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河中法民一终字第32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桃丽，女。
委托代理人管铁流，广东君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悦斯莱特灯饰照明（河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余腾元。
委托代理人叶日阳、黄国平，广东法开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桃丽、悦斯莱特灯饰照明（河源）有限公司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河源市源城区人民法院（2013）河城法民一初字第53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月1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桃丽及其委托代理人管铁流，上诉人悦斯莱特灯饰照明（河源）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叶日阳到庭参诉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原告于2005年3月入职被告公司，原告与被告2005年8月25日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至2007年8月25日止。原告在喷涂部任普工，月工资380元。2007年7月早上原告颈部疼痛，至晚8时左右，突然出现四肢无力瘫痪、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随即被送入河源市源城区人民医院。经诊断，原告为急性脊髓炎。三天后，7月13日晚原告父亲从河南老家赶来护理。2007年8月7日，被告与原告父亲签订了一份《协议书》，被告支付原告治疗费及送原告回河南老家的租车费用共38045.40元，双方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此后，原告辗转全国各地求医，花费超过20万元，而病情并无好转，目前仅头部及右手能小范围活动，身体其他部位均瘫痪，生活完全无法自理。原告于2013年4月25日向河源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河源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3年5月13日作出河劳人仲不字（2013）6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对原告提出的仲裁申请决定不予受理，原告于2013年6月6日提出起诉。
另查明，被告于2011年6月27日委托广东省职业卫生检测中心对被告所使用的静电水、自干水和烤漆烤油的现场采样进行检测，广东省职业卫生检测中心于2011年7月8日作出的（粤职卫检字WJWT1100114B号）检测报告和（粤职卫检字WJWT1100114A号）检测报告，检测结论为：苯、甲苯等10种物质的时间加权平均浓度未超过职业接触限值。即被告的工作场所不存在环境污染。经被告委托，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于2011年9月5日作出（粤职诊（2011）426号）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对原告的病况作出诊断结论：（原告）不能诊断为职业性急性化学物中毒性神经系统疾病。即原告没有职业病。原告对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作出的诊断结论有异议，向广州市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申请鉴定，广州市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于2011年12月8日作出［粤（穗）卫职鉴（2011）048号］鉴定结论：（原告）不能诊断为职业性急性化学中毒神经系统疾病。即鉴定结论认定原告不是职业病。原告对上述有异议，向广东省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申请重新鉴定，2012年4月6日，广东省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作出（粤卫职鉴（2012）8号）职业病诊断鉴定书，鉴定结论为：（原告）不能诊断为职业性急性化学中毒神经系统疾病。即重新鉴定的结论仍然认定原告不是职业病。
原判认为，一、关于原告父亲李甲坤与被告于2007年8月7日签订的《协议书》的效力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不得依照本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劳动者未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查，或者疑似职业病人在诊断或者医学观察期间的；”第四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本案中，原告的病症是确诊为脊髓炎（疑似职业病），根据上述法律的规定，原告在未进行职业健康检查之前，被告不能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关系。因此原告请求确认该《协议书》为无效协议，理由充分，依法予以支持。
二、关于原告要求恢复与被告的劳动关系的问题。原告的病症是确诊为脊髓炎（疑似职业病），根据上述法律的规定，原告在未进行职业健康检查之前，被告不能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关系。因此，对于原告要求恢复与被告的劳动关系的请求，依法予以支持。
