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鄂江汉民二初字第01338号
原告湖北高驰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邱启雄，主任。
委托代理人ＸＸ，该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告武汉镇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镇安，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冬静，北京中伦（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原告湖北高驰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高驰所）与被告武汉镇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镇安公司）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3年8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张军华独任审理，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高驰所的委托代理人ＸＸ、被告镇安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冬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向本院提出给予三个月和解期限的申请，本院依法准许，该期间不计入本案审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高驰所诉称，2012年9月12日，被告镇安公司与湖北长城现代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仲裁案件，委托原告高驰所指派ＸＸ律师代理参与该案件审理。双方按照《法律顾问合同》约定，确定案件的本诉和反诉代理费共计2263536元，被告镇安公司当日向原告高驰所出具了代理费报销单，但因当时资金困难，被告镇安公司仅付原告高驰所代理费30万元，并承诺余款有钱即付。合同期间，被告镇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镇安也反复强调代理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变动。ＸＸ律师接受委托后，在近半年时间里调查、收集、整理了大量证据材料，查阅了大量资料，多次开会商议、讨论案情、答疑解惑，提交了一整套答辩状、反请求申请书、索赔清单、证据目录等仲裁法律文件，并参与了案件庭审和调解工作。2013年1月22日，被告镇安公司在原告高驰所没有任何过失的情况下解除双方委托合同关系，另行委托其他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仲裁，导致原告高驰所无法完成最后代理事务，被告镇安公司也拒不支付下余代理费。综上，双方之间形成的法律服务合同关系有效。被告镇安公司向原告高驰所出具了全额代理费付款单据，其法定代表人也承诺代理费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变更，被告镇安公司应当按照双方的特别约定承担下余代理费偿付责任。其次，被告镇安公司单方解除委托合同，并非原告高驰所的原由造成，被告镇安公司应依照合同法的规定赔偿原告高驰所因此受到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故被告镇安公司应承担下余代理费偿付责任。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原告高驰所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被告镇安公司支付原告高驰所下余律师代理费1963536元；2、本案诉讼费用、财产保全费由被告镇安公司负担。
被告镇安公司辩称，1、2011年6月11日签订的《法律顾问合同》上乙方处只有ＸＸ律师签名，原告高驰所未加盖公章，合同约定的顾问费也是支付给ＸＸ律师，原告高驰所不是该合同的当事人。本案涉及的仲裁案件中，被告镇安公司未与原告高驰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系委托ＸＸ律师代理参与案件仲裁，30万元代理费也是向ＸＸ律师支付。故被告镇安公司与原告高驰所在本案所涉仲裁案件中不存在法律服务合同关系。2、原告高驰所提交的《报销单》属于被告镇安公司企业内部的财务报销资料，不属于双方确认代理费金额和给付时间的依据。原告高驰所提供的对李镇安的录音资料，因录音前未告知被录音人，该录音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故原告高驰所关于被告镇安公司应按双方约定无条件支付仲裁案件代理费2263656元的主张缺乏足够的证据证明，不应认定。3、由于ＸＸ律师与李镇安对仲裁案件的代理意见存在分岐，导致被告镇安公司撤销了对ＸＸ律师的委托，重新委托了中伦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代理仲裁案件。在ＸＸ律师未完成仲裁案委托事务情况下，被告镇安公司已支付代理费30万元，且仲裁案件最终以调解方式结案，涉及金额减少至1.4亿多元，被告镇安公司也向中伦律师事务所支付代理费764300元，结合上述代理费支付情况，说明被告镇安公司根据ＸＸ律师完成委托事务的情况向其支付了合理费用，原告高驰所无权主张其他代理费。综上，原告高驰所所提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
