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03民终38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1，女，1948年5月15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2，男，1950年12月21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3，女，1954年2月11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周某4，女，1960年9月3日出生，住北京市朝阳区。
四上诉人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子慧，北京市中凯律师事务所律师。
四上诉人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雅墨，北京市中凯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周某5，男，1957年11月4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李某，女，1956年5月12日出生，住北京市通州区。
二上诉人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马聘，北京市易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上诉人之委托诉讼代理人：何竹兰，北京市易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周某1、周某2、周某3、周某4因与上诉人周某5、李某法定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17）京0112民初118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周某1、周某3、周某4及周某1、周某2、周某3、周某4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子慧、张雅墨，上诉人周某5、李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骋、何竹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周某1、周某2、周某3、周某4的上诉请求为：1.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及第五项中关于房屋所有权事项的判决内容，即北京市通州区×1、×2归周某5所有，北京市通州区×3归李某所有；2.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依法改判周某5、李某就其所获得所有权的北京市通州区×1、×2及×3房屋，按法定继承方式给付周某1、周某2、周某3、周某4补偿款每人227万元；3.维持一审判决第五项中关于房屋租金的判决内容；4.一审和二审全部诉讼费用由周某5、李某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关于被继承人周某6遗嘱合法有效的认定错误。二、一审法院关于涉案×2、×3房屋系周某6、王某、周某5及李某共同所有的认定错误。1.本案可能还涉及没有查清的遗产房屋。2.王某对涉案×2、×3房屋不能享有所有权。周某6、周某1、周某2、周某3、周某4及周某5依对王某遗产的法定继承对涉案×2、×3房屋形成共有，享有所有权。3.因遗产房屋始终没有析产分割，所以周某5、李某登记为涉案×2、×3房屋所有权人系代表登记，不能因此作为确认其对上述房屋享有所有权的依据。4.周某5、李某不能证明其因其他合法权利对涉案×2、×3房屋，有除因继承原因之外享有所有权的依据。三、一审法院关于周某6已将自己在涉案×2、×3房屋中享有的所有权份额赠与周某5、李某的认定错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没有证据亦无相关事实证明周某1、周某2、周某3、周某4放弃了涉案×2、×3房屋的所有权。2.周某6的遗嘱不能得出，更不能推演出其将其对涉案×2、×3房屋的所有权赠与周某5、李某的结论。四、即使按照一审判决的逻辑，也对周某1、周某2、周某3、周某4在涉案×2、×3房屋中的财产份额认定过低。
