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粤高法民二终字第10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达观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
法定代表人：向彩虹，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郑东，北京市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文斌，北京市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负责人：孙光文，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胡亮琨，广东经纶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曾颖祺，广东经纶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审第三人：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
负责人：余关健。
原审第三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营业部。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
负责人：沈晓东，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彭志贞，该行职员。
上诉人广州达观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观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以下简称华融深圳分公司）、原审第三人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以下简称东方公司广州办）、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营业部（以下简称工行广东分行营业部）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2）穗中法民二初字第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华融深圳分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称：1999年8月11日，达观公司(原名“广东增城达观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广州达观实业有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增城市支行(下称工行增城支行)签订编号为[1999年增城字第0045号]《人民币短期借款合同》(下称“借款合同”），向工行增城支行借款人民币3000万元，月息6.105‰，借款到期日为2002年5月31日。同日，达观公司与工行增城支行签订[1999年增城抵字0068号]《抵押合同》，约定以其所有的位于增城市正果镇中西村马龙约(土名)面积为326443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为上述借款合同提供抵押担保。《抵押合同》签订后，工行增城支行与达观公司办理了相应的抵押登记。此后，工行增城支行依约向达观公司发放了贷款人民币3000万元。2002年5月19日，达观公司与工行增城支行签订[(2002)年(展)字第0021号]《借款展期协议》，约定达观公司在借款合同项下借款展期至2003年10月10日。2003年10月09日，达观公司与工行增城支行签订《借款合同期限变更协议》，再次将借款期限展期至2005年4月7日。借款合同到期后，虽经工行增城支行多次催收，达观公司仍未完全履行还款义务。截至2005年4月30日，达观公司仍拖欠增城工行本金2620万元及相应利息。
2005年7月20日，工行增城支行将上述债权转让给东方公司广州办，东方公司广州办受让本项债权后，分别于2005年9月4日、2007年8月16日、2009年8月7日在报纸上刊登催收公告，主张权利。2011年2月28日，东方公司广州办将其对达观公司的债权转让给华融深圳分公司。上述债权转让均在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将债权转让事项告知达观公司，并向达观公司催收贷款、主张权利。综上，由于达观公司尚欠华融深圳分公司借款本金2620万元及相应利息，华融深圳分公司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诉请判令：1、达观公司向华融深圳分公司返还拖欠的贷款本金人民币2620万元及至实际还款日止的利息(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的利息为人民币15926082.11元)，以上本息合计暂为人民币42126082.11元；2、依法判令华融深圳分公司对达观公司用于抵押的位于增城市正果镇中西村马龙约(土名)面积为326443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证号：增国用[1998]字第C0600001号）享有抵押权。
达观公司答辩称：一、工行广东分行营业部以债权人的身份与东方公司广州办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无效。达观公司与工行增城支行建立借款合同关系，工行广东分行营业部并非本案最早的合同债权人，没有证据证明工行增城支行与工行广东分行营业部之间的关系，工行广东分行营业部将涉案的债权转让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下称东方公司）没有依据。也即，东方公司广州办无权与华融深圳分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合同。华融深圳分公司的诉讼请求不成立，应该予以驳回。二、华融深圳分公司提交的编号538号债权转让协议第5条和《债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是中国工商银行总行（下称工行总行）与东方公司于2005年6月27日在北京签订的可疑类信贷转让协议约定。