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豫民终1392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黄勇，男，汉族，1973年12月24日出生，住郑州市。
上诉人（一审被告）：李丽娟，女，汉族，1972年12月17日出生，住郑州市金水区。
以上二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国庆，河南青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二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杰，河南青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李爱枝，女，汉族，1965年1月6日出生，台湾省台北县人，经常居住地郑州市金水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杜青波，江苏天之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黄勇、李丽娟因与被上诉人李爱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2016年4月27日作出的(2015)郑民三初字第43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1月2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黄勇、李丽娟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国庆，李爱枝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清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黄勇、李丽娟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请求：依法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李爱枝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审中李爱枝仅能提供借条，以证明双方存在借款法律关系，却未能提供借款法律关系生效的证据，即交付借款的事实证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十六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应当查明当事人借款合同生效的事实，而李爱枝无法提供证据，一审法院本应驳回李爱枝的诉讼请求，但却支持李爱枝的诉请，系认定事实错误。
李爱枝答辩称，黄勇、李丽娟自2003年经朋友介绍向李爱枝多次借款，李爱枝已经履行出借义务。后经多次催要一直没有偿还，2012年3月28日向李爱枝出具19万元的借条，该借条系黄勇、李丽娟的真实意思表示，作为成年人，黄勇、李丽娟应该知道出具借条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李爱枝于2015年10月30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黄勇、李丽娟偿还借款19万元；本案诉讼费用由二人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3月28日，黄勇、李丽娟向李爱枝出具借条一份“借条今借到李爱枝人民币壹拾玖万元整（190000元）。借款人：黄勇、李丽娟”。黄勇、李丽娟在该借条上签字及摁指印。李爱枝多次催要借款，但黄勇、李丽娟未偿还。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最有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中，双方未选择所适用的法律，但李爱枝与黄勇、李丽娟双方经常居住地均在中国内地，故本案应以内地法律作为解决本案合同争议的准据法。
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同期限内返还。本案中，黄勇、李丽娟向李爱枝借款19万元，有其出具的借条为证，该借条系出具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为有效。一审庭审中，黄勇、李丽娟认可该借条的真实性并称李爱枝未支付其款项，证据不足，一审法院对其辩称理由不予支持，故李爱枝持该借条请求黄勇、李丽娟承担还款责任于法有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一审判决：黄勇、李丽娟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爱枝返还借款人民币19万元整。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4100元，由黄勇、李丽娟负担。
根据上诉人黄勇、李丽娟和被上诉人李爱枝的诉辩意见，本院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黄勇、李丽娟是否应偿还李爱枝借款19万元。
