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川0114民初1800号原告：毛某，男，1957年8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西昌市。委托代理人：郭海燕，四川北新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被告一：蒲某1，男，1973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蓬溪县。被告二：蒲某2，男，1990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蓬溪县。被告三：何某，女，1990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蓬溪县。三被告共同代理人：杨帆，四川贞固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毛某诉被告蒲某1、蒲某2、何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3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5月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毛某及其诉讼代理人郭海燕、被告蒲某1、蒲某2、何某共同委托代理人杨帆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毛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蒲某1、蒲某2、何某立即共同归还借款85万元并支付利息（从2015年2月5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蒲某1、蒲某2、何某承担。事实和理由：毛某与蒲某1、蒲某2、何某双方因生意往来,毛某向蒲某1提供多笔借款，至2015年2月5日蒲某1共欠毛某45万元。2015年7月1日，毛某与蒲某1、蒲某2、何某签订《借款协议》，约定蒲某1共欠毛某借款85万元、两年内还清，蒲某2、何某将房屋和货车抵押给毛某（未办理抵押登记），现蒲某1、蒲某2、何某未归还所欠款项并意图将房屋出售给他人，毛某所享有权利受侵害。故毛某诉至法院，提出前述诉讼请求。毛某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借款人落款为蒲某1的“借条”及《借款协议》各一份，用以证明蒲某1、蒲某2、何某欠毛某85万元的事实；2.银行转账回单6份及对应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用以证明毛某通过银行转账形式向蒲某1提供借款共计70万元；3.手机短信记录截屏两张，用以证明何某有意将用于抵押的涉案房屋进行出售，损害毛某的利益；4.《广东专线运输合作协议》三份，用以证明毛某与蒲某1在2011、2012、2014年存在合作关系，2015年毛某退出与蒲某1的合作事项，进行结算后确定毛某向蒲某1提供借款的金额为45万元，同时证明双方存在出借款项的信任基础；5.四川德鸿物流有限公司的企业信息记录一份，用以证明毛某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有出借诉争款项的经济能力。6.《深圳市道路集装箱货物运输车辆合作经营合同》一份，用以证明蒲某2将用于抵押的货车挂靠在深圳市丰泽远景物流有限公司名下经营。蒲某1、蒲某2、何某对毛某所提交证据1、证据2的真实性有异议，对证据3、证据4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不认可其关联性，对证据5、证据6未发表质证意见。蒲某1、蒲某2、何某答辩称，首先，毛某与蒲某1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双方实际为合伙关系，现双方合伙经营的物流线路并未到期，即使发生纠纷，也应按照合伙关系另案结算处理；其次，毛某所举《借款协议》上蒲某2、何某的签字及捺印确系其本人所为，但二人既非合伙人也非借款人，不应就诉争款项承担任何责任；第三，本案诉争的款项是毛某与蒲某1基于合作关系而产生的资金往来，毛某并未实际向蒲某1提供85万元借款。蒲某1、蒲某2、何某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广东、深圳专线合作协议》复印件一份，并说明该协议原件仅一式一份，留存于毛某处。毛某对蒲某1、蒲某2、何某所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毛某所提供证据1、证据2中转款对象为蒲某1的5份交易明细及转款回单、证据4、证据5符合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原则，本院予以采信；证据2中转款对象为冉某的交易明细及转款回单、证据3、证据4与本案缺少关联性，本院依法不予采信。蒲某1、蒲某2、何某所提交证据缺少原件核对，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对于双方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2011年2月18日，毛某与深圳市深旺物流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以下简称深旺物流公司）签订第一份《广州专线运输合作协议》，约定毛某投入30万元现金，合资期限为一年，深旺物流公司满一年付给毛某10万元红利并退还30万元本金，合资后毛某不承担任何债权债务与风险，不论盈亏均按前项期满全额退还本金并支付红利的约定执行，蒲某1在甲方落款处签名并盖章，在协议下方备注，“今收到300000元（叁拾万）现金”。