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苏01民终186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吴晓波，男，汉族，1987年5月3日生，无业。
委托代理人吴建国，江苏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退休员工。
委托代理人王兵，江苏行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洋，男，汉族，1988年10月31日生，南京依维柯旅行社公司装配工。
委托代理人李志强，南京玻璃厂退休员工。
委托代理人翁九文，南京市五金机械公司退休员工。
上诉人吴晓波因与被上诉人李洋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2015）玄锁民初字第18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2月2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李洋与吴晓波原系同事关系。2013年至2014年，吴晓波以要偿还担保之债为由向李洋借款，李洋将其名下的招商银行、民生银行、广发银行和交通银行信用卡四张交给吴晓波使用，并告知吴晓波密码。
2014年12月22日，在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宝塔桥派出所，吴晓波向李洋出具《承诺书》和欠条。《承诺书》的主要内容是：吴晓波在未经李洋许可的情况下盗刷其民生银行、招商银行、交通银行、广发银行信用卡，造成140400元欠款，吴晓波负责偿还全部银行信用卡欠款及利息。欠条的主要内容是：吴晓波于2014年12月22日向李洋借款140400元，于3个月内还清所借款项并承担期间所产生的利息（参照银行信用卡利息计算）。
2014年12月28日、2015年1月3日、1月11日、1月16日、1月20日、1月22日、2月2日，李洋向其名下的招商银行信用卡内分别存款10000元、19000元、9900元、10000元、10000元、10000元、8202元，合计77102元；2015年1月9日、1月24日、2月13日，李洋向其名下的交通银行银行卡内分别存款13920元、13450元、100元，合计27470元；2014年12月29日、2015年1月3日、1月11日、1月20日，李洋分别向其名下的中国民生银行银行卡内存款1000元、8000元、10000元、17820.36元，合计36820.36元；2014年12月29日、2015年1月3日、1月9日，李洋分别向其名下的广发银行银行卡内存款1000元、5000元、19357元，合计25357元；以上合计166749.36元。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吴晓波有无通过案外人谢金富向李洋偿还169000元。
针对争议焦点，李洋称，吴晓波使用其的信用卡产生的欠款本息合计169000元，在银行的催要之下，李洋将169000元支付给了银行，后将上述信用卡注销。由于李洋向银行实际偿还的欠款本息为169000元，故李洋向吴晓波主张169000元。吴晓波没有向李洋支付过任何款项，更没有支付任何使用信用卡的好处费，李洋也未委托过他人收款，李洋不认识谢金富，从未委托过谢金富代为收取款项。由于吴晓波未还款，故李洋于2014年12月22日报警，在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宝塔桥派出所，吴晓波在警察当面写下了《承诺书》和欠条，李洋并没有胁迫吴晓波。
李洋为证明其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
1、照片四张，以证明李洋提供的《承诺书》和欠条是吴晓波在派出所自愿书写的。
2、2014年12月16日和12月20日李洋与吴晓波的通话录音。其中有：“李洋：16万加朋友钱共20万，你看怎么办？怎么还？吴晓波：慢慢还呗。李洋：慢慢还？还到猴年马月？20万还几年？银行催我还钱了。吴晓波：五六年。”
3、手机短信打印件。其中2014年9月16日的手机短信显示：“李洋：要不我来你家。吴晓波：你就别发了，你来也没用，电话信息都别打了，好了我会找你。李洋：不好意思，我觉得当事人出面会好点，说清楚，你自己承认在外头还差钱，不然我信用卡还是滚的越多啊。吴晓波：别发了，知道了。李洋：我要来。吴晓波：要死我不管。”
