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6）吉01民终352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邵凤茹，女，1963年5月13日生，汉族，现住长春市二道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春吉源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春市绿园区经济开发区先进工业制造园区长白公路7.5公里。法定代表人杨晓东，经理。委托代理人张伟新，该单位法律顾问。上诉人邵凤茹因与被上诉人长春吉源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2015）绿民一初字第14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邵凤茹到庭参加诉讼，被上诉人吉源公司经本院依法送达开庭传票，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邵凤茹原审时诉称，邵凤茹系长春建工集团吉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职工，该公司系国有企业。1999年下半年单位更名为现在的名称。2003年该公司改制，2005年正式并轨。当时单位采取自愿原则，我认为不合理没有同意签字，再说国家对我这样未婚无依无靠大龄人有照顾。2009年因身体不好，无生活来源，到社区办理低保，社区说需单位开具无收入证明，但公司未予开具。2013年5月我已满50周岁到了法定退休年龄，3月份我到吉源公司办理退休手续，公司非要我签解除劳动合同，我不同意。后单位诱骗我，公司负责此事的一位姓赵的同志拿出单子说“我说你写”，下面日期不让我签。单位利用欺骗手段来达到其违法的目的，我于2013年7月份才到个体办理退休。现诉至法院，要求：吉源公司按国有职工的标准给邵凤茹办理退休，办理医疗保险，给付邵凤茹公积金、采暖费、欠发工资2750.00元及最低生活费46608.00元，报销2015年1月份住院费用25000.00元，给付邵凤茹两年来上访费用2900.00元，诉讼费由吉源公司承担。吉源公司原审时辩称，1、我公司是2005年改制后重新注册成立的，与邵凤茹无劳动关系；2、邵凤茹2005年以前属于长春市木构件厂职工，其人事关系由改制前企业代管。2005年参加原公司国企改制，与公司解除了劳动关系。公司改制方案、职工补偿等方案经有关部门批复后实施的，邵凤茹与单位解除了劳动关系，领取了补偿费，我公司又超出补偿标准为其承担了19618.53元。另外，自2013年7月11日即应计算仲裁时效，邵凤茹在法定期限内应提起仲裁，现已超仲裁时效，应驳回邵凤茹诉请。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邵凤茹1984年到长春市建筑木工厂上班，后该厂更名为长春市建工集团木构件厂，该厂划归长春建工集团吉源建设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吉源公司），自此邵凤茹成为吉源公司职工。1996年因单位效益不好，于同年10月开始放假，邵凤茹至今没有上班。2005年公司改制，邵凤茹未同意改制安置方案。2013年5月邵凤茹已届退休时间，7月到吉源公司办理相关手续，签订了解除（终止）劳动关系证明书，注明双方于2006年3月31日解除（终止）劳动关系。2013年7月11日吉源公司向邵凤茹支付了18668.08元，并按改制方案规定向邵凤茹支付了补偿金10223.12元。邵凤茹2015年10月22日向长春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该委于2015年10月22日作出长劳人仲不字（2015）第264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邵凤茹不服，提出诉讼。原审法院认为，邵凤茹、吉源公司于2013年7月办理了相关退休手续并领取了补偿金，邵凤茹认为其办理上述手续系吉源公司以强迫、欺骗等手段迫使邵凤茹签字，侵害了邵凤茹的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的规定，邵凤茹自2013年7月即已知道权益被侵害，但邵凤茹在2015年7月22日向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虽然邵凤茹主张其曾向相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但仅提供两份上访问题说明和处理意见，对于上述说明和处理意见及邵凤茹的上访行为并非仲裁时效中止中断的法定事由，故对该项主张不予支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的规定，本案邵凤茹申请仲裁时已超时效，依法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原审判决：驳回邵凤茹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邵凤茹自行承担。宣判后，邵凤茹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邵凤茹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用由吉源公司承担。理由为：邵凤茹与吉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未超过诉讼时效。1.2015年7月22日邵凤茹向长春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员会以作出（2015）第264号不予受理通知书，其理由为该案件不属于劳动争议范围，并非该案超过仲裁申请时效，一审法院不应对该案是否超过仲裁申请时效进行审查。2.邵凤茹在知道权益受侵害后，一直向相关部门主张权利，时效已经中断，应当重新计算。在一审中，邵凤茹向法院提交了证明时效未过的证据，包括两份上访说明（2014年4月22日长春市国有资产监督委员会作出）和处理意见（2015年7月21日长春市国有资产监督委员会作出），上述证据可以证明时效未过，一审法院认定该事由不属于时效中断事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该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主张权利或向有关部门主张请求权利救济而中断。邵凤茹在一审中提交的证据已经可以证明其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属于仲裁时效中断事由，一审法院不予认定的行为是错误的。被上诉人吉源公司二审答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原判。本院经二审审理查明，邵凤茹1984年到长春市建筑木工厂上班，后该厂更名为长春市建工集团木构件厂，该厂划归长春建工集团吉源建设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吉源公司）。2005年，长春建工集团吉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改制，长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05年6月14日作出的长国资[2005]115号文件《关于对长春建工集团吉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先行理顺劳动关系所需政策的批复》载明：“一、同意吉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按‘特困企业’对待，结合‘并轨’政策先行理顺职工劳动关系，涉及职工劳动债权和退休人员未来保障，待处置资产时一并考虑。二、该企业参加‘并轨’人员1235人，核定该企业理顺职工劳动关系总成本2087.79万元……三、同意给予企业以下政策支持。1、按‘并轨’政策，对该企业由国家支付补偿金490.93万元，市财政承担490.93万元，企业自筹490.93万元，由企业向‘并轨’办按程序报批办理……”。根据改制方案，邵凤茹包含在‘并轨’人员中，当时邵凤茹未同意改制安置方案，亦未领取经济补偿。后邵凤茹与长春建工集团吉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解除（终止）劳动关系证明书，载明：“根据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国有企业妥善处理下岗职工劳动关系促进再就业试点工作指导意见》有关政策规定，长春建工集团吉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邵凤茹于年月日解除劳动关系。”邵凤茹在本人签字处签名，落款日期为“05年11月10日”，邵凤茹领取了长春建工集团吉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按改制方案支付的补偿金10223.12元，长春建工集团吉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向邵凤茹另行支付18668.08元。邵凤茹于2015年10月22日向长春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该委于2015年10月22日作出长劳人仲不字（2015）第264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邵凤茹不服，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二审庭审中，邵凤茹陈述，在与长春建工集团吉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签定解除（终止）劳动关系证明书时知道所签内容系解除双方劳动关系，领取的补偿金是改制时应给付的补偿，但称是为了办理退休手续才签的字。本院认为，按照长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长国资[2005]115号《关于对长春建工集团吉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先行理顺劳动关系所需政策的批复》的文件精神，长春建工集团吉源建设有限公司在政府主导下进行改制，邵凤茹于改制后，按照改制方案与长春建工集团吉源建设有限公司签署了解除（终止）劳动关系证明书，并领取了补偿金。现其主张的按国企职工标准办理退休、医疗保险、公积金、采暖费等请求均属于企业改制遗留问题，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原审判决驳回邵凤茹的诉讼请求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2015）绿民一初字第1433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上诉人邵凤茹的起诉。一审案件受理费1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均退还上诉人邵凤茹。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陈太云代理审判员  邵明福代理审判员  白 雪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徐 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