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
（2017）京01民终1004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 北京市地质调查研究院，住所地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沙阳路11号。
法定代表人：蔡向民，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宝华，男，该单位法律顾问。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一平，北京市昌平区十三陵镇第二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郝桂霞，女，1955年4月6日出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嘉会，北京京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市地质调查研究院（以下简称地调院）因与被上诉人郝桂霞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2013）昌民初字第046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无新事实，不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地调院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宝华、姜一平，被上诉人郝桂霞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嘉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地调院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事实和理由：一审程序违法，历时三年多超过审理期限。地调院与郝桂霞不存在合同关系，《协议书》不真实。首先，经鉴定《协议书》“形成时间倾向于不是1980年3月6日”。其次，地调院1981年前名称是北京市地质局102队，没有设立过“劳动人事科”，当时对外使用的是“劳动工资科”公章。再次，1980年时还没有《协议书》所用的黑色签字笔。最后，“北京市地质调查研究院”和“北京市地质调查研究院办公室”两枚公章不是我单位人员加盖。
郝桂霞辩称，同意一审判决，不同意对方上诉意见。郝桂霞未在地调院工作过，但是地调院一直给工资和补偿，双方有必然的合同关系。鉴定结论中的形成时间不是决定性因素。地调院在上世纪80年代是庞大的机构，自行设置某个机构是正常情况，以没有劳动科否定签章真实性不符合逻辑。作为大型部门，在80年代用碳素笔正常。“北京市地质调查研究院办公室”公章是在郝桂霞上访时对方核实后在《协议书》上加盖的。2007年，地调院已经确认和我方有此协议。审理中，地调院未提出对《协议书》真实性作鉴定，鉴定中心的结论是不客观的，不应采信。案件时间长是因为案情复杂，程序上没有问题。
郝桂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地调院向郝桂霞赔偿经济损失625 968元；2、诉讼费由地调院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郝桂霞与杨瑞泉系夫妻关系，双方于1973年12月份结婚。杨瑞泉原系地调院职工，于1973年4月因工伤致残，1996年办理退休，1998年12月经北京市劳动局劳动鉴定委员会鉴定杨瑞泉的伤残等级为六级，后于2001年3月去世。
庭审中，郝桂霞向法庭提交了一份《协议书》，内容为：关于杨瑞泉同志因公致残的护理问题，因本队人员紧缺，经与队领导研究决定，特雇佣杨瑞泉同志之妻郝桂霞承担护理工作。定期3-10年，工资定为每月40元，以上根据北京市劳动局1978年9月2日下发文件第24条12款之规定精神，此期间杨瑞泉同志若病故，本协议自然解除。若10年后杨瑞泉同志仍然健在，则本单位给予郝桂霞转为正式职工，工资待遇视同本队职工。护理期间不允许离婚，不允许找其它工作。以上条件和本人说明，若同意即日签字生效。该《协议书》落款处有郝桂霞签字，印有“北京市地质局102队劳动人事科”公章复印件、“北京市地质调查研究院办公室公章”，落款时间为1980年3月6日。该份《协议书》上方印有“北京市地质调查研究院办公室”公章复印件和“北京市地质调查研究院”公章，并写明“本复印件文字内容和原件一致，证明人李×，经办人许×，2008年5月26日”。地调院在庭审中认可许×系该单位办公室主任，李×是办事员，但不认可上述协议书，称红章均不是许×所盖，档案里没有这份协议书，郝桂霞以前起诉时没有协议下方“北京市地质调查研究院办公室”和上方“北京市地质调查研究院”两个红章。
另查，由于郝桂霞到相关部门信访，北京市地质调查研究院于2008年1月30日出具《关于对郝桂霞信访事项其夫杨瑞泉工伤待遇问题的答复意见》，其中对“关于解决养老和社保问题”答复为：郝桂霞在护理工伤的丈夫期间，单位已经给你发放了护理费，杨瑞泉去世后，护理任务已经完成。你要我单位为你解决养老和社保问题，没有政策依据。2006年11月，单位考虑到你生活困难，又给你追加了2万元的护理费，按伤残鉴定规定，伤残等级为四级以下的不计算护理费的，你也书面保证就护理方面的问题不再与地调院发生纠纷。
再查，郝桂霞曾于2009年以劳务（雇佣）合同纠纷为案由，起诉至法院，要求判令地调院赔偿253
