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黔01民终255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龚贵芬，女，1973年12月26日出生，汉族，住贵州省绥阳县，现住贵阳市花溪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贵阳市花溪区中心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贵州省园艺研究所（贵州省园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住所地贵阳市花溪区金农社区。
法定代表人：王天文，该所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小兰，贵州商同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198911245425。
上诉人龚贵芬因与被上诉人贵州省园艺研究所（以下简称省园艺所）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2016）黔0111民初30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4月1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龚贵芬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法院（2016）黔0111民初3037号民事判决，支持上诉人一审诉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及理由：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1、上诉人在一审中申请调取工资表，但一审没有依法调取，判决后，一审卷宗却有工资表，该工资表有上诉人领取工资的登记，说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2、上诉人的工资并没有按照国家最低工资标准发放，被上诉人应支付补足工资差额责任。3、上诉人因“有机蔬菜”课题项目，被被上诉人负责人杨胜俊招聘进入，当时，马某是该课题的实际管理人员，是该公司单位员工，也是上诉人的技术指导，仲裁庭审中证人马某也认可这一事实，被上诉人负有支付双倍工资的义务。4、一审法院所采信的上诉人丈夫签订的《科研试验地承包合同书》是被上诉人告知上诉人及丈夫王永洪此合同书签订只是一种形式，工作和管理模式与原来一样。上诉人并没有签订过承包合同，也未缴纳过一分承包费，且还从被上诉人处领取相应的报酬，因此双方不是承包关系，而是劳动关系。
省园艺所辩称：龚贵芬与被上诉人之间没有劳务关系，是有机蔬菜课题组建立的关系，马某是被上诉人的技术员工，是其得到了科研课题，该课题有劳务费用支出，请劳务工人进行田间的基础劳作，请上诉人进行劳作。2013年双方签订了《承包合同》，明确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承包合同中体现的是承包关系，不是劳动关系，所以现在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按照劳动关系支付工资，办理保险是不成立的。
龚贵芬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龚贵芬与省园艺所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判决省园艺所按照贵阳市最低工资标准向龚贵芬补足2011年2月1日至2016年5月31日用工期间的差额部分工资38480元；3、判决省园艺所因未与龚贵芬签订书面合同向龚贵芬承担2011年3月1日至2016年5月31日期间的双倍工资差额71610元；4、判决省园艺所为龚贵芬补办并缴纳2011年2月1日至2016年5月31日的社会保险；5、依法解除龚贵芬与省园艺所之间的劳动关系，省园艺所向龚贵芬支付5.5个月的经济补偿金8158元；6、本案诉讼费及仲裁费用均由省园艺所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省园艺所是主要从事果树、蔬菜、花卉新品种选育及引种，品种区域试验，品种资源搜集、整理、保存及利用等的事业单位法人，2010年6月，省园艺所职工马某作为项目课题组负责人向贵州省科学技术厅申报成功了高山蔬菜有机生产技术研究项目即本案所涉及的有机蔬菜课题。2011年初，因有机蔬菜课题组工作需要，马某找龚贵芬及其丈夫王永洪为其课题组做田间基础工作，并将龚贵芬及其丈夫安排在试验田旁的房子内居住。2013年9月1日，马某作为省园艺所有机蔬菜课题组（甲方）代表与龚贵芬丈夫王永洪（乙方）签订《科研试验地承包合同书》（以下简称承包合同），约定合同期限为2013年8月10日至2014年8月10日；乙方责任主要为完成试验田有机蔬菜生产试验和设施歲案栽培试验，按时完成甲方安排的蔬菜播种、移苗、田间管理、拉秧、整土、施肥、浇水、除草等田间工作，负责试验区房屋、大鹏设施、生产工具的看护工作等；甲方责任主要为向乙方支付年度试验费总计16800元，每季度支付一次即4200元，负责提供安排的科研实验所需农用物资、设备（如：种子、肥料、农药、地膜、架材、育苗盘、滴管带、农具等）以及其产生的水费，为乙方免费提供住房80平米、每月5吨生活用水和50度照明电等；还约定了非科研用地乙方有独立经营管理权，所需农用物资由乙方自行负责，农产品归乙方所有等。之后，龚贵芬及其丈夫按合同约定履行承包责任，并领取相应劳务费，至该合同期满，双方仍按该承包合同约定继续履行，未再续签承包合同或签订其它合同。双方劳务费用已结算至2016年1月。审理中，龚贵芬陈述2013年8月之前和之后其从事业务相同。另查，龚贵芬与其丈夫从事业务相同，省园艺所不对龚贵芬进行考勤管理，其单位各项规章制度不适用于龚贵芬。