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海事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甬海法台商初字第153号
原告：王敏丽。
委托代理人：金丹。
委托代理人：林均。
被告：张余扬。
被告：徐全林。
两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陈军。
两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徐帅。
原告王敏丽诉被告张余扬、徐全林船舶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4月7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林申适用简易程序于2015年5月5日和5月22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敏丽及其委托代理人金丹、被告张余扬、徐全林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陈军（参加第一次开庭审理）、徐帅到庭参加诉讼。原告王敏丽申请的证人雍某及被告张余扬、徐全林共同申请的证人徐某、曾某、张某出庭陈述。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王敏丽起诉称：2013年2月10日，原告与案外人王茂海就王茂海等人所有的“浙临渔12271”、“浙临渔12272”渔船达成买卖合同，其中第六条约定：如国家有柴油补贴，2013年2月28日前的柴油补贴款归王茂海所有。2013年2月21日，原告与被告张余扬、徐全林就“浙临渔12271”、“浙临渔12272”渔船再次达成买卖合同，其中第六条约定：如国家有柴油补贴，2013年2月28日前的柴油补贴款归王敏丽所有。合同达成后，双方办理了一整套程序性手续，两被告将“浙临渔12271”、“浙临渔12272”两艘渔船船名变更登记为“浙玉渔65071”、“浙玉渔65072”。2014年12月29日，玉环县财政局、玉环县海洋与渔业局联合发文下达《关于下达2013年度海洋捕捞渔船油价补贴资金的通知》。之后，两被告分别从玉环县海洋与渔业局领取了“浙玉渔65071”、“浙玉渔65072”两船柴油补贴款各390300元，其中两艘渔船前两个月的补贴款130100元（390300元／12＊2＊2）应由原告享受。为追讨该笔款项，原告多次前往玉环，而两被告拒绝支付。特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两被告立即返还原告“浙玉渔65071”、“浙玉渔65072”两艘渔船柴油补助款130100元，并支付2015年1月1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庭审中，原告当庭变更其诉讼请求为判令两被告连带返还原告“浙玉渔65071”、“浙玉渔65072”两艘渔船柴油补助款130100元，并支付2015年1月21日起至款项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被告张余扬、徐全林均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在庭审中共同口头答辩称：一、被告徐全林已于2013年4月19日支付了柴油补贴款13万元，故原告主张的130100元柴油补贴款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原告主张的利息起算日2015年1月21日系其提出的付款给王茂海后的日期，亦与事实和法律不符。二、关于原告主张的事实与理由，原、被告达成“浙临渔12271”、“浙临渔12272”渔船买卖合同及两被告各自领取涉案两艘渔船柴油补贴款390300元属实，对原告与王茂海之间的合同履行情况不清楚。被告方已经向原告付清购船款，之外又支付原告13万元柴油补贴款。上述款项已经支付完毕，被告方只需再支付给原告100元柴油补贴款即可，且两被告没有连带返还的义务。原告诉称其向被告多次催讨不属实。
原告王敏丽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
1.原、被告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被告双方的基本身份信息；