三、关于原告要求被告为其补办社会保险的问题。根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审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第一条第二款关于“劳动者请求用人单位为其建立社会保险关系或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不作为劳动争议处理，劳动人事仲裁机构或人民法院应告知劳动者向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或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寻求解决”的规定，对原告要求被告为其补办社会保险的问题，法院不予处理。原告可向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或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寻求解决。
四、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医疗费69947.9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0000元、住宿费120000元、护理费103500元、误工费82800元、残疾赔偿金430359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的问题。经被告委托，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于2011年9月5日作出（粤职诊（2011）426号）职业病诊断证明书、广州市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于2011年12月8日作出［粤（穗）卫职鉴（2011）048号］鉴定结论和广东省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于2012年4月6日作出（粤卫职鉴（2012）8号）职业病诊断鉴定书，（诊断）鉴定结论均为：（原告）不能诊断为职业性急性化学中毒神经系统疾病。即原告的疾病与被告无因果关系。经被告委托，广东省职业卫生检测中心对被告所使用的静电水、自干水和烤漆烤油的现场采样进行检测，于2011年7月8日作出的（粤职卫检字WJWT1100114B号）检测报告和（粤职卫检字WJWT1100114A号）检测报告，检测结论为：苯、甲苯等10种物质的时间加权平均浓度未超过职业接触限值。即被告的工作场所不存在环境污染。因此，原告的病症确诊为脊髓炎，既不是职业病，也不是原告的工作环境污染所致。原告不构成工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原告应当就原告是否有职业病这一事实举证，否则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其有职业病这一事实，因此，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医疗费69947.94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0000元、住宿费120000元、护理费103500元、误工费82800元、残疾赔偿金430359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合计946606.94元）的请求，不符合法律的规定，理由不充分，不予支持。
五、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后续治疗费（具体金额以司法鉴定为准）的问题。因为原告的病症确诊为脊髓炎，既不是职业病，也不是原告的工作环境污染所致。原告不构成工伤。因此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后续治疗费（具体金额以司法鉴定为准）的问题，理由不充分，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及上述法律之规定，判决：一、原告父亲李甲坤与被告于2007年8月7日签订的《协议书》无效。二、原告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0元免交。
上诉人李桃丽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原审判决确认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的父亲于2007年8月7日签署的《协议书》无效，并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是正确的。但是其驳回原告的其他赔偿请求则属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改判。一、本案虽涉及工伤问题，但并非工伤纠纷，而是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因此，应适用人身损害赔偿的相关法律对相关事实进行审查。原审判决仅以“未构成职业病”为由，驳回上诉人的民事赔偿请求，于法不符，于理不通。1、上诉人主张人身损害赔偿，是因为受到了严重的职业伤害，与是否被诊断为职业病无关。（1）众所周知，职业伤害与法律上的职业病并非同一概念，前者外延要远大于后者。因为，我国职业病诊断实行法定名录制度，只有被纳入了职业病目录的职业伤害，才能诊断为职业病。显然，目前国家确认的职业病总计10类115种，并没有也不可能涵盖所有的职业伤害。有职业伤害也不一定会被诊断为职业病，不能因未诊断为职业病就否定伤害的存在，而应当在职业病诊断之外，根据相关事实和证据材料综合分析判断。（2）此外，本案上诉人未诊断为职业病的另一原因是缺乏合法有效的职业危害数据。法律规定诊断应由用人单位提供劳动者在工作时间内的工作场所的数据，而被上诉人未提供该数据，而参照4年后即2011年的数据诊断，无合法性与真实性。