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通中商终字第037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海安华达石油仪器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安县海安镇通榆北路45号。
法定代表人马凤鸣，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周东华，北京市隆安（南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张冬方，北京市隆安（南通）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袁玲玲。
委托代理人张立新，江苏钻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马健。
委托代理人孙海涛，江苏维多利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海安华达石油仪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达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袁玲玲、原审被告马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海安县人民法院（2014）安商初字第0055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7月2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袁玲玲一审诉称：华达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自2012年10月23日起向袁玲玲借款，截至2014年1月25日累计借款202.9万元，约定借款期间年息为24%，并由马健提供担保。至今华达公司仅还款15万元，余款拒不偿还。请求判令：1.华达公司偿还袁玲玲借款187.9万元，承担利息71.47万元（已计算至2014年12月31日），从2015年1月1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计算；2.律师代理费10.37万元由华达公司负担；3.华达公司与马健互负连带责任。
华达公司一审辩称：1.袁玲玲与马健之间是赌债纠纷，不受法律保护，华达公司未向袁玲玲借款；2.加盖公章未得到公司同意，事后在马健出具的个人借条上加盖公章的行为应当认定为袁玲玲与马健恶意串通，属于无效行为，华达公司不应承担责任；3.有五份借条上均写明借款用于还债，华达公司有理由相信后面的借款用于还前面的债；4.2014年1月25日承诺书属于格式合同，由袁玲玲提供，马健被迫填写，根据合同法第41条规定，对打印件部分内容有争议的，应当作出对袁玲玲不利的解释；5.按照承诺书的内容，袁玲玲认为是华达公司借款，马健担保，与袁玲玲提供的其他证据是相矛盾的；6.承诺书称借款利息年息24%不能代表华达公司的意思表示；7.袁玲玲主张的律师费没有合同依据，其计算方式也不合理。
马健一审辩称：1.袁玲玲诉称与华达公司�马健之间的借贷关系仅仅发生于袁玲玲与马健之间，马健并未将款项用于华达公司的经营，而是用于赌博，该借款不受法律保护。2.袁玲玲所称借款马健实际已经归还。请求法院驳回对马健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华达公司成立于2004年7月1日，法定代表人马凤鸣，马凤鸣之妻黄爱凤也参与公司管理。马健系马凤鸣之子。从2012年10月起，由马健经办，华达公司陆续分十次向袁玲玲借款。具体借款情况如下：
1、2012年10月23日，马健立下借条一份，载明：“今借袁玲玲现金叁拾肆万整，用于购车。”当日袁玲玲从中国农业银行海安城南分理处取出34万元交付了此款。该借条及取款凭证均加盖了华达公司公章。
2、2013年3月30日，马健立下借条一份，载明：“因公司（华达石油）周转，今向袁玲玲借款人民币贰拾伍万圆整”。当日袁玲玲通过银行卡转账方式分两次（5万元、20万元）向马健账户交付借款。借条及转账回单上均加盖了华达公司公章。
3、2013年4月16日，马健立下借条一份，载明：“今向袁玲玲借款人民币壹拾万圆整，用于公司周转。”该借条加盖了华达公司公章，当日袁玲玲通过银行卡交付了借款。
4、2013年6月5日，马健立下借条一份，载明：“今向袁玲玲借款人民币拾万元（100000）园整，用于归还债务”。当日袁玲玲通过银行卡转账交付了借款，该借条及转账凭条上加盖了华达公司公章。
5、2013年6月6日，马健立下借条一份，载明：“今向袁玲玲借款人民币玖万贰仟（92000）元整，用于归还债务。”该借条加盖了华达公司公章，当日袁玲玲通过银行卡转账方式分两笔（82000元、10000元）交付了借款。
