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鲁民终140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建伟，男，1971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利津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振宇，山东利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良田，男，1962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利津县陈庄镇中学职工，住山东省利津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镇功，男，1979年3月21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利津县。系李良田外甥。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金友，山东汇研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王树青，男，1974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利津县，现羁押于利津县看守所。原审第三人：付玲玲，女，1975年5月2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利津县。上诉人张建伟因与被上诉人李良田，原审第三人王树青、付玲玲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不服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东民四初字第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5月1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张建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振宇，被上诉人李良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镇功、陈金友到庭参加诉讼。原审第三人王树青、付玲玲经本院传票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建伟上诉请求：撤销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东民四初字第81号民事判决书，改判中止对位于利津县城区津苑小区16号别墅西户房产（以下简称“涉案房产”）的执行。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违反法律规定，置张建伟提交的书面证据于不顾，对明确的法律规定不适用，滥用自由裁量权，对李良田无证据证明的主张却予以采纳。一审判决不仅对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东执异字第4号执行裁定书认定的事实于不顾，更对张建伟提交的《房屋买卖协议》、银行汇款支付明细、付款《收条》、东营津城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物业公司”）出具的《证明》于不顾；却对李良田没有书面证据证明的单方主张一概予以采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三条第一款关于“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对双方当事人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大小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法官才可以利用逻辑推理及日常生活经验法则，通过对间接证据的分析认定案件事实。该司法解释第二条亦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法官应慎用逻辑推理，应当依据证据，只有在没有直接能够证明案件事实证据的情况下，法院才能根据间接证据和逻辑推理，寻找客观事实。只有在双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都未达到足以否定对方提供证据的情况下，才可以运用日常经验法则和逻辑推理。在本案中，张建伟提交的证据已充分证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根本不应再适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经验法则而滥用自由裁量权。张建伟一审提交的《房屋买卖协议》、付款《收条》均为王树青、付玲玲本人所签，购房款亦汇入王树青账户，物业公司做为涉案房产的服务管理机构对张建伟的居住状况最为清楚。而一审判决仅凭李良田的单方主张和王树青的陈述，就随意采信李良田的主张，认定《房屋买卖协议》非王树青、付玲玲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判决认定张建伟对涉案《房屋买卖协议》签订过程的陈述与其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的陈述存在矛盾之处及违背常理不能成立。从张建伟2014年4月份购买涉案房产到本案开庭审理，已近两年的时间，张建伟对一些具体细节想不清楚完全符合常理。张建伟已在利津城区居住多年，其姐姐和亲戚也都住在津苑小区，其对津苑小区的别墅价格是非常清楚的。其在津苑小区购买一套别墅的想法由来已久，此前也和李英洲及他人说过。一审判决认为张建伟购买价值三百余万的涉案房产未进行实地查看有违常理，依法不能成立。付清全款是张建伟认为涉案房产价格不算高，张建伟完全能接受。