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5）鄂武汉中刑终字第00385号
原公诉机关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陈红卫，原武汉市江夏区城乡建设局副调研员。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4年3月2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4月3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武汉市江夏区看守所。
辩护人云平，湖北君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法院审理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陈红卫犯受贿罪、诈骗罪一案，于2015年1月27日作出（2014）鄂江夏刑初字第00249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陈红卫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张小艳、厉红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陈红卫及其辩护人云平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认定：
一、受贿事实
1、2009年9月，非农移民项目在施工中需对武汉市江夏区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二建公司）旧办公楼进行拆迁。被告人陈红卫代表武汉市江夏区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区城乡建设局）与二建公司签订协议，以人民币55000元的价格对二建公司旧办公楼的室内装修进行拆迁补偿。2010年年初的一天，二建公司经理毛某为感谢被告人陈红卫在拆迁补偿事宜上的关照，在被告人陈红卫的办公室送给其人民币10000元，被告人陈红卫予以收受。
原审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家装折旧评估认可、拆迁房屋验收单、房屋调查情况登记表、设施及附属物补偿清单、武汉天马东湖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房屋装修价值评估报告及资质证明，证实二建公司旧办公楼被拆迁；陈红卫代表建设局与毛某代表的二建公司于2009年9月10日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其中办公室室内装修残值补偿人民币55000元；2009年10月17日，该办公楼装修价值评估人民币55000元。
（2）拆迁补偿协议、收款收据，证实被告人陈红卫和二建公司经理毛某签订该协议后，二建公司旧办公楼拆迁补偿款106588元已全部支付，其中包括装修残值补偿人民币55000元。
（3）证人毛某的证言：办公楼装修评估价格由评估小组决定，由陈红卫负责。成员有陈志红、柯红艺等人，实际由陈红卫说了算。我向陈红卫表示希望能评估10万元。补偿款到位后，我让出纳涂某拿出10000元，在二建指挥部办公室交给陈红卫说是评估上帮忙的感谢费。装修补偿比实际装修的价值高大概3、4万元，采用的方式是在评估表上多列了一些防盗门、地砖、水电安装等项目。
（4）证人涂某的证言：2010年春节前，二建老办公楼的拆迁补偿款到位后，毛某要我从公司财务拿了1万元现金，称是送给建设局领导陈红卫，目的是感谢他在老办公楼拆迁装修补偿上给予了关照。该笔款项陈红卫未退还。
（5）证人王某甲的证言：我为二建片项目指挥部成员，该项目拆迁补偿的过程是，由指挥部评估小组的工作人员入户测量面积、装修装饰数量，将测量好的数据交给指挥部，再由指挥部交给评估公司计算评估报告，再由评估小组对报告签字认可，最后签订补偿协议。二建公司的补偿先是由陈红卫与毛某签订了补偿协议，再让评估公司出具的报告，最后陈红卫才让其在评估认可上签了字，且二建公司老办公楼只进行了房屋面积测量，未测量装修，具体装修补偿数额是如何计算出来的不清楚。
（6）证人胡某甲的证言：补偿协议上的装修补偿金额55000元在毛某与陈红卫签订协议时并未填写，而是在王某甲、张德荣等评估小组成员在家装折旧评估认可书上签字后（2009年10月20日）才根据该认可书填写的。
