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渝民终1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立明，男，1972年9月29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杨青，重庆新隆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应利民，男，1972年11月5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红光，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辉，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方婧橦，女，1984年10月28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晶晶，重庆新隆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周立明因与被上诉人应利民、原审被告方婧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5）渝五中法民初字第0050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当事人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周立明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应利民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应利民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已经查明的案件事实存在错误。一审法院查明的从2011年8月4日至2015年3月31日期间，应利民向周立明的转账金额以及周立明向应利民的转账金额均认定有误。2.一审法院的审理范围超出了应利民的诉讼请求。应利民是以950万元借据提起的诉讼请求，应利民与周立明之间的其他历年往来款项与本案所涉借款明显缺乏关联性，一审法院对双方之间全部往来款项进行对账，明显超出审理范围以及本案所涉借款的支付和归还情况。3.一审判决认定本案是经常发生款项往来的熟人之间基于信任的经济纠纷，并依据熟人社会的信任、习惯、常识作出判决，缺乏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4.应利民和周立明之间的往来款项的性质并非均为借款，双方之间还存在其他的经济关系。5.即使应利民和周立明之间的往来款项的性质为借款，双方也未约定利息，应视为无息借款，一审仅仅直接推定双方之间的借款是有利息的，缺乏事实依据。6.鉴于本案所涉借款归还期限均集中在一年期内，即使法院判决要支付利息，也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7.本案系周立明的个人债务，款项并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一审判决认定本案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由方婧橦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利民辩称，1.应利民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是应利民与周立明长期以来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包含2012年7月4日出具的借据所对应的400万元），950万元的借据仅仅是借款关系中的一个环节，因此一审法院的审理范围并没有超过当事人的诉讼请求。2.一审法院要求周立明对双方往来款项的性质作出说明，但周立明并未举证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其他交易行为。3.习惯、常识本身也是司法裁判中可以考量的因素。4.一审法院根据款项支付规律并结合借条，认定双方之间的借款是存在利息且已实际履行，符合实际情况和民间借贷交易习惯。方婧橦述称，1.对应利民和周立明之间的借款事实在本案应诉时才知晓。2.同意周立明上诉的所有内容。3.一审判决根据高度可能性进行裁判，在应利民没有举证的情况下将双方全部往来款项均作为借款处理是错误的，即使是借款也应当认定为无息借款。4.一审法院将应利民和周立明之间的往来款项全部拉通计算，超过了本案的审理范围。应利民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周立明归还借款本金750.5万元；2.由方婧橦对第一项诉讼请求按夫妻共同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3.由周立明和方婧橦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保全费。在审理中，应利民将第一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周立明归还借款本金350.5万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7月16日周立明向应利民出具《借据》，载明：“今向应利民借到9500000.00元，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计算，定于2013年7月16日之前归还；本借款人承诺：一、利息按月结清，保证到期后本息全部归还；二、如逾期，使出借人不能按时收回，愿按每日借款总金额0.5%支付违约金；三、承担出借人为实现债权而起诉的一切费用（含诉讼费、律师代理费、诉讼保全担保费等）……借款人周立明。”同日周立明出具《收条》，载明：“应利民：今通过周立明的账户：9558883100000307882，开户行为工行重庆解放碑支行渝都储蓄所已经收到向你处借得的借款玖佰伍拾万元正……收款人周立明。”自2011年8月3日起至2013年7月26日止，应利民向周立明转账2944万元，其中2011年8月3日至2012年7月16日（含该日）期间，应利民向周立明转账2214万元；2012年9月4日至2013年7月26日期间，应利民向周立明转账730万元。