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金商终字第264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山东同利润滑油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工业南路南致远路西28号。
法定代表人：赵胜利，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魏玉磊，山东舜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万福，山东舜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福士达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庆春路135号3层。
法定代表人：施建强，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虞军红，浙江君安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孙淼淼，浙江君安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济南青年汽车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世纪大道685号。
法定代表人：龙洋，该公司董事长。
上诉人山东同利润滑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利公司）与上诉人浙江福士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士达公司）、被上诉人济南青年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南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2015）金婺商初字第5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2012年5月24日，原、被告双方在浙江金华签订了合同编号为：YMCYC／FSD／20120524-8-4的《买卖合同》1份，合同中约定：一、本合同项下产品的交货时间和交货数量，以甲方（泰安青年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福士达公司）下达的《月供货单》确定的交货时间和交货数量为准。甲方提前15日下达《月供货单》，以保证乙方（原告）按时供货。甲方通过网络平台或以传真等合理的方式将《月供货订单》通知给乙方。……六、货款的支付及发票开具：甲方在收到产品，验收合格并在收到乙方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后90日内交甲方以现金或银行承兑汇票方式支付乙方货款。2013年3月22日，浙ＸＸ年乘用车集团有限公司采购部高凯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将订单通知给原告，之后被告济南公司通过传真的方式向原告出具了验收入库单和对账单，该笔订单的货款金额为48353.50元。2013年3月23日，原告向被告济南公司开具了相应的增值税发票。2013年4月20日，浙ＸＸ年乘用车集团有限公司采购部高凯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将订单通知给原告。2013年5月8日，浙ＸＸ年乘用车集团有限公司采购部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原告出具了上述订单的入库单，该笔订单的货款金额为103072.60元。同日，原告向被告济南公司开具了上述货款的增值税发票。关于给原告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订单的为何是浙ＸＸ年乘用车集团有限公司，原告委托代理人原审庭审中陈述：被告济南公司所有的采购均是由浙ＸＸ年乘用车集团有限公司根据生产经营部署统一进行的。订单邮件的发件人是高凯，而签订买卖合同时被告济南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亦是高凯。
同利公司于2015年3月6日向原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1．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640436元及同期银行贷款利息（自2014年8月8日至判决生效之日）（至2015年2月8日，利息57639元）；2.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
福士达公司原审中书面答辩称：原告不能证明其诉请货款是基于合同项下所产生的货款，答辩人不应承担。1.根据原告提交的买卖合同，合同购货人济南公司和答辩人，应由二者中的一方来下单，但是原告提供的证据中的邮件往来，购货单位均为浙ＸＸ年乘用车集团有限公司，送货单位则出现了“济南青年汽车有限公司”、“泰安青年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等不同单位。该邮件往来证明采购并非基于原、被告所签订的买卖合同项下。2.买卖合同第五条明确约定：被告在验收结束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应给予合格与否的书面验收判定结论，原告据此开具产品发票。而针对上述发票项下货物，答辩人从未出具过相应书面验收判定结论，答辩人对发票项下货物也不予以认可。3.根据原告提交的2012年5月8日的往来邮件可以看出，青年集团与原告在本买卖合同签订之前就存在供货关系往来，故答辩人认为上述发票货款金额是原告在买卖合同签订之前与青年集团供货往来产生，此部分货款不应由答辩人承担。综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原告仅提供了开具给答辩人的增值税发票而无订单、送货单等材料，答辩人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已对答辩人履行完毕供货义务。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方是否依照合同约定履行了供货义务。本案中的虽然不是二被告中的任一方向原告以邮件方式下达订单，但是原审庭审中查明，高凯作为浙ＸＸ年乘用车集团有限公司采购部的员工向原告发送订单邮件，同时高凯是原告与二被告签订买卖合同时被告济南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结合原告提交的入库单邮件和增值税发票，可以认定被告济南公司向原告采购油类产品是由浙ＸＸ年乘用车集团有限公司根据生产经营部署统一进行的。综上，原告已按约向被告济南公司供货。在收货后二被告未按约付清货款，应承担支付尚欠货款的民事责任。原告诉讼请求中的部分货款基于被告与山东同达利经贸有限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产生，原告在本案中一并主张，但对山东同达利经贸有限公司与被告之间的债权债务由原告同利公司一并承担的事实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山东达利经贸有限公司与二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不予以处理，原告可另案主张。被告福士达公司提出的答辩意见中的合理部分，依法予以支持。综上，原审认定二被告尚欠原告货款151426.10元。关于利息，双方在合同中约定，被告应收到原告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后90日内支付，原告分别于2013年3月23日、2013年5月8日向被告开具了增值税发票，现原告仅主张从2013年8月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计付利息，系其对权利的自由处分，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依法予以支持。二被告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是对其自身诉讼权利的放弃，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应由其自负。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由被告济南青年汽车有限公司、浙江福士达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共同支付原告山东同利润滑油有限公司货款151426.10元，并从2013年8月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付利息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山东同利润滑油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二被告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780元（已减半收取，原告已预交），原告山东同利润滑油有限公司负担8192元，由被告泰安青年汽车有限公司、浙江福士达集团有限公司共同负担2588元。
