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阿勒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新43民终603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发玉，男，1965年10月2日出生，住阿勒泰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晶，新疆克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葛新英，新疆克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黄维社，男，1953年11月21日出生，住阿勒泰市。
原审第三人：郑海标，男，1969年7月12日出生，住阿勒泰市。
上诉人刘发玉因与被上诉人黄维社、原审第三人郑海标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阿勒泰市人民法院（2016）新4301民初11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12月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刘发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晶、葛新英、被上诉人黄维社、原审第三人郑海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刘发玉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阿勒泰市人民法院（2016）新4301民初1162号民事判决；2、请求改判支持上诉人刘发玉一审全部诉讼请求；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负担。事实及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导致判决不公正。一、郑海标对于刘发玉承揽加工的债权债务事实是认可的，黄维社对其接受郑海标委托向刘发玉转交加工费的事实也是认可的，黄维社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向刘发玉转交加工费，不当得利的事实已形成。（2016）新4301民初816号案件庭审中，黄维社及郑海标均未提诉讼时效问题，由于黄维社的认可，发生诉讼时效的中断；二、刘发玉自2014年向郑海标主张加工费，郑海标自述给了黄维社让其转交，刘发玉多次向黄维社催要，黄维社均否认收到该加工费，无奈，刘发玉找到郑海标，郑海标于2015年8月11日出具书面证明，证明其将加工费交于黄维社。刘发玉在持有该证明的情况下，最终明确了不当得利的事实及不当得利的当事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2016年4月28日，刘发玉向阿勒泰市人民法院以加工承揽关系为由对郑海标提起诉讼，在该次庭审中黄维社才认可收到该笔加工费，在此情况下刘发玉撤回加工承揽的诉讼，2016年7月，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黄维社要求返还加工费。我认为本次一审混淆了三位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本案是不当得利纠纷，不是加工承揽纠纷，能够证明不当得利事实存在的证据是2016年5月24日阿勒泰市人民法院（2016）新4301民初816号案件庭审记录。刘发玉真正知道权利受到侵害的时间是2016年5月24日。本案一审以加工行为的时间驳回不当得利的请求明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黄维社辩称，我没有欠刘发玉一分钱，法律规定诉讼时效是原告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两年，而对方超过六年了。刘发玉给我干活，挣我的加工费。1998年至2013年我与刘发玉之间都是当天付款。本案共加工木材143立方，加工时间是1个月，边加工木材边付钱，如果当天不付钱刘发玉是不会愿意的。刘发玉当年为什么不让我打欠条，为什么不问我要钱，当天加工好的木材当天就拿走了，为什么不把产品扣下。当时加工当时付钱，郑海标也看到我付钱了。刘发玉出示的郑海标的证明无效，证明只说明钱已付给我，但没有证明我欠刘发玉的钱，证明不等于欠条，所以刘发玉没有理由问我要钱。
郑海标辩称，2010年我在黄维社处买木头，在刘发玉处加工，加工完后，经刘发玉同意后，我把加工费连同木材钱一起给了黄维社。2011年我也在黄维社处买木头，在刘发玉处加工，加工时间一个月左右，把加工费给了黄维社。刘发玉和我之间还有一个10万元的欠条，刘发玉用木头抵账。2011年刘发玉没有问我加工费给谁了。直到2014年我问刘发玉要木头的时候，刘发玉问我要加工费，我说给了黄维社了，我当着刘发玉的面给黄维社打了电话。