2.“浙临渔12271”渔业船舶国籍证书与“浙临渔12272”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复印件，证明“浙玉渔65071”、“浙玉渔65072”两艘渔船的权属信息；
3.原告与王茂海签订的船舶买卖合同原件，证明原告与王茂海就“浙临渔12271”船、“浙临渔12272”船达成买卖合同，上述两艘渔船来自王茂海的事实；
4.原告与被告张余扬签订的船舶买卖合同原件，证明2013年2月21日原告与被告张余扬就“浙临渔12271”船、“浙临渔12272”船达成买卖合同的事实；
5.浙江省台州市正立公证处公证书复印件，证明“浙临渔12271”、“浙临渔12272”渔船的七个船舶所有权人将船舶出卖变更登记等事宜公证委托给原告办理的事实；
6.涉案“浙玉渔65071”、“浙玉渔65072”两艘渔船当前信息与历史信息打印件，证明涉案“浙玉渔65071”、“浙玉渔65072”两艘渔船的登记信息源于“浙临渔12271”、“浙临渔12272”渔船的登记信息变更；
7.玉环县财政局、玉环县海洋与渔业局文件《关于下达2013年度海洋捕捞渔船油价补贴资金的通知》（玉财建（2014）46号）及附件《玉环县2013年度各乡镇（街道）海洋捕捞渔船油价补助资金明细表》复印件，证明涉案“浙玉渔65071”、“浙玉渔65072”两艘渔船享有国家柴油补贴款且已经下发，两被告各自已经领取390300元柴油补贴款的事实；
8.玉环县阳光工程网动态信息“玉环2013年度渔业柴油补贴将于本月底发放”（快讯）打印件，结合原告所举证7中玉环县财政局、玉环县海洋与渔业局文件，证明玉环县2013年度渔业柴油补贴款于2015年2月底发放的事实；
9.日期为2015年1月20日的浙江省农村信用社客户回单及落款署名“王茂海”的收条原件各一张，证明原告已向王茂海支付涉案两艘渔船2013年度前两个月的柴油补贴款的事实；
10.户名为“王茂海”的浙江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分户明细对账单、浙江省农村信用社业务凭证原件各一张，证明被告方基于与原告的事先约定并按原告指示将部分船款278万元直接汇入王茂海的账户，原告并向被告方出具了收条，同时证明被告方知晓原告与王茂海之间的渔船买卖合同；
11.户名为“王敏丽”的浙江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分户明细对账单原件三张，证明2013年2月25日原、被告之间的款项往来情况，其中原告于当日上午9时许汇入被告方账户110万元、110万元和85.8万元共三笔款项，系原告支付的“浙玉渔65025”、“浙玉渔65026”两艘渔船的购船款；被告方于当日下午汇入原告账户两笔60万元款项，共计120万元，系被告方支付的涉案两艘渔船的购船款；
12.玉环县渔业油价补助发放工作流程图、2012年度玉环县渔业油价补助发放工作总结、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文件《关于做好2014年度渔业油价补助申报工作的通知》（浙海渔计（2015）5号）及玉环县2014年度海洋捕捞渔船油价补助明细表打印件，证明渔业柴油补助资金实行跨年度发放，其中2012年度玉环县机动渔船油价补助用油量标准为3814元／吨；
13.日期为2013年2月25日的浙江省农村信用社客户回单原件一张，证明原告在2013年2月25日根据证人雍某指示取款24000元并交与雍某的事实。
本院根据原告王敏丽的申请，准许证人雍某出庭作证。
证人雍某在庭审中陈述：其与原告系夫妻关系，与两被告不相识，但与其中一名被告（徐全林）见过面，姓名不知道。原、被告签订涉案两艘渔船买卖合同时其不在场，但参与了2013年2月25日在台州椒江前所码头进行的两船交接，之前被告方已付20万元定金。上述两船来源于第三方，买受价不清楚。2013年2月24日，被告方联系涉案渔船买卖的中介人陈公建（音）通知原告方做好船舶交接准备工作，将船在码头停靠妥当，次日在码头放船。2013年2月25日晨5-6时许，多名参加船舶交接的人员按事先安排统一到达前所码头，两被告未在场。看船过程中买船方提出一对船需要配备两套配件（汽缸头和油泵），而涉案两艘渔船仅有一套配件，要求每艘船均有一套配件，其本人则认为一对船只需一套配件，遂与买船方发生争执。此时被告（徐全林）之子将其拉到岸上，私下讲船上缺少的一套配件折价1万元，缺少的北斗导航仪折价12000元，一共22000元，并表示自己是船长，上述1万元是秘密，让其不要对外讲。随后，其给原告打电话，让原告取现24000元送到码头，其在自己的汽车里将22000元现金交给了被告（徐全林）之子，未立收条。