上诉人同利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同利公司与福士达公司、济南公司签订《买卖合同》，约定福士达公司向同利公司购买油品，双方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合同签订后同利公司已履行合同约定的发货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义务，被上诉人也收到了所有货物及增值税专用发票且已抵扣。本案中所有货物的采购、发票的开具等事宜均是由浙ＸＸ年乘用车集团有限公司根据生产经营部署统一进行的；采购订单邮件的发件人及签订买卖合同时济南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均是高凯，高凯系浙ＸＸ年乘用车集团有限公司采购部的员工。同利公司是基于买卖合同及高凯发出的订单要求进行发货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山东同达利经贸有限公司的所有业务转给同利公司等事宜，山东同达利经贸有限公司和上诉人均已盖章确认，出具有证明函，并已向浙ＸＸ年乘用车集团有限公司送达了证明函，得到了该公司的同意。福士达公司作为合同的一方，对合同履行的方式等事宜是清楚并认可的，对此，应承担付款责任。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福士达公司和济南公司共同支付货款640436元及以640436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货款利率计算自2013年8月8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
福士达公司答辩称：一、一审时福士达公司没有参与庭审，在收到一审判决的时候看了一审判决的内容，没有看到同利公司在上诉状中所指的证明函在判决书中出现，对该份书面的材料在一审中有无作为证据提交，福士达公司并不清楚。该证明函在一审案卷中是看到过的，针对该证明函做如下意见，山东同达利经贸有限公司与同利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法人，而且山东同达利经贸有限公司的货款不论是否真实存在，也并非产生于涉案合同项下。而且山东同达利经贸有限公司对福士达公司是否有债权，也是待证的事实。即便存在若该公司将债权转移给上诉人，也应当尽到通知债务人的义务，否则并不发生债权转移的效力。其实由于基于不同的合同，与本案为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上诉人应当另案起诉，而不应当在本案中一并处理。二、在一审的判决中上诉人所指的证明函在原审中并未作为证据提交，而在二审中也不应当作为新证据。三、福士达公司并未收到过该证明函，而且从证明函载明的内容看，其载明的内容是关于合同权利义务的转移，而并非债权的转让，而合同权利义务的转移需经合同相对方的同意，本案中上诉人既未证明山东同达利经贸有限公司与福士达公司、泰安青年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也未提供任何能证明济南公司、福士达公司同意其转移合同义务的关系，因此就山东同达利经贸有限公司项下的货款不能向福士达公司主张。因此应当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上诉人福士达公司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称：一、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福士达公司与济南公司委托浙ＸＸ年乘用车集团有限公司下达订单。按照同利公司提交的合同约定，订单应当由同利公司或者济南公司下达，而非浙ＸＸ年乘用车集团有限公司下达。二、高凯在本案中涉及下达订单行为不能代表济南公司。高凯在案涉合同中作为济南公司的代表出现在合同中，并不表示下达订单的行为也能代表济南公司，因为在所有订单中均明确是浙ＸＸ年乘用车集团有限公司下达订单。至于订单明确送货给济南公司的内容，并不能改变订单系浙ＸＸ年乘用车集团有限公司下达的事实。浙ＸＸ年乘用车集团有限公司在订单中完全可以明确送货地址，但是收货人并不必然与同利公司、济南公司之间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因此原审判决认定高凯行为代表福士达公司或者济南公司，属于认定事实错误。三、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案涉货物已经送达。同利公司提交的证据均是复印件，且其所谓的签收人的身份无法确认，因此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案涉货物已经送达。四、济南公司已经支付了案涉货物款项。济南公司与同利公司素有业务往来，济南公司也存在付款事实。案涉订单下达的方式并非履行本案所涉合同的内容，而是同利公司据此前与济南公司操作模式进行货物的收发。因此，福士达公司无需承担付款义务。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中关于福士达公司共同支付货款及利息的判决内容；驳回同利公司对福士达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同利公司答辩称：一、福士达公司和济南公司均是合同买卖的一方，且确已收到同利公司的货物，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向原告支付货款。二、浙ＸＸ年乘用车集团有限公司系济南公司的股东，所有的订单均是由浙ＸＸ年乘用车集团根据生产经营统一部署进行的，采购单、邮件的发送人及买卖合同签订时济南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均是高凯，高凯系浙ＸＸ年乘用车集团有限公司采购部的员工，上诉人同利公司基于买卖合同及高凯向同利公司发出的订单要求进行发货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且增值税专用发票均予以抵扣。三、山东同达利经贸有限公司将所有的业务及对福士达公司及济南公司的债权债务均已转让给同利公司。在一审时同利公司已提供与浙ＸＸ年乘用车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的邮件来往明细，证实该转让的事实。
被上诉人济南公司未作答辩。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没有提供新的证据。
本院经审理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同利公司与上诉人福士达公司对于双方及济南公司一同签订的买卖合同无异议，该合同中高凯作为济南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在合同中署名，因此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上诉人同利公司提供的电子邮件订单，虽载明订购单位为浙ＸＸ年乘用车集团有限公司采购部，但订单由高凯向同利公司发送，同利公司有理由相信高凯的行为是代表济南公司的，结合同利公司向福士达公司及济南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且已抵扣的事实，原审认定福士达公司、济南公司与同利公司存在买卖关系并无不当。从同利公司提供的采购订单显示，上诉人同利公司主张的货款489009.9元所依据的采购订单载明的供应商均系山东同达利经贸有限公司，基于另一买卖关系产生，上诉人同利公司在一审中提供的《证明函》并未作为证据提供，且该函件是向浙ＸＸ年乘用车集团有限公司出示，故原审认为应另行主张也并无不当。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781元，由上诉人同利公司、福士达公司各负担5390.5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高 耘
审 判 员 张淑英
代理审判员 范继军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九日
代书 记员 梁昊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