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浙杭行终字第61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胡薇。
委托代理人李立平、虞启凡。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
法定代表人马学平。
委托代理人蒋晓辉。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项俊波。
原审第三人宋红琛。
原审第三人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负责人王晓明。
上诉人胡薇因保险行政处罚一案，不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2015）杭下行初字第3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5年1月14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以下简称浙江保监局）向胡薇发出浙保监消费投诉（2014）1160号《消费投诉事项处理结果告知书》，告知胡薇，就其对宋红琛、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以下简称阳光保险公司）在销售保险过程中涉嫌违反有关保险监管规定的投诉事项，作出如下处理：1.宋红琛在向胡薇销售富贵满堂保险和富贵金升保险过程中给予现金等保险合同约定以外的利益以及代胡薇抄录风险提示语句的情况基本属实，将依法对宋红琛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2.经初步核查，现有证据无法证实阳光保险公司存在未向胡薇送达红利通知书，未如实告知贷款额度等问题，如果胡薇有新证据和线索可继续提供；3.对于胡薇提出的退保事宜，属于民事纠纷，建议其通过双方协商或民事诉讼途径解决。胡薇不服，向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保监会）申请行政复议，中国保监会于2015年4月20日作出保监复议（2015）28-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浙江保监局对胡薇保险消费投诉事项的处理及由此作出的浙保监消费投诉（2014）1160号《消费投诉事项处理结果告知书》。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宋红琛系阳光保险公司的保险代理人员，因销售保险而与胡薇相识，曾向胡薇销售过包括本案所涉保险合同在内的多款保险。2012年10月，胡薇通过宋红琛购买两份富贵满堂两全保险B款（保险单号分别为：802×××6678、802×××6628），年缴保费12万元，宋红琛向胡薇赠送体检名额及两部苹果5S手机。2013年12月23日，宋红琛向胡薇账户转账支付50000元。2014年1月胡薇再次通过宋红琛购买富贵金升年金保险（保险单号为802×××0378），年缴保费50万元，2014年5月13日宋红琛向胡薇婆婆个人账户内转账支付30000元，并赠送价值28000元的旅游名额。2014年10月6日，胡薇向浙江保监局提交两份行政处罚申请书，称阳光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宋红琛在2012年、2014年向胡薇进行保险销售中夸大收益，隐瞒保险合同的重要情况，并给予合同约定以外的利益，误导胡薇购买了上述保险产品，且阳光保险公司未按时寄送红利通知书，导致胡薇错过尽早发现被骗上当的可能性。胡薇向浙江保监局提出对阳光保险公司、有关管理人员、当事工作人员、其他直接和间接责任人进行处罚的申请，并要求撤销阳光保险公司与胡薇之间签订的无效合同，全额返还已交保险费，并在依法监管后的5个工作日内公开所采取的监管措施和处理结果。浙江保监局于2014年10月10日收到胡薇的申请书后，于2014年10月21日做出受理决定，并向胡薇寄送了《保险消费投诉告知书》。2014年12月19日，浙江保监局以相关信访事项无法在60日办结，决定延长办理期限30天，并向胡薇寄送了《信访事项延期办理告知书》。2014年11月28日、2015年1月4日，浙江保监局向宋红琛就相关投诉内容进行了调查，宋红琛陈述为感谢胡薇购买保险产品，维护客户，以个人名义向胡薇及其婆婆账户汇款支付共计8万元，并赠送胡薇两个体检名额、两部苹果5S手机及7个柬埔寨旅游名额（其中两个旅游名额另行折现8000元支付给胡薇）、韩国旅游名额的事实，并申明阳光保险公司对此不知情，同时陈述应胡薇的要求代胡薇填写客户信息和抄录风险提示，并由胡薇最后签名。2015年1月4日，浙江保监局对阳光保险公司相关工作人员夏军、杨杰进行调查，两人均否认知道宋红琛向胡薇赠送合同约定以外的现金、手机、体检和旅游名额的情况。同时浙江保监局向上海市邮政公司浦东新区分公司调查了向阳光保险公司向胡薇寄送保单年度报告的情况，上海市邮政公司浦东新区分公司出具书面证明及寄送清单，以说明分别在2013年9月、2014年9月及12月完成向胡薇寄送保单年度报告的工作。2015年1月14日浙江保监局作出浙保监消费投诉（2014）1160号《消费投诉事项处理结果告知书》。胡薇收到该告知书后，向中国保监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要求撤销前述告知书，并依法对阳光保险公司进行行政处罚。中国保监会于2015年2月5日收到胡薇的复议申请后，于2月10日作出《补正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要求胡薇进行补正。在胡薇按要求补正后，中国保监会于2015年3月2日受理复议，并于同年4月20日做出保监复议（2015）28-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浙江保监局做出的浙保监消费投诉（2014）1160号《消费投诉事项处理结果告知书》。