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赣04民终150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付某，女，1970年12月7日出生，汉族，进贤县人，教师，住进贤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斌，江西惟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冯某，男，1965年10月4日出生，汉族，九江县人，教师，住瑞昌市。
上诉人付某与上诉人冯某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江西省瑞昌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20日作出（2016）赣0481民初1357号民事判决，上诉人付某与上诉人冯某均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双方争议的是基于2013年12月3日协议产生的夫妻间房屋赠与成立与否，以及原告的起诉是否合法等问题，根据当事人的陈述以及原审法院的案卷材料反映：瑞昌市现代城22栋2单元101A、101B室房屋系被告婚前签订买卖合同，购置价213335元，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73350元，2009年8月后用夫妻共同财产每月偿还按揭1500元，2010年8月登记于被告名下。2013年12月3日原、被告在原审法院主持下达成协议，约定涉案房屋归原、被告共同所有，任何一方无法定理由不得提出离婚，否则将丧失对该房屋分割权利。但产权登记未发生变动，共有情况仍为冯某全部。2014年7月冯某起诉离婚，原审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原、被告对涉案房屋议价330000元。该案经过九江中院二审认为原告对涉案房屋可申请强制执行，从而未对涉案房屋进行处理。故原告诉至法院，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房屋分割款16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审认为，2013年12月3日双方达成的协议，是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赠与，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也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合法有效。然而我国物权法明文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原、被告订立协议后，未及时进行登记公示，房屋赠与行为并未成就，因此涉案房屋仍归被告所有，不能视为夫妻共同财产等额分割。但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房屋增值部分为：2009年8月至2014年7月还贷88500元（59月×1500元/月），增值部分48397元【（330000-213335）÷213335×88500】，应由被告补偿68448.5元。尽管该协议是在原审法院主持下形成的，但只是一份调解协议，没有以调解书的方式确认，是不能作为执行依据的，因此原告可通过民事诉讼获得救济。
综上所述，原告以夫妻共同财产的形式等额分割涉案房屋，没有事实根据，对其主张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但可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房屋增值部分请求被告补偿。被告主张原告重复起诉，也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被告冯某在判决生效后三个月内补偿原告付某还贷及房屋溢价共计68448.5元。如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00元，减半收取1750元，由原告付某负担1006元，被告冯某负担744元。
宣判后，上诉人付某与上诉人冯某均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人付某上诉请求二审撤销一审判决，并依法改判（判决涉案房屋归上诉人所有）。主要理由有：在2013年12月3日，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双方就离婚财产纠纷在原审法院的调解下达成了一份调解协议，该协议第二条明确了“位于瑞昌市现代城22栋1单元102室的房屋归夫妻共同所有，任何一方无法定理由不得提出离婚，否则将丧失对该房屋的分割权利”。此后，在2014年7月21日被上诉人在原审法院主动提出离婚，声称夫妻感情破裂。原审法院一审确认了该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认定了该房屋是夫妻共同财产，由被上诉人支付15万元给上诉人，房屋归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不服上诉至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也同样认定该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撤销了该房屋归被上诉人的判决项，二审认为上诉人对该生效调解协议的房屋享有强制执行权利，此后被上诉人申请再审，要求确认该调解协议无效，被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驳回申请再审。