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川0191民初3363号
原告（反诉被告）：向阳，男，1970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武侯区。
原告（反诉被告）：邓钧文，女，1970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丽，四川公生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人。
被告（反诉原告）：刘柄良，男，1992年12月1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旸，四川东荣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人。
原告（反诉被告）向阳、邓钧文诉被告（反诉原告）刘柄良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2月23日收到原告（反诉被告）向阳、邓钧文起诉状后，先行调解未果，依法由本院审判员周寓先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4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向阳、邓钧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晓丽，被告（反诉原告）刘柄良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江旸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反诉被告）向阳、邓钧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解除向阳、邓钧文与刘柄良双方于2016年6月12日签订的《成都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以及《补充协议》。事实与理由：向阳、邓钧文系夫妻，2016年6月12日与刘柄良签订了《成都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及该合同的《补充协议》。根据合同《补充协议》第三条第5款约定向阳、邓钧文应在2016年10月30日之前到其贷款银行办理完成结按手续，并负责取回注销抵押登记后的房屋所有权证，2016年9月8日向阳、邓钧文按照约定在银行结清贷款，但因成都市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政策，致使向阳、邓钧文至今无法办理房屋产权证，且该房屋不动产登记证取得时间也不能确定，故向阳、邓钧文与刘柄良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故原告起诉至院，请求人民法院判如所请。
被告（反诉原告）刘柄良答辩称：向阳、邓钧文的诉讼请求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与事实不符。事实与理由：在2016年6月12日双方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以后，由于向阳、邓钧文未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导致案涉房屋迟迟未办理好房屋产权证，致使合同至今无法履行完毕。因此对向阳、邓钧文提出的要求解除双方的买卖合同，我方认为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请求驳回原告（反诉被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反诉原告）刘柄良提出反诉，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原告（反诉被告）向阳、邓钧文：1.支付违约金1091340元；2.继续履行房屋买卖合同。事实与理由：依照向阳、邓钧文与刘柄良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刘柄良购买向阳、邓钧文房屋，约定向阳、邓钧文应在签署合同后5个工作日内配合评估公司对房屋进行评估；在2016年10月30日前到贷款银行办理完成结按手续并负责取回注销抵押登记后的房屋所有权证，但至今向阳、邓钧文未办理完成，构成违约，应当承担逾期每日总房价5‰的违约金。请求人民法院判如所请。
原告（反诉被告）向阳、邓钧文答辩称：1.双方的合同并没有约定2016年10月30日前取得房屋所有权证；2.合同不能履行乃在于政策变化导致。因此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被告（反诉原告）的诉讼请求。
在庭审过程中经核查并经被告（反诉原告）刘柄良确认，其不符合成都市现行生效实施的限购政策。对于限购政策，刘柄良认为存在各种问题，不应当以此否定刘柄良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虽然限购政策确实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在实践中也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限购政策表明了国家对于老百姓衣食住行基本生活的关怀，也体现了党和人民的基本愿望，对于住房的政策管制，正是政府履行职责的要求，住房涉及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不是一个可以完全由市场决定的领域，市场及政府管制的界限，不应当由人民法院确定，而应该在市场的基础上充分调研、充分尊重政府判断，在实践中不断找到市场和管制的平衡点，不断完善、改进限购。所以，人民法院依法支持限购政策。刘柄良不符合限购要求，双方当事人的合同不能再继续履行，故任何一方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当然向阳、邓钧文并非以限购为由解除合同，而以不动产统一登记为由认为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既然查明限购阻碍合同继续履行客观存在（当然，限购政策可能发生变化、当事人能否符合限购要求也可能产生变化，但裁判的判断时间点均为法庭辩论终结之时，没有裁判时间基点，就不可能有裁判），那么解除合同也是应当做出的判断。故本院认定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中关于房屋买卖法律关系部分具备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法定条件，应当予以解除。
