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沪72民初1489号
原告：康志帅，男，汉族，1976年5月8日出生，住江苏省连云港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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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代理人：李大富，连云港市赣榆区城西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被告：孙运卓，男，汉族，1984年8月21日出生，住江苏省连云港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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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代理人：高扬，连云港市赣榆区金山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
本案原告康志帅为与本案被告孙运卓船舶权属纠纷一案，于2012年1月10日向江苏省赣榆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赣榆院)提起诉讼，赣榆院立案受理后，以(2012)赣商初字第254号案进行审理。经两次开庭审理，赣榆院于同年3月29日作出(2012)赣商初字第254号民事判决。本案被告不服一审判决，向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连云港中院)提起上诉。经审理，连云港中院于同年10月30日作出(2012)连商终字第0699号民事裁定，认为原审违反法定程序，遂撤销一审判决，并将案件发回重审。后赣榆院就该案重新立案，以(2013)赣商初字第1640号案进行审理，并于2013年7月4日作出(2013)赣商初字第1640号民事裁定，以其对本案无管辖权为由，裁定驳回本案原告起诉。本案原告不服一审裁定，向连云港中院提起上诉。经审理，连云港中院于同年9月30日作出(2013)连商终字第0339号民事裁定，认为原审违反法定程序，遂再次撤销一审裁定，并将案件发回重审。2016年5月，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法院(原江苏省赣榆县人民法院)通过连云港中院将本案移送本院审理。本院于同年5月12日收到移送案卷后，于同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同年6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李大富，被告委托代理人高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0年3月25日，被告将“苏赣渔03787”渔船作价人民币248000元转让给原告，双方签订渔船买卖合同书后，原告向被告支付了购船款人民币205000元、年检费用人民币23000元，被告向原告交付了该渔船及船舶证书。因该渔船系A、B证船，故无法办理过户手续。后原告发现被告利用渔船年检取回船舶证书的机会，将位于海头造船厂的该渔船报废拆解。为此，原告请求确认其与被告于2010年3月25日签订的渔船买卖合同书有效，并确认“苏赣渔03787”渔船所有权归属原告。
被告辩称：“苏赣渔03787”渔船系被告与其妻李某共同共有，李某未在原、被告签订的渔船买卖合同书上签字确认，亦未事后追认，被告无权单独处分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的该渔船，故渔船买卖合同书无效；因原告尚未向被告支付购船款尾款，故被告并未向原告实际交付涉案渔船；2011年7月8日，被告及其妻李某将涉案渔船卖给了案外人秦某，秦某已善意取得涉案渔船所有权，被告对原告存在违约行为，并愿意承担违约责任；涉案渔船已经拆解后灭失，故原、被告间的渔船买卖合同书已无法继续履行。为此，被告请求依法驳回原告诉请。
原告为支持其诉请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1-2．渔船买卖合同书、协议书，用以证明被告将涉案“苏赣渔03787”渔船卖给原告，双方约定了购船价款、付款方式及违约责任，并约定办理公证、过户及燃油补贴领取等相关事实。被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被告并无单独处分该渔船的权利。本院认为，被告所谓合法性、关联性异议并非针对证据效力本身，而是对合同效力的抗辩意见。故上述证据效力因被告认可真实性而应予认定。对渔船买卖合同书效力，本院将另行综合认定。