（7）被告人陈红卫供述：2009年下半年，在拆迁二建公司办公楼前，需对办公楼装饰装修进行评估。当时毛某就找到我，要求我在对二建公司办公楼装修评估时多评一点。他说反正都是公家的钱，要我帮忙多评大概几万元，当时他向我承诺，装修补偿款到位后，给我们一定的辛苦费，我同意了。后来我安排评估小组在装修评估表上虚列了防盗门、地砖、水电安装等项目，我在表上签字确认。2010年初，二建公司的拆迁补偿款到账后，毛某为了感谢我，在二建指挥部我的办公室送给我1万元，我收下了。
2、2010年，武汉市江夏区市政建设总公司（以下简称市政公司）与江夏区城乡建设局签订合同，承接了武汉市江夏区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小区配套工程。2010年8月至2011年5月间，该项目施工方负责人胡某乙为感谢被告人陈红卫在工程招投标环节中给予的支持并希望继续得到关照，先后在武汉市江夏区纸坊街一茶吧内及被告人陈红卫的办公室内，以借钱给其打牌的名义送给被告人陈红卫共计人民币50000元，被告人陈红卫予以收受。2012年8月的一天，被告人陈红卫在武汉市江夏区“创业农庄”附近将其中的人民币20000元退还胡某乙。胡某乙表示余款无需偿还，被告人陈红卫应允。
原审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协议书、工程施工承办合同材料、施工进度表等证实，关山桥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小区配套工程由区建设局发包江夏区市政总公司施工。
（2）记账凭证、领款单、收据、工商银行回单等证实，胡某乙实际承接了关山桥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小区配套工程，经陈红卫等建设局领导审批，工程款均已结算。
（3）证人胡某乙的证言：关山桥经济适用房的配套工程是区市政公司承接了之后再转包给我的，陈红卫负责这个工程的招投标工作。2010年至2011年期间，我与陈红卫一起打牌，每次他都向我借款一二万元。第一次是2010年7、8月，陈红卫与我、谢某、李某乙在纸坊一个茶吧打牌，陈红卫向我借款2万元。第二次是2010年12月，陈红卫邀我和另两个不认识的人打牌，陈红卫向我借款1万元。第三次是2011年上半年，陈红卫打电话称要和他人打牌需要借钱，我便驾车至他在二建指挥部的办公室，给了他2万元现金。我借钱给陈红卫的原因是他是建设局领导，平时做工程经常打交道，需要他的关照，所以不敢得罪。我们也没有打借条或约定还款时间、利息。我也没指望陈红卫还钱。2012年7、8月间，陈红卫主动找到我归还了2万元，并称剩下的钱以后再还。陈红卫之后再未退款。
（4）证人谢某的证言：2010年左右，我与陈红卫一起打过二三次牌，一起的还有胡某乙、李某乙。其中一次打牌时陈红卫称自己没有钱，胡某乙当场就借给了陈红卫1万元现金，后陈红卫又输掉了该笔钱。
（5）被告人陈红卫的供述：我在2010年8月至2011年5月期间，打牌时向胡某乙借款人民币5万元，2012年8月还款2万元。
3、2010年6月，湖北福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成公司）与江夏区城乡建设局签订合同，承接了非农移民项目一标段的工程。2011年和2012年春节，福成公司项目经理邱某为在工程施工中得到被告人陈红卫的关照，先后两次在被告人陈红卫的办公室内以拜年名义分别送给被告人陈红卫人民币各5000元；2011年7月，在武汉市江夏区纸坊街“家富富侨”足浴馆打牌时送给被告人陈红卫人民币3000元；2012年春节前，在“锦尚花”酒店内，以祝贺乔迁的名义送给被告人陈红卫人民币3000元。被告人陈红卫均予以收受。2014年3月的一天，被告人陈红卫得知二建公司因经济问题正在接受江夏区纪委的调查，为掩饰犯罪，在其办公室内将人民币10000元退还邱某。
原审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工程协议书、项目工程承包合同，证实被告人陈红卫代表发包方建设局与福成公司签订二建片非农移民住房改危解困工程一标段施工合同，后由项目经理邱某承接进行施工。
（2）证人邱某的证言：2010年，我负责的福成公司承接了二建片非农移民改危解困还建房项目，我为项目经理。因为陈红卫是该项目的负责人，我想搞好关系，就在2011年春节前，在二建片项目指挥部办公室将5000元红包送给陈红卫；2011年7月，在纸坊街道北华街“家富富侨”送给陈红卫3000元打牌；在2012年春节前，在二建指挥部送给陈红卫5000元红包用于拜年；在2012年陈红卫搬家时，在“锦上花”酒店送给陈红卫3000元。陈红卫在2014年3月将我叫到二建指挥部办公司退还给我1万元，但并未说明原因。2012年我在区人民医院住院期间，陈红卫拿1000元来看望过我。