周某5、李某辩称：不同意周某1、周某2、周某3、周某4的上诉请求，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第一，周某6的遗嘱合法有效，应该予以执行，对于公证遗嘱这部分判决内容周某5、李某是认可的。第二，×2、×3这两套涉案房屋是属于周某5、李某的，和周某6、王某没有任何关系，该房屋登记在周某5和李某名下，且已经经过确权，该房屋由拆迁而来，拆迁中明确认定有周某5和李某的房屋，周某5和李某属于安置人口，故依法有权利获得两套房屋。第三，被拆迁房屋翻建和后期增建均是由周某5和李某共同完成的，故并非周某6和王某所有，拆迁安置房屋属于周某5和李某，不属于继承房屋，不应当按照继承房屋来处理。第四，就拆迁房屋家庭之间有过家庭协议，虽然没有留下书面的，但是各方已经按照这个履行了，周某6归周某5、李某共同赡养，这部分财产也应归属二人。周某5的大哥周某2另有其他宅基地，其他姐妹都已经外嫁，家庭财产都已经分割完毕，而且大家也都协商过老人赡养和宅基地房屋的问题，都归周某5所有，大家也都是按照这个来履行的。第五，一审案由错误，不应当按照继承，其他两套房屋登记在周某5和李某名下，已经确认产权，不属于周某6和王某生前遗留的财产。综上，周某5、李某认为涉案房屋没有王某的份额，有周某5、周某6的份额，周某6的份额经过公证合法转移给周某5夫妻不应当再继承，周某5、李某请求驳回周某1、周某2、周某3、周某4的上诉请求。另外，家里老人就两个儿子，三个女儿，农村风俗习惯是儿子给宅基地，女儿都外嫁了，周某5、李某认为是合情合理的。
周某5、李某的上诉请求为：1.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并改判驳回周某1、周某2、周某3、周某4的诉讼请求。2.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周某1、周某2、周某3、周某4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一审法院程序错误，本案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二、一审法院认定登记在周某5、李某名下的×2和×3房屋属于周某6、王某的遗产错误。三、周某63间半正房兑换折算的面积36.5平米房屋属于周某6的遗产，已有公证遗嘱，应当属于周某5所有。四、一审法院判决第四项周某5、李某向周某1、周某2、周某3、周某4补偿每人30万元，于法无据。
周某1、周某2、周某3、周某4辩称：第一，本案不存在时效问题，周某5、李某认为其时效利益受到侵犯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诉讼时效抗辩仅针对债权请求权，物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2.退一步讲，即便周某5、李某有权进行诉讼时效抗辩，其抗辩也因在二审中提起而不能获得支持。第二，涉案×2、×3房屋应当基于继承由周某6、周某1、周某2、周某3、周某4、周某5共同共有，李某不享有所有权。周某5基于继承对涉案×2、×3房屋享有法定份额的所有权，李某对上述房屋不享有所有权。周某5、李某关于出资建造西厢房，出资购买涉案×2、×3房屋并因此享有所有权的主张不能成立。第三，涉案公证遗嘱存在重大瑕疵，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不能因此认定×1号房屋由周某5继承所有。第四，周某5、李某主张按照18平米认定王某遗产份额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周某1、周某2、周某3、周某4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周某1、周某2、周某3、周某4、周某5五人按法定继承方式均等继承位于北京市通州区×1室及位于北京市通州区×29号楼3层×2和6层×3的房屋份额并予以分割，由取得遗产房屋所有权的继承人对其他继承人按照其他继承人各自享有遗产房屋的份额进行补偿；2.判令周某1、周某2、周某3、周某4、周某5五人按法定继承方式均等继承北京市通州区×1室房屋租金份额并予以分割（租金暂计至2016年12月31日为30万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周某5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被继承人周某6与王某系夫妻关系，二人育有长女周某1、长子周某2、次女周某3、次子周某5、三女周某4。王某于1988年4月17日去世，周某6于2003年12月16日去世，周某6与王某之父母均先于二人去世。周某5与李某系夫妻关系。
周某6与王某在北京市通州区五里店村×号（以下简称×号院）原有房屋院落一处，经法庭询问，双方对×号院内房屋格局及房屋建成时间均有争议，周某1、周某2、周某3、周某4称院内有北房四间及西厢房三间半，均系1974年由周某1、周某2、周某3与周某6、王某共同建造。周某5及李某称院内有北房三间半，系1974年建造，同时另建厢房一间半，用于堆放杂物。当时周某5也参与建房，虽然之后北房没有进行翻建，但是周某5出资对北房进行了修缮。在1985年，周某5翻建成西厢房四间。
1998年，×号院进行拆迁，北京中际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甲方）与周某6（乙方）于1998年5月8日签订《合同书》一份，写明经甲、乙双方协商，根据市、县政府拆迁安置办法规定涉及到乙方在改造区域内需拆迁安置壹口人，经双方达成一致协议，特立合同书如下，乙方购买×小区一居室一套，第27号楼211，建筑面积为58.65平方米，原住平房3间，建筑面积58.65平方米，按优惠价×0元每平方米交款，付给甲方购房款抵价。
该协议签订后，原通县人民政府危旧房改造拆迁办公室（甲方）与周某6（乙方）于1998年5月18日签订《合同书》，写明经甲、乙双方协商，根据市、县政府拆迁安置办法规定涉及到乙方在改造区域内需拆迁应安置壹口人，经双方达成一致协议，特立合同书条款如下，乙方购买×小区一居室一套，19号楼×1，建筑面积为58.65平方米，原住平房2间，建筑面积36.5平方米，优惠面积22.15平方米，按优惠价×0元每平米交款，合计收购房款13028元。该购房款已于当日给付。
