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沪01民终152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黄国英，女，1968年12月24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学义，上海莫高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张一超，男，1994年11月7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葛宁鹤，上海市东吴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郑志儿，男，1957年4月25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浩，上海申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国英、上诉人张一超因与被上诉人郑志儿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6）沪0115民初674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2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黄国英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支持其一审全部诉请。事实和理由：一、黄国英与被上诉人郑志儿就上海市浦东新区XX路XX弄XX号XX室（以下简称系争房屋）签订的《房地产买卖居间协议》（以下简称居间协议）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违反了我国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应为无效。1、郑志儿系外地户籍，且社保和个税均未达标，故其不具有上海市的购房资格，但居间协议中却约定郑志儿有权更改购房人姓名，此举显然系规避上海市限购政策的行为。2、系争房屋是动迁安置房，根据上海市的现行规定，系争房屋在签订居间协议时不具备上市交易的客观条件。3、居间协议第14条的约定涉嫌恶意逃税。二、居间协议系黄国英与郑志儿恶意串通所为，损害了张一超的合法权益，故应为无效。三、黄国英与郑志儿签订的《房地产买卖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一）、《房地产买卖补充协议之二（借款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二）作为居间协议的附属协议，因主协议无效而亦应属无效，且补充协议二中所谓的借款关系是虚假的，应为购买系争房屋的购房款，故该协议亦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情况。四、案外人谢某与郑志儿方就系争房屋签订的《上海市房屋租赁合同》（以下简称租赁合同）更进一步证实了黄国英与郑志儿之间的非法目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重要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严重损害黄国英的切身利益，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其上诉诉请。
上诉人张一超上诉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确认居间协议、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无效。事实和理由：一、系争房屋系张一超与黄国英共同共有，黄国英无权单独处分该房屋。黄国英处分系争房屋的行为因未得到张一超的事前授权和事后追认而应为无效，故黄国英与郑志儿就系争房屋签订的有关协议自始无效。二、一审法院以张一超与黄国英系母子关系且居住在系争房屋所在小区为由，认定张一超对黄国英处分系争房屋的事实应为明知且认可，纯属臆断，没有任何依据。黄国英与郑志儿于2015年4月16日签订居间协议，郑志儿于2015年6月5日起实际居住系争房屋，但张一超自2016年2月起便因故出门在外，一直未曾回家，直至发生本案诉讼才返回处理相关事宜。黄国英事前既未与张一超商量过售房事宜，事后亦未及时通报，此严重损害了张一超的合法权益。三、郑志儿对系争房屋交易具有重大过错。郑志儿明知系争房屋为拆迁安置房，权利人除黄国英外还有张一超，但其仍在黄国英没有得到张一超书面授权的情况下与黄国英签订相关协议，严重损害了张一超的切身利益。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支持其上诉诉请。
被上诉人郑志儿辩称：涉案协议虽未履行完毕，但应为有效。一审判决保护了房屋买卖交易安全，是正确的。不同意黄国英、张一超的上诉诉请，请求二审法院依法维持原判。
黄国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解除其与郑志儿签订的居间协议、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2、判令郑志儿支付其违约金人民币（以下币种同）336,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黄国英和张一超系母子关系，居住在系争房屋所在XX号XX室。