毛某庭审中陈述，款项提供方式实为银行转账，毛某所举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及转账回单显示，2011年1月20日、2011年2月15日、2011年2月16日毛某分别自其名下账户向蒲某1名下账户转款5万元、5万元、20万元，共计30万元。2012年2月18日、2014年1月1日，毛某与深旺物流公司分别签订第二份、第三份《广东专线运输合作协议》，两份协议中均约定毛某投入40万元现金，合资期限为一年，深旺物流公司满一年付毛某10万元红利并退还40万元本金，合资后毛某不承担任何债权债务与风险，不论盈亏均按前项期满全额退还本金并支付红利的约定执行，蒲某1在甲方落款处签名并捺印，毛某在庭审中陈述，该两份协议中所载40万元并未实际投入，而是在签订第一份《广州专线运输合作协议》时投入30万元款项的基础上，计入10万元应得红利而结算得出。2015年2月5日，蒲某1向毛某出具“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毛某人民币450000.00（肆拾伍万元正），还款期定于2015年2月5日至2017年2月5日利息按银行贷款利息计费（支付）”，毛某在庭审中陈述，该“借条”为毛某退出与蒲某1的合作关系时对毛某所出借款项及应得利润经结算后形成。2015年7月1日，毛某与蒲某1签订《借款协议》一份，载明：蒲某1欠毛某现金85万元，蒲某1将房屋和货车抵押给毛某，双方合作每年的利润优先还给毛某，并在两年内还清毛某现金，如两年内没有还清借款，房屋和货车归毛某所有。同时约定，货车买卖过户必须经过毛某同意方可，如自行买卖，则毛某有权收回货车。蒲某2、何某在《借款协议》落款“货车所有人”处签名捺印。毛某在庭审中陈述，该借款协议中所载85万元款项，是计入2015年2月5日蒲某1所出具“借条”所载45万元，与毛某向蒲某1提供新借款20万元及代蒲某1向案外人冉某归还借款20万元相加后得出，毛某所举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及转账回单显示，2015年7月8日，毛某自其名下账户向蒲某1名下账户转款5万元，同年7月11日，毛某配偶刘某向案外人冉某名下账户转款20万元，并于同日向蒲某1名下账户转款15万元。另查明，《借款协议》所载用于提供抵押的房屋位于成都市新都区，建筑面积137.19平方米，系蒲某2与何某共同共有，登记抵押权人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毛某未就该房屋办理抵押登记，但保管该房屋产权证及土地证原件并当庭出示。以上事实，有原告毛某提交的借条、借款协议、转账回单等及当庭陈述在卷为证。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性质；2.关于毛某与蒲某1之间的借款事实是否成立；3.蒲某2、何某应否作为保证人就诉争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4.毛某起诉期限问题；5.利息计付问题。结合双方当事人陈述及所举证据分述如下：首先，关于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性质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之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并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本案中，毛某主张其与蒲某1、蒲某2、何某双方之间是基于民间借贷而产生的债务纠纷，蒲某1、蒲某2、何某则主张是基于投资合作关系而产生的欠款纠纷，本院认为本案中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应从双方签订的一份《广州专线运输合作协议》、两份《广东专线运输合作协议》与《借款协议》中所约定内容及实际履行情况进行判定。从一份《广州专线运输合作协议》、两份《广东专线运输合作协议》订立及履行看，毛某除签订第一份合作协议前向蒲某1提供30万元款项外，并未实际参与合作项目的经营管理，且按协议约定毛某不承担任何债权债务与经营风险，仅在合作到期后享有退还本金并获付红利的权利，该约定不符合投资合作的基本特征，而更加符合借款的行为方式；从蒲某1向毛某出具的“借条”看，蒲某1作出借到毛某45万元款项并承诺在特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明确意思表示，具有债权债务结算性质；从毛某作为起诉主要依据的《借款协议》看，协议双方确定蒲某1向毛某欠付款项的金额为85万元，并就抵押物、还款期限、还款方式等作出明确约定，双方更加关注偿还欠款的具体履行，系经结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与一份《广州专线运输合作协议》、两份《广东专线运输合作协议》中投资合作经营的内容已无关联。故《借款协议》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更加符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特征，诉争款项的性质应为借款。其次，关于毛某与蒲某1之间的借款事实是否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之规定，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产生应以贷款人履行提供借款义务、给付借款为前提。