张建伟提交的《房屋买卖协议》对涉案房产交付、位置、大小及过户手续的办理均进行了明确的约定，一审判决对该协议予以否定是错误的。关于一审判决提到该协议中收、付款账户系手写的问题。法律对此并没有禁止性规定，转账后根据实际交易的账户进行手写完善亦符合常理和法律规定。一审判决以王树青收款银行卡由李英洲持有、款项被李英洲转走及李英洲认可涉案款项转至其账户为由，认定李良田的主张成立，属认定事实错误。张建伟作为购房人，只需按照出卖人的要求将购房款支付就完成了付款义务。至于出卖人的房款用做何用，和张建伟无任何关系，张建伟亦无须知道。一审判决轻易采信王树青的陈述，仅凭李英洲《询问笔录》中陈述涉案购房款转至其账户，就将张建伟提交的书面证据一概否定错误。退一步讲，一审判决为何仅仅只采信李英洲《询问笔录》中的一句话，为何不综合采信李英洲的《询问笔录》，因为李英洲在该笔录中已将涉案购房款的去向描述的非常清楚，但一审法院未去核实。关于涉案房产的占有。张建伟与王树青、付玲玲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中已明确约定，自张建伟付清全部房款后房产所有权就归张建伟所有，只是没有完成法律意义上的过户登记。因此尽管张建伟未经王树青、付玲玲直接交付而对涉案房产占有，但也是按照该协议约定占有了所有权已归其所有的涉案房产。即便方式上欠妥，但在王树青、付玲玲拒不配合的情况下，也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亦仅明确了实际占有，并未规定占有的方式，故一审判决关于涉案房产并非基于王树青、付玲玲的交付而占有的认定错误。二、能否对涉案房产执行，关键在于张建伟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利。通过张建伟在一审中提交的书面证据，能够证明张建伟已购买涉案房产、支付全部购房款并自2014年4月4日实际入住占有，对没有办理过户登记亦无过错，完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综上，一审法院以事实真伪不明为由，判决准许执行涉案房产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李良田辩称：一、张建伟与王树青、付玲玲签订的涉案《房屋买卖合同》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未就主要事项作出明确约定，如收款、付款方式。二、王树青、付玲玲未因出卖涉案房产而实际取得房款，张建伟也未向王树青、付玲玲履行付款义务。三、张建伟未因王树青、付玲玲的交付而占有涉案房产。王树青、付玲玲未作答辩。李良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王树青对涉案房产享有物权，恢复对涉案房产的执行；2.本案诉讼费用由李良田负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4月3日，张建伟（乙方）与王树青、付玲玲（甲方）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约定：一、该楼房位于利津县城区津苑小区16号西户。主房面积255.34平方，房产证号为20××01。二、以上房屋售价共计为叁佰零贰万元（含阁楼），乙方于签订协议后三日内一次性付清，以上购房款由账户农行62×××14汇入农行6228481348136553171。三、自乙方付清上述房款后，该楼房所有权归乙方所有，与甲方再无任何关系。因该楼房付款前所产生的一切责任与乙方无关，全部由甲方承担。四、在乙方付清房款后，甲方应积极无条件配合乙方办理房屋过户所需的一切手续，不得有任何拖延。五、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当日，张建伟通过上述协议约定的尾号为9914的账户分四笔向王树青尾号为3171账户转款20万元、20万元、50万元、212万元，共计302万元。王树青、付玲玲向张建伟出具收到302万元房款的《收条》。物业公司于2014年10月15日向张建伟出具收取1-12月份物业费1279.2元的《收据》，于2014年11月26日为张建伟出具《证明》，载明：张建伟自2014年4月4日起至今居住在利津县津苑小区16号楼西户，物业管理费用全部为张建伟交纳。王树青于2014年4月6日向公安机关投案。关于涉案房产的买卖情况，王树青在公安机关2014年4月22日的《讯问笔录》中供述：“别墅给李英洲了，李英洲说是给张建伟了，只是签了个协议，他不认识张建伟。2014年4月初左右，李英洲知道他要出事了，他欠李英洲的钱，李英洲说钱是张建伟的，李英洲怕他出事后别墅会被别人或政府收回去，让他先签个协议把房子过户过去，以后看看再说。”王树青在2014年8月13日的《讯问笔录》中供述：“他事发前，李英洲找到他说想用别墅抵顶其欠款，李英洲和他一起到农行办了张银行卡，密码是李英洲设置的，卡也由李英洲拿着，李英洲往卡里打了一笔钱，然后他们一起到了李英洲的厂里，李英洲又安排人到农行把钱转了出来，目的就是走走账，证明从他那里买的房子。到厂里时李英洲早就打印好了涉案《房屋买卖协议》让他签字，后又去找他的妻子付玲玲签的字。李英洲说借给他的钱里有张建伟的钱，至于张建伟是谁，他根本就不认识”。李英洲在公安机关2014年4月15日的《询问笔录》中称：“2013年2月份，他与王树青等人商量合伙加工皮棉，由他投资，由王树青任法定代表人的东营银海棉业公司（以下简称“银海公司”）出设备和工人等费用，利润平分。2013年11月份左右，他与王树青在利津县工商局注册成立了利津新洲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洲公司”），他投资700万元，占70%的股份，王树青投资300万元，占30%的股份，王树青投的300万元中有100万元是向他借的。2014年4月4日左右，他和王树青、王振新一起到利津县行政审批大厅的工商局窗口，王树青将其在新洲公司的股份转让给了王振新，王树青与王振新在变更登记资料上签了字。他是张建伟与王树青、付玲玲房屋买卖的介绍人，并称王树青将张建伟所转的302万元转到他的农行账户，他用这笔款替王树青（银海公司）还了在外边欠的皮棉款”。