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最高法民终492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临沂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商业街**号。
法定代表人：张希诚，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云涛，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作成，山东康桥（临沂）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罗卫红。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凡，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大公，陕西金源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职员。
上诉人临沂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临沂集团）因与上诉人罗卫红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冀民二初字第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临沂集团的委托代理人马云涛、张作成，罗卫红及其委托代理人任敏、艾海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临沂集团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冀民二初字第33号民事判决书；二、驳回罗卫红的诉讼请求；三、改判支持临沂集团的反诉请求；四、案件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罗卫红是否应该按比例承担临沂集团投入到永明公司的款项，关键证据系《会议纪要》及《承诺》。一审法院曲解《会议纪要》《承诺》相关内容，错误认定临沂集团投入永明公司款项均为单独与永明公司之间的借款，罗卫红不予承担。(1)当事人《会议纪要》《承诺》约定对永明煤矿经营进行资金投入；所需资金由临沂集团先行垫支；双方按比例承担投入款，罗卫红按持股比例49%承担；临沂集团代罗卫红投入的部分，从临沂集团支付罗卫红的资产转让价款中扣除，所扣除部分最终转为永明公司对罗卫红的借款。截至2014年12月31日，上诉人投入到永明公司共计为13961.86万元，罗卫红应当按照其持有永明公司49%股权比例承担该部分投入款，承担数额为6841.31万元。此也是上诉人为何不能将剩余资产转让价款支付完毕的原因。（2）上诉人投入到永明公司资金的性质，按照《会议纪要》第10条约定，双方股东确认应由双方股东承担的永明公司投资款，即永明公司向双方股东的借款。只因股东罗卫红暂不能支付，约定先由临沂集团垫付，后从临沂集团欠罗卫红的资产转让价款中扣除。上诉人投入到永明公司的款项性质不论是借款，还是股东对公司的增资、注资款项，均不影响罗卫红按比例承担相应数额。(3)《会议纪要》第10条约定，上诉人在2013年7月1日应支付给被上诉人的1亿中扣款2000万元，但上诉人并未扣该2000万元。原因在于罗卫红在2013年8月23日出具《承诺》，请求将2013年7月1日前欠的投资款6000万元兑付给他，承诺其所承担款项在上诉人2014年支付给他的剩余1个亿中扣除。上诉人收到《承诺》后，于2013年8月29日将6000万元支付给罗卫红，履行了《承诺》内容，承诺有效。故《承诺》对《会议纪要》扣款约定进行了变更。一审法院不应以上诉人应在2013年支付的1亿中扣除2000万元而未扣，作为双方未履行投资约定及《承诺》的理由。因双方至今未进行最终结算，上诉人不能支付被上诉人最后一笔1.09亿元资产转让价款，合情合理。二、一审法院认定临沂集团主张变更合同价款以及对煤炭储量重新核实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明显不当。上诉人在永明煤矿正式投产后，通过采掘逐步发现许多采空区，判断煤矿实际储量与约定储量严重不符。经委托陕西省煤田地质局一三一队于2015年3月出具《陕西省子长县永明煤矿储量核实报告》(简称《储量核实报告》)，结论：截止2012年5月31日，永明煤矿煤炭资源地质储量1509.1万吨，其中保有资源储量（剩余煤炭资源地质储量）1136.0万吨，采动资源储量373.1万吨。因此，永明公司实际保有资源储量（剩余煤炭资源地质储量）比合同约定的1596.9万吨少了460.9万吨。为此，被上诉人交付标的物与合同约定严重不符，违反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故双方的资产转让交易价款亦应当予以调整。