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7）吉0193行初14号原告：刘海军，男，汉族，1973年2月2日生，住长春市绿园区。委托代理人：李洪亮，吉林泰绅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长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长春新区大队，住所地长春市高新区光谷大街555号。法定代表人：岳恩海，系该大队大队长。委托代理人：王志谦，系该大队民警。委托代理人：ＸＸＸ，系该大队民警。原告刘海军诉被告长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长春新区大队（以下简称新区大队）撤销《办理注销最高/实习准驾车型业务通知书》一案，本院于2017年7月14日立案后，于2017年7月18日向被告新区大队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8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海军委托代理人李洪亮，被告新区大队委托代理人王志谦、ＸＸＸ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海军诉称：2017年6月22日5时55分，驾驶人袁三堂驾驶吉A180**号捷达牌轿车沿飞跃啤酒街出口驶入飞跃路左转时，遇原告刘海军驾驶吉C57**号江铃全顺牌大型普通客车沿由东向西驶至该处，吉C57**号江铃全顺牌大型普通客车前部与吉A180**号捷达牌轿车左侧车身相撞，致驾驶人袁三堂受伤，车内乘客艾秀超和莫知宏受伤，莫知宏经医院抢救无效当日死亡。此次交通事故经长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长春新区大队吉公交认字[2017]第00050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由原告刘海军、驾驶人袁三堂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莫知宏、艾秀超无责任。在2017年6月30日被告对原告作出编号为[2017]22010981010336号办理注销最高/实习准驾车型通知书，被告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七十八、第七十九条规定注销原告驾驶证最高型，要求在三十日内办理，否则将依法公告作废。被告只是通知原告这一决定，没有告知原告依法享有的权利。原告认为被告的这一行政具体行为属于吊销原告许可证，不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有法律依据，属于违法作出的处理决定，该行政行为对原告自身合法权益造成严重损害，致使原告丧失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资格。现原告不服被告行政处理决定，将被告起诉到人民法院。诉讼请求：1、请求撤销被告在2017年6月30日对原告作出的业务编号为（2017）第220109871010336号的注销原告驾驶证的的行政处罚决定；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原告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证据一、办理注销最高实习准驾车型通知书，编号为22010981010336号通知书。证明：被告违法对原告作出降型通知，对原告的相关权利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的事实。证据二、法律规定。行政处罚法第12条、第32条，证明：被告没有权利对原告作出降型通知，并且被告依据的部门规章规定与法律法规相冲突，法律规定行政许可法第8条和第70条第六项，原告发生交通事故负有责任的行为没有违反道路交通法的有关吊销驾驶资格的相关规定，被告作出的降型通知与行政许可法的相关规定相矛盾，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证据三、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证明：该证据中第2条规定，只有市区的交通部门的车辆管理所办理机动车驾驶证义务。而被告作出的（2017）220109870101336号降型通知与公安部规定冲突，因此被告无权对原告作出任何相关驾驶证的业务通知。而且被告在作出该通知时也并未向原告交代任何的权利义务，程序违法。因此我方请求撤销被告所做的降型通知。被告新区大队对原告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该通知书不是个具体行政规定，所以该行为不是个具体的行政行为。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原告所谓的通知不是一个行政行为，并且原告说公安部第139号中第78条第一款条例是部门规章不符合行政诉讼法，但是我方认为在行政许可法第70条第六项中对国家法规没有明确的已经进行了涵盖。我方坚持这个通知只是一个告知，并非是一个行政行为，而且我方并没有要说吊销原告驾驶证，所以原告要求撤销该降型通知毫无意义。被告新区大队辩称：编号（2017）220109871010336号注销最高准驾车型通知书未对刘海军作出注销刘海军最高准驾车型行政处罚决定，并不是具体行政行为。综上所述，答辩人作出的编号（2017）220109871010336号注销最高准驾车型通知符合法律和部门规章的规定有法可依且程序合法并在处理过程中无过错，因此，恳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诉讼请求：1、依法维持编号（2017）220109871010336号注销最高准驾车型通知；2、诉讼费用由原告人承担。被告新区大队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证据一、公安部第139号中第78条第一款条例，证明：原告发生交通事故，负交通事故的同等责任，后果一人死亡，符合相关法律法条规定，并且通知是在办公平台自动生成，送达给当事人，并且当事人有签收，那么我方认为该通知合法有效，程序合法。证据二、长春市交通警察大队2017第00050号交通事故认定书一份，证明：在该事故认定书中认定，原告负有事故的同等责任，根据公安部第139号中第78条第一款条例，我方依法向原告送达了降型通知书。原告对被告新区大队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我方认为被告所举的证据一违法了行政法规定，其中行政处罚法第12条规定，所以被告所举证据一违反了行政处罚法第12条与行政许可法第76条第六项规定，因此该证据不能作为被告作出降型通知书的依据。对证据二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证明问题有异议，因为该份证据同样是依据公安部第139号中第78条第一款条例才可以对原告作出降型通知，而该条例是部门规章，其违反了行政法规的规定，不能作为对被告作出处罚的法律依据。经审理查明：2017年6月22日5时55分，袁三堂驾驶吉A180**号捷达牌轿车沿飞跃啤酒街进入飞跃路左转时，遇刘海军驾驶吉AC57**号江铃全顺牌大型普通客车沿飞跃路由东向西（由光谷大街方向向汽开区方向）行驶至该处，吉AC57**号江铃全顺牌大型普通客车前部与吉A180**号捷达牌轿车左侧车身相撞，袁三堂与吉A180**号捷达牌轿车车内乘客艾秀超及莫知宏受伤，莫知宏经医院抢救无效后于当日死亡。2017年6月30日，被告新区大队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作出责任认定：当事人袁三堂与当事人刘海军的过错行为对事故的发生所起作用相当，当事人袁三堂与当事人刘海军分别承担事故同等责任；当事人艾秀超与莫知宏无过错，艾秀超与莫知宏无事故责任。2017年6月30日，被告新区大队对原告刘海军作出编号为[2017]22010981010336号办理注销最高/实习准驾车型通知书，并于2017年7月1日向原告刘海军送达。现原告刘海军以被告新区大队违法作出通知致使已取得的驾驶证被降型为由诉至本院，请求撤销。本院认为：被告新区大队作出的编号（2017）220109871010336号注销最高准驾车型通知不是对原告刘海军的处罚，而是要求其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接受行政处罚，其意图是告诉行政相对人关于违章事实或状态的信息，让相对人主动接受行政机关的处罚。尽管本案被告新区大队并非《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七八条规定的通知主体，但该通知行为并不是最终的行政行为，对原告刘海军权利义务不产生法律效果，最终对原告刘海军权利义务产生直接法律效果的行政行为是长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作出的《注销最高/实习准驾车型决定书》，故被告新区大队作出的编号（2017）220109871010336号注销最高准驾车型通知书不具有可诉性。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八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刘海军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海军承担。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国华人民陪审员  赵英淑人民陪审员  佟庆喜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九日书 记 员  于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