者陈述一致；而周某在送挂历时问周敏培是否要对新设备进行投保，周敏培以无发票为由拒绝，但无发票仅是一个借口；4.生产厂家确认增值税发票上注明的编号是生产日期而非合同签订日期，虽然机器铭牌上注明的日期为年和月，并无具体日期，这并不说明�增值税发票中注明生产日期具体到日就违反了常理；5.安诚公司提供的照片没有拍摄日期，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也不能证明照片中的场景来源于周敏培负责的通达厂；6.周敏培主张的烟熏设备损失是根据安诚公司委托的泛华公司出具的公估报告计算得出，现安诚公司又要求重新鉴定损失依据不足，故一审法院不允许鉴定申请是完全正确的；7.本案保险合同是定值保险，一台机器的保险金额与保险价值一致，均为15万元，安诚公司提出本案是不足额保险没有依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安诚公司对一审认定“2009年8月28日，周敏培与国鼎公司签订购销合同一份，约定由周敏培向国鼎公司购买卫衣机34″18G108F二台，单价14.5万元；30″18G96F一台，单价14万元。2009年9月16日，国鼎公司向周敏培发货，分别为GD－H3411034″18G108F一台，产品编号为Y－20080116B，GD－H3411034″18G108F一台，产品编号为Y－20080116C，GD－H309830″18G96F一台，产品编号为Y－20080116A。国鼎公司在上述发票的复印件上注明合同时间是2009年9月，发货时间2009年9月。同时，国鼎公司还出具证明，说明与周敏培于2009年9月所签订的三台卫衣机购销合同，因货款尚未完全付清，所以只开二台设备发票，并注明三台设备的发货时间为2009年9月16日。2009年10月22日，周敏培与新莘公司签订购销合同一份，约定由周敏培向新莘公司购买UBX－3SK34″28G102F二台，单价16.8万元；UBX－3SK30″G90F一台，单价15.95万元。新莘公司在上述发票的复印件上注明合同签于2009年10月，于2009年11月发货。售后服务单位提供了大圆机受损配件报价单计修复费用为198863.05元（含管理费）、人工费7500元、差旅费2000元／人，合计总的费用为208363.05元”有异议，认为周敏培陈述的上述情况以及提供的相关证据系虚假，在通达厂处的所有机器设备均已在本案所涉的保险合同签订之前购入。对一审认定的其他事实表示没有异议。周敏培对一审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对双方均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安诚公司提供的通达厂估价清单中载明的机器设备是否就是本案所涉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二、本案所涉保险标的受损数额；三、本案是否存在不足额保险，是否应按不足额保险比例赔偿。
关于争议焦点一，首先，安诚公司提供的通达厂的估价清单中载有一个完全不存在的型号即国鼎GD-F34110H30″20G96F，安诚公司承认该型号属于打印错误，故该估价清单中确实存在打印错误的情形；其次，根据通达厂与新莘公司于2009年10月22日签订的购销合同，型号为UBX－3SK34″28G102F二台大圆机的购买时间在2009年10月份之�，另根据通达厂与国鼎公司于2009年8月28日签订的购销合同、国鼎公司2009年9月16日的发货清单，通达厂收到型号为GD－H3411034″18G108F二台大圆机，型号为GD－H309830″18G96F一台大圆机的时间在2009年9月16日之后，该些型号的大圆机不可能出现在签订于2009年8月底的财产保险合同所附的财产估价清单中，而安诚公司提供的估价清单中却出现了上述型号的机器，不符合常理。安诚公司称通达厂与新莘公司于2009年10月22日签订的购货合同、通达厂与国鼎公司于2009年8月28日签订的购货合同、国鼎公司2009年9月16日的发货清单系通达厂与新莘公司、国鼎公司串通伪造证据不足，难以采信。故周敏培称安诚公司提供的估价清单中列明的九台大圆机型号与通达厂于2009年8月底向安诚公司投保的九台大圆机型号部分不符证据充足，理由充分，予以采信，安诚公司提供的估价清单尚不足以证�通达厂于2009年8月底向安诚公司投保的九台大圆机型号。安诚公司当时经办本案所涉的财产保险合同业务员周某称通达厂投保的系通达厂二楼车间的九台机器，且发生火灾后，在二楼车间的九台机器购买时间确实在签订本案所涉财产保险合同之前，而安诚公司称其公司业务员周某与通达厂之间存在利害关系，理由不充分，故周敏培称发生火灾时通达厂二楼车间的九台机器系通达厂于2009年8月底向安诚公司投保的九台大圆机（GD－F309630″20G96F一台，GD－F34110H34″18G108F二台，UBX－3SK34″28G102F一台，UBX－3SK30″28G90F一台，GD－HW309630″18G96F一台，GD－HW3410834″20G108F一台，回龙牌34″28G大圆机一台，UBX－3SK30″28G90F一台）理由充分，证据充足，予以采信。
