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武宣县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5）武行初字第3号
原告武宣县二塘镇大琳村民委炉村第3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潘庆文，村民小组长。
原告武宣县二塘镇大琳村民委炉村第4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潘成元，村民小组长。
原告武宣县二塘镇大琳村民委炉村第5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潘庆周，村民小组长。
原告武宣县二塘镇大琳村民委炉村第6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潘成荣，村民小组长。
原告武宣县二塘镇大琳村民委炉村第7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潘汉成，村民小组长。
上述原告委托代理人潘郁成，炉村第3村民小组成员。
原告武宣县二塘镇大琳村民委长垌村第23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覃桂新，村民小组长。
委托代理人黄寅，广西法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武宣县人民政府。地址：武宣镇城东路9号。
法定代表人高贤斌，县长。
委托代理人张华，武宣县人民政府法制办副主任。
委托代理人曾锐，武宣县国土资源局调处股股长。
第三人武宣县二塘镇大琳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覃社强，村委主任。
委托代理人刘新民，二塘镇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第三人武宣县二塘镇大琳村民委炉村第1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覃永明，村民小组长。
第三人武宣县二塘镇大琳村民委炉村第2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潘映堂，村民小组长。
第三人武宣县二塘镇大琳村民委炉村第8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覃海光，村民小组长。
第三人武宣县二塘镇大琳村民委炉村第9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覃海春，村民小组长。
第三人武宣县二塘镇大琳村民委炉村第10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覃吉芳，村民小组长。
第三人武宣县二塘镇大琳村民委炉村第11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覃社清，村民小组长。
第三人武宣县二塘镇大琳村民委炉村第12村民小组。
诉讼代表人覃贺安，村民小组长。
原告武宣县二塘镇大琳村民委炉村第3、4、5、6、7村民小组（以下简称原告炉村）及原告武宣县二塘镇大琳村民委长垌村第23村民小组（以下简称长垌村）诉被告武宣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确认一案，本院在2015年3月2日、3月23日分别受理后，本院于2015年3月4日、3月24日分别向武宣县人民政府送达了相关的应诉文书，并依法通知武宣县二塘镇大琳村民委（以下简称大琳村委）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根据武宣县二塘镇大琳村民委炉村第1、2、8、9、10、11、12村民小组（以下简称第三人炉村）于2015年4月30日提出参加诉讼的书面申请，本院依法通知其参加本案诉讼。原告炉村及其委托代理人潘郁成，原告长垌村及其委托代理人黄寅，被告武宣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张华、曾锐，第三人大琳村委及其委托代理人刘新民，第三人炉村的第2、8村民小组到庭参加诉讼，其余村民小组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武宣县人民政府于2014年8月25日作出的（2014）25号处理决定认定如下事实：争议地位于二塘镇大琳村民委长垌村的西北部，包含大圆山、蛇头岭、光喜岭、坑要岭、虾松岭、大坑岭、山背岭、长垌界及榨油山的东面，其四至界限为：北以小琳河为界；西以榨油山自北向南的山顶脊为界；南以长垌村去大琳村小路为界；东以大圆山南面山脚从长垌去大琳小路处起，沿2004年炉村立堆处上大圆山顶，又从山顶下至鞍部小路，再沿小路向北到246.9高程处直至小路，又沿小路经大坑至小琳河止，面积共4688亩。
争议地在土改、合作化、“四固定”至落实生产责任制前，有关政府都没有确权定论。在2004年之前，各方在争议地内没有发生纠纷的记载，但长垌村与东乡占耕的群众多次发生纠纷。