作为煤炭开采企业购买煤矿资产的唯一核心内容就是煤炭资源，煤炭资源储量决定了转让价款金额。煤炭资源地质储量不实部分占整个储量近三分之一，相应转让价款不予减少，既违背合同约定，又有违公平。三、一审法院不予审理临沂集团第二项反诉请求即判令罗卫红完成永明煤矿五层煤首采面顺槽投入，适用已失效司法解释，且违反现行法律规定。被上诉人违反合同迟迟未能履行约定义务，未按设计顺槽900米要求进行施工，仅完成顺槽460米，给上诉人及永明公司造成损失。一审法院认为该反诉请求不属于反诉范畴，不予审理，明显不当。该反诉请求与本诉基于同一事实，即资产转让与投资合作行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一并审理能够减少当事人讼累，避免浪费司法资源。四、本案案由错误。本案仅涉及资产转让纠纷，不涉及股权纠纷，一审案由确定为股权转让纠纷，无法解释。
罗卫红答辩称：一、临沂集团向永明公司划转的款项全部为借款而非投资款，罗卫红不应分担。当事人本意是依约设立永明公司后，双方股东为公司发展，扩大生产规模，商定继续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向永明煤矿投资并按持股比例进行分担。即对永明煤矿进行增资并完成相应工商变更登记。然而在后续执行过程中，临沂集团单方面变为向永明公司出借巨额资金，并持续收取借款利息，导致双方未能依照投资本意对永明煤矿进行增资。临沂集团付至永明公司款项的性质亦非作为股东投资款，而是单纯的借款。除增资程序外，股东对公司投资应该指：公司股东在按约定出资额缴足注册资本之余，另行约定应向公司额外投入的用于公司经营的资金。但不论是股东的出资还是投资，在我国法人财产独立的原则下，股东投资款投入到公司即成为公司的法人财产，均不能随意收回，只得通过收取利润或参与分红的方式获得回报。股东对公司的投资，应承担着与出资相同的公司经营风险，投资所获取的收益是未来时期不确定的预期效益。股东的投资行为，应与其他股东及公司本身风险共担、利益共享。股东投资行为与其向公司的借款行为有着本质区别。本案中，临沂集团向永明公司转入的一系列款项均签订了借款协议并收取了相应的利息，临沂集团也已确认。此行为不存在与其他股东及目标公司风险共担，持续收取着固定的保本收益，其性质与股东投资背道而驰。并且临沂集团应当付给罗卫红的3.5亿转让价款也都是通过先出借给永明煤矿后，在收取利息的同时，再由永明公司转付给罗卫红。此举本质是临沂集团以指示交付方式，在变相收回本金的同时，还继续享有着永明公司持续支付的利息。直至2013年12月，共计人民币800万余元。因此，临沂集团从未向永明煤矿进行过任何一笔款项的投资，其付给永明煤矿的款项均是对永明煤矿的借款。临沂集团一直企图以借款混淆投资款并要求罗卫红予以分担，该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的依据。二、《会议纪要》和《承诺》仅是双方当事人对于向永明煤矿投资及投资后如何分担的预设，但因临沂集团未进行投资而没有得到实际履行。《会议纪要》签订后，由于临沂集团并未向永明煤矿进行投资，故其未在应于2013年7月1日支付给罗卫红的1亿元中扣除2000万元，而是分别于2013年7月31日、2013年8月2日、2013年8月29日分三笔足额予以支付。2013年8月23日，鉴于临沂集团拖欠罗卫红转让款6000万元，并且未对永明煤矿进行投资及前述《会议纪要》未予实际履行的事实，罗卫红向临沂集团出具《承诺》，表示请求其支付拖欠的6000万转让款，并且再次确认同意按持股比例分担对永明煤矿的投资款，具体金额待实际核算后从2014年应付的转让价款中扣除。该《承诺》出具后，临沂集团支付了拖欠的6000万元转让价款，但仍然未对永明煤矿进行任何投资。2013年12月31日，罗卫红向临沂集团发出《关于提前支付部分合同价款的函》表示：“申请贵公司(指临沂集团)提前支付1.09亿合同转让价款中的1500万元，剩余转让价款9400万元仍按照原合同约定执行。”临沂集团接受该函并依申请提前支付了1500万元的转让价款，再次印证了临沂集团直至此时仍然没有对永明煤矿进行投资，转让价款余额仍为9400万元，仍应按照合同约定付款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故虽然双方当事人对于如何对永明煤矿进行投资及投资后如何分担有过详细约定，但鉴于临沂集团一直没有对永明煤矿进行实质投资，双方约定也没有实际履行，因此无权据此要求分担。三、临沂集团主张变更价款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2012年5月31日《子长县永明煤矿资产转让及投资合作合同书》(简称《转让合同》)确定的永明煤矿转让方式是整体转让、现状转让，转让价款的确定并不以煤炭储量为基础。合同订立时，罗卫红已经向临沂集团提供了《陕西省子长县永明煤矿（整合区）勘探地质报告》、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出具的《<陕西省子长县永明煤矿（整合区）勘探地质报告>评审备案证明》（陕国土资储备［2008］218号）、《<陕西省子长县永明煤矿（整合区）勘探地质报告>评审意见》（陕国土资评储发［2008］161号）以及子长县小煤矿整合区探矿权价款结缴确认书等真实材料。