2016年5月30日，龚贵芬向贵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1、确认龚贵芬与省园艺所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判决省园艺所按照贵阳市最低工资标准向龚贵芬补足2011年2月1日至2016年5月31日用工期间的差额部分工资38480元；3、判决省园艺所为龚贵芬补办并缴纳2011年2月1日至2016年5月31日的社会保险。该委经审理后均予驳回。龚贵芬不服该仲裁裁决遂起诉至法院。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省园艺所与龚贵芬丈夫签订的《科研试验地承包合同书》，已明确约定了双方间的承包关系权利义务，龚贵芬与其丈夫从事业务相同，审理中龚贵芬陈述该合同签订之前和之后其从事业务相同，故应认定龚贵芬与省园艺所之间一直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承包法律关系，龚贵芬主张双方系劳动关系但未提供实质性有效证据予以证实，不予采信。故对龚贵芬确认其与省园艺所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以及要求省园艺所支付工资的主张，不予支持。龚贵芬诉请省园艺所补缴龚贵芬社会保险，缺乏事实依据，且不属于法院受理民事劳动争议案件的范围，不予处理。龚贵芬诉请省园艺所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以及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的请求，未经仲裁前置，不予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龚贵芬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龚贵芬承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其中上诉人龚贵芬提交了如下证据：2011年至2013年4月的工资表、协议书一份，证明龚贵芬是被上诉人处的员工，说明双方是劳动关系，不是承包关系。马某与单位是签订了协议，要给上诉人补助，但是上诉人认为补助过低，所以没有签字，但是足以证明双方是劳动关系的。
省园艺所经质证：协议书是因为当时省园艺所做出的妥协和让步，希望给予对方一定的补助，与劳动关系没有关联性。工资表上没有省园艺所的盖章，所以真实性无法确认。
对于上诉人提交的协议，因未履行，本院不予确认。对于工资表，虽未有省园艺所的盖章，但该证据系来源于一审法院，且从工资表的内容、形式等方面来看，该证据客观、真实，故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二审经审理查明，省园艺所制作的工资表中姓名、基本工资、工龄工资、奖励工资、粮贴、物价补贴、生活补贴、书刊费、交通费、知贴、护贴、洗理费栏目下，姓名处有包括龚贵芬丈夫王永洪等人的名字，但基本工资、工龄工资、奖励工资、粮贴、物价补贴、生活补贴、书刊费、交通费、知贴、护贴、洗理费栏目均为空白，在应发金额栏登记有金额，签章处有龚贵芬签字。之后龚贵芬均在劳务费用表上签字领取劳务费。除此之外，二审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龚贵芬虽未在承包合同上签字，但龚贵芬之夫王永洪在承包合同上签字，而龚贵芬与王永洪系夫妻关系，且其与王永洪在相同时间、相同地点从事相同业务，并领取了相应报酬，龚贵芬以实际行为履行了承包合同约定的内容，故龚贵芬关于其未签订承包合同不受该合同约束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对于案涉承包合同的性质。本院认为，当合同名称与合同内容不一致时，应从合同内容所涉法律关系，即合同双方当事人所设立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全面理解和准确判定。本案中，承包合同约定的是龚贵芬提供劳务，省园艺所支付一定的报酬，该权利义务的设定与承包合同的性质（承包人向发包人支付承包费用）不相符，反而与劳务合同的性质（一方向他方提供劳务，他方给付报酬）一致，且在合同签订后，省园艺所均以明确记载劳务费的方式向龚贵芬发放劳务报酬。因此，本院认定案涉合同名为承包合同实为劳务合同。龚贵芬虽在二审中提交了2011年至2013年4月的工资表，但从工资表的内容来看，只有姓名登记和应发金额登记，基本工资、工龄工资等栏目并未有金额登记，这与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工资的工资表基本工资、工龄工资等栏目均登记有金额内容不一致，且龚贵芬陈述其在签订承包合同之前和之后所从事的业务相同，签订承包合同之后，省园艺所也是以劳务费的方式向龚贵芬发放。因此该工资表仅是支付劳务报酬的一种表现形式，并不能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故上诉人关于工资表能说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上诉理由不予采纳。一审虽对承包合同所体现的法律关系认定不当，但认定龚贵芬与省园艺所不存在劳动关系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龚贵芬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龚贵芬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 俊
审判员 邱兴权
审判员 谌致华
审判员 庞 敏
审判员 邓 艳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三日
书记员 曹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