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04民终460号
上诉人（一审被告）：廖厚堂，男，1955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劲明，男，1983年12月1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恩平市，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珠海市万联水产专业合作社，住所地：珠海市斗门区白蕉工业开发区商易街兴盛花园第17栋7号商铺。
法定代表人：李全强，理事长。
委托代诉讼理人：林宁，广东正拓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林和，男，1957年8月3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青山，广东友邦方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光鼎，广东友邦方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上诉人廖厚堂因与被上诉人珠海市万联水产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万联合作社）、一审第三人林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2017)粤0404民初50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2月7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廖厚堂的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认定廖厚堂与万联合作社是共同经营的合作关系；3.依法以《承诺书》为依据分配开发费；4.一、二审案件受理费由万联合作社承担。
事实和理由：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其理由分述如下：一、廖厚堂与万联合作社之间的法律关系应认定为共同经营的合作关系。1、两份合同，转让在前，合作在后。廖厚堂与万联合作社在3月8号签订了《转让协议》，时隔一天，3月9号双方又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万联20100130）》，一式三份，双方各执一份，另一份存在红旗镇生产办备案，并告知生产办廖厚堂与万联合作社是合作关系。在《合作协议（万联20100130）》中，双方约定了出资，明确了双方所占的股份，规定了权利和责任，并约定如遇国家征收后的分配方案。实际经营中廖厚堂与万联合作社分块管理经营，各自负责，共同合作，没有完全脱手将养殖塘转让给万联合作社独自经营。2、重点：廖厚堂按股份比例交纳租金，并且承担着42125元未交租金的义务：2.1廖厚堂在2010年前的租金已全部交清，没有拖欠。2.22010年的租金双方没有争议，2011年至2013年的租金，万联合作社只是在2011年1月6日交纳了85000元以及2013年4月17日交纳了15000元，直到今天未再交纳，可见万联合作社没有完整交过一年的租金，余下的都是由廖厚堂在交纳，廖厚堂在2011年12月15日交纳29000元、2014年2月6日交纳38875元、2014年4月11日交纳了70000元。虽然后两笔是在鱼塘征收后才交，但钱还是廖厚堂应得的钱，廖厚堂在履行其应尽的义务，如果是转让关系，廖厚堂没有义务交纳租金。2.3万联合作社提交的编号为No.0005894的收据是想证明29000元是万联合作社交给廖厚堂再由廖厚堂去交纳，但是廖厚堂向政府交纳29000元是在2011年12月15日，而万联合作社的收据是在2011年12月22日出具。廖厚堂交租在前，万联合作社向廖厚堂交租在后，所以29000元的塘租确实是由廖厚堂所交，从而可以推翻万联合作社说钱是万联合作社支付给廖厚堂后，廖厚堂才拿去交租金的谎言。2.4交纳了以上租金，总共还欠租金123875元及电费133506元，后来农技中心通知廖厚堂以及万联合作社（林和）到农技中心办公室协调处理，经过三方协商，由廖厚堂承担2010年以来的租金42125元以及2010年2月28日前的电费33208元，合计75333元。（目前全部缴清）。万联合作社（林和）承担68000元租金以及2010年3月后所欠的电费100298元，合计168298元整（目前还没有缴纳）。此《函》是经过三方协商一致按《合作协议（万联20100130）》约定的股份比例来分配的。如下图：
廖厚堂交纳
2011/12/15
|
2014/2/6
|
2014/4/11
|
承担欠租金
|
总交纳
|
约占比例
29000元
|
38875元
|
70000元
|
42125元
|
180000
|
51%
万联合作社交纳
|
2011/1/6
|
2013/4/17
|
――
|
承担欠租金
|
总应交纳
|
约占比例
85000元
|
15000元
|
――
|