但无论该职业病诊断鉴定结论最终是否成立，均不影响原告因职业伤害提起的民事赔偿请求。（3）原审判决未正确适用侵权纠纷的相关法律，而直接以是否诊断为职业病，来替代是否造成伤害甚至是否侵权的判断，犯了最基本的逻辑错误。2、未诊断为职业病，并不影响当事人主张民事赔偿的权利。未诊断为职业病，只是无权享有职业病的相关工伤待遇，获得民事赔偿的权利并不受任何影响。事实上，也无任何法律限制受害人的民事求偿权。相反，正因职业病防治制度本身存在不足，故《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职业病人享有工伤待遇外，有权获得民事赔偿。原审法院因未诊断为职业病就驳回诉讼请求，适用法律错误。二、本案必须查明上诉人伤害是否为被上诉人造成。然而，原审判决并未查明这一关键事实，又在进行事实认定时，适用法律错误。（一）原审法院根本就没有回答“上诉人伤害是否为被上诉人造成”这一问题，而只是笼统地称“不是职业病”、“不构成工伤”，属于关键事实认定不清。（二）本案上诉人所受伤害，只可能是被上诉人造成的。1、上诉人之病当可排除自身病变的可能性。（1）证据《体格检查表》显示，上诉人入职时经被告统一安排的体检是完全健康的，该表特别载有“脊柱”一栏结果亦为“正常”，表明上诉人并无相关既往病史。（2）上诉人家族中同样没有“脊髓炎”或相关既往病史。（3）上诉人2007年7月发病时年仅22岁，从医学常识来看，即使上诉人存在先天性基因缺陷，一般也不会在20岁以后才发病，而只可能在18岁成年之前或者幼年时间发作。（4）粤职诊字（2011）426号《职业病诊断证明书》、粤（穗）卫职鉴（2011）048号《职业病诊断鉴定书》及粤卫职鉴（2012）8号《职业病诊断鉴定书》均记载：上诉人“颈2-6椎体水平颈髓增粗、信号异常，性质不明，疑为炎性病变，不除外缺血性改变，建议临床进一步检查”。表明法定诊断鉴定机构亦不能确认上诉人所患疾病乃自身病变。（5）即使上诉人属于有职业禁忌的劳动者，其自身也不可能发生病变，而必然是工作中受到职业危害因素才会病变。2、被上诉人生产环境毒害严重，其致上诉人患病的可能性极大。（1）证据粤职卫检字第WJWT1100114B号《检测报告》和第WJWT1100114A号《检测报告》、上诉人三份职业病诊断／鉴定结论均显示，被上诉人生产过程中使用了苯、二甲苯、三甲苯、正己烷、三氯乙烯、甲醇等数十种已知与不明的有毒有害化学品，而从国家已经颁布的有毒有害化学品中毒诊断标准来看，上诉人使用的这些化学品很多都可以导致人体脊髓、血液等组织部位发生急性病变。（2）需要指出的是，被上诉人所提供的上述两份《检测报告》，其显示的取样检测时间是2011年6月30日，此时距上诉人发病已过去四年，故该检测报告完全不能反映上诉人工作期间的职业危害因素情况。由于被上诉人有逃避法律责任的主动动机、利益驱使、违法前科，故该样本极有可能是特意处理过的，上诉人当年的实际工作环境，极可能更为恶劣。（3）即便如此，该检测报告依然能够反映出被上诉人直到2011年6月接受检测之时，仍然在大量使用有毒有害化学品。虽然有关化学品的检测含量并未超过国家规定的限量标准，但需要指出的是，有毒有害化学品致病与含量并无绝对关联关系：含量的超标只是表明某种化学品致病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但即使含量不超标，存在一定量的有毒有害化学品，依然不能排除致病的可能性。此外，如果劳动者有职业禁忌，即使含量达标，也极容易致病。这也是《职业病防治法》禁止安排有职业禁忌的劳动者从事有职业危害的工作（不管是否达标）的原因。（4）上诉人正常工作期间，除了每天都会呼吸到高含量的有毒有害化学品挥发物，双手更直接接触到这些化学品。因此，比较起毫无迹象的自身及家族既往病史，被上诉人使用有毒有害化学品致上诉人罹患脊髓病的可能性极大！3、被上诉人一系列过错行为，导致并加重了上诉人的身体和精神损害、经济损失。上诉人进入被上诉人处工作时正值十九岁的人生花季，身体完全健康，其两年多的时间都在被上诉人具有职业危害的工作环境中长时间工作，也一直在被上诉人安排的工厂住宿区住宿，一直在被上诉人厂里食堂吃饭，直至病发致全身瘫痪。上诉人既无导致发病的自身原因，也无机会接触除被上诉人以外的其他诱发病症因素，其发病只可能由被上诉人引起。（1）被上诉人隐瞒职业危害因素，违反法定告知义务。被上诉人在劳动合同第三条中写明：无职业病危害。与事实不符。（2）被上诉人未尽法定职业危害警示义务。未设置醒目公告栏公告相关危害和数据。（3）被上诉人未对被上诉人进行任何职业卫生培训。（4）被上诉人未进行定期职业危害因素监测，使上诉人在工作中承受难预料的职业危害。（5）被上诉人未进行职业健康检查。（6）被上诉人未采取有效应对职业病危害的防护措施。（7）被上诉人未安排上诉人合理休息，上诉人被迫长期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在无有效防护措施的情况下，上诉人每天工作长达十二小时，每周工作长达六天半。（8）被上诉人在上诉人病情恶化到极点而急需诊断和治疗时，竟然多次不批准上诉人请假，延误了疾病诊断时间和治疗时机。（9）被上诉人未在上诉人发病时采取紧急救援措施并及时通知有关主管部门。（10）被上诉人未在上诉人发病后及时安排职业病诊断，反而乘人之危，利用上诉人及其亲属危困、弱势、文化水平低等条件，进行欺骗和胁迫，严重延误和阻碍了职业病诊断，并试图非法解除劳动关系。（11）被上诉人未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使上诉人后续的职业病诊断和治疗受阻。（12）被上诉人在未依法提供相关检测数据，阻碍上诉人依法进行职业病诊断。（13）被上诉人明知其工作环境存在严重职业危害，却不为上诉人办理社保，使上诉人既无法享受工伤待遇，也无法享受医疗保险，严重影响上诉人的治疗，增加了治疗成本。上述一系列过错行为，引发并加重病情、阻碍和延误治疗、阻碍职业病诊断，增加了精神损害、经济损失、维权成本。（三）结合本案所有证据，被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后果，向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1、本案已有证据，排除了上诉人自身致病因素，在其吃、住、工作均由被上诉人提供，且被上诉人的工作环境严重污染存在严重危害的情况下，足以认定上诉人的伤害系由被上诉人造成。