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4）鄂武汉中刑终字第00155号
原公诉机关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胡丹，男，1969年5月24日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汉族，初中文化，武汉世纪正垣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户籍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忠孝门14-3号。因涉嫌犯信用卡诈骗罪于2013年5月2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4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看守所。
辩护人范永勤，无职业，系上诉人胡丹的妻子。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审理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胡丹犯信用卡诈骗罪一案，于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作出（2013）鄂武昌刑初字第01092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胡丹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亚平、江山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胡丹及其辩护人范永勤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判决认定：被告人胡丹因在银行有不良记录，无法办理借贷事宜，于2011年12月以需要资金周转为由，找同学邓某帮忙。被告人胡丹借用邓某的身份证在中国工商银行办理理财金卡一张（借记卡），随后通过他人以“炒卡”的方式将该卡贡献度提高至六星级，并于2012年1月19日以邓某的名义申请办理了透支额度为人民币3万元的中国工商银行白金信用卡一张（卡号为×××4243，后因丢失，补卡后卡号为×××4324）。2012年3月，邓某受被告人胡丹的蒙蔽，同意将该信用卡透支额度提高至人民币50万元。2012年3月17日，被告人胡丹用该信用卡套现人民币499988.5元，用于公司经营及个人使用。同年4月25日，被告人胡丹在银行办理了一年期分期还款手续。经银行于2012年12月19日、12月25日两次催收，被告人胡丹均在“牡丹卡透支逾期还款通知书（二）”上签字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清全部欠款。被告人胡丹未按指定期限还款，截至2013年4月24日，尚有透支本金人民币313279.16元未归还。
2012年6月2日，邓某查询被告人胡丹借用的理财金卡使用信息时，银行工作人员告知其名下有一张工商银行信用卡，已透支人民币近56万元，邓某于当日找到被告人胡丹，报警并将其扭送至公安机关，民警从其随身携带的钱包里查获邓某名下的上述中国工商银行理财金卡和白金信用卡各一张。
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有中国工商银行出具的报案材料及相关书证、证人证言、公安机关出具的抓获及破案经过、扣押物品清单、被告人供述等证据予以证实。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胡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他人信用卡恶意透支，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信用卡诈骗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的规定，以犯信用卡诈骗罪，判处被告人胡丹有期徒刑七年十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上诉人胡丹提出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理由是：原审判决认定其在银行有不良记录，无法办理借款事宜，没有证据证实；没有借用邓某的身份信息并蒙蔽邓某办理信用卡及信用额度调整，邓某对此均知情并参与办理；没有证据证实其使用信用卡进行大额套现，钱和卡都是邓某透支后交给其使用，向银行出具的还款承诺只是承认借用邓某信用卡内资金并承诺还款；其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不属实，系自己编造，与邓某是私人借贷关系。辩护人支持其上诉理由。
