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浙商外终字第75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卫良。
委托代理人：冯仲庆，浙江嘉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陶佳思旺，浙江嘉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陶玲燕。
委托代理人：马洪培，浙江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益民，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
委托代理人：马洪培，浙江海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沈志坤，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孙卫良为与被上诉人陶玲燕、周益民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浙嘉商外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4年9月1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同年9月18日召集当事人对本案进行了调查质证。上诉人孙卫良的委托代理人冯仲庆，被上诉人陶玲燕、周益民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马洪培、被上诉人周益民的委托代理人沈志坤参加了调查质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嘉兴米亚五金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米亚公司）系经工商部门合法登记的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11月14日，法定代表人为陶玲燕，注册资本为100万元，股东为陶玲燕和海盐新艺建筑材料厂（以下简称新艺建材厂），其中陶玲燕出资10万元，新艺建材厂出资90万元。新艺建材厂系经工商登记的私营企业（独资），成立于1999年3月3日，投资人为周益民，资金数额为302602.2元。2011年9月27日，新艺建材厂被工商登记部门注销。
2012年4月13日，米亚公司及陶玲燕、新艺建材厂作为甲方，孙卫良作为乙方签订《股权转让和资产收购（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一份。该《框架协议》明确，米亚公司拟将公司股权整体出让，并将部分资产出售。孙卫良拟受让股权、购买资产。该协议主要载明了以下内容：一、协议第一条明确了米亚公司的基本情况及要转让的米亚公司的资产。其中资产包括：米亚公司位于海盐大桥北堍西侧的地块上的不动产（地面建筑物、构筑物约8500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约12490平方米）及部分办公设备。二、协议第二条第1点约定，孙卫良愿意以2100万元的价款（不含税）受让米亚公司的全部股权和资产。第3点，在股权转让经工商登记部门变更登记完成后，协议约定的前述资产随股权转让归孙卫良所有。三、付款期限、办法和税负。1.孙卫良在《框架协议》签订后的三个工作日内支付300万元作为履约定金给陶玲燕一方（最后可转为转让款）。2.余款在2012年5月10日前付清，包括以目标公司贷款方式给付。四、协议第八条为担保条款。米亚公司的二股东对甲方之责任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乙方孙卫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五、协议第九条违约责任条款。1.任何一方根本性违约，即陶玲燕一方不同意交付各类证照、移交资产、资料等的，或孙卫良不愿意受让股权和资产等或反悔的，按合同法规定的定金罚则处理。其他违约情形按协议总转让款的10%承担违约金。2.乙方逾期给付转让款的，乙方给付甲方每日万分之五的违约金，但因银行等因素逾期七天内的，甲方不追究逾期付款违约金；如逾期30天的，甲方视情享有单方解除本协议的权利。六、协议第十条第4点约定：协议由双方签字和盖章生效，一式四份，各执一份。该《框架协议》还约定了转让方式和程序、移交约定、特别约定等事项。陶玲燕于2012年4月13日出具《授权书》一份，授权周益民代表其在股权转让过程中的合同和协议上签字。周益民在甲方及保证人栏签名，孙卫良在乙方栏签名。
《框架协议》签订当天，新艺建材厂和陶玲燕为甲方，孙卫良为乙方，还签订《补充协议》一份，指定了股权转让款项需汇入的银行账户。周益民在该协议甲方一栏签名。
2012年4月13日至同月20日期间，孙卫良分六次向约定账户内汇入了定金300万元。同年6月11日，孙卫良出具保证书一份，载明其未按协议约定在2012年5月10日前付清股权转让款，并承诺在同年6月16日前付清余款，否则按转让协议执行。同年6月20日，新艺建材厂、陶玲燕向孙卫良发出《解除协议通知书》一份，称因孙卫良逾期不付款且一再失信的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根据协议约定，解除双方签订的《框架协议》。
2012年6月30日前，新艺建材厂、陶玲燕作为甲方，孙卫良作为乙方，又签订《协议书》一份，就300万元定金的处置约定如下：1.甲方同意退还孙卫良定金款200万元，余款100万元予以没收，甲方不再返还。但是，如果甲方企业不能按原《框架协议》价格在2012年10月底成交的，则甲方退还乙方定金100万元，余款200万元予以没收。2.甲方于2012年6月30日前先行退还其中的100万元，余款100万元待甲方企业再次转让和出售签订协议并收到全部款项后的三个工作日内退还。周益民在甲方一栏签字，孙卫良在乙方一栏签字。
2014年1月15日孙卫良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称：新艺建材厂早已于2011年9月27日注销，在签订《框架协议》的当时已不存在转让的主体，周益民在转让过程中存在欺诈。故请求判令：1.依法确认孙卫良与陶玲燕等签订的《框架协议》无效；2.判令陶玲燕、周益民归还孙卫良200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188375.34元（依据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2年6月20日起暂计至2013年12月31日，实际请求计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日）。
陶玲燕、周益民在原审中答辩称：1.《框架协议》合法有效。2.孙卫良根本违约导致《框架协议》解除。3.陶玲燕一方在《框架协议》履行中和解除后行使处分权，孙卫良均未提异议。4.2012年6月20日后，双方签订了处分300万元定金的协议，双方友好地处理了孙卫良的违约责任问题，孙卫良直至现在才起诉，早已超过了合同法规定的异议期限，依法应当驳回起诉。5.新艺建材厂是否清算后再注销与本案没有关联。双方已在《框架协议》中约定了股权转让时应缴税款由孙卫良承担，并未企图逃避税收。6.新艺建材厂早已取得营业执照，2011年9月27日注销后，公章仍保留。这在签订《框架协议》时，孙卫良也是明知的。综上，请求驳回孙卫良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关于《框架协议》是否应确认无效的问题。孙卫良主张合同无效，理由为：签订合同过程中存在欺诈、协议损害了第三人米亚公司利益、个人独资企业不得在未取得营业执照以前以个人独资企业名义进行经营活动、新艺建材厂注销后无权转让股权及新艺建材厂注销之前未清算、逃避了大量国家税收，损害了国家利益等。其理由均不成立，《框架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协议双方均有法律约束力。