吴晓波质证称：1、从照片可以看出，《承诺书》和欠条是吴晓波按照李洋写下的内容抄下来的，可以证明吴晓波是受胁迫而书写的，当时并没有警察在场，只有一个辅警，而李洋和辅警很熟悉。2、对电话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2014年12月16日的录音系李洋设置的圈套，不能证明欠款未还的事实。2014年12月20日录音的主要内容是李洋欠其朋友借款，没有钱还，便向吴晓波借钱。该录音与本案无关。3、对手机短信的真实性无异议，因为李洋已经委托谢金富来向吴晓波收款了，李洋发信息给吴晓波表示也要来，谢金富告诉吴晓波叫李洋不要来了，否则不太好办，吴晓波便按谢金富的要求发短信给李洋，叫李洋不要来了。
针对争议焦点，吴晓波称，其使用李洋的上述信用卡所产生的欠款本金为119000元，吴晓波于2014年9月16日在家中支付给了李洋169000元，包含119000元的本金及5万元的利息和好处费。该款是李洋委托案外人谢金富人代为收取，谢金富持有李洋签名的委托书要求吴晓波还款，吴晓波于2014年9月16日将169000元及五张银行卡（含上述四张信用卡及一张借记卡）交付给了谢金富，并从谢金富处取回了借条原件，但委托书于2014年12月22日被李洋抢走了，是在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宝塔桥派出所抢走的。
吴晓波为证明上述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
1、借条6张。时间分别是2013年3月25日，金额18000元，注明为用李洋民生银行信用卡；2013年4月17日，金额27000元，注明为用李洋招商银行信用卡；2013年6月18日，金额20000元，注明为用李洋招商银行信用卡；2013年7月16日，金额30000元，注明为李洋帮吴晓波从平安银行借款；2013年9月7日，金额24000元，注明为用李洋广发银行信用卡；2013年11月22日，金额50000元，注明用于资金周转；以上合计169000元。
2、光大银行存折一本，证明吴晓波父亲吴建国于2014年9月13日取款3万元；中国建设银行存折一本，证明吴晓波母亲金贵香于2014年9月13日取款2万元；中国工商银行存折一本，证明吴晓波母亲金贵香于2014年8月17日取款2万元；紫金农商银行存折两本，证明吴晓波母亲金贵香于2014年9月13日分两次共取款3万元；中国邮政银行存折一本及取款单一张，证明吴晓波舅舅金贵明于2014年9月13日取款12000元；南京银行存折一本，证明吴晓波舅舅金贵明于2014年9月15日取款7536元；借条1份，证明吴晓波于2014年9月15日向吴晓波姨父借款4万元；以上款项，加上吴晓波家中现金10000元，吴晓波共计支付给谢金富169000元。
3、2014年9月16日李洋与吴晓波父亲吴建国之间的电话录音，与本案有关的内容有：“吴建国：刚才吃饭之前小谢过来，我把钱和五张银行卡全部给他了。李洋：好的，我知道了。吴建国：所以这个问题我也问了他，平安保险卡那钱也在这范围之内，是不是？李洋：是的，好的，也在那之内。吴建国：那就是说跟你之间没有任何经济账了吧？李洋：没有了，没有了。……吴建国：我现在主要就是说这个账，跟你没有人任何经济账了。李洋：知道了，我知道了。……李洋：叔叔，你给小谢多少钱，是不是一起给了？吴建国：反正一起给了，单子我一起拿回来了。李：行，好的。”
4、2015年2月27日的电话录音。吴晓波称，是李洋的朋友打电话给吴晓波，主要内容是谢金富拿到吴晓波给付的169000元，但只给付了李洋40000元，李洋心理不平衡，所以要求与吴晓波谈判。
李洋质证称：1、对借条不予认可，李洋从未委托谢金富收款，也未从谢金富处拿到任何款项，李洋在将涉案信用卡借给吴晓波使用时，未要求吴晓波出具借条，故吴晓波举证的借条不能证明吴晓波已偿还借款。2、对银行存折等证据不予认可，李洋从未收到过吴晓波的任何款项，如果李洋收到吴晓波的还款，应向吴晓波出具收条。3、对2014年9月16日录音的真实性无异议，李洋要求吴晓波还款，但吴晓波威胁李洋，表示让谢金富来要款。李洋与谢金富不熟悉，不可能委托谢金富要款，更不可能向谢金富出具委托书。李洋本以为谢金富在收到款项后会给付李洋，所以才在与吴晓波父亲通话时作出上述表述，但谢金富没有给付李洋任何款项。4、李洋不认识电话录音中的人，李洋没有委托任何人向吴晓波要款，也没有收到过40000元。
由于双方意见分歧，致本案调解无效。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欠条》、《承诺书》、《借条》、信用卡对账单、存款凭证等为证。
原审法院认为，李洋将其名下的信用卡借给吴晓波使用，双方之间成立信用卡借用的合同关系。
