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下野地垦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6）兵0801民初819号
原告：中国彩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北京南路钻石城**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0007189015377。
法定代表人：赵小林，系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克峰，新疆四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静，新疆四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石河子新安棉花加工厂。住所地：新疆石河子市新安镇142团医院东侧。组织机构代码：74521132-0。
法定代表人：何祖龙，系该厂厂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常生福，新疆卓鼎熙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中国彩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石河子新安棉花加工厂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原告中国彩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7月21日向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新市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18日作出（2016）新0104民初446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该案移送本院处理。本院于2016年11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2月7日、3月22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中国彩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克峰、孙静，被告石河子新安棉花加工厂委托诉讼代理人常生福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中国彩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委托加工合同；2、判令被告新安加工厂赔偿原告经济损失827654.4元；3、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3年9月1日，原、被告双方签订《彩棉籽棉委托代加工合同》，约定原告委托被告加工彩棉皮棉，原告在加工产品调运前10日内需一次性付清全部加工费用，但支付加工费前被告应当提供加工费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在收到原告籽棉后，原告依照合同约定多次催促被告开具加工费增值税发票，从而完成付款提货，但被告一直拖延拒绝。2016年初原告再次要求提货时被告告知已将原告的皮棉出售给第三方，被告的行为已违反合同约定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原告特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
原告中国彩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证明其主张的事实，提交了以下证据：
1、彩棉籽棉委托代加工合同。证明中国彩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石河子新安棉花加工厂于2013年9月1日签订合同约定：甲方为中国彩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乙方为石河子新安棉花加工厂。甲乙双方约定由乙方对甲方提供的彩棉皮棉进行脱绒加工，数量以甲方实际收购的彩棉数量为准，乙方应根据甲方的要求和现场籽棉实际存放情况及时给予加工。最晚在2013年12月20日前加工完毕。约定了加工质量标准、费用收取标准为皮棉加工费按照公定重量结算，收取标准为每吨900元，无籽棉卸车装车费用，费用的支付方式为在产品调运前10日内一次性付清加工费，同时约定甲乙双方的权利及义务，包括乙方未经得甲方同意，无权处置甲方入厂的各种彩棉产品，不得抵押；乙方在甲方结清加工费前应当提供加工费增值税专用发票，合同有效期自2013年9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合同落款处有甲方中国彩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公章，乙方石河子新安棉花加工厂代理人孙黎明签名及加盖该厂公章，签订日期为2013年9月1日。
2、收购彩色籽棉实际重量确认单一份。内容为：“2013年孙黎明，身份证号码：659××××613，种植彩棉实际收购结算籽棉重量为86.214吨，其中手采籽棉86.214吨。收购方签字：孙香武，交货方签字：孙黎明。”
3、彩棉良种种植生产合同一份。甲方为：新疆天彩种业有限公司，乙方为：孙黎明，甲乙双方经充分协商达成一致，甲方委托乙方种植彩棉，种子由甲方提供，甲方有权对彩棉种植实施监督和管理，乙方种植品种新彩棉11号，面积1000亩以上，价格按照手采籽棉一级9.8元/公斤，二级9.6元/公斤，三级及以下9.4元/公斤的单价结算。乙方将籽棉送至甲方委托的棉花加工厂进行加工。合同约定了交货地点、时间、方式、违约责任，落款处有甲方盖章和乙方孙黎明的签字，时间为2013年3月12日。
4、原棉报检及过秤码单，证明经石河子新安棉花加工厂盖章确认，已用孙黎明交付的籽棉生产加工出皮棉的重量为31745.2公斤。
