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2）深中法涉外终字第14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邓昕。
委托代理人：张明院，广东万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士林。
委托代理人：畅学军，广东圣天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邓昕为与被上诉人黄士林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0）深福法民二初字第76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邓昕向原审法院起诉称：2004年10月19日，邓昕与谢某某共同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了TOP××××INTERNATIONALGROUPLIMITED（高×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公司），注册资本5万美元，邓昕持股20％，谢某某持股80％。2006年5月19日，邓昕作为委托人，向黄士林出具授权委托书，将邓昕持有的高×公司20％的股权变更为黄士林持有，由黄士林代表邓昕行使高×公司股东的职责，黄士林在邓昕授权范围内的代理行为所产生的后果由邓昕享有和承担。2006年5月21日，黄士林给邓昕出具证明，载明：邓昕在张某某、谢某某的再三要求下将他本人持有的高×公司20％股权转至黄士林名下，由黄士林代邓昕持有，为此，谢某某先生出具了承诺书。2006年6月1日，黄士林在没有告知邓昕股权转让价款、受让方及付款方式的情况下，擅自与王某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邓昕的股份转让给案外人王某某。2006年12月8日，邓昕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起诉要求黄士林返还高×公司20％股份。2007年8月15日，黄士林向法院提交一份确认函，确认黄士林已于2006年7月21日收到王某某支付之本人向其转让本人持有之高×公司之1万股股份的转让价款54万美元。2007年12月17日，深圳中院判决驳回了邓昕的请求。邓昕不服上诉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省高院）。2009年2月26日，省高院作出（2008）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91号民事判决书，在确认了诉争股权归邓昕所有的前提下，该判决书还认定邓昕与黄士林之间构成合法有效的委托合同法律关系，以涉案股权多次转让，不在黄士林名下，实际上也不可能返还为由驳回了邓昕返还股权的请求。黄士林转让邓昕股权后，至今未将该股权转让款给付邓昕，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黄士林应当将其收取的股权转让款返还邓昕。邓昕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黄士林返还邓昕股权转让款54万美元并赔偿利息损失（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06年7月21日计算至清偿之日）；2、诉讼费用由黄士林承担。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高×公司于2004年10月19日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成立，注册资本5万美元，发行股份5万股，股东为邓昕与谢某某【英文名TSE.MICHAELNAM，香港身份证号码P××××××（×）】。邓昕持有2万股，谢某某持有3万股。2005年3月17日，高×公司与天×公司组建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山西神×公司，山西神×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8，480万元（以下金额未标明美元的均为人民币），高×公司占其中90％权益，天×公司占其中10％权益。2005年4月9日，邓昕与谢某某签订《山西金红石矿项目合作开发经营协议书》，约定：双方共同收购高×公司，专门用于山西省忻州市钛矿投资开发经营项目，邓昕在高×公司占30％股份，谢某某占70％股份；双方同意以高×公司为投资方，与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研究所下属的天×公司在经济技术开发区共同设立一间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山西神×公司，以合资公司的名义申请位于忻州市代县的金红石矿采矿许可证（或以天×公司名义申请，经政府批准后将许可证确定在合资公司名下），专门从事钛矿业的开发建设和经营运作；合资公司的首期注册资金2，800万元全部由高×公司负责投入；合资公司的股份比例暂定为天×公司占10％，高×公司占90％；合资公司申请采矿许可证的费用以及其他费用，全部由高×公司负责支付等。2005年6月1日，邓昕将其持有高×公司的1万股股份转让给谢某某。
