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佛中法民一终字第2139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广州市颐正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黎建平，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黎燕萍，该公司职员。
委托代理人张晓雯，广东粤龙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蒋永红，男，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东山区，公民身份号码×××3632。
委托代理人谢凯，广东浩淼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市众鲲达水上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梁可，该公司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北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萝岗区广州，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罗德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付飞，该公司职员。
原审第三人东莞市莞丰能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东莞市，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陈丽红，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李平，广东博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广州市颐正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颐正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蒋永红、广州市众鲲达水上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鲲达公司）、北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公司）以及原审第三人东莞市莞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莞丰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法院（2014）佛三法民一初字第39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因上诉人颐正公司不服本院（2014）佛中法刑一终字第437号刑事裁定，向本院提出申诉，本院以（2015）佛中法立刑申字第53号案受理，上诉人颐正公司以本案审理应以该刑事申诉案审查结果为依据为由，申请本院中止本案审理，本院审查后中止了本案的审理，后本院于2016年3月22日恢复本案审理。本案经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一、驳回颐正公司的诉讼请求；二、驳回蒋永红的反诉请求。本诉受理费35141元，诉讼保全费10000元，合共45141元，由颐正公司负担；反诉费2913.53元，由蒋永红负担。
上诉人颐正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上诉提出：一、经过公检法三方的认定，颐正公司也认可的可以认定的事实。1.（2014）佛中法刑一终字第437号案所扣押的3140712元是该案后五船煤的货款。该案发时，颐正公司报警，后由三水公安局依法查扣的“赃款”，现存于原审法院执行庭的账户上。2.涉案的“后五船煤”的所有权是颐正公司的。3.蒋永红是非善意买受者，不能成为后五船煤炭的所有权人。二、案涉刑事判决性质上错误。1.将本案定性为合同诈骗，无任何事实依据。因为整个案中找不到任何合同（包括口头合同），邓石贤对此也予以承认。颐正公司在三水销煤是以“现钱买现货”的形式进行，给多少钱就卖多少货。前三船煤的买卖就是如此，梁建砚分多次划款，每次到款，颐正公司就按款计量卸煤，这是有足够的有法律效力的买卖凭证证实的，且在唐志清向公安机关所述的口供中也可以找到佐证。