2、从举证责任上讲，本案是因被上诉人工作环境严重污染造成的侵权纠纷，应由加害人或污染者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被上诉人未能就此举证，理应承担不利后果。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诊断证明书和检测报告均无法排除因果关系，更不排除侵权责任。3、依据修正前《职业病防治法》第四十二条之规定，没有证据否定职业病危害因素与病人临床表现之间的必然联系的，在排除其他致病因素后，应当诊断为职业病。说明认定职业危害采取因果推定原则，这也是由该工作本身的高危性质决定的。因此，依据法律精神，类推职业病诊断原则，被上诉人如果不能举证否定其职业危害因素与上诉人疾病之间的必然联系，则应认定该疾病为职业伤害，即被上诉人应承担侵权责任。此外，根据修正前《职业病防治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进行职业病诊断时，用人单位应如实提供原劳动者的职业危害接触资料。本案对因果关系的争议，系由被上诉人拒绝依法提供该数据资料造成，其理应承担不利后果。4、即便适用原审判决引用的法条，即《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也应由被上诉人承担相关举证责任。该条全文是：“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位应当提供；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认定关键事实即因果关系所需要的关键数据由被上诉人掌握，但其不提供，应承担不利后果。5、即使上述法律均不适用，仅根据一般的证据规则，被上诉人也应承担不利后果，即承担赔偿责任。（1）执行安全法规，保障劳动者生产、工作中的安全，组织职业健康检查，提供检测数据，不仅是被上诉人的合同义务，也是法律规定由其承担的强制性义务。由履行义务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是最基本的一项证据规则。（2）此外，就举证能力而言，被上诉人控制和管理工厂、宿舍、食堂，并掌握着相关数据，由其举证才公平。但其拒不提供相关数据，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3）最后，即使认为上诉人未能证明侵权的因果关系，但因该情况系被上诉人违法造成的，故被上诉人应当就该部分内容举证。否则，等于当事人“从违法中获利”，违背最基本的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终上所述，被上诉人的一系列侵权行为，造成并加深了上诉人一系列严重损害。原审判决第三项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使被上诉人未对其过错和违法行为承担责任，反而从中获利。请求：一、撤销（2013）河城法民一初字第536号判决第三项，依法改判为支持上诉人诉讼请求，即判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暂按三级伤残计算，待劳动能力鉴定确定伤残等级后再予以调整具体的请求金额）：医疗费69947.94元、住院伙食费（500元／天×800天）40000元、住宿费（150元／天×800天）120000元、护理费（50元／天×69月×30天／月）103500元、误工费（1200元／月×69月）82800元、残疾赔偿金（26897.48×20）430359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合计946606.94元；判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后续治疗费（具体金额以司法鉴定为准）。二、变更原判第二项，确认双方劳动关系持续至今。
上诉人悦斯莱特灯饰照明（河源）有限公司针对李桃丽的上诉答辩称，一、本案涉及的是否工伤即是否职业病问题，这属于劳动争议纠纷，不属于人身损害赔偿或侵权纠纷，而上诉人李桃丽提及的所有诉讼请求，都属于劳动争议范畴，原审法院以上诉人“未构成职业病”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赔偿请求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如属非工伤的人身损害赔偿或侵权纠纷，则应由上诉人举证证明其所谓的人身损害是用工单位造成的，但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而非工伤的人身损害纠纷，是不应与劳动争议纠纷合并起诉和审理的，但上诉人一并起诉，这说明她自己都承认这是工伤方面的劳动争议。另外，上诉人不承认其提出的赔偿是工伤纠纷，也即是否认职业病，但她又引用《职业病防治法》来支持其主张，她这种观点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二、上诉人提出的“上诉人伤害是否为被上诉人造成”的观点，与其第一点上诉理由是同一问题，用工单位已经在第一点答辩意见中说明清楚，不再重复。上诉人认为其所谓的伤害只可能是用工单位造成的说法，只是她毫无根据的臆测：1、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其病是在工作场所造成的，更不能排除自身病变（既然已经鉴定不是职业病，那就是自身病）；2、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证实用工单位生产环境毒害严重，相反，有证据证实工作场所不存在环境污染；3、用工单位没有任何过错行为导致上诉人身体损害。三、关于举证责任和法律适用问题。上诉人在2007年8月患病时没有怀疑更没有提出其病是工作环境严重污染造成，而在离开工作岗位四年之后才提出，时间已过四年，无论是仲裁时效，还是诉讼时效，都已经超过，超过仲裁或诉讼时效而导致无法鉴定2007年上诉人的工作场所是否有污染的责任不应由用工单位承担。