经审理查明，2011年6月16日，被告镇安公司（甲方）与原告高驰所（乙方）签订《法律顾问合同》一份，该合同约定：乙方接受甲方聘请，指派律师ＸＸ担任甲方常年法律顾问；合同有效期三年，自2011年5月12日起至2014年5月11日止；法律顾问工作范围包括及时解答法律咨询，就甲方涉及的有关法律事务提供指导性意见……代理甲方参加诉讼、调解或者仲裁活动，法律顾问从事本条法律业务按本合同第五条收取费用；法律顾问收费标准：甲方每年5月12日向乙方支付法律顾问费70000元；起诉案件，按争议额100万元以下3％……2000万元以上按下0.3％收取费用，办委托手续时一次性付清代理费；应诉案件，按争议额100万元以下1.5％……200万元以上按0.5％收取费用，甲方每年春节前结算付清乙方当年应收取的代理费用。该合同一式二份，由被告镇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李镇安、原告高驰所ＸＸ律师签名，并加盖被告镇安公司公章后，由双方各执一份，原告高驰所此后在所执合同上加盖公章。合同签订后，被告镇安公司将顾问费支付ＸＸ律师个人银行卡，ＸＸ律师依约向被告镇安公司提供相关法律服务。
2012年9月5日，长城公司与被告镇安公司因双方于2009年8月5日签订的《总承包施工合同》的履行问题产生纠纷，长城公司向武汉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申请，仲裁请求涉及的违约金和赔偿损失金额达15326.068万元。被告镇安公司收到相关仲裁文件后，经与原告高驰所协商一致，确定由原告高驰所指派ＸＸ律师代理案件仲裁活动。同时，被告镇安公司决定向武汉仲裁委员会提起反请求申请，反请求涉及工程款金额达35500万元。随后，被告镇安公司、原告高驰所分别向武汉仲裁委员会出具了《授权委托书》和《律师事务所函》，明确载明被告镇安公司委托原告高驰所指派ＸＸ律师代理该案件仲裁活动。
2012年9月11日，被告镇安公司根据《法律顾问合同》约定的代理费标准和付款期限，确定仲裁案件涉及的应诉和反诉的代理费分别为1122536元和1141000元，被告镇安公司于同日向原告高驰所出具《武汉镇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费用报销单》二份，一份内容为“报75410部队综合楼工程合同争议应诉律师代理费1122536元，此项费用按合同约定春节前支付”，另一份内容为“报75410部队综合楼工程合同争议案反诉律师代理费1141000元”李镇安和公司其他人员在二份《报销单》核准签名。被告镇安公司因资金困难，仅于同年9月14日向ＸＸ律师个人银行卡支付代理费30万元。
ＸＸ律师接受仲裁案件代理工作后，调查、收集、整理了大量证据材料，查阅了大量与案件相关的资料，并向武汉仲裁委员会提交了答辩状、反请求申请、索赔清单、证据目录等资料，武汉仲裁委员会于2012年9月24日受理被告镇安公司提起的反请求申请书，ＸＸ律师也参加了武汉仲裁委员会于同年11月9日进行的庭审和调解活动。案件仲裁过程中，因李镇安与ＸＸ律师针对工程施工合同效力等问题存在不同认识以及被告镇安公司相关人员变动等情况，被告镇安公司于2013年1月22日解除了与原告高驰所的法律服务合同关系，并另行委托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仲裁。2013年6月25日，长城公司与被告镇安公司达成《和解协议》，武汉市仲裁委员会作出（2012）武仲裁字第0001106号《裁决书》，终结案件仲裁程序。2013年7月2日，被告镇安公司与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签订《确认书》一份，确认双方委托合同权利义务履行完毕，被告镇安公司支付该所代理费764300元。因被告镇安公司未向原告高驰所支付下余代理费1963536元，双方协商未果后，原告高驰所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
另查明，2013年1月7日，ＸＸ律师在李镇安办公室与李镇安、被告镇安公司副总经理李元高商议仲裁案件相关问题时，李镇安表示：“在任何情况下代理费不变，和解也不变”。
以上事实，有原告高驰所与被告镇安公司签订的《法律顾问合同》、被告镇安公司向原告高驰所出具的二份《武汉镇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费用报销单》、被告镇安公司和原告高驰所向武汉市仲裁委员会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律师事务所函》、原告高驰所向武汉市仲裁委员会提交的答辩状、反请求申请、索赔清单、证据目录等资料、武汉市仲裁委员会作出（2012）武仲裁字第0001106号《中间裁决书》、0001106-1号《裁决书》、原告高驰所提交的录音资料以及双方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明，以上证据均经庭审质证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关于原告高驰所与被告镇安公司是否形成法律服务合同关系问题。
