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浙绍商终字第79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晓行。
委托代理人：顾坚平。
上诉人（原审被告）：阮伟兴。
委托代理人：慈玲、饶刚。
上诉人陈晓行与上诉人阮伟兴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越城桥区人民法院（2014）绍越商初字第96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6月16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陈键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张靓、王瑜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08年4月14日，案外人吕某为甲方、阮伟兴为乙方、案外人金美儿为丙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内容为浙江哈尔斯工贸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均由甲方、丙方足额缴纳，甲方为公司的股东，出资额为2742万元，持有公司91.4%的股权，甲方预将其所持有公司股权10%股权计300万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转让价为680万元，同时约定协议签字生效。2008年4月18日办理了相关的股东变更事宜。同日，案外人吕某为甲方、阮伟兴为乙方就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签订补充协议，对转让价格进行了变更，变更为2200万元。同时约定“甲方同意乙方推荐一名董事参与公司董事会”，以及还对其他内容进行了补充约定。
2008年4月16日，陈晓行为乙方、阮伟兴为甲方签订“协议书”约定：“鉴于：1、浙江哈尔斯工贸有限公司近期正在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并引入战略投资者；2、乙方为甲方聘任的经营层代表，代表甲方参与哈尔斯股权谈判、管理和后续跟踪；3、为了鼓励乙方积极有效进行股权管理，早日实现哈尔斯上市，达成本协议。第一条乙方的责任与任务：1、及时完成入股哈尔斯的各项工作任务；2、维护甲方的合法权益；3、如需要甲方委派董事，乙方担任甲方代表董事，为甲方利益行使有关权利。第二条甲方的责任与义务：1、积极配合乙方工作，并提供相应的工作条件与便利；2、按照本协议第五条的规定向乙方支付奖励费用；3、承担本协议项下认购哈尔斯股权的预期风险、收益和全部价款。第三条保密责任1、任何一方未经对方许可，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提供、泄露本协议内容及执行情况；2、任何一方未经对方许可，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提供、泄露所知悉的甲乙双方的商业秘密与信息。第四条奖励费的支付：1按照本次投资产生利润的10%作为奖励费，即如本次投资股份总数为100万股，本次认购成功后的10万股的利润作为乙方的奖励费，该10万股的变现时间由乙方确定，甲方为该等10万股股份的代持人；在哈尔斯成功实现上市交易后并依法可以流通后，乙方可以要求甲方将其持有的股份总数10%给予变现，变现的资金扣除投资入股时候的总资金的10%后的利润支付至乙方指定的账户。”
2011年9月9日哈尔斯公司上市，9月28日完成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更名为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9120万元，其中股东阮伟兴持股比例为7.5%，持股总数为684万股。2011年度哈尔斯公司年度报告记载“陈晓行为公司董事，从哈尔斯公司领取的报酬总额为0万元，是在股东单位或其他关联单位领取薪酬，还记载陈晓行2005年4月至2011年9月担任上海威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2011年9月至今担任浙江东安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2008年8月至今任公司董事。在公司内部任职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按其行政岗位及职务，根据公司现行薪酬制度领取薪酬，高级管理人员实行年薪制”。2012年度哈尔斯公司年度报告记载“从哈尔斯公司领取的报酬总额为6万元，是在其他单位领取报酬津贴”。“陈晓行为股东阮伟兴提名的董事，未在本公司（指哈尔斯公司）领薪。”