自2011年8月4日起至2015年3月31日止，周立明向应利民转账3417万元，其中2011年8月4日至2012年7月10日（含该日）期间，周立明向应利民转账1057.5万元；2012年8月4日至2015年3月31日期间，应利民向周立明转账2359.5万元。2012年7月16日之前，应利民向周立明的12笔转账合计2214万元，分别为：2011年8月3日600万元，2011年8月8日200万元，2011年12月2日32万元，2012年1月5日300万元，2012年1月12日100万元，2012年1月16日150万元，2012年2月10日100万元，2012年3月2日100万元，2012年4月13日100万元，2012年4月20日35.5万元，2012年6月1日41万元，2012年7月16日455.5万元。2012年7月16日之前，周立明向应利民的23笔转款合计1577.5万元，分别为：2011年8月4日18万元，2011年8月8日6万元，2011年9月4日24万元，2011年10月19日24万元，2011年11月4日218万元，2011年11月25日50万元，2011年12月27日30万元，2012年1月19日4.5万元，2012年1月4日27万元，2012年2月4日27万元，2012年2月14日10.5万元，2012年3月4日30万元，2012年3月15日10.5万元，2012年3月31日27万元，2012年5月5日27万元，2012年5月14日10.5万元，2012年5月30日80万元，2012年6月15日10.5万元，2012年7月2日50万元，2012年7月5日400万元，2012年7月7日150万元，2012年7月10日400万元。2012年7月16日之后，应利民向周立明的6笔转账合计730万元，分别为：2012年8月4日150万元，2012年11月2日100万元，2013年1月15日145万元，2013年3月6日100万元，2013年7月25日35万元，2013年7月26日200万元。2012年8月4日至2015年3月31日，周立明向应利民转账的34笔合计2359.5万元，分别为：2012年8月4日12万元，2012年8月6日28.5万元，2012年9月5日16.5万元，2012年9月15日28.5万元，2012年10月8日45万元，2012年11月5日19.5万元，2012年11月16日28.5万元，2012年12月4日19.5万元，2012年12月13日100万元，2012年12月14日100万元，2012年12月17日22.5万元，2012年12月27日200万元，2013年1月2日13.5万元，2013年1月18日25.5万元，2013年2月5日13.5万元，2013年2月16日25.5万元，2013年3月4日13.5万元，2013年3月21日28.5万元，2013年3月29日50万元，2013年4月4日12万元，2013年4月15日77万元，2013年5月9日12万元，2013年5月15日27万元，2013年5月28日30万元，2013年5月29日20万元，2013年6月5日59万元，2013年7月19日100万元，2013年8月12日200万元，2013年8月19日18万元，2013年9月17日18万元，2014年3月18日28万元，2014年4月22日18万元，2014年12月30日100万元，2015年3月31日300万元。2015年3月31日周立明委托重庆书林保洁有限公司向应利民所指定的重庆擎天铝业有限公司银行账户转账300万元，用于归还应利民的借款。此外，2012年7月4日周立明还曾向应利民出具了一份《借据》，除了载明的借款金额为400万元、约定2013年7月4日之前归还外，其他内容与2012年7月16日的《借据》相同。另查明，周立明和方婧橦于2012年2月21日结婚，于2014年12月17日离婚。一审还查明，一年至三年期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2011年7月7日起，年利率6.65%；2012年6月8日起，年利率6.31%；2012年7月6日起，年利率6.15%；2014年11月22日起，年利率6%；2015年3月1日起，年利率5.75%；2015年5月11日起，年利率5.5%。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涉及经常发生款项往来的熟人之间基于信任的经济纠纷，主要争议焦点是：案涉950万元借款本金在借款出具当日应利民是否已经足额支付；未付借款本金的具体金额如何确定；方婧橦是否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以及责任范围。1.关于案涉950万元借款本金在借款出具当日应利民是否已经足额支付的问题。首先，由于应利民与周立明系同乡，并有多年的经济往来，涉及款项总金额较大，持续时间较长，但书面凭据较少，除银行转账明细外，仅有两份借条，由此可知，双方之前存在较好的传统熟人之间的信任关系。认定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除了结合既有证据进行综合判断外，还需要结合传统熟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基于信任所进行的经济交往中的习惯、常识等进行确认。其次，本案当事人认可，基于2012年7月16日的《借据》和《收条》双方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且该《借据》、《收条》均系周立明向应利民出具，且认可当天应利民向周立明支付了455.5万元，由此可以确认，应利民与周立明之间形成了民间借贷关系。由于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一致结果，应利民也向周立明支付了借款本金，且该民间借贷关系的建立以及《借据》载明的内容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故双方之间形成的民间借贷关系合法有效且已经生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应利民已经支付了借款本金，周立明应当按照约定及时、全面履行支付借款利息和本金的义务，否则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再次，关于2012年7月16日的《借据》和《收条》的形成问题。