刘发玉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黄维社返还不当得利143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7月，郑海标从黄维社处购买杨树原木143平方米，协商由刘发玉将该原木加工成为毛边板材，单价为100元/平方米，加工费共计14300元。2011年8月，郑海标将14300元的加工费及木头款一起交给了黄维社，由黄维社转付给刘发玉。黄维社认可收到了郑海标支付的14300元的加工费，但称已经将14300元的加工费交给了刘发玉。2014年刘发玉才得知郑海标已将加工费14300元给黄维社。2010年8月，郑海标从黄维社处购买木材，协商到刘发玉处将木材加工成毛边木材，单价为100元/平方米，郑海标将木材款及加工费一起支付给黄维社，由黄维社将加工费转交给刘发玉。该交易已完成。一审法院认为，郑海标从黄维社处购买木材到刘发玉处进行加工的事实，双方均予以认可。郑海标从黄维社处购买木材时，根据2010年的惯例已将木材款及加工费全部支付了黄维社，让其代为转交刘发玉，双方关系为委托付款关系，黄维社对此认可。黄维社辩称其已将该加工费支付给了刘发玉，因庭审中未向法庭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不予采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之规定”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应当在两年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诉讼时效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计算”。该加工行为于2011年11月完工，刘发玉自2011年11月已知道其行为已受到侵害，但在法定期间内未提起诉讼，且刘发玉未提供证据证明诉讼时效中止或中断的条件，故刘发玉未在法定的期限内主张自己的权利，已过诉讼时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刘发玉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8元，减半收取79元，由原告刘发玉负担。
二审中，上诉人刘发玉对一审中出示的（2016）新4301民初816号案件庭审笔录补充证明目的：该证据证实黄维社当庭认可收到该笔加工费，刘发玉才确认得知不当得利的获得人系黄维社，之前黄维社未认可也没有证据证明黄维社就是不当得利的获得人，因此，刘发玉的起诉未过诉讼时效。
被上诉人黄维社对上诉人刘发玉二审中新增加的证明目的发表质证意见，对该证明目的不认可，6年了才问我要钱，2011年刘发玉为什么不问我要钱，为什么不让我打欠条。14300元我需要欠条，否则不承认。
原审第三人郑海标对上诉人刘发玉二审中新增加的证明目的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明目的不认可。我把钱给黄维社了，我也不知道黄维社到底把钱给刘发玉没有，刘发玉说黄维社是不当得利的获得人我不承认。
本院对上诉人刘发玉二审中新增加证明目的的认证意见为，本案庭审过程中，刘发玉明确表示，在2014年10月与郑海标算账的时候，刘发玉知道了郑海标把钱给了黄维社。刘发玉的该项证明目的与其当庭陈述不一致，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均未出示证据。
一审查明的案件事实，除”2011年8月，第三人郑海标将14300元的加工费及木头款一起交给了被告黄维社，由被告黄维社转付给原告刘发玉”之外，其余事实与本院二审中查明的案件事实一致，予以确认。
另查明，2011年，郑海标分两次（第一次在2011年7-8月间，第二次在2011年10-11月左右）将木材款及加工费一起支付给黄维社。
再查明，2011年7月至8月间，刘发玉为郑海标加工木材，郑海标分多次拉走加工好的木材，刘发玉未向郑海标主张加工费用。2014年10月，郑海标向刘发玉主张双方之间的另外一笔10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时，刘发玉向郑海标主张该笔加工费用。郑海标与刘发玉之间的另外一笔10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产生于2010年间。
还查明，自2006年开始，黄维社与刘发玉之间开始合作，合作方式是：刘发玉将黄维社的原木加工成方木，再由黄维社对外出售，刘发玉收取黄维社木材加工费。双方的结算方式是：当天算账（即时结清），按照加工木材的方数进行结算。刘发玉准备了专门的记账本，每天记账，黄维社付款后，刘发玉在记账本上将加工费用划掉，刘发玉不向黄维社出具收据或其他收款凭证。2010年，郑海标在刘发玉处加工木材的加工费用，刘发玉让郑海标支付给黄维社，再由黄维社与刘发玉之间进行结算。刘发玉陈述自己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是：我只收加工费，黄维社还要收木材钱，而且我和黄维社之间还合作。
本案争议焦点是，一、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二、黄维社是否应向刘发玉支付14300元。