2013年11月28日阮伟兴以每股19.24元价格，减持23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52%。2013年12月12日阮伟兴以每股21.87元减持45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8%。股份卖出金额合计为14354.18万元。后陈晓行起诉请求：一、判令阮伟兴立即支付陈晓行的款项1193.7万元；二、本案诉讼费由阮伟兴承担。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争点为陈晓行、阮伟兴之间是否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以及陈晓行是否完成了委托代理事项，与陈晓行应当得到多少报酬。
关于争点一，陈晓行认为2008年4月16日协议系补签，阮伟兴与案外人吕某的股权转让合同系其斡旋的结果，并且陈晓行担任了哈尔斯公司的董事，故陈晓行、阮伟兴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阮伟兴认为双方之间不存在补签协议的事实，且2008年4月16日协议没有履行，故双方只存在委托代理合同，但该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对此，该院认为：庭审中陈晓行认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前是居间合同，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后是代理关系”，根据陈晓行的事实与理由与陈晓行的述称本案案由可以为居间合同，亦可为委托代理合同。然陈晓行在庭审中一直主张本案案由为委托代理关系。且在法律关系的确定上阮伟兴也认可委托代理关系。据此，陈晓行、阮伟兴均认可本案法律关系为委托代理关系。在陈晓行、阮伟兴均认可本案法律关系为委托代理关系及本案法律关系可以为委托代理关系或居间合同关系的前提下，以及当事人选择的法律关系没有不当之处时，该院应尊重当事人的选择，不应依职权干预或更换当事人选择的法律关系。故本案以委托代理为本判决的逻辑起点。根据协议约定，陈晓行的职责为股权谈判与股权管理，现陈晓行在协议签订后，其根据阮伟兴提名并经选举担任了董事，进行了股权管理，故本案陈晓行、阮伟兴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
关于争点二，陈晓行认为其完成了委托事项，即完成入股与担任了董事；阮伟兴认为其与案外人的股权转让协议不是陈晓行根据委托授权完成的，其担任董事也不是阮伟兴的委托授权。对此，该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据此，首先得确定“委托事务”。陈晓行、阮伟兴协议对陈晓行的责任与义务约定为“1、及时完成入股哈尔斯的各项工作任务；2、维护甲方的合法权益；3、如需要甲方委派董事，乙方担任甲方代表董事，为甲方利益行使有关权利。”可归纳为完成入股、维护权益、担任董事。再根据该协议的订立目的，即“鉴于”部分：“1、浙江哈尔斯工贸有限公司近期正在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并引入战略投资者；2、乙方为甲方聘任的经营层代表，代表甲方参与哈尔斯股权谈判、管理和后续跟踪；3、为了鼓励乙方积极有效进行股权管理，早日实现哈尔斯上市，达成本协议。”该鉴于部分的中心词为引入战略投资者、股权谈判、管理和后续跟踪、股权管理、早日上市。把双方约定的“责任与义务”与“鉴于”结合起来，可以确定委托事务主要为前期的股权谈判与后期的股权管理。其次确定陈晓行是否完成了或完成了多少委托事项。股权谈判，涉及到协议补签问题。陈晓行认为2008年4月16日协议系补签，阮伟兴认为不是补签，其主要理由是若为补签，则居间的事实、股权受让数额、总数10%的确认都应该在协议中进行明确，以及阮伟兴对“既然4月14日已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为何在4月16日还要再签订一份协议”的回答是“4月14日受让的股权是10%，当时陈晓行认为与吕某比较熟悉，而且阮伟兴对公司也比较看好，陈晓行说可以再签股权转让协议，签4月16日的合同是为了受让其他股权，与前面的股权转让协议是没有关系的”。该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于2008年4月14日签订，陈晓行、阮伟兴之间协议于2008年4月16日签订，双方对此无争议，然按常理应当是协议签订在前，股权转让协议在后，但陈晓行主张2008年4月16日协议系补签，在阮伟兴不予认可的前提下，陈晓行负有证明义务，然陈晓行无证据证明。