6、2013年6月6日，马健立下借条一份，载明：“今借到袁玲玲人民币壹拾万圆整（100000），此款分两次打入（①6月5日5万，②6月6日5万），用于归还债务。此款汇入中国银行6013826105012337339季明。”借条加盖了华达公司公章。同月7日、8日袁玲玲通过银行卡转账方式将借款分两笔（5万元、5万元）汇入季明账户。
7、2013年6月11日，马健立下借条一份，载明：“今向袁玲玲借款人民币壹拾叁万圆整（130000），用于归还债务。”借条加盖了华达公司公章，袁玲玲通过银行卡交付了13万元借款。
8、2013年6月13日，马健立下借条一份，载明：“今向袁玲玲借款人民币壹拾陆万柒仟圆整（167000）用于归还债务（向周萍152000赎回车辆，取现15000）汇工商银行62×××64程军卡。”袁玲玲当日通过工商银行卡向程军账户62×××64转账152000元，从工商银行开发区分理处取现15000元交马健。
9、2013年9月22日，马健立下借条一份，载明：“今向袁玲玲借款人民币伍万圆整（50000）用于购买原材料。”当日袁玲玲通过银行账户汇款50000元交马健。借条及转账凭条均加盖了华达公司公章。
10、2014年1月7日，马健立下借条一份，载明：“今向袁玲玲借款人民币柒拾万圆整，用于自家经营的华达石油仪器有限公司发工人工资。定于2014年2月31日前还清。”当日袁玲玲通过海安农村商业银行转账70万元至马健账户。借条及转账凭条均加盖了华达公司公章。
2014年1月25日，华达公司向袁玲玲出具承诺书一份，该承诺书载明：“我公司因经营需要累计向袁玲玲借款贰佰零贰万玖仟元整（202.9万元），上述款项均汇至马健账户，我公司承诺借款期间年息24%，如不归还由此引发诉讼所产生的一切费用含但不限于律师代理费用等，均由我公司承担。承诺人：2014年1月25日。上述借款由我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2年。担保人马健2014年1月25日。”承诺人栏盖有华达公司公章，马健在担保人栏后签名。
另查明，2013年1月26日，马健通过海安农村商业银行向袁玲玲还款本金24万元。2013年9月17日，马健向袁玲玲在海安农村商业银行账户还款本金3万元。2014年10月24日，马健向袁玲玲归还本金15万元。
诉讼中，袁玲玲自愿放弃律师代理费10.37万元诉讼请求；自愿将华达公司及马健所还款作为借款本金抵算；自愿将借款利息计算标准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变更为按年20%计算利息。
本金34万元从2012年10月23日计算至2013年1月25日，利息为17755.56元。从2013年1月26日，剩余本金10万元（2013年1月26日，华达公司还款24万元）计算至2013年9月16日，利息为12944.44元。剩余本金7万元（2013年9月17日，马健还款3万元）从2013年9月17日计算到2014年10月23日，利息为15594.44元。
本金25万元从2013年3月30日起计算到2014年10月23日，利息为79444.44元。剩余本金17万元（2014年10月24日还款15万元，抵还上述2013年9月17日所欠本金7万元，下余8万元在本笔借款本金25万元抵减后尚欠17万元）自2014年10月24日至2014年12月30日，利息为6327.78元。
本金10万元自2013年4月16日起计算至2014年12月30日，利息为34611.11元。
本金10万元自2013年6月5日起至2014年12月30日，利息为31833.33元。
本金10万元，其中5万元自2013年6月7日起至2014年12月30日，利息为15861.11元，另5万元自2013年6月8日起至2014年12月30日，利息为15833.33元，合计利息为31694.44元。
本金9.2万元，自2013年6月6日至2014年12月30日，利息为29235.56元。
本金13万元，自2013年6月11日起计算至2014年12月30日，利息为40950元�
本金16.7万元，从2013年6月13日计算至2014年12月30日，利息为52419.44元。
本金5万元，从2013年9月22日计算至2014年12月30日，利息为12888.89元。
本金700000元，从2014年1月7日计算至2014年12月30日，利息为138833.33元。
以上利息合计504532.76元。
2014年11月24日，华达公司申请对袁玲玲提交的证据中华达公司公章的真实性进行鉴定。2015年4月24日，无锡江南司法鉴定所出具鉴定意见书，结论为2014年1月7日借条上两枚华达公司印章与同名印文样本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其他借条、承诺书上的华达公司印章与同名印文样本是同一枚印章盖印。
庭审中，马健称2014年9月3日、13日在兴业银行海安支行门前分别向袁玲玲归还现金70万元、50万元，袁玲玲否认。
一审法院认为，袁玲玲与华达公司之间的借贷关系、与马健之间的保�担保关系合法有效。袁玲玲根据约定交付了借款，华达公司应当归还借款，并根据承诺向袁玲玲支付借款利息，马健应当依照约定承担保证责任。对本案双方争议焦点，分析如下：