（3）被告人陈红卫供述：我收受了邱某以拜年、打牌、乔迁名义给我的16000元。但他住院期间我拿1000元看望过他。
4、2010年8月，湖北新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九建公司）与江夏区城乡建设局签订合同，承接了非农移民项目三标段的工程施工。2011年春节和2012年春节，新九建公司项目经理刘某甲和为在工程施工中得到被告人陈红卫的关照，先后两次在被告人陈红卫的办公室内以拜年名义送给被告人陈红卫人民币各5000元；2011年下半年的一天，在刘某甲和家中打牌时送给被告人陈红卫人民币3000元；2012年春节前，在“锦尚花”酒店内，以祝贺乔迁的名义送给被告人陈红卫人民币3000元。被告人陈红卫均予以收受。
原审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二建片非农移民住房改危解困二期三标段承包协议书，证实该工程由刘某甲和承接施工。
（2）证人刘某甲和的证言：2010年7、8月间，我以江夏第九建筑工程公司的名义承接了二建片非农移民改危解困项目工程。2011年春节前，我在二建片指挥部陈红卫办公室以拜年名义送给其5000元红包；2011年10月的一天，我在自己家中与陈红卫打牌前给了他3000元；2012年春节前，我以拜年为名义又在陈红卫办公室送给其红包，金额是5000元；2012年春节陈红卫搬家，我在“锦上花”酒店送给他3000元红包。因为陈红卫是项目负责人，送钱是为了与其搞好关系，工程上可以关照，在工程中不为难我。我与陈红卫无其他人情往来。
（3）证人王某乙的证言：我是湖北新九建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是我儿子王波。二建片非农移民改危解困工程二期三标段工程是刘某甲和作为项目经理以新九建公司名义承接的，项目施工均由刘某甲和负责，只向新九建缴纳管理费，但双方未签订转包合同。工程款是建设局划拨至新九建，再由新九建支付给刘某甲和。
（4）被告人陈红卫供述：我收受了刘某甲和送的16000元。
5、2011年6月，武汉市江夏区第五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五建公司）与江夏区城乡建设局签订合同，承接了武汉市江夏区杨家湾还建楼四标段工程。2011年中旬，五建公司经理王某甲为感谢被告人陈红卫在该工程招投标环节中给予的支持并希望继续得到关照，在被告人陈红卫的办公室内送给其人民币20000元，被告人陈红卫予以收受。2014年初的一天，被告人陈红卫得知二建公司因经济问题正在接受江夏区纪委的调查，为掩饰犯罪，在其办公室内将人民币20000元退还王某甲。
原审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农村商业银行存折，证实二建片指挥部人员外出旅游、评估费等款项来源并非来自陈红卫。
（2）收条，证实李某甲已于2014年3月20日收到王某甲保管的陈红卫退款2万元。
（3）杨家湾还建工程招标文件、工程段确认函、中标通知书，证实五建公司于2011年6月在陈红卫负责招投标的该工程中标的事实。
（4）施工协议书，证实五建公司承包施工非农移民工程的事实。
（5）区审计局出具的审计报告、记账凭证、发票，证实2011年二建片指挥部旅游费用已从账目上报销，并非来自陈红卫。
（6）证人王某甲的证言：我是五建公司经理。2009年至2012年被抽调至二建片非农移民解危解困工程指挥部。2011年左右（具体时间不清楚），五建公司经理李某甲承接了杨家湾还建房项目，他与我商量送给陈红卫2万元，以便日后陈红卫在工程中能够给予关照，我表示同意。由于李某甲与陈红卫不熟，我便代李某甲将2万元现金在自己的办公室给了陈红卫，说以后多照顾。2014年1月25日左右，陈红卫到我办公室中，将2万元退还给我，未说明原因，但当时纪委正在调查二建公司，陈红卫可能是害怕自己出问题所以退钱的。
（7）证人李某甲的证言：2011年5月左右，我正在为中标的杨家湾还建楼工程开工作准备，由于我当时还正在承建陈红卫负责的二建片还建楼项目，便交给王某甲2万元，由他转送给陈红卫。2014年王某甲跟我打电话说陈红卫将2万元退了回来，没有说明原因。
（8）证人杨某的证言：2009年我被抽调到二建片项目指挥部工作。2012年，王某甲公司中标的杨家湾项目开工。从未听说王某甲和陈红卫有经济往来，也不知道王某甲有给二建片指挥部2万元用于外出旅游一事，更不曾为陈红卫保管该笔款项。
（9）证人朱某的证言：2009年我被抽调到二建片项目任出纳。2009年底2010年初，陈红卫让胡某甲将8.8万元给我保管，没有办手续。后陈红卫让我将2万元给胡某甲，1万元给张德荣。2010年、2011年部分资金用于指挥部人员去咸宁、深圳、湖南等地旅游，剩下12000元，2013年底给了胡某甲，均没有办手续。
