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山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藏05民终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任国洪，男，汉族，1963年1月7日出生，四川省雅安市人，现住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区。
委托代理人：曹务阳，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西藏分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迪，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西藏分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西藏山南地区铁石龙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西藏自治区乃东县。
法定代表人：汪本德，系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平措旺杰，西藏雪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连双雄，西藏雪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龚建浩，男，汉族，1982年8月4日出生，江苏省启东市汇龙镇人，住江苏省启东市汇龙镇。
上诉人任国洪因劳务承包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西藏自治区桑日县人民法院（2016）藏2224民初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任国洪及其委托代理人曹务阳、杨迪，被上诉人西藏山南地区铁石龙工贸有限公司(以下均称铁石龙公司)法定代表人汪本德及其委托代理人平措旺杰、连双雄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龚建浩经本院依法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松。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任国洪上诉称，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导致错误判决。具体理由有五点：其一上诉人任国洪与被上诉人铁石龙公司于2016年6月25日签订的《解除合同协议书》落款处明确注明了“何建兵炮工工资作补充条款”的内容，这点明确表明了该协议约定的60万元赔付金中不包括爆破工的工资。其二依据《解除合同协议书》的内容，可以看出双方当事人对所需支付款项的内容、期限、方式等作出了非常明确的约定，双方仅需按照协议履行义务即可。一审法院对双方已无争议事实作出的判决，超出了审理范围，更有悖事实真相。其三144400元工人工资的产生分为2016年7月6日、2016年7月20日、2016年9月12日三个时间段。无论哪一个时间段，均超过了《解除合同协议书》签订的时间。甚至有两笔是在上诉人一审起诉之后产生，如此明显的时间差异，一审居然进行了扣除。那么按照一审法院的判决思路，被上诉人不论何时向其他第三人支付与本案石料生产加工有关的任何费用都有被上诉人承担，那双方当事人依《解除合同协议书》结算完毕的款项及其约定的支付时间、方式、项目等约定将毫无意义，这一点在逻辑上显然说不通。其四若将爆破工的144400元工资划入《解除合同协议书》约定赔付的60万当中，则上诉人在此工程中将毫无利润可言，试问上诉人为何要签订这样的合同。事实上，协议中约定的60万元是由压金40万元；上诉人退场时三个工人的工资54000元；资金利息（还银行贷款月息）7500元以及修建石料加工基础设施的费用74000元；爆破公司收取保证金30000元总计得出，对此上诉人将向二审法院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其五被上诉人在一审中只是答辩时口头提出了应当将144400元扣除，该行为的性质是答辩意见而非反诉请求，且一审法院在没有详尽核实应否扣除的内容就作出判决，违法了不告不理的司法原则。据此，其认为爆破工的144400元工资不应当从双方已约定的60万赔付金中扣除。关于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违约且应当支付违约金的前提下，以恶意诉讼为由不支持上诉人相应请求的问题，其认为一审法院已将本案《解除合同协议书》中的“滞纳金”定性为违约金，且被上诉人未在约定时间内付清约定款项的行为构成严重违约，根据原审判决，一审法院对上述事实进行认定的同时又认为上诉人恶意诉讼，理由为上诉人在约定最后的付款时间2016年8月16日之前就提起诉讼。若提起诉讼就能构成恶意诉讼，那一审法院完全可以就此进行惩戒。在上诉人未损害国家集体或其他第三人利益的前提下，其不过承担了更多的败诉风险，又怎么能够认定为恶意诉讼。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导致判决错误，现向二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原桑日县人民法院（2016）藏2224民初15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压金、工人工资、资金利息等一切损失400000元整及违约金114000元整；2、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铁石龙公司辩称，上诉人对双方签订的《解除合同协议书》作出了无限扩大的解释，这一点不符合案件事实。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石料加工承包合同书》及《解除合同协议书》应属于主合同和从合同的关系，因此两份合同不能单独理解。