980元。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地调院提出对《协议书》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结论为倾向于不是“1980年3月6日”。后郝桂霞撤回起诉。2010年郝桂霞再次以劳务（雇佣）合同纠纷为案由，起诉至法院，诉讼请求同上，后经昌平区法院（2010）昌民初字第9815号民事裁定书认定，依据郝桂霞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其与地调院之间存在劳务（雇佣）合同关系，郝桂霞要求地调院支付劳务报酬没有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故裁定驳回郝桂霞的起诉。
审理过程中，地调院认为郝桂霞在经法院裁定驳回起诉后，以同一案由、相同事实和理由再次起诉，根据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应裁定驳回郝桂霞的起诉。郝桂霞则称，本次起诉提交了三份新的证据，且诉讼请求完全不同，故不属于重复起诉。三份新证据分别是：证据“收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地调院给付杨瑞泉生前护理费一次性补偿款20
000元，就该问题，我不再与地调院产生纠纷”。证据“杨瑞泉工资表”，记载了杨瑞泉1986年12月至2000年3月期间的工资收入情况，其中“护理费”一项从最初的53元涨至80元。证据《协议书》，虽然内容与以前案件审理中提交的《协议书》一致，但协议下方和上方多了两枚红章。
上述事实，有《关于对郝桂霞信访事项其夫杨瑞泉工伤待遇问题的答复意见》、证明、《协议书》、收条、工资表、民事卷宗、司法鉴定意见书等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在案佐证。
一审法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郝桂霞提交的《协议书》本身虽然为复印件，但落款处盖有“北京市地质调查研究院办公室”公章，协议上方盖有“北京市地质调查研究院”的公章，且有地调院相关人员签字确认该复印件文字内容和原件一致，可以认定系地调院对该《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现地调院在庭审中否认上述公章系其单位工作人员所盖，但并未就此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且地调院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郝桂霞取得该协议书的过程存在问题，该份《协议书》的内容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未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合法有效，当事人均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
从郝桂霞提交《协议书》本身的内容来看，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来理解。第一部分，是约定由地调院雇佣郝桂霞承担对伤残丈夫杨瑞泉的护理工作，并约定了工期以及劳务费标准。对于该部分内容，通过双方提交的各项证据和当庭陈述，可以认定在杨瑞泉的工资中已经按照约定每月支付了护理费，并于2006年经双方调解，地调院又给付杨瑞泉生前护理费一次性补偿款20
000元，郝桂霞也书面承诺就该问题不再与地调院产生纠纷，因此关于郝桂霞对杨瑞泉进行护理的劳务费问题，双方已经解决完毕。第二部分，是约定若10年后杨瑞泉同志仍然健在，则地调院给予郝桂霞转为正式职工的问题。对于该部分内容，尽管郝桂霞多年来通过各种方式一直向地调院主张权利，但地调院始终以政策不允许等理由不予办理相关事宜，拒绝履行该协议书中约定的义务，违反了合同的约定，地调院理应按照约定继续履行该义务，因此，对于郝桂霞要求地调院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其因违约行为使郝桂霞遭受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关于损失的具体数额问题，因郝桂霞本人目前并非企业退休人员，故其以北京市2011年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为标准从本次起诉时的年龄（57岁）主张到80岁，缺乏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法院结合郝桂霞的年龄、实际生活状况，参考当年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酌情认定地调院应赔偿郝桂霞经济损失40万元。该项赔偿系因地调院承担违约责任而给付郝桂霞的一次性赔偿金，郝桂霞不得再以相同理由向地调院主张其他赔偿款项。