5、两组棉花购销合同及发票，证明2015年和2016年皮棉的市场价格为28445元/吨到35000元/吨。印证被告私自出售原告的皮棉给原告确实造成了经济损失的事实。
6、石河子新安棉花加工厂出具的过磅单两份。证明原告中国彩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确实将棉花交到被告石河子新安棉花加工厂，被告也已经收到原告交付的籽棉，原告于2013年12月11日从被告石河子新安棉花加工厂将棉籽51140公斤拉走。
7、公司变更登记审核表一份。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证明新疆天彩种业有限公司系中国彩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设立的子公司，系独立法人。
8、证人孙香武的证言。证明孙香武现担任新疆天彩种业公司副总经理，同时也是原告新疆彩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产业一部的经理。2013年3月12日，其以新疆天彩种业有限公司代理人的身份与孙黎明签订了彩棉良种生产种植合同，因为孙黎明在第八师一四二团监狱附近有两万亩地，其还以为石河子新安棉花加工厂就是孙黎明的，当是监狱的人也说这个棉花加工厂已经卖给孙黎明个人了，签完这个种植合同后就由孙黎明种植彩棉，然后2013年8月，原告中国彩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又委托孙香武代表原告与被告新安棉花加工厂签订了棉花加工合同，地就在加工厂旁边，孙黎明自己种植完棉花以后就直接交到其新安棉花加工厂，所以种植完的棉花不是一次性交到新安棉花加工厂的，而是每天收获一批交付一批，最后孙香武和孙黎明对实际收购交付彩棉的数量进行了核算，一共是86.214吨，后新安棉花加工厂进行加工后，原告到被告厂里将棉籽拉运了出来，被告新安棉花加工厂出具了过磅单，然后原告将棉籽卖给了石河子榨油厂陈敏丽。之后孙香武一直向被告新安棉花加工厂要求出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因被告新安棉花加工厂一直没有出具，故原告也没有付加工费并提走加工好的皮棉，双方一直协商至2016年3月，孙香武见到孙黎明时被告知皮棉孙黎明已经卖给别人了让原告起诉解决。
9、证人肖毅的证言。证明肖毅曾经是中国彩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员工，现系新疆天彩种业有限公司员工。2013年度，肖毅负责整个142片区的彩棉种植工作，包括新安监狱旁孙黎明的那块第的种植，2013年12月11日，孙香武通知肖毅去新安棉花加工厂拉运棉籽，当时新安棉花加工厂出具了两份过磅单，肖毅就把棉籽拉走运到石河子金源公司去了，其一直只是负责种植监督的工作。
10、石河子金利源工贸有限公司于2013年12月31日出具的专用发票一份，证明棉籽每公斤单价为1.805元。
11、转账凭证两份。证明新疆天彩种业公司在孙黎明种植彩棉后，为履行种植收购合同由原告新疆彩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孙黎明支付棉花收购款600000元，未履行完毕，且双方未就彩棉籽棉的等级进行验收的情况。
被告石河子新安棉花加工厂辩称：1、彩棉籽棉委托代加工合同的有效期是2013年9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原告于2016年9月1日提起诉讼，已过诉讼时效；2、本案主体混乱，新疆天彩种业有限公司跟孙黎明个人签订的种植合同，恰好孙黎明又是被告新安棉花加工厂与原告公司签订委托代加工合同的代理人，原告提交的所有证据系孙黎明履行第一个和新疆天彩种业有限公司的合同的依据，被告新安棉花加工厂并未实际收到原告交付的籽棉，故原、被告双方的合同并未实际履行；3、合同成立后，即使合同实际履行，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原告至今未向被告支付任何加工费用，也应当是原告先行违约，故即使合同履行因原告违约，其所产生的损失也应当由原告自行承担；4、原告提出被告未向其出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故其未付加工费，被告认为提供发票属于附合同从属义务，不应当以此对抗原告应当履行的主合同付款义务，故因原告违约，即使被告处理了皮棉也可以视为对原告不付加工费对加工产品行使留置权的体现；5、即使原告向被告交付籽棉，原告也已经从被告处拉走了棉籽，如果原告确有损失产生，也应当从中扣减从原告处拉走的棉籽的价值。
被告石河子新安棉花加工厂未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
经庭审举证质证，对原告提交的证据，经被告质证后，被告提出对第一份证据真实性认可，但认为该合同并未实际履行；对第二、三份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不予认可，因签署人并非本案原、被告，不能证明被告实际收到原告交付籽棉的事实；对第四组证据的公章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份证据无经办人签字，不清楚证据来源，故认为与本案无关；对第五组证据三性均不认可，与本案无任何关联性。对第六组证据真实性无法确认，因为收据系机打凭据没有签名盖章，即使是被告单位出具也只能证明过磅但不能证明原告交付籽棉给了被告。对于第七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认为本案原告主体混同。对于第八组、第九组证据，认为二证人系原告或原告子公司管理人员，与本案审理结果有重大利害关系，尤其是孙香武既是种业种植合同的代理人，又是原、被告委托代加工合同的代理人，身份混乱，对证人证言的三性均不认可。对第十组证据，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可，对记载的数量和棉籽的单价均无异议，对关联性不予认可。对第十一组证据，经被告质证后对真实性无异议，但提出该款项系原告实际支付，与本案无关联性。