1998年5月8日，北京中际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甲方）与周某5（乙方）签订《合同书》，写明经甲、乙双方协商，根据市、县政府拆迁安置办法规定涉及到乙方在改造区域内需拆迁应安置壹口人，经双方达成一致协议，特立合同书条款如下，乙方购买×小区二居室一套，第27号楼×2，建筑面积70.14平方米，原住平房自建1间，建筑面积20平方米，按优惠价×0元每平米交款，付给甲方购房款67334.4元。
1998年5月8日，北京中际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甲方）与李某（乙方）签订《合同书》，写明经甲、乙双方协商，根据市、县政府拆迁安置办法规定涉及到乙方在改造区域内需拆迁应安置贰口人，经双方达成一致协议，特立合同书条款如下，乙方购买×小区二居室一套，第27号楼×3，建筑面积70.14平方米，原住平房1间，建筑面积20平方米，按优惠价×0元每平米交款，付给甲方购房款44889.6元。
一审庭审中，周某5及李某向法院提交周某6、周某5、李某的×小区安置（预）结算表（以下简称结算表），其中周某6的结算表写明：常住人口1、产别私、间数2、建筑面积58.65平方米、实安置面积58.65平方米，拆一还一面积58.65平方米、楼层差价-4692元；周某5的结算表写明：常住人口1、产别自建、间数1、建筑面积20平方米、实安置面积70.14平方米、优惠面积70.14平方米、优惠价56112元、楼层差价11222.4元，合计67334.4元；李某的结算表写明：常住人口2、产别自建、间数1、建筑面积20平方米、实安置面积70.14平方米、优惠面积70.14平方米、优惠价56112元、楼层差价-11222.4元、合计44889.6元。
现上述拆迁所得房屋均已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登记地址分别为北京市通州区×小区29号楼×1号（以下简称×1号）、北京市通州区×小区29号楼×3（以下简称×3）、北京市通州区×小区29号楼×2（以下简称×2），并分别登记在周某6、李某、周某5名下。
2000年11月13日，周某6立公证遗嘱一份，写明：我叫周某6，今年八十岁了，现对属于我自己所有的房产订立本遗嘱如下，坐落在通州区××1号单居室一套是拆迁安置的，平房折楼房平米三十六平方米，余下的楼房平米数二十二点一五平方米是自己出钱买的，这笔钱是二子周某5出的钱，公共设施维修费及该房的物业管理、供暖费全部是由周某5交付的，现我卧床不起已一年多，医疗费、生活费等所需一切费用及生活照顾全部是周某5负责。为此，该房产属于我所有的（包括继承权）产权，待我去世后，由二子周某5继承。本遗嘱系本人自愿订立。一审庭审中，周某1、周某2、周某3、周某4对该公证遗嘱提出异议，认为该公证遗嘱在办理过程中存在严重不符合《遗嘱公证细则》之处，由于遗嘱人周某6时年已经×周岁，且患有疾病瘫痪在床，其身体状况已经影响其思维意识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据此质疑该公证遗嘱的合法性。并申请向北京市潞州公证处调取遗嘱人周某6（2000）通证民字第1439号遗嘱公证书底档资料，并提交调取证据申请书。后法院到北京市潞州公证处调取相关档案资料，其中公证处接谈笔录中写明接谈时间为2000年11月13日，接谈地点为通州区五里店×号，周某6陈述“因为我躺在床上一年多了，都是儿子周某5照顾，我的生活费、医疗费等费用全部是周某5承担，我和妻子一直随同周某5生活，所以这儿房就给他；遗嘱是自愿的”等，笔录最后一页有周某6的印章及手印。一审庭审中，周某5及李某认可上述公证档案材料，周某1、周某2、周某3、周某4对公证档案材料的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谈话地点是已经不存在的地点，并未记录遗嘱人的身体状况及意识反应能力，也没有描述遗嘱意愿的真实表达，遗嘱人做遗嘱的时候已经×岁了，申请到现场的表格也没有说谁去，故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
周某1、周某2、周某3、周某4向法院提交调查取证申请书，申请向北京市通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通州区人民政府危旧房改造拆迁办公室调取周某6、王某所有的×号院之涉案被拆迁房屋拆迁安置相关资料。为此，法院向周某1、周某2、周某3、周某4出具协助调查函，经调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拆迁办公室出具《关于请求重新批复五里店小区危旧房改造拆迁安置办法及实施细则的请示》、《关于通县五里店小区危旧房改造拆迁安置办法的批复》、《五里店小区危旧房改造拆迁安置实施细则》、《关于通县五里店小区危旧房改造拆迁安置工作的批复》、《五里店小区一期拆迁概算》、《关于建设五里店危改小区拆迁安置用房项目转正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附件》、《关于请求批准拆迁的报告》、《五里店小区拆迁计划及安置方案》、《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安置分户表》。