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浙01民终7445号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谢慧芳，女，1962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市水产物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中山北路***号***室。
法定代表人：汤祝文，董事长兼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喻伟东，浙江腾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原告：邱强龙，男，1952年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上诉人谢慧芳因与被上诉人杭州市水产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产公司）、原审原告邱强龙股东出资纠纷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6）浙0103民初180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2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水产公司的前身系国有企业，于1999年11月27日经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改制成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500000元。改制时邱强龙向水产公司交纳15000元作为出资款，第三人谢慧芳交纳7000元作为出资款。水产公司向邱强龙发放的《股权证》中记载1999年12月8日入股15000元，水产公司向谢慧芳发放的股权证中记载1999年12月8日入股7000元。1999年10月15日水产公司章程中记载公司出资人由二十四名自然人股东组成，其中邱强龙出资12000元，占股权比例2.4%，谢慧芳出资13000元，占股权比例2.6%。水产公司按章程中记载的股权比例进行了工商登记。在之后的水产公司股东会表决中邱强龙、谢慧芳按2.4%、2.6%股权比例行使表决权，但2000年红利发放时按邱强龙15000元、谢慧芳7000元的出资比例发放，2012年红利发放时按邱强龙15000元、谢慧芳10000元的出资比例发放。2014年2月10日邱强龙向水产公司提交报告，认为将其1.5万元的股权误写成1.2万元，要求予以进行工商登记变更。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邱强龙和水产公司以及第三人对于1999年水产公司改制时邱强龙出资15000元、谢慧芳出资7000元的事实均无异议，该出资情况与水产公司章程中记载的邱强龙出资12000元（占股权比例2.4%）、谢慧芳出资13000元（占股权比例2.6%）并不一致。水产公司认为系工作人员登记失误所致，应予以更正为邱强龙出资15000元（占股权比例3%）、谢慧芳出资10000元（占股权比例2%），对此谢慧芳提出异议称其先后共出资17000元，但在庭审中其又自认曾收到退款7100元，对于其在改制时仅交纳7000元但登记为13000元该情况亦未作出合理说明，结合邱强龙和水产公司对于改制及出资经过的陈述，以及水产公司在分红时均按照邱强龙出资15000元、谢慧芳出资7000元的比例进行结算的情况来看，确实存在水产公司章程对于邱强龙、谢慧芳出资及股权比例登记错误的情况，理应予以更正。邱强龙现诉请确认其股权比例为3%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水产公司应在工商管理部门进行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第三人谢慧芳予以协助办理。对于邱强龙要求水产公司在股东会上澄清邱强龙持有股权该请求，因系公司内部事务，原审法院不宜作出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判决：一、确认邱强龙持有水产公司3%股权；二、水产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在工商管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将邱强龙持股2.4%、谢慧芳持股2.6%变更为邱强龙持股3%、谢慧芳持股2%），第三人谢慧芳予以协助办理；三、驳回邱强龙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75元，由水产公司负担。
宣判后，谢慧芳不服原审法院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水产公司1999年改制时，注册资金50万元。当时实收资本33.6万元，缺口16.4万元，挂在闻显明等18名股东名下。该16.4万元资金是公司垫付的。其中闻显明、汤祝文等11名股东各挂13000元，谢慧芳等7名股东各挂3000元。改制时，24名股东中有18名股东的实际出资与其在公司章程的记载不一致，并非只有邱强龙和谢慧芳两人。2001年5月和2003年2月，谢慧芳按照水产公司要求，先后向公司各投资5000元，3次投资共计17000元。此时，水产公司的表决、分红均以各股东实际出资比例实施。即2000年按33.6万元中各股东的实际出资比例，2001年至2002年按44.6万元实施，2003年至2005年按173万元实施分红。