在前所码头交接船舶的过程中，被告（徐全林）之子曾询问其有无收到120万元购船款，其遂打电话向原告核实，原告确认已收到。放船时只需支付部分船款即可，关键是证书。被告（徐全林）之子另称涉案两船买卖定金20万元收据需要出具，其回复称要与120万元一并出具收条，被告（徐全林）之子表示同意。收条金额原本为140万元，减去北斗导航仪折价款12000元，其向被告（徐全林）之子出具了金额为138.8万元的收条（即两被告所举证2中金额为138.8万元的收条），收条中记载的“徐某”系其按被告（徐全林）之子的口述书写，所载款项中不存在18.8万元现金支付的情况。当时无其他人在场。之后，其将出具138.8万元收条一事告知了原告，后又听原告讲收到了278万元购船款。2013年4月19日是涉案船舶最后一批证书注销的日期。当日，被告（徐全林）夫妻二人及一名玉环当地人（据称是当地一名老干部）到前所商谈注销事宜，要求减低船款，后向原告的账户汇入11万元，当时双方无现金往来。涉案两艘渔船柴油补贴款必须由原、被告双方一同领取。2014年底，其给陈公建（音）打电话联系催讨柴油补贴款事宜，陈公建（音）回复称涉案两艘渔船的柴油补贴款已经领取，船长承诺出海回来后支付柴油补贴款，但未履行承诺。自2015年1月起，原告多次到玉环当地社区、海洋与渔业局联系催讨柴油补贴款，期间曾回来过一次向其索要账号。目前被告方尚有11万元购船款未付清。
被告张余扬、徐全林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共同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
1.船舶买卖合同原件、浙江农信综合柜面业务系统信息资料打印件，证明2013年2月21日被告徐全林与原告签订船舶买卖合同，将“浙玉渔65025”、“浙玉渔65026”渔船以395.8万元的价格卖给原告，原告在2013年2月25日通过银行分三笔支付购船款合计305.8万元的事实；
2.金额分别为138.8万元和278万元的收条原件两张，证明被告分两次支付原告购船款138.8万元和278万元的事实；
3.户名为“徐全林”的浙江玉环农村合作银行陈屿支行大麦屿分理处分户明细对账单原件、浙江临海农村商业银行涌泉支行玉岘分理处存款凭条复印件各一张，证明2013年4月19日原告收到被告徐全林支付的款项13万元，该款项系支付给原告的柴油补贴款；
4.录音光盘一张、书面记录两份，证明被告方已支付原告购船款516.8万元、燃油补贴13万元的事实；
5.户名为“曾某”的浙江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分户明细对账单原件一张，证明曾某在2013年2月25日取款75000元，在2013年2月27日汇付原告购船款278万元，前述75000元包含在两被告所举证2中金额为138.8万元的收条所载款项除被告方已汇付款项120万元之外的18.8万元中。
本院根据被告张余扬、徐全林的申请，准许证人徐某、曾某、张某出庭作证。
证人徐某在庭审中陈述：两被告系合伙关系，其本人系被告徐全林之子，未持有涉案渔船股份，与原告没有关系。原、被告双方签订船舶买卖合同时原某方只有原告在场，其本人也在场。尔后，原告方给其打电话通知付款，其打电话给被告徐全林，随后被告徐全林汇付了120万元给原告。涉案船舶交接前一天，被告方一行五、六个人来到台州椒江前所准备接船。在前所一家宾馆里，被告张余扬、曾某及其本人凑集了18.8万元现金（其中1-2万元现金系其本人支付，被告张余扬、曾某各付了多少款项不清楚），由其本人交给了对方（雍某），对方出具了金额为138.8万元的收条，其中包含的120万元是按其指示写上去的。支付18.8万元现金的原因是涉案两艘渔船是合股的，被告徐全林已汇付120万元，不可能让被告徐全林支付全部船款。被告方一行五、六个人在宾馆里住宿了一晚后，次日早上来到前所码头交接涉案船舶，当时曾某未一同前去，他到银行负责汇款。交船过程中，因机舱中缺少配件，被告方要求少付2万元船款，对方（雍某）当场表示同意。在银行，曾某汇付了278万元船款，少付了2万元。交船期间双方无现金往来。
证人曾某在庭审中陈述：原告向被告方出售了一对渔船，总价款518.8万元，定金20万元。其听被告徐全林讲汇给了原告120万元。船舶正式交接前一天，被告方从被告张余扬在玉环的朋友手中拿了10余万元，其本人则在银行取了7万元和5000元，取款时间记不清了，拿取以上款项的目的就是要带到台州椒江前所交接船舶。当时其支付了约7万元，被告徐全林之子徐某支付了2万元左右，总共18.8万元现金作为总价款的零头交给了那个人（雍某），随后那个人向徐某出具了收条，当时其本人也在场，但不清楚收条的内容。收条所涉款项138万余元系汇款与18万余元现金之和，不包括20万元定金。涉案船舶买卖合同在原告家中签订，约定的20万元定金中10万元被抵充，其余10万元汇给了原告，当时其本人也在场。船舶交接当日，其按被告张余扬和徐某的指示到银行汇款，原告也在银行，其根据原告提供的船主的账号汇付了278万元，原告当场向其出具了一张收条，即被告方提供的落款日期为2013年2月26日的收条。汇款与交接船舶同时进行，少付的2万元系用于抵扣船舶配件款。被告方提供的2015年2月15日的谈话录音地点在玉环大麦屿的一间社区办公室里。
