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二中民终字第06933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女，1942年12月23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贺×1，男，1971年7月22日出生。
上诉人（原审被告）贺×2，男，1974年7月9日出生。
三上诉人之委托代理人张从，北京市安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贺×3，男，1945年11月11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贺×4，女，1948年10月10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贺×5，女，1950年8月21日出生。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贺×6，男，1952年10月8日出生。
四被上诉人之委托代理人宋子杰，北京矩阵律师事务所律师。
四被上诉人之委托代理人王占民，北京矩阵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李×、贺×1、贺×2因分家析产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3）大民初字第40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3年3月，贺×3、贺×4、贺×5、贺×6起诉至原审法院称：贺×7与周×系夫妻关系，婚后生育子女五人，分别是长子贺×8、次子贺×3、长女贺×4、次女贺×5和三子贺×6；贺×8与李×系夫妻关系，婚后生育二子分别是贺×1和贺×2。周×于1976年去世，贺×7于1986年去世，贺×8于2011年2月去世。贺×7在北京市大兴区××有两套房产，分别位于北京市大兴区××1号和××2号；1968年贺×8与李×结婚后，1970年与父母分家另过；贺×7将××2号院分给贺×8，××1号院归贺×7、周×、贺×3、贺×4、贺×5、贺×6所有。1972年贺×3、贺×4、贺×5、贺×6与贺×7共同翻建××1号院，建成砖瓦北房5间，厢房2间，红砖围墙，并在院内和房后种榆树10余棵；1986年贺×7去世，贺×7去世后贺×3、贺×4、贺×5、贺×6经常回××1号院居住，房产一直由贺×5进行管理至1998年。1998年春天，贺×8、贺×3、贺×6、贺×4和贺×5兄弟姐妹五人共同出资并利用老宅材料及树木，翻建了××1号院房屋；翻建后的房屋共北房6间，西厢房2间，锅炉房1间，南侧杂物棚1间；房屋建成后，兄弟姐妹五人共同置办了家具，贺×3、贺×4、贺×5、贺×6每年的节假日均回去居住；2006年春季，贺×3、贺×4、贺×5、贺×6共出资30000元在此院加盖了3间厢房和3间南房；在2005年10月，贺×3、贺×4、贺×5、贺×6对翻建住宅门窗油饰、更换暖气炉及购买越冬煤，共出资5000元；2009年元月，贺×3、贺×4、贺×5、贺×6为修缮厢房塑钢门出资5000元；贺×1离婚后贺×3、贺×4、贺×5、贺×6又出资6000余元，为该房屋重新购置了电冰箱、沙发等家具。翻建后贺×8、贺×3、贺×6、贺×4、贺×5兄弟姐妹五人共同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声明翻建后的房产为五人共同所有；该房于2010年7月拆迁，贺×8代表五兄弟姐妹与拆迁人签订了拆迁补偿协议等文件，获得拆迁补偿款共计2179334元，购买回迁房6套（2套一居，3套两居，1套三居），还剩拆迁补偿款1066194元；贺×8已于2011年2月去世。李×、贺×1、贺×2作为贺×8的继承人，只能依法继承××1号院所获得的拆迁补偿款和回迁房中属于贺×8的份额，现拆迁补偿款和回迁房全部由李×、贺×1、贺×2占有，其行为损害了贺×3、贺×4、贺×5、贺×6的合法权益，故请求判令：1、××1号院拆迁补偿款中719540元（1079116元-179691元）×80%=719540元）归贺×3、贺×4、贺×5、贺×6所有；2、拆迁回购的6套房屋的4套房屋（分别是X82-4-3-602、X82-4-1-701、X81-9-1-601、X81-6-1-902）归贺×3、贺×4、贺×5、贺×6所有；3、拆迁回购房屋面积差额37.90平方米的房屋折价款归贺×3、贺×4、贺×5、贺×6所有；4、由李×、贺×1、贺×2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李×、贺×1、贺×2辩称：不同意贺×3、贺×4、贺×5、贺×6的诉讼请求，贺×3、贺×4、贺×5、贺×6所述事实与实际不符，××2号院系1970年贺×8与李×共同出资购买，并不是从老宅子所分；××1号院为贺×8与李×、贺×1、贺×2共同出资建造，1972年贺×8、李×与贺×7、周×共同翻建北房5间，1996年，贺×8与李×、贺×1、贺×2将原有北房5间拆除，建成北房6间，1997年，贺×8与李×、贺×1、贺×2新建西厢房2间，2004年建造南房。