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川0402刑初390号
公诉机关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葛亚安，男，1964年1月23日出生于四川省攀枝花市，汉族，大专文化，攀钢矿业公司选矿厂生产科职工，住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因涉嫌犯贪污罪，于2015年12月20日被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
辩护人刘鑫，四川东荣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104211910623841。
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检察院以攀东检公诉刑诉[2016]36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葛亚安犯贪污罪，于2016年10月24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邵丰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葛亚安及其辩护人刘鑫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1.2010年，被告人葛亚安在攀钢尾矿库扩容技改项目征地拆迁补偿安置过程中，伙同征地拆迁组工作组人员张某1、阿署达村村长韩某、二社社长鲍某1、三社社长雷某（均另案处理），利用其担任征地拆迁工作组成员的职务之便，虚增土地及附着物共计12.03亩，套取补偿款共计465，590元，已发放387，410元，葛亚安从中分得60，000元。
2.2010年，被告人葛亚安在攀钢尾矿扩容技改项目征地拆迁补偿安置过程中，伙同征地拆迁组工作人员宋某（另案处理）、阿署达村二社社长鲍某1，利用其担任征地拆迁工作组成员的职务之便，虚增土地及附着物14.337亩、堡坎480.52立方米，骗取征地补偿款575，804.4元，已发放补偿款489，782.4元。葛亚安从中分得100，000元。
3.2010年，被告人葛亚安在攀钢尾矿库扩容技改项目征地拆迁补偿安置过程中，伙同村民杨某（另案处理），利用其担任征地拆迁工作组成员的职务便利，虚增土地及附着物12.91亩、堡坎291.12立方米，骗取征地补偿款共计512，604.4元，已发放435，144.4元。
对指控的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当庭提供了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鉴定意见等证据证实，诉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之规定，对被告人葛亚安犯贪污罪予以判处。
被告人葛亚安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无异议。被告人葛亚安及辩护人均提出其是受公司委派参加征地项目，其身份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也不是受委托管理国家财产的人员，不符合贪污罪的主体身份要件。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葛亚安系攀钢矿业公司选矿厂生产科从事综合统计工作人员，2010年他接到矿业公司的通知参与征地工作；张某1系攀钢矿业公司规划发展部工作人员，从事土地工作，2010年他受矿业公司安排参与征地工作；宋某系攀钢矿业公司选矿厂尾矿车间职工，从事测量工作，2010年她经车间领导口头通知参与攀钢尾矿库扩容技改征地项目，并听从葛亚安的安排。被告人葛亚安及宋某、张某1参加征地拆迁工作会议后，被安排到攀钢矿业公司尾矿技改扩容项目征地工作领导小组下设的工作小组，参与征地调查。
2010年8月24日，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发文，成立攀钢矿业公司尾矿技改扩容项目征地工作领导小组，其中下设摸底调查、签订协议、发放补偿资金小组，组员包括韩某、鲍某1以及“攀钢矿业公司相关工作人员”。2011年9月19日，中共攀枝花市东区委员会办公室、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办公室联合发文，确定攀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尾矿库扩容技改项目的选址和方案，设立拆迁工作领导小组及征地现场工作组，文件附件有“攀钢尾矿库扩容技改项目征地拆迁工作领导小组及拆迁工作组名单”，攀钢尾矿库扩容技改项目工作组中，张某1、葛亚安、韩某、鲍某1、雷某、宋某为协议签订组组员。