胡薇不服，遂诉至法院。原审法院另查明，宋红琛系保险代理人员，与阳光保险公司无劳动合同关系。2015年3月6日，浙江保监局根据调查的事实，对阳光保险公司进行了监管谈话，要求阳光保险公司加强内控管理，确保合规经营，杜绝此类行为，进行风险排查及时整改。同年5月21日浙江保监局向阳光保险公司发出《监管函》。同年6月17日，浙江保监局对宋红琛做出警告并处罚款200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原审法院认为，《保险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中国保监会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局是全国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工作的管理部门，中国保监会派出机构对辖区内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工作进行监督管理。因此本案浙江保监局主体适格。《保险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第二条明确，保险消费者认为在保险消费活动中，因保险机构、保险中介机构、保险从业人员存在违反有关保险监管的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保监会规定的情形，使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向中国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反映情况，申请其履行法定监管职责的行为，属于保险消费投诉行为。因此，本案胡薇以保险代理人员及保险机构在保险销售过程中存在违规行为，向浙江保监局提出处罚申请的行为系保险消费投诉。浙江保监局在收到胡薇提出的投诉后，按《保险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了调查询问、收集证据，在规定期限内做出了浙保监消费投诉（2014）1160号《消费投诉事项处理结果告知书》，并向胡薇进行了送达，该行政行为程序合法。中国保监会主张《行政复议决定书》的做出和生效时间均早于新《行政诉讼法》的实施时间，将中国保监会列为共同被告缺乏法律依据。对此原审法院认为，“实体从旧，程序从新”是法律适用的一般原则，本案于2015年5月4日立案，应当适用修改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中国保监会的该项主张，不予采纳。关于行政复议决定的程序，中国保监会作为复议机关履行了受理、审查、作出决定并送达的程序，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有关法定期限的要求，程序合法。本案浙江保监局所做《消费投诉事项处理结果告知书》，其内容系告知对胡薇的投诉事项所进行的调查过程、初步查明的事实，及拟采取的监管措施，并提示胡薇可以继续提供相应证据和线索。且浙江保监局根据查明的事实已对宋红琛另行启动了行政处罚程序并作出了行政处罚决定。鉴于现有证据尚不能证明阳光保险公司存在未送达红利通知书，未如实告知贷款额度等问题的情况下，浙江保监局亦对阳光保险公司进行了监管谈话，上述做法并无不妥。综上，浙江保监局作出案涉行政行为并无不当，且程序合法。胡薇要求撤销该告知书，并由浙江保监局重新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胡薇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胡薇负担。
宣判后，胡薇不服，向本院上诉称，一、原审法院对宋红琛在销售保险时是否具有保险代理从业人员资格证书、展业证书、执业证书的事实未查清。1、浙江保监局在原审中提供的证据13，只能证明宋红琛在2013年-2016年期间具有保险销售资格，而本案保险销售行为发生在2012年，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宋红琛在销售案涉保险时具有保险销售资格。2、根据《保险营销员管理规定》取得资格证书的营销员，必须每年接受保监会的继续教育，若未接受，资格证书将失效。浙江保监局没有提供宋红琛的继续教育证明，不能证明宋红琛的保险代理从业人员资格证书处于有效状态。3、2014年1月的保单销售过程，理应参照2013年7月1日生效的《保险销售从业人员监管办法》要求浙江保监局提供销售人员的资格证书和执业证书，本案浙江保监局并未能提供保险销售人员宋红琛的执业证书。二、上诉人从未收到案涉保险公司的红利通知书，就此已经向浙江保监局投诉，原审法院对案涉保险公司是否向被上诉送达红利通知书的事实认定不清。浙江保监局原审中提供的证据17、18系虚假证据，不能证明红利通知书的寄送情况。三、案涉销售人员在销售保险时为达误导目的，给予投保人合同约定以外利益的行为，保险公司及保险销售人员应当依法受到行政处罚。同时，案涉保险公司对宋红琛给予投保人保险外合同利益实际上是知情的，原审法院对此未能查明。四、案涉销售人员在销售保险时，故意代投保人抄录风险提示语进行欺骗、误导，编制虚假材料的行为应当依法进行行政处罚。五、浙江保监局的调查程序不合法。1、浙江保监局原审中提供的证据9、10、11系浙江保监局作出行政行为时未收集的证据，属于非法证据，应予以排除。2、浙江保监局向原审法院提供的行政处罚立案审批表、行政处罚案件移交书均在2014年10月21日出具的《保险消费投诉告知书》之后，不符合常规。3、浙江保监局未向法院提供与本案密切相关的《案件调查报告书》和《案件审理报告》，未提供完整的合法材料。