因此，“合同诈骗”是被“创造”出来的，从来都未有过有关这方面的证据。退一万步说，即使是诈骗，邓石贤诈骗的对象也不是颐正公司，而是与蒋永红有关的“交易者”，是其轻信人言，向一个不是货权人又没有支配权的施骗者购买“虚拟”出来的货物。2.认定本案的交易主体是邓石贤也没有理据。颐正公司前三船煤的交易对象是梁建砚，而不是邓石贤，这里不但有互不相识、互不关联的李锡棠、唐志清两人在公安机关所作的口供印证，还有梁建砚当着颐正公司法人的面划款的银行账单证实。认定邓石贤是本次交易的对象，是公安机关的说法，除了嫌疑人的口供外，没有任何理据的支持。按理，梁建砚是航运公司的老板，颐正公司委托其运煤，其提出要买颐正公司的煤，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其有公司，有做生意的条件；而邓石贤是个假释犯，梁建砚向颐正公司的人员介绍邓石贤时，也只说是其助手而已，根本就不具备单独诈骗的前提条件，因为其没有公司，上千吨煤的买卖，没有公司的个人是不可以做的，蒋永红挂靠北方公司即可说明这一点；该案的另一涉案人唐志清也是要挂靠公司的（可以在其口供中查证）。论法，邓石贤是买主的观点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其实，梁建砚、邓石贤的口供中可以看出是梁建砚在推责，邓石贤在揽罪，以达到弃卒保帅的目的。为此，颐正公司曾上访，得到的答复是案件已进入司法程序，法官会纠正，但没想到刑事法官并未纠正。3.整个刑事案中就只有前三船煤这一次真实的交易，但法官却硬说有两次，后五船煤已经卖出，并且创造性地把颐正公司前三船的300万元煤款一分为二，两次交易，每次都只收了150万元。这样的说法缺乏依据，因为：1.不同的数量怎会有相同的结算货款？2.如果有买卖的成分存在，那还算刑事案吗颐正公司有必要报警吗警察又会受理吗？3.最关键的是有证据吗即使是犯罪分子的口供也无法得出法官所判的结果：（1）邓石贤在25日向警方供述称：“梁建（应是指梁建砚，下同）拿货时……一共购买了225万元煤矿（应为炭字），首先拿货前，他先汇了150万元到黎建平的账户上，这样才可以出货，之后……梁建将20万元直接汇到黎建平账户上，另外给了5万元现金”。据此可算出就给了175万元，法官是依据什么算出只收了l50万元的（2）邓石贤在7月24日的口供述中称：“等到对方全部收完煤卸完上岸后，对方就将所欠的货款大约121万元（即50万元加75万元扣除已给我约16万元现金利润）打到我指定的我姐夫罗王桂的帐上。”此说若真，那么该款项显然是前三船煤的，因为罗王桂的口供称该笔款是5月13日入账的，而颐正公司后五船煤是5月14日才装完货，还需要运输的时间，又怎能在前一天“卸完上岸”呢此说若假，法官凭什么说颐正公司前三船煤只收了150万元!邓石贤在7月25的供述中称（回答“到现在为止，两批货你总收了多少钱，付了多少钱”）：“收了450万元，付了300万元给黎建平，这150万元中有121万元转到罗王桂账上”。而这300万是在5月l3号前付出的，这只能说明是前三船煤的货款。这也能从其他人的口供中找到旁证，在邓石贤25日的供述中有“黎建平未能及时收到转账，我和黎建平吵了起……他的手机收到到帐信息他才信是真的……”这说明颐正公司是不可能未收货款就放货的，而且这300万元货款从开始到最后一笔款项都是梁建砚汇的，而梁建砚与后五船煤无任何关系。假如说邓石贤是买家的话，那么他手上骗到的450万元是足够支付颐正公司前三船的煤款的（因为他若没有足够的煤款划入，颐正公司是绝对不会下指令放货的），后五船颐正公司从未卖出过（这案中提到的450万元邓石贤收的，与颐正公司没有任何关系，至于颐正公司所收到的300万元绝对是前三船煤的货款，有充分证据证明，与后五船没有任何关系），邓石贤只是虚构了一个已买了煤的“事实”，诳骗了别人的钱，而这些钱从未与颐正公司后五船煤发生过任何交易，因为交给黎建平的货款中没有一分钱是邓石贤的，如果说是邓石贤替梁建砚付的货款也与后五船煤无任何关系。其实全部的买与卖，骗与被骗都发生在5月13号以前，因为那时邓石贤已骗得钱到手，其可以消失了（事实上也正是如此，邓石贤在24日的供述中有“我……电话关机……直到今天被你们公安机关抓获”的陈述）。之后邓石贤就没有露过面，更不可能有任何交易的行为存在。因此，后五船煤（在5月14日才装完，无法在13号前卖出，而提前买卖的大宗货物是一定要有可履约的合同作保证的，但这里没有）是被蒋永红非法截取的，根本就没有与颐正公司交易的任何凭据，如有，其应举证。4.认定邓石贤的犯罪所得（即所扣的90万元现金和一部小汽车）是在后五船煤的诈骗中获得的，更是缺乏依据。因为邓石贤在13日就消失了，14日还在装后五船的煤，其诈骗行为是怎样实施的且到今天为止，也没有任何人可以提供向颐正司购买后五船煤的有效证据，邓石贤如何在这五船煤的交易中取得款项呢同时，在邓石贤口供中也无法推出法官所判的结果：（1）邓石贤在25日供述称“我算了一下前三条船剩余款75万元，后五船差75万元……”（2）邓石贤在25日供述称“梁建所差的75万元货款还在我这里，黎建平是没有收到的……”上述口供足以证明犯罪分子的收益中起码有75万元是在前三船煤所“获得”的。