根据我国民诉法的规定，对于不需要制作调解书达成的调解协议由双方当事人、审判员、书记员签名或盖章后，即具有法律效力，所以该调解协议的第二条约定是合法有效的，即从被上诉人无法定理由提出离婚诉讼之日起就丧失了对该涉案房屋的分割权。在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判决中也说明了这一点，即上诉人可就生效的调解书约定的给付事项申请强制执行，对于该房屋享有强制执行权利，故撤销了原瑞昌市一审法院关于房屋是夫妻共同财产的判决项。原审法院认为，该调解协议合法有效，夫妻间的财产赠与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同时又认定该房屋归被上诉人所有，不能视为夫妻共同财产，同时认为调解协议没有以调解书的方式确认是不能作为执行的依据。我国民诉法第九十八条明确规定了对于不需要制作调解书达成的调解协议，由双方当事人、审判员、书记员签名或盖章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即具有调解书同等的法律效力。一审法院自相矛盾的认定属于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上诉人冯某上诉请求二审撤销原审判决，依法驳回被上诉人付某的重复起诉。其主要理由为：第一、九江中院的判决不存在漏判，也没有预留部分，授意瑞昌市人民法院重审。瑞昌市人民法院“（2016）赣0481民初1357号”民事判决所涉房产已由九江中院“（2015）九中民一终字第24号”判决书作出了终审判决，九江中院的判决严格地执行了相关法律，瑞昌市人民法院无权重审、改判。瑞昌市人民法院“一案两审”，所作出的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无效判决。《婚姻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规定法院在离婚判决时要将夫妻共同财产依法分割，不留后患；目前，最高人民法院等五部委联合发文，再次强调“法院判决不能留有余地”，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与这些法规完全一致；瑞昌市人民法院的“（2014）瑞民初字第1337号”判决认定夫妻共同财产为三项，并判决三项夫妻共同财产都归冯某所有，冯某就这三项夫妻共同财产合并向付某支付15万元补偿（该判决书显示，三项补偿中，车辆为1.95万元、店内存货为2.5万元、房产为12万元，可能是考虑到女方存在故意伤人、故意损毁夫妻共同财产、伪造债务等依法应该在离婚时“少分或不分夫妻共同财产”的因素，合计判决补偿15万元）。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015）九中民一终字第24号”判决书，认定“原审关于财产部分认定事实不清、实体处理不当”，依法对夫妻所有共同财产重新进行了分割；九江市中院确认一审有关车辆的补偿，撤销了一审有关店铺存货和房产的补偿，并且在判决书第9页明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可以认定，该房屋产权归冯某所有”。由此可以看出，九江中院的判决对涉案房产给予了清楚地判决：产权归冯某所有，撤销关于涉案房产的经济补偿。由于该房产至今登记在冯某个人名下，故无需作出变更说明。《〈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三》第三百八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就离婚案件中的财产分割问题申请再审…应当裁定再审；如涉及判决中未作处理的夫妻共同财产，应当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即：只有当事人“申请再审”时涉及判决中“未作处理的夫妻共同财产”才能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十八条规定“离婚后，一方以尚有夫妻共同财产未处理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分割的，经审查该财产确属离婚时未涉及的夫妻共同财产，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分割”，即：只有“确属”离婚时“未涉及”的夫妻共同财产，法院才“应当依法予以分割”。从上述判决可以看出，关于涉案房产，在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中既不是“未处理”的夫妻共同财产，更不是“未涉及的”夫妻共同财产，既不符合“另行起诉”的条件，更不符合再次“依法予以分割”的条件，依照上述法律，瑞昌市人民法院不能再次分割离婚时已经涉及并已经处理的原夫妻共同财产。“一案不两审”是我国民事案件的审判原则，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结案的民事判决是终审判决，当事人不能再次起诉或上诉，基层法院也无权改判终审判决。《〈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三》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付某的再次起诉，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均为冯某和付某；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均为位于瑞昌市现代城的同一处房产；付某的再次起诉（后诉）的目的，是请求基层法院否定中院判决中的撤销与该房产相关补偿这一判决结果。付某的再次起诉，完全符合“重复起诉”的三个要件，属于“重复起诉”，所以，依照法律，瑞昌市人民法院应当予以驳回。