证人张某在庭审中陈述：涉案船舶交接前一天，被告方一行数人来到台州椒江前所准备交接船舶。当日，在前所一家宾馆里，被告张余扬、徐某、曾某三人交给对方一名男子10余万元现金，付款后该男子随即出具了收条。付款时其本人在场，对付款金额与收条内容不清楚。次日，被告方一行数人上船交接，其本人也在船上，曾某可能没有去。交接过程中，因船上少了一些配件，双方发生争执，结果记不清了。
经当庭质证，对原告所举证据材料，两被告质证意见如下：对证1、4、6、7均无异议；对证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3、5，真实性无法确认，与本案无关；对证8，真实性无异议，只能证明涉案渔船柴油补贴已经发放到位的事实；对证9，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其中浙江省农村信用社客户回单的真实性无异议，收条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证10，真实性无异议，印证了被告方所举由原告出具的购船款278万元收条；对证11，其中所载两笔110万元款项和一笔85.8万元款项系原告向被告徐全林支付的“浙玉渔65025”、“浙玉渔65026”两船的部分购船款，与两船总价款395.8万元直接的差额90万元相当于抵充涉案两艘渔船的购船款；另外两笔60万元款项系被告徐全林在2013年2月25日支付给原告的购船款，当天总共支付给原告138.8万元，原告出具了收条；对证12，真实性无异议，上一年度渔业柴油补贴款在下一年度发放属实，被告方系按2012年渔业柴油补贴标准和涉案两船总功率440千瓦计算预付给原告13万元柴油补贴款；对证13，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原告主张的将所涉款项24000元交由证人雍某支配的事实不予认可。
对两被告所举证据材料，原告质证意见如下：对证1中船舶买卖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该合同系在原告家中签订，定金10万元以现金形式交给了被告张余扬等四人，未开立字据，之后原告支付了购船款305.8万元；浙江农信综合柜面业务系统信息资料与原告对账单相符，予以认可；对证2中落款日期为2013年2月26日、金额为278万元的收条予以认可，所载款项系按原告指示直接汇给王茂海；对落款日期为2013年2月25日、金额为138.8万元的收条有异议，从原告对账单上看，2013年2月25日原告仅收到了被告方支付的120万元，而根据该收条原件右侧“另加定金10万、10万”的记述，该收条所载138.8万元款项包含了涉案两艘渔船买卖的定金20万元；对证3，证明对象有异议，2013年4月19日原告陪同被告徐全林夫妻二人及其所在村书记办理涉案两艘渔船的产权注销手续，按惯例应该在付清全部船款后才能办理注销手续，因被告尚欠原告20万元船款，经双方反复协商，被告徐全林在2013年4月19日向原告账户存入了11万元，原告才陪同被告徐全林前去办理注销手续，该11万元款项系船款而非柴油补贴款，被告方实际尚欠原告9万元船款，至于被告方提出的2万元现金有无交付原告记不清了；对证4，其中2015年2月9日通话录音的通话对象确为原告，录音时间可以证明涉案两艘渔船柴油补贴款发放后原告多次到玉环向被告方催讨柴油补贴款的事实，通话中海事工作人员单方面听了曾某的陈述，讲话偏颇，不了解具体情况，原告则一直强调船款未付清，至于被告方提出的在2013年4月19日付款13万元而实际存入原告账户11万元一事，差额2万元系作为中介费由被告方负责支付给中介人“老金”，被告方有无实际支付不清楚，事后原告向被告方催讨船款时被告方只需支付给原告20万元船款即可，但被告方仅支付了11万元，迄今尚欠原告船款9万元；另一份谈话录音的日期为2015年2月15日，在场人员包括原告、被告徐全林和曾某，录音时间可以证明原告多次到玉环催讨柴油补贴款的事实，该录音的主讲人曾某系被告徐全林的侄儿，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原告不认识曾