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一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浙江保监局答辩称，一、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1、浙江保监局原审中提供的证据13，能够证明宋红琛系个人保险代理人，且在宋红琛的资格证书上明确记载其取得保险代理从业人员资格的时间为1998年12月6日。2、现有证据无法证明阳光保险公司未寄送红利通知书。3、现有证据能够证明宋红琛给予当事人合同外利益和代写警示语的行为是其个人行为。4、对于宋红琛的个人违法违规行为，浙江保监局已经另行进行了处罚，对于案涉保险公司在经营管理中的管控责任，浙江保监局也已经及时进行了监管谈话并要求将落实情况进行书面报告。二、胡薇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1、胡薇对宋红琛是否具有保险代理人资格一事，重新提出不同意见并要求处罚，不应属于二审审理的范围。因为该事项不是胡薇投诉内容，同时2015年4月24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已经取消了保险代理人资格证书的有关规定，况且宋红琛具有销售保险的代理人资格，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2、被诉的消费投诉事项处理结果告知书，性质为对投诉事项的处理决定，不是处罚决定，对宋红琛的违法违规行为，浙江保监局已走完行政处罚程序并作出了相应的处罚决定。因此，胡薇在本案中认为浙江保监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不当，缺乏法律依据。综上，浙江保监局已对案涉保险消费投诉事项履行了相关职责，相关行为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中国保监会未提交书面答辩状。
原审第三人宋红琛未提交书面答辩状。
原审第三人阳光保险公司未提交书面答辩状。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九条规定，“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保险业实施监督管理。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根据履行职责的需要设立派出机构。派出机构按照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授权履行监督管理职责。”《保险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中国保监会派出机构应当明确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工作的管理部门，对辖区内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工作进行监督管理。”因此，浙江保监局对于案涉保险消费投诉具有监督管理的法定职责。
本案被诉行为系浙江保监局应胡薇投诉所作的浙保监消费投诉（2014）1160号《消费投诉事项处理结果告知书》。《保险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保险消费投诉处理工作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完整投诉材料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告知投诉人是否受理，不予受理的，应当说明理由。”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中国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对受理的保险消费投诉应当及时组织调查核实，自受理投诉之日起60日内作出处理决定；情况复杂的，经本单位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处理期限，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30日，并告知投诉人延长期限的理由。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本案中，浙江保监局受理、延期及作出处理决定均在法定期限内，程序合法。实体方面，浙江保监局在受理后，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询问、现场检查、调取了相应证据材料，并在被诉处理告知书中就胡薇投诉事项进行了回应。对于已调查核实的案涉个人保险代理人宋红琛的违规行为，浙江保监局告知投诉人胡薇拟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同时浙江保监局确已启动了对宋红琛的行政处罚程序，对阳光保险公司亦进行了监管谈话并发出了监管函。对于经调查尚不能确认的投诉事项，浙江保监局告知胡薇可进一步提供相应的证据和线索。对于胡薇投诉要求退保事项，浙江保监局答复称系民事纠纷，并建议胡薇通过协商或民事诉讼途径解决。因此，浙江保监局已尽调查核实的职责，被诉处理结果告知并无不当。中国保监会的行政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正确，程序合法。
综上，胡薇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上诉人胡薇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吴宇龙
代理审判员 蔡维专
代理审判员 何钦波
二〇一六年一月四日
书 记 员 朱俊杰
附：本判决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