68000元
|
168000
|
49%
备注
|
四年应交租462000元，减去没有争议的2010年租金114000元，所以2011年至2013年应交租金348000元整。
以上情况均可由农技中心分别于2015年3月16日写给重大办的《函》、2015年7月14日开具的《关于红旗镇红东四围堤外养殖塘租金缴纳情况的说明》以及2015年7月16日开具的《关于红旗镇（红旗华侨农场）三板红东四围堤外300亩养殖塘缴交费用的说明》予以证明。2.5在双方诉讼期间内，廖厚堂于2016年2月5日交清了所要承担的租金42125元，完全履行了其应该履行的义务。通过以上交租情况以及欠租情况可以得出以下几点：⑴如果仅仅是转让关系，廖厚堂没有义务交纳租金，更不可能还要承担拖欠部分租金42125元的债务。⑵万联合作社有向廖厚堂交纳租金的义务。⑶虽然有部分租金是由万联合作社交纳，但万联合作社将其承包下的养殖塘再转租给别的养殖户养殖，并且万联合作社收取养殖户的租金和电费，他交纳部分租金、电费是必须的，无论是直接向政府交纳，还是向廖厚堂交纳，都是万联合作社应有的义务，天经地义。3、倒贴近10万元的转让，与常理不通。整个红东四围484.05亩鱼塘，廖厚堂就算分块转租给其它养殖户养殖，每年除去租金和其它开支廖厚堂都还有十几万的收入，不可能29万转让给万联合作社（实际才支付了25万），并且29万还要支付114000元的租金，退还50000元押金，以及支付清塘的赔偿款近二十万，这是亏大本转让，没钱进账自己还要倒贴近10万元，实在与常理不通。4、5万的欠款没有支付，也没有追讨与常理不符。2010年3月22日万联合作社（林和）交来了25万元的出资款。同时林和称投资的钱是合作社出的，要求收据上注明为“转让费”，称收据要带回向股东交差并交财务备案，所以才有了25万转让费的收据。万联合作社提交的编号为No.0005894的5万元收据，实际是2015年4月21日所签（背面有徐某与骆某的见证签名），万联合作社没有向廖厚堂支付。万联合作社是为了诉讼之用，整合转让关系的证据。同时廖厚堂也为了换取万联合作社的《承诺书》才肯签订的。值得注意的是：万联合作社没有向廖厚堂支付此笔款项，如果廖厚堂真的将涉案鱼塘转让给了万联合作社，廖厚堂为什么一直没有向万联合作社追讨这笔款项呢？所以判定是转让关系与常理不通。5、为更名的逻辑，多此一举：廖厚堂与红旗华侨农场农业经营管理办公室签订的《养殖塘承包合同》是2010年3月8日；《转让协议》的日期是2010年3月8日；《合作协议》是2010年3月9日日签订。也就是说，如果廖厚堂真的转让给了万联合作社，2010年3月8日与红旗华侨农场农业经营管理办公室签订的协议直接是万联合作社（林和）就行了，不必多此一举。所以万联合作社主张是为了更名才签订《合作协议》从逻辑上来讲根本不通。6、廖厚堂有权发包，参与管理，并且获利：整个红东四围484.05亩鱼塘，其中102亩由廖厚堂转租给温培根、廖源、吴潮权养殖（即廖厚堂提交第四组证据《承包合同》），并且这三户都是由廖厚堂收取租金。余下部分才是由万联合作社承包的鱼塘（在廖厚堂提交的证据5《协议书》第一条明确写明“乙方所承包下的责任鱼塘”，乙方是指万联合作社）。廖厚堂有权将鱼塘转租给别人养殖，并且收取租金。说明廖厚堂有权发包养殖塘、参与管理，并且获利，这符合合作的逻辑。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廖厚堂与万联合作社是共同经营的合作关系。
二、一审法院引用廖厚堂在另案中的自认认定不是合作关系，而是转让关系是严重错误以及极不负责任的。廖厚堂在另案中的诉求点不同，与万联合作社的关系不同，利益不同，自然会选择有利于自身的方式来辩护以及提交证据。但是在本案中，双方是全新的关系，全新的诉求，又有全新的不同于另案的证据链，一审法院应该根据现有的证据链，结合相关的法律事实重新作出正确的、公正的判决。
三、一审法院未认定《承诺书》有效并根据《承诺书》对开发费进行分配是极其错误以及不公正的。1、96万的分配方案由来：鱼塘征收一开始按征收标准丈量水面，总面积为384.77亩，总征收开发费补偿金额961925万元（384.77亩×2500元/亩），廖厚堂说要求拿96万，余下尾数给万联合作社（林和）饮茶。但万联合作社（林和）不同意，他去重大办做工作协调，说要按整个红东四围来丈量，丈量出484.05亩，总征收开发费补偿金额1210125元。后来是在镇人大主席、重大办主任吴带根、农技术中心江秋明、叶永坚、陈允泽四位主管领导的组织调解达成，由廖厚堂依然拿应得的96万，其它归万联合作社（林和）所有。之所以这么多领导一起协商，是因为政府征地只要有一方不同意（包括养殖户），政府都不能征收，政府还会继续做工作，直到各方都同意后才开始签订征收协议并由结算中心开始发放征收款。2、《承诺书》的由来：万联合作社（林和）同徐某、骆某在三板桥头约廖厚堂过去说有事商谈，万联合作社（林和）说要廖厚堂签一份收据（即万联合作社提交的编号为：No0005894的收据，这收据其实是2015年4月21日所签，背面有徐某与骆某的见证签名），以此收据想办法将政府扣下的水泥池的补偿款要回来。后来廖厚堂就要求万联合作社（林和）要签一份《承诺书》给廖厚堂，廖厚堂才给万联合作社（林和）签上述收据。《承诺书》由徐某起草，万联合作社代表林和，廖厚堂均签名，见证人徐某、骆某也有签名，所以就有了后来的96万的《承诺书》。虽然没有原件，但如果没有原件也不可能有复印件。而且有证人见证，并且证人徐某、骆某都是三板社区负责征地补偿的干部，他俩在一审出庭作证确认过此事属实。由此可见，《承诺书》是真实有效的，法院应予认定，并应以此为依据进行开发费的分配。