再说，如果没有前三船煤的“因”，又怎会有后五船煤的“果”。这里只有一个诈骗案，难道还有第二个不成因此，刑事判决把蒋永红的非法侵占说成是合法购买，把“非善意取得”的赃款判成是要“发还”给其的货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5.本来对刑事案中的赃款赃物的处理，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都有相当明确具体的解释，为何在本案中得不到体现，刑事法官是否有法不依，判案无据6.颐正公司是本案的唯一受害人，蒋永红或者说他所代表的北方公司，是以什么身份取得本案赃款（即上述所扣的3140712元）的，法官所判决的“所剩余款发还给北方公司”，有何法理依据这3140712元，连颐正公司在广州珠江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电公司）买煤的成本都不够，何来剩余另外，这是本案的赃款，“发还”一说有何依据，难道当初扣押错了7.按法官所判：邓石贤非法把颐正公司的五船煤最后“交给”了蒋永红，被判了11年徒刑；同理，法官又再一次把颐正公司的五船煤所产生的货款“发还”给蒋永红所代表的北方公司，难道这就合法？是当初“追回”违法，还是现判的“发还”枉法？8.在后面五船煤中，颐正公司在公安机关的主持下合法地追回的半船煤（440.59吨）是颐正公司的，还有剩下的四船半（4787.41屯）难道就不是颐正公司的三、原审民事判决的三个焦点也糊涂不清。第一，即“原审法院确认颐正公司为涉案的5228吨煤炭（即后五船煤）原所有权人”。既已确权，为何不把它判归颐正公司。如果说“北江公司以合理的价格从市场受让，合法取得这些煤炭的所有权”。但这些煤炭所产生的货款3140712元还在，为什么不判还给颐正公司呢还记得公安刑侦邓志德大队长也曾问过颐正公司是要回煤炭还是要回货款，当时颐正公司认为只要能取回就什么都无所谓。由此可见，归属是十分明显的。但如果像原审法官所说，民事诉讼中不能改变刑事判决中存在的错误或缺失（如检察官所说“只管犯罪，不管经济损失”），那么附带民事诉讼还有何意义，有何存在的价值？第二，即“蒋永红的买受行为非善意，其受让价格也不合理，故其买受行为不构成善意取得，蒋永红不能成为后五船煤炭的所有权人”。既然已作出了认定，为什么不把现封存的3140712元判还给颐正公司？既然该款项已权属清楚，不判给颐正公司，还会在民事诉讼中判给谁，谁有这样的权利，或者说谁有侵占颐正公司财产的权利第三，即“蒋永红就无法返还的财产需折价赔偿……刑事部分已作退赔处理”。从民事的角度来说，颐正公司这次争取的根本就不是赔偿的问题，因为这是主权之争，这五船煤本来就是颐正公司的，值一分钱是，值一千万也是，与评估无关，与赔偿也无关，任何人（包括法官）都无权剥夺颐正公司的这一权利!虽然刑事判决是针对犯罪，但就可以不考虑受害人吗既然是赔偿给颐正公司，怎么能从颐正公司的权益中取出来呢拿颐正公司的钱来赔偿给自己算赔偿吗刑事法官已经失察，难道民事法官不能查明邓石贤已作出了刑事赔偿，蒋永红也应作出民事赔偿。本案是民事诉讼，讲的是民情法理，讲的是证据事实，不能不按法律胡乱判决。四、众鲲达公司作为承运人，理应对所运货物负交收之责，货物的缺失，权属人有权向承运方追讨。众鲲达公司其实也不是蒋永红聘请的承运人，理由是：1.蒋永红所依据的“承运合同”，是事发后才补签的，无法律上的意义。2.“水运单”才是真正的承运合同，托运人是珠电公司，收货人是颐正公司，收到货后颐正公司才付运费。颐正公司在三水大塘码头截回的半船煤（440.59吨）所交收手续就足以证明这一点，现在颐正公司收不到应收的四船半煤，承运人应承担责任。综上所述，特提出上诉，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判决：1.撤消原审判决；2.判还属于颐正公司的现存于原审法院的煤款3140712元予颐正公司；3.判令蒋永红支付“3140712元煤款”（从2013年5月14日至颐正公司收到该款日止）的银行同期利息；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以及诉讼保全费由蒋永红、众鲲达公司、北方公司负担。在二审法庭调查时，上诉人颐正公司变更其上诉请求为撤销原审判决，支持其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诉讼费、保全费用由蒋永红、众鲲达公司、北方公司负担，事实与理由补充如下：一、刑事判决和原审判决认定颐正公司前三船煤和后五船煤各收取邓石贤及其下家共150万元，与实际不符，实际上颐正公司从刑事案件开始一直确认收取300万元货款是与梁建砚、邓石贤、唐志清交易的前三船煤的货款，且没有付清，后颐正公司没有应后五船煤和任何人达成交易，只是委托梁建砚运输五船货到三水路路通码头煤场，其他刑事案件认定的经过几手交易的情况，颐正公司不清楚也不确认，没有收取该五船任何货款。