2015年8月17日，被告人葛亚安接侦查人员电话通知后主动到东区人民检察院接受询问，如实供述了其涉嫌犯罪的事实。2015年12月29日至次年4月26日，被告人葛亚安向东区人民检察院退缴人民币共计16万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当庭出示，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1.户籍证明、工作职责情况说明、劳动合同书，证实葛亚安、张某1的户籍信息，二人在攀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选矿厂及矿业公司的工作岗位情况。
2.选矿厂生产科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葛亚安是选矿厂生产科职工，工作职责是土地统计、土地管理、协调工农关系，在2010年尾矿库扩容技改项目征地拆迁中，工作职责是协助征地现场调查。
3.《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攀钢尾矿库扩容技改项目征地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中共攀枝花市东区委员会办公室、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攀钢尾矿库扩容技改项目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的通知》。
4.攀枝花市国土资源局东区分局出具的情况说明两份，证实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受攀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委托，对攀钢尾矿库扩容技改项目进行征地搬迁安置工作的情况。
5.到案情况、缴款书，证实被告人葛亚安的到案经过及缴款情况。
6.被告人葛亚安的供述，交代了2006年至案发时，他在选矿厂生产科从事综合统计工作。2008年和2010年两次征地都是矿业公司委托政府办理的，他受矿业公司的委派参与征地工作，代表矿业公司监督征地测量。在2010年的征地工作中，由于政府的工作人员不够，整个工作组就分成两个小组，他负责带领其中一个小组进行测量、计数。他负责的小组成员有宋某、张某1、小向，还有一个政府委派的人，他记不起名字了。其中，宋某负责记录，他负责监督整个测量工作。
7.证人宋某的证言，证实1986年至2013年1月，她在攀矿选矿厂尾矿车间工作并退休，期间主要从事电工、点检员、测量工等工种。2010年下半年，车间的李某口头通知她去参与尾矿库扩容技改征地，并听从葛亚安的安排，她没有看到过任何文件，矿业公司一起工作的还有张某1和小向。葛亚安带着他们在阿署达村与工作组成员、村社干部、村民代表开会，在会议上，相关领导安排他们矿业公司的人配合国土局、土征办将项目做好。会后，工作组商量分成两个小组，负责人分别是葛亚安、张某2，她被分在葛亚安的小组，负责记录，就是将测量的数据记录在调查表上，并让相应的村民签字。
8.证人张某1的证言，证实1988年至案发时，他在攀钢矿业公司机关工作，一直从事土地管理，工作内容是矿业公司的征地、地籍管理等。2010年，矿业公司向攀枝花市国土局打报告请求征收阿署达和沙坝村的土地。经攀钢矿业公司、市国土局、东区政府协商，最终确定由东区政府实施征地，矿业公司以预缴土地出让金的方式将相关费用支付到市财政土地出让金专户。按照惯例，征地工作由政府单位进行，公司派人配合协助。在2010年的尾矿库征地项目中，公司派了他和葛亚安、宋某等6人参与征地工作，搞现场调查。
9.证人张某2的证言，证实2010年东区政府应攀钢矿业公司的要求，进行了攀钢尾矿库扩容技改二期征地，他是工作组成员之一，全程到现场参与了实地测量、签订协议等。矿业公司的葛亚安、张某1等人在2010年8月24日领导小组成立时就进入了工作组，张某1和葛亚安要到现场进行实地测量、资料汇总、核算补偿资金等工作，最后签订补偿协议他们也是参与了的。
10.证人鲍某1的证言，证实张某1和葛亚安都参与了摸底的调查和调查资料的审核，以及签订协议，调查资料主要是葛亚安和宋某签字，张某1很少签。