本案中，毛某于2011年1月20日、2011年2月15日、2011年2月16日、2015年7月8日分别向蒲某1名下账户转款5万元、5万元、20万元、5万元，毛某的配偶刘某于2015年7月11日向蒲某1名下账户转款15万元，以上五笔款项共计50万元，毛某对前述50万元欠付款项的产生原因、自身具备出借相应数额款项的经济能力及双方存在信任基础均能作出合理说明并与其所举证据相互印证，故本院认定毛某就该50万元款项已向蒲某1履行出借义务。毛某在庭审中自述，《借款协议》中所载的85万元款项，包含了此前与蒲某1签订的一份《广州专线运输合作协议》、两份《广东专线运输合作协议》中约定的应收红利15万元与毛某代蒲某1向案外人冉某偿还的借款20万元，本院认为三份合作协议中约定了毛某的应收红利，蒲某1所出具“借条”中将该红利金额确定为15万元（45万元-本金30万元），但结合毛某实际向蒲某1提供款项金额看，该项约定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民间借贷本息合计的最高限额，故本院对毛某要求获付其应得红利15万元的主张依法不予支持；毛某就其所主张的代蒲某1向案外人冉某偿还借款20万元的事实，虽提供毛某配偶刘某向冉某转账20万元的银行卡交易明细及转账回单用以证明，但该证据与本案缺少关联性，无法直接证明该笔转款系代蒲某1还款的事实，故本院对毛某要求获付其代蒲某1偿还的20万元款项主张依法不予支持。第三，关于蒲某2、何某应否作为保证人就前述50万元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之规定，“他人在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或者借款合同上签字或者盖章，但未表明其保证人身份或者承担保证责任，或者通过其他事实不能推定其为保证人，出借人请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保证人身份可以结合案件有关事实进行推定。本案中，《借款协议》中约定以蒲某2、何某共同共有的房屋作为抵押并将该房屋房产证、土地证原件交由毛某保管，约定将蒲某2、何某所有的货车用作抵押并将该车辆的合作经营合同原件交毛某保管，蒲某2、何某在借款协议上“货车所有人”处签字并捺印，双方未就房屋及货车办理抵押登记，前述事实符合一般民事主体为他人借款提供保证的行为方式，应视为蒲某2、何某作出了为诉争借款提供保证的行为承诺，二人应作为保证人就前述50万元款项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第四，关于毛某起诉期限问题。本案中作为毛某起诉主要依据的《借款协议》签订时间为2015年7月1日，约定还款期限为两年，毛某起诉时还款期限未届满，蒲某1、蒲某2、何某对此未提出抗辩。本院认为，《借款协议》虽约定借款于2017年7月1日前还清，但协议签订后蒲某1、蒲某2、何某均未向毛某支付任何款项，也未作出期内履行的承诺，故毛某在还款期限届满前要求蒲某1、蒲某2、何某还款付息，符合法律规定。第五，关于利息计付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案中，蒲某1于2015年2月5日向毛某出具的“借条”中载明，“利息按银行贷款利息计费支付”，毛某确认同年7月1日双方签订的《借款协议》所载85万元欠款金额包含了前述“借条”所载45万元款项，故《借款协议》应视为双方对债权债务关系进行结算后形成的新约定，而该协议中没有约定利息，本院对毛某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请求依法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毛某主张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逾期利息，符合司法解释关于逾期利率上限的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并按《借款协议》约定的还款期限，将逾期利息起算时间确定为2017年7月1日。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条、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的若干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判决如下：一、被告蒲某1、蒲某2、何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毛某偿还借款5000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2017年7月1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毛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150元（已减半收取），原告毛某负担2532元，被告蒲某1、蒲某2、何某负担3618元（此款毛某起诉时已支付，蒲某1、蒲某2、何某在履行给付义务时一并向毛某支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余晨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七日书记员  曾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