原告向本院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认为对其提交的除第五组证据之外的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明本案基本事实，故本院对其提交的除第五组证据外的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采纳。
经审理查明，孙黎明（系被告石河子新安棉花加工厂总经理）在第八师一四二团监狱旁承包土地，2013年3月12日，孙黎明与新疆天彩种业有限公司（原告新疆彩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副总经理孙香武（亦系原告新疆彩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产业部经理）签订彩棉良种种植生产合同一份，约定新疆天彩种业有限公司委托孙黎明种植彩棉，种子由新疆天彩种业有限公司提供，其有权对彩棉种植实施监督和管理，孙黎明种植品种新彩棉11号，面积1000亩以上，价格按照手采籽棉一级9.8元/公斤，二级9.6元/公斤，三级及以下9.4元/公斤的单价结算，孙黎明将籽棉送至新疆天彩种业有限公司委托的棉花加工厂进行加工，并约定了交货地点、时间、方式、违约责任。孙黎明于2013年3月至2013年8月期间一直履行该合同种植彩棉。2013年9月1日，原告中国彩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新安棉花加工厂签订了彩棉籽棉委托代加工合同，其中孙黎明作为被告石河子新安棉花加工厂的代理人，合同约定由石河子新安棉花加工厂对标的物原告中国彩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收购的彩棉予以加工，在2013年12月20日前加工完毕，约定按照每吨900元支付加工费用，被告在未取得原告同意前，无权处理入厂的各种彩棉产品，产品调运前10日内原告一次性付清被告全部加工费，前提是被告应当在原告支付加工费前向被告提供加工费增值税发票。加工合同签订后，孙黎明以被告石河子新安棉花加工厂代理人身份将其种植的棉花在收成后分多批次直接交付至被告新安棉花加工厂，经新疆天彩种业有限公司孙香武与孙黎明核对后，确认孙黎明实际收购彩棉的重量为86.214吨，由原告代新疆天彩种业有限公司实际支付孙黎明彩棉籽棉收购款600000元，余款因孙黎明未履行双方约定的开具发票义务而未支付完毕，且已经交付的彩棉籽棉等级及单价未经验收确定。被告新安棉花加工厂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对孙黎明交付的彩棉进行加工，原告未支付加工费用。后被告新安棉花加工厂向原告出具原棉报检及过秤码单确认，已用原告交付的籽棉生产加工出皮棉的重量为31745.2公斤。后因被告一直未向原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原告一直未完成付款提货。直至2016年3月，孙香武要求孙黎明开具发票后付款提货时，被告知原告交由被告代加工的彩棉皮棉已被销售，故原告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
另查明，原告新疆彩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交付籽棉后，2013年12月11日从石河子新安棉花加工厂拉走棉籽51140公斤，销售至石河子金利源工贸有限公司，石河子金利源工贸有限公司于2013年12月31日出具的专用发票显示棉籽实际销售单价为每公斤1.805元。
本院认为，根据原告的起诉及被告的答辩，综合原、被告双方向本院提交的经质证的证据，本案的争议焦点归纳为：1、原告诉讼请求是否已过诉讼时效？2、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加工合同是否已经成立并生效？是否已经实际履行？3、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该份合同应否确认解除？如何确定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4、原告的损失如何认定？
针对争议焦点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之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但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人民法院不予保护。”诉讼时效制度是为规范债权人怠于行使权利，本案中，原、被告之间形成的系加工合同关系，原告在合同成立后履行过程中一直与被告协商皮棉交付与开具发票后支付加工费等合同履行事宜，直至2016年3月被孙黎明告知加工好的皮棉已经出售他人才得知其权利受到侵害，从原告知道其权利受侵害之日至其向法院起诉主张权利之日并未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故被告辩称原告请求已过诉讼时效应不予支持的辩解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针对争议焦点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之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本案中，原、被告签订彩棉籽棉委托代加工合同，系原、被告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合同约定由原告将2013年度收购的彩棉籽棉交付被告进行皮棉脱绒加工，并约定了加工的标的、质量、报酬、加工方式、材料的提供、履行期限、验收标准和方法等条款，符合合同成立生效的要件，故原、被告签订的该份彩棉籽棉委托代加工合同已经成立并生效。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之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综合原告向法庭出示的彩棉良种种植生产合同、收购彩色籽棉实际重量确认单，结合加工合同中约定的“加工的彩棉以原告实际收购的彩棉数量为准。”