3．收条(四份)，用以证明原告已向被告支付购船款人民币205000元、年检费用人民币23000元。被告对其中载明金额为人民币5000元的收条证据效力有异议，认为该收条既无被告签字，亦与其他被告签收的收条字迹不同，无法证实系被告所写；但同时被告自认原告确已向其支付人民币228000元，其中人民币205000元为购船款、人民币23000元为渔船年检费用。本院认为，上述事实因被告自认而应予确认。
4-5．证人秦入杰出具的证明及其当庭所作证言，用以证明原、被告间买卖涉案渔船系经证人秦入杰介绍，该渔船亦已实际交付。被告对证明、证人证言证据效力均有异议，认为证明并非证人秦入杰亲笔所写，其仅是在落款处签字；而证人秦入杰当庭所作证言就渔船是否交付问题回答前后反复矛盾，故无法证明原告主张的事实。本院认为，证人秦入杰确认其出具的证明非其亲笔所写，仅由其在落款处签字；在证人秦入杰当庭作证时，其曾表示事隔久远，无法回忆起原、被告缔约的准确时间，并称渔船买卖合同书系2010年下半年签订，但在其出具的证明上却明确记载双方交易时间为2010年3月；上述事实表明，证人秦入杰在他人所写证明上签字确认时显然并未认真阅读证明内容，这使得证明所载内容是否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殊值怀疑，故对该证明证据效力无法认定；证人秦入杰当庭作证时，虽就渔船交付问题曾作不同答复，但经本院当庭询问，已查明其所作答复中客观陈述与主观推测的区别，对于非法律专业人士的证人秦入杰而言，此种答复并不属于前后矛盾，且与其认知水平相符合，故对其证人证言效力应予认定。对涉案渔船是否已由被告实际交付原告，本院将另行综合认定。
被告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
1．渔船买卖合同及公证书，用以证明后来被告与其妻李某将涉案渔船卖给了案外人秦某，并办理了公证手续。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该合同约定的渔船交易价人民币70000元远低于市场价格，是虚假买卖行为，而公证机关亦未对价格进行审查。本院认为，就缔约公证手续而言，交易价格并非公证机关公证审查内容，故原告该质证意见无法成立，上述证据效力因原告认可真实性而应予认定。对有否必要在本案中审查案外人秦某是否善意取得该渔船所有权，本院将另行综合认定。
2．渔业船网工具指标转移证明，用以证明被告已将涉案渔船实际交付案外人秦某，故原、被告间的渔船买卖无法继续履行。原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渔业船网工具指标转移与所有权转移并无关系。本院认为，该证据效力因原告认可真实性而应予认定。
本院查明：
2010年3月25日，原、被告在案外人秦入杰介绍下签订渔船买卖合同书，约定被告将主机功率135马力的“苏赣渔03787”渔船(包括锚、缆、电瓶及全套证书)作价人民币248000元卖给原告，被告承担渔船上下坞台费用，被告负责将渔船送至柘汪港交付；双方约定定金人民币50000元(被告违约双倍返还定金，原告违约则不得要求返还定金)，余款待办理公证手续后付清；秦入杰介绍费按渔船成交价的1%计收。同日，原、被告又签订协议书，约定被告须配合原告办理公证、过户手续；该渔船2009年燃油补贴归被告所有，2010年及以后如仍有燃油补贴或任何待遇均归原告所有；该渔船捕捞许可证下发后，须由被告交付原告；违约方须赔偿对方违约金人民币100000元。原、被告及秦入杰均在渔船买卖合同书、协议书上签字捺指印。缔约当日，原告即向被告支付购船款人民币200000元，稍后几日又支付了人民币5000元。同年8月30日及2011年1月10日，为该渔船年审事宜，原告又分别向被告支付了年检费用人民币10000元及人民币13000元。
证人秦入杰当庭陈述证言称：其从事渔船买卖中介事宜，并介绍原、被告签订了涉案渔船买卖合同书。当时被告称渔船停在海头坞台上，交易完成后将把船开到柘汪港去交给原告。当日原告向被告支付了购船款人民币200000元，被告亦将全套证书交给了原告，余款双方约定办合同公证时一次性付清。次日，其知道原、被告双方去了海头停船处，其因有事未一同前往，故不清楚具体交船情况。但因其曾与原告通电话，原告告知其是去交接渔船的；被告则未向其提及去海头是否为交接渔船。后来，其听说被告将渔船卖给了其他人。另就原约定的中介费，被告称原告尚有购船款尾款未付清，故未向其支付；原告亦未向其支付中介费。
2011年7月8日，被告、案外人李某与案外人秦某签订渔船买卖合同，约定由被告及李某将涉案渔船作价人民币70000元卖给秦某，并于当日在江苏省赣榆县公证处办理了合同公证手续。同年10月27日，当地渔政部门签发渔业船网工具指标转移证明，同意该渔船渔业船网工具指标随船舶买卖而转移。