同时，临沂集团在收购永明煤矿前也作了充分的前期调查、论证，并按照合作合同书载明储量向山东省国资委进行了备案。2012年临沂集团收购之前，永明煤矿从未动工开采，收购之后永明煤矿一直在临沂集团控制之下，且由其于2013年组织开采和生产。在其已经大规模开采2年后的2015年3月，又委托陕西省煤田地质局一三一队出具《储量核实报告》，对2012年储量的认定，明显不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2015年2月本案诉讼已经提起，此时临沂集团核实煤炭储量，其行为真实目的不外乎拖欠转让款。四、临沂集团要求判决罗卫红完成永明煤矿五层煤首采面顺槽投入的请求不属于反诉范畴，一审判决正确，应予维持。本案是股权转让纠纷；合同约定五层煤首采面顺槽的建设和投入仅是双方建立合作关系后对分工的约定，与转让价款之间并无关联，也不是临沂集团支付价款的前提和条件，临沂集团此项请求与罗卫红诉讼请求既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也不具有牵连性。该项反诉请求不能排斥、抵销、吞并原告诉讼请求，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不构成反诉。一审判决只是对司法解释名称的引用错误，不影响其裁判内容的正确性，并且一审法院已经于2016年3月18日做出（2015）冀民二初字第33号民事裁定书进行了补正。一审程序公正合法，无违反我国民事诉讼法情形，保障了当事人诉权。因此，临沂集团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请求。
罗卫红上诉称：一审判决正确，基本应予维持。仅对一审判决关于罗卫红接受临沂集团的承兑汇票向其支付三笔转让款，就等于同意临沂集团的支付方式，罗卫红对于上述三笔款项不应再主张承兑期间（180天）的利息损失的认定不服，理应支持。故上诉请求：依法对一审判决第二项增加判决上诉人主张三笔承兑汇票付款应支付利息。该三笔承兑汇票迟延付款利息的具体数额为：1.9000万元×6.00%/年×180天；2.1000万元×6.00%/年×180天；3.6000万元×6.00%/年×180天；上述款项合计为473.42万元。事实和理由：一、事实：(1)依据《转让合同》约定应付款期限为2013年6月5日，但2013年7月31日临沂集团才以承兑汇票（六个月后的期限）的形式支付9000万元人民币，对此事实双方均予认可。一审判决仅支持了自2013年6月5日至2013年7月31日的利息，未判决支付2013年7月31日以后的180天利息。(2)依据约定应付款期限为2013年7月1日，但2013年7月31日对方才以承兑汇票的形式支付了1000万元人民币，对此双方也均予认可。一审判决仅支持了2013年7月2日至2013年7月31日的利息，未判决支付自2013年7月31日之后六个月180天的利息。(3)同样依约应付款期限为2013年7月1日，但临沂集团以承兑汇票形式付款6000万元的时间是2013年8月29日。一审法院仅判决了2013年8月29日之前的利息，未判决支付自2013年8月29日之后六个月180天的利息。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罗卫红接受临沂集团承兑汇票，就等于同意临沂集团的支付方式，不符合合同约定，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符合交易习惯及诚实信用原则。(2)承兑汇票支付实质是延期支付，均延期支付六个月。依据《转让合同》第六条约定“本合同生效后，任何一方除因不可抗力外，构成违约的，应承担包括定金罚则及赔偿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违约责任”，应承担损失赔偿责任，合法有据。(3)罗卫红接受了承兑汇票，并不意味着同意其延期付款，双方也未对因承兑延期付款变更合同约定条款，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及违约赔偿并未并更。一审法院对此认定、处理欠妥。因此，临沂集团以六个月之后到期的承兑汇票付款显系迟延付款，给上诉人造成实际损失，应承担支付利息的损失赔偿。
临沂集团答辩称，罗卫红接受临沂集团的承兑汇票，就等于同意临沂集团的支付方式。不存在延迟支付六个月，不需要赔偿罗卫红承兑汇票到期日的利息。
罗卫红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判令临沂集团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罗卫红支付转让款1.09亿元，并支付自2014年7月2日起至判决支付之日止的同期银行贷款利息，逾期加倍承担同期银行贷款利息；二、临沂集团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罗卫红赔偿逾期支付转让款3亿元的同期银行贷款利息损失660.5667万元；三、案件诉讼费全部由临沂集团承担。