况且，如陈晓行所言系补签，则签订协议时陈晓行、阮伟兴应当已经清楚阮伟兴认购的股份数额，但双方协议没有明确认购份额，以及庭审中陈晓行称“陈晓行居间的是陈晓行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陈晓行与这份补充协议无关”，陈晓行对合同中股权转让价格主要条款不知情，同时根据商人趋利的常识，若陈晓行谈好股权转让价格为680万元，那阮伟兴还私自将价格提高至2200万元，这明显不符合阮伟兴利益最大化的目的。故陈晓行主张的补签存有合理怀疑。同时该院考虑吕某证人的重要性，就其出具的情况说明本案承办法官向吕某电话联系，但吕某只说签名属实，对其余情况不予配合且其单方挂断电话，后该院将书面出庭通知邮寄给吕某及陈晓行代理人（考虑电话不配合情形要求陈晓行代理人转交），吕某拒不到庭履行证人义务，也未提供不能到庭的证据，以及该院发短信给吕某后，其仍不履行证人义务，故该院依法对吕某的情况说明内容不予采信。另外，双方协议第三条保密责任约定“1、任何一方未经对方许可，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提供、泄露本协议内容及执行情况；2、任何一方未经对方许可，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提供、泄露所知悉的甲乙双方的商业秘密与信息。”据此可知第三方是不应知道陈晓行、阮伟兴之间的委托事项的。在双方有保密约定的情形下，陈晓行应当事先防范风险，否则应承担不利后果。所以从证据角度，陈晓行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完成了股权谈判。股权管理，当事人没有约定管理哪些股权，那么根据常理发生在该协议之后的涉及哈尔斯公司的阮伟兴所有的股权应纳入委托管理范畴。本案所涉的股权登记时间为2008年4月18日，属于陈晓行、阮伟兴委托代理协议签订后发生的股权，加之阮伟兴提名陈晓行，与陈晓行没有领取董事薪酬，以及哈尔斯公司确实上市，故可以认定陈晓行完成了股权管理。亦即，在股权谈判与股权管理两项委托事务中。陈晓行只完成了股权管理委托事项，其不能要求阮伟兴支付全部报酬，只能享有相应的报酬。
关于争点三，陈晓行认为，2013年11月28日阮伟兴在股市以每股19.24元价格，减持230万股；2013年12月12日阮伟兴以每股21.87元减持454万股，合计14354.18万元。至此，阮伟兴所持股票全部卖完。依据双方协议约定，陈晓行应得抛售后净利润的10%，实际缴纳额为卖出总收入的12.1%，实际净利润为14354.18万元X87.9%-本金680万元=11937万元。陈晓行应得10%为1193.7万元。后陈晓行对其计算进行了说明，为：按国家财税规定应纳税额为：转让收入X85%X20%=转让收入X17%，陈晓行同时还认为阮伟兴是在南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卖出应享受当地的返税政策，即地方部分返还90%，地方部分税额占总额的40%，故实际税率为17%-17%X40%X90%=10.88%。诉状中12.1%税率实为考虑各项费用（送礼等）之后的保守估计。阮伟兴认为，2013年11月28日税额为：每股19.24元X230万股x85%X20%=752.284万元；2013年12月12日税额为：阮伟兴以每股21.87元出售454万股，该价格高于限售股上市首日收盘价23.6元，按上市首日收盘价85%（23.6X85%=20.06元）确定应纳税，为20.06X454X20%=1821.848万元。最后计算的税额为2574.132万元。该院认为，陈晓行无证据证明阮伟兴得到了税收返还，故对陈晓行主张的税收返还不予采纳。同时参照财税法规，并咨询税务师后，该院采纳阮伟兴计算的税额2574.132万元。根据双方约定“在哈尔斯成功实现上市交易后并依法可以流通后，乙方可以要求甲方将其持有的股份总数10%给予变现，变现的资金扣除投资入股时候的总资金的10%后的利润支付至乙方指定的账户”，最后10%的利润为（14354.18万元-2574.132万元-2200万元）X0.1=958.0048万元。根据陈晓行完成的委托事务，该院确定阮伟兴应当支付给陈晓行的报酬为4790024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阮伟兴应支付给陈晓行人民币4790024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二、驳回陈晓行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3422元，由陈晓行、阮伟兴各半负担。