四、土地被征收所得开发费的补偿应由廖厚堂与万联合作社共同所有，并按其约定进行处分。1、廖厚堂自1999年12月28日与珠海市红旗投资有限公司签订《耕地承包合同》后，独自出资将涉案的红旗镇红东四围堤外的土地开发整治成养殖塘，并投资完善养殖塘所需的供水、供电等生产设施。2、廖厚堂与万联合作社在2010年3月9号签订《合作协议（万联20100130）》第八条约定，“如遇国家征收，所得补偿按甲乙双方的股份所占比例分享，……”。土地被征收后，几经反复，经得红旗镇人大主席、重大办主任吴带根、农技术中心江秋明、叶永坚、陈允泽四位主管领导的调解协商下达成廖厚堂分得96万的分配方案，后来又经万联合作社代表人林和与廖厚堂签订一份《承诺书》,确定廖厚堂分得开发费96万元,其余款项归林和所有。根据“从新不从旧”原则，补偿分配应以最后一次即2015年4月21日的《承诺书》进行分配。3、林和作为万联合作社的全权代表，其行为完全代表万联合作社，是职务代表行为，林和签订并收管该份《承诺书》的原件自认已于当天自行撕毁，应当负毁灭证据的责任，不能以原件毁灭而否认事实存在。
万联合作社辩称：1.廖厚堂与万联合作社之间属于转让关系并非合作关系，这一事实一审法院已经作出查明和认定，虽然转让合同签订在前，合作协议签订在后，这是由于双方为了履行转让合同中所约定的廖厚堂承诺以万联合作社的名义与政府签订承包合同而签订的合作协议，目的是为了廖厚堂履行转让协议的约定做到万联合作社直接签订合同。从双方的证据可以看出，双方并不存在合作关系，否则双方对租金、费用的承担等均应能够体现按合作比例进行分担，但从证据上均可以看出承担的主体均是万联合作社，这亦可证明双方构成的是转让关系，涉案鱼塘的权利早已经实际转让给了万联合作社。2.租金均是由万联合作社所承担。3.廖厚堂与万联合作社之间的合作关系，这同时还是廖厚堂在另案中自己确认的，其在另案向法庭确认的事实作为本案审判的依据符合法律规定，合法有效。4.由于双方是转让关系，鱼塘的权利已经全部转让给了万联合作社所有，廖厚堂主张与万联合作社共同享有开发费补偿没有依据。5.廖厚堂主张应该按所谓的承诺书分配开发费用没有法律依据，廖厚堂由始自终没有提交该承诺书原件，无法证明该承诺书的真实性，同时从承诺书的内容可以看出，开发费一共是1331337.5元，承诺书记载廖厚堂占96万元，这和合作协议所记载廖厚堂与万联合作社所占的比例明显不一致，这也可以反映双方并不存在合作关系，承诺书没有法律效力。
林和辩称：1.廖厚堂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一审判决符合事实，客观公正，应予维持。2.林和同意万联合作社发表的答辩意见。3.关于承诺书是如何签订以及廖厚堂为何不持有原件这一问题。承诺书是在2015年4月21日中午，廖厚堂、林和以及社区的两名干部一起在三板一家饭店吃饭，当时确实谈到了开发费的问题，林和说给廖厚堂9.6万元而非96万元，后来起草了一份协议，林和没有看清楚就签名了。等到下午5、6点，林和酒醒了，感觉有些不对，就把廖厚堂又叫到饭店去，和廖厚堂说把协议拿过来给林和看，然后廖厚堂把承诺书拿出来，大家也跟廖厚堂说这不是林和的意思，于是就在饭店把该承诺书原件撕毁了，就不存在这个事实了。这就是廖厚堂为何不持有这个证据的原因。4.林和无权代表万联合作社对廖厚堂作出承诺，林和只是万联合作社的一个社员，林和不可能在没有和其他社员商量的情况下给廖厚堂承诺，这对其他社员无法交代，所以林和不可能作出这样的承诺。5.林和为何答应给廖厚堂几万元，是因为廖厚堂在政府征收土地方面协助做了工作，而且政府一些文件资料还是廖厚堂的名字，所以才答应给廖厚堂9.6万元。
万联合作社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廖厚堂向万联合作社返还开发费1081137.5元；2.确认珠海市红旗镇人民政府未向廖厚堂发放的位于珠海市红旗镇红东四围堤外鱼塘征收开发费及相关补偿453644.4元属于万联合作社所有，由珠海市红旗镇人民政府直接向万联合作社发放；3.廖厚堂向万联合作社支付占用开发费期间的利息（以每次廖厚堂实际收款的数额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廖厚堂每次收款的时间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0年3月8日，案外人红旗华侨农场农业经营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红旗农业办）与廖厚堂签订《养殖塘承包合同》，约定红旗农业办将珠海市红旗镇红东四围堤外300亩鱼塘发包给廖厚堂经营，承包期限为2010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承包期限为5年，每年每亩承包费400元，每年共计承包费120000元；在承包期内，风险自担，如因经营不善或者不可抗力造成廖厚堂损失的，由廖厚堂自行承担，红旗农业办不作任何补偿；承包期内，未征得红旗农业办同意，不得将养殖塘转让或者转租他人，否则，红旗农业办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已交的租金及履约金不予退还，并收回承包的养殖塘，且不作任何补偿。