临沂集团向一审法院提起反诉请求：一、判令罗卫红返还临沂集团多支付的资产转让价款共计4736.29万元；二、罗卫红完成永明煤矿五层煤首采面顺槽投入；三、反诉费用由罗卫红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5月31日，罗卫红（转让方甲方）与临沂集团（受让方乙方）签订了《子长县永明煤矿资产转让及投资合作合同书》，主要约定：“永明煤矿煤炭资源地质储量为1596.9万吨，可采储量1180万吨，年设计生产规模45万吨……一、1、甲、乙双方商定甲方将个人独立投资经营的永明煤矿全部资产作价人民币9亿元。甲方为收回前期投资，也为永明煤矿更好发展，将其中51%作价4.59亿转让给乙方，该转让价款包括甲方在煤矿前期的各项投入及基于本合同约定继续投资的款项。2、在办理转让过程中，双方同意将永明煤矿变更登记为永明公司，具体操作步骤为：……（2）根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名称预核准通知书，办理验资手续，设立永明公司，将永明煤矿矿业权及其他资产评估后由甲乙双方作为出资，按49%、51%的比例增资至新公司，办理采矿权等变更登记手续。（3）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甲方即安排人员启动永明煤矿变更登记为永明公司的有关事宜，乙方即安排人员进驻该矿，全面接管该矿的生产经营……二、1、本合同生效之日起15天内，乙方支付甲方人民币5000万元……用作本合同的定金，甲方收到款项后应向乙方开具收据。此定金抵作乙方应付甲方转让价款。剩余转让价款4.09亿元由乙方在下述日期前支付给甲方：（1）永明煤矿变更为永明公司及采矿权人变更登记为永明公司之日起15天内，乙方支付甲方转让价款2亿元……（2）在本合同“二、1、（1）”款履行的前提下，2013年7月1日前乙方支付甲方转让价款1亿元；（3）在本合同“二、1、（1）（2）”款履行的前提下，2014年7月1日前乙方支付甲方转让价款1.09亿元，至此乙方支付完毕股权转让价款……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自乙方上级监管部门批准之日起生效。”2012年8月9日，临沂集团就设立永明公司项目报山东国资委备案，在备案表中显示备案的资料中包括：董事会决议及会议记录、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专家咨询论证意见、项目法律意见书、投资合作方有关情况说明、证明文件、投资主体企业经审计的最近一期财务报告、尽职调查报告、财务总监审核意见、投资合作合同书、永明公司章程、资金筹措方案、采矿许可证、环评批复，山东国资委出具了完善后续受让手续的《关于临沂集团投资设立永明公司的提示意见》。临沂集团当庭表示上述备案资料中关于煤炭资源地质储量的表述与《转让合同》表述一致。
2013年3月25日，永明煤矿变更登记为永明公司；2013年5月20日，采矿许可证变更登记到永明公司名下。双方办理相关更名过户手续完毕后，临沂集团开始向罗卫红支付转让款，共计3.5亿元，欠付转让款1.09亿元；于2013年12月31日又支付了1500万元。
罗卫红计算利息的方式如下：一、转让价款1.09亿元，自2014年7月2日起至2014年12月15日止同期银行贷款利息暂计283.1578万元）。计算办法如下:
(表格，格式无法显示)
二、赔偿逾期支付转让价款3亿元的同期银行贷款利损失660.5661万元。计算办法如下：
(表格，格式无法显示)
临沂集团主张，如果人民法院判决临沂集团向罗卫红支付剩余转让款的话，临沂集团于2013年12月31日另行支付的1500万元应计算在合同价款中，即余款应为9400万元（1.09亿元-1500万元）。临沂集团还主张，根据罗卫红向临沂集团出具《承诺书》的内容“为解除抵押，尽快将采矿权许可证变更到临沂集团控股的永明公司名下，我向临沂集团承诺并让公司给我担保，从到期支付的2亿元款项中，付延安工行5000万元，其余1.5亿元作为价款支付，我承认临沂集团履行了合同，由此带来的不良后果与临沂集团无关”，罗卫红已认可临沂集团支付该笔2亿元转让款不构成延迟支付，因此临沂集团对该2亿元不应承担支付延迟支付的违约责任。同时，临沂集团认为，罗卫红接受承兑汇票，就等于认可了付款行为。因此，不应再对承兑汇票的承兑期间（180天）计算利息损失。临沂集团对于上述表格中记载的付款数额、付款时间、逾期付款的天数、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均无异议。