2006年4月8日，CACTUS公司（甲方）、高×公司（乙方）、天×公司（丙方）、山西神×公司（丁方）在深圳的广东××律师事务所召开了联席股东及董事会会议，达成决议并形成会议纪要如下：一、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董事再次确认和重申了甲、乙、丙、丁四方关联公司之控股股东及董事会授权代表2006年3月22日就山西忻州×县××沟金红石矿区采矿权价款及其对于年产5，000吨海绵钛项目当前进展和发展前景等问题进行紧急磋商所形成的各项决议。二、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董事对于张某某在杨某某支持配合下，安全稳妥地从丙、丁账户上划转了甲方通过乙方投入的部分资本金3，500万元表示赞赏和欣慰。三、为妥善处理和公司撤股关闭和／或转售让问题，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董事一致同意，由4月10日开始至5月31日止，逐步有序的办理乙、丙、丁三家公司的注销和／或转让工作。四、全体股东、董事一致同意，在上述期间，如有受让者，应立即与出价高、付款快捷者达成协议，办理所有转售让手续。同等条件下，四家关联公司股东董事享有优先权。五、为方便迅速办理有关公司撤销和可能的转让手续，决定：1、高×公司董事会应立即作出退出／转让其所持有的山西神×公司90％股权的决议；高×公司的股东、董事应立即签署售卖所持股权和辞去董事职务之文件；2、天×公司股东和董事会应立即作出退出、转让其所持有的山西神×公司10％股权的决议并签署退股和辞去董事职务之相关文件；3、山西神×公司董事会成员应立即签署辞去该公司董事职务的相关文件。六、全体股东、董事无异议的一致同意在上述公司撤销／转让的过程中，撤出的资金加上可能的转让收益，依据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和有关股权转让的合同文件（如果实现转让的情况下），按照先公司法人股东，后自然人股东的顺序弥补原先所出资本金的损失；各方产生的亏损，均由原出资方自行承担。如果在各方均补足原出资额后仍有剩余，则按照各方在公司中所拥有的股权比例分配。邓昕在该会议纪要上签署保留意见如下：对本纪要第六条在上述公司撤销／转让过程中，公司现有的资产加上可能的转让收益应按照公司法人股东及自然人股东实际投资比例分配。
2006年4月8日，山西神×公司在深圳召开了董事会会议，形成决议如下：会议听取并讨论了张某某和杨某某关于公司在山西忻州代县投资年产5，000吨海绵钛矿项目所遭遇到的严重困难和问题。鉴于：1、拟在山西××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立海绵钛冶炼厂的计划，由于环评通不过，此前与该区签订的有关协议业已自动失效；先前当地政府曾经承诺的采矿权价款，由不足3，000万元提高到了15，000万元以上。2、在申请金红石矿采矿许可证的过程中发现董事会此前不知道的，在有关矿区已存在“山西×县金红石矿”厂等县属7个小企业；虽然通过工作与代县达成并签订了县矿转让协议，然而该县竟然采用虚假评估等手段，将不值100万元的资产估值为900余万元，并逼迫我们认可付款。3、通过近一年半来的大量工作，公司在汇率损失和前期必要的准备工作中已经花费了上千万元；寻找战略投资者／合作伙伴的工作迄无成效，而根据今年最节省的预算，至少需要2亿元资金，且无法保证年内能够正式开工投产。4、从目前及今后一段时间看，虽然省政府正在做出努力，但当地的投资环境改善到投资者可以容忍的程度还有一段较大的距离。为此，一、董事会决议，从即日开始至2006年5月31日为止，逐步撤资并注销山西神×公司。二、公司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自即日起辞去山西神×公司董事职务。三、董事会再次责成和授权张某某在杨某某具体配合下执行，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工作：妥善处置公司的债权、债务；终结和中止已经签订并且正在执行的各种合同、协议；依法处理可能发生的各类法律和经济的纠纷；搞好同当地各级政府、部门的善后关系；逐步遣散安置好公司聘用人员；安全储存和保管公司的所有财务、人事、行政、技术等文件档案资料；对于公司购置的所有固定资产进行登记造册、变卖处理、转移保管等，并及时向各股东报告。四、董事会无异议地同意，贯彻执行四方关联公司股东暨董事会联席会议的决定精神和议决的其他事项。邓昕、谢某某、来新国、黄士林作为董事在决议书上签名。