二、一审法院认定公安机关作出的价格认定合法，颐正公司从刑事案件开始即多次对公安机关作出的价格认定提出异议，但是没有得到法院支持，且该鉴定书一直没有提交给颐正公司，作出鉴定的基准日是2013年5月22日，该时间不是实际侵权的时间，实际侵权日应该以2013年5月13日或14日计算。另，从颐正公司提交的证据和一直以来的主张、蒋永红非法获得煤炭后最终出售给北江公司的价格，前三船的煤炭唐志清最终出售给三水佳利达公司的价格等可得出公安机关的鉴定价格远远低于侵权之日的市场价格，且还没有加计颐正公司所需的附加成本，如运费等实际损失。因此，颐正公司对该鉴定的价格结论有异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作出重新鉴定或根据实际侵权日作出公平合理的认定。三、原审民事判决认定有错误。1.原审判决认定众鲲达公司无需承担，法律适用错误。依据我国国内水路运输规则和本案刑事、民事案件认定的水路货物运单、装货交接凭证等记录，颐正公司才是真正的货物的所有人，众鲲达公司违反该规定造成颐正公司无法收取五船煤炭，其与蒋永红构成共同侵权，按照侵权责任法，众鲲达公司应该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蒋永红与北方公司签有合作协议，实际也是挂靠关系，北方公司对蒋永红有管理审查义务，北方公司作为有资质的经营企业，对蒋永红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非法购买涉案五船煤炭存在失职，北方公司依法也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被上诉人蒋永红答辩称：一、颐正公司在本案一审中不起诉故意侵权主体邓石贤，也没有追加李锦洪、谭信海参加诉讼要求其承担责任，还当庭放弃蔡泽锋所在莞丰公司的责任，而根据本案事实，蒋永红只是这批煤炭几经买卖后的买家，颐正公司不起诉前面的卖家，只选择性起诉蒋永红，原审法院据此驳回其诉讼请求正确。二、蒋永红以合适价格购煤、善意取得5228吨煤炭的所有权。1.颐正公司在2O13年向珠江公司购买10153吨煤，其购煤并非自用也是要转卖他人，新买家要运走这批煤必须由颐正公司向珠电公司递交派船委托单，委托单上注明来运煤的船号、到达港、煤种、煤吨数等，颐正公司在递交给珠电公司的派船委托单上就已注明蒋永红雇请的五艘船“东运168、贵港港泰778、西船0333、权运289、平永永佳378”，珠电公司在2013年5月21日前开具给颐正公司的增值税发票上也注明了上述五艘船的船号。这说明颐正公司是同意蒋永红雇请的这五艘船运走5228吨煤。2.案涉5228吨煤，蒋永红是以单价每吨520元向莞丰公司的蔡泽锋购买，购买时并不知道这批煤的来源，主观上无过错。刑事案件已查明蔡泽锋是以单价每吨500元向谭信海购买，谭信海以单价每吨480元向李锦洪购买，李锦洪则以单价每吨450元向邓石贤购买。蒋永红此前三手买家李锦洪、谭信海、蔡泽锋均是从事煤炭生意的，也懂行情，几经转让，蒋永红是以最高价520元购买，且此价与颐正公司提供的增值税发票反映的其向珠电公司购煤的不含税价561元也相差不多。而同时期2013年6月19日北方公司也有向珠电公司购煤含税价每吨是627元，非含税价就是每吨520.41元，这与蒋永红以520元每吨购买这批煤的单价基本一致。因此，蒋永红是以合适的市场价格购买这批煤的。刑事判决中认定蒋永红参与本案煤炭交易中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取得被骗煤炭，因蒋永红不是刑事案件当事人并未参加法庭审理，没有机会提出自己的意见，对此认定蒋永红不服但又无处可诉，只能希望二审法院在本民事案中作出正确认定，即认定蒋永红是以市场价购煤，属善意取得，享有所有权。三、蒋永红的损失，在刑事案件中已由有资质的评估机构作出了鉴定结论。而颐正公司在本案中是同意邓石贤提供的船只运煤，并把船号发给珠电公司要求将煤上船。在整个过程中，颐正公司存在过错，应自负部分过错责任，不能全额要求赔偿。四、邓石贤诈骗他人财物被判刑罚罪有应得，但刑事案件在对颐正公司损失的处理上损害了蒋永红的利益，因为蒋永红的前几手买家购买价更低，明显低于市场价，未处理前几手买家直接处理蒋永红的财产权，剥夺了蒋永红的诉权，蒋永红不能以当事人身份上诉或申诉，造成蒋永红无处可诉，而只能信访。五、颐正公司的煤炭分两次交易事实存在，在前三船煤炭收了150万元之后，颐正公司让邓石贤写下192万元的欠条，案涉刑事判决已经认定。