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穗中法民一终字第6740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郭川，住四川省平昌县。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丽杰，住广州市越秀区。
委托代理人：林思源，广东和志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郭川、王丽杰因劳动争议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5）穗云法民一初字第239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郭川主张其于2015年4月25日至2015年7月16日在王丽杰开办的“广州市佰益鞋业有限公司”上班，担任副总经理职务，入职时有填写入职登记表，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双方口头约定工作期限为2015年4月25日至2016年4月26日，其中第一个月为试用期；试用期基本工资8000元加业务月总金额2%的提成，转正后基本工资12000元加业务月总金额2%的提成，一般每月月底发放上个月工资；4月份以现金方式发放工资1600元，5月份通过王丽杰丈夫冯某的银行账户发放基本工资8000元，未发放提成；工作期间，郭川共有三批订单，货款金额分别为28608元、68000元、269220元；2015年7月16日晚，王丽杰通知郭川不要来上班了，没有说明原因。
为证实上述主张，郭川提交了以下证据：1、均禾街群众来访登记表，登记的来访日期为2015年7月20日，单位全称“广州市佰益鞋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姓名王某，联系电话137××××1988，办理意见和办理结果为“协调无效，通过正常法律途径解决”；2、情况说明（加盖“广州佰億鞋业有限公司”的印章），日期为2015年7月23日，说明的内容为“郭川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一起合作做欧美市场生意，都是朋友与他谈合作报酬及利润提成，现已做了共3批加工单，都是PU鞋，第一批单2万多已收回，就支付了一些活动资金给他，在同时做第2批PU鞋共计金额6万多元，接下来第3批加工单都是PU鞋，3批单都是亏本生产：因今年市场不好，没有生意，所以亏本也做了；第3批订单金额为20万多元，但第2批、第3批的加工单的加工费至今没有收回，所以也谈不上报酬”；3、电子邮件截图，显示收件人为广州佰益，时间为2015年6月29日，附件名称为“聘用协议”，“聘用协议”甲乙双方均未签名；4、转账记录，交易日期为2015年7月3日，金额为8000元，账户名称为郭川，摘要描述为实时收，对方账户名称为冯某；5、本月计划，内容为6月份的工作计划，但无签名；6、工作安排，内容为对“郭副总”说明鞋子价格和交货时间，日期为6月25日，有一人签名，字体过于简易无法辨认具体姓名（郭川主张该签名为王丽杰签名）；7、微信语音留言，内容为对工作内容的协调安排；8、生产指令表（复印件），无人员签名；9、鞋面加工报价单复印件两份，加盖广州市佰億鞋业有限公司的印章，负责人处由郭川签名，日期为2015年5月4日、2015年5月10日；10、有关订单加工事宜，有一人签名，字体过于简易无法辨认具体姓名（郭川主张该签名为王丽杰签名）；11、名片，其中印有郭川名字的名片上记载单位和职务为“广州市佰益鞋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印有王丽杰名字的名片记载单位和职务为“广州市佰益鞋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经质证，王丽杰主张：1、均禾街群众来访登记表为郭川单方书写，无王丽杰确认，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确认；2、无法确认情况说明是王丽杰出具，无王丽杰签名，对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确认；3、电子邮件及附件“聘用协议”属于郭川单方制作，没有得到王丽杰认可，也没有显示任何主体信息与郭川、王丽杰有关，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确认；4、转账记录转出账户不是王丽杰账户，冯某虽为王丽杰丈夫，但王丽杰对款项属性不清楚，无法确认该款项的真实性；5、本月计划无王丽杰签名，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确认；6、工作安排无法辨认是王丽杰的签名，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确认；7、微信语音留言委托代理人无法确认是王丽杰本人，且内容无法证明郭川、王丽杰之间存在劳动关系；8、生产指令表无王丽杰签名，无法确认与王丽杰有关；9、鞋面加工报价单无原件，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确认；10、有关订单加工事宜，无法辨认是王丽杰签名，无法确认与王丽杰有关；11、名片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可能是郭川自行制作，王丽杰与“广州市佰益鞋业有限公司”之间没有关系。
2015年7月27日，郭川向广州市白云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白云区仲裁委）申请仲裁。同年7月27日，白云区仲裁委作出穗云劳仲不字（2015）第219号不予受理通知书，以被申请人的主体不适格为由对郭川的申请决定不予受理。郭川遂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其中，经工商查询，“广州市佰益鞋业有限公司”、“广州市佰億鞋业有限公司”、“广州市白云区佰益鞋业有限公司”以及“广州市白云区佰億鞋业有限公司”均未进行工商注册登记备案。