关于争议焦点二，本案所涉财产保险合同中投保的九台大圆机受损情况为全损五台（GD－F309630″20G96F一台，GD－F34110H34″18G108F二台，UBX－3SK34″28G102F一台，UBX－3SK30″28G90F一台），烟熏受损四台（GD－HW309630″18G96F一台，GD－HW3410834″20G108F一台，回龙牌34″28G大圆机一台，UBX－3SK30″28G90F一台）。根据本案所涉的保险合同约定，全损机器设备的保险价值单价为15万元，现全损五台，共计损失费用75万元。关于因烟熏受损的机器设备的损失金额，由于大圆机售后服务单位的工作人员与安诚公司委托的泛华公司的专家对于烟熏设备的后续修复方案进行商讨，以此确定需要更换的大圆机配件清单，同时亦附有大圆机售后服务单位提供的受损配件报价单，泛华公司公估报告中降低了受损配件的单价，但是未提供相应的依据，应不予认定，故应按大圆机售后服务单位提供的受损配件报价单确定烟熏机器（回龙牌34″28G、利达牌UBX-3SK30″28G90F、国鼎牌GD-
HW3410834″20G108F、GD－HW309630″18G96F各一台）的更换配�损失费用为198863.05元，人工费7500元，差旅费2000元，共计损失费用208363.05元，现周敏培主张烟熏设备损失为206738.07元应予以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三，通达厂与安诚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约定本案所涉的投保机器设备保险价值与保险金额一致，保险金额并未低于保险价值的，不存在不足额保险，故安诚公司称周敏培投保时存在不足额保险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难以支持。
综上，通达厂与安诚公司之间的财产保险合同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约履行各自的义务，通达厂已经支付相应的保险费，安诚公司理应赔付约定的保险金。现通达厂投保的机器设备损失费用为956738.07元，扣除10%的免赔率后，安诚公司应支付的机器设备损失保险金为861064.26元。另外，关于安诚公司应支付的原材料和厂房损失的保险金问题，双方确认原材料和厂房损失数额为145814元，扣除10%的免赔率后，安诚公司应支付的该部分保险金为131232.60元，减去已经支付的109288.37元，尚需支付21944.23元。故安诚公司尚需赔偿周敏培保险金共计883008.49元。通达厂系个体工商户，周敏培作为该厂的负责人向保险公司主张权利主体适格。综上，一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判决得当。依照200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1月1日作出（2011）浙甬商终字第62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036元，由安诚公司负担。
安诚公司申请再审称，1.二审法院将保险清单外的财产认定为火灾损失的财产，认定事实错误。2.以打印错误解释投保的设备不是盖章过的投保清单上的设备不合理。本案设备型号的数字及英文组合较长，要打印错误到与不在清单中的设备型号完全一样概率极低。3.一、二审判决依据销售合同有伪造可能，周某的证词似是而非，均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二审判决将不在盖章投保清单中三台过火全损设备和一台烟熏设备纳入赔偿范围，加重了安诚公司的赔偿责任，三台过火全损设备金额3＊15万元=45万元，1台烟熏设备的赔偿金额为51183.65元，合计501183.65元，扣除10%免赔率后为451065元，该金额应从判决金额中扣除，应当赔偿的金额为431943.49元。后安诚公司变更再审请求为：房屋及原材料存货损失金额21944.23元，设备损失为二台过火全损设备2＊15=30万元。未在保险范围的一台烟熏设备价值41714＋（7500＋2000）／4=44089元，应在烟熏设备损失金额中予以扣除。因此，保险设备损失赔偿金额为（300000＋208363.05-44089）＊90%=417846.65元。安诚公司应赔偿周敏培的金额为房屋及原材料存货损失与机器损失之和，即21944.23＋417846.65=439790.88元。