继而我们可以获知《石料加工承包合同书》是具有爆破内容的，而爆破是应具备爆破资质的，上诉人从签订合同至今未提供任何相关手续。因此，双方签订的合同本身就无效。即使认定合同有效，根据一审证据桑日县人社局出具的《证明》中所载“兹证明西藏山南地区铁石龙工贸有限公司法人汪本德给任国洪的工人垫付民工的工资合计144400元”的内容以及双方在桑日县人社局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书》的内容，可以看出实际对这笔民工工资承担责任的义务人应是上诉人任国洪而非被上诉人，被上诉人是基于服从桑日县整体维稳工作及人社局的督促下，才垫付了这笔款项。且依照《民事证据规则》对国家机关作出的书证优于一般书证的规定，被上诉人垫付的民工工资144400元从双方约定的60万元赔付金中扣除是合情合理的，因此请求二审法院对一审判决将此款项扣除的判项再次予以确认。针对上诉人提起的违约金问题，依据双方签订的《解除合同协议书》中对滞纳金的约定，首先从性质上滞纳金本就不可能在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产生，因此该约定无效。而上诉人在一、二审当中反复变更违约金的性质及金额，又混淆“滞纳金”和“违约金”的概念，这明显超出了案件的审理范围。退一步说，如果该笔金额为违约金款项，那么上诉人在最后付款期限未到期的前提下提起诉讼，能够说明被上诉人不存在违约的情况，且上诉人并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损失，因此违约金的主张也就不复存在。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判决并驳回上诉人的所有上诉请求。
一审中原告任国洪诉称,2016年6月25日，原、被告为解除双方于2016年1月6日签订的《石料加工承包合同书》形成了一份《解除合同协议书》，协议约定被告铁石龙公司退还原告任国洪安全生产押金、工人工资、资金利息以及一切损失共计600000元整并约定付款方式及期限为2016年6月30日前支付300000元，于2016年7月31日前支付300000元。协议还约定如逾期将支付滞纳金每日3000元。截止目前，被告铁石龙公司仅仅向我支付了200000元。这一点由桑日县人社局于2016年7月6日出具的调查笔录加以佐证。根据双方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书》的内容，被告铁石龙公司的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因此诉至法院请求支付：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工资、经济补偿金等损失400000元及滞纳金114000元（每日按3000元计算，从2016年8月16日至付清之日止）；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一审中被告铁石龙公司辩称，第一，原、被告双方签订的《石料加工承包合同书》及后来签订的《解除合同协议书》应当属于主合同和从合同的关系。第二，从《石料加工承包合同书》第一条可以看出有爆破内容，而爆破是需要有资质的，现原告方未提供其具备爆破资质的相关手续，因此，双方签订的合同应当属于无效合同。第三，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内容看，是对采矿权进行了转让，按照国务院242号令第十五条，对于私下转让采矿权是明令禁止的行为，违反法律法规订立的合同应当属于无效合同。第四，合同相对方是任国洪个人，而任国洪个人并无相关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等合法经营手续，所以双方订立的合同明显属于无效合同。第五，即使认定合同有效，首先，在双方后来签订的解除合同协议书中，约定了包括400000元押金、200000元工人工资及一切经济损失在内的总共600000元的退还款项，被告方替原告任国洪向其工人支付的144400元工资款应当从600000元中扣除；其次，在解除合同协议书中约定了滞纳金，被告代理人认为，当事人在签订协议时将滞纳金和违约金混为一谈了，应当将滞纳金理解为违约金，而在本案中，原告方并未提出证据证明产生了其所主张的损失，在没有产生损失的前提下，原告方主张的违约金是不能成立，不应当得到支持。
一审法院认定，2016年1月6日，原告任国洪与被告铁石龙公司法定代表人汪本德协商签订了《石料加工承包合同书》，合同书落款处甲方为铁石龙公司并加签了公司法定代表人汪本德的签名，并在任国洪下方位置加签了被告龚建浩的签名，乙方为任国洪。2016年6月25日，原告任国洪与被告铁石龙公司经协商签订了《解除合同协议书》，将2016年1月6日签订的《石料加工承包合同书》予以书面解除。协议约定“铁石龙公司退还任国洪包括安全生产押金、工人工资及一切损失共计人民币600000元，并约定于2016年6月底前付清300000元、7月底前付清300000元，如到期未付清延长至8月15日以前付清，否则，赔偿滞纳金每日3000元，双方签字即解除原、被告于2016年1月6日签订的《石料加工承包合同书》”，协议书落款处甲方为铁石龙公司并加签了被告龚建浩的签名，乙方为任国洪。2016年6月26日，铁石龙公司向原告任国洪支付了200000元。2016年7月6日，桑日县人社局以劳资纠纷为由向本案被告铁石龙公司法定代表人汪本德作了调查笔录，记录主要内容为“原告任国洪与被告铁石龙公司之间合同签订经过、解除原因、解除条件”等内容。2016年9月20日，桑日县人社局向本案被告铁石龙公司出具一份书面证明，主要内容为“铁石龙公司法定代表人汪本德分别于2016年7月6日、7月20日、9月12日三次为任国洪的工人垫付民工工资合计144400元”。2016年7月13日，原告任国洪向本院提起诉讼，认为被告铁石龙公司、龚建浩未按照《解除合同协议书》的约定履行，已构成根本违约，要求两被告支付400000元及滞纳金7500元。2016年9月21日，原告任国洪提交申请书，申请变更诉讼请求，要求两被告支付400000元及滞纳金114000元。
