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深福法民二初字第2627号
原告中山市新棉针织制衣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山市南头镇。
法定代表人邓景华，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刘钦有，广东天道勤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柏林国际服装设计代理销售（深圳）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
法定代表人殷新良，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徐晓，山东文思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殷新良，住址山东省济宁市市中区。
被告孙卫婴，住址山东省济宁市市中区。
被告蒋惠，住址山东省济宁市市中区。
被告周宏润，住址山东省济宁市市中区。
上述四自然人被告委托代理人周娟，山东士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列原告诉被告柏林国际服装设计代理销售（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柏林公司）、被告殷新良、被告孙卫婴、被告蒋惠、被告周宏润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3月15日受理后，依原告的申请作出财产保全裁定并实施了保全。四个自然人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裁定驳回异议。该四被告不服，提起上诉。2013年12月6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作出（2013）深中法立民终字第2659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4月30日和5月28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邓景华、委托代理人刘钦有律师，被告柏林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徐晓律师及四自然人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周娟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和被告柏林公司于2008年1月18日签订“服装代理销售合同”，合同编号BLZS08001。原告依约供货，被告柏林公司支付部分货款。被告柏林公司于2009年尾人去楼空，原告依法向深圳中院申请对被告柏林公司破产清算。由于被告柏林公司有关人员下落不明，未提供财会资料，导致无法清算，深圳中院裁定终结破产清算程序。原告依约供货，货值6777280元，被告柏林公司支付部分货款1183626.58元，尚拖欠原告货款5593653.42元。原告又向被告柏林公司供货（型号不同），货值1560280元，被告柏林公司支付货款138798元，尚拖欠原告货款1421484元。被告柏林公司分别于2010年5月1日、2011年1月30日和2012年1月20日三次向原告付款共计681618元。被告柏林公司拖欠原告货款共计6333519.42元。根据合同第十一条第2项的约定，被告柏林公司履行摘取期限已届满。被告柏林公司成立时，被告孙卫婴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被告蒋惠任董事，被告周宏润任监事，被告殷新良为财务主管，2010年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被告殷新良。四自然人被告是被告柏林公司的管理人，对被告柏林公司欠原告的所有债务依法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请求判令：1、被告柏林公司向原告支付货款6333519.42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1953496元，公告费3620元，以上共计8290635.42元（违约金以不同的计算基数均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算，暂计至2013年1月20日，直至清偿全部货款为止）；2、被告殷新良、孙卫婴、蒋惠、周宏润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第一次庭审时，原告将上述第1项诉讼请求变更为：被告柏林公司向原告支付货款6333519.42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计至2012年8月30日为1397519.21元，从2012年8月31日计至2013年10月31日为559596.79元）、公告费3620元，共计8290635.42元。第二次庭审时，原告将请求的本金减少至6302019.42元（减少了31500元），并请求相应减少利息。后原告又减少利息请求，请求自2012年1月21日起计付利息。