某，也不知道曾某在涉案船舶交接当天有无到现场与雍某接触，而据证人雍某的证言，涉案138.8万元收条系其与胖子（徐某）单独在一起时出具，原告认为曾某对于有无交付18.8万元现金应该是不清楚的；录音中曾某述称20万元定金已支付给原告，而原、被告双方在本案第一次庭审中均承认仅支付了10万元定金；曾某述称减免的2万元船款对应缺少的船舶配件，与证人雍某陈述的船舶配件问题及当场返还22000元一事能够相互印证；曾某多次强调转户过程中原告要求被告徐全林支付13万元才同意过户，证明2013年4月19日系双方办理过户手续的日期，原告对其中11万元过户费用予以认可；上述两份录音都是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录取的，录音制作人曾某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录音中部分言辞断章取义，具有诱导性，应当作出不利于被告方的解释；对证5，曾某支付的278万元船款并非支付给原告，而是直接支付给王茂海，对2013年2月25日的两笔款项7万元和5000元及被告方主张的18.8万元原告不清楚。
对证人雍某陈述的证言，原告无异议，主张该证人证言可以证明涉案138.8万元收条的出具经过、2013年4月19日被告方为达到船舶产权注销的目的向原告账户存入11万元而尚余11万元船款未付清以及涉案两艘渔船柴油补贴款发放后原告多次到玉环催讨的事实；两被告主张证人雍某自认与原告系夫妻关系，二者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对其部分证言的真实性有异议，其中证人雍某述称138.8万元收条的出具地点在码头，所涉款项不包括现金不是事实，其述称先付部分船款后放船也与涉案船舶买卖合同中的约定及船舶交易习惯和常理不符，被告方是在付清船款后才接船的；证人雍某另述称上述收条所载款项138.8万元包含了涉案船舶买卖定金20万元，并扣减了12000元北斗导航仪价款，该陈述不合理，如果138.8万元包含了定金20万元，收条中应明确写明，且应出具金额为140万元的收条；关于2013年4月19日被告徐全林支付给原告13万元一事，证人雍某述称只收到11万元不是事实，被告方已经在当日将涉案船舶柴油补贴款13万元预付给原告；另据该证人所述，北斗导航仪折价12000元，另有1万元支付给被告方，该陈述与被告方在本案第一次庭审中提出的涉案船舶买卖合同实际履行过程中购船款总额变更为516.8万元的事实能够相互印证。
对证人徐某、曾某、张某各自陈述的证言，原告对真实性有异议，主张三名证人均是被告同乡，其中徐某是被告徐全林之子，曾某负责汇款，张某是玉环当地人，均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统一口径陈述的现金交付情况与被告张余扬在本案第一次庭审中陈述的18.8万元现金由其交付的情况相互矛盾，不能作为本案定案依据；三名证人证言相互矛盾，其中证人曾某述称138.8万元收条出具给被告张余扬，在场人员有3人，而证人徐某述称该收条出具给其本人，在场人员5-6人；三名证人另述称涉案船舶交接前一天原告方出具了138.8万元收条，278万元汇款日期为船舶交接日期不是事实，事实是138.8万元收条出具日期是在船舶交接的前两天，被告徐全林汇款120万元的日期2013年2月25日即为双方交接涉案船舶和138.8万元收条出具的日期；关于船舶配件，证人徐某、曾某表示船舶配件没有问题，证人张某则表示船舶配件有问题，相互矛盾，事实是涉案船舶交接过程中双方曾就船舶配件问题发生争执；两被告均无异议，主张三名证人证言能够证实雍某出具的收条中所载款项包含支付给他的18.8万元现金，并非原告方所称的定金。
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所举证1、4、6、7两被告均无异议，证2、8、10、12的真实性两被告均无异议，故对上述证据材料在与本案审理直接相关的范围内予以认定，作为定案证据；证3有原件佐证，与原告所举证4形式相同，内容相近，可以初步反映原告向案外人王茂海购入涉案“浙临渔12271”、“浙临渔12272”两艘渔船后转卖给两被告的事实，两被告仅表示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关联性有异议，但未提供任何相反证据，故对该证据材料予以认定；证5，系复印件，无原件佐证，内容与其他有效证据亦无法相互印证，两被告对关联性均未予认可，故仅对该证据材料的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关联性与证明目的不予认定；证9，有原件佐证，内容清晰、合法，可以反映原告于2015年1月20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按约向王茂海支付涉案两艘渔船2013年度前两个月的柴油补贴款共计13万元的事实，两被告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故予以认定；证11，系原件，两被告未提出异议，故对该组证据材料在与本案审理直接相关的范围内予以认定，作为定案证据；证13，系原件，内容与原告所举证11中的相关记载及证人雍某的当庭陈述能够相互印证，但无法反映其所载款项2.4万元予以认定。