一审人民法院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为：1.《石料加工承包合同书》、《解除合同协议书》是否有效；2.被告垫付的民工工资款144400元是否应从600000元中扣除；3.原告诉求的违约金是否应该得到支持；4.两被告是否应当承担连带给付责任。根据本案相关证据和事实的认定，首先，《石料加工承包合同书》及《解除合同协议书》均为原、被告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公共利益和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确认：1.两份合同合法有效；2.《解除合同协议书》成立生效时《石料加工承包合同书》即告解除。其次，根据认定的事实，被告铁石龙公司向原告的工人垫付的工资款144400元，同本案原告所主张的诉求具有重叠性，为避免当事人重复起诉、减轻当事人诉累、节约司法成本，应当从600000元中予以扣除。再次，《解除合同协议书》中约定的最后履行期限为2016年8月15日，而原告提起诉讼的时间为2016年7月13日，并在起诉时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7500元。2016年9月21日，原告又申请变更诉讼请求要求被告承当违约责任114000元，并明确提出从2016年8月16日开始计算违约责任。从原告的上述行为可以看出，其清楚明确的知道主张违约责任的起始时间应当按照双方约定的最后履行期限届满后开始，即应从2016年8月16日开始，但是其于2016年7月13日便提起诉讼并要求被告承当违约责任，而2016年7月13日被告根本不存在违约之说，因为尚未到最后履行期限，也无证据证明被告明确表示不履行协议内容。因此原告的行为有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的规定，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应当认定属于恶意起诉即滥用诉权行为。本案中，被告铁石龙公司实际上并未按照《解除合同协议书》的约定，于2016年8月15日前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实质上已经构成违约，应当向原告支付约定的违约金。但是，为体现对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滥用诉权当事人的惩戒，对原告主张的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应不予支持。再次，根据本院已认定的被告龚建浩为被告铁石龙公司与原告任国洪签订及解除合同过程中的代理人的事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应当认定代理行为有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被告龚建浩的行为应当由被代理人承担民事责任，即应当由本案被告铁石龙公司承担民事责任，因此，原告主张二被告承担连带责任的诉求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应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九条、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之规定判决：1.被告山南地区铁石龙工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任国洪安全生产押金、工人工资、资金利息及一切损失共计255600元；2.驳回原告任国洪的其他诉讼请求；3.案件受理费8940元，由原告任国洪承担4470元，由被告铁石龙公司承担4470元。
一审认定的事实与二审查清的事实基本一致，上诉人任国洪在二审中提交了证据：1.《个人消费普通借款合同》一份十八页，2.《银行卡客户交易查询单》一份二十页；3.马茂凡的说明一份一页；4.何联兵的说明一份一页；5.发票及收据一份八页；6.证人刘峰的庭审证言来证明上诉人任国洪因与被上诉人铁石龙公司签订《石料加工承包合同书》以及后来形成《解除合同协议书》所造成的具体损失及金额。被上诉人对《个人消费普通借款合同》、《银行卡客户交易查询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据的产生时间、内容、与本案的关联性来讲能够说明几组证据是在一审当中就存在，这显然违背了二审新证据的相关要求，且从证据的名称、用途来看，与本案的关联性不大。从提交的两份证人证言和证人刘峰的庭审证言来看，马茂凡的签字与一审中2016年2月6日形成的调解书中的签字不一致且无注明时间，而何联兵的证人证言为复印件，无法证明其真实性。对于发票及收据的证据，仅凭发票不能确定是谁加的油，而《石料加工承包书》明确表明了基础设施已弄好，因此被上诉方对证言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个人消费普通借款合同》及《银行卡客户交易查询单》的形成时间能够说明此份证据是在一审庭审前也已存在的证据，且上诉人在二审中未能就此说明导致一审无法提交上述证据的客观原因，这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规定的二审新证据要素，因此不能认定为二审新证据。从几组证据的证明效力来讲，通过一审庭审，可以得知双方当事人对《解除合同协议书》约定的赔付金额600000元并无异议。上诉人的主张及被上诉人的辩解均是在认可此款项的基础上作出，且该几份证据所要证明的损失额度和《解除合同协议书》约定的损失金额无冲突，就没有必要对此款项进行重复举证。因此，上诉人在二审提交的证据：1.《个人消费普通借款合同》，2.《银行卡客户交易查询单》，3.马茂凡的说明，4.何联兵的说明，5.发票及收据，6.证人刘峰的庭审证言，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一审认定的案由劳务承包合同纠纷，不符合本案实际调整的诉讼法律关系。结合案情，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仅是《解除合同协议书》履行当中产生的矛盾纠纷而并非劳务承包关系。据此，为了更加契合案件实际审理的诉讼范围，现调整本案案由为解除合同纠纷。
