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粤高法审监民提字第168号
抗诉机关：广东省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曾新华，男，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
委托代理人：田新亮，广东颐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简毅飞，男，汉族，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荔湾区。
委托代理人：张晓伟、王井云，广东法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第三人：曾钧，男，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
委托代理人：康考利，广东颐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曾新华因与简毅飞、曾钧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78号民事判决，向检察机关申诉。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于2012年9月7日作出粤检民抗字（2012）289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提出抗诉。本院于2012年11月2日作出（2012）粤高法审监民抗字第437号民事裁定书，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李满怀、邱正文出庭履行职务。曾新华的委托代理人田新亮，简毅飞的委托代理人王井云、张晓伟，曾钧的委托代理人康考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曾钧曾于2009年9月9日以股权转让纠纷为由，向该院起诉简毅飞［案号为（2010）越法民二初字第213号］，请求简毅飞返还500万元及利息，曾新华是该案的第三人。后曾钧撤诉，遂由曾新华于2010年3月30日起诉本案。
曾新华一审诉称：自2006年8月至2007年10月，曾新华从自己所有的广州明廊眼镜连锁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廊公司）股权转让所得款5000万元中分多次以现金、代付款等形式划拨2000万元给简毅飞，要求简毅飞将该款中的500万元代曾新华支付给曾钧。2008年底，曾新华、简毅飞和曾钧谈论该事时，曾新华方知简毅飞一直未将该款项支付给曾钧。曾钧遂于2009年9月3日向法院起诉，要求简毅飞向其支付该款项，但简毅飞在该案否认曾新华要求其转付款项给曾钧的事实，拒绝向曾钧支付该款项。曾新华认为，简毅飞私自占有该500万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属不当得利行为，应当将该款项返还给曾新华，故请求法院判令：1.简毅飞返还曾新华人民币500万元及利息（从起诉之日起，即2010年3月30日起至实际清还款项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简毅飞负担。
简毅飞一审辩称：简毅飞不同意曾新华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不构成不当得利，请求法院依法驳回曾新华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曾新华诉称的事实没有任何证据加以佐证，且明显违背常理。（1）曾新华诉称“曾新华要求简毅飞将该款项中的人民币500万元代曾新华支付给曾钧”并无任何证据证实。涉案的标的金额为2000万元，而该2000万元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是曾新华付给简毅飞的股权转让款，简毅飞也确实收取了该2000万元。曾新华说其中1500万元是简毅飞的合法所得，另外的500万元是不当得利，但并无证据证实。（2）曾新华称其将钱转给简毅飞近两年后，方知简毅飞一直未将该款项支付给曾钧不仅无任何证据证实，且明显违背常理。在两年时间内，曾新华没有向简毅飞询问，也没有与曾钧说，不符合逻辑。曾新华对500万元的巨额款项不闻不问，而曾钧作为受益人，也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可以得到500万元的款项。曾新华与曾钧是同胞兄弟，曾钧是哥哥，曾新华是弟弟，而弟弟给钱哥哥不亲自给，反而通过简毅飞代付给曾钧而颇费周折。