2004年-2005年间，拆除西厢房，建西南房6间、东南房第一排3间，后又于2009年新建第二排东南房3间，因此在房屋建造过程中，贺×3、贺×4、贺×5、贺×6没有出资。对于贺×8与贺×3、贺×4、贺×5、贺×6签订的协议不真实，且应是无效协议，因为李×、贺×1、贺×2未签字确认。综上，不同意贺×3、贺×4、贺×5、贺×6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贺×7与周×系夫妻关系，婚后生育子女五人，分别是长子贺×8、次子贺×3、长女贺×4、次女贺×5和三子贺×6；贺×8与李×系夫妻关系，婚后生育二子分别是贺×1和贺×2。周×于1976年去世，贺×7于1986年去世，贺×8于2011年2月去世。贺×8于1968年结婚；贺×3于1970年参加工作，1972年结婚；贺×4于1964年在生产队干活，1978年结婚；贺×5于1967年在生产队干活，1974年结婚；贺×6于1969年当兵，1979年结婚。贺×1于1990年参加工作，贺×2于1994年参加工作。贺×7在××1号拥有宅基地一块，并建有房屋，1972年建造北房5间，后陆续进行翻建。1997年12月，该宅基地取得宅基地使用证，登记的户主姓名为贺×8（贺×7、周×生前在该院落中建造房屋并在此居住），人口为4人，占地时间为1953年3月5日，宅基地长22.10米、宽17.80平方米，面积约0.59亩，房屋结构为砖混，占地类别为非耕地393.38平方米，建筑面积正房6间176.80平方米，厢房2间24.50平方米。2004年10月5日，贺×8获得建房许可证，建房面积为137.28平方米。2010年，××1号院拆迁，拆迁时院内共有房屋22间。拆迁补偿款包括区位补偿价款844668元、房屋重置成新价266147元、装修及附属物价款689812元、设备迁移费2270元、少建房奖励性补偿15852元、未建楼房奖励性补差款20000元，合计1838749元；拆迁补助款包括搬家补助费7039元、提前搬家奖2000元、停产停业补助费120652元、工程配合奖50000元、周转费281556元，合计461247元；以上两项总计2299996元。贺×8选购6套定向安置房，分别是X82-4-3-702、X82-4-3-602、X82-4-1-701、X81-9-1-601、X81-9-1-602、X81-6-1-902。购房价款为1220880元，剩余款额为1079116元。现定向安置房已实际交付。按照房地产拆迁货币补偿价格评估报告，本项目基准地价为1200元／平方米，基准房价为600元／平方米，区位价格为1800元／平方米，弃楼款按4600元／平方米的标准给付。
2010年6月，贺×8与贺×3、贺×4、贺×5、贺×6签订协议书，协议书内容为：因父母已去世多年，经兄妹五人商定，贺×7原居为兄妹五人共同财产，任何个人无私自处置权，如无异议，以此为据，此据一式五份，各持一份。贺×8与贺×3、贺×4、贺×5、贺×6五人在协议书上签字，日期为1997年10月2日。李×、贺×1、贺×2对该协议书的真实性提出异议，要求鉴定贺×8的签字是否真实，后又撤回鉴定。贺×3、贺×4、贺×5、贺×6称该协议书系补签，因为1997年商量建房事宜，后对该事实予以追认，所以签订了1997年的日期。
原审法院认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贺×8与贺×3、贺×4、贺×5、贺×6签订的协议书虽系补签，李×、贺×1、贺×2否认其真实性，但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故法院认可其真实性，从该协议书中可以看出是贺×8、贺×3、贺×4、贺×5与贺×6对××1号院中贺×7、周×遗产及老宅院房屋的处理及确认，贺×8、贺×3、贺×4、贺×5与贺×6应为老宅院的共有人，宅基地确权后，××1号院中的翻建应系贺×8与李×、贺×2、贺×1共同出资建造，后建造的房屋中不涉及贺×3、贺×4、贺×5与贺×6的利益。按照1997年的情形，房屋建筑面积为201.30平方米，现房屋已拆迁，法院按照宅基地使用证上载明的房屋参照拆迁货币补偿标准确定当时房屋的价值，并参考各方当事人对建房贡献的大小在各当事人之间予以分配。故对贺×3、贺×4、贺×5、贺×6主张的诉讼请求中的合理部分，法院予以支持。据此，原审法院于2014年3月判决：一、位于北京市大兴区××702号房屋、位于北京市大兴区××602号房屋归贺×3、贺×4、贺×5、贺×6共同所有；二、李×、贺×1、贺×2给付贺×3、贺×4、贺×5、贺×6折价款共计十万元；三、驳回贺×3、贺×4、贺×5、贺×6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判决后，李×、贺×1、贺×2不服，其上诉理由为：1、原审法院对于贺×7生前所有财产未予以查明。贺×7的原居只有1972年建造的北房5间，原审法院认定贺×7拥有1997年以前老宅院201.30平方米房屋并以此作为其原居，并认定为贺×8与贺×3、贺×4、贺×5、贺×6共有是错误的，老宅院201.30平方米房屋是贺×8、李×、贺×1、贺×2一家的财产，没有证据证明贺×3、贺×4、贺×5、贺×6参与贺×7原居房屋的建造和对贺×7生前房屋的投入。