2006年4月19日，邓昕向黄士林出具一份函件，内容为：本人现可以将高×股份过给您，但要求张某某、谢某某签署承诺书：一、山西钛矿项目的所有收益按原定协议有邓昕20％不变；二、若公司清盘，所有公司的资产按双方实际投资比例分配；三、原来所签的所有协议及董事会纪要不变。
2006年4月19日，邓昕出具了一份委托书，称其在山西神×公司、高×公司及天×公司的所有事宜现全权委托黄士林代办处理，有效期至2006年5月31日止。2006年5月10日，谢某某向邓昕出具一份承诺书，称：为了及时、便捷地办理山西忻州代县金红石矿项目转让一事，黄士林提议将你持有的高×公司的20％股权转让给黄士林，为此我本人就相关事宜确认并承诺如下：一、你我双方于2005年签署的《协议书》继续有效，应按该协议的约定执行；二、你在本月16日前如能将持有的高×公司的20％股权全部转让给黄士林，我保证你并不因此丧失占项目总收益20％的权益，并保证你如约取得该利益。2006年5月19日，谢某某向邓昕出具一份承诺书，内容是：本人代表我方全体投资人向你承诺，在山西忻州代县金红石矿开发项目转让给其他投资方时，我们保证受让方将项目转让价款全部付至广东圣天平律师事务所开立的银行账户，并承诺与受让方除公开的项目转让协议外没有其他任何协议及交易行为，签署的一切合同或协议均提交给你本人一份备案，否则我方向你方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责任。张某某作为担保人在承诺书上签名。
2006年5月19日，邓昕与黄士林签署一份确认书，就山西代县金红石矿开发项目的有关事宜确认如下：一、在项目成功转让后，邓昕从项目投资成本回收款额中归还黄士林50万元。二、依照邓昕与谢某某等人（投资方）的约定，邓昕可得项目利润的20％；依照邓昕与黄士林的约定，邓昕应向黄士林支付项目利润的5％；依照邓昕与杨某某的约定，邓昕应将其所得项目利润15％中的四成即利润的6％支付给杨某某。依照以上约定分配后，黄士林同意将其从投资方取得的10％项目利润中转出项目利润的3％给邓昕，即邓昕、黄士林各得项目利润的12％。三、邓昕同意，在投资方确认将项目转让款付至黄士林银行账户的情况下，将邓昕持有的高×公司20％股权转让至黄士林名下，黄士林同意负责代邓昕持股并向投资方主张权益。2006年5月19日，邓昕向黄士林出具一份授权委托书，同意将邓昕持有的高×公司20％股权变更为黄士林持有，由黄士林代表邓昕行使高×公司股东的职责，黄士林在邓昕授权范围内的代理行为所产生的后果由邓昕享有和承担。2006年5月22日，骏×公司代办了邓昕1万股高×公司股权转让给黄士林的手续。骏×公司提供的该次股权转让文件包括：共同声明（内容是邓昕、黄士林向相关方面申明，高×公司没有任何负债等）、股权转让协议（内容是邓昕将其持有的1万股高×公司股份转让给黄士林）、辞呈（内容为邓昕辞去高×公司董事职务，立即生效）、出售单（内容是邓昕将1万股高×公司股权转让给黄士林，价格为1万美元）等。
2006年5月30日，CACTUS公司（甲方、出让方）、领×公司（乙方、受让方）、张某某（丙方、保证人）签订《山西省代县金红石矿项目转让协议书》，约定，甲、乙双方就山西省代县金红石矿开发项目达成如下协议：甲方转让高×公司100％股权及天×公司100％股权给乙方（包括乙方指定人），上述的转让代表了乙方将有权全面承受以下各项权利：天×公司目前拥有的本项目采矿权；山西神×公司100％股权、业务、资产及知识产权；甲方通过高×公司、天×公司、山西神×公司所拥有的本项目的全部相关技术资料；天×公司及山西神×公司所拥有并正在使用的物品等；转让总价款为300万美元。张某某作为甲方的代表在该协议上签名。2006年6月1日，谢某某、黄士林分别与王某某签订转让协议，将各自持有的4万股、1万股高×公司股份分别以216万美元、54万美元的价格转让给王某某。
2006年6月1日，王某某与领×公司签订转让协议，约定王某某以270万美元的价格将5万股高×公司股份转让给领×公司。王某某既作为出让方，又作为受让方领×公司的代表在协议书上签名。2006年6月30日，王某某出具债务免除函，同意免除领×公司于2006年6月1日与其签署的转让协议项下2，699，999美元的债务。领×公司于2006年4月6日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成立，发行股数为1，000股，原始股东为ZHENCHENZHISEN（持有999股）、王某某（持有1股）。2006年6月8日，王某某将其持有的1股转让给ZHENCHENZHISEN。2007年8月15日，谢某某出具确认函，确认其已于2006年7月21日收到王某某支付的高×公司4万股转让价款216万美元。2007年8月15日，黄士林出具确认函，确认其已于2006年7月21日收到王某某支付的高×公司1万股转让价款54万美元。
