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河中法民一终字第8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申公庭，男。
委托代理人魏六平，广东普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骆福平，广东贤贵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钟治明，男。
委托代理人李飞艺，广东新丰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申公庭因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东源县人民法院（2014）河东法灯民初字第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1年6月，原告因计划经营种植农副产品，通过朋友介绍与被告认识。经被告介绍，原、被告前往东源县灯塔镇下围村下围小组察看土地，原告随后同意被告对该土地进行摸底。2011年8月18日，原、被告根据摸底情况订立一份《协议》，协议约定由被告负责把东源县灯塔镇河背下坝的耕地（东至山边，南至石古坑上，西至沥边，北至往河背坑路，共37.86亩）及山地（河背下坝东面山脉，上至山顶，下至山脚，南至石古坑口，北至往河背坑口，共59.57亩）流转给原告；由原告向被告直接支付耕地费用46000元／亩，山地费用为28000元／亩，共计3409520元，约定中含上述每亩费用包含了被告代理费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费用；同日，原、被告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东源县灯塔镇下围村下围小组的钟君祥等18位村民签订《土地流转合同》，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了土地四至面积并各户面积见附表即《各户面积统计表》，该表显示“河背”面积27.96亩、“马头坝”面积9.9亩，18位村民和原、被告均在合同中签名，东源县灯塔镇下围村民委员会在2011年8月31日对该合同盖章确认；同日，原、被告作为乙方与作为甲方的东源县灯塔镇下围村下围小组的钟日贱、钟日胜、钟日文等三位村民签订《山地流转合同》，合同中约定山地流转面积为59.57亩，钟日贱、钟日胜、钟日文等三位村民和原、被告均在合同中签名，东源县灯塔镇下围村民委员会在2011年8月31日对该合同盖章确认。合同签订后，2011年9月，被告开始与村民协商土地流转的事并支付相关费用（其中也有青苗补修项目，林木补修，屋基补修等）。原告曾于协议签订当日支付200000元给被告作为流转土地的费用支付给村民，之后原告从2011年9月1日至2012年4月29日陆续向被告支付了11笔款用于支付给村民，其中：2011年9月1日原告向被告支付2978000元、9月29日支付200000元、10月17日支付284000元、11月19日支付12788元、12月19日支付14867元、12月21日支付24000元，2012年1月13日支付18025元、2月13日支付102954元、2月26日支付21159元、3月24日支付16027元、4月29日支付10427.26元；除2011年10月21日，被告退回234000元给原告外，原告合计支付给被告金额共3648247.26元。土地流转后，2011年10月原告委托被告对流转的土地进行管理和建设。2013年年初，原、被告在运营过程中引起矛盾，原告发现流转的耕地及山地的面积明显不足，认为被告存在诈骗行为向东源县公安局报案。东源县公安局立案后，调查中委托河源市经通测绘有限公司对流转的山地与耕地进行测量，测绘结果为用地面积60.321亩，其中包括山地面积25.834亩、水田面积24.263亩。东源县公安局在随后的侦查过程中，认为不应对被告追求刑事责任，于2014年7月30日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书。2013年6月3日，因被告作为中共党员、国家公务员，参与为原告的土地流转承包活动，从中获取报酬48000元和利益55000元，违反了相关的规定，中共河源市源城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对被告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决定。2014年4月29日，原告向河源市源城区人民法院提出起诉。2014年5月4日，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系河源市源城区人民法院退休干部将本案指定河源市东源县人民法院管辖。2014年6月30日，河源市东源县人民法院对该案予以立案审理。案件审理中，原告将诉讼标的由2042797.26元变更为1842797.26元，被告表示同意原告的变更。