其中，《五里店小区危旧房改造拆迁安置实施细则》中第一条安置细则中写明在拆迁安置工作中，按照危旧房改造与住房制度改革相结合和改造总投资回收资金基本持平原则，充分发挥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面的积极性，安置实行被拆迁人原住房面积（以产权证或乡镇政府批准的正式房屋为准）无偿安置，即拆一还一。安置面积减原建筑面积，按优惠价并结合差价交款，超过应安置面积按商品房价购买。《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安置分户表》中序号9显示户主姓名周某6、人数4、房屋产别私、房屋间数7、建筑面积102.6平方米、住址五里店×号、建筑面积50平方米；序号10显示户主姓名周某5、周彦林、李某，家庭成员与户主关系周某5系之子、周彦林系之孙、李某系之儿媳，建筑面积60平方米。
为查清涉案拆迁房屋原面积与对应拆迁安置面积的关系及优惠购买情况，周某1、周某2、周某3、周某4又提交调查取证申请，申请向北京市通州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及北京市通州区房地产交易中心调取×号院包括权属登记在内的安置补偿情况，但经调查，上述两部门均没有相关资料。
一审庭审中，周某1、周某2、周某3、周某4陈述根据五里店村的拆迁安置实施细则，实行原住房面积无偿安置，是拆一还一，周某5及李某房屋的建筑面积都是70.14平方米，都是优惠价购买，周某6名下的房屋有22.15平方米是按照优惠价购买，只体现出36.5平米是无偿安置，而×号院房屋原建筑面积102.6平方米，故还有一套70平米左右的无偿安置房；对此，周某5及李某均不予认可，称当时拆迁的时候是一户一户谈的，拆迁办也未披露拆迁政策，内部政策应是指导性意见，并不代表实际是按照这个执行，具体实施方案并不知情。拆迁的时候怎么拆迁怎么安置都是以拆迁办与被安置人达成的书面合同为准，合同上对拆迁安置面积是多少及需要花多少钱购买都写的非常清楚，其名下的房屋显示是自建房，是原来宅基地的西厢房四间，拆迁协议上写的每个人给一间，间数不对等，但是折算的面积认可，折算给每人20平米，超出面积按照每平米×0元购买，周某6的房屋实际上原来正房是三间，拆迁合同上写的是两间，但折算面积是对的，楼房超出面积20多平米；周某1、周某2、周某3、周某4在庭上陈述当时拆迁不是很规范，周某5及李某出了多少钱和周某1、周某2、周某3、周某4享有多少份额不是一回事，不能因此否定周某1、周某2、周某3、周某4的所有权，如果换的是一个大房子，可以不用出钱，但是周某5及李某要了三套房屋，所以才会每套房都要出钱。
经法院到北京市通州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询问，周某5、李某及二人之子周彦林除涉案房产外，在北京市通州区无其他房产。一审庭审中，双方对房屋的现价值达成一致意见，×1号及×3房屋每平米4.5万元、×2每平米4.7万元。
对于周某1、周某2、周某3、周某4提起的要求分割遗产房屋租金一节，一审庭审中其陈述只要求分割周某6名下211号房屋的租金，并提交2004年-2016年租金预估表，并称其是在网络上查找到这个区位房屋的价格，按照每年200元的涨幅计算的，并低于市场的价格。周某5及李某称2016年和中介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租金每月2500元，每年11个月的租金，扣1个月零5天的中介费。并提交北京市房屋出租委托代理合同予以证明。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继承自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遗嘱包括公证遗嘱、自书遗嘱和代书遗嘱等。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根据一审庭审中查明的事实，被继承人周某6生前留有211号房屋一套并取得了产权证，周某6生前留有公证遗嘱，法院认定该公证遗嘱合法有效，周某1、周某2、周某3、周某4提出的对公证遗嘱的质疑，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且未提交证据证明，故法院不予采信。周某6去世后，211号房屋中属于周某6的产权份额应归周某5继承所有。然该211号房屋系×号院房屋拆迁所得，王某亦享有×号院房屋的产权份额，故211号房屋中亦有王某的财产份额，故对属于王某的财产部分，周某1、周某2、周某3、周某4及周某6、周某5均享有继承权，但因周某5对该房屋享有较多的财产份额，故法院认为该房屋由周某5继承为宜，并由周某5给予周某1、周某2、周某3、周某4相应补偿，具体数额由法院综合考虑涉案房屋的性质及购买、升值等情况，根据公平原则予以酌定。