地调院辩称郝桂霞在经法院裁定驳回其起诉后，以同一案由、相同事实和理由再次起诉，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但本案审理过程中，郝桂霞的诉讼请求与以前的诉讼并不相同，且确有新证据向法庭提交，故不符合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因此，对于地调院的此项答辩意见，法院不予采信。地调院的其他答辩意见，对其合理部分，法院予以采信。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北京市地质调查研究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郝桂霞经济损失人民币四十万元；二、驳回郝桂霞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院二审期间，地调院申请证人许×出庭作证，说明诉争协议书上的盖章过程。许×陈述，郝桂霞说有新证据要交给我，我收原件的时候复印了一份，在复印件的右上角盖章并写了一句“本复印件文字内容和原件一致”，在复印件中间部位和收据上加盖了骑缝章后，将复印件和收据一并交给了郝桂霞。郝桂霞来我这取她交给我的所谓的原件时，把我给她的盖有骑缝章的《协议书》复印件和收据一并返还给我，我把复印件和收据收回后就销毁了。《协议书》落款处盖的“北京市地质调查研究院办公室”红章和上方盖的“北京市地质调查研究院”红章我就不清楚了。
另，许×另提交其本人书面证人证言一份，该证言第一页内容显示“郝桂霞到地调院办公室找我（许×），说她又有了新证据，郝桂霞向我出示了《协议书》，我说要向领导汇报，希望她把原件留下，郝桂霞说怕我弄丢了，可以留下复印件，接着就在院综合办进行了复印，她在复印件上签上了她的名字和日期，这张签了字的复印件已经在地调院综合办存档。”证人证言第二页内容显示“领导决定对郝桂霞的协议进行司法鉴定，责成我（许×）去向郝桂霞索要原件，我去过她家两次，她说改日给送到综合办。过了几天，郝桂霞把协议塑封送了过来，我收到协议后给她打了收条，又将已塑封了的协议复印。之后和收条放在一起骑缝加盖了“北京市地质调查研究院办公室”印章，我拿了已经塑封的原件，郝桂霞拿走了收条和加盖骑缝章的复印件……。”被上诉人郝桂霞对许×的当庭陈述及书面证言均不认可。
针对上述两份证据，本院的认证意见为：许×当庭陈述和书面证言反映出其收到过郝桂霞有关《协议书》的原件，同时证明《协议书》上许×签字是真实的，以及部分印章的形成过程，后协议书“原件”又退还郝桂霞的事实。至于双方争议《协议书》本身的真实性以及协议书落款处盖有“北京市地质调查研究院办公室”红章，协议上方盖有的“北京市地质调查研究院”红章的原因许×并不能证明。据此，许×的证言不能对本案争议事实起到有效的证明作用，其证言效力本院不予采信。
除上诉证据外，地调院还提交：1、案外人奚×自行书写的笔记材料一份，证明《协议书》笔记与奚×笔迹一致，可能是其书写的，但奚×作为地调院员工并无出具此协议的权限。2、汤×书面证人证言一份，证明1974年到1980年间没有“劳动人事科”印章。郝桂霞不认可奚×证言的关联性，认为汤×未到庭不认可其证言的真实性。本院的认证意见为：
1、未经法定程序，法庭无法比对协议书及奚×笔迹是否一致，此证据更无法进一步说明奚×是否有书写协议书的权限。2、地调院提供证人汤×未到庭，其身份情况无法核实，其能否证明所言事项本院亦无法认定。上述证据效力本院不予认定。
经审查，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一、二审审理期间陈述、证人证言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核心在于《协议书》的效力如何认定。结合本案查明事实，第一，杨瑞泉生前护理工作由郝桂霞承担，地调院在每月支付杨瑞泉工资时，亦将护理费发放在内，数额也是几十元不等，这与《协议书》记载的“由郝桂霞承担护理工作、工资定为每月40元”的内容具有对应关系，印证了《协议书》的内容；第二，地调院虽否认《协议书》真实存在，但其对《协议书》落款处为何盖有“北京市地质调查研究院办公室”公章，协议上方为何盖有“北京市地质调查研究院”公章的原因无法作出合理解释，且自一审到二审过程中，从未否定公章的真实性；第三，从出庭证人许×的陈述看，其认可曾收到郝桂霞提供的《协议书》原件，且原件与复印件一致；第四，前案中鉴定《协议书》形成时间仅为形式问题，并未否定《协议书》内容的真实性。综合以上分析，本院对《协议书》的效力予以认定。依《协议书》约定，既然地调院承诺为郝桂霞解决有关待遇问题又以政策不允许等理由不予兑现，即应对其违反约定承担相应后果。一审法院结合地调院的违约程度，郝桂霞的劳动能力，实际生活需要，酌情认定的经济损失数额符合事实情况，本院予以确认。此外，一审法院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庭审过程中，地调院已充分行使其答辩、提供证据、质证、庭审辩论等诉讼权利，其提出一审审理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综上，地调院对《协议书》真实性虽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供反证加以否定，其以《协议书》不存在等理由，不同意承担相应责任之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均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七千三百元，由北京地质调查研究院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伟
审 判 员 白 云
审 判 员 王国庆
二○一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法 官助 理 任可娜
书 记 员 赵倬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