张建伟在公安机关2014年8月13日的《询问笔录》中称：“2014年4月4日他就找不到王树青了，他于2014年4月5日傍晚住进涉案房屋，当时他去的时候郑学新和马文明已经在了，他俩是撬开别墅南门进去的，他给他俩看了涉案《房屋买卖协议》及《收条》，他俩在别墅又待了一天就走了”。一审法院另查明，李良田在其诉银海公司、王树青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于2014年4月4日向一审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要求冻结银海公司、王树青5**万元银行存款或查封同等价值的其他财产，一审法院于当日作出（2014）东民保字第65号民事裁定及《协助执行通知书》，对涉案房产进行了查封。2014年6月12日，一审法院作出（2014）东民四初字第47号民事判决，判决银海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李良田借款500万元及相应利息，王树青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该判决生效后，李良田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一审法院于2015年3月2日作出（2014）东执字第196号执行裁定，裁定拍卖涉案房产。张建伟向一审法院提起书面执行异议，主张涉案房产归其所有，请求停止对涉案房产的执行。一审法院于2015年3月27日作出（2015）东执异字第4号执行裁定，中止了对涉案房产的执行。李良田不服该裁定，于2015年4月7日向一审法院提起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审法院再查明，涉案房产坐落于利津县城区津苑小区16号别墅西户，产权证号利津20××01号，登记在王树青、付玲玲名下。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张建伟对涉案房产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利，应否许可对涉案房产的执行。案外人或申请执行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案外人应当就其对执行标的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张建伟虽提交了证据证明其与王树青、付玲玲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其已履行交付房款义务，并占有涉案房产，但综合以下事实及证据，一审法院认为，张建伟所主张的《房屋买卖协议》的签订、房款的履行及对涉案房产的占有等事实仍真伪不明，其主张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七条享有涉案房产对抗强制执行的权利事实依据不足，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从涉案《房屋买卖协议》的签订时间看，协议于2014年4月3日签订，王树青于2014年4月6日向公安机关投案，结合李英洲在公安机关关于其于2014年4月4日与王树青、王振新一起至工商部门将王树青在新洲公司股份变更至王振新名下的陈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印证王树青20**年4月22日在公安机关供述的事实，即2014年4月初左右李英洲知道其要出事，怕出事后涉案房产会被别人或政府收回，让其先签协议将涉案房产过户过去，从而可以佐证李良田关于涉案《房屋买卖协议》并非王树青、付玲玲真实意思表示的主张。（二）从张建伟陈述涉案《房屋买卖协议》签订的过程看，其对关键环节陈述存在矛盾及违背常理之处，能够与王树青在公安机关关于张建伟并未参与该协议签订的供述相印证。1.关于协议签订地点，张建伟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称是在李英洲厂里的办公室，在庭审中称是利津的一个沥青厂里，沥青厂不是李英洲的，李英洲也不在沥青厂上班。2.关于在场人员，张建伟在公安机关称王树青、李英洲、韩吉孟在场，并称其与韩吉孟一起去农行转的款，在庭审中称王树青、李英洲在场，并称其自己到农行转的款。3.关于该协议的起草，张建伟在公安机关称是其转款回来后在李英洲的电脑上打印的两份《房屋买卖协议》，其在庭审中称其转款回来《房屋买卖协议》就有了，其不知道是谁起草打印的。4.涉案房产价值三百余万元，张建伟称在签订涉案《房屋买卖协议》前并未对涉案房产进行实地察看，且签订协议前即支付了全部房款，有违常理。（三）从涉案《房屋买卖协议》约定内容看，协议仅对张建伟应负的主要义务，即何时交付房款以及房款数额作出约定，对于王树青应负的对等义务，即何时交付房屋、交付何种标准的房屋以及办理产权过户手续等重要事项未进行约定，双方权利义务明显不对等，不符合正常的房屋交易模式习惯。按照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真正的购房人一般不会漠视自己的权利，接受权利义务如此不对等约定的可能性较小，更不会在卖方未向其交付房屋、其权利无任何保障的情况下，在合同签订前即全额支付房款。（四）从涉案款项的流转情况看。1.涉案《房屋买卖协议》中约定的收、付款账户系手写，张建伟认可系转款后填写。2.王树青在公安机关供述收款的银行卡由李英洲持有，密码由李英洲设置，款项当天被李英洲转走。3.李英洲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认可涉案款项转至其个人账户。结合上述事实，一审法院认为，王树青在公安机关供述的涉案转款系为了走账的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李良田提出的王树青、付玲玲未实际取得房款的主张能够得到印证。（五）从涉案房产的占有情况看。王树青、付玲玲并未向张建伟交付涉案房产，张建伟并非基于王树青、付玲玲的交付而占有涉案房产。