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发表意见认为：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上诉人胡丹在银行有不良记录没有相关证据支持，但上诉人胡丹在侦查、起诉阶段多次对案件事实作出详细、稳定的供述，且与相关证人证言、书证能够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锁链。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建议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上诉人胡丹以需要资金周转为由，借用同学邓某的身份证在中国工商银行办理一张理财金卡借记卡后，通过他人以“炒卡”的方式将该卡贡献度提高至六星级。2012年1月19日，上诉人胡丹使用邓某的身份证，以邓某的名义申请办理了一张卡号为×××4243、透支额度为人民币3万元的中国工商银行牡丹贷记卡（后该卡丢失，补办卡号为×××4324）。同年3月，上诉人胡丹经邓某同意将该卡信用额度调整到人民币50万元后，使用该卡透支本金共计人民币499978元。同年4月25日，上诉人胡丹以邓某名义在中国工商银行武昌支行办理该卡一年期分期还款手续。因上诉人胡丹于2012年9月停止还款，中国工商银行取消该卡分期付款资格，并于2012年12月三次发出书面催收通知，邓某均以非本人办卡为由拒绝还款，上诉人胡丹在2012年12月19日和12月25日的《牡丹卡透支逾期还款通知书（二）》上注明其借邓某卡内资金消费，并承诺在规定期限内还清该卡所欠全部款项。但上诉人胡丹未按指定期限还款，截至2013年4月24日，仍透支本金共计人民币313279.16元拒不归还。经中国工商银行向公安机关报案，上诉人胡丹于2013年5月27日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书证
（1）中国工商银行牡丹信用卡业务申请书、关于邓某申请牡丹白金信用卡调额100万元的调查报告、临时调整信用额度凭证、授权书、邓某身份证复印件、中国工商银行联网核查结果证明、武汉中南丰田汽车销售服务公司的新车订购单、收据等书证，证明持卡人为邓某的牡丹贷记卡申请办理及调整信用额度的相关手续。
（2）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武昌支行提供的查询信用卡交易明细，证明该卡至2012年3月17日透支本金共计人民币499978元，至2013年2月透支本金为人民币313279.16元。
（3）牡丹卡透支逾期还款通知书四份，证明工商银行武汉牡丹支行先后于2012年12月11日、12月19日、12月25日以及2013年3月11日四次向持卡人邓某发出书面催款通知，其中，2012年12月19日和25日逾期还款通知书上由胡丹签注“本人胡丹，借朋友邓某×××4324卡内资金大额消费，目前尚欠款，本人承诺该卡所欠款项全部还清。经我确认，是我本人签名，胡丹”。
（4）证人张某提供的中国移动通信客户详单，证明其在2013年2月份与号码为136××××0713（机主胡丹）的四次通话记录。
（5）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黄鹤楼街派出所出具的情况说明、登记表、常住人口信息详细信息表，证明胡丹的基本身份情况及其系武汉世纪正垣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的事实。
2、证人证言
（1）证人邓某的证言：我和胡丹是同学，他说他的身份证在银行不好用，要借我的身份证办理财卡，当时我想没有风险，就借给他了。2011年12月份，我和胡丹一起到光谷附近一家工商银行用我的身份证办了一张理财卡，卡办下来后就给胡丹用了。过了几天，胡丹说要给理财卡提升星级，约我到汉口亚心医院附近写字楼的一个投资公司，要我签了一张单子。2012年2月底，胡丹说想把理财卡转到工商银行武昌三八分行，方便办事也可提升理财卡星级。在三八分行里，他给我一张单子，我填写了姓名和住址，因银行办理这个事情的工作人员不在，就没有继续填写了。当时胡丹和银行工作人员联系，对方当时回不来，我就说改天再来，之后就没有再到过三八银行了。胡丹说要办理理财卡升级，可以从银行借出大额款项并分期付款，还说多的钱可以给我用，我当时需要买车也同意。胡丹用我的身份证办理理财卡升星级以及提高信用金额时我知道。2012年6月2日，我查询借给胡丹用的理财金卡信息时，银行工作人员说我有一张工商银行的信用卡欠款近56万元，我把账单打出来，怀疑是胡丹，还报了警。我把身份证借给胡丹有四五次，他说在银行里办理提取大额现金要用我的身份证。