另查明，（2008）粤高法民四终字第211号民事判决载明：省高院认为邓昕明确知道其将所持有的高×公司20％股份转让至黄士林名下的宗旨就是为了转让涉案项目；邓昕委托黄士林持有高×公司20％的股份，是为了执行2006年4月8日联席股东及董事会会议决议精神，整体转让钛矿项目企业的股份，包括转让高×公司的股份；CACTUS公司与领×公司签署的《山西省代县金红石矿项目转让协议书》是各方实际执行2006年4月8日联席股东及董事会会议决议的一个环节，通过签署该协议，领×公司收购了涉案钛矿项目的所有权益，包括高×公司的股份，邓昕是2006年4月8日联席股东及董事会会议决议的签署人，对涉案钛矿项目的转让是明知的，其将原拥有的高×公司20％的股份通过一系列协议委托给黄士林持有和处理就是为了转让涉案项目，该协议符合联席股东及董事会会议决议的精神。还查明，庭审中，张某某出庭作证称，CACTUS公司已收到《山西省代县金红石矿项目转让协议书》项下的300万美元，未支付任何款项给黄士林。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邓昕系香港特区居民，本案应按涉外纠纷处理。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规定，本案所涉及的委托合同、项目合作合同、项目转让合同等合同关系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2006年4月8日联席股东及董事会会议决议整体转让钛矿项目企业的股份，包括转让高×公司的股份，并对项目转让后的收益如何分配进行了约定。上述决议内容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邓昕是该决议的签署人，对涉案钛矿项目的转让是明知的，其将原拥有的高×公司20％的股份通过一系列协议委托给黄士林持有和处理就是为了转让涉案项目。至于因转让涉案项目所收取款项包括转让高×公司股权的款项，均应按照上述联席股东及董事会会议决议的内容，进行处理和分配。张某某作为CACTUS公司的代表证实CACTUS公司已实际收取《山西省代县金红石矿项目转让协议书》项下的300万美元，原审法院予以采信。该笔款项包括转让高×公司100％股权的转让款。邓昕应依据联席股东及董事会会议决议及相关承诺书等向相关当事人另循途径主张权利。综上，邓昕的诉讼请求不成立，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邓昕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49，735元（已由邓昕预交），由邓昕负担。
邓昕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为黄士林返还邓昕股权转让款54万美元，并按照2006年7月21日美元对人民币汇率7.9897与付清款日汇差支付汇率损失，从2006年7月21日至付清款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贷款利率支付利息；2、由黄士林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
一、原审判决无视多个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违法认定张某某证言作为本案事实，违法掩盖黄士林收到54万美元股权转让款的事实。1、（2008）粤高法民四终字第211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211号判决）、（2008）粤高法民四终字第191号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191号判决）以及（2010）粤高法确申字第11号民事裁定书（以下简称11号裁定）等三份生效法律文书共同认定的事实：2006年6月1日，谢某某、黄士林分别与王某某签订转让协议，将各自持有的高×公司4万股、1万股股份分别以216万美元、54万美元的价格转让给王某某。2006年6月1日，王某某与领×公司签订转让协议，约定王某某以270万美元的价格将5万股高×公司股份转让给领×公司。2006年6月30日，王某某出具债务免除函，免除领×公司该协议项下2，699，999美元的债务。2007年8月15日，谢某某确认其于2006年7月21日收到王某某支付的高×公司4万股转让款216万美元。黄士林出具确认函，确认其于2006年7月21日收到王某某支付的高×公司1万股转让价款54万美元。