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江蓬法荷民初字第365号
原告：刘全成，男，1957年12月9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白水县。
委托代理人：曾海峰，广东泰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余庆枝，男，1958年8月24日出生，汉族，住江门市蓬江区。
委托代理人：马光明，广东泓科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志恒，广东泓科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原告刘全成诉被告余庆枝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4月1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同年8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曾海峰，被告余庆枝的委托代理人马光明、李志恒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和被告系合伙关系，自1996年3月起，合伙在江门市荷塘镇耙冲围批发市场做水果批发生意，双方约定：由原告先行垫款购买苹果，并将其发货到被告的档口销售，原告的代垫款在苹果销售后的回款中先行支付，年底对帐，利润及亏损均按50%平摊。
自1996年3月26日起，原告开始垫付资金购买苹果后向被告发货，截止到1997年1月4日，原告垫付资金2073306元，发送苹果60车次，然而被告在销售回款中仅向原告支付了184万元代垫款，尚有余款243306元未付。1997年2月初，原告催促被告付款，然被告不仅不付款，反而携带合伙款项不知去向，原告向公安机关报案经追诉18年但仍无结果。
原告认为，原、被告之间的合伙关系真实合法、有效，被告占有原告代垫款及合伙款项的行为，损害了原告的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确认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合伙关系已终止；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代垫款232729元并支付逾期还款利息（自1997年9月6日按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暂计算至2014年4月16日的利息为260641.48元，实际利息支付至判决书生效至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在举证期限内提供的证据有：1、江门市公安局蓬江分局出具《证明》1份；2、货运合同20份；3、植物检疫证书8份；4、银行贷款凭证3份；5、收条3份；6、发货账本2本；7、收货账本2本；8、银行电汇单16份；9、历年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一揽表1份。
被告辨称：一、被告与原告不存在所谓的“合伙关系”，原告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与被告存在合伙关系，人民法院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1、原告主张合伙关系没有事实依据。
原告在《起诉状》“事实和理由”中称：“原告与被告系合伙关系，自1996年3月起，合伙在江门市荷塘镇杷冲围批发市场做水果批发生意。”原告既不能提供合伙批发水果的相关协议，也不能提供相应的营业执照，就连做批发水果生意的地址都没有搞清楚。根据原告所说，自1996年3月26日起至1997年1月4日，原告共为被告垫付资金200多万元，但原告却没有相关合伙协议，没有合伙企业营业执照，更不知道合伙经营的地点，200多万元在17年前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原告的行为显然不符合常理，其主张原、被告存在合伙关系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2、法律规定个人合伙应当订立书面协议，被告从来没有与原告约定过合伙协议，双方根本不存在合伙关系。
《民法通则》第30条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第31条规定：“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
被告从来没有与原告约定过任何关于合伙批发水果的协议，也没有与原告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债务承担、入伙、退伙、合伙终止等事项进行过约定，因此，被告与原告根本不存在合伙关系。
3、原告主张与被告存在合伙关系，应就合伙关系的成立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5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原告主张与被告存在合伙经营水果批发生意，应当对此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既然连合伙关系都不成立，原告起诉要求“确认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合伙关系已终止”更是子虚乌有，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二、被告从来没有收到原告委托第三人交付的苹果，原告称“垫付资金购买苹果向被告发货”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1、原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告收取了原告所谓的60车苹果。
原告举证据以证明被告收取其60车苹果的证据二至证据七均为原告自行制作的单方证据，而且证据之间也是互相矛盾的。原告诉称被告收取其60车苹果，但货运合同只有20份，而且有部分合同就连收货人都没有，有部分收货人根本就不是“余庆枝”，可见原告在伪造这些证据的过程中是极其粗糙。原告诉称被告收取其60车苹果，但原告自行制作的《发货帐本》和《收货账本》只有36车，而且36车的所谓垫款就已经是2073306元，何来的60车苹果？再次证实原告的证据是伪造的，是相互矛盾的，被告从来没有收到过原告的苹果，原告要求被告支付代垫款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
三、被告曾在1996年向刘小冯购买过5车苹果，刘小冯要求被告将5车苹果款合共26.5万元划到指定帐户上，被告向刘小冯购买苹果的款项已支付完毕。