（2）证人张某的证言：胡丹是我们武昌三八支行的对公客户，每次来都是找我。2012年，胡丹在我们银行办理了信用卡调额业务，这张卡的卡主名字叫邓某，办理调额时，同事说邓某本人和胡丹都到我们银行来了。按照银行规定，卡主本人必须到现场办理。办好后，这张信用卡的透支额可以达到49.9万元。胡丹按期还款二三次后就没有按期还款，银行的牡丹卡部下达了两次催收通知单。卡部催收后，也会打电话我，要我们客户经理进一步催收，我在2013年2月份给胡丹打了三次欠款催收电话，号码是136××××0713。
（3）证人王某的证言：我在中国工商银行武汉武昌支行任个人金融业务部经理，分管银行卡工作。涉案信用卡是以邓某的身份证办理，但从办理信用卡申请表的字迹来看，应该不是邓某签字，因为签名处的字迹与后来邓某写的情况说明字迹不一样。该卡于2012年2月15日由陈水军带着自己和邓某的身份证到银行领取，最初的信用额度是人民币3万元，后调整为人民币50万元。从信用卡调整额度申请表的字迹来看，应该是邓某签字办理的，因为签名处的字迹与后来邓某写的情况说明字迹一样，并且银行要求办理提升额度业务须本人提出申请，携带身份证和信用卡去银行办理。该卡从领卡当日至3月17日共透支人民币49万余元，4月25日办理一年期分期还款，并按期还款四个月，从九月份开始没有还款，银行按照规定取消该卡分期还款资格，并四次下达逾期还款通知书，邓某以信用卡非本人办理为由拒绝还款。2012年12月19日和25日，银行通知邓某和胡丹一同到工商银行武汉卡部，胡丹承认这张信用卡一直是他在消费使用，并且承诺这张卡的欠款由他来还。之后，银行一直电话联系胡丹还款。在下达逾期还款通知书后，该信用卡在2013年2月25日和26日共还款人民币5198.84元后再未还款。最后一次下达逾期还款通知书时也通知了胡丹，只是他没有来卡部签字。截止2013年4月23日，该卡累计欠款本息合计人民币371929.66元。
3、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武昌支行出具的报案材料，证明持卡人为邓某、卡号为×××4243的贷记卡截止2013年4月24日报案之日尚有透支本金共人民币313279.16元未归还。
4、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黄鹤楼街派出所出具的抓获经过、破案经过、到案经过及情况说明，证明本案案发及上诉人胡丹的到案经过。
5、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黄鹤楼街派出所出具的扣押物品清单，证明公安机关从上诉人胡丹处查获并扣押一张卡号为×××4324、户名为邓某的中国工商银行牡丹贷记卡以及三张中国工商银行理财借记卡。
6、上诉人胡丹供述：2011年11月中旬，我找到同学邓某说公司资金周转困难，想用他的身份证办一张工行的理财金卡，然后通过金卡办一张白金信用卡。邓某同意后，我把他带到光谷附近一家工商银行用他的身份证办了一张理财金卡。卡一直在我手中，并通过朋友交到一个炒卡公司，给炒卡公司3000元，约定将金卡炒到贡献度六星级。到2012年元月，金卡贡献度已达到六星级，可以办理白金信用卡，我就将邓某叫到炒卡公司，让他填写一张工商银行的白金信用卡申请表。2月中旬，我收到银行发来的短信可以领卡，邓某没时间去就将身份证给我，和我同去的公司工头陈水军签了陈水军和邓某两个名字。第二天我将卡交给外面专门套现的人，套取现金近3万元。我公司的对公账户在武昌三八银行，我就跟邓某说将金卡转到三八银行。因为透支额度有限，我找到三八银行张经理想办法办理一张大额消费的申请，因张经理住院，她委托同事帮我办理。在办理大额消费申请时，我通知邓某到了银行，申请书是邓某填写的，填完后我们就走了。过了四天，银行发来短信通知大额消费已批，我的这张白金信用卡透支额度达到50万元，第二天我就将卡交给了他人套取49.9万的现金，我付了百分之三的手续费给帮我套现的人。这个钱直接转入了我在三八银行办理的金卡内，后来分几次我将里面的钱全部取了出来，用于自己公司的开支运作。2012年4月25日，我要公司的会计周蕾拿着邓某的身份证到三八银行办理了分期还款。办卡和提高透支额度都跟邓某说了的，也都是用邓某的身份证办理，这些卡的联系电话都是留的我的电话号码。信用卡办理下来后是我去领取的，信用卡一直在我手中使用，第一次套现后遗失了，我找客服补办了一张，卡由银行寄到我的公司。透支的钱是我一个人拿的，全部用于公司的运作开支，所以我和邓某一起向银行说明欠款由我还，前后一共还了银行有二十几万。我在2012年12月份的时候接到工商银行两次催收单，我都在上面签了字。2013年2月份，武昌区三八银行客户经理张某给我打了几次电话（号码136××××0173）催我还拖欠银行的钱。
上述证据均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二审审查核实，其来源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