综上所述，有充分证据证实上诉人的病不是职业病，上诉人又没有任何证据证实其病或伤害是用工单位造成的，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为此，请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人悦斯莱特灯饰照明（河源）有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一、是被上诉人李桃丽与上诉人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并不是上诉人单方解除被上诉人的劳动合同，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的病情经河源市源城区人民医院各类仪器检查，最终诊断为脊髓炎。被上诉人在医院住院27天，病情基本稳定，头脑清醒，只是无法站立行走，后由于其父亲本人执意要求回河南老家治疗，于是与上诉人协商，由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住院期间的所有费用和送原告回河南老家的租车费用共38045.40元，并征得被上诉人同意后，于2007年8月7日签订了《协议书》，终止了劳动合同关系。所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是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之规定。上诉人不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和第四十一条规定解除与被上诉人的劳动合同，所以，该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不适用于本案，也就是说，即使未对被上诉人进行离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或者她是疑似职业病人（何况双方谁都没有提出或怀疑过她是疑似职业病人，现在经过鉴定证实她不是职业病人），双方上述的《协议书》是合法的。因此，原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双方的《协议书》无效是错误的。二、原审判决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没有法律依据，也不符合客观事实。1、即使《协议书》无效，因劳动合同早已期满，双方劳动关系也因此而消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劳动合同是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期限为两年，即自2005年8月25日至2007年8月25日，即使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协议书》无效，那么，根据双方的劳动合同，至2007年8月25日，双方的劳动合同期满，之后双方没有续签劳动合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劳动合同也就于2007年8月25日依法终止，劳动合同终止之后，劳动关系也自然不存在。原审法院根本没有看双方的劳动合同，无视该合同的存在。2、即使《协议书》无效，因已过申请仲裁时效，依法法院也应当驳回被上诉人的相关诉讼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申请仲裁的时效为一年。双方签订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协议书》时间为2007年8月7日，从那时起至被上诉人申请劳动仲裁的2013年5月13日，时间已经过去了5年零8个月多，即使解除劳动合同的《协议书》无效，因已过申请仲裁时效，上诉人在一审时也曾书面提出已过申请仲裁时效，依法法院也不应支持其诉讼请求。3、即使《协议书》无效，因被上诉人自从2007年8月7日起实际离开了上诉人公司，从那时至今从未在公司上过班，在客观上双方也不存在劳动关系。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客观上不存在劳动关系，且被上诉人严重残疾，根本不可能从事上诉人的任何工作，法院判决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存在劳动关系是毫无意义的。退一步讲，即使《协议书》是因原判决所说的那样而无效，但因双方客观上不存在劳动关系，那也只能按照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处理，而不是判定存在劳动关系。三、即使《协议书》无效，原审法院只判决认定《协议书》无效、存在劳动关系，而不判决被上诉人返还上诉人支付的38045元，这明显是不公正、不公平的。综上所述，本案原判决第一、二判项是错误的，请求：1、判决撤销河源市源城区人民法院（2013）河城法民一初字第536号民事判决第一、二判项。2、改判驳回被上诉人要求确认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署于2007年8月7日的《协议书》无效和恢复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李桃丽针对悦斯莱特灯饰照明（河源）有限公司的上诉答辩称，其答辩的理由与李桃丽上诉的理由一致。
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问题是：1、上诉人李桃丽的疾病是否属工伤，上诉人悦斯莱特灯饰照明（河源）有限公司应否承担赔偿责任；2、上诉人悦斯莱特灯饰照明（河源）有限公司应否赔偿上诉人李桃丽的各项损失及各项损失的确定；3、《协议书》的效力及劳动关系确认问题；4、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
