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8）云行赔终2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杨香芳，男，壮族，1938年12月16日生，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
委托代理人张建坤，男，壮族，1989年9月28日生，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系杨香芳孙女婿。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丘北县人民政府。
住所地：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锦屏镇政通路*号。
法定代表人杨波，县长。
出庭负责人陆永新，副县长。
委托代理人王艳华，云南晨羿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陈俊亦，丘北县林业局副局长。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上诉人杨香芳因诉丘北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丘北县政府）行政赔偿一案，不服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文山中院）作出的（2017）云26行赔初6号行政赔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8年3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杨香芳及其委托代理人张建坤，被上诉人丘北县政府的负责人副县长陆某及委托代理人王艳华、陈俊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本案争议地“龙山边”，位于丘北县锦屏镇碧松就村民委员会老八村小组和三龙新寨村小组两村小组的交界处，面积约2亩。因历史上老八村小组和三龙新寨村小组在此位置的界线不明，2007年虽经林改工作组调解，两村小组达成了分界协议，林业部门也作了GPS（422425-2654100）定点分界，但只有一个GPS点，没有精确划界。2014年10月杨香芳向丘北县政府反映要求对该争议地进行处理，2015年其再次�丘北县政府提出申请，要求对争议林地进行确权。2015年11月3日丘北县政府受理后转交县林业局进行办理。杨香芳于2016年2月2日向文某中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丘北县政府明确其与第三人张某1、张某2的土地界线，并赔偿对其造成的损失368800元。同年3月18日丘北县政府再次组织两村小组进行划界，确定了GPS（422425-2654100）点至北面的GPS（422441-2654127）点连线为两村的山林界线，东面为老八村小组所有，西面为三龙新寨村小组所有，并组织两村小组签订了山林界线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丘北县政府于2016年8月6日作出丘政复〔2016〕161号《丘北县人民政府关于杨香芳申请林地确权的答复》（以下简称161号答复），答复称其持有的编号为34的土地管理使用证与张某1持有的丘府林证字（2008）第260100954号林权证部分地块重叠，其所申请确权的范围在2007年两村签订的调解协�书范围内，属两村之间的山林权属纠纷。请杨香芳按照三龙新寨村小组与老八村小组在2016年3月18日签订的协议书明确的山林界线向林业局申请林权登记。杨香芳认为因丘北县政府不作为给其造成经济损失，因而提起本案赔偿诉讼，请求判令丘北县政府赔偿其损失368800元，其中，林木被砍损失费160000元，土地闲置费80000元，误工费36000元，精神损失费60000元，名誉损失费26000元、车费6000元和四次诉讼费800元。
一审法院判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只有侵犯公民人身权造成精神损害的情况下，原告主张精神损失费才有法律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只有自然人因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或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因侵权行为而永久性灭失或者毁�的情况下，才可以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本案中，杨香芳的人格权利并未受到侵害，本案的土地也并非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杨香芳诉请的精神损失费60000元不符合上述规定，于法无据，依法不予支持。名誉是对特定的公民和法人的人格价值的一种社会评价。本案中，丘北县政府是否进行确权对杨香芳的名誉并未造成影响，杨香芳诉请的26000元名誉损失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关于林木被砍伐损失费160000元的问题，杨香芳自认是第三人砍伐林木造成的，该损失与丘北县政府的行政行为无因果关系。因此，杨香芳要求丘北县政府赔偿林木砍伐损失费160000元的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关于土地闲置费的问题，杨香芳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该土地是否闲置，闲置了多久，以及闲置费80000元是如何得来的依据。杨香芳诉请的80000元土地闲置费无事实�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关于6000元车费的问题，杨香芳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有6000元车费存在的事实，也未提供证据证明该车费与丘北县政府的行政行为有因果关系，故杨香芳要求丘北县政府赔偿6000元车费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杨香芳诉称的4次诉讼费800元的问题，文某中院确实收取了杨香芳50元的一审诉讼费和50元的二审上诉费，但文山中院在第一次审理时的判决被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现本案正在一审审理中，该费用是否由杨香芳承担并未最终确定，杨香芳是否损失这100元属待定状态，其余700元诉讼费杨香芳未提供证据证明，故其主张的800元诉讼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对被诉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之规定，本案杨香芳应当提供丘北县政府对其造成上述损害的有效证据，但其并未提供，故其主张丘北县政府对其进行赔偿368800元的诉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据此，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杨香芳的赔偿请求。
杨香芳上诉称，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云行赔终8号行政赔偿裁定书认定，丘北县政府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应以其提起的确认丘北县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违法之诉为依据。文山中院作出的（2017）云26行初32号行政判决中已经支持其诉丘北县政府行政不作为的观点，但在本案中又驳回其赔偿请求，这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云行赔终8号行政赔偿裁定矛盾。丘北县政府负有举证责任，应由丘北县政府对其损失进行司法评估。请求判令丘北县政府对杨香芳的各种损失进行司法评估；判决支持杨香芳一审的诉讼请求；另外，由丘北县政府赔偿杨香芳4次诉讼代理费26000元。
被上诉人丘北县政府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理程序合法，杨香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杨香芳认为丘北县政府不履行林地行政管理行政确认法定职责，而请求丘北县政府赔偿368800元损失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应予以支持。虽然文山中院一审判决丘北县政府在法定期限内对龙山边的争议林地作出行政行为，但不能当然以此作为行政赔偿的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无新证据提交，双方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材料已随案�移送本院审查。
一审法院对上述证据材料审核认为，杨香芳提交的高速路过路费收据3张、中石化加油卡票据1张、停车计时单1张、高速路过路费收据2张、中石化加油卡台账对账单1张、储物柜存物小票1张等均客观真实，但无法证明其证明观点，与本案无关，不予采信。丘北县政府提交的证据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属于司法解释，不属于证据，不予认证；至于判决书，因该判决书已经被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依法不予采信。一审法院对一审原、被告提交的证据审核意见正确，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之规定，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原告应当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事实提供证据。另外，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原告在行政赔偿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有权提供不予赔偿或者减少赔偿数额方面的证据。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但尚未对原告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或者原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或法律根据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本案中，杨香芳认为丘北县政府不履行林地行政管理行政确认法定职责给其造成损失而要求赔偿368800元，但其提交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其主张的赔偿事项和具体数额。杨香芳对其所主张的林木被砍损失费、土地闲置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等赔偿请求事项没有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其在一审中提交的高速路过路费收据、中石化加油卡票据、停车计时单、储物柜存物小票等证据不能证明系因丘北县政府不履行�地权属争议行政确认法定职责而造成的损失。此外，关于其要求丘北县政府赔偿其诉讼代理费26000元的主张已经超出了其一审提出的赔偿请求事项范围，且亦无事实依据。
综上，杨香芳提出的各项赔偿请求事项均无事实或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一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杨香芳的赔偿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杨香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赵光喜
审判员 桂 蕾
审判员 赵 霁
二〇一八年四月九日
书记员 包欣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