两被告所举证1，有原件佐证，原告对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予以认定；证2中落款日期为2013年2月26日、金额为278万元的收条有原件佐证，原告无异议，其落款日期与两被告所举证5中的相关记载及证人曾某的当庭陈述不符，不予认定，对其余内容予以认定；另一张落款日期为2013年2月25日、金额为138.8万元的收条原件内容清晰，结合庭审调查，可以初步认定证人雍某在出具该收条的当日实际收取被告徐全林之子即证人徐某交付的购船款138.8万元，原告主张该款项包含了涉案船舶买卖定金20万元，但原告此前已收取被告120万元购船款，如果收条中包含20万元定金，则金额应为140万元而非138.8万元，原告主张扣减了1.2万元的北斗导航仪价款，但无充分证据证实，其提出的收条原件右侧“另加定金10万、10万”的记述也不足以支持其138.8万元中包含20万元定金的主张，其申请的证人雍某当庭陈述的证言因该证人与原某致确认相互间系夫妻关系而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据此，在无相反证据予以推翻的情况下，对该证据材料予以认定，作为定案证据；证3，加盖有相关银行业务公章，形式规范，内容清晰且能够相互印证，初步证实2013年4月19日被告徐全林从本人银行账户中取款13万元并将其中的11万元存入原告账户的事实，但无法反映其余2万元现金的真实去向，对此两被告主张该2万元现金已于当日实际交付给原告，其所举证4录音中原告也明确表示已收到13万元，原告虽持有异议，但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故对两被告的上述主张予以采信；关于该13万元款项的性质，两被告主张系预付给原告的涉案船舶柴油补贴款，原告主张系被告支付的购船款，本院认为，根据两被告所举船舶买卖合同、收条等证据材料，结合庭审调查，可以认定两被告已向原告方实际支付涉案两艘渔船购船款合计516.8万元，其余2万元依原告自认系支付给中介人“老金”的中介费，购船款总额相应减少2万元，故应认定两被告已实际付清涉案两艘渔船购船款，原告主张两被告另行支付给原告的13万元款项为购船款，但所举证据不足，本院采信两被告关于该款项系预付渔业柴油补贴款的主张；证4，系证人曾某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录制，其中2015年2月9日通话录音的通话对象经原告确认确系原告本人，原告虽对其中已收取13万元等部分陈述有异议，但无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故对该录音中原告自认已收取13万元款项的真实性予以确认，通话另一方玉环海事处工作人员的讲话内容因与本案审理无直接关联，不予认定；2015年2月15日谈话录音的谈话主体经原告确认包括原告、被告徐全林与证人曾某，原告虽对其中已收取20万元定金及13万元款项等部分谈话内容有异议，但无相反证据予以反驳，结合庭审调查，对该谈话录音中的内容在与本案审理直接相关且与其他有效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的范围内予以认定，作为定案证据；证5，有原件佐证，内容清晰，其中所载日期为2013年2月27日的278万元汇款记录与两被告所举证2中金额为278万元的收条及证人曾某的当庭陈述能够相互印证，原告无异议，予以认定；日期为2013年2月25日的7万元和5000元取款记录经证人曾某当庭确认，其中约7万元已由其在涉案船舶交接前以现金形式交与证人雍某，原告对此虽持有异议，但无有效证据予以反驳，故对上述7万元取款记录的真实性、关联性予以确认；该证据材料的其余内容与本案无关，不予认定。
