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二中行终字第15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延丽。
委托代理人李焱宁，天津融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住所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开发区永丰街23号。
法定代表人张亮，局长。
委托代理人郭宏亮，该局民警。
委托代理人赵奎祥，该局民警。
上诉人李延丽要求确认被上诉人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公开110接处警记录行为违法一案，天津市滨海区人民法院2015年1月13日受理，2015年4月30日作出（2015）滨行初字第0027号行政判决，上诉人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2015年6月3日受理此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6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延丽的委托代理人李焱宁，被上诉人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的委托代理人郭宏亮、赵奎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9月24日23时21分，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下属北塘派出所接塘沽分局110指挥中心派警，对滨海新区北塘融创君澜16栋604室有卖淫嫖娼活动的报警情况进行处警。被告下属派出所民警到达现场后，经询问调查查实并不存在报警人所称的卖淫嫖娼活动，民警对该起警情按照处警所见事实及处理情况进行了记录，并制作处警记录单。后报警人张×要求对其9月24日报警内容的处警结果向其反馈，被告下属北塘派出所向报警人张×以复印处警记录单的形式反馈了该起警情处警结果。因该记录单中涉及本案原告李延丽相关情况及情况描述，原告不服，诉至法院，请求依法确认被告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公开110接处警记录的行为违法，并依法撤销该110处警记录。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按照职责分工，依法履行下列职责：…（二）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制止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根据上述规定，被告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对本辖区内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进行调查属其法定职权。《110接处警工作规则》第二十四条规定：“处警民警到达现场后，应当根据有关规定对警情妥善处置，处警结束后，应当及时将处警情况向110报警服务台反馈，并做好处警记录。”《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工作程序规定》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对不属于公安机关职责范围内的事项，书面告知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扭送人、投案人向其他有关主管机关报案或者投案。”本案中，被告在接到报警电话后，依法处警并对处警现场人员进行了调查询问，经查实后，不属于报警人所称的违法活动，并对此情况予以客观记录，后应报警人申请，以复印处警记录单的形式向报警人进行了书面告知反馈，其处警和向报警人书面告知反馈的行为程序合法，其所作处警记录系对处警现场的客观反映，与原告所主张的事实及提供的证据并无冲突之处，故被告的处警及反馈行为所依据的事实清楚。另，法律法规对被告向报警人反馈处警结果并无禁止性规定，且本案中，被告所反馈的信息中因涉及报警人丈夫的相关情况，影响到报警人的合法权益，故被告的反馈行为并无不当之处，原告李延丽主张被告上述行为侵犯其隐私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被告制作处警记录、反馈处警情况的行为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延丽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李延丽承担。
原审法院判决后，上诉人李延丽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支持其原审的诉讼请求；本案两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理由是：1、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首先，原审法院认定北塘派出所处警系110指挥中心派警错误，事实上报警人张×于2014年9月24日晚10点左右即到达派出所报警，当晚11点后民警和报警人一同到达融创君澜小区，并在进入604房间前由报警人再次拨打110报警，制造虚假处警程序。由此可见，北塘派出所110接处警记录中所记载的内容不真实，北塘派出所民警在明知是民事纠纷而非行政案件的情况下处警，用以掩饰其非法介入民事纠纷的事实。其次，被上诉人接处警记录单上的“睡觉”反映了一种非正常男女关系，是不客观、不真实的；2、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复印处警单的行为不是书面告知反馈，被上诉人向报警人复印的处警单不仅仅公开了处警结果，而且披露了公安机关接处警中的全部信息，依据法律规定，被上诉人未经上诉人同意无权向报警人公开涉及上诉人个人隐私的110接处警记录，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相关规定。
被上诉人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辩称，1、其处警符合法律规定，警情反馈内容属实；2、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明显不成立。首先，民警在当天警情反馈单中如实记载处警所见事实，未有夸大事实以及不如实记录的情形，客观反映警情现场。其次，我局在处警结束后，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对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警情，依法对报案人进行告知。再次，民警在处警过程中，不存在将上诉人的隐私公开的情况。综上，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在原审期间提交了如下证据：1、天津市公安局110接警记录单三份，证明被上诉人于2014年9月24日23时21分至51分之间接到三次报警人的110报警；2、天津市公安局110反馈单一份，证明被上诉人对报警人所报警情处警后在110系统予以反馈；3、处警民警及辅警情况说明三份，证明民警接110派警、处警、现场所见内容以及如实予以反馈处警结果情况；4、被上诉人于2015年1月20日20:30至21:10对报警人张×制作的《询问笔录》一份及张×的身份证复印件一张，证明报警人在9月24日向110的报警情况以及民警反馈处警结果情况；5、被上诉人于2015年1月20日19:50至20:20对证人张一×的《询问笔录》一份及张一×的身份证复印件一张，证明9月24日张×报警情况以及在事发地民警处警情况。
上诉人在原审期间提交如下证据：1、110接处警记录单，证明被上诉人违法向张×公开；2、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作出的编号为（2014）滨民初字第1737号《民事判决书》，证明被上诉人向报警人张×公开110处警记录侵害了上诉人的隐私权；3、证人王一×于2015年1月18日手写的《证明》一份，证明王一×、李延丽、王二×系同事关系，证明当晚的情况；4、证人张二×与2015年1月18日手写的一份《证明》，证明当晚的情况；5、王二×与办案民警潘溪渊的通话录音光盘一张。证明张×当天9点多到派出所，由张×和民警一同到的现场；6、上诉人申请证人王二×出庭证明处警反馈单来源；7、上诉人与天津融汇律师事务所的委托合同，律师费5000元，证明上诉人的经济损失。
经庭审质证，双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与原审的质证意见一致。
合议庭经评议认为，双方当事人在原审期间提交的证据，原审法院的认证意见正确。
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根据《110接处警工作规则》第十条规定：“110报警服务台应当及时下达处警指令，公安机关各业务部门、基层单位和人员必须服从110报警服务台发出的处警指令，不得推诿、拖延处警，影响警情的处置。”本案被上诉人提交的110接警记录单能够证实其下属北塘派出所接到110指挥中心的派警，及时赶到案发地点进行处置的事实。上诉人主张北塘派出所并非接110指挥中心派警，而是在明知是民事纠纷而非行政案件的情况下处警，非法介入民事纠纷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110接处警工作规则》第二十四条规定：“处警民警到达现场后，应当根据有关规定对警情妥善处置，处警结束后，应当及时将处警情况向110报警服务台反馈，并做好处警记录。”《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工作程序规定》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对不属于公安机关职责范围内的事项，书面告知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扭送人、投案人向其他有关主管机关报案或者投案。”经审查，被上诉人处警后，经查实，认为报警人所报警情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被上诉人依据上述规定制作了110报警反馈单，如实地反映了现场情况，向110报警服务台进行了反馈，并应报警人要求将该反馈单的内容，即上诉人主张的110接处警记录向报警人反馈，并不违反相关的规定，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所制作的接处警记录不客观、不真实没有事实依据。关于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未经上诉人同意无权向报警人公开涉及上诉人个人隐私的110接处警记录，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相关规定一节，经审查，本案被上诉人将110报警反馈单内容向报警人反馈，是履行对报警人的书面告知程序，因被上诉人的处警情况直接涉及报警人的合法权益，故被上诉人向报警人告知110报警反馈单内容，并无不妥，上诉人的该主张其理由不能成立。综上所述，被上诉人向报警人反馈处警情况的行为并不违反相关的法律规定，上诉人的上诉主张均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依照修改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李延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曹 伟
代理审判员 张 杰
代理审判员 吕本文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胡 鑫
速 录 员 崔 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