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菏泽市中级人民法院执 行 裁 定 书（2015）菏执异字第60号异议人（被执行人）：叶星孟。委托代理人：刘同进，菏泽开发丹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委托代理人：黄仰余，浙江人民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申请执行人：华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成文，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张雅维，山东邦治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于君，北京市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异议人叶星孟与申请执行人华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通机电公司）因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浙江省温州仲裁委员会于2014年11月28日作出（2012）温仲裁字第955号裁决，叶星孟对该裁决书不服，于2014年12月10日向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要求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22日作出（2015）浙温商仲撤字第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叶星孟关于撤销温州仲裁委员会（2012）温仲裁字第955裁决的申请。因被执行人叶星孟不履行已生效的仲裁裁决，申请执行人华通机电公司于2015年6月11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叶星孟于同年7月2日向本院提出执行异议，认为本案有不予执行的情形，并提供了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8月10日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执行听证。本案现已审查终结。经审查，2012年1月4日，申请执行人华通机电公司以要求叶星孟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书为由向浙江省温州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时，提交了山东华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和补充协议书（以下简称两份补充协议）复印件各一份，并提交了以下证据：一是首页注明“经核对，该协议书复印于原件，与原件无误”加盖有“乐清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有组织犯罪侦查中队”红色印章并有公安人员签名的2007年3月26日股权转让协议的复印件及乐清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有组织犯罪侦查中队于2013年2月21日出具的情况说明，华通机电公司以此证明股权转让协议是真实有效的。二是2012年1月8日乐清市乐成派出所接警单、对黄贤福的询问笔录；菏泽市公安局牡丹分局经侦大队对ＸＸ、朱信敏、陈海洪、包巨龙、卢建普的询问笔录。华通机电公司以此证实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起草和签订的时间、地点及上述协议被叶星孟撕毁的过程，同时证明上述协议仅有一份的事实。三是（2012）温乐刑初字第13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2012）浙温刑终字第470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2012）温乐刑重字第1号刑事判决书。华通机电公司以此证实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已在刑事案件中提交法院，能够进一步证实股权转让协议成立有效。四是2007年4月-5月付款明细及付款凭证一宗，华通机电公司以此证明其已经按股权转让协议履行付款义务的事实。被执行人叶星孟对华通机电公司提交的证据证明的事实予以否认，称其与华通机电公司从未签订过仲裁协议，没有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华通机电公司提交的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及两份补充协议复印件是虚假伪造的，仲裁条款不成立。叶星孟认为乐清公安局民警加盖公安内部印章具有随意性，违反了《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是不合法的。在本院执行听证时，叶星孟提交了菏泽市公安局牡丹分局对刘永铭的录音笔录，刘永铭在谈话中称没有看到股权转让协议书原件，更没有保存所谓的原件残件；提交了牡丹区公安局在2012年6月9日给ＸＸ的询问笔录，叶星孟认为ＸＸ自相矛盾的笔录能证明股权转让协议书复印件是虚假的；提交了叶宣荣刑事案件在一审和重审时的庭审笔录，证实刑事案件中公诉机关出示的是没有任何人签字的协议书，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复印件没有作为证据出示，叶星孟认为该刑事判决书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叶星孟认为付款明细是华通机电公司自行制作，内容不真实，银行本票存根及银行进账单亦不能证明股权转让协议真实有效。本院认为，仲裁应当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进行，仲裁协议是当事人双方一致达成的授予仲裁庭审理案件的依据，是仲裁的基础。基于本案，对申请执行人华通机电公司在申请仲裁时提供的附有仲裁条款的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及两份补充协议复印件，被执行人叶星孟在仲裁程序中否认该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及两份补充协议复印件的真实性，对仲裁条款的效力提出异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的规定，本院对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及两份补充协议复印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及是否成立有效应依法进行审查。