基于以下理由，双方之间的信用卡借用合同关系无效。首先，信用卡是发卡行提供给用户凭以向特约单位消费、担保及取现的小额信贷支付工具。发卡行向持卡人提供信用卡主要是基于持卡人的资信状况而授予持卡人在有效期内循环信贷的权利，该种循环信贷的权利与持卡人身份属性相关联。且发卡行向持卡人发行信用卡时，在信用卡领用合约等契约性文件中均事先约定信用卡的用途为信用消费、转账结算及存取现金，同时约定信用卡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持卡人出租、转借或以其他方式交由他人使用信用卡，视为违约。因此，无论从持卡人合同权利性质本身还是从发卡行与持卡人的约定，信用卡持卡人的合同权利均是不能转让给他人行使的。李洋向吴晓波所出借的不仅是信用卡这一载体，更重要的是李洋凭卡所享有的发卡行授予其在信用额度内消费、担保及取现的权利。李洋明知信用卡使用用途有限制，仍然向吴晓波出借多张信用卡，违背了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主观上具有过错。其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妨害信用卡管理活动的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李洋出借信用卡并告知吴晓波交易密码后，吴晓波得以冒用李洋的名义持卡消费、担保或取现，发卡行因吴晓波的冒用行为无法对授信风险进行评估和管理，特约商户在吴晓波使用时也不易审查核实其身份。吴晓波冒用李洋名义使用信用卡的行为，妨害了信用卡管理秩序，有损社会公共利益，主观上亦有过错。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应当组织或者协助组织银行业金融机构相互之间的清算系统，协调银行业金融机构相互之间的清算事项，提供清算服务。具体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制定支付结算规则。”中国人民银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制定了《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和《支付结算办法》。其中《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五十九条规定，银行卡及其帐户只限经发卡银行批准的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持卡人出租或转借其信用卡及其帐户的，发卡银行应当责令其改正，并对其处以1000元人民币以内的罚款。《支付结算办法》第一百四十条、二百二十七条、二百三十九条亦规定，信用卡仅限于合法持卡人本人使用，持卡人不得出租或转借信用卡。持卡人违反本办法规定使用信用卡进行商品交易、套取现金以及出租或转借信用卡的，应按规定承担行政责任。对单位和个人承担行政责任的处罚，由中国人民银行委托商业银行执行。李洋违反上述规定出借用信用卡，吴晓波违反上述规定借用信用卡，双方的恶意串通行为不仅增大了李洋的经济风险和信用风险，还增大了信用卡被恶意透支、形成不良信贷的风险，既损害了发卡行的利益，也妨害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
综上，李洋与吴晓波恶意串通损害银行利益，妨害国家金融管理秩序，有损社会公共利益，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四）项之规定，双方之间的信用卡借用合同依法应认定为无效。
关于争议焦点，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李洋称其以自有资金向银行偿还信用卡欠款169000元，故向吴晓波主张欠款169000元，李洋提交了其向银行还款的凭证及信用卡对账单，并提供了吴晓波书写的欠条和承诺书，如果吴晓波未提交足以推翻的相反证据，则上述证据可以证明吴晓波欠款的事实，但欠款金额应以李洋实际向银行偿还的信用卡欠款金额为准。
吴晓波对欠款事实无异议，但认为其已偿还了欠款169000元，故不再欠李洋任何款项，对此，吴晓波负有举证证明责任。吴晓波主张其已向李洋委托的收款人谢金富支付了169000元，并将借条收回，但委托书后被李洋抢走，李洋对此不予认可。法院认为，不能确定吴晓波所举证的借条即为吴晓波向李洋借用信用卡时向李洋所出具的借条，吴晓波也未举证证明李洋向谢金富出具了代为收款的委托书，故对吴晓波的该意见不予采纳。对吴晓波所举证的银行存折等证据，无法确定与本案的关联性，在无其他证据相佐证的情况下，不能证明所涉款项是用于偿还欠款。对吴晓波所举证的2014年9月16日李洋与吴晓波父亲吴建国之间的通话录音，李洋对真实性无异议，对真实性予以确认。李洋虽在电话中确认其与吴晓波之间的账务结清，但李洋称其之所以如此确认，是因为吴晓波告诉李洋谢金富已代李洋来收款，李洋相信谢金富会将所收欠款交付给李洋。对此，结合李洋举证的当天李洋与吴晓波互发的手机短信息，李洋的该意见具有合理性，予以采纳，吴晓波所举证的该通话录音不能证明其对李洋所负的债务已消灭。