2011年9月16日，黄国英、张一超及案外人谢某等8人作为被拆迁人与拆迁人上海XX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签订《上海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2013年4月3日，系争房屋被核准登记至通用地产（上海）有限公司名下，备注为新建配套商品房。2014年12月5日，黄国英、张一超及案外人谢某等8人作为被拆迁人（乙方）与拆迁人XX公司（甲方）签订《上海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补充协议》，载明由于原安置房源存在缺口，乙方自愿选择昱龙家园补充安置房源现房1套，即为系争房屋。2014年12月8日，配套商品房供应单载明系争房屋购房人为黄国英和张一超。
2015年4月16日，黄国英作为出售方（甲方）与郑志儿作为买受方（乙方）及上海XX事务所（以下简称XX事务所）作为居间方（丙方）签订居间协议，约定房屋转让款1,680,000元，首期房款1,380,000元（含定金100,000元），乙方应于合同签订后当日支付给甲方，尾款300,000元（由丙方保管），甲乙双方共赴房地产交易中心办理过户后待甲方的户口迁出后当日由丙方向甲方转交尾款；甲方承诺签署本协议前已经征得所有家人、被拆迁人、产权人的同意，产权清晰，不存在任何争议，此房无抵押，无纠纷，无户口，甲方办理自己产权证的费用由甲方承担。签订合同时乙方有权更改购买人姓名，居间方已告知购买方此房为动迁房；甲乙双方协商约定于甲方产权证办出后5天内，甲乙双方到中介方签署《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当天乙方付清首付款给甲方，甲方交房给乙方。同时三方一起到房地产交易中心确认如能马上交易且不产生营业税，双方于10天内开始办理房产交易手续。如能马上交易，但有营业税产生，则双方同意于产证满两年免营业税后10天内开始办理交易手续。如需等到产权证满三年方能交易，则双方于产权证满3年后10天内开始办理产权证交易手续。
2015年6月5日，黄国英作为出售方（甲方）与郑志儿作为买受方（乙方）及XX事务所作为见证方（丙方）签订补充协议一，约定：乙方于2015年6月5日支付甲方首期购房款600,000元（含之前已付定金100,000元），同日甲方将房屋交付乙方，交房后产生的水、电、煤气及物业管理费均由乙方承担。甲乙双方确认房门钥匙五把、楼道门钥匙/门卡2把/张，信箱钥匙2把、煤气卡1张，物业管理费甲方交至2016年2月28日。
2015年11月16日，黄国英作为出售方（甲方）与郑志儿作为买受方（乙方）及XX事务所作为见证方（丙方）签订补充协议二，约定：至2015年6月5日乙方已经付给甲方首期购房款600,000元，现因甲方购房需要资金，经甲方与乙方协商一致，乙方于今日无息借给甲方300,000元。甲乙双方一致同意于系争房屋签署《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时，此300,000元作为乙方的购房款付给甲方。截至今日，乙方累计已经付给甲方款项900,000元。
2016年3月25日，上海市政府发布沪九条，该文件规定，从严执行住房限购政策，提高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购房缴纳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险的年限，将自购房之日起计算的前3年内在本市累计缴纳2年以上，调整为自购房之日前连续缴纳满5年以上。
一审审理中，黄国英提供案外人谢某作为出租方（甲方）与郑志儿、余某、郑某、叶某作为承租方（乙方）经XX事务所居间于2015年7月23日签订租赁合同一份，其中载明乙方向甲方承租系争房屋作为居住使用，租赁期自2015年7月25日至2017年7月24日，月租金2,000元，每三个月为一期支付租金。黄国英称根据该租赁合同的约定，黄国英、郑志儿之间实际就系争房屋的性质进行了变更，应为租赁关系，房屋仍由黄国英控制，并未交付。后黄国英又表示郑志儿为了其外孙女读书需办理居住证，黄国英出于好心与郑志儿签订租赁合同，谢某系黄国英之母，也是动迁安置协议上的户主，故以谢某名义与郑志儿签订租赁合同。郑志儿则表示，余某，郑某，叶某分别系其妻子、女儿和外孙女，因为需要办理居住证，故又在XX事务所的操作下签订了上述租赁合同，又因黄国英、郑志儿之间实际为买卖关系，故并未实际支付租金。