二、曾新华付给简毅飞的2000万元款项，均是简毅飞的合法投资所得，有根有据，绝非不当得利。对于涉案500万元款项的说法，曾新华前后矛盾。2009年9月3日，曾钧曾经以股权转让纠纷为由，向越秀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简毅飞将该500万元的款项支付给曾钧。后曾钧撤诉。曾新华是该案的第三人，其向法庭提交了一份《说明》，承认其本人虽然在明廊公司持有股权，但是是代简毅飞持有该公司的股份。2006年转让了其持有的该公司股权和简毅飞的股权获得了股权转让款项5000万元，曾新华将其中的40%，即2000万元属于简毅飞的股权转让收益，通过现金转账以及其他方式给简毅飞。该2000万元是一个整体，也包含了本案中涉及的500万元。曾新华付给简毅飞的2000万元款项均是简毅飞合法投资所得。曾新华已经承认2000万元是简毅飞的股权投资收益。从简毅飞提交的结算清单可知，曾新华与简毅飞之间就明廊公司的股权收益进行了结算，其中对用途等有详细的说明，并由双方签字确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结算清单中有一行文字是“还大佬100万元，由曾新华负责”，这里的大佬就是说曾钧，即曾新华欠曾钧100万元，该100万元是由曾新华支付给曾钧。结算清单中没有说明有500万元是需要支付给曾钧的，所以简毅飞认为曾新华所说的500万元款项是不当得利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
三、曾新华与简毅飞之间只存在委托投资关系，从未存在委托付款关系。从2007年至2008年期间，曾新华代简毅飞向汇库物业管理（珠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库物业公司）投资房地产业务。简毅飞从来没有接受过代曾新华付款给曾钧的委托。
四、曾新华未能提交证据证明涉案的500万元属于不当得利之款，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曾钧一审述称：曾新华与曾钧是亲兄弟关系，曾钧同意曾新华的诉讼请求以及事实理由。
一、本案是不当得利纠纷，简毅飞承认曾新华向其付款2000万元，故简毅飞需要举证证明合理合法取得该款项的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客观上来说，简毅飞并没有证据证明包括500万元在内的2000万元其有合法取得的依据。
二、根据简毅飞的答辩，以及（2010）越法民二初字第213号案的开庭笔录，简毅飞都认为其取得的2000万元是简毅飞与曾新华以个人名义对明廊公司投资所得的回报。但是从两案简毅飞提交的证据可以反映如下事实：简毅飞不是明廊公司的股东，曾新华才是明廊公司的股东。曾新华在明廊公司的全部投资，都是曾新华自己出资，简毅飞没有委托曾新华投资明廊公司。简毅飞与曾钧也没有向明廊公司出过任何款项。由此可以知道，划给简毅飞的2000万元，是曾新华自己取得的股权转让收益，并非简毅飞的股权转让收益。曾新华说明转款2000万元给简毅飞的原因，是由于曾经长期合作经营广州市东山区博益经济发展公司（以下简称博益公司），简毅飞和曾钧曾在该公司给予曾新华帮助，所以曾新华在取得股权转让收益以后，自愿按照三人在博益公司的持股比例，分配其自己股权转让收益。当时在博益公司是曾新华持有70%股权，简毅飞持有30%股权，但是曾新华、简毅飞确认有10%的股权是曾钧持有，所以曾新华处分自己股权转让收益时候，划付500万元给简毅飞转交给曾钧。简毅飞认为其自己持有明廊公司40%的股权没有依据。曾新华所出具的《说明》，表述其自己在明廊公司的持股是代表简毅飞和曾钧，简毅飞认为这句话说明其是明廊公司的隐名股东是误解。明廊公司是由曾新华自己出资，简毅飞与曾钧并没有出资，双方也没有确认投资关系的存在。简毅飞并没有证据证明其取得2000万元是其服务或者投资明廊公司的回报。
三、简毅飞提交的2007年9月11日所谓结算清单，曾新华说过这并非结算清单，简毅飞认为这是其取得2000万元的凭据的主张并不能成立。曾钧也认为该单并非结算清单，双方账务结清也不是清还给付的概念。该单里面只对2000万元其中的1000万元做了描述，明确了曾新华代付购车款60万元，简毅飞的珠海项目使用800多万元，零碎的款项有49万多元，还有余款39万多元，这里加起来只是1000万元。而对于第一项现金的1000万元的用途并不清晰，也没有明确说是给付简毅飞的款项。结合上述观点，简毅飞不能合理解释清楚其有权全额取得涉案500万元的整个2000万元的依据，故曾钧认为该500万元应当返还给曾新华。另外，曾新华委托简毅飞向其哥哥即曾钧支付款项并没有违背常理，因为曾钧与简毅飞经营博益公司时，在曾钧不知情的情况下，曾新华、简毅飞伪造了一个股东会决议将曾钧10%的股份变更登记到了简毅飞名下，该事情发生以后，曾新华与曾钧的关系开始变差，基本上不来往，也不对话，均是通过简毅飞来沟通，包括对博益公司的清盘也是通过简毅飞来转交相关的文件。当时是曾新华口头与简毅飞说代转500万元给曾钧，曾钧并不知情。直到2008年底，简毅飞按曾钧的要求约了曾新华出来与曾钧见面，当时曾钧质问曾新华在博益公司工作十几年什么好处都没有，曾新华才将其要简毅飞代转500万元给曾钧的事情说出来，曾钧此时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一审庭审中，曾新华为证明其分别于2006年8月31日、2006年9月11日通过银行转账现金共1000万元至简毅飞账户，其从2006年8月14日起至2007年10月23日共六次代简毅飞向汇库物业公司支付投资款共8517803元的事实，提供了中国银行存款回单2张、汇库物业公司出具的《证明》予以证实。简毅飞、曾钧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
