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6）桂03民终43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黄振，男，1968年8月2日出生，壮族，高中文化，户籍地为广西桂林市象山区，住桂林市秀峰区。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秦铮，北京鼎业律师事务所广西分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桂林方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胜镇兴龙北路131号。
法定代表人石志刚，公司总经理。
上诉人黄振不服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龙民初字第377-2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黄振与桂林方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首公司）之间是借贷关系还是商品房买卖关系。原告主张双方存在商品房买卖关系，从未签订过借款合同，并提供了《商品房买卖合同》，收款收据，转款凭证，但双方的交易存在以下违背常理之处：1、原告购买的是同一地段两个负一楼的相邻门面，但一个价位是每平方米单价1572.6元，价款100万元，另一个门面的价位是每平方米单价2147.8元，价款100万元，合计价款刚好200万元，恰巧与借款200万元相吻合；2、双方的成交价明显低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解释（二）》第十九条规定，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3、原告所持有的购房款凭证仅仅是二张一般的收据，不是正规的不动产统一发票，原告自交款至姜方首案发2年多时间内，既未向被告索要正规购房款发票，也未缴纳房屋契税，亦未向被告申请交房，与一般购房者的做法明显不同；4、《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备案时间是2011年7月4日，而签订合同的时间是2011年7月5日，备案在先，签合同在后，明显做假，但原告对此视而不见，一直未提出异议，由此可推定原、被告之间根本没有商品房买卖的合意，否则不可能对涉及200万元价款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存在如此重大失误毫不在意；5、被告方首公司法定代表人姜方首的个人账户与原告黄振之间存在多次资金往来，姜方首在刑事案中的交代是归还原告借款利息，而原告对此无法作出合理解释。故原告所提供的上述证据无法使法院确信双方之间确实存在真实的商品房买卖的合意，双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只是作为借款的担保，其真实的目的是为了借款。
关于被告辩解其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姜方首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以公司的名义与原告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且加盖了公司的公章，则足以使原告相信姜方首的行为是代表公司，故原告以方首公司为被告并无不当。
综上，一审认为，原告与被告之间真实的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而不是商品房买卖，经一审法院释明后，原告仍不愿意变更诉讼请求，属于法律关系不明确，诉讼请求不具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第一款第（三）项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八条第（二）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黄振的起诉。
上诉人黄振不服一审裁定，上诉称：一审裁定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实际为民间借贷关系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起诉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一、被上诉人一审提供的四组证据不能相互印证，无法形成证据链。其一，第一组证据（2014）龙刑初字第42号刑事判决书第6页第二自然段载明的“被告人崔如佩在担任龙胜县房管所所长期间，桂林方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姜方首因其公司及个人资金运转困难想向银行和私人借款。姜方首遂找崔如佩帮忙，将其公司位于龙胜县城西城步行街的部分房产进行虚假的商品房预售登记备案作为借款担保。崔如佩明知姜方首提供的商品房预售登记材料不齐全，在多次收受姜方首好处费的情况下，违反商品房预售登记备案的有关规定，利用职务便利，使用龙胜县房管所已停用的公章，为姜方首进行虚假的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25份”等内容，只能证明崔如佩知道方首公司提交办理备案登记的25份《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登记材料不齐全，并不能证明合同的“真假”。其二，第二组证据是姜方首的三份讯问笔录，其内容是姜方首向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供述方首公司与上诉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目的和其银行账户的资金流向情况。第二份供述笔录只能证明姜方首确认其在收到房款后将款项转给了案外人龙飞云，但并不能否认收到200万元购房款，更不能证实姜方首与上诉人恶意串通。并且，姜方首在供述中所讲的只转了188万元给他也无证据证实。此外，姜方首作为该公司的唯一股东兼法定代表人，签合同行为纯属职务行为，足以让上诉人相信其真实性。其三，第三组证据姜方首的银行账户资金流向表只能证明其银行账户资金的流向，不能证实购房款与方首公司无关，姜方首作为公司股东、法定代表人，以其个人账户收取房款也是职务行为。其四，第四组证据崔如佩的询问笔录只能证明崔如佩知道其在帮助方首公司办理备案登记时没有按照规定的审查程序进行审查即办理了登记，但其并不知晓姜方首提供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不是真实的交易（详情可参看崔如佩2013年9月26日在公安机关的第二次供述第12页第10行）。综合分析上述证据，上述第一组证据基于第二、四组证据形成，故该三组证据之间不存在相互印证的关系，而是实质上的同一组证据。由此可见，上述四组证据之间并不能相互印证并最终证实上诉人与方首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是借款担保而不是商品房买卖交易，因此，被上诉人的上述四份证据的证明力并不能推翻上诉人所提交的证据“商品房买卖合同、收据、转款凭证”的证明力，一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的四组证据之间能互相印证，形成了证据链，证明原方首公司法定代表人姜方首以方首公司的名义与上诉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进行借款担保并无证据支持。