1996年，被告确在江门市蓬江区杷冲水果批发市场做水果批发生意，在江会路做水果批发的刘小冯向被告推荐其家乡的苹果，声称能得到从产地直接到江门的第一手货源，为此，被告向刘小冯购买了5车苹果合共26.5万元，其后刘小冯要求被告将货款划到一个叫“刘全成”的人名下（后来被告才听刘小冯说“刘全成”是其父亲。），被告共分四次将26.5万按刘小冯的要求划到指定帐户上，原告购买苹果的款项已全部支付完毕，被告没有拖欠刘小冯苹果款，更没有拖欠原告刘全成苹果款，原告要求支付所谓苹果代垫款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恳请法院依法驳回。
四、即使原告的实体权利存在，本案也明显已过两年法定诉讼时效，人民法院亦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1987年1月1日施行的《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第137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第140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
原告诉称“1997年2月初，原告催促被告付款，然被告不仅不付款，反而携带合伙款项不知去向……”。原告应在知道自己权利被侵害时（即1997年2月）起至1999年2月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原告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在事隔17年后才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的起诉早已过法定二年诉讼时效，应予驳回。
实质上，被告并没有离开广东，而是一直在东莞做生意至今，并且经常回江门看望两个孩子，被告不但没有像原告所称的逃跑，而且还在2004年至2007年间在荷塘镇三丫开发区租厂经营服装。
五、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法治原则，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关于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原告诉求早已过诉讼时效。
2008年8月11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50次会议通过，自2008年9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5条规定：“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上述机关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之日起重新计算。”第23条规定：“本规定施行后，案件尚在一审或者二审阶段的，适用本规定；”
根据原告提供的江门市公安局蓬江分局的《证明》显示，原告是在1997年9月6日向新城派出所报案，再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第23条的规定，如果原告在2008年9月1日前向法院提起诉讼，2008年9月1日后案件一审或二审尚未审结，则该案件完全可以适用上述司法解释第15条关于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但是，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是在2014年6月，本案根本不适用该司法解释，原告所谓诉求早已过法定的两年诉讼时效，原告早已丧失胜诉权，恳请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六、公安机关在2000年6月份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是经济纠纷，故未予以立案侦查”，应当制作《不予立案通知书》并在七日内送达原告，原告当时应申请复议、申诉或公诉转自诉案件。
1998年5月14日公安部令第35号公布施行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62条规定：“公安机关受理案件后，经过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且属于自己管辖的，由接受单位制作《刑事案件立案报告书》，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予以立案。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情节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具有其他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情形的，接受单位应当制作《呈请不予立案报告书》，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不予立案。”第163条规定：“对于有控告人的案件，决定不予立案的，公安机关应当制作《不予立案通知书》，在七日内送达控告人。控告人对不立案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不予立案通知书》后七日内向原决定的公安机关申请复议。原决定的公安机关应当在收到复议申请后十日内作出决定，并书面通知控告人。”
原告在1997年9月6日报案，公安机关也曾在2000年5月和6月到荷塘镇进行过调查，公安机关当时已经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是经济纠纷，故未予以立案侦查”。原告在17年间不可能对自己控告的案件不向公安机关询问情况，不可能对自己的权利不闻不问，这完全不符合常理。也就是说，原告早就知道公安机关没有对其控告的事情进行立案侦查，其应当根据公安部的上述规定，在公安机关没有送达《不予立案通知书》的情况下，主动向公安机关索取，然后向公安机关申请复议、向检察院申诉或向法院公诉转自诉。
原告主动放弃权利，在事隔17年后才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本案早已过二年诉讼时效，恳请法院依法驳回。
综上所述，被告与原告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合伙关系”，也没有收取过原告的苹果，更没有拖欠其代垫款。退一步讲，即使原告的实体权利存在，本案也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第15条关于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原告诉求明显已过两年法定诉讼时效，恳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对其答辨在举证期限内提供证据有：1、《租用厂房宿舍协议》1份；2、《收款收据》1份。