因此，瑞昌市人民法院“（2016）赣0481民初1357号”民事判决，未经中院授权，不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诉讼程序的规定，是理解法律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是明显错误地判决。第二、九江中院的判决不存在错判。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2105）九中民一终字第24号”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恰当，瑞昌市人民法院的改判是越权，也属事实不清，是明显的误判；瑞昌市人民法院以“九江中院认为付某‘对涉案房屋可申请强制执行’”为由，认为中院未对涉案房屋进行处理，其实是误读判决。首先，九江中院未授权瑞昌市人民法院重审案件；其次，建议付某申请强制执行，是检验“协议”有效性的最好办法：“协议”合法有效，就可以强制执行，就能使付某的利益最大化；付某强制执行该协议的申请被拒绝，就证明了该“协议”是无效“协议”，不能作为财产分割的判决依据。该协议无效，财产分割就只能以其他有效协议或相关法律为依据。
从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中可以看出，终审判决确认了本案四件书证的真实性，并认可前三分书证的合法有效性：1、2012年10月24日付某收取冯某的十二万元“离婚补偿款”时所写的《收据》。这份《收据》内容为：“今收到冯某交来离婚补偿款十二万元，从此以后，瑞昌的一切财产、债权、债权都与我无关”。依据这份《收据》，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付某收到的十二万元离婚补偿款为“婚内赠与”，合法有效，冯某因此产生的债务属于“个人债务”，也就是说，终审判决认定这份《收据》合法有效。2、2014年3月9日付某决定离开瑞昌、结束夫妻共同生活时留下的便条。在该便条中，付某明确表示“这次离开后，不打算再回来，除非办事”，并建议协议离婚。在达成“不离婚”的协议仅仅三个月后，没有任何原因，付某就主动提出离婚建议，并付诸实践，说明她促成“不离婚”协议是有目的、有预谋的，也证明付某是夫妻分居并最终导致离婚的主要责任人。3、2014年11月8日付某写给所租店面房东的《赠送书》。根据这份经房东杜志刚、付某和冯某三方确认的《赠送书》，九江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店内存货实际已经赠与房东，原审认定的店内有五万元存货与事实不符。所以，终审撤销相关判决正确无误。4、2013年12月3日，冯某和付某在瑞昌市人民法院离婚调解时达成的一份“调解协议”。瑞昌市人民法院原审一审作为判决依据的，就是上述“调解协议”，但这份“调解协议”的合法性没有得到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认可，因而也未被作为判决依据。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不认可这份“协议”也是正确的：《民事诉讼法》第九十八条规定：“下列案件调解达成协议，人民法院可以不制作调解书…对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协议，应当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审判人员、书记员签名或者盖章后，既具有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第一款第四项（修改以后的《民事诉讼法》为第九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各方同意在调解协议上签名或者盖章后生效，经人民法院审查确认后，应当记入笔录或者将协议附卷，并由当事人、审判人员、书记员签名或者盖章后既具有法律效力”。即：“调解协议”只有“经人民法院审查确认后”，记入笔录或者将协议附卷，“并由当事人、审判人员、书记员签名或者盖章后”，才“具有法律效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和《民事诉讼文书样式》的规定，《调解协议》应包括标题、正文、落款三部分；正文末尾应载明“以上协议，不违反法律，本法院予以确认”，表明法院对协议予以确认；落款应位于《调解协议》正文右下方，审判员、书记员均应在标明相应身份的位置签名或盖章。对比付某借以提出诉求的“调解协议”与高院发布的相关范本，涉案“调解协议”其实只是一份蒲普通的庭审记录，并不是一份合法有效、规范完整的《调解协议》。该“庭审记录”共两个页面，首页载明了参与人员、开庭时间，真实地记录了庭审过程，符合高院发布的相关规范与范本中《调解协议》的要求，也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分别有当事人和审判人员签名，对记录的真实性予以了确认。但是，它的末页明显不符合《调解协议》的规范：正文末尾并未依法载明“以上协议，不违反法律，本法院予以确认”，用以明确所约定的条款合法有效，得到了法院确认；同时，该“庭审记录”缺失必备的“落款”部分，因而没有审判员、书记员签章，也没有日期。依《民事诉讼法》第九十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三条的规定，此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当然也就不能被认可，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其次，这份“调解协议”的第二条约定，涉案房屋为夫妻“共有”，同时规定“从此以后，任何一方无法定理由不得提出离婚，否则将丧失对该房屋分割权利”。