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粤01民终520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
执行事务合伙人：广州富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茂平，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廖洁波，女，1973年11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
原审被告：广州富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
法定代表人：何远青。
原审被告：何远青，男，1965年3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
原审被告：彭智勇，男，1963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
原审被告：张永红，女，1975年1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
原审被告：王玉堂，男，1961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伊春市友好区。
上诉人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因与被上诉人廖洁波及原审被告广州富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何远青、彭智勇、张永红、王玉堂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5）穗云法民二初字第21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在本案中不承担任何责任。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支持廖洁波“变更诉讼请求”，导致本案在基本事实已十分清晰的基础上产生认知错误。廖洁波起诉时，以“民间借贷”纠纷为诉求，以何远青个人为被告。一审法院（包括立案法院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在立案后直至开庭审理前的一系列通知中，均以“民间借贷纠纷”作为本案案由。“民间借贷纠纷”与判决书所称的“合同纠纷”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一审判决在没有做任何说明的情况下，支持廖洁波随意变更案由的诉讼请求是不合理的。二、依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本案是一个纯粹的“民间借贷”纠纷。具体包括如下事实：“2013年10月21日，廖洁波向何远青银行账户转账35万元”；“2014年6月3日，何远青作为欠款人向廖洁波出具欠条”；“2014年8月6日，廖洁波以何远青为被告在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其偿还借款30万元及利息”。一审判决查明的上述事实说明，本案案由是何远青个人与廖洁波个人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三、廖洁波自始至终确认，本案完全是其与何远青个人之间的“借贷关系”。1、该笔“借款”发生时，是以廖洁波个人名义汇入何远青个人银行账户。2、该笔“借款”发生纠纷时，何远青个人与廖洁波个人之间达成的“还款协议”即欠条已经确认：廖洁波汇给何远青的款项是何远青个人的“借款”。3、本案起诉时，廖洁波仍坚持确认，本案标的所指的300000元借款是何远青个人与廖洁波个人之间的“借款”。四、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确与廖洁波签订过两个合同，即《GP股东投资权益协议书》、《富行信用“信商县行”经营授权协议书》，但上列两个合同均未履行，未履行的原因如下：廖洁波与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在2013年10月19日签订《GP股东投资权益协议书》后，迟迟未投入360000元的款项。2013年12月7日，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又与廖洁波签订《富行信用“信商县行”经营授权协议书》，约定：乙方（廖洁波）一次性出资120000元人民币购买甲方的信商课程券及管理服务费用，该项协议仍没有履行，原因还是廖洁波违约，一直未交120000元的相关费用。从常理考虑，假如廖洁波履行了前一个合同，交纳了360000元，则后一个120000元的合同没有签订和履行的必要。五、一审判决用推导的形式以何远青个人收取360000元来认定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收到了360000元，与合同法及事实是不符的；而且无论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是否收取该款项，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都不应承担还款责任。何远青出具的欠条应视为何远青与廖洁波之间订立的新的借贷合同，此时涉案款项的性质已变为何远青的个人借款，与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无关。一审法院认为何远青出具欠条的性质系债务加入是错误的。
廖洁波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案涉款项为廖洁波投资合伙企业的款项，非个人借款，有法律认可的合同及收款凭证为证。二、还款协议是合伙企业终止合同，承诺退还投资款给廖洁波的依据。
彭智勇述称不同意一审判决，同意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上诉请求及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查封彭智勇财产造成其严重损失，但本案纠纷与彭智勇无关，请求二审法院对彭智勇的财产予以解封。
王玉堂述称同意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上诉请求及事实和理由。
广州富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何远青和张永红经本院合法传唤均未到庭陈述，亦未提交书面意见。
廖洁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解除廖洁波与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GP股东权益协议书》，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富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何远青、彭智勇、张永红、王玉堂共同连带返还廖洁波欠款30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从2014年11月3日起算至本案判决确定的还款日止，利息标准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诉讼费由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富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何远青、彭智勇、张永红、王玉堂共同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3年10月13日，广州富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向廖洁波出具收款收据，记载：“今收到廖洁波交来的定金壹万元”。