谢慧芳在1999年改制时按照公司改制方案，向水产公司认购13000元，当时缴纳7000元，后续共计缴纳17000元。2012年新一届董事会，对水产公司各股东存在实际出资与工商登记不一致情况处理时，公司2003年的增资扩股被相关部门撤销，各股东均以99年认购出资额即99年公司章程为准，实行多退少补的方式进行确认。谢慧芳认购出资额为13000元，余下4000元退还。汤祝文在1999年实际出资金额为20000元，认购出资额为33000元，2001年出资10000元，2003年出资89000元合计11.9万元，余款86000元在2012年3月退还。谢慧芳和汤祝文应当是平等的。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原判，判决驳回邱强龙的诉讼请求，判决水产公司承担本案上诉费用，判决水产公司对谢慧芳从2012年至2015年的红利按13000元补发，判决水产公司法定代表人汤祝文，在股东股权利益上不负责任，承担因此给水产公司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被上诉人水产公司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正确。1、原审判决认定谢慧芳出资10000元，与事实情况相符。谢慧芳在水产公司改制时自愿交纳7000元作为出资款，后期又有效出资3000元，故谢慧芳的合法出资总额是10000元。至于在水产公司章程及工商登记中将谢慧芳的出资记成13000元，系将属于邱强龙的3000元出资款错记给谢慧芳所致。2、谢慧芳的股东分红与其实际出资相符合。2013年1月25日股东分红记录显示，谢慧芳按照出资款10000元获得2012年分红金额4000元。故目前谢慧芳实际出资10000元与其获得的股东分红是相符合的。3、谢慧芳对实际出资10000元的事实已予以自认。水产公司对谢慧芳10000元以外的出资款已分两次进行退还，因此，谢慧芳才会在2013年1月22日出具的《证明》中承认：“本人实际出资10000元”。二、谢慧芳要求水产公司按照13000元补发股东分红及称水产公司法定代表人存在违法行为，既无任何事实依据，也不属于二审法院的审查范围。诚如前述，谢慧芳实际合法出资为10000元，对于要求从2012年至2015年的分红按照13000元进行补发，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同样，其所谓的水产公司法定代表人汤祝文存在“欺上瞒下、捏造事实、官官相护”等行为的言论，没有事实依据。而且前述请求系二审之中新增加的诉讼请求，不属于二审法院的审查范围。综上，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正确，水产公司愿意执行相关判决。
原审原告邱强龙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谢慧芳事实上缴纳了7000元，按照谢慧芳自己的说法董事会研究后有11名股东在实际到帐的情况下，暂挂13000元，另外包括谢慧芳在内7个人挂了3000元，无其他证据证明，谢慧芳在10000元以外还要再多3000元，故一审认定谢慧芳是10000元股本金是正确的，谢慧芳上诉要求再增加另外3000元是无其他任何依据的。另外，当时公司转制时，公司章程要求要求股东签名，不包含股本金表格和签名，是除了讨论稿之外的另外两张纸，一份是股东股份缴款数额、还有一张签名表。当时因为时间比较紧，年底之前公司要注册完毕的，水产公司把邱强龙的15000元写成10000元，邱强龙当时就指出，时任法定代表人称，现在是讨论稿，章程先通过，先签字，表格可能弄错，重新打印后再附在章程后。邱强龙为了省力也为了保证公司注册顺利，当时就签字了。但后来邱强龙没有看到正式的公司章程，如何将邱强龙登记为普通股东不清楚。等邱强龙发现后，公司已处于半瘫痪状态，没有人接手此事。另外说明的是，邱强龙的分红始终是按15000元进行的，虽然后来当时进行了非法增资扩股，但扩股的金额也是邱强龙15000元基础上进行添加的。
二审期间，上诉人谢慧芳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杭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1份，欲证明1999年转制时，公司各股东在工商登记中的实际出资比例与其在公司中的实际出资不一致，证明并非谢慧芳、邱强龙两个人股权不一致。2、水产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及红利清单等，欲证明水产公司1999转制时的注册资金是50万元，实际资本33.6万元，缺口16.4万元，暂挂在闻显明等18名股东名下。2000年至2003年的分红安实际出资比例实施，1999年按33.6万元分红，2001-2002按44.6万元分红，2003年按173万元分红，邱强龙少3000元股权与其他23名股东都无关联性。3、1999年公司章程（第16页），欲证明邱强龙在1999年公司章程签名确认谢慧芳在转制时出资认购数为13000元，占公司注册资本2.6%的真实性、合法性持续存在。4、2012年公司章程1份，欲证明水产公司法定代表人汤祝文在章程（第9页）签名确认谢慧芳在1999年出资的认购数13000元，占公司注册资本2.6%是真实合法的，同时章程第一章总则第8条对本章程合法性作证明，本章程由全体股东共同订立、在工商登记注册后生效，章程合法性持续存在。5、2012年公司章程（第8页），欲证明水产公司法定代表人汤祝文没有按照流程操作，谢慧芳于2013年1月22日出具的条子是无效的。6、2012年公司在清退多余资金时，为什么将50万元注册资金增加为50.3万元？2012年公司在清退多余资金时，以工商登记、公司章程为准的多退少补，邱强龙合法股权只有12000元，章程中他签字认可的，后来按15000元清退是有问题的。