上诉人陈晓行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证据认定错误。1、吕某的情况说明与协议书和上诉人提供的证明相互印证，一审未予认定错误。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与股权转让协议是阴阳合同，即哈尔斯公司如上市就按股权转让协议履行，如未上市则按照补充协议履行回购，表明上诉人为保证被上诉人利益做了努力，已经尽到股权谈判的义务。在哈尔斯公司上市后，被上诉人在二级市场转让该股票，理应按照股权转让协议审理，与补充协议无关。二、事实认定错误。1、协议书第一条、第二条足以证明该协议书起草早于股权转让协议书，仅是签字时间晚，这是补签字行为。退一步讲，即使签字时间晚于股权转让协议书，根据协议书内容，被上诉人委托上诉人为其代表参加哈尔斯公司股权谈判，后签字即为追认代理行为，何来居间行为，这一追认的股权谈判成功的行为，判决书却未确认。2、对抛售股票的纳税数额，应当调取或责令提供纳税凭证，否则对上诉人不公，且无理适用被上诉人无任何依据的计算方式，克扣诉请。上诉人已经完成协议书中的全部义务，请求：1、撤销一审错误认定与判决部分，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阮伟兴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称：一、一审法院对《情况说明》、《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证据认定合理、合法，与事实相符。1、由上诉人举证的《情况说明》虽为证人吕某所签，但答辩人在证人吕某未能出庭作证的情况下，对该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提出了合理的异议。为查明事实，一审法院向证人吕某核实情况并要求其出庭接受质询，但遭证人吕某拒绝。故一审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72、73条和《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5、56条规定，认定对该份证据不予采信，是符合法律规定的。2、《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签订日期在2008年4月14日，早于2008年4月16日《协议书》的签订，且上诉人对该补充协议的内容毫不知情，显然，2008年4月14日10%的股权转让与补充协议的达成均是答辩人独自完成的，并非是上诉人居间的结果。故上诉人主张的“设置2份合同，恰恰证明保证阮伟兴利益的努力，尽到股权谈判的义务”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因此，一审法院认定2008年4月14日10%的股权转让与补充协议的达成与上诉人无关，是符合事实的。同时，一审法院依据《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认定股权的真实转让价款为2200万元也是正确的。二、一审法院对《协议书》及《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时间及先后顺序的事实认定正确。《协议书》并非“补签”或“事后追认”。1、从签订顺序来看，《股权转让协议》和《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签订日期为2008年4月14日。《协议书》的签订日期是2008年4月16日。事实上，2008年4月14日，答辩人自吕某处受让股权仅为10%，后得知上诉人陈晓行与吕某关系熟悉，有可能通过上诉人获得更多受让股权，故2008年4月16日，上诉人和答辩人才签订了《协议书》，希望上诉人为答辩人完成更多的股权入股，同时上诉人也能获取答辩人获取利润的10%，使双方互利共赢。2、从内容上看，如《协议书》为“补签”，则应明确载明上诉人已完成的居间事实、完成的入股数量、金额，这对于双方均是当时可确定的事实，何必还要采用举例的方式进行繁琐的说明？因此，对上述内容只字未提的原因，就是如上文所述，《协议书》是为了除已完成入股的10%股权之外，有可能通过上诉人获得更多受让股权而签订的。另外，上诉人在主张《协议书》为“补签”不成后，又主张该协议是追认代理行为，此主张亦是无稽之谈。所谓追认，是指本人通过特定的法律行为，使无权代理人、无处分权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为的行为成为有效法律行为。从性质上说，追认权是一种形成权，追认行为是一种单方法律行为，对效力待定行为的承认或拒绝均取决于本人单方意志，无需征得行为人或第三人的同意。本案中，一则，本案中不存在上诉人是无权代理人、无处分权人的情况；二则，《协议书》是双方达成委托代理合同的合意，并非是答辩人单方对效力待定行为的承认或拒绝；三则，《协议书》中根本没有答辩人对上诉人已经完成的工作的追认意思表示，上诉人的追认代理行为的主张不能成立。3、10%股权在股市抛售的时间、价格、股数及总金额已由上诉人通过《公证书》举证，并已得到答辩人和一审法院的认可和采信，该证据已无调取必要。三、上诉人认为答辩人获得政策优惠税收返还，应对此进行举证，否则应承担举证不利后果。同时，答辩人认为，一审法院虽核算出答辩人10%入股的投资利润，但该投资利润与上诉人无关，上诉人未能按《协议书》约定完成委托事项，因而无权获取任何报酬。综上，上诉人主张的一审“证据认定错误、事实认定错误和计算方式错误”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清事实，驳回上诉人的诉请。