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东乡人到大琳大队的地界内耕山开荒，并且面积不断扩大，进入到争议地一带，引发了大琳大队与东乡的地界纠纷，原武宣县革命委员会派工作组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大琳大队与东乡人分别达成了”75协议”和”77协议”，解决了争端，划清了东乡与大琳大队之间的界线。上述协议把土地划定在二塘大琳后，政府机关没有将争议地权属具体落实到哪一个生产队组织。
争议范围内的水田、常耕地，大部分由长垌村耕种，基本集中在争议地的东南面，属于长垌村的耕作区，长垌村部分群众已办理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广西壮族自治区退耕还林粮食供应与现金兑现证》等相关凭证。长垌村村民梁志松、覃志标等13户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广西壮族自治区退耕还林粮食供应与现金兑现证》落在争议地内的持证面积共计97.20亩。现长垌村还在争议地内种有一些退耕还林地，面积约有80多亩。
原告炉村群众潘日远等几户人家在争议地的崩槽一带耕种有一部分土地，其村民潘佳仪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中，有一块旱地落在争议地内。
争议范围内的荒山，原是飞机播种松树，1998年、2003年发生火灾成了荒山，该荒山原飞机播种的松树均由大队或村民委成立护林队管护，管护人员也是大队或村民委管理。
大队林场成立于1970年，先后在水村庙岭、石滩水库办场，1974年搬到榨油山一带，1980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队林场由大琳村委管理，大琳村委接管大队林场之后，将林场发包给他人管护：即1995年3月10日，大琳村委将争议地中原大队林场40亩的山林发包给潘德标；2002年7月18日，大琳村委将潘德标承包的山林转包给覃柳文；2003年大琳村委将争议地西面被烧的松木卖掉，将山林发包给陈星镇。
1980年林业“三定”时，争议地权属均未确定，原告炉村的山界林权证不在争议地之内。
争议地A区在我县林业“三定”形成的《二塘公社大琳大队山界林权图》上标出了“大队林场”，属大队管理使用。
另查明，东乡镇风沿村民委上龙村的陈绍斌在争议地内种有一片退耕还林地，面积约120亩，其权属不属于东乡镇风沿村民委上龙村集体所有。
截至2008年底，二塘镇大琳村委总人口为5057人，其中，原告炉村合计775人，长垌村97人。
武宣县人民政府认为：武宣县二塘镇大琳大队山界林权图、长垌村提交的承包证书、《1975年协议》、《1977年协议》、原告炉村提交的《农村人民公社劳动手册》、《劳动登记薄》、大琳村委提供的走山认界记录和发包合同、本机关的调查笔录、调查记录等是处理本案的证据。自土改、合作化、“四固定”至2004年前，长垌村、原告炉村在争议地内均有部分耕管的事实，大琳村委也在争议地内办有大队林场，各方在争议地内的耕管事实应当予以确认，但各方主张争议地权属全部归己的事实和理由都不充分，均不予以支持。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四条和国发（1980）135号文“要从多数人民群众利益出发，本着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团结，有利于管理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考虑双方群众的利益，解决双方群众的实际问题”的规定，武宣县人民政府确认：一、A区面积2214亩，属大琳村委所有；二、B区面积1443亩，属原告炉村所有；三、C区面积1026亩、D区面积5亩，属长垌村所有。
武宣县人民政府在规定期限内提交如下证据材料：
（1）七五年东乡生产队占地情况统计；
（2）《七五协议》；
（3）原告提供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
（4）协议书；
（5）长垌村民小组申请使用土地的请示；
（6）长垌村第二十三村民小组提交的土地承包证及土地手记；
（7）《七七协议》；
（8）河马上武兰2队与大琳长垌14队纠纷调解会议纪要；
（9）关于长垌村与大琳大队林场自述状；
（10）原告炉村提供的劳动工分手册、手记及证人证言；
（11）原告炉村提供的物证（厂棚、泥房、石灰窑、禾坪、桐油茶子、竹子、果木等照片）及简图；
（12）第三人证人证词；
（13）原告炉村提供85年在榨油山参加种树名单；
（14）大琳村委提供的劳动工分手册、手记；
（15）大琳村公所关于《榨油山土地权属论证书》；
（16）县、区、乡人口土地测量分户清册；
（17）潘佳仪工分手册、土地承包证；
（18）现场勘验笔录；
（19）林场提供材料；
（20）大琳村委提供土地房产所有证存根；
（21）大琳村委关于长垌村与原告炉村土地权属纠纷的意见书；
（22）古寨村第三人证言；
（23）大琳村委发包书及转包书；
（24）榨油山西面山界林权证相连认证；
（25）调查机关询问笔录；
（26）镇政府证明、退耕还林合同及调节会记录。