简毅飞就其抗辩意见，提供了如下证据：1.曾新华于2009年8月29日在（2010）越法民二初字第213号案中所作的一份书面《说明》，简毅飞用以证明曾新华与简毅飞共同向明廊公司投资及曾新华代简毅飞持股的事实，但不确认曾新华将涉案资金解释为：“他将明廊公司的股权转让所得的5000万元中的2000万元转给简毅飞，其中有500万元是用于简毅飞还给曾钧，理由是简毅飞在博益公司中代曾钧持股10%”等内容。《说明》其中内容：“本人曾新华于2006年转让了本人在明廊公司中的股权，取得了股权转让收入人民币5000万元，明廊公司的股东虽是写曾新华，但实际上本人在明廊公司的股权是代表本人、简毅飞、曾钧，按1998年11月9日博益公司《股份证明书》的约定本人占70%、简毅飞占20%，曾均占10%。本人取得明廊公司股权转让收入人民币5000万元后，进行如下分配：一、本人分得3000万元，占60%。二、余下40%约2000万元划给简毅飞，情况如下：1.2006年8月31日人民币500万元通过中国银行划到简毅飞的账户上；2.2006年9月11日人民币500万元通过中国银行划到简毅飞的账户上；3.代简毅飞付其在汇库物业管理（珠海）有限公司投资款中的8517803元；4.尚有100多万元用于给简毅飞买小车及处理杂事等。本人付给简毅飞上述款项的用途是：按照股权比例，简毅飞应分得20%即人民币1000万元，这是简毅飞应得的；10%即人民币500万元是用于简毅飞还给曾钧的（因为在博益公司是简毅飞代曾钧持股10%，均已签字认可）这是曾钧应得的；余下人民币3517803元用于处理博益公司的收尾及感谢其多年为公司工作之用。”2.曾新华、简毅飞于2007年9月11日签名确认的字据，简毅飞用以证明曾新华与简毅飞曾就涉案的2000万元款项的给付方式及具体用途等详细情况作了确认和进行了详细结算。字据其中内容：“设2000万一、购车款60万，现金500万＋500万，合计1060万，余款940万。二、珠海金碧时代广场二层商铺投资款合计8517803元，余款882197元。三、网络公司投资股权款：30万…，余款390197元。注①还大佬100万，由曾新华负责…。结论：曾新华归还简毅飞现金390197元，双方账务全部结清。”3.明廊公司工商档案登记资料，包括：《公司（企业法人）变更登记申请书》，2003年10月23日、2005年12月6日、2006年12月15日的《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章程修改决议》，简毅飞用以证明至2003年10月22日，曾新华占明廊公司股份23.87%的份额，该公司于2006年12月15日经股东会决议决定注销，注销之前，曾新华的股份份额从23.87%变更到24.33%。4.明廊公司被Luxottica集团收购的媒体报道资料，简毅飞用以证明明廊公司被意大利眼镜行业巨头Luxottica集团收购，收购金额高达2.9亿元人民币，按照曾新华在明廊公司注销前所占股份份额24.33%计算，以曾新华个人名义持股的股权转让收益高达7055.7万元。5.汇库物业公司的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其中显示投资者名称有珠海欣昌商贸有限公司）、珠海欣昌商贸有限公司的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其中显示投资者名称有曾新华和简毅飞，出资比列均为15%），简毅飞用以证明汇库物业公司出具给曾新华的《证明》涉及的款项是先去到珠海欣昌商贸有限公司，再由珠海欣昌商贸有限公司作为法人股东向汇库物业公司进行投资，简毅飞与曾新华有委托投资关系。
曾新华质证上述证据称，对《说明》的真实性无异议，从该《说明》可以知道简毅飞应得款项是1000万元，并非2000万元，所以简毅飞说其应得2000万元没有事实依据。且该《说明》也可以证明简毅飞认为其委托曾新华投资明廊公司所得的转让股权款项2000万元不符合事实。在（2010）越法民二初字第213号案中，曾新华一直强调简毅飞没有投资明廊公司，所谓的委托投资只是简毅飞的一厢情愿。在曾新华心目中，明廊公司所得的股权转让款是想分一部分给简毅飞和曾钧，因为三人在博益公司中合作了十几年，由于该公司效益不好，简毅飞和曾钧没有得到好处，所以曾新华认为明廊公司的股份代表了简毅飞和曾钧，给简毅飞钱只是为了弥补之前双方合作关系的损失。明廊公司的所有投资、股份都是曾新华个人的，与简毅飞和曾钧均没有任何关系。对字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字据只是说明了2000万元的具体构成，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转到简毅飞手里，并没有说明该2000万元的具体运用。因为当时曾新华是要给2000万元简毅飞支配并进行分配，购车款60万元加上给了的1000万元，一共是1060万元，2000万元减去1060万元，剩余940万元。现金500万元＋500万元是注明两次的转款。全部结清的意思是款项加起来达不到2000万元，只有1900多万元，所以曾新华再支付简毅飞39万多元的现金。