诉讼中，原审法院经向广州市白云区均禾街劳动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调查得知，郭川在填写《均禾街群众来访登记表》后，该中心根据郭川提供的联系电话通知“广州市佰益鞋业有限公司”协商，后“广州市佰益鞋业有限公司”提交了《情况说明》。广州市白云区均禾街劳动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协调无效，通知郭川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原审法院立案受理本案后，通过电话联系王丽杰，王丽杰称其在外地出差，无法前来领取诉讼材料。原审法院遂通过法院专递的方式向王丽杰邮寄送达本案诉讼材料，其中邮寄至王丽杰身份证住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西路148号之三1506房的邮递已退件，退件理由为原址查无此人、已搬迁；邮寄至郭川提交的“广州市佰益鞋业有限公司”办公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均禾街清湖工业区自编8号的邮递已退件，退件理由为收件人拒收。随后，原审法院分别按上述地址即广州市越秀区东风西路148号之三1506房和广州市白云区均禾街清湖工业区自编8号向王丽杰留置送达本案起诉书副本及开庭传票。其中，在广州市白云区均禾街清湖工业区自编8号留置送达时，该办公地址内的员工称该地址单位名称为“广州市佰益鞋业有限公司”，王丽杰为公司老板。诉讼中，王丽杰陈述本案诉讼材料的领取是物业处打电话通知其领取快递，其领取后才得知是法院的诉讼材料，但王丽杰上述陈述内容与原审法院以法院专递形式寄送诉讼材料实际退件的情况不符。
以上事实，有均禾街群众来访登记表、情况说明、电子邮件截图、转账记录、本月计划、工作安排、微信语音留言、生产指令表、鞋面加工报价单、有关订单加工事宜、名片、证明、邮政专递退件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
郭川原审诉称：王丽杰以广州市佰益鞋业有限公司的名义和总经理的身份于2015年4月24日聘请郭川担任副总，负责欧美线客户开发和相关业务，商定试用期一个月，试用期工资底薪8000元加业务月总金额的2%的提成，提成费用和底薪一起发放。王丽杰多次以忙没有时间为由拖延劳动合同的签订。2015年6月15日，王丽杰要求郭川根据双方商定的事宜拟定《聘用协议》，郭川于2015年6月29日14：05分将《聘用协议》发送到广州佰益邮箱。王丽杰收到后仍以借口拖延，至今未签订劳动合同。王丽杰于2015年7月16日通知郭川不要上班，并对客户宣布郭川已离职。郭川于2015年7月20日投诉到广州市白云区劳动局均禾街劳动管理所，2015年7月24日，该劳动管理所签回回执和广州佰益的情况说明。2015年7月24日下午郭川到广州市白云区劳动局投诉，该局要求申请仲裁。经前往广州市白云区工商局查证，广州佰益属于无证经营，非法用工，需向法院起诉。根据郭川提交的证据，充分证实郭川被王丽杰聘任为副总的事实。根据劳动法的规定，未签订劳动合同，自第二个月起应双倍支付工资，故王丽杰应支付郭川20**年6月1日至2015年7月16日的工资36000元。根据广州佰益的情况说明和郭川提供的证据显示，至2015年7月3日止已完成350000多元的业务金额，应支付郭川提成7000元。王丽杰违法解除郭川的劳动关系，应支付郭川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2000元。综上所述，请求法院判令：1、王丽杰支付郭川20**年6月1日至2015年7月16日的工资43000元；2、王丽杰支付郭川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2000元。
王丽杰原审辩称：郭川所诉主体不适格，王丽杰不是郭川所主张的企业老板，王丽杰与郭川无关，双方不可能存在劳动关系，故郭川的诉讼请求缺乏法律依据及事实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
原审法院认为：对于郭川与王丽杰之间的法律关系，郭川就此提交了电子邮件截图、转账记录、本月计划、工作安排、微信语音留言、生产指令表、鞋面加工报价单、订单加工事宜、名片，就其主张的劳动关系、报酬发放情况、工作内容予以证实，且对上述证据所证明的内容作出了合理性解释，郭川已经履行了其举证责任。王丽杰主张其并非“广州市佰益鞋业有限公司”的投资者、实际经营者或负责人，其与“广州市佰益鞋业有限公司”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同时，王丽杰代理人辩称微信语音留言无法确认是王丽杰本人，工作安排、有关订单加工事宜中的签名无法辨认是王丽杰本人签名，但均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根据原、王丽杰的陈述及举证，结合原审法院向广州市白云区均禾街劳动和社会保障服务中心的调查以及本案诉讼材料的留置送达情况，可以认定王丽杰与“广州市佰益鞋业有限公司”存在密切关系，并非如王丽杰主张其与“广州市佰益鞋业有限公司”没有关系。在王丽杰未就其与“广州市佰益鞋业有限公司”之间法律关系提供证据证实，亦未作出合理说明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对王丽杰的主张不予采信，并依法采信郭川的主张，即王丽杰为“广州市佰益鞋业有限公司”的出资人。因此，由于“广州市佰益鞋业有限公司”未依法进行工商登记注册，故原审法院依法认定郭川与王丽杰之间形成劳务关系。