（一）2010年的一天，攀枝花市东区银江镇阿署达村二社社长鲍某1、三社社长雷某找到攀钢矿业公司的工作人员张某1，要求处理农民土地因尾矿坝积水垮塌事宜。后被告人葛亚安与张某1及阿署达村村长韩某、鲍某1、雷某一起到现场查看，商议垮塌土地面积的认定。当日，鲍某1和雷某提出，在垮塌土地的基础上虚增一些面积套取补偿款，五人均表示同意。后鲍某1和雷某分别列明垮塌土地村民清单，其中包括虚增的土地13.01亩，由被告人葛亚安根据清单内容出具报告交给矿业公司张某1所在部门盖章后返回鲍某1和雷某。2010年下半年，攀钢尾矿扩容技改项目征地开始后，鲍某1和雷某根据该报告载明的面积在征地项目中认定了补偿面积，并通过代替签字和代领补偿款的方式，在2012年领取了在他人名下虚增的补偿款38.741万元。后雷某和鲍某1将领取的补偿款分给被告人葛亚安及张某1、韩某，被告人葛亚安分得6万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当庭出示，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1.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征地调查表、身份证复印件，户口本复印件、委托书，证实2010年4月8日攀钢矿业有限公司选矿厂出具文字材料，载明阿署达村二社村民被淹没土地情况：共计17.46亩，其中包含山某家4.01亩、鲍某2家3.02亩；一社村民被淹土地共计15.61亩，其中罗某家3.5亩、鲍某3家2.5亩。2011年3月27日山某与攀枝花市东区土地征收办公室签订补偿安置协议，涉及土地13.45亩；2011年12月25日鲍某3与攀枝花市东区土地征收办公室签订补偿安置协议，涉及土地12.1亩。
2.被告人葛亚安的供述，交代了2006年他接替选矿厂土地管理工作，在工作中认识韩某、鲍某1、雷某。2009年底或2010年初，韩某、鲍某1、雷某多次找选矿厂和矿业公司要求处理因尾矿库积水垮塌导致村民土地无法耕种的事。后来张某1组织他和韩某、鲍某1、雷某和相应的村民到现场查看，经过协商确定垮塌土地的总面积是20亩左右，没有做记录。就在现场，鲍某1和雷某提出虚增一些土地，套取出来的钱大家一起分，大家都同意了这个提议。他和张某1就叫韩某等村社干部制作表格交过来。没过多久，鲍某1、雷某将清单交过来，上面记录了村民的名字和垮塌面积，共计30亩左右，也就是说虚增的面积是10亩左右。拿到清单后，他按照清单上的内容起草了一份请示报告，提交矿业公司张某1所在的部门审批，批复上盖有矿业公司规划发展部的章。他将请示报告及批复的内容复印给阿署达村，作为征地的依据。2010年下半年，尾矿库征地工作开始，他和张某1作为工作组成员参与实物丈量，这些垮塌面积因为之前做过认定，没有再进行测量或者调查，因为他没有全程参与签订协议事宜，他不清楚这些垮塌面积具体是怎么操作的。2012年上半年的一天，阿署达村社干部联系他，叫他到竹湖园附近的嘉泰茶楼喝茶，在茶楼的有张某1、鲍某1、雷某、韩某，鲍某1和雷某都拿出一些钱递给他和张某1，他一共拿到3万元。没过多久，又在同一个茶楼，鲍某1和雷某又拿了3万元给他。
3.证人张某1的证言，证实的内容与被告人葛亚安供述的基本一致。
4.证人韩某的证言，证实了2010年他任阿署达村的村长，一天鲍某1、雷某找到他说要找攀钢套取点补偿款，他同意了，于是他们就编造了一个二社、三社农户在尾矿库周边的土地因连续降雨不能耕种的理由，要求攀钢补偿。商量好后，他叫鲍某1和雷某联系攀钢的葛亚安来看一下现场。过了两、三天，葛亚安带着张某1来看现场，他安排鲍某1和雷某一起去看，并给葛亚安他们提出来套取补偿款的想法，张某1和葛亚安都表示同意。后鲍某1和雷某分别以二社、三社的名义开具了两个证明，内容是因垮塌要求补偿的农户和亩数。他在这两个证明上以阿署达村的名义签名、盖章。后来他让鲍某1和雷某找攀钢矿业公司的葛亚安和张某1签字确认。之后他们村社与攀钢进行了谈判，攀钢的领导表示，当时攀钢没有钱赔偿，只有等到次年尾矿征地的时候按照上面的土地面积补偿，他们表示同意。一个星期后，他们的两个证明经攀钢相关部门盖章后返还给鲍某1和雷某。后来鲍某1和雷某以农户的名义编造了打款委托书，内容是二社农民的补偿款打到鲍某1的账户，三社的补偿款就打到雷某的账户上，具体事情都是鲍某1和雷某在操作。通过这件事，他只拿到了5万现金，另外的9万用土地抵扣了。