上诉人阮伟兴亦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错误认定被上诉人完成了《协议书》项下股权管理委托事项。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对委托管理的标的股权有明确约定，而并非没有约定。依据《协议书》鉴于条款2、3项及第一条第1项，上诉人委托被上诉人管理的标的股权明确为：被上诉人完成入股的股权，即因被上诉人居间与代理使被告受让的股权。在原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一致且多次确认：被上诉人请求报酬的前提条件是被上诉人居间或代理上诉人完成入股、维护上诉人利益、担任上诉人委派董事。其中，完成入股是担任委派董事的前提，该等确认与《协议书》约定是一致的。2、不存在所谓“发生在该协议之后的涉及哈尔斯公司的被告所有的股权应纳入委托管理范畴”的常理。委托管理的标的股权范围认定必须依据委托合同、授权委托书等证据来进行，而不存在所谓“约定了委托管理之后则全部同类标的属于委托管理标的”的必然逻辑。本案中，除《协议书》有明确约定外，因上诉人并没有对被上诉人授权（被上诉人在原审过程中一直主张依据《协议书》授权范围是明确的，无需上诉人单方授权，这一点也证明《协议书》约定的股权管理没有进行。因被上诉人没有完成入股，上诉人没有对被上诉人进行授权，被上诉人无法根据授权确定管理标的范围和实际管理股权），不能主观臆断《协议书》之后的股权都属于双方约定的委托管理标的。3、涉案的股权并非发生在《协议书》之后，而发生在《协议书》之前。本案中，2008年4月18日变更登记的股权系依据2008年4月14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进行。也就是说该等股权转让的谈判及其相关合同签署皆完成于2008年4月14日之前，而《协议书》签订时间为2008年4月16日，晚于涉案股权转让，因此涉案的股权并不属于委托代理协议签订后发生的股权。4、提名不同于委派，上诉人提名董事、被上诉人担任董事与《协议书》履行无关。本案中，被上诉人担任哈尔斯公司董事系由上诉人提名经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并非由上诉人直接向哈尔斯公司委派。这一事实原审判决已经查明。提名是董事选举产生的必要程序，不同于股东投资人基于投资协议约定、公司章程规定而单方签发委派书或进行指令委派董事。而依据《协议书》第一条第三款，甲方担任委派董事才是履行《协议书》项下义务的行为。依据上诉人原审第一次开庭提供的证据1等证据，上诉人并无权也无需委派董事。5、没有领取报酬与被上诉人是否完成股权管理没有因果关系。作为公司董事，是否领取报酬及如何领取报酬属于公司与董事之间的《聘用合同》约定事项并由股东会议表决决定，并不由公司股东与董事约定，不能因为被上诉人（开始）没有于公司领取报酬就认定他是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一来，哈尔斯公司股东担任公司董事的（如大股东吕某）同样于公司领取报酬，是否领取报酬与是否是股东代理人没有关联性。二来，股东并无担任公司董事的法律义务，其他股东担任公司董事于公司领取报酬而另一股东委托他人担任公司董事却自掏腰包支付报酬更不符合理性。6、哈尔斯公司上市与被上诉人是否完成股权管理没有因果关系。哈尔斯公司上市是约定的“果”，完成股权管理是约定的“因”。而一果可以多因，本案中，不能以哈尔斯公司上市来必然推定被上诉人完成了股权管理，而更不能以哈尔斯公司上市作为推定《协议书》是由被上诉人履行约定义务的结果。事实上，被上诉人并没有为上诉人依约完成入股，因而无法依约进行股权管理，也就不存在股权管理的“果”。二、本案中，被上诉人担任哈尔斯公司董事并非被上诉人履行《协议书》项下义务的行为，与《协议书》履行无关，原审判决事实认定存在混淆不清之情形。固然，在原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同意原审法院审理案由确定为委托代理合同纠纷，也承认与被上诉人签署过《协议书》，双方合同关系成立，但被上诉人根据上诉人“提名并经选举担任了董事、进行了股权管理”与委托代理合同关系是否存在是两回事，前者乃合同成立后是否履行的问题，后者乃合同是否成立的基础性问题。原审判决不查明“提名并经选举担任了董事、进行了股权管理”是否是双方履行委托代理合同的行为，却以“提名并经选举担任了董事、进行了股权管理”来认定委托代理合同关系成立。