案经审理，原告认为流转的土地面积远远低于实际面积且被告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对原告存在弄虚作假行为，扣除河源市经通测绘有限公司测出的山地和耕地面积所需要支付的土地流转费用和被告返还的234000元，要求被告返还原告多付的流转土地款1808797.26元（3882247.26元－28000元／亩×25.834亩－46000元／亩×24.263亩－234000元＝1808797.26元），并认为被告提供了虚假的《下围村河背下坝地形图》导致原告作出错误的判断；被告则认为已经按照《协议》的规定，已经向灯塔镇下围村下围小组村民按照《土地流转合同》和《山地流转合同》的面积支付土地流转款，否认曾经向原告提供《下围村河背下坝地形图》。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查清的事实和原告的起诉的事实理由及诉讼请求，本案案由应由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纠纷变更为委托合同纠纷。原、被告对《协议》、《土地流转合同》、《山地流转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予以确认。原、被告争议的焦点是被告在履行《协议》过程中对流转土地面积是否存在欺瞒。第一、《山地流转合同》和《土地流转合同》中村民自报面积未超出《协议》授权范围，自报面积的行为属于村民的第三方行为；原告在签订两个流转合同前其本人已经和被告亲自察看过流转的土地，对流转土地的面积有初步的认识，原告作为两份流转合同的当事人在合同中签名确认，表明原告本人已经认可了村民的自报面积和被告在《协议》中所履行的义务，合同签订后原告又全部履行给付款项义务。因此，原告对两份流转合同中所约定的流转土地面积是认可的。第二、原告是在河源市经通测绘有限公司作出的东源县灯塔镇下围村下围小组测绘图后才得出流转面积与测绘面积存在较大差距，该测绘图是精确测量因此与村民自报面积存在一定差距，但该差距所形成的原因是由原、被告对流转土地面积没有尽到复核、检验的职责以及村民自报的行为相关联，不能因此认定被告在履行协议过程中存在欺瞒行为。第三、被告提供的26份收据及公安机关对陈某、钟某等6位村民询问笔录均表明被告已经履行了《协议》的约定，虽然被告支付给村民的每亩土地的费用与《协议》有部分出入，但该协议明确约定了每亩土地费用包含了代理费以及相关人员的费用，因此原告也是认可被告这一行为的。该26份收据与公安机关所查获的12份收据部分是一致的，且与村民在《各户面积统计表》所报的面积较为符合。第三、原告认为《下围村河背下坝地形图》是由被告提供并误导了原告，但并未有证据证实该地形图为被告提供，且被告否认向原告提供过该地形图。综上所述，原告以河源市经通测绘有限公司作出的水田（耕地）面积测绘图面积据此认为被告存在欺骗行为，要求被告返还测绘面积与村民自报面积之间的差额面积土地转让款1842797.26元及逾期利息，证据不充分、事实理由不足，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申公庭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1385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申公庭负担。
上诉人申公庭不服原审判决，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依法判令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土地（水田与山地）款1808797.26元及逾期利息（利息自起诉日起至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按银行同欺利率计付）；3、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
主要理由：
一、一审法院认定由本案案由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纠纷变更为委托合同纠纷，上诉人不持异议。本案的事实很简单，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负责处理把东源县灯塔镇河背下坝的耕地（37.86亩）及山地（59.57亩）流转给上诉人，但作为受托人的被上诉人收取了上诉人的土地款364827.26元（上诉人基于对上诉人的充分信任，除按《协议》约定全额支付3409520元，还另外支付了238727.26元），却仅交付了耕地24.263亩，、山地25.834亩，分别与《协议》约定的亩数少了13.567亩、，33.736亩，为此上诉人多支付了耕地款624082元，山地款945980元，合计1570070元，加上《协议》约定外的土地流转费用238727.26元，合计多支付1808797.26元。
二、一审法院在判决书归纳的焦点与庭审归纳的焦点不一致，有偏袒之嫌。在庭审中，法庭归纳的焦点有三个，第一，本案流转的耕地与山地面积是否有差距？第二、《协议》的内容双方是否履行了各自义务？第三、被告（被上诉人）是否应退回原告（上诉人）多支付的土地款？但在一审判决书的第九页却只归纳为一个焦点：“被上诉人在履行《协议》过程中对流转土地面积是否存在欺瞒”。上诉人认为，对于被上诉人是否存在欺骗行为仅是其中一个焦点问题，但不能忽略在庭审当中已归纳的三个焦点，现上诉人根据上述四个焦点提出如下上诉事实与理由。
1、本案流转的耕地与山地面积是否存在差距问题。根据本案原告提供的证据及一审法院向东源县公安局调取河源市经通测绘有限公司对本案被上诉人交付的山地与耕地进行测量，测量结果为水田（耕地）面积仅为面积为24.263亩、，山地25.834亩，分别与《协议》约定的亩数少了13.567亩，33.736亩，对这一归纳的焦点已得到一审法院确认。