简毅飞也承认曾新华给了其2000万元。实际上，该2000万元的具体用途是简毅飞持有1000万元，曾钧持有500万元。所以该字据不能证明2000万元应当全部给简毅飞，而字据所写的“大佬”也并非指曾钧。对明廊公司工商档案登记资料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可以证明简毅飞没有向明廊公司作任何的投资。媒体报道资料是从网络上下载的，故对真实性无法确认。对汇库物业公司和珠海欣昌商贸有限公司的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与本案没有实际的关联性，而且也不能证明简毅飞要证明的内容，曾新华、简毅飞均是以各自名义投资，不存在委托关系。也不能因双方对珠海欣昌商贸有限公司有投资，就可以证明双方在明廊公司有委托投资关系。
曾钧质证上述证据称，对《说明》的质证意见以述称意见为准。而字据并非结算清单，媒体报道资料的真实性也值得怀疑。对明廊公司工商档案登记资料、汇库物业公司和珠海欣昌商贸有限公司的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的真实性无异议。
曾钧就其述称意见，提供了如下证据：1.《变更前后注册资本、投入资本对照表》（截止1996年12月31日），显示博益公司变更前曾新华占注册资本的80%，曾钧占20%，博益公司变更后曾新华占注册资本的70%，简毅飞占30%。2.《股份证明书》，内容：“关于广州市东山区博益经济发展公司的股份分配应确认为曾新华：70%，简毅飞：20%，曾钧：10%。特此证明。证明人：曾新华、简毅飞1998年11月9日”。曾新华对该两份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该两份证据与工商变更登记资料联系起来可以证明简毅飞在原来博益公司经营中，有侵吞曾钧股份的行为。简毅飞质证上述证据称，对《变更前后注册资本、投入资本对照表》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表反映的是博益公司在1996年底的注册资本、股权转让情况，证实了曾钧将自己在博益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了简毅飞的事实，与本案所说的500万元是不当得利没有任何关系。对《股份证明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上述对照表已经表明简毅飞在1996年收购了曾新华的10%股权与曾钧的20%股权。1998年时，由于股权转让款未能够一步到位给付曾钧，才写下了该《股份证明书》。
另，一审法院根据曾新华的申请，调取了该院（2010）越法民二初字第213号案《开庭笔录》。曾新华在该案庭审时称，曾钧、简毅飞均没有在明廊公司投资，简毅飞也根本没有委托自己进行投资。因为三人经营博益公司十多年亏损了，自己在明廊公司转让股份获得收益，考虑三人都接近退休年龄，曾钧、简毅飞多年来对自己的经营有帮助，所以才决定将明廊公司转让股份的5000万元按照三人在博益公司的持股份额进行分配。在2000万元中有500万元是给曾钧的，简毅飞当时是清楚并同意的，但曾钧不清楚。简毅飞在该案庭审时称曾钧不是博益公司股东，无权分配博益公司的利润。50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属个人投资，并非博益公司利润。简毅飞对曾新华的《说明》表示有异议，称其对曾新华是否代表曾钧在明廊公司持股不知情。获得曾新华2000万元是事实，该收益是其委托曾新华在明廊公司投资收益所得。曾钧在该案庭审时称，1996年时，发现自己已经不是博益公司的股东，质问曾新华、简毅飞才知道他们擅自改了自己的名字，之后自己与曾新华的兄弟关系变差，也少有往来，有事都是通过简毅飞传话。简毅飞在博益公司的10%股份，其实是其代曾钧持有。曾新华在明廊公司的投资与其他人无关，任何人本来都不可能得到收益，但他愿意拿出来分配，是因为其很正直。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简毅飞承认其在2006年8月至2007年10月期间，共收到曾新华以现金等形式划拨的2000万元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对该2000万元款项，曾新华主张其中的500万元是要求简毅飞代其支付给曾钧的款项，不为简毅飞所有。简毅飞则认为该2000万元是其合法投资明廊公司所得。一审法院分析认为简毅飞的上述抗辩意见缺乏事实依据，理由如下：首先，简毅飞所举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其与曾新华之间存在委托投资关系。曾新华从2006年8月14日起至2007年10月23日共六次代简毅飞向汇库物业公司支付投资款共8517803元，只能证明是曾新华代简毅飞向该公司支付的投资款，简毅飞无确凿的证据证明其委托曾新华投资明廊公司。其次，简毅飞也没有证据证明其确实是明廊公司的真实投资人之一。