武宣县人民政府将上述证据材料的证明事项归纳为：（一）证据（2）（7）证明”75协议”和”77协议”把土地划定在二塘后，争议地权属没有具体地落实到哪个生产队；（二）证据（3）（6）证明长垌村有耕管部分争议地的事实；（三）证据（10）（11）（14）（15）（16）（17）证明原告炉村有耕管部分争议地的事实；（四）证据（19）（20）（22）（23）证明大琳村委有耕管部分争议地的事实；（五）证据（12）（18）（25）证明争议的三方都有现实耕管部分争议地的事实；（六）其余证据（1）（4）（5）（8）（9）（13）（21）（24）（26）是本案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各方对被告上述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归纳如下：
原告炉村的质证意见：（一）对证据（2）（7）没有异议；（二）对证据（3）（6）证明长垌村在争议地内有耕管事实有异议；（三）对证明原告炉村在争议地内有耕管事实的证据（10）（11）（14）（15）（16）（17）没有异议；（四）对证据（19）（20）（22）（23）有异议，这组证据证明大琳村委在争议地内只有40亩的耕管事实；（五）对证据（12）（18）（25）中证明长垌村、大琳村委在争议地内有耕管事实的证明事项不予认可；（六）其余证据中，对证据（1）（4）（5）（8）（9）（13）（21）没有异议；对证据（24）的证明事项有异议，根据该证据，榨油山应由原告炉村耕管；对证据（26）不予认可。
长垌村的质证意见：（一）对证据（2）（7）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其证明事项不予认可，认为证据（2）（7）已经确定争议地属于长垌村；（二）对证据（3）（6）没有异议；（三）对证据（10）（11）（14）（15）（16）（17）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不能证明证据（10）中《劳动工分手册》上的土地在争议地内，该证据中的证人与炉村有利害关系，其证言证词不具有证明力；不能证明证据（11）的照片及简图就是争议地；《承包证》上的土地四至很清楚，东边没有房子，不在争议地范围内；其余证据与被告在七十年代的调查结果不一致，应以七十年代的材料为准；（四）对证据（19）（20）（22）（23）有异议：证据（19）不真实，证据（20）未指明具体地方，不能证明是在争议地内，证据（22）的证人未出庭作证不能采信，证据（23）证明大琳村委在争议地内只有40亩的耕管事实；（五）对证据（12）（18）（25）有异议：证据（12）不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证据（18）不能作为划分争议地的证据，该证据是2006年原告炉村占了长垌村的土地引起纠纷后认定的；证据（25）与被告在1973年的调查材料有冲突，应以1973年的为准；（六）其余证据（1）（4）（5）（8）（9）（13）（21）（24）（26）中，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事项有异议，该证据恰好证明争议地是属于长垌村的；对证据（4）（5）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刚好证明大坑是属于长垌村的；对证据（8）（9）没有异议；对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对证据（21）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意见书是大琳村委单方出具的，长垌村已于2006年8月申请政府确权；对证据（24）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恰好证明西面属于原告炉村，东面属长垌村；对证据（26）没有异议。
大琳村委的质证意见：（一）对证据（2）（7）没有异议；（二）对证据（3）（6）也没有异议；（三）对证据（10）（14）（15）（16）（17）没有异议，对证据（11）的真实性有异议；（四）对证据（19）（20）（22）（23）的证明事项有异议，认为大琳村委在争议地内不止有40亩，除开有《土地承包证》之外，其余都是大琳村委的；（五）对证据（12）（18）（25）没有异议；（六）对证据（1）（4）（5）（8）（9）（13）（21）（24）（26）没有异议。
第三人炉村的质证意见与大琳村委的质证意见一致。
原告炉村诉称：武政发（2014）25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要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并责令被告重新作出处理决定。理由如下：
（一）武政发（2014）25号处理决定在认定事实方面存在错误。武政发（2010）36号处理决定已经查明、确认在土改时期，大琳乡政府已经将争议地划分给原告炉村耕管，在被告作出的《行政复议答复书》和《行政答辩状》中也认定实行生产责任制之前争议地由原告炉村耕管的事实。但是，武政发（2014）25号处理决定全盘否定上述事实。武政发（2014）25号处理决定认定“持有《广西壮族自治区退耕还林粮食供应与现金兑现证》的，是对该争议地进行确权的取证材料中最相对有利的事实耕管证明依据”是错误的。本案中，持有《广西壮族自治区退耕还林粮食供应与现金兑现证》的是武宣县东乡镇的村民，他们占耕原告炉村的土地，被告认定其行为合法是很荒唐的。