本院经审理除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外，另查明：李爱枝与黄勇、李丽娟双方对2003至2009年期间，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无异议，但双方对借款数额意见不一致。李爱枝陈述，其经营画廊生意期间，通过姜公社认识了黄通、李丽娟，2003至2006年间，分三次借给黄勇、李丽娟本金共计12万元，其中第一笔发生在2003年，借给黄勇的5万元，黄勇出具有借条，借条显示的金额为7万元；第二笔、第三笔发生在2006年，借给黄勇5万元，借给李丽娟2万元，黄勇、李丽娟没有出具借条。因黄勇、李丽娟一直没有偿还借款，2012年经双方算账，黄勇、李丽娟为其出具了19万元的借条。
黄勇、李丽娟陈述，2003年5月份，因资金周转不开，找到姜公社家借钱，当时借的5万元，出具了7万元的借条，2004年李爱枝要求每年递增1万元利息。2009年李丽娟向李爱枝借钱2万元，借到后李丽娟没有用，直接将2万元交给了姜公社。2012年李爱枝找我们换条，所以黄勇、李爱枝在2012年的借条上签了字。
案外人姜公社在本院调查时陈述，其与黄勇、李丽娟是多年的朋友，2003年至2006年间，李爱枝借给黄勇、李丽娟12万元，分三笔支付，第一笔借5万元，黄勇出具了7万元的借条，第二笔为5万元，第三笔为2万元，其中第三笔2万元李丽娟也交给了他本人。黄勇、李丽娟借款后，因没有按时还款，双方商议按每年一万元利息递增。到2012年本息加起来共计19万元，黄勇、李丽娟为李爱枝出具了借条。
本院认为，虽然李爱枝与黄勇、李丽娟双方对2012年3月28日前李爱枝借款数额存在争议，但双方在2012年3月28日前存在实际借款关系应该是本案的基本事实，因此，黄勇、李丽娟上诉主张李爱枝没有交付借款，双方的借款合同还没有生效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黄勇、李丽娟向李爱枝借款后，长达十年没有偿还李爱枝的借款，按照黄勇、李丽陈述每年一万元利息计算，其在2012年3月28日向李爱枝出具的借条应是双方对之前本金利息总的结算，黄勇、李丽娟出具借条的行为应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黄勇、李丽娟向李爱枝出具收条后，仍未向李爱枝偿还借款，已经构成违约，其应该按照收条上显示的数额偿还李爱枝。一审确认双方存在借款关系，判决黄勇、李丽娟偿还李爱枝19万元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黄勇、李爱枝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100元，由黄勇、李丽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孙 玉 华
审 判 员 田 伍 龙
代理审判员 吴 延 峰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翟小芳（代）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6）豫民初29号
原告：淮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住所地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县北关苏花园。
法定代表人：宋志谙，该社理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璞，河南世纪通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律师。
被告：北京政泉控股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大屯里317号。
法定代表人：贾鑫，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昂杨，该公司职员。
委托诉讼代理人：车莉丽，该公司职员。
第三人：中原信托有限公司，住所地郑州市商务外环路24号。
法定代表人：黄曰珉，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倩，该单位职员。
原告淮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淮阳农信社）与被告北京政泉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政泉公司）、第三人中原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信托公司）信托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7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淮阳农信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玉璞、被告北京政泉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昂杨和车莉丽、第三人中原信托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淮阳农信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北京政泉公司支付拖欠的本金回购款10亿元和截至起诉日止的溢价回购款148500000元；2.