虽然曾新华在2009年8月29日出具的《说明》表述“明廊公司的股东虽是写曾新华，但实际上本人在明廊公司的股权是代表本人、简毅飞、曾钧”，但曾新华也同时表述是按1998年11月9日博益公司《股份证明书》的约定将其取得的明廊公司股权转让收入5000万元进行分配，这证明不存在简毅飞、曾钧持有明廊公司股份的情形，否则不可能不按各人在该公司的投资比例进行股权转让分配。如果说简毅飞是作为曾新华在该公司的股份份额内的隐名投资人，明廊公司工商档案登记资料不可能显示简毅飞也是该公司的投资人，故曾新华、简毅飞应会就投资金额、利益分配等方面进行书面约定，以及留有简毅飞投入资金的到账凭据，否则在曾新华否认的情况下简毅飞的投资利益就无法保障。简毅飞缺失上述投资的基本要素即认为自己是明廊公司的投资人有违常理，简毅飞在没有其它证据佐证其有实际投资明廊公司的情况下，仅凭曾新华的上述表述来证明自己是明廊公司的隐名投资人理据不充分。且简毅飞认为其占有曾新华所取得的明廊公司股权转让款的40%份额，即2000万元属于其的股权转让收益更没有事实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第三，曾新华、简毅飞于2007年9月11日签名确认的字据，内容主要是将所设的2000万元的构成进行细化和扣减，当中反映的两笔现金500万元款项没有明确用途，更没有确定是曾新华给付简毅飞明廊公司股权转让收入的款项。简毅飞认为该字据是其与曾新华之间就明廊公司的股权收益进行的结算依据不足。其实，现有证据可证明简毅飞涉案的款项完全是依据曾新华的意愿由其分配所得，除非简毅飞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确实是明廊公司的隐名投资人，否则曾新华主张的500万元是其委托简毅飞转付给曾钧的款项是可信的。综述，简毅飞获取500万元没有合法根据，且造成曾新华财产受到损害，属不当得利。现曾新华请求简毅飞返还上述款项并从起诉本案之日起计付利息合法合理，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的规定，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于2010年9月27日作出（2010）越法民一初字第1307号民事判决：简毅飞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将不当得利款5000000元及利息（从2010年3月30日起至实际返还上述款项之日止，以5000000元为基数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返还给曾新华。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46800元，由简毅飞负担。
简毅飞不服一审判决，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一）一审判决将曾新华前后矛盾的单方陈述作为定案的依据，导致认定事实错误。（二）一审判决将曾新华和曾钧对《结算清单》所进行的百般狡辩作为定案的依据，进一步导致认定事实错误。（三）一审判决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错误认定曾新华所得的5000万元股权转让款是其一人投资明廊公司的收益。二、一审判决违反法律规定。（一）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的规定。对曾新华代简毅飞持有明廊公司股权的事实，曾新华在《说明》中予以确认，原案原告曾钧在起诉状和初始发言中，对此也予以确认，简毅飞对此也一直认可。既然本案三方当事人共同确认曾新华代简毅飞持有明廊公司股权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的规定，简毅飞就无需再就此事实另行举证。（二）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如前所述，曾新华代简毅飞持有明廊公司股权是本案三方当事人共同确认过的事实。除非曾新华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否则，人民法院对曾新华代简毅飞持有明廊公司股权的事实应当予以确认。（三）违反“谁主张，谁举证”的法律原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对于曾新华所诉称的曾新华委托简毅飞向曾钧支付500万元的说法，曾新华和曾钧均没有书面证据和相关证人证言可以提供，在没有任何证据予以证明且简毅飞不予以认可的情况下，一审法庭居然以一个没有逻辑的推理来证明一个虚假事实的存在。三、一审判决审判程序违法。一审判决对曾钧的追加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法庭仅依据一审原告的申请，即增加曾钧为第三人，显然在程序上是违法的。四、曾新华在超过诉讼时效之后才起诉简毅飞，已经失去实体上胜诉的权利。实际上，曾新华将该款项中的500万元汇给简毅飞的时间是2006年8月31日。如果该款项属于不当得利，曾新华应于2008年8月31日前向简毅飞主张权利。但实际上曾新华直到2010年3月29日才向法院起诉要求简毅飞返还，早已超过法定时效。故请求二审法院：1.撤销一审判决，全部驳回曾新华的诉讼请求；2.由曾新华负担全部诉讼费用。