2、本案委托《协议》内容双方是否履行了各自义务问题。2011年8月18日，双方订立委托《协议》后，上诉人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向被上诉人按《协议》内容支付了耕地款1741560元（37.86亩×46000元／亩）及山地款1667960元（59.57亩×28000元／亩＝1667960元），合计总价3409520元，除此之外，加上《协议》约定外的土地流转费用238727.26元，合计支付了3648247.26元，通过一审原告提供的银行转账单可以证实原告已按《协议》支付了所有土地款合计3409520元及额外的土地流转费用238727.26元，上诉人已履行了委托《协议》的付款义务。但通过河源市经通测绘有限公司对被上诉人交付的耕地与山地进行测量足以证实，被上诉人交付的耕地与山地《协议》约定的分别少了13.567亩，、33.736亩，上认人认为，这数据不属于误差，属于相差巨大的范围，被上诉人明显已构成严重违约。
3、被上诉人是否应退回上诉人多支付的土地款问题。通过一审查明，被上诉人收到上诉人土地款3409520元及《协议》外的土地流转费用238727.26元，扣除被上诉人实际交付的土地面积的土地款1839450元，被上诉人多收取了土地款1808797.26元。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已构成严重违约，被上诉人理应返还。根据《协议》约定，耕地每亩费用46000元，山地每亩28000元，并约定上述每亩费用包含了被上诉人的代理费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费用，也就是每亩的钱包括了土地流转费、被上诉人的代理费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费用。通过各村民出示的《收据》可知，被上诉人向村民支付的耕地费每亩为仅为30000元，被上诉人从中获得了耕地每一亩16000元的差价（46000元／亩－30000元／亩）；从2011年9月19日村民钟日贱向被上诉人出具的《收据》可证实，被上诉人从中获得了山地每一亩25667元（28000元／亩－2333元／亩）的差价；上诉人认为，每亩耕地16000元的差价与每亩山地25667元的差价是个很大的数字。被上诉人为此赚了多少利润，上诉人不想知道，但被上诉人在每亩赚取这么大差价的情况下，交付的土地却与实际面积相差这么大，被上诉人依法依理都应返还上诉人多支付的费用。
4、根据一审法院判决书归纳的另一焦点被上诉人“在履行《协议》过程中对流转土地面积是否存在欺瞒”的问题。一审法院阐述此问题第一点认为，《山地流转合同》和《土地流转合同》属村民自报面积未超出《协议》授权范围，上诉人亲自察看过，认定上诉人认可村民自报面积。试问，村民自报面积即《各户面积统计表》有上诉人确认吗？事实上，《各户面积统计表》上诉人并不知情，退一万步说，即便知情，难道自报的面积不受我国《合同法》、《民法》等法律法规最基本的公平、公正、诚实信用基本原则吗？何况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还订立了一份真实有效的委托《协议》，明确约定按亩数面积计算土地款，并不是一审法院与被上诉人理解的整块土地“打包”一口价概念，上诉人亲自察看难道就等于上诉人自认了村民自报的面积？根据各村民在公安机关作的供述明显可以知道，各村民是没有直接与上诉人接触的，这一事实是很清楚的。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认可村民自报面积，那请问，各村民都未曾接触过上诉人，那村民的土地自报面积上诉人是怎么知道呢？又怎么认可呢？如果上诉人能与各村民直接接触的话，被上诉人还能收到那么高的差价吗？上诉人相信，被上诉人作为中间人，肯定不希望上诉人与各村民直接接触，否则，被上诉人代理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一审法院阐述此问题第二点认为，土地面积存在差距的形成原因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流转土地面积没有尽到复核、检验的职责及村民自报的行为相关联，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这个事实是完全不正确的。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订了委托《协议》，《协议》内容明确了被上诉人作为受托人的义务，受托人的义务就是按《协议》的条款足额向上诉人交付土地，受托人从中收取代理费。所以，流转土地的面积复核、检验职责明显是属于被上诉人的责任，否则，上诉人与被上诉人订立委托《协议》有什么意义呢，受托人从中收取这么高的差价又有什么理由收取呢？这种明显双方权利、义务明显不对等的判决明显是站不住脚的。一审法院阐述此问题第三点时忽略了被上诉人欺骗上诉人土地款的重要事实。被上诉人为了欺瞒、欺骗上诉人，伪造各村民签名及虚开《收款收据》，以充抵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的土地款，对伪造各村民签名及虚开土地款《收款收据》的事实，被上诉人已在东源县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已作了承认。