判令北京政泉公司自起诉日起，以实际占用其资金数额为基数，按照年11%向其支付资金占用费；3.判令北京政泉公司按照日万分之五向其支付所拖欠本金回购款和溢价回购款的违约金，该违约金计算至起诉日止为54678041.67元；4.判令北京政泉公司排除妨碍，履行合同义务，确保其按照约定行使、处分北京金泉广场C座和D座商业物业资产收益权；5.判令北京政泉公司承担其已发生的实现债权费用550万元；6.确认中原信托公司与北京政泉公司签订的抵押合同有效，其对抵押合同项下的抵押物享有抵押权；7.判令北京政泉公司按照主债务总额（以判决书认定的数额为准）的5%向其支付抵押合同违约金，金额暂定为6000万元；8.本案的诉讼费用，全部北京政泉公司负担。上述诉讼请求中，截至起诉日止，涉及金钱给付内容部分的金额为1268678041.67元。
事实和理由：一、根据北京政泉公司的融资申请，2013年7月31日其和中原信托公司签订了“豫中信单字【2013】第335-1号”《【中原信托﹒北京政泉特定资产收益权投资】单一资金信托合同》（以下简称信托合同）一份，设立“中原信托﹒北京政泉特定资产收益权投资单一资金信托”，其作为委托人和受益人，将10亿元资金信托给中原信托公司，用于购买北京政泉公司所持有的北京金泉广场C座和D座商业物业资产收益权（以下简称特定资产收益权）；同日，中原信托公司作为购买方与作为回购方的北京政泉公司签订了编号为“豫中信字【2013】第335-2号”的《【北京政泉】特定资产收益权购买与回购合同》（以下简称回购合同）、编号为“豫中信字【2013】第335-3号”的《抵押合同》（于2013年8月2日办理了抵押登记）。根据回购合同的约定，购买方向北京政泉公司支付购买款10亿元，享有特定资产收益权、回购款等债权及相应担保权利，其中：自第一笔购买款从信托账户划出之日起，购买方就应享有特定资产收益权；北京政泉公司应于2016年1月31日向购买方支付本金回购款3亿元、于2016年4月31日向购买方支付本金回购款3亿元、于2016年7月31日向购买方支付本金回购款4亿元，并以实际收到的本金购买款为基数、按照11%的年化溢价率在每季度末的第20日向购买方支付溢价回购款（最后一笔溢价回购款与相应本金回购款一起在该笔本金回购款的到期日一并偿还完毕，逾期支付本金回购款的则按年11%支付资金占用费）；北京政泉公司逾期付款的，应按照日万分之五向购买方支付违约金、承担购买方实现债权的费用，购买方并有权采取宣布未到期的回购款提前到期等措施。依据抵押合同，北京政泉公司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回购合同项下的本金回购款、溢价回购款、违约金、赔偿金及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经济损失等；抵押人北京政泉公司违约的，应按回购合同主债权数额的5%支付违约金，并赔偿因此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所有损失。因回购合同及抵押合同引发诉讼的，合同约定由购买方（抵押权人）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二、合同签订后，其分四笔（2013年7月31日三笔共8亿元，2013年8月2日一笔2亿元）向中原信托公司支付了10亿元的信托资金，中原信托公司分四笔（2013年8月2日一笔2亿元，2013年8月15日三笔8亿元）向北京政泉公司支付了特定资产收益权购买款10亿元，履行了回购合同项下购买方的义务。但北京政泉公司应于2016年1月31日支付的本金回购款3亿元、应于2016年4月31日支付的本金回购款3亿元，至今分文未付；溢价回购款自2015年第二季度起，北京政泉公司就已经停止支付；同时，由于北京金泉广场C座和D座商业物业资产被多家司法机关查封等北京政泉公司一方的原因，购买方未能实际行使和处分回购合同项下的特定资产收益权和抵押合同项下的抵押权。三、依据信托合同，北京政泉公司逾期支付本金回购款或者溢价回购款超过5日的，回购合同项下的财产权利及救济权转移至淮阳农信社；而回购合同也明确约定，当上述转移发生时，北京政泉公司应无条件的向淮阳农信社（信托财产权利归属人）继续履行义务。由于北京政泉公司出现了违约和履约不能的情形，2016年6月16日，其和中原信托公司签订了《北京政泉特定资产收益权投资信托项目补充协议书》（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书）一份，确认回购合同及担保合同项下中原信托公司的权利转移至淮阳农信社，并约定双方共同将相关事宜通知北京政泉公司。2016年7月1日，其和中原信托公司派专人按照回购合同第23.2条、抵押合同第14.2条之规定向北京政泉公司送达了购买方合同权利转移及回购方履约并承担违约责任的《通知书》一份及回购合同付款《对账单》一份。2016年7月4日，其又书面通知北京政泉公司：依据回购合同第19条之规定，宣布北京政泉公司应于2016年7月31日前支付的4亿元本金回购款，在通知书送达后提前到期，北京政泉公司应在收到通知书后3日内，支付回购合同项下全部下余回购款（包括本金回购款和溢价回购款），确保其行使特定资产收益权和抵押权，并承担相关违约责任。但北京政泉公司在接到通知后仍置之不理。为实现债权，其聘请律师支付500万元，还支付住宿交通费50万元。北京政泉公司违约且拒不担责，侵害了其合法权益，相关损失仍在不断扩大中。