同日，万联合作社和廖厚堂签订《转让协约》，约定廖厚堂将于珠海市红旗镇红东四围堤外392亩鱼塘转让给万联合作社，转让费为29万元(已包含2010年塘租和订金)；廖厚堂承诺，在与红旗镇签订鱼塘合同时，保证万联合作社为承包方，并保证承包合同的面积不多于300亩（鱼塘实际面积不少于392亩），每亩塘租不多于380元，押金不多于5万元；万联合作社与廖厚堂双方共同清理、协调现在耕农户的关系，廖厚堂保证不签有跨过2009年12月31日的鱼塘合同；廖厚堂负责清理2010年1月1日前所欠塘租、电费、水费等相关费用，所有欠费与廖厚堂无关；廖厚堂免费为万联合作社提供现存自来水设施、供电线路等；廖厚堂协助万联合作社做好现存耕农户的关系，以及万联合作社与第三人签订合同工作，协助不成的，由廖厚堂负责；付款方法：其中25万元于签合同时支付，余款在万联合作社与红旗镇签订承包合同且廖厚堂清理原合同关系，丈量好鱼塘，查实没有违约后一个月内付清。
2010年3月9日，万联合作社和廖厚堂签订《合作协约（万联20100130）》。约定：廖厚堂愿将位于珠海市红旗镇红东四围堤外，具有开发使用权的300亩鱼塘与万联合作社共同开发使用，万联合作社出资150万元，占合作份额49%，廖厚堂出资10万元，占合作份额51%；廖厚堂负责清理在耕农户以及2010年1月1日前所欠塘租、电费、水费等费用所有欠费均与万联合作社无关；在与红旗镇签订合同时，承包者名称为万联合作社；万联合作社和廖厚堂双方共同承担养殖投资风险，盈亏按各占股份分享与承担。
上述协议签订后，万联合作社主张，双方实际履行的是《转让协约》，《合作协约（万联20100130）》并未实际履行，且双方签订《合作协约（万联20100130）》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转让协约》中约定的，与红旗镇签订鱼塘合同时，保证万联合作社为承包方。万联合作社为支撑其主张，举示了相关证据，陈述了有关事实，一审法院分列如下：
1.万联合作社主张，万联合作社依照《转让协约》的约定向廖厚堂支付了转让款。于2010年3月22日向廖厚堂支付了转让款25万元，于2010年4月25日向廖厚堂支付了转让款5万元。万联合作社向一审法院提供了由廖厚堂出具的收款收据予以佐证。2010年3月22日的收据载明：“兹收到珠海市万联水产合作社（林和）交来租塘转让费贰拾伍万元整，还欠五万元转让费于办理清塘手续后付清，期限于一个月”，2010年4月25日的收款收据载明：“兹收到珠海市万联水产合作社（林和）交来红东四围堤鱼塘转让费位数伍万元整（其中1万元由合作社收取养殖户吴朝权鱼塘租金）（含鱼塘开发补偿），如遇国家征用鱼塘，其开发费归珠海市万联水产专业合作社所有”。上述两张收据收款人均有廖厚堂的签名。对于2010年3月22日收款收据载明的款项25万元，廖厚堂确认收到，2010年4月25日的收款收据载明的款项5万元，廖厚堂称万联合作社并未实际支付，实际签署时间应为2015年4月21日，但认可收款人签名为廖厚堂亲笔。
2.万联合作社主张，在承包案涉的鱼塘后，清理了原耕农户关系。一是向原承包人吕玉宝支付21.5万元转让费。万联合作社提供了由吕玉宝出具的，时间为2011年3月25日的收款收据一份，载明：“林和交来转让鱼塘53.5亩合计人民币21.5万元整，自今日起鱼塘所有设备和手续均与我无关系”；二是向黎文彬支付树皮房购买款2500元；三是向黄超杰支付小房子及电路电线款4000元；上述支付的款项均有收款收据为证。四是向陈大、谢孟起支付退场费共计40,000元，该款项有红旗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于2014年3月30日出具的《证明》佐证。
3.万联合作社主张，在承包案涉的鱼塘后，对鱼塘电线电路进行了开发。万联合作社提供了收款收据，载明投入接线订金20000元；支付线路维修费2100元；向何瑞明支付拉电线款62000元；安装电表等花费7589元。
4.万联合作社在承包案涉鱼塘后，已将案涉的鱼塘转租。其提供了与案外人蒋思明、陆海军的《养殖塘经营承包合同》予以佐证。《养殖塘经营承包合同》载明，万联合作社转让给案外人蒋思明的鱼塘面积为49.5亩，转让给案外人陆海军的鱼塘面积为106亩。
5.在承包期间，万联合作社缴纳了相应的租赁费。其中，2010年的租金114,000元，已经包含在转让费中；2011年的租金万联合作社于2011年1月6日支付了85000元；于2011年12月15日支付了29,000元；2012年的租金114000元，万联合作社交给了廖厚堂，但廖厚堂未予缴纳；2013年的租金，万联合作社缴纳了15000元，剩余租金未缴纳。
6.在承包期间，缴纳电费的主体是万联合作社。万联合作社称,2010年1月1日之前的电费由廖厚堂负担，2010年1月1日以后的电费万联合作社交给了廖厚堂，由廖厚堂代为缴纳，万联合作社提供了相应的票据，显示缴款人为廖厚堂，但所有交款凭证的原件均由万联合作社保管。