的条款，且加工合同中未约定籽棉交付时的卸车、装车费用，结合证人孙香武的证言及原告提交的原棉报检及过程码单、棉籽过磅单等盖有被告公章的证据，本院认为，上述证据足以证明原告已经实际向被告履行了交付籽棉的义务，该代加工合同已经实际履行。原告主张其向被告新安棉花加工厂交付彩棉籽棉数量为86.214吨，结合本院查明的事实，新疆天彩种业有限公司系原告新疆彩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其与孙黎明签订的彩棉良种种植合同上约定了其向孙黎明收购彩棉籽棉的标准和单价，该合同并未全部履行。孙黎明基于既是彩棉良种种植合同的种植户，亦是被告新安棉花加工厂的总经理的双重身份，对于其交付被告新安棉花加工厂但并未由新疆天彩种业有限公司收购支付棉花款的部分数量的彩棉籽棉，应当视为孙黎明本人种植并由其本人交付被告新安棉花加工厂的彩棉籽棉，而从原告交付被告加工的彩棉籽棉的数量中予以扣除。通过原告向法庭提交的其向孙黎明支付购买彩棉籽棉的收购棉花款转账凭证，从原告现举证据无法判定其收购的彩棉籽棉的等级及单价，故本院依照现有证据认定原告交付到被告新安棉花加工厂的彩棉籽棉为从孙黎明处收购的价值600000元的彩棉籽棉。被告辩称原告所提交的证据只能证明孙黎明本人与新疆天彩种业有限公司履行彩棉种植合同，并未就其辩解理由向本院提交任何证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被告反驳原告的主张，应当提交反驳证据，未提交反驳证据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本院对其辩解理由不予采纳。
针对争议焦点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原告请求解除该合同，经被告在庭审中当庭同意与原告解除合同，本院对原、被告双方委托代加工合同的解除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代加工合同已经成立并实际履行，现已被确认解除，故原告可以其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履行了交付籽棉的义务为由，在合同实际解除时要求被告返还原物，无法返还的可以采取折价补偿的措施，原告诉讼请求中要求的损失实际为天彩种业有限公司收购彩棉并交付被告新安棉花加工厂的彩棉籽棉的收购价格，于法有据，但结合本院在第二争议焦点中认定的实际收购价格应认定为600000元，对于原告主张损失的超出部分，无充分证据加以印证，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辩称原告至今未向被告支付任何加工费用，也应当是原告先行违约，故即使合同履行因原告违约，其所产生的损失也应当由原告自行承担。本院认为原告所主张的损失系合同解除后导致返还原物，不能返还原物的进行折价补偿的损失，原、被告双方已达成合同解除的一致意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之规定，合同解除的，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终止。关于违约责任等相关内容系双方之前达成，此时已经终止履行了的合同的约定，当事人不能根据已经终止的合同内容要求对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故被告主张原告存在违约行为，应当自行承担损失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针对争议焦点四，原告主张依据2013年度实际收购并交付给本案被告的彩棉数量86.214吨，按照9.6元/公斤的单价进行计算出实际损失为827654.4元，经本院核实后确认，原告实际交付被告新安棉花加工厂的彩棉籽棉价值为600000元。被告辩称原告已经从被告处拉走了棉籽，如果原告确有损失产生，也应当从中扣减从原告处拉走的棉籽的价值，本院认为原告交付被告的籽棉经被告加工后形成了棉籽和皮棉，原告在法庭上的陈述及出示的相关证据确以证明其从被告处拉走了棉籽51140公斤，无论该棉籽是否是由原告交付被告石河子新安棉花加工厂加工的彩棉籽棉所产生，上述棉籽确已被原告从被告处拉走并销售，销售款项归原告所有，故原告主张的实际损失中应当扣除其已经拉走棉籽的部分损失，故对被告的该辩解理由，本院予以采纳。根据原告实际将棉籽出售的价格结合法庭调查的2013年度的兵团第八师农牧团场棉籽单价，认为当年棉籽每公斤1.805元的单价是符合市场价格标准的，故本院认定原告的实际损失为507692.3元[600000元-92307.7元（51140公斤×1.805元/公斤）]，对原告主张的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五十二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中国彩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石河子新安棉花加工厂的彩棉籽棉委托代加工合同解除；
二、被告石河子新安棉花加工厂返还原告中国彩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彩棉籽棉折价补偿款507692.3元；
三、驳回原告中国彩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2077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石河子新安棉花加工厂承担7403元，原告中国彩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自行负担467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陈 楠
审判员 王广志
审判员 张伟伟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王 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