曾新华、曾钧仍以其在一审所持理由答辩同意一审判决。认为涉案的2000万元是曾新华投资明廊公司取得收益后，参照三方当事人在博益公司的持股比例进行分配，其中500万元应由简毅飞转交给曾钧。简毅飞主张2000万元是其投资所得没有依据。曾新华在之前诉讼所出具的《说明》中的“明廊公司的股东虽然是写曾新华，但实际上本人在明廊公司的股权是代表本人、简毅飞、曾钧”并不是说简毅飞、曾钧在明廊公司的股份中有出资，而是考虑三方在博益公司的合作中没有多少得益，才将曾新华个人在明廊公司的收益按博益公司股份比例进行分配。曾新华与简毅飞于2007年9月11日签名确认的字据只是对款项的构成进行说明，并没有明确分配，不能证明该2000万元是简毅飞投资所得。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查明事实一致。
二审期间，简毅飞向法院提交三组证据。一、周如樑的身份及证言，博益公司、明廊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支付证明单等，拟证明曾钧获取相当大的利益后于1999年7月完全退出博益公司，此后博益公司才投资明廊公司，故曾钧对明廊公司的收益没有任何权利；二、博益公司工商登记资料、2001分配股利协定书、工资支付单、税单和周如樑证明，拟证明曾新华、简毅飞在博益公司历来按5∶5的比例分配股利；三、明廊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博益公司与东能公司《联合投资协议书》《合作经营协议书》、《博益明廊合作店初始投资表》、《博益明廊合作店分账统账损益表》、周如樑的证明，拟证明曾新华投入明廊公司的资金全部来源于博益公司，曾新华与简毅飞本应按5∶5的比例分配，但鉴于曾新华提出有其他账务需处理，简毅飞作出让步按6∶4的比例分配，双方已分配完毕，不存在任何不当得利。
曾新华、曾钧认为上述证据已超过举证期限，且证人没有出庭作证，同时认为简毅飞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简毅飞在二审期间向法院提交的证据属于逾期举证且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三条的规定，不属于新证据，该院不予采纳。
该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曾新华在2006年8月至2007年10月期间以现金等方式划拨给简毅飞2000万元的事实，双方均予确认。在支付过程中，双方没有对上述款项的性质作出明确的约定。现曾新华以不当得利诉请简毅飞返还其中的500万元，但曾新华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涉案的500万元是其委托简毅飞给付曾钧，不能证明简毅飞取得该500万元没有合法依据而构成不当得利。因此，曾新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其诉请该院不予支持。本案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5月25日作出（2011）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78号民事判决：一、撤销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0）越法民一初字第1307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曾新华的诉讼请求。案件一、二审受理费各46800元，由曾新华负担。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于2012年9月7日作出粤检民抗字（2012）289号民事抗诉书，向本院抗诉认为，二审判决认定曾新华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简毅飞取得该500万元没有合法依据而构成不当得利，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判决驳回曾新华的诉讼请求，属举证责任分配不当，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理由如下：
第一，曾新华已经举证证明涉案500万元构成不当得利的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为：1.一方获得利益；2.他方受有损失；3.一方获得利益没有法律上的根据。本案中，简毅飞对收到曾新华2000万元的事实已明确认可，而曾新华主张简毅飞只享有其中1500万元，故曾新华已经完成对前两个构成要件的举证责任。对于第三个构成要件，曾新华主张基于长期合作经营博益公司，简毅飞和曾钧曾在该公司给予曾新华帮助，所以曾新华在取得股权转让收益以后，自愿按照三人在博益公司的持股比例，分配其自己股权转让收益，并提供了《股份证明书》予以佐证。对于这种无基础的不当得利，本身就难以举证。曾新华提供的《股份证明书》与其自己的主张能相互印证，足以证明涉案500万元构成不当得利。二审判决在曾新华已经尽了举证责任的情况下，完全不考虑简毅飞的抗辩理由是否成立，直接以曾新华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简毅飞取得该500万元没有合法依据为由判决驳回曾新华的诉讼请求，属于举证责任分配不当，有失公平。