综上，涉案房产产权现仍登记在王树青名下，能够作为李良田申请执行案件的执行标的，故应当准许对涉案房产的执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二百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三百零六条、第三百零八条、第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一项规定，判决：一、准许执行利津县城区津苑小区16号别墅西户；二、驳回李良田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960元，由张建伟负担。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1.张建伟提交了付玲玲和王树青分别于2016年10月17日和19日出具的《说明》各一份。其据此主张：王树青、付玲玲与张建伟于2014年4月3日签订的涉案《房屋买卖协议》是真实的，且王树青、付玲玲对张建伟入住涉案房产没有异议，张建伟支付的302万元购房款全部用于支付王树青外欠皮棉款。李良田质证：对张建伟提交该组证据的来源及真实性、关联性有异议。在一审中张建伟表示找不到王树青、付玲玲，故自行入住涉案房屋，而付玲玲在《说明》中表示其对张建伟入住涉案房屋没有异议，涉案房款亦全部用于偿还外来欠款。王树青出具的《说明》与其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的供述不一致。2.张建伟提交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津县支行于2016年3月28日出具的《证明》及银行采集照片各一份。其据此主张：王树青于2014年4月3日办理的涉案房款银行卡开户业务系由王树青个人操作完成，一审判决认定李英洲参与银行卡密码设置与本案事实不符。李良田质证：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认可。3.张建伟提交了山东省源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通公司”）于2016年10月9日出具的《证明》一份、张建伟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两份。其据此主张：其曾于2013年12月16日购买源通公司开发建设的利津县城庄科别墅，并支付房款50万元。在购买涉案房产后，其于2014年7月1日将购买的利津县城庄科别墅退房。其早有购买别墅的想法，购买涉案房产符合常理。李良田质证：该组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4.张建伟提交了李英洲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一份、2014年4月3日王树青银行卡取款凭条两份；2016年10月19日新洲公司《企业变更情况》一份；王振新银行卡交易明细一份，于2016年10月18日出具的《说明》一份，其身份证复印件一份；王炳义、高海亭、孙连玺出具的《说明》及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其据此主张：王树青于2014年4月3日将售房款302万元打入李英洲账户后，李英洲于2014年4月5日将售房款302万元和王树青转让股权款200万元（共计502万元）全部以还借款的名义用于为王树青偿还外欠皮棉款。5.张建伟提交了新洲公司于2016年8月16日出具的《证明》两份、2014年12月30日购买皮棉明细表一份、车辆过磅称重单十三份、王炳义网银交易查询明细六份。其据此主张：新洲公司用王树青的302万元卖房款为其偿还外欠皮棉款。李良田对张建伟提交的第4、第5组证据质证：该两组证据证实李英洲对涉案房款进行了直接控制和支配。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1.对于付玲玲和王树青分别出具的《说明》。因王树青和付玲玲均为本案当事人，亦为案涉纠纷被执行人，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在其二人于本案一审、二审均未出庭的情况下，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2.对于王振新、王炳义、高海亭、孙连玺分别出具的《说明》。该证据在证据属性上属于证人证言的范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在张建伟既未向本院提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又未提交证据证明上述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且在未经本院许可的情况下，张建伟提交的上述书面证人证言在证据形式及来源上缺乏合法性，本院不予采信。3.对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津县支行出具的《证明》及银行采集照片。该证据证实用于收取涉案购房款的银行卡开户业务系由王树青个人操作完成，本院予以采信。4.对于源通公司于2016年10月9日出具的《证明》及张建伟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该证据证实张建伟于2013年12月16日向源通公司支付定金50万元用于购买利津县城庄科别墅，源通公司于2014年7月1日将该款项退还给张建伟，亦间接佐证张建伟自2013年12月就有购买别墅的打算，本院对此予以采信。5.对于李英洲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2014年4月3日王树青银行卡取款凭条两份；2016年10月19日新洲公司《企业变更情况》一份；王振新银行卡交易明细。上述证据证实涉案购房款由案外人李英洲实际进行了控制和支配，在张建伟已实际向王树青支付涉案购房款的情况下，王树青对该款项的用途与本案无直接的关联性。