应利民称，950万元于当日已足额支付完毕，所以周立明向其出具了该《借据》和《收条》，950万元的组成为：双方对之前的借款关系进行的结算，确认了除2012年7月4日的《借据》载明的400万元外，周立明另外还有部分借款本金未归还，双方协商由应利民再支付455.5万元，共计950万元，在当日应利民已经按约支付了455.5万元。周立明辩称，案涉《借据》和《收条》出具前，双方之间的经济来往账目是基于其他经济关系而产生，且没有约定利息，应利民仅在当日出借了455.5万元，其余部分是事后才补足的。对于该部分待证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其一，关于双方在2012年7月16日之前的银行转账所形成的关系问题，应利民的11笔转账合计1758.5万元，除三笔32万元、35.5万元和41万元外，其余8笔均为百万元或数百万元；与此对应的，周立明在此期间的23笔转款合计1577.53万元，除了四笔大额款项（二笔400万元、一笔218万元和一笔100万元）、三笔较大金额款项（一笔80万元、二笔50万元）外，其余均为相对小额款项；同时，从双方转账时间先后顺序上考察，应利民大额转账在先，周立明随后有多笔小额转账，或者同一天转款中，周立明的小额转款与应利民的大额转款有一定的比例关系，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以及民间借贷的特点，一审法院认为，应利民主张在案涉《借据》出具前双方之间的转款是基于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这一待证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相应地，周立明辩称，其出具《借据》前双方的转款是基于其他法律关系，但没有提交相应的证据，亦不能对应利民的转账多数为大额且为整百万元，而周立明的转账多为非整十整百万元这一待证事实作出合理解释，因此，对周立明的该部分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应利民关于在案涉《借据》形成之前双方银行转账亦构成民间借贷关系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其二，关于《借据》载明的借款本金950万元是否已经足额支付的问题，既有证据显示，2012年7月16日之前应利民向周立明出借了1758.5万元，而周立明的大额还款仅有1200万元左右，与应利民所主张的双方对之前的借款进行结算并确认还有部分借款本金未还相吻合；而周立明举示的四笔共计495万元的转款，2012年8月4日150万元，2012年11月2日100万元，2013年1月15日145万元，2013年3月6日100万元，从出具《借据》到支付最后一笔借款持续了近8个月，且总额多出0.5万元，与民间借贷交易习惯明显不符；况且，周立明同时出具了《收条》对借款进行确认，因此应利民主张案涉《借据》载明的950万元借款本金已于该《借据》形成的当日足额支付这一待证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一审法院对该主张予以支持；周立明抗辩该《借据》形成当日应利民仅支付了455.5万元，其余部分是事后陆续补足，对于该抗辩理由，由于明显存在不合理性，且与民间借贷交易习惯、生活常识等并不相符，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应利民已经于案涉《借据》出具当日足额支付了借款本金950万元这一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2.关于本案未付借款本金的确定问题。首先，关于本案的利息确定问题。本案的借款期限是2012年7月16日至2013年7月16日，其期限为一年又一天；约定的利率标准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故本案的借款利率应当按照一年至三年期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此外，关于应利民与周立明之间的其他借款是否约定了利息的问题。一是案涉《借据》以及2012年7月4日的《借据》均约定了利息的计收方式；二是2012年7月16日之后周立明还款数十笔，除了几笔还款为整百万元外，其他绝大多数为小额款项，符合民间借贷支付利息的交易习惯和特征；三是2012年7月16日之后，周立明在已经支付的款项多于应利民出借的借款本金以及案涉950万元借款利息的情况下，因应利民对周立明采取申请保全措施，周立明又主动委托还款300万元，如果双方其他借款没有约定利息，则周立明的还款行为不符合常理；四是双方之间总的借款长达数十笔，持续时间长达数年，不约定利息也与民间借贷交易习惯明显不符。因此，应利民与周立明之间的借款均约定了利息这一待证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周立明关于双方之间其他资金往来没有约定利息的辩称，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其次，关于周立明已付款项的性质问题。由于应利民与周立明之间的借款与还款次数较多且相互交织，还款与借款的对应关系不能明确且双方也不能对此形成一致意见，故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二）的规定进行清偿。合同法解释二第二十条规定，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债务负担相同的，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抵充;到期时间相同的，按比例抵充。合同法解释二第二十一条规定，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利息;主债务。又因本案双方的借款多数没有约定借款期限，因此，本案的还款应当按先借先还的顺序进行抵充更为合理、公正。综上所述，周立明的还款应当按照应利民出借款项的时间先后顺序进行清偿；对于同一笔借款，先抵充利息，多出的部分再抵充借款本金。再次，关于本案的未付借款本金问题。应利民主张在2015年3月之前案涉950万元的借款本金中，还有750.5万元未付；2015年3月31日周立明又委托还款300万元后，应利民变更诉讼请求为请求偿还350.5万元借款本金。为了支持自己的主张，应利民就双方之间的借款与还款进行了计算用于说明周立明的还款性质以及与借款本金的对应性；同时应利民还就双方之间的所有借款与还款按照一定借款利率进行整体拉通计算，用以佐证：按照先借先还、先息后本的方式计算后，周立明欠付的借款本金仍然多于应利民请求的借款本金。