5.证人鲍某1的证言，证实2010年初的时候，阿署达村有一部分土地被水淹没垮塌，村里就向矿业公司和选矿厂反应，要求进行处理。后来，张某1、葛亚安、雷某、韩某和他就与垮塌土地的农民一起到现场查看，并商定好了垮塌土地的面积，口头上达成一致意见，张某1、葛亚安要求他们村将面积列好清单交给矿业公司。在现场商量完后，韩某提出大家很辛苦，整点土地分点钱，大家都同意了，商量好将虚增10亩左右的土地，分别挂在二社和三社的村民户头上，和垮塌的土地混在一起报给矿业公司。后来他们制作了名单，他们二社虚增的面积挂在他妹妹鲍某3和妻子罗某名下，其中罗某家3.5亩，鲍某3家2.5亩。三社的名单他不清楚，他们将这些名单交给葛亚安和张某1，让他们签字、盖章后返给阿署达村。在尾矿库征地的时候，以这些名单作为依据，将虚增的土地加入了村民的户头上。在签订协议的时候，他把罗某名下虚增土地也挂在鲍某3名下，所以鲍某3名下总共是12.1亩土地，包含了虚增的6亩，按照当时的补偿标准，总共能够得到21.225万元，实际发放的是17.75万元。2012年上半年的一天，补偿款发下来了一部分，他和雷某在茶楼分给张某1、葛亚案每人3万元。在第二次土补费发放后，在同一茶楼，他和雷某给张某1、葛亚安、韩某每人3万元。2015年1、2月份时候又发了一次每亩4000元的土地补偿款，他和雷某就没再分给张某1等人了。他实际得到了8.4万元。
6.证人雷某的证言，证实的内容与鲍某1证实的一致，同时证实三社山某、鲍某2的名下分别虚增了4.01亩、3.02亩土地，也就是共计7.03亩，后来他实际拿到的钱是8.8万元。
7.证人山某的证言，证实她是雷某的妻子，她名下真实的土地只有6亩多的样子，协议上多出了7亩左右的地她不知道怎么来的，她家土地征收的事情都是雷某在管。
8.鉴定意见，证实攀枝花市东区银江镇财政所在2011年12月29日至2015年3月31日支付给鲍某3、山某、鲍某2、罗某的攀钢尾矿征地拆迁青苗及地面附着物补偿款、土地补偿款及生活补助的资金性质为公款。
（二）鲍某1家位于攀枝花市东区银江镇阿署达村二社，2010年的一天，鲍某1向被告人葛亚安、宋某等人提出，希望在攀钢尾矿库扩容技改项目征地过程中多记一些土地，被告人葛亚安和宋某表示同意。后鲍某1与王某协商在王的户头上虚增土地，多得的补偿款取出来后交给鲍某1，鲍某1会分一部分给王某，王某表示同意。2010年的一天，鲍某1将写有土地和堡坎面积的纸条交给被告人葛亚安和宋某，宋某将纸条上的内容抄写在征地调查表上，其中，共计有土地14.337亩、堡坎480.52立方米。后王某签订征地协议并通过虚增的土地和堡坎领得补偿款489，782.2元。补偿款发放后，王某通过现金和转账的方式拿给鲍某139.8万元，2012年的一天，鲍某1分别分给被告人葛亚安和宋某各10万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当庭出示，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1.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征地调查表，证实2011年12月8日王某与攀枝花市东区土地征收办公室签订补偿安置协议，涉及王某家土地22.597亩，赔偿金额208，620.48元。其中手写的调查表上，序号为39，时间为2010年12月3日的表上载明土地共有14.337亩，堡坎共有480.52立方米，有王某的签名。宋某、葛亚安、张某1在打印的征地调查表上攀钢工作组成员处签字，张某2、陈某在小组审核处签字，韩某在村委会处签字。
2.被告人葛亚安的供述，交代了2010年底的一天，张某1打电话约他到竹湖园喝茶，同时在茶馆的还有鲍某1、宋某。在喝茶的过程中，鲍某1提出一起打牌，并给了他和张某1、宋某每人1万元用于打牌，就在当天喝茶过程中，鲍某1提出要虚增10亩左右的土地，三人都同意了。在征地过程中的一天，鲍某1约他和宋某一起洗脚时，写了一张纸条交给他和宋某，纸条上是虚增的数据，宋某根据纸条内容填写了调查表，由村民签字，具体由谁签字他不清楚。2012年3、4月份的一天，鲍某1约他和宋某到竹湖园喝茶，鲍某1拿出两袋现金分别递给他和宋某，他的袋子里一共是10万元。
3.证人鲍某1的证言，证实的内容与葛亚安供述的一致。同时证实，2012年的一天，他约葛亚安和宋某在竹湖园的茶楼见面，分给葛亚安、宋某各10万元，他自己得到19.8万元。2015年初还发放了一次补偿款，每亩地4，000元，也是王某得了。
4.证人宋某的证言，证实的内容与被告人葛亚安供述的基本一致。同时证实，在办案机关向她出示的材料中，她可以辨认出她当时填写的那张表，上面的数据加起来是14.337亩土地，480.52立方米堡坎。2012年5、6月份的一天，葛亚安在茶楼拿给她10万元钱。她不清楚当时补偿款是否发放，只记得鲍某1说水下面积的事情帮了忙，才给的钱。
5.证人王某的证言，证实的内容与鲍某1证实的一致，同时证实通过虚增的土地和堡坎，他一共领取了489，782.4元，拿给鲍某139.8万元，他实际得到91，782.4元。
6.鉴定意见，证实攀枝花市东区银江镇财政所在2011年12月29日至2015年3月31日支付给王某的攀钢尾矿征地拆迁青苗及地面附着物补偿款、土地补偿款及生活补助的资金性质为公款。