证人雍某陈述的证言，原告无异议，两被告对部分内容有异议，本院认为，证人雍某与原告当庭一致确认彼此系夫妻关系，该证人证言依法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故对该证人证言仅在两被告无异议或与本案其他有效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的范围内予以认定，作为定案证据，对其余内容不予认定。
证人徐某、曾某、张某各自陈述的证言，原告对部分内容有异议，两被告无异议，本院认为，证人徐某与被告徐全林当庭一致确认彼此系父子关系，证人曾某经被告张余扬在本案第一次庭审中确认系被告方的隐名股东，亦为两被告所举2015年2月15日谈话录音的制作者和参与者，上述两名证人均与被告方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其证言依法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对其证言在原告无异议或与本案其他有效证据能够相互印证的范围内予以认定，对其余内容不予认定；本案中无有效证据证实另一名证人张某与原、被告双方存在直接利害关系，其证言可信度相对较高，与证人雍某、徐某、曾某各自陈述的部分证言能够相互印证，真实性可予确认，但其中有关138.8万元收条出具日期在涉案船舶交接前一天的陈述同该收条落款日期2013年2月25日、两被告所举证5中记载的证人曾某汇款278万元的日期2013年2月27日及证人曾某当庭提出的该汇款日期与涉案船舶交接日期相同的陈述明显存在出入，原告亦持有异议，故不予认定，对其余内容予以认定。
基于上述认定证据，结合庭审调查，本院确认如下事实：
2013年2月10日，原告与案外人王茂海签订船舶买卖合同一份，约定王茂海自愿将单船主机功率220千瓦的“浙临渔12271”、“浙临渔12272”两艘钢质渔船出卖给原告，总价款510.8万元，预付定金50万元，20天后放船时付清余款，放船地点为台州椒江前所码头，卖方办好转户手续前由买方暂扣船款50万元；如国家下发柴油补贴款，2013年2月28日前的补贴款归王茂海所有，之后的补贴款归原告所有等。原告与王茂海分别在合同尾部签名、捺印。
2013年2月21日，原告与被告张余扬在原告家中签订船舶买卖合同一份，约定原告自愿将“浙临渔12271”、“浙临渔12272”两艘钢质渔船出卖给被告，总价款518.8万元，预付定金20万元，7天后放船时付清余款，放船地点为台州椒江前所码头，卖方办好转户手续前由买方暂扣船款80万元；如国家下发柴油补贴款，2013年2月28日前的补贴款归原告所有，之后的补贴款归被告所有等。原告与被告张余扬分别在合同尾部签名、捺印。当日，原告与被告徐全林在原告家中另行签订船舶买卖合同一份，约定被告自愿将“浙玉渔65025”、“浙玉渔65026”两艘钢质渔船出卖给原告，总价款395.8万元，预付定金10万元，7天后放船时付清余款，放船地点为台州玉环大麦屿，卖方办好转户手续前由买方暂扣船款80万元；如国家下发柴油补贴款，2013年2月28日前的补贴款归被告所有，之后的补贴款归原告所有等。原告与被告徐全林分别在合同尾部签名、捺印。上述两份合同签订后，被告方实际向原告支付了冲抵后的定金10万元。
2013年2月25日上午，原告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徐全林账户汇入三笔购船款各110万元、110万元和85.8万元，合计305.8万元，被告徐全林则在当日下午向原告账户存入两笔购船款各60万元，合计120万元。同日，被告张余扬、被告徐全林之子徐某、曾某、张某等一行数人来到台州椒江前所准备交接涉案船舶。在前所某宾馆内，被告张余扬、徐某与曾某三人凑集了18.8万元现金交与原告代表人雍某，雍某收款后出具收条一张，其上记载“今收到徐某人民币壹佰叁拾捌万捌仟元正（￥1388000元）”。雍某在该收条尾部以收款人名义签名、捺印，随后告知了原告。
2013年2月27日，原、被告双方在前所码头交接涉案“浙临渔12271”、“浙临渔12272”两艘渔船，雍某、被告张余扬、徐某、张某等人在场，期间双方因船舶配件有无缺少的问题发生争执。船舶交接过程中，未实地参与船舶交接的曾某作为被告代表人在前所当地一家农村合作银行按原告提供的王茂海账户信息向王茂海汇付购船款278万元，原告随即用银行空白业务凭证当场出具收条一张，其上记载“今收到浙临渔12271／72船款贰佰柒拾捌万元整（2780000元）”。原告在该收条尾部以收款人名义签名、捺印。另经原、被告双方一致同意，双方于2013年2月21日所签两份船舶买卖合同中分别约定的暂扣款80万元予以冲抵，不再实际支付。涉案“浙临渔12271”、“浙临渔12272”两艘渔船交接后分别更名为“浙玉渔65071”、“浙玉渔65072”，登记所有权人分别为被告徐全林、张余扬，二人系合伙关系。