（10）证人胡某甲的证言：我于2010年初将8.8万元给到朱某手中，属二建公司赔偿款。该笔款项用于了指挥部人员旅游、评估费等事项，并且已经全部平账。
（11）证人毛某的证言证实，旅游、评估费等款项均已全部平账。
（12）被告人陈红卫对上述犯罪事实予以供认。
6、2011年中旬，在被告人陈红卫的协调下，王某丙与五建公司等非农移民项目的工程承接方签订外墙瓷砖供应合同。2012年10月，王某丙为感谢被告人陈红卫给予的关照，在武汉市江夏区人民医院内，以探病的名义送给被告人陈红卫人民币3000元，被告人陈红卫予以收受。2014年2月的一天，被告人陈红卫得知二建公司因经济问题正在接受江夏区纪委的调查，为掩饰犯罪，将人民币3000元交由胡某甲退还王某丙。
原审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订货合同、支付凭证、协议书、施工月报等，证实王某丙为二建片项目供应瓷砖的事实。
（2）证人王某丙的证言：我是二建片非农移民项目外墙瓷砖供应商。为与陈红卫搞好关系，于2012年10月左右在江夏区人民医院以探病为名送给陈红卫3000元。陈红卫是发包方领导，有权决定瓷砖的颜色、款式，我曾给陈红卫打过招呼，后施工方均由我供应瓷砖。2014年2月的一天，二建公司的一名女财务人员受陈红卫的委托，约我在纸坊三小附近将3000元退还给了我。
（3）证人胡某甲的证言：陈红卫有权决定瓷砖颜色、样式，王某丙是该项目瓷砖供应商。我于2014年2月的一天，按陈红卫的要求在纸坊三小附近退给王某丙3000元。
（4）证人王某甲的证言：项目部要求瓷砖样式颜色统一，二建片项目的瓷砖均由王某丙及其妻邓玉玲供应。
（5）被告人陈红卫的供述：我在住院期间是收受王某丙看望我的3000元。
7、2011年7月，市政公司与江夏区城乡建设局签订合同，承接了武汉市江夏区兴街（武咸铁路站前广场）道路的工程。2012年10月，该工程施工方负责人胡某丙为得到被告人陈红卫在业务上的关照，在武汉市江夏区人民医院内，以探病的名义送给被告人陈红卫人民币10000元，被告人陈红卫予以收受。
原审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中标通知书、兴街建设协议书、工程承包合同，证实上述工程由区市政公司承接，具体施工由胡某丙负责。
（2）招标登记表、公告表、预审文件，证实该工程由陈红卫负责招投标工作。
（3）证人胡某丙的证言：2011年，我哥哥胡刚刚以区市政公司名义承接了武咸铁路站前广场公路（兴街）工程，实际上由我进行施工。为了和陈红卫搞好关系，以后在工程上好打交道，我于2012年10月左右，在江夏区人民医院以探病名义给了陈红卫1万元。
（4）被告人陈红卫供述：我在住院期间是收受胡某丙看望我的10000元。
8、2011年7月，武汉华中南电力电器有限公司与江夏区城乡建设局签订合同，承接了非农移民项目的相关配电工程。2012年8月的一天，该工程施工方负责人李某乙为感谢被告人陈红卫在工程验收阶段给予的关照，以祝贺乔迁的名义在被告人陈红卫的办公室内送给其人民币10000元，被告人陈红卫予以收受。
原审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二建片非农移民项目电力工程合同、高压电需求表、竣工检验意见书，证实武汉华中南电力电气公司承接该工程，并通过竣工验收的事实。
（2）证人李某乙的证言：2011年7月，我以武汉华中南电力电器有限公司名义承接了二建片非农移民项目电力工程。2012年6月完工，11月通过验收。2012年8月一天，我在陈红卫二建片项目指挥部办公室送给他10000元现金，称是送给其乔迁新家的礼金，目的是工程验收需要陈红卫帮助协调，送钱为了验收顺利通过。
（3）被告人陈红卫对上述犯罪事实予以供认。
9、2011年8月，江夏区市政公司与江夏区建设局签订合同，承接了武汉市江夏区花江大道道路建设配套工程。2012年初的一天，该工程项目经理王某丁为感谢被告人陈红卫在工程拆迁协调工作中给予的帮助，在被告人陈红卫的办公室内送给其人民币10000元，被告人陈红卫予以收受。
原审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协议书、工程承包合同、责任书，证实花江大道道路建设配套工程由何某实际承揽施工的事实。
（2）拆迁补偿协议，证实江夏区建设局在该工程中负责拆迁协调事宜。
（3）证人何某的证言：2011年左右，我以区市政公司名义承建了花江大道工程施工，陈红卫负责拆迁协调工作。2012年年初，该项目经理王某丁告诉我给过陈红卫1万余元，目的是希望陈红卫在拆迁中帮忙尽快协调，使工程顺利进行。
（4）证人王某丁的证言：2012年年初，拆迁工作差不多了，陈红卫在其中做了许多协调工作，为表示感谢，我在陈红卫办公室给了他1万元现金。并在事后向自己的上级何某汇报过此事。
