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苏中商终字第0185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家港市隆顺针织品制绒有限公司，住所地张家港市杨舍镇徐丰村。
法定代表人朱宇东，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范飚，江苏海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邵志渊，江苏海容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家港保税区万隆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张家港保税区金税大厦322B3室。
法定代表人范松，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崇，该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张家港市隆顺针织品制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顺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张家港保税区万隆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隆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张家港市人民法院（2014）张金商初字第0024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11月2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隆顺公司一审诉称：双方自2011年至2012年发生业务关系，由其为万隆公司染色布匹。2011年度，双方业务量为37.5万元，而万隆公司仅支付25万元，尚欠12.5万元；2012年度，双方业务量为40万元，但万隆公司支付的40万元款项被常熟市人民法院（2014）熟兴商初字第0001号民事判决书确认为常熟市九颂针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颂公司）的付款，因此，万隆公司应重新支付40万元。综上，万隆公司至今仍结欠隆顺公司52.5万元。现起诉要求判令万隆公司支付加工款52.5万元；本案诉讼费由万隆公司承担。
万隆公司一审辩称：我方与隆顺公司之间没有任何业务往来，我方也不欠隆顺公司的加工款，故我方不同意隆顺公司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九颂公司与隆顺公司和万隆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往来。万隆公司因结欠九颂公司价款向九颂公司支付相应金额的承兑汇票，又因九颂公司结欠隆顺公司款项，九颂公司未经背书直接将其从万隆公司手中接收的承兑汇票支付给隆顺公司，隆顺公司接收后认为是万隆公司付款，并据此进行记账和向万隆公司开具相应金额的增值税发票。2013年12月23日，隆顺公司向常熟市人民法院起诉九颂公司，请求判令九颂公司支付加工费396633.9元，在该案审理中，九颂公司向常熟市人民法院提供了已向隆顺公司付款68万元的付款凭证，隆顺公司认可收到该68万元的付款凭证，但认为其中有40万元系万隆公司支付，后常熟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万隆公司将相关承兑汇票等交给九颂公司，九颂公司再交给隆顺公司，未有证据证明系万隆公司委托九颂公司转交，故认定该款系九颂公司支付给隆顺公司，并据此驳回隆顺公司的诉讼请求。2014年9月28日，隆顺公司以万隆公司已支付的40万元被常熟市人民法院认定为九颂公司支付，万隆公司应重新支付40万元，以及万隆公司另结欠隆顺公司加工款12.5万元为由向本院起诉，请求判令万隆公司支付加工款52.5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以上事实，根据隆顺公司和万隆公司的庭审陈述，常熟市人民法院（2014）熟兴商初字第0001号民事判决书，万隆公司举证的承兑汇票，隆顺公司开具给万隆公司的增值税发票等证据综合分析认定。
原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隆顺公司主张与万隆公司之间存在业务往来，且万隆公司尚结欠其加工款52.5万元，对此，万隆公司予以否认，隆顺公司为证实自己的主张，提供了送货单和开具给万隆公司的增值税发票等证据。原审法院认为，首先，对隆顺公司提供的送货单，万隆公司质证认为该送货单的抬头均是“发鼎丰”，而鼎丰是万隆公司供应商的名字，鼎丰就是九颂公司，且送货单上的签收人均不是万隆公司人员。对此，万隆公司提供了有九颂公司法定代表人等出具的说明，证明鼎丰系九颂公司注册前使用的名字。针对万隆公司的质证意见和提供的证据，隆顺公司认为鼎丰只是一个代号，并不指向任何一家公司，其包括万隆公司、九颂公司、常熟市联丰织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丰公司）等，但对此隆顺公司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同时，隆顺公司认可送货单上的签收人均是联丰公司的人员，且货均是送至联丰公司，对此，隆顺公司一方面主张联丰公司是和万隆公司系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实际经营地点和相关人员系重合的，另一方面又主张将货物送至联丰公司系根据万隆公司的指定，对此，万隆公司均予否认，隆顺公司也均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此外，隆顺公司对万隆公司提供的说明，质证意见为该说明系书面证言，无其他证据相印证，证明力较差。对双方上述举证和质证意见，原审法院认为，隆顺公司提供的送货单上载明的收货单位为“发鼎丰”，而未明确为万隆公司，隆顺公司主张“鼎丰”包含万隆公司，但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不予采信；送货单上的签收人隆顺公司明确表示系联丰公司人员，同时其一方面主张万隆公司与联丰公司系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实为一体等，另一方面又主张系根据万隆公司的指令将货送至联丰公司，但均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也不予采信。其次，关于隆顺公司提供的增值税发票。原审法院认为，第一、本案审理中，隆顺公司认可系根据万隆公司举证的承兑汇票上载明的收款人系万隆公司，便认为系万隆公司向其付款，并据此进行记账和开具增值税发票给万隆公司，而常熟市人民法院（2014）熟兴商初字第0001号民事判决书认为，万隆公司举证的承兑汇票系其交付给九颂公司，九颂公司再交付给隆顺公司的，并据此认定是九颂公司向隆顺公司付款。因此，隆顺公司的认识与已生效的上述法院判决相矛盾。故隆顺公司系基于承兑汇票上收款人是万隆公司即认为万隆公司付款这一错误认识，进行记账和向万隆公司开具增值税发票，并将该增值税发票作为万隆公司结欠其加工费的证据，明显缺乏事实基础。第二、本案审理中，隆顺公司主张与万隆公司的业务未进行结算，双方也未协商确定交易的单价，仅系隆顺公司自行确定单价后，根据其主张的交易总量计算出增值税发票金额并据此金额开票。因此，退一步讲，即使隆顺公司有证据来证实双方之间存在业务往来，其提交的增值税发票上载明的金额也无法准确反映出其所主张的双方真实的交易量，进而也无法据此来认定其所主张的所谓万隆公司结欠其加工费的具体数额。第三、在隆顺公司提供的送货单不足以证实隆顺公司主张的基础上，其仅凭该增值税发票，在无其他证据相印证的情况下，也不足以证实万隆公司结欠隆顺公司所主张的加工款。再者，联丰公司与万隆公司系两个独立的公司，且隆顺公司举证的证据中有联丰公司发给隆顺公司的退货单，虽然隆顺公司对此主张为，系万隆公司使用联丰公司的退货单，但万隆公司予以否认，隆顺公司对此也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不予采信。原审法院认为，从上述退货单反映的事实和隆顺公司认可的货送至联丰公司并由联丰公司的人员签收等事实来分析，从形式上看，隆顺公司与联丰公司存在业务往来的可能性明显大于其所主张的与万隆公司存在业务往来的可能性。综上，隆顺公司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其主张，故对隆顺公司的诉讼请求，难以支持。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隆顺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050元，由隆顺公司负担。
上诉人隆顺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1、“鼎丰”包含万隆公司、九颂公司、联丰公司。本案一审以及（2014）熟兴商初字第0001号案件的审理可以反映，万隆公司、九颂公司、联丰公司相互之间存在业务关系，我方与万隆公司、九颂公司等发生业务关系，所采用的名称为“鼎丰”。工商登记中不存在鼎丰公司，依据送货单签字能够区分万隆公司和九颂公司。常熟法院在审理中，九颂公司否认“鼎丰”，但在本案一审中，九颂公司法定代表人又出具证明认为九颂公司注册前采用的名称就是“鼎丰”。2、在庭审中万隆公司的代理人总是混淆联丰公司、万隆公司，联丰公司接受货物符合交易习惯。万隆公司也确认其控制人与联丰公司的控制人存在亲戚关系，足以说明联丰公司与万隆公司实为一体。即便两方不是关联企业，双方存在业务关系，联丰公司制作成品后交万隆公司销售，故我公司将货物送至万隆公司生产上联丰公司也是符合交易习惯的。3、在常熟法院审理中，万隆公司作为证人证实其与我方存在业务关系，在本案一审中万隆公司又否认了业务关系，前后矛盾。4、一审法院认为我方更可能与联丰公司存在业务往来，但既没有依职权追加联丰公司，也没有向我方释明申请追加。5、加工费的具体数额并非单纯的凭增值税发票。有收货单、以往的付款记录、增值税发票且已经抵扣，足以形成证据链证实加工费金额，我方完成举证责任，万隆公司反驳应当进行举证。综上，一审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或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万隆公司二审答辩认为，坚持一审中的意见。上诉人隆顺公司与我方没有业务往来。所以不存在加工费用的问题。对方依据的增值税发票其实是根据我方提供的承兑汇票开具的。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各方二审中均未提交新证据。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2014）熟兴商初字第0001号案件审理中，九颂公司提供一份函，系隆顺公司于2014年2月8日发给万隆公司的，内容为：万隆公司于2011年、2012年通过单海兵经手，与隆顺公司发生布料加工业务，经核对共发生加工款77.5万元，万隆公司支付65万元，结欠12.5万元，请于收到本函7日内支付剩余加工款12.5万元。该函落款处由朱宇东签字。
还查明：（2014）熟兴商初字第0001号案件中，在2014年7月15日，原审法院对张崇所做的调查笔录中，张崇称：我系万隆公司总经理，万隆公司与隆顺公司发生过往来，2011年以后发生的，2012年向九颂公司购买面料成品，九颂公司发给隆顺加工，其他没有什么关系。我公司提供给九颂公司原料，九颂公司织好后发给隆顺公司加工进行染色，再由九颂公司将布卖给我们。对于法庭询问关于万隆公司向隆顺公司的付款是万隆公司结欠的还是代九颂公司支付的问题，张崇称：钱是万隆公司付到隆顺公司账上，至于付的是我公司欠九颂公司的业务款还是我公司欠的隆顺公司的业务款，我已经弄不清了，主要是隆顺公司开给我公司增值税发票，我公司根据发票付钱。
本院认为：隆顺公司主张其与万隆公司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依据为送货单、以往付款记录以及已抵扣的增值税发票。
首先，送货单中抬头为“发鼎丰”，在本案的审理中，仅有案外人九颂公司承认其曾使用“鼎丰”作为其名称，隆顺公司主张“鼎丰”系万隆公司、九颂公司、联丰公司共同的代称，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万隆公司对此亦予以否认，故无法单独通过送货单认定万隆公司系隆顺公司案涉送货行为的交易相对方。对部分送货单中存在范兴贤、钱卫娣等签字的问题，万隆公司虽承认范兴贤系公司董事长亲属，但其并非公司员工，收货行为不能当然代表万隆公司；钱卫娣虽是万隆公司员工，但万隆公司对其收货行为解释为收取万隆公司为九颂公司加工好的货物，交易的相对方为九颂公司，并提供了其与九颂公司的对账单加以证实。万隆公司的该解释与九颂公司出具的说明内容亦相符，能够证明万隆公司收取隆顺公司的货物系根据其与九颂公司之间的买卖关系而发生，对此隆顺公司无法提供相反的，足以对万隆公司的说法产生合理怀疑的相关证据加以反驳。
其次，隆顺公司主张根据付款记录及另案笔录，万隆公司2011年结欠其12.5万元，2012年结欠40万元。其一，对于2011年的欠款主张，隆顺公司认为万隆公司经理张崇在另案中承认了该事实，但张崇的证言明显存在前后矛盾，其最终承认对于万隆公司向隆顺公司付款的行为是支付自己的欠款还是代九颂公司付款弄不清楚，故不能视为万隆公司确认结欠隆顺公司款项。因此，隆顺公司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结欠的货款，而在其不能提供送货单等其他证据证明供货的情况下，即便双方在2011年发生过业务往来，亦无法认定万隆公司仍结欠隆顺公司货款；其二，（2014）熟兴商初字第0001号案件中已经认定隆顺公司收取的万隆公司出具的40万元承兑汇票系九颂公司支付给其的货款，隆顺公司以为是万隆公司付款系认识错误，其开具给万隆公司增值税发票亦是对象错误，不能作为证明买卖合同关系的凭证。因此，隆顺公司据以证明万隆公司仍然结欠货款的证据尚不充分。
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并无不当。上诉人隆顺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050元，由上诉人张家港市隆顺针织品制绒有限公司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 岚
代理审判员 李晓琼
代理审判员 李 诚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钱 曦
附录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