对于应利民请求的借款本金，周立明除了坚持认为双方其他款项没有约定利息、周立明已经超额还款等辩称意见外，并没有举示其他证据予以证明，且其辩称意见与事实并不吻合；同时，周立明也没有按照一审法院的要求按照一定借款利率标准进行计算以确认是否已经足额还款、剩余未付借款本金具体金额等，视为举证不能，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综合双方的诉辩意见，应利民主张周立明实际应付未付借款本金高于其主张的未付借款本金350.5万元，具有高度可能性，一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周立明的抗辩不足以否认应利民主张的待证事实，故一审法院对周立明的该抗辩不予支持。由于应利民以低于实际未付借款本金的金额且对借款利息未提出请求，系其私权利的自由行使，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对此不予干预。3.关于方婧橦的清偿责任问题。周立明和方婧橦于2012年2月21日结婚，于2014年12月17日离婚。而本案的借款发生在周立明和方婧橦的婚姻存续期间。因此，本案中的应付未付借款本金，实际上属于婚姻存续期间配偶一方的对外举债是个人债务还是夫妻共同债务问题，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调整的范围。根据该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本案中，周立明和方婧橦均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本案存在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条规定的除外情形，因此，本案中周立明对应利民所欠债务系周立明和方婧橦的夫妻共同债务，对于应利民请求周立明、方婧橦承担共同清偿责任，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1.周立明、方婧橦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应利民偿还借款本金350.5万元；2.驳回应利民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34840元，诉前财产保全费5000元，共计39840元，由周立明和方婧橦负担。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二审查明以下事实：1.一审法院对从2011年8月3日起至2015年3月31日期间，应利民与周立明之间款项往来金额的查明存在部分误差，本院纠正如下：（1）从2011年8月3日开始，应利民向周立明的转账情况如下：2011年8月3日支付600万元，2011年8月8日200支付万元，2011年12月2日支付32万元，2012年1月5日支付300万元，2012年1月12日支付100万元，2012年1月16日支付150万元，2012年2月10日支付100万元，2012年3月2日支付100万元，2012年4月13日支付100万元，2012年4月20日支付35.5万元，2012年6月1日支付41万元，2012年7月16日支付455.5万元。2012年9月4日支付150万元，2012年11月2日支付100万元，2013年1月15日支付145万元，2013年3月6日支付100万元，2013年7月25日支付35万元，2013年7月26日支付200万元。其中，2011年8月3日至2012年7月16日之前，应利民向周立明总计转款2214万元；2012年7月16日之后，应利民向周立明总计转款730万元。（2）从2011年8月4日开始，周立明向应利民转账的情况为：2011年8月4日支付18万元，2011年8月8日支付6万元，2011年9月4日支付24万元，2011年10月19日支付24万元，2011年11月4日支付218万元，2011年11月25日支付50万元，2011年12月27日支付30万元，2012年1月19日支付4.5万元，2012年2月4日支付27万元，2012年2月14日支付10.5万元，2012年3月4日支付30万元，2012年3月15日支付10.5万元，2012年3月31日支付27万元，2012年5月5日支付27万元，2012年5月14日支付10.5万元，2012年5月30日支付80万元，2012年6月15日支付10.5万元，2012年7月2日支付50万元，2012年7月5日400万元，2012年7月7日支付150万元，2012年7月10日支付400万元。2012年8月4日支付12万元，2012年8月6日支付28.5万元，2012年9月5日支付16.5万元，2012年9月15日支付28.5万元，2012年10月8日支付45万元，2012年11月5日支付19.5万元，2012年11月16日支付28.5万元，2012年12月4日支付19.5万元，2012年12月13日支付100万元，2012年12月14日支付100万元，2012年12月17日支付22.5万元，2012年12月27日支付200万元，2013年1月2日支付13.5万元，2013年1月18日支付25.5万元，2013年2月5日支付13.5万元，2013年2月16日支付25.5万元，2013年3月4日支付13.5万元，2013年3月21日支付28.5万元，2013年3月29日支付50万元，2013年4月4日支付12万元，2013年4月15日支付77万元，2013年5月9日支付12万元，2013年5月15日支付27万元，2013年5月28日支付30万元，2013年5月29日支付20万元，2013年6月5日支付59万元，2013年7月19日支付100万元，2013年8月12日支付200万元，2013年8月19日支付18万元，2013年9月17日支付18万元，2014年3月18日支付28万元，2014年4月22日支付18万元，2014年12月30日支付100万元，2015年3月31日支付300万元。其中，2011年8月4日至2012年7月16日之前，周立明向应利民总计转款1607.5万元；2012年8月4日至2015年3月31日期间，周立明向应利民总计转款1809.5万元。2.