经质证，水产公司对谢慧芳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待证事实有异议。该证据恰恰说明水产公司在非法增资扩股后，被工商行政部门所撤销，之后又经杭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维持，说明存在过非法增资扩股事实，而并非谢慧芳所要待证的股权不一致的事实。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对待证事实有异议。红利发放清单是在非法增资扩股期间进行分红的记录，因为非法增资扩股已被行政部门事后撤销，故只能证明存在非法增资扩股的事实，不能证明谢慧芳所认为的待证事实。对证据3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确实是章程第16页，但对实质的真实性有异议。该材料可以理解为谢慧芳是暂挂只有10000元，而不是13000元，实质内容和实际情况不一致。对证据4的实质真实性有异议。该章程是谢慧芳股权被错挂了，即将邱强龙多余的3000元挂在谢慧芳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签字，虽然形式上是真实的，但和事实情况是不符的。对证据5的待证事实有异议。对于谢慧芳出资清退是依据工商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后执行的行为，并不是其所称股权转让。对证据6的待证事实有异议。公司的注册资本始终是50万元，并没有存在过50.3万元的情况。邱强龙对谢慧芳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据2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不认可，确实是水产公司发的，但2001年以后，股本金变动了以后都属于非法增资控股后形成的数字，已被政府和工商局否定。但恰恰能证明邱强龙在1999年时是15000元，到2002年非法增资扩股4000元（被否定），后来又缴纳了50000元（被否定），但邱强龙的15000元基数始终没有变更过。对证据3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对证据4，虽然当时邱强龙提出问题，但水产公司还完全没有变成汤祝文法定代表人，究竟数额问题还没有决定。该章程修改完全是为了变更法定代表人，至于里面每人股份的对错，刚接手，还未进行处理，套用原来的。证据5的质证意见同证据4。对证据6，非法增资扩股后，邱强龙是69000元，减去非法增资扩股部分54000元，剩余还是15000元。本院认为，谢慧芳在二审中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当时水产公司管理混乱，各股东在工商登记中的出资额与其在公司中的实际出资额和比例不一致；水产公司在2002年、2003年之间进行了增资扩股，后被行政职能部门认定为增资扩股行为非法而予以撤销等事实。
上诉人谢慧芳在二审中申请本院调查1999年邱强龙在股权证收款收据的资金和实际出资资金是否一致，要求查明汤祝文工商登记认购的3.3万元和实际出资是否一致。本院认为，谢慧芳申请的事项不属于法院依申请调取证据的范围，且当事人在原审中提交的相应证据已经可以证明相关事实，故本院对于谢慧芳的申请不予准许。
经审理，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杭州市人民政府杭政复决[2008]4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水产公司内部各股东前后实际出资情况多次发生变化，又未及时变更登记，造成各股东在公司章程中以及工商登记中的出资额和比例与其在公司中的实际出资额和比例不一致。水产公司内部虽经后续清理，但依然存在类似于本案谢慧芳、邱强龙等股东两者登记不一致的情形。理清该问题，应查明股东的实际出资额，按实际出资额变更错误登记。从现有证据看，谢慧芳于1999年、2001年以及2003年分别向水产公司缴纳7000元、5000元、5000元。谢慧芳在二审中明确，2001年的5000元系用于认缴11万元的资金缺口，但从当时的政策看，有资格认缴该11万元资本的系时任水产公司的中层，且该部分资金缺口在水产公司后续对股份清理时，已经按政策由11位中层认缴，谢慧芳不在其中。关于2003年的5000元，谢慧芳确认系因增资扩股而缴纳，由于增资扩股行为被认定为非法，故缴款行为不应认定为有效出资。从谢慧芳退款情况看，其已经于2012年退还4100元，2013年退还3000元，故谢慧芳的股份比例应按10000元实际出资认定为2%。谢慧芳于2013年1月22日向水产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印证以上事实。关于邱强龙的实际出资情况，根据邱强龙在一审中提交的股权证以及收款收条，水产公司确认邱强龙在1999年以现金方式缴纳投资款15000元，故邱强龙的股份比例应为3%。谢慧芳要求水产公司对其从2012年至2015年的红利按13000元的出资比例补发以及汤祝文是否给水产公司造成经济损失不属于本院二审审理的范围。综上，谢慧芳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实体处理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75元，由上诉人谢慧芳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江平
审 判 员 崔 丽
代理审判员 朱晓阳
二〇一七年三月七日
书 记 员 林叶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