第二，简毅飞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500万元是其在博益公司的合法投资所得。首先，简毅飞在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属于逾期举证，二审判决已明确认定不属于新证据，并不予采纳。其次，简毅飞对于涉案500万元是其在博益公司的合法投资所得之主张主要提供了以下三个证据：1.2006年8月14日至2007年10月23日，曾新华代简毅飞共六次向汇库物业公司支付投资款8517803元的《证明》；2.另案中曾新华向一审法院提交的一份《说明》；3.有双方当事人签名的《字据》。关于证据一，只是列举了曾新华分六次代简毅飞向汇库物业公司支付8517803元的投资款项，不能证明简毅飞与曾新华之间存在委托投资关系，更不能证明简毅飞委托曾新华投资明廊公司。关于证据二，虽有“明廊公司的股东虽是曾新华，但实际上本人在明廊公司的股权是代表本人、简毅飞、曾钧”的表述，但同时也表述“按1998年11月9日博益公司《股份证明书》的约定，本人占70％、简毅飞占20％、曾钧占10％”将取得5000万元股权转让款进行分配，并说明划拨给简毅飞的2000万元款项中“10％人民币500万元是用于简毅飞还给曾钧的（因为在博益公司简毅飞代曾钧持股10％，均已签字认可）这是曾钧应得的”，显然不能证明简毅飞关于自己是明廊公司的真实隐名投资人，并享有转让款40％份额的主张。关于证据三，主要是将案涉2000万元的构成进行细化和扣减，当中反映的两笔现金500万元款项没有明确用途，更没有反映该两笔现金500万元是曾新华给简毅飞的明廊公司股权转让收入，故简毅飞认为该《字据》是其与曾新华之间就明廊公司的股权收益进行的结算依据不足。综上，简毅飞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500万元是其在博益公司的合法投资所得，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综上所述，二审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六）项以及第一百八十七条之规定，提出抗诉，请依法再审。
本案再审过程中，曾新华与曾钧均同意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
简毅飞答辩认为，（一）本案中曾新华与曾钧已于2013年6月与简毅飞就三方之间基于合作经营产生的全部纠纷进行一揽子和解了结，本案再审已不具有诉争基础，依法应予撤销结案。同时，曾新华与曾钧隐瞒抗诉事实与简毅飞达成和解，且不向抗诉机关和再审机关披露和解事实，凸显二者于本案再审中的诉讼恶意。（二）曾新华与曾钧出于向简毅飞无理索要500万元的诉讼动机，在无法就“委托持股”、“委托付款”等基础法律关系进行证明的情况下，提起本案“伪不当得利”的恶意之诉，再审法院应明察本案法律关系实质，不给恶意之诉提供“不当得利”的遁形之门。（三）本案属于有基础的给付型不当得利案件，依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及不当得利通说和司法实践，曾新华应承担不当得利构成要件的全面证明责任，尤其应对其主张的“委托付款”事实进行举证，至少应达到证据优势的定案标准。曾新华在案件一审、二审、再审程序中，除了口头陈述外没有提交任何证据，依法必须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责任。（四）简毅飞穷尽举证能力力争展现本案纷争的完整背景，足以说明简毅飞获取包含本案诉争的500万元在内的2000万元分配款事出有因、合法合理，曾新华事后出于协助曾钧恶意索要的动机推翻早已实现的分配意志有违诚信，且违背法律保护占有秩序及结算安全的基本宗旨。综上，请求再审法院驳回曾新华的申诉请求，维持二审判决。
本院再审查明，一审、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清楚、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根据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24日出具的（2012）穗越法民一初字第2326号民事调解书所载明的内容，曾新华以其代简毅飞缴纳了2000万元转让股权所得应缴纳的税费为由提起该案诉讼，后经法院主持调解，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由简毅飞分担税款280万元；曾新华、简毅飞因（2011）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78号案涉及的纠纷，双方同意按照法律规定处理。除此之外，曾新华、简毅飞之间因明廊公司、博益公司的合作、经营所产生的所有权利、义务已经全部结清，任何一方不得再提起诉讼。
