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20民终2495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史少爱，女，1974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邓州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毛国华，广东德疆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坚沫，广东德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丘声和，男，1970年9月1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贵港市港北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磊，广东ＸＸ海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山市沙溪镇福临服装店，住所地广东省中山市。
经营者：谷延伟，男，1977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舞阳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谷延伟，男，1977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舞阳县。
上诉人史少爱因与被上诉人丘声和、谷延伟、中山市沙溪镇福临服装店（以下简称福临服装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5）中一法沙民二初字第76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6年8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史少爱上诉请求：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无需向丘声和支付任何款项。
事实和理由：（一）上诉人史少爱未与丘声和进行任何交易，本案系丘声和与谷延伟进行信用卡套现引起。本案中，丘声和通过史少爱认识谷延伟，后丘声和因资金周转需要，借用谷延伟经营的福临服装店POS机进行套现。丘声和系一家工作服生产商，而福临服装店作为服装零售商，丘声和向福临服装店购买成品服装显然不合常理。（二）上诉人史少爱非福临服装店实际经营者，丘声和与谷延伟相识系经上诉人介绍认识，其后丘声和与谷延伟的交易，上诉人从未参与。本案纠纷发生后，丘声和请求上诉人帮忙向谷延伟催讨，经上诉人努力后，谷延伟同意将5000元先行返还丘声和，但为避免纠纷，故让上诉人进行转交。上诉人简单代为转交该笔款项，不应被认定为福临服装店实际经营者。
丘声和辩称，史少爱称本案交易是信用卡套现，没有任何证据。涉案的交易丘声和都是与史少爱联系，刷卡时史少爱也在现场，且判决后，史少爱也是在该店铺中经营。史少爱称是代为转交款项不符合常理，如本案交易与史少爱无关，谷延伟可直接转款给丘声和，无需通过史少爱转交。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丘志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史少爱、谷延伟、福临服装店连带向丘声和退还预付货款4145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福临服装店系个体工商户，登记经营者谷延伟。丘声和称，福临服装店是谷延伟与史少爱共同经营，丘声和于2015年4月11日拟向福临服装店购置服装一批，价值46450元。丘声和通过谷延伟、史少爱提供的POS机向福临服装店支付预付货款46450元，款项支付后，福临服装店没有依约供应货物，经丘声和多次催促，史少爱于2015年6月18日向丘声和退还5000元，尚欠41450元未付，造成丘声和经济上的重大损失。丘声和遂具状诉至法院，主张前述实体权利。丘声和对其陈述的事实提供了福临服装店个体户机读档案登记资料、中国银行信用卡已出账单查询、中国工商银行转账记录拟予以证明。其中中国银行信用卡已出账单查询显示丘声和于2015年4月11日通过卡号为51×××40的账户向福临服装店支付46450元，中国工商银行转账记录显示史少爱于2015年6月18日向20110309010221684账户转账5000元。庭审中，史少爱确认其于2015年6月18日向丘声和转账5000元的事实，但其称丘声和委托史少爱向谷延伟追款，该款是谷延伟将应还给丘声和的款项通过史少爱作为中间证人的形式转账给史少爱后，史少爱才转账给丘声和，不是史少爱的还款，史少爱也不是福临服装店的经营者，对该陈述，史少爱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丘声和也不予确认，丘声和称未委托史少爱向谷延伟追款。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福临服装店及谷延伟收取丘声和的预付款后，未向丘声和提供相应的货物，丘声和主张福临服装店及谷延伟返还预付款41450元及从2015年4月11日起至返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的请求，理据充分，法院予以支持。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史少爱是否为福临服装店的实际经营者，应否向丘声和承担付款责任。对此，分析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丘声和提交了中国工商银行转账记录证明史少爱向丘声和还款5000元的事实，史少爱也确认其向丘声和转账5000元的事实，丘声和完成了自己的举证证明责任。史少爱辩称丘声和委托其向谷延伟追款，其联系谷延伟后，谷延伟为了让其作中间证人便将5000元款项转至其账户，后由其转给丘声和，对该辩解的事实，史少爱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也不能合理说明谷延伟通过史少爱向丘声和转账付款的必要性，谷延伟完全可以以转账的形式向丘声和还款，以转账凭证可以作为支付的证据，无必要以史少爱作为中间证人，且丘声和不确认有委托史少爱向谷延伟追款的事实，故史少爱的辩解，理据不充分，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其向丘声和付款5000元应视为返还预付款，法院采信丘声和的证据及陈述，认定史少爱为福临服装店的实际经营者，应与福临服装店、谷延伟连带向丘声和返还41450元及利息。谷延伟、福临服装店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自动放弃答辩、举证、质证及辩论的诉讼权利，相应的诉讼风险应由其自行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缺席判决：谷延伟、史少爱、福临服装店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连带向丘声和返还预付货款41450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法：以41450元为基数，从2015年4月1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836元，由谷延伟、史少爱、福临服装店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人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史少爱提交一份情况说明及中国光大银行对私活期账户对账单，其中证明人署名为杨春建的情况说明载明“我是谷延伟的姐夫，也是谷延伟的工人，2015年4月丘声和持卡过我们店刷卡，之后听谷延伟说是刷卡套现金用，丘声和是通过史少爱认识谷延伟的，丘声和多次追谷延伟返现金不到，就让史少爱帮忙追讨，史少爱作为朋友、老乡就在多次的追问下，在2015年6月18日，谷延伟怕丘声和不承认付部分现金5000元，就直接转进史少爱的帐户中作为证明，史少爱在当天就转丘声和账户5000元。”；中国光大银行账户对账单显示，2015年6月18日，谷延伟通过网银跨行汇款5000元至史少爱账户，史少爱于同日通过手机银行转账5000元至丘声和账户。史少爱提交上述证据拟证明丘声和所称的货款实质是信用卡套现，史少爱向丘声和支付的5000元系谷延伟交由史少爱转交给丘声和。丘声和对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认为证人没有出庭作证，且证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应采信；对对账单的真实性确认，但该对账单只能证明谷延伟向史少爱转了5000元，但谷延伟并未到庭，不能证明史少爱代谷延伟向丘声和转交款项，且该证据也说明，涉案交易是丘声和与史少爱之间进行的。一审查明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对于谷延伟、福临服装店应向丘声和返还预付款41450元及利息，各方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史少爱是否应对前述债务承担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中，丘声和主张史少爱系福临服装店的实际经营人，涉案的交易是其与史少爱之间的交易，对此，丘声和提交了史少爱向其退还5000元预付款的转账证明，该转账证明可证明史少爱是涉案交易的当事人，虽史少爱称该5000元系其代谷延伟向丘声和转交，但其并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丘声和也不予确认，故在史少爱未提交证据证明上述5000元的转账系其代谷延伟向丘声和支付的情况下，其该项辩解主张本院不予采信。至于史少爱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显示2015年6月18日谷延伟向其账户转账5000元的事实，该转账记录仅能证明谷延伟与史少爱之间的款项往来情况，并不足以证明谷延伟委托史少爱代为向丘声和转交预付款的事实。
综上，上诉人史少爱的上诉请求，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一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36元，由上诉人史少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姜新林
审 判 员 胡怡静
代理审判员 钟国平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九日
书 记 员 黄 肃
童天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