被告柏林公司辩称，原告在诉状中所陈述基本情况与事实不符。1、原告诉求依据的合同有两份，一是2008年的代销合同，另外一份是2007年7月30日的服装加工合作经营合同；2、原告称被告应支付部分货款与合同依据不符，被告只有结算义务，没有付款义务，货款不在被告控制下，而且货款即便是第三方付款其前提条件应是货物销售完毕之后；3、原告称被告柏林公司的有关人员下落不明与事实严重不符，被告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双方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深圳中院作出的破产裁定是在原告故意隐瞒被告及有关人员联系方式的情况下以原告的单方证据作出的，被告现有充分的证据足以推翻该裁定认定的事实。因此深圳中院的裁定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4、对于原告在诉状中称被告拖欠的货款数额根据双方签订的代销合同及加工合作合同，即便所有代销商品全部售出的情况下，作为ITAT进行结算时，原告应得款项应为7643531元，被告柏林公司已向原告进行结算额为3418771.24元；5、原告称被告柏林公司履行债务期限已满与合同约定不符，根据合同约定原告不具备要求被告进行结算的条件，其结算的前提是货物已卖出，有实际销售额；6、被告柏林公司早已不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深圳中院作出的（2012）深中法破字第18-4裁定书，已裁定终结了被告柏林公司的破产程序，根据该案承办法官的判后解释，被告柏林公司已不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无需再向任何债权人偿债，被告柏林公司可以依据该裁定书向相应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主体资格注销手续。即便根据被告柏林公司目前实际的工商状况，被告的营业执照已被吊销，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原告应起诉清算组织为被告，没有清算组织的应列清算主体，本案清算的主体是被告柏林公司的唯一股东即柏林集团公司；7、合议庭将本案案由确定为代销合同纠纷，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代销合同对于原告方要求被告方付款的条件也应为代销商品已经售出，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被告对原告的未销售的商品没有购买义务，在本案中原告的实际损失不应是货款损失，因为货款还没有实际发生，货物还没有销售完毕，因此原告损失应为货物灭失的损失。对于《物权法》的相关规定，货物的灭失仅是货物所有权的灭失，并不包括货款、利息损失，因为利息损失是货款产生的，而不是货物本身产生的；8、对于原告货物的灭失是不能归责于原被告任何一方，而是由于原告认可的第三方ITAT公司在对货物进行代销时，由于ITAT系统崩溃，因拖欠员工工资，所有在ITAT销售的商品被哄抢一空，责任主体应为ITAT公司，ITAT公司对代销商品应负有保管义务；9、被告没有任何违约行为，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其前提条件应为被告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合同约定，而该前提并不存在，对于原告方的货物损失，根据公平原则，被告方已主动承担其损失共计3418771.24元，已超过货物成本的50%。因此，原告再要求被告承担其他责任，无事实及法律依据；10、对于原告要求四自然人被告承担法律责任，更无法律依据，因为现行的法律并没有规定公司相关人员为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根据现行的法律仅规定了公司负有配合清算义务的相关人员在未履行其配合清算的法定义务的时候在造成的损失范围内承担责任，《破产法》第十五条明确了债务人应承担的义务，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负有清算义务的主体仅是股东，也就是柏林控股集团，在本案中原告向深圳中院申请被告柏林公司破产时，包括四自然人被告在内的公司相关人员因公司歇业而陆续离职，在离职前所有人员尽职尽责，相关财务人员所保管的财务凭证完整。截止到四自然人被告收到法院起诉状之日，原告及深圳中院从未通知其配合相关清算义务，因此即便其负有相关配合清算义务的责任，但由于并未接到相关通知，责任不在被告。
四自然人被告共同辩称，对于事实的答辩意见与被告柏林公司的答辩意见一致。1、原告认为其与被告柏林公司之间只签订了一份代理销售合同，在这过程中进行了两次供货，但是根据原告方提交的证据材料以及被告方掌握的证据材料显示，其所提供的所谓第二批供货其实就是原告与被告柏林公司之间签订的合作加工合同，即2007年7月30日签订的。因此，原告所陈述的只签订了一份合同是与事实严重不符的；2、根据被告柏林公司与原告签订的代理销售合同中第一条第五款明确约定“原告对未出售的服装拥有所有权”，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所有权并未转移，原告仍享有所有权，对于货物的灭失应当由原告承担；3、本案货物灭失的损失并不是原告所认为的货款损失，因此货物本身不存在孳息，也就不存在原告所谓的利息损失；4、本案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规定，以及2009年6月12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审理破产案件第十六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债务人员下落不明或财产状况不清的破产案件时，在对债务人法定代表人、财务管理人员、其他经营管理人员以及出资人等进行，或者采取相应罚款、训诫强制措施后，债务人仍不向人民法院提交材料影响清算顺利进行的，人民法院裁定终结清算程序后应当告知债权人可以另行起诉有责任的有限责任股东，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本案被告柏林公司的唯一股东就是柏林国际集团公司。因此本案应当由柏林集团公司来承担赔偿责任，与四自然人被告无关，应当驳回对四自然人被告的诉讼请求；5、本案被告孙卫婴于2010年1月20日就被免去了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董事的资格，也不是本案被告柏林公司的股东。因此被告孙卫婴在被告柏林公司进行破产清算程序之前就已被免职，其无需履行相关提交资料的义务，与本案更无任何法律关系，故应当驳回对被告孙卫婴的诉讼请求；6、本案被告殷新良虽然是被告柏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不是被告柏林公司的股东，这是有明显区别的，并且被告柏林公司的有关资料、财务账册都一直保存得很好，并没有任何的毁损或灭失，反而是由于本案原告在深圳中院申请破产时故意隐瞒了四自然人被告的联系信息，致使被告殷新良无法及时提交相关材料。