11号裁定认定，“黄士林已于2006年6月1日与案外人王某某签订转让协议，将被保全的财产高×公司股份1万股转让给王某某，并于2007年7月21日收到王某某支付的高×公司1万股转让价款54万美元。”作为系列案件最后的一份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事实，一审法院无权变更。2、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证人证言未经查证属实，不能作为认定本案的事实依据。第一，张某某声称所有交易在香港完成，并且拒绝提供在香港交易的有关证据材料，并且其所声称的交易款监管律师所“PRESTONGATS&ELIS;”在香港律师会官方网站上没有查到记录，在香港没有注册上述律师所。可见，张某某一审出庭陈述没有证据支持，有虚假陈述，并且与本案系列案件生效判决认定的下述事实相矛盾。第二，根据211号判决引述黄士林的答辩“（三）黄士林与谢某某将高×公司的股份转让给王某某，与领×公司没有发生交易”及该判决书认定的事实证明，领×公司受让股权的实际付款金额只有1美元。由此证明，CACTUS没有依据与领×公司的协议取得领×公司的任何付款，CACTUS公司与王某某没有合同关系，不能从王某某处得到任何付款。因上述股权转让关系进行付款的只能发生在王某某与黄士林和谢某某之间。第三，CACTUS公司没有付款给黄士林，并不能证明黄士林没有因本次股权倒卖收到款项，黄士林确认收到的是王某某支付的54万美元。3、黄士林一审辩称的2007年8月15日出具收到54万美元确认函，“是为满足CACTUS公司与领×公司有关项目转让的财务手续上的要求而出具的，也是黄士林受托办理股权转让所必须的代理行为，但并不等于这54万美元就是由黄士林实际收取的。”虚假陈述完全不能成立，理由如下：第一，既然黄士林在211号判决的上述辩解“与领×公司没有发生任何交易”，那何来向领×公司出具收款的财务手续的义务。第二，邓昕于2006年12月8日起诉（2007）深中法民四初字第20号案件（以下简称20号案），黄士林提出管辖异议并上诉，2007年7月被省高院驳回管辖异议，邓昕于2007年7月起诉（2007）深中法民四初字第165号案件（以下简称165号案）。黄士林于2007年8月15日出具的确认书，是在其应诉20号案和165号案的举证以及答辩期内。邓昕2006年5月19日出具给黄士林的授权委托虽然没有写明有效期，但2006年12月8日起诉后，黄士林就不再具有代理邓昕任何行为的任何代理权。第三，根据211号判决认定的事实，涉案股权在香港的借壳上市于2006年10月31日已经完成，不存在2007年8月15日还要完成财务做帐的问题。其出具的收款确认书唯一认定只能是实际收款，并帮助大股东谢某某、非法收购人领×公司、中国矿业等在165号案件制造胜诉证据。综上所述，本案应当以省高院的上述三份生效法律文书以及黄士林的确认函认定：黄士林于2006年7月21日收到了王某某支付的转让邓昕所有的高×公司l万股股份转让款54万美元。
二、原审判决违法引用211号判决关于驳回邓昕优先购买权的分析部分，为其本案驳回邓昕诉请非法托辞，掩盖其枉法裁判的真实目的。1、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规定了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可以作为当事人免证的事实，法院可以直接引用。但对于不同诉请的说理分析，并不能成为其他法院直接引用的依据。一审判决违法作为事实认定引用的上述分析逻辑混乱，邓昕从未认可。理由如下：第一，根据黄士林一审答辩证据《山西金红石矿项目合作开发经营协议书》第六条，“在合资公司取得采矿许可证之后，如果具备项目转让的条件，双方同意以转让高×公司股份和／或天×公司股份的形式转让该项目。转让价格由甲乙双方共同协商确定”。转让项目是邓昕早在2005年4月9日与谢某某合作开始就确定的盈利模式，而不是等到2006年4月8日联席股东及董事会会议才决定的事项。第二，根据211号判决查明的事实，项目收购方领×公司2006年4月6日注册成立，黄士林4月8日纠集大股东谢某某等在其律师楼召开会议，5月22日伪造签字过户了邓昕持有的高×公司股权；5月25日伪造签字变更了邓昕在山西神×公司的董事，6月12日取得了山西省工商局变更董事的备案文件。6月13日项目收购方创×公司签署了临时收购协议，并通过香港联交所向社会公告。事实清楚的表明，黄士林一手策划了掩盖项目在香港借壳上市欺诈邓昕的会议。第三，2006年4月8日联席股东与董事会会议做出的是会议决定，所有的会议决定都是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作出的，邓昕持有高×公司股权仅占20％，在山西神×公司的五个董事中占一个席位。因此，邓昕在会议决定上签字，并不反映邓昕的真实意思。