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闽02民终51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振忠，男，1944年1月10日出生，汉族。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承伟，福建远大联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振添，男，1963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二）。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振烈、叶翔，福建力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陈振忠因与被上诉人陈振添物权确认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2015）集民初字第393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陈振忠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陈振忠一审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集美区灌口镇井城里（村）99号一层房屋（以下简称讼争房屋）系由上诉人经依法审批后兴建，上诉人对讼争房屋具有所有权。被上诉人利用借用该房屋之机，通过骗取上诉人持有的土地房屋权属证书，非法变更了讼争房屋的权属登记手续。一审法院在证据采信、事实认定及举证责任分配过程中存在以下错误，应予以纠正。
（一）一审法院对于上诉人提交的八位案外人出具的《声明》依法应当予以认定，却未予认定。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人民法院对有关单位和个人提出的证明文书，应当辨别真伪，审查确定其效力。”根据该规定，八位案外人出具的《声明》属于个人出具的证明文书，一审法院应当进行辨别、认定，而不能某证人未出庭作证，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进而对于该份证据的证明对象不予采信。事实上，因八位出具声明的案外人皆为上诉人及被上诉人的左邻右舍，他们最为了解本案的案件事实，但碍于邻里乡亲的情面而未出庭作证。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应依职权对他们进行调查取证，进而查明本案的案件事实，而不能简单地否认该证据的真实性。
（二）上诉人并不知悉2009年间集美区灌口镇井城村部分房屋因征地项目建设而被拆迁。上诉人是一名年逾七十的老人，常年居住于思明区，极少回灌口老家，因此对于灌口镇井城村的现状少有耳闻，根本不知悉2009年间井城村拆迁的情况。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对于上述事实没有异议，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一审法院进而认定“讼争房屋所在井城村早在2009年左右即发生征地拆迁，近十年间讼争房屋周边房屋拆迁等所产生的利益为房屋权属人所关切，陈振忠在未持有权属证书的情况下未曾向陈振添主张过房屋权益”亦属不当。一者，上诉人不知悉井城村今年来拆迁的事实；二者，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才是不动产权属的依据，即使不持有权属证书也不必然意味者权利的丧失。
（三）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无法说明将许字第003667号《乡村建房宅基地许可证》交给被上诉人的原因，属认定错误。在一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已多次向合议庭说明了为何将许字第003667号《乡村建房宅基地许可证》交由被上诉人，即：上诉人将讼争房屋借由被上诉人使用、保管后，被上诉人以政府通知换新证而被上诉人在灌口方便办理相关手续为由，骗取上诉人妻子的信任，拿走了许字第003667号《乡村建房宅基地许可证》。因上诉人常年不在灌口生活，交由作为兄弟的被上诉人代办换发新证手续亦合情合理。另一方面，许字第003667号《乡村建房宅基地许可证》仅是讼争房屋的权属证明之一，即便上诉人将该证书交予被上诉人也不必然导致了权属发生变动，一审法院以上诉人将许字第003667号《乡村建房宅基地许可证》交付被上诉人作为认定讼争房屋的权属归属的重要依据亦属认定不当。
（四）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不当，上诉人的举证责任过重。本案中，上诉人已对以下事实进行举证：1、上诉人系讼争房屋的原权属人；2、被上诉人未经上诉人知悉并同意，擅自变更了讼争房屋的权属证书。上诉人所举证据足以证明讼争房屋属于上诉人所有的诉讼主张。而被上诉人抗辩其系通过买卖获得了讼争房屋的权属，却无法进行举证，所以其主张不成立。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于1989年12月28日颁布施行的《福建省土地登记发证办法》第二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原土地使用者和土地权属变更后的土地使用者双方或者土地所有者必须在土地权属变更之日起六十日内，持原土地证书，变更登记申请书以及有关文件、资料和图表，向原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土地变更登记：（一）土地使用权依法实行转让的；……”之规定，被上诉人欲依法变更讼争房屋的土地使用权，则必须经过上诉人的知情及同意；被上诉人单方擅自变更讼争房屋的土地使用权本身即是不合法的，由此而来的利益不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因此，既然被上诉人抗辩称其通过买卖获得讼争房屋的所有权，则一审法院应当要求被上诉人提出充分的证据对此进行证明，否则应当由被上诉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然而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定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其抗辩的买卖关系，另一方面却认定讼争房屋的所有权发生转移，显然自相矛盾。