538号债权转让协议第3条约定，本协议项下，支付方式由工行总行与东方公司依据2005年6月27日在北京签订的可疑类信贷资产协议执行。根据上面两个合同约定，538号债权转让协议生效前提必须取决于可疑类信贷转让协议的法律效力。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联合下发的银发（2005）148号《中国工商银行改制过程中可疑类贷款处置办法》规定，包括东方公司四大国有公司，认购工商银行债权，必须经过招投标程序，最终还应该由人民银行商财政部提出损失处理意见，报国务院后执行等等。而本案中，华融深圳分公司并未提交可疑类信贷资产作为证据，无法确定工行总行、东方公司在签订该协议时，是否已经履行法定程序要求。因此，在可疑类转让协议法律效力无法得到确认的前提下，债权转让协议同样无法确定是否生效。由于无法确认东方公司广州办的债权，故华融深圳分公司的债权自然也无法得到确认。三、华融深圳分公司实际上没有提供足够证据证实其对达观公司享有债权，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本案中，华融深圳分公司证实其为债权人证据只是与东方公司广州办签订的债权转让证明，对与东方公司广州办在2011年2月28日所签署的《不良资产转让协议》本身，华融深圳分公司则没有提交，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法发[2009]19号）第八条规定，不良债权转让合同中经常存在诸多限制受让人权利范围的条款，人民法院应当要求受让人向法庭披露不良债权转让合同以证明其权利合法性和权利范围。受让人不予提供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提供；受让人拒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显然，2011年4月1日《债权转让证明》根本不足以达到华融深圳分公司的上述证明目标，完全无法证实其已合法受让了涉案债权，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四、华融深圳分公司的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依法不应该得到法律保护。（一）主债权部分。主债权形成1999年8月11日，经过两次转期后届满，2005年7月20日债权转让给东方公司广州办，东方公司广州办在2005年9月4日与银行在报纸刊登债权转让和债务催收公告。2007年8月16日再次刊登公告。2011年2月28日，东方公司广州办将该笔债权转让给了华融深圳分公司，华融深圳分公司在2011年3月10日发布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公告。达观公司认为东方公司广州办2007年8月16日刊登催收公告后，涉案债权的诉讼时效依法应计算至在2009年8月16日，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任何主体追索。华融深圳分公司2011年3月10日才向达观公司主张债权，已经超过期限。东方公司广州办与东方保利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东方保利达公司）于2009年8月7日、2009年8月14日先后两次发布的报纸公告，均不能起到中断时效的作用。（二）抵押权部分也超过了诉讼时效。由于华融深圳分公司不是达观公司的债权人，所以其无权主张抵押权，更何况根据土地他项权权利证明书的内容，工行增城支行对于达观公司抵押权的存续期限至2002年5月31日，该抵押权已经届满失效。经向国土部门查询，涉案土地也没有任何抵押信息，根据担保法规定，抵押权是失效的。因此抵押权和主债权已经失效。
东方公司广州办答辩称：一、东方公司广州办从工行增城市支行受让本案诉争债权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并履行了法律规定的有关通知义务。依据东方公司与工行总行签订的有关文件，东方公司广州办于2005年7月20日与工行广东分行营业部签订【编号：538】《债权转让协议》受让了工行增城支行对达观公司的一笔借款合同号为【1999年增城字0045号】本金余额为2620万元、利息余额为1315074.48元(暂计至2005年3月20日)的债权，并于2005年9月4日在《羊城晚报》发布转让公告并向达观公司进行催收。二、东方公司广州办受让诉争债权后多次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对达观公司主张了债权使诉争债权未超过诉讼时效。2007年8月16日，东方公司广州办在《羊城晚报》发布债权催收公告，向达观公司催收诉争债权的借款本息。2008年10月22日，东方公司广州办将诉争债权转让给东方保利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2009年8月13日又从东方保利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回购了该债权，并分别于2009年8月7日、2009年8月14日在《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刊登了具有催收内容的转让公告。因此，东方公司广州办持有诉争债权期间，诉争债权未超过诉讼时效。三、东方公司广州办将诉争债权转让给华融深圳分公司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并履行了法律规定的相应义务。2011年2月28日，东方公司广州办与华融深圳分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诉争债权本金余额2620万元，利息余额13696520．33元(暂计至2010年3月20日)转让给华融深圳分公司，并于2011年3月10在《南方日报》刊登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公告。至此，华融深圳分公司为诉争债权的债权人。
工行广东分行营业部答辩称：同意华融深圳分公司的诉讼请求。工商银行是独立的法人，工行总行代表工行广东分行营业部辖下的支行签订转让协议的代理人，分行得到总行的授权签订，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在联合公告里面，贷款人一栏写明是工行增城支行，说明是代理关系，不影响债权人主体资格。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达观公司成立于1998年1月16日，原名增城达观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于2005年5月25日更名为现名称。