（二）武政发（2014）25号处理决定拒绝改正错误，藐视法律应有的尊严。本案进入诉讼的二审期间，来宾市中院已经明确告知，被告作出的武政发（2010）36号处理决定将炉村耕管的绝大部分争议地确权给第三人明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要求被告自行予以撤销。被告自行撤销武政发（2010）36号处理决定后，来宾市中院动员原告炉村撤回了上诉。没有想到，被告作出的武政发（2014）25号处理决定与武政发（2010）36号处理决定是一样的处理结果。
（三）武政发（2014）25号处理决定将属于炉村的绝大部分土地2214亩确权给大琳村委、将1026亩确权给长垌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四）武政发（2014）25号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本案应当适用如下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1、《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五条“权属纠纷的调处，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考虑历史和现实状况，积极疏导，充分协商，遵循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生产生活、有利于经营管理的原则”；2、《广西壮族自治区稳定山权林权、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暂行条例》第四条和十二条；3、国发（1980）135号文中“关于证据的问题，根据中央和自治区的各项政策、规定、法律、法令，一般应以土改、合作化、四固定的定论为依据”、“要从多数人民群众利益出发，本着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团结、有利于管理的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考虑双方群众的利益，解决双方群众的实际问题”，该处理决定严重违背了国发（1980）135号文的上述规定。
原告炉村在开庭前提交的证据材料及证明事项如下：
（1）武政发（2014）25号、武政发（2010）36号处理决定及其确权图，证明：①被告将争议地的A区2214亩、C区和D区1031亩确认给大琳村委和长垌村，侵害了原告炉村的合法权益；②被告作出的武政发（2010）36号处理决定认可争议地在土改时期由大琳大队划分给原告炉村耕管的事实；③原告炉村的人口是长垌村的8倍左右；④大琳村委自1974年春以来，只在争议地内占耕过40亩用于种树；⑤”75协议”和”77协议”是解决东乡与大琳大队整体之间的边界土地纠纷，不仅仅是长垌村与东乡人之间的土地纠纷；
（2）来政复决字（2014）7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来宾市人民政府维持武政发（2014）25号处理决定；
（3）被告的《行政复议答复书》和《行政答辩状》，证明：①被告认可争议地地在土改时期是由大琳乡人民政府划分给原告炉村耕管，说明争议地权属在土改时期确定属于原告炉村所有，到生产责任制都未变更过；②”75协议”和”77协议”与本案争议地没有关联；③长垌村在生产责任制后占耕原告炉村的土地才引起纠纷；
（4）（2011）来行终字第32号行政裁定书，证明来宾市中院要求被告自行撤销错误的武政发（2010）36号处理决定；
（5）武政发（2011）54号文件，证明被告错误地把原告炉村共有的榨油山一带土地确权给长垌村和大琳村民委；
（6）”75协议”和”77协议”，这两份协议是解决东乡与大琳大队整体间的边界土地纠纷，而不仅仅是长垌村与东乡之间的土地纠纷；两份协议与本案没有内在联系；
（7）原告炉村的部分劳动手册等，证明争议地的权属自土改时期以来都是原告炉村所有，且未有过变更的事实；
（8）《榨油山土地权属论证书》，证实1993年大琳村公所就本镇小琳村公所与大琳村公所在榨油山一带的土地权属纠纷，大琳村委对争议地权属进行的论证，认为争议地属于大琳，因为土改时期有炉村的2、4队等集体在榨油山一带分得田地并一直耕管着，证明争议地属于原告炉村；
（9）《土地承包证》，证明争议地属于原告炉村；
（10）榨油山一带部分遗留、附着物的照片，证明争议地一直由原告炉村耕管；
（11）覃官贤的证词，证明争议地解放后由原告炉村耕管至今；
（12）覃学禧的证词，证明土改时大琳乡划分土地的原则是“近管近”，原告炉村近争议地，土改时期是划归原告炉村耕管，现在仍由原告炉村耕管着；
（13）覃怀志的证词，证明同上；
（14）潘汉星的证词，证明：①从解放前至四固定以来，榨油山一带的权属都是原告炉村的；②七十年代，大琳大队成立的林业专业队先在水村的庙岭种一些竹子、果树，后来搬到石滩水库做了两年左右，1974年搬到争议地榨油山一带，用深耕法种植了40至60亩的杉树，当时原告炉村就有意见，他们在专业队种树的附近岭种木薯等农作物以示抗议；
（15）覃新火的证词，证明争议地一直由原告炉村实际耕管；