2013年5月29日，罗卫红与临沂集团签署《会议纪要》，该纪要第十条关于投资的分摊问题作出了明确约定：“去年和今年投资现由临沂集团先行垫支，罗卫红方对该投资予以确认。按照双方对公司的持股比例，罗卫红方需按比例支付资金，考虑到罗卫红方资金紧张，该项资金由临沂集团在2013年7月1日支付给罗卫红方1亿元购买价款中扣除2000万元。剩余部分于下次付款时扣除。所扣除部分转为新公司对罗卫红方的借款”。临沂集团当庭认可在支付转让款的过程中，并未扣除上述2000万元。2013年8月23日，罗卫红向临沂集团出具《承诺》，主要内容为：“……请领导们给予支持，把2013年7月1日前欠的投资款6000万元兑付给我，至于永明现投资款及明年所投入的，我方该承担的最晚保证在2014年临沂集团给我1个亿中扣除”。临沂集团据此认为，罗卫红认可临沂集团履行了对永明公司的投资义务。临沂集团当庭认可其主张的投资款，全部与永明公司签订了借款合同，并向永明公司收取了相应的利息。罗卫红对临沂集团主张的投资款问题不予认可，对临沂集团主张的投资款全部与永明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并收取利息的事实予以认可。
罗卫红于2013年12月30日向临沂集团发出《关于提前支付部分合同价款的函》，主要内容为：“……现申请贵公司提前支付1.09亿元合同转让款中的1500万元，剩余合同转让款9400万元仍按原合同约定执行”。2013年12月31日，临沂集团向罗卫红支付1500万元，付款凭证中载明用途为“付收购永明煤矿资源合同价款”。临沂集团据此认为，该1500万元支付的是转让款。当天，罗卫红将1500万元项汇入陕西省国土资源厅，罗卫红认为该1500万元不是本案中的转让款，系与临沂集团与其合作的其他项目中需缴纳的相关费用，不应计算到本案的转让款中。
临沂集团提交了2015年3月由陕西省煤田地质局一三一队出具的《储量核实报告》，该报告显示：“截止2012年5月31日子长县永明煤矿估算总资源储量为1509.1万吨。其中保有资源储量1136.0万吨，采动资源储量373.1万吨……”。临沂集团据此认为罗卫红转让资产中的煤炭储量与《转让合同》约定的相差460.9万吨，应减少支付资产转让价款7294.98万元。罗卫红对上述报告的合法性不予认可，且认为资产转让价款是依据全部资产进行的作价，该报告不能作为减少支付资产转让价款的依据。对此，临沂集团当庭提出司法鉴定申请。罗卫红认为，临沂集团在2012年收购永明煤矿资产时进行了充分的调查、论证，并在山东国资委按照《转让合同》载明的储量进行了备案和资金筹措，且合同确定转让价款的依据是永明煤矿的全部资产，并非对煤炭储量的单独作价。因此，不应再进行司法鉴定。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主要问题为：一、《转让合同》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二、临沂集团反诉请求的第二项“罗卫红完成永明煤矿五层煤首采面顺槽投入”是否属于反诉范畴的问题；三、依据《转让合同》的约定和实际履行的情况，临沂集团是否还应向罗卫红继续支付剩余转让款、应付多少以及利息计算依据的问题；四、是否应当变更合同价款以及是否应当对2012年煤炭储量进行司法鉴定的问题。
关于《转让合同》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双方当事人签订《转让合同》后，罗卫红办理了相关变更手续；临沂集团在山东国资委进行了备案，山东国资委出具了完善后续受让手续的《关于临沂集团投资设立永明公司的提示意见》，临沂集团支付了大部分转让款，且已经进行了生产经营。由此可见，双方当事人签订《转让合同》是真实的意思表示，该合同已经实际履行，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因此，《转让合同》合法有效。
关于临沂集团第二项反诉请求是否属于反诉范畴的问题。第一、从《转让合同》的内容来看，五层煤首采面顺槽的建设并非临沂集团支付转让款的前提，与罗卫红要求临沂集团支付剩余转让款和临沂集团要求降低合同价款、抵销转让款没有牵连关系；第二、临沂集团的该项反诉请求不能排斥、抵销、吞并罗卫红本诉的诉讼请求。因此，临沂集团的该项反诉请求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二款“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法律关系、诉讼请求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或者反诉与本诉的诉讼请求基于相同事实的，人民法院应当合并审理”规定，不属于反诉范畴，对此反诉请求不予审理。