就上述第5、6项内容，万联合作社向一审法院提供了由红旗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出具的《函》一份，载明：“廖厚堂尚欠地租42125元，电费33208元；林和尚欠地租68000元，电费100298元，合计168298元”。以及落款时间为2015年6月24日，由红旗镇三板社区居委会出具的《证明》一份，载明：“兹有廖厚堂承包的鱼塘面积约300亩，其在2010年之前欠电费，电度数45490度，每度按0.73元计算，折合人民币33208元”。表明万联合作社承包鱼塘后，交费主体变为万联合作社，廖厚堂欠付的是2010年之前的费用。
7.关于万联合作社和廖厚堂之间的法律关系，已有生效裁判文书予以认定。已生效的（2014）珠金法民二初字第40号民事判决，该案中万联合作社与廖厚堂作为共同被告参与诉讼，廖厚堂答辩意见有如下内容：“陆海军提供的《合作协约》（2010年3月9日）并未实际履行，万联合作社与廖厚堂已经协商一致于2010年4月14日解除了合同……实际上，涉案的养殖塘是由廖厚堂依法从红旗镇政府处取得合法的承包权，廖厚堂将其开发成养殖塘后转租给万联合作社，万联合作社再将养殖塘转租给陆海军”，该判决最终认定：“万联合作社与廖厚堂虽然签订了《合作协约》，但双方均否认协约有实际履行，且从2010年3月22日廖厚堂向万联合作社出具的收款收据来看，万联合作社向廖厚堂交纳的是租塘转让费而不是《合作协约》上载明的出资，且转让费与协约约定的出资金额差距较大，另外，万联合作社与廖厚堂均认可涉案养殖塘的经营权已从廖厚堂处流转至万联合作社，再由万联合作社流转至陆海军处。因此，对陆海军提出的廖厚堂与万联合作社是合伙关系的主张，本院不予采信”。
廖厚堂对万联合作社的上述主张不予认可。廖厚堂在答辩中称，万联合作社和廖厚堂之间的关系应为合作关系。双方签订《转让协约》在前，签订《合作协约（万联20100130）》在后，双方实际履行的是《合作协约（万联20100130）》，约定的转让费29万元，实际应为万联合作社的出资款。廖厚堂针对其辩驳，陈述了相关事实，针对其主张，举示了相关证据，一审法院分列如下：
1.《转让协约》约定的转让款29万元，实际上是万联合作社的投资款。廖厚堂认可已经收到了2010年3月22日收款收据载明的款项25万元。至于2010年4月25日的收款收据，实际上是廖厚堂在2015年4月21日所签，且廖厚堂没有收到相关款项。
2.万联合作社从2000年从红旗镇承包案涉鱼塘，已经投入资金兴建了供水供电设施，万联合作社主张其投资接入电线等均不是事实，万联合作社提供的相应收据等材料，多为其单方制作，证明力较低，应不予采信。
3.租金及电费的支付主体是廖厚堂。2010年的租金114,000元，万联合作社未曾缴纳；2011年的租金，林和于2011年1月6日支付了85,000元，余下的29000元是廖厚堂于2011年12月15日补交的；2012年的租金114,000元、2013年的租金114,000元，林和于2013年4月17日缴纳了15,000元,就没有缴纳了。廖厚堂于2014年2月6日交纳了38875元，于2014年4月11日交纳了70000元，还欠租金123875元，以及电费133506元；在红旗镇农技中心的协调下，由廖厚堂承担租金42125元、2010年2月28日之前的电费33208元，合计75333元；由林和承担租金68000元、2012年3月份之后的电费100298元，林和至今未付清。
4.关于廖厚堂在（2014）珠金法民二初字第40号案件中的答辩意见，廖厚堂认为，属于诉讼策略，并非事实。
5.2015年4月21日，廖厚堂与林和签订了《承诺书》一份，载明：“廖厚堂在征收鱼塘补偿开发费中分给96万元，其余款项归林和所有（另地租、电费）”，该承诺书原廖厚堂的签名、并有案外人徐某、骆某见证。该承诺书仅有复印件，林和承认有签署过承诺书，但是认为当天已经撕毁了。廖厚堂认为，该份《承诺书》，可以证明双方属于合作关系，属于双方协商征收款的分配。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曾经去函红旗镇政府和红旗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调查案涉鱼塘的实际承包人、租金的缴纳主体等情况，均未获回复。后一审法院去红旗镇三板社区居委会找到珠海市国土资源局金湾分局驻该社区负责征地补偿的干部徐某就案件情况进行了调查，徐某称涉案的鱼塘是廖厚堂的名义承包，廖厚堂和林和都曾对涉案鱼塘进行过开挖、清理淤泥。
根据建设西部生态新城建设规划，案涉的鱼塘于2013年纳入规划建设范围，政府决定征用上述鱼塘，并依法给予相应的征地补偿，在征地过程中，万联合作社和廖厚堂于2013年12月20日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协议书载明：“1.万联合作社负责在政府主管部门规定的时间内解决收回万联合作社承包下的鱼塘；2.青苗及附着物的补偿由万联合作社同意后廖厚堂按政府规定如实发放给各耕户；3.各耕户对补偿的所有问题，由万联合作社负责协调解决”。