（16）潘社忠的证词，证明土改时期大琳划分土地以“近管近”为原则，炉村近东，近东的榨油山一带归原告炉村耕管，总面积约三千多亩，此划分后没有变化过；
（17）潘日远的证词，证明同上。
（18）覃彩贤的证词，证明榨油山一带是原告炉村的耕作区；
（19）人口土地产量分户清册，证明榨油山在土改时期就划分给原告炉村，是原告炉村的耕作区；
（20）潘淑莲的劳动公分手册，证明争议地土改以来都是原告炉村耕种；
（21）土地调查表，证明土改时期大琳乡第二生产队在争议地内耕种有300亩轮歇地，也证明争议地在土改时期大琳乡人民政府已划分给原告炉村耕管；
（22）1985年原告炉村参加榨油山植树造林出工名单，证明争议地属于原告炉村；
（23）潘齐国、潘汉能、潘祖明、潘汉灵、潘汉生、潘家明、潘振纯、潘家为的证词，证明1974年大琳大队专业队到榨油山种树已经引起争议；
（24）潘齐敏的证词，证明长垌村在八十年代占耕
原告炉村的榨油山田引起纠纷；
（25）覃金养的证词，证明土改时期榨油山是划分给原告炉村耕管的。
各方对原告炉村上述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归纳如下：
被告武宣县人民政府的质证意见：对证据（2）没有异议；对证据（1）（3-10）（19）（20）（2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事项不予以认可，原告炉村无法证明争议地全部归己；对证据（11-18）（23-25）的真实性有异议，这些证人全部是他们本组的成员，其证言证词没有证明力；证据（21）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其证明事项不予认可。
长垌村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其第①②⑤点证明事项有异议，对第③④点证明事项没有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事项有异议；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事项有异议，该答复书认定的事实不予以认可，75协议的证明事项不是事实；对证据（4）没有异议；对证据（5）的证明事项有异议；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事项有异议，认可是解决长垌村与麻村的土地纠纷；证据（7）的真实性无法考究，不能证明在纠纷地内；证据（8）未能看到原件，不能证明其真实性，也不能证明是在榨油山的东面；对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事项有异议，争议地的四至界线很明确，该承包地不在争议地内；对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但其与本案没有关联；对证据（11-18）、（22-25）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证人与原告炉村有利害关系，且与其他证据有矛盾，证人未出庭作证，其证言证词不能采信；对证据（19-21）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
大琳村委、第三人炉村的质证意见与被告武宣县人民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
长垌村诉称：
（一）被告调处本案纠纷违反法定程序。2006年2月，原告炉村上百人潘氏村民到长垌村的山岭强行种下树苗引发了纠纷，当年8月30日，长垌村向二塘镇政府提交《权属纠纷调处申请书》，2008年3月9日，二塘镇政府转交被告武宣县人民政府处理。2010年7月7日，被告作出武政发（2010）36号处理决定。本案在行政诉讼二审期间，被告于2011年12月9日作出武政发（2011）54号文，撤销其作出的武政发（2010）36号处理决定。此后，被告一直没有重新作出处理决定。2012年4月11日，长垌村重新向被告提交《土地纠纷确权申请书》，被告于2014年8月25日才作出武政发（2014）25号处理决定。被告调处纠纷的时间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期限。
（二）武政发（2014）25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错误。长垌村的土地山界范围是：“南至牛栏窝，东至长刚岭，北至消岩，西至油榨村为界，水倒进长垌是属于长垌管理。”本案争议地就在长垌村的土地界线范围内。
（三）武政发（2014）25号处理决定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本案应当适用以下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①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山林水利权属纠纷调解处理条例》第10条第（四）款、第11条第（一）款；②《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第21条；③《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第21条、第23条；④广西《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认真解决当前农村出现的几个问题的通知》的规定：“生产队所有的耕地（包括荒山、荒地、林地、草场、水田等），要维护联产承包责任前的的耕作区范围，不得擅自改变”。