并且，该会议纪要上，邓昕并未将持有的高×公司股权的转让授权给任何人办理，更未将高×公司股权转让对象、转让方式、转让对价等授权给任何人决定，相反的是会议纪要第四条还确定了邓昕的项目优先购买权。第四，黄士林一审答辩，“（3）有关股权转让对象、转让方式、转让对价等，属于邓昕与其投资合作人谢某某、张某某沟通商定的范围，邓昕也未将此作为对黄士林的委托内容和要求，不属黄士林的代理义务”。黄士林一审自认，邓昕2006年4月19日、5月19日给黄士林的授权委托均不包含决定股权转让对象、转让方式、转让对价等权限，即使黄士林没有通过伪造签字过户股权也没有上述权限，邓昕更未通过4月8日会议将上述权限授权给CACTUS公司。2、CACTUS公司与领×公司签署的《山西省代县金红石矿项目转让协议书》与邓昕没有法律关系，对邓昕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力。第一，2006年4月8日会议没有任何文字授权CACTUS公司签署转让项目的文件，更未授权CACTUS公司决定股权转让对象、转让方式、转让对价等。第二，正如前述黄士林一审答辩，即使黄士林没有通过伪造签字过户股权，也只有邓昕与投资合作人谢某某、张某某有关股权转让对象、转让方式、转让对价等沟通商定后，邓昕对黄士林再次就股权转让对象、转让方式、转让对价等明确授权后，黄士林才有权就此签署股权转让文件。第三，邓昕与CACTUS公司是两个在法律上完全独立的主体，并且没有任何合同关系，CACTUS公司与领×公司签署任何合同，都不能与邓昕形成任何权利义务关系。综上诉述，2006年4月8日会议之后，邓昕持有高×公司股权的所有权是一项具有绝对性的物权，有关上述权利转让对象、转让方式、转让对价等权限没有授予任何人，上述事项的决定权只有邓昕本人。211号判决的上述分析，将与邓昕没有任何法律关系的CACTUS公司签署的协议强加给邓昕，说成是执行2006年4月8日会议决议显然是颠倒黑白，不能作为本案判决的事实引证。
三、原审判决“本院认为”部分将联席股东及董事会会议决议应当适用的《公司法》偷梁换柱为《合同法》，是故意枉法裁判。1、2008年4月8日联席股东及董事会会议决议，是一个根据《公司法》进行的组织行为，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形成决定事项。遍考古今中外，法律不允许任何组织通过集体行为处分属于其成员的私人财产。2、上述会议决议，没有任何内容授权CACTUS公司签署项目转让协议，更没有任何内容授权CACTUS公司收取属于邓昕所有的高×公司1万美元股份的转让价款。3、根据黄士林一审的上述答辩，有关股权转让的所有决定权仍然保留在邓昕手中。因此，上述会议决议没有通过协商一致对股权进行集中授权转让，不是一个协商一致的合同关系。一审法院对此适用《合同法》进行分析判决，显然错误。4、本案的系列案件前后5年历经深圳市与广东省两级法院的六个合议庭审理，11号裁定最终认为，“申诉人如有充分的证据仍可继续向黄士林主张权利”。所有合议庭均认为，邓昕应当向作为代理人的黄士林主张权利。
综上所述，黄士林实际收到非法倒卖邓昕高×公司股权转让款54万美元，并长期据为己有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应当返还给邓昕并承担汇率损失及利息损失。一审判决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应当撤销并改判。为此，特提起上诉，请依法裁判，维护邓昕的合法权益。
黄士林口头答辩称：一、邓昕错误引用已经生效的判决和裁定所作出的认定，断章取义、牵强附会，并且进行了歪曲解释，其观点与事实根本不相符。1、邓昕在上诉状中引用了11号裁定，但该案是邓昕在另外的民事案件生效后不服提出的申诉案件，省高院在审查该申诉案件中并未开庭，也未通知黄士林，对于邓昕的申诉仅做出了驳回的裁定，该裁定书中关于股份转让以及转让价款的问题并未经过黄士林的核实，也没有其他生效的法律文书佐证。因此，该裁定书所认定的事实表述并不恰当。2、211号判决关于黄士林确认收到王某某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54万元，这一事实的表述并没有问题，但邓昕在上诉状中歪曲地理解该判决认定的事实，将确认收到股权转让价款和实际收到两种不同后果的不同法律性质的概念混为一谈，完全割裂了该判决在其他事实方面所作出的认定，因此，这一歪曲理解也与事实不符。3、邓昕称一审中证人张某某所称的完成交易监管律师事务所的名称在香港律师工会网站没有显示，这一陈述与事实不符。实际上张某某所陈述的事实，也就是该律师事务所进行资金监管的时候是在香港合法存在并合法执业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在香港的相关政府网站完全可以查询得到，由此可见，邓昕这一说法违背了基本的事实根据。