针对上诉人胡丹及辩护人提出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其不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本院评析如下：
（1）对上诉人胡丹庭前供述的效力认定。经查，上诉人胡丹在接受调查、被取保候审以及被羁押期间做过九次供述，多次供述内容稳定、一致，胡丹对其行为的辩解亦被记录在卷，每份讯问笔录均有胡丹本人签字及捺印，表明由胡丹本人当时、当场确认。并且，其供述办理理财卡、通过炒卡公司提升星级、办理信用卡、提升信用卡额度及通过他人套取现金等事实经过、作案手段的内容详细、具体、完整，各环节紧紧相扣，不仅分别与证人邓某、王某、张某的证言相互印证，还有中国工商银行牡丹信用卡业务申请书、临时调整信用额度凭证、授权书、中国工商银行联网核查结果、查询信用卡交易明细等书证予以佐证。上诉人胡丹在审判阶段虽然辩称其在侦查阶段的供述不属实，系自己编造，但没有对自己翻供以及编造供述的辩解作出合理解释，在案也没有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故上诉人胡丹在侦查阶段讯问笔录的取得、收集程序符合法律规定，且与在案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能够作为定案根据。其提出在侦查阶段供述不属实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2）对上诉人胡丹使用信用卡透支事实的认定。经查，上诉人胡丹多次供述均承认其使用同学邓某的身份证办理的信用卡一直由其使用，累计套取现金49.9万，在第一次套现后原卡遗失，并找银行客服补办新卡。对上诉人胡丹的上述供述，证人邓某亦证实其因为同学关系，在胡丹的要求下多次将身份证借给他用于办理理财卡、信用卡业务以及提取大额款项；证人王某、张某的证言及银行提供的相关书证亦分别印证涉案信用卡系胡丹以邓某的名义办理，原卡遗失后又补办一张新卡，在银行通知邓某和胡丹一同到工商银行武汉卡部后，胡丹承认这张信用卡一直是他在消费使用，并承诺卡上欠款由他来还，银行也一直联系胡丹还款。上述证据足以证实上诉人胡丹持有邓某的信用卡，并通过刷卡套现方式进行大额透支。另外，上诉人胡丹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从事公司经营活动，明知民间借贷以及信用卡使用的相关基本法律常识。如果邓某自己办理信用卡并大额套现后借给胡丹使用，那么上诉人胡丹仅因实际使用上述款项而直接向银行承诺限期偿还邓某信用卡的透支款，系明显于己不利，既不符合民间借贷交易习惯，也不符合常理。故上诉人胡丹及其辩护人提出没有证据证实胡丹使用信用卡进行大额套现，钱和卡都是邓某透支后交给其使用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与本案查明的证据不符，不能成立。
（3）对上诉人胡丹透支信用卡行为的认定。综合在案证据，上诉人胡丹使用他人信用卡，提高透支额度后，持该信用卡大额透支，非法占有资金共计人民币31万余元超过规定期限，并经过银行多次通过电话、制发通知书等方式进行催收后，超过三个月拒不归还。上诉人胡丹具有恶意透支信用卡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符合刑法关于信用卡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故上诉人胡丹及其辩护人提出不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
（4）关于上诉人胡丹是否在银行有不良记录，无法办理借款事宜的认定。经查，在案没有相关银行提供的书证材料予以证实，原审法院判决认定胡丹在银行有不良记录，无法办理借款事宜系证据不足，但该情节不影响本案定罪事实的认定以及对上诉人胡丹的刑罚裁量。
本院认为，上诉人胡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持有的信用卡透支超过规定期限，并且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原审法院判决认定主要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胡丹及其辩护人提出不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发表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曾 琳
审判员 熊华东
审判员 刘永祥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书记员 徐滢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