被申请人周敏培庭后寄送的答辩状称，一、周敏培连续对其2006年至2007年间购买的九台设备在2007年和2008年向其他保险公司投保，2009年8月向安诚公司投保时为续保，因此保险标的具有连续性。2007年底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纺织行业受到较大影响，至2009年开始复苏，周敏培才增添新设备，六台新设备在投保时并未到厂。新设备到厂后，周敏培将原本放在一楼的九台老设备全部搬至二楼，将新买的设备放在一楼以便于统一管理。二审法院专程赴上海实地调查，并调取相关出库单据，均显示与周敏培陈述一致。二、盖有通达厂印章的打印估价清单不能作为确定投保标的的有效证据：1.周敏培投保时填写了投保单和手写设备清单，安诚公司接受投保单和设备清单后应妥善保管，现安诚公司不能提供投保单和手写设备清单，应承担不利后果。2.打印估价清单由安诚公司业务人员拿到通达厂要求盖章，并未说明该估价清单是代替手写设备清单的，也未说明清单的性质和用途，只是要求通达厂盖章。3.打印估价清单中最后一台设备型号根本不存在是事实。4.周敏培在2007年、2008年向其他保险公司投保时，在设备估价清单上只写明品牌、规格，未写型号，在2009年向安诚公司投保时亦是如此，但安诚公司的打印清单中却添上型号，应当与投保人共同核对确认，但安诚公司并未履行这一义务。5.通达厂所在的宁波市鄞州区邱隘镇有大小数十家与通达厂相同的纺织企业，所用的机械的生产厂家、设备规格、型号也基本一致，且为同一个保险公司业务员的客户，在投保中设备难免存在相同，即业务人员很可能在打印清单中有复制其他投保人清单的情况，因而出现错误。周敏培作为正常人，若当时有十五台设备，或都投保，或都不�保，或投保二楼的老设备，或投保一楼的新设备，但从一楼二楼新老设备中抽出几台，凑成九台，正好与老设备数量一致，完全不符合常理。周敏培在本次事故中背负了沉重债务，安诚公司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请求：维持二审判决。
再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期间，二审法院法官于2011年10月18日前往新莘公司向新莘公司业务员朱彦、财务经理潘建平进行调查。据二人陈述，增值税发票备注栏中的编号为生产批号，并不一定与合同日期相关，如2010年7月27日新莘公司开具的编号为12106723的增值税发票备注栏中SHTD071205为生产批号，是根据双方有意向的时间产生的，而合同是2009年10月签订。并提供了2009年10月31日三份物资领料单，分别为利达牌UBX-3SK34\'28G102F二台，UBX-3SK30\'28G90F一台，在物资领料单中均备注有SHTD-091022字样。再审中本院向安诚公司出示相关�料，安诚公司认为，新莘公司人员陈述与事实不符。三台20**年的意向产品在不确定周敏培是否会购买的情况下不可能均保留至2009年。新莘公司与周敏培未签订书面意向书，却保留生产批号不合逻辑。本院认为二审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材料程序合法，确认其证据资格，上述证据的证明效力将结合其他证据综合予以认定。
本院再审认定的事实与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在保险事故中受损的机器设备哪些属于案涉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安诚公司主张保险标的范围应以通达厂盖章确认的估价清单为准，清单所涉的九台机器中，能与火灾中受损机器相对应的只有五台，另有三台为未受损机器，一台不属于通达厂现有设备，因而安诚公司只能就记载在估价清单中的五台机器进行赔付。对此周敏培认为投保当时自己手写估价清单交给安诚公司业务员周某后，安诚公司出现打印错误，周敏培未经仔细审查盖章确认了错误的估价清单。