本院认为，双方当事人于2016年6月25日签订《解除合同协议书》是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对2016年1月6日签订的《石料加工承包合同书》解除事宜达成的一致意思表示。该协议是双方当事人对自身民事权利义务处置的具体表现。从协议的格式及内容来看，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经双方当事人一致确认，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就协议解除的构成要件即“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合同。基于《解除合同协议书》合法有效，结合协议履行过程中产生的争议，综合分析案件证据材料后，本院现概括案件争议焦点为：1.铁石龙公司垫付的民工工资144400元是否应从《解除合同协议书》约定的600000元中扣除？2.关于《解除合同协议书》中“滞纳金”的定性问题及被上诉人是否承担上诉人主张的114000元的违约金？
关于争议焦点一，一审中被上诉人铁石龙公司提供的由桑日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的《证明》以及调查、调解笔录显示的内容，能够证明被上诉人铁石龙公司在桑日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监督下分别于2016年7月6日、2016年7月20日、2016年9月10日垫付了民工工资共计144400元整。本院认为，该行为实际上对涉及民工工资的债权债务起到了嫁接转移的作用并最终实现了涉及民工与被上诉人铁石龙公司之间债的转让，从而使上诉人任国洪与被上诉人铁石龙公司之间产生了债权债务争议。对照本案调整的诉讼法律关系即双方当事人就《解除合同协议书》所约定赔付事项履行过程中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从性质上，二者不属于同一法律调整的范围，从本质上，基于合同的相对性和责任的归属分析，二者亦不能等同划分。根据《解除合同协议书》约定的内容“退还安全生产押金、任国洪工人工资、资金利息以及一切损失合计人民币陆拾万元整”，可以看出该协议对所需支付的项目及损失作出了详细的约定，其性质上为单独的债权债务，本质上是双方自愿协商一致的结果。因此，双方当事人理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义务”的规定对双方一致认可的《解除合同协议书》承担全面的履行义务。诚然，如一审判决所述把两个重叠的债务关系置于本案当中进行处理，有利于减轻当事人诉累、节约司法成本，但结合案情，第一是《解除合同协议书》尾部注明内容即“何建兵炮工工资作补充条款”的真实意思方面双方当事人各持己见，却因案外人何联兵未能参与诉讼，其注明的真实目的无法在本案中查清，此点尚待进一步确认。第二是桑日县人力社会资源保障局出具的证明虽确认了双方当事人就垫付工资产生了债权债务，但其对责任的产生原因未作分析，且无工资发放表或工资清单等明确发放工资的单据加以佐证，承担垫付工资的责任方尚待进一步核查。第三从垫付工资支付的时间来看，被上诉人于2016年7月6日、2016年7月20日、2016年9月12日分三次垫付了相关民工工资，三个时间段均超过了《解除合同协议书》签订的时间即2016年6月25日。2016年7月20日、2016年9月20日的付款时间更超过了一审立案时间即2016年7月13日。被上诉人铁石龙公司在上诉人任国洪一审起诉之后仍旧对此进行垫付的行为，出于何种目的有待进一步确认。综上几点，本院认为在上诉人任国洪与被上诉人铁石龙公司之间就垫付相关民工工资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尚不能明确的情况下冒然对此关系进行审理，不仅无法减轻当事人的诉累，且势必会混淆了权利义务的承担而成为当事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障碍。据此，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铁石龙公司向上诉人的工人垫付的工资款144400元和上诉人主张的诉求具有重叠性，为避免当事人重复起诉、减轻当事人诉累、节约司法成本，而应当从600000元中予以扣除的论据欠妥。上诉人任国洪依据《解除合同协议书》的约定向被上诉人铁石龙公司提出支付《解除合同协议书》剩余欠款400000元的主张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被上诉人依据其代为垫付民工工资的行为向上诉人提出144400元的垫付工资应从600000元中抵扣的主张，基于被上诉人在一、二审中未就此事项提出反诉请求，且两个债务关系分属不同法律调整范围。结合案件实际情况，本院认为两个债务关系不宜一并处理，因此不予支持，建议另案起诉。
关于争议焦点二，《解除合同协议书》中“滞纳金”的定性问题，滞纳金顾名思义是指超过规定的缴款期限，向缴款人征收的一种带有惩罚性质的款项。其定性上只能在双方法律地位不平等、国家行使公权力的过程中产生。而违约金是合同当事人在合同中预先约定的当一方不履行合同或不完全履行合同时，由违约的一方支付给对方的一定金额的款项。其定性上一般产生于民事领域内。结合本案，双方当事人在《解除合同协议书》中列明滞纳金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合同履行不力而导致实际损失，从而为了约束双方遵守合同约定而订立。因此，《解除合同协议书》中有关“滞纳金”的约定，从其真实意思表示和合同订立双方的法律地位来看，实际上应为“违约金”的约定。