（四）本案处理结果错误。武政发（2014）25号处理决定，将A区确权给大琳村委、B区确权给原告炉村，侵害了长垌村的合法权益，该处理结果是错误的。
（五）被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目的不当。被告故意对《1975年协议》和《1977年协议》作出错误的解释，导致处理结果错误，其具体行政行为的目的不当。
综上所述，长垌村请求人民法院撤销武政发（2014）25号处理决定的第一、第二项，维持第三项，并责令被告对争议地内A区和B区的权属重新作出认定。
长垌村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及证明事项如下：
（1）武政发（2014）25号处理决定，证明政府的处理决定侵害了长垌村的合法权益；
（2）来政复决字（2014）7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来宾市人民政府维持被告作出的武政发（2014）25号处理决定；
（3）关于二塘公社大琳大队与东乡公社达江等十个大队在长垌的土地纠纷的调查报告，证实长垌村历史居住情况，长垌村的山界为南至牛栏窝，东至长刚岭，北至消岩，西至油榨村为界，水倒进长垌是长垌村管理；大琳人在1958年后已经全部搬走，没有人在长垌耕种了，1962年东乡公社约40个队在长垌耕山，侵占长垌村耕地面积约4000亩；
（4）关于二塘公社大琳大队长垌生产队与东乡公社麻村大队赖屋生产队在长垌的土地纠纷处理方案的报告，证明处理1975年纠纷的原则是以长垌村和赖屋两个村为基础，协商解决。土地界线划清后，东乡原在大琳大队长垌村地界耕山的生产队，1975年把畲作物收完后，于年底退出界线外，将土地交给长垌村经营管理；
（5）《1975年协议》，证明：①长垌村的山界是：……从长垌村村背岭至小琳方向至大岭顶止，以大路为界，路的东边归麻村24队管理；路的西边归大琳14队管理；……由山脚槽底水沟直至蛇背岭以东的山槽，沿山槽向南与大琳界山槽交接，沿槽底继续与乐梅交界处止。这条线的东南边属于麻村24队管理，线的西北边属于大琳14队管理。②东乡公社所有在大琳14队界线内耕山的生产队允许耕到1976年12月底止，1977年元月底收完农作物后一律撤离，将土地全部交给大琳14队管理，所种的树木该砍伐则砍伐，幼树和果木归大琳14队所有；
（6）《1975年协议》的附图，证明长垌村的土地界线是以长垌至榨油山为界；
（7）《1977年协议》，证明该协议坚决维护《1975年协议》；
（8）关于河马大队上武兰2队与大琳长垌14队山林纠纷调解会议纪要，证明上武兰2队违反《1975年协议》不撤离长垌，经县府办组织协调，仍按协议规定把山林归还给长垌14队；
（9）关于潘成笑、潘郁成等人侵占土地扰乱生产的情况汇报，证明2006年2月11日-4月24日间，原告炉村的群众强行在长垌村山背田、山背岭、蛇背岭、光喜岭、大坑岭、延山岭的耕地种上树苗，证实原告炉村主张从土改、合作化、62年至今是其经营不是事实；
（10）协议书，证实长垌村一直经营管理大坑山一带的土地；
（11）申请书，证明长垌村于2008年9月11日向武宣县国土资源局提出申请，到县法院调取《1975年协议》及相关材料。
各方对长垌村上述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归纳如下：
被告武宣县人民政府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没异议，对其证明事项有异议；对证据（2）无异议；对证据（3）（4）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事项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长垌村没有全部耕管的事实；对证据（5-7）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事项有异议，界线划分后并未明确权属；对证据（8）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事项有异议；对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事项有异议，县人民政府已依法履行职责；对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其证明事项有异议，其恰好证明争议地的权属没有明确；对证据11没有异议。
原告炉村对长垌村的证据材料均不予认可。
大琳村委、第三人炉村的质证意见与被告武宣县人民政府的质证意见一致。