本院认为，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本案基本法律事实是刘发玉按郑海标的要求完成木材加工，郑海标将加工费用交付给黄维社，黄维社虽认可收到该款项，但辩称已经交付于刘发玉，双方产生争议的案件。基础法律关系是基于木材加工行为要求支付劳动报酬产生争议，本案的诉讼时效应适用普通诉讼时效。本案的木材加工行为发生在2011年8月间，刘发玉在木材加工结束时，未向郑海标主张加工费用，直至2014年10月，郑海标向刘发玉主张双方之间另外一笔10万元债权时，刘发玉向郑海标主张该笔加工费用。10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产生于2010年间，虽然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但自2010年至2014年10月该笔债务尚未实现。在双方当事人互负债务的情形下，2014年10月，刘发玉在郑海标向其主张债权时，向郑海标主张该笔加工费用，不违反法律规定，同时在此时刘发玉最终明确郑海标已将加工费用交付黄维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刘发玉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为2014年10月，刘发玉向阿勒泰市人民法院起诉时间为2016年7月20日，刘发玉的起诉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本案一审判决认为已过诉讼时效不当，予以纠正。
关于争议焦点二，黄维社是否应向刘发玉支付14300元。本案的不当得利纠纷是建立在加工承揽基础之上，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必须要查清郑海标与刘发玉之间的加工承揽关系。2010年，刘发玉与郑海标之间就有加工关系，2010年冬天，刘发玉、郑海标、黄维社均在场时，刘发玉提出让郑海标把加工费用给黄维社，由黄维社与刘发玉之间进行结算，原因是自己与黄维社之间还要合作，自己只收加工费，黄维社还要收木材钱。按照此次协商，存在刘发玉认可郑海标将加工费用给黄维社，再由黄维社给自己的约定。刘发玉虽然主张该约定只适用于2010年的木材加工，不适用于2011年的木材加工，但在2011年，刘发玉加工完本案的143立方木材之后，郑海标分多次将加工好的木材拉走，在郑海标拉走木材的过程中，刘发玉自始至终未向郑海标主张过加工费用。刘发玉辩称由于与郑海标之间存在另外一笔10万元债权债务关系，所以没好意思要。但根据双方陈述，另外一笔10万元是郑海标2010年交付刘发玉，由刘发玉为郑海标提供10万元木材，该笔10万元与本案加工费用无关。而且如果因为存在该笔10万元，刘发玉不好意思向郑海标主张加工费用，那么2010年刘发玉收郑海标的加工费用就无法解释。所以10万元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本案的加工费用系不同的法律关系，属于不同的交易范围和交易对象，两者不能混同。且根据刘发玉与黄维社当庭认可，自2006年开始，黄维社与刘发玉之间就开始合作，合作方式是：刘发玉将黄维社的原木加工成方木，再由黄维社对外出售，刘发玉收取黄维社木材加工费。双方按照加工木材的方数进行结算。结算方式是：当天加工，当天算账，当天付款。刘发玉与黄维社之间基本的交易习惯就是即时结清。刘发玉备有专门的记账本，每天记账，黄维社付款后，刘发玉在记账本上将已付加工费用划掉，刘发玉不向黄维社出具收据或其他收款凭证。二审中，法庭要求刘发玉提供该记账本，刘发玉却称记账本已经找不到了。综合以上事实，刘发玉即使已经收到黄维社向其支付的14300元，其也不会向黄维社出具任何的收款凭证，且根据刘发玉、黄维社、郑海标三人在2010年的约定，以及2011年刘发玉与黄维社之间即时结清的交易习惯，刘发玉未能出示唯一能反映记录本案加工费是否已经支付完毕的记账本。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的规定，黄维社已将木材加工费用14300元支付于刘发玉的事实存在高度可能性，对刘发玉要求黄维社支付加工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刘发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但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三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58元，由上诉人刘发玉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马 维 红
代理审判员 王 鹏
代理审判员 阿丽亚夏依扎提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杨 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