被上诉人陈振添辩称，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理由是：一、上诉人提出来的案外人申明，即所谓的证人证言，所签某证人均未出庭作证，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且无法确认签名的真实性，一审不予采信合法有据。二、上诉人称其对讼争房屋被征用之事实不知情，不是事实。因为在交付房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上诉人的母亲是和上诉人居住在一块，上诉人的配偶、其他们夫妻的兄弟姐妹也是一直居住在村里的。上诉人过年及祭祖活动等也会回到村里。上诉人不可能对于村里土地被征用的事实不知悉。三、关于宅基地许可证的交付情况，上诉人一直陈述该证是被被上诉人骗取的，但是该证实际在1989年年底已经交付给被上诉人，在本案发生之前上诉人均未向被上诉人讨要过所谓代办的新证。这明显与常理不符。四、关于一审的举证问题，一审法院是根据法庭查明事实，被上诉人已经对房屋进行翻建，证书也交给被上诉人近30年，这期间上诉人均未提出异议。故一审认定买卖事实成立并无不当。综上，被上诉人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合法有据，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陈振忠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确认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井城里（村）99号房屋归陈振忠所有；2.确认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井城里（村）99号一层的拆迁补偿权益归陈振忠所有；3.本案诉讼费及保全费由陈振添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陈振忠与陈振添系兄弟关系。
1975年7月29日，陈振忠申请《乡村建房宅基地许可证》，1985年6月15日，陈振忠取得许字第003667号《乡村建房宅基地许可证》，该证记载如下：户主陈振忠，总人口6人，申请建房地址城后，房屋结构土石，层数单层，底层面积145㎡。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陈振添开始使用许字第003667号单层房屋即井城里（村）99号房屋，随后陈振添逐步进行修复翻建，并于最后加盖了二、三层。直至被拆迁，前述房屋一直由陈振添一家居住使用。
九十年代初，陈振忠将持有的许字第003667号《乡村建房宅基地许可证》交给陈振添持有。
1993年3月10日，陈振添单方向土地管理部门出具《土地使用权转移情况具结书》，载明：“本人拥有的座落于灌口镇××村××组的土地使用权。系于1975年7月29日因房屋析产转移关系所获，面积145㎡，许可证号003667号，原权属证件持有者陈振忠与本人为兄弟关系。现与他人无任何房屋产权异议。……。”
随后，许字第003667号《乡村建房宅基地许可证》被注销。1995年8月27日，厦门市集美区土地管理局向陈振添颁发《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载明：土地使用者陈振添，地址灌口镇井城村二组，用地面积147.6㎡，用途住宅。同年，陈振添取得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村镇规划建设管理站颁发的《厦门市集美区村镇建设许可证》【土地许可（使用）证号（95）011311】。载明：座落二组，结构形式混合，建筑层数叁层，建筑面积309㎡。
2009年间，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井城村部分房屋因征地项目建设而被依法拆迁。
2015年3月5日，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前场铁路大型货场（集美区范围）开发用地集体土地上房屋的征收公告》。讼争的井城里（村）99号房屋被列入征收范围。
随后，陈振添与拆迁单位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陈振添确认征收补偿费用中的款项部分已发放，相应安置房还未交付。
2015年12月8日，本院组织双方进行了现场勘验，井城里（村）99号房屋的第二、三层已被拆迁单位拆除，第一层也已被破坏部分，其中第一层部分为旧建的土石结构，部分为后来翻建的砖混结构。
2016年4月18日，厦门市灌口镇人民政府向陈振忠出具《告知书》，载明：“因你向我镇申请公开的材料：1.井城里（村）99号房屋的全部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含主协议、补充协议及费用计算表等）；2.依法公开井城里（村）99号房屋的全部征收补偿费用的发放情况及安置房交付情况，涉及第三方陈振添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我镇应当书面征求第三方的意见，第三方不同意公开的，不得公开。我镇于2016年4月15日向陈振添书面征收意见，得到陈振添书面反馈意见不同意公开，所以作出不予公开上述材料的决定”。