一是如何认定本案借款人。本案中双方未签订借贷合同，根据袁玲玲提交的借条，华达公司在10份借条借款人处均加盖公章，马健签署名字。2014年1月25日承诺书中，华达公司对借款情况再次进行确认，明确载明华达公司共向袁玲玲借款202.9万元，马健系担保人，故法院认定借款人为华达公司，马健为保证担保人，承诺书中未明确约定保证具体方式，根据法律规定，应为连带保证担保。华达公司辩称本案诉讼标的系赌债，马健在借条上盖章系与袁玲玲恶意串通，对此两点辩称意见，华达公司均未能举证，且根据庭审查明情况，华达公司公章正常由黄爱凤保管，马健并不实际控制印�。故法院对华达公司此两点辩称意见不予采信。
二是如何认定实际借款数额。本案十笔借款袁玲玲均根据借据约定数额通过银行账户、部分通过现金进行了交付。虽然2014年1月7日袁玲玲举出的借条中华达公司印章与其他文本印章不是同一枚，但是袁玲玲对此并不知情，并根据此前惯例将70万元款项汇至马健银行账户。且在同月25日的承诺书中，华达公司加盖印章对总借款数额予以确认。综上，法院认定，华达公司向袁玲玲借款数额为202.9万元，华达公司陆续还款42万元，实欠本金数额为1609000元。
华达公司出具的承诺书中载明：“我公司承诺借款期间年息24%”，根据该承诺，利息计算期间“借款期间”应当认定为从借款之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故袁玲玲分别从借款日起计算利息至还清之日止符合该约定，法院予以支持。
诉讼中，袁玲玲自愿变更诉讼请求借款利率按年20%计算借款利息，经核实，年利率20%低于袁玲玲庭审中主张的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息主张，法院准许。袁玲玲自愿放弃律师费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亦准许。
综上所述，华达公司应当及时归还袁玲玲借款本金及利息，马健应当依照合同约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华达公司归还袁玲玲借款本金1609000元。二、华达公司向袁玲玲支付借款利息计504532.76元，并支付自2015年1月1日起至还清借款之日止按年利率20%计算的利息。三、马健对华达公司上述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马健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凭本判决书直接向华达�司追偿。四、驳回袁玲玲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837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33374元，由袁玲玲负担6178元，华达公司、马健负担27196元。鉴定费26700元，由袁玲玲负担2428元，华达公司、马健负担24272元。
上诉人华达公司不服一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1.一审认定华达公司为借款人，事实认定错误。所有借条均不是在华达公司内形成，借款人落款处均为马健，没有公司名称，马健借款时以个人名义进行，所借款项没有交给公司或记入公司财务账册；借款交付时，华达公司并未在借条上加盖公章，不是合同当事人；款项大部分以个人卡卡转账的方式转入马健个人账户，袁玲玲并未向公司履行借款合同义务；已归还的款项是马健个人偿还的。故借款人应为马健，而非华达公司。2.马健在借条上加盖公章的行为不应认定为华达公司的意思表示。马健�袁玲玲均认可，袁玲玲并没有通过公司负责人或实际管理公章的人员加盖公章，而是时候让马健偷盖公章。故借款发生时，袁玲玲明知不是公司行为，系与马健恶意串通损害华达公司利益，属于无效行为。3.一审法院认定马健为华达公司借款提供担保证据不足。袁玲玲自始认为华达公司系借款人，与事实不符；承诺书系恶意串通形成，印章系事后加盖，对华达公司无约束力，借条上借款人均注明为马健并加盖公司印章，袁玲玲可将两者列为共同借款人，却通过承诺书将马健变成担保人显然画蛇添足。综上，请求依法改判驳回袁玲玲对华达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
被上诉人袁玲玲辩称，1.一审认定华达公司为借款人的事实清楚。2.袁玲玲在一审庭审中并未当庭认可公章系让马健事后偷盖，这是华达公司的虚假陈述。3.一审认定马健为华达�司担保的证据充分。