1999年8月11日，达观公司以“广东增城达观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名义与工行增城支行签订编号为[1999年增城字第0045号]《人民币短期借款合同》(下称“借款合同”），向工行增城支行借款人民币3000万元，月息6.105‰，借款到期日为2002年5月31日。同日，达观公司以“广东增城达观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名义与工行增城支行签订[1999年增城抵字0068号]《抵押合同》，约定以其所有的位于增城市正果镇中西村马龙约(土名)面积为326443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为上述借款合同提供抵押担保。《抵押合同》签订后，工行增城支行与达观公司办理了相应的抵押登记。增他项（1999）字第123号《土地他项权利证明书》载明，权利人为工行增城支行，义务人为“广东增城达观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座落于正果镇中西村马龙约（土名），权属性质为国有土地使用权，使用权类型为出让，他项权利种类及范围为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面积326443平方米，设定日期为1999年8月13日，权利顺序为第1次，存续期限为1999年8月8日至2002年5月31日。此后，工行增城支行依约向达观公司发放了贷款人民币3000万元。
2002年5月19日，达观公司以“增城达观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名义与工行增城支行签订[(2002)年(展)字第0021号]《借款展期协议》，约定达观公司1999年8月8日向工行增城支行所借人民币3000万元部分展期，展期金额2700万元，展期期限自2002年5月31日至2003年10月10日，确定为月息5.31‰；并约定该协议是达观公司与工行增城支行订立的1999年增城字第0045号借款合同的补充协议，原借款合同规定的其他权利和义务不变。此外，达观公司还承诺，愿意依据1999年增城（抵）字第0068号原担保合同继续向工行增城支行提供该担保，该协议为原担保合同的补充协议。
同日，达观公司以“增城达观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名义与工行增城支行签订了《分期还款日期清单》，作为（2002）年(展)字第0021号借款展期协议的附件，与（2002)年(展)字第0021号借款展期协议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该清单列明上述贷款展期后的还款日期如下：1.2002年8月31日，归还450万元；2.2002年11月30日，归还450万元；3.2003年2月28日，归还450万元；4.2003年5月31日，归还450万元；5.2003年8月31日，归还450万元；6.余下的贷款本息在展期后到期日前全部归还。
2003年10月9日，达观公司以“增城达观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名义与工行增城支行签订《借款合同期限变更协议》，约定将1999年增城字第0045号借款合同的还款条款改为分次还本，具体还本金额和日期如下：1.2003年12月30日，100万元；2.2004年3月30日，140万元；3.2004年6月30日，350万元；4.2004年9月30日，700万元；5.2004年12月30日，700万元；6.2005年3月30日，600万元；7.2004年4月7日，30万元。双方明确约定，该协议是1999年增城字第0045号借款合同的补充条款，除该协议另有约定外，原借款合同规定的其他权利和义务不变；达观公司愿意继续向工行增城支行提供抵押担保，担保责任按1999年增城抵字第0068号抵押合同执行。
上述借款合同到期后，虽经工行增城支行多次催收，达观公司仍未完全履行还款义务。截至2005年4月30日，达观公司仍拖欠工行增城支行本金2620万元及相应利息。
2005年6月27日，工行总行和东方公司在北京签订了《可疑类信贷资产转让协议》。2005年7月20日，工行广东分行营业部与东方公司广州办签订编号为538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转让债权的范围为达观公司所欠的在协议附件中列明的贷款本金及相应利息，但不包括工行广东省分行已转让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下称华融公司）的表内应收利息。协议明确，截止2005年4月30日转让基准日，该协议项下的债权的帐面价值为本金人民币2620万元及相应利息，但不包括工行广东省分行已转让给华融公司的表内应收利息。协议双方确认，该协议项下债权的转让价款和支付方式依据《可疑类信贷资产转让协议》执行，该协议是《可疑类信贷资产转让协议》的组成部分，协议未约定事宜或与该《可疑类信贷资产转让协议》相抵触的，以《可疑类信贷资产转让协议》为准。该协议附件《债权转让清单》明确列明转让标的为1999年增城市0045号借款合同项下截至2005年4月30日贷款本金余额人民币2620万元以及相应利息，其中截至2005年3月20日，表外利息余额为人民币1315074.48元。
东方公司广州办受让上述债权后，于2005年9月4日在《羊城晚报》上刊登了《全部转让债权公告清单》、2007年8月16日在《羊城晚报》上刊登了《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债权催收公告》，向达观公司主张权利。
2008年10月22日，东方公司广州办将上述债权转让给东方保利达公司。东方公司广州办联合东方保利达公司于2009年8月7日在《南方日报》上刊登《债务催收暨债权转让公告》，向达观公司主张权利。
2009年8月13日，东方公司广州办向东方保利达公司回购上述债权。2009年8月14日，东方公司广州办和东方保利达公司在《羊城晚报》上刊登了《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东方保利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回购暨催收的联合公告》，向达观公司主张权利。