2013年10月21日，廖洁波向何远青银行账户转账35万元。2013年11月19日，广州富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向廖洁波出具收款收据，记载：“今收到廖洁波交来的35万（36万GP普通股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2013年11月19日，廖洁波（乙方）与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甲方）签订《GP股东投资权益协议书》，约定：甲方是“中国信用”商务诚信、商务金融化实践者，甲、乙双方经协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甲方公司《章程》的规定，就乙方投资成为甲方公司普通股东权益事宜，签订本协议，以资共同遵守执行；本协议所称“普通股东”，是指依本协议约定条件取得、享有本协议约定的、享受和承担甲方公司《章程》规定权利义务的自然合伙人；乙方签署本协议时，即视乙方申请为甲方公司普通股股东，但乙方依约成为甲方正式股东条件未成就之前，不具正式股东身份，亦不办理甲方公司股东工商登记；乙方首先依下列程序取得“准GP”资格：（1）乙方一次性向甲方公司投入人民币36万元，成为甲方公司的“准GP”签订本协议；（2）乙方投入的36万元包含金融信息咨询、培训、沙盘演练、投资产品设计和取得相关投资产品信息咨询服务等费用；（3）乙方负责一个地级市的好项目及超市的发展，达成本市辖区全部县的信商化；（4）乙方保荐10人成就自己的“家族和”。合伙公司总募集股东人数为199人，达到199人后即按股东实际投入股本金进行工商登记注册，并按实际投入总股本金登记各股东所占股东比例；乙方配合公司在甲方公司普通股股东资格条件成就后到工商局办理公司股东股权登记；乙方无法发展本辖区各县信商化及本身的“家族和”，乙方在甲方公司GP股东的申请，自动变更为甲方公司LP股东，乙方权利义务与公司其他LP股东权利义务相同。彭智勇作为签约代表在上述协议上签名。
2013年12月7日，廖洁波（乙方）与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甲方）签订《富行信用“信商县行”经营授权协议书》约定：鉴于：更好的打造“中国信用”商务诚信、商务金融文化并认同富行信用平台的《10倍速GP、LP好项目私募》企业发展模式运营“信商县行”；现甲、乙双方本着平等、公平、自愿原则，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经过充分协商，达成协议如下：授权经营项目名称：富行信用平台，授权经营项目业务范围：特许经营产品、投资咨询服务，授权经营项目等级：信商县（区）行等级，授权经营项目地域范围：香洲区；乙方一次性出资12万元人民币（拾贰万元人民币）购买甲方的信商课程券及管理服务费用，甲方按信商课程券券面的价格配送（即2张信商课程券）并授权乙方“信商县行”的资质。在信商省行指导下开展指定区域的管理咨询、投资、交易服务等工作。甲方开始提供相关服务支持（场地选取、培训、资料配送、产品配置、业务开展指导等工作）；授权经营期限为：自2013年12月7日至2014年12月7日止。协议签订后，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向廖洁波出具了两份《好项目经营证书》，授权廖洁波成为珠海市及珠海市香洲区中国信商好项目产业大联盟FHC生活馆专家主经销商。
2014年6月3日，何远青作为欠款人向廖洁波出具欠条，记载：“现欠廖洁波人民币现金叁拾万元正（￥300000元），经协商，自2014年6月25日起，每月还陆万元正，每月25号前将款打入廖洁波账户，5个月还清后，双方的《GP股东投资权益协议书》终止。”2014年10月30日，廖洁波向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二大队报案，报称合同诈骗。2014年11月29日，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函称，廖洁波提出控告的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同诈骗案，该局经审查认为没有合同诈骗的犯罪事实，决定不予立案。2014年8月6日，廖洁波以何远青为被告在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其偿还借款30万元及利息。2014年10月21日，廖洁波申请追加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彭智勇等为被告，主张公司及其他投资人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后案件移送至一审法院管辖。
一审另查：广州富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于2006年11月8日经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白云分局依法核准登记成立，属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何远青。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13年9月12日经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法核准登记成立，属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普通合伙人是广州富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有限合伙人包括何远青、彭智勇、张永红、王玉堂、张淑彬，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广州富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2014年5月7日、13日、17日，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具《出资证明书》，确认彭智勇、王玉堂、张永红分别向其交纳有限合伙人出资，各自缴纳金额为20万元。2014年5月20日，广州富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何远青、彭智勇、张永红、王玉堂及案外人张淑彬签订《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实）缴出资确认书》，约定广州富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何远青、彭智勇、张永红、王玉堂及案外人张淑彬均作为合伙人，均认缴出资20万元，各占合伙企业总出资额的16.67%，首期实缴出资均为20万元。2014年5月20日，广州富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何远青、彭智勇、张永红、王玉堂及案外人张淑彬签订的《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约定广州富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普通合伙人，何远青、彭智勇、张永红、王玉堂及案外人张淑彬均为有限合伙人；有限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宜，广州富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委派张露代表其执行合伙事务，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对外代表企业。同日，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经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法对合伙协议备案、主营项目类别、住所（经营场所）、投资总额、经营范围、营业期限、换照准予变更登记，其中营业期限变更为2013年9月12日至2015年12月9日。