六、后五船煤炭，由谭信海向黎建平转账了45万元，蔡振东向黎建平转账50万元，邓运青向黎建平转了50万元，颐正公司的员工李伟政收了5万元的保证金，一共是150万元，在案涉一审刑事判决记载的邓石贤的供述亦称，后五船煤颐正公司收了150万元。蒋永红是善意取得，颐正公司买煤的含税价665元，其中税款113元，蒋永红买煤的不含税价520元，含税价是633元，没有明显低于市场价格。七、颐正公司在一审时明确放弃追偿莞丰公司责任，蒋永红在买煤之前已经有三位买家，莞丰公司在这次买煤中赚了104560元，这部分利润本来应该作为弥补颐正公司的损失，但是颐正公司放弃了，故应该扣减此笔利润。后五船煤，蒋永红煤款加运费一共支付了280多万元，按照原审判决最终返还的不到270万元，蒋永红也是受害者。八、蒋永红的一审反诉应得到支持。蒋永红虽未对原审判决提出上诉，并不表示对一审判决完全认同，一审判决基于已生效的刑事判决而作出，应是情非得已。排除刑事判决因素，蒋永红善意购买煤，全额付款后就享有所有权，颐正公司强行从蒋永红运煤船上卸走的440.59吨煤，其应予以返还或按北江公司买受价偿还煤款3018O40.15元。
被上诉从北方公司答辩称：一、对原审民事判决基本没有异议，但蒋永红不是北方公司员工，北方公司在本案一审中已经提交了证据，证明双方之间仅是煤炭合作关系。从蔡泽锋、莞丰公司处购买煤炭的是蒋永红个人，而不是北方公司。本案一审相关当事人提交蒋永红通过个人账户向蔡泽锋支付货款足以证明上述事实。原审判决对上述问题的认定存在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纠正。二、颐正公司只是5228吨煤炭的原所有权人，该笔煤炭经过多次转卖后由北江公司取得所有权，颐正公司只能向北江公司的前手恶意受让人请求赔偿损失，故原审法院认定理由充分，请求维持。三、北方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本案煤炭的买卖路径是珠江公司将煤炭买给颐正公司之后转卖给邓石贤，然后转卖给李锦洪，再转卖给谭信海、蔡泽锋或莞丰公司、蒋永红，蒋永红与北方公司是合作关系，将煤炭用于与北方公司合作经营，后再卖给三水北江公司。蒋永红与北方公司只是合作关系，不存在买卖关系。根据双方之前合作经营协议要求，蒋永红签订合同、收货款、开发票均应根据北方公司名义进行，而本案蒋永红向蔡泽锋购买煤炭时是以个人名义进行，没有开发票，不符合协议要求，北方公司对其购买行为和价格均不知情。因此，北方公司均没有与蔡泽锋、蒋永红就案涉煤炭建立任何买卖关系，不是受让人，蒋永红个人买煤行为不是双方合作经营的范畴。北方公司对此不知情，不存在恶意过错，故颐正公司无权向北方公司请求赔偿损失。四、蒋永红从蔡泽锋购买煤炭是善意取得，不是恶意受让。
被上诉人众鲲达公司未作答辩。
原审第三人莞丰公司陈述称，坚持其一审庭审意见，且没有证据证明莞丰公司与本案有关，莞丰公司既不是买方也不是卖方。颐正公司所谓的损失在刑事案件中已经处理，不应该再主张权利，否则构成不当得利，一审驳回颐正公司的请求正确。
在二审诉讼中，各方当事人人均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经审查，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2014年8月1日，颐正公司接受原审法院询问称，其主张本案案由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其与蒋永红不认识，没有任何关系，案发后才知道蒋永红，蒋永红抢走其货物，颐正公司与刑事案件中的梁建砚认识，梁建砚与邓石贤诈骗颐正公司，蒋永红是梁建砚、邓石贤找的。当天，颐正公司向原审法院出具《声明》一份，确认本案以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侵权行为纠纷）诉讼，相关法律后果其自愿承担。
本院认为，本案系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根据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有二，一是颐正公司在本案中主张的财产损失金额为多少；二是蒋永红、众鲲达公司、北方公司在本案中是否应对颐正公司的损失承担责任。对此，本院分析如下：
关于争议焦点一。颐正公司在本案中主张后五船煤应以每吨740元的价格计算，其实际损失为3542683.40元，但740元／吨的价格是颐正公司预期的销售价格，而颐正公司的被骗煤炭并未实际销售，煤炭的价格也会随市场行情而波动，且在案涉刑事诉讼过程中，鉴定机构已通过法定程序对被骗煤炭价值进行了鉴定，充分反映了颐正公司该五船煤在邓石贤实施合同诈骗犯罪时的市场实际价值，该鉴定结论客观可信，且被生效刑事判决采信，依法可予以采信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因此，本院对颐正公司有关其实际损失及对鉴定结论的异议主张均不予支持，对其重新鉴定以确定该五船煤当时市场价值的申请，亦不予准许；原审判决认定颐正公司后五船煤的实际损失为1597454.27元，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