《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这份《调解协议》包含违反《婚姻法》中关于“禁止以任何形式干涉婚姻自由”的法律强制性规定，所以属于无效“协议”；事实上，付某在签订这份“协议”后不久就离开了瑞昌回到进贤，“协议”根本就没有得到履行；从2014年3月9日留下的便条中也可以看出，付某也根本没有打算履行这份协议。付某执意促成这份协议，其非法侵占冯某个人财产的目的十分明显。其实，以婚姻为媒介达到敛财的目的，是付某惯用的手段。2012年她起诉要求与冯某离婚时，她坚决离婚的态度十分坚决，但是在法院判决离婚后，她又要求冯某给她十二万元现金；条件满足后，她就果断撤诉；2013年10月起诉时和调解中，她坚持离婚的态度依然十分坚决；但是冯某答应推翻此前《收据》中关于夫妻共同生活期间财产分割的约定，与她“共有”我婚前购买的房产，她就同意立即撤诉。事实表明，婚姻关系对她而言只是平台，获得财产才是目的。她极力促成这份“协议”的目的，以及“协议”签订后她对“协议”的态度，都能证明她是为了以合法手段达到非法目的。同时，付某申请强制执行该协议遭拒，也恰好证明了该协议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基于以上事实和证据，涉案协议显然不能作为离婚时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依据。而除了《赠送书》，2012年12月24日的《收据》是双方当事人唯一涉及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协议。这份冯某已经履行的协议的合法性已经得到了终审法院的确认。在这份《收据》中，拿到十二万元“离婚补偿款的”付某明确承诺“从此以后，瑞昌的一切财产、债权、债务都与我无关”，也就是说，付某同意在拿到冯某以十二万元“离婚补偿款”后，主动放弃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权。《收据》证明付某已经实际拿到了十二万元，那么，针对共同致富的涉案房屋按揭款和店内货物中分属于付某的部分，冯某当然也就无须再对付某给予补偿。而且付某在案件诉讼期间，明显存在经瑞昌市人民法院确认的“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依法应“少分或部分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所以，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撤销一审的两项相关补偿判决，是建立在尊重事实、遵守法律的基础上的，没有任何错误，无须瑞昌市人民法院纠正。但是，瑞昌市人民法院的“（2016）赣0481民初1357号”民事判决，完全无视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是将几项证据合并处理这一基本事实，它虽然认定相关“协议”“不能作为执行依据”，但是无视另外一份已经实际履行的、关于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合法有效的协议的存在，只是单纯强调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支付了涉案房产的按揭款，在事实认定和证据审查上明显是主观片面的，所作出的判决是明显错误的判决。
本院二审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付某主张分割涉案房屋的依据是2013年12月3日其与上诉人冯某之间在原审法院主持下所达成的调解协议约定的款项，即“位于瑞昌市现代城22栋1单元102室的房产归原、被告所有，任何一方无法定理由不得提出离婚，否则将丧失房屋分割权利”，因该份调解协议是对双方婚姻关系调解和好的协议，上诉人付某与上诉人冯某当时对诉争房屋的约定，应视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协商一致对诉争房屋享有共有权利，但该份协议对离婚后的财产如何分割未进行明确具体的约定，故上诉人付某直接依据该份调解协议要求平均分割诉争房屋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同时双方的婚姻关系已经生效的（2015）九中民一终字第24号民事判决予以依法解除，而该份生效判决又未对涉案房屋予以处理，属于对财产分割的漏判，故上诉人付某再次提起诉讼，请求对诉争房屋进行分割并无不当。上诉人冯某称，上诉人付某的此次起诉系重复起诉没有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诉争房屋如何进行分割的问题，因双方诉争该房屋在离婚后如何处理未予明确约定，而诉争房屋系上诉人冯某婚前使用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以按揭方式购买，房屋产权登记在上诉人冯某的名下，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进行了还贷，故原审根据上述事实，认定诉争房屋归上诉人冯某所有，并将双方婚后共同还贷部分的款项及房屋增值价值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并予以平均分割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综上，上诉人付某与上诉人冯某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735元，由上诉人付某负担5223元，上诉人冯某负担1512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 欣
代理审判员 黄 丽 丽
代理审判员 欧阳中学
二〇一七年二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查 晓 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