2016年1月，陈振忠就讼争房屋的权证登记问题提起行政诉讼。2016年1月11日，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以“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为由向陈振忠发出《退件告知书》。
对于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法院认定如下：1.陈振忠提交1份有八位案外人签名的《声明》1份，以证明讼争房屋由陈振忠获批宅基地使用权及其他批建手续，并由陈振忠兴建。后陈振添利用房屋借其使用、保管之机，擅自将房屋的宅基地使用权变更至其名下，并加盖了二、三层房屋。陈振添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确认。法院认定该《声明》中的证人并未出庭作证，对其真实性无法确认，故对其证明的对象不予采信。
一审法院认为，一、关于陈振忠提出向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人民政府调取井城里（村）99号房屋的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及拆迁补偿费用发放及安置房交付情况的调查取证申请。
陈振忠调取前述证据旨在进一步明确其关于拆迁补偿费用的诉讼请求。表面上前述证据与陈振忠所主张的拆迁补偿费用诉讼请求相关联，实质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情况与户内人数、被拆迁人选择安置的条件、被拆迁人在所在村集体的宅基地情况相关，进而导致拆迁补偿结果不同。即陈振忠并不能通过陈振添就井城里（村）99号房屋被拆迁所签订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以及获得的补偿中计算出其可主张的拆迁补偿权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对陈振忠提出的调查取证申请不予准许。
二、关于陈振忠与陈振添之间是否实际发生房屋所有权转移的问题。
陈振忠主张其只是将讼争房屋借给陈振添使用，并由陈振添代管。陈振添则抗辩其通过10000元左右价格从陈振忠手中购买获得讼争房屋所有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已查明的事实，讼争房屋早在1995年权属已转移登记至陈振添名下，该权属转移登记未经陈振忠签字确认，但陈振添持有许字第003667号《乡村建房宅基地许可证》是讼争房屋权属在当时得以转移登记的重要凭证，现陈振忠无法说明其将名下的许字第003667号《乡村建房宅基地许可证》此唯一讼争房屋权属证明交给陈振添的原由。陈振忠于2016年1月就权属登记问题所提行政诉讼亦因“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而被退回。以及结合以下客观情况：1.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今，已近30年，陈振添一家一直居住于讼争房屋并进行了翻改建等，陈振忠未曾提出过异议；2.讼争房屋所在井城村早在2009年左右即发生了征地拆迁，近十年间讼争房屋周边房屋拆迁等所产生的利益为房屋权属人所关切，陈振忠在自己未持有权属证明的情况下未曾向陈振添主张过房屋权益，直至讼争房屋实际被拆迁方提起本案诉讼。综合以上事实，可以认定陈振添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其所抗辩的“买卖关系”，但所查明事实可佐证其关于讼争房屋所有权转移的抗辩，陈振忠所举证据对其所主张的事实缺乏证明力，故对陈振忠的主张不予采信，对陈振添的抗辩予以采纳。
综上所述，陈振忠所主张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一条，第九十五条规定，判决：驳回陈振忠的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陈振忠负担。
二审经审理查明，陈振忠称其对于“2009年间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井城村部分房屋因征地项目建设而被依法拆迁”一事并不知情。陈振添称陈振忠是在八十年代就将其持有的许字第003667号《乡村建房宅基地许可证》交给陈振添持有。此外，双方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双方无异议的部分予以确认。
二审审理期间，陈振忠提交1份证据，即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集美分局《信访事项处理答复意见书》，证明讼争房屋只是给陈振添居住而已，不存在陈振添所称的其以1万元对价购买房屋的事实。
陈振添质证认为，信访件中的申请书不能就认为是陈振添所写，且上面显示是“兄弟共有的给小弟居住”，说明这房子也并不是陈振添独自所有。居委会开具的证明也是“要给小弟”，这“给”就是交付的意思，是归你所有的意思。因此该信访件并不能证明讼争房屋是借给陈振添使用的。
本院认为，该《信访事项处理答复意见书》系厦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集美分局出具的，本院认可该份证据的真实性。
陈振添于二审中未提交新证据。
二审中，陈振忠明确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井城里（村）99号一层是其经依法审批后建造的，故起诉诉求仅是要求“确认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井城里（村）99号一层的拆迁补偿权益归陈振忠所有”，不要求确认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井城里（村）99号房屋归陈振忠所有。