第一，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1998年5月14日施行，2012年12月31日失效）第五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公安机关向有关单位收集、调取的书面证据材料，必须由提供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印章；公安机关向个人收集、调取的书面证据材料，必须由本人确认无误后签名或者盖章。”因2007年3月26日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复印件没有证据提供人的签名或者盖章，在程序上存有瑕疵，不具有单一的证明效力。结合证据提供人ＸＸ向菏泽市公安局牡丹区分局所作的陈述，ＸＸ称“警官也没有核对，他没要求我出示原件，所以我也没有给他看原件”，“我当时只是复印了牛皮袋里的所有文件，交给了‘礼杰’警官，他也没有核对，也没有问我都是什么，我交给他，他就放到车里，我们也没有什么交接手续”，“我不能确定他提供给你们的复印件是不是从我提供的复印件原件上复印的我不知道”，故上述证据程序上的瑕疵未得到证据提供人的追认而无法补正。因此，即使加盖有“乐清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有组织犯罪侦查中队”红色印章并有公安人员签名，也不足以证明2007年3月26日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复印件已与原件核对且相一致。关于乐清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有组织犯罪侦查中队于2013年2月21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中称“朱信敏则指令浙江合众律师事务所ＸＸ律师从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等的原件上复印一套复印件交与我中队民警，我中队在复印件上注明”，并未提及该中队人员是否核对原件及核对原件的过程，故该“情况说明”对于2007年3月26日涉案股权转让协议复印件是否已与原件核对一致没有证明效力。第二，2012年1月8日的接警单仅载明“世贸国际一楼永兴祥号茶座处，报警人称这里有纠纷”，无法直接证明本案事实。关于黄贤福的询问笔录，因黄贤福系华通机电公司工作人员，其单方陈述亦不足以证明本案事实。ＸＸ、朱信敏、陈海洪、包巨龙、卢建普均称叶星孟等人将华通公司100%股权转让给华通机电公司，并确认2007年3月26日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存在，同时称上述协议只签订了一份；包巨龙、卢建普另陈述上述协议的原件于2012年1月8日晚被叶星孟撕毁。但五人的上述陈述缺少关键证据予以印证。一是2007年3月26日股权转让协议复印件中载明“本协议壹式六份，甲、乙双方各执三份”，而华通机电公司无法提供该股权转让协议及两份补充协议的原件，二是在仲裁及法院审理期间均没有从乐清市公安局调取到证人所称协议原件碎片的照片，没有从刘永铭处调取到证人所称的协议原件的碎片。因此，ＸＸ、朱信敏、陈海洪、包巨龙、卢建普五人的陈述不具有单独的证明效力。第三，（2012）温乐刑初字第13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中的刑事部分已被（2012）浙温刑再字第2号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而（2012）温乐刑重字第1号刑事判决书在证据列明部分并未提及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及两份补充协议，未显示双方当事人签字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及两份补充协议复印件，叶宣荣刑事案件与本案没有关联性，故华通机电公司称其所提交的涉案转让协议书及两份补充协议已经法院生效判决予以认定，其主张不能成立。第四，付款明细为华通机电公司单方制作，不具有单独的证明效力，对于付款凭证，叶星孟认可叶星孟、杨春林、王卓方三人共收到款项8630万元，但其认可2856万元是70%的股权款，其余5774万元属偿还香格里拉项目部分借款及利息。因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为“因”，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为“果”，应由“因”而“果”，“果”对“因”最大的证明效力为印证而非直接推定。因此，付款凭证及付款明细不足以推定2007年3月26日股权转让协议书及两份补充协议的真实存在。综上所述，虽然申请执行人华通机电公司在申请仲裁时提供了一系列证据证明2007年3月26日股权转让协议及两份补充协议复印件的客观存在，但因缺少关键证据致使上述协议的原件是否存在、复印件是否与原件核对一致本院无法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四）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21条规定：“申请执行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有仲裁条款的合同书或仲裁协议书”。根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当事人在仲裁程序中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提出异议，在仲裁裁决作出后又以此为由主张撤销仲裁裁决或者提出不予执行抗辩，经审查符合仲裁法第五十八条或者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第二百六十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浙江省温州仲裁委员会（2012）温仲裁字第955号裁决书认定2007年3月26日涉案股权转让协议书及两份补充协议复印件成立有效证据不足，被执行人叶星孟向本院提出执行异议，申请不予执行（2012）温仲裁字第955号仲裁裁决的理由成立，其主张本院依法应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对浙江省温州仲裁委员会（2012）温仲裁字第955号裁决，不予执行。本裁定书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审 判 长  张效谦代理审判员  谢新磊代理审判员  吴景仲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六日书 记 员  丁娣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