因此被告殷新良不存在任何故意不提交相关材料的行为，应当驳回原告对其的全部诉讼请求；7、被告蒋惠、周宏润虽是被告柏林公司的董事与监事，但其很明显也不是被告柏林公司的股东，同时其也于2010年7月任期已届满，被告柏林公司的股东也没有继续再委派或任命被告蒋惠、周宏润做董事或监事。因此被告蒋惠、周宏润在深圳中院的破产清算案件中不具有提交相关资料的义务，所有的财务账册资料一直保存得很好，被告蒋惠、周宏润也是因为原告的恶意隐瞒行为致使无法提交相关材料，而不是故意不提交，不履行相关义务。因此本案也应当驳回原告对被告蒋惠、周宏润的全部诉讼请求；8、原告2011年11月1日向深圳中院提起破产申请，2013年11月31日以公司下落不明无法全面清算而终结破产程序，并且深圳中院于2013年2月5日才发布的公告，原告却在2013年3月1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很明显此时尚未过公告期，终结破产裁定还未生效，但是原告却在2013年3月18日向法院起诉的同时要求本院对四自然人被告采取保全措施，本院从原告提供的信息中得知四自然人被告的详细地址，出具了查封裁定书，以及查封冻结通知书，查封了被告殷新良、孙卫婴、蒋惠的住所，本院于2013年7月10日，2013年8月14日向被告蒋惠邮寄了两份快递，而该快递单中明显显示了被告蒋惠的住址和电话。这些材料综合起来，充分说明了原告在向深圳中院提起申请破产的案件时，故意隐瞒了四自然人被告的信息从而导致四自然人被告无法向深圳中院提交相关材料，原告的这一行为严重损害了四自然人被告的合法权益，严重侵犯了知情权，明显是精心策划了这一案件，明显属于恶意诉讼，原告的恶意隐瞒的行为后果不应当由四自然人被告来承担。因此，本案应当驳回原告对四自然人被告的诉讼请求，四自然人被告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经审理查明，2008年1月18日，原告（甲方）与被告柏林公司（乙方）签订了《服装代理销售合同》，约定：双方就服装设计代理销售业务订立本合同；甲方作为服装供应商，提供经双方认可的服装由乙方代理在ITAT中销售；甲方应当交纳ITAT网络权益费2万元和网络使用费（根据销售额确定）；乙方同意将其合法使用权的商标无偿授权给甲方使用，甲方使用此商标生产的商品只能在乙方指定的营业场所内销售；商品名称为NOGARADIRY男女体恤衫，上货总数量191675件（以ITAT实际收货数量为准），成本总金额7139050元，商品销售会员价格见附件，交货日期为2008年4月25日前；甲方应当将订货单列明的商品，按时交付到乙方指定ITAT营业场地，ITAT对于已经接收商品后发现存在质量问题，应当以书面形式及时向甲方提出；ITAT在代销期间应当妥善保管，因保管不当造成商品灭失超过合理损耗率的，应当按照商品的不含税成本价赔偿给甲方；乙方按商品实际销售金额的5%提取代理费用，甲方按57%的比例结算货款，结算时，甲方必须按实际结算的货款金额提供17%增值税发票给乙方；结算周期为每月1次，乙方每月月底前支付甲方上月应结货款；合同有效期3年。
2009年1月17日，原告出具了一份《对数确认书》，载明：供货人为原告，收货人为被告柏林公司，根据双方于2008年1月18日签订的服装代理销售合同，截至2011年1月18日，供货人按合同约定及收货人指示，共向收货人提供NOGARADIRY男女体恤衫184253件，总货值6777280元，截至2009年1月23日，收货人共向供货人付款1183626.58元，尚余体恤衫144179件，货值5593653.42元。还附了“柏林78款出货明细对照表”，列明每款服装的厂号、ITAT款号、出货数、成本价、金额小计及最后合计数。2009年3月5日，被告柏林公司工作人员在该《对数确认书》上写了“出货数量确认，成本价待核实”。
2009年1月17日，原告还出具了一份《对数确认书》，载明：供货人为原告，收货人为被告柏林公司，根据双方于2008年1月18日签订的服装代理销售合同，截至2011年1月18日，供货人按合同约定及收货人指示，共向收货人提供NOGARADIRY男女体恤衫23858件，总货值1560282元，截至2009年1月23日，收货人共向供货人付款138798元，尚余货款1421484元未付。还附了“柏林出货明细对照表”，列明3款服装的ITAT款号、出货日期、出货数、成本价、金额小计及最后合计数。2009年3月5日，被告柏林公司工作人员同样在该《对数确认书》上写了“出货数量确认，成本价待核实”。
另查明，2012年8月30日，深圳中院根据本案原告的申请，裁定受理本案被告柏林公司破产清算一案。2013年1月11日，深圳中院作出（2012）深中法破字第18-2号民事裁定，根据债权人会议核查的情况，裁定确认本案原告的债权。裁定书所附债权表载明，本案原告对本案被告柏林公司享有7731038.63元债权。2013年1月31日，深圳中院作出（2012）深中法破字第18-3号民事裁定，认定本案被告柏林公司下落不明，无法进行全面清算，经调查其现无任何财产可供清偿破产费用，裁定终结本案被告柏林公司破产程序。
据工商登记资料记载：被告柏林公司成立于2007年7月13日，2010年1月25日，法定代表人由被告孙卫婴变更为被告殷新良，被告蒋惠任董事，被告周宏润任监事。
2007年，原告、被告柏林公司及一案外人还签订过一份《服装加工合作经营合同》，约定：原告作为被告柏林公司的服装生产基地，提供加工费（含辅料）共同合作生产经营；加工数量为24200件，加工费总金额为910620元；货款根据当月实际销售数额结算，被告柏林公司支付原告全部投入成本后，按服装加工资金的比例分成。
庭审调查中，原告称：对账后被告柏林公司支付的款项中超出681618元部分，是履行2007年7月30日合同的款项。被告柏林公司称：对账后支付的款项中有属于履行2007年加工合同义务的款项，针对两份对数确认书所依据的两份合同，被告柏林公司的付款是根据销售额进行付款的。