原审被告马健辩称，1.一审认定马健为保证人，华达公司为借款人，事实认定错误，主要是基于所有的借条均是由马健出具，借款人均为马健。但所有的借款均未交予华达公司，借款也没有告知华达公司，借款均是转入马健本人的银行款或是现金交予马健本人。一审中查明的已经还款的42万元，均是由马健本人归还。2.在出具借条时以及在承诺书上的落款时间，均未加盖华达公司的印章，而是事后未经华达公司同意而偷盖上去的。3.一审法院对于借款以及还款的数额事实认定错误，2014年1月7日并未借款70万元，当天马健根本就没有出具借条，是事后受袁玲玲胁迫而出具。之后在袁玲玲知道马健无力偿还的情况下，又无法偷盖华达公司的印章而唆使马健私刻假印章，在上面进行加盖，并假冒华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字。2014年9月3日，袁玲�为收回借款，帮助马健向其朋友借款70万元和50万元用于归还。3.一审法院对马健与袁玲玲之间借款的合法性没有查清。袁玲玲在很短的时间内借出10笔借款，数额高达200多万元。对于袁玲玲资金来源是否合法，马健借款的用途没能查清。尤其是在2013年1月份，短短十天之内就借款5笔，其中在6月5日和6日两天就出具4张借条，与正常的借款明显不符。袁玲玲很清楚马健借款的用途是用于赌博，而袁玲玲提供赌资为非法债务。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驳回对马健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对原审法院采信的证据以及据此认定的案件基本事实予以确认。
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院归纳本案争议焦点为：1.案涉款项借款人及担保人应当如何认定？2.案涉借款实际出借及归还的金额应当如何认定？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案涉款项借款�应为华达公司，马健系借款的连带责任保证人。
首先，公章是公司意思表示外化的标识，加盖公司公章的行为应视为以公司名义对外作出的意思表示。案涉十张借条落款处除了马健签名外，均加盖华达公司印章。即使在款项交付当时，华达公司并未在借条上盖章，其事后加盖公章应视为公司的追认行为。且2014年1月7日借条上面的印章虽经鉴定为私刻，但在其后的承诺书中，华达公司又在承诺人栏加盖公章，对于借款总金额予以确认，明确承担该债务，且马健在担保人栏签字。华达公司加盖公章的行为应视为其对相关债务的认可。
其次，华达公司系家族企业，其股东结构前后虽有变动，但一直在其法定代表人马凤鸣、马凤鸣之妻黄爱凤、之子马健之间变动。华达公司庭审中认可，马健在2014年1月之前系华达公司股东，公司公章由黄爱凤保管。华达公司称公章系马健与袁玲玲恶意串通未经公司批准私自加盖，且承诺书亦系马健与袁玲玲恶意串通形成。马健称公章是受袁玲玲胁迫加盖。对此，华达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马健与袁玲玲之间存在恶意串通行为，马健也无证据证明因受袁玲玲胁迫而加盖公章。退一步而言，即使公章系马健事后私自加盖，马健当时作为家族公司的股东之一，对在借条上加盖公司印章的法律后果应当知晓，其个人在承诺书上系以保证人的身份签字。华达公司因自身内部印章管理疏漏而造成的损失，不应转嫁由实际出借人承担。
关于华达公司辩称袁玲玲相关款项没有汇入华达公司账户并记入财务账册，而是汇入马健或马健指定的个人账户，以及款项系由马健归还，以此判断实际借款人就是马健。本院认为，就华达公司与马健个人的关系而言，袁玲玲有理由相信马健此举是基于�达公司的指示，更何况在其后的承诺书中华达公司也说明将款项汇入马健账户，未能将相关款项记入财务账册系其公司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失范的结果，不能以此倒推实际借款人就是马健个人。关于借条是否在华达公司内形成，借条上借款人落款处仅有盖章没有写明华达公司名称，并不影响对借款主体的判断。
关于争议焦点二。2014年1月7日70万元的借条上面的印章虽经鉴定为私刻，但在其后的承诺书中，华达公司又对于借款总金额予以确认。袁玲玲提供了将该70万元款项汇入马健个人账户的汇款凭证，能够证明款项已实际交付。马健认为其已另向袁玲玲归还了70万元和50万元的现金，但其仅能提供在兴业银行的存取款流水，未能证明该取款行为与本案还款事实之间存在关联，对其该辩解，本院碍难采信。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华达公司向袁玲玲借款数额为202.9万元，扣除已还款42万元，实欠本金数额为160.9万元，并无不妥。一审支持袁玲玲年利率20%的主张，亦符合法律规定。
至于马健辩称案涉借款系其用于归还赌债，系非法债务，不应归还。但对于是否系用于归还赌债，以及袁玲玲是否明知债务为赌债，马健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且案涉借款均有交付凭证能够证明借贷关系实际发生。对马健该辩解，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28347元，由上诉人海安华达石油仪器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韩兴娟
审 判 员 蔡荣花
代理审判员 刘丽云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张 燕
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