而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任国洪在最后付款期限未到期的前提下提起诉讼，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因此为了惩戒滥用诉权，从而不支持违约金主张的论据，本院认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八条“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的规定，上诉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被上诉人主张违约金的行为并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一审法院的该项论据欠妥，结合实际案情，根据双方当事人对《解除合同协议书》赔付款项支付时间的约定即协议第一项括号注明部分作出“2016年6月底支付人民币叁拾万元整，7月底付清另外叁拾万元整”的内容与2016年7月份桑日县人力社会资源保障局出具的相关调解材料以及及一审立案时间相互印证，可以看出被上诉人铁石龙公司于一审起诉之前仅向上诉人支付了200000元的款项。但又根据《解除合同协议书》第二项约定“如甲方在7月底以前未付清乙方的款项，双方延长至八月十五日以前付清，如未支付，赔偿滞纳金人民币每日叁仟元整”的内容，能够确认双方协商一致的最后付款期限为2016年8月15日。实际上协议第二项的内容是基于协议第一项约定的支付时间而形成的补充条款。而经综合分析，可以看出被上诉人违反了协议第一项约定的支付时间即2016年6月底之前支付叁拾万元整的条款，但从协议的最后履行期限来考虑，其未超过最后的履行期限即2016年8月15日。因此，截止一审起诉前，能够认定被上诉人存在违约行为的基础仅为其对《解除合同协议书》的部分约定履行不力，因而被上诉人的行为无法构成根本违约。至此，根据被上诉人在履行当中没有依约支付6月底前需支付的300000元整，构成部分违约。本院认为其违约的期限应自2016年6月30日起始至2016年7月13日一审受理立案为止，而上诉人因被上诉人违约导致的损失仅为2016年6月30前被上诉人尚未支付的100000元。依据民事自治原则，双方当事人理应按照《解除合同协议书》的内容依约履行自己的义务，未履行的应承担违约责任。综上，一审法院以上诉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为遏止滥用诉权，遂不支持上诉人提出违约金主张的论据，与案件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对上诉人任国洪将约定的“滞纳金”变更为“违约金”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对上诉人提出被上诉人承担114000元违约金的主张，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在《解除合同协议书》中约定的“如甲方在7月底以前未付清乙方的款项，双方延长到八月十五日以前付清，如未支付赔偿滞纳金人民币每日叁仟元整，”的约定，从本案中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出发，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双方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过高，本院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的规定予以调整。本院认定所需支付的违约金为2016年6月30日未支付的100000元×24%=24000元。
关于被上诉人龚建浩的身份问题，因本案涉及的《石料加工承包书》及《解除合同协议书》的合同相对方均为上诉人任国洪与被上诉人铁石龙公司的事实经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进一步确认，虽其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但其代理人的身份能够予以确认，因此一审认定其为代理人且代理行为有效的认定，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上诉人任国洪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应予以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九十三条、第一百零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西藏自治区桑日县人民法院（2016）藏2224民初1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被上诉人西藏山南地区铁石龙工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上诉人任国洪支付安全生产押金、工人工资、资金利息及一切损失共计400000元整。
二、撤销西藏自治区桑日县人民法院（2016）藏2224民初1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改判被上诉人西藏山南地区铁石龙工贸有限公司向上诉人任国洪在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违约金24000元整。
一审案件受理费8940元，按原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8940元，由上诉人任国洪负担1280元，被上诉人西藏山南地区铁石龙工贸有限公司负担766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解 松 娟
代理审判员 格桑多吉
代理审判员 泽登卓嘎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日
书 记 员 达娃昌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