关于争议焦点二。首先，根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原审法院（2014）佛三法刑初字第236号刑事判决以及本院（2014）佛中法刑一终字第437号刑事裁定可知，邓石贤通过其本人及购买煤炭的下家向颐正公司支付部分货款（人民币300万元）的方式，骗取颐正公司的信任，从而从颐正公司骗得共计八船煤炭出售给下家，其中邓石贤将前三船煤通过梁建砚、唐志清，最终销售给了三水佳利达公司，将后五船煤通过李锦洪、谭信海、蔡泽锋、蒋永红，最后销售给了北江公司，而从中获利，后邓石贤因犯合同诈骗罪被定罪量刑。根据颐正公司的起诉，其在本案中主张的财产损失为后五船煤中4787.41吨煤的损失。由此可见，颐正公司被骗取的煤炭或其遭受的损失，系邓石贤的故意犯罪行为所造成，应由邓石贤承担赔偿责任，但颐正公司在原审诉讼中明确表示不追加邓石贤作为本案被告参加诉讼。如前所述，本院认定颐正公司在本案中的实际损失为1597454.27元，而已生效的刑事判决已对该损失作退赔处理，即颐正公司的该部分损失已经得到赔偿，其再要求对该部分损失进行赔偿亦缺乏依据。其次，本案系财产损害赔偿责任纠纷，如前所述，颐正公司的财产损失系邓石贤的故意犯罪行为所导致，且本案证据并不能证明蒋永红、众鲲达公司、北方公司与邓石贤具有共同诈骗颐正公司的故意，邓石贤与蒋永红众鲲达公司、北方公司之间并不存在共同侵权行为，故颐正公司以邓石贤、众鲲达公司、蒋永红、北方公司之间共同实施侵权行为，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条的规定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依据。复次，即使蒋永红系恶意受让人，但如前所述，已生效的刑事判决对颐正公司所主张的该部分实际损失作退赔处理，蒋永红及其所在的北方公司亦不应就此损失再承担赔偿责任。而众鲲达公司作为承运人，并非实际侵权人，也非恶意受让人，其对颐正公司所主张的实际损失亦无须承担赔偿责任。本案系财产损害赔偿责任纠纷，非运输合同纠纷，颐正公司有关承运人违反运输合同义务而应承担的责任并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本院不作审查。最后，对于颐正公司所主张的间接损失即从侵权行为发生之日起至还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应由直接侵权人邓石贤负担，即使蒋永红作为恶意受让人，其仅负担返还受让财产的义务，且生效刑事判决已对颐正公司的实际损失作了退赔处理，故其要求蒋永红、北方公司、众鲲达公司赔偿其间接损失，理据不足，原审判决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对于上诉人颐正公司在本案中对案涉生效刑事判决所提出的异议，不属本案审查范围，本院在本案中不作审查。
此外，蒋永红系被上诉人，并未对原审判决提出上诉，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六条“被上诉人在答辩中要求变更或者补充第一审判决内容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不予审查”的规定，本院对其一审反诉请求应得到支持的答辩意见不作审查。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案件处理结果恰当，本院予以维持。颐正公司的上诉主张均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33831.48元（广州市颐正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已预交），由上诉人广州市颐正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翟林彬
代理审判员 何美健
代理审判员 唐铭焕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黎梦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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