（三）杨某家的土地和房屋位于攀钢尾矿库扩容技改项目征地拆迁范围内。2010年的一天，杨某找到被告人葛亚安，提出自己家庭困难，希望葛亚安帮她虚增一些土地在张某3名下，葛亚安同意虚增10亩左右的土地，并给负责记录的宋某打招呼，要宋为杨某填写虚假数据。同时，杨某与张某3商定在张名下虚增土地，并将20%的补偿款分给张某3。后杨某将写有虚增面积的纸条交给宋某，由宋某将数据抄写在征地调查表上，共计土地12.91亩、堡坎291.12立方米。2011年12月，杨某与张某3分别与东区土地征收办公室签订补偿协议，通过虚增的土地，杨某多领得补偿款435，144.4元。补偿款发放后，杨某拿给被告人葛亚安人民币8万元。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当庭出示，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1.离婚协议书、《攀钢尾矿库扩容技改项目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征地调查表、证明，证实2011年1月17日，杨某与前夫协议离婚并约定了财产分配。2011年12月23日杨某与东区土地办公室签订2份补偿安置协议，分别涉及土地2.25亩，12.18亩，附件手写的征地调查表中序号22的表上最后一项载明房屋土木399平方米。打印的征地调查表上，葛亚安在攀钢工作组处签字，杨友、陈某分别在征地小组和小组审核处签字，雷某、韩某分别在合作社和村委会处签字、盖章。2012年7月5日阿署达三村出具证明，内容为张某3名下12.91亩土地划归杨某所有。
2.补助协议、《攀钢尾矿库扩容技改项目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证明，证实张某32011年12月23日与阿署达村三社签订补助协议，涉及生活补助417，300元；2011年12月21日与东区土地办公室签订补偿安置协议，涉及土地14.27亩，协议注明2012年8月6日将其中12.91亩调到杨某户头上。
3.四川省农村信用社活期明细查询结果，证实杨某收到安置费、补偿款的情况。
4.被告人葛亚安的供述，证实2010年他在攀钢尾矿扩容技改征地拆迁工作中认识杨某。杨某在一次请他吃饭时，提出想让他帮忙虚增一些土地，说女儿得了重病，需要钱治疗，他未答应。后杨某又多次找他说了此事，他表示同意，答应会去给宋某打招呼。当时没有具体谈虚增多少，也没用谈好虚增什么项目。后他给宋某打招呼，说了杨某的情况，叫宋某帮杨某虚增土地，宋某同意了。具体杨某虚增了多少他不清楚。2012年或2013年的一天，杨某在他所住的小区外给他8万元现金。他不清楚杨某是否给宋某分钱，他本人也没有分钱给宋某。
5.证人宋某的证言，证实2010的一天，葛亚安将杨某介绍给她。几天后葛亚安给她打电话，说杨某家庭困难，叫她给杨某虚增一些土地，她未表态。后张某1又给她打电话，叫她帮忙。她考虑到张某1、葛亚安都是工作组的负责人，就答应了此事，张某1还叫她不要全部整成土地，加一些堡坎，杨某会来找她。第二天，她在现场测量时杨某找到她，说家庭困难请她虚增土地，说这件事葛亚安和张某1都打了招呼，希望她帮忙。她没有说什么，杨某便给了她一张纸，她将纸上的数字抄在了调查表上，拿给杨某签字，杨某签的谁的名字她没有看。她能够辨认出调查表上她填写的数据，虚增土地是12.91亩，堡坎291.12立方米。杨某没有给她说过拿钱，后来也没有拿钱给她，她也不清楚张某1和葛亚安是否分赃。
6.证人杨某的证言，证实她在攀钢尾矿项目征地过程中认识葛亚安，一次她约葛亚安吃饭时向葛亚安提出自己家里很困难，希望葛能够在征地时帮她虚增点土地，多得的钱会分给葛一部分。葛亚安同意了，她又提出虚增10亩左右的土地在张某3名下，免得引起别人怀疑。她约葛亚安谈妥后，找到张某3，与张某3商量记一些土地在张的户头上，到时候分20%的补偿款给张，其余的全部取出来给她。在一次现场测量时，她又去找葛亚安，葛说已经给负责记录的宋某打好招呼了。于是她找到宋某，叫宋帮她多记点土地，宋某问她虚增多少，她就把记有数据的纸条递给宋某，宋某将数据抄写在调查表上，她在调查表上写了张某3的名字。在办案机关向她出示的证据中，时间为2010年9月27日，序号为36的调查表上的数据都是虚增的。按照当时的标准可以发放51.26044万元，目前总共发了43.51444万元。第一笔补偿款发下来以后，全部给了张某3，她怕以后张某3也不给她，就和张某3一起到国土局把12.91亩土地转到了她的名下。后来补偿款就发到她的账户。钱到账后她取出8万元现金在葛亚安居住的小区外拿给了他
7.证人张某3的证言，证实的内容与证人杨某证实的一致，同时证实杨某虚增的土地能得到512，604.4元补偿款，实际发放了435，144.4元。