二、一审法院关于“上诉人一审提供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收款收据、转款凭证无法使该院确信双方之间确实存在真实的商品房买卖的合意的五个理由”的认定均无证据支持。理由一：上诉人购买同一地段两个负一楼的相邻门面，但一个价位是每平米1572.6元，价款100万元，另一个的价位是每平米2147.8元，价款100万元，合计刚好200万元，恰巧与借款200万元相吻合，所以有悖常理。对此上诉人认为，价款与借款都是200万元纯属巧合，并不能就此认为是同一笔款。并且，购房时间是2011年7月，而借款时间是2013年6月，两者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理由二：双方的成交价明显低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规定，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所以有悖常理。对此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适用该司法解释的规定来判定本案合同的交易价格并不恰当，且无证据支持。一是该司法解释针对的是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债务人为逃避债务恶意低价处置财产的特殊情形，其目的在于惩罚恶意逃避债务的债务人，以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但本案中的当事双方并无逃避债务的必要，只是正常的商品房交易。交易价格之所以低于市场价，是因为方首公司急于套现，上诉人大批量团购方式购买。二是在本案中被上诉人并没有提供证据证实该房屋当时的市场价与上诉人的购买价有多大差额。理由三：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购房后2年多的时间一直不索要发票，也未交纳房屋契税，亦未要求被上诉人交房，与一般购房者的做法明显不同，所以有悖常理。理由四：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提交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备案时间是2011年7月4日，而签订时间是7月5日，备案在先，签合同在后，明显作假，但上诉人对此视而不见，一直未提出异议。由此可推定原、被告之间根本没有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合意，否则不可能对涉及200万元价款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存在如此重大失误毫不在意，所以有悖常理。上诉人认为备案日期与签订合同日期的差异纯属笔误，与作假毫无关系，如果真要作假的话显然不会采取如此显眼的方式作假。上诉人之所以认为是笔误理由是，以上诉人与姜方首相识来往多年的关系来看，姜方首在事先不知道2013年8月将会案发的情况下，没有任何必要也不敢用如此低级的手段在合同上留下该漏洞来损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因此，一审法院的上述推定不能成立。理由五：方首公司法定代表人姜方首的个人账户与上诉人之间存在多次资金往来，姜方首在刑事案中的交代是归还上诉人借款利息，而上诉人对此无法作出合理解释，所以有悖常理。上诉人认为，上诉人与方首公司之间不仅存在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亦存在借款关系，在此情况下方首公司法定代表姜方首人个人账户与上诉人存在多次资金往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又何来解释的必要。现一审法院明知双方之间关系的情况下，认定上诉人对该款项往来无法做出合理解释显然与客观事实不符。由此可见，一审裁定据以驳回上诉人起诉的五个理由不仅没有充分的证据支持，在适用法律上亦存在错误。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在没有相反证据推翻上诉人提交的书证的“证明力”的情况下，强行将本案讼争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认定为民间借贷，属于滥用司法裁量权的行为。为此，上诉人现特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请依法查明案件的相关事实，裁定指令一审法院重审此案，以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利。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黄振与方首公司之间是借贷关系还是商品房买卖关系。上诉人主张双方存在商品房买卖关系，从未签订过借款合同，并提供了《商品房买卖合同》，收款收据，转款凭证，但双方的交易存在以下违背常理之处：1、上诉人购买的是同一地段两个负一楼的相邻门面，但一个价位是每平方米单价1572.6元，价款100万元，另一个门面的价位是每平方米单价2147.8元，价款100万元，合计价款刚好200万元，恰巧与借款200万元相吻合；2、双方的成交价明显低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解释（二）》第十九条规定，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3、上诉人所持有的购房款凭证仅仅是二张一般的收据，不是正规的不动产统一发票，上诉人自交款至姜方首案发2年多时间内，既未向被上诉人索要正规购房款发票，也未缴纳房屋契税，亦未向被上诉人申请交房，与一般购房者的做法明显不同；4、《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备案时间是2011年7月4日，而签订合同的时间是2011年7月5日，备案在先，签合同在后，明显做假，但上诉人对此视而不见，一直未提出异议，由此可推定上诉人、被上诉人之间根本没有商品房买卖的合意，否则不可能对涉及200万元价款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存在如此重大失误毫不在意；5、被上诉人方首公司法定代表人姜方首的个人账户与上诉人黄振之间存在多次资金往来，姜方首在刑事案中的交代是归还上诉人借款利息，而上诉人对此无法作出合理解释。故上诉人所提供的上述证据无法使法院确信双方之间确实存在真实的商品房买卖的合意，双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只是作为借款的担保，其真实的目的是为了借款。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以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并向当事人释明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拒绝变更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的规定，经一审法院释明后，上诉人仍不愿意变更诉讼请求，属于法律关系不明确。故一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人黄振的起诉正确，上诉人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李永群
审 判 员 韦明勇
代理审判员 李慧杰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四日
书 记 员 王 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