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6）湘01行终87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邓银波。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荷花路7号。
法定代表人何军，局长。
委托代理人何燕辉，女，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黎之昊，湖南通程律师事务所律师。
邓银波因诉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作出的城市公共客运行政处罚决定一案，不服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16）湘0102行初21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15年11月6日9时35分，市交通执法局行政执法人员在实施城市公共客运监督检查时，发现邓银波驾驶牌号为湘A1FE**吉利牌轿车在长沙市劳动路和一国际大酒店附近路段从事运营。经执法人员调查，邓银波与乘客互不相识,该乘客搭乘邓银波所驾汽车欲前往长沙市东塘路段，乘客到目的地后会向邓银波给付运费。在调查过程中，行政执法人员向邓银波出示了行政执法证件，告知了执法人员身份，因邓银波无法提供《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和《出租汽车车辆运营证》等有效证明文件，市交通执法局行政执法人员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经报负责人批准，当场作出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决定对邓银波现场所驾车辆实施暂扣的行政强制措施，并告知了邓银波享有陈述、申辩、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等相关权利。2015年11月11日，市交通执法局向邓银波作出《行政处罚事前告知书》。2015年11月17日，市交通执法局对邓银波作出罚款2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15年11月26日，因邮寄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被退回，市交通执法局在三湘都市报A24版刊登公告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邓银波不服，诉至法院。
原判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长沙市城市公共客运条例》的规定，市交通执法局具有对非法运营的车辆进行行政处罚的行政执法职权。市交通执法局提供的现场执法人员的《关于湘A1FE**吉利小轿车非法运营经过》、现场视频资料等证据，能够证明邓银波驾驶车辆未取得《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和《出租汽车车辆运营证》，其于2015年11月6日驾驶牌号为湘A1FE**吉利牌轿车在长沙市劳动路和一国际大酒店附近路段从事运营，邓银波与乘客互不相识，该乘客搭乘邓银波所驾汽车欲前往长沙市东塘路段，乘客到目的地后会向邓银波给付运费。根据生活常识判断，双方未谈及免费搭乘，在对目的地协商一致后，拟在上车后议价，并到目的地后邓银波按议价商定收取运费，故邓银波以营利为目的搭载乘客行为属于非法运营违法行为。邓银波诉称是顺路免费搭乘，但邓银波对此未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市交通执法局提供的现场执法证据足以证明邓银波有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法营运行为。邓银波诉称的事实和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市交通执法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行政法规正确，邓银波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邓银波的诉讼请求。
邓银波不服，上诉称：原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一、原判根据生活常识判断上诉人的行为属于“非法运营违法行为”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三条的规定：人民法院裁判行政案件，应当以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二、原判认定的“拟在上车后议价”、“到目的地后邓银波按议价商定收取运费”是一种主观想法，是猜测；三、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故因为上诉人不能证明免费搭乘就认定“非法运营”明显违背行政诉讼举证规则；四、上诉人对原审中行政机关提交的证据持怀疑态度：1、视听资料是删减过的，没有提供原始载体，也未注明制作方法、时间、制作人及该声音内容的文字记录；2、《关于湘A1FE**吉利小轿车非法运营经过》，该证据属于《行政诉讼法》所列八个证据类型的哪一类？自己给自己写一个《经过》，这样的证据有什么证明效力呢？3、《送达回证》、《退信凭证》、《公告》、《杨灿扣押期限申请书》、《延长扣押期限决定书》明显不合法，不能达到证明目的；4、被上诉人的行政行为“明显不当”，显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条：“…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系典型的滥用自由裁量权。综上：上诉人请求依法撤销（2016）湘0102行初217号行政判决并依法改判。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答辩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存在非法运营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上诉人的行为违反《长沙市城市公共客运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从事出租汽车客运经营的经营者应当依法取得公共客运主管部门颁发的经营许可证，投入运营的车辆应当依法取得公共客运主管部门颁发的车辆运营证”以及该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未取得线路经营许可证、出租汽车车辆运营证的车辆，不得用于城市公共客运运营”之规定，构成非法运营。二、一审判决认定答辩人对被答辩人作出罚款贰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内容适当，且程序合法。鉴于被答辩人的行为构成非法运营的事实，答辩人依法对被答辩人采取扣押其车辆的行政强制措施，妥善保管其车辆，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向被答辩人告知作出行政强制措施的事实、依据、依法享有的权利与救济途径。随后，答辩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和《长沙市城市公共客运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五十七条第一款以及《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自由裁量权基准（一）》第2条的规定，答辩人对被答辩人作出罚款贰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并制作了处罚决定[2015]00035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被答辩人。综上，被答辩人的上诉理由与事实不符，其上诉请求于法无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请求法院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当事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和依据已随案移送本院。经审查，本院认定的事实与原审无异。
本院认为，本案主要审查被上诉人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作出的[2015]00035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合法性。本案中，被上诉人提供的现场执法人员的《关于湘A1FE**吉利小轿车非法运营经过》、现场视频资料等证据，能够证明上诉人邓银波驾驶车辆未取得《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和《出租汽车车辆运营证》，其于2015年11月6日驾驶牌号为湘A1FE**吉利牌轿车在长沙市劳动路和一国际大酒店附近路段从事运营，邓银波与乘客互不相识，该乘客搭乘邓银波所驾汽车欲前往长沙市东塘路段，乘客到目的地后会向邓银波给付运费。根据生活常识判断，双方未谈及免费搭乘，在对目的地协商一致后，拟在上车后议价，并到目的地后邓银波按议价商定收取运费，故上诉人以营利为目的搭载乘客行为属于非法运营违法行为。被上诉人依职权对上诉人采取扣押其车辆的行政强制措施，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向其告知作出行政强制措施的事实、依据、依法享有的权利与救济途径。随后，被上诉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和《长沙市城市公共客运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第五十七条第一款以及《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自由裁量权基准（一）》第2条的规定，作出处罚决定送达上诉人。因此，被上诉人作出的[2015]00035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行政法规正确。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原审判决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诉讼费50元，由上诉人邓银波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陈光辉
审判员 柳志敢
审判员 王真铮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记员 刘 哲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的，判决或者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
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