合同解除不影响违约责任的承担。刘柄良认为向阳、邓钧文主要违背了应当在2016年10月30日取回房屋所有权证的约定。2016年6月12日与刘柄良签订了《成都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关于该合同违约责任部分双方合同约定房屋所有权证取得向阳、邓钧文承诺在房管局办理下来的时间为准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证，且必须在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后5个工作日内通知刘柄良，并积极配合办理房屋产权转移登记手续。在银行结按部分载明若房屋处于按揭状态，则向阳、邓钧文负责在2016年10月30日之前到其贷款银行办理完成结按手续、承担相关费用，并负责取回注销抵押登记后的房屋所有权证（具体取回时间以银行通知为准）。违背合同的每逾1日违约方应按日计算向守约方支付房屋成交价5‰的违约金；逾期15日的，守约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主张成交价10%的违约金。双方买卖的房屋位于成都高新区盛和二街168号桐梓林壹号2幢1单元28层2803号，成交价为1548000元。
向阳、邓钧文于2016年9月8日为解除前述房屋按揭向按揭银行结清按揭贷款。
2016年11月17日成都暂停受理主城区土地登记、房屋交易登记业务，2016年11月23日后受理不动产登记。另查明，当事人买卖的房屋所在小区11栋2单元有房屋于2016年10月27日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
以上事实有本案证据在卷佐证，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刘柄良诉称向阳、邓钧文违背了2016年10月30日之前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约定并不成立。首先，在双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之时，双方当事人清楚房屋还并没有进行产权登记，办理产权登记不仅仅涉及到向阳、邓钧文的主观努力同时也涉及到案外人的协助。其次，合同约定“2016年10月30日之前到其贷款银行办理完成结按手续、承担相关费用，并负责取回注销抵押登记后的房屋所有权证（具体取回时间以银行通知为准）”，如果机械理解合同该条根本无法执行，向阳、邓钧文可以在2016年10月31日之前办理按揭结按手续，事实上，向阳、邓钧文也在这之前办理了按揭结按手续，但是因为房屋所有权证根本尚未存在，又如何能从银行取回呢？
但本案中向阳、邓钧文仍然存在违约行为。首先，虽然双方没有房屋所有权证的具体时间，但是作为出卖人应当积极努力促成房屋过户条件的成立，否则原、被告之间的利益将出现巨大的不平衡。其次，刘柄良已经提交证据证明同项目房屋已经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可以形成证明推定向阳、邓钧文应当可以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再次，在办理房屋权属过程中，出现不再继续予以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的政策变动，但此种政策变动并非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向阳、邓钧文更应该积极并尽主观努力排除合同履行障碍。相反，向阳、邓钧文以该政策变动为由提出不履行合同，存在违约行为。
纵观本案，应当承认现在合同不能履行的主要原因乃在于限购政策，但是在限购政策出台之前，不管客观上能否实现房屋所有权证书登记于向阳、邓钧文名下，依照诚实信用的合同法要求，向阳、邓钧文有义务尽主观努力促成房屋所有权证的办理。向阳、邓钧文虽有一定证据显示其处理房屋所有权证办理事宜，但显然没有达到可以展示其主观努力的证据。同时，不动产统一登记政策出台后，向阳、邓钧文所作的也不是促成合同履行，而是解除合同。故向阳、邓钧文存在违约行为。
该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主要原因为刘柄良不符合限购政策，但是向阳、邓钧文未能尽主观努力照顾刘柄良合理关切具有一定的参与因素，刘柄良主张支付违约金1091340元，适用公平原则本院参酌违约金的20%，确定向阳、邓钧文应当支付违约金200000元。本案刘柄良不存在违约行为，诉讼费用由向阳、邓钧文全部负担。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及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反诉被告）向阳、邓钧文与被告（反诉原告）刘柄良于2016年6月12日签订的《成都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以及《补充协议》中有关房屋买卖合同法律关系部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解除；
二、原告（反诉被告）向阳、邓钧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被告（反诉原告）刘柄良支付违约金200000元；
三、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向阳、邓钧文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刘柄良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本、反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7361元，由向阳、邓钧文负担（此款当事人已预交，向阳、邓钧文在履行上述义务时一并支付给刘柄良7311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领取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周寓先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陈思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