在征地过程中，廖厚堂、案外人邱国武，因计算标准问题，多领补偿款282789.2元；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三板居委会于2014年5月8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于2014年8月7日作出（2014）珠金法民一初字第209号民事判决，判令廖厚堂、邱国武向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三板居委会返还补偿款282789.2元并支付利息，因廖厚堂、邱国武未主动履行，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三板居委会申请了强制执行，在廖厚堂承包红东四围堤外土地的开发费中扣划250474.65元。
一审法院就案涉鱼塘开发费的数额、已发放的金额向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人民政府进行了调查，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人民政府向一审法院进行了回复，复函（珠金红府函〔2017〕155号）载明：红东四围堤外廖厚堂承包土地收地补偿中应收开发费总计人民币：1331137.5元。1、除预留人民币10万元开发费外，其中应发放给廖厚堂金额为人民币1231137.5元；实际发放人民币796454.85元,差额部分从下述2、3点中抵扣。2、(2014)珠金法执字第675号等协助执行款项金额为人民币298149.67元，其中47675.02元从邱国武的收地补偿款中支付，剩余250474.65元在廖厚堂承包红东四围堤外土地的开发费中支付。3、从廖厚堂应收开发费中抵扣廖厚堂欠付的租金人民币151000元，水电费人民币33208元。4、现暂未向廖厚堂发放的开发费金额为人民币10万元（未发放理由是因廖厚堂与珠海万联水产合作社仍存在纠纷，经廖厚堂本人申请同意，预留10万元开发费暂未发放）。就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政府复函（珠金红府函〔2017〕155号）载明的内容，万联合作社和廖厚堂均未持异议。廖厚堂认为，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政府之所以预留部分款项，是因为林和欠10万元的电费和6万元的租金，但是根据债的相对性原则，万联合作社要求确认预留的款项属于其所有，超出了本案的审理范围。
根据林和的陈述，林和为万联合作社的员工，也是万联合作社的股东，分管鱼塘片区，万联合作社对林和的前述陈述表示认可。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一、万联合作社和廖厚堂之间的法律关系；二、廖厚堂是否应当向万联合作社返还开发款并支付利息。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及相关证据，评判如下：
一、关于万联合作社和廖厚堂之间的法律关系。
廖厚堂与案外人红旗农业办于2010年3月8日签订《养殖塘承包合同》，取得了案涉鱼塘的承包权。万联合作社和廖厚堂又于2010年3月8日、3月9日分别签订了《转让协约》、《合作协约》，两份协议的内容基于不同的法律关系，亦产生不同的法律效果。廖厚堂在已生效的（2014）珠金法民二初字第40号民事判决中自认：《合作协约》（2010年3月9日）并未实际履行，万联合作社与廖厚堂已经协商一致于2010年4月14日解除了合同……实际上，涉案的养殖塘是由廖厚堂依法从红旗镇政府处取得合法的承包权，廖厚堂将其开发成养殖塘后转租给万联合作社……，该判决最终认定：“万联合作社与廖厚堂均认可涉案养殖塘的经营权已从廖厚堂处流转至万联合作社，再由万联合作社流转至陆海军处。因此，对陆海军提出的万联合作社与廖厚堂是合伙关系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从《转让协约》的内容来看，万联合作社的主要义务是向廖厚堂支付约定的转让款29万元，万联合作社向一审法院提交了收款收据，载明万联合作社于2010年3月22日向廖厚堂支付了转让款25万元，于2010年4月25日向廖厚堂支付了转让款5万元，已经履行完毕《转让协约》约定的己方义务。虽然廖厚堂主张2010年4月25日的收款收据系事后补签，实际签订日期在2015年4月21日，但并未否认其签名的真实性，一审法院对廖厚堂的辩驳意见不予采纳。《合作协约》签订后，实际经营过程中，万联合作社也交纳了大部分租金，万联合作社提供了所有的交费票据；在廖厚堂提供的万联合作社和廖厚堂于2013年12月20日签订的《协议书》中，也明确表示：“万联合作社负责在政府主管部门规定的时间内解决收回万联合作社承包下的鱼塘”。以上证据，可相互印证，足以证明万联合作社和廖厚堂之间属于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关系，而非合作关系。一审法院对廖厚堂主张与万联合作社属于合作关系不予采信。
二、廖厚堂是否应当向万联合作社返还开发款并支付利息。
如前所述，万联合作社和廖厚堂之间属于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关系，在承包经营期限内，廖厚堂应当依照双方的协议履行义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包地被依法征收，承包方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的，应予支持。