逻辑混乱，事实混淆不清。本案中，上诉人提名被上诉人担任董事、被上诉人担任公司董事与《协议书》履行无关，被上诉人也没有完成《协议书》项下的股权管理。1、提名不同于委派，提名与《协议书》履行无关。2、担任董事与股权管理不同，不能以担任董事推定被上诉人完成了股权管理。董事会系公司组织机构，乃公司经营决策与业务执行机关。依据公司法与公司章程行使职权，其职权范围并不包括进行股权管理，也就是说，董事是公司的董事，并非股东的董事。而股权管理系股东个人事物，本案中被上诉人并没有提供、客观上也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为上诉人进行了股权管理。相反，本案原审第一次庭审过程中，上诉人提供证据1证明上诉人受让涉案股权后、涉案《协议书》签订后仍自己参加股东会议，修改公司章程，行使股东权利。3、此股权非彼股权，与《协议书》履行无关。因本案中上诉人涉案股权并非由被上诉人居间或者代理完成，因而不属于《协议书》约定的委托管理标的。因而，即使认为被上诉人担任公司董事，履行了董事职责，客观上有利于上诉人股权的维护，该等事项也与《协议书》履行无关，被上诉人不能因此而依据《协议书》来请求报酬。三、原审判决仅依据被上诉人担任了公司董事这一事实，就认定被上诉人完成了股权管理、享有《协议书》约定的报酬的一半，主观臆断，无事实和法律依据。1、《协议书》中明确约定了被上诉人的报酬，该报酬的来源于“投资产生利润的10%”，因而只有投资完成，才是被上诉人获得报酬的前提条件。换而言之，通过被上诉人居间与代理使上诉人获得受让的股权，才是被上诉人获得报酬的必要、前提条件。但事实上，上诉人并未通过被上诉人的居间代理行为获得任何受让股权，被上诉人当然不享有任何报酬。2、被上诉人虽担任了公司董事，但未能“完成入股”，与获得投资利润无任何关联性。原审法院通过对《协议书》内容的归纳，明确了该《协议书》中被上诉人取得报酬的3项义务为“完成入股、维护权益、担任董事”。这3项义务以“完成入股”为核心前提，环环相扣，并非独立存在的。相比之下，“维护权益、担任董事”这2项义务明显是“完成入股”的后续附随义务，须在“完成入股”这一前提实现后，才能或有可能实施。进一步而言，如“完成入股”义务无法实现，《协议书》的本质目的落空，后2项义务即使独立实施了也根本无法产生投资利润。因此，被上诉人在未“完成入股”的前提下担任了公司董事，与《协议书》的本质目的脱节，与投资利润的获得无关联性。3、《协议书》中虽约定有第3项“担任董事、维护权益”义务，但实际上该等约定事实或法律履行不能，不应作为被上诉人获取报酬的依据。《协议书》中约定的第3项义务为：“如需要甲方委派董事，乙方担任甲方代表董事，为甲方利益行使有关权利。”但依据《公司法》及2008年4月18日修改的《公司章程》规定，董事的产生是由股东选举产生，而并非以上诉人所设想的由其一人径自委派就可当选。况且，即使通过股东选举当选董事后，也不能担任所谓的“甲方代表董事，为甲方利益行使有关权益”，否则将有失公允、违背在《公司法》中“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行使职权”的规定。四、被上诉人担任董事已经获得相应报酬，原审判决判令上诉人再支付《协议书》约定一半报酬是错误的。被上诉人2011年度于哈尔斯公司领取的报酬数额为0万元，但已经在股东单位或其他关联单位领取报酬。2012年度于哈尔斯公司领取的报酬数额为6万元。这一事实已经为原审判决所查明。而且，依据《协议书》第一条约定及其双方当事人庭审陈述，被上诉人请求报酬的前提条件为居间或代理完成入股与担任上诉人委派董事（若需要）维护上诉人合法权益，前者是基础性必要条件，而后者只是或有条件，原审判决割裂完成入股与担任董事的前提关系，忽略股权无相关性事实，径直以所谓完成股权管理判决上诉人承担支付一半报酬的义务，是典型的“和稀泥”错误判决。另外，依据上诉人原审第一次庭审提供的证据2，哈尔斯公司董事（该董事同时为公司副总经理）最高年薪为75.24万元，不担任职务的董事年薪均为6万元，2012年度被上诉人担任董事年薪也为6万元，被上诉人于2008年至2011年间担任哈尔斯公司董事之外没有兼任公司其他任何职务，而依据原审判决，被上诉人2008年至2011年间担任哈尔斯公司董事除了已经从其他单位领取董事报酬之外，还可以另外获得479.0024万元报酬，缺乏依据，显失公平。另外，即使认为被上诉人担任董事应该获取报酬，该等报酬请求也不属于涉案《协议书》项下的权利义务争议，不应该在本案中予以裁决。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第一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原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陈晓行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状，在庭审中答辩称：一、协议书时双方原来协商好，在事成之后补签的，已经成立和生效，而非上诉人认为的是后面形成的。