2011年2月28日，东方公司广州办将其对达观公司的债权转让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深圳办事处（下称华融公司深圳办）。东方公司广州办与华融公司深圳办于2011年3月10日在《南方日报》上刊登《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公告》，将债权转让事项告知达观公司，并向达观公司催收贷款、主张权利。
根据《中国银监会关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改制设立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银监复[2012]577）以及华融公司《关于办事处机构名称统一变更的通知》（华融发[2012]227号），华融公司深圳办更名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依职权向增城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核实1999年增城抵字0068号抵押合同的登记情况。该局向法院出具了涉案抵押土地的地籍档案详细资料。根据该资料显示，查封信息如下：“1.增城法院（2008）增法执字第3672号，期限从2013年1月15日至2015年1月14日止。2.广州中院（2012）穗中法民二初字第6号，轮候查封。”抵押信息如下：“抵押给中国工商银行。”该局产权地籍科工作人员表示：“达观公司于2012年5月30日到我局查询土地信息时，所用的系统为旧系统。查册单上的抵押信息未能显示完整。另外在新系统上查封信息会覆盖抵押信息，故抵押信息必须由产权地籍科手写确认，经内部系统查询涉案土地确已抵押，且至今抵押权人未出具涂销证明前来办理涂销手续，抵押状态正常。”
根据达观公司提供的还款明细显示，截至本案起诉时止，达观公司已归还贷款本金为380万元，已归还利息为8104501.95元，尚欠贷款本金2620万元及相应利息未归还。达观公司历年归还部分贷款本金和利息所使用的账户名既有“广东增城达观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也有“增城达观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审理过程中，华融深圳分公司对利息计算的方法明确如下：第一，中国工商银行增城支行持有债权阶段：1999年8月8日至2002年5月28日，按照借款合同第八条的约定，以月利率6.105‰计算利息；2002年5月28日至2003年10月10日，按照借款展期协议第一条的约定，以月利率5.31‰计算利息；2003年10月11日至2005年4月30日，按照借款合同21条的约定，以日万分之三计算利息。第二，东方广州办持有债权阶段：2005年4月30日至2010年3月20日，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算逾期利息并计收复利。第三，原告持有债权阶段的计算方法：利息余额＝13696520.33+26200000×0.0656／360×467(暂计算至2011年6月30日的计算天数)，其中0.0656为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单利，未收复利。
再查明，案件审理过程中，华融深圳分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要求查封达观公司的财产，并向法院提供了保函。法院经审查，依法作出(2012)穗中法民二初字第6号民事裁定，查封了达观公司名下位于增城市正果镇中西村马龙约（土名）面积为326443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证号：增国用[1998]字第C0600001号；土地他项权利号为[1999]字第123号）。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借款合同纠纷。本案争议的焦点有三：一是华融深圳分公司是否是本案适格原告；二是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三是华融深圳分公司对涉案抵押土地是否享有抵押权。
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华融深圳分公司提供的证据显示，本案债权的形成初始于达观公司以“广东增城达观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名义与工行增城支行签订编号为[1999年增城字第0045号]《人民币短期借款合同》及[1999年增城抵字0068号]《抵押合同》。之后，在达观公司确认真实性的2002年5月19日的《借款展期协议》、《分期还款日期清单》以及2003年10月9日的《借款合同期限变更协议》中，达观公司均是以“增城达观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名义与工行增城支行签订上述协议。之后，达观公司也是分别以“广东增城达观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或“增城达观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账户向工行增城支行归还部分本金和利息。因此，在之后的一系列债权转让过程中，无论公告对象是“广东增城达观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或“增城达观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均应视为是向达观公司主张债权。