关于依据《转让合同》的约定和实际履行的情况，临沂集团是否还应向罗卫红继续支付剩余转让款、应付多少以及利息计算依据的问题。临沂集团主张不应再向罗卫红支付转让款的理由如下：一、临沂集团于2013年12月31日向罗卫红支付的1500万元，应作为收购永明煤矿资产的转让款。因此，罗卫红主张的剩余转让款应为9400万元，不应是1.09亿元；二、按照《会议纪要》约定，临沂集团向永明公司投入的资金应由双方按持股比例承担。因此，按照剩余转让款9400万元计算，折算完毕后，罗卫红还应向临沂集团返还4736.29万元。一审法院认为，临沂集团在罗卫红向临沂集团发出《关于提前支付部分合同价款的函》后，才向罗卫红支付了1500万元。该函明确了“现申请贵公司提前支付1.09亿元合同转让款中的1500万元，剩余合同转让款9400万元仍按原合同约定执行”，且在临沂集团的支付凭证中载明了用途为“付收购永明煤矿资源合同价款”，因此该笔款项应计算至本案涉及的转让款中。罗卫红收到该款后如何处理以及与临沂集团是否存在其他纠纷，与本案无关，双方当事人可另行解决。故依据《转让合同》的约定和临沂集团的付款情况，临沂集团尚欠罗卫红转让款9400万元。
2013年5月29日的《会议纪要》虽然约定投资从2013年7月1日应付的转让款中扣除，但实际履行过程中，临沂集团并未扣除。罗卫红于2013年8月23日向临沂集团出具了《承诺》，载明“……请领导们给予支持，把2013年7月1日前欠的投资款6000万元兑付给我，至于永明现投资款及明年所投入的，我方该承担的最晚保证在2014年临沂集团给我1个亿中扣除”。但是，临沂集团认可向永明公司付款（除转让款）均是以借款方式进行的，签订了借款合同，且向永明公司收取了相应利息，并明确表示利息不予退回。因此，《会议纪要》关于投资的约定和罗卫红出具的《承诺》并未实际履行，临沂集团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其向永明公司投入的资金属于投资。故临沂集团对永明公司的付款不属于投资，应认定为临沂集团对永明公司的借款，上述借款不应从股权转让款中予以抵扣。综上，临沂集团应向罗卫红支付剩余转让款9400万元，并支付迟延给付的利息。
临沂集团认为，根据罗卫红出具的《承诺书》，已支付的2亿元不应再计算利息。但是，《承诺书》仅体现了罗卫红认可临沂集团向延安工行支付5000万元就等于履行了付款义务，不能体现罗卫红不再要求临沂集团承担迟延给付的违约责任，且临沂集团对于罗卫红提出的利息计算方式中记载的付款数额和逾期付款的天数并无异议。因此，该2亿元仍应计算逾期给付的利息。临沂集团通过承兑汇票的方式，向罗卫红支付了三笔转让款。一审认为，罗卫红接受临沂集团的承兑汇票，就等于同意临沂集团的支付方式。因此，罗卫红对于上述三笔款项不应再主张承兑期间（180天）的利息损失。综上，一审法院依据罗卫红提供的利息损失计算方式，将临沂集团应向罗卫红支付的剩余转让款9400万元的利息损失的计算方式确定为：自2014年7月2日至判决确定的支付股权转让款之日止，以9400万元为基数，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标准计算。临沂集团在支付转让款的过程中存在逾期支付的情况，依据罗卫红提供的利息损失计算方式，将因上述情况对罗卫红造成的利息损失的计算标准确定为：以100万元为基数，以年利率5.60%为标准，期间为8天计算；以800万元为基数，以年利率5.60%为标准，期间为9天计算；以5000万元为基数，以年利率5.60%为标准，期间为23天计算；以9000万元为基数，以年利率6.00%为标准，期间为55天（235天-180天）计算；以1000万元为基数，以年利率6.00%为标准，期间为30天计算；以3000万元为基数，以年利率5.60%为标准，期间为32天计算；以6000万元为基数，以年利率5.60%为标准，期间为59天计算。
另外，按照《转让合同》约定，临沂集团于2014年7月1日之前才需付清1.09亿元剩余转让款。同时，罗卫红向临沂集团发出的《关于提前支付部分合同价款的函》显示，临沂集团系根据罗卫红的请求，才提前支付了1500万元转让款。因此，该笔转让款不存在逾期支付的问题，不再计算利息损失。
关于是否应当变更合同价款以及是否应当对2012年煤炭储量进行司法鉴定的问题。临沂集团要求减少合同价款，申请司法鉴定的理由为：临沂集团在2015年对永明煤矿在2012年的储量进行鉴定后，发现与合同约定的储量相差460.9万吨。一审法院认为，临沂集团该项主张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理由如下：一、永明煤矿的储量于2008年在陕西国土资源厅进行了备案，临沂集团在2012年收购永明煤矿资产时也进行了充分的调查、论证，并在山东国资委按照《转让合同》载明的储量进行了备案和资金筹措；二、《转让合同》确定转让价款的依据是永明煤矿的全部资产，即“煤矿前期的各项投入及基于本合同约定继续投资的款项”，并非对各项投入和煤炭储量的单独作价。因此，临沂集团该项主张没有合同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临沂集团自判决生效起十日内，向罗卫红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9400万元及利息（自2014年7月2日至判决确定的支付股权转让款之日止，以9400万元为基数，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标准计算）；二、临沂集团自判决生效起十日内，向罗卫红支付逾期支付转让款的利息（以100万元为基数，以年利率5.60%为标准，期间为8天计算；以800万元为基数，以年利率5.60%为标准，期间为9天计算；以5000万元为基数，以年利率5.60%为标准，期间为23天计算；以9000万元为基数，以年利率6.00%为标准，期间为55天（235天-180天）计算；以1000万元为基数，以年利率6.00%为标准，期间为30天计算；以3000万元为基数，以年利率5.60%为标准，期间为32天计算；以6000万元为基数，以年利率5.60%为标准，期间为59天计算）；三、驳回罗卫红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临沂集团的其他反诉请求。