（5）被告人陈红卫的供述：我是收受了何某1万元。
10、2012年1月，武汉市费列罗电子系统集成有限公司经理刘某乙与非农移民项目建设指挥部签订合同，承接了非农移民项目电梯五方对讲工程。2013年初的一天，刘某乙为感谢被告人陈红卫在订立合同中给予的帮助并希望继续获得关照，在武汉市江夏区纸坊街复江道其经营的“联想”电脑专卖店内送给被告人陈红卫人民币15000元，被告人陈红卫予以收受。2014年1月的一天，被告人陈红卫得知二建公司因经济问题正在接受江夏区纪委的调查，为掩饰犯罪，在其居住的小区院内将人民币15000元退还刘某乙。
原审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合同书、工程量分析表、支付凭证，证实二建片非农移民项目电梯安全工程由刘某乙承接。
（2）证人刘某乙的证言：我通过在建设局工作的姐姐刘晓燕认识陈红卫。2012年1月，我通过陈红卫承接了二建片非农移民项目电梯报警系统的工程，由于该工程金额不大，陈红卫可以直接决定由谁承接。2013年初的一天，陈红卫到我经营的复江道“联想”专卖店中，我为了表示感谢并继续得到关照，将1.5万元用信封装好送给陈红卫，他予以收受。2014年春节前一天，在建设公寓小区，陈红卫将1.5万元退还给我，并称纪委正在调查二建公司，所以要退钱。
（3）被告人陈红卫对上述犯罪事实予以供认。
综上，2010年年初至2013年1月，被告人陈红卫在担任武汉市江夏区城乡建设局副调研员期间，利用分管纸坊城区重点工程招标、二建片非农移民住房改危解困等工作的职务便利，先后多次收受被拆迁方负责人毛某，工程施工方负责人胡某乙、邱某、刘某甲和、王某甲、胡某丙、李某乙、王某丁、刘某乙以及材料供应商王某丙等人的贿赂共计人民币14万元，并为其谋取利益。
2014年3月5日，江夏区纪委在掌握了被告人陈红卫的受贿线索后，通知其接受调查，并于同年3月13日将相关受贿线索移交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检察院侦查。案发后，被告人陈红卫向江夏区纪委退出赃款人民币96000元。
二、诈骗事实
2011年6月，因武汉市江夏区纸坊大街配套改造工程施工占压纸坊大街江夏大道路口至青龙路路口路段的国防光缆，负责该项目协调工作的被告人陈红卫遂与负责光缆维护的解放军75709部队营长王某戊等人协商，商定由项目施工方支付人民币40000元作为补偿。后由施工方负责人陈某将此款支付给部队。2012年5、6月份的一天，被告人陈红卫找到同在上述路段施工的武汉中建三局龙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周某甲，隐瞒该路段已支付占压补偿款的事实，谎称中建龙城项目施工占压国防光缆，也需对部队进行补偿，并提出由中建龙城项目出资人民币50000元，由其出面与部队协商，周某甲应允。此后的一天，被告人陈红卫将其妹夫冯某带至周某甲办公室，谎称冯某是部队负责协调国防光缆事宜的人员，周某甲遂将人民币50000元交给冯某。冯某将该款存入被告人陈红卫指使其在中国工商银行开设的账户中，并将银行卡交被告人陈红卫，以供其花用。2014年3月，被告人陈红卫在江夏区纪委接受调查时主动交代了上述诈骗的犯罪事实。一审期间，被告人陈红卫的亲属代为退赔诈骗赃款人民币5万元，取得了被害单位的谅解。
原审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证人周某甲的证言：我于2011年负责中建龙城项目开发，该项目商铺和花坛在施工中压占了国防光缆。该工程两次压占国防光缆，第一次是2010年5月份左右，工程施工方自己协调，给了部队6万元补偿款；第二次是2012年5、6月左右，纸坊街改造工程快进行到中建龙城项目人行次入口时，陈红卫主动找到我说要我出5万元，由陈红卫与部队协调赔偿费，我应允。后陈红卫拿钱时带来了另一名男子，并介绍说：“这是部队的同志，专门协调这个事情”。我便让自己公司的二级安装公司财务人员董某在中建龙城项目部二楼将5万元现金交到了陈红卫带来的人手中。
2、证人董某的证言：2012年5、6月份，周某甲打电话称有人能负责解决工程人行次入口压占国防光缆一事，要我准备5万元钱。当时纸坊大街改造工程与中建龙城项目同时进行，纸坊大街其他压占光缆的工程都由市政公司在施工，该部分协商事宜应该由该公司负责。过了4、5天，周某甲打电话让我带钱去办公室，到了之后，我看到周某甲和另两名男子在办公室内，周介绍说“一位是陈局长，另一位是部队的同志”，并向我示意将钱给陈局长，陈局长没有收，而是指向部队的同志，我便将装有现金的档案袋交到了部队同志手中。