2、原审法院以协议书为本案事实依据，并将本案定性为分家析产是错误的。贺×3、贺×4、贺×5、贺×6不能证明协议书的来源合法，协议书不符合分家析产的基本要求。贺×7的原居到底是双方当事人共同对贺×7老宅院出资出力创造的家庭财产还是贺×7的“遗产”都不能当然确定。原审法院认定该协议是贺×8与贺×3、贺×4、贺×5、贺×6对贺×7与周×遗产及老宅院的处理及确认，若按照遗产处理，本案应为继承纠纷。3、贺×3、贺×4、贺×5、贺×6提交的村里开具的证明效力及证明内容都值得商榷。4、建房许可证及宅基地使用证可以肯定是贺×8、李×、贺×1、贺×2一家四口拥有宅基地及房产。贺×3、贺×4、贺×5、贺×6不是被安置人，原审法院判决房产归贺×3、贺×4、贺×5、贺×6所有，不符合政策规定。要求撤销原判，驳回贺×3、贺×4、贺×5、贺×6的全部诉讼请求。
贺×3、贺×4、贺×5、贺×6表示同意原判。针对李×、贺×1、贺×2的上诉，答辩称：涉案院落是贺×7与周×的遗产，贺×8生前与贺×3、贺×4、贺×5、贺×6签订协议书，约定涉案院落五人共有。在一审中，李×、贺×1、贺×2认为协议书不真实，又不申请鉴定，应认定协议有效，拆迁后应该按照一人一份来分割。李×、贺×1、贺×2对于协议的反悔属于不诚信的行为。农村进行宅基地确权是一种行政行为，不能说宅基地登记谁的名字，地上物当然属于谁。村委会的证明是有效的。宅基地登记为贺×8是有客观情况的，因为只有贺×8是村民户口，其他人都在外居住。贺×3、贺×4、贺×5、贺×6依据共同共有在拆迁后获得相应回迁房屋不违反法律和政策。
本院审理中，李×、贺×1、贺×2主张2010年签订协议书是因为贺×3、贺×4、贺×5、贺×6找到贺×8说能够托人办理分户，每分一户可以多得20平方米，协议书是贺×3、贺×4、贺×5、贺×6欺骗贺×8所签。其提交贺×1与贺×6谈话的录音证据一份予以证明。
贺×3、贺×4、贺×5、贺×6认为该录音证据不属于新证据，该录音证据并不能否定协议书认定的事实。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无异。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协议书、宅基地使用证、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上诉争议焦点是贺×8与贺×3、贺×4、贺×5、贺×62010年6月所签协议是否有效；原审法院所做分割是否妥当。
贺×8与贺×3、贺×4、贺×5、贺×6签订的协议书，落款日期为1997年10月，但各方均认可该协议实际签订日期为2010年6月。李×、贺×1、贺×2对于协议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在其未能提供有力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对于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并无不当。在本院审理中，李×、贺×1、贺×2提交贺×1与贺×6谈话的录音作为证据，但该证据并不能证明协议书是贺×3、贺×4、贺×5、贺×6欺骗贺×8所签，故其上诉主张，本院难以采信。
贺×7生前拥有的××1号院中，1972年时建造北房5间，此后陆续进行了翻建。贺×8与贺×3、贺×4、贺×5、贺×6在协议书中共同确认贺×7原居为兄妹五人共有财产，即应为对贺×7该宅院及房屋的继承和分配。1997年12月，该宅基地使用权证登记为贺×8，宅基地面积为393.38平方米，建筑面积共计201.30平方米。该登记内容可以反映出贺×8与贺×3、贺×4、贺×5、贺×6签订的协议书落款日期时期的院落房屋状况。在此之后该宅院内所建房屋与贺×3、贺×4、贺×5、贺×6均没有关联。鉴于房屋已经拆迁完毕，原审法院按照1997年房屋建筑面积，对于因拆前获得的利益，综合客观事实所做分配是适当的。虽然宅基地使用权于1997年登记在贺×8名下，但贺×3、贺×4、贺×5、贺×6基于继承所取得的财产权利因拆迁而发生变化，由此取得拆迁利益不违背法律规定。鉴于此，原审法院对于本案事实认定正确，定性并无不当。综上所述，原判正确，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23330元，由李×、贺×1、贺×2负担6999元（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由贺×3、贺×4、贺×5、贺×6负担16331元（已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6999元，由李×、贺×1、贺×2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郭文彤
审判员 任淳艺
审判员 林 立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五日
书记员 汪 慧