8.辨认笔录，证实葛亚安能够辨认出当时找他虚增土地的“杨老三”就是杨某。
9.鉴定意见，证实攀枝花市东区银江镇财政所在2011年12月29日至2015年3月31日支付给杨某、张某3的攀钢尾矿征地拆迁青苗及地面附着物补偿款、土地补偿款及生活补助的资金性质为公款。
本院认为，被告人葛亚安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利用其在征地拆迁职务上的便利，伙同他人以骗取手段非法占有国家财产，共计人民币1，312，336.8元，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葛亚安犯贪污罪的事实清楚，罪名成立，本院予以确认。
被告人葛亚安的辩护人提出葛不符合贪污罪主体身份要件的辩护意见，经查，现有证据可以证实，东区人民政府成立攀钢尾矿库扩容技改项目征地工作领导小组，被告人葛亚安临时受政府委托参与土地征收工作，东区人民政府已将征收土地的权利赋予了矿业公司及文件上征地小组的工作成员。客观上，被告人葛亚安等人作为工作小组成员参与征地过程，填写的征地调查表最终都作为征地拆迁的依据，其行为实际上已经管理了国家财产；主观上，被告人葛亚安等人也明知自己的行为是征地工作小组的成员，因此应当认定被告人葛亚安系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应当认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被告人葛亚安主动到案，且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对其从轻处罚；被告人葛亚安退缴了部分赃款，酌定对其从轻处罚。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葛亚安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罚金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本院缴纳）；
二、被告人葛亚安违法所得人民币24万元，予以追缴，退还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政府。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
审 判 长 徐坤林
审 判 员 王 涓
人民陪审员 孔翔翎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杨丽君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八十二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
……
……
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第三百八十三条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
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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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
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第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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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一条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条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巨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受贿数额在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具有本解释第一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