根据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6月8日出具的（2012）穗越法民二初字第162号民事调解书所载明的内容，曾钧以简毅飞侵占其作为博益公司股东应得的分红为由提起该案诉讼，后经法院主持调解，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由简毅飞补偿曾钧80万元；曾钧与简毅飞同意（2011）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78号案根据法律规定处理。自2013年6月4日起，曾钧和简毅飞之间因博益公司合作经营所产生的所有权利义务关系已终结，不再提起诉讼。
本院再审认为，本案为不当得利纠纷。根据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与简毅飞的答辩意见，本案再审争议的主要问题是：简毅飞是否应当向曾新华返还500万元及利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依上述规定，不当得利的成立要件有四：一是受有利益（包括积极的得利与消极的得利）；二是他人受损害（包括既存财产的积极减少与可增加财产的消极未增加）；三是受利益与受损害间有因果关系；四是无法律上原因，即无法律上之权利依据。关于不当得利举证责任如何分配的争议主要集中在要件四，即受益人之得利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原因。不当得利依其内在根据，可分为给付型不当得利和非给付型不当得利两个基本类型。前者指受益人受领他人基于给付行为而移转的利益，因欠缺给付目的而发生的不当得利；后者指基于给付以外的事由而发生的不当得利。本案中，曾新华自主地将涉案的500万元给付简毅飞，因此，应当按照给付型不当得利来确定举证责任的分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了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即通常所称的“谁主张，谁举证”。对于给付型不当得利的认定应当遵循上述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由请求人对受益人的得利无法律上原因承担举证责任，理由如下：1.请求人的损失是因为自己的给付行为而引起的，由请求人承担举证责任符合行为人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法理；2.任何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对自身的财产都负有合理谨慎的注意义务，要求请求人承担举证责任更有利于促进权利人谨慎地处分财产；3.出于对现有秩序安定性的维护，对于受益人既有的财产占有状态，应当首先推定为合法占有，请求人要推翻受益人的占有状态，应当由其承担举证责任；4.不当得利举证责任的关键即在于要件四，如果将该举证责任分配给受益人，请求人则可以在缺乏证据的情形下轻易提起不当得利之诉，由受益人承担举证的风险与负担，甚至规避其他应由主张人举证的案由，不当得利之诉可能被滥用。
本案中，曾新华主张简毅飞占有涉案款项没有合法根据，属于不当利益。就该事实，曾新华所提供的证据仅为1998年11月9日的《股份证明书》。涉案款项是否依据该《股份证明书》进行分配，曾新华无证据证明。对于曾新华所称的委托简毅飞向曾钧付款的给付理由，曾新华亦未有证据证明。本案所涉金额巨大，曾新华在与简毅飞之间无任何书面证据的情况下委托其支付此笔款项给曾钧，不符合常理。因此，曾新华就其主张并未完成举证责任，其所提出的证据不足以将本案的举证责任转移给简毅飞。而简毅飞为证明其取得涉案款项的合法性，提供了2007年9月11日由其与曾新华共同签名认可的字据。该字据就2000万元涉案款项的支付情况进行了明确，并加注了三笔欠款由谁负责的问题，最后还在结尾处写明“双方账务全部结清”。如果该2000万元中确实包括曾新华委托简毅飞转交给曾钧的500万元，曾新华完全有条件在该字据中予以明确。因此，在曾新华未能就其所主张的不当得利事实完成举证责任，且简毅飞也提出有效反驳证据的情况下，二审判决由曾新华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检察机关抗诉认为二审判决举证责任分配不当，应由简毅飞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适当，本院再审予以维持。检察机关对本案的抗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穗中法民一终字第478号民事判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万季明
代理审判员 李晓银
代理审判员 肖 薇
二〇一四年六月五日
书 记 员 林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