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3）一中民四终字第125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天津市联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南开区二纬路75号。
法定代表人白煜伟，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赵××，该公司法律顾问。
委托代理人陶国晨，天津天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付强。
委托代理人谷××，无职业。
原审被告天津市联运服务公司国内集装箱中转站，住所地天津市河东区靖江路18号。
负责人张迎春，经理。
委托代理人孙××，该站劳资科科长。
委托代理人陶国晨，天津天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天津市联运公司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2013）南民初字第13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天津市联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赵××、陶国晨，被上诉人付强及其委托代理人谷××，原审被告天津市联运服务公司国内集装箱中转站的委托代理人孙××、陶国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天津市联运服务公司国内集装箱中转站系天津市联运公司分支机构，为企业非法人，单独办理了营业执照及税务登记证。原告退休前系天津市联运服务公司国内集装箱中转站职工。自1992年开始原告待岗休假自谋职业，未再至该站工作，但未与天津市联运服务公司国内集装箱中转站解除劳动关系。此后，天津市联运服务公司国内集装箱中转站未向原告发放工资，亦未缴纳社会保险。2010年8月17日天津市联运服务公司国内集装箱中转站向原告收取了52300元用于补缴原告1995年1月至2010年12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2011年1月5日天津市联运服务公司国内集装箱中转站再次向原告收取14983.12元用于缴纳2011年1月至8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2011年4月20日原告提出特殊工种提前退休申请，此后天津市联运服务公司国内集装箱中转站为原告办理了提前退休手续。2011年8月31日社保部门向原告发放了养老保险手册，该手册显示个人账户储存额为15196.88元，个人缴费储存额为13175.53元，退休前工作单位为天津联运服务公司国内集装箱中转站。原告自2011年9月开始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另查，原告于2012年9月4日就社会保险费问题向南开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委于2012年9月6日作出劳仲不字（2012）第308号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以申请人主体不适格为由，决定不予受理。案件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至天津市社保中心了解原告的社会保险缴费情况，经查，天津市联运服务公司国内集装箱中转站于2010年9月为原告补缴了1995年1月至2010年8月期间的养老保险费，同时缴纳了2005年10月至2010年8月期间的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费。2010年9月至2011年8月期间，原告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费均由天津市联运服务公司国内集装箱中转站按期进行了缴纳。再查，1995年1月至2011年8月期间，原告社会保险缴存额为63833.52元，其中该期间养老保险缴存额用人单位负担部分为33108元，个人负担部分为12490.8元；2005年10月至2011年8月期间，医疗保险缴存额用人单位负担部分为10854元，个人负担部分为2170.8元；失业保险缴存额用人单位负担部分为2170.8元，个人负担部分为1085.4元；失业保险及生育保险缴存额为1953.72元均由用人单位负担。2010、2011年大额医疗救助费共计400元由个人缴纳。又查，原告的基本养老保险手册始终在天津市联运服务公司国内集装箱中转站处留存。庭审中，原告主张，天津市联运服务公司国内集装箱中转站共收取原告1995年1月至2011年8月期间养老保险费67283.12元剔除17年的大额医疗保险金3400元，实收63883.12元，而该期间原告养老保险个人缴费数额应为12488.4元，差额51394.72元为单位负担部分，对此应当返还原告。庭审中，天津市联运服务公司国内集装箱中转站主张，其每年都电话通知原告缴纳社会保险，但原告均拒不缴纳，原告予以否认，对此天津市联运服务公司国内集装箱中转站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上述事实有当事人陈述及原告提供的证据佐证在案。
一审法院认为，社会保险是国家为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防范社会劳动过程中的风险，强制性要求劳动关系的当事人即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必须参加的保险，故参加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因此，用人单位应当为劳动者及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未缴纳的应予补缴。原告系天津市联运服务公司国内集装箱中转站职工，1992年开始待岗休假自谋职业，未再至该站工作。此后，天津市联运服务公司国内集装箱中转站未向原告发放工资，亦未缴纳社会保险，但双方劳动关系并未解除。天津市联运服务公司国内集装箱中转站通过其账户为原告补缴社会保险费并办理退休手续的行为亦表明其认可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根据相关规定，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险费用应按相应比例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共同负担，对于用人单位负担的部分不应转嫁于劳动者。本案中，原告以不当得利之债向二被告主张权利，要求二被告连带返还应由用人单位负担的社会保险费用。首先，天津市联运服务公司国内集装箱中转站负有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的法定义务，而原告全额负担了该费用，使得天津市联运服务公司国内集装箱中转站占有的财产利益本应减少而未减少，应视为利益的增加。其二，对于原告而言，天津市联运服务公司国内集装箱中转站具有法定的办理社保之责，原告缴纳了本应由天津市联运服务公司国内集装箱中转站负担的社保费用，其财产利益受到损害。其三，原告全额缴纳了社保费用，使得天津市联运服务公司国内集装箱中转站应当负担的部分社保费用未予支出，因此，原告受损与被告受益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其四，按照相关比例负担社会保险费用是天津市联运服务公司国内集装箱中转站作为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而该部分费用由原告全额负担，使得天津市联运服务公司国内集装箱中转站从中受益，该部分受益缺乏合法根据。上述四点完全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综上，天津市联运服务公司国内集装箱中转站全额向原告收取了应由双方共同负担的1995年1月至2011年8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其中向原告收取的本应由天津市联运服务公司国内集装箱中转站集装箱中转站负担的部分社保费用51136.12元（67283.12元扣除个人负担养老保险部分12490.8元、个人负担医疗保险部分2170.8元、个人负担失业保险部分1085.4元及2010、2011年大额医疗救助费400元）属不当得利，应返还原告。因天津市联运服务公司国内集装箱中转站系天津市联运公司的分支机构，其并不具备法人资质，故天津市联运服务公司国内集装箱中转站对外所负债务应由天津市联运公司承担，而原告要求二被告连带返还不当得利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本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诉讼时效，因原告基本养老保险手册始终在天津市联运服务公司国内集装箱中转站处留存，且天津市联运服务公司国内集装箱中转站于2010年9月开始为原告补缴了社会保险，加之原告自述其于退休后（即2011年9月后）才得知社会保险费不应由个人全部承担，故不足以认定原告于2010年8月17日第一次向天津市联运服务公司国内集装箱中转站支付社会保险费用时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益受到侵害。原告于2012年9月4日向南开区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至此诉讼时效中断，后原告于2013年2月2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原告的诉讼请求并未超过两年的法定诉讼时效。综上，一审法院经调解不成，判决如下：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被告天津市联运公司返还原告付强51136.12元。如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76元，由被告天津市联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直接交付原告付强。
一审法院判决后，上诉人天津市联运公司不服原判，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为由，上诉来院，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案件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付强同意一审法院判决。原审被告天津市联运服务公司国内集装箱中转站同意上诉人的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的证据。
案经本院调解，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本院认为，用人单位负有按比例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的法定义务。本案中，被上诉人付强虽从1992年开始待岗休假，未再至天津市联运服务公司国内集装箱中转站工作，但天津市联运服务公司国内集装箱中转站在被上诉人付强申请特殊工种提前退休时，为其办理了退休手续，表明认可双方劳动关系的存在。但天津联运服务公司国内集装箱中转站为被上诉人付强办理退休手续时，将应由用人单位负担的部分全额向被上诉人付强收取，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综上，上诉人天津市联运公司的上诉请求，证据不足，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一审人民法院判决并无不当，本院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案件受理费1078元，由上诉人天津市联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刘俊
审 判 员 石刚
代理审判员 谢宏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日
书 记 员 王越
附：本裁判文书所依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