对于郭川的工作年限。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的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王丽杰作为“广州市佰益鞋业有限公司”的出资人，理应对郭川的工作年限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王丽杰现没有提供相关证据证实，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原审法院依法采信郭川就其在2015年4月25日至2015年7月16日期间为王丽杰提供劳动的主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对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用人单位的违法犯罪行为，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劳动者已经付出劳动的，该单位或者其出资人应当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经济补偿、赔偿金；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郭川现主张王丽杰支付2015年6月1日至同年7月16日期间的劳动报酬及经济补偿金的诉讼请求合法，原审法院对此予以支持。
对于2015年6月1日至同年7月16日期间的劳动报酬。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因工资支付发生争议，用人单位负有举证责任。用人单位拒绝提供或者在规定时间内不能提供有关工资支付凭证等证据材料的，劳动保障部门、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可以按照劳动者提供的工资数额及其他有关证据作出认定”。王丽杰作为“广州市佰益鞋业有限公司”出资人，未提供有关劳动报酬支付凭证等证据材料，而郭川提交了银行转账记录证实其主张，且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所指向郭川的工作岗位及工作内容，郭川主张的工资标准亦属于合理范畴，故原审法院依法采信郭川主张，即试用期一个月基本工资8000元加业务月总金额2%的提成，转正后基本工资12000元加业务月总金额2%的提成。因此，王丽杰应向郭川支付2015年6月1日至同年7月16日的基本工资18000元（12000元＋6000元）。对于业务提成，郭川主张的三批订单金额分别为28608元、68000元和269220元，该数额与“广州市佰益鞋业有限公司”所出具的《情况说明》中陈述的订单金额相印证，故原审法院对郭川的主张予以采信，即王丽杰应向郭川支付的提成为7316.56元［（28608元＋68000元＋269220元）×2%］。由于郭川诉请主张的提成为7000元，属于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王丽杰应向郭川支付劳动报酬共计25000元。
对于郭川主张的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由于“广州市佰益鞋业有限公司”未进行工商登记，郭川与王丽杰之间并非劳动合同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三条所规定的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用人单位或其出资人应当承担的用工责任内容，郭川主张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无法律依据，原审法院不予支持。
对于郭川主张支付的经济补偿金。由于对离职原因，郭川虽主张王丽杰于2015年7月16日在没有说明原因的情况下通知郭川不要来上班了，但郭川并无提交证据证实，而王丽杰作为“广州市佰益鞋业有限公司”出资人，亦无举证说明郭川的离职原因。因此，由于双方均未就郭川离职原因提供有效的证据证实，双方的行为应视为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劳务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基于对郭川就其在2015年4月25日至2015年7月16日期间为王丽杰提供劳动的主张的认定，故经济补偿金的年限应计算0.5个月。因此，王丽杰应向郭川支付经济补偿金5000元［（12000元／月＋8000元）÷2个月×0.5个月］。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三十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九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作出如下判决：一、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王丽杰支付郭川劳动报酬25000元；二、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王丽杰支付郭川经济补偿金5000元；三、驳回郭川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元，由王丽杰负担。
判后，郭川、王丽杰均不服该判决，分别向本院提起上诉。
郭川上诉并答辩称：一、王丽杰一直在广州市白云区均禾街清湖工业区自编8号以广州市佰益鞋业有限公司名义非法经营，而该地址广州都卖有限公司在2014年6月17日已经进行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则王丽杰是广州都卖鞋业有限公司的实际投资者和经营者。二、我方于2015年4月25日至2015年7月16日在该地址工作期间，王丽杰一直以广州市佰益鞋业有限公司经营，用“广州佰益鞋业有限公司”导航可直接开入广州白云区均禾街清洒脱工业区自编8号内，相关证据我方已经提交原审法院。三、王丽杰及广州都卖鞋业有限公司是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用人单位，但其欺瞒员工、业务单位及政府管理部门，恶意逃避法律责任和义务。针对王丽杰的上诉，我方希望其拿出证据证实自己陈述的东西，我方严重抗议其恶意诽谤，其陈述的事实及理由与我方提供的事实依据不符，是在恶意诈骗逃避法律责任。综上，我方请求改判王丽杰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25000元。