承包方已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以转包、出租等方式流转给第三人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青苗补偿费归实际投入人所有，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归附着物所有人所有。”关于开发费的领取主体，由万联合作社提供的2010年4月25日的收款收据明确载明：“如遇国家征用鱼塘，其开发费归万联合作社所有”，该收款收据有廖厚堂的亲笔签名，廖厚堂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知悉该承诺的法律后果，则廖厚堂应当将领取的开发费返还给万联合作社。从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政府给一审法院的复函中可以看出，红东四围堤外廖厚堂承包土地收地补偿中应收开发费总计人民币：1331,137.5元，廖厚堂已经领取的金额为796454.85元；属于廖厚堂但已经经生效判决认定应当支付给案外人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三板社区居委会的金额为250474.65元；从廖厚堂应收开发费中抵扣廖厚堂欠付的租金人民币151000元，水电费人民币33208元；剩余款项10万元尚留存在红旗镇政府待发放。万联合作社和廖厚堂共同确认，廖厚堂已经支付给万联合作社的开发费金额为15万元。扣除已经支付的部分，廖厚堂应当向万联合作社支付的开发费总金额为1181137.5元,万联合作社现主张廖厚堂返还已经发放的、以及属于廖厚堂但是已经抵扣的金额共计1081137.5元，有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关于万联合作社要求确认在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人民政府尚未发放给廖厚堂的开发费10万元为万联合作社所有，一审法院认为，该诉求超出了本案审理的范畴，且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人民政府并非本案当事人，直接处分案外人的财物于法无据，万联合作社的该项诉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万联合作社应当另寻法律途径解决。
关于利息，万联合作社要求廖厚堂从领取开发费之日开始计算利息。一审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承包方可以在一定期限内将部分或者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或者出租给第三方，承包方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不变。”廖厚堂作为承包人，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人民政府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开发费发放给廖厚堂，再由廖厚堂发给万联合作社，符合常理。万联合作社和廖厚堂双方并未在合同中约定廖厚堂何时应当向万联合作社支付开发费，万联合作社也未提供证据证明有向廖厚堂主张过，因此，万联合作社要求廖厚堂从领取开发费之日起即向万联合作社支付利息，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采纳，由于廖厚堂确实欠付万联合作社款项，万联合作社存在资金占用损失。一审法院酌定，利息从万联合作社起诉之日起开始计算。利息计算如下：以1081137.5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5年5月13日起计算至廖厚堂实际付清之日止。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如下：一、廖厚堂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万联合作社返还开发费人民币1081137.5元；二、廖厚堂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万联合作社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以1081137.5元为本金，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从2015年5月13日起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三、驳回万联合作社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6168元、保全费5000元，由万联合作社负担人民币1792元，由廖厚堂负担19,376元。