4、邓昕歪曲理解涉案公司的股权转让方式、方法和范围，仅仅将其所理解的交易确定为黄士林所代理的股权与王某某的交易，这一上诉理由明显与本案全案事实不符。因为在2006年四方股东及董事联席会议上所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和其他相关文件均有邓昕参加，并且签署了同意，上述一系列文件均表明包括邓昕在内的目标公司的股权转让是一个整体，邓昕作为该目标公司持股股东之一，有义务配合并且完成该项目转让的交易，并且对于项目转让后权益的分配，该董事会决议、股东会决议均做出了明确的约定，邓昕无视这些事实，单单提出对自己有利的事实或法律规定，这是没有道理的。5、黄士林出具涉案所涉及的收据（收到54万美元的确认函）是为了配合整个项目交易完成所做的确认，由于事先对于整个交易各股东之间、董事之间均有明确的约定，因此，该款项虽然确认收到了，但该54万美元的收取必须依照整个项目公司董事会、联席会所做的决议进行执行。项目交易当时的执行人也是投资人代表张某某在一审中对整个交易过程、范围、方式以及最后结果都做出了明确的解释和回答。因此，邓昕片面咬定黄士林本人收到了该54万美元的股权转让款，缺乏基本的事实根据。6、邓昕否认黄士林出具收到54万美元确认函的行为是代理行为，这一说法本身有瑕疵，因为黄士林已经在授权范围内根据董事会的决议和邓昕本人确认的条件、内容完成了交易，出具收款收据的确认书本来是整个交易行为的随附义务，其本身并不需要邓昕另行授权。另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出具该确认书也是一个出证行为，证明在整个交易过程中黄士林所代持的高×公司20%的股份收到了交易对方所支付的54万美元，黄士林这一出证行为本身对于整个事实和整个交易完成起到了一个证明作用，其是否对相关案件的胜诉制造了证据，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黄士林本身这种行为没有违反法律，也没有超出授权。
二、关于邓昕认为一审法院引用相关生效判决的说理部分不正确、是违法的，该说法没有法律根据。邓昕在上诉理由第二点涉及的内容均已在一审法院法庭调查和辩论中涉及到了，属于一审辩论理由的重复，因此，黄士林在此不进行新的答辩。
综上所述，邓昕上诉理由缺乏基本事实根据，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得当，请求二审维持一审判决，驳回邓昕的上诉请求。
本院认为：本案为涉港委托合同纠纷，邓昕主张黄士林将其持有的高×公司股权1万股转让后未支付给其股权转让款，黄士林则辩称其虽然出具确认函确认收到股权转让款54万美元，但其实际并未收到该款项，出函的目的是为了满足CACTUS公司与领×公司有关项目转让财务手续上的需求及其受托办理股权转让所必须的代理行为。因此，本案必须追加CACTUS公司、领×公司、谢某某、张某某、王某某为本案当事人才能查清黄士林是否收到股权转让款54万美元以及涉案项目转让和付款的情况。原审仅凭联席股东及董事会会议决议的内容及张某某的证人证言就驳回邓昕的诉讼请求，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施行时未结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0）深福法民二初字第7694号民事判决；
二、本案发回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重审。
上诉人邓昕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9，735元，本院予以退还。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邱 明 演
审 判 员 梁 乐 乐
代理审判员 李 原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周洁（兼）
附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施行时未结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一条2013年1月1日未结案件适用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但本规定另有规定的除外。
前款规定的案件，2013年1月1日前依照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已经完成的程序事项，仍然有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3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