为查明本案的事实，本院依原告调查取证的申请，依法向江门市公安局蓬江分局调取了公安机关对刘全成、余庆根、余庆铨的询问笔录各1份及对刘全成的报案材料笔录1份。同时，原告申请证人刘小冯出庭作证，旨在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当年刘小冯协助被告卖苹果，并记录卖苹果的账，被告曾支付刘小冯现金1万元以及被告于1997年2月携款离开的事实。
经审理查明：原告于1997年9月6日向江门市公安局蓬江分局新城派出所报案，称：“自1996年3月至1997年2月期间，我与余庆枝做苹果生意，由我在陕西发货到余庆枝在江门市耙冲围批发市场的档口。双方没有签订合同，只是口头约定货到后，余庆枝将苹果卖了就给我付款。我共发货约60车，总价值2140000元左右，余庆枝已付货款约1830000元，另支付我儿子刘小冯10000元，由于每次货款均余小部分未结清，至余庆枝将苹果卖完逃跑尚余款约300000元未结清。”2000年5月22日和6月9日，新城派出所曾找到余庆枝堂弟余庆铨及其弟余庆根作调查，并制作相应询问笔录。2014年4月9日，江门市公安局蓬江分局出具《证明》一份给原告，认为：“该案根据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没有犯罪事实，是经济纠纷，故未予以立案侦查。由于当时执法还不够规范，公安部也没有制定《不予立案通知书》文书格式等各方面原因，未根据修订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不予立案，并且将不立案的原因通知控告人。控告人如果不服，可以申请复议。”的规定，书面通知刘全成不予立案。但当时是否口头告知刘全成不予立案，因案卷材料没有记载，无法查明。”。2014年4月17日，原告向本院提起民事诉讼。
另查明，原告刘全成与证人刘小冯是父子关系。
本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1、原告起诉是否已超诉讼时效；2、原、被告是否存在合伙关系；3、被告是否需支付原告垫付的款项232729元。
关于原告起诉是否已超诉讼时效的问题。根据原告提供的江门市公安局蓬江分局出具《证明》证实，原、被告产生的纠纷是在1996年3月至1997年2月期间，原告于1997年9月6日向公安机关报案控告，诉讼时效于该日起中断。至2014年4月9日，该局才向原告出具《证明》，表示对于原告的报案控告未予以立案侦查，但当时没有制定书面文书通知原告，也没有记载是否口头告知原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上述机关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之日起重新计算。”的规定，原告是自公安机关出具该《证明》之日才知道公安机关对其报案控告是不予以立案，诉讼时效应从2014年4月9日起重新计算，原告于2014年4月17日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被告抗辩认为原告起诉已超诉讼时效，理据不充分，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原、被告是否存在合伙关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0条：“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的规定，原告主张双方存在合伙关系主要向本院提供了《证明》、货运合同、植物检疫证书、银行贷款凭证、发货账本、收货账本、收条、银行电汇单、刘小冯的证人语言和申请本院向公安机关调取的刘全成、余庆根、余庆铨的询问笔录及对刘全成的报案材料笔录。本院对上述证据作如下分析：货运合同、植物检疫证书、银行贷款凭证、发货账本、收货账本、收条、银行电汇单等证据仅能证明刘全成曾于1996年3月至1997年2月期间在陕西收购苹果和将苹果以货运方式发运的情况，且发货账本与收货账本是原告及其儿子刘小冯制作，没有余庆枝的签名，均不足以证明原、被告存在合伙经营苹果生意的事实；对于余庆铨和余庆根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所作的陈述内容，系待定的事实，该些询问笔录是不足以认定陈述人所述事实的唯一依据，也不能单独作为证明原、被告之间曾有口头合伙做苹果生意的协议存在；对于《证明》和刘全成的报案材料笔录、询问笔录。《证明》和刘全成的报案材料笔录均反映刘全成最初向公安机关报案中反映的是与余庆枝存在贸易关系，双方没有签订合同，只是口头约定苹果到后由余庆枝卖了再给刘全成付款，但每次货款均余小部分未结清，最后累计货款未清约30万元未付，刘全成遂以余庆枝涉嫌诈骗而向公安机关报案的事实，而后来刘全成的询问笔录及起诉却反映双方是合伙做苹果生意，是合伙关系，未付款项是刘全成垫支款，该部分证据之间原告对事实的陈述前后矛盾；对于刘小冯的证人语言，因刘小冯与刘全成是父子关系，存在利害关系，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综合上述分析，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与原告在庭审中所作的陈述之间并不能形成足以认定原、被告之间存在合伙关系这一事实的相关证据链，证据材料之间彼此不能得到相互的印证，因此，原告主张与被告存在合伙关系并确认终止的理据不足，依法不予支持。
关于被告是否需支付原告垫付的款项232729元的问题。如上所述，双方并不存在合伙关系，原告主张支付基于双方合伙而产生的垫支款就不属于本案调整的范围，原告可另案起诉主张，本案不予调整。故原告该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合上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0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十七条、第六十五条第（五）项、第六十九条第（二）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全成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8801元，由原告刘全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受理费。
审 判 长 陈坚荣
人民陪审员 黎嘉欣
人民陪审员 张婉婷
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高泽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