二审期间，双方均未提交新证据。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一致，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万联合作社与廖厚堂之间就涉案鱼塘的承包是转让关系还是合作关系。对此，本院分析如下：首先，虽然万联合作社与廖厚堂于2010年3月8日、3月9日先后分别签订了《转让协约》、《合作协约》，但是根据合作协约的约定，万联合作社应出资150万元，占合作份额49%，廖厚堂出资10万元，占合作份额51%，万联合作社实际并未出资150万元，而是于2010年3月22日向廖厚堂支付转让款25万元，并且在收据上注明是“租塘转让费”，可见双方并未实际履行合作协议的约定，这亦与廖厚堂在一审法院（2014）珠金法民二初字第40号民事判决中的自认相符。而且，廖厚堂又向万联合作社出具一份落款日期为2010年4月25日、金额为5万元的收款收据，廖厚堂主张万联合作社实际没有支付，且落款时间是倒签，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这两张收款收据的内容及金额恰与《转让协约》相符。其次，虽然廖厚堂提交的收据证明其于2011年12月15日向发包方交纳租金29000元，但廖厚堂又在2011年12月22日向万联合作社出具收据载明收到万联合作社的租金29000元，因此2011年的租金实际全部由万联合作社支付，故廖厚堂在上诉理由中将29000元列入其支付的租金，从而得出其所占比例为59%，理据不充分。再次，廖厚堂上诉称“整个红东四围484.05亩鱼塘，其中102亩由廖厚堂转租给温培根、廖源、吴潮权养殖，……余下部分才是由万联合作社承包下的鱼塘”，如按廖厚堂所主张的分配承包鱼塘的面积，明显与合作协议的约定不一致，但按该陈述，万联合作社实际承包的面积约382亩，这与《转让协约》中所约定的承包面积392亩更为接近。而且，万联合作社与廖厚堂于2013年12月20日的签订的《协议书》中约定“万联合作社负责在政府主管部门规定的时间内解决收回万联合作社承包下的鱼塘”，可见廖厚堂是认为万联合作社确有独自承包管理部分鱼塘，与廖厚堂所主张双方是合作关系，按比例投资并分配收益，明显不符。最后，关于承诺书，廖厚堂主张正是因为其出具了5万元的收据给万联合作社，林和才向其出具承诺书，但又称林和要拿原件，自己只留有复印件，本院认为，该承诺书如果是林和出具，且明确载明廖厚堂可分得鱼塘补偿开发费96万元，其作用在于约定双方如何分配开发费，这对于廖厚堂来说是分得开发费非常关键的凭据，廖厚堂称将原件留给林和，自己只留复印件，明显不合常理。廖厚堂仅持有复印件，不足以证明其与万联合作社就开发费的分配最终达成了如承诺书所载明的分配方案。综上所述，万联合作社提供的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明其与廖厚堂之间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关系，廖厚堂主张是合作关系，理据不充分，不应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据上分析，因廖厚堂与万联合作社之间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关系，虽然双方在《转让协约》中未约定国家征用鱼塘所得开发费的分配，但是廖厚堂在落款日期为2010年4月25日的收款收据明确载明“如遇国家征用鱼塘，其开发费归万联合作社所有”，廖厚堂并未否认该收款收据签名的真实性，且如廖厚堂所述该收款收据实际出具时间为2015年4月21日，即该约定发生于涉案鱼塘已由政府部门启动征收工作之后，廖厚堂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知悉该约定的法律后果，因此廖厚堂应当遵守该约定，故一审法院认定廖厚堂应将领取的开发费支付给万联合作社，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对于廖厚堂应向万联合作社支付的开发费金额，一审法院分析理据充分，合理恰当，本院予以维持。关于万联合作社起诉主张的利息，一审法院未予支持，因万联合作社未提出上诉，应视为服判，故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上诉人廖厚堂的上诉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4530元，由上诉人廖厚堂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曾艺能
审判员 庹 佳
审判员 王 芳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江月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