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对申请执行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人民法院应将案外人就执行标的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作为认定是否准许执行该执行标的的依据，故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一审判决认定张建伟对涉案房产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并准许对涉案房产强制执行是否正确。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金钱债权执行中，买受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提出异议，符合下列情形且其权利能够排除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买卖合同；（二）在人民法院查封之前已合法占有该不动产；（三）已支付全部价款，或者已按照合同约定支付部分价款且将剩余价款按照人民法院的要求交付执行；（四）非因买受人自身原因未办理过户登记。”本院分析认定如下：一、在一审法院查封涉案房产之前，张建伟与王树青、付玲玲之间签订了书面的房屋买卖合同。张建伟在一审中提交的其与王树青、付玲玲买卖涉案房产而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的时间为2014年4月3日，早于一审法院于2014年4月4日作出的（2014）东民保字第65号民事裁定书并向利津县房屋交易中心发出的《协助执行通知书》查封涉案房产的时间。从该《房屋买卖协议》的形式和内容看，反映了买卖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亦不明显存在权利义务不对等的情形，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因王树青系本案当事人，亦为案涉纠纷被执行人，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一审判决仅依据王树青在公安机关投案后《讯问笔录》中的供述即认定涉案《房屋买卖协议》并非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存有不当。同时，从王树青在《询问笔录》中的供述看，亦无法证明张建伟对王树青出卖涉案房产并非真实意思表示知情，亦无法证明张建伟与王树青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李良田亦未提交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张建伟系非善意第三人。张建伟在一审庭审中对《房屋买卖协议》的签订地点、在场人员、起草过程等环节的陈述虽与其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的陈述存有差异，但不足以认定张建伟未参与《房屋买卖协议》签订。结合张建伟在本院二审期间提交的源通公司于2016年10月9日出具的《证明》及张建伟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在张建伟自2013年12月即有意购买别墅的情况下，其在签订涉案《房屋买卖协议》前未对房产进行实地查看即支付全部购房款亦不存在违背常理之处。二、在一审法院查封涉案房产之前，张建伟已合法占有了涉案房产。根据张建伟在一审中提交的物业公司于2014年10月15日向张建伟出具的收取1-12月份物业费的《收据》及于2014年11月26日出具的《证明》，可以证实张建伟自2014年4月4日起已为涉案房产实际缴纳了物业费并实际占有涉案房产，因张建伟与王树青、付玲玲签订有书面的《房屋买卖协议》并已实际支付全部购房款，张建伟占有涉案房产亦具有合法依据。张建伟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述称其于2014年4月5日傍晚住进涉案房产，虽晚于一审法院查封涉案房产之日（2014年4月4日），但因其入住时间距涉案《房屋买卖协议》签订时间（2014年4月3日）仅相差两日，符合房屋交易中正常腾房、交房的合理周期。三、在一审法院查封涉案房产前，张建伟已实际向王树青支付了涉案购房款。根据张建伟在一审中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其于涉案《房屋买卖协议》签订的当日即按照合同约定向王树青全额支付了涉案购房款。王树青虽又于当日将该款项转至案外人李英洲银行账户，并由李英洲用于其他相关用途，但不能否定张建伟已实际支付全部购房款的事实。同时，根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津县支行出具的《证明》及银行采集照片，用于收取涉案购房款的银行卡账户开户业务系由王树青个人操作完成，不存在银行卡密码由李英洲设置的情形。在王树青系本案当事人，亦为案涉纠纷被执行人，与本案具有利害关系，且李良田亦未举证证明涉案购房款存在虚假走账的情况下，一审判决仅依据王树青在公安机关投案后《讯问笔录》中的供述即认定涉案购房款转款系为走账、王树青与付玲玲未实际取得购房款存有不当。四、涉案房产未办理过户登记非张建伟自身原因。本院认为，因涉案房产在《房屋买卖协议》签订次日即被一审法院依法查封，在客观上造成了涉案房产未能办理过户登记。综上所述，上诉人张建伟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东民四初字第8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李良田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30960元，由李良田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30960元，由李良田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娄勇军代理审判员  曹 毅代理审判员  陈 浩二〇一七年三月二日书 记 员  赵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