事实上投保的九台机器均为投保时已到厂的老设备，也是火灾受损的九台设备，其余六台设备系投保后购得，并提供了相关机器的销售合同、增值税发票、付款凭证、以及相应厂商出具的情况说明，用以证明未在火灾中受损的六台设备确系在投保之后才运抵通达厂，且估价清单中有一台机器型号并不属于通达厂所有，进一步证明估价清单确系打印错误，故安诚公司不能以打印错误的估价清单主张拒赔，而应以事实购买情况承担赔偿责任。安诚公司认为即使估价清单打印错误也不可能与其他未受损设备编号完全一致，设备提供厂商与周敏培存在利益关系，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投保时周某所拍摄的照片中大圆机已编号至14，故投保当时大圆机至少有十四台，周敏培陈述虚假，应按照估�清单进行赔偿。
本院认为火灾中受损的九台大圆机均为周敏培向安诚公司投保的机器。理由如下：一、周敏培提供的机器销售合同、增值税发票、付款凭证、以及相应厂商出具的情况说明，以及二审法院依职权调查获取的新莘公司物资领料单和调查笔录已能够形成完整证据链，用以证明未在火灾中受损的六台设备确系在投保之后才运抵通达厂。对于安诚公司就新莘公司开具的编号为12106723的增值税发票备注栏中SHTD071205应为合同编号而非生产批号的质疑，新莘公司亦给予了合理解释，符合当时金融危机，纺织企业大环境恶劣的状况。虽安诚公司认为以上证据均系周敏培与两家设备提供商串通伪造，但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不予采信。二、周敏培在与安诚公司订立保险合同之前，曾向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太平洋保险有限公司投保财产保险综合险，代表保险公�与周敏培签署合同的业务人员也均为周某，两次投保的机器设备保险金额均为137万元，涵盖九台大圆机，从太平洋保险有限公司保险单所附的周敏培手写的估价清单来看，虽略有误差（一台国鼎GD-F3411OH写成国鼎GD-
HW3096H），但基本与遭受火灾的全部九台受损机器一致，从常理讲，周敏培向安诚公司投保时亦应以此九台机器为保险标的。从周敏培长期以通达厂厂房、设备、原材料为标的投保的情况看，其具有较高的购买保险以规避风险的意识，若当时厂内已有十五台设备，周敏培从新旧十五台机器中挑选九台投保的可能性并不高。三、周某证词中明确周敏培曾手写机器清单，由周某交由公司其他业务员打印后要求周敏培盖章，由于纺织企业所用机器型号类似，打印过程中确有可能复制其他工厂机器型号，导致发生错误。估价清单中有一台大圆机型号不属于通达厂所有的事实可以佐证以上推测。四、安诚公司主张投保时拍摄的大圆机已编号至14，故投保当时大圆机至少有十四台，对此周敏培亦给出了合理解释，即投保时将所有机器不分种类统一编号，新机器运抵通达厂后又按照新旧机器顺序重新调整了设备在一、二楼间的分布，并重新编制了机器编号。安诚公司在投保时未拍摄所有大圆机编号，仅凭一台编号为14的大圆机照片，不能证明当时大圆机至少有十四台的主张。五、周敏培作为投保人负有审查投保估价清单的责任，其怠于行使谨慎审查义务导致保险标的错误固有一定过错，但考虑到保险公司将不属于周敏培所有的机器纳入保险标的，显然未履行妥善审查的义务，亦存在明显过错。作为专业从事保险行业的公司，对保险人审查义务的要求应高于普通投保人。故不能以周敏培自行确认的估价清单作为确定保险标的的唯一标准，而应以综合全案证据推究投保当时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保险设立目的为弥补损失，分担风险，应以最大诚信原则履行保险合同权利义务，现周敏培客观上遭受火灾，损失严重，且其提供的证据能够认定投保当时未受损的六台机器为投保之后运抵通达厂，故认定安诚公司需就火灾中受损的全部九台大圆机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安诚公司提出的再审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和实体处理正确，应予维持。依照201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浙甬商终字第626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何忠良
代理审判员 方素平
代理审判员 倪佳丽
二〇一四年四月四日
�记员王雅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