3、证人冯某的证言：2012年左右（具体哪一年不记得），陈红卫将我带到中建龙城项目部，陈红卫进办公室与老总商谈，我在办公室外等候，后来又来了一位年轻一些的老总，我进入办公室，收下5万元钱。陈红卫此前并未告知我为何事去收款。后我将钱存入了62×××19的银行卡内。存钱的工行卡是陈红卫2010年左右让我用自己的身份证办理的，平时由陈红卫自己保管。2014年3月19日左右，我将卡中15万元转到自己的存折中，并为陈红卫向江夏区纪委交了9.6万元，余款放在家中。
4、证人陈某的证言：2011年6月，我以江夏市政公司名义承接了纸坊大街配套改造工程。约1个月后，相关部队因为压占国防光缆一事让我停工。后发包方负责人陈红卫与我及杨某一起请部队人员吃饭，最后陈红卫与王营长谈好给部队4万元补偿款再继续施工，该款项由我先垫付，等工程结算时再从隐蔽工程款项中由发包方补给我。次日，我便将4万元送到该部队王营长指定的王连长的手中。与部队的这次协调与中建龙城项目并无关系。
5、证人杨某的证言：2012年初，我被调往纸坊大街改造工程项目部至2012年8月工程结束。因该工程压占国防光缆，2012年上半年的一天，我与陈某在陈红卫的带领下与部队主管的军官进行协商，该军官提出需30万元补偿费用来移动光缆。陈红卫在返回途中称该笔费用太高，此后我便没有参与了。因中建龙城项目是商业开发项目，建设局不会为其工程压占光缆而去帮助协商，但纸坊大街改造工程压占光缆一事协调好后，也能顺带解决中建龙城项目压占光缆的问题。我所在指挥部没有因移动光缆费用问题找过中建龙城。
6、证人王某戊的证言：我是原75709部队营长。纸坊大街改造工程压占光缆一事是陈副局长与我进行的协调，后双方商议交部队4万元补偿款再进行施工，该笔款项由施工方一姓陈的男子支付给了该部队连长王某己。我并不知道中建龙城项目，部队也从未因压占光缆而不让中建龙城项目施工。纸坊大街改造工程协商完毕，付款4万元之后，陈副局长再未因压占光缆一事找过我，也未再向部队或个人支付过任何款项。
7、证人王某己的证言：我是原75709部队连长。纸坊大街改造工程压占国防光缆一事均由营长王某戊与施工方进行协商。从未听说中建龙城项目，也不清楚该项目压占国防光缆一事，（看中建龙城项目平面图后）且国防光缆埋在地下1.2-1.5米深，中建龙城项目人行次入口的施工也不会影响国防光缆的安全。
8、辨认笔录，证实向王某戊协调压占光缆补偿费的陈副局长就是被告人陈红卫；被告人陈红卫辨认出周某甲就是中建龙城的“周总”，董某就是在“周总”办公室给其5万元现金的人。
9、银行明细，证实赃款人民币5万元存入工行62×××19号账户的事实。
10、《纸坊大街道路配套工程项目建设书批复》、《工作专班通知》，证实被告人陈红卫任工程招标工作专班负责人。
11、《区市政基础设施立项项目责任分解表》、纸坊大街配套改造工程《发包协议书》、《工程结算审查报告》、《竣工验收书》、《工程质量监督报告》、《竣工验收报告》，证实该工程由陈红卫代表区建设局发包给江夏区市政建设总公司，开工时间为2011年6月18日，2012年8月竣工验收。
12、工程款发票，证实该工程工程款已支付给施工方区市政建设总公司，开票人处有施工方项目经理陈某的签字。
13、物证（光缆告示牌）照片、现场方位图、工程设计图及国防光缆走向图，证实中建龙城项目北侧人行次入口附近存在压占国防光缆的情况，且该项目与纸坊大街配套改造工程相邻。
14、被告人陈红卫对上述犯罪事实予以供认。
原审认定陈红卫主体身份、工作职责等事实及相关量刑情节的证据有：
1、区城乡建设局组织机构代码证、区政府任命通知、公务员登记表、考核表、干部审批表，证实被告人陈红卫案发前任武汉市江夏区城乡建设局副调研员，县处级副职，属国家工作人员。
2、《区委区政府关于成立非农移民住房改危解困工作领导小组通知》、委托书、《工作会议纪要》、《建设局领导班子成员分工通知》、《调整纸坊城区重点工程建设领导小组的通知》，证实被告人陈红卫在区建设局领导班子中的具体分工，还证实被告人陈红卫受区建设局委托，负责该局在二建片非农移民住房改危解困工程中的具体工作以及在纸坊城区重点工程建设中任招投标专班负责人。
3、证人周某乙的证言及其提某《会议记录》、区纪委监察室证明材料，均证实2013年10月12日，江夏区纪委与江夏区建设局已经对二建公司经济问题展开调查的情况。
4、纪委暂扣、封存物品登记表，证实被告人陈红卫退出赃款的情况。
5、户籍信息，证实被告人陈红卫的身份情况。
6、《到案经过》、《到案经过补充说明》及《案件移送函》，证实2014年3月，江夏区纪委纪检监察室在调查有关案件过程中，发现陈红卫在任职期间涉嫌收受他人贿赂的问题，经初核后，于同年3月5日通知陈红卫到江夏区纪委接受组织调查，同年3月7日，经武汉市纪委批准对陈红卫实施“两规”措施。陈红卫在接受“两规”措施期间，如实交代了本案全部受贿的犯罪事实，并主动交代了诈骗的犯罪事实。后江夏区纪委将案件线索移交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侦查。2014年3月，陈红卫在接受“两规”措施期间，向调查组反映了流金港都建设公寓指挥部成员张新华、范学华、祝振兴三人在指挥部工作期间张新华个人占用消防通道、小区的弱电工程重复建设违纪违规现象，陈红卫反映的问题现象与调查组事前掌握的情况一致。