（一）孙卫良称周益民未告知其新艺建材厂已注销的事实，构成欺诈。经查，涉案《框架协议》“特别约定”第4条已明确：乙方（即孙卫良）承诺已对目标公司的股权性质及资产情况、财务状况有了充分清楚的了解和认知。故孙卫良主张的欺诈没有证据证实，退一步讲，其所称欺诈即便属实，因未损害国家利益，也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合同可撤销情形，而并非确认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
（二）孙卫良关于《框架协议》损害了第三人米亚公司的利益而应归于无效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是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之一，在此情形下，能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主体为利益受损的第三人，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的孙卫良无权主张，何况本案中孙卫良也未主张存在恶意串通情形。
（三）新艺建材厂在1999年3月3日已取得营业执照，故孙卫良关于新艺建材厂在未取得营业执照以前以个人独资企业名义进行经营活动，行为应归于无效的主张没有事实根据。
（四）关于孙卫良所提新艺建材厂注销后无权转让股权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以下简称《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依照《个人独资企业法》的相关规定，个人独资企业在注销前应当经过依法清算；未经清算注销的，个人独资企业的财产在偿还所欠职工工资和社会保险费用、税款、其他债务之后，由投资人享有，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由投资人以个人其他财产予以清偿。新艺建材厂是周益民投资的个人独资企业，为非法人企业，在法律人格上与投资人没有本质的分离。周益民作为个人独资企业新艺建材厂的投资人，在新艺建材厂注销后，可以处分新艺建材厂在米亚公司的股权。
（五）关于孙卫良所提企业注销前未清算，逃避大量国家税收，损害国家利益，《框架协议》应为无效的问题。《框架协议》针对的是米亚公司的股权及部分资产，新艺建材厂注销前是否清算并不影响本案《框架协议》的法律效力。至于《框架协议》是否涉及规避税法关于企业转让股权时企业所得税、股东红利税等方面的规定，属于税务部门审查范围，不影响合同效力。
综上，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本案《框架协议》并没有应确认无效的情形。孙卫良主张合同无效的理由不成立，不予支持。
关于陶玲燕、周益民是否应返还孙卫良定金200万元并赔偿相关利息损失的问题。《框架协议》和《补充协议》签订后，双方当事人应按合同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框架协议》明确，孙卫良应当于2012年5月10日前付清股权转让款，否则，按照该协议第九条第2点，孙卫良应当给付对方每日万分之五的违约金，如逾期超过30天的，甲方视情享有单方解除协议的权利。孙卫良在支付定金300万元后，一直不支付股权转让款，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到2012年6月20日止，其不履行付款义务已超过约定的30天期限，陶玲燕一方即可行使约定解除权。陶玲燕一方于2012年6月20日向孙卫良送达了《解除协议通知书》，《框架协议》即告解除。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孙卫良在合同解除一年多以后向原审法院起诉，已超过异议期限，不予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可以依照《》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孙卫良在给付定金300万元后，不履行《框架协议》约定的按期交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其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框架协议》解除后，双方就定金300万元的处分达成了协议，该协议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陶玲燕一方自愿于2012年6月30日前返还孙卫良100万元，系其对自己权利的处分，孙卫良也认可已收到该100万元。其现又要求陶玲燕一方全额返还定金，缺乏法律依据，且有违诚实信用原则。
综上，孙卫良要求确认其于2012年4月13日与陶玲燕等签订的《框架协议》无效并要求陶玲燕一方返还定金200万元及赔偿相应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原审法院于2014年7月7日判决：驳回孙卫良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4307元，由孙卫良负担。
孙卫良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个已经消亡的主体签订的合同应被认定无效。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孙卫良的诉讼请求；一、二审诉讼费由陶玲燕、周益民负担。
陶玲燕、周益民答辩称：孙卫良与陶玲燕、周益民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和资产收购框架协议合法有效，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准确，适用法律得当，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中，孙卫良、陶玲燕、周益民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经审理，本院对原判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周益民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本案为涉港商事案件，双方当事人对原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审理本案并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案涉2012年4月13日签订的协议是否应确认无效；陶玲燕、周益民是否应返还200万元并赔偿损失。双方当事人对本院归纳的争议焦点无异议，本院分析如下：
根据查明的事实，2012年4月13日，米亚公司及其股东新艺建材厂、陶玲燕与孙卫良签订《框架协议》一份，新艺建材厂在该协议上盖章，虽然上述协议签订时新艺建材厂已被注销，但是新艺建材厂系个人独资企业，周益民系该企业的投资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周益民在新艺建材厂注销后可以处分新艺建材厂在米亚公司的股份。周益民作为新艺建材厂的投资人，同时又作为陶玲燕的委托代理人，在案涉2012年4月13日协议上签字，依法具有拘束力。因此，案涉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依法应确认有效。孙卫良主张陶玲燕、周益民应返还200万元并赔偿损失的前提条件是涉案的2012年4月13日协议应为无效。根据前述分析，案涉2012年4月13日协议合法有效，故孙卫良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据此判决驳回孙卫良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孙卫良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4307元，由上诉人孙卫良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黄 青
代理审判员 吴云辉
代理审判员 沈国建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五日
书 记 员 丁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