对于周某5名下的×2及李某名下的×3房屋是否属于周某6、王某的遗产，双方存在争议。经法院查明，上述两套房屋虽由周某5及李某出资购买，并登记在二人名下，但亦属于×号院房屋拆迁所得，而周某5及李某一审庭审中称上述两套房屋系1985年由二人出资建造的西厢房拆迁所得，系二人夫妻共同财产，并非遗产。其上述主张虽有证人出庭作证，但亦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且并未提交其他有效证据予以证明，故法院对此不予采信。×2及×3房屋应系周某6、王某、周某5及李某共同所有，从上述两套房屋签订拆迁合同、房屋产权登记情况及周某6对自己名下211号房屋的处分看，足以认定周某6已将自己在上述两套房屋中的份额赠与周某5及李某，故上述两套房屋中属于王某的财产份额应作为遗产部分，由周某1、周某2、周某3、周某4及周某6、周某5共同继承，因周某5对上述房屋享有较多的财产份额，故法院认为上述房屋由周某5继承为宜，并由周某5及李某给予周某1、周某2、周某3、周某4相应补偿，具体数额由法院综合考虑涉案房屋的性质及购买、升值等情况，根据公平原则予以酌定。对于×2及×3房屋的分配问题，周某5及李某同意登记在各自名下的房屋归各自所有。
对于周某1、周某2、周某3、周某4要求分割周某6名下211号房屋的租金一节，因211号房屋中有周某1、周某2、周某3、周某4的份额，故对其该项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但对于其主张的租金数额及租赁期限，因其并未提交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具体数额法院按照周某5提交的北京市房屋出租委托代理合同予以核定，因上述租赁费在周某5处，故应由周某5将相应金额补偿给周某1、周某2、周某3、周某4。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第五条、第十条、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登记在被继承人周某6名下的位于北京市通州区×1一套（房产证编号：京房权证通私字第XX**号）归周某5继承所有，周某1、周某2、周某3、周某4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协助周某5办理完毕上述房屋的产权变更登记手续；二、登记在周某5名下的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号楼×2一套（房产证编号：京房权证通私字第XX**号）归周某5所有；三、登记在李某名下的位于北京市通州区×3一套（房产证编号：京房权证通私字第XX**号）归李某所有；四、周某5及李某给付周某1、周某2、周某3、周某4上述所列一、二、三项房屋补偿款每人30万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五、登记在被继承人周某6名下的位于北京市通州区×1一套（房产证编号：京房权证通私字第XX**号）的房屋租金归周某5继承所有，由周某5给付周某1、周某2、周某3、周某4各100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付清；六、驳回周某1、周某2、周某3、周某4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审中，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周某5、李某提交房产所有证复印件1份共2页，证明被拆迁房屋的建设时间为1988年，结合一审证人证言能够证明房屋是周某5在1988年建设的。周某1、周某2、周某3、周某4对该证据发表质证意见称：该证据不属于新证据，真实性无法核实，从该房产所有证体现的内容而言，测绘日期也不能证明房屋建设日期，周某1、周某2、周某3、周某4主张西厢房和北房均建设于1974年。对此，本院认定如下：周某5、李某提交的房产所有证制作于1988年，不属于二审新证据；其仅能提供复印件，周某1、周某2、周某3、周某4对该房产所有证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故本院对周某5、李某提交的该份证据不予采信。本院对一审法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
上述事实，有派出所证明信、公证书、房屋所有权证、合同书、结算表、五里店小区危旧房改造拆迁安置实施细则、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安置分户表、北京市房屋出租委托代理合同及当事人当庭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遗嘱包括公证遗嘱、自书遗嘱、代书遗嘱等。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
本案中，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周某6与王某原有房屋院落×号院于1998年进行拆迁，并安置211号、×2、×3三套房屋，其中211号房屋登记在周某6名下，×2登记在周某5名下，×3房屋登记在李某名下。现周某1、周某2、周某3、周某4与周某5、李某因上述三套房屋的遗产分割问题产生纠纷。