原审认为，被告人陈红卫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被告人陈红卫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的主要犯罪事实及罪名成立。被告人陈红卫在办案机关仅掌握小部分受贿犯罪事实，后交代了大部分未被掌握的同种犯罪事实，当庭认罪，可从轻处罚。被告人陈红卫在诈骗犯罪中具有自首情节，可以减轻处罚。被告人陈红卫退赔了全部受贿、诈骗赃款，可以酌定从轻处罚。被告人陈红卫一人犯数罪，依法应当实行数罪并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九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认定被告人陈红卫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罚金限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一次性缴纳）；扣押于中共武汉市江夏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受贿赃款人民币92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继续追缴湖北福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邱某赃款人民币10000元、武汉市江夏区第五建筑工程公司王某甲赃款人民币20000元、王某丙赃款人民币3000元、武汉市费列罗电子系统集成有限公司刘某乙赃款人民币15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陈红卫退赔的诈骗赃款人民币50000元，发还被害单位武汉中建三局龙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上诉人陈红卫及其辩护人对原审判决认定的诈骗罪均无异议。其上诉称原审认定受贿的第一笔、第九笔事实不属实。
上诉人陈红卫的辩护人辩称：1、原审认定受贿的第一、二、三、四笔事实不属实，第九笔事实证据不足；2、陈红卫受贿罪具有自首情节；3、陈红卫检举他人的犯罪事实属立功。
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的出庭意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建议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2010年至2013年，上诉人陈红卫在担任武汉市江夏区城乡建设局副调研员期间，利用分管重点工程招标、建设项目前期和非农移民住房改危解困等工作的职务便利，先后多次收受被拆迁方负责人毛某、工程施工方负责人胡某乙、邱某、刘某甲和、王某甲、胡某丙、李某乙、王某丁、刘某乙以及材料供应商王某丙等人的贿赂共计人民币14万元，并为其谋取利益。
2014年3月3日，武汉市江夏区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二建公司）党支部书记毛某在接受武汉市江夏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以下简称区纪委）调查时，交代了陈红卫于2009年下半年在拆迁二建公司办公楼之前，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安排评估小组在装修评估表上虚列了防盗门、地砖、水电安装等项目，其在拆迁补偿款到账后按照事前承诺送给陈红卫人民币1万元的事实。