一审庭审中，廖洁波表示其向何远青账户转账35万元，另外1万元的收款账户不清楚；其缴纳的36万元包括《富行信用“信商县行”经营授权协议书》涉及的12万元经营费用；广州富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办理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事务，所以其将上述款项交给广州富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由该公司出具收款收据；其与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股东权益书目的是入股该公司，同时经营该公司的产品，签订股东权益书时，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其他合伙人均在场；2014年6月3日何远青表示只能退还30万元，因此何远青代表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向廖洁波出具了欠条并承诺退款后终止双方的股东权益协议书；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未依约履行上述两份协议，何远青涉嫌传销组织，被公安机关通缉，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所有财产及办公经营地消失，要求解除《GP股东投资权益协议书》，退还30万元并支付利息损失。彭智勇、张永红、王玉堂确认广州富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协议约定的“GP”是指普通合伙人、“LP”是指有限合伙人，现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处于停业状态；认为其虽同意廖洁波入股，但廖洁波一直没有向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缴纳入股款项及12万元经营费用；收款收据是何远青滥用其法定代表人的权利而出具，与广州富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无关，何远青不能代表合伙企业作出欠款的承认，廖洁波与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的两份协议至今均未履行，也没有终止，两份《好项目经营证书》是协议签订后，根据协议内容向廖洁波发放，因廖洁波一直没有缴纳费用，故也没有实际履行；廖洁波出示的欠条只是何远青与廖洁波个人之间的债权债务约定，与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富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彭智勇、张永红、王玉堂没有关系。另，廖洁波主张何远青因涉刑在逃，并提交了在逃人员登记表复印件。彭智勇、张永红、王玉堂认为该情况与其无关。
以上事实，有《GP股东投资权益协议书》、《富行信用“信商县行”经营授权协议书》、好项目经营证书、银行交易明细、收款收据、不予立案通知书、出资证明、认（实）缴出资确认书、合伙协议、准予变更（备案）登记通知书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廖洁波与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的《GP股东投资权益协议书》，约定由廖洁波向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投入人民币36万元，成为该公司“准GP”，该协议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廖洁波、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富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何远青、彭智勇、张永红、王玉堂均应恪守履行。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是否已经收到廖洁波缴纳的36万元投资款。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何远青系广州富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人，同时广州富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亦是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对外代表有限合伙企业。何远青收取廖洁波缴纳的36万元款项，并以广州富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名义出具了收款收据，且在廖洁波缴纳35万元投资款的同一天，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廖洁波签订了《GP股东投资权益协议书》之后，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13年12月7日又与廖洁波签订了《富行信用“信商县行”经营授权协议书》，并向廖洁波出具了两份《好项目经营证书》，上述情形足以使廖洁波有理由相信其支付的36万元投资款是向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缴纳，且该公司已经确认收款。彭智勇、张永红、王玉堂以何远青系利用其作为广州富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掌管公章的便利出具收款收据为由，主张廖洁波没有履行缴纳投资款的义务，理据不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本案中，廖洁波与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虽无约定《GP股东投资权益协议书》解除的条件，但根据合同约定，廖洁波负有缴交36万元投资款的义务，缴纳投资款后廖洁波享有相应的合伙人权利。廖洁波与彭智勇、张永红、王玉堂均确认廖洁波签订合同目的是入股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经营该公司产品，而彭智勇、张永红、王玉堂亦确认该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也未能到庭就合同履行情况进行答辩并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因此，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收取投资款后未履行《GP股东投资权益协议书》，已经构成违约，而彭智勇、张永红、王玉堂确认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经停止经营，现廖洁波的合同目的已不能实现，故廖洁波要求解除《GP股东投资权益协议书》并退还投资款30万元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廖洁波要求按照欠条约定自2014年11月3日起计算利息的问题，何远青出具的欠条上记载的欠款人为其本人，未加盖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广州富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公章，不能视为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富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