淮阳农信社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十组证据。证据1：2013年7月5日北京政泉公司出具的《融资申请书》和2013年7月15日淮阳农信社和中原信托公司签订的信托合同。证据2:2013年7月31日中原信托公司与北京政泉公司签订的回购合同。证据3:2013年7月31日中原信托公司与北京政泉公司签订的抵押合同及抵押物他项权证。证据4：淮阳农信社向中原信托公司支付信托资金10亿元的凭证。证据5：中原信托公司向北京政泉公司支付特定资产收益权购买款10亿元的凭证。证据6:2016年6月16日淮阳农信社和中原信托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书。证据7:2016年6月29日淮阳农信社和中原信托公司共同出具的致北京政泉公司的《通知书》。证据8:2016年6月29日中原信托公司出具的要求北京政泉公司确认的《对账单》。证据9:2016年7月4日淮阳农信社出具的致北京政泉公司的《通知书》及特快专递邮寄送达的凭证。证据10：淮阳农信社和河南世纪通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签订的《代理服务合同》和律师费及交通住宿费的付款凭证及发票。
北京政泉公司辩称，淮阳农信社不具备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1.本案中，淮阳农信社与中原信托公司签订有一份信托合同，中原信托公司与其签订有一份回购合同，但是淮阳农信社没有与其签署任何合同，也不存在其他直接的法律关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淮阳农信社无权直接向其主张权利。2.淮阳农信社无法通过债权转让取代中原信托公司的回购合同主体地位。首先，回购合同的业务是典型的信托投资业务，根据《商业银行法》第43条、《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商业银行及信用社能否从事委托货款业务的复函》第一条关于明令禁止商业银行及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从事信托投资业务的规定，淮阳农信社没有资格成为回购合同的合同主体。并且这种债权转让约定本身与人民银行及《贷款通则》的相关规定相违背，根据民事约定不得违反法定原则，淮阳农信社依据该等约定取得合同相对方的主体地位于法无据。其次，从信托合同附表六风险提示所记载的内容可知，淮阳农信社对于该笔投资可能存在风险，及因各种风险最终可能导致信托本金损失结果是心知肚明的，这说明淮阳农信社给中原信托公司的10亿元是投资而非借款，两者之间并不存在还本付息的债权。而中原信托公司与北京政泉公司之间是收益权回购法律关系，中原信托公司对北京政泉公司所享有的权利是要求履行回购义务的请求权之债。本案三方之间的两种债权既不是同一种类也不是同一性质，不存在可以随意转让的可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规定，淮阳农信社与中原信托公司的债权转让无效。故不论是从主体资格上还是从债权性质上，淮阳农信社都无法通过债权转让方式取代中原信托的合同主体地位，从而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向其主张权利。恳请驳回淮阳农信社对其全部诉讼请求。
北京政泉公司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三组证据，证据1：2013年7月31日中原信托公司与其签订的回购合同。证据2：中原信托公司向其支付特定资产收益权购买款10亿元的凭证。证据3：其向中原信托公司支付溢价回购款的凭证。
中原信托有限公司述称，2016年6月16日，其和淮阳农信社签订补充协议，确认回购合同及抵押合同项下的财产权利及诉权，均已经以维持“信托终止时的财产原状的方式”转移至淮阳农信社。2016年7月1日，其和淮阳农信社就此派专人向北京政泉公司送达了书面《通知书》，载明“贵司对于本通知的陈述和内容若有任何异议、疑问或者其他意见，应在收到本通知后三日内书面函复，否则视为接受”，北京政泉公司在规定期限内未书面函复其或淮阳农信社。其已不是本案有关合同的权利人，无权提起本案诉讼，对于淮阳农信社的诉讼请求及其事实和理由，均无异议。
本院组织当事人对证据进行了质证。对于淮阳农信社提交的十组证据中的1、4、6，北京政泉公司质证认为系淮阳农信社和中原信托公司之间的协议和付款，与其无关；对于证据2、3、5,认可其真实性，认为这恰恰说明其和中原信托公司才是合同主体；对于证据7、8、9，认可收到，但不认可债权转让效力，亦不完全认可对账单计算内容；对于证据10，认为不能证明是为实现涉案债权所支付的必要合理费用；对于上述证据的关联性、证明方向等质证意见，同答辩意见。对于北京政泉公司提交的三组证据，淮阳农信社认可其真实性。中原信托公司对淮阳农信社和北京政泉公司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