对于×1号房屋，该房屋虽系王某去世后所得且登记在周某6名下，但亦系周某6与王某原有院落×号院拆迁安置所得，故王某亦对该套房屋享有相应的产权份额，×1号房屋应属周某6与王某的遗产。周某5、李某上诉主张×1房屋系周某6的个人房产，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周某6生前留有公证遗嘱，根据该遗嘱，其已将×1号房屋中归其所有的遗产份额给予周某5。周某1、周某2、周某3、周某4虽上诉称该公证遗嘱因不符合《遗嘱公证细则》第12条、第16条的规定而应属无效，但其并未对该公证遗嘱提出效力之诉，亦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遗嘱存在无效或撤销之情形，故本院对其该项上诉主张不予采信，对周某6公证遗嘱的效力予以认可。故×1号房屋中属于周某6的遗产份额应归周某5继承所有，属于王某的遗产份额应按照法定继承予以分割，周某6、周某1、周某2、周某3、周某4、周某5作为王某的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享有继承权。
对于×2及×3房屋，该两套房屋虽系登记在周某5、李某名下，但亦系周某6与王某原有院落×号院拆迁安置所得。周某5、李某虽上诉主张该两套房屋系其二人翻建西厢房四间拆迁安置而来，应属二人夫妻共同财产，并提供证人出庭作证，但该证据仅能证明周某5、李某对于建造西厢房存在出力情况，无法证明出资及整体的建造情况，且周某5、李某亦未提交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故综合本案事实及证据情况，一审法院对周某5、李某提交的该份证据未予以采信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确认。周某5、李某虽上诉主张×2、×3房屋系其二人夫妻共同财产，但并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其该项上诉主张不予采信。综合拆迁合同、房屋产权登记情况等，可以认定×2、×3房屋亦有周某5、李某的产权份额，一审法院认定×2、×3房屋系周某6、王某、周某5、李某共同所有，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对于×2及×3房屋的遗产份额分割问题，属于王某的遗产份额应按照法定继承予以分割，周某6、周某1、周某2、周某3、周某4、周某5作为王某的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享有继承权；属于周某6的遗产份额，因本案×号院拆迁安置时周某6仍在世，其对于周某5、李某以其二人名义签订拆迁安置合同并登记在其二人名下并未提出异议，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周某6已将自己在×2、×3房屋中的份额赠与周某5及李某，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周某1、周某2、周某3、周某4虽上诉主张拆迁合同中并未体现周某6赠与周某5、李某的意思表示，亦未有放弃所有权的意思表示，且产权登记仅是一种代表登记行为，不能确认所有权归属，亦不能通过周某6的遗嘱行为推断×2、×3房屋的赠与结论，但综合本案事实及证据情况，周某6系以实际行为认可周某5、李某签订拆迁安置合同并将涉案房屋登记在其二人名下，故本院对周某1、周某2、周某3、周某4的该项上诉主张亦不予以采信。另，周某1、周某2、周某3、周某4上诉称通过对拆迁政策及拆迁资料的分析，本案可能还涉及没有查清的遗产房屋，但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其该项上诉主张亦不予以采信。
对于具体分割方式，因×1号、×2、×3房屋周某5享有较多的遗产份额，且周某5及李某同意登记在各自名下的房屋归各自所有，故一审法院据此认定×1号、×2归周某5所有，×3房屋归李某所有，由周某5及李某支付周某1、周某2、周某3、周某4相应补偿并无不当，周某1、周某2、周某3、周某4、周某5、李某对此均未提出异议，本院亦不持异议。对于具体的补偿金额，一审法院根据涉案房屋的性质及购买、升值、赡养老人等情况，根据公平原则酌情确定的金额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周某1、周某2、周某3、周某4上诉主张该补偿款金额过低，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对其该项上诉主张不予采信。
另，周某5、李某上诉主张本案应从王某死亡即1988年4月17日起算诉讼时效，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故本院对其该项上诉主张亦不予以采信。
综上所述，周某1、周某2、周某3、周某4、周某5、李某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0996元，由周某1、周某2、周某3、周某4负担75360元（已交纳12600元，剩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由周某5、李某负担15636元（已交纳12600元，剩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全奕颖
审 判 员 何灵灵
代理审判员 刘 栋
二〇一八年二月七日
法官 助理 卢圆圆
法官 助理 薛俣潇
书 记 员 田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