本案债权的原债权人为工行增城支行，其为中国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下称工行广东省分行）的分支机构。工行广东分行营业部作为工行广东省分行的内设机构，依职权处置、转让工行增城支行对达观公司的涉案债权，并得到工行增城支行的认可，其与东方公司广州办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的行为合法有效，并无不当。该《债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转让债权的范围为达观公司所欠的在协议附件中列明的贷款本金及相应利息，但不包括工行广东分行营业部已转让给华融公司的表内应收利息。该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协议双方确认，该协议项下债权的转让价款和支付方式依据《可疑类信贷资产转让协议》执行，该协议是《可疑类信贷资产转让协议》的组成部分，协议未约定事宜或与该《可疑类信贷资产转让协议》相抵触的，以《可疑类信贷资产转让协议》为准。由此可见，《可疑类信贷资产转让协议》约束的是《债权转让协议》的转让价款和支付方式及其他未尽事宜，并未涉及《债权转让协议》的生效要件。《可疑类信贷资产转让协议》内容是否全面披露并不影响《债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工行广东分行营业部已向本院提交了存档的《可疑类信贷资产转让协议》的复印件。达观公司虽对该协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但并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驳斥。此外，达观公司亦无证据证明工行广东分行营业部在向东方公司广州办转让涉案债权时存在程序瑕疵，而工行广东分行营业部也到庭确认已将上述债权转让予东方公司广州办。据此东方公司广州办已合法受让涉案债权。
华融深圳分公司虽未提供其与东方公司广州办的《不良资产转让协议》，但是，东方公司广州办作为原债权人已出具了《债权转让证明》，确认了债权转让的事实和华融深圳分公司债权受让人的身份。对此，达观公司援引最高人民法院（法发[2009]19号）《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八条予以抗辩，要求华融深圳分公司提供与东方公司广州办的债权转让合同。但是，上述《纪要》第十二条已明确规定了《纪要》中的“受让人”是指“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法人、自然人”。而华融深圳分公司作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属于该《纪要》所指的“受让人”。达观公司的抗辩并无法律依据。华融深圳分公司提供的《债权转让证明》及东方公司广州办的陈述均足以证明华融深圳分公司已从东方公司广州办处受让本案债权，达观公司也无证据证明华融深圳分公司曾向他人转让本案债权或是有其他第三方向其主张权利。因此，华融深圳分公司是本案的适格原告。
关于争议焦点二，达观公司对于2007年8月16日东方公司广州办刊登债权催收公告之前的诉讼时效并无异议，法院不再赘述。2007年8月16日，东方公司广州办刊登债权催收公告后，本案债权的诉讼时效应从此时起计两年。在此期间，东方公司广州办将本案债权转让给东方保利达公司，并于2009年8月7日在《南方日报》上刊登《债务催收暨债权转让公告》；之后，东方公司广州办于2009年8月13日向东方保利达公司回购上述债权，并于2009年8月14日联合东方保利达公司在《羊城晚报》上刊登了《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东方保利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回购暨催收的联合公告》。这两份公告均有达观公司的名称亦含有明确的催收内容，不仅起到了向达观公司履行债权转让通知义务的作用，也向达观公司催收了债务，起到了中断诉讼时效的作用。本案债权的诉讼时效经上述公告催收后应于2011年8月14日届满。而2011年2月28日，东方公司广州办将其对达观公司的债权转让给华融深圳分公司（原华融公司深圳办），双方于2011年3月10日在《南方日报》上刊登《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公告》，使得本案债权的诉讼时效再次发生中断。华融深圳分公司于2011年12月13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并未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
达观公司辩称，东方公司广州办以本案债权向东方保利达公司出资，并不构成债权转让。对此，法院认为，东方公司作为东方保利达公司的股东向东方保利达公司履行出资义务，其投入东方保利达公司的资产依法成为东方保利达公司的法人财产。东方保利达公司作为公司法人，享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其在接受了作为出资的本案债权后，自然成为本案债权的合法债权人，本案债权转让得以实现。由此可见，达观公司的上述抗辩显然并不成立。
此外，达观公司还认为，东方保利达公司不适用在报纸上刊登公告的方式以实现诉讼时效的中断。而最高人民法院（法发[2009]19号）《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十二条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包括华融、长城、东方和信达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资产管理公司通过组建或参股等方式成立的资产处置联合体。”东方保利达公司系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批准，由东方公司参股的资产处置联合体。根据上述《纪要》规定，东方保利达公司属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因此，东方公司广州办与东方保利达公司的债权转让及债权回购行为可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1]12号）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处置银行不良资产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法释[2005]62号）等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采用在报纸上刊登公告的方式来主张诉讼时效已中断。
关于争议焦点三，本案抵押权设立时，虽然他项权利证书中记载了抵押权的存续期限，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的或者登记部门要求登记的担保期间，对担保物权的存续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而增城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登记资料也显示，涉案土地确已抵押，且至今抵押权人未出具涂销证明前来办理涂销手续，抵押状态正常。因此，达观公司主张本案抵押权已超过存续期限并无法律及事实依据。