上述证据当事人对真实性无异议的，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当事人的诉辩、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根据北京政泉公司的融资申请，2013年7月31日淮阳农信社和中原信托公司签订信托合同，设立“中原信托﹒北京政泉特定资产收益权投资单一资金信托”，淮阳农信社作为委托人和受益人，将10亿元资金信托给中原信托公司，用于购买北京政泉公司特定资产收益权。信托合同在附表二中约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信托提前终止……1.3信托存续过程中，出现本金回购款或溢价回购款逾期，且债务人在逾期5日内仍未履行偿债义务的，则信托合同将自动提前终止”；在附表四剩余信托财产的移交中约定“1.信托终止或提前终止后，如回购方部分或全部没有偿还本金回购款或溢价回购款的，则剩余信托财产中存在非资金形式的信托财产，如特定资产收益权，受托人将以维持信托终止时的财产原状的方式转移给受益人……3.特定资产收益权自转移给受益人之时起，包括特定资产收益权的管理、债权主张、担保权的主张、债权风险等均由受益人承担，由受益人就信托本金购买回购方特定资产收益权直接向债务人主张权利，受托人将不再负担任何义务”。
信托合同签订同日，中原信托公司作为购买方与作为回购方的北京政泉公司签订回购合同和抵押合同。2013年8月2日办理抵押登记，他项权证为京朝他项（2013）第00346号、x京房他证朝字第4107**号、x京房他证朝字第4107**号。回购合同约定，购买方向回购方支付购买款10亿元，享有特定资产收益权、回购款等债权及相应担保权利，其中：自第一笔购买款从信托账户划出之日起，购买方就应享有特定资产收益权；回购方应于2016年1月31日向购买方支付本金回购款3亿元、于2016年4月31日向购买方支付本金回购款3亿元、于2016年7月31日向购买方支付本金回购款4亿元，并以实际收到的本金购买款为基数、按照11%的年化溢价率在每季度末的第20日向购买方支付溢价回购款；回购方逾期付款的，应按照日万分之五向购买方支付违约金、承担购买方实现债权的费用，购买方并有权采取宣布未到期的回购款提前到期等措施。回购合同还在通用条款其他部分约定“27.2……购买方有权以书面形式通知回购方转让债权，但购买方依据信托的信托合同向信托财产权利归属人转移剩余信托财产（即本合同项下债权）的行为不是债权转让行为，无需另外通知回购方，剩余信托财产转移后，回购方应当无条件向信托财产权利归属人继续履行义务”。抵押合同约定，北京政泉公司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回购合同项下的本金回购款、溢价回购款、违约金、赔偿金及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经济损失等；抵押人违约的，应按回购合同主债权数额的5%支付违约金，并赔偿因此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所有损失。
信托合同和回购合同签订后，淮阳农信社履行了信托合同项下委托人义务，分四笔（2013年7月31日三笔共8亿元，2013年8月2日一笔2亿元）向中原信托公司支付10亿元信托资金；中原信托公司履行了回购合同项下购买方义务，分四笔（2013年8月2日一笔2亿元，2013年8月15日三笔8亿元）向北京政泉公司支付10亿元特定资产收益权购买款。北京政泉公司自2015年第二季度起停付溢价回购款，至本案诉讼欠付148500000元，本金回购款分文未付。
2016年6月16日，淮阳农信社和中原信托公司签订补充协议书，确认回购合同及抵押合同项下中原信托公司的权利转移至淮阳农信社。2016年7月1日，淮阳农信社和中原信托公司向北京政泉公司送达了购买方合同权利转移及回购方履约并承担违约责任的《通知书》及回购合同付款《对账单》。2016年7月4日，淮阳农信社书面通知北京政泉公司：依据回购合同第19条之规定，宣布北京政泉公司应于2016年7月31日前支付的4亿元本金回购款，在通知书送达后提前到期，北京政泉公司应在收到通知书后3日内，支付回购合同项下全部下余回购款（包括本金回购款和溢价回购款），确保其行使特定资产收益权和抵押权，并承担相关违约责任。北京政泉公司认可收到上述两份通知和对账单，但不认可淮阳农信社和中原信托公司债权转让行为的效力，亦不认可对账单计算内容。淮阳农信社以北京政泉公司为被告、中原信托公司为第三人诉至法院，引起本案。
北京政泉公司庭审中对若不考虑淮阳农信社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的前提下，也就是如果中原信托公司提起诉讼的话，各项费用应否支持及数额计算有无异议发表了意见，并于庭后提交了书面答辩状。其中载明：
对于第1项诉请，即支付拖欠的本金回购款10亿元和截至起诉日止拖欠的溢价回购款148500000元，无异议。
对于第2项诉请，即自起诉日起，以实际占用资金数额为基数，按照年11%向其支付资金占用费，不应该支持。该项诉请依据的是回购合同34.1条。该条的适用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合同的任何约定与国家法律、法规或监管政策发生冲突导致合同确已无法实施时才会产生资金占用费的计取，而本案中适用该条款的条件并未成就。
对于第3项诉请，即按照日万分之五支付所拖欠本金回购款和溢价回购款的违约金54678041.67元，数额计算有误，应为52278041.67元。因第四笔4个亿的本金，按合同约定的到期时间为2016年7月31日，计算违约金时从2016年7月7日起开始不当，多计算了240万元。此外，其无法按时支付到期债务产生违约，主要原因在于协助配合中纪委调查，资金帐户被暂时冻结所致，其主观上并不存在恶意违约的故意，自身也因此而遭受了巨额损失，为公平起见，申请法院对于违约金大幅酌减。