2013年4月19日，被告徐全林向原告支付了13万元款项，其中11万元由被告徐全林在浙江临海农村商业银行涌泉支行玉岘分理处存入原告账户。
2014年12月19日，玉环县财政局、玉环县海洋与渔业局联合下发文件《关于下达2013年度海洋捕捞渔船油价补贴资金的通知》（玉财建（2014）46号），其附件《玉环县2013年度各乡镇（街道）海洋捕捞渔船油价补助资金明细表》中载明“浙玉渔65071”、“浙玉渔65072”两艘渔船补助金额分别为39.03万元，船主分别为徐全林、张余扬。
2014年12月31日，被告徐全林、张余扬分别领取了涉案两艘渔船2013年度渔业油价补助款各39.03万元。
2015年1月20日，原告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按约向王茂海汇付涉案两艘渔船2013年1-2月渔业油价补助款130100元，王茂海于同日向原告出具收条一张予以确认。
自2015年1月起，原告多次向两被告催讨涉案两艘渔船2013年1-2月渔业油价补助款合计130100元，始终未果，原告遂诉至本院。
另查明：玉环县2012年度国内机动渔船油价补助用油量标准为3814元／吨，2013年度的标准为3696元／吨。
本院认为：本案系因渔船油价补助款分配所引发的船舶买卖合同纠纷。原、被告双方就涉案“浙临渔12271”、“浙临渔12272”两艘渔船于2013年2月21日签订的船舶买卖合同，形式规范，内容清晰，不违反法律规定，依法认定有效，双方之间依法成立船舶买卖合同关系。根据上述合同约定，如涉案两艘渔船渔业柴油补贴款下发，2013年2月28日前的补贴款归卖方即原告所有，之后的补贴款归买方即被告所有。现涉案两艘渔船2013年度渔业油价补助款各39.03万元已实际发放给两被告，两被告作为合伙人，依法应当及时将其中2013年1-2月的补助款合计130100元（39.03万元／艘÷12个月×2个月×2艘）返还给原告并互负连带责任。两被告辩称涉案两艘渔船价款已付清，2013年4月19日被告徐全林支付给原告的13万元款项系参照2012年度渔业油价补助标准预付给原告的涉案两艘渔船柴油补贴款。本院认为，根据本案审理情况，可以认定两被告已向原告方实际支付涉案两艘渔船购船款合计516.8万元，其余2万元依原告自认系支付给中介人“老金”的中介费，购船款总额相应减少2万元，故应认定两被告已实际付清涉案两艘渔船购船款，据此，在无相反证据予以推翻的情况下，应当认定被告徐全林于2013年4月19日支付给原告的13万元款项系两被告预付给原告的渔业油价补助款，两被告依法尚须连带返还原告涉案两艘渔船2013年度渔业油价补助款100元。综上，原告诉请有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张余扬、徐全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返还原告王敏丽渔业油价补助款1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自2015年1月21日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付）；
二、驳回原告王敏丽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2900元，减半收取1450元，由原告王敏丽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案件受理费2900元（具体金额由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确定，多余部分以后退还）应在提交上诉状时预交。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款汇浙江省财政厅非税收入结算分户，账号：19000101040006575401001，开户行：农行杭州市西湖支行］。
代理审判员 林 申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代书 记员 周倩倩
附页：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三十五条第二款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偿还合伙债务超过自己应当承担数额的合伙人，有权向其他合伙人追偿。
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