王丽杰上诉并答辩称：一、双方并不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郭川并非我方员工，从未在我方管理下从事劳动，也从未基于此向我方领取过任何劳动报酬。二、双方是以合作的方式做欧美市场生意，为方便双方合作，我方需要配合郭川在相关报价单上盖章，但郭川并不在我方担任任何职位，不受我方管理，即双方是商业上平等的合作关系，是相互独立的个体，不属于劳动法上的隶属管理关系。三、双方约定及实际履行的是合作后的利益分成，从未约定及实际支付过任何劳动报酬。四、郭川多次打着我方及工厂的名义对外接单，但却把接下来的单交由其他工厂处理，造成我方重大经济损失，对此我方保留追究权利。针对郭川的上诉，一、双方只是商业合作关系而非劳动关系，郭川在外接单交由我方加工生产，我方支付商业合作款，郭川与多家工厂存在商业合作关系，也多次采取这种商业合作上的漏洞在白云法院恶意诉讼。二、双方进行欧美生意时共加工三批PU鞋，只有第一批的两万多的货款回收，我方也向郭川支付过相关费用，但第二和第三批均亏本未回收资金，郭川作为独立的交易合作方应当承担相应的贸易风险。三、郭川在此过程中收取了第三方货款，足以证明双方是相互独立的合作关系而非隶属关系。综上，我方请求：一、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郭川的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郭川负担。
原审判决查明的事实属实。
二审庭审中，郭川提交广州都卖鞋业有限公司的商事登记信息一份，拟证实王丽杰欺骗当地管理部门和员工，实际上在同一地址另设公司，请求判决其支付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王丽杰质证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不予确认。
王丽杰提交东莞市尚利鞋业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汇款账号明细复印件、广州市佰亿鞋业有限公司的商事登记信息及公司注销登记申请书及企业核准注销登记通知书，汇款账号明细拟证实第三笔货款是由郭川收取，而作为员工是无权代收公司货款，否则将涉嫌刑事犯罪；广州市佰亿鞋业有限公司相关材料拟证实双方是商业合作关系而非劳动关系。郭川质证认为，该账号明细上书写的银行账号是我方所有，但没有证据证实是我方提供给谁，我方也没有收取任何款项，不予确认；佰亿公司营业执照地址与涉案地址并不相符，不予确认。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的诉辩，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郭川与王丽杰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郭川主张其于2015年4月25日至2015年7月16日在王丽杰开办的“广州市佰益鞋业有限公司”上班，并在原审提交电子邮件截图、转账记录、本月计划、工作安排、微信语音留言、生产指令表、鞋面加工报价单、订单加工事宜、名片等材料予以证实，已尽到初步举证责任。王丽杰不予认可，主张其与郭川之间仅为商业合作关系，并在二审期间提交东莞市尚利鞋业有限公司及广州市佰亿鞋业有限公司相关材料予以证实。本院经审查认为，两家公司的材料均不足以证实王丽杰的上诉主张，其中广州市佰亿鞋业有限公司的经营期间也与郭川所主张的工作期间不一致，故本院对王丽杰主张其与郭川系商业合作关系的说法不予采信。根据二审庭审上王丽杰的陈述，其曾帮忙管理由其丈夫冯某开设的佰億鞋业公司，该公司曾以“佰益”申请工商登记，但未经批准，而改为“佰億”。然其二审提交的却是“佰亿”的登记资料。从其自认及三个字号“佰益”、“佰億”、“佰亿”看，地点相同，也均为鞋业公司，结合郭川提交的名片、印有“佰億”的工作信件、盖有“佰益”公章的情况说明以及加盖“佰億”公司的鞋面加工报价单等资料综合分析，可以认定王丽杰以上述字号名义聘用郭川，从事鞋业贸易等工作，因该工作属鞋业公司主要业务，而上述字号公司均未办理工商登记或工商登记已注销，故原审判决认定双方存在劳务关系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判令王丽杰支付劳动报酬、经济补偿金，但不包括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正确。因此，郭川上诉要求王丽杰向其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缺乏法律依据，同时郭川二审提交的都卖公司的商事登记资料未能证实其与都卖公司也属劳动关系，故原审法院未予支持其二倍工资的诉请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综上，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郭川、王丽杰的上诉均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王丽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叶文建
代理审判员 陈 静
代理审判员 乔 营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廖利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