二、阮伟兴和哈尔斯公司之间的两份合同，一份是购买价格，是作为上市的合同。第二份价款变更的合同是回购合同，即万一企业不能上市，通过这个合同来得到回购的确认。采取两份合同的方式在投资业是普遍存在的，回购合同是附条件的合同，如果企业上市了，该份合同就不成立。哈尔斯公司已经实现上市，应适用第一份合同，而非第二份合同。在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中，明确表明委派被上诉人到哈尔斯公司，这就是委托的涵义，委托被上诉人行使股东权利，就是作为董事管理、表决。三、上诉人委派被上诉人前往哈尔斯公司担任董事，经其提名后，经过董事会选举，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授权行为，被上诉人已经全部完成上诉人委托的事项，应该全部获得报酬。四、被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在报酬的认定上存在错误，根据协议书中“鉴于”部分的约定，已经明确被上诉人到哈尔斯公司进行股权转让谈判的事实，该份协议书就是一个完整的委托关系，不存在股权转让和股权管理的分割。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支持陈晓行的全部诉讼请求。
上诉人陈晓行在二审中向本院申请调取阮伟兴所转让股票的数额、价款及实际所得总金额的交易清单或责令阮伟兴提供该交易的全部纳税凭证。上诉人阮伟兴认为，一审中陈晓行已经通过公证书的形式证实了阮伟兴购买股票的数量和价款、金额，阮伟兴也予以确认，故无须再调取证据佐证。本院认为，陈晓行在一审中已经通过公证书形式明确了转让股票的数额、价款、金额，阮伟兴对此也予以认可，陈晓行调取证据的目的是认为存在税收返还的情形，但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主张，一审法院也已经要求阮伟兴就税收部分作出说明并提供证据，陈晓行在二审中再次提出要求调取证据的申请并无必要，本院不予准许。
上诉人阮伟兴在二审中未向本院提供新的证据。
经审理，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在于：一、2008年4月16日协议书是否指向2008年4月14日股权转让协议；二、陈晓行应当获得的报酬数额是多少。具体分析如下：
一、2008年4月16日协议书是否指向2008年4月14日股权转让协议。首先，从协议约定内容来看，协议书第一条载明“乙方（陈晓行）的责任与义务1、及时完成入股哈尔斯的各项工作”，该条文中明确陈晓行的受托事项中包含“入股”哈尔斯的工作，若按照阮伟兴的陈述在2008年4月14日其已经谈妥股权转让事宜，签订4月16日协议的目的是为了扩大在哈尔斯公司的投资，那么在陈晓行要完成的工作任务中应明确表述为“增持”，而非“入股”，结合陈晓行所陈述的4月16日协议与4月14日协议是同一时间起草，只是签订时间较晚的主张与书面证据记载的情况更为吻合。其次，从协议约定时间来看，双方对于4月14日协议是为了进行工商变更登记，股权转让双方实际的权利义务按照4月18日补充协议履行的事实均无异议，该份补充协议签订的时间在4月16日协议签订后的两天，因此，对阮伟兴主张的4月16日协议系另一个股权转让关系的委托代理合同的陈述，本院不予采信。
二、陈晓行应当获得的报酬数额是多少。协议书中约定陈晓行的义务是参与哈尔斯公司股权谈判、管理和后续跟踪，虽然最终阮伟兴依法受让了相关股权，但是陈晓行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在阮伟兴的委托下履行了股权谈判事项的委托义务。考虑到陈晓行受阮伟兴的委托担任了公司董事，并作为董事对公司的经营关系事项进行跟踪管理，促成哈尔斯公司上市，应认为他完成了部分委托事项。原审酌定按照约定金额的一半支付奖励费并无明显不当。在奖励费的计算上，上诉人陈晓行认为相应的税收享受了优惠政策，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应由陈晓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判依据双方一致认可的税率计算纳税金额并无不当。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93422元，由上诉人陈晓行、阮伟兴各半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陈 键
代理审判员 张 靓
代理审判员 王 瑜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李佳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