试问，这一明显的事实一审法院难道没有看见？被上诉人的这种虚假行为难道不是欺瞒、欺骗上诉人吗？一审法院以村民收取被上诉人土地款而歪曲的认定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履行了《协议》约定，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的。被上诉人提供由村民出具的26份《收据》及村民的询问笔录仅证实村民收到被上诉人流转土地款，并不能证实被上诉人向上诉人已经完全履行了《协议》的约定，要知道，被上诉人在公安机关的供述第六页当中明确说明，上诉人不向村民支付任何费用，被上诉人向村民支付多少流转土地款与上诉人是没有任何关联的。根据证人刘恩兴在东源县公安机关作的《询问笔录》可知，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提供虚假的《下围村河背下坝地形图》。从刑事证据角度看，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但从民事证据角度看，证人刘恩兴证实提供虚假《下围村河背下坝地形图》系被上诉人，已达到民事证据证明内容的高度盖然性，足以认定被上诉人提供虚假《下围村河背下坝地形图》，以达到欺瞒、欺骗上诉人的目的。
三、上诉人在《土地流转合同》与《山地流转合同》签名的缘由。本案不能因《土地流转合同》与《山地流转合同》有上诉人的签名，就表面的认定上诉人与村民有直接接触，并认可村民土地流转面积，更不能简单的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同一个主体，《土地流转合同》与《山地流转合同》虽有上诉人的签名，从本案事实上依然改变不了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委托合同关系。通过各村民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可知，各村民一直没有与上诉人接触，与各村民接触的系被上诉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委托人与受托人的法律关系，并不是同一主体。《土地流转合同》与《山地流转合同》在被上诉人与各农户签名完后，被上诉人把两份合同交给上诉人签名时，上诉人当时考虑到自己才是真正的购买人，签上名才有保障，所有才签上名，与此同时，并要求被上诉人出具了一份其并不是真正购买人的《声明》。签订合同与履行合同是两回事，不能简单的认为签订合同就等于履行了合同，不能因《土地流转合同》与《山地流转合同》有上诉人的签名，便简单的认为上诉人认可了《土地流转合同》与《山地流转合同》的面积，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就是同一诉讼主体。
四、被上诉人向村民仅支付了所有土地款1239000元。根据各村民向被上诉人出具的所有《收据》可证实，被上诉人支付给村民钟日贱的59.97亩山地款为139000元（以2333元／亩计），所有村民耕地款为1100000元（以30000元／亩计），合计1239000元。
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未存在欺瞒上诉人的事实，是毫无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的，退一万步说，即便上诉人不存在有意欺瞒上诉人的事实，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交付的土地面积相差太多是事实，违约的事实是很清楚的。既然违约，上诉人按委托《协议》支付了所有流转土地款，但被上诉人却未按《协议》履行交付足够土地的义务，交付足够的土地系被上诉人的义务，并不是各农户的义务，否则，被上诉人赚取高额的代理费就没有任何依据了，根据民法诚实信用、公平、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及《合同法》10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被上诉人应当赔偿上诉人损失，返还上诉人多支付的款项1808797.26元及利息，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钟治明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准确，分析案情公正、中肯，适用法律无误，请二审法院予以维持。一、被上诉人对一审法院认定的“本案属委托（代理）合同纠纷”的定性无异议，且认为代理的事项已全部履行完毕。起初，上诉人在一审起诉状中，称本案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纠纷”，一审法院经审理后，将其变更为委托（代理）合同纠纷。对这个变更，上诉人在上诉状中给予了认同，这一点与被上诉人的观点是一致的。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被上诉人认为，《协议》中约定的条款，即代理“付款”、“签合同”、“地上附着物归属”等事项，被上诉人均已履行完毕，村民也无任何异议和干预，否则，种养场是不可能施工和经营的。