本院认为，关于被告柏林公司拖欠原告2008年合同项下货款金额的问题。首先，被告柏林公司同时签字确认两份《对数确认书》并非不符合常理，应认定原告对被告柏林公司享有该两份确认书记载的债权。其次，其中一份载明尚余货款142万多元的确认书写明系2008年合同项下的款项，且所记载的出货日期、出货数等均与2007年合同约定的内容不同，故被告辩称该确认书系对2007年履行情况的确认而与2008年合同无关，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应认定两份确认书均系对履行2008年合同情况的确认。最后，庭审中被告柏林公司承认对账后支付给原告的款项中有属于履行2007年加工合同义务的款项，但被告未能举证证明对账后支付的款项中哪些是履行2007年合同、哪些是履行2008年合同支付的款项，故可按原告的自认进行认定，即认定原告自认的三笔共计681618元款项系被告柏林公司在对账后履行2008年合同义务支付的款项，其他款项不是履行2008年合同义务支付的款项。综上，被告柏林公司拖欠原告2008年合同项下货款金额为[（5593653.42元-31500元）+1421484元]-681618元=6302019.42元。
关于被告柏林公司应否对拖欠的货款向原告承担支付责任的问题。首先，被告柏林公司称在售商品被哄抢一空，没有证据证实。其次，2008年合同是原告与被告柏林公司签订的，被告柏林公司没有权利为合同以外的人设定义务进而减轻自己的责任。再次，原告是按被告柏林公司的指示将货物交付到某个营业场地，被告柏林公司应对货物的毁损灭失向原告承担责任。最后，合同系约定由被告柏林公司向原告支付货款。因此，被告柏林公司应对上述拖欠的货款向原告承担支付责任。原告请求被告柏林公司支付拖欠的货款本金6302019.42元及相应利息，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四自然人被告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被告柏林公司在人民法院对其进行破产清算期间，下落不明，未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权债务清册等相关材料，经调查无任何财产可供清偿破产费用，导致无法清算。被告殷新良、被告蒋惠、被告周宏润未提供相反证据，应推定作为被告柏林公司当时的董事、监事的该三被告的行为，与被告柏林公司无法清算的后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该三被告依法应向原告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被告蒋惠、周宏润辩称其任期早已届满早已不是被告柏林公司的董事、监事因而不应承担责任，与公司法第四十五条、第五十二条关于董事监事任期届满未及改选的仍应当履行职务的规定不符。本院酌定被告殷新良作为被告柏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应对被告柏林公司对原告所负债务中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承担补充清偿责任，被告蒋惠、被告周宏润作为被告柏林公司的董事、监事，应对被告柏林公司对原告所负债务中不能清偿部分的四分之一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对原告的相关诉讼请求，本院予以部分支持。2010年1月25日后被告孙卫婴已不是被告柏林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成员，故原告请求被告孙卫婴承担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权人对人员下落不明或者财产状况不清的债务人申请破产清算案件如何处理的批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柏林国际服装设计代理销售（深圳）有限公司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中山市新棉针织制衣有限公司支付货款6302019.42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以6302019.42元为计算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自2012年1月21日起计至被告柏林公司付清款项之日止）。
二、被告殷新良对被告柏林国际服装设计代理销售（深圳）有限公司上述第一项债务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三、被告蒋惠对被告柏林国际服装设计代理销售（深圳）有限公司上述第一项债务不能清偿部分的四分之一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四、被告周宏润对被告柏林国际服装设计代理销售（深圳）有限公司上述第一项债务不能清偿部分的四分之一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五、驳回原告中山市新棉针织制衣有限公司对被告柏林国际服装设计代理销售（深圳）有限公司、被告殷新良、被告蒋惠和被告周宏润的其他诉讼请求。
六、驳回原告中山市新棉针织制衣有限公司对被告孙卫婴的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9834元（已由原告预交），由原告负担3834元，被告柏林公司负担66000元（其中22000元与被告殷新良共同负担，及与被告蒋惠、被告周宏润分别共同负担其中16500元）；保全费5000元（已由原告预交），由被告柏林公司负担（其中1667元与被告殷新良共同负担，及与被告蒋惠、被告周宏润分别共同负担其中125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并按规定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收到交费通知次日起七日内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廖 劲 锋
人民陪审员 陈 艳 芬
人民陪审员 周 玉 萍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余意（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