吴晓波认为欠条和承诺书是其受胁迫而书写，无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根据李洋举证的银行还款凭证，李洋向银行偿还的款项为166749.36元，故确认吴晓波欠款金额为166749.36元。李洋以自有资金向银行偿还的信用卡欠款系因吴晓波使用信用卡而致，属于李洋因出借信用卡所遭受的损失。对于该166749.36元损失，因李洋与吴晓波之间的信用卡借用合同无效，故应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李洋明知信用卡应仅限其本人使用，但仍出借给吴晓波，其存有明显过错；吴晓波明知其并非持卡人而向李洋借用信用卡，亦存有过错；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吴晓波应承担40%的赔偿责任，李洋应自行承担60%的责任。李洋因出借信用卡所遭受的损失166749.36元，由吴晓波赔偿66699.7元（166749.36×40%）。
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本案中，吴晓波因使用涉案信用卡而取得的非法利益100049.6元（166749.36×60%）应当予以收缴。
李洋主张的误工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一、吴晓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李洋66699.7元；二、驳回李洋的其他诉讼请求。
宣判后，吴晓波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吴晓波应李洋的要求于2014年9月16日将169000元还给了李洋的委托收款人，双方之间已经没有债务关系；2、案涉的欠条、承诺书等证据系吴晓波在被胁迫下向李洋出具的，故该证据系不合法，法院不应采信。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李洋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李洋答辩称，一审法院依据相应的证据作出原审判决事实认定清楚，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1、吴晓波向李洋出具的承诺书、欠条是否是受胁迫所为；2、吴晓波是否已归还了李洋169000元。
关于争议焦点一，即吴晓波向李洋出具的承诺书、欠条是否是受胁迫所为。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虽然吴晓波认为其向李洋出具的承诺书、欠条是在其受胁迫的情况下出具的，主张承诺书、欠条无效，但吴晓波在一、二审理中，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故吴晓波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本院对上诉人吴晓波的该项上诉请求，依法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二，即吴晓波是否已归还了李洋169000元。本案中，吴晓波认为其依据李洋出具给案外人谢金富的代为收款委托书，主张向案外人谢金富交付的169000元系对所欠李洋的还款，对此，李洋不予认可，吴晓波应当对其主张与案涉款项之间的关联性举证证明。审理中，吴晓波未能提交确凿证据证明李洋曾向谢金富出具了代为收款的委托书，且吴晓波出具的承诺书及欠条发生在2014年9月16日李洋与吴建国通话之后，其举证的款项来源等证据也无法直接证明与本案案涉欠款之间具有关联性，故原审法院在吴晓波无其他证据相佐证的情况下，作出对其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信的认定并无不当。上诉人吴晓波的该项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亦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吴晓波的上诉理由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100元，由上诉人吴晓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周 彬
审 判 员 洪 霞
代理审判员 安媛媛
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孔家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