诉讼中，原、被告双方均确认，2010年3月25日双方签订渔船买卖合同书时及以后，涉案渔船因破旧而无法出海作业，一直停在海头某船厂坞台上。
本院认为：
一、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渔船买卖合同书效力问题。
首先，业已查明的案件事实显示，原、被告双方于2010年3月25日签订的渔船买卖合同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故该合同已依法成立。在双方未特别约定合同生效条件、生效期限的情况下，该合同应自成立时即生效。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明确规定了合同应被认定为无效的法定事由，但被告并未举证证明该合同存在此等法定事由，故其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最后，依被告所作抗辩，即使涉案渔船确属夫妻共同财产，被告在签订渔船卖买合同书时对该渔船无单独处分权，导致物权变动客观不能，依法仍不影响原、被告间合同之效力。故被告该抗辩理由缺乏相应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由此，应认定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涉案渔船买卖合同书有效。
二、关于“苏赣渔03787”渔船所有权归属问题。
首先，包括涉案渔船在内的动产物权设立和转让，依法以交付为生效要件。本案中，尽管合同曾约定，被告将把船开到柘汪港去向原告交付，但并未实际履行。依原、被告共同确认，事实上2010年3月25日双方签订渔船买卖合同书时及以后，涉案渔船一直停在海头某船厂坞台上。在船厂实际占有该渔船的情形下，被告可依指示交付方式，通过向原告转让请求船厂返还渔船的权利来完成代替交付；换言之，若被告通过指示交付方式交付了该渔船，则应存在如下事实，即：被告曾向船厂作出明确指示，告知船厂该渔船将来应由原告提取。然在案证据仅显示原、被告双方曾于缔约次日共同前往海头停船处，但并无证据显示被告有交付该渔船的意思表示，亦无证据证明被告曾向船厂作出由原告提取渔船的指示。在被告明确否认曾向原告交付渔船的情况下，原告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其次，原告虽曾于2010年8月30日及2011年1月10日为渔船年审事宜向被告支付年检费用共人民币23000元，但当时被告并未否定继续卖船给原告的意向，在双方仍未完成合同公证及购船款尾款结算的情况下，仅凭原告支付年检费用的事实，尚不足以证明渔船交付业已完成。最后，原告自认其并未支付过任何渔船占用船厂坞台的费用，相关费用均由被告支付，该节事实亦与指示交付情况下所可能产生的坞台费用负担惯常情形不相符合。在既无证据证实被告存在交付渔船的意思表示，又无证据证实被告曾向船厂指示交付的情形下，本院无法认定该渔船已交付原告，进而无法确定渔船所有权已归属原告的法律后果。
另，尽管在案证据显示，被告此后将涉案渔船转卖给了案外人秦某，但如前所述，鉴于该渔船未曾交付原告，则在原告所提本案诉请范围内，已无须对秦某是否善意取得该渔船所有权加以审查。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康志帅与被告孙运卓于2010年3月25日签订的渔船买卖合同书有效；
二、对原告康志帅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元，由原告康志帅负担人民币50元，由被告孙运卓负担人民币50元。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康志帅、被告孙运卓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ＸＸ.
人民陪审员 杨玉泉
人民陪审员 李玉春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李啸飞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二十三条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六条动产物权设立和转让前，第三人依法占有该动产的，负有交付义务的人可以通过转让请求第三人返还原物的权利代替交付。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
……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
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