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本诉案件受理费633986元，由罗卫红负担133986元，由临沂集团负担50万元；反诉案件受理费139307元，由临沂集团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当庭表示没有新证据提交。本院对一审法院所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关于罗卫红是否应当按股权比例分担临沂集团转入永明煤矿款项从而相应抵扣临沂集团尚欠罗卫红合同转让款的问题。一审法院认定临沂集团尚欠罗卫红9400万元转让款未付，对此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但临沂集团上诉认为，根据双方当事人签订的《会议纪要》及罗卫红出具的《承诺》的内容，应从临沂集团已支付的转让款中扣除为罗卫红垫付的对永明公司的投资款6841.31万元。对此，罗卫红予以否认，认为双方之间实际并未履行《会议纪要》和《承诺》对永明公司有关投资的内容。对于2013年5月29日《会谈纪要》和2013年8月23日罗卫红出具的《承诺》的内容，当事人没有争议。对于上述《会议纪要》和《承诺》的履行情况，当事人也基本认同，临沂集团认可在支付转让款的过程中，并未扣除2000万元，但对未予扣除的原因双方有着不同的解释。本院认为，首先从《会议纪要》和《承诺》的内容看，约定的事项表示为临沂集团向永明煤矿的投资款，临沂集团在一审诉讼中也是依据投资款名义主张权利。但是，双方当事人均认可临沂集团所转入永明煤矿的款项，全部与永明公司签订了借款合同，并且向永明公司收取了相应的利息。对此，临沂集团向永明煤矿划转的款项全部应为借款，并非公司法意义上的股东对公司的投资款。两者性质有着本质的区别，相应的法律意义不同。因此，临沂集团并未实际按照投资款性质投入资金，只是向永明煤矿出借款项。至于临沂集团上诉所称其投入到永明公司的资金性质不是争议的关键，其投入款项无论是借款或者是股东对公司的投资款，均应由罗卫红予以分担的主张，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既与当事人的约定不相符合，临沂集团在收取资金固定收益本息的基础上，仍然要求抵扣6841.31万元资产转让款，亦不符合公平原则。其次，就本案事实看，在2013年5月29日《会谈纪要》和2013年8月23日《承诺》之后，2013年12月30日罗卫红又向临沂集团发出《关于提前支付部分合同价款的函》，写明“……现申请贵公司(指临沂集团)提前支付1.09亿元合同转让款中的1500万元，剩余合同转让款9400万元仍按原合同约定执行。”临沂集团收到该函后，根据其内容作了实际履行，于2013年12月31日向罗卫红支付1500万元，付款凭证中载明用途为“付收购永明煤矿资源合同价款”。尽管对于该1500万元款项是否应当作为资产转让款支付，双方当事人在一审中有争议，但至二审时当事人并未就一审判决对此所作认定提出异议。就在上述该函内容中同样也明确载明，所谓原合同就是当事人于2012年5月31日签订的本案《转让合同》。表明本案当事人在上述《会谈纪要》和《承诺》之后，实际又认可了剩余合同转让款仍然按照2012年5月31日《转让合同》执行。因此，2013年12月30日《关于提前支付部分合同价款的函》的内容是当事人最终形成的一致意思表示，明确写明当事人之间应予支付的尚欠合同转让款就是9400万元，当事人就所欠转让款的数额及继续履行的依据已经再次形成了意思一致，当事人以实际履行行为重新作了认可，双方当事人并无异议，确认不存在临沂集团坚持的在借款合同收取利息之外仍要冲抵《转让合同》约定的转让款的问题。因此，原审判决有关《会议纪要》关于投资的约定和罗卫红出具的《承诺》并未实际履行，临沂集团对永明公司的付款应认定为临沂集团对永明公司的借款，上述借款不应从股权转让款中予以抵扣的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临沂集团上诉关于上述款项中应当抵扣其所欠罗卫红合同转让款6841.31万元的主张，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应支持。
