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6）黔行终395号上诉人（一审原告）韦仕才，男，1975年12月26日生，汉族，住贵州省息烽县。委托代理人苏敦池，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1101200610726550。委托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被上诉人（一审被告）贵州省息烽县人民政府，住所地贵州省息烽县永靖镇县府路113号。法定代表人卓飞，县长。委托代理人张毅，贵州省息烽县农业局副局长。委托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委托代理人李俊，贵州省康卓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5201201110133760。委托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上诉人韦仕才因与被上诉人贵州省息烽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息烽县人民政府”）履行给付临时救助资金义务一案，不服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筑行初字第1066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因各方当事人申请案外协调扣除审理期限38日，后协调未果。现已审理终结。本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7月14日始，贵州省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为防汛抗洪，乌江流域息烽县水域上游的索风营水库开闸泄洪，导致上诉人等人在息烽县水域安置的网箱及养鱼损失。2014年10月8日，贵州省人民政府形成《关于研究乌江流域“7·17”洪水灾害受损水产养殖户上访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2014年9月29日）》（黔府专议（2014）176号），其中明确“根据调查情况对受损水产养殖户实行分类补助救助，对证照齐全、符合规划的养殖户进行一次性补助，对证照不全，不符合规划的养殖户进行临时救助”，“由乌江公司一次性安排2000万元并划拨给省农委用于补助救助”。2014年11月11日，贵州省农业委员会作出《省农委关于分配乌江流域“7·17”洪水灾害受损水产养殖户补助救助资金的通知》并附《乌江流域“7·17”洪水灾害受损水产养殖户补助救助资金分配方案》，该通知中明确补助救助范围为乌江流域“7·17”洪水灾害受损的水产养殖户及渔船，补助救助标准为“对证照齐全、符合规划的养殖户进行一次性补助，对证照不全，不符合规划的养殖户进行临时救助”。该通知所附方案中载明，贵阳市受损养殖户共460户（已办证13户，未办证447户），因洪灾造成经济损失12106.58万元，累计划拨补助救助资金422.92万元（一次性补助金额为60.1万元，临时救助资金额为362.82万元）。2014年11月25日，贵阳市农业委员会作出《贵阳市农业委员会关于转发的通知》并附《贵阳市乌江流域“7·17”洪水灾害受损水产养殖户补助救助资金分配方案》，方案中明确补助救助范围为贵阳市乌江流域“7·17”洪水灾害受损的水产养殖户，补助救助标准为“对证照齐全、符合规划的养殖户进行一次性补助，对证照不全，不符合规划的养殖户进行临时救助。一次性补助与临时救助按7:3的比例进行分配”，其中息烽县受损养殖户共351户，均未办证，因洪灾造成经济损失6063.361万元，累计划拨补助资金185.93万元，且均为临时救助资金。2015年3月20日，息烽县农业局作出《乌江库区息烽水域“7·17”网箱鱼受损复核情况公示》，并附《乌江库区息烽水域网箱受损养殖户名单及受损情况》，该公示中载明乌江库区息烽水域网箱受损养殖户共计19户，其所附名单中包含上诉人。临时救助资金下拨后，韦仕才等人多次找到息烽县人民政府要求将息烽县185.93万元的临时救助资金全部由核定的19户养殖户按比例进行分配，息烽县人民政府以“息烽县的185.93万元临时救助资金是按351户报损6060.361万元的情况下达，并非按核实后的九庒、鹿窝、流长等19户实际受损金额下达”为由，不支持韦仕才等人的前述分配要求。韦仕才遂诉至法院，请求判决息烽县人民政府履行“2014.7·17”乌江流域泄洪受损水产养殖户临时救助资金的给付义务，支付韦仕才2014年7月17日乌江流域泄洪受损水产养殖户临时救助资金7.4万元。本院另查明，2015年11月11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在庭审过程中，对于本案相应救助资金的发放问题，息烽县人民政府辩称已于2015年5月底汇入相关乡镇的财政处，且已通知受灾养殖户领取。上诉人认可已接到领取通知，但诉称认为“351户”属于虚报，救助资金应全部发放给核定的包含上诉人在内的19户，不接受息烽县人民政府的临时救助资金发放方案，故拒绝领取相应资金。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十）项之规定，公民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履行支付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社会保险待遇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本案中贵州省人民政府拨付给息烽县因2014年7月17日洪灾受损水产养殖户的临时救助资金，既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范的对受灾人员的生活救助，亦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十）项规定的给付内容，其实质系政府的政策性救助。而政策性救助并非行政诉讼审理的给付义务范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之规定，韦仕才的起诉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不符合法定条件，对其诉讼依法应予以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经立案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一）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之规定，裁定驳回韦仕才的起诉。本案不收取案件受理费。一审宣判后，韦仕才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人韦仕才诉称：1.被上诉人作为防汛防洪指挥的主管部门，在乌开公司索风营电厂梯级水库开闸泄洪时，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贵州省防洪条例》的规定履行“及时发布公告”的法定义务，致使此次泄洪造成了上诉人重大经济损失；2.2014年9月贵州省安排乌开公司拨付2000万元救灾款，其中分拨息烽县救助资金185.93万元。2015年3月26日，息烽县农业局最终核定受损户19户，财产损失金额709.4万元，其中上诉人直接经济损失28.5万元。但是息烽县政府以该救助资金需在全县351户报损的前提下发放，从而拒绝支付该笔救助资金；3.一审裁定认定上诉人的起诉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并据此驳回起诉，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故请求：1.撤销一审裁定，并判令被上诉人履行“2014·7·17”乌江流域泄洪受损水产养殖户临时救助资金的给付义务，支付上诉人人民币7.4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被上诉人息烽县人民政府在二审法定期限内未提出书面答辩意见。本院认为，上诉人未办理养殖许可证在乌江流域设置网箱进行水产养殖，后因乌江流域“7·17”洪水需开闸泄洪导致上诉人的网箱及养殖鱼等受损。为此，贵州省人民政府作出《关于研究乌江流域“7·17”洪水灾害受损水产养殖户上访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2014年9月29日）》（黔府专议（2014）176号），明确根据是否“证照齐全和符合规划”分不同方式给予一次性补助和临时救助。后贵州省农业委员会、贵阳市农业委员会就受损水产养殖户补助救助资金分别作出相应的补助通知及分配方案，明确了一次性补助和临时救助两种方式，确定了一次性补助与临时救助的分配比例，并据此根据不同地域的损害情况划拨了相应补助救助资金，其中息烽县受损养殖户共351户，均未办证，因洪灾造成经济损失6063.361万元，累计划拨补助资金185.93万元，且均为临时救助资金。虽被上诉人息烽县人民政府已将上诉人韦仕才等人相应的临时救助资金汇入相关乡镇的财政处，且已通知上诉人等人领取，但上诉人等人因不服被上诉人息烽县人民政府拒绝根据其提出的“按照下达息烽县185.93万元的临时救助资金全部由核定的19户养殖户按比例进行分配”的要求，遂诉至人民法院要求判决被上诉人向其履行给付临时救助资金的职责。一审裁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认定本案涉案临时救助资金为政策性救助，不属于生活救助范围，并据此裁定驳回起诉属于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且该法律法规适用错误有可能影响案件的正确审理。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八条“第二审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审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的裁定确有错误，且起诉符合法定条件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审人民法院的裁定，指令原审人民法院依法立案受理或者继续审理”之规定，裁定如下：一、撤销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筑行初字第1066号行政裁定；二、本案指令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审理。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 判 长  高 峰代理审判员  邱兴琼代理审判员  安克佳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严洪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