区纪委于2014年3月5日通知陈红卫到该委接受调查，同年3月7日对陈红卫进行“两规”。陈红卫在“两规”期间如实交代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毛某人民币1万元为毛某谋取利益的事实，还主动交代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胡某乙、邱某、刘某甲和、王某甲、胡某丙、李某乙、王某丁、刘某乙、王某丙等人钱财共计人民币13万元，为上述人员谋取利益的事实，以及诈骗武汉中建三局龙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人民币5万元的事实，并主动向区纪委退缴人民币9.6万元。一审期间，陈红卫的亲属代其退出诈骗所得赃款人民币5万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均经一审、二审庭审举证、质证，查证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上诉人陈红卫上诉称原审认定受贿的第一笔、第九笔事实不属实，及其辩护人所提原审认定受贿的第一、二、三、四笔事实不属实，第九笔事实证据不足的辩护意见。经查，原审认定陈红卫受贿的第一笔事实，即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毛某人民币1万元，为二建公司办公楼在拆迁之前虚列防盗门、地砖、水电安装等项目谋利的事实，有家装折旧评估认可、拆迁房屋验收单、房屋调查情况登记表、设施及附属物补偿清单、武汉天马东湖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房屋装修价值评估报告及资质证明、拆迁补偿协议、收款收据以及证人毛某、涂某、王某甲、胡某甲等人的证言证实。陈红卫及其辩护人在一审庭审中对上述证据均无异议，且其供述与上述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形成锁链，足以认定。原审认定陈红卫受贿的第二笔至第十笔事实，均系陈红卫主动交代的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后经查证属实的事实，均有侦查机关依法搜集的书证、证人证言等证据证实，且陈红卫对每一笔事实均有详细供述和亲笔书写的交代材料，前述证据在一审庭审举证、质证时陈红卫及其辩护人均无异议，应予采信。综上，上诉人陈红卫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前述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
关于陈红卫的辩护人所提其受贿罪具有自首情节的辩护意见。经查，区纪委在通知陈红卫接受调查之前已经掌握其利用职务之便收受毛某贿赂的事实。其到案后虽主动交代了同种其他犯罪事实，且交代了大部分未被办案机关掌握的同种犯罪事实，但依法不成立自首。故其辩护人的前述辩护意见不能成立。
关于陈红卫的辩护人所提陈红卫检举他人的犯罪事实属立功的辩护意见。经查，陈红卫于2014年3月21日向驻看守所检察官检举了二建公司及“流金港都”宿舍楼建设方面的问题。经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核查，其检举的毛某的经济问题以及张新华占用消防通道的问题，办案机关在其检举前均已掌握；其所检举的“建设局流金港都宿舍楼建设过程中存在问题，有些项目未按图纸施工，但钱仍按投标价结算，建设局相关管理人员没有履职，存在不正当经济关系。”的问题，因举报的内容未指明具体犯罪事实及犯罪嫌疑人，且未经有关部门查证属实，依法不能认定为立功表现。故其辩护人的前述辩护意见不能成立。
本院认为，上诉人陈红卫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钱财人民币14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上诉人陈红卫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公私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上诉人陈红卫在判决宣告前一人犯数罪，应当数罪并罚。上诉人陈红卫在办案机关仅掌握小部分受贿事实的情况下，归案后主动交代了大部分尚未被办案机关掌握的同种犯罪事实，具有坦白情节，依法应当从轻处罚。上诉人陈红卫诈骗犯罪系自首，对其所犯诈骗罪可以减轻处罚。上诉人陈红卫退赔了全部受贿、诈骗赃款，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陈红卫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本院均不予采纳。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陈丽敏
审 判 员 刘永祥
代理审判员 孔 磊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王娅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