关于因永明煤矿煤炭储量的变化是否应当变更合同价款的问题。临沂集团根据委托的陕西省煤田地质局一三一队于2015年3月出具的《储量核实报告》内容，认为截至2012年5月31日，永明煤矿实际保有资源储量(剩余煤炭资源地质储量)，比《转让合同》约定的储量少了460.9万吨，因此，《转让合同》转让价款相应也应减少7294.98万元。根据2012年5月31日《转让合同》第一条约定：“该转让价款包括甲方(罗卫红)在煤矿前期的各项投入及基于本合同约定继续投资的款项”，因此当事人双方确定的永明煤矿转让方式是整体转让，约定的转让价款是依据永明煤矿的全部资产，并非对各项投入和煤炭储量的单独作价，转让价格并非完全按照煤炭储量计算。同时，对于永明煤矿的储量已于2008年在陕西国土资源厅进行了备案，临沂集团在收购当初也已作了充分前期调查、论证，并将相关文件报山东省国资委备案。表明双方当事人当时对作为整体计算的转让价格均是认可的，临沂集团事后数年以单方面委托的《储量核实报告》作为依据，要求降低转让价格，不具有客观性；临沂集团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导致储量减少的真实原因。据此，本院对临沂集团上诉关于永明煤矿因煤炭储量比合同约定的储量少了460.9万吨，合同价款相应减少7294.98万元的主张，不予支持。
临沂集团要求罗卫红完成永明煤矿五层煤首采面顺槽投入是否构成反诉问题。当事人《转让合同》约定的五层煤首采面顺槽的投入义务，仅为当事人双方在建立合作关系后对分工的约定，并非临沂集团支付转让款的前提条件，与罗卫红要求临沂集团支付剩余转让款没有因果关系。临沂集团该项反诉请求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二款有关诉讼请求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临沂集团该项反诉请求，不属于反诉范畴，不予审理正确。当事人可以另行解决。
关于本案案由确定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是否正确的问题。当事人于2012年5月31日签订的《转让合同》的名称和内容，均表明由罗卫红向临沂集团转让的是永明煤矿的51%的资产，作价4.59亿元人民币，应该说本案案由列为资产转让合同纠纷更为恰当。但是，鉴于本案《转让合同》生效后，双方当事人于2013年3月25日依约在陕西省工商局设立了永明公司，临沂集团持有永明公司的51%股权，罗卫红持股49%，进行了股权登记。从此意义上讲，当事人虽事先约定的是资产转让合同，但随后按照占有永明公司的资产比例登记为股权，由此履行过程发生的相关纠纷确定为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也无可厚非。
关于罗卫红上诉请求增加判决三笔承兑汇票付款应支付利息的问题。本案所涉三笔承兑汇票的支付，实际延期支付相应款项六个月。对于延期支付，依据当事人《转让合同》第六条约定，应承担支付利息的责任。罗卫红接受承兑汇票，并不一定意味着同意对方延期支付转让款，双方也未对因承兑汇票导致的延期付款协商一致变更《转让合同》约定条款。罗卫红该项上诉请求，既具有临沂集团违反约定逾期付款行为的一致性事实基础，当事人之间的合同约定，也符合法律规定。临沂集团不仅必须支付合同约定付款期至给付承兑汇票日期之间期限的利息，也必须给付因承兑汇票导致延迟六个月取得款项的期限的利息，标准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对三张承兑汇票的利息问题处理欠当。临沂集团上诉关于抵扣转让款6841.31万元、要求扣减因煤矿储量减少的价值7294.98万元以及判令罗卫红完成永明煤矿五层煤首采面顺槽投入的反诉请求等，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对于罗卫红上诉请求判决案涉三份承兑汇票延迟付款六个月期限的利息，本院予以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冀民二初字第33号民事判决；
二、临沂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向罗卫红支付2013年7月31日9000万元、1000万元及2013年8月29日6000万元的三张承兑汇票延迟付款六个月期限的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
一审案件诉讼费按照一审判决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788071元，由临沂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东敏
审 判 员 朱海年
代理审判员 吴景丽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六日
书 记 员 郝晋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