达观公司辩称，东方公司广州办2005年9月4日的催收公告中并无载明本案主债权的担保人，直至2007年8月16日才首次向达观公司提出履行担保责任的要求，故本案抵押权已过诉讼时效。对此，法院认为，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诉讼时效只适用于财产权中的债权性请求权，即当事人只能就债权请求权提起诉讼时效的抗辩。而抵押权属于担保物权，并不适用于诉讼时效制度。而本案主债务人与抵押人同为一人，均为达观公司。催收公告中未再单独列明担保人并不意味着债权人对抵押权的放弃。反之，主合同转让的，从合同也一并予以转让。如前所述，华融深圳分公司系在本案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内提起诉讼，要求行使抵押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抵押权人应当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未行使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因此，华融深圳分公司主张对本案所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享有抵押权合理合法，法院予以支持。
综合上述分析，一审法院认为，华融深圳分公司是本案合法的债权人，其有权要求达观公司还本付息，在达观公司无法清偿本案债务的情况下，有权对达观公司用于抵押的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行使抵押权。双方当事人对于达观公司尚欠贷款本金为2620万元均无异议，法院依法予以确认。对于所欠利息，华融深圳分公司已提供详细的利息核算清单，证明截止至2005年3月20日，达观公司仍欠工行增城支行利息4641846.17元。而工行增城支行向东方公司广州办转让债权时所列的欠息余额仅为1315074.48元。因此，虽然截至2003年12月21日，达观公司已向工行增城支行归还利息8104501.95元，但仍不足以偿付欠息。根据华融深圳分公司所提供的利息计算方式，法院确认华融深圳分公司所主张的截至2011年6月30日的利息15926082.11元已经扣除达观公司所主张的还息金额。其中，华融深圳分公司确认，其持有债权阶段截止至2011年6月30日的计息方法系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0.0656计算单利，未收复息。因此，自2011年7月1日起的利息也应以2620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计收利息。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三条、第四十六条、第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二百零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于2013年7月26日判决：一、达观公司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华融深圳分公司清还贷款本金2620万元及利息，其中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的利息为15926082.11元，自2011年7月1日起至判决确定的还款期限届满之日止，以2620万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二、华融深圳分公司对达观公司用于抵押的位于增城市正果镇中西村马龙约（土名）面积为326443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证号：增国用[1998]字第C0600001号）享有抵押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5243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均由达观公司负担。
达观公司不服一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华融深圳分公司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一审法院未能查清此项事实。首先，一审法院认定《可疑类信贷资产转让协议》的内容是否全面披露并不影响《债权转让协议》的效力错误，认定《债权转让协议》有效、工行广东分行营业部已将对达观公司的债权合法转让给东方广州办，缺乏依据。由于东方公司广州办并没有合法受让涉案债权，其根本无权再对华融深圳分公司进行所谓的债权转让，亦即华融深圳分公司的债权人身份是不成立的，华融深圳分公司没有资格对达观公司提出起诉。其次，《债权转让证明》不能等同于债权转让合同，对于东方公司广州办与华融深圳分公司是否存在债权转让法律关系的问题，必须依据他们之间的《不良资产转让协议》方能进行确定，但华融深圳分公司却始终拒不提供，华融深圳分公司必须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理应据此认定华融深圳分公司不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二、一审法院错误采信东方公司广州办与东方保利达公司在2009年8月7日、2009年8月14日两次报纸公告行为的效力，致使错误认定本案未过诉讼时效。东方公司广州办与东方保利达公司不存在债权转让的法律关系。在2009年8月14日的报纸公告上清楚载明，“经获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将其对以下所列借款人、担保人享有的合法债权及其附属权益作为出资及股东贷款注入保利达公司”，也就是说，东方公司广州办对达观公司的债权实际是被作为出资及股东贷款注入了东方保利达公司，而股东出资、股东贷款与债权转让明显是不同的法律概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对<关于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十二条”司法解释有关问题的函>的答复》的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只有针对其受让国有银行债权的行为才能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有催收内容的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东方公司广州办与东方保利达公司在2009年8月7日、2009年8月14日两次刊登的报纸公告均不能起到中断诉讼时效的作用。