对于第4项诉请，即令其排除妨碍，履行合同义务，确保能按约行使、处分北京金泉广场C座和D座商业物业资产收益权，不应当支持。首先，排除妨碍的权利主张只出现在相邻权纠纷之中。回购合同中，对于所谓的收益权只是资产证券化概念下完成信托投资业务而采取的一种表述，合同签订之初各方即明知上述物业处于空置状态，即未装修，也未对外出租。收益权仅是个概念，并不会真正实施。其次，目前上述物业仍处于空置状态，无法对外出租运营的原因既有公安机关的查封，也有司法机关的查封。淮阳农信社希望通过判决排除上述障碍，于法无据，于理不合。
对于第5项诉请，即承担已发生的实现债权费用550万元，不应当支持。首先，实现债权有很多种方法，聘请律师并非唯一必要的方法，淮阳农信社与其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通畅的沟通，完全没有必要以诉讼的方式实现债权，即便穷尽其他方式不得不以诉讼方式来实现，淮阳农信社的风控法务部门也完全可以胜任，没有必要花费500万的巨资聘请律师来实现债权。其次，从淮阳农信社提供的住宿发票和高铁票中，住宿费用高达50余万，多张高铁票存在商务座、一等座及起始车站并非北京至郑州等问题，不能证明均是为实现涉案债权所支付的必要合理费用。
对于第6项诉请，即确认中原信托公司与北京政泉公司签订的抵押合同有效，淮阳农信社对抵押合同项下的抵押物享有抵押权，其认可抵押合同有效，但淮阳农信社希望通过法院裁判确认享有抵押权，有违不动产抵押须经抵押登记方可生效的法律规定，不应当支持。
对于第7项诉请，即令其按照主债务总额（以判决书认定的数额为准）的5%支付抵押合同违约金暂定6000万元，不应当支持。因截至本案诉讼，第一顺位的抵押权人依然是中原信托公司，并且目前抵押房屋的市场价值远远高于涉案债务。虽然后续因为配合调查等原因，导致上述物业被其他机构轮侯查封，但并不影响本案债权人第一抵押权人的地位和抵押物价值，其不存在违约行为。
另查明：淮阳农信社在代理词中，对于其诉请第4项中的特定资产收益权，明确为通过租赁、出售、广告方式处分特定资产获得收益，并以其收益抵偿本案确定的北京政泉公司债务。
本院认为，2013年7月31日淮阳农信社和中原信托公司签订的信托合同，同日中原信托公司与北京政泉公司签订的回购合同和抵押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均应依约履行。
淮阳农信社支付中原信托公司10亿元，中原信托公司支付北京政泉公司10亿元，依约履行了合同义务。但北京政泉公司从2015年第二季度就未再依约支付溢价回购款，本金回购款亦分文未付，构成违约。对于该情形，淮阳农信社和中原信托公司在信托合同中约定，本金回购款或溢价回购款逾期超过5日仍未支付，信托合同自动提前终止。同时约定，信托提前终止后，仍没有偿还本金回购款和溢价回购款，剩余信托财产中存在非资金形式的信托财产，如特定资产收益权，受托人即中原信托公司将以维持信托终止时的财产原状的方式转移给受益人即淮阳农信社，受益人淮阳农信社就信托本金购买的特定资产收益权直接向回购方即北京政泉公司主张权利，中原信托公司将不再负担任何义务。根据中原信托公司和北京政泉公司的回购合同，购买方即中原信托公司有权以书面形式通知回购方即北京政泉公司转让债权，但购买方即中原信托公司依据信托的信托合同向信托财产权利归属人即淮阳农信社转移剩余信托财产的行为不是债权转让行为，剩余信托财产转移后，回购方即北京政泉公司应当无条件向信托财产权利归属人即淮阳农信社继续履行义务。2016年6月16日，淮阳农信社和中原信托公司签订补充协议，确认本案回购合同项下的财产权利及诉权，以维持信托终止时的财产原状的方式转移至淮阳农信社，并通知了北京政泉公司，故淮阳农信社作为信托财产归属人，有权提起本案诉讼。北京政泉公司主张淮阳农信社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淮阳农信社的各项诉请应否支持，分述如下：第1项诉请。各方对北京政泉公司欠付本金回购款和溢价回购款数额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淮阳农信社主张北京政泉公司支付拖欠的本金回购款10亿元和截至起诉日止拖欠的溢价回购款148500000元，本院予以支持。
第2项诉请。根据回购合同，回购方应以实际收到的本金购买款为基数、按11%的年化溢价率支付溢价回购款，其实质是双方对于实际占用资金对价的约定。因北京政泉公司收到10亿元本金购买款后，直至本案诉讼分文未付，其实际占用淮阳农信社的资金，理应支付对价。淮阳农信社主张自起诉日起，以实际占用资金数额为基数，按照年11%向其支付资金占用费，应予支持。北京政泉公司关于计取资金占用费条件并未成就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第3项诉请。双方对于逾期付款违约金约定计算标准为日万分之五无异议，分歧在于一笔4亿元的本金回购款未逾期支付应否计算违约金。根据回购合同，该笔本金回购款本应由北京政泉公司于2016年7月31日支付，但该合同还约定，逾期付款的，购买方有权采取宣布未到期的回购款提前到期等措施。淮阳农信社以北京政泉公司逾期支付其他本金回购款为由，主张该笔4亿元回购款提前到期，就此通知北京政泉公司并按提前到期日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有合同依据。北京政泉公司主张该笔回购款未逾期支付不应计算违约金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北京政泉公司酌减逾期付款违约金的申请，因约定计算标准日万分之五折合年利率为18.25%，而回购方以实际收到本金购买款为基数支付溢价回购款的年化溢价率为11%，如前所述，溢价回购款实质是实际占用资金的对价，按此计算，回购方实际占用资金要承担年利率28.25%的对价，明显过高，北京政泉公司的该项申请，应予支持。综合本案情况，参照民间借贷对总计超过年利率24%部分不予支持的规定，本院将北京政泉公司逾期付款违约金酌定为39489696.76元。