关于上诉人李桃丽的疾病是否属工伤，上诉人悦斯莱特灯饰照明（河源）有限公司应否承担赔偿责任问题。上诉人李桃丽认为其即使不是职业病，也是因为受到职业伤害造成，本案虽涉及工伤，但并非工伤纠纷，而是人身损害赔偿纠纷。职业病，是指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因素而引起的疾病。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均属于工伤范畴，是认定工伤的法定事由，并应适用《工伤保险条例》等相关劳动争议法律法规予以处理。而上诉人李桃丽主张的受到职业伤害的赔偿，也属于工伤赔偿纠纷，应当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请求工伤赔偿，而不能直接对用人单位提起人身损害赔偿的民事诉讼。故其认为是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应适用人身损害赔偿的相关法律进行审理的理由与相关法律法规不符。关于上诉人李桃丽的疾病是否属于工伤，上诉人悦斯莱特灯饰照明（河源）有限公司应否承担赔偿责任。上诉人李桃丽认为其在长期接触有害化学物品造成伤害，是用人单位的职业伤害造成其疾病，要求用人单位承担相应责任。上诉人李桃丽举证证实其入职时经检查身体健康，但在用人单位工作后形成脊髓炎疾病。但从上诉人悦斯莱特灯饰照明（河源）有限公司委托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于2011年9月5日作出的（粤职诊（2011）426号）职业病诊断证明书、上诉人李桃丽申请广州市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于2011年12月8日作出的［粤（穗）卫职鉴（2011）048号］鉴定结论和广东省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于2012年4月6日作出的（粤卫职鉴（2012）8号）职业病诊断鉴定书的鉴定结论，及上诉人悦斯莱特灯饰照明（河源）有限公司委托广东省职业卫生检测中心对被告所使用的静电水、自干水和烤漆烤油的现场采样进行检测，于2011年7月8日作出的（粤职卫检字WJWT1100114B号）检测报告和（粤职卫检字WJWT1100114A号）检测报告等证据看，上诉人李桃丽的病症虽确诊为脊髓炎，但不能诊断为职业性急性化学中毒神经系统疾病，即不是职业病，且“颈髓增粗、信号异常，性质不明，疑为炎性病变，不除外血性改变”，病因不明。因此上述证据难以证实李桃丽的疾病与悦斯莱特灯饰照明（河源）有限公司存在因果关系，是上诉人悦斯莱特灯饰照明（河源）有限公司的工作环境污染所致，也难以证实工作中接触该化学物品必然会患脊髓炎。因此一审认定上诉人李桃丽并不构成工伤并无不当，现有证据难以认定上诉人悦斯莱特灯饰照明（河源）有限公司应当承担对上诉人李桃丽的赔偿责任。因此上诉人李桃丽认为其伤害是上诉人悦斯莱特灯饰照明（河源）有限公司造成，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证据不足，本院难以支持其该主张。
关于上诉人悦斯莱特灯饰照明（河源）有限公司应否赔偿上诉人李桃丽的各项损失及各项损失的确定问题。因难以认定上诉人李桃丽的伤害属于工伤事故，故对上诉人李桃丽现主张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住宿费、护理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赔偿本院均难以支持。
关于《协议书》的效力及劳动关系确认问题。上诉人李桃丽在工作中接触苯、甲苯等各种有毒化学物，属于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的作业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在上诉人李桃丽患病之时，未对其进行离职前职业健康检查，而与李桃丽父亲鉴定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协议书》，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损害了劳动者的权益，用人单位并不能解除与劳动者的劳动合同关系。一审判决认定该《协议书》无效并无不当。上诉人悦斯莱特灯饰照明（河源）有限公司主张《协议书》有效的主张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其确认该《协议书》无效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无效的法律关系自始无效，故双方的劳动合同关系自2007年8月7日起继续存在。至于上诉人悦斯莱特灯饰照明（河源）有限公司主张既然《协议书》无效，则《协议书》确定的38045.4元应予返还。因双方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该费用可另行处分扣减，本案不宜确定返还。
关于诉讼时效问题。因上诉人李桃丽一直患病治疗，且一直未能确定是否存在工伤，且双方同意对是否存在职业病进行了鉴定，至李桃丽提起劳动仲裁申请时并未超过时效，故不应认定时效已超过。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两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对其上诉请求本院难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诉讼费10元，由上诉人李桃丽负担5元，由上诉人悦斯莱特灯饰照明（河源）有限公司负担5元，上诉人李桃丽、上诉人悦斯莱特灯饰照明（河源）有限公司分别多预交二审诉讼费5元，本院予以退回。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伟亮
审 判 员 张东明
代理审判员 袁稳定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日
书 记 员 高小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