这一点，被上诉人在一审答辩中已作详细表述，不再重复。二、上诉人上诉称是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交付”土地，不符合事实；对农产转包土地的面积，上诉人是亲自确认的，与被上诉人无关。被上诉人虽祖籍下围村，但户口迁至河源市区30多年，老家无分得一寸土地。在本案，被上诉人既不是“转租”土地，更不是“倒卖”土地。上诉人受让的土地，产权属农户所有。所以不存在被上诉人向上诉人“交付”土地的问题。是农户直接向上诉人流转土地，这一点在两份合同中都写得清清楚楚。另外，上诉人在2011年8月18日，和村民签订转包土地合同之前，已广泛接触村民，对土地进行了长达二、三个月的调查摸底，这一点在一审被上诉人提供的证据，和本案上诉人提供的东源县公安局对其朋友刘恩兴的询问笔录中，都可以得到证实。由于这块土地丢荒二、三十年，各户的地块无法辩认和丈量，上诉人由各农产自报自己的面积。然后才签的合同。上诉人是根据各家自报的面积，计算出金额，亲自填在《协议》中，这是对面积的一次确认；此后，上诉人根据《协议》约定按时付款，这是二次确认；款汇到被上诉人帐户付给农户后，2011年9月种养场动工，将要改变土地的所有原貌，上诉人对面积、付款均无异议，这是三次确认。故此，上诉人直至今日三年多过去了，才提出面积不符，意图以此否认其对面积的确认，理由不能成立。三、上诉人提供的两张测绘图，被上诉人均不认可，实属无效。1、《下围村河背下坝地形图》绘于2011年8月，正是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协议》、上诉人与村民签土地流转合同期间。在此之前，上诉人已确定面积由各村民自报为准，并且付诸实施，所以绘此图根本无任何意义。再者，上诉人转包的耕地，包括河东和河西两块，然而该图只绘了河东一块耕地，没将河西（205国道边）一块耕地绘入。被上诉人在下围村土生土长60年，不可能犯如此低级错误。刘恩兴和上诉人属同一关系利益人，上诉人嘱咐其作伪证，应另追其刑事责任。至于上诉人意借该图诓称被上诉人诈骗，东源县公安局经过多方侦查早有结论，不值一驳。2、《东源宏昌原生态农场土地测绘图》，是上诉人提供的一份既不切实际也不负责任的测绘图。（1）该图是上诉人出资测绘，被上诉人和村民均不知情，实存猫腻。出图后，东源县公安局也未将此图交由被上诉人和村民认可，只送达上诉人，更是无效。（2）该图以卫星定点垂直测绘计算面积，村民不管是坡坎还是坑洼，皆展开平面计算面积，两种方法截然不同，计算结果肯定有出入。如果按垂直测绘算面积，是租不到地的，这一点到处都一样。所以，以这张所谓测绘图来核算农户的面积，是不可能的。（3）该图测绘者不知何许人也，包括委托测绘人，对这块土地的界址也不甚明了。综上所述，该两图是无效的。四、上诉人单算“土地款”一项，不列其它各项开支，从而要求被上诉人退回180多万元，完全与《协议》的约定相违背。上诉人和农户转包土地的价格和付款项目，是其当着被上诉人、村民和中介人三方公开议定的。耕地每亩46000元，山地每亩28000元，也写进了《协议》，其中包括以下开支：土地款、附作物补偿、代理费、相关人员费用（包括遇阻时的协调费）、中介费。以上款项，上诉人交由被上诉人包干支付。在上诉人草拟土地流转合同时，被上诉人提出，每亩3000元的中介费与村民无关，在合同中应剔除，上诉人同意。以上款项被上诉人早已支付完毕，双方也进行了结算。被上诉人并将多余的23.4万元，于2011年10月21日电汇退回给了上诉人，且通过了源城区纪委的审核。然而，上诉人置转包土地款包含多项开支于不顾，单从被上诉人支付给村民的“土地款”结算，不看其他各项开支，计算出被上诉人应退回180多万元，完全不符合协议的约定。五、上诉人称除《协议》约定的土地转包款外，还给被上诉人另外追加土地流转费用238727.26元，并非事实。用议定的价格买到了货物，之后又给商家加钱，这是不可理喻的事情。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的代理事项，包括租地和施工两部分，施工期间的材料款、土方款、工人工资、电费等均由被上诉人代为支付（已提交证据），然后按月上诉人跟被上诉人进行结算，加上被上诉人每月6000元的工资和用车费用，一起付还给被上诉人。这些“代付费”非常零碎，一共8笔，合计220247.26元。此数字按上诉人的汇款单计算，其称238727.26元，不知从何而来。上诉人称其补还给被上诉人的这些“代付费”为追加土地流转费用，于情于理不合。六、上诉人提供的21份《收款收据》是被上诉人被逼制作，在纪委和公安都做过交代，也得到了两部门的谅解。被上诉人为种养场办理的营业执照，原名为“宏昌种养场”，负责人为被上诉人，名字是上诉人定的。在种养场投产以后，上诉人因怕被上诉人“占地”，在东源工商局注册了“东源宏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公司的经营地正是这块土地，公司的股东是上诉人与其儿子申景。接着，上诉人称要以公司的名义，要与《土地流转合同》价钱相符，且有村民签名打手模的原始材料，将这块土地征收，要被上诉人代为办理。当被上诉人称《协议》并无办理国土证的条款，无法办理时，上诉人吼道：“你拿了我的费用，必须给我办，否则我到纪委告你”。无奈之下，被上诉人考虑到自己为公务员，不想惹是生非，主动申请注销了自己为负责人的《东源县宏昌种养场》的营业执照。答应弄一份“收款收据”给上诉人，并立下一纸自己“并未投资”的声明给上诉人。后来，在国土部门明确告知上诉人“个体公司不能随意征地，且与村民签订了转包合同”以后，上诉人在源城区纪委对被上诉人进行了诬告，并在网上广发谣言进行中伤，然后又到东源公安局报被上诉人诈骗，使被上诉人遭到了长达两年的心灵折磨，精神、声誉都受到了巨大的伤害。