本案所涉的《法律顾问合同》载明的合同甲、乙方分别为被告镇安公司和原告高驰所，其内容涉及被告镇安公司委托原告高驰所指派ＸＸ律师担任法律顾问的相关事宜，被告镇安公司和ＸＸ律师分别在合同上签章和签名，原告高驰所随后也在收执的合同上盖章确认，对合同效力予以确认，表明该合同内容系被告镇安公司和原告高驰所协商后达成的合意；其次，从被告镇安公司出具的《费用报销单》载明的“报75410部队综合楼工程合同争议应诉律师代理费1122536元，此项费用按合同约定春节前支付”的内容看，其中代理费金额和付款期限与《法律顾问合同》规定相符，证明双方在约定仲裁案件代理事务方面实际履行了《法律顾问合同》；再者，被告镇安公司和原告高驰所分别向武汉市仲裁委员会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律师事务所函》，也足以证明了被告镇安公司委托原告高驰所指派ＸＸ律师代理参与仲裁案件的事实。综上，原告高驰所与被告镇安公司自愿协商后签订的《法律顾问合同》有效，双方作为合同当事人，应当依照合同约定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
二、关于本案所涉仲裁案件代理费金额的确定问题。
双方法律服务合同关系形成后，被告镇安公司依照《法律顾问合同》的规定，向原告高驰所出具了二份《费用报销单》，对仲裁案件涉及的代理费金额和付款期限予以确认，且被告镇安公司也据此向原告高驰所支付了部分代理费，故二份《费用报销单》应认定为双方对仲裁案件代理费金额和付款期限的约定依据，属于双方法律服务合同的组成部分，对双方均有法律效力。被告镇安公司主张《费用报销单》系企业内容财务资料，不能作为代理费确认依据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三、关于被告镇安公司应承担给付代理费责任的范围确定问题。
《法律顾问合同》和《费用报销单》确定代理费金额的同时，还确定被告镇安公司应于委托手续办理时和当年春节前付清代理费，因资金困难，被告镇安公司未在约定期内履行该项义务。委托合同期间，被告镇安公司法定代表人也作出代理费在任何情况下不变化的承诺，被告镇安公司应接受该承诺的约束。综上可认定，双方对代理费支付事项已形成特别约定，即被告镇安公司应在任何情况下承担全部代理费支付责任。故原告高驰所在被告镇安公司解除合同后要求其支付下余代理费请求，符合《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的规定，应予支持。被告镇安公司关于原告高驰所提供的录音资料不具有证据效力的抗辩意见，因原告高驰所提供的对李镇安的谈话录音资料，既未侵害被录音人的合法权益，亦未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不符合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其主张本院不予采纳。其次，依照《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委托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以及《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的规定，本案中，原告高驰所在法律服务合同成立后至合同解除期间，已依约完成了大量的委托事务，享有向被告镇安公司主张报酬的权利。同时，在原告高驰所不存在过错情况下，被告镇安公司单方解除法律服务合同，应依照上述法律规定赔偿原告高驰所因合同解除遭受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即下余律师代理费损失。综上，原告高驰所要求被告镇安公司支付下余1963536元律师代理费的诉讼请求，具有合同约定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四百零五条、第四百一十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武汉镇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偿付原告湖北高驰律师事务所下余律师代理费1963536元。
上述款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11236元、保全费5000元、其他诉讼费用46元，合计16282元，由被告武汉镇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担（此款原告湖北高驰律师事务所已预付本院，被告武汉镇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应随同上述判决款项一并支付原告湖北高驰律师事务所）。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军华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五日
书记员 程 莎
速录员 汪锦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