清楚该欠条承诺且愿意按照该欠条约定的时间履行，但是廖洁波于2014年10月21日明确向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主张退还投资款，而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收取投资款后未依约履行合同，构成违约，实际占用廖洁波的资金，故廖洁波诉请从2014年11月3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并无不当，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由广州富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何远青、彭智勇、张永红、王玉堂及案外人张淑彬合伙成立的有限合伙企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条第三款的规定：“有限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组成，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可见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的承担并不必然是无限连带责任，也可承担有限责任。根据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备案的合伙协议显示，广州富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普通合伙人，何远青、彭智勇、张永红、王玉堂均为有限合伙人，基于该协议内容，广州富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彭智勇、张永红、王玉堂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对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对外债务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何远青向廖洁波出具欠条，承诺退还廖洁波投资款30万元，其行为构成债务加入，对此何远青应对上述债务负连带清偿责任。廖洁波主张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富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何远青、彭智勇、张永红、王玉堂共同连带返还投资款，于法无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富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何远青因下落不明，经一审法院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及开庭传票，逾期无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对己方抗辩权利的放弃，一审法院依法缺席判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廖洁波与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13年11月19日签订的《GP股东投资权益协议书》予以解除；二、于一审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退还廖洁波投资款30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利息以30万元为本金，自2014年11月3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至一审判决确定的还款日止）。三、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能按上述第二项判决清偿债务的，广州富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何远青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彭智勇、张永红、王玉堂以其认缴的20万元出资额为限对上述债务承担责任。四、驳回廖洁波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一审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5854元、财产保全费2020元（廖洁波已交纳），由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富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何远青、彭智勇、张永红、王玉堂共同负担，并于一审民事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共同向廖洁波支付。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应否向廖洁波返还涉案300000元款项的问题。广州富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向廖洁波出具360000元投资款的收款收据，同时廖洁波与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GP股东投资权益协议书》，约定廖洁波投入360000元以入股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结合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后又与廖洁波签订《富行信用“信商县行”经营授权协议书》，并向廖洁波出具两份《好项目经营证书》的事实，一审法院认定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收取廖洁波360000元投资款的事实正确。虽然何远青向廖洁波出具欠条，但欠条上载明款项还清后，《GP股东投资权益协议书》即终止的内容，可见该欠条依然是对前述投资款返还事宜的确认，一审法院对此认定为何远青债务加入亦是正确的。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诉认为涉案款项已转化为何远青个人借款，应由何远青个人偿还，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信。至于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诉认为廖洁波随意变更诉讼请求及案由的问题，本院认为，廖洁波在追加被告申请书中已明确其以投资款来主张涉案款项，一审法院以合同纠纷为案由来审理本案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认为应按廖洁波最初起诉的借款合同纠纷作为案由来审理本案，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彭智勇在二审陈述中提出解封申请，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准许。
综上所述，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854元，由上诉人广州富行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汪 婷
审判员 庄晓峰
审判员 林 萍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日
书记员 吴泳丝
辛野
梁煦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