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上诉人钟治明应否向上诉人申公庭返还土地转让款1808797.26元及逾期利息。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院针对争议的焦点作如下分析与认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委托人可以特别委托受托人处理一项或者数项事务，也可以概括委托受托人处理一切事务。”本案为委托合同纠纷，上诉人申公庭与被上诉人钟治明于2011年8月18日签订基于委托事项的《协议》，在该《协议》中，上诉人申公庭委托被上诉人钟治明处理的事务有：1、支付土地转让款给出让方及相关人员；2、与土地出让方签订土地流转协议；3、保证土地出让方对出让的土地拥有合法的承包经营权以及确保土地顺利移交给上诉人申公庭；4、保证土地转让给上诉人申公庭后，土地上的附着物全部归上诉人申公庭所有，上诉人申公庭的承包经营没有任何干扰，且相关事宜由被上诉人钟治明出面解决。本院经审查《协议》的内容认为，该《协议》为上诉人申公庭特别委托被上诉人钟治明处理数项事务的有偿委托合同。
根据上诉人申公庭、被上诉人钟治明与土地出让方于2011年8月18日签订的《土地流转合同》以及《山地流转合同》，上述两份合同中均在第六款约定付款方式为协议签订时支付定金，其余款项在面积核准后一次性付清。同时，根据庭审查明，在上述“面积核准”事宜并未实际进行的情况下，上诉人申公庭将应支付给土地出让方的补偿款交由被上诉人钟治明，并由被上诉人钟治明支付给了土地出让方。
结合上述分析，本院认为，上诉人申公庭并未在委托合同中特别委托被上诉人钟治明处理“面积核定”事务，而上诉人申公庭在“面积核定”未实际进行的情况下支付全部土地补偿款的行为进一步证实“面积核定”的义务并非由被上诉人钟治明来承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代理人不履行职责而给被代理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该条第三款规定：“代理人和第三人串通、损害被代理人的利益的，由代理人和第三人负连带责任。”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六条第一款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上诉人申公庭未提供充足的证据证实被上诉人钟治明存在上述法律规定的应由受托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情形，其请求被上诉人钟治明返还因上诉人申公庭实际流转得的土地面积相比《土地流转合同》以及《山地流转合同》中约定的土地面积减少所对应的土地补偿款，缺乏法律依据，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另外，上诉人申公庭与被上诉人钟治明于2011年8月18日签订的《协议》中约定的由被上诉人钟治明处理的款项共计3409520元，而根据查明的事实上诉人申公庭转帐给被上诉人钟治明的款项共计3648247.26元，其中的差额为238727.26元（3648247.26元－3409520元）。上诉人申公庭认可在涉案土地流转完成后，确实对涉案土地的投入建设事宜是由被上诉人钟治明管理，双方形成雇佣关系，并且由上诉人申公庭向被上诉人钟治明支付工资，但上诉人申公庭主张该238727.26元与其雇请被上诉人钟治明期间所发生的费用无关，而是属于额外的土地流转费用，并且应由被上诉人钟治明予以返还。对此，被上诉人钟治明认为，该238727.26元中包含有涉案土地流转完成后上诉人申公庭雇请被上诉人钟治明对涉案土地进行管理和建设所支付的工资以及上诉人申公庭另行委托被上诉人钟治明对涉案土地进行管理和建设过程中向案外人支付的相关费用。本院认为，该238727.26元并未在涉案委托合同中予以约定，而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上诉人申公庭与被上诉人钟治明之间确实存在除涉案委托合同所涉及的土地流转费用之外的其他款项来往，因此上诉人申公庭对于该238727.26元是否为涉案的额外土地流转费用负有举证责任，但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请求被上诉人钟治明予以返还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受理费21079元，由上诉人申公庭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东明
审判员 周春媛
审判员 高晓鸣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一日
书记员 曾慧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