三、一审法院判令华融深圳分公司对涉案土地享有抵押权，完全违背了客观事实。第一，华融深圳分公司并不是本案的适格原告，故其无权向达观公司主张抵押权。第二，《土地他项权利证明书》是由增城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核发的证书，当中已经记载中国工商银行增城市支行对达观公司的抵押权存续期限为1999年8月8日至2002年5月31日，并未有其他证据推翻该证书的效力，故该抵押权早就已经期满失效。第三，本案债权形成于1999年8月11日，经两次展期后，还款期限至2005年4月7日届满，所以，债权人有权主张抵押权的诉讼时效应当是在2007年4月7日前，但是，直至2007年8月16日，东方公司广州办才首次向达观公司提出履行担保责任的要求，既然东方公司广州办在法定期限内并未行使权利，则其后任何主体再对达观公司提出的履行担保责任的主张也就均不应得到法律的保护。更何况，即使在华融深圳分公司2011年10月25日于自身网站上刊登的债权处置资产公告中，同样也认为本案债权无担保人，这是属于华融深圳分公司自认的事实，华融深圳分公司必须受此约束。请求判令：1、撤销一审民事判决；2、驳回华融深圳分公司对达观公司的起诉；3、案件全部诉讼费用由华融深圳分公司承担。
华融深圳分公司答辩称：本案债权由工行广东分行营业部转让给东方公司广州办，东方公司广州办再转让给东方保利达公司，最终转让至华融深圳分公司，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华融深圳分公司是本案债权的合法持有者，该笔债权至今仍由华融深圳办持有。本案未过诉讼时效期间，且涉案抵押权属于担保物权，并不适用诉讼时效。
工行广东分行营业部述称：服从一审法院判决。
东方公司广州办二审未陈述意见。
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根据当事人的上诉及答辩意见，二审争议的焦点为华融深圳分公司是否已经合法受让本案债权、是否有权提起本案诉讼、涉案债权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期间及华融深圳办对涉案抵押土地是否享有抵押权问题。
本案中，涉案债权原为工行增城支行所有，工行广东分行营业部依职权有权转让该笔债权，工行广东分行营业部与东方公司广州办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编号：538）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转让的债权在《羊城晚报》上进行了公告，工行广东分行营业部亦到庭确认该笔债权转让给了东方公司广州办，故应认定东方公司广州办已合法受让本案债权。东方公司广州办确认其已将本案债权转让给华融深圳分公司，并出具《债权转让证明》予以说明。该转让已在《南方日报》进行公告，且东方公司广州办与华融深圳分公司均系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所规定的“非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法人、自然人”受让人，东方公司广州办与华融深圳分公司没有提交相关《不良资产转让协议》，不影响上列债权转让事实的认定。据此，应认定华融深圳分公司已合法受让本案债权。达观公司仅以涉案《可疑类信贷资产转让协议》系复印件、东方公司广州办与华融深圳分公司没有提交《不良资产转让协议》为由，否认华融深圳分公司已合法受让涉案债权，依据不足。达观公司关于华融深圳分公司没有合法受让本案债权无权提起本案诉讼、华融深圳分公司不是本案适格原告的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东方公司广州办受让本案债权后，分别于2005年9月4日、2007年8月16日在《羊城晚报》上刊登公告，向达观公司主张权利。东方公司广州办将涉案债权转让给东方保利达公司后，于2009年8月7日在《南方日报》上刊登公告，又于2009年8月14日联合东方保利达公司在《羊城晚报》上刊登公告，上述公告催收行为，构成诉讼时效中断。东方公司广州办与华融深圳分公司于2011年3月10日在《南方日报》上刊登债权转让及债务催收公告后，华融深圳分公司于2011年12月13日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两年诉讼时效期间。东方公司广州办是否以本案债权作为其对东方保利达公司的出资，不影响涉案债权转让事实的认定。达观公司关于东方公司广州办与东方保利达公司之间不构成债权转让，进而认为本案债权已过诉讼时效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关于“当事人约定的或者登记部门要求登记的担保期间，对担保物权的存续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定，
涉案达观公司用于抵押担保的位于增城市正果镇中西村马龙约（土名）面积为326443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已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华融深圳分公司受让本案债权后作为抵押权人亦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提出权利主张，故应认定华融深圳分公司对涉案国有土地使用权享有抵押权。达观公司上诉主张涉案抵押权存续期限至2002年5月31日期满失效，与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达观公司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52430元，由广州达观实业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震东
代理审判员 郑捷夫
代理审判员 杨 靖
二〇一四年三月七日
书 记 员 彭欣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