另查明，双方于二审中确认，当初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井城里（村）99号一层陈振忠并未完全建满，但从未具体测量过。当初住了陈振忠一家4口。目前一层也已被拆除，已无法进行现场勘察、测量。但拆迁过程中，有关部门与陈振添确认一层面积为152.21平方米。
还查明，在讼争房屋主体从陈振忠变更为陈振添的过程中，还存有以下材料：1991年10月14日，陈振添提交《土地登记申请书》，申请书载明：申请登记的依据是户主为陈振忠的许字第003667号证。申请书备注栏载明：兄弟共有财产现要给小弟居住陈振添。同日，井城村村委会开具办理证明：本村二小组陈振忠有房厝一层，因许可证要给他小弟陈振添，希给予办理，特此证明。以上两份材料及1993年陈振添出具的《土地使用权转移情况具结书》等，均是陈振添单方出具的，均无任何陈振忠予以确认的材料。
本院认为，首先，事实方面，陈振忠主张其是将讼争房屋借给陈振添使用、管理。陈振添主张讼争房屋是其以1万元价格向陈振忠购买的。本院认为：1、虽然陈振添提交的《土地登记申请书》，中记载“兄弟共有财产现要给小弟居住陈振添”，并不完全属实，即该房产并非兄弟共有财产，而是陈振忠为户主一家所有的，但可看出陈振添明确讼争房屋是给其居住，即并非归其所有，也不存在系陈振添向陈振忠购买房屋一事。陈振添将“给”字解释为“交付，归陈振添所有”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2、陈振添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与陈振忠存在买卖房屋关系，以及其曾向陈振忠支付1万元的对价。因此，本院认为陈振添主张其是其以1万元价格向陈振忠购买讼争房屋，缺乏证据，而陈振忠主张其是将讼争房屋借给陈振添使用、管理，有陈振添的自认为据，根据高度盖然性的优势证据规则，本院认可陈振忠的主张，讼争房屋系陈振忠给陈振添居住的。一审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以陈振添长期使用管理讼争房屋而倒推双方存在房屋买卖关系，缺乏证据，认定错误。第二、陈振添将陈振忠为户主的许字第003667号《乡村建房宅基地许可证》变更成陈振添名下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是否有合法依据。最初的讼争房屋系陈振忠申请获批后建造的，应归陈振忠所有，双方均无异议。之后，系因陈振添及井城村村委会等出具了一系列材料，才将讼争房屋变更为陈振添名下。但经审查，陈振添出具的《土地登记申请书》、《土地使用权转移情况具结书》等材料上将讼争房屋称为是“兄弟共有财产”、土地使用权转移系因“房屋析产转移关系所获”等，均与事实不符，且未经陈振忠确认同意。井城村村委会开具办理证明称“陈振忠有房厝一层，许可证要给他小弟陈振添”，系井城村村委会擅自出具的，没有陈振忠有做出这个意思表示的证据加以佐证，因此。陈振添将陈振忠为户主的许字第003667号《乡村建房宅基地许可证》变更成陈振添名下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没有合法依据。至于陈振忠提起的要求撤销陈振添名下的《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的行政诉讼被驳回，系因已超过法定起诉期限，而非法院经审理认定陈振忠的起诉不是事实。因此，不能以该行政诉讼被驳回而认定陈振添持有《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证》系有合法依据。第三、陈振忠的一审诉讼请求是否应予支持。二审中，陈振忠明确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井城里（村）99号一层是其经审批后建造的，故起诉诉求仅是要求“确认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井城里（村）99号一层的拆迁补偿权益归陈振忠所有”。因双方均确认讼争房屋一层当时只建了一部分，但具体多少双方均未测量过，均说不清。现讼争房屋也已被征用被拆除，无法实地测量。本院根据双方的陈述，考虑当时居住了陈振忠一家四口，农村家居用房不致太紧张等因素，酌定陈振忠建造了讼争房屋一层的一半，即76.11平方米房屋。该76.11平方米房屋的拆迁补偿权益应归陈振忠所有。综上，陈振忠的上诉请求部分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有误，应予改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2015）集民初字第3932号民事判决；
二、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井城里（村）99号一层房屋中的76.11平方米的拆迁补偿权益归陈振忠所有；
三、驳回陈振忠其他上诉请求。
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800元，均由陈振添、陈振忠各负担29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曾 聆
审 判 员 柯艳雪
审 判 员 章 毅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三日
代书记员 潘婉燕
附本案适用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
（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出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