一年（含一年）期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2011年7月7日起，年利率6.56%；2012年6月8日起，年利率6.31%；2012年7月6日起，年利率6%；2014年11月22日起，年利率5.6%；2015年3月1日起，年利率5.35%；2015年5月11日起，年利率5.10%。3.一审庭审中，审判人员问：“都是转账支付的吗，有无现金往来？”应利民和周立明的代理人均回答：“是的，都是转账支付，没有现金支付。”对一审查明的其他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本案的审理范围如何确定；2.本案所涉的双方之间的款项往来关系是否是借款合同关系，如果是借款，则如何认定是否约定了利息以及利息的计算标准；3.周立明是否尚欠应利民借款本金。焦点一，关于本案的审理范围如何确定的问题。周立明上诉认为，一审法院的审理范围超出了应利民起诉的范围。本院认为，本案中应利民在起诉时虽然仅仅依据了950万元的借条，但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应利民是将双方之间从2011年8月3日至2015年3月31日之间的全部往来款项均作为证据举示，且在二审中应利民进一步明确其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是应利民与周立明之间长期以来的借款关系（不包含2012年7月4日出具的借据所对应的400万元），因此一审法院并未超过审理范围。关于是否包含2012年7月4日出具的借据所对应的400万元的问题。本案一审法院审查的范围是应利民与周立明之间从2011年8月3日至2015年3月31日之间的全部往来款项，应利民在二审中认为，其中并不包含2012年7月4日出具的借据所对应的400万元，本院认为，一审中应利民以及周立明的代理人在庭审时均陈述，双方之间的款项均是通过银行转账进行的，没有现金支付，二审中，应利民未按照本院要求举示该400万元的转款凭证，因此本院确认，本案中应利民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是从2011年8月3日至2015年3月31日之间的全部往来款项。焦点二，本案所涉的应利民与周立明之间的款项往来关系是否是借款合同关系；如果是借款，则如何认定是否约定了利息以及利息计算标准的问题。关于法律关系的性质。从应利民的举证、质证以及陈述看，应利民主张从2011年8月3日起，其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周立明出借了数笔款项，周立明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归还了部分利息和本金，双方之间是借款法律关系。周立明主张，双方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参照该条规定，应利民举示了金融机构的转账依据，且从转账金额看，数额较整、金额较大，结合周立明先后向应利民出具过两张借条的事实，本院认为，应利民对双方之间是借款合同关系已经完成了初步的举证责任。周立明上诉称双方之间存在其他的债权债务关系，但并未举示相应证据，对该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因此，本院认为，本案所涉的应利民与周立明之间的款项往来关系应当认定为借款合同关系。关于利息的认定问题。周立明上诉认为，即使双方之间是借款合同关系，也未约定利息，即使法院判决要支付利息，也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的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本院认为，首先，本案中出现的两张借条，均明确约定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借款利息，并且还约定了逾期还款的违约金；其次，从双方的实际履行看，应利民向周立明支付大额款项后，周立明随即按期按一定比例向应利民支付数笔小额款项，这符合民间借贷支付利息的特征，且从周立明支付的小额款项的金额看，已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的金额；再次，应利民和周立明之间长期存在借款关系，借款笔数较多、数额较大、持续时间较长，不约定利息不符合双方之间的交易特征和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综上，本院认为，应利民与周立明之间的借款约定了利息。同时根据双方之间的约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中关于民间借贷的利率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的规定，本院将应利民与周立明之间的借款利息计算标准确定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焦点三，关于周立明是否尚欠应利民借款本金的问题。本案中，将应利民和周立明自2011年8月3日至2015年3月31日之间全部的借款和还款按照先借先还、先息后本的方式计算，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一年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标准计算，截止2015年3月31日，周立明尚欠的借款本金金额为365.53元。应利民起诉请求周立明偿还借款本金350.5万元，不超过周立明欠付的借款本金金额，本院予以支持。另外，周立明关于本案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上诉理由，因方婧橦本人并未提出上诉，对该问题本院不予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予以维持。本案中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方面和裁判理由方面存在一定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34840元，由周立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达燕审判员  陈瑜审判员  申秋二〇一七年三月十六日书记员  曾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