第4项诉请。根据回购合同，购买方向回购方支付第一笔购买款后，就享有特定资产收益权。淮阳农信社在本案纠纷之前未就此主张权利，其在代理词中明确，通过租赁、出售、广告方式处分特定资产获得的收益，用于抵偿北京政泉公司的债务，由此可知，特定资产收益是其实现债权和北京政泉公司履行债务的款项来源之一，但并非唯一。没有证据证明因北京政泉公司违反合同义务，妨碍淮阳农信社行使特定资产收益权，故对其该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第5项诉请。根据回购合同约定，北京政泉公司逾期付款的，应承担购买方实现债权的费用。抵押合同也约定，北京政泉公司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淮阳农信社提交了《代理服务合同》和律师费及交通住宿费的付款凭证及发票，主张因维权实际支出500万元律师费和50万元交通住宿费。北京政泉公司认为无法证明均是为实现涉案债权所支付的必要合理费用。对于律师费，因有委托双方签订的合同和付款凭证及发票，本院予以支持。对于交通住宿费，因部分票据不能证明系因本案所支付，对其必要合理部分予以支持，综合纠纷各方当事人不在同一城市和维权过程及时间等因素，本院酌定支持10万元。
第6项诉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抵押权不得与债权分离而单独转让或者作为其他债权的担保。债权转让的，担保该债权的抵押权一并转让，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该条系关于抵押处分从属性的规定，抵押权作为从权利随债权转让而转让，债权受让人基于法律的明确规定而取得抵押权。本案中，淮阳农信社受让中原信托公司对北京政泉公司的债权，依据法律规定有权受让与涉案债权相关的抵押权。淮阳农信社主张该项诉请，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第7项诉请。北京政泉公司和中原信托公司签订抵押合同后，办理了抵押登记。北京政泉公司在抵押合同履行中未有违约行为，淮阳农信社该项诉请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淮阳农信社的部分诉讼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部分诉讼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北京政泉控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淮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拖欠的本金回购款10亿元和截至起诉日止拖欠的溢价回购款148500000元；
二、北京政泉控股有限公司向淮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支付从起诉之日起至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以10亿元为基数，以11%年利率为标准，从2016年7月28日起计算至还清之日）；
三、北京政泉控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淮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支付拖欠本金回购款和溢价回购款违约金39489696.76元；
四、北京政泉控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淮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支付实现债权费用510万元；
五、淮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享有2013年7月31日中原信托有限公司与北京政泉控股有限公司签订的抵押合同项下的抵押权（他项权证为京朝他项（2013）第00346号、x京房他证朝字第4107**号、x京房他证朝字第4107**号）；
六、驳回淮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385190元，保全费5000元，由淮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负担640000元，北京政泉控股有限公司负担575019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最高人民法院。
审判长史昶伟
审判员田伍龙
代理审判员孔庆贺
二○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翟小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