被告武宣县人民政府辩称：本机关作出的武政发（2014）25号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和第三人要求予以撤销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维护，驳回两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原告炉村主张争议地的全部权属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大琳大队于1974年开始就到争议地内造林，其管理使用部分争议地至发生纠纷时已经超过20年，本机关将部分争议地确认给大琳村委有事实和法律依据；2、长垌村在80年代实行生产责任制之后，开始到争议地内耕管部分土地到纠纷发生时，也超过了20年，本机关将部分争议地确认给长垌村也有事实和法律依据；3、长垌村、原告炉村及大琳村委在争议地都有现实耕管的事实，本机关依据国发（1980）135号文“要从多数人民群众利益出发，本着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团结、有利于管理的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考虑双方群众的利益，解决双方群众的实际问题”的规定，将争议地分别确权给相关各方有事实及法律依据。
（二）长垌村主张争议地的全部权属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长垌村诉称，争议地自古以来由其耕管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长垌村在八十年代实行生产责任制之前在争议地耕种过；2、长垌村诉称，”75协议”和”77协议”已将争议地全部划给长垌村，并据此主张争议地的全部权属没有事实依据。从当时政府处纠收集到的材料看，纠纷的起因是1973年大琳大队的领导带领大琳大队的群众和师生，在东乡人耕山的地里种树，毁掉东乡人的庄稼，东乡人拨掉大琳大队种下的树苗，从而引发纠纷。可见，当时引发纠纷的是大琳大队，而不是长垌村，矛盾的双方不是长垌村与东乡人。因此，”75协议”和”77协议”是当时县人民政府为了解决东乡各生产队与大琳大队之间的土地纠纷所签订的。”77协议”是”75协议”的延续和补充，没有当时大琳大队第14队的签字，证实”75协议”和”77协议”是为了解决大琳大队与东乡各生产队之间的土地纠纷所签订的，与长垌村无关；3、长垌村在生产责任制之后才到争议地内耕管部分土地，其人口不足100人，其主张争议地的全部权属没有事实依据，也不符合“三个有利”的原则。
（三）第三人述称本案遗漏当事人违反法定程序、处理结果显失公平也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在调处纠纷期间，没有证据表明本案处理结果与第三人炉村有利害关系，他们也没有提出主张权利的申请。大琳村委和第三人炉村所述没有事实和理由。
大琳村委述称：武政发（2014）25号处理决定程序违法，显失公平，处理结果有悖于行政行为的目的，要求予以撤销，并责令武宣县人民政府重新作出处理决定。1、武政发（2014）25号处理决定没有达到没有达到化解矛盾纠纷的目的。武宣县人民政府作出该处理决定的目的应该是明确权属、化解矛盾纠纷，但是其具体行政行为并没有达到这个目的。该处理决定作出后，行政相对人三方都认为该处理决定存在错误，要求撤销。2、本案遗漏当事人，程序违法。二塘镇大琳村民委炉村共有十二个村民小组，合为一个自然村。在武宣县人民政府所依据的《七五协议》和《七七协议》中，有炉村各村民小组的签字，又有其他证据中提到原告炉村之外的村民小组社员也在争议地内有耕管的事实。但是，该处理决定中没有第三人炉村其他队是否放弃的事实认定，也没有被告征求他们是否参加争议地的意见。事实上，在知道被告对争议地作出确权后，他们立即提出异议，认为被告不列他们为本案当事人是侵犯了他们的权益。3、该处理决定显失公平，违反合理性原则。该处理决定认定争议地位于原告大队林场范围内，却依据“三个有利”原则中的耕管事实来确定权属，显失公平，将会造成更大更多的纷争。首先，大队林场为全体村民所有，所有村民对大队林场享有同等权利。然而，该处理决定却把大队林场范围内争议地的部分确定给原告炉村、长垌村，他们除了独立享有本该属于大队林场的部分土地外，又和全体村民共同享有其他的土地权利，对大多数村民是显失公平；其次，该处理决定既然认定争议地原为大队林场，后又以耕管事实来确定权属，让村民错误地认为大队林场的土地山林谁去占耕就是谁的。这样，大队林场必将被侵占瓜分，将会引发新的矛盾纠纷。因此，该处理决定显示公平，没有防患于未然，与行政目的相悖。
大琳村委没有向本院提交证据材料。
第三人炉村述称：二塘镇大琳村委炉村有12个村民小组，同属一个自然村，第三人炉村在争议地内也有耕管事实，但是，武宣县人民政府只把争议地确认给原告炉村、长垌村和大琳村委，侵害了第三人炉村的利益。因此，武政发（2014）25号处理决定程序违法，请求予以撤销，并要求武宣县人民政府重新作出处理决定。
第三人炉村于2015年4月30日向本院提交参加诉讼申请书，同时提交了如下证据材料：
（1）《75协议书》和《1977年协议》，证实协议中有队长签字，在争议地内有耕管事实；
（2）潘永思、潘汉星的证词，证明炉村其他队在争议地内有实际耕管的事实。
各方对第三人炉村上述证据材料的质证意见归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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