一审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黄国英、郑志儿就系争房屋所签的居间协议、补充协议一和补充协议二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于法不悖，双方均应恪守履行。黄国英主张郑志儿系限购对象，房屋无法过户，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黄国英享有解约权并要求郑志儿承担解约违约金。一审认为，首先，郑志儿在“沪九条”限购政策出台之前购买系争房屋。其次，从合同约定来看，郑志儿有权更改购买人姓名，在郑志儿享有上述权利的前提下，黄国英并未提供证据证明目前已发生导致房屋不能过户的情形。因此，黄国英主张解除合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不予支持。对黄国英要求郑志儿支付解约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亦难以支持。关于黄国英所称的2015年7月23日租赁合同将黄国英、郑志儿之间由房屋买卖关系变更为租赁关系，对此，一审认为，黄国英、郑志儿在2015年4月、6月签订的合同明确约定系房屋买卖关系，郑志儿按约支付房款，黄国英在2015年6月5日即将系争房屋交付给郑志儿，郑志儿装修后实际入住至今。2015年11月，黄国英、郑志儿签订的协议中也明确房屋买卖关系。关于租赁合同的签署背景，黄国英称系郑志儿为办理居住证之需，租赁合同签订后也未实际支付租金。故对黄国英主张的租赁关系，不予采信。关于张一超所称其为系争房屋的共有人，黄国英、郑志儿就系争房屋签订的居间协议及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等未经其同意，侵犯其合法权益，故应为无效的主张。对此，一审认为，黄国英和张一超系母子关系，对于动迁安置分配的房屋系明知，且双方共同居住于系争房屋所在小区。郑志儿自2015年6月5日即取得房屋，装修完毕后入住至今，张一超作为权利人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对系争房屋不闻不问，同时认为自己对系争房屋的管理、交付等均不知情，不符合常理，有悖诚信，由此推断张一超对于系争房屋买卖应为明知且认可，故现张一超以其不知情、黄国英系无权处分为由要求确认黄国英、郑志儿之间就系争房屋签订的居间协议及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无效，缺乏依据，不予采信。
一审法院审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之规定，于二○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作出判决：驳回黄国英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340元，减半收取计3,170元，由黄国英负担。
经本院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中，黄国英确认系争房屋至今尚未办理相关产权证。
本院认为，就黄国英的上诉主张。首先，黄国英的一审诉请系要求解除系争房屋买卖的相关协议、郑志儿承担违约金，二审时黄国英的上诉诉请是要求改判支持其一审全部诉请，但其上诉理由却又主张相关协议应为无效，故黄国英的诉请和主张明显存在相互矛盾之处。其次，就黄国英关于郑志儿不具有购房资格、系争房屋系动迁安置房而在签订协议时不具备上市交易条件的相关主张，因此并不构成协议无效的理由。且又由于居间协议明确约定应在系争房屋取得产权证后双方再办理后续交易手续，而现系争房屋尚未办理产权证，故上述情形亦不构成涉案协议必然不能履行而应解除的理由。第三，就黄国英关于居间协议第14条的约定涉嫌恶意避税的相关主张，因此亦不能否定双方买卖系争房屋的真实意思，故并不构成涉案协议当然无效或解除的理由。第四，就黄国英关于居间协议等系其与郑志儿恶意串通所为，损害张一超的利益，故应属无效的主张，因此属于张一超主张权利的范围，对此张一超亦在一审中提出明确意见并提起了上诉，故此不构成黄国英主张涉案协议无效或解除的理由。
就张一超的上诉主张。张一超主张涉案协议应为无效的主要理由系认为，黄国英签署涉案协议、处分系争房屋的行为未经张一超事前授权以及事后追认，侵害了共有人张一超的合法权益，故应认定为无效。对此，首先，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无权处分并不导致买卖合同无效，故张一超上述主张不构成涉案协议应认定为无效的理由。其次，从涉案协议的实际履行情况看，系争房屋自2015年6月即已交付郑志儿，郑志儿进行装修后实际入住至今，张一超与黄国英的住所与系争房屋同处于同一小区，故张一超对系争房屋的实际使用情况应为明知，但张一超作为系争房屋的权利人却在郑志儿实际使用系争房屋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内从未提出过异议，一审法院由此推定张一超对黄国英出售系争房屋相关事宜应为知情且认可并无不当。张一超上诉坚持称其不知情，但并未提供切实、充分的证据足以推翻一审法院的认定，故本院对此不予采信。
由此，黄国英主张涉案协议应解除或应为无效，张一超主张涉案协议应为无效，均不能成立。
就黄国英二审审理期间提出的系争房屋还有其他权利人的问题，因系争房屋的配套商品房供应单载明系争房屋购房人为黄国英和张一超，黄国英亦是据此与郑志儿签订涉案协议，系争房屋至今亦未办理产权证，故根据在案证据，涉案协议现尚不存在不能履行